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林語堂自傳】　第一章　少之時
　　　　　　　　第二章　鄉村的基督教
　　　　　　　　第三章　在學校的生活
　　　　　　　　第四章　與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觸
　　　　　　　　第五章　宗教
　　　　　　　　第六章　遊學之年
　　　　　　　　第七章　由北平到漢口
　　　　　　　　第八章　著作和讀書
　　　　　　　　第九章　無窮的追求
　　　　　　　　附記
【八十自敘】　　第一章　一捆矛盾
　　　　　　　　第二章　童年
　　　　　　　　第三章　與西洋的早期接觸
　　　　　　　　第四章　聖約翰大學
　　　　　　　　第五章　我的婚姻
　　　　　　　　第六章　哈佛大學
　　　　　　　　第七章　法國樂魁索城
　　　　　　　　第八章　殷內鎮和萊比錫大學
　　　　　　　　第九章　論幽默
　　　　　　　　第十章　大旅行的開始
　　　　　　　　第十一章　三十年代
　　　　　　　　第十二章　論美國
　　　　　　　　第十三章　論年老──人生自然的節奏
　　　　　　　　第十四章　精查清點

《林語堂自傳》林語堂／爻工、張振玉譯

《》
《二○一五年二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弁言

　　我曾應美國一書局邀請寫這篇個人傳略，因為藉此可得有機會以分析我自己，所以我很喜歡的答應了。從一方面著想，這是為我的多過於為人的；一個人要自知其思想和經驗究竟是怎樣的，最好不過是拿起紙筆一一寫下來。從另一方面著想，自傳不過是一篇自己所寫的擴大的碑銘而已。中國文人，自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始，常好自寫傳略，藉以遣興。如果這一路的文章涵有乖巧的幽默，和相當的「自知之明」，對於別人確是一種可喜可樂的讀品。我以為這樣說法，很足以解釋現代西洋文壇自傳之風氣。作自傳者不必一定是夜郎自大的自我主義者，也不一定是自尊過甚的，寫自傳的意義只是作者為對於自己的誠實計而已。如果他恪守這一原則，當能常令他人覺得有趣，而不至感到作者的生命是比其同人較為重要的了。

【林語堂自傳】

第一章　少之時

　　從外表看來，我的生命是平平無奇，極為尋常，而極無興趣的。我生下來是一個男兒──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一八九五年。自小學卒業後，我即轉入中學，中學完了，復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到北京任清華大學英文教師。其後我結婚，復渡美赴哈佛大學讀書一年（一九一九），繼而到德國，在殷內和萊比錫兩大學研究。回國後只是在國立北京大學任教授職，為期三年（一九二三──一九二六）。教鞭執厭了，我到武漢投入國民政府服務，那是受了陳友仁氏的感動。及至做官也做厭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劇，我又「畢業」出來，而成為一個著作家，──這是半由個人的嗜好亦半由個人的需要。自茲以後，我便完全托身於著作事業。人世間再沒有比這事業較為缺乏興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學校革除，不與警察發生糾紛，只是有過一度戀愛而已。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種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為最大。我對於人生、文學與平民的觀念，皆在此時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究而言之，一個人一生出發時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體和靈敏的感覺之外，只是一個快樂的孩童時期，──充滿家庭的愛情和美麗的自然環境便夠了。在這條件之下生長起來，沒有人是走錯的。在童時我的居處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農家生活。因為我是個農家的兒子，我很以此自詡。這樣與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觸，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簡樸。這一點，我視為極端重要，令我建樹一種立身處世的超然的觀點，而不至流為政治的、文藝的、學院的，和其他種種式式的騙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從前所常見的青山和兒時常在那裡撿拾石子的河邊，種種意象仍然依附著我的腦中。它們令我看見文明生活、文藝生活、和學院生活中的種種騙子而發笑。童年時這種與自然接近的經驗，足為我一生知識的和道德的至為強有力的後盾；一與社會中的偽善和人情之勢利互相比較，至足令我鄙視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觀念和簡樸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於閩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個簡樸的農家子的眼睛來觀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沒有其他影響，至少曾令我遠離政治，這已經是其功不小了。當我去年夏天住在廬山之巔時，輒從幻想中看見山下兩隻小動物，大如螞蟻和臭蟲，互相仇恨，互相傾陷，各出奇謀毒計以爭「為國服務」的機會，心中樂不可支。如果我會愛真、愛美，那就是因為我愛那些青山的緣故了。如果我能夠向著社會上一般士紳階級之孤立無助、依賴成性、和不誠不實而微笑，也是因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夠竊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學院討論之笨拙，都是因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覺我自己能與我的祖先同信農村生活之美滿和簡樸，又如果我讀中國詩歌而得有本能的感應，又如果我憎惡各種形式的騙子，而相信簡樸的生活與高尚的思想，總是因為那些青山的緣故。

　　一個小孩子需要家庭的愛情，而我有的是很多很多。我本是一個很頑皮的童子；也許正因這緣故，我父母十分疼愛我。我深識父親的愛、母親的愛、兄弟的愛、和姐妹的愛。生平有一小事，其印象常鏤刻在我的記憶中者，就是我已故的次姐之出閣。她比我長五歲，故當我十三歲正在中學唸書時，她年約十八歲，美艷如桃，快樂似雀。她和我常好聯合串編故事，──其實是合作一部小說，──且編且講給母親聽。這本小說是敘述外國一對愛人的故事，被敵人謀害而為法國巴黎的偵探所追捕。──這是她從讀林紓所譯的小仲馬氏的名著而得的資料。那時她快要嫁給一個鄉紳，那是大違她的私願的，因為她甚想入大學讀書，而吾父以兒子過多，故其大願莫償也。姐夫之家是在西溪岸邊一個村莊內，剛在我赴廈門上學之中途。我每由本村到廈門上學，必須在江中行船三日，沿途風景如畫，滿具詩意。如今有汽船行駛，只需三小時。但是我從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豐富的所有物。那時我們全家到新郎的村莊，由此我直往學校。我們是貧寒之家，二姐在出嫁的那一天給我四毛錢，含淚而微笑對我說：「我們很窮，姐姐不能多給你了。你好好的用功唸書，因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個女兒，不能進大學。你從學校回家時，來這裡看我吧。」不幸她結婚後約十個月便去世了。

　　那是我童年時所流的眼淚。那些極樂和深憂的時光，或只是欣賞良辰美景之片刻歡娛，都是永遠鏤刻在我的記憶中。我以為我的心思是傾於哲學方面的，即自小孩子時已是如此。在十歲以前，為上帝和永生的問題，我已斤斤辯論了。當我祈禱之時，我常常想像上帝必在我的頂上逼近頭髮，即如其遠在天上一般，蓋以人言上帝無所不在故也。當然的，覺得上帝就在頂上令我發生一種不可說出的情感。在很早的時候我便會試探上帝了，因為那時我囊中無多錢，每星期只得銅元一枚，用以買一個芝麻餅外，還剩下銅錢四文以買四件糖果。可是我生來便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享樂主義者），吃好味道的東西最能給我以無上的快樂。──不過那時所謂最好味道的東西，只是在館中所賣的一碗素麵而已，而我渴想得有銀一角。我在鼓浪嶼海邊且行且默禱上帝，祈求賜我以所求，而令我在路上拾得一隻角子。禱告之時，我緊閉雙目，然後睜開。一而再，再而三，我都失望了。在很幼稚之時，我也自問何故要在吃飯之前禱告上帝。我的結論：我應該感謝上帝不是因其直接頒賜所食，因為我明明白白的知道我目前的一碗飯不是由自天賜，而卻是由農夫額上的汗而來的；但是我卻會拿人民的太平盛世感謝皇帝聖恩來作比方（那時仍在清朝），於是我的宗教問題也便解決了。按我理性思索的結果：皇帝不曾直接賜給我那碗飯的，可是因為他統治全國，致令天下太平，因而物阜民康，豐衣足食。由此觀之，我有飯吃也當感謝上帝了。

　　童時，我對於荏苒的光陰常起一種流連眷戀的感覺，結果常令我自覺的和故意的一心想念著有些特殊甜美的時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時光還是活現腦中，依稀如舊的。記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坂仔（寶鼎）至漳州。兩岸看不絕山景、禾田，與乎村落農家。我們的船是泊在岸邊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樹，竹葉飄飄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蓋著一條毯子，竹葉搖曳，只離我頭上五六尺。那船家經過一天的勞苦，在那涼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銜煙管，吞吐自如。其時沉沉夜色，遠景晦冥，隱若可辨，宛是一幅絕美絕妙的圖畫。對岸船上高懸紙燈，水上燈光，掩映可見，而喧鬧人聲亦一一可聞。時則有人吹起簫來，簫聲隨著水上的微波乘風送至，如怨如訴，悲涼欲絕，但奇怪得很，卻令人神寧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味的講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樂何如之！美何如之！那時，我願以攝影快鏡拍照永留記憶中，我對自己說：「我在這一幅天然圖畫之中，年方十二三歲，對著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將來在年長之時回憶此時，豈不充滿美感麼？」

　　尚有一個永不能忘的印象，便是在廈門尋源書院（教會辦的中學）最後的一夕。是日早晨舉行畢業式，其時美國領事安立德（Ｊｕｌｅａｎ　Ａｒｎｏｌｄ）到院演說。那是我在該書院最後的一天了。我在臥室窗門上坐著，憑眺運動場。翌晨，學校休業，而我們均須散去各自回家了。我靜心沉思，自知那是我在該書院四年生活之完結日；我坐在那裡靜心冥想足有半點鐘工夫，故意留此印象在腦中以為將來的記憶。

　　我父親是一個牧師，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不能詳敘我的童時生活，但是那時的生活是極為快樂的。那是稍為超出尋常的，因為我們在弟兄中也不准吵嘴。後來，我要盡力脫去那一副常掛在臉上的笑容，以去其癡形傻氣。我們家裡有一眼井，屋後有一個菜園，每天早晨八時，父親必搖鈴召集兒女們於此，各人派定古詩誦讀，父親自為教師。不像富家的孩子，我們各人都分配一份家庭工作。我兩位姐姐都要造飯和洗衣，弟兄們則要掃地和清除房屋。每日下午，當姐姐們由屋後空地拿進來洗淨的衣服分放在各箱子時，我們便出去從井中汲水，傾在一小溝而流到菜園小地中，藉以灌溉菜蔬。否則我們孩子們便走到禾田中或河岸，遠望日落奇景，而互講神鬼故事。那裡有一起一伏的山陵四面環繞，故其地名為「東湖」，山陵皆岸也。我常常幻想一個人怎能夠走出此四面皆山的深谷中呢。北部的山巔上當中裂開，傳說有一仙人曾踏過此山，而其大趾卻誤插在石上裂痕，因此之故，那北部的山常在我幻想中。

第二章　鄉村的基督教

　　我已說過，我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但是一個迥非尋常的。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極愛他的教友。他之所以愛眾人並不是以此為對上帝應盡之責，他只是真心真情的愛他們，因為他自己也是由窮家出身的。我在這簡略的自傳之中也不肯不說出這句話，因為我以為是十分重要的。有些生長於都市而自號為普羅作家者嘗批評我，說我不懂得平民的生活，只因在我的文章裡面常說及江上清風與山間明月之故，不禁令我發笑；在他們看來，好像清風明月乃是資本家有閒階級的專利品。可是先祖母原是一個農家婦，膂力甚強，嘗以一枝竹竿擊敗十餘男子漢，而將他們驅出村外。我父親呢，他在童時曾做過賣糖餌的小販，曾到牢獄中賣米，又曾賣過竹筍。他深曉得肩挑重擔的滋味，他常常告訴我們這些故事，尤其是受傭於一個沒有慈悲心的僱主之下的經驗，好作我們後生小子務須行善的教訓。因這緣故，他對於窮人常表同情。甚至在年老之時，他有一次路見不平要同一個抽稅的人幾乎打起來。因為有一老頭兒費了三天工夫到山斬了一擔柴，足足跑了廿里路，而到墟場只要賣二百文銅錢，而那抽稅者竟要勒索他一百廿文。我母親也是一個最簡樸不過的婦人，她雖然因是牧師的妻子而在村裡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她絕不曉得擺架子是什麼一回事的。她常常同農人和樵夫們極開心的談話。這也是我父親的習慣。他兩口子常常邀請他們到家裡喝茶，或吃中飯，我們相處都是根據極為友善的和完全平等的原則。

　　在內地農村裡當牧師，無異是群羊的牧人，其工作甚饒意義。我父親不僅是講壇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爭執中的排難解紛者，民刑訟事中的律師，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務之幫閒的人。他常常不斷的為人做媒；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令鰥夫寡婦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禮拜堂中，就是遠在百里外的教堂中。在禮拜堂的教友心中，他很神秘的施行佛教僧人的作用。據村民陋習，凡有失足掉下野外毛廁裡的，必須請一僧人為其換套新衣服，改換一條新的紅繩為其打辮子，又由僧人給他一碗湯麵吃，如此可以逢凶化吉。有一天，我們教會裡有一個小童掉在毛廁裡，因為我父親要取僧人的地位而代之，所以他便要替他打紅繩辮子，而我母親又給他做了一碗湯麵。我不相信我父親所傳給那些農民的基督教和他們男男女女一向所信奉的佛教有什麼分別，我不知道他的神學立場究竟是怎樣，但是他的一片誠心，確無問題，──只須聽聽他晚上禱告的聲音言辭便可信了。然而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為情勢所逼，要宣傳獨一種的宗教而為農民所能明白的。這位基督教的上帝，猶如隨便那一所寺廟中的佛爺，是可以治病、賜福，而尤為重要的乃是可以賜給人家許多男孩的。他常對教友們指出好些基督徒雖受人逼害，但結果是財運亨通而且子媳繁多的。在村民之信教者看來，如果基督教沒有這些效力，簡直全無意義的了。又有不少的信徒是來到治外法權的藩籬影子底下而求保護的。今日我已能瞭解有些反基督教者對於我們的仇恨了，然而在那時卻不明白。

　　有一個在我生命中影響絕大決定命運的人物──那就是一個外國教士Ｙｏｕｎｇ　Ｊ．Ａｌｌｅｎ。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著作對於我全家的人有何影響。我在早年知道他的中國名字叫作林樂知──似與我們同姓本家，直至近年，我才知道他的本名。大概他是居於蘇州的一個教士，主編一個基督教週刊──《通問報》，兼與華人助手蔡爾康翻譯了好幾種書籍。我父親因受了范禮文牧師（Ｒｅｖ．Ｗ．Ｌ．Ｗａｒｎｓｈｕｉｓ）的影響而得初識所謂「新學」，由是追求新知識之心至為熱烈。林樂知先生的《通問報》，報費每年一元，獨為吾父之財力所能定閱的，而范禮文牧師與吾父最友善，將其所能得到的「新學」書籍盡量介紹。他藉林樂知的著作而對於西方及西洋的一切東西皆極為熱心，甚至深心欽羨英國維多利亞後期的光榮，復因而決心要他的兒子個個讀英文和得受西洋教育。我想他對於一切新東西和全世界之好奇之心和詫異之情，當不在我個人之下。

　　一日，他在那週刊上看見一個上海女子所寫的一篇論說。他放下週刊，歎一口氣，說：「哦，我怎能夠得著一個這樣的媳婦呢！」他忘記他原來有一個一樣聰明而苦心求得新教育的親生女兒呢。只是他因經濟支絀，又要幾個男孩得受高等教育，也是莫可奈何，這我也不能埋怨他啊。令他自己的女兒不能受大學教育，是他一生最痛心的大憾事。這是做父親的才能明白。我還記得當他變賣我們在漳州最後的一座小房子，以供給我哥哥入聖約翰大學之時，他淚流滿面。在那時，送一個兒子到上海入大學讀書，實為廈門人所罕見的事，這可顯出他極熱的心腸和遠大的眼光了。而在一個牧師，每月受薪僅得十六至二十元（只是我如今給家中僕人或廚子的工金），更是難之又難了。然而領得一個學額，加以變賣舊產，卻籌得送家兄入大學之最低額的學費了。後來家兄幫助我，而我又轉而幫助我弟弟，這就是我們弟兄幾人得受大學教育的機緣，然而各人尚須幸得領受學額才能過得去。

　　我由基督教各傳教會所領受的恩惠可以不必說出來的了。我在廈門尋源書院所受的中學教育是免費的；照我所知，在那裡歷年的膳費也是免繳的。我欠教會學校一筆債，而教會學校（在廈門的）也欠我一筆債，即是不准我看中國戲劇。因為我在基督教的童年時代，站在戲台下或聽盲人唱梁山伯祝英台戀愛故事，乃是一種罪孽。不過這筆債不能算是大的；他們究竟給我一個出身的機會，而我現在正圖補救以前的損失，趕上我的信邪教的同胞，以求與他們同樣識得中國的戲劇、音樂，和種種民間傳說。到現在我關於北平戲劇的知識還有很大的缺憾。在拙著《吾國與吾民》一書中，我已寫出，當我在廿歲之前我知道古猶太國約書亞將軍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是直至卅餘歲才知孟姜女哭夫以至淚沖長城的傳說。我早就知道耶和華令太陽停住以使約書亞殺完迦南人，可是向不知后羿射日十落其九，而其妻嫦娥奔月遂為月神，與乎女媧氏煉石──以三百六十五塊石補天，其後她所餘的那第三百六十六塊石便成為《紅樓夢》中的主人寶玉等等故事。這些都是我後來在書籍中零零碎碎看得，而非由童年時從盲人歌唱或戲台表演而得的。這樣，誰人又能埋怨我心中憤恨，滿具被人剝奪我得識中國神話的權利之感覺呢？然而，我剛說過，傳教士給我出身的機會，後來我大有時間以補足所失，因為年紀愈長，求知愈切，至今仍然保留小孩子的好奇之心啊。多謝上天，我還沒有失了欣賞「米老鼠」漫畫或是中國神仙故事之能力。

第三章　在學校的生活

　　父親決心要我們進聖約翰大學，因是那時全中國最著名的英文大學。他要他的兒子獲得最好的東西，甚至夢想到英國之劍橋、牛津、和德國之柏林諸大學。因為他是一個理想家。當我留美時，以經濟支絀，迫而離美赴法，投入青年會為華工服務。後來寫信給他說，我已薄有儲蓄，加上吾妻的首飾，當可再去德留學。我知道這消息會給他以未曾有的歡喜，因為他常夢想著柏林大學啊！吾父與我同樣都是過於理想的人，因為我父子倆都欣賞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藥的樂觀。我攜同新婦出國留學之時，赤手空拳，只領有半個不大穩的清華學額和有去無回的單程旅費。冒險是冒險的了，可是他沒有阻止我。這宗事凡是老於世故的人都不肯輕試的，然而我居然成行了。我顧忌什麼？我常有好運道，而且我對於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貧窮的經驗大足以增吾勇氣和魄力，所以諸般困難，俱不足以寒我之膽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吾父既決心要我學英文，即當我在小學時已喜歡和鼓勵我們弟兄們說英語，識得幾個字就講幾個，如ｐｅｎ、ｐｅｎｃｉｌ、ｐａｐｅｒ等，雖然他自己一字不懂。他嘗問我一生的志向在什麼，我在意時回答，我立志做一個英文教員，或是物理教員。我想父親必曾間接暗示令我對於英文的熱心。至於所謂物理教員，我的原意是指發明機器。因為當我在小學的時候，我已經學得吸水管的原理；有好幾個月間，我都以此為戲，深想發明一個改良的吸水管可以使井水向上流升，自動的一直流到我們園內。雖未成功，可是我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要解決其中難題。雖然以我現在年紀已可以看見這宗事的愚蠢，可是那問題仍常縈擾於我心，即如一切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樣。自從小孩子的時候，我一見機器便非常的開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動定睛凝視那載我們由石碼到廈門的小輪船之機器。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將來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機械的發明一方面。至於我初入聖約翰時，我註冊入文科而不入理科，那完全是一種偶然的事罷了。我酷好數學和幾何，故我對於科學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選語言學而非現代文學為我的專門科，因為語言學是一種科學，最需要科學的頭腦在文學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我仍然相信我將來發明最精最善的漢文打字機，其他滿腹滿袋的計劃和意見以發明其他的東西可不用說了。如果等我到了五十歲那一年，那時我從事文學工作的六七年計劃完成之後，我忽然投入美國麻省工學院裡當學生，也不足為奇。

　　十七歲，我到上海。從此我與英文的關係永不斷絕，而與所有的中文基礎便告無緣了。照現在看起來，當時我的中文基礎其實也是浮泛不深的。實際上，我的中學教育是白費光陰。我所有的些少經書知識乃早年由父親庭訓而得。當投入聖約翰時，我對於蘇東坡的文學已感到真的興趣，而且正在讀司馬遷的《史記》，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這半是那大學之過，半亦是我自己之過）。我虛耗了在學校的光陰，即如大多數青年一般，這一點我只能埋怨那時和現在的教育制度。天知道我對於知識真如饑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現代的學校制度是基於兩種臆斷：一是以為學生對於各門功課是毫無興味的；次則是以為學生不能自求知識。因此課程之編排是貶低程度，專為著那些對於功課毫無興味的學生而設。除此兩弊之外，更有極端費時無益之學制，即是要學生覆書和給予積分（強要學生默記事實和番號，此皆是為便於教員發問而設的）。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結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試和積分用作量度知識的工具，而教員個人對於各個學生在心靈進步各時期之個性的需要，與乎各個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我自知對於自然科學和地形學是興味最濃的；我可以不須教員之指導而自行細讀一本十萬字的地理書，然而在學校裡每星期只需讀一頁半，而費了全年工夫才讀完一本不到三萬字的地理教科書。其餘各門功課，都是如此。此外，強迫上課之暗示，或對教員負責讀書之暗示，皆極為我所厭惡的，因而凡教員所要我讀的書我俱不喜歡。直至今日，我絕不肯因盡責之故而讀一本書或一個人的著作，無論其在文學史上有如何價值。我們學生都覺得應該讀書至最少限度，僅求積分及格便足。按我的天資，我向不須慮及積分及格問題，我自入學校以來積分從未低過及格的。結果，我便比別的學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飯睡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由一級升高一級，都常是名列前茅。我努力求學的推動力只有由我父親寄給我的示函而得到，因為他常常以為我所寫的家信是極可羞的。我在學校得到很高的積分或升到很高的一級，對於他並無意義，他是對的。如果當時有一圖書館，充滿好書，任我獨自與天下文豪結神交，我當得特殊的鼓舞。不幸在中學時，沒有圖書館設備，而廈門這一所教會學校與其他非教會學校大異之點，就是我們教會學校學生不看中文報紙，或其他一切報紙。

　　我在中學以第二名畢業，在聖約翰亦然。畢業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學校教育中的氣運，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學校中都有一個傻小子，如我一樣聰穎，或稍遜一籌的，然而比我相信積分，而且能認真攻讀課堂內的功課而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課上努力一點，便不難得到冠軍，不過我不幹。第一，我向來對於課程不大認真。其次，凡做什麼事我一生都不願居第一的。這也許是由於我血液裡含有道教徒原素。結果，無論在家或在校，每當考試的一星期，其他學生正在「三更燈火五更雞」中用苦功之時，我卻逍遙遊蕩，到蘇州河邊捉鱔魚，而且攪風攪雨引誘別的好友一同去釣魚。那時我真是不識得知識的魔力和求學的妙處，有如今日引吾入勝，使我深入窮知探奧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內或在校外，均是一貫不斷的程序，從不知道身在校耶，抑出校耶，在學期中耶，抑假期中耶。這對於我看書的習慣沒有多大的分別，只不過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書，顯露頭面，而一到學校開課便須秘密偷看而有犯規之慮。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員和最優的學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愛看的書。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鐘工夫來預備功課並不攪擾我的。但這卻令我得了一種確信（即現今我常在報章論說上所發表的意見），學校是致令學生看書為非法行為的地方。那地方將全日最好的光陰作上課之用，由早晨八時至下午五時，把學生關閉在課堂內。凡在校時間偷看雜書，或交換意見（即所謂課堂閒談）者，皆是罪過，是犯法。在中學課堂之中只許身體靜坐，頭腦空洞，聽著別的學生錯答問題而已。至在大學，這時間乃用在課堂聽講演。這我相信乃是人類虛耗時間之最大的發明。一個小子能夠緊閉其嘴唇，騰空其頭腦，便稱為品行優良，得甲等操行積分，而課堂中最優的學生乃是一個善於揣摩教員心理，和在考試答案中迎合教員的意思者。在中國文字上，課堂中最優良的學生正是「教員腹內的扁帶蟲」，因為獨有他曉得說教員所要他說的話，和思想教員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離開這一道，或不合教科書的，或者是有些獨立思想的，皆目為異端。由此不難知道，我為什麼屢次畢業總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聖約翰的漢文課堂中是我的極樂世界，其間我可以偷看些書籍。我們的漢文教員是老學究，也許是學問深邃的，可是就我看來，均是十分怪誕可笑。他們都是舊式的溫靜文雅的君子，可是不會教授功課，加以他們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訴我們可以用汽車由中國到美國去。我們饒有地理知識，忍不住的哄堂。記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約四尺十寸高，費了整個學期的時間，只教了我們四十頁大字印刷的中國民法。我十分憤怒。每一點鐘，他只講解其實不必講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虛耗光陰也不出十分鐘工夫便可講完了的，其他的時間他卻作為佛家坐禪入定之用，眼睛不望著學生，不望著書卷，也不望著牆壁上。這真是偷看書籍最好不過的形勢了。我相信我在此時看書是於人無損，於己有益的。在這時期，我的心思頗為發育，很愛看書。其中有一本我所愛看的乃是張伯倫《十九世紀的基礎》（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ｓ「ＦｏｕｎＢ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卻令我的歷史教員詫異非常。我又讀赫克爾《宇宙之謎》（Ｈａｅｃｋｅｌｓ「Ｒｉｄｄｌ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華爾德《社會學》（Ｗａｒｄ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斯賓塞《倫理學》（Ｓｐｅｎｃ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及韋司特墨（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ｒｃｋ）《婚姻論》。我對於進化論和基督教的明證很感興趣。我們的圖書館內神學書籍佔了三分之一。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會登壇講道，發揮舊約《聖經》應當作各式的文學讀，如《約伯記》是猶太戲劇，《列王記》是猶太歷史，《雅歌》是情歌，而《創世紀》和《出埃及記》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猶太神話和傳說。──這宣教辭把我父親嚇得驚惶無措。

　　我在英文課堂中也不見得好一點。我愛法文和心理學，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學兩堂功課即如忍受漢文課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時是個不合時宜的分子。最同情於我的教員乃是一位歷史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Ｂａｒｔｏｎ，他就是見我讀張伯倫的巨著而詫異的那位。可是他對於我在他講演時間常向窗門外望，也不能愜意。總而言之，我由課堂的講演中得益無多。在那裡我沒有很多發問的機會，而又不能剖開教員的心腹而細細察驗，如同對付一本書的著者，也不能如在書中自由選擇我所要知道要搜討者。當我聽講演聽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語，又不能個個字筆記起來。好像我看書時把合意的，有趣的幾行用筆隨意加以符號，藉以慢慢縈迴咀嚼。我最恨積分，雖然各種考試我都合格。有時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員，令其相信我知曉功課而已，但有時我以為我的教授，並不是那樣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完備的圖書館，可是那裡卻沒有。後來到了哈佛大學，得在那圖書館的書林裡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學的損失。

第四章　與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觸

　　然而入學校讀書，對於我個人究竟沒有什麼損害的。在學校所必須學的東西，很不費力便可叼了去。我很感謝聖約翰教我講英語。其次，聖約翰又教我賽跑和打棒球，因此令我胸部得發展；如果我那時進了別的大學，恐怕沒有這機會了。這是所得的一項。至於所失的項下，我不能不說它把我對於漢文的興味完全中止了，致令我忘了用中國毛筆。後來直到我畢業，浸淫於故都的舊學空氣中，才重新執毛筆，寫漢字，讀中文。得失兩項相比對，我仍覺聖約翰對於我有一特別影響，令我將來的發展有很深的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對於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由此看來，我在成年之時，完全中止讀漢文也許有點利益。那令我樹立確信西洋生活為正當之基礎，而令我覺得故鄉所存留的種種傳說為一種神秘。因此當我由海外歸來之後，從事於重新發現我祖國之工作，我轉覺剛剛到了一個向所不知的新大陸從事探險，於其中每一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國中所見的事事物物之新樣，緊張，和奇趣。同時，這基本的西方觀念令我自海外歸來後，對於我們自己的文明之欣賞和批評能有客觀的，局外觀察的態度。自我反觀，我相信我的頭腦是西洋的產品，而我的心卻是中國的。

　　我這對於西方文明之基本態度不是由書籍所教的，卻是由聖約翰的校長卜舫濟博士（Ｄｒ．Ｆ．Ｌ．Ｈａｗｋｓ　ｐｏｔｔ）和其他幾個較優的教授而得；他們都是真君子。而對於我感力尤大者則為兩位外國婦人，一為華醫生夫人，即李壽山女士（Ｍｒｓ．Ｈａｒｍｙ，ｔｈｅｎ　Ｍｉｓｓ．Ｄｅｐｒｅｙ），她是我第一個英文教師，一個文雅嫻淑的靈魂也。其次則為畢牧師夫人（Ｍｒｓ．Ｐ．Ｗ．Ｐｉｔｃｈｅｒ），即尋源書院校長之夫人，她是溫靜如閨秀之美國舊式婦女。完全令我傾倒的不是斯賓塞的哲學或亞蘭布（Ｅ．Ａ．Ｐｏｅ）的小說，卻是這兩女士之慈祥的音調。在易受印象的青年時期，我之易受女性感力自是不可免的事。這兩女士所說的英文，在我聽來，確是非常的美，勝於我一向所聽得的本國言語。我愛這種西洋生活，在聖約翰有些傳教士的生活──仁愛、誠懇、而真實的生活。

　　我與西洋生活初次的接觸是在廈門。我所記得的是傳教士和戰艦，這兩份子輪流威嚇我和鼓舞我。自幼受教會學校之薰陶，我自然常站在基督教的觀點，一向不懷疑這兩者是有關係的，直到後來才明白真相。當我是一個赤足的童子之時，我瞪眼看著一九○五年美國海軍在廈門操演的戰艦之美麗和雄偉，只能羨慕讚歎而已。我們人人對於外國人都心存畏懼。他們可分為三類：傳教士的白衣，清潔無瑕和洗熨乾淨；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嶼隨街狂歌亂叫，常令我們起大恐慌；其三則為外國的商人，頭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轎，隨意可足踢或拳打我們赤腳頑童。

　　然而他們的銅樂隊真是悅耳可聽。在鼓浪嶼有一個運動場，場內綠草如茵，其美為我們所從未看過的。每有戰艦入口，其銅樂隊即被邀在此場中演奏，而外國的女士和君子──我希望他們確是君子──即在場中拍網球，而且喝茶和吃冰淇淋，而其中國細崽衣服之講究潔淨遠勝於多數的中國人。我們街上頑童每每由穴隙窺看，心中只有佩服讚歎而已。然而我在中學時期最為驚駭的經驗，就是有一天外國人在他們的俱樂部中開一大跳舞會。這是鼓浪嶼聞所未聞的怪事，由此輾轉相傳，遠近咸知外國男女，半裸其體，互相偎抱，狎褻無恥，行若生番了。我們起初不相信，後來有幾個人從向街的大門外親眼偷看才能證實。我就是其中偷看之一，其醜態怪狀對於我的影響實是可駭可怕之極。這不過是對外國人驚駭怪異之開端而已；其後活動電影來了，大驚小怪陸續引起。到現在呢，我也看得厭了，準備相信這些奇怪的外國人之最壞的東西了。

第五章　宗教

　　我的宗教信仰之進化，和我離開基督教之長遠而艱難的程序，與乎此程序所給我內心許多的苦痛，在此簡短的自傳中不能認真詳述了，只可略說其梗概。我在童時是一個十分熱誠的教徒，甚至在聖約翰加入神學院，預備獻身為基督教服務的；我父親對此舉之同意，是很為疑惑和躊躇的。我在神學班成績不佳，因為我不能忍受那凡庸瑣屑和荒謬的種種，過了一年半便離開了。在這種神學研究之下，我大部分的神學信念已經棄去。耶穌是童女所生和他肉體升天兩款是首先放棄的。我的教授們本是很開朗的，他們自己也不信這些教條，至少也以為是成為問題的。我已得入猶太聖殿的至聖所而發現其中的秘密了（其中是空的，無偶像的）。然而我不能不憤恨教會比那進步的神學思想如此落後，而仍然要中國教徒堅信耶穌由童女所生和肉體飛昇兩條才能領受洗禮，然而它自己的神學家卻不置信。這是偽善嗎？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是不誠實，是不對的。

　　大學畢業之後，在清華大學授課之時，我仍在校內自動的擔任一個星期日聖經班，因而大受同事們的非議。那時的形勢實是絕無可能的。我在聖經班的恭祝聖誕會當主席，而我卻不相信東方三博士來見耶穌和天使們半夜在天上歡唱等等聖誕故事。我個人久已棄置此等荒謬傳說，然而此時卻要傳給無知的青年們。然而我的宗教經驗已是很深的了，我總不能設想一個無神的世界。我只是覺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宇宙將至徹底崩潰，而特別是人類的生命。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盡去，獨有我的愛，一種精神的契誼（關係）仍然存留。這是最難撕去的一種情感。一日我與清華一位同事劉大鈞先生談話。在絕望之中，我問他：「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人，行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為什麼呢？」劉先生答：「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咧。」那一答語驟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後的一線關係剪斷了，因為我從前對於基督教仍然依依不捨，是為著一種無形的恐慌之故。以人性（人道）之尊嚴為號召，這一來有如異軍突起，攻吾不備，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沒有想到這一點，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覺得，如果我們之愛人是要依賴與在天的一位第三者發生關係，我們的愛並不是真愛；真愛人的要看見人的面孔便真心愛他。我也要依這一根據而決定在中國的傳教士那個是好的，那個是不好的。那些愛我們信邪教的人只因為我們是人，便是好的傳教士，而他們應該留在中國。反之，那些愛我們不因我們是中國人和只是人的緣故，但卻因可憐我們或只對第三者盡責的緣故而特來拯救我們出地獄的，都應該滾出去，因為他們不特對中國無益，而對基督教也沒有好處。

第六章　遊學之年

　　我長成後的生活範圍太大，在此不容易盡述。約而言之，我與我妻在海外遊學那幾年是我最大的知識活動時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極幼稚時期。我倆本是一對不識不知坦白天真的青年，彼此相依相賴，雖有勇敢冒險之精神和對於前途之信仰，然而現金甚少而生活經驗也不足。我妻的常識比我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個逐個銀元拿在手上數數，藉知我們可以再留在外國幾天，而我卻絕對不曉得我們的經濟支絀情形。我不知怎的，自信總可以過得去，到如今回想那留在外國神奇的四年，我以為我的觀念是不錯了。我們真個過得去，竟在外國留學四年之久。──那當然是要感謝德國馬克之跌價了。我們倆在社交上共同出過幾次醜，至少我個人是如此，因為直到今日我還不能記得清楚擦黃牛油的小刀是不可以放在桌布之上，而只可擱在放麵包的小碟上的。而且我至今飲茶或喝酒之時，還錯拿別人的杯。我們有一次走進一個教授的家裡──在請帖所訂時間一星期之前──告訴那個女僕我們是被邀請赴宴會而不會趕快退步走。我倆生活合作：我妻為我洗衣服和造很好的飯食，而我則躬任洗碗碟的工作。在哈佛之時，我絕不知道大學校裡的生活，甚至未嘗看過一次哈佛與耶魯足球之戰，這是哈佛或耶魯教育之最要緊的一部分。然而我從游Ｂｌｉｓｓ　Ｐｅｒｒｙ，ｌｒｖｉｎｇ　Ｂａｂｂｉｔｔ，Ｌｅｏ　Ｗｅｒｎｅｒ，ｖｏｎ　Ｊａｇｅｍａｎｎ幾位名教授，卻增長了不少真學問。卒之，我的半官費學額停止了──那半學額每月四十金元，是我在清華服務三年所博得的。由是我投車赴法國去，即在第一次大戰告終之時。

　　在法國青年會為華工服務之時，我儲蓄了些美國的金元，藉以可到德國去。我們先赴殷內（Ｊｅｎａ），一個美麗的小市，過了一學期又轉到萊比錫大學（Ｌｅｉｐｚｉｇ），因為後者以語言學馳名之故。在那裡，我們一同上學，照舊日合作辦法共同洗衣造飯。因為我們出賣金元太早，吃了虧，所以有時逼得要變賣我妻的首飾以充日用之資。然而此舉是很值得的。外人不知道我倆是夫妻還是兄妹，因為那時我們沒有兒女。及至我妻懷孕而經費漸漸不支，乃不得不決定回國分娩。那便逼著我要在大熱天氣中為博士考試而大忙特忙了。然而那卻是我的舊玩意兒──考試求及格，我絕不恐慌，可是我妻卻有些兒心驚膽震，我們居然預定船位在考試之後兩星期即從真內亞登輪回國。我們預定在考試完畢那一天的晚上，即行離開萊比錫，到威尼士、羅馬、拿波利等處遊歷兩星期。我仍然具有從前堅定的自信力。這一場博士論文考完，最後的口試，我由一個教授室跑到別一個教授室，至十二點鐘出來。我妻已倚閭而望。「怎麼樣啊？」她問。「合格了！」我答。她就在大街上給我一吻，雙雙併肩同到Ｒａｔｈａｕｓ餐室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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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通譯為耶拿。

第七章　由北平到漢口

　　於是我回國了，先在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英文和語言學。在萊比錫時，我已讀了許多的中國書，並努力研究中國語言學，頗有所得，因在萊比錫和柏林兩地都有很好的中國圖書館，而由後一處又可以郵借所需的書籍來應用。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用功也。

　　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於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恆被人視為那「異端之家」（北大）一個激烈的分子。那時北大的教授們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我是屬於後一派的。當這兩個週刊關於教育部與女子師範大學問題而發生論戰之時，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那裡真是一個知識界發表意見的中心，是知識界活動的園地，那一場大戰令我十分歡欣。我也加入學生的示威運動，用旗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警察僱用一班半赤體的流氓向學生擲磚頭，以防止學生出第三院而遊行。我於是也有機會以施用我的擲棒球技術了。我以前在外國各大學所錯過的大學生生活，至是補足。那時，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極尊重出版和開會的自由。國民黨也是學生運動的後盾，現在南京國民政府有幾位要人便是當年學生示威運動之主腦和領袖。

　　在這時期還有兩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圍堵請願的學生，槍殺兩位女生及傷殘五十多個學生。他們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鐵鏈，等候學生抗議遊行到執政府，然後關起外門揮鞭動劍，在陷阱中置他們於死地。那時的情景值得一篇特寫文章。我個人親見一個女生（劉和珍）於下午一點鐘時安放在棺木內，而在十二點時，我還看見她歡天喜地的遊行和喊口號呢。還有一宗大事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出殯──這事令我震動於心比其他什麼事都厲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間，狗肉將軍張宗昌長驅入北平，不經審訊而槍殺兩個最勇敢的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那時又有一張名單要捕殺五十個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訊息外傳，我即躲避一月，先在東交民巷一個法國醫院，後在友人家內。有一日早晨，我便攜家眷悄然離開北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廈門大學惹起一場大風潮，直至我不能再在那裡安身，就於民國十六年春間離開，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服務。我不能不把這一章紀事刪去，只能說我那時身任外交部秘書，住在鮑羅庭的對門，不過我還沒有見過鮑羅庭或汪精衛一次。

第八章　著作和讀書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學生的示威遊行一般，披肝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那時並無什麼技巧和細心。我完全歸罪於北洋軍閥給我們的教訓。我們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論自由也太多了，而每當一個人可以開心見誠講真話之時，說話和著作便不能成為藝術了。這言論自由究有甚好處？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闢蹊徑以發表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至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這個奇妙的空氣當中，我已經成為一個所謂幽默或諷刺的寫作者了。也許如某人曾說，人生太悲慘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則將要悶死。這不過是人類心理學中一種很尋常的現象罷──即是在十分危險當中，我們樹立自衛的機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辯。這一路的滑口善辯，其中含有眼淚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發現祖國之經過也許可詠成一篇古風，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興趣多於別人罷。我常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而逼著我自己要選擇一個，或為舊者，或為新者，由兩足所穿的鞋子以至頭頂所戴的帽子。現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著皮鞋。至最近，我始行決定舊式的中國小帽是比洋帽較合邏輯和較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總覺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選擇我的哲學，一如決定戴那種帽子一樣。我曾做了一副對聯：

　　　　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

　　　　　　◇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評論我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這原意不是一種暗襲的侮辱，我以為那評語是真的。我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大陸上馳騁奔騰。我偶爾想到有一宗開心的事，即是把兩千年前的老子與美國的福特氏（Ｈｅｎｒｙ　Ｆｏｒｄ．汽車大王）拉在一個房間之內，讓他們暢談心曲，共同討論貨幣的價值和人生的價值。或者要辜鴻銘導引孔子投入麥唐納（前英國內閣總理）之家中，而看著他們相視而笑，默默無言，而在杯酒之間得完全瞭解。這樣發掘一中一西之元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較，其興味之濃不亞於方城之戲，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麼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獨可以夜以繼日，日復繼夜，還可以永不停息，沒有人知道最後輸贏。

　　在這裡可以略說我讀書的習慣。我不喜歡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學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級可以說是人類思想之源頭，如孔子、老子、莊子、柏拉圖等等是也。我所愛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Ｂａｒｏｎｅｓｓ　Ｃｒｃｚｓｙ，Ｅｄｇａｒ　Ｗａｌｌａｃｅ和一般價極低廉的小書，而尤好民間歌謠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大多數的著書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竊抄襲而來，可是他們剽竊抄襲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力，詞句間失了生氣和強力，而思想上也因經過剽竊抄襲的程序而失卻真實性。因此，欲求直接的靈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淵源處去追尋了。為此特別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經》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對我均為同等。

　　我讀一個人的作品，絕不因有盡責的感覺，我只是讀心悅誠服的東西。他們攝引我的力量在於他們的作風，或相近的觀念。我讀書極少，不過我相信我讀一本書得益比別人讀十本的為多，如果那特別的著者與我有相近的觀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潛生根蒂於我心內了。我相信強逼人讀無論那一本書是沒用的。人人必須自尋其相近的靈魂，然後其作品乃能成為生活的。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發展個人的觀念和內心生活之獨一無二的法門。然而我並不強逼別人與我同好一個著者。我相信有一種東西如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之所謂「人心的家庭」，即是「靈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親屬」。雖彼此時代不同，國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瞭解，比同時同市的人為多些。一個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注定，而不能自已的。

第九章　無窮的追求

　　有時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到異地探險的孩子，而我探險的路程，是無窮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壽詩，長約四百字，結尾語有云：「一點童心猶未滅，半絲白鬢尚且無。」我仍是一個孩子，睜圓眼睛，注視這極奇異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關於本國和外國仍有好多東西是要苦心求學的，而樣樣東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半路出家的中國教育和西洋教育。例如，中國很尋常的花卉樹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曉得，我看見它們還是初次相見，即如一個孩子。又如金魚的習慣，植蘭之技術，鵪鶉與鷓鴣之分別，及吃生蝦之感覺，我都不會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國對於我有特殊的攝力，即如一個未經開發的大陸，而我隨意之所之，自由無礙，有如一個小孩走入大叢林一般，時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蟲花。我不管別人說什麼，而在這探險程序中也沒有預定的目的地，沒有預定的遊程，不受規定的嚮導之限制。如此遊歷，自有價值，因為如果我要遊蕩，我便獨自遊蕩。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隨意停止，因為我素來喜歡順從自己的本能，所謂任意而行；尤喜自行決定什麼是善，什麼是美，什麼不是。我喜歡自己所發現的好東西，而不願意人家指出來的。我已得到極大的開心樂事，即是發現好些個被人遺忘的著者而恢復其聲譽。現在我心裡想著精選三百首最好的詩，皆是中國戲劇和小說裡人所遺忘和不注意之作，而非由唐詩中選出。每天早晨，我一覺醒來，便感覺著有無限無疆的探險富地在我前頭。大概是牛頓在身死之前曾說過，他自覺很像一個童子在海邊嬉戲，而知識世界在他前頭有如大海之渺茫無垠。在八歲時，塾師嘗批我的文章云：「大蛇過田陌。」他的意思以為我辭不達意。而我即對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現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動不已，但已進步到現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這探險的路程將來直引我到那裡去。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屬於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後者屬於肉食者，如鷹虎及行動的人是。其一是處置觀念的；其他是處置別人的。我常常欽羨我的同事們有行政和執行的奇才，他們會管別人的事，而以管別人的事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總不感到那有什麼趣。是故，我永不能成為一個行動的人，因為行動之意義是要在團體內工作，而我則對於同人之尊敬心過甚，不能號令他們必要怎樣怎樣做也。我甚至不能用嚴厲的辭令，擺尊嚴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僕人。我羨慕一般官吏，以他們能造成幾件關於別人行動的報告，及通過幾許議案叫人民要做什麼，或禁止人民做什麼。他們又能夠令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依時到實驗室，每晨到時必要簽名於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這種辦法，我總覺得有點怪。個人的生命究竟對於我自己是最重要不過的。也許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確信上，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或道家。

　　現在我只有一種興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現在此處的，兼要寫人生，多半在脾氣發作之時，或發奇癢，或覺有趣，或起憤怒，或有厭惡；我不為現在，甚至不為將來而憂慮。且確然沒有什麼大志願，甚至不立志為著名的作者。其實，我怨恨成名，如果這名譽足以攪亂我現在生命之程序。我現在已是很快樂的了，不願再為快樂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現金。致令我能夠到處飄泊，多得自由，多買書籍，多遊名山──偕著幾個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處，而且短處甚多，一般批評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說了。在中國有許多很為厲害的，義務監察的批評家，這是虛誇的宋儒之遺裔而穿上現代衣服的。他們之批評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為標準，而卻以一個完善的聖人為標準。至少至少，我不是懶惰而向以忠誠處身立世的。

附記

　　這篇自傳原是三十多年前應美國某書局之邀而用英文撰寫的，我還不知道已經由工爻譯出中文，登載在簡又文先生所編的《逸經》第十七、十八、十九期。其中自不免有許多簡略不詳之處，將來有功夫再為補敘。但是可說句句是我心中的話，求學做人還是這些道理。文末所謂：「甚至不立志為著名的作者……如果這名譽足以攪亂我現在生命之程序」，也是老老實實肺腑之言。就當他為一篇自述以見志之文讀去，也無不可。

　　　　五十七年一月十四日

【八十自敘】

第一章　一捆矛盾

　　有一次。幾個朋友問他：「林語堂，你是誰？」他回答說：「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說：「我只是一團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為樂。」他喜愛矛盾。他喜歡看到交通安全宣傳車出了車禍撞傷人，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個廟裡，去看一個太監的兒子。他把自己描寫成為一個異教徒，其實他在內心卻是個基督徒。現在他是專心致力於文學，可是他總以為大學一年級時不讀科學是一項錯誤。他之愛中國和中國人，其坦白真實，甚於所有的其他中國人。他對法西斯蒂和共產黨沒有好感，他認為中國理想的流浪漢才是最有身份的人，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才是獨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敵人，也是和他苦鬥到底的敵人。他很愛慕西方，但是卑視西方的教育心理學家。他一度自稱為「現實理想主義家」。又稱自己是「熱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學家。他喜愛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樣喜愛平實貼切的理解。他感到興趣的是文學，漂亮的鄉下姑娘，地質學，原子，音樂，電子，電動刮鬍刀，以及各種科學新發明的小物品。他用膠泥和滴流的洋蠟做成有顏色的景物和人像，擺在玻璃上，藉以消遣自娛。喜愛在雨中散步；游水大約三碼之遠；喜愛辯論神學；喜愛和孩子們吹肥皂泡兒。見湖邊垂柳濃陰幽僻之處，則興感傷懷，對於海洋之美卻茫然無所感。一切山巒，皆所喜愛。與男友相處，愛說髒話，對女人則極其正流。

　　生平無書不讀。希臘文，中文，及當代作家；宗教，政治，科學。愛讀紐約《時代雜誌》的Ｔｏｐｉｃｓ欄及《倫敦時報》的「第四社論」；還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兒的新聞，及科學醫藥新聞；卑視一切統計學──認為統計學不是獲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也卑視學術上的術語──認為那種術語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飾。對一切事物皆極好奇；對女人的衣裳，罐頭起子，雞的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一向不讀康德哲學，他說實在無法忍受；憎惡經濟學。但是喜愛海涅，司泰芬．李卡克（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ｅａｃｏｃｋ）和黑烏德．布潤恩（Ｈｅｙｗｏｏｄ　Ｂｒｏｕｎ）。很迷「米老鼠」和「唐老鴨」。另外還有男星李翁納．巴利摩（Ｌｉｏｎｅｌ　Ｂａｒｒｙｍｏｒｅ）和女星凱瑟琳．赫本（Ｋａｔｈｅｒｉｎ　Ｈｅｐｂｕｒｎ）。

　　他與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儀禮的拘束。他決不存心給人任何的觀感。他恨穿無尾禮服，他說他穿上之後太像中國的西崽。他不願把自己的照片發表出去，因為讀者對他的幻像是個鬚髯飄動落落大方年長的東方哲人，他不願破壞讀者心裡的這個幻像。只要他在一個人群中間能輕鬆自如，他就喜愛那個人群；否則，他就離去。當年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四個月，棄政治而去，因為他說，他「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對妻子極其忠實，因為妻子允許他在床上抽煙。他說：「這總是完美婚姻的特點。」對他三個女兒極好。他總以為他那些漂亮動人的女朋友，對他妻子比對他還親密。妻子對他表示佩服時，他也不吝於自我讚美，但不肯在自己的書前寫「獻給吾妻……」，那未免顯得過於公開了。

　　他以道家老莊之門徒自許，但自稱在中國除蔣公中正及夫人之外，最為努力工作者，非他莫屬。他不耐靜立不動；若火車尚未進站，他要在整個月台上漫步，看看店舖的糖果和雜誌。寧願走上三段樓梯，不願靜候電梯。洗碟子洗得快，但總難免損壞幾個。他說艾迪生二十四小時不睡覺算不了什麼；那全在於是否精神專注於工作。「美國參議員講演過了五分鐘，艾迪生就會打盹入睡，我林語堂也會。」

　　他唯一的運動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見時，在紐約中央公園的草地上躺著。

　　只要清醒不睡眠時，他就抽煙不止，而且自己宣稱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構成的。他知道他的書上哪一頁尼古丁最濃。喝杯啤酒就頭暈，但自以為不能忘情於酒。

　　在一篇小品文裡，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寫：

　　「此處果有可樂，我即別無所思。」

　　「我願自己有屋一間，可以在內工作。此屋既不須要特別清潔，亦不必過於整齊。不需要《聖美利舍的故事》（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ｎ　Ｍｉｃｈｅｌｅ）中的阿葛薩（Ａｇａｔｈｅ）用抹布在她能夠到的地方都去摩擦乾淨。這個屋子只要我覺得舒適，親切，熟悉即可。床的上面掛一個佛教的油燈籠，就是你看見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壇上的那種燈籠。要有煙，發霉的書，無以名之的其他氣味才好……

　　「我要幾件士紳派頭兒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經穿過幾次的，再要一雙舊鞋。我須要有自由，願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陰影中溫度高到華氏九十五度時，在我的屋裡，我必須有權一半赤身裸體，而且在我的僕人面前我也不以此為恥。他們必須和我自己同樣看著順眼才行。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點個舒舒服服的火爐子。

　　「我需要一個家，在這個家裡我能自然隨便……我需要幾個真有孩子氣的孩子，他們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們要像我一樣能以淋浴為樂。

　　「我願早晨聽喔喔喔公雞叫。我要鄰近有老大的喬木數株。

　　「我要好友數人，親切一切如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禮，他們有些煩惱問題，婚姻問題也罷，其他問題也罷，皆能坦誠相告，他們能引證希臘喜劇家阿里士多莎（ＡｒｉｓｔｏＢｐｈａｎｅｓ）的喜劇中的話，還能說葷笑話，他們在精神方面必須富有，並且能在說髒話和談哲學時候兒坦白自然，他們必須各有其癖好，對事物必須各有其定見。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對我的信念同樣尊重。

　　「我需要一個好廚子，他要會做素菜，做上等的湯。我需要一個很老的僕人，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個偉人，但並不知道我在哪方面偉大。

　　「我要一個好書齋，一個好煙斗，還有一個女人，她須要聰明解事，我要做事時，她能不打擾我，讓我安心做事。

　　「在我書齋之前要修篁數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氣晴朗，萬里一碧如海，就猶如我在北平時的冬天一樣。

　　「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無須乎做偽。」

　　按照中國學者給自己書齋起個齋名的習慣，我稱我的書齋「有不為齋」。在一篇小品文，他把自己人生裡我自己解釋說：

　　「我憎惡強力，永遠不騎牆而坐；我不翻跟頭，體能上的也罷，精神上的也罷，政治上的也罷。我甚至不知道怎麼樣趨時尚，看風頭。

　　「我從來沒有寫過一行討當局喜歡或是求取當局愛慕的文章。我也從來沒說過討哪個人喜歡的話；連那個想法壓根兒就沒有。

　　「我從未向中國航空基金會捐過一文錢，也從未向由中國正統道德會主辦的救災會捐過一分錢。但是我卻給過可愛的貧苦老農幾塊大洋。

　　「我一向喜愛革命，但一直不喜愛革命的人。

　　「我從來沒有成功過，也沒有舒服過，也沒有自滿過；我從來沒有照照鏡子而不感覺到慚愧得渾身發麻。

　　「我極厭惡小政客，不論在什麼機構，我都不屑於與他們相爭鬥。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因為我不喜歡他們的那副嘴臉。

　　「在討論本國的政治時，我永遠不能冷靜超然而不動情感，或是圓通機智而八面玲瓏。我從來不能擺出一副學者氣，永遠不能兩膝發軟，永遠不能裝做偽善狀。

　　「我從來沒救少女出風塵，也沒有勸異教徒歸向主耶穌。我從來沒感覺到犯罪這件事。

　　「我以為我像別人同樣有道德，我還以為上帝若愛我能如我母親愛我的一半，他也不會把我送進地獄去。我這樣的人若是不上天堂，這個地球不遭殃才怪。」

　　我在《生活的藝術》裡說，理想的人並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個令人喜愛而通情達理的人，而他也不過盡力做那麼樣的一個人罷了。

　　※※※

　　參看《言志篇》。

　　參看《有不為齋解》。

第二章　童年

　　我生在前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時值滿清帝國末葉，光緒年輕，雖然在位，伯母慈禧太后，獨握大權，在國勢岌岌可危之日，這位老太婆驕奢淫逸。我之降生，正值中日戰爭起，中國慘敗，訂馬關條約，割台灣與日本。中日戰爭之前，慈禧太后將用以建立中國海軍的款項，去修建頤和園。據記載，戰爭爆發後，中國一艘炮艇，曾以僅有之兩發炮彈，參予戰鬥。腐敗的滿清官僚曾自各國採購大小不同的炮彈，藉以中飽自肥。日本則在明治維新之下，勵精圖強，後來在一九○四年在日俄戰爭中擊敗帝俄，滿清王朝本已是行屍走肉，若干年之後，依然是行屍走肉。

　　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區之龍溪縣坂仔村。童年之早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無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嚴格的基督教家庭。

　　坂仔村位於肥沃的山谷之中，四周皆山，本地稱之為東湖。雖有急流激湍，但淺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僅淺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兒，在航行此急流之時，必須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際，真個是將小舟扛在肩上。

　　坂仔村之南，極目遙望，但見遠山綿亙，無論晴雨，皆掩映於雲霧之間。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鋸齒狀，危崖高懸，塞天蔽日。冬日，風自極狹窄的狗牙谷呼哨而過，置身此地，人幾乎可與天帝相接。接近東南敞亮處，有一帶橫嶺，家姐家兄即埋葬於斯。但願他倆的墳墓今日仍然未遭毀壞。二姐之掙扎奮鬥請求上學的經過，今日我依然記憶如新。

　　童年時，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嶼去的情形，令人畢生難忘。在斜溪，另一條河與這條河匯合，河水遂展寬，我們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縣中大城漳州。到漳州視野突然開闊，船蜿蜒前行，兩岸群山或高或低，當時光景，至今猶在目前，與華北之童山濯濯，大為不同，樹木蔥蘢青翠，多果實，田園間農人牛畜耕作，荔枝，龍眼，朱欒等果樹，處處可見，巨榕枝柯伸展，濃陰如蓋，正好供人在下乘涼之用，冬季，橘樹開花，山間朱紅處處，爭鮮鬥艷。

　　父母讓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嶼求學，這樣自然就離開了母親。一去往往是一整年。坐在那種家房船裡，我總是看見海上風浪女神媽祖的神龕，放置在船尾，不停的點著幾炷香，船夫往往給我們說古老的故事。有時，我們聽見別的船上飄來的幽怨悅耳的簫聲。音樂在水上，上帝在天宮。在我那童稚的歲月，還能再希望什麼更好的環境呢？

　　在《賴柏英》那本書裡，我描寫生在山間，是以高地的觀點寫的，而且是與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觀點相對的。這完全決定於你的性格。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觀點說明，我最好是從《賴柏英》第九十五頁引用幾句了。細老那個男孩子在和阮娜說山的時候兒，他說：

　　「在黛湖我們有山。可是我在你們那個地方，可沒看見那樣的山。我們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見的那種不像樣子的山。我們那兒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動，能夠誘惑人。峰外有峰，重重疊疊，神秘難測，龐大之至，簡直無法捉摸。」

　　他以突然興奮的心情說話，好像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樣，所以聽他說話的人竟覺得突如其然，迷惑不解。他則接著說：「你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裡，山就會改變你的看法，山就好像進入你的血液一樣……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他停下來在思索一個適當的字。他說：「山逼得你謙──遜──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長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認為那山從來沒有離開我們──以後也不會……」

　　阮娜聽見這話，她的眼睛越睜越大。她簡直沒辦法聽懂。她只覺得細老越說越神奇，所談論的山的影響力，是別人難以聽得懂的。

　　「你意思是說你把對那山的記憶看得很珍貴呀！」

　　「不只是珍貴。那些山的記憶都進入我渾身的血液了。只要童年時成了個山地的孩子，擔保一輩子是個山地的孩子，永遠不會變的。你可以說天下有一種高地的人生觀，還有一種低地的人生觀。兩者判若天淵，永無接近之日。」

　　阮娜神秘的微笑了。

　　她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我所知道的只是你這個傢伙太奇怪。」

　　細老說：「我給你說明白一點兒。我叔叔的人生觀，就是低地的人生觀。平的，什麼都是平的。從來不抬頭往上望。」「我再改個說法。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間，你心裡不知不覺評判什麼都以山為標準，都以你平日看慣的山峰為標準。於是，你當然覺得摩天大樓都可笑，都細小得微不足道。你現在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對人生別的一切你也是同樣一個看法。人，商業，政治，金錢，等等，無不如此。」

　　阮娜把頭向後一仰，低聲嘻嘻的笑了。她說：「噢，那麼……可是人都讚美摩天大樓呢。他們不像你把摩天大樓和山相比啊。」

　　細老說：「自然啦，我們的童年的日子，童年時吃的東西，我們常去捉蝦捉小鮫魚，泡泡水使腳清涼一下兒的小河──那些簡單幼稚的事情，雖然你並不常想，可是那些東西，那些事情，總是存在你心坎兒的深處的。並沒有消失啊。」

　　※※※

　　在另一本書裡，我也寫過賴柏英她那山間的茅屋。《賴柏英》是一本自傳小說。賴柏英是我初戀的女友。因為她堅持要對盲目的祖父盡孝道，又因為我要出洋留學，她就和我分離了。

　　「你整個下午都在白鷺窠消磨過了。他們的茅屋在西山的一個突出的地方。一個女孩子站在空曠處，頭後有青天做陪襯，頭髮在風中飄動，就比平常美得多。她決不顯得卑躬屈節搖尾乞憐的樣子。她渾身的骨頭的結構就是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這樣，都是仰賴於山。這也是人品的基調，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願別人干涉我。猶如一個山地人站在英國皇太子身旁而不認識他一樣。他愛說話，就快人快語，沒興致時，就閉口不言。

　　父親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派，銳敏而熱心，富於想像，幽默詼諧。在那些長老會牧師之中，家父是以極端的前進派知名的。在廈門很少男孩子聽說有個聖約翰大學之時，他已經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國語文的教育了。家父雖然並不健壯，他的前額高，下巴很相配，鬍鬚下垂。據我的記憶，我十歲時，他是五十幾歲。我記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輩分的牧師在一起時，他那悠閒的笑聲。他對我們孩子，倒是和藹親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論，他也有幾分嚴厲。縱然如此，他還不至於不肯和我們開玩笑，他還會把一個特別的菜放在母親面前，有時也給母親佈菜。廈門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國五口通商後開放給西洋人傳教的一個都市。父親說的笑話之中，有一個是關於在廈門傳教的先驅搭拉瑪博士。當年的教堂裡是男女分坐，各佔一邊。在一個又潮又熱的下午，他講道時，他看見男人打盹，女人信口聊天兒。沒有人聽講。他在講壇上向前彎著身子說：「諸位姐妹如果說話的聲音不這麼大，這邊的弟兄們可以睡得安穩一點兒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愛戴。他的話爽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聽懂。

　　據我所知，家父是個自學努力成功的人。他過去曾經在街上賣糖果，賣米給囚犯，獲利頗厚。他也曾販賣竹筍到漳州，兩地距離約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兒上有一個肉瘤，是由於擔扁擔磨出來的，始終沒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給一個牧師擔一擔東西，表示不拿他當做外人。那個基督徒對這個年輕人卻沒有憐憫心，讓他挑得很重，那些東西裡有盆有鍋。那人還說：「小伙子，你很好。你挑得動。這樣兒才不愧是條好漢。」直到後來，父親還記得在那個炎熱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擔東西。這就是他贊成勞動的緣故。

　　我記得他和當地的一個稅吏打過一次架。那個稅吏領有執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鎮上，由他自己斟酌決定收取捐稅。有一個賣柴的人，費了三天工夫，斫柴，劈成棍狀，烘燻成炭，由山中運到集上賣。每一捆賣兩百銅錢，而稅吏每捆炭要他納一百二十銅錢的稅。家父趕巧在旁經過。看見稅吏欺負窮人，上前干涉，於是惡語相侵。人群圍起來。最後，稅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長者地位，答應減低捐稅──減低多少，已經記不清。但是父親回家告訴我們這件事時，稅吏的邪惡不義，還讓父親怒火中燒。

　　家母出嫁得晚。她為人老實直率。她能看閩南語拼音的《聖經》。不管什麼農夫，她都會請到家喝杯茶，在熱天請人到家乘乘涼。她雖然是牧師的太太，但從不端架子。我記得母親是有八個孩子的兒媳婦，到晚上總是累得精疲力盡，兩隻腳邁門坎都覺得費勁。但是她給我們慈愛，天高地厚般的慈愛，可是子女對她也是同樣感德報恩。我十歲，也許是十二歲時，我的幾個姐姐就能夠做家中沉重的事情，母親才得安閒度日。二姐和我總是向媽媽說些荒唐故事，以逗媽媽為樂。等媽媽發覺我們逗弄她，好像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沒有這種事。你們說來逗我樂的。」母親一向牙齒不好，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時，總是習慣用手捂著嘴。

　　我們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我是倒數第二。在家，男孩子規定是應當掃地，由井上往缸裡挑水，還要澆菜園子。把水桶繫下井去，到了底下時，讓桶慢慢傾斜，這種技巧我們很快就學會了。水井口上有邊緣，雖然一整桶水夠沉的，但是我很快就發覺打水滿有趣，只是廚房裡用的那個水缸，能裝十二桶水，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給二姐做。那時我們還不知道肥皂是什麼東西。等我十歲左右，母親用一種豆餅洗手時，有一種黏液。後來，我們用肥皂，是由商務印書館買來的。母親總是在太陽裡把肥皂曬硬，好能用得久些。

　　在夏天，哥哥們回家來了，我們每逢上課前先打鈴。父親就是老師。他教我們念詩，唸經書，古文，還有普通的對對子。父親輕鬆容易的把經典的意思講解出來，我們大家都很佩服他。快到十一歲時，我記得二姐常凝視著牆上的影子，用很惋惜，很不願意的語氣說：「現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點的時候，她又看一看牆上的影子，幾乎是自言自語的說：「我該把曬的衣裳收回來了。」

　　在晚上，我們大家輪流讀《聖經》，轉過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禱告。有時候，我弟弟會睡著，大姐就會罵他「魔鬼撒旦」，或「魔鬼撒旦的兒子」。我們兄弟姐妹是不許吵架的，實際上我們也沒吵過架。理由是：每個人都要「友好和善」。後來，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我不得不勸我弟弟不要對每個人都那樣微笑表示友好。這個理想主義者的色彩現在還依然植在他心裡，由他的來信，就顯然可見。他還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穌指出的道路走，世界和平便不可獲致。也許他對。他是教友會和平主義論者。

　　我最早就有想當作家的願望，八歲時我寫了一本教課書。一頁是課文，接著一頁是插圖。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細心不使別人看到。等大姐發現時，我好難為情，不久之後，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文句是：

　　　　人自高　終必敗

　　　　持戰甲　靠弓矢

　　　　而不知　他人強

　　　　他人力　千百倍

　　　　　　◇

　　以所用的字彙論，寫的算不壞。寫這篇文字時，是與新教堂正在建築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聯想在一起的。

　　另一頁是寫一個蜜蜂採蜜而招到焚身之禍。有一張畫兒，上面畫著一個可以攜帶的小泥火爐。課文今已忘記。也是同樣道德教訓的意味。

　　我也以發明中國藥粉治療外傷為戲，名之為「好四散」。當時童年的幻想使我對這種藥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幾位姐姐因此常跟我開玩笑。

　　我曾寫過一副對子，諷刺老師給我作文的評語。老師給我的評語是「如巨蟒行小徑」，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過荒原」。現在我想到這副對聯，還頗得意。

　　我還想起來，我十幾歲時的頭腦，常常想到別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時候，我就問上帝是否是無所不在，若是的話，那一定是「頭上三尺有神明」。還有，為什麼我們每逢吃飯前先要感謝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結論，那就是，雖然我們吃的米不見得是上帝賜與的，我們總是要謝謝那位原始的賜與者，就猶如在歷史有一段太平的歲月時，老百姓要感謝皇帝一樣。

　　二姐比我大四歲，是我的顧問，也是我的伴侶。但是我們一塊兒玩兒起來，還是和她玩得很快樂，並不覺得她比我大。

　　我們倆的確是一塊兒長大，她教我，勸我，因為我是個可愛的孩子，又愛淘氣。後來她告訴我，我既頑皮，又愛發脾氣。我一聽見要挨一頓棍子時，臉就變得慘白，父親一見，手一鬆，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確是很愛我。他在十點左右吃點心時，往往是豬肝細麵，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進去吃。我從來沒吃過味道那麼美的豬肝麵。

　　有一次，家裡關上門，不許我回家，我往家裡扔石頭。母親不知道把我怎麼辦。我再三糾纏母親。我忽然想出一個妙計。我知道二姐必須洗衣裳，我就躺在泥裡說：「現在你得給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別有神，牙又整齊又潔白。她的同學都把她看做學校中的美女，不過這個我不想說什麼。她的功課很好，應當上大學。但是我父親要供給幾個兒子。供給兒子上大學，可以；供給女兒，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學一學期學費要七、八十塊錢。我父親實在辦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經在鼓浪嶼上完了中學；那時是二十二歲，正是女孩子有人提親的時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靜更深時，我母親就找個機會和她說親事。她總是把燈吹滅，拒絕談論此事。

　　最後，她看到別無良策，只好應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讀聖約翰大學。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們路上停下去參加她的婚禮。在婚禮前一天的早晨，她從身上掏出四毛錢對我說：「和樂，你要去上大學了。不要糟蹋了這個好機會。要做個好人，做個有用的人，做個有名氣的人。這是姐姐對你的願望。」我上大學，一部分是我父親的熱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願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幾句話簡單而充滿了力量。整個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覺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幾句話在我心裡有極重的壓力，好像重重的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種感覺，彷彿我是在替她上大學。第二年我回到故鄉時，二姐卻因橫痃性瘟疫亡故，已經有八個月的身孕。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永遠不能忘記。

第三章　與西洋的早期接觸

　　我母親有兩張牆上掛的畫，掛在一個大客廳裡。那個客廳是由一個舊教堂的房子改為牧師住宅的。一張畫上畫的是一個西洋少女，很俊很甜的臉，手裡拿著一個無邊的女人帽子，裡面裝著幾個雞蛋。母親一定是從很好的西洋雜誌上剪下來的，大概是《星期六晚報》（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她常用這本雜誌夾針線和小的針線活計。另一張畫上畫的是清朝的光緒皇帝，他在光緒二十四年發動了維新運動，「百日維新」是人人知道的，聖旨一道一道的頒佈，廢科舉，建鐵路，開礦產，後來忽然被他的伯母西太后監禁於中南海瀛台，直到十年後不明不白的死去。他和西太后死在同一天，因為西太后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使人把光緒皇帝毒死，原因是她怕她死後光緒皇帝要在她的名聲和政策上報仇，她認為那是不能容忍的。

　　家父，沒有什麼政治關係，但是一心贊成主張維新的光緒皇帝和他的新政，這和當時在日本的中國那些領導人物如孫中山先生他們一樣。雖然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擊敗拳匪進入北京之時，已經倉皇狼狽的逃到西安，這時仍然算是在位當權。由於與列強議和，她才得以重握政權，但直到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清室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之前，她依然是頑固不改，作威作福。

　　本章的主題為西洋文明對中國的衝擊，從思想方面到工業技術方面。牽扯到一連串的適應與整個問題的檢討。但是檢討這項繁難的重任是在中國方面，以後事實可以證明，在文化交流上，中國是負債方面。那種交流的進行至今尚未停止。

　　范禮文博士（Ｗａｒｎｓｈｉｕｓ），後為倫敦紐約國際協會秘書。他為人胸襟開闊，眼光遠大，通情達理，又多才多藝，實遠超過當時一般的傳教士。不知道由於什麼好運氣，西溪得以有這麼個好牧師派來此地，這裡離坂仔很近。范禮文博士大約六英尺高。使我們接受到西洋學問的，就是這位牧師。在「上海基督教文學會」，在由林樂知（Ｙｏｕｎｇ　Ｊ．Ａｌｌｅｎ）主持之下，當時發行一份一張紙的週報，叫《通問報》（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油墨紙張甚劣。今日手下若還保存一份就太好了。范禮文博士不但把這份週報寄給我們，另外還寄上海基督教文學會出版的很多書和小冊子。家父遇到了他，算是找到了知音，不久與他成了莫逆之交。

　　我們對西方最早的接觸，是范禮文博士留下的一個領扣兒，因為他夫婦住在我家最上的一層樓，我們家也就是那個老教堂。孩子們對於那個光亮的領扣兒到底是什麼東西，大家猜測了半天。他夫婦又留下了幾個罐頭筒兒，那一定是盛牛油的。我們中國人聞起來，簡直全家裡都是牛油味道。我記得他們走後，姐姐曾把所有的窗子敞開，好讓屋裡散掉那種氣味。我相信家母用來夾針線的那本《星期六晚報》刊物，一定是來自范禮文太太之手的。

　　這些雖然是我對西方接觸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我認為對我很重要。家父知道聖約翰大學，就是在《通問報》上看到的，因此又夢想到牛津大學，柏林大學。家父的月薪是二十塊，後來增為二十四塊，收入雖極微薄，仍然不能打消他把自己的兒子送到上海基督教的高級學府去求學的願望。

　　在坂仔建築一個新教堂時，我大概是十二歲。那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發生了。在三十或四十英尺寬的房頂的重壓之下，教堂的牆壁，可以看得見被壓得越來越歪。范禮文博士向美國購買鋼筋。在鋼筋漸漸束緊之下，把牆又拉正，大家可以看得見房頂的鷹架立起來。范禮文又在教堂進口處的鐘樓上增加了一個鐘。與基督教相競爭的佛教寺院裡，也安裝上一個大鼓。那個寺院也在那條街上，相距約六十英尺遠近。

　　在禮拜天，教堂的鐘鳴，寺院的鼓也響。

　　對於教會，有兩個敵對者。一個是教徒的兒子，已然過了中年，大家叫他金老伯。他的房子坐落在河對面的木橋下面，那個橋通到當地唯一的一條有商店的街市。每數年之內，那座橋必然為洪水所毀，每毀一次，金老伯就發一次財。因為他又要募捐，再修造一座木橋。木板不平不直，過橋人可以看見腳下的流水。我們都知道，修橋就是他維生之計。那條有小商店的街道不斷被洪水侵蝕，等我長大時，那些小商店只剩下一半了。

　　有一天，在清涼的月夜，家父一時興起，從這座木板橋經過去佈道。別人告訴我，我降生那一年，父親是四十歲。有一次，外出之時，他染患了感冒，幾乎喪命。講道之時，他曾出大汗，回家之後又沒換衣裳，得了很嚴重的肺炎。母親非常焦慮。母親那時正要生第五個兒子，她只好想辦法自己接生。至於她怎麼忍痛生產，就不得而知了。父親則把他怎麼樣出去在房子後面那條小溪中去洗產後那些髒東西，對我不知說了多少次。

　　我第二次接觸西方文明，是我第一次看見從Ｃｈｉｏｈ─ｂｅ和廈門之間汽船上蒸汽機的動作。我當時看得著了迷，呆呆的默然不語。後來在學校，看見一個活塞引擎圖，自然充分瞭解。從那時起，興趣始終是在科學上，很想以後做個物理教員。有人問我長大之後要入哪一種行業，我的回答是（一）做一個英文教員，（二）做一個物理教員，（三）開一個「辯論」商店。最後這一條是當地的一種說法，而不是指一個真正的行業。普通說你開一個商店，參加論戰的一邊，向對方挑戰，你稱一件白東西為黑，或稱一件黑東西為白，這樣向人挑戰。我當時顯然是以有此辯才而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們都叫我「論爭顧客」。

　　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浪費時間。學校連個圖書館也沒有。在廈門的尋源書院和非基督教學校之間的差別，就是非基督教學校看日報，而我們學校不看。我們有地理，算術，經典，一薄本的地質學。課後，我們只是玩耍遊戲。踢毽子，玩由一個啞鈴斫下來的兩個木球，這就是我們最得意的遊戲。我們都穿木屐，所以每逢踝子骨被一個木球打著，實在疼得很。

　　我們捉弄老師的鬼辦法之中，有一件是背書的事，很好玩兒，每個學生都很得意。我們當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有的人被叫進屋去背書，通常是在兩頁到三頁之內。他背完之後，就以開門為信號兒叫另一個人進去背，他做個信號兒，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兒或後一半兒，由於把門開了三到四次，別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一部分了。

　　我記得清楚的，只有校長的珠算盤。校長是一個貪婪無厭的人。當時鼓浪嶼很繁榮，做房地產是好生意。我聽見他那不停的打算盤聲。他的辦公室在第一層樓，正面對著樓梯口，因此他可以管理學生的出入。但是這並不能阻止我們出去買消夜食物，我們會用竹籃子把東西吊上樓去。

　　至於學校用的書，我既不喜愛，也不厭惡。太容易，太簡單了。

　　我對西洋音樂著實著了迷。我是受了美國校長畢牧師夫人（Ｍｒｓ．Ｐｉｔｃｈｅｒ）的影響。她是一位端莊淑雅的英國女士，她說話的溫柔悅耳抑揚頓挫，我兩耳聽來，不啻音樂之美。傳教士女士們的女高音合唱，在我這個中國人的耳朵聽來，真是印象深刻，畢生難忘。

　　我們也看見過法國美國的水手，普通大都是在鼓浪嶼街上喝得醉醺醺，東倒西歪的。偶爾也有一個英國足球隊在一個有圍牆的球場賽足球，他們不喝茶，喝別的飲料，有時有軍樂隊演奏，由中國的僕役端送飲料。我夾雜在別的兒童之中，由圍牆的縫隙中往裡窺探，對他們洋人好不羨慕。

　　俱樂部若有舞會，我們尋源書院的學生常常立在窗外，看裡面男男女女穿著晚禮服，在大庭廣眾之中互相擁抱，那種令人難以相信的人間奇觀，真是使人瞠目吃驚。

　　在光緒三十三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派美國艦隊來到澳門，那時日俄戰事剛剛結束不久。我們因為是教會學校的學生，應邀前往參觀。那是偉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覽。這些都刺激我向西方學習的願望。

第四章　聖約翰大學

　　我很幸運能進聖約翰大學，那時聖約翰大學是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由於我刻苦用功，在聖大一年半的預備學校，我總算差不多把英文學通了，所以在大學一年級時，我被選為ＥＣＨＯ的編輯人而進入了這個刊物的編輯部。我學英文的秘訣就在鑽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這本英文字典，並不是把一個英文字的定義一連串排列出來，而是把一個字在一個句子裡的各種用法舉出來，所以表示意思的並不是那定義，而是那片語，而且與此字的同義字比較起來，表現得生動而精確；不但此也，而且把一個字獨特的味道和本質也顯示無遺了。一個英文字，或是一個英文片語的用法，我不弄清楚，決不放過去。這樣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永遠不會和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相混亂。我對這個字心中就形成一個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覺，而且永不易忘記。這本字典最大的好處，是裡面含有英國語文的精髓。我就從這本字典裡學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語。而且這本字典也不過佔兩雙襪子的地方，不論我到何處去旅行，都隨身攜帶。

　　當時學習英文的熱情，持久不衰，對英文之熱衷，如鵝鴨之趨水，對中文之研讀，竟全部停止，中國之毛筆亦竟棄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來水筆。此時以前，我已開始讀袁了凡之《綱鑒易知錄》。此時對中文之荒廢，在我以後對中國風俗，神話，宗教做進一步之鑽研時，卻有一意外之影響，詳情當於次章論及。在聖約翰大學，學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無妨害，可照常畢業。

　　當時有一位中國教師，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課。將近一百頁的民法，他繼續不斷的讀，然後解釋，這樣一點鐘上大約十行，這樣一本如此薄薄的書，就可以拖長講上一學期，每點鐘講完那十行，便如坐禪沉思，向我們學生凝神注視，我們也同樣向那位老先生望著。因為學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將頭腦鎮定靜止，我們大都乘機帶進別的書去偷看，藉以消磨時間。我分明記得當時暗中看達爾文，赫克爾（Ｈａｅｃｋｅｌ）的著作，還有張伯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的《十九世紀之基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這本歷史對教歷史的教授的影響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訴我們可以坐汽車到美國，他於是成了學生們的笑柄。在民國十九年之後，聖約翰改成中國式的大學，裡面的情形也就與前大不相同了。

　　誠然，聖約翰大學能舉出優秀的畢業生如顧維鈞，施肇基，顏惠慶等，他們都曾任駐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論，聖約翰這個大學似乎是為上海培養造就洋行買辦的。

　　一直等我進了哈佛大學，我才體會到在大學時代我所損失的是什麼。聖約翰大學的圖書館有五千本書，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我對這整個的圖書館，態度很認真，很細心，其中藏書的性質，我也知道，我在這方面是頗為人所稱譽的。來到中國做傳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頓．麥克奈（Ｂａｒｔｏｎ　ＭｃＮａｉｒ）教授，還有一位瑞邁爾（Ｒｅｍｅｒ），學識都很好；還有一位美國布魯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為對聖約翰大學極具熱心，自動義務來教書。

　　校長卜舫濟博士（Ｆ．Ｌ．Ｈａｗｋｓ　Ｐｏｔｔ），娶了一位中國的淑女為妻。他治事極具條理，據說他固定將一本長篇小說每週讀一章，一年讀畢。在他的圖書室裡，我看見一卷Ｂｒａｄｌｅｙ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後來為Ｅｌｍｉｒａ學院的院長。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大會後每日早晨在校園的步行一周。在大會與全體禱告之後，帶著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監陪同，他各處去察看，要在回到辦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兒哪些事要做。我相信，倫敦伊通學校校長安諾德博士對學校的理想，是認為學校是訓練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學校的理想一樣，安諾德博士他自己總是和學生一同做早晨的齋戒。現在中國好多有地位的領導人物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畢業生。

　　我在聖約翰大學將近二年級時，學校又增加了一塊私產，與原校產相接，有喬木，有草坪，極為美麗。我就在此美麗的環境中度過愉快的時光。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麼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划船隊的隊長。我從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學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彎球和下墜球。最出色的是，我創造了學校一英里賽跑的紀錄，參加了遠東運動會，只是離獲勝還遠得很。學校當局認為這種經驗對我很有益處。我記得家父當時在上海，到運動場去看我，很不贊成我參加比賽，認為這與智能的比賽毫不相干。

　　我從來沒有為考試而填鴨死記。在中學和大學我都是畢業時考第二，因為當時同班有個笨蛋，他對教授所教的各種學科都看得十分正經。在大家拚命死記準備考試得高分時，我則去釣魚消遣。因為聖約翰大學瀕蘇州河灣，所以可以去捉死鰻魚，鰷魚，和其他小魚，以此為樂而已。在二年級時，休業典禮上，我接連四次到講台上去接受三種獎章，並因領導講演隊參加比賽獲勝而接受銀杯，當時全校轟動。鄰近的女子大學聖瑪麗大學的女生，一定相當震動。這與我的結婚是有關係的。

　　我曾經說過，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大都如此。我一畢業，就到北京清華大學去。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像我的窘態吧。不僅是我的學問差，還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質的影響呢。我過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國戲，其實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從中國戲裡得以知道中國歷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約書亞將軍的號角，我都知道，我卻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淚沖倒了一段萬里長城。而我身為大學畢業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

　　為了洗雪恥辱，我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京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京話還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

　　我該怎麼辦呢？我無法問別人杜詩評注的問題，因為好多擁有哲學博士的教授，或是電機系的教授，他們中國文學的知識之貧乏，和我是伯仲之間。我找到了賣舊書出名的琉璃廠，那條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舊書鋪。由於和書商閒談，我發現了我在國學知識上的漏洞，中國學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與書商的隨便攀談，我覺得非常有趣，甚至驚異可喜。我們的對話比如：「這兒又有一本王國維的著作《人間詞話》。」其實我是生平頭一次發現他的此一著作。又如：「這兒又有一套《四庫集錄》。」後來，我也學會談論書籍，甚至談論古本了。

　　民國六年到民國七年，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期間，文學革命的風暴衝擊到全中國，我是民國五年在聖大畢業的。中國那時思想上正在狂風急浪之中。胡適之博士在紐約已經開始提倡「文學革命」，陳獨秀則領導對「孔家店」的毫不妥協的激烈攻擊，攻擊儒家思想如「寡婦守節不嫁」，「貞節」，兩性標準，纏足，扶乩等等。胡適向中國介紹自由詩，提倡用白話寫新詩，易卜生劇本《傀儡家庭》，以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蕭伯納的戲劇。他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落後，不僅在科學，工藝，而且在現代政治組織，甚至文學，戲劇，哲學。所有的青年學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來一陣清風。其實吳稚暉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說「把線裝書扔入廁所裡去」。周樹人後來也隨著說「所有中國的古書都有毒」。

　　胡適在民國七年回到北京時，我以清華大學教員的身份也在場歡迎他。他由義大利返國，當時引用荷蘭神學家ＥｒａｓＢｍｕｓ的話說：「現在我們已然回來。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報上寫文章，支持用白話寫作，理由是歐洲各國文學在十五與十六世紀興起時，都是用當時的白話，如義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適之注意，從那時起，我們一直是朋友。

第五章　我的婚姻

　　我以前提過我愛我們坂仔村裡的賴柏英。小時候兒，我們一齊捉鰷魚，捉螯蝦，我記得她蹲在小溪裡等著蝴蝶落在她的頭髮上，然後輕輕的走開，居然不會把蝴蝶驚走。我們長大之後，她看見我從上海聖約翰大學返回故鄉。我們倆都認為我倆相配非常理想。她的母親是我母親的教女。她已經成長，有點兒偏瘦，所以我們叫她「橄欖」。橄欖是一個遇事自作主張的女孩子，生的鵝蛋臉兒，目似沉思狀。我是急切於追求新知識，而她則堅持要孝順祖父，這位祖父雙目失明，需要她伺候，片刻不能離。她知道在漳州我家什麼都有，最好的水果、魚、瓜，美麗迷人的山。後來，長衫兒流行了，我姐姐曾經看見她穿著時興的衣裳，非常討人喜歡。我記得她平常做事時總是穿黑色的衣裳，到了禮拜天，她穿淺藍的，看來好迷人。她祖父眼睛沒瞎時，她總是早晨出去，在一夜落雨之後去看看稻田裡的水有多麼深。我們倆彼此十分相愛。她對我的愛非常純正，並不是貪圖什麼，但是我倆終因情況所迫，不得已而分離。後來，我遠到北京，她嫁了坂仔本地的一個商人。

　　我這個青年，家雖貧，而我自己則大有前途，我妻子則是個富有銀行家之女。她比起我來，是高高在上的。幸而她不是在富有之家嬌縱扶養之下長大的。依照舊傳統，女孩子是為男子的需要而教養的；女孩子要學會烹飪，洗衣裳，縫紉，事實上，要教養她能做普通的家事，以便長大後嫁到丈夫家有過日子的本領。除去偶爾的拜神祭祀到墳塋寺廟之外，她們是不到前院，不在大庭廣眾之間出現的。對女孩子的這種歧視，因而造成一個顯著的結果，就是使她們成了賢妻良母，而男孩子則嬌生慣養，縱容壞了，結果，缺乏進取奮鬥的意志，很少有什麼成就。

　　我從上海聖約翰大學回家之後，我常到一個至交的家裡，因為我非常愛這個朋友的妹妹Ｃ。他們家與後來我的妻子家是鄰居。我也與後來成為我妻子的那位小姐的哥哥相交甚善。我應邀到他們家去吃飯。在吃飯之時，我知道有一雙眼睛在某處向我張望。後來我妻子告訴我，當時她是在數我吃幾碗飯。另外我知道的，我路途中穿的那髒襯衣是拿到她家去洗的。卻從來沒人把我向她介紹過。

　　在大學二年級時，我曾接著三次走上禮堂的講台去領三種獎章，這件事曾在聖約翰大學和聖瑪麗女校傳為美談。那時我這位將來的妻子還沒進聖瑪麗，但是一定聽見人說這件事。我由上海回家後，正和那同學的妹妹Ｃ相戀，她生得確是其美無比，但是我倆的相愛終歸無用，因為我這位女友的父親正打算從一個有名望之家為他女兒物色一個金龜婿，而且當時即將成功了。在那種時代，男女的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定的。我們結婚之後，我一直記得，每逢我們提到當年婚事的經過，我的妻子就那樣得意地吃吃而笑。我們的孩子們都知道。我妻子當年沒有身在上海，但是同意嫁給我，這件事一直使她少女的芳心覺得安慰高興。她母親向她說：「語堂是個牧師的兒子，但是家裡沒有錢。」她堅定而得意的回答說：「窮有什麼關係？」

　　我姐姐在學校認得她，曾經告訴我她將來必然是個極賢德的妻子，我深表同意。

　　我知道不能娶Ｃ小姐時，真是痛苦萬分。我回家時，面帶淒苦狀，姐姐們都明白。夜靜更深，母親手提燈籠到我屋裡，問我心裡有什麼事如此難過。我立刻哭得癱軟下來。哭得好可憐。因為Ｃ小姐的父親為她進行嫁與別人，我知道事情已經無望，我母親也知道。

　　我的婚禮是在民國八年，蜜月是到哈佛去旅行。婚禮是在一個英國的聖公會舉行的。

　　我要到新娘家去「迎親」，依照風俗應當如此。新娘家端上龍眼茶來，原是做為象徵之用，但是我全都吃了下去。舉行婚禮時，我和伴郎談笑甚歡，因為婚禮也不過是個形式而已。為了表示我對婚禮的輕視，後來在上海時，我取得妻子的同意，把婚書付之一炬。我說：「把婚書燒了吧，因為婚書只是離婚時才用得著。」誠然！誠然！

　　我必須把新婚前夜的情形說出來。新婚的前夜，我要我母親和我同睡。我和母親極為親密。那是我能與母親同睡的最後一夜。我有一個習慣玩母親的奶，一直玩到十歲。就因為有那種無法言明的願望，我才願睡在她身邊。那時我還是個處男。

　　我們的孩子們說過好多次：「天下再沒有像爸爸媽媽那麼不相同的。」妻是外向的，我卻是內向的，我好比一個氣球，她就是沉重的墜頭兒，我們就這麼互相恭維。氣球無墜頭兒而亂飄，會招致災禍。她做事井井有條，鄭重其事，衣裳穿著整齊，一切規規矩矩。吃飯時，她總揀切得周正的肉塊吃，如雞胸或雞腿，她避免吃雞肫雞肝兒。我總是愛吃翅膀兒，雞肫，雞脖子，凡是講究吃的人愛吃的東西，我都喜歡吃。我是沒有一刻安靜，遇事樂觀，對人生是採取遊戲人間的態度。一切約束限制的東西我都恨，諸如領帶，褲腰帶，鞋帶兒。

　　妻是水命，水是包容萬有，惠及人群的；我是金命，對什麼事都傷害克損。

　　換句話說，我和我太太的婚姻是舊式的，是由父母認真挑選的。這種婚姻的特點，是愛情由結婚才開始，是以婚姻為基礎而發展的。我們年齡越大，越知道珍惜值得珍惜的東西。由男女之差異而互相補足，所生的快樂幸福，只有任憑自然了。在年輕時同共艱苦患難，會一直留在心中，一生不忘。她多次犧牲自己，做斷然之決定，都是為了我們那個家的利益。

　　在結婚五十週年紀念時，我送給她一個勳章，上面刻了Ｊａｍｅｓ　Ｗｈｉｔｃｏｍｂ　Ｒｉｌｅｙ的那首《老情人》（Ａｎ　Ｏｌｄ　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

　　Ｗｈｅｎ　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ｅｒ　ｌｏｖｅｒ　ｆｏｒ　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ａ　ｄａｙ，

　　Ａｎｄ　ｓｈｅ　ｍｙ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　ｔｉｌｌ　ｈｅｒ　ｇｏｌｄｅｎ　ｈａｉｒ　ｗａｓ　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　ｈａｐｐｙ　ｗｈｅｎ　ｅｉｔｈｅｒｓ　ｌｉｐｓ　ｗｅｒｅ　ｄｕｍｂ，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ｍｉｌｅ　ｉ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ｔｉｌｌ　ｏｔｈｅｒｓ　ｋｉｓｓ　ｈａｄ　ｃｏｍｅ。

　　　　同心相牽掛　一縷情依依

　　　　歲月如梭逝　銀絲鬢已稀

　　　　幽冥倘異路　仙府應淒淒

　　　　若欲開口笑　除非相見時

　　　　　　◇

　　我出國時，我們已經走上輪船的跳板，這時父親送我們的那種景象，我始終不能忘記。父親對我們雙目凝視，面帶悲傷。他的心思似乎是：「現在我送你們倆到美國去，也許此生難以再見。我把兒子交託這個做媳婦的。她會細心照顧你。」

　　我後來在德國萊比錫城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

第六章　哈佛大學

　　我一向認為大學應當像一個叢林，猴子應當在裡頭自由活動，在各種樹上隨便找各種堅果，由枝幹間自由擺動跳躍。憑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種堅果好吃，哪些堅果能夠吃。我當時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樣的果子的盛宴。對我而言，衛德諾圖書館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衛德諾圖書館。

　　我的房東太太告訴我衛德諾圖書館的書，若是一本書頂一本書那麼排起來，可以排好多英里長。我住在赭山街五十一號，正在衛德諾圖書館後面。只要不上課，我就到圖書館去。當時我很窮，竟沒錢買票去看哈佛對耶魯的足球賽，兩校誰勝誰敗，自然不得而知。

　　由於在北京清華學校教書，我獲得了一個「半額獎學金」，每月美金四十元。清華是中美庚款辦的學校，把畢業生都送往美國留學。那些留學生除去由清華供給學費外，每月另有八十美元津貼。但是，不管怎麼樣計算，我也不應當到美國留學。可是當時我年輕，年輕就是勇氣。那時戰後一塊中國墨西哥銀洋比美元略高一些。我太太出嫁時，家裡給了她一千銀元做嫁妝。因為有這筆存款，我們才踏上出洋的旅途。總之，我們總算維持了四年，其間包括法國和德國那兩段日子。當然，由於北京大學胡適之先生和我有個約定，我一直和他保持聯繫。我對新文化運動是堅定支持的。我利用和胡先生的約定，我曾兩次打電報給胡先生，每次請寄給我一千元。其實胡先生寄給我的是他自己的錢，不是北京大學的公款。等我回國之後，這個秘密才發現。因為我去見校長蔣夢麟，為兩千元的事向他道謝。蔣校長感到意外，問我：「哪兩千塊錢？」後來他說：「那是胡適之私人的錢。」於是我才明白胡適之先生對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錢還給了胡先生。我現在正式記下這件事，用以顯示胡先生這個人的慷慨和氣度。這件事從沒有公開向外人說過。

　　和上面可做顯明的對比是，我必須要提一下兒留美學生監督施秉元。我在哈佛讀完了一年，各科成績都是Ａ。這時使我感到詫異的一件事是，我的半額獎學金忽然被取消了，有關方面也並沒提出理由。這位施秉元等於砍了我的頭。等後來我聽見他死亡的消息之時，我聞人死而感到歡喜雀躍，未有如此次之甚者，後來才知道他是自殺身死的。他原是清華學校的校醫，由於他叔父是駐美大使施肇基這項人事關係，他才弄到這個多人覬覦的差事。他大概是做股票投機生意失敗而自己上吊吊死的。他若不把我的獎學金取消，我就不致因為一般的貨幣貶值被迫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後來又到德國去。我有三次連續獲得《中國學生月刊》的第一獎；後來，我是自動退出，把二十五美元的獎金讓給別人，我就這樣兒成了一個窮學生。

　　在哈佛，我進的是比較文學研究所。當時我的教授是Ｂｌｉｓｓ　Ｐｅｒｒｙ，Ｉｒｖｉｎｇ　Ｂａｂｂｉｔｔ（白璧德），Ｖｏｎ　Ｊａｇｅｒｍａａｎ（他教我「歌德研究」），Ｋｉｔｔｒｅｄｇｅ（教莎士比亞），還有另外一位教授義大利文。Ｂｌｉｓｓ　Ｐｅｒｒｙ教授最孚眾望，學生人人喜歡他。他有幾個漂亮女兒。我寫了一篇文字，題目是《批評論文中語彙的改變》。他給這篇文章的評語很好，說這篇可寫成碩士論文，因為我不久被迫離開哈佛，終於沒寫那篇論文。

　　白璧德教授在文學批評方面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主張保持一個文學批評的水準，和Ｊ．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ｒｎ派的主張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學裡唯一持有碩士學位的教授。因為他學識淵博，他常從法國的文學批評家聖柏孚的Ｐｏｒｔ　ｒｏｙａｌ和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著作中讀給學生，還從現代法國批評家的Ｂｒｕｎｅｔｉｅｒｒｅ著作中引證文句。他用「盧梭與浪漫主義」這一門課，探討一切標準之消失，把這種消失歸諸於盧梭的影響。這門課論到德．斯達勒夫人（Ｍａｄａｍ　ｄｅ　Ｓｔａｅｌ）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如Ｔｉｅｃｋ，Ｎｏｖａｌｉｓ等人。

　　白璧德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是夠深的。婁光來和吳宓把他的學說傳到中國。吳宓，看來像個和尚，但其風流韻事則可以寫成一部傳奇。吳婁二人的中文都很好，對文學的觀點都是正統的，因此與當時正風行的白話多少有點兒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我在班上坐一條長凳子。我被迫去借Ｐｏｒｔ　Ｒｏｙａｌ瀏覽一下兒。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標準說，有一次，我毅然決然為Ｓｐｉｎｇａｒｎ辯護，最後，對於一切批評都是「表現」的原由方面，我完全與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看法相吻合。所有別的解釋都太淺薄。我也反對中國的文體觀念。因為這會把好作品都打落在一連串文章句法嚴格的「法規」之中，不論是「傳」，是「頌」，或是「記」，或者甚至於一個長篇小說。殊不知蘇東坡寫作時，他別無想法，只是隨意寫來，如行雲流水，「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

　　他心裡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文體義法。

　　我無耐性讀Ｋｉｔｔｒｅｄｇｅ教授開的莎士比亞的伊利沙白時代的英文，他的課我只聽了一兩次。他穿著燈籠褲，身子筆直，看他這位活百科全書在哈佛校園裡漫步，倒還不錯。

　　一場災難來了。我太太得了急性盲腸炎，我把她送交一位天主教的醫生。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內臟仔細搜索了三個鐘頭，一定以為這是觀察中國婦女臟器的好機會。我認為割盲腸原算不了什麼，所以當時我仍在看安格盧撒克遜文字的文法，後來才覺得手術的時間未免太長了。此後不久，我太太顯示受了感染，要第二次開刀。我錢都已經花光，只落得用一罐老人牌麥片做一周食糧之用，又急著給她哥哥打電報，請惠借美金一千元。我太太以為我以堅苦卓絕的精神度此難關，頗有英雄氣，後來常喜談論此事。錢寄到了，我算得了救。第二次手術後，在醫院住了很久。我記得那年的二月滿街是雪，我是設法弄了一輛雪橇把妻接回家的。她康復還家，家人又行團聚，我們慶祝了一番。

　　在前面我應當已經提到在我們橫渡太平洋時，妻曾經發作過盲腸炎。因為我們正在蜜月之中，清華同學發現我們老是在船艙裡不出來，就向我們開玩笑。殊不知我們的痛苦之甚。我們須做個決定。是不是要在夏威夷上岸去把盲腸割除呢？這麼一來，妻的嫁妝那筆錢我就要用個罄盡了。但是，痛苦終於慢慢減輕了。我們決定冒險繼續前進，沒料到大約六個月之後，這個病又犯了。

　　妻和我單獨兩個人在一起，時光好甜蜜。這一段時期，我正是理性高度發展，但是感情尚未成熟。直到如今，吃西餐時，我還不知道用哪個杓兒喝湯，用哪個叉子吃魚。橫渡太平洋時，妻對西餐桌上的禮貌規矩已經完全精通，我弄錯時，她常常糾正我，這真出乎我的意外。

　　吃西餐時，我常把我的酒杯和鄰人的酒杯弄亂，不知哪個是我的，因而常喝錯了酒。因為犯錯出於無心，我還是一樣心安理得。

　　大學裡教授夫婦慣於照顧外國學生。綏爾太太是被指定照顧我們的社交生活的。她自己的名字是翟茜．威爾遜，是威爾遜總統的女兒，她丈夫是哈佛的教授。一個禮拜天，十二點鐘，有人告訴我們，說綏爾夫婦要來看我們。那時，前面說過，我們正住在赫石街。那時我太太已經從醫院回到家裡。我們和房東太太共用一個廚房，我們住兩間房。另外還有一個拳擊教師，一個未嫁的小姐，他二人都在和大學有關的一家飯館裡做事。有一次，我負責清理廚房，從廚房門後的一個口袋裡倒出一個死老鼠，慌忙之下，我把那個死老鼠掃到地板的一角兒，而沒有藏在垃圾桶裡。這件事，我覺得很丟臉。

　　我們已經到綏爾夫婦家去過。他一定是個北極探險家，因為他家客廳裡擺著巨大北極熊的牙。還有威爾遜總統很寶貴的畫像，像上有他三個女兒，圍桌而坐。有一天傍晚，我們去吃飯，結果是弄錯了日子。我們並沒有急速返回，反倒硬賴著吃了一頓飯。綏爾教授出來歡迎我們。綏爾太太趕緊準備飯。那是我們社交上一次失禮。

　　在哈佛讀書一年之後，系主任看了看我在聖約翰時的成績單。因為我各科的成績都是Ａ，他要我到德國的殷內（Ｊｅｎａ）去修一門莎士比亞戲劇。不必出席上課，即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我終於得到這個碩士學位的經過。

第七章　法國樂魁索城

　　我一決定離開美國，立刻就向法國的樂魁索城（Ｌｅ　Ｃｒｅｕｓｏｔ）美國主辦的中國勞工青年會申請一個職業。那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年。那個青年會接受了我的申請，並且願付我夫婦的旅費，我一時簡直快樂的迷糊了，天下會有這樣好事；在一九一七年，也許是一九一八年，中國參加了協約國，並且派了十萬勞工到歐洲去，工作是運送並葬埋死屍。在凡爾賽和約上，日本攫奪了中國的山東省和若干租界，因此在學生參加愛國運動聲中，引起中國全國的罷工罷市的抗議。不過在樂魁索城（Ｌｅ　Ｃｒｅｕｓｏｔ）的青年會與這件事則毫無關係。

　　我為中國勞工編了一本千字課。我們有四五個人在一個飯桌子上吃飯，這幾個人裡有一個中國廚子，他的一隻手老是打哆嗦，所以每一次他手裡端著一碟子菜時，你不知道他是要送給你呢，還是要從你手邊要回去。青年會裡的中國男人可以和法國小姐締結良緣，因為當時法國男人太缺少了。我和妻住在青年會外的一棟房子裡。我們睡的床非常非常之高，而床墊子又非常之厚。這棟房子的缺點是廁所在後花園之外。

　　不過我們住得很舒服。

　　在那時，我既不會法文，也不會德文。自己下功夫自修德文，我居然能自己動筆寫德文信去申請入殷內（Ｊｅｎａ）大學，頗為自得。妻從一位法國太太學法文，她們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妻在波士頓買的一件淺褐色的大衣，穿著看來滿神氣，我和妻在樂魁索城（Ｌｅ　Ｃｒｅｕｓｏｔ）照的像片上，就是穿著那件大衣。

　　後來直到我們過了德國，才看見巴黎，所以我們對ＬｏｕＢｖｒｅｓ，或是Ｃｈａｍｐｓ─Ｅｌｙｓｅｅｓ或是Ｃｏｎｃｏｒｄｅ等地，都是一無所知，過了相當久之後，我們才從火車上向外望了望。我們倒是看見了凡爾登，那就是法德兩國打溝壕戰往復衝殺，一直打了三、四年的戰場，結果雙方都沒得到那一片土地，那片土地打得不剩一棵樹，沒有一片蔭。多少團的軍隊戰死，他們的刺刀那時還依然亂拋在地面上。後來法國的馬其諾防線就在那裡興建的，認為是百攻難破的堅強堡壘。我們經過時，誰都可以從地上拾取遺留下的刺刀。

　　在樂魁索城（Ｌｅ　Ｃｒｅｕｓｏｔ）時，我很希望能找到我那失蹤的祖父。我祖父在咸豐十年太平天國之亂時，漳州大屠殺中，被太平軍夫拉走，去扛東西，後來始終音信杳然。我父親當時藏身床下，僅以身免。祖母帶著我父親和另外一個嬰兒，才一、兩歲大，逃到鼓浪嶼，後來把嬰兒給了一個有錢的呂姓醫生，我家和那位醫生，一直相交甚好。他們的住宅很大。我們三兄弟在鼓浪嶼讀書時，都是他們呂家的女人的教子。我被給與曼娘，我在《京華煙雲》裡寫的曼娘就是她的影子。她的未婚夫死了，她就成了未嫁的寡婦，她寧願以處女之身守「望門寡」，而不願嫁人。呂醫師挑選了兩個孩子，打算撫養長大。在我看來，這位處女寡婦不愧為中國舊式婦女中的理想人物。我到她屋裡去時，她常為我梳頭髮。她的化妝品極為精美，香味高雅不俗。她就是我所知道的「曼娘」。「平亞」的死，在《京華煙雲》裡記載得很忠實。曼娘和木蘭二人常常手拉著手。在《京華煙雲》這本小說裡，曼娘我最熟悉。

　　在兩三歲時送給姓呂的那位叔叔，後來中了舉人，我頗以有如此顯貴的親戚為榮耀，因為他是我們林家的血統。我姑母的兒子，在江蘇也是滿有名氣的學者。我到鼓浪嶼時，那位林叔叔死了。他死前曾把一個兒子送到英國去，後來做了工程師。我祖母再嫁給一個姓盧的，我們家還有他的一張照片。但是祖母仍然算我們林家人，我父親也是一樣。我在法國時，心裡抱著一線希望，希望在那些華人勞工之中找到祖父。這種希望自然不大，我可是曾經仔細找，毫不放鬆，看看是否年齡上有相似的沒有。這個想法我覺得也很有趣。

第八章　殷內鎮和萊比錫大學

　　在殷內鎮，我們過的日子很快樂。殷內鎮是歌德的故鄉。是個小型的大學城，和海德堡一樣，是個頗有古風遺俗的市鎮。這個小鎮的活動以在俱樂部裡的學生為主，還有他們的女房東，學生的郊遊，出去看決鬥等事。他們的功課就是皮膚上的傷留下的瘢痕，似乎是瘢痕越多，學位越高。我和妻手拉著手去聽課，一同去郊遊，第一次嘗到德國的大學生的生活滋味。我們都已成年，不再有點名和小考的麻煩。我們何時把功課準備好，就隨時自動請求考試，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可以。我們沒有請假這件事。在春天我們可以到布拉格去，然後給教授寄一個明信片去問候即可。生活何等自由！雖然有此自由，上課的人數還是依然如常，每個人都照舊苦讀，因為是出乎本心想求學。

　　我們住在公寓裡，有沿著牆長的磚爐子。有人教我們調整火的大小，用灰埋火保持火種，使火整天保持溫暖，並沒有冷熱水管子，我們要用壺和盆洗浴。我忽然想起來，歌德和席勒也是用同樣的壺和盆洗浴，但是卻寫出那麼好的詩。每天，我們享受愉快的散步；真是天上人間的生活。我由美國的哈佛大學而來，在此，我生活的觀點也改變了，我愛上了這舊大陸的風光和聲音，和新大陸是那麼明顯的不同。在美國，不管是在紐約，或是在舊金山，看見的是同樣的冷飲櫃檯裡同樣的牙刷，同樣的郵局，同樣的水泥街道。歐洲則變化甚多，在法國羅亞爾河流域，有舊式古城堡，狹窄的街道；有布魯塞爾的大教堂，比利時列日城繁華的市街，Ｓｔ．Ｍｏｒｉｔｚ和Ｉｎｅｔｒｌａｋｅｎ的燦爛風光。我對一切古老的東西，古老的風俗、衣著、語言，都是極其愛好，極其著迷。

　　我們看見歌德的房子，很受感動，尤其他收集的物種演化的資料，還有他自己零零星星的雜物。我很受他所著《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感動，也深愛讀他的《詩與真理》。但是我讀之入迷的是海涅的作品，詩之外，應以他的政論文字為最可喜。

　　不久之後，我就因為萊比錫大學是印歐文法的比較哲學的重鎮，而被它吸引住了。Ｓｉｅｂｏｌｄ的語音學是很傑出的。他曾發明了一套方法，用聲調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讀到Ｐａｓｓｙ的語音學，是一部極具參考價值的書。這些都與分別中國古音的「等韻」研究有關。分別古韻對於決定古音是極有價值的。這要根據陳蘭甫和黃季剛的根本研究入手。不過清儒王念孫，段玉裁，還有近來瑞典的學者高本漢（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Ｂｇｒｅｎ），都已經有很大的成就。

　　關於Ｄｕｒｅｒｂｕｎｄ文學書目顧問學會，我認為大有用處。這個學術機構向讀者提供忠告，使他知道對某一個專題當讀某些書籍。Ｊａｇｅｒｍａａｎ教授是教我後期德國浪漫主義的講師。我不能去找他打聽相關的參考書目，也不能去問別的學生。後來，在紐約我幫助編了一本供大學生閱讀的書，一定銷售了一百多萬冊。一本好的導讀類的書，對自己研究的學生就如同鎖的鑰匙一樣。有這樣導讀的書在手，讓學生自己去研究，對這項專題方面，你等於已經提供他浩繁的材料。這是我對大學生研究一項專題的方法。關於這個，容後再予詳論。妻與我一同去上Ｍａｘ　Ｆｏｒｅｓｔｅｒ的英文課。我們倆就猶如兄妹一樣。從那時起，妻就注意到我必須衣著整齊，這是她對丈夫的要求，至於我個人，我倒認為無所謂。在食物方面，她使我一定要營養適當；可她對自己，則自奉甚簡，絕不講究。後來，一個和很出名的音樂批評家離婚的美國女士，是我們的朋友，她對我說：「林博士，你們婚姻上沒有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她甚為詫異，她於是知道了中國婚姻是與美國婚姻不同的。

　　在德國萊比錫我們沒有朋友。若是到附近的地方去郊遊，我們就到萊比錫的Ｄｅｎｌｓｍｏｌ。每週我們也到火車站的浴池去好好兒洗個澡，買些好點心回家。我們漸漸和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博士夫婦成了好朋友，這位博士後來成了Ａｓｉａ　Ｍａｊｏｒ雜誌的出版人。另一位特別要好的朋友是Ｆｒａｕ　Ｓｃｈａｅｄｌｉｃｈ，她一度是我們的房東。妻和這位太太無事時一同嚼鰽魚。她有一個好漂亮的兒子，希特勒興起時被殺身死的，那時他才二十歲的光景。這位太太是猶太人，逃到了倫敦。後來我聽說，她又回去取東西，正趕上她的房子坍塌，她就活生生埋在裡面。那是一九四五年。

　　在萊比錫工業展覽時，所有歐洲的出版商都去參加。那時，我們正住在郊外。我們的女房東是一個孤獨寂寞的寡婦，同時又患有色情狂。她無時不在喝啤酒，吃鹹肉、抽煙。她把自己作的詩給我看，存心引誘我。她有一個女兒，已到適婚年齡，很厭惡她這位母親的行為。有一次我在她門口經過，她正在發作，一陣病來就昏倒，要我過去把她扶起來。我叫我太太過去，她假裝做甦醒過來。在工業展覽期間，她有一個經常的客人和她一起住。她告訴我們那位男子像歌德一樣，還告訴我們他倆在一起相處的樂事。

　　我前面曾說過我在清華學校時決心讀中文。可是後來卻以學校的教授身份來到萊比錫大學。在萊比錫大學有一位中文教授（Ｃｏｎｒａｄｙ），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讀現代中國的報章雜誌卻有困難。他開了一門泰國文法，班上有四、五個學生。我覺得德國人遇事講求徹底認真，居然有學生精研泰文文法。Ｃｏｎｒａｄｙ博士認為他有一位從北京大學來的我這位同事，頗以此為榮，因此對我熱誠歡迎。中國研究室的中文書真是汗牛充棟。我也能夠從柏林借到中文書。那時我才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的音韻學。不久，我就沉迷在《漢學師承記》，《皇清經解》，尤其是《皇清經解續編》，這都是滿清末葉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刻的。我這才熟悉了諸名家的考證註釋的著作，其中大家如高郵王氏父子，段玉裁、顧炎武。概括言之，整個清朝的學術趨勢是一反明朝的哲理研究，而回到漢朝的說經考證，而且對經書是相信今文，反對古文，因此引起中國經典研究上一個軒然大波。也引起自唐代以來偽經的爭論，如《詩經》是根據「毛詩」和《左傳》。若是根據西方的語言學來說，認為只有一個版本才正確，是很武斷的。在漢初，由秦禁經典之後，一定發掘出來好多版本。國學大師章太炎還是相信經典的古文本為真本。錢穆曾寫了一長篇文章，證明喊叫「偽造」經典是不肯細心讀漢書的文人的道聽塗說。這種邪說至今日而愈甚，甚至梁啟超不相信有老子其人。胡適之認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為偽造。康有為可算這種懷疑偽造之最大膽者，他竟說六經皆孔子所偽造，因而寫出「新學偽經考」。我深幸還不為之動搖。認為《莊子》的前七篇真為莊子所作，其餘各篇疑係偽作，而不說明若非莊子所作，《秋水》、《馬蹄》、《膚篋》究係何人所作？證明古書之真正可靠與否，需要更審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語言學的標準。高本漢（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Ｈａｒｌｇｒｅｎ）氏的《左傳真偽考》是應用現代方法的一例。

第九章　論幽默

　　西方人，對幽默這一詞，當然是毫無疑問，是人人接受的。可是對中國讀者而言，一個報章雜誌的編者會留一頁，用以登載生活的輕鬆方面的文字，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的高級官員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說句幽默的話，也是一樣不可想像的。美國前故總統甘迺迪，在記者問他何以選他弟弟充任首席檢察官時，他運用他的急智回答說──做了首席檢察官之後，他再做律師就更有經驗了。Ｒｕｓｓｅｌｌ　Ｂａｋｅｒ主辦的《紐約時報》是盡人皆知的，而包可華專欄更是獲得萬千讀者的歡迎。他有見識，也有良知，也有機智，敢把普通社論所不敢說的話，以滑稽突梯嬉笑詼諧的態度說出來。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幽默完全不離常人的淳樸自然。一次，他到達倫敦，是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因為遲到而正式道歉，說原因是他必須去租一件無尾的燕尾服，好符合那種文物衣冠上流社會的派頭兒，但是此種禮服都已被參加此一宴會的文明紳士先生們全租去了。當時馬克．吐溫到宴會上，故意作違背禮俗之事，開了個玩笑說：「我已經吃過了。」而其他紳士先生則假裝做他們還不曾吃過。

　　我們平常往往誇大其詞，談論斷然行仁行義，做這做那，其實應當腳踏實地，歸真返樸，切合實際才有實效。

　　「幽默」一詞與中國的老詞兒「滑稽」，兩者頗多混亂之處。滑稽一詞包括低級的笑談，意思只是指一個人存心想逗笑。我想使幽默一詞指的是「亦莊亦諧」，其存心則在於「悲天憫人」。我在上海辦《論語》大賺其錢時，有一個印刷股東認為這個雜誌應當歸他所有。我說：「那麼，由你辦吧。」我那位朋友接過去。這份雜誌不久就降格而成為滑稽笑話的性質，後來也就無疾而終。我後來又辦了《人間世》和《宇宙風》，同樣以刊登閒適性的小品文為特色──一直辦到抗戰發生，甚至日本佔領上海之後，還繼續維持了一段時間。在我創辦的刊物上，我曾發表了對幽默的看法。題為《論幽默》，我自己覺得那是一篇滿意的文章，是以喬治．麥瑞迪斯（Ｇｅｏｒｇｅ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的《論喜劇》為依據的。

　　雖然現代的散文已經打破了過去主張文以載道的桎梏，但那種硬性的文法還是對中國的散文家有支配的力量。蘇東坡持有一種寬容的看法，程伊川則持武斷硬性的看法。宋時，朝臣為司馬光舉行過嚴肅的喪禮之後，所有的朝臣又應當去參加一個節日典禮。那位理學家就引用孔子說的「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那句話。這引起蘇東坡對理學家激烈的批評。我們有很多這種背乎情理的事例。有一個理學家不去探視臥病在床的兒子，而去探視他的侄子，用以符合「孔孟之禮」，因為探問侄子比探問親兒子更合乎古禮。

　　我創辦的《論語》這個中國第一個提倡幽默的半月刊，很容易便成了大學生最歡迎的刊物。中央大學羅家倫校長對我說：「我若有要在公告欄內公佈的事，只須要登在你的《論語》裡就可以了。」我發明了「幽默」這個詞兒，因此之故，別人都對我以「幽默大師」相稱。而這個稱呼也就一直沿用下來。但並不是因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們這個假道學充斥而幽默則極為缺乏的國度裡，我是第一個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罷了。現在「幽默」一詞已經流行，而「幽他一默」這句新的說法，就是向某人說句諷刺話或是向他開句玩笑的意思。

　　有一次，我參加在台北一個學校的畢業典禮，在我說話之前，有好多長長的講演。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十一點半了。我站起來說：「紳士的講演，應當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聽了一發愣，隨後轟堂大笑。報紙上登了出來，成了我說的第一流的笑話，其實是一時興之所至脫口而出的。

　　另外我說的笑話已經傳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

　　這話我是在巴西一個集會上說的。

　　在《讀者文摘》上我看到的一個笑話是：「女人服裝式樣的變化，是不外乎她們的兩個願望之間：一個是口頭說明的願望──要穿衣裳；一個是口頭上不肯說明的願望──要在男人面前或自己面前脫衣裳。」

第十章　大旅行的開始

　　畢業後，我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住在北京就等於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觸，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藍色天空，輝煌的廟宇與宮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給人一種滿足及生活舒宜的感覺。朝代已經改變，但北京仍在那裡。有臥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噴射出晶明的噴泉，而鼓樓使守夜者驚醒。人何求於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賜，人生在世還能求什麼？北京，連同它黃色屋頂的宮殿，赤褐色的的廟牆，蒙古的駱駝以及銜近長城、明塚，這就是中國，真正的中國。它是無神論的，有無神論者的快樂和滿足。

　　在中國做一個基督徒有什麼意義？我是在基督教的保護殼中長大的，聖約翰大學是那個殼的骨架。我遺憾地說，我們走進一個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審美上與那個滿足而光榮的異教社會（雖然充滿邪惡，腐敗及貧窮，但同時也有歡愉和滿足）斷絕關係。被培養成為一個基督徒，就等於成為一個進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對新學表示贊同的人。總之，它意味著接受西方，對西方的顯微鏡及西方的外科手術尤其讚賞。它意味著對贊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對立妾制度及纏足，保持明顯而堅決的態度。（皈依基督教的婦人首先要放腳，而我的母親，自小是一個異教女孩，曾放了她的腳改穿一雙襪子。）它意味著贊同教育普及及民主觀念，且以「能說英語」即為具有良好教養的標誌。它同時意味文字羅馬拼音化及廢除對中國字的知識，有時且廢除一切對中國民間傳說、文學、及戲劇的知識，至少在廈門是如此。羅馬拼音法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我們在廈門有一套七聲的完整羅馬拼音系統，它是對反對它的漢學家的嘲諷。我的母親可藉羅馬拼音法把全部《聖經》讀通，此外也曾藉此自習漢字的《詩經》，而且她曾用完全清楚的羅馬拼音字寫信給我。羅馬拼音並非不能實行，但在心理上我們不願意要它。

　　而同時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處，這點我們可以很快看出的。我們不只要和中國的哲學絕緣，同時也要和中國的民間傳說絕緣。不懂中國哲學，中國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國的民間故事卻顯然是可笑的。剛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為我的教會是加爾文派。我不准去聽那些漳州盲人遊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麗的故事。這些盲歌手，有時是男的，但多數時候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經過，手裡拿著一副響板及一個燈籠，講述中國古代的魔法故事及歷史上的奇事。我的母親是在異教家庭中長大的，告訴我這一類的故事，但我從來沒有從那些遊吟歌手那兒聽過這些故事。當我們這些男孩經過鼓浪嶼廣場上一個戲台時，我們以為該直向舞台觀看而不是邊走邊看。現在，舞台是教育中國人（包括文盲非文盲）知道他們的歷史的普通媒介。任何中國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識三國時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就已經知道約書亞的角聲曾吹倒了耶利哥城。當我知道杞梁的寡婦因發現丈夫被徵築長城而死，流的眼淚溶化了一大段長城時，我十分憤怒。我被騙去了民族遺產。這是清教徒教育對一個中國孩子所做的「好事」。我決心反抗而沉入我們民族意識的巨流。

　　我靈性的大旅行於是開始。我們經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裡面生存，活動，及安身立命，我們也是滿足的，就像北京異教徒的滿足一樣。但身為中國基督徒，走進一個我所稱為真正的中國世界裡面，睜開了他的眼敞開了他的心，他就會被羞恥感刺痛，面紅耳赤，一直紅到耳根。為什麼我必需被剝奪？事情並不如我描寫的這般簡單。甚至那個纏腳及立妾的問題也不是如我所想像的這般乾脆和簡單。在我沒聽辜鴻銘為這二者有力地辯護以前，事實上我並不欣賞立妾及纏足的倫理學及審美學。在本書結束之前，我將會談到許多關於辜鴻銘的事。

　　在這裡我必須提及兩件事，鴉片及祖先崇拜──其中之一導致中國人的一種深厚的屈辱感及對西方的厭惡感，另外一種使一個中國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剝奪國籍的感覺。中國基督徒不近鴉片，那些傳教士當然譴責它。它的戲劇性和悲劇性成分，是傳教士的同胞們把它帶進來而且用槍逼我們接受。那位偉大無畏的中國官吏林則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廣東總督的時候，在廣州各碼頭上燒燬了許多箱鴉片，引起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被充軍新疆死於戍所，而中國國門因此大大開放。一箱箱的鴉片，厚顏無恥地大量滾入。但問題是，傳教士進入中國時正是中國人被鴉片惡臭燻醒的時候。然後再加上第三個因素──傳教士及鴉片都在戰艦的蔭庇之下得益，使這情形變得不但可歎，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傳教士十分反對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極端反對那些傳教士；大家都認為對方瘋狂。一個中國人所能看得到的是，傳教士曾關心拯救我們的靈魂，所以當戰艦把我們的身體轟成碎片的時候，我們當然是篤定可上天堂，這樣便互相抵消，兩不相欠。

　　現在我回頭談祖先崇拜，它是做中國人基本的一部分。中國基督徒被禁止參加，便等於自逐於中國社會之外，而使那所謂「吃洋教」的控告屬實。這個問題是基本而中心的，而且質問一個草率的教會傷害它的教徒能到何等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被視為一種宗教時唯一可見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廟崇拜孔子常是學生及考試得中的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中國基督徒沒有理由不參加，且無論如何，沒有理由自摒於中國文化之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任何讀過中國經典的人都應該知道。當孔子試圖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紀時周朝創立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規律時，他事實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創立者距離孔子比喬塞距近代學者更遠，比Ｂｅｏｗｕｄｔ史詩則近一點。祖先崇拜，在中國人看來，是對過去的崇敬與連繫，是源遠流長的家族系統的具體表現，而因此更是中國人生存的動機。它是一切人要做好人，求光榮，求上進，求在社會上成功的準則。事實上，中國人行為的動機是：「你要做好，這樣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榮耀；你要戒絕惡事，這樣你就不至於玷辱祖宗。」這是他要做一個好兒子，一個好弟兄，一個好叔伯，一個好公民的理由。這是中國人要做一個中國人的理由。至於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像力盡量擴張，才可以稱它為如中國教會所謂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基督教大教堂供奉神像的陋習（特別是在義大利及法國）比較起來，這些寫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來好像某些毫無想像力的理性主義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幾個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堂有一張祭桌，後面擺滿了一堆這樣的木牌，這些木牌，看來好像一把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記號是每一個男女祖宗之靈的座位。崇拜的時候，祭桌上點著燭和香。至於跪在這些木牌前叩拜，實在就是基督教教會反對的主要一點，因為他們忘記了中國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們在某些鄭重的場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及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種順服的表示。孔子說：「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個人洗擦乾淨，你將發現有一種洗擦不去的以祖宗為榮的驕傲。

　　現在，在廈門的非基督徒對我們是寬容的。在那裡沒有社會排斥。基督教社會在廈門及漳州和當地人親密地相處，像所有人都是一個教區的分子一樣；他們進步而成功，他們的孩子，不論男孩或女孩，求學都有較大的便利。如果有敵意，我想是因為祭祖的問題。我們沒有被人囚禁，我們卻把自己囚禁起來而自絕於社會。在一個現代城市裡，這倒沒有什麼關係，但在鄉村中，這對一個中國基督教信徒，可是最尷尬的個人問題。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誠懇的態度來問我父親，他們可否為社會節慶中的演戲捐一點錢。這些基督徒真正想問的是他們是否要在他們的堂兄弟、叔伯、及族裡其他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會。這是基督教教會所禁止的，但他們卻在父母生前，歡樂地慶祝母親節、父親節；而父母死後，做極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實際的相片來代替像米達尺的木牌。中國有一句俗諺說：「飲水思源」。中國基督徒難道只可以從自來水龍頭飲水，而不准去想水的源頭嗎？

　　孩童時代，我年紀太小，不會感到任何敵意及中國基督徒已自絕於他們所屬社會的事實。在學校的日子裡，我們是愉快地求學，以致不能感覺到任何事情。但我記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徒的領袖人物是對教會有敵意的。這些偶發事件是瑣屑而有趣的──並沒有爆發到像被稱為拳匪之亂這樣的暴行和仇恨。我父親完成了教堂建築的後一年，一個考試落第而又失業的吸食鴉片的文士，意圖捐集款項在教堂的同一條街道上興建一座佛廟，他就這樣做了。他是一個可憐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絕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以囚首垢面來表示他通天靈；我最記得的是他滿口黑牙，穿一件污穢而只扣了一半鈕扣的長衫。不論他想不想洗乾淨，卻總有意讓人看見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死後在佛教的天堂中作海綿浴的快樂，儘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剛好流經他的寺廟。但這個可憐人至少有他的機智，他是賴此為生。我們的教會有一口美國人捐贈的鐘，我們為它在前門建築了一個約五十尺高的鐘樓；而這位失業的文士後來有了一面裝設在他佛廟裡的鼓，這種事是不常見的（佛廟裡常用他無法提供的鐘）。當教堂禮拜日鳴鐘時，他也注意去擊他的鼓。如他所說：「耶穌叮噹佛隆隆」。我們孩子們決心不讓他贏。我們輪流幫助拉繩，而傾聽鼓聲何時停歇。我們繼續這種競賽，直至父親以為我們是瘋了，制止我們。後一年，我從學校回來，那個鼓不見了。那個黃牙齒的人大概已把它賣掉買鴉片了。於是我們勝了。

　　另一位非基督徒的領袖，因為他的年紀和他的鬍子而較為可敬。他是整個河谷的紳士。我父親和「金公公」保持友好的關係，但金公公從來不來教堂，且阻止別人來教堂。那條河是從山上下來，在河曲有一道橋，河的一旁是有許多商店的坂仔街，高踞在堤岸之上，經常受河水侵蝕的威脅，因為當洪水來的時候，它會受到漩流的全力打擊；在河的另一旁是一個多石的淺灘，這個地區的輪迴市集，每五天在這裡舉行一次。在淺灘那一邊的橋腳下便是金公公的家，在這種情勢之下，他大可說那道橋是他的。橋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圓木條鋪平，但沒有鋪上厚橫板。因為那些木條不是完全直的，人可從那些間隙中看見下面的河水，而那些纏腳女人必須小心行走，以免她們的鞋跟被橋洞卡住。我知道那道橋是金公公收入的來源，因為他也吸鴉片，需要錢去買。若有一場大洪水時，那道橋不是被沖走就是要修理。每次洪水來過，金公公便出去向鄉民募集款項來修理，而橋完全被沖走時，當然是一次意外收穫。現在秋水氾濫在我們村裡相當常見，為金公公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金錢來源。還有，由於經常注意那道橋構造上的裂痕，知道橋本身接榫的脆弱，金公公可以斷定這道橋對於河水的水平線的些微變動都很敏感。唯一要等待的是天公公和金公公的合作而已。我記得金公公是一個斯文而講理的人，他對基督教有敵意的唯一理由是他開了一個賭局，而我父親極力阻止基督徒賭博。因此他也不得不阻止那些賭徒成為基督徒。

　　對一個有知識的中國人來說，加入本國思想的傳統主流，不做被剝奪國籍的中國人，是一種很自然的期望。我是在全國英文最好的大學畢業的──那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因為幼承父親的庭訓，對儒家經典根底很好，而我曾把它銘記於心。每一個有學問的中國人，都被期望能銘記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話，它是有學問的人會話的重要內容，但我的書法很糟，是中國缺乏教養的人的最顯著的標記。我對於中國歷史，中國詩，中國哲學，及中國文學的知識，充滿漏洞。現在我是在北京，中國文化的中心。我覺得好像一個在劍橋大學一年級的英國學生和他的導師談話一樣。那個導師用煙煙噴他並且喋喋不休地談及斯文本恩、濟慈及霍斯曼。對於這些文學家，那個學生只有一個泛泛瞭解。一個有才智的小伙子經過這樣會談之後的第一件事是到圖書館去讀斯文本恩、濟慈及霍斯曼；這樣他在第二次會談時，才不會顯得那般土氣和無知。這是我們所稱為的真正大學教育正常的程序，通過心與心的關聯，甚至也可以說是由於傳染。我帶著羞愧，浸淫於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廣大的異教智慧世界向我敞開，真正大學畢業後的教育程序──忘記過去所學的程序──開始。這種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外表上我是一個有成就的教師，我在清華大學幹得不錯。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建立的，這所大學突飛猛進，成為中國最現代及設備最好的大學之一，而它那時正開始建築一座壯麗的圖書館。它有一位不平凡的中國籍校長及一批本國及美國的好教授，它坐落在北京郊外一個從前滿洲王公的花園。但心智上我是笨拙的，而且不善適應。直到那個時候我仍有時被胡適博士視為清教徒。我是一個清教徒，我對一位非基督徒的詩人或學者有和善及友愛的期望。我的體質不適於飲酒，酒可使我眼瞼乾閉。至於煙斗，我願為這可靠的精神安慰者永遠辯護。雖然我自稱為異教徒，像羅馬酒神節日這樣的東西，那時仍非我的能力所能理解，至於現在仍是如此。在一種羅馬將領的宴會中，斜倚在臥榻上吃用金盤送上來的一束葡萄，我依然一直是一個旁觀者。至於女人，在清教徒教育中的訓練則有某些益處。當禮拜天我的某些同事去嫖妓，我卻在清華大學主持一班主日學，而清華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學。一位同僚教授稱我為處男，直到結婚時我仍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巴黎夜總會的脫衣舞。沒有一個人能像一個好清教徒這般正當地欣賞脫衣舞。我永不會像大學裡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雖然我在後來的日子中學習在男人及女人的社會中安詳、自然，我仍學不會在一個傢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動作。我想這是因為高山的精神永遠影響著我，而我本質上就是來自鄉村的男孩，這是「異教徒」一字語源學的真義。直到現在我仍喜歡穿著襪子在我系辦公室的地毯上行走，視之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我以為人的雙腳，即因為上帝為了叫人行走而造成它們，所以是完美的。對於它們，不能再有什麼改良，而穿鞋是一種人類退化的形態。湯瑪斯．渥爾夫曾在《望鄉》（Ｌｏｏｋ　ＨｏｍｅＢｗａｒｄ）一書中親切地寫，天使腳趾翹起，因為他生來就是如此。有時，晚上在曼哈頓區的街上散步，我因妻子一個大聲的呵欠，或突然的，故意的拖長的尖叫聲而對她憤怒。因為我雖然在曼哈頓士敏土的行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看見山巔未受拘束的太空，我的耳朵仍聽到山泉甜蜜的笑聲，而我並不害怕。

　　我常想，做一個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什麼時候閉嘴，要懂得安靜等待陞官，真不知道這其中的滋味是怎樣的。因為在中國，做一個學生，就要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我曾看見一位來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身和前途無可懷疑的是官場。但我來自福建──不是來自上海或北京。我們在整部中國歷史上出產詩人、學者，及美人，但沒有高等官吏。

　　　　◇

　　上一代有三位偉大的中國作家來自福建：嚴復，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及赫胥黎的翻譯者；林紓，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譯者，關於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鴻銘（請看下文）。──作者自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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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部的短暫時期中，我發現這位同事已學會閉嘴，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文雅而態度自然。他在辦公室，把時間都花在喝茶及看報紙上。我對自己說，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省的首長，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徹底地知道這種不說話的神秘，與閉嘴魔術和陞官主義的關係。而我所得的結論是：一個兵把他的血貢獻給國家，但永不放棄他的榮譽；一個真正成功的官吏為他的國家放棄他的榮譽，但永不奉獻他的血。一個兵的責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個好政治家的責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談及它。他所做的只是愛他的國家。

　　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這裡有Ａ及Ｂ，則二者之間必有一條聯繫線Ｃ，來說服我相信聖靈在神學上的必要。這種經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這些教條產自迂腐的心，處理靈性的事情像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並論。那些神學家這麼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會被接受成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恆。我當然反抗。這些教條中有許多是不相關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編成的次序而論，保羅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紀的教父比保羅知道得多。按他們真言的比較而論，耶穌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對信仰的確信，但仍固執地抓住對上帝父性的信仰。聖誕節在清華大學主領主日學班時，那顆大星怎樣準確地把三位東方博士領導到馬槽所在的那條街，這種想像對我已經有很大的困難。我只能在桑塔亞那的感覺中，欣賞天使們夜半歌聲的象徵美。聖誕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話，但仍是一個美麗的神話。雖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斷和基督教會的連繫之前，還必須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兩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觸。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對我未來的發展有不同的貢獻。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國文化復興的胡適博士。文化復興，和其他較重要的事，嚴格說來就是反儒學。胡適博士，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放出第一炮，這一炮，完全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中國思想及中國文學的趨勢。這是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路標，提倡以國語取代文言，以國語作為文學表現的正常媒介。同時，北京大學有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教授陳獨秀，編輯《新青年》。胡適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博得全國的喝采。我和他在清華大學相會，這是像觸電般的經驗。對於這個運動的整個進步，我直覺地同情。同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及林長民，都參加了這個運動。然後保羅．門羅、約翰．杜威，在我出國留學之前，又來北京大學訪問。（我一九二三年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毛澤東在那裡當圖書館管理員──但沒有人注意他，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他。）

　　總之，文化復興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去所作的一種全面的決裂。一方面軍閥們在交兵，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為向他們自身挑戰及鬥爭的緊張情緒所支配。北京是充滿活力的。林紓，那位我姐姐曾讀過他的作品的偉大翻譯者，那時也在北京大學，譴責白話為「引車賣漿者的語言」。哪裡有鬥爭哪裡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動，有為它而戰或為它而反抗的主義。年輕的中國徹底的被震動。共產主義者陳獨秀繼續譴責儒家的整套系統，特別反對祭孔及寡婦守節。而胡適，一個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以科學考據為依準，其實較為溫和，寫出來的文章像一位學者。陳獨秀譴責迷信，如扶乩。當然，《新青年》能輕易地做反對纏足的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民國的時代，所以這種努力有點兒像馬後炮。一個熱心的學生寫著：「我們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國女人的小腳（的責任）在我們的肩頭」──對新自由戰士而言確是一種不尋常的任務。你想，事實上最少有五千萬雙中國女人的小腳要背，而這位青年可能有一雙軟弱的膝頭。我不免被北京大學吸引，而我出洋回國之後，便在那裡任教。在這思想大動亂當中，我為自己的得救，而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及語言學──每一種我可以抓得到的東西。我飄浮在中國覺醒的怒潮裡。

　　但是，卻有一個不加入吶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從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學成回國，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來，我們這些民國時代的青年新貴，是無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現在稱為德謨克拉西的近代群眾崇拜所腐化，靈魂也已被玷污得鬼鬼祟祟。他說我們是「近代沒有辮子的時髦中國人，回國的留學生」，「曾從英美的人民學習，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行為不端』的人」。他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討厭，因為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在中國的人沒有一個能像他這樣用英文寫作。他挑戰性的觀念，目空一切的風格，那種令人想起馬太．安諾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條有理地展示他的觀念和重複申說某句話的風格，再加上湯瑪斯．喀萊爾的戲劇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雋妙。這個人就是辜鴻銘。辜鴻銘是廈門子弟，像是料理中國人文主義大餐前的一杯紅葡萄酒。由於他把一切事情顛倒，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著一個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覺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對於他的描寫。毛姆沒有提及辜鴻銘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談中國屏風》書中用「那個哲學家」來代替。毛姆在揚子江上游的四川省見過他，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動的描寫，極能顯示這個人性格的要點。

　　　　這裡住著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我這次有點吃力的旅行動機之一就是想見一見他。他是中國儒學的權威。據說他英文、德文都說得很流利。他曾好幾年做皇太后總督之一的秘書，但現已退休。每星期的幾天裡，他家大門都為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開放，宣講孔子的教訓。他有一班門徒，但人數不多，因為那些學生大都喜歡他簡樸的住宅及樸實中的高貴。如果向他提及外國大學的建築及那些野蠻人的實用科學，只會被他輕蔑地開除。從我對他一切所聞看來，我斷定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當我提出想和這位著名的紳士見面時，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經過許多天還沒有消息。我問起來，主人聳聳兩肩。

　　「我送了一張便條通知他來這裡一趟，」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他是一個脾氣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為用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學家是適當的，所以我並不驚訝他對這種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信給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禮貌的詞句問他可否讓我去見見他，就在兩小時之後，接到他的覆信，約定明天早晨十時。

　　當那哲學家進客廳來時，我立刻向他的賜會表示感謝。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

　　「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種奉承，」他回答，「你們國家的人只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種就一定是那一種。」

　　我想冒險抗議，可是我還不瞭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種嘲弄的表情望著我。

　　「他們以為只要他們點頭，我們就一定會去。」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草率的通知感到不滿。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的話。

　　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有一條炭色的細辮子，明亮的大眼，眼瞼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殘缺而且變色。他過度地瘦，手優美而小，乾枯的像鳥爪。曾有人告訴我他吸食鴉片。他穿著一件黑長衫，戴著一頂小黑帽，都破舊不堪了，穿一條深灰色的褲子束在足踝上。他在觀望，不十分知道應採取什麼態度，是一種戒備狀態。

　　在我從他的風度上感到可靠的鬆弛。他像一個全身端嚴起來等待人家來替他拍照的人，聽見鏡頭遮蔽器一響，才恢復他的自然。他拿他的書給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說。「後來我又在牛津讀了一個時期。但英國人對於哲學沒有很大的胃口。」

　　雖然他把話說得像有點歉意，但顯然他還蠻高興說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們曾有過一些對於思想界略具影響的哲學家。」我提醒他。

　　「休姆和伯克里？當我在牛津時這兩位哲學家在那兒任教，他們深恐會得罪他們的神學同事。他們不會追求他們思想的邏輯結論，因為怕危及他們在大學社會裡的地位。」

　　「你曾研究過哲學在美國近代的發展嗎？」我問。

　　「你是說實用主義？它是那些對不可思議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終避難所。我喜歡美國的石油甚過美國的哲學。」

　　接著還有更多類似的尖酸話。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實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評家所愛用的空詞套語「有洞察力」那個字），他說：「他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只能滿足他所謂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經典範圍內找得到』的那種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見辜鴻銘在真光電影院，他的前面坐著一個禿頭的蘇格蘭人。白人在中國到處都受到尊敬，辜鴻銘卻以羞辱白人來表示中國人是優越的。他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中國煙斗，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蘇格蘭人時，他用他的煙斗及張開的尖細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靜靜地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壞了，不得不按中國的禮貌來做。辜鴻銘被中國人熟悉，可能是因為他對立妾制度有雋妙的辯護。他說：「你見過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可是你看見過一隻茶杯配四個茶壺嗎？」在我們之中也曾傳說如果你想看辜鴻銘，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紅燈區便可以看到他。這不是一個老浪子的姿態，而是一種對某些重要哲學主張的信念。他勸那些無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們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可以從那裡的歌女身上，證實中國女性本質的端莊、羞怯、及優美。辜鴻銘並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任張之洞的「通譯員」，（張之洞是十九世紀末葉，主張維新的偉大滿洲官吏之一，是使長江一帶不受拳匪擾亂的一個重要角色。）我曾見過辜鴻銘，他留著薄薄的頭髮，在中央公園獨自散步。有人會以為他是一個走霉運的太監，或者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多麼孤獨驕傲的心啊！雖然如此，但我覺得不配去接近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的專家。儘管當陳友仁（後來在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辜鴻銘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聞》（一份陳所編的英文日報）大開筆戰的時候，我在聖約翰大學裡就對他頗為仰慕。辜是一個眾所共認的保皇黨及失勢的支持者，而陳卻是一個革命黨。兩者都精於謾罵，而且無懈可擊地精通英文。陳稱辜是江湖術士及抄經文士，而辜卻稱陳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紳士（一個失去國籍，半英國化的印度人），因為陳生於千里達島，說中國話像外國人。當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我發見辜鴻銘在德國的那段日子還很有名氣。他那本小書「Ｖｅ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ｅｇｅｎ　Ｅｕｒｏｐａ」（如果我還記得清楚，有一個德國人曾將他這本書譯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這本書寫於一九一五年，大戰爆發後不久，雖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話來譴責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但他把大戰首先歸咎於卑劣的英國帝國主義及倫敦的暴民崇拜。他說了一些同情德國人的話，說他們「熱愛公義」，整潔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麥王子的偉大仰慕者，所以雖然他在美國是完全籍籍無名，他的話德國人很喜歡聽。

　　辜鴻銘是一塊硬肉，不是軟弱的胃所能吸收。對於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滿硬毛的豪豬。但他的深度及卓識，卻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作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了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瞭解。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那些外國的漢學家譯得很糟，中國人自己卻忽略了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難的。觀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關係只用句子的構造來表示，沒有字尾變化，且沒有常用的連接詞及冠詞，有時更沒有主詞。因此中國哲學的「源頭」，直到今天，仍被覆蓋在似霧的黃昏中。結果使劍橋大學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說孔子可能只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在哲學觀念上翻譯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ｍｅｒｃ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ｍａｎｈｏｏｄ？）義的真意（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ｉｇｈｔ？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禮的真意（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ｕｒｔｅｓｙ？ｇｏｏｄｆｏｒｍ？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甚至還不被人瞭解。

　　談到這裡請大家寬恕我介紹一段經過翻譯的迂迴累贅的話。它是採自詹姆士．來茲的儒家經典的譯本，已被編入為麥克思．繆勒所編輯的《遠東的聖書》中。來茲作了一次對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種真正的外國遠古氣氛，比意義更是顯明忠實的標誌。孟子所說的在中文剛好是十二個字，當軍隊列陣拿著利矛堅盾攻襲敵人城堡的時候，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ｌｅｓ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ｌｅｓ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ｍｏｒａｌｅ．）如果有人寧願逐字直譯，那就可把它譯為「ｓｋｙ─ｔｉｍｅｓ　ｎｏｔ　ｓｏ　ｇｏｏｄ　ａｓ　ｇｒｏｕ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ｓｏ　ｇｏｏｄ　ａｓ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對於任何中國孩子「ｓｋｙ─ｔｉｍｅｓ」是指天氣而不能作別解；「ｇｒｏｕ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是指地勢，而「ｈｕｍａ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是指士氣。但按照來茲所譯，則孟子是說：「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ｖｏｕｃ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ｒｄ　ｏｆ　ｍｅｎ．」（天所惠賜的時間上的機會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而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不如人的團結一致。）辜鴻銘的翻譯卻永遠站得住，因為它們來自對兩種文字的精通，以及對於它們較深奧意義的瞭解，是意義與表達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受過馬太．安諾德、喀萊爾、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鴻銘自信在他之前，沒有人能像他這樣瞭解儒家。他的中心觀念是繞著雅與俗的問題轉。雅是意指孔子對於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羅斯金的話，簡單地說就是「身體與靈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覺。使他的治與亂的辯論成為有效是由於白人帝國主義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國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當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內）又武斷地說「中國是信邪教的」，他們具有開化中國文化的使命，這種情形特別是在拳匪之亂以後特別明顯。用「門戶開放」的名義，公然搶奪中國土地而伴以他所謂「英國的蕪詞濫調」來談及文化，當白人在《北中國每日新聞》辱罵皇太后的時候，辜鴻銘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抨擊他所謂「偽善的英帝國主義」，攻擊那些迎合倫敦人經商攫取錢財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抨擊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說他們集豎子、小人於一身，他們的靈魂十分需要拯救。這是充滿了激動及報復心在內的國家主義，加上一種忠心擁護帝制反對民主的偏見（喀萊爾的影響）。

　　辜鴻銘認為，拳亂是人民之聲。這些議論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一書中表露出來。這時他正處在從迷惑中醒覺過來的心態。當然，拳亂是由傳教士、鴉片、及戰艦等三項因素所引起，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必須記得因為殺害一個教士，中國要償付威廉大帝青島港口及山東全省的鐵路建築權。白色帝國主義是無約束的。當中國的統一受威脅時，辜鴻銘只是用全力來批評及攻擊英國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該撤走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傳教與新近動亂之關係》一書，聲音喊得天般高。《總督衙門來書》包含了一篇最長的文章──《中國問題的新近紀錄》（初在橫濱《日本郵報》發表）。這篇文章已證明對英、法、德、美等國的文化及其衰頹作了一次歷史性的考驗。他的聲音是尖銳的；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充滿了烈酒般的諷刺。下面這一段話，是他對在中國的英國人輕微的嘲弄。

　　◇

　　（辜鴻銘的話）

　　自貝康思菲爾特爵士死後，英國貴族階級再度成為無望，他們的領袖索爾斯柏利爵士，遇見了一位有倫敦人才智的伯明罕青年。這個伯明罕的倫敦人曾企圖以模仿貝康思菲爾特爵士的帝國主義旗號來諂媚英國貴族的優越感，並想在高處揮舞這個旗子以取悅安格魯撒克遜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國老貴族的情景不是這般悲慘的急需金錢、理想、和主意，一個小伯明罕的倫敦人用他安格魯撒克遜自信心的破布來領導，將會造成像蘇格蘭「一個蘭恩血統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樣滑稽的情景，他把自己人生。

　　（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採自一九○一年在上海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引者自注。辜鴻銘用敏捷的，印象主義的筆觸，探索德國及法國知識分子的沒落。）

　　腓特烈之後，普魯士就是德國。德國是歐洲的蘇格蘭，普魯士人是住在平原的低地蘇格蘭人，缺乏想像力。

　　普魯士的氣溫冷酷得多，因此那些普魯士人除了缺乏想像力外，還有一種可怕的食慾。俾斯麥王子說：「我們家庭中每一個人都是大吃家。如果許多人都有像我們這樣的食慾，國家將不可能存在，我會被逼得遷居。」……腓特烈沒有想像力。但他除了天才之外，有法國的教養，那種源自法國的心靈顫動及清醒。腓特烈之後，普魯士的清教徒因為缺乏想像力不能繼續做全德國的保護領主。

　　而拿破崙必須回來在耶拿光榮復職。……愛默生曾以偉大的卓見，談及拿破崙被送到聖赫勒那不是由於戰敗，而是因為他身上那種粗鄙的味道，中產階級的氣質，及倫敦人的派頭。當拿破崙以散佈革命自由觀念者的身份出現的時候，歐洲所有的紳士都對他高聲歡呼。可是等他們發現這個科西嘉島的小資產階級不過是想建立一個皇朝時，所有歐洲紳士都對他大倒胃口。然後普魯士的清教徒穿著「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前進軍）的軍服，加入歐洲紳士對這個科西嘉小資產階級的追捕。……當「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前進軍）把拿破崙逐出德國時，他同時想把法國革命偉大的自由觀念也驅逐出去。為抗拒這一點，全德國的知識分子都起來和他作戰。這就是「文化鬥爭」的開始。……法國革命的真正偉大自由觀念是在政治上的「門戶開放」及在宗教上的「開展」。但「Ｖｏｒ─Ｗａｒｔｓ」（前進軍）的蘇格蘭低地人的自私傾向使他們不喜歡「門戶開放」，而普魯士人想像力的缺乏，也妨礙他們瞭解宗教上「開展」的真正意義。

　　　　◇

　　辜鴻銘繼續娓娓而談。他連跳帶跑通過了近代歐洲史的種種背景，而達到值得注意的結論：「今天世界的真正動亂不在中國──雖然中國忍受它的影響──而是在歐洲及美洲。」他向歐洲人大喊：「注意，歐洲人！照顧你們神聖的文化珍寶吧！」

　　辜鴻銘並不攻擊耶穌基督的教訓，他尊敬真正的基督教，但他猛烈地攻擊耶穌會與法國軍隊，及德國主教與德國軍隊在拳匪之亂時的主動合作。下面是他痛恨的一例：

　　　　基督教最初是一種力量，足以減低德國蘇格蘭低地人的自私心及龐摩爾蘭尼亞省大吃家的可怕的食慾，但現在在德國的基督教死得像一個老頑固。他們已經正式設立一個主教安沙爾，膠州的名人，國家社會黨，及那些歌頌德皇所說「我們怎樣處置那五萬投降的中國人呢？養他們嗎？不成！」在名為《將來》（Ｚｕｋｕｎｆｔ）詩篇中寫最後一章的政客們的基督教來代替它。因此，當我們遇見五萬毛毛蟲的時候，我們怎樣做呢？用一個滾壓機來壓死它們。討厭的工作！但沒有辦法。我們不知道耶穌會怎樣說。如果他不是生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而是戰爭的世界。依照這個牧師的見解，耶穌也會變成食肉的動物。

　　　　◇

　　下面是他說及真基督徒和真基督教的話。他引用孔子的話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無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德國人，是商人、傳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個基督徒，一個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個偽善者，一個下流人，一個非利士人，一個邪教徒，一個亞瑪力人，一個野蠻人，一隻野獸。

　　　　◇

　　然後辜鴻銘進而引用歌德在《虛偽與真實》中的觀念──歌德認為基督教是進步的，基督教的文化在乎仁慈、體貼他人，以人道勝過不人道。他說：「我們將會知道，無論歐洲人或美國人，要處理中國的問題時，採用歌德的關於文化的概念，抑或採用想使耶穌基督成為食肉動物的德國政客的滾壓機！」

　　　　（辜鴻銘的話）真正的基督徒是因為愛好聖潔及基督教裡面一切可愛的東西而自然成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為害怕地獄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偽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為了想進入天堂飲茶及與天使們共唱聖詩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現在的那些耶穌會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獄之火，但卻想讓別人相信這些東西的基督徒。

　　　　◇

　　這些文章十分激烈；很容易刺激一個青年讀者的思想。它是好文章，但同時具有一種特別刺激靈魂的本質。因為人常會問什麼是基督教的本質？究竟什麼是儒家？這樣他們就可以寬心和愉快的倚在椅子上，舒適地多讀對於不同的國家的奇怪的批評。

　　美國人難以瞭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美國人通常是寬大、單純，但不夠深刻。英國人不能瞭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英國人一般是深刻、單純，卻不夠寬大。德國人也不能瞭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德國人深刻、寬大，但不夠單純。至於法國人，在我看來是能瞭解並已經是最瞭解真正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因為法國人在心靈的性質上曾達到一種卓越的程度，這是上文中我所曾提及的其他國家的人所沒有的──那是一種想瞭解真正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所必需具有的靈慧。一種精細的靈性。

　　從我在上文所說可以看出，如果美國能學習中國文化，將會獲得深度；英國人將會獲得寬大；德國人將會獲得單純。而所有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由於學習中國文化，研究中國的書籍及文字，將得到一種精細的靈性。我放肆地說，在我看來，他們通常都沒有達到這樣卓越的程度。

　　它是令人安慰而又真實的。我對於中國寬宏或寬大這一點，想提出異議，但他們的確單純、精細、且有深度。但有人會被這樣的文章所刺激，再去發現自己的國家，且在中國思想的茂密森林中探索旅行，來試著達到某種瞭解。

第十一章　三十年代

　　北京大學的教授出版了幾個雜誌，其中有《現代評論》，由胡適之為中心的若干人辦的；一個是頗有名氣的《語絲》，由周作人，周樹人，錢玄同，劉半農，郁達夫等人主辦的。胡適之那一派之中包括徐志摩，陳源（西瀅），蔣廷黻，周蘇生，陶孟和。說來也怪，我不屬於胡適之派，而屬於語絲派。我們都認為胡適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們是能寫政論文章的人，並且適於做官的。我們的理想是各人說自己的話，而「不是說別人讓你說的話。」（我們對他們有幾分諷刺）對我很適宜。我們雖然並非必然是自由主義分子，但把《語絲》看做我們發表意見的自由園地，周氏兄弟在雜誌上往往是打前鋒的。

　　我們是每兩周聚會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點是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的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總是經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筆調兒一樣，聲音迂緩，從容不迫，激動之下，也不會把聲音提高。他哥哥周樹人（魯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擊敵人的言詞鋒利可喜之時，他會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鬍子，兩腮乾癟，永遠穿中國衣裳，看來像個抽鴉片煙的。沒有人會猜想到他會以盟主般的威力寫出辛辣的諷刺文字，而能針針見血的。他極受讀者歡迎。在語絲派的集會上，我不記得見過他那位許小姐，後來他和那位許小姐結了婚。周氏兄弟之間，人人都知道因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兄弟之間誤會很深。這是人家的私事，我從來沒打聽過。但是兄弟二人都很通達人情世故，都有紹興師爺的刀筆功夫，巧妙的運用一字之微，就可以陷人於絕境，致人於死地。那位哥哥魯迅，悄悄的從教育部支領一筆薪金。他們還有一位弟弟周建人，是個植物學家，在商務印書館默默從事自己本行的學術工作。

　　在《語絲》集會中給那個團體增加輕鬆快樂氣氛的，是郁達夫，他那時已然是因詩歌小說的成就而文名確立了。郁達夫一到場，全席立刻談笑風生。郁達夫酒量好，是魯迅的至交。我們坐在低矮的籐椅上，他總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獨立而自滿自足的精神，手摸索著他那留平頭的腦門子。他那美麗的妻子王映霞後來和某巨公許紹棣發生了曖昧關係，而拋棄了他，郁達夫的婚姻便成了悲劇。他孤獨而悲傷，隻身逃到印尼，在日本軍閥佔領之下，隱姓埋名。但終被日本憲兵查出他的身份，據說最初他曾頗受禮遇。但日本戰敗撤退前，依照當時日本軍方的政策，把他和一些別的人一起槍斃了。

　　其他《語絲》作家有錢玄同和劉半農。錢玄同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之一。劉復（字半農）也是力主改革的思想家。他專攻的學術是語言學。他傾全力提倡中文的拼音和中國文字的簡化。在他反對儒家的一切思想，而且對一切都採取極端的看法這方面，我覺得他是個精神病患者。我認為在提倡社會改革上，應當採取中庸之道；但是在爭論「把線裝書都扔到廁所中去」，一般人聽了確是心驚膽戰，因此自然在宣傳上頗有力量。錢玄同兩眼近視，常常臉紅，據我的記憶，他一直住在孔德學校，和太太分居。

　　劉半農教授則是另一類型。他在法國巴黎圖書館和英國大英博物館，對敦煌古物做過很重要的研究。他的研究成績獲得了國際的名譽。陳源那時也在倫敦，曾經把他向人介紹，說他「也算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他當時對這句話甚為敏感，從此以後，對陳源始終存有芥蒂。

　　北京當年人才濟濟，但《語絲》社和《現代評論》社諸同人，則各忙於自己的事。我們大家都是適之先生的好朋友，並且大家都是自由主義者。在外人看來，這兩個雜誌之間那種似乎誇大的對立，事實上，只是魯迅和陳源的敵對而已。對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屠殺學生一事，《現代評論》是採取親北洋政府的態度，《現代評論》這種只顧自己利害的態度，激起了我們的憤怒，才對他們發動抨擊。後來我們之中有人喊出「不要打落水狗了。」魯迅卻說：「落了水的狗也要打。即使是學會向主人擺尾巴的北京狗也要打。」他的原文已記不清楚，大意如此。

　　我不妨順便提一下兒民國十五年從北京大學的大逃亡。在奉軍張宗昌佔領北京之後，軍方抓去了兩個報的編輯邵飄萍和林白水，在當夜十二點鐘之前就拉出去槍斃了。我們知道北洋政府是開始下毒手了。當時軍閥手中平時坦直批評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單上，共有五十四個人名字，包括共產黨員李大釗。這個人倒是很老實，誰都對他有好評。他們都藏在東交民巷的法國大使館。我家在東城船板胡同。當時我也預先做了準備，必要時跳牆逃走。我做好一個繩梯子，緊急時可以拉入閣樓。我後來以為不夠安全，於是去藏在林可勝大夫家。那時我有兩個孩子，小的才三個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個星期，我決定回廈門去。由於朋友聯繫，我和魯迅，沈兼士，還有北京大學幾個很傑出的人物，和廈門大學簽訂了聘約，我們前去教書。北京大學這批教授一到，廈大的國文系立刻朝氣蓬勃。向第十一世紀興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廈「東西塔」送上了一項研究計劃。這卻引起了科學系劉樹杞博士的嫉妒。魯迅那時單獨住在一處，他的女友許小姐已經單獨去了廣州。我住在海邊一棟單獨的房子裡，我覺得身為福建人，卻沒盡到地主之誼。由於劉樹杞的勢力和毒狠，魯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時正在寫他的《小說舊聞鈔》。他和他的同鄉報館的朋友孫伏園一起開伙。他們吃的是金華火腿，喝的是紹興酒。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無法在廈門待下去。他決定辭職，到廣州去。他要離去的消息傳出後，國文系學生起了風潮，要驅逐劉樹杞。我也離開了廈大，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部下去做事，我對陳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國交涉，收回了漢口租界。做了六個月之後，我對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膩煩。從民國十六年，我就開始專心寫作了。

　　在別的文章裡，我提過蔡元培，他是北京大學校長，把北京大學變成了全國的改造中心。我們大家都向他敬稱「蔡先生」。在國民黨元老當中，他是唯一真正瞭解西方的。他中了進士，又是翰林院的翰林，這是人所爭羨的，他也是國民黨黨員，在成立興中會時，他和中山先生很密切。在康有為、梁啟超保皇黨瓦解之時，到法國、德國去求學。他歸國做北京大學校長之時，把學術自由奉為第一要事，在北京大學裡，教授的新舊派是兼容並包。他聘請舊派名儒劉師培、黃侃、大名鼎鼎的辜鴻銘。辜鴻銘在人人都已剃去了辮子之後，他還依然留著，表示忠於清朝。著名的英國小說翻譯家林紓，他仍然稱白話文為「引車賣漿者之言」。他曾寫過洋洋萬言的長文為文言辯護。另一方面，蔡元培也為胡適、陳獨秀、沈兼士和《新青年》那一派敞開了大門。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於細節。蔡夫人曾經說：「米飯煮得好他也吃，煮焦了他也吃，」但是對重要的問題則嚴格認真，絕不妥協。我記得反對凡爾賽和約割讓山東半島給日本時，蔡元培站起來說話，他的聲音很柔和，他說：「抗議有什麼用？我是要辭職的。」第二天，他神不知鬼不覺的，搭上藍色的京滬快車離開了北京。他吃飯時總是喝紹興酒，就像法國人的邊吃邊喝一樣。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時，他任命我為英文主編。我每天早晨和他同乘一輛汽車，因為我們倆住得距離不遠。我恐怕當年是個愛說話的青年人，但是他總是很客氣的說：「是是，你的說法不錯。」

　　當時有一位楊杏佛，是蔡先生的助手，此人有非常之才，能一邊與人閒談一邊寫信，確實能如一般人所說的一目十行。他告訴我說，蔡先生對人的請示從不會置之不理。若是有人求他寫一封介紹職業的信，他立刻就寫。政府要人知道是他寫的，反而置之不理。

　　蔡先生和宋慶齡、楊杏佛、艾格納．史沫特萊（Ａｇｎｅｓ　Ｓｍｅｄｌｅｙ）、魯迅、我，一同成立了一個自由保障大同盟，若有個人自由受到威脅，就予以保障。後來Ｎｏｌａｎｄ的案子發生了。他是共產黨員，被捕後監禁起來。我們這個委員會遂起而行動。宋慶齡和史沫特萊一同坐夜車由滬入京，向有關方面請求釋放。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上海正在交惡。楊杏佛因為曾說要把綁架共產黨女作家丁玲的那輛車的牌照號碼宣佈出來，因而遭人謀害。此事之後，蔡先生主持的自由保障大同盟便無疾而終了。

　　蕭伯納──民國二十年一個晴朗的冬天，英國大名鼎鼎的作家蕭伯納到了上海。他十分健康，精神奕奕，身後映襯著碧藍的天空，他顯得高碩而英挺。有人表示歡迎之意說：「大駕光臨上海，太陽都出來歡迎您，蕭先生果然有福氣。」蕭伯納順口答道：「不是我有福氣在上海見到太陽，是太陽有福氣在上海看見我蕭伯納。」

　　在上海宋慶齡的寓所，有一個小聚會。我那時認識史沫特萊已經很久。另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共產主義作家Ｆｒｏｍｅ夫人，是一個古怪而虔誠的理想主義者，Ｖｉｎｃｅｎｔ　Ｓｈｅｅｎ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版）一書中曾有記載。在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北伐之前，國共合作之時，雖然我始終不是國民黨黨員，她和我用英文展開一次筆戰。後來，在漢口再度相遇。她和宋慶齡過從甚密，後來隨宋與陳友仁到莫斯科。

　　我在這兒必須把宋慶齡和印度潘迪特夫人（Ｍｒｓ．Ｐａｎｄｉｔ）相會的情形說一下兒。共產黨佔領了中國大陸不久。潘迪特夫人應邀赴中國大陸訪問。用的語言當然是英文，她和宋慶齡都預期在別後重逢時暢談一番。印度的代表團在十點鐘有個約會，潘迪特夫人安排在九點半和宋慶齡見面。宋還是穿著正常的農民裝，但是她身邊站了一個翻譯官。兩位夫人見面照例的問候完了，宋慶齡竟無話可說，因為她知道她說的話是要向上級報告的，其實她們倆關於印度洋問題已經通信談論多年。後來，潘迪特夫人也覺得無話可說。潘迪特夫人一看鐘，時間已經是九點四十五，於是轉達她哥哥尼赫魯的問候之後，很熱情的告別，回到印度代表團那裡去了。後來，我在Ａｄａ─ｈａｂａｄ和潘迪特夫人相見，相處三日，她把那次會見的情形親口告訴我的。尼赫魯的氣派宏偉的府第曾為我而開，招待我的菜是特別的法國菜。那時我才幸得機會在潘迪特夫人陪同之下在夜晚出去瞻仰恆河，她那時還不是統治億萬印度人的領袖。潘迪特夫人有三個女兒，我們都認識，現在都已結婚。她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主席時，我們常相見。有一次，尼赫魯來和我們一同進餐，他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後，吃完飯，轉眼就睡著了。

第十二章　論美國

　　我之成為一個超然獨立的批評家，是從我給英文刊物《中國評論》的「小評論」專欄（Ｌｉｔｔｌｅ　Ｃｒｉｔｉｃ）寫稿開始，我既不是個國民黨黨員，那時我又不擁護蔣先生，有時寫的批評文字苛酷無情。小心謹慎的批評家為討人人高興而所不敢言者，我卻敢寫。同時，我創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所有我寫的書都有這個特點，自有其魔力。這種風格能使讀者跟自己接近。

　　如果時機需要，我有直言無隱的習慣。民國十九年，丹麥王儲將到南京訪問。有一帶窮人住的破房子，這位貴賓必須從那兒經過。南京的劉市長慌忙之下，要把那些破爛房子拆除，否則圍起來，卻不在別處為那些窮苦農人提供棲身之處，這樣，貴賓就好像神仙一樣駕一陣清風一直到達南京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了。這件事，沒有人在乎，也沒有人注意。我在《中國評論》上呼籲大家要想到窮人在寒風苦雨中的苦難。這篇文字觸怒了當時給予這本雜誌津貼的機關，怪我居然敢揭露其不仁民愛物之德政。此本刊物的經理人（Ｋ．Ｐ．Ｃｈｕ）立刻坐夜車趕往道歉，答應此後絕對身為良民，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這若比起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洋政府的屠殺學生，則又微不足道了。北洋的段祺瑞執政府，在准許遊行示威的學生進入北京鐵獅子胡同的執政府的大門之後，由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下命令，執政府的衛士揮動七節鋼鞭把學生打倒在地。

　　我當時在場。各學校傷亡的學生都用洋車運走，頭和身上血跡斑斑，一連串的洋車在東直門大街排成了一大行，我以女子師範大學的教務長身份到現場時，我看見兩口棺材，裡頭裝的是我們學校的兩個學生。北洋政府真的考慮周到，居然還沒忘記給他們打死的學生預先準備棺材。這種殘忍的行動，在美國任何城市，都足以引起暴動的。第二天，在九個大學學院校長的會議席上，五個校長贊成支持北洋政府當局，四個打算表示以溫和的態度向政府抗議。

　　那九個大專院校，因為是向北洋政府領經費，所以不宜於提出抗議，有人這樣推斷，不知算不算理由。遇到這種情形，我在《語絲》上肆無忌憚的說了話。

　　《中國評論》這份英文雜誌得到賽珍珠的注意。在她和理查德．華爾舍（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Ｗａｌｓｈ）環遊世界時，她催我趕快把我的第一部書《吾國與吾民》寫出來，這本書一出版，立刻成了美國的暢銷書，也建立了我在美國讀者心目中的地位。這本書在美國的暢銷書目上成了第一本，其地位可謂空前的顯要。Ｃｌｉｆｔｏｎ　Ｆａｄｉｍａｎ主編的《紐約人》（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因為對本書評論稍遲，趕緊向讀者道歉。在後來的版本中，我把認真痛論中國問題取消，改為評論中日戰爭的爆發，這是極為讀者所需要的。

　　……那時在反共戰鬥中，我是唯一為蔣中正先生效力的。當時我把喉嚨都喊啞了。那是「戴維斯和塞維斯」（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ｒｖｉｃｅ）和史迪威時期。那時史迪威來到中國，猶如到印度去對一個印度酋長作戰一樣。史迪威這個人粗暴而傲慢。他要求在湖南控制人力而自己充任超級統帥時，實在超出了他的權限。蔣委員長要求美國政府撤換他。

　　因為有美國力量為後盾，史迪威就像個獨裁暴君一樣，他不是來幫助中國，他是來破壞中美的團結。他把槍炮和彈藥全留給共產黨用。倘若他很有效的克盡其職責，就像羅斯福總統派油輪到開羅去援助蒙哥馬利一樣，結果會大不相同吧？當然他有他的理由──根據他對民主的意見。不論怎麼說，一國的使者企圖干涉另一國的內政，我對這個深為氣憤。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不贊成韓國的李承晚總統，於是根據美國所謂的「民主」，便將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不贊成越南的吳廷炎，又根據所謂美國式的「民主」而把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推翻了越南的吳廷炎政府，還企圖槍殺吳廷炎和他的政黨。結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史迪威之幫助中國共產黨，根據他所稱的美國式的「民主」，也正是他的職責。……無論如何，美國派到中國來的應當是個外交家，不要派個粗野的莊稼漢，要派一個中國人認為具有紳士風度的人來。

　　民國三十三年，我問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他的回答是，只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在民國三十三年，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玉泉的油田，馱著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何應欽胸懷憤怒，我也頗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只是贊同把「戴維斯和塞維斯」的報告限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極力稱讚。參議員Ｊｕｄｄ告訴我，他曾經到過中國，他帶回五份報告，都是對中國共產黨有利的，而沒有對蔣先生有利的，他把這些文件給美國大使館看。大使館的人只對共產黨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先生一年之內完成了滇緬公路，那是美國政府估計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布魯克．阿金森（Ｂｒｏｏｋｓ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同史迪威返回美國時，竟宣稱蔣先生對抗日沒有興趣，只是對打共產黨有興趣。

　　這是第一個錯誤。第二個最嚴重的錯誤是，蘇俄在原子彈轟炸廣島三天之後參戰，中國共產黨企圖進入東北接受日本在東北留下的戰利品。中央軍把進入東北的門戶張家口封閉了。當時，在中央政府軍與共產黨軍隊之間有一個暫停火的協定。馬歇爾命令中央政府軍自張家口撤退。此後，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的路因而暢通。這一步之差，對以後的影響實在太大。共軍部隊去時帶的是大口徑的短槍，後來卻有了全新的大炮做攻擊之用。馬歇爾只是使共產黨軍隊乘機集中起來。馬歇爾將軍被國共雙方的戰事弄得心煩意亂，鎩羽而歸，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嶄新的第三勢力領導中國。他真是和童稚一樣天真，竟認為那是可能的事。他原先希望把國共雙方的軍隊混而為一，卻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然把共軍編入政府軍有年共同抗戰了，所以才有新編「第十八路軍」的番號。

　　有一個對我中傷的謠言，在同情共產黨的一派人之間流傳。我寫的書一直本本都成功而暢銷，但是到民國三十三年我的《枕戈待旦》（Ｔｈｅ　Ｖｉｇｉｌ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出版，情形有了改變。自由主義者對我突然冷落。傳言何應欽付給了我兩萬美金。這謠言是我聽見賽珍珠，Ｊ．Ｊ．Ｓｉｎｇｈ，史沫特萊三個人說的。在紐約市政廳的集會上，史沫特萊在大眾之前提到這件事，我立刻質問她，要求她當眾再公開說明。福爾曼（Ｆｏｒｅｍａｎ）到雲南遊歷了三個月，於是自命是中國通。他問我：「林先生，你到過雲南嗎？」我說：「沒有。可是共產黨這些年一直在中國，我這些年一直和他們打交道。我記得他們在長沙的所做所為。」在會場上，史沫特萊有意不再提這件事。我敢說，我在蔣委員長侍從室那些年，只是掛了個名兒，我並沒向中央政府拿過一文錢；只是為拿護照方便一點兒而已。

　　我在自由中國漫遊一番，回到美國，當時的情形，我自然明白。我一回去，在廣播電台上我說：「現在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擄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華爾舍（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Ｗａｌｓｈ）一個嚴厲的警告，告訴我不可以，也不應當再說那樣的話。我當時不利的環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場失利的戰役，我只是戰場上的一名傷兵，對這事並不很放在心上。

　　我們這個時代的幾個傑出的作家是：

　　托瑪斯．曼（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ｎｎ）。他由日內瓦回來之後，我在紐約的國際筆會上遇見過他。他說英文，他的英文是複雜的德文結構，沒法兒聽，也沒法兒懂。當時還有Ｅｖｅ　Ｃｕｒｉｅ和另外幾個人，大家一同在講演人的檯子上。我講的是明朝的太監魏忠賢，他在世之時各縣就給他立生祠。在與賽珍珠同坐的檯子上，有一個客人問我：「太監是什麼？」

　　我和Ｃａｒｌ　ｖａｎ　Ｄｏｒｅｎ也見過多次，他對我很和善。他的妻子Ｉｒｉｔａ，後來與Ｗｅｎｄｅｌｌ　Ｗｉｌｋｉｅ相交往，還有他哥哥Ｍａｒｋ　Ｖａｎ　Ｄｏｒｅｎ（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最喜愛活潑愉快斯文典雅的學者Ｉｒｗｉｎ　Ｅｄ─ｍａｎ，他是美國的哲學家，他的英文極為簡練。他搜集了些很長的留聲機片子，那是他業餘的嗜好。

　　羅素，雖然年事已高，還機敏靈活，目光閃亮。我記得是在朋友的公寓住宅裡遇見他的。不幸的是，他娶了一個美國菲列得爾菲亞城的小姐（大概是他第三個，也許是第四個妻子），這位妻子太以她的「爵士羅素」為榮而時時炫耀。每逢說話，她就一個人包辦。很多朋友願向羅素提問題，這位太太便插嘴代答。大家感到興趣的是聽羅素說話，沒人喜歡聽她的。所以朋友們見面也是人人感到失望。

　　在Ｋｎｏｐｆ　Ｓａｒｔｒｅ夫人的公寓住宅裡和薩特（Ｊ．Ｐ．Ｓａｒｔｒｅ）相見，也是件新鮮事。薩特坐在一把椅子裡，我們大家都坐在地板上。我們大家都很輕鬆。他的英文說得很好。他的措詞用字極其精確，犀利而動人，但是有時他會前言不搭後語。我能想像到他在Ｒａｓｐａｉｌ大道，一邊喝咖啡，一邊和許多崇拜他的「自覺存在論派」的小姐們閒話的神情。這些自覺存在論者創始了不擦口紅不抹粉的時尚。這種時尚後來被觀光的嬉皮遊客所採取，就成了美國現代文化的特色。他們認為萬事不如在佛羅倫斯（Ｈｏｒｅｎｃｅ）或是在羅馬仰身而臥，或是伏臥在地，阻礙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使人無法通過。

　　薩特否認人生有何意義，但卻力言我們為何而生活，以何為目的，全由我們自己決定。他的主張也不完全是否定一切。

　　由於賽珍珠和她丈夫理查德．華爾舍，我才寫成並且出版了我的《吾國與吾民》（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這本書之推廣銷售也是仰賴他們夫婦。我們常到他們賓夕法尼亞州的家去探望。我太太翠鳳往往用國語和賽珍珠交談，告訴她中國過去的事情。賽珍珠把《水滸傳》翻成英文時，並不是看著原書英譯，而是聽別人讀給她，而邊聽邊譯的，這種譯法我很佩服。就像林琴南不通英文，譯司哥德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和《天方夜譚》時的情形一樣。賽珍珠對收養美國父親韓國母親生的孩子，很感興趣，後來又收養印度嬰兒。她有一個農場養牛。收養嬰兒與扣減所得稅有關係。

　　賽珍珠懂中國話，說得也流利，她父親曾在中國做傳教士，她是隨同她父親Ｋｎｉｃｋｅｒｂｏｃｋｅｒ在中國生活，先是在安徽，後來到南京，她算是在中國長大的。後來她嫁給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教授，所以她對中國老百姓和中國的風俗，還有相當的瞭解。但是我發明中文打字機，用了我十萬多美金，我窮到分文不名。我必須要借錢度日，那時我看見了人情的改變，世態的炎涼。人對我不那麼慇勤有禮了。在那種情形下，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後來，我要到南洋大學去做校長，給賽珍珠的丈夫打了一個電報，告訴他我將離美去就新職。他連麻煩一下回個電報也不肯。我二人的交情可以說情斷義盡了。我決定就此絕交。那是在我出版了抗戰遊記《枕戈待旦》（Ｔｈｅ　Ｖｇｉｌ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之後。在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出版公司向我接洽，說我寫什麼他們都願出版之時，賽珍珠這位丈夫正在出版我的《朱門》（Ｖｅｒｍｉｌｉｏｎ　Ｇａｔｅ）。我斷了二十年的交情，寫出了小說《奇島》（Ｔｈ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這出乎每個人的意料。在外國我出書，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公司一般都是保持百分之五十，但經朋友Ｈａｎｋ　Ｈｏｌｚｅｒ夫婦幫助，我把一切權利都收了回來。有一次賽珍珠去看我，其實主要是看我何以度日，我們的友情沒再恢復。

　　賽珍珠急於和共產黨搭線，好和別人共同「前進」，她從未到台灣來過，我想台灣也不歡迎她。在一九七二年，她想辦護照前往中國大陸去看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但是共產黨政權知道她若與中國農民交談，會對中國大陸瞭解得太多，拒絕她前往。此後不久她就去世了。賽珍珠畢竟還是保持中立的態度，她並不是共產黨員。

第十三章　論年老──人生自然的節奏

　　自然的節奏之中有一條規律，就是由童年，青年，老年，衰頹，以至死亡，一直支配著我們的身體。在安然輕鬆的進入老年之時，也有一種美。我常引用的話之中，有一句我常說的，就是「秋季之歌」。

　　我曾經寫過在安然輕鬆之下進入老境的情調兒。下面就是我對「早秋精神」說的話。

　　在我們的生活裡，有那麼一段時光，個人如此，國家亦復如此，在此一段時光之中，我們充滿了早秋精神，這時，翠綠與金黃相混，悲傷與喜悅相雜，希望與回憶相間。在我們的生活裡，有一段時光，這時，青春的天真成了記憶，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還隱約可聞；這時看人生，問題不是如何發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不是如何奮鬥操勞，而是如何享受自己有的那寶貴的剎那；不是如何去虛擲精力，而是如何儲存這股精力以備寒冬之用。這時，感覺到自己已經到達一個地點，已經安定下來，已經得到自己心中想望的東西。這時，感覺到已經有所獲得，和以往的堂皇茂盛相比，是可貴而微小，雖微小而畢竟不失為自己的收穫，猶如秋日的樹林裡，雖然沒有夏日的茂盛蔥蘢，但是所據有的卻能經時而歷久。

　　我愛春天，但是太年輕。我愛夏天，但是太氣傲。所以我最愛秋天，因為秋天的葉子的顏色金黃，成熟，豐富，但是略帶憂傷與死亡的預兆。其金黃色的豐富並不表示春季純潔的無知，也不表示夏季強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與藹然可親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極限而感到滿足。因為知道生命上的極限，在豐富的經驗之下，才有色調兒的調諧，其豐富永不可及，其綠色表示生命與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黃的滿足，其紫色表示順天知命與死亡。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日的餘暉照上秋日的林木，還開懷而歡笑。清晨山間的微風掃過，使顫動的樹葉輕鬆愉快的飄落於大地，無人確知落葉之歌，究竟是歡笑的歌聲，還是離別的眼淚。因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寧靜，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憂愁微笑，向歡樂爽快的微風讚美。對早秋的精神的讚美，莫過於辛棄疾的那首《醜奴兒》：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

　　　　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

　　　　欲說還休

　　　　欲說還休

　　　　卻道天涼好個秋

　　　　　　◇

　　我自己認為很有福氣，活到這麼大年紀。我同代好多了不起的人物，已早登鬼錄。不管人怎麼說，活到八十，九十的人，畢竟是少數。胡適之，梅貽琦，蔣夢麟，顧孟余，都已經走了。史塔林，希特勒，邱吉爾，戴高樂，也都沒了。那又有什麼關係？至於我，我要盡量注意養生之道，至少再活十年。這個寶貴的人生，竟美到不可言喻，人人都願一直活下去。但是冷靜一想，我們立刻知道，生命就像風前之燭。在生命這方面，人人平等，無分貧富，無論貴賤，這彌補了民主理想的不足。我們的子孫也長大了。他們都有自己的日子過，各自過自己的生活，消磨自己的生命，在已然改變了的環境中，在永遠變化不停的世界上。也許在世界過多的人口發生爆炸之前，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當中，成百萬的人還要死亡。若與那樣的劇變相比，現在這個世界還是個太平盛世呢。若使那個災難不來，人必須有先見，預做妥善的安排。

　　每個人回顧他一生，也許會覺得自己一生所做所為已然成功，也許以為還不夠好。在老年到來之時，不管怎麼樣，他已經有權休息，可以安閒度日，可以與兒孫，在親近的家族裡，享天倫之樂，享受人中至善的果實了。

　　我算是有造化，有這些孩子，孝順而親愛，誰都聰明解事，善盡職責。孫兒，侄子，侄女，可以說是「兒孫繞膝」了，我也覺得有這樣孩子，我頗有臉面。政治對我並不太重要。朋友越來越少，好多已然作古。即使和我們最稱莫逆的，也不能和我們永遠在一起。我們一生的作為，會留在我們身後。世人的毀譽，不啻風馬牛，也毫不相干了。無論如何，緊張已經解除，擔當重任的精力已經減弱了。即使我再編一本漢英字典，也不會有人付我稿費的。那本《當代漢英詞典》之完成，並不比降低血壓更重要，也比不上平穩的心電圖。我為那本漢英字典，真是忙得可以。

　　我一寫完那好幾百萬字的巨冊最後一行時，那最後一行便成為我腳步走過的一條蹤跡。那時我有初步心臟病的發作，醫生告訴我要靜養兩個月。

第十四章　精查清點

　　我必須清查一下兒我的作品。我的雄心是要我寫的小說都可以傳世。我寫過幾本好書，就是：《蘇東坡傳》，《莊子》；還有我對中國看法的幾本書，是《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還有七本小說，尤其是那三部曲：《京華煙雲》，《風聲鶴唳》，《朱門》。因為過去我一直在美國多年，這些書還沒譯成中文。但是上海和香港的出版商擅自翻譯出版，所出的書之中，有的根本不是我寫的，也有的不是我翻譯的，未得我允許，就硬歸做我的，其中不管有刪節或譯與未譯，這類書至少有十幾種。

　　在冬天，我打算把我用中文寫的文字印行一個可靠的版本。

　　１．《無所不談集》──所有我寫的分做第一，第二，和最後三集。

　　２．《林語堂選集》──（兩卷）民國二十四年以前的中文寫作，包括在《語絲》，《論語》，《人間世》，《宇宙風》內寫的文章。

　　３．《平心論高鶚》──是對認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為偽作的回答，民國五十五年印行，文星出版。原登《傳記文學》雜誌。

　　英文著作：

　　１．Ｋａｉｍ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開明英文法》。民國十八年，上海開明書店印。

　　２．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ａｚ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ｓ，謝冰瑩原著《女兵自傳》。民國十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３．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ｒｉｔｉｃ（一，二集，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

　　４．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ａｗ　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子見南子〉及其他譯文》）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版。

　　５．Ａ　Ｎｕｎ　ｏｆ　Ｔａｉ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老殘遊記續集〉及其他譯文》）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版。

　　以下在美國出版。在倫敦則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出版。

　　６．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ｎ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中國新聞輿論史》）一九三六年由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出版。

　　７．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吾國與吾民》）

　　一九三五年由美國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一九三六年二版由Ｒｅｙｎａｌ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出版。

　　８．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生活的藝術》）

　　一九三七年由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９．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孔子的智慧》）

　　一九三八年由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出版。

　　１０．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小說，京華煙雲）

　　一九三八年由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１１．Ｗｉｔｈ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Ｉｒｏｎｙ（《愛與刺》。幽默隨筆）一九四○年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出版。

　　１２．Ａ　Ｌｅａ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風聲鶴唳》。抗日時期一個中國女孩子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１３．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印度和中國的智慧》）

　　一九四二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１４．Ｒ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啼笑皆非》。世界第二次大戰期間我們的理想）

　　一九四三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１５．Ｔｈｅ　Ｖｉｇｉｌ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枕戈待旦》。反共小說）

　　一九四四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１６．Ｔｈｅ　Ｇａｙ　Ｇｅｎｉｕｓ：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ｗ　Ｔｕｎｇ─Ｐｏ（《蘇東坡傳》）

　　一九四七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１７．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Ｆａｍｉｌｙ（《唐人街》。小說）一九四八年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ｅｎｅｍａｎｎ出版。

　　１８．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Ｌａｏｔｓｅ（《老子的智慧》）

　　一九四九年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出版。

　　１９．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美國的智慧》）

　　一九五○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２０．Ｗｉｄｏｗ，Ｎｕ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ｅｓａｎ（《寡婦、妾與歌妓》。 三本中國小說的英譯）

　　一九五一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２１．Ｆａｍｏ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重編中國傳奇小說》）

　　一九五二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２２．Ｖｅｒｍｉｌｉｏｎ　Ｇａｔｅ（《朱門》。有關西藏的故事，與《京華煙雲》和《風聲鶴唳》合為林氏三部曲）

　　一九五三年Ｊｏｈｎ　Ｄａｙ出版。

　　２３．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遠景》。又名Ｔｈ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奇島》）

　　一九五五年由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出版。

　　２４．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Ｎａｍｅ（《匿名》。有關史塔林治下的共產黨政權）

　　一九五八年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ｅｎｅｍａｎｎ出版。

　　２５．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中國的生活》。學校用書）

　　一九五九年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２６．Ｆｒｏｍ　Ｐａｇａｎ　ｔ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世界宗教，儒學，佛學，道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概論）

　　一九五九年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２７．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ｇｄｉｎｇ（《中國著名詩文選譯一百零一篇》）

　　一九六○年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２８．Ｔｈｅ　Ｒｅｄ　Ｐｅｏｎｙ（《紅牡丹》。小說）一九六一年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２９．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ｅｋｉｎｇ：Ｓｅｖｅｎ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帝國京華：北京七百年的歷史》）一九六一年Ｃｒｏｗ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３０．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ｓｔ─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南美講演及其他雜感》）

　　一九六二年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３１．Ｊｕｎｉｐｅｒ　Ｌｏａ（《賴柏英》。自傳小說）一九六三年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３２．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ｓ（《逃向自由城》。小說）

　　一九六四年Ｐｕｔｎａｍ′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３３．Ｌａｄｙ　Ｗｕ（《武則天正傳》）

　　一九六四年Ｐｕｔｎａｍ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３４．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中國畫論》。漢文英譯，附導言）

　　一九六七年Ｐｕｔｎａｍ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出版。

　　３５．Ａｎｇｌ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當代漢英詞典》。附英文索引）

　　一九七二年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ｃ　Ｃｒａｗ　Ｈｉｌｌ出版。

　　３６．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ｒｅａｍ（《紅樓夢英譯本與論文目錄》，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七三年）。

　　以上所列包括所有我所寫的書及在《紐約時報》，《紐約時代》（Ｔｉｍｅｓ），《亞州》雜誌（Ａｓｉａ），《新共和》（Ｎｅ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讀者文摘》（Ｒｅａｄｅｒ′ｓ　Ｄｉｇｅｓｔ），《哈普》雜誌（Ｈａｒｐｅｒｓ），《論壇》（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紐約時代雜誌》（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等出版物上之文字。

　　現在我正將我所寫小說全集，共七種，交與台灣美亞圖書公司在台出版。

　　１．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京華煙雲》）

　　２．Ａ　Ｌｅａ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風聲鶴唳》）

　　３．Ｖｅｒｍｉｌｉｏｎ　Ｇａｔｅ（《朱門》）

　　４．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Ｆａｍｉｌｙ（《唐人街》）

　　５．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

　　（《遠景》）（又名《奇島》）

　　６．Ｔｈｅ　Ｒｅｄ　Ｐｅｏｎｙ（《紅牡丹》）

　　７．Ｊｕｎｉｐｅｒ　Ｌｏａ（《賴柏英》）

　　人間的東西都有來有往。能引起一般讀者興趣的是書裡的人物。道家是何等人物，都在《京華煙雲》中木蘭的父親姚老先生，《風聲鶴唳》中的老彭，《紅牡丹》中的梁翰林身上表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