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催魂鈴
牛蛙記
沒有人是一個島
秦瓊賣馬
我的四個假想敵
送思果
鴉片戰爭與疝氣
吐露港上
輪轉天下
春來半島
開卷如開芝麻門
愛彈低調的高手
羅素的彈弓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橫行的洋文
山緣
何以解憂？
飛鵝山頂
北歐行
沙田七友記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余光中

《二○二四年十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自序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是我的第一本純散文集。我這一生寫過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長篇，也有小品，但是從《左手的繆思》到《青青邊愁》，每逢出書，抒情散文總是和專題論文、書評、序言、雜文等各色文體並列在同一個封面之下，其結果，當然是體例不純。所以從五年前的《分水嶺上》起，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為二，像山嶺分開水域那樣，感性的歸感性，知性的歸知性，分別出書。

　　自從《青青邊愁》以來，我的抒情散文一直還不曾結集。《青青邊愁》裏最晚的散文，如〈花鳥〉、〈思臺北，念臺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這本《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收集的二十篇散文，以寫作時間而言，始於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終於一九八五年夏天，前後歷時七年。其間一九八○年最為多產，共得五篇，而一九七九年卻一篇也沒有。散文產量之多寡，與我當時其他文體的寫作有關：寡產之年說不定我正忙於寫論文，或正耽於寫詩。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我為聯合副刊的專欄「隔海書」還寫了三十篇左右的雜文小品，其中不無可留之作，但因篇幅較短，筆法不同，當與我回臺後的其他小品合出一書，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

　　這漫長的七年，除了有一年（一九八○至八一）我回臺北客座之外，其餘都在沙田度過。永難忘記當日在書齋面海的窗下寫這些散文，吐露港的波光，八仙嶺的山色，都嫵媚照人臉頰。集裏的〈沙田七友記〉寫於我香港時期的盛時。那時我在沙田已經住了四年，生活大定，心情安穩，不但俯仰山水，而且涵濡人文，北望故國，東眷故島，生命的棋子落在一個最靜觀的位置。教了半輩子書，那是第一次住進校園，不但風景絕佳，有助文氣，而且談笑多為鴻儒，正可激盪文思。沙田的文苑學府，高明的人物那時當然不止七位，例如當時久已稔熟的黃國彬，和後來交往漸密的梁錫華，在我的香港時期，便一直是筆墨相濡聲氣相應的文友。

　　〈牛蛙記〉、〈吐露港上〉、〈春來半島〉幾篇所表達的，仍不失這種正盛方酣的沙田心情。同樣是寫香港的天地，〈山緣〉和〈飛鵝山頂〉在九七的陰影和臨別的壓力下，感情的張力就比前三篇要飽滿得多。〈山緣〉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禮，〈飛鵝山頂〉則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告別式了。十年的沙田山居，承蒙山精海靈的眷顧，這幾篇作品就算是我的報答吧。如果說徐霞客是華山夏水的第一知音，我至少願做能賞香港山水的慧眼。

　　儘管如此，當時隔著茫茫煙水，卻也沒有一天忘記了臺灣。〈沒有人是一個島〉正是我回首東顧所打的一個臺灣結，其線頭也纏進了〈輪轉天下〉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其實即使在香港時期，臺北也一直在我的「雙城記」裏，每年回臺北的次數不斷增加。〈秦瓊賣馬〉、〈我的四個假想敵〉、〈開卷如開芝麻門〉三篇都是回臺北小住所寫；寫最後這一篇時，正當三年前的端午季節，父親重病住院，我放下一切，從香港趕回來侍疾，心情不勝悽惶，卻因答應過聯副，不得不勉力成文。

　　去年九月我離開香港，天曉得，不是拋棄香港，只是歸位臺灣。其實也沒有歸回原位，因為我來了高雄。當然，就算重回臺北，也不能再歸回原位。逝者如斯，既已抽足，自非前流。

　　作家常有詩文同胎的現象：蘇軾的〈念奴嬌〉與〈赤壁賦〉便是一例。在本集裏，〈牛蛙記〉便跟〈驚蛙〉一詩同胎異育。〈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的同胞，便包括〈九廣路上〉、〈九廣鐵路〉、〈老火車站鐘樓下〉、〈火車懷古〉等詩。〈北歐行〉也是〈哥本哈根〉同根所生。至於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記，若在同時的詩集《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紫荊賦》裏尋找，至少有二十首詩是表親。作家對於自己關心的題材，橫看成嶺，側看成峰，而再三模寫以窮盡其狀，一方面固然是求材盡其用，一方面對自己的彈性與耐力，以及層出不窮的創意，也是很苛的考驗。

　　雙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現一種經驗時，怎能決定該用詩還是散文呢？詩的篇幅小，密度大，轉折快，不能太過旁騖細節，散文則較多迴旋的空間。所以同一經驗，欲詳其事，可以用散文，欲傳其情，則宜寫詩。去年初夏，和沙田諸友爬山，從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嶺，終於登上純陽峰，北望沙田而同聲歡呼者共為六人：梁錫華伉儷、劉述先、朱立、黃國彬和我。當時登高望遠臨風長嘯的得意之情，加上回顧山下的來路，辛苦，曲折，一端已沒入人間，那一份得來不易的成就感，用詩來歌詠最能傳神。用散文也能，若是那作者筆下富於感性，在敘事、抒情之外尚能狀物寫景。可惜純散文家裏有一半不擅此道。另一方面，若要記述事情的始末，例如還有哪些遊伴留在山下，為什麼不曾一起仰攀，有誰半途而回，是誰捷足先登，是誰掌管水壺，是誰在峰頂為眾人的狂態拍下照片，甚至誰說了一句什麼妙語，若要詳記這些旁枝細節，用散文，就方便得多了。詩一上了節奏的虎背，就不能隨便轉彎，隨便下來。詩要敘事，只有一個機會，散文就從容多了。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裏，以文為詩，常受批評，但是反過來以詩為文，似乎無人非議，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大致說來，散文著重清明的知性，詩著重活潑的感性。以詩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強散文想像的活力，但是超過了分寸，量變成為質變，就不像散文了。

　　史密斯編英國散文選，所選作品多半以詩為文，句法扭曲，詞藻繽紛，語氣則慷慨激昂，結果卡萊爾的呼喝腔調入選頗多，朱艾敦的暢達文體卻遭排拒。克勒登．布洛克批評這種觀念說：「他認為英國的散文在最像詩的時候才最了不起；他認為英國的散文被詩的光芒所籠罩，幾乎成了詩的窮親戚。法國人看到他編的這本散文選會說：『這一套真是雄壯極了，但是不能算散文。寫出這種作品來的民族，能高歌也能佈道，但是不會交談。』」

　　散文可以向詩學一點生動的意象，活潑的節奏，和虛實相濟的藝術，然而散文畢竟非詩。旗可以迎風而舞，卻不可隨風而去，更不能變成風。把散文寫成詩，正如把詩寫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我曾經戲稱詩人寫散文為「詩餘」，更自謂「右手為詩，左手為文」，令人感覺好像散文不過是我的副業，我的偏才，我寫詩之餘的外遇。一般評論家接受這個暗示，都喜歡說我「以詩為文」；言下之意，有些人不以為然，但更多的人卻首肯或者默許。三十幾歲時，我確是相當以詩為文，甚至有點主張為文近詩。現在，我的看法變了，做法也跟著變了。

　　說一位詩人能寫散文，因為他以詩為文，未必是恭維。這好比是說，他是靠詩護航而進入散文國境的，又好比是靠詩的障眼法來變散文的戲法，算不得當行本色。其實，我寫過的散文裏面，雖有許多篇抒發詩情畫意，放乎感性，但也有不少篇追求清明的知性，原是本位的散文。在這本散文新集裏，諸如〈沙田七友記〉、〈沒有人是一個島〉、〈我的四個假想敵〉、〈開卷如開芝麻門〉、〈愛彈低調的高手〉、〈橫行的洋文〉、〈何以解憂？〉等篇，應該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詩為文就文得起來的。這些作品應該是散文的居民，不是遊客。我的三十篇「隔海書」，也是如此。

　　散文不是我的詩餘。散文與詩，是我的雙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體。正如佛洛斯特所言：「雙目合，視乃得。」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於西子灣

催魂鈴

　　一百年前發明電話的那人，什麼不好姓，偏偏姓「鈴」，真是一大巧合。電話之來，總是從顫顫的一串鈴聲開始，那高調，那頻率，那精確而間歇的發作，那一迭連聲的催促，凡有耳神經的人，沒有誰不悚然驚魂，一躍而起的。最嚇人的，該是深夜空宅，萬籟齊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際，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像恐怖電影裏那樣。舊小說的所謂「催魂鈴」，想來也不過如此了。王維的輞川別墅裏，要是裝了一架電話，他那些靜絕清絕的五言絕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電話，真是現代生活的催魂鈴。電話線的天網恢恢，無遠弗屆，只要一線嫋嫋相牽，株連所及，我們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無已時。古典詩人常愛誇張杜鵑的鳴聲與猿啼之類，說得能催人老。於今猿鳥去人日遠，倒是格凜凜不絕於耳的電話鈴聲，把現代人給催老了。

　　古人魚雁往返，今人鈴聲相迫。魚來雁去，一個回合短則旬月，長則經年，那天地似乎廣闊許多。「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那時如果已有電話，一個電話劉十九就來了，結果我們也就讀不到這樣的佳句。至於「斷無消息石榴紅」，那種天長地久的等待，當然更有詩意。據說阿根廷有一位郵差，生就拉丁民族的灑脫不羈，常把一袋袋的郵件倒在海裏，多少叮嚀與囑咐，就此付給了魚蝦。後來這傢伙自然吃定了官司。我國早有一位殷洪喬，把人家托帶的百多封信全投在江中，還祝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這位逍遙殷公，自己不甘隨俗浮沉，卻任可憐的函書隨波浮沉，結果非但逍遙法外，還上了《世說新語》，成了任誕趣譚。如果他生在現代，就不能這麼任他逍遙，因為現代的大城市裏，電話機之多，分佈之廣，就像工業文明派到家家戶戶去臥底的奸細，催魂的鈴聲一響，沒有人不條件反射地一躍而起，趕快去接，要是不接，它就跟你沒了沒完，那高亢而密集的聲浪，鍥而不捨，就像一排排囂張的驚嘆號一樣，滔滔向你捲來。我不相信魏晉名士乍聞電話鈴聲能不心跳。

　　至少我就不能。我家的電話，像一切深入敵陣患在心腹的奸細，竟裝在我家文化中心的書房裏，註定我一夕數驚，不，數十驚。四個女兒全長大了，連「最小偏憐」的一個竟也超過了「邊城」裏翠翠的年齡。每天晚上，熱門的電視節目過後，進入書房，面對書桌，正要開始我的文化活動，她們的男友們（？）也紛紛出動了。我用問號，是表示存疑，因為人數太多，講的又全是廣東話，我憑什麼分別來者是男友還是天真的男同學呢？總之我一生沒有聽過這麼多陌生男子的聲音。電話就在我背後響起，當然由我推椅跳接，問明來由，便揚聲傳呼，輾轉召來「他」要找的那個女兒。鈴聲算是鎮下去了，繼之而起的卻是人聲的哼哼唧唧，喃喃喋喋。被鈴聲驚碎了的靜謐，一片片又拼了攏來，卻夾上這麼一股昵昵爾汝，不聽不行、聽又不清的涓涓細流，再也拼不完整。世界上最令人分心的聲音，還是人自己的聲音，尤其是家人的語聲。開會時主席滔滔的報告，演講時名人侃侃的大言，都可以充耳不聞，別有用心，更勿論公車上渡輪上不相干的人聲鼎沸，唯有這家人耳熟的聲音，尤其是向著聽筒的切切私語、叨叨獨白，欲蓋彌彰，似抑實揚，卻又間歇不定，笑嗔無常，最能亂人心意。你當然不會認真聽下去，可是家人的聲音，無論是音色和音調，太親切了，不聽也自入耳，待要聽時，卻輪到那頭說話了，這頭只剩下了唯唯諾諾。有意無意之間，一通電話，你聽到的只是零零碎碎、斷斷續續的「片面之詞」，在朦朧的聽覺上，有一種半盲的幻覺。

　　好不容易等到叮嚀一聲掛回聽筒，還我寂靜，正待接上斷緒，重新投入工作，鈴聲響處，第二個電話又來了。四個女兒加上一個太太，每人晚上四五個電話，催魂鈴聲便不絕於耳。像一個現代的殷洪喬，我成了五個女人的接線生。有時也想回對方一句「她不在」，或者乾脆把電話掛斷，又怕侵犯了人權，何況還是女權，在一對五票的劣勢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絕望之餘，不禁悠然懷古，想沒有電話的時代，這世界多麼單純，家庭生活又多麼安靜，至少房門一關，外面的世界就闖不進來了，哪像現代人的家裏，肘邊永遠伏著這麼一枚不定時的炸彈。那時候，要通消息，寫信便是。比起電話來，書信的好處太多了。首先，寫信閱信都安安靜靜，不像電話那麼吵人。其次，書信有耐性和長性，收到時不必即拆即讀，以後也可以隨時展閱，從容觀賞，不像電話那樣即呼即應，一問一答，咄咄逼人而來。「星期三有沒有空？」「那麼，星期四行不行？」這種事情必須當機立斷，沉吟不得，否則對方會認為你有意推託。相比之下，書信往還，中間有綠衣人或藍衣人作為緩衝，又有洪喬之誤週末之阻等等的藉口，可以慢慢考慮，轉肘的空間寬得多了。書信之來，及門而止，然後便安詳地躺在信箱裏等你去取，哪像電話來時，登堂入室，直搗你的心臟，真是迅鈴不及掩耳。一日廿四小時，除了更殘漏斷、英文所謂「小小時辰」之外，誰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鈴武斷而堅持的命令，無論你正做著什麼，都得立刻放下來，向它「交耳」。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是為接天下之賢士，我們呢，是為接電話。誰沒有從浴室裏氣急敗壞地裸奔出來，一手提褲，一手去搶聽筒呢？豈料一聽之下，對方滿口日文，竟是錯了號碼。

　　電話動口，書信動手，其實寫信更見君子之風。我覺得還是老派的書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的優雅形象不用說了，就連現代通信所見的郵差、郵筒、郵票、郵戳之類，也都有情有韻，動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裏，書信成了絕佳的作品，進則可以輝照一代文壇，退則可以怡悅二三知己，所以中國人說它是「心聲之獻酬」，西洋人說它是「最溫柔的藝術」。但自電話普及以後，朋友之間要互酬心聲，久已勤於動口而懶於動手，眼看這種溫柔的藝術已經日漸沒落了。其實現代人寫的書信，甚至出於名家筆下的，也沒有多少夠得上「溫柔」兩字。

　　也許有人不服，認為現代人雖愛通話，卻也未必疏於通信，聖誕新年期間，人滿郵局信滿郵袋的景象，便是一大例證。其實這景象並不樂觀，因為年底的函件十之八九都不是寫信，只是在印好的賀節詞下簽名而已。通信「現代化」之後，豈但過年過節，就連賀人結婚、生辰、生子、慰人入院、出院、喪親之類的場合，也都有印好的公式卡片任你「填表」。「聽說你離婚了，是嗎？不要灰心，再接再厲，下一個一定美滿！」總有一天會出售這樣的慰問明信片的。所謂「最溫柔的藝術」，在電話普及、社交卡片氾濫的美國，是註定要沒落的了。

　　甚至連情書，「最溫柔的藝術」裏原應最溫柔的一種，怕也溫柔不起來了。梁實秋先生在《雅舍小品》裏說：「情人們只有在不能喁喁私語時才要寫信。情書是一種緊急救濟。」他沒有料到電話愈來愈發達，情人情急的時候是打電話，不是寫情書，即使山長水遠，也可以兩頭相思一線貫通。以前的情人總不免「腸斷蕭娘一紙書」，若是「玉當緘劄何由達」，就更加可憐了。現代的情人只撥那小小的轉盤，不再向尺素之上去娓娓傾訴。麥克魯恒說得好：「消息端從媒介來」，現代情人的口頭盟誓，在十孔盤裏轉來轉去，鈴聲丁零一響，便已消失在虛空裏，怎能轉出偉大的愛情來呢？電話來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後世，向一代代的癡頑去求印證。我想情書的時代是一去不返了，不要提亞伯拉德和哀綠綺思，即使近如徐志摩和郁達夫的多情，恐也難再。

　　有人會說：「電話難道就一無好處嗎？至少即發即至，隨問隨答，比通信快得多啊！遇到急事，一通電話可以立刻解決，何必勞動郵差搖其鵝步，延誤時機呢？」這我當然承認，可是我也要問，現代生活的節奏調得這麼快，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你可以用電話去救人，匪徒也可以用電話去害人，大家都快了，快，又有什麼意義？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在節奏舒緩的年代，一切都那麼天長地久，耿耿不滅，愛情如此，一紙癡昧的情書，貼身三年，也是如此。在高速緊張的年代，一切都即生即滅，隨榮隨枯，愛情和友情，一切的區區與耿耿，都被機器吞進又吐出，成了車載斗量的消耗品了。電話和電視的恢恢天網，使五洲七海千城萬邑縮小成一個「地球村」，四十億兆民都迫到你肘邊成了近郊。人類愈「進步」，這大千世界便愈加縮小。英國記者魏克說，孟買人口號稱六百萬，但是你在孟買的街頭行走時，好像那六百萬人全在你身邊。據說有一天附帶電視的電話機也將流行，那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二○○一年：太空放逐記》的作者克拉克曾說：到一九八六年我們就可以跟火星上的朋友通話，可惜時差是三分鐘，不能「對答如流」。我的天，「地球村」還不夠，竟要去開發「太陽系村」嗎？

　　野心勃勃的科學家認為，有一天我們甚至可能探訪太陽以外的太陽。但人類太空之旅的速限是光速，一位太空人從廿五歲便出發去織女星，長征歸來，至少是七十七歲了，即使在途中他能因「凍眠」而不老，世上的親友只怕也半為鬼了。「空間的代價是時間」，一點也不錯。我是一個太空片迷，但我的心情頗為矛盾。從「二○○一年」到「第三類接觸」，一切太空片都那麼美麗、恐怖而又寂寞，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而尤其是寂寞，唉，太寂寞了。人類即使能征服星空，也不過是君臨沙漠而已。

　　長空萬古，渺渺星輝，讓一切都保持點距離和神祕，可望而不可即，不是更有情嗎？留一點餘地給神話和迷信吧，何必趕得素娥青女都走投無路，「逼神太甚」呢？寧願我渺小而宇宙偉大，一切的江河不朽，也不願進步到無遠弗屆，把宇宙縮小得不成氣象。

　　對無遠弗屆的電話與關山阻隔的書信，我的選擇也是如此。在英文裏，叫朋友打個電話來，是「給我一聲鈴」。催魂鈴嗎，不必了。不要給我一聲鈴，給我一封信吧。

　　　　一九八○年愚人節

牛蛙記

　　驚蟄以來，幾場天轟地動的大雷雨當頂砸下，沙田一帶，嫩綠稚青養眼的草木，到處都是水汪汪的，真有江湖滿地的意思。就在這一片淋漓酣飽之中，蛙聲遍地喧起，來勢可驚。雨下聽新蛙，阡陌呼應著阡陌，好像四野的水田，一夜之間蠢蠢都活了過來。這是一種比寂靜更蠻荒的寂靜。群蛙噪夜，可以當作一串串彼此引爆的地雷，不，水雷，當然沒有天雷那麼響亮，只能算天雷過後，滿地隱隱的迴聲罷了。

　　不知怎地，從小對蛙鳴便有好感。現在反省起來，這種好感之中，不但含有鄉土的親切感，還隱隱藏著自然的神祕感，於是一端近乎水草，另一端卻通於玄想和禪境了。孔稚珪庭草不翦，中有蛙鳴。王晏聞之曰：「此殊聒人」，稚珪答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所謂鼓吹，是指鼓鉦簫笳之樂，足見孔稚珪認為人籟終不及天籟，真是蛙的知己。

　　沙田在南中國最南端的一角小半島上，亞熱帶的氣候，正是清明過了，穀雨方甘。每到夜裏，谷底亂蛙齊噪，那一片野籟襲人而來，可以想見在水滸草間，無數墨綠而黏滑的鄉土歌手，正搖其長舌，鼓其白腹，閣閣而歌。那歌聲此起彼落，一遞一接，可說是一場「接力唱」。那充沛富足的中氣，就像從春回夏凱的暖土裏傳來，生機勃勃，比黑人的靈歌更肥沃更深沉。夜蛙四起，我坐其中，聽初夏的元氣從大自然丹田的深處叱吒呼喝，漫野而來。正如韓愈所說：「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冥冥之中，蛙其實是夏的發言人，只可惜大家太忙了，無暇細聽。當然，天籟裏隱藏的天機，玄乎其玄，也不是完全聽得懂的。有時碰巧夜深人靜，獨自盤腿閉目，行瑜伽吐納之術，一時血脈暢通，心境豁然，蛙聲盈耳，渾然忘機，竟似戶外鼓腹鼓噪者為我，戶內鼓腹吐納者為蛙，人蛙相契，與夏夜合為一體了。

　　但是有一種蛙卻令我難以渾然忘機，那便是蛙中之牛，所謂牛蛙。大約在五年前的夏天，久旱無雨，一連幾夜聽到它深沉而遲緩的低哞，不識其為何物，只有暗自納罕。不久，我存也注意到了。晚飯後我們在屋後的坡上散步，山影幢幢，星光幽詭之中，其聲悶悶然，鬱鬱然，單調而遲滯地從谷底傳來，一哼一頓，在山間低震而隱隱有回聲，像巨人病中的呻吟。兩人停下步來，駭怪了一會，猜想那不是谷底的牛叫，就是樟樹灘村裏那戶人家在推磨。但那家的牛會這麼一迭連聲地哞之不休，那家的人會這麼勤奮，走馬燈似地推磨不停，又教我們好生不解。後來睡到床上，萬籟寂寞，天地之間只有那謎樣的魔樣的怪聲時起時歇，來枕邊祟人。有時那聲音一呼一應，節拍緊湊，又像是有兩條牛在對吟，益增疑懼。

　　這麼過了幾夜，其聲忽歇，天地清靜。日子一久，也就把這事給忘了：牛魔王也好，鬼推磨也好，隨它去吧，只要我一枕酣然，不知東方之既白。直到有一晚，其聲無緣無故，忽焉又起。我們照例散步上山，一路狐疑不解，但其聲遠在谷底，我們無法求證，也莫可奈何。就在這時，迎面來了光生伉儷，四人停下來聊天。提起怪聲，我不免徵詢他們的意見，不料光生立刻答道：

　　「那是牛蛙。」

　　「什麼？是牛蛙？」我們大吃一驚。

　　「對呀，就在樓下的陰溝裏。」

　　「這麼近！怪不得──」

　　「吵死人了，」輪到光生的太太開口，「整夜在我們樓下吼叫，真受不了。有一次我們燒了兩大鍋開水，端到陰溝的鐵格子蓋上，兜頭兜腦澆了下去──」

　　「後來呢？」我存緊張地追問。

　　「就沒有聲音了。」

　　「真是──好肉麻。」

　　說到這裏，四個人都笑了。但是在哞哞的牛蛙聲中回到家裏，我的內心卻不輕鬆。模糊的猜疑一下子揭曉，變成明確的威脅──遠慮原來竟是近憂！就在樓下的陰溝裏！怪不得那麼震人耳鼓，擾人心神！那笨重而魯鈍的次男低音，有了新的意義。幾星期來遊移不定的想像，忽然有了依附的物件。原來是牛蛙，怪不得聲蠻如牛。《伊索寓言》有一則說蛙鼓足了氣，要跟牛比大；使我想起，牛蛙的體格雖不如牛，氣魄卻不多讓，那麼有限的肺活量，怎能蘊含那麼超人，不，「超蛙」的音量。如果它真的體大如牛，那麼一匹長舌巨瞳的墨綠色兩棲妖獸，伏地一吼，哮聲之深邃沉洪，不知該怎樣加倍駭人。我立刻去翻詞典，詞典說牛蛙又名喧蛙，雌蛙體長二十厘米，雄蛙十八厘米，為世上最大之蛙，又說其鼓膜之大，為眼徑四分之三。喧蛙之名果不虛傳，也難怪聽了聒耳驚心，令人蠢蠢不安。

　　知道了那是什麼之後，側耳再聽，果然遠在天邊，近在跟前，覺得那陰鬱的低調，鍥而不捨，久而不衰，在你的耳神經上像一把包了皮的鈍鋸子拉來拉去，真是不留傷痕的暗刑。那哮聲在小怪物的丹田裏發動，在它體內已著魔似地共鳴一次，到了它蹲伏的陰溝之中，變本加厲，又再共鳴一次，愈顯得誇大嚇人。為它取一個綽號，叫「陰溝裏的地雷」，誰曰不宜？不用多說，那一夜我翻來覆去，到後半夜才含糊入夢。

　　擾攘數夜之後，其聲息又止息。未幾夏殘秋至，牛蛙的威脅也就淡忘了。到了第二年初夏，第一聲牛蛙發難，這一次，再無猜謎的餘地。我存和我相對苦笑，兩人互慰了一陣，準備用民主元首容忍言論自由的胸襟，來接受這逆耳之聲。不過是幾隻小牛蛙在彼此唱和罷了，有什麼好大驚小怪？這麼一想，雖未全然心安，卻似乎已經理得了。於是一任「陰溝裏的地雷」一吼一答，互相引爆，只當沒有聽見。但此情恰如李清照所言，「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自命不在乎了幾天之後，那魯鈍而遲滯的單調苦吟，像一把毛哈哈的刷子一下又一下地曳過心頭，更深人靜的那一點清趣，全給毀了。

　　終於有一天晚上，容忍到了極限，光生伉儷燒水伏魔的一幕驀地兜上心來。我去廚房裏找來一大筒滴滴涕，又用手帕把嘴鼻蒙起，在頸背上打一個結，便衝下樓去。草地盡頭，在幾株幼楓之下，是一條長而曲折的排水陰溝，每隔丈許，便有兩個長方形的鐵格子溝蓋。我沿溝巡了一圈，發現那鬱悶困頓的呻吟，經過長溝的反激，就近聽來，益發空洞而富迴聲，此呼彼應，竟然有好幾處。較遠的幾處一時也顧不了，但近樓的一處鐵格子蓋下，鬱歎悶哼的哞聲，對我臥房的西窗最具威脅。我跪在草地上，聽了一會，拾來一截長近三尺的枯松枝，伸進溝去搗了幾下。哞聲戛然而止。但蓋孔太小，枯枝太彎，溝又太深，我知道「頑敵」只是一時息鼓，並未受創，只要我一轉背，這潛伏的危機又會再起。我驀地轉過身去，待取背後的滴滴涕筒，忽見人影一閃。

　　「吉米，」原來是三樓張家的么弟。

　　「余伯伯，你在做什麼？」吉米見我半個臉蒙住，也微吃了一驚。

　　「趕牛蛙。這些東西吵死人。」

　　「牛蛙？什麼是牛蛙？」

　　「牛蛙就是──特別大的青蛙。如果你是青蛙，我就是牛蛙。」

　　「老師說，青蛙吃害蟲，對人類有益處。」

　　「可是它太吵人，就成了害蟲，所以──」說到這裏，我忽然覺得自己毫無理由，便拿起滴滴涕筒，對吉米說：

　　「站開些，我要噴了！」

　　說著便猛按筒頂的活塞，像納粹的獄卒一樣，向溝中之囚施放毒氣。一時白煙飛騰，隔著手帕，仍微微嗅到嗆人的瓦斯臭味。吉米在一旁咳起嗽來。幾番掃射之後，滴滴涕筒輕了，想溝中毒氣彌漫，「敵陣」必已摧毀無餘。聽了一會，更無聲息，便牽了吉米的手回到屋裏。

　　果然肅靜了。只有遠處的幾隻還在隱隱地呻吟，近處的這只完全緘默了，今晚可以高枕無憂。也許它已經中毒，正在垂死掙扎，本已扭曲的四肢更加扭曲。威脅一下子解除，我忽然感到勝利者的空虛和疲勞。為了耳根清靜，就值得犧牲一條性命嗎？帶著淡淡的內疚，我矇矓地睡去。

　　第二天夜裏，河清海晏，除了近處的蟲吟細細，遠村的犬吠荒荒，天地闃然無聲。寂寞，是最耐聽的音樂。它是聽覺的休戰狀態，輕柔的靜謐俯下身來，攏慰受傷的耳朵。我欣然攤開東坡的詩集，從容地詠味起來。正在這時，心頭忽然像給毛刷子刷了一下，那哞聲又開始了。那冥頑不靈的苦吟低歎，像一群不死不活的病牛，又開始它那天長地久無意無識的喧鬧。我絕望地闔上詩集。還只當是休戰呢，這不是車輪鏖戰，存心鬥我嗎？我衝下樓去，沿著那叵測的陰溝偵察了一周。至少有七八隻之多，聽上去，那中氣之足，打一場消耗戰絕無問題。它們只要一貫其愚蠢，輪番地哼哼又哈哈，就可以逸待勞，毀掉我一個晚上。

　　我衝回樓上，惡向膽邊生。十分鐘後，我提了滿滿一桶肥皂粉沖泡的水，氣喘咻咻地重返陣地。近處的鐵格子蓋下，昨夜以為肅清了的，此刻吼得分外有勁，像在嘲弄我早熟的樂觀。是原來的那只秋毫無損呢，還是別處的溝裏又撲來了一隻？難道這條曲折的陰溝是「胡志明小徑」，而這些牛蛙是善於土遁的地下越共嗎？帶著受了騙的惱羞成怒，我把一整桶毒液兜頭直淋了下去。溝底濺起了回聲，那怪物魘囈了兩聲，又裝聾作啞起來。我又回到樓上，提來又一桶酵得白沫四起的肥皂粉水，向一蓋一蓋的空格灌了下去。一不做，二不休，又取來滴滴涕，向所有的洞口逐一噴射過去。

　　這麼折騰了一個多鐘頭，我倒是累了。睡到床上，還未安枕，那單調而有惡意的哼哈又起，一呼群應，簡直是全面反擊。我相信那支地下遊擊隊已經不朽，什麼武器都不會見效了。

　　「真像他媽的越共！」

　　「你在說什麼？」枕邊人醒過來，惺忪地問道。

　　第三年的夏天，之藩從美國來香港教書，成為我沙田山居的近鄰，山間的風起雲湧，鳥囀蟲吟，日夕與共。起初他不開車，峰迴路轉的閒步之趣，得以從容領略。不過之藩之為人，凡事只問大要，不究細節，想他散步時對於周圍發生的一切，也只是得其神髓而遺其形跡，不甚留心。一天晚上，跟我存在他陽臺上看海，有異聲起自下方，我存轉身去問之藩：

　　「你聽，那是什麼聲音？」

　　「哪有什麼聲音？」之藩訝然。

　　「你聽嘛，」我存說。

　　之藩側耳聽了一會，微笑道：

　　「那不是牛叫嗎？」

　　我存和我對望了一眼，我們笑了起來。

　　「那不是牛，是牛蛙，」她說。

　　「什麼？是牛蛙。」之藩吃了一驚，在群蛙聲中愣了一陣，然後恍然大悟，孩子似地爆笑起來。

　　「真受不了，」他邊笑邊說，「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單調的聲音！牛蛙！」他想想還覺得好笑。群蛙似有所聞，又哞哞數聲相應。

　　「這種悶沉沉的苦哼，一點幽默感都沒有，」我存說，「可是你聽了卻又可笑。」

　　「不笑又怎麼辦？」我說，「難道跟牠對哼嗎？其實這是苦笑，莫可奈何罷了。就像家裏來了一個頑童，除了對他苦笑，還有什麼辦法。」

　　第二天在樓下碰見之藩，他形容憔悴，大嚷道：

　　「你們不告訴我還好，一知道了，反而留心去聽！那聲音的單調無趣，真受不了！一夜都沒睡好！」

　　「抱歉抱歉，天機不該洩漏的。」我說。「有一次一位朋友看偵探小說正起勁，我一句話便把結局點破。害得他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氣得要揍我。」

　　「過兩天我太太從臺北來，可不能跟她說，」之藩再三叮嚀。「她常會鬧失眠。」

　　看來牛蛙之害，有了接班人了。

　　煩惱因分擔而減輕。比起新來的受難者，我們受之已久，久而能安，簡直有幾分優越感了。

　　第四年的夏天，隔壁搬來了新鄰居。等他們安頓了之後，我們過去作睦鄰的初訪。主客坐定，茶已再斟，話題幾次翻新，終於告一段落。岑寂之中，那太太說：

　　「這一帶真靜。」

　　我們含笑頷首，表示同意。忽然哞哞幾聲，從陽臺外傳了上來。

　　那丈夫注意到了，問道：「那是什麼？」

　　「你說什麼？」我反問他。

　　「外面那聲音。」那丈夫說。

　　「哦，那是牛──」我說到一半，忽然頓住，因為我存在看著我，眼中含著警告。她接口道：

　　「那是牛叫。山谷底下的村莊上，有好幾頭牛。」

　　「我就愛這種田園風味。」那太太說。

　　那一晚我們聽見的不是群蛙，而是枕間彼此格格的笑聲。

　　　　一九八○年五月

沒有人是一個島──想起了瘂弦的「一九八○年」

　　二十三年以前，一位才華初發的青年詩人，嚮往未來與遠方，寫了一首烏托邦式的成人童話詩，設想美妙，傳誦一時。那首詩叫做「一九八○年」，作者瘂弦，當時只有二十五歲。詩的前兩段是這樣的：

　　　　老太陽從蓖麻樹上漏下來，
　　　　那時將是一九八○年。

　　　　我們將有一座
　　　　費一個春天造成的小木屋，
　　　　而且有著童話般紅色的頂
　　　　而且四周是草坡，牛兒在嚙草
　　　　而且，在澳洲。

　　當時的戲言，今朝已來到眼前，這已是一九八○年了。不知怎的，近來時常想起瘂弦的這首少作。二十多年來，臺灣變了很多，世界整個變了，連詩人嚮往的澳洲也變了不少。瘂弦，並沒有移民去澳洲，將來顯然也不會南遷。這些年來，他去過美國、歐洲、印度、南洋，卻始終未去澳洲。

　　倒是我，去過澳洲兩個月，彼邦的大城都遊歷過，至於草坡上的紅頂小屋，也似乎見過一些。八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雪梨。如果二十五歲的瘂弦突然出現在眼前，問我那地方到底如何，我會說：「當然很好，不但袋鼠母子和寶寶熊都很好玩，連三次大戰和文革都似乎隔得很遠。不但如此，臺北盆地正熱得要命，還要分區節水，那裏卻正是清涼世界，企鵝紳士們都穿得衣冠楚楚，在出席海濱大會。不過，如果我是你，就不會急著搬去那裏，寧可留在臺灣。」

　　一人之夢，他人之魘。少年瘂弦心中的那片樂土，在「澳廝」們自己看來，卻沒有那麼美好。遠來的和尚會唸經，遠方的經也似乎好唸些，其實家家的經都不好唸。

　　澳洲並不全是草地，反之，浩闊的內陸盡是沙漠，又乾又熱，一無可觀。我在沙漠的中心，愛麗絲泉，曾經住過一夜。那小鎮只有一條街，從這頭踱到那頭，不過一盞茶的功夫。樹影稀疏的街口，外面只有一條灰白的車路，沒向萬古的荒沙之中。南北兩邊的海岸，都在一千公里以外，最近的大都市更遠達一千五百公里，真是遁世的僻鄉了。只是到了夜裏，人籟寂寂，天籟齊歇，像躺在一隻壞了的錶裏，橫聽豎聽，都沒有聲音。要不是袋裏還有張回程的機票，真難相信我還能生還文明。

　　澳洲的名詩人，我幾乎都見過了。侯普贈我的書中，第一首詩便是他的名作「澳大利亞」，劈頭第一句便詛咒他的鄉土，說它是一片「心死」的大陸，令我大為驚顫。澳洲的大學招不足學生，一來人口原就稀少，二來中學畢業就輕易找到工作。大學教授向我埋怨，說一個月的薪水，百分之四十幾都納了稅。雪梨的街頭也有不少盜匪，夜行人仍要小心。坎貝拉公園裏，有新幾內亞的土人紮營守坐，作獨立運動之示威，令陪我走過的澳洲朋友感到尷尬。東北岸外，法國人正在新加里多尼亞島附近試驗核爆，令澳洲青年憤怒示威。誰說南半球見不到蕈狀雲呢？

　　如果還有誰對那片「樂土」抱有幻想，他不妨去看看澳洲自製的連續劇「女囚犯」。這一套電視片長達三十集，主要的場景是澳洲一座專關女囚犯的監獄；一個個女犯人的故事，當初如何犯法，如何入獄，後來如何服刑，如何上訴，又如何冤情大白，獲釋出去，都有生動明快的描寫。當然女犯人的結局，不都是歡天喜地走出獄門。也有不幸的一群，或死在牢裏，或放出去後不見容於社會，反覺天地為窄而牢獄為寬，世情太冷，不如獄中友情之溫，寧願再蹈法網，解回舊獄。澳洲原是古時英國流放罪犯之地，幽默的澳洲朋友也不諱言他們是亡命徒流浪漢的後人。也難怪他們的電視界能推出這麼一部鐵窗生涯的寫實傑作。

　　瘂弦的「一九八○年」仍不失為一首可愛的好詩，但畢竟是廿多年前的作品，我敢說作者的少年情懷，如今已不再了。那時臺灣的新詩風行著異國情調，不但瘂弦的某些少作，就連土生土長的葉珊、陳錦標、陳東陽等的作品也是如此。愛慕異國情調，原是青年人理想主義的一種表現。兼以當時臺灣的文化、社會、政治各方面都沒有現在這麼開放，一切都沒有現在這麼進步，青年作家們多少都有一點「恐閉症」，所以嚮往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種可解的心情，不必動輒說成什麼「崇洋」。二十多年下來，我這一輩的心情已經完全相反：以前我們幻想，樂土遠在天邊，現在大家都已憬然省悟，所謂樂土，豈不正是腳下的這塊土地，世界上最美好的島嶼？原則上，澳洲之大，也只是一個島嶼罷了。然則在澳洲和臺灣之間，今天的瘂弦當然是選擇自己的家島。今天，年輕的一代莫不熱烈地擁抱這一片土地和這一個社會，認同鄉土，一時蔚為風氣，誠然十分可喜。但是我們卻不應武斷劃分，說今日的青年皆是，而往日的青年皆非。其實，今日青年之所以有此心態，一半也是臺灣在外交壓力下所促成：既然舉世都要否定我們，那麼大無畏的愛國之士就要堂堂正正地站出來肯定自己。另一半則是因為二十年來，臺灣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和繁榮，比起美國來不見得怎麼落後，比起中國大陸來卻已超前很多，就是這一份「比得起」的信心，令今日的青年有回頭肯定自己的依據。

　　二十多年的留學潮似乎是淡下去了。從遠颺外國到奉獻本土，我國青年態度的扭轉，正是民族得救文化新生的契機。人對社會的要求和奉獻，應成正比：要求得高，就應奉獻得多；有所奉獻，才有權利有所要求。對社會只有奉獻而不要求，不要求它變得更合理更進步，那是愚忠。「不問收穫」，是不對的。反之，對社會只有要求而不奉獻，那是狂妄與自私。不過留學潮也不是全無正面的意義，因為我們至少了解了西方，而了解西方之長短正所以了解中國，了解中西之異同。「不到黃河心不死」，許多留學生卻是「不到紐約心不死」。同時，遠颺外國也還有身心之分。有的人身心一起遠颺了，從此做外國人，那也乾脆。有的人身在海外而心存本土，地雖偏而心不遠，這還是一個正數，不是負數。但是這種人還可分成兩類。第一類「心存」的方式，只是對本土的社會提出要求，甚至是苛求，例如「臺灣為什麼還不像美國」等等，卻忘了他自己並未奉獻過什麼。第二類「心存」的方式，則是奉獻，不論那是曾經奉獻，正在奉獻，或是準備奉獻。這種奉獻，雖阻隔於地理，卻有功於文化。例如蕭邦，雖遠颺於法國，卻以音樂奉獻於波蘭，然則蕭邦在法國，正是波蘭的延伸，不是波蘭的縮減。「正數」的留學生，都可以作「臺灣的延伸」看待。

　　瘂弦也曾經兩度留學，但到了一九八○年，卻沒有像他在早年詩中所預言的，落戶在異國。從遠颺到回歸，正是瘂弦這一輩認同臺灣的過程，這過程十分重要。時至今日，誰是過客，誰是歸人，已經十分清楚。對他這一輩的作家，臺灣給他們寫作的環境，寫作的同伴，出版他們的作品，還給他們一群讀者和一些批評家，而這些都是三十年來的中國大陸無法為他們提供的。如果當年瘂弦留在故鄉河南而未來臺灣，現在真很難想像他在哪裏。瘂弦屬於河南，但是他似乎更屬於臺灣，當然他完全屬於中國。所謂家，不應單指祖傳的一塊地，更應包括自己耕耘的田。對於在臺灣成長的作家，臺灣自然就是他們的家。這也許不是「出生權」，卻一定是「出力權」。「出力權」，正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一九八○年」詩末有這麼兩句：

　　　　我說你還趕作什麼衣裳呀，

　　　　留那麼多的明天做什麼哩？

　　這話頗有心理根據。移民到了澳洲，就到了想像中的天堂，但天堂裏的日子其實很悶人，「明天」在天堂裏毫無意義，因為它無須爭取。我認為，「桃花源記」裏的生活雖然美滿，但如果要我選擇，我寧可跟隨諸葛亮在西蜀奮鬥，因為諸葛亮必須爭取明天，但是明天對桃源中人並無意義。

　　我知道頗有些朋友以臺灣為一島嶼而感到孤立、氣餒，也聽人說過，臺灣囿於地理，文學難見偉大的氣魄。這話我不服氣。豈不見，我們的失敗是在大陸，而成功卻在海島？拿破崙生在島上，也死在島上，卻影響了一代的歐陸。說到文學，莎浮誕生的萊思波斯，蕭克利多斯誕生的西西里，都是島嶼，而據說荷馬也降世於凱奧司島。日本和英國不用多說，即以愛爾蘭而言，不也出了史威夫特、王爾德、蕭伯納、葉慈、喬艾斯、貝凱特？

　　蘇軾，應該是我國第一位在海島上寫作的大詩人了。他的高見總該值得我們注意。「蘇海識餘」卷四有這麼一則：「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間之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真不愧曠代文豪，雖自稱信筆所之，畢竟胸襟開闊，不以島居為囿，卻說「有生孰不在島者」？髯蘇當時的地理觀念，竟和今日的實況相合。瘂弦當年要去的澳洲，不正是一個特大號的島嗎？亞、非、歐三大洲，也不過合成一個巨島。想開些，我們這青綠間白的水陸大球，在太空人眷眷回顧之中，不也只是一座太空島嗎？

　　不過，蘇軾的這一番自寬之詞，要慰勉我們接受的，只是地理上的囿限，絕非心理上的自蔽。「俯仰間之有方軌八達之路」，他在文末已經說得明白。他的名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更點出客觀觀點的重要。島嶼只是客觀的存在，如果我們竟在主觀上強調島嶼的地區主義，在情緒上過份排外，甚至在意識上要脫離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那就是地理的囿限又加上心理的自蔽，這種趨勢卻是不健康的。詩人鄧約翰的一段佈道詞，也是海明威一部小說題名之所本，不妨與蘇軾之文並讀：「沒有人是一個島，自給自足；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份，整體的一片段。如果一塊土被海浪沖走，則歐洲的損失，正如沖走了一角海岬，沖走了你朋友的田莊或是你自己的田莊。不論誰死了，我都受損，因為我和人類息息相關。所以不要派人去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而敲。」

　　　　一九八○年八月四日

秦瓊賣馬

　　「隋唐演義」寫秦叔寶困在潞州的小客棧裏，盤纏耗盡，英雄氣短，逼得把胯下的黃驃馬牽去西營市待沽：「王小二開門，叔寶先出門外，馬卻不肯出門，逕曉得主人要賣他的意思。馬便如何曉得賣他呢？此龍駒神馬，乃是靈獸，曉得才交五更。若是回家，就是三更天也備鞍轡，捎行李了。牽棧馬出門，除非是飲水齕青，沒有五更天牽他飲水的理。馬把兩隻前腿蹬定這門檻，兩隻後腿倒坐將下去。」讀到此地，多情的看官們沒有不掉淚的。

　　回臺前夕。把胯下四年的舊車賣了，竟也十分依依不捨。汽車不比寶馬，原是冥頑不靈之物，賣車的主人也不比秦瓊，未到床頭金盡的地步，仲夏的香港，更不比潞州的風高氣冷，但我在賣車那兩天，心情卻像秦瓊賣馬，因為我和那車的緣份，也已到窮途末路了。

　　對於古英雄，馬不但是胯下的坐騎，還是人格的延伸，英雄形象的裝飾。項羽而無烏騅，關羽而無赤兔，都不可思議。「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簡直超乎鞍轡之外，進入玄想的境地了。至於陸游，雖有「鐵馬秋風大散關」的豪語，在我想像之中，卻似乎總是騎匹瘦驢。現代的車輛之中，最近於馬的，首推機器腳踏車，至於汽車，其實是介於馬和馬車之間。美國的汽車便有「野馬」、「戰馬」之類的名號，足見車馬之間的聯想，原就十分自然。

　　馬反映了騎者的個性，汽車多少也是如此。買跑車的人跟買旅行車的人，總是有點分別的，開慢車跟開快車，也表現不同的性格。我在丹佛的時候，大學裏有一位鬚髮競茂的美國同事，開一輛長如火車車廂的旅行車，停在小車之間，蔽天塞地，儼然有大巫之概。大家問他，好好一個單身漢，買這麼一輛旅行車幹什麼，他的答覆是將來打算養半打孩子。問他太太可有著落，說正在找。我心裏暗想，女友見到這麼一輛幼稚園校車，怎不嚇得回頭就逃。果然，到我離開丹佛時，那輛空大的旅行車裏，仍然不見女人，孩子更不用提。車格即人格，這位同事「挈婦將雛，拖大帶小」的溫厚性情，可想而知。

　　另有一位同事，是位哲學名家，開起車來慢悠悠地，游心太玄，很有康德飯後散步的風度。只是「狹路相逢」，倒要小心一點，如果不巧你的快車跟上了他的慢車，也不得不耐下心來，權充康德的影子，步康德的後塵。不過哲人的低速卻低得不很均勻，因為他時常變速，不，「變慢」，一會兒像「穩當推」，一會兒像「賴而兼拖」，一會兒又像是「鴨踏腳」，令步其後塵的車輛無所適從。我們的哲人卻安車當步，在狹路上領著一長列探頭探腦而又超不得車的車隊，從容蠕行如一條蜈蚣。一年前，之藩忽然買了一輛米黃色的小車，同事聞訊，一時人人自危。果然米黃小車過處，道路側目，看他「賴而兼拖」而來，「鴨踏腳」而去，全不像個電子系的教授。

　　車性即人性，大致可以肯定。王維開起車來，想必跟李白大不相同。我一直想寫一首詩，叫「與李白同馳高速公路」。李白生當今日，一定猛騁跑車，到見山非山見水非水的速度，違警與否，卻是另一件事。擁有汽車，等於搬兩張沙發到馬路上，可以長途坐遊，比騎馬固然有欠生動與浪漫，但設計精密，馬力無窮，又快又穩，又可以坐乘多人，只要腳尖微抑，肘腕輕舒，胯下的四輪就如挾了風火一般滾滾不息，歷州過郡，朝發午至，令發明木牛流馬的孔明自嘆不如。還有一點，鞍上的英雄遇上風雨，畢竟十分狼狽，桶形座上的駕駛人卻頂風冒雨，不廢馳驅，無論水晶簾外的世界是嚴冬或是酷暑，車內的氣候卻由儀表板上按鈕操縱。杖履登臨，可以寫田園詩。鞍鐙來去，可以寫江湖詩。但坐在方向盤後，卻可以寫現代詩，現代的遊仙詩。

　　電鐘不停，里程表不斷地跳動，我和那輛得勝小車告別時，它已經快滿四歲，里程表上已記下兩萬一千多英里了。這里程，已近乎繞地球的一圈。四年的歲月悠悠轉，又兜回了原地，那一切的峰迴路轉，水遠山長，在那迷目的反光小鏡裏，名副其實都變成「前塵」了。

　　那輛日產出廠的得勝，最觸目的是周身的綠玉色澤和流線型輪廓。細緻耐看的綠色之下，更泛出遊移不定的一層金光，迎著日輝，尤顯得金碧燦然，像艷陽樣在荷葉的上面。車重二五八○磅，身長一七七吋，比起我在丹佛開的那輛鹿軒來，短了四十吋，但在地窄街狹的香港，和那些一千六百西西的各型小車相較，又顯得有些昂藏了。桶形的駕駛座在右面，開車時卻要靠左行駛，起初不慣，兩星期後也就自然了。朋友去港，我開車到機場迎接，只要是逕自走向車右去開門的，一望便知是美國來客，賓主撞在一塊，不免相顧失笑。車上了公路，放輪奔馳，路面的起伏迴旋，從車底的輪胎和彈簧，隱隱傳到髀骨和背肌，麻麻地，有一種輕度催眠的快感。渾圓的方向盤，掌中運轉，給人大權在握、一切操之在我的信心。速度上了四十英里，引擎的低吟穩健而輕快，像一隻弓背導電喃喃自怡的大貓。四年的日子就繞著這圓盤左右旋轉，兩萬多哩的路程大半耗在馬料水到尖沙咀的大埔路上。不記得，在巍巍的獅子山下，曾向深邃的稅關投下多少枚買路錢了。朋友從臺灣來，想眺望夢裏的鄉關，載他們去勒馬洲「窺邊」，去鏡中飽飫青青的山脈，脈脈的青山，也不記得有多少回了。最賞心饜目的，是在秋晴的佳日，海色山嵐如初拭之鏡，駛去屏風的八仙嶺下，沿著白淨的長堤，一面散步，一面回顧中大的水塔和蜃樓。而如果遊興未央，也會載著思果，之藩，洪嫻，探入縹緲的翠微，去探新娘潭，烏騰蛟，三門仔，鹿頸。

　　迄今駕過三輛車，前二輛高速馳驟，都在新大陸，這一輛的輪印卻始終在老大陸的門口徘徊。之藩初到香港，有一次載他去大埔，我說，「如果一直朝北開，一會兒就到廣州了」，之藩大驚，連呼不可亂來。香港地狹，只得臺北縣大小，馬力強勁的跑車和名牌轎車，在路警眈眈的監視之下，誰也不敢大開油門，突破四十英里的速限，就像一群身懷絕技的俠客，只能規行矩步，揖讓而進，不敢使盡渾身解數。那輛綠玉得勝困在半島多如蟹爪的新界，一百十五匹馬力施展不開來，在我的腕下最高時速只到過六十英里，那當然也只是在夜間，十幾秒鐘的事情罷了，比起在新大陸的曠野上那種持續而迅疾的滑遊來，真是委屈了它了。有一次我曉發芝加哥，夜抵蓋提斯堡，全程六百英里，在香港，我一個月也開不到這麼多路。

　　中文大學在沙田東北的一座山上，地勢略似東海大學，但波光瀲灔，水色迎人，風景更具靈動之美。我住的第六苑在山的背面，高低約在山腰。開車出門，不是上坡便是下坡，引擎未熱，便要仰攀陡坡，所有車輛莫不氣喘咻咻，或悶悶而哼，或囂囂而怨。山道起伏不定，轉彎更頻，須要不斷換檔，而且猛扭方向盤，加以微微隆起的人工路障，須要不斷煞車，那輛得勝在委屈之餘更飽受折磨，真覺得對不起它。好在亞熱帶的氣候，連霜都少見，它更不愁陷雪或溜冰，這一點卻勝過以前的兩車。

　　以前的那兩架車，曾為我踹冰踏雪，抵禦異國凜冽的長冬，而車廂卻擁我如春溫，都那裏去了呢？一九六五年產的「飛鏢」，一九六九年出世的「鹿軒」，底特律一胎又一胎的漂亮孩子，在迎新汰舊的美國，怕早已肢體殘缺，玻璃不全，枕屍疊骸地敧側在公路邊的廢車墳場了吧？那擋風窗上變幻的美景，反光鏡中的縮地術，雨刷子記錄的風霜，電鐘記錄的昨日，方向盤後的鄉愁，一切一切的記憶，都消蝕在埋而未埋的舊車、老車、古董車裏了。誰還能想像，當初在底特律剛剛出廠，豪華的陳列室裏，乳嫩的白漆，克羅米的銀光，曾炫過多少驚羨的眼睛？

　　正如這輛綠比玉潤的得勝，當初也炫過我，它新主的眼睛；坐在黑亮生光的綢面座位上，新皮的氣味令人興奮，平穩飛旋的四輪觸地又似乎離地。四年下來，從前的光鮮已經收斂，雖然我一直善加保養，看去只有兩歲的樣子，畢竟時間的指紋和足印已觸目可見，輪胎已換了三次了。明知它不過是一堆頑鐵，幾塊玻璃，日後的歸宿也只是纍纍的車冢，而肌膚之親與日俱深。四年來，無論遠征或近遊，它總是默默地守在停車場一隅，像一匹忠實的坐騎。看新主接過鑰匙，跨進了車去，砰地一響關上了車門，關我在外面。然後是引擎響了，多麼熟悉的低吟；然後車頭神氣地轉了過去，四燈炯炯探人；然後是夭矯的車身，伶俐的車尾，車尾的一排紅燈；然後便沒入了車潮之中。只留下了我，一個寂寞悵恨的秦瓊，呆立在空虛的停車場上。

　　　　一九八○年九月四日於廈門街

我的四個假想敵

　　二女幼珊在港參加僑生聯考，以第一志願分發臺大外文系。聽到這消息，我鬆了一口氣，從此不必擔心四個女兒統統嫁給廣東男孩了。

　　我對廣東男孩當然並無偏見，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愛的廣東少年，頗討老師的歡心，但是要我把四個女兒全都讓那些「靚仔」、「叻仔」擄掠了去，卻捨不得。不過，女兒要嫁誰，說得灑脫些，是她們的自由意志，說得玄妙些呢，是因緣，做父親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況在這件事上，做母親的往往位居要衝，自然而然成了女兒的親密顧問，甚至親密戰友，作戰的對象不是男友，卻是父親。等到做父親的驚醒過來，早已腹背受敵，難挽大勢了。

　　在父親的眼裏，女兒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十歲以前，因為那時她完全屬於自己。在男友的眼裏，她最可愛的時候卻在十七歲以後，因為這時她正像畢業班的學生，已經一心向外了。父親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對父親來說，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俊馬或摩托車來，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艙的凍眠術，一任時光催迫，日月輪轉，再揉眼時，怎麼四個女兒都已依次長大，昔日的童話之門砰地一關，再也回不去了。四個女兒，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簡直可以排成一條珊瑚礁。珊珊十二歲的那年，有一次，未滿九歲的佩珊忽然對來訪的客人說：「喂，告訴你，我姐姐是一個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來。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只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當然不會應他。那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裏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纍纍，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跤！

　　而最可惱的，卻是樹上的果子，竟有自動落入行人手中的樣子。樹怪行人不該擅自來摘果子，行人卻說是果子剛好掉下來，給他接著罷了。這種事，總是裏應外合才成功的。當初我自己結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開門揖盜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說得真是不錯。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個人，過街時討厭汽車，開車時卻討厭行人。現在是輪到我來開車。

　　好多年來，我已經習於和五個女人為伍，浴室裏彌漫著香皂和香水氣味，沙發上散置皮包和髮捲，餐桌上沒有人和我爭酒，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戲稱吾廬為「女生宿舍」，也已經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監，自然不歡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一類。但自己轄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穩」的現象，卻令我想起葉慈的一句詩：

　　　　一切已崩潰，失去重心。

　　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學醫還是學文，遲早會從我疑懼的迷霧裏顯出原形，一一走上前來，或迂迴曲折，囁嚅其詞，或開門見山，大言不慚，總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兒，對不起，從此領去。無形的敵人最可怕，何況我在亮處，他在暗裏，又有我家的「內奸」接應，真是防不勝防。只怪當初沒有把四個女兒及時冷藏，使時間不能拐騙，社會也無由污染。現在她們都已大了，回不了頭；我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豐滿，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們了。先下手為強，這件事，該乘那四個假想敵還在襁褓的時候，就予以解決的。至少美國詩人納許勸我們如此。他在一首妙詩〈由女嬰之父來唱的歌〉之中，說他生了女兒吉兒之後，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麼地方正有個男嬰也在長大，現在雖然還渾渾噩噩，口吐白沫，卻注定將來會搶走他的吉兒。於是做父親的每次在公園裏看見嬰兒車中的男嬰，都不由神色一變，暗暗想：「會不會是這傢伙？」想著想著，他「殺機陡萌」，便要解開那男嬰身上的別針，朝他的爽身粉裏撒胡椒粉，把鹽撒進他的奶瓶，把沙撒進他的菠菜汁，再扔頭優游的鱷魚到他的嬰兒車裏陪他遊戲，逼他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而去，去娶別人的女兒。足見詩人以未來的女婿為假想敵，早已有了前例。

　　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採取非常措施，像納許詩中所說的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是「寇入深矣」！女兒的牆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拜絲，大衛．凱西弟的形象，現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被入侵的軍隊佔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的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為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裏，貼著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處，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番，哪有這麼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跡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余宅的，已經不可考了。只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後，攻城的軍事便換了一批口操粵語少年來接手。至於交戰的細節，就得問名義上是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準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跡，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後，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盪。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現在我帶幼珊回了廈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只要留意臺灣健兒，任務就輕鬆多了。

　　信箱被襲，只如戰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歷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佔領了沙發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囁嚅密談，即使脈脈相對的時候，那氣氛也濃得化不開，窒得全家人都透不過氣來。這時幾個姐妹早已迴避得遠遠的了，任誰都看得出情況有異。萬一敵人留下來吃飯，那空氣就更為緊張，好像擺好姿勢，面對照相機一般。平時鴨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這時像在演啞劇，連筷子和調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來。明知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誰曉得寶貝女兒現在是十八變中的第幾變呢？）心裏卻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敵意。也明知女兒正如將熟之瓜，終有一天會蒂落而去，卻希望不是隨眼前這自負的小子。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我能夠想像，人生的兩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終於也結婚之後。宋淇有一天對我說：「真羨慕你的女兒全在身邊！」真的嗎？至少目前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羨之處。也許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著假想敵度蜜月去了，才會和我存並坐在空空的長沙發上，翻閱她們小時相簿，追憶從前，六人一車長途壯遊的盛況，或是晚餐桌上，熱氣蒸騰，大家共享的燦爛燈光。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這麼一想，又希望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生手笨腳的小伙子，還是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吧。

　　袁枚寫詩，把生女兒說成「情疑中副車」；這書袋掉得很有意思，卻也流露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照袁枚的說法，我是連中了四次副車，命中率夠高的了。余宅的四個小女孩現在變成了四個小婦人，在假想敵環伺之下，若問我擇婿有何條件，一時倒恐怕答不上來。沉吟半晌，我也許會說：「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譜，誰也不能竄改，包括韋固，下有兩個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憑什麼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間？何況終身大事，神祕莫測，事先無法推理，事後不能悔棋，就算交給廿一世紀的電腦，恐怕也算不出什麼或然率來。倒不如故示慷慨，偽作輕鬆，博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到時候帶顆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問的人笑了起來，指著我說：「什麼叫做『偽作輕鬆』？可見你心裏並不輕鬆。」

　　我當然不很輕鬆，否則就不是她們的父親了。例如人種的問題，就很令人煩惱。萬一女兒發癡，愛上一個聳肩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該怎麼辦呢？在理性上，我願意「有婿無類」，做一個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還沒有大方到讓一個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兒抱過門檻。現在當然不再是「嚴夷夏之防」的時代，但是一任單純的家庭擴充成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也大可不必。問的人又笑了，問我可曾聽說混血兒的聰明超乎常人。我說：「聽過，但是我不希罕抱一個天才的『混血孫』。我不要一個天才兒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問的人不肯罷休：「那麼省籍呢？」

　　「省籍無所謂，」我說。「我就是蘇閩聯姻的結果，還不壞吧？當初我母親從福建寫信回武進，說當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驚小怪，說『那麼遠！怎麼就嫁給南蠻！』後來娘家發現，除了言語不通之外，這位閩南姑爺並無可疑之處。這幾年，廣東男孩鍥而不捨，對我家的壓力很大，有一天閩粵結成了秦晉，我也不會感到意外。如果有個臺灣少年特別巴結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談文論詩，我也不會怎麼為難他的。至於其他各省，從黑龍江直到雲南，口操各種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兒不嫌他，我自然也歡迎。」

　　「那麼學識呢？」

　　「學什麼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學者，學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點：中文必須清通。中文不通，將禍延吾孫！」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問。

　　「你真是迂闊之至！」這次輪到我發笑了。「這種事，我女兒自己會注意，怎麼會要我來操心？」

　　笨客還想問下去，忽然門鈴響起。我起身去開大門，發現長髮亂處，又一個假想敵來掠余宅。

　　　　　　　　　　　　　　　　　　　　　　　　一九八○年九月於廈門街

送思果

　　有一天，沙田諸友在燈下清談，話題轉到美國，思果忽然嘆口氣說：「美國的風景也有很壯觀的，只是登臨之際，總似乎少了一座廟。」

　　誰要是編當代的《世說新語》，這句話不能不收進去。當時大家笑了一陣，也就忘了。我卻覺得思果這句話，無理而有趣。思果是一位認真的天主教徒，但是到了登高臨遠，神舉形遺的境地，他所需要的，不是教堂，卻是廟。這就是中國人，無論被西風吹到天涯海角，那一片華山夏水永遠在心中，夢中。美國的許多所謂「古蹟」，陳而不古，雖然也一一立碑設館，備足了文獻，總覺得火候不夠，早熟了一點。哪像中國的名剎古寺，可以喫齋喝茶，觀聯聽經，如果僧房一宿，更可領略「木魚呼粥亮且清，不聞人聲聞履聲」的靜趣。

　　儘管如此，思果在中文大學四年期滿，卻將於九月中旬「回去」美國──去那一片無廟無僧、無仙無俠的冥山頑水。那一片寂天寞地，十年前，我也曾萬里高速，風入四輪，作過少年遊，逍遙遊，遊子之遊，雖然也踐了溪山之盟，饜了煙霞之癖，而面對印地安人的名勝，南北戰爭的古蹟，總也是惘惘若失，似乎欠缺了一點什麼。有時候，覺得是缺了一座亭。有時候，覺得是少了一聲鐘。鋼鐵的欄杆，即使發神經一樣地拍遍了，又誰能會得登臨意？清風來時，松濤滿山，又覺得少了幾隻猴子，一張棋案。也曾在落磯山影裏俯仰過兩年；那是美國西部最顯貴的岩石集團，峰嶺世家，海拔遠在泰山、華山之上。但那畢竟是不著邊際的荒野，怎比得上中國的山水那麼有情？

　　思果「回去」美國，將長居北卡羅萊納州馬修城的曉霧裏。那一帶的青山我不曾見過，但想必也是嫵媚的，至於青山見他是否也用青眼，則我所難料。蘇東坡〈遊金山寺〉的末四句說：「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金山寺在鎮江，正是思果的故鄉。東坡登金山而西望故鄉的眉山，思果登阿帕拉千山想必也要西望，西望更遠更遠的金山。也許思果所說，在美國遊山玩水缺少的那一座廟，正是東坡詩裏的金山寺吧。然則思果去美國，是愈走愈遠了，不能算是歸田，因為他的田遠在鎮江。

　　東坡遊金山時還正年輕，已然鄉愁不勝，卻料不到，老了，還要流放到更遠的海南孤島。其實他在詩中雖然經常「不樂思蜀」，後半生卻註定宦遊他鄉，不能再入峽了。

　　不過東坡的半生流浪，是被放。今日中國讀書人在海外的花果飄零，大半卻由於自放。即使是嚷嚷「回歸」的學人，也只敢在旬月之間，蜻蜓點水，作匆匆的過客罷了。故鄉真能歸得的話，誰不願歸田歸山呢？如今卻是雪上指爪，那計東西。八月中旬，我從臺灣回港，思果剛剛設宴歡迎，重逢之情猶溫，現在他要離開香港，卻輪到我來杯酒歡送了，主客忽然換位，說是人生無常，卻也是人生之常。

　　那天恰是中秋之夕，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有一位故人將越海關，之後，便是煙水無邊了。我對思果說：「東出海關無故人。」大家舉起杯來，乾掉滿杯的月色，想明年今夕，恐怕只能「千里共嬋娟」了吧。由來接風和餞別，一律叫做歡迎，歡送。其實迎是歡喜，因為來日方長，送，則未必。那晚的酒菜之間，賓主雖也照例談笑，卻不見得怎麼風生，而席上的場面，也不如應有之盛。真正陪著思果淺斟終席的，只有洪嫻伉儷和我的三個女孩。滿月的清輝下，以Ｕ形繞過中大的大埔道上，蠕動著爬去對岸長堤上賞月的車隊，尾燈的紅光不安地閃著。何錦玲和張文達一行從元朗來時，已近十點。蔣芸當天下午才從星加坡飛回香港，等到接了林清玄的太太，駕了跑車趕到我的樓下，已經快要十一點了。眾客自然而然分成了兩堆，男客圍著蹲過牛棚的張文達，聽他話大陸，女客則圍著蔣芸，閒談台灣。等到高談轉清，主人領著客人齊登十樓的天台去賞月時，姮娥已經空等了許久，只餘下脈脈的清光，在四圍的山上和海上流漾。提燈追嬉的小孩子們都已散盡，紅幽幽的孔明燈也像不明飛行物一樣，神祕地失了蹤。至於去臺北演講的梁錫華，答應了當晚要飛回來共賞月色，一出啟德機場，卻召不到一輛空車，在九龍與沙田之間流落許久，幾番折騰，終於安返中大，卻早已燈闌月老，到了四更天了。

　　這是我在沙田的第八個，也是思果在沙田的第五個中秋之夜。團圓之夜，沙田的文友卻飄零在四方。黃維樑和朱立去了美國，落不完楓葉迴旋的鄉思。宋淇已經下了山，市隱在九龍的滾滾紅塵裏。黃國彬從但丁之城回來後，也早已告別了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那座四合院子。山靈水秀的沙田，雖已上了文學的地圖，但小小的沙田文學，恐怕已成了中秋的滿月，清輝要夜夜減色了，只因為思果，沙田雅聚不可缺少的關鍵人物，現在要下山遠去。去年我在臺灣，沙田群友每逢酒酣，思果輒嘆獨缺光中，乃覺言語無味，蔣芸也對說：「沒有余光中在場開你的玩笑，你也不太有趣了。」現在情形恰恰相反，思果一走，沙田的鷗鷺頓時寂寞，即使我能語妙天下，更待向誰去誇說？

　　一九八一年中秋後二日

鴉片戰爭與疝氣

　　西方人來中國傳教，自命是傳基督的光輝，來啟迪「異教徒蒙昧的心靈」，口吻甚至和馬列的信徒一樣，自命是東來「解放中國」。然而這種唯心企圖，往往要用唯物的手段來掩護，才能自然地接近待拯的異教徒。十七世紀的耶穌會神父，如利瑪竇和湯若望，是用天文曆算來做上帝的先驅，但實效不大。十九世紀的新教牧師改用醫術來接近大眾，正合中國人的需要，就收效多了。不過當時的中國人知識落後，對於西方的醫術原來不很信任，所以那些傳教士在華行醫，必須特別謹慎，否則易犯眾怒。

　　例如二十世紀初年，耶魯的年輕校友組織了耶魯傳教會，來華展開傳教工作，並且選了排外運動最烈的長沙做基地。他們先開辦了雅禮中學，接著又在一九○六年設立了雅禮醫院，由愛德華．休姆主持，手下只有兩個未經訓練的助手，辛苦可以想見。不幸一開始就有一個湘人病重死在醫院裏，嚇得休姆趕快為死者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價錢比死者家人買得起的一種貴出一倍。又有一次來了一位高官，以為休姆會按中醫的規矩把他的右脈，不料休姆只把了左脈，乃一怒而去。

　　但是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廣州有一位著名的西醫，有過更奇特的經驗。他名叫彼德．派克（中國近代史上譯為伯駕），是美國人，也是耶魯畢業。一八三五年，派克設立了廣州眼科醫院，極受歡迎，前來受診的病人三個月內就有九百多人。派克的專長是開刀，據說他挑中眼科，是因為當時的中醫在眼疾方面療效最低，又據說最忙的一次，他曾在一小時內為十六個白內障的病人開刀。因為當時求診的人太多，他除了照顧眼疾之外，其實還要治各種各樣的膿瘡、贅瘤、毒瘤。派克為人十分細心，不但詳細記載了病情的個案，而且還雇請了一位叫林瓜的本地畫家把罕見的病例繪圖留念。這些資料存在今日倫敦蓋氏醫院的陳列館，十分可貴。

　　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派克記下了他的四四六號病案。那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由他父親帶來。乍見之下，她似乎有兩個頭，真把派克嚇了一跳。走近時，才發現她右臉長著一個贅瘤，從太陽穴隆起，一直伸到嘴邊。派克要求那女孩的家長立下志願書，聲明手術萬一致命，不怪醫生，才肯為她開刀，手術只用了八分鐘，女孩便解去重負。瘤重一又四分之一磅，底部周長十六英寸，傷口癒合得很快，十八天後病人就出院了。

　　但是派克治療的病案之中，最微妙的一件卻是疝氣。患者不是別人，是林則徐。

　　一八三九年初，清廷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來廣州，查禁鴉片。英商敷衍他，不甘盡數繳出毒品，林則徐乃於三月二十四日派兵包圍「夷館」。被困的外國人有三百多名，派克也在其中。三天之後「夷館」的領事義律屈服，命英商陸續繳清鴉片。不久英僑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門，派克卻獨自留在廣州，因為醫術高明，反和中國官方頗多接觸。林則徐先是要他開方為鴉片煙客戒毒，繼而請他為自己治疝氣。

　　派克在病歷上記道：「病案六五六五號。疝氣。林則徐欽差大臣。」

　　疝氣俗稱小腸氣，我國幼嬰常因患上百日咳而得了疝氣。此病我小時就患過，後因開刀根治，當然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隱疾。不過欽差大臣生了疝氣，卻也不便張揚，而且一百年前猶「嚴夷夏之防」，怎能讓一位陌生的「夷醫」來玩狎重臣的政躬？

　　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派克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封中文信，詳析疝氣的病因，附以圖解，並且建議可裝托帶。林則徐想必不願任人近身來裝帶，似乎也懷疑裝了是否有效。他派來一位已經裝有托帶的朋友，向醫生再索一具。派克回稱，這東西必須由醫生動手安裝。於是林又派來一名亦患疝氣的副官，要醫生裝上托帶。派克從命，那副官立刻感到舒暢。最後又來了一人，自稱是欽差大人的「兄弟」，正巧體型也差不多，托帶如果合他，必然也合欽差大人。此計果然妙絕，派克無奈，只好為來人安裝疝帶。

　　事後派克在業務報告中說，「呈送給欽差大人的托帶尚稱見效」，又說不但林則徐曾經當眾誇獎他的醫院，而且結了善緣之後，林的左右侍從也每天出入醫院。

　　林則徐是清末一位有守有為的開明大吏，一生治績，無論是水利、屯田、減賦、禁煙，莫不利在百姓，是我最敬佩的近代人物之一。我一直認為他在虎門銷毀鴉片的壯舉，真足以羞東亞病夫而警西洋奸夷，值得好好寫一首詩來歌讚。郭廷以曾說他「就中國的傳統來論，固然是一位才德俱優，有識、有為、有守的人物；即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亦為一位實心任事，廉隅清正的公職人員」。林則徐說他自己「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此話未免失之自誇，好在他對洋務西學一直有心研究，不但著人翻譯書報，更編輯《四洲志》專書。《萬國律例》的片段中譯，就是派克受林之囑所作。林則徐初到廣州，曾擬一道照會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懇請她在那一頭正本清源，釜底抽薪，遏止鴉片的毒業。「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英國，誘人吸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痛絕……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這一番話真是義正而詞婉，凡有血性的中國人，甚至略具良心的西方人讀了，照理都會感動，但是當時對那頭約翰牛，卻像彈琴，這封信，林也曾請派克加以斟酌。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裏說林則徐「初至廣州，曾擬就一道給維多利亞女王的照會，詞句近乎威脅。七個月後，所頒發的與初稿頗有出入」。這麼看來，此信的定稿想必也有派克的意見。

　　派克初見林則徐時，只有三十五歲，而這位朝廷重臣已經五十四了。那時他來中國已有五年。派克原是志願來華的美國福音牧師，最初的目的是傳播福音而非行醫。還在美國的時候，他在一八三二年版的《美國百科全書》裏，發現中國人是「具有奴性，做事勤奮，生意精明的民族」，至於「心智的進展，該國久已停頓。」派克來華傳教，就是要救心死的中國人，但是《美國百科全書》卻沒有告訴他，中國人待救的不但是心智，還有身體，而身體的日趨衰弱正由於西方鴉片生意的日見興旺。以一八二九年為例，英國那年輸入中國的貨品值二千一百萬美元，其中鴉片在一千萬元以上，美國輸入值四百萬元，鴉片所占逾四分之一。馬太福音說：「凡己所欲，應以待人。」這就是中國人所重的恕道，只是論語倒過來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時的西方人來中國，一方面傳播馬太福音，一方面卻又傳播鴉片毒品；前者正是己之所欲，強加於人，後者正是己所不欲，竟施於人。派克來華傳教，卻沒有料到要治療自己同胞所傳的毒癮：西方人在華的所作所為，像一個「反諷」一般會合在他的身上。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八日，派克在中國度過五十歲生日。到這時為止，他的醫院已經醫治了五萬二千五百個病人；早在一八四七年，他已將麻醉術傳入中國。他半生在中國行醫，對我國現代醫學的貢獻十分重大。但是名氣大了，責任也不由自主地加重。由於他粗通中文，美國第一位駐華全權公使顧盛任他為美國代表團的祕書兼通譯。派克的中文當然不精，每逢草擬公文，他都要口頭譯成中文，由一位全然不懂英文的助手筆錄下來。中美之間的《望廈條約》，由耆英與顧盛代表雙方簽訂，正賴派克居間促成。一八五六年，派克更升任美國駐華專員，任務是安排美國的外交代表常駐北京，並且無限地擴展美國的對華貿易。

　　派克野心勃勃，竟想聯合英、法的代表向清廷共施壓力，以促進古老帝國的改革。英、法的外交官本來就不喜歡他固執的個性，對他的理想主義更有惡感。美國的同事嫌他時而執拗，又時而動搖。中國的官吏把他說成「老謀深算」，「滿懷敵意」，而又「固執不化」。據說咸豐也感到他好與人爭，認定他心機深不可測。派克自己也忙得不但傳教無期，甚至行醫也無暇。公務不利，人緣又差，他在失意之餘，乃漸漸遷怒於華人，認為華人生性不改，只會逃避責任，歪曲真相，誤解條文。

　　後這位憤怒的美國專員竟向華府建議派兵佔領臺灣，以應英國之佔新加坡與香港。他說：「無論是為了人類、文明、航運與商業，美國政府都勢必對臺灣採取『行動』，尤其是對目前只住野人的東南沿岸；深望我美國政府不致『退縮』。」

　　美國總統皮爾斯對此大感震驚，乃於一八五七年四月把派克召回國去。派克在美國度其餘年逾三十載，死於一八八八年，享年八十六歲。可敬又可憫的派克，在中國先後奮鬥了二十三年，始於仁愛，卻終於慍怒。牧師派克要拯救中國的靈魂，醫師派克要照顧中國的肉體，外交官派克要佔領中國的土地，西方文明對華夏古國的心情，何其複雜而又矛盾。

　　　　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

　　附識：本文多段取材於一九八○年企鵝版史班斯所著《改變中國》一書。派克為林則徐治疝事，見該書四七至四八頁，原見《中國檔案》八卷（一八四○年）六三四至六三七頁。

吐露港上

　　如果你是一隻鷹，而且盤旋得夠高，吐露港在你的「鷹瞰」下就像一隻蝴蝶張著翅膀，風來的時候更加翩翩。這是一位女孩子告訴我的。她當然不是那隻鷹，沒有親眼看過。每次從臺灣或歐洲飛降香港，也不經過這一片澄碧，所以我也無法印證。不過她的話大概沒錯，因為所有的地圖都這麼畫的。除了「風來的時候」畫不出來之外，地圖真能把人變成鷹，一飛縮山、再飛縮海、縮大地為十萬分之一的超級老鷹。我不說超級海鷗，因為鷗翅低掠貼水，鷹翅才高翔而摩天。

　　我就住在那蝴蝶左下翼的尖上。

　　那就是說，在一岬小半島上，水從三面來，風，從四面來。面前這一汪湛藍叫吐露港，也有人叫做大埔海。還是叫吐露港好，不但名字美些，也比較合乎真象，因為浩淼的南中國海伸其藍肢，一探而為大鵬灣，再探而為吐露港，面前的水光粼粼已經是灣中之灣，海神的第三代了。但不可小覷這海神之孫。無數的半島合力圍堵，才俘虜了這麼一個海嬰。東西寬在十公里以上，南北岸相距也六、七公里，在叢翠的簇擁之下，這海嬰自成一局天地，有時被風拂逆了，發起脾氣來，也令人惴惴想起他的祖父。

　　群山之中，以東南的馬鞍山最峭奇，不留餘地的坡勢岌岌，從烏溪沙的海邊無端削起，在我們是側看成峰，旭日要攀登許久，才能越過他礙事的肩背，把遲來的金曦鏢射我們的窗子。

　　和我的陽臺終古相對，在迢長的北岸橫列成嶺，山勢從東而西的，依次是八仙嶺、屏風山、九龍坑山、龍嶺，秤也秤不盡的磅磅礴礴，遠了，都淡成一片翠微。正如此刻，那一脈相接的青青山嵐，就投影在我遊騁的眼裏，攤開的紙上，只可惜你看不到。有時候我簡直分不清，波上的黛色連綿究竟是山鎮著水，還是水浮著山，只覺得兩者我都喜歡，而山可靠像仁者，水呢，可愛像智者。智者樂水，也許是因為水靈活善變吧。不過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夏天的山色，那喧呶的綠意一直登峰造極，無所不攀。到了冬天，那消瘦的綠色全面退卻，到山腰以下，上端露出了遲鈍的暗土紅色和淡褐色。在艷晴天的金陽下，纖毫悉現，萬象競來你眼前，像統統攝入了一面廣角魔鏡，山嵐在青蒼之上泛起了一層微妙的紫氣，令人在讚羨裏隱隱感到不安。陰天，山容便黯澹無聊，半隱入米家的水墨裏去。風雨裏，水飛天翻渾然攪成了一色，借著白氣瀰漫，山竟水遁失蹤，只留下我這一角危樓在獨撐變局。雨後這世界又都回來，群山洗濯得地潔天清，雨濕的連嶂疊巒蒼深而黛濃，輪廓精確得刀刻的板畫一般。其中最顯赫最氣派的，是矗屏在正北的八仙嶺，嶙峋的山脊分割陰陽，一口口咬缺了神州的天空，不知女媧該如何修補？喬志高說，他每次數八仙，總數到九個峰頭。其實所謂八仙，不過取其約數，當不得真的，否則豈不要過海去了？通常也只能指認最東邊的是仙姑峰，山麓一直伸到船灣淡水湖邊去瀝足，最西邊的純陽峰「道貌」最峻拔，據說近一千八百英尺。這些峰頭在吐露港上出盡了風頭，每次一抬頭，總見他們在北空比高競秀，肩胛相接，起伏的輪廓頂在天際，是沙田山居最最眼熟的一組曲線了。

　　八年前初上此樓，面對這鏡開天地雲幻古今的海光山色，一時目迷神飛，望北而笑。樓居既定，真正成了山人，而山人，豈不是「仙」的拆字嗎？繪著紫徽的中大校車氣咻咻從前山盤旋到後山，如釋重負地喘一口大氣，停在我住的第六苑樓底。這裏已經是文明的末站，再下去，便是海了。這裏去校門口近一公里，去九龍的鬧區有十幾公里，去香港本島呢，就更是山一程，水一程，紅燈無數，「長停復短停」。臺灣的航空信只飛一小時，到我的信箱裏，往往卻要一個星期。這裏比外面的世界要遲兩日。「別有天地非人間」嗎？風景的代價是時間，神仙，是不戴錶的。

　　頭兩年隔水迢迢看八仙連袂，只見帆去檣來，波紋如耕，港上日起日落，朝暾與晚霞同在這鏡匣裏吐露又收光。看海氣濛濛，八仙嶺下恍惚有幾村人家，像舊小說裏閒話的漁樵。到夜裏，黑山闐闐，昏水寂寂，對岸卻亮起一排十六點水銀燈，曳長如鍊，益加牽人遐想。「那對面，究竟是什麼地方呢？」我們總這麼問。

　　兩年後我們買了那輛綠色小車，第一次遠程便是去探對岸。一過大埔鎮，右轉上了汀角路，漸覺村少人稀，車輛寥落，便在八仙嶺下了。我們沿海向東閒閒駛行，八仙的翠影在左窗競走。奇怪的是，怎麼近在額際了，反不如預期中那麼蔽空排雲，壓迫仰望的眉睫？也許是隔了水的感覺吧？水，真是一種靈異之物，偌大的一盤盤一簇簇山嶺，一落入她的深眸淺靨裏，竟然不自矜持，怎麼就都倒了過來了？隔了一鏡奇詭的煙水，什麼形象都會變的。

　　過了三門仔檣桅修挺的小小漁村，再向前五、六公里，就停車在大尾篤，羅漢松危立的懸崖下，沿著斜坡，步上了平直的跨海長堤。猝不及防，那麼純粹又那麼虛幻的閃閃藍光，左右夾擊來襲我兩頰。左頰是人開的淡水湖，除了浪拍堤下碑大的白石之外，水上不見片帆，岸上不見人煙，安靜，乾淨得不可思議，真的是「藍溪之水厭生人」。右頰是神開的吐露港，只見滿帆大舸，舴艋小船，在活風活水裏趕各自的波程，最得意的是馬達快艇，尾部總是曳一道長長的白浪，水花翻滾，像一條半里的拉鍊要拉開吐露港但不久被海風又縫上。隔著洋洲和馬腰二島，背著半下午的淡淡日色，南岸的煙景眺不真切。目光盡頭，你看，中文大學後山的層樓相疊相錯，那麼纖細地精巧，虛幻得渺不足道，背光眺來，更令人疑作蜃樓海市了。我在其中度過的歲月，諸般的時憂時喜，患得患失，於是也顯得沒有意思。如果藍色象徵著憂愁，就讓這長堤引刀一割，把淡的一半給裏面的湖，鹹的一半給外面的海吧。堤長二公里，那一端接上白沙頭洲的平岡，只可惜堤身太直，失去縈迴之趣，而迎風是蕭蕭的蘆葦，不是依依的垂楊。不過遊人並不在意，堤上的少年只管騎單車，放風箏，水上的就自划小船。最好的時候該是渺無遊人，獨自站在堤上，聽風，聽水，如果真夠靜，風和水也會洩漏一點天機。

　　從跨海長堤沿著淡水湖的西岸向北駛行，坡勢陡起，不久湖水低低落在背後，四周山色裏再回望八仙嶺時，已經轉到我們的左側，但見仙姑峰高挑的側影，不再是八仙連袂同遊了。山道迴旋，遍生馬尾松，野梨，細葉榕，和相思樹的崗巒便繞著車頭俯仰轉側，真想不到海角這半島上，丘壑之勝，還有這麼多變化。

　　新娘潭在山道右面。循著羊腸陡徑穿過雜樹叢草盤到谷底，就得小潭一泓，澗水淙淙從亂石裏曲折下注，遇到石勢懸殊，就形成迴流或激起濺波，看水花自生自滅，即開即謝，謝了再開。山鳥脆鳴，在潭邊的石壁上盪起了回音，但是我無法參透那禪機，更無法陶然忘機，只要遊客之中有三兩個惡客提來電晶體的放錄音機，效力奇大地污染水石的清音。

　　幸好一過了新娘潭，遊客就少了。再向北去，漸漸就鳥稠人稀，四山無語，只剩下八仙嶺後坡上一叢叢野墳亂碑，在荒寂裏怔怔相對。有時山道轉處，會見一頭黃牛領著兩隻幼犢，或越過路去，或施施然迎面踱來，令人吃驚。那些畜生也許是經過世面，見了龐然猛捷的車，卻意態從容，毫無畏縮。這一帶原是燒烤野餐的好去處，有一次我們和維樑兩家在路旁的草地上野餐，竟來了三頭黃牛，看來一母二子，也是一家，在我們盛宴的四周逡巡，顯然有意參加。那母牛氣噴噴的寬鼻子甚至嗅到沙拉盒子上來了，一個分神，橘子已被銜去一隻，只見上下顎一陣錯磨，早已囫圇吞下。嚇得大家請客又不甘，逐客又不敢。糾纏了半小時，那一家人，不，那一家牛才怏怏拂尾而去。

　　再向北行，就真的接近邊界了。腳下水光一亮，眼界為之豁然開敞，已到新界最北端的沙頭角海。這水域雖然不如吐露港那樣波瀾吞吐，風雲開闔，卻也是大鵬灣所浸灌，灣口正接廣東的海岸。灣之南端是一座孤村，只有三五小店，叫做鹿頸，正是我們每次長程海山之遊的迴車之處。這小村竹樹掩映，村口有石橋流水，小吃店前總有鵝群在閒步啄食。我們常愛坐在店前的長條凳上，吃一碗熱湯蒸騰的雲吞麵，不是因為有多麼好吃，而是喜歡那不拘形跡不分內外的一點野趣，和店主那種內地婦人的親切古風。

　　從中大來到這裏不過三十公里，實際上當然說不上是什麼長程之遊。曾經，我長途馳騁的最高記錄是一天一千一百公里；三十公里在高速路上，不過是十幾分鐘的事情，舊小說裏「一盞茶的功夫」。但是偎在山腳水畔的鹿頸，只是一座邊村，連邊鎮都夠不上，再向北去只有一車可通的窄路，路的盡頭是麻雀嶺，嶺的那頭便是大陸的河山了。遠，在邊界。遠，在文革荒誕的歲月。遠是三十年陌生的距離，從中年的這頭眺那頭的少年。巡邊的警車到此就回頭：到此就感覺山已窮，水已盡，幾乎一伸手就摸得到另一種呼吸。

　　再回到沙田時，天就晚了。回到樓居的窗口，吐露港又在那下面敞開它千頃的清澄，倒映著不知不覺間暗下來了的八仙翠影。如果是晴艷無奈的黃昏，便坐在無限好的霞光裏，不忍開燈，怕燈一開，黃昏就留不住了。燈雖是古典，晚霞才是神話。但是一爐煉丹的霞火能燒多久呢，不久，燈還是亮了。一燈亮，千燈都亮了。燈的溫柔安慰著港上空寂的夜色，桌燈脈脈，是全世界都棄你而去時仍守住你夜讀的那一罩溫柔。

　　夜的吐露港無言而有情。兩岸的燈火隔水相望，水銀的珠串裏還串著散粒的瑪瑙，暖人冷目。夜深時，我遠望北岸的那一串銀燈，相信對岸的什麼亮窗裏或者昏窗裏也有誰的眼睛正對著我這盞桌燈，但這樣的相守相望，雖長夜如此，卻永遠不能證實，而同時，水上的倒影也在另一個世界守著我們。

　　晴夜的水上，有時燦放一簇簇的漁火，每船二燈，金睡蓮一般從我腳下一直飄泊到東北的灣口，最後在馬達勃勃聲中圍成一圈，合力收網。秋乾的夜裏，八仙嶺的山火野燒，艷媚了港上所有的窗子。有時火勢燎過半座山，有時幾條火舌爭吐紅焰，可以維持幾小時的壯烈夜景，連海面也灼灼動容。

　　夜的吐露港不但好看，也自好聽，只要你自己夠靜，便聽得見。春雷一呼，萬蛙齊應，以喉音腹語取勝的蛙族，為夏喉舌，喧來了熱門的炎暑。黃昏以後，鳥聲一齊交班給樹下低而細清而晰的蟲聲，那時斷時續的吟吟唧唧，像在陪伴我誦詩的哦哦，燈下幻覺就是小時候在江南後來又跟去四川的那一隻。有時星沉夜永，谷底的人家會送來幾聲犬吠，隔著寒瑟的空間，顫顫地，更增荒涼。是為了什麼呢，夜歸人嗎，賊嗎，還是鬼呢？至少醒著的不止我一個人吧，雖然不睡有不同的原因。

　　最後是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除了風聲和潮聲，古來最耐聽的聲音。而這些，吐露港，就是你一直想說的故事嗎？

　　　　一九八二年二月

輪轉天下

　　上星期三去澳門演講，下午退潮時分，朋友帶我沿著細葉榕垂陰的堤岸散步。正是端午前夕，滿街的汽車匆匆，忽見榕陰低處，竟有青篷紅架的三輪車三三兩兩，以我行我素的反潮流低速，悠然來去，乘客和車夫都似乎沒把倏猛的汽車放在眼裏。這一驚一喜，真像時光倒流了──沒有七十年，也有十七年。

　　我們這一角世界，曾經靠三隻輪子來推動：「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是我幾個女兒小時候最熟的童歌。但那三輪的時代早已消失，收進汽車的反光鏡裏去了。

　　這世界就像哪吒一樣，我們都在飛旋的輪上來去。當初發明輪子的那人，不論靈思是否得自日輪或月輪，真是一大天才。從此，人類「不脛而走」，實在是空間的一大突破。不過這重大的發明也不是一突就破的。據說最早的輪子是實心眼兒的，像隻木盤，直到將近四千年前才空了心，成了老子所說的「三十輻，共一轂」。

　　最早的車是否獨輪車，要問考古學家，但這種元老級的交通工具，我小時卻也坐過。這種車北人叫手推車，川人叫雞公車。抗戰初年，我曾和另一個小難民分坐兩側，由一個莊稼漢佝了身子推著，在機械化的日本部隊之前，顛擺而逃。後來到了四川又坐過一次，當然不再是為了逃難，但在蜀道難的崎嶇路上，那一步三擠軋的獨輪，踉蹌而行，真使千山為之痙攣。當時我這小小乘客滿腦子都是三國演義，不禁想入非非，幻覺是在乘木牛流馬，又想「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這樣坐車，也難怪要通不了。想著想著，忽然那車夫大喝一聲，「小娃兒坐好！」

　　抗戰八年，我在四川度過七年半，正是我的中學時代。那家中學在重慶北郊六十里一座小河鎮的附近，並不臨河，與鎮上只通青石板路，無論去什麼地方全靠步行，否則就得花錢坐滑竿或騎瘦小的川馬。那幾年的蜀山蜀水，全在石板路或土徑上從容領略，算是我的「無輪時代」，現在回想起來，此生所見的一切青山碧水，無論在海內或海外，總以一步步走過的最感親切。偶然，父親從城裏帶回來一本洋月曆，有一個月的插圖是一列火車在落磯山下迤迤駛過，令鄉下孩子常對著那千輪車悠然出神。那時四川之大，所謂天府之國並無鐵路，其實有牧神做鄰居，沒有輪子又有何妨？

　　抗戰結束，三峽之水從唐詩裏流瀉出來，送我的歸舟一路到南京。我進了大學，也進了「二輪時代」。十九歲才跨上自行車，比起許多少年來，這新的自由來得太晚，卻也令我意氣風發，對空間起了新的觀念。兩臂微張而前探，上身微彎而前傾，兩腿周而復始地上下踹踏，雙輪一動，風景立刻就為我奔馳，風，就起自兩頰，於是飄飄然有了半飛的幻覺。那一代的金陵少年，誰不是風隨輪轉髮隨風飄的單車騎士呢？從此玄武湖一帶便入了我們的勢力範圍，只要有一堂空課，便去湖光柳影裏馳騁一番，帶回來一身荷香，或是一包香噴噴的菱角。

　　當然，不是所有的二輪都叫自行車。那時南京的大街，在汽車正道的兩側，還有卵石砌成的邊道可行馬車。那馬車夫頭戴氈帽，身披褐衣，高據御座，一手控轡，一手揮鞭，一面打著唿哨趕馬。我覺得那情調古老而浪漫，每次從鼓樓去新街口，總愛並肩坐在馬車夫的身邊，一路左傾右側，聽卵石道上馬蹄各各的節奏。

　　另一種二輪車，在當時也很流行的，是黃包車，又叫東洋車，正式的名稱應叫人力車。英文譯為rickshaw，乃是「力車」的近音，也是日文jinrikisha（人力車）的縮寫。年輕的讀者，即使沒有坐過，大概也聽說過或者讀過那本哀沉的小說「駱駝祥子」，知道這種二輪車坐起來未必舒服，拉起來呢，卻非常辛苦。拉這種車，重心高而不穩，陰天則冒雨頂風，晴天則烈日炙烤，吃盡車塵；上坡，是跟土地公拔河角力，下坡呢，卻不承土地公之情，腳上要自備煞車。有時候車上還一大一小，擠坐著兩個人，微薄的車資，竟要車夫做超人。若是車新鈴響，車夫又年輕健碩，闊步赳赳，倒也罷了。最怕上面高坐的是大肚脯的胖客，前面拖的卻是半衰的瘦子，這景象，最易激起悲天憫人之情。要是上面那重磅乘客是一個「西人」，那就更損龍種的自尊，也就難怪一九二五年，長沙街頭，排外的學生們要喝令黃包車上的花旗客下車步行。今日香港的碼頭上，仍然供著一排油漆鮮明的黃包車，充當觀光的道具，要說這是什麼中國文化的遺跡，豈不氣煞了五霸七雄馳驅的戰車？當年黃包車的乘客雖然多為中國同胞，這種「苦力車」卻總是給我殖民地的不快聯想。前幾天在碼頭附近，汽車的長龍之間，忽然閃出二輛黃包車，上面坐著西人，在車隊的夾縫裏穿來插去。乘客東張西望，興高采烈，也許是吉普林和毛姆的舊小說看多了，也許看的只是韓素英的廉價雜碎吧，但兩個車夫拉的是短程，倒也輕鬆自在。當時我心理毫無準備，這唐突的一幕仍然勾起人時光的錯覺，剎那之間，驚愕、滑稽、不快之情，再也理不清。

　　馬車是二輪加四蹄，黃包車是二輪加雙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車只用二輪滾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車在六朝的塵香裏飛滾了不久，戰雲轉惡，紅旗渡江，我也就轉去了廈門大學。從市區的公園路到南普陀去上課，沿海要走一段長途，步行幾不可能。母親憐子，拿出微薄積蓄的十幾分之一，讓我買了一輛又帥又驍的蘭苓牌跑車。從此海邊的沙路上，一位蘭陵俠疾馳來去，只差一點就追上了海鷗，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輛車，該直的地方修長英挺，該彎的地方流線如波，該圓的地方圓滿無憾；車架的琺瑯藍上繪著亮金的細線，特別富麗動人。跨上去時，窄而飽滿的輪胎著地而不黏地，圓滾無阻，真個是蟲蟻不覺，沙塵不驚，夠瀟灑的。二十歲的少年得此坐騎，真可躊躇滿志，所以不是在騎，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詳。

　　廈大才讀一學期，戰火南蔓，又遷來香港，失學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銅鑼灣道，屋小人多，行則摩肩，坐則促膝，十分苦悶，遁世的良方，是埋頭耽讀維多利亞時代的大部頭小說。未能忘情於二輪生風的日子，曾有兩次還跟廈大的同學租了自行車，在夜靜車稀的海邊大道閒駛，重溫南普陀逐鷗的記憶。

　　最後轉入臺灣大學三年級，才又恢復了騎士的身分，鎮日價在古亭區的正街橫巷裏，穿梭來去。那是三十二年前的臺北，民風在安貧之中顯得敦厚淳樸，在可以了解的東洋風味背後，有一種渾然可親的土氣。上下班的時候，停在紅燈前的，不是今日火爆爆羈勒不住的各式汽車、卡車、摩托車，而是日式的笨重自行車，綠燈亮時，平著腳板心再踩動那些「東洋鐵牛」的，也不是今日野狼騎士的義大利馬靴，而是厚敦敦實篤篤的木屐，或是日式便鞋。

　　我買了一輛英製的赫九力士，在東洋鐵牛之間倏忽穿梭，正自鳴得意，卻在上課一星期後丟了坐騎，成了「單車失竊記」的苦主。懷著滿腔悲哀搭公車，我發誓要存足稿費再買一輛。看官有所不知，那時候一輛赫九力士值新臺幣五百元，相當於薦任級的月薪，而我的一首打情詩呢，中央副刊只給五元。也就是說，要寫足兩本詩集，才能翻身重登赫九力士，恢復昔日街頭的雄風。當年我在臺大發奮投稿，跟自行車也不無關係。為了提高生產額，也寫了好幾篇散文。如此過了兩三個月，只存到二百元的光景，家中憐我情苦，只好優先貸款，讓我提早實現復車大計。不久第二匹赫九力士的鈴聲響處，又載著意氣昂揚的武士，去上中世紀文學了。

　　臺北地平街寬，加以那時汽車又少，正是自行車騁騖的好城市。缺點是灰塵太大，又常下雨，好在處處騎樓，可以避雨。最怕是大風欺人，令人氣結而腳痠，但有時豪氣一起，就與大氣為敵，幾乎是立在鐙上，頂風猛踩，悲壯不讓息西弗司，浪漫可比唐吉訶德，似乎全世界的風都灌進我的肺裏來了。那時臺大的大王椰道上猶是綠肥紅瘦，稱不上什麼杜鵑花城，我們在椰影下放輪直駛，不到一分鐘就出了校門。從城南的同安街去中山北路二段會見女友，最快的紀錄是十八分鐘。一場雷陣雨過後，夏夜涼了下來，幾個同學呼嘯而聚，在兩側水田的亂蛙聲裏，排齊了龍頭催輪並進，談笑間已到新店。等到夜深潭空，興盡回馳，路上車燈已稀，連蛙聲也已散不成陣了。這坐騎是隨我征伐最久的一匹，在臺北盆地裏追風逐塵三年有半，有一天停在文星書店的門外，可恨竟被人偷去。於是我進入了「三輪時代」。踩三輪比起拉兩輪來，總是一大進步，至少要省氣力。至少車夫自己也坐在車上，較多歇腳的機會，如果地勢平坦，踩一陣也可以歇一陣，讓車子乘勢滑行，不用像駱駝祥子那樣步步踏實。遇到順風或下坡，就更省力了；最怕是頂頭風或上坡路，有時還得下車來拖。

　　三輪車出現在中國的街頭，記得是在抗戰之後，但是各地的車形頗不一樣。京滬的和臺北相同，都是車夫在前，在澳門見到的也是這一型。廈門的則把車夫座放在乘客座的旁邊，有點像一次大戰時的軍用摩托車。至於西貢和曼谷的，則把乘客座放在前面，倒是便於觀光。去臺灣以前，當然也坐過三輪車，但是經常乘坐，甚至在五十年代末期家中自備了一輛，卻是在臺北。

　　我家先後僱過五位三輪車夫，相處得都很融洽，也許因為我們的要求不苛。如果那天車夫已經累了，我們再出門，就寧可另僱街車。有時遇上陡坡，我們也會自動下車，步行一段，甚至幫他推上坡去。三十年代的小說家也許會笑這是什麼「布爾喬亞的人道主義」，但是車夫和我的家人間並無什麼「階級仇恨」，卻是真的，除了一位老趙因為好賭而時常叫不到人之外，其他的幾位都很忠厚，稱職。可哀的是：獨眼的老侯辭工之後死於肺病，而出身海軍的老王大伏天去螢橋河堤下游泳，竟淹死在新店溪裏。那幾張多汗的面孔，我閉起眼睛就可以看見。

　　其中有一位的面孔，每逢年節都會重現在家人的面前，只是頭髮一年白於一年，而坐下來時，是在我家的沙發上，不是在當年那輛潔淨的三輪車上了。老楊是退伍軍人，也是五位車夫裏年紀最大的一位，所以安徽的鄉音很重。十五年前他依依地走出我家的大門，因為「三輪時代」已告結束，我家的三輪車被政府收購去了。老楊書法不差，文理也清暢，筆下比普通的大學生只有更高明：這方面和「舊社會」裏勞動階級的形象，也不符合。我父親介紹他去交通機關處理交通意外的文書工作，他憑了自己的本事任職迄今。每年在鞭炮聲裏，他都會提著一手禮物，回廈門街這條巷子來拜年；記憶裏，這時光長廊的巷子曾滿佈他的輪印與履痕。我笑笑說：「老楊，你不踩三輪，卻管起四輪來了。」老楊的笑容和十五年前沒有兩樣；對以前那輛三輪車，我不禁懷起古來。

　　現在當然已經是「四輪時代」，但世界之大，並非處處如此。一九六四到六六，我在美國教書兩年，駕了一輛雪白的道奇在中西部的大平原上飛輪無阻，想到遠在東方一小巷內的父親，每天早晨仍然坐著家裏的三輪車，以五英里的時速悠悠揚揚去上班，竟迂得不好意思告訴家裏。兩年後賣掉道奇，回到家裏，我仍然每天坐三輪車去師大上課。昔日的豹縱一下子縮成今日的牛步，起初覺得這「輪差」十分異樣，但久而久之，又覺得一切都理所當然，正如南人操舟北人騎馬一樣。挪威的學童，在風雪裏只能滑雪去上學呢。

　　「四輪時代」使一切發生得更多，更快，但煩惱也相對增加。汽車是愈造愈好了，從古典的儒雅到超現實的離奇，各種體態的車輛駛入現代的街景。一切都高性能操作，電動化了，儀表板上燈號應有盡有，甚至不必有的也有了，一排譎紅詭綠的閃光，繁複駭人像飛機的駕駛艙。但以簡馭繁的也大有人在，陳之藩就從來不看反光鏡，他說：「千萬不能看，一看，心就亂了。」

　　汽車愈造愈好，而且鄭重宣傳，說動若脫兔，從完全靜止加速到時速六十英里，所需的秒數已如何減少，根本不管愈來愈擠的街頭，這樣的縮地術早已無地用武。有一次坐朋友的跑車，訝其忽猛忽疲，頗不穩健，他抱歉說：「我這跑車馬力太大，時速不到六十哩，就會這麼發癲。」而其實在蟻穴蜂房的香港，沒有道路是可以駛上這種高速的。

　　汽車愈造愈好，可惜道路愈來愈擠，施展不開來，而停車的空間愈來愈小，車能縮地卻不能自縮成玩具，放進主人的袋裏。英國鐵路一罷工，自用汽車便傾巢而出，接成六十哩的長龍，不是夭矯靈動的那種，而是尾大不掉的淺水之龍。「四輪時代」心臟病的患者，忽然看到三輪車在澳門的海邊悠然踱來，應該鬆筋舒骨，緩一口氣吧。三百多年前，華山夏水的第一知己徐霞客，如果是駕一輛三百匹馬力的跑車在雲貴的高速公路上絕塵而去，那部雄奇的遊記傑作只怕早收進反光鏡裏去了。

　　但現在這世界正靠輪子來推動，至於究竟要去那裏，卻是另一個問題。正如此刻，全人類的幾分之一，有的為了緝兇，有的為了逃警，有的為了趕赴約會，有的只為了上街買一包煙，不都正在滾滾的大小車輪上各奔前程嗎？

　　　　一九八二年六月

春來半島

　　　　絳紗弟子音塵絕　　鸞鏡佳人舊會稀

　　　　今日致身歌舞地　　木棉花暖鷓鴣飛

　　一千多年前李商隱所寫的這首「李衛公」，淒麗不堪回首，令人不禁想起更古的一首七絕，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不過「李衛公」的景物是寫廣州，也可泛指嶺南，比江南又更遠一點，而如果不管前兩句，單看最後一句，則「木棉花暖鷓鴣飛」真是春和景明，綺艷極了，尤其一個「暖」字，真正是木棉花開的感覺。

　　木棉是亞熱帶和熱帶常見的花樹，從嶺南一直燃燒到馬來和印度。最巧的是，今年它同時當選為高雄和廣州的市花，真可謂紅遍兩岸。據說偌大一座五羊城，投給英雄木的選票只得八千多張，比在高雄少了一半的票數。海關雖嚴，春天卻是什麼邊界也擋不住的。南海波暖，一到四月，幾場回春的穀雨過後，木棉的野燒一路燒來這嶺南之南的一角半島。每次駛車進城，迴旋高低的大埔路旁，那一炬又一炬壯烈的火把，燒得人頰暖眼熱，不由也染上一番英雄氣概。木棉是高大的落葉喬木，樹幹直立五十多呎，枝柯的姿態朗爽，花葩的顏色鮮麗，而且先綻花後發葉，亮橙色的滿樹繁花，不雜片葉，有一種剖心相示的烈士血性，真令四周的風景都感動起來。一路檢閱春天的這一隊前衛，壯觀極了。

　　然後是布穀聲裏，各色的杜鵑都破土而綻，粉白的，淺絳的，深紅的，中文大學的草坡上，一片迷霞錯錦，看得人心都亂了。可以想見，在海藍的對岸，春天也登陸了吧，我當過年輕講師的那幾座校園裏，此花更是當令，霞肆錦驕的杜鵑花城裏，只缺了一個遲遲的歸人。

　　和木棉形成對照的，是嬌柔媚人的洋紫荊，俗稱香港蘭樹，一九六五年後成為香港的市花。不過此花從初冬一直開到初春，不能算春天嫡系的花族。沙田一帶，尤其是中大的校區，春來最引人注目，停步，徘徊憐惜而不忍匆匆路過的一種花樹，因為相似而常被誤為洋紫荊的，是名字奇異的「宮粉羊蹄甲」，英文俗稱駝蹄樹。此樹花開五瓣，嫩蕊纖長，葩作淡玫紅色，瓣上可見火赤的紋路。美中不足，是陪襯的荷色綠葉岔分雙瓣，不夠精緻，好在花季盛時，不見片葉，只見滿樹的燦錦爛繡，把四月的景色對準了焦點，十足的一派唯美主義。正對我研究室窗下，便有一行宮粉羊蹄甲，花事煥發長達一月，而雨中清鮮，霧中飄逸，日下則暖熟蒸騰，不可逼視，整個四月都令我蠢蠢不安。美，總是令人分心的。還有一種宮粉羊蹄甲開的是秀逸皎白的花，其白，艷不可近，純不可瀆；崇基學院的坡堤上頗有幾株，每次雨中路過，我總是看到絕望才離開。

　　霧雨交替的季節，路旁還有一種矮矮的花樹，名字很怪，叫裂斗錐栗，發花的姿態也很別致。其葉肥大而翠綠，其花卻在枝梢叢叢迸發，輻射成一瓣瓣乳酪色的六吋長針，遠遠看去，像一群白刺蝟在集會，令人吃驚，而開花開得如此怒髮奮髭，又令人失笑。

　　畢竟是春天了，連帶點僧氣和道貌的松杉，也不由自主地透出了發分嫵媚。陽臺下面一望澄淨，是進則為海退則為湖的吐露港，但海和我之間卻虛掩著一排松樹，不使風水一覽無餘，也不讓我的晝嘯夜吟悉被山魅水妖窺去，頗有羅漢把關的氣象。不過這一排松樹不是羅漢松，而是馬尾松。挺立的蒼幹，疏疏的翠柯，卻披上其密如繡其虛如煙的千億針葉，無論是近仰遠觀，久了，就會有那麼一點禪意。松樹的一切都令人感到肅穆高古：即使滿地的松針和龍鱗開剝的松果，也無不飽含詩意。「空山松子落」，恐怕是禪意最高的詩句了吧？在一切花香之上，松香是最耐聞的。在一切音籟之上，松濤是最耐聽的。如果梅是國花，松，自然是國樹了。

　　就連老僧一般的松樹，四月間也忽然抽長出滿是花粉的淺黃色燭形長葩，滿樹都是，恍若翡翠的巨燭臺上，滿擎著千枝黃燭，即使夜裏，也予人半昧半明的感覺。如果一片山坡上都供著這些壯麗的燭臺，就更像祭壇了。梵谷看到，豈不大狂？最美是霧季來時，白茫茫的渾沌背景上，反映著陽臺下那一排松影，筆觸乾淨，線條清晰，那種水墨清趣，真值得霧失樓臺，泯滅一切的形象來加以突出。

　　沙田這一帶，也偶見鳳凰木、夾竹桃之類，令人隔海想念臺灣。不過最使人觸目動心，至於落入言詮的，卻是掩映路旁蔽翳坡側的相思樹，本地人稱臺灣相思。以前在臺灣初識相思樹，是在東海大學的山上，校門進去，柏油路兩側，枝接柯連，翠葉翳天的就是此樹。葉珊說：「這就是相思」，給我的印象很深。當時覺得此樹不但名字取得浪漫，便於入詩，樹的本身也夠俊美，非獨枝幹依依，色調在粉黃之中帶著灰褐，很是低柔，而且纖葉細長，頭尾尖秀，狀如眉月，在枝上左右平行地抽發如篦，緊密的梳齒，梳暗了遠遠的天色，卻又不像鳳凰木的排葉那麼嚴整不苟。

　　沒有料到來了沙田，四野的相思樹茂鬱成林，風起處，春天遍地的綠旗招展，竟有一半是此樹。中大的車道旁，相思林的翠旌交映，迤邐不絕，連車塵都有一點香了。以前不知相思樹有花，來沙田七年也未見到花季，今年卻不知何故，或許是雨水正合時吧，到了四月中旬，碧秋樓下石階右邊的相思叢林，不但換上鮮綠的新葉，而且綻開粉黃如絨球的一簇簇花來，襯在叢葉之間，起初不過點點碎金，等到發得盛了，其勢如噴如爆，黃與綠爭，一場油酥酥的春雨過後，山前山後，坡頂坡底，迎目都是一樹樹猖狂的金碧，正如我在詩中所說：「虛幻如愛情故事的插圖。」

　　這愛情樹不但虜人的眼睛，還要誘人的鼻孔。只要走入了它的勢力範圍，就有一股股飄忽不定而又馥郁迷人的暗香，有意無意地不斷襲來，你的抵抗力很快就解除了。你若有所失地仰起臉來，向這一片異香行深呼吸，而春深似海，無論你的橫隔膜如何鼓動，雙肺的小風箱能吐納多少薌澤？幾個回合下來，你便饜足了。滿林的香氣，就這麼如紗如網，牽惹著醺醺的行人，從四月底到六月初，暗施其金黃的蠱術。每次風後，黃絨紛紛便搖落如金粉，雨後呢，更是滿地的碎金了，行人即使要避免踐踏，只怕也無處可以落腳。最後，樹上的金黃已少於地上的金黃，黃金的春光便讓給了青翠的暑色。一場花季，都輾成了車塵。

　　相思樹原產於臺灣及菲律賓，卻無人叫做菲律賓相思。臺灣相思的名字真好，雖然不是為我而取，卻牽動我多少的聯想。樹名如此惹人，恐怕跟小時候讀的唐詩有關：「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這麼深永天然的好詩，只怕我一輩子也寫不出來的了。不過此地的紅豆，一名相思子，相傳古時有人客死邊地，其婦在樹下慟哭而卒，卻不是臺灣相思的果實，未免掃興。王維詩句這麼動人遐思，當然在於紅豆的形象，可是南國的魅力，也不可抵抗。小時候讀這首詩，身在江南，心裏的「南國」本來渺茫無著，隱隱約約，或者就在嶺南吧，其實，「木棉花暖鷓鴣飛」，也是一種南國情景。那時江南少年，幼稚而又無知怎料得到他的後半輩子，竟然更在南國以南。

　　　　一九八二年初夏

開卷如開芝麻門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麤記可以休。」項羽這種英雄人物，當然不喜歡讀書。劉邦也不喜歡讀書，甚至也不喜歡讀書人。不過劉邦會用讀書人，項羽有范增而不會用，漢勝楚敗，這也是一個原因。蘇軾這兩句詩倒也不盡是戲言，因為一個人把書讀認真了，就忍不住要說真話，而說真話常有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坐牢貶官的蘇軾當然深有體會。而在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裏，一個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說什麼真話，就憑他讀過幾本書的「成分」，已經憂患無窮了。

　　這種「讀書有罪」的意識加於讀書人的身分壓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也感覺得到。海外的知識分子裏，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讀過幾本書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為了減輕心頭的壓力，他們儘量低抑自己知識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幾個十九世紀的老名詞來貶低其他的知識分子，以示彼此有別。

　　其實在目前的社會，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早已愈來愈難「劃清界限」。義務教育愈來愈普及，大眾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會教育，而各行各業的在職訓練也不失為一種專才教育，所以在年輕人裏要找絕對的非知識分子，已經很難了。且舉一例，每年我回臺北，都覺得計程車司機的知識水準在逐漸提高。從駱駝祥子到三輪車夫，從三輪車夫到今日的計程車司機，這一行在這一方面顯然頗有變化。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國大陸，從以前的批鬥學者、紅而不專、焚書鎖書、白卷主義，到目前的鼓吹尊重知識分子，要幹部學文化，要人民學禮貌，要學者出國深造等等，也都顯示了反知主義的重大錯誤。到今天，我們都應該承認，無論在什麼社會，要是把讀過書的人劃為一個特殊的階級，使它和其他的人對立起來，甚至加以羞辱、壓抑，絕非健康之舉。

　　讀書其實只是交友的延長。我們交友，只能以時人為對象，而且朋友的數量畢竟有限。但是靠了書籍，我們可以廣交異時和異地的朋友；要說擇友，那就更自由了。一個人的經驗當然以親身得來的最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經驗畢竟有限。讀書，正是吸收間接的經驗。生活至上論者說讀書是逃避現實，其實讀書是擴大現實，擴大我們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們的親身經驗，也不妨多聽聽別人對相似的經驗有什麼看法，以資印證。相反地，我認為不讀書的人才逃避現實，因為他只生活在一種空間。英國文豪約翰生說：「寫作的唯一目的，是幫助讀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過來說，讀書的目的也在加強對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對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識爆炸的現代，書，是絕對讀不完的，如果讀書不得其法，則一味多讀也並無意義。古人矜博，常說什麼「於學無所不窺」，什麼「一物不知，君子之恥」。西方在文藝復興的時代，也多通人，即所謂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紀末年，培根在給伯利勳爵的信中竟說：「天下學問皆吾本份。」現代的學者，誰敢講這種話呢？學問的專業化與日俱進，書愈出愈多，知識愈積愈厚，所以愈到後代，愈不容易做學問世界的亞歷山大了。

　　不過，知識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識一定勝過古人，但智慧則未必。新知識往往比舊知識豐富、正確，但是真正的智慧卻難分新舊。知識，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卻需要再三玩味，反覆咀嚼，不斷印證。如果一本書愈讀愈有味，而所獲也愈豐，大概就是智慧之書了。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一部書：聖經。米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不過他更博覽群書。其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米爾頓遜色多少。真能善讀一本智慧之書的讀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無論知識怎麼爆炸，也會得魚忘筌的吧。

　　叔本華說：「只要是重要的書，就應該立刻再讀一遍。」他所謂的重要的書，正是我所謂的智慧之書。要考驗一本書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試金石當然是時間。古人的經典之作已經有時間為我們鑑定過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經得起一讀再讀。一切創作之中，最耐讀的恐怕是詩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輪秋」和「岐王宅裏尋常見」，我讀了幾十年，幾百遍了，卻並未讀厭；所以趙翼的話「至今已覺不新鮮」，是說錯了。其次，散文、小說、戲劇、甚至各種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傑作，自然也都耐讀。奇怪的是，詩最短，應該一覽無遺，卻時常一覽不盡。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讀來廢寢忘餐的許多偵探故事和武俠小說，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真象大白之後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說，很少依賴情節。詩最少情節，就連敘事詩的情節，也比小說稀薄，所以詩最耐讀。

　　朱光潛說他拿到一本新書，往往先翻一兩頁，如果發現文字不好，就不讀下去了。我要買書時，也是如此。這種態度，不能斥為形式主義，因為一個人必須想得清楚，才能寫得清楚；反之，文字夾雜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亂。所以文字不好的書，不讀也罷。有人立刻會說，文字清楚的書，也有一些淺薄得不值一讀。當然不錯，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淺薄的內容也就一目了然，無可久遁。倒是偶爾有一些書，文字雖然不夠清楚，內容卻有其份量，未可一概抹殺。某些哲學家之言便是如此。不過這樣的哲學家，我也只能稱為有份量的哲學家，無法稱為清晰動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學家的哲學與唐君毅的相當或相近，而文字卻比較清暢，我寧可讀他的書，不讀唐書。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達上不為讀者著想，那就有一點「目無讀者」，也就不能怪讀者可能「目無作家」了。朱光潛的試金法，頗有道理。

　　凡是值得讀的智慧之書，都值得精讀，而且再三誦讀。古人所謂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辭上的誇張。「一目十行」只有兩種情形：一是那本書不值得讀，二是那個人不會讀書。精讀一本書或一篇作品，也有兩種情形。一是主動精讀，那當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讀，那就是以該書或該文為評論、翻譯或教課的對象。要把一本書論好、譯好、教好，怎能不加精讀？所以評論家（包括編者、選家、註家）、翻譯家、教師等等都是很特殊的讀者，被迫的精讀者。這種讀者一方面為勢所迫，只許讀通，不許讀錯，一方面較有專業訓練，當然讀得更精。經得起這批特殊讀者再三精讀的書，想必是佳作。經得起他們讀上幾十年幾百年的書，一定成為經典了。普通的讀者呢，當然也有他們的影響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讀者的「意見領導」。

　　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書也讀不完，何況愈到後代，書的累積也愈大。一個人沒有讀過的書永遠多於讀過的書，淺嘗之作也一定多於精讀之作。不要說陌生人寫的書了，就連自己朋友寫的書，也沒有辦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沒有時間，何況歷代還有那麼多的好書，早就該看而一直沒看的，正帶著責備的眼色等你去看？對許多人說來，永遠只有很少的書曾經精讀，頗多的書曾經略讀，更多的書只是道聽塗說，而絕大多數的書根本沒聽說過。

　　略讀的書單獨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益處，但一加起來就不同了。限於時間和機緣，許許多多的好書只能略加翻閱，不能深交。不過這種點頭之交十分重要，因為一旦需要深交，你知道該去那裏找他。很多深交都是這麼從初交變成的。略讀之網撒得愈廣愈好。真正會讀書的人，一定深諳略讀之道，即使面對千百好書，也知道遠近緩急之分。要點在於：妄人常把略讀當成深交，智者才知道那不過是點頭淺笑。有些書不但不宜精讀，且亦不必略讀，只能備讀，例如字典。據說有人讀過「大英百科全書」；這簡直是以網汲水，除了迂闊之外，不知道還能證明什麼？

　　有些人略讀，作為精讀的妥協，許多大學者也不免如此。有些人只會略讀，因為他們沒有精讀的訓練或毅力。更有些人略讀，甚至掠讀，只為了附庸風雅。這種態度當然會產生弊端，常被識者所笑。我倒覺得附庸風雅也不全是壞事，因為有人爭附風雅，正顯得風雅當道，風雅有「善勢力」，逼得一般人都來攀附，未必心服，卻至少口服。換了是野蠻當道，野蠻擁有惡勢力，如文革時期，大家燒書丟書都來不及，還有誰敢附庸風雅呢？

　　附庸風雅的人多半是後知後覺，半知半覺，甚或是不知不覺，但是他們不去學野蠻，卻來學風雅，也總算見賢思齊，有心向善，未可厚非。有人附庸風雅，才有人來買書，有人買書，風雅才能風雅下去。據我看來，附庸風雅的人不去圖書館借書，只去書店買書。新書買來了，握在手裏，提在口頭，陳於架上，才有文化氣息。書香，也不能不靠銅臭。

　　當然，買書的人並非都在附庸風雅。文化要發達，書業要旺盛，實質上要靠前述的那一小撮核心分子的特殊讀者來推波助瀾。一般讀者正是那波瀾，至於附庸風雅的人，就是波瀾激起的浪花，更顯得波瀾之壯闊多姿。大致說來，有錢人不想買書，就算「買點文化」來做客廳風景，也是適可而止。反過來呢，愛書的人往往買不起文化，至少不能放手暢買，到精神的奢侈得以饜足的程度。

　　亞歷山大恨世界太小，更無餘地可以征服，牛頓卻歎學海太大，只能在岸邊拾貝。書海，也就是學海了。逛大書店，對華美豪貴的精裝巨書手撫目迷，「意淫」一番，充其量只像加州的少年在灘邊踏板衝浪罷了，至於海，是帶不回家的。我在香港，每個月大概只買三百元左右的書刊，所收臺港兩地的贈書恐怕也值三百元。這樣子的買文化，只能給我「過屠門而磨牙」的感覺，連小康也沾不上，遑論豪奢？要我放手暢買的話，十萬元也不嫌多。

　　看書要舒服，當然要買硬封面的精裝本，但價格也就高出許多。軟封面的平裝本，尤其是膠背的一種，反彈力強得惱人，攤看的時候總要用手去鎮壓。遇到翻譯或寫評時需要眾書並陳，那就不知要動員多少東西來鎮取這一批不馴之徒。檯燈、墨水瓶、放大鏡、各種各樣的字典和參考書，一時紛然雜陳，爭據桌面，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這時，真恨不得我的書桌大得像一張乓乒球桌，或是其形如扇，而我坐在扇柄的焦點。我曾在倫敦的卡萊爾故居，見到文豪生前常用的一張扶手椅，左邊的扶手上裝著一具閱讀架，可以把翻開的書本斜倚在架上，架子本身也可作九十度的推移，椅前還有一只厚墊可以擱腳。不過，這只能讓人安坐久讀，卻不便寫作時並覽眾書。

　　有時新買了一部漂亮的貴書回來，得意摩挲之餘，不免也有一點犯罪感，好像是又娶了一個妾，不但對不起原有的滿架藏書，也有點對不起太太。書房裏一架架的藏書，有許多本我非但不曾精讀，甚至略讀也說不上，辜負了眾美，卻又帶了一位回來，豈不成了阿剌伯的油王？至於太太呢，她也有自己的嗜好呀，例如玉器，卻捨不得多買。要是她也不時這麼放縱一下，又怎麼辦呢？而我，前幾天不是才買過一批書嗎，怎麼又要買了？我的理由，例如文化投資，研究必備等等，當然都光明正大。幸好太太也不是未開發的頭腦，每次見我牽了新歡進門，最多縱容地輕歎一聲，也就姑息下去了。其實對我自己說來，不斷買書，雖然可以不斷滿足佔有慾而樂在其中，但是煩惱也在其中。為學問著想，我看過的書太少；為眼睛著想，我看過的書又太多了。這矛盾始終難解，太太又不斷恫嚇我說，再這麼鷺鷥一般彎頸垂頭在書頁的田埂之上，要防頸骨惡化，脊骨退化，並舉幾個朋友做反面教材。

　　除了這些威脅的陰影之外，最大的問題是書的收藏。每個讀書人的藏書，都是用時不夠，藏時嫌多。我在臺北的藏書原有兩千多冊，去港九年蒐集的書也有一千多冊了，不但把辦公室和書房堆得滿坑滿谷，與人爭地，而且採行擴充主義，一路侵入客廳、飯廳、臥室、洗衣間，只見東一堆，西一疊，各佔山頭，有進無退，生存的空間飽受威脅。另一現象，是不要的書永遠在肘邊，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祕失蹤，到你不要時又自動出現。我對太太說，總有一天我們車尾的行李箱也要用來充書庫了。問題是，這幾千本書目前雖可用「雙城記」分藏在臺北和香港，將來我遷回臺北，這「兩地書」卻該怎麼合併？

　　然而書這東西，寧願它多得成災，也不願它少得寂寞。從封面到封底，從序到跋，從扉頁的憧憬到版權的現實，書的天地之大，絕不止於什麼黃金屋和顏如玉。那美麗的扉頁一開，真有「芝麻開門」的神祕誘惑，招無數心靈進去探寶。古人為了一本借來的書限期到了，要在雪地裏長途跋涉去還給原主。在書荒的抗戰時代，我也曾為了喜歡一本借來的天文學入門，在搖曳如夢的桐油燈下逐夜抄錄。就在那時，陸蠡為了追討日本兵沒收去的書籍，而受刑致死。在書劫的文革時期，除了那本紅小書隨風飛揚如楓林之外，一切封資修的毒草害書，不是抄走，便是鎖起，或者被焚於比秦火更烈的火裏。無數的讀書人都訣別了心愛的藏書，可驚的是，連帝俄的作家都難逃大劫。請看四川詩人流沙河的「焚書」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進火爐，
　　　　永別了，
　　　　契訶夫！

　　　　夾鼻眼鏡山羊鬍，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飛煙滅光明盡，
　　　　永別了，
　　　　契訶夫！

　　　　一九八三年六月於廈門街

愛彈低調的高手──遠悼吳魯芹先生

　　　　一

　　上一次見到吳魯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國際筆會在法國召開，他從美國，我從香港，分別前往里昂赴會，都算代表臺北。里昂的街頭秋色未著，高俊的喬木叢葉猶青，不過風來時已有寒意。他上街總戴一頂黑色法國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風衣，在這黑白對照之間，還架了一副很時髦的淺茶褐太陽眼鏡；加以膚色白皙，面容飽滿，神情閒散自得，以一位六十開外的人說來，也是夠瀟灑的了。他健談如故；我們的車駛過薩翁河堤，涼沁沁的綠陰拂人一身，他以懷舊的低調追述夏濟安，陳世驤，徐訏等生前的軼事，透出一點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的感傷。當時明艷的河景映頰，秋風裏，怎麼料得到，不出兩年就有此巨變？

　　那次去里昂開會的中國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還有代表臺北而來自巴黎的楊允達，和代表香港的徐東濱。法國筆會把中國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館，因此我們好幾次見到巴金。有一次，吳魯芹在電梯裏遇見四十年前武漢大學的老同學，面面相覷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吳鴻藻嗎？」吳魯芹叫道：「你不是葉君健嗎？」笑了一陣子後，對方說：「等下我來看你。」吳魯芹瀟灑地答道：「好啊，正好敘敘武漢往事。只有一點，你可別向我統戰，我也不勸你投奔自由。」這件事，第二天吃早飯時他告訴了我們，說罷大笑。吳魯芹做人嚮往的境界，是瀟灑。他所謂的瀟灑，是自由，自然，以至於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厭煩的就是劍拔弩張，黨同伐異的載道文學。這種態度，他與文壇的二三知己如夏濟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國際筆會的研討會上，輪到自己發表論文時，他也就針對這種奉命文學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評。

　　里昂四天會後，我們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車去巴黎。之後楊允達又以地主之誼，帶我們和徐東濱遍覽聖母院、鐵塔、凡爾賽宮等地。一路上吳魯芹遊興不淺，語鋒頗健，精神顯得十分充沛。只有兩次有人提議登高探勝，他立刻敬謝不敏，寧願留在原地，保存體力。當時羨慕他老而猶健，老得那麼閒逸瀟灑，而晚作又那麼老而愈醇，不料未及兩年，對海的秣陵郡竟然傳來了噩耗。

　　這消息來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卻晚了三天：我是在港報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驚覺過來的。吃早飯時我非常難過，嚥下去的是驚愕與惋惜，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為中國的文壇。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創作的這條路上，他是我的前輩。中英文的修養，加上性情才氣，要配合得恰到好處，才產生得出他那樣一位散文家來。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個，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來後，又覺得他那樣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為他灑脫的人生觀瀟灑作結，亦可謂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倉皇回臺灣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輾轉呻吟之苦，一時悲愴無奈，覺得長壽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吳魯芹說走就走，不黏不滯，看來他在翡冷翠夢見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筆。

　　現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邊，當然也與夏濟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後有另一度空間，另一種存在，則他們去的地方也頗不寂寞，而左鄰右舍也非等閒之輩。也許陽世眼淺，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吳魯芹對於大限將至似乎早有預感，去年四月他發表的一篇散文，已經對身後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鴻毛只等閒──近些時對『死』的一些聯想〉，當時我在《明報月刊》上讀到，就對朋友說，這是一篇傑作，也是吳魯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憶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約在我們法國之會後兩個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過不了幾天，卻又安然無恙了。」他說當時他被抬進醫院，心情頗為恬靜，並無不甘死去之念。他說：「曾有人說，一個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錯了。花甲之後的『餘年』是外賞，是紅利，是揀來的。」接著他對死亡一事反覆思維，並且推翻司馬遷所謂的「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認為此事只有遲早，卻難分輕重，最後他說：

　　至於我自己呢，對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於菲薄賤軀輕於鴻毛。所以對泰岱鴻毛之說，完全等閒視之。然人總歸不免一死，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智愚賢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見芸芸眾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寬延速朽的時限的，誰不是枉費心機？誰不是徒勞？

　　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風，表現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態度，毋寧更近於人性。我尤其喜歡他那句：「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要人潔白無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動輒得咎，呼吸困難。只要不是存心作惡，則「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更是寬己而又恕人，溫厚可親，脫略可愛。

　　　　二

　　初識吳魯芹，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交朋友有點隨緣而化，他，卻是我主動去結識的。那時我初去臺灣，雖然還是文藝青年，對於報上習見的八股陋文卻很不耐煩。好不容易有一天在新生副刊上讀到署名吳魯芹的一篇妙文〈談文人無行〉，筆鋒凌厲，有錢鍾書的勁道。大喜之下，寫了一篇文章響應，並且迫不及待，打聽到作者原名是吳鴻藻，在美新處工作，立刻逕去他的辦公室拜訪。

　　後來他發現這位臺大學生不但寫詩，還能譯詩，就把我在《學生英語文摘》上發表的幾首英詩中譯寄給林以亮。林以亮正在香港籌編《美國詩選》，苦於難覓合譯的夥伴，吳魯芹適時的推薦，解決了他的難題。這也是我和林以亮交往的開始，我也就在他們亦師亦友的鼓勵和誘導之下，硬著頭皮認真譯起詩來。這段因緣，日後我出版《英美現代詩選》時，曾在譯者序裏永誌不忘。

　　一般人提到臺大外文系王文興、白先勇、歐陽子那一班作家輩出，常歸因於夏濟安的循循善誘。夏氏中英文造詣俱高，在授英美文學的老師裏，是極少數兼治現代文學的學者之一。王文興那一班的少壯作家能得風氣之先，與夏氏的影響當然大有關係。不過夏濟安的文學修養和他弟弟志清相似，究以小說為主：我常覺得，王、白那一班出的多是小說家，絕少詩人與散文家，恐怕也與師承有關。

　　據我所知，當時提掖後進的老師輩中，如果夏濟安是臺前人物，則吳魯芹該是有力的幕後人物。五十年代吳氏在臺北各大學兼課，但本職是在美國新聞處，地位尊於其他中國籍的職員。最早的《文學雜誌》雖由夏濟安出面主編，實際上是合吳魯芹、林以亮、劉守宜、與夏氏四人之力辦成。純文學的期刊銷路不佳，難以持久，如果不是吳魯芹說服美新處長麥加錫逐期支持《文學雜誌》，該刊恐怕維持不了那麼久。受該刊前驅影響的《現代文學》，也因吳氏賞識，援例得到美新處相當的扶掖。

　　此外，當時的美新處還出了一套臺灣年輕一代作品的英文譯本，主其事的正是吳氏。被他挑中的年輕作家和負責設計的畫家（例如席德進和蔣健飛），日後的表現大半不凡，也可見他的眼光之準。我英譯的那本青澀而單薄的《中國新詩選》，也忝在其列。書出之日，有酒會慶祝，出席者除入選的詩人紀弦、鍾鼎文、覃子豪、周夢蝶、夏菁、羅門、蓉子、洛夫、鄭愁予、楊牧等之外（瘂弦、方思等幾位不在臺北），尚有胡適、羅家倫等來賓。胡適更以中國新詩元老的身分應邀致詞，講了十分鐘話。當時與會者合攝的照片我珍藏至今。此事其實也由吳魯芹促成，當時他當然也在場照料，但照片上卻沒有他。功成不居，遠避鏡頭，隱身幕後，這正是吳魯芹的瀟灑。暗中把朋友推到亮處，正是他與林以亮共有的美德。

　　這已經是二十多年的往事了。一九六二年他去了美國之後，我們見面遂稀：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在回國前夕從丹佛飛去華盛頓，向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辭行，乘便訪他和高克毅於美國之音，一同吃了午餐。另一次，也就是上一次和最後的一次，便是前年在里昂之會。回想起來，在法國的五日盤桓，至今笑談之貌猶在左右，也真是有緣幸會了。

　　　　三

　　和吳魯芹緣慳一面的千萬讀者，仍可向他的作品裏去認識這位認真而又瀟灑的高士。他在文章裏說：「智愚賢不肖，都要速朽的。」這話只對了一半，因為一流作家的文字正如一塊巨碑立在他自己身後，比真正的碑石更為耐久。這一點倒是重如泰山，和他在文中瀟灑言之者不盡相同。

　　吳魯芹一生譯著頗富，但以散文創作的成就最高。早年作品可以《雞尾酒會及其他》為里程碑，尤以〈雞尾酒會〉一篇最生動有趣。據我所知，〈小襟人物〉雖然是他僅有的小說創作，卻寄寓深婉，低調之中有一股悲愴不平之氣，不折不扣是一篇傑作。吳氏遷美之後，一擱筆就是十年以上，甚至音訊亦杳。正當臺灣文壇準備把他歸檔為過客，他卻蹄聲得得，成了榮歸的浪子，捲土重來之勢大有可觀。《英美十六家》游刃於新聞採訪與文學批評之間，使他成為臺灣空前的「超級記者」。《瞎三話四集》、《師友．文章》、《餘年集》相繼出版，更使晚年的吳魯芹重受文壇矚目。

　　一位高明的作家在晚年復出，老懷益壯的氣概，很像丁尼生詩裏的希臘英雄猶力西斯。「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我想伏櫪的老驥，一旦振蹄上路，這種廉頗意結總是難克服的。目前的文壇，我們見到有些詩人復出，能超越少作的不多。有些散文家迄未擱筆，卻慢慢退步了。吳魯芹復出後非但不見龍鍾之態，反而筆力醇而愈肆，文風莊而愈諧，收放更見自如，轉折更見多姿，令人刮目。而正當晚霞麗天之際，夕陽忽然沉落。如此驟去，引人多少悵望，也可謂善於收筆了。

　　吳氏前期的散文淵源雖廣，有些地方卻可見錢鍾書的影響，不但書袋較重，諷寓略濃，而且警句妙語雖云工巧，卻不掩蛛絲馬跡，令人稍有轉彎抹角、刻意以求之感。後期作品顯已擺脫錢氏之困，一切趨於自然與平淡，功力勻於字裏行間，情思也入於化境。在他最好的幾篇散文如〈泰岱鴻毛只等閒〉裏，他的成就可與當代任何大家相提並論。

　　梁實秋在〈讀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一文中，說吳魯芹的散文有諧趣。我覺得吳魯芹的諧趣裏寓有對社會甚至當道的諷喻，雖然也不失溫柔之旨，但讀書人的風骨卻隨處可見。他的散文長處不在詩情畫意的感性，而在人情世故、事態物理的意趣之間。本質上，他是一位知性的散文家。

　　六年前吳魯芹在《中外文學》五週年紀念的散文專輯裏，發表〈散文何以式微的問題〉一文，認為在我們這大眾傳播的「打岔時代」，即使蒙田和周作人轉世，也難以盡展文才。他說：「儘管報紙廣告上說當代散文名家輩出，而成果實在相當可憐，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幾乎成為『魯殿靈光』。」這句話，我實在不能接受。吳魯芹寫文章慣彈低調，但這句話的調子卻未免太低，近乎澆冷水了。不說年輕的一代有的是楊牧，張曉風等等高手，再下一代更有林清玄等人，就單看吳氏那一代，從琦君到王鼎鈞，近作都有不凡的表現。更不提香港也另有能人。而最能推翻這低調的有力例證，就是吳魯芹自己復出後的庾信文章。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

羅素的彈弓

　　現代哲學大師羅素生於一八七二年，卒於一九七○年，享壽之長，在文化界的名人裏罕見其匹。蕭伯納有米修西拉之稱，也只享年九十四歲。據我所知，只有畫家狄興比羅素更為長壽。羅素在世既久，又出身貴族，閱人自多。他小時候甚至見過首相格萊斯東與詩人丁尼生：兩位前輩都生於一八○九年，比他大出六十三歲。他晚年接受名記者庫克的訪問，回憶他早年見到的名人，娓娓道來，十分生動。下面特為讀者選譯訪問記的幾段：

　　我（庫克）便向他（羅素）提起我童年時那些英雄和妖怪的名字，他的反應果然如我所料；不過，也許我提的名字不對，也許他當時心情不好，那些人在他口裏全成了妖怪。說到威爾斯：「此人頗有創見，卻很虛榮，毛病在於刻意要別人當他是中上階級出身。我還記得他有一次帶太太來訪，大失所算。因為他太太有倫敦市井的口音，他就不斷責怪她，可是他自己顯然也有那種腔調。」說到蕭伯納，他狠命一擊就解決掉了：「他死要賣弄聰明，卻往往刻毒得不近人情。他明知威爾斯的太太快要死於癌症，卻拿她做笑柄來挖苦威爾斯。」

　　我們一路追溯羅素早年的當代人物，這些人儘管已成今日的偶像，他卻認為不過如此。丁尼生嗎？「丁尼生死愛出鋒頭。他自命集荷馬與伊爾文爵士於一身。時常在鄉間的小路上昂首闊步，朗聲吟嘯，斗篷飄然。桃紅的臉色幾乎像在做戲，兩頰都有紅斑。我猜他是化了粧。」他認識白朗寧嗎？「噢，我的天，認識。無聊透頂了。他老在喝下午茶的時候來我們家，讀他的詩給太太小姐們聽。精力過人，也愛賣弄，不折不扣是海倫．霍金孫筆下的卡通人物。」

　　話題轉向政治，我想起當年羅素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實踐與理論」出版不久，不出所料，他果為保守派的舊敵所歡迎，卻招來社會黨老友的聲討──我問他見過列寧沒有。二十年代我的同輩之中，有少數人簡直奉列寧為半神，但是一般人視他為惡魔再世。那時候，凡我認識的人，都覺得他是像成吉斯汗一樣怪異而陰險的領袖，根本無法想像，他也會有埋屍地下的一天，像心安理得滿頭垢屑的馬克思老頭葬在高門那樣。羅素鄭重其辭地答道：「我認為，一生見過的人裏，數他最邪惡，至於不動聲色的功夫，當然也是一等。他那雙黑眼睛神色鎮定，從不眨閃。有一次我存心引他眨眼，故意問他，何以認為有殺害數十萬地主的必要。他神定氣閒地不理會『殺害』這字眼，微笑一下，回答我說，那些地主十分討厭，妨礙了他的農業計畫。」我喃喃地說出人皆有之的一個念頭：坐在列寧的對面，一定很恐怖。

　　「也許是吧。我可不覺得。早在少年時代，對這種人我已經見怪不怪了，」他向煙斗深吸了一口，呼呼有聲。「那是在我第一次遭遇格萊斯東先生之後。當時我不過十六、七歲吧，格萊斯東來我們家晚餐。家中除了我別無男人。我想，那頓飯吃得很愉快，因為簇擁著他的是我家的女眷，其中大半是自由黨人，對監獄和社會改革等問題很為關心。可是她們退席後，就剩下我獨對格萊斯東了。他無意讓我感到自在，只是一言不發地坐著，面色兇悍，目光懾人，不時問罪低地向我望過來。我嚇呆了。不久我醒悟自己未盡地主之禮，便伸腳在桌下探尋叫人鈴，管家及時出現。我命他取紅酒來。又是一陣死寂。紅酒終於來了。他一臉狐疑，端詳了像有一世之久，然後才淺嘗了一口。終於他說道：『府上的紅酒真是上品，卻用紫紅色的玻璃杯來裝，好「奇怪」啊。』經此一役，列寧可嚇不倒我了。」

　　既然他能回憶格萊斯東，為什麼不能回憶「仁慈的女皇」陛下呢？沒有問題。既然他出生後女皇還在世近三十年，他當然見過女皇。可是現在懷古之旅已經首途，他寧可追述，或者假裝追述，初次見她的情景：當時他祖父家平卜樂客莊正開著茶會，他就坐在女皇懷裏。他說：「我想，她的樣子用茶壺的保溫套來形容，最恰當了。」那時他只有兩歲。他怕我懷疑這一幕只是馬克吐溫所謂的「瞎扯皮」，便趕緊追述「一個痛苦經驗，比這一幕更難忘，時間上也許要晚一年的樣子，不過後來我才聽人說，我出事的時候，是從母親的馬車上跌了下來。那一天我跌傷了雞雞。照當時做小男孩的規矩，我不應該注意到自己有這麼一根東西。好在有位護士奉命教我，熱水浴時該怎樣用海綿來清拭。」

　　月旦人物，國語說有褒有貶，粵語說有讚有彈。彈，就是眨。羅素在這篇訪問記裏，有彈無讚，就算追述跌跤涉於不莊的一段，本質上對維多利亞時代諱言性器的態度，也是有所「彈」焉。所以本文叫做「羅素的彈弓」，也暗寓哲學大師不失童真之意。

　　羅素彈列寧，令人稱快。但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兩大詩人，他彈得卻不公平。他在「西洋哲學史」裏為拜倫另闢一章，置於黑格爾與叔本華之間，讚之可謂至矣。其實要論裝腔作勢、風流自賞，拜倫只有在丁尼生、白朗寧之上，而就詩論詩，未必勝過兩人。我想羅素讚拜倫而彈丁尼生、白朗寧，一方面或因拜倫正如羅素，也是位敢與英國社會為敵的貴族，而對於宗教、政治、性愛等等也與羅素所見略同；而另一方面，或因羅素站在代溝的立場，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前輩向來是彈多於讚。好在前譯的幾段訪問記原本出於閒談，雖也明知記者有聞必錄，唯恐言不聳聽，畢竟不像寫「西洋哲學史」那麼正式落筆，總是間接多了。

　　在現代哲學家中，論思路之寬闊，說理之明晰，文筆之流暢，羅素罕見其匹。他的等身著作，除了專門如「數學探原」者之外，大多深入淺出，可以使一般讀書人得益。也就因此，他幾乎是我最常拜讀的思想家。不過，賢者有所不能，他也不在例外。他雖然得過一九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畢竟不是當行本色的作家；雖然也寫詩，畢竟不是詩人。羅素自傳第一冊的扉頁上，有他贈給末任妻子伊迪絲．芬奇的短詩，中譯如下：

　　　　在漫長的歲月裏，
　　　　我追求寧靜。
　　　　卻找到至樂，找到極悲，
　　　　找到了瘋狂，
　　　　找到了寂寞。
　　　　找到了孤獨的痛苦，
　　　　令人傷心，
　　　　但我找不到寧靜。
　　　　而今蒼老入晚年，
　　　　我認識了你，
　　　　認識了你後，
　　　　我找到至樂與寧靜，
　　　　終於安心。
　　　　經歷了這許多寂寞的歲月，
　　　　我領會到什麼是生與愛。
　　　　而今倘若就睡去，
　　　　也睡得心滿意足。

　　這樣的詩真不高明，太抽象，太乏味，太像散文了。現代的哲學家裏，真能寫詩的，還數桑塔耶那。羅素是理性大師，他的思路清晰，太清晰了，寫起詩來就會「水清無魚」。胡適的頭腦也是如此，所以他的詩也往往理勝於情。不過胡適較好的幾首詩，像暗諷周作人的「寄給北平的一個朋友」等，語言雖然舊些，卻也聲調悅耳，意象動人，至少比起羅素這首詩來，仍勝許多。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附註：庫克生於一九○八年，是英國名記者，以評述美國見稱。羅素的這篇訪問記，收在庫克的「六位名人」一書裏。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那時正當抗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一寸鐵軌也沒有。不知道為什麼，年幼的我，在千山萬嶺的重圍之中，總愛對著外國地圖，嚮往去遠方遊歷，而且覺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車。每次見到月曆上有火車在曠野奔馳，曳著長煙，便心隨煙飄，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長窗的某一扇窗口，無窮的風景為我展開，目的地呢，則遠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達，好讓我永不下車。那平行的雙軌一路從天邊疾射而來，像遠方伸來的雙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視，久視便受它催眠。

　　鄉居的少年那麼神往於火車，大概因為它雄偉而修長，軒昂的車頭一聲高嘯，一節節的車廂鏗鏗跟進，那氣派真是懾人。至於輪軌相激枕木相應的節奏，初則鏗鏘而慷慨，繼則單調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韻。過橋時俯瞰深谷，真若下臨無地，躡虛而行，一顆心，也忐忐忑忑吊在半空。黑暗迎面撞來，當頭罩下，一點準備也沒有，那是過山洞。驚魂未定，兩壁的回聲轟動不絕，你已經愈陷愈深，衝進山嶽的盲腸裏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遲疑不決，驀地天光豁然開朗，黑洞把你吐回給白晝。這一連串的經驗，從驚到喜，中間還帶著不安和神祕，歷時雖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車最早的記憶是在十歲。正是抗戰第二年，母親帶我從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後乘火車北上昆明。滇越鐵路與富良江平行，依著橫斷山脈蹲踞的餘勢，江水滾滾向南，車輪鏗鏗向北。也不知越過多少橋，穿過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幾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紅、眼花。

　　入川之後，剛亢的鐵軌只能在山外遠遠喊我了。一直要等勝利還都，進了金陵大學，才有京滬路上疾駛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隨母親回她的故鄉武進，鐵軌無盡，伸入江南溫柔的水鄉，柳絲弄晴，輕輕地撫著麥浪。可是半年後再坐京滬路的班車東去，卻不再中途下車，而是直達上海。那是最難忘的火車之旅了：紅旗渡江的前夕，我們倉皇離京，還是母子同行，幸好兒子已經長大，能夠照顧行李。車廂擠得像滿滿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卻無法像火柴那麼排得平整，而是交肱疊股，摩肩錯臂，互補著虛實。母親還有座位。我呢，整個人只有一隻腳半踩在茶几，另一隻則在半空，不是虛懸在空中，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壓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膚體之間。這麼維持著「勢力平衡」，換腿當然不能，如廁更是妄想。到了上海，還要奮力奪窗而出，否則就會被新湧上來的回程旅客夾在中間，挾回南京去了。

　　來臺之後，與火車更有緣分。什麼快車慢車、山線海線，都有緣在雙軌之上領略，只是從前京滬路上的東西往返，這時，變成了縱貫線上的南北來回。滾滾疾轉的風火千輪上，現代哪吒的心情，有時是出發的興奮，有時是回程的偷懶，有時是午晴的遐思，有時是夜雨的落寞。大玻璃窗招來豪闊的山水，遠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斷，窗內的思緒不絕，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長途，終站尚遠，兩頭都搭不上現實，這是你一切都被動的過渡時期，可以絕對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識亂流。

　　餓了，買一盒便當充午餐，雖只一片排骨，幾塊醬瓜，但在快覽風景的高速動感下，卻顯得特別可口。臺中站到了，車頭重重地喘一口氣，頸掛零食拼盤的小販一湧而上，太陽餅、鳳梨酥的誘惑總難以拒絕。照例一盒盒買上車來，也不一定是為了有多美味，而是細嚼之餘有一股甜津津的鄉情，以及那許多年來，唉，從年輕時起，在這條線上進站、出站、過站、初旅、重遊、揮別，重重疊疊的回憶。

　　最生動的回憶卻不在這條線上，在阿里山和東海岸。拜阿里山神是在十二年前。朱紅色的窄軌小火車在洪荒的岑寂裏盤旋而上，忽進忽退，忽蠕蠕於懸崖，忽隱身於山洞，忽又引吭一呼。回聲在峭壁間來回反彈。萬綠叢中牽曳著這一線媚紅，連高古的山顏也板不起臉來了。

　　拜東岸的海神卻近在三年以前，是和我存一同乘電氣化火車從北迴線南下。浩浩的太平洋啊，日月之所出，星斗之所生，畢竟不是海峽所能比，東望，是令人絕望的水藍世界。起伏不休的鹹波，在遠方，搖撼著多少個港口多少隻船，捫不到邊，探不到底，海神的心事就連長錨千丈也難窺。一路上怪壁礙天，奇岩鎮地，被千古的風浪刻成最醜所以也最美的形貌，羅列在岸邊如百里露天的藝廊，刀痕剛勁，一件件都鑿著時間的簽名，最能滿足狂士的「石癖」。不僅岸邊多石，海中也多島。火車過時，一個個島嶼都不甘寂寞，跟它賽起跑來。畢竟都是海之囚，小的，不過跑三兩分鐘，大的，像龜山島，也只能追逐十幾分鐘，就認輸放棄了。

　　薩洛揚的小說裏，有一個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車越野而過，總是興奮地在後面追趕。四十年前在四川的山國裏，對著世界地圖悠然出神的，也是那樣寂寞的一個孩子，只是在他的門前，連火車也不經過。後來遠去外國，越洋過海，坐的卻常是飛機，而非火車。飛機雖可想成莊子的逍遙之遊，列子的御風之旅，但是出沒雲間，遊行虛碧，變化不多，機窗也太狹小，久之並不耐看。那像火車的長途，催眠的節奏，多變的風景，從闊窗裏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間，又像駛出了世外。所以在國外旅行，凡鏗鏗的雙軌能到之處，我總是站在月臺──名副其實的「長亭」──上面，等那陽剛之美的火車轟轟隆隆其勢不斷地踹進站來，來載我去遠方。

　　在美國的那幾年，坐過好多次火車。在愛奧華城讀書的那一年，常坐火車去芝加哥看劉鎏和孫璐。美國是汽車王國，火車並不考究。去芝加哥的老式火車頗有十九世紀遺風，坐起來實在不大舒服，但沿途的風景卻看之不倦。尤其到了秋天，原野上有一股好聞的淡淡焦味，太陽把一切成熟的東西焙得更成熟，黃透的楓葉雜著赭盡的橡葉，一路艷燒到天邊，誰見過那樣美麗的火災呢？過密西西比河，鐵橋上敲起空曠鏗鏗，橋影如網，張著抽象美的線條，倏忽已踹過好一片壯闊的煙波。等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燈火迎面漸密，那黑人老車掌就喉音重濁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有一次，從芝城坐火車回愛奧華城。正是耶誕假後，滿車都是回校的學生，大半還背著、拎著行囊，更形擁擠。我和好幾個美國學生擠在兩節車廂之間，等於站在老火車軋軋交掙的關節之上，又凍又渴。飲水的紙杯在眾人手上，從廁所一路傳到我們跟前。更嚴重的問題是不能去廁所，因為連那裏面也站滿了人。火車原已誤點，我們在阿氣翳窗的芝城總站上早已困立了三、四個小時，偏偏隆冬的膀胱最容易注滿。終於「滿載而歸」，一直熬到愛大的宿舍。一瀉之餘，頓覺身輕若仙，重心全失。

　　美國火車經常誤點，真是惡名昭彰。我在美國下決心學開汽車，完全是給老爺火車激出來的。火車誤點，或是半途停下來等到地老天荒，甚至為了說不清楚的深奧原因向後倒開，都是最不浪漫的事。幾次耽誤，我一怒之下，決定把方向盤握在自己手裏，不問山長水遠，都可即時命駕。執照一到手，便與火車分道揚鑣，從此我騁我的高速路，它敲它的雙鐵軌。不過在高速路旁，偶見迤迤的列車同一方向疾行，那修長而魁偉的體魄，那穩重而驃悍的氣派，尤其是在天高雲遠的西部，仍令我怦然心動。總忍不住要加速去追趕，興奮得像西部片裏馬背上的大盜，直到把它追進了山洞。

　　一九七六年去英國，周榆瑞帶我和彭歌去劍橋一遊。我們在維多利亞車站的月臺上候車，匆匆來往的人群，使人想起那許多著名小說裏的角色，在這「生之漩渦」裏捲進又捲出的神色與心情。火車出城了，一路開得不快，看不盡人家後院曬著的衣裳，和紅磚翠籬之間明艷而動人的園藝。那年西歐大旱，耐乾的玫瑰卻恣肆著嬌紅。不過是八月底，英國給我的感覺卻是過了成熟焦點的晚秋，儘管是遲暮了，仍不失為美人。到劍橋飄起霏霏的細雨，更為那一幢幢儼整雅潔的中世紀學院平添了一分迷朦的柔美。經過人文傳統日琢月磨的景物，畢竟多一種沉潛的秀逸氣韻，不是鋁光閃閃的新廈可比。在空幻的雨氣裏，我們撐著黑傘，踱過劍河上的石洞拱橋，心底迴旋的是米爾頓牧歌中的抑揚名句，不是硤石才子的江南鄉音。紅磚與翠藤可以為證，半部英國文學史不過是這河水的回聲。雨氣終於濃成暮色，我們才揮別了燈暖如橘的劍橋小站。往往，大旅途裏最具風味的，是這種一日來回的「便遊」。

　　兩年後我去瑞典開會，回程順便一遊丹麥與西德，特意把斯德哥爾摩到哥本哈根的機票，換成黃底綠字的美麗火車票。這一程如果在雲上直飛，一小時便到了，但是在鐵軌上輪轉，從上午八點半到下午四點半，卻足足走了八個小時。雲上之旅海天一色，美得未免抽象。風火輪上八小時的滾滾滑行，卻帶我深入瑞典南部的四省，越過青青的麥田和黃艷艷的芥菜花田，攀過銀樺蔽天杉柏密矗的山地，渡過北歐之喉的峨瑞升德海峽，在香熟的夕照裏駛入丹麥。瑞典是森林王國，火車上凡是門窗几椅之類都用木製，給人的感覺溫厚而可親。車上供應的午餐是烘麵包夾鮮蝦仁，灌以甘冽的嘉士伯啤酒，最合我的胃口。瑞典南端和丹麥北部這一帶，陸上多湖，海中多島，我在詩裏曾說這地區是「屠龍英雄的澤國，佯狂王子的故鄉」，想像中不知有多陰鬱，多神祕。其實那時候正是春夏之交，緯度高遠的北歐日長夜短，柔藍的海峽上，遲暮的天色久久不肯落幕。我在延長的黃昏裏獨遊哥本哈根的夜市，向人魚之港的燈彩花香裏，尋找疑真疑幻的傳說。

　　西德之旅，從杜塞爾多夫到科隆的一程，我也改乘火車。德國的車廂跟瑞典的相似，也是一邊是狹長的過道，另一邊是方形的隔間，裝飾古拙而親切，令人想起舊世界的電影。乘客稀少，由我獨佔一間，皮箱和提袋任意堆在長椅上。銀灰與橘紅相映的火車沿萊茵河南下，正自縱覽河景，查票員說科隆到了。剛要把行李提上走廊，猛一轉身，忽然瞥見蜂房蟻穴的街屋之上峻然拔起兩座黑黝黝的尖峰，瞬間的感覺，極其突兀而可驚。定下神來，火車已經駛近那一雙怪物，峭險的尖塔下原來還整齊地繞著許多小塔，鋒芒逼人，拱衛成一派森嚴的氣象，那麼崇高而神祕，中世紀哥德式的肅然神貌聳在半空，無聞於下界瑣細的市聲。原來是科隆的大教堂，在萊茵河畔頂天立地已七百多歲。火車在轉彎。不知道是否因為微側，竟感覺那一對巨塔也峨然傾斜，令人吃驚。不知飛機迴降時成何景象，至少火車進城的這一幕十分壯觀。

　　三年前去里昂參加國際筆會的年會，從巴黎到里昂，當然是乘火車，為了深入法國東部的田園詩裏，看各色的牛群，或黃或黑，或白底而花斑，嚼不盡草原緩坡上遠連天涯的芳草萋萋。陌生的城鎮，點名一般地換著站牌。小村更一現即逝，總有白楊或青楓排列於鄉道，掩映著粉墻紅頂的村舍，襯以教堂的細瘦尖塔，那麼秀氣地針著遠天。席思禮、畢沙洛，在初秋的風裏吹弄著牧笛嗎？那年法國剛通了東南線的電氣快車，叫做Le TGV，時速三八○公里，在報上大事宣揚。回程時，法國筆會招待我們坐上這驕紅的電鰻；由於座位是前後相對，我一路竟倒騎著長鰻進入巴黎。在車上也不覺得怎麼「風馳電掣」，頗感不過如此。今年初夏和紀剛、王藍、健昭、楊牧一行，從東京坐子彈車射去京都，也只覺其「穩健」而已。車到半途，天色漸昧，正吃著鰻魚佐飯的日本便當，吞著苦澀的札幌啤酒，車廂裏忽然起了騷動，驚嘆不絕。在鄰客的探首指點之下，迓見富士山的雪頂白矗晚空，明知其為真實，卻影影綽綽，一片可怪的幻象。車行極快，不到三五分鐘，那一影淡白早已被近丘所遮。那樣快的變動，敢說浮世繪的畫師，戴笠跨劍的武士，都不曾見過。

　　臺灣中南部的大學常請臺北的教授前往兼課，許多朋友不免每星期南下臺中、臺南或高雄。從前龔定盦奔波於北京與杭州之間，柳亞子說他「北駕南艤到白頭」。這些朋友在島上南北奔波，看樣子也會奔到白頭，不過如今是在雙軌之上，不是駕馬艤舟。我常笑他們是演《雙城記》，其實近十年來，自己在臺北與香港之間，何嘗不是如此？在臺北，三十年來我一直以廈門街為家。現在的汀州州二十年前是一條窄軌鐵路，小火車可通新店。當時年少，我曾在夜裏踏著軌旁的碎石，鞋聲軋軋地走回家去，有時索性走在軌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長梯。時常在冬日的深宵，詩寫到一半，正獨對天地之悠悠，寒顫的汽笛聲會一路沿著小巷嗚嗚傳來，悽清之中有其溫婉，好像在說：全臺北都睡了，我也要回站去了，你，還要獨撐這傾斜的世界嗎？夜半鐘聲到客船，那是張繼。而我，總還有一聲汽笛。

　　在香港，我的樓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廣鐵路的中途。從黎明到深夜，在陽臺下滾滾輾過的客車、貨車，至少有一百班。初來的時候，幾乎每次聽見車過，都不禁要想起鐵軌另一頭的那一片土地，簡直像十指連心。十年下來，那樣的節拍也已聽慣，早成大寂靜裏的背景音樂，與山風海潮合成渾然一片的天籟了。那輪軌交磨的聲音，遠時哀沉，近時壯烈，清晨將我喚醒，深宵把我搖睡。已經潛入了我的脈搏，與我的呼吸相通。將來我回去臺灣，最不慣的恐怕就是少了這金屬的節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許應該把它錄下音來，用最敏感的機器，以備他日懷舊之需。附近有一條鐵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間的動脈，總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車電氣化之後，大家坐在冷靜如冰箱的車廂裏，忽然又懷起古來，隱隱覺得從前的黑頭老火車，曳著煤煙而且重重嘆氣的那種，古拙剛愎之中仍不失可親的味道。在從前那種車上，總有小販穿梭於過道，叫賣齋食與「鳳爪」，更少不了的是報販。普通票的車廂裏，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雜雜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報，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雞爪，有的閒閒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論國是，但旁邊的主婦並不理會，只顧得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會的樣品，這裏便是。週末的加班車上，更多廣州返來的回鄉客，一根扁擔，就挑盡了大包小籠。此情此景，總令我想起杜米葉的名畫《三等車上》。只可惜香港沒有產生自己的杜米葉，而電氣化後的明淨車廂裏，從前那些汗氣、土氣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見了，小販子們也絕跡於月臺。我深深懷念那個摩肩抵肘的時代。站在今日劃了黃線的整潔月臺上，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直到記起了從前那一聲汽笛長嘯。

　　寫火車的詩很多，我自己都寫過不少。我甚至譯過好幾首這樣的詩，卻最喜歡土耳其詩人塔朗吉的這首：

　　　　去什麼地方呢？這麼晚了，

　　　　美麗的火車，孤獨的火車？

　　　　淒苦是你汽笛的聲音，

　　　　令人記起了許多事情。

　　　　為什麼我不該揮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親。

　　　　去吧，但願你一路平安，

　　　　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橫行的洋文

　　十八世紀法國的大文豪伏爾泰，在留放英國的期間才開始學習英文，他發現plague（瘟疫）只有一個音節，而ague（瘧疾）卻有兩個，大不高興，說這種不合理的語言應該分成兩半，一半交給「瘟疫」，另一半交給「瘧疾」。後來他應腓特烈大帝之邀，以國師身分去普魯士作客，又學起德文來。一試之下，他幾乎嗆住，又說但願德國佬多些頭腦，少些子音。法國人最自豪於本土的母語，對於條頓鄰居不免有些優越感。雖然如此，他們講英語總不脫家鄉的高盧腔，不是這裏ｒ裝聾，便是那裏ｈ作啞，而且把重音全部放鬆，弄得一點兒稜角都沒有。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法國人能把英文講純。據說象徵派詩人馬拉美的職業是英文教師，我相信他是勝任的，卻不相信他能講道地的英語。從前我在師大教英文散文，課本裏有一則笑話，說法國人初學英文，心無兩用，不慎採著香蕉皮，滑了一跤，急著對扶他起來的英國朋友說：I glode. I treaded on banana hide!

　　伏爾泰的憤怒，是初學外文常有的反應。語言，天生就是不講理的東西，學者必須低首下心，唯命是從，而且晝思夜夢，念念有詞，若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裏求生。學外文，必須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來服魔。去年秋天，去了一趟委內瑞拉之後，我才下定決心，學起西班牙文來。三種形態的動詞變化。鎮日咿唔吟哦，簡直像在念咒。不過這種咒也真好聽，因為不但圓轉響亮，而且變化無窮。換了是中文，如果「我唱、你唱、他唱」地一路背下去，豈不像個白癡？有人笑稱，學習外文之道，始於寒暄而終於吵架。也就是說，如果你能用外語跟人對罵，功夫就到家了。因為一個人吵架的時候，言詞出口，純以神遇，已經不假推理了。

　　外文應該從小學起。等到大了再學，早已舌頭硬成石頭，記性開如漏斗，不但心猿無定，意馬難收，而且凡事都養成了喜歡推理的惡習，本該被動地接受，卻要主動的去分析，精力常常浪費於無謂的不釋。「他是一個大壞蛋，他不是嗎？他不是一個大壞蛋，他是嗎？」這種彆扭的句法真會使中國人讀的扭筋，而尤其尷尬的，是成年人初學外文，心智早已成熟，卻要牙牙學語，一遍又一遍地說什麼「我是一只小蘋果，請吃我，請吃我。」

　　學西方語言，最可怕的莫過於動詞，一切是非都是它惹出來的。規規矩矩的動詞變化，在西班牙文裏至少有四十七種；如果講究細分，就會弄出八十七種來，而三種型態的動詞變化當然還要加倍。至於不規則的動詞，還不在內。好像還嫌這不夠繁瑣，西班牙人更愛用反身動詞。中文裏面也有「自治」、「自愛」、「律己」、「反躬」、「自食其果」、「自我陶醉」一類的反身動詞，但是用的不多，而且限於及物動詞。這類反身動詞在西班牙文裏卻無所不在，而且為禍之廣，連不及物動詞也難倖免。明明可以說Visto de prisa（我匆匆穿衣），卻偏要說Me visto de prisa（我匆匆為自己穿衣）；明明可以說Desayunamos（我們吃早飯），卻偏要說Nos desayunamos（我們餵自己吃早飯）。這個觀念一旦橫行，天下從此事多矣。

　　其他西方語言的煩人，也不相讓。中國人的祖宗真是積德，一開始就福至心靈，不在動詞上玩花樣，真是庇蔭子孫，不用我們來受這「原罪」。杜牧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如果用西文來說，簡簡單單一個「哀」字就不曉得在動詞變化上，要弄出多少名堂。西方語言這個苟分動詞的時態，很有可能是因為西方文化以時間觀念為主，所以西洋繪畫考究明暗烘托，物必有影，而光影正是時間。中國繪畫不畫物影，也不分晨昏，似乎一切都在時間之外，像中文的動詞一樣。

　　除英文外，西方許多語言更愛把無辜的名詞，分成陽性、陰性，甚至中性。往往，這陰陽之分也無理可喻。中國人把天地叫做乾坤，又叫皇天后土。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也都把天想成陽性，地想做陰性。法文和西班牙文都把山看成陰性，河成陽性，不合中國人的看法。在德文裏，山和河卻都是陽性。一般語言都把太陽叫成陽性，月亮叫成陰性；唯獨德國人拗性子，偏要把太陽叫做die Sonne，把月亮叫做der Mond，簡直是顛倒乾坤。

　　西班牙人把春季叫做la primavera，其他三季都是陽性。義大利人把春夏都看成女人，秋冬則看成男人。這些都是多情的民族。法國人把春夏冬都派成男人，唯獨秋季可陽可陰。德國人則絕不通融，四季一律是陽性。單看四季，已經亂成一團，簡直是「瞎搞性關係」。中國人常把燕子來象徵女性，說是「鶯鶯燕燕」；在法、德、意、西等語言裏，燕子也都是陰性。連英國詩人史雲朋在名詩「伊緹勒絲」裏也說：

　　燕子啊我的妹子，啊，妹妹燕子，

　　你心裏怎麼會充滿了春意？

　　一千個夏天都過去了，都逝去。

　　可見燕子做女人是做定了。不過她帶來的究竟是春天還是夏天，則未有定論。英文有一句成語：「一隻燕子還不算夏天」（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意指不可以偏概全。西班牙人也說Una golondrina no hace verano，這都是認為燕子帶來夏天。法國人和義大利人卻說文是：「一隻燕子還不算春天」。法文是Une hirondelle ne fait pas le printemps；意文是Una rondine non fa primavera。這想法倒跟中國人相同。奇怪的是，西班牙和義大利的緯度相等，為什麼燕歸來的時節不同？

　　西文的蠻不講理，以花為例，可見一斑。西班牙文與義大利文同樣源出拉丁文，可謂同根異葉，許多字眼的拼法完全一致，或者近似。然而「花」在西班牙文裏（la flor）是陰性，在義大利文裏（il fiore）卻是陽性。在西班牙文裏，同樣是花，玫瑰（la rosa）是陰，康乃馨（el clavel）卻是陽。中國人會說，既然都是嬌滴滴的花，為什麼不索性全部一律派做陰性？其實，這陰陽之分不過取決於字面：玫瑰以ａ結尾，故陰，康乃馨以ｌ結尾，故陽。春天是primavera，故陰；夏秋冬（verano,otono,invierno）都以ｏ作結，故陽。如此而已。問題是，當初為什麼不叫春天primavera，不叫康乃馨clavela呢？中國哲學最強調陰陽之分，本來也可能掉進這樣糊塗的「性關係」裏去。像好太極圖分陰陽，中間一條柔美的曲線，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相抱，不是一條決絕的直線。中文的塊字也不分陰陽，對我們那些嚴內之防的祖宗，也沒有造成什麼不便。當初只要倉頡博士一念之差，凡字都要一分雌雄，我們就慘了。也許一天到晚，都得向西方人那樣，奔命於公雞母狗之間。

　　英國人比較聰明，不在字面上計較雌雄，但是在代名詞裏，潛意識就洩漏出來了。所以上帝和魔鬼都派男人去做，不是he便是him；國家和輪船就充滿母性，成為she或者her；而不解人道的小朋友則貶為it，於無生物同為混沌。

　　西文裏面還有一層麻煩，就是名詞的數量。文法規定：動詞的數量要向其主詞看齊，但是許多場合卻令一般作者舉棋不定。單數主詞與述詞中的複數名詞之間，如果是用聯繫動詞，一般作者就會莫知所從，有時竟喧賓奪主，寫出The only thing that made it real were dead Legionnaires一類的句子來。用all和what做主詞，也會因為述詞裏的名詞是複數而誤用動詞的數量，例如：What Jane is clutching to her bosom are four kittens.此外，one of the few writers in the country who has made a living being funny之類的錯誤，也常有人犯。None做主詞的時候，該用單數或複數動詞，也迄無定論；中間如果再夾上or，就更要命。巴仁就指出下列的句子：None,or at least very few,was used before the war.是錯誤的，因為was應改成were。這件事，在大詩人之間都不一致，例如朱艾敦的名句none but the brave deserves the fair（唯勇士可配美人），用的是單數；但是惠特曼的句子have found that none of these finally satisfy, or permanently wear，用的卻是複數。最惑人的便是剪刀（scissors）、風箱（bellows）、眼鏡（glasses）等物，明明是一件東西，卻必須要用複數動詞。所以不能說Where is my glasses？

　　中文的名詞和動詞完全不理會單數複數，來去毫無牽掛。中文說「墨西哥的建築物很有趣」，完全不標數量。英文說Mexican buildings are very interesting。西班牙文卻要說Los edificious mexicanos son muy intersates。英文裏只有兩個字表示複數；西班牙文裏卻要用五個字，連冠詞和形容詞都得跟著變。在中國人來看，這真是自討苦吃。

　　比起來，還是中國文化看的開些──陰陽不分，古今同在，眾寡通融，真是了無絆礙。文法這麼簡便，省下來的時間拿來做什麼呢？拿來嘛──西方人作夢也想不到──拿來推敲平仄，對對子了，哈哈！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山緣

　　　　之一

　　外地的朋友初來香港，都以為這地方不過是一大疊摩天樓擠在一起，一邊是海港，另一邊呢，大概就是中國大陸了。這印象大概來自旺角、尖沙咀、中環的鬧市。除此之外，他們大半不知道還有個腹地深廣而且仍具田園風味的新界，更別提那許多各有洞天的離島。

　　香港的面積約為新加坡的兩倍，卻因地形複雜，海岸彎曲，顯得比新加坡大出好幾倍來。香港街上人多，是有名的。你走在旺角的街頭，似乎五百萬人全在你肘邊。不過香港也多山，多島，多半島。推開香港的窗子，十扇裏面至少有七扇是對著海。不是對著同一片海，是對著大小不一色調各殊的水域，有的是文靜的內灣如湖，有的是浩淼的外海無際，有的是兩岸相望的海峽。地形如此分割，隔出了無數的小千世界。我有好些開車的朋友，住在九龍的不敢貿然駛去港島，住在港島的呢，輕易也不願開過海來。我住在沙田，離尖沙咀的繁華焦點不過十二英里，中間不過十二盞紅燈。可是說來你也不信，航空信到我的信箱裏，要比城裏晚上一天，甚或兩天。儘管世界正變成地球村，沙田卻比尖沙咀慢了一日。誰教沙田的風景那麼好呢，美，不免要靠距離。遲一天收信有什麼關係，世界可以等一等。

　　一位朋友初從臺灣來，站在我的陽臺上看海，神情略帶緊張地指著對岸的一列青山說：「那就是大陸嗎？」我笑起來，說「不是的。在這裏，凡你所見的山和水，全是香港。你看對面，有好幾個峰頭肩膀連在一起，那是八仙嶺。翻過脊去，背後是麻雀嶺。再過去，才是寶安縣界。香港，比你想像的要大很多。」

　　　　之二

　　我這一生，有三次山緣。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四面都是青山，門對著日夜南去的嘉陵江，夜深山靜，就聽到坡下的江聲隱隱，從谷口一路傳來。後來去美國的丹佛教書，在落磯排空的山影裏過了兩年。在丹佛，如果你朝西走，每一街的盡頭都是山影，不是一峰獨兀，而是群山競起。如果你朝西開車，就得把天空留在外面，因為幾個轉彎之後，你就陷入怪石的重圍裏去了。落磯山地高亢而乾燥，那一叢叢一簇簇鳥飛不上的絕峰，沒有飄雲可玩，只有積雪可戴。那許多高潔的雪峰，敻列天外，靜絕人間，那一組不可相信卻又不許驚呼的奇蹟，就那麼日夜供在天地之間，任我駭觀了兩年。

　　第三次山緣，在沙田。整個新界只是大陸母體生出來的一個半島，而自身又生出許多小半島來，探入浩闊的南中國海。海也是一樣，伸進半島之間成了內灣，再伸進更小的半島之間成為小港。就這樣，山與水互為虛實，綢繆得不可分解。山用半島來抱海，海用港灣來擁山：海岸線，正是纏綿的曲線，而愈是曲折，這擁抱就愈見纏綿。我面前這一泓虛澄澄的吐露港上，倒映著參差交疊的側峰橫嶺。淺青淡紫的脊線起起伏伏，自圍成一個天地。這十年悠永的山緣，因水態而變化多姿。山的堅毅如果沒有水的靈活來對照，那氣象便單調而遜色了。丹佛的山緣可惜缺水。四川的山緣迴響著水聲，增添了嫋嫋的情韻。沙田的山緣裏水韻更長。這裏原是水藍的世界，從水上看來，無論多磅礴多嚴重的山勢都浮泛在空碧的波上，石根磐柢所託，不過是一汪透明。山為水而開顏，水為風而改態，風景便活潑起來了。其間再飛迴幾只鷗，就算是水的靈魂。

　　文靜如湖的吐露港，風軟波柔，一片瀲灩的藍光，與其說是海的女兒，不如看作湖的表妹。港上的島嶼、半島、長堤、渡輪，都像是她的佩飾，入夜後，更亮起漁火與曳長如鍊的橘色霧燈。這樣明艷惹眼的水美人，朝暮供奉之不足，我豈敢私有？不過堤內的船灣淡水湖，千頃的純碧放得下整個九龍半島，水面謐無帆檣，似乎鷗鷺都不敢狎近，在我私心深處倒有點視為禁區，不希望別人鹵莽闖入。幸好她遠在邊陲，美名尚未遠播，所以還沒有怎麼招引遊人。臺灣的朋友來港，只要天色晴美，我總是帶去驚艷一番。一上了那六千呎的長堤，外面的海色尚未飫足，一回頭更訝異這裏面的湖光，竟然另闢出一個清明的世界。左顧右盼的朋友，總不免猛然吸一口氣，歎道：「想不到香港還有這樣的景色！」於是一股優越感油然從我的心底升起。誰教他那樣低估了香港呢，這猝不及防的一記「美之奇襲」，正是對他的薄懲。

　　驚艷稍定，不容來客多事反省，便匆匆推他上車，繞過雄赳赳的八仙嶺，一路盤上坡去。新娘潭、烏蛟騰，也許下車一遊，但往往過而不入。到鹿頸，則一定會停下車來，一方面為了在這三家村的小野店裏打一下尖，吃一碗魚丸米粉；另一方面，因為這裏已經是天涯海角，再向前走就沒有路了。所以叫做鹿頸，也許就是路盡了吧。

　　其實鹿頸再向前走並不是沒有路，而是只有「單路」了。不是單行道，而是路面忽然變窄，只容一車駛過，可是對面仍然有車駛來，所以每隔三四十丈路面就得拓出一個半月形來，作避車之用。來去的車就這麼一路相望而互讓，彼此遷就著過路，也有一種默契心照的溫情。偶爾也會絕路相對，兩車都吃了一驚，總有一方倒車讓路，退進半圓的避車處去。這條「絕處逢生的單路」，這頭從鹿頸進去，那頭接通沙頭角公路出來，曲折成趣，竟然也有兩公里的光景。可以想見，一路車輛不多，行人更是絕少，當然自成一片洞天，真是天才的妙想。

　　這條幽道的另一妙處，是一路緊貼著水邊，所以一邊是山，一邊是沙頭角海，簡直可以說是為了看海而開。可是把我們招來這一帶水鄉的最大誘因，卻是鹽灶下對面的鷺洲。這「鹽灶下」原是岸邊的村名，對面灣中的鷺洲則是一座雜樹叢生的小嶼，不過一百碼寬的光景，是野生禽類的保護區。島上棲滿了白鷺，總有七八十隻。最好看是近暮時分，一隻隻飛回島上，起起落落，棲息未定的樣子。那一氅氅高雅的皎白，迴翔在樹叢青綠的背景上，強調得分外醒眼。這些都是黑腿黃喙的大白鷺，長而優美的頸項彎成天鵝的Ｓ狀，身長大約三十五吋。有時會成群立在水淺處的石上，一齊迎風對著潮來的方向，遠遠望去，好像是虛踏在波間。俯首如在玄思，其實是在搜尋游魚。最妙的絕技是靈迅地掠過水面，才一探喙，便翩翩拍翅飛起，嘴裏卻多了一尾小魚，正在惶急地扭掙。

　　我們最愛在近島的避車處歇下，面海坐在水邊。群鷺看海，我們看鷺。偶然有一隻揮動白羽，那樣輕逸地滑翔在半空，把白點曳成了白線，頓時，風景也生動了起來。再棲定下來時，山還是山，水還是水。麻雀嶺這一邊屏住的世界，什麼也沒有發生，古渡舟橫，只有野燒的白煙從從容容地在四圍山色裏升起。若問那一群涉水的白衣羽客，麻雀嶺的背後是怎樣的天空，你一定得不到答案。面對這一灣太平的水光和嵐氣，歲月悠悠，誰相信一山之隔，那一邊曾經被文革搗得天翻地覆。而這一邊，直到今天，矮矮的紅樹林仍然安靜地蹲在岸邊，白花花的鴨隊仍然群噪著池塘。每次我們都說，鳥族知己的劉克襄如果來此地一巡，必定大樂。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雖然沙頭角在遠處掉起了高廈，成為一角缺陷，這一片淨土與清水卻躲過了文明。泥頭車、開土機都繞道而行，沒有一頭鷺被廢氣嗆得咳嗽。我的朋友說：「到了這裏，一切都透明了。心裏也是沙明水淨。」於是我們像孩子一般漂起水花來。這一帶，是我私心的一只寶盒，即連對自己也不輕易揭開，怕揭得次數多了，會把夢放掉。有時候也願意讓過境的朋友來一窺，而每次，車從鹿頸進去，都像是在輕啟夢的寶蓋。

　　鹿頸之為盒蓋，不僅因為單路從這裏開始，更因為那幾戶人家是蜷偎在山腳下，要繞過一座壓人面額的絕壁，才會像頓悟一樣，猝然發現裏面的天地。香港多山，才會有這種峰迴路轉開闔多變的勝境。山丘佔香港陸地的四分之三，但是土層稀薄，土壤不夠肥沃，只能養出離離的青草和灌木，因此境內有不少較高的山峰都露出嶙峋的石壁或是荒野的陡坡，仰眺只見一片誘赭或淡紫紅色。地質學家說，大約在兩億五千萬年前的中生代，這裏有劇烈的造山運動，被神力摺皺的變質岩與結晶岩裏，侵入了花崗岩與火山岩。這也許可以說明，此地的山色為什麼會呈緒紫帶褐之色；像吐露港隔水的八仙嶺，在山腰以上，尤其是到了秋後，就見這種色調。每次駛過山下，一瞥之際，總有重見落磯山顏的幻覺。

　　　　之三

　　境內的幾座名山，要論魁偉雄奇，自然比不上落磯山脈那麼壓地凌天。單論高度，那條山脈僅在科羅拉多一州就有五十四峰拔尖到一萬四千英尺以上。香港境內的最高峰在大帽山，也不過九五八公尺，只到落磯的膝下。不過就當地而言，一座山是否顯得出眾，還要看四周的地勢。半島多如複肢的新界，水近地窄，山勢往往無端陡起，不留餘地，一下子就劫去了半個天空，令人吃驚。馬鞍山北側的坡勢那麼峻急，到海邊卻戛然煞住，真是崖岸自高。獅子山南面而君臨九龍，筋骨畢現而頂額突兀的石貌下，大小車輛到此，不由得不偎著獅爪匍匐以進。那氣派，看了十年仍覺得懾人。如果沿清水灣道朝東走，更有一奪彪然巨影擋掉大塊天色，探頭一看，竟與飛鵝嶺打了個照面。那岌岌可危的怪岩一削千尺，禿不可託。難怪上個月一個少年低估了這險巉，在上面只一失足，便掉了性命。

　　這些峻峰雖然各踞一方，桀驁有如藩鎮，我卻可以敬而遠之，唯有近處的一座山，蒼青的影子一直罩在我肩上。那是鹿山，正當我樓居的西面，魁梧的輪廓橫在半空，我的下午有多短，黃昏有多長，全由他來決定。馬鞍山拋起來的旭日，被他接住時已成了夕陽。所謂晚霞，全是夕陽在他的背後燒煉出來的花樣。從我的臥室望出去，一整排八扇長窗，山勢橫行而不絕，展成一幅可以臥遊的元人手卷。每逢好天，晴翠的嵐氣便映得滿室蒼然。在香港住了十年，山外的世局變幻如棋局，楚河漢界，斜馬直車，數不清換了多少場面，甚至連將帥都換過了，唯有這一座青山屏在西邊，永遠不變。這種無語的默契，可靠的伴陪，介乎天人之間的感應，久已成為我山居心境的基調和背景。無怪李白和辛棄疾都要引脈脈的青山為知己，而陶潛一望，此中的真意便千古悠悠。

　　十年下來，對面這鹿山也成為我的知己了。儘管山腰剖出了一線之地，讓大埔道上碌碌的車隊追逐而過，那只是青山的過客罷了，等到車過塵定，仍然留下我獨對青山。最妙的是山之西南有一條瀑布，或者該說是半條瀑布。並不是峰迴嶺轉遮去了一半，而是晴天有懸崖而無水，雨天才水到瀑成，遠遠望去，倒曳著一注閃閃的白光。如果是小雨，她還不肯露面呢。最動人是在雨季，山中一夜豪雨，第二天早上她就翩然出山來了。體態的纖弱與豐盈，要看雨勢的大小。如果是大雨連日，就算是已經放晴了兩天，她仍然嫋嫋不斷。我為她取的小名是「雨娃」。

　　　　之四

　　新界半島之分歧，港灣之雜錯，多在東部。半島多的地方，港灣也不會少，海岸線自然曲折可觀。這許多半島往往是伸出海去的蟠蜿山勢；走在險窄而迴轉的山脊上，可以看見兩面的海水，各藍各的，令人不知該左顧而笑，還是右眄而驚。如果山勢入海而復出，成為青島和翠嶼，跟岬角互相呼應，海景就更可觀了。從馬鞍山到飛鵝嶺，新界東岸的迤邐山勢，旁歧斜出，東走而成輻射的西貢半島，南走而成狹長的餘脈，一峰孤拔，就像石濤捏造的那樣，正是釣魚翁山。飛機從臺灣東來，尚未迴旋下降，總是先看到這許多絡繹入海的青山，青島，錯綜而參差，列成最壯觀最氣派的儀隊，爭來水鏡上迎接。黃庭堅從岳陽樓上遠望君山，說「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不論古人如何愛山成癖，總無緣從機艙的高度作快速的鷹巡。古人行旅困難，所以民謠埋怨說「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西貢半島外錯落成陣的列嶼，青鬟翠髻，在虛空與幻水之間，忽焉而現，忽焉而隱，不過是片刻間指顧的事。我說那是最壯觀的儀隊，因為我檢閱過多少次了。從屈靈均到李太白，所有的游仙詩都是真的。

　　西貢半島的東南端，山勢如環，圍成了一個水庫，叫萬宜淡水湖，從最遠的西北角算起，全長也有五公里半，只比船灣淡水湖略小一些。湖岸迂迴轉折，勝於船灣，湖中還有一座小島，孤另另地聳著青峰，叫水逕頂，看上去，景色又比船灣多變。四圍山勢起伏，雖然都只是二、三百公尺的小丘，但坡度峻斜，從開闊的水面平白崛起，也就教人矚目。從九龍東北行，車到北潭涌，就不准通行了，停下車來，走上坡去，喘息漸劇之餘，正覺得山路永無止境，忽然瞥見坡頂一蓋小亭招人歇腳。到了亭下，風景大變。兩邊的山壁剖處，一泓幽祕的碧水向外面的世界展開，那明淨的藍光，純潔得像從未照過生人的影子。可以想見，還有更空曠更開闊的豪藍波域藏在絕壁的背後，魔盒，只露出一條藍縫而已。我們沿著石壁一路尋去，魔盒終於大開，縱深的湖景盡在腳下。那盈盈艷異的水光，一瞬之間似乎有所啟示，正要宣之於口，咦，怎麼已忘言了。緣著水湄，麥理浩徑曲折向南，晴脆的冬陽下，大家揮著折來的蘆葦，拂弄那一湖嫻靜的水色。過了元五墳，地面漸窄，我們像是走在龍背上。忽然路勢一轉，右面頓覺天地洞開，外面流著一彎藍河，色調更深於裏面的湖波，對岸是山，山外是水，不知究竟是誰圍著誰。定神再看，才發現那彎河水竟通向更外面的水域，原來是海。所謂河，原來是峽灣。四望只見山海相繆，黛綠套著邃青，最大的謎啊靜寂無聲，那裏面的含意超乎人意。那一片真實的幻景，令我迷惑了好幾天。

　　沿清水灣道東南馳，另是一彎半島，窄處只有半公里的樣子，細巧得像銀匙之柄。車行又快，兩邊的藍水一樣誘人，不知道該看那一邊好。路隨山轉，終於到了大坑墩，正對著海。夕照裏，只見一列青紫氤氳的石磯，在幾百碼外與海岸平行地排開，最能逗人夢想。更遠處，在海天難分難解的邊緣，橫曳著一帶幻濛濛的靄氣，那樣虛渺，那樣地捉摸不定，所謂天涯，就是那樣子嗎？怪不得凡是望海的眼睛，都茫茫然了。有一首歌說：「晴朗的日子看得見永恆。」想得倒是很美。其實我們所望得見的，即使來到這路的盡頭，岸的尖角，也無非全是美麗的謎，再猜也猜不透謎底。水平線，如果真有那麼一條線的話，就算是永恆了嗎？怪不得我們再也捉不到了。要真捉住，就捉住造化的破綻了吧。

　　收回眺海的目光，向南窺望，只見無數峰頭在聳肩探首，紛紜雜沓的山勢，一層層深淺交加的翠微，分也分不清誰主誰客，只像幾十匹黛鬣青毛的龐然海獸，或潛或起，或泅或渡，不知道究竟要成群泳去何處。培根說：「沒有一種精妙的美不帶點奇異。」但是此地的美卻帶點駭異，令人蠢蠢地感到不安。

　　背後有一盤沙土鎮石的近丘，肩住北面的天色。山腰有路，蜿蜒著一痕白絲，像有意接我們上去。「上頭來看看吧，別儘在下頭亂猜，」山風隱隱在說。錫華和我心動了。一前一後，我們向亂石和叢荊裏去尋找那曲徑的索頭，把它當鎚帶一樣攀上山去。地心引力卻一路追來，不肯放手，那勁道愈來愈沉。心臟的悸動猛搥著胸口，搥響野蠻的耳鼓，血，也喧噪著洶湧著起來助陣。錫華說：「不能停，對心臟不好。」兩人奮勇高攀，像古代的戰士在攻城時搶登雲梯。忽然，下面的人聲頓歇。扯後腿的那怪手也放棄了。

　　百仞下，無聲的人群密密麻麻地爬滿了一地，有的蠕向海邊，有的進出紅亭，把那扁圓的土台綴成了一塊芝麻小餅。天風突然自背後吹來，帶著清醒的海氣，汗，一下子就乾了。四下裏更無遮攔，任涼長驅而來，呼嘯而去。我們已經登臨絕頂。

　　「這才有成就感，」錫華一掠亂髮，得意地笑道。

　　話沒說完，兩人一齊回過頭去。頓時，都怔住了，震住了，鎮住了。滿滿一海的層浪，千褶萬皺，漸遞漸遠，正搖撼近岸的洲渚磯石和錯落海中的大島小嶼，此起彼落，激起了碎白的沫渦。更遠處，對岸又掀起無數的青山夾赭山，橫嶺側峰，龍脈起伏，或瘦脊割天，或峻坡瀉地；這浮在水上，攤在天下的山族石譜，真不是一覽可盡。一路攀上這丘頂來，我們當然知道山外有山，水外有水，卻不防這一面的世界竟會展開這樣的宏觀，令人一口氣嗆住了，吸不進去。這壯麗的景象，太闊大太遠了。層浪無聲，群山闃然，在這樣的距離之下，所有的實景都帶點虛幻。這是冥冥的默劇嗎，還是長達百里的啟示錄呢？不留心看時，就錯過了。當啟示太大，總是沒有人看見。令人震懾的大寂靜裏，只有長髮披天的海風呼嘯路過。遠處，只剩下了一隻船。

　　　　之五

　　香港的山脈，西起屯門的青山，東至西貢半島的南蛇頭，鬱鬱蒼蒼，綿亙六七十公里。要為山神理出井然有序的族譜來，可不容易。如果我是禿鷹或麻鷲，振翅三天，也許可以巡瞰個明白。但是從地面看來，無論你怎麼仰面延頸，決眥蕩胸，總難看出個究竟。那許多疊肩接踵交腹錯背的山嶺，不能為你排成整整齊齊的行列，讓你對著地圖來點名。山，是世界上最雄奇最有份量的雕塑，每一座都屹立在天地之間，不會為你的方便而轉體。這偉大的立體啊要面面觀，就得繞著它打轉。為了飽覽對海的馬鞍山，我曾繞了一個大圈子，從沙田穿獅子山洞，過黃大仙、牛池灣、西貢，一直到企嶺下海，等於站在馬鞍山的腳趾上仰瞻那雙脊陡起的傲峰。那是冬天的半下午，可是那一面背著斜照，只見到黑壓壓的一大片背影，體魄魁梧得凌人。如果你有被虐狂，倒真是過癮。歸途是一個反向的大Ｕ轉。回到沙田，右側仰看那爭高的雙峰，仍在天際相持不下，但這一面朝西，正對著落日，還是將暮未暮的光景。也只有馬鞍山這麼鋒芒畢露，才能劃然割出了陰陽。

　　看山還有一層障礙，那便是遠山雖高，卻蔽於近阜。徐霞客遊華山，就說「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屼出雲表。及入關，反為岡隴所蔽。」大帽山號稱香港最高，凡九五八公尺，合三千一百四十二英尺，但是近在沙田，反而仰不可見，因為中間隔了好幾層近丘。登我樓頂的天台，西向而望，只見連嶂的青弧翠脊交疊於天際，真教人歎一聲：「可憐無數山」。

　　為了把新界看個真切，把袞袞眾山看出個秩序來，和國彬揀了一個秋晴的日子，去大帽之頂朝山。淺米黃色的桂冠房車似乎也知道秋天是它的季節，在晌午的艷陽裏，光采煥發，奕奕地馳上了大埔公路。一過石崗，坡勢漸起，兩側的山色也逼攏過來。在荃錦道上一個仰衝，就轉上了左側的大帽山道，反向東北角上那一堆跟天空過不去的塊壘，咻咻然盤旋而進。群峰作壁上觀，超然不動聲色，倒是桂冠對陡坡很發了幾次脾氣，一向低沉的喉音變成了暴噪的男中音。終於到了山腰的小平台，停下車來。我拿了地圖，國彬和我存分提了飲料與野餐，便朝仰不見頂的主峰進發。

　　這時我們的託腳之地，海拔已經有七百公尺，比上不足，比下卻綽綽有餘。山道蟠蜿向天，引力甸匈向地，不到半小時，這九秋的三人行已經腳痠、氣促，滲出了汗來。空氣不如預期那麼清朗，沒有雲，卻籠著一層薄薄的嵐氣，否則午後的陽光會更炙人。我把地圖轉來轉去，想把掌上的寸山尺水還原為下界那一片窔遼的人世。那一汪藍悠悠是什麼灣？為什麼圖上沒有那幾座島呢？那一堆亂山背後，白晃晃的排樓又是那裏呢？七嘴八舌地，大家爭論著。地圖是平面的，下面的世界卻是立體的，向日和背日的地帶更平添許多感人的光影，而且總有一些不相干的土阜石丘和蘆葦灌木之類礙在中間。不盡兌現的地圖，令人失望。每轉一個彎，腳底的世態又變了樣，方向也都變了。而地圖還是道一張平面，真不曉得，大帽山派這條曲道迂迴下山，究竟是來迎接我們，還是來戲弄我們。

　　「那不是大埔嗎？」

　　「那裏看得見什麼大埔呢？你把地圖根本拿倒了。我看是九龍。」

　　「九龍？那麼獅子山在那裏呢？」

　　「那邊應該是荃灣才對。你看，煙囪那麼多，白騰騰的。」

　　太陽漸漸斜了，可以推斷西南方在那一邊。我們終於認定剛才那一叢人煙確是荃灣，而更遠處，有橋影橫水的地方就是青衣島。有了這定點，就容易把握全景了。一個半小時之後，我們站在巍巍的大帽頂上，肆無忌憚地仰天俯地，談古說今，指點著極南的這一片樂土。腳下的人煙或在亂山的缺口，或在叢莽的背後，或被峭壁半遮，我們左顧右盼，指認出紅塵密處的維多利亞港，和散佈在四野的大小衛星城鎮。而每次認出了一處，驚喜之餘，總訝怪其偎山貼水、纖巧可笑的幻影。管你是千門萬戶、短巷長街，患得患失的熙熙攘攘，都給縮成了可有可無的海市蜃樓。「楚之南，少人而多石。」那是柳宗元的時代。腳下那一片繁華世界不但石多，更且人多，多得要與石爭地，與海爭地，在天翻地覆的後門口，在亡逋和海難船的末站，在租來的棄土和倒數的時間，率妻子邑人，把絕境闢成了通都。

　　「人與山相遇，而大功告成。」

　　布雷克曾經壯乎其言。站在天涯海角的最高峰上，站在香港和日月最近的這頂點，終於和圍拱的眾山相遇。站在登山的十四彎最後的這一彎上，站在這大看台上如跪在聖壇上，我默默向滿是秋色的天地祝禱，憑在場的大小諸峰作證，但願這一片逍遙的樂土永遠幸福，做一切浪子的歸宿，而不是惶惶征夫的起站。

　　落日更斜了。這高處既無欄杆可拍，與國彬同來，也不需歎什麼「無人會，登臨意」。我把摘來的一長桿銀花蘆葦舉起來，向北面的峰嶺和漸漸蒼茫的顥氣，那麼悠揚地揮了一揮，算是對古今的英雄豪傑，對登峰造極的一切心靈，都致了敬意。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

何以解憂？

　　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樂中年」之說。不過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來表達反義。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場是非之類，往往是用反面的意思。也因此，所謂哀樂中年恐怕也沒有多少樂可言吧。年輕的時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護傘下，不容易受傷。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傘了，八方風雨都躲不掉。然則，何以解憂？

　　曹操說：「唯有杜康」。

　　杜康是周時人，善於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說，唯有一醉可以忘憂。其實就像他那樣提得起放得下的梟雄，一手握著酒杯，仍然要歎「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可見杜康發明的特效藥不怎麼有效。范仲淹說：「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反而觸動柔情，幫起倒忙來了。吾友劉紹銘乃劉伶之後，頗善飲酒，所飲的都是未入劉伶愁腸的什麼行者尊尼之類，可是他不像一個無憂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對人訴窮；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賺美金的人要向賺臺幣的人訴窮。我獨排眾議，認為劉紹銘是花錢買醉，喝窮了的。世界上，大概沒有比酒醒後的空酒瓶更空虛的心情了。浩思曼的慘綠少年說：

　　　　要解釋天道何以作弄人，
　　　　一杯老酒比米爾頓勝任。

　　米爾頓寫了一整部史詩，來解釋人類何以失去樂園，但是其效果太迂闊了，反而不如喝酒痛快。陶潛也說：「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酒。」問題是酒醒之後又怎麼辦。所以浩思曼的少年一醉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泥裏，除了衣物溼盡之外，世界，還是原來的世界。

　　劉紹銘在一篇小品文裏，以酒量來分朋友，把我納入「滴酒不沾」的一類。其實我的酒量雖淺，而且每飲酡然，可是絕非滴酒不沾，而且無論喝得怎麼酡然，從來不會頹然。本來我可以喝一點紹興，來港之後，因為遍地都是洋酒，不喝，太辜負戴奧耐塞斯了，所以把酒坊架上排列得金碧誘人的紅酒、白酒、白蘭地等等，一一嘗來。曹操生在今日，總得喝拿頗崙才行，不至於堅持「唯有杜康」了吧。朋友之中真正的海量應推戴天，他推己及人，赴宴時常攜名酒送給主人。據他說，二百元以下的酒，無可飲者。從他的標準看來，我根本沒有喝過酒，只喝過糖水和酸水，亦可見解憂之貴。另一個極端是梁錫華，他的腸胃很嬌，連茶都不敢喝，酒更不論。經不起我的百般挑弄，他總算嘗了一口匈牙利的「碧葉蘿絲」，竟然喜歡。後來受了維樑之誘，又沾染上一種叫「頂凍鴨」的紅酒。

　　我的酒腸沒有什麼講究：中國的花雕加飯和竹葉青，日本的清酒，韓國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飯的時候常飲一杯啤酒，什麼牌子都可以，卻最喜歡丹麥的嘉士伯和較濃的土波。楊牧以前嗜烈酒，現在約束酒腸，日落之後方進啤酒，至少五樽。所以凡他過處，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頗有去思。但是他顯然也不是一個無憂之人。不論是杜康還是戴奧耐塞斯，果真能解憂嗎？「舉杯消愁愁更愁」，還是李白講得對，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資深的酒徒。我雖然常遊微醺之境，卻總在用餐前後，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樓高風寒之夜，讀書到更深，有時飲半盅「可暱雅客」，是為祛寒，而不是為解憂。憂與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裏都歸心部。酒落在胃裏，只能燒起一片壯烈的幻覺，豈能到心？

　　就我而言，讀詩，不失為解憂的好辦法。不是默讀，而是讀出聲來，甚至縱情朗誦。年輕時讀外文系，我幾乎每天都要朗誦英文詩，少則半小時，多則兩三小時。雪萊對詩下的定義是「聲調造成的美」，說法雖與音樂太接近，倒也說明了詩的欣賞不能脫離朗誦。直到現在，有時憂從中來，我仍會朗誦雪萊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陰」，竟也有登高臨遠而向海雨天風劃然長嘯的氣概。誦畢，胸口的壓力真似乎減輕不少。

　　但我更常做的，是曼吟古典詩。憂從中來，五言絕句不足以抗拒。七言較多迴盪開闔，效力大些。最盡興的，是狂吟起伏跌宕的古風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或「人生千里與萬里」，當然要神旺氣足，不得囁嚅吞吐，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貫通今古，太過癮了。不過，能否吟到驚動鬼神的程度，還要看心情是否飽滿，氣力是否充沛，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尤其一個人獨誦，最為忘我。拿來當眾表演，反而不能淋漓盡致。去年年底在臺北，我演講「詩的音樂性」，前半場空談理論，後半場用國語朗誦新詩，用舊腔高吟古詩，用粵語、閩南語、川語朗誦李白的「下江陵」，最後以英語誦納許的「春天」，以西班牙語誦洛爾卡的「騎士之歌」與「吉打吟」。我吟的其實不是古詩，而是蘇軾的「大江東去」。可惜那天高吟的效果遠不如平日獨吟時那麼渾然忘我，一氣呵成；也許因為那種高吟的聲調是我最私己的解憂方式吧。

　　「你什麼時候會朗誦西班牙詩的呢？」朋友們忍不住要問我了。二十年前聽勞治國神父誦洛爾卡的La Guitarra，神往之至，當時就自修了一點西班牙文，但是不久就放棄了。前年九月，去委內瑞拉開會，我存也吵著要去。我就跟她談條件，說她如果要去，就得學一點西班牙字，至少得知道要買的東西是幾塊bolivares。為了教她，我自己不免加倍努力。在卡拉卡斯機場到旅館的途中，我們認出了山道旁告示牌上大書的agua，高興了好半天。新學一種外文，一切從頭開始，舌頭牙牙學語，心頭也就恢復了童真。從那時候起，我已經堅持了將近一年半：讀文法，玩字典，背詩，聽唱片，看英文與西班牙文對照的小說譯本，幾乎無日間斷。

　　我為什麼要學西班牙文呢？首先，英文已經太普通了，似乎有另習一種「獨門武功」的必要。其次，我喜歡西班牙文那種子音單純母音圓轉的聲調，而且除了ｈ之外，幾乎有字母就有聲音，不像法文那麼狡猾，字尾的子音都噤若寒蟬。第三，我有意翻譯艾爾．格瑞科的傳記，更奢望能用原文來欣賞洛爾卡、奈魯達、達里奧等詩人的妙處。第四，通了西班牙文之後，就可得隴望蜀，進窺義大利文，至於什麼葡萄牙文，常然也在覬覦之列，其順理成章，就像閩南話可以接通客家話一樣。

　　這些雖然都只是美麗的遠景，但憑空想想也令人高興。「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正所以解憂。對我而言，學西班牙文就像學英文的人有了「外遇」：另外這位女人跟家裏的那位大不相同，能給人許多驚喜。她說「爸爸們」，其實是指父母，而「兄弟們」卻指兄弟姐妹。她每逢要問什麼或是歎什麼，總要比別人多用一個問號或驚歎號，而且顛來倒去，令人心亂。不過碰上她愛省事的時候，也爽快得可愛：別人說neither…nor，她說ni…ni；別人無中生有，變出些什麼do,does,doing,did,done等等戲法，她卻嫌煩，手一揮，全部都掃開。別人表示否定，只說一聲「不」，而且認為雙重否定是粗人的話；她卻滿口的「瓶中沒有無花」，「我沒有無錢」。英文的規矩幾乎都給她打破了，就像一個人用手走路一樣，好不自由自在。英文的禁區原來是另一種語言的通道，真是一大解放。這新獲的自由可以解憂。我一路讀下去，把中文媽媽和英文太太都拋在背後，把煩惱也拋在背後。無論如何，我牙牙學來的這一點西班牙文，還不夠用來自尋煩惱。

　　而一旦我學通了呢，那我就多一種語文可以翻譯，而翻譯，也是解憂的良策。譯一本好書，等於讓原作者的神靈附體，原作者的喜怒哀樂變成了你的喜怒哀樂。「替古人擔憂」，總勝過替自己擔憂吧。譯一本傑作，等於分享一個博大的生命，而如果那是一部長篇巨著，則分享的時間就更長，神靈附體的幻覺當然也更強烈。法朗士曾說好批評家的本領是「神遊傑作之間而記其勝」；翻譯，也可以說是「神遊傑作之間而傳其勝。」神遊，固然可以忘憂。在克服種種困難之後，終於盡傳其勝，更是一大欣悅了。武陵人只能獨遊桃花源，翻譯家卻能把劉子驥帶進洞天福地。

　　我譯「梵谷傳」，是在三十年前；三十多萬字的巨著，前後譯了十一個月。那是我青年時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動手譯書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覺像一條起錨遠征的破船，能不能抵達彼岸，毫無把握。不久，梵谷附靈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我暫時拋開目前的煩惱，去擔梵谷之憂，去陪他下煤礦，割耳朵，住瘋人院，自殺。梵谷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卻解除了煩憂，恢復了寧靜。那真是一大自滌，無比淨化。

　　悲哀因分擔而減輕，喜悅因共享而加強。如果「梵谷傳」能解憂，那麼，「不可兒戲」更能取樂了。這齣戲是王爾德的一小傑作，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像一個空水泡一樣嬌嫩」。王爾德寫得眉飛色舞，我也譯得眉開眼笑，有時更笑出聲來，達於書房之外。家人問我笑什麼，我如此這般地口譯一遍，於是全家都笑了起來。去年六月，楊世彭把此劇的中譯搬上香港的戲臺，用國語演了五場，粵話演了八場，豐收了滿院的笑聲。坐在一波又一波的笑聲裏，譯者忘了兩個月伏案的辛勞。

　　譯者沒有作家那樣的名氣，卻有一點勝過作家。那就是：譯者的工作固定而現成，不像作家那樣要找題材，要構思，要沉吟。我寫詩，有時會枯坐苦吟一整個晚上而只得三五斷句，害得人帶著挫折的情緒擲筆就枕。譯書的心情就平穩多了，至少總有一件明確的事情等你去做，而只要按部就班去做，總可以指日完工，不會有一日虛度。以此解憂，要比創作來得可靠。

　　翻譯是神遊域外，天文學則更進一步，是神遊天外。我當然是天文學的外行，卻愛看阿西莫夫等人寫的入門書籍，和令人遐想欲狂的星象插圖。王羲之在「蘭亭集序」裏有「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句子；但就今日看來，晉人的宇宙觀當然是含糊的。王羲之的這篇名作寫於四世紀中葉，當時佛教已傳來中國，至晉而盛。佛教以一千個小世界為小千世界，合一千個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再合一千個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所以大千世界裏一共是十億個小世界？據現代天文學家的推斷，像太陽這樣等級的恆星，單是我們太陽系所屬的銀河裏，就有一千億之多，已經是大千世界的一百倍了；何況一個太陽系裏，除九大行星之外，尚有三十二個衛星，一千五百多個小行星，和若干彗星，本身已經是一個小千世界，不止是小世界了。這些所謂小行星大半飄泊於火星與木星之間，最大的一顆叫西瑞司，直徑四八○英里，幾乎相當於月球的四分之一。

　　太陽光射到我們眼裏，要在太空飛八分鐘，但要遠達冥王星，則幾乎要飛六小時。這當然是指光速。噴射機的時速六百英里，只有光速的一百十一萬六千分之一；如果太陽與冥王星之間可通飛機，則要飛六百九十六年才到，可以想見我們這太陽系有多窔遼。可是這比起太陽和其他恆星之間的距離來，又渺乎其微了。太陽和冥王星的距離，以光速言，只要算小時，但和其他恆星之間，就要計年了。最近的恆星叫人馬座一號，離我們有四點二九光年，也就是二十五兆英里。在這難以體會的浩闊空間裏，什麼也沒有，除了亙古的長夜裏那些永恆之謎的簇簇星光。這樣的大虛無裏，什麼戈壁，什麼瀚海，都成了渺不足道的笑話。人馬座一號不過是太陽族的隔壁鄰居，已經可望而不可即，至於宇宙之大，從這頭到那頭，就算是光，長征最快的選手了，也要奔波二百六十億年。

　　「仰觀宇宙之大」談何容易。我們這寒門小族的太陽系，離銀河的平面雖只四十五光年，但是跟盤盤困困的銀河渦心卻相距幾乎三萬光年。譬如看戲，我們不過是邊角上的座位，那裏就覷得真切。至於「俯察品類之盛」，也有許多東西悖乎我們這小世界的「天經地義」。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一天是廿四小時嗎？木星上的一年卻是地球上的十二年，而其一日只等於我們的十小時。水星的一年卻只有我們的八十八天。太陽永遠從東邊起來嗎？如果你住在金星上，就會看太陽從西天升起，因為金星的自轉是順著時針方向。

　　我們常說「天長地久」。地有多久呢？直到十九世紀初年，許多西方的科學家還相信聖經之說，即地球只有六千歲。海姆霍慈首創一千八百萬年之說，但今日的天文學家根據岩石的放射性變化，已測知地球的年齡是四十七億年。天有多長呢？據估計，是八百二十億年。今人熱中於尋根，可是我們世世代代紮根的這個老家，不過是飄泊太空的蕞爾浪子，每秒鐘要奔馳十八英里半。而地球所依的太陽，卻領著我們向天琴座神秘的一點飛去，速度是每秒十二英里。我們這星系，其實是居無定所的游牧民族。

　　說到頭來，我們這顯赫不可仰視的老族長，太陽，在星群之中不過是一個不很起眼的常人。即使在近鄰裏面，天狼星也比他亮二十五倍，參宿七的亮度卻為他的二萬五千倍。我們的地球在太陽家裏更是一粒不起眼的小丸，在近乎真空的太空裏，簡直是無處可尋的一點塵灰。然則我們這五呎幾寸，一百多磅的慾望與煩惱，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問四百六十光年外的參宿七拿頗崙是誰，它最多眨一下冷眼，只一眨，便已經從明朝到了現今。

　　讀一點天文書，略窺宇宙之大，轉笑此身之小，蠅頭蟻足的些微得失，都變得毫無意義。從彗星知己的哈雷到守望變星的侯慈布倫，很多著名的天文學家都長壽：哈雷享年八十六，侯慈布倫九十四，連飽受壓迫的伽利略也有七十八歲。我認為這都要歸功於他們的神遊星際，放眼太空。

　　據說太陽也圍繞著銀河的渦心旋轉，每秒一百四十英里，要二億三千萬年才巡迴一周。物換星移幾度秋，究竟是幾度秋呢，天何其長耶地何其久。大宇宙壯麗而宏偉的默劇並不為我們而上演，我們是這麼匆忙這麼短視的觀眾，目光如豆，怎能覷得見那樣深遠的天機？在那些長命壽星的冷眼裏，我們才是不知春秋的蟪蛄。天文學家說，隔了這麼遠，銀河的渦心還能發出這樣強大的引力，使太陽這樣高速地運行，其質量必須為太陽的九百億倍。想想看，那是怎樣不可思議的神力。我們奉太陽為神，但是太陽自己卻要追隨著諸天森羅的星斗為銀河深處的那一蕊光輝奔馳。那樣博大的秩序，裏面有一個更高的神旨嗎？「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兩千多年前，屈原已經仰天問過了。仰觀宇宙之大，誰能不既驚且疑呢，誰又不既驚且喜呢？一切宗教都把樂園寄在天上，煉獄放在地底。仰望星空，總令人心胸曠達。

　　不過星空高邈，且不說遠如光年之外的蟹狀星雲了，即使太陽系院子裏的近鄰也可望而不可攀。金星表面熱到攝氏四百度，簡直是一座鼎沸的大火燄山，而冥王星又太冷了。不如去較近的「遠方」旅行。

　　旅行的目的不一，有的頗為嚴肅，是為了增長見聞，恢宏胸襟，簡直是教育的延長。臺灣各大學例有畢業旅行，遊山玩水的意味甚於文化的巡禮，遊跡也不可能太遠。從前英國的大學生在畢業之後常去南歐，尤其是去義大利「壯遊」：出身劍橋的米爾頓、格瑞、拜倫莫不如此。拜倫一直旅行到小亞細亞，以當日說來，遊蹤夠遠的了。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司馬遷二十歲「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也是一程具有文化意義的壯遊。蘇轍認為司馬遷文有奇氣，得之於遊歷，所以他自己也要「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

　　值得注意的是：蘇轍自言對高山的觀賞，是「恣觀」。恣，正是盡情的意思。中國人面對大自然，確乎盡情盡興，甚至在貶官遠謫之際，仍能像柳宗元那樣「自肆於山水間」。徐文長不得志，也「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恣也好，肆也好，都說明遊覽的盡情。柳宗元初登西山，流連忘返以至昏暮，「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遊興到了這個地步，也真可以忘憂了。

　　並不是所有的智者都喜歡旅行。康德曾經暢論地理和人種學，但是終生沒有離開過科尼斯堡。每天下午三點半，他都穿著灰衣，曳著手杖，出門去散步，卻不能說是旅行。崇拜他的晚輩叔本華，也每天下午散步兩小時，風雨無阻，但是走來走去只在菩提樹掩映的街上，這麼走了二十七年，也沒有走出法蘭克福。另一位哲人培根，所持的卻是傳統貴族的觀點；他說：「旅行補足少年的教育，增長老年的經驗。」

　　但是許多人旅行只是為了樂趣，為了自由自在，逍遙容與。中國人說「流水不腐」，西方人說「滾石無苔」，都因為一直在動的關係。最浪漫的該是小說家史蒂文森了。他在「驢背行」裏宣稱：「至於我，旅行的目的並不是要去那裏，只是為了前進。我是為旅行而旅行。最要緊的是不要停下來。」在「浪子吟」裏他說得更加灑脫：「我只要頭上有天，腳下有路。」至於旅行的方式，當然不一而足。有良伴同行誠然是一大快事，不過這種人太難求了。就算能找得到，財力和體力也要相當，又要同時有暇，何況路遠人疲，日子一久，就算是兩個聖人恐怕也難以相忍。倒是尊卑有序的主僕或者師徒一同上路，像「吉訶德先生」或「西遊記」裏的關係，比較容易持久。也難怪潘耒要說「群遊不久」。西方的作家也主張獨遊。吉普林認為獨遊才走得快。傑佛遜也認為：獨遊比較有益，因為較多思索。

　　獨遊有雙重好處。第一是絕無拘束，一切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去做，只要忍受一點寂寞，便換來莫大的自由。當然一切問題也都要自己去解決，正可訓練獨立自主的精神。獨遊最大的考驗，還在於一個人能不能做自己的伴侶。在廢話連篇假話不休的世界裏，能偶然免於對話的負擔，也不見得不是件好事。一個能思想的人應該樂於和自己為伍。我在美國長途駕駛的日子，浩蕩的景物在窗外變幻，繁富的遐想在心中起伏，如此內外交感，虛實相應，從灰曉一直馳到黃昏，只覺應接之不暇，絕少覺得無聊。

　　獨遊的另一重好處，是能夠深入異鄉。群遊的人等於把自己和世界隔開，中間隔著的正是自己的遊伴。遊伴愈多，愈看不清周圍的世界。彼此之間至少要維持最起碼的禮貌和間歇發作的對話，已經不很清閒了。有一次我和一位作家乘火車南下，作聯席之演講，一路上我們維持著馬拉松對話，已經舌敝唇焦。演講既畢，回到旅舍，免不了又效古人連床夜話，幾乎通宵。回程的車上總不能相對無語啊，當然是繼續交談啦，不，繼續交鋒。到臺北時已經元氣不繼，覺得真可以三緘其口，三年不言，保持黃金一般的沉默。

　　如果你不幸陷入了一個旅行團，那你和異國的風景或人民之間，就永遠阻隔著這麼幾十個遊客，就像穿著雨衣淋浴一般。要體會異鄉異國的生活，最好是一個人赤裸裸地全面投入，就像跳水那樣。把美景和名勝用導遊的巧舌包裝得停停當當，送到一群武裝著攝影機的遊客面前，這不算旅行，只能叫做「罐頭觀光」。布爾斯丁說得好：「以前的旅人採取主動，會努力去找人，去冒險，去閱歷。現在的遊客卻安於被動，只等著趣事落在他的頭上；這種人只要觀光。」

　　古人旅行雖然備嘗舟車辛苦，可是山一程又水一程，不但深入民間，也深入自然。就算是騎馬，對髀肉當然要苦些，卻也看得比較真切。像陸游那樣「細雨騎驢入劍門」，比起半靠在飛機的沙發裏凌空越過劍門，總有意思得多了。大凡交通方式愈原始，關山行旅的風塵之感就愈強烈，而旅人的成就感也愈高。三十五年前我隨母親從香港遷去臺灣，乘的是輪船，風浪裏傾側了兩天兩夜，才眺見基隆浮在水上。現在飛去臺灣，只是進出海關而已，一點風波、風塵的跋涉感都沒有，要坐船，也坐不成了。所以我旅行時，只要能乘火車，就不乘飛機。要是能自己駕車，當然更好。阿剌伯的勞倫斯喜歡高速馳騁電單車，他認為汽車冥頑不靈，只配在風雨裏乘坐。有些豪氣的青年騎單車遠征異國，也不全為省錢，而是為了更深入，更從容，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道路之長。這種青年要是想做我的女婿，我常會優先考慮。

　　旅人把習慣之繭咬破，飛到外面的世界去，大大小小的煩惱，一股腦兒都留在自己的城裏。習慣造成的厭倦感，令人遲鈍。一過海關，這種苔蘚附身一般的感覺就擺脫了。旅行不但是空間之變，也是時間之變。一上了旅途，日常生活的秩序全都亂了，其實，旅人並沒有「日常」生活。也因為如此，我們旅行的時候，常常會忘記今天是星期幾，而遺忘時間也就是忘憂。何況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時間，你已經不用原來的時間了，怎麼還會受制於原來的現實呢？

　　旅行的前夕，會逐漸預感出發的興奮，現有的煩惱似乎較易忍受。剛回家的幾天，撫弄著帶回來的紀念品像撫弄戰利品，翻閱著沖洗出來的照片像檢閱得意的戰蹟，血液裏似乎還流著旅途的動感。回憶起來，連錢包遭竊或是誤掉班機都成了趣事。聽人闊談旅途的趣事，跟聽人追述艷遇一樣，儘管聽的人隔靴搔癢，半信半疑之餘，勉力維持禮貌的笑容，可是說的人總是眉飛色舞，再三交代細節，卻意猶未盡。所以旅行的前後都受到相當愉快的波動，幾乎說得上是精神上的換血，可以解憂。

　　當然，再長的旅途也會把行人帶回家來，靴底黏著遠方的塵土。世界上一切的橋，一切的路，無論是多少左轉右彎，最後總是回到自己的門口。然則出門旅行，也不過像醉酒一樣，解憂的時效終歸有限，而宿酲醒來，是同樣的惆惘。

　　寫到這裏，夜，已經深如古水，不如且斟半杯白蘭地澆一下寒腸。然後便去睡吧，一枕如舟，解開了愁鄉之纜。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

飛鵝山頂

　　香港的地形千摺百皺，不可收洽。蟠蟠而來的山勢，高者如拔，重者如壓，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種目無天地的意氣，令人吃驚。這是一個沒有地平線的海港。天地之間只有一彎彎不規則的曲線，任何美學都插不了手。那一層套一層的淡紫淺青，起起落落，參參錯錯，一直交疊到邊境。那許多令人迷亂的曲線，怎麼得了。山色是千古不解的圍局，無論那一個方向有了缺口，立刻有更多的青山從遠處圍來，務必不讓這翠環中斷。

　　我不知道山的輪廓為什麼如此動人。也許因為它是天和地的界限，一切瞭望的目光要沿著它逡巡。也許因為山的輪廓正如人的輪廓，能夠突出個性。一座山要有個性，必須輪廓突兀，稜角分明，令人過目不忘。海拔倒不一定要多高，最要緊是出類拔萃，迥然超凌周圍的地勢。險峻的感覺來自相對的高度，不是絕對的海拔。質感也很有關係：石山磊磊當然比土丘碌碌更見性格。如果石顏古怪，絕壁又咄咄逼人，當然就更加可觀。要是再有水來襯托，無論是汪洋萬頃，澄澈一泓，或是飛澤一縱，那就更添靈秀之氣，在性格之外更見神韻了。

　　香港的山峰頗有一些具有個性。由於山多地狹，海波環繞，許多山都俯臨在水上，隔水望去，更顯得顧盼自雄。眾尖並傲的八仙嶺障在北面，巍峨的壁壘排成了一道邊關，本來是不能再雄壯了。但是它高峙在吐露港上，後面是天，前面是水，倒像是虛懸在空明之間。雙峰爭雄的馬鞍山，前峰當海，陡坡上遍體青綠，後峰卻不生樹木，負氣扭頸的峰頭下，赤裸的軀體露出暗紫的膚色。十年來我登樓遠眺或是駛車繞行，曾經從不同的方向、距離與高度瞻仰過這一對山靈，有時覺得前峰較高，有時又覺得後峰更峻，一直到現在還未定高低。這些山，已成為我目賞心儀的忘年之交，就像蚍蜉攀交大樁一樣，也真是高攀了。

　　近年夫妻兩人都愛上了石頭。她愛的是最小最精的一種，玉。我愛的是最大最粗的一種，山。她的愛品私藏在身上，我的，只能公開地堆在天地之間，倒也不怕人來掠奪。這些山石無非是米元章、徐霞客傳授給我的，我死之後，也將傳給後世的石迷山顛。比起來，她玩的石頭是貴了一點。

　　我們讚美風景，愛說江山如畫。其實畫是靜態的，失之於平面。山，是世界上最驚心動魄的超級立體。看山猶如看雕刻，必須面面觀賞，才能成嶺成峰，否則真是片面的畫了，香港的奇峰怪嶺，只要可能，我總愛繞行以觀，窺探它們變化各殊的法相。看了十年的馬鞍山，一直是它朝海的正面，直到最近，我才繞過它的佛身，到企嶺下海的岸邊，駭然引頸，仰望它項背的傲骨。我站的岸邊相當於它的腳後跟，近在頭上，它那與天爭位的赳赳背影沉重地壓下來，欺負著近處好幾里的空間，連呼吸都受到了威脅。當時我的幻覺，是怕它忽然回過身來，嚇，發現了我。這種意識朦朧的恐懼感，以前隔水看山是不會有的。

　　其實馬鞍山不過七百公尺海拔，可是它的山腳浸到海中，急性子的陡坡名副其實是拔海直上，一下子就上了天空。另一座脾氣不小的怪峰是霸住觀塘和九龍城上空的飛鵝山。東行的大小車輛一罩進了山影，都像低頭在過矮簷。山頂是看不見的，除非你車頂上開個天窗。每次太太都要警告我：「小心開車！不要看山了。」所以我沒有一次把怪山看清楚，只能驚鴻一瞥，不是的，是恐龍一瞥。

　　我對那飛鵝山一直很有仰慕之情，設想立在峰頂，該是怎樣得意的眼界，可是山高坡峭，只怕是登天無門。終於有一天，在地政署繪製的郊野詳圖上，發現有一條山道蜿蜒北上，可以繞飛鵝山一周下來。立刻便和我存駕車去探個究竟。

　　正如地圖的說明所示，飛鵝山道又陡又狹，只能讓一輛車依反時鐘方向單行而上。桂冠房車在最低檔的驅策下，一路腹誹著奮力盤旋前進。一盤盤的山道像繩索，牽動著四面的峰巒像轉陀螺。王思任早就說過：「從南明入台山，如剝根，又如旋螺頂。」山道狹窄而多曲折，前途總是被絕壁擋住，開頭我還輕按喇叭示警，不久才發現確無來車。等到人煙漸漸落在下界，上面的群峰就聚攏過來，開它們巨頭的高層會議。

　　忽然，道旁閃出了一方石碑，幾個紅字近前一看，竟是「國父孫中山母親楊太君靈墓」。不由停下車來，翻看地圖。原來此地叫做百花林，位在飛鵝山麓之東北。這真是意外之喜。我們立刻依著碑上箭頭的方向，沿著蘆葦雜生的石徑走下坡去。大約一百碼下，就瞥見幾株疏杉之間露出一角琉璃瓦頂的憩亭。再一轉彎，墓就到了。墳地頗寬，約佔三十多坪。後面是一道紅磚砌成的矮牆，牆頭蓋著青瓦。墓碩大而隆起，乃水泥所建，正面一方灰青石碑，上面刻著「香邑孫門楊氏太君墓」幾個金字。字體渾厚，不知道是否國父的手跡。墓前水泥鋪就的大幅地面，又用矮矮的石欄圍護。憑欄向東俯眺，只見山重水複，幽邃的谷地開處，是泊滿艇船的白沙灣，更遠處該是西貢海面，散佈著三五小島像是牛群在渡水，只略略露出了牛背。

　　「這風水真是不錯，氣象非凡。」我歎道。

　　「怎麼比得上中山陵呢。」她說。

　　「中山陵當然氣象博大，卻不像此地負山面水。要不是墓裏的母親帶大了她的孩子，亞洲第一共和國由誰來帶大呢？單憑這一點，這座墳就不朽了。」

　　「也真是的，來了香港十年，一直不知道國父的母親葬在飛鵝山上。」

　　「我想許多香港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麼會葬在香港。」

　　當天回家之後，我去中文大學的圖書館借了六七本國父的傳記，專找記述楊太夫人的段落，為她描出了這樣的輪廓：國父誕生的那一年，楊太夫人已經三十九歲。國父十二歲時，母親帶他從澳門乘一艘兩千噸的英國小輪船去檀香山，依他的長兄德彰生活。據說楊太夫人當年就自行回國。此後她的行止在國父許多傳記裏都沒有記載，直到最後才見於羅香林的「國父家世源流考」：「楊太夫人於清末隨長子德彰寄居香港九龍城東頭村二十四號。宣統二年夏卒於旅寓。時國父適在海外，由同盟會員羅延年經紀其喪，葬於新界西貢濠涌百花林。」

　　宣統二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楊太夫人病逝於那一年的七月十九日，當時國父正在新加坡為革命奔走。推算起來，楊太夫人享年八十三歲。國父之父死時七十六歲，也可稱長壽了。但是國父一生只得五十九年，可見革命與建國的辛苦，楊太夫人生於道光八年，卒於宣統二年，生卒之日都在陰曆六月十三，真是巧合。她死的時候，孩子不在身邊，革命也尚未成功。古來的志士烈士但知有國，不知有家。國家之幸，未必是家庭之福。每一個偉人的背後，必定有一個更偉大的女人，也許是妻子，也許是母親，默默地承受著重大無比的壓力。接到夏完淳獄中書的母親，捧著林覺民訣別信的妻子，她們的那顆心，要承受多麼沉重的錘打呢？蘇軾的母親讀東漢范滂傳，慨然歎息。蘇軾問她：「我要是做范滂，母親肯嗎？」蘇母說：「你能做范滂，難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親？」

　　歷史雖然由志士寫成，其代價，卻由無數的母親擔負。

　　正是初春，怯怯的鳥聲在試探空山的岑寂，回聲裏有溼溼的野意。我心頭思潮起伏。古墓闃然，墓中的靈魂不置可否。幾乎忘了，這已經是七十五年，四分之三世紀的古墓了。碑前的石爐裏怔怔地插著十幾炷殘香，三腳架支著的一個花圈倚在墓前。墓的方向朝著東北東，不能說是正對著鍾山。小時候，我雖然拾千級石階上過白巍巍的中山陵，卻不記得那坊門是朝南朝北了。

　　我們沿石徑攀回飛鵝山道，重新驅車上坡，向枕田山進發。意外頂禮過古墓，這一帶的荒山野道頓然有情起來，連四面的鳥聲應答也有了韻味。我把車窗旋下一半，把呼應的鳥聲和料峭之中帶點薄霧的山氣放進車來。盤盤旋旋的山道不斷，從絕壁的背後閃出來接應我們，每一次只要差那麼一瞬，絕處就沒有生路了。山谷鬱沉沉地在我右手，一瀉千尺地斜向遠處的海口，每逢叢莽與野花疏處，就向我敞開

　　它兩坡的密樹，和海口那一片錯落的紅屋頂。如果山谷是半公開的祕密，只肯半敞給海看，那我從這後面的高處俯瞰，只能算是倒窺牛角尖了。

　　一整座空山把初春托得高高的。一整盤山道天梯一般架在上面，只為把我們接上去，接上絕頂。終於登上了四面皆荒的大老拗。上飛鵝山，猶如剝開天地間的一隻黛青色巨果，一削山脊是一瓣果瓤。可是剝到大老拗，卻剝開了一脊又一脊沙土的荒山像乾了的瓤瓣，驟眼望去，蒼涼得天荒地老。要是沿著脊椎上那一痕白灰灰的線徑走過去，怕就會走到一切故事的盡頭。

　　山道到此，忽然向南一個逆轉，攀向更高處。我們在頂點的平地上停了下來。一落數百呎的坡下，起伏參差的是一簇簇矮丘的峰頭，再下去，忽隱忽現在蜿蜒坡路的盡頭，隔著清明將至的薄霧和一層，唉，不是紅塵，是灰塵的淡煙，卻見恍若蜃樓而白得不很純潔的街市，似乎有車輛在移動。那該是牛頭角和觀塘了。更遠更幻的是隱隱約約啟德機場的跑道，有急驟而跋扈的呼嘯在震撼附近的空間。再過去，越過一片灰藍色的水面，那麼不真實地虛浮著的掛樓，重重疊疊，遠得分不出窗子來的，莫非，就是香港嗎？怔怔望了半天，忽然她說：

　　「你看那邊的懸崖上，好像是一座看台。」

　　「對，好像是的。像一隻燕窩。去看看。」

　　「小心一點，兩個月前，就有個青年從飛鵝山上掉了下去。」

　　終於走到了崖邊。那是一座小瞭望台，四周圍著欄杆，棲在崖邊上，有一種冒險的刺激。陰溼溼挾著霧氣的海風迎面撲來，把我們的亂髮吹成，什麼呢，狼狽的翅膀？我們完全暴露在曠闊的空間，一任希望和回憶都飛揚在風裏。站在這千山的焦點，像騎在青龍背上，龍脈左蟠右蜿，一股莽莽蒼蒼，是探向東北的西貢半島，另一股是鱗爪欲動的清水半島，攫向東南。其間攀龍附蛟，助長聲勢，不知道呼應著多少磯岬與島嶼，只見彎彎的一痕白線牽動著，唉，多少遠浪。

　　一回頭北方又是重山複水，另一個天地。高傲不馴的馬鞍山，雙峰只露出一個頭頂，變成了單峰駝了。八仙嶺的連峰卻赫然浮出北天，儘管那麼遠了，青朦朦的山色依然橫亙得可觀，真不愧邊境的重藩巨鎮。而拱衛在它左前側的那一道矮馴的平崗，有坡勢斜入水中，又有兩塊巨碑一般的東西，一左一右遙遙對峙的，咦，卻有點面善。

　　「那又是什麼地方呢？」她指著那平阜說。

　　「那是──呃，我看──豈不是中文大學嗎？」

　　「對了，右邊是新亞的水塔。左邊，是聯合。坡邊的危樓，哪，灰濛濛的，恐怕就是朱立他們的宿舍。」

　　「這麼遠，像一個小盆景。」

　　像一場夢。在沒有料到的距離，從不能習慣的角度，猝然一回頭，怎麼就瞥見朝朝暮暮在其中俯仰笑哭的「家」，瞥見了自己身外的背影？十年的北望與東眄，沉吟與歌嘯，沙田的風流真的要雲散了嗎？跟我們一同上山的四個小女孩，都已經告別了童話，就在這樣浩闊的風中，一吹，竟飛散去世界各地了嗎？此刻隔山遠眺，十年只成了一場夢幻，幻覺已經是化鶴歸來。他日隔水回首，我的夢真會化成一隻鷗，一夕辛苦，趕七百里的水程嗎？辛亥的前一年，我在那裏呢？九七來時，我又在那裏？

　　對著珠江口這一盤盤的青山，一灣灣的碧海，對著這一片南天的福地，我當風默許：無論我曾在何處，會在何處，這片心永遠縈迴在此地，在此刻踏著的這塊土上，愛新覺羅不要了，伊麗莎白保不了的這塊土上，正如它永遠向東，縈迴著一座島嶼，向北，縈迴著一片無窮的大地。

　　　　一九八五年四月

北歐行

　　　　飄飄何所似

　　一九七八年的初夏，我去斯德哥爾摩開會，順道遊歷瑞典，丹麥，西德，乃有半個月的北歐之行。一路上，正如王勃所說，「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而其中卻有兩片萍，迄今不能去懷。我坐法航班機從香港西翔，並排兩位高盧客，不但喋喋不休，而且面對defense de fumer的燈號依然吞雲吐霧，空中少爺兩度勸而不止，害得向不吸煙的我，變成一隻咳嗽的仙鶴，曼谷小歇，再沖霄時，兩煙徒不見了，肘邊卻出現一位新伴，朦朧之間，只意識到是一個東方人，卻也不很在意。直到他用南洋國語向我攀談，我才轉過臉去，正式打量那新伴。只見他面容瘦削，膚色暗悶，神態突兀而欠文氣。問他的終站，說是巴黎。問在巴黎做什麼事，說是做點「小生意」。問他是閩是粵，卻自稱是柬埔寨人，剛去新加坡探親回程。

　　二十小時的長途飛行，和一個純然的生人摩肩接肘，同餐共臥，肉體不能更近，思想卻也不能更遠。不久我發現這位巴黎客根本不諳法文，等到他要我用英文向空姐有所探問時，我更驚訝了。新德里，德黑蘭，夜色裏顯了又隱了，終於熹微下窺，巴黎在望。我的旅伴把蓋在身上的法航花毛毯折疊得整整齊齊，稜角堅挺，成精巧的小長方形，然後放進──你道是頭頂的衣袋櫃裏嗎？不，是他自己的手提箱裏。然後是喀喀，清脆的兩聲，手提箱已經鎖上。瞥見我臉上難掩的驚疑，他淡然一笑，從容說道：「每次坐法航，總不免留一點紀念品的。」

　　在戴高樂機場等候去瑞典和芬蘭的班機，巴黎在巨幅的玻璃牆外，車聲隱隱。正是清晨，偌大一座扁圓形的候機室，透明的靜寂裏，只有我和一位小小的乘客面面相覷。那是一個白種孩子，灰黃色的頭髮，臉上微佈雀斑，穿一條牛仔褲，身體十分結實，約莫九歲的光景。他坐在我斜對面的長沙發上，腳邊倚著一口圓筒形的長帆布尖，手裏挽著一個沉甸甸的提包。久等不耐，我們便聊起天來，才發現他也是乘那班法航機到巴黎的。他說他是芬蘭人，跟父母住在尼泊爾，是在新德里上的飛機。

　　「那你的父母呢？」我問。

　　「在尼泊爾。」

　　「你就一個人旅行嗎？」

　　「是啊。」

　　「一個人環球旅行？」我不相信了。

　　「不是的。是回赫爾辛基去看我祖父。」

　　「這是你第一次一個人飛嗎？」

　　「不是。這是第三次了。我父親為聯合國做事，很忙很忙，不能陪我。」

　　「你是芬蘭人，又住在尼泊爾，怎麼英文說得這麼好？」

　　「我的朋友裏有好幾個英國小孩。」

　　「尼泊爾好玩嗎？」

　　「好是好玩！只是很寂寞。」

　　「為什麼？」

　　「我們的『學校』只有五個人，都是芬蘭小孩。尼泊爾小孩玩的是另一類遊戲，玩不攏來。」

　　「喜馬拉雅山怎麼樣？」

　　「大極了，老是那樣堆在天邊。就是公路不大好，幾乎每個月都翻車。」

　　「滑雪一定很痛快？」

　　「也不常滑。還是在芬蘭滑雪比較方便。」

　　「你去過西藏嗎？」

　　「沒有。不准去的。」說著，他撕開一包口香糖遞過來。我欣然揀起一片，謝謝他。我們相對嚼起口香糖來，儼然相識已久。後來他又把他和他妹妹的合照拿給我看。照片裏的小女孩滿臉傻笑，比他矮半個頭。這時，乘客漸多，我們各自提起行李，向櫃檯走去。

　　不久我的飛機便縱出了北歐的雲上，在北飛瑞典的途中，我有很深的感慨。我最小的女兒季珊，今年已經十三歲了，每次短程出門，當天來回；做母親的還要再三叮嚀，放不下心。我不能想像她怎能隻身千里，浩蕩長征，像那個芬蘭小男孩那樣。中國人熱愛鄉井，安土重遷，由來已久，但男兒志在四方，像宗愨的「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卻也美名長播，而張騫，班超，玄奘，鄭和，不畏長征的勇毅，也昭昭長照史冊。我在中文大學的同事，海洋學家曾文陽，為捕南極蝦，敢以三百噸的一艘小漁船，去闖南極海的狂風怒浪和詭詐難防的滿海浮冰，把中國人意志的邊疆一直推到南冥之更南，真不愧是今之宗愨。一株樹，植根當然求其深入，但抽條發葉卻求其廣佈，否則一切守在根旁，只成其為一叢矮灌木了。這麼想著，機翼斜處，平坦的瑞典海岸已蜿蜒在雲下了。

　　　　瑞典

　　斯德哥爾摩地當馬拉潤湖東接波羅的海的水道，全由半島和島嶼組成，所以臥波的長橋特多。外鄉人問路，回答總是「過橋轉彎便到」，似乎簡單得很。一到水邊，外鄉人又楞住了。到處是橋，究竟是哪一座呢？老城全在湖中的島上，新城則向北岸發展。我的旅館在北岸新城，每天和邦媛總要步行二十分鐘，才到老城的國會舊廈，平均每天至少過橋四次，橋影波光，算是饜足了。由於地形相似，斯德哥爾摩久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我沒有去過威尼斯，但是拿此城和英國大畫家竇納筆下的威尼斯相比，總覺得缺少那一份水光瀲灩白石相映的浪漫情調。畢竟是北陲的古城，冬長夏短，兼以樓塔之屬多用紅中帶褐的磚塊砌成，隔著煙水望去，只見灰濛濛陰沉沉的一片，低低壓在波上。那波濤，也是藍少黑多，殊欠浮光耀金之姿。為什麼水是黑的，在渡輪上也問過幾位瑞典作家，總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橋雖多而不美，都是現代平鋪直敘的工程，有渡水之功，卻少凌波之趣，比起威尼斯來，更是遜色了。斯德哥爾摩就是這樣，給我這七日之客的印象，既不雄偉，也不秀麗。

　　話說回來，斯城也自有佳勝之處，不容魯莽抹煞。屋宇嚴整，街道寬闊而清潔，沒有垃圾，也絕無刺眼的貧民窟──這是北歐國家共有的優點。公共汽車的班次多，設備好，交通秩序井井有條。商店招牌的文字一律平平整整，一目了然，入夜更無繽紛的霓虹燈擠眉弄眼，因此交通燈號也鮮明易識。後來才發現，丹麥和西德也是一樣。條頓民族的秩序化與潔癖，應該是開發國家的楷模，但有時也顯得單調一點，不像拉丁民族那樣放浪形骸而自得其樂。在斯德哥爾摩，即使漫步於最熱鬧最繁華的查特寧大道，也見不到紐約或芝加哥那種摩肩接踵人潮洶湧的緊張氣氛。街上很少見到兒童，也是罕有的現象。瑞典政府獎勵生育，家庭每添一個孩子便津貼兩萬元克洛納，饒是如此，女人仍然不願多生。據說瑞典的所得稅高達百分之四十三，為了減輕稅率，瑞典人對於結婚也不踴躍。

　　斯德哥爾摩位於北緯五十九度附近，是我遊蹤所及最高緯的城市。我到那裏，正是五月下旬，夏季剛開始，街樹幼葉疏枝，才透出兩三分的綠意。不知真正盛夏之際是否滿城青翠，望中只見稀林錯落，夏，來得又遲又緩。地近北極圈，快要六月了，早晚的氣溫變化仍大，中午只要一件薄毛衣，入夜海風拂來，甚至要披大衣。無論如何，北地的金陽親人肌膚，溫而不燠，站在陰裏，仍是有些涼颼颼的。黃昏來得很遲，暮色伺人，卻不肯就圍攏來，一直逡巡到十點多鐘，天才真暗下來。遲睡的外鄉人寢甫安枕，沒有翻幾次身，咦，怎麼曙色已經窺窗？一看几上的腕錶，才凌晨三點半鐘，只好起來拉上窗帷，繼續尋夢。

　　斯城既是湖港，遊水鄉澤國，最好是在船上。斜陽裏，我們在紅磚碧瓦塔樓耀金的市政廳後，上了一條湖艇。「仙侶同舟晚更移」，船首朝西，駛入漸幻的暮色裏去。北歐的薄暮比南方漫長，漸覺橋稀島密，馬達聲驚起三三五五白色的水禽，紛然拍翅，繞著渚清沙白的小石洲飛迴。洲上雜樹叢生，石態古拙，髣髴倪瓚筆意，隔水望去，卻有盆景小巧之趣。眾人倚舷笑語，一位瑞典詩人唱起歌來，歌罷，說是他寫的詞，並加英譯。蘭熙興發，唱「梅花」的配曲為報，眾人爭問詞意，不免又要翻譯，贏來波上的一片掌聲。

　　終於到了查特寧島的故宮。大家紛紛上岸，沿著碎石堤路，一面檢閱大理石像，一面走向綠頂黃壁的十七世紀古宮闕。宮在城西十哩，是三百年前皇太后下詔所建，格式悉照法國，有「瑞典凡爾賽宮」的雅號，當然也不免誇張。宮中可看之處很多，還有中國亭臺。我們一行人專誠來此地，卻是為了向一座十八世紀的劇場一夕懷古。劇場建於一七六四年，繼承的是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遺風，場內裝飾諸如吊燈，雕刻，帷幔之屬都有洛珂珂的格調。眾人魚貫而入，大吊燈下，銀絲假髮古典宮妝的美人為我們帶座，恍如置身布爾邦的王朝。兩百年來，場內一切陳設依舊，據說是全歐仍在演戲的最古劇場。我們在厚實的長木椅上坐定，懷古的小音樂會便開始了。

　　先有劇場的司儀，一位美慧動人的中年婦人，為我們敘述劇場的歷史。接著是豎琴與橫笛的一段奏鳴曲，清流淙徐，客心如洗。之後盡是古歌，多半用豎琴伴奏。女聲獨唱是十八世紀法國的村謠，男聲獨唱是義大利古調，男女二部合唱則為普爾賽的「吹銅號」和莫札特的「費嘉洛的婚禮」。莫札特的歌劇是壓軸戲，浪漫的愛情，古典的韻味，琴音歌歎裏，令現代紅塵的逋客側耳低迴，畏尋歸路。查特寧島古劇場的舞臺是有名的。莫札特歌劇的佈景，從翠柯交錯的林間到柱高帷密的宮廷，層層的佈景板一開一闔，轉瞬已改了一個世界。十八世紀竟已有此等機巧，令人讚佩。當晚回到現代的斯城，已近子夜，繁星下，街邊一盆盆艷紅的鬱金香，似乎都睡著了。

　　我在瑞典的京城住了一個星期，氣候由涼轉暖，白晝愈長，倒也慣了。筆會閉幕，眾人意興闌珊。蘭熙伉儷西去挪威，邦媛和彭歌南下巴黎，換機回國，我則燭遊丹麥。本來我要直飛哥本哈根，臨時又改變主意，認為馮虛御風，縮地固然有術，只是雲上的世界，碧落一色，雲下的飛機場，也是全世界一樣的。於是五月二十七日的清晨，我上了去丹麥的長途火車。

　　從斯德哥爾摩坐火車到哥本哈根，縱貫瑞典南部的塞德芒蘭，厄斯特育特蘭，斯摩蘭，斯柯內四省，和丹麥的西蘭島北部，全長六百多公里，上午八點廿二分開車，下午四點三十六分抵達。我的「珍憶匣」裏還保存著那張黃底綠字的火車票，記著票價是三一四克羅納，約值六十多美元，比起臺灣的觀光號來，是貴得多了。你也許認為前面的地名譯音有誤，例如ｇ怎麼會念成ｙ呢？實際正是如此。我是一個地圖迷，最喜歡眉目清秀線條明晰的地圖，每次遠行歸來，箱裏總有一疊新的收集。遠遠眺見又一座新的城市，正如膝頭地圖所預言的，在車頭漸漸升起，最有按圖索驥之趣。當時我坐在車上，正向窗外依次縱覽大小城鎮，長短站牌，與圖中奇異的名字一一印證。出斯城不到百里。圖上出現一鎮叫Nykoping，我心想「泥雀坪到了。」果然不久，兩旁的紅磚屋漸密，新站在望，穿藏青制服的彪形服務員拎了一串鑰匙穿過走道，一面曼聲報出站名：「泥雀坪！泥雀坪！」後來發現，其他的大站如Norrkoping和Jonkoping，也各為「鬧雀坪」和「養雀坪」。這麼一路上為異國的鎮市取些不相干的中文名字，也頗自得其樂。話說回來，瑞典文裏ｇ是唸ｙ的，例如南部海港Helsinborg，當地人發音是赫爾辛堡瑞，又如劇作家Strindberg，也唸史特靈貝瑞。

　　我坐的頭等車廂不大，相當於臺灣十五蓆的面積，頭尾兩排座位相對，各坐三人，中央再置一几兩椅，可坐二人，共為八位，格式家常而親切。茶几、窗框和門都用木製，釉以淺黃透明的薄漆，十分爽眼。瑞典盛產木材，耕地不到十分之一，林區之廣卻蔭蔽國土之半，宜乎多用木器。那天車廂裏只有四個乘客，對面遠坐的是一對老年夫妻，味甚鄉土，肘邊卻是一位金髮少女，在美人之國不能算美，但是和一般北歐女孩，早熟、老練而大方。攀談之下，發現她的英文說得不壞。她說，瑞典的中學生必修英文，此外還要修讀第二甚至第三外文，通常是德文與法文。正說著，服務員來查票，發現她買的是普通票，把她趕了出去。車廂裏只剩下那對老夫妻和我。我試用英文向他們攀談，他們完全不懂。我想開始必修英文，當是二次大戰後的一代，因為適才在斯城火車站上向一些中老年乘客問訊，都只換來歉意的微笑，卻不得要領。

　　火車駛過平闊而肥沃的塞德芒蘭省的青青原野，麥秧初長，綠油油的一片。草地的色澤鮮麗而勻整，有時綿延好幾分鐘，青嫩不斷，顯然細經修護，真是娛目。樹木都正抽幼葉，枝條未茂，猶是初春韻味。有時鐵軌與公路平行，只見迢遙的柏油路直抵天邊，目光所窮，五里七里途中，一輛華福絕塵而去，闃不聞聲。站牌在大輻的玻璃窗外成形又掠逝，舉著從未見過以後也不會再見的站名，不知該怎麼發音。汽笛嗚嗚然進站又出站，數百里不見湫溢的陋巷，黯沉的貧民窟。時或駛過人家的後院，高高的楓樹栗樹蔭下，露出一角紅瓦，半堵黃牆，襯著白漆的窗櫺，分外鮮潔。低矮的白柵內，淺黃深紅的鬱金香開得正嫵媚。

　　過了林雀坪，火車慢了下來，原來地勢漸高，進入厄斯特育特蘭省的丘陵地帶。瑞典地大，約為臺灣之十二倍，境內多湖，湖泊的總面積大於臺灣全省。一路上，也不知經過多少橋，多少長湖與小泊，真個是滿地江湖，好像瑞典的天空是一位千鏡鑑影的碧睛美人，自顧不倦。最長的維汀湖在右手邊展開，像從亂山叢裏徐徐抽出一柄彎刀，越抽越長，無波的碧水上，白鳥悠悠飛渡、兩三汽艇在耕琉璃的青田。饒是如此，瑞典的山卻不高，最高峰也不過近七千英尺，只到臺灣新高峰的腰部。

　　瑞典南部的山地緩緩起伏，海拔不過七、八百英尺，但畢竟是寒帶了，兩側的山坡盡是尖瘦矗立的杉柏針樅，縱使無風的晴日像今天，也翳著一股森森的寒意。有時穿過一片赤楊林子，霜剝雨蝕的修直樹幹上，裂開一塊塊銀灰色的老皮，脆邊微捲，襯著樹身的黑底，那種刀法遒勁的斑駁之美，真教木刻畫家驚羨絕望。何況不是一株獨立，是千幹並矗，火車一掠而過，此現彼隱，相互掩映成趣。有時林開一面，天光透處，瞥見青草坡上，牧放著白底黑斑的牛群，正把一首古老的牧歌，細細咀嚼。

　　終於六節車廂的火車迤迤下山，再度疾駛於平野之上。這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南端，海峽，不久就到了。漸行漸南漸溫緩，草木漸茂，郊原的色調慚穠。正矇矓微睏之間，忽然一片金光排窗而來，耀亮車廂的天花板。起身一看，拍眼欲盲，滿田密密麻麻的黃花，一畝一畝地遍地瀉來，從天邊直瀉到軌旁，那樣毫無保價的鮮黃艷黃，迎面瀉來，又忽忽滾去。終於斷了，把沃野又還給綠色，眼花未定，那黃花田再度撲來，遠了一些，沒有那麼激動，就像一幅幅黃地氈平平曳過。

　　「是苜蓿嗎還是菜花？」我滿心驚喜又驚疑，眼花撩亂之中，想起了四川的菜花田。但四川的梯田小而割裂，哪像眼前的平疇一氣呵成，渾融不盡？又想起元氣淋漓最善用黃的梵谷，給他見到，一定驚艷發狂，正如中暑中酒一般中起黃來。從梵谷又想到自己新譯的「梵谷傳」，在茫茫母球的對面，那久稔又闊別了的海城裏，該已出版了吧？而只要一切鮮黃的生命不死，陽光、麥田、燈暈、向日葵，梵谷的魂魄就長在，唱一首黃炎炎的頌歌。後來一位匈牙利女作家告訴我，瑞典田裏的黃花是芥菜花。

　　峨瑞升德海峽到了，火車進了赫爾辛堡。正在納罕，偌長一大串火車該如何過海，它卻在港口的調車軌上，空隆隆幾番進退，把要去丹麥的乘客所坐的三節車廂，推上了過海的渡輪，其他幾節則留在岸上。半小時後，過了海峽，和對岸的火車掛上了鉤，全無入境手續，就這麼沿著初夏的海峽，鏗鏗然駛向哥本哈根去了。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是我最喜歡的歐洲古城，我喜歡它的小巧精緻，斑斕多姿。火車進城的時候，艷陽方斜，有一種暮春初夏的輕軟之感瀰漫在空中，也許就是所謂的「塵香」吧。不久我就憑欄於旅館的小小陽臺，俯眺這城市的暮色四起。我的旅館名叫「新港七十一號」。這新港是條小運河，一頭通向外港，復匯於海峽，兩邊樓屋對峙，也就叫新港路，是哥本哈根有名的懷古區，以碼頭情調見稱。丹麥人自己說：「不見新港，不識哥本哈根。」此城建於八百年前，十七世紀中葉被瑞典圍攻兩年（一六五八至六○），城堡不堅，幾乎陷敵，全賴丹麥人英勇死守，得免於難。事後丹麥人深其壕溝，厚其壁壘，護城工事大加擴充。想起剛才逍遙渡海，長驅入城，連護照也無人索閱的太平邊界，我倚欄笑了，又放心歎一口氣。又過了兩百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哥本哈根城大人多，復值四境清平，需要多通外界，於是壁壘拆除，堅城開放，一道接一道壯麗的長橋凌波而起，伸向運河的對岸。於今斷垣舊壁，仍在城中公園一帶，掩映可見。

　　城古如此，所謂新港，也已不新了。腳下這條運河建於一六七三年，北岸的街屋大半建於十七世紀末年，南岸的較晚，也已是兩百歲的古屋了。我的旅店在運河北岸，年代較晚，卻也有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回顧陽臺的玻璃門裏，粗灰泥牆上映著斜暉，露出紋理歷歷的波米瑞亞松木橫樑，別有一種樸拙的風味。據說當初這排街屋，大半是為水邊商家，旅店東主，巡夜更夫而造，如今已成為水手窩了。水陸世界在這裏交匯，從我的陽臺望下去，河面波光閃閃，翻動著夕照的金輝，乳白色渡船的側像，一幢幢古屋搖曳的倒影。而岸上，夕照的魔幻像一層易變的金漆，刷在尖頂的，圓頂的，平頂的，斜頂的建築物上，正當照射的樓面炫起一片黃金與赤金，背光或斜背著光的紅磚牆，就籠在深淺不同的暗赭銹紅的陰影裏。更遠更西，城中心區是一片更加曖味的樓影，此起彼落，拔出一簇簇纖秀的塔尖，那視覺，已經在虛實之間了。這是晝夜交班真幻交織的時辰，禱告和回憶的時辰，詩人懷古，海客懷鄉，滿城鬱金香和繁花的栗樹被晚鐘輕搖而慢撼，蝙蝠最忙，唉，最忙的時辰。

　　一陣海風吹來，帶來鹹鹹的消息，暮色怎麼已到我肘邊了。從運河口飛過來一隻白鷗，在巷對面紅瓦的屋頂繞了一圈，灰翼收起，歇在一枝旗桿頂上。這才覺得有點餓了。「新港七十一號」旅店和這一帶的古屋一樣，是六層的樓房，位價近於運河匯入外港的出口。落到街面，我順著發黑的紅磚路緩步向城裏走去。暮色昏暝，兩岸的樓窗零星亮起，橘紅橙黃的霓虹光管暖人眼睫，運河橋上一柱柱的路燈也開了，古典的白罩有一種溫煦素淨的柔光，令人安慰。高高低低這一切燈光全投在水上，曳成光譜一般的倒影。金髮虯鬚的水手三三兩兩，從黑黝黝的邊巷裏走出來，臂上刺著花紋，鬚裏打著酒嗝，有時哼著歌謠，或向過路的女人調笑。沿街盡是咖啡室，酒吧，餐館，的是夠格，性商店。古玩鋪的櫥窗擺著羊皮紙的古老海圖，舊式的洋油燈，奇異的銅壺鐵罐，形形色色的航海儀器。紋身店有好幾家，誘我停步，打量窗裏陳列的刺花樣品，奇禽異獸，海怪水妖，裸女人魚，各式各樣的船舶，錨鍊，旗號，應有盡有，說不出究竟是迷人還是俗氣。

　　運河走到盡頭，碼頭的紅磚地上矗立著一件嵯峨駭人的什麼，像是雕刻巨品──走近去一看，原來是一根鐵皮箍著的圓木，支撐著一把巨長的鐵錨。後來才知道，那是老戰艦伏能號上的遺物，供在此地，紀念二次大戰死難的丹麥水手。也是後來才聽人說，作家安徒生在這條新港街的六十七號住過二十年，許多美麗的童話就是在那樓窗裏寫的。六十七號，正是我旅店隔壁的隔壁。

　　晚飯後回到旅店，疲倦得心滿意足，卻又興奮得不甘心就把自己交給軟床。一日之間，經歷瑞典的平原和山地，渡過海峽，來到這漢姆萊特之故國，安徒生，齊克果之鄉城；海盜的故事，王子的悲哀，人魚的身世，襯在這港市的異國夜色上，幻者似真，真者還幻，這許多印象、聯想、感想和窗外的花香海氣纏織在一起，怕不是一夕之夢就遣得散的了。

　　次晨醒來，隔宿的疲倦消失了，只覺神清氣爽，海峽上新生的太陽在樓下喊我，說，哥本哈根在等我去探索，昨晚的夜景只是扉頁，今天的曙色才真正是開卷。牽開曳地的厚帷，推開落地長窗，我踏進丹麥初夏柔嫩的曉色，深呼吸車塵未動的清新。金紅的朝暾髹在港底的皇家新廣場上，沙洛敦堡故宮的巴洛克屋頂似乎浮在所有的瓦屋頂之上，燦燦發光。一種詠歎的旋律在我心底升起，蠢蠢蠕動，要求更明確的面貌，更長久的生命。我知道該怎麼做了。回到房裏，我抽出筆來追捕昨天傍晚初瞰港市的瞬間印象。一小時後將詩寫成，一共四段，二十八行，雖然尚待修改定稿，大致不會太走樣了。「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蘇軾說得不錯。帶著有詩為證的輕快心情，我像下凡一樣下樓去尋訪哥本哈根。

　　赭牆蒼甍，塔影凌空，巍峨的市政廳君臨四面的廣場。一輛遊覽車從綠蔭裏啟程，穿過栗樹綻白的整潔街道，沿著運河，越過運河，七轉八彎之後，來到樹茂鳥喧的朗格麗尼公園。先是瞻仰有名的噴泉。水花迸濺，湍瀨淙淙聲裏，女神蓋菲央長髮當風，奮策牛群，像北歐神話中所說，犁開峨瑞升德海峽，使西蘭脫離瑞典，自成一島。

　　但海峽邊上另有一尊青銅雕像，以言藝術，或不如這尊有力，以言聲名，瞻仰的盛況卻遠非此座能及。絡繹不絕的人群向水邊走去，我跟在後面。石路盡處，一抬頭，三石成堆的頂上，身軀略前俯而右側，右手支地，左手斜按在右股上，半背著海波，亦跪亦坐的，豈不是那小人魚的銅像嗎？等待和她合照的遊客列成隊伍，我一面候著，一面隨蟠蜿的長龍從變化的角度，微仰著臉細細端詳。

　　水陸異域，神人命舛，愛情原是碧海青天的受劫受難，苦而自甘，不但盲目，而且啞口。千噚下人魚的悲劇，安徒生的不朽童話不但贏得千千萬萬的童心，更憾動普天下童心不泯的有情人。至少深深感動了雕塑家艾瑞克森，他的人魚像在此一跪，淒美森茫的柔情遂有所託，縹緲的傳說也有了形體可以依附，於是一塊頑銅竟獨承全世界目光和手掌的鍾情，撫愛。魚尾一剖為二，分裂成人之下肢，也許象徵少女在十五歲前如魚之體，渾不可分，十五歲後乃有兩性意識，渾沌破焉，分割的痛苦正是成長的過程吧。丹麥之為國，是一截半島加許多小島，愛海之餘，竟想像海更愛人，乃有人魚之戀。艾瑞克森的銅像表現十五歲的少女，似乎早熟了一點，也許他用的是丹麥標準，所以軀體比較豐腴。所幸肩頭未盡飽滿，猶見青澀，而低眉側臉若有所思的神情，也兼有寂寞和害羞，線條十分溫柔。自一九一三年立像以來，臉、頸、臂、腹、和腿，早被遊客撫弄得光滑發亮，其他部分則銅銹蒼青，正可表示人魚變人，一半已成人身，一半還是黏答答的魚皮。據說各國的水手都把她視為吉兆，荷蘭和巴西的水手到丹麥來，都要吻她，求個吉利。

　　中午時分，趕到阿瑪麗堡的皇宮，去看禁衛軍換崗。皇宮中央八角形的紅磚廣場上，觀禮的人群早已擁擠在腓特烈五世的騎像臺前，鵠候新衛隊旗號飄揚，軍樂嘹亮，從羅森堡那頭穿越舊城雄壯地操來，為撤崗的老衛隊接班。一時廣場上號令抖擻，五色繽紛，戎威儼然，氣氛十分地熱鬧。規模不如白金漢宮之盛，又值承平之世，只能當做懷古的軍儀吧。看慣了仿製的六、七寸精巧玩具，頭戴黑絨高帽，身著紅衣青褲，一旦面對真人真槍，反而有些好笑，似乎家裏的玩具兵怎麼忽地放大了幾號，活了過來，操得真有其事一般。話雖如此，果真廢止了這種儀式，遊人只怕又要悵然不歡了。

　　當天還去了好幾處名勝，不及逐一詳述。晚上從旅店裏出門，召了一輛計程車逕去蒂福里的音樂廳聆樂。原想去看聞名的皇家芭蕾舞，卻須等待明天晚上，可惜那時我已身在西德了。但當晚那場免費的音樂會，和一般免費的表演相反，並未令我失望。梯田式的音樂廳可坐兩千人，當晚坐了九成，聽眾衣冠楚楚，各種年齡都有，秩序非常良好，沒有人談話或吃零食。座位與斜度都很舒服，燈光也柔美悅目。但更動人的自然是音樂本身。樂團頗大，音色極美，演奏得十分整齊而有生氣，敏感而又精確。指揮是艾卡特漢森，真個是眾手一心，杖揮曲隨。由於是免費招待市民，當晚的節目較為通俗──例如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維爾第的「艾伊達」，比才的「卡門」，古諾的「浮士德」，鮑羅丁的「伊戈王子」等歌劇的片段都是；但是奧芬巴哈的「奧菲厄司探地獄序曲」和戴禮伯的「泉源組曲」卻是第一次聽到，十分過癮。尤其是奧芬巴哈的那首序曲，在艾卡特漢森的指揮杖下，宏大剛強，動人胸肺，比起習聞的「霍夫曼故事」來，高出許多。一夕耳福真是意外的歡喜，異鄉人頓覺氣清血暢，客心一片明澈，即使獨身對繁華的五月，也不感寂寞了。

　　出得音樂廳來，半輪下弦月浮在天上，下面是「蒂福里」樂園的萬盞彩燈，或擎在柱頂，或懸在樹上，或斑斕縱橫串曳在架上，交相輝映，織成一幅童話的世界。更下面的一層是錦浪四濺的繁花，正值鬱金香揮霍的時辰，人就在燈陣和花園裏穿來透去，瀟灑的一些就高高隱在花棚半遮的酒座裏，從容俯窺下界的行人，望之真是神仙儔侶。進得園來，孩子們固然都恍若誤入童話境地，湧向各式的遊樂場去探險，即連牽著他們的大人也恢復了童心，蠢蠢然想做些傻事。否則每年怎會有五百萬人來尋夢，來找失蹤的童年？五百萬，那正是丹麥全國的人口。而似乎嫌千燈萬蕊都太靜了，夜晚，乃有噴泉飛迸，灑空成水上的音樂，樂音飄飄，洗耳似空際的廻泉。我在榆樹蔭下找到一張酒座，一杯香冷的土波啤酒，陪我細細品味這夢幻的月色。護城壕開出的湖上，對岸的中國塔用千燈串成的玲瓏，倒映水面，更是粼粼然一片金紅了。回到旅店，已是午夜，幾個鹹水手在深巷裏鬧酒，卻吵不醒沉沉入夢的運河。只有半輪下弦月，幽幽鉤在最高的那根桅牆上。

　　第三天上午，金曦依然，我沿著河堤，繞過皇家新廣場，一路步行進城去。從歐司德街西南行，到市政廳廣場的一英里途中，整潔而寬敞的灰青石板街道，不准駛車，一任行人逍遙散步，從容觀賞兩旁櫥窗裏高雅而精緻的陳列，向快車噬人的現代紅塵裏，闢出一片名貴的淨土。丹麥人叫這做Strget，我叫它做徐踱街。此中豪華，排列得豐盛，緊湊而又井井有條，目無虛睇，像滿滿的一盒丹麥點心，剛揭開蓋子的印象。哥本哈根所產的瓷器，造形精巧，著色雅淡，據說曾受中國影響。進得店去，一片溫潤柔和的光澤，在圓融流轉的輪廓上滑動，誘惑手指去輕輕摩挲。對那樣的秀氣，我的抵抗力是最低的。出店的時候，我手上多了一只紙盒，裏面是一座人魚公主和一座為母牛擠奶的農家少女。人魚的尾巴和村姑的衣裙正是那種最淺淨最抒情的青紫色，回頭親嗅村姑的乳牛，則是白底黑斑。

　　　　杜塞爾多夫

　　兩小時後，我飛到了西德的杜塞爾多夫。我的目的地原是科隆，因為「蓮的聯想」的德文本譯者杜納德在科隆德國之聲任中文部主任，邀我前去一遊。但哥本哈根去科隆竟無飛機直達，只能先到杜塞爾多夫一宿。我投宿的派克旅館在城西科內留斯廣場旁邊，對面便是戲院，車聲人語，終夜不歇，比起哥本哈根小運河邊的那家古客棧，情調全然不同。天花板比現代的房間高出兩尺，白紗窗簾一垂到地，更襯以墨綠色的厚帷，雖是初夏了，卻和北歐的旅館一樣，並無冷氣。室內的佈置富麗而古典，饒有十九世紀遺風。一夕房租高達一百三十馬克。

　　傍晚時分，我按著地圖的指示，施施然朝落日的方向，去尋一家叫雪鳧郵的餐館。我迷了路，向一位中年婦人求助。她說她家也在那一帶，便一路說笑，引道前去。餐館蜷縮在一徑紅磚砌地的斜巷子裏，門口懸著鐵蓋白罩的風燈。進得店去，才發現屋深人喧，生意正盛。房間寬闊而曲折，一張張松木板製的長桌，方方正正，厚甸甸的，未加油漆，觸肘有一種木德可親的鄉土風味。坐的也是松木長凳，單身客都不拘禮，可以混雜並坐，據說也是當地人引以自豪的傳統。藍衫黑裙體格碩健的酒保，左手托著滿盤顫巍巍的高杯啤酒，右手拎著一條長長的白巾，邊走邊甩，左右擺盪成節奏，真把我逗樂了。我點一份有名的青魚片和一杯土波啤酒。酒保有點遲疑，問了一句：「就這點嗎？」我說：「先來了再說。」魚片端來了，滿滿一大碟，雜以蘋果及洋蔥的切片，和以調味酸汁，並附上一塊乾硬的圓麵包。一片進嘴，倒吸一大口涼氣，我的灶神菩薩，敢說這是世界上最酸的東西，把我的舌頭都酸彎了！趕快喝一大口冰啤酒，反而變本加厲，只有猛嚼白麵包。三塊魚片勉強下肚，才省悟那麵包是絕對少不得的。如果整碟吃完，今晚一定是睡不成覺的了。最後酒保看出不對，建議我叫一份德國牛排，才胡亂充饑了事。

　　第二天上午我精神奕奕，去探賞鄰近的「宮園」。那座公園楓橡榆栗之屬綠翳半空，枝葉交蔭成涼翠沁人的陽傘，一遮便是一畝半畝的草地。那草地修得細密齊整，好一幅欲捲而無邊的巨氈，綠得不能更純潔。但另外的幾件事卻全都落了空。公園的西門有一座歌德紀念館，那天偏不開門。園內有小丘名拿頗崙，丘上有詩人海捏的紀念碑，卻遍尋不見，只看到幾座全不相干的石像。問來往的路人，沒有一個能指點迷津。海涅生於杜塞爾多夫，當地人似乎全不在意。艾略特名詩「荒原」，一開篇就提到「向前走，走入陽光，走進『宮園』」：當時以為就是眼前之景。回到香港一查詩集，原來是指慕尼黑的那座。懷著失望的心情，當天下午便乘了銀灰襯底的橘紅火車隆隆去了科隆。

　　　　科隆

　　一矗二千歲，古羅馬帝國的科隆名城有兩大不巧──橫行的萊茵河與縱舉的大教堂：橫的，是神造給人的，縱的，是人造給神的，兩者都不屬於科隆。那萊茵河滾滾向北流，水流，岸不流，岸留，水不留。水是從高高的瑞士滔滔而來的，終竟被北海靜靜地領去，羅馬兵到前就早已如此。那大教堂嵯峨的雙塔向上昇，塔尖刺痛中世紀的青空，七百年拔地森森欲飛騰而始終未飛去，只留下這灰沉沉，黑甸甸，煙蒼雨老的巨靈，磅古礡今，不勝負荷地猶壓著科隆。

　　雙塔競高的哥德式大教堂，中世紀悠悠一夢留下的鐵證，重重烙在現代的額上，不敢仰視又不可否認。那雙塔從一切樓頂和教堂頂上陡然升起，到一種遺世峙立的高度，於神日近而於人日遠，下界的塵囂，環城的高速路上兒戲的車潮，已經不能夠上達他的天聽了。就那樣充塞在天地之間，那古寺之精日日夜夜祟著科隆人不安的記憶。走過任一條正街斜巷，遠景盡頭他總在那裏，瘦瘦的塔影擎在天邊，一切街景以他為背景。

　　正是一陣夏雨剛過，我的火車渡過萊茵河，從東面進城，艷陽下，鮮明光潔的現代排樓裏，猛不防湧出這幢幢的黑巨靈，震得人呼吸一急，看呆了。那麼深刻奧祕的一座大雕塑，四圍的角樓，陰翳的濃彩玻璃窗裏深藏著機心，驚疑的再瞥，惶惑的回顧，怎能窺探得清楚？到了旅館裏，草草安頓之後，立刻僱了一輛車逕去大教堂前的廣場。

　　終於站在他的陰影下，科隆的青空忽然小了，且被樓角和柱尖和頂上危舉的千百座十字架咬出參差的缺口。遠望時黑壓壓的一片，這時才分出了細節，描清了輪廓；大理石的紋路，風雨的剝蝕，歲月的久暫，也漸可追尋體會了。我怔怔立在西南角，不是在低迴，是在仰歎。富麗的腰線，典雅的拱門，修挺的石柱，鏤空的橋欄，大大小小斜斜正正，看不盡一層層一列列天使與聖徒肅穆的雕像。我繞壁而行，時行時止，每移一步，仰望的角度一變，鉤心鬥角的樓勢塔影也呈露新貌，盤盤困困，原是崢嶸的石相，忽然天光一道，排罅隙而下貫，再前一步，罅隙乍合，又一簇十字架從背後昂起。而貼著牆隅，一仰面總有隻獰惡的黑獸作勢在攫天，又似乎就要一縱撲下來噬人，定神再看，才悟出那是承霤的筧嘴，簷牙高啄，噴過幾朝幾代的驟雨。

　　直仰到目眩頸酸，才想起該進去看看了。一跨進西面的高銅門，冰人的寒氣兜頭襲來，像下了鐘乳石洞，不禁打了個噴嚏。再前幾步，縱堂豁然大開，雕有聖徒的兩排巨石柱間，目光盡處，浮現七弧相接的半圓形唱詩班壇，那高逾百呎的堂頂，用一層又一層的拱門彎彎托住。彩繪三賢朝聖的絢爛玻璃窗透入七色的天光，隨著戶外的陰晴忽暗忽明，陽光無阻時，一切都金碧生輝，管風琴的巨肺開闔在歌頌，恍惚之間，真回到中世紀去了。

　　回頭仰望，背陽的北窗陰朦朦的，定睛端詳時，才看出一幅幅的畫面各述聖經的故事，或贊舊約的人物，氣象之壯麗一覽難盡。科隆大教堂本身就是西方建築的一大傑作，而所藏古畫及金、銅、木、石等等的雕刻之多，又堪稱宗教藝術的紀念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如十二世紀的金棺，供於東方三智士的神龕，重逾六百磅，又如十五世紀羅赫納所畫的「三智士朝聖圖」等件，那天下午我都有緣從容瞻仰。

　　科隆大教堂長四百七十四呎，寬二百八十三呎，高五百十六呎，是歐洲最宏大最有名的教堂之一。說來也難相信，從破土到落成，全部工程竟拖延了六百多年。先是一二四八年，大主教康拉德主持了開工典禮，有意超越完成不久的幾座法國教堂，蓋一座當時世界上最宏大的教堂。七十二年後，才將東邊的唱詩班部分蓋好，之後工程更趨迂緩，到十六世紀初年，無論是縱堂，橫堂，或南面的塔樓，都只建了個大致的軀殼。這時新發現了美洲，歐洲海運大開，科隆的河港地位漸形低落，經濟衰頹之餘，建築工程遂告停頓。其後三百年間，只見半座教堂，旁邊高高地橫著一架起重機。十九世紀初年，浪漫時代懷古成風，中世紀的哥德式建築再度流行。一時作家、學者、王公之間，都熱烈主張繼續未完之業，於是普魯士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一八四二年奠下了復工的基石，到一八八零年才悉照十三世紀的原定計畫竣工。不幸又逢二次大戰，損燬可觀，直到一九五六年始告修復，重新向信徒開放。

　　最後我巡禮到橫堂北廂，看見絡繹的信徒跪在燭案前的錦墩上，合掌禱告，心事形於顏色，然後起立，把錢幣投入捐獻袋中。我並非天主教徒，卻感於柔美的宗教氣氛，徘徊不忍遽去。燭案上一列數十枝白燭，素輝清瑩，一注注的蠟淚縱橫流瀉。我乘人散的空檔，趨前燃一枝新燭插上，默禱一番，投一枚馬克幣在袋裏，便從北門出來，回到現代。

　　但不久我又投入了遠古，比中世紀更淹遠的古代。大教堂的南鄰是一家新建的「羅馬與日爾曼博物館」，誘我進去。那哥德式的七百年古寺，面容矍鑠地君臨科隆，閱世雖久，所閱的卻只是科隆的後半世。至於更長的前半世，逝去的不算，留下的，一半在地上，一半卻在地下。一進博物館，廻梯就把我接到地下室去。那地下室空蕩蕩的，中間更凹進去一塊，長三十三呎，闊二十四呎。原來那是一整幅地板，用千千萬萬片彩繪的細石和玻璃鑲嵌而成，繽紛的圖案隔成的長方形與八邊形空白裏，更嵌出人物和禽獸，或為酒神，或為牧神，或為半裸之美女，或為酒神之斑豹，總之描述的都是遊宴的樂事。居中的一圖是酒神的醉態，乃稱為「戴奧耐索斯鑲磁」。地板四周的小圖，所嵌盡為牡蠣，瓜果，家禽之屬，說明它原是貴族之家的餐廳所鋪，據考證當在第二世紀。一九四一年德國人掘出這名貴的羅馬遺跡，便嚴加封護，並就原址建築這座「羅馬與日爾曼博物館」永加珍藏，直到一九七三年才任人觀賞。

　　古羅馬人重死厚葬一如古中國人。科隆古城牆外，官道兩側羅馬的古墓累累，最多紀念碑與石槨，是考古學者的樂園。俯臨「戴奧耐索斯鑲磁」一端的「巴布禮謝斯之墓」，正是近年發現的一座。長方形的石墓上還飾有石柱支起的小殿堂，中央拱著羅馬第五軍團將官巴布禮謝斯的立像，據說墓中是公元五十年的人物，年代更早於那鑲磁地板的主人。博物館中羅馬的古物收藏極富，有的是當地所製，有的是古代從義大利運來。其中科隆人最引以為榮的，是東方三智士的遺物，早在十二世紀便由達賽爾的大主教端納德從米蘭迢迢攜來，所以至今科隆城仍以智士的三頂金冕為旗徽。

　　我說那雙塔的古教堂所閱的不過是此城的後半世，因為科隆是一座兩千歲的古城了。科隆之建城，早在公元前三十八年，亦即我國西漢末年；當時奧古斯都大帝的駙馬亞格瑞帕任萊茵河區的元帥，將日爾曼族的烏壁人自河東徙至河西，為營烏壁城，是即科隆前身。其後羅馬大將吉曼尼克司在此生下一女，名叫艾格麗派娜；她和前夫生的兒子就是日後的暴君尼羅，她的後夫就是羅馬皇帝克洛迭厄斯。皇后的故鄉身價自又不同，到了公元五十年，她就下詔把烏壁城升格為羅馬的正式市，從此改名「敕封艾格麗派娜之克洛迭厄斯藩鎮」。科隆之名即由Colonia（殖民地）轉為法國人治下的Cologne而來。升格後的科隆，在羅馬人的銳意經營之下，漸漸蔚為帝國北陲之重務，甚至有「北方羅馬」之稱。早期的城堡建成方形，每邊約長一公里，斷續的城牆和西北隅的城樓依然堅守在現代的街道上，但疾馳城下的不是驍騰的戰車，是金甲蟲和朋士，令人產生時間的錯覺。中世紀時，城堡擴建為半圓形，約寬一英里，長六英里，成為德國最大的城市。十二世紀時，科隆的城區甚至大於巴黎與倫敦。十三世紀該是科隆的全盛時代，同一年內不但興建那大教堂，更創辦了一所神學院，於是天主教的高僧如湯默斯．亞貴納斯及敦士．史可德斯等先後來此講學，不但使科隆成為學術中心，更於十四世紀末成立了科隆大學。不料十六世紀以後，歐洲各國向海外殖民，競拓海運，科隆在萊茵流域的樞紐地位漸趨冷落，三百年間幾若為世所遺，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復興起來。

　　從博物館的地窖冒上來，再度回到現在的科隆。我興致勃勃越過大教堂廣場，走上東邊的霍恩索倫大鐵橋，看腳下艾德諾大道車潮來去。那鐵橋，遠看只見斜裏的側影，黑壓壓黯沉沉密匝匝的一團，罩在滾滾的萊茵河上。走上橋去，才漸次看清橋面的雙軌上，當頭罩下稠密蔽天的鋼柱鋼樑纏織成三座雙弧形的拱架，橘紅色的電氣火車就曳著一長列鐵青色的車廂在架裏敲打而出。這座巍峨的大橋是科隆跨河東去的八橋之一，每天有一千輛火車對開駛過。我過橋的二十分鐘內，就有好幾班火車掠我而過。只覺得一時鐵軌騷然，抽筋錯骨一般地緊張，有節奏的搥擊一波波傳來，從遙遠的預告到逼近的警告，輕快的鏗鏘加驟加重加強為貫耳撼耳的踹地鐺鞳，森嚴的樑柱都沉住氣，能不傾軋就不傾軋，所有的鐵釘都咬緊牙關。那種金屬相撞，壯烈的節奏有華格納之風，你覺得千輪萬輪無不在你脊椎上輾過，有一種無端被虐的快感，一遍又一遍。滔滔的萊茵河向北流，水勢湍急，浪色黃濁，據說以前不如此。據說以前的舟人河客，都被金梳梳髮的洛麗萊用妖曲誘拐去了。俯在橋欄上，只見一艘接一艘平扁的長貨輪，重載壓得吃水很深，艙面低貼著水面而過。

　　到了對岸，繞過霍恩索倫皇族的青銅騎像走下橋去。石級盡處，是長長的河堤，裏面是東岸的衛星城德意志，瀕河則是行人的石道。河向北走，我獨自向南行。因念北歐之旅，也是一路南來，這季節，在臺灣和香港雖然是穀雨已過，端午未來，暑天的炎氣早就炙手可熱，夏木嘉蔭已經翠映人面了。但在此地，猶是仲春的嫩青軟綠，瑞典的樹梢剛綻春機，丹麥的枝頭才滿春意，德國的五月底春色就更濃，萊茵河上，合抱的楓樹和更粗的榆樹已經枝齊葉滿，迎著陽光的茂葉，綠中透出金黃，十分明媚，背光的一些則疊成一層深似一層的墨綠。陽光艷美，走得久了，略有一點汗意，便在幾樹翠蓋接疊的巨楓蔭裏歇下腳來。涼風從萊茵河上吹來，楓葉翻起一簇簇金綠和墨綠，低椏的叢葉一開一闔，露出橫波的大鐵橋，和橋上迤邐的火車，但遠得已不聞那震響。不知那裏飛來了一群燕子，纖秀敏捷的側影襯著青空；三三五五，上上下下，在水上連袂廻翔，時或掠來岸邊，在糙石赭顏的古城垣上追逐鳴嬉。一時間，煙波遼闊的河景更添了靈活的生氣，但一縷鄉愁，雖是那麼輕細，卻忽然上了心頭。西洋詩中當然也讀到過燕子，但那是「學問」，不是「經驗」。一旦面對此情此景，總覺得怎麼江南的燕子竟飛到萊茵河上來了呢？

　　我沿著萊茵河繼續向南走，五月的艷陽下，微微出汗，腳也酸了，心頭卻十分欣慰，一面在構思一首詩的開端。隔著河水，對岸的科隆縱覽無遺。為了維護大教堂高超的尊嚴，市中心不准興建高出它雙塔的巨廈，所以這萊茵名城的輪廓並不峻拔，但建築物與青空交接處的「天界」卻是美麗耐看的。並列得整整齊齊高皆六、七層的臨河街屋，一排排長方形的窗子上都聳起徒斜的三角牆，上覆深褐色的瓦頂，放眼看去，就像郵票的白齒花邊那麼素雅。而在橫延的齒紋之上，更升起魁梧秀挺的一座座教堂，峭急的塔尖猶擎著中世紀的信仰。而拔出這一切朝天的三角和銳角，這一切狼牙犬齒之上的，當然是那座俯臨全城的大教堂。悠悠的羅馬帝國，漫漫的中世紀，都早隨滔滔的萊茵水逝去，而襯著遠空，背著斜日，卻留下那哥德式的古寺，正應了蘇軾之句：「未隨埋沒有雙尖。」其實埋沒在他的盛名之下，科隆有好幾座教堂年壽比他更高，哪，就在他左邊不遠處，那四塔拱衛一尖獨秀的苜蓿花型的聖馬丁大教堂，就建於一一七二年，比他更老七十六歲。再向左，另一座苜蓿花型的聖瑪麗亞大教堂，已經有九百多歲了。

　　於是面前這北去的萊茵河，逝者如斯，流成了一川歲月。對岸的水市蜃樓，頓成了歷史的幻景，一幕幕，疊現在望中。這就是科隆的身世。凱撒來了又去了，留下艾格麗派娜的恩澤，羅馬人的餘蔭，留下羅馬的石墓和溝渠，留下一道道的古石牆紀錄兩千年的風霜雨雪。耶穌來了又去了，留下三智士的冠冕，留下一簇簇的十字架在半空。霍恩索倫的帝王來了又去了，留下橋頭的廣場上的青銅騎像。然後是來了法國兵又去了。希特勒去時來了美國的轟炸機和戰車，二次大戰的煙燼裏，古科隆，只除下一座劫後的大教堂和十分之一的市區。艾德諾，戰後的賢相也是科隆的子弟，領導著不屈的科隆人把一堆廢墟重建成今日西歐的重鎮，萊茵河中游最大最活躍的名城。據說當初艾德諾決定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定都，在其南四十哩的波昂而非其故鄉科隆，還引起桑梓父老的不滿。不過科隆卻真是復甦了，像每一次劫後它都能復甦那樣。眼前這城市是一座脫胎換骨了的現代城市：八座大鐵橋橫跨河上，八條高速公路輻射而駛，復由環城的快車道貫串在一起，波茨望的科隆。波昂國際機場是名副其實的「空港」，而大海輪可以逆萊茵而來，使這內陸的河港一年卸貨達一千六百萬噸。

　　過了德意志大橋，到了塞佛靈橋頭，便登橋向對岸踱去。那是一座單柱獨墩的吊橋，橋墩支於中流，橋柱一矗七十公尺，用十二根巨鋼纜吊住橋身，設計匪夷所思。到了對岸的橋頭上，一條乳白色紅煙囪的遊船正從萊茵河下游巡禮回來。我憑著旋石級的鐵欄，看遊客興盡登岸，向街上散去，或與家人提攜，或與情人笑語，那種自得而親切的神情，令我鄉愁又起，且心怯旅館的空房起來。我穿過行人漫步的著名街道合愛路向北走去。到旅館附近的艾伯特廣場時，中世紀留下的埃戈斯坦城門上，已經是夕照滿牆了。

　　當晚杜納德和他的太太來旅館看我。我們去酒吧喝土產的「寇希」啤酒，且約定明天去德國之聲參觀。杜納德太太還是初見，由於她不諳英文而我又不諳德文，只有靠杜納德從中翻譯，卻也談得十分親切。杜納德說，他譯「蓮的聯想」時，謄清的工作是她做的，所以她對此書之德譯本始終也很關懷。我立刻舉起「寇希」向她致謝。

　　第二天下午，杜納德來接我去大教堂廣場，在橘紅的布陽傘下飲酒，一面看行人來往。燕子在大教堂的塔樓上飛翔，高得看不真切，倒像是一群蝙蝠。低處飛的則是灰藍色的鴿群，拍了一陣翅膀，總是落在地上，三五成群地覓食。想每一座聖徒或先知的石像頭上，該都有一泡鴿糞吧。之後兩人便步行去德國之聲。昨天在萊茵河邊走了好幾里路，兩腳起了腫泡，這時更隱然作痛起來。到了德國之聲，上得樓去，杜納德把他中文部的六位同事介紹給我──依次是陸鏘，嚴翼長，張凡三位先生，和侯渝芬，楊先治，張子英三位女士。從斯德哥爾摩一路南來，這還是第一次說中文，倍感異國鄉音的溫馨。張凡先生帶我去錄音室做了十分鐘訪問，之後嚴翼長先生又陪我去附近有名的四七一一香水店參觀。科隆香水名聞天下，國內習稱古龍水，其實卻是十八世紀初甚至更早由義大利人傳來科隆的，據說是提鍊佛手柑和其他柑橘類的汁液而成。看來科隆受惠於義大利者，不限於凱撒之武功與文化，或是聖保羅手創的教會。當晚，杜納德伉儷及六位同事宴我於一家中國菜館，散席後陸鏘先生駕車送我回旅館。陸先生是聯合報駐西德的名記者，旅德廿年，為我說德國事如數家珍，十分有趣。談到夜深，啤酒飲盡，竟然陶陶微醺了。第三天下午，杜納德送我到波茨望的機場，依依握別而去。兩小時後，我又回到巴黎。

　　　　巴黎

　　在巴黎不到二十小時，偌大一個花都，連走馬看花都太匆匆了，更何況是在遊覽車上，喋喋的嚮導聲裏？我住在凱旋門西北方一條街外的「頂點旅館」，正當「國會大廈」的斜對面。當晚乘了一輛遊覽車自巴士總站出發，蜻蜓點水一般，歷經了萬東廣場、羅浮宮、塞納河上的新橋、巴斯鐵獄、聖母院、盧森堡宮、埃非爾鐵塔、凱旋門、香榭里舍大道、歌劇院、蒙馬特、拉丁區等名勝。這樣的一目十行，等於用看報的速度去翻閱一卷詩集，裏面每一首精心傑作都值得再三咀嚼，從容吟味。不過我在巴黎只此一夕，算是北歐之旅回程拾來的「花紅」，也只有將就如此了。

　　一座文化古城如巴黎者，本身就是永不關閉又且「具體而巨」的一座紀念館，歷史的，藝術的，文學的千般聯想，株連藤牽，再也揮之不斷。這城市素有「光明之都」的美稱。那一夜的巴黎是一片光之海，浮漾著千千瓣萬萬蕊高低遠近的珠白色燈盞，拿頗崙的帽影似乎在燈影後晃動。我手裏握著司機找來的一張十法朗的鈔票，上面那蓬髮揮杖的畫像，不是龐畢度或狄斯唐，是浪漫大師貝遼士。這說明為什麼巴黎是藝術之都。

　　車過蒙馬特，紅磨坊的繁華如故，那夢一般的風車在彩燈的河裏旋轉，路邊的酒座上，波希米亞族已經客滿，對他們來說，巴黎之夜正開始。紅磨坊永遠是羅特列克的，永遠，我說。車過塞納河，橋上的燈暈搖曳在波上，就像惠斯勒畫上的那樣，他一點也沒有騙我。巴黎以羅馬風，哥德風，巴洛克風全部的美支持她遙遠的聲名，巴黎沒騙我。但在我走馬燈的繽紛聯想裏，閃現得最祟人的一張臉，卻是那紅髮綠睛的荷蘭畫家，雖然他從未叫巴黎做家，雖然也像我一樣，只能算巴黎匆匆的過客。我想起了「梵谷傳」巴黎的那一章，怎麼譯者自己都到了第五章裏來了呢？

　　第二天上午，去凱旋門附近的一家小書店買了一張明信片，正面的風景是鐵塔，反面我寫上：「在鐵塔下，想起了你的名句」，便貼上郵票，寄給遠方那詩人。中午，我的法航班機在嘯呼聲中縱離了最後這一驛歐土，高速向東南飛行。大塊的水陸球在腳下向東旋轉，我們卻趕在球的更前面，雲的更上方，巴塞爾，沙爾茲堡，然後是南斯拉夫的薩格瑞伯，貝爾格來德，一驛過了又一驛。黃昏提早來到，敻無邊際的大藍鏡在隱隱收光。「伊斯坦堡在下面，快看！」滿艙的驚呼聲裏，我一跳而起。兩萬英尺下，地圖一般延伸著歐陸最後的半島，一片土黃色，止於一個不能算尖的尖端，而歐陸殺後的一座名城，無論你叫它拜占庭或君士坦丁堡，矇矓裏，似乎就是那尖端上非煙非塵的一痕痕斑點。幻覺此時，正有無數新月帶星的塔樓尖尖地簇簇地指著我們，也許艙外，正是各種教徒的禱告上昇時必經之路。初夏的晚空，天氣那麼晴朗，上面的黑海藍接下面的馬爾馬拉海，好一塊潔淨完整的土耳其玉，何曾有什麼檣桅在越水？再過去，你看，便是渾茫的亞洲了。

　　　　一九七八年冬

沙田七友記

　　　　前言

　　沙田山居，忽忽四有半年，朋友當然不止七位，而於此七友，我所知者當然也不止如此。一個人的生命正如冰山，露在水面的不過十之二三，我於七友，所知恐亦不過十之三四。以下所記，多為曲筆側寫，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只能聊充傳記的腳註。取景則又不遠不近，相當於電影的中距離鏡頭，激發興趣則有餘，滿饜好奇則不夠。至於此文刊載之後，七友尚能餘下幾友，七座冰山會變幾座火山，亦非我所敢預測，所賴者，友情的彈性和高士的幽默感而已。萬一我運筆偶近漫畫，那也只是想逗我的讀者高興，不是想惹我的朋友不高興。根據「互惠」的原則，七友之中如果有誰報我以相同的筆調，我必定欣然受之，認為變相之恭維。文中人名太多，儘量免去尊稱，以示親切，而非不敬。

　　　　宋淇（筆名林以亮）

　　宋淇是批評家，翻譯家，詩人，編輯──這四方面和我們當初的結緣，全有關係。早在二十年前，他為「今日世界社」主編一冊「美國詩選」，苦於少人合作，乃請吳魯芹在臺北做「譯探」。吳魯芹把我的一些翻譯寄給他看，他欣然接受，我便成為該詩選的六位譯者之一。此後他在香港而我在臺北，通信多而見面少。直到四年前我來中文大學任教，我們才經常見面，相知更深。

　　見過宋淇的人，大概沒有想到他在少年時代還是一位運動健將。後來由於多病，「社交量」不得不受限制，很少出門。和楊牧一樣，他最喜歡坐定下來聊天，卻不像楊牧那樣一面聊天一面飲酒。在這方面，他不但學識廣泛，而且舌鋒凌厲，像是我們這圈子裏的約翰生博士。他的父親春舫先生兼通好幾種西方語文，是一位名戲劇家和學者。家學的背景，加上和香港影劇界多年的淵源，使他在這方面話題無窮。詩和翻譯是我們的同好，也不愁無話。他是紅學專家，一談起紅學，我只能充一位聆者。至於早期的新文學家，尤其是「學院派」的一類，有不少是他的父執，不然就是早他半輩的朋友，第一手的經歷，由他娓娓道來，分外親切動人。他曾告訴我說，有一天他家裏來了一位客人，笑吟吟地教了他一下午的西洋棋，當時他還是個小孩子，只覺得那客人藹然可親，後來才發現他的棋師竟是大名鼎鼎的胡適。諸如此類軼事，我常勸他記下來發表，否則任其湮沒，未免可惜。

　　宋淇談天說地，全憑興會，所謂娓娓，往往升級為侃侃，終於滔滔。他並不好動，不能算是「應酬界鉅子」（何懷碩語），但他交遊既廣，涉獵又多，兼以記性特強，所以話題層出不窮，舌鋒至處，勢如破竹。這時你最好不要去搶他的「球」，因為他運球如飛，不容你插手，不，插嘴的。偶或有客搶到了球，正要起步，卻又被他伸手奪去。這當然不是永遠如此。如果你說得動聽，他也會注意聽你說，且粲然而笑的。

　　像一切文人一樣，宋淇是一位性情中人，情緒有冷有熱，正如英文所謂moods。對於他所厭煩的東西，他絕對不去敷衍。因此有不少人只能看到他的冷肩。這樣的擇友而交，令人想起女詩人狄瑾蓀的名句：

　　　　靈魂選擇她自己的朋友，
　　　　然後將房門關死；
　　　　請莫再闖進她那聖潔的
　　　　濟濟多士的圈子。

　　不知是因為身體的關係，還是腦中經常在轉動著好幾個念頭，宋淇即使在好友的面前，有時也似乎心不在焉，甚至瞬間會沒有表情。奇怪的是，你講的話他卻又很少漏掉。實際上，他外方而內圓，望之若冷，即之則溫。他一旦認你為友，必然終身不渝，為朋友打算起來時，比誰都更周到。這時你才發覺，先前的冷，只是一層浮冰，一曬就化的。

　　另一方面，我認為宋淇又是一位理性中人，處事很有節度。我很少看見他大喜大怒，也許喜怒之情一個人只在家人面前才顯露吧。我有一些初交的朋友，也認為我的性情並不如在詩文中所表現的那麼強烈，因而鬆了一口氣。宋淇雖然多病，卻很少見到他欲振無力，反之，說起話來，總是氣力貫串，節奏分明，比起不少健碩之士來，還飛揚得多。奇怪的是，他雖然不時生病，又兼行政重任，寫作卻仍多產。也許病生多了，「戰時等於平時」，自多抗拒之道，病菌也日久有了交情，不至於太為難他吧。

　　在當代學者之中，宋淇褒貶分明，口頭讚美最頻的，包括錢鍾書與吳興華，認為國人研究西洋文學，精通西洋語文，罕能及此二人。吳興華不但是學者，更是詩人，文革之前一直任北京大學的教授。據說文革一起，吳興華便首當其衝，成了最早的犧牲品。吳興華是宋淇的同學至友，所以文革之禍，他的感慨最深。另一位死於文革的學者兼翻譯家傅雷，則是介於春舫先生與宋淇兩代之間的世交，可謂「半父執」；所以在另一方面，傅聰之視宋淇，也有「半父執」之誼，每次來港，總不免見面敘舊。我想宋淇對西洋古典音樂的愛好與了解，和傅家的世交或為一個因素。他對於西畫興趣亦濃，書房壁上所懸，正是他親家翁名畫家曾景文的作品。

　　宋夫人鄺文美女士出身於上海的教會大學，卻兼具傳統女性之賢淑與溫婉，是我們最敬佩的「嫂夫人」之一。她是作家宋淇的祕書，又是病人宋淇的看護。我家每次「大舉」回臺省親，她又為我家照顧小鸚鵡，成了藍寶寶的「鳥媽媽」。藍寶寶不幸於今年十月一日病死，所以她這小小的頭銜也已成為亦甜亦酸的回憶了。我們幾次郊遊，邀宋淇伉儷同去，宋夫人都因宋淇不適或無暇也放棄了山嵐海氣之樂。在背後，我們有時戲稱他為「藍鬍子」。

　　　　高克毅（筆名喬志高）

　　和宋淇共同編輯中文大學出版的「譯叢」英文半年刊，使它漸漸贏得國際重視的另一學者，是高克毅。在臺灣文壇上，他的筆名喬志高更為人知，卻常被誤作喬治高，令他不樂。不過高克毅不樂的時候很少，我每次見他，他總是笑吟吟的，傳播著愉快而閒逸的氣氛，周圍的朋友也不知不覺把現代生活緊張的節奏，放鬆半拍。無論說中文或英文，他的語調總是那麼從容不迫，字斟句酌，有時甚至略為沉吟，好像要讓笑容的淪漪一圈圈都盪開了，才揭曉似地發表結論。有些朋友嫌我說話慢，但高克毅似乎比我又慢小半拍。我從未見他發怒或議論滔滔。他這種溫文和藹的性情，在駕駛盤後也流露了出來，一面緩緩開車，一面不斷和旁座的朋友悠然聊天，於是後座的高夫人總忍不住要提醒他全神看路。

　　高克毅是有名的翻譯家，散文也頗出色。他的英文之好，之道地，是朋友間公認的。最使他感到興趣的三件東西，是新聞，翻譯，幽默。其實這些是三位一體的，因為新聞不離翻譯，而翻譯也儘多笑話。他在新聞界多年，久已養成有聞必錄的習慣。有一次他和許芥昱來我家作客，席上眾人聊天，我偶爾說了一個笑話，他欣賞之餘，竟立刻從衣袋中取出記事簿和鋼筆，記了下來。他和許芥昱旅美都在三十年以上，自然而然也都修養成西方紳士彬彬有禮的風度，對於婦女總是體貼周到，殷勤有加，不像東方典型的「大男人」，高據筵首，指天劃地，對於女主人的精心烹調，藐藐不贊一辭。紳士型的客人，當然最受主婦的歡迎。那天二紳士坐在我家四女孩之間，一面誇獎女主人的手藝，一面為鄰座的女孩頻頻送菜，一面當然還要維持全桌流行的話題，手揮目送，無不中節。事後，女主人和四位小女主人交換意見，對於二紳士都表滿意。

　　　　蔡濯堂（筆名思果）

　　作風異於二紳士者，是蔡思果。蔡夫人從美國來香港團圓之前，被迫單身的思果是我家的常客。這位「單身漢」每文不忘太太，當然不是一個大男人主義者，但是另一方面卻也絕非西化紳士。兩極相權，思果大致上可說是一位典型的中國書生，有些觀念，還有濃厚的儒家味道，迂得可笑，又古得可愛。

　　今年春末，高克毅從香港飛回美國，宋淇夫人、思果、和翻譯中心的吳女士去啟德機場送行。臨上機前，高克毅行西禮向兩女士虛擁親頰。不久思果在我家閒談，述及此事，猶有不釋，再三歎道：「怎麼可以這樣？當眾擁吻人家的太太！」我說：「怎麼樣？當眾不行，難道要私下做嗎？」大家都笑起來。過了一會，見思果猶念念不忘，我便問他：「當時被吻者有不高興嗎？」思果說：「那怎麼會？」我又問：「宋淇自己無所謂，你為古人擔什麼憂？」思果正待分辯，我緊接下去說：「依我看，根本沒事兒，倒是你──（思果說：「我怎麼？」）──心裏有點羨慕高克毅！」這時，眾人已經笑成一團。

　　又有一次，和我存在思果的客廳裏聊天，他忽然正色道：「我太太不在的時候，女人是不能進我臥房的！」我存和我交換了一個眼色，強忍住笑問他：「如果我此刻要進去拿東西呢？」思果說：「哎！那當然可以。」我存說：「我不是女人嗎？」思果語塞，停了一會，又鄭重其事地向我們宣布：「女學生單獨來找我，是不准進大門的，要來，要兩個一起來。」我存說：「這並不表示你多堅定，只表示你沒有自信。」思果想了一下，歎口氣道：「說得也是。」

　　沙田高士在一起作風雅之談，如果有宋淇和思果在座，確是一景。宋淇一定獨攬話題，眉飛色舞，雄辯滔滔，這時思果面部的表情，如響斯應，全依說者語鋒之所指而轉變，聽到酣處，更是嘖嘖連聲，有如說者闊論激起之迴音，又像在空中的警句下面劃上底線，以為強調。初睹此景的外人，一定以為兩人在說相聲。不過，在不同的場合，輪到思果「做莊」，唇掀古今，舌動風雷的時候，也足以獨當一面的。說到興會淋漓，題無大小，事無諧莊，都能引人入勝，不覺星斗之已稀。有一次在我家，聽他說得起勁，忽然覺得話題有異，從催眠術中猛一驚醒，才發現一連二十分鐘，他侃侃而談的，竟是他的痔瘡如何形成，如何變化，又如何治好之後如何復發。

　　從此對思果這種「迷人的嘮叨」頗有戒心，不過既然迷人，也就防不勝防。終於又有一次，在夕陽之中，我駕車載思果去尖沙咀同赴晚宴。上得車來，他的繡口一開，我的錦心就茫然了，等到錦心恢復戒心，糟了，車頭忽已對著過海隧道的稅門。少不得硬著頭皮開過海去，然後七折八彎，覓路又開回來。思果一路道歉，最後更拿出一張十元鈔票，說要賠我稅錢。我大笑。

　　思果是有名的散文家和翻譯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外人很難想像他的興趣有多廣闊。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對天主教的熟悉是不消說的。在中文大學的宿舍裏，他和李達三神父是鄰居，每星期都要在一起望彌撒，一僧一俗，同為（不同意義的）單身漢，又是翻譯和文學的同好，十分相得。此外，思果最熱中的東西，據我所知，該包括運動，京戲，方言，書法。

　　思果每天用在運動上的時間是可觀的，他說他年輕時體質不好，後來勤加鍛鍊才健康起來。也許正因如此，他雖已過了六十，一頭烏絲，卻仍是「少年頭」。他的運動日程，主要是長跑和太極拳，有一度還領著一些年輕的「徒弟」如周英雄、黃維樑等，儼然一派教頭。他誇口說能靜坐在桌前，一摒萬念，便入黑甜，等到悠悠忽忽再睜開眼來，已經是五分，十分，半小時後，而桌前坐著的，又是一個簇新的人了。這種來去自由任意遠征的「召夢術」，我是千年也修不來了，不要說半豎著無此可能，就算是全橫的時候，也不是召夢便驗的。

　　沒有一次見面思果不談京戲，我相信他這方面也不含糊，是個十足的戲迷。我只能說「相信」，因為迄今為止他只開過一次口，而僅有的一次只唱了短短的一段「戰太平」，還是千慫萬恿才勉強別過身去，又推說那天嗓子不能作準。所以他作得了準的藝術至境究竟有多高，我還是不太清楚，而他再三暗示總有一天要讓我們饜足的耳福，仍然是一個預言。最令我莞爾的一個現象，是在這件事上，思果似乎一直下不了決心，究竟要自謙還是要自負。所以每次自我分析的時候，他總不免先自謙一番，說他的唱工和琴藝不過爾爾，比起什麼派的誰何名伶，算得了什麼。如是數分鐘後，眼見大家漸漸被他說服，有點同意起來，且亦不再企圖勸慰他了，忽又似乎心有不甘，語氣一轉，自我修正，漸漸強調「不過我這副嗓子呢──哎，不瞞你說，好多師傅都說我本錢足。不像樣子的胡琴伺候，我還真不──」於是四座忍俊不住，統統笑了。有一次何懷碩，一個小型的思果專家，說這是棋術上的退兩步進一步，大家欣然同意。思果聽了，只有苦笑的分。

　　這樣的寬容，正是長者可愛之處。調侃朋友，最難恰到好處：如果對方根本不在乎，則調者自調，久而無趣；如果對方十分在乎，又怕反應太強，超過預期。最理想的對象──我不敢說「犧牲品」──是相當在乎，卻又相當容忍，那種微妙的平衡，正在似惱不惱之間，使調者覺得有一點冒險，卻又終於並沒有闖禍，而旁觀者只是捏一把──不，半把冷汗，於是賓主釋然盡歡。思果正是這麼一位可愛的朋友，寬容的長者。所以每次他來我家，都成為眾所歡迎的客人，也是我幾個女兒最感興趣的「蔡伯伯」。有時我又不能無疑──說不定思果早已覷破了文友諧謔無狀得寸進尺的弱點，故意裝出欲惱不惱的神情來逗逗我們，果真如此，我們反而入了他的彀了。

　　要說思果總是供人諧謔，一味為幽默而犧牲，則又不盡然。碰巧在興頭上，他也會取笑別人，摹仿一些名流的口音和語調，博四座一粲。他富有方言的天才，什麼地方的口音一學就會。他自己是鎮江人，國語略帶鎮江鄉音，發現女畫家洪嫻竟是小同鄉，有機會和她重溫「母語」，高興極了。鎮江附近的京滬方言，他似乎也會好幾種，卻推崇宋淇滬音之正。他在九江住過，江西話不消說得。去年端午之夜，他來我家過節，飯後我們掛起三閭大夫佩劍行吟的拓像，和黃維樑、黃國彬四人誦起「離騷」來，思果用湘音緩吟，別有情韻。此外我還聽他學桐城人和溫州人的口吻，也頗亂真。至於他的粵語，在此地的「外江佬」之中，要算得是一流的，當然不像本地人那麼道地，卻也無拘無礙，雅達兼備，在我聽來，已經夠好的了。有一次在「青年文學獎」頒獎的講評會上，眾評判輪流上臺。輪到思果，他竟用粵語侃侃講了十分鐘，聽眾聽出他不是廣東人，卻欣賞一位「上海人」──本地人習稱所有外省人為上海人──把粵語說得這麼清爽，報以熱烈的掌聲，且在他原來無意幽默的地方觸發了幽默的契機，引起滿堂歡笑。

　　思果「單身」的時候，既是我家的常客，我家的四個女孩也認為他「嘮叨」，卻又忍不住要聽下去，且聽入了迷。嘮叨為什麼會迷人，確也費解。大概因為他娓娓而談的時候，面部表情不但複雜，而且總略帶誇張，話裏的意義乃大為加強，又常在上下兩句之間安上許多感歎詞──總而言之，這是散文家的隨風咳唾，筆下既已如此，舌底也不會太走樣的。思果常在懷內的文章裏說，蔡夫人來信總告誡他不要常來我家貪嘴打擾。我存和我都不以為然，認為這觀念太「老派」了。單身漢吃雙身漢，是天經地義。單身漢去朋友家作客，不但分享那家人的天倫之樂，也帶給那家人新奇的樂趣，要說恩惠，也是互惠的。王爾德說：「婚後的日子，三人始成伴，兩人才不算。」其實許多夫婦最歡迎單身的客人，因為單身漢最自由，所以最好招待，又最寂寞，所以最易感動。何況思果又是這麼矛盾，矛盾得這麼有趣的一位客人？所以我有一次忍不住對他說：「不要再嘮叨了。你吃我一席酒，我聽你一席談，那一樣更美味，誰知道？有什麼打擾呢？」

　　　　陳之藩

　　思果嘮叨，陳之藩寡言。其間的對照，似乎也是他們散文風格的對照，散文家陳之藩不但寡言，終於似乎無言了。好多年不再見他的新作，但他的「旅美小簡」等書仍然膾炙人口。今年年初他從韓國回來，立刻興沖沖地來找我說：「我去了板門店！兩英里寬的非軍事地帶之內，居然住了一些老百姓，生活反而分外安全，那裏面的飛禽走獸也自得其樂。兩邊比賽誰的旗杆高，真絕。我們下了遊覽車，誰也不許輕舉妄動，連手臂也不許隨便舉起來，否則對面就一槍打過來！你一定得去看看，看了準會寫詩！」我說：「散文也可以寫啊，你還是來一篇散文吧。」第二天高信疆打長途電話給我，我乘機告訴他陳之藩有這麼一篇散文可寫，不妨一邀。想來釘稿高手如信疆者，也釘不出一個結果來。陳之藩真是世界上最懶的散文家。

　　認識之藩，已經有二十六、七年了，大概是吳炳鍾介紹的，後來在梁實秋先生家裏好像也見過幾次，來往不頻，說不上有多少私交。只記得當時他在國立編譯館任職；常譯一些英國浪漫派的詩在報刊上發表，又是一位張秀亞迷，把她的散文集買了好多冊來送給朋友共賞。他在北方讀大學的時候，更是一位典型的文藝青年，常和胡適、沈從文等人通信，所以存信很多。梁先生戲稱他為man of letters。後來他遠去美國，我們也就很少見面。

　　一年半以前，之藩接中文大學之聘，從休士敦來此地任講座教授，教的不是文學，是電子學。之藩在國外成了科學學者，在國內卻是文學名家，這種兩棲生命是令人羨慕的。當今臺灣的文壇上，能如此出入科、文之間的，除了張系國之外，我一時還想不起第三人來。英國小說家兼科學家史諾子爵在「兩型文化與科學革命」一書中，慨歎傳統的人文和現代的科學鴻溝日深，宜有橋樑以通兩岸。若之藩者，誠可謂man of two cultures，可惜他近年只發表科學論文，卻荒廢了文學園地。其實像他這樣的通人，應該像系國那樣多寫一些「通文」，來兼善兩個天下才是。沙田七友是七座冰山，之藩之為冰山，底部恐更大於其他六座。他的科學家那一面，對我說來，已經不是冰山之麓，而是潛水艇了。

　　不談山腳，且看山頭。之藩好像從來不寫文學批評，但自有一套武斷的見地。夏志清論琦君時，認為散文家必須天生好記性，才能把一件往事，一片景色，在感性上交代詳盡，使一切細節歷歷在目。之藩卻說，記性好了便做不成散文家，因為熟憶古人的名篇警句，只有束手束腳，自慚形穢，無補於創造。有一次之藩直語思果，說他早期的散文勝於近期，思果以為知音。兩位散文名家，一坦率，一謙遜，實在古德可風。又有一次他在山坡上遇見我，說我新發表的「菊頌」很有意思，「臨風紅妝」那一句刺得最好。我說：「給你看出來了。」他說：「誰都看得出來。」後來他又指出「北望」裏面寫到天安門的一句，以為有預言之功。我說那只是巧合罷了。那幾句詩是這樣的：

　　　　月，是盤古的庾耳冷冷

　　　　在天安門的小小喧嘩之外

　　　　俯向古神州無邊的寧靜

　　這首詩寫於一九七六年二月，不久就發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可謂巧合，也可說是冥冥之中心有所感吧。不過四五事件，在清明之次日，正是陰曆三月初六，那時的弦月恰如一隻瘦耳。

　　之藩在中文大學的宿舍，正好在我樓下，也是有緣，得以時常見面。至於陳夫人王節如女士，則一半時間住在臺北，一半時間來香港陪他，所以較少見面。日子久了，才發現之藩獨來獨往，我行我素，而又大節不逾，小節不拘，直是魏晉名士風標。中文大學依山面海，自成天地，沒有一條路不隨山勢迴環，沒有一扇窗不開向澄碧。之藩一見就大為動容，說「要知道這麼美，早就來了。我去過各國的名大學，論校舍，中大平平，論校園，中大卻是一流的。」他有糖尿症的初兆，醫生要他少吃糖，多走路，因此山路之上經常見到一位穿淺咖啡色西服的中年教授，神思恍惚，步伐遲緩，踽踽然獨行而來，獨行而去。我在路上遇到他，十有六七他見不到我。不知他成天心裏想什麼，也許是在想他的電子學吧，如是則說了出來我也不懂。至於甜食，理論上他不敢貪嘴，實際上卻心嚮往之，時常逶逶然從城裏大包小盒地拎著糕點回來；其中最得意的一式，是家鄉風味的老式雞蛋糕，有小碗那麼大，上面嵌些剝光的瓜子仁。這東西也是我父親的「上品」，記得我小時候也愛吃的，卻不知之藩在什麼店裏發現了，驚喜之餘，買了無數回來，每次饗客，總要隆而重之誇而張之地再三推薦，唯恐朋友印象不深，且又以身作則，啖之咽咽，味之津津，真是可笑又可愛。

　　有一次他照例從九龍搬了大批點心回來，又照例被太太罵了一頓。為了釜底抽薪，趁他不在的時候，陳夫人把那些湯圓和糕餅之類一股腦兒提上樓來，送給我家。之藩好吃，是不爭之事。他自詡有胃而無底，烙餅數張，餃子數十，悉數吞下，肚裏卻毫無動靜，事後還要濃湯澆茶，也不覺有什麼反應。思果的自我催眠，之藩的無我食量，簡直一為夢神，一為灶仙，我這凡軀是修鍊不來的。

　　之藩為人，想的比說的多，說的又比寫的多。這樣其實很好。如果有一個人，寫的比說的多，說的又比想的多，豈不可怕？眾人餐宴或聊天的時候，他總靜靜坐著，聽得多，說得少，即使在聽的時候，他也似乎不太專注，卻也不會漏掉一句。在太太面前，他更其如此，總是把發言權讓給太太，一任太太向朋友誇大他的恍惚和糊塗，且帶著超然的微笑隨眾人反躬自嘲。聽他太太說來，他沒有買對過一樣東西，不是東西不合用，便是價錢太貴。有一次他買了件衣服給太太，太太居然讚他挑得好，他立刻又為她買了一件，顏色和款式跟第一件完全相同。不論他在科學和文學上有多少成就，在太太眼裏，他從來沒有成熟過。對於太太親切的呵斥，他總是孩子一般欣然受之，從不反駁。我想，太太大半是在後臺看戲，是不作興鼓掌叫好的。在太太們的眼裏，世界上有幾個丈夫是成熟的呢？

　　陳夫人出身旗人世家，小時候住在哈爾濱，三十年前初來臺灣的時候，也在國立編譯館任職，乃與之藩結了姻緣。她頗通俄文，能票京戲，還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北方的麵食。俄文一道，無人能窺其奧。我學過兩星期的那一點俄文，在健忘之篩裏只剩下了半打單字，連發問也不夠資格。京戲一道，自有熱切的票友如思果者向她探聽虛實，一探之下大為佩服，說她戲碼戲文之熟不消說了，隨口哼一段舉例更有韻味。至於廚藝，當然有口共賞，只需粗具嘴饞的條件就行。兩家來往，只要走十八級樓梯，所以我存常下樓去，跟她學烤烙餅，包餃子，端上桌來，果然香軟可口。之藩則奔走灶下，穿梭於二主婦之間。他的手藝也有一套，據說是因為曾在軍中掌廚，早有訓練之故，這又是「旅美小簡」的讀者想像不到的了。

　　　　胡金銓

　　無論憑靠我家或之藩家陽臺的欄杆，都可以俯眺藍汪汪的吐露港，和對岸山勢起伏的八仙嶺，卻很少人知道，山麓那一條條淺黃色的印痕，正是胡金銓拍「迎春閣之風波」所用的一場外景。走近去看，就發現那些黃印子原來是為了建造船灣淡水湖挖山填海的遺跡，有些地方，像切蛋糕那樣，露出有稜有角的黃土，面積也頗開曠，金銓靈機一動，就點化為群俠決戰的「沙場」了。

　　我知胡金銓其人，是從「龍門客棧」開始的。當時我和一般「高眉」人士一樣，以不看國片自高，直到有一天，全城的人都在闊論「龍門客棧」，我如果再不去看，和朋友談天時，就成了「題外人物」，只好在一隅傻笑了。一看之下大為傾倒，從此對國片刮目相看，金銓的片子更不放過。除了早期的「大醉俠」之外，他的片子我全看過，有的甚至看過兩遍。賞析金銓影藝的文章很多，我卻願意自撰一詞，稱他為「儒導」。這「儒」字，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忠義之氣，一方面是指讀書人的儒雅之氣。金銓片裏的俠士都有這麼一點儒氣，而金銓自己，平日就好讀書，常與作家往還，不但富於書卷氣，拍起片來，更是博覽史籍，遍查典章，饒有學者氣。就算放下電影，金銓也別有他的天地。他的中英文修養都高，英文說得漂亮，中文筆下也不含糊，著有評析老舍的專書。難怪最後找太太時，也找了一位女作家，不是一位女演員。

　　金銓善用演員之長而隱演員之短，徐楓如果沒跟金銓，未必能夠盡展所長。六年前的夏天，我從臺灣去澳洲，在香港轉機，小停數日。金銓接機，把我安置在他公司的宿舍裏，他自己卻不知去向。一覺醒來，才發現走廊對門而住的，竟是正在拍「忠烈圖」的徐楓，還承她招呼我用早餐。當時我尚未看過她演的電影，所以印象不深，卻記得她的氣質不俗。據我看，徐楓在臺下不算頂美，但在金銓的戲裏，卻是眉間英氣懾眾的冰美人，那英氣，給微翹的鼻子婉婉一托，又透出幾分柔嫵，所以十分動人。看得出，她不是能言善道之人，表情的變化也不多，所以金銓安排她的角色，也是話少而動作多，結果非常有效。

　　金銓拍片之認真，是有名的。有一次聽他說，在「俠女」拍攝時，為了需要古宅空庭蘆葦蕭蕭的那一股荒味，他寧可歇幾個月，等蘆葦長高了再拍。這次他去韓國拍「空山靈雨」和「山中傳奇」，天寒地凍，補給維艱，吃足了苦頭。其中一場外景排在漢城郊外的一處古蹟，叫做收禦將臺，卻發現設有建臺何年之類的英文說明，不堪入鏡。金銓急囑他太太鍾玲在港找些元朝的文告資料，以便書為揭示，將那礙眼的英文遮去。我為他們在中大的圖書館借了一本「元典章」，結果韓國當局又不准張貼，金銓只好弄一棵什麼樹來擋住，才算解決。這當然只是他面對的一個小問題，已夠人折騰半天，亦可見導戲之難。好在新婚之後，內外都添了得力助手，鍾玲不但做了主婦，更成了他的編劇，寫了「山中傳奇」的腳本。現在輪到心焦的影迷，包括沙田諸友，來等新片上演。

　　我和金銓也不常見面，大概一年也只有三、五次。席上宴餘聽他談天，可謂一景。金銓是一個神氣活現的小個子，不知為什麼，我從來沒見他沮喪過。他最愛穿繡有Safari字樣的淺色獵裝，把新剃後下巴上一片青青的鬚樁襯得分外鮮明。他從演員做到導演，在影劇天地裏不知翻過多少觔斗，口才又好，說起故事論起人物來，濃眉飛揚，大眼圓睜，臉上的表情大有可觀。他交代故事總是一氣呵成，勢如破竹，幾番兔起鶻落便已畫龍點睛，到了終點。他一面說，一面繪聲圖影，一張嘴分成兩個人，此問彼答，你呼我應，也不知怎麼忙得過來的。這種獨角相聲是他的絕技，不但表情逼真，而且跳接迅快，你一分神，他已經說完了。在我記憶之中，好像只有梁實秋先生能有一比。這樣子的人，方言一定也不含糊的，金銓當然不例外。他學上海和揚州的口音，每次都逗我存和我發笑。其實鍾玲口齒也很靈便，只是不像他這麼愛演諧角罷了。可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金銓也有不濟的時候，那便是醉酒之後。我至少見他醉過兩次，不盡酩酊，卻也不止微醺，形之於外的，是目光遲滯，像照相時不幸眼皮將閤未閤的那種表情，而且言語囁嚅，反應不準，像一架失靈的高能電腦。有誰不信，我有照片為證。

　　　　劉國松

　　金銓雖說常醉，畢竟由於屢飲，其實他是頗有酒量的。朋友之中最不善飲到了滴酒酡顏之境的，首推劉國松。畫家善飲，中外同然，唯獨我們這位大畫家，一口尚未落肚，玉山早已頹然。此人氣壯聲洪，說起話來，一口剛勁的山東鄉音挾豪笑以俱下，不論有理無理，總能先聲奪人。打起長途電話來，也是一瀉千里，把一刻千金的賬單全不擺在心上。可惜處處豪放，除了杜康，朋友提壺勸酒的緊要關頭，總是死命摀著酒杯，真應了小杜的一句「唯覺尊前笑不成」。煙是更不抽的，所以我常笑他，不雲不雨，不成氣候。只怪他腸中沒有酒蟲，鼻中沒有煙竅，除了苦笑，也莫可奈何。

　　沙田七友之中，第一近鄰自然是樓下的之藩，其次就是對面宿舍高棲九樓的國松了。只要隔著院落看他窗口有無燈火，就知道畫家在不在家，連電話也無須打。您一人獨住，也是一個有妻、有期的單身漢，所以也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時更過來同賞電視。其實我們真正共享的，是世界各地來訪的朋友──臺灣來的何懷碩、林文月，美國來的許芥昱、楊世彭、許以祺，義大利來的蕭勤，澳洲來的李克曼，我們此呼彼應，頃刻之間便聚在一起了。單身的遠客往往就住在國松的樓上，同寢共餐，旬日流連。許芥昱和李克曼都先後住過。李克曼「掛單」的那幾天，不巧我正忙別的事情，只在他臨行的上午匆匆一晤。他把自己主編的「四分儀」月刊中國專號送我一本，問我對中國大陸近日的「開放政策」有何看法。我說：「你是專家，怎麼問我？」他的看法仍是存疑，且認為海外有些中國人的樂觀未免早熟。許芥昱好像住得久些，又值我較為得閒，有緣相與盤桓。我的照相簿之中，還有他和我家藍寶寶合影的一幀，最是可珍。他在單身漢的空房掛單，兩個單身漢掛在一起卻不成雙，我對國松說，他的寓所可稱為「單掛號」。那一陣子只見單身漢出雙入對，許公的銀髯飄飄，劉郎的黑髭茁茁，兩部鬍子彼此掩護，我和我存臨窗眺見，總不免感到好笑。

　　國松唇上那一排短髭並不難看，只可惜坐擁如此的戟鬃竟不解痛飲，真是虛張聲勢了。他為什麼想起要蓄髭，事先有未取得太太同意，非我所知。五年前我也曾放下剃刀，一任亂髭自由發揮，養了兩個禮拜，鏡子裏看來似乎也有點規模了，我存倒沒說什麼，只是姑息地好笑，卻被尚儉看見，笑我黑白二毛，不夠統一。一沮之下，盡付與無情的鋒刄。但每次見到國松，在五官之外無端又添上半官，雄辯滔滔之際，唇張鬚揚，還是可羨的。國松魯人，一次在宴請懷碩的席上，大家稱他做魯男子，他欣然受之。國松交友和談話，多是直來直往，確為粗線條作風。他在寓所請吃牛肉麵時，人多而家具少的大空廳上，他一個人的直嗓子響遏行雲，壓倒一屋子客人混沌的噪音。在他的功過表上，世界上似乎只分好壞兩種人，一目了然，倒也省了不少事。說方言的本領也很有限，旅港六、七年，廣東話依然水皮，比思果和金銓顯然不足。但是他的水墨山水，雲繚煙繞，峰迴嶺轉，或則球懸碧落，月浮青冥，造化之勝悉來腕底，卻顯然需要千竅的機心，不是一位魯男子可以誤打誤撞出來的。介於兩極之間，我始終不能斷定那一個是他──那吆喝的魯人，或是超逸的畫家。

　　初識國松，忽忽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於今回顧，前塵歷歷在心，好像只是上星期的事情。當時他自然沒有灰鬢，我也不見斑髮，他是掙扎求存的窮畫家，我也是出道未久的青年詩人。兩股剛剛出山的泉水，清流淙淙，都有奔赴大海的雄心，到了歷史轉折的三角河洲，自然便合流了。最近之藩還向我問起許常惠的近況，他說：「見到你和國松在一起，就想起常惠。以前你們三位一體，老在一塊兒的。」之藩說的是十六、七年前的「文星時代」。那時三人確是常在一起，隔行而不隔山的三泉匯成一水，波濤相激，礁石同當，在共有的兩岸之間向前推進，以尋找中國現代文藝的出海口相互勉勵。當時臺灣的文藝頗尚西化，我們三人的合流卻多少成為一股逆流。無論在創作或理論上，我們都堅持，學習西方的文藝只是一種手段，創造中國的現代文藝才是終極的目標，至於本土的傳統，不能止於繼承，必須推陳出新，絕處求變。這一番大話當然是高懸的理想，能做到幾分誰也不敢說，不過三個人未背初衷，都還在尋找各自的，也許最後仍是共同的出海口。

　　我常覺得藝術家有兩大考驗，一是中年，一是成名。往往，兩者是一而二的。許多藝術家少壯時才思煥發，一鼓作氣，也能有所創造，但蘊藏不厚，一到中年，便無以為繼了。我相信一個人的藝術生命也會有更年期的。窮則變，變則通，恐怕是每位藝術家遲早要面臨的挑戰吧。至於成名之為考驗，對藝術家而言，恐亦不下於失敗。失敗能使藝術家沮喪，但不成名並不等於失敗，成名也不一定就是成功。失敗因能使人氣餒，成名也能使人滿足，滿足於已有的一切，滿足於穩定的地位和安逸的生活，滿足於重複成名作的風格。

　　國松在國際藝壇上享譽日隆，今年夏天更以亞洲分會會長的身分出席在澳洲亞德雷城舉行的國際美術教育協會會議，並在該城與墨爾本舉行個人畫展。前述的兩大考驗之中，第一個考驗國松當可通過，因為他早已進入中年而仍創作不輟。第二個考驗能否通過，尚有待時間來印證。我深深感到，逆境難處，順境更不易。這幾年來國松新作的風格似乎變化不大，技巧的經營似乎多於意境的拓展。從山水的視覺到太空的視覺，曾是他的一大突破，但太空視覺之後呢？我期待著另一次的突破。二十年前，我們每次見面，總看得出他正在醞釀新作，並熱中於畫理的探討。現在這種氣氛似乎淡了。他當初的畫友全散了，論戰的「敵方」也不再威脅他──目前他所處的是一種「危險的順境」。我深深懷念從前的日子。

　　　　黃維樑

　　我家廚房的碗櫥裏，有一隻長頸胖肚的七寸小瓶，外髹褐釉，裏面盛的是我自製的茱萸酒，用辛辣的茱萸子泡在紹興酒裏配成。兩年前的重九，維樑剛從美國回港，來中文大學任教，我邀他和太太江寧來家裏吃飯，便開樽以饗新科博士。酒味頗烈，主客又皆不善飲，半樽而止。後來向我存索飲，便叫它做「維樑酒」，她也知道是何所指。客廳壁爐之上，有一條黑石的擱板，紛然並列的飾物珍玩之間，有三件陶磁小品最富紀念價值，因此最逗我巡迴的目光。中間的一件是丹麥人魚公主石上踞坐的磁像，色調鮮淺，輪廓溫柔。右邊也是丹麥特產的磁像，狀為農家少女跪地為母牛擠奶，那母牛回過頭來，親切地對著少女，更越過她低俯的頭上，望著海底上來的人魚公主。兩件磁器都是我從哥本哈根帶回來的。左邊的陶藝，則是詩仙李白半倚在石几之上，右手搦管臨紙，微揚的臉部將目光投向遠處，似待詩興之來，而身畔隆然，正是一罈美酒。詩仙烏帽青衫，風神朗爽，長髯飄飄欲動，真有出塵之想。但他目光所及，也正是那撩人遐思的人魚；這麼安排，似乎對李白有點失敬，不過禮教原不為詩仙而設，果真詩仙邂逅水靈，也許驚艷之餘，一首七絕立揮而就，也未可知。這絕妙的陶像是維樑和國彬兩對伉儷送我的生日禮物，鼓勵我──多多寫詩，不是多窺人魚。

　　詩，正是維樑、國彬和我的文字因緣。也是我和千萬朋友，識與不識的文字因緣。「太初有字，神其倡之，即字即神。」約翰福音開卷的名句，正好借喻來做我的註腳。我和維樑相識，也是從字開始，因字而及人的。該是「文星時代」的末期，維樑還在新亞書院讀書，看過我的作品，屢在香港的刊物上用游之夏的筆名撰文評介。一九六九年春天，我來港開會，紹銘邀我到崇基演講，維樑也在座中。後來他和十幾位青年作者去富都酒店看我，面對全是陌生的臉孔，又且忙於答問，同時也弄不清黃維樑就是游之夏，匆匆一敘並未把「字」還原為「人」。那年秋天，也是巧合，他從香港，我從臺灣，都去了美國；他遠征奧克拉荷馬的靜水鎮，修習新聞，我則高棲丹佛，兩地相去約六百英里。第二年的感恩節，他駕了白色的科維爾，迢迢從靜水鎮北上丹佛來看我，正值商禽等幾位朋友也從愛奧華趕來，一時熱鬧異常，歡敘三日才依依別去。記得相聚的第二天，主人帶客登落磯大山遊紅石劇場，我駕自己的鹿軒載著家人前導，維樑則載著眾客後隨。落磯山高坡峻，果然名不虛傳，到了半山，原來的鵝毛小雪驟密起來，緊要關頭，正如維樑所擔心，那老爺車科維爾忽然尾揚白煙，顯然引擎過熱，只好趕快熄火，推向路旁。最後總算蹣跚開去一家加油站，留車待修。眾人並不氣餒，改乘鹿軒登高賞雪，然後由我分兩次載家人和客人回去丹佛，足足亂了一天。後來在中文大學同事，維樑又駕了一輛老爺白車，謹慎從事，擔足了心。所以記憶裏的維樑，總是一位驅策頑駑困頓道途的煩惱騎士。不料近日他一氣之下，逐走老駑，牽來新駒，喚我下樓相馬。原來是一輛湖綠色的可睇娜，從此馳騁生風，變了快樂騎士。

　　在美國見到維樑時，他還是一個飄泊的單身漢，學業未成，所修亦非所好，容顏不算豐滿。兩年前在沙田重逢，這一切都變了。他胖了起來，不但結了婚，且做了一個小女孩的爸爸。太太江寧出身於臺大中文系，人極清雅，正懷著第二個孩子。維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任中文系講師，頗受學生歡迎。也許在他眼裏，我的變化更多──九年前那位中年作家早生了華髮，湖海豪氣，山河鄉心，一半得向早歲的詩韻文風裏去追尋了，所幸者，手裏的這支筆繆思尚未討還。

　　維樑體貌既豐，亦有減胖之意，一度與周英雄等少壯派拜在思果門下，勤習太極拳法，不知怎的，似乎未見實效。所以他最怕熱，夏天來我家作客，全家都感到緊張，深恐熱壞了他。他坐在那裏，先是強自忍住，一任汗出如蒸，繼而坐立不安，倉皇四顧，看是否仍有一扇窗擋在他和清風之間，未盡開敞，終於忍不住站了起來，把所有的窗戶逐一扭開，到再扭便斷的程度，好像整個房間患了恐閉症一般。其實這時戶外並無風的喜訊，他這樣做，除了汗出加劇之外，毫無益處，主人看了，心裏更熱。其實釜底抽薪之法，端在減胖，如能減到我這般瘦，問題自然消失──到了那時再煩心冬天怕冷，也不算遲，何況亞熱帶原就冬短夏長。看到維樑怕熱，我就想到紀曉嵐和乾隆之間的趣事。如果我預言不差，只怕維樑不容易瘦回去了，加以他性情溫厚，語調在深邃富足之餘有金石聲，乃是壽徵，很有希望在晚年做一個達觀而發福的文豪。也許正因自己太瘦，潛意識裏總覺得文豪該胖，像約翰生、柯立基、和蔡斯德敦那樣才好，至於瘦子如蕭伯納、喬艾斯者，分量總像輕些。

　　這話並不是全然滑稽。今日臺港和海外年輕一代的文學學者，人才濟濟，潛力甚厚，只要中國不亂，前途是十分樂觀的。維樑正是其間的中堅。思果常對我說，他和英雄、國彬、維樑交接，常驚於他們的潛厚與淹通，宋淇對他們也具厚望。維樑出身新亞中文系，復佐以西洋文學之修養，在出身外文復回歸中文的一般比較文學學者之間，算是一個異數。他動筆既早，揮筆又勤，於文學批評不但能寫，抑且敢言，假以時日，不難成為現代文壇一個有力的聲音。對於詩，他久有一份崇敬與熱愛，不但熟研古典詩論，更推而廣之，及於早期的新詩和臺港兩地的現代詩。在香港文學界，了解並關心兩地詩運的青年學者，像維樑這樣的並不多見。他論析古典詩評的「中國詩學縱橫論」一書，已經留下頗深的印象，博得若干好評，至於散篇的文章，像對於鄭愁予和黃國彬的評析，也詳盡而有見地，與一般泛述草評的短文頗不相同，將來輯成專書，當有健康的影響。

　　沙田七友之中，只有維樑是粵人，且最年輕。或有「勢奴」之輩吒而怪之，謂彼何人哉，乃附六友之末？在此我要聲明，這只是與至記趣的長篇小品，近於英人隨筆的促膝筆談，所謂familiar essay者是也，初非月旦人物品評文章之學術論文，所以隻字片言及於價值判斷者，都不脫主觀而帶感情。何況波浪相推，今之後浪，他日終成前浪，代有才人，百年而後，究竟誰是龍頭，誰是驥尾？至於友而舉七，也只是取其吉數，渾成動聽而已。此後有緣，或竟擴而充之，變成八友、九友，至於十二友之多，亦未可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