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第一輯◆錦繡前程◆讀書的方法
　　　　生之道
　　　　為覓霜根數寸栽
　　　　讀書與立志
　　　　留學考試
　　　　天才與教育
　　　　考生與家長
　　　　國中生的壓力
　　　　青年與工藝
　　　　優秀青年禮讚
　　　　畢業旅行
　　　　暑夏戲水須當心
　　　　學生打工安全問題
　　　　再談青年打工安全
　　　　切忌惡作劇
　　　　公共安全不可兒戲
　　　　流行歌曲
　　　　校園歌曲
　　　　經驗可貴
　　　　青年婚姻問題
　　　　現代夫妻
　　　　夫妻相處之道
　　　　寫給青少年朋友
　　　　友誼與愛情
　　　　禮儀與風度
　　　　快樂與永恆
　　　　窗
第二輯◆認識人生◆老故事與現代人
　　　　小故事大啟示
　　　　請多為別人想
　　　　處世之道
　　　　有容乃大
　　　　學問與德性
　　　　靜思與謹言
　　　　少言與當言
　　　　知錯與認錯
　　　　容忍與處世
　　　　財富與為善
　　　　勞與謙
　　　　人生幾何
　　　　吃虧也好
　　　　能助人時且助人
　　　　說人慾
　　　　說財富
　　　　好馬何求
　　　　人生好比啃甘蔗
　　　　月有黑影方顯明
　　　　老當益壯
　　　　退休人閒得發慌
　　　　人莫樂於閒
　　　　談社會讀書風氣
　　　　談師道
　　　　老年勿貪口福
　　　　鄉居樂
　　　　早起就好
　　　　一諾千金
　　　　電話與書信
　　　　植物也愛音樂
　　　　裸體雕像
　　　　寒衣吟
　　　　服飾文化
　　　　出國觀光看什麼
　　　　眼科醫生
第三輯◆強者哲學◆胡適先生三味藥
　　　　一代學人長留去思
　　　　中西文化問題
　　　　尼采與超人
　　　　哲學大有用處
　　　　談適才與適性
　　　　白話文言之爭
　　　　文化建設的方向
第四輯◆文學藝術◆文章華國
　　　　外國的月亮
　　　　獎落誰家？
　　　　馬奎斯「違規」嗎？
　　　　論小說
　　　　再論小說寫作
　　　　文言文與戲劇藝術
　　　　電影戲劇的美感
　　　　毛姆的戲劇觀
　　　　論戲劇的衝突性
　　　　舞臺劇不值得看嗎？
　　　　談譯介外國作品
　　　　談翻譯與出版
　　　　雛鳥試飛
　　　　漫談寫作
　　　　著作傳奇
　　　　作者的手稿
　　　　作家風格
　　　　作家郵票
　　　　作家與旅行
　　　　歐遊散記

《胡適先生三味藥》李曉丹

《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自序

　　讀書和寫作，幾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平生無大志，唯此是好。所曾充任過的職務，也大都是文字工作。現人已至中年，大概也不可能有機會改行了。

　　從事文字工作是很苦的，但苦中自有樂趣。寫不倦，就須學不厭，讀書一樂也；困而知之又一樂也。

　　我寫作的範圍頗雜，病既在此，然趣亦在此。於散文專欄方面，所作每多發表於報章副刊或各種期刊，有時興之所至，或有感而發，或應編者之命而執筆，許多年下來，「質」因不足自賞，然「量」卻可觀，其間有些文字得以敝帚自珍，有些則已散失而不復記憶，尤以早些年所寫的東西，散失頗多，倒是被出版家蒐得而輯入眾家文集中，每經向朋友或自己於坊間發現，始又得以拾回，悵然中亦感欣然也。

　　朋友中有教我自行結集出書者，我總未敢輕意行之。原因是我自覺雖離著書立說的標竿尚遠，何堪成書以面世。我之所以把自己作品只能稱之為「文字」，實自認尚不堪言之為「文章」也。

　　再者，我的文字風格不一，有白話、有文言，也有文白相間之變體，可謂三體雜陳，直如時下某些餐館的南北五味通和，恐非專愛於一味者所樂取。這雖可說是在執筆時因材而異，氣格有別，但總嫌未能成為一家風致；且以有時因為想要對人生世事有所論說，為免有自以為是之蔽，立論處每好引古人的智慧之言，以啟示之與佐證之，也就顧不得會不會有「掉書袋」之譏了。至於文體不一，因層次不同，而於選輯時亦只得併刊之，或適應或不能適應，「笨廚」獻拙，一應端上，供客任取一箸，則於願足矣。

　　初時，我尚猶豫，是否可將不夠白話的「文字」，也行輯入這本集子裏？但當我逐一翻閱了現今國中與高中各年級的「國文」課本時，不禁大為驚羨，今日中學生的國文課程之深，實出乎想像。

　　這本集子分編為四輯，第一輯名「錦繡前程」，是和青少年朋友談談求學與入世之道，藉供參考；第二輯名「認識人生」，是和大家來探討一下，或為大家所知的，有關於做人處世的種種感受；第三輯名「強者哲學」，是為介紹「努力不會白費」的道理，以及在人生旅程上但求適性和率真雖弱猶強的生活意境；第四輯名「文學藝術」，是為愛好文藝與戲劇的青年朋友，提供某些知見上的問題，以助思考。

　　在第三輯之中，是以紀述胡適之先生晚年，對大學青年所作的一次演說實況為主。胡先生為砥礪青年朋友的意志和信心，在他所開出的這一個「三味藥」的方子裏，是用實例來闡明了他所服膺的實驗主義哲學思想，「努力不會白費」；「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以及他每好引與人共勉的晏子春秋語「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道理。

　　胡先生是學不厭和誨不倦，當年他不顧自己病後的身體虛弱，於炎夏六月應邀到臺南，為成大畢業生作了這次相當費力的講演，縱然氣喘不迭，說到激揚處，仍力竭聲嘶的要喚起青年學子努力不懈，期能在學術和事業上創造新的時代。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那年，是胡適先生七十歲的時候，健康情況雖差，但仍治學不息。三月中旬，有了心臟病，進臺大醫院檢查發現脈搏已有失調現象，原該多休息，但他不願讓成大學生們失望，仍如約於六月十八日到臺南，在成大畢業生典禮上發表講演。這是胡先生一以貫之的，為提倡科學和科技發展盡其心力。因成大是以工科著稱的高等學府，他要給這些青年們以鼓勵，也就顧不得個人的健康體力如何了。此後，他除了於同年七月飛美，在「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演說；以及於民國五十年二月三日，在國內「四健會年會」上演說之外，於這年二月二十五日夜，就又因心臟病復發，住進臺大醫院治療了二十五天始出院之後，即遵醫生所囑不再作講演勞累，但於出席各種會議時仍不免要講講話。而於十一月七日再到臺大醫院檢查結果，醫生就不得不表明，絕不許胡先生再有講演之舉，果於同月二十六日晨，胡先生又因心臟病發，再住進臺大醫院治療了四十五天之久，才得於五十一年一月十日出院回家休養，但不幸就於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當胡先生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的酒會結束時，終因心臟病猝發而與世長辭。從此，胡先生在成大的那次講演，就成為他生前對國內大學青年所作的最後一次的勵志演說，故尤值得大家來紀念和追思。

　　胡先生對人熱情，雖自知有心臟病累身，但在朋友們眾會場合，仍難抑制其興奮的心情，並且仍忍不住還是要多談幾句話的。就以他於第一次心臟病發的三個月後，仍到成大講演時的健康狀況來說，即已現出虛弱難支，頭上冒冷汗並氣喘吁吁，從本集文中所紀，胡先生於演說中「頻頻的揩汗；頻頻的頓歇；頻頻的氣喘……但他仍越說越起勁」的神態來看，胡先生是為愛護青年和愛護國家，所表現的那種熱誠，竟至忘我之境，實在令人感動！本集謹以此篇講演紀事為書名，是向一代學人適之先生誌敬。

　　適之先生的學問道德，譽滿宇內。「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確是實至名歸，長留去思在人間了。

　　這本集子得以出版發行，承采風出版社同仁協助特多，附此致意。簡陋之處，尚祈賢者不吝指正，是幸。

　　　　李曉丹　謹序（民、七二、一、九燈下）

讀書的方法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是大家多半知道的一句格言；任何一門學問，也都是學無止境，只有深淺之分，而無畢盡之功。不論是在校攻讀，或是業餘進修，都必須要不厭不倦，有長力，有恆心，始能有所成就。多一分努力，必然多一分進步，做學問就是這樣，猶如長跑，容或速度不同，但人人必須一步一步向前走，絕無捷徑取巧，只要工夫到了，就自然有成。相反地，心急性躁，都不是為學之道。

　　學問如汪洋大海，無盡無休；各門各科，光彩耀目，令人為之茫然！究竟要學什麼才好呢？從什麼地方開始呢？用什麼方法才有效呢？

　　我這裏告訴各位，請先不要去看「汪洋大海」，最好首先冷靜地審度一下自己的志趣，以及那潛伏的所謂「天才」確實是朝著那一方向？然後再從這「汪洋大海」中去選擇你的航線，豈不是很簡易爽明的事嗎！

　　做學問「由博而約」是對的；但在求「博」的階段就應該作「約」的準備。譬如：你是一位中學生，經驗告訴你對數學、理化、英文課程有興趣，也頗有「天才」，將來升大學的志願是理工科，這就是已經在「汪洋大海」中選定了自己的航線，在求「博」的階段就要把握住這個重心，作「約」的準備，在有關理工方面的課程多付出一點心血，將來一旦開始專修的時候，就不怕沒有基礎了，因為你早已把穩了舵向，任憑「汪洋大海」波浪滔滔，你也不會茫然心慌了。如果你是業餘進修，希望在某一學術方面有所發揮，更是非專心不可，不達到某一階段有相當收穫，決不可中途停下來喘息，因為在不該停的地方停下來，這對自己的思考力和一貫性，破壞很大。在這一學術方面的心智，也有中斷之虞。過去所費的時間與精力，都將減少其應得的收穫了。至於怎樣才算一個段落，這是很難定下一個標準的，因為各門學問性質不同；例如：研究歷史的，可以某一朝代為準；研究哲學的，也可以某一思想家或某一宗派為段落；研究政治的，也可以把各國的政治制度一一列為比較對象。非至完成它，就不該放手！

　　如果進修的目的，是在求增進全部智識，也就是說想求博與深，作廣正面的進修，這在方法上也應該要專要約；不過，這種所謂「專」與「約」，是指程序上的，即是把各門學科的輕重緩急，或是依據客觀條件（諸如圖書設備及材料搜集等），分開先後秩序，一門一科來進修，並須先預定每一科目要化費多少時間，以免漫無限制的浪費光陰，因為這只是「進修」求增長學識，所以不必像「專修」那樣作長久熬煉，否則，徒勞無功。決定先後秩序，預定某一學科所化時間之後，在進修期間，除與該一學科有關的書籍材料之外，決不要再多讀其他的東西，以免攪亂自己的思考體系，而影響進修效果，這是切要遵守的戒條，君如不信，不妨嘗試！當然，這並不是很明顯的形象，無法用天秤去量，這種思維和心智上的巨大損失，或許連自己也不能察覺出來。

　　現在談到書籍的選擇，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尤其是進修社會科學或文學哲學的，如果由於書籍選擇的不當，不唯無益，反而有誤，因為以我們的學問基礎還沒到「什麼書都可讀」的程度，在智力上尚難把握住自己，就不免要迷亂了方向，白白浪費了精力和時間。選擇的態度愈嚴謹，就愈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個人自認尚無選擇的能力，就要向老師或是知名的學者教授去請教，為你列一張目錄，可能的話，並請他告訴你研讀的方法就更好。所謂「開卷有益」這句話，是指好的書籍而言，決不是任何書都開卷有益。各種學科的書籍，多如牛毛；坊間出售者，更是五花八門，稍一不慎，就要為它所誤，悔之不及！

　　讀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作筆記。作筆記的好處很多，主要的是能加深印象，增強記憶，並便於以後查考。每一部書，在你研讀時能作下筆記，就證明你的確已把它消化了，因為能在書中找出要點，就是你真真能得到的果實，否則，那就證明你是白費了。王雲五先生曾談過讀書作卡片索引的方法，好是好，但不適合一般青年人用，要到學術頗有根基的時候，做研究的工夫才好用，普通一般進修，作筆記也就夠了，但要儘可能做得精練些。

　　讀書要分輕重，有些書瀏覽一遍就可以，有些書就要精讀細嚼。瀏覽一下的功用是如沙裏淘金，亦即謂「博覽群書，廣開知路」。那些「學富五車」的人，並不是每本書都已完全消化在肚子裏，而是說他知道的比人多，當他要寫作、講學，或是研究的時候，需什麼材料，他知道何處有，就能很快的在那本書裏查尋到手，再把它細細的閱讀，順心應手，無往不利，這就是博覽群書的功用。至於有些應該精讀細嚼的書籍，就要一絲不苟，一字一句都要完全消化，而且更要求其正確無誤；遇到疑難之點，就要各處找材料找參考找證據去解決它詮釋它發掘它，正所謂「上窮碧空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務求貫通，不可放過。尤其不可恥於問人，這是最要不得的為學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向人請教應該視為一樂，你能知道你的「不知」之點，這也就是你的真知，同樣是你的學問，何恥之有！

　　多讀、多問、多記、多想、多寫作；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少）發表。是為讀書之法與進修之道。

　　　　（寫於民國五○年八月）

生之道

　　每個人的生活裏，總免不了會有一些喜、怒、哀、樂，這幾乎是與人的生命相始終。但善於安排生活者，他又總是愉快比較多，並可以化怒氣為祥和。

　　一個具有生活修養的人，或是一個在學習生活修養的人，都不外循著兩個途徑前行，一是努力充實自己的生活內容；一是盡力美化自己的生活情趣。

　　充實自己的生活內容，也就是擴大精神生活的領域；美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就是創造精神生活的藝術。

　　人類的生活形態，無分男女老幼尊卑，總都是「忙忙碌碌」的，不管他是為了什麼，也不管他是做些什麼，在基本的格調上，都似乎是惶惶然唯恐「忙」個不及。但如果細細地追尋起來，這種「忙忙碌碌」的生活調子，不只是令人煩躁，也是極其「庸俗」的。

　　如果，一個人的生活範疇和生活調子，就只是限於這樣的「忙忙碌碌」，那簡直是對人生的誤用。

　　雖然是這樣的「忙碌」，但在這樣的「忙碌」之中，實在又是浪費掉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因他沒有對這些時間作一番好的安排。

　　我總覺得現在一般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的目標」下，做了生活的奴隸，不能稍稍跳出這令人窒息的小圈子。為什麼不能去追尋和享受一會兒屬於靈性的生活呢？

　　雄才大略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畫得一手好油畫，在辦理國家大事之餘，還能每天抽點時間出來為他的祖宗寫傳記。功業彪炳的美國前總統艾森豪，也畫得一手相當好的油畫，在家中還可自己下廚燒出幾樣菜肴來待客。在我們國內，黨國元老于右任，寫得一手好字。前外交部長葉公超，也能畫出一手相當有修養的墨竹畫。這說的似乎都是「高階層」，但在低階層也並非沒有。

　　在歐美，一群農夫休息下來，拉得一手好風琴，大家唱起歡樂的民謠；一個車夫停下來，從懷中掏出一隻口琴，吹奏得相當動聽；一個碼頭工人，一陣興來，昂首高歌一曲，也會博得路人熱烈的掌聲。歌王馬里奧蘭沙就是從這樣的碼頭上出來的。還有一群青年學生──聚在一起就能湊合成一支樂隊，演奏出美妙動人的曲子。不僅如此，有時候這些熱情洋溢的青年們，也會完全由自己籌備演出一幕戲劇──甚至是一場大歌劇，或者是組成一個旅行團。

　　在我們國內有些青年朋友的生活是極其單調的。單調的生活容易產生苦悶的情緒。因此，如何從單調苦悶的生活中尋求你最感趣味的事物，那是你個人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人都應該在日常生活中設法培養自己的生活情趣，否則，在單調苦悶的生活中是可悲的。

　　有些事物雖是飄渺，但卻能夠增進人生的趣味。世界上只有那些喪失了對於靈性生活欣賞力的人，才是最無可救藥的俗人。

　　即使是某些人甘願一輩子為生活而生活，但也需要一些愉快的事物來調劑生命的活力呀！

　　能夠經常保持輕快悠閒心情的人，才是能夠完成大事業的人。縱然生活和工作的調子是沉重和緊張的，才更需要保持愉快悠然的心境。

　　一個人生活修養的優劣，就在於能否從紛繁的生活中找出苦悶來把它消除。越是在不如意的時候，越是需要保持心情的平靜。

　　不要有不能實現的妄想和不切實際的企求。

　　不要使自己的情緒恍惚不定。

　　不要因某一事物一時的不如意而弄壞了心情，甚至於遽然發怒。

　　不要疏忽在環境的四周，多找你所快樂的事物。不要斤斤計較煩悶於他人的閒言碎語，而要有能把握住自己的力量。

　　不要忘記，愉快的情緒是結交朋友的最好吸引力；而廣結良友又是愉快生活的泉源。

　　有人或許要說：「人生總有許多憂患」。對的，這話一點不錯，「人生」二字的涵義本就是憂患多於安逸，但既然憂患是與生俱來，那一味的屈服於憂患又有何用呢？應盡力去克服憂患，不讓它再增加，那才是你要做的。

　　唯有被憂愁消損了的生命，才是無可再生的。如不能從憂傷獲得什麼解救，那憂傷又有何益呢？

　　所以說，唯有善於遺忘不愉快事物的人，才會是對於生命永遠感覺是新的。

　　讓我們都能夠忘卻生活中的煩惱、苦悶和憂傷，多尋找一些有趣味的事物來充實自己的生活，來美化自己的人生。

　　人類的物質生活是有限的，也是黏附著許多煩惱的，更是難以滿足的。但人類的精神生活領域卻是無限的，在心智與靈性的享受上，是極少有夾帶著煩惱的，因為這完全是個體的心性上的領略，可以不為外力所干擾，從而可以美化你的靈魂，美化你的風度，也美化了你的言語。

　　所以歌德也曾經說過：「一個人在他的生活裏，每天應聽一點音樂，讀一點詩歌，看幾張好畫，庶幾塵世的煩惱，不至蒙蔽天賦美麗的心靈。」

　　「益者三友」，在我們的周圍有著不少心性敦厚，習尚不俗的俊秀之士，何不結為良朋，來美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呢？慢說是習尚與情趣的長期契合，即使是促膝小坐，閒話西窗，又何嘗不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豐富的生活內容與美化的生活情趣，是為個人的精神領域。天下之大，又何處不存在著歡欣愉快的事物！

　　一首好的音樂，會使人的心靈淨化。一幅好的圖畫，會使人的意境怡然。一首感人的詩歌，又會使人忘卻塵世的煩囂。從入世求出世，以出世看入世，實在更能使我們認識人生，接受人生，眷戀人生和超脫人生。

　　如此這般，雖然生活裏免不了有些個喜、怒、哀、樂，但你已做了生活的主人，那又於你何所疑懼呢？

　　　　（寫於民國五○年十月）

為覓霜根數寸栽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戰爭所造成的財窮民困，亟待復興，各國都努力於物質建設，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又形成了世界空前繁榮的景象，除了極少數地區尚有局部戰火發生而外，可說都是過著安定富庶的生活，特別是西方國家，對物質文明的享受，已達到了夢想不到的境界；但不幸的是，因為疏於對人類文化的重建，而長時期的物質繁華，卻腐蝕了人心；傳統思想理念被否定，卻並無新的主流以替代；宗教信仰亦為之煙沒不彰，於是乎，世間種種邪風怪象，都相繼出現，青年一代有些也是茫然不知為何而生，唯以頹廢乖常為能事。這種世相流風，表現於西方國際政治社會方面，尤其是混沌不清，善惡不分，是非不明，敵友不辨，令人喟歎！因論戰後這二十多年來，西方世界始終不曾再出現有雄才大略的領袖人才。可是，西方若干大國卻又對世局舉足輕重，究將會對人類禍福安危導入什麼方向呢？這是使人不能不時刻深思的問題。

　　臺灣大學校長閻振與先生，最近訪問歐美各著名大學歸來，筆者在一偶然機會裏跟他談到歐美的大學教育，除了對實用知識的傳授而外，是否對未來人類的希望，也有某種意念與中心思想，以啟迪青年下一代的責任感？

　　光夏先生回答說，現在他們也已經感覺到了這問題的重要性，所以，現在歐美的大學教育，已經開始同時注重於對領袖人才的培養，並從學生操行與人格教育，而推及於社會，尤為可喜的是迷失的一代也已經回頭了，不但「嬉痞」與「裸奔」這一類所謂反傳統反現實的行為，不再是時髦的表徵，而且胡鬧滋事的舉動也已近乎絕跡，大體上都能安靜的專心於學業，連往年鬧得最厲害的西德學生，現在也安靜了下來，這其間一半是由於自發的覺悟，一半是由於社會的制衡作用，因為凡是行為失檢的青年，出了校門，在社會上到處都不受歡迎，任憑有多好的才能，都難有發展，但這倒不是社會上故意抵制，而是不敢接納重用，怕惹來麻煩而已。

　　由此可見，青年人在校的進德與修業，二者不可偏失，中外皆然。西方社會對於人事任用資料的查考，連配偶都要列為重要紀錄，而況對於在校時的操行品德如何呢！

　　大學教育，是對於心智都已成熟的青年人的再提昇，不只是要能為社會所用，更必須要能為社會培養出未來的領袖人才，至於高瞻遠矚和雄才大略的國際政治家，雖非一朝一夕之功，但須先在其行為思想與人格教育上奠基，自屬不爭之論，現在西方的大學教育已經感覺到了這方面的需要，但願在未來的年代，能出現夠多的匡世之才。

　　　　（民六七、一○、一）

讀書與立志

　　人須立志，方不致生活漫無目的，尤不致精神孤寂而失所自持。然志之所由生，須從學問中得來。是以好學求知，讀書精勤，乃為立身處世之第一等工夫。

　　人若能習於一日不讀書便覺飲食無味，那才是真正達到了讀書守心持志的境地。

　　梁啟超論志之道：「立志功課有數端，必須廣其識見，所見日大，則志亦日大，此一端也；志既立，必養之，使勿少衰，其下手處，在時時提醒，念玆在玆，此又一端也；志既定，必求學問以敷之，否則皆成虛語，久之亦必墮落，此又一端也。」

　　任公所論立志之此三端，幾無一不與讀書有關。所謂「必須廣其識見」，固可由書卷中得之；而「志既立必養之」，書卷亦為志之瓊漿玉露；至於其志「必求學問以敷之」，則更須讀書不輟，其志方可立之而久矣。

　　復案曾國藩之言：「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文正公所言之此三要者，也已提示無一不與讀書有關。所謂「立志」、「有識」與「有恆」三者，均非不學者而能正其心，見其大與持其身也。尤以勤讀之不厭不倦，首為養成「有恆」之第一等工夫。一如另一位清代碩學陸隴其（稼書）所說：「讀書必以精熟為貴，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這番話語，不止說明了事事之貴乎有恆，也是對諉言無暇讀書者，刺以一錐也。

　　大凡好學求知之人，未嘗一事無成者。縱然不言其志，而其志自立。亦無須故現於外，而其才自現。是即謂「有學問人，如山韞玉，如淵藏珠，雖不現出，而精彩自然光潤，從來成事業者，未嘗不從學問中做出來也。」

　　準此而論，人之立志與成業，端賴學問為之基與為之始也。

　　所謂「立志」，必以見其大，方可稱之為「志」。苟若但為謀求一己之私與一己之利，那只能視之為「願」，而未可稱之為「志」。唯以有實學真知之人，方能心明於「志」與「願」二者之所由分也。

　　　　（民七一、一、三○）

留學考試

　　常聽人說，中國學生的課業負擔太重，戴眼鏡的學生人數比例越來越多。這一方面是由於各級學校必修課目份量本來就不輕，而另一方面又由於升學競爭，再加上許多的輔導課業就更重了。但是，出國留學考試，也是跟在國內升學考試一樣，全部的課目都要考，使得想要參加留學考試的青年學子，樣樣也都得要從頭作準備，無論在時間上、體能上和心理上，都又加重了負擔，不免有「十個指頭要按十個跳蚤」的顧此失彼之感。

　　這不僅在國內準備要參加留學考試的青年，都有這種吃力的感覺，而幸運的通過了留學考試已經到國外攻讀的青年，在來信中也每每述說，因從前的精力與時間分散，故結果在主科方面的成績，就往往落在其他國家地區的留學生之後，想要急起直追，倍感吃力。於是，又得再作一番的苦讀苦修，弄得日常生活也不如人家那麼輕鬆自在。

　　舉例說，在香港、菲律賓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華僑青年留學生和外籍學生，英文本來就是從小學就開始使用的語文，當然不要再作什麼準備，而只要在留學的主科方面下點功夫就行了。譬如，他留學的目標，如果是為了學習某項工程科學，只要把相關學科及數學，先打好基礎就成了，而不須再分心其他課業，即使在當地也有留學考試的話，由此亦不難獲得通過。到了外國各大學入學後，語文條件已經具備而不須再費力，就只管在主修的專門學科方面去努力，學業進度成績自然較優，並因心神集中而每多能有特殊成就。

　　反觀我們的留學生，在通過留學考試之前，要準備的課業實在太多，除了留學國的語文和主修學科的相關課業之外，其他副課既多又重，但為了能通過留學考試，又不得不全面準備，精力與時間分散，弄得無一專精，最起碼也會影響了外國語文和專門學科的程度，即使能勉強應付通過留學考試，但到了國外入學後，就感競爭乏力了。

　　留學是為了造就專門人才，似不宜再用通才教育的標準來辦留學考試。如果說民族文化與思想教育為必需，那先前在國內能通過各級聯考到大學畢業，就已足驗證是有了基礎，似亦不必再在留學考試中重複，方可讓留學生在出國前，能有充分時間用於主科方面的準備。

　　這裏所說的留學考試，不只是每年的公費及自費留學考試，也包括各機構人員的出國進修，都應該有革新的作法，以方便造就更多的專門科技人才。不知各有關當局，以為然否？

　　　　（民六九、一一、四）

天才與教育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人丁肇中博士，二月十一日在臺灣大學作專題演講過後，聽講人當場發問最多的是一位十二歲的國中學生楊柏因，而且所提出的問題內容都頗有深度，引起大家的注目。丁博士也認為楊小弟所問的問題都很好，除予慎重的回答之外，並表示楊小弟將來是個可造之材。

　　楊小弟的脫穎而出，立刻被人稱讚為「小神童」。但是，他的父親楊維哲教授，卻並不認為自己兒子是個天才，而認為現在很多小孩子都很聰明，只要父母教育方法得當，都會聰明起來。

　　至於用什麼方法來教導孩子呢？楊教授認為很簡單，父母應該多給孩子看點書，多花點時間和孩子討論學識，對孩子就有益處。

　　由此，大家當可得到一個瞭解，除了因為楊小弟的父親是臺大數學系教授，對他有較佳的學習環境而外，家長們多給孩子看點書，也就是對子女最好的教育方法。這應該是一般做父母的，都很容易做到的事，值得大家深思。

　　我們常見，有些家長很捨得花錢給子女買玩具、買新衣、買糖果，乃至時常給孩子許多零用錢去花費，但就是很少替孩子選購一些有益的書籍去讀。那樣不但會寵壞了孩子的生活習慣，也無形中使得孩子的心智，得不到啟發了。這就是楊教授所指出的，由於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方法不當，反而使得孩子變得不聰明了。

　　但可相信，每一位父母，沒有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材的。只是有些父母，因為忙於事業家計，或因不懂教育方法而疏於指導，就把教育成效都依靠學校，實在是不夠的。認真來說，學校教育也必須有家庭教育來配合，孩子的心智和品德，才會得到全面的平衡發展。在某些方面，父母對子女品德的家庭教育責任和成效，尤大於學校。

　　所謂天才，固然可貴，但若果父母疏忽了對子女的教育方法，使得孩子的「天才」，也就發揮不出來了，豈不可惜！

　　總而言之，父母應該多為子女選購優良的書籍，誘導子女多讀書的興趣，是絕對有好處的。至於有的父母坐上牌桌，只顧自己「娛樂」而嫌孩子吵鬧，給錢出去玩耍，那就更是等而下之的作法了。

　　　　（民七○、二、一八）

考生與家長

　　一年一度的升學聯考，學生和家長的心情，都不免會有些緊張，總希望能夠如願以償。其實，升學固然重要，但做家長的要注意維護子女的身心健康，則尤為重要。

　　除了極少數自認為學績特優而充滿了信心的學子之外，可說絕大多數應考的青少年，都對參加升學聯考感受到精神上很大的壓力，在這時候家長們如果不能注意放鬆子女的緊張情緒，反而只顧督促得太緊的話，則更會加重子女精神上的壓力，很可能就會產生了反效果。這猶如已經繃緊了的琴絃，再去加重它的張力，即使不斷裂，而所能彈出來的琴音，也會走了樣與變了調的。以往，有些學業成績原本不差的學生，而於升學聯考中竟然落榜，恐怕一部分原因就是失敗在心情過於緊張；其得失心愈重，應考的能力就愈不得發揮。這是學生和家長們，都應該在事前知所警惕的。

　　最應該要避免的，是家長們切不可責令子女一定要考得怎樣；更不可以說出如果落榜就會使家長怎樣失面子的話。因為用這種方法來督促子女加緊用功，非但於事無補，反而會破壞了子女在功課上的自發能力，而下意識的只把讀書與升學當作是履行對父母的責任，那就不好了。求學與進級的目的，在於增長知識；而學業進步的動力，在於本身能否有自發的求知興趣。因此，家長們儘可以從旁誘導和激發子女的讀書興趣，卻不可以把它當作是對家長履行責任。否則，那就不是子女的脆弱心靈所能承受得了的。

　　做家長的，尤其不可以拿別人家的子女來跟自己的子女作比，而誤以為這樣就可以刺激自己的子女急起直追。其實，這種方法非但不當，反而會傷害了子女的自尊心，甚或產生一種潛在的恐懼感，乃至會由於此種反感而形成為一種反抗意識，那就更非始料所及了。根據一般子女的心理反應顯示，最不高興聽的言語，就是拿別人家的子女來作比。

　　此外，還有某些家長在平時不曾關心子女的學業，甚至於朝朝暮暮的不下「桌」，而到了子女要升學聯考的時候，才緊張起來，逼著準備應考，或者臨時請人補習，但已經太遲了。

　　任何考試，即使有九分的實力，也還有一分的運氣。考生和家長，都應該放鬆心情，而不必把得失看得太嚴重。在今日工業社會，能學一技之長，或許比一紙文憑更管用。只要不懶惰肯上進，應知行行都是可以出「狀元」的。

國中生的壓力

　　公立高中升學聯考，各地區的錄取成績，都普遍的提高了，而且是一下子就躍升了很多。以臺北區為例，在總分七百分的最高標準下，連列後志願的郊區高中學校，錄取成績也達到了五百分。由此可見，國中畢業生升學競爭之激烈！

　　有人認為這是好現象，理由是國中（包括私立初中）畢業生的學力程度，又見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可曾想到，這往後對於國中學生的課業，又將會造成多麼大的壓力？

　　儘管學生的智力和教學的效果，各有不同程度的差別，但國中學生所感受的課業之繁重，則都是一樣的。凡是有子女在國中讀書的家長們，都必然已經體驗到，大多數的孩子都是睡眠不足，從國中一年級開始，就在心理上承受著升學的壓力，日以繼夜的用功不休息。在學校上了一天的課，甚或每天留校自修到傍晚才回家；回家後吃過了晚飯，就又是在燈下溫習功課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起來，匆匆早餐後，又趕往學校上課。這樣周而復始的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不但再加上每年暑假期間的課業輔導，每天還是照樣上學校，而且到了三年級的時候，更是連星期日也沒有了。甚至有些國中學生，在放學之後，就緊接著又趕去補習班再上課，熬到夜晚十一點鐘左右，才疲倦不堪的回到家。這不論是學生自願或是接受家長的安排，但目的都是為了希望能夠通過升學聯考，也就顧不得其他了。

　　有不少家長在放榜之後，非常惋惜的說，他們的孩子，每晚只睡兩、三個小時，但是還沒有能夠考上升學聯考啊！

　　在這樣繁重的課業下，正在發育中的十多歲的孩子，竟得不到生理上所需要的足夠睡眠，對健康上最先發生的問題和最普遍的現象，就是眼睛的視力出了毛病，戴眼鏡的孩子越來越多。若果不是由於經濟繁榮，一般家庭的生活較優，給孩子飲食營養好的話，恐怕其他疾病就來了。

　　國中生升學競爭也如此艱苦，而今聯考錄取成績已經激升的這樣高，有朝一日，豈不都非得要達到七百分滿分，才得上榜嗎？

　　延長九年國民教育，解決了小學生的升學競爭問題之後，而今國中生卻又形成為升學的瓶頸。教育當局，若不速謀對策，只恐怕將來的問題就更多了。

青年與工藝

　　我們國民生活水準日高，已經普遍進入現代化和電氣化，無論水電設施和家庭用具設備，都給人們提供了生活上的種種便利，但在便利之中，也加給了人們所必需具備的某些普通工藝技能，那就是對於各種現代化設備的使用和保養，以及簡單的修理方法，要能自己動手，才會更可得到它的便利。猶如只會開車的人，而若果不會簡單的修理，縱然是發生了小毛病小故障，反倒也變成了大累贅。

　　在工業社會的生活型態裏，人工費用必然較高，這在任何先進國家都是一樣，我們今日的情況也不例外。家庭水電設備發生故障，乃至衛生間失靈，請來工人，即便舉手之勞，也會索酬三百元，名之為「半日」工資，如果再更換點小零件，無從問價，總要收費在五百元以上。至於電氣用具，小毛病更是隨時都會發生，無論招工或者攜出去修理，往往在時間和金錢上都所費較多，甚至結果可能弄得反而並不如理想，費時費錢而外，又加上了困擾與煩惱。想想看，如果自己也會這些個簡單的技術，那該有多方便。

　　作為現代國民，尤其是青年人，更應該在平時注意多學習一些這方面的普通工藝，並且要能養成勤勞的習性而樂於自己動手，與其視為麻煩，莫如當作生活上的消遣，自然就會從中得到樂趣。譬如，水電設備或電氣用具發生了故障，家人著急，而你能把它動手一下修好了，那種快樂是比得上贏了一場比賽的。再者，如果誰家子弟有點工藝上的技能，在鄰居之中，更是大受歡迎，別家隨時來請幫點小忙，前往一顯身手，舉手之功，即告完成，人家連聲稱謝，那才真能體會到助人之樂，好不快哉！

　　生存在一切科學化的時代，家庭應用的工藝技術，幾乎已成為人人必備的智能條件，往後的趨勢，則更是不可或缺，即使不為助人，也該為助己，青年人一旦自己成立了小家庭，也將會受用不盡，何須臨時抱佛腳，而況具備了工藝技能，在生活上所得到的便利，有時候還不是金錢立刻就能辦到的。這番話，對於生活經驗較少的年輕人，或尚不盡瞭解。

　　青年人學習家庭普通工藝技術的方法，不外乎兩途，一是從書本上得到或隨時向人學習；一是以實際動手而從實驗中摸索得來，即所謂「一朝生，兩朝熟」，做過了就能會。總歸是有一個共同的先決條件，那就是「勤勞」。

優秀青年禮讚

　　住在汐止鎮的八位大學生和一位小學教師，利用寒假時間，義務為鎮上的高中、國中和國小學生，作課業輔導，並且捐書成立一個小型圖書館，供應中、小學生的優良讀物，同時也帶領學生們作正當的康樂活動，例如教習土風舞等團體遊戲。

　　這幾位大學優秀青年的優異表現，已經得到地方人士的普遍讚揚和支持。汐止鎮代會的各位代表和各里里長，紛紛表示，如有需要解決的問題，都願意盡力協助。

　　許多人看了這項報導，也都很感動，不但覺得這幾位大學青年的作法，非常可佩又可愛，而且所作的這項社會服務，非常有意義，並且有良好的深遠影響，對於在中、小學讀書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發揮了很大的愛心，既輔導了課業的進步，又把少年們的寒假時間作了正當活動，而不致於閒散流蕩沾染上不良習氣，尤其給少年們的心靈上承襲了愛心服務的觀念和潛在意識，更是意義深長。

　　還有一點也很可貴，這八位大學青年，大都原屬不同的院校：清大的林文成、師大的宋麗品、政大的林立華、黃玉燕和陳進彰、輔大的邱永成，中原的高煌鵬，以及在板橋國小教書的林月，可說他（她）們都是基於志同道合和服務社會的共同理想，而結合在一起，主動的作這種有意義的義務工作，傳播愛心的種子，實在值得稱許。唯一相同的一點，是他（她）們都是居住在汐止鎮，但由此也表現了愛護鄉里和敦親睦族的崇高情操。

　　再進一步來說，這幾位大學青年，作此有意義的服務，對他（她）們本身的人生價值觀念，就是很好的表現，把「生命的意義」提升到應有的階段。他（她）們不願把寶貴時間去作無謂的浪費，而從這種有意義的服務當中，獲得寒假生活的樂趣，這又是多麼可讚的心志內涵。

　　我們由此也可以想到，像這樣的好青年的好表現，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會有，著實令人感到我們新一代青年的可愛，顯示國家前途也由此充滿了光明的遠景。即如，在中美斷交時候，青年學生所表現的高度愛國精神和行動，也就是最好說明。再如，交通秩序服務，亦是熱情表現。

　　我們忍不住要建議各有關院校和地方行政機構，對這樣優秀大專青年學生，應給予適當的獎勵和表揚，縱然他（她）們並未希求獲得什麼，但是仍應該給予應得的禮讚。

　　　　（民六九、一、三○）

畢業旅行

　　各級學校一年一度的暑假，照例有兩件事情，是學校和家長們都要特別注意的，一件是學生在暑假期間的生活管理；另一件就是畢業旅行的安全問題了。

　　各級學校的畢業班，大部分在學期終了以前，就開始陸續作旅行活動。大專應屆畢業生，因為男生在畢業典禮之後，就要入營服兵役，所以要提早就辦畢業旅行；而初、高中應屆畢業生，因為在畢業典禮之後，就要忙於準備參加升學聯考，所以也提前就辦畢業旅行。

　　很難說是從何時開始的，各級學校畢業班學生作旅行活動，竟然成為一種通例，似乎不辦一次畢業旅行，就不算完成畢業惜別的程序，但事實上，並無必要非得如此這般不可。

　　畢業班學生旅行活動的本身，原無不可，而且是有益身心的好事，問題在交通安全，越來越令人擔心，各地公路上的車輛，日益增多；行車的速度，也愈來愈快，從都市到鄉村；從鄉村到山野，各型車輛都是川流不息，再加上氣候變化莫測，風雨與濃霧，也都會造成交通事故，許多情況往往由不得人，一旦發生意外事件，其不幸的後果，已是「前車可鑑」，樂極而生悲，校方與家長都已是追悔莫及矣！

　　以往的幾次大車禍，相信各級學校當局，對於辦理畢業班學生的旅行活動，都已是警惕在心，即使由學生們提出這種要求，恐怕各級學校當局也不敢大意而行了。乃至於領隊的老師，也感責任重大，承擔不起了。

　　其實，為學生辦理畢業活動的方式，是很多的，何必一定要去旅行？風氣是人為造成的，若果能以其他的方式，來替代畢業旅行活動，只要能用心設計和作妥善的安排，一樣可以達到盡興與惜別的效果，自然而然的就可形成另一種新的風氣。例如，在校內舉辦畢業生園遊會，可以做得多彩多姿，趣味盎然。例如，指揮畢業班學生去為社會作慈善性的服務活動，留為紀念，也很有意義。再例如，由畢業班學生演出話劇或作同樂晚會遊藝節目，豈不比畢業旅行更為風光熱鬧。在世界上各個教育普及的國家，學校畢業生以演出舞臺劇作為惜別活動，也是最為普遍的。

　　或許有人說，舉辦上述這些活動，恐怕花費很大。但是，要算算一次畢業旅行，少則數日，多則一週以上，車輛包租費和食宿費等等，學生所交的錢，為數亦頗可觀，如果把這些錢集中起來，乃至由學校再補貼一點，而舉辦上述任何一種活動也就足夠了，何不以此而倡導之？

暑夏戲水須當心

　　夏天最為大家所愛好的戶外活動就是游水。特別是年輕人和小孩子們，原對玩水有興趣，每每樂此不疲。因此，一般家長們在夏令季節，更要特別注意子女出外游水的安全問題。

　　青少年性情是純真的，很容易在玩得高興的時候，把什麼危險都忘記了。所以，問題並不完全在於游泳技術的好壞，只怕太過高興而得意忘形，就可能會發生意外事故。所謂「樂極生悲」，多半都是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的。

　　每年夏季，總不免有溺水事件發生。其中，有無知的孩子，也有會游泳技術的青少年。家長都應該告誡他（她）們，決不可以只憑會點游泳技術，就自以為不會有問題了。事實上，在游水中發生意外事故者，有不少也是游泳技術頗高的人。所謂「藝高人膽大」，可能就會壞在太過膽大與自我放縱。

　　不論是在游池、在海濱、或在河溪中戲水；也不論會不會游泳技術和會到什麼程度，都應該要注意安全問題。不但對於陌生的游水地方要特別注意，即使對於曾經去游玩過的地方也不可以大意。譬如，一般的河川溪流，又經過一年的水流沖激與河床溪底的自然變化，不論深淺度或水底狀況，就很可能跟去年又不一樣了。

　　一般來說，設備比較良好和有專人管理的游泳池，是較為安全的。但是，這其中也還是有須要個人注意的安全問題。譬如，已經會游泳者，也要注意不可以隨意游到跳水板的下面去，以免有他人從空而降的跳水下來，會被撞傷了身體。正如同駕車人，不僅不要撞別人，還要防備會被別人撞。至於新到一個泳池去玩的時候，最好也先要留心觀察一遍泳池的構造及深淺尺度，初學游泳者尤其要注意界線。

　　到海濱去游水，當然必須要到有管理機構的海水浴場，在安全上比較多一些保障。而切忌跑去荒野的海邊去戲水，那種危險性，幾乎是難以預料的。

　　此外，最值得耽心的，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們，往往背著家長去玩水，那不但最容易發生意外事故，而且不容易立刻為人所發覺。每年夏季，又正值學校暑假期間，而某些日夜為生活忙碌的家長們，要有警覺，切不可疏忽了對孩子們在這方面的安全顧慮。

學生打工安全問題

　　報上刊載臺大醫院急診處，近來連續收到因工作意外傷害而斷指切掌的患者，說是被機器輾斷或絞傷的，年齡大半都在十五歲到十九歲之間，臺大醫院覺得很奇怪，細問之下，才知都是青年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到工廠打工，因既無職前訓練指導，而又缺乏工作經驗，以致不幸發生了傷殘事件。於是，臺大醫院乃向社會與學生家長提出了緊急呼籲，務必要注意他們的打工安全。

　　許多人看了這則新聞報導，都感到驚心並十分憐憫，想想這些青年孩子，多半是高工、高職或國中的學生，乃至想到必然還有更多的大專和高中學生，也在暑期去打工，因工作發生意外傷害而求醫者，除了已在臺大醫院發現者之外，在全省各地其他醫院，可能也有類似的紀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這些在暑假打工的青年，必然都是好學生、好子弟、好國民；不論他們打工的目的，是為了賺取學費和零用錢，或是為了貼補家用，或是為了獲取工作經驗，或是為了消磨漫長的暑假時間，其動機都是非常的純正而可愛。乃至有家境良好而是為磨練自立更生的精神而去打工者，其志更為可嘉。由此讓我們看到了下一代青年的向上心，與刻苦奮發的志節。這些好青年，比之某些好逸惡勞，四處遊蕩，甚至惹事生非的所謂「不良青少年」，真是好得太多太多了，也是值得我們社會誇獎的。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這些可愛的好青年、好學生之中，於興高采烈的打工過程中，卻有不幸的遭遇了意外傷害，實在是令人為之心疼。人誰無父母子女，縱然事不關己，而任何人聽到了這種「血淋淋的教訓」，也都會為之惋惜不已！正值青春年少，而不幸造成了肢體機能上的殘缺，是一輩子的損失。我們不忍心歸咎青年人自己的疏忽，因為他們畢竟是少不更事，而最應該受指責的是工廠負責人，為何不對打工的青年學生，多付出一點愛心的照顧？為何把「生手」用來抵充有危險性的工作位置？而又為何不能時時給予指點與防護？據說有的工廠還把打工的青年學生，硬是一來就編入了一般生產線上，跟熟練工人同樣日、夜班的輪替，那怎能避免不發生意外傷害事件呢？在道義與良心上能安嗎？

　　做家長的，對於在學子女利用暑假去打工，最好也要多加關注，除了問明情況之外，亦應實地到工廠去看看。

　　「亡羊補牢」尚不為晚，而況來日方長，政府主管機關有權也有責任，在這方面應對各工廠立下嚴格的規定，以資警惕。

　　　　（民六八、八、二）

再談青年打工安全

　　報載：今年暑假以來，高雄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骨科部門，已陸續有十五名因工作不慎而致手部受傷的患者求醫，其中多數是利用暑假打工的青年學生。

　　每年暑假，學生到工廠打工，因而發生意外傷害的事件，往年已有所聞；今年在高雄一地的一家醫院，就又有十五名受傷者，而其他各地及其他醫院，所發現的這方面傷者，還不知又有多少？實在值得有關當局，加以重視。

　　青年學生因不曾經過機械操作的訓練，更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只憑著一股想做工讀生的衝動，就貿然的進入工廠，而工廠只為了獲取廉價勞力，不加以細心的照護，也就貿然的讓學生打工上場操作機械，而致發生了意外傷害事件。據高雄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醫生說，這些工讀生，都是十多歲的年輕人，許多人剛踏進工廠才一、兩天，就斷了手掌。

　　想想看，青年學生為了暑假打工，而失慎造成了一輩子的傷殘。是多麼悲痛而又令人惋惜的不幸遭遇！工廠老板於心何安，能夠不負起道義上的責任嗎？

　　骨科醫師陳勝凱，不禁感嘆的說：「這些工讀生沒有勞保，如遇到負責的老板還好，但有些老板根本不管工讀生受傷求醫的手術費用，還沒有賺到錢，就人財兩失了！」

　　高雄醫學院醫院所收的這些手部受傷的工讀生，有的斷指、斷掌、斷腕，也有的整個手臂的皮膚被剝下來，其肌腱與骨骼都清晰可見。

　　啊！那是多麼悽慘的傷害呀！任何人看到了或聽到了他們的那種不幸，都必然十分的同情。他們在年輕時就造成了手部傷殘，實在是一生都無法補償的損失！

　　更教人惋惜的是，這些工讀生必然都是肯刻苦上進的好孩子，他們在暑假不貪玩不遊蕩，而願去吃苦打工賺取學費或零用金，甚至是為了貼補家計，那都是非常可愛的孩子。

　　我在前年就曾經為文呼籲各有關方面，要注意青年學生在暑期打工的安全問題。但今年暑假又發生了這一類的意外傷害事件。我們再次呼籲教育部和經濟部（工業局），在每年暑假前都應通令各級學校和各工廠，要特別提高警覺，注意維護工讀生的工作安全，最好能夠訂下安全規則，通令遵行。同時，我們也呼籲一般家長們，對於子女在暑假去打工，務必要多叮嚀和多關心子女要作安全上的選擇，切莫等到萬一發生了傷害事故，再痛悔也已來不及了。

　　　　（民七○、九、四）

切忌惡作劇

　　有些頑皮的年輕人，把惡作劇當作好玩，往往會因而造成意外的不幸事故，悔恨莫及。

　　最近曾發生工業技術學院的十二位教職員生，在宜蘭縣境太平山上迷途，在山中經歷了多天的苦難，始在動員大批搜救人員尋覓下，免遭不幸。

　　由這一事件，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在一處山間風景區遊覽，看見幾名男女青年，說說笑笑，跳跳躍躍的前行，走到一條岔路口，其中一名頑皮的青年人，順手把豎立在路邊的指路標一扭，箭頭就轉了方向。我急忙趕上去把那名青年人叫回來，詢問他是不是因為發現了錯誤而改正方向。當時他神情很尷尬的笑不出來，但只把指路標又扭回原來的方向。這時候他的同伴們才發覺了他的這種惡作劇舉動，紛紛指責他這種行為可能害人不淺。

　　雖然最近在太平山上所發生的十二位師生迷途事件，並非因為受了指路標的誤導而造成，但欠缺明顯的路標則為事實，以致在翠峰湖畔的岔路上，找不出正確的方向。

　　由上述的故事及事實，因此也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對年輕人的公德教育需要加強；一是各有關方面對於各地方的指路標，特別是在山區地帶的岔路口，務必要設立牢固的和不容易被人轉動的指路標。這關係路人的安全，實在太重要了。

　　此外，就以往所聞，因為惡作劇或開玩笑太過分，而造成的不幸事件，都足以令人警惕在心。例如，在人背後抽去座位，使人冷不防跌坐在硬地上，因而造成了坐骨神經的重傷害。再例如，於黑夜中扮鬼來驚嚇某人，不料對方有心臟病，因而也會造成意外的命案。還有一種惡作劇，就是故意謊報什麼好的或不好的消息，也可能會造成對方精神上或財物上的意外損失。諸如此類，都是惡作劇的不良後果。

　　年長的人，因為生活經驗多了，比較少有惡作劇的行為。最該受到警惕教育的，就是少不更事而又頑皮的年輕人，都應切忌惡作劇以免害人害己。至於有的刊物，還以彙輯登載「惡作劇」當作趣味，實在也嫌對社會教育太不負責任了！

公共安全不可兒戲

　　公共安全，是大家的責任。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都是犯罪。即使能逃過法律的制裁，也能逃得過良心的懲罰嗎？

　　在花蓮附近花東公路上的「仁壽橋」，於七月二十九日，因被安迪颱風帶來的洪水，沖毀了中間的兩節橋面，交通中斷，就從橋兩端暫時封閉，以待修復。在這座橋的北端，除封閉了橋口而外，並駐有守衛哨；而在橋的南端，則只設置有攔路的木架和鐵線，阻止車輛行人進入，以策安全。但是，到了中秋節的夜晚，在許多郊遊賞月的人群當中，可能有壞人惡作劇，竟於暗中把橋南端的攔路物件破壞移走，而未被發現。不幸的是，有花蓮籍的二十四歲青年林志平，攜同其桃園籍的十八歲女友陳秀榮，於十月四日凌晨，從鯉魚潭風景區賞月完畢，共乘一輛機車繞道由花東公路的「仁壽橋」回花蓮市，因其一直在臺北工作而尚不知該橋已斷，且不曾看見有封閉物阻擋，於夜晚騎著機車就直奔橋上，可憐這一對情侶，即凌空墜落二十五公尺下的亂石溪床，當場車毀人亡。

　　相信任何人看了這一則新聞報導的意外情況，心裏都必定會為之惻然！好端端的兩個青年人的性命，就那樣冤枉的被斷送掉了。其家屬親人的悲痛，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又能向何處去追查那害人的兇手呢？

　　有些缺乏教育的不良分子，任意破壞公共設施，把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也當作兒戲，實在是罪大惡極。又例如，在都市內的道路工程，入夜後雖設置有攔路架和紅色燈號，卻被惡作劇者移動了，而於發生事故後，施工單位則有口莫辯。諸如此類的不幸事件，屢有所聞。像花蓮「仁壽橋」的這件實例，如能列為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教材，必會有很大的警惕效用。而任何有關單位，對於公共安全設施，亦應務求穩妥可靠，並應時刻注意檢查。

　　家庭對子女的教育，尤為重要。舉例說，最近五股水災，滿街淤泥盈尺，路人舉步難行，而街邊住戶頑童們，用乾土撒在淤泥上，騙路人去踏，鞋襪盡沒泥中，甚而跌倒泥漿裏，頑童們拍手竊笑，而其家長們竟也笑哈哈，那還有什麼家教呢？受害的路人過去之後，頑童們又故技重施的再撒上一層乾土，等待人來再上當，其家長竟仍不制止，真是可惡之至。這樣被養大的孩子，還會有什麼好德性呢？

　　嚴格說來，德育應該重於智育，若果德育不彰，而縱然有了高超的技藝能力；亦幹不出什麼好事來。現在的下一代，就又是未來的上一代，其家教之好壞，就又種因於此了。

　　　　（民七一、一○、一九）

流行歌曲

　　人們一提到流行歌曲，意識上總指的是情情愛愛的歌詞兒，覺得太過氾濫了，就變成了所謂的靡靡之音，有害社會風氣，故而有「淨化」之議。

　　但是，如何才算是「淨化」，似乎也難定一界線。在觀念意識上，亦不宜將情歌一類都視為是不好的東西，何況已被「淨化」出來的歌曲，也不見得每一首就都符合要求了。

　　所以，問題不在「流行歌曲」有罪，也不在「男女情歌」不當，而在於歌詞內容的浮濫低俗，不堪入耳。唱來唱去，只聽到愛呀情呀的字眼，但莫知所云，更別談有什麼美的意境了！

　　為了能更求進步，我們與其倡言「淨化」，實不如直截了當地要求「提高水準」。因為「淨化」二字不但籠統，而「淨化」之後若是作品水準仍然不高，反倒失去了示範的效果。並且在人們創作意識上，總認為撇開愛情老套就等於是「淨化」了，亦嫌過於偏頗。

　　描寫男女之愛的抒情歌曲，只要意境純美，詞章典雅，對人們的靈性生活反倒是一種「淨化」。正如同大禹治水的道理，與其對「人慾橫流」加以堵塞，反不如疏導之於正途，更可以收潛移默化之效。

　　在我國古老的「詩經」裏，所收集的描寫男女戀愛的情歌，所佔的篇章就很多，經過孔子的刪訂，還是大部分保留下來，即成為了我國最早的文學藝術作品，今人又何須大驚小怪呢？問題就在意境要純美無邪，不可流於低俗卑劣。玆摘錄詩經裏邶風靜女一章，可以為鑑：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這一首民歌，可說是刻畫男女戀情，非常純美而又含蓄的「淨化」之作。

　　當然，我舉此一例，並非是要人也以此類古典章句來寫現代的歌曲，而只是為了說明所應走的風格，似可以此作為參考，豈不也就是一種「淨化」了？

　　再者，我們現時的所謂「流行歌曲」之所以弄得不倫不類，低俗不堪，或多或少也是受了外國流行歌曲的影響，甚至生吞活剝地照直翻譯過來，而致氾濫「成災」。

　　　　（民六六、七、一一）

校園歌曲

　　近幾年來，中外流行歌曲，都顯得很不入流。西洋流行的調調兒，美其名為「新潮」，實則是飢貓子喊叫的，變成擾人的噪音；國語流行歌曲，自吹說是「突破」，實則是每下愈況，詞與曲都低俗不堪。有一陣子，甚至到了莫知所云與莫知所唱的程度，令人額嘆不止！

　　在這些西洋的與國語的流行歌曲當中，頗多都是從電影裏的插曲拷貝下來的。因此，連帶的也顯示了電影的水準與內涵，亦大不如前。於是乎，在觀眾和聽眾的厭倦與懷舊的情緒下，商人見風使舵，好的老影片和好的老歌曲，又都紛紛出籠，但與其說這是懷舊，勿寧說這是反映了大眾對藝術界的不長進，所表示出來的諷刺與反抗態度。

　　很久以來，在國語電影界，就流行著「大學生不看國語電影」的說法。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一些程度較高的大學生，對於劇情千篇一律與粗製濫造的某些電影，委實提不起興趣來，索性就一概不看了。同時，對於跟電影相關連的流行歌曲，也覺得俗不可耐，既哼不上口，亦就了無趣味。

　　但是，這種排拒的態度，畢竟是消極的。如果不願隨俗打流的唱這些流行歌曲，那又唱什麼呢？總不能生活在沒有音樂的地界呀！有理想的青年朋友們，終於覺悟，何不起而自己創作好的歌曲，既可歡愉了自己，又可照亮了別人，唯有變消極的排拒而為積極的創造，才是振靡起衰之道。所以，「校園歌曲」就一天天的興起了。

　　由「校園歌曲」的興起，而且愈來愈表現得美好，並已為社會所接受，這證明了大學生以往對不良流行歌曲所持的排拒態度，是有其水準上的要求和知性上的理由的。藝術界不能不服氣，更不能抱怨他們何以不支持你的「產品」了。

　　「校園歌曲」非自今日始，早在民國初年，大學校園裏的知識分子，就已有這種表現。例如，劉半農作詞，趙元任作曲的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抒發了多少青年人的美好情懷，而至今仍是廣受喜愛。現在的「校園歌曲」之興起，可說是「校園歌曲」的又一次復興了。

　　這是很可喜的現象，應讓青年們自動自發的繼續創作下去，有關單位最好不要因有鼓勵之心而於無意之中卻發生了干擾，商人也不要只為營利而攪亂了他們創作的心靈。

　　　　（民六九、一○、四）

經驗可貴

　　人類的一切智慧知能，無非都是從生存經驗中一點一滴地積聚而成。整個人類由蠻荒進化到文明，就都是經驗的紀錄。新的創造與發明，也是以前人舊的經驗作基礎，故謂之青出於藍與推陳出新，就是這道理。

　　所以，有一句名言：「知識即是經驗的累積。」

　　青年一代尊重經驗，就是尊重知識的可貴；青年到了老年，經驗閱歷更豐富，或經過修正，或推陳出新，其經驗仍保持為最有用，又可幫助了下一代的青年。

　　但是，現時代有一部分青年，卻反此道而行，在家不聽父母的經驗教導；在外不尊重長一輩的經驗指引，甚至視父母與長輩的道理為「落伍」，處處自以為是，目空一切。於是，許多離經叛道的現象都出來了，結果不是弄得焦頭爛額，就是走了許多的冤枉路而仍未達目標，乃至還得要父母或長輩出來為之收拾殘局！

　　猶記得某人士，創辦某一規模頗大的機構，非常寵用年輕人，他的口號是「不需要經驗，可創造經驗」。由於過甚放縱年輕人，而使得少數有經驗有素養的穩健之士都無能為力，只有旁觀的份兒，聽任一批小伙子目空一切，驕狂蠻幹，橫衝直撞的結果，經驗是創造出來了，但事業也被弄得一團糟，無法支持，終至於黯然收場。

　　從此之後，就沒再聽到這位人士還提起他那句得意的口號，但只說：「現在有經驗了。」可是，已時不我予，沒有機會可再試一次了！

　　如果「知識即是經驗的累積」這句話的道理可以成立，那不尊重經驗即是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即無異於是盲人瞎馬，成功的或然率就更小了。

　　這也驗證了培根的一句名言：「無知識或知識的錯誤，便是事業的毒素。」

　　西方人遇事大都肯於信任專家。專家是什麼？他或許是學者或許不是，但必定是最有經驗的人。有一故事說，美國某工業城停電多日，請了幾位電機博士都找不出原因，焦急之下，請來一位已退休的老師傅，只用大扳手敲了一下，全城立即大放光明。足見經驗之可貴，尤勝於知識。

　　再如江河航行及港口領航的舵手，莫不是年長的經驗人，但年輕一代若不尊重經驗亦不屑於接受指導，又如何能以教之傳薪呢？

青年婚姻問題

　　報載二十七歲女子林某，是臺大商學系畢業，嫁給只有小學程度的三十五歲陳某，成立了小家庭，但由於教育程度的懸殊，婚後不到半年，林女才發覺很多觀念不一致，就提出離婚，但陳某仍愛她而一直不肯分手，林女深感生活沒有樂趣，常自悲嘆今生再無幸福可言，竟自尋短自絕於世，造成了悲劇。但相識者，都不知他們當初何以會結合在一起的？認為自始就是一個錯誤的婚姻。

　　如果說是為金錢而結合，但陳某自稱是做小工維生的，婚前林女也必然會知道，而所以還甘願與之成婚，或許受了愛情的驅使，可是，若果是真有愛情，又何以不能忍受其他方面的犧牲？如果愛情與金錢兩者原本都沒有，但又怎的竟會成婚了呢？若非另有隱情，那必然是青年人太過自由的「盲婚」所造成的不幸結局，可是，以林女所具有的高等教育程度而論，在心智上又當不致於如此的思慮不清。

　　先賢有言人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人在三十歲以前，心智思慮可能都還未盡成熟，起碼在生活體驗和人生閱歷上，都還是不夠的，這似乎又與學歷之高下並不成為正比，如果沒有長者的關護指導，或者根本不聽長者的指導，就往往有許多事都會遭致挫敗，豈獨婚姻問題。撇開上述林女與陳某婚姻悲劇的內情如何不談，只以時下一般青年男女的戀愛與婚姻情況而言，仍有不少都是太過自由放縱，有的是家長們聽其自然；有的是家長們管也管不了；甚至有的是先造成事實而後要家長追認，諸如此類，結果美滿者固然也有，但以不美滿者居多，而一旦演變成為怨耦，卻又使得家長們難以收拾，因為自始就未得家長參與其事，到後來當然也就無從調理。今日今世，雖然「父母之命」與「媒妁之言」都已成過去，但若能得到家長們（包括所有尊親長輩）事前從旁參詳指導，不僅是必要，並且是必然有益的。俗話說，年長者「走的路也比你多」，的確是包含著人生世事的許多道理。自由戀愛，利弊是各半的。

　　大家都常把婚姻比作是「終身大事」，可見婚姻的成敗，對人的一生的重要。但是，現今有些青年男女，雖仍口說「終身大事」，卻又抱著所謂「還不是那麼回事」的態度，問題也就出在這種態度上，馬虎的結果是怨耦；衝動的結果是悔婚；盲婚的結果更可能造成悲劇，而致遺憾終身。

現代夫妻

　　每天展開報紙，從新聞版面看到了分類廣告，總會發現了一格連一格的「警告逃妻」，這些丈夫找尋妻子，或子女呼喚母親回家的啟事，若再細看內容，幾乎都是起因於夫妻失和；間或亦有以婚姻「騙局」而相警告者。

　　現代家庭的現代夫妻，何以會有這許多「一怒而去」的事故發生，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因由，固然很多，但就總括的因果來說，實在是由於舊禮教的解體，而對於小家庭的分立，卻又未能建立起現代夫妻須對小家庭負共同責任的觀念意識。

　　在往日大家庭制度下，父母和公婆可為一家之主，不僅對於當家主事，已有相當程度的生活經驗，並且在小輩子媳間可作為主要的調理與緩衝力量，遇有意氣事故發生時，即使不能「一言九鼎」，也可以盡力從中為之化解，務求言歸於好，方可為之心安。但是，小家庭又有誰能來作調理呢？現代人的生活是各忙各的，「休管他人瓦上霜」，何況當事人夫妻又每多不願別人知道他們的「內務」，乃至對別居一方的父母公婆也不肯談其得知究底。於是，在這夫妻之間，沒有誰能主宰，而二者又都是「權威」，每以細故而竟愈鬧愈僵，終至弄得有一方棄家不顧而出走。

　　舊禮教的種種，若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雖非百分之百的可取，但若能冷靜的衡量一下，其好處還是很多的，起碼對子媳一代可得有一層維護的力量。在這種傳統之下，為人子媳者，與其視為不甘願的依存，而何不視為尚有可取的庇護？在一朝「風雨」來臨時，小窩不足以托庇時，除倫理親情之外，又該當求之於誰呢？

　　小家庭的夫妻，自由固然是自由了，但就是因為都太過自由了，猶如沒有軌道沒有韁繩的車馬，怎不容易發生碰撞事件而又互不相讓？沒有了「警察」的干涉，可也就沒有人來調理了。或由於丈夫的荒唐放蕩；或由於妻子的任性倔強，小家庭破裂了，到頭來是兩敗俱傷！

　　舊禮教的約束沒有了，婦女也就沒有了對它的依存關係，但在獨立自主和充分「自由」的情況下，又有什麼新的可來代替它的維護力量呢？作為現代小家庭的夫與妻，可曾自問已否建立起現代家庭與現代夫妻的共同責任觀念沒有？一怒而去，無異自認是不配為現代小家庭夫妻的失敗者。

　　現代小家庭的夫妻，就好比是一座房子的兩支樑，少了那一支都會塌下來。小家庭的幸福，是只有靠夫妻的兩雙手來共同創造的，相忍相諒，相慰相勉，對雙方都重要。尤其是已有子女的小家庭夫妻，更應該憐憫孩子。想一想，自身的出生和成長，又是耗損了父母多少的歲月和心血，而今又怎可愧為人父母呢？

夫妻相處之道

　　報載臺灣離婚比率有增加的現象，其中以青年夫妻離婚者佔多數。這顯示青年男女，有濫用婚姻自由之嫌。

　　青年人的感情不成熟，對人生體驗也不夠，又多幻想，在不受家庭與禮教約束的情況下，結婚與離婚，每易衝動行事，就會造成不良後果，使得親友們也感到遺憾。

　　社會的繁榮，男女就業機會平等，青年男女大都可以獨立生活，無形中降低了對家庭的倚重，兩情相悅時就匆匆結婚，只顧愛情上的享受，而一旦發覺有了不合或只是為了細故反目，竟又會負氣離異，頓成陌路，實在是現代青年男女過分自我放任的結果。如果已經有了子女，而仍不計後果的遽而離婚，那更會造成下一代的不幸，也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的行為。

　　現代青年男女，對於夫妻相處之道，總認為應拋棄舊的禮教觀念，才算是時髦。孰不知中國的禮教觀念，無所謂新舊，自有其真理與永久價值。例如，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夫妻應該「相敬如賓」，這跟現代夫妻及西方夫妻所講求的「相互尊重」，又有什麼不同呢？

　　現代婦女，縱然不甘再受所謂「三從四德」的約束，但男女雙方如果不能正視「相敬如賓」的道理，也還是會變成為怨耦。至於說，能夠做到「互相容忍」，方可「白首偕老」，豈不是仍需要以「相敬如賓」為起點嗎？

　　試想，兩個生長在天南地北的男女，一旦結為夫妻，生活在一起，無論經過戀愛時間是長是短，總是還會有不能完全配合的地方，如果不能在「相敬如賓」的基礎上，盡量做到「互相容忍」的話，那就很難實現白首之約。

　　韓非子論家庭夫妻關係，有幾句話很透徹。他說：「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這也就是說，夫妻者原本是天南地北的兩個人，並無骨肉之恩，而於結為夫妻之後，就全靠愛心來維繫婚姻關係，方可期於白首偕老，若失去了這種愛心，即必又疏遠（離異）了，而絕不會像有骨肉之親那樣的牢固。這跟西方至今仍流行的諺語「結婚才是戀愛的開始」，是同一道理。你能說中國古人對於婚姻的觀念與夫妻相處之道，是落伍的嗎？

　　現代青年男女，想追求幸福的婚姻生活，何必以模仿西方習尚為時髦，只要能從中國固有文化裏去尋找就有了。

　　　　（民七○、一一、二六）

寫給青少年朋友

　　你或許已經在你的同學和鄰居朋友中發現過，有年輕人不聽父母的教導。你或許也已經聽到過有些年輕朋友，慣會說什麼「代溝」的話。你或許更見到過有些年輕人，以反傳統、反禮教和反約束為逞能快事的那種神氣表情，於是，就自以為這才是「不屈服的一代」或「奔放的一代」，因此而更助長了那種傲慢的心態。

　　然而，這種只「為反抗而反抗」的年輕人的心態，卻並不是最新的，反而是非常陳舊與落伍的。因為早在你的父母或祖父母的時代，就已經流行過這一套了。當年的他們，就是現在的你們，甚至比你們現在的「反抗意識」更為強烈，花樣也比你們現在的更多。所以，而今你們的這一套，在老一輩的過來人的心裏，是十分瞭解的，也是曾經親身經驗過的。這可以說，壓根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代溝」存在。但是，父母長輩為何到了今天，卻又不能容許新一代的年輕人也「反抗」一番呢？告訴你，原因就在於老一輩的人，早已經覺悟前非，而日子愈久和年齡愈大，這種懊悔的心情也就愈重，怎麼還會忍心看著自己的子女，將來又要這樣的抱憾不已呢？

　　青少年朋友們！你必然知道「五四運動」這個名詞吧？請你算一算，那已經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呢？在那個如火如荼的運動中，反傳統和反禮教也是它的內容之一部分，尤其以這一部分的浪潮，激盪得年輕人的情緒也最為狂熱。而一直到今天，還是餘波盪樣。其間並經過了幾度的大動亂，一代兩代的過去了，而傳統的一切，雖然並未能完全蛻變得了，但新的則是一樣也沒有能夠建立得起來，造成為今日的無以為繼的空虛狀態，這還不夠過來人追悔的嗎？試問現在新生的一代，又能以什麼新的來代替固有的傳統的思想觀念呢？

　　中國社會結構，自始就是以家庭制度為基石。所謂「幼承庭訓」的教誨力量，每能使得子女卓然有成。「孟母三遷」的故事，以及許多功業有成的歷史人物，如歐陽修、王安石、岳飛、乃至於近代的胡適之等等，多不勝數，莫不得力於母教之功。為人子女者，何能不聽父母教誨；而為人父母者，又何可不注重對子女的家教呢？

　　玆且引申北宋名臣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中的一段說：「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這段話說明了奉母之謹與母教之摯，對於一個人的立身處世與交友的成敗，是多麼的重要啊！

　　年輕人應以聽從父母的明理言教為榮，而不應以「叛逆」為時髦。過去應該如此，將來亦復應該如此。這中間，自有其永遠不可動搖的道理。

　　　　（民七○、九、七）

友誼與愛情

　　愛情是海水易起波瀾；

　　友誼是小溪涓涓長流。

　　沒有友誼的人生，沒有快樂。

　　沒有友誼的愛情，缺乏真誠。

　　然而，友誼與愛情；戀愛與情操，又是那麼的微妙難行，這常使得當事人莫知所從，莫知所止，於是就在易於衝動的青年男女手上，造成了許許多多的悲劇。

　　友誼可以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而友誼之中不一定就有愛情；但愛情之中卻必需要有友誼的滋長，才能使得愛情久而彌堅。青年人必須要以嚴肅的態度和誠意，正視友誼與愛情的分際，始不致於在茫茫中迷了路途。

　　在正常的男女友誼之中，不必去強求其產生愛情；但如果因而發生了愛情，也不一定會歸向婚姻，此其間，實在有著夠多的微妙的變化因素，男女雙方都應在一念之間把握住這些分寸，律乎情操，順乎自然，世事有定，何必疑慮？

　　人的情感本是捉摸不定的，美滿的婚姻更非強求所能得，在沒有友誼的基礎上，是不會產生可靠的婚姻的。反過來說，一個健全的婚姻關係，實在又必須建立在兩性間正確的友誼態度之上，因為真誠的友誼實在又比婚姻關係更為持久，一個真正有超逸的情感修養的人，即使在婚姻關係消失之後，雙方仍應該可以保持其正常的友誼。

　　「友誼」二字的意義，是表示著雙方的付予和相互的收受，而「愛情」二字的意義，則是支付重於受取，換句話說，愛的支出是不應該計較代價的，是不可以有附帶條件的，否則那種愛就不是真誠的，不是聖潔的。

　　有人說，愛情是絕對自私的，是完全佔有的。這句話絕對不正確，而且非常危險的乖誤了青年人的思想，因而，在一旦不能達到佔有的目的時，就容易發生了種種不應有的悲劇，諸如情殺、毀容、殉情等一類的罪行，影響所及，就足以使得青年人的情感生活失去自律。

　　愛的佔有，只能適用於玩物和動物，而絕不可以用於對「人」的侵犯，因為人是有人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即使某人被某人所愛，而被愛的人也自有天賦的權利，可拒絕接受，甚至在被動的情況下接受了而仍可以自由改變其處境，不必也無義務要對愛他或她的人履行回報，縱有回報，那也只是受良知的驅使，而不是責任的交代。

　　我們儘可以終身不渝的愛一個人，但絕不可存心終身要去佔有他（她），如果對方甘願終身為你所佔有，那應是相愛的結合，或者是你真誠的愛情力量所發生的結果，但仍不可視為是必然的回報。

　　愛的種類很多，有父母之愛，子女之愛，朋友之愛，同學之愛，師生之愛，部屬之愛，才學之愛，以至於男女之愛與夫妻之愛等，誰能把握住這些愛的分界，誰就能完滿的得到這些愛的快樂，而不致於陷入無端的煩惱；但如何才能正確的認清這些愛的分界並把握得好，那就端賴一個人的情感的陶冶與品德的教養了。

　　不管是任何一種的愛情，就像是青春的花朵，這須要慢慢地灌溉與耐心的等待，而不是急求可以實現的，世界上那有急於拔起一枝花木而就能使它立刻開放出美麗的花朵呢？那樣毀了它，實在是罪在自己。

　　嚴格說來，愛情本就是人類智慧的拓荒，直到今日，世界上還沒有一個愛情博士可以對愛情二字求出公式或立下定律。如何不以個人的自私而製造或增加別人的痛苦，即是為在感情生活上必須有的修養。

　　在風氣不良的社會中，男女之間是不易保持正常的友誼的。缺乏正常的社交活動，於是就造成了各種不光明的交友方式，而一般青年男女又大多缺乏嚴正的情操，往往把友誼與愛情混為一談，總認為一旦接交了一位異性的朋友，有過約會就誤以為是在戀愛之中，而不知友誼與愛情尚有一段漫長的距離，還有待讓時間去決定！即使很快的步入了戀愛的階段，如果不幸而仍然逃不過已被超越的考驗階段，戀愛遭受到挫折，那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再退回來，仍據守著友誼的界線呢？青年朋友們，請務必要改正你的意識，戀愛不成，並不就妨礙了雙方仍然可以做朋友。否則的話，那你當初的愛，就不是純正無邪的了。

　　在許多男女之間的愛情糾紛中，常聽到一方說另一方欺騙了他或她，這真是不太公平的說法，事實上，所謂騙，只是盲目戀愛的一種不良的後果，一般青年人在與異性交往時，往往不能適當的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下子熱情如火，而某一方一旦冷卻下來或發覺對方的缺點又想疏遠時，被冷卻的一方就認為是受了欺騙，不是消極頹喪悲傷，就是以強烈的方式報復，那除了更增加煩惱之外，又於事何補呢？人的感情有如一枝盛開的百合花，若果不幸一旦被弄污了，便再難回復它原來的美麗了。

　　再者，所謂愛情受騙的另一種情況，只因盲目的討好對方，在一旦不能得到相對的反應時，也認為自己是受了騙。實在須先瞭解對方所想要的是什麼愛，衡量一下才可把自己放置在一個適當的地位。

　　俄國文學家庫普林曾經說：「真正的愛情只是少數幸運人的財產！」可見愛情獲得之不易，如果能把這種的「失」看為是必然，而把這種的「得」看為是意外，你當會可以坦然一笑了。他又說：「愛──這個字裏包藏著多少神秘。在愛的痛苦中，又隱含著多少快樂啊！」

　　這是一種修養境界，如果你能有欣賞和享受失敗的愛情痛苦之中的快樂的雅量，你將是世界上永遠最幸福的感情生活佔有者，也可以說你是感情生活的「百萬富翁」。也正合乎我們從「恕道」中蒙受快樂的千古至理。

　　享受愛情和享受花木一樣，不論是苦的還是甜的；亦不論是圓滑的還是有刺的，都不可放浪的吞嚼或掠奪，而只宜細心的體會和培養，並讓其自由自在的生長，必會有開不完的花朵，若要想一下子就據為己有，強摘下來的花朵不會持久，還會傷害了其整個的生機，壞了根柢。

　　美麗的花朵，令人欣賞，可以沒有半句話語；美麗的愛情，是心靈的感應與精神的化合。絮絮不休的狂言，並不一定可以打動愛情的樞鈕，因為它原本就是一個微妙的東西呀！

　　愛情又好比如流水，淺水低咽，而深河則是啞然無聲和默默地長流！

　　請記住質樸和柔順，是結合愛情的膠漆；而狂放和強制，是破壞愛情的大敵。尤其在自由戀愛中，你所憑藉的力量，就是自尊、自愛、誠實、純潔和健康。

　　總之，男女之間的友誼並不就等於愛情，而愛情的產生則是以純厚的友誼為起點。沒有嚴正的友誼態度，就不會有嚴正的愛情基礎，千萬不能以自我的意識，而去同樣估量對方看不見的心靈，那是極其危險的，若果強奪，那更是愚蠢！

　　如果是介乎友誼與愛情之間，那也無須為難，因為你原本就該仍然固守著友誼的分界，靜待它的愛情花開。

　　　　（寫於民國五○年九月）

禮儀與風度

　　禮儀是衣冠，風度則是衣冠的光彩。

　　衣冠與光彩是人人都喜愛的。

　　禮儀與風度，是人類生活中所必備與最佳修養。

　　具備禮儀與風度的青年，才是最美的青年。

　　所以說：一個人真正的美，在於風度；風度的美，是出自內心。內心的美，存在於高尚的品格。

　　風度是相當抽象的概念，但大致說來，心性品格愈高者，其風度必愈可頌讚。

　　風度固必須以外在的儀表為基礎，但外在的儀表不完全是靠先天的體態，更重要的還有賴於後天的教養。

　　我們聽人常談起某人風度好，某人風度不好，但對這個抽象的形容詞，又如何去揣摩、去歷練呢？

　　有人說，沉靜與灑脫就是一種好的風度。但這也是最不易把握得「巧到好處」，過與不及，均易流於庸俗或呆滯，或會流於孤僻，反而「不美」了。

　　如要把抽象的風度，化為較易於實踐的行動，或可用透過禮儀的表現方式，來自然流露風度的光彩，這也是容易為人所瞭解的。

　　所謂「禮儀」，又稱之為「禮貌」。禮貌不僅可表現風度，同時也是獲得友誼的一把金鑰。例如，適當的頌揚別人，總是會令人感到親切愉快的。所謂「適當」，就是不可以距離事實太遠，也不可以全無一點真誠。因為假如你在一個醜陋的婦女面前頌揚她美麗；假如你在一個鄙卑人的面前頌揚他高尚……那都是變成了揶掄，是會遭致對方的忌恨的。

　　在熙熙攘攘地社會人群關係之間，都需要以禮貌來保持關係的敦美。能夠保持有最好禮貌的人，也必定是容易與人相處的人，他無時無處不感愉快。

　　青年人所應該留意的若干生活小節，主要的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莫失莊重：青年人大都有天真活潑的性情，但如不能收放得宜，卻極易流於輕浮狂妄，以致於逐漸喪失莊重的氣質，久而久之，還可能會沾染上其他不良習慣。

　　二、堂堂站立：青年人應該有頂天立地的氣概，假如站著像彎弓曲竿或縮頸聳肩，說話如同數不清的一串脫線的珠子，或者有氣無聲，那都是要不得的生活缺點。

　　三、少說多聽：有一句諺語說：「語言是銀，沉默是金」。話說多了，總是有害無益。無分古今中外，喜歡多嘴多舌的人，總是不受人歡迎的。

　　青年人不論在任何場合，最好能多聽多看少說。因為青年人的經驗閱歷不足，不宜對任何事都亂發議論。

　　四、端正儀容：人類之所以要穿衣服，就是為了要端正儀容，增加人的尊嚴。因此，不應該怪模怪樣，奇裝異服。服裝不一定要華麗才能顯示一個人的美，而真正的美還是在於要有良好的禮儀風度。

　　禮儀與風度，對人的修養如此重要，並須在青年時期就應加以注意培養之，所以要再重說一遍──

　　禮議是衣冠，風度則是衣冠的光彩；

　　衣冠與光彩是人人都喜愛的。

　　禮儀與風度，是人類生活中所必備的最佳修養；

　　具備禮儀與風度的青年，才是最美的青年。

　　　　（寫於民國五○年七月）

快樂與永恆

　　「快樂是香水，灑給別人，難免自己也濺了幾滴。」──愛默生

　　在這一篇文字裏，我願意和青年朋友們談談什麼是人生的真正快樂。這「真正」二字的意義，指的是「永恆」，唯有永恆的快樂，才是人生的真正快樂。這種快樂不僅是你個人的感受，而是讓所有與你相識與不相識的人，也都同樣地感到快樂。因此；這種助人快樂的來源，必須是不自私的。

　　這種快樂的來源很多，隨時都在你的生活之中，只看你有沒有心去發掘。最容易實踐的生活行為；莫過於隨時隨地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愈是目的單純的幫助別人，愈是可以得到永恆的快樂；換句話說，也就是只為助人而助人，別無用心。像這樣的助人，並不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錢才可辦到，而在對方正需要別人援助的時候，那怕只是一草一木或只是舉手之勞，都可能會使對方一生難忘。

　　人人都會脫口而出的格言：「助人為快樂之本」，但必須要能努力實踐這句格言，才能夠體會出它的真義。

　　關於從助人而得到快樂的例子實在很多，有的在經過了幾十年之後；助人的人早就忘了，但被助的人，卻永遠牢記在心頭，當他一旦有能力答謝的時候，他是會想盡方法，以了心願，並且不願讓人知道是他回報。

　　在胡適之先生寫的〈丁文江的傳記〉裏（丁文江字在君，江蘇人，是我國的大地質學家，一生對國家的地質調查及地質人才的培養，貢獻至大）。曾提到了一個感人的故事，值得在這裏簡略的介紹出來：

　　一九二七年五月胡適從外國回到上海，知丁在君已在大連鄉間退休了。丁先生歷年的積蓄是很微薄的，在那個大動盪的時期，他還得要籌款幫助他的大家庭，避難的避難，上學的上學，所以他在大連的生活是相當困難的。

　　就在這困難時期，他忽然得到了意外的救濟，這是一個很有傳奇性質的報德故事。

　　翁詠霓（文灝）曾記此事說：在君先生在民國十六年淞滬商埠總辦辭職後，生計極為困難，幸賴楊樹誠君贈送五千元，得以度日。（那時是銀洋五千元）

　　丁文江的大哥文濤先生筆記此事較詳：「有楊金者嘗從美國人習鑽礦術，美人回國，楊即落魄不能謀生，有人慫恿之，使至北京謁七弟在君於地質調查所。叩以鑽礦術，知其有所長，為介紹於某礦場。不數年，頗有餘資，楊乃來北京，以二千金獻弟，弟卻之，楊固請，弟方為地質調查所募款設圖書館，乃請楊以一千元捐為建築之資。

　　「又數年楊已致富，不從事鑽礦矣，改營麵粉廠於徐州。丁在君在大連時，一天忽接一函，署名楊樹誠者，啟封則五千元匯票一張，並附以書曰：『公於我，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今我已富，聞公棄官後多負債，我不報公，無以為人。公若見卻，是以我為不義矣！』」

　　直到在君先生死後，這個很美的故事才由翁詠霓及丁文濤兩人的紀念文字中透露出來。隨後又有蚌埠的胡振興君寫了一篇文章〈誰送給丁文江先生五千元？〉在這篇文字裏，有幾點可以補充這個故事：第一，胡振興說這五千元之中，有兩千元是從前地質調查所的一個學生趙鑑衡君湊送的。趙君知道了楊樹誠的計畫，他堅決的要求楊君許他搭贈二千元，名義上仍推楊君單獨贈送，因為趙君怕在君先生不肯收受他的學生的贈金。胡振興君是在蚌埠一家銀行裏服務，所以他知道這件事的內情。但丁在君始終不知道趙鑑衡的義舉。第二，胡君說：楊樹誠君本來不識字，他生平只能夠很費力的寫一個楊字，所以他請在君的另一個學生劉秀良寫信給他。說明楊君的誠意，並且苦勸他暫行使用，等待將來經濟寬裕時再歸還他。同時劉君又代楊君寫了一封措詞很委婉的信給在君先生，請他不要拒絕他的一點誠意。

　　胡振興在他的文章中還略述楊樹誠的歷史，他說：「楊樹誠君的為人，有些特別，他自己在大庭廣眾之前，自陳他幼小的時候，父母都死了，他曾討過飯，幸由一美國傳教士留養，帶到美國，習成工藝。他對於礦業打鑽及機器技術，的確經驗豐富。在某礦場打鑽，他曾借重過丁先生。他從打鑽賺得兩萬元，在中州經營小規模的麵粉廠，刻苦經營，由此起家。他在這兩年運用他自己的經驗和智力，在本廠造成了九架麵粉機的磨子，連建築機房，添置機件，耗費了數十萬元。在開機那一天，他的麵粉廠經理才捏了一把汗對人說：『現在放心了，好危險啊！只有我們三爺才會這樣蠻幹到底！』」（楊君行三，即前時丁文濤所說的名「楊金」者。）

　　丁文濤用古文敘述楊君事，有些事實可以根據胡振興文章加以修正，他引的楊君給在君先生的信，當然也是他代擬的古文，不是學地質的劉秀良代寫的。大概當日徐州蚌埠之間，有這幾位好人，平時佩服在君先生的為人，他們知道了他的生活困難，決定要設法救濟他，於是出錢的出錢，寫信的寫信，讓這一位「曾討過飯」的楊樹誠先生單獨出名，贈送丁文江先生五千元，使他不便推卻。這也正如胡振興君在文章中所說的：「僅僅致送錢財，也不見得有什麼可以讚揚，不過，這五千元卻顯示出幾個人極可欽佩的高尚風誼。尤其是其中那位並不很富有的趙鑑衡君慨贈鉅款，還要把姓名隱沒，連丁文江先生始終不知道這麼一回事，也可說是奇之又奇了。」

　　以上就是這個感人故事的原委。我之所以要在這裏介紹出來，是讓大家認識助人的快樂，而這種助人應是別無目的的，只是出於純正的同情心，才可以獲得永恆的意義和價值。

　　一個是受過丁文江先生在人情上提拔過的陌生人；一個是受過丁文江先生在知識學力上教誨栽培過的學生，不管是怎樣方式，丁文江都是很純正的幫助過他們。這在丁先生只是以「助人」和「教人」為個人的德行和志行，並無附帶任何別的條件；換句話說，也就是以能夠助人為個人心靈上的快樂，並沒有想到會在許多年之後，又得到被助人的報德及幫助。

　　而這兩位受人幫助栽培，以後在事業上有成就的人，也會以有能力幫助別人而引為快慰，我們可以推想，那位「曾討過飯」的楊君，受了丁先生的德澤，不僅是對丁先生報德，也必定會是一個對其他落難人都樂於幫助的人。而那位丁先生的學生，對當年的恩師，如此的敬愛和關懷，其品德心性的高尚敦厚，亦足以作為現代青年的榜樣，他贈款接濟他的恩師，唯恐被老師知道是他送的，怕不被接受，所以不願具名。

　　這兩位當年受人幫助和受人教誨的人，後來都有了力量可幫助別人了，也必然感到是很愉快的事。至於其他的人，不論識與不識，在曉得了這種助人的故事之後，也是會「樂」於傳誦的。因此，一個人幫助了另一個人，可以使得許多人感受到快樂，又豈僅是助人者個人的快樂呢？

　　講到這裏，當可解釋了本文開頭所說的，真正快樂的意義和永恆的價值。這種助人的快樂的來源，必須不是自私的，也不是期求什麼的。

　　如果所有的社會人群，都喜歡把快樂的香水灑給別人，請想想看，這世界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光景！

　　在功利主義橫行的今天，世界到處都充滿了醜態，同情心日趨淡薄，這實在是很可怕的現象。我們每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實在不快樂。希望大家努力，把我們中國人固有的敦厚德性，再發揚起來。

　　　　（寫於民國五○年五月）

窗

　　窗有許多象徵，如智慧之窗，心靈之窗等等。

　　這個窗，是公車之窗。

　　公車是最大眾化的交通工具，不知是否因為計程車「安全」有了顧慮，近來搭乘公車的人，似乎比往常增多，也顯得更擁擠。加以今夏氣候特別枯熱，公車車廂裏的氣氛也更熱。

　　新式的公車，在進門地方可作迴旋的空間大多了，附近座位也改為單座，當然每個單座都是靠窗的，其餘空間，常時站滿了乘客，上下車最方便。

　　一天，忽然來了一場雷雨，這輛公車內乘客都好高興，久旱逢甘霖，能希望雨能下得越大越久越好。但是，靠窗座位上的乘客，受不了雨水打進來濕了衣裳，紛紛把窗子關上了。不多久，車廂內溫度就更增高了，使得許多人的呼吸，也就感到不舒暢。

　　到了一站，又擠上來幾名乘客，都想站到窗邊透透空氣，但每個窗都是緊閉的。其中，一位青年乘客，忍不住的一伸手就把面前的一扇車窗拉開了，雨水也就順著車風斜射進來，緊靠在這扇窗邊座位上一位中年乘客，臉上和衣上都濺了雨水，很不高興的就又把窗子推上了。但是，那位青年乘客不甘願，立刻再把窗子拉開了。如此一來，由無聲的爭執，終於變成了有聲的吵架。

　　「你怎麼這樣？」中年乘客臉色變了。

　　「空氣太悶了嘛！」青年乘客理直氣壯。

　　「雨水會打進來！」

　　「你有座位還不好嗎？」

　　「那讓你來坐！」

　　青年乘客不再言語，彼此「休戰」。剛巧這時又到一站，中年乘客悻悻然下車去了。那位青年乘客就接著坐了下來，但不一會也被雨水打得他受不了，先是悄悄的把他先前已拉開的窗子推上幾寸，可是雨水仍然打進來，不一會又把窗子再推進幾寸，只留下一條縫，似乎不好意思完全關閉。接下去一站，又上來一位胖胖的婦女，收起雨傘，立刻也衝到窗前，頻頻揩汗，看到這扇窗只留一條縫，竟也一伸手把它開大了，雨水自然更多打在那位青年乘客身上，雖然他不曾像先前那位中年乘客那樣一氣把窗子再關上，但是到了前一站，他卻忽然下車去了。當然，這位胖胖的婦女，也就順勢坐了下來，不一會她也就把她先前自己拉開的窗子，又自己再把它完全關上了。

　　以後，又發生了怎樣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到了前一站，也下車去了，沒有機會再繼續往下看。

　　　　（六九、一○、三○）

老故事與現代人

　　相傳漢代有一故事，荀巨伯遠赴外地探視朋友病，正巧碰上胡賊要來攻城，全城人都已逃散一空，病友對巨伯說：「我病得快死了，你快些逃生去吧！」巨伯回答說：「我遠道來看你病，你卻趕我走；使我不顧道義以求生，豈是我荀巨伯所應當有的行為。」爭執不下，而賊兵已到，大喝一聲問巨伯：「你是什麼人？全城人都跑光了，你怎敢獨自留下？」巨伯答說：「朋友病重，我不忍棄之不顧，寧願以我身來替代朋友一命。」賊兵賊將聽了，相顧而為之感動的說：「我等都是無義之人，而見有義之國，能不愧煞！」於是，賊兵慚然而退，全城亦得以保全。

　　而今，在現代人之中，有所謂有現代感的和現代思想的「聰明人」，見了這則故事；認為胡賊與荀巨伯都愚不可及，乃傲傲然地就把這故事改了，胡賊殺了荀巨伯，謂之為成全了他的心意，並洗劫了全城而去；當然，病友也一命嗚呼！因為有這種現代人生觀的現代聰明人，若不如此改變，就不會覺得是「合情合理」與「跟得上時代潮流」的。

　　然而，還有更現代更時髦的所謂「進步」思想，也已出現在當今之世，就把這個故事改得更絕，他正在照顧朋友的病，見賊兵來了，形勢洶洶，他那「聰明」的心眼一轉，立刻笑臉迎向賊兵，伸手相握，認賊為友，並幫忙賊兵將全城打劫，夥同而去；當然，也棄下病中老友不顧了。這就是所謂的現代人生的現代思想，「發源」於西方，也傳染到他方。至於將來賊兵是否殺了他？以及將來有何面目再見康復的老友，那全不在他的一念之中，因為那是將來的事，將來再說，眼前的「有辦法」與「耍得開」，才是合乎現代新思潮的要求的。

　　另外，還有現代人講的一個現代故事，兩個人去爬山，腰間繫了一根繩索相連，原意是互相照應並要生死與共，患難同當；忽而一人失足墜落，危在頃刻之間，另一人不能救援，但為自保，就將繩索割斷，聽任同伴摔死深澗，這種行為，即被喻之為是最具有現代人生思想的「聰明」的樣板，因他認為如果一同陪命，那是愚昧的。可是，令人仔細一想，這其中卻有疑問，當初以繩索相連，所為何來？又有何意義？若只為準備自己被救援，或只為準備在危難時將對方的繩子割斷，那豈不原本就是各懷詭詐的一場騙局？

　　老故事的遺風是「愚味」嗎？現代人的所謂新思想是「聰明」嗎？究以何者能對人種進化和對人性匡正有幫助，若稍加深思，相信很多人都必能辨別出來的。

小故事大啟示

　　外國人總說中國人的人情味濃厚，頗多欣賞與讚揚，但也有不表苟同的地方。

　　一位中國人和一位外國人，在公共場所一起吃飯，忽然跑過來一名活潑可愛的陌生兒童，口齒伶俐的要求這位中國人說：「伯伯！替我買一個泡泡糖，好不好嘛？」語氣是那麼的天真無邪而又嬌憨的惹人愛憐，何況所費只不過幾塊錢，於是，欣然掏出錢來就要給這兒童，但那位外國人在問明原故之後，而立刻加以阻止，並且非常認真的指責這位中國朋友的不是。當然，這名兒童也很不開心的對外國人翻翻眼，走開了。

　　這個小故事，卻顯示了一個大問題，由於中國人與外國人對於下一代教育責任的體認不同，所產生的價值觀念亦有很大的差別。

　　外國人解釋說，雖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對於兒童行為心理，則會產生深遠的不良影響；雖然這是出於成人對孩子的愛心，但可能因此而害了下一代的品行，縱然不是其父母親屬，但在社會教育責任上，則是一種過失。

　　這位中國朋友不服氣，辯論說中國人比較重於人情味。外國朋友則說，中國人的人情味，固然是美德，但不可濫用了人情味，譬如，小孩子不懂事，好玩的向陌生人討錢，但久而久之，在潛在意識裏會養成一種怎樣的品格，將來就是問題了。

　　這位中國朋友又反駁說，外國人不是最寵愛兒童的嗎？外國朋友回答說，是的，但也不疏忽對兒童獨立人格的教育，尤其不願讓兒童養成有不勞而獲的習慣，譬如，孩子在家庭裏勞動服務之後，才給予酬勞金錢；至於成人寵愛兒童，則是基於成人的責任觀念，例如在危急時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去保護兒童，在社會上是被視為英雄，普受尊敬。那又與真正需要發揮愛心的時候，而卻袖手旁觀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由這個小故事，使我也想起一件有趣而可悲的事來，在臺北市火車站前與新公園一帶，曾見一名十二、三歲男孩，手拿幾張獎券而嚎啕大哭，說是獎券與錢被人騙去了，激發了路人憐憫之心，紛紛施捨十元二十元，其中有人願意把他手中剩餘的幾張獎券都買下，但出乎意料的他卻不肯賣，真是奇怪？過了若干天，我忽然在南門市場一帶又發現他演出同樣的場面，引得家庭主婦們大發慈悲，這時我才恍悟真相，而再仔細觀察，這孩子轉過一條街巷之後，果然跟一個中年男子在暗中相會，臉上的淚痕也被喜笑烘乾了。

　　人情味與社會教育責任觀念，二者如何得到適當的調和與發揮，這問題很大，人們都應該多想想。

請多為別人想

　　什麼叫做「公德心」？聽起來似乎很抽象，儘管這三個字常擺在人們的口頭上，而對某些人還一下子不容易領會，做起來也就拿不定一個準則。

　　簡單一句話來說，凡事也要多多為別人來想一想，這就是公德心的出發點。

　　再深一層來說，中國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公德心的基礎。

　　無可諱言的，我們一切都在進步當中，而唯獨一般人的公德心，還是很差，隨處都可看到和感受到這方面的種種不好表現。

　　例如，最常見的公共環境衛生不良，隨地拋棄紙屑煙蒂或任意傾倒垃圾；在公共場所大打噴嚏而毫無遮掩；不愛護公共設施或不關好公用水喉；把公車座位弄髒而一走了之；放狗出來在街巷裏隨地便溺等等，就都是因為未能為別人想一想，而致喪失了公德心。

　　除了個人在生活上欠缺公德心而外，就大的方面來說，一個團體或一個公務機關，在關係大眾利益的行政措施上，如果也欠缺「為大家想」的做法，一旦造成錯誤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因涉及範圍比較廣，就更不容易補救了。

　　有些團體或公務機關，最常見的現象就是「本位主義」，只管本單位能夠「交代過去」，就不顧相同單位能不能適應，或是否會留下什麼不好的後遺症，等到問題發生了再來改進，已經是事倍而功半了。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之一，是在於每個單位，常各有各的所謂什麼「規定」，就各守「本位」而不再去衡量它的適應性與是否還會有實際功能。於是，就容易滋生問題與產生不必要的困擾。這些情況，也都是犯了「不為別人想」的毛病？

　　再者，個人心態與團體公務的成敗，則又是息息相關的。如果個人的習性欠缺「公德心」的素養，凡是不能為別人多想一想，也就容易在公務上造成錯誤事件。最鮮明的一個例子，就是臺北市自來水廠在外雙溪任意放水所造成的嚴重不幸事件，就是因為員工缺乏「為別人想一想」的素養，僅一念之差而鑄下大錯，已無法補救了！

　　所以，不論是社會大眾個人或公務機關員工，都應該要養成「多為別人想」的心性。唯其如此，公德心才可以普遍的建立起來。

處世之道

　　韓非子《說林》〈下篇〉，載桓赫之言：「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這是以雕刻的技巧，來比喻做人處世的方法。鼻子刻得大，尚可以修小，而鼻子刻小了就不能再放大；但眼睛刻得小，還可以再加大，而先把眼睛刻大了就不能再縮小。此義為凡事須留有餘地和退步，方不至於常遭失敗。

　　韓非的思想，是被列名於法家，然觀其所引桓赫之言，必表同之，豈不亦近乎儒家的中庸之道嗎？足見孔孟之學，確乎有順乎天與應乎人的真理存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

　　中國人的處世哲學，一向是忌「滿」與忌「貪」，無論對己與對人，總宜留有餘地。即所謂「行事說話，先存心為自己想一想，再存心替人想一想，乃無窒礙」。是以教人「處事從容，則有餘味；為人從容，則有餘年」。而最忌走極端，或一下子做得太滿與太貪。猶之乎雕刻之功，尚有可為修正的餘地，庶免僨事而落敗。

　　不幸的是，現代人因競爭過烈而貪心日甚；目迷於聲色，而心蔽於理性，滿了還想更求再滿，已有五十而猶思欲及於他人之百，甚至不惜鋌而走險，終致身敗名裂。過分貪婪，小則個人行為失檢；大則結夥作奸犯科，皆出於此焉。

　　貪心的行為表現，就是滿了還想更求再滿。而更求再滿之心，就是永不知足；而永不知足的慾望愈多，就會失望愈多；而失望愈多，就會對事事物物都表不滿，以至於行為乖張，言論反常，而莫名其妙的生出許多牢騷，卻「滿」腹「滿」胸了。這種無常之心，若有出現於政治慾望者，亦復如此。

　　人是理性動物，若失去理性則亦失去人智。是故一味走極端者，當為智者所不取。否則，其失敗亦屬必然。蓋以人之慾望無限，而生則有限，又何嘗有過可得最滿之時？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苟有所求，唯在於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耳。

　　為人立身處世之道，當如雕刻用事之法，循序漸進，時時處處均應留有餘地，既不可躁進，也不是一蹴可幾。而應以「平常心」，方可完成「非常事」。好為己想雖非罪，但也能替人想則為德。如斯者，堪稱無枉平生矣。

有容乃大

　　莊子《秋水》篇，有則故事說：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內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而嚇我耶？」

　　這則比喻，在說明社會各行各業不論人事制度典章之有無，而對於新的人事動向，每有某種程度之不易接納，自古已然，尤其是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此種疑忌心理，無形中杜絕了新人，而令人為之卻步，若再格於種種典章之設限，更談何容易做到人盡其才。這種現象，存在於中、下層機構者，尤其常見，每使上層領導人，對人事之調理而煞費周章，枉費不少心神，但仍每有欲得之人而不得留者。近聞某大公司邀得一高級人員，上班僅三日即因「空氣」之不佳而斷然辭去，老板悵然若失之下，竟也只有徒嘆奈何。蓋以「鴟」所據為既得者，而「鵷鶵」原不在意下，更無意與之爭，而長才自有其「海闊天空」可容，恆不失其樂，自亦無所患得患失了。再看莊子的另一則比喻：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

　　這又說明了，甲視乙為倖得者，乙並不一定就以之為樂；而甲視乙為失之者，乙並非就以之為不樂，何須乎臆度之不寬？而對於有道之真人，誠亦無須乎得有外加之物而方為之樂，怎又會庸人自擾呢？

　　世論人之修養與氣量，得來並不需偌大之歷練功夫，要在能看開世事榮辱與得失寸心，全在自我一念之間，苦樂自亦求之在我，否則即是物化而不自知已否定自我，於是乎隨波逐流者而自必煩惱無窮了。

　　有才而不恃才；縱恃才而並不以不得伸展而抑鬱憤世，寧靜淡泊而致遠，是為人生修養之第一等工夫。與此相關的，所謂「有容乃大」則更是不易達到的「空靈」境界，若以此求之於眾人，那更是紛雜而難乎致於一，但亦不必拂而去之，尚仍可用「齊之以禮」以化育之。無慾則剛，固不失為是人之一德，但無慾若能與韌性相加，則更能見其大，此雖不易及之，但如人人都能心嚮往之，則社會處處更見祥和矣。

學問與德性

　　讀書是為了明理；明理是為了做人。如果雖讀書而不明理，即是書未讀通。再如雖讀書有成而仍缺乏做人準則，也就是只有知能而無道心，那反不若一白了之本性清純可親。

　　就教育效果而言，如只著重於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德性的教養，那就不能培育出完全的國民。這從一國國民的公德心之表現如何，即可看出一國教育之成敗也。

　　清儒任德成象元先生所言：「勤讀書，勉為善，守此兩言足矣。」這即是教人應以知識與德性兩者並重，缺一則不足言成。這亦正是明賢呂坤先生所說的，「學問要訣只有八個字，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任氏吳江人，篤於儒行，雍正朝舉為賢良方正，固辭不出。）

　　為今之世，偏偏儘多只有知識而不具德性。例如，學政治者而不重操守；學法律者而昧於正義；學財貨者而忽視公益；學技藝者而賊於黑利等等，就都是因為在德性方面缺乏了涵養，而致其所獲得之知識，反方便遂行其不良之意圖，竟將知識誤用於犯罪技術。由於可見，知識之為禍為福，端在於其人德性之有無。

　　所以，在西方世界也有幾句警語說：「學問如藥劑，入名醫之手，則為世上有力有用之物；但如入庸醫之手，則為最有害之物矣。」

　　有學問而無德性，反而為害較重。大至結夥擾亂國家社會；小至個人行徑傷風敗俗，均為知識之賊。這究是知識害了他呢？抑或因其無德而侮衊了知識呢？豈可容其妖言惑眾，巧言令色，顛倒黑白以欺人。

　　或有人以其所謂的新思想與新觀念而辯之說，學問歸學問，德性歸德性。因而認為一方面可行知識之傳授，另一方面也無礙於其私生活之隨心所欲，指稱這是兩回事。但想想看，這不論於人於己，是不是應該分作為兩回事呢？

　　「交一讀破萬卷的邪士，不如交一不識一字的端人。」準此而論，讀書人如果無品，非但不是真正的讀書人，而做起壞事來，更甚於無識之徒，反不如一個平凡的端正人為可交。物以類聚，當慎思之。是謂：人之善惡，觀其所與友而可揣知，亦可據其所讀之書而知之。

　　學問原為立身濟世，但雖有學有術而無品無德，反足以欺心害世。而教育之初基，首要當在確立其人格。學問為枝葉，德性為根幹，有枝葉而無根幹，既無從再發，那就只是些片片落葉。

靜思與謹言

　　人之修養高下，完全在於自我省察工夫之有無。而省察之功，則得自一個「靜」字。唯能靜，方能思；唯能思，方能得。人每日若能有幾分鐘的靜思默想，必能大有助於增進個人修養。

　　中國先賢先哲，莫不從「靜」中有所得與有所長。是即謂：「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這些個修養工夫，首要的均從一個「靜」字始。

　　「靜」字的意義，也在於教人知非而謹言。蓋以人之所患，每因輕妄出言而招怨。輕至傷人敗德，重至滋生事端，均壞在口不擇言；而心雖善，終亦有虧也。

　　「聖賢教人，唯以謹言。言之不謹，獲禍最酷。凡一事有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亦不可著口；凡一語有傷我忠厚，雖閒談戲謔，亦應謹勿出言。喜極時，勿多言，多言會失信；怒極時，勿多言，多言易失體。陰刻者，勿與言衷情；輕者，勿與言密事。」這是明賢劉蕺山（宗周）先生的傳世名句。但這並非教人事事皆三緘其口，對於凡事關國族興亡大義者，當言則直，一如其立朝議政，每痛陳時弊，嚴劾奸佞，不稍敷衍，至屢屢丟官為諫，亦了無愧憾。

　　謹言之道，要在於不出不當之言。但若有人誤解為只說好聽的話就不會有差；甚或慣會把好話講在當面，總以為這樣必博佳緣，孰不知，如此弄舌以悅人，實非君子形象。再若當面說好話，而背後出謗言，則更流於卑下之徒而不自覺矣。先賢為此亦有警世之語說：「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唯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唯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即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為。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這些個道理，均為前人賢者從經驗閱歷與靜思潛修中得來，不可不信之守之以行之。人有七情六慾，孰能無過？要在能從靜中常思己過，日檢所言，自反而縮，庶可近乎君子也。

少言與當言

　　晉代王羲之的少子子猷、子重、子敬三兄弟，同往謁訪名卿謝公（安石），子猷和子重多談俗事，而子敬止於寒溫而已。他們辭出之後，在座客人問謝公：「這三子誰最好？」安石說：「小的最好。」客又問：「何以見得？」安石引用周易繫辭回答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而知之矣。」

　　這是古人對於觀世知人的標準之一，總以多言者為戒，故謂之「言多必失」。西方先哲也有一說：「人常因說錯了話而後悔；從未因沉默而後悔。」足見中外為人處世之道，莫不皆然。所以說，人有兩耳，只有一口，就是教人多聽而少言也。

　　可是，若當言而不言，或對公義之事亦過分沉默，就又會流於陰沉或被誤為鄉愿，是以先賢也教人：「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這個「好」字，就是要言之有當，言之有物。

　　然而，當今之世，風氣已大有不同，社會上每以能說擅道者為「能人」，尤以慣會「巧言」者處處得利，木訥者不為人所喜，因之，每見有以口爭鋒者為勝，而事理真義反遭湮沒，竟不以「譁眾取寵」者為惡，寧非憾事。

　　流風所至，儘多逞弄口舌之人，瞎三話四有之；亂發議論者有之；譏誚罵街者有之；只顧己利而不知公義者有之；只管評人而不知自檢者亦有之，於是乎，許多無謂的紛擾，都由此而生，大至妨礙了群體的和協；小至傷害了人與人之間的和氣，這種不良的習性，既然人皆惡之，原就不會蔓衍無止，但因仍有些人愛聽這種誑舌諷語，不意卻助長之！

　　慣於逞口舌之快者，又以隨便論人是非者居多，不究真相只攻皮相，實為口德之大害，但竟也有人盲從附和之，看人笑話，隨亦失正心，何不及時有以抑止之呢？

　　晉人有以謝安石與王坦的優劣作比，問於桓公，桓公沉吟少頃原欲有所言，忽又中悔而止，但說：「你喜歡傳人家的話，我不能對你說什麼。」像這樣的謹口慎言之德，能認清對象，言其當言，勿言其不當言，豈不可以杜絕了慣弄口舌者的事事非非，而亦無由起風吹波矣。

　　世事雖在不斷進化，但為人處世之道，仍以錦心繡口為好，而在少言與當言之間，若果自覺分寸無據時，總還是以「吉人辭寡」為至德至善。

知錯與認錯

　　每見有人以沉靜與謙誠的態度，承認自己錯誤的時候，就覺得其人特別美。尤以地位高者，能夠坦然對地位低者認錯，那種氣度之美，更是令人肅然起敬。

　　常言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其實，即使聖賢，也還是不免會有過錯，何況乎常人。而有錯不知錯，就已經是不明事理，愚不可及；設若雖知錯而仍不肯認錯，則更是個人修養上的一大缺點，不唯並不能增加個人尊嚴，反而降低了受尊敬的形象，也阻絕了一切諍言。

　　古語說，「凡事肯認一句錯，了卻平生多少禍。」這意思是說，不論朋友之間，同事之間，或上級與下屬之間；亦不論是私事或公事，一旦有了錯，就應該坦誠認錯，從知錯與認錯中，才能夠補過與改錯。否則，必然會錯上加錯，或延續了錯誤的不良後果，可能就會招來更多的損失或災禍，終至悔之已晚。

　　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知錯亦能自承錯誤的人，不唯為最明達之士，尤為最可貴之賢明。這樣的明達人，無形中必然能夠獲得更多的助力。因為這樣才會使得他人，樂於為之獻替，為之進言。

　　明儒賀時泰先生諭人之珍養說：「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這實與虛，都是必須建立在一個「誠」字上面。所謂「不誠無物」，即是這個道理。不論治事或做人，都應該具有實心與虛心，敬誠澹一，毋固毋意，方能求得成事與知事。又所謂「得道多助」，就個人來說，這也是心性修養的重要工夫。

　　有錯而不肯認錯的人，通常都被視之為「固執」。造成這種「固執」的心理因素，一部分是由之於孤高自傲，因而事事都自以為是，有錯也就會錯到底，幾至不可收拾，一敗塗地，令人惋惜。

　　強不知以為知，或僅一知半解而就自滿，都是同樣的幼稚可笑。這樣的人，往往慣於在人前賣弄其無知之知，被人笑在心裏，而其尚無所自覺。這樣的人，通常都被譏之為一「充能」，實則是並無真才能。縱有一分，他就自以為已有十分，這也就是所謂的「器小易盈」。因之會大言不慚，因之會喜自誇於眾。於是，「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笑於胸中矣。」

　　有的地方，現仍存在有「位大即學問大」的作風，自視為永遠無錯，而眾皆錯。這樣作風的結果，其個人常鬧笑話，尚屬其次，而無形中造成其所主管機構的暮氣，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知錯與認錯，並非不美；而不知錯與雖知錯竟不肯認錯者，那才是最醜的。

容忍與處世

　　人生有兩件事，任誰都不會自感滿意，一是學問程度；一是處世工夫。這兩件事，都會為人的一生，留下或多或少的遺憾，尤以處世為最難。

　　關於處世哲學，先賢名訓雖多，但若非懸格過高，即是不易做得恰到好處，甚至因對象或場合之不同，而所得效用亦殊異，洵非一箴一銘而可放準一切「世俗」。

　　說到世俗之紛雜，誠如人面之多樣。而以一己之智，去應對如許多的變異，難矣！故賢者每教人在世俗處著力下心，成其修習工夫。有謂：「俗情濃艷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抑鬱處，遺得下俗情；耽溺處，撇得下俗情；勞攘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俗情；矜張處，抑得下俗情；侈放處，斂得下俗情；難忍處，忍得下俗情；難容處，容得下俗情。斯為有超世之識，且有超世之守。胸中不平要鳴；胸中有得要說，即是無量。」這樣的修養工夫，任誰如何做得到呢？放眼四海，能深得此道者，又有幾人？若斯，誠為超世之人矣。而「不平要鳴」即是無量，當係指對一己之委曲而言。若對公是公非而亦三緘其口，則非僅流於「鄉愿」，且有藏奸之嫌。再以現代標準來說，對於缺乏正義感的人，也會不為社會所重。要在「鳴」之有當，而其「當」與否，端視場合與對象；但如何恰如其「當」，亦難矣！

　　是故，處世之難，說也說不完。因之，明士智者，總嘗概括以「容忍」二字了得。有所謂：「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這固然最是恢弘大度，但陳義則嫌過於空泛，讓人於世事歷練中，又從何做起呢？倒是另有幾句名言，可供人從體驗中，增進其修養工夫，是謂：「容得下幾個小人，耐得下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胃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啃橄欖，當下不無酸澀，然回味時滿口清涼。」

　　人不「能忍能容」，苟非氣盛，則傷在好與人比聰明。若能每思及此，氣亦無由生矣。「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這樣一來，自便能忍亦能容，而心中了無塊壘積鬱。此縱不能化人之劣，而自亦可健神益脾。此縱被人視之為下愚，然此心自明。是之謂「大智若愚」，可為處世清純之助。

財富與為善

　　有些營利機構或個人，在獲得相當財富之後，願意拿出點錢來做點善事，是謂「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或謂之為「報答社會的恩情」。這種風尚，逐漸普遍，實在是一種好現象。

　　積財者有以輸財，不論其輸財之多寡，亦不論用心之厚薄，總也是在觀念意識上趨向開朗，而值得提倡。事實上，一個人的財富，如果超過其所需，而對於多餘的財富，若不作有意義的使用，那財富的價值即已失去效用。何況財富本就是身外之物，若過分貪得無饜，守財如命，反致傷身而促生。

　　明儒呂叔簡有云：「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詳，故其聚也以貪吝；某散也以禍殃。古今厚集，多以禍散，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這番警世之言，堪為積財者明鑑，自無待於學習西方社會風尚而行之。

　　再就「財者天下之財也」一語來釋其義，亦是「大同」思想之所源。天下萬物，均為上帝（廣義的）之所賜，原應為世人所同享。雖然可讓能者多得，但非為貪守，而貪守不為用，其財富即無意義；若用之不當，其財富即成罪惡。苟因貪財而敗德，是必「禍散也」。

　　試觀石油國家，以上帝所賦予之油源，曾經在價格上予取予求，幾乎「斂」盡了天下財富，如果到了世人皆窮而我獨富的程度，那又何能獨享生存呢？因此有一線良知之激發，故亦有石油國家輸財以濟貧窮國家之舉。至於個人聚財過多者，也當有此一思。

　　中國先哲又有云：「為善不求人知，是為陰德。為善日若不足，是為積德。有財勢者積德易，雖易而不為，是自暴也；易而愈為，是錦上添花也。貧賤者積德難，但難而不為，是自棄也；難而肯為，則一善可當百善也。」又言：「人當貧賤時，為善，善有限；為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當富貴時，為善，善無量；為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財富是好的，人人都想獲得。但聚財過多而不善用，則為失德，失德則無益其多。設若所貪為不義之財，雖富不富，終至為惡而敗落，宜三復先哲之言，能不惕心乎？

勞與謙

　　經濟生活優裕，若無惕勵之心，容易養成惰性或傲氣。是謂逸生惰，富生傲，不可不戒之。

　　勤勞與謙和，原為立身興業之道。人若能終身踐履勞謙二字，未有不能長保康泰者。反之，人若在成業之後而生惰，致富之後而生傲，則不旋踵又見其敗落。所謂創業容易而守成難，就是因為在這「守成」當中，或不免有了惰性而不自覺，不進則退矣。

　　曾文正公說：「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信哉，斯言。我們細細尋思此言此理，勞固為精勤之義，而在這個「謙」字之中，則又包括節儉樸實與「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念思。是以「謙」之廣義，非僅為情態之禮恭抑沖，還應該體驗在實驗生活之中。例如，錦衣玉食和金車寶馬之豪奢，是即為「傲」；而布衣淡飯和隨眾以行之樸素，是亦即為「謙」也。

　　唯有能夠表現於實際生活中的「謙」，方具謙之誠。所以，人的一切美德，都不能只看在表面上，也不能只巧在言語上。反倒是內具謙恭之誠而不偽飾於言詞者，更能為識者所認同。

　　謙亦須誠於內而形於外，固不在於言詞外飾，自然是謙謙君子。如其不然，言過其實，表裏不一，那種「謙」就是虛偽的。所以說：「謙固美德，但過謙者多詐」。

　　再說到勤勞，或許有人認為，人在一生當中，無休止的勤勞，總會有倦怠的時候，縱非故意偷懶，亦難免有無心之惰。這話不錯，亦屬人的性情之常。曾文正公似也已智慮及此，所以他說：「勤勞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

　　在年歲與精力之外，惰之所生，還有一個通病就是「明天再做」。此種習性一旦形成，誤事必多。明代士林俊傑錢與謙，出有一段妙語：「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許，請君聽我明日歌。」這是對習慣明日的人，輕抽了一下柳枝條。

　　勤勞也是謙恭，因為懶惰就是對生命意義的不恭敬，而以自謙作為推諉者，增人之勞，掩己之懶，那更是虛偽不堪了。

人生幾何

　　常言道：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這雖是一個道理，但有兩面意義。一面為策勵將來；另一面則為檢討過去。若只計慮於未來，而不反省以往功過得失，則無益於進德立業；但若只顧斤斤於過去成敗，而不設想今後又將何所作為，則徒自陷於徘徊瞻望之中，莫知所從。

　　是故，所謂「春」與「晨」也者，意在教人既不可以過去之失為餒，亦不可以過去之得而驕，要在能重新開始而再慎之於始。這也即是含有「往者可鑑與來者可追」的積極性質。而「春」與「晨」均為時序之始，是以警惕人不可蹉跎歲月與錯失良辰，而應惜陰奮起。

　　說到惜陰，真個是人生苦短。先儒馬文忠公有言：「丈夫處世，即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誠哉斯言，人生幾何，若不把握有限光陰，重用生命意義，忽焉而過，豈不枉費平生。

　　馬氏是按人生百歲來計算，除卻幼小與衰老所費年月而外，真正在世上能做些事的時間，尚不過三十年；而以人生百歲者又有幾許人也！所以，馬氏所言實在太寬了，然只為以此與人砥礪而已。

　　嚴格說來，即使照此「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之義，再來仔細一算，又會少掉了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時光哩！試想，在這一生可用的三十年之中，如以時人作息的「三八制」來衡量，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和睡眠八小時，豈不是又去掉了三分之二──也就是在這三十年中，豈不又虛擲了二十年嗎？而即使休息的八小時也用之於做事能有所為，也還是要去掉了在這三十年中的十年，豈非一生當中只有二十年是真正用之於工作上嗎？何況，人無百歲者，又將如何為用呢？因之，諺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實在是形容得一點都不過分，當然也就是「寸金難買寸光陰」了。

　　或有謂，那老莊哲學，悠悠蒼蒼，又奈伊何？但其人生真義，則仍為積極而非消極。是以莊子亦言「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過隙，忽焉而已」。其道在無，無在自然。自然即在於光陰，推之而仍須惜陰也！

　　春之來與晨之始，其意既在於啟人惜陰重生，而不論為學做事，亦不論為人為己，總以不虛擲歲月為要義。而唯士君子重生所應慎之者，事之始終當在求重於泰山，決非輕於鴻毛也。

吃虧也好

　　人與人之間交往，常存三分厚道，則社會就可增長七分祥和。人雖各有缺點，而不可能個個皆成聖賢，但只求能心存這三分厚道，應不為多，人人皆可做到。

　　人都多少有點私心，但以不損及他人為限。不過，人世間事，千頭萬緒，錯綜複雜，有時候亦難界限得一清二楚。在這種情況下，彼此之間，就須要心存三分厚道，自可化解不平之氣。人佔你些許便宜，其縱不自知；但你若能不予計較，則可心安理得，是即謂「吃虧是福」。

　　常言道：「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多貪一分，未必能長保富貴；而你吃虧些許，又何嘗會立時斷炊。中國諺語有「吃虧人常在」之說，西方也有「上帝會照應吃虧人」的諺語。

　　所謂「吃虧」，並非教人時時處處都甘於任人宰割，而其正面的意義，則是教人勿好佔人便宜，勿爭不當之得，乃於必要時寧可自己吃虧而不與人爭，以化戾氣為祥和，由是諸多煩惱憂傷亦無由生。

　　不好佔人便宜與寧可自己吃虧，都是為人處世的「克己」工夫。但這並不是有多麼難得的生活修養，只要凡事也能為對方想一想，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實現了。在中、西文化裏，都有教人應有這樣修養。中國儒家思想，教人以「克己復禮」；西諺亦有云「越是不為自己打算的人，而由上帝方面所得到的就越多」。這裏所說的「上帝」，並非只指宗教的神力，而是泛指一切的天理公道，是與人同歸。

　　人性的弱點，尤多顯現於「妒」與「貪」，二者因果相連。因妒人之有，而必生貪婪之心；因貪心越多，就必越不感滿足；越不感滿足，就越得不到人生的樂趣。妒心如同潛伏在胸中的一條毒蛇，日日啃著他這個人，既無快樂，亦會短壽。貪心如同永遠填不滿的一道溝渠，永遠都會是污濁的與貧窮的。既妒且貪之人，每佔到便宜雖沾沾自喜，但一霎時，仍會覺得自己比別人貧窮，就又會憂煩於心。而知足之人，則能永遠感覺自己是富有的，因為他不與人比自己所無的，而只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或為他人所無的，這就會永遠都能感受到滿足的快樂。所以，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說的「滿足是自然財富」，那就跟中國先哲老子所說的「知足者富」和「知足不辱」，乃為古今中外一致的道理。

　　唯能知足，始不生貪得之心。唯能知足，故雖吃虧而仍不失大有。人生也有涯，而世間之功名利祿卻爭之不盡。得失與有無之間，你是怎麼看呢？

能助人時且助人

　　人在有能力幫助別人的時候，就應該不稍遲疑的伸出援手。否則，他人固不幸未得你的助力，而你亦自枉然失去助人的機會。因每個人並非時時處處都有助人的能力，而剛巧遇上有助人能力的時候，若吝而不為，這種助人的力量，可能是會稍縱即逝，豈不可惜。

　　所謂助人，並非只以具有金錢物質能力始可行之。「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以提醒之」，也就能救人於困危。此與遇人有急難來求助，施一力以解救之，是具有同樣的功德功能。這就是「力到處，常行好事」；而於「力歉處，常存好心」也。

　　有人或以自顧不暇，何有餘力去幫助別人。孰不知，每個人在金錢物質之外，都還有其他能力可以幫助別人，但能於「力歉處，常存好心」，就自然能夠發揮出助人的力量。是即謂：「待富而後行善，終無濟人之日。」

　　不論在金錢物質以內，或在金錢物質以外，能助人時而不肯為之，既不利人，亦無益於己。

　　另有些人是採取選擇性的助人與行善，即所謂是要幫助好人，而不願意幫助無情無義的小人，以免受其利用而反被視為可欺。這種想法，雖然不能說是完全不對，但也不宜太過計較受助的對象，但凡遇有陷於困境或有急難來求助者，你的一分惻隱之心，終不忍不施一力以解救之。至於受助者會不會忘恩負義，那由他去，原就不在你為善的意念之中。譬如，當你遇見有路人落水命危，急需要你拉他一把時，你是否還會考慮到他的人格品德如何，值不值得你施以救援呢？且又何嘗會想及他是否會報答？而對於素知其為品德不良者，於需要濟助時，你亦當如對陌生人一樣以行之，可無憾也。

　　無可諱言，世上是有以怨報德或過河拆橋的人，於得人幫助之後，非但不思回報，反視同「仇人」，變成陌路，離你越遠越好，避之猶恐不及，何從敘舊。你縱然已忘了那回事，但他卻生怕你還記得。這種人畢竟很少有的。對於這種情況，你也無須介懷，更不必為此就挫傷了你樂於助人之心，亦正如前面所說的，好比你曾幫助的路人，過後仍互不相識，自不去計較了。

　　不過，助人倒是要量力而為，不可只憑一時衝動而不計個人安危。譬如，你家中只有一斗米而全部施捨於他人，而讓自己的妻小挨餓；或者你原來不諳水性，了無泳術，竟也跳下深淵急流中去救人而同遭滅頂，那就是愚不可及的妄人。我們鼓勵助人，唯須以力之所及為準則。

　　助人是一種美德，並有「施比受快樂」之說，但施者有時也難免會遭受苦果，但肯助人者總是會心胸開闊，有容乃見其大也。

說人慾

　　古有名訓：「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大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忽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任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這一番話語，真是把人應有的本質和價值，說得透徹無遺。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要有仁心和理性，方有作為人的價值。否則，渾是一包濃血，皮包肉，肉包骨，又與禽獸何異乎？

　　不論時代進步到什麼樣子，做人的基本條件，則是永遠不變的。人若失去了仁心和理性，也就失去了做人的資格。

　　不幸的是，人性的弱點，卻是最容易被逸樂所腐蝕。「窮則濫」與「樂則淫」，都是因為未具有仁心和理性，而禁不起物慾享受的誘惑，以至於行為妒憤或浪蕩，乃至淪為竊盜強梁，觸犯法網，而百悔莫贖。

　　人有所慾，原非大惡；但看慾之所出與慾之所用，是否允當。慾望本能激勵一個人奮發向上，但以得之無愧與取之有道為當。這就須要有理性，來為之導航，方不至於慾海中沉淪不起。人與禽獸之分，也就在於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只此一線之差而已。亦即因為僅有此一線之差，便很容易逾分，而一旦把握不慎，那就淪於禽獸同類矣！

　　「貧賤而思富貴」，是人慾，但應循正途而求之；「富貴而貪權勢」，亦並非全都是壞事，但看權勢之為用，是否盡為一己之私或係為社會大眾造福。這也就是理性與獸性之間，應有所分際。

　　古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一個時代的社會人群風氣，如果有一部分已經到了寡廉鮮恥的地步，那不僅是其個人的悲哀，也是羞辱了這個時代。凡是有仁心與理性者，均應起而伐之。與其只知自求多福，實不如求得全船之福；也唯其全船有福，個人方得有福可持。

　　笑貧不笑娼與笑貧不笑盜，幾不知人間羞恥為何物，那都是敗壞社會人心的歪風。各種視聽傳播功能，尤應對此加以匡正。再如，對眾目所視女藝人的只貪近利而忘舊義與棄舊情的行為，若亦捧之不迭，豈非更會助長人慾之橫流？而私德之不修，影響視聽之所及，既廣且大矣！

　　是謂，人慾原為人性之本能，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要在必須能同時具有仁心與理性，方可及身而正。不亦然乎？

說財富

　　美國歌星「貓王」普里斯萊去世，留下鉅額財富，在美國社會使許多人羨慕，但對他的後人來說，尚未承受到「福」，卻先捱了苦。

　　普里斯萊只有一個現年九歲的獨生女兒，依照其遺囑的規定，要待其女兒長大到二十五歲時候，方可繼承他遺產中的一億美元財富，其餘的另有安排。可是，就以其女所繼承的部分，也因為數額大而太具誘惑，使得執行遺囑的人，為了安全起見，不得不將其女保護在一幢豪華大廈裏，四面裝置了電網，不但二十四小時有人守護，出入也有保鏢，生怕被綁架，連學校也不敢上了。可憐！

　　我們不難想像，「貓王」的這個唯一的小女兒，過的是什麼日子，而且要一直這樣過到二十五歲，那還將有十六年的歲月要熬。這對於一個孩子的生長環境和心理成長過程，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實在不是一件好事？

　　由此可見，人生在世，若果已賺得了夠多的財富，但若果不能將財富再創造為永恆與不朽的精神價值，則財富的意義又是什麼？而留給其後人的究竟是「福」還是「禍」，也實在是疑問。

　　就普里斯萊本人來說，生前既已深受財富之累，終日過著「恐懼」的生活，不但雇用保鏢，而居室也是密密掩掩，其樂何有？乃至變成了神經病態的生活。

　　普里斯萊生前忙著賺錢，可說是已做了金錢的奴隸，不但婚姻生活不美滿，而亦無暇給其女兒多少愛心，任何事情都由僕役代管代勞，又何有天倫之樂？死後留下鉅額財富，所加於幼小心靈上的是困擾與束縛，是痛苦與不自由，令人不禁為童心之無辜而悲憫。

　　富蘭克林有言：人們之所以愛錢，有的是為了享受，有的是為了佔有，有的是想遺留給子孫；其實，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在幾十年之間，不論人們對於錢是如何的支配與使用，它總是填不滿人的慾望，又何必太貪。

　　中國也有句俗話說：錢不必太多，知足就好。問題就在世上人，能知足者有多少。無財富者，固然日夕追求不止；有財富者，還希望再獲得更多。故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之說。但普里斯萊的結局又是獲得了什麼呢？可不就是西諺所說「若將財富奉為神明，它將會像魔鬼那像降禍」了嗎？

　　人人都知道財富是好東西；人人也都知過多的財富，未必就代表一切幸福。但有太多的人，還是拼命的想要賺取太多的財富。真能看破人生和金錢意義者，又有幾人？

　　英國作家毛姆，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獲得財富難，保持財富更難，善於運用財富者更奇難。」毛姆在其作品中寫出這樣極富哲理的名句，曾受千萬讀者的敬服。可是，在毛姆致富後的晚年，竟為了其遺產的分配與繼承權問題，而與其親生女兒打起了官司上法庭，豈不令人費解？不論其為爭理或為爭財，均可見其終究仍未能跳出財富這一「關」哩！

　　「貓王」普里斯萊的遺產，究竟有多少，據律師向遺囑驗證法院提出概略的報告說，除了大約價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唱片版權，以及其他尚未結清的鉅額契約權利金之外，還有在銀行裏的一百一十一萬美元存款，在華廈裏的許多財物如電視機、雕像、路易十四時代傢具、華麗衣物、珠寶、各種遊樂器材、五十支各式槍械、六匹名駒、八輛豪華汽車、六輛高爾夫球車、六輛摩托車、兩架噴射客機，以及許多紀念品等。

　　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普里斯萊與生俱來的；正如其父所說，都是普里斯萊辛辛苦苦作歌唱表演賺來的。可是，在他於那年八月十六日撒手人寰之後，卻是一樣也不能帶走──只帶走他身上的衣服隨之入土罷了。但他隨著遺產留給年僅九歲獨生女兒的另一最大「賜予」，卻是使其小女生活行動失去自由的「精神枷鎖」。財富的功能與意義，若是未能用之於創造其精神價值的永恆與不朽，那又變成了什麼呢？

　　希臘船王歐納西斯，富可敵國，一旦離開花花世界之後，除了留下傳聞一時的種種豪奢生活與女人的風情之外，又給了世人有什麼懷念呢？

　　富蘭克林有句名言：「財富並不屬於擁有它的人，而只是屬於享用它的人。」這解釋應該不只是留給其後人享用，乃是要能為廣大社會人群造福，給大我的群體來享用，那才是財富的最大意義和價值，也才能創造其永恆與不朽。

　　「貓王」普里斯萊的財富，是取之於廣大社會人群──崇拜他的歌迷。死後如果能將其大部分財富遺贈給慈善基金或醫學或文化研究機構，不僅可使其生命不朽，又何至於累及幼小女兒的心靈受到桎梏，而不得過正常生活呢？

好馬何求

　　歷史故事有岳飛上答宋高宗談馬之說，謂：「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

　　不幸天妒良材，武穆之此二良駒，相繼以死。

　　岳飛慨嘆一聲對上說：「今所乘者，日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容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

　　這故事說明了兩點，好馬必是「力裕而不求逞」，方為「致遠之材」；並且「非精潔不受」，是為「潔身自愛」之有守。相反的，急急乎於名利日夕爭逐者，「好逞」必易「力窮」；而類乎此者亦必粟不擇潔，只以得之而為快，惶惶不可終日，豈非「駑鈍之材」者何？以此比之於人，夫何獨不然！

　　然而，良駒若不得遇孫陽伯樂，固不得為用其致遠之材，但究為人之損失乎？抑為馬之損失乎？而良駒仍自為良駒，似並無所失，原就「力裕而不求逞」也。

　　是謂，自古以來，良駒固不易得，而伯樂亦不易遇合。只以良駒不擅於尋求伯樂，唯伯樂能識良駒也。

　　史載孫陽伯樂善相馬，一日行過虞阪，有騏驥伏鹽車下，見伯樂而長鳴，伯樂下車泣之，驥乃俯而噴，仰而鳴，聲聞天下。這故事似顯示先有良駒之長鳴，而後才為伯樂所發現，然若其匿之而不鳴，伯樂又如之何？而那一聲長鳴，是為遇伯樂之心歡乎？或為抑鬱已久之吁聲乎？或亦二者皆有之。唯仍以前者為上乘「致遠」之材，而後者似有「求逞」不及之嫌也。

　　良駒「力裕」而性馴，不馴者必非良駒；然而，其馴必是對識主如伯樂者始為之，並且至死而不渝。歷史故事裏有忠臣良將的坐騎為敵人所俘，就不馴服為他用；亦有主將戰死沙場而其駒亦絕食七日而亡者，自是義烈。

　　古今中外，人們對馬都有一種寵愛之心，未聞有偏予惡之者。而良主與良駒，每每相得益彰，雖言好馬難求，但只未遇伯樂耳。

人生好比啃甘蔗

　　世傳晉代名士畫家顧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他喜歡啃甘蔗先吃尾，漸次及於根節，有人問其所以，他回答說：「漸至佳境。」

　　時下在臺灣吃甘蔗是很普遍的，當然也都最能體會出來，甘蔗尾是淡而無味，但愈接近根節則愈甘美而水分亦多，食後仍留有餘味；若是倒轉過來，先就一下子吃過了甘美的根節，在志得意滿而後，次及蔗尾，則是每下愈況，不堪其枯也。

　　顧長康的「漸至佳境」之言，以之比喻人生歷程，可謂深具哲理。人的一生奮鬥，從人後一步步走向人前，愈走愈為蓬勃奮發，但若一下子就想躍在人前，而無進則退矣！再以之比擬治事創業，又何獨不然，正所謂是從大處著眼，而要從小處著手，實不宜好高騖遠，或只求急功暴利，一味躁進，而反遭挫敗也。

　　時下社會風氣，頗多虛揚逞倖現象，各種華而不實的頭銜，充斥市井之間，有些青年人亦已不知謙抑為何義，名片上是一大堆的頭銜，昂首闊步於人前，傲然無視於一切，但不旋踵而又每多煙消雲散！

　　稍有才具者，一入社會，即欲躍居高位。而才疏志大的虛驕者，亦不甘「屈」居人下，視基層工作如棄履，每對高位爭逐之不迭，徒遭飛揚浮躁之譏，實為青年人之大忌。一方面有感於謀職之不易；一方面卻又有挑肥揀瘦者，於是乎，求才者自求才，求職者自求職，二者似乎很不容易相配合。現代人已經學得了許多西方的習氣，但就是對於職業無貴賤的西方觀念，還不曾學得。而經濟繁榮的副產品之一，卻是更多人愛好虛榮，不自覺的已經被役於物質文明。

　　常言道：「萬丈高樓從地起。」西諺亦有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初入社會者，原該從基礎做起，步步往前，日日向上，才會愈幹愈起勁，即如啃甘蔗先吃尾，往後才會愈吃愈有味，踏踏實實地歷練，使經驗智慧累積有成了，那時候到了高位，自必能駕輕就熟的大展宏圖。

　　傳聞某大企業家，事業雖多得不可勝數，但對初入社會的親屬年輕人，則都派在基層從小職員幹起，乃至對留學回來的子佺亦如此，可算深明「漸至佳境」的功效與奧妙。但是，也有好大喜功的企業人，卻把子女一下就給以高位，領導輩倫，未經甘苦，究非培育之功，眨眼而過，是再也沒有「佳境」可追了。

月有黑影方顯明

　　徐孺子年僅九歲時，在月下嬉戲，有人對之戲言：「如果能使月亮裏面沒有物影，必然更明亮。」徐孺子回答說：「不對，譬如人的眼中有瞳子，否則，就必然不明啦！」

　　宋人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寫這些瑣聞軼事，上起後漢，下迄東晉，人物姓氏都是真實的，至於所紀事蹟情節種種，是否也都確切，固然頗多不易查考，但想來當亦並非全屬子虛，而徐孺子以如此小小年紀，果真能有這樣的機敏見解，確是聰慧過人。

　　自古以來，大人對小孩子指月談星，多半脫離不了神話傳奇，譬如「月裏嫦娥」；譬如「玉兔舂米」等等，故又將月亮名之為「玉兔」，代代相傳，幾已成為不爭之俗；而徐孺子幼年何以竟能有此獨特之見，實堪玩味。晚近科學昌明，甚而已登陸月球，神話故事雖然不再相傳，但「月到中秋分外明」的節令習俗，則還是不稍改變，大家仍照舊是把酒賞月品月餅，樂在其中。

　　徐孺子的這個故事，劉刺史寫來聊聊數語，不論真偽，它所包含的意義，卻是啟人深思，發人深省。儘管時代已進步到這般景況，但以之比喻人間哲理，也還歷久彌新，涵義益廣。

　　世間論人行事，常以「寬宏大量」，或「能忍能容」，或「兼容並包」，或「有容乃大」相推許；反之，則以「眼裏容不下一粒砂子」而為譏，就在這能容與不能容之間，說來容易，做來實不簡單，可稱得上是人生修養之第一等功夫，多少人心嚮往之，但又有多少人能達到這種境界？是以上智者何其少，而下愚者何其多矣！

　　我想，上智者必已深得「月裏黑影」猶如「眼裏瞳子」的道理，有之則能容之，方顯其宏偉而益發明亮，正如同有黑陰有缺陷，才更能顯得出光熱與完美的可貴；也好比有頑劣的病人，才更能顯示出醫生的醫術與醫德是否高明。

　　小而言之，人與人之間，每以「莫逆之交」而最為可貴，但事實上，人間真有「莫逆」的朋友嗎？沒有，在實質上絕對沒有，一如人面之未有絕對相同者，故又興起「人生得一知己而於願足矣」之歎，可見其難。然而，若能互相寬容，曲諒對方缺點，忍讓一時之失，則隨處都可成「莫逆」，猶如「月裏黑影」無礙其光亮，自然也就如「眼中瞳子」而益發清明。

　　在現代社會中，更脫離不了群體生活，而在任何團體中，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免不了有「不受歡迎」的人物，視同刺蝟，近之不馴，遠之則怨，每感不易對付。但是，若真能把人生看作「舞臺」的話，而在戲劇中有個把丑角，亦可襯托出優劣賢愚之分，令人知所比擬選擇，倒也是不可少的，勿寧視為上帝創造宇宙萬物之所當然了。

　　我們講社會人群的安和樂利，在一年容易又中秋的時候，凡有對人與事不如意者，若果能想起徐孺子那孩兒指月喻人的故事，或可有助於你會心一笑吧？

老當益壯

　　每有社會聞人異動新聞，在報紙上所出現的人像照片，常是特別年輕而與其實際年齡相去甚遠，即使讀者不識其人而亦可由其經歷介紹中對照得出來。若識其人者，則更覺得那張照片似乎登「錯」了，頗有不易辨識之感。

　　何以會如此，究係他人匆忙取用，抑或是當事人有意給自己「青春永駐」呢？可能兩種情況都有。某人有新動態或有新職加銜，新聞記者若採訪不到其本人或因時間上來不及，姑且從別處搜羅到一張照片臨時應急的情形是有的；但當事人有意供給其最年輕時候照片利用者亦屬常見。後者的心理意識，大概是不願意別人覺得他老，要不就是特別懷念少年時的英俊相貌。

　　一位老記者（抱歉又得稱老）談論說，他曾經有過多次這種經驗，當事人在接受訪問之餘，很費手腳的翻箱倒篋，始找出一張非常年輕時的照片交給他，並笑謂：「啊！一、二十年沒有照相，就這一張聊勝於無了。」其實，一直在社會上活躍的人物，真的會一、二十年不曾再照過相嗎？那也就不必再多問了。

　　時代的演變，由西方到東方，男人們都似乎比女人更怕「老」，而更想能以青春永駐。東方人「老成持重」的觀念，已不存在了。有些人乃至竟不惜「偷」歲充年少，而致男人的年齡反而比女人更守秘。有一次在交際場合，我曾親見一位男士親切的問另一位男士貴庚？換來的卻是尷尬一句：「怎麼？你查戶口！」弄得問者好沒趣。可是，有些女士們，卻反而對自己的年齡根本不在乎，很坦然的說：「已過廿七歲了，嫁不出去囉！」接著是嫣然一笑了之。所以，於今問男人貴庚，反倒是一忌。

　　西哲叔本華有言：「憶念過去，就是老的象徵。」不知這句話對現代人還有無意義。明明是中年以上的人，偏偏還要「蓋」得很年輕，適足以反而暴露了其自認為已老的心理狀態。有句警言：「年齡並不能表示人的老小，誰能肯定八十歲人不能仍然朝氣蓬勃，而十八歲就不會暮氣沉沉嗎？」換句話說，只看相貌，又怎能代表一個人的老與不老呢？重要的是，要能常保朝氣活力與工作熱情，又何在乎年齡。

　　盧梭說：「我們人有兩次誕生，一次是生而為人的誕生；一次是進而為成人的誕生。」人都會由青年進程到中年與老年，那正是人生的又一次誕生，原亦屬可貴的。何不珍視那成熟之美，幹麼還要「蓋」？原就應該要表現出「老當益壯」的姿態，豈不也光形！

退休人閒得發慌

　　大約在十七、八年前，曾經看過好萊塢出品的一部描寫戰後社會情況的影片（片名記不起來了），其中有一位退役的海軍將官（好像是佛德烈馬區主演的），因終日無所事事，閒得幾乎發狂，就把一幢住宅內改裝成軍艦內部的模樣，並命令子女們也都穿上水兵制服，每天一次煞有介事的，由他指揮演練操作一番，弄得雞犬不寧，氣得太太河東獅吼，比他發令的嗓門還要高！

　　這雖是一部喜劇片，但包涵的意義卻非泛泛。它代表了一般曾經在社會上活躍過的人物，一旦從社會上退休下來，如果他並非老態龍鍾，而亦無其他適當工作再給他發散精力的話，就會閒得發慌，不免有那種令人看來是「神經質」的行為，而實則心頭為之酸酸。

　　最近，又看到一條外電新聞，說日本有人倡議要設立「智慧銀行」，好讓一些經驗豐富並還身強體壯而已退休的各行各業的人，仍能繼續有事做，可再貢獻他們的才智。這一提議，能否實現，還不知道。但由此與前述影片故事對照，情況相同，可見問題並非自今日始，只是今日的這種情況更普遍也更趨嚴重罷了。原因是今日的生活水準和醫藥保健，比以前更進步，人們的壽命和健康情況也更高，這種問題也就更多了。

　　世界各國，對於「社會人」的退休年齡，現今大都是訂在六十歲左右，聽說有的國家又在研議還要再提前十年或五年，以讓更多的新生一代起來接替。可是，不論延後也罷，或再提前也罷，必將仍不能解決過早退休或過早接替所產生的問題。而根本的原因是，世界人口的出生率更須再降低。否則，往後這種新的社會問題，仍會有增無減。

　　按說，人由出生到完成大學教育和專業訓練，已至三十歲，接著工作二、三十年，經驗智慧都已成熟並達到穩健程度時，但也就此退休了。而在四十歲或五十歲的春秋鼎盛之年，竟沒有了被任聘的資格，對個人和對社會又都是莫大損失！

　　至於家庭兩代是否分居問題，對上述情況的利弊都有。子女另立小家庭分居者，固然會使得已退休的父母的生活感到落寞；但居住在一起者，也有子女會看不慣他們每日無所事事地消磨在「方桌」上，以致於有人為了只求找個地方「上班」而不要薪水的趣事發生。

　　不知我們是否也可以仿照美國什麼「工作團」的性質，也可給予這些人以有意義又適當的義務職否？我們要開發要服務的地方還多嘛！

人莫樂於閒

　　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最不快樂的是閒得發慌的人；而最快樂的卻又是會安排閒暇的人。

　　有些退休下來的人，終日無所事事，神情恍惚，天天不知如何打發時間。也有些一旦從高位上被閒置下來的人，就六神無主，心緒不寧，甚至會招來疾病上身。這兩種情況，都是因為他耐不住一個「閒」字，不會從「閒」中尋求生活上的樂趣。

　　如果你留意一下，在公園裏，或是在醫療場所，隨處都可遇見這種精神落寞，意態索然的中年以上的人士。他們彼此相見所談的話題，也是慨嘆閒得難過，而感度日如年。

　　這類人物，既不愁衣食，也非居無定所，按說生活應該過得悠閒自得，但就是因為不能甘於寂寞，又不會安排自己的生活逸趣，所以才會把自己陷於不快樂的境地。

　　從前已經有所謂的「老人病」，意思是說，人老了，生理上就自然會產生某些種類的病痛。而今，在從農業社會轉到工業社會的時期，卻又出現了莫須有的疾病，姑且叫做「退休病」，這種病看似無病，但的確是有病；從醫學上查不出有任何毛病，但就是他自己感覺渾身的不舒服。於是，不斷的去看醫生，就成為他的日常課。

　　飲食生活水準的提高，再加上醫藥衛生保健的進步，人的壽命也普遍增高，許多到了退休年齡而退休下來的人，生理情況還並未衰老，假如不知如何安排自己的閒暇歲月，耐不住寂寞，就會從精神的不健康，而影響到身體的不舒暢，下意識的只覺得自己有病，但又說不清楚是病在什麼地方。

　　人是非常難以調理的動物，「忙累」太過了是痛苦；而「閒散」太過了也是痛苦。治「閒」之道，就是要能如何從「閒」中找出快樂。這或許可從中國先賢的箴言中，開出一個「藥方」，是即謂：「人莫樂於閒，非無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游名勝；閒則能交益友；閒則能飲酒；閒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

　　清閒得不快樂的朋友們，無妨試試看，你能否從這其中的那一項，尋得出快樂？有這麼多的項目，供你選擇，總不至於無一適合吧？

談社會讀書風氣

　　有人說，為了鼓勵文化出版事業發展，應該提倡讀書運動，如果大家都愛看書、讀書和買書，各種書刊的銷路好，出版事業自然會旺盛起來。我贊成提倡讀書運動，但不同意以此為鼓勵文化出版事業發展作理由，那只是附帶的一種效果，而不是主旨。

　　有人說，生活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都是十分忙碌，所以沒有時間看書，而致書籍的銷路不振。我同意現代人的生活比較忙碌的說法，但不能支持以此為遁詞就說沒有時間看書，那不成理由。

　　有人說，如果大家都愛好閱讀書刊、書刊的銷路暢旺，文化出版事業發達，著作人的收入就會提高；著作人的所得轉好，作品就會源源出現。我對這種論點，也只能同意一半。書刊的銷路好，固可使得文化出版事業發達，但未必就能使得著作人的收益，也可隨之被提高，如果仍缺乏法律的有力保障，照樣仍會教人視創作為畏途。

　　以鼓勵文化出版事業為理由，而提倡讀書運動；好比是開餐館的為了支撐營業，而吆喝大家光顧捧場，其效力必然不彰，甚至反倒越吆喝越沒有人登堂。如果開餐館的宣傳其食品美味又衛生，吃了就會益壽延年，並且提神醒腦的話，大家才可能會有光顧的興趣，而樂於一嘗。到大家都吃上了癮，生意自會興隆了。提倡讀書運動，亦當作如斯觀。此無他，實以人人都有「利己」心之故也！

　　至於說，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忙得連看書的時間都沒有。那是聽來有理，而實在是完全無理的唐塞話。試問，天下凡是愛好閱讀書籍的人，難道日日都是無所事事的人嗎？不論如何忙碌的人，在每天二十四小時之中，總有可以利用或可抽得出來的讀書時間，只是不肯檢討一下每天有無浪費及浪費了多少時間？即使只能利用夜晚上床入睡前的一小時，或者日間乘車的時間，一個月也可讀完一本像樣的書籍，何樂而不為呢？問題只在肯不肯接觸書本而已！

　　大家都知道說，書刊是「精神食糧」，比作跟飲食是同樣重要，可以維護人的身心「營養」。果真大家都能有這個認識，就應知而能行。那每天能有吃飯的時間，並且非吃不可，也就應該有獲取「精神食糧營養」的時間，豈不更加能有助於益壽延年嗎？

　　讀書風氣的形成，在於每個人對這種價值觀念的認定，而不在於什麼運動所能奏功。

談師道

　　唐代古文大家韓愈，在其所作〈師說〉一文中，慨乎言之：「嗟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這篇文章，是韓退之書贈其弟子李蟠的。所以，在文末有言：「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李蟠是在唐德宗貞元十九年進士及弟，由此推斷韓昌黎的這篇〈師說〉文章，當係成於貞元十年前後。而韓氏生時為西元七六八年至八二四年（享年五十七歲），於貞元十年前後，韓氏年才不過二十八、九歲，而課予李蟠，因在此文中乃言：「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年長、年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限定這段師生之誼，就是在德宗貞元十年前後的事，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八十多年。而在一千一百八十多年以前，讀書人就有「師道不古」的感慨，可見為師之不易及生徒之不禮，早已有之，然一旦能得一好學生而教之，其快慰之情，溢於言矣。

　　說到這裏，再看今日世情，仍有不少人感慨「師道不古」，認為現代年輕人大多不夠「尊師重道」，在師生情誼上表現得很淡薄，甚至於公然對老師不禮貌。這固然是很令人感慨不已，但想想在韓愈所處的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這種「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現象，於今還有什麼氣好生呢？唯可斷言，從古到今，不論生徒之不夠「尊師重道」，或為師者之「師道不張」，歷來都只不過是其不好的一面而已；而其好的一面，好學生與好老師，則亦必然是一直存在的。但若果是以孔子時代的師生關係來衡之，那當然就會有太多的感慨了。

　　時至今日的工業社會形態，知識的傳授，竟也須變成為一種「交易行為」，而況其間所受西風之影響頗大，夫復何言！今日為師者，除了盡其在我，持志以行之而外，對於其他，也只好看開了。

老年勿貪口福

　　經濟繁榮，生活優裕，人人吃得好，但是老年人卻不宜貪享口福，尤其不可吃得過飽。因為老年人的消化力比較弱，只能吃少量的美味的而容易消化的食物，才合乎老年人的飲食營養保健之道。

　　這兒所說的老年人，是泛指四十五歲以上的人為範圍，凡是年齡在接近五十歲的時候，生理上也就開始接近老年人的體質狀態，但也最容易在這時候忽略了更年期的生理機能變化，而還像年輕時候那樣的貪享口福，飲食沒有節度，就會加速了生理機能的老化，以致於病痛叢生。

　　中外醫學界人士和營養學專家，都是異口同聲的對老年人的飲食習慣，提出了忠告，既不可吃得太好，也不可吃得過飽，否則，疾病就會跟著來了。最近聽到國內一位資深醫生說，在老年人病患之中，許多都是因為吃得太好又太多，使得消化能力不勝負荷，而致發生了各種病痛。

　　老年人的胃腸適應能力差了，如果還飲食過度的話，就會發生急性的胃擴張，並可能造成心肌梗塞症。但是，由於老年人的味覺減退，卻又喜歡吃味道比較濃厚的食品。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重質而不重量，重美味而不過偏，讓身體內所需要的各種營養素，都可得到平衡的發展，那就是最恰當的養生保健方法。

　　有的老年人自認為胃口轉佳，於是，就無所顧忌的照樣大吃大喝，不然就會容易感到飢餓。其實，這是一種錯覺，而真正的原因，是由於老年人體內糖份儲備量比較少了，對於低血糖的耐受力也就差了，所以才會容易覺得飢餓或頭暈，但並不是真正的飢餓需要加餐，而只可以在睡前或在白天兩餐之間，少許吃一點軟性食物作點心，就足夠調節老年人的生理功能了。

　　此外，由於老年人的口腔唾液分泌量少了，因而口腔內的黏膜抵抗力也就減弱，所以也不適合吃太乾的與太燙的食物，亦不宜吃鹽分過多的食物。

　　中國人很早就提倡吃素，是為養生長壽之道。而今經過西方醫學家和營養學家，加以研究實驗結果證明，吃素確實能夠使人長壽。所以，一向喜歡肉食的歐美人，近年來也開始流行吃素了。

　　俗話說「病從口入」，這也包括了飲食與年齡的不相當。人到了中年以後，飲食要有節度，不要再貪享口福，總是對健康有益的。

鄉居樂

　　每在臺北市內訪友，多半是要爬樓梯；有一次應約過訪住在某大廈的老友，碰巧電梯故障正在檢修，連登九層樓梯，比通常四層公寓更夠「運動」哩！

　　市區的公寓，大都是連棟林立，後窗相對，幾乎倚欄伸手可接，真箇是比鄰而居，一家燒肉三家香，但也一家炒辣椒三家打噴嚏！息息相關嘛！

　　曾聽一位朋友叫苦說，他有過兩週不得好睡的痛苦經驗，第二天上班打瞌睡還挨老板罵，因為鄰居夫婦那時期每夜必吵一架，而他的毛病是一被吵醒就再也睡不著。還有一位朋友說，鄰居又添丁，嬰兒哭得震天價響，好像媽媽睡熟不管了，卻使得他從夢中醒來等天亮，太太反而風趣說，這倒好，你不會再睡懶覺了。至於鄰家電視機的吵鬧聲，儘管播音員提示把聲音開小一點，但仍有相應不理者，對於習慣早睡的鄰近人家，只好磨練其耐性了。

　　很久前，有位朋友曾屢次勸我何不搬到市區住，辦事也方便，但我始終不為所動。最近，他忽而問我，鄉下能租到合適的房子否？交通方便否？原來，他又思慕起我從前對他所談的「鄉居樂」。

　　其實，所謂鄉居，也還是在大臺北區範圍以內，但具鄉村情調，論巴士行程時間，約等於三張犁至西門町，只是行車有快有慢，比公車票價多一倍而已。可是，身心感受卻完全不同，歸程時一出中興大橋，空氣即忽而清新；反之則立刻有污染之感，很不舒暢。我是住在市郊山坡上，每鳥瞰臺北市區，只見混霧濛濛，一片煙塵如同大氣層；夜晚亦只見燈光茫茫。一想到要去市區，就忍不住要先咳嗽兩聲。而在鄉居，其樂還多，花香鳥鳴已不覺稀奇；晨夕散步於山腳小徑，尤為一樂；採菊是隨手可得，又算得了什麼。漫步於田畦間，還可見鳥兒落在牛背上，牠不用尾巴去掃牠，牛頭回眸一盼，好像是在對鳥兒一笑哩！在收刈季節，農夫一邊打穀一邊哼著小曲，洋溢著一片豐收的歡笑聲。那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差遠了！

　　我非有意對朋友們宣傳鄉居樂，因也無房屋要租售，只有感於鄉居真的是很樂，既可免了與人比富貴，又可不生誘惑，而可怡然自得心靈寧靜之樂，起碼夜夜是可以睡著。

　　都市只是工作之城，居家還是鄉下好。在先進國家的大都市，人們還不是大多居郊野，何惜乎這一點路程，別地方少浪費一點時間就夠了。都市寸土寸金，鄉下則仍是房地廉宜多多；捨得下都市鴿子籠，則可得鄉下一方院庭。

　　朋友們！疏散吧。說句不是開玩笑的話，等北迴鐵路修通了，如果在東部的生計有出路，那時候，我還真想移居到天祥太魯閣去呢！

　　　　（民六六、一、三）

早起就好

　　中國人流傳一句口頭禪：「早睡早起身體好。」父母對子女從小就是這樣的教導，或許是大家聽多了這句話，反倒對於它關係人體健康的重要性，不太注意了。

　　凡是習慣於早起的人，自然就會早睡。所以，這句話的重點就在於早起。只要能養成早起的生活習慣，身體就會好。

　　早起能夠早些呼吸到新鮮的空氣，把在房裏睡了一夜身體內的混濁空氣，全部都換新了，自然是非常爽快有益於健康的。特別是在冬季，為了禦寒，夜晚睡覺時，都會把門窗緊閉，甚或還有人蒙起棉被睡大覺，不但整夜是在停滯的空氣中呼吸，再加上從腸胃中發出的酵氣，就混濁了整個室內的空氣，使空氣中的氧，變得稀薄。這可想而知，是多麼需要趕快早起，到戶外去透一透新鮮空氣，方合乎衛生保健的要求。

　　為什麼非得要早起，才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呢？這說來也很簡單，因為到了夜晚──至少是在下半夜，社會人群的一切活動都靜止了；空氣被污染的程度降至最低了，再加上植物和氣流的調節，到了早晨就特別令人覺得空氣清新，乃至可以從空氣中嗅到甜美的滋味。尤其是住居於都市裏的人，更會感覺到有這種明顯的差別。

　　除了過夜生活工作的人，無法享受到早起呼吸新鮮空氣的快樂而外，其餘人人都可享有這種權利，不需支付一文錢，早晨的新鮮空氣可任你享用不盡。而從事早晨工作的人，如送報生和送牛奶的跑街人，可算是得天獨厚了，既可賺錢又可賺得新鮮空氣的營養。所以說，送牛奶的人，比喝牛奶的人更健康。

　　生活在現代都市裏的人，越來越多人早起作運動。這一方面因為在工商業發達的都市裏，空氣被污染的程度比過去為甚，唯有早晨的空氣是清新的；另一方面也因為大家在生活優裕之餘，更會想到要維護身體的健康。

　　在都市裏的公園綠地及所有空曠場所，處處都可見到早起作運動的人群。大家所作的運動項目，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各取所好，各得其樂。其中，頗多年逾古稀的阿公阿婆，也與年輕人一起行樂，一樣的活潑。

　　有人不知早起應該作什麼運動才好？其實，這都不必太費心思，即使不成章法的自由活動一下筋骨，對身體也同樣有益。隨便走動一下，也不比作慢跑的功用差。根據有經驗的健康老人的說法：

　　「你只要早起就好。」

一諾千金

　　現代工業社會，一切步調都快，人的際遇稍縱即逝，人有任何託付都不應對之掉以輕心，以往那種但求個人體面圓滑而對請託者假意敷衍的鄉愿習氣，再不可用之於現代社會與交友之道了。

　　曾不只一次聽到不同的當事人談起各自所受的沉痛教訓，如出一轍。緣有某件事情拜託某人從中幫忙，而且並不涉及金錢，但只言語上的協調或者關說，受託者當面是一口承諾，可是，隨後卻並不曾助人一臂之力，亦無回音，甚至在當事人再問起時而仍虛應故事，結果是把人家重要事情的寶貴時機給耽誤了，殷切的寄望而變成了泡影，真是誤人害人不淺！

　　有位當事人感慨的說，如果沒有某人的慷慨承諾在先，他很可以另行請託別人相助，或不至於一誤再誤，連補救的機會都追之不及了。因此，他左思右想，所得到的經驗教訓是：凡有事求託於人者，如果對方率直的拒絕或表示愛莫能助，或表示沒有把握而明告你不可寄望太切者，你不但不應為怪，實在還是應該心感，要視之為好人，至少他不會誤了你的事而貽害於你。

　　老子說：「夫輕諾必寡信。」可能許多人也都有過這種經驗閱歷，但仍然可能會有上當的時候，原因是知人知面難知心，明明認為對方是可以做到的事，或者認為彼此交情是夠得上作某件事請託的，但偏偏對方在承諾之後竟而不當一回事。這其中的因素可能很複雜，包括你的情況已經不如他，或者彼此已經沒有了現實利害關係，都可能形成對你的託付而存有輕忽之心，但又不得不假意的承諾於先，那你就「活該」被延誤了。

　　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放眼當今之世，生存在現代社會中的現代人，還有多少人肯作這樣的反省功夫？「一諾千金」，幾乎已成為歷史名詞了。

　　說到「一諾千金」，應該有雙重的意義，一是承諾者應言而有信，有如千金之貴；一是對被承諾者所生關係，可能有如千金之重要性，豈可把人的殷切期望當兒戲？

　　明白的拒絕與假意的承諾，這其間得失差別很大，而對朋友失信一次，承諾者或許不覺得怎樣，但對被承諾者則很可能造成了其一生際遇的最大遺憾，足證對朋友「不忠不信」是為人處世之最大缺點。

　　西哲培根也有言：「虛偽的友誼如同你身邊的影子，當你在陽光下時，它會緊緊的跟著你，但當你一旦陷於陰暗之處時，它立刻就會離開你。」某些對朋友有了輕諾寡信行為的人，其心之忽，是否也就是由此而起的呢？

電話與書信

　　電信發達，省了許多書信的麻煩。有什麼事情，有什麼意念，一通電話就表達了。雙方在電話中交談，既快捷又直接；將來有了電視電話，那就更如同見面談話了。這就是自從貝爾發明電話以來（愛迪生辦發明登記遲了一步），電話所以能日益被普遍利用的實際價值所在。

　　電話科技隨著時代的進步發展，不但在一國之內可以直撥長途電話，並且已進步到可以坐在家中直撥國際電話，幾乎已完全取代了電報，更別說誰還願意提筆寫信了；除非無須計較時間效率，或者必須要在書面上才能夠表達的事情，仍不得不行之於書信。

　　電話確實是為人類生活帶來了福利的一大發明；但若果從史學和文學的觀點，來看電話的功用，反倒覺得這是對人類文化活動的一大損害。

　　在從前電話設備還不夠普及的時候，不用說在國際間或一國之內，親友們大都以書信來交通，而即使在同一個大城市之內，也每多以書信來交通，乃至為了把握時間差人持書信前往對方辦事。至於在尚未發明電話以前，那更是書信的天下。這些數不清的翰墨信箋，被人有心無心的保留下來，往往就成為後世研究人物傳記或歷史事件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我所以說電話普及以後，反倒造成對人類文化活動的損失，問題就在這裏。因為它雖然代替了大量的信件，卻不能再留下什麼點墨痕跡。但這種人類科學文明的進化，又屬無可奈何；既不可開倒車，只感覺有點悵然而已！

　　我的這點感觸，決非憑空而起。我閱讀民前和民初所出版的文史和傳記方面的書籍，每多見書中引用有當事人或關係人的大量函件原文，甚至把原函手跡製版刊出，十分真切而又傳神。今人寫民初和民前的人與事，也還能在書中見到不少的函件真跡。但從此而後所出版的文史和傳記方面的書籍，其中凡涉及到人與事的地方，就多見旁述而少見引用函件真跡了；乃至僅能記載某人對某人，曾經在電話中怎樣說的了。

　　由此，我又有一個聯想，在曾國藩那個時代，如果電話已經四通八達，隨時舉手撥號就能跟其家人通電話，長談短說，任隨其便，他是否還能給後人留下《曾文正公家書》那部鉅著呢？

　　電話與書信，從文史的觀點上來看，差別是這樣的大，豈能令人無感慨嗎？亦可見科學文明的進步，並非是完美無缺的。

植物也愛音樂

　　植物也愛聽音樂。法國、英國與美國的科學家們，不約而同的都有此發現，讓植物沐浴在美妙的音樂聲中，就可以使它不受季節的限制，而能有驚人的快速生長。更有趣的是，各種植物對於各種音樂，也各有不同的愛好。

　　「法國國家音響及科學研究中心」的專家們，根據科學家的這項發現，曾經設計了一套播送音波的設備，在一處農場中對一些農作物作實驗，結果證明馬鈴薯及大蒜等植物，在享受到音樂的「滋潤」當中，的確有顯著的快速成長。

　　「英國國家實驗所」，也作了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對於音樂用於植物而能有催生功效的原因，認為是由於植物能夠把聲音吸收而變成為「營養」，因而刺激了細胞的成長。同時，英國一所大學的研究生，把身歷聲的耳機，每天放在一棵蕃茄上四個小時，結果便能很快的收穫到每個重約兩磅的蕃茄；並且還發現葡萄和紅花豆等植物，似乎對聲音也特別敏感。

　　美國的科學家們，利用音樂對植物來作催生的研究，已經能夠種植出來特別碩大的馬鈴薯、紅蘿蔔和洋蔥等作物，並且把味道也改進了。同時，在美國德州的一處農場裏，所作的這種試驗，結果也生長出來特別大的向日葵。

　　如此說來，似乎很神奇，但又的確都是經過科學實驗的事實。

　　不過，給植物所欣賞的音響，音量必須很低，低到人耳聽不見，但是植物卻很容易的聽得到。相反的，如果音量過大，或者音質太吵，或者是某種植物所不喜歡的音樂而被強加於它的話，就可能會把某種植物反而殺死了。

　　因此，美國阿肯塞州大學的教授李治博士，在他所著的一本關於植物喜歡聽音樂的書中，就已指出，嘈雜的搖滾音樂，會使得植物枯萎死亡。根據此說，而今的迪斯可音樂，當然也不為植物所喜歡了。這本書還告訴大家，橡皮樹可受到風琴音樂的鼓舞但不喜歡交響樂；黃瓜和南瓜愛聽簫聲；蕃茄、葡萄和草莓則特別愛好浪漫音樂……等等。

　　這麼看來，植物也跟人一樣，對於音樂音響，各有所好，但卻都不喜歡太吵鬧的聲音，這就更近乎人性化了。

　　植物是有生命的有機生物，有些植物可以作為藥材治病，似乎在生理功能上又是跟人類相通的。那麼，植物尚且喜愛好的音樂，人又如何呢？

　　　　（民七○、三、二三）

裸體雕像

　　臺南市體育公園與的運動員裸體雕像，由於雕塑學會認為有違我國道德觀念與社會風氣，乃建議臺南市政府應該給這種雕像「穿上褲子」，因而引起各方爭議，見仁見智，各執一詞。這座體育公園的管理人和雕像的作者，都表示一笑置之，而且當初是經過臺南市長同意這麼雕塑的，看來是不可能再有什麼改變。

　　雕塑學會的諸位人士，當然都是雕塑藝術的行家，必定懂得對於已經完成的一個雕塑人像，是不容易改造再給它「穿上褲子」，除非再重新另做一個。但雕塑學會何以還提出這樣的意見，頗堪尋味。

　　對一個雕塑的裸體人像，不從藝術高下的觀點去評論，反倒只注意到它沒有穿上褲子，似乎離題太遠。道德觀念亦不宜跟藝術雕塑品混為一談，而況這是表現男性運動員的「力」與「美」的人像作品，給人所欣賞的應該是赤裸裸的強健的體態線條，而不應該有什麼邪念，否則，那只是觀者的心態不正常，怨不得雕像沒有穿上褲子。至於會引起小孩子去撫摸雕像的生殖器，實在也是無足介意的頑童舉動，跟兒童的道德意識扯不上關係。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們已經看過自己的，也看見過別人的生殖器，邪與不邪都已經在心裏，還有什麼可蓋的呢？

　　非議者認為不該模仿幾個世紀前的歐洲人體雕塑，這個理由也嫌牽強。事實上，在今時今世，各地還是有這樣的新雕塑品出現，豈可視為開倒車。

　　在歐洲各地的人像雕塑，不論是古代的與現代的，只對完全是男性裸像才會塑出生殖器部分，這不只是為了尊重對女性的道德觀，實在也是為了不影響「美」的觀點，這在藝術上的要求，是與對男性的美感不同。

　　臺南市號稱為文化古都，但民風並不是太保守的。早些年，在臺南市西門路與民族路交會的圓環內，就曾模仿比利時的那個著名的裸體兒童撒尿的雕像，也照樣做了一個，那是純模仿，而未考究人家是有一個歷史戰爭故事的。但由此可見，臺南市雖然古樸，卻也不失幽默感。

　　如今，對於臺南市的這個男運動員裸體雕像，大可不必再爭議，即使能夠給它穿上褲子，甚至塑造成為道貌岸然的樣兒，也不見得就會因此對道德與社會風氣，代表什麼實際的形象。

寒衣吟

　　有一陣子，天寒又陰雨，西裝不保暖，裏面穿了兩件毛衣，還是覺得胸前冷颼颼的。朋友指我說：「太過分了；大陸同胞沒衣服穿，你卻穿兩件毛衣。」

　　要說嚴冬禦寒，還是我們老祖宗傳下來的中國服裝棉袍棉襖最管用，脫去西裝外套，換上棉袍棉襖，就都溫暖得多了，不但胸口熱和和，就是四肢也覺得舒展有力了。走在街上，但見西裝者瑟縮而行，我則可昂然不畏寒，盛哉！

　　穿棉袍或棉襖，裏面宜乎穿一件白色唐裝短褂，不只是更覺舒適，且可防弄髒了棉袍或棉襖的衣領和袖口，因為裏面的短褂可時常洗換較方便。友人告訴我，有一家布店代售做好的那種白色唐裝短褂，可免訂做太貴了。我即按址前往，見是分為大、中、小號，小號不予考慮，店員告訴我，大號是胖人的；量領口而以中號相宜，我買了。但是，拿回家試穿，才知處處不合身，胸前緊的發悶，抬裉不自在，脖子轉動也不對勁，我又再去換，並當場試穿，竟無一合身，改穿大號，領口又大的不著邊際，我楞在那兒發呆，店員卻望著我發楞，她奇怪我在想什麼？

　　實在的，我是百感交集的思念起慈母恩，從小到大，母親親手剪裁縫製的衣服和鞋子，無一次無一件不都是非常合身的。我在母親身邊的時候，母親約摸的用手指或尺子量一量就錯不了；我不在母親身邊的時候，無論已相隔有多久，母親仍會用心算，做出來的衣服和鞋子寄到了，照樣是合身又舒適，可是，那時候從無一次覺悟到這是蘊含了多少的愛心和關懷，怎不是每天每月的都在思量著兒子必會長了有多大又多高了呢？「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其景其情，而今年事愈長，體會也就愈深，但為時已晚，到了「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時候，徒然悔恨自己年少時不知克盡孝道，報恩之不及了。

　　我在那家店鋪裏，呆想了好一會，眼淚幾乎掉下來。店員再問我究竟要換那一件？我仍悶聲無言。

　　我無可奈何，既不能退，只得取回原來的一件回家，但「家」在那裏呢？一路上，我是心酸酸！

　　　　（民六七、三、九）

服飾文化

　　英國倫敦曼徹斯特工藝學校的學生，前不久曾經共同創作了一款女性時裝，料子採用海軍藍，長褲和夾克式上裝，都鑲有金黃色細線，這種款式設計的好處，是在於適合外出、旅遊、或作為工作服等多方面用途，還加上一頂圓形小帽，更顯得活潑而又莊重，因而受到時裝界和紡織界的重視，加以展示推廣。我們從報上看到刊載的照片式樣，也覺得相當美觀大方。

　　筆者無意要大家模仿外國時裝新款式，只是由此觸發了一點感想，目前外國服裝設計的趨勢，在觀念上似乎一如這個企業化時代，講求的是「科學化」效能與「多目標」經營（用途），以適應這繁忙的社會生活形態，一套服裝穿出去，最好是任何場合都能去，可以「隨遇而安」的在任何環境中，都不會覺得不得體，免去了更衣的麻煩，而且有時候也實在來不及回家再折騰一番，因為大多數人每天不但忙迫不堪，再加上偶發的各種不同的社交接觸，也使人迴避不及。這不只指女性服裝，尤其是男性服裝，更感缺乏「通用」的款式。

　　在社交場合，常見有匆忙趕來的客人抱歉說：「對不起，服裝不整，實在來不及了。」或者是在工作的場合，某人打趣某人說：「哦！穿這樣整齊的衣服來作『工』，不太可惜了嗎？」問題就在這兒──來不及更換。

　　每到夏季，在我們國內，「青年裝」的款式已很流行，雖然叫做「青年裝」，但中、老年人照樣穿在身上也挺合適，好處就在不拘任何場合都敢於「挺身而出」，既灑脫自如，而又不失大方，比穿一身悶熱的西服領帶，要爽快舒暢多了；若為崇尚儉樸之風，則尤為可取。它有這麼多美好的「通用」性，自然而然地就大為流行。

　　回顧我們國內的一般服裝設計，從歷次的各個季節服裝展示會，可以看出，還是在分什麼家常服、外出服、宴會服、夜禮服、郊遊服、休閒服，以及工作服等等，實嫌把生活弄得太過複雜了，既不合工業社會生活繁忙的步調，也不合乎我們這個時代儉樸的要求。所謂「時裝」，並非是一味跟隨外國的潮流就算是時髦，而原應該要有合乎本國文化的服飾，以及合乎生活環境與氣候條件的服裝設計，才是正理。

　　臺灣海洋氣候多變，冷暖無常，多穿一件覺得有點熱，而少穿一件又會覺得有點涼，特別是在季節交替的時候，更感難於適應，清晨離家時，明明感覺所穿衣服正當時令，誰料氣候突變，不是冷得透骨，就是熱得出汗，簡直不知該把身上的衣服如何處理。所以「感冒藥」的銷路也最好。我們的服裝設計家，實在應該從這方面多動腦筋，設計幾種「通用」的款式，既美觀大方，而又能隨時增減自如，相信必能受到大眾歡迎，自會普遍流行。

　　在抗戰時期，「中山裝」很實用；勝利之後，也還很流行。後來不知怎的，就逐漸消失，時至今日，幾乎普遍地代之以西服領帶，或只西服而無領帶，完全沒有了中國人服裝的光彩。長衫被視為「古董」，而莊嚴的「中山裝」也被視為過了時的款式。但迄今卻還沒有屬於中國人的更好的服裝款式以替代，寧非憾事。

　　時下「青年裝」款式雖頗適用，但仍是只適宜於夏季的短袖模樣，而秋冬季則又派不上用場了，如何是好？

　　服裝也是代表一國文化的特徵，即使作為「生活的藝術」表現，也該有它的特色。遇有表演中國服裝的國際性節目活動時，我們不能老是搬出歷代古裝或民初的服裝就算是代表了，總也該有我們共同認定的新「時裝」拿得出來，才更出色。我常想，在幾十年或一世紀之後，那時候的中國人，若也在國際性節目中表演中國服裝，除了仍可搬出古裝和民初服裝之外，又能以什麼款式可以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甚或在戲劇節目中，恐也將難倒了服裝人員而無從查考。

　　寄語服裝設計家們，非獨為合時代需要，也是為了要向歷史有所交代才好。不是嗎？

出國觀光看什麼

　　如果只從報紙上時常出現的書商的大幅廣告來看，臺灣的出版事業和文化市場，似乎是在相常蓬勃的景象中發展，但實際情況卻不然。幾乎每家出版社都慨嘆經營困難，能夠勉強撐得住的也並不怎樣賺錢，有時候狠起心來大登一次廣告，雖可增加點銷售量，但算算全部進帳，竟也抵不上廣告費支出。可是，若不破費些本錢登廣告，書籍就更銷不出，使得各地經銷書店的興趣亦大減。如此這般，有些出版社等於是在做著飲酖止渴的營業。他們把這種境況，歸因於社會讀書風氣不高，買書的人太少了。

　　說到社會讀書風氣，儘管有政府機構和民間文化團體，不斷的在多方提倡，並已創行「書箱禮券」等推廣方法，但仍不見有多大功效。這不免令人納悶，究竟要怎樣才行？

　　如果說是因為大家沒有錢買書，任誰也不會承認是這個原因。臺灣經濟發展有成，國民所得普遍提高，荷包裏都有點錢，吃喝玩樂一擲千元萬元不當回事，但就是沒有興趣只需花費數十元或數百元買書來看。經濟的富裕，徒流於追求物質享受，卻不能同時提升精神生活品質。這就難怪被外人譏誚為「經濟進步，文化荒蕪」了！

　　自從開放觀光護照以來，社會大眾都有錢競相出國旅遊，尤以赴日觀光人數為最多，但到了日本，也只注意採購洋貨，帶回來炫耀一番，而對於日本人的讀書風氣之好，以及日本人在公共場合，所表現的安靜與禮貌，卻仍不能為我們的觀光客所吸收仿效，實在是失去了出國觀光增益見聞的意義，簡直是浪費外匯。

　　日本社會大眾，無論是乘坐地下鐵或地上列車，不但能夠保持安靜氣氛，而且絕大多數人都是手捧書報在閱讀，即使是短程的上下班的公私機構人員，也習慣於利用這寶貴時間多讀點書，既可增長知識素養，又可作為消遣調劑身心。這到處皆可看到的讀書風氣，但就是傳染不了我們的旅日觀光客，除了只能帶回日貨之外，卻不能帶回來日本社會大眾的讀書風氣。

　　由於我們的社會大眾不愛讀書，當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化出版事業有名無實了。許多出版事業機構，被迫只能偏重以青年學生為出版對象。於是，坊間盡多是這一層次的書刊，尤以學生課外參考書充斥書肆，到處氾濫。而甚多出版商則是賴此以生存，實亦苦不堪言矣！

　　臺灣在一、二十年之間，由農業經濟社會，快速的跳躍到工業經濟社會，在這個社會轉型期，精神文化素質脫了節，人的氣質與財富不相稱，就浮現出俗不可耐的樣兒來了。這是我國人到了國外，或者外國人來此地旅遊所得觀感，又怎能怪不被人家譏評為「暴發戶」，徒有其表呢？

　　讀書風氣之不振，人心被物慾所腐蝕，就會禁不起一些奢侈浮華生活的引誘；禁不起這種種誘惑，又缺乏現代社會倫理規範和文化素養，而只知旦夕為金錢爭逐，貪圖不當的享受，社會犯罪案件焉得不隨之遞增。因此，為了要杜絕社會犯罪，維護社會安寧，在各種的措施之中，實亦須要特別大力來提倡社會大眾的讀書風氣，以期在心理建設方面，也能有所增益。

眼科醫生

　　人的年歲數漸長，身體上的「小零件」使用久了，就跟機器一樣的會發生故障。對於身體的鍛鍊，儘管跟對機器保養一樣的注意，但使用久了，都還是會有磨損的地方。特別是構造最精微和使用最多的部位，就最容易起變化。人的眼睛，也就是屬於這一類。例如，發生近視或老花，一半也是出於自然現象。

　　我的身體一向健壯，除了感冒之外，很少生病，但也就因為這樣「恃強」作工不息，或係已有「透支」而不自知，隨著歲月的增長，如今身體上的若干「小零件」，就有了不對勁的症象，先是心臟不爽，接著就是眼睛出了毛病，需要修理了。

　　從事文字工作的人，使用腦力與眼力都是最多的，而這兩者在生理上又是息息相關的。過度的工作疲勞，休息與睡眠的時間不夠，而腦力雖然愈用愈發達，但眼力卻承受不起，就要提出抗議了。

　　眼花是隨著年齡來的，誰也逃不過，我也配了副花鏡就行了。但是，最近忽發覺在左眼簾前面出現了黑影晃動，起初以為是一根彎彎的頭髮掉下來，但抹一把並無頭髮；又以為是生了一根長眉毛，但照鏡子亦不見有長眉毛。而眼前的半圓形黑線圈影子仍在晃動，有時在右上角；有時在左下角；有時則又像電視幕上的掃瞄線，由鼻樑部位掃向外眼角。在這同時，視網膜偶而還會有模糊的感覺。這樣過了大約三個星期之後，我意識到這種症象不尋常，想起醫學界人士曾說的「早期檢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話，我就決定儘快要去看醫生了。

　　根據有經驗的朋友們說法，去「公保聯合門診中心」看病，選醫生是病人的一門「學問」，選對了醫生或者碰運氣遇上一位醫術高和醫德好的醫生，那就是病人有福了。而我一向眼睛健康特佳，每次體檢視力都達到最高標準，甚至有一次護士小姐懷疑我是否戴有隱形眼鏡？所以，我從未看過眼科醫生，當然不知誰是眼科名家，也就無從選擇。我先向眼科部門待診的病人打聽，問過兩、三人，有說「都差不多」；有說「不清楚」；有的則搖搖頭而未作回答。在這種情況下，選醫生是無線索可循了，那就只有自個去碰運氣吧！我不由得想起一部外國電影《外科醫生》來，心裏就不由得發毛了。

　　無論如何，我打定主意慎於始。先是細看了眼科大夫名單，作過了一遍紙上「相面」；然後，再到各位眼科大夫門診的地方，默默地觀察了一番。結果，就憑第六感，我去掛上了「眼科醫師陳怡均」的號，心中祝禱好運能碰上一位好大夫。

　　陳怡均是三軍總醫院在「公保」應診的眼科醫生，年齡不大也不年輕，初見給人以厚重敦實的印象。他仔細為我檢查了眼睛情況，發現了有問題，雖然公保門診中心的眼科檢診儀器不完備，但他也決不會敷衍了事，亦不願遽加斷書，乃立刻開出了「轉診單」，約日要我轉到三總醫院民診服務處掛號，再作進一步的檢查。

　　再檢查的結果，陳醫師診斷出我的左眼有兩種症象，一是眼球內的玻璃體已經掉落，所以在眼簾上才會出現晃盪的黑影；一是視網膜上有了破洞，妨害視力健康。前者已無法可治，因為迄今在眼科醫學上尚無方法可以使得掉落的玻璃體復元，而只有聽其自然；而後者則必須趕快施行手術修補，因為這種破洞如果一旦惡化或擴大，使得視網膜也會掉落下來，那可就麻煩大了！

　　陳醫師從公保處開出了「住院證明單」，我向住院窗口辦手續。至於住那一家醫院，則由病人自己選擇。我想一事不煩二主，亦不宜再另從頭來一遍診察，乃當即決定去住三總醫院。小姐就照此發單，連同病歷紀錄密封起來，交我自行攜往三總醫院。

　　可是，我未料到三總醫院的「公保病床」很有限，並非立刻就能住進去，而須先登記排隊等候床位，小姐遞給我一本登記簿，我翻開一看，前頭已經登記排隊的病人可真多啊！我不由得楞住了，視力模糊，心裏就更焦急嘀咕。我問要等多久？答稱至少三個星期，並且指給我看，一個月前登記者，至今尚未住進醫院哩！我無奈何，只好姑且也先登記下來。

　　我把這情形去報告陳醫師，他認為不宜等太久，萬一症狀發生變化，視網膜掉下來，那時候再做手術就非常麻煩了。所以唯有快去別家醫院找床位，住院施行詳細檢查和治療，方為萬全之計。他關心病人的症狀，甚至超過我對自己的關心程度──因為病人的自覺，往往是不符合醫學上的要求的。

　　我立刻跑去榮民總醫院，住院窗口告訴我先去找眼科總醫師簽床位。我即去眼科部，見到兩位總醫師，Ｙ總醫師看一下住院單上的病症項目，就說「這很麻煩！」即推向Ｃ總醫師簽床位；而Ｃ要我站在那兒等，等了好一會，沒有作什麼，就又推回Ｙ作檢查，Ｙ要我去另一室點藥水放大瞳孔，過了四十分鐘，護士要我再去給Ｙ看；Ｙ又要我等著給一位女醫生看，又等了約廿分鐘，但那位女醫生似乎並不曾在意Ｙ的這個吩咐，而見我等得有點不耐了，才招手我去檢查室，弄了一會沒有查出什麼；Ｙ又接著檢查，也沒查出來什麼；就交由Ｈ醫師檢查。Ｈ終於查出來，也是視網膜有破洞及玻璃體掉落。這好不容易，總算是有了相同的診斷結果；但卻並未得到我所求的結果──因為到最後才對我答覆說：「沒有床位」。

　　從下午兩點多鐘開始，連等加折騰的弄到快五點鐘時候，既然已經查出來眼睛有毛病，末了卻又答覆我「沒有床位」，這算什麼名堂呢？而事實上，據我側面打聽，榮總眼科都是有空床位的。難道怕付不起住院醫療費嗎？也不是，因為我是公保病人住院，決不會賴帳的。我越想越惱火，本想去找相識已久的鄭濟勳院長弄個床位，但又一想，咱們不是大人物，縱然勉強弄到床位，而醫生治療不起勁，又如之何？例如，Ｈ醫師查出了症狀，我問他怎樣？他要我去問Ｙ醫師就會告訴我；我再去問Ｙ，則又說應去問Ｈ。像這樣的翻來覆去，在整個過程中已經是折騰得夠受了。我再要生氣，氣壞了眼睛，可真是跟自己過不去了。

　　先前據有過這種病症經驗的人告知，有糖尿病的人，也會造成視網膜破裂，那不但須住院施行手術修補，而且須平臥數日不可下床。我雖然不是由糖尿病所引起的，但視網膜破裂及所需要施行的修補手術，情況則是一樣的。所以，三總醫院陳醫師要我住院進行仔細的檢查及治療，當然有道理。這雖然是小手術，但關係卻大。而且住院才好讓病人得到安靜和易於控制情況變化。這乃是基於對病人安全的要求；惜乎三總醫院的「公保床位」太少了。

　　次日上午，我只有回頭再去找陳怡均醫師，心想即使賴也要賴著他想辦法。其實，無須乎賴，他以行醫濟世的心懷，即又盡可能的抽出時間來，為我再作了仔細的複診檢查，仍驗證了他先前的診斷無誤。但因無床位，而又不忍心讓我繼續曠日誤期的久等，擔心症狀會有變化，乃問我願不願意施行修補手術後而回家療養？我想了一想，這雖然是小手術，不住院也難免有點「冒險」，但若與延誤日久而萬一視網膜掉下來所造成的大麻煩情況，比較之下，兩害之間取其輕，當然還是應該趕快先修補破洞為要著。於是，我就立刻下定決心回答說：「好！現在就做。」這並不是我盲目的大膽接受，而實在是我對他的醫術和醫德，已經有了信心。

　　陳醫師要我先到外面等候，十二點鐘前再進來。因為手術室有病人開刀，醫療器械在使用著。我於十一時四十分又回到眼科部，他仍在忙著，卻問我吃過東西沒有？我說剛在外面吃了一碗麵。他說，再等一會，手術室還沒有完。一直等到下午一點多鐘，也不曾看到他離開去吃飯。心想他問我吃過東西沒有，他自己卻還在空著肚皮。他兩次打電話跟手術室連絡，終於有空了。他立刻就親自動手。這時候其他醫生和護士們，都去吃飯或午間休息去了。

　　我平直的躺下來，他問我能否忍住不打麻藥？因為那一針打下時也很痛。我已被他的服務熱誠所感動，即堅稱可以忍耐。只見他頭上戴著探射燈，左手拿起放大鏡，右手執著手術器具，同時並用一隻腳操縱著器械。我的眼睛被滴進了某種藥水，雖被用一種弓子形狀的東西，把眼眶撐大開來，我也看不見什麼了。他在施行手術過程中，一面問我痛不痛？我回答說「不痛」。其實，是相當痛的。但我閉緊嘴巴咬累牙關的忍住了，而且如果因痛而張口喘息，就會使他手上所拿的那靠近在我臉上的放大鏡，浸上一層霧氣而看不清楚了。但是，他似乎已知道我是在「撒謊」充硬漢，因為他發覺我的肌肉緊張，就必然是在忍著痛了。所以，他一面做手術，仍一面不停的安慰我說：「要忍耐，很快就好了。」

　　我的左眼上，被貼上了紗布。我起身下來，遵他吩咐回家療養，並再看門診。我離開了醫院，在路上不但仍感覺眼睛痛，而且左半邊的頭也痛。我就這樣的搭車顛簸著回家，實在很不舒服。這才使我更體會出來，雖然是小手術的冷凍治療，而為什麼還是應該住院的道理。但是，弄不到病房床位，又豈奈何呢？

　　由於沒能住院，我跑來跑去的，我的眼睛於手術後竟又感染了「角膜炎」。兩隻眼睛都紅得像櫻桃，眼屎也黏得難過。我有點著慌，打電話請教陳醫師。他說不會影響到傷口，只須使用我家中已有的氯黴素眼藥水，每隔兩小時點一次就會好；如果有何嚴重情況，就趕快再去看他。我這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病上又加了病。幸好過了三天，「角膜炎」就先消退了。左眼傷口的痛感，也逐漸減輕了。

　　我療養了七天之後，又去看門診，請陳醫師再作檢查。他見到我眼內傷口癒合得相當理想。我自己也覺得我視力逐漸恢復，也沒有痛感了。又休養了三天，我就又照常工作了。只是，左眼簾仍有黑影晃動，因為是玻璃體已經掉落，那已經是沒有辦法的事了；以後只有自己加意保護了。

　　我本來是很敏感而最怕痛的人，而這次修補眼睛網膜的破洞，竟能有勇氣忍得住疼痛，實在是由於陳醫師的仁心仁術和服務精神，給了我精神上的力量，而才能抵消了肉體上的疼痛。由此亦可見，醫生對於病人，在精神上的感應，功效也是不小的。

　　陳怡均醫師不但很關心他的病人，並有很高的責任感，而不是對我特別愛護。因為彼此既不曾相識，也不曾有人介紹。我看過了幾次門診之後，他甚至連我的姓名也不記得。要看到我人和病歷紀錄，他才知是誰。因此，我有一次打電話給他，我只報姓名，他茫然不知為何許人，我要再解釋自己是他看過的那一種症狀的病人，他才恍然記起。可是，我則已把他的姓名記得很牢了，因為我對他既感且敬。

　　朋友們打趣我說，你的運氣好，碰上了一位好大夫。

　　後來，我對人談起我的眼疾治療經過。有一位醫學界人士，曾很自然的對我說出：

　　「啊！你不知道，他是眼科視網膜的權威。」

　　原來如此，我為之心喜不已。

　　　　（民七○、一二、七）

胡適先生三味藥

　　年來常鬧小病的胡適博士，已屆七十高齡，但仍不辭勞頓的應邀從臺北飛到臺南，於炎熱的天氣下，在成功大學四十八學年度應屆畢業典禮中，對莘莘學子發表長達七十九分鐘的親摯演說。

　　頻頻的揩汗；頻頻的頓歇；頻頻的氣喘……但他仍越說越起勁，不但不「偷工減料」，而且還加進了更多的經驗閱歷和故事，使得他的講稿綱要更充實、更生動。想是他愛護青年，教誨青年的一片至誠，支撐他完成了這小病初癒後的一次動人演說。

　　當他結束講話，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沉靜地走回原位時，似乎有點搖晃而站立不穩的樣子。──千多雙手不停地鼓掌，不僅是對他講話內容的讚服，同時也是對這位學術界長者發出由衷的感敬！

　　就表面的直覺，胡先生的身體隨著歲月的增長，像是虛弱了一點；比七年前初回國時顯然確是消瘦了許多。頭髮更漸稀落，也幾乎完全是灰白了；但也顯得更清癯些。當他稍坐片刻之後，又安詳而煥發的在會場外，歡笑著與大家交談寒暄，無分男女老幼尊卑，他都隨和接應，是那麼平易近人，謙遜可親，戴方帽的學士群，個個笑逐顏開。

　　胡先生講話多了──也或許是站著演說久了，就會氣喘，頓挫，這恐怕還是最近一、二年才有的徵象。記得大約在六年前，胡先生在臺北師大禮堂（那時是師範學院）於蔡孑民先生誕辰紀念會上，發表其「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之學術演講時，歷兩小時有餘，且講題艱深吃力，而那時並沒有顯著的氣喘，也不曾頓歇飲水。昨天十八日在成大演說中，招待人員曾再次捧上一杯溫開水。

　　胡適博士在成大典禮上，一開始就說：我是以客人的身份和老大哥的身份，向新畢業的同學道喜來了。他說他進大學是在五十年前（一九一○），畢業是在四十六年前（一九一四），因此他謙稱他的演說是用「老大哥的資格應該送的一點小禮物」。

　　他首先告訴同學們，「畢業」或「卒業」，在英文裏叫做Commencement，意思是「始業」，也叫做「開始」，是表示學校生活的告一個結束，現在要到大世界裏去，開始進入一段新的生活，也是各人生命當中的一個新的階段，開始撐起自己的肩膀托自己的擔子。

　　這位享譽中外的學人長者，對小老弟們期勉甚殷。他風趣的說：我們老一輩的來日「不多」，而你們來日方長。將來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都交給你們，這工作是何等的艱鉅和重大。因此，胡先生曾再三重重地勉勵畢業同學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要下定決心，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而努力。

　　他在演說中還特別引述了一句古希臘荷馬的史詩中的名言：「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就不同了！」諸位同學也要有這種抱負和信心，告訴社會上的人：「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這個世界不同了！又不同了；又換了一個。」

　　胡先生自稱老了，不行了。希望這是對新走出大學校門的小弟弟們的一番鼓勵話，以胡先生迄未稍減的治學精神與興趣，以及和青年人同樣保有的一顆有活力的心，怎麼會老呢！即或體力稍差了，那還有許多只憑「智慧」的工作需要做。中國人有句話說：「人生七十才開始」，不知胡先生可同意這個說法不？

　　胡適博士對成大學生的這一篇精采演說，對海內外所有的始業學子，也同樣有其意義。值得紀載下來：

　　這次的講題是：「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胡先生在開始他的演說時，先講了一個故事。

　　西遊記中孫悟空奉觀音菩薩之命，保護唐僧到西天去取經，但卻困難重重，有九九八十一難，所以走到半途，孫悟空就回來了，向觀音菩薩撒嬌說：我不幹了！太苦了！一路上盡是妖怪，到處有困難，實在受不了。而且師父還有時發脾氣唸起金箍咒，弄得我頭痛不已，幾乎送命。

　　於是，觀世音安慰他說：不要緊，快回去吧，這是你的責任。

　　但孫悟空還是不肯去，無奈何，結果觀音只好給了他三根救命毫毛，只要吹口氣，要什麼就變什麼。這樣，孫悟空接受了三根救命毫毛，才又跟著唐僧到西天去取經，經過八十一難，終於成功。

　　講完了這個神話故事，他就轉以溫煦的語調對畢業學生說：始業之後，你們中間也許不會遭到困難，亦許有運道不好的，會遇到比唐僧更多的困難。所以我今天雖不敢學觀世音授給諸位三根救命毫毛，但可送你們一個藥方，這個藥方有三味藥，供你們進入社會隨時作防身救急之用。亦算是我的一點小禮物。

　　這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是什麼呢？

　　第一味藥叫做「問題丹」。

　　第二味藥叫做「興趣散」。

　　第三味藥叫做「信心湯」。

　　這三味藥各有它的好處，不妨談談。

　　第一味藥「問題丹」：每個人離開學校之後，總得帶一兩個麻煩而有趣的問題在身邊作伴。問題是一切知識學問的來源；活的學問，活的知識，都是從實際困難或理論上的困難中得來的。

　　他說：「年輕入世的時候，總得有幾個不大容易解決的問題在腦子裏時時向你挑戰，時刻笑你不能對付它，不能奈何它；時時引誘你想它。那些問題就可以使你知識不墜落，而永遠的在進步。」

　　「學堂裏的書，你帶不走。儀器，你帶不走。先生，他們不能跟你去。但是，問題可以跟你走，可以跟你到天邊。有了問題沒有書，你自會省吃省穿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賣田賣地去買儀器；沒有好先生，你自會去找好師友；沒有資料，你自會上天下地去找尋。」

　　「在走出校門之先，要自問有沒有我這行，我這一門學問裏所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且要賭個咒，對這些問題，我某某人定要在幾年之內解決它。如果諸位有了問題和這種決心，諸位一定能成功。」

　　胡先生說到這裏又舉例說：「有許多科學家，發明家如牛頓等人，他們在當初又有多少儀器設備可供他研究發明？而就是他們在發現問題之後，即下決心去解決它，然後才有了創造和發明。」

　　「各位青年朋友，你今天要離開學校，」胡先生提醒大家說：「請你先再檢查一下，你們夾袋裏帶了幾個問題跟你走了呢？」

　　「如果沒有問題，」胡先生以低緩而沉重的語調，可惜的說，「那你們的前途，未──可！──樂──觀──喲！」

　　但他馬上又以補救的辦法說：「你還來得及趕快向老師們要幾個問題，越麻煩的越好，即使是老師做不出的，給你們去做，下決心把它解決。」

　　胡博士並風趣的說：「這好比我是郎中處方，向你們老師藥鋪取藥去吧！」

　　引得全場笑起來。胡先生就這機會喝了口白開水。

　　成功大學今年應屆畢業生共六百六十二名，包括工、商及文理學院的各學系。其中以工學院最多，佔四五七名。今年全體畢業生中，有港、澳等地僑生共一九三名。

　　因此，胡先生在講到──

　　第二味藥「興趣散」時說：「我現在所講的，是不限制任何院系的同學。一切的人，都有一種毛病，就是只顧到自己的本行，而本行以外的事情就缺乏興趣；如果與他談什麼都不懂，是個沒趣味的人。別人討厭他，至少人家會說，這個人他的本行很好，但除了本行，什麼都不懂，是個飯桶。

　　「最重要的是一個人要擴大他的興趣，每個人進入社會，總得多發展一點專門職業以外的興趣。」

　　他接著又正對成大學生說：「你們多數是學工程的，當然不愁找不到吃飯的職業，但四年前你們選擇這專門職業，真是你們自己的自由志願嗎？你們現在還感覺你們手裏的文憑真可以代表你們每個人終身的志願和終身的興趣嗎？換句話說，你們今天不懊悔嗎？明年今天還是不懊悔嗎？

　　「你們在這四年裏，沒有發現什麼新的，業餘的興趣嗎？在這四年裏，沒有發現自己在本行以外的才能嗎？

　　總而言之，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Vocation），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Avocation）的頑藝兒。不是為吃飯而是心裏喜歡它，用閒暇時間去做的。這種非職業的玩意兒，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樂，更有意思。

　　「有時候，一個人的業餘活動也許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

　　胡氏接著舉例說：「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學家，一個是彌爾，他的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秘書，但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有很大的貢獻；另一個是斯賓塞，他是一個測量工程師，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一個很有勢力的思想家。

　　「英國的當代大政治家邱吉爾，政治是他的終身職業，但他的業餘興趣很多：他在文學、歷史，兩方面都有大成就，且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而他用餘暇所作油畫，成績也很好。他在擔任首相職務時，常在半夜喚醒秘書，口述為他的祖宗寫傳記。

　　「今天到自由中國的貴賓，美國總統艾森豪先生，他的終身職業是軍事，但人也都知道他最愛打高爾夫球和釣魚，而他的油畫工夫也很好。

　　「各位青年朋友，你的專門職業以外的興趣是什麼呢？如果能多開一個新的興趣，等於多開一個『門戶』，一個新的『殖民地』；有了一個新的頑藝兒，好像開了一個新的『花園』，這種樂趣是無窮的。總比沒事來四圈麻將要有點意思。而且到必要時還可以用它改行，往往會比本行成就更大些。」

　　胡適博士風趣地以自己為例說：「我當初學農，後又改文科，現在七十歲了，有時出國辦護照填表格，職業一欄我自己不知填什麼？所以朋友私下聊天，我說我是『不務正業』，因為興趣多，人家說我學歷史，我亦喜歡文學。」

　　接著他又說：「雖說我『不務正業』，但我還是有我的職業本行在『哲學』，不過，在社會上有點虛名，卻不是我的本行鬧起來的，而是四十多年前我提倡白話文學，對國家社會多少有點貢獻。

　　「但若要問胡適在哲學上有什麼貢獻？誰也說不出來，連我自己亦說不出來。沒有。但我的貢獻在將來歷史上有個地位，胡適是提倡白話文學的；這卻與本行無關。」

　　胡先生說到此處，環顧臺上臺下一遍。然後風趣地笑說：「我舉自己作例子，不害臊，諸位不要見怪！我們鄉下有句話『戲臺裏喝采，臺下不喝采！』現在戲臺上，戲臺下都不喝采，我只好自己喝采了。」

　　說得大家鬨堂笑起來，同時也響起一片掌聲，臺上臺下都一致「喝采」了。

　　胡先生就這機會，揩了汁，也又呷了一口水。

　　第三味「信心湯」：胡先生曾再三闡明「努力不會白費」的道理。

　　他說：「我們生在這個年頭，看見的，聽見的，往往都是可以叫人悲觀，失望的。有時候竟可能叫人傷心，叫人發瘋。

　　「這個時代，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沒有信心，我們真的要發狂了。離開學校，接觸到這樣大的社會，大的世界，怎辦呢？

　　「這就需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會白費的，相信沒有一點努力是沒有效果的。

　　「而多努力就更多有收穫。學工程的人生哲學尤其要建立在『努力不白費』的定律的基石上。」

　　於是，他又講述美國汽車工業巨人亨利福特一生奮鬥的故事及其貢獻。──

　　「亨利福特這個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他小時候半工半讀，只讀了幾年書，十六歲就在一小機器店工作，每週工錢兩塊半美金，晚上還得去幫別家做夜工。到一九○三年他三十九歲時，他創立了福特汽車公司，原定資本額為美金十萬元，但只招得了二萬八千元。可是，經過五年的努力之後，他就造成他的最出名的Model T汽車。」

　　胡先生說到這裏，回憶一九一三年，胡先生正在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福特先生就在那一年創立了福特汽車工廠的第一套裝配線。到了一九一四年，就快速發展到能夠完全用『裝配線』的原理，來製造福特汽車了。同時宣布了他的汽車工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時，比別處工人少一小時；而每天最低工錢五元美金，則比別人多了一倍。至於福特汽車的售價，開始是九百五十美元一部，也逐年的降低價格，從九百五十元直減到三百六十美元一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減到二百九十美元一部。」

　　胡先生指出：「福特公司在創辦時只有二萬八千元的資本，經過二十三年的努力經營之後，在一九二六年已值得十億美金了，並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了。根據紀錄，至一九二八年，已經製造出了一千五百萬部汽車。這是由於福特先生發明了「裝配線」，在二十年裏，就造成了全世界的工業新革命。」

　　胡先生喘息了一下，即又以激昂的語氣，勉勵青年學生們說：「福特的汽車，在五十年中，征服全世界的史實，還不能夠叫我們發生『努力不白費』的信心嗎？」

　　全場又起了一片熱烈掌聲的回響。

　　接著他又講了第二個故事：

　　「五十七年前，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正是我十二整歲的生日那一天，在美國北加羅林那州的海邊基帝霍克沙灘上，有修理腳踏車的匠人兩兄弟，用他們自己製造的一架飛戰，在沙灘上試飛，弟弟飛起了十二秒鐘跌下，哥哥接著上去，他飛起了五十九秒鐘。──這二人就是有名的萊特兄弟。

　　「那是人類製造飛機在空中飛行的第一次成功。現在那一天已是全美國慶祝的『航空日』。但在當時並沒有人注意這兩弟兄的努力，也沒有人鼓勵；但這兩個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腳踏車修理工匠，卻並不失望，他們繼續的試飛，繼續的改良。一直到四年半之後的一九○八年五月，才有報紙的記者去訪問，報導他們。而那時候，他們已能在空中飛行三十八分鐘之久了。

　　「這四十年中，航空工程的大發展，航空工業的大發展，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在最近卅年裏，航空工業已成了世界最大工業之一。」

　　胡適博士回憶說：「當我於廿三年前一九三七年，第一次飛渡太平洋的時候，從香港到舊金山，總共化費了七天；而去年我第一次坐噴射機，從舊金山到紐約，作橫越新大陸飛行，五個半鐘點已飛過三千英里。」

　　他說：「下月初我又得飛過太平洋，當天中午起飛，當天的晚上就可到美國西岸了。」（筆者按：胡適博上暨其他中國學人多人，將於七月初飛美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

　　在這個故事末尾，胡適博士感嘆地說：「請想想，五十七年前，兩個腳踏車修理工匠，在那個沙灘上用自造的飛機，居然在空中飛起了十二秒鐘。

　　「而那──十──二──秒──鐘的飛行，就給人類打開了一個新的時代──打開了人類的航空紀元。」

　　胡先生於此顯得更激情了，似已忘卻了自己的疲勞，他驟然提高了嗓音大聲說道：

　　「這還不夠叫我們深信『努力不會白費』的人生觀嗎？」

　　他重重地氣喘了一忽兒，接著又緩緩的說：

　　「聖經裏有句話：『信心可以移山』（Faith moves mountains），中國古人說：『功不唐捐』。信心和努力，是絕不會落空的呀！

　　「青年的朋友，你們有這種信心和努力嗎？」

　　胡先生最後輕輕的，重複的，念著一句話，結束了他的講演：

　　「只要功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

　　「只要功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九）

一代學人長留去思

　　昨天二月二十四日（民國五十二年）是一代學人胡適之先生逝世一週年，許多人都一大早到南港去祭弔他，有銀髮教授，有莘莘學子；有政府官員，有市井小民；有軍人、有文人，也有赤腳的農夫，大家都是三、五成群地登上適之先生的墓園，默默地向他的靈寢行禮，在墓園邊低迴默想，不少人的眼睛是潤濕的，但在如此之多的人群中卻像是空無一人般地靜寂！

　　時間雖是一年過去了，但大家的心情還是一樣地悲戚，還能說些什麼呢？

　　逗留的時分夠長了，該是午餐的時候了，大家回去吧！可是仍有不少人在那裏呆坐冥想。年高的羅家倫先生，拄著手杖，在墓園的石階上，曾不止一次的走下來又轉回去，望著墓石下他那位已不能見面的老友，張著口像是在對他講話。黃季陸部長鞠了一個躬，似是已控制不住情感，一陣心酸地趕快轉過了身去。毛子水教授牽著女兒和外孫們：「來在你胡伯伯墓前照個像。」

　　墓園裏的石子被來往的人群踏散開了，有兩個青年學生默聲不響地把它擺擺好。墓園四週的小坡和空地上都已新鋪了草皮和種滿了花木，大家都小心地不踏上去。墓園兩旁新砌的花池中，白色的杜鵑花已經綻開，在春風中搖曳著，更增添了悲戚的氣氛。

　　適之先生的墓上，昨天擺滿了各方所送來的花籃，墓前放著一張小方桌，桌上供著胡老太太親手所做的五樣菜，有油雞、鯉魚、青豆洋菇、紅燒肉和龍蝦，還有胡博士生前愛吃的炸醬麵，一雙象牙筷，另有小半杯酒。

　　胡老太太沉靜地，悲傷地坐在墓旁的石凳上，有幾位女士陪伴著她，她一眼望見供桌上忘記了擺水果，又叫人拿來了橘子和芒果供上之後，又叫人攙扶著移步到供桌前，緩緩地行了三鞠躬，然後又回到石凳上坐下來而不肯太早的離開墓園。

　　有些人雖是遲遲地走下了山坡，但仍不時地回頭仰望一下在半坡上的墓園。這一代名滿天下的學人，雖已長眠於地下，但他對大家的感覺仍是親切的。

　　據中央研究院同仁說，這一年來，經常不斷有許多中外人士，到南港來憑弔胡適博士的居處，追懷他的許多往事。南港的墓園已是世人永久憑弔他的處所，因之，中研院已有計劃地逐步美化墓園的環境，將來的佈置是會更加幽美的。

　　胡適博士生前所住中研院內的一座小平房，現已改為「胡適紀念館」，昨天特地暫先開放一天，供人瞻仰，裏面的佈置都儘量保持胡先生居住時的老樣子，他的書房和新闢的遺物手稿等陳列室，是最為惹人駐足遐思的，想想他生前在這裏的生活起居和治學的情形，如今已人去不還，怎不令人無限感傷！

　　去紀念館參觀的人很多，由於館內容量有限，大家都擁塞在門口進出不便，後來在門前貼出一張字條，每分鐘限二十人進入，並另設出口，這樣大家都自動地擺起了長龍，但進入的人總想細細瞻仰胡先生的遺物、書札、手稿等，裏面還是顯得很擁擠，但並不亂，大家都是靜悄悄的，館內始終保持著寧靜的氣氛。

　　胡先生臥室的衣物和外間餐桌上簡單的陳設，以及書房的文卷累累，在在都使人「睹物思人」和「觸景生情」，有些正在使用的東西和翻開的書卷，還有未寫完的片紙隻字，都像是昨天的事……胡先生沒有死呀，一閉目，他那謙和的笑貌和爽朗的笑聲，不是又都湧現在這個屋子裏了嗎？可是，哀傷的記憶又告訴人，胡先生確是去世了，而且已經一年了，他永不再回來了，留給世人的是他的「智」與「德」，一個學人的典型。

　　在胡適紀念館裏，有一種東西是最多的，那就是「書」，在書房裏自然是四壁書卷，在小客廳裏也是兩壁書架，臥室裏也有書，乃至新闢的遺物陳列室，在玻璃櫃內所放置的也多是他的著作、手稿、講稿和討論學問的書札，這也是最為人們所深愛並願細細瞻仰的東西。

　　在陳列室的牆上掛著廿二幀胡先生從少年以至晚年的照片，有著長袍的，有著西服的，有他單獨的，也有他和家人的合照，但在這許多不同的照片中，卻有著一個相同點，那就是他那最為人所熟悉的笑容，在每一張照片中，胡先生不是抿嘴微笑，就是咧著嘴大笑，正如他生前對每一個人不論是達官顯要，還是凡夫俗子，都是一樣地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如今，胡先生已去世一週年了，但從他的遺像中，還是一樣地令人如沐春風。

　　有人說，胡先生在世時對任何人都很客氣，但卻並無絲毫虛假造作，這是他在心底裏就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所使然。

　　陰冷多時的臺北天氣，昨天晴朗而溫暖，南港道上車行如鯽，從黎明到傍晚，在中研院蔡元培館所舉行的胡適逝世週年紀念會上；在胡適紀念館裏；在中研院門前山坡上的胡適墓園邊，都有著川流不息的人群，都是懷著敬仰追思的心情去憑弔這一代學人。

　　死的，只是胡適之先生的形體，而其道德學問人格楷模將是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中西文化問題

　　使人畏我之言，不若使人信我之言；使人信我之言，不若使人悅我之言。戒之以禍，使人畏也；喻之以理，使人信也；悟之以心，使人悅也。──東萊博議呂祖謙語

　　胡適之先生畢生倡導民主與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西化論者，一生為此理想說過夠多的話，也寫過夠多的辯論文章，直到其最後一次的正式演說，還是講的這個大論題，此對胡先生來說是其「一以貫之」的偉大之處，亦似有定數焉。

　　適之先生的這最後一次演說，怎料到竟又引起一場馬拉松式的中西文化大論戰，雖然是老調新唱，但卻唱得遠比舊譜為激越。

　　胡先生雖死了，這場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並未結束，但卻逐漸地脫離了主戰場而跳進了泥塘裏糾纏不已。如果胡先生死後魂靈真的有知，看到這個原本是學術性的論爭而竟演變到如此境地，鬧到法庭相向，胡先生又會有何「感觸」呢？

　　今天，是這位一代學人的「安葬」之日，中西文化論爭的雙方似乎也應再想想。

　　做為一般凡夫俗子者，並不反對對我們當今的文化問題展開熱烈地、廣泛地辯論；相反地對我們現時的不死不活的文化形態，直覺地令人鬱悶。在辯論的過程中，也並非不能容許有激烈的詞鋒，任何問題之值得「辯論」，在理論上就必然常是各趨極端，因為非極端不足以把一方面的論點充分表達；而行動則又常常是執兩用中，因為非折中就不足以把兩極端的短處拋棄，而把它們的長處吸取。如果西化的主張是對的，是不可避免的，縱然高嚷「全盤西化」，而實際行動起來，也只能作半半觀；同樣地，如果保守的論點站得住的，是時勢所能應許的，縱然大叫「東風西漸」，而實際行動起來，也只能作半半觀。

　　問題是論爭儘管論爭，激越儘管激越，而對學術論戰的矛頭，卻不可也同時用作「人身攻擊」，扒糞的做法固不可取，夾怨報復亦非智者所當為，個人的得失榮辱事小，影響文化界的風尚範式事大，如此這般的演變下去，將使得有心於「中西文化問題」的其他智者卻步不前。試觀今日，除了「短兵相接」的雙方之外，還有多少學人甘願置身於這個漩渦呢？

　　這又算是誰的損失！

尼采與超人

　　尼采，是德國的詩人也是哲學家。一八四四年生在薩克森州的呂層。他的家庭，原本是波蘭的貴族，世代以牧師為業。他在幼年時學習音樂和詩，至一八六二年進波昂大學，研究語言學和神學。尼采當時所最尊敬的人，是李特丘爾教授。後因教授間的傾軋，李氏轉到萊比錫大學，尼采也追蹤他轉學到萊比錫。他力圖通過希臘古典的研究，而接觸南方古代的文明，乃至希臘主義的基調。

　　一八六七年，尼采服兵役入野戰砲兵聯隊。但他於熱誠服務的餘暇，仍孜孜不忘繼續研究語言學。退伍之後，復又委身於學術界。然而，他的思想已漸次帶有哲學的傾向。尤其是耽嗜於叔本華的哲學。同時，又得和他從小就醉心的天才音樂家瓦格涅結交。

　　一八六九年，由於李特丘爾的推薦，得充任巴塞爾大學的古典語言學教授。到此時，所學才得所用。

　　一八七○年，普法戰起，極富愛國心的尼采，毫無猶豫地中止了關於希臘文明的研究，及其正在寫作中的名著：《悲劇的誕生》，志願從軍出征。但未幾因病而歸，重行在巴塞爾大學供職，由於他的奇特的見解和卓越的思想，使學界大為動搖，毀譽交起。更甚者，因為他的研究方法與一般古典學者的研究方法，差別頗大。遂受一般學者的非難，並禁止學生接受他的講義。尼采至此，遂不得不於一八七九年憤而辭去大學教職，度著自由的生活。在此時期，他不斷地從事著述。到一八八九年，不幸陷於不可救治的精神病。第二年即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七歲。

　　尼采哲學的主旨，是極力反抗十九世紀後半期風靡人心的進化論、歷史主義、自然主義、功利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實證主義、現實主義、及主智主義等，而高唱自我的價值，人格的威權，理想的光榮，及心情的醇美。換句話說，就是宣傳對平凡主義的高貴主義，主張對眾愚主義的天才主義。再簡單一點說，就是宣傳超人的福音。

　　因為尼采是詩人，所以在思想和表現法下，都是主觀的、熱情的。他的著述，也不是論理的、體系的。而是直觀的、藝術的、象徵的。所以沒有藝術素養的人──敏銳的感情和強烈意志的渾融，是不容易理會他的真髓的。尤其是他的格言，更有此極其顯著的特色。

　　尼采的哲學，是意志的哲學，是戰的哲學，也就是強者的哲學，他認為強就是善，弱就是惡，這也就是他的道德觀。他所有的意向，是偶像的破壞。他否定過去的價值，而創造新的價值。他不想闡明實在的秘義，但卻想闡明人性的真髓，揭櫫最高的理想。他的最高希望和目的，就是想要提高人類的價值。他想在過去善惡的彼岸，建立起為真人的道德，為超人的道德，也就是英雄的強者道德。

　　尼采是反蘇格拉底思想的。他反主智主義的傾向，可說已達到頂點。

　　他反對基督教文明。他認為基督教文明和主智主義的文明一樣，也是把人類看做柔弱可憐的動物，看做是如不互相扶助互相憐憫，就不堪忍受多災多難的現實生活。依尼采，假如說是真人的生活，就必須是英勇的，偉大的。若果把人類生活的理想，看做是微小、柔弱、和卑怯。那就等於是把生活的本義，從頭破壞和否定。

　　他又反抗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想。他認為社會主義單主張人類的絕對平等，是完全蔑視人格價值的優劣。把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指導者和被指導者，混合起來一樣看待。就是把多數者渺小可憐的生活，看做人類生活的理想。在根本精神上，完全和實證主義實利主義相同。人生的真義，也就被完全煙沒了。

　　尼采反對消極的，否定的人生觀，極端主張積極的，肯定的人生觀。他的中心思想乃至整個理想，都是非常積極的，肯定的生活。他所謂積極的，肯定的生活，就是人性底積極的充實和進步。把本來的人性，沒有被文明所累的本能，予以積極的充實和開展；這才是人類生活的真正本意。

　　他所謂理想的人格，是生命力強烈的人，是本能強烈的人，是意志強烈的人。具有凸出一般的強烈的生命力和意志的人格，是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也是最有價值，最可貴的生活。

　　他所謂強烈的意志，斷不是盲目的意志，更不是橫暴的權力。而是拿「責任感」做中心的強大的道德意志。責任感，是意志的生命。無責任感的意志，不是道德的。因而也就不能稱其為意志。他認為越是偉大的人物，其責任感越深。反過來說；越是弱小的人物，其責任感也就越小，因而意志力也薄弱。

　　依尼采，人格優越的強者，常時支配和統率人格低劣的弱者，也就是多數的民眾。此多數的民眾，有了少數強者也就是天才的引導，才能生活。因而強者和弱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統率者和被統率者之間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創造新時代的，常時是少數的強者支配者，統率者，也就是天才者。嚴格說，沒有天才，就沒有歷史。新歷史，常時是天才強者所造。而多數民眾，常時具備被少數天才強者所指導的命運和本質。亦即是弱者的存在。所謂超人的少數強者，是人生的真實目的。多數民眾，不過是為產生這個超人的手段。

　　各種生物，努力征服他物，去增進自己的權力；這是生活底法則。目的是創造更高的型式，就是超人。此種超越人類的超人，沒有煩悶、苦痛、憂愁，是不能夠實現的。因而戰爭比和平好，和平是死的徵候。人生在這個世界上，不能成為偉大的超人，這個人生是無目的。這是尼采的看法。

　　想做超人，必須強有力，必須意志比什麼都堅固。愛，憐憫，像這類東西，在超人，是大禁物。超人，必須具有鋼鐵般的心性。

　　所有的事物，都永遠輪迴。人生，必須常時是超越他自己的某物，因而必須時常超越。超越的半面，就是征服。征服，就是戰鬥。人生必須時常戰鬥。像這樣，超人的道德，是戰的道德。尼采，實在是戰的哲學者。他謳歌戰爭。於是，戰爭啊！戰啊！戰，才能把進步齎送到人類。戰，才能開拓人生的新生面。戰，才能把我們提高到超人。戰，就是善。

　　尼采採取天才主義英雄主義的結果，自知和民眾之間，有了不能夠超越的大鴻溝。對於多數的弱者，一般的民眾，他實在感到難堪的嫌惡和苦痛。因此，他又倡導個人主義和孤立主義。人類，總之，是孤獨的，斷不可倚賴別人。

　　雖然，他斷不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者。但他主張獨立自尊，以為互相憐憫，互相扶助，是人類的恥辱。雖然，自由人和自由人的互相敬愛，在他，認為是無上美德。

　　光是對沒有真個性和生活的眾愚，很感嫌惡。而自由人和自由人的互相敬愛及其理想的交際，是尼采的理想生活。

哲學大有用處

　　人世間的一切學問，都跟人類生活有關係。而知識的衍生，又是由於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與省悟所成，故能歷久彌新。哲學是探討人生真理與指導人類行為的思想工夫，尤為一切學問的基礎，對人生是絕對有用的。

　　「哲學」乃是智慧的結晶。從希臘文來的Philosophy原字意義，也就是愛智之義。所以，學人公認為給「哲學」所下的定義，是為建立人類知識總體的秩序，而能使之體系化的一門學問，它存在於人類的思想與認識之中，其對象並且是普遍的和全體的，甚且包涵了整個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原理原則。不論各家的哲學學說如何，但都是關係著人類社會的實際生活。怎麼能指「哲學」為無用呢？

　　假定一個社會人群，盡被功利主義與物慾所腐蝕，視哲學理念為無用，那是很可悲的。因為在物慾氾濫之中，如果缺乏理性的人生哲學觀念作指導，則人心就會退化，而「金錢」並不能就代表著這整個社會人群的進步。相對的，如果大家都能多少有點哲學思想，以規正自己的人生觀，則必能有助於整體社會人心的祥和與進步。所以說，哲學就是理性；哲學就是指導人生如何安身立命。不但對人類生存有用，而且是非常的有用。

　　五月十八日讀到一篇文章駁斥「哲學無用」之說，實在是語重心長。這觸動了我，又重新檢視三十年前，日夜研讀中西哲學體系所作的幾冊筆記──於此再要感謝蔣善達兄（現服務國立歷史博物館）當年不斷替我到處借來絕版書──這些筆記的墨跡雖然已經變色生斑，但仍可溫故而知新。在古代的兩大哲學思想家，東方的孔子與西方的蘇格拉底，幾乎是同其年代，但不約而同的都是探究人生問題。孔子的重生和孟子的重人性，與蘇格拉底的重智和柏拉圖的重理性，都是把自然和人生兩界合併來作研究的。綜合而論，人的靈魂有三，即理性、意志與慾望；理性是不死的，而意志和慾望卻是現世的與會死的。到中世紀的西方哲學，由於基督教的興起而支配了人與神的思想關係，這可以亞里斯多德為代表；而這時期東方哲學，亦由於佛教的傳入中國也使得儒家思想溶會了宗教，而產生了「天人合一觀」，這可以董仲舒為代表。到了近世紀的西方哲學，由康德集其大成，而使理性哲學成為了西方的主流，是以道德為人類生活的中心和人格的發揚，唯有道德生活的進步，才是文化的進步；而這時期東方哲學，簡言之，也都歸入了儒家思想的理念與道德觀，匯成為東方文化的主流。到了近代的西方哲學，新康德學派（折衷派）仍佔第一位；而東方哲學的儒家思想，也仍以人的理性與道德為根，而甚少變革。及至現代，連西方經濟學家，也大多推崇東方的儒家思想。

　　以上簡要所述，只在說明哲學對人生不但有用，而且非常重要。它是從研究人生，而幫助人生。專門研究哲學而能成一家言者，可對整個社會人群的文化生活有貢獻；每個個人若也能有些許哲學的理念，則亦可有助於導正自己的人生觀與生活型態，在在都受益非淺。

　　人生觀的定義，就是人類在生活中，對於最高的「應然」（Ought to be）的知性認識，以及由此種認識所可決定的行為方向，加以審定與把握。人生的真正價值，就在於實現「應然」，而不是遷就或被腐化於實然。如果有人把研習哲學的人生觀問題，認為是不切實際，那種觀念意識的模糊與錯誤，就會造成了「青年無思想」的危險，失去了應有的文化氣質與修養，乃至於作出種種不良的行為。

　　唯有當一個人能建立起他的人生觀的時候，生活的目的確定了，理性與理想配合了，個別的行為與精神的境界，才會融接有序，他的生活才會真正是人的生活與文化的生活。沒有人生觀的人，支配其生活的乃是動物性的官能，就只能做生活的奴隸而不能做生活的主人，這種生活只是在應付片斷的官能需求，而沒有統一的方向，也就與一般動物的生活相差無幾了。

　　所以說，人生觀是基於就「應然」的認識，才會使得理想有了歸宿。否則，一切的思想無根，那就更談不上人生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了！

　　現代人慣會說什麼「價值觀念」，但若果對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念」，尚且模糊不清，試問生命的意義與生活的目的，又在那裏？從億萬富翁到「凡夫俗子」，都應該對自己尋求這個答案。

　　哲學即人生。人生既然是實際的，哲學也就不是抽象的。哲學非但很有用，而且是用在能以幫助一個人如何的安身立命，使理想無背於理性，方不枉此生。

　　（寫於民國七○年五月）

談適才與適性──析論陶潛的質樸與率真

　　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崇高的地位。這位「田園詩人」的性行與作品，都是表裏一致的表現了質樸與率真，樹立了千秋不朽的文士風骨，備受世人欽敬。

　　蘇東坡稱讚靖節先生說：「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這是對陶淵明的性情之「真」，所作的最佳寫照。他一生的言行，都絕不作自欺欺人的虛偽造作。他在詩文中，從不諱言窮苦，亦能安貧樂道。他在饑餓難忍的時候，就向鄰里叩門乞食，亦毫不掩飾的記述於詩文中，就像孔子一樣的並不諱言他曾經挨過餓，受過艱難。既不慕虛榮，亦不以饑寒為恥。

　　陶潛的歸隱田園，也絕非姿態，而是真正的「息交絕遊」與「返璞歸真」，他親率妻子兒女一同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君子固窮」，饑時乞食，但在有餘糧可得溫飽時，則樂於「雞黍以延客」。愛酒與待友，都是一樣的真誠不偽，他醉了就回房去躺下，挽由客人自理，亦務求盡興而後已。所以，凡是與陶潛交往過的人，不論達官貴人或凡夫俗子，也都是一樣的感到無拘無束，心懷寬暢已極。

　　自古以來，文人入仕是很普通的事，乃至讀書與做官，是二而為一。陶淵明也曾為官，但在劉裕篡晉，晉室易宋之後，他就不再出仕，這表現了他對晉室的忠義精神，一以貫之。

　　關於陶潛「欲仕則仕」與「欲隱則隱」的率真性行，最為世人所熟知的，是曾出任彭澤縣令的故事。但他上任不到三個月，就掛冠求去，而作〈歸去來辭〉一文，傳誦千古。有人認為這是陶潛太過孤高自傲，因未具「忍」的涵養功夫而去職。此說，實不免偏狹，而未能認同他的率真性行之所然也。陶潛一生的進退，都是在求其適才與適性，要過其本分的生活，亦即所謂的「無欲則剛」，他絕不勉強自己處身在一個不能適應的環境之中。他總是順乎自然的，能進則進，應退則退，而了無掛懷，故亦絕無有憤世嫉俗的心態。這都可從他的詩文中看得出來，若非心平氣和，自求適性，而即令辭去彭澤令，他也絕寫不出那樣動人的〈歸去來辭〉，以表心聲。這跟一時的不快就拂袖而去的行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蘇軾說他是「不以去之為高」。

　　陶潛從無沽名釣譽之心，例如刺史王弘，因欽敬他而去造訪，陶潛則稱疾不見。這在表面上看來又是他太過孤傲，其實，陶潛則曾對人解釋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閒，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由此可見，陶潛的為人，既謙卑而又特具風骨矣！

　　我們不能以今日世俗的眼光，來看陶淵明的率真性行之不合時宜；亦不能以現代人的所謂價值觀念，來衡量他的進退去留之是否聰明；更不可認為，他是不識時務者。設若世人都能像他那樣的具有自知之明，而對個人出處進退，但求適才與適性，則今日社會上的「濫竽充數」與「尸位素餐」的不良現象，也就會減少了許多。

　　由於陶潛一生澹泊名利富貴，安於隱士的清苦生活，似乎近於老莊思想，故後世亦有以道家視之者。其實，在基本思想上，他是師承儒家聖賢哲理，崇尚孔孟忠孝仁義之學，愛好六經，憑屬不折不扣的儒家信徒。若說他是「儒家於內」而「道家於外」，或較為貼切。此可見於其感士不遇賦中所言「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間」。以及〈詠貧士〉詩中有謂「朝與仁義生，夕死復可求」之句。當他身處混濁之世，既不能兼善天下時，又何不可獨善其身？而且由於他的清風亮節，看似消極遁世，實則對世道人心亦不無潛移默化之功。

　　陶潛在〈飲酒〉詩中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足見其植根於孔孟儒家思想之深。並在〈癸卯歲始〉詩中又謂：「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益發表明他是尊崇儒家聖心。因此，清人沈德潛作評說：「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繁褥者徵引班揚，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子弟者，淵明也。」

　　再看淵明的〈詠貧士〉詩七首中有云：「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閒居非陳阨，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這不但說明了他隱居生活的清苦，尤能以先賢的安貧樂道而自慰。這個「賴古多此賢」，亦即是孔子所說的「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之義。孔子稱讚弟子顏回，「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也就是淵明心目中的賢者。孔子本人也曾受困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而不憂其道。斯之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而淵明窮則不濫，即是敬仰孔子的這種固窮的精神意志。我們由此來看淵明，是道家，還是儒家呢？

　　若謂，以現代社會價值標準，來衡量安貧者為可恥，為不進取。而若果竟至於變為笑貧不笑娼與笑貧不笑盜的現象，夫復何言，究又屬何者為可恥？設若人心為享樂所腐蝕，而過分的徵逐名利，不遑修身，乃至形成了強取與豪奪之風，究又何福之有？設若只重名位，而不問是否適才與適性，亦無辨於忠奸，實則更等而下之矣！

白話文言之爭

　　在中國語文裏，白話與文言二者之間，很難作嚴格的劃分。已經通俗化了的文言成語，流之於口，人人能懂，也就算是白話了；而完全的白話，不但難定標準，亦難表現於文字，若果勉強行之，必是不堪卒讀，盡失文章之美。所以說，充其量只有口語化和口語化了的文章，根本就沒有什麼白話不白話。

　　從「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以來，可曾見過誰的文章是被公認為標準的白話嗎？包括胡適在內，他的文章也只能算是作到了口語化，而口語化了的文章，大家都可看出，其中又是使用了多少已經通俗化了的文言成語而無法避免？有人說，胡適的「白話文」所以寫得好，是因為他的古文底子厚，這又是表示什麼意義？

　　今時今世，我們不能容許「西化的中文」氾濫下去，但卻很難從中、西文法上作比較，而主要的論點，應該說是「西化的中文」破壞了中國人的語法，寫出來的文句，不像中國人的「人話」，那就是「敗家子」的作法，原該很自然的依照我們中國人是怎樣說話的，就應該怎樣寫，問題就簡單而容易糾正了。而若是從中、西文法上去評斷，那將是永遠夾纏不清的「懸案」，因為我們的中文不成「法」，中文文法又在那裏呢？

　　我們的大眾傳播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和報章雜誌，那早已在實行「白話文」，但至今還是不感滿意，總認為有許多地方未能作到完全的白話，而問題就在於怎樣才算是「完全的白話」，有誰能訂出一個標準？「文」與「白」的界限又在那裏？某一句話，雖是文言，但已經成為人人都能聽得懂的口語，你能丟開不用嗎？若果硬要丟開不用，而另以許多句廢話來表達這一句「成語」的意義，不但失去文章的簡潔明快，乃至反而造成了詞不達意，豈非變為庸人自擾，自找麻煩嗎？

　　舉例說，「喜極而泣」是一句文言成語，但已人人能懂，應該算是「口語化」了，而若果硬要丟開不用，改寫為「高興的哭了」或「歡喜得流下淚來」，仍嫌形容得不夠真切，要再寫為「高興得不得了，張口說不出話而哭了起來」，這雖勉強可以描繪出當事人那種激動的情狀，但已浪費了多少文字，只不過算稿費划得來。

　　再例如「集腋成裘」太文，而「聚沙成塔」就較為通俗可用，但以「積少成多」更通俗，只看如何配合上下文來選用，仍然是文白相濟的「口語」，易聽易明。若果硬要以白話來表達這四字的意思，試問又要浪費多少個字？諸如此類，像「集思廣益」與「眾志成城」等文句成語，早已跟白話結為「親家」，又何必多費口舌或筆墨的再刻求什麼樣的白話呢？真是不勝枚舉。

　　所謂文言，常以冷僻而不常用者為限，對於已經口語化了的文言，就應該看作是白話。譬如「而已」二字，是十足的文言，可是，現在連兒童也會順口說出「我只有五塊錢而已」，有誰還認為他這是跩文呢？說到這兒，又反射出真正的白話，有些字眼反倒並不盡然適合見於文字讀白，我們習慣寫和說「一億六千八百萬元」，怎不寫和說「一億六千八百萬塊錢」呢？若果硬要這樣刻求白話，行嗎？大眾會接收嗎？所謂約定成俗，習慣成自然，「自然」就是口語化；「口語化」就是白話，又何能界清怎樣的說話才是大家公認的白話？

　　我總覺得過分的刻求白話，往往會產生矯枉過正之弊，尤其是訴之於文字，小則浪費篇幅或時間，大則弄得文章詞句鬆散無力，讀起來就像在吃棉花糖。例如：「我跑到大門口，他已經開車走了。」不是簡潔明快的句法嗎？但若過分刻求白話而再加上了「的時候」，變成為「我跑到大門口的時候，他已經開車走了。」不嫌累贅嗎？反倒弄成不白話了。再例如：「ＸＸＸ在典禮中講話說」如何如何就得了，但若果也硬再加上「ＸＸＸ在典禮中講話的時候說」如何如何，這個「的時候」亦並非白話所必需。如此這般，在報章雜誌中亦屢見不鮮。

　　古文的好處，是以最少的文字篇幅，能表達最高的題義內容；而在現時代的壞處，當然是不符合「大眾化」的要求。可是，現今的白話文，也委實太嫌不夠精練，每每給人嚕囌冗長之感。我們看，現代版的所謂「文白對照」的書籍，一篇好的古文，附以白話譯文，字數往往比原文多過二、三倍以上，讀起來的韻味卻完全沒有了。我這麼說，並非有意復古，而是說我們過分刻求白話文所生的反效果，是使得白話文也走了樣，既未能把老的文章風格，予以推陳出新的發揚，亦未能在現代語文上順乎「自然」的發展，怎不遺憾！

　　如果有人把市井俚語，販夫走卒之言，就當作是白話文的模式，那實在是誤解，偶而引用一、兩句尚無傷大雅，但若果通篇是這種調調兒，就變成白話文的沒落，走火入魔了。一國通行的語文，代表一國的文化水準，這跟國民素養和社會禮儀，都有密切關係。在外國亦復如此，不論某人的身份如何，若果滿口的俚語瞎說，也必遭人白眼，我們的九年國民教育，目的也就在於提高一般國民的文化水準，我們的大眾傳播媒體所使用的白話文，亦應配合這項要求，而以保持相當典雅的白話語文水準為應盡的社會責任，方可養成一般國民良好的語文習慣與表達能力。

　　我不認為過分強調白話文，就能達到某種尚不可知的什麼最佳白話文境界。當然，被「西化了的中文」白話文，尤其不可取法。無論中外，白話文都是最難寫的，而況也無公認的標準，但我們總以保持中國人語法的「國體文」，並保持中國語文的文化水準，當不致於在這一代都「白」化了。

　　早些年，有幾位學者，想合編一部「中國白話文典」。但一開始就有無從下手之感，原因是對於白話了的文言與文言中的白話，究應如何劃分呢？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對中國語文的再消化，而不是另創什麼白話不白話。

　　嚴格說來，世界上只有「說話」，而根本沒有什麼「白話」。「白」從何來？「白」的什麼嘛！

文化建設的方向

　　當代碩儒楊亮功先生，應邀在七十年暑期青年活動國學研究會的教師組，以「時中」為題，發表了一篇精闢的演講，剴切闡釋中庸的基本意義，給予後學者很多且深的啟示。

　　亮公在這篇講詞的中段，並曾就人文主義與極端實用主義，來說明「時中」之運用。因言：「歐洲十五世紀隨著文藝復興而來的人文主義教育，最初只是以研究古代文藝重視文化陶冶為目的。後來由人文主義一變而為文學主義教育，再變而為西塞祿主義教育。西塞祿主義者認為教育之目的，只是在於學習拉丁文學大師西塞祿的文學。沉思翰藻，游心篇章，使教育成為狹義的古典派的文學教育。到十六世紀激起了一個反動，而產生唯實主義教育。重知識，求實用。再進一步為科學研究與技術之發展。最近六、七十年來，科學發達已至最高峰。由原子時代進了太空時代。不過這種技術高度的發展在好的方面，可以使國家進步，社會繁榮，個人有豐富的享受。但是技術支配文化，則傳統的民族文化與道德勢將趨於衰落。因為技術家視技術知識為最後的價值，對於目的的善惡絕不細究。這種教育只給予青年技術知識，而不能使其具有高度智慧和善良的修養，影響所及，遂造成今日社會道德墮落，整個世界動盪不安。因此哲學家羅素，曾說道：『科學的力量要明慧的使用。……而科學技術要豐富人類生活，切不可壓倒它的所服務的諸般目的。』而現代人文科學家如沙堅、孚萊思泰、威爾等人，皆不斷呼籲要以『人』的概念為科學中心，使技術成為『人類化』，進一步塑造一種『技術人文主義』。這皆是想要補偏救頗，以求合於中庸之道。」

　　亮公講詞中的這段話，是在於說明現在的一個世界觀，立論至為深邃。我們再三拜讀之、深思之，肅然覺得我們當前的經濟社會、工業發展與技術支配文化的現象，不就是也在其中嗎？這也是最值得警惕我們文化興衰的一個交替點！上面所引述的這段話，尤望於關心文化建設的人士，慎思之。

　　亮公的這篇講題，雖與文化建設無關，且亦未特別提到我們當前的文化建設問題，但就這一段的精闢之論來思想，則是很值得作為參考，今後的文化建設方向，如何以「人」的概念為科學中心，而使技術成為「人類化」，並進一步塑造一種「技術的人文主義」，以補偏救頗，這才是大家應該一致努力的課題。此不僅合於中庸之道，實亦深合於我們當前社會缺失之需要。

文章華國

　　最近忙裏偷閒，重讀曹子建文集，大半是在每日往返臺北的公車道上閱完，真箇是溫故而知新，又多所領悟。

　　魏晉以後的歷代詩文大家，無不對曹植的才華，推崇備至，有所謂「建安七子，以陳王最高」。又有謂「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鍾嶸詩品評謂「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益古今，卓爾不群。」大家一致公認子建詩文為正統，承續孔孟儒家思想，敦篤典雅，氣格特高。

　　後人為子建編輯的文集與考注頗多，晚近最為流行的，有清代嚴可均所成曹子建校輯十卷，是為其中較受見重者之一，內容精博，頗益後學。嚴氏在此集刊序文中的一段話，亦予人以很大啟發，他說：「東漢尚風節，子建之精光浩氣，長留天地間者，在文辭不在風節，偶持風節，要不因此增重也。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而不廢，此之謂不朽。子建德薄，於魏有罪，於漢無功，唯是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文則兩京具體，詩為百代宗工，是能立言不朽，視立德立功曾何懸別。」

　　這一段話，不但是對曹東阿一生的公正論衡，亦且啟人深思的，是於立德、立功與立言三者之間，任一都屬不朽，而以立言之垂昭千秋，似猶有過之，證之以大者如孔聖言教；小者如歷代先賢之偉文奏表，無一不永受世人欽仰，千古流芳。而歷代之公侯將相，何止千萬，其德行功業固自有史論，但能如諸葛武侯一篇〈出師表〉之傳誦於口乎？是謂之能以立言者，亦必具德業事功之質，概可論矣！

　　宋人張戒，品論名家詩宗有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及也。……而子建詩，微婉之情，灑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固不可以優劣論也。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

　　此論足見詩文上品，非僅蘊意含味，尤以韻勝，而韻勝則亦自具氣勝之美。韓愈之文，要在意、味、氣、韻皆具其工，故能朗朗上口，傳誦之不絕也。

　　曹詩韓文，日月光華，漢唐以下，雖謂「後世莫及」，但能不心嚮往之而急起直追乎？當不願只見古人而後無來者。祝望當今才高敏思之士，拋棄嬉笑遊戲文章，展其氣格俊質，成其立言不朽之作，此在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薪火相傳，當也為後世留下卷冊。

外國的月亮

　　有一位在臺北研究中國文學的外籍留華青年學人，在一次演講會中說，他仔細研究過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這部作品之後，深深感覺到中國文人寫作的技巧非常高超，拿西方各家的文學作品相比之下，可說是西方文學就沒有了什麼寫作技巧。

　　這位說得一口流利華語的外籍青年學人的這番話，當時就給了我很大的震撼與同感。原因是在我過去所已閱讀過的許多西方文學名著當中，除了基本的文化思想有別，在若干歧異的情節上而可諒解之外，但對於其中一部份西方文學作品的寫作技巧，無論在佈局、架構、景觀，以及人物塑造與烘托等方面，總覺得並無甚可取法之處，同時對於若干冗長的鋪述，也嫌過於累贅，反倒不如中國的許多古本章回小說及現代作家的作品，來得高明。可是，長久以來，由於我們不斷的有「先知」人士，以「權威」的姿態，而不斷的捧揚西方的所有文學作品，好像部部都是「經典」之作，這使得我們對自己的認識能力，也產生了自我的懷疑，縱不盲從，而亦有點為之氣短，不免在心中一直有個問號，中國作家的作品真的是都不如外國人的好嗎？但自從聽了這位外籍青年學人的這次演講之後，在震撼之中，我才有了恍然之感，而且一直又在心中盤旋著。

　　近來，我們的出版家，競相出版西方名家的作品，例如，諾貝爾獎作家的作品集，就有許多種，各有選輯之不同；再還有外國各個單一名家的作品集，亦相繼推出。雖然其中有若干作品是我曾經零星的閱讀過的，但是，為了再希求能有所得，我還是相當用心的一一拜讀。結果所得的感想是，固然有些作品的寫作技巧頗好，但無什了了的作品亦復不少，乃至在思想深度上，也不見得有多麼精奧。若果拿我們國內現在許多作家的作品去作比較，敢說都並不是怎樣低能的。

　　不幸的是，我們作家群，似乎都是被罩在一個不透明也不通風的氧氣篷裏，既透視不出去，而所能享受到的氧氣也是很有限的，只能在這樣的篷內互相呼吸，使得這點氧氣也變得污濁，又怎能得到清新呢？

　　進步的經濟，的確需要有進步的人民才相襯，而人的氣質之形成，是在於文化的發達，而文化建設是必須要有具體可行的方法，不能只是一句口號，尤其不能妄自菲薄。如何優遇我們的作家，發揚我們的作品，則更是文化建設的起點啊！

獎落誰家？

　　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經瑞典皇家學院宣佈，由拉丁美洲哥倫比亞的小說作家馬奎斯，獲得了這項榮譽。這在拉丁美洲的歷代作家之中，是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者。除了歐、美作家的「得天獨厚」之外，而拉丁美洲作家的成就，也似乎仍超出於亞洲之上。

　　在亞洲，自從印度詩人泰戈爾，於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時隔半個世紀有多，到一九六八年才有第二位亞洲作家──日本的川端康成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總算是前有古人而亦後有來者。可也不免「相形見絀」，是以一九○一年開始頒贈諾貝爾文學獎以來，歷經八十一個年頭，迄今也只不過就僅此兩位亞洲作家受獎而已。

　　但是令人感慨的是，在亞洲以文化最為悠久豐富著稱於世的中國，竟然尚無任何一位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基金會的青睞，而至今仍然是只有為別人宣傳助興的份兒。可也是，「成功不必在我」，原本就是中國文化的豁達大度呀！

　　然而，只以近百年來說，中國文學作家真的是這樣無能與無所作為嗎？外國作家的文化素養根柢和每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者的作品，就都是超越於中國作家之上的嗎？恐怕任何人都不敢下此結論吧？但何以竟從來無一中國作家獲此榮譽呢？百思不得其解，是否只因為這諾貝爾文學獎，完全是西方人辦的事兒呢？

　　泰戈爾雖是東方人，但他於十七歲起就留學英國學英詩，十九歲開始發表小說和劇本，嗣後不但常以英文寫作，並將其用彭加爾文所寫的作品，也由他自己譯為英文，這至少在「形式」上是接近西方的。至於川端康成，雖頗識中國文學，但在表現上則仍是日本型的而非純中國文化的產物，那亦較易遂行西文的翻譯。而中國文化思想之深奧和中國文字蘊義之奧妙，卻是西方人士所難以探究與洞悉的。因此，西方的漢學家不但很少，尤缺乏十足漢學家可列位於諾貝爾文學會委員。所以這並不是中國作家無才，反倒是諾貝爾基金會的缺憾了。

　　有謂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缺乏西文的大量翻譯介紹。這固然是得不到顯揚的原因之一，但卻不能寄望於西人來幫忙，因他們委實不容易做得到和做得好。這必須由我們自己，集中中、西文學俱優的名家來動手。諾貝爾文學會的兩位委員，雖然均表示，能看到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介紹太少，但也並未表示西方人可以做這件事，至於說，即使有了大量的翻譯介紹，而在文化思想傳統方面，仍難免會有差異上的隔閡，那就還是問題了。所以，再重複一句，這只怪諾貝爾文學獎，完全是西方人辦的事兒了！

馬奎斯「違規」嗎？

　　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哥倫比亞籍的小說作家馬奎斯，於接受美國《新聞週刊》雜誌所派記者哈姆斯，在墨西哥訪問他的時候（載於十一月一日一期該刊），被問到「現在正在寫作什麼」？馬奎斯回答說：

　　「我現在在寫一部愛情長篇。大多數的愛情故事都是淒涼的，總是來個悲劇收場。我在寫的這一部小說裏，這一對情侶是事事順遂，他們完完全全的快樂。就我來看，快樂是目前已經不風行的情感。我要嘗試把快樂重新推動起來，使之風行起來，成為人類的一個典範。」

　　馬奎斯此言，對於文藝界應有其啟示作用。但對於某些已陷於「故步自封」而尚不覺得的作家來說，或仍不表認同，甚或會指其為「違規」，反而不覺自己是因「墨守成規」，而束縛了創作之路。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對於文藝寫作方法，竟也有了公式與規則，一定要如何如何的寫，或不可如何如何的寫，相沿相習的結果，竟至牢不可破。而遇有不受這些框框所侷限的作品，就被認為是不合格。久而久之，無形中就被封閉了創新的生機和出路。

　　文學藝術創作，既不是物理化學科技，何來的公式定律與一定程式？何況，即便是某種科學定律，也還有被新的研究發現所修正的時候，又豈是一成不變的。

　　例如，所謂小說故事創作不可太完美，太完美就不合小說創作的要求；情節發展不可太順遂，太順遂就不成其為小說。於是，作者就得挖空心思的製造出離奇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淒涼的遭遇與悲慘的結局等等。這在所謂的「戲劇理論」上，尤其是先就有了設定的所謂什麼律，必須要有強烈又強烈的衝突性，每個人物的每件事情都不能順遂而曲折橫生，於情節發展上，明明不致於那樣的，也得強行把它弄得翻來覆去與死去活來，或以爭吵打鬥就表示是衝突力的升高；或以哭泣哀號就表示是悲劇的高潮。如此這般的文藝與戲劇創作表現，就把人類世界，塗抹得完完全全沒有快樂的色彩，人生就像是都在自尋煩惱及自絕於幸福之外；卻又了無「智慧之燈」，以帶領快樂的方向。

　　長久以來，多數作家似乎都是悲觀主義者，不但在其所寫的小說或戲劇故事中，充滿了悲劇人物，不見生命幸福，並連作家本身也陷於悲苦而終以自殺作為自我結束。這正如同馬奎斯所說，快樂已經不是風行的情感。然而，馬奎斯他要寫一部新小說，要把一對情侶寫得事事順遂和完完全全的快樂，成為人類的一個典範。

　　這麼一來，馬奎斯豈不是「違規」了嗎？好大膽！

論小說

　　關於小說寫作，常聽人問起，究竟是描寫真實故事的為好，還是完全虛構的為好？

　　這兩者之間，似乎是個極端，但若是偏執於任何一端，則都是不好的；而若是將兩者融合在一起，並注入特有的某種思想的血液，則就是有生命的創作。因為只憑幻想的虛構，若完全脫離了真實的可能性，就不能使讀者有所感應；而若是拘泥於只描寫真實故事，則又難予表達作者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所以，兩者決不能使之孤立。

　　享有「短篇小說之王」令譽的法國小說家莫泊桑，在其〈論小說〉一文中說：文學藝術是處理一些巧妙而又矯飾的轉變，憑著一定的結構手法，顯示一重要事件，而對於其餘的事件，則按照它們的重要程度，給以與它們相合的浮雕，而便產生作者想要指出的特殊的、真實的與深刻的感覺。所以，「寫實」在乎隨著事實的通常邏輯，給人以真實的卻是完全的幻覺，而不是照著實事層出不窮的混亂情況，把它拘泥謄錄下來。

　　因此，這位福樓拜爾的大弟子，所下的結論是：有才華的寫實主義者，更應該也是有靈性的幻想家。

　　莫泊桑認為，完全執著於事實的小說描寫，那是幼稚的（意即無創作的思想）。他說，既然我們每人在我們思想裏和我們的官能裏，都有著我們的真實，那我們的眼睛，我們的耳朵，我們的嗅覺和我們的種種興味，就該能創造出和世上所有人共同有的真實的感應。

　　有些作家是不慣於用全知觀點來集中在一段文字描寫人物的外貌與性格（雖然有些讀者是慣於接受這樣的描寫），而是隱藏散佈於和自然流露於整篇小說之中，但給讀者最後的印象則是完整的。莫泊桑也是如此主張，對於人物，他認為心理學應該隱藏在書裏，正如它的實際藉著事實隱藏在生活裏面一樣。所以他說，冷靜而客觀的作家，不嘵嘵於解釋一個人物的精神狀態，而在於尋求著這心靈狀態在一定的情況下，所必然使其完成的行為與姿態是如何，要能使其在一本書裏，從頭到尾都採取著某種「律身行己」的方式，以致其所有的行為和所有的動作，都是他的本性、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志。將這隱藏的一切，則都是作品的骨骼，正如同看不見的人體內的骨骼是一樣的，也正如同畫家是不會將人體內的骨骼也描繪了出來的。

　　關於文體，莫泊桑不主張拘泥於一格，但對於用字，則是要求非常嚴格，那怕繞室三匝，也非得尋出一個最恰當的字不可。他說，不論人們所要說的事情是什麼，只有一個字可以表現它；一個動詞可以使它生動；或一個形容詞可以限定它的特性。因此，我們得尋求著，直到發現了這個字、這個動詞或這個形容詞為止，決不要安於「大致可以」就算了，亦不可為著躲避困難而求援於一些偽詐的字句──即使是巧妙的偽詐也不行。

　　因之，他引用十七世紀法國詩人兼批評家波亞洛的詩句說：

　　「一個用得其所的字，可以教人以力。」

再論小說寫作

　　四月十七日，我寫了〈論小說〉一文，隨後偶得參加某次文友聚會，聽幾位青年朋友討論小說寫作是否應有一定的格式？再後來，又見新聞報導某女士為寫小說要增加生活體驗，竟不惜投身舞廳伴舞，而是否應該？這兩個問題，雖非這短文所能詳論，但乃想簡要一談。

　　我在前文中，曾特別提到享有「短篇小說之王」令譽的法國小說家莫泊桑，就其寫作技巧所持之若干點；關於文體之運用，他也是不主張拘泥於一格，總以生動、可讀，並具深度為要求。但知之不難，而行之則非人人可及，非加苦心磨練不為功。為此，有位青年朋友拿出一篇經名家評過的短篇小說給我看，被評為他一開始就描寫風景，是犯了寫小說之大忌。這個「戒律」，我不禁為之愕然？文學藝術創作，就貴在能以不斷地推陳出新，各具風格，各展才華，豈可強加上一定的公式？他這樣的描寫，如果更能烘托人物的性格，或更能入情入理而引人入勝，又有何不可（莫泊桑的二百多個短篇，已不乏此先例），但若使之落入一個模式的窠臼，則無異是對創作靈性的扼殺！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文學亦與科學一樣有何定律，那許多曾被固守的科學定律，不是也有被新的發現所推翻嗎？其例，不勝枚舉。而文學藝術創作，就更不可導入了死胡同，走不出創新之路，那才是大忌。

　　其次，說到為搜集寫作素材而將自身投入某一種真實人物與行為之中，那是非常的不必要。其動機若果真的只在於此，那不僅是對寫作生活的曲解，而且近乎玩笑，也未免太「戲劇化」了。寫作的題材，所涉很多，如對每一題材，作者都要去親身體驗，豈不可怕！這種意識形態，決不能任其留下模仿的印象。社會上的許多人事物，原可從廣泛的常識中得來，所謂多閱讀與多觀察，也就可以達到某種境界了。曾國藩說：「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為要。」就是這道理。而文學創作，首要的仍在於表達思想與理念，不在於寫實為已足。盧騷說：「文學是思想的表現。」漢明威也認為：「文學是思想經由想像、感情及趣味的表現。」巴爾札克也說過，文學是一事件串連起靈魂就已是活生生的再現了。又何須自己去扮演那個角色？福樓拜爾亦有言：「要寫得好，不能只靠體驗，還須看自己能否有那深度的感覺，和是否想得好與說（寫）得好。」塞萬提斯不曾做過那種「武士」，還不是寫出了不朽名著《唐．吉訶德》嗎？毛姆說得更清楚：「文學作家，他的觀察力必須是異常銳利的，只要與任何人見一面，就有了他寫作的材料。」

　　為寫作而親身去扮演某種角色，若說是為了更求逼真的寫實，那也並不是照事實謄錄下來就算好，若變成了無思想的照像底片，就不能成其為文學創作。寫實與虛構，兩者要融合在一起，注入思想的血液，才會是有生命的創作。問題在於寫實之上，是否已具備了深度的思想與理念？若果只是為了追求極端的寫實而親身去投影其間，縱有所得，則仍屬虛妄。

文言文與戲劇藝術

　　在現時代，如果還有人提倡文言文，必被認為開倒車不合時宜。然而，中國的文字功力和文言文，在文學藝術創作上，卻仍然有它的妙用，而非白話文所能比擬，甚至也不是白話文所能做到。如果處處都強以白話文行之，則反現其醜，而失其美。

　　在戲劇藝術方面，時下更嫌矯枉過正而不分上下古今的都強行白話化，實為不倫不類，把古代人物也是滿口的現代語，教人聽了覺得非常彆扭，這算啥子名堂呢？既非戲劇改革，也非藝術創造，簡直是對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殺生」行為，怎又忍心如此蹧蹋！

　　中國文字和文言文之美，美在於既簡練、又傳神，特別是在用之於戲劇藝術方面，描寫兒女私情，或用之於表達風花雪月的隱密情節，那種能夠使人會心微笑的含蓄之美，絕非白話或口語化的字句所能做到，甚至於根本就無法能以白話文說得出口。如此這般，又怎可強行把古典戲劇文學也都白話化呢？

　　舉個例，古本《長生殿》戲曲第二十一齣〈窺浴〉一場戲，唐明皇和楊貴妃在華清池同浴，兩位老宮人永新和念奴在外侍候。永新說：「念奴姐，你看萬歲爺與娘娘，恁般恩愛，真令人羨殺也。」念奴說：「姐姐我與你，服侍娘娘多年，雖睹嬌容，未窺玉體，今日試從綺疏隙處，偷覷一覷，何如？」永新答說：「恰好！」

　　於是，這兩位宮人就一同窺浴，一面合唱曲詞或互相接唱。

　　「（合唱）悄偷窺，亭亭玉體，宛似浮波菡菖，含露弄嬌輝。輕盈臂腕消香膩，綽約腰身漾碧漪。（永新唱）明露骨，沁雪肌。（念奴唱）一痕酥透雙蓓蕾。（永新唱）半點春藏小麝臍。（念奴唱）愛殺紅巾罅，私處露微微。──（白）永新姐，你看萬歲爺啊……」

　　從這兩位宮人的這種唱詞描述，不但使得楊玉環裸浴的形象呼之欲出，也描繪出一副生動的雙浴圖的情景，但只覺其美而並不會使人感到「黃」得不堪入耳，這就是文言的含蓄美，在這等地方的文學藝術妙用。但如果把它改為白話文來描繪的話，那還能說得出口嗎？即使能以白話描述得出來，反倒醜不堪聞了。試以白話文來翻譯這一場戲的對話和曲詞，又還能保持得了它的幾許美感呢？

　　像這一類的戲劇藝術文學，在許多古本的戲曲中都可見到，但大都並不曾給人以「淫穢」之感，這就是妙在文言的含蓄。雖然不可能那就是古時候人的日常話語，但將其形之於文學藝術的創作上，就不能不在文字上將之美化了。若以此來比之於現代作品，似乎亦不宜無分類別的都一律的強求其白話化。「食古不化」與「食今不化」，都同樣的不足取法。

　　再就古本《長生殿》這場戲的編劇技巧來說，是採取了間接法，藉著兩位宮人的言詞描述和比擬，再加上表情，來代替了觀眾的眼睛，而產生了移情作用，就好像觀眾也都看到了那一幅「雙浴圖」。對於此種戲劇情節來說，這是唯一可用的表達方式，而絕不可能把浴池內的情景，也都源源本本的演出來。

　　即使最新潮派的現代西方電影和電視戲劇節目，不論怎樣的尋求突破，也不可能把類似的「雙浴圖」情景，原樣的呈現在觀眾面前。若果是使用一層蟬紗幕，或者是塗上一層「凡士林」，霧濛濛的把鏡頭弄得模糊，在畫面上若隱若現，也仍然不如利用間接的語言描述來得細膩而又真切。在這種戲劇情節的處理方面，文言的含蓄美和戲劇語言的功力，就更重要了。

　　我們不能因為過分的求「白」而盡棄其「文」，對於古裝的戲劇，固然應保留它的文言文學藝術之美，而對於現代的戲劇，又何嘗不可以用文言呢？譬如，最常見的現代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偶爾由劇中人創作一首古體的詩詞，來代替一封傳情的書信，不是也挺美的嗎？總比弄一首西洋詩（又稱新詩），則更能表現出中國文化藝術的特質與特色。切莫認為現代中國青年都已隔絕了中國的古文學，須知時下愛好學習中國書法、繪畫和詩詞的青年，比比皆是，而且正日益多起來哩。

　　西洋的古典戲劇，包括歌劇和舞臺劇，正如同西洋古典音樂一樣的歷久不衰。在這些西洋古典戲曲中，也仍然保留著許多的古文字，正如同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一樣的「原始」，但人家並未有所排斥，照樣的演出也照樣的受歡迎，那跟人家的科學現代化並未有何牴觸之處，也對人家的現代文學藝術發展，亦無什麼不好的影響，更不會被認為那就是復古。這完全在於觀念意識的平正與心理的平衡。

　　中國文學，是豐富的寶藏，也是中華文化的一支根，可以任君發掘與發揚。而文言也並非就是無用的老古董，在許多方面仍然有它的實用價值。在戲劇藝術方面，文言文也還是有它值得推陳出新的地方，只看是否能有所為了。

電影戲劇的美感

　　電影戲劇的美感，是應表現在景觀之美與感情之美的兩方面。能將二者融為一體的，是為最佳作品；若僅居其一者，亦屬上選。

　　從事文學藝術工作者，必須具備有「心理學」與「美學」素養，這是最基本的條件；而對於電影戲劇創作來說，「美學」更是重要。是以「心理學」之立論，由於各民族文化傳統思想之不同，容或有各別不同的解釋，但全人類對於「美感」的領受，則是有其共同感性的。那個共同性，就是它的自然性。勿論是景觀之美與情感之美，只要能合乎自然的法則，那就是人類共同的「語言」和能以被共同接受的「美感」。舉例說，西片的《真善美》，就是能將二者之美融為一體；而《日正當中》，則是獨具了情感之美。凡屬類似的電影作品，就都是成功的。

　　所謂「美感」，顧名思義，即美的感覺，是由三種要素所構成：一是材料，即電影之聲與色；二是形式，即材料之巧妙配合；三是內容，即上述二者的綜合表現，而在於能否引起觀眾靈性上的共鳴。

　　「美學」源起於古希臘，但至十八世紀經由德國哲學家包姆戈登之力倡，始成為一美學。嗣後，鑽研此學者日多，體系漸成。至十九世紀，其間再經由美國文壇巨擘愛默生對於自然美學觀之創論，而又燦然大備。後世英國文學家亞諾德曾經評論說：在十九世紀，沒有任何散文家能比愛默生的影響更大。

　　我之所以特別提出愛默生，不但因其為美國家喻戶曉人物，並為世界享名之自然美學大家，而其所影響於美國文學藝術界者，尤為深遠；復以美國電影界大企業化之經營與發行方法，則又影響及於全世界，而溶入了廣大觀眾的感官意識之中。

　　愛默生的「美學論」，開頭就說大自然的一切事物，無一不美；大自然供給了人類衣食之需，復滿足了人類愛美的要求。是以古希臘人稱「世界」為Cosmos，意思就是「美」，萬物都是有秩序的排列著，都可使人怡情悅性。又說，個別的事物也許無動人之處，但人類的眼睛乃是世界第一大畫家藝術家，任何一組物體，一經組合，就成了對稱與完美的景緻，故對其構圖之巧，莫過於人的眼睛；而設色敷彩之奇妙，則又有賴於光線，故不論其為任何醜陋的事物，一經在強烈光線烘照之下，又都成為美景。所以，宇宙萬物除了具有美的本性者之外，而光明又可使得任何東西都顯得快樂；即謂醜陋如屍，亦有其美的一面。是即所謂之：日出是美景；日落也是美的？

　　愛默生當年所歌頌的人類的奇妙的眼睛，以現代電影藝術的術語來說，就是鏡頭的組合與運用。他所說的，即使是醜陋的事物，一經有光明的透視，就仍然是美的；那光明的由來，不就是寓意著美感的第三要素之「內涵」與其必須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價值觀念嗎？於此再引用《日正當中》一片為例（抱歉對晚近電影作品尚舉不出更美好的例子），賈利古柏所扮演的那小鎮臨時警長角色，竟不顧自身安危，唯其一念只為保護全鎮善良百姓，而始孤單單的挺身出來，要與一群惡徒搏鬥，那種「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就是美感的精神要素。以那樣一名陷於完全孤立的臨時警長，他並非不知自己可能會死亡，但其崇高的精神意念，堅定了他對於死生置之度外。如果他成功了，固然是美的；若不幸他犧牲了，則不論其死狀是如何的慘烈與醜陋，但終究還是會像有一道無形的弧光照耀在他的屍體上，那仍舊是有其美的一面。

　　這可不就是愛默生的美學所言：大自然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呢？磨坊後面的山谷，安閒中有無限生機，雖荷馬或莎士比亞再生，也不能將它化為文字，這裏面難道沒有意義嗎？霞光照處，禿樹熠熠如尖塔著了火，東方一片蔚藍，成為極妙的背景；花朵謝落，然點點猶如繁星；敗枝殘幹，風霜遺跡斑斑，然而這一切又都構成了我面前無聲的音樂。

　　愛默生對美的禮讚，是如此的令人在心靈上為之震撼。他歌頌成功的美，也對失敗的英雄同樣有其美感，並同樣舉之齊天。

　　反觀今日的電影作品，盡是些為個人私慾的尋仇報復，而打殺格鬥，甚至於只是為殺人而殺人，乃至還在對白中說出「殺人不需要理由」。就是這樣的，以刀光劍影血淋淋的殺人為能事，這算什麼作品？觀眾看完了，仍是一頭霧水，不知他們所為何來？若說是為了私人的尋仇報復，姑且撇開社教的意義不談，那也完全是他們個人的事，而在觀眾心目中，根本起不了共鳴，更沒有什麼美感之可言。

　　愛默生論完滿無缺之美，認為是必定要有一種更高貴的精神因素。而所具有的高尚情操之美，是與纖巧之美不同的，它是和人類善惡之念相配合。是謂「美」者，乃即是「善」的標誌，但凡順乎自然（天道）的行動就是美。慷慨激昂的作為，一定也要是合乎人情的，並且要能使得發生那件事情的地點以及旁觀者，都可蒙受其光榮才行。聖賢豪傑的所作所為，都是要能給後世以一種教訓；而天下則是屬於聖賢豪傑的。

　　因之，愛默生也曾列舉說，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事蹟，可能發生在名山大川之地。古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斯，和他的三百名烈士於一天之內成仁，在這一天之內，他們在塞默披里的羊腸小徑峽谷裏的壯烈犧牲，驚天地而動日月。十四世紀瑞士軍人溫克爾李特，為抵抗奧軍入侵，在阿爾卑斯山高峰的冰川崩險之下，隻身抵擋奧軍的矛槍而致中矛無算，密如蝟刺，為的是要替他的同志們突破奧軍防線，因之而使敵人悚然震驚慌亂。那樣的英雄們，不就是把壯烈之美，像一道光芒，溶進了他們的壯烈事蹟裏去了嗎？那種美感，儘管是血肉模糊，也才真正是現今所說的「陽剛之美」的意義。豈是今日電影中，這種漫無情操亦無崇高精神的胡亂砍殺，而一味渲染的暴力行徑可比呢？

　　在我國的歷史中，也有不少那樣的英雄人物，為保衛疆土而奮戰，身中萬箭而不退；或帶血裹傷而再戰；或被俘而不屈；或雖被刺殺而屍身不倒；或慷慨成仁取義以謝命。那都是何等的壯烈，驚天地而泣鬼神；那也才是真正有光有熱的「陽剛之美」。我們海內外要搞「陽剛」電影者，何以大都捨此而不為？現今的一些武打片，憑空杜撰一番倒也罷了，但其美感又在那裏？

　　愛默生論這種陽剛之美說，人如有發揚真理的舉動，豪邁慷慨的行為，立刻可以化天地為廟堂，引日月為香燭。人的心胸如能和自然同其偉大，自然就可以將人援引高升，使之「德配天地」。美與行動的關係，是不求而自生，唯其因為不求而自生，在行動過後，美仍長存；凡是美的東西絕不死亡，善亦生生而不息。因為美在人們心中會轉化為思想，而思想又必是再創造的泉源。由此進而再創造新的形式，又將美溶入其中。這種美的創造，就是「藝術」的結晶。

　　然而，用之於電影藝術的這種美感的再創造，最可怕的就是走火入魔，而流於一味賣弄暴力的技巧，完全忽略了是否能與觀眾的情感相結合。早期美國的西部片和動作片，尚能保持講求其一定標準的精神內涵，但漸漸地只想為了尋求突破而竟然走向了性與暴力的邪道，甚至只為暴力而暴力，完全不管對觀眾是否具有說服力。這其中，尤以山姆畢京柏為始作俑者，但他卻又死不承認自己為「暴力」導演，乃至為了反抗影評人的群起大加撻伐，更行變本加厲的將暴力鏡頭加以超現實的處理手法，對一些血肉橫飛的暴力場面，竟不惜一再以慢鏡頭大特寫來交代得一清二楚。但是，山姆畢京柏卻辯稱，這只是為了要向觀眾展示死亡的真面目，而絕非有意以此手法去美化死亡。可是，他竟仍然不重視在這暴力死亡的背後，是否已有足夠可為觀眾同情的理由？因此，在觀眾看來，只是如同看到一場不相干的「狗咬狗」，除了或可一時稱快之外，其他的什麼感受都沒有，更別談有何美感。例如，《日落黃沙》一片中的那批歹徒，就只是為了暴力而暴力所作的暴戾演出。真不知究竟是在向觀眾說些什麼？

　　所以，全美的影評人，幾乎都指評山姆畢京柏的暴力電影，不但沒有什麼獨特的風格，並且也沒有什麼美感與吸引力之可言。這些批評，雖然使得山姆畢京柏十分惱怒，但他依然是我行我素；再加上其他二、三位導演亦走上這同一條路，隨著美國電影業的全球發行網，影響所及，暴力電影就在世界各地開始氾濫了起來。

　　而今，我們的砍砍殺殺的武打片，也還是抓住這個尾巴在死命的掙扎搖擺，愈來愈缺乏什麼內涵與美感。至於我們的文藝片，亦仍然是陷在一個模式──青年男女戀愛的圈圈裏跳不出來，還空言能突破什麼呢？而對於景觀之美與感情之美的融合與昇華，竟也少有突出的表現，又能何從得有美感！如此下去，豈不終究還是留在一條小胡同裏嗎？

　　若說現在只有中學程度的青年才會跑進電影院，所以國片也只能攝製一些專以此一階層觀眾為對象的千篇一律青少年戀愛故事的電影。這聽來有理，其實完全是為自己護短的一種遁詞，用以遮蓋本身缺乏創造能力和缺乏突破困境的勇氣。好的西片如《真善美》、《亂世佳人》、《春風秋雨》等等，雖一再推出重映，而仍賣座不衰，何以就能抓得住各年代、各階層的廣大觀眾呢？問題全在片子本身是否具有水準和各種「美」的意境，可給觀眾以深度的感受。尤不可忽視的，我們國片觀眾的水準和要求，已在升高，這既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往後亦更不可能仍留在那一條小胡同裏，還能被你套牢的。

毛姆的戲劇觀

　　英國小說家兼劇作家毛姆，自十八歲（一八九二年）開始寫作，至二十三歲始發表其首篇小說《蘭貝玆的麗莎》（Liza of Lamberth）；隨後十年間又創作了許多篇小說及舞臺劇本，但仍無文名，直到三十三歲時，其劇作《佛瑞德麗柯女士》（Lady frederick）獲得上演機會，竟連演四二二場而大獲成功，連帶其小說作品亦開始受到世人注意。所以，就毛姆成名的經過及作品的量值而論，其應居於劇作家成分反為多些；而其小說與戲劇，也不乏互為改編者。故在其自述中，有頗多篇章都論及戲劇問題。他的戲劇觀與經驗談，年代雖已相去久遠，但仍有若干可供參考之處。

　　毛姆的各種作品均具深度，但其最大特色卻是通俗，使任何階層（程度）的讀者和觀眾都能接受，特別是在戲劇創作方面，他開始執筆時就能著眼於觀眾的需要並著重於演出的效果，故能每發皆中，獲得成功。但他所依循的「通俗」路線和著眼於「觀眾」的作風，決不同於現時戲劇界若干人，一味迎合觀眾低級趣味地那種對「通俗」二字的誤解，而是能夠把握住各階層觀眾的共同知性和共同興趣的題材，以巧妙的戲劇結構和生動的表達方式，並以淺鮮易懂（通俗）的對話來揭示某些深奧的哲理，所以既能給予觀眾以娛樂，又能給予觀眾以啟發，方不致使觀眾出了劇場而一無所獲。因此之故，他的戲劇作品之演出，也才會使得高階層觀眾不覺得低俗；低層觀眾亦不覺得難懂，真正是所謂的「雅俗共賞，老少咸宜」，良有以也。

　　關於重視觀眾而非迎合觀眾的問題，毛姆認為：戲劇是作家（包括編與導）、演員和觀眾三者合作的結晶，故所有最好的戲劇家在寫作時，都應著眼於觀眾，雖然他們談起觀眾時不免有怨言，但他們卻應知戲劇是依賴觀眾而存在。如果沒有了觀眾，戲劇還能做什麼？

　　然而，重視觀眾與迎合觀眾之不同處，即前者是重視觀眾對現時的體驗與對靈性上的需要，方給他們以但想獲得什麼而卻在茫然或乾渴中的「新」的滋潤與慰藉，那就會受到歡迎；而後者迎合觀眾，則只是再給他們以已經知味的東西，其「邊際效用」已有限，就會容易感到厭倦而棄之！這也就是為什麼一窩蜂的跟進，後來者必遭失敗的原因。由此而論，觀眾所不曾見或不曾知的人事物，才是他們所感興趣的，劇作家必需從這些方面予以滿足。所以，毛姆感慨地說：「觀眾的一般智性，比其他更聰慧人的智性，要低得很多，這也就是作家必須要加以探討的。」換句話說，重視觀眾的真正意義，就是要把自己的劇作提昇在觀眾的智性之上，那當然不是只知迎合觀眾者所可比擬了。

　　由於觀眾不斷有「求新」的要求，因而也每每使得戲院經理人與劇作者都摸不準方向，以致有時候見好；有時候見壞，迭生意外。成功的劇作家如毛姆者，亦不免氣嘟嘟地說：「觀眾是很奇異的動物，與其說他們聰明，不如說他們狡猾。」並說：「他們容易厭倦；他們喜歡新奇；他們隨時在變。」毛姆認知了觀眾的合作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乃警告自己決不能有第二次走相同的路子。而為了不使觀眾發生厭倦，不僅要時時更換主題，並且有時還要把主題延伸到原不需要的長度，或者把主題加以壓縮，只為希求觀眾的興趣能有增無減。但是，如此一再企圖不使觀眾厭倦的結果，毛姆說，反倒使他自己為了此事而變得厭倦了。

　　因而，毛姆又感慨地說：「我嚮往小說的自由，又愉快地想起了被冷落的讀者，他們願意傾聽我要說的話，我也可以跟他們建立一種親密的關係，那是無法企望在戲院的宣傳花樣裏建立的。」於是，他又靜下來寫小說；但過不了多久，他仍然會有劇作問世了，畢竟是同樣地愛好戲劇，使他捨不得完全丟開。

　　劇作家對於戲劇情節的誇大，毛姆雖不反對，但他認為不可超過觀眾首肯的程度，否則，必遭觀眾拒絕接受。毛姆說：「如果情節能激起觀眾的興趣，他們或不太計較其『可能性』，這也就是莎士比亞曾誇大使用過的特性；但若弄巧成拙，觀眾最後對其缺乏『似真性』仍不免排拒。因觀眾很堅持，任何情節必須有使人信服的理由；其道德標準也必須是群眾一般的標準。」由此看來，這豈不也是毛姆戲劇作品成功的通俗性特色之一嗎？反觀今日若干戲劇變異情節太過離譜的怪現象，之所以不為觀眾所接受，亦當知其缺失何在了！

　　關於重視戲劇作品之演出效果，毛姆認為不能演出的就不是劇本。他說：「一本只能在書房裏唸的劇本，只是一種對話的小說。這種劇本可能有其優點，但那不再是一個劇本，而是非騾非馬。」因此，毛姆時常與戲院經理人發生爭論，經理人對未經演出的潛在氣氛是看不出其戲劇效果，而從劇本上所能看到的優點則又未必有演出效果。這兩種不同的情況，也就說明了，為什麼有的戲劇作品原被蔑視而竟「意外」的成功了。尚不知有多少遺珠之憾，而使劇作家為之氣短！

　　基本上，毛姆毫不掩飾地把戲劇看作是商品。對於某些「曲高和寡」或「孤芳自賞」的劇作家，尤其所寫的劇本失敗時，就抱怨觀眾沒有欣賞的能力，毛姆不以為然；對於某些劇作家，執意寫作只為某些戲劇協會演出的劇本，他也認為那徒然做著不適合戲劇的事情，而所得到的觀眾，卻是些免費進戲院的便宜客。但毛姆的商業戲劇，卻並不是低級庸俗的作品，而是從重視觀念為出發點，走著通俗而有內涵的路子，藉著特殊的戲劇魅力，進而把握住觀眾，獲得成功。並認為這並非他獨有的優點，還可從維加、莎士比亞、以及莫利哀等劇作家的劇本裏看得出來。

　　毛姆的戲劇創作生涯，享名甚久。至一九三三年五十九歲時，其最後劇作《夏蓓》（Sheppey）初次公演，仍可連續達到八十三場之多。而其一九○九年的早期戲作並已公演過的《高貴西班牙人》（The Noble Spaniard），至一九五三年七十九歲時，仍得有出版商為之出版發行，足見其聲譽之隆而歷久不衰，正如同其生命活到九十一歲一樣的長壽可佩。

論戲劇的衝突性

　　戲劇情節，在結構上要具有「衝突」性（conflict），這是不可否認的要素之一，也是劇藝從業人員的一句口頭禪。大家都能普遍有此認識，固能幫助戲劇藝術的進步，但由於過份偏執於刻求其「衝突」的效果，也就產生了種種流弊。

　　最顯著的是「暴烈」場面太多，總以為只有行動的、直接的和形象的「衝突」表現，才是唯一力量，而致忽略了其他要素的要求，尤多不重視對「氣氛」（atmosphere）的營造，不分任何情節，都以快節奏的推演，加上直線條的衝突為已足。於是乎，儘多可見的是爭吵、打鬥、哭泣、死活或其他暴烈場面，但壓根對觀眾就不產生感力與共鳴，看過之後一無所得。這種偏向，有時候發生在電視劇，則比電影尤有過之。而對於可資在氣氛上加意營造其感力的戲，卻一概認為「推步」太慢為不可取。有人說，這是因為對劇情不求深入了解與詮釋。也有人說，這是由於藏拙而避重就輕，因為營造氣氛和掌握氣氛，是要具有真實功力的。再就是必要的過場戲，是為營造氣氛和推向高潮的加力檔，有時是不宜一概抹煞的。

　　認真說來，戲劇的「懸疑」感（suspension），應比「衝突」性更為重要，正如同一篇小說的「可讀性」，能使人有繼續看下去的興趣與意願。二者都具備，當然最好，否則，只具備「可看（讀）性」仍是好戲劇，且尤勝於只具備光禿禿的「衝突」。也就是有內涵與無內涵之別，二者的創作價值觀，立時可判。

　　美國戲劇學家印地安那大學戲劇系教授布羅凱特博士，在其名著《世界戲劇史》一書中說：雖然明顯的衝突，在多數戲劇內佔了很重要的分量，但也有些劇本並不以此為意。例如，桑頓．威爾德的《小鎮風光》（Our Town）一劇，就沒有什麼衝突在內。但演出的形式與效果，仍可感人。

　　事實上，戲劇的衝突性，不只是直接表現在強烈的動作上，而且除了角色與角色之間的衝突之外，還有角色個人內心的自我衝突與掙扎，以及角色與環境的衝突和意志的衝突，再還有角色與命運（神）的衝突等。

　　甚至於任何衝突場面都沒有，而以凝重的氣氛則更為感人肺腑。例如，以法國小說家都德名著《最後一課》（英譯名：The Last Lesson）改編的戲劇演出，加上視覺的感染力，則比讀其小說更能令人深受感動，這就是導演和演員的詮釋之功。再如，《聖誕禮物》劇中一對窮夫妻，夫以妻之秀髮為美，暗地賣去掛錶購來髮夾；妻以夫之掛錶為貴，暗地賣去秀髮購來錶鍊，在聖誕夜互贈禮物時而相對苦笑，何其感人！再如，《一片落葉》劇中一名垂死病人，望著窗外樹枝落葉只賸一片，呻言生命將與那最後一片葉子同落，有位畫家暗地畫上一片不落的葉子，竟而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力，又是何其感人！

　　亞里斯多德論戲劇六大內容為情節、人物、思想、語言、音樂與景象。尤以思想與語言更為重要，莎士比亞寫的戲劇對話，可為人生格言，幾乎與聖經同其不朽，若寫不出有深度有內涵的戲劇語言，即以無意義的衝突與動作「蓋」過，是屬等而下之。何況，除了「衝突」之外，戲劇藝術還有多面的要素可資創造。若是為了刻意只求「衝突」性的發揮，而將戲劇表現流入邪道，那則是戲劇藝術本身的悲劇。

舞臺劇不值得看嗎？

　　有一位留學回來拍電影的朋友，在聊天時曾毫無考慮的說出他「從來不看舞臺劇」的話，語氣中還帶有不屑一顧與十分蔑視的味道，當然所指的也包括了外國的舞臺劇。

　　我楞了，好半天答不上詞兒！

　　我當時不只是吃驚，並惑然於他何以會有那種思想意識？而且態度是那麼堅定，似乎不容有討論的餘地。我只好對之啞口無言了！

　　不論電影是被稱為第八藝術或者將來稱做第九、第十藝術也好，基本上它仍是戲劇表達形式的一種，猶如一個人體的骨架，那是任誰都不能抽掉的，而外形儘可有它的不同與不同的演變。電影有歷史，只不過五、六十年，而舞臺劇卻是自人類有文化活動以來就有了的；雖然隨著科學的進步而有了電影戲劇藝術，但舞臺劇則並未被淘汰或沒落，乃至也利用上了科學與電化而使演出的效果更昇華。換句話說，電影戲劇是脫胎於舞臺劇，而舞臺劇至今仍為戲劇之其他表達形式的母體。舉例說，不論在紐約百老匯劇院演過的現代古裝劇，或是在歐洲地區上演過的新、舊歌劇，凡是成功者，搬上銀幕，依然受歡迎，乃至還贏得了什麼電影獎，不勝枚舉；但可曾聽說過，將電影戲劇改編搬上了舞臺嗎？可能有，但極少。

　　凡是學習和研究戲劇文學藝術或從事戲劇工作的人，沒有不重視莎士比亞作品的（中國也有好作品），而莎翁的作品則無一不是舞臺劇，並且似乎有發掘不盡的奧妙。或許有人說，那個時代沒有電影和電視。要不然莎翁也會創作電影電視劇而棄舞臺劇。這話我不敢完全苟同，如果真是那樣，莎翁若生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也很可能無所成就了。因為電影電視劇本創作，在演出時實在經過太多的變造過程（包括有意的與無意的），可使原作更生色但也可使原作被蹧蹋了，甚而面目全非。這也就是好的舞臺劇本所以能夠流傳久遠，而不見有好的電影電視的劇本被傳誦的原因；法國的電影圖書館所保存的是好的電影拷貝，而不是好的電影的劇本。於是乎，在電影界即有了導演作家論，而替代了劇本作家的地位；於是乎，電影導演就有人鄙視舞臺劇，而以鏡頭的表現為至尊無上了。

　　但事實上，又不能否認舞臺劇的成敗，也是劇本、導演、演員、佈景、燈光、音樂、音效等為綜合藝術的表現，而且舞臺劇劇情結構之必須簡練緊湊有力，尤高過於電影電視劇本的要求。好的舞臺劇本，被搬上銀幕的，凡力求忠於原著者，其成功率則高，反之則敗筆畢露。古裝劇如莎士比亞的作品，每多被一再拍成電影，其成功與否即繫於變造過程之忠實程度如何；現代劇如阿瑟．米勒的社會劇，從百老匯舞臺搬到了好萊塢攝影場，其成敗因素亦莫不如此。可是，電影製片人並具有「社會劇作家」之稱的阿瑟．米勒所創作的社會劇電影劇本，拍出來卻是失敗的，加添了太多的枝節鏡頭，運用不當，不但是一種浪費，並且鬆散了劇情與原來應有的劇力氣氛。

　　大家都知道，電影剪輯是很重要的，而舞臺劇的各幕各場之間的劇情啣接如何，也同樣可以看出它的「蒙太奇」之好壞。一個戲劇故事，能在短短的幾幕幾場的舞臺上完整的並天衣無縫的充分表達出來，也不是簡單的。無論其為成功或失敗，都有值得推敲研究與借鏡之處。就以莎翁的作品來說，有不少是在當年初演之後，又在場次與情節上加以修改增刪而成的。

　　就導演來說，舞臺劇之塑造，以及演員地位之構圖，在在都可看得出導演的功力如何。舞臺上就是如同銀幕上的畫面，可以看出它會給觀眾一個什麼感覺，並且在觀眾眼中也是有色彩感的。演員的地位與角度與變換，也是可以用心中的開麥拉去揣摩的。還有，背景應該怎樣才是適當，也同時可以體會出來。

　　再就演員來說，不論中外，凡是從舞臺出身的演員，其演技與接受的能力，都不會太差；而在銀幕上知名的演技派演員，有甚多都是已在舞臺上成名或係出身於舞臺的。凡已在舞臺上成名者，沒有會失敗於銀幕上的；而在銀幕上已成名的演員，卻不一定也會在舞臺上成功。所以說，舞臺劇是磨練和培植優秀演員人才最有效的途徑。電影導演須要發掘優秀的演員，也每多是從觀賞舞臺劇而得之；其另一原因是由於舞臺劇演出的成本較低，而不若電影製作成本太高，不肯冒險起用新人，致難有出頭機會。

　　凡從舞臺出身而成名的演員，電影製片人和導演即可放心起用，演砸的可能性極小。除了演技已有磨練之外。另一重要條件是語言，其背詞的能力和從對白聲音中所能表達感情的能力，都是可以信任的，起碼不需要再勞他人配音。而唸白的聲音表情，關係一場戲的成敗因素也是很大的。例如，英國名演員勞倫斯奧立佛，在莎翁的《哈孟雷特》一劇中，飾演哈孟雷特王子，有一場戲是他孤獨的徜徉在迴廊下或坐在城堡上，於灰暗的光線中，看不清楚他的面部表情，只聽到他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那種痛苦與矛盾掙扎的心理狀態與複雜的情緒，從聲音中可表露無遺，給觀眾更能從聲音中體會出其感情而起共鳴，效果特佳。但筆者記得很久以前曾看過這樣一部電影，導演對這場戲是安排哈孟雷特王子坐在城堡上或海濱岩石上（記不清了），光線頗亮，並給了這位王子的面部一個大特寫鏡頭，唸出了這一句獨白，味道完全不對了，而其面部表情也無法做得那麼深刻，失敗之至。說不定演員還是用的別人配音，而導演也很可能是純電影派，濫用了場景與特寫，效果適得其反。

　　假定，有某位電影導演看了勞倫斯奧立佛在舞臺上演出的這幕戲，受了感染，但認為如果利用電影鏡頭的優點而能同時清晰的顯出演員的面部表情，那豈不是更好──如果是根本蔑視而從來不看舞臺劇也不研究舞臺劇優劣點的電影導演，來處理類似情節的戲，那又會怎樣呢？

　　就以上各方面而論，舞臺劇仍為戲劇活動與發展的基礎，戲劇教育尤其如此。在我們國內，李曼瑰先生生前一直鍥而不捨的從事舞臺劇的推展活動，是有其崇高理念的，任憑處在如何的低潮；任憑許多人都不再熱心劇運，他還是執著地倡導下去。再以我們的國劇來說，也是舞臺劇型式的一種，戲碼之多，內容之豐富，固然令愛好者著迷，而從事戲劇工作之一行的電影導演與編劇，也值得作職業性的觀賞，例如國劇的每一齣之每一場戲，都可以抽出來單獨演出，各場連貫起來即是一齣大戲，某二、三場戲連貫起來亦可自成一單元，只這劇情結構的優點，就值得觀摩研究了。

　　我國電影較有成就的導演、編劇、演員，乃至美工等，可說大都出身於舞臺劇或與舞臺劇活動有淵源，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新起的留學回來的電影導演新銳，如果說沒有好的舞臺劇可看，還可理解；但如果卑視地說從來不看舞臺劇，那就令人費解了。即使去看不好的舞臺劇，若能看出它是那些地方不好，豈不是也有所得嗎？

談譯介外國作品

　　一位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寫信來討論說，他經常閱讀翻譯的作品，發覺有一部份譯者在「序文」中或者在「後記」中，都是對外國原作者及其作品，推崇備至，不是說成世界名作，就是譽之為代表作，好到竟然沒有一點兒瑕疵，而很少有加以批評或分析其優劣的地方。真的是好得這樣無可議論嗎？抑或是不自覺的存有「主觀」和「崇外」的心理呢？

　　關於這個問題，恐怕還有不少人也會有這個感覺，似乎凡是被翻譯過來的外國作品，樣樣都是好的。誰通曉那一種外國文字，就特別偏愛那一種外國文字的作品及其作者，自然而然的就特別加以推崇。這雖然不無「老王賣瓜」之嫌，但也是人情之常。否則的話，如果不刻意說它好或真的自認為它好，又何必花費精神去翻譯它呢？出版家不樂意他大加推崇，又如何能推廣書的銷路呢？

　　不過，平心而論，這其中盲目的推崇，或推崇得過火者，也不能說沒有。以致於因為過譽而失當，反而會受到讀者的懷疑，甚至予以厭棄。事實上，對於文藝修養和程度較高的讀者來說，一部翻譯的作品，其內容究竟好不好？以及好到怎樣程度及是否如同譯者所籠統誇讚的那麼無可挑剔？讀者只要看上一遍就見真相，如果所得的觀感是負面的，那在讀者的心目中，譯者和出版者的招牌，就算砸定了。正如同這位青年朋友所說的，對於翻譯過來的外國文藝作品，容或讀者的觀感見仁見智，或因思想與生活背景之不同而有差異，但譯者和出版者一味的過分推崇外國作品，總會有令人失望的地方。

　　再對於普通的讀者來說，像這樣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每本都大加推崇外國的作品好，而使得這些讀者，在不知不覺中「照單全收」，久而久之，亦難免不會形成「崇外」的心理。至於思想見解上的差異與影響，就更無法衡量了。

　　我們雖然不能自封的說什麼都是「我們第一」（譬如日本），但亦不宜盲從的說什麼都是「外國第一」。因此，對於譯介與出版外國的文藝作品，不唯不可能都是百分之百的好到那樣極盡推崇，而且還應該要在「序文」或「前言」中加以評論，仔細分析其優劣所在，予讀者以適當的導引，而力求客觀，方不失為譯介者應有的允正態度。否則，那豈不顯得譯介者缺乏真知，或尚未能真正完全消化這部外國作品嗎？

談翻譯與出版

　　文友思果先生，於三月二十日在《新生副刊》發表的大作，談翻譯的還原，不僅反映出他從事翻譯工作的認真不苟，也道出了從英文著作還原中文工作之艱辛。

　　思果的散文寫得好，人亦如其文那樣的儒雅敦厚，與朋友交，必守忠信，而於謙沖中則又能不失真誠，藹然可親。這且不談，只說由他這篇文章，卻觸發了我對於時下各種翻譯出版品的缺失，久已存在於心中的一點感想。

　　時下的翻譯作品，以英文與日文翻譯成中文者為最多，這原是文化界的一種蓬勃景象，只可惜因為出版家互相競爭過甚，每遇有惹眼的外國新作品出現，大家就跟著搶譯，就不免流於「粗製濫造」，甚至於在讀者面前呈現出「不堪入目」的中文譯本，不但顧不得信、達、雅的要求，即便連中文的句型與句法，也不去加考究了。我想，任何一位有修養的翻譯家，都是不願意弄成這個樣子的，只因在出版家催促搶時間的情況下，而難以慢工出細活了。再不，就是出版家所給予的酬勞微薄，即只能取得「便宜貨」。

　　跟這有連帶關係的，是各種翻譯的出版品，在排字工作上也簡化到了近於「偷工減料」的程度。這與幾十年前比起來，不但無進步，反而退步。最常見的退步現象，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人名、地名或其他專屬名稱。於排版時不在左側加上私名號；對於書刊或文章篇名，也不在左側加排書名號，尤其在這些外文名稱，被譯成中文，在用字上不加推敲，而又無標示符號的時候，就使得某些專屬名稱的中譯文字字義，往往不經意的會跟正文文句的上下文字，發生了錯誤的連接，而致混淆不清，使得讀者很覺不便，尤其是對習慣於快讀的讀者來說，每被打岔而受頓挫，為之興味大減，索性就丟下不看了。

　　從前──很久以前的翻譯出版品，不論是對於外來的或中文原有的專屬名稱，如果是直排，就必然會在文字左側加上私名號或書名號，好讓讀者可以一目了然。但不知是從何時開始的，出版界竟把這種標點符號省略掉了。如此這般，給讀者製造麻煩，實在就是給這種出版品的銷路過不去。

　　現代化與科學化的意義，並不完全在於簡化。對於不該簡化的東西，而硬予簡化，它的效果是適得其反的。

附錄──也談翻譯與出版／趙雅博

　　《新生報》的〈新聲〉，常常有益人類的新聲出現，實在是一種可喜的好現象！十七日曾刊出了李曉丹先生的談翻譯與出版，引發了筆者許多感想；十幾年前，筆者曾為思果先生談翻譯譯名問題，國內翻譯界，遇到人名地名，一律以英文音讀譯出，並且往往也多錯誤。世界上不止英文，我們應該依照地名與人物所屬的國家文字的音讀譯出，這是天經地義，不可不遵照的定律。然而我們的翻譯界，對此呈絕對的視若無睹；比如法國存在主義者Satre，他是地道法國人，音讀是薩（或撒更好）爾特爾，或者譯為薩爾特，絕沒有沙特之音讀，再如Camus音讀是賈密，而我們偏譯為卡繆；名畫家Van Goph應譯宛高夫，而我們譯為梵谷；Gauguin高幹（干），而我們譯為高更。多了，讓全世界人們笑我們只知有英文！這太不應該了。

　　其次，是在翻譯的內容方面，往往是胡譯，在坊間您取出任何一本翻譯的書，如果您與原文核對一下，保證您要說是錯誤百出。一封杜威的信，只五百字，有二十幾個大錯；一本七百頁的愛彌兒，譯成二百頁，還說是全譯本；一本西方的沒落，一千多（二、三百）頁，足有七十萬字，譯成三十萬字，也說是全譯本；民約論的名著，筆者只核對過，能給予他們批評，應該是「盧梭有的他沒有，盧梭沒有的他有」，是名譯述家，竟而至此，夫復何言？去年筆者曾為某部校核一本科學的哲學，大概四、五萬字，費去比筆者自譯所用的時間還多，錯誤最少有三、四百處。一本社會科學的書，三十多萬字，我的朋友李貴良曾指出了一千三百多處的大錯，God譯為好，而Good譯為神，In general譯為大帥或大將，Italic斜體字，譯為義大利，Austere（嚴厲）譯為奧地利，冰島首都，譯為荷蘭海牙。多了，然而您去信給他，他還回信罵您不懂，第二版錯誤依舊，最近有一本小百科全書（尚未出版），幾乎無一是處，諾貝爾獎叢書，我們已經從某一面看到了，不忍言，不忍言！

　　我們誠懇的希望，翻譯的人，要認真翻譯，如果不懂文法問問人，筆者譯哲學論集，曾多次寫信，詢問原作者，以求無誤──如果自知能力不夠，則請您不必答應這樣的工作。還有出版界，也要認真的找能譯的人，稿費不要太低，千萬不要粗製濫造，不但災梨禍棗，並且害人無限，罪莫大焉。再如不知那位學者，譯錯了歷史，而寫成：哥伯尼繫獄，伽里略誅，這完全不是事實，然而卻為我們無辜的青年所學習，而陷入錯誤！政府有關部門，最好想個辦法，來救救翻譯界，也救救我們的青年，免陷於錯誤才好。

雛鳥試飛

　　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們，也多半有興趣練習寫作，每逢與文藝界人士聚會，總是會問起應該如何取材？應該怎樣下筆？

　　這問題聽起來雖小，但說起來卻很大，可以講上幾個鐘點，或許還不能講得完全。我想在此只引述老一輩作家朱自清曾經說過的一段話，以提供一個要領，他說，青年在初習寫作時，須謹守著兩種材料的範圍，一是寫你知道得最清楚的；一是寫你覺得最容易下筆的。其實最重要的條件，還是要寫你知道得最清楚的人事物，知道得清楚，自然就容易下筆，寫起來也就會得心應手。至於文字上的工夫，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那需要多多閱讀而外，再經過長時間的習作磨練，自然就會熟能生巧，運用自如了。

　　所謂知道得最清楚的人事物，當然就是以個人的生活經驗為最真切，寫下你的所遇所見所感，不怕膚淺，不怕枯燥，而只怕不寫；寫過一篇隔兩天再看看，如果自感不滿意，無妨再重頭來過，那就是進步了。也不必嫌身邊的題材太瑣碎，只要能有耐心的一點一滴的把它記下來，在不知不覺中自然就訓練了你對素材的組合與剪裁能力。譬如記日記，亦就是一種練習寫作的方法，對於特別有興趣和特別有心得的生活體驗，不用多想，自然而然的就會多寫它幾行，那就是在取材上已經得到了技巧。因為先寫記事體的短文，是比較容易下筆的，就不會使你覺得寫作是一件如何困難的事。

　　或許有人認為寫日記式的短文，猶如流水賬，太沒有意思。其實，若能把流水賬寫得「流」暢如「水」，簡明而又通順，那就是你的寫作工夫已經上路了；而要想再把它描述得更為生動傳神，則是第二步工夫。

　　初習寫作的青年朋友，因為對人生的體驗和對世象的觀察力都還不夠，說理評世的文章要往後再作；因為青年人的心性與情感都還未穩定，也就是所謂的尚不夠成熟，言情論交的文章也不宜先來；所以，只有「敘事與描繪形態」的作文，是最適合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先作練習的。我曾經在報刊〈青年園地〉裏看到過一位女同學寫的一篇旅遊記，文字與內容都相當的生動活潑，趣味盎然，那就是寫親身經驗的「敘事與描繪形態」文章的最佳例子。

漫談寫作

　　「文章自己的好」這句話是大多數喜歡舞文弄墨的人所有的共同的毛病，但有時候這種情形並非是由於不謙虛所產生的傲慢，而勿寧視為是一種任性的自我欣賞。這雖是不足為訓的癖習，但亦屬無傷大雅的文人一異。

　　寫文章──不論是任何一種文章，總避免不了個人的思想、見解、看法與閱歷，因此，這就往往使得持有不同觀點的人覺得有些不妥，而批評別人文章的人，其又何嘗不是以自己的思想、見解、看法與閱歷而去覆蓋別人的作品；所以，談到文章的好壞與評論問題，是很難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的。

　　不過，這並非是說，對於文章的好壞就沒有任何分辨的方法，事實上，任何一篇作品，使人一看都立刻就能產生好與不好的印象。在內容方面，不論是屬於那一種性質的作品，所寫出來的必須能合情與合理；換句話說，所寫出來的要是人世間所有的或可能有的人、事、物或者人、事、物三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完全憑空構想，信手捏造的沒有靈魂沒有血肉骨格的東西。

　　在文學方面，不論是屬於那一種性質的文章，要做到使人「讀得來」，「看得懂」；如果是寫故事類的東西，在文字上還要「通俗化」，「口語化」，「生活化」，這樣才能連繫起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下意識，而在瞭解上發出共鳴，在情緒上與作者感應著同樣的實驗與意境，這就是作品本身情節消化上的成功。

　　初學寫作的人，應時時記住一句話，那就是「寫你所最熟悉的人事物」，這樣更容易磨鍊好自己的寫作能力，否則，只憑空想與虛構，縱有極豐富的想像力，而結果仍是吃力不討好的，豈不徒勞無功。

　　在技巧方面，文章的結構，情節的安排與起伏的佈局，以及議論文章的特別縷晰，都需要在動筆前先經過一番思考，打定腹稿，至少也應有一個約略的概念，然後才好動筆寫下去，這樣才會有一個完整的文體。

　　再說句淺顯的譬喻話，文章好比是一條龍，有頭有尾還不算，尚需有很多隻爪子，而龍頭上的眼睛尤為重要，所謂畫龍必需點睛才像龍，文章一開頭的眼睛也同樣是十分重要的，又所謂「眼能傳神」，文章一開頭的眼睛，如果點得很好，點得很亮，使人一看就明白以下整個龍身（文章內容及文章好壞）及全部色彩是什麼樣兒，愛不愛它？

　　有寫作天才和經過相當時間磨鍊的人，永遠不愁沒有寫作的題材，世間的眾生及萬事萬物，都可在筆下描繪得出來，小至對一隻螞蟻，都可以做出一篇大文章，只看你的觀察力夠不夠深入，夠不夠細微，以及你的思維夠不夠發達。不信的話，這可以試驗一下，你不妨花上一個小時的精神，在一個清靜的環境下去注視一隻螞蟻的行動，細細觀察牠的舉止行為及容貌，然後紀錄下來，述之於文字，運用最生動的字句去形容牠，必能寫出一篇很新鮮動人的文章，發人興趣。

　　因此，這就是「文章自己的好」，好在你有獨特的觀察、見解與描繪，這是第三者所不易體會得出來的。

　　還有一種心理上的訓練，也是幫助寫作進步的一個好方法，那就是要在意識上是為愛好、為興趣而寫作，而不是只想為了發表而寫作，這樣的寫作態度，當可能會產生出好的文章。

　　又當你寫好了一篇文章後，即使當時自己讀了也感到很滿意，但也不要急於發表它，不妨把它保留一個時期，甚至於只保留幾天也好，如此之後，當你某天感到特別清新舒適的時候，再把它取出來重讀一遍，這時你可能會發現那篇東西的內容某一部份，或者文字運用的本身某一部份有了毛病，需要修改，直到你一次又一次的認為完全滿意時為止。也可能你所寫好的一篇文章放置一個時期之後，第二次拿起來重閱一遍時即仍認為很滿意而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那這篇文章也可算是原來就是很好的，當然也就應該可以送出去發表了。

　　寫作的材料即是普遍於整個的生活之中，當然你就可以去隨時俯拾溶化而納之於筆下，久而久之，必能養育出一枝生花妙筆，四海宇內，海闊天空，無所不寫也無所不可寫了。

　　多讀人家的，多寫自己的，永遠是對於一個成功作家的必要途徑。益有進者，在生活中要洗練自己的經驗，啟發自己的思想，如此在寫作時就不致只會製造美麗而飄渺的文字而文中無物了。

　　多讀與多寫，同樣也都是訓練自己的腦力，也唯有多用你的腦力，才會使你的智慧不斷的增加。智慧與學習、運用、鍛鍊，三者缺一不可。學問是一點一滴堆積起來的，而智慧則又是從一點一滴的學問中更提煉出來的精華。這是急不得的，也是倖不得的，只有一分的努力，才有一分的收穫。

　　對於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愛好寫作的人來說，腦力好比是他的降落傘，唯有展開了才有用，而且張開得越大，越能發揮它的功能。事實上，這對於一切做學問的人來說，都是同樣的道理。

　　青年人學習寫作的方法之一，是可以先從摹仿入手的。從摹仿中層層深入，細細玩味，才能實際體會得出人家的寫作靈感與寫作技巧，慢慢地就可創造出自己的東西。這種方法因人而異，往往也會有意想不到的和無法估計的效用。

　　讀過了人家的一篇作品，如果你覺得很喜歡它，或對它的某一方面特感興趣，你不妨就把這篇東西拿來予以「解剖」，化點工夫把它拆開來，用心分析，找出來你究竟是歡喜它的什麼地方？又究竟是它的什麼地方和什麼力量才引起你的好感？如果你這樣能得到了結論，找出了答案，那就證明你自己真的是一個未來的優秀的作家。

　　像這樣地分解人家作品，而若果再能把心得寫成文章，那就是「書評」類的「報告文學」，試試拿去發表，豈不又是一舉兩得嗎？當然，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增加自己的知識與智慧，而不在寫成心得文章發表與否。

　　總之，無論求學與做事，一個人的成就不僅是拿他的終局來判斷，而也是拿他努力的真誠來判斷。求學與做專，都需要決心和恆毅，學習寫作的條件亦復如斯，不怕慢，只怕站，尤其不可為了遭到退稿而沮喪，須知真正的才能就是產生於長期的耐性。即使你寫過九十九篇文章而遭到九十九次的退稿，但你若果仍有信心和毅力再寫出第一百篇的文章而獲得了採用發表，那你到底還是成功了。

　　　　（寫於民國五○年十二月）

著作傳奇

　　美國文藝作家法蘭克．史道克頓，以第一人稱的筆法，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來描述職業小說作家在創作生涯中的辛酸與痛苦歷程，在一夜成名之後，幾乎毀掉了他的寫作生命，連帶的使得他一家妻小的生活也陷入了絕境。原因是許多刊物的編輯人，都以他那篇成名作為第一印象標準，而後就退還了他所寫的每一篇小說作品。

　　這位意外獲得盛名而後又意外遭到屢次退稿的作家，在詫異之下，每次都把退稿拿來和妻子從頭到尾把故事再讀一遍，看究竟毛病是出在什麼地方？結果妻子總認為並不比以前被採用的那些作品差。可是，這位作家本人卻是虛心又心虛的自認為或有不及之處，於是，就把那些退稿都丟開，重新再用心構思的伏案創作不息，但不幸的又屢屢遭到退稿，甚至有的編輯人怪他不該厚彼薄此，而將「巔峰水準」之下的作品寄來！如此這般的遭遇，終於使得這位作家氣餒了。夫妻苦苦的討論說，畫家拉飛爾的傑作《聖母像》，是他的不朽名作，但如何能再要他畫出同等印象的一幅畫呢？

　　這位作家在長久的沒有分文收入的情況中，妻小生活都面臨饑餓。他頹喪的躑躅街頭，遇到了另一位早先相識的老作家，對方也說出了有相同的遭遇，而今那位老作家卻是以磨針打工來糊口。他聽了之後，才有了點省悟。

　　此後，他就接受了一位編輯人的建議，改以不同的姓名來投稿發表他的作品，每次都是以一個不為人知的新作者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不但均獲得採用，一家生活情況也由逐漸改善而至於相當舒適。但有一天又完成了一篇新作品，被妻子發現而驚讚為這跟從前的那篇成名大作同樣美妙的時候，卻使得這位作家的心頭冷了半截，竟不敢再拿出去發表，而上街買來一只錫盒子，盛裝這篇小說原稿，又請工人用銲錫封牢，再鎖入一個鐵櫃內，最後把鐵櫃鑰匙扔進大海裏去了。他以嚴肅的語氣對妻子說：「我死後，有一天或許有人會希望打開這個鐵櫃和錫盒，假如他們會印行這篇小說，那時候我身後的聲名，將永遠不會再傷害到我了。」

　　美國這位作家的這篇小說，已收集在他的短篇小說選集中，人物雖是虛構的，但情節卻是真實的道盡了天下作家的辛酸，而於榮辱得失之間，都令人感慨萬千。我在想，如果曹雪芹長壽，繼《紅樓夢》之後又寫出了第二部作品，而在世人的心目中，是否也能跟《紅》著齊名呢？海明威與川端康成，於各自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如果不是因為年老精力衰退而致寫不出更好的作品（或寫遭到退稿亦未可知），他們是否就會以自殺來作了結呢？在這方面，也很需要能領悟點老莊的哲學思想。

　　有的編輯人在向作者約稿時，如果加上一句「要給我最好的作品」，可說沒有一位作者能敢於昂然交卷的。不但作者沒有自認為最滿意的作品，而好與不好的標準亦非化學公式，也是上不得天秤去衡量的。見仁見智，各有主觀的價值意識。

　　老友陳斯劫，把這篇小說譯成中文發表，題名《著作傳奇》。我也借用這個標題，還挺傳神的。

作者的手稿

　　許多勤於寫作的朋友，大都不太注意保存自己的手稿。在作品出版發表之後，總認為只保存印本也就夠了。其實，就作者的自我價值而言，親手一字一字寫出來的原稿，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近年來，有些刊物的編者，頗為鼓勵作者保存自己的手稿。在將其作品發表之後，過了一定的時間，就主動的把原稿寄還給原作者。

　　但是，卻也有些作者對於保存自己的手稿，並無此興趣。甚至有位朋友說，他連已出版的自己的作品，都不作興保存，還要保存原稿幹啥？這是謙虛的自認沒有保存的價值。可是，若果能從另一方面──例如時間因素──來設想手稿的未來價值，情況就不同了。因為保存自己的手稿，除了可供自己檢討寫作歷程而外，也可供後人檢觀其作品是怎樣寫成的？因為原稿就是真跡，上面又可能是經過一再的修改與潤飾，唯有從原稿的字裏行間，才可以真切的看出作者的創作態度與寫作技巧，以及有沒有「愉懶」的地方。這對作者本人可作一番回顧和省察，而對他人則又留下第一手資料。即使並不奢望於身後揚名，被人把原稿陳列在堂皇的展覽室中，但以其作品既經發表過，就對社會負有責任，那也是應該保存下原稿的。除非出版情況不許可，那又另當別論。

　　以往，出版家對某些作品一經出版發表，過後就把作者手稿丟棄，委實可惜。而今有興把手稿璧還原作者，的確可感。

　　就作者的自我價值來說，手稿能以保存的時間愈久，價值也愈高。如其不信，在許多年以後，你就會悵然若失了！

　　筆者在卅多年以前，寫的詩草與雜感，訂有兩大冊，從大陸帶來臺灣，均不曾發表過，也自認都是些很幼稚的文字，無足重視。而於民國四十一年間，夾在一箱書籍中，存放在桃園鄉下一位老農家裏，過了十多年忽而想起來去尋找，卻連書箱也不見了。至今又過了十多年，思念之心也愈切，很想能得再看一遍，那該有多大的省察效用，但而今只落得遺憾了！

　　筆者以此一親身感受，建議愛好寫作的朋友們，不論你的作品已發表或未發表，請務必珍惜保存你的手稿。

作家風格

　　旅居香港作家徐訏先生，生前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表示，作為一名作家，必須犧牲許多東西，而甘於過清苦的生活，保持寫作的興趣，才能永遠不為物慾所侵。就以他自己來說，也曾經放棄了許多次較好的職業機會，但他並不覺得可惜，因為他仍然是一名作家。

　　徐先生的這番表白，可能也使國內許多作家都有同感，個中滋味，不是局外人所能體會。世俗的眼光，總把「作家」二字冠上一個「窮」字，於是，「窮作家」就變成了對作家的形容詞，尤其在今日被極端物化了的社會，作家更失去了他應有的地位，與悠久文化根源很不相稱，這又豈止是作家的悲哀；但在作家自己的性靈上，則其精神生活的豐富，卻是遠超過金錢所能衡量的。

　　不論職業作家在中國是如何的不具地位，甚至不為社會所承認，但在實質上，作家仍是自由職業之一，為了從事寫作而甘於過這種清苦生涯，所付出的許多犧牲與代價，是大為超過任何一項自由職業的，而真正的作家風格，也就在於能堅持自我的心性，無視於富貴榮華，而一塵不染。

　　然而，作家的精神價值觀，也並非全是出於自我的，而是在於他的作品和他的思想，能夠流傳，並為後世的評鑑所欣賞，要永遠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世界上，無論古今中外，多的是千秋不朽的作品與作家之名並存，但試問有那些富翁的金錢能以千秋不朽？而每多是隨其腐朽的軀體以俱去，在人世上不曾留下一點痕跡，其人生意義與價值觀又在那裏？若謂其在有生之年，就以享受了金錢的快樂為滿足，但要問快樂又是什麼呢？哲人叔本華有言：快樂是一種感覺，而感覺則是看不見與摸不到的一種空虛。即便是以一種「感覺」而論，這感覺也是自我的與主觀的，而作家甘於清苦的生活，他自感是一種快樂，又有何不可？又為何不為世俗所承認？難道只待被物慾所沉淪！

　　自古以來，世上有不少偉大的文藝作家（廣義的）是貧困以終，包括中國的曹雪芹等等，不勝枚舉，他們都只知專心一志要完成一部或又一部的好作品，何嘗計及其他，雖是犧牲了許多東西，忍受了許多磨折，但他們的作品和生命，則是永垂不朽。

　　真正的作家風格，就在於能以安之若素的默默創作，執著於他的志趣和信仰，留下他的心路歷程，而並不刻求於一時的顯揚。

　　作家必須犧牲許多東西。誠哉斯言，又豈只是繁華物慾而已。但此風骨，幾已式微，可還能有再見發揚之一日否？

作家郵票

　　在歐美各國，以傑出的文藝作家圖像發行紀念郵票者，屢見不鮮，分別有音樂家、小說家、劇作家、畫家、詩人等等，其意義自不待說。近來，在美國函件上又出現另一位作家圖像郵票，全紫色，面值一元，在上下沿印著的標題是；「尤金．奧尼爾，劇作家」字樣，非常醒目，流傳世界各地，給人覺得美國是一個有文化的國家。

　　尤金．奧尼爾，在美國是被推崇為最有才華的劇作家，出生於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逝世於一九五三年，現在算來尚只有九十冥歲，可說是位現代人物，美國就為他發行了郵票。他的身世坎坷，青年時代過的是流浪生活，但從二十世紀的二○年代，他就開始嶄露頭角，其第一部成名之作是舞臺劇《天邊外》，發表於一九二○年，此後的每一部劇作就聲譽日隆，被美國戲劇界推崇為可與英國的蕭伯納齊名（當然還不敢比擬莎士比亞），但自從他在一九三六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歐洲也開始享有盛名。

　　嚴格說來，尤金．奧尼爾在美國文學作家中，尚不是頂兒尖的人物，他的十多部較為出名的戲劇作品中，批評家的論點，也有毀譽參半的地方，但大體上美國人和美國文學界都還是愛護他，這倒不完全因為美國是個年輕國家，而是對推進國家文化都有著共同的榮譽感。

　　回頭來看我們的歷史文化如此悠久，而在近代文學表現上，竟還推不出幾個可為代表的傑出人物，真的就沒有嗎？事實又不然。或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底子太厚太高了，既無有能超過古人者，今人卻又相輕更甚，誰都不服氣誰，也就無從推崇得起來了。大概就是這原故，郵政當局縱然有心發行作家郵票，實亦難以為計（但願我這話是推測錯了）。

　　但若果從古人裏去找，那可就多了，例如，若能考證得出來曹雪芹的圖像，將之發行郵票，就保準必能把所有的小說家都「擺平」；再如，詩人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蘇東坡等等，還有那許多的大畫家、大詞人、大文章家，將之組合，即使發行一百套郵票，也還是選用不完的。至於各家圖像的考據和設計，更古老的孔子像郵票尚且不曾難倒今人，其下諸文學大家的形像，當亦可以描繪得出來。

　　再說，就現代文學領域內，雖不易選得出傑出人物，但整體的文藝運動則是相當蓬勃的不斷在向前推展，這些可曾有過和是否亦值得發行紀念郵票呢？

　　　　（民六七、五、一四）

作家與旅行

　　愛默生和梭羅，同為十九世紀美國文壇先驅，並同為哈佛大學校友，又同樣愛好旅行，相知頗深，愛默生在描寫「梭羅」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話：

　　「他的身體與精神的關係，比我們所臆度的還要精妙。他說他的腿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他要走的。照例他路走得越長，所寫的作品也就越多。如果把他關在家裏，他就完全不寫了。」

　　凡閱讀過他的名著之一《湖濱散記》的人，也都能從中體會出愛默生對他論介之不謬。這也正如同我們中國人所說的「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有著同樣的道理。

　　自古以來，無論中外，文人大都是愛好旅遊的，文字作家如此；繪畫與雕刻等藝術作家亦復如此。而表現於文章上最為生動的作品，尤以遊記為最富逸趣，譬如蘇東坡前後的〈赤壁賦〉；譬如劉鶚的《老殘遊記》等等，都可為這一類但屬不同風格的代表作。

　　旅遊是增廣見聞和開闊胸襟的最佳途徑，但能否對人事物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則又與增益之深淺成正比；而觀察力之敏銳程度，恆發自於基本素質和知識領域的高下，反不甚關係於先天的資質。

　　對於肯思想的作家來說，在心靈上幾乎沒有完全無負擔的旅遊；而一個完全無所觀察的旅遊，也等於是完全沒有意義，故謂：「旅遊是嚴肅生活中的最輕鬆部分，也是輕鬆生活中的最嚴肅部分」。

　　有的作家在旅遊之後，獲得更豐富的素材，靈泉如湧；但有的作家在旅遊之後，反倒一時寫不出東西，大有無從下筆之感，對於這後者來說，與其感到是創作力的挫失，莫如認定是心智與眼界之遽而昇華，只須再經過少許時間不自覺的涵溶與淨化，自然就會流露在筆下生花。

　　無可諱言的，我們的作家之生活環境與條件，很少有能在旅遊上得到開廣的歷練與增益，生活的侷促，也就是心智與靈性的蔽塞，於是乎，憶往追舊之作嫌多，而開創新境之著為少，乃有「小鼻子小眼」之譏，其故在此。

　　愚意以為可成立一個互助性質的基金會，會員作家每月繳付類似「投保」式的會費，聚沙成塔，輪流供給會員作家出國旅遊的費用，當必能各遂其願。此議即使是個幻想，但只要大家能有心共襄其成，則這幻想就不難實現。敢問有多少人贊同否？

歐遊散記

　　現時歐洲各國的經濟情勢，普遍不景氣，但他們在文化教育建設和社會福利方面，則仍盡力去做。既要維護舊有的文化資產和社會福利制度，又要促進新的發展，其精神和財力的投入，都相當可觀。這跟歐洲人注重生活的品質，是有關連的。除瑞士和西德的經濟環境較優而外，但其他國家仍都能維持他們良好的生活水準，實在不容易，亦更覺可貴。因此，它給人所得到的印象與感想是，要成為一個進步的和現代化的國家，並非只以國民生產毛額和所擁有的外匯數字為代表，其實際的國民生活品質如何，才是真正進步與否的指標。舉例說──

　　奧地利的經濟情況，在西歐國家中，算是比較差的，對外貿易總值僅比挪威、丹麥及芬蘭高一點點，但連年入超，政府預算赤字不小。可是，奧地利卻仍能跟歐洲其他國家一樣，依然維持著義務教育制度，不但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免費的，並能盡力充實教育設施；不但對本國公民免費，而對外國留學生和外僑子女入學都同樣免費，決不限以有無居留權為入學條件，尤值稱道的還可同享社會福利。

　　奧國去年一九八二年全年的外貿總值為三百六十八億九千萬美元，比我國居於世界貿易第十九位的四百三十八億一千一百萬美元，低了六十九億二千一百萬美元排名第二十三，而且奧國進出口逆差數字高達六十一億一千一百多萬美元，但並不因此削減在文化與教育方面的經費預算，只從其他方面來撙節調度，還可以觀光收入來彌補。對各處文化設施和古蹟的維護，以及各級學校的教學環境，無不景然可觀。維也納號稱音樂之都，也確能保持這種特色，對於曾在奧國出生或在奧國成名的音樂家貝多芬、舒伯特、莫札特、布拉姆斯、史特勞斯等人，所曾居住過的房舍和所曾寫作完成過某首曲子的地點，都保存和維護得很好。維也納亦如歐洲其他都市，市區內有很多公園；在豎立有莫札特銅像的一處公園裏，每天傍晚都有露天音樂會，其他公園也有類似的活動，成為大眾化休閒的好去處，可以享受音樂和飲料，可以欣然起舞，業餘樂手也可以參加演奏。在歌劇季節裏，他們自然又是歌劇院的座上客。奧國公務人員也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是從每月薪水中保留一部分作為退休養老金。他們人民所具有的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以及精神生活品質，都是屬於歐洲型的，那不是只以經濟成長所可相比的。

　　關於歐洲各國的社會福利和保險制度，在此還可舉出西德的全民保險為例，連外國學生也納入了社會保險體系，每名留學生每個月只須交付五四．六○馬克的保險金（約等於二十元美金），即可享全部的健康保險福利。而且，歐洲各大學對外來的留學生，也都同樣的不收學費，所負擔的生活費亦並不太高，實在是留學的好地方。我國現在西德的留學生，幾乎全部都是學理工的，就更為理想，包括在西柏林也有從臺灣去的四十多名留學生。

　　再說到文化建設方面，舉以在歐洲文化藝術較高的法國為例，雖然巴黎已有著名的羅浮宮與凡爾塞宮等建築，但現今又已動工興建大規模的文化宮，預計投資六千萬美元，將於一九八五年完成，內部設計包括音樂廳、文藝作家俱樂部、畫廊，以及其他展覽場所等（如時裝發表會）。這是現任總統密特朗上臺後第一項文化建設，他是新聞記者出身，更能瞭解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比之前任季斯卡只著重經濟問題要高明。此外，巴黎的兩家電視臺，一向也都重視文化節目，每星期有兩次的新書介紹，當然也介紹了作家，這些節目都由老資格的人主持，內容都夠份量。至於法國作家的社會地位和報酬收入，都相當高，即使作品少而亦不虞生活匱乏。法國總統還時常分別召宴作家，以示鼓勵，但有的作家還不一定會去，而以事忙敬謝了哩！

　　法國巴黎的羅浮宮與凡爾塞宮，所收藏的各種雕刻和繪畫藝術作品，每年所吸引的外國觀光客，雖超過了一千萬人，但西班牙馬德里的PRADO美術博物館，所收藏的其本國三大畫家維拉斯根、哥耶、哥里戈的作品，每年所吸引的外國觀光客，卻超過了三千萬人（去年一九八二年的統計為三千二百萬人），平均每一名觀光客在西班牙停留兩天，每天消費美金一百元的話，那給西班牙帶來了多少觀光收入，可想而知。由此足見，文化藝術發展的歷史價值光彩所在，非具有遠大眼光者，又何能盡力推動之。

　　我們設立在臺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在國際上是被公認為世界五大博物院的第二名，所收藏和展出的歷史珍貴文物之豐富，為全球觀光事業機構所推崇，而且是經常更換展出內容，國際觀光客為此一再光臨者，大有人在；但試問國人是否都已參觀過？而曾多次參觀者又有幾許人？怎不覺得可惜呢！

　　說到這裏，想起最近在報紙上看到葉于模先生的一篇短文，題目是「觀光無法改變氣質」，文中指出「出國觀光是一樁值得鼓勵的事情，不過，想藉出國觀光來改變自己的氣質，那是很困難的事情。有些婦女到了國外，就像盲人騎瞎馬一樣亂闖，她能夠看到的就是那些綠化的街道、雄偉的建築、新鮮的百貨，她無法深入體會當地的文化背景、教育措施和生活習俗，因此，她走馬看花地買回一大堆洋貨，來滿足自己一點虛榮心。……氣質有賴長期的培養，細心的揣摩，不斷的潛移默化，它才會在我們舉止和談吐之間不知不覺表露出來。」這些話，都是深中肯綮。我們的國民氣質和文化素養，的確尚有待普遍加強，這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兩方面，都不可忽視的問題。

　　再例如，歐洲人所重視的精神生活的習性，就似乎對我們若干觀光客並未產生什麼正面的影響。歐洲人很懂得生活藝術和享受生活，故能知足常樂，因而對於拼命不擇手段的賺錢，頗不以為然，乃問「要那麼多錢做什麼？」歐洲人雖享受生活，但不糜爛，既不會窮奢極慾，也不喜歡進賭場。歐洲都市的賭場，如無觀光客上門，就生意清淡。有人說義大利人懶散，其實他們跟一般歐洲人一樣，都是重視家庭生活，並愛好戶外活動，一到假日就全家出城去了。你想要他在假日工作賺錢，那是很難的。

　　歐洲人的文化氣質和社會習性，是與美國大不相同的。歐洲人總是那樣顯得悠然自得，而很少被發現有緊張兮兮的樣兒，從而也呈現了一種文靜的社會氣氛與一片祥和。那對於生活在太過功利的社會中的人，應是好的對照。

　　西歐的人民，在自由的天地裏滿足於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知道在東歐共黨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是很苦的。例如，西德的平均國民所得為一萬二千美元，而東德的平均國民所得雖達到六千美元，但東德人民生活得卻很苦，就想投奔自由。原因是東德經濟利益分配不均，所得都被東德共黨奪取了。

　　西歐人民唯一所遺憾的是，倫理傳統的衰弱。西德有一位老婦人在居室內死了五年才被發現，而她的幾名子女竟無一知曉。這件事，曾引起西歐社會的極大震撼，老年父母想想子女長大成人後都離去，而年輕夫妻甚至不願再生育，也就無意於多事積蓄。這反倒使得政府對於新生人口過於減少的趨勢，有了顧慮。因此，許多歐洲的著名學者，對於闡揚中國孔孟思想的家庭倫理文化體系，就覺得更具有時代意義了。

　　　　（民七一、九、七）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