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垂柳
二、熊
三、知識與智慧
四、檮杌新評
五、簡單的事實
六、煩惱與創作
七、褒貶與恩仇
八、把酒論詩
九、四月八日這一天
十、談風格
十一、實驗與正名
十二、天堂與地獄
十三、時代的困惑

《一星如月》陳之藩

《二○一六年三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序

　　因為要離開香港，這些日子收拾我來港七年中所攤開的攤子。有一大堆科學的書；也有一大堆文學的書；自己作的呢，有不少電工方面的論文；也有十幾篇隨筆與散文。至於朋友的信則有不少是科學家工程師們來的；可是學文學的朋友們所來的卻更多。

　　我看看自己這幾年的研究論文，倒是秩序井然；散文卻顯得又少，又雜雜亂亂的。把這些散文扔掉罷，朋友們在一旁說：那怎麼可以呢！我自己也覺得如果不把這幾篇散文結集，這段日子好像更空漠了。

　　我這個學電的人，在整理自己的論文及散文時，自然很容易想起我們這行的開山祖師法拉第來。在中學學物理時，必須知道磁力線；大學專學電機時，更無法不深入地探討電動機。可以說和法拉第成了異代不同時的鄰居，天天要見面。但從他磅礴如山的學說中，卻始終得不到什麼鮮明印象；即使是在腦中構造了一個法拉第的影像，那影像也是蒼白，冰冷而又死板板的。記得有一年，我看到一本世界名家書信的集子，上面居然有法拉第的一篇散文，那是他給瑟拉的信，大意是這樣：

　　今天任何其他的事都不能做，給你寫了一天的信。由白天寫到深夜，現在又由深夜寫到快天明了。地板上遍是寫不成文的信稿所揉成的紙團。現在我累極了。當我在默想你的同時，好像機油，氯氣，鋼球，水銀，好幾十種東西在我頭腦裏亂轉。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這樣辦罷：你如肯嫁給我呢，我們就結婚；不然，就算了。

　　讀了這麼短的一封信，法拉第的焦灼的神態立時如現眼前。他在我印象中，蒼白的忽然有了血色；冰冷的立時有了溫度；死板板的一位科學家倏忽之間活潑潑的動起來。當然，瑟拉就因為這封信變成了法拉第夫人。我自從讀了這封信以後，常有一種想法：法拉第的這篇誠懇得至於可憐；坦白得至於好笑的散文與他的開天闢地，不繼往而開來的科學成就，究竟是哪一方面所產生的力量比較大呢？我好像把法拉第的千古偉業認為平常；而對他這一紙情書，視如拱璧了。

　　對法拉第的這種看法，固然可以說明我的偏好，但也可看出了我執拗與任性的程度。可是，這種執拗與任性，對我自己來說，卻又非常一致。我這幾年的研究生活中，有時用到巴斯噶的二項式三角形，但研究途中，忽然把他的三角形放到一邊，拿起巴斯噶的對人生倍感惶惑的沉思錄來。前些日子我又探究懷德海的普遍代數，但半路上，忽然又翻起他闡釋近代思潮的散文集來。我常與朋友說，我現在不大愛看的，恐怕是幾年後電腦在半秒鐘即可解決的問題；而我愛看的，是一百年以後電腦依然無法下手的。回溯起來，羅素上千頁的數學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電腦五分鐘就解決了嗎？可是羅素的散文，還是清澈如水，在人類迷惑的叢林的一角，閃著一片幽光。

　　在我這攤開的往日信中，忽然又檢出胡適之先生給我的一疊信，信紙已黃了，是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了。我們的通信又是在打筆仗。細想起來，也是科學與文學之爭。有一封信，胡先生這樣責備我：

　　「你說，『清代三百年的考證時代主要是因為在不自由的環境下，不能由人隨便說其心的情感……』這其實是妄說，不可誤信。

　　「考證的學風是兩宋就開始了的。並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歐陽修的集古錄，司馬光的通鑑考異，趙明誠的金石錄，朱熹，洪适，洪邁，並不必把情感壓下去，他們是考證學的開山人，因為他們生在學術發達的時代，感覺有辨別是非真偽的必要了，才運用他們的稍加訓練的紀律的常識，用證據來推翻某些舊說，用證據來建立某些新發現的事實，這才是考證學的來源。這種辨別是非真偽的熱情，也是一種情感，並且是一種有大力量──也有火燄──的情感。

　　「試讀崔述的考信錄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你一定會感到火燄的熱力。」

　　就以這段胡先生對我的訓斥所談到的人物而論：歐陽修的集古錄，我也許碰過，但我對「環滁皆山也」的醉翁的詩文卻更為熟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我非常有興趣，卻對通鑑考異無印象；最明顯的是趙明誠的金石錄，我是絕對沒有看過；可是李清照作的金石錄後序，我倒可以從頭到尾的背誦。

　　如果說趙明誠作的金石錄近乎科學，那麼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卻是不折不扣的千古傳誦的散文。

　　李清照寫：「每飯罷，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卿矣！」這種情景的描繪：聲，如在耳際；容，如在目前，使人不能不歎為觀止。

　　胡先生愛歐陽修，司馬光，趙明誠等科學考據那一面，我卻喜歡歐陽修的詩文，司馬光的史筆，李清照的詞風這一面。誰也改變不了誰。

　　有一次，一位學工程的朋友，看到我拿著一本蘭姆的散文集在出神，責備我說：「你是不是太任性了！」我的想法也許與他的正相反，是忙於電工的事占了我太多的時間。在這離港前夕，檢檢舊存散文稿只有這麼幾篇！難免惘然若有所失，又悵然若有所悔。可是回想一下，這種悔與失的想法自己又覺得很好笑。歉於收穫，必是荒於耕耘；只好把這零零星星的文字釘在一起，對於喜歡讀我散文的朋友們就算沒有繳白卷罷。

　　記得七年前初到港，因為喜歡居處的這片藍海與藍天，就住下來了。當時有位朋友來信問我：「你怎麼會在香港住下去了？」我抄給他一首白樂天詠西湖的詩：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點波心一顆珠；

　　未能拋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在此湖。

　　今天，我窗前的天與海，正如七年前來此時一樣的藍，只是旁邊不遠的地方，起了一幢樓，每天樓的陰影在夕陽中很快的掠過來，總是使人容易想到：夜，就跟在後面。看不全天上的月了，也看不到海中的珠了。

　　我任性的來，也就任性的去了。

　　　　陳之藩　一九八四、十一、三、於香港

　　　　一、垂柳

　　　　　　一

　　後窗外有兩棵垂柳：靠近的這棵，枝葉對著整個的窗面。十幾條柳枝輕輕的搖曳在南國的秋風裏。乍看去，這窗像幅古色的圖案。濃綠的柳枝後面，襯景是變換的；有時是澄藍，那是晴空；有時是乳白，那是雲朵；有時是金黃的長針，那是陽光；有時是銀白的細絲，那是月色。柳枝與柳葉，似乎在時間上沒有多少的變換，在空間上沒有多少位移。

　　在國外很難見到這麼好的柳樹。剛來的如姊總像小孩似的發問：「為什麼外國人如此不愛種柳樹呢？」答案是現成的：「因為他們形容柳樹條時，常連帶著說哭泣。」她說：「對了，中國也是不許在院裏種柳，因為說柳是招鬼的。」

　　然後，我總是很殺風景的說：其實這全不是真正的理由。美國從前很愛種柳樹的，尤其南方。可是自從工業逐漸發達以後，地下的管子太多，柳樹的根鬚密且長，攀亂了各類的鐵管與電纜，所以他們乾脆就不種柳了。越是有工業，越是沒有柳。

　　她說：中國也並不是說柳樹真正在招鬼，大概柳樹需要太多的水，院中沒有那麼多水，所以都把它們種在河旁與溪邊，而不把它們種在院中。我接過來說：把柳樹種在堤旁，恐怕是利用柳的根攀住鬆的土，用來築固堤防。

　　如姊說：算了，你別殺風景了。你說誰形容柳樹最美？我沒有等她點出，就異口同聲的重複一遍「母親」裏那幾句典型的話：

　　「母親對孩子的愛像垂下的柳條：是那樣溫柔的，是那樣遷就的，是那樣俯首含笑的，是那樣安詳無聲的。」

　　我又加上一句，是那樣千古不朽的。

　　說到這裏，天漸漸暗下來。柳枝的襯底顏色慢慢濃了。如姊說她要去做飯，我仍癡癡的坐在沙發中望著那柳葉，柳葉後面逐漸映出了閃爍迷離的星。

　　　　　　二

　　天下的柳葉都是相同的。這柳葉多像我的小學後面河邊那棵大柳樹上的。豈不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我是唯一的住宿小學生，住在離家十幾里的附有小學的中學裏。學伴下學都回家了，我一個人又與中學夥伴玩不到一起，自己常常走到河邊爬上那個大彎脖柳樹發呆。樹上的大螞蟻成了經常的朋友，它們有時爬進襪子裏，有時爬進耳朵裏。我還是不停的在那兒呆想：想那河裏的泥鰍為什麼那樣難看；枝頭的小鳥為什麼那麼好聽。更反覆揣想那位教國文的陳老師為什麼上第一課就發那麼大脾氣。

　　是剛上五年級，陳老師在第一課到課堂來。他瞪著兩個大圓眼睛，剛上講臺，就讓同學翻開第二課：秋夜。

　　陳老師說：「諸位同學，我們學校國文程度高，五年級就要用初中一年級的課本，現在我們就上『秋夜』這一篇，魯迅作。」

　　然後他慢慢的開始念：「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霹靂一聲，他把書狠狠的摔在桌上。那聲音震撼得我至今仍感耳鳴！我們大家仰著小面孔看著他，不知所措。我不敢看別人，我只知道自己是在發抖，全斑鴉雀無聲。

　　陳老師在粉筆灰飛揚，擴散，落空之後，兩隻大眼冒著血絲，怒吼起來：

　　「魯迅的文裏放了兩次屁，一次是屁，還有一次也是屁！」然後陳老師顫抖的接著說，「這比屁還沒有味兒的東西，竟然鑄成鉛字，公然誤人子弟！」

　　「諸位同學，牆外有兩株棗樹，不就結了。什麼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棗樹有什麼好寫的，又有什麼好看的，兩株棗樹又有什麼值得重複兩次的？……」

　　然後他望望窗外，指著牆外那棵垂柳說：「你們看牆外只有一株柳樹。我來給你們講我們的祖宗怎樣寫柳。」然後他就引詠許許多多的古詩，證明他的一個觀點：古人的詩是如何可歌可吟，可圈可點；現在的文章如何不可救藥，不可收拾。

　　我還清楚的記得，他說及魯迅的名句時，他呼吸的短促與眼裏的血絲。他談及古詩時，他音調的柔和與由衷的讚美。

　　不要說十歲的我，不知不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就是過了三十年後，我依然不解這是怎麼回事。

　　但是這位陳大眼老師的下落，我卻很清楚。他在八路佔據了我們家鄉後，被殺在那棵大柳樹的底下，據說流了一大片血；而且死後還是瞪著他那兩隻大眼睛。

　　　　　　三

　　在中學時期的北平，幾乎找不出一絲與我家鄉相同的景物。唯有一進北海的後門，水邊的那棵柳樹，竟與我兒時的記憶幾乎完全相同。

　　我常去看這棵柳樹，也是一個歪脖兒。秋天也是片片黃葉飄在水上，冬天也是堆堆白雪擁在幹間與枝頭。

　　所以我常去坐在樹側與水邊的欄干旁發呆。五、六年時光，就那樣容易的在那明媚如畫的山水中流走。我都快高中畢業了。

　　就是在高中的第二年，有一天，我忽然注意到有一個頭髮飄散得如雲的女孩，也在那棵柳樹旁發呆。她的筆記本活頁被風吹落了滿地，我捕回來好幾頁，還給她。她低著頭，收下了筆記，就走了。也並沒有向我道謝，也並沒有說什麼。

　　第二天，我又去了，她也在那裏，可惜沒有風。更沒有風吹散的筆記活頁。我看了她一個下午，她只是忙於溫習功課，我在祝禱著有陣風來，把她的筆記再吹散一次。可惜整天都沒有一絲風。

　　好像每天總有件事：想去北海看柳樹。也幾乎每個星期總有一兩次看到她，她文靜得像棵垂柳，我傻呆得像塊礦石。而好像有一縷情感，如石下泥壑裏的細水，時而淤塞，又時而穿流。

　　眼看我就要畢業，也就要準備到後方去了。在那年的五月節，我鼓起勇氣，折了一個柳枝，修了一個尖頭，插上一個鋼筆尖，作了兩三天，滿像個筆似的。是打算在去後方的前夕，以英雄式的激昂，向她獻上這個臨別的贈禮。當然連夜又藏在家裏的牆角，偷偷的寫了一首小詩：

　　我送你一枝筆，是柳枝作成，

　　把它放在你的桌上，陪你用功。

　　筆那樣勻直，

　　桌那樣明淨，

　　筆旁是一瓶澄藍的墨水，

　　桌上有一盞綠色的燈。

　　這枝筆啊，

　　用它在天上點滿星星，

　　　　在湖中塗遍雲影，

　　在柳條搖曳的春天

　　　　畫上一隻癡心的燕子，

　　在你錦色的年華中

　　　　描上夢。

　　最後不要忘了啊：

　　　　檢出水邊拾回的短箋

　　寫上友情。

　　我還記得用顫抖的手把禮物送到她的手中時，她的小臉紅潤得像晚霞，我再鼓一鼓勇氣，向她握手時，她已像一陣風似的跑走了。

　　我本來還要向她訴說我要到後方去的壯志，與日內即將啟程的雄圖；可是她已走了。我不敢到她家去找她，只是寫了一信，希望在我到前門車站臨出發時，她仍然用那柔和的目光送送我，可是臨行的清晨是倉促的。一掏口袋，給她的信還在自己的口袋裏。我坐在徐徐而動的火車中，望著窗外發呆。而窗外，不是煙，就是柳，不是柳，就是煙。最先她的影子在每棵柳樹下閃動，隨後即像煙一樣的消失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於休斯敦

　　　　二、熊

　　　　　　一

　　有位小朋友送來一個絨作的小熊。白絨作的面龐，加上黑絨作的眼圈；玻璃眼珠是扁圓的。胸前是塊白絨心，頸前是一條紅絨帶繫成的領花。四肢全是黑絨做成的長方塊。小熊可以坐著，也可以站著。我向如姊說：「你看這小熊多嫵媚。」

　　她說：「什麼？我沒聽清楚，你說嫵媚？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用這兩個字來形容熊的！」隨後她即大笑起來，順口說：「嫵媚的小熊；小熊的嫵媚。」

　　我又接著說：「我看小熊多嫵媚，小熊看我應如是。」「對啦，你跟熊嫵媚的程度差不多，可以屬於一類！」在座的客人都笑了。

　　我是從來沒有眼對眼看到過熊的。所以熊的形象在我的想像中比什麼都模糊。可是我從小時候起，卻常聽說熊的故事。而憑空構想，人云亦云的熊，曾影響過我父親的心理，影響過我的教育。

　　　　　　二

　　十來歲，每當暑假一到，我父親總讓我背唐詩，這對當時的我來說，不只是一種負擔，可以說是一種痛苦。一首律詩竟長至八句。最多我只能背得出前半來。比方唐詩三百首中的第一首：

　　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鎖

　　百囀流鶯繞建章

　　下面的四句一定背不上來。因為五六句多是典故。不懂，不容易記，自然也就背不過來。父親此時一定是怒目而斥；甚至拳腳交加，我挨一頓大打。

　　一個暑假，幾乎是天天如此，而個個暑假又是如此。一直到有一天祖母向全家閒談時，說了一個熊的故事，把父親整個的教育法都改變了。

　　有一天晚上，全家在院子裏乘涼，每人的芭蕉扇都揮動，但仍不能解那天的悶熱。祖母想起東北的涼快來。因為談冰談雪，自然而然的談到熊。她說，東北的人熊，幾乎就完全像人。牠們是常常站著走路的。頭髮蓋著眼睛，像個沒有理髮的髒人。

　　她說：熊最愛吃蜜，而野蜂的蜜，多是藏在樹窟窿裏。熊白天總是到森林裏尋找大樹窟窿；牠們一嚐之下，是甜的，便斷定是蜜。卻捨不得吃。然後牠們回「家」把自己的小熊一個一個的運了來。讓小熊吃。小熊吃飽了蜜，大熊也好像吃飽了似的。然後再把一堆小熊運回家去。

　　小熊吃蜜時，大熊四處張望，保衛著小熊。這時如有人靠近，再危險不過了。大熊怕人侵佔牠的小熊，就會打死、咬死或壓死這個來人。

　　東北的農夫想出了一個主意：把藏在大樹窟窿裏的蜜挖走，換上大糞。

　　大熊再帶著小熊來時，小熊嚐到糞，即不吃。大熊就打小熊，強迫牠吃；小熊還是不吃，大熊就急起來，把小熊拍死，扯爛。

　　等到大熊把小熊一個個的扯爛以後，牠自己一嚐，原來並不是蜜。於是大熊重新坐下來，把自己扯爛了的孩子屍骨往一處堆砌，牠或者以為重新砌到一起，小熊還會活的。這時候，你會聽到大熊的哭聲。

　　這是一個聽來令人很不舒服的故事。祖母說得有聲有色，好像她曾經親眼目睹似的。

　　父親聽完了這個熊的故事並沒有說什麼。但以後，我顯然覺得出我再沒有因背不出唐詩而挨打。

　　　　　　三

　　如姊說，用熊的故事來說服一個頑固的人是太可能了。她就有一次同類的經驗，是為一對朋友排難解紛，唇焦舌敝之後，毫無效力，她用了一個熊的故事把干戈化為玉帛了。

　　這個故事是這樣：有一個人交了一個朋友，熊。這一人一熊是形影不離的。人的機警加上熊的力量，他們成了天之驕子，可以與虎豹鬥，可以與獵人鬥，他們是常勝的。

　　有一天，人與熊一塊兒出去旅行，人走疲倦了。想睡一下，由熊來守衛，睡覺的「人」卻常被一個飛來飛去盤桓在他頭上的蒼蠅所攪擾，熊心愛牠這位友人，想法驅走這個蒼蠅，但熊掌捉不到蠅又趕不走蠅。最後，牠搬起一塊石頭來，擊牠朋友頭上的蒼蠅，當然這個人在熊的垂愛下就一命嗚呼了。

　　如姊說，這位被朋友所害苦了的人，聽完她講的故事，只笑了笑不再沒結沒了的冒火了。

　　　　　　四

　　祖母所說的故事可能是有的，如姊所說的故事，純是寓言。可是這類語言，碰巧了合適的環境，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可是，究竟這類的比喻，何以竟會在聽眾間產生如是鉅大的影響，卻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仔細想來，人類的好多思想，都是藉這種模糊的比類方式來傳達，來發展的。

　　伊索寓言，聖經，還是歐幾里德幾何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誰佔的份量重，是很難斷定的；莊子，論語，六祖壇經在中國歷史中所佔的地位孰多孰少，也是很難講的。

　　如果一個故事在人類的反應上能起作用，而又所起的作用又相同，這裏面是值得研究的。

　　奇怪的是，人類藉著這些模糊的工具與朦朧的意念，竟能傳達出很精確，很重要的思維。而且傳達的又很直接，又很快捷。參禪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黛玉與寶玉在瀟湘館裏對了陣，三角戀愛已到了攤牌的階段，在黛玉一陣「這個怎麼樣，那個怎麼樣」的實際問題挑戰書發出後，寶玉就是拿出解剖刀剖開自己的心也不能傳達自己的意見了。只好求之最佳的工具。寶玉說：

　　「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瓢之漂水奈何？」黛玉問。

　　「瓢自漂，水自流耳。」寶玉答。

　　「佛門不打謊語，」黛玉說，

　　「禪心已作沾泥絮，休向東風舞鷓鴣！」寶玉答。

　　乍看這段談話，豈止驢唇不對馬嘴，簡直是風馬牛全不相干。沒有一句是答所問的；沒有一句不是字義模糊、關係朦朧的。可是，重要的信息卻妥切的送過去，傳過來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於休斯敦

　　　　三、知識與智慧

──在中興大學的演講

　　　　　　一

　　英國劍橋大學開溫第士實驗室，在雷塞福時代，曾經有過一位研究Ｘ射線的科學家，司諾（C.P. Snow）。他又是小說家作了很多小說，後來又變成專管科學文化的政府官吏。他有過一陣很煩躁，說出「兩種文化」這麼一個名詞。因此近三四十年來，常有人提起及引用這個名詞「兩種文化」。

　　兩種文化這個名詞的誕生，可以說相當偶然。因為大物理學家雷塞福、大數學家哈代，在二三十年代當時，是名聞遐邇的人物。但他們在劍橋大學裏常常覺得文學、哲學、藝術等系的教授群跟他數學物理教授群不太一樣。好像這兩群教授彼此互瞧不起。雷塞福曾自豪的說：現在是原子時代的潮流，而這個潮流就是我。他倒是可以這樣睥睨當世，作此豪語的。因為他的每一發現，每一論文都在改寫歷史；立時影響歷史。他的實驗室中原子分裂的聲音在世界各個角落發生如雷的迴盪，但他卻不能使劍橋大學的文學、藝術、哲學教授群對他投出青睞。司諾當時是開溫第士實驗室的一名助手，後來是基督學院的院士，看到這種現象，因而有感；他的感觸是，也許文、藝、哲等等是一種文化，而科學是另一種文化罷！而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上的不同，有著不能相通的地方。

　　　　　　二

　　我們乍看起來，文、哲、藝術的知識與科學的知識，在中學裏是不同名稱的功課，在大學裏是不同名稱的院系，在社會上是不同名稱的部門，但其為學術，其為知識，好像是相同的。

　　可是仔細一想，你就會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為什麼柏拉圖我們拿起來就可以看，就一直在引用，為什麼阿基米德我們只說他那個原理，再沒有什麼別的傳下來了。為什麼希臘的人文、制度、史詩至今為人所引證，而希臘的化學、物理則僅是一些名詞，其餘均不堪入目了。為什麼莎士比亞的幾乎每句話被世人反覆誦讀，而中世紀的鍊金術幾乎完全不為人所知了。為什麼三千年前的莊子寓言還為人所樂道，而三十年前的化學元素只九十二種已落伍得一塌糊塗了。就是在一個普通家庭中，解釋一首杜甫的詩，子女要請益於父母；而算一題新數學，父母要請教於子女？一言以蔽之，有些知識，好像是變的很少，是越老越值錢；有些知識卻是變得很快，變的很多，是越新越可貴。我們於是慢慢感覺出來，真的，文、哲、藝術的性質，與科學的性質有所不同。如同站在涇渭交匯的地方，凝視這一半是清的涇水；凝視另一半卻是濁的渭水，兩水雖然流入一個河床中，卻區分得如此鮮明，如此顯著。

　　　　　　三

　　現代的文化學者，比如，哈佛大學的布瑞頓（C. Brinton）也愛把知識界一分為二，一種是累積性的知識；一種是非累積性的知識。

　　非累積性的知識，可以用文學的例子來說明。二千多年前，一位希臘文學家把一些觀念提出來從而闡明是與非，善與惡，美與醜等。二千多年後，我們所處理的差不多還是這些。在知識的領域裏並沒有增益多少。

　　累積性的知識則不同了，希臘科學家所談的星座，所談的物質的要素，所談的原子，現在不會有人重視了。換句話說，如果亞利斯朵芬，如柏拉圖，忽然降臨二十世紀，給我們一個演講。我們聽來還是頭頭是道。可是希臘科學家，比如阿基米德，如果忽然降臨二十世紀，他要補習許多物理上的功課，學習許多數學上的術語，才能與波耳或愛因斯坦交談。

　　或者我們用另一個方式說，一位中興大學的學生，並不比希臘的一位科學家聰明，但他比希臘科學家有更多的物理知識。他自然在文、藝、哲學上比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人知道更多的事實，但在科學上，他不僅是知道更多的事實，而且他明瞭更多事實間的關係，也就是他知道更多的定律，更多的原理。

　　這種累積性的知識與非累積性的知識的區分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區分絕對不是說科學好而有用，文、藝、哲學壞而無用，這只是說就累積而言，這兩種知識是顯然不同的。凡是有人說藝術劣於科學，或另一種人說科學劣於藝術，都是沒有注意這種累積性的區分，而隨便以自己習見的尺度來衡量別人的長短。

　　一個公平的文化學者，必須冷靜的正視，辨認，累積性與非累積性的知識，去追蹤它們相互間的關係，去研討它們對人類行為的影響。這兩種知識各有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我們回顧過去三百年，可以說累積性的知識累積的很快，而過去三千年，非累積性知識累積的很慢，而快與慢，並不能以之為判斷優劣的標準。

　　我們有此衡度在心，現在就可以檢討這兩類知識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了。對此一問題，已不只是個人的好與惡，團體的取與捨的問題；而是關聯到我們未來的生與死，存與亡。而這裏所說的未來，即是眼前的未來，不久的未來。

　　　　　　四

　　我們談到這兩種知識對人類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我想大家一定與我同感：那即是談虎色變。

　　現在大家公認，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運動對中世紀的破壞，遠不如科學所破壞的既劇且烈。牛頓的理論本來是物理界中的事，但他的影響卻是左右了三百年來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把來世上天國的人生觀，一變而為今世在地上建天國的人生觀。這個變化是空前鉅大的。達爾文的進化論本來是生物界中的事，但他的影響卻把進步的人生觀牢固的深印於人們的心中。福洛伊德的理論本來是心理學上的事，但他的學說如同顏料使一切衣裳都變了色；如同鹽粒，使所有食物都變了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本來是物理界中的事。但他的流風所及竟至吹入了法律的基本思想。這些影響，我們不僅是在感受，而是劇烈的在感受，一直的在感受。

　　我們再看一看非累積性的知識，我們如平心靜氣的檢討文學、藝術、哲學的歷史，也會發現同樣的劇烈震撼情況。

　　遠的說，如荷馬的史詩，比如伊立亞德，影響歐洲文化二千年。什麼是伊立亞德呢？是戰爭的故事，是英雄的禮讚，但那是藝術本身，影響並不大，並沒有好多人對此事感覺興趣。但由那故事中人們所引伸的結論卻是劇烈的。什麼結論呢？即「戰爭是人類的常態，和平是短暫的休歇。」這種結論影響西歐文明三千年。可以說每個歐洲人，都流著這種思想的血！

　　再舉一個例，梭羅用二十幾元在華頓湖邊蓋了一個小房子，釣了兩年魚，種了二年豆，因不交稅，坐過一天牢，但他的不合作，抵抗宣言與華頓湖邊的日記，影響所及是甘地使那麼大個印度獨立了。

　　羅素在所著哲學史中把拜倫立一專章。拜倫並不是第一流詩人，更不是入流的哲學家，羅素闡釋他的理由，是他的影響無與倫比，沒有辦法不提出他來專章討論。

　　最近美國大選出了一匹黑馬，卡特，誰又知道影響卡特政府最大的書，竟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我們隨便從不勝枚舉之例子中，舉出這幾個好玩的例子來，主要的意思是在說明非累積性的知識，更有天翻地覆的影響。

　　　　　　五

　　但是，不論在科學中，或在藝術中，科學本身或藝術本身是一件事，從它們的本身中引起的聯想，或引出的教訓因而產生鉅大的影響卻是另外一件事。本身與教訓之間是不大有堅強的連鎖的。不大有共同的基礎的。有時這些聯想與教訓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可是因此而產生的影響力卻不能忽視，不容忽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前者是物理界的觀察與事實，後者是所引出的教訓，但二者之間的聯繫是很脆弱的。但你能說這句話沒有影響中國幾千年嗎？莊子看到山中大木，因成材而被砍，看到家中小鳥，因不鳴而被殺。因而說出一套倫理，即作人之道在材與不材之間。這種觀察與因之而生的教訓之間的聯繫，也是非常脆弱的。但你不能說它沒有用，甚至可以說它太有用了。

　　馬列主義者們，因人類億萬年進化史實的達爾文學說，得出一大堆教訓，從而推出鬥爭的哲學。生物界的學說與從它那裏所引發的教訓之間，也是非常脆弱的。我們甚有理由說這簡直是荒唐的。但其影響之大，已不必說了。索忍尼辛最近對甚囂塵上的「善惡的相對性，法律的相對性」等之荒謬絕倫，大肆抨擊，他是可以如此嚴厲的抨擊的。因為這些法律界的相對論者是得自物理界的事實，在物理界中接近光速的範圍內，在不同地點測同一速度時，是不相同的。但由物理界中這一現象搬到法律上來，二者之間的聯繫是太脆弱了。可是這一事實，竟使索忍尼辛恨到切齒咬牙的程度。

　　不論由一個科學的事實上，或由於一首詩上，或由於一部小說上，甚至由於一童話上，引伸出另一套教訓來，都是可供參考，不可以供論證的。但人類的心靈卻專愛在一件藝術品前與一件科學新發現前，引發教訓。比如我們在問：紅樓夢究竟是在說什麼？畢卡索究竟是在畫什麼？在文藝批評界，對這種問題與這種態度，叫做對藝術的蹧踏，同樣的，我們問相對論究竟給我們什麼教訓，進化論究竟給我們什麼箴示？這類問題也是對科學的蹧踏，蹧踏縱然是蹧踏，但這種蹧踏，從未間斷過。甚至在音樂、雕刻、分子構造中，人們偏要在裏面找教訓，找不相干的寓意。

　　一位政治學家巴瑞圖（Pareto）看到這種情況，說過這樣的話：

　　古時候，希臘的水手們祭祀海神Poseidon，所謂海神在今日看來是不可能證明其存在的。因為水手祭祀海神，而使自己信心大增，紀律良好，合作無間，因此平安的渡過了海險。既然Poseidon是如此有用，那麼可以說Poseidon是真的。

　　一個荒唐的笑話與無稽的謊言，如果只拿它對人類所產生的效果來論斷，有時也可以變成真的了。

　　　　　　六

　　所以說，知識本身是一回事，從中引發出教訓是另外一回事。知識不論是累積性的，或非累積性的，都能產生鉅大的影響。累積性的知識不能剝奪非累積性的知識發言的權利，正如非累積性的知識不能剝奪累積性知識發言的權利。因為就學術本身而論，各人幹各人的事，無資格批評對方，而引伸出教訓而論，影響與本身間都是連鎖極脆，基礎極薄的。

　　人類是很可憐的；人類的今天是尤其可憐。十九世紀盲目樂觀的夢破了；二十世紀初期天真進步的夢破了，天上的天堂變成地上的天堂的夢也破了。幸福計日可待，平等指日可期的夢也破了，大家在累積性與非累積性的知識中尋取靈感，吸取教訓，是無可厚非的。但不能不以謹慎與誠實的態度，作小心仔細的檢證與努力。

　　目前最可怕的，也是歷史上空前可怕的；是以高喊的聲音壓下自己的空虛；明是自己一無所有，一無所知，卻偏作解人，橫眉怒目要發揮「正義」的火氣，剝削了別人發言的權利，弄得大亂的天下更加紊亂；不堪的時代更加不堪。

　　　　　　七

　　東歐流行一個笑話：

　　「什麼是哲學？」

　　「在一黑屋中找黑貓。」

　　「什麼是馬克思哲學？」

　　「在一沒有黑貓的黑屋中找黑貓。」

　　「什麼是馬克思列寧哲學？」

　　「在一沒有黑貓的黑屋中找黑貓而且大喊『我已找到了。』」

　　　　──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於臺中

　　　　四、檮杌新評

──原題是「他媽的共產主義」，是借用一九七八年天安門附近西單民主牆上曾經出現的標語

　　　　　　一

　　因為十二月十八日要在台北開計算機會議，我十六日從香港啟程。十六日的上午九時，一位同事朋友送我去啟德機場。車轉過沙田後，他忽然說：「台北好像正在開緊急的會議，教授知道嗎？」

　　「什麼事？」

　　「好像美國承認了中共。」

　　他的聲音有些不安，我反而安慰他說：「沒有什麼，值不得這樣驚慌的。」

　　這位朋友是我們系裏的同事。在廣東出生，在澳洲長大，在香港教書已好幾年了。他跟臺灣可以說沒有什麼關係。還是去年暑假學校派他到台北來參加計算機會議，回港以後，他常跟我說，台北市容如何漂亮，連台北的夏天天氣也很好。

　　我也問過他，你為什麼離開澳洲呢？他說，那裏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人從生到死，都由政府來管，而所掙的薪水幾乎一半都交了稅了。大家的待遇反正差不多，常常念完了中學，就不願再念了。是那個社會主義把人的性情都弄懶了。

　　到了啟德機場，一位台北去到香港玩的出版界的朋友在那裏等我，因他這次到香港來，我們只通過了電話還未見到面，所以到機場一同喝杯咖啡。我告訴他這個消息，他點心也顧不得吃了，在飯廳中給香港報社的朋友打起電話來，他氣急敗壞的告訴我：「是的，報社說，已經斷交了，據說台北很憤怒。」

　　「你挑這麼個日子去台北？」

　　飛機上，我凝視著窗外。九龍、香港的海岸線整齊而又錯綜的排比著。比紐約的還漂亮。飛機由綠坪，划過水面，飛入雲端了。

　　我的思潮有時湧入未來，有時流迴過去。而有時卻像飛機似的無邊的雲霧向上提昇，而雲上面是一晴朗的天。

　　　　　　二

　　香港的中文大學是在吐露港。山之明水之秀很像這個詩意的名字。到夜晚以後，常有一陣狗吠，而海面上總有一兩個小艇放著掃描的燈光。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是追蹤偷渡的警艇。偷渡而能達到這裏，已快成功了，但被警察抓到而送回的，仍不時見到。每天早晨校門口也常出現一隊警察，那是陸上截人的。

　　中文大學計劃的很周詳，建築也很優美。即使是路旁的指標牌，也寫的很講究。有一次，校長在家請客，我在走去的路上看到一個指標上面塗了赫然的幾個簡單的紅字，真好像用血寫的，「人民沋泳逃亡」。晚上在校長家的客廳裏，拿著一杯酒，我喝不下去。飯桌上，一半中國人，一半英國人；中國人字斟句酌的在挑用合適的英文字；英國人用玩笑當作掩飾，用高傲壓下空虛的紳士詞彙，不是說英國公醫制度有什麼好處，就是說醫院裏找不到收費處是如何的驕傲，可是掛號以後要等幾個月才看得上病，他們就有意無意的省略了。

　　我吃不下什麼東西去，又在那裏出神。我在想像如何游泳逃亡的樣子，可是想像不出來。

　　　　　　三

　　從中文大學的吐露港到九龍去，坐一段小火車。這一趟火車是從北面的羅湖起到九龍的紅磡止。快到紅磡的前兩站是大學的站。我如去九龍或香港時，一定坐這火車。

　　在剛一去時，我們系裏一位印度同事告訴我要坐這火車時最好坐頭等，因為票價只貴一元，而在二等車裏常被帶扁擔的給撞碰。我當時也搞不清是什麼意思。

　　因為頭等車中差不多讓由美國日本等處來而去大陸的遊客給坐滿了，常常沒有座位，所以我就乾脆坐二等。二等車上常出現穿著藍制服，頭髮短而亂，面有菜色兼土色的一些人。肩上總是一個短的竹扁擔或木扁擔，前後擔著兩個包裹。這些包裹多是用麵袋做的，不只是舊的，而且，因為用過很多次，洗灰了，上面印的字也模糊，布紋也洗稀了。從布紋的間隔中，逐漸看出，裏面裝的東西。大概蕃薯乾兒或鹹菜乾兒之類的東西。

　　到了紅磡火車站，站外總有一群人用焦灼與期待的眼光來接他們。迎接的人與到達的人並不一定很熟識，我打聽之下，才知道這些人多是到香港來探親的。探親是其名，申請好幾年才獲准，當然探親之後也就不回去了。他們所帶的是全部的財產與禮物，──身上是藍的或灰的制服，袋裏是黑色的鹹菜乾兒或土色的蕃薯乾兒。笑而笑不出來的面容，左右顧而茫然的眼睛，到了馬路旁不敢過馬路的猶豫。與遠望一下香港的樓宇而目瞪口呆的神情，使人很難忘。可是這些人全長的好像一個面孔，穿的的確是一樣的服裝，每天到九龍紅磡火車站，好像總是見到這麼一批人出站。

　　　　　　四

　　我來的前一天，系裏要雇用三位技工，倒有幾十個人來申請。先挑了十幾個人請他們來口試。系裏面有一屢試不爽的經驗：就是一九六幾年以後大陸無論什麼學校畢業的，均不必考慮。為什麼呢，專門知識根本沒有基礎尚在其次，重要的是無一不是那種懶的態度。懶的態度會影響其他的技工。

　　前天最後一個口試的人穿著很講究的西裝，年紀是中年以上了，一問果然是很早就大學畢了業的而以探親的名義三天前才來港的，當然也是不回去的了。這個人的專門知識還不錯，但作電子這一行的事，是嫌老了。

　　口試以後，我問他幾句閒話，他既然在復旦畢業，有什麼教授我可巧也知道的嗎？他說黃昆在那裏待過。

　　黃昆原來是在英國研究理論物理的。在實用掛帥時，自然是研究半導體了。正如華羅庚的研究優選學而把數論群論束諸高閣一樣。那是因為優選學好像與工廠操作拉得上關係。黨既然在計劃一切活動，所謂學術活動更是不在話下了。

　　無論問這位投考的人什麼技術的問題，他總是答覆了以後，再加上一句，這大概已經過時了罷。我說，有些過時了，你們不看外間的雜誌嗎？他說看的，但自己研究的成果則不發表，有工廠索閱才供給。

　　像他這麼大年紀的人，是已不大能適應新的電子技術了，我向他道謝，前來應徵。他看出大概已沒有什麼希望，用一種我形容不出的眼光看著我，同時把手中的一卷紙遞過來，你不看一看這些證件嗎？我說，你在履歷表中都寫過，不必要證件了。他由失望變成絕望的樣子，我與他握手時，他很緊的握住我的手。有時候你在岸上拉起一個水裏的人會感出這種握法的。

　　　　　　五

　　在美國的中國人，有不少到大陸去探親或由公司派去裝機器。經過香港時，常易見到。他們在大陸上有一共同的經驗，就是站站都有人相接，站站都有人護送，站站都住在華僑旅館裏。你找誰都可以找到，從黑龍江、海南島都可以飛到中部的華僑旅館來看你。有一位朋友很天真，他想在上海住到他兒時朋友的家裏，沒有想到，這不在安排之列，他就堅持，最後終於住進他兒時朋友的家裏去了，而這個家是前一夜才搬來的，是由原住的一間房改成了新住的六間房，他的朋友說，沾你的光了。同時不言而喻的拉起他的手讓他摸一摸昨晚剛刷過的牆，油漆還沒有乾呢！

　　還有一位，非要去看俞振飛不可，而護送的人對俞家的住所熟悉得令人吃驚。那是因為前一晚曾來過，送來待客的點心，俞振飛也沾光了。

　　我就問他，你看過搞新文藝新學術的人嗎？他說，他看到冰心，卻沒有看到巴金，看到費孝通，卻沒看到潘光旦，我說，潘光旦早已掃地出門而死，你太不知道世情了。

　　我反而告訴他，老舍如何被鬥而自殺的，吳密的腿如何被打斷，巴金最近卻好像又活動了。

　　我說巴金最近說的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文藝是應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過去這三十年來的文藝是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這倒是一針見血之言。

　　　　　　六

　　香港忽然從大陸來了個綜藝團。是剛在美國演完，經過香港重演幾天，正在北角的新光戲院上演。我要去時，秘書為我擔心起來。他說，新光是前幾天香港鬧事的中心，新光附近是他們做炸彈的地方，然後他又把當時香港政府如何用直昇機在新光開戰、火花橫飛，一片煙海的情景描繪一遍。他最後加上一句，不過你看，也好，綜藝節目中一定有樣板戲，樣板戲在演什麼，在開始兩分鐘後，你就可以把結局完全不錯的預料出來。這大概就是巴金所謂的意料之中，不過那個故事都帶點天外飛來的工裝神，岩洞出來的白毛女，實在想不出情理何在？

　　不過，這次綜藝團的節目裏，除了看了兩片段的樣板戲，還聽到劉詩昆的鋼琴。他手指被紅衛兵打斷過，是大家知道的，傷創更深的是他在台上那種神情。與聽眾是如此接近，又如此遙遠。他沒有一秒鐘不是木然而又漠然的。

　　　　　　七

　　有一位在美國時就相識的朋友，他往大陸去時我不知道；出來後，我才見到。他的神情總好像在作了一場惡夢。他說，我去大陸前有物質上的準備，也有心理上的準備，物質上的準備是給親朋們帶三轉，手錶，一轉也，縫紉機，二轉也，腳踏車三轉也。心理上的準備是大陸上的生活水準是相當落後的，可是沒有想到卻落後到這種地步。這是非我始料所及者之一；親朋們恨不能把他們的子女都送給我，好像我可以把他們的子女帶出來似的，這是非我始料所及者之二；他們對共產主義之懷疑，恐怕比我們這些人都厲害，這是非我始料所及者之三。

　　我問他，你怎會看得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懷疑呢？他說，當然不是從說話裏聽出來，而是從他們面部的表情看，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顧之間看出來的。比如說起四人幫的罪惡，卻伸出五個手指來。

　　現在在捧周恩來了。周恩來倒是不折不扣讓他自己所創造的怪物──共產主義──給吞掉的。

　　我印證他的觀感說：胡喬木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是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院長，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歷述資本主義的優點。在那篇長文中，痛苦之中，是有些由衷之言的。

　　　　　　八

　　飛機報告快到臺北，大概我沒有聽見。我座旁坐著一位穿綠色西裝的女孩，因她上來時與隔座的日本人說過幾句日本話，我以為她是日本人。

　　「都到台北了，你一直望著窗外，想些什麼？你不是去京都罷！」一口標準國語，我說：「我上飛機前，聽到一個消息，美國宣布斷交了。」她一堆笑容忽然收起。好像在一聲霹雷一道閃電過後一朵蒼白的花在震顫。不過，沒有多少時間，她又恢復了花一樣的寧靜。

　　「沒有關係，」她說：「你看臺灣多像一條船，但這條船是大船，是不會動搖的船，是立在堅實的地球上的石船。」

　　　　　　九

　　我下了飛機，臺北機場擠得水洩不通，待了足有兩小時才得出場。家裏一群朋友正在等著我，問長問短，問東問西的。

　　我勸這些朋友說，共產主義已經破了產，大陸上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向資本主義投了降。不只是共產主義，破了產；社會主義也在破產中。因為這些主義好像蘊藏著內在的崩潰因素，好像是根本不會穩定的系統。

　　有一位朋友說，你不要舉外國典故，什麼蘇聯的饑饉啦，東歐的變革啦，北歐因行社會主義自殺率最高啦，英國因社會主義而衰竭得不成樣子啦，加拿大因社會主義而疲憊不堪啦，澳洲因社會主義而昏昏在睡啦，你能不能舉些中國古時的故事呢。

　　我說王安石可以說是行社會主義的，失敗了，王莽其實也是。但最顯明的例子，我想是滿清。滿清的文治武功，都很了不起，可是不到二百年就煙消火滅，我覺得最大的病是他們進關後立了一個制度，凡是旗人都可以不必工作而領薪領糧。是這個制度，這個社會主義的制度把滿族滅亡的。

　　　　　　十

　　香港中文大學裏有一位同事，送他太太去他們的故鄉山東青島看一看。如果可以，他天真的想回家找一塊墳地。他太太到了青島，她所曾經住過的如畫的城市，已經不見了。根本像一個大垃圾堆，所有樓的玻璃都是破的，找不到新的玻璃換補，有的釘以木板，但木板也沒有，只有糊些紙了。遠看去，非常像個垃圾堆。他的哥哥當然更是老人了，每天所做的事是在胸前掛著一個口袋在街上轉，在街上見到排隊的馬上去排。究竟排隊在買些什麼是不問的。反正有東西才可以換來別人的東西，他低聲告訴他妹妹說：大家已經絕望了，絕望了好多年了。可是最近因為來來往往的人多了，他們始而知道臺灣並不是吃香蕉皮，繼而是知道臺灣的窗子上有玻璃，現在知道了臺灣的居民有衣穿有肉吃，不必用布票、肉票與糧票。現在連鄧小平也承認臺灣生活水準高了，所以他們在絕望中又燃起了希望。

　　我想他們看到美國與大陸交往的消息又要一次的陷入絕望之中。但我們不要使他們失望，我們不忍使他們失望。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於臺北

　　　　五、簡單的事實

　　　　　　一

　　我借用了天安門大字報的一句話當作標題，所寫的那篇文章發表後，接到好多朋友的詢問。

　　「那麼，這篇大字報的內容講些什麼呢？」

　　我說，如果說出來，大家也許不相信。這篇大字報的內容是向中共要「法律」。人民要中共結束快三十年的無法無天。

　　　　　　二

　　還是尼克森訪問大陸的前一年罷。我在美國的一份報紙的星期雜誌上看到史諾訪問毛澤東的文章。史諾是在延安時期寫「紅星在中國」的美國報人，筆很細膩，寫來很生動。他因為紅星在中國這本書，給中共做了天大的宣傳，立了大功，所以中共把史諾引為知己。在那篇訪問記裏描述毛邀史諾共用早餐，但毛正在鬧傷風，好像傷風好多天了。他對史諾說，「人好像竟對傷風小蟲沒有辦法，實乃怪事。」由這句話，很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狀態。毛的詩，如「萬水千山視等閒」，如「凍死蒼蠅未足奇」在在表示出他的獨霸專橫，好像一切問題均不在話下。但為什麼竟對傷風小蟲無可如何，這一點他非常焦躁不解。史諾把他這種忿然很清楚的描寫出來。

　　毛與史諾在早餐中說完了對傷風小蟲之無奈後轉入了正題。正題寫了些什麼我差不多忘了。到飯後閒談時，史諾問他在歷史中的位置，毛澤東對此卻並無信心。他說人民不久會把他遺忘。史諾於是問他，你願意人民對你持一種什麼樣的看法呢？毛說，人民也許在他死後，把他當作一名教師，他像一個和尚拿著一把破傘向遠方走去。

　　我把這篇訪問記的最後一段，看了兩三遍，我想對這最後一段的英文也不至於誤解。可是毛為什麼自比和尚，拿著破傘，卻看不清楚，也想不明白。

　　　　　　三

　　我到香港以後，有一次問一位剛從大陸逃出的人有關史諾所記「和尚與傘」這段話，他聽後大笑並且說，毛在那幾年裏正在倡導「和尚打傘」的哲學，即「無法無天」也。

　　和尚無髮，傘下無天。無法無天原是很平常的一句歇後語，我竟然好幾年也沒有悟出來。而史諾可能根本誤解了毛的這句話。誤譯成和尚拿著破傘孤獨的向遠方走去。

　　史諾的這篇訪問記，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譯成了如此風馬牛不相及，而這篇訪問記卻做了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踏腳石。毛對史諾說，他歡迎尼克森到大陸訪問，官方性質也好；私人性質也好。均所歡迎。

　　就是這篇訪問記使季辛吉、尼克森動起腦筋來，翌年乒乓球賽，繼而季辛吉始遁北平，再以後就是茅台敬酒與上海公報了。

　　　　　　四

　　大陸上的人民在無法無天的日子裏過了二三十年，天安門的大字報的要求竟然是法律！乍聽起來，好像很難索解。他們要求四種法律：一、民法；二、刑法；三、民事訴訟法；四、刑事訴訟法，地球上任何稍具文明的國家，都有這些法律；歷史上多少朝代都有些類似的法律，而大陸上竟然沒有法律者幾十年矣。

　　隨便舉個例子，看看他們如何處理犯罪案件：

　　就是在最近，好像是在廣東的一個人民公社的倉庫，有兩噸糧食丟了。賊也被抓住，人民公審。這個盜賊也招供了偷了糧食。可是查一查他的三代，是勞工或貧農，於是成份甚佳，自然無罪，理應不罰。案件即如此了結。

　　所謂公審是操縱在幾個幹部的手裏，權力既然如此集中，幹部就為所欲為。大陸上的所謂法，實際上就是幹部的隨意處理。

　　法律沒有，只是幹部的隨意解釋，這種權力就太大了。「權力形成腐敗，絕對的權力形成絕對的腐敗」，由「無法」逐漸變成了「無天」。「既然沒有了天理，又有什麼滔天大罪不可以犯的。」

　　如果有一幹部，不利用他的特權；或者把那些利用特權的幹部揪出來，那這個幹部就變成了「青天」。天津市長最近昇為「北京」市長，主要因為他曾把不守秩序排隊領物的幹部揪出來。香港的報紙痛苦的說，要法治；不要青天；人民所以希望青天，必是因為人民經常在暗無天日裏。

　　　　　　五

　　在香港的一個街道的角落，我看到父子二人在那裏擺舊貨攤子。古錢啦，舊玉啦，等堆了一地。他們從大陸逃出來快一年了。我問他們大陸與香港的生活，主要的不同在哪裏。

　　他指了指他兒子說：在香港現在是我兒子，將來也是。如果在大陸，他將來當然不是；現在也不是。比如我跟你說些閒話，他明日即報告去了。有時你犯的罪也許只是在家發一句牢騷話。而出席作證的就是兒子。這種痛苦是當「人」的所受不了的。

　　中國古書裏，有個其父攘羊，其子證之的故事。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看到了，可以不可以作證的問題。夫子未加考慮，就說，當然不可以。「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兒子是不可以為父親的犯罪而作證的。

　　親屬不能作證，不約而同的也是現代任何文明國家法律的條文。可是共產文化卻正與此相反。蘇聯還把這種兒子控告老子的事特別起了個名字（可惜我忘了），以讚揚當日兒子控老子的典型英雄，大陸上兒子控老子的事更是多如牛毛了。

　　　　　　六

　　中共也有憲法。這憲法雖然已改了多少遍了。但是有些條款我們看來還是相當眼熟的。比如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甚至貼大字報的自由；比如人民有信仰宗教及不信宗教的自由等。

　　先說言論自由罷。

　　馬寅初是他們的頭號學者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為他們立過汗馬功勞；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覺得中國人口由當時的六億，不到十年就會增加兩億。這種增法，生產都給吃光了，經濟永無起飛之日。毛澤東不以為然，開玩笑似的，把馬寅初嘲弄過去了，馬寅初不見了。

　　彭德懷是他們的頭號將軍了。毛澤東很少給他的部下題字的，卻獨獨給彭德懷有贈詩：

　　「誰能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

　　彭德懷以為毛既然對他如此優渥有加，受寵若驚之餘，覺得老百姓在大躍進與大慘跌之後可以為老百姓說幾句話的，於是上廬山，上萬言書，痛陳當局之失策與生民之疾苦，當然從此彭德懷不知下落了。

　　蕭軍是他們的頭號文人了。他覺得以他自己的忠忱，兼以自己的文采，也許可以進上諍言。於是在批評當局大筒撒油滿地揀芝蔴等作風的文章一出，蕭軍很快的不知所終了。

　　這些御用文官，陛前武將所有的言論自由不過如此，吳晗算什麼，居然敢寫海瑞罷官，廖沫沙算什麼，居然敢推出燕山夜話，不是自己找死嗎？

　　　　　　七

　　再說出版自由。

　　大陸沒有出版過幾本書。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除馬列毛著外，他們把精力放在整理工作上。比如給二十四史加標點符號，比如給京劇編戲考，比如編數學常用公式手冊之類的書。這些，自然無所謂創作，甚至連編選也談不到。「文化大革命」以後，成了毛語錄的天下。柳文指要與馬列何干，但引毛語以自重；比如宋詩選與毛何干，也得在序言中加上毛的延安文藝講話。清華大學教研組編數學教科書，當然必有毛語錄，交通大學教研組編機械教科書，也是先印毛語錄。學術性雜誌的序文，學術文章的引言也不例外，不這樣寫大概是根本出不了版。即使是如此，三十年來也沒有出版了幾本書。

　　你可以在書店裏赫然看到金岳霖四十年前所寫的邏輯，不過後面的三分之一是他對自己的書的自我批判；你可以又忽然看到何其芳的散文集子，前面是畫夢集，後面是刻意集的摘取，然後卻是大捧朱德。序文中當然是今是而昨非的自我批評。即使是如此，也沒有幾本書應市。

　　人民精神的饑餓，要比物質上的饑餓更嚴重。所以去過「北京」的人都說書店最好找。因為在街上忽然看到一大堆人，在一店前拿著書徘徊，那必即是書店。這些人是在那裏「以書易書」。這就是目前大陸的出版情形。

　　　　　　八

　　他們的憲法中也有集會自由。

　　是的，天安門前的集會，一來就是幾十萬，上百萬。紅衛兵一夜之間就如蝗蟲似的聚集到天安門前。毛澤東要站整天來檢閱；紀念周恩來，可以花圈如山積，第二天這山積的花圈卻又被搬走了。這些集會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了一篇天安門事件的真相。香港的報紙看不過了。說：人民日報所說的天安門的真相只是一半，另一半還是被捂著蓋著。天安門的事件不是人民自動的紀念周恩來，來了上百萬人，而是雙方在鬥，鬥出上百萬人來。

　　如果說老百姓自動自發紀念周恩來，每人都拿來一個花圈，就是堆起一百萬個花圈也還說得過去，可是「北京」的鋼鐵廠用鋼枝鋼蔓焊出個大鋼花圈，用卡車拉去，焊在鐵攔干上，而第二天這鋼花圈又被鋸走了，這樣的規模不是普通老百姓幹得出來的。

　　我們揣度實情，這種指摘是很近情理的。老百姓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又沒有其他口號可喊，所以一有機會，就打著紅旗反紅旗，幾十萬幾百萬的湧出來。

　　最近這次大字報潮箭頭是指向毛澤東的，一發又將不可收拾。有的大字報問：四人幫如此橫暴，可是四人幫的後台又是誰？而此時，鄧小平怕了。怕什麼呢？怕又弄成不可收拾。所以他說，毛之功過，七三分賬，所以他又說，四人幫鬥到年底為止。

　　據說四人幫倒台之日，大陸上的人民狂醉狂歡，喝的市場上買不到酒。他們恨透了四人幫。可是這些老百姓酒醒以後，不也想一想，究竟是什麼制度產生了四人幫，究竟是什麼人提拔出四人幫，究竟是什麼機構阻止不了四人幫，究竟有什麼保證可以使四人幫不再現呢？

　　大陸上的兄弟對著由美洲來訪的姊妹們不好用言語來述說，只是在噙著眼淚說話的同時，用顫抖的手朝上翻一翻，又朝下翻一翻，那些蒼白、粗糙、枯乾了的手，無助又無望的翻著。

　　　　　　九

　　中共的憲法不列居住自由。

　　如果憲法上不列居住自由，也就不必強詞奪理的來解釋了。

　　夫妻不在一地工作，是很普遍的現象；南人調北，東人調西更是例行的事，深圳界上多是北方的兵，廣東人想逃就不好商量了。控制居住是件極容易的事，就是用糧票。你沒有糧票是動不了的。

　　於是，「北京」城裏出現極奇怪的現象，就是逢人多是公差。到「北京」因公事來出差的。一來就是一兩個月，使命可能只為配一螺釘。為芝蔴大的事而出差，並不是人民喜好欺騙，而你如果不是出差，你就根本動不了，就是你自己去了，也是找不到旅館可住；找不到飯館可進的。

　　姚雪垠寫了部李自成歷史小說。李自成有會師也有長征，看這部小說時，不像是李自成的傳，好像是毛澤東的傳。連新名詞也在李自成口中出現了。我只看了第一部的第一本，實在看不下去。那姚雪垠寫這大部頭書幹什麼呢？仔細一讀他的序就明白了。他把首卷呈給毛看，毛看後說不錯，於是他的要求就提出來了，他想到「北京」去住，繼續寫完這本書。

　　想居住「北京」豈是簡單的事，先要寫幾十萬字的小說。還得把李自成寫成毛澤東狀，才能喬遷。

　　　　　　十

　　卡特說，承認也者，不過是承認一項簡單的事實，我上面所講的這些故事，都是些簡單的事實。我想卡特的中央情報局，白宮與國務院，香港的觀風塔，北京的連絡處，天空的人造衛星都會給他詳細的情報。但是，這些事實無論如何與人權是連不上的。

　　你可以爭霸鬥強，你可以縱橫捭闔，只是不要再講人權。你不知你在做什麼；你也不知你在講什麼。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於臺北

　　　　六、煩惱與創作

──答一位小朋友

　　是十幾年前了，我曾翻閱一本關於講伽利略的小書，是談伽利略身世、經歷與發現的故事的。但在一開始卻是描寫一位青年在橋邊，想跳下去自殺。那就是主人翁伽利略了。伽利略像每個人一樣，同樣起過對人生的厭煩，泛起自殺的念頭，可是這個念頭一轉成就了驚天地泣鬼神的科學事業。

　　據說，哥德寫「維持的煩惱」前，也是要自殺，寫出來當然也就不自殺了。近來看到一本關於哥德的書，關於哥德在寫維特煩惱以前想自殺的事，並未見明文。可是卻描述他老年的煩惱心境，他的浮士德的後半寫得那麼深刻，多半是在死的陰影與老的泥陷中醞釀出來的。

　　我們中國古書上，有左丘失明而著國語，司馬遷遭辱而著史記，一個人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絕望邊緣，而能突然化為柳暗花明的新境的，只有一種力量可以辦到──就是創作。

　　我所舉的是些極端的例子，在平常人的平常經驗中，又何嘗不如此。有時我們心潮洶湧，山雨欲來，不期然的問自己，人生究竟為什麼，人生的路又為什麼如此泥濘，如此狹窄。想不通，甚至想不開都不是意料之外的事。

　　可是，這時，也許因為解了一道數學難題，作了一有趣的實驗，或者畫了一幅畫，寫了一首詩，忽然心情就會開朗起來，那些泥濘而狹窄的路，忽然變得平坦而寬大了。

　　所以，大至於學術上、藝術上的成就，小至於社會上學校裏的生活，如果沒有個人創作的成分存乎其間，都是半死不活的。人生與狗生或貓生所不同的就在這些極細微的地方。

　　小孩在沙灘上堆沙，並不止是堆沙而已，主要是他創作的想像，一如牛頓在蘋果樹下拾蘋果，並不只是蘋果而已，還有牛頓的思惟。從小孩到牛頓，他們在享受創作的喜悅，而這種創作，是人類所獨有，是在狗生貓生中所不見的。

　　但是人類一旦失去自由創作的環境就會如大人不讓小孩玩沙一樣，始以嚎啕大哭，終至於憤怒反抗起來。

　　把一個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都一一的安排適當，一百年來誤以為是人生理想，其實這只是一種浪漫詩情。開路的幾個人，也許還值得大聲呼號的追求，而在後面跟來的人看來是索然乏味的。因為那種社會是一種死的社會。

　　歐威爾描寫獸畜農莊，就是這樣一種社會，農莊中生活的一切都要聽命於幾個豬的領導，一切條例都是幾個豬規定出來。即使這個社會能勉強維持於一時，也是一非常貧乏而蒼白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感到無「路」可走是正常，如竟日有路可走倒是奇怪的事了。

　　五六十年前了，中國有一次人生觀的大論戰。有人說，人生是漆黑一團，有人說是唯物主義，有人說是科學至上，有人說是富國強兵。打來打去，最後都歸到了柏格森的哲學上去。八方參戰的人忽然若有所失的齊聲納罕，「為什麼談人生觀的官司，卻打到柏格森身上去了？」現在細看起來，卻也並不是很意外的結果。因為柏格森還注意到人生與創作之間的消息，其餘的聚訟紛紜，不過是糟粕而已。

　　　　　　──一九八◯年五月六日於香港

　　　　七、褒貶與恩仇

　　到波士頓有兩個禮拜了。還沒有到對岸的劍橋去過。四年前，是在劍橋那邊，望著這邊的波士頓，也從來沒有直接的走過來。今天卻不知為什麼走到一座橋邊。好風如水，何不散步過去，跨過這條藍如天色的查理河。

　　幾十片白帆，在橋右的河上閃動，而橋的左邊竟連一片也沒有。這些白帆，看來真像老朋友似的在遠方搖搖晃晃的打招呼。四年前我住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東門樓的頂上客座教授招待所時，每天臨窗遠眺，總是先看到這些帆。那時聽說，這些帆船是麻工的學生與哈佛的學生在比賽。但我看不出來，也未深究過。每天卻不由得想起「過盡千帆皆不是」句子，覺得中國詩句何以錘鍊得這樣精緻。今天看著這些白帆出神時而仍然在想這句詩的完美。

　　過得橋來，才知我所走的就是麻瑟諸塞街。這條街是以麻省的省名為名，是麻省理工學院旁最主要的一條街。曾經有人把麻瑟諸塞譯成了「滿山秋色」的，對這樣的譯名怎能不讚美稱奇！的確，中國字怎麼竟含蘊著這多消息。

　　「滿山秋色」街幾乎沒有什麼改變。較四年前好像更整潔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圖書館是照例不關門的，二十四小時都開在那裏。我想進去看一看中國報紙，已十幾天沒有看過中國字的報了。

　　而進得門來，一切都像昨日。圖書館放報紙的地方，四周沙發的位置，都沒有變。怎連坐在那裏的人也好像沒有變似的。兩位中國同學，在低聲爭論，用的當然是中國話。好像暑假圖書館中沒有什麼人，他們的爭論也沒有什麼一旁的人聽見。我卻好奇起來。稍坐一下，聽他們講些什麼。

　　原來，臺灣今年的國文聯考題是「生活的苦澀與甜美」，一位同學說，這題目很嚕囌，應作作「人生甘苦談」。甜美即甘，苦澀者苦，白話文就是用字累贅，費力而不討好。另一個說，如變為人生甘苦談，豈非必須作文言文，文言者死文字也，等等。

　　既是些老生常談，我就沒有繼續往下聽，走到裏面去。想躺在一個破沙發上休息一下，走了這座長橋，這時有些累了。但思潮卻反而澎湃起來；依然想那兩位同學的話題。越想，越覺得這個問題並不是字面上所顯示的那麼簡單。

　　甜美即甘，苦澀者苦，並沒有錯。可是甘苦二字合在一起卻不等於苦澀與甜美。我們平常很容易說：「你哪裏知道其中甘苦。」這幾乎等於說：你哪裏知道其中之苦。這表面甘的意思是很少的。但如譯成了白話卻苦澀與甜美各佔一半。

　　同樣的「搬弄是非」，這個詞的意思是搬弄「非」，而不是說搬弄「是」。搬弄「是」有什麼不好呢，是搬弄「非」才為人所詬病。

　　還有，「不顧生死」是勇敢不怕「死」的意思，不怕「生」就說不通了。

　　再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國家之亡匹夫有責，國家既興，倒可以退隱山林了。

　　這些中國詞句的用法：甘苦，是非，生死，興亡，這些俯拾即是的成語，卻是用兩個意義相反的字，而所指卻完全是負的意思。所以甘苦指的是「苦」，是非指的是「非」，生死指的是「死」，興亡指的是「亡」。

　　五十年前吧，文化界有一很著名的官司。就是現在還在臺灣的已八十歲的梁實秋先生與左派自封自命的大宗師魯迅打筆仗。在筆仗中，梁先生說了一句：「把某一事褒貶得一文錢也不值。」

　　魯迅抓住辮子不放；用像匕首一樣鋒利的詞句閃電似的向梁先生劈過來。

　　「你梁實秋，究竟是在說『褒』，還是說『貶』？褒是褒，貶是貶，什麼叫褒貶得一文不值？」

　　梁先生竟然無詞以對。只解釋說，北京城裏大家所說的褒貶，都是貶的意思，並沒有褒的意味。

　　這次筆仗，在表面上看，梁實秋先生是敗下陣來。香港有一本集子，搜羅這次筆仗中兩造的文件，我前些年剛到港時曾看過，覺得梁先生是真有難言之苦。可是魯迅的說詞，我也不能信服，至於為什麼不信服，也說不出具體的理由。

　　去年，秋天，在香港，來了一位在美作教授的朋友去大陸，又剛從大陸回到香港，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幅題字，是鄧小平寫的。他說：「我與鄧說了一些四川話後，請他題個字給我。他當時答應了。卻沒有寫。但到我上飛機離開時，一幅字卻送到機場。隨後，他拿出這幅字給我看。

　　「歷盡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並在下面註明是錄自魯迅先生的詩句。我雖從來沒有在魯迅全集中看到過，自然是他作的了。也不知魯迅當時為何而作，現在用來統戰倒是滿合適的。我看完了，哈哈大笑起來，我這位朋友奇怪的問我：你為什麼笑呢？

　　我說我替梁實秋先生大笑的。原來魯迅自己不知不覺的也有與梁先生類似的用法。「相逢一笑泯恩仇」，當然是泯「仇」。「恩」為什麼要泯它呢。可見恩仇兩個相反的字，卻只作一個負性的解釋。即恩仇者仇也，並沒有恩的意思；正如褒貶者貶也，並沒有褒的意思。

　　我從圖書館的裏邊走到外邊，想把這個故事告訴他們，但那兩位爭論的同學已不見了。桌上放著兩份中文的報紙。

　　　　──一九八◯年七月十五日於波士頓

　　　　八、把酒論詩

──悼雷寶華先生

　　有十幾年前了罷，舊曆年我從美國回臺灣，一堆新認識的小朋友在我家起鬨讓我寫對聯。雷寶華先生忽然來了，他也參加起鬨。我說對聯易寫，詞卻不容易想出來。他說，你寫我杜撰的這副：

　　「理直氣和，義正辭婉；

　　　境由心造，事在人為」

　　大家聽了，卻不由得一怔。「和」與「婉」兩個字怎改得這樣好，先之以驚疑，繼之以震撼。其中有一位中學生，慢慢的說，「雷伯伯，不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嗎？」

　　雷先生笑瞇瞇的撫著小朋友的頭，解釋說：

　　「理直氣壯，應該是理直氣和；義正詞嚴可以改為義正詞婉。」他繼續說：「你想想，理既直矣，就不必氣壯了；義既正了，又何必詞嚴呢？」

　　大家都張羅著給雷先生倒杯白蘭地來。雷先生手握玻璃杯，聞一聞酒味，又晃一晃酒杯。接著說：「好酒，也是圓的，是和平的，是委婉的。」

　　寫完了對聯，我自己順手寫一橫披「大地回春」。

　　雷先生又緩緩的說，改寫一下好嗎？把「回」與「春」顛倒一下，寫「大地春回」。大家重念了一遍，不約而同的掌聲。

　　我說：「雷先生，你這兩個字『和』與『婉』改得使我震驚。」

　　雷先生說：「那裏，那裏，老同學。」他用手掃掃眉毛，然後右手在空中輕輕的一揮，天真的笑了。

　　雷先生稱呼我是老同學，話並沒有太錯。他是學礦，我是學電，都是北洋大學畢業的。不過，畢業的年代稍差一點。他比我畢業早了三十多年，我們曾算過，究竟三十幾年，現在已記不清了。

　　既然是老同學，他就開懷暢飲，我就開懷暢談罷！

　　我說：「你這氣和與辭婉的哲學，也許可以用在中國；用在美國簡直用不上。我的經驗，美國的江山總是要打的。」

　　他深思了一下，話題岔到幾十年前去了。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代，是很喜歡威爾遜總統的。威爾遜的名言是：『若有人握拳相向，挑釁而來，我會立即迎戰；若是微笑前來，溫和談吐，我就會忍耐的商量。』」

　　「對了，林肯不是也說過，捕蒼蠅，用大盆的苦汁不如一滴蜂蜜？」

　　「之藩，林肯與威爾遜所遇到的，所接觸到的，還不夠盤根錯節，讓他們頭痛腦脹的嗎？而這是他們的肺腑之言。」

　　「正因為義正了，容易辭嚴；而辭嚴了往往僨事；也因為理直了，容易氣壯；而氣壯了，每成僵局。」

　　他好像在說禪，一解跟著一解的，使我恍然想起了富蘭克林自傳中說他自己如何壓伏自己暴躁的脾氣，把自己訓練成一位和婉的外交家來。

　　認識雷先生有三十年了。「和」與「婉」可以說是他的性情。他作台糖公司總經理多少年，台糖成千上萬的人，對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如此。他是一久經風霜的老者，卻又像一未經風雨的孩童，外面是雷電襲於上也好，是泰山崩於前也好，他好像總是像他小屋裏所掛的那條橫幅：「胸中常養一分春」。

　　但是他的「和」與「婉」的性質，卻是其來有自的。

　　又一次，我從美回來，在西岸上飛機前買了瓶白蘭地到台北他的仁愛路的寓所去看他。他正拿著一卷白居易的詩集。那時我回台的次數並不太多，但每次我抱著酒去看他時，好像他手中所拿的不是這卷，就是那卷，總是白樂天的詩集。我並不是最喜歡白居易的詩，就好奇的問他為什麼這樣喜歡白詩？

　　他說：「一洗哀怨，把哀怨化為和樂的，自元白始。元微之白樂天以前從無那麼開朗的詩境。白樂天千古不朽的詩篇幾乎是俯拾即是。隨便舉一首：

　　『少時猶不憂生計

　　 老後誰能惜酒錢

　　 共把十千沽一斗

　　 相看七十欠三年

　　 閒徵雅令窮經史

　　 醉聽清吟勝管弦

　　 更待菊黃家醞熟

　　 共君一醉一陶然』這種平易和樂豁達的胸襟是無人可以企及的。」

　　他越背越高興，然後忽然靈機一動說，第四句應改為「回看八十欠一年」。那年雷先生大概已經七十九歲了。

　　十年前罷，我從英國回來，也是給他帶來一瓶白蘭地酒。我說，從英國來應該帶威士忌，但我知道白蘭地比較圓，你比較喜歡。

　　雷太太從旁說：送給他什麼酒，他都喜歡。反正我們也買不起什麼好酒，他什麼酒都喝。自退休後，很少朋友來了。他又恢復到在建國南路住時，用大粗飯碗喝米酒的時代了。

　　我忽然捲入回憶的思潮裏：

　　是三十年前了。雷家在建國南路的陋巷裏。我和節如第一次拜訪雷先生。他拿著大粗黃瓷飯碗，盛了一大碗米酒待客；我當然不知李白什麼樣子，但雷先生飄逸的丰采好像就是個活李白。何況他又拿著李白時代的大粗碗，一出口就是李白的詩：

　　「鳳凰台上鳳凰遊，

　　 鳳去台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我並不是很喜歡李白的七律的。而李白的傳神的七律，也只這麼一首。但這首也不能算是創作。李白是太醉心於崔灝的那首：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李白的鳳凰來自崔灝的黃鶴，自然沒有崔詩看來清奇了。

　　雷先生聽了我這幾句話，特別過來再握一次手。

　　我說，這是我的老鄉高步瀛在唐宋詩舉要中的見解，不過我深有同感罷了。

　　雷先生說，那大概是你愛你的同鄉高步瀛，我愛我的同鄉李太白罷。

　　我問：「陝西人說李太白是陝西人，四川人說李太白是四川人。雷先生你是哪裏人呢？」

　　他哈哈大笑說：「更巧了，我可以說是陝西人，也可以說是四川人。如果我的詩萬一有一兩句留下來，四川人與陝西人會同時認我作同鄉，我究是何省人，倒費了考據了！」

　　雷先生是不會醉的；但我喝了一大口米酒，卻已半醉了；也就大放厥詞了。

　　我說：「雷先生，中國藝術總是說「重、大、拙』三原則，我總是覺得相反。藝術應該『輕、巧、小』。但詩讀久了逐漸悟到，李白的『大』，杜甫的『重』，與陶潛的『拙』，我才對重、大、拙略有領悟。」

　　雷先生鼓起掌來：「了不得、了不得。你怎麼年輕輕的，有這樣深刻的見解。」他向周圍的聽客及家人介紹說：「我們是北洋的老同學。」

　　初相識的談話，猶如昨日，二十年後的那天下午，我們都又接著由李白的『大』談起來。

　　「雷先生，我在英國看了不少毛澤東的詩與詞，他好像也是往『大』裏寫。」

　　「你還記得嗎？唸兩首我聽一下。」

　　我先從早期的「中流急處，浪遏飛舟」那首詞始，背到「把崑崙劈成三截」，雷先生坐在藤椅上閉目而聽。隨後說：「這不是氣象大，而是物件大。大山大雪，大河大浪的大吹而已。你如果不說是毛作的，我倒以為是石達開作的呢？」

　　我說：「毛胡鬧一陣之後一切都會化為過眼雲煙，也許只能留下幾句詩罷。」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地覆天翻的時候。

　　雷先生正色道：「你一定唸過石達開的詩，你記得幾首呢？」

　　「我唸過，卻一首都想不起來了。」

　　「對了，毛澤東的詩與石達開的詩命運會一樣的。可以說是驟雨不終朝，是會與草木同朽的！」

　　他望了望窗外，也許想起他這「少年中國學會」的老相識，怎麼竟闖出這麼大的禍事來。然後感喟的說：「毛澤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他這鍋菜，越炒越焦，誰還有胃口看這廚子的菜單呢！」

　　那次，我們聊到深夜，聊的很痛快，今天回想起來，又如昨日一樣。

　　以後，我幾乎年年由美返台；近年，又由香港回台，次數越來越多。雖然沒有一次不從飛機場帶瓶酒送給他，但他卻越來越病，越來越弱了。

　　今年，農曆初三，接到台北朋友的電話，說雷先生初一睡下去，初二沒有醒來，去世了。

　　元宵節的早晨，我在香港飛機場等候去台的飛機，仍然買了兩瓶酒。我想一瓶送給一位孝思感人的朋友轉送其老父；另一瓶呢，用什麼方法才能送達雷先生呢？

　　到了台北，我想用這瓶白蘭地奠祭雷先生，洒在他的靈前，如姊說，你不能再使雷太太難過了。何況六個榻榻米大的客廳變成了靈堂，又在什麼地方灑酒呢？

　　匆忙的去到雷家，這租來的房子，我還是初次到。客廳竟是只有六個榻榻米大，除了一架書外，是家徒四壁。

　　我問雷太太雷先生在人間最後的情形。她說：除夕那晚，他興致還好，大家吃年夜飯時，他尋尋覓覓的找節如，問為什麼今年節如沒有來。初一那天，來了個德國朋友，他們用德文談話，我也聽不懂。晚上睡下再未醒來就這樣平靜的過去了。

　　雷的家人與朋友在靈堂兼客廳的小屋裏商量翌日裝殮的事，有人說，雷先生最喜歡一位朋友送他的象牙杖，打算把那象牙杖放進棺材裏。有人說：「動物身上的皮啦，骨啦，牙啦等可不能殉葬，如果裝進象牙杖去，來生可能變成大象！」又有人說：「雷先生最喜歡李太白與白樂天的詩，兩人的詩集應該殮葬。」大家覺得這個主意太好了，來生變成李太白或白樂天。他可以喝更多的美酒，我們可以讀更多的好詩。

　　我隨著幾個弔喪的客人退出來。走在陋巷的路上，有人說，雷家出了兩代總經理，一位把台糖公司振起；一位把台機公司救活，怎麼會六個榻榻米大的客廳，身後蕭條如是！

　　我說：這怎麼是蕭條，這是乾淨。雷先生作詩都不浪用一個字，何況作人。他，氣和；但氣和的背後是理直，他也詞婉，但詞婉的下面是義正。

　　大家一邊走，我背了幾句雷先生的五言古詩：

　　「殘陽入崦嵫，倦鳥歸林薄，……」有人說聽不太清楚，我又譯成了白話：「夕陽下山了，倦鳥回林了。」這個世界更寂寞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於香港

　　　　九、四月八日這一天

──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而寫。編入「中大的一天」一書

　　早晨正七時醒來，可是天黑得還像五時左右。看了兩個鐘，確是七時。這樣黑，這個山大概已埋在烏雲裏。窗外落著雨，哪裏是雨，哪裏是雲，很難分清。不能像每天似的，走上山頂，迎接新生的太陽；只有在屋裏徘徊，等著即來的大風雨了。

　　想起今天沒有什麼會要開，縱是這樣陰天，心情也比較晴朗些。可是九時要上課，還沒有預備，連一本書昨天也沒有帶回家來。在大雨傾盆中，上了汽車，到科學館只有幾分鐘的路，到那裏正是八時。還有一小時可以預備功課。

　　路上想，何必這樣大雨趕去科學館，教了二十多年書了，也用不著什麼預備。可是，繼而想，如果不預備一下，因而教得不夠好時，會因而後悔，痛苦好幾天。

　　教書一定不應該是站在那裏對一群人背一遍書，至少是應像在戲院中對一群人演一台戲。

　　可是，早晨九時上台演戲，即使是自己唱作俱佳，觀眾也是在乍醒階段，這台戲也不易唱好啊。我雖然知道十一時開始的課，同樣的東西也要講得精彩些，而課程卻總是排在九時，大概同事們誰也不願太早上課。

　　傘在車的後面，到了停車坪，雨大得也不能下車，等了幾分鐘，仍是大雨傾盆；只好下車了。就是到車後拿傘的一段時間，已把全身淋濕，到了辦公室，腳下的濕也覺出來了。

　　這樣濕的上衣，怎麼穿；不穿西裝上衣上課，對我還是第一次。一小時的預備，當然可以講兩小時，問題是不著戲裝而清唱，有些不習慣。

　　課室就在隔壁，我九時十五分正進去的，學生最多只有七、八個人，到了六分之一，這自然是大雨傾盆路上塞車。我對班上說，我們等半小時以後再說罷。因為今天講相當難的題目，那六分之五的人如不聽講，是不易自己看懂的。

　　半小時後，人到得差不多了。我講課常從課室中安靜的程度來判斷自己講得好壞。今天講的剛一入題，全課室即非常安靜。外面的狂風暴雨，我當然聽不見；學生們也聽不見。我講奈奎斯特，好像我自己就是奈奎斯特了，在說自己的心得。正像奧立渥演哈孟雷特，就變成哈孟雷特一樣。這時，是作演員或作教師的最大的報酬。正應了中國所說的老話：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候，在屋中與好幾十個知己西窗剪燭，促膝談心一樣。

　　這樣，一個半小時，像五分鐘似的過去了。

　　下課後，回到辦公室，四年級一個作研究論文的學生在等我，他說，前些日子他做出的一些成果，經我告訴他再查某一些書以後，他在驚慌著表示他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類似，所不同者最多只有半頁。我又得安慰他一番：「你自己創作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同那麼多，這表示你的聰明才智與那位前人差不多，即使十分之九是屬於重新發現一次；那十分之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創作了。真正的貢獻，不會是連篇累牘的，不會是排山倒海的，卻是一點一點的，一滴一滴的。這樣的貢獻即使是微如毫末，也是了不起的。」他說這幾天連覺也睡不好，腦海中不能驅走所研究的問題。我說，那表示你要航海，已經上了船；要遠行，已經上了路了。你現在應該覺得很快樂的；已不計較前人有沒有解決過這個問題。

　　他臨離辦公室前，我再囑咐他不知向學生們說過多少遍的老話：「你今年二十一歲了，正是創作的年紀。別忘了牛頓、愛因斯坦，他們的重要工作都是在二十四以前完成的。」我這種「創作與年輕」的理論，同學們常引為笑談，而這卻是我嚴肅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實驗室看他們玩微型電腦，到了不眠不休的程度，我跟他們說，微型電腦老闆佐伯斯年紀十九歲時就成功了，你們都已經二十歲了，無論如何都太老了，來不及了，今天先回家睡覺吧。

　　其實，中國的年輕與成就有關的故事更多。以世說新語中摯瞻的故事最好玩。在他二十九歲時已有很大成就，王敦說，你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也太早了。瞻說，與你比，也許我早些；與甘羅比，我已是太老了。

　　中午，與系裏同事到聯合書院餐廳去吃飯。聯合的飯真是不錯，但不上山吃飯，已經快半年了。半年前一位同事放例假，沒有他，中午這個吃飯團就組織不起來。其實他所做的，只是預先給飯廳打個電話，吃完了他管算帳，每人分攤多少錢而已，出力也並不多，但沒有他，就大家全不上山。今天來了五個人，吃了六個菜，其中有肉絲炒豆芽、菜花炒肉片、雞絲炒芹菜，均很可口，每人攤十一元五角。吃完了，從山上走下，真是「路轉峰迴出畫塘」，新雨後的山，特別清新。回到辦公室還不到一點半。

　　每天有一堆信函及文件，面對著這個紙片堆成的小山，就想起三國裏的龐士元來。龐士元是把幾個月的文件積下來一天裏辦完。我是把一天的文件只許自己用兩小時處理。過了兩小時，我就不看了。以不看了之。這樣，雖不至於使自己被文件的洪濤淹沒，或淹死，但，卻苦了祕書，她又得找東找西，把我不看的，弄出個頭緒來。

　　今天，有封從美國退回來的論文稿，這是我跳跳躍躍，寫完了，還得意了好幾天的一篇論文，卻退回來了。打開一看，編輯並未轉給任何人審查過目，他接到以後立時就原封退回。理由是論文的內容太長，頁數過多，要我縮成一半才能繼續考慮。真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傳達室的工役硬是不給你傳話，你就無從見你想見的人；我既無時間重寫一遍，也無能力縮成一半，何況，字打得這麼漂亮，重寫，這豈不是白打了。打定主意，原封改寄英國。以頁數來定取奪，這種以用機械對待創作的方式使人無法容忍，也無從容忍。

　　錢穆的演講是四時十五分開始的，我四時半才想起來。趕去聽錢穆的演講。

　　錢穆一向是對中國文化抱樂觀的。但一面聽錢的演講時，卻想起一向對中國文化抱悲觀的那位史家──雷海宗。

　　雷海宗可以說是中國的湯恩比。他是把文化有生有滅那個思想模式應用於中國歷史。以他的看法，一個文化的興起，是人力所擋不住的，一個文化的滅亡也是人力所無可挽救的。他以為中國的文化到了五胡亂華時，已經是垮掉了，就像世界上二十幾個文化的興起與垮掉一樣。垮掉了就不會再興。可是很奇怪，中國文化經過佛教的衝擊以後，又興起個第二周，從唐又開始了。但到了民國，這第二周又垮掉了。能不能再起，就不得而知了。這是抗戰時期雷海宗的說法，可以說是很悲觀的，我就是受這種悲觀氣氛的感染，對現時的中國文化一向也未樂觀過。

　　可是，最近，因為偶然看到一位畫家的信，使我這一貫悲觀的想法突生改變。這位畫家說，佛教在隋唐五代的發揚，全國是沸騰到了家的。可是沸騰的階段過去以後，中國文化又從這種急湍中水落石出的站起來。想一想，十世紀的新宗教對中國有多大影響，可是卻沒有把中國文化消滅。那麼，這個二十世紀的新宗教，把中國帶入了沸騰以後，恐怕也有河清海平的一天。我卻因為這位畫家的信心，把自己悲觀的情緒沖淡不少。

　　我一邊聽錢穆的演講，一邊想起雷海宗及畫家的話，當然並未太仔細去聽。可是，最後，總有個印象，知道他在講什麼。比起朱光潛那兩天的演講要好多了。因為你再努力聽，也不知朱光潛在講些什麼。

　　在大陸的學者，對舉國沸騰的反應是頗不一樣的。比如潘光旦、雷海宗，是屈辱而死；並未改動他們的學說；這是最上乘的反應，也是最慘烈的；比如金岳霖，沸騰時期寫些清算自己的文字，但印出書來，他自己從前的工作印在前面，而否定自己的文字列為附錄，這樣，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看完了前面，不看附錄就好了。比如沈從文，一九四九年以前寫小說，教創作；而以後，洗手不寫小說，專搞歷代衣裳服制。而朱光潛則不是；他在沸騰前後，受苦受難之餘，卻非常用力的研究起馬克思來。他的新著作裏，遍佈辯證啦、統一啦的字眼，弄得人不易看他的書。我們看不出哪一部份是他自己由衷之言，而又哪一部份是非說不可的話。難道他不知道，馬克思是一種宗教，是沒有研究的餘地的？人家既然說他不配研究馬克思，他又何必非研究這樣的題目不可呢？

　　回到家，大風大雨又作。一晚上，自己的思潮也是大風大雨。想一想錢穆在風雨飄搖之夕，孑然一身南來，還堅持於道統，還盡力於辦學，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他實在是以身行道，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在寫一首悲壯的史詩。

　　但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有一種遺憾的感覺。我給這個時代起了一個名字，叫「無詩的時代」。

　　錢穆當時的辦學，以及後來的離開香港，是既悲壯又瀟灑的。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他任何心情的有力描述。為什麼沒有幾首詩留下來。也許他並不會作詩。錢穆離開新亞書院時，卻引蘇東坡的詩：「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種句子如果由他自己寫出來，該多悲壯而瀟灑，可惜只是引用東坡的。

　　因為錢穆，又想起新亞另一個創辦人唐君毅，恐怕他也不會作詩罷。於感情宣洩不出來的時候，只得引用舊詩，或改動舊詩。唐君毅常給自己像片的題句是：「宇宙無窮願無極，海天遼闊立多時」，這是改用梁啟超的詩；而梁啟超又是套用黃仲則的詩。黃的原詩是：「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錢穆、唐君毅全不會作詩，更不必說我這一代以及現在正受教育的一代了。無詩的時代是最可憐的時代，傷春悲秋固無以名狀；而天翻地覆也不會形容。

　　躺在床上，還在想這個無詩的時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不知什麼時候卻睡著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於香港

　　　　十、談風格

──在麻省理工學院為中國同學會講

　　時間過得太快了。跟大家去年分別，今年再晤，整整一年。與朋友重逢已令人感覺難得；與這麼多朋友聚集一堂，把握談心，更令人感覺快慰了。

　　剛才主席已再三囑咐我：大家願意我閒談，但最好不要談我本行專門的事。這有些奇怪；在科技的麥加──ＭＩＴ；我是個學工程的，主席也是學工程的；卻不要我談本行的事。你就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我這一行的行情如何了。

　　在接到主席電話邀請時，他卻一再要我說一個題目，當然除了工程之外，什麼題目都可以。主席也有主席的考慮，他如果貼出，我講有關我這一行的專題，鐵定今天不會來這麼多人。我們在電話中商量了半天才定出這個題目：「談風格」，這種題目與沒有題目也差不多。不過，大家既然要聽，我也就隨便談下去了。

　　　　　　一

　　在今年年初，香港中文大學請楊振寧教授駐校講學一個月。與楊教授見過幾次面。有一次，他說，物理研究，也自有風格，他並未用「風格」二字，而是用英文字Taste，但風格兩字也是他譯的，並說譯得也許不太恰當。但是他也不知如何譯才更好，當時有人直譯為味道，我那時想，研究物理又不是研究炒菜，何來味道問題，可是這個名詞，事後給我很大的震盪，竟至迴波蕩漾至今。所以今天我就從楊振寧教授那裏借來這個名詞當題目，當然內容與楊教授的想法，可能全然不相干。

　　不過，我還是從猜想楊教授的想法而說起。我想風格或味道，我們幾乎每天、每人、每行，都在用，並不能說搞物理這個題目，就風格高，或者搞楊──Mills方程式那樣精采的結構就味道純。搞哪一行或哪一個題目，因都涉及品味，或風格問題，所以行行都是一樣。

　　我途經洛杉磯時，遇到一位學物理的小朋友，他就最恨物理。他說，如不是楊教授當年轟動得老幼婦孺皆知，他就不會學起物理來，也就不會唸到博士也找不到事做，也就不會今天專給人報稅為業了。原來他由物理轉計算機，由計算機轉會計，會會計而又會計算機，比學任何一行，在美國全要值錢，所以我這位朋友乘快車衣輕裘，旁人還羨慕他的因錯成名，歪打正著呢。至於收入之豐，自不在話下了。

　　所以研究的題目，從事的事業與風格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而由我這位朋友的故事看來，人與題目配合的合適不合適倒與風格有些關係了。

　　　　　　二

　　按字面上講；口味麼，有人愛吃甜的，有人愛吃辣的，甚至有人愛吃臭的。只有吃的人與被吃的東西，配合的合適不合適的問題。山西人是愛吃醋，德國人也愛吃醋；湖南四川人愛吃辣，墨西哥人也愛吃辣；台灣人的宴席菜幾乎全是湯，美國人的大菜，幾乎從不見湯；英國人愛好一種起斯之臭，美國人愛好另外一種起斯之臭，北方的中國人所吃的臭豆腐，與上海人所吃的臭豆腐，臭法不同。按說英國與美國很相近了，但英國人飯前不喝烈酒，飯後可能一杯，美國人的喝烈酒法，英國人以為只有跑馬的馬伕，開車的車伕才有那種喝法。

　　如此說來，口味不能說是一客觀的實體；它與主觀的用者不可分開。

　　但，我們不妨深一步想一下，品味所以不同，又是怎麼造成的呢？這話也許很容易理解；因為這等於說：山西人為什麼愛吃醋，一定是吃的次數多了。四川人為什麼愛吃辣，也一定是吃的日期長。

　　　　　　三

　　大家知道我非常醉心於屠根涅夫的小說、散文及詩。我從中學時代就有屠根涅夫的中文譯本全集，二十多年前到了美國，搜羅全了屠根涅夫的英文譯本，我曾在費城一家老書店，登上有一樓高的樓梯去找貴族之家的英譯本，這個英譯本不同於現在普通市上賣的，名字也不同，就叫麗莎，這個英文譯本的貴族之家實在太美了，我每一見美國朋友，也有我的學生們，就給他們這個譯本看，他們也叫好。後來，當然我看著這個譯本好，別人也看著好，就這樣有借無還的丟了。我丟了什麼東西，也許根本不記得，也許第二天就忘了，唯有這本英文麗莎，一想起來就心疼。

　　因為我是搜羅屠根涅夫的專家，前幾年購得一本莫斯科出版，俄國人翻譯成英文，屠根涅夫的短篇小說集。這本短篇小說集中前面有一篇短序。作序的人當然也是屠根涅夫迷，他大概也是奇怪為什麼屠根涅夫的東西，為什麼那麼有味道，為什麼那麼有風格。他在序裏最後畫龍點睛的引了下列幾句話：

　　──是多少多少年的歷史，才產生一點傳統；

　　多少年多少年的傳統才產生一點風格。

　　我今天就借另一位屠根涅夫迷所引的話來試解這箇風格或品味的問題。

　　　　　　四

　　我來波士頓，這是第四個暑假了。有人問我，你怎麼這麼愛波士頓？還有人說，一定是波士頓有女朋友罷。我當然喜歡波士頓的朋友，可是卻沒有女朋友，比如像今天這樣一二百人的盛會，大家與我來談天，我能不喜歡大家嗎？可是除了朋友之外，我最心醉的還是這條查理河。我到波士頓的當天，即使是已到黃昏，我也是先到查理河報到，臨走的那天必也是依依不捨看一眼再走。至於在波士頓一天，必早晚到河邊漫步兩次，那是不必說了。

　　從朗法羅橋開始，走波士頓這邊，我忽然覺得走到杜甫的詩裏，那不是「柳陰路曲」嗎？可是你往右一望，水與岸平，河水輕拍岸旁小石的聲音，清晰可聞，我又好像走到蘇軾的賦中，這不是「水波不興」嗎？世界上哪有一個都市現在還能保存這麼多柳樹。有時我握一握柔和的柳枝，想起滿城春色，想起曉風殘月，想起枝頭新綠的古代，想起生意盎然的詩人。如此不知不覺的走到哈佛橋。

　　往右看時，你這時看到二三百年的，至少也有一百年的老樓。這老樓的故事，我不太知道，可是保護的匠心你卻看得出來的。我就住在哈佛橋旁的一個旅館，對面是個教堂，而教堂已經失火燒了，只存四壁。但這四壁用各式各樣的支柱架在那裏。很容易看出來，這是要在這燒糊的四壁之中再起一個新樓，而四壁當然仍是舊的。我們不由的讚歎波士頓人何以有如此高的品味？有如此特異的風格。

　　無論我有多忙，每天早晨，波士頓的早晨是很早的，或者每天的黃昏，波士頓的黃昏是很晚的，無論早晚，沿河漫步成了我在波士頓的生活必需。

　　於是我又看到這樣的奇景，早晨太陽好像以他自己為逗點，在河中畫上一個紅色的大驚歎號。晚上，太陽又是從另一個方向在河中畫上一個金色的大驚歎號，還是以他自己為逗點。太陽不會是驚歎造物之美，它所要驚歎的，可能是居然波士頓人還有一點味道，保存一點造物者當時的用心。

　　　　　　五

　　可巧，我在休士頓市做過十幾年事，我也在台北住過幾年，我小時候是在北平長大。這三個城市我比較熟悉。

　　休士頓有個「巴法螺小河」，我因為那條河，所以才在那岸旁購屋而居，那個小渠的兩岸略有一些青草，而斜坡處卻是一寸不遺的全鋪了水泥。德州人闊，既然傳統以百元大鈔點香煙，何愁沒有錢為河的斜岸鋪滿了水泥，你可想而知，這個河變成什麼樣子了！這是什麼品味。

　　這又是什麼風格？

　　我在台北住時，是過了新生南路的信義路三段。我當時常為這個新生南路的小河而高興，更高興的是安東街一出口就有個小溪。

　　小橋流水，自有風格。我有一年回台，豈止小溪不見了，新生南路的大溪也不見了。據說是，新生南路的大溪變成了大水泥管的下水道。不是很好嗎？水道也有了，馬路也有了，始作俑者，有多聰明，可是有多沒有味道！

　　在香港常有大陸出來的人，難免問他們北平近貌，他們說北京的地下鐵路是從前的護城河，護城河就是圍繞著北京城掘出的一條河，縱然是年久失修，也總有條河在那裏，但把河加上一個蓋，就是地下鐵路，設計的這個人可以說有偉大的經濟眼光，可是我們無以名之，只能說沒有風格，沒有味道。

　　　　　　六

　　話說回來，波士頓的人為什麼這麼有味道，你才忽然悟出，這味道來自傳統，而這傳統來自歷史。

　　我們在中學時期，就唸過愛默生的散文，也唸過梭羅的湖邊散記，愛默生的神秘，而且富於東方色彩的神秘，已使人很稱奇，至於梭羅到他的湖邊自己孤獨的住上兩年，簡直使人莫解了。

　　距離現在有一百五十年了罷，那時剛有電報，正興火車，梭羅這個怪人就大聲疾呼的說，火車這東西，是每天叫來叫去的怪物，不過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很快的使我離開這都市的紅塵，載我到郊原的綠野。

　　當時，好像電報，也許是電話，剛剛發明。報紙聲明某月某日，波士頓與德州通話，自然是當時的頭條大新聞。

　　梭羅冷冷的說：「波士頓與德克薩斯電話接通以後，可說些什麼呢？」

　　是這樣的人物，才把歷史變成了傳統，才把傳統化成為風格。

　　去年，一位老友開著車，邀我從劍橋北上，一出劍橋越走越覺得奇怪，到了萊新頓，綠樹已如海，那些古式的小房偶爾參差其間。過了處處是詩人名勝的康考特，到了美國爭獨立時開仗的小橋，連馬路也沒有了，仍保存泥土的路，可是我站在小橋往小河俯視，清澈可以鑑人，豈僅可以鑑人，就是紫色的小花都是岸上一朵，河裏一朵。我的朋友問我，你這時想些什麼呢，我說，我哪裏會想什麼？我即使想得出來，也說不出來，我現在想的是袁枚的詩：

　　「臨水種花知有意

　　 一花化作兩枝看！」

　　可惜，中國詩的傳統斬斷了。我不會作詩。我是欲哭無淚，欲語無詩。

　　　　　　七

　　不要以為「風格」或「味道」是小事，風格或味道可以說是一種綜合的價值觀念，這種綜合的價值觀念，既不能學，又無處學，而是長時間的空氣培養出來的。

　　我們先不要說詩，也許回到科學去，找些更合適的例子。

　　大家知道諾貝爾獎的物理獎第一個得主是倫琴。就是發明Ｘ光的那位倫琴。他得獎的論文我從來未讀過，但讚美他這篇文章的人，我卻看過不少。都說他風格迥異，耐人尋味。現在的人寫科學論文，如果像報告他這種重大的發現，一定是如下的次序：先說出一大套理論，繼之以實驗數據，然後是果然成功。也許把自己的名字名為這種射線；立時申請專利；改行開設公司，大賺其錢了事。

　　倫琴並沒有這樣做。他只老老實實的，像說故事似的說明經過，說有一天他把一把鑰匙忘在抽屜裏等。論文簡單到了家也老實到了家，倫琴傳中曾讚不絕口的敘述他人格的完美。科學論文的作風與人格問題距離的好像太遠了，但我們不能不說他的風格清高，可是這種清高的風格卻不是一時高興，而是非由長時間才能培養得出來。

　　科學發展到今天這種情況，原子彈可以放來放去，ＤＮＡ可以改來改去，機械人可以走來走去。都像一枝枝長長的槓桿可以輕舉手指，把地球震翻。科學家只要守法只有道德都不夠了，他還得有一套綜合的價值觀念，有清新的風格，有純正的味道才可以。

　　大家都看到電視上介紹ＤＮＡ的發展近況，開這種遺傳工程的大大小小公司如雨後春筍，而又多與教授有關。有一教授在加大教書，同時給一些農業公司當顧問。這是名正言順，知法守法了，但因股票高漲憑空收入幾百萬元。他幫著把農作物用ＤＮＡ改良了，還是改壞了在次要，先賺幾百萬再說，我們怎麼能說這位加大教授有風格，怎麼能說他有味道！

　　我又想起另一位加州大學教授勞倫斯來。發明加速器的勞倫斯，也就是麻省理工丁肇中教授天天要用的，當然是更大更新的加速器。勞倫斯那個公式是從他家到加大時散步中想出的。當時就有人勸他趕快申請專利，可以發大財，勞倫斯竟一笑置之，比較來看，我們於是覺得勞倫斯有風格罷。可是這個決定有多難，大家想一想，利義之間，有多難取捨！他申請專利是理所當然，並沒有法律問題，也沒有道德問題，而只是個風格問題。

　　　　　　八

　　可是風格，科學家的風格，甚至一個科學家的風格，就有決定我們人類生死存亡的力量，我們想起來不免惶恐成一團，但確確實實我們就生活在這種陰影之中。時時，刻刻，天天，年年，生活在這種陰影之中。

　　我們怎麼能天天向科學家要求他們多些風格，多些味道。可是，我們又非提出這樣要求他們不可。這也許是孔老夫子當年栖栖惶惶，不可終日，奔走呼號，大力提倡「仁」，他的學生孟老夫子口若懸河大談義利之辨的原因罷。

　　「義」是超乎道德的，可以說是我們所謂的味道，你能強迫人「守法」，不能強迫人「行義」，孔孟行仁行義的學說都是要求過苛，要求太高。但他們所要的對象並不是一般人所有人都如此，孔孟也知道，要求太高，會辦不到；會變成虛偽，會變成矯情，可是他要求「士」人，卻非常嚴格。要求士人不可以不弘毅，因為任重而道遠；要求士人不要巧言令色的做公共關係，因為那不是義，那不夠味道，那沒有風格。我們現在要向科學家們所要求的，也只是希望他們格調高一些，你不是在作生意，也不是在作娼女，而是為人類作醫生，風格如果高不起來，就不要作這一行，作老農老圃好了。

　　　　　　九

　　一個價值紊亂了的社會，或者全無價值觀念可言的社會，像我們中國的春秋戰國或三國時代。像自滿清末到現在我們這個時代。好多事看來不順眼。好人於是有兩種可能：一是鋌而走險，當起俠客來了，「你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可以朝給秦作官，暮給楚作官，誰待我好，我可以死報之，你看，春秋戰國時代出了多少俠客。真是拋頭顱洒熱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是在沒有絕對價值觀念的社會，擠出來的人物，擁護相對價值。

　　另一種可能就是，連一個朋友也找不到，那就跳水沉淪罷。像王國維的落入昆明湖自殺而死。王國維當時想，既然這目前一切價值觀都與自己的不同，而又忽然失去了所謂朋友，這個世界無味已極，跳入昆明湖自殺自是能理解的了。他的詞中有這一首，後三句如下：

　　「覓句心肝終復在，

　　 掩書涕淚苦無端，

　　 可憐衣帶為誰寬！」

　　王國維在詞的三境界中，特引出一種境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的，但你得有了可喜之對象，才有不悔的可能。如果世界之上既無一點價值可以順心，世人也無一人看來順眼，你就是不吃不喝，憔悴枯槁，對象又是什麼呢？這已走上絕望的懸崖，死生已是度外之事了。

　　王國維雖然就如此寂寞的死了，我們說不出什麼來。如果他在今日大陸，這樣死法還犯罪呢。這叫自絕於人民。不過我們卻不能不讚歎，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總還有這樣一個有風格的人。

　　　　　　十

　　在座的多是麻省修博士學位的同學罷，我不知大家剛到ＭＩＴ時，以及現在對ＭＩＴ有什麼感想。剛才有人問我對ＭＩＴ的感想，讓我來看一看ＭＩＴ的風格好嗎？

　　從哈佛橋走過來，（明明是ＭＩＴ面前的橋，卻叫哈佛橋，上流有波大橋，下流有朗法羅橋，獨沒有ＭＩＴ橋，大概ＭＩＴ很有謙遜的風格，不爭橋名，我至今也不解何以如此。）轉到紀念路上，忽然左望，有一大片草地現於眼前。此草地的兩邊是四幢大樓相連，每幢的頂樓刻著科學家們的大大小小的名字。當然是貢獻大小與他刻劃的名字的尺寸成比例。於是最醒目左右四個，是牛頓，達爾文，拉瓦錫，法拉第等。我有時想，這種排法，很像我們中國的廟。這刻著名字的大樓，更像廟前的鐘樓鼓樓，也像廟裏的四大金剛。如果說是廟，四大金剛站立兩旁，那麼正座的神是什麼呢。我們知道當然沒有神像而是大柱支持著的大圓屋頂。那個大圓頂正是ＭＩＴ的圖書館。我不知當時設計人是有意的安排還是一時的巧思。我們不能不說這位設計人的味道很足。他覺得牛頓，達爾文等變成了四大金剛，誰又該當正座的神呢？當然是在圖書館中醞釀出來的科學無窮的鑽研，無限的攀登，與無量的成就了！

　　這是百年前人類的想法，以為圖書成堆，就可堆出綜合的價值觀念來，當然，ＭＩＴ有多少輝煌的成績，果然神蹟似的不斷的湧現了。但是我們卻不能說ＭＩＴ真正產生過有綜合觀念的大人物來。

　　在各個科門的貢獻，堆在一起，並不等於全部的成就；倒很可能成了兩堆原子到了臨界限度，爆炸開來。如果沒有綜合的價值的觀念，多少作為，多少勞苦，最後都會化為烏有，化為徒然。

　　今天我來演講時，又從這片左側金剛達爾文，右側金剛牛頓的草坪上經過，卻忽然想起卡夫卡來。

　　卡夫卡說：

　　「人類的祖先是猴子，不必再辯了，而人類的未來呢，是機器人！」正好，卡夫卡不知為什麼好像到過ＭＩＴ一樣，他曾看到：人類的祖先──猴子──由左邊金剛達爾文負責；人類的子孫──機器人──由右邊金剛牛頓負責。

　　機器人又叫做「人工智慧」。我們所需要的除了人工智慧而外，還要有一點真正的智慧──也可以說是風格，也可以說是味道。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日在麻省理工學院講

　　　　十一、實驗與正名

　　最近讀有關徐志摩的文獻，才知道徐志摩有一段駁斥胡適之的文字，在當時的晨報副刊發表。大意是胡適之到蘇聯去考察，對蘇維埃的教育上的統計數字有深刻印象，因而寫信給國內的朋友，大吹蘇聯的政治實驗，相當寄以期望。徐志摩看到了這封信的同時，即毫不客氣的駁斥了他的胡大哥。徐的這篇如此重要的文章，至今才有人知道，我們對詩人的直覺的識見與勇敢的擔當不能不深感欽佩。

　　在胡適著的丁文江傳裏，有好長篇幅是介紹丁文江的對社會主義的看法。胡適之每介紹完一段，即立予駁斥。丁文江也是善意的觀察共產主義的實驗，而熱烈的期望它的成功。那種口氣，至今看來，倒像胡適之當年寫給國內朋友的信。而胡適之為丁文江作傳痛斥丁文江這種看法時，固然是痛斥他的好友丁文江，恐怕也是潛意識的痛悔以前一時的失言。

　　學科學的丁文江與信科學的胡適之為什麼都有這種言論呢，細讀他們的文字，常常出現的是政治的「大實驗」字樣。不錯，科學最講實驗的；而實驗的假設是不怕大膽的。何況，信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把他們的事業當成科學是自馬克思以來即有的傳統。他們載之於群書喧騰於眾口的幾乎到處是科學的字樣與叫喊。而科學的很重要的一法即是實驗。

　　共產主義的實驗作了好幾十年了，時間不可謂不長；實驗用了成萬成億的人當材料，規模不可謂不大。而實驗的結果，舉世的人，尤其是實驗者自己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了。當前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直持續下去幹勁沖天的作實驗呢？還是承認失敗而揠旗息鼓，改弦易轍呢？

　　在香港，自從一九九七事件甚囂塵上以後，常有朋友討論：以你的看法，受科學訓練以後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覺得英國自二次大戰以後所行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模型；中國大陸所行的共產主義是另一個模型。英國的工黨作了幾次大型的實驗，可以說失敗了。現在保守黨接收它的後遺症。因為後遺症太多，不是那麼容易收拾，收拾半天也不見得見效，英國現在的狀態即是如此。中國大陸呢，做了空前規模的實驗，可以說沒有成功罷。現在由鄧小平在原實驗的設備上，收拾實驗下來的後遺症，不是那麼容易收拾，收拾半天也不見得有效。而香港呢？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模型，這幾十年來的實驗，卻相當的成功。

　　如果是用科學的態度來處理這三個模型的構想下所做的實驗，結論應該是由香港一方面派人去補救英國，一方面派人去挽救中國。英國與中國大陸的執政當局也應該拿出虛懷若谷的科學精神向派去的香港人請教。不僅是銀行要學香港的銀行，公司要學香港的公司，甚至學校要學香港的學校，就是社會福利計劃也要向香港學習。於是英倫變成香港式的資本主義英倫，中國大陸變成香港式的資本主義大陸，這是根據科學與實驗的精神所必產生的結論與方向。

　　但是，中國大陸現階段，所悟到的科學，卻是套用張之洞式的體用論。即是以社會主義為體，以資本主義為用的所謂科學。比如派人到香港學習銀行，學習管理，學習電子……等等，這種虛心向學是可稱讚的，可惜，最主要的還是學資本主義精神。把社會主義這種空架子，共產主義這種爛攤子，澈底去掉。

　　不此之圖，目前的現象卻是中國大陸的政府與英國政府關起門來討論香港的前途。這就等於三個學生作實驗，兩個失敗了的學生關起門來討論這個成功的學生之實驗的前途。這不是邏輯的推理，也不是科學的態度。

　　所有朋友聽到我這番解釋後，竟瞪大了眼睛震撼之後，繼之以驚呼：「你居然提倡資本主義！」

　　是的！我是信靠實驗的。實驗證明資本主義是很平實，很質樸，是時時改正自我的系統，是不至於鑄成大錯的。

　　可是，資本主義這個名字也許起錯了，這也怪不得它，不是它自己起的。按照實驗的結果，我覺得三個模型都該起個新的名字。資本主義可易為「勤儉起家主義」，而社會主義應改名為「慷他人之慨主義」，共產主義可以用他們自己新起的名字叫「吃大鍋飯主義。」

　　　　──一九八二年十月於香港

　　　　十二、天堂與地獄

──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當其始也，是想把人間建造為十全十美的天堂；及其終也，卻把人間糟蹋成不折不扣的地獄。統籌其事的工程師，指揮其事的革命者，歌頌其事的藝術家，呼號其事的青年，奔走其事的群眾，大家注視著曾為自己血汗所挹注經由自己親手所創造的史無前例的大垃圾堆，痛苦之餘不能不茫然。從茫然與痛苦中慢慢清醒過來時，內心是受騙的感覺；嘴邊是呻吟的聲音。在這一片遠遠近近此起彼伏的呻吟中，有一人的最為亢烈，這就是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一

　　約略回溯歐威爾的一生，對認識他的「一九八四」也許有所幫助。歐威爾如果不死於一九五◯年而一直活到今天也不過整八十歲。

　　歐威爾生於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受教育於貴族學校伊頓。最初職業是在緬甸作警察，中年投入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內戰，所參加的組織近托洛斯基派，因而受排斥於左派。後來在戰時參加國內的新聞與宣傳工作，最後，為了完成「一九八四」這本書，辭了所有工作，專事寫作。剛把「一九八四」完成，即死於纏綿了數年的肺病，終年只四十七歲。

　　他顯然不喜歡英國的殖民政策，卻生在殖民地的印度；父親是公務員的中下階層家庭，卻入了貴族的學校；在緬甸作警察，而同情的卻是鐵柵那邊的罪犯；他思想左傾，而卻因托派被共產黨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回國後，以他那誠懇的性格，偏偏又作宣傳的工作。一生的短短四十七年中幾乎沒有一輛車沒有搭錯，錯來錯去錯了一生，錯出一個歐威爾來。

　　　　　　二

　　歐威爾的所有的書，除最後兩本外，幾乎都是自傳。「緬甸歲月」是說他在緬甸當警察的感受；「巴黎與倫敦」是說他在兩地生活的經驗。……而最後兩本是「獸畜農莊」與「一九八四」，可說是以他往日的經驗對未來所作的預測。這兩本書中，公認「獸畜農莊」是他登峰造極之作，要比「一九八四」好很多。

　　「一九八四」可以說沒有什麼故事。大致的結構是天下三分，名為三國。大洋國、歐亞國與東亞國。大洋國的組成大多數是普羅，百分之十五是黨分子。黨再分為核心人物與外圍人物。國家機構分設和平部、真理部與愛情部等。這些部的名稱與所管的實質正好相反。這可以由大字標語看出：

　　「戰爭即是和平」
　　「自由即是奴役」
　　「無知即是力量」

　　溫斯頓男主角冒萬難追求朱麗亞，兩人以性行動作為反黨的利器。最後溫斯頓經過洗腦，屈服於黨的壓力，而去愛無孔不入的、無所不在的監視網的總綱：大阿哥。

　　這樣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小說，很少人看第二遍的。就是第一遍讀後，也會白日見鬼，黑夜作夢，昏頭昏腦的鬧好幾天。

　　　　　　三

　　「一九八四」問世之後，歐威爾忽然來了一個聲明：聲明他這本書既不是諷刺蘇聯，也不是諷刺英國工黨的。他的意思是「一九八四」所描繪的那些情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發生。如果英國掉以輕心，自然也不例外。

　　那麼，歐威爾諷刺的動機何在呢？

　　歐威爾是始終擁護托洛斯基的。托洛斯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之一，是帶領紅軍的，是早期共產政權的中心人物。到了一九二三年，托洛斯基開始批評俄國革命的官僚化。一九二九年被史達林驅逐出境。托洛斯基流亡到墨西哥，立論評擊蘇聯的極權。一九四◯年被史達林派人謀殺，死於他墨西哥的書房裏。

　　可以代表托洛斯基的後期思想的是他的名作「被出賣的革命」。

　　歐威爾思想的骨幹與托洛斯基的一脈相通。他的痛恨極權主義是溢於言詞的。在一篇論文學的文章中曾憤憤的說：「一個社會，當它的結構變成窮凶惡極的矯揉造作以後，勢必演為極權。也就是說，統治階級再無能運作。所用的手段，除了高壓，就是欺騙。這樣的社會，不論它存在多久，也是既不能有容忍胸懷，更不會有清明頭腦。忠實的記事與誠懇的思想自然不為所容。創作所需的空氣沒有了。

　　「受極權主義的毒害，也不一定只是在極權國家。只要死抱一個觀念，就會產生毒素。使許多原可成為文學素材的東西變為不可能。一旦『堅持』開始，創作勢必死亡。西班牙的內戰，對好多英國知識分子來說，是很感人的經驗；可是，他們卻不能誠實的寫出來。他們只許寫兩件事，而這兩件事無一非謊。結果呢，戰爭產生了連篇累牘的印刷品，但幾乎是無一可讀。」

　　歐威爾大概是在西班牙內戰中領教了左派對他的思想控制，他的反抗同時開始萌芽。等到左派宣佈托洛斯基為反革命時，他只有激烈而又鮮明的與他們分手了。「一九八四」的骨幹思想是反極權主義，而他這種思想的形成是由親身體驗所得到的痛苦教訓而來。

　　　　　　四

　　一位在俄國革命以後流亡到法國的作家佐亞田，寫了一本小說「我們」。歐威爾早就聽說，但找了好幾年才找到它的譯本。這本書根本在俄國不准出版，只有英文、法文等譯本。歐威爾在一九四六年很扼要的介紹佐亞田這位作家與「我們」這本書。

　　「我們」的發生時間是在公元二十六世紀。到了二十六世紀，佐亞田所描繪的烏托邦，其中的人是徹徹底底完完全全的沒有個性。每個人只是一個號碼，住在玻璃屋中，以便於「保衛者」的保衛。人所吃的是化學合成品，人的消遣是四人齊步走，統一大國經由擴音器唱國歌。有一定時間是性時間，性伴侶卻並不一定，憑票配給，完事簽號（名）。這個統一大國年年選舉，總是全民參選，全票通過。立國的大原則是快樂與自由不能并存。伊甸園的人是快樂的，卻因爭自由而被放逐；現在統一大國恢復快樂，所以絕無自由。

　　歐威爾很愛這本書，他的「一九八四」中的標語，諸如無知即是力量、和平即是戰爭等，與「我們」中的立國原則很近似。兩部小說的構架也類似，只是歐威爾把其中兩位角色還保持溫斯頓與朱麗亞的有姓有名，不像「我們」似的，只用兩個號碼Ｄ５０３與Ｉ─３３０。

　　佐亞田作書之年還沒有看到史達林的蘇聯的大屠殺與大整肅，他只是由俄國革命所產生的極權制度很邏輯的推出將來必有的結果。隨著列寧之死，托洛斯基之被逐，史達林的當權，幾乎是照著佐亞田所想像的一幕一幕的搬演，只是佐亞田所預料的不夠劇烈，與不夠殘暴。為了補充這種劇烈與殘暴的描述，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充實並擴大了佐亞田的模型。

　　　　　　五

　　歐威爾看到佐亞田的「我們」以後，他指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與佐亞田的「我們」相似之處甚多。所不同的，「美麗新世界」比較多用了生物學與心理學上的技術。

　　「美麗新世界」出版於一九三二年，是一部今日大中學生必讀的諷刺小說。它所描述的烏托邦人是沒有靈魂的，是一切機械化了的。出版之後，知識階層似乎受到了當頭棒喝，木然之後繼之是震驚。

　　這部「美麗新世界」自然成了「一九八四」的催生劑。

　　歐威爾或許嫌赫胥黎的筆不夠精當，或許嫌赫胥黎涉及政治不夠多。於是他在臨死之前二年摒除一切社會活動，以「獸畜農莊」所得的版稅，在一荒邨買了一破屋。病菌蠶食他，在所不惜；病魔鯨吞他，在所不顧；集中他不能集中的精神，強打他打不起的力量，把「歐洲的最後一個人」完成於一九四八年尾。再一思索時，把他書成之年加以倒轉，遂改名為「一九八四」。

　　　　　　六

　　一八五九年，距離歐威爾時代還不到一百年，阿．赫胥黎的祖父托．赫胥黎乍讀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他不僅崇拜達爾文進化論的學術價值，且願作達爾文的看門小狗，來傳播他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原本是研究生物界的學說，由老赫胥黎的宣傳、推廣，如連鎖反應一樣，影響到思想的各行各界。就是與生物渺不相涉的政治也有如下的論調，比如恩格斯覺得對馬克思無可再高的禮讚是稱之為「歷史的達爾文」。七十年過去了，從祖父到了孫子，小赫胥黎的論調則全然改觀。他可以說以「美麗新世界」來諷刺來質問他的祖父。

　　赫胥黎、佐亞田、與歐威爾的諸書，與其說是對極權主義開火進攻，不如說對機械文明的冷言嘲諷。當他們追溯這種近代極權何以如此頑強時，忽然發現近代極權的性質迥異於歷史上的集權。

　　從前集權下，還可以揭竿而起，現代的極權下卻是無竿可揭的；從前的集權下，還可說寡頭為患，現在的極權下，是一夫專斷的。從前的集權下，還可以有不召之臣，現在的極權下，卻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不特此也：黨要給你幸福，比如說請你下鄉，你就要接受黨所給你的幸福；黨要給你照顧，比如說幫你改造，你就要感謝黨給你的照顧。黨給任何事所下的定義就是絕對的定義，而定義卻常常在改。黨所解釋的歷史，就是真正的史實，而與真正的史實可以毫無相關。現代極權的暴君所以如此頑強，如此無孔不入，如果不說是機械文明所造成，至少是機械文明在那裏助紂為虐。歐威爾很痛苦的說：我坐在這裏寫這本書，我並不是對我自己說：「我要製作一部藝術品，我寫這本書是為了有些謊話，必須把它拆穿，有些事實，我不能不讓人注意到。」他所說謊話的是極權政治製造出來各式各樣的謊話，而他所說的事實是機械文明助紂為虐的事實。

　　　　　　七

　　歐威爾在一九四八年脫稿了「一九八四」後，一九四九年這本書就出版了。同是在一九四九年，也許是在他那書上所說的東亞國罷，千山霹靂，烈日陡升，大海上閃出航行的舵手，一邊指點江山，一邊糞土王侯。於是十億普羅，先是分田分地真忙，繼之是煉鋼煉鐵真忙。然後是人頭落地真忙，然後是狡兔死走狗烹真忙，然後是無法無天真忙。

　　東亞國所吹的號角，所貼的標語，也被歐威爾猜中八分。

　　在大洋國裏無知即是力量，在東亞國裏卻是交白卷即是好學生；在大洋國裏和平即是戰爭，在東亞國裏是以戰爭保衛和平；在大洋國裏自由即是奴役，在東亞國則是專政即是民主。

　　不必說曹操定義為好人，於是上上下下歎服曹操；黃巢定義為英雄，於是街街巷巷命名為黃巢；武則天定義為女中豪，弄臣把戲馬上編成，李闖王定義為奇傑，諂士立時把傳寫就。而大舵手是定義的無產階級，卻英明天縱，三家村的冬烘是定義的善霸，所以死有餘辜。大洋國裏只有一個大阿哥在監視你，在東亞國裏，除了大阿哥之外，還有近四千萬小阿哥在每家的屋角，每巷的牆角，每城的街角，每市的樓角，掙著一億二千萬零三隻眼睛在注視你。當然是為了照顧你，怕你負擔不住封建的包袱，怕你承受不起精神的染污。與大洋國所不同的是：東亞國的人承繼了雷神傳統，每位阿哥都有三隻眼睛。

　　　　　　八

　　有一件事是歐威爾所未料及，佐亞田卻料到三分。

　　在歐威爾成書的同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美國的貝爾實驗室發明了半導體。與瓦特的蒸氣機相比，體積自然是太小了，簡直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可是經過三分之一世紀以來的發展，由半導體擴充成集成電路；由集成電路再擴展為大型集成電路，再擴展為超大型集成電路，體積越來越小，威力卻越來越大了。因為集成電路的發展，使高速計算機成為可能。於是第二代電腦應運而生，而第三代，而第四代，於今是向第五代電腦發展中。用電腦來作監視系統，是歐威爾所夢想不到的。而歐氏的想像所及相比起來實在是太浮太淺了。

　　現代，電腦之為物，縱在有法律的國家，已經感到頭痛，幸好，這種東西未在東亞國的相應時代產生，假如今日電腦操在東亞國的阿哥手裏，歷史成何局面，實在是很難說了。

　　有人說，瓦特發明的蒸氣機帶來第一次工業革命，因而帶來貪婪的資本家，因而帶來一個幽靈作祟於歐洲，因而帶來十幾億生靈塗炭的東亞。電腦所帶來的是第二次工業革命，而這第二次工業革命，風乍起，雲乍湧，正方興未艾中。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使人類坐在隨時可燃可爆的火藥堆上，那第二次工業革命是把人類放在透明不透氣的玻璃缸裏；前者使人類隨時粉身而死，後者則使人類窒息而亡。

　　歐威爾在對事實不能不說明；對謊話不能不拆穿的心情下，寫他的「一九八四」，我們雖無如椽之筆寫下另一本書來描述連恐慌也來不及的時代。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抱著與歐威爾相同的態度來正視這堆事實：冷靜的考慮一下人類的可能未來與可能出路。──不必再談一塵不染的天堂，而只想想如何避免萬劫不復的地獄。

　　　　──一九八四到來之前十天於香港

　　　　十三、時代的困惑

──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講「科技時代的思想」

　　在歷史的長流裏，我們如果截出這最近三百年的時間，看看人類的活動中，究竟什麼價值比較受到重視，什麼方法產生深遠影響，我們必定毫不猶豫的說：科學與技術。簡稱科技也無不可。

　　科學與技術的合流，固然是科學的發展與技術延拓所導致；但它既不是純科學；也不是純技術，甚至不僅是科學與技術兩者之合成。因為科技的力量發輝的如此巨大，涉及的如此廣泛，人類的思想也就不能不審慎的考慮它的來由去脈，衡量它的左右衝擊。

　　　　　　一

　　說到科學，勢必追溯到希臘，我們知道即使是現在我們日日引用的科學名詞，比如物質、元素、原子等，很多可以引源到希臘。我們中學所學的幾何學，與歐幾里德的幾何並差不多。希臘的確可以說是科學的濫觴。可是希臘時代所濫觴的科學思想與我們現在所指的卻頗有距離。他們所注重的是美的追求。

　　比如我們在中學所必習的勾股弦的畢氏定理。畢塞哥拉斯這個人，就是最重視數學的美。他重視的程度達到一種崇敬與膜拜的宗教境界。這種傳統，就是到了中世紀後的哥白尼時代仍是如此。哥白尼的地繞日轉的學說之產生的所由來，是很令人吃驚的。他認為地繞日是圓形旋轉主要因為圓形最美，而上帝愛圓。今日看來，他的結論是開天闢地，開來而不繼往，是很科學的，但他的推理方式卻很不科學。

　　所以說早期的科學，可以說是愛智愛美的活動，是少數人的活動，是與社會大眾無干的活動。

　　　　　　二

　　李約瑟總是說中國有非常發達的科學，中國所沒有的不過是近代的科技。其實李約瑟所說的中國科學大部是指的技術。

　　指南針，火藥，固是技術、印刷術，馬蹬也是技術，這些主要的發明旨在解決實際問題。而與愛美、愛智，渺不相涉。

　　技術是講實用的。什麼時代的生活，催生了什麼技術的產生。羅馬雖繼承了好多希臘傳統，卻以實用為前提，所以羅馬文化可以說是技術文化的濫觴，卻不能說對科學有多大貢獻。

　　西洋文明推溯起化學或冶金的開始，總難免推到巫術或魔術上面去。這與中國的技術，比如煉丹煉汞，李約瑟說是推到道家的身上相似。但道家的思想方式與科學的距離是很遠的，更不必說巫術之於科學了。

　　　　　　三

　　近代科學精神的開始建立，既不能說由於希臘，也不能說由於羅馬，精確一些說，是始於牛頓。牛頓承繼了數學傳統，又發明了新的數學。是牛頓開始用數學精確的描述力學及天文學。所以說，近代科技思想特色之一是以數學作工具來做自然現象的研究。

　　懷特海說：「離開了數學的進步，十七世紀的科學發展是沒有可能的。」其實，豈止十七世紀。十八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家，差不多均兼為數學家，至於二十世紀的所有自然科學家，幾乎不可能沒有數學的訓練。所以我們說科技時代思想上的第一個特徵是數量：是以數量作描繪的語言。

　　　　　　四

　　強調實驗是任何科學命題的唯一的有效的證明，是十七世紀初的發現。這是近代科技的基本柱石。實驗在巫術裏就很重要，在中國的道教生活裏也佔重要的一部份。可是巫術及道教的思想中雖也重視實驗，但並不是把它當作唯一的有效的證明。而近代科學對實驗的看法卻是唯一有效的。

　　我們說科技時代思想上的第二個特徵是實驗：是以實驗作唯一的證明工具。

　　　　　　五

　　知識就是力量，是三百年來的口頭禪。這句話源於培根。人們把知識解釋成科學；把它所發揮的力量遂解釋成日新月異五花八門的技術。隨著歷史的進展，這類解釋越加明顯。

　　到了一百多年前，比如愛迪生的應用科學，凡三千四百冊實驗紀錄，有二十五萬件研究備忘錄，沒有一件不是在既存的原理上予以發揮予以利用的。至於科學研究，自愛迪生後由個人發展成為組織，比如在英國成立的開溫第士實驗室，在美國的通用公司實驗室，以及貝爾公司實驗室等都是在一百多年前先後成立了。於是這些實驗室變成是科技的麥加，變成科技運動的策源地。

　　現代的科技研究，則是由大學，大公司的成百、成千成萬人的合作，到國家的鼓勵、策劃與推動，到國際的交流與合作，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

　　我們說，科技時代思想的第三個特徵，是對科學的應用發展三致意焉。

　　　　　　六

　　以多方的應用研究為方向，以實地的證驗為態度，以精確的數量作工具，這三種特色所構成的科技文化在歷史上的煥發與壯觀可謂空前。其勢如排江倒海，漫山遍野而來。

　　但這些企圖，這些活動均基於一個似乎證明了，卻未能充分證實的想法而來。這個想法即是人類總覺得科技的進步是無止境的，也就是說人類的進步是無窮盡的。

　　這種進步的樂觀情緒是由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借來，由赫胥黎的辯才無礙而發揚光大的。百年來，科技把地縮小，把河填滿，把山移平，小而探及分子、原子、電子、微子，大而伸及衛星、行星、恆星、星雲，看來無限的疆界確實展現在人類面前。而同時，污，染於河上，垢，飄於空中，核子的陰影遍佈海洋與大陸。此時驀然回首：原料卻告枯竭，或無法補充。鐵，還可維持二百年。鋁，還可夠用一百年，銅，只夠二十年用的了。多種元素在地殼的分佈，沒有一種是取之不盡的。

　　我們可以說現在是塑膠時代，也可以說是矽片時代，但油的藏量，矽的來源均不是用之不竭的。

　　於是我們對科技所促成的進步的信念，由堅定而懷疑了。這是因現代科技思想所產生的第一個反感。

　　　　　　七

　　科技既以數量來作衡量，凡是不能用數量來衡量的東西，就難見其功了；科技既以實驗來作證明，凡是不能作實驗的東西就難以為力了。科學固然提供了可靠的知識與有效的方法；但是，我們把科學所描述的世界與我們所感到的真實世界相比較，就知道科學成就之可憐了。與人最接近的是他的心靈，科學似乎並無所知，比如：永恆何所指謂，人人急切的想知道，科學不能答；上帝是否存在，也是人人熱中的想明白，科學卻無所助。美與醜的分野，善與惡的分際，科學是避而不談的，不談還好，如果勉強去談，答案是近乎可笑的。

　　人的內心生活如此重要，科學卻插不進手來。人的生活明明是時時刻刻在價值的取捨上要作種種的決定，科技對這種決定卻偏偏幫不上忙，對價值的不置可否，是人類對科技思想所生的第二個反感。

　　　　　　八

　　仔細探究起來，科技對人類所產生的用處，多是手段，而非目的。比如火車從舊金山到紐約通車了，電話從波士頓到達拉斯通話了，飛機從香港到倫敦通航了，電影播映了，電視播放了，人造衛星轉播了。這些無一不是手段。如果我們問電視上所播的是什麼內容，電話所通的是什麼談話，飛來飛去的乘客是在做些什麼事，科技是既不聞，也不問，而且也管不了的。

　　用計算機可以把莎士比亞的句法排列與比較但計算機寫不出哈孟雷特來；用計算機可以把樊谷的筆法解析，但計算機卻畫不出「星夜」；用計算機可以模倣貝多芬，但卻創作不出「田園」來。

　　手段高明並無補於目的之茫然。這是人類對現代科技所產生第三種反感。

　　　　　　九

　　現代的計算機學推本溯源，常常推到巴斯葛。公認他是計算機的第一位發明人，統計學推本溯源也常常推到巴斯葛，公認他是或然率的創立人。法國的現代散文推本溯源甚至也常常推到巴斯葛。

　　巴斯葛於一六六二年逝世的，他死後八年，即一六七◯年，卻出版了他的一堆遺稿，出版時定名為「思想」。後世學者對此遺稿遂聚訟紛紜；一直到今天，對這堆手稿的解釋仍是莫衷一是的。但巴斯葛這堆寫作，精美深沉而光華內歛，舉世因而公認他是思想界的翹楚。

　　巴斯葛說：「信仰，倫理，以及藝術，是根本不可能由數學來導引，用實驗來證明的。」

　　他又說：在自然界中，人，究竟是什麼？與「無窮」比較起來，人，可以說，什麼也不是。這個「什麼也不是」的人，對某些智識是無能為力的，是缺乏靈感的，是錯誤百出的，是受了哄騙的！可是，我們卻熱切的期望一個最堅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建一巨塔，以期步步登高、攀至無窮。但是，俯首下視時這個基礎卻正在崩裂。

　　巴斯葛死後，至今三百年。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快了，這個塔也越起越高了，可是塔的基礎仍在崩裂，只是崩裂的情況更嚴重，崩裂的範圍更加大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