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歡樹
「忘了」與「別忘了」
我的夢想
文革記愧
康復本義斷想
「安樂死」斷想
自言自語
我與地壇
好運設計
我二十一歲那年
對話四則
散文三篇
隨筆十三
遊戲．平等．墓地
「嘎巴兒死」和「雜種」
給盲童朋友
沒有生活
隨筆三則
愛情問題
故鄉的胡同
神位　官位　心位
記憶迷宮

《我與地壇》史鐵生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合歡樹

　　十歲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母親那時候還年輕，急著跟我說她自己，說她小時候的作文作得還要好，老師甚至不相信那麼好的文章會是她寫的。「老師找到家來問，是不是家裡的大人幫了忙。我那時可能還不到十歲呢。」我聽得掃興，故意笑：「可能？什麼叫可能還不到？」她就解釋。我裝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話，對著牆打乒乓球，把她氣得夠嗆。不過我承認她聰明，承認她是世界上長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給自己做一條藍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歲，我的兩條腿殘廢了。除去給人家畫彩蛋，我想我還應該再幹點別的事，先後改變了幾次主意，最後想學寫作。母親那時已不年輕，為了我的腿，她頭上開始有了白髮。醫院已經明確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沒辦法治。母親的全副心思卻還放在給我治病上，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她倒總能找來些稀奇古怪的藥，讓我吃，讓我喝，或者是洗、敷、薰、灸。「別浪費時間啦！根本沒用！」我說，我一心只想著寫小說，彷彿那東西能把殘廢人救出困境。「再試一回，不試你怎麼知道會沒用？」她說，每一回都虔誠地抱著希望。然而對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後一回，我的胯上被薰成燙傷。醫院的大夫說，這實在太懸了，對於癱瘓病人，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沒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親驚惶了幾個月，晝夜守著我，一換藥就說：「怎麼會燙了呢？我還直留神呀！」幸虧傷口好起來，不然她非瘋了不可。

　　後來她發現我在寫小說。她跟我說：「那就好好寫吧。」我聽出來，她對治好我的腿也終於絕望。「我年輕的時候也最喜歡文學，」她說。「跟你現在差不多大的時候，我也想過搞寫作，」她說。「你小時候的作文不是得過第一？」她提醒我說。我們倆都盡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處去給我借書，頂著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電影，像過去給我找大夫，打聽偏方那樣，抱了希望。

　　三十歲時，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了。母親卻已不在人世，過了幾年，我的另一篇小說又僥倖獲獎，母親已經離開我整整七年。

　　獲獎之後，登門採訪的記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認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準備了一套話，說來說去就覺得心煩。我搖著車躲出去，坐在小公園安靜的樹林裡，想：上帝為什麼早早地召母親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聽見回答：「她心裡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點安慰，睜開眼睛，看見風在樹林裡吹過。

　　我搖車離開那兒，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親去世後，我們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親住過的那個小院兒去。小院兒在一個大院兒的盡裡頭，我偶爾搖車到大院兒去坐坐，但不願意去那兒小院兒，推說手搖車進去不方便。院兒裡的老太太們還都把我當兒孫看，尤其想到我又沒了母親，但都不說，光扯些閒活，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當中，喝東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們終於又提到母親：「到小院兒去看看吧，你媽種的那棵合歡樹今年開花了！」我心裡一陣抖，還是推說手搖車進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說，忙扯些別的，說起我們原來住的房子裡現在住了小兩口，女的剛生了個兒子，孩子不哭不鬧，光是瞪著眼睛看窗戶上的樹影兒。

　　我沒料到那棵樹還活著。那年，母親到勞動局去給我找工作，回來時在路邊挖了一棵剛出土的「含羞草」，以為是含羞草，種在花盆裡長，竟是一棵合歡樹。母親從來喜歡那些東西，但當時心思全在別處。第二年合歡樹沒有發芽，母親嘆息了一回，還不捨得扔掉，依然讓它長在瓦盆裡。第三年，合歡樹卻又長出葉子，而且茂盛了。母親高興了很多天，以為那是個好兆頭，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過一年，她把合歡樹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時念叨，不知道這種樹幾年才開花。再過一年，我們搬了家。悲痛弄得我們都把那棵小樹忘記了。

　　與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樹吧。我也想再看著母親住過的那間房。我老記著，那兒還有個剛來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鬧，瞪著眼睛看樹影兒。是那棵合歡樹的影子嗎？小院兒裡只有那棵樹。

　　院兒裡的老太太們還是那麼歡迎我，東屋倒茶，西屋點煙，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獲獎的事，也許知道，但不覺得那很重要；還是都問我的腿，問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這回，想搖車進小院兒真是不能了，家家門前的小廚房都擴大，過道窄到一個人推自行車進出也要側身。我問起那棵合歡樹。大伙說，年年都開花，長到房高了。這麼說，我再看不見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後悔前兩年沒有自己搖車進去看看。

　　我搖著車在街上慢慢走，不急著回家。人有時候只想獨自靜靜地待一會。悲傷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個孩子長大了，會想到童年的事，會想起那些晃動的樹影兒，會想起他自己的媽媽，他會跑去看看那棵樹。但他不會知道那棵樹是誰種的，是怎麼種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忘了」與「別忘了」

　　【一】

　　一家殘疾人刊物的編輯在向我約稿的時候，我正忙著別的事，忙得不亦樂乎，便有推辭之意。編輯悵然道：「別忘了你也是殘疾人。」話說得不算十分客氣，但我想這話還是對的。雖然這不說明我不該忙些別的事，可我確實應該別忘了我是個殘疾人。

　　【二】

　　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寫過這麼一件事：一個少女與一個瘸腿的男青年戀愛。少女偶然說到一隻名叫「點子」的鴿子，說這名字有點讓人以為牠是個瘸子，男青年聽了想起自己，情緒壞了。少女發現了便驚惶地道歉：「我忘了，你能原諒我嗎？真的，我忘了。」於是男青年心底蕩起渴望已久的幸福感。不是因為她的道歉，而是因為她忘了，忘了他是個殘疾人。

　　【三】

　　上音樂廳去聽聽音樂或去體育館看看球賽，想必都是極愜意的事，但對於殘疾人卻是好夢。音樂廳和體育館門前都是高高的台階沒有坡道，設計體育館的人曾經把我們忘了一回，之後，音樂廳的設計者又把我們忘了一回。時至今日，那麼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場所以及住宅樓還是絕大多數都把我們忘了。這樣我們自己就難忘，偶爾要忘，那些全如珠穆朗瑪峰一般險峻的台階便來提醒，於是我們便呼籲過而且還要呼籲，建築設計師們可別忘了我們，別忘了我們是殘疾人，我們上不去珠穆朗瑪峰和台階。

　　【四】

　　有一回我寫的小說受到表彰，前輩們在表彰這篇小說的時候特別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殘疾人，於是台下的掌聲也便不同凡響。當時我心裡既感激大家對我的關懷和鼓勵，又不免有一縷陰雲來籠罩：到底是那小說確鑿值得表彰呢？還是單因為它出自一個殘疾人筆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這兩條不能再動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佔了一定的比例吧？這時，我的心頭只有一句話縈繞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個殘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小說遭了批判，老實說，我頗以為批判得無理。正當我憤憤然之際，有朋友來為我打抱不平了。我自然很高興。不料這朋友卻說：「我跟他們（指批判者）說了你的情況，你放心吧，沒事了。」什麼情況？腿，殘疾。本來可能還有什麼事呢？為什麼就會沒事了呢？（順便說一句，我仍以那朋友為朋友，但他那一刻無疑是犯了糊塗。）我如墜入五里霧中，心頭又是那句話來回翻滾：忘了這腿吧，忘了我是個殘疾人行不行？

　　【五】

　　有一個人，叫王素玲。她自學外語且水平相當高，她雙腿殘疾且殘得相當重，她曾經找不到工作，便以教孩子們學外語為樂，結果證明她教學的水平也相當高。她真想當一名教師，可是學校不要她，因為校方忘不了她是個殘疾人。後經各有關方面百般呼籲和努力，她終於當上了教師。可是有很長一段時間，她是吃力地架著雙拐站著講課的。４５分鐘又４５分鐘，她真累，她為什麼不坐下來講呢？因為校方說老師必須要站著講課，否則就別當老師。這時候校方顯然又忘了她是個殘疾人。

　　【六】

　　有一個人，叫顧阿根，是一個公司的頭頭，是一個殘疾人。我見過他，見他在冬日的寒風中瘸著腿為公司的事務四處奔走，蹬起自行車來也如飛。臉上的汗和臉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時一定把自己是個殘疾人給忘了。最近他正在籌建一個「殘疾人用具用品專賣店」。他還準備購置兩輛三輪摩托車，為不能出門和無力提拿重物的殘疾顧客送貨到家。他說該店的宗旨是：「讓千百萬殘疾人得到與健康人同等的購物機會，讓千百萬殘疾人能夠買到他們所需的特殊用品，讓千百萬殘疾人得到社會大家庭一員應有的溫暖，讓千百萬殘疾人的家屬解除後顧之憂。」他說，這幾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錢，他在賺錢之初便一直是為著實現這一心願。他說他忘不了殘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個殘疾人，忘不了殘疾人生活得艱難。

　　【七】

　　也有這樣的殘疾人，怕別人注意到自己的殘疾，甚至到了不願意上街不願意離家去工作的地步；由怕便容易轉為怒，當人家完全沒有惡意他說到「癱」、「瘸」、「瞎」等字眼的時候，他也怒不可遏甚至有同人家拚命的意思；由怒再進一步就變為累月積年日趨暴烈的憤恨，覺得天地人都太不公正，都對不起他，萬事萬物都是沒有良心的壞種。您也許會想，他一定是希望別人把他的殘疾忘掉吧？但事情有時出乎您的意料：當他一旦做出一點成績來，卻又願意別人注意到他的殘疾，甚至自願把那殘疾渲染得更重些，彷彿那倒成了資本，越多越好。

　　聽說還有這樣的人，自恃身有殘疾，便敢於在大街上闖紅燈，說起警察拿他沒轍來，竟似頗覺榮耀。

　　【八】

　　最後我們來看一齣小戲。人物：男Ａ，男Ｂ。時間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的任意一天。地點：反正不是渺無人煙或地廣人疏之處。幕啟時，二人已閒聊半天了。

　　男Ａ ：「嘿，對了，我想起一件事。」

　　男Ｂ ：「什麼？」

　　男Ａ ：「你認識的人中，還有沒有未婚的大齡男青年？」

　　男Ｂ ：「幹嘛？」

　　男Ａ ：「有好幾個人托我給留心著點。現在未婚的大齡女青年可真是不少。」

　　男Ｂ 想了一會兒，說：「沒有，沒有了。」

　　兩個人都嘆一回，然後繼續閒聊。

　　幕落。

　　您一定覺得這戲乏味。現在讓我再把這二人詳細介紹一下：男Ａ ，４０歲，已婚，與男Ｂ 是老熟人；男Ｂ ：３３歲，未婚，是個殘疾人但肯定不是弱智。就是說，男Ｂ 正是一個未婚大齡男青年，只是有殘疾。這戲就不那麼枯燥了，有可思考之處了，男Ａ 把男Ｂ 忘了。男Ｂ 也把男Ｂ 忘了。不過，男Ａ 真把男Ｂ 忘了嗎？顯然沒有，所以他才把男Ｂ 除外了。男Ｂ 真的把自己忘了嗎？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九】

　　綜上八節而觀之，到底是「忘了」好呢還是「別忘了」好？看來這問題不是用非此即彼的邏輯可以尋出答案的。我想讀者諸君會同意這樣的結論：該忘的時候忘了好，不該忘的時候還是別忘。那麼，什麼時候該忘什麼時候不該忘呢？這卻很難具體回答。世事之複雜，非以上八節所述可以概括，但我想，只要人道主義得以宏揚並蔚成風氣，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在該忘時忘，在不該忘對不忘了。

　　譬如第三節中提到的那些台階，倘所有的設計師都能想到，殘疾人也要參加到社會生活中來，也要有自立的驕傲和平等於人的自豪，也要有聽聽音樂看看球賽的雅興和逛逛商店或公園的閒情，那麼他們必會想到修一條坡道，而且會發現這並不比把觀光纜車的鋼索架到泰山去更麻煩。

　　譬如第五節中提到的校方，倘其知道大凡一個人是要吃飯的，也是要從工作中實現人之價值的；倘其知道像王素玲這樣的人可以靠自學走上講台，本身就是對孩子們的一個多麼好的教育；倘其知道若為她預備一把椅子，這本身就會在孩子們心中埋下多麼美好的種子，那麼我相信，校方會搶著要她來教書了，並把破除那條殘酷的規矩視為一種光榮。

　　【十】

　　那麼，人道主義是否僅僅意味著救死扶傷，從而僅僅意味著別人來理解和幫助我們殘疾人呢？顯然不。人道主義的最美妙之處在於這樣的倡導：一切人，不管其肉體和社會職能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精神（或說靈魂）都是平等的，因而他們生於斯世，所應享有的權利和所應盡到的義務也便是平等的。（當然，有被選舉權的人不都能當上總統，而同是盡了義務的，其社會或經濟效益也不可能一般大──這是另外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看看自己有什麼毛病吧。

　　譬如第七節中提到的那種人，我們只好說：悲夫！他竟不知殘疾本身從來不是恥辱，也永遠不可能成為光榮。如果用不幸的殘疾去換取某種特權，如果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那樣總需倚仗父母的嬌慣，那麼，當人們送來了特權也送來了嘲諷，送來了遷就也送來了輕蔑，我們就沒理由反對這種搭配了，因為是我們自己先把自己擺在了低於常人的位置上，擺在了深淵裡。

　　譬如第四節中提到的那個史鐵生，他是否過於敏感了呢？人們提到他是個殘疾人難道有悖事實嗎？大家多給他一點鼓勵的掌聲，難道不是人情之常麼？假如確有那麼一縷陰雲的話，也是他敏感偽產物。試想這敏感若多起來，誰跟他說話能不提心吊膽百般戒備呢？這樣下去哪還有平等可言呢？「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時候，使我們處於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們自己，非他人也。所以現在的這個史鐵生想，還是第六節中提到的那個顧阿根更懂得，什麼時候該忘什麼時候該不忘。

　　再來說說那齣小戲，男Ａ 把男Ｂ 忘了，我們只想到了遺憾二字。男Ｂ 也把男Ｂ 忘了，我們便想到阿Ｑ 畫押時唯恐不能畫得圓。不過我相信男Ｂ 並沒有真忘了自己，只不過心嚮往之而不敢為罷了，於是漸漸把自己推向了麻木。所以我想，「忘我」未必都是好事，有時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絕望。不爭者的不幸，一方面可憐，一方面可怒。這小戲是個象徵：人道主義不僅意味著我們該有人的權利，還意味著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去爭取，倘自己先就膽怯，則天上掉大餅的機會微乎其微。

　　總之，我們既然要求的是平等，既然不甘為鬼也不想成神，事情其實就很簡單了：讓我們的肉體不妨繼續帶著殘疾，但要讓我們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樣與世界相處。

　　　　　　一九八七年

我的夢想

　　也許是因為人缺了什麼就更喜歡什麼吧，我的兩條腿雖動不能動，卻是個體育迷。我不光喜歡看足球、籃球以及各種球類比賽，也喜歡看田徑、游泳、拳擊、滑冰、滑雪、自行車和汽車比賽，總之我是個全能體育迷。當然都是從電視裡看，體育館場門前都有根高的台階，我上不去。如果這一天電視裡有精采的體育節目，好了，我早晨一睜眼球覺得像過節一般，一天當中無論幹什麼心裡都想著它，一分一秒都過得愉快。有時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賽集中在一天或幾天（譬如剛剛閉幕的奧運會），那樣我會把其他要緊的事都耽誤掉。

　　其實我是第二喜歡足球，第三喜歡文學，第一喜歡田徑。我能說出所有田徑項目的世界紀錄是多少，是由誰保持的，保持的時間長還是短。譬如說男子跳遠紀錄是由比蒙保持的，二十年了還沒有人能破，不過這事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處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這八米九○的，而劉易斯在平原跳出的八米七二事實上比前者還要偉大，但卻不能算世界紀錄。這些紀錄是我順便記住的，田徑運動的魅力不在於記錄，人反正是幹不過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優美卻能從那奔跑與跳躍中得以充分展現，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來都顯得矯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虛。也許是我見過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劉易斯或者摩西跑起來，你會覺得他們是從人的原始中跑來，跑向無休止的人的未來，全身如風似水般滾動的肌膚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

　　我最喜歡並且羨慕的人就是劉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寬腿長，像一頭黑色的獵豹，隨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內，隨便一跳就在八米開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賽中他的動作也是那麼舒展、輕捷、富於韻律，絕不像流行歌星們的唱歌，唱到最後總讓人懷疑這到底是要幹什麼。不怕讀者諸君笑話，我常暗自祈禱上蒼，假若人真能有來世，我不要求別的，只要求有劉易斯那樣一副身體就好。我還設想，那時的人又會普遍比現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時的百米速度也會普遍比現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幾。作小說的人多是白日夢患者。好在這白日夢並不令我沮喪，我是因為現實的這個史鐵生太令人沮喪，才想出這法子來給他寬慰與嚮往。我對劉易斯的喜愛和崇拜與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麼辦法能使我變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價；如果我來世能有那樣一個健美的軀體，今天這一身殘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夠的報償。

　　奧運會上，約翰遜戰勝劉易斯的那個中午我難過極了，心裡別彆扭扭別彆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裡也沒睡好覺。眼前老翻騰著中午的場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約翰遜歡呼，所有的旗幟與鮮花都向約翰遜揮舞，浪潮般的記者們簇擁著約翰遜走出比賽場，而劉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劉易斯當時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個可憐的孩子，讓我一陣陣的心疼。一連幾天我都悶悶不樂，總想著劉易斯此刻會怎樣痛苦；不願意再看電視裡重播那個中午的比賽，不願意聽別人談論這件事，甚至替劉易斯嫉妒著約翰遜，在心裡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說明還是劉易斯最棒；自然這全無濟於事，我竟似比劉易斯還敗得慘，還迷失得深重。這豈不是怪事麼？在外人看來這豈不是精神病麼？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為一個美的偶像被打破了麼？如果僅僅是這樣，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陣再去豎立起約翰遜嘛，約翰遜的雄姿並不比劉易斯遜色。是因為我這人太戀舊，骨子裡太保守嗎？可是我非常明白，後來者居上是最應該慶祝的事。或者是劉易斯沒跑好讓我遺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績。到底為什麼呢？最後我知道了：我看見了所謂「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劉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義動搖了繼而粉碎了。上帝從來不對任何人施捨「最幸福」這三個字，他在所有人的慾望前面設下永恆的距離，公平地給每一個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無盡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麼史鐵生的不能跑與劉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喪與痛苦的根源。假若劉易斯不能懂得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個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在百米決賽後的第二天，劉易斯在跳遠比賽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個好樣的。看來他懂，他知道奧林匹斯山上的神人為何而燃燒，那不是為了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戰敗，而是為了有機會向諸神炫耀人類的不屈，命定的局限盡可永在，不屈的挑戰卻不可須臾或缺。我不敢說劉易斯就是這樣，但我希望劉易斯是這樣，我一往情深地喜愛並崇拜這樣一個劉易斯。

　　這樣，我的白日夢就需要重新設計一番了。至少我不再願意用我領悟到的這一切，僅僅去換一個健美的軀體，去換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簡單，我不想在來世的某一個中午成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著局限。我希望既有一個健美的軀體又有一個了悟了人生意義的靈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賜，後者卻必須在千難萬苦中靠自己去獲取──我的白日夢到底該怎樣設計呢？千萬不要說，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個？不要這樣說，因為人活著必要有一個最美的夢想。

　　後來知道，約翰遜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為服用了興奮劑。對此我們該說什麼呢？我在報紙上見了這樣一個消息，他的牙買加故鄉的人們說，「約翰遜什麼時候願意回來，我們都會歡迎他，不管他做錯了什麼事，他都是牙買加的兒子。」這幾句話讓我感動至深。難道我們不該對靈魂有了殘疾的人，比對肢體有了殘疾的人，給予更多的同情和愛嗎？

　　　　　　一九八八年

文革記愧

　　多年來有件事總在心裡，不知怎麼處置。近日看「幹校六記」，錢鍾書先生在書前的小引中說，若就那次運動（當然是指文革）寫回憶的話，一般群眾大約都得寫「記愧」。這話已觸到我心裡的那件事。錢先生卻還沒完，接著寫道：「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裡走漏得一乾二淨。」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時候了，以免歲月將其遺失。這樣，也恰好有了篇名。

　　一九七四年夏天，雙腿癱瘓已兩年，我閒在家裡沒事做。老朋友們怕我寂寞常來看我，帶書來，帶新聞來，帶新的朋友來。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麼都談，儘管對時勢的判斷不完全相同，對各種主義和思想看法也不再能徹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歲，單單活明白了一點：對任何錯誤乃至反動的東西，先要敢於正視，迴避它掩蓋它是無能和理虧的表現。除此一點之外，如今想來是都可以作為記愧而錄的。

　　先是朋友Ａ帶來了朋友Ｂ。不久，Ｂ帶來三篇手抄本小說給我看。現在記得住標題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標準歸類，它應該屬於「傷痕文學」，應該說那是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我看了很受震動，許久無言，然後真心相信它的藝術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動。這樣的評判藝術作品的方法，那時很流行，現在少些了。Ｂ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論根據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現成而且有威力。「中間人物論」呀，「寫陰暗面」呀，「鼻涕和大糞什麼時候都有」呀，「階級立場」和、「時代潮流」呀，等等，足令Ｂ無言以對或有話也不再說了。我自視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馬列的書讀得本來不算少，辯論起來我又天生有幾分機智，能為那些乾癟的概念找出更為通順的理由，時而也讓Ｂ陷入冥想。現在我知道，為一個給定的結論找理由是一件無論如何可以辦到的事。Ｂ為人極寬厚，說到最後他光是笑了，然後問我能否把這些小說給他複寫幾份。我也顯出豁達，平息了額與頸上暴脹的血管，說這有什麼不行？一來我反正閒得很，二來我相信真理總是真理，不會因為這樣的小說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東西不讓大家看到才是軟弱或者理屈。我們一時都沒想起世上還有公安局。

　　我使用了幾個上午幫他抄那些小說。抄了一篇或者兩篇的時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筆下流出的字行與我的觀念過於相悖，越抄心裡越彆扭起來，竟覺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說。心一驚，停一會，提醒自己。這不是我寫的，我只是抄，況且我答應了朋友怎麼能不抄完呢？於是又抄，於是又彆扭又心驚，於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於是……終於沒有抄完，我給Ｂ寫信去，如實說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Ｂ來了，一進門就笑，依然笑得寬厚，說那就算了吧，餘下的他另想辦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沒抄的都給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Ｂ把稿子存放在Ａ處，朋友Ｃ從Ａ處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學校裡去看，被她的一個同學發現並向有關部門報告了。Ｃ立刻被隔離審問，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員手裡。我們聽說了，先還只是為Ｃ著急，幾個朋友一起商量怎麼救她，怎麼為她開脫罪責。想來想去，不僅想不出怎麼救Ｃ，卻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筆跡。這時我還未及感到後果的嚴重，便並不堅決地充了一回英雄，我說乾脆就說是我住院時從一個早已忘記了姓名的病友那兒抄來的吧。幾個朋友都說不好，說公安局才不那麼傻。我也就不堅持。幾個朋友說先別急，等Ａ和Ｂ來了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當然，最好的辦法是眼前的禍事夢一樣地消失。

　　傍晚，Ａ和Ｂ都來了，我們四五個人聚到地壇公園荒蕪的小樹林裡去，繼續商量對策。只是Ａ和Ｂ和我與此事有關，其他人都是來出謀劃策。這時問題的焦點已轉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來怎麼辦？因為想到Ｃ處很可能還留有我的其他筆跡，因為想到Ｃ也可能堅持不住。據說這時Ｃ還在學校隔離室裡堅持著死不交待，大家一會為她擔憂，一會又怪她平時就是不管什麼事都愛臭顯擺並且對人也太輕信。怪Ｃ也晚了，Ｃ正在隔離室裡。大家又怨Ａ，說Ｃ一貫馬裡馬虎你還不知道嗎，怎麼就把那稿子給她拿到學校去？Ａ後悔不迭，說Ｃ是死求活求保證了又保證的。怨誰也沒用了，當務之急還是想想怎麼應付公安人員可能的追查吧。Ｂ堅定地說，不管怎麼樣絕不能說出原作者。大家這是一定的。那麼，公安局追查下來又怎麼辦呢？大家絞盡腦汁編了許多枝葉豐滿的謊話，但到底都不是編慣了謊話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綻。夜色便在這個問題前無聲地擴散得深遠了。第一個晚上就是這麼結束的──什麼辦法也沒想出來，默祈著Ｃ能堅持到底，但如果真如此又感到對Ｃ無比欠疚；幻想著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這不會不是幻想。

　　十四年過去，我已記不清從事發到警察來找我之間到底是幾天了，也記不住這幾天中的事情是怎樣一個順序了。只記得我們又聚到地壇去商議了好幾回。只記得我一回比一回膽怯下去。記得有一個晚上，還是在那片荒蕪的小樹林裡，Ａ和Ｂ都認為還是我一開始編造的那個謊話最為巧妙，若警察根據筆體找到我就由我來堅持那個謊話──就說是我在住院時從一個不知名的病友那兒抄來那篇小說的。我未置可否，過了一會我只提醒說，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類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資格每日掃街呢。大家於是沉默良久。我本還想說由我來承擔是不公平的，因為唯獨我是反對這篇小說的，怎麼能讓一個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沒說。後來Ａ替我說出了這個意思，以後多年，我一直把這邏輯作為我良心的蔽護所而記得牢固。可是一年年過去，這邏輯也愈顯其蒼白了，一是因為我越來越清楚我當時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對這小說和不反對抄這小說同樣是我當時的信念。信念又怎麼樣呢？設若我當時就贊成這小說呢？我敢把這事擔當下來拒不交待嗎？我估計百分之九十還是不敢。因為我還記得，那些天有人對我說：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說不出給我小說原稿的人的姓名，他們就可以判定這小說是我寫的──不管他們是真這麼認為，還是為了威逼我，還是出於必得有個結果以便向上邊交待，反正他們急了就會這麼幹。我聽了確乎身上輪番出了幾回汗。尤其看到父母親人，想到他們的出身和成份本來就壞，這一下不知要遭怎樣的連累了。夜裡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煙，體會著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貪圖榮華富貴，有些叛徒則是被「株連九族」逼迫而成，現在平心去論，一樣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語。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會怎麼樣呢？輕鬆是會輕鬆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腦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貪生怕死和貪圖榮華富貴之間仍有著不小的差別。幾年之後我倒確鑿有幾回真的不怕死過，心想要是一九七四年的事挪來現在發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猶豫地挺身就死了，但這幾回的不怕死是因為殘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頭，後才順帶想做一回烈士的。這當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難能可貴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卻造就了很多千古遭罵的叛徒。最好當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許雲峰。不過，畢竟許雲峰喊的是共產黨萬歲而明確是坐國民黨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數張志新。可張志新若也堅定不疑於當時人人必須信奉的一種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話扯遠了，拉回來，還說我，我不及張志新之萬一是不容爭辯的。至於哥們兒義氣呢？但「株連九族」卻更是殃及親人的呢！所以「株連九族」有理由被發明出來。

　　我原是想把這件事如實記錄下來的，但虧心和丟臉的事確已從記憶的篩眼裡走漏一些了，寫到這兒我停筆使勁回憶了兩天，下面的事在記憶中仍呈現了兩種模樣。與Ｂ已多年不見，為此文去找他核對似大不必要，就把兩種模樣的記憶都寫下來吧。最可能的是這樣：正當我晝夜難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際，Ｂ來了，Ｂ對我說：「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我聽了雖未明確表示贊同，卻一句反對的話也沒說，焦慮雖還籠罩，但心的隱秘處卻著實有了一陣輕鬆。許久，我只說：「那你怎麼辦？」Ｂ說：「這事就由我一人承擔吧。」說罷他匆匆離去，我心中的愧便於那時萌生，雖料沉重只是要勻到一生中去背負，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別種選擇也仍如獲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這樣：Ｂ來了，對我說：「要是警察來找你你就如實說吧，就說原稿是我給你的。Ｃ已經全說了。」我聽了心裡一陣輕鬆。Ｃ確實是在被隔離的第三天熬不住逼問，全說了。但這是Ｂ告訴我的呢？還是之後我才聽別人說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這希望更可以證明是後者吧，因為記憶的篩眼裡不僅容易走漏更為難堪的事，還容易走進保護自己少受譴責的事。我就沒有譴責過Ｃ，我沒有特別注意去不譴責Ｃ，想必是潛意識對自己說了實話：實際我與Ｃ沒什麼兩樣。總之，不管哪個記憶準確，我聽了Ｂ的話後心裡的那一陣輕鬆可以說明一切。──這是著重要記錄下來的。

　　後來警察來找我，問我原稿是誰給我的，我說是Ｂ，問我原作者是誰？我說不知道。我確實不知道，Ｂ從未跟我說起過原作者是誰，這一層Ｂ想得周到。我當時很為Ｂ把這一層想得周到而慶幸。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誰。一九七三年我也開始寫小說，也寫了可歸入「傷痕文學」的作品。那幾年我常留意報刊上的小說及作者介紹，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誰，但終未發現。我也向文學界的朋友們打聽過，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說，卻沒有誰知道作者的情況。一九八三年在嶗山旅遊時遇到Ｂ，互相說笑間仍有些不自然，我終未能啟口問他此事，因為當年的事到底是怎麼了結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現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漸漸被淡忘了，實在是文學史上的缺憾。

　　隨憶隨記，實指望沒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一九八八年

康復本義斷想

　　讓不能行動的人重新可以行動，使不能工作的人重新能夠工作，為喪失謀生能力的人提供生存保障，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若僅此而已便只能算作修理和飼養，不能算作康復。（就像把一輛破汽車、一台壞機床修理好，就像在籠中養肥一隻鳥兒。）康復的意思是指：使那些不幸殘疾了的人失而復得做人的全部權利、價值、意義和歡樂，不單是為了他們能夠生存能夠生產。

　　◇　◇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是為了完成一連串的生物過程，而是為了追尋一系列的精神實現；不是為了當一部好機器，而是為了創造幸福也享有幸福，倘有人說他不渴望幸福，方便的話我們可以給他一點教訓，為了他竟敢說謊竟敢褻瀆全人類的方向。（至於對幸福的不同理解，至於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必然散佈著痛苦，那是另外的問題。）

　　◇　◇

　　正因為行動、工作和生存保障，可能提供給我們創造幸福並享有幸福的機會，它才是重要的，才可算作康復的步驟之一。但是，是不是一個能夠行動、工作和生存的人，就一定能夠如醉如癡地成為一個幸福的創造者和享有者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只需記起一件事就夠了：一個身體健全且衣食住行都不愁的人，也可能自殺。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過自殺，我以為那是人類的一種光榮品質，是人與其他動物的一個分界。只有人會自殺，因為只有人才不滿足於單純的生物性和機器性，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要緊，只有人在頑固地追問並要求著生存的意義，因而只有人創造出了燦爛的文明和壯麗的生活，於是人幸運地沒有淪落到去街頭隨著鑼聲鑽火圈。我不知道這值不值得人類驕傲，但我相信我們要以一個人的資格活下去就必得保持這種驕傲，所以我的康復工作萬萬不能輕視了這種驕傲。

　　如果我們終於承認了殘疾人也是人，如果我們終於相信了人不是為活著而活著的動物，也不是為了生產而配置的機器──如果這樣的前提已經確立，而我們要是還說：「殘疾人的就業問題尚且沒有完全解決，哪還顧得上其他（譬如說殘疾人的愛情問題）呢？」那麼，要想證明我們的思維能力還是健全的，就只好把上述前提光明磊落地推翻。上述前提當然不容推翻。應該推翻的，是對康復工作的某些簡陋的理解，是無意之中仍然輕蔑了殘疾人的人權的某些邏輯。譬如說，沒有愛情的生活對於健全人來說是不人道的，那麼同樣的生活對於殘疾人來說就應該是可以將就的嗎？平等二字忽然到哪兒去了？

　　◇　◇

　　也許我們應該先來認真想想什麼是人道主義了，雖然這四個字現在已經不太陌生。我們對它習慣的理解大約來源於這樣一句話：「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但是我們現在更想知道的是：我們從瀕死中活了過來，我們的傷病已然治癒或已然固定為一種殘疾，在這之後，人道主義對我們還有什麼見教或效用？如果再沒有了，便難免會得出一個駭人聽聞的結論：沒病沒傷且衣食飽暖的活人，是無需人道主義的。也許現在倒是輪到我們來拯救人道主義了：人道主義不僅應該關懷人的肉體，最主要的是得關懷人的靈魂。把一個要死的人救活，把一個人的傷病治好，卻聽憑他的靈魂被捆縛被冷凍被晾乾，這能算是人道嗎？一面稱讚著他們的身殘志不殘，一面漠視著他們愛的權利，這能算是人道嗎？當一切健全人都讚美著愛的神聖，謳歌「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之時，我們卻偏偏對殘疾人說：「你們的就業等等問題尚且艱難，怎麼有時間來考慮你們的愛情問題呢？」這應該算是人道還是應該算作歧視？

　　◇　◇

　　有一種觀點認為：人不能活著又怎麼去愛呢？所以他們主張愛情問題當然要放在就業等等問題之後。但是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人不能去愛又怎麼能活呢？看來，這絕不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式的爭議，這乃是對於生命意義的不同理解。限於篇幅先不去論誰是誰非，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懂得愛並且可以愛的人，自會不屈不撓地活著並且滿懷激情地創造更美的生活；一個懂得愛卻不能去愛的人，多半是活不下去的；而一個既不懂得愛也得不到愛的人，即便可以活下去，但是活得像個什麼卻不一定。

　　人道主義指引下的康復事業，是要使殘疾人活成人而不是活成其他，是要使他們熱愛生命迷戀生活，而不是在盼死的心境下去苦熬歲月。所以我以為愛情問題至少是與就業問題同等重要的。生與愛原本是一碼事。如果偏要問先邁左腿還是先邁右腿的話，回答是：沒了這條腿你休想邁動那條腿──你殘疾了你就知道了。況且渴望前行的不是腿，而是人，人之不存，腿之焉附？

　　我有時候擔心：我們費力救活的人，會不會是（或者將會不會是）一個不願活下去的人？我們隆而重之送去的輪椅，會不會倒為一個孤苦難耐的人提供了尋死的方便？如果愛情對於殘疾人來說總是可望不可及的，總是望而生羨生畏生慚生嘆的事，如果他們總是被告知：愛情不是你們生活之必需，而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那麼上述擔心絕不是多餘的。

　　◇　◇

　　自殺並不一定就是軟弱，常常倒是一種堅定的抗議，是鮮活可愛的心向生命要求意義的無可奈何的慘烈方式。要是我們說「不自由勿寧死」，大概誰都會贊同，但是不能愛者恰似奴隸的身份。要是我們說：「人活著不能沒有理想」，大概沒有誰會反對，可是愛情正是理想之一種，甚或是一切美好理想之動因。沒有人無緣無故地想死，一個為得不到愛情權利而死的人，至少不比無緣無故地活著更值得嘲笑。照理說上帝是公正的，他應該在給每一個人生命的同時也給每一個人愛情的權利，要是上帝也有錯誤也有疏忽，讓我們原諒他並以康復工作來幫他糾正和彌補吧。

　　◇　◇

　　所幸，使一個人願意活著比使一個人活著，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正像有人說過的那樣：是不斷地給一個人輸血呢？還是設法恢復他自身的造血功能？）美好的愛情可以使人願意活、渴望活、並煥發出千百倍創造生活的力量。還能說這是不如就業重要的事麼？

　　◇　◇

　　生命的意義當然不只是愛情，但愛情無疑是生命的最美好的意義之一。倘此言不錯的話，現在該說說具體事了：為了一切殘疾人都可能享有美好的愛情，康復工作應該給他們什麼幫助？也許有人會提醒我們注意：「健全人也未必都能享有美好的愛情。」但我想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求一切人都有機會站到起跑線上來。大概又會有人說了：「這太容易了，沒人不讓殘疾人站到愛情的起跑線上來。」這讓我想起一位康復工作者的話，他說：「讓殘疾人與健全人站到同一條起跑線上，這本身就不平等。為了平等，殘疾人必須要得到一些特殊的幫助。」這話對極了。

　　◇　◇

　　譬如說，為性功能有缺憾的殘疾人，提供性科學諮詢和性工具，這事使得使不得？

　　愛情不等於性、性也不等於愛情，但是世所公認：美好的愛情必須要有美滿的住生活，而美滿的性生活，當然必得是出於愛情。至少，在我們夢寐以求著美好愛情的時候，我們得有機會商量商量這個不可低估的性問題。

　　一對真誠相愛的男女，如果因為性方面的缺憾而難成眷屬或終至離異，實在是太大的悲劇。其悲尤其在於，我們不見得沒有辦法使其得到彌補，只因為我們一直沒來得及想想辦法，或者因為我們稀里糊塗地有著一張薄臉皮。幸虧多少人多少代的痛苦終於在今天化作清醒，確認此事與臉皮無關，悲劇多半還是出於毫無道理的舊觀念，還是因為對人道主義的理解太浮淺。

　　性生活是美好的還是醜惡的？是醜惡的為什麼大家都不放棄？是美好的，為什麼一談及便把一些人羞殺、把另一些人氣死？為什麼殘疾人的婚姻問題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而性康復工作卻羞羞答答地遲遲不能開展？（出了一些有關書籍，也總是吞吞吐吐像在撒謊，躲躲閃閃像在造著一個謠言。）莫非殘疾人結婚單是為了找一個幫工的和壯膽的，並無獲得婚姻的全面幸福的必要？為什麼可以為肢殘者提供枴杖和輪椅，卻不能為性功能缺憾者提供性工具、性諮詢，以及其他有助於性生活美滿的方法？

　　◇　◇

　　如果認為這些事是淫穢的、是低級的、是流氓的，那可真是天大的誤會。淫穢和低級不是因為涉及了性器官，而是因為這種涉及既非為著科學也不是出於愛情。流氓的特徵也不在於發生了性行為，而在於他們以強迫和欺騙侮辱了別人並且也褻瀆了性。倘一談及性便想到淫穢和流氓，我們的出處可真慘到頭了。流氓不是性知識造成的，倒常常是因為缺乏性知識，缺乏對愛與性的理解，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甚至可能因為他們自己就生活在不夠人道的境遇中。（譬如得不到異性的愛，以至於過度的性飢渴使他們忽然不能自制。）

　　◇　◇

　　總之，在愛情的引導下，無論多麼豐富多彩的性行為都是正當的、美妙的、高尚的。為摯愛的夫妻提供任何利於性生活美滿的指導和器具，都應該是必要的、人道的和理直氣壯的。

　　有性功能缺憾的殘疾人，仍然有性要求和享受性歡樂的能力，這已為醫學專家們所證明。如果性諮詢和性器具有利於他們彌補缺憾，從而使其愛情更全面地實現，我們不趕緊做起來還等什麼？

　　◇　◇

　　在我們作著上述呼籲的同時，我們當然應該懂得，性生活的美滿主要不是技術問題，而差不多是個藝術問題，就是說，那不能單是肉體的接洽，必須是精神的結合，是心靈的貼近與奉獻。沒有真誠的愛，溫暖的肉體也可變成冰冷的機器。而在傾心的愛慕之下，滿懷的激情便會驅動起美妙的想像力，使殘損的肉體也變得豐盈，使人造的器具也有了生命，一個平素拘謹的人也可能忽然有了藝術靈感，創造出無窮的令人銷魂的形式。那時，就連上帝也要慚愧，也要感謝我們原諒了他的過錯和彌補了他的疏忽。

　　◇　◇

　　最後我想我們還應該冷靜。在我們熱烈追求愛情的幸福之時，在我們絕不放棄我們應有的權利之時，殘疾的朋友們，我們還得冷靜。如果我們的殘疾導致我們愛情的破裂（這是可能的，不僅僅因為性，還因為許多其他緣故），我們這些從死神近旁蹓躂過來的人，想必應該有了不太小器的準備：我們何苦不再全力地做些事，以期後世殘疾者以及全人類不要像我們這樣活得艱難？

　　　　　　一九八九年

「安樂死」斷想

　　首先我認為，用人為的方法結束植物人的生命，並不在「安樂死」的範疇之內，因為植物人已經喪失意識，已無從體嘗任何痛苦和安樂。安樂死是對有意識的人而言的，其定義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由於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或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全過程（引自「安樂死」第十五頁）。

　　在弄清一件事是否符合人道主義之前，有必要弄清什麼是人？給人下一個定義是件很複雜的事，但人與其他東西的區別卻是顯而易見的：人是這星球下唯一有意識的生命。（「辭海」上說，意識是「人所特有的」。有意識當然不是指有神經反射或僅僅能夠完成條件反射，而是指有精神活動因而能夠創造生活和享受生活。而植物人是沒有意識的。那麼植物人還是人嗎？這樣問未免太殘酷，甚至比聽說人是猴變的還要感覺殘酷。但面對這殘酷的事實，科學顯然不能迴避，而是要問：既然如此，我們仍要對植物人實行人道主義的理由何在？我想，那是因為我們記得：每一個植物人在成為植物人之前都是驕傲的可敬可愛的堂堂正正的人。正因為我們深刻地記得這一點，我們才不能容忍他們有朝一日像一株株植物似的任人擺佈而喪失尊嚴。與其讓他們無辜地，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無從行使自己的權利的狀態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幫他們凜然並莊嚴地結束。我認為這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因而這才是人道。

　　當然，植物人也已無從體嘗人道。事實上，一切所謂人道都是對我們這些活人（有意識的人）而言的。我們哀悼死者是出於我們感情的需要，不允許人們有這種感情是不人道的。我們為死者穿上整齊的衣服並在其墓前立一塊碑，我們實際是在為包括我們在內的人類唱支讚歌。人是不能混同於其他東西的，因而要有一個更為莊嚴的結束；讓我們混同於其他東西是不人道的。讓一個人僅僅開動著消化、循環和呼吸系統而沒有自己的意志，不僅是袖手旁觀他的被侮辱，而且是對我們所有人的自由和尊嚴的嚴重威脅，所以是不人道的，那麼，讓一個實際已經告別了人生的植物人妨礙著人們（譬如植物人的親屬）的精神的全面實現，使他們陷於（很可能是漫長的）痛苦，並毫無意義地爭奪他們的物質財富，這難道是人道嗎？當然不。

　　總之，人為地結束植物人的生命無疑是人道的。至於如何甄別植物人，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技術問題，技術的不完善只說明應該加緊研究，並不說明其他。

　　真正值得探討的是（符合前述定義的）「安樂死」是否人道，是否應該施行？

　　譬如，一個人到了癌症晚期，雖然他還有意識，但這意識剛夠他受盡精神和肉體的折磨，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等死，完全無望繼續創造生活和享受生活了。這時候他有沒有權利要求提前死去？醫生和法律應不應該幫助他實現這最後的願望？我說他有這個權利，醫生和法律也應該幫助他實現這一願望。反對這樣做的唯一似乎站得住腳的理由是：醫學是不斷發展的，什麼人也不能斷定，今天不能治癒的疾病在今後也不能治癒。保證他存活，是等待救治他的機會到來的最重要前提。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醫學的發展而造福於後人。但是首先，如果醫學的發展竟以一個無辜者的巨大痛苦為前提，並且不顧他自己的權利與願望，這又與法西斯拿人來作試驗有什麼兩樣呢？法西斯的上述行為不是也使醫學有過發展麼？看來，以促進醫學發展為由反對安樂死是站不住腳的，這是捨本求末丟棄了醫學的最高原則──人道主義。況且，醫學新技術完全可以靠動物試驗而得以發展，只有在這新技術接近完善之時才能用之於人，絕不可想像讓一個身患絕症的瀕死的人受盡折磨，而只是為了等待一項八字還沒一撇的醫學新技術。其次，醫學的發展確實是難以預料的，有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也許就能使絕症出現轉機。這又怎麼辦呢？一邊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無可救藥，一邊是百分之一的對偶然的企盼。我想，所以安樂死的施行第一要緊的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願。科學不能以偶然為依據，但科學承認偶然的存在。醫生把情況向患者講明，之後，患者的意願就是上帝，他寧願等待偶然或寧願不等待偶然，我們都該聽命於他。當然，如果他甘願忍受痛苦而為醫學的發展作出貢獻，他理應受到人們加倍的尊敬。但這絕不等於說別人可以強迫他這樣做。

　　另外我想，安樂死的施行，會逼迫人們更注重疾病的早期防治與研究。如果能把維持無望治癒者暫時存活的人力物力，用於早期患者的防治上，效果肯定會更好。

　　據說，發生過極少數「植物人」甦醒的病例。但這除了說明有極少數誤診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一項正確的措施顯然不能因為極少數例外或失誤而取消，因噎廢食差不多是最愚蠢的行為。難道我們真要看到盒中的每一根火柴都能劃著才敢相信這是一盒值得買下來的火柴嗎？倘如此，人類將無所作為，只配等死，因為現行的很多診斷和治療方法，都有著被科學和法律所允許的致死率。甚至在交通事故如此頻繁發生的今天，也沒有哪個正常人想到要把自己鎖在家裡。

　　「只要是生命，就應該無條件地讓它存活下去，這才人道。這才體現出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這樣的觀點就更糊塗，糊塗到竟未弄清人與某種被飼養物的區別。人是不能無條件活著的，譬如，不能沒有尊嚴。人也是不能允許其他東西無條件地活著，譬如，當老鼠掠奪你的口糧的時候。而且我們倡導人道，並不是為了體現出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所有的人生活得更美好，如果人道主義日益發達，人們生活得日益美好，那麼體不體現出社會的進步就不是一件需要焦慮的事了。

　　「重殘」、「嚴重缺陷」、「智力缺陷」、「畸形兒」，就施行安樂死來說，這些都不是嚴格的標準。我想，無論有何種殘疾或缺陷，只要其喪失了創造生活的能力（譬如完全不能動也不能說話的人），或喪失了享受生活的能力（譬如徹底的白癡和植物人），那麼，他就有權享受安樂死，人為地終止其生命就都是人道的。但是，一個雖無創造生活的能力但還有享受生活能力的人，只要他願意，他就有繼續生存的權利，社會也就有贍養他的義務。（享受生活，是指能夠從生活中獲取幸福和快樂，而不是指單能吃喝拉撒睡卻對此毫無感受者。）

　　對初生的重殘兒童怎麼辦？一個無辜的兒童來到這世界上，而且他注定要有一個比常人百倍嚴酷的人生──對於這樣的兒童我們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我覺得對他們施行安樂死的標準應該放得更寬些，我們何必不讓這些注定要倍受折磨的靈魂回去，而讓一些更幸運的孩子來呢？這本不是太複雜的事呀。我從感情上覺得應該這樣做，但從理性上我找不到可以信服的理由支持這樣做。我知道感情是不能代替科學和法律的。這是件非常令人沮喪和遺憾的事。我希望人們終於有一天能夠找到一個辦法，至少使所有的人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就都站在一條平等的起跑線上，儘管他們前面的人生仍然佈滿著坎坷與艱難。

　　安樂死還有「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之分。前者指在醫生的指導和監督下，用藥物結束患者的生命。後者指撤除對患者的一切治療，使其自行死亡。我以為很明顯，前者是更為人道的。因為，當已經確定應該對某人施行安樂死之後，哪種方法更能減少其死亡過程中的痛苦，哪種方法就是最人道的。

　　還有「自願安樂死」和「非自願安樂死」之分。前者是指本人要求安樂死，或對安樂死表示過同意。後者是指那些對安樂死已不能有所表示的人，和以往也不曾對安樂死有過確定態度或乾脆是持反對態度的人。對前者施行安樂死，顯然是無可非議了。那麼對後者呢？對那些對安樂死不曾表示過確定態度的人，或許他的親朋好友還可以代他做出選擇。但是，對那些反對安樂死而又譬如說成了植物人的人，又當如何呢？真是不知道了。就像不知道一個無罪者的行為既不能利己又損害了他人，面對這種局面人們應該怎麼辦？這值得研究。

　　不過我想，如果使每一個人在其健康時都有機會表明自己對安樂死的態度，則肯定是有益的。而且我相信，隨著人們生命觀念的日益進步，反對安樂死的人會越來越少。

　　還有「自殺安樂死」和「助殺安樂死」之分。前者是說，確認一個符合了安樂死的標準，但是醫生（或其他人）不予幫助，死的手段由其自己去找。後者是說，醫生（或其他人）為其提供死之手段並幫助其施行。我覺得前者除了像拿人開心之外，別的什麼都不像。

　　現在從「安樂死」一書中引一段文字：「一九六一年夷月的一天，英國『聖克里斯托弗安息所』的花園林蔭小道上，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年輕的女子，推著手推車慢慢行走。手推車上半躺著一位老人，臉色蒼白，十分清瘦，看上去就是一位重病人，這一男一女一邊推著車，一邊與老人輕輕交談。他們像是父子，像是祖孫，老人不時地被小輩的話語所打中，輕輕地點頭，時而也做做手勢，表達自己的意思。明媚的陽光照在老人的臉上，給他十分蒼白的臉上增加幾分精神。老人神情安逸，心緒穩定。

　　「其實他們是醫生、護士和病人。老人已患晚期腫瘤，即將離開人世。醫生和護士坦然地與老人一起討論『死』，討論『如何無痛苦地死』，討論『死給你帶來的感覺』，討論『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討論『應有選擇死亡的權利』等等。

　　「這是目前在西歐、北美國家大量存在的安息所。它是六○年代後出現的醫療保健系統中的一種新形式，旨在使臨終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得到很好的照顧。」這也是安樂死的一項內容，甚至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一項內容。如果我們國家還沒有這樣的條件，那麼像「中國殘疾人」和「三月風」也許就應該擔當起這樣的職責──使人們對生和死有更為科學的認識，更為鎮靜和坦然的態度。

　　以上是我對安樂死的一些看法，肯定有很多毛病和錯誤。我非常感謝「中國殘疾人」雜誌闢出版面開展這樣的討論。我也非常感謝他們給我說出上述觀點的機會，以便有一天我不幸成了只能浪費氧氣、糧食和藥品的人，那時候，人們能夠知道我對此所持的態度，並仁慈地賜我一個好死。

　　再從「安樂死」一書上引一段話，作為此文的結尾：

　　「一九七六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了一次『安樂死國際會議』，其宣言中強調，應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這樣的提法究竟能夠為多少人接受，眼下還難以確定，但把人的生死權利相提並論，至少可以說標誌著人類對自己生命意義的認識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一九八九年

自言自語

　　【一、說小說無規矩可言也對，說小說還是有一些規矩的也對，這看怎麼說了。】

　　世上沒有沒有規矩的東西，沒有規矩的東西就不是東西就什麼都不是，所以沒有。在這個意義上說，小說當然是有一些規矩的。譬如，小說總得用著語言；譬如，小說還不能抄襲（做衣服、打傢俱、製造自行車就可以抄襲）。小說不能是新聞報導，新聞報導單純陳述現象，而小說不管運用什麼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觀照或反省現象的新角度（新聞報導與新聞體小說之間的差別，剛好可以說明這一點）。小說不能是論文，論文是循著演繹和歸納的邏輯去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小說不是科學，小說是在一個包含了多種信息和猜想的系統中的直覺或感悟，雖然也可以有思辨但並不指望有精確的結論。在智力的盲點上才有小說之位置，否則它就要讓位於科學（這樣說絕不意味著貶低或排斥科學。但人類不能只有科學，在科學無能為力的地方，要由其他的什麼來安置人的靈魂）。小說也不能是哲學，哲學的對象和目的雖與科學相異，但其方法卻與科學相同，這種方法的局限決定了哲學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時的局限。在超越這局限的願望中，小說期待著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於哲學，可能更像禪師講公案時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絕境之時所獲得的方法，那是放棄了智力與功利之時所進入的自由與審美的狀態（這讓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義大師竟否認存在主義是哲學，他們更熱衷於以小說來體現他們的哲理）。小說還不能是施政綱領、經濟政策、議會提案；小說還不能是英模報告、競選演說、專題座談。還可以舉出一些小說不是什麼的例子，但一時舉不全。總之，小說常常沒有很實用的目的，沒有很確定的結論以及很嚴謹的邏輯。但這不等於說它荒唐無用。和朋友毫無目的毫無顧忌地聊聊天。這有用嗎？倘若消滅那樣的聊天怎麼樣？人勢必活成冰冷的機器或溫暖的畜類。

　　好像只能說小說不是什麼，而很難說它是什麼，這就說明小說還有無規矩可言的一方面（說小說就是小說，這話除了顯得聰明之外，沒有其他後果）。我想，最近似小說的東西就是聊天，當然不是商人式的各懷心計的聊天，也不是學者式的三句話不離學問的聊天，也不是同志式的「一幫一，一對紅」的聊天，而純粹是朋友之間忘記了一切功利之時的自由、傾心、坦誠的聊天。人為什麼要找朋友聊聊天？因為孤獨，因為痛苦和恐懼。即便是有歡樂要與朋友同享，也是因為怕那歡樂在孤獨中減色或淹沒。人指望靠這樣的聊天徹底消滅人的困境嗎？不，他知道朋友也是人也無此神通。那麼他到朋友那兒去找什麼呢？找真誠。靈魂在自卑的偽飾中受到壓迫，只好從超越自卑的真誠中重獲自由。那麼在這樣的聊天中還要立什麼規矩呢？在這樣的聊天中，悲可以哭嗎？怒可以罵嗎？可以怯弱頹唐嗎？可以癡傻瘋顛嗎？可以陶醉於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嗎？可以滿目迷茫滿腹牢騷嗎？可以談一件很真實的事也可以談一個神秘的感覺嗎？可以很形象地講一個人也可以很抽象地講一種觀點嗎？可以有條不紊萬川歸海地講一個故事，也可以東一鎯頭西一棒子地任意胡侃神聊嗎？可以聊得豪情滿懷樂觀振奮，也可以聊得心灰意冷悲觀失望嗎？可以談吐文雅所論玄妙高深，也可以俗話連篇盡述凡人瑣事嗎？……當然都是可以的，無規矩可言。唯獨不能有虛偽。無規矩的規矩只剩下真誠。智力與科學的永恆局限，意味著人最終是一堆無用的熱情，於是把真誠奉為圭臬奉若神明。有真誠在就不會絕望，生命就有了救星，生命就可以且天且地盡情暢想任意遨遊了，就快要進入審美之境就快要立命於悟性之地了。（順便說一句：真誠並不能化悲觀為樂觀，而只是把悲觀昇華為泰然，變作死神腳下熱烈而溫馨的舞蹈。）

　　在這種意義上，小說又有什麼規矩可言呢？小說一定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要結構好起伏曲折的故事？要令人感動？要有詩意或不能有詩意？要有哲理或千萬別暴露哲理？不可不干預現實或必須要天馬行空？要讓人看了心裡一星期都痛快都振奮，就不能讓人看了心裡七天都彆扭都沉悶？一定要深刻透頂？一定要氣壯山河？一定要民族化或一定要現代主義？一定要懂得陶罐或一定要擺弄一下生殖器？一定要形象思維而一定不能形而上？……（假設已經把歷來的規矩全寫在這兒了），但是這些規矩即便全被違背，也照樣會有好的小說產生。小說的發展，大約正在於不斷違背已有的規矩吧。小說的存在，可能正是為了打破為文乃至為生的若干規矩吧。活於斯世，人被太多的規矩折磨得喘不過氣來，偽裝與隔膜使人的神經緊張得要斷，使每一個人都感到孤獨感到軟弱得幾乎不堪一擊，不是人們才乞靈於真誠傾心的交談嗎？不是為了這樣的交談更為廣泛，為了使自己真切的（但不是智力和科學所能總結的）生存感受在同類那兒得到回應，從而消除孤獨以及由孤獨所加重的痛苦與恐懼，泰然自若地承受這顆星球這個宇宙和這份命運，才創造了小說這東西嗎？就小說而言，亙古不變的只有夢想的自由、實在的真誠和恰如其分的語言傳達。還要什麼必須遵守的規矩呢？然而有時人真的沒出息透了，弄來弄去把自由與真誠弄去了不說，又在這塊淨土上拉屎一樣地弄出許多規矩，弄得這片聖地滿目瘡痍，結果只是規矩的發明者頭上有了神光，規矩的推行者得以販賣專制，規矩的二道販子得一點小利，規矩的追隨者被驅趕著被牽引著只會在走紅的流派腳下五體投地殊不知自己為何物了。真誠傾心的交談還怎麼能有？偽裝與隔膜還怎麼能無？面對蒼天的靜悟為面對市場的機智所代替，聖地變作鬼域。人們念及當初，忽不知何以竟作起小說來。為人的根被刨了燒了，哪兒尋去？所以少來點規矩吧。唯獨文學藝術不需要競爭，在這兒只崇尚自由、樸素、真誠的創造。寫小說與交朋友一樣，一見虛偽，立刻完蛋。

　　【二、作為小說的樸素，說白了就是創作態度的老實。】

　　當然不是說「只許老實交待，不許亂說亂動」的那種老實。而是說：不欺騙朋友，不戲耍朋友，不嚇唬朋友，不賣弄機智存心讓朋友去慚愧，也不為了討好朋友而遷就朋友。對朋友把心掏出來就得，甭扯淡。

　　在這種情況下，樸素一詞並不與華麗、堂皇對立，也不與玄妙、深奧對立，並非「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就一定樸素，你家造了航天飛機就一定不樸素。別到外面去尋找樸素，樸素是一種對人對世界的態度，哪兒都可以有，哪兒都可以無。

　　這樸素絕不是指因不開化而故有的愚鈍，絕不是指譬如閉塞落後的鄉間特產的艱辛和單純。那些東西是靠不住的。孩子總要長大，偏僻的角落早晚也要步入現代文明。真正的樸素大約是：在歷盡現世苦難、閱盡人間滄桑、看清人的局限、領會了「一切存在之全」的含意之時，癡心不改，仍以真誠駕駛著熱情，又以泰然超越了焦慮而呈現的心態。這是白天落地返樸歸真，不是頑固不化循環倒退。不是看破紅塵灰心喪氣，而是赴死之途上真誠的歌舞。這時憑本能憑直覺便會發現，玩弄花活是多麼不開明的浪費。

　　【三、人有三種根本的困境，於是人有三種獲得歡樂的機會。】

　　第一，人生來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來注定是活在無數他人中間並且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這意味著孤獨。第二，人生來就有慾望，人實現慾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他慾望的能力，這是一個永恆的距離。這意味著痛苦。第三，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在走向死。這意味著恐懼。

　　上帝用這三種東西來折磨我們。

　　不過有可能我們理解錯了，上帝原是要給我們三種獲得歡樂的機會。假如世界上只有我，假如我又沒有慾望（沒有慾望才能不承受那種距離），假如這樣我還永遠不死，我豈不就要成為一堆無可改變的麻木與無盡無休的沉悶了？這樣一想，我情願還是要那三種困境。我想，寫小說之所以挺吸引我，就是因為它能幫我把三種困境變成既是三種困境又是三種獲得歡樂的機會。

　　【四、可以說小說就是聊天，但不能說聊天就是小說。】

　　聊天完全可以是徹底的廢話，但小說則必須提供看這世界這生命的新的角度（也許通俗小說可以除外）。通過人物也好，通過事件、情緒、氛圍、形式、哲理、暗示都好，但不能提供新角度的便很難說是創作，因而至少不能算好小說。

　　然而，徹底廢話式的聊天卻可以在作家筆下產生豐富的意味，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因為他先把我們帶離那個實在的、平面的、以常規角度觀照著的聊天，然後把我們帶到一個或幾個新的位置上，帶進一個新的或更大的系統中，從一個或幾個新角度再作觀照，常規的廢話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像宇航員頭一次從月亮上看地球，從那個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發出的感慨，必不是我們以往從地球上看地球時所能有的。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間離效果」和「陌生化」吧。我們退離我們已經習慣了的位置，退離我們已經爛熟了的心態，我們才有創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擁抱於你，她就僅僅是您的妻子，您從遙遠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闊野間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個精靈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親懷中，您感受到母親的慈愛，您無意間看她的背影您也許才會看到一個母親的悲壯。小說主要是做著這樣的事吧，這樣的創造。

　　但這有什麼用呢？那麼阿波羅上了月球又有什麼用呢？宇宙早晚要毀滅，一切又都有什麼用呢？一切創造說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悅。與其說人是在發現著無限的外在，毋寧說人是藉外在形式證明自己無限的發現力。無限的外在形式，不過是人無限的內在發現力的印證罷了，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勞。（原始藝術中那些變形的抽象的圖案和線條，只是嚮往創造之心的軌跡，別的什麼都不是。）所以，與其說種種發現是為了維持生命，毋寧說維持生命是為了去作這種種發現，以便生命能有不盡的歡樂，靈魂能有普渡之舟。最難堪的念頭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為死亡堅定地恭候著每一位壽星。認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難理解另外的人類熱愛冒險是為了什麼。

　　總之，寫小說的人應該估計到這樣兩件事：

　　（一）藝術的有用與產房和糧店的有用不一樣。（二）讀小說的人，沒有很多時間用來多知道一件別人的事，他知道知道不完。但是，讀小說的人卻總有興趣換換角度看這個人間，雖然他知道這也沒有個完。

　　【五、現在很流行說「玩兒玩兒」，無論寫小說還是幹別的什麼事，都喜歡自稱只是「玩兒玩兒」，並且誤以為這就是遊戲人生的境界。】

　　您認真看過孩子的遊戲嗎？認真看過也許就能發現，那簡直就是人生的一個象徵，一個縮影，一個說明。孩子的遊戲有兩個最突出的特點：一是沒有目的，只陶醉於遊戲的過程，或說遊戲的過程即是遊戲的目的；一是極度認真地「假裝」，並極度認真地看待這「假裝」（「假裝你是媽媽，他是孩子。」「假裝你是大夫你給他打針。」「假裝我哭了，假裝你讓我別哭」）。當然，孩子的遊戲還只是遊戲，還談不上「遊戲境界」。當一個人長大了，有一天忽然透悟了人生原來也不過是一場遊戲，也是無所謂目的而只有一個過程，然後他視過程為目的，仍極度認真地將自己投入其中如醉如癡，這才是「遊戲境界」。

　　而所謂「玩兒玩兒」呢？開始我以為是「遊戲境界」的同義語，後來才知道它還有一個註腳：「別那麼認真，太認真了會失望會痛苦。」他怕失望那麼他本來在希望什麼呢？顯然不是希望一個如醉如癡的過程，因為這樣的過程只能由認真來維繫。顯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達不到，於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這痛苦呢？當然就害怕了認真，結果就「玩兒玩兒」算了。但好像又沒有這麼便宜的事，「玩兒玩兒」既是為了逃避痛苦，就說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亂跑。

　　這下就看出「玩兒玩兒」與「遊戲境界」的根本相反了。一個是傾心於過程從而實現了精神的自由、泰然和歡樂，一個是追逐著目的從而在驚惶、痛苦和上當之餘，含冤含怨故作瀟灑自欺欺人。我無意對這兩種情況作道德判斷，我單是說：這兩件事根本不一樣（世上原有很多神異而形似的東西。譬如性生活與耍流氓，其實完全不一樣）。我是考慮到，「玩兒玩兒」既然不能認真，久而久之必降低興致，會成了一件太勞累太吃虧的事。

　　我想，認真於過程還是最好的一件事。世上的事不怕就不怕這樣的認真，一旦不認真了就可怕了。認真是靈魂獲取酬勞的唯一途徑。小說是關乎靈魂的勾當，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兒玩兒」技法的構想，都與洗腸和導尿的意義無二。小說可以寫不認真的人，但那準是由認真的人所寫並由認真的人去看，可別因為屢屢寫不好就推脫說自己沒認真，甚至揚言藝術原就是扯淡，那樣太像吃不到甜葡萄的酸狐狸了。

　　【六、我覺得，藝術（或說美，──不等於漂亮的美）是由敬畏和驕傲這兩種感情演成的。】

　　自然之神以其無限的奧秘生養了我們，又以其無限的奧秘迷惑甚至威脅我們，使我們不敢怠慢不敢輕狂，對著命運的無常既敬且畏。我們企望自然之母永遠慈祥的愛護，但嚴厲的自然之父卻要我們去浪跡天涯自立為家。我們不得不開始了從刀耕火種到航天飛機的創造歷程。日日月月年年，這歷程並無止境，當我們千辛萬苦而又懷疑其意義何在之時，我們茫然若失就一直沒能建成一個家。太陽之火轟鳴著落在地平線上，太陽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難眠，我們想起：家呢？便起身把這份辛苦、這份憂思、這份熱烈而執著的盼望，用斧鑿在石上，用筆畫在牆上，用文字寫在紙上，向自然之神傾訴，為了籲請神的關注，我們又奏起了最哀壯的音樂，並以最誇張的姿式展現我們的身軀成為舞蹈。悲烈之聲傳上天庭，悲烈之景遍佈四野，我們忽然茅塞頓開聽到了自然之神在讚譽他們不屈的兒子，剎那間一片美好的家園呈現了，原來是由不屈的驕傲建築在心中。我們有了家有了藝術，我們再也不孤寂不猶豫，再也不放棄（而且我們知道了，一切創造的真正意義都是為了這個。所以無論什麼行當，一旦作到極致，人們就說它是進入了藝術境界，它本來是什麼已經不重要了，它現在主要是心靈的美的家園）。我們先是立了一面鏡子，我們一邊懷著敬畏滾動石頭，一邊懷著驕傲觀賞我們不屈的形象。後來，我們不光能從鏡子裡，而且能從山的峻拔與猙獰、水的柔潤與洶湧，風的和煦與狂暴，雲的變幻與永恆，空間的遼闊與時間的悠久，草木的衰榮與蟲獸的繁衍，從萬物萬象中看見自己柔弱而又剛勁的身影。心之家園的無限恰與命運的無常構成和諧，構成美，構成藝術的精髓。敬畏與驕傲，這兩極！

　　【七、智力的局限要由悟性來補充。科學和哲學的局限要由宗教精神來補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絕不是迷信。說得過分一點：文學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

　　眼前有九條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訴我們哪條是坦途哪條是絕路（經常有這種情況），我們就停在九條路口暴跳如雷還是坐以待斃？當然這兩種行為都是傻瓜所喜歡的方式。有智力的人會想到一條一條去試，智力再高一點的人還會用上優選法，但假設他試完了九條發現全是絕路（這樣的事也經常有），他是破口大罵還是後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僅僅比傻瓜多著智力，其餘什麼都不比傻瓜強。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條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後連著坦途，又與九條全是絕路，絕路退回來又遇絕路有什麼兩樣呢？無限的坦途與無限的絕路都只說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於是他無懼無悔不迷不怨認真於腳下，走得鎮定流暢，心中倒沒了絕路。這便是悟者的抉擇，是在智性的盡頭所必要的悟性補充。

　　智性與悟性的區別，恰似哲學與宗教精神的區別。哲學的末路通入宗教精神。哲學依靠著智力，運用著與科學相似的方法，像科學立志要為人間建造物質的天堂一樣，哲學夢寐以求的是把人的終極問題弄個水落石出，以期根除靈魂的迷茫。但上帝設下的謎語，看來只是為了讓人去猜，並不想讓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場，宇宙豈不寂寞淒涼？因而他給我們的智力與他給我們的謎語太不成比例，之間有著絕對的距離。這樣，哲學越走固然猜到的東西越多，但每一個謎底都是十個謎面，又何以能夠猜盡？期待著豁然開朗，哲學卻步入雲遮霧障，不免就有人悲觀絕望，聲稱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惡念的產物（這有點像九條絕路之上智性的大罵和懊喪）。在這三軍元帥臨危止步之際，宗教精神繼之行道，化戰旗為經幡，變長矛作儀仗，續智性以悟性，棄悲聲而狂放（設若說哲學是在宗教之後發達起來的，不妨記起一位哲人說過的話：「粗知哲學而離棄的那個上帝，與精研哲學而皈依的那個上帝，不是同一個上帝。」所以在這兒不說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個字與之區別，與那種步入歧途靠販賣教條為生的宗教相區別）。如果宗教是人們在「不知」時對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發自生命本原的固執的嚮往卻鍛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們在「知不知」時依然葆有的堅定信念，是人類大軍落入重圍時寧願赴死而求也不甘懼退而失的壯烈理想。這信念這理想不由智性推導出，更不由君王設計成，甚至連其具體內容都不重要（譬如愛情，究竟為了什麼呢），毋寧說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故有的趨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對生之價值最深刻的領悟。這樣，它的堅韌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來維持，它在浩淼的海上，在霧罩的山中，在知識和學問捉襟見肘的領域和時刻，也依然不厭棄這個存在（並不是說逆來順受），依然不失對自然之神的敬畏，對生命之靈的讚美，對創造的驕傲，對遊戲的如醉如癡（假如這時他們聊聊天的話，記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學）。

　　總之，宗教精神並不敵視智性、科學和哲學，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際，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學，倘其見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這勇氣顯然就不是出自哲學本身，而是來自直覺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說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學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們無法指望全知全能，我們就不該指責沒有科學根據的信心是迷信。科學自己又怎麼樣？當它告訴我們這個星球乃至這個宇宙遲早都要毀滅，又告訴我們「不必驚慌，為時尚早，在那個災難到來之前，人類的科學早已發達到足以為人類找到另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了」，這時候它有什麼科學根據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個無可阻止的悲劇，而它又不放棄探索並兢兢業業樂此不疲，這種精神難道根據的是科學嗎？不，那只是一個信心而已，或者說寧願要這樣一個信心罷了。這不是迷信嗎？這若是迷信，我們也樂於要這個迷信。否則怎麼辦？死？還是當傻瓜？哀嘆荒誕，抱怨別無選擇，已經不時髦了，我們壓根兒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選擇最為歡樂的遊戲。壞的迷信是不顧事實、敵視理智、扼殺眾人而為自己謀利的騙局（所以有些宗教實際已喪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瘋狂、中東的戰火）。而全體人類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設的完美歸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後審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屬於哪個階級，哪個政治派別，那些被神化了的個人，它必屬於全人類、必關懷全人類，必讚美全人類的團結，必因明瞭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歷程。它為此所創造的眾神與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藉眾神來體現人的意志，藉天界來俯察人的平等權利（沒有天賦人權的信念，就難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覺醒。而天賦人權和君權神授，很可以看作宗教精神與迷信的分界）。

　　這樣的宗教精神，拿來與藝術精神作一下比照，想必能得到某種深刻的印象。

　　【八、一支疲沓的隊伍，一個由傲慢轉為自卑的民族，一夥散沙般失去凝聚力的人群，需要重建宗教精神。】

　　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愛情或不再渴望愛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屬奇觀，沒法再要求他們同舟共濟和心醉神迷。以科學和哲學為標準給宗教精神發放通行證，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談戀愛，必壓抑了生命的激情，把愛的魅力耗盡。用政治和經濟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視門第和財產為婚配條件，不惜兒女去作生育機器而成了精神的閹人。

　　宗教精神不是科學，而政治和經濟政策都是科學（有必要再強調一下：宗教精神並不反對科學、政治和經濟政策，就像愛情並不反對性知識、家政和掙錢度日，只是說它們不一樣，應當各司其職）。作為宗教精神的理想，譬如大同世界、自由博愛的幸福樂園、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完美社會等等，不是起源於科學（誰能論證它們的必然實現？誰能一步步推導出它們怎樣實現？），而僅僅是起源於生命的熱望，對這種理想的信仰是生命無條件的接受。誰讓他是生命呢？是生命就必得在前方為自己樹立一個美好的又不易失落的理想，生命才能蓬勃。這簡直就像生命的存在本身一樣，無道理好講，唯其如此，在生命枯萎滅亡之前，對它的描述可以變化，對它的信仰不會失落，它將永遠與旺盛的生命互為因果。而作為政治和經濟的理想卻必須是科學的，必須能夠一步步去實現，否則就成了欺世。但它即便是科學的，科學尚不可全知全能，人們怎能把它作為無條件的信仰來鼓舞自己？即便它能夠實現，但實現之後它必消亡，它又怎麼能夠作為長久的信仰以使生命蓬勃？因此，任何政治和經濟的理想都不能代替宗教精神的理想，作為生命永恆或長久的信仰。

　　科學家、政治家和經濟家，完全沒有理由懼怕宗教精神，也不該蔑視它。一切科學、政治、經濟將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趨興旺發達。一對男女有了愛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與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討學問、努力工作、並積起錢財來買房也賣一點國庫券，──所謂活得來勁者是也。愛情真與宗教精神相似，科學沒法製造它，政治沒法設計它，經濟沒法維持它。如果兩口子沒了愛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壓根兒就是以家政代替愛情，物質的佔有成了唯一理想，會怎麼樣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後可能是離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強扭在一塊等死吧，這個家漸漸熄了「香火」滅了生氣，最多留一點往日幸福昌盛的回憶。拿這一點回憶去壯行色，阿Ｑ爺還魂了。

　　有一種婚禮是在教堂中進行，且不論此教如何，也不論這在後來可能僅是習俗，但就其最初的動機而言，它是這樣一種象徵：面對蒼天（即無窮的未知、無常的命運），兩個靈魂決心攜手前行，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愛情，這種無以解釋無從掌握的願望只有神能懂得，他們既祈神的保佑也發誓不怕神的考驗。另一種婚禮是在家裡或飯店舉行，請來之親朋越多，宴席的開銷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榮耀。然後叩拜列祖列宗，請他們放心：傳宗接代繼承家業的子宮已經搞到。這也是一種象徵，是家政取代愛情的象徵，是求繁衍的動物尚未進化成求精神的動物的象徵，或是精神動物退化為經濟動物的象徵。這樣的動物終有一天會對生命的意義發出疑問，從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經濟也萎靡不振。因為信仰必須是精神的，是超世務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

　　我很懷疑「內聖外王」之道可以同時是哲學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懷疑這樣的哲學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終仍不失為非倫理非實用的學術。我很懷疑在這樣的哲學引導下，一切知識和學術還能不臣服於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獨立地位。我很懷疑這樣的哲學不是「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根源。我懷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懷疑單有嚴謹的政治而沒了激情和奇想怎麼能行。

　　我不懷疑，藝術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懷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雙性人是一種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懷疑，陰陽相悖相承世界才美妙地運動，陰陽失調即是病症，陰陽不分則是死相。我不懷疑，宗教精神、哲學、科學、政治、經濟……應當各司其職，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

　　如果宗教精神丟失了，將怎樣重建呢？這是個難題。它既是源於生命的熱望，又怎麼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來，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們要的是發自內心的真笑）？但解鈴還需繫鈴人，先問問：它既是生命的熱望，它又是怎麼丟失了的呢？

　　在我的記憶裡，五十年代，人們雖不知共產主義將怎樣一步步建成（有科學社會主義，並無科學共產主義）。但這絕不妨礙人們真誠地信仰它，人們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說服，因為它恰是源於生命熱望的美好理想，或恰與人們熱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後來有人用一種錯誤的政治冒名頂替了它，並利用了人們對它的熱誠為自己謀利（譬如四人幫），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它變成了一個壞迷信，結果人們漸漸迷失於其中，不但失去了對它的信仰，甚至對真誠、善良都有了懷疑，怎麼會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盤散沙？那麼正確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嗎？（正確的家政可以代替愛情嗎？）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來它們是運用著兩套不同的方法和邏輯；二來這樣容易使壞政治鑽空子（就像未經法律程序殺掉了一個壞蛋，便給不經法律程序殺掉十個好人和一個國家主席作了準備那樣，給「四人幫」一類政治騙子留了可乘之機）。三來，人們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學性和現實性（要實現）那樣要求理想的幸福樂園，豈不是政治家給自己出難題？所以，當我們說什麼什麼理想一定要實現時，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也是一個理想。理想從來不是為實現用的，而是為了引著人們向前走，走出一個美好的過程。這樣說倒不怕人們對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則他必得設置一個經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熱望使之然。不要騙著他活，那樣他一旦明白過來倒失望得要死。讓人們自由自在地活，人們自會沉思與奇想，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來越美好越崇高，從而越加激勵了生命，不懼困境，創造不止，生本能戰勝死本能，一切政治、經濟、科學、藝術才會充滿朝氣，更趨精采完美，一夥人群才有了凝聚力。當人們如此驕傲著生命的壯美之時，便會悟出這就是理想的實現。當人們向著生命熱望的境界一步步走著的時候，理想就在實現著，理想只能這樣實現，不必抱歉。

　　這下就有點明白了，重建宗教精神得靠養，讓那被掠奪得已然貧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肥沃起來，讓迷失了疲乏了的人們喘一口氣自由地沉思與奇想，人傑地靈好運氣就快來了。

　　文學就是這樣一塊渴望著肥沃的土地，文學就是這樣的自由沉思與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奪它、扼殺它、捆縛它，當然也別拔苗助長。不知這事行不行。

　　【九、文學是創作，創作既是在無路之處尋路，那麼，怎麼能由文學批評來給它指路呢？可是，文學批評若不能給文學指路，要文學批評幹嘛用？】

　　文學批評千萬別太依靠了學問來給文學指路（當然，更不能靠政策之類），文學恰是在學問大抵上糊塗了的地方開始著創造，用學問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規定人家怎樣探索，哪就乾脆說你不想讓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權利被壟斷，就又快要成為壞迷信了。文學批評的指路，也許正是應該把文學指路引到迷茫無路地找去，把文學探索創造的權利完全承包給文學。對創造者的尊重，莫過於把它領到迷宮和死亡之谷，看他怎麼走出來怎麼活過來。當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兒。除此之外，作為作家就不再需要別的，八抬大轎之類反倒耽誤事。

　　禪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神宗大師問路，大師卻不言路在何處，而是給弟子講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講悖論，悖論實在就是智力和現有學問的迷茫無路之地。大師教其弟子在這兒靜悟沉思，然後自己去開創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腳下，創造就在你腳下，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學問能管得了的。

　　文學批評給文學指路，也許應該像禪宗大師的給其弟子指路，文學才不致淪為一門仿古的手藝，或一項摘錄學問的技術。

　　文學批評當然不僅是為了給文學指路，還有對文學現象的解釋、幫助讀者理解作品等等其他任務。這是另外的問題。

　　【十、現代物理學及東方神秘主義及特異功能，對文學的啟示。】

　　我不精通物理學，也不精通佛學、道學、禪學，我也沒有特異功能。我斗膽言及他們，純屬一個文學愛好者出於對神秘未知事物的興趣，因為那是生命存在的大背景。

　　過去的經典物理學一直在尋找，組成物體的純客觀的不可分的固體粒子。但現代物理學發現：「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質性的材料組成的，而是一種連續的變化，是能量的連續『舞蹈』，是一種過程。」「物質是由場強很大的空間組成的……並非既有場又有物質，因為場才是唯一之實在。」「質量和能量是相互轉換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體，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為場。所以，物質和『場的空間』並不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而不過是以不同形態顯現而已。」這樣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體粒子」的希望。

　　現代物理學的「併協原理」的大意是：「光和電子的性狀有時類似波，有時類似粒子，這取決於觀察手段。也就是說它們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時觀察波和粒子兩方面。可是從各種觀察取得的證據不能納入單一圖景，只能認為是互相補充構成現象的總體。」現代物理學的「測不準原理」是說：「實際上同時具有精確位置和精確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沒有意義的。對一個可觀測量的精確測量會帶來測量另一個量時相當大的測不準性。」這就是說，我們任何時候對世界的觀察都必然是顧此失彼的。這就取消了找到「純客觀」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經意味著出現的參與。

　　現代物理學的「嵌入觀點」認為：我們是嵌入在我們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說世界獨立於我們之外而孤立地存在著這一觀點，已不再真實了。在某種奇特的意義上，宇宙本是一個觀察者參與著的宇宙。現代宇宙學的「人擇原理」得出這樣的結論：「客體不是由主體生成的，客體並不是脫離主體而孤立存在的。」

　　上述種種，細思，與佛、道、禪的「空」、「無形」、「緣起」、「諸行」、「萬象唯識」等等說法非常近似或相同。（有一本書叫作《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那裡面對此講得清楚，講得令人信服。）

　　看來我們休想逃出我們的主觀去，休想獲得一個純客觀的世界。「通過感覺認識的物質是唯一的現實世界」──這話可是恩格斯說的。這樣，我們還能認為美是客觀的嗎？還能認為文學可以完全客觀地反映什麼嗎？還能認為（至少在文學上）有個唯一正確的主義或流派嗎？還能要求不同心靈中的世界都得是寫實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嗎？尤其對於人生，還能認為只有一家真理嗎？……

　　特異功能有什麼啟示呢？特異功能證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種形態（而且可能是一種比物體更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與物質也沒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過是能量「不同形態的顯現而已」。這樣，又怎麼能說精神是第二性的東西呢？它像其他三維物體一樣地自在著，並影響我們的生活，為什麼單單它是第二性的呢？為什麼以一座山、一台機器的形態存在著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態存在著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和主義是可以離開精神的──包括否定這一看法的理論和主義，我們從來就是在精神和三維物質之中（在多維之中），這即是一種場，而「場才是唯一的實在」。所以我們不必要求文學不要脫離生活，首先它無法脫離，其次它也在創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權創造一種非現實的夢樣的生活（誰能否定幻想的價值呢？），它像其他形態的能量一樣有自己相對獨立的位置，同時它又與其他一切相互聯繫成為場。一個互相聯繫的場，一張互相連結的網，哪一點是第一性的呢？

　　另外，特異功能的那些在三維世界中顯得過於奇怪的作為，分明是說它已至少超越了三維世界，而其超越的途徑是精神（意念）。由此想到，文學的某種停滯將怎樣超越呢？人類的每一個真正的超越，都意味著維的超越。人就是在一步步這樣的超越中開拓著世界與自己，而且構成一個永恆的進軍與舞蹈。超越一停滯，舞踏就疲倦，文學就小家子氣。愛因斯坦之前，物理學家們聲稱他們只有在小數點後幾位數字上能有所作為了，不免就有點小家子氣，直到愛因斯坦以維的超越又給物理學開拓了無比豐富廣闊的領域，大家便紛紛湧現，物理學蓬勃至今。文學呢？文學將如何再圖超越？我不知道。但我想，以關心人及人的處境為己任的文學，大約可以把描模常規生活的精力更多地分一些出來，向著神秘的精神進發，再把這以精神為特徵的動物放在不斷擴大的系統中（場中），來看看他的位置與處境，以便知道我們對這個世界，除了有譬如說法律的人道的態度之外，還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人活著總要不斷超越。文學活著總要不斷超越。但到底怎樣超越？史鐵生的智商就顯得大為不夠。

　　【十一、「綠色和平」對文學的啟示。】

　　綠色和平組織也叫綠黨。它從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出發，慢慢涉及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發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認為以往人們對世界的態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進攻、搾取、掠奪性的，而它主張應對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態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態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個更大的系統中看到了人的位置與處境。譬如說，如果我們的視野只限於人群之中，我們就會將「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最高目的，這樣就跳不出人治人、階級鬥爭和民族主義之類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權力和倫理的清規戒律，人際的強權、爭鬥以及人性的壓抑使人倍受其苦。當我們能超越這一視點，如神一樣地俯察這整個的人類之時，我們就把系統擴大了一維，我們看到人類整體面對著共同的困境。我們就有了人類意識，就以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為崇高的理想了，厭棄了人際的爭鬥，強權與種種人為的束縛。但這時人們還不夠明智，在開發利用自然之時過於狂妄，像以往征服異族那樣，雄心勃勃地宣稱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後成了對自然的搾取和掠奪，殊不知人乃整個自然之網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則使整體的平衡破壞。自然生態失去平衡使人類也遭殃。當我們清醒了這一點，我們就會在更大的系統中看人與世界的關係了。我們就知道我們必須要像主張人人平等那樣主張人與自然萬物的平等，我們將像放棄人際的強權與殘殺那樣放棄對整個自然之網的肆意施虐，由此，我們將在一切領域中卑視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觀，最被推崇的將是合理與共存與互惠，人與萬物合為一個優美的舞蹈，人在這樣的場中更加自由歡暢。從階級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類的人，到自然的場中人，系統一步步擴大。這樣的擴大永無止境，所謂「無極即太極」吧，這說明文學無需悲觀，上帝為精神預備下了無盡無休的審美之路（並非向著宏觀的拓展才是系統的擴大，向著微觀的深入也是）。

　　所以我想，文學也該進入一個更大的系統了，它既然是人學，至少我們應該對「征服」、「大師」、「真理」之類的詞彙重新定義一下。至少我們在「氣吞山河」之際應該意識到我們是自然之子。至少我們在主張和堅持一種主義或流派時，應該明白，文學也有一個生態環境一個場，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當父性的英雄，排斥眾生獨尊某術，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都會破壞了場，同時使自己特別難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即整體的真理）是承認這種多元──人總不能自圓其說，這是悖論的魔力。

　　【十二、所謂「貴族化」，其實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貶意的，一種是褒意的。】

　　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類的生活問題都已解決，因而以為天下都已溫飽，不再關心大眾的疾苦乃至社會主義，這當然是極糟糕的。

　　一群人，肉體的生存已經無憂，於是有餘力關心人的精神生活，甚至專事探討人的終極問題，這沒什麼錯，而且是很需要的。

　　精神問題確是高於肉體問題，正如人高於其他動物。但探討精神問題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這當然是極蠢的，說明他還沒太懂人類的精神到底是怎樣一個問題，這樣探討下去大約也得不出什麼好結果。

　　精神問題或人的終極問題，勢必比肉體問題或日常生活問題顯得玄奧。對前者的探討，常不是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的，甚至有時顯得脫離實際，這很正常，絕不說明這樣的探討者應該下放勞改，或改弦更張遷就某些流行觀念。

　　愛因斯坦和中學物理教師，《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飛機和人行橫道，臟器移植和感冒沖劑，複雜的愛情與簡單的生育，玄奧的哲學與通常的道德規範……有什麼必要爭論要這個還是要那個呢？都要！不是嗎？只是不要用「貴族化」三個字扼殺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間煙火狀。有兩極的相斥相吸才有場的和諧。

　　「貴族化」一詞是借用，因為過去多半只是貴族才不愁吃穿，才有餘暇去關注精神。現在可以考慮，在學術領域中將「貴族化」一詞驅逐，讓它回到原來的領域中去。

　　多數中國人的吃穿住行問題尚未解決，也許這是中國人更關心這類問題而較少關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視這類問題的中國人，卻為什麼一直倒沒能解決了這類問題？舉個例說，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較少關心精神生活的後果。──這是個過於複雜的話題。

　　我只是想，不要把「貴族化」作為一個罪名來限制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關懷，也不要把「平民化」作為較少關懷精神生活的譽美之詞。這兩個詞，不該是學術用詞。至少這兩個詞歧意太多，用時千萬小心。我想，文學更當「精神化」吧。

　　【十三、樂觀與悲觀。】

　　已經說過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見這種困境，無視這種困境，不敢面對這種困境──以此來維繫的樂觀，是傻瓜樂觀主義。信奉這種樂觀主義的人，終有一天會發現上當受騙，再難傻笑，變成絕望，苦不堪言。

　　見了這種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與哀嘆再無其他作為──這種悲觀是傻瓜悲觀主義。信奉這種悲觀主義的人，真是慘極了，他簡直就沒一天好日子過。也已經說過了，人可以把困境變為獲得歡樂的機會。

　　人的處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內在的樂觀和悲觀，對此稍有不承認態度，很容易就成為傻瓜。所以用悲觀還是樂觀來評判文學作品的好與壞，是毫無道理的。表現和探討人的一切處境，一切情感和情緒，是文學的正當作為，這種作為恰恰說明它沒有沾染傻瓜主義。當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樂觀和悲觀，變作藝術，來觀照、來感受、來沉思，人便在審美意義中獲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計較坦途還是困境，樂觀還是悲觀，他諦聽著人的腳步與心聲，他只關心這一切美還是不美（這兒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著敬畏的驕傲）。所以，樂觀與悲觀實在不是評判文學作品的標準，也讓它回到它應該在的領域中去吧。

　　況且，從另一種邏輯角度看，敢於面對一切不正是樂觀嗎？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觀。這樣看來，敢於寫悲觀的作品倒是樂觀，光是叫嚷樂觀的人倒是悲觀──悖論總來糾纏我們。

　　　　　　一九八八年

我與地壇

　　【一】

　　我在好幾篇小說中都提到過一座廢棄的古園，實際就是地壇。許多年前旅遊業還沒有開展，園子荒蕪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記起。

　　地壇離我家很近。或者說我家離地壇很近。總之，只好認為這是緣分。地壇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兒了，而自從我的祖母年輕時帶著我父親來到北京，就一直住在離它不遠的地方──五十多年間搬過幾次家，可搬來搬去總是在它周圍，而且是越撤離它越近了。我常覺得這中間有著宿命的味道：彷彿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歷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後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齡上忽地殘廢了雙腿。四百多年裡，它一面剝蝕了古殿簷頭浮誇的琉璃，淡褪了門壁上炫耀的朱紅，坍記了一段段高牆又散落了玉砌雕欄，祭壇四周的老柏樹愈見蒼幽，到處的野草荒籐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蕩。這時候想必我是該來了。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搖著輪椅進入園中，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那時，太陽循著亙古不變的路途正越來越大，也越紅。在滿園瀰漫的沉靜光芒中，一個人更容易看到時間，並看見自己的身影。

　　自從那個下午我無意中進了這園子，就再沒長久地離開過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圖。正如我在一篇小說中所說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裡，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兩條腿殘廢後的最初幾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間幾乎什麼都找不到了，我就搖了輪椅總是到它那兒去，僅為著那兒是可以逃避一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我在那篇小說中寫道：「沒處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這園子裡。跟上班下班一樣，別人去上班我就搖了輪椅到這兒來。園子無人看管，上下班時間有些抄近路的人們從園中穿過，園子裡活躍一陣，過後便沉寂下來。」「園牆在金晃晃的空氣中斜切下一溜蔭涼，我把輪椅開進去，把椅背放倒，坐著或是躺著，看書或者想事，撅一杈樹枝左右拍打，驅趕那些和我一樣不明白為什麼要來這世上的小昆蟲。」「蜂兒如一朵小霧穩穩地停在半空；螞蟻搖頭晃腦捋著觸鬚，猛然間想透了什麼，轉身疾行而去；瓢蟲爬得不耐煩了，累了祈禱一回便支開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樹幹上留著一隻蟬蛻，寂寞如一間空屋；露水在草葉上滾動，聚集，壓彎了草葉轟然墜地摔開萬道金光。」「滿園子都是草木競相生長弄出的響動，窸窸窣窣片刻不息。」這都是真實的記錄，園子荒蕪但並不衰敗。

　　除去幾座殿堂我無法進去，除去那座祭壇我不能上去而只能從各個角度張望它，地壇的每一棵樹下我都去過，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過我的車輪印。無論是什麼季節，什麼天氣，什麼時間，我都在這園子裡待過。有時候待一會兒就回家，有時候就待到滿地上都亮起月光。記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裡了。我一連幾小時專心致志地想關於死的事，也以同樣的耐心和方式想過我為什麼要出生。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後事情終於弄明白了：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樣想過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麼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準備考試的時候，忽然想起有一個長長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會不會覺得輕鬆一點？並且慶幸並且感激這樣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樣活的問題了，這卻不是在某一個瞬間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夠解決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終生的魔鬼或戀人。所以，十五年了，我還是總得到那古園裡去，去它的老樹下或荒草邊或頹牆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開耳邊的嘈雜理一理紛亂的思緒，去窺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這古園的形體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東西是任誰也不能改變它的。譬如祭壇石門中的落日，寂靜的光輝平鋪的一刻，地上的每一個坎坷都被映照得燦爛；譬如在園中最為落寞的時間，一群雨燕便出來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蒼涼；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腳印，總讓人猜想他們是誰，曾在哪兒做過些什麼，然後又都到哪兒去了；譬如那些蒼黑的古柏，你憂鬱的時候它們鎮靜地站在那兒，你欣喜的時候它們依然鎮靜地站在那兒，它們沒日沒夜地站在那兒從你沒有出生一直站到這個世界上又沒了你的時候；譬如暴雨驟臨園中，激起一陣陣灼烈而清純的草木和泥土的氣味，讓人想起無數個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風忽至，再有一場早霜，落葉或飄搖歌舞或坦然安臥，滿園中播散著熨貼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說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寫只能聞，要你身臨其境去聞才能明瞭。味道甚至是難於記憶的，只有你又聞到它你才能記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蘊。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園子裡去。

　　【二】

　　現在我才想到，當年我總是獨自跑到地壇去，曾經給母親出了一個怎樣的難題。

　　她不是那種光會疼愛兒子而不懂得理解兒子的母親。她知道我心裡的苦悶，知道不該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裡結果會更糟，但她又擔心我一個人在那荒僻的園子裡整天都想些什麼。我那時脾氣壞到極點，經常是發了瘋一樣地離開家，從那園子裡回來又中了魔似的什麼話都不說。母親知道有些事不宜問，便猶猶豫豫地想問而終於不敢問，因為她自己心裡也沒有答案。她料想我不會願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從未這樣要求過，她知道得給我一點獨處的時間，得有這樣一段過程。她只是不知道這過程得要多久，和這過程的盡頭究竟是什麼。每次我要動身時，她便無言地幫我準備，幫助我上了輪椅車，看著我搖車拐出小院；這以後她會怎樣，當年我不曾想過。有一回我搖車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麼事又返身回來，看見母親仍站在原地，還是送我走時的姿勢，望著我拐出小院去的那處牆角，對我的回來竟一時沒有反應。待她再次送我出門的時候，她說：「出去活動活動，去地壇看看書，我說這挺好。」許多年以後我才漸漸聽出，母親這話實際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禱告，是給我的提示，是懇求與囑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後，我才有餘暇設想。當我不在家裡的那些漫長的時間，她是怎樣心神不定坐臥難寧，兼著痛苦與驚恐與一個母親最低限度的祈求。現在我可以斷定，以她的聰慧和堅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後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後的白天，她思來想去最後準是對自己說：「反正我不能不讓他出去，未來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園子裡出了什麼事，這苦難也只好我來承擔。」在那段日子裡──那是好幾年長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親作過了最壞的準備了，但她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你為我想想」。事實上我也真的沒為她想過。那時她的兒子，還太年輕，還來不及為母親想，他被命運擊昏了頭，一心以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個，不知道兒子的不幸在母親那兒總是要加倍的。她有一個長到二十歲上忽然截癱了的兒子，這是她唯一的兒子；她情願截癱的是自己而不是兒子，可這事無法代替；她想，只要兒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確信一個人不能僅僅是活著，兒子得有一條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這條路呢，沒有誰能保證她的兒子終於能找到。──這樣一個母親，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親。

　　有一次與一個作家朋友聊天，我問他學寫作的最初動機是什麼？他想了一會說：「為我母親。為了讓她驕傲。」我心裡一驚，良久無言。回想自己最初寫小說的動機，雖不似這位朋友的那般單純，但如他一樣的願望我也有，且一經細想，發現這願望也在全部動機中佔了很大比重。這位朋友說：「我的動機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搖頭，心想低俗並不見得低俗，只怕是這願望過於天真了。他又說：「我那時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讓別人羨慕我母親。」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為他的母親還活著。而且我想，他的母親也比我的母親運氣好，他的母親沒有一個雙腿殘廢的兒子，否則事情就不這麼簡單。

　　在我的頭一篇小說發表的時候，在我的小說第一次獲獎的那些日子裡，我真是多麼希望我的母親還活著。我便又不能在家裡待了，又整天整天獨自跑到地壇去，心裡是沒頭沒尾的沉鬱和哀怨，走遍整個園子卻怎麼也想不通：母親為什麼就不能再多活兩年？為什麼在她兒子就快要碰撞開一條路的時候，她卻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來此世上只是為了替兒子擔憂，卻不該分享我的一點點快樂？她匆匆離我去時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麼一會，我甚至對世界對上帝充滿了仇恨和厭惡。後來我在一篇題為「合歡樹」的文章中寫道：「我坐在小公園安靜的樹林裡，閉上眼睛，想，上帝為什麼早早地召母親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聽見了回答：「她心裡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點安慰，睜開眼睛，看見風正從樹林裡穿過。」小公園，指的也是地壇。

　　只是到了這時候，紛紜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現得清晰，母親的苦難與偉大才在我心中滲透得深徹。上帝的考慮，也許是對的。搖著輪椅在園中慢慢走，又是霧罩的清晨，又是驕陽高懸的白晝，我只想著一件事：母親已經不在了。在老柏樹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頹牆邊停下，又是處處蟲鳴的午後，又是鳥兒歸巢的傍晚，我心裡只默念著一句話：可是母親已經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沒，坐起來，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壇上落滿黑暗然後再漸漸浮起月光，心裡才有點明白，母親不能再來這園中找我了。

　　曾有過好多回，我在這園子裡待得太久了，母親就來找我。她來找我又不想讓我發覺，只要見我還好好地在這園子裡，她就悄悄轉身回去，我看見過幾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見過幾回她四處張望的情景，她視力不好，端著眼鏡像在尋找海上的一條船，她沒看見我時我已經看見她了，待我看見她也看見我了我就不去看她，過一會我再抬頭看她就又看見她緩緩離去的背影。我單是無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沒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樹叢中，樹叢很密，我看見她沒有找到我；她一個人在園子裡走，走過我的身旁，走過我經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經找了多久還要找多久，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決意不喊她──但這絕不是小時候的捉迷藏，這也許是出於長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強或羞澀？但這倔強只留給我痛侮，絲毫也沒有驕傲。我真想告誡所有長大了的男孩子，千萬不要跟母親來這套倔強，羞澀就更不必，我已經懂了可我已經來不及了。

　　兒子想使母親驕傲，這心情畢竟是太真實了，以致使「想出名」這一聲名狼藉的念頭也多少改變了一點形象。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且不去管他了罷。隨著小說獲獎的激動逐日暗淡，我開始相信，至少有一點我是想錯了：我用紙筆在報刊上碰撞開的一條路，並不就是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年年月月我都到這園子裡來，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親盼望我找到的那條路到底是什麼。母親生前沒給我留下過什麼雋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誨，只是在她去世之後，她艱難的命運，堅忍的意志和毫不張揚的愛，隨光陰流轉，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鮮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風又翻動起安詳的落葉，我在園中讀書，聽見兩個散步的老人說：「沒想到這園子有這麼大。」我放下書，想，這麼大一座園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兒子，母親走過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來我頭一次意識到，這園中不單是處處都有過我的車轍，有過我的車轍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時間來對應四季，當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黃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樂器來對應四季，我想春天應該是小號，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圓號和長笛。要是以這園子裡的聲響來對應四季呢？那麼，春天是祭壇上空漂浮著的鴿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長的蟬歌和楊樹葉子嘩啦啦地對蟬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簷頭的風鈴響，冬天是啄木鳥隨意而空曠的啄木聲。以園中的景物對應四季，春天是一徑時而蒼白時而黑潤的小路，時而明朗時而陰晦的天上搖蕩著串串楊花；夏天是一條條耀眼而灼人的石櫈，或陰涼而爬滿了青苔的石階，階下有果皮，階上有半張被坐皺的報紙；秋天是一座青銅的大鐘，在園子的西北角上曾丟棄著一座很大的銅鐘，銅鐘與這園子一般年紀，渾身掛滿綠鏽，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幾隻羽毛蓬鬆的老麻雀。以心緒對應四季呢？春天是臥病的季節，否則人們不易發覺春天的殘忍與渴望；夏天，情人們應該在這個季節裡失戀，不然就似乎對不起愛情；秋天是從外面買一棵盆花回家的時候，把花擱在闊別了的家中，並且打開窗戶把陽光也放進屋裡，慢慢回憶慢慢整理一些發過霉的東西；冬天伴著火爐和書，一遍遍堅定不死的決心，寫一些並不發出的信。還可以用藝術形式對應四季，這樣春天就是一幅畫，夏天是一部長篇小說，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詩，冬天是一群雕塑。以夢呢？以夢對應四季呢？春天是樹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細雨，秋天是細雨中的土地，冬天是乾淨的土地上的一隻孤零的煙斗。

　　因為這園子，我常感恩於自己的命運。

　　我甚至現在就能清楚地看見，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長久地離開它，我會怎樣想念它，我會怎樣想念它並且夢見它，我會怎樣因為不敢想念它而夢也夢不到它。

　　【四】

　　現在讓我想想，十五年中堅持到這園子來的人都是誰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對老人。

　　十五年前，這對老人還只能算是中年夫婦，我則貨真價實還是個青年。他們總是在薄暮時分來園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們是從哪邊的園門進來，一般來說他們是逆時針繞這園子走。男人個子很高，肩寬腿長，走起路來目不斜視，胯以上直至脖頸挺直不動；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條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鬆懈。女人個子卻矮，也不算漂亮，我無端地相信她必出身於家道中衰的名門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個嬌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觀望似總含著恐懼，她輕聲與丈夫談話，見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話頭。我有時因為他們而想起冉阿讓與柯賽特，但這想法並不鞏固，他們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兩個人的穿著都算得上考究，但由於時代的演進，他們的服飾又可以稱為古樸了。他們和我一樣，到這園子裡來幾乎是風雨無阻，不過他們比我守時。我什麼時間都可能來，他們則一定是在暮色初臨的時候。颳風時他們穿了米色風衣，下雨時他們打了黑色的雨傘，夏天他們的襯衫是白色的褲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們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們只喜歡這三種顏色。他們逆時針繞這園子一周，然後離去。他們走過我身旁時只有男人的腳步響，女人像是貼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著漂移。我相信他們一定對我有印象，但是我們沒有說過話，我們互相都沒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們或許注意到一個小伙子進入了中年，我則看著一對令人羨慕的中年情侶不覺中成了兩個老人。

　　曾有過一個熱愛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這園中來，來唱歌，唱了好多年，後來不見了。他的年紀與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來，唱半小時或整整唱一個上午，估計在另外的時間裡他還得上班。我們經常在祭壇東側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東南角的高牆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東北角的樹林裡做什麼。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幾口煙，便聽見他謹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覆覆唱那麼幾首歌。文化革命沒過去的時候，他唱「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我老也記不住這歌的名字。文革後，他唱「貨郎與小姐」中那首最為流傳的詠嘆調。「賣布──賣布嘞，賣布──賣布嘞！」我記得這開頭的一句他唱得很有聲勢，在早晨清澈的空氣中，貨郎跑遍園中的每一個角落去恭維小姐。「我交了好運氣，我交了好運氣，我為幸福唱歌曲……」然後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讓貨郎的激情稍減。依我聽來，他的技術不算精到，在關鍵的地方常出差錯，但他的嗓子是相當不壞的，而且唱一個上午也聽不出一點疲憊。太陽也不疲憊，把大樹的影子縮小成一團，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曬乾在小路上。將近中午，我們又在祭壇東側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們都有結識的願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開口，於是互相注視一下終又都移開目光擦身而過；這樣的次數一多，便更不知如何開口了。終於有一天──一個絲毫沒有特點的日子，我們互相點了一下頭。他說「你好。」我說：「你好。」他說：「回去啦？」我說：「是，你呢？」他說：「我也該回去了。」我們都放慢腳步（其實我是放慢車速），想再多說幾句，但仍然是不知從何說起，這樣我們就都走過了對方，又都扭轉身子面向對方。他說：「那就再見吧。」我說：「好，再見。」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們沒有再見，那以後，園中再沒了他的歌聲，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許是有意與我道別的，也許他考上了哪家專業的文工團或歌舞團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裡所唱的那樣，交了好運氣。

　　還有一些人，我還能想起一些常到這園子裡來的人。有一個老頭，算得一個真正的飲者；他在腰間掛一個扁瓷瓶，瓶裡當然裝滿了酒，常來這園中消磨午後的時光。他在園中四處遊逛，如果你不注意你會以為園中有好幾個這樣的老頭，等你看過了他卓爾不群的飲酒情狀，你就會相信這是個獨一無二的老頭。他的衣著過分隨便，走路的姿態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選定一處地方，一隻腳踏在石櫈上或土埂上或樹墩上，解下腰間的酒瓶，解酒瓶的當兒瞇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視角內的景物細細看一遭，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搖一搖再掛向腰間，平心靜氣地想一會什麼，便走下一個五六十米去。還有一個捕鳥的漢子，那歲月園中人少，鳥卻多，他在西北角的樹叢中拉一張網，鳥撞在上面，羽毛戧在網眼裡便不能自拔。他單等一種過去很多而現在非常罕見的鳥，其他的鳥撞在網上他就把牠們摘下來放掉，他說已經有好多年沒等到那種罕見的鳥，他說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還有沒有那種鳥，結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這園子裡可以看見一個中年女工程師；早晨她從北向南穿過這園子去上班，傍晚她從南向北穿過這園子回家。事實上我並不瞭解她的職業或者學歷，但我以為她必是學理工的知識分子，別樣的人很難有她那般的素樸並優雅。當她在園子穿行的時刻，四周的樹林也彷彿更加幽靜，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遠的琴聲，比如說是那曲「獻給愛麗絲」才好。我沒有見過她的丈夫，沒有見過那個幸運的男人是什麼樣子，我想像過卻想像不出，後來忽然懂了想像不出才好，那個男人最好不要出現。她走出北門回家去。我竟有點擔心，擔心她會落入廚房，不過，也許她在廚房裡勞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當然不能再是「獻給愛麗絲」，是個什麼曲子呢？還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他是個最有天賦的長跑家，但他被埋沒了。他因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幾年牢，出來後好不容易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樣樣待遇都不能與別人平等，苦悶極了便練習長跑。那時他總來這園子裡跑，我用手錶為他計時。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記下一個時間。每次他要環繞這園子跑二十圈，大約兩萬米。他盼望以他的長跑成績來獲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為記者的鏡頭和文字可以幫他做到這一點。第一年他在春節環城賽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見前十名的照片都掛在了長安街的新聞櫥窗裡，於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聞櫥窗裡只掛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沒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櫥窗裡掛前六名的照片，他有點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櫥窗裡卻只掛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幾乎絕望了，櫥窗裡只有一幅環城賽群眾場面的照片。那些年我們倆常一起在這園子裡待到天黑，開懷痛罵，罵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時再互相叮囑：先別去死，再試著活一活看。現在他已經不跑了，年歲太大了，跑不了那麼快了。最後一次參加環城賽，他以三十八歲之齡又得了第一名並破了紀錄，有一位專業隊的教練對他說：「我要是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麼也沒說，只在傍晚又來這園中找到我，把這事平靜地向我敘說一遍。不見他已有好幾年了，現在他和妻子和兒子住在很遠的地方。

　　這些人現在都不到園子裡來了，園子裡差不多完全換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舊人，現在就剩我和那對老夫老妻了。有那麼一段時間，這老夫老妻中的一個也忽然不來，薄暮時分唯男人獨自來散步，步態也明顯遲緩了許多，我懸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麼事。幸好過了一個冬天那女人又來了，兩個人仍是逆時針繞著園子走，一長一短兩個身影恰似鐘錶的兩支指針；女人的頭髮白了許多，但依舊攀著丈夫的胳膊走得像個孩子。「攀」這個字用得不恰當了，或許可以用「攙」吧，不知有沒有兼具這兩個意思的字。

　　【五】

　　我也沒有忘記一個孩子──一個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個下午，我第一次到這園子裡來就看見了她，那時她大約三歲，蹲在齋宮西邊的小路上撿樹上掉落的「小燈籠」。那兒有幾棵大梨樹，春天開一簇簇細小而稠密的黃花，花落了便結出無數如同三片葉子合抱的小燈籠，小燈籠先是綠色，繼爾轉白，再變黃，成熟了掉落得滿地都是。小燈籠精巧得令人愛惜，成年人也不免撿了一個還要撿一個。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說著話，一邊撿小燈籠；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個年齡所常有的那般尖細，而是很圓潤甚或是厚重，也許是因為那個下午園子裡太安靜了。我奇怪這麼小的孩子怎麼一個人跑來這園子裡？我問她住在哪兒？她隨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牆根一帶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個七八歲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壞人便對他的妹妹說：「我在這兒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麼蟲子。他捉到螳螂，螞蚱，知了和蜻蜓，來取悅他的妹妹。有那麼兩三年，我經常在那幾棵大梨樹下見到他們，兄妹倆總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漸漸長大了些。之後有很多年沒見到他們。我想他們都在學校裡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學的年齡，必是告別了孩提時光，沒有很多機會來這兒玩了。這事很正常，沒理由太擱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園中見到他們，肯定就會慢慢把他們忘記。

　　那是個禮拜日的上午。那是個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時隔多年，我竟發現那個漂亮的小姑娘原來是個弱智的孩子。我搖著車到那幾棵大欒樹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滿了小燈籠的季節；當時我正為一篇小說的結尾所苦，既不知為什麼要給它那樣一個結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讓它有那樣一個結尾，於是從家裡跑出來，想依靠著園中的鎮靜，看看是否應該把那篇小說放棄。我剛剛把車停下，就見前面不遠處有幾個人在戲耍一個少女，作出怪樣子來嚇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攔截她，少女在幾棵大樹間驚惶地東跑西躲，卻不鬆手揪捲在懷裡的裙裾，兩條腿袒露著也似毫無察覺。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卻還沒看出她是誰。我正要驅車上前為少女解圍，就見遠處飛快地騎車來了個小伙子，於是那幾個戲耍少女的傢伙望風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車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著那幾個四散逃竄的傢伙，一聲不吭喘著粗氣。臉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樣一會比一會蒼白。這時我認出了他們，小伙子和少女就是當年那對小兄妹。我幾乎是在心裡驚叫了一聲，或者是哀號。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變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鬆開了手，裙裾隨之垂落了下來，很多很多她撿的小燈籠便灑落了一地，鋪散在她腳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雙眸遲滯沒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傢伙，望著極目之處的空寂，憑她的智力絕不可能把這個世界想明白吧？大樹下，破碎的陽光星星點點，風把遍地的小燈籠吹得滾動，彷彿瘖啞地響著無數小鈴鐺。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車後座，帶著她無言地回家去了。

　　無言是對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這兩樣東西都給了這個小姑娘，就只有無言和回家去是對的。

　　誰又能把這世界想個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說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諸多苦難給這人間，你也可以為消滅種種苦難而奮鬥，並為此享有崇高與驕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會墜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沒有了苦難，世界還能夠存在麼？要是沒有愚鈍，機智還有什麼光榮呢？要是沒了醜陋，漂亮又怎麼維繫自己的幸運？要是沒有了惡劣和卑下，善良與高尚又將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為美德呢？要是沒有了殘疾，健全會否因其司空見慣而變得膩煩和乏味呢？我常夢想著在人間徹底消滅殘疾，但可以相信，那時將由患病者代替殘疾人去承擔同樣的苦難。如果能夠把疾病也全數消滅，那麼這份苦難又將由（比如說）像貌醜陋的人去承擔了。就算我們連醜陋，連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們所不喜歡的事物和行為，也都可以統統消滅掉，所有的人都一樣健康、漂亮、聰慧、高尚，結果會怎樣呢？怕是人間的劇目就全要收場了，一個失去差別的世界將是一潭死水，是一塊沒有感覺沒有肥力的沙漠。

　　看來差別永遠是要有的。看來就只好接受苦難──人類的全部劇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來上帝又一次對了。

　　於是就有一個最令人絕望的結論等在這裡：由誰去充任那些苦難的角色？又有誰去體現這世間的幸福，驕傲和快樂？只好聽憑偶然，是沒有道理好講的。

　　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

　　那麼，一切不幸命運的救贖之路在哪裡呢？

　　設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領我們去找到救贖之路，難道所有的人都能夠獲得這樣的智慧和悟性嗎？

　　我常以為是醜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為是愚氓舉出了智者。我常以為是懦夫襯照了英雄。我常以為是眾生度化了佛祖。

　　【六】

　　設若有一位園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這麼多年我在這園裡坐著，有時候是輕鬆快樂的，有時候是沉鬱苦悶的，有時候優哉遊哉，有時候棲惶落寞，有時候平靜而且自信，有時候又軟弱，又迷茫。其實總共只有三個問題交替著來騷擾我，來陪伴我。第一個是要不要去死？第二個是為什麼活？第三個，我幹嘛要寫作？

　　現在讓我看看，它們迄今都是怎樣編織在一起的吧。

　　你說，你看穿了死是一件無需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便決定活下去試試？是的，至少這是很關鍵的因素。為什麼要活下去試試呢？好像僅僅是因為不甘心，機會難得，不試白不試，腿反正是完了，一切彷彿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試一試不會額外再有什麼損失。說不定倒有額外的好處呢是不是？我說過，這一來我輕鬆多了，自由多了。為什麼要寫作呢？作家是兩個被人看重的字，這誰都知道。為了讓那個躲在園子深處坐輪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別人眼裡也稍微有點光彩，在眾人眼裡也能有個位置，哪怕那時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說得過去了。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想，這不用保密，這些現在不用保密了。

　　我帶著本子和筆，到園中找一個最不為人打擾的角落，偷偷地寫。那個愛唱歌的小伙子在不遠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過來，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筆叼在嘴裡。我怕寫不成反落得尷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寫成了，而且發表了。人家說我寫的還不壞，他們甚至說：真沒想到你寫得這麼好。我心說你們沒想到的事還多著呢。我確實有整整一宿高興得沒合眼。我很想讓那個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為他的歌也畢竟是唱得不錯。我告訴我的長跑家朋友的時候，那個中年女工程師正優雅地在園中穿行；長跑家很激動，他說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寫。這一來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寫，哪一個人可以讓你寫成小說。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兒想到哪兒，在人山人海裡只尋找小說，要是有一種小說試劑就好了，見人就滴兩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說，要是有一種小說顯影液就好了，把它潑滿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兒有小說，中了魔了，那時我完全是為了寫作活著。結果你又發表了幾篇，並且出了一點小名，可這時你越來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質，剛剛有點像個人了卻又過了頭，像個人質，被一個什麼陰謀抓了來當人質，不走哪天被處決，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擔心要不了多久你就會文思枯竭，那樣你就又完了。憑什麼我總能寫出小說來呢？憑什麼那些適合作小說的生活素材就總能送到一個截癱者跟前來呢？人家滿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險，而我坐在這園子裡憑什麼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寫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見好就收吧。當一名人質實在是太累了太緊張了，太朝不保夕了。我為寫作而活下來，要是寫作到底不是我應該幹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氣了？你這麼想著你卻還在絞盡腦汁地想寫。我好歹又擰出點水來，從一條快要曬乾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隨時可能完蛋的感覺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謂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壓根兒沒有這個世界的好。可你並沒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著急的事。可是不必著急的事並不證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總是決定活下來，這說明什麼？是的，我還是想活。人為什麼活著？因為人想活著，說到底是這麼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慾望。可我不怕死，有時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時候，──說對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兩回事，有時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來就不怕死的人是沒有的。我有時候倒是伯活。可是怕活不等於不想活呀！可我為什麼還想活呢？因為你還想得到點什麼，你覺得你還是可以得到點什麼的，比如說愛情，比如說，價值之類，人真正的名字叫慾望。這不對嗎？我不該得到點什麼嗎？沒說不該。可我為什麼活得恐慌，就像個人質？後來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錯了，活著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是為了活著。你明白了這一點是在一個挺滑稽的時刻。那天你又說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個朋友勸你：你不能死，你還得寫呢，還有好多好作品等著你去寫呢。這時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說：只是因為我活著，我才不得不寫作。或者說只是因為你還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寫作。是的，這樣說過之後我竟然不那麼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後所得的那份輕鬆？一個人質報復一場陰謀的最有效的辦法是把自己殺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殺死在市場上，那樣我就不用參加搶購題材的風潮了。你還寫嗎？還寫。你真的不得不寫嗎？人都忍不住要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擔心你會枯竭了？我不知道，不過我想，活著的問題在死前是完不了的。

　　這下好了，您不再恐慌了不再是個人質了，您自由了。算了吧你，我怎麼可能自由呢？別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慾望。所以您得知道，消滅恐慌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消滅慾望。可是我還知道，消滅人性的最有效的辦法也是消滅慾望。那麼，是消滅慾望同時也消滅恐慌呢？還是保留慾望同時也保留人生？

　　我在這園子裡坐著，我聽見園神告訴我，每一個有激情的演員都難免是一個人質。每一個懂得欣賞的觀眾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場陰謀。每一個乏味的演員都是因為他老以為這戲劇與自己無關。每一個倒霉的觀眾都是因為他總是坐得離舞台太近了。

　　我在這園子裡坐著，園神成年累月地對我說：孩子，這不是別的，這是你的罪孽和福扯。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麼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不能說，也不能想，卻又不能忘。它們不能變成語言，它們無法變成語言，一旦變成語言就不再是它們了。它們是一片朦朧的溫馨與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與絕望，它們的領地只有兩處：心與墳墓。比如說郵票，有些是用於寄信的，有些僅僅是為了收藏。

　　如今我搖著車在這園子裡慢慢走，常常有一種感覺，覺得我一個人跑出來已經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舊像冊，一張十幾年前我在這圈子裡照的照片──那個年輕人坐在輪椅上，背後是一棵老柏樹，再遠處就是那座古祭壇。我便到園子裡去找那棵樹。我按著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著照片上它枝幹的形狀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經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纏繞著一條碗口粗的籐蘿。有一天我在這園子碰見一個老太太，她說：「喲，你還在這兒哪？」她問我：「你母親還好嗎？」「您是誰？」「你不記得我，我可記得你。有一回你母親來這兒找你，她問我您看沒看見一個搖輪椅的孩子？……」我忽然覺得，我一個人跑到這世界上來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獨自坐在祭壇邊的路燈下看書，忽然從那漆黑的祭壇裡傳出一陣陣嗩吶聲；四周都是參天古樹，方形祭壇佔地幾百平方米空曠坦蕩獨對蒼天，我看不見那個吹嗩吶的人，唯嗩吶聲在星光寥寥的夜空裡低吟高唱，時而悲愴時而歡快，時面纏綿時而蒼涼，或許這幾個詞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聽出它響在過去，響在現在，響在未來，迴旋飄轉亙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會聽見喊我回去。

　　那時您可以想像一個孩子，他玩累了可他還沒玩夠呢。心裡好些新奇的念頭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像是一個老人，無可質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勞任怨。還可以想像一對熱戀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說「我一刻也不想離開你」，又互相一次次說「時間已經不早了」，時間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離開你，一刻也不想離開你可時間畢竟是不早了。

　　我說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說不好是想還是不想，還是無所謂。我說不好我是像那個孩子，還是像那個老人，還是像一個熱戀中的情人。很可能是這樣：我同時是他們三個。我來的時候是個孩子，他有那麼多孩子氣的念頭所以才哭著喊著鬧著要來，他一來一見到這個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對一個情人來說，不管多麼漫長的時光也是稍縱即逝，那時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實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當牽牛花初開的時節，葬禮的號角就已吹響。

　　但是太陽，他每時每刻都是夕陽也都是旭日。當他熄滅著走下山去收盡蒼涼殘照之際，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燒著爬上山巔佈散烈烈朝輝之時。那一天，我也將沉靜著走下山去，扶著我的枴杖。有一天，在某一處山窪裡，勢必會跑上來一個歡蹦的孩子，抱著他的玩具。

　　當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嗎？

　　宇宙以其不息的慾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恆。這慾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

　　　　　　一九九○年

好運設計

　　要是今生遺憾大多，在背運的當兒，尤其在背運之後情緒漸漸平靜了或麻木了，你獨自呆一會兒，抽支煙，不妨想一想來世。你不妨隨心所欲地設想一下（甚至是設計一下）自己的來世。你不妨試試。在背運的時候，至少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劑良藥──先可以安神，而後又可以振奮，就像輸慣了的賭徒把屢屢的敗績置於腦後，輸光了褲子也還是對下一局存著飽滿的好奇和必贏的衝動。這沒有什麼不好。這有什麼不好嗎？無非是說迷信，好吧，你就迷信他一回。無非是說這不科學，行，況且對於走運和背運的事實，科學本來無能為力。無非說這是空想，這是自欺，這是做夢，沒用。那麼希望有用嗎？希望是不是必得在被證明了是可以達到的之後才能成立？當然，這些差不多都是廢話，背了運的時候哪想得起來這麼多廢話？背了運的時候只是想走運有多麼好，要是能走運有多好。到底會有多好呢？想想吧，想想沒什麼壞處，幹嘛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這樣去想，我常常浪費很多時間去做這樣的蠢事。

　　※※※

　　我想，倘有來世，我先要佔住幾項先天的優越：聰明、漂亮和一副好身體。命運從一開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來就有走運的和不走運的。譬如說一個人很笨，這該怨他自己嗎？然而由此所導致的一切後果卻完全要由他自己負責──他可能因此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不被父母喜愛的一個，他可能因此常受教師的斥責和同學們的嘲笑，他於是便更加自卑、更加萎頓，飽受了輕蔑終也不知這事到底該怨誰。再譬如說，一個人生來就醜，相當醜，再怎麼想辦法去美容都無濟於事，這難道是他的錯誤是他的罪過？不是，好，不是。那為什麼就該他難得姑娘們的喜歡呢？因而婚事就變得格外困難，一旦有個漂亮姑娘愛上他卻又贏得多少人的驚詫和不解，終於有了孩子，不要說別人就連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萬別長得像他自己。為什麼就該他是這樣呢？為什麼就該他常遭取笑，常遭哭笑不得的外號，或者常遭憐憫，常遭好心人小心翼翼地對待呢？再說身體，有的人生來就肩寬腿長瀟灑英俊（或者婀娜嫵媚娉娉婷婷），生來就有一身好筋骨，跑得也快跳得也高，氣力足耐力又好，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卻與此相反生來就樣樣都不如人。對於身體，我的體會尤甚。譬如寫文章，有的人寫一整天都不覺得累，可我連續寫上三四個鐘頭眼前就要發黑。譬如和朋友們一起去野遊，滿心歡喜妙想聯翩地到了地方，大家的熱情正高雅趣正濃，可我已經累得只剩了讓大家掃興的份兒了。所以我真希望來世能有一副好身體。今生就不去想他了，只盼下輩子能夠謹慎投胎，有健壯優美如卡爾．劉易斯一般的身材和體質，有瀟灑漂亮如周恩來一般的相貌和風度，有聰明智慧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般的大腦和靈感。

　　既然是夢想不妨就讓他完美些罷。何必連夢想也那麼拘謹那麼謙虛呢？我便如醉如癡並且極端自私自利地夢想下去。

　　※※※

　　降生在什麼地方也是件相當重要的事。二十年前插隊的時候，我在偏遠閉塞的陝北鄉下，見過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聰慧超群的少年。當時我就想他們要是生在一個恰當的地方他們必都會大有作為，無論他們做什麼他們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窮鄉僻壤，吃飽肚子尚且是一件頗為榮耀的成績，哪還有餘力去奢想什麼文化呢？所以他們沒有機會上學，自然也沒有書讀，看不到報紙電視甚至很少看得到電影，他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輩輩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種秋收夏忙冬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光陰如常地流逝，然後他們長大了，娶妻生子成家立業，才華逐步耗盡變作純樸而無夢想的漢子。然後，可以料到，他們也將如他們的父輩一樣地老去，唯單調的歲月在他們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跡。而人為什麼要活這一回呢？卻仍未在他們蒼老的心裡成為問題。然後，他們恐懼著、祈禱著、驚慌著聽命於死亡隨意安排。再然後呢？再然後倘若那地方沒有變化，他們的兒女們必定還是這樣地長大、老去、磨鈍了夢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樣的過程。或許這倒是福氣？或許他們比我少著夢想所以也比我少著痛苦？他們會不會也設想過自己的來世呢？沒有夢想或夢想如此微薄的他們又是如何設想自己的來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來世不要是他們這樣，千萬不要是這樣。

　　那麼降生在哪兒好呢？是不是生在大城市，生在個貴府名門就肯定好呢？父親是政績斐然的總統，要不是個家藏萬貫的大亨，再不就是位聲名赫赫的學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尋常的人物，你從小就在一個倍受寵愛倍受恭維的環境中長大，呈現在你面前的是無憂無慮的現實，絢爛輝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機遇，一帆風順的坦途……不過這樣是不是就好呢？一般來說這樣的境遇也是一種殘疾，也是一種牢籠。這樣的境遇經常造就著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點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這樣的人；固然他們之中也有智能超群的天才，也有過大有作為的人物，也出過明心見性的悟者，但畢竟概率很小比例很低。這就有相當大的風險，下輩子務必慎重從事，不可疏忽大意不可掉以輕心，今生多舛來生再受不住是個蠢材了。

　　生在窮鄉僻壤，有孤陋寡聞之虞，不好；生在貴府名門，又有驕狂愚妄之險，也不好。

　　生在一個介於此二者之間的位置上怎麼樣？嗯，可能不錯。

　　既知曉人類文明的豐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艱難，這樣的位置怎麼樣？嗯，不錯。

　　既瞭解達官顯貴奢華而危懼的生活，又體會平民百姓清貧而深情的歲月，這位置如何？嗯！不錯，好！

　　既有博覽群書並入學府深造的機緣，又有浪跡天涯獨自在社會上闖蕩的經歷；既能在關鍵時刻得良師指點如有神助，又時時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奮鬥絕非平步青雲；既飽嘗過人情友愛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態炎涼的正常，故而能如羅曼．羅蘭所說「看清了這個世界，而後愛它」。──這樣的位置可好？好。確實不錯。好雖好，不過這樣的位置在哪兒呢？

　　在下輩子。在來世。只要是好，咱可以設計。咱不慌不忙仔仔細細地設計一下吧。我看沒理由不這樣設計一下。甭灰心，也甭沮喪，真與假的說道不屬於夢想和希望的範疇，還是隨心所欲地來一回「好運設計」吧。

　　※※※

　　你最好生在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說，你父親是知識分子但千萬不要是那種炙手可熱過於風雲的知識分子，否則，「貴府名門」式的危險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頭上：你將可能沒有一個健全、質樸的童年，你將可能沒有一群浪漫無猜的夥伴，你將會錯過唯一可能享受到純粹的友情、感受到聖潔的憂傷的機會，而那才是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一個人長大了若不能懷戀自己童年的癡拙，若不能默然長思或仍耿耿於懷孩提時光的往事，當是莫大的缺憾，對於我們的「好運設計」，則是個後患無窮的錯誤。你應該有一大群來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兒和女孩兒作你的朋友，你跟他們一塊認真地吵架並且翻臉，然後一塊哭著和好如初。把你的秘密告訴他們，把他們告訴給你的秘密對任何人也不說，你們訂一個暗號，這暗號一經發出你們一個個無論正在幹什麼也得從家裡溜出來，密謀一樁令大人們哭笑不得的事件。當你父母不在家的時候，隨便找個理由把你的好朋友都叫來──比如說為了你的生日或為了離你的生日還差一個多月，你們痛痛快快隨心所欲地折騰一天。折騰餓了就把冰箱裡能吃的東西都吃光，然後繼續載歌載舞地慶祝，直到不小心把你父親的一件貴重藝術品摔成分文不值，你們的汗水於是被凍僵了一會兒，但這是個機會是你為朋友們獻身的時刻，你臉色煞白但拍拍胸脯說這怕什麼這沒啥了不起，隨後把朋友們都送走，你獨自膽戰心驚地策劃一篇謊言（要是你家沒有貓，你記住：鄰居家不一定都沒有貓）。你還可以跟你的朋友們一起去冒險，到一個據說最可怕的地方，比如離家很遠的一片野地、一幢空屋、一座孤島、孤島上廢棄的古剎、古剎四周陰森零落的荒塚……都是可供選擇的地方，你從自己家的抽屜裡而不要從別人家的抽屜裡拿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你們瞞過父母，必要的話還得瞞過姐姐或弟弟；你們可以不帶那些女孩子去，但如果她們執意要跟著也就別無選擇，然後出發，義無反顧。把你的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丟了一隻這沒關係，把膝蓋碰出了血把白襯衫上灑了一瓶紫藥水這沒關係，作業忘記做了還在書包裡裝了兩隻活蛤蟆一隻死烏鴉這都毫無關係，你母親不會怪你，因為當晚霞越來越淡繼而夜色越來越濃的時候，你父親也沉不住氣了，他正要動身去報案，你們突然都回來了，累得一蹋糊塗但畢竟完整無缺地回來了，你母親慶幸還慶幸不過來呢還會再存什麼別的奢望嗎？「他們回來啦，他們回來啦！」彷彿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嚴的父親都乖乖地跑出來迎接你們，同樣多的一群母親此刻轉憂為喜光顧得摩挲你們的臉蛋和親吻你們的腦門兒：「你們這是上哪兒去了呀，哎喲天哪，你們還知道回來嗎！」你就大模大樣地躺在沙發上呼吃喚喝，「累死了，哎呀真是累死了！」你就這樣，沒問題，再講點莫須有的驚險故事既嚇唬他們也陶醉自己，你就得這樣。只要這樣，一切帽子、褲子、鞋、作業和書包、活蛤蟆以及死烏鴉，就都微不足道了。（等你長到我這樣的年齡時，你再告訴他們那些驚險的故事都是你為了逃避挨揍而獲得的靈感，那時你年老的父母肯定不會再補揍你一頓，而仍可能摩挲你的臉甚至吻你的腦門兒了。）但重要的是，這次冒險你無論如何得安全地回來──就像所有的戲劇還沒打算結束時所需要的那樣，否則接下去的好運就無法展開了。不錯，你童年應該是這樣的，就應該按照這樣的思路去設計，一個幸運者的童年就得是這樣。我的紙寫不下了，待實施的時候應該比這更豐富多彩。比如你還可頗具分寸地惹一點小禍，一個幸運的孩子理應惹過一點小禍，而且理應遇到過一些困難，遇到過一兩個騙子、一兩個壞人、一兩個蠢貨和一兩個不會發愁而很會說話的人。一個幸運的孩子應該有點野性。當然你的父親是個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因為一個幸運的人必需從小受到文化的薰陶，野到什麼份上都不必憂慮但要有機會使你崇尚知識，之所以把你父親設計為知識分子，全部的理由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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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母親也要有知識，但不要像你父親那樣關心書勝過關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識婦女，料想自己功名難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賭在了兒女身上，生了個女孩就盼她將來是個居里夫人，養了個男娃就以為是養了個小貝多芬。這樣的母親千萬別落到咱頭上，你不聽她的話你覺得對不起她，你聽了她的話你會發現她對不起你。她把你像幅名畫似地掛在牆上後退三步瞇起眼睛來觀賞你，把你像顆話梅似地含在嘴裡顛來倒去地品味你。你呢？站在那兒吱吱嘎嘎地折磨一把挺好的小提琴，長大了一想起小提琴就發抖，要不就是沒日沒夜地背單詞背化學方程式，長大了不是傻瓜就是暴徒。你的母親當然不是這樣。有知識不是有文憑，你的母親可以沒有文憑。有知識不是被知識霸佔，你的母親不是知識的奴隸。有知識不能只是有對物的知識，而是得有對人的了悟。一個幸運者的母親必然是一個幸運的母親，一個明智的母親，一個天才的母親，她自打當了母親她就得了靈感，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來自於教育學，而是來自她對一切生靈乃至天地萬物由衷的愛，由衷的顫慄與祈禱，由衷的鎮定和激情。在你幼小的時候她只是帶著你走，走在家裡，走在街上，走到市場，走到郊外，她難得給你什麼命令，從不有目的地給你一個方向，走啊走啊你就會愛她，走啊走啊，你就會愛她所愛的這個世界。等你長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她深信你會愛這個世界，至於其他她不管，至於其他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負責。她只有一個願望，就是你能常常回來，你能有時候回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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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兩三歲的時候你就光是玩，成天就玩，別著急背誦《唐詩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數以內的加減法，去玩一把沒有鑰匙的鎖和一把沒有鎖的鑰匙，去玩撒尿和泥，然後用不著洗手再去玩你爺爺的鬍子。到你四五歲的時候你還是玩，但玩得要高明一點了，在你母親的皮鞋上鑽幾個洞看看會有什麼效果，往你父親錄音機裡撒把沙子聽聽聲音會不會更奇妙。上小學的時候，我看你門門功課都得上三四分就夠了，剩下的時間去做些別的事，以便讓你父母有機會給人家賠幾塊玻璃。一上中學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的熟人幾乎都不認識你了，都得對你刮目相看：你在數學比賽上得獎，在物理比賽上得獎，在作文比賽上得獎，在外語比賽上你沒得獎但事後發現那不過是教師的一個誤判。但這都並不重要，這些獎啊獎啊獎啊並不足以構成你的好運，你的好運是說你其實並沒花太多時間在功課上。你愛好廣泛，多能多才，奇想迭出，別人說你不務正業你大不以為然，凡興趣所至仍神魂聚注若癲若狂。

　　你熱愛音樂，古典的交響樂，現代的搖滾樂，溫文爾雅的歌劇清唱劇，粗獷豪放的民謠村歌，乃至悠婉淒長的叫賣，孤零蕭瑟的風聲，溫馨閒適的節日的音訊。你都聽得心醉神迷，聽得愴然而沉寂，聽出激越和威壯，聽到玄緲與空冥，你真幸運，生存之神秘注入你的心中使你永不安規守矩。

　　你喜歡美術，喜歡畫作，喜歡雕塑，喜歡異彩紛呈的燒陶，喜歡古樸稚拙的剪紙，喜歡在渺無人跡的原野上獨行，在水闊天空的大海裡駕舟，在山林荒莽中跋涉，看大漠孤煙，看長河落日，看鷗鳥縱情翱飛，看老象坦然赴死，你從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體味空間，在線條上嗅出時光的流動，在連接天地的方位發現生靈的呼喊。你是個幸運的人因為你真幸運，你於是匍匐在自然造化的腳下，奉上你的敬畏與感恩之心吧，同時上蒼賜予你不屈不盡的創造情懷。

　　你幸運得簡直令人嫉妒，因為體育也是你的擅長。９秒９１，懂嗎？２分５五秒５９，懂嗎？就是說，從一百米到馬拉松不管多長的距離沒有人能跑得過你；２點４５米，８點９１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就是說沒人比你跳得高也沒人比你跳得遠；突破２３米、８０米、１００米，就是說，鉛球也好鐵餅也好標槍也好，在投擲比賽中仍然沒有你的對手。當然這還不夠，好運氣哪有個夠呢？差不多所有的體育項目你都行：游泳、滑雪、溜冰、踢足球、打籃球，乃至擊劍、馬術、射擊、乃至鐵人三項……你樣樣都玩得精采、灑脫、漂亮。你跑起來渾身的肌膚像波浪一樣滾動，像旗幟一般飄展；你跳起來彷彿土地也有了彈性，空中也有著依託，你披波戲水、屈伸舒捲，鬼沒神出；在冰原雪野，你翻轉騰挪，如風馳電掣；生命在你那兒是一個節日，是一個慶典，是一場狂歡……那已不再是體育了，你把體育變得不僅僅是體育了，幸運的人，那是舞蹈，那是人間最自然最坦誠的舞蹈，那是藝術，是上帝選中的最樸實最輝煌的藝術形式。這時連你在內，連你的肉體你的心神，都是藝術了，你這個幸運的人，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偏偏是你被上帝選作了美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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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你到了戀愛的季節。你１８歲了，或者１９或者２０歲了。這時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學裡讀書，讀一個最令人仰慕的系最令人敬畏的專業，你讀得出色，各種獎啊獎啊又鬧著找你。現在你的身高已經是１米８８，你的喉結開始突起，嘴唇上開始有了黑色但還柔軟的鬍鬚，就是在這時候你的嗓音開始變得渾厚迷人，就是在這時候你的百米成績開始突破１０秒，你的動靜坐臥舉手投足都流溢著男子漢的光彩……總之，由於我們已經設計過的諸項優點或者說優勢，明顯地追逐你的和不露聲色地愛慕著你的姑娘們已是成群結隊，你經常在教室裡看見她們異樣的目光，在食堂裡聽出她們對你嘁嘁嚓嚓的議論，在晚會上她們為你的歌聲所傾倒，在運動會上她們被你的身姿所激動而忘情地歡呼雀躍，但你一向只是拒絕，拒絕，婉言而真誠地拒絕，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們委屈地流淚。但是有一天，你在運動場上正放鬆地慢跑，你忽然看見一個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點不亞於你。她修長的雙腿和矯捷的步伐一點不亞於你，生命對她的寵愛、青春對她的慷慨這些絕不亞於你，而她似乎根本沒有發現你，她顧自跑著目不斜視，彷彿除了她和她的美麗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其他東西，甚至連她和她的美麗她也不曾留意，只是任其隨意流淌，任其自然地湧蕩。而你卻被她的美麗和自信震懾了，被她的優雅和茁壯驚呆了，你被她的倏然降臨搞得心恍神惚手足無措。（我們同樣可以為她也作一個「好運設計」，她是上帝的一個完美的作品，為了一個幸運的男人這世界上顯然該有一個完美的女人，當然反過來也是一樣。）於是你不跑了，伏在跑道邊的欄杆上忘記了一切，光是看她。她跑得那麼輕柔，那麼從容，那麼飄逸，那麼燦爛。你很想衝她微笑一下向她表示一點敬意，但她並不給你這樣的機會，她跑了一圈又一圈卻從來沒有注意到你，然後她走了。簡單極了，就是說她跑完了該走了，就走了。就是說她走了，走了很久而你還站在原地。就是說操場上空空曠曠只剩了你一個人，你頭一回感到了惆悵和孤零──她不知道你是誰，你也不知道她從哪兒來。但你把她記在了心裡。但幸運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此後你又在圖書館裡見到過她，你費盡心機總算弄清了她在哪個系。此後你又在游泳池裡見到過她，你拐彎抹角從別人那兒獲悉了她的名字。此後你又在滑冰場上見到過她，你在她周圍不露聲色地賣弄你的千般技巧萬種本事，終於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後你又在朋友家裡和她一起吃過一次午飯（你和你的朋友為此蓄謀已久），這下你們到底算認識了，你們談了很多，談得融洽而且熱烈。此後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來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來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總之，總而言之，你們終成眷屬。你是一個幸運的人──至少我們的「幸運設計」是這樣說的──所以你萬事如意。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了，我們的「好運設計」至此顯得有些潦草了。是的。不過絕不是我們無能把它搞得更細緻、更完善、更浪漫、更迷人，而是我忽然有了一點疑慮，感到了一點困惑，有一道淡淡的陰影出現了並正在向我們靠近，但願我們能夠擺脫它，能夠把它銷解掉。

　　陰影最初是這樣露頭的：你能在一場如此稱心、如此順利、如此圓滿的愛情和婚姻中飽嘗幸福嗎？也就是說，沒有挫折，沒有坎坷，沒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沒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沒有痛不欲生的癡癲與瘋狂，沒有萬死不悔的追求與等待，當成功到來之時你會有感慨萬端的喜悅嗎？在成功到來之後還會不會有刻骨銘心的幸福？或者，這喜悅能到什麼程度？這幸福能被珍惜多久？會不會因為順利而沖淡其魅力？會不會因為圓滿而阻塞了渴望，而限制了想像，而喪失了激情，從而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是遵從了一套經濟規律、一種生理程序、一個物理時間，心路卻已荒蕪，然後是膩煩，然後靠流言蜚語排遣這膩煩，繼而是麻木，繼而用插科打諢加劇這麻木──會不會？會不會是這樣？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稱心地把月亮摟進了自己的懷中，沒有了陰晴圓缺，沒有了潮汐漲落，沒有了距離便沒有了路程，沒有了斥力也就沒有了引力，那是什麼呢？很明白，那是死亡。當然一切都在走向那裡，當然那是一切的歸宿，宇宙在走向熱寂。但此刻宇宙正在旋轉，正在飛馳，正在高歌狂舞，正借助了星漢迢迢，借助了光陰漫漫，享受著它的路途，享受著坍塌後不死的沉吟，享受著爆炸後輝煌的詠嘆，享受著追尋與等待，這才是幸運，這才是真正的幸運，恰恰死亡之前這波瀾壯闊的揮灑，這精采紛呈的燃燒才是幸運者得天獨厚的機會。你是一個幸運者，這一點你要牢記。所以你不能學那凡夫俗子的夢想，我們也不能滿意這晴空朗日水靜風平的設計。所謂好運，所謂幸福，顯然不是一種客觀的程序，而完全是心靈的感受，是強烈的幸福感罷了。幸福感，對了。沒有痛苦和磨難你就不能強烈地感受到幸福，對了。那只是舒適只是平庸，不是好運不是幸福，這下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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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看看，得怎樣調整一下我們的「設計」，才能甩掉那不祥的陰影，才能遠遠離開它。也許我們不得不給你加設一點小小的困難，不太大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一些必要的痛苦和磨難，為了你的幸福不致貶值我們要這樣做，當然，會很注意分寸。

　　仍以愛情為例。我們想是不是可以這樣：一開始，讓你未來的岳父岳母對你們戀愛持反對態度，他們不大看得上你，包括你未來的大舅子、小姨子、大舅子的夫人和小姨子的男朋友等等一干人馬都看不上你。岳父說要是這樣他寧可去死。岳母說要是這樣她情願少活。大舅子於是奉命去找了你們單位的領導說你破壞了一個美滿的家庭。小姨子流著淚勸她的姐姐三思再三思，爹有心臟病娘有高血壓。岳父便說他死不瞑目。岳母說她死後作鬼也不饒過你們。你是個幸運的人你真沒看錯那個姑娘，她對你一往情深始終不渝，她說與其這樣不如她先於他們去死，但在死前她有必要提個問題：「請問他哪點兒不好呢？」不僅這姑娘的父母無言以對，就連咱們也無以作答，按照已有的設計，你好像沒有哪點不好，你簡直無懈可擊，那兩個老人倘不是瘋子不是傻瓜不是心理變態，他們為什麼會反對你成為他們的女婿呢？故對此得做一點修改，你不能再是一個完人，你得至少有一個弱點，甚至是一種很要緊的缺欠，一種大凡岳父母都難以接受的缺欠。然後你在愛情的鼓舞下，在那對蠻橫老人頗合邏輯的蔑視的刺激下，痛下決心破釜沉舟發奮圖強歷盡艱辛終於大功告成終於光彩照人終於震撼了那對老人，令他們感動令他們愧悔於是心悅誠服地承認了你這個女婿，使你熱淚盈眶欣喜若狂忽然發現天也是格外的藍地球也是出奇的圓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幸福地久天長……是不是得這樣呢？得這樣。大概是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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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缺欠呢？你看給你設計什麼樣的缺欠比較適合？

　　笨？不不，這不行，笨很可能是一件終生的不幸，幾乎不是努力可以根本克服的，此一點應堅決予以排除。

　　醜呢？不，醜也不行，醜也是無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還會殃及後代，不行，這肯定不行。

　　無知呢？行不行？不，這比笨還不如，絕對的（或相當嚴重的）無知與白癡沒有什麼區別；而相對的無知又不是一項缺欠，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

　　你總得作一點讓步嘛。譬如說木訥一點，古板一點行嗎？缺乏點活力，缺乏點朝氣，缺乏點個性，缺乏點好奇心，譬如說這樣，行嗎？噢，你居然還在問「行嗎」，再糟糕不過！接下來你會發現你還缺乏勇氣，缺乏同情，缺乏感覺，遇事永遠不會激動，美好不能使其讚嘆，醜惡也不令其憎惡，你既不懂得感動也不懂得憤怒，你不怎麼會哭又不大會笑，這怎麼能行？你還是活的嗎？你還能愛嗎？你還會為了愛而痛苦而幸福嗎？不行。

　　那麼狡猾一點可以嗎？狡猾，唉，其實人們都多多少少地有那麼一點狡猾，這雖不是優點但也不必算作缺點，凡要在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種類，有點狡猾也是在所難免。不過有一點需要明確：若是存心算計別人、不惜坑害別人的狡猾可不行，那樣的人我怕大半沒什麼好下場。那樣的人同樣也不會懂得愛（他可能瞭解性，但他不懂得愛，他可能很容易獵獲性器的快感，但他很難體驗性愛的陶醉，因為他依靠的不是美的創造而僅僅是對美的賺取），況且這樣的人一般來說都沒有什麼真正的才華和魅力，否則也無需選用了狡猾。不行。無論從哪個角度想，狡猾都不行。

　　要不，有一點病？噢老天爺，千萬可別，您饒了我吧，無論如何幫幫忙，下輩子萬萬不能再有病了，絕對不能。咱們辛辛苦苦弄這個「好運設計」因為什麼您知道不？是的您應該知道，那就請您再別提病，一個字也別提。

　　只是有一點小病呢？小病也不行，發燒感冒拉肚子？不不，這沒用，有點小病不構成對什麼人的威脅，也不能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最終使你的幸福加倍，有也是白有。但絕不是說你沒病則已，有就有他一種大病，不不！絕沒有這個意思；你必須要明白，在任何有期徒刑（注意：有期）和有一種大病之間，要是你非得作出選擇不可的話，你要選擇前者，前者！對對，沒有商量的餘地。要是你得了一種大病，別急，聽我說完，得了一種足以使你日後的幸福升值的大病，而這病後來好了，這怎麼樣？唔，這倒值得考慮。你在病榻上躺了好幾年，看見任何一個健康的人你都羨慕，你想你是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你都知足，然後你的病好了，完好如初，這怎麼樣？說下去。你本來已經絕望了，你想即便不死未來的日子也是無比黯淡，你想與其這樣倒不如死了痛快，就在這時你的病情突然有了轉機。說下去。在那些絕望的白天和黑夜，你禱告許願，你賭咒發誓，只要這病還能好，再有什麼苦你都不會覺得苦再有什麼難你都不會覺得難，默默無聞呀，一貧如洗呀，這都有什麼關係呢？你將愛生活，愛這個世界，愛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這時，就在這時奇蹟發生了，一個奇蹟使你完全恢復了健康，你又是那麼精力旺盛健步如飛了。這樣好不好？好極了，再往下說。你本來想只要還能走就行，可你現在又能以九秒九一的速度飛跑了；你本來想只要再能跳就好了，可你現在又可以跳過二米四五了；你本來想只要還能獨立生活就夠了，可現在你的用武之地又跟地球一樣大了；你本來想只要還能算個人不致於把誰嚇跑就謝天謝地了，可現在喜歡你的好姑娘又是數不勝數鋪天蓋地而來了。往下說呀，別含糊，說下去。當然你癡心不改──這不是錯誤，大劫大難之後人不該失去銳氣，不該失去熱度，你鎮定了但仍在燃燒，你平穩了卻更加浩蕩，你依然愛著那個姑娘愛得山高海深不可動搖，這時候你未來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自然也不會再反對你們的結合了，不僅不反對而且把你看作是他們的光彩是他們的榮耀是他們晚年的福氣是他們九泉之下的安慰。此刻你是多麼幸福，你同你所愛的人在一起，在藍天闊野中跑，在碧波白浪中游，你會是怎樣地幸福！現在就把前面為你設計的那些好運氣都搬來吧，現在可以了，把它們統統搬來吧，劫難之後失而復得，現在你才真正是一個幸福的人了。苦盡甜來，對，這才是最為關鍵的好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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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盡甜來，對，只要是苦盡甜來其實怎麼都行，生生病呀，失失戀呀，要要飯呀，挨挨揍呀（別揍壞了），被抄抄家呀，坐坐冤獄呀，只要能苦盡甜來其實都不是壞事。怕只怕苦也不盡，甜也不來。其實都用不著甜得很厲害，只要苦盡也就夠了。其實都用不著什麼甜，苦盡了也就很甜了。讓我們為此而祈禱吧。讓我們把這作為一條基本原則，無論如何寫進我們的「好運設計」中去吧，無論如何安排在頭版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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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苦盡甜來又怎樣呢？苦盡甜來之後又當如何？哎喲，那道陰影好像又要露頭。苦盡甜來之後要是你還沒死，以後的日子繼續怎樣過呢？我們應當怎樣繼續為你設計好運呢？好像問題還是原來的問題，我們並沒能把它解決。當然現在你可以不斷地憶苦思甜，不斷地知足常樂，我們也完全可以把你以後的生活設計得無比順利，但這樣下去我們是不是繞了一圈又回到那不祥的陰影中去了？你將再沒有企盼了嗎？再沒有新的追求了嗎？那麼你的心路是不是又在荒蕪，於是你的幸福感又要老化、萎縮、枯竭了呢？是的，肯定會是這樣。幸福感不是能一次給夠的，一次幸福感能維持多久這不好計算，但日子肯定比它長，比它長的日子卻永遠要依靠著它。所以你不能失去距離，不能沒有新的企盼和追求，你一時失去了距離便一時沒有了路途，一時沒有了企盼和追求便一時失去了興致和活力，那樣我們勢必要前功盡棄，那道陰影必不失時機地又用無聊、用乏味、用膩煩和麻木來糾纏你，來噁心你，同時葬送我們的「好運設計」。當然我們不會答應。所以我們仍要為你設計新的距離，設計不間斷的企盼和追求。不過這樣你就仍然要有痛苦，一直要有。是的是的，一時沒有了痛苦的襯照便一時沒有了幸福感。

　　真抱歉，我們沒想到會是這樣。我們一向都是好意，想使你幸福，想使你在來世頻交好運，沒想到竟還得不斷地給你痛苦。那道討厭的陰影真是把咱們整慘了。看看吧，看看是否還有辦法擺脫它。真對不起，至少我先不吹牛了，要是您還有興趣咱們就再試試看，反正事已至此，我想也不必草草率率地回心轉意，看在來世的份上，就再試試吧。

　　看來，在此設計中不要痛苦是不大可能了。現在就只剩下了一條路：使痛苦盡量小些，小到什麼程度並沒有客觀的尺度，總歸小到你能不斷地把它消滅就行了。就是說，你能夠不斷地克服困難，你能夠不斷地跨越距離，你能夠不斷地實現你的願望，這就行了。痛苦可以讓它不斷地有，但你總是能把它消滅，這就行了，這樣你就巧妙地利用了這些混帳玩意兒而不斷地得到幸福感了。只要這樣行了，接下來的事由我們負責。我們將根據以上要求為你設計必要的才能、必要的機運、必要的心理素質、意志品質，以及必要的資金、器械、設施、裝備，乃至大夫護士、賢妻良母、孝子乖孫等等一系列優秀的後勤服務。總之，這些我們都能為你設計，只要一個人永遠是個勝利者這件事是可能的，只要這樣，我們的「好運設計」就算成了。只好也就這樣了，這樣也就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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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是不是可能的？你見沒見過永遠的勝利者？好吧，沒見過並不說明這是不可能的，沒見過的我們也可以設計。你，譬如說你就是一個永遠的勝利者，那麼最終你會碰見什麼呢？死亡。對了，你就要碰見它，無論如何我們沒法使你不碰見它，不感到它的存在，不意識到它的威脅。那麼你對它有什麼感想？你一生都在追求，一直都在勝利，一向都是幸福的，但當死亡來臨的時候你想你終於追求到了什麼呢？你的一切勝利到底都是為了什麼呢？這時你不沮喪，不恐懼，不痛苦嗎？你就像一個被上帝慣壞了的孩子，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失敗，從來沒遭遇過絕境，但死神終於駕到了，死神告訴你這一次你將和大家一樣不能倖免，你的一切優勢和特權（即那「好運設計」中所規定的）都已被廢黜，你只可俯首貼耳聽憑死神的處置。這時候你必定是一個最痛苦的人，你會比一生不幸的人更痛苦（他已經見到了的東西你卻一直因為走運而沒機會見到），命運在最後跟你算總帳了（它的帳目一向是收支平衡的），它以一個無可逃避的困境勾銷你的一切勝利。它以一個不容質疑的判決報復你的一切好運，最終不僅沒使你幸福反而給你一個你一直有幸不曾碰到的──絕望。絕望，當死亡到來之際這個絕望是如此地貨真價實，你甚至沒有機會考慮一下對付它的辦法了。

　　怎麼辦？你怎麼辦？我們怎麼辦？你說事情不會是這樣，你的勝利依舊還是勝利，它會造福於後人；你的追求並沒有白費，它將為後人鋪平道路；而這就是你的幸福，所以你不會沮喪不會痛苦你至死都會為此而感到幸福。這太好了，一個真正的幸運者就應該有這樣的胸懷有如此高尚的情操──讓我們暫時忘記我們只是在為自己設計好運吧，或者讓我們暫時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夠享受有同樣的好運吧──一個幸運者只有這樣才能最終保住自己的好運，才能使自己最終得享平安和幸福。但是──但是！就算我們沒有發現您的不誠實，一個如您這般聰明高尚的人總該知道您正在把後人的路鋪向哪兒吧？鋪到哪兒才算成功了呢？鋪到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沒了痛苦的地方？那麼他們不是又將面對無聊了嗎？當他們迎候死亡時不是就不能再像您這樣，以「為後人鋪路」而自豪而高尚而心安理得了嗎？如果終於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沒了痛苦，您的高尚不就成了一場騙局您的勝利又怎麼能勝得過阿Ｑ呢？我們處在了兩難的境地。如果您再誠實點，事情可能會更難辦：人類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毀滅的，宇宙在走向熱寂。我們的一切聰明和才智、奮鬥和努力、好運和成功到底有什麼價值？有什麼意義？我們在走向哪兒？我們再朝哪兒走？我們的目的何在？我們的歡樂何在？我們的幸福何在？我們的救贖之路何在？我們真的已經無路可走真的已入絕境了嗎？

　　是的。我們已入絕境。現在就是對此不感興趣都不行了，你想糊弄都糊弄不過去了，你曾經不是傻瓜你如今再想是也晚了，傻瓜從一開始就不對我們這個設計感興趣。而你上了賊船，這賊船已入絕境，你沒處可退也沒處可逃。情況就是這樣。現在我們只佔著一項便宜，那就是死神還沒駕到，我們還有時間想想對付絕境的辦法，當然不是逃跑，當然你也跑不了。其他的辦法，看看，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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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對，過程，只剩了過程。對付絕境的辦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麼光榮呀，偉大呀，天才呀，壯烈呀，博學呀，這個呀那個呀，都不行，都不是絕境的對手，只要你最最關心的是目的而不是過程你無論怎樣都得落入絕境，只要你仍然不從目的轉向過程你就別想走出絕境。過程──只剩了它了。事實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過程。一個只想（只想！）使過程精采的人是無法被奪剝的，因為死神也無法將一個精采的過程變成不精采的過程，因為壞運也無法阻擋你去創造一個精采的過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變成一個精采的過程，相反壞運更利於你去創造精采的過程。於是絕境潰敗了，它必然潰敗。你立於目的的絕境卻實現著、欣賞著、飽嘗著過程的精采，你便把絕境送上了絕境。夢想使你迷醉，距離就成了歡樂；追求使你充實，失敗和成功都是伴奏；當生命以美的形式證明其價值的時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現在你說你是一個幸福的人你想你會說得多麼自信，現在你對一切神靈鬼怪說謝謝你們給我的好運，你看看誰還能說不。

　　過程！對，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你能創造這過程的美好與精采，生命的價值就在於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壯。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虛無你才能夠進入這審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絕望你才能找到這審美的救助。但這虛無與絕望難道不會使你痛苦嗎？是的，除非你為此痛苦，除非這痛苦足夠大，大得不可消滅大得不可動搖，除非這樣你才能甘心從目的轉向過程，從對目的的焦慮轉向對過程的關注，除非這樣的痛苦與你同在，永遠與你同在，你才能夠永遠欣賞到人類的步伐和舞姿，讚美著生命的呼喊與歌唱，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提取幸福，從虛無中創造意義，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來接你回去，你依然沒有玩夠，但你卻不驚慌，你知道過程怎麼能有個完呢？過程在到處繼續，在人間、在天堂、在地獄，過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設計。

　　但是我們的設計呢？我們的設計是成功了呢還是失敗了？如果為了使你幸福，我們不僅得給你小痛苦，還得給你大痛苦，不僅得給你一時的痛苦，還得給你永遠的痛苦，我們到底幫了你什麼忙呢？如果這就算好運，我，比如說我──我的名字叫史鐵生，這個叫史鐵生的人又有什麼必要弄這麼一份「好運設計」呢？也許我現在就是命運的寵兒？也許我的太多的遺憾正是很有分寸的遺憾？上帝讓我終生截癱就是為了讓我從目的轉向過程，所以有那麼一天我終於要寫一篇題為「好運設計」的散文，並且順理成章地推出了我的好運？多謝多謝。可我不，可我不！我真是想來世別再有那麼多遺憾，至少今生能作作好夢！

　　我看出來了──我又走回來了，又走到本文的開頭去了。我看出來了，如果我再從頭開始設計我必然還是要得到這樣一個結尾。我看出來了，我們的設計只能就這樣了。我不知道怎麼辦了，不知道還能怎麼辦。上帝愛我！──我們的設計只剩這一句話了，也許從來就只有這一句話吧。

　　　　　　一九九○年

我二十一歲那年

　　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病房有十二間病室，除去一號二號，其餘十間我都住過。當然，決不為此驕傲。即便多麼驕傲的人，據我所見，一躺上病床也都謙恭。一號和二號是病危室，是一步蹬天的地方，上帝認為我住那兒為時尚早。

　　十九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麼好，要麼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裡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十號病室。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麼之後，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後，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瞭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後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十號有六個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光房錢一天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說，「『死病』值得了這麼些？」三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四床是個老頭，說：「別介別介，咱毛主席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一床不說話，一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二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跡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四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剛有的一點舒心頃刻全光。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裡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裡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纍纍了。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鬆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裡，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麼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賭？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裡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憑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

　　可是三個月後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號。二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十一級幹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十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幹病房的單間。七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級的人去住。據說剛有個十三級從這兒出去。二床搬來名正言順。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二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護士長說。但二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係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插隊的。」二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劃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我說：「農村？」「對對對。什麼？」「農村。」「對對對農村。別忘本呀！」我說是。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於是抱著頭想好久。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最後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藝。」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羊？」「對了，羊。我放過羊。」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後，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大夫說他這病叫作「角迴綜合症，命名性失語」，並不影響其他記憶，尤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麼來？」「小兒子？」「對！」他怒氣沖沖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藝，娘個Ｘ！」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持。」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藝」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可那個小玩藝！」他背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後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跟農民？」「跟農民。」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台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紮根派。」我欽佩地說。「娘了個Ｘ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發懵。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麼，二床的坦誠卻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邏輯了。整個冬天就快過去，我反倒拄著枴杖都走不到院子裡去了，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止地萎縮，這才是需要發愁的。

　　我能住到七號來，事實上是因為大夫護士們都同情我。因為我還這麼年輕，因為我是自費醫療，因為大夫護士都已經明白我這病的前景極為不妙，還因為我愛讀書──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為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他們還把我當孩子。他們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隊。護士長好幾次在我母親面前誇我，最後總是說：「唉，這孩子……」這一聲嘆，暴露了當代醫學的愛莫能助。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幫助我，只能讓我住得好一點，安靜些，讀讀書吧──他們可能是想，說不定書中能有「這孩子」一條路。

　　可我已經沒了讀書的興致。整日躺在床上，聽各種腳步從門外走過；希望他們停下來，推門進來，又希望他們千萬別停，走過去走他們的路去別來煩我。心裡荒荒涼涼地祈禱：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給我留下！我確曾在沒人的時候雙手合十，出聲地向神靈許過願。多年以後才聽一位無名的哲人說過：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如今來想，有神無神並不值得爭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著科學，向虛暝之中寄託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類最美好的嚮往也都沒有實際的驗證，但那嚮往並不因此消滅。

　　主管大夫每天來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別急。」按規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幾位主任時常都來看看我：「感覺怎麼樣？嗯，一定別著急。」有那麼些天全科的大夫都來看我，八小時以內或以外，單獨來或結隊來，檢查一番各抒主張，然後都對我說：「別著急，好嗎？千萬別急。」從他們謹慎的言談中我漸漸明白了一件事：我這病要是因為一個腫瘤的搗鬼，把它打出來切下去隨便扔到一個垃圾桶裡，我就還能直立行走，否則我多半就是把祖先數百萬年進化而來的這一優勢給弄丟了。

　　窗外的小花園裡已是桃紅柳綠，二十二個春天沒有哪一個像這樣讓人心抖。我已經不敢去羨慕那些在花叢樹行間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輕人。我記得我久久地看過一個身著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著方步曬太陽；只要這樣我想只要這樣！只要能這樣就行了就夠了！我回憶腳踩在軟軟的草地上是什麼感覺？想走到哪兒就走到哪兒是什麼感覺？踢一顆路邊的石子，踢著它走是什麼感覺？沒這樣回憶過的人不會相信，那竟是回憶不出來的！老人走後我仍呆望著那塊草地，陽光在那兒慢慢地淡薄，脫離，凝作一縷孤哀淒寂的紅光一步步爬上牆，爬上樓頂……我寫下一句歪詩：輕撥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間一斜陽。日後我搖著輪椅特意去看過那塊草地，並從那兒張望七號窗口，猜想那玻璃後面現在住的誰？上帝打算為他挑選什麼前程？當然，上帝用不著徵求他的意見。

　　我乞求上帝不過是在和我開著一個臨時的玩笑──在我的脊椎裡裝進了一個良性的瘤子。對對，它可以長在椎管內，但必須要長在軟膜外，那樣才能把它剝離而不損壞那條珍貴的脊髓。「對不對，大夫？」「誰告訴你的？」「對不對吧？」大夫說：「不過，看來不太像腫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寫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許把這四個字寫到千遍萬遍就會贏得上帝的憐憫，讓它是個瘤子，一個善意的瘤子。要麼乾脆是個惡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種，那也行。總歸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蓮子，無聊時我撿幾顆泡在瓶子裡，想，賭不賭一個願？──要是它們能發芽，我的病就不過是個瘤子。但我戰戰兢兢地一直沒敢賭。誰料幾天後蓮子竟都發芽。我想好吧我賭！我想其實我壓根兒是傾向於賭的。我想傾向於賭事實上就等於是賭了。我想現在我還敢賭──它們一定能長出葉子！（這是明擺著的。）我每天給它們換水，早晨把它們移到窗台西邊，下午再把它們挪到東邊，讓它們總在陽光裡；為此我抓住床欄走，扶住窗台走，幾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這事我不說，沒人知道。不久，它們長出一片片圓圓的葉子來。「圓」，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們，坐回到床上氣喘吁吁地望著它們，夜裡醒來在月光中也看看它們：好了，我要轉運了。並且忽然注意到「蓮」與「憐」諧意，畢恭畢敬地想：上帝終於要對我發發慈悲了吧？這些事我不說沒人知道。葉子長出了瓶口，閒人要去摸，我不讓，他們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裡加倍地祈禱幾回。這些事我不說，現在也沒人知道。然而科學勝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說那兒沒有瘤子，沒有沒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條嬌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腳！定案之日，我像個冤判的屈鬼那樣瘋狂地作亂，掙扎著站起來，心想幹嘛不能跑一回給那個沒良心的上帝瞧瞧？後果很簡單，如果你沒摔死你必會明白：確實，你幹不過上帝。

　　※※※

　　我終日躺在床上一言不發，心裡先是完全的空白，隨後由著一個死字去填滿。王主任來了。（那個老太太，我永遠忘不了她。還有張護士長。八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我兩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門口，全靠這兩位老太太又把我搶下來。）我面向牆躺著，王主任坐在我身後許久不說什麼，然後說了，話並不多，大意是：還是看看書吧，你不是愛看書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將來你工作了，忙得一點時間都沒有，你會後悔這段時光就讓它這麼白白地過去了。這些話當然並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這些話我將受用終生，在以後的若干年裡我頻繁地對死神抱有過熱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記得王主任這些話，因而還是去做些事。使我沒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裡寫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於是慢慢地有了活的興致和價值感。有一年我去醫院看她，把我寫的書送給她，她已是滿頭白髮了，退休了，但照常在醫院裡從早忙到晚。我看著她想，這老太太當年必是心裡有數，知道我還不至去死，所以她單給我指一條活著的路。可是我不知道當年我搬離七號後，是誰最先在那兒發現過一團電線？並對此作過什麼推想？那是個秘密，現在也不必說。假定我那時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問問王主任。我想，她可能會說「真要去死那誰也管不了」，可能會說「要是你找不到活著的價值，遲早還是想死」，可能會說「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壞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會說「不，我看得出來，你那時離死神還遠著呢，因為你有那麼多好朋友。」

　　※※※

　　 友誼醫院──這名字叫得好。 「同仁」「協和」「博愛」「濟慈」，這樣的名字也不錯，但或稍嫌冷靜，或略顯張揚，都不如「友誼」聽著那麼平易、親近。也許是我的偏見。 二十一歲末尾，雙腿徹底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著友誼。還在鄉下插隊的同學不斷寫信來，軟硬兼施勸罵並舉，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氣；已轉回北京的同學每逢探視日必來看我，甚至非探視日他們也能進來。 「怎進來的你們？」「咳，閉上一隻眼睛想一會兒就進來了。」這群插過隊的，當年可以憑一張站台票走南闖北，甭擔心還有他們走不通的路。那時我搬到了加號。加號原本不是病房，裡面有個小樓梯間，樓梯間棄置不用了，餘下的地方僅夠放一張床，雖然窄小得像一節煙筒，但畢竟是單間，光景固不可比十級，卻又非十一級可比。這又是大夫護士們的一番苦心，見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難免說笑得不管不顧，既不能影響了別人又不可剝奪了我的快樂，於是給了我九點五級的待遇。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著外語。一過中午，我便直著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註目騎車的年輕人和五路汽車的車站，盼著朋友們來。有那麼一陣子我暫時忽略了死神。朋友們來了，帶書來，帶外面的消息來，帶安慰和歡樂來，帶新朋友來，新朋友又帶新的朋友來，然後都成了老朋友。以後的多少年裡，友誼一直就這樣在我身邊擴展，在我心裡深厚。把加號的門關緊，我們自由地嘻笑怒罵，毫無顧忌地議論世界上所有的事，高興了還可以輕聲地唱點什麼──陝北民歌，或插隊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們走了，在小檯燈幽寂而又喧囂的光線裡，我開始想寫點什麼，那便是我創作慾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時忘記了死，還因為什麼？還因為愛情的影子在隱約地晃動。那影子將長久地在我心裡晃動，給未來的日子帶來幸福也帶來痛苦，尤其帶來激情，把一個絕望的生命引領出死谷；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會成為永遠的珍藏和神聖的紀念。

　　※※※

　　二十一歲、二十九歲、三十八歲，我三進三出友誼醫院，我沒死，全靠了友誼。後兩次不是我想去勾結死神，而是死神對我有了興趣；我高燒到四十多度，朋友們把我抬到友誼醫院，內科說沒有護理截癱病人的經驗，柏大夫就去找來王主任，找來張護士長，於是我又住進神內病房。尤其是二十九歲那次，高燒不退。整天昏睡、嘔吐，差不多三個月不敢聞飯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壓也不安定，先是低壓升到一二○接著高壓又降到六十，大夫們一度擔心我活不過那年冬天了──腎，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樣，治療手段又像是接近於無了。我的同學找柏大夫商量，他們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我父親？他們決定：不。告訴他，他還不是由著急？然後他們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學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們去向我父親解釋；活著的我由唐大夫多多關照。唐大夫說：「好，我可以教學的理由留他在這兒，他活一天就還要想一天辦法。」當然，這些事都是我後來聽說的。真是人不當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過我又活了，看樣子極可能活到下一個世紀去。唐大夫就是當年把我接進十號的那個大夫，就是那個步履輕盈溫文爾雅的女大夫，但八年過去她已是兩鬢如霜了。又過了九年，我第三次住院時後大夫已經不在。聽說我又來了，科裡的老大夫、老護士們都來看我，問候我，誇我的小說寫得還不錯，跟我敘敘家常，唯唐大夫不能來了。我知道她不能來了，她不在了。我曾搖著輪椅去給她送過一個小花圈，大家都說。「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遠記得她把我迎進病房的那個中午，她貼近我的耳邊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倏忽之間，怎麼，她已經不在了？她不過才五十歲出頭。這事真讓人啞口無言，總覺得不大說得通，肯定是誰把邏輯擺弄錯了。

　　但願柏大夫這一代的命運會好些。實際只是當著眾多病人時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時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開玩笑時自稱是我的「私人保健醫」，不過這不像玩笑這很近實情。近兩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裡新來個衛生員，梳著短辮兒，戴一條長圍巾穿一雙黑燈芯絨鞋，雖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裡話，卻滿身滿臉的鄉土氣尚未退盡。「你也是插隊的？」我問她。「你也是？」聽得出來，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屆？」「老初二。你呢？」「我六十八，老初一。你哪兒？」「陝北。你哪兒？」「我內蒙。」這就行了，全明白了，這樣的招呼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這樣的問答立刻把我們拉近。我料定，幾十年後這樣的對話仍會在一些白髮蒼蒼的人中間流行，仍是他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後世的語言學者會煞費苦心地對此作一番考證，正兒八經地寫一篇論文去得一個學位。而我們這代人是怎樣得一個學位的呢？十四五歲停學，十七八歲下鄉，若干年後回城，得一個最被輕視的工作，但在農村待過了還有什麼工作不能幹的呢，同時學心不死業餘苦讀，好不容易上了個大學，畢業之後又被輕視──因為真不巧你是個「工農兵學員」，你又得設法摘掉這個帽子，考試考試考試這代人可真沒少考試，然後用你加倍的努力讓老的少的都服氣，用你的實際水平和能力讓人們相信你配得上那個學位──比如說，這就是我們這代人得一個學位的典型途徑。這還不是最坎坷的途徑。「小柏」變成「老柏」，那個衛生員成為柏大夫，大致就是這麼個途徑，我知道，因為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體上也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都是朋友了；連她的兒子也叫我「老史」。閒下來細細去品，這個「老史」最令人羨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誼中。真說不定，這與我二十一歲那年恰恰住進了「友誼」醫院有關。

　　※※※

　　因此偶爾有人說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語氣中不免流露了一點譏諷，彷彿這全是出於我的自娛甚至自欺。我頗不以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從不相信有什麼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間桃源，世間確有此源，如果沒有恐怕誰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時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譏諷並不能使其強大。千萬年來它作為現實，更作為信念，這才不斷。它源於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於心又由於心，這才不斷。欲其強大，捨心之虔誠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說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話裡？語氣中既有讚許又有告誡。讚許並且告誡，這很讓我信服。讚許既在，告誡並不意指人們之間應該加固一條防線，而只是提醒我：童話的缺憾不在於它太美，而在於它必要走進一個更為紛繁而且嚴酷的世界，那時只怕它太嬌嫩。

　　事實上在二十一歲那年，上帝已經這樣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級童話和永恆的謎語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四號時，我見過一個男孩。他那年七歲，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傳說公路要修到他家門前了，孩子們都翹首以待好夢聯翩。公路終於修到，汽車終於開來，乍見汽車，孩子們驚訝兼著膽怯，遠遠地看。日子一長孩子便有奇想，發現扒住卡車的尾巴可以威風凜凜地兜風，他們背著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這七歲的男孩失手從車上摔了下來。他住進醫院時已經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縮。病房裡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處串；淘得過分了，病友們就說他：「你說說你是怎麼傷的？」孩子立刻低了頭，老老實實地一動不動。「說呀？」「說，因為什麼？」孩子囁嚅著。「喂，怎麼不說呀？給忘啦？」「因為扒汽車，」孩子低聲說。「因為淘氣，」孩子補充道。他在誠心誠意地承認錯誤。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誰都知道：這孩子傷在脊髓上，那樣的傷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動，規規矩矩地站著用一雙正在萎縮的小手擦眼淚。終於會有人先開口，語調變得哀柔：「下次還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這樣的寬容或原諒，馬上使勁搖頭：「不，不，不了！」同時鬆一口氣了。但這一回不同以往，怎麼沒有人接著向他允諾「好啦，只要改了就還是好孩子」呢？他睜大眼睛去看每一個大人，那意思是：還不行麼？再不淘氣了還不行麼？他不知道，他還不懂，命運中有一種錯誤是只能犯一次的，並沒有改正的機會，命運中有一種並非是錯誤的錯誤（比如淘氣，是什麼錯誤呢），但這卻是不被原諒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記得他，那時他才七歲，他不知道，他還不懂。未來，他勢必有一天會知道，可他勢必有一天就會懂嗎？但無論如何，那一天就是一個童話的結尾。在所有童話的結尾處，讓我們這樣理解吧：上帝為錘煉生命，將佈設下一個殘酷的謎語。

　　住在六號時，我見過有一對戀人。那時他們正是我現在的年紀，四十歲。他們是大學同學。男的二十四歲時本來就要出國留學，日期已定，行裝都備好，可命運無常，不知因為什麼屁大的一點事不得不拖延一個月，偏就在這一個月裡因為一次醫療事故他癱瘓了。女的對他一往情深，等著他，先是等著他病好，沒等到；然後還等著他，等著他同意跟她結婚，還是沒等到。外界的和內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著她來又說服著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難逃愛也難逃，女的就這麼一直等著。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調離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斬斷感情卻不這麼簡單，而且再想調回北京也不這麼簡單，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時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動了，和我同住一個病室。女的走後，男的對我說過：「你要是愛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愛她，可是你又為什麼要結婚呢？」男的睡著了，女的對我說過：我知道他這是愛我，可他不明白其實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試過，不行，我知道我沒法不愛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對我說過：不不，她還年輕，她還有機會，她得結婚，她這人不能沒有愛。男的睡了女的又對我說過：可什麼是機會呢？機會不在外面在心裡，結婚的機會有可能在外邊，可愛情的機會只能在心裡。女的不在時，我把她的話告訴男的，男的默然垂淚。我問他：「你幹嘛不能跟她結婚呢？」他說：「這你還不懂。」他說：「這很難說得清，因為你活在整個這個世界上。」他說：「所以，有時候這不是光由兩個人就能決定的。」我那時確實還不懂。我找到機會又問女的：「為什麼不是兩個人就能決定的？」她說：「不，我不這麼認為。」她說：「不過確實，有時候這確實很難。」她沉吟良久，說：「真的，跟你說你現在也不懂。」十九年過去了，那對戀人現在該已經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現在他們各自在哪兒，我只聽說他們後來還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過愛情的經歷了，現在要是有個二十一歲的人問我愛情都是什麼？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這可能從來就不是能說得清的。無論她是什麼，她都很少屬於語言，而是全部屬於心的。還是那位台灣作家三毛說得對：愛如禪，不能說不能說，一說就錯。那也是在一個童話的結尾處，上帝為我們能夠永遠地追尋著活下去，而設置的一個殘酷卻誘人的謎語。

　　※※※

　　二十一歲過去，我被朋友們抬著出了醫院，這是我走進醫院時怎麼也沒料到的。我沒有死，也再不能走，對未來懷著希望也懷著恐懼。在以後的年月裡，還將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發生，我仍舊有時候默念著「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認識了神，他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名字──精神。在科學的迷茫之處，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於自己的精神。不管我們信仰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導。

　　　　　　一九九一年

對話四則

　　【一、關於死】

　　Ｍ：你想過死嗎？

　　Ｓ：想過，可是想不明白。大概活著的人都不可能想得明白。

　　Ｍ：不，我不是問死是怎麼回事，我是說，你想沒想過死？

　　Ｓ：你是說尋死，或者說自殺，但是你不忍心用這個詞。用不著這樣，想尋死不見得就是壞事，這說明一個人對生命的意義有著要求，否則的話他怎麼活著都行。

　　Ｍ：從理性上講我很理解，但是我沒有過這樣的親身體驗，我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去死過。而你有過？

　　Ｓ：是的。不過這無法證明，因為我畢竟還活著。我只是曾經非常渴望過死，祈求過死。

　　Ｍ：因為什麼事？因為你的雙腿癱瘓？

　　Ｓ：差不多，總歸跟我的病有關，雖然並不總是這麼直接。都是什麼事說起來話長，但總之是因為我感到了絕望。

　　Ｍ：你這句話等於沒說，當然是絕望。

　　Ｓ：比如說，你終於明白你再也站不起來了。比如說，才只有２１歲，你卻不能上大學，大學已經預先把你開除了；你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好像你已經到了退休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會稱讚你的堅強，但是有一個前提：你不要試圖成為他們的女婿；如果你愛上了一個姑娘，你會發現最好的方式是離開她，否則說不定她比你還痛苦；你最好是作個通情達理的人，那樣會安全些，那樣你會得到好評，但是這樣一來你就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活著了；這就是絕望。如果你走運你會有一對愛你的父母。會有一些好朋友，但是你經常會在他們臉上看見深深的憂慮，你自然就會想，你活著是給他們帶來的幫助多呢還是麻煩多？是安慰多呢還是愁苦多？這就是絕望。我知道，就在咱倆這樣說著的時候，正有很多人處在這樣的絕望中。

　　Ｍ：你是怎麼從這樣的絕望中擺脫出來的呢？你怎麼沒死？

　　Ｓ：別著急，早晚會死的。

　　Ｍ：少貧嘴。我是說，你怎麼沒自殺。

　　Ｓ：一點兒都不貧嘴。我聽了卓別林的勸。

　　Ｍ：我跟你說正經的呢。

　　Ｓ：要是你正正經經地陷入了絕望，你不妨聽聽幽默大師的話。當然，使我沒去自殺的原因很多，但是我第一次平心靜氣地放棄自殺的念頭卻是因為聽了卓別林的勸，以後很多次都是這樣。幸好有一天我去看了那場電影，什麼名字我忘了，一個女人想自殺，但被卓別林扮演的那個角色發現了，女人很埋怨他，發了瘋似地喊：「你為什麼不讓我死？為什麼不讓我死！」卓別林慢悠悠不動聲色地說：「著什麼急？早晚會死的。」

　　Ｍ：真是妙。

　　Ｓ：怪事，為什麼他說了就「真是妙」，我說了就是「少貧嘴」呢？

　　Ｍ（笑）：你讓我想想，嗯……

　　Ｍ：可能是這樣，我在聽他說這句話之前已經進入了幽默的心態。已經對幽默有了準備，卓別林這三個字就像一個信號把我帶進了另一種思維方式，你自然而然就跳出了常規的邏輯。

　　Ｓ：就是就是，關鍵是你得進入幽默，關鍵是卓別林能把你領進幽默中去。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想到過對於死還有這樣一種態度。一般人們總是勸你堅強些，「別這麼軟弱，你應該堅強些。」你想要是醫生對病人說：「別生病，健康些，你應該健康些」，這不是廢話嗎？

　　Ｍ：人家這是好意，我討厭你這樣對待人家的好意。

　　Ｓ：我也知道這是好意，事後我也後悔這樣對待人家的好意，但是當我一心一意想死的時候我不在乎誰討厭我。還有，還有人會這樣勸你：「別這麼悲觀，生活是多麼美好，你要熱愛生活。」如果生活一向只是美好，如果生活中壓根兒沒有悲哀沒有醜惡沒有絕望，活下去本來就不需要誰來勸，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樣用不著誰來勸。比如說，被侮辱、被歧視、被不公平不平等地對待，而且這局面很可能堅如磐石至少在９９年裡無法動搖，這樣的事讓你碰上了，沒讓他碰上，你想死，他卻用「生活是多麼美好」來勸你活，當然他這也是好意，但是你不覺得他比我還討厭嗎？

　　Ｍ：還有些人，談死色變。你一說到死，他就說：「哎哎，老提什麼死呀怪不吉利的」，或者說「噓噓──，別老這麼悲觀，要說死找沒人的地方說去」，好像不知道死就是樂觀，好像不說死就能不死了似的。

　　Ｓ：那倒不怎麼討厭，那不過是讓死嚇的。其實他知道人必有一死，這一事實嚇得他不敢再想下去。很可能他還會找到一種自我安慰的方法：「活著先說活著的事。」那麼死呢？「咳，到時候再說。」這讓人想起其他動物，除了人，其他動物都是這麼任憑生死擺佈的，並且對此毫無意見。

　　Ｍ：也許倒是人錯了呢？想它又管什麼用？順其自然，也許倒是其他動物對了呢？

　　Ｓ：順其自然大概不等於逆來順受，人對生、對死都要求著意義。先不說這個，總而言之，要是我們一時弄不清是作人好還是作其他動物好，我們不妨只記住一個事實：我們是人，我們必不可免地得思考生和死的問題。就是說，無論我們贊成思考這一問題，還是禁止思考這一問題，還是設法逃避這一問題，我們都已經進入了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羨慕其他動物，但是從我們是了人的那一天起，我們就無法改變自己的種類了。況且，子非魚，安知魚不知生死乎？這有點像廢話了。

　　Ｍ：還說卓別林吧，還說你是怎麼聽了他的勸的吧。

　　Ｓ：關鍵是卓別林先讓你放了心，他不像很多人那樣先劈頭蓋臉地反擊、嘲笑、或是企圖粉碎你的願望，他理解你的一切苦衷，他相信死也是人的一種權利，他和你站在一起維護你的這個權利，然後他只是提醒你：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會來的，你又何必這麼著急呢？我真是長長地出了一口悶氣，覺得輕鬆多了。死本來是絕望，但卓別林輕而易舉地把它變成了一種希望。這希望有兩層意思：一是說，要是你真的再沒有力氣了，你放心吧，那時候死神肯定會來搭救你；二是說，既然如此你何必不再試試呢？說不定你還能玩出什麼花樣來高興高興呢。可不是麼？你活著已經苦到了頭，你想死而死又是那麼樣地可靠，你還怕什麼呢？你還會再有什麼損失呢？你就再試試唄。

　　Ｍ：擺脫死的誘惑就這麼簡單？

　　Ｓ：當然不會就這麼簡單。我只是說，要是別人或是你自己忽然想尋死，要是你還有可能勸勸別人或者是你自己，讓我說，卓別林的勸法是最有效的勸法。至於徹底擺脫絕望擺脫死神的誘惑，可能只有兩個辦法，一是設法把自己變成傻瓜，一是在明白了過程就是目的之後。

　　【二、關於生】

　　Ｍ：上次你說，徹底擺脫死神的誘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當傻瓜，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得明白──過程就是目的。

　　Ｓ：是。

　　Ｍ：這麼說，你是靠了後一種辦法嘍？

　　Ｓ：為什麼？

　　Ｍ：我看你不像個傻瓜。

　　Ｓ：謝謝。我希望我沒辜負你的恭維。

　　我還要補充一點。照我的理解，「傻瓜」一詞絕不是指先天的弱智，而是指後天的麻木。弱智常常並不妨礙弱智者向他們不公正的命運要求意義。可是對生命意義的麻木不問，卻可以使智力健全的生命僅僅成為一種生理現象，而不是精神過程。

　　Ｍ：這樣的人只是活著，無論怎樣活著只要活著就夠了，因此他們不會有煩惱得要去自殺的時候。可這又有什麼不好呢？在煩惱和傻瓜之間，選擇後者說不定是更明智的呢。

　　Ｓ：也許是吧，所以我說那也不失為一種活著的辦法。

　　Ｍ：那你為什麼不選擇這種辦法？

　　Ｓ：我試過，但是沒成功。

　　Ｍ：在這點上咱倆倒是挺一樣。我也試過，可是不行。我老是想，與其那樣活著倒不如死了痛快。

　　Ｓ：亞當和夏娃吃了禁果，知道了善與惡，被逐出了伊甸園，再也回不去了。所謂「知道了善與惡」其實就是對生活有了價值判斷，對生命的意義有了要求，所以我們跟亞當夏娃一樣，也別想回去當傻瓜了。

　　《聖經》上說，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人類歷史從此開始。這說法真是妙極了。也就是說，從此開始他們才是人了，由此他們才有別於其他動物而成為人了。遺憾的是人們只注意到了這是痛苦的開始，而沒看到這才有了人生歡樂的可能。人們應該理解上帝的好意。把那個伊甸園稱為樂園實在荒唐，我相信那兒可能沒有痛苦，但沒有痛苦的地方肯定也沒有歡樂。所以我想，還是別回到伊甸園去當那漫長的傻瓜吧。

　　Ｍ：所以你選擇了第二個辦法？

　　Ｓ：不如說是去尋找另外的辦法，因為第二個辦法不是現成的。但是，如果你相信死是一件不必著急的事，如果你又不想去當那個漫長的傻瓜，如果你誠心誠意地去找另外的辦法，你就準能找到它，你找到的就準是它。

　　Ｍ：玄了。我看你是不是越說越玄了？你就直截了當地說吧，怎麼會「過程就是目的」呢？

　　Ｓ：比如說踢足球，全場九十分鐘常常才進一兩個球，有時候甚至是零比零，那麼目的是什麼呢？就是過程，在這九十分鐘的過程中證明和欣賞生命矯健、堅強、智慧和優美。其實要想多進球還不簡單嗎？只要越位不算犯規，大伙都上大門那兒等著去，要不乾脆一開始就罰點球，保險進球多。可是那樣就沒意思了，沒有了過程，就沒有了趣味，沒有了快樂。在真正的球迷看來，過程比目的要緊。

　　不久前義大利的世界盃賽，由於時差關係，很多場球我們只能看錄影，那時勝敗已定，但球迷們都避免先知道結果，並向知道了結果的人發出警告：不許說！因為令他們著迷的是過程，他們要在前途未卜的過程中享受激情，享受驚險，享受渴望，享受悲歡。

　　我還知道一些更高明的球迷，甚至不怕知道結果；無論結果如何，絲毫不影響他們的興致，只要那過程是充滿艱險和激情的，不管輝煌的還是悲壯的，他們依然會如醉如癡地沉入在美的享受之中。問他們：誰贏了？他們可能會告訴你，但也可能他們記不清了，不過他們肯定能告訴你最好的球隊是哪個，最好的球星是誰。如果他們告訴你得亞軍的那個隊實際上是最乏味的一個隊，你用不著吃驚，因為他們是以過程來做判斷的。

　　其實什麼事都是這樣。小說是這樣，小說要是只寫最後誰死了誰還活著，那就像人口普查了，沒人愛看。科學怎麼樣？如果沒有坎坷而歡欣的過程，人類想辦到什麼就辦到了什麼，人就差不多又要去當那個漫長的傻瓜了。生活也是，一場球賽九十分鐘，一場生活就算他九十年，區別無非時間的長短罷了。上帝給人們設置了很多障礙，為的是展開一個過程，於是才能有趣味有快樂。

　　Ｍ：照此說來，生活是無需乎目的了？

　　Ｓ：不行，目的還非得有不可。如果都不想贏球，這場球還怎麼踢下去呢？就像人活著沒有理想，人可往哪兒走呢？沒有了目的，過程一樣沒法展開。目的和理想的設置，我想，原就是為了引導出一個過程，我想，一個最最美好的理想或目的不如就讓他處在那個望眼欲穿的位置上吧，這樣才永遠都有個奔頭，創造著，欣賞著，樂此不疲。

　　Ｍ：但是你終於得到了什麼呢？你總得能得到什麼呀？總就是過程、過程、過程，總也達不到目的，你不覺得有點兒荒誕嗎？

　　Ｓ：你得到了一個快樂的過程。就像一場球賽，你無論是輸了還是贏了，只要你看重的是過程，你滿懷激情地參與過程，生龍活虎不屈不撓地投入了過程，你在這過程的每一分鐘裡就都是快樂的。我發現這是划算的，勝負畢竟太短暫，過程卻很長久，你幹嘛不去取得那長久的快樂呢？

　　況且勝利常常與上帝的情緒有關，上帝要是決心不喜歡你（比如說讓你癱瘓了等等），你再怎麼抗議也是白搭。但是，上帝神通再大也無法阻止你獲取過程的歡樂。所以不如把那沒有保證的勝利交給上帝去過癮，咱們只用那靠得住的過程來陶醉。

　　Ｍ：嗯，有道理。我發現你確實不是傻瓜。

　　Ｓ：多謝多謝，我很喜歡你經常發現這一點。

　　Ｍ：我有時候也這麼想，真的，人最終究竟能得到什麼呢？未知是無限的，人類的希望無窮無盡，於是認識就永遠沒有個完，永遠不會到達終點，一個階段的結束不過是又一個階段的開始。也許你說對了，人要是不能從過程中體味幸福和歡樂，生命就成了場荒誕的苦役，死神就一直具有誘惑力。

　　Ｓ：這麼聰明的話，我希望你還是留給我說。我要說什麼來著？哦，對了──所以過程就是目的。我想給你念一段一個殘疾朋友寫給我的話：「事實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過程。一個只想（只想！）使過程精采的人是無法被剝奪的，因為死神也無法將一個精采的過程變成不精采的過程，因為壞運也無法阻擋你去創造一個精采的過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變成一個精采的過程，相反壞運更利於你去創造精采的過程。於是絕境潰敗了，它必然潰敗。你立於目的的絕境卻實現著、欣賞著、飽嘗著過程的精采，你便把絕境送上了絕境。夢想使你迷醉，距離就成了歡樂；追求使你充實，失敗和成功都是伴奏；當生命以美的形式證明其價值的時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現在你說你是一個幸福的人你想你會說得多麼自信，現在你對一切神靈鬼怪說謝謝你們給我的好運，你看看誰還能說不。」

　　Ｍ：嗯，這個人很能說。

　　但是意義呢？價值呢？目的要是不重要，為什麼還有高尚和卑下之分呢？

　　Ｓ：道德的最高尚的原則，我想，就是使最多的人最大程度地獲得自由、幸福、快樂的生命過程。只有更為高尚的目的才能引導出更為自由、更為幸福、更為快樂的過程。我看這兒用不著擔心。如果為了展開過程我們需要設置目的，那麼為了展開更為自由、幸福、快樂的過程，我們明顯需要設置更為高尚的目的。你沒想到再表揚我兩句嗎？

　　Ｍ：等你不止是說，而是去做的時候吧。

　　Ｓ：那我就聽不到了。

　　Ｍ：為什麼？

　　Ｓ：這件事在死之前是做不完的。

　　【三、職業．事業】

　　Ｓ：如果生命是一條河，我想，事業相當於一條船。在河上漂泊，你總得有一條船。

　　Ａ：你的這條船就是寫小說嘍？

　　Ｓ：碰巧是這樣。迄今為止這條船對我還合適。當然我也寫別的，我也幹些別的事。

　　Ａ：活著就是為了事業嗎？

　　Ｓ：正好相反。船是為了漂泊，漂泊不是為了船。事業是為了活著，是為了活得更有味道。

　　Ａ：那你怎麼理解，譬如：「一切為了事業」，「把生命獻給事業」這樣的話呢？

　　Ｓ：我更相信這樣的事實，譬如：他的事業，給了他無比的快樂。為事業而奮鬥，他感到莫大的幸福。在事業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Ａ：有人說，活著就是奉獻。

　　Ｓ：這話不僅不美反而失實：而且細品很像是訴苦，像是抱屈，像是炫耀，彷彿從中受益的只是他人。這類少實事求是之心多譁眾取寵之嫌的說道，不見得能保證長久的快樂。如果他注意到了自己從事業中享受了多少樂趣，也許能對「奉獻」一詞體會得更全面。如果他活著真的只有奉獻，我想那是對「按勞分配」原則的違背；如果奉獻是他自己選擇的幸福方式，那麼他已經得到了豐厚的報償，他不會在喝采與掌聲中眉飛色舞，而更可能在人們欽佩的目光下稍稍有一點慚愧。一種是，把事業視為自己的幸福，它不僅僅意味著心血的付出，它更意味著精神的收穫；另一種則把事業僅僅看作是付出，僅僅看作是為他人的利益而受苦受累──這意味著需要報答，可這希冀倘若落空呢，事業豈不成了一場折磨人的災難麼？

　　順便說一句，在信念的領域裡可以不考慮經濟規律，但這絕不意味著按勞分配的原則應該廢棄。

　　Ａ：你是怎麼選擇了寫作這條路的呢？聽說你身體殘疾後，也曾一度想去死？

　　Ｓ：不是一度，是幾度。這方面的事，在和Ｍ的談話中已經說過了。

　　後來我想再活一活試試，以觀後效。一個人，不管他曾經與死神的關係多麼密切，如果現在他想活下去試試，他總得做些事，否則不勞而食你會覺得羞恥，否則精神無以安頓你會覺得時間漫長有如徒刑。必須得幹些事。

　　我先到一個街道生產組找了個工作。那不是正式工作，幹一天拿一塊錢，再無其他待遇；所得工資可以溫飽，關鍵是自力更生了，沒有活成個負數，這感覺讓人踏實。生產組是一間低矮破舊的老房，成員多是家庭婦女、老頭、老太太和殘疾人，每天在昏暗的光線裡畫些美麗的圖案兼而嘻笑怒罵；那也是生活，如果你能體會，那樣的生活裡也一樣飽含了深意。這感覺給人希望，生活從不輕易拋棄誰。老頭老太太們都對我好，他們沒有文化但有飽滿的人情味，這感覺讓人溫暖，讓人對生活多了信心。我自以為工作得努力，肯定對得起那份工作，這樣感覺比佔了便宜要舒服。當然，我還不滿意，我想我說不定還能幹些更有趣的事。人對快樂的要求沒有個夠，我以為這不是壞思想。

　　一開始我先自學了一年外語，但很快就發現既無資料可供我筆譯，也沒人要我去作口譯，外語這東西不用就忘，於是淺嘗輒止。現在外語的用處多了，可我也老了，學不徹底就該火化了，下輩子再學吧。後來又學畫彩蛋、畫仕女圖，雖第一批交貨即通過驗收，但畢竟不是興趣所在，便又半途而廢。那時周圍的人都在學數理化準備考大學，我動了七八回心，終於明白人家不肯錄取殘疾人，就沒去碰那個釘子。幹什麼呢？想了好久，想起我上學時作文一向有好分數，平時喜歡文學，心裡又頗多感受，就試試寫作吧。

　　選擇一項事業（或者找一條能夠載渡精神的船）的時候，應該想起兵書上的一句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沒有誰是為了失敗而工作的，因為注定的失敗不能引導出一個如醉如癡的過程。所謂知己，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興趣何在？自己的稟賦何在？如果你喜歡文學，可你偏偏不肯捨棄一個學化學的機會，且不說沒有興趣你的化學很難學好，即便你小有成就那也是你的悲劇。如果你是一個數學天才，比如說是一個潛在的陳景潤，可你對此昏然不知偏要去當一個寫小說的，結果多半不妙。所謂知彼，就是得知道客觀條件允許你幹什麼。如果你熱愛起足球的時候已經４０多歲，你最好安心作一個球迷，千萬別學馬拉多納了。如果你羨慕三毛，你也有文學才能，但是你的雙腿一動都不能動，你就不要嚮往撒哈拉，你不如寫一寫自己心中的沙漠。我一貫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所長，倘能揚長避短誰都能有所作為；相反如果棄長取短，天才也能成為蠢才，不信讓陳景潤與托爾斯泰調換一下工作試試看。對事業的選擇，要根據「知己知彼」的原則，可別為「熱門」或時髦所左右。

　　然後還得需要點勇氣，需要冒一點風險，沒有什麼辦法能保證你肯定有一條金光大道。我開始想寫作的時候，人們提醒我說，你哪兒都去不了不能深入生活，你憑什麼能幹這一行呢？我自己心裡也打鼓。可是我忍不住地想寫。我有紙也有筆，還有好多想法，別人一天有２４小時的生活，我一天也有２４小時的生活，所有的生活一樣都有品味不盡的深意，我就偷偷地寫了一點，自己覺得還有希望，於是豁出去了，寫！如果你看不出你的選擇有什麼不對頭，你得豁得出去，你得敢於試試，一條道走到黑或者不撞南牆不回頭。當然那時我已經在街道生活組掙著自己的飯錢了，我想我最不濟是個０，不會是個負數了。

　　Ａ：幸好你沒撞南牆。

　　Ｓ：到現在為止，我看我還不需要回頭。

　　Ａ：要是撞了呢？要是你撞著了南牆呢？

　　Ｓ：要是你發現你確實不適合幹某一行，你還得敢於回頭，及時回頭。這不丟人，事業不是為了撞南牆的，撞死在南牆下算不上勇敢。這方面你不行，你得相信在其他方面你未必都不行。

　　Ａ：一開始你就相信，寫小說你肯定行嗎？

　　Ｓ：我只是認為我不見得不行。我沒有把它當成一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事來幹。尋找也可以算一種事業。嘗試也是一個有價值的過程。鑒於我們的選擇無論多麼科學多麼慎重，我們仍有失敗的可能，所以我們還是得把注重點從目的移向過程。

　　Ａ：你很幸運。

　　Ｓ：你是指我的殘疾？

　　Ａ：別起哄，我是說能把這些事想得明白，這也是一種幸運。

　　Ｓ：不起哄，也許正因為命運讓我有機會見識了絕境，這確實算得一種幸運。

　　Ａ：你畢竟找到了你所感興趣的事業，並不是誰都有這樣的福氣。

　　Ｓ：可是誰都有業餘時間。現在的工作分配還不可能都根據個人的興趣，可是掙完了飯錢還有不少時間，這些時間全憑個人調度。

　　Ａ：你在事業上有過挫折嗎？

　　Ｓ：我絕對認為我的智商適中。我好幾次都認為我得改行了，根據「知己各彼」的原則想了又想，還是沒改。我現在不大發愁寫什麼，可怎麼能寫得更好估計永遠都是一個問題。

　　Ａ：事業上的挫折，難道不給你帶來苦惱嗎？

　　Ｓ：當然。如果挫折不帶來苦惱，成功也就不帶來快樂了。

　　Ａ：你怎麼擺脫這樣的苦惱呢？

　　Ｓ：一遍一遍地擺脫，沒完沒了地擺脫。一次一次地相信：船不是目的，河也不是，目的是誠心誠意盡心盡力地漂泊。

　　Ａ：那也許是因為，你在事業上畢竟算個成功者。

　　Ｓ：我不起哄可是你起哄。成功與否完全是個度量標準的問題。

　　Ａ：總歸人家管你叫作家，不管我叫什麼「家」。

　　Ｓ：那是因為很多事不大公道，現在「作家」這個頭銜不值錢，發表幾篇小說就算個「家」，比當別的「家」──比如科學家、哲學家、數學家──要省事得多。而且寫小說容易出名，因為你寫了，總得簽上你的名。

　　Ａ：我看你是得了便宜賣乖。

　　Ｓ：我料到您要這麼說了。不過您說的也許不全錯。

　　可是還是得說，千萬別把事業當成一項賭注。尤其是我們殘疾人，千萬別以為成功了某項事業，你的一切艱難困苦就都迎刃而解了，根本沒那回事。就算我像你說的那樣是個事業的成功者吧，那麼我以這個身份最想說的就是，事業的成功確實讓人興奮，但它不為人解決其餘的問題，興奮之後清靜下來，一瞧：所有的問題都還在，一如既往。

　　Ａ：可是對於殘疾人來說，它至少可以解決工作問題。

　　Ｓ：你存心跟我作對，存心讓我理屈詞窮是不是？我得承認有這麼回事，這樣的事真讓人遺憾。不過人大常委會很快就要通過一項「殘疾人保障法」了，將明文規定殘疾人與所有的人一樣有工作的權利，以後誰不給殘疾人工作誰就是違法。

　　我們還是說說法律以外的問題吧，有很多問題不見得是法律能管得了的。

　　Ａ：什麼問題，比如說？

　　Ｓ：比如說，對殘疾人的歧視，這種歧視常常只流露在別人的眼睛裡，法律管不了吧？可你怎麼辦？比如說，愛情問題，法律說你有結婚的權利，可你所愛的人（當然他或她也愛你）因為種種並不違法的外界壓力而離開了你，你怎麼辦？這些問題並不因為你在事業上的成功就可以消失。比如說，孤獨，自卑，沮喪，活著到底為了什麼？我們在走向哪兒？人類的理想一向很完美，可人類的現實為什麼總是不如人意？這樣的問題永遠都在那兒等著你，並不因為你成了什麼「家」它們就雲消霧散。千萬別把事業的成功作為一項賭注，當成一筆全面幸福的保險金，千萬別以為你一旦功成名就天下的倒霉事就都歸了別人，幸福就都歸了你，那樣想你會失望的，到時候你的諸多奢望不能兌現絕沒有誰給你賠償，而且你還會因此而失去事業原本為你預備的快樂，那才真叫一敗塗地呢。對於事業，我想還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來得聰明，那樣事業這條船才能一直載歌載舞載歡載樂。

　　我知道有一位殘疾朋友，他一心要寫小說，發誓不成功則成仁，什麼事都不做，什麼事都不屑於做，他說就是要有這樣的決心和雄心，他說他相信成功和幸福必定會在某一天早晨成為事實。我不敢貿然說他不是天才，但我以為對於絕大多數不是天才的人來說，這麼幹挺危險。從我這個凡夫俗子的角度看，文學創作跟學外語大不相同，不是忍得幾載寒窗苦就能行的，它需要自自然然地去體會生存這件事，然後需要不急不躁地去寫。要緊的還不在這兒，要緊的是他不成功他會痛苦，他真的成功了他也見不到預期的那種幸福。還是那句話，事業是一條船，可船不是目的，船只有在航程中才給人提供創造的快樂和享受這快樂的機會。

　　Ａ：我知道有一個人，他說他要是寫不好小說他就一輩子不談戀愛。

　　Ｓ：這可麻煩了。我總認為不會戀愛的人就不會寫作。我總想，不懂得愛情的人可能懂得藝術嗎？我總懷疑，要是漂泊不能吸引你，你跳到船上去幹嘛呢？依你看呢？

　　Ａ：依我看你剛才貶低了學外語的。

　　Ｓ：對不起，要是有這樣的事肯定不是出於惡意。

　　Ａ：我以為對一個人來說，不管他幹哪一行，他都應該對豐富多彩的生活存有激情。任何事業都不應該把人弄成機器，事業的成功是一回事，人的成功是另外一回事。

　　Ｓ：這是我說的。

　　Ａ：是我，是我說的。

　　Ｓ：是您替我說的。

　　Ａ：你真矯情。

　　Ｓ：你也一樣。

　　【四、關於平等】

　　Ｍ：《中國殘疾人》上關於平等問題的討論，你覺得怎麼樣？

　　Ｓ：好。

　　Ｍ：就一個字？怎麼好？

　　Ｓ：怎麼都好。這樣的討論本身就好，這討論本身就是平等的一次實現。

　　Ｍ：你是說先不必期待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先不必統一思想？

　　Ｓ：不是先不必，是永遠不必。

　　Ｍ：那幹嘛要討論？

　　Ｓ：那才要討論。為什麼討論偏要以統一思想為目的呢？譬如平等，是意味著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呢？還是說，每一種處境、每一種心緒都有被瞭解的機會（或權利）呢？是「非禮勿言」平等呢，還是「百花齊放」平等？

　　Ｍ：經過這樣的討論，不僅能使我們互相瞭解，也使每個人自己更瞭解自己了。

　　Ｓ：我曾經也像戈奇那樣苦笑、尖刻、拍案而起過。現在嘛，我想我更贊成東野長崢的態度。我想我非常理解戈奇，我想東野長崢一定也是從那條憤怒的路上走過來的。我現在仍然相信那是美麗的憤怒，那是真正渴望平等的憤怒，那是真誠的哭喊和笑罵。我們不能作鬼我們也不要成仙，我們不忍受欺侮同樣不忍受溺愛，我們看得出在過分的優待和小心的恭維後面，並非有意但確實還是非人的看待。我曾經寫過，譬如說，一個人拉一輛車完全算不得什麼光榮，但一隻猴子拉一輛車卻贏得滿場的喝采。要是我們聽了類似的喝采而不憤怒，甚至還洋洋自得，我們就很有危險淪為舞台上一道偽劣的風景。但是……

　　Ｍ：「但是」後面大作文章。

　　Ｓ：「但是」後面確實有文章可作。

　　Ｍ：當然當然。別憤怒，百花齊放。

　　Ｓ：也可以百花怒放。不過不保證肯定不是毒草。

　　我看，平等，這件事跟愛情差不多。平等很可愛，是你朝思暮想的情人，比如這麼說。但是，不是你愛上誰誰就也得愛你。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沒準兒更躲你遠點兒，怕不留神「欺負」了你。人家跟你說話總得加著小心，那樣你準保又要憤怒──難道跟殘疾人說話就總得這麼小心翼翼嗎？你又要喊──殘疾，給了我們什麼特權！就這樣，你越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給你「特權」，然後你更加地憤怒，結果弄成了個怪圈，一圈一圈地轉下來你離平等越遠了。（順帶說一句，你把人家也弄進一個怪圈裡去了──欺負你是欺負你，不欺負你還是欺負你。）我曾經就是這樣，把自己和別人都弄到怪圈裡去了。幸運的是我看見了這個怪圈，發現打破它的辦法首先是放棄憤怒。從憤怒到放棄憤怒，不等於不會憤怒，不等於麻木，尤其不等於沾沾自喜於做一道偽劣的風景。

　　Ｍ：應該說，放棄對別人的憤怒，把那美麗的憤怒瞄準自己。

　　Ｓ：對對。因為，平等要是丟了，一定不是賊偷了，一定是自己糊里糊塗地忘了它在哪兒。平等，確實很像愛情，不可強求。強求有時可以成婚，但那婚姻中沒有愛情。即使人家願意送給你平等，但是送來的肯定不是平等。

　　Ｍ：不過，要是人家不認為你有愛的權利呢（還有工作的權利、學習的權利），你也放棄憤怒？

　　Ｓ：你是說有人在違法？那還用說？義不容辭，憤怒地把他送交法庭或訴諸輿論就是。不過我想，這樣的局面並不是最難應付的局面。最難辦的是人家並不違法，只是在心裡看不起你，目光中流露著對你的輕視和可憐，你可有啥辦法？

　　Ｍ：用行動，只有用行動消除他們的偏見！用我們的意志、作為、智慧，來消除他們的偏見。

　　Ｓ：好主意。好主意倒是好主意，可要是你的行動僅僅以他們的偏見為坐標，僅僅是根據那些偏見作出的反應，你還是有點像奪路而逃，逃進一種近乎於復仇雪恥的勇猛中去了。但是這樣的出逃，很可能急不擇路而掉進什麼泥沼裡去。

　　我看過一本書，書中有段話，大意是這樣：我們可以為了從高處鳥瞰風景的緣故而去爬一棵樹，也可以由於有一頭野獸在後面緊緊追趕的緣故而去爬一棵樹。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都是在爬樹，但動機卻完全不同。前者，我們爬樹是為了娛樂；後者，我們則是受恐懼的驅使。前者，我們要不要爬樹完全是我們的自由；後者，我們喜不喜歡都得這樣做。前者，我們可以尋找一棵最適合我們意圖的樹；後者，我們卻無法選擇，必須立刻就近爬上樹去，也就是說由一頭野獸替我們作出了選擇。

　　Ｍ：這個比喻挺不錯。平等的前提，非得是自由不可，心靈的自由。爹娘讓你娶Ａ小姐你無奈就娶了Ａ小姐，這是包辦婚姻；爹娘讓你娶Ａ小姐你一氣之下就娶了Ｂ小姐，這其實仍不是自由婚姻。關鍵是你到底愛不愛？愛誰？你是不是尊重和服從了自己的愛、自己的願望和意志？當然，你還得像尊重自己一樣地尊重Ａ小姐和Ｂ小姐的意願。

　　Ｓ：事業也是這樣，一切都是這個邏輯。當我們擺脫了那頭野獸，當那頭野獸看見我們就逃而不是我們看見它就逃，當我們忘記了殘疾，就是說我們自己心裡先不受那殘疾的擺佈，那時，平等便悄然而至，不用怎麼喊它，它自然就要光臨。光臨得既不鬼祟也不張揚。它光臨的方式，主要不是從門外進來拜訪你，而是從你心底湧起，並飽滿地在那兒久住。

　　Ｍ：殘疾，你相信真能忘記它嗎？要是仍然有人因為殘疾而歧視你呢？

　　Ｓ：法律管不了的事，只好由文明的慢慢發達來解決。有句俗話──聽拉拉蛄叫還不種莊稼了嗎？

　　Ｍ：你不是說，我們就不需要別人特殊的幫助吧？

　　Ｓ：請你相信我，至少我沒那麼大能耐。世界上可有一個人不需要別人的幫助嗎？如果把幫助和蔑視混淆，那頭野獸就又要調頭追來了，幫助，全是特殊的沒有統一型號。你個子矮，你要一雙高跟兒鞋，我雙腿癱瘓我不要高跟鞋，我要一輛輪椅和一些坡道，我們都不是孩子了，所以我們就不是誰再來摸摸我們的後腦勺兒，你說是不？

　　Ｍ：要不要你妻子摸一摸呢，有時候？

　　Ｓ：這另當別論。

散文三篇

　　　　──〈玩具．角色．姻緣〉

　　【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個玩具是一隻紅色的小汽車，鐵皮軋製的外殼非常簡單，有幾個窗但沒有門，從窗口望見一個慣性輪，把後車輪在地上磨擦幾下便能「嗷嗷──」地跑。我現在還聽得見它的聲音。我不記得它最終是怎樣離開我的了，有時候我設想它現在在哪兒，或者它現在變成了什麼存在於何處。

　　但是我記得它是怎樣來的。那天可謂雙喜臨門，母親要帶我去北海玩，並且說舅舅要給我買那樣一隻小汽車。母親給我扣領口上的鈕扣時，我記得心裡充滿莊嚴，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後很久，我不知道世上還有比那小汽車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門前，東張西望並不見舅舅的影。我提醒母親：「舅舅是不是真地要給我買個小汽車？」母親說：「好吧，你站在這兒等著，別動，我一會兒就回來。」母親就走進旁邊的一排老屋。我站在離那排老屋幾米遠的地方張望，可能就從這時，那排老屋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樑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階，走進了我永不磨滅的記憶。獨自站了一會兒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經在裡面給我買小汽車呢，我便走過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階。屋裡人民多，到處都是腿，我試圖從擁擠的腿之間鑽過去靠近櫃檯，但每一次都失敗，剛望見櫃檯就又被那些腿擠開。那些腿基本上是藍色的，不長眼睛。我在那些藍色的漩渦裡碰來轉去，終於眼前一亮，卻發現又站在商店門外了。不見舅舅也不見母親，我想我還是站到原來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階，遠遠地望那綠色的門窗和紅色的樑柱。一眨眼，母親不知從哪兒來了，手裡托著那隻小汽車。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幾個像模像樣的窗但是沒有門──對此我一點都沒失望，只是有過一秒鐘的懷疑和隨後好幾年的設想，設想它應該有怎樣一個門才好。我是一個容易慚愧的孩子，抱著那隻小汽車覺得不應該只是歡喜。我問：「舅舅呢？他怎麼還不出來？」母親愣一下，隨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階上張望，然後笑了說：「不，舅舅沒來。」「不是舅舅給我買的嗎？」「是舅舅給你買的。」「可他沒來嗎？」「他給我錢，讓我給你買。」這下我聽懂了，我說：「是舅舅給的錢，是您給我買的對嗎？」「對。」「那您為什麼說是舅舅給我買的呢？」「舅舅給的錢，就是舅舅給你買的。」我又糊塗了：「可他沒來他怎麼買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時間，母親都在給我解釋為什麼這隻小汽車是舅舅給我買的。我聽不懂，無論母親怎樣解釋我絕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後的好幾年中我依然冥頑不化固執己見，每逢有人問到那隻小汽車的來歷，我堅持說：「我媽給我買的。」或者再補充一句：「舅舅給的錢，我媽進到那排屋子裡去給我買的。」

　　對，那排屋子：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階。我永遠不會忘。惠特曼的一首詩中有這樣一段：「有一個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見最初的東西，他就傾向那東西；／於是那東西就變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繼續了好幾年，或好幾年結成的伸展著的好幾個時代。」正是這樣，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後，當母親和那隻小汽車都已離開我，當童年成為無比珍貴的回憶之時，我曾幾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殘缺地留在我的印象裡，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樑柱和高高的台階……但沒有方位沒有背景周圍全是虛空。我不再找它。空間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經拆除，多年來它只作為我的一部分存在於我的時間裡。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發現了它。事實上我很多次就從它旁邊走過，只是我從沒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階是那樣矮，以至我從來沒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爾停留，見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往那台階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腳並用。我猛然醒悟，這麼多年我竟忘記了一個最簡單的邏輯：那台階並不隨著我的長高而長高。這時我才仔細打量它。綠色的門窗，對，紅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階，對，是它，理智告訴我那應該就是它。心頭一熱，無比的往事瞬間湧來。我定定神退後幾米，相信退到了當年的位置並像當年那樣張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與記憶中的它相去越遠。從這時起，那排屋子一分為二，成為我的兩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兩部分。那麼，如果我寫它，我應該按照哪一個呢？我開始想：真實是什麼。設若幾十年後我老態龍鍾再來看它，想必它會二分為三成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麼真實，尤其說到客觀的真實，到底是指什麼？

　　【角色】

　　在電影裡，我見過一排十幾個也許二十幾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產科的嬰兒室一塵不染，他們都裹在白色的襁褓裡一個緊挨一個排成一排，睡著，風在窗外搖動著老樹的枝葉，但這個世界尚未驚動他們，他們睡得安穩之極，模樣大同小異。

　　那時我想：曾經與我緊挨著的那兩個孩子是誰呢？（據悉我也是在醫院裡出生的，想必我也有過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一排最初的夥伴兒。）與我一同來到人間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著什麼都在怎樣生活？當然很難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們都在做著什麼，他們也就可能在做著什麼；人間需要什麼角色，他們也就可能是什麼角色。譬如部長，譬如乞丐，譬如工人、農民、教授、詩人，毋庸諱言譬如小人，當然還譬如君子。

　　可以想見，至少幾十上百年內人間的戲劇不會有根本的改動，人間的戲劇一如既往還是需要千差萬別的各種角色。那麼電影裡的那一排孩子將來都可能做什麼都可能成為什麼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個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萬懵懂但是含了慾望的生命來到人間。慾望，不應該受到指責，最簡單的理由是：指責，已經是慾望的產物。但是這一排生命簡直說這一排慾望，卻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報答。這一排天真無邪稚氣可掬的孩子，他們不可能都是愛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英雄豪傑，這都不要緊，這都不值得傷腦筋，最最令人沮喪的是他們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運，同樣，也不可能都超凡入聖或見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個幸福而光榮的位置相應只有一個痛苦或醜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來等待著這些初來乍到的生命的令人沮喪的局面也毫無改觀：誰，應該去扮演那一個？和，為什麼？

　　我不相信這個問題可能有一個美滿的答案。釋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為精采的回答：「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藏菩薩也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們這樣回答之時他們已經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詳，在他們這樣回答之後他們已經脫離醜陋成了英雄好漢，可問題呢，依舊原封不動地擺在那裡未得答案。因為正像總統的位置是有限的，佛與菩薩的名額但願能稍稍多一點而已。

　　我不再尋找它的答案。尼采說：「自從我厭倦了尋找，我便學會了找到。」

　　有一個朋友死了。Ｋ ，她在命運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愛她的人說：要是我們早一點知道，我們可以使她不死。是的，這是可能的。但是，誰能讓億萬命途都是麗日朗照？誰能保障這世上沒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Ｋ 這樣去死了，或者其實是：有一個人這樣去死了，這個人的名字恰恰叫作Ｋ。因為產科嬰兒室裡的那一排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都還沒有名字。

　　有一個人雙腿癱瘓了。Ｓ，他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就連醫生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他再想站起來走一分鐘都不可能了。愛他的人說：將來，將來也許會有辦法讓他重新站起來走。可能的，在不規定期限的將來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麼長久的將來，人間也不可能完全消滅傷病，醫學的前途不可能沒有新的難題。那麼將來的一個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對他自己和對愛他的人來說與現在這個Ｓ 有什麼不同呢？現在是將來的過去，現在是過去的將來，將來是將來的現在。產科嬰兒室裡每天都有一排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他們都還沒有名字。

　　有一個人步入歧途。Ｌ ，也許因為貧窮，也許因為愚昧，也許因為歷史的驅使，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饒恕的罪。愛他的人說：貧窮、愚昧和歷史，難道應該由他一個人來負責嗎？為什麼他不可饒恕？是的，他不可饒恕，因為人類前行要以此標明那是歧途。但是人類還要前行，還要遇到歧途還要標明那是歧途。產科嬰兒室裡那些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他們還都沒有名字，他們之中的誰，將叫作Ｌ？

　　有一天，不是在電影裡也不是在產科嬰兒室，我看見一排已經離去的夥伴，一個挨著一個排成一排，安靜之極，風在窗外搖動老樹的枝葉但世界已不再驚擾他們了。用任何塵世的名字呼喚他們，他們都不應。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死者。

　　【姻緣】

　　一．我在陝北的一處小山村插過隊。我寫過那地方兒，叫它作「清平灣」，實際的名稱是關家莊。因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沖流淤積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餘里，串聯起幾十個村落。在關家莊上下的幾個村子插隊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學，曾在同一所中學甚至同一個班級唸書。也有例外，男士Ａ 不是我的同學但是和我們一起來到清平川；插隊，他是為了和我的同學男士Ｂ 插在一處。但是陰差陽錯，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辦的幹部們將我和Ｂ 等幾個同學分配在關家莊，卻把Ａ 與我的另幾個同學安置在另一個村。費幾番周折也沒能改變命運的意圖。這樣男士Ａ 便在另一個村中與我的同學女士Ｃ 相識，在同一個灶上吃飯，在同一塊地裡幹活，從同一眼井中擔水，走同一條路去趕集，數年後二人由戀人發展成夫妻，在同一個屋頂下有了同一個家。有一回我跟他們開玩笑說：「可記得你們的媒人是誰嗎？是Ｂ ！」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Ｂ ，是公社知青辦那幾位先生。」大家笑罷又有了進一步覺悟，說：「不不還是不對，不是Ｂ 也不是那幾位先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戰略部署，Ａ 和Ｃ 何緣相識呢？」思路如此推演開去，疑為Ａ 和Ｃ 的媒人者紛紜而至呈幾何級數增長，且無止境。

　　二．我難得登高望遠。坐輪椅正坐至第二十個年頭，尚無終期。

　　某一日電梯載我升上十幾層高樓，臨窗俯看，見城市喧囂浩瀚比以前更大得觸目驚心，樓堂房舍鱗次櫛比也更多彩多姿，縱橫交織的街道更寬闊美麗。惟如蟻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頭奔走，動機莫測出沒無常；熙來攘往擦肩而過，就像互相繞開一棵樹或一面牆；忽而也見兩三位遠遠地撲來一處交頭接耳，之後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難辨認；一串汽車首尾相接飛馳向東，為中一輛不知瞬間受了什麼引誘，減速出列掉頭改道又急駛向西了；飄飄揚揚的一縷紅裙，飄飄揚揚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遠不見了，於原來的地位上頂替以一位推車的老人；老人緩緩地走，推的是一輛嬰兒車，車廂裡的小孩兒顧自酣甜地睡著……我想，這老人這小孩兒恰是人間億萬命運的象徵，來路和去向仍是一貫地神秘。

　　居高而望這宏大的人間，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學家們對微觀世界的測驗和觀察吧。書上說：「經典力學具有完全確定的性質，即給出力和質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夠精確地預言運動客體的未來或過去的性狀。但是，在量子力學中，海森伯測不準原理指出微觀粒子的位置和動量是不能同時精確測定的；因此牛頓定律不能適用於原子範圍。量子力學定律並不描述粒子軌道的細節，它只能給出可能發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況下發生的相對機率。」書上說，後來，物理學家把一切物質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這樣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間都處於一個位置，都是一個粒子，但你每時每刻都在運動，你的歷史正是一條不間斷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間在任何位置，都一樣是命途難測。書上說：「物質世界是由同時存在著的無窮大的場構成。」那麼人間社會料必也是如此；在幾十億條命運軌道無窮多的交織組合之間，一個人的命運真可謂朝不慮夕了。你能知道你現在正走向什麼，你能知道什麼命運正向你走來嗎？

　　我坐在十幾層高樓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個男孩兒。那男孩兒七歲時有一次問他的母親：「什麼是結婚？」母親說：「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想要在一起生活。」七歲的男孩兒於是問父親：「你結婚了嗎？」父親說：「如果我是你的父親，我肯定是結過婚了。」男孩兒迷茫地想了一會，說：「我不結婚。」母親笑道：「你現在當然不要結，但將來你會結。」「為啥？」「因為，一般來說，所有的人都要結婚。」為此男孩兒鄭重其事地想了一個下午，晚上他又問母親：「那我和誰結婚呢？」母親說：「這現在誰也不知道。不過那個女孩兒可能正在向你走來。」男孩兒於是獨自到陽台上去，俯看街上埋頭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個女孩兒，很想看見她從哪兒走來……

　　這時我忽然想起問我的妻子：「我七歲那年，你在哪兒？」她正讀一本書，抬頭望了望我，說：「下次別再忘了──又過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沒笑。「那麼那時你的父母，他們在哪兒？」「很可能那時，」她一邊重新埋下頭去一邊說，「我的父母還不相識。」

　　三．從上海來的一位朋友對我說，夏夜的外灘，情侶的密度當屬世界之最。驕陽落去，皓月初升，江風習習吹開薰蒸的溽熱之時，你瞧吧，沿江的柵欄邊，情男戀女伏欄面水傾訴衷腸，一條大隊直排出幾里，彷彿對黃浦江夾道的歡迎與歡送；一對緊挨一對，一對一對一對一對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間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顆頭的扭向讓你猜哪兩個是一對，你有一半的可能錯點了鴛鴦。我對他的描述略表懷疑。「怎麼你不信？」我的這位富於想像力的朋友笑道，「這麼說吧，要是這時有誰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聲哨，情男戀女們無需移動位置只要一齊轉頭一八○度，便可在全新的組合中繼續談情說愛。」

　　「很可能，」我說，「這樣的命令已經下過了。」

　　「下過了？」這一回輪到他懷疑。

　　「下過了，但是你沒聽見。」

　　「你聽見了？」

　　「我有時感到我聽見了。在你去外灘之前，在你去外灘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經吹過了，因此你看見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見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種組合。」

　　不久前我讀一本書，書上說到洗牌。一局牌（不論是撲克還是麻將）開始，先要洗牌。連續的輸家抱怨手氣不好，尤其要洗牌，別人洗過了他還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亂一面心中祈禱好運的來臨。那本書的作者說：「當然這會改變他的牌運，但是，到底是改變得更好了還是改變得更壞了卻永遠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種種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種與你遭遇。」

　　　　　　一九九二年　春節

隨筆十三

　　【一】

　　我曾想過當和尚，羨慕和尚可以住進幽然清靜的寺廟裡去。但對佛學不甚了了，又自知受不住佛門的種種戒律，想一想也就作罷。何況出家為僧的手續也不知如何辦理，估計不會比出國留學容易。

　　那時我正度著最惶茫潦倒的時光。插隊回來雙腿殘廢了，搖著輪椅去四處求職很像是無聊之徒的一場惡作劇，令一切正規單位的招工人員退避三舍。幸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嫌棄，這才有一份口糧錢可掙。小作坊總共三間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個老太太之外，幾個小伙子都跟我差不多，腳上或輕或重各備一份殘疾。我們的手可以勞作，嗓子年輕，夢想也都紛繁，每天不停地唱歌，和不停地在仿古傢俱上畫下美麗的圖案。在那兒一幹七年。十幾年後我偶然在一家星級飯店裡見過我們的作品。

　　小作坊附近，曲曲彎彎的小巷深處有座小廟，廢棄已久，僧人早都四散，被某個機關佔據著。後來時代有所變遷，小廟修葺一新，又有老少幾位僧徒出入了，且唱經之聲隔牆可聞。傍晚，我常搖了輪椅到這小廟牆下閒坐，看著它，覺得很有一種安慰。單是那廟門、廟堂、廟院的建築形式就很能讓人鎮定下來，忘記失學的怨憤，忘記失業的威脅，忘記失戀的折磨，似乎塵世的一切牽掛與煩惱都容易忘記了……晚風中，孩子們鳥兒一樣地喊叫著遊戲，在深巷裡蕩起回聲，廟院中的老樹沙啦沙啦搖動枝葉彷彿平靜地看這人間，然後一輪孤月升起，掛在廟堂簷頭，世界便像是在這小廟的撫慰下放心地安睡了。我想這和尚真作得，粗茶淡飯暮鼓晨鐘，與世無爭地了此一生。

　　搖了輪椅回家，一路上卻想，既然願意與世無爭地度此一生，又何必一定要在那廟裡？在我那小作坊裡不行麼？好像不行，好像只有住進那廟裡去這心才能落穩。為什麼呢？又回頭去看月下小廟的身影，忽有所悟：那廟的形式原就是一份渴望理解的申明，它的清疏簡淡樸拙幽深恰是一種無聲的宣告，告訴自己也告訴別人，這不是落荒而逃，這是自由的選擇，因而才得坦然。我不知道那廟中的僧徒有幾位沒有說謊，單知道自己離佛境還差得遙遠，我恰是落荒而逃，卻又想披一件脫凡入聖的外衣。

　　而且從那小廟的宣告中，也聽出這樣的意思：入聖當然可以，脫凡其實不能，無論僧俗，人可能捨棄一切，卻無法捨棄被理解的渴望。

　　【二】

　　有一回我發燒到攝氏四十點三度，躺在急診室裡好幾天，高燒不退。我一邊呻吟並且似乎想了一下後事的安排，一邊驚異地發現，周圍的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層沉暗的綠色，幸而心裡還不糊塗，知道這不過是四十點三度在搗鬼。幾天後，燒退了，那層沉暗的綠色隨之消失，世界又恢復了正常的色彩。那時我想，要是有一種動物它的正常體溫就是四十點三度，那麼它所相信的真實世界，會不會原就多著一層沉暗的綠色？這是一種猜測，站在人的位置永遠無法證實的猜測。便是那種動物可以說話，它也不能向我們證實這一猜測的對還是錯，因為它不認為那發綠的世界有什麼不正常，因為它不可能知道我們所謂的正常到底是什麼狀態，因為它跟我們一樣，無法把它和我們的兩種世界作一番比較。

　　對於色盲者來說，世界上的色彩要少一些──比如說，不是七種而是五種。但為什麼不可能是這樣：世界上的色彩本不是七種而是九種，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色盲呢？

　　我總猜想，在我們分析太陽的光譜時，是否因為眼睛的構造（還有體溫呀，心率呀，血壓呀等等因素）而事先已被一種顏色（比如沉暗的綠色）所蒙蔽所歪曲了？當然這猜想又是永遠無法證實，因為我們不管藉助什麼高明的儀器，最終總歸是要靠眼睛去作結論；而被眼睛所蒙蔽的眼睛，總也看不出眼睛對眼睛的蒙蔽。

　　那麼聽覺呢？那麼嗅覺和味覺呢？那麼人的一切知覺以及由之發展出來的理性呢？況且，人類的知覺說不定會像色盲一樣有著盲點呢？我們憑什麼說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純客觀的世界呢？

　　【三】

　　一度，我曾屢屢地作一個大同小異的夢，夢見我的病好了，我的腿又能走了，能跑能跳而且腿上又有了知覺。因為這樣的夢作得太多，有一回我在這夢裡問這夢裡的別人：「這回我不是又在作夢吧？」別人說。「不是，這怎麼會是夢呢？當然不是。」我說：「那怎麼證明？你怎麼能給我證明這一次不是夢呢？」別人於是就給我證明，「你看太陽，不是還在天上？」「你看這樹葉不是綠的麼？你聽，不是還有風？」「你再看這河，水不是還在流著麼？」……雖種種證明完全不合邏輯，但在夢中我卻一一信服，於是激動得流淚，心想這一回到底不是夢了，到底是真的了。可這麼一激動，就又醒了，看著四周的黑夜，心裡無比懊惱。懊惱之餘我想：要是在夢中可以懷疑是不是夢，那麼醒了也該懷疑是不是醒吧？要是在夢中還可以作夢，為什麼醒來就不可以再醒來呢？

　　我還常常作些離奇古怪的夢。有一次我夢見一個周身閃耀著靈光的人對我說：「知道你的病因是什麼嗎？」我問：「什麼？」他說：「你的脊髓裡顛倒了八小時。」於是我相信我的病因可算找到了。有一次我夢見走進一片樹林，或者有或者只是我感到有──一個聲音在對我說：「找找看，哪一棵樹是你。」遍地的灌木葳蕤潑灑，高大的喬木蔽日遮天，我摸摸這一叢，敲敲那一棵，心想哪一棵回答說：它是我，它就必定是我。有一次我夢見我放聲高歌，歌聲嘹亮響遏行雲，而且是即興的詞曲，但低吟高唱無不抑揚成調。有一次，我夢見，我把右腿卸下來裝在左胯上，再把左腿卸下來裝在右胯上，於是我就能行走如初了。我也作過周遊世界的夢，作過發財的夢，作過被稱之為「春夢」的那種夢。我相信佛洛依德們肯定會找到這些夢的原因，不過我對此沒有多少興趣。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總歸跑不出這個邏輯。讓我感興趣的是，夢中全不顧什麼邏輯和規矩，單是跟著願望大膽地走去。

　　你無論作什麼樣的離奇古怪的夢，你都不會在夢中感到這太奇怪，這太不可思議，這根本不可能，你會順其自然地跟隨著走下去。而這些事或這些念頭要是放在白天，你就會羞愧不已、大驚失色、斷然不信、踟躕不前。這是為什麼？很可能是這樣：從人的本性來看，並無任何「奇怪」可言；就人的慾望來說，一切都是正當。所謂奇怪或不正當，只是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各種規矩的襯照下才有的一種恐懼。

　　【四】

　　寫作（這裡主要指小說和散文）成為少數人的職業，我總感覺有點荒唐。因而我想「專業作家」可能是一種暫時現象。世界上那麼多人，憑什麼單要聽你們幾個人叨嘮？人間那麼多幸福快樂困苦憂傷，為什麼單單你們幾個人有訴說的機會？幾十億種生活，幾十億種智慧和迷惑，為什麼單單選取你們的那一點點兒向大家公佈？我覺得這事太離譜兒。

　　小說或散文若僅僅是一處商業性的娛樂場所倒也罷了，總歸不能人人都開辦遊樂場。但文學更要緊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對存在狀態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觀賞，是求一條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攜手或孤寂的擺脫，有人說得乾脆那甚至是情愛般的坦露、切近、以命相許、海誓山盟。這可是少數幾個人承擔得起的麼？

　　作家都自信道出了世事眾生的真相，即便誇張、變形、想像、虛構、拼接、間離……但他們必說那是真或是本質的真。雖對真的檢查見仁見智，但有一條肯定：自命虛假的作品絕無。然而人間浩瀚複雜瞬息萬變，幾位職業作家能看見多少真呢？有一幅舊對子：百行孝當先／萬惡淫為首。據說有位閒人給上下聯各添了十二個字：百行孝當先，論心不論跡，論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自古無完人。跡可察，但心可度麼？我還聽一位文革中遭拷打而英勇未屈者說過：要是他們再打我一會兒我可能就叛變了，我已經受不了正要招認，偏這時他們打累了。我有時候猜測：那個打手一定是累了麼？還是因為譬如說他與某個女人約會的時間到了？當然還可能是其他原因，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只要當事人不說，真像便永無大白之日。還是那句話，要是成千上萬的人只聽幾個人說（且是小！說，是散！文），能聽見多少真呢？充其量能聽見他們幾個人自己的真也就難能可貴。

　　揚言寫盡人間真相，其實能看全自己的面目已屬不易。其實敢於背地裡毫不規避地看看自己，差不多就能算得聖人。記得某位先哲有話：「語言，與其認為是在說明什麼，不如說是在掩蓋什麼。」形單影隻流落於千差萬別的人山人海中，暴露著肉身尚且招來羞辱，還敢赤裸起心魂麼？自亞當、夏娃走出伊甸園人類社會於是開始之日，衣服的作用便有兩種：禦寒和遮羞；語言的作用也便有兩種：交流和欺瞞。孤獨拓展開漫漫歲月，同時親近與溝通成為永遠的理想。在我想來，愛情與寫作必也是自那時始，從繁衍種類和謀求溫飽的活動中脫穎而出──單單脫去遮身的衣服還不夠，還得脫去語言的甲冑讓心魂融合讓差別在那一瞬間熄滅，讓危險的世界上存一處和平的場所。可能是羅蘭．巴特說過，寫作者即戀人。所以有人問我，你理想中的小說（或散文）是什麼？我想了又想，發現我的理想中並沒有具體的作品，只有一種姑妄名之的小說環境或曰創作氣氛，就像年輕戀人的眼前還沒有出現具體的情人卻早有了焦撩著的愛的期待。於是我說，在我的理想中甚至是思念裡，寫小說（或寫散文）應該是所有人的事，不是職業尤其不是幾個人的職業，其實非常非常簡單那是每一個人的心願，是所有人自由真誠的訴說和傾聽。所有人，如果不能一同到一個地方去，就一同到一種時間裡去，在那兒，讓心魂直接說話，在那兒沒有指責和攻擊當然也就無需防範和欺瞞，在那兒只立一個規矩：心魂有坦露的權利，有被瞭解的權利，唯欺瞞該受輕蔑。

　　所以我希望「職業作家」是暫時現象。我希望未來的寫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麼多技巧，幾十億種自由坦蕩的聲音是無論什麼技巧也無法比擬的真實、深刻、新鮮。我希望寫作是一塊夢境般自由的時間，有限的技巧在那兒死去，無限的心思從那兒流露無限的欣賞角度在那兒生長。當然當然，良辰一過我們還得及時醒來，去種地，去打鐵，上下班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規則。

　　【五】

　　我最早喜歡起小說來，是因為《牛虻》。那時我大約十三四歲，某一天午睡醒來頗有些空虛無聊的感受，在家中藏書寥寥的書架上隨意抽取一本來讀，不想就從午後讀到天黑，再讀到半夜。那就是《牛虻》。這書我讀了總有十幾遍，彷彿與書中的幾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對他們的形象有了竊自的描畫。後來聽說蘇聯早拍攝了同名影片，費了周折懷著激動去看，結果大失所望。且不說最讓我難忘的一些情節影片中保留太少，單是三位主要人物的形象就讓我不能接受，讓我感到無比陌生：「瓊瑪」過於漂亮了，漂亮壓倒了她高雅的氣質：「蒙泰尼里」則太胖，太臃腫，目光也嫌太亮，不是一顆心撕開兩半的情狀：「牛虻」呢，更是糟，「亞瑟」既不像書中所說有著女孩兒般的靦腆纖秀，而「列瓦雷士」也不能讓人想起書中所形容的「像一頭美洲黑豹」。我把這不滿說給其他的《牛虻》愛好者，他們也都說電影中的這三個人的形象與他們的想像相去太遠，但他們的想像又與我的想像完全不同。回家再讀一遍原著，發現作者對其人物形象的描寫很不全面，很朦朧，甚至很抽象。於是我明白了：正因為這樣，才越能使讀者發揮想像。越能使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去把各個人物寫真，反之倒限制住讀者的參與，越使讀者與書中人物隔膜、陌生。「像一頭美洲黑豹」，誰能說出到底是什麼樣呢？但這卻調動了讀者各自的經驗，「牛虻」於是有了千姿百態的形象。這千姿百態的形象依然很朦朧，不具體，而且可以變化，但那頭美洲黑豹是一曲鮮明的旋律，使你經常牽動於一種情緒，想起他，並不斷地描畫他。

　　在已有的眾多藝術品類中，音樂是最朦朧的一種，對人們的想像最少限制的一種，因而是最能喚起人們的參與和創造的一種。求新的繪畫、雕塑以及文學，可能都從音樂得了啟發，也不再刻意寫真寫實，而是著重情緒、節奏、旋律，追求音樂似的效果了。過去我不大理解抽象派繪畫，去年我搬進一套新居，挺寬綽，空空的白牆上覺得應該有一幅畫，找了幾幅看看覺得都太寫實，太具體，心緒總被圈定在一處，料必掛在家裡每天看它會有囚徒似的心情。於是想起以往看過的幾幅抽象派畫作，當時不大懂，現在竟很想念，我想在不同的日子裡跟它們會面，它們會給我常新的感覺，心緒可以像一個囚徒的改過自新。

　　聽覺原就比視覺朦朧，因而音響比形象更能喚起廣闊和想像。比聽覺更朦朧的，是什麼？是嗅覺。將來可否有一種嗅覺交響樂呢？當然那不能叫交響樂，或許可以叫交味樂？把種種氣味像音符一樣地編排，幽眇或強烈地散發，會怎麼樣？準定更美妙，浮想聯翩，味道好極了！

　　【六】

　　幾年前美術館有過一次別開生面的「現代藝術展」，我因行動不便，沒能去看。聽說最令人驚詫不解的一份作品是：一個人（作者本人），坐在小板櫈上，雙腳浸在水盆裡，默默然旁若無人地洗腳。有看過的人回來說：「什麼玩藝兒，越玩越邪虎了！早知這樣不如上澡堂子看去。」

　　我卻接受這份作品，心緒因之漫展得遼遠，無以名狀地感動。為什麼會這樣，連自己也一時猜不透，是不是也中了邪？慢慢想，似乎有一點兒明白。

　　我先是想到自己也有類似的時候，無論是生命中的什麼滋味，一嘗到極端便無以訴說，於是從繁雜的世界回到屬於自己的一隅，做著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緒卻東奔西走，但無以訴說的事恰恰指向了現實的絕境，思緒走投無路便可能開出一塊藝術的心境，看見生命的危懼，看見不屈不死的渴望，於是看見上帝的恩賜和生活的原狀，感動著但是鎮定了，鎮定了又不想麻木，種種滋味依然處在極端。但一改憤世嫉俗的故習，轉而追隨了審美的邏輯。

　　其次我想到這是為什麼？──把幾顆粗糙平凡隨處可以撿到的石子，似乎排佈隨意地黏在一隻素雅的瓷盤上，就使人有了藝術的感受：把幾片凋零枯焦並不珍奇的落葉裝在精美的鏡框裡，就產生了審美價值；把農舍門窗上的剪紙陳列在美術館裡，人們就更加看見它們的魅力。原因肯定很多。但我想，至關重要的是發現者的態度。在那石子、落葉、剪紙和瓷盤、鏡框、美術館之間，是發現者的態度，瀰漫著發現者坎坷曲迴的心路，充溢著發現者迷茫但固執的期盼，從而那裡面有了從苦難到讚美的心靈歷史。任何一種東西，原本並沒有美在其中，萬物之間也並沒有美的關係，是人發現了美。美，其實是人對世界、對生命的一種態度。在那石子、落葉、剪紙和瓷盤、鏡框、美術館的關係中，便蘊藏了發現者的這類態度。而真正的欣賞也得是一種發現。基於欣賞者的態度而有的一種發現，或者基於這種發現而生長的一種態度。當我們看著這些作品，我們發現了什麼呢？除了發現發現者所發現的，我們還發現了發現者與其作品的關係，我們感動的其實是發現者的態度，其實是再發現時我們所持的態度。於是我們也成為發現者，甚至成為有更多發現的發現者，思緒萬千。要是你沒能發現發現者的態度，沒能發現一個孤獨的洗腳者和周圍高雅堂皇的建築和各懷心事的人群之間的關係，那當然就不如去路邊看石子，和到澡堂子裡去看洗浴了。

　　有一種叫作「接受美學」的東西，我想沒準兒就是這麼回事。

　　其實什麼叫藝術品呢？真是沒有一定之規。莫扎特就一定是？但是聽不懂他的人從中毫無所得。冬日北風中的一聲叫賣就一定不是？但有人卻從中聽見人生遼闊的存在。常聽說某種藝術被稱為空間藝術，某種藝術被稱為時間藝術，我想這說法不算恰當。藝術從來就不是發生在空間和時間，而是發生在更高的一維，發生於眾生之精神尋覓的網脈一樣的遭遇和聯結之上，如何地遭遇聯結恐怕專屬於神的作為，人呢，藉助了時空去接近她。但時空常又阻礙了這種接近，這才有無羈無絆的沉思默想跳出在時空之上，無中生有地開闢一條朝聖之路。

　　【七】

　　為什麼往事，總在那兒強烈地呼喚著，要我把它們寫出來呢？

　　為了欣賞。人需要欣賞，生命需要被欣賞。就像我們需要欣賞我們的愛人，就像我們又需要被愛人欣賞。

　　重現往事，並非只是為了從消失中把它們拯救出來，從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這是次要的，因為即便它們真正存在了終歸又有什麼意義呢？把它們從消失中拯救出來僅僅是一個辦法，以便我們能夠欣賞，以便它們能夠被欣賞。在經歷它們的時候，它們只是匆忙，只是焦慮，只是「以物喜，以己悲」，它們一旦被重現你就有機會心平氣和地欣賞它們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麼，都融化為美的流動，都凝聚為美的存在。

　　成為美，進入了欣賞的維度，一切才都有了價值和意義。說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是美，彷彿有點無可奈何。我們可以把社會的價值和意義發現得很清晰，很具體，很實在或很實用。可是生命呢？如果一切清晰、具體、實在和實用的東西都必然要毀滅，生命的意義難道還可以繫之於此嗎？如果毀滅一向都在潛伏著一向都在瞄準著生命，那麼，生命原本就是無用的熱情，就是無目的的過程，就是無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遊戲。

　　所以，不要這樣審問小說──「到底要達到什麼？」「到底要說明什麼？」「到底要解決什麼」「到底要完成什麼？」「到底要探明什麼？」「到底要判斷什麼？」「到底怎麼辦？」小說只是讓我們欣賞生命這一奇麗的現象，這奇麗的現象裡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麼」，但小說不負責回答它。小說只給我們提供一個機會，一個擺脫真實的苦役，重返夢境的機會：欣賞如歌如舞如罪如罰的生命之旅吧。由一個亙古之夢所引發的這一生命之旅，只是紛紜的過程，只是斑斕的形式。這足夠了。

　　我每每看見放映員擺弄著一盤盤電影膠片，便有一種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個蛋糕盒子一樣的圓圓的鐵盒子裡，在那裡面被捲作一盤，在那兒存在著，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後果同時在那兒存在了，那些歷程，那些焦慮、快樂、痛苦，早都製作好了，只等燈光暗下來放映機轉起來，我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於是我有時想，我的未來可能也已經製作好了，正裝在一隻鐵盒子裡，被捲作一盤，上帝正擺弄他，未及放映，隨著時光流逝地轉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運都是怎麼回事了。於是我又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一生的故事業已揭曉，那時我在天堂或在地獄看我自己的影片：哈！這不是我嗎？哈，我知道我都將遇到什麼，你們看吧，我過了二十一歲我就要一直坐在輪椅上，然後我在一家小作坊幹了七年，然後我開始學寫作……不信你們等著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樣的機會，能夠那樣地看自己的一生，我將會被自己感動，被我的每一種境遇所陶醉。

　　【八】

　　Ｙ 跟我說，有一回他和幾個朋友慕名去見一位精通預測（或曰算命）的大師，大師的本領果然不凡，雖與Ｙ 和Ｙ 的幾個朋友素昧平生，卻把Ｙ 的幾個朋友以往的際遇推算得準確之極。一算對了以往再算未來，Ｙ 的幾個朋友前途各異，因而有的喜形於色，有的掩飾不住憂慮。輪到Ｙ 時，Ｙ退卻，扭頭溜掉。Ｙ 說，他原是想看個稀罕，並未認真，不料那大師真的名不虛傳。Ｙ 說，這一下他倒害怕了。我問：「怕什麼？」Ｙ 說：「因為他算得太準。把什麼都算出來，我往下可還活的什麼勁兒呢？就像下棋，每一步都已瞭然，再下還有什麼趣味？」

　　Ｙ 對命運的態度，依我看，比那位大師更高明。

　　雖然多數的算命屬騙錢糊口的勾當（其實這類勾當很多，不止於算命），但我相信有些算命或對命運的預測是有道理的，確鑿靈驗。是什麼道理，我當然不知道。但對天氣預報既然可以有所信賴，地震預報雖不靈驗者多但仍在提倡，為什麼不能嘗試其他方面的預測呢，比如命運？

　　但我也有如Ｙ 的一種憂慮：倘終於未來的一切都瞭如指掌，人生就怕十分的乏味了。除此憂慮外，我還有一份頑固的糊塗：可預測，但可預防麼？

　　如果單單是預測得準確而無法預防，是喜事便好，是禍事呢？豈不倒白白賠進去額外的驚嚇與苦惱？所以碰上算命的，我總是請報喜不報憂，真與不真我並不計較。常言道「笑比哭好」，有一份美夢可作，顯見得不是壞事。這美夢越是作得長久，我便越是快慰得長久，假如這美夢在我死前一直不被揭穿，我豈不是落得了一生的好運道？揭穿了也不怕，還可以再為自己預算出一些好運，不斷地為自己籌措虛渺的美景良辰，使自己總有美夢可作，至死方休。這麼說，肯定會有人以為大謬不然，嗤之以鼻。換一個說法也許就好了：人活著，總是要心懷美麗的理想。人是最喜歡沉醉於虛渺的動物，而且這不是壞品質。

　　命運，要是不單可以預測，還可以預防，因而可以避禍，那當然好不過。可是我想，預測僅僅是旁觀因而不影響世界原有的結構，預防卻是干預，預防之舉必定會改變原有的世界，因之原有的預測也就不再準確。那麼在這個已經摻進了預防已經改變了的世界中，還可以繼續預測和預防麼？也就是說，可以預測那些預測麼？可以預防那些預防麼？假定可以，那麼肯定會出現對預測的預測，對預測的預測的預測……對預防的預防的預防……如此無窮地循環，結果必是誰也無從預測，誰也無法預防，或者是大家整日都在忙於預測和預防，再無其他事做。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預測和預防，那就是只給少數人以預測和預防的特權（人數越少，效果越好），就像只給少數人以高官厚祿的機緣。但少數的特權給誰──這可以預測和預防麼？倘可預測，便說明命運的不可預防；若可預防，還不又是爭權奪利似的爭鬥？

　　【九】

　　早聽人說過特異功能的神奇，不敢不信，但未目睹，總還是心存疑忌。前不久終於有緣親眼看了一回，一位赫赫有名的特異功能大師離我不足兩米之距，只見他把我們剛剛吃飯時用過的兩隻不銹鋼餐叉拼在一起，握在掌心，吹一口氣，揉捏片刻輕輕一擰，噹啷一聲擲於桌面，兩隻餐叉已是麻花般纏絞在一起。在場的人或驚叫，或目瞪口呆。我定了定神，看看四周的世界，心中竟一陣陣恐懼。怕什麼？世界原來藏著秘密，在被認為不可能藏著秘密的地方藏著秘密，世界就很像是一個陰謀家似的可怕。我於是懂得，當「地球是圓的地球是圍繞太陽轉著」的消息第一次發佈時，反對者絕不是出於嫉恨，而是出於恐懼。

　　對特異功能的神奇，還是不相信者居多，這情有可原，因為多數人沒有機會親眼看看。但聽說，也有人對此取「不信、不聽、不看」的態度，還自稱是對科學的捍衛，是反迷信的義舉，這真是更為特異的邏輯。不信，那是不信者的自由；不聽，則已有盜鈴之嫌；不看呢，才真是可怕的迷信了。有人說，現代最大的迷信是科學自己，說得痛快！任何思想、邏輯、認識世界的方法，要是醉在自己的成功上，自負得以至封閉，都有望愚昧蠻橫成一頭暴君。

　　對特異功能（還有氣功）的神奇，又有人持另一種拜倒的態度；相信那是能使人類千古夢想終得實現的力量，是拯救眾生脫離困苦的佛光，是最最最偉大的宗教。我真是不信，同時我相信又一頭暴君正在發育成長。

　　我相信氣功和特異功能的神奇力量的確鑿。我相信它的效用越是確鑿，就越說明它是科學，是潛科學，我相信它越是有神奇的力量，就說明它越不是宗教，宗教一向是在人力的絕境上誕生，我相信困苦的永在，所以才要宗教。我相信，人們不願承認末日的必來，和不願承認困苦的永在，乃是所有救世哲學難於自圓的病根。

　　譬如說佛的宏願，那不可能是一種事實，那永遠只是一個理想；佛以一個美麗的理想，幫助眾生與困苦打交道罷了。因為：倘一人不能成佛，眾生便未得度。眾生都若成佛，世間便無差別和矛盾，也就同於死寂。若從死寂中再昇華出一個更高明的世界，也只是有了更高明的差別和矛盾，於是又衍生出眾生更為高明的困苦，和更為高明的佛。佛很可能一向就是位媒人，經他介紹，眾生才得與困苦相識，並天荒地老永不分離。

　　【十】

　　我這樣理解真善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自然，就是真，真得不可須臾違抗。知人之艱難但不退而為物，知神之偉大卻不夢想成仙，讓愛燃燒可別燒傷了別人，也無需讓恨熄滅，惟望其走向理解和寬容；善，其實僅指完善自我，但自我永無完善。因而在無極的路上走，如果終於能夠享受快慰也享受哀傷，就看見了美。

　　但我也發現荒誕：走在街上，坐在家中，或匆匆奔赴一個約會，或津津有味地作一篇文章……這樣的時候我的眼睛常常跳到屋頂上、樹梢上、天空的各種顏色裡。俯看自己，覺得下面這個中年男子真是乖張。這傢伙自以為是在奔赴約會，其實呢，不過是一步步去會見死亡；自以為獻身一項有益的事業，其實很可能只是自尋煩惱和無事忙；自以為有一份使命，其實說不定正高歌猛進在歧途上。但這樣想過卻不能放棄，目光從天際回來，依然沉緬於既往的荒唐。

　　但什麼是歧途和荒唐？誰能告訴我，怎樣才不是歧途和荒唐？

　　也許，人，就是歧途。因為人是慾望的化身，沒有慾望也就沒有人。因為慾望不能停留，否則也就不是慾望。因為「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為在無路之地舉步，本無法保證那是正道。所以倒是歧途養育了我們這種動物。

　　人，未必就高於其他動物。見一頭牛被奴役，便可想到人也在被命運奴役。見一匹鹿自由快樂地消磨光陰，便可想到，人的一切所為，也正是為了快樂地消磨由一生光陰鑄成的歧途。就像坐著長途的列車，空洞的時間難熬，便玩著撲克牌，玩呀玩呀，那煎熬的時間就在快樂中過去了，注目再看時，好了，到了，大家散伙下車，撲克牌再無意義了。當然，把撲克牌換成書也行，換成沉思也行，換成辯論和正義的戰鬥也都行。

　　那麼，比如鹿，比如魚和鳥，牠們「快樂地消磨」的方式，憑什麼說一定低於人的方式呢？很怪。唯有想到自己是人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時，才相信自己的方式的必要性。萬物平等。人為自己留一顆驕傲的心，人為自己設置美麗的理想，只是更利於「快樂地消磨」罷了，絕不是說人可以傲視一隻坦然而飛的鳥，或一條安然入夢的魚。

　　也許上帝設計了這歧途是為了做一個試驗：就像我們放飛一群鴿子，看看最後哪隻能回來。或者是對他的孩子們的一次考驗：把他們放進齷齪中去，看看誰回來的時候還乾淨。

　　【十一】

　　在電視中見過這樣一個節目：數名影劇中的反角演員一起登台，向觀眾祝賀節日，和大家一起歡度佳節。主持人說：人們總是更關注正面角色的演員，但是別忘了他們（攝影機便逐一地對準這一群或「可怕」或「可憎」的面孔），沒有他們的合作就沒有戲，他們和正面角色的演員一樣功不可沒。台下鼓掌。然後他們中的一位說：在戲裡我們都是壞蛋，在生活裡（看看他的一群夥伴）。其實咱們都是好人。台下又鼓掌，表達對他們的感謝。這時候我心裡似乎驚喜，似乎溫暖，似乎一切夢想接近實現。

　　坐在電視機前，眼睛再看不見其他節目，我想像一個劇團因為沒有了反角演員而面臨散伙的窘境。我想，那時所有的正角演員一定都被發動起來，求賢似渴般地去尋找反角演員，就像劉玄德三顧茅廬，就像蕭何月下追韓信，甚至就像一條要沉沒的船上發出著求救信號，甚至就像一群迷途者在呼喚上帝的指引。據說，一個真正的英雄在打敗了所有的敵人之後，忽然感到無比的恐慌，忽然看不見了生命的價值，因而倒成了一個真正的失敗者。

　　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設若世界上沒有了歧途全剩下正道，設若世界上沒有了反面角色單留無數英雄豪傑，人類大約也就是一個面臨散伙的大劇團，想必我們也得呼喚救星一樣地呼喚反面角色，久旱祈雨般地祈求天降歧途。幸好不是這樣，幸好上帝深諳戲劇之要義，便是在小世界幕落之後，也還在大舞台上為我們準備了無路之地，待我們去踏出正道也踏出歧途。

　　有幸踏出正道的當然是好人。誰去踏出歧途呢？不幸踏住歧途的在這大舞台上便被稱作壞蛋。（說明一下，歧途者，並不單指山野間的歧途，還指心理的和靈魂的歧途。）這就顯得不大公平。步入回歧途已然不幸，還要被大家輕蔑和唾罵；走上正道已經交得好運，還要追加恭維和讚美。但從戲劇的進展和效果考慮，非如此而不可，唾罵和讚美原是演出歧途和正道的方法。

　　當然法律還是法律，不可鬆懈，正如演員不可擅自篡改劇作的編排。我只希望，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有正反角色共度佳節的機會。在壞蛋被懲處的地方，讓我們記起角色後面的那個演員，從而在人的意義上，在靈魂的神殿前，呈上一份平等的追悼和理解，想起我們的大劇團所以沒散伙的一個原因。

　　【十二】

　　我的一位朋友的兒子，小名兒叫老咪。老咪六七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十二三歲。十二三歲的哥哥正處在好奇心強烈的年紀，奇思異想疊出不窮，有一個問題最吸引他：時間，時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把這問題去問他爹，他爹回答不出。他再把這問題去問老師，老師也搖頭。於是哥哥把它當作一個難倒成年人的法寶，見哪個狂妄之徒膽敢賣弄學問，就把這問題問他，並竊笑那狂徒隨即的尷尬。

　　但有一天老咪給這問題找到了精采的答案。那天哥哥又向某人提問：「時間，你知道嗎，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時老咪正睡眼朦朧地瞄準馬桶撒尿，一條閃亮的尿線叮咚地激起浪花，老咪打個冷戰，偷眼去望牆上的掛鐘，隨之一字一板泰然答道：「從一上弦就開始了。」語驚四座。這老咪將來作得哲人。

　　我生於１９５１年，但在我，１９５１年卻在１９５５年之後發生。１９５５年的某一天，我記得那天日曆上的字是綠色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始於這個週末。在此之前１９５１年是一片空白，１９５５年那個週末之後它才傳來，漸漸有了意義，才存在。但１９５５年那個週末之後，卻不是１９５５年的一個星期天，而是１９５１年冬天的某個凌晨──傳說我在那個凌晨出生，我想像那個凌晨，於是１９５１年的那個凌晨抹殺了１９５５年的一個星期天。那個凌晨，５點５７分我來到人間（有出生證為證），奶奶說那天下著大雪。但在我，那天卻下著１９５６年的雪，我不得不用１９５６年的雪去理解１９５１年的雪，從而１９５１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後是１９５８年，這年我上了學，這一年我開始理解了一點兒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關係。而此前的１９５７年呢，則是１９６４年時才給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時我才知道一場反右運動大致的情況，因而１９５７年下著１９６４年的雨。再之後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並設想著遠古的某些歷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著對２００１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設想遠古又幻想未來，遠古和未來在今天隨意交叉，因而遠古和未來都刮著現在的風。

　　我理解，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是指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在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裡，時間成為錯綜交叉的小徑。他強調的其實不是時間，而是作為主觀的人的心靈，這才是一座迷宮的全部。

　　【十三】

　　有很多回，有很多事，我冥思苦想，似有所得，並為之欣喜，但忽一日卻從書中發現，我所想到的前人早已想到了。不免沮喪。

　　我是不是白想了呢？

　　沒有，我沒有白想。

　　我想到了我才明白了前人的所想，前人的所想才真正存在。如果我沒想到，即便我讀到前人的所想我也不會理解，前人的所想也就等於無。

　　所以我知道了：凡我想到的前人都想到了，凡我沒想到的也就等於沒有前人的所想。

　　看來亙古至今，人們是在反覆地問著和回答著同一個問題，不得不這樣。人們輪班地來做同一個猜謎遊戲。結束之後是開始。

　　　　　　一九九二年

遊戲．平等．墓地

　　【一、遊戲，擺脫時間的刑役。】

　　設若我們不管為了一個什麼目的到一個什麼地方去，坐火車去，要在火車上度過比如說三天三夜。我們帶上吃的、喝的，以及生命７２小時所必需的用物，要不就帶上錢以備購買這些東西。當然，此前我們先買好了車票，就是說我們的肉體在這趟車上已經確定有了一個位置。此外我們還得帶上點兒什麼呢？考慮到旅途的寂寞，帶一副棋或一副牌，也可以是一本書，或者一個可以收聽消息的小機器……很明顯，這已不是活命的需要，這是逃避、抗拒，或者說擺脫時間空洞的需要，是活命之後我們這種動物所不可或缺的娛樂。如果沒有棋沒有牌沒有書沒有消息，有一個彼此感興趣的對話者也行，如果連這也沒有，那麼一個想像力豐富的人還可以在白日夢中與這個世界周旋，一個超凡入聖的人還可以默坐誦經以拒斥俗世的煩惱。但所有這些行為都證明了一個共同的起因：空洞的時間是不堪忍受的，倘其漫長就更是可怕的了。

　　據說有一種最殘酷的刑罰：將一個人關在一間空屋子裡，給他充足的食物、水、空氣、甚至陽光，但不給他任何事做，不給他任何理睬，不給他與任何矛盾和意義發生關係的機會，總之，就這麼讓他活著性命，卻讓他的心神沒有著落沒有個去處，永遠只是度著空洞的時間。據說這刑罰會使任何英雄無一例外地終致發瘋，並在發瘋之前渴望著死亡。

　　我們在那趟火車上打牌，下棋，聊天，看書，聽各種消息並在心裡給出自己的評價……依靠這些玩具和遊戲逃過了７２小時空白時間的折磨（我們之所以還挺鎮靜，是因為我們知道７２小時畢竟不是太久），然後我們下車，頗有凱旋而歸的感覺。其實呢，我們不過是下了一趟小車，又上了一趟大車。地球是一趟大車，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走；生命是一趟大車，在更為漫長的時間中走。我們落生人間，恰如上了一趟有七八十年乃至更長行程的列車。在這趟車上，有吃的、喝的、空氣、陽光以及活命所需的一切條件。但若在這趟車上光有一副牌一副棋之類的玩藝就大大地不夠，這一回我們不是要熬三天三夜，而是要度過一生！「無聊」這個詞彙的出現，證明我們有點恐慌；前述那種最殘酷的刑罰，點明了我們最大的恐懼並不是死亡，而是漫長而空洞的時間。幸好上帝為我們想得周全，在這趟車上他還為我們預備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和困阻。這些矛盾和困阻顯示了上帝無比的慈悲。有了它們，漫長的時間就有了變化萬千的內容，我們的心神就有了著落，行動就有了反映，就像下棋就像打牌就像對話等等等等，我們在各種引人入勝的價值系統中尋找著各自喜歡的位置，不管是「有情人終成眷屬」還是「縱使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我們就都能夠娛樂自己了。謝謝上帝為我們安排得巧妙：想跑，便有距離；想跳，便有引力；想戀愛，便有男人也有女人；想滅欲，便有紅塵也有寺廟；想明鏡高懸，既能招來權門威逼也能贏得百姓稱頌；想堅持真理，既可留下一個美名也可落一個橫死；想思考，便有充足的疑問；想創造，便有遼闊的荒寂；想真，便有假的對照；想善，便有惡的推舉；想美，便有醜的烘托；想超凡入聖，便有卑賤庸碌之輩可供嘲笑；想普渡眾生，便有眾生無窮無盡的苦難……感謝上帝吧，他給我們各種職業如同給我們各種玩具，他給我們各種意義如同給我們各種遊戲，藉此我們即可擺脫那種最殘酷的刑罰了。

　　這樣來看，一切職業、事業都是平等的。一切職業、事業，都是人們擺脫時間空洞的方法，都是娛樂自己的玩具，都是互為依存的遊戲夥伴，所以都是平等的，本不該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不是為了我們這種動物所獨具的精神娛樂的需要，其實一切職業、事業都不必，度命本來十分簡單，──一匹狼或一條蟲那樣簡單，單靠了本能就已足夠，反正在終於要結束這一點上我們跟牠們沒什麼兩樣。所以我想，一切所謂精英、豪傑、大師、偉人都不該再昧了良心一邊為自己貼金一邊期待著別人的報答，不管是你們為別人做了什麼貢獻，都同時是別人為你們提供了快樂（助人為樂，不是麼？）最好別忘了這個邏輯，不然便有大則欺世小則賣乖之嫌疑。──當然當然，這也不全是壞，正如醜烘托了美，居功自傲者又為虛懷若谷的人提供了快樂的機緣。

　　【二、平等，上帝有意賣一個破綻給我們猜？】

　　「一切職業、事業都是平等的」，這恐怕只是一個願望，永遠都只是一個願望。事實上，無論是從酬勞還是從聲譽的角度看，世間的職業、事業是不平等的，從來也沒有平等過，誰也沒有辦法命令它們平等。

　　要是我們真正理解了上帝的慈悲，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這一事實。上帝無比的慈悲，正在於他給了我們無窮無盡的矛盾和困阻，這就意味了差別的不可抹殺。如果沒有平凡的事業、非凡的事業和更為偉大的事業之區分，就如同一齣情節沒有發展的戲劇，就等於是抽去兩極使人類的路線收縮成一個無限小的點，我們娛樂的機緣很快就會趨於零了。這便如何是好呢？因為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如同一種沒有方向的遊戲，就等於是抽去一極而使另一極也不能存在，結果還是一樣，我們娛樂的機緣仍會很快消失。我們得想個法子，必須得有個辦法既能夠保住差別又可以挽救平等。於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戲劇就不得不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色彩了，寫實的技巧就不得不結合浪漫的手法了，善不僅是真，善還得是美，於是我們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如何如何我們的精神就一樣都是偉大的」。這法子好，真的好，一曲理想的歌唱便在一個務實的舞台上迴響了，就像繁殖的節奏中忽然昇華出愛情的旋律。此一舉巧奪天工，簡直是彌補了上帝的疏漏。不過，也不是上帝有意賣一個破綻期待我們去猜透：在現實的舞台上不能消滅角色的差別，但在理想的神壇上必須樹立起人的平等。

　　跟著，麻煩的問題來了：人的平等，是說任何人應該是平等的嗎？那，我們能夠容忍──譬如說，「四人幫」和焦裕祿是平等的──這樣的觀點嗎？絕對不能！好吧，把問題提得小一點：難道小偷可以與警察劃等號嗎？當然不能。為什麼不能？因為人間這一現實的戲劇要演下去，總得有一個美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愛的方向，使人能夠期待幸福而不是苦難，乃是這齣戲劇的魅力所在（且不去管它真否能夠抵達極樂世界），此魅力倘若消散，不僅觀眾要退席連演員也要逃跑了。所以，必須使劇情朝著那個魅力所繫的方向發展，把一個個細節朝那個方向鋪墊，於是在沿途就留下價值的刻度，警察和小偷便有善惡之分，焦裕祿與「四人幫」便有美醜之別。但是，沒有兇殘、卑下、愚昧，難道可以有勇敢、高尚和英明麼？沒有假惡醜，難道可以有真善美麼？總而言之，沒有萬千歧途怎麼會有人間正道呢？「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這是一種常常給我們啟迪的思想。但是，世上本沒有路，是不是抬腿一走便是一條正道呢？當真如此，人生真是一件又簡單又乏味的事了。很可能世上本來有很多路，有人掉進泥潭便使我們發現一條不能再走的路，有人墜落深淵便又使我們發現一條不能再走的路，步入歧途者一多我們的危險就少，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於泥潭和深淵之側就容易尋找正道了。這樣看來，證明歧途和尋找正道即便不可等同，至少是一樣地重要了。這樣一想，我彷彿看見：警察押解著小偷，季米特洛夫怒斥著希特勒（儘管他們不是同時代的人），凡人、偉人、罪人共同為我們走出了一條崎嶇但是通向光明的路，共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稱因而分明的價值坐標，共同為這齣人間戲劇貢獻了魅力。

　　我想，希特勒當然也曾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任何小偷，都沒有理由說他生來就配作一個被押解的角色吧？相信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者，想必更能同意這種理解。這齣人間戲劇啊，要說上帝的腳本策劃得很周密，這我信。但要說上帝很公正，我卻懷疑。不管是在舞台的小世界，還是在世界的大舞台，沒有矛盾沒有衝突便沒有戲劇，沒有壞蛋們的難受之時便沒有好人們的開心之日，這很好。但是誰應該作壞蛋？誰應該作醜角？憑什麼？根據什麼究竟根據什麼？偶然。我們只說能這純粹是偶然的挑選，跟中彩差不多。但是生活的戲劇中必然地有著善與惡，對與錯，也必然地需要著這樣的差別和衝突，於是這個偶然的中選者就必然地要在我們之中產生，碰上誰誰就自認倒霉吧。那麼這些倒霉的中選者自己受著懲罰和唾罵而使別人找到了快樂和光榮，不也有點捨己為人的意思嗎？當然他們並無此初衷。當然也不能僅憑效果就給他們獎勵。對極了，為了人類美好方向的需要，為了現世戲劇的魅力之需要，我們不僅不能給他們獎勵而且必須要給他們恰當的懲罰。殺一儆百有時也是必要的，否則如何標明那是一條罪惡的歧途呢？但是，在俗界的法場上把他們處決的同時，也應當設一個神壇為他們舉行祭祀。當正義的勝利給我們帶來光榮和喜悅，我們有必要以全人類的名義，對這些最不幸的罪人表示真心的同情（有理由認為，他們比那些為了真理而捐軀的人更不幸），給這些以死為我們標明了歧途的人以痛心的紀念（儘管他們是無意的）。我們會想起他們天真的童年，想起他們本來無邪的靈魂，想起如果不是他們被選中就得是我們之中的誰被選中，如果他們沒被選中他們也會站在我們中間。我們虔誠地為他們祈禱為他們超度吧，希望他們來世交好運（如果有來世的話），恰恰被選去作那可敬可愛的角色。我聽說過有這樣的人，他們向二次大戰中犧牲的英雄默哀，他們也向那場戰爭中戰死的罪人默哀。這件事永遠令我感動。這才真正是懂得了歷史，真正懷有博大的愛心和深重的悲憫。這樣人類就再一次彌補了上帝的疏漏（如果不是上帝有意賣一個破綻留給我們去參悟的話），使人人平等的理想更加光芒四射。

　　在人間的舞台上，英雄、凡人、罪人是不能平等的。那，現在我們以人人平等為由所祭祀的，是不是抽象的人呢？因而是不是一種譁眾取寵的虛偽；抽象的人不一定要真，正如理想，美就行，抽象的人是人類為自己描繪的方向。那麼，這種不現實的人人平等又有什麼用呢，不是吃飽了撐的瞎扯淡嗎？一點都不瞎扯淡，理想從來就不與現實等同，但理想一向都是有用的（順便說一句，吃飽了，於豬是理想的完成，於人則僅僅是理想的開端）。唯當在理想的神壇上樹立起人的平等，才可望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實（沒理由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單送給某一個階級，因為這是屬於全人類的智慧和財富。倘若有人賣假藥，顯然不能因而就把良藥也消滅）。沒有一個人人平等的神壇，難免就會有一個「君君臣臣」的俗界。不是麼？幾千年的「君權神授」，弄來弄去跑不了是「刑不上大夫」的根由。

　　【三、墓地──歷史的祭祀，萬靈萬物和解的象徵。】

　　要是您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去看戲。戲散了您先別走，我告訴您一個最迷人的去處：後台。我們，我和您，我們設想自己還原成兩個孩子，兩個給根棒槌就紉針（認真）的孩子，溜進後台。兩個孩子想向孫悟空表達一片敬意，想勸唐僧今後遇事別那麼剛愎自用，想安慰一下牛郎和織女，再瞅機會朝王母娘娘臉上啐口唾沫。可是，兩個孩子忽然發現卸了裝的他們原來是同事，一個個「好人」卸了裝還是好人，一個個「壞蛋」卸了裝也是好人，一個個「神仙」和「凡人」到了後台原來都是一樣，他們打打鬧鬧互相開著玩笑，他們平平等等一同切磋技藝，「孫悟空」問「豬八戒」和「白骨精」打算到哪兒去度蜜月？於是「唐僧」和「王母娘娘」都抱怨市場上買不到像樣的禮品。這時候兩個孩子除了驚訝，勢必會有一些說不清的感動一直留到未來的一生中去。

　　孩子長大了，有一天他走到一片墓地，在先人的墳墓前培一捧土、置一束花，默立良久。他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您。那是某一年的清明。每年的清明都是一樣。墓地上無聲地傳頌著先人的消息，傳頌著無比悠遠、遼闊和紛繁的歷史。往日的喧囂都已沉寂；往日的悲歡都已平息；往日的功過榮辱，都是歷史走到今天的腳步；往日千差萬別的地位，被人類艱苦卓絕的旅程襯比得微不足道；曾經恩恩怨怨的那些靈魂，如今都退離了前台，退出了塵世的角色，「萬法歸一」，如同謝幕一般在幽冥中合唱一曲祭歌，祭祀著人類一致的渴盼與悲壯，因而平等。這時候我，或者您，又闖到世界大舞台的後台去了，這才弄明白，我們曾在舞台小世界的後台所得的那份感動都是什麼。

　　這時我才懂得，人類為什麼要有墓地。此前我總是蔑視墓地。以為無用，以為是愚昧的浪費。現在我懂了，那正是歷史的祭壇，是象徵人類平等的形式。

　　但是前台常常不免讓人灰心，我發現那墓地的輝煌與簡陋竟也與死者生前的地位成正比。譬如說：為什麼偉人死後要塑一尊像要建一座殿堂，而凡人死了只留下一把灰和一捧土呢？難道現世的等級還要延展到虛冥中去分化人類的信念麼？難道人不是平等的，連在祈望中都不能得到一個平等的象徵麼？無論再怎麼解釋都難有說服力，從不見有一座（哪怕是一座！）凡人紀念堂這一事實，到底是令人悲哀的。我的朋友力雄曾寫過一篇文章，他設想建一座凡人紀念堂（不僅僅是骨灰堂），每一個凡人都有資格在那兒佔一塊小小的空間，小到夠放置幾頁紙或一個小本子就行了。每個人都可以在那兒記錄下他們平凡的一生及其感受，以使後人知道歷史原來都是什麼，以償人類平等的願。

　　這設想讓我感動不已。我對力雄說，我也有一個不錯的想法，很久了。我想，我死的時候穿的什麼就是什麼，不要特意弄一身裝裹。然後找一塊最為貧瘠的土地。挖一個以我的肩寬為直徑的深坑，把我垂直著埋進去，在那上面種一棵合歡樹。我喜歡合歡樹。我想這是個好辦法。人死了，燒了，未免太無作為，不如讓他去滋養一棵樹，給正在灰暗下去的地球增添綠色。我想為什麼不能人人如此呢？沙漠的擴展、河流的暴虐無常、惡劣氣候的頻繁，正給人類的生存帶來威脅，而這，都是因為地球上的森林正在與日俱減。要是每個人死了都意味著在荒貧的裸土上長成一棵樹，中國有十一億人。世界有五十億人，一百年後中國便多出十億棵樹，世界便多出五十幾億棵樹，那會是一片片多麼大的森林！那時候土地會變得肥沃，河流會變得馴順而且慷慨，氣候會更懂秩序，一年四季風調雨順。當然不是都種合歡樹，誰喜歡什麼樹就種什麼樹，樹都是平等的。後人像愛護先人的墳墓那樣愛護著這些樹，每逢祭日，培土還是培土，釀酒改為澆灌，獻花改為剪枝，死亡不單意味著悲痛，更不意味著浪費，而是意味著建設，意味著對一片樂土的祈禱和展望。森林逐日地大起來，所有可愛的動物和美麗的植物都繁榮昌盛。那樣，墓地不僅是人類歷史的祭壇，不僅是人類平等的象徵，還是萬靈萬物的聖殿，還是人與自然和解的象徵與實證。力雄說我這個想法也很好，就讓他那個凡人的紀念堂坐落在這樣的森林中間，或者就讓凡人紀念堂的周圍長起這樣的大森林來。

　　我想，為了記住這一棵樹下埋的是誰，也可以做一面小小的銅牌掛在樹上，寫下死者的名字。比如說我，那銅牌上不要寫史鐵生之墓，寫：史鐵生之樹。或者把樹的名字也寫上：史鐵生之合歡樹。

　　　　　　一九九二年

「嘎巴兒死」和「雜種」

　　「他媽的」算得國罵，標題上的這兩句至少算得京罵，流行於北京一帶的千罵萬罵當中，這兩罵可謂悠久。

　　「嘎巴兒死」是指向人的終點，是詛咒某人的結束簡單而快捷，未及掙扎且不隆重，像一隻堅果的破裂或一盞電燈的關閉，「嘎巴兒」一聲即告完成。我先後在醫院裡住過兩年，見過很多種拖拖拉拉的死法，氣管切開、靜脈切開、鼻飼、導便……弄到體無完膚尊嚴掃地還是一死；頗似蹩腳的劇作，不知戛然而止之妙，偏喜好狗尾續貂。我當然不反對醫病救命，而是總想不通：為什麼「嘎巴兒死」不是祝福倒是詛咒？有一次我的隔壁住進一位危重病人，醫生護士晝夜搶救，各種儀器「嘀嘀噠噠唧唧咕咕」響了好多天。得便我問護士，他怎樣？護士說毫無希望，他差不多是一棵樹了。我問：「還要多久？」護士說：「十年八年也說不定，憑現在的醫學技術，植物人可以活很久。」同病房的一個老人嘆道：「這可真是何苦，倒不如嘎巴兒死了吧。」這是我第一次聽見有人為「嘎巴兒死」翻案，那老人的嘆聲中明顯帶出祝福的意味。這讓我茅塞頓開。何以大批的詛咒總是指向死呢？死是一件必來的事，公平到每個人都無望逃脫，那麼「嘎巴兒死」是最少折磨、最少損耗（包括最少麻煩別人）的一種，在諸多的死途裡它是最多善意的，加方它的可遇不可求，它便是一份造化，因而理當是一種祝福。死既必來，咒死就真是多餘。真正的詛咒應該指向生，比如「活受罪」比如「萬壽無疆」。「活受罪」尚可有死來拯救，「萬壽無疆」呢，則簡直回頭無岸。活上萬年，不消說必是親人早去故友無存了（難怪「萬歲爺」總是稱孤道寡），更何況這孤苦綿綿無絕期！所以我想，人們是把「嘎巴兒死」和「萬壽無疆」的位置弄顛倒了；前者當是善意的祝福，後者才為惡毒的詛咒。

　　再說「雜種」。這一回是指向人的起點，是譏笑某人被創造時就疏忽了純粹，骨血裡和形象上既不肖祖宗，心性就更難免被異族外種所污染。大漢族一向自珍自傲，萬事都講究正宗，講究國粹，何況乎種，因而視「雜種」為大逆大辱。但是純種何在呢？查「辭海」，「漢辭」一條釋曰：「中國的主體民族，由古代華夏族和其他民族長期逐漸混血而成。」「混血」乃「雜種」之尊謂罷了，這樣看，「漢族」原本就都是「雜種」。再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其中竟云：「現代人是史前期以來種族間不斷雜交的結果。」這回乾脆而且平等──現在活著的人全是「雜種」。用不著尷尬，這樣一來倒好了，「雜種」二字先難成罵；彼此彼此，何罵之有？然後平心細想，這兩字不僅非罵，倒像恭維。雜交優勢早為遺傳學所證實，所以從生理上著想，「雜種」必是更強健、更堅韌、更聰明、更美麗，真個是何樂不為？而涉及到科學、文化、宗教信仰，就更見出「雜種」的偉大。禪是不是？馬列主義是不是？可以說出很多，甚至很可能說到底會發現純粹早已絕跡，有能力不被淘汰的東西都難免是「雜種」；而且哪一路「雜種」倘若滿足不圖再雜，就差不多是自尋淘汰。前幾天我應約寫了一篇短文，其中有這麼一段話：「散文與小說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了。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護散文的貞操，也用不著捍衛小說的領土完整，因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的被侵犯之後，美麗而強健的雜種就要誕生了。這雜種勢必要勝過它的父母。」純而又純乃是滅亡的先兆，謂之「純種」乃竊盼其衰微以至僵死。「雜種」倒是一份恭維，謂之「雜種」乃讚美其壯麗而且昌隆。

　　現在如果不能，將來我想也許──「雜種」可作為見面時的問候（以替代「您吃了嗎」），「嘎巴兒死」可作為臨別時的祝願，罵人時用「萬壽無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四日

給盲童朋友

　　各位盲童朋友，我們是朋友。我也是個殘疾人，我的腿從二十一歲那年開始不能走路了，到現在，我坐著輪椅又已經度過了２１年。殘疾送給我們的困苦和磨難，我們都心裡有數，所以不必說了。以後，毫無疑問，殘疾還會一如既往地送給我們困苦和磨難，對此我們得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我想，一切外在的艱難和阻礙都不算可怕，只要我們的心理是健康的。

　　譬如說，我們是朋友，但並不因為我們都是殘疾人我們才是朋友，所有的健全人其實都是我們的朋友，一切人都應該是朋友。殘疾是什麼呢？殘疾無非是一種局限。你們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卻不能走。那麼健全人呢，他們想飛但不能飛──這是一個比喻，就是說健全人也有局限，這些局限也送給他們困苦和磨難。很難說，健全人就一定比我們活得容易，因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來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來一樣。痛苦和幸福都沒有一個客觀標準，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因此，誰能夠保持不屈的勇氣，誰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一個不斷超越自身局限的過程，這就是命運，任何人都是一樣，在這過程中我們遭遇痛苦、超越局限、從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們毫不特殊。

　　我們殘疾人最渴望的是與健全人平等。那怎麼辦呢？我想，平等不是可以吃或可以穿的身外之物，它是一種品質，或者一種境界，你有了你就不用別人送給你，你沒有，別人也無法送給你。怎麼才能有呢？只要消滅了「特殊」，平等自然而然就會來了。就是說，我們不因為身有殘疾而有任何特殊感。我們除了比別人少兩條腿或少一雙眼睛之外，除了比別人多一輛輪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別人少什麼和多什麼，再沒有什麼特殊於別人的地方，我們不因為殘疾就忍受歧視，也不因為殘疾去摘取殊榮。如果我們幹得好別人稱讚我們，那僅僅是因為我們幹得好，而不是因為我們事先已經有了被稱讚的優勢。我們靠貨真價實的工作贏得光榮。當然，我們也不能沒有別人的幫助，自尊不意味著拒絕別人的好意。只想幫助別人而一概拒絕別人的幫助，那不是強者，那其實是一種心理的殘疾，因為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人不需要別人的幫助。

　　我們既不能忘記殘疾朋友，又應該努力走出殘疾人的小圈子，懷著博大的愛心，自由自在地走進全世界，這是克服殘疾、超越局限的最要緊的一步。

　　　　　一九九三年

沒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並且忘記了是在哪兒，在我開始夢想寫小說的時候我就聽見有人說過：「作家應該經常到生活中去。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沒有生活是寫不出好作品的。」那時我年少幼稚不大聽得懂這句話，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嗎？「沒有生活」是不是說沒有出生或者已經謝世？那樣的話當然是沒法兒寫作，可這還用說麼？然而很多年過去了，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話我還是不大聽得懂，到底什麼叫「沒有生活」？「沒有生活」到底是指什麼？

　　也許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沒有生活」？如果是這樣，如果生活已經劃分成兩類，那麼當不當得成作家和寫不寫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樣全憑運氣了麼？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屬於「沒有生活」的一類，那你就死了寫作這條心吧。不是麼？總歸得有人生活在「沒有生活」之中呀？否則怎樣證實那條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為了挽救那條金科玉律不至與宿命論等同，必得為生活在「沒有生活」中而又想從事寫作的人找個出路。（生活在「沒有生活」中的人想寫作，這已經滑稽，本身已構成對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顧不得了。）唯一的辦法是指引他們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後只要到了那地方，當作家就比較地容易了，就像運輸總歸比勘探容易一樣，到了那兒把煤把礦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車地運回來就行了。但關鍵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兒？就是說在作家和作品產生之前，必要先判斷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採掘隊或運輸隊進軍之前，必要有勘探隊的指引。真正的麻煩來了：由誰來判斷它的方位？由作家嗎？顯然不合邏輯──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確認之前，哪兒來的作家？那麼，由非作家？卻又缺乏說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現之前，根據什麼來判斷「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這時候胡說白道極易盛行，公說在東，婆說在西，小叔子說在南，大姑子說在北，可叫兒媳婦聽誰的？要是沒有一條經過驗證的根據，那豈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尋找所謂「有生活」麼？豈不就等於說，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沒有生活」麼？但這是那條金科玉律萬難忍受的屈辱。光景看來挺絕望。萬般無奈也許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讓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經劃分「有生活」和「沒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產生吧，暫時忍受一下生活等於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現之後就好辦了就有理由劃分「有生活」和「沒有生活」的區域。可這豈止是危險這是覆巢之禍啊！這一步退讓必使以後的作家找到不甘就範的理由，跟著非導致那條金科玉律的全線崩潰而不可──此中邏輯毫不艱澀。

　　也許是我理解錯了，那條金科玉律不過是想說：麻木地終日無所用心地活著，雖然活過了但不能說其生活過了，雖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說是「有生活」。倘若這樣我以為就不如把話說得更明確一點：無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謂「沒有生活」。真若是這個意思我就終於聽懂。真若是這樣我們就不必為了寫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沒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當作家就不是一種僥倖、不是一份特權、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煩別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並不是專指獵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含著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著好作品。任何時間和地點。都可能出現好作家。但願我這理解是對的否則我就仍然不能聽懂那條金科玉律，不能聽懂這為什麼不是一句廢話。

　　　　　　一九九三年

隨筆三則

　　【一．女人】

　　我在讀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時，曾寫下過一段感想：

　　尤其今天，要經常聽聽女人的聲音，因為，這個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顛三倒四不知所歸了。

　　我從小到大總相信真理在女人一邊。不是以為，是相信。這信心，可能是因為母親，也可能是因為愛情。無論因為母親還是因為愛情，終歸都是因為藝術。女人的心緒、情懷、和魂牽夢縈的眺望，本身就是藝術之所在。比如，一個孩子落生時，一個疲憊的男人回家時，這時候，藝術的來路和歸途尤其見得清楚。

　　我想，這不是以男人為坐標來看藝術，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類忽然墜入迷茫的圖景中發現了藝術。

　　因而與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說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對自然和家園的淡忘。我有時想起賈寶玉，很贊成他的悲哀，即對女人也會男性化的悲哀，其實呢，那是實際功利驅逐了美麗夢想時的悲哀，是呆板的規則泯滅癡心狂想時的悲哀。

　　【二．強人】

　　常常聽人說起「女強人」，而且語氣中透露著貶斥。「女人」原是個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會這樣認為），何以中間加一個強字竟變得不受歡迎呢？難道纖柔的女人更強健些不好麼？脆弱的女人更堅強些不好麼？慈愛的女人們（或者女人們的慈愛）更強大些不好麼？以及女人們的癡情更強烈些難道有什麼不好麼？

　　說真話，我也不喜歡「女強人」，甚至這三個字的形象和發音也讓我感到冰冷與失望。

　　因而我想，那個「強」字絕不是指示著強健、堅強。強大或者強烈。而是暗示著「強」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強迫、強暴、強行、強制、強詞奪理、強加於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強人」，強人者，強盜也，「只聽一聲唿哨，林中跳出一夥強人擋住去路」。不過，強盜的行徑並非只限於奪人財物和性命，奪人自由、奪人意志、奪權奪利奪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這類的「奪」大多不加一聲唿哨，進行得隱蔽，理所當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為這類的「奪」常扮一副「給」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辦代替，比如以一個大腦的辛勞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實則奪人自由和意志。識別「給」與「奪」的辦法，是看有沒有一個「強」字在裡頭，強給和強奪其實毫無二致。但是被強奪者可以去官府鳴冤，被強給者卻有苦難言。但有苦難言之後，便有「女強人」一詞被創造出來，稍洩被奪之憤。

　　那麼，為何只有「女強人」一詞，卻沒有「男強人」之說呢？男人們萬萬不可竊喜，這決不意味著表彰，這實在是絕大的恥辱。言外之意大約是說：男人嘛還用說麼──都是強人！或者更甚：男人竟與強人同意，這「強」唯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別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這實在說明了一向佔統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樣一種圖景，它是以強治物以強治世以強治人說到底是一個以強凌弱的強權文化。

　　所以賈寶玉的希望寄託在女人身上。所以賈寶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為「強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　綠色　和平】

　　女人的形神，讓人想到水，想到綠色，想到和平。

　　水、綠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獨一無二的美麗與輝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們腳下在我們眼前和四周，水、綠色、和平正日益變得珍稀。而仇恨、戰爭卻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藉助科學的成功正越發地狂妄著。

　　科學的成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東西：舒適、方便、富足、長壽……但同時也給了我們至少兩件壞東西：不可遏制的享樂欲，和為此不可阻擋地掠奪自然。我不是聖徒，我很可能倒是個享樂主義者，人何必苦著自己呢？但是我在享樂中常常也想：人類的享樂可該有個止境麼？如果沒有，這地球是難免有一天被人類掠奪個乾淨的，剩一片沙漠埋無數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長的失控比喻為地球的癌症，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當。癌症，就是一個本來和諧的生理結構中，忽然有一種細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殺死了別人也迎來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為，癌症，是上帝給全人類（並不是僅僅給比如吸煙者）的一種警告。

　　癌症未了，又來了愛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對人口增長失控的一種警告，愛滋病就很像是對享樂主義的一種警告了。（順便說一句，我以為「愛滋」二字肯定用錯了，那病絕非因愛滋生，而恰是因無愛的享樂所致，濫交和吸毒難道是愛麼？）把無止境的享樂比喻為地球的愛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當。愛滋病是在貪婪的享樂中破壞了人體的自身免疫系統，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復能力而致死。同樣，因為人類無節制的享樂，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劇減少，生態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類瘋狂的開發（曠日持久的一場對自然的戰爭）中無可挽回地毀壞著，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復能力的喪失而越病越重了。我這樣想：水、綠色、生態平衡，也許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統吧。

　　我們應該聽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個在戰場上勝利的或失敗的男人那樣想一想我們都幹了什麼。就像一個從市場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樣，想一想，我們是不是帶回來錢財就夠了？我們聽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會告訴我們：我們不光需要物質財富，我們還需要愛情，需要美的夢想和家園，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壯的綠色，需要和平需要人與人的和平需要人與萬物的和平……因而我們不光需要科學我們還需要藝術，我們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來路和眺望歸途。這是女人傳達給我們的上帝的啟示。因為女人的心緒、情懷和魂牽夢縈的眺望，本身就是藝術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愛情問題

　　【一】

　　有人說，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貝多芬的樂曲在奏響在迴盪，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話，他們會把這聲音認作地球的標誌（就像土星有一道美麗的環），據此來辨認我們居於其上的這顆星星。這是個浪漫的想像。何妨再浪漫些呢？若真有外星人，外星人爺爺必定會告訴外星人孫子，這聲音不過是近二百年來才出現的，而比這聲音古老得多的聲音是「愛情」。愛情，幾千年來人類以各種發音說著、唱著、讚美著和嚮往著它，纏綿激盪片刻不息。因此，外星人爺爺必定會糾正外星人孫子：愛情──這聲音，才是銀河系中那顆美麗星星的標誌呢。

　　【二】

　　但，愛情是什麼？愛情，都是什麼呢？

　　大約不會有人反對：美滿的愛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註：本文中的「性」意指性吸引、性行為、性快樂），而美滿的性當然要以愛情為前提。因為世上還有一種叫作「友愛」的情感，以及一種叫作「嫖娼」和一種叫作「施暴」的行為。因而大約也就不會有人反對；愛情不等於性，性也不能代替愛情。如同紅燈區裡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愛人。

　　這差不多能算一種常識。

　　問題是：那個不等同於性的愛情是什麼？那個性所不能代替的愛情，是什麼？包含性並且大於性的那個愛情，到底是怎麼一種事？

　　【三】

　　也許愛情，就是友愛加性吸引？

　　就算這機械的加法並不可笑，但是，為什麼你的異性朋友不止十個，而愛人卻只有一個（或同時只有一個）呢？因為只有一個對你產生性吸引？是嗎？

　　也許有人是。可我不是。我不是而且我相信，像我這樣不止從一個異性那兒感受到吸引的人很多，像我這樣不止被一個美麗女人驚呆了眼睛和驚動了心的男人很多，像我這樣公開或暗自讚美過兩個以上美妙異性的人肯定佔著人類的多數。

　　證明其實簡單：你還沒有看見你的愛人之時你早已看見了異性的美妙，你被異性驚擾和吸引之後你才開始去尋找愛人。你在尋找一個事先並不確定的異性作你的愛人，這說明你在選擇。你在選擇，這說明對你有性吸引力的異性並不只有一個。那麼，選擇的根據是什麼？若僅僅是性，便沒有什麼愛情發生，因而那是動物界司空見慣的事件與本文無關。你的根據當然是愛情。

　　但是愛情是什麼眼下還不知道。

　　現在只知道了一件事：性吸引從來不是一對一的，從來是多向的，否則物種便要在無競爭中衰亡。

　　【四】

　　我讀過一篇小說，寫一對戀人（或夫妻）出門去，走在街上、走進商店、坐上公共汽車和坐進餐廳裡，女人發現男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另外的女人（一些漂亮或性感的女人），於是她從掃興到憤怒終至離開了那男人。這篇小說明顯是嘲諷那個男人，相信他不懂得愛情和不忠於愛情。

　　但該小說作者的這一判斷只有一半的可能是對的，只有一半的可能是，那個男人尚未走出一般動物的行列。另外一半的可能是那個女人不懂愛情。首先她沒弄清性與愛的分別，性是多指向的，而性的多指向未必不可以與愛的專一共存。其次她把自己僅僅放在了性的位置上，因為只有在這個位置上她與另外那些女人才是可比的。第三，那男人沒有因為眾多的性吸引而離開她，她可想過這是為什麼嗎？她顯然沒想過，因為倒是她僅僅為了性妒忌而離開了她的戀人或丈夫。

　　戀人們或夫妻們，應該承認性吸引的多向性，應該互相允許（公開或暗自）讚賞其他異性之魅力。但是！但是戀人們或夫妻們，可以承認和允許多向的性行為麼？不，當然不，至少我不，至少當今絕對多數的人都──不！這，是為什麼？這是一個最嚴重也最有價值的問題。

　　【五】

　　毫無疑問，是因為愛情，因為必須維護愛情的神聖與純潔，因為專一的愛情才受到讚揚。但是，這就有點奇怪，這就必然引出兩個不能含混過去的問題：一是，愛情既然是一種美好的情感，為什麼要專一？為什麼只能對一個人？為什麼必須如此吝嗇？為什麼這吝嗇或自私倒要受到讚揚，和被譽為神聖與純潔？

　　二是，性吸引既然是多向的，為什麼性行為不應該也是多向的？為什麼性行為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愛情（神聖與純潔）的名義來限制？為什麼對性的態度，竟是對愛情忠貞與否的（一個很重要的）證明？為什麼多向的性吸引可與愛情共存，而多向的性行為便被視為對愛情的不忠？

　　【六】

　　先說第二個問題。

　　這不忠的觀念，可能是源於早先的把愛情與婚姻、家庭混為一談，源於婚姻、家庭所關涉的財產繼承。所以這不忠，曾經主要是一個經濟問題，現在則不過是舊觀念的遺留問題。這不無道理。但，這麼簡單麼？那麼在今天，愛情已不等同於婚姻、家庭，已常常與經濟無涉，這不忠的觀念是否就沒有了基礎就很快可以消逝了呢？或者這不忠的觀念，僅僅是出於動物式的性爭奪，在寬厚豁達和更為進步的人那兒已不存在？

　　我知道一位現代女性，她說只要她的丈夫是愛她的，她丈夫的性對象完全可以不限於她，她說她能理解，她說她自己並不喜歡這樣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說：「只要他愛我，只要他仍然是愛我的，只要他對別人不是愛，他只愛我。」可是，當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對象而且這樣的事情慢慢多起來時，這位現代女性還是陷入了痛苦。

　　不，她並不推翻原來的諾言，她的痛苦不是因為舊觀念的遺留，更不是性忌妒，而是一個始料未及的問題：「可我怎麼能知道，他還是愛我的？」她說，雖然他對她一如既往，但是她忽然不知道為什麼他還是愛她的。她不知道在他眼裡和心中，她與另外那些女人有什麼不同。她不知道為什麼她不是與另外那些女人一樣，也僅僅是他的一個性對象？她問：「什麼能證明愛情？」一如既往的關心、體貼、愛護、幫助……這些就是愛情的證明麼？可這是母愛、父愛、友愛、兄弟姐妹之愛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愛情，需要證明，需要在諸多種愛的情感中獨樹一幟表明那不是別的那正是愛情！

　　什麼，能證明愛情？

　　【七】

　　曾有某出版社的編輯，約我就愛情之題寫一句話。我想了很久，寫了：沒有什麼能夠證明愛情，愛情是孤獨的證明。

　　這句話很可能引出誤解，以為就像一首舊民謠中所表達的願望，愛情只是為了排遣寂寞。（那首舊民謠這樣說：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著喊著要媳婦兒。要媳婦兒幹嘛呀？點燈說話兒，吹燈就伴兒，早上起來梳小辮兒。）不，孤獨並不是寂寞。無所事事你會感到寂寞，那麼日理萬機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獨。孤獨也不是孤單。門可羅雀你會感到孤單，那麼門庭若市怎樣呢？你不再孤單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獨。孤獨更不是空虛和百無聊賴。孤獨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得要流溢出來要衝湧出去，便渴望有人呼應他、收留他、理解他。孤獨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生理問題，孤獨是心靈問題，是心靈間的隔膜與歧視甚或心靈間的戰爭與戕害所致。那麼擺脫孤獨的途徑就顯然不能是日理萬機或門庭若市之類，必須是心靈間戕害的停止、戰爭的結束、屏障的拆除，是心靈間和平的到來。心靈間的呼喚與呼應、投奔與收留、坦露與理解，那便是心靈解放的號音，是和平的盛典是愛的狂歡。那才是孤獨的擺脫，是心靈享有自由的時刻。

　　但是這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讓我們記起人類社會是怎樣開始的吧。那是從亞當和夏娃偷吃了禁果於是知道了善惡之日開始的，是從他們各自用樹葉遮擋起生殖器官以示他們懂得了羞恥之時開始的。善惡觀（對與錯、好與壞、偉大與平庸與渺小等等），意味著價值和價值差別的出現。羞恥感（榮與辱，揚與貶，歌頌與指責與唾罵等等），則宣告了心靈間戰爭的釀成，這便是人類社會的獨有標記，這便是原罪吧，從那時起，每個人的心靈都要走進千萬種價值的審視、評判、褒貶、乃至誤解中去（槍林彈雨一般），每個人便都不得不遮擋起肉體和靈魂的羞處，於是走進隔膜與防範，走進了孤獨。但從那時起所有的人就都生出了一個渴望：走出孤獨，回歸樂園。

　　那樂園就是，愛情。

　　【八】

　　尋找愛情，所以不僅僅是尋找性對象，而根本是尋找樂園，尋找心靈的自由之地。這樣看來，愛情是可以證明的了。自由可以證明愛情。自由或不自由，將證明那是愛情或者不是愛情。

　　自由的降臨要有一種語言來宣告。文字已經不夠，聲音已經不夠，自由的語言是自由本身。解鈴還需繫鈴人。孤獨是從遮掩開始的，自由就要從放棄遮掩開始。孤獨是從防禦開始的，自由就要從拆除防禦開始。孤獨是從羞恥開始的，自由就要從廢除羞恥開始。孤獨是從衣服開始，從規矩開始，從小心謹慎開始，從距離和秘密開始，那麼自由就要從脫去衣服開始，從破壞規矩開始，從放浪不羈開始，從消滅距離和洩露秘密開始……（我想，相視如仇一定是愛的結束，相敬如賓呢，則可能還不曾有愛。）

　　性行為是一種語言。在愛人們那兒，坦露肉體已不僅僅是生理行為的揭幕，更是心靈自由的象徵；熾烈地貼近已不單單是性慾的摧動，更是心靈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愛的儀式。愛的儀式不能是自娛，而必得是心靈間的呼喚與應答。愛的儀式，並不發生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愛的儀式是百年孤獨中的一炬自由之火。在充滿心靈戰爭的人間，唯這兒享有自由與和平。這兒施行與外界不同甚或相反的規則，這兒讚美赤身裸體，這兒尊敬神魂顛倒，這兒崇尚禮崩樂壞，這兒信奉敞開心扉。這就是愛的儀式。愛的表達。愛的宣告。愛的傾訴。愛之祈禱或愛之祭祀。

　　【九】

　　君王與嬪妃、嫖客與娼妓、愛人與愛人，其性行為之方式的相同點想必很多，那是由於身體的限制。但其性行為之方式的不同點肯定更多，因為，就便是相同的行動也都流溢著不同的表達，那是源自心靈的創造。

　　譬如哭，是憂傷還是矯情，一望可知。譬如笑，是歡欣還是敷衍，一望可知。譬如西門慶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其境界的大不同一讀可知。這很像是人們用著相同的文字，而說著不同的話語。相同的文字大家都認得，不同的話語甚至不能翻譯。

　　順便想到：什麼是淫蕩呢？在不贊成禁慾的人看來，並沒有淫蕩的肉身，只有淫蕩的心計。只要是愛的表達（譬如查泰萊夫人與其情人），一切禮崩樂壞的作為都是真理，並無淫蕩可言。而若有愛之外的指向（譬如西門慶），再規範再八股的行動也算流氓。

　　【十】

　　性是愛的儀式，愛情有多麼珍重，性行為就要多麼珍重。好比，總不能在婚禮上奏哀樂吧，總不能為了收取祭品就屢屢為親娘老子行葬禮吧。儀式，大約有著圖騰的意味，是要虔敬的。改變一種儀式，意味著改變一種信念，毀壞一種儀式就是放棄一種相應的信念。性行為，可以是愛的儀式，當然也可以是不愛的告白。

　　這就是為什麼，對性的態度，是對愛情忠貞與否的一個重要證明。這就是為什麼，性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愛情的名義。

　　愛情，不是自然事件，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節。愛情是社會事件，在亞當夏娃走出伊甸園之後發生，愛情是在相互隔膜的人群裡爆發的一種理想，並非一種生理的分泌。所以性不能代替愛情。所以愛情包含性又大於性。

　　【十一】

　　再說第一個問題：愛情既然是美好的感情，為什麼要專一為什麼不該多向呢？為什麼不該在三個以至一萬個人之間實現這種感情呢？好東西難道不應該擴大倒應該縮小到只是一對一？多向的愛情，正可與多向的性吸引相和諧，多向的性行為何以不能仍然是愛的儀式呢？那豈不是在更大的範圍裡擺脫孤獨麼？豈不是在更大的範圍裡敞開心扉，實現心靈的自由與和平麼？這難道不是更美好的局面？

　　不能說這不是一個美好的理想。這差不多與世界大同類似，而且不單是在物質享有上的大同。在我想來，這更具有理想的意味。至少，以抽象的邏輯而論，沒有誰能說出這樣的局面有什麼不美和不好。若有不美和不好，則必是就具體的不能而言。問題就在這兒，不是不該，而是不能。不是理想的不該，不是邏輯的不通，也不是心性的不欲，而是現實的不能。

　　為什麼不能？

　　非常奇妙：不能的原因，恰恰就是愛情的原因。簡而言之：孤獨創造了愛情，這孤獨的背景，恰恰又是多向愛情之不能的原因。倘萬眾相愛可如情侶，孤獨的背景就要消失，於是愛情的原因也將不在。

　　孤獨的背景即是我們生存的背景；這與悲觀和樂觀無涉，這是閉上眼睛也能感受到的事實，所以愛情應當珍重，愛情神聖。

　　倘有三人之戀，我看應當讚美，應當感動，應當頌揚。這與所謂第三者絕無相同，與群婚、濫交、納妾、封妃更是天壤之別。唯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別說四。

　　【十二】

　　我知道有一位性解放人士，他公開宣稱他愛著很多女人，不是友愛而是包含性且大於性的愛情，他的宣稱不是清談，他宣稱並且實踐。這實踐很可能值得欽佩。但不幸，此公還有一個信條：誠實。（這原不需特別指出，愛情嘛，沒有誠實還算什麼？）於是苦惱就來了，他發現他走進了一個二律背反的處境：要保住眾多愛情就保不住誠實，要保住誠實就保不住眾多愛情。因為在他眾多地誠實了之後，眾多的愛人都衝他嚷：要麼你別愛我，要麼你只愛我一個！於是他好辛苦：對Ａ 瞞著Ｂ ，對Ｂ 瞞著Ｃ ，對Ｃ 瞞著ＡＢ，對Ｂ瞞著ＡＣ……於是他好荒唐：本意是尋找自由與和平，結果卻得到了束縛和戰爭，本意要誠實結果卻欺瞞，本意要愛結果他好孤獨。他說他好孤獨，我想他已開始成人。他或者是從動物進化成人了，或者是從神仙下凡成人了，總之他看見了人的處境。這處境是：心與心的自由難得，肉與肉的自由易取。這可能是因為，心與心的差別遠遠大於肉與肉的差別，生理的人只分男女，心靈的人千差萬別。這處境中自由的出路在哪兒？我想無非兩路：放棄愛情，在欺瞞中去滿足多向的性慾，麻醉掉孤獨中的心靈，和，做愛情的信徒，知道他非常有限，因而祈禱因而虔敬，不惡其少惡其不存，唯其存在，心靈才注滿希望。

　　【十三】

　　不過真正的性解放人士，可能並不輕視愛，倒是輕視性。他們並不把性與愛聯繫在一起，不認為性有愛之儀式的意義，為什麼吃不是愛的告白呢？性也不必是。性就是性如同吃就是吃，都只是生理的需要與滿足，愛情嘛，是另一回事。這不失為一個聰明的主張。你可以有神聖的專注的愛情，同時也可以有隨意的廣泛的性行為，既然愛與性互不相等，何妨更明朗些，把二者徹底分割開來對待呢？真的，這不見得不是一個好主意，性不再有自身之外的意義，性就可以從愛情中解放出來，像吃飯一樣隨處可吃，不再引起其他糾葛了。但是，愛，還包含性麼？當然包含，愛人，為什麼不能也在一塊吃頓飯呢？愛情的重要是敞開心扉不是嗎，何須以敞開肉體作其宣佈？敞開肉體不過是性行為一項難免的程序，在哪兒吃飯不得先有個碗呢？所以我看，這主張不是輕視了愛，而是輕視了性，倘其能夠美滿就真是人類的一次偉大轉折。

　　但是這樣，恐怕性又要失去光彩，被輕視的東西必會變得乏味，唾手可得的東西只能使人舒適不能令人激動，這道理相當簡單，就像絕對的自由必會葬送自由的魅力。據說在性解放廣泛開展的地方，同時廣泛地出現著性冷漠，我信這是真的，這是必然。沒有了心靈的相互渴望，再加上肉體的沉默（沒有另外的表達），性行為肯定就像按時的服藥了。假定這不重要，但是愛呢？愛情失去了什麼沒有？

　　愛情失去了一種最恰當的語言。這語言隨處濫用，在愛的時候可還能表達什麼呢？還怎麼能表達這不同於吃飯和服藥的愛情呢？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了。愛情，必要有一種語言來表達，心靈靠它來認同，自由靠它來拓展，和平靠它來實現，沒有它怎麼行？而且它，必得是不同尋常的、為愛情所專用的。這樣的語言總是要有的，不是性就得是其他。不管具體是什麼，也一樣要受到限制，不可濫用，濫用的結果不是自由而是葬送自由。

　　既然這樣，作為愛的語言或者儀式，就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能夠優於性。因為，性行為的方式，天生酷似愛。其呼喚和應答，其渴求和允許，其拆除防禦和解除武裝，其放棄裝飾和坦露真實，其互相敞開與貼近，其相互依靠與收留，其隨心所欲及輕蔑規矩，其攜力創造並共同享有，其極樂中忘記你我霎那間彷彿沒有了差別，其一同赴死的感覺但又一起從死中回來，曾經分離但現在我們團聚，我們還要分離但我們還會重逢……這些形式都與愛同構。說到底，性之中原就埋著愛的種子，上帝把人分開成兩半，原是為了讓他們體會孤獨並崇尚愛情吧，上帝把性和愛聯繫起來，那是為了，給愛一種語言或一個儀式，給性一個引導或一種理想。上帝讓繁衍在這樣的過程裡面發生，不僅是為了讓一個物種能夠延續，更是為了讓宇宙間保存住一個美麗的理想和美麗的行動。

　　【十四】

　　可為什麼，性，常常被認為是羞恥的呢？我想了好久好久，現在才有點明白：禁忌是自由的背景，如同分離是團聚的前提。

　　這是一個永恆的悖論。

　　這是一切「有」的性質，否則是「無」。

　　我們無法談論「無」，我們以「有」來談論「無」。

　　我們無法談論「死」，我們以「生」來談論「死」。

　　我們無法談論「愛情」，我們以「孤獨」來談論「愛情」。

　　一個永恆的悖論，就是一個永恆的距離，一個永恆孤獨的現實。

　　永恆的距離，才能引導永恆的追尋。永恆孤獨的現實，才能承載永恆愛情的理想。所以在愛的路途上，永恆的不是孤獨也不是團聚，而是祈禱。

　　祈禱。

　　一切談論都不免可笑，包括企圖寫一篇以「愛情問題」為題的文章。某一個企圖寫這樣一篇文章的人，必會在其文章的結尾處發現：問題永遠比答案多。除非他承認：愛情的問題即是愛情的答案。

　　　　　　一九九四年

故鄉的胡同

　　北京很大，不敢說就是我的故鄉。我的故鄉很小，僅北京城之一角，方圓大約二里，東和北曾經是城牆現在是二環路。其餘的北京和其餘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圓，上百條胡同密如羅網，我在其中活到四十歲。編輯約我寫寫那些胡同，以為簡單，答應了，之後發現這豈非是要寫我的全部生命？辦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進那些胡同，看它們一條一條怎樣延伸怎樣連接，怎樣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樣曲曲彎彎地隱沒。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於其間，是它們構成了我。密如羅網，每一條胡同都是我的一段歷史、一種心緒。

　　四十年前，一個男孩艱難地越過一道大門檻，驚訝著四下張望，對我來說胡同就在那一刻誕生。很長很長的一條土路，兩側一座座院門排向東西，紅而且安靜的太陽懸掛西端。男孩看太陽，直看得眼前發黑，閉一會眼，然後頑固地再看太陽。因為我問過奶奶：「媽媽是不是就從那太陽裡回來？」

　　奶奶帶我走出那條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帶我去看病，走過一條又一條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風、被風吹淡的陽光、被風吹得斷續的鴿哨聲、那家醫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針，嚎啕之際，奶奶買一串糖葫蘆慰勞我，指著醫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樓說，她就是從那兒聽見我來了，我來的那天下著罕見的大雪。

　　是我不斷長大所以胡同不斷地漫展呢，還是胡同不斷地漫展所以我不斷長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親領我拐進一條更長更窄的胡同，把我送進一個大門，一眨眼母親不見了，我正要往門外跑時被一個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藹但是我哭著使勁掙脫她，屋裡跑出來一群孩子，笑鬧聲把我的哭喊淹沒。我頭一回離家在外，那一天很長，牆外磨刀人的喇叭聲尤其漫漫。這幼兒園就是那老太太辦的，都說她信教。

　　幾乎每條胡同都有廟。僧人在胡同裡靜靜地走，回到廟去沉沉地唱，那誦經聲總讓我看見夏夜的星光。睡夢中我還常常被一種清朗的鐘聲喚醒，以為是午後陽光落地的震響，多年以後我才找到它的來源。現在俄國使館的位置，曾是一座東正教堂，我把那鐘聲和它聯繫起來時，它已被推倒。那時，寺廟多也消失或改作他用。

　　我的第一個校園就是往日的寺廟，廟院裡松柏森森。那兒有個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種至今令我驚詫不解的能力，同學們都怕他，他說他第一跟誰好誰就會受寵若驚，說他最後跟誰好誰就會憂心忡忡，說他不跟誰好了誰就像被判離群的鳥兒。因為他，我學會了諂媚和防備，看見了孤獨。成年以後，我仍能處處見出他的影子。

　　十八歲去插隊，離開故鄉三年。回來雙腿殘廢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獨自搖了輪椅一條條再去走那些胡同。它們幾乎沒變，只是往日都到哪兒去了很費猜解。在一條胡同裡我碰見一群老太太，她們用油漆塗抹著美麗的圖畫，我說我能參加嗎？我便在那兒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資，我們整日塗抹說笑，對未來抱著過分的希望。

　　母親對未來的祈禱，可能比我對未來的希望還要多，她在我們住的院子裡種下一棵合歡樹。那時我開始寫作，開始戀愛，愛情使我的心魂從輪椅裡站起來。可是合歡樹長大了，母親卻永遠離開了我，幾年愛過我的那個姑娘也遠去他鄉，但那時她們已經把我培育得可以讓人放心了。然後我的妻子來了，我把珍貴的以往說給她聽，她說因此她也愛戀著我的這塊故土。

　　我單不知，像鳥兒那樣飛在不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羅網的胡同，會是怎樣的景象？飛在空中而且不驚動下面的人類，看一條條胡同的延伸、連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彎彎地隱沒，是否就可以看見了命運的構造？

　　　　　　一九九四年

神位　官位　心位

　　有好心人勸我去廟裡燒燒香，拜拜佛，許個願，說那樣的活佛就會救我，我的兩條業已作廢的腿就又可能用於走路了。

　　我說：「我不信。」

　　好心人說：「你怎麼還不信哪？」

　　我說：「我不相信佛也是這麼跟個貪官似的，你給他上供他就給你好處。」

　　好心人說：「哎喲，你還敢這麼說哪！」

　　我說：「有什麼不敢？佛總不能也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吧？」

　　好心人說：「哎喲哎喲，你呀，腿還想不想好哇？」

　　我說：「當然想。不過，要是佛太忙一時顧不上我，就等他有功夫再說吧，要是佛心也存邪念，至少咱們就別再犯一個拉佛下水的罪行。」

　　好心人苦笑，良久默然，必是驚訝著我的執迷不悟，痛惜著我的無可救藥吧。

　　◇　◇

　　我忽然心裡有點怕。也許佛真的神通廣大，只要他願意就可以讓我的腿好起來？老實說，因為這兩條枯枝一樣的廢腿，我確實丟失了很多很多我所嚮往的生活。夢想這兩條腿能好起來，夢想它們能完好如初，二十二年了，我以為這夢想已經淡薄或者已經不在，現在才知道這夢想永遠都不會完結，一經喚起也還是一如既往地強烈。唯一的改變是我能夠不露聲色了。不露聲色但心裡卻有點怕，或者有點慌：那好心人的勸導，是不是佛對我的忠心所做的最後試探呢？會不會因為我的出言不遜，這最後的機緣也就錯過，我的夢想本來可以實現但現在已經徹底完蛋了呢？

　　果真如此麼？

　　果真如此也就沒什麼辦法：這等於說我就是這麼個命。

　　果真如此也就沒什麼意思：這等於說世間並無淨土，有一雙好腿又能走去哪裡？

　　果真如此也就沒什麼可惜：佛之救人且這般唯親、唯利、唯蜜語，想來我也是逃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

　　果真如此也就沒什麼可怕：無非又撞見一個才高德淺的郎中，無非又多出一個吃賄的貪官或者一個專制的君王罷了。此「佛」非佛。

　　當然，倘這郎中真能醫得好我這雙殘腿，傾家蕩產我也寧願去求他一次。但若這郎中偏要自稱是佛，我便寧可就這麼坐穩在輪椅上，免得這野心家一日得逞，眾生的人權都要聽其擺弄了。

　　我既非出家的和尚，也非在家的居士，但我自以為對佛一向是敬重的。我這樣說絕不是承認剛才的罪過，以期佛的寬宥。我的敬重在於：我相信佛絕不同於圖賄的貪官，也不同於專制的君王。我這樣說也絕不是拐彎抹角的恭維。在我想來，佛是用不著恭維的。佛，本不是一職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應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佛僅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種思悟，是苦難裡心魂的一條救路。

　　這樣的佛，難道有理由向他行賄和諂媚麼？燒香和禮拜，其實都並不錯，以一種形式來寄託和堅定自己面對苦難的信心，原是極為正當的，但若期待現實的酬報，便總讓人想起提著煙酒去叩長官家門的景象。

　　我不相信佛能滅一切苦難。如果他能，世間早該是一片樂土。也許有人會說：「就是因為你們這些慧根不足、心性不淨、執迷不悟的人鬧得，佛的宏願才至今未得實現。」可是，真抱歉──這邏輯豈不有點像庸醫無能，反怪病人患病無方麼？

　　我想，最要重視的當是佛的憂悲。常所謂「我佛慈悲」，我以為即是說，那是慈愛的理想同時還是憂悲的處境。我不信佛能滅一切苦難，佛因苦難而產生，佛因苦難而成立，佛是苦難不盡中的一種信心，抽去苦難佛便不在了。佛並不能滅一切苦難，即是佛之憂悲的處境。佛並不能滅一切苦難，信心可還成立麼？還成立！落空的必定是賄賂的圖謀，依然還在的就是信心。信心不指向現實的酬報，信心也不依據他人的證詞，信心僅僅是自己的信心，是屬於自己的面對苦難的心態和思路。這信心除了保證一種慈愛的理想之外什麼都不保證，除了給我們一個方向和一條路程之外，並不給我們任何結果。

　　所謂「證果」，我久思未得其要。我非佛門弟子，也未深研佛學經典，不知在佛教的源頭上「證果」意味著什麼，單從大眾信佛的潮流中取此一意來發問：「果」是什麼？可以證得的那個「果」到底是什麼？是苦難全數地消滅？還是某人獨自享福？是世上再無值得憂悲之事？還是某人有幸獨得逍遙，再無煩惱了呢？

　　苦難消滅自然也就無可憂悲，但苦難消滅一切也就都滅，在我想來那與一網打盡同效，目前有的是原子彈，非要去勞佛不可？若苦難不盡，又怎能了無煩惱？獨自享福萬事不問，大約是了無煩惱的唯一可能，但這不像佛法倒又像貪官庸吏了。

　　◇　◇

　　中國信佛的潮流裡，似總有官的影子籠罩。求佛拜佛者，常抱一個極實惠的請求。求兒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憑，求戶口，求福壽雙全……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職權所轄，大抵都是求官而不得理會，便跑來廟中燒香叩首。佛於這潮流裡，那意思無非一個萬能的大官，且不見得就是清官，徇私枉法乃至殺人越貨者竟也去燒香許物，求佛保佑不致東窗事發抑或鋃鐺入獄。若去香火濃烈的地方做一次統計，保險：因為靈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為理想認同而去禮拜的，難得有幾個。

　　我想，這很可能是因為中國的神位，歷來少為人的心魂而設置，多是為君的權威面籌謀。「君權神授」，當然求君便是求神，求官便是求君了，光景類似於求長官辦事先要去給秘書送一點禮品。君神一旦同一，神位勢必日益世俗得近於衙門。中國的神，看門、掌灶、理財、配藥，管紅白喜事，管吃喝拉撒，據說連廁所都有專職的神來負責。諸神如此地務實，信徒們便被培養得淡漠了心魂的方位；諸神管理得既然全面，神通廣大且點滴無漏，眾生除卻歌功頌德以求實惠還能何為？大約就只剩下吃「大鍋飯」了。「大鍋飯」吃到不妙時，還有一句「此處不養爺」來洩怨，還有一句「自有養爺處」來開懷。神位的變質和心位的缺失相互促進，以致佛來東土也只熱衷俗務，單行其「慈」，那一個「悲」字早留在西天。這信佛的潮流裡，最為高渺的祈望也還是為來世做些務實的鋪陳──今生滅除妄念，來世可入天堂。若問：何為天堂？答曰：無苦極樂之所在。但無音怎麼會有樂呢？天堂是不是妄念？此間則大不敬，要惹來斥責，是慧根不夠的症兆之一例。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曾引出眾口一詞的感慨以及嘲罵：「美國也（他媽的）不是天堂。」可，誰說那是天堂了？誰曾告訴你紐約專門兒是天堂了？人家說那兒也是地獄，你怎麼就不記著？這感慨和嘲罵，洩露了國產天堂觀的真象：無論急於今生，還是耐心來世，那天堂都不是心魂的聖地，仍不過是實實在在的福樂。福不圓滿，樂不周到，便失望，便怨憤，便嘲罵；並不反省，倒運足了氣力去譏貶人家。看來，那「無苦並極樂」的嚮往，單是比凡夫俗子想念得深遠：不圖小利，要中一個大彩。

　　就算天堂真的存在，我的智力還是突破不出那個「證果」的邏輯：無苦並極樂是什麼狀態呢？獨自享福則似貪官，苦難全消就又與集體服毒同效。還是那電視劇片頭的幾句話說得好，那兒是天堂也是地獄。是天堂也是地獄的地方，我想是有一個簡稱的：人間。就心魂的朝聖而言，紐約與北京一樣，今生與來世一樣，都必是慈與悲的同行，罪與贖的攜手，苦難與拯救一致地沒有盡頭，因而在地球的這邊和那邊，在時間的此岸和彼岸，都要有心魂應對苦難的路途或方式。這路途或方式，是佛我也相信，是基督我也相信，單不能相信那是官的所轄和民的行賄。

　　◇　◇

　　還有「人人皆可成佛」一說，也作怪，值得探討。怎麼個「成」法兒？什麼樣兒就算「成」了呢？「成」了之後再往哪兒走？這問題，我很久以來找不到通順的解答。說「能成」吧，又想像不出成了之後可怎麼辦，說「永遠不能成」吧，又像是用一把好歹也吃不上的草料去逗引著驢兒轉磨。所謂終極發問、終極關懷，總應該有一個終極答案、終極結果吧？否則豈不荒誕？

　　最近看了劉小楓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令我茅塞頓開。書中講述基督性時說：人與上帝有著永恆的距離，人永遠不能成為上帝。書中又談到，神是否存在？神若存在，神便可見、可及、乃至可做，難免人神不辨，任何人就都可能去做一個假冒偽劣的神了；神若不存在，神學即成扯淡，神位一空，人間的造神運動便可順理成章，肅貪和打假倒沒了標準。這可如何是好？我理解那書中的意思是說：神的存在不是由終極答案或終極結果來證明的，而是由終極發問和終極關懷來證明的，面對不盡苦難的不盡發問，便是神的顯現，因為恰是這不盡的發問與關懷可以使人的心魂趨向神聖，使人對生命取了嶄新的態度，使人崇尚慈愛的理想。

　　「人人皆可成佛」和「人與上帝有著永恆的距離」，是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一個重果，一個重行，一個為超凡的酬報描述最終的希望，一個為神聖的拯救構築永恆的路途。但超凡的酬報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來維護信心似乎總有懸危。而永恆的路途不會有假，以此來堅定信心還有什麼可怕！

　　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義，佛並不是一個名詞，並不是一個實體，佛的本義是覺悟，是一個動詞，是行為，而不是絕頂的一處寶座。這樣，「人人皆可成佛」就可以理解了，「成」不再是一個終點，理想中那個完美的狀態與人有著永恆的距離，人即可朝向神聖無止地開步了。誰要是把自己被掛起來，擺出一副偉大的完成態，則無論是光芒萬丈，還是淡泊逍遙，都像是搔首弄姿。「煩惱即菩提」，我信，那是關心，也是拯救。「一切佛法唯在行願」，我信，那是無終的理想之路。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任何自以為可以提供無苦而極樂之天堂的哲學和神學，都難免落入不能自圓的窘境。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日

記憶迷宮

　　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電腦寫作了。人們誇獎「３８６」比「２８６」好、「４８６」比「３８６」更好，那情形很像是在誇獎這個人比那個人更聰明。就像智力比賽，所謂「更聰明」即是說：運算（理解）的速度更快，存儲（記憶）的信息更多，以及表達得更準確和聯想的範圍更寬廣。於是有一個可笑的問題提出：用「４８６」寫作，會比用「２８６」寫得更好嗎？這個可笑的問題甚至不用回答。但與這個問題同樣可笑的邏輯卻差不多通行，比如：要是我們寫得不及某人，我們首先會怪罪我們的大腦不及某人。

　　如果作品的美妙和作者的智商不成正比，如果我們的文學止步不前而世界上仍在不斷湧現出偉大的作家，我們主要應該怪罪什麼呢？如果「４８６」並沒有寫出比「２８６」更有新意更有魅力的作品，大家都明白，是坐在「４８６」前面敲打鍵盤的那個人不行。如果一個智商很高的大腦卻缺乏創造力，只能不斷地臨摹前人和複製生活，其原因何在呢？

　　我看過一位哲學家寫的一篇談「電腦與靈魂」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軀體和靈魂之間的模糊分別通常是理解為軀體與心靈，或者大腦與心靈之間的分別。研究這分別的一個途徑是問：大腦是否能夠做到心靈所能做的一切……

　　　　「當然，目前更受注目的一個問題是電子計算機（電腦）是否有人……一樣的能力……假如電子計算機能做到的跟人一樣，則我們也只不過是電子計算機而已；也就是說，我們的存在也並不獨特。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其實正在問『人是否存在』──一個與傳統問題『神是否存在』有同樣重要性的問題。」

　　　　◇　◇

　　顯然，大腦做不到心靈所能做到的一切。心靈比大腦廣闊得多，深遠得多，複雜得多。甚至所謂無限，我想其實也只是就心靈的浩渺無邊而言。我們生存的空間有限，我們經歷的時間有限，但我們心靈的維度是無限的。在電腦方興未艾突飛猛進的時代，我們更容易發現，人的獨特之處，究其根本不在於大腦，不在於運算得更快和記憶得更牢，而在於心靈的存在。浩渺無邊的心靈，是任何大腦和電腦所無能比擬的。再高超的電腦也是人的造物，再聰明的大腦如果沒有心靈隱於其後，也只近似傳聲筒或複印機。恰恰是心靈的浩渺無邊，使人的大腦獨具創造力，使文學成為必要，使創作能夠永恆，使作家常常陷入迷茫也使作家不斷走進驚喜。大腦不能窮盡心靈，因此我們永遠為心靈所累不得徹底解脫，也因此，我們的創作才有了永無窮盡的前途。

　　所以，如果「４８６」寫得不如「２８６」，我們應該懷疑的是：在「４８６」前面，「人是否存在」？鍵盤噼噼啪啪地敲響著，當然不能懷疑一個血肉之軀的存在，也不能懷疑一個正常大腦的存在，但我們有理由懷疑心靈是否存在？就是說，聰明的電腦或者聰明的大腦是否聯通了心靈，其運作是否聽命於心靈？心靈不在，即是人的不在，一台聰明的電腦或大腦便是人或上帝的一次盲目投資。當然，並不否定聰明的作用，但寫作如果僅僅是大腦對大腦的操作，則無論是什麼級別的大腦都難免走入文學的窮途。文學的無窮天地，我想可以描述為：大腦對心靈的巡察、搜捕和緝拿歸案。聰明對於寫作是一件好事，正如偵探的本事高超當然更利於破案，但偵探如果單單樂意走進市場而不屑於巡察心靈，我們就可能只有治安和新聞，而沒有文學了。

　　心靈是什麼呢？以及，心靈在哪兒？

　　我記得有一位哲學家（記不住他的名字）寫過一本書（也記不住它的題目），書中問道：「我在哪兒？」胳膊是我的，「我」在胳膊裡麼？但沒有了胳膊，卻依然故「我」。腿呢？也一樣，「我」也不在腿裡。那麼「我」在心臟或大腦裡了？但是把心臟或大腦解剖開來找吧，還是找不到「我」。雖然找不到，但若給心臟或大腦上加一個彈孔，「我」便消失。

　　「我」，看來是一個結構，心靈是一個結構，死亡即是結構的消散或者改組。那麼這個結構都包含什麼呢？設想把一個人所有不致命的器官都摘除，怎樣呢？這個人很可能就像一棵樹或者一株草了。健全的生理就能夠產生心靈麼？那麼把一個生理健全的人與世隔絕起來，隔絕得完全徹底，他的心靈還能有什麼呢？心靈並不像一個容器，內容沒有了容器還可以存在，不，心靈是一個結構，是信息的組織，是與信息共生共滅的。所以，心靈的構成當然不等於生理的構成，心靈的構成正是「天人合一」，主觀與客觀的共同參與，心靈與這個世界同構。世界是什麼？如果世界不能被我們認識窮盡，我們一向所說的世界到底是什麼呢？我想，這世界，就重疊在我們的心靈上。雖然我們不能窮盡它，但是它就在那兒，以文學的名義無止無休地誘惑著我們。召喚著我們。

　　我在寫一篇小說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悖論：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我沒有用「記憶」，而是用了「印象」。因為往日並不都停留在我的記憶裡，但往日的喧囂與騷動永遠都在我的印象中。因為記憶，只是階段性的僵死記錄，而印象是對全部生命變動不居的理解和感悟。記憶只是大腦被動的存儲，印象則是心靈仰望神秘時，對記憶的激活、重組和創造。記憶可以丟失，但印象卻可使丟失的生命重新顯現。一個簡單的例證是：我們會忘記一行詩句，但如果我們的心緒走進了那句詩的意境，我們就會絲毫不差地記起它；當然那得是真正的詩句。一個眾所周知的例證是：普魯斯特在吃瑪德萊小點心時，一瞬間看遍了自己的一生。如普魯斯特一樣的感受，幾乎我們每個人都有過。

　　但是，印象中的往事是否真實呢？這也許就先要問問：真實是什麼？當我們說「真實」的時候，這「真實」可能指的是什麼？

　　我想引用我正在寫著的一部小說中的一段話：

　　　　「當一個人像我這樣，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變幻不住的歷史中尋找真實，要在紛紛紜紜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實，真實便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真實便隨著你的追尋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組……如煙如塵，如幻如夢。

　　　　「我走在樹林裡，那兩個孩子已經回家。整整那個秋天，整整那個秋天的每個夜晚，我都在那片樹林裡踽踽獨行。一盞和一盞路燈相距很遠，一段段明亮與明亮之間是一段段黑暗與黑暗，我的影子時而在明亮中顯現，時而在黑暗中隱沒。憑空而來的風一浪一浪地掀動斑斕的落葉，如同掀動著生命的印象。我感覺自己就像是這空空的來風，只在脫落下和旋捲起斑斕的落葉之時，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葉一樣，在我生命的秋風裡，從黑暗中飄轉進明亮，從明亮中逃遁進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見他們，在黑暗裡的我只有想像他們，依靠那些飄轉進明亮中的去想像那些逃遁進黑暗裡的。我無法看到黑暗裡他們的真實，只能看到想像中他們的樣子，隨著我的想像他們飄轉進另一種明亮。這另一種明亮，是不真實的麼？當黑暗隱藏了某些落葉，你仍然能夠想像它們，因為你的想像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們，但想像照亮的它們並不就是黑暗隱藏起的它們，可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實。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著它們，它們的真實又是什麼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實吧，或者說僅僅是我真實的印象。往事，和敵人，也是這樣，無論他們飄轉進明亮還是逃遁進黑暗，他們都只能在我的印象裡成為真實。

　　　　「真實並不在我的心靈之外，在我的心靈之外並沒有一種叫作真實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待在那兒。真實，有時候是一個傳說甚至一個謠言，有時候是一種猜測，有時候是一片夢想，它們在心靈裡鬼斧神工地雕鑄我的印象。而且，它們在雕鑄我的印象時，順便雕鑄了我。否則我的真實又是什麼呢，又能是什麼呢？這些印象的累積和編織，那便是我了。」

　　　　◇　◇

　　所有的小說，也許都可以說是記憶的產物，因為沒有記憶便不可能有小說。但這樣類推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樂器便沒有音樂，沒有刀斧便沒有雕塑，沒有顏料便沒有圖畫，沒有地球便沒有人類。如此邏輯不失為真理，但如此真理也不失為廢話。有意義的問題是：記憶，在創作者那兒，發生了什麼？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相似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寫作？

　　記憶，在創作者那兒已經面目全非，已經走進另一種存在。我又要引一段我曾寫過的話：

　　　　「我生於１９５１年。但在我，１９５１年卻在１９５５年之後發生。１９５５年的某一天，我記得那天日曆上的字是綠色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始於這個週末。在此之前１９５１年是一片空白，１９５５年那個週末之後它才傳來，漸漸有了意義，才存在。但１９５５年那個週末之後，卻不是１９５５年的一個星期天，而是１９５１年冬天的某個凌晨──傳說我在那個凌晨出生，我想像那個凌晨，於是１９５１年的那個凌晨抹殺了１９５５年的一個星期天。那個凌晨，我來到人間，奶奶說那天下著大雪。但在我，那天卻下著１９５６年的雪，我不得不用１９５６年的雪去理解１９５１年的雪，從而１９５１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後是１９５８年，這年我上了學，這一年我開始理解了一點兒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關係。而此前的１９５７年呢，則是１９６４年時才給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時我才知道一場反右運動大致的情況，因而１９５７年下著１９６４年的雨。再之後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並設想著遠古的某些歷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著對２００１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設想遠古又幻想未來，遠古和未來在今天隨意交叉，因而遠古和未來都刮著現在的風。

　　　　「我理解，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是指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在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裡，時間成為錯綜交叉的小徑。他強調的其實不是時間，而是作為主觀的人的心靈，這才是那迷宮的全部。」

　　　　◇　◇

　　這已經不能說是記憶了，這顯然也不是大腦獵奇的企圖所致。這樣的重組或者混淆，以及重組和混淆的更多可能性，乃是大腦去巡察心靈的路徑，去搜捕和緝拿心靈的作為。昆德拉說（大意）：「沒有發現，就不能算得好小說。」我想，寫作肯定不是為了重現記憶中的往事，而是為了發現生命根本的處境，發現生命的種種狀態，發現歷史所不曾顯現的奇異或者神秘的關聯，從而，去看一個亙古不變的題目：我們心靈的前途，和我們生命的價值，終歸是什麼？

　　這樣的發現，是對人獨特存在的發現，同時是對神的獨特存在的發現。

　　這樣的發現肯定是永無終結的，因為，比如說我們的大腦永遠巡察不盡我們的心靈，比如說我們的智力永遠不能窮盡存在的神秘，比如說存在是一個無窮的運動我們永遠都不能走到終點，比如說我們永遠都在朝聖的途中但永遠都不能走到神的位置。也就是說，我們對終極的發問，並不能贏得終極的解答和解決。就像存在是一個永恆的過程一樣，生命的意義是一個永恆的問題。比如藝術，誰能給它一個終極的解答麼？比如愛，誰能給它一個終極的解決，從而給我們一個真正自由和博愛的世界？自由和愛永遠是一個問題。自由和愛，以問題的方式而不是以答案形態，疊入我們的心靈。要點在於：這樣的問題，有，還是沒有？有和沒有，即是神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心靈的醒悟或者迷途。這差不多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寫作的理由了。

　　記憶給了我們這樣的方便。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