施萊徹爾:共和國的最後一任總理


  ﹁我執政只有五十七天,﹂施萊徹爾有一次在留神傾聽的法國大使聽得到的地方說,﹁而且每一天都給背叛了五十七次。以後別跟我說什麼﹃德國式的忠誠﹄了!﹂憑他自己的生涯和作為,他當然是這個問題的權威。

  他一開始當總理,就邀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當德國副總理兼普魯士總理,施萊徹爾由於邀希特勒參加他的政府失敗,現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這個釣餌來分裂納粹黨。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黨內是第二號人物,在黨內左派份子中間,由於他們當真相信國家社會主義,他比希特勒更有人望。他是黨的組織部門領導人,同地方各級黨領袖有直接聯繫,看來頗得他們的擁護。他現在相信,希特勒已使他們的運動走到了絕路。比較激進的一些黨徒已經開始投向共產黨一邊。黨本身在經費上已陷於破產的境地。十一月間,弗里茨•蒂森曾經提出警告說,他已無法為他們的運動募到捐款。現在根本沒有經費來付成千上萬的黨內工作人員的薪水或者維持衝鋒隊,僅僅後者,一個星期就需要二百五十萬馬克。納粹黨許多報刊的承印商也揚言要拒印他們的出版物,除非償清欠帳。戈培爾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記中談到了這一點:﹁柏林組織的財務情況已經毫無希望。除了債務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十二月間,他擔心黨內工作人員必須減薪。最後,十二月三日施萊徹爾會見施特拉塞那一天,圖林吉亞選舉結果,納粹黨丟了四十%的選票。顯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來是如此,納粹黨要靠選票取得政權,一輩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棄他的﹁毫無還價﹂的政策,能撈到什麼就是什麼,參加施萊徹爾的聯合政府。他擔心,否則的話,黨會垮臺。他這麼主張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戈培爾的日記從仲夏開始一直到十二月為止,充滿了不滿施特拉塞﹁不忠﹂於希特勒的話。

  十二月五日黨領袖們在柏林凱撒霍夫飯店開會的時候,終於攤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納粹黨至少﹁容忍﹂施萊徹爾政府,支持他的意見的有弗立克,後者是國會納粹黨團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為議員中間有不少人擔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選舉,他們可能喪失議席和議員薪俸。戈林和戈培爾則堅決反對施特拉塞,把希特勒爭取到他們一邊。希特勒決定不﹁容忍﹂施萊徹爾政府,但是後來情況表明,他仍舊願意同這個政府﹁談判﹂。不過,他任命戈林來擔任這個任務,據戈培爾的日記透露,希特勒已經風聞施特拉塞兩天前同總理舉行了一次秘密談話。十二月七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凱撒霍夫飯店進行了一次談話,結果發生激烈爭吵。希特勒指責他的主要副手背後下他的毒手,要把他轟下黨內領導地位,分裂納粹運動。施特拉塞矢口否認,賭咒說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反而指責希特勒把黨引向毀滅的道路。顯然,他還有一些話沒有說,那些話是一九二五年以來一直梗在他的喉嚨中的。

  但是他回到艾克西爾西亞飯店的房間裡以後,把它們都寫在一封給希特勒的信中,最後提出辭去黨內一切職務的要求。

  這封信在八日送到希特勒那裡,據戈培爾的日記說,﹁像一顆炸彈﹂。凱撒霍夫飯店的氣氛頓時彷彿墓地一般。﹁我們都感到很沮喪失望,﹂戈培爾這麼記載。這是希特勒自一九二五年重建黨以來所遭受到的最大打擊。現在,正當他快要取得政權之際,他的主要黨徒背棄了他,揚言要粉碎他七年來的一切建樹。

  ﹁晚上︵戈培爾寫道︶元首到我們家中來。很難強顏歡笑。我們都很沮喪,尤其是因為整個黨有分裂的危險,我們過去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諸東流了||萊伊博士來電話。黨內形勢時刻在惡化中。元首必須立刻回凱撒霍夫。﹂

  深夜兩點鐘的時候,希特勒打電話叫戈培爾去見他。施特拉塞已向各晨報發表了他的消息,當時街頭剛剛開始在叫賣晨報。希特勒的反應,據戈培爾的描述如下:

  ﹁背叛!背叛!背叛!

  元首在旅館房間內來回踱步,有幾小時之久。這種背叛行為,使他深感痛心。最後他停下步來說:如果黨一旦垮臺,我就用一支手槍在三分鐘之內一了百了。﹂

  黨沒有垮臺,希特勒也沒有自殺。施特拉塞本來是可以達到這兩重目的的,這樣就會大大地改變歷史的發展,但是在關鍵的時刻,他放棄他的努力了。弗立克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在柏林到處找他,因為他們一致認為,為了拯救黨不致陷於不可收拾的結局,必須想法補救這次爭吵。但是施特拉塞嘗夠了這一切滋味,已經搭了火車南下,到陽光明媚的義大利去度假了。希特勒在瞅到敵手的弱點時最有辦法,他馬上狠狠還擊。施特拉塞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由元首親自接管,科隆區黨組織領袖萊伊博士擔任他的主要助手。施特拉塞的朋友都遭到清洗,黨內各級領導人物都被召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宣言上簽名,這他們都做了。

  這個狡猾的奧地利人再一次擺脫了本來很可能會造成極其不利的結局的困境。至於格利戈爾•施特拉塞,過去曾有不少人認為他比希特勒了不起,如今一下子給毀了。﹁一個死了的人﹂,戈培爾在十二月九日的日記中這麼稱呼他。兩年後希特勒決定清算老帳時,這句話分毫不錯。

  十二月十日,也就是被馮•施萊徹爾將軍絆倒腳跟栽了一個筋斗後一星期,弗朗茲•馮•巴本開始佈置他自己的陰謀網。那天晚上,他在貴族俱樂部發表了一篇演講,他那短命內閣的班子就是從這個俱樂部的有錢貴族裡頭挑出來的。演講之後,他同曾經向國家社會黨捐款的科隆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男爵作了一次密談。他建議這位銀行家給他安排一下,讓他秘密會見希特勒。巴本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提出這個建議的,是施羅德,但是承認他同意了這個建議。說也湊巧,希特勒的經濟顧問,他同企業界的連絡人之一威廉•凱普勒代表納粹黨領袖,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

  在幾個星期之前還是冤家對頭的這兩個人於一月四日上午在施羅德的科隆寓所會晤,他們希望這次會晤能嚴守秘密。但是當巴本剛到門口時就有一個攝影記者拍了他一張照,他雖然感到意外,但是直到第二天以前也還沒有在意。希特勒由赫斯、希姆萊和凱普勒陪同前來,但是在進入施羅德的書房以前,把他的助手留在客廳裡等候。他在書房裡同巴本和他們兩人的主人密談了兩個鐘頭。會談開始時氣氛並不太妙,希特勒悻悻地抱怨巴本在當總理時對待納粹黨的做法,但是,不久就有了轉折,這個轉折後來證明對這兩個人來說也好,對他們的國家來說也好,都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對於這個納粹黨領袖來說,當時是個關鍵性的時刻。他作了超人的努力,在施特拉塞叛黨以後,好容易仍保持了黨的團結。他在全國各地奔走,一天要在三四次集會上講話,爭取黨的領袖們仍舊團結一致支持他。但是納粹黨人的情緒仍舊低落,黨在經費上處在破產的境地。許多人說,黨已經完蛋了。戈培爾在這一年最後一星期的日記中反映了這種普遍的感覺:﹁一九三二年給我們帶來了永恆的惡運||過去情況困難,前途黯淡莫測;一切希望都已化為泡影。﹂

  因此,希特勒要取得政權,他的討價還價地位已不如上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時那麼有利。但是巴本也是如此;他已經下了台。兩人都處在逆境,因此想法倒一致了。

  他們到底在哪些條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各人的說法不一樣。巴本在紐倫堡審判中和回憶錄中都毫無愧色地說:他一直忠於施萊徹爾,因此僅僅向希特勒建議參加這位將軍的內閣。但是鑒於巴本有長期弄虛作假的歷史,鑒於他有想在紐倫堡和回憶錄中洗雪自己的自然願望,以及鑒於後來的事實,似乎可以肯定,施羅德在紐倫堡提出的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是比較可信的。這位銀行家說,巴本的建議是由一個希特勒一巴本內閣來代替施萊徹爾內閣,在這個內閣中,兩人地位平等。但是:

  ﹁希特勒||說,如果他擔任總理,他必須是政府的首腦,巴本的支持者可以參加他的政府,擔任部長,只要他們同意他的要改變許多情況的政策。這類改變包括:在德國的領導地位上驅逐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和猶太人,恢復社會生活中的秩序。馮•巴本和希特勒在原則上達成了協定||他們同意,必須擬出進一步的細節,這可以在柏林或某個其它方便的地方來進行。﹂

  當然,這要在嚴守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是使希特勒和巴本大吃一驚的是,柏林報紙在一月五日早晨以大字標題報導了科隆會談,並且發表社論攻擊巴本對施萊徹爾不忠實。原來這位狡猾的將軍真是足智多謀,他早已佈置了密探,巴本後來獲悉,在他進入施羅德寓所前給他拍照的記者就是施萊徹爾派出的一個密探。

  除了達成同巴本的協議以外,希特勒在科隆會談中還得到了兩件對他來說很有價值的東西。他從前任總理那裡獲悉,興登堡沒有授權施萊徹爾解散國會。這就是說,納粹黨在共產黨協助下可以隨時推翻這個將軍。其次是,這次會談中取得了諒解,西德企業界願意承擔納粹黨的債務。科隆會談後兩天,戈培爾的日記中提到了﹁政治方面的可喜發展﹂,但是仍舊抱怨﹁財務情況不好﹂。十天以後,在一月十六日,他談到黨的財務情況﹁一夜之間有了根本好轉﹂。

  另外一方面,施萊徹爾著手努力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他的樂觀態度,退一萬步說,也未免太近視了。十二月十五日,他向全國人民發表了一篇爐邊廣播演說,要求他的聽眾忘掉他是一個將軍,並且向他們保證,他﹁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在他看來﹁像私營經濟或計劃經濟之類的概念已經失去了它們的恐怖意義﹂。他說,他的主要任務是:為失業者找到工作,使國家在經濟上能自立。捐稅不會再增加,工資不會再降低。事實上,他還取消了巴本宣佈的最近一次減低工資和救濟金的決定。此外,他還停止實行巴本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實行的農產品限額,而實行另外一個計畫,從東部破產了的容克莊園中沒收了八十萬英畝的土地,分給二萬五千戶農民。此外,像煤和肉這種必需品的價格也將用嚴格的管制辦法來加以壓低。

  這無疑是呼籲那些他迄今為止一直反對的和冷落的群眾支持他,施萊徹爾繼此以後還同工會領袖會談,給了他們這種印象:在他設想中的將來,有組織的勞工和陸軍是國家的兩大支柱。但是勞工界並沒有相信一個他們極端不信任的人,他們拒絕同他合作。

  另一方面,工業家和大地主們都起來反對新總理的施政綱領,他們叫嚷說,這個綱領是不折不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企業家們對於施萊徹爾突然同工會親善感到十分震驚。大莊園主則對於他取消農業保護感到非常生氣,對他沒收東部破產莊園的前途感到極為恐懼。一月十二日,大莊園主團體﹁農業聯盟﹂尖銳地攻擊了政府,該聯盟的領袖︵其中有兩個人是納粹黨員︶晉見總統,並提出抗議。興登堡自己現在也成了一個容克地主,他召見他的總理,加以責問。施萊徹爾的答覆是:威脅要公佈國會關於﹁東部救濟﹂貸款的秘密報告,當時人人知道這樁醜聞牽涉到好幾百戶容克世家望族,他們從政府的無償﹁貸款﹂中得到好處,其中甚至間接牽涉到總統本人,因為送給他的東普魯士莊園的地契在過戶時非法地使用了他兒子的名字以逃避遺產稅。

  儘管工業家和地主們吵吵嚷嚷,而工會的態度又很冷淡,施萊徹爾仍莫名其妙地頗有信心,認為一切都很順利。一九三三年元旦那一天,他偕同內閣閣員晉見老總統,後者表示頗為快慰,因為﹁最嚴重的困難已經克服,我們的面前已經打開了向上的道路﹂。一月四日,也就是巴本和希特勒在科隆密談的那一天,總理安排讓從義大利陽光下休假歸來的施特拉塞晉見興登堡。這個前納粹黨中第二號人物過了幾天第二次見到總統時便表示願意參加施萊徹爾內閣。這個行動在納粹黨陣營中引起了震驚,當時納粹黨正集中力量在小小的利普邦進行競選,希特勒和他所有的主要助手都在那裡活動;想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以便改善元首同巴本的談判地位。戈培爾的日記記述了戈林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帶來了施特拉塞的壞消息,當時黨的領袖們都通宵未睡,徹夜討論這個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如果他就職的話,對黨來說,將是一個嚴重挫折。

  施萊徹爾也是這麼想,所以一月十五日,當時的奧地利司法部長庫特•馮•許士尼格訪問他的時候,他向許士尼格保證,﹁希特勒先生不再成為一個問題了,他的運動已不再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危險了,整個問題已經解決,這已成為過去的事情了﹂。

  但是施特拉塞並沒有參加內閣,民族黨領袖休根堡也沒有參加內閣,休根堡在前一天︵一月十四日︶本來曾經答應興登堡參加內閣的。這兩個人都投向了希特勒,不過施特拉塞遭到了冷淡,而休根堡則比較成功。一月十五日那天,正當施萊徹爾向許士尼格興高采烈地談到希特勒的末日時,納粹黨在利普的地方選舉中取得了勝利。雖然這次勝利談不上是什麼偉大成就。全部選票只有九萬張,納粹黨得了三.八萬張選票,即占三十九%,比前一次選舉增加了約十七%。但是,納粹黨的領袖們在戈培爾的領導下大肆宣傳他們的﹁勝利﹂,奇怪的是,這似乎對一些保守派人士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興登堡幕後的一些人物,主要是國務秘書梅斯納和總統的兒子奧斯卡。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這兩位先生偷偷地溜出了總統府,坐上一輛計程車︵據梅斯納說,這是為了避免引起注意︶,到一個迄今為止還默默無聞的納粹黨人郊外的寓所,這個人名叫約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是巴本的一個朋友,他們在大戰期間曾一起在土耳其戰線服役過。梅斯納和奧斯卡在里賓特洛甫的家中會見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據梅斯納的說法,在這個命運攸關的晚上以前,奧斯卡•馮•興登堡一直反對與納粹黨人有什麼來往。希特勒可能知道這一點;不管怎麼樣,他堅持要同奧斯卡舉行一次﹁單獨﹂會談,而使梅斯納感到意外的是,小興登堡居然同意了,同希特勒一起退到另外一間房中,密談了一小時。總統的兒子既不以頭腦靈敏聞名,也不以性格堅強著稱,希特勒究竟同他談了一些什麼,這一點從來沒有透露過。不過納粹黨人士中間一般都認為,希特勒施出了威脅和利誘的手段,威脅方面包括要向公眾揭露奧斯卡與東部救濟醜聞的不清不白關係以及興登堡產業上的逃稅行為。至於利誘,可以從這個事實中看出:幾個月後,興登堡一家在紐台克的產業增加了五千英畝免稅的土地,還有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奧斯卡從上校擢升為陸軍少將。

  無論如何,毫無疑問,希特勒對總統的兒子起了很大的影響。梅斯納後來在紐倫堡審訊時的證詞中說:﹁在坐計程車回總統府時,奧斯卡•馮•興登堡特別沉默,他所講的唯一一句話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必須讓納粹黨參加政府。我的印象是,希特勒成功地迷住了他。﹂

  現在只待希特勒迷住做父親的了。這應該承認是比較困難的,因為老元帥的神志無論如何糊塗,他的花崗石般的性格卻並未因年老而有所軟化。比較困難,但是也不是辦不到的。巴本孜孜不倦地每天在對這位老人做工作。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施萊徹爾再狡猾也免不了要摔跤了。他既沒有能夠把納粹黨爭取過來,又沒有能夠分裂他們。他也不能取得民族黨、中央黨或社會民主黨的支持。

  因此,在一月二十三日,施萊徹爾去見興登堡,承認他不能在國會中爭取到多數的支持,要求解散國會,按照憲法第四十八條,授與他緊急權力,根據總統命令行使政府職權。據梅斯納的說法,這位將軍還要求﹁暫時取消﹂國會,並且坦率地承認,他將不得不把他的政府轉入﹁軍事獨裁﹂。施萊徹爾施盡了計策,到頭來仍回到巴本在十二月間所處的地位,但是現在他們兩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經顛倒過來了。當時巴本要求授予緊急權力,而施萊徹爾加以反對,建議由他自己在納粹黨的支援下組織一個多數派政府。現在堅持要進行獨裁統治的是這位將軍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卻向老元帥保證,他能夠拉攏希特勒組織政府,在國會中擁有多數的支持。無賴漢和陰謀家就是這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

  興登堡提醒施萊徹爾,他自己當初在十二月二日推翻巴本政府時所提出的理由,並且告訴他說,這些理由現在仍舊有效。他吩咐施萊徹爾回去設法在國會中爭取多數的支持。這麼一下,施萊徹爾就完了,而且他自己也明白。凡是知道這個內情的人也都知道這一點。戈培爾就是少數知道內情的人之一,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說:﹁施萊徹爾這個使這麼許多人垮過台的人,隨時都可能垮臺。﹂

  他垮臺的日子最後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式來到了。那一天,他晉見總統,提出他的政府的辭呈。興登堡對這位感到幻滅的將軍說:﹁我一隻腳已經踏進了棺材,我不敢說,我將來在天堂中對這個行動不會感到遺憾。﹂而施萊徹爾的答覆是:﹁在這次背信之後,先生,我不敢說你會進天堂。﹂從此之後,他在德國歷史中就很快地銷聲匿跡了。

  同一天中午,巴本受總統之託,探索﹁在憲法條件的範圍內﹂組織一個以希特勒為首的政府的可能性。一個星期以來,這個狡猾的野心勃勃的人一直在想在最後一刻背叛希特勒,再一次擔任一個在休根堡支持下的總統內閣的總理。戈培爾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說:﹁仍有可能,巴本將再度出任總理。﹂一天以前,施萊徹爾曾派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施坦因去見總統,警告他不要選用巴本。在柏林當時瀰漫著的迷魂陣般的陰謀網中,施萊徹爾在最後一分鐘突然贊成以希特勒來代替他了。興登堡卻向陸軍總司令保證,他無意任用﹁那個奧地利下士﹂。

  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那個星期天,是個關鍵性的一天,各個陰謀家都在拼命玩弄最後一手,使得首都充滿了各種各樣互相矛盾的驚人謠言,不過並不是所有謠言都是毫無根據的。施萊徹爾再次派遣忠實的哈麥施坦因去興風作浪。這位陸軍總司令找到希特勒,再一次提醒他,巴本可能把他拋棄掉,納粹黨領袖最好還是同已經下臺的總理和陸軍結盟。希特勒對此不感興趣。他回到凱撒霍夫飯店,同他的助手們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就是在這時候,戈林帶來了消息說,元首明天將被任命為總理。

  那天晚上,納粹黨的首領們部在帝國總理廣場戈培爾寓所慶祝這個重要的消息,這時施萊徹爾又派了一個使者,帶來了驚人的消息。這個使者是瓦爾納•馮•阿爾文斯勒本,他對陰謀的興趣之大竟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一時沒有陰謀,他自己就製造一個。他告訴正在慶祝的人們說,施萊徹爾和哈麥施坦因已命波茨坦衛戍部隊進入戒備狀態,準備劫持老總統到紐台克去,建立軍事獨裁。這種說法大大地誇大了實際情況。這兩位將軍可能有此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他們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是,納粹黨人一驚之下,變得歇斯底里起來。戈林急急忙忙拖著他那肥大的身軀,穿過廣場,去向總統和巴本報警。至於希特勒做了什麼,他自己後來是這麼描述的:

  ﹁我對這一︵軍事︶政變計畫的第一個反應是:派人去找柏林衝鋒隊長馮•赫爾道夫伯爵,通過他把柏林的全部衝鋒隊員都動員起來。同時我指示能夠信託的警察局方面的韋克少校,準備派遣六營警察突然佔領威廉街||最後,我指示馮•勃洛姆堡將軍︵他已被選定為未來的國防部長︶在一月三十日上午八時抵達柏林時立即前去見老頭子,向他宣誓就職,這樣,就可以處在國防軍總司令的地位上去鎮壓掉任何可能的政變嘗試。﹂

  瓦爾納•馮•勃洛姆堡將軍當時正代表德國在日內瓦參加裁軍會議,背著施萊徹爾和陸軍總司令||在這個瘋狂的時期裡,一切事情都是背著某一個人做的||把他召回來在希特勒一巴本內閣中擔任國防部長的,並不是希特勒,因為他還沒有當權,而是興登堡和巴本。正如希特勒後來所說的,勃洛姆堡將軍是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一個人,受到他在東普魯士的參謀長、一個直言不諱的納粹同情者瓦爾特•馮•萊希瑙上校的很大影響。當勃洛姆堡在一月三十日一早到達柏林的時候,車站上有兩個軍官帶著兩個互相矛盾的命令來接他。一個是馮•孔茨恩少校,他是哈麥施坦因的副官,命令他去向陸軍總司令報到。一個是奧斯卡•馮•興登堡上校,他是自己父親的副官,命令他去向共和國總統報到。勃洛姆堡給弄得莫名其妙,結果去見了總統,立即宣誓就任國防部長之職,因此不僅有權鎮壓陸軍方面的任何政變嘗試,而且有權強使軍方支持幾小時後即將任命的新政府。陸軍在這個關鍵性時刻終於接受了希特勒,對於這一點,希特勒一直是感激的。他不久就在一次黨的集會上說,﹁要是在革命的日子裡,陸軍沒有站在我們一邊,我們就不會有今天了﹂。在未來的日子裡,對於軍官團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責任,到最後,他們將後悔不已。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這個冬天的早晨,魏瑪共和國的悲劇、德國人十四年來徒勞無益地要想實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劇,終於告終了。但是,在最後一分鐘,在閉幕以前,在那些想要埋葬共和政體的形形色色的陰謀家中間,還發生了一出小小的滑稽戲。巴本後來是這樣描述的:

  ﹁大約十點半的時候,新內閣人員在我的家中會齊,然後穿過花園到總統府,在梅斯納的辦公室中等著。希特勒馬上又提出了他對沒有被任命為普魯士長官的不滿。他認為這嚴重地限制了他的權力。我告訴他||這項任命可以放到以後再說。對此,希特勒答稱,如果他的權力因此受到限制,他就要堅持國會舉行新選舉。

  這樣一來,形勢又完全改變了,討論又激烈起來。休根堡特別反對這個主張,希特勒為了要使他安心,便說,不論︵選舉︶結果如何,他不會改變內閣的成分||這時已經早過了十一點了,而我們預定要在十一點晉見總統。

  梅斯納叫我們結束討論,因為興登堡不願久等。突然發生意見衝突使我擔心,新聯合政府還沒有產生就可能破裂||最後,我們被帶去見總統,我作了必要的正式介紹。興登堡講了短短的一段話,談到為了國家利益進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後就監督我們宣誓就職。希特勒內閣就此成立。﹂

  這樣,通過走後門,通過同他私下厭憎的老派反動份子在政治上作一筆不能見人的交易的辦法,這個從維也納來的前流浪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棄兒、激烈的革命份子,就成了這個偉大國家的總理。

  毫無疑問,國家社會黨在政府中肯定是處於少數的地位;在內閣十一個職位中,他們只占了三個,而且除了總理一職以外,他們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職位。弗立克擔任內政部長,但並沒有像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內政部長那樣控制著警察,德國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個納粹黨閣員是戈林,但是沒有適當的部可以給他,於是他就被任命為不管部長,其默契的條件是,一旦德國有了空軍後,就任命他為航空部長。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時兼任普魯士的內政部長,這個職務控制著普魯士的警察;而在當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聯邦內閣上。使許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內閣名單中沒有戈培爾的名字;他暫時給置在腦後了。

  幾個重要的部都給了保守份子,他們頗有把握地以為已經把希特勒籠絡住,可以為他們的目的服務了。牛賴特繼續任外交部長,勃洛姆堡任國防部長,休根堡任經濟與農業部長,鋼盔隊頭子賽爾特任勞工部長;其它各部仍由巴本在八個月以前任命的非黨﹁專家﹂擔任。巴本本人是聯邦副總理兼普魯士總理,而且興登堡向巴本保證,除非由副總理伴同前來,他不會接見總理。巴本認為,這種獨特的地位,使他能夠對激進的納粹黨領袖增加一重牽制。而且還有一層:這個內閣出自巴本的構思,是巴本的產物,他相信,在堅決的老總統︵老總統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護者︶的幫助下,在他的保守派同僚︵他們在人數上以八對三勝過難以駕馭的納粹黨人︶的明確支持下,他能夠掌握這個內閣。

  但是這個浮誇輕薄、姑息養奸的政客並不瞭解希特勒||實際上也沒有人真正瞭解希特勒||他也不瞭解支持他的勢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瞭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沒有別人能瞭解||既有的有勢力機構:陸軍、教會、工會、政黨,或者廣大的非納粹黨中產階級和高度有組織的無產階級,他們的難以解釋的軟弱已經到了近乎癱瘓的程度。正如後來巴本悲哀地所說的,他們都會﹁不經一戰就投降﹂。

  對於民主共和國的放棄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勢,德國任何階級、集團、政黨都不能逃避其應負的一份責任。凡是反對納粹主義的德國人,他們的致命錯誤是沒有團結起來反對它。國家社會黨一九三二年七月最受群眾擁護的時候,也不過贏得了三十七%的選票。但是,表示反對希特勒的六十三%的德國人民,當時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而且目光也過於短淺,不能聯合起來對付共同危險。他們當時一定知道如果他們不團結起來︵不論多麼暫時︶加以撲滅,這個共同危險就會壓倒他們的。共產黨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後還堅持這種愚蠢的主張:先要摧毀社會民主黨,推毀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摧毀不論什麼樣的中產階級民主力量。他們所根據的是這種頗可懷疑的理論:雖然這樣做會導致建立納粹政權,但是這個政權將是暫時的,最後必然會促成資本主義的崩潰,而在資本主義崩潰後,共產黨就可以掌握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布爾什維克派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法西斯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以後,就是共產黨的世界了!

  社會民主黨人則由於十四年來同其它政黨分享共和國的政治權力,為了維持聯合政府作盡了一切必要的妥協,它的力量和熱情已經消耗殆盡;他們的黨已經僅僅成了一個機會主義的施加壓力集團,只求為他們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會爭取到一些讓步。有些社會黨人說,幸運沒有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因為不擇手段和不講民主的共產黨分裂了工人階級;經濟蕭條進一步打擊了社會民主黨,削弱了工會,使他們的黨失去了幾百萬失業者的支持,後者在絕望之下不是轉向共產黨就是轉向納粹黨。這話可能不錯。但是社會民主黨的悲劇是不能僅僅用運氣不好來解釋的。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時候曾經有過掌握德國政權的機會,按照他們一向宣傳的社會民主主義來建立一個國家。

  但是,他們缺乏這麼做的果斷決心。現在到三十年代開始的時候,他們已經成了一個精疲力竭的失敗主義的黨,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數能力平庸的老人。雖然他們忠於共和國到底,但是在最後過於慌張膽怯,不敢承當為了保衛共和國就必須承當的風險,當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毀普魯士的合憲政府時,他們沒有能夠行動起來,這就是一個明證。

  在左派與右派之間,德國缺少一個政治上有力量的中產階級,而這種中產階級在其它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已證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年中,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人民黨、中央黨一共獲得了一二○○萬張選票,僅僅比兩個社會黨派別少二百萬張選票。但是從這個時候起,由於他們的擁護者轉向希特勒和民族黨,他們的力量日趨衰退。在一九一九年,民主黨還有七十四名議員當選參加國會,到一九三二年時,他們就只剩下兩個議席了。人民黨的議席在一九二○年是六十二個,到一九三二年只剩下十一個。只有天主教中央黨自始至終保持了他們的投票實力。在一九一九年共和國第一次選舉中,中央黨在國會中獲得了七十一個席位,到一九三二年仍舊有七十個席位。但是中央黨從俾斯麥時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機會主義的政黨,較之社會民主黨有過之無不及,對於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讓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雖然它似乎是忠於共和國,忠於共和國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們前面已談到,它的領導人,在巴本和民族黨人還沒有搶過他們之前,就已經在同納粹黨談判要把總理一職送給希特勒了。

  如果說,德意志共和國缺少一個政治上走中間路線的階級的話,它也缺少一個真正保守的政黨在許多其它國家所起的穩定作用。德國民族黨在一九二四年最發展的時候獲得了六百萬張選票,有一百零三人當選國會議員,成了國會中第二大黨。但是在當時||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幾乎所有其它時候也是這樣||他們不論在朝或在野都不願擔負責任,唯一例外是他們在二十年代所參加過的兩次短命內閣。大部分把選票投給民族黨的德國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國,恢復德意志帝國,恢復他們在帝國中的一切原有特權。事實上,不論作為個人來說也好,或者作為階級來說也好,共和國對右派是極其寬大的,而且考慮到右派夢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說是格外容忍。我們已經談到,共和國允許陸軍可以保持一個國中之國,企業家和銀行家可以牟取巨額利潤,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貸款來維持他們經營不善的莊園,而這種貸款從來沒有償還過,也很少用來改良他們的土地。然而共和國這樣寬大相待,並沒有博得他們的感激或忠誠。他們竭力破壞共和國的基礎,一直到最後同希特勒結盟把共和國徹底推翻,其心胸之狹隘,偏見之深固,眼光之短淺,即使在今日回顧起來,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像。

  在這個前維也納流浪漢身上,保守的階級認為他們找到了一個能乖乖聽話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目標的人。毀滅共和國只不過是第一步。他們所希望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德國,這個德國在國內能夠不再搞什麼民主的﹁無聊玩意兒﹂,剝奪工會的權力,對外能夠廢除一九一八年的判決,掙脫凡爾賽和約的枷鎖,重建一支強大的陸軍,以其軍事力量恢復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這也是希特勒的目標。雖然他有著保守派所缺少的東西||群眾的擁護,右派仍以為他將仍舊在他們的股掌之上。在聯邦內閣中他不是居於三對八的劣勢嗎?保守派有這樣優勢的地位就能夠︵至少他們自己這麼想︶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又不致於讓納粹黨實現其地道納粹主義的暴政。按照他們的實際情況來說,他們的確是規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倫帝國是靠普魯士的軍事勝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國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卻是經過一場大戰在協約國手中遭到的軍事失敗。至於第三帝國,既不靠軍事的勝負,也不靠外國的影響。它成立於和平的時期,是由德國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產自他們的軟弱,也產自他們的力量。把納粹黨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國人自己。這一點,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中午,當興登堡總統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方式把總理一職的重任委諸阿道夫•希特勒的時候,很多德國人,也許可以說大多數德國人,都是沒有意識到的。

  但是,他們不久就要體會到這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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