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義大利　　南方的毀滅
　　羅馬假日
　　興亡象牙白
　　點燃亞平寧
　　尋常威尼斯
　　稀釋但丁
　　城市的符咒
　　大師與小人
　　圍啄的雞群
西班牙　　流浪的本義
　　只因牠特別忠厚
　　小巷老門
　　死前細妝
　　古老的窄街
　　貝殼未碎
葡萄牙　　我的窗下
　　他們的麻煩
　　古本江先生
奧地利　　仁者樂山
　懸崖上的廢棄
匈牙利　　醉意祕藏
捷克　　布拉格不後悔
斯洛伐克　　黃銅的幽默
德國　　追詢德國
　　墓地荒荒
　　黑白照片
　　空空的書架
　　落伍的瘋狂
　　致命的象徵
　　有口難辯
　　盔甲裡的善良
　　誰能辨認
　　龐大的無聊
　　學生監獄
　　遠去的教授
　　盈縮空間
　　跳蕩聯想
瑞士　　教皇的衛士
　　鬧市草莽
　　突破的一年
　　另一種貧富
　　希隆的囚徒
　　手錶的勸告
　　閒話旅遊
法國　　河畔聚會
　　懸念落地
　　法國胃口
　　馬賽魚湯
　　遠年琥珀
　　諾曼第血緣
英國　　扼守秋天
　　莊園裡的首相和公爵
　　牛津童話
　　奇怪的日子
　　兩方茶語
愛爾蘭　　請回喬伊斯
　　木石是非
盧森堡　　都市邏輯
比利時　　與平庸一起棲宿
　　那個巨人
　　藍旗和孩子
荷蘭　　海牙的老人
　　自己的真相
　　荷蘭水
摩納哥，聖馬力諾，列支敦斯登，安道爾　　玲瓏小國
丹麥　　北歐童話
　　漫漫長夜
瑞典　　瑞典小記
　　兩難的實驗
挪威　　砰然關門
　　歷史的誠實
冰島　　恬然隱者
　　生命的理由
　　拍雪進屋
　　議會─阿爾庭
　　尼雅爾薩迦
　　地球的裂縫
芬蘭　　北極印痕
　　大雪小村
結語
後記

《行者無疆》余秋雨

《二○一五年四月三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自序

　　一

　　北極圈的歐洲一側，二千年的最後幾天，我站在雪地裡。

　　現在人們到北極、南極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難事了，但一般都會選在夏天。聽說我們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裡闖北極，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來勸阻，可惜已經勸不住了。花那麼長時間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還有哪一座城市有資格作終結？沒有一條街道能收納千萬條街道，沒有一扇大門能關閉千萬扇大門。只有冰雪荒原能夠闡述歐洲大地的本質，這是東方哲學的玄機。因此，敢於在這樣的季節摸到這裡來的，會有幾個東方人。

　　緊緊地裹著兩套羽絨滑雪服，還是冷得無可言喻。土著人的窩棚既不擋風也不擋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見我們凍成這個樣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過來抖抖索索端到嘴邊，只覺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遞給了邊上的夥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窩棚外面。這裡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趕快抬頭看星星，辨別方向。然後，朝南，心裡說一句：我走完了。

　　我說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這個時辰，剛看完一個僻遠山區極俗極辣的儺戲，深感自己多年來的書齋著述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現象嚴重脫節，決心銜恥出行。是從事社會實務？還是投身考察旅行？當時還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項，這個決定充滿危險。你看這麼一次實地考察，為了去趕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獨自在山間趕路，還撿了塊石頭捏在手上防身。文人離開書齋總是危險的，離開越遠危險越大。

　　後來，倒是英國近代學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話幫我進一步作出了決定，因為他指出了隱藏在象牙塔裡的更大危險，而這種危險我們平日早已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說，象牙塔看似高雅精緻，卻是一種自我囚禁。他不客氣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裡的文藝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別無可談，談完了自己就互為觀眾。他認為，全部無聊、麻煩、傷害，就產生於這種小空間裡的「互為觀眾」。由此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論斷：真正的文化人、藝術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藝術界竭力要反對的事。這個事，顯然就是離開。象牙塔裡「互為觀眾」的囚禁者們只要看到有人離開象牙塔，就會暫時地一致對外，對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認為，正因為這樣，證明除了叛逃別無選擇。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遠了，這個理由漸漸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後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問題，卻又帶出了更多的新問題，因此越走越遠，很難停步。遠行畢竟孤獨，便寫下一些文字來與遠近讀者溝通，溝通的方式當然不會去摹仿象牙塔裡的「互為觀眾」，長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聲厲氣，或唧唧噥噥。

　　就這樣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個新空間都帶來新責任，終於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然後橫下一條心，只要對人類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礫，已淪匪巢，也一個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裡走瘋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也遇到過盜賊攔路、樹頂潑汙、夜禽環視、梟鳴如歌，但天際還有隱隱月光，遠處還有朋友的呼聲，我沒有在半路失蹤。前些天一位芬蘭教授對我說：「想不起哪個歐洲旅行家走歐洲走得你們這樣長，據說以前你還冒險走完了那條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

　　於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極圈向十五年前剛下決心的自己稟報一聲：我走完了。

　　※※※

　　二

　　與每次出行一樣，這次走歐洲，走完後的想法與出發時有很大不同。例如出發時是不準備寫書的，理由在《千年一嘆》自序裡說過，但此刻我改變了主意。

　　仍然是空間帶來的責任。但這空間不僅僅是歐洲，還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兩個空間──敗落成恐怖的中東、中亞、南亞，和尚未敗落的中華大地。三大空間對比在眼前，渦旋在心中，產生的感受難以言表，包括某種隱憂。感受可以嚥下，隱憂應該吐出，吐給誰聽呢？那兩個空間暫時還不會在意一個中國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給我們自己人說說。

　　我要說，歐洲文明確實優秀而又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有不少時空錯覺。

　　歐洲文明當然有許多值得我們仰望的地方，例如，中華文明倡導「中庸之道」幾千年，至今還經常為「非此即彼」的極端性思維互損互耗，歐洲文明為什麼反倒能把古典傳統和現代創新、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德融會貫通？更羨慕街邊咖啡座裡微笑的目光，只一閃，便覺得日月悠長、山河無恙。這種文明從早年的擴張和後來的大戰中記取了不少東西又洗刷掉不少東西，近年來歐洲各國的聯合使它更加悠閒和安詳。它甚至覺得自己已進入文明發展的極致境界，沒有必要再作艱苦奮鬥。弗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ｅｖｅ）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即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制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面都已進入歷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對此我深表質疑。因為我無法忘記從中東到南亞的一路景象，而那裡離歐洲並不遙遠。不講全球一體化倒也罷了，一講，又怎能把那滿目的危機、積怨、暴力從「全球」的概念裡省略掉？然而他們卻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價值系統裡閉目塞聽。我們在那條路上穿行幾個月，幾乎沒有遇見過歐洲人，這與他們勇於冒險的前輩相比實在差得太多。其實不必說大危機，即便是成批偷渡來的移民，也已經頻頻穿插在街邊咖啡座之間，把歐洲不想正視的空間塞到了眼前。歷來最有邏輯預見性的歐洲文化人理應對世界作一點危機提醒，但已經好久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

　　記得上次剛剛穿過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區來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裡等著採訪我的已開發國家的記者，他問我穿越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險地區時是否為自己的生命安全驚慌，我說更驚慌的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宗教衝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紀之交還沒有緩和的跡象。這天晚上我發給香港鳳凰衛視的日記中寫道：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裡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面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歷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

　　……在人類面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這次在歐洲，更覺得他們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之中。自身的優秀使他們對外部空間缺少敏感，於是也就缺少了責任，缺少責任的文化還能繼續優秀嗎？有時他們也自感到了這一點，試圖重新喚起對世界的責任，卻又因缺少切身體驗而「顛倒了輕重緩急」。

　　比較清醒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冷戰剛剛結束之時便及時地指出各個文明群落之間的衝突就要開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軍事衝突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文明的對峙，預計到歷史即將會沖刷掉表象顯露出本質，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對別種文明不屑一顧。只可惜他過於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場，把剛剛剝離出來的文明課題又轉化成了政治課題。然而縱然如此，多數西方文化人也沒有聽從亨廷頓的告誡，繼續對別的文明不屑一顧又武斷惴測。最可笑的例子是，他們總是以幻想的方式來斷言中華文明的對外擴張欲望，以及即將對他們造成的威脅，殊不知中華文明雖然弊病多多，卻因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遊牧文明，獨獨沒有這種欲望，連遠航萬里的鄭和也壓根兒沒往那條路上想。對於被亨廷頓列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無知，更不待說對於其他文明了。

　　※※※

　　三

　　漠然於空間也必然漠然於時間，這個關係，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裡已經說清楚。那麼，一個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尤其是歷史上那種與蒙昧、野蠻搏鬥時留下的獰厲。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纖塵無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強健的體質。李澤厚先生說，即便獰厲如饕餮也會積澱深沉的歷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學魅力。一種文明如果失去了這種魅力該是多麼可惜。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瑣碎、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近年來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原因是它突然還清了一切舊帳，隨之也就卸除了多種歷史負擔，其中既有負面的負擔，也有正面的負擔。如果允許我以小喻大，那麼，這情景就像挪威卑爾根市的一位老婦，前些時候這位老婦向一家魚店送上一百克朗，說五十年前這家魚店多找了五個克朗她沒有退回，現在要連本帶息一起歸還。她一再向魚店的年輕主人反省：「那年月太貧困了……」。這件小事讓我感動了好半天，一種延綿的誠實使過失上升為高貴。但我又想到，這位還清了債務的老婦人明天會怎麼樣呢？她會不會因為五十年的目標終於達到而反倒虛脫？歐洲就是這位老婦人，當歷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們沒有理由對人家的失落寞不關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時已經被部分誤讀，那麼一旦真的失落，我們就會產生雙重的混亂。因此，尋找它的真實生命也就是尋找我們自己。這在文明的淺層意義上可說是「旁觀者清」，在文明的深層意義上，彼此本是無形的聯盟。

　　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歷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祕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沉的告誡和遺囑。只有找到了這一些，才能實實在在地安頓我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這種尋找當然不是躲在萬里之外作學究式的考訂，而是直奔那裡，既疑惑又信賴地面對陌生的土地，叩擊一直與蒙昧和野蠻裹捲在一起，又搏鬥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離開書齋出行後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八年前旅行過半，曾有記者問我為人為文的主題，我回答道：至少有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麼是蒙昧和野蠻，什麼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次搏鬥，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

　　《文明的碎片．題敘》我早就說了「遠遠近近」，在這一件事上沒有疆界。

　　這次從那片遙遠的土地深處呼喚出來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諦聽的本真之音──開頭應該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毀滅吧，卻不是一個宗教寓言。毀滅是歷史的刪節，厚厚的火山灰下還埋藏著重現的可能，不能重現的是智者的靈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國投來最初的詢問，於是毀滅中又多毀掉了一項萬里宿命。

　　毀滅後的復興除了需要穿越時間外還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災難，因此一聲聲橫貫歷史的歡呼中浸泡著太多的嘆息和抽泣。那座結束了中世紀的城市把輝煌交付給整個歐洲，自己只衛護住了受屈的兒子們，不再作聲。它引誘出了遼闊地面上無數美妙絕倫的音符、詩句和色彩，但這一切同樣幾乎一無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蠻所包圍。此時聽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邊流浪者們揚帆遠航的起錨聲。這聲音終於使歐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歐的森林城堡間深思起來，而一次次變革又從西歐的河濱街市間轟傳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帶來了市囂又帶來了戰塵，最終在一次次毀滅和復興的輪迴中帶出的，卻是平靜。

　　然而最大的平靜還屬於北方雪原。那兒曾把海盜們的血腥嘶叫無數次輸入歐洲腹地，帶回來的卻是教堂寬厚的鐘聲。雪原上的海盜們終於震動，開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間窺探法律和秩序，最後正是他們，以自己的脫胎換骨證明了文明的力量。

　　……

　　由此可見，歐洲文明雖然至今還深沉於中部、燦爛於西部，卻以既不深沉也不燦爛的南部和北部為命脈。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偉大的出發而留下灼熱的荒涼；而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由人性俘虜獸性、由文明收編野蠻的人格大戰，留下了最具象徵意義的溯風疆場。

　　所以，在這本書裡，我把歐洲文明重新推到艱難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讀解它的鑰匙孔，放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種文明都會由於多種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們放回到與蒙昧和野蠻交戰的第一線，才會臨陣清醒，不斷地重新體驗自己的文明本性，並與其他文明溝通。這也體現了我們與亨廷頓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我們需要呼籲的是，這些文明如果真正稱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語言，一定有共同的敵人。

　　那麼，即便是與歐洲文明有著太多歷史恩怨的中華文明，也不會一味執著於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謀求自我復興，它正在漸漸明白，自我復興的主要障礙是近處和遠處的蒙昧與野蠻，因此更需要與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學習、互相提醒，然後並肩來對付散落處處的幢幢黑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對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較，突破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極方位，而是一直保留著更龐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對立面。為此，中華文明願意以更謙和的態度來體察歐洲文明的甘苦冷暖，並虛心求教，不管歐洲文明什麼時候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中華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於香港。

義大利　　南方的毀滅

　　一

　　我到龐貝古城廢墟，已經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兩次都深感勞累。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卻累過跋山涉水，居然。

　　開始還不大在意，後來，當腿腳越來越沉重的時候停步尋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這裡找過。豈止這裡，舉頭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圖像，一顛一顛地晃動在前年和今年的陽光下。

　　想來想去，唯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廢墟，也不是累在死亡。龐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發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經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來，即便從來沒有遇到過火山爆發的城市也都變成了廢墟，因此很難再讓我們勞於愁思、累於感慨。

　　但是，有一種震撼卻穿過一千九百多年的時間直接抵達我們身上，而且顯然還會震撼下去，那就是人類群體在毫無預告的情況下集體死亡、霎時毀滅。

　　日常生活中的單個死亡、漸次毀滅各有具體原因，而龐貝則乾淨俐落地洗掉了一切具體原因。不管這個人是否心臟有病，那幢樓是否早有裂縫，也不管這家浴室主人與鄰居有百年世仇，那兩支競技隊的彼此積憤已千鈞一髮，全部一筆勾銷，而且永遠也不再留有印痕，一起無病無縫無仇無憤地納入死亡和毀滅的大網，不得逃遁。因此，走在龐貝廢墟間，每一步都牽連著最純粹的死亡和毀滅，不再羼雜，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僥倖。任何遊客既是旁觀者又不是旁觀者，都在暗暗設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些集體死亡、霎時毀滅的情景發生，例如地震、海嘯和我這次出發前剛去過的日本廣島當年突然遭受原子彈襲擊。這類情景，毀滅得過於徹底，使人難於作毀滅前後的直接對比。龐貝的毀滅獨獨是由於火山灰的堆積，連火山熔漿都未曾光臨，於是千餘年後發掘出來，竟然街道、店鋪、庭院、雕塑一應俱全。不僅如此，街石間的車轍水溝、麵包房裡的種種器皿、妓院裡的淫蕩字畫、私宅中的詭異祕室，全都表明人們剛剛離開，立即就要回來。誰知回來的卻是我們，簡直是仙窟千載、黃粱一夢。

　　博爾赫斯有詩寫道：那是個幻象人類對黑暗的共同恐懼把它強加在空間之上，它突然停止，當我們察覺到它的虛假就像一個夢的破滅，破滅在夢者明白自己在做夢的時刻。博爾赫斯並不是在寫龐貝，他只是在寫黑暗突臨的黃昏，對比於剛才和明晨的日光，分不清究竟何時是破夢時刻。

　　正是對這一切的體驗和思索，使我們勞累。

　　※※※

　　二

　　使我久久駐足的是那兩個劇場，一大一小。大劇場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觀眾；小劇場有頂蓋，可容千餘觀眾。這兩個劇場和一座神廟組成一個結構緊湊的建築群，外面有廣場和柱廊。廣場上的樹現在又長得很大，綠森森地讓人忘記毀滅曾經發生，只以為劇場裡正在演戲，觀眾都進去了。

　　在歐洲戲劇史上，我對羅馬的戲劇評價不高，平素在課堂上總以羅馬戲劇來反襯希臘戲劇，以說明一種偉大藝術衰落之後所產生的諸多特徵。但是站在龐貝的劇場，我就不忍心這樣想了。他們當時在這裡演的，有塞內加的羅馬悲劇，也有米南德的希臘喜劇；有很世俗的鬧劇、啞劇、歌舞劇，也有一些高雅詩人戴著面具朗誦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兩個劇場的環形座位上方分別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這裡沒有演出。

　　災難發生的時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時代，夜間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麼如果災難來得晚一點，這兒可能出現臺上臺下混成一體的真正大悲劇。從大劇場觀眾席上支撐遮陽大篷的柱樁遺跡看，坐在這裡看戲的觀眾會比街上的市民晚一點發現雲色的變化、灰潮的飛瀉，因此也就遲一步感知災禍的將臨。但一旦發現和感知，狀況將更加淒慘。

　　那麼，這兒也許有點象徵意義？藝術文化無力抗拒災難，卻能讓人們獲得暫時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後立即驚醒，撕肝裂膽。藝術也好，文化也好，有時為了完整呈現不得不暫時與街道隔開，但是能隔開多遠多久呢？我不知道龐貝城裡當年有沒有幾個自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孤獨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徹底地同流合汙，誰也找不出他們來了。

　　我們說那天出事的時候沒有演出，是因為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們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結物時沒有在這裡見到可認定為觀眾的大批「人形模殼」。什麼叫「人形模殼」呢？當時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們死亡前的掙扎形體，火山灰冷卻凝固時也就成了這些形體的鑄模硬殼。人體很快腐爛了，但鑄模硬殼還在，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一旦發現這種人形模殼，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漿緩緩注入，結果剝去模殼，人們就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連最細微的皮膚皺紋、血管脈絡都顯現得清清楚楚。這個辦法是當時龐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費奧萊里（Ｇ．Ｆｉｏｒｅｌｌｉ）發明的，使我們能夠看到一批生命與死神搏鬥的最後狀態。

　　我所看到的這種人體遺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臺榻上掙扎，只有極少數靠壁站著。在這樣的災難中居然能站著死亡，讓人頓生敬意。在一個瓦罐製造工場，有一個工人的人體抱肩蹲地，顯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暈眩。他沒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會兒就起來。誰知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讓他驚訝的是，重見天日之時，發現自己的身體竟然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頭。

　　因此，龐貝廢墟中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彷彿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著人類如何異化為勞動對象，然後以身作則。

　　記得馬克‧吐溫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這裡見過一具挺立著的龐貝人遺體，非常感動。那是一個士兵，在城門口身披甲冑屹立在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沒有見到這位士兵的人體模型，算起來馬克‧吐溫來的時候龐貝古城只開挖了一小半，費奧萊里為模殼注石膏漿的方法還沒有發明，因此他見到的應該是一具骨骼。

　　馬克‧吐溫除了感動之外也有生氣的時候。龐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車轍，他走路時把腳陷進去了，絆了一下。他由此發火，斷言這路已經很久沒有整修了，責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門，這個推斷使他見到死亡者的遺骨也不悲傷了，因為任何一個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員。

　　我覺得馬克‧吐溫的這種推斷過於魯莽。石材路一般都不會因為有了車轍就立即更換，有經驗的駕車人也不會害怕這些車轍。從龐貝古城的道路整體狀況看，有關管理人員還算盡職。馬克‧吐溫把自己偶然陷腳的原因推給他們，又無限上綱，直到連他們慘死了也不原諒，過分了。即便是幽默，也不應該超越最起碼的人道界限。

　　比馬克‧吐溫更為過分的指責，出自一大批虛偽的道德學家，我們在各種介紹龐貝的文章書籍中常常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未必來過這裡，憑著道聽塗說，想像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爛，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懲罰。奢侈糜爛的證據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宮畫。其實在我看來，這裡呈現的是古羅馬城市的尋常生態，沒有任何需要被懲罰的理由，只不過後人見到的其他廢墟裡全然失去了感官生活信號，一在這裡見到就大驚小怪了。平心而論，龐貝在整體上還顯得比較收斂，反襯著後世帝王如何一步步把排場撐大，隨之又撐大都市的。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達這裡，他在當天的筆記裡寫道：龐貝又小又窄，出乎參觀者的意料之外。街道雖然很直，邊上也有人行道，不過都很狹窄。房屋矮小而且沒有窗戶，房間僅靠開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門採光。一些公共建築物、城門口的長凳、神廟，以及附近的一座別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築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這些房間、通道和走廊，全都裝飾著圖畫，望之賞心悅目。牆上都是壁畫，畫得很細膩，可惜多已毀損。

　　《義大利之行》歌德的這種感覺我們也有，但這裡包含著某種錯覺。我們平時去看正在建築中的樓房地基時也會驚訝每個房間為什麼如此之小，其實這是因為室內空間尚未形成和裝飾，一個個房間只以有限的地基面積對比在無垠的天地之間，只能顯得狹窄。龐貝廢墟的多數民房遺跡也成了這種開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這番驚訝。後來他進入了那些比較完整、又有器物裝飾的房間後感覺就不同了，說：「龐貝的屋子和房間看似狹窄，卻彷彿又很寬廣。」

　　法國史學家泰納（Ｔａｉｎｅ）比歌德早來二十多年，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的生活享受遠不如我們現在這樣舒適多樣，這樣多彩多姿。」這也就是說，幾乎所有斷言龐貝城因奢侈糜爛而受到上帝懲罰的道德評論家們都是在泰納之後，甚至在歌德之後才來的，當然他們也沒有心思去閱讀泰納和歌德的文章。

　　在我看來，龐貝城也有奢侈糜爛，但在整個城市如此慘烈地毀滅之後，居然會有那麼多評論家說它只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實在有點不道德，儘管他們也算是道德評論家。他們不敢像泰納那樣承認，自己的生活其實要比龐貝人舒適得多。

　　我鄙視一切嘲笑受難者的人。我懷疑，當某種災難哪一天也降落到他們頭上，他們會做什麼。他們當然絕對不會去救助別人，因為別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懲罰，於是他們就趁火打劫、謀財害命，來幫助完成那種處罰。事後，他們萬一倖存，又會滔滔不絕地成了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學家。

　　※※※

　　三

　　龐貝城災難降臨之時，倒是處處閃爍著人性之光。除了馬克‧吐溫提到的那位城門衛士之外，除了很多人體遺形表現出的保護兒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Ｇａｉｕｓ　Ｐｌｉｎｉｕｓ　Ｓｅｃｕｎｄｕｓ）。

　　稱他老普林尼，是因為還有一位小普林尼（Ｇａｉｕｓ　Ｐｌｉｎｉｕｓ　Ｃａｅｃｉｌｉｕｓ），是他的外甥，後來又收為養子。這位小普林尼是羅馬帝國歷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羅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書信，這種傳統是由西塞羅（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發端的，小普林尼承襲這一傳統，成了寫漂亮書信的高手。我在幾年前曾讀到過中國學者朱龍華教授寫的《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對朱教授細緻分析的從西塞羅到小普林尼的文學表達方法很感興趣，後來就在小普林尼的書信中發現了他向一位歷史學家講述龐貝災難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犧牲的過程。這是人類從這場災難中唯一接收到的一個現場倖存者的完整敘述，何況他正巧是個散文家，其珍貴程度，自可想像。

　　老普林尼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又是當時義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員，龐貝災難發生時他擔任義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稱地中海艦隊司令）。真不知道他長達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餘卷的著作是怎麼抽空完成的。

　　據小普林尼信中記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聽說天空出現了一片奇怪的雲，便穿上靴子登高觀察，看了一會兒便以科學家的敏感斷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備船朝怪雲的方向駛去，以便就近觀察。

　　但剛要出門，就收到了維蘇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當機立斷放棄科學觀察，命令所有的船隻都趕到災區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馬當先。燙人的火山灰、燃燒過的碎石越來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領航員建議回去，老普林尼卻說：「勇敢的人會有好運。」他命令再去救人。作為艦隊司令，他主要營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邊的人。他抱著瑟瑟發抖的朋友們，不斷安慰，為了讓他們鎮靜下來，自己滿面笑容，洗澡、吃飯，把維蘇威火山的爆發解釋為由爐火引起的火災。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別人擔心他被埋沒，把他叫醒。最後，他號召大家去海灘，因為那裡隨時可以坐船逃離，但到了海灘一看，火山爆發引起大海發狂，根本無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灘上，頭上縛著枕頭，以免被碎石傷害。但是，火焰越來越大，硫磺味越來越濃，人們開始慌亂奔逃，卻不知逃到哪裡去。就在這時，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濃煙窒息而死，終年五十六歲。

　　因此，龐貝災難的犧牲者，不僅僅是普通市民，至少還有一位，歐洲古代最博學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歲，竟然僥倖逃出來了。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後寫的，那時他已經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

　　四

　　我對這位因窒息而閉眼的老普林尼深深關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歐洲較早地眯眼遠望，看到了中國。

　　我沒有讀過他的《自然史》，據朱龍華教授在《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經寫到中國人「舉止溫厚，然少與人接觸。貿易皆待他人之來，而絕不求售也」。他當時把中國人叫成「賽里斯人」。

　　他說這句話的時間是那麼早，比馬可‧波羅來華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瑪竇來華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過什麼途徑知道中國人的這些特點的呢？大概是幾度轉說，被他打聽到了。作為一個科學家，他會篩選和分析，最後竟然篩選出了「舉止溫厚」這個概念，把儒家學說的基本特徵和農耕文明的不事遠征，都包括在裡邊了。

　　他寫《自然史》的時代，在中國，王充在寫《論衡》，班固在寫《漢書》。龐貝災難發生的那一年，班固參加了諸儒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的會議，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義》。這也就是說，中華民族雖然已經擁有了先秦諸子以及屈原、司馬遷，此時還正在構建自己更系統的精神基座。

　　「舉止溫厚」的王充、班固他們不知道，在非常遙遠的西方，有人投來關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經在轟隆轟隆的大災難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龐貝。

　　羅馬假日

　　一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詞彙，可以分配給歐洲各個城市，例如精緻、渾樸、繁麗、暢達、古典、新銳、寧謐、舒適、奇崛、神祕、壯觀、肅穆……，其中不少城市還會因為風格交叉而不願意固守一詞，產生爭逐。

　　只有一個詞，它們不會爭，爭到了也不受用，只讓它靜靜安踞在並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給那座唯一的城市。

　　這個詞叫偉大，這座城市叫羅馬。

　　偉大是一種隱隱然的氣象，從每一扇舊窗溢出，從每一塊古磚溢出，從每一道雕紋溢出，從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舊窗，也有古磚，也有雕紋，也有老藤，為什麼卻乖乖地自認與偉大無緣？

　　羅馬的偉大，在於每一個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遺留，每一項遺留都有意氣昂揚的姿態，每一個姿態都經過藝術巨匠的設計，每一個設計都構成了前後左右的和諧，每一種和諧都使時間和空間安詳對視，每一回對視都讓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過。

　　因此，羅馬的偉大是一種永恆的典範。歐洲其他城市的歷代設計者，連夢中都有一個影影綽綽的羅馬。

　　※※※

　　二

　　我第一次去羅馬，約了一幫友人，請一位大家都認識的特殊友人蔣憲陽先生帶隊。蔣憲陽的特殊，在於他原本是上海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因熱愛義大利美聲唱法而定居羅馬多年。他先開車到德國接我們，然後經盧森堡、法國、摩納哥去義大利，一路上見到雕塑、宮殿無數，但只要我們較長時間地駐足仰望，他就豎起一根手指輕輕搖動，說：「不！不！要看羅馬的，那才是源頭。」我們笑他過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說話。但是一進羅馬就反過來了，沉默的是我們，大家確實被一種無以言喻的氣勢所統懾，而他則越來越活躍，每到一個地方滿臉都是反問：「怎麼樣，我沒說錯吧？」

　　今天我再次叩訪羅馬心裡已有個底，夥伴們聽了我的介紹也精神抖擻，只想好好地領受一座真正偉大的城市。但是，誰能想到，最讓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

　　夥伴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過頭來看我，像是在詢問怎麼回事，但他們立即發現，我比他們更慌神。

　　原來，眼前的羅馬幾乎是一座空城！這怎麼可能？

　　家家商店大門緊閉，條條街道沒有行人。

　　千年城門敞然洞開，門內門外闃寂無聲。城門口也有持劍的衛兵，但那是雕塑，銅肩上站著一對活鴿子。

　　即便全城市民傾巢出征，也不會如此安靜。即便羅馬帝國慘遭血洗，也不會如此死寂。

　　當然偶爾也從街角冒出幾個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們這樣的外國來訪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見到兩位老者從一間屋門裡走出來，連忙停車詢問，才知，昨天開始了長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據說，五千八百萬義大利人這兩天已有三千萬到了國外。

　　如此的人數比例我很難相信，但是後來住進旅館後看到，電視臺和報紙都這麼說。

　　歷來羅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想，這寬闊的路，這高大的門，這斑駁的樓，曾經見過多少整齊的人群大進大出啊，今天，這些人群的後代浩蕩離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給我們，留給全然不知來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筆。

　　在中國新疆，我見過被古人突然遺棄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頹屋殘牆間已經驚恐莫名。一般人對極端性審美圖像的接納是有限度的，我知道那種荒廢日久的空城很美，卻總是不敢留在黃昏之後，不是怕盜賊，而是怕氣氛。試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沒有一點動靜，月光朦朧，朔風淒厲，腦畔又浮出喜多郎的樂句，斷斷續續，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個人，這該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卻未曾荒廢的龐大空城，對我來說也有極大的消受難度。沒有人就沒有了年代，它突然變得很不具體。那些本來為了召集人群、俯視人群、笑傲人群、號令人群的建築物怎麼也沒有想到哪一天會失去人群，於是便傲然於空虛，雄偉於枉然。但是，沒有對象的咆哮可能更其響亮，沒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全部故事，空虛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際，枉然的雄偉雄偉到了永遠。

　　站在這裡，我突然領悟，為什麼中國唐代劉禹錫寫石頭城的四句詩會在人們心中形成那麼大的氣魄，以至連大詩人白居易讀了都說「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這四句詩是：「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人稱此詩得力於懷古，我說天下懷古詩文多矣，劉禹錫獨擅其勝，在於營造了一個空靜之境，唯此空靜之境，才使懷古的情懷上天入地，沒有邊界。

　　今天羅馬的空靜之境，不是出於詩人營造，而是一種實在。一座實實在在的石頭城，一座曾經屬於凱撒、奧古斯都、圖拉真和哈德良的石頭城。這種可觸摸的空，可諦聽的靜，任什麼詩也不可比擬。

　　營造如此空靜之境的，是全體羅馬市民。這才猛然記起，一路上確有那麼多奇怪的車輛逆著我們離城而去。有的拖著有臥室和廚炊設備的房車，有的在車頂上綁著遊艇，有的甚至還拖著小型滑翔機。總之，他們是徹徹底底地休假去了。

　　※※※

　　三

　　何謂徹徹底底地休假？

　　在形態上，這是與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閉性割斷。到哪兒去休假，不必讓同一辦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稟告直接上司。與我們中國的忙人們休假時連睡覺都開著手機相反，他們一進入休假就不再惦念電話鈴聲，不會因為兩天沒有與人通話就如困獸般煩躁。在休假時他們成了另一種人，平日衣冠楚楚、禮儀彬彬，此刻卻便裝鬆鬆、笑聲連連，全然一副少不更事的遊戲心態。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還步履匆匆、兩眼直視、目中無人，今天在休假地見到誰都親熱招呼，其實互不相識，只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麼事？這事就是休假。

　　在觀念上，這裡服從把個體休閒權利看得至高無上的歐洲人生哲學。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息，但那只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亦即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種觀念溶化了西方諸如個人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極端。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有次中國領導人訪問羅馬，計劃做了幾個月，但當領導人到達前一星期，義大利方面的計劃負責人突然不見了，把大家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只得重新開始計劃。奇怪的是，他們那方的人員只著急不生氣，因為那個負責人的突然不見有一個神聖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們當然不會贊成這樣的工作態度，但羅馬人的看法就不一樣。他們說，工作與休假，很難說哪個更重要。這個負責人由於某個非個人的原因失落了移交工作的時間，既已如此，如果要他犧牲休假時間去辦移交，等於把一件事的不完滿變成了兩件事的不完滿，兩敗俱傷。休假使一個人失去一種身分，轉換一種身分，這種失去和轉換是那樣的無可指摘，就像無可指摘於突然死亡。那個人自從來到休假地、換上寬鬆服之後，他作為公務員的身分已經暫時地埋葬於山水間，你怎麼能對一個死亡了的身分有額外的指望？工作的延續，只能靠接替者，或者，等他休假期滿身分「復活」。

　　對於這樣一條思路可以不作評論，但我至少由此知道了平日自己周圍的好些朋友為什麼老是休息不好。

　　我們很多企業家和官員其實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選擇一個不受干擾的風景勝地，然而可惜的是，他們可以放下工作和家人，卻放不下身分。於是，一到休假地只想擺脫放下身分後的虛空和慌張，立即用電話疏通全部公私網絡，甚至還要與當地的相關機構一一接上關係。結果可想而知，電話之頻、訪客之多、宴請之盛，往往超過未曾休假之時，沒過幾天已在心裡盤算，什麼時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休息，成了一個永遠閃動在彼岸的夢影。

　　顯而易見，此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人家的休假是轉換身分，我們的休假是疊加身分。疊加在遠離辦公室的地方，疊加在山光水色之間，那是多麼不自然，多麼矯情。矯情在別處尚能閉眼放過，矯情在私人假期，實在是糟踐了人生的最後一個祕角，讓人憐憫。

　　※※※

　　四

　　那麼多羅馬人到國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國、西班牙和德國南部。義大利人的經濟狀況在整體上比法國、德國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點，他們在外應該是比較節儉的一群。歐洲人出國旅遊一般不喜歡擺闊，多數人還願意選擇艱苦方式來測試自己的心力和體力，這與我們一路上常見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結隊、不斷購物的亞洲旅行者很不一樣。

　　但是即便如此，歐洲畢竟也有很多人負擔不起長途旅遊的經濟壓力，也有一些老人則受到體力的限制不能出遠門了，他們往往只到鄉鎮別墅中度假，沒有別墅就租借一個臨時住所。其實這是歐洲人最尋常的度假方式，只不過這次假期長，很多人就去走長路了。

　　我們遇見過一個在小鎮別墅裡度假的老人，很能代表這種方式，因此歷久難忘，不妨記述一下。

　　那天我們去東海岸的聖喬治港，經過一個小鎮，見到有一位白髮老者阻攔我們，硬要請我們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館吃飯。理由是他曾多次到過中國，現在正在這個小鎮的別墅裡度假。

　　跟著他，我們也就順便逛了一下小鎮。小鎮確實很小，沒有一棟豪華建築，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沒有特別的風景和古蹟，整個兒是一派灰白色的樸素。與中國南方的小鎮相比，它甚至顯得有點寒傖，但是單純的色調和乾淨的街道卻讓人分外安靜。在我們以往的經驗中，單純的色調只屬於高雅社區，越是鄉野世俗便越加豔麗紛呈。這個特點，不僅是中國大陸，連臺灣、香港也概莫能外。歐洲這種小鎮為什麼如此單純和諧呢？只是做色彩的減法，就增加了多少等級。

　　大概走了十分鐘路，我們就見到了那家海味小館。老人不說別的，先讓我們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鮮麵條。

　　那碗麵條有什麼奧妙？我們帶著懸念開始下口。麵條居然是中國式的，不是義大利麵食，大湯，很清，上面覆蓋著厚厚一層小貝殼的肉，近似於中國沿海常吃的「海瓜子」。這種小貝殼的肉吃到嘴裡，酥軟而又韌性，鮮美無比，和著麵條、湯汁一起嚥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著我們的表情放心地一笑，開始講話。

　　他的第一句話是：「現在我已向你們說清我在這個小鎮買別墅的原因，這麵條，全義大利數這裡做得最好。」說完，他才舉起酒杯，正式表示對我們的歡迎。

　　原來，這碗麵條是他的見面名片。

　　然而很快發現這個判斷是錯的，他的名片複雜得多。他剛才在路口說自己多次去過中國，那麼，為什麼去呢？

　　他的回答使我們大吃一驚，他去中國的身分是義大利的外貿部長、郵電部長和參議員！這就是說，坐在我們對面的白髮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願意在自己擔任過的職務上說太多的話，因為他在休假。他努力要把攔住我們的原因縮小為個人原因和臨時原因。他說，妻子是一個詩人，現在正在別墅裡寫詩，但別墅太小，他怕干擾妻子，便出來蹓躂，遇到了我們的車隊。

　　聽他這麼說，我們就關切地問，妻子整天寫詩嗎？這豈不讓他整天在外面蹓躂？他說不，妻子上午睡覺，下午才寫詩，因此只須出來蹓躂半天。

　　於是，我們祝賀他的妻子能在這個假期寫出一批好詩。他表示感謝，然後又誠懇地說：「她的詩確實寫得不錯，真的。」那眼神，像一個靦腆的老農。

　　告別老人後，我們又行走在小鎮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這樣的小鎮，對所有被公務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龍臥虎，更有能力使他們忘記自己是龍是虎。這種忘記，讓許多漸漸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讓這個世界多一些赤誠的真人。因此，小鎮的偉力就像休假的偉力，不可低估。

　　那麼羅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會帶來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補。

　　興亡象牙白

　　一

　　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大的抒情主題，不是愛，不是死，而是懷古之情、興亡之嘆。這個特徵，不僅表現在作品的數量上，更是顫動於每位作者的思維習慣、尋訪敏感和表述模式間。某個地方，如果曾經留下過王侯鐘鼎、將軍營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卻只剩頹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國文人一旦知道大多會找去，而且產生著魔般的感動。這種感動常常連心理程序、憑藉詞彙也完全相同，可見是一種集體症候。

　　懷古之情、興亡之嘆表明，中國文人在整體上傾向於歷史體驗，既迷醉於感同身受的歷史幻想，又迷醉於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只可惜歷史太長，步子太慢，循環太多，經常同義反覆，不能不滿心徒嘆無奈，滿嘴陳腔濫調。

　　歐洲的歷史演進方式與中國很不一樣，慢步循環的圓圈不多，同義反覆的機會不大，因此雖然也有懷古之作，卻未曾形成表述模式、集體症候。

　　見到羅馬城裡頹然挺立的千年建築，尤其是見到市中心古羅馬廣場區的廢墟，我原以為早已抹去的興亡感慨勃然冒出。心裡明白身在歐洲而重蹈青衫書劍式的吟詠老套很不合時宜，幾次丟開卻未能如願，只得靜下心來想想為什麼羅馬比歐洲其他城市更能讓一個中國人產生興亡感慨。

　　世間有些廢墟很壯觀，但我對它們以前的功業知之甚少；有些名人故居很親切，但主人與王朝的興亡關係不大。唯有在羅馬，是廢墟而直通歷史主脈，是帝王而早就為大家熟知，於是一階一柱都會激發出深遠而浩大的嘆息。

　　但是我又相信，產生於羅馬的興亡感慨不會重蹈中國文人的吟詠老套，不會終結於白髮漁樵、廢殿碧苔、老月青山。其原因，在距離，在空間，在對象的轉換和我們本身的轉換。

　　※※※

　　二

　　你看，一見到元老院的廢墟，我就想起凱撒──他在這裡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講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後傷痕累累地倒在龐培塑像面前。

　　我低頭細看腳下，猜測他流血倒下的地方。這地方一定很小，一個倒下的男人的軀體，再也不可能偉岸，黯然蜷曲房舍一角。但是當他未倒之時，實在是氣吞萬里，不僅統治現在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而且波及德國萊茵河流域和英國南部。他還為追殺政敵龐培趕到埃及，與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後又橫掃地中海沿岸。英雄世界的收縱開闔，實在無可限量。強大生命對於空間的揮灑，簡直匪夷所思。

　　但是，放縱的結果只能是收斂，揮灑的結果只能是服從。就連凱撒，也不能例外。當他以死亡完成最徹底的收斂和服從之後，他的繼承者、養子屋大維又來了一次大放縱、大揮灑，羅馬帝國橫跨歐、亞、非三洲，把地中海當作了內湖。

　　我有幸幾乎走遍了凱撒和屋大維的龐大羅馬帝國屬地，不管是在歐洲、亞洲還是非洲。在那裡，經常可以看到早已殘損的古羅馬遺跡，一看就氣勢非凡，精雅而又恢宏，甚至直到今天還足以睥睨周圍一切其他建築。我相信，當茫茫大地還處於蒙昧和野蠻階段的時候，羅馬的征服，雖然也總是以殘酷為先導，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文明的征服。

　　站在那些地方，我總是一次次對羅馬進行重新解讀。一種潔淨的象牙白那麼自信地隨著鐵蹄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網絡撒遍如此遼闊的空間，等鐵蹄和大道早已成為遺跡，這些象牙白依然在各地自信著，於是它也就牢牢地占據了時間。

　　一切偉大從外面看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從裡面看則是一種無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對於周邊的無序有一種強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無序對於秩序也有一種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顛覆能力，誰勝誰負，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麼樣的智慧濃度。羅馬的智慧濃度集中體現在它的法制精神上，因此當我看到埃米利亞會堂遺跡又站住了。這座建築的功用考古學家們歷來都有爭論，有的說是法庭，有的說是商業會所，我希望它是法庭，因為古羅馬的法制精神需要有一些像樣的遺物讓人紀念。

　　說起來古希臘也有不錯的法律觀念，可惜羼進了太多倫理學和美學的成分，不純粹了。羅馬法力圖按照最簡單、最樸素的自然法則來協調人間事務，劃出明確的戒律，建立正義的基礎。當然由於奴隸主特權的膨脹，羅馬每天發生的殘暴事件也駭人聽聞，使得這種法制精神帶有很大的褊狹性或理想性，但即便這樣，從羅馬歷代帝王到大批開創性的法學大師，出於帝國大統和社會有序的目的，為法制建設作出了極廣泛的貢獻。尤其是立足古典人本思想而建立的司法幾大體系，簡直可以跳過中世紀直接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用。甚至直到今天，可說全世界每個法庭的訴訟現場，都或多或少地反射著古代羅馬的經典幽光。

　　偉大見勝於空間，是氣勢；偉大見勝於時間，是韻味。古羅馬除氣勢外還有足夠的韻味，使它的氣勢也沁水籠霧，千年不燥。你看那個縱橫萬里的凱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盧戰記》，其中七卷是他親自所寫，最後一卷由部將補撰。這部著作為統帥等級的文學寫作開了個好頭，直到二十世紀人們讀到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時還能遠遠記起。

　　凱撒讓我們看到，那些連最大膽文人的想像力也無法抵達的艱險傳奇，由於親歷親為而敘述得平靜流暢；那些在殘酷搏鬥中無奈缺失、在長途軍旅中苦苦盼望的風範，因由營帳炬火下的筆畫來彌補，變得加倍優雅。

　　偉大的史實一旦被樸素敘述本已大氣磅礴，更何況添加這番迷人的流暢和優雅！我認為，歐洲最優秀散文背後隱藏的騎士風度實由凱撒的散文演變過來。與人們平常誤會的相反，起源於「統帥文學」的這一支脈，並不表現為誇張、豪邁和狂躁。偉業既已鑄就，功臣就是本人，筆端必然是舉重若輕，恬淡安詳。

　　這便是羅馬的韻味。

　　羅馬的韻味傾倒過無數遠遠近近的後代。例如莎士比亞就寫了《尤利烏斯‧凱撒》、《安東尼和克麗奧佩脫拉》等歷史劇，把古羅馬黃金時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畫，令人難忘。尤其是後一部，幾乎寫出了天地間最有空間跨度、最具歷史重量的愛情悲劇，冰冷的鐵血功罪拌入了荒誕的豔麗人性，連廢墟都具有了永久的生命質感。

　　既然提到了安東尼，那麼我要說，這位在舞臺上見過多次的痴情將軍，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對西塞羅太殘忍了。西塞羅是他的政敵，發表過不少反對他的演講，自己也有過殘忍的主張，後來遭逮捕並被殺害，這算是政治恩怨，我們可以擱置不論；但西塞羅畢竟是古羅馬最優秀的散文家，他把古希臘各位散文大師的精粹匯聚於自己行雲流水般的文筆之間，安東尼怎忍心，割了他的頭顱帶回家欣賞，然後又長久懸掛在他平日演講的場所，讓眾人參觀。正因為這個舉動，我對安東尼後來失去愛情、失去朋友、失去戰爭而不得不自刎的結局，沒有太多的惋惜。

　　※※※

　　三

　　任何一個國家歷史上的皇帝總是有好有壞，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極少數皇帝，壞到人們不願再提起。

　　尼祿（Ｎｅｒｏ　Ｃｌａｎｄｉｕｓ　Ｃａｅｓａｒ）這個名字，我早有關注，但一到羅馬就被一種好心情所裹捲，生怕被這個名字破壞掉，因此一直避諱著。今天去鬥獸場，聽說前面就是尼祿「金宮」遺址，心想終於沒有避開。

　　我以前關注他，與講課有關。我講授的《觀眾心理學》裡有一個艱深的課題：尼祿在日常生活中殺人不眨眼，一到劇場裡看悲劇卻感動得流淚不止，這是為什麼？人們很容易猜測是以虛情假意欺騙民眾，但他的至高地位和行為軌跡否定了他有欺騙的必要。這個課題關及人類深層心理結構的探索，我的歷屆學生都不會忘記。

　　說尼祿殺人不眨眼，實在是說輕了，因為這會把他混同於一般的暴君。他殺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妻子、弟弟和老師，聽起來簡直毛骨悚然。當然這種殺戮與宮闈陰謀有關，例如他的母親確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們且不去細論；讓我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場連續多日的大火把羅馬城大半燒掉，這個皇帝居然欣喜地觀賞，還對著大火放聲高唱。火災過後為了抑制民憤，胡亂捕了一些「嫌疑犯」處死，而處死的手段又殘忍得讓人不知如何轉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當作「活火炬」慢慢點燃，或蒙上獸皮讓群犬一點點撕裂。

　　這樣一個人，居然迷醉希臘文化，親自登臺表演。甚至，當他發現羅馬人對他的表演不夠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時間在希臘從事專業演出！這個現象，真要讓我們對藝術文化與人品人格的對應關係打上大大的問號。

　　我注意到，歐洲史學界早就有人發現了尼祿身上的某些積極面，也有學者試圖尋找他種種惡行怪狀的遺傳學原因和後天教育原因。我感興趣的問題要大一些，那就是：尼祿的出現對於羅馬是必然的嗎？他的來去對於羅馬的歷史命運，沒有多大影響還是正恰相反？

　　如果說，一個國家最大的災難莫過於人格災難，那麼，尼祿十餘年的統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燒的大火，對羅馬的損害非常嚴重。人們由此產生的對於羅馬的幻滅感、碎裂感、虛假感，無異於局部的國破家亡。驚人的光輝和驚人的無恥同根而生，濃烈的芬芳和濃烈的惡臭相鄰而居，尼祿使羅馬有了自己的陰影，從而變得更加立體，更加質感。所幸的是，不是尼祿消化了羅馬，而是羅馬消化了尼祿。

　　※※※

　　四

　　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於公元四七六年，最後一位皇帝叫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當代瑞士出生的劇作家迪倫馬特寫過一部《羅慕洛斯大帝》，可謂精采紛呈。幾年前曾有一些記者要我評點二十世紀最優秀的劇作，我點了它。

　　迪倫馬特把這個劇作稱之為「非歷史的歷史劇」，說明劇情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卻寫出了羅馬帝國覆亡的必然性，並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倫馬特筆下，羅慕洛斯面對日耳曼人的兵臨城下，毫不驚慌，悠然養雞。他容忍大臣們裹捲國庫財物逃奔，容忍無恥之徒誘騙自己家人，簡直沒有半點人格力量，令人生厭。但越看到後來越明白，他其實是一位洞悉歷史的智者。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騷擾；如果歷史已無意於羅馬，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反動。於是，他以促成羅馬帝國的敗亡來順應歷史，而且讓自己的生活形態和人格結構一起敗亡。他之所以堅守王位，就是怕別人按照一般邏輯來挽狂瀾於既倒。他太了解羅馬，知道一切均已無救。拼命搶救於無救，是人間最大的悲劇。

　　但是，作為戰勝者的日耳曼國王更有苦衷。他來攻打羅馬是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他沒有兒子，按傳統規矩只能讓侄子接班，但這個侄子是一個年輕的野心家和偽君子。國王既已看穿又別無良策，只能靠攻打羅馬來投靠羅慕洛斯，看看有沒有另一種傳位的辦法。

　　於是，羅馬必敗無疑，日耳曼必勝無疑，但在這兩重必然性背後卻另有相反的文章。敗亡者因知道必敗而成了世界的審判者，勝利者因別有原因而渾身無奈。由此聯想到人類歷史上的多少勝敗，掩蓋了大量深刻的內涵。

　　我認為這是最高層次的喜劇，也是最高層次的歷史劇。

　　跳開藝術，回到真實，我又低頭俯視腳下。

　　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的市中心十分淒涼。

　　本來市中心的羅馬市場是與自由政體一起繁榮的，奧古斯都獨裁時期曾一度衰落，後因羅馬帝國征戰所占領的土地越來越大，財富超常匯集，羅馬市場重新熱鬧。羅馬帝國一滅亡，這裡立即荒涼，不久甚至連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個徹底的廢墟，只有野草冷月與斷柱殘石相伴，除了遺忘還是遺忘。

　　文藝復興時大家對希臘、羅馬又產生興趣，但對希臘、羅馬的實址又不以為然，當時還沒有實證意識和緬懷心緒。文藝復興需要興建各種建築，缺少建築材料，這裡堆積著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於是一次次搬運和挖掘，沒有倒塌的建築則為了取材而拆毀。其實這裡早已是一片放牧牛羊的野地，要挖掘石材時，把牛羊趕一趕，挖完，再讓牛羊去咬食野草。

　　考古發掘，是十八世紀以後的事。

　　難得這片廢墟，經歷如此磨難，至今還豪氣奪人、威勢猶在。

　　可見，在一千多年與野草冷月的夜夜祕語中，它們沒有把自己的身分降低，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說歪。

　　※※※

　　五

　　今天的羅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過象牙白已經蒼老，不再純淨，斑斑駁駁地透露著自己嚇人的輩分。後代的新建築當然不少，卻都恭恭敬敬地退過一邊，努力在體態上與前輩保持一致。旁人一眼就可看出它們筋骨強健，但它們卻把全部尊榮讓給了年歲。結果在靜寂無聲間對峙出一種讓人不敢小覷的傳代強勢，這便是今日羅馬的氣氛。

　　就在寫這篇筆記的三小時前，傍晚時分，我坐在一個長滿亭亭羅馬松的緩坡上俯瞰全城。應該是掌燈時分了，但羅馬城燈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尋找原因，左邊走來一位散步的長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體氣度上勝過男性，羅馬男人在總體上比羅馬女人更有風範，尤其是頭髮灰白卻尚未衰老的男人，簡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歡他們無遮無攔的熱情，連與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與這位長者聊上了，我立即問他，羅馬夜間，為什麼不能稍稍明亮一點？

　　「先生平常住在哪個城市？」他問。

　　「上海。」我說。

　　他一聽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問題的由來。他說：「哈，我剛去過。上海這些年的變化之大，舉世少有，但是……」他略略遲疑了一下，還是說了出來：「不要太美國。」

　　細問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築的風格和夜間燈光，那麼，也算回答了我的問題。

　　他把頭轉向燈光黯淡的羅馬，說：「一座城市既然有了歷史的光輝，就不必再用燈光來製造明亮。」

　　我並不完全同意，但心裡也承認這種說法非常大氣。不幸的是，正是這種說法，消解了他剛剛對美國和上海的批評，變成了自相矛盾。因為在羅馬面前，美國和上海都沒有歷史，它們不能懷抱著幾千年的安詳，在黑暗中入夢，必須點亮燈光，夜以繼日地書寫今天的歷史。

　　說上海沒有歷史我又於心不甘，腦中浮現出外灘的一溜象牙白和灰褐色。那是歐洲文明登陸華夏的百年印記，由於兩種宏大文明的擦撞和交會，另有一番戲劇性的歡悅和悲哀。那個年代義大利已經不是擦撞和交會的先鋒，儘管它早早地派出過馬可‧波羅和利瑪竇。作為擦撞先鋒的英國、法國，以及跟隨其後的美國、德國，追根溯源，其文明的共同根子還是離不開羅馬的象牙白。那整片整片、既老舊又經典的色彩分出了一小溜來車拉船裝，鑲到了太平洋西岸，鑲到了上海。與它對峙的東方色彩滿地都是，但要論定足以與羅馬大致對等的源頭，好像應該是昔日的長安。

　　這麼說來，上海是兩部悠久歷史的擦撞處。擦撞遲早會發生，擦撞於何時何地卻有點偶然。但既然擦撞到了也就構成一截短短的歷史，儘管與兩個擦撞主體所理解的歷史相比，那只是煙光一閃。十年前我發現人們過於鄙視上海這個擦撞處，甚至連當地人也產生了自卑，為此曾去粗粗梳理了一下那截短短的歷史，寫了一點文章。怎料幾年下來一看，對那截歷史的沉湎似乎已經不淺。沉湎於紛飛戰火夾縫間的零星時日，沉湎於貧困大地邊緣那一層薄薄的象牙白，越說越玄地把這一點時日誇張成一個重要年代，把這一個薄層誇張成一個獨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貴的情調、幽怨的靈魂在那裡旋轉。其實當一些西方流浪者和東方逃難者相遇在江邊海灘總會有一些故事，卻也不會有多少可供長期挖掘的潛藏。幸好上海人多數不作這種沉湎，他們這些年來評價最高的新建築是上海博物館，那裡展出的文物橫貫數千年，完全不受這座城市的局限。這些上海人如果到羅馬一看更會明白，自己城市的早年遺留究竟處於什麼地位。歐洲造一座教堂都要花費好幾百年，上海其實是投入了一場延續百年的興建工程，重頭土木完成在最近幾年。上海人如果沒有這樣的時間認知，以後還怎麼到西安去，到羅馬來？

　　那麼，羅馬的象牙白已經變成了一種古老的啟示、無聲的告誡。一個悠久的文明之邦總有太多的細微末節值得摩挲，但不能在這種摩挲中喪失整體氣韻。整體氣韻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承載，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災禍，而是地域性的興奮和時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難復原。

　　點燃亞平寧

　　從羅馬向東，路邊有許多灰褐色的高牆，圍住了一座座巨大的宅院。牆邊木門緊閉，好像千百年來未曾開過。

　　高牆沒有坍塌，卻已頹弛，剝落嚴重。磚石間虯出的枯藤，木門上貼滿的幹苔，使整個院子成了一個龐大的遠年文物。

　　裡邊還會有人住嗎？

　　邵文光先生告訴我，歐洲多怪事，有時偶爾遇到一個衣著隨便的先生，談得投機，成了朋友，幾度交往後被邀請到他家坐坐，誰知一到他家大吃一驚，不由得睜大眼睛重新打量他起來，原來他擁有整整一座十八世紀的古典莊園！我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先生，因此一路觀察著每個門庭，看到稍稍整齊一點的，便猜測會是一位什麼樣的先生還住在裡邊。

　　但我知道，所謂「稍稍整齊一點」的感覺往往出錯。在歐洲，對於古代的遺跡大多不作外部修繕，而只是暗中加固。因此，那種看似危險的頹弛，可能早已無虞。

　　果然，一路上那麼多門，倒是最破敗的那一扇，開了。

　　原以為那門老得無法關合，漏了一道光，後來那道光漸漸加寬，才知道是認真的開門。

　　我們正想看看門內的廢苑景象，誰知一輛最時髦的焦黃色加長敞篷跑車，從裡邊開了出來。

　　這樣的反差讓我們目瞪口呆，更何況車上坐著兩位典型的義大利美女。

　　跑車輕輕地拐到街道上在我們的前方悠然馳去，我們的車隊跟在它的後面。很快跑車駛上了山路，兩位美女長長的金髮忽忽飄起，太像兩簇舞動的火焰。

　　焦黃的跑車托著金髮的火焰變成了一具通體透亮的火炬，像是執意要點燃亞平寧山脈。但是一路行去青山漠然，岩石漠然，樹叢漠然，跑車生氣似地躥上了盤山公路。金髮終於飄到了雲底，那就不妨再次努力，去把棉絮般的白雲點燃。

　　正巧這時黃昏降臨，白雲底緣一溜金光，它真的被點著了。

　　於是，整個亞平寧山脈一片燦爛。

　　我想，果然不能小看了歐洲破舊的院落，似病似死間，也可能豁然洞開，驚鴻一瞥，執掌起滿天晚霞。

　　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現代，何是破敗，何是美豔，何是人間，何是自然。

　　尋常威尼斯

　　一

　　在歐洲，威尼斯算是我比較熟悉的城市之一。

　　熟悉也有毛病，容易失落初見時驚豔的興奮，忘卻粗線條的整體魅力，目光由仰視變為平視，很難說是把握得更牢了，還是鬆弛了把握。這就像我們交朋友，過於熟悉就變成尋常溝通，有時突然見到他翩然登臺或宏著面世，才覺得要刮目相看。對威尼斯我還沒有資格稱為老朋友，但見面時早就不驚不咋，剩下的也只是平靜打量，尋常話語。

　　不管哪一次，人總是太多，而且越來越多，我為它感到累。

　　當今世界旅遊大潮興起，萬眾奔逐於途。請看車站、碼頭、機場，濟濟人頭有多少是辦公事的？現代通訊使多數政事商務不必親自抵達，而必須親自抵達、不能讓設備和別人代勞的，便是旅遊。世界旅遊者首選的幾個旅遊點中，其中一個就是威尼斯。

　　另外一些著名熱點，或是在山岩上看萬丈飛瀑，或是在沙漠邊看金字塔，或是氣喘吁吁登萬里長城，都是目標單一，空間開闊，累得了旅客卻累不著景觀；威尼斯正恰相反，目標繁多而空間狹窄，卻又不必登高下坡，累不著旅客卻累壞了它。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世界各地的旅客，不管地區，不管老幼，也不管文化層次，都願意先到威尼斯來呢？

　　論風景，它說不上雄偉也說不上秀麗；說古蹟，它雖然保存不少卻大多上不了等級；說風情，它只知忙忙碌碌，沒有太多刺激性的奉獻；說美食，說特產，雖可列舉幾樣卻也不能見勝於歐洲各地。那麼，究竟憑什麼？

　　我覺得，主要是憑它有趣的生態景觀。

　　首先，它身在現代居然沒有車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經絡便是蛛網般的河道和小巷。這種水城別處也有，卻沒有它純粹。對世界各國的多數旅客來說，徜徉於威尼斯的河道小巷，就像來到童年時代的夢境；其次，這座純粹的水城緊貼大海，曾經是世界的門戶、歐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莎士比亞的話題。甚至一度，還是自由的營地、人才的倉庫、教廷的異數。它的昔日光輝，都留下了遺跡，而主要遺跡便是水邊那一棟棟緊密排列又不大清楚年代和歸屬的樓房，包括那些教堂和廣場。這使歷史成為河岸景觀，旅客行船閱讀歷史，讀得質感又讀得粗糙。此間似乎有點象徵？在我看來，這種行船方式非常符合多數旅客不喜歡粘滯歷史卻喜歡瀏覽歷史的中學生心理；再次，它雖然那麼特殊又那麼有趣，卻擁擠著密密層層的商市，把自己和周邊地區歷史上最讓外人喜悅的工藝品集中呈現，再加上品類各異的食肆，以便遊客留連。更重要的是，它沒有世界某些旅遊地那種任眼花繚亂的低層次攤販拉扯遊客的喧鬧，給人一種無須躲避什麼的安全感。一個個門面那麼狹小又那麼典雅，輕手輕腳進入，只見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作歡迎後就不再看你，任你選擇或離開，這種氣氛十分迷人。

　　…………

　　當然還有更多的精采處，但我按平常目光看來，大致就是這樣。

　　不幸的是，正是這些優點，給它帶來了禍害。既然大家是來看一種有趣的生態景觀，那就要設法保護，防止損壞。但保護山岩、瀑布容易，保護文物、古蹟困難，保護生態景觀更是難而又難。

　　小巷只能讓它這麼小著；老樓只能讓它在水邊浸著；那麼多人來來往往，也只能讓一艘艘小船解纜系纜地麻煩著；白天臨海氣勢不凡，黑夜只能讓狂惡的海潮一次次威脅著；區區的旅遊收入當然抵不過攔海大壩的築造費用和治理汙染、維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讓議員、學者、市民們一次次呼籲著。

　　大家難道沒有注意到，牆上的警戒線表明，近三十年來，海潮（『文』）淹城已經（『人』）一百餘次？大家（『書』）難道沒有（『屋』）發現，運河邊被汙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風燭殘年、岌岌可危，彎曲的小河道已經發出陣陣惡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穢氣撲鼻？

　　毫無疑問，既有旅客在欣賞、遊玩，也有旅客在撒野、排洩。

　　威尼斯因過於出色而不得不任勞任怨。

　　好心人一直在呼籲同情弱者，卻又總是把出色者歸人強者之列，似乎天生不屬於同情範圍。其實，世間多數出色者都因眾人的分享、爭搶、排洩而成了最弱的弱者，威尼斯就是最好的例證。

　　我習慣於在威尼斯小巷中長時間漫步，看著各家各戶緊閉的小門，心裡充滿同情。抬頭一望，這些樓房連窗戶也不開，但又有多種跡象透露，裡面住著人，關窗，只是怕街上的喧囂。這些本地住家，在世界旅客的狂潮中，平日是如何出門、如何購物的呢？家裡的年輕人可能去上班了，那麼老年人呢？我們聞到小河小港的惡臭可以拔腳逃離，他們呢？

　　※※※

　　二

　　我對威尼斯的小巷小門特別關注，還有一個特殊原因。

　　威尼斯的生態景觀幾百年來沒有太大變化，那麼一個與我們中國關係密切的人物也應該熟悉這副景象。他從這兒走出，然後在遙遠的東方思念著這一切。這對他是一種預先付出的精神代價，報償卻是驚人，那就是以後很多西方人一次次念叨著他的名字開始思念東方。

　　當然，我是說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他的遊記是真是偽，國際學術界一直有爭議，而且必將繼續爭論下去。沒有引起爭議的是：一定有過這個人，一個熟悉東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關於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反對派和肯定派都拿出過很有力度的證據。例如，反對派認為，他遊記中寫到的參與攻打襄陽，時間不符；任過揚州總管，情理不符，又史料無據。肯定派則認為，他對元大都和盧溝橋的細緻描繪，對刺殺阿合馬事件的準確敘述，不可能只憑道聽塗說。我在讀過各種資料後認為，他確實來過中國，只是在傳記中誇張了他遊歷的範圍、身分和深度。

　　需要提醒學術界注意的是，他原本只是一個放達的旅行家，而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者。寫遊記，並不是他出遊的目的，事先也沒有想過，因此後來的回憶往往是隨興而說。其實這樣的旅行家，我們現在還能看到，一路的艱辛使他們不得不用誇張的口氣來為自己和夥伴鼓氣，隨處的棲宿使他們不得不以激情的大話來廣交朋友，日子一長便成習慣，有時甚至把自己也給搞糊塗了，聽他們說旅行故事總要打幾分折扣。因此，我們不能把馬可‧波羅的遊記當作科學家的考察筆記來審讀。

　　當然這中間還應考慮到民族的差別，義大利人至今要比英國人、德國人隨意。隨意就有漏洞，但漏洞不能反證事情的不存在。不管怎麼說，這位隨意順興、誇大其詞的旅行家其實非常可愛，正是這份可愛，使他興致勃勃地完成了極其艱難的歷史之旅。

　　儘管遊記有很多缺點，但一旦問世就已遠遠超越一人一事，成了歐洲人對東方的夢想底本，也成了他們一次次冒險出發的生命誘惑。後來哥倫布、達伽馬等人的偉大航海，都是以這部傳記為起點的，船長們在狂風惡浪之間還在一遍遍閱讀。如果它已經被公認為西方發現東方的動力，那麼，有點漏洞又算什麼？

　　因為有這番想法，我在威尼斯小巷中漫步時老是帶有一種感激心理。感謝這些小巷磨練過一種腳步，一種把世界走通的腳步。

　　當年，他一個人遊走在中國人之間，現在，有很多中國人遊走在他家門前。我在威尼斯小巷間鬧過好幾次笑話，都與中國遊客有關。大多是我在這裡遇到了一批批四川來、浙江來或湖南來的讀者朋友，寒暄一番依依告別，各自鑽入小巷；但麻煩的是，剛轉了兩個彎再度相見，大笑一陣又一次分手，閒逛了幾圈又當面相撞。後來連大笑也嫌重複太多只想躲避，剛退到牆後，卻見身邊小船上另一批朋友在叫我。

　　我有時想，這莫不是馬可‧波羅在天之靈在跟我們開玩笑吧？要在這裡開玩笑，他一定先找中國人。見到自己家鄉一下子轉來轉去地出現那麼多中國人，他一定高興。

　　※※※

　　三

　　成天吵鬧的威尼斯也有安靜的時候。

　　我想起一件往事。

　　兩年前我在一個夜晚到達，坐班車式渡船，經過十幾個停靠站，終點是一個小島，我訂的旅館在島上。這時西天還有一脈最後的餘光，運河邊的房子點起了燈，燈光映在河水裡，安靜而不冷落。

　　燈光分兩種，一種是沿河咖啡座的照明，一種是照射那些古建築的泛光。船行過幾站，咖啡座已漸漸關閉，只剩下了泛光。這些泛光不亮，使那些古建築有點像勉強登臺的老人，知道自己已經不適合這樣亮相。浸泡在水裡的房子在白天溶入了熙熙攘攘的大景觀，不容易形成凝視的焦點，此刻夜幕刪除了它們的背景，燈光凸現了它們的頹唐。本來白天與我們相對而視，此刻我們躲進了黑暗，只剩下它們的孤傷。

　　前面臨水的這排房子展示日久，又無依無靠，因此損害嚴重，已很少付諸實用。有幾幢已被某些國際公司「認領」，名曰維修，實則廣告。

　　班車式渡船一站站停泊，乘客很多。細細一看幾乎都不是遊客，而是本地居民，現在才是他們的時間，出來活動了。踩踏著遊人們拋下的垃圾汙穢，他們從水道深處的小巷裡出來，走過幾座小橋來到碼頭，準備坐船去看望兩站之外的父母親，或者到廣場某個沒有關門的小店鋪去購買一些生活用品。他們成天在人聲中淹埋，所以在渡船上見到陌生人也不再動用太多的禮貌，只是木然地站著，無語無笑。有一部分人是剛剛關門的店鋪的職員，神情疲憊，遇見熟人打個招呼，卻也沒有笑容。

　　開始下雨了，船上乘客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五六個，都與我一樣住在小島。進入大河道了，雨越下越大，已成滂沱之勢，我在擔憂，到了小島怎麼辦？怎樣才能冒雨摸黑，找到那家旅館？

　　雨中吹來的海風，又濕又涼，我眯著眼睛向著黑森森的海水張望，這是亞得裡亞海，對岸，是麻煩重重的克羅埃西亞。此時的威尼斯已是一片猙獰，使我聯想到古代從泉州出發的航船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在這裡艱難靠岸的情景，又聯想到海潮一次次乘人不備夜半肆虐的架勢。

　　這倒也罷了，可是明天一早，它還要梳妝打扮，淒然一笑，忙忙碌碌地接待專來尋找嫵媚的旅客。

　　登岸後涼雨如注，我又沒有傘，只得躲在屋簷下。後來看到屋簷與屋簷之間可走出一條路來，便挨著牆壁慢慢向前，遇到沒屋簷的地方抱頭跑幾步。此刻我不想立即找旅館，而是想找一家餐館，肚子實在很餓，而在這樣的深更半夜，旅館肯定不再供應飲食。但環視雨幕，不見燈光人影，只聽海潮轟鳴。

　　不知挨到哪家屋簷，抬頭一看，遠處分明有一盞紅燈。立即飛奔而去，一腳進門，見到的竟然是兩個中國女孩，果然是一家中國餐廳！何方華夏兒女，把餐廳開到這小小的海島上，半夜也不關門？我喘了一口氣，開口便問。

　　回答是，浙江溫州樂清。

　　※※※

　　四

　　莎士比亞寫過一部戲叫《威尼斯商人》，這使很多沒來過威尼斯的觀眾也稍稍領略了當年這座城市的商市風貌，又對這裡的商人產生了某種定見。

　　我在這裡見到了很多的威尼斯商人，總的感覺是本分、老實、文雅，毫無奸詐之氣。由此進一步證實了我以前的一個判斷：只有發達的商市才能培養良好的商業人格，投機取巧、狡詰奸詐，不是因為太懂商業而是因為不懂商業。

　　到一家玻璃製品店逛逛，店主人邀請我破例到隔壁參觀燒製過程，理由只是他喜歡中國文化。見他燒得嫻熟便隨口叫他師傅，他連忙說不，整個威尼斯沒有幾個師傅，他還是徒弟。爐火照得他滿臉通紅，估計年齡已六十開外。

　　最難忘的，是一個賣面具的威尼斯商人。

　　義大利的假面喜劇本是我研究的對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邊看到一個面具攤販，便興奮莫名，狠狠地欣賞一陣後便挑挑揀揀選出幾副，問明了價錢準備付款。

　　攤販主人已經年老，臉部輪廓分明，別有一份莊重。剛才我欣賞假面的時候他沒有任何反應，甚至也沒有向我點頭，只是自顧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來，看來看去再掛上。當我從他剛剛掛上的假面中取下兩具，他突然驚異地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等我把全部選中的幾具拿到他眼前，他終於笑著朝我點了點頭，意思是：「內行！」

　　正在這時，一個會說義大利語的朋友過來了，他問清我準備購買這幾個假面，便轉身與老人攀談起來。老人一聽他流利的義大利語很高興，但聽了幾句，眼睛從我朋友的臉上移開，擱下原先準備包裝的假面，去擺弄其他貨品了。

　　我連忙問朋友怎麼回事，朋友說，正在討價還價，他不讓步。我說，那就按照原來的價錢吧，並不貴。朋友在猶豫，我就自己用英語與老人說。

　　但是，我一再說「照原價吧」，老人只輕輕說了一聲「不」，便不再回頭。

　　朋友說，這真是強脾氣。

　　但我知道真實的原因。老人是假面製作藝術家，剛才看我的挑選，以為遇到了知音，一討價還價，他因突然失望而傷心。是內行就應該看出價值，就應該由心靈溝通而產生尊重。

　　這便是依然流淌著羅馬血液的義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買賣，做大做小無所謂，是貧是富也不經心，只想守住那一點自尊。職業的自尊，藝術的自尊，人格的自尊。

　　去一家店，推門進去坐著一個老人，你看了幾件貨品後小心問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點？」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說：「門在那裡。」

　　這樣的生意當然做不大，這樣的態度也實在太離譜，當然也不是所有的義大利商家都是如此，但無論如何，這裡留下了一種典型。

　　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這正是他們支付的代價，有人說，也是他們人格的悲劇。

　　身在威尼斯這樣的城市，全世界旅客來來往往，要設法賺點大錢並不困難，但是他們不想。店是祖輩傳下的，半關著門，不希望有太多的顧客進來，因為這是早就定下的規模，不會窮，也不會富，正合適，窮了富了都是負擔。因此，他們不是在博取錢財，而是在固守一種生態。

　　歐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與此有關。

　　如果說是悲劇，我對這種悲劇有點尊敬。

　　我們看夠了那種光燦熠熠的鬧劇。

　　稀釋但丁

　　佛羅倫斯像個老人，睡得早。幾年前我和企業界的幾位朋友驅車幾百公里深夜抵達，大街上一切商店都已關門，只能在小巷間穿來穿去尋找那種熬夜的小餐館。大街已經夠老邁的了，小巷更是古舊，腳下永遠是磨得發滑的硬石，幽幽地反射著遠處高牆上的鐵皮街燈。兩邊的高牆靠得很近，露出窄窄的夜空，月光慘淡，酷似遠年的銅版畫。路越來越窄，燈越來越暗，腳步越來越響又悄悄放輕，既怕騷擾哪位失眠者，又怕驚醒一個中世紀。

　　終於，在前邊小巷轉彎處，見到一個站著的矮小人影，紋絲不動，如泥塑木雕。走近一看，是一位日本男人，順著他的目光往前打量，原來他在凝視著一棟老樓，樓房右牆上方垂著一幅布幔，上書「但丁故居」字樣。

　　我到現在仍然想不出，還有另外哪一種方式，比那天晚上與但丁故居相遇更加合適。如此黝暗，如此狹窄，如此寂靜，如此勞累，如此飢餓，好像全是為這個相遇作準備。日本人終於朝我們點了點頭，那表情就像一切全在意料之中，你們也會在這個時候摸到這裡。

　　但丁就是在這般黝暗和狹窄中走出。他空曠的腳步踩踏在昨夜和今晨的交界線上，使後來一切早醒的人們都能朦朧記起。

　　老樓為三層，窗小牆厚，前門有一盞鐵燈，又有一個井臺。鐵燈無光，井臺有蓋，管理當局連「但丁故居」幾個字都不敢鑿在牆上，只掛一幅布幔，因為鑿了就不再是當日原貌。

　　我讓同行的幾位朋友繼續順著小巷去找餐館，自己與那位日本人在故居前再站一會兒。後來日本人也走了，就我一個人站著，直到朋友們不放心又回過頭來尋找。

　　這事幾年來一直夢一樣縈繞腦際，有時覺得很有意境，有時卻為未能進入故居而遺憾，所以這次來佛羅倫斯，七轉八轉又轉到了故居前，當然不再是黑夜，可以從邊門進入，一層層、一間間地細細參觀。

　　看完陳列的種種資料，我最感興趣的是站在各個窗口向外張望，猜度著當年但丁的目光。但丁在青年時代常常由此離家，到各處求學，早早地成了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又眷戀著佛羅倫斯，不願離開太久。這裡有他心中所愛而又早逝的比阿特麗（Ｂｅａｔｒｉｃｅ），更有新興的共和政權的建設。三十歲參加佛羅倫斯的共和政權，三十五歲時甚至成為六名執政長官之一，但由於站在新興商人利益一方反對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奪權的當局驅逐，後來又被缺席判處死刑。

　　被驅逐那天，但丁也應該是在深夜或清晨離開的吧？小巷中的馬蹄聲響得突然，百葉窗裡有幾位老婦人在疑惑地張望。放逐他的是一座他不願離開的城市，他當然不能選擇在白天。

　　被判處死刑後的但丁在流亡地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時代，不僅寫出了學術著作《饗宴》、《論俗語》和《帝制論》，而且開始了偉大史詩《神曲》的創作，他背著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歷史巨人。

　　佛羅倫斯當局傳信給他，說如果能夠懺悔，就能給予赦免。懺悔？但丁一聲冷笑，佛羅倫斯當局居然於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處他死刑。

　　如果說第一次判決勉強還可算作是政治派別之爭，那麼這一次完全可以看成一次荒唐的「反判決」了。試想，宣判一個已經寫下了《神曲》的大詩人死刑，怎能不成為歷史的笑柄？然而在當時，但丁確實回不了心中深愛的城市了，只能在黑夜的睡夢和白天的痴想中回來，低頭看看井臺，抬頭看看鐵燈，然後悄悄進門，步步上樓。最後，五十六歲客死異鄉。佛羅倫斯就這樣失去了但丁，但是最終還是沒有失去，後世崇拜者總是順口把這座城市與這位詩人緊緊地連在一起，例如馬克思在引用但丁詩句時就不提他的名字，只說「佛羅倫斯大詩人」，全然合成一體，拉也拉不開。

　　佛羅倫斯終究是佛羅倫斯，它排斥但丁是一個短暫的歷史過程，很快就用更大的光輝洗刷了這種恥辱。我在科西莫‧美奇第的住所見到過但丁臨終時的臉模拓坯，被供奉得如同神靈。科西莫可稱之為佛羅倫斯歷史上偉大的統治者，那麼，他的供奉也代表著整座城市的心意。

　　最讓我感動的是一件小事。但丁最後是在佛羅倫斯東北部的城市拉文那去世的，於是也就安葬在那裡了，佛羅倫斯多麼希望把他的墓葬隆重請回，但拉文那怎麼會放？於是兩城商定，但丁墓前設一盞長明燈，燈油由佛羅倫斯提供。一盞燈的燈油有多少呢？但佛羅倫斯執意把這一粒光亮、一絲溫暖，永久地供奉在受委屈的遊子身旁。

　　不僅如此，佛羅倫斯聖十字教堂（Ｓａｎｔａ　Ｃｒｏｃｅ）安置著很多出生於本地而名揚天下的重要人物的靈柩和靈位，大門口卻只有一座塑像壓陣，那便是但丁。這是這座城市為自己的兒子們排定的地位。但丁站在排列之外，點化著這群人的行為走向，也點化著身邊這些又密又窄的小巷，使各方遊人懂得它們是如何撬動了整個世界。

　　但丁塑像為純白色，一派清瘦憂鬱，卻又不具體，並非世間所常見。如果說是歷史的負載太重，那麼為什麼希臘、羅馬雕塑的表情卻比他靈動？我無法解讀凝凍在他表情裡的一切，只見每次都有很多鴿子停落在塑像上，兩種白色相依相融；很快鴿子振翅飛動，飛向四周各條小巷，也飛向遠處天宇，像是在把艱難而純白的但丁，稀釋化解開去。

　　城市的符咒

　　一

　　第一次來佛羅倫斯時就對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來走去總也擺脫不了這幾個字母：ＭＥＤＩＣＩ。像符咒，像標號，鐫在門首，寫在牆面，刻在地下，真可謂抬頭不見低頭見，躲來躲去躲不開。昨天寫但丁，就沒有躲開。

　　這是一個家族的名稱，中文譯法多種多樣，我就選用「美第奇」吧。看得出來，現在佛羅倫斯當局並不想張揚這個家族，不願意把各國旅人紛至沓來的那些文化景點都歸諸一個門戶，但旅人們只要用心稍細，定睛稍久，便能發現要想避諱某種事實十分困難。

　　全城作為重點文物向旅人開放的不多幾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禮拜堂；明明說是去參觀當年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國政廳，看來看去竟看到了什麼「族祖」的畫像、「夫人」的房間，原來國政廳就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家就是國政廳；更驚人的是那家聞名世界的烏菲齊美術館，據一種顯然誇張的說法，西方美術史上最重要的畫幾乎有一半藏在這裡，但我們一到五樓的陳列室門口卻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歷代祖先的雕像，一問，整個美術館原本就是他們家族的事務所，那些畫也是他們幾世紀來盡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傳人安娜‧瑪麗亞，才捐贈給佛羅倫斯市。

　　好像也有別的富豪之家想與這個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紀佛羅倫斯銀行家皮提（Ｌｕｃａ Ｐｉｔｔｉ）曾建造了一所規模浩大的宅院，請來設計的恰恰是與美第奇家族關係密切的設計大師布魯納萊斯基，因此明顯要與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勢。但遺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於這座宅院的巨款開支而漸漸敗落，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買下，並成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長期住在這裡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顧了對手的名聲，實際上卻加倍證明了自己的勝利。今天這所豪宅也是佛羅倫斯的主要景觀，各國旅人置身其間，仍然感受到這個家族炙人的氣勢。

　　一個家族長久地籠罩一座城市，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城市當時正恰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搖籃。難道，像文藝復興這樣一個改變了人類命運的偉大運動也與這個家族息息相關？答案是肯定的，它確實是文藝復興運動強有力的支持者。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納的農民，做藥商發財，進而開辦銀行而漸漸成為歐洲最大的銀行家。他們在銀行中運用並改進從阿拉伯人那裡學來的複式簿記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業務快速發展，還為羅馬教會管理財政。十五世紀中後期，這個家族又在政治上統治佛羅倫斯六十年，這六十年既是佛羅倫斯的黃金時代，又是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

　　在我看來，美第奇家族對文藝復興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條件，一是巨額資金，二是行政權力，三是鑑識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為什麼呢？

　　第一，文藝復興之所以雷霆驚人、萬人翹首，是由許多大的作品來撐持的，這些作品不管是壯麗的建築還是巨幅的壁畫，都耗費不菲，遠不是藝術家本身所能應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資金注入，至關重要。

　　第二，文藝復興畢竟又是一場挑戰，一系列全新的觀念和行為，勢必引來廣泛反彈，構成對一個個創新者的包圍。這就需要某種權力背景的保護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備了這種權力，給很多藝術家某種安全感。

　　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麼來確定資助和保護對象？靠他們的鑑識能力。這種鑑識能力既包括對古希臘藝術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對新時代文化趨向的敏感，通過設立柏拉圖學園、雕塑學校和圖書館，從歐洲各地攬集人才研討琢磨，結果不僅使家族成員，也使佛羅倫斯市民大幅度地提高了文化評判水準。這實在難能可貴，因為歷來也經常出現一些熱心於藝術的財富權力集團，每每因鑑識能力低下而貽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從這三方面一使勁，在佛羅倫斯造成了一種民眾性的文化崇拜，這對藝術家個人創作心態的提升，對一場思想文化運動聲勢的形成，都極其重要。據說當時許多藝術大師最在乎佛羅倫斯廣大市民的目光，這真是一種令人神往的景象。

　　在佛羅倫斯大街上我反覆自省：為什麼自己與美第奇家族無怨無仇，卻從一開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們對文藝復興的巨大影響呢？也許與中國的某種傳統觀念有關。中國的民間藝術家和文人藝術家歷來以蔑視權貴為榮，以出入權門為恥，而與他們同時存在的宮廷藝術家則比較徹底地成了應命的工具，描富吟貴、歌功頌德。這兩個極端之間幾乎沒有中間地帶。我們似乎很難想像當年佛羅倫斯的那些藝術大師，出入權門而又未曾成為工具。

　　美第奇家族總的說來比較尊重創作自由和藝術個性，並不怎麼炫耀藝術霸權。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藝術選擇，例如那位著名的羅倫佐‧美第奇非常欣賞米開朗基羅而對達文西卻比較漠然，而他的兒子對米開朗基羅也有點冷漠。但這一些都無改於這個家族對藝術群體的整體護惜。米開朗基羅十四歲就被這個家族賞識培養，長大後懷著報恩之心為他們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過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鬥爭，對此美第奇家族也沒有怎麼為難他。因此不管是報恩還是鬥爭，都沒有損害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完整。相比之下政治思想家就麻煩一點，例如那位《君主論》、《戰爭的藝術》、《佛羅倫斯史》的作者馬基雅弗利（Ｎｉｃｏｄ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一生就一再遇到是否站在美第奇家族一邊的「立場問題」，一會兒以反對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被逮捕，一會兒又以效力過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而被斥逐，最後竟憂鬱而死。在這樣的事情上，藝術家總是鬆弛得多，瀟灑得多。

　　由美第奇家族聯想到，中國古代的顯貴、官僚、豪紳，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書畫，不願意在公共領域大規模地優化藝術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牆內，毀棄在隔代間，難於積累成實實在在的社會財富，讓庶民共享。

　　※※※

　　二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軀，必然會帶出同樣巨大的陰影。在佛羅倫斯徜徉時間一長，也會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難於表述的尷尬狀態。我從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築中看出來了，從那些不知與市民親近一點還是疏離一點的廣場上看出來了，從那些被他們家族支持的藝術大師雖然佳作迭出卻未能大幅度創新的整體傾向中看出來了，也從他們家族各代當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來了。

　　美第奇家族從一開始就比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權就難免與平民對立，這個悖論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Ｃｏｓｉｍｏ Ｍｅｄｉｃｉ）敏感到了。科西莫當時採取的辦法是淡化掌權的名義，強化市民的身分，只在幕後控制政局。這種站立方式，聰明有效，似淡實濃，為美第奇家族統治的延續打下了基礎。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與科西莫相提並論的是他的孫子羅倫佐（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ｉｄｉｃｉ）。羅倫佐當政時年紀還輕，不再採取祖父那種謹慎低調的掌權方式，而是果斷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〇年羅馬教皇聯合那不勒斯威脅佛羅倫斯，羅倫佐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居然隻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談判，頃刻間化敵為友，成為歐洲外交史上的美談。

　　這樣一位統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強勢的，市民們一直以他為驕傲，但時間一長，彼此都覺得有點異常。政治便是這樣，低調維持平靜，強勢帶來危機，佛羅倫斯在不知不覺間變得風聲鶴唳，雲譎波詭起來。最輝煌的收獲季節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聰明的羅倫佐很快就領悟到了這一點。他進退有度，並不怎麼迷戀權勢，願意分出更多的時間與專家們討論古希臘哲學，也寫了不少既歡悅又傷感的詩，例如：

　　　　灼灼歲序，恰似晨露。

　　　　今朝歡愉，明日何處？

　　落寞心境溢於言表。

　　羅倫佐遇到過很多對手，而最大的對手卻是他統治下的佛羅倫斯市民。市民是善於厭倦的，因為他們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們的政治觀念天然地趨向於民主，何況佛羅倫斯已風氣初開、思想活躍，很難長時間地皈伏於一個家庭的統治。如果說美第奇家族親手倡導了這種風氣，那麼，正是這種風氣要質疑這個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橋上方看到一種奇怪的舊建築，似房似廊，貫穿鬧市，卻密封緊閉，只開一些小窗，便問一位導遊，他說，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於不同住處間的走道。他們不會像舊式貴族官僚那樣戒備森嚴地在官道上通過，但又不敢毫無遮攔地與市民並肩而行。這條空中走道活生生地呈示著他們與市民之間的尷尬關係，而這種呈示又會把尷尬繼續推進。

　　對於在厭倦中培育起來的對立，美第奇家族沒有心裡準備。只是連最自信的羅倫佐也奇怪地發現，越來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湧去，而柏拉圖學園早已門可羅雀。

　　市民是去聽修道院院長薩伏納洛拉（Ｓａｖｏｎａｒｏｌａ）講道的，講道的內容是批判佛羅倫斯城裡的奢侈之風、腐敗之氣，認為這完全背離了基督精神。這樣的講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動力，而更讓人震撼的是，薩伏納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羅倫佐本人，而且自詡有預言能力，警告佛羅倫斯如果不改邪歸正，必定有災難降臨。於是，佛羅倫斯市民以敬佩和驚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圍，他以宗教淨化和社會批判這兩條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領袖。後來法國入侵、局勢混亂，他也就被市民選為執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這從政治角度來看，是市民通過選舉推翻一個家族專制的民主行為，但從整體文明的演進上看卻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這件事情上南轅北轍。薩伏納洛拉實行的是宗教極端主義和禁欲主義，如市民們原來聽他演講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時覺得大快人心，現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麼對不起，請所有市民把家裡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來，當眾焚毀；不僅一切娛樂被禁止，連正常的結婚也不受鼓勵，全面禁欲，其嚴厲程度，不但在佛羅倫斯歷史上，而且在義大利歷史上也是從七世紀之後從未有過。文藝復興中湧現的許多藝術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東西，大批投入火海。於是，一座生氣勃勃的城市，轉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早就活躍慣了的佛羅倫斯市民對這種生活當然更加不能容忍，他們以比厭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厭倦了薩伏納洛拉。薩伏納洛拉以往針對別人的演講又為自己設置了陷阱。例如，既然他說能被烈火焚毀的一切都是魔鬼，而自己不僅不可焚毀而且還能創造各種奇蹟，那麼市民就想看看他自己承受烈火焚燒而不毀的奇蹟。正好他所宣揚的宗教極端主義對羅馬教皇也持譴責態度，教皇也就反過來判他一個「異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門口的塞諾里亞廣場上執行火刑把他燒死，不可焚毀的奇蹟並沒有出現。現在這個廣場的噴泉附近地上還有一塊青銅圓基，石碑說明，這是薩伏納洛拉被燒的地點。

　　這塊小小的銅基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傷疤，兩種歷史力量，一種立足民主，一種立足文明，在這裡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遊人幾乎都不會注意到它，只顧興高采烈地踩踏著它，抬頭看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塑。

　　薩伏納洛拉在中國史學界的評價差距很大，大陸有人把他說成是被反動勢力殺害的民主鬥士，臺灣有人把他說成是「妖僧」，這兩種說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過他的畫像，黑布包頭，眼有異光，瘦頰豐唇，可以想像他在修道院當眾抨擊文藝復興中的佛羅倫斯時，一定很有感染力。

　　薩伏納洛拉事件使佛羅倫斯市民的水準有點提高，他們開始以比較冷靜的態度來對待美第奇家族。但自從羅倫佐去世之後，佛羅倫斯再也沒有出現過強有力的統治者，長期陷於內亂和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紀二〇年代又下過一次臺，後來還是一直把握著這座城市的統治權，直到十八世紀四〇年代因家族無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個家族，一場運動，一堆傷疤，就這樣纏纏繞繞、時斷時續地綰接了一段歷史。時至今日，很多纏繞處已經鬆脫、脆腐，因此顯得特別簡約或特別晦澀。到佛羅倫斯旅遊，就是在一個樓空物非的家族院落裡，與歷史捉迷藏。

　　唯一能夠抓到手的，倒是那些藝術家。

　　大師與小人

　　一

　　在聖十字教堂米開朗基羅的靈柩前我想，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開始和終結都有具體的標誌，文藝復興運動退潮的標誌，應該是米開朗基羅之死吧？那麼這個小小的靈柩，便有點重要。

　　米開朗基羅死在羅馬，享年八十九歲。比之於達文西死於六十多歲，拉斐爾死於三十多歲，實在是高壽。他與他們兩人的關係曾出現過一些尷尬，但那是遙遠的事了，他們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層次朋友和對手的無限孤獨。

　　記得那時已經畫出了《最後的晚餐》的達文西回到佛羅倫斯時是何等榮耀，年輕氣盛的米開朗基羅曾經公開衝撞過他；後為米開朗基羅發現達文西為佛羅倫斯國政廳畫壁畫的報酬是一萬金幣，而自己雕刻《大衛》的報酬是四百金幣，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畫一幅壁畫來與達文西較量。這種眾目睽睽下的比賽，時時引發不愉快的事情。例如這期間有人用石塊投擲陳放於廣場上的《大衛》，立即被想像成受達文西指使，使達文西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師畢竟是大師，米開朗基羅剛想把比賽的那幅壁畫從紙稿上畫到牆上，卻被教皇召到了羅馬，等他後來回到佛羅倫斯，發覺達文西早已因別的原因中止壁畫而遠走他鄉，他在達文西留下的壁畫遺跡前深為震動，只有他能理解全部筆觸間的稀世偉大。照理此時他獲得了無競爭地完成壁畫的機會，但達文西已走，自己再畫還有什麼意思？他也停止了，於是兩位大師重新用溫和的目光遠遠地互相打量，霎時和解。

　　拉斐爾比米開朗基羅年輕八歲，對米開朗基羅和達文西的藝術非常崇拜。但他是當時主持聖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築師布拉曼特的同鄉和遠親，布拉曼特對光芒突現的米開朗基羅不無嫉妒，結果使拉斐爾一度也成了米開朗基羅心理上的反對者。米開朗基羅懷疑，教皇硬要他這個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頂棚作大型壁畫，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爾出的壞主意，目的是讓他出醜。他作這幅壁畫時拒絕別人參觀，但很快發現有人在夜間進來過，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爾，這使他非常氣惱。其實拉斐爾是來虔誠學習的，當米開朗基羅這幅名為《創世紀》的壁畫完成後，拉斐爾站在壁畫前由衷地說：「米開朗基羅是用著同上帝一樣傑出的天才，創造出這個世紀的！」

　　布拉曼特只主持聖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爾繼位，可惜他那麼年輕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築師剛剛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無奈，最後只好去請七十二歲高齡的米開朗基羅主持其事。米開朗基羅覺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於布拉曼特別有用心的推薦不得已成了畫家，卻又怎能在這麼蒼老的晚年再來變成一個建築師，更何況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幾度拒絕，後來實在推不過，就提出要改變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慮，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當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審視布拉曼特的設計方案後，不得不驚呼：誰想否定這麼精采的方案，一定是瘋子！這聲驚呼，是從藝術良知發出的。真心的藝術家之間可以互不服氣，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盡釋前嫌。這並不僅僅是藝術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種被提煉成審美形式的高貴生命內質，構建了互相確認。

　　※※※

　　二

　　米開朗基羅晚年的苦惱，在於再也遇不到這種等級的互相對峙和確認，迎面而來的盡是一些被他稱作「卑鄙造謠者」的群體。

　　從他給侄兒的那些書信看，直到臨死之前他還在受他們的折磨。他們的名字，現在還能從史料中查到。我們有時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歐的藝術大師，為什麼還會在乎這些卑鄙的造謠者呢？看了資料才知道，這些人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發言資格，甚至還有一定的運作權力，而謠言的內容無論是教皇還是民眾都一時很難分辨。其中最惱火的是有關工程的謠言，不斷預言米開朗基羅正在建造的那個教堂大穹頂已留下很嚴重的技術後果而必定坍塌。這在當時無法驗證，卻能破壞建造者的心緒，可能一氣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謠者的目的，好讓自己來接手穹頂。

　　那天我正好讀了這些資料去聖彼得大教堂前參加一個盛大典禮，連教皇都出來了，但我的心思卻一直駐定於藍天下的那個穹頂，想著幾百年前米開朗基羅有口難辯的憤怒，於是在心中默念一句：大師息怒，我們頭上，只有您的穹頂！其實米開朗基羅的這種麻煩，在他完成傑作《最後的審判》時就遇到了。那時大師年近古稀，突然發現這種看似卑瑣的對手比他經歷過的各種危難還要凶險。

　　當時有個威尼斯的諷刺作家叫阿雷提諾，兼做兩項職業謀生，一項是受人雇傭寫誹謗文章，領取傭金；另一項是向藝術家無償索取作品，如遭拒絕則立即發表攻擊性雜文。

　　這兩項職業其實都是文化殺手，第一項是雇傭性文化殺手，第二項是報復性文化殺手，都為錢財。當然還會有一種嫉妒性文化殺手，他還輪不上。但他在當時十分強大，因為一幅壁畫一畫幾年，他的雜文一天幾篇，攻守嚴重失衡；更因為他有規律地把這兩種文章定期付印散發，結果幾乎所有的名人、藝術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順順當當地獲得了大量的金錢和其他利益。

　　這次他向米開朗基羅索要畫稿，未能如願，便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說米開朗基羅拿了教皇的大堆黃金而沒有畫成像樣的東西，是騙子手和強盜，而且品行不端。米開朗基羅雖然非常生氣卻沒有理會，阿雷提諾便進一步以傳單的方式指責《最後的審判》傷風敗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這個指控在當時有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幸好教皇沒怎麼在意。

　　阿雷提諾竭力想把一個藝術家拉到政治審判和道德審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後沒有成功，也攪亂了社會注意力。連當時為米開朗基羅辯護的人們也沒有發現：《最後的審判》在人物刻畫和構圖上已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主義告別。這是大師花了整整六年時間，白天黑夜艱難探索的結果，誰知一問世就被惡濁的喧嘩所掩蓋。

　　大師想探索的命題，還有很多，他時時想從新的起跑線上起步，但阿雷提諾們的誹謗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為自己本想放棄的東西辯護。他多麼想重新成為一個赤子繼續叩問藝術的本義，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會氣氛已經無法幫助他成為一個輕鬆的創造者，這正表明文藝復興的大潮已開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師臨終前對站在自己面前的紅衣主教說：「我對藝術剛剛有點入門，卻要死了。我正打算創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這話其實他早就想說了，但只有今天，床邊沒有阿雷提諾。

　　接下去的一句話是無可置疑的：他要回佛羅倫斯。

　　大師的親屬只有一個不成器的侄子。這個侄子草草地把大師的遺體捆成一個貨物模樣，從羅馬運回佛羅倫斯，完成了遺囑。

　　圍啄的雞群

　　一

　　伽利略趕在米開朗基羅去世前三天出生，彷彿故意來連接一個時代：文藝復興基本完成，近代科學開始奠基。

　　佛羅倫斯聖十字教堂內的名人靈柩，進門右首第一位是米開朗基羅，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種近距離的呼應和交接。

　　嚴格說起來伽利略應該算是比薩人。在比薩出生，在比薩求學，又在比薩大學任教。據說他曾在比薩斜塔上做過一個自由落體的實驗，現在有人經過考證認為這個實驗沒有做過，但世界各國旅人仍然願意把那座斜塔當作他的紀念碑。家鄉也願意，願意那麼大，願意那麼斜，讓世人看看一種因長期蒙冤而傾斜的人生力學結構也可能如此宏偉。

　　但是，他的靈柩卻安置在佛羅倫斯。不僅如此，在佛羅倫斯阿諾河畔的一個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組指揮交通的紅綠燈上方，好像對這座城市，他還要盡一點義務，哪怕是指揮交通。

　　我想這是有原因的。

　　那年羅馬教廷通知七十高齡的伽利略到羅馬受審，伽利略因患嚴重關節炎無法長途坐馬車，請求就近在佛羅倫斯受審，但教廷不許，年輕的托斯卡納（暨佛羅倫斯）大公斐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轎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羅馬第一個迎接這位「罪人」的，是佛羅倫斯駐羅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還邀請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裡。

　　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佛羅倫斯能在自己的地盤裡保護伽利略已經不易，沒想到它居然伸出長長的手臂，把這種保護追隨到教廷所在的羅馬。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邁的科學家對世事天真未鑿，他困惑地問尼科利尼：「為什麼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現在一看風頭不對都起勁地攻擊我？我對他們做錯了什麼嗎？」

　　尼科利尼笑著回答：「您對人性的了解，遠不如對天體的了解。您的名聲太大，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說：「小時候見到一群小雞狠命地圍啄一隻流血的雞，我驚恐地問奶媽怎麼回事，奶媽說，雞和人一樣，只要發現一隻比較出色又遭到了麻煩，便聯合起來把牠啄死。」

　　伽利略睜大眼睛聽著，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這場圍啄的中心活動，是要伽利略讀一份「懺悔書」。連女兒出於對父親生命安全的考慮也來勸他懺悔，他拒絕；但到最後，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嚴厲考驗」，他還是「懺悔」了。

　　「懺悔」在羅馬，而在佛羅倫斯，斐迪南二世卻說：「我只有一個伽利略。」

　　憑著這一切，伽利略願意在佛羅倫斯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斐迪南二世這種唯一性的評價，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圍啄，是雞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為了不再產生這樣的悲劇，即便讓他指揮交通，也心甘情願。

　　※※※

　　二

　　伽利略的懺悔，是跪在地上做的。懺悔的中心內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並且運動著。這位患有嚴重關節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時一定十分困難，當終於跪到地上之後，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據他的學生文欽卓‧比維亞尼回憶，他讀完懺悔詞後還嘆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還是在轉動！」

　　一位科學家當然不會在內心徹底放棄自己經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但他在當時當地是否真的說了這句話，我們還沒有看到除比維亞尼一人回憶之外的其他證據。我們能看到的那份懺悔詞是老人逐字逐句大聲宣讀的，當時曾散發到整個基督教世界。

　　懺悔書中最讓人傷心的一段話，是他不僅承認自己有「異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證：……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神聖法庭、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

　　這樣的話無疑是一種最殘酷的人格自戕，因為此間描述的伽利略已經不是一個懺悔者，而是「自願」要成為一個告密的鷹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殘酷著稱於史，動不動就把一批在宗教觀念上有「異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覺得比火刑柱更惡劣的是普及了一種人格災難。

　　鼓動人們為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所謂觀念上的疑點，毫無顧忌地告密、揭發、反咬、圍攻、賣友。只要做了這樣的惡事，不僅能自保，而且還能瓜分受害者的遺產；如果不肯這樣做，則遲早災難臨頭。這就以對生命最終威脅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處的惡，使之蔓延膨脹，顛覆全社會的人格系統。到了這時候一切胡作非為都能隨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還有人格殘存，就一湧而來，全力摧殘直到那個尚有人格殘存的人當眾放棄人格。

　　伽利略當眾放棄人格，除了願意成為告密者的「保證」勢必與具體的生理威脅有關外，懺悔卻是確實的。伽利略為什麼作這個選擇？歷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討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說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裡把這位科學家的懺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並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別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藉著他所寫的一部著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懺悔就沒有後來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懺悔的後果總的說來是可怕的。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後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後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這個案件「結束了義大利的科學，科學在義大利歷經幾個世紀未能復蘇」。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群圍啄」的原理有關。

　　尼科利尼作為一個外交家雖然勘破塵世卻有自己廣闊的流轉空間，他不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的伽利略並沒有這種空間，一旦看穿便無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群」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於用汙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他這樣做不是為了保存生命來繼續研究科學，而是故意讓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徹底死亡。後來他又有了新的科學著作，只是殘存生命的一種慣性動作。

　　正是這樣的事件，使我在歐洲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放不過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藝復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這樣的人也無濟於事，這就給後代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提出了艱難的課題。他們在人權和法制上所做的數百年努力，都是從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徑中起步。

　　那時候佛羅倫斯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護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兒子們的遺體遺物，靜靜地等待歷史返還公道。

西班牙　　流浪的本義

　　一

　　每一座城市都會有一個主題，往往用一條中心大街來表現。是尊古？是創新？是倚山？是憑海？是厚土？是廣交？……

　　巴塞隆那的主題很明確，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條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乾脆俐落。它的正式名字應該是蘭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這條大街是逛不厭的，我先是和夥伴們一起逛，不過癮，再獨個兒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夥伴們去看我發現的好去處。夥伴們也各自發現了一些，一一帶領過去，結果來回走了無數遍，腰酸腿疼而遊興未減。於是相約，晚飯後再來，看它夜間是什麼模樣，大不了狠狠逛它個通宵。

　　這條大街的內容沒有別的，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這裡賣藝賣物，抖出百般花樣，使盡各種心智，實在是好看極了，好玩極了。

　　我也想過，世上的商街無非賣藝賣物，司空見慣，為什麼這裡特別吸引人？

　　首先，這裡渾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當地人和外來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國人，不分東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因此也不分嚴格意義上的賣者和買者。這種渾然一體又互不相識的氣氛，讓人迷醉；其次，這裡洋溢著藝術氣氛。由於時時流動，這裡形不成地盤，構不成統制，更不會出現兼併和壟斷。所有的賣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錢，便在這裡稍稍鬧騰。主要不是鬧騰資金和商品，而是手藝和演技，因此又和藝術銜接在一起，光鮮奪目，絕招紛呈，就像過節一般；第三，這裡籠罩著文明秩序。不知什麼時候形成的規範，在這裡出現的一切，必須乾淨、文雅、禮貌、美觀，不涉惡濁，不重招徠，紳士風度，君子作派，自尊自愛，心照不宣。這就使它與我們常見的喧鬧劃出了界線，具備了國際旅遊質素，讓人每一步都走得放鬆，走得自在。

　　…………

　　這些特點，在我看來，全都體現了世間優秀流浪者的素質。他們的溶化本領，謀生能力，開闊心境，自制風範，物化為一條群體人格的長廊，熙熙攘攘。其實，這也是一切遠行者的進修學校。

　　我一直認為，除了少數逃罪人員和受騙人員，正常意義上的遠行者總是人世間比較優秀的群落。他們如果沒有特別健康的情志和體魄，何以脫離早已調適了的生命溫室去領受漫長而陌生的時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時時都需要面對未知，許多難題超越精神貯備，大量考驗關乎生死安危，如果沒有比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據我自己的經驗，幾乎沒有遇見過一個喜歡遠行的現代流浪者是偏激、固執、陰鬱、好鬥的。反之，那些滿口道義、鄙視世情的書齋文人如果不得已參加某種集體旅行，大多連誰扛行李、誰先用餐、誰該付款等瑣碎問題也無法過關，總是眾人側目，同室翻臉，不歡而散。流浪，一個深為他們恥笑的詞彙，卻又談何容易！有人把生命侷促於互窺互監、互猜互損，有人則把生命釋放於大地長天、遠山滄海。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隆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開通者大街，高貴者大街。

　　※※※

　　二

　　流浪者大街的東邊一段，是各國流浪畫家活動的場所。畫家們搭起畫架為來往行人畫像，有的是寫實，有的是漫畫，漫畫的生意要好一些。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漫畫有趣，被畫一次就大笑一通，惹得旅伴們也非常開心，互相逗趣，變成了一場遊戲；二是因為漫畫快，幾筆就成，身在旅途，誰也懶得在大街邊坐個把小時被寫實畫家細細描繪，被圍觀的行人評頭品足。

　　寫實畫家中畫得最好的，肯定是那幾位中國畫家。他們在那裡一擺攤，把周圍所有別的寫實畫家比得十分狼狽。夕陽下黑色的眸子盯著畫紙一筆筆勾勒，筆觸精確玄妙，使周圍駐足的行人都屏住了呼吸，形成了一個與整條大街很不相稱的寧靜氣氛。幾步之外，那些特別像藝術家的大鬍子歐洲畫家完全無人問津，他們不時瞟來嫉妒的目光。

　　這讓我們產生了一種莫名的驕傲，又怕干擾氣氛不敢動問。等到一幅畫完，我們的兩位小姐輕聲用中國話與中國畫家打招呼，原想會出現異鄉遇同胞的興奮，誰料畫家聽到後只是嘴角輕輕一牽，算是回了禮，連眼睛都沒有移過來。一位是這樣，另一位也是這樣。

　　這一定有什麼原因，實在無法妄猜。

　　我只知道，流浪是一種告別，告別的原因，有的可付諸言表，有的則難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屬於後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當然沉默，牽牽嘴角，已是禮貌。

　　※※※

　　三

　　巴塞隆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間一段，是表演藝術家的活動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歐洲很多城市都有，人們因為看慣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視覺慣性，突然看到這幾尊雕塑有點異樣，總會由吃驚而興奮。後來看得多了，不再吃驚，但有時由於造型和色彩實在酷似普通雕塑，每次還會微笑著多看一會兒。

　　真人雕塑前些年在上海街頭也出現過，那是一些年輕人在做行為藝術的實驗，我的好些學生也參與了，可惜由於新奇而引來大量圍觀者，造成交通堵塞而被勸阻。這裡的真人雕塑不是實驗，而是賣藝。很多行人會與「雕塑」並肩拍張照，「雕塑」會與你拉手、摟肩，拍出來頗有趣味。拍完，你就往腳前的帽子裡扔點錢。

　　有的旅客小氣，心想我不與你並肩、握手，就站在邊上，讓你作為街景拍張照，總可以不付錢了吧？誰叫你站在我的背景裡邊？這種「偷拍客」在別處每每得逞，但在巴塞隆那的流浪者大街上卻有點麻煩。快門一響，「雕塑」警覺，一看有一個小姐快速離去的背影，就會從基座上跳下來去追趕。於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邊追邊喊一名滿臉通紅的金髮女郎，一座渾身潔白的希臘偉男石雕在阻攔一名黑髮黑衫的亞洲女士，這情景實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圍一片歡呼。

　　好在無論是金塑還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語氣間毫無譴責，只是玩樂：「小姐，我能不能再與你照一張？」小姐當然連忙給錢，「雕塑」收下後還滿口客氣：「其實這倒不必。」

　　只有一宗表演我看不明白。一口華麗的棺材，蓋子打開了，裡面躺著一位化了妝的男演員，作死亡狀，臉上畫著濃重的淚痕。棺材上掛著一張紙，用西班牙文寫著一排詩句，我懷疑是莎士比亞某劇中的一個片斷，但哪一個劇呢？想了半天無法對位。棺材旁坐著一位女性，顯然是演員的妻子，她腳下有一個皮袋，過往行人丟下的錢幣很多。

　　從演員的呼吸狀態看，他顯然是睡著了。睡著而能比那些活蹦亂跳的賣藝人賺更多的錢，顯然是由於他設計的情景。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情景？須讀懂那篇西班牙文的詩句才能明白。

　　※※※

　　四

　　流浪者大街的東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勞累後我想吹吹風，便向海邊走去。

　　海邊是一個廣場，中間有一柱高塔，直插雲端。高塔底部，有斐迪南國王和伊莎貝爾女王的雕像，他們坐姿端莊，神態安詳，一副指揮若定地在做大事業的模樣。說是底部，人們還須仰視。仰視完他們再抬頭，分明看到在高塔的頂部，還有一尊立像。

　　這會是誰呢？連堂堂國王和女王都在那麼低下的部位守護著他，侍候著他，難道他是上帝嗎？

　　雲在他身邊飄蕩，他全然不理，只抬頭放眼，注視遠方。遠方盡是地中海的浩蕩碧波，他的目光全然穿越地中海，銳利而又渺茫。

　　我立即猜出來了，只能是他，哥倫布。

　　一問，果然。

　　知道是他我就興奮了，抬著頭圍著高塔走一圈。突然發現，塔的底層一側有門可進，進去才知，還有電梯，可達塔頂。

　　塔體不大，電梯應該很小，伸頭一看，可乘兩人，但兩人要站得很緊才行。這電梯看來已很老舊，不是目前流行的高速電梯，上去一次時間不短。在不短的時間裡與一個陌生人緊緊地站在一起上天入地，彼此無話，會非常尷尬，我於是忙顛顛出來找我們的夥伴。很快就見到溫迪雅，大喜，要她一起乘電梯上去，她的興致更高。說是抵達塔頂，其實終點離哥倫布的腳還有一點距離。那裡有一圈僅可容身的小窗臺。此刻風大，塔身顫顫，四周無依，孤標獨杆，十分恐怖。溫迪雅平日並不懼高，今天卻不敢站立，不敢俯視，我們也就很快下來了。

　　在上面我已經看到了整體形勢。這座哥倫布高塔，正與流浪者大街連成一直線，那麼，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體流浪者的領頭統帥。或者說，他是這裡的第一流浪者。

　　其實豈止在這裡。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為了爭取流浪他先流浪，在各國政府間尋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現在蹲坐在他腳下的皇家夫妻，然後他真正出海遠航。

　　沒有人走過這條路，他也只是從別人嘴裡聽說。但他隨身帶著《馬可‧波羅遊記》，嚮往著中國。

　　他發現了一片大陸，於是走進了歷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發現的究竟是什麼大陸。

　　想到這裡我豁然領悟，什麼是流浪的本性。哥倫布表明了：不在乎腳下，只在乎前方。

　　這也是流浪者大街的宣言吧，有他在前方，我們集結了。整條大街成了他的追隨，於是大街也進了雕塑，成了主塑背後的行為藝術。

　　※※※

　　五

　　從哥倫布，我理解了巴塞隆那的另一位大師：高迪。

　　我以前對高迪知之甚少。讓我震動的，是他建造聖家族大教堂的業績。

　　他接受這項工程時才三十歲，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個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慶典前的兩個星期，他因車禍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到今天，正好又過了七十四年，他的學生在繼續造，還沒有造好。對此，巴塞隆那的市民著急了，向市政當局請願，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這個教堂。於是市政當局決定加快步伐，估計二十年後能夠完成。

　　那麼，這個教堂建造至今，已歷時一百四十八年，再過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這筆時間賬高迪不會去算，他只管建造，不問時間。

　　然而，正是這種怪異而又宏偉的行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在乎腳下，只在乎前方。

　　作為一個傑出的建築天才，高迪精確大膽地掌握和發明了多種測量技術，但對他來說，這只是具體手段，不是總體行程。他把總體行程交給時間，交給未知，交給宿命。這個教堂如果他精密計劃、按部就班、如期完成，他會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建築師，但他不是這樣，一旦起步就時時有新的發現，每天上手總會迸發出大量創造的衝動，他已經不知道雙腳會把他帶到何方，更不知何時能夠帶到。

　　你可以責怪他延長了工期、擴大了投資、違背了契約，但仔細一看又不忍心責怪，因為他每一步都那麼專注，毫不懈怠。他的這種神情和以往成就帶來了廣泛的信任，於是人們鼓勵他任情隨步，一路行去，不再催逼工期，不再詢問路線，只欣賞他那副陶然神態。結果，他也就由一個建築師上升為流浪者。

　　一百六十八年的工程當然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他終於去世，人們如果快速善後，把工程了結，看似完成遺願，卻沒有理解他的流浪精神。幸好他的學生理解他，在他之後繼續摸索著、搖晃著前進，不急不躁，不追不趕，居然至今未完，令人感佩。

　　更讓我欣喜的是，學生們並沒有完全按照他已經建好的外立面風格亦步亦趨，而是完全呈現出另一種時代格調，這就表明他們從老師的終點重新流浪。

　　重新流浪就不能在老師的終點之後劃一條直線，而必須投入自己的生命一點點廝磨。我想高迪會滿意學生們的這種選擇，他最終希望繼續的，不是教堂，而是流浪。

　　我到那個教堂的工程現場整整看了一天。可以想像，即使從飛機上看，這也是讓人驚駭的圖像。周圍是密密麻麻的整齊街道，到了這裡突然散開，為它讓路。高迪的傑作如靈峰，如怪樹，如仙窟，累累疊疊、鬱鬱繁繁、淋淋漓漓地結體成莊嚴。後續工程至今密布著鷹架，延續著高迪飽滿的創作醉態又背離了他，以挺展的線條、乾淨的變形構建成一種新的偉大，以反駁的方式完成了對高迪的供奉和守護，同時又裹捲著高迪走上了他們的流浪之路。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隆那市民，他們竟然在一百四十幾年之後才產生焦急，這是多大的寬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學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他們想讓自己的有生之年承接百年流浪之果。市政當局答覆二十年，也出於同樣的心態。究竟會要多少年誰也說不準，這座城市既然已經容忍了一百多年，也早已習慣把等待當作享受。

　　就憑這個教堂，憑高迪及其學生們和市民們的默契，把巴塞隆那這座城市的主題點化為流浪，更有了充足的證據和理由。

　　為什麼市民們不按別的城市的榮譽概念，把巴塞隆那說成是「博覽之城」、「奧運之城」，而偏偏自稱是「高迪之城」？萬國博覽會和奧運會早已在全世界注目下勝利完成，而高迪卻連一個教堂也沒有做完，這樣的命名看似荒唐，卻沒有異議，此間奧妙自可意會。

　　為了彌補以前對高迪的無知，我這次幾乎追蹤到了他在城裡留下的每一個足跡。細細打聽，步步追問，凡有所聞，立即趕去。終於，我對這個流浪者有了更深的貼近。

　　他終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話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張桌子，每一面鏡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絕不放過。他最躲避的是常規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從常規出走，從定型逃離，連一椅一桌都進入了流浪。

　　他設計的建築，極像一個個淌著蜂蜜的蜂巢，我想這時的他一定有一種蜜蜂的體認，隨處留蜜又隨處棲息，但一切都為了明日的飛翔。哥倫布在海中流浪，他在空中流浪。

　　高迪於一九三六年死於車禍，當時缺少圖像傳媒，路人不認識倒地的老人是誰，把他送到了醫院，搶救無效又送到了停屍房，在他的衣物間找不到任何有關他身分的記號。但是，幾天之後，「高迪之城」終於發現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張起來，四處查訪，最後，全城長嘆一聲，知道了真相。

　　人們來到他的故居，瞻仰這個他日常居息的「蜂巢」，才發現，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這時大家似乎最終醒悟，這個單身漢時時都要出發，只能睡一張行軍床。

　　只因牠特別忠厚

　　西班牙到處都是鬥牛場，有的氣勢雄偉，有的古樸陳舊。我知道到了西班牙不看鬥牛是一種遺憾，便幾次隨車隊去鬥牛場，結果都大門緊閉，一片冷清，怎麼按電鈴也沒有反應，只能看場外那些著名鬥牛士的雕塑。後來終於在一個場子門口問到一位工作人員，他說鬥牛期剛剛過去。

　　我心中暗自慶幸，因為找到了不看的理由。

　　當然知道許多傑出的藝術作品取材於鬥牛，有些我深深佩服的作家如海明威，對鬥牛還深有研究；當然也知道這種生死遊戲有一種原始美感，這種血腥舞蹈最能表現男性的風姿，但無論如何，我不喜歡鬥牛。

　　萬千動物中，牛從來不與人為敵，還勤勤懇懇地提供了最徹底的服務。在烈日炎炎的田疇中，揮汗如雨的農夫最怕正視耕牛的眼神，無限的委屈在那裡忽閃成無限的馴服。不管是農業文明還是畜牧文明，人類都無法離開牛的勞苦，牛的陪伴，牛的侍候。牛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後還被人吃掉，這大概是世間最不公平的事。記得兒時在鄉間看殺牛，牛被捆綁後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淚，而這流淚的大眼睛我們平日又早就熟悉，於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攔殺牛人的手。當然最終被阻攔的不是殺牛人而是孩子，來阻攔的大人並不叱罵，也都在輕輕搖頭。

　　長大了知道世間本有太多的殘酷事，集中再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類自己，一時還輪不到牛。然而即便心腸已經變得那麼硬也無法面對鬥牛，因為它分明把人類平日眼開眼閉的忘恩負義，演變成了血淋淋的享受。

　　從驅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開眼閉的忘恩負義，這且罷了，卻又偏偏去激怒牠、刺痛牠、煽惑牠，極力營造殺死牠的藉口。一切惡性場面都是誰設計、誰佈置、誰安排的？牛知道什麼，卻要把生死搏鬥的起因推到牠頭上，至少偽裝成兩邊都有責任，似乎是瘋狂的牛角逼得鬥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會申辯，在這種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產生了英雄也不會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卻殺害了牠還冒充英雄，世間英雄真該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殺就殺了吧，卻又聚集起那麼多人起鬨，用陣陣呼喊來掩蓋血腥陰謀。

　　有人辯解，說這是一種剝除了道義邏輯的生命力比賽，不該苛求。

　　要比賽生命力為什麼不去找更為雄健的獅子老虎？專門與牛過不去，只因牠特別忠厚。

　　小巷老門

　　西班牙的一半風情，在佛朗明哥舞裡蘊藏。

　　入夜，城市平靜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們徒步去找一個地方，走著走著連帶路的朋友也疑惑起來：路名不錯，門牌號碼已經接近，為什麼還這麼闃寂無聲？

　　要找的門牌號碼掛在一扇老式木門上，門關著。用指背輕叩三下，門開了，是一個瘦小的男人。我們說已經來過電話預訂，他客氣地彎腰把我們迎入。

　　進門有一堵很舊的木牆擋眼，地方只容轉身，但轉身就看到了木牆背後的景象，著實讓我們吃了一驚。

　　一個很大的場子，已經坐了一二百人，都圍著一張張桌子在喝酒，談話聲很小，桌上燭光抖抖，氣氛有點神祕。場子內側有舞臺，所有的人都是來看一個家庭舞蹈團演出的，包括我們在內。這是他們家庭的私房，所以躲得那麼隱祕，塞得那麼擁擠，一門之外，竟毫無印跡。

　　舞臺燈光轉亮，演出開始了。娉娉婷婷出來三個年輕女郎，一個溫和，一個辛辣，一個略略傾向另類，都極其美麗，估計是這個家庭的女兒和小媳婦。她們上場一派端莊，像剛剛參加過開學典禮，或結伴去做禮拜。突然，其中一個如旋風初起，雲翼驚展，舞起來了，別的兩位便讓到一邊。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頭斂目，如深沉自省，卻把手臂和身體展動成了九天魔魅，風馳電掣。但恰恰在怎麼也想不到的瞬間，她驟然停止，提裙鶴立。應該有一絲笑容露臉，卻沒有，只以超常的肅靜抵賴剛才的一切，使全場觀眾眨著眼睛懷疑自己：這樣雅淑懦弱的女郎怎麼會去急速旋轉呢？

　　瘦削的男子一臉愁楚，一出場就把自己的腳步加速成夏季的雨點，像要把一身燙熱霎時瀉光。他應該是這個家庭的小兒子，家庭遺傳使他有了如此矯健的腿腳。如果是，那麼我要修改剛剛作出的判斷了，他不會是三位女郎中任何一位的丈夫，做了她們的丈夫就不會如此激憤和悲苦。當然也許反過來，這夏季的雨點是騎者的節奏、勇士的步數，他正以祭拜式的感動來酬謝上天賜予的幸福？

　　靜靜地，儀態萬方，一個中年女子上場，她應該是這家的大媳婦。同樣的奔放在她這兒歸結為聖潔，同樣的激越在她這兒轉化為思考，她比年輕的舞者閃現出更多懷疑的目光。那麼乾淨俐落的一個停頓讓人驚歎，但她卻在懷疑這樣的停頓是否有必要。最後她終於笑了，與年輕的舞者結束時誰也不笑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裡分明有三分嘲諷隱藏。她是在嘲諷別人還是在嘲諷自己？她是在嘲諷世界還是在嘲諷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這三分嘲諷，這舞蹈便超塵脫俗，進入了可以平視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臺邊上一直站著一個胖老漢，一看便知是家長，家長理應監督演出的全過程。沒想到大媳婦剛退場，他老人家卻走到了舞臺中央。以為要發表講話，卻沒有，只見他突然提起西服下襬，輕輕舞動起來。身體過於肥碩，難於快速轉動，但他有一股氣，凝結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覺得舉手投足連帶千鈞，卻又毫無躁烈，悠悠地旋動出了男人的嫵媚、老人的幽默。此刻我終於明白，對於這麼一位老年舞者，表達正常的衰弱是幽默，表達不太正常的健康是幽默，表達驚人的嫻熟是幽默，表達一時的生疏更是幽默。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麼著都行，年歲讓他的一舉一動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術。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場。這是真正的臺柱、今晚的靈魂，儘管她過於肥胖又過於蒼老。老太太一出場便不怒自威，臺上所有的演員都虔誠地站在一邊注視著她，包括那位胖老漢，她的夫君。連後臺幾個工作人員也齊刷刷地端立臺角，一看便知這是他們家庭的最高儀式。剛才的滿臺舞姿全由老太太一點一點傳授，此刻宗師出馬，萬籟俱靜。老太太臉上，沒有女兒式的平靜，沒有兒子似的愁楚，沒有大媳婦的嘲諷，也沒有胖老漢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無表情，任何表情對她都顯得有點世俗。她幾十年在家裡張羅一切，已經穿越徹底的世俗，因此一到舞臺上太明白應該擺脫的是什麼。臺上四周端立著各色舞者如饑似渴地注視著她的一招一式，這是他們天天面對的經典，卻又似乎永遠不可企及。她是不是在為後輩們的一步之差而蹙眉？或者，竟是為自己還未傳授到家卻已老邁而惶愧？

　　耳邊有真正懂行的本城觀眾在輕聲喝采，還聽到有人在說：整個西班牙已經很少有人能像她這樣，下肢如此劇烈地舞動而上身沒有半點搖擺。

　　老太太終於舞畢，在滿場的掌聲中，臺上所有的端立者全都進入舞蹈狀態，來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與其他舞蹈的收尾不同，場面雖然熱鬧，每個舞者並不互相交流呼應，也不在乎臺下觀眾，各自如入無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預料中的歡樂、甜媚、感謝和道別，有的只是熾烈的高傲、流動的孤獨、憂鬱的奔放。

　　觀眾至此，已經意識不到這是沉沉黑夜中一條小巷中的家庭舞會，只覺得滿屋閃閃的燭影，已全然變成安達魯西亞著名的陽光。

　　在西班牙南部，陽光、夜色、晨曦、暮靄，大半從舞者的身體進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死前細妝

　　在很長一個時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個廢棄的宮苑門口久久排隊。好不容易放進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礫中艱難行走，去尋找一座座神祕的庭院。後來，歐洲人也來排隊了，美國人也來排隊了，有些著名作家還想方設法在裡邊住一陣，全然不怕無月的黑夜野貓和碎瓦一起墮落在荒草間，而手邊又摸不到燭檯。

　　一年年下來，有關當局終於下決心，投入漫長的時間和大筆的經費來清理這個宮苑。一旦清理立即被公認為世界第一流名勝，當年康有為先生旅行歐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來看它，看完寫詩驚歎它的土木建築水準，我們中國很難比得上。

　　這便是阿汗拉布拉宮。

　　今天我們一行來到這裡，首先驚詫它的巨大。一層層進去，對於能否在一天之內走完它已失去信心。我一次次找崗樓邊的牆根坐著休息片刻，先看宮牆外山岩絕壁之下霧灰色的城市，再轉過身來看樹叢中迷了路的各國旅行者。幾百年過去，密如蜘蛛網的現代城市街道卻不會迷失，仍然迷失在這山頂老宮的頹廢中，真是奇怪。

　　我帶了好幾本這個宮苑的地圖，因此不會迷失於路線，卻被它的歷史圖像迷失得糊裡糊塗。

　　摩爾王朝統治這方土地七百餘年，早已血緣相混、語言相溶，他們壓根兒沒有懷疑過統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歷史記載才告訴他們，自己的祖先當初是如何從北非漂泊過來。然而，西班牙人沒有忘記，他們從一開始就醞釀著收復失地的運動，是這個運動提醒了摩爾人，事情有點麻煩。當時摩爾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強大，因此有恃無恐，但那種深埋於土地深處的種子有得是時間。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過去，北方的政治勢力此起彼伏，收復失地的運動漸漸擁有了自己的領袖和據點，最後，變成了聲勢浩大的軍事行為，摩爾人終於發現，自己已被包圍，包圍圈越縮越小，不可突圍。

　　這兒的人要算幾百年前的舊賬了，最寬容的方案是自動離開。但我們並不是剛剛來了幾十年，還能找到出發的地點，而是早就在這裡代代生根，已經不知道天底下何處可回。於是，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一批沒有地域安身的子孫，淒怨動人，著實可憐。

　　最驚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絕大多數地方，只剩下格拉納達一座孤城，而這場包圍居然延續了兩百多年！歷史學家們提出過很多理由解釋這場包圍延續如此久遠的原因，而我感興趣的則是這兩百多年兩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爾人當然開過很多會議，動過很多腦筋，想過很多活路，但在無數次失敗後不得不承認，這是摩爾人在伊比利半島上的最後一個王朝。這種絕望在開始階段是悲痛和激憤的，但時間拖得太長，漸漸趨於平靜，而絕望中的平靜是美麗的。

　　阿汗拉布拉宮，就是在絕望的平靜中的精雕細刻。因此，它的一切講究都不是為了傳代，更不是為了炫耀，而是進入了一種無實利目的的境界，這種境界純淨得如山間清煙，雪原散弦。

　　我想，最準確的比喻應該是死前細妝。知道死期已臨，卻還有一點時間，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聰目明，於是就細細妝扮起來。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觀者，不在乎評論，一切只給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絲不苟地投射其間。臉上沒有淚痕，也沒有笑容，既然毫無功利也就毫無情緒，只剩下最女性化的操作技術。

　　什麼時候，包圍的敵軍會把這一切燒毀、砸碎，甚至將我們的鮮血噴灑在上面呢？這個時間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過百年。不管了，只顧一點點建造，一點點雕刻。這種心緒在世界各個宮殿間我沒有體會過，唯有在這裡體會了。

　　一種無實利目的的生命傾瀉，一種不考慮時間邏輯的審美創造，是西班牙南部的特產，我看與這兩百多年密切相關。

　　且來看看城外。

　　數百年收復失地運動的悲壯，先驅者拋擲生命的歷史，使包圍者們對格拉納達城有一種潛在的敬畏。其實已經很容易攻下，但還是謀劃長久、發兵數萬，甚至御駕親征。

　　親征的御駕是斐迪南國王和伊莎貝爾女王，他們的聯姻推動了西班牙的統一，現在剩下格拉納達是統一的最後障礙了。在這件大事上伊莎貝爾充分展現了她驚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納達王國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各個擊破，一方面又動員各地力量投入戰爭，甚至為了軍費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銀首飾。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線營帳裡，她還接見了一位希望獲得遠航支持的義大利人，他就是哥倫布。

　　伊莎貝爾顯然已經預見到破城後西班牙統一的必然，因此正在憂慮當一個多年追求的目標達到之後的下一步出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從哥倫布的滔滔陳述中看到了浩淼的前途。她給了這位到處求告無門的航海家一種信任的目光和語調，航海家走出營帳時舉頭四顧，已明白自己的歸屬。

　　此時，在格拉納達城內，雕欄畫棟正簇擁著一個年輕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國書翻譯成阿蒂兒，更顯其小。他父親因愛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廢黜，自己即位後就面臨著如此危局。父皇的荒唐在於用愛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滿城人民要他舉起宗教的旗幟來對抗城外，因為此外再也沒有別的旗幟可舉，而他卻把愛交給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親這麼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圍，還是投降，只可憐自己不明不白地當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經有了這樣的父親，他對自己的職責也就認真不起來了。如果他有更多的學識，又會進一步知道連父親的不認真也來自於歷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個性。歷史留下了太多交融的縫隙，使一切冠冕堂皇的對仗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這一切其實決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終選擇：棄城投降。因此斐迪南和伊莎貝爾的密密層層的營帳頃刻失效。西班牙人認為是上帝賜予的奇蹟，數萬人聽到消息後立即齊刷刷地跪於城下謝恩，而實際上，真正需要感謝一聲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輕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瀾，但如果頭腦不清，或想擺弄幾個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導致對峙雙方大量生靈死亡。

　　年輕的皇帝找了一個邊門出宮，走到遠處一個山崗上又回頭眺望，不禁暗暗垂淚。據說他母親當時在邊上說：「哭吧，孩子，一個男子漢守不住自己的功業，應該流一點眼淚！」

　　一個王朝，一段歷史，居然結束得這樣平和，因此，連阿汗拉布拉宮裡最細微的花紋直到今天還在完好無損地微笑。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後，哥倫布的遠航船隊出發。西班牙開始謀求自己新的形象。

　　歷史上有一個說法，年輕的皇帝阿卜迪拉棄城出走時對勝利者提出一個條件，把他出走的那扇邊門立即用牆磚封上。我在宮牆四周細細尋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門，但宮牆太長，我又缺少線索，連一點可疑的痕跡都沒有找到。

　　古老的窄街

　　塞維利亞，為什麼一提這個地名，我們都會產生莫名的興奮？

　　在十六、十七世紀，它是世界第一大港，這是原因。特殊的重要必然產生特殊的奢侈和特殊的聚會，足以引起人們太多的遐想。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文學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萬提斯。他在這裡度過青年時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稱出現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這還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些並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學大師，特別喜歡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動場所，選定在塞維利亞。

　　法國作家博馬舍寫了《塞維利亞的理髮師》，這位機敏可愛的理髮師叫費加羅，於是後來又有了《費加羅的婚禮》。全世界的觀眾從笑聲中想像著這個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國詩人拜倫寫了《唐璜》，開門見山便是：他生在塞維利亞，一座有趣的城市，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沒有見過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憐……

　　那麼，唐璜這個貴公子的浮華、風流、熱情，在讀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維利亞的性格。

　　當然還要提到法國作家梅里美，他把妖麗、邪惡而又自由的吉普賽姑娘卡門，也安排到了塞維利亞，結果又給這個城市帶來了異樣的氣氛。

　　這一切，確實是塞維利亞使我們興奮的原因，但是，原因之上應該還有原因。為什麼這些異國文學大師會把自己最鍾愛的奇特人物放心地交付給塞維利亞？

　　這是受天意操縱的靈感，艱深難問。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前去感受，儘管這座城市現在已經並不重要。

　　在它非常重要的時代修建的雄偉城堡看到了，作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倫布的種種遺物看到了，多種多樣的精緻花園，包括阿拉伯式花園、文藝復興式花園、英國式花園和現代花園，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歡那些古老的窄街。幾百年未曾改變，應該與塞萬提斯、博馬舍、拜倫、梅里美見到的沒有太大差別。一圈一圈，縱橫交錯，一腳進去，半天轉不出來。

　　窄街窄到什麼程度？

　　左邊樓牆上的古老路燈，從右邊樓房的陽臺上伸手就可以點著。但此刻天還未暗，用不著火，倒是一束斜陽把兩邊窗口的鮮花都點燃了，兩番鮮亮，近在咫尺。等斜陽一收，路燈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須側身才能通過。張張桌前座無虛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個長長的午休，於是一天也就變成了兩天，現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黃金時段。他們樂呵呵地坐著笑著，吃著喝著。端走了盤碟，桌上還閃亮著透明的紅醋和橄欖油。不管是陽光還是燈光，都把它們映照成寶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個個俊美，端著餐盤哼著歌。他們要在小桌邊飛動，又要讓過川流不息的行人，既不撞翻餐盤也不丟失禮貌，扭來扭去當作了一種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國遊人，已經從他們的腰身眉眼間尋找費加羅的影子，甚至還會猜測，哪個是復活的卡門？哪個是回鄉的唐璜？

　　現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學大師們的地點選擇。塞維利亞，因奇異的歷史，因多民族的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豐裕，因一個個藝術靈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個角落都充滿了彈性。這裡沒有固定主題，一切都有可能發生；這裡早就屬於市民，互相之間不予侵凌；這裡從來不設範本，人人都是藝術典型；這裡的神祕不陰暗，幾乎近於透明；這裡的歡樂不羼假，比憂傷還要認真。

　　貝殼未碎

　　小城薩拉曼卡十分緊湊，不管你怎麼走，只要找得到中間像一個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廣場，怎麼也迷不了路。幾乎所有的街道都從那裡伸展出來，每次走得有點迷糊了，就再回到那裡重新開始，幾次下來，已熟如故土，不再有遲疑的步履。

　　但是，對於歐洲小城，千萬不能這麼套交情。你以為已經瞭如指掌，實際上恐怕連邊緣都沒有摸著。特別是那些只給你提供一二個亮點的小城，更要另眼相看。一二個亮點，是醇化過後的簡明，背後躲著大量被省略了的文章。

　　薩拉曼卡在市政結構上的亮點是那個廣場，而在精神結構上的亮點卻是大學。薩拉曼卡大學沒有圍牆，因此構不成表面上的中心，轉彎抹角都是大學的某系某科，連城裡的一切紀念品商店都在出售與大學有關的物件。

　　事情一與大學相連，便立即變得深不可測，更何況薩拉曼卡大學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我曾在一本歷史書上讀到過，哥倫布出發遠航前為了進一步熟悉與航海密切有關的天文學知識，曾特地來到薩拉曼卡，與幾位博學的修士探討，這些修士，當時好像就是薩拉曼卡大學的教授。那麼，小小的薩拉曼卡，早在哥倫布時代就已經是學術研究中心，它在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之前已經對遼闊的未知世界有過推測和遙望，而且懂得從天文學的高度來設計航線。

　　因此，它小不堪言又大而無邊。

　　哥倫布到這裡來的具體行跡當然是不可能找到參證的了，但我願意帶著冒險家出發前的心境在這些安適的街道間走走，想想安適如何慫恿了冒險，小街如何覬覦著大海。

　　正這麼走著，我突然停步，在一個街口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築，渾身是古樸的土黃，但滿牆卻雕滿了貝殼！對大海的渴望如此不言而喻，又把這種渴望展現得如此氣派。我連忙拉住兩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打聽，他們說，這樓就叫貝殼屋，建於十五世紀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倫布準備出發的年代。

　　貝殼屋有臺階可上，無人阻攔。進去幾步就是一個洞窟般的大廳，四周古柱森然。此時已是黃昏，天色黯然，大廳古柱間更是陰氣森森，像是不小心誤入了一個酋長的巢穴，一個恐怖的王府，但我心裡明白，這王府的名稱就叫時間。大廳有二樓，是長長的迴廊，那裡倒是泛出一些光來，使我還能在大廳古柱間辨別物象、輕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燈光，越近越亮，也開始有人，終於走進了一間有現代設施的廳室，看那文字標牌，原來是到了薩拉曼卡大學的公共圖書館。伸頭一望，有不少學生在書庫翻閱，至此我才明白過來，剛才穿越的古柱森然的貝殼屋，就是這個圖書館的門廊。

　　那麼，這個圖書館也實在太排場了。

　　哥倫布當年一定會來到這裡。薩拉曼卡大學不大，貝殼屋當時新建，他沒有不來的道理。這個航海迷一見滿牆的貝殼一定笑逐顏開了吧？

　　五百多年來貝殼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個奇蹟，更大的奇蹟是五百多年後它們仍不以自身的資格讓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撐在一起做了大學圖書館的門廊，就像一代元勳已經鬚髮皓然還樂呵呵地為孩子們看家護院。

　　我猜想大學當局作這番設計是要讓所有的青年學生每天走一走這道門廊，但不知有多少學生能夠體會，這裡有一個巨大的象徵。今天圖書館裡的任何一本書都比不上牆上貝殼的年歲，而貝殼還只是路標，指引著更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因此，燈光明亮的現代書庫只是白沫一閃，人類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無燈的恐怖，老牆上對水的渴念。等著吧，當今天自以為是的學者們全部退出歷史，這滿牆的貝殼仍不會破碎。

　　歐洲文明的本性，本不在紙頁間。

葡萄牙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臨海，大西洋冷霧迷茫。這裡的正式地名叫羅卡角，俗稱歐洲之角，因為這是歐洲大陸的最西點。在人們還未知道地球形狀的古代，這裡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風很大，從大西洋吹來，幾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邊樹立著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詩人卡蒙斯寫的句子：大地在此結束，滄海由此開始。

　　我在石碑背風的一面躲了一會兒風，眯眼看著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當年葡萄牙航海家們的心思。海的誘惑太大了，對「結束」和「開始」說法的懷疑太大了，對破解懷疑的渴望太大了。

　　據我過去的閱讀所留下的粗淺印象，對於近代航海事業，葡萄牙覺悟最早。那時德國、義大利還在封建割據，英國、法國還無心問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與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裡又出現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專家，如亨利親王、阿方索五世、約翰二世和曼努埃爾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專家們曾一次次來到羅卡角，在這海風雨霧間思考著遠行的路線。作為「熱身賽」，他們已經親自率隊航行過非洲。他們的最終目標，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航海家一樣，都是《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的中國。

　　今天我在這裡又找到了新的證據，羅卡角南方不遠處，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著海那邊的東方。海的哪一邊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專家已有初步的判斷。他們認為，應該從羅卡角向南，到達非洲海域後仍然向南，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後再折向東。顯然，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遇到了哥倫布。哥倫布決定橫渡大西洋去尋找馬可‧波羅的腳印，希望獲得葡萄牙王室的資助。葡萄牙王室太內行了，一聽就覺得方向有誤，未予支持。哥倫布轉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貝爾女王支持了他。結果，葡萄牙由於太內行而失去了哥倫布，而哥倫布也因為沒有理會葡萄牙王室的意見而失去了馬可‧波羅。他橫渡大西洋果然沒有找到東方，卻歪打正著地找到了美洲。

　　哥倫布由錯誤的航線而導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裡發酸。所謂錯誤，都是一定座標下的產物；按馬可‧波羅的目標，哥倫布沒有走對，但新大陸的發現已使哥倫布的盛名超過了馬可‧波羅，他已自成座標，那還何錯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儘管哥倫布已經名動天下，東方，還應該是一個目標。

　　於是，五年後，葡萄牙人達‧伽馬果然按照南下折東的路線，準確地找到了印度。他回來時，葡萄牙人舉行隆重儀式歡迎，他帶回來的財富，是遠征隊全部費用的六十倍，其中寶石和香料讓歐洲人眼花繚亂，一時的影響，超過了哥倫布。二十年後，葡萄牙人麥哲倫奉西班牙政府之命乾脆把地球繞了一圈，但他沒有回來。

　　然而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都還沒有進入《馬可‧波羅遊記》裡描寫的世界，這總於心不甘，於是，葡萄牙還是一心要從海上尋找中國。

　　我在這裡看到一份資料，提及葡萄牙國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個叫塞誇拉的人率領船隊到馬六甲，要他在那裡打聽：中國有多大？中國人長多高？勇敢還是怯懦？信什麼宗教？用什麼兵器？有趣的是，當時葡萄牙遠征船隊在東方胡作非為，但國王卻特別下令，不准向中國人挑釁，不准奪取中國人的戰利品。顯然，他對神祕的中國保留著太多的敬畏。

　　幾年後又派出一個叫皮萊斯的人來偵探，皮萊斯的情報抄本現在已經發現，他說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奪取全中國。

　　即使情報如此荒唐，葡萄牙人與中國人打交道之初還是比較恭順有度的，中國地方官員沒有國際知識和外交經驗，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窺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後要借住，借住後也繳稅繳租；中國官員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壞事，特地在他們的借住地外面築了一道城牆，把握關閘大權，定期開閘賣一點食物給他們。這種情景，居然也維持了幾百年，說明雙方心氣都比較平和。

　　我對這種尚未發展成惡性事件時的對峙，很感興趣，因為這裡邊最容易看出文化差異。葡萄牙人當然以歐洲文明為本，把自己當作是發現者，而又認為發現者便是特權的擁有者，甚至是占領者，只不過一時懾於中華帝國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囂張罷了；中國官員開始好像沒有把他們的來到太當一回事，這與傳統觀念對「番夷」的慣性理解有關。後來發生一些事，也處處表現出因妄自尊大和閉塞無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當時中國官方對第一批翻譯人員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們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處死，真是愚昧。

　　但是歷史終於朝著惡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對中國張狂起來，是鴉片戰爭之後。看到中國在英國的炮火前一敗塗地，便趁火打劫，單方面宣布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躍而成為西方列強欺侮中國的浪潮中的一員。其實它與中國已打了幾百年交道，而當時國勢也已衰落，竟然一變而成為這個形象，有點不大光彩。

　　在資料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個細節是，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達的地點是屯門外的伶仃島，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對面；第二個細節是，他們正式與中國的行政機構取得連繫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點在南頭關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們那麼早就來到我的窗下，那麼，我也理應來看看你們出發的碼頭，以及你們的家鄉。

　　他們的麻煩

　　葡萄牙人喜歡用白色的小石塊鋪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塊，已被歲月磨成陳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盤繞的山道，這樣的山道上居然還在行駛有軌電車。

　　山道很窄，有軌電車幾乎從路邊民房的門口擦過，民房陳舊而簡陋，門開處伸出一頭，是一位老者，黑髮黃膚，恰似中國早年的賬房先生，但細看並非中國人。

　　骨牌鋪成的盤山道很滑，虧得那些電車沒有滑下來，陳舊的民房沒有滑下來。我們已經爬得氣喘吁吁，終於到了山頂，那裡有一個巨大的古城堡，以聖喬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氣勢雄偉，居高臨海，顯然是守扼要地。羅馬時代就在了，後來一再成為兵家必爭的目標。它最近一次輝煌紀錄，就是聖喬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這裡領導抗擊西班牙入侵者。抗擊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經失守的情況下，這個城堡還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時明代正在澳門築牆限制島上的葡萄牙人活動，而葡萄牙人又已開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當時中國並不衰弱，但與這些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地方官員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國家主權已成為嚴重問題。

　　我順著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鳥瞰著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如果只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陰謀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門，但是聯想到里斯本的歷史，就會知道他們未必如此從容。巨大的災難一次次降臨在他們頭上，有的來自自然，有的出於人為，只是中國地處遙遠，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達‧伽馬發現了印度後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剛剛在享受發現東方的榮耀，一場大瘟疫籠罩了里斯本。他們在馬六甲的遠航船隊開始探詢中國的情報，但更焦急的是探詢遠方親友的安危。據我們現在知道的當時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隊成員探詢到的親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剛過不久，里斯本又發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們的船隊要求停泊於澳門的時候；第二次，則是他們要求上岸搭棚暫住的五〇年代。

　　說得再近一點，十八世紀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歐洲最大地震的紀錄，里斯本數萬個建築只剩下幾千。就算他們在澳門問題上囂張起來的十九世紀，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寧。英國欺侮中國是後來的事，對葡萄牙的欺侮卻長久得多了，而法國又來插一腳，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個兒逃到了巴西，此時這個航海國家留給世間的只是一個最可憐的逃難景象，處境遠比當時的中國朝廷狼狽。後來一再地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又一次次地陷於失敗，整個葡萄牙在外侮內亂中一步步衰竭。

　　中國人哪裡曉得眼前的「葡夷」身後發生了那麼多災難，我們在為澳門的主權與他們摩擦，而他們自己卻一次次差點成了亡國奴，欲哭無淚。可能少數接近他們的中國官員會稍稍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他們一會兒態度強蠻，一會兒又脆弱可憐；一會兒忙亂不堪，一會兒又在那裡長吁短嘆……

　　在信息遠未暢通的年代，遙遠的距離是一層厚厚的遮蓋。現在遮蓋揭開了，才發現遠年的賬本竟如此怪誕。怪誕中也包含著常理：給別人帶來麻煩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著遠比別人嚴重的災難，但人們總習慣把麻煩的製造者看得過於強悍。

　　古本江先生

　　一

　　半個世紀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館裡住進了一位神祕的外國老人。他深居簡出，拒絕拍照，不接受採訪，只過著純粹而孤獨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過很多地方，偶爾落腳這裡。他在厚厚的窗簾後面觀察街道，他在與極少的朋友交往中體察市情，他一路都在準備做一個決定。沒有人知道這個決定的內容，而他，則不知道自己會在哪裡發布這個決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館，對這位老人而言都沒有根脈維繫，也沒有情緣牽扯。他本該悠然而過，無印無跡，但他終於住下了，再也捨不得離開。

　　他知道，自己已經慢慢地走近那個決定。

　　連他自己也驚訝，怎麼會是這裡。

　　直到他去世人們才知道，一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級文化基金會，將在這裡成立，純資產十八億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從此，在文化版圖上，葡萄牙將不再是原來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將不再是原來的里斯本。

　　※※※

　　二

　　古本江先生哪裡來那麼多錢呢？

　　原來，他是波斯灣石油開採的早期推動者。他探明波斯灣石油貯藏豐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紀的重大意義，便風塵僕僕地周遊列國，苦口婆心地動員他們開採。如果動員有效，他又幫助設計開採規模，連繫國際市場。作為對他積極推動的報酬，每項開採計劃中都讓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後來乾脆成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試想波斯灣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紀對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龐大的財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歸入一個人門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對自己的巨額資產想做幾件事，一是推動教育事業，二是推動藝術事業，三是推動科學事業，四是推動慈善事業。原來他當初推動石油開採只是淺層目的，背後還隱藏著這四項事業。這四項事業已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要實行這四項事業必須設立一個基金會，論方便和影響力，葡萄牙的里斯本並不具備設立的資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這裡的樸實、安寧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會，素來貧困的葡萄牙不僅自己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大筆文化教育經費，而且也成了國際文化交流和文化資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會的辦事處、科研所、文化中心、圖書館，連巴黎、倫敦也不例外，而總部卻在里斯本。這是一種多大的文化氣勢。

　　希望這件事，能對世間一切有心於文化建設的市長們有所啟發──文化無界，流蕩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濃度，主要取決於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產力；文化吸引力的產生，未必大師雲集，學派叢生。一時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城市，萬不可在這方面揠苗助長，只須認真打理環境。適合文化人居住，又適合文化流通的環境，其實也就是健康、寧靜的人情環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腳生根前，虛張聲勢地誇張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題，反而會對流蕩無駐的文化實力產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長們在向可能進入的文化力量介紹本市文化優勢的時候，其實正是在推拒他們。這並非文人相輕，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氣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獨立性，不願淪為已有主題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選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於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靈；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設是機制，是氣氛，是吐納關係，是超越空間的策劃能力和投資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這一切留給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論著、幾許詩文。

　　※※※

　　三

　　古本江基金會大廈矗立在古本江公園裡邊，占地不小，設備先進，我們去時正在進行翻修。大廈正門右側的花壇裡，樹立著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對街道的，前面有衛護欄，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詳著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飛到了前些年去過的波斯灣。那裡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現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樣子，而最近的災難，又與爭奪石油有關。我在巴比倫遺址中見到過幾千年前鋪設的瀝青路殘跡，可見古文明的創造者們也發現了石油，但他們無法預料，這種地下的液體燃料將會點燃起無窮無盡的戰火，結果，連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恥笑。

　　今天才知，僅僅通過一個人，那片古老而悲涼的土地還拿出過百分之五的力氣，滋養著現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獨。里斯本的老旅館，閉門謝客的外國老人，不知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哪怕是橫貫千年的大事，哪怕是連通萬里的壯舉，如果屬於文化，往往總由一副蒼老的肩頭承擔著。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閃，一路暗訪，尋找著一個託付地。託付的決定總是寫在遺囑上，因此註定不可能活著闡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義。

　　一旦離開便闡明了，順便，也闡明了波斯灣和里斯本有可能發掘出來的文化含義。

奧地利　　仁者樂山

　　一

　　從義大利到奧地利，我們知道，已經從南歐進入了中歐，目光當然會有一點轉變。

　　義大利當然很有看頭，但仰視的目光時時要避過那些破舊、潦倒的景象。家業太老，角落太多，管家們已經不怎麼上心了。奧地利則不同，處處乾淨精緻，很見章法。同樣一座小城，在義大利，必定是懶洋洋地展示年歲，讓遊人們來輕步踩踏、聲聲驚歎；在奧地利，則一定把頭面收拾得齊整光鮮，著意於今天，著意於眼前。

　　也許某些評論家會指責奧地利的做法沒有文化，好像文化一定是皓首黃卷、頹牆殘柱、訥訥難言。但奧地利的小城顯然在聲辯：是文物古蹟我們會保存，卻為什麼一定要讓普通的街道和建築也去比賽皺紋和老年斑？

　　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當然與小城不同，雖然年代並不久遠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經有旅行家作出評語：「在維也納，抬頭低頭都是文化。」我不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是褒是貶，但好像是明褒實貶，因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積得過於密集，實在讓人勞累。接下去的一個評語倒是明貶實褒：「住在維也納，天天想離開卻很難離開。」這句評語的最佳例證是貝多芬，他在一城之內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沒有離開，可見維也納也真有一些魔力。但這魔力對貝多芬比較具體，那就是當時作為音樂之都的聽眾基礎和整體氛圍。

　　時至今日，這種魔力凝凍成一種重複式的紀念，藝術不再有勃發的創造勢頭，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發現激情，一切有關藝術大師在維也納被接納、受擁戴、被冷落的種種傳說，永遠只成了傳說。它當然還是有內涵、有氣勢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負擔使它處處陷入程序化的紀念聚集，而自己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態又使它不能像巴黎、倫敦、柏林那樣為程序化的紀念注入實質性的現代精神，因此顯得沉悶而困倦。奧地利人明白這一點，因此早已開始了對維也納的審美背叛和生態背叛。

　　奧地利的當代風采，在維也納之外，甚至在「維也納森林」之外。應該走遠一點去尋找，走到那些當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區農村，走到因斯布魯克到薩爾茨堡、林茨的山路間。尋找時，有小路應該盡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會兒當然更好。

　　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不僅背叛了維也納，也背叛了作為歐洲主幹的海洋文明。整個國家四周都沾不到海，這會給交通、貨運、氣候、風光帶來太大的局限，但他們國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稱：「高山之國……」。它是歐洲的異數，因此極大地豐富了歐洲。

　　※※※

　　二

　　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使我疑惑起來：自己究竟是喜歡山，還是喜歡水？

　　這裡所說的「喜歡」，不是指偶爾遊觀，而是指長期居息。偶爾遊觀哪兒都能看出一點美來，但要你認真住下來就不一樣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並不全是為了方便。無論是臨水還是倚山都會有一些不方便，甚至還會引來一些大災難，但相比之下，山間的麻煩更多。從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窩裡很快就會感到閉塞、侷促、坎坷、蕪雜，這種生態圖像與水邊正恰相反。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歷來盛邑大戶可以離山，卻總不離水。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本人以前對居息環境的夢想，也不太多與水有關。

　　但是，眼前的奧地利，分明擺脫了山居的多數弊病，讓我驚訝不已。

　　首先是圖像的淨化，這在山區本來是最難做到的。他們的辦法是滿山滿坡都種植地毯般的絨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齊楚的森林，色調和諧統一，絕不羼雜、跳躍。結果一眼看去，全然單純朗麗，把種種紛亂和蕪雜都抹去了。這也就抹去了山地對人們的心理堵塞，留下的開闊氣韻，如洪波宛曼、雲海靜謐。海邊的優勢，也不過如此吧？但它又比海邊寧靜和安全。

　　其次是人跡的收斂。被整治過的草地、森林當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跡卻完全隱潛，只讓自然力全姿全態地出臺。所有的農舍雖然考究精緻，卻全部採用純淨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別的色彩。在形態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絕沒有絲毫的炫華鬥奇，甘願被自然掩蓋和埋沒。這種情景與中國農村大異其趣。中國由於貧困日久，一直提倡「戰天鬥地」，總是企圖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鮮明的人為印跡，至少也要塗畫一些標語口號。及至改革開放，農村快速富裕，卻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紛亂、豔麗的致富圖像，更是把人跡凌駕於自然之上。到奧地利才懂得，只有當人們收斂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農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說，要達到奧地利農村的境界，需要經歷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讓人力畢現，富裕到一定程度就會提高教育水準和審美水準，再讓人跡收斂。這個過程也可稱之為「低級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級自然化」三段論。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人們應該力爭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彎路，盡量讓山區農村在自然化的原則下從低級走向高級。這是因為，「非自然化」的進入和擺脫，都需要花費大量資金，而且終究對自然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然而，要跳過這個階段很不容易，取決於農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準，也取決於高層設計人員的介入和引導。奧地利的山區農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種「非自然化」建築留下的任何痕跡，顯然沒有走多大的彎路，用最儉樸的方式抵達了高級自然化狀態。

　　甚至，在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也幾乎看不到那些自以為非常熱愛自然風光，卻又以觸目的別墅、度假村之類損害了自然風光的城裡人印跡。我們周圍的很多城裡人不知道，當他們把「回歸自然」的口號付諸實踐的時候，實際上是騷擾了自然。他們為了謀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帶來的建築樣式和建築材料，與山野的素樸本質格格不入，結果便點點塊塊地蠶食了山區農村的整體美學生態。奧地利這麼美麗的山區農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裡人居住，他們顯然謙遜得多，要回歸自然首先把自己「回歸」了，回歸成一個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當然也毫無市儈氣息，而是徹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繞口令：奧地利的山區農村由於居住著非常合適的人，因此非常適合人居住。

　　※※※

　　三

　　奧地利使歐洲的山、水關係平衡了，這不禁使我想起中國古代的山、水哲學。

　　孔子對山、水並無厚此薄彼，說過很著名的八個字：「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中國古人喜歡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尋找人生品質的對應物，因此，水的流蕩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徵，山的寧靜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徵。這還不僅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徵，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會由此而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自然環境，這已近乎現代心理學所說的心理格式對應關係了。在我的記憶中，先秦諸子都喜歡以山水來比附人間哲理，但最精采的還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個說法，直到今天還給人們許多聯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視野開闊、通達遠近、崇尚流變，這一點，早已被歷史證明。由這樣的文明產生的機敏、應時、銳進、開通等等品質也常常成為推進社會變革的先進力量。與此相對比，山地文明一旦剝除了閉塞的包袱，也會以敦厚淳樸、安然自足、堅毅忠誠、萬古不移的形態給社會歷史帶來定力，而這在過去常被我們看成是落後傾向。

　　其實，就人生而言，也應平衡於山、水之間。水邊給人喜悅，山地給人安慰。水邊讓我們感知世界無常，山地讓我們領悟天地恆昌。水邊讓我們享受脫離長輩懷抱的遠行刺激，山地讓我們體驗回歸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邊的哲學是不捨晝夜，山地的哲學是不知日月。

　　正因為如此，我想，一個人年輕時可以觀海弄潮、擇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靜定心態，則不妨在山地落腳。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魯克的山間小鎮塞費爾德（Ｓｅｅｆｅｌｄ）的路口，打量著迷人的山居生態。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農舍門前全是鮮花，門口坐著一堆堆紅臉白鬚、衣著入時的老人。他們無所事事，卻無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麼，也不東張西望。與我們目光相遇，便展開一臉微笑，那表情是說：「出來玩呢？天氣真好！」並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回應。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邊這家，妻子剛剛開了一輛白色的小車進來，丈夫又騎著摩托出去了。但他們的小車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後，不是怕失竊，倒是怕這種現代化的物件竊走渾厚風光。妻子樂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經壘成一堵漂亮的矮牆。

　　現在是八月，山風已呼呼作響，可以想見冬季在這裡會很寒冷。這些木柴那時將在煙筒裡變作白雲，從屋頂飄出。積雪的大山會以一種安靜的銀白來迎接這種飄動的銀白，然後兩種銀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幾個彩色的飛點劃破這兩種銀白，那是人們在滑雪。

　懸崖上的廢棄

　　一

　　薩爾茨堡，瓢潑大雨。

　　打傘走過一條小路，向這個城市的標誌性城堡走去。

　　中歐山區的雨，怎麼會下得這樣大？雨簾中隱隱約約看到很多雕塑，但無法從傘中伸出頭來細看。它們莊嚴安詳的神態被雨一淋顯得有點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時候，不看也罷。

　　城堡在懸崖峭壁之上，要坐纜車上去。過去沒有纜車，上去一次千難萬難。在政教合一的時代，這座城堡是大主教的官邸，也就是政府首腦機關，如此俯視眾生卻又如此隔絕眾生，從這個形勢一看就是中世紀，與希臘、羅馬的城邦制度已相去甚遠。

　　到了城堡門口，就需要用雙腳攀援古老的旋轉樓梯。古城堡兩邊圓桶形的部位，就是樓梯的所在。樓梯越轉越小，越轉越高，到大家都頭昏眼花的時分，終於有了一個小門，側身進入，居然金碧輝煌，明亮寬敞，大主教離群索居在一個天堂般的所在。

　　後來，主教下山了，因為時代發生了非讓他們下山不可的變化。於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歷史，升格為古蹟，讓人毫無畏懼地仰望，汗流浹背地攀登。

　　我喜歡這種攀登。瞻仰古蹟，如果一步踏入就如願以償，太令人遺憾了。歷史是坎坷，歷史是幽暗，歷史是旋轉的恐怖，歷史是祕藏的奢侈，歷史是大雨中的泥濘，歷史是懸崖上的廢棄，因此，不能太輕易地進入。

　　※※※

　　二

　　這座城堡好大。

　　造得這樣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說不清楚的一個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與老百姓關係不好，不願出門，也不敢出門。

　　這很好笑：因自閉而雄偉，因膽怯而龐大。

　　還有更好笑的呢。

　　這個城堡中曾經囚禁過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違反教規，公開擁有情人──這還不好笑，好笑的是，他與情人生下了整整十五個子女！這位擁有十五個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當天，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諷的目標。民眾抬頭便笑，從此把仰視和俯視全然混淆。

　　薩爾茨堡再也嚴肅不起來了。

　　大主教西提庫斯下山後更加調皮搗蛋，居然在露天宴會桌邊的貴賓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噴水泉眼，待到禮儀莊重的時刻，命人悄悄打開。這時他要欣賞的不是客人們的狼狽，而是客人們的故作鎮靜。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為這會使客人們故作鎮靜的時間縮短。他還要竭力使每一個客人感到，此刻滿襠濕透的只是自己，無關他人。他會找一些特別輕鬆和特別嚴肅的話題與客人一一交談，甚至還會探討宗教的精奧。

　　在這之前，他還會在客人的選擇上動很多腦筋，特別要選那些凜然肅然的端方之士。

　　我找到了這個宴會桌和這些貴賓椅，還做了放水實驗，心想，只要在這裡坐過，誰也不會再道貌岸然、一本正經。

　　那麼，說不定，這位大主教還是宗教改革的偏門、移風易俗的另類？

　　可笑的不是主教裡邊有另類，而是另類做了大主教。

　　※※※

　　三

　　可笑的事情那麼多，最後終於登峰造極。薩爾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並列的七個墓碑，傳說安葬著當地一個石匠的七個妻子。但也有爭議，說石匠本人也在裡邊。

　　本來這很普通，不值得遊人來參觀，但這裡卻成了熱鬧的旅遊點，原因是石匠妻子們的死因太離奇。

　　居然是，一個個都被石匠胳肢，奇癢難忍，大笑而死！石匠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種謀殺手段，那實在太殘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閨房取樂，失手一人已經離譜，怎麼可能接二連三？

　　總之，無論是哪一種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為什麼遊客們都願意興高采烈地到這裡來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氣也喘不過來的顛倒神態，是夫妻之間歡樂的打鬧，而拒絕去追索什麼「死亡檔案」，這又是什麼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為人人都會死，也都會笑，卻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笑於死，死於笑。

　　辛苦人生，誰能抗拒得了這種出入生死的大笑？於是也就刪去了背後隱藏的種種問號。

　　民間的世俗故事歷來不講嚴格邏輯，所以天真爛漫，所以稚拙怪誕，所以強蠻有趣。

　　薩爾斯堡雖然美豔驚人卻長期寂寞，記得一位德國學者說過，直到十八世紀後期──當時偉大的旅行者幾乎沒有人經過薩爾茨堡，因為除了光彩的建築和美麗的田園風光之外，再沒有什麼可吸引人的了，偉大的生活不在這裡，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維也納、巴黎、倫敦、聖彼得堡，在米蘭、羅馬、那不勒斯……

　　正因為自己不重要，別人又不來，薩爾茨堡人就與他們的主教大人一起，不管邏輯，不按規範，不論等級地鬧著笑著，自成日月。

　　只是，有關石匠妻子們的傳說，又為這種笑鬧帶來某種不太吉利的徵兆。

　　※※※

　　四

　　我好不容易攀上來的這個龐大的城堡，歷屆主教修修停停、不斷擴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沒有讀到過城堡落成典儀的記述，估計不太隆重，因為當任主教已經不存在建造動機，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樂師卻在家裡慶祝著另一件喜事，他的兒子正好在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為沃爾夫岡‧莫札特。

　　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比那個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讀過莫札特的多種傳記，它們立場各不相同，內容頗多抵牾，但是，沒有一部傳記懷疑他的稀世偉大，也沒有一部傳記不是哀氛迴繞、催人淚下。

　　那也就是說，薩爾茨堡終於問鼎偉大，於是也就開始告別那種世俗笑鬧。

　　薩爾茨堡不再無人經過，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會把它省略，因為它向全人類貢獻了一個永恆的偉人。薩爾茨堡的最高標誌，不再是那座懸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廢棄之日，真是蹊蹺。

　　一座城市就這樣快速地改變了自己的座標，於是也改變了生活氣氛和美學格調。

　　※※※

　　五

　　故鄉和名人的心理對話，並不一定暢達愉悅，而往往荊棘叢生。荊棘間的偶爾溝通，楚楚扎人。請聽今天薩爾茨堡人的說法：莫札特的偉大和悲哀，都因為是離開了薩爾茨堡。

　　我理解這種說法，腦海中閃現出那些傳記的片斷。

　　有一種傳記說，莫札特三十五歲在維也納去世，出殯那天沒有音樂，沒有親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風，一個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進了貧民墓坑。幾天之後，他病弱的妻子從外地趕來尋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問看墓老人：「您知道他們把我丈夫埋在哪兒了嗎？他叫莫札特。」

　　看墓老人說：「莫札特？沒聽說過。」

　　這樣的結局發生在維也納，沒有一個薩爾茨堡人能讀得下去，也沒有哪個國家、哪座城市的音樂愛好者能讀得下去。

　　故鄉要不回遊子的遺體倒也罷了，問題是──薩爾茨堡不能不厲聲責問──你們怎麼把他弄丟了？爭搶了他的全部成果卻弄丟了他！但在當時，唯一提出質問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只是輕聲打聽，因為對象是看墓老人。

　　但是，另一種傳記曾經讓我五雷轟頂，原來，主要責任就在這個「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札特一生悲劇的禍根。這種傳記的作者查閱了各種賬簿、信件、筆記、文稿之後作出判斷，莫札特其實一直不缺錢，甚至可以說報酬優渥，饋贈豐厚，只是由於妻子的貪婪、算計、抱怨，把家庭經濟搞得一團糟。即便他的出殯，也收到大量捐贈，是妻子決定「高度節儉」。妻子打聽他的墓地所在並不是幾天之後，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還是迫於外界查詢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還有資料證明，這個妻子不僅毀了莫札特，甚至還禍及莫札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愛面子的老莫札特只能在薩爾茨堡人的嘲諷中苦度晚年。

　　老莫札特知道，薩爾茨堡有嘲諷的理由。這樁錯誤的婚姻起點，不是薩爾茨堡，而是遙遠的曼海姆。二十一歲的莫札特在那裡見到那家人之後連寫來的信也變成了尖酸刻薄的攻訐腔調，做父親的曾竭力阻止但未能成功……

　　其實所謂全城的嘲諷只是老莫札特的敏感，薩爾茨堡懂得音樂，知道自己養育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薩爾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個偉大的音樂生命，為何如此拙於情感選擇？一個撼人的精神系統，為何陷落於連常人都能很快發現的邪惡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無知如何通達藝術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內心創傷為何未曾在樂曲中有點滴流露？他怎麼有可能在剛剛聽過最低俗的家務責難後轉而彈奏出世間最華美的樂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麼抖抖瑟瑟地寫出了那些卑謙乞討的字句？……

　　一般民眾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來試圖解讀大師，他們的思維依據是日常的行為圖譜。

　　其實這是解讀不了大師的，因為大師們主要活動在另外一個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個天域，就能解讀麼？未必。薩爾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對莫札特的困惑，卻傳來了晚年歌德的聲音：莫札特現象是十八世紀永遠無法理解的謎。

　　連歌德也承認永遠無法理解，更何況區區薩爾茨堡。

　　我這次來，聽他們引述最多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個問答。對此，他們更加覺得光榮，又更加覺得難解：

　　問：愛因斯坦先生，請問，死亡對您意味著什麼？

　　答：意味著不能再聽莫札特。

　　這一切，無疑大大地加重了薩爾茨堡的思維負擔。除非不要莫札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

　　六

　　一座素來調皮笑鬧的城市，只是由於一個人的出生和離去，陡然加添如許深沉，我不知道這對薩爾茨堡的普通市民來說，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榮譽剝奪輕鬆，名聲增加煩惱，這對一個人和對一個城市都是一樣。今天的薩爾茨堡不得不滿面笑容地一次次承辦規模巨大的世界音樂活動，為了方便外人購置禮品，大量的品牌標徽都是莫札特，連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氣十足的彩色大頭像。這便使我警覺，一種高層文化的過度張揚也會產生某種不公平的壟斷，使廣大民眾失去審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創活力，也使高層文化失去應有身分。

　　歐洲文化，大師輩出，經典如雲，致使世俗文化整體黯淡，生命激情日趨疲遝，失落了天真稚拙、渾樸野趣。這是我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問題。奧地利大如維也納，小如薩爾茨堡，都是如此。為此，我反倒想念起這座城市在莫札特出現前的那些鬧劇。

　　但是話又說回來，也只有文化大師的出現，才能夠讓一座城市快速地從整體上擺脫平庸和無聊，然後再在新高度上討論挽救世俗文化的問題。如果永遠以平庸對世俗，全然是泥途荒灘，千年徘徊，只能是群體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個莫札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灘的山梁。翻過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樣。

匈牙利　　醉意祕藏

　　布達佩斯東北一百多公里，有一個叫埃蓋爾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裡有兩個五百年前的遺物，一是當年抗擊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還沒有廢棄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說，如果我們不想在那個小城夜宿，又不願意走馬觀花，就無法把這兩個地方都看全。那麼，選哪一個呢！「酒窖。」我說。

　　「那城堡有很多動人的故事，譬如，最後在那裡抗擊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沒有這樣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們後悔。

　　「酒窖。」我說。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樣的故事已經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處的祕密，何況這個祕密還在傳遞。

　　酒窖的進口處，現在是一家酒廠。廠長聽說來了中國客人，連忙趕來，也不多說什麼，揚手要工作人員把厚厚的窖門打開。大家剛進門，就被一股陰陰的涼氣裹捲住了。這種發自地底的涼氣是那麼巨大，而且有一種無可置疑的天然性，與周圍黝暗的光線、看不到頭的石灰岩洞組合在一起，委實讓人卻步。三位容易感冒的夥伴打了一陣寒噤後慌忙退出，我們幾個則深深地吸足涼氣，讓涼氣彌散全身，然後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綿延無際的酒桶出現了，桶上都標著年代。兩旁時時出現一些獨立的窖室，鐵柵欄門鎖著，貯存著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氣中的酒香越來越濃，酒窖裡的長巷也越來越深。終於看到頭了，快步走過去，誰知一轉彎又是漫延無際。

　　廠長在一旁平靜地說：「我們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現在一共啟用了三公里，其實，整個酒窖全長十五公里。尚未啟用的十二公里，會慢慢清理。」

　　這些平靜的數字使我們很不安靜。幾百年前，這麼一個小城，光酒窖就長達十五公里！那當然是延伸到了城外的地底，而且供應的範圍也幾乎沒有疆界。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一個隱祕的世界，一個隱祕的網絡，它們與地上的世界息息相連，卻從來沒有被歷史詳細記述。

　　正這麼沒完沒了地走著，廠長已穩穩地站定在一個窖室邊，伸手示意要我們進去。這個窖室很長，沒有酒桶，只有一溜長桌，兩邊放著幾十把椅子。長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卻已被歲月磨成了發亮的深褐色。廠長說，這是品酒室。

　　我們依次入座，有一個年輕的侍者上來，在我們每個人面前放一隻高腳玻璃酒杯，鋪一方暗紅的餐巾，看來，我們得品酒。

　　年輕侍者又上來了，在長桌上等距離擺開四個陶桶。我們以為那便是酒，伸頭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問，只待主人用行動來解謎。

　　這時，窖室門口出現了一個面無表情的光頭男子，年齡在中年和老年之間，不看誰，也不打招呼，雙手捧著一個很大的玻璃壺，裡邊裝了半壺琥珀紅的酒。他走到桌邊，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麼。

　　廠長坐在長桌一端，離這個光頭男子有一點距離，此時便遠遠地瞭了玻璃壺一眼，像雷射掃射，隨即報出了這酒的年份、濃度和葡萄產地。廠長話音剛落，光頭男子霎時從佇立狀態復活，立即給我們每個人斟酒。他斟酒時仍然面無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態表現出了對酒的無上恭敬，好像是在布灑瓊漿玉液。等他給每個人都斟上了，我們手持杯腳，轉頭看廠長，等他發話。

　　廠長說：「請！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嚥下，只在嘴裡打轉品咂。」

　　說完便示範，平平地端杯，輕輕晃了晃杯子，看了一眼，然後入口，嘴部動了兩動，便伸手拉過桌上的空陶桶吐了出來，更驚人的是，把那杯只喝了半口的紅酒也傾倒進去了。

　　由於這杯酒出現前經過了如此隆重的儀式，我們眼看著這種傾倒深感心痛。廠長知道我們的心意，說還要品嘗多種品牌的酒，如果都喝下去非醉不可。這當然是對的，但出於痛惜之情我還是偷偷把那口酒嚥下了，卻又不得不把杯子裡的酒傾倒在陶桶裡。

　　傾倒時盡量緩慢，細看那晶瑩的琥珀紅映著燭光垂直而瀉，如春雨中的桃花屋簷涓然無聲。

　　接下去，光頭男子一次次端著玻璃壺上來，廠長一次次瞭過一眼報出年份、濃度和葡萄產地，我們也就一次次品咂、吐出、傾倒，開始時還偷嚥幾口，後來連最清爽馥洌的也不敢嚥了，因為已經感到身熱臉燙，酒窖似乎也變得不再陰涼。

　　不知已經酒過幾巡，陶然間終於發覺廠長已經站起身來，品酒結束了。好幾位夥伴站立時需要扶一下椅子，竟發覺一把把椅子穩如磐石，其重無比。廠長笑著說，酒醉容易失態，這椅子不能讓他們搬得動。這也是五百年沿襲下來的酒窖傳統。

　　我們相視而笑，每人臉上，都有五百年的酡紅。

　　走過長長的巷道我們又回到地面。廠長細心，在品酒過程中看出了我們最喜歡的牌子，一人送了兩瓶，那種牌子叫「公牛血」。

　　酒窖的鐵門輕輕地關住了，外面，驕陽如火。沒有下窖的幾個夥伴，奇怪我們為什麼耽擱那麼長時間。為了撫慰，我們馬上把手上的酒分送給他們。

　　又是尋常街市，又是邊遠小城。如果沒有特殊提醒，實在很難看出在這番景象的地底下，有如此深長又如此古老的酒窖。

　　誰也不能說已經充分了解了我們腳下的大地，你看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下竟然祕藏著如許醉意。連裴多菲和納吉的熱血都沒有改變它的恆溫，連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干擾它的酣夢，那是一種何等的固執。歐洲有太多炫示在外的東西，但炫示在外的，未必重要。

　　大哉酒窖。

捷克　　布拉格不後悔

　　一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問過對歐洲非常熟悉的朋友Ｋｅｎｎｙ，最喜歡歐洲哪座城市，他說是布拉格，證據是他居然去過五十幾次。當時覺得這也許隱含著某種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裡。但當我們真的來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認為是歐洲之最，也開始承認Ｋｅｎｎｙ的激賞不無道理。

　　一個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彎彎地通過，河上有十幾座形態各異的大橋──這個基本態勢已經夠綺麗的了，何況它還有那麼多古典建築。

　　建築群之間的小巷裡密布著手工作坊，爐火熊熊，錘聲叮叮，黑鐵冷冽，黃銅燦亮，劍戟幽暗，門飾粗厲，全然不是別處工藝品市場上的精緻俏麗，卻牢牢地勾住了遠來旅人們的腳步。

　　離手工作坊不遠，是大大小小的畫室、藝廊，橋頭有業餘劇團在演先鋒派戲劇，路邊有華麗的男高音在賣藝，從他們的藝術水準看，我真懷疑以前東歐國家的半數高層藝術家都擠到布拉格來了。

　　什麼樣的城市都見過，卻難得像布拉格那樣，天天迴蕩著節日般的氣氛，把遠近旅人的身心激盪得那麼興奮，又那麼舒坦。巴黎、紐約在開始成為國際文化中心的時候一定也有過這種四方會聚、車馬喧騰的熱鬧吧？我們沒有趕上，它們現在已經有了太厚的沉澱，影響了渦旋的力度；一路看來，唯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種重新確認的自由生態一起渦旋，淋漓酣暢。

　　捷克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進布拉格前我們先已遊蕩了遠近很多城市和農村，景況比較寥落；接觸到的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也總是懶洋洋的，令人惱火；為什麼獨獨布拉格如此欣欣向榮？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傑出城市可以不被國家的整體環境徹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遙想當初四周還寒意瀟瀟，「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風和暢。

　　那個春天被蘇聯坦克壓碎了，而且不僅是蘇聯，四面八方都壓過來，容不得這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那種包圍陣勢恰恰反證了它的驕人風采，軋軋的履帶聲顯得那麼無聊。此刻我正漫步在當年坦克通過最多的那條大街，中心花道間的長椅上坐著一位老人，他揚手讓我坐在他身邊，告訴我一種屬於本城的哲學：我們地方太小，城市太老，總也打不過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總要離開，是文明總會留下，你看轉眼之間，滿街的外國坦克全都變成了外國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聽到這種沒有脾氣的哲學時會有什麼反應，但現在聽起來卻並不反感，特別是在這濃密的花叢間，正當夕陽斜照，而不遠處老城廣場上的古鐘又正鳴響。

　　這個古鐘又是一個話題。每小時鳴響之時，鐘下總是人群如堵，因為鐘盤上會展現出一系列機械人形，生動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個景觀。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禮在古鐘下舉行，讓人遙想這幾百年的鐘聲開啟和閉合過多少人生。

　　古鐘建於十五世紀。傳說由於這鐘精美得舉世無雙，當時的市政當局怕工藝外洩，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機械工藝師的雙眼。人類最原始的保密法則居然用如此野蠻的方式來執行，使人聯想到中國古代皇帝為了保守陵墓祕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殺的暴行。可見這鐘聲儘管可以傲視坦克的轟鳴，它自己也蘊含著太多的血淚。後來到了布拉格蠟像館，進門是城市歷史部分，抬眼就見到那位機械工藝師，用白布包著被刺瞎的雙眼，還在機械堆裡不懈地摸索。

　　我從這鐘聲中來傾聽路邊老人所講的哲學，突然懷疑是否也像這鐘聲，在達觀的歡悅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

　　※※※

　　二

　　古鐘位於老城廣場西南角，廣場中央是胡斯塑像，廣場南方，是胡斯主持過的伯利恆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布拉格大學校長，一四一五年以「異端」的罪名被火刑燒死，這是我們小時候在歷史課本裡就讀到過的。胡斯燒死時，古鐘的機械部分已經造好，鐘樓還沒有修起來。現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現他臨死時的神情，火焰噬捲著瘦削的身軀，臉部的輪廓和鬍鬚的形態，卻比火焰還要飄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會判他是「異端」，倒並不冤枉。記得中世紀的一個宗教裁判員曾經自炫，他可以根據任何一個作者的任何兩行字就判定異端並用火燒死，而胡斯反對教會剝削行徑的言論卻明確無誤，請聽他的這段話：甚至窮老太婆藏在頭巾裡的最後一個銅板，都被無恥的神父搜刮出來，不是花在懺悔上，就花在彌撒上；不是花在彌撒上，就花在聖徒遺物上；不是花在聖徒遺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禱上；不是花在祈禱上，就花在埋葬上……說神父比強盜還狡猾、還凶惡，難道不對嗎？

　　在我們想像中，用這樣強烈的語氣向民眾呼籲的人，一定會受到民眾的熱烈擁護，因此，當權者是不敢用殘酷方式把是非顛倒於大庭廣眾之前的，如果不經過歪曲和遮掩，當場焚燒像胡斯這樣的著名人物，會在民眾中引起什麼樣的逆反心理呢？

　　但是到了歐洲讀到的歷史資料卻讓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實證明，民眾的良知在獲得啟蒙之前，他們恰恰是很多無恥暴行的參與者和歡呼者。一般在火刑儀式前夜，全城懸掛彩旗，市民進行慶祝遊行，遊行隊伍中有一批戴著白色風帽，穿著肥大長袍把臉遮住的特殊人物，他們是宗教裁判員和本案告密者。執行火刑當日，看熱鬧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聲辱罵被押解的「犯人」，親屬們則圍在他的四周最後一次勸他懺悔。當火點起之後，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擁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權利。

　　胡斯一案的證人是他原來的同道史蒂芬‧帕萊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當了勸他懺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聲責斥的，是偽證人。

　　那麼，統治當局有沒有考慮過這樣的案件中是否真有偽證和誣陷的可能呢？考慮過。但他們確信，利益高於真實，更高於道義。例如直接過問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說，只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棄義。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各國的宗教裁判員都認為，即使偽證致使一位無辜者被燒死，這位無辜者也應該高興，因為他也是為宗教而犧牲的。至於誣陷致使一位無辜者名譽遭汙，這位無辜者更應懂得現世名譽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為他準備了桂冠。

　　總之，怎麼誣陷都可以，怎麼焚燒都可以。

　　當然宗教裁判員之上還有裁判員，那就是歷史。一位布拉格大學校長被活活燒死，人們理所當然地看成是羅馬教廷對於捷克民族的侵犯，於是引發了一場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義，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寫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還是有點脾氣的。

　　※※※

　　三

　　布拉格從什麼時候開始蒸騰起藝術氣氛來的，我還沒有查證。但是既然這種氣氛已成為現在布拉格為世人共知的一種性格，那麼這種查證是遲早的事。我今天只採取一個最簡便的辦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師奔去，從他的高度來俯瞰這座城市。這位大師，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個緊靠教堂的路口，與從前見過的老照片完全一樣。我進門慢慢轉了一圈，出來後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坐了很久。這地方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有點氣悶，房子與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與房子很不和諧。我開始揣摩那位清瘦憂鬱、深眼高鼻的保險公司職員站在這兒時的目光，誰知一揣摩便胸悶氣塞，真奇怪遙遠的閱讀記憶有如此強烈的功效。何處是小職員變成甲蟲後藏匿的房間？何處是明知無罪卻逃避不掉的法庭？何處是終生嚮往而不得進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猶太人群落在當時既受奧匈帝國中排猶情緒的打擊，又受捷克民族主義思潮的憎惡，兩頭受壓。在這種氣氛中，父親的緊張和粗暴又近距離地讓他感受到了一種沒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這種生存困境的擴大恰恰是人類的共同處境。

　　他開始悄悄寫作，連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瞞了好幾年。四十歲去世時留給布洛德的遺囑中說：「請將我遺留下來的一切日記、手稿、書信、速寫等等毫無保留地統統燒掉。」幸好，布洛德沒有忠實地執行這個遺囑。

　　卡夫卡死在維也納大學醫院，屍體立即被運回布拉格。當時人們還不清楚，運回來的是一位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的劃時代作家，布拉格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文化重量。

　　與卡夫卡同時，布拉格還擁有了哈謝克的《好兵帥克》，我和夥伴們到那個紀念他的小酒館暢飲了一個晚上。想想二十世紀前期的布拉格真是豐厚，只怕卡夫卡過於陰鬱，隨手描出一個胖墩墩、樂呵呵的帥克在邊上陪著。

　　其實卡夫卡和哈謝克是幾乎同時出生又同時去世的，他們有一種缺一不可的互補關係：卡夫卡以認真的變形來感受荒謬，哈謝克以佯傻的幽默來搞亂荒謬。這樣一個互補結構出現於同一座城市已經夠讓國際思想界和文化界羨慕的了，但是幾十年後居然有人提出，意義還不止於此，這人就是米蘭‧昆德拉。

　　昆德拉說，卡夫卡和哈謝克帶領我們看到的荒謬，不是來自傳統，不是來自理性，也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身外的歷史，因此這是一種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無法逃脫的荒謬，可稱之為「終極荒謬」。它不僅屬於布拉格，而且也屬於全人類。

　　現在誰都知道，說這番話的米蘭‧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級的小說大師，他連接了卡夫卡和哈謝克之後的文學纜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為世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標。米蘭‧昆德拉一言難盡，我曾從中國學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國人對他小說的一個概括，說是「對存在的詩意的沉思」，覺得比較貼切。昆德拉一直為布拉格的文學地位而驕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國，驕傲也就轉化成悲哀。

　　※※※

　　四

　　時至今日，昆德拉對布拉格更應該刮目相看，可惜他年歲已大，不便再度遷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響，是讓一位作家登上了總統高位。任總統而有點文才的人在國際間比比皆是，而哈維爾總統卻是一位真正高水準的作家。當年剛剛選上時真替他捏一把汗，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穩、自然，很有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因頂峰體驗而加深了有關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成了一個更具哲學重量的作家總統。讀著他近幾年發表的論著，恍然覺得那位一直念叨著「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終於繼承了王位。

　　捷克的總統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本來很想去拜會他，可惜大門口的旗杆空著，表示總統不在，一打聽，到聯合國開會去了。

　　我在總統府的院子裡繞來繞去，心想這是布拉格從卡夫卡開始的文化傳奇的最近一章。對於人類的生存處境，卡夫卡構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斕的象徵，而哈維爾則投入了政治的實驗，三者都達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讓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讀卡夫卡和昆德拉較多，對擔任總統後的哈維爾卻了解太少，因此以後幾天不再出門，只在旅館裡讀他的文章。隨手記下一些大意，以免遺忘──他說，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傳統的樂觀主義虛設了很多「意義的島嶼」，引誘人熱情澎湃，而轉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淵。哲人的興趣不應該僅僅在島嶼，而是要看這些島嶼是否連結著海底山脈。這個「海底山脈」就是在摒棄虛假意義之後的信念，真正的信念並不憧憬勝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意義，從而產生責任。責任，是一個人身分的基點。

　　他說，狂熱盲目使真理蒙塵，使生活簡單，自以為要解救苦難，實際上是增加了苦難，但等到發現往往為時已晚。世間很多政治災禍，都與此有關。

　　他說，既然由他來從政，就要從精神層面和道德層面來看待政治，爭取人性的回歸。一個表面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為代價。要防止這一切，前提是反抗謊言，因為謊言是一切邪惡的共同基礎。政治陰謀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勵人們真實地生活，自由地表達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負責、誠懇、寬容。

　　他說，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不改革，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滯；不開放，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開拓空間，生命越縮越小，成天膠著於狹窄的人事糾紛。當權者如果停止社會改革，其結果是對群體人格的閹割。

　　他說，一切不幸的遺產都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超拔歷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們曾經習慣於口是心非，習慣於互相嫉妒，習慣於自私自利，對於人類的互愛、友誼、憐憫、寬容，我們雖然也曾高喊，卻失落了它們本身的深度。但是，我們又應相信，在這些道德病症的背後，又蘊藏著巨大的人性潛能。只要把這些潛能喚醒，我們就能重新獲得自尊。

　　他說，那些國際間的危險力量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曾給我們帶來過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自私、嫉妒、互損、空虛。這一切已侵蝕到我們的大眾傳媒，它們一味鼓動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門的劫掠，政治上的誹謗、誣陷也與此有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呼喚社會上巨大而又沉睡著的善意。

　　他說，文化從低層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從高層次而言，包括人們的教養和素質，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教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

　　他說，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產生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祕，把握了人間的真理，便企圖框範天下，指責萬象，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歷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要掌握大權已有困難，但一直在發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斷的騷擾企圖引起人們注意，我們應該提防他們，拒絕他們。與他們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分子總是寬容而虛心，他們承認世界的神祕本質，深感自己的渺小無知，卻又秉承人類的良心，關注著社會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們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維爾因此也說到自己，他說自己作為總統實在有太多的缺點，只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沒有權力欲望。正是這一點，使一切有了轉機，使全部缺點不會轉化為醜惡。

　　看來，他十年來在具體的權力事務上還是比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這些思考。但這些思考畢竟與他過去習慣的探討生命的本質、荒誕的意義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從那個形而上的層面走向了社會現實，對此他並不後悔。

　　問了很多捷克朋友，他們對於選擇哈維爾，也不後悔。他們說，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徵性，但他居然沒有僵持在象徵中，讓捷克人時時享受來自權力頂峰的美麗思想和美麗語言，又經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館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問他的缺點，有的捷克朋友說，文人當政，可能太軟弱，該強硬的時候不夠強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說他當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議他厲害一點，甚至具體地提醒他不妨偶爾拍拍桌子，哈維爾回答說：「捷克需要的不是強硬，而是教養。」

斯洛伐克　　黃銅的幽默

　　一

　　斯洛伐克與捷克分家後，首都設在布拉迪斯拉發，一個在我們嘴上還沒有讀順溜的地名。沿途景象表明，這裡還相當貧困。

　　兩位同伴上街後回來說：「快去看看，人家畢竟是歐洲！」

　　歐洲是什麼？我在街上尋找。是灰牆巴洛克？是陽傘咖啡座？是尖頂老教堂？突然我肅然停步：路邊一個真實的地下井口的鐵蓋已經打開，正有一個修理工人不慌不忙地伸頭爬將出來，而這一切其實是一尊街頭雕塑。

　　初見到它的行人都會微微一驚，在辨別真假的過程中發現幽默，然後愉快地輕步繞過。

　　這種幽默陳之於街市，與前後左右的咖啡座達成默契，這種默契訂立已久，因此澆鑄它的不是閃亮的鋼鐵而是古舊的黃銅。

　　其實即使不是街頭雕塑，歐洲處處可見這種阻礙人們快速行走的調侃和從容。

　　於是我可以找到詞句來概括歐洲了。所謂歐洲，就是用古舊黃銅雕鑄於街市的閒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長久以來生存狀態不佳，而居然能保留住這種深層風度，我看有一半應歸功於藝術家。藝術家奉獻了這樣的雕塑，而他們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鑽在地下，疏通著歐洲文明的管脈。

　　※※※

　　二

　　布拉迪斯拉發的市中心是一圈徒步區，黃昏時分，這裡人頭濟濟，風華四溢，絲毫不比已開發國家的城市遜色。

　　但是，這裡的行人過於漂亮，說明除了最自信的戀人們，別的人還沒有逍遙於戶外的閒情；這裡的行人過於年輕，說明歷史如何虧待了上一代，使他們還沒有可能牽著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門玩樂的事，完全交給兒孫。

　　那麼，論天下貧富，亮麗的青春不足為據。青春可以遮蓋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蓋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懶的眼神裡，深深的皺紋中。

　　同樣，看城市潛力，擁擠的市中心不是標誌。市中心是一個漩渦，把衰草汙濁旋到了外緣。真正的潛力忽閃在小巷的窗臺下，近郊的庭園裡。

　　布拉迪斯拉發屬於春潮初動，精采始發，不能不表現出集中的消耗狀態和表演狀態。如果社會發展狀況穩定，幾十年後，今天的年輕人老了仍然敢於拋頭露面，而他們的兒孫，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閒，兩相結合，就會比今天的景象豐滿得多。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歐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邊坐著的大多是老年人，他們的年輕人到哪裡去了？大概各有去處吧，例如海邊，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們把街道交給了爺爺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所遇所見都年輕亮麗，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諧。

　　這就像寫作，當形容詞如女郎盛妝、排比句如情人並肩，那就一定尚未進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極致如老街疏桐，桐下舊座，座間閒談，精緻散漫。

　　城市這篇文章，也是這樣。

德國　　追詢德國

　　只有柏林，隱隱然迴蕩著一種讓人不敢過於靠近的奇特氣勢。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築，而是一種躲在一切背後的縹緲浮動或寂然不動；看不見，摸不著，卻是一種足以包圍感官的四處彌漫或四處聚合；說不清，道不明，卻引起了各國政治家的千言萬語或冷然不語……

　　羅馬也有氣勢，那是一種詩情蒼老的遠年陳示；巴黎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熱烈高雅的文化聚會；倫敦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繁忙有序的都市風範。柏林與它們全然不同，它並不年老，到十三世紀中葉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貨商集散地，比羅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倫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卻顯得比誰都老練含蓄，靜靜地讓人捉摸不透。

　　成為德意志帝國首都還只是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的事，但僅僅幾十年，到二十世紀四〇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幾乎夷為平地。縱然這樣，當時新當選的德國領導人阿登納還是要躲開這個廢墟，他說：「一當柏林再度成為首都，國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誰把柏林作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個新的普魯士。」

　　那麼，什麼叫做精神上的普魯士，或者叫普魯士精神？更是眾說紛紜。最有名的是邱吉爾的說法：「普魯士是萬惡之源。」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正義的聲音，戰後盟軍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魯士，國際間也沒有什麼異議。但是五十年後兩個德國統一，國民投票仍然決定選都柏林，而且也不諱言要復蘇普魯士精神。當然不是復蘇邱吉爾所憎惡的那種釀造戰爭和災難的東西，但究竟復蘇什麼，卻誰也說不明白。說不明白又已存在，這就是柏林的神祕、老練和厲害。

　　當我們的車隊緩緩駛入柏林的時候，我想，有關普魯士精神的問題可以暫時擱一擱。既然這裡又成了統一德國的首都，那麼我們就要用自己的腳步和眼睛追問一些有關德國的難題。例如──人類一共就遇到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都是它策動，又都是它慘敗，那麼，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類？

　　在策動世界大戰前藝術文化已經光芒萬丈，遭到慘敗後經濟恢復又突飛猛進，是一種什麼力量，能使它在喧囂野蠻背後，保存起沉靜而強大的高貴？

　　歷史上它的思想啟蒙運動遠比法國緩慢、曲折和隱蔽，卻為什麼能在這種落後狀態中悄然湧出萊辛、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這樣的精神巨峰而雄視歐洲？有人說所有的西方哲學都是用德語寫的，為什麼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領域後來居上、獨占鼇頭？

　　一個民族的邪惡行為必然導致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貶值，為什麼唯有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嚴厲地向它追討生存的尊嚴，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維的尊嚴？它的文化價值，為什麼能浮懸在災難之上不受汙染？

　　歌德曾經說過，德意志人就個體而言十分理智，而整體卻經常迷路。這已經被歷史反覆證明，問題是，是什麼力量能讓理智的個體迷失得那麼整齊？迷失之後又不讓個人理智完全喪失？

　　季辛吉說，近三百年，歐洲的穩定取決於德國。一個經常迷路的群體究竟憑著什麼支點來頻頻左右全歐，連聲勢浩大的拿破崙戰爭也輸它一籌？

　　俄羅斯總統普京冷戰時代曾在德國做過情報工作，當選總統後宣布，經濟走德國的路，世人都說他這項情報做得不錯。那麼，以社會公平和人道精神為目標的「社會市場經濟」，為什麼偏偏能成功地實施於人道紀錄不佳的德國？

　　…………

　　這些問題都會有一些具體的答案，但我覺得，所有的答案都會與那種隱隱然的氣勢、冥冥間的精神有關。

　　世上真正的大問題都鴻蒙難解，過於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種邏輯安慰。我寧可接受像趙鑫珊先生那樣詩意的說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裡頭，好像有種大森林的氣質：深沉、內向、穩重和靜穆。」

　　泰勒說，德國人有過空前的自由，又有過空前的專制，卻未曾有過溫和、中庸。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疇淺草、春光柳岸。有沖天喬木憂鬱問天，也有荊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極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斬之，卻很難找到一個庸俗無聊的巨大平臺。至於迷路，也只有在森林裡才迷得生殺予奪、地覆天翻。

　　現在，這個森林裡瑞氣上升，祥雲盤旋，但森林終究是森林，不歡悅、不敞亮，靜靜地茂盛勃發，一眼望去，不知深淺。

　　墓地荒荒

　　一

　　問了好多德國朋友，都不知道黑格爾的墓在哪裡。後來在旅館接到一位長期在這兒工作的中國學人的電話，他是我的讀者，知道我的興趣所在，沒說幾句就問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爾墓地，我一聽正中下懷。這位中國學人叫于興華，我沒見過，於是約好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國會大廈門口見面，他與太太開車來接我。

　　費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條泥地小巷通向一個極不起眼的公墓，雜亂、擁擠、骯髒，很難相信這是歐洲陵園，如果不是他們夫妻帶領，我即使拿著地址也不敢進來。

　　我跟著他們在密密層層的墓廊間行走，等著出現一個比較空闊的墓地，誰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來。于興華說這就是，我將信將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再看墓碑，將黑格爾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兩遍，沒錯，再細看生卒年份也對，那麼，十八號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爾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號，則是費希特和夫人。從公墓路邊張貼的一張紙上知道，茨威格也在裡邊，找了三圈沒找到。

　　這些大師在人類文化領域都頂天立地，沒想到在這裡卻摩肩接踵，擁塞於如此狹窄的空間。我不知道處處認真的德國人，為什麼這件事做得這麼潦草。大概有一個特殊的歷史原因，因為我在別的地方也看到過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國人都做得很講究。相信這裡不久就會有一次重大修繕。

　　我們三人在墓地間閒逛了那麼久，只在長長的雜草間見到一個活人，是一個埋頭讀書的男青年。問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禮貌地站起來搖頭，然後向東邊一指：「我光知道布萊希特在那裡。」

　　布萊希特的墓稍大，卻地處邊角。忽然想起，那個讀書的男青年身邊的雜草間，還安置著一輛小小的嬰兒車，裡邊有一個嬰兒在熟睡。這是這位男青年的孩子嗎？他為什麼願意把小生命停息在這麼冷僻而陰森的所在？這不便問，只知道今天下午我們在這裡見到的活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墓園、荒草、嬰兒、書籍，再夾雜幾聲鳥鳴；看書看到一半左右環顧，一個個驚天動地的名字從書本滑向石碑，這兒是許多文化靈魂的共同終點。我重新遠遠地打量了一下那個男青年，心中產生了一點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這個墓園的荒涼和寂寞。

　　如果沒有墓園裡的這些長眠者，荒涼、寂寞的將是外面的世界。

　　其實，世間智者的歸宿處，正是後人靜坐、靜讀的好地方。緊靠著偉大的靈魂消閒半日，即便默默無語，也會使人們的生死觀變得更加健康。可惜我們中國的殯葬文化缺少這種境界，常常使長眠者過於孤苦，或過於熱鬧。

　　※※※

　　二

　　黑格爾的美學，我曾研習和講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國家理念。這是因為，我現在正旅行在榮辱交錯、分分合合的德國，有太多的信號天天從正面和反面誘發著這個話題。

　　歐洲長期以來實行教權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國。大約從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開始，互相之間打得熱火朝天，打得教皇權威大損，打得人們重新要以「民族國家」的概念來謀求領土和主權。

　　國家因戰爭而顯得重要，戰爭由國家來證明理由。「民族國家」的內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煙來填充的。經過拿破崙戰爭，這一切都被描繪得更加濃烈，但當時在黑格爾的視野中，法國、英國、俄國都已經成為統一的主權國家，而他特別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還沒有。這使他產生了一種焦灼，開始呼喚國家，並對國家注入一系列終極性的理念。他認為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實化，因此應該享有最終決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魯士是體現「絕對精神」的最好國家。

　　我在黑格爾墓前想到他的國家理念，也由於看到與他相鄰的是費希特。對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現，費希特更強過黑格爾。拿破崙入侵普魯士，對他刺激極大，並由此確認德意志人的天職就是建立一個正義的強權國家。這位哲學家已經按捺不住自己的社會責任，經常走出書齋和課堂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費希特最典型的演講詞是：朋友，你胸中還存在著德意志的心臟嗎？那就讓它跳動起來吧！你身上還流動著德意志的熱血嗎？那就讓它奔騰起來吧！記得早年在一本書上讀到，有一次費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現了危險的症狀，他本該留下侍候，但原先約定的一次重要演講來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沒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來，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轉，他激動地流著眼淚與夫人擁抱親吻。人們說，正是這種擁抱親吻使他傳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現在我看著他們夫妻倆的合葬墓想，世間多數廣場演講者的家裡，總有一位妻子等著，等得非常殷切，絕不會不等他回來就獨自離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長眠在一處。

　　他們無法預料的是，長眠在他們隔壁的是黑格爾夫婦，黑格爾生前把費希特的激情演講凝煉成了國家學說。這兩家的小小墓區所迸發過的情感和理念，曾對德國產生過巨大的負面作用。尤其是費希特對於國家擴充欲望的肯定，黑格爾關於戰爭是偉大純潔劑的說法，增添了普魯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總的說來，墓主對以後的災難沒有太大的責任，因為他們不能想像由此而生發的極端性行動。

　　費希特的老師是康德，但康德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維卻無比開闊。他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反社會傾向而實現社會性，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康德的世界藍圖沒有國界，結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劃出了德國。

　　其實「民族國家」觀念和「歐洲統一」觀念，看似抵牾，卻組成了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悖論結構，兩者互為基礎，互為前提，相反相成，渦旋滾動。目前看來，原先東歐一些國家，往往更側重於民族國家觀念，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則更側重於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而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會傾向」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接近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反人類」，而康德所說的社會就是人類有秩序的和諧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類的整體理性來克服反社會狀態，遠比費希特強調的民族精神和黑格爾強調的國家學說重要。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件事上，不應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可惜，由於康德的學說太平靜，從來未曾引起社會激動。

　　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鄉，只能在黑格爾的墓地抬起頭來，向那裡遙望。但我已打聽清楚了去的路線，下次即使沒人帶路也能直接找到。

　　黑白照片

　　黑格爾是在柏林大學校長任內去世的，而在黑格爾去世的二十年前，費希特也擔任過該校校長。當然，這個學校的校名還出現在更多其他文化名人的履歷中。我前些年來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學看看，問了兩位導遊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罷了，但這事使我十分奇怪，如此鼎鼎大名的學府既不可能停辦也不可能遷走，導遊怎麼會不知道呢？

　　這次剛開口一問便有了答案，原來它早已改名為洪堡大學，紀念一個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與這所大學密切相關的人有兩個，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學的創始人，傑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主張大學除了教育之外還要注重科學研究，齊頭並進；大學裡實行充分的學術自由，國家行政不得干涉。這些原則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德意志民族的科學發展，後來也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弟弟亞歷山大‧洪堡，偉大的自然科學家，近代很多重要學科如地球物理學、水文地質學、氣候學、地理學、植物學的奠基人，舉世公認是自然科學由十八世紀通向十九世紀的橋梁，柏林大學名譽教授，去世時普魯士政府舉行國葬。這兩個洪堡，都非常了不起，那麼洪堡大學的命名是在紀念誰呢？就整體學術地位論，弟弟亞歷山大‧洪堡高得多，但我猜想作為大學，還會取名於那位哥哥威廉‧洪堡。其實這事一問便知，我卻不問，覺得說錯了也不要緊，反正是兄弟，只相差兩歲，兩人的塑像都樹立在校園裡。

　　這樣一所大學，卻沒有校門，城市的街道直穿校區，各系各科的樓房就散落在街邊，任何人抬腳就可以進入，沒有警衛來阻攔。多數房屋都很有年代，蒼老而又莊嚴地留住了一代代文化偉人的身影，讓後生學子遠遠揣想。由此更加明白，世間的老樓真是不應該亂拆的，特別是著名大學裡的老樓。

　　那幢主樓顯得更有歷史，我進進出出、上樓下樓無數次，幾乎把每個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間有一層層木門，這些門都很高，有些新裝了自動感應開關，有些還須用手去推，很重。想當年黑格爾和愛因斯坦們，也總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夾在臂下，然後用力去推。還是這些紋飾，還是這些把手，從未更改。歐洲人對傳統的觸摸，總是非常質感。

　　也有一些中國人推過這些木門，像蔡元培，作為留學生在這裡輕步恭行，四處留心，然後把威廉‧洪堡的辦學主張帶回中國，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學。還有陳寅恪，不知在這裡推了多少次門，回去後便推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大門。

　　二樓門前有一個小型的教授酒會，好像是在慶祝一項科研項目通過鑑定，卻沒有什麼人致詞，各人來到後便在簽到簿上簽個名，然後拿一杯酒站著輕聲聊天，一片斯文。他們身後的過道牆上，隨意掛著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朧中覺得有幾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極小的字，伸脖細讀便吃驚。原來，這所學校獲諾貝爾獎的多達二十九人。這是許多大國集全國之力都很難想像的數字，這裡卻不聲不響，只在過道邊留下一些沒有色彩的面影，連照片下的說明，都印得若有若無、模糊不清。照片又不以獲獎為限，很多各有成就的教授也在，特別是女教授們。

　　這種淡然，正是大學等級的佐證。

　　想到這裡我笑了起來，覺得中國大學的校長們能到這裡來看看，回去也許會撤除懸掛在校園裡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話和官員們來訪的照片。外塗的脂粉證明不了身分，塗得太濃，倒會成為反面證明。

　　空空的書架

　　從洪堡大學的主樓出來，發現馬路斜對面是圖書館，便覺得應該去看看。

　　圖書館靠馬路的一邊，有一個石鋪的小廣場，我正待越過，卻看見有幾個行人停步低頭在看地下，也就走了過去。地下石塊上刻了幾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請邊上的一位觀看者翻譯成英文。原來石塊上刻的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納粹思想驅使的學生，在這裡燒毀了大量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

　　石塊的另一半刻的是：燒書，可能是人們自我毀滅的前兆。

　　　　──海涅

　　就在這塊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塊厚玻璃，低頭探望，底下是書庫一角，四壁全是劫燒過後的空書架。

　　我不知道這是當年真實的地下書庫，還是後人為紀念那個事件所設計的一個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種，看了都讓人震撼。心與書架一樣空了，隨即又被揪緊。反覆地從四個方向看仔細了，再移步過來把海涅的那句話重讀一遍。

　　一所世界級的學府在自己門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種銘記，一種警示，也是一種坦陳：燒書的是我們自己的學生，一切文化的毀損行為，都有文化的名義和身分，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對這裡過於信任！這便是大學的良心。

　　由燒書不能不想到中國的「文革」。那樣的空書架在中國的哪個地方都出現過，而且比這裡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銘記、警示和坦陳。這一次出發前曾與國內一些朋友一起嘆息「文革」才過去二十幾年，它的真相卻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亂搓捏和改寫。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起因就在於人們遲遲不敢用堅實而透明的方法把災難的史跡保存下來。

　　對於重要的歷史，任何掩飾的後果只能是歪曲。災難是一部歷史，對災難的闡釋過程也是一部歷史，而後一部歷史又很容易製造新的災難。要想避免這種新的災難，唯一的辦法是不作掩飾，就像這兒，哪怕發生在地下書庫，也要開一個天窗，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於後代子孫眼前。

　　可以想像，一切剛剛考入洪堡大學的各國學生都會來看看學校的圖書館，還沒進門就發現了這塊銘石，這個窗口。他們似懂非懂，注視半晌，然後進入書庫，俯仰今天的書架。他們中的部分人也許會由此去研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德國史，即使不去研讀，絕大多數人也會對今天社會上一切討伐文化的行為產生警惕。這些行為未必是燒書，現在連德國境內的「新納粹」也不再燒書，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號下的毀損，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義下的恐怖，而這些又經常與學生們的青春活力和爭鬥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這塊銘石，這個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學的第一師訓，首項校規，不容輕視，無可辯駁，鑿石埋地，銘誓對天。

　　就這樣，這個學府用一頁汙濁，換來了萬般莊嚴。

　　落伍的瘋狂

　　在柏林街頭還能找到很多納粹活動的遺址。留下了遺址，也就留下了記憶。

　　一切有關納粹的記憶，並不是一場偶然的噩夢。這是歷史的產物、民族的產物，具有研究的普遍價值。要不然，這些古老的街道和堅固的房子，這個嚴肅的人種和智慧的群體，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癲狂起來。

　　我認為，這是歐洲社會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關口上一種撕裂性的精神絕望，這是社會各階層失去原有價值座標後的心理災難。納粹把這種絕望和災難，提煉成了集團性的恐怖行為。

　　現代是一個平等競爭的自由天地，現代是放棄狂熱迷信的理性普及，現代是對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級的漸漸輕視，現代是集權夢幻和極端思維的天然障礙。

　　這一切照理在工業革命開始後已經逐步顯現，但到了二十世紀，漸漸變成無可逆轉的社會規則，尤其是二〇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對德國的打擊甚於其他國家，轉眼間在德國形成了人數眾多的失敗者和失望者，在大蕭條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納粹製造了「雅利安人高於一切」、「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會主義」的許諾，失望心理有了一個收攏點。

　　一九二四年，還沒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獄中寫了《我的奮鬥》，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生存空間」。這個概念在他筆下有一種「你死我活」的性質，表達了因失去空間而難以生存的危機心理。問題是當時有這種心理的遠不是他一人，否則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擁護他的獨裁政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機呢？答案是，社會正在轉型。

　　在社會轉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間的危機，只能產生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來擴大空間；第二種是毀損別人的生存空間來擴張自己。顯然，第一種是良性方式，第二種是惡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領導的納粹選擇了第二種。

　　他們首先通過毀損猶太人的生存空間來驗證自己的概念，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為一般民眾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歸因於某個人或某個群落，於是比較崇尚實利主義、嫻於商業運作的猶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時代的挑戰，卻被解釋成一個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來壓抑心底的嫉妒之火、無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時被堂皇的理由點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圍攻，上升到暴力。

　　剝奪了猶太人的生存空間，納粹又要剝奪別國的生存空間了。

　　納粹的這種行為邏輯至今還發人深思。任何社會轉型落實在人群中，主要表現為生存空間的盈縮，生存方式的轉移。這雖然不無殘酷，卻是歷史的必然。舊結構的代表者以破釜沉舟的決絕方式來抗拒轉型，因此會出現一種驚人的整齊和狂熱。現在世界上各種以原教旨主義作標榜的宗教極端分子也是既整齊又狂熱，把逼近自己身邊的現代生活當作必須搏殺的魔鬼。

　　這大體能夠說明這樣一批納粹為什麼會受到總統興登堡和舊軍隊的支持；而且為什麼直到最後，除了那些被直接入侵的國家之外，越是現代理念強烈的國家，如英國、美國，越與它勢不兩立。

　　現在德國又出現了「新納粹」。幾乎都是年輕人，剃平頭，著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目光面對世界，一意要尋找攻擊對象。從某些形態上，他們有點像「龐克」，但「龐克」只表現生態上的反叛，不怎麼攻擊他人，而「新納粹」則以攻擊他人為第一特徵。他們已用恐怖襲擊的方式殺害大量的外籍勞工，但即便是本國的正派人也不願與他們靠近，怕他們尋釁攻擊。

　　我們的德國朋友鄭碧嬋（Ｓｉｇｒｕｍ Ｇａｒｔｈｅ）小姐這次從西部趕到東部來接我們，路上就遇到好些「新納粹」。碧嬋說，這一帶的「新納粹」有點特殊，主要是原東德地區經歷大幅度社會變型所產生的社會渣滓。本來可以依賴的勢力系統解體了，自己又沒有學會謀生的本領，完全無法面對兩德統一後按照市場規律而進行的正常競爭，只好誣賴外籍勞工把他們的工作奪走了，便反過身去進行傷害。因為傷害的是「外籍」，便重新彈起了老納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大日耳曼主義的老調。

　　碧嬋說：「本來西方政論界習慣於把極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們這批人，本質倒退，形態時髦，已經說不清是什麼翼了。」

　　聽她這麼說，我心裡想，中國的文革在本質上也是反現代，儘管那些紅衛兵、造反派都舉著「破舊立新」的旗幟；而結束文革，就是開啟現代。

　　碧嬋在邊上問：「現在你們中國也進入了社會大轉型，這樣的群體也會有不少吧？」我不知從何說起，只能漫應之曰「唔唔」。

　　「新納粹」的愚蠢在於這個名稱使他們必須承擔老納粹所造成的全部血腥債務，而這恰恰是老納粹起事之初所未曾承擔的。因此，在我看來，只要他們舉起了這個旗號就不再可怕。新的惡行一定有新的偽裝，有時還故意表現出對歷史惡行的清算姿態。人們必須穿越這些煙霧，去審視它與波蕩不定的群體心理是否構成了危險的交接點。

　　為此，我還特地去關注了一下希特勒當年在民眾中演講的狀況。

　　早就知道希特勒當年在納粹黨內初露頭角是因為他的演講，連他自己也驚訝自己怎麼會有控制全場聽眾的本事。我這次在歐洲幾次看到希特勒演講的電影資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歡呼的直接原因。每個演講現場都是社會情緒的濃縮，每個聽眾都是一張繃緊的弦索，只需在敏感部位揮動幾下就嗡嗡響成一片。希特勒的演講不在乎邏輯，不在乎論證，卻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動程序，在這方面實在堪稱專家。他一般是啞著嗓子開頭，似重病在身，似喁喁私語，與剛才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講者一比好像不合時宜，但這種反差卻立即打破了聽眾對演講慣性的厭倦，全都提起精神來側耳細聽。就這麼講了一會兒，冷不防地，他突然咆哮，一聲比一聲響，似口號，似反問，似呼籲，這自然把全場攪得掌聲如潮。掌聲未落他又輕聲，沒幾句又轉向洪亮。此後，高低聲腔更替的頻率加快，最後幾乎全身用力，手舞足蹈，又戛然而止。這麼一鬧，無異於在一把把揉壓全場聽眾的情緒，最後當然會迸發成集體瘋狂。但是應該看到，正因為被揉壓的萬千心靈在當時有共同的脆弱、共同的敏感、共同的亢奮，才會貪婪地吸食他那些並不連貫的句子而陷入痴迷狀態。

　　雖然是陳舊的電影資料片，看了還叫人害怕。即便是那麼講究理性的民族也會突然失去理性，被一種急切想通過傷害他人來擴張自己的卑劣情緒所裹捲，只待有人把這種卑劣美化成正義，便血脈賁張，摩拳擦掌，不再有起碼的邏輯判斷和道義防範。

　　我一再地設想，希特勒如果生活在今天，憑著他這樣的演講，可能什麼事也成不了；但是，如果讓他少一點外部表現上的歇斯底里，又找到一些不公平現象或不公正待遇的話由，再加上某種宗教成分，外貌稍稍好一點，今天的聽眾會怎麼樣？

　　歷史，該如何避免或繞過這樣的泥潭？

　　理性的啟蒙、良知的傳遞、文明的呼籲，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這類恐怖的災難？

　　不知道。大家多加小心吧。

　　致命的象徵

　　柏林斯泊利河畔有一幢白色的古典建築，現屬普魯士文化基金會，一百多年前，是中國公使館的所在地。

　　整幢樓房堅固華貴，今天看來還沒有陳舊之感。大花園，高鐵門，陽光下整個庭院一片寧靜。

　　這幢樓本來屬於俾斯麥的財政部長，租給了中國。大清王朝原先哪裡看得起遙遠的番邦？因為看不起，所以也不屑知道他們的真實情況；因為不知道，所以更看不起，直到被他們欺侮得暈頭轉向，才遲遲疑疑地改口把他們叫做「列強」。後來又逐漸知道了一點國際關係規範，開始向西方列強派出外交使團。

　　中國公使館設在這樣一幢樓裡，還算是有一點氣派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最初幾頁充滿了大量可恨可笑的辛酸事，很多沒有記錄下來，其中一部分就發生在這幢樓裡，再也無人知曉，而這白森森的牆壁門窗，又都不落痕跡，默然無語。

　　當年的中國外交官穿著清代的標準服裝在這裡進進出出，而清代的男裝實在太不好看，把身材全都吞沒了。這些外交官心情都不太好，其中幾位，已經開始皺著眉頭作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思索中華文明落後的原因。這裡是比較的前沿，思考的據點，一切都以感性直覺為基礎，一切都以驚訝、嘆息為前導，這裡是數千年中華文明的神經末梢。

　　只出現過一個俏麗的身影，那就是洪鈞公使的夫人賽金花，當時她還非常年輕。

　　那時中國人在德國屈指可數，因此每個人都成了一種代表。本來代表性形象已經大體固定，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女人，德國人吃驚不小。柏林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外交使團，賽金花也就成了西方外交家心目中的中國高官夫人的形象代表。

　　中國官僚的家眷一般不參加社會交際，包括外交官的家眷在內，但洪鈞公使明達灑脫，他既然敢於與賽金花這樣一位曾經落跡煙花場所的女孩子結婚並讓她隨職而行，當然也會鼓勵她參加西方外交界的交際應酬。

　　我大體可以肯定，賽金花這麼一位江南民間女子，雖然也不熟悉西方交際，但要比熟悉本國官場的複雜禮儀，反而覺得方便。她的年輕、機靈，再加上丈夫的職位和對她的寵愛，使她很快進入角色並遊刃有餘。

　　然而這正是她的不幸，不小心成了一種象徵，而且象徵了一個特別善於象徵又特別挑剔象徵的群落。

　　象徵需要有身分，而她的身分似乎有點不妥。

　　原以為與洪鈞結婚就是身分，原以為前一任公使在這幢白樓門口以隆重的禮儀歡迎就是身分，原以為在盛大酒會上被各國王公貴族恭敬地一遍遍呼叫公使夫人就是身分……但中國人，包括洪鈞的老家親人，要的是另一種身分。

　　那是一種在漫長人生履歷中最初始的身分，一種在升沉榮辱過程中最低處的身分，一種在隱顯明滅的多重結構中最隱晦的身分。如果找不到這個「地窖」，周圍的人們都不會安心。而賽金花的「人生地窖」，並不隱蔽。

　　於是，她進出這座樓房的全部風姿，都為今後的人生種下了禍根。作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風姿具有了遠遠超越個人的含義，那麼她也就不能再是一個背負著自己喜怒哀樂、甜酸苦辣的具體生命。難怪一切具有一點兒象徵地位的人物都要學會掩飾，但她已沒有這種可能。

　　試想如果她當年從良，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從此隱匿府院，不再拋頭露面，前途會是怎樣？如果她許身於一名商賈，或一介書生，過著尋常的日子，景況將會如何？當然也會有流言蜚語、指指點點，未必圓滿幸福，但憑著她的器識和聰明，也極有可能平靜安康，事實上與她起點相同的小姐妹，大多也是這樣。

　　遺憾的是，自從她踏進了這幢白樓，今後再也無法躲進入世的蔭涼處悄然度日。那盞照亮她今日風采的燈，將終生跟隨著她，照亮著她不願被照亮的地方，包括照亮她的衰老、醜陋、死亡。燈光前後的觀眾，永遠不會缺少。

　　但此刻她完全沒有意識到，只害怕禮儀不周。懂得了一點禮儀，就開始學德語。

　　她的德語到底學得怎麼樣？不太清楚。齊如山先生寫文章說她的德文稀鬆得很，還經常要找齊先生幫忙。但又有學者認為齊如山的說法很不可信，因為他從來沒有去過德國，只在國內以一個普通藝人的需要自學了一點德文，應該難於評價在德國住了三年的賽金花的德語水準。我想，賽金花的德語用於一般交際場合，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語參加交際，已經非常不容易。語言問題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個魔障，開始只能請一些傳教士和商人幫忙，錯誤百出，後來有些翻譯人員還因被官府懷疑「通番」而被殺，外交上產生了疙瘩，也總是把責任推到翻譯身上。這種情況，直到民國之後開始起用留學生做外交人員，才有根本的改變。賽金花學德語，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與外國人直接溝通的第一線，但後來，人們根據那些編撰的傳奇故事，還是懷疑她有以語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為這才符合她的早期身分。

　　…………

　　對這個女人來說，有太多辯說不清的問題，於是她也就不說了，在世人的笑罵中漸漸蒼老。

　　老年的賽金花日子過得很潦倒，還一直被人在背後指指點點，但她偶爾遇到一兩個夠水準的人，也能講出一些夠水準的話。例如她在六十多歲之後曾接受過一次北大教授劉半農先生的訪問，在談到社會現象時便說：「革新應由思想上革新，不應從外表上革新，學些外國皮毛，骨子裡還是老腐敗，究有何益？」這就不是當時一般的中國婦女說得出來的了。

　　我想，她說這段話的時候，腦海裡一定浮現過這幢白色的樓房。

　　有口難辯

　　慕尼黑啤酒節，比我預想的好看。

　　醉態，誰都見過，但成千上萬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記了身分和姓名，忘記了昨天和明天，實在壯觀。

　　醉態其實就是失態，失去平日的常態。常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從眾慣性，這種慣性既帶來溝通的方便，又帶來削足適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對這種痛苦產生麻木，漸漸把囚禁當作了天然。因此，偶爾失態，反倒有可能是一種驚醒，一種救贖。

　　但是，普通人沒有失態的勇氣，只能靠酒來遮蓋和幫助。只是這種幫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態常常變成出醜。這真是人類的一大悲哀，維持慣性不行，失態出醜也不行。那就只能權衡輕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況下天天慣性，特殊機遇中自我放縱。

　　啤酒節，讓這種自我放縱變成了群體公約，於是成了連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對的特殊機遇。

　　我在擠得密不透風的人群中邊走邊想，雖然還沒來得及搶到一杯啤酒，卻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好像一進那個區域，所有的人都興奮起來了。我們的攝影機前一刻安靜不了，一張張怪臉衝著鏡頭又喊又叫，充滿了自我表演的瘋狂欲望。那一刻他們都才華橫溢，滔滔不絕的演說詞噴瀉而出，關於德國與中國，關於人類和啤酒，等到被別的怪臉擠走，便在旁邊論述起「他人就是地獄」。他們感謝攝影機，順便也感謝起攝影機邊上的人，我們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擁抱親吻得滿臉油膩，只能逃上高空旋轉車去凌空翻騰。

　　端莊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氣紙龍戴在頭上，一伸一縮；滿臉責任的老大爺頂在頭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顛。見了熟人高聲呼叫，像是死裡逃生、劫後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辦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鄰居，上午剛剛見過。很多年輕和年長的男女當街以熱烈的動作傾訴衷腸，看情景不像是戀人和夫妻，也許是隱情突顯？也許是舊情復萌？由於酒的存在，看起來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幾個年輕人躺在街邊睡著了。更可佩服的是幾位老漢，筆挺地坐在人聲喧囂的路口石凳上，鼾聲陣陣。一個穿著黑西裝、打著考究領帶的胖紳士，猛一看應該是部長或大企業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個偏斜的角度舉著黑禮帽，不搖不晃，像端著一個盛滿水的玻璃盅，兩眼微閉，正步向前，別人都為他讓路，他就這麼一直走下去。

　　我身邊走著一位風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著眼鏡，笑容慈善。從外形看應該是大學教授，而且好像還沒喝酒。但很快我就發現錯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為他突然感到了熱，想把褲子當街脫掉。

　　他輕聲用英語嘀咕：「抱歉，真熱！」便解開了自己的皮帶，把褲子脫了下來，露出了三角內褲，但他忘了先脫皮鞋，兩條褲腿翻轉過來緊緊地纏住了他的腳踝，把他絆倒在地。我們周圍的人都想攙扶他起來，誰知他突然生氣，覺得堂堂男子漢脫條褲子怎麼還要人侍候，便揮手把我們趕開。

　　兩位上了年紀的婦女估計是虔誠的教徒，滿臉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斷詢問：「你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助的嗎？」這使他更火了，從喉嚨底吼了一聲，只顧狠命地拉扯褲子，把褲子的一個口袋底子給拉扯了下來。這時有一群同樣喝醉酒的年輕人上前圍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測他的職業，他幾次想站起身來把他們趕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絆倒。

　　這條路上本來就很擁擠，他這麼一鬧幾乎堵塞了人流，於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圍住了，五位男警察，兩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腳把他從地上扶了起來，只聽一位女警察在說：「你怎麼可以在大街上脫褲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這話使他惱羞成怒，向著女警察一揚手：「誰叫你們女人看了！」但畢竟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動作，這手揚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還動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這次順勢抓住了他的手，只輕輕一扭，就反到了背後。別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這位只穿三角內褲、又拖著纏腳長褲的體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為他們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節上，與品質無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這時，一輛鳴著警笛的救護車戛然停下，跳下幾位白衣醫生，去抬另外兩位醉臥在街心的壯漢，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發現，腳邊有一副眼鏡，是剛才教授模樣的脫褲男子丟下的，便連忙撿起來去追那群抬著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還要上課，沒有眼鏡挺麻煩。

　　「喂……」我終於追上了他們，正要向警察遞上眼鏡，但猶豫了。因為這支抬醉漢的警察隊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漢簇擁著，那些醉漢正興高采烈地向警察遞上一杯杯啤酒和別的吃食，像是在慰問辛勞，警察們又好氣又好笑地一一擋回、推開。我如果在這種熱鬧中擠進去遞上一副眼鏡，在一片嘈雜聲中又說不清話，結果會是怎樣？

　　說不定兒警察會說：「這個東方人醉得離譜，居然送給我一副眼鏡！」

　　我只能向警察說明我沒醉，但「我沒醉」恰恰是醉漢的口頭禪。

　　於是明白，在這裡，不存在醉和沒醉的界限。啤酒節的最高魅力，是讓沒醉的人有口難辯。

　　那就乾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鏡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漢，說聲「他的」，便轉身離開。

　　也許，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簡單和乾脆。

　　盔甲裡的善良

　　人人都說波昂美麗，卻又說不出它有什麼名勝古蹟。走了幾圈終於明白，真正的美麗不需要歷史來幫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來描述。

　　做了幾十年大國的首都卻幾乎沒有高樓，市政廣場攤販林立，最靠近市政廳的是一個醬菜鋪。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榮耀可能就是貝多芬狹窄的故居。貝多芬彈出驚人的琴聲時還十分幼小，但反倒是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維也納去。

　　貝多芬走了。維也納有大師，也有一大群似聽眾似批評家的貴族。他們成了貝多芬的新環境，而貝多芬，卻長久地把波昂帶在自己身上，故意讓他們不舒服。

　　曾經有不少文章記載，貝多芬脾氣很壞，鄙視一切沒有共同語言的人。他身矮體碩，皮膚黝黑，頭髮蓬亂，愁眉苦臉，鄉下口音，用語粗俗，舉止缺乏教養，衣著寒傖骯髒……

　　但是，據貝多芬長期的「義務私人祕書」申德勒最權威的詳細回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貝多芬雖然生活比較樸素，但講究體面和清潔。那些見諸文字的惡意歪曲，是維也納的貴族目光在作祟。

　　維也納的貴族們本來是不必對這樣一個他們處處看不上眼的波昂人如此著意打量的，然而正是這個人，演奏出了無與倫比的音樂。他們早就為這樣的音樂配置了一種人生等級，但這種等級在貝多芬面前粉碎了。他們當然也希望他的音樂只是一捅就破的肥皂泡，但捅來捅去捅不破，因此只能一直怒氣沖沖地敏感於這樣的音樂與這樣的形貌之間的差距。越敏感，差距越大，癢癢地摳得他們渾身難受。解除難受的唯一出路，是用謠言和中傷來傳播貝多芬的不是。

　　貝多芬其實早就讀懂了他們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們，但很快驚醒，萬萬不能。音樂的原創激情是一種生命的原始呼號，當這種呼號變成一種雅緻的琮琮琤琤，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創造。貝多芬只要後退一步，周圍的眼神立即會變得柔和起來，而他卻撤離了生命的前沿，必然會快速地在交際酬酢中自沉自埋。誘惑那麼強烈而堅持又那麼困難，因此他必須穿起盔甲。他與貴族們格格不入的脾氣、形貌、口氣、衣著，就是他自衛的盔甲，一旦脫卸立即致命。

　　這樣當然會引起更多人的誤會，這些人未必是貴族卻是聽眾，他實在不想對他們也防範森嚴，但又怎麼區分此間界線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裡苦惱。

　　如雄獅般暴烈的他，有時柔聲細氣。我讀到過他的一句內心獨白：「儘管野性難馴，但我內心本善。」

　　難馴的野性也會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語，不知是自我安慰，還是自我警策。他已經看出了反抗、自衛、自恃的峻厲，很可能會與善良產生矛盾，不僅會掩蓋善良，而且也會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偉大，便與此有關。

　　偉大的音樂再加上善良的內心，貝多芬其實已經圓滿。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

　　誰能辨認

　　一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學術著作中描述過歌德在魏瑪的生活。那時尋找這方面的資料很不容易，但還是陸續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麗的小城裡一直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從二十幾歲到高壽亡故，都是這樣。那些平靜的敘述當時讀來總是疑惑重重，因為我們歷來被告知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總與作家的個人苦難直接相關。也許歌德是個例外，但這個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刪略十分不易。由這個例外又想起中國盛唐時期的大批好命詩人，以及托爾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優裕的外國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轉變了方向。如果一個文學規律能把這麼多第一流的大師排除在外，那還叫什麼規律呢？

　　今天到了魏瑪才明白，歌德在這兒的住宅，比人們想像的還要豪華。

　　整個街角一長溜黃色的樓房，在鬧市區占地之寬讓人誤以為是一個重要國家機關或一所貴族學校，其實只是他個人的家。進門一看裡邊還有一棟，與前面一棟有幾條甬道相連，中間隔了一個長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實是門內馬車道，車庫裡的馬車一切如舊，只是馬不在了。

　　車庫設在內樓的底層，樓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區，臥室比較樸素，書庫裡的書據說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樣擺放，一本未動。至於前樓，則是一個宮殿式的交際場所，名畫名雕，羅陳有序，重門疊戶，裝潢考究，好像走進了一個博物館。

　　腳下吱吱作響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樓板，那聲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誕生的最早節拍。

　　我一間間看得很細很慢，夥伴們等不及了，說已經與歌德檔案館預約過拍攝時間，必須趕去了。我說我還沒有看完，你們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夥伴們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乾脆耐下心來，在歌德家裡一遍遍轉。直轉到每級樓梯都踏遍，每個角落都拐到，每個櫃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來，憑著以前研究歌德時對魏瑪地圖的印象，穿舊街，過廣場，沿河邊，跨大橋，慢慢向感覺中的檔案館走去。

　　路並不直，我故意不問人，只顧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檔案館就在眼前。夥伴們一見就歡叫起來。

　　檔案館是一個斜坡深處的堅固老樓。在二樓上，我看到了他們的筆跡。

　　歌德的字斜得厲害，但整齊瀟灑，像一片被大風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顯自由，我想應該是多數西方有才華作家的習慣寫法。最怪異的莫過於尼采，那麼狂放不羈的思想，手稿卻板正、拘謹，像是一個木訥的抄寫者的筆觸。

　　※※※

　　二

　　歌德到魏瑪來是受到魏瑪公國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邀請，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

　　德國在統一之前，分為很多小邦國，最多時達到二三百個。這種狀態非常不利於經濟的發展、風氣的開化，但對文化卻未必是禍害。有些邦國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鑑賞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納賢達、樹碑立傳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獲得一個安適的創作環境，留下佳績。德國在統一之前湧現的驚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與此有關。反之，面對統一的強權，帝國的夢幻，民族的迷思，卻很難有像樣的文化業績，更不待說在戰爭狂熱的籠罩下了。

　　歌德在魏瑪創造的文化業績，遠遠超過魏瑪公爵的預想，尤其是他與席勒相遇之後。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飆突進運動」主將，歌德以《少年維特之煩惱》，席勒以《強盜》，還有他們的其他作品，對封建意識形態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掃蕩氣勢。他們的精神前輩，應該是那位現實身分低微而歷史地位崇高的萊辛。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特意讓主人公自殺前還在讀萊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相遇之時，「狂飆突進運動」的鋒頭已經過去，而他們已在開創一個古典主義時代。歷史將承認，德國古典主義的全盛時代，以他們的友誼為主要標誌。

　　這三個人，構成了我們對德國文學起點性的印象。他們幾乎都是哲學家，不僅深思，而且宏觀，有極高的學術素養。這使他們的作品有一種罕見的終極沉思的品格。這種品格有兩個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學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萬匯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後一個方向，萊辛、席勒兩者兼融，在後一個方向上卻沒有歌德那樣圓滿。當然，這與歌德的優裕和高壽有關。

　　無論如何，德國文學以後濃郁的哲理素質，就這麼定下了。

　　榮格說，每一個德國人靈魂深處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當歌德他們定下了德國文學的素質，同時也定下了德國人的素質。

　　也許反過來，他們的素質原本就是德國人本體素質的產物，他們只是經過天才的吐納，把它凝固住了。

　　那麼還是榮格說得對：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

　　其實，此間是一種宏偉的互創關係。魏瑪是重要的互創現場。

　　※※※

　　三

　　看完歌德檔案館，我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坐了一會兒，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錯的臨街小樓，但與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遠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關係。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始終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極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於窘迫。

　　他們並不是一見如故，原因就在於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這種警惕，對旁人是一種永久的隔閡，而對知音，卻是一種慎重的準備。

　　從種種跡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紀九〇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長十歲，但在席勒死後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後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創作活動。反過來，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發了歌德已經被政務纏疲了的創作熱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於是，這對友人，身居小城，開啟了歐洲文藝史上的一個時代。

　　他們已經很難分開，但還是分開了。上天讓他們同時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後來又在病床上得知摯友亡故，泣不成聲。席勒死時家境窮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屬的選擇，而是家屬的無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裡了。

　　沒想到二十年後教堂地下室清理，人們才重新記起席勒遺骸的問題。沒有明確標記，一切雜亂無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這事使年邁的歌德一陣驚恐，二十年對亡友的思念積累成了一種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對於亡友後事的疏忽。他當即自告奮勇，負責去辨認席勒的遺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認二十年前的顱骨，這是連現代法學鑑定家也會感到棘手的事，何況歌德一無席勒的醫學檔案，二無起碼的鑑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對友情的記憶。這真是對友情的最大考驗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遺失了聲音、遺失了眼神，甚至連肌膚也遺失了的情況下仍然能認出朋友的遺骨呢？我猜想歌德決定前去辨認的時候也是沒有把握的，剛剛進入教堂地下室的時候也是驚恐萬狀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辦法：捧起顱骨長時間對視。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長談的情景的回復，而情景總是具有刪削功能和修補功能。於是最後捧定了那顆顱骨，昂昂然地裹捲起當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著前後左右反覆端詳，最後點了點頭：「回家吧，偉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顱骨捧回家中安放，隨後著手設計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難以言表，確實是席勒本人回來了，但所有積貯了二十年的傾吐都沒有引起回應，每一句都變成自言自語。這種在亡友顱骨前的孤獨是那樣的強烈，蒼老的歌德實在無法長時間承受，他終於在魏瑪最尊貴的公侯陵為席勒找了一塊比較理想的遷葬之地。

　　誰知一百多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勒的棺柩被保護性轉移，戰爭結束後打開一看，裡面又多了一顆顱骨。估計是當初轉移時工作人員手忙腳亂造成的差錯。

　　那麼，哪一顆是席勒的呢？世上已無歌德，誰能辨認！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覺得有必要脫身而出。在一個沒有歌德的世界，他脫身而出也只能領受孤獨，因此也許是故意，他自甘埋沒。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間本應有更多的傑出人物，只因為沒有足以與他們對應的友情，他們也就心甘情願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離得不遠，我來回走了兩遍，想著他們兩人在這條路上的種種交往，總是走著走著就把腳步放慢下來。然後到民族劇院大門口的兩人雕像前久久佇立，看著他們兩人並肩而立，身前的花環上還挽著一條昨天新掛上去的標語。

　　魏瑪的朋友告訴我，這裡不管是遊行示威還是政黨競選，總喜歡把自己的標語掛到歌德、席勒的花環上，好像兩位大師是他們的後臺。

　　這很幽默，而且連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瑪人也不因此而生氣。因為他們很清楚，一切過眼煙雲必然會飄繞於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會拒絕，拒絕了，就顯得過於單調。

　　龐大的無聊

　　德國到處是森林和河流。沉鬱的墨綠色延綿無際，不時有一道冷漠的瓦藍色穿過，兩者都嚴肅而深奧。

　　比之於精雕細刻的奧地利和人氣蓬勃的法國，德國的原野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界的整體雄魂。看不出具體的表情，像低渾而不華麗的歌吟，或者是不作修飾、也不分段落的大篇文章。在德國旅行不會時時指點、聲聲驚叫，卻也不會困倦。一種蘊藏在單調裡的厚度，使你莫名其妙地精神健旺。

　　但到了中南部，情況大變。在萊茵河、美因河、摩澤爾河流域，大地陡然一片爽朗和波俏。別處也有古堡，大多是在山上，而這裡的古堡卻緊貼著河岸，依傍著葡萄園，葡萄園產酒，於是那古老的建築便晃蕩在水和酒的倒影裡邊了，全盤活了起來。

　　當年倒影中還有披風飄飄的騎士，他們在古堡和葡萄園裡進進出出，不久便酒意闌珊，擠進了狂歡節的人潮。只是狂歡節並不常有，他們大多無處可去，早早地在古堡裡酣睡。他們身邊可能還會有一兩個陌生的客人燃燈長坐，塗塗抹抹地寫著樂譜和詩稿。

　　今天我上山走進了海德堡最大的古城堡，抬頭四顧，實在是險峻、巨大、雄偉。站在平臺崗樓上可以俯視腳下的一切水陸通道、市鎮田野，當年如有外敵來襲或內亂發生，悉在眼底，而背後的幾層大門又築造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城堡內屋宇森羅軒敞、地面高低盤旋，可以想像當年貴族王侯們安全而又不安全、舒適而又不舒適的生活狀態。這是一種威權，也是一種囚禁，那年月大地荒蠻、群雄割據，威權的專利便是如何把囚禁自己的監獄造得漂亮而牢靠。

　　就在這個城堡裡，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這個酒桶還有名字，叫卡爾‧路德維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廣場西邊一座碉堡形的建築中。酒桶臥放，高七米，長八米多，站在地上仰視就像面對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閥門，是取酒的所在，但怎麼把酒裝進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為此，桶的兩邊有四十多級木樓梯，樓梯上還有幾個拐彎，直到頂部。

　　我看到樓梯陡峭，就很想去攀爬，當然也想看看頂上那個裝酒的口閥。但又覺得這樓梯也算是文物了，一定不允許遊人上去，便東張西望一會兒快快離開。在城堡的內院遇到車隊的夥伴，就自告奮勇地帶領他們去看大酒桶，這時我已後悔，剛才為什麼不去向管理人員說明我們的採訪任務，申請攀爬那酒桶樓梯呢？

　　待我領著大夥浩浩蕩蕩進去，找到一位管理人員，正想動問又猶豫了，因為他的臉像這城堡一般陰森冷漠。轉念一想，既然走到了他的面前還是硬著頭皮問吧，誰知他毫無表情地吐出來的話竟是這樣：「為什麼不能爬？請吧，但要小心一點。」

　　我們一爬，一大堆日本旅客也跟了上來，酒桶邊懸掛起兩條長長的人龍，它顯得更大了。

　　樓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側的牆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為了空氣流通。樓梯的盡頭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裝酒的閥門倒是不大，緊緊地擰住了。

　　下樓梯回到平地再抬頭，心想這麼巨大的貯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爛醉，也能喝上幾十年。據記載，這個酒桶可容納葡萄酒二十多萬升，城堡開宴會時如果賓客眾多，一天就能喝掉二千多升，人人爛醉，等醒了以後再把酒桶加滿。

　　當時城堡遠近有那麼多葡萄園都是為了釀酒，技術高超的釀酒師可以從歐洲任何地方聘來，因此貯存的都是上好美酒。監獄般的城堡雖然無比枯燥卻有那麼多美酒，枯燥也就變成了安逸。城堡的主人一定要把這種安逸無數倍地放大，於是造出一個巨大的酒桶來許諾。任你封鎖千日、圍城數載，你們圍住的是一種醇洌的享受！我估計這個城堡的主人一定遭受過枯竭的恐懼，因此以一種誇張的方式來表達對未來危機的隱憂。大得不能再大的酒桶傲視著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窗洞外不可預料的險惡土地為萬斛美酒的貯存提供了理由。這個酒桶除了可以傲視土地外還可以傲視歲月，城堡裡的時空全由它來開合放收。

　　但是，我眼中的這個酒桶又蘊藏著一個問題：它再大也只能貯存一種酒，那麼它所許諾的幾十年，對於這個小小的城堡而言在口味上是否過於單調？幾千幾萬個醉態醉夢都如出一轍，這豈不成了生態上的另一個監獄？

　　於是，它在無意之間完成一個邏輯轉換。為了安全和安逸，必須營造許諾和保障，而與此同時，也正是在營造單調和無聊。

　　但事實上，單調和無聊的生活，並不是安全的保障。十七世紀後期，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城堡居然被法國人攻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堡的守衛者都喝醉了。

　　無聊暴露了虛弱，因此從城堡出走的人也就越來越多，城堡漸漸冷清，被解除戒備，成了城堡之外的土地上的一個景觀。

　　數百年匆匆過去，今人從外面踏進城堡，反而有一種陰暗中的心虛、曲折中的膽怯、陳舊中的慌亂。躡手躡腳地走了半天才開始踏實，因為我們大體看清了當年這裡的無聊。

　　古人的繁忙和古人的無聊只要留下遺跡，都可以被今人欣賞，但與現實生活不同的是，欣賞無聊的遺跡更有味道。

　　繁忙，大多是一種蒸騰的消耗。

　　學生監獄

　　海德堡早已是一座工業城市，就文化景觀而言，擇其要者，除了那個老城堡，就是海德堡大學了。這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沒有圍牆，因此學生們彌散四周，處處可見，使這座城市又被稱為大學之城，青春之城。

　　一座城市填充了那麼多亮麗的生命真是福分，滿街的活力使老牆古樹全都抖擻起來。中心商業街也與校園連在一起，結果，連一般市民也有了一種上學心態，而且永遠不能畢業。一有空就喜歡渾身斯文、滿臉新潮地坐在咖啡座上，他們把大街當作了課堂。

　　我對海德堡大學的最初了解是因為一個人。忍不住，便在街邊書攤上與兩位大學生搭訕，問他們什麼系，答是社會學系，我想正巧，便緊追著問：「你們那裡還有馬克斯‧韋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學派嗎？」他們說：「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太老太老，我們已經不讀他的書。可能老師中有他的學派吧。」

　　我很悵然，繼續沿著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條狹窄的橫路口上看到一塊藍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寫著：學生監獄。

　　這塊牌子會讓不少外來旅行者大吃一驚，而我則心中一喜，因為以前讀到過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過是一處遺跡，早已不關押學生。是遺跡而不加註明，我想是出於幽默。

　　當然要去看看，因為這樣的遺跡即便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個。

　　順著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見到一幢老樓，門關著，按鈴即開。穿過底樓即見一個小天井，沿樓梯往上爬，到二樓樓梯口就已經是滿壁亂塗的字畫，三樓便是「監獄」。四間「監房」，一個高蹲位的廁所。「監房」內有舊鐵床和舊桌椅，而四壁和天花板上則全是狂放頑皮的字畫。

　　其實這個「監獄」只用了兩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處罰調皮學生的場所。哪個學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觸犯了其他規矩，就被關在這裡，只供應水和麵包，白天還要老老實實去上課。

　　畢竟不是真的監獄，沒有禁止從別處買了食物進來，也沒有禁止別的同學探望，因此這裡很快成了學生樂園。好多學生還想方設法故意違反校規，爭取到這裡來「關押」。

　　我請一位科隆大學社會學系的四年級學生把牆上胡亂塗寫的德文翻譯一下，他細細辨認了一會就笑著讀了出來：

　　「嘿，我因頑皮而進了監獄！」

　　「這裡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歡，因此每次離開都感到心痛，真遺憾這次的關押期是兩天而不是十倍。」

　　可見這位學生是這裡的常客，早已把處罰當作了享受。這倒讓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邏輯：世間很多強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於施加者自己的想像，不一定對得上承受者的價值系統。有時，承受者還正求之不得呢。

　　牆上還赫然寫著被關押學生自己訂出來的監規：一，本監獄不得用棍子打人；二，本監獄不得有警察進入；三，若有狗和女人進入本監獄，要繫鏈子。

　　這第三條監規汙辱了女性，很不應該。但也證明，這所「監獄」是很純粹的「男子監獄」，當時的女學生老實聽話，不會犯事。這條監規可能是一個一連被幾個女同學告發而收監的男生制訂的吧？

　　「學生監獄」關閉在一九一四年，大概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關。如果真是這樣，它關閉得太有氣派了。

　　我覺得這所「學生監獄」在以下幾個方面很有意思──第一，當時的校方有意思，居然私設公堂，自辦監獄。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遊人的好奇。校方對學生無奈到了什麼地步，可想而知，但現在看來，真正犯法的是校方；第二，當時的學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經調皮搗蛋到要迫使校方採取非法手段了。但他們調皮搗蛋的極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訴，而是把「監獄」變成了樂園。青春的力量實在無可壓抑，即便是地獄也能變成天堂；第三，這個地方按原樣保存至今的想法有意思，或者說把沒意思變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學輝煌幾百年卻並不反對把這幾間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大批各國遊客可能完全不知道這所大學的任何學術成就，只知道有這麼一個「學生監獄」。對此，沒有一個教授聲淚俱下地提出抗議，像我們常見的那樣，批判此舉有損於大學聲譽。大學的魅力就在於大氣，而大氣的首要標誌是對歷史的幽默；第四，遠道而來的各國遊客有意思。他們來海德堡非得到這裡看看不可，看了那麼一個破舊、侷促的小空間卻毫不抱怨，只一味樂呵呵地擠在那裡留連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紀的女士，戴著老花眼鏡讀完牆上那些汙辱女性的字句一點兒也不生氣，居然笑得彎腰揉肚。

　　按年齡算，她們連那些頑皮男孩子的女同學也挨不上，只能是那些男孩子的孫女一輩。也許，她們正是因為在這裡看到了祖父們的早年真相，而深感痛快。

　　她們的笑聲使我突然領悟，頑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麼都可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們拒絕女孩子進「監獄」，就是拒絕女孩子的笑聲，而拒絕，正證明心裡在乎。對於這個邏輯，今天這些上了年紀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臨下，顛倒了輩分。

　　當年那些被關押的男孩子當然無法想像，幾十年後，很多女性不繫鏈子進來了，即使是那些最挑剔的老年婦女，也眯起昏花的眼睛，用笑聲原諒了他們。

　　遠去的教授

　　一

　　馬克斯‧韋伯在海德堡大學讀過書又教過書，但當時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經濟，研究社會學是後來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我最早讀到的是一個英國學者編的節選本，中譯由三聯書店出版。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學術分量很重。這樣的小冊子在八〇年代初的中國出了一大批，大家爭著閱讀、探討，算是對半個多世紀脫節的匆忙補課，一下子把思想學術文化園地全盤推動起來了。那年月現在回想起來還興奮不已，感慨萬端。韋伯那本書的書名和節選者的名字現在都想不起來了，但很多觀念卻歷久不忘。

　　例如，與我們這次系統地考察歐洲有關，韋伯對西方文明特徵的論述在八〇年代的中國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記得韋伯認真比較了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之後，認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來自於希臘、羅馬，成熟於市場經濟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觀念、公民觀念、專業觀念，像社會結構意識、自由勞動意識、海上貿易意識，像系統方法、實驗方法、數學方法……，組合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點，以偏概全。他知識淵博，廣泛引徵，很有說服力地一再證明，許多歷史現象也在東方發生過，但由於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觀念差異，運作方法有別，便與西方文明南轅北轍，而西方文明也就在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異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經懷疑過，一個遠在海德堡的學者，能對東方社會有多少了解呢？尤其是對重門疊戶、深不可測的中國，會不會有太多的武斷？但後來這種懷疑漸漸解除了，因為我讀到了他專論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篇章，其資料之細、選擇之精、運用之妙，實在讓人驚訝。須知在他的年代，中國的歷史檔案和社會資料還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學者選擇。

　　大家都會記得他分析中國社會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的諸多原因，例如：沒有官職保障的財富無法成為社會榮譽的基礎，沒有法律地位的企業難以成為城市的主角，沒有經濟代價的國家義務取消了自由勞動市場，沒有憲章契約的同業行會怎敢進入自由的競爭，等等。他還精細地發現，在古代中國，皇權雖重，家族的實際權力卻超過國家的行政權力；工藝雖精，人們對人際關係的興趣卻超過對產品製造的興趣。而且這一切，最後都成為一種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氣質，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難有整體突破。

　　這些分析在今天看來也許已經顯得普通，但我在初讀之時確實受到震動，覺得我們太少在世界視野中來審視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了，而且在學術氣度和研究方法上，我們也過於狹窄、瑣碎、刻板、重複。從某種意義上，是馬克斯‧韋伯，告訴我現代社會學是什麼。

　　今天我在他的學校裡長久流連，看著那些古老的校舍還是難以置信。早已遠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歐洲腹地，也沒有去過中國，怎麼會如數家珍地說出中國的城隍爺是只對地方負責的實用主義神祇，中國的「法」即便以說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於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類很內行的民族文化隱情？記得有一次讀到他頭頭是道講述我家鄉浙江的事情時忍不住笑了，他居然獲得資料判斷溫州的金匠行會很長時間內由寧波人組成！這次考察歐洲，印證了他對歐洲的很多分析。例如，在他那本享譽世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明確指出歐洲資本主義的種種特徵其實早就存在，而直接導致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則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現，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倫理道德、行為準則。他說，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祕主義的拯救、贖罪、懺悔理論，通過祈禱讓人們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與商業經濟長期對立；而改革後的新教則認為靈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會和儀式，而是有賴於內心的純淨和工作的勤勉。這種積極入世的態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資本流通、會計核算而獲得利潤的正派行為，推動了工商企業的發展。這就證明，新教倫理也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這些論述，是對歐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評價，也是對西方文明的準確揭示。我們在歐洲旅行，兩眼離不開無處不在的教堂尖頂，兩耳躲不掉時時鳴響的教堂鐘聲，他的論述，對我們是極好的引領。

　　韋伯寫了這些著作後還曾有過一段從政的經歷，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魏瑪共和國，幾乎成了政治理論的主見。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學度過的，其實也不能說「晚」，去世時才五十六歲。

　　我遺憾的是，在他之後，直到今天，歐洲對於自身文明的剖析，對於別種文明的了解，都還沒有從整體上超過他，而他卻已被遺忘。

　　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失記。

　　※※※

　　二

　　在韋伯去世兩年後，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就是弗洛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後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將和元老。海德堡大學在介紹自己培養出的人才時沒有提到他，但你一提，他們還是為之而驕傲。

　　「怎麼，連他，你們中國人也知道？」他們不無驚訝。

　　我說，在中國，即便是對哲學毫無興趣的某些青年群落，也有很多人讀過他的《愛的藝術》。

　　我說這話時想起十餘年前到中國南方旅行，在廣州夜市的每個書攤上都見到這本書，那些剛剛從農村到廣州打工的淳樸女孩子，半懂不懂地翻閱著，然後紅著臉把它買回。

　　我知道她們誤會了弗洛姆，但又高興她們在休息時間能夠去啃幾句弗洛姆。

　　弗洛姆的學術出發點是精神分析學，但最後讓他知名於世間的是以愛為中心的人生哲學。他所說的愛不同於廣州青年女工們的期待，而是一種彌散型、循環型的大愛。按他的說法，你愛一個人，也就是通過他愛了所有的人，包括愛你自己。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愛，愛世界、愛生活，使愛充溢人間。

　　我喜歡他天真的善良，但從學術水準來看，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描述，缺少邏輯深度，顯得比較空泛。他在理論上比較顯出功力的部分是對人類困境的分析，這在他的思想結構中具有前提性的意義，因為他認為愛是人類從困境中解脫出來的唯一生路。

　　他說，人類的困境產生於人的自然歸向與理性歸向之間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遠有一種發自天籟的衝動，耳邊永遠有一種回歸自然的呼喚，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無法真正回歸自然了，回歸只是一種嚮往，或是一種設計。這樣一來，理性也就很難討人喜歡，時時成為一種壓抑天性的痛苦力量。總之，人類既苦於自然又苦於理性，恍惚其間孤立無援，甚至引起一系列病態人格，與健康告別。唯一能化解這種困境的只有一個字：愛。

　　弗洛姆認為，愛是什麼的問題可暫時擱置一下，人們需要警覺的是沒有愛將會如何。這種反證法正是他立論的聰明之處，而且由於每個人都體驗過缺少愛的孤獨，看到過離開愛以後的病態，這種反證法對廣大讀者有切身的說服力。我想，《愛的藝術》暢銷，部分原因是書名，部分原因是這種反證。

　　一位高層哲學家的書成了暢銷書，這對中國學術界來說還不很習慣。其實，要把一個簡單明瞭的問題說得深奧難解很容易，而反過來，要把一個深奧難解的問題說得簡單明瞭就很不容易，需要支付高昂的時間代價和學術代價。近幾百年來歐洲文化為了從經院釋放到民間做了多種試驗和努力，與此相反，本來側重於人間情理的中國文化卻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順暢退縮到拗口，由通達退縮到生澀，由響亮退縮到囁嚅，由開闊退縮到狹窄，我想這正如弗洛姆所說，陷入了一種「病態人格」。

　　文化最需要謀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終原因是博愛。

　　盈縮空間

　　一

　　漢諾威的空間概念總是怪異的。

　　英國有個漢諾威王朝。那是由於兩國聯姻，陰錯陽差，漢諾威王室的公子成了英國國王，結果兩國共用一個元首，而且代代繼承。這事直到英國與中國打鴉片戰爭前不久才結束。

　　德國統一後，漢諾威作為工業基地，既頻頻地輸出侵略工具又屢屢遭受毀滅性打擊，據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它成為盟軍空襲目標，市中心原有數萬居民，到最後只剩下幾百人蜷縮在防空洞裡存活下來。一種強蠻的空間欲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轉化為最狹隘又最危險的小空間，真可謂盈縮無常。

　　漢諾威從防空洞鑽出來後又遇到英國，但這次它與英國的關係與以前大不一樣了，有點尷尬。英國占領軍舊情未泯，想給廢墟中的漢諾威帶來一點什麼，便在一家工廠的舊址舉辦工業博覽會，沒想到這一個點子漸漸發展成一個舉世囑目的事業。現在，漢諾威博覽會已成為世界各主幹企業發展趨向的重要座標。我已來過多次，每次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潮車潮向那裡集中，又從那裡出發，心想，這座城市還在做空間盈縮的文章，只不過這次真正做漂亮了。

　　漢諾威王朝之於英國，是一種古典政治的渡海傳奇；漢諾威廢墟之於盟軍，是現代地緣政治的血火恩仇；漢諾威博覽會之於世界，則是全球化經濟理念的驕傲凱旋。

　　由此，漢諾威成了一個極有彈性的感性意象。

　　※※※

　　二

　　漢諾威世界博覽會的德國館，進門像一個雕塑工場，橫七豎八地放著幾十個毛坯偉人，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接近於完成，定睛一看都是德國人。牆上還有長長的留言牌，懇請世界各國觀眾寫上還應補上的人名，當然也應該是德國人。

　　這麼多雕像即使沒有完成也能被外國參觀者一眼認出，即使不好好排列也氣勢奪人，這種看似自貶的方式，實在是一種既聰明又大膽的構思，蘊含著無須言表的民族驕傲。

　　這種驕傲竟以那麼謙和的聲調吐出：全部名單尚未確定，一切偉大都還沒有完成。這便是德國館的序言。

　　※※※

　　三

　　德國館的主廳，展示各州遴選出來的對人類文明作出過貢獻的人，但作為形象化的展覽一定需要有實物，於是，我們看到了馬丁‧路德布道的那個講臺，十六世紀的雕木護欄蒼老而光滑，用現代的金屬護欄圍在四周，讓世界各國的參觀者仰視一個重要的精神轉折點。

　　作為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為當時他已受到義大利人文主義的深刻影響；他也比胡斯幸運，受到德國諸侯保護。

　　與胡斯近似的是，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親自把《聖經》翻譯成德文，實際上也規範了德語教學，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結合起來了。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成功的，而且在歐洲產生了連鎖反應，羅馬教廷也在緊迫的情勢下進行了一些自我改革。由此，西方宗教在存在形態上走出了中世紀。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的德國還要把馬丁‧路德請到世界博覽會德國館的主廳。他們真能選，僅此一人，就讓德國提挈起了西方近代的宗教精神。

　　一位陪我參觀的懂中文的德國朋友告訴我，大概由於馬丁‧路德的關係，德國的教會現在給人的印象很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同的教派共同反對法西斯獨裁；在東、西德國對峙期間，兩方面的教會關係密切，為後來的統一做出了貢獻；在目前的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上，教會主辦了全國半數以上的幼稚園、敬老院，接近半數的醫院，以及全部的殘障者之家，而且已經把這些事業發展到很多非已開發國家。

　　人文主義、宗教精神、慈善情懷，組合成一種可觸可摸的暖流，潤澤人間。

　　德意志文明的高貴層面，正是在精神深處慢慢復蘇、擴大空間，才在世界人民面前重獲信任。

　　※※※

　　四

　　我實在不想批評漢諾威世界博覽會的中國館，記得當時還一直在向周圍不滿的參觀者作一些解釋，希望他們原諒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的初來乍到。但是，當我轉了一圈終於全部看完，得知事先當地報刊民意測驗中中國館被列為德國觀眾最想參觀的展館之一，而又看到入口處排隊準備入場的世界各國觀眾多到那樣的地步，心裡就不是滋味。

　　可能不應全然責怪承辦者，問題的背景在於一種僵化的體制，一種陳舊的觀念，一種被曲解了的文化。

　　最難以理解的是那種漫不經心的草率。世界博覽，人頭濟濟，國家間的形象作近距離對比，再目空一切的已開發國家也不敢對此馬虎。要麼一時不知深淺，乾脆不來，像美國；要麼集中一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和藝術家苦心構思，精采呈現，像德國、法國、日本、歐盟、阿聯酋。各國總要找到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主題，然後出示強有力的證據。中國館找不到主題，更沒有藝術構思，門外照例是長城照片和京劇臉譜，裡面除了有一個簡單的三峽工程模型外，稍有印象的只有兩點，一是幻想中的中國人登上月球的模型，二是以一個針灸穴位人體模型為中心的中醫介紹。這實在是草率得太離譜了，不知在驕陽下排著長隊的各國觀眾，看了作何感想。

　　幻想中的中國人登上月球，怎麼好意思當作一個內容提前展出呢？這兒畢竟不是少年宮。在這方面我們實在太大膽。但另一方面又太謙虛，歐美都開過國際針灸大會了，中國館居然還在作針灸的常識介紹，又放了幾瓶普通的中成藥。那個針灸穴位模型，正好與德國一個州自稱世界第一個醫學人體模型的展覽形成直接對照。他們把人的循環系統和腑臟結構用現代高科技製作成了一個饒有興味的觀賞對象，又清晰展現了那位首創醫生的生平事跡。

　　中國不是沒有東西可以展覽，但多年的思維習慣使很多人只會具體背誦一些經濟數據和技術指標，一旦要提煉整體文化便手足無措。想來想去，只剩下了長城照片、京劇臉譜和針灸模型。這三者的組合最通俗、最簡便，卻是對中華文明最普遍的誤會。

　　此間隱藏著一個美學課題：堂堂中華文化，弘揚了那麼多年，為什麼提煉不出象徵符號，尋找不出感性圖像？

　　不僅僅為展覽。文明應該可視，文化應該可感，中華文化並不長於抽象玄思，為什麼反而變得比長於抽象玄思的德國文化更不可視、更不可感？不少中國文化人，為什麼變得比康德、黑格爾都枯燥，比尼采、王爾德都驕傲起來？他們嘲謔著一切試圖把中國文化感知化的努力，也許這樣才便於他們在渾沌一片的迷霧中自命尊貴。

　　找不到文化圖像，也就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前門後門，當然隨之也就找不到在文化意義上回歸和出發的地點。

　　與此相反，很多國家卻在文化意義上形象地論證著自己進入新世紀的資格，為此它們不惜暴露自己目前的困境和缺陷。例如法國館就真誠地表白，他們國家以前只不過是一個永恆的實驗室。法國人樂於想像、勇於實驗，實驗成果卻讓別人收獲了，自己老是靜不下心來，而現在，連實驗室也處於十字路口，不知走向何方。這種坦率反而證明，它找到了自己準備探索的地點，也因此吸引了國際的目光。

　　自省為了創造，自嘲也是為了創造。在世界博覽會的各個展館，各國都以異樣的真誠爭先恐後地向世人許諾，自己將在新世紀投入革新創造，相比之下，中國館的差距是整體上的。展覽做成這樣有點偶然，而這種偶然背後卻隱伏著一種文化精神生態上的必然。

　　問題不止是文化卻又直指文化。因此，真想哪一天能有更多國內的文化人到這樣的地方來看看，作些比較，然後明白，這些年越來越狹隘、越來越互斥、越來越無聊的津津樂道，究竟造成了什麼結果。

　　中華文化曾經有過至正至大的氣魄，那時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卻在努力地開拓空間：開拓未知空間，開拓創造空間，開拓接受空間，為此不惜一次次挑戰極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條聳人聽聞的「學術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遲早會讓大家丟人現眼。

　　跳蕩聯想

　　一

　　一到德國東部小城邁森，心裡有點生氣。他們居然自稱，這是世界第一流的瓷都。

　　須知我來自中國，出生於著名的越窯故地。

　　為此，我特意要到他們的瓷廠看看。一看真生氣了，那裡居然人山人海，擠滿了世界各國來客，而所標瓷器的價格，簡直把我們嚇了一跳。世界的瓷都究竟在哪裡？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產生了一點驚慌的回憶，那就是我看到了邁森瓷器的標記：兩把交錯的彎劍。這個標記我非常眼熟，幾乎聯結著生命的起點，稍稍一想就記起來了，那正是我小時候家裡一座瓷鐘的標記，我出生的時間就是由這座瓷鐘來記錄的。這就是說，邁森瓷器不僅早早地傳入了中國，而且轉彎抹角地滲透到了越窯故地。那是不是也太囂張了一點？

　　我拖著步子，很不情願地去看瓷廠的博物館。但一進去，就嚴肅起來。

　　因為他們的展覽一開頭就明確寫出，他們的瓷器製作，兩百年前來自中國。接下去的展覽更是用實物表明，那時代中國數千年的瓷器工藝早已發展到了爐火純青，而他們則只能學造可笑的仿製品，至多也是依葫蘆畫瓢。

　　歷史態度非常坦誠。

　　再看下去，我漸漸變得恭敬起來。當他們終於學到了中國瓷器工藝的訣竅，立即開始了自己獨立的發展歷史。不管科技工藝多發達，他們盡量堅持瓷器的手工成分，尤其是那些高層產品，由工藝師筆筆手繪。但他們這樣做又沒有陷入保守，而是主張不斷創新，與現代生活密切相聯。我小時候見到的瓷鐘，就是一個例子。

　　果然，一位正在手繪的工藝師放下筆對我們表示歡迎，並高度評價了中國古代的瓷器藝術。我們問他邁森的特殊經驗，他笑了笑說，邁森的標記是兩把交錯的彎劍，其實邁森真正的兩把劍是：嚴守名牌專利，堅持年年創新。一靜一動，大靜大動，便是邁森劍術。

　　我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中國的工藝文明，何以在近代失足？

　　※※※

　　二

　　科隆大教堂一二四八年動工，一八八〇年建成，前後造了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造下來，風格居然完全統一。哥德式建築的挺展、俏麗、輕盈，到這裡變成了拔地的冷峰、觸天的石林，黑壓壓地堆壘出一種固執而雄偉的民族精神。這種無言的祕語，不廢棄、不忘卻、不走樣，經久如一，真不容易。

　　他們也有屠夫狂漢，但總的說來，絕大多數民眾敢於保護傑出，保護高度，而不會贊成代代自毀、年年自損。結果，連這麼高的尖頂，也逃過了戰火和妒火。

　　聯想到了中國。

　　科隆教堂開始建造的時候，中國還在南宋，元好問剛剛寫完「醒復醉，醉還醒」不久；而造好之時，李鴻章已經在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已經有自來水和電報了。

　　這麼長的時間，經歷了元、明、清三朝，改朝換代，天翻地覆，地面上的像樣建築，能保存多少？天際的尖頂，能維持多久？

　　科隆大教堂的尖頂已經做成模型陳列在廣場上，用世界各種文字說明。

　　正對教堂大門的，是中文。

　　人家當然不是要故意勸喻我們什麼，但我們中國人看了，或許會有所自省。

　　※※※

　　三

　　連鬢鬍子的西門子先生死於一八九二年，但早在二十年前，他已為中國提供了第一臺電報機。那年月中國的災禍接連不斷，全由那個鍵盤艱難地敲出，嘀嘀噠噠如泣如訴。

　　今天來到慕尼黑西門子公司總部，看著他的塑像，很想告訴他，在他死後四十多年，公司派駐中國南京的一位代表，利用國際身分，在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國人。

　　他的名字叫拉貝，據說與納粹有過一點瓜葛，晚境寂寞；但古城南京可以證明，萬千亡靈可以證明，他是好人。

　　現在西門子公司的職員，幾乎無人知道他。但正是他，曾讓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首都在遭受大難時，把西門子公司看作是和平和人道的化身。我想不起世間還有哪家企業，取得過這種身分。

　　如有可能，請在西門子的歷史上，加上他的大名。

瑞士　　教皇的衛士

　　這曾經是世間特別貧困的地方。

　　貧困帶來戰亂。但荒涼的中部山區有一位隱士早就留下遺言：「只須衛護本身自由，不可遠去干預別人。」

　　話是對的，卻做不到。太窮了，本身的一切都無以衛護，干預別人更沒有可能。但是，別人互相干預的時候來雇傭我們，卻很難拒絕。

　　結果，有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戰場上最英勇、最忠誠的士兵，公認是瑞士兵。瑞士並沒有參戰，但在第一線血灑疆場的卻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觸目驚心的是，殺害他們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這些同胞受雇於對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國人打仗，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剩。他們人口一直很少，卻緊巴巴地投入了這種以生命為唯一賭注的營生。說是「賭注」又於心不忍，因為賭注總有贏的可能，但他們卻永遠贏不到什麼，即便打勝了，贏的是外國主子，還有作為中介商的本國官僚，自己至多暫時留下了一條性命。

　　這樣的戰爭，連一點愛國主義的欺騙都沒有，連一點道義憤怒的偽裝都不要，一切只是因為雇傭，卻不知道雇傭者的姓名和主張，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發動這次戰爭。為了一句話？為了一口氣？為了一座城堡？為了一個女人？都有可能。

　　這是一場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對弈，卻把兩群瑞士人當作了棋子。

　　說起來這樣的戰爭真是純粹，只可憐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刀劍刺向同胞，殺喊和慘叫中裹捲的是同一種語言，與雙方主子的語言都不相同。可能，側耳一聽那喊聲有點熟悉，定睛一看是久未謀面的親戚，但刀劍已下，喊聲已停，只來得及躲避那最後的眼神──這種情景，應該經常都在發生。

　　經過幾百年這樣殘酷的訓練，我相信這個族群必然會淡漠理義和感情。這在瑞士的思維領域和創作領域都能看出一點蹤影。

　　這種訓練的正面成果，是養成了一種舉世罕見的忠誠。忠誠不講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邏輯行為，不再是純粹的忠誠。因此，戒備森嚴的羅馬教皇從來不對貼身衛士精挑細選，只有一個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羅馬教廷的規矩經常修改，他們的多數行為方式也已緊貼現代，唯有教皇的衛士，仍然必須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裡，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輸送雇傭兵。這是血泊中的驚醒，恥辱中的自省，他們畢竟是老實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斷，不僅不再替別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乾脆徹底地拒絕戰爭。

　　他們太熟悉戰爭又太不熟悉戰爭。熟悉的，是刀刃血拼；不熟悉的，是戰爭的發動及其理由，戰爭的推進及其計謀，戰爭的結束及其善後。嚴格來說，他們還不大知道如何為自己而作戰。

　　於是他們選擇了中立。

　　其實，他們原來也一直中立著，因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傭他們，他們沒有事先的立場；如果有了立場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轉變，多麼麻煩，因此只能把放棄立場當作職業本能。

　　從接受戰爭的中立，到拒絕戰爭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體心理實在是戰爭心理學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已經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蹟般的機會，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蹟。

　　瑞士沒有出現鐵腕人物，也沒有發現珍貴礦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間由一個只能輸出雇傭軍的貧困國家躍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巔，只因它免除了戰爭的消耗，還成了人才和資金的避風港。中立是戰爭的寵兒，也是交戰雙方的需要。

　　也許，這是戰神對他們的補償？戰神見過太多瑞士兵的屍體，心軟了。

　　那年月瑞士實在讓人羨慕。我曾用這樣幾句話描述：人家在製造槍炮，他們在製造手錶，等到硝煙終於散去，人們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設定的指針，遊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鬧市草莽

　　歐洲的好城市都很難用「繁華」一詞去形容。如果以美國式的新銳密集去想像它，或者以亞洲式的光怪陸離去揣測它，就都錯了。

　　一路行來，覺得這些城市千百年來都在自身等級上爬坡。有的爬著爬著爬不動了，便蹲坐在某個高度上，一蹲就蹲了好幾百年，有的則還要往上爬。腳力不同，方向一樣，因此也就高高低低分出了層次。這種層次，與我們中國人想像的有很大的不同。

　　粗粗一分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叫打點生活，第二層次叫打點歷史，第三層次叫打點自然。

　　打點生活是基礎。別看它們樣子陳舊，現代設施卻很完善，不管是私人住房還是街道社區，大多舒適而方便。正是這種現代意義上的便利，使一切陳年的遺留不顯骯髒，使各種土俗的風物別具厚味，因此也使打點歷史有了可能。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城市毀損嚴重，但大家不約而同，那樣精細地護惜遺跡，那樣虔誠地挽留歷史，結果，今天歐洲城市的古典格局，居然遠超別處很多並未經歷戰火的城市，這真是歐洲文明的驕傲。

　　有了這兩番打點，人們既可享受現代的方便，又可品味古典的情韻，這便是十足的歐洲式奢侈。單有一方，奢侈不起來。

　　一般也就夠了，卻還有更奢侈的，那就是要在城市裡打點自然。這事歷來有人嚮往，因此很多城市有山有河，有湖有林。可惜的是，時間一長，這些山河湖林也漸漸城市化，像威尼斯的那些小河和巴黎的賽納河都是如此。美則美矣，卻承擔太重、裝扮太累，已不成其為自然。這總於心不甘，有沒有可能來一個倒置，讓城市百物作為背景，作為陪襯，只讓自然力量成為主題，把握局面？

　　讓人動心的「維也納森林」只圍在郊外，而柏林，則活生生把森林的靈魂和氣息引進市中心，連車流樓群也壓不過它。更叫我滿意的便是瑞士首都伯爾尼，那條穿越它的阿勒河（Ａａｒｅ）不僅沒有被城市同化，而且還獨行特立、無所顧忌，簡直是在牽著城市的鼻子走，頤指氣使，手到擒來。

　　伯爾尼把中心部位讓給它，還低眉順眼地從各個角度貼近它，它卻擺出一副主人氣派，水流湍急，水質清澈，無船無網，只知一路奔瀉。任何人稍稍走近就能聞到一股純粹屬於活水的生命氣息，這便是它活得強悍的驗證。它伸拓出一個深深的峽谷，兩邊房舍樹叢都恭敬地排列在峽坡上，只有它在運動，只有它在揮灑，其他都是拜謁者、寄生者。由於主次明確，阿勒河保持住了自我，也就是保持住了自己生命的原始狀態。與那些自以為在城市裡過得熱鬧、卻早已被城市收伏的山丘河道相比，它才算真正過好了。

　　這就像一位草莽英雄落腳京城，看他是否過好了，低要求，看他擺脫草莽多少；高要求，看他保留多少草莽。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獨自在伯爾尼逛街，繞來繞去幾次迷路，後來終於悟得一個訣竅，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誠、最年老的嚮導，再也錯不了。如此幾度反覆，我把伯爾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館，夥伴們從廣告資料上查到一家應該不錯的餐館，卻不知道怎麼走，我豪邁地當門一站說：請跟上！路線一旦摸清，以後幾天逛街就變得瀟灑，只一味搖搖擺擺、東張西望。克拉姆大街起頭處有一座鐘樓，形體不像別的鐘樓那樣瘦伶伶地直指藍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別有一番親切。它的鐘面大於一般，每小時鳴響時又玩出一些可愛的小花樣，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鐘時分，我看了一會兒便從人群中鑽出，順著大街往東走，覺得這一帶該是每小時都被同一種鐘聲統領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無非印證於時間和空間，因此在這鐘樓下的時間共享，其實也就是生命共享。這種共享既然被一小時、一小時安排得精打細算，那麼即便素昧平生也會覺得已經深深地朋友了一場。

　　突然覺得右首一扇小門上的字母拼法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愛因斯坦故居。我認了認門，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然後快速通知車隊的夥伴，要他們趕緊來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國際間的文化人貪圖它的安靜、美麗會到這裡來住一陣，結果它也就頻頻地進入人類文化視野，用不著再氣短自慚。

　　願意來住的文化人是什麼等級？住了多久？在這裡有什麼創造？……這一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一座城市的器識和榮辱，至關重要，對於自身根基較薄的城市更是這樣。現代國際間各個城市的文化史，其實就是文化創造者們的進出史、留駐史。因此，在伯爾尼街頭看到愛因斯坦蹤跡，應該當作一回事。夥伴們一聽招呼就明白，二話不說跟著走。

　　沒有任何醒目的標記，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間。一個有玻璃窗格的木門，上面既寫著愛因斯坦的名字，又寫著一家餐廳的店名。推門進去，原來底樓真是一家餐廳，順門直進是一條通樓梯的窄道，上了樓梯轉個彎，二樓便是愛因斯坦故居。

　　這所房子很小，只能說是前後一個通間。前半間大一點，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後半間很小，一門連通，門邊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個可放一張書桌的小空間。那張書桌還在，是愛因斯坦原物。桌前牆上醒目地貼著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Ｅ=ｍｃ2；上面又寫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牆上還用德文和英文寫出愛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在伯爾尼開始。」

　　夥伴們很奇怪，英語並不好的我怎麼能隨口把「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譯出來，我說我很早就崇拜他了，當然關注他的學說。但自己心裡知道，當初關注的起因不是什麼相對論，而是一位攝影師。

　　那是六〇年代初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在書店看到一本薄薄的愛因斯坦著作，誰知一翻就見到一幀驚人的黑白照片。鬚髮皆白，滿臉皺紋，穿著一件厚毛線衣，兩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兩眼卻定定地注視著前方。側逆光強化了他皺紋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來了。當時我們的眼睛看慣了溜光水滑、大紅大綠的圖像，一見這幀照片很不習慣，甚至覺得醜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過去了還想翻回來，一看再看。他蒼老的眼神充滿了平靜、天真和慈悲，正好與我們經常在書刊照片裡看到的那種亢奮激昂狀態相反。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醜中之美，但幾分鐘之後又立即否定：何醜之有？這是一種特殊的美！──我一生無數次地轉換過自己的審美感覺，但在幾分鐘之內如雷轟電擊般地把醜轉為美，卻僅此一次。我立即買下了這本書，努力啃讀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那時正好又熱衷英文，也就順便把扉頁中的英文標題記住了。書中沒有註明拍那張照片的攝影師名字，這便成了我的人生懸案，後來當然知道了，原來是本世紀最傑出的人像攝影大師卡希（Ｋａｒｓｈ），我現在連卡希的攝相簿都收集齊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於一張照片中的眼神，這很奇怪，在我卻是事實。我仍然搞不清相對論，只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切切關心起來。因此站在這個房間裡我還能依稀說出，愛因斯坦住在這裡時應該還是一名專利局的技術員，結婚才一二年吧，剛做父親。

　　管理故居的老婦見我們這群中國人指指點點，也就遞過來一份英文資料，可惜她本人不大會說英文。接過資料一看，才明白愛因斯坦在這裡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驚天動地：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說，從而解決了光電效應問題；四月，完成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對布朗運動理論的研究；六月，完成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了狹義相對論；九月，提出質能相當關係理論；……

　　這一年，這間房子裡的時間價值需要用分分秒秒來計算，而每個價值都指向著世界一流、歷史一流。

　　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誇張。去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世紀人物，結果整個二十世紀，那麼多國家和行業，那麼多英雄和大師，只留下一位，即愛因斯坦。記得我當時正考察完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恆河文明抵達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南麓加德滿都的街市間全是愛因斯坦的照片，連世界屋脊的雪峰絕壁都在為他壯威。

　　二十世紀大事連連，勝跡處處，而它的最高光輝卻閃耀在剛剛開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勝跡卻躲縮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的這個房間，真是不可思議。難道，那麼多戰旗獵獵的高地、雄辯滔滔的廳堂、金光熠熠的權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這裡尋找一點歷史邏輯，但想來想去都十分困難。

　　連愛因斯坦為什麼會到伯爾尼，為什麼會住在這間房，後來為什麼離開，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沒有必然邏輯。

　　正想著，抬頭看到牆上還有他的一句話，勉強翻譯應該是：一切發現都不是邏輯思維的結果，儘管那些結果看起來很接近邏輯規律。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邏輯思維是為了肯定什麼，於是心中竊喜。

　　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愛因斯坦，雖然身為物理學家，卻經常為人文科學張目。近年來愛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裡邊有大量人文科學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對宗教、倫理、和平、人權、生活目標、個人良心、道義責任和人類未來的論述，我讀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銘心。前年黑龍江有一位讀者在報紙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問我在被文化盜竊集團組織的威脅、誣陷、圍攻濁浪中如何自處，我回信說：「讀愛因斯坦。」

　　在故居裡轉了兩圈，沒找到浴室，開始為愛因斯坦著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浴室。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麼不應該。但一問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順樓梯往下走，轉彎處一個小門，便是愛因斯坦家與另外一家合用的浴室。

　　正在這時，鐘樓的鐘聲響了。這是愛因斯坦無數次聽到過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分。他在這鐘聲中怔怔地思考著宇宙的時間，於是，這間小房也就成了無限的空間。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搬過好幾次家，由於這間小房是相對論的誕生地，因此最為重要。但瑞士不喜歡張揚，你看這兒，只讓一位老婦人管著，有人敲門時她就去開一下，動作很輕，怕吵了鄰居。樓下那個嘈雜的小餐廳，也沒有讓它搬走，那就只能讓它的名字在玻璃門上與愛因斯坦並立，很多旅人看到後猜測疑惑，以為那家餐廳的名字就叫「愛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種巧思，終於沒有推門而入。

　　伯爾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擺出了一種派頭，意思是，再偉大的人物在這裡也只是一個普通市民。我覺得在這方面他們做得有點過頭，愛因斯坦的這處故居還應該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於我們常見的那種不分等級便大肆張揚的各色名人故居，這裡的淡然方式更讓人舒服。其實也正因為這樣淡然，才會吸引真正的大師巨匠來安靜居住。

　　另一種貧富

　　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問瑞士的首都在哪裡，多數答不出來。

　　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作為首都的伯爾尼居然沒有機場。

　　在現代社會，沒有機場等於阻攔很多政要和傳媒的輕鬆進入，等於拒絕大量活動在這裡舉辦，因此，各國民眾很少有機會聽到它。人們更多地知道日內瓦和蘇黎世，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旅客乘飛機到這兩個城市，下機後立即轉乘汽車，長途跋涉去找首都。

　　這連想一想都煩不勝煩。

　　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又是國際金融中心，首都沒個機場實在有點荒誕。問原因，瑞士朋友不好意思地聳聳肩，說這是伯爾尼公民投票的結果，他們怕飛機降落聲太吵。

　　「還有更奇怪的呢，」這位瑞士朋友說：「聯合國歐洲總部在日內瓦，日內瓦在瑞士，但瑞士恰恰不參加聯合國，也是公民投票的結果。」

　　不想繳聯合國的會費倒也罷了，我聽這兒的幾位中國學者說，最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早已經過充分論證的大型交通項目，多年的基礎工程完成了，大筆經費也用了，一投票卻被否定，投票者多數是不出門的農民，否定的理由既瑣碎又具體，但只有這樣的理由才能左右他們。

　　我覺得老是拿著這樣的事情進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違背了支撐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則。在一個個人聲鼎沸的投票之夜，當那些顯而易見的自私考慮一次次壓倒了那些著眼於整體尊嚴的決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貧乏。

　　它確實很富，富在近一百多年，主要出於一種生存策略。由此，出現了它的文化積澱和經濟地位之間的嚴重反差。它在現代城市生態外殼中，依然澎湃著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緒，結果只能不斷地讓人瞠目結舌。

　　它讓我聯想到一些快速富裕起來的農民企業家，有充分的生存智謀，卻缺少足夠的文化道義。後來逐漸聽說，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中立卻與納粹德國有隱蔽的經濟往來，而近年來又位居已開發國家對貧困、受災國家外援比例的末位，我也就不奇怪了。它缺少另一種更重要的富裕，因此雖然頻頻得利，卻又頻頻露怯。

　　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經自我察覺，昨天晚上還特意寫了一段話相送：驕人的富裕培養了你的自負，百年的成功鼓勵了你的保守，長久的安寧增加了你的瑣碎，太多的福利吞食了你的追求，缺少文化積澱和精神主軸，你的美麗中埋藏著太多的隱憂。

　　但這段話只是發送到香港鳳凰衛視播出，華人觀眾聽聽罷了。那麼，這段話中的「你」就應該改成「它」。只是這樣一改，也就變成了躲在人家背後的說三道四，不大光彩。

　　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命運。與瑞士相比，很多國家在近百年間連遭厄運，例如，或蒙戰火荼毒，或受惡魔統治，或被貧困控制，但是災難也會養育另一種成果，何況有些國家還有輝煌的精神文化遺產。瑞士常常從反面證明那些國家畢竟根基深厚，就像一個暴發戶常常在某些生活細節上反襯出別人並不寒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立的意義已不存在，幸好有冷戰使它勉強延伸；現在冷戰也已過去，中立完全失去了身分。那麼瑞士，在往後的日子裡，你將會有什麼動靜？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類在抖落各種歷史對抗之後必將重新面對最本質的矛盾，即文明與野蠻、善良和邪惡、和平和恐怖、正常與極端的矛盾，在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較缺少的文化道義。這兒容不得生存計謀，這兒來不得暗通關節，這兒不存在中立空間。

　　希隆的囚徒

　　一

　　瑞士小，無所謂長途。從伯爾尼到洛桑，本來就不遠，加上風景那麼好，更覺其近。

　　然而，就在算來快到的時候，卻浩浩然蕩蕩然，彌漫出一個大湖。這便是日內瓦湖，又叫萊芒湖，也譯作雷夢湖。我們常在文學作品中看到這些不同的名字，其實是同一個湖。瑞士有好幾個語言族群，使不少相同的東西戴有不同的名目，誰也不願改口，給外來人造成不少麻煩。但日內瓦湖的不同叫法可以原諒，它是邊境湖，一小半伸到法國去了，而且又是山圍雪映、波譎雲詭，豐富得讓人們不好意思用一個稱呼把它叫盡。

　　前幾天拜識的蘇黎世湖美則美矣，還不至於讓人一見之下便起賴著不走的念頭，而日內瓦湖便粘人多了。只可惜日程不許，我們在心中一會兒詛咒一會兒祈禱，希望出現奇蹟般的理由留下幾天。越往前走景象越美，而大美本身就是停步的理由，但大家面面相覷，似乎還缺少最後拍板的那一槌。

　　終於，槌子響了，我和夥伴們看到了湖邊的一座古堡。在歐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見這座，誰也挪不動步了，於是哐噹一聲，槌下如錘。

　　為使逗留的時間長一點，先得找旅館住下。古堡前有個小鎮叫蒙特爾，鎮邊山坡上有很多散落的小旅館，都很老舊，我們找了一家最老的入住，滿心都是富足。富足感大多因「橫財」而起，而所謂「橫財」也就是計劃外所得，我們在計劃外揪住了一兩天，可以毫無工作壓力地親近古堡和大湖，得意得不知該把腳步放重還是放輕。

　　這家旅館在山坡上，開車上去已十分吃力，下車後便見一扇老式玻璃木門，用力推開，衝眼就是高高的石梯。扛著行李箱一步步挪上去，終於看到了一個小小的櫃檯。辦理登記的女士一見我們扛了那麼多行李有點慌張，忙說有搬運工，便當著樓梯仰頭呼喊一個名字，沒有答應，又一迭連聲地抱歉著為我們辦登記手續，發放鑰匙。

　　我分到三樓的一間，扛起行李走到樓梯口，發現從這裡往上的樓梯全是木質的，狹窄、跨度高，用腳一踩咯吱咯吱地響。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個樓面，抬頭一看標的是「一樓」，那麼，還要爬上去兩層。斜眼看到邊上有一個公共客廳，不大，卻有鋼琴、燭檯、絲絨沙發、刺繡靠墊，很有派頭。

　　天下萬物凡「派頭」最震懾人，我放下行李輕步進去，立即斷定所有的擺設都是陳年舊物，只是收拾得非常乾淨。這種判斷衍伸出了另一個判斷，那就是別看這個旅館今天已算不上什麼，在一百年前應該是歐洲高層貴族的駐足之地。他們當年出行，要了山水就要不了豪邸，這樣的棲宿處已算相當愜意。算起來，人類在行旅間的大奢大侈，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

　　這麼一想，再上樓梯就有了勁。人家貴族男女都一遍遍爬了，今天應該把我們的灑脫步履加上去。很快到了三樓，放下行李摸鑰匙開門，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鋪著地毯的小房間，家具也全是老的。老式梳妝臺已改作寫字檯，可惜太小；老式木床有柱有頂，可惜太高。難為的是那廁所，要塞進那麼多現代設備，顯得十分狼狽。雕花杆上纏電線，捲頁窗上嵌空調，讓人見了只想不斷地對它們說「對不起」。

　　從廁所出來走到正房的窗口，想看看兩幅滾花邊的窗簾後面究竟是什麼，用力一拉沒有拉動，反而抖下來一些灰塵。這讓我有點不愉快，又聯想到當年歐洲貴族對衛生也遠沒有現在講究。特別講究衛生的應該是經常擦擦抹抹的小康之家，貴族要的是陳年紋飾、燭光氛圍，少不了斑駁重重、細塵漫漫。於是放輕了手慢慢一拉，開了。一開就呆住，嘿，連忙拍頭認錯，怎麼忘了窗外應該是日內瓦湖和那個古堡，我們就是為它們住下的，哪能先去關顧廁所和灰塵！我在這些事情上性子很急，立即下樓約夥伴們外出，但他們這時才等來一位搬運工，不知什麼時候搬得完行李，便都勸我，天已漸晚，反正已經住下了，明天消消停停去看不遲，匆忙會影響第一感覺。這話有理，然而我又哪裡等得及，二話不說就推門下坡，向古堡走去。

　　這古堡真大，猛一看像是五六個城堡擠縮在一起了，一擠便把中間一個擠出了頭，昂挺挺地成了主樓。前後左右的樓體在建造風格上並不一致，估計是在不同的年代建造的，但在色調上又基本和諧，時間一久，櫛風沐雨，更蒼然一色，像是幾個年邁的遺民在劫難中相擁在一起，打眼一看已分不出彼此。

　　這個古堡最勾人眼睛的地方，是它與岩石渾然一體，好像是從那裡生出來的。岩石本是湖邊近岸的一個小島，須過橋才能進入，於是它又與大湖渾然一體了，好像日內瓦湖從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擁有這個蒼老的倒影。

　　面對這樣的古蹟是不該莽撞進入的，我慢慢地跨過有頂蓋的便橋，走到頭，卻不進門，又退回來，因為看到橋下有兩條伸入水中的觀景木廊，便先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頭來四處仰望。

　　這古堡有一種艱深的氣韻。我知道一進門就能解讀，但如此輕易的解讀必然是誤讀。就像面對一首唐詩立即進入說文解字的探究，抓住了局部細節卻丟棄了整體氣韻，是多麼得不償失。我把兩條水上木廊都用盡了，前幾步後幾步地看清楚了古堡與湖光山色之間的各種對比關係，然後繼續後退，從岸上的各個角度打量它。這才發現，岸邊樹叢間有一個小小的售貨部。

　　與歐洲其他風景點的售貨部一樣，這裡出售的一切都與眼前的景物直接有關。我在這裡看到了古堡在各種氣候條件下的照片，晨霧裡，月色下，夜潮中。照片邊上有一本書，封面上的標題是ＣＨＩＬＬＯＮ，不知何意，下方的照片正是這個古堡，可見是一本介紹讀物，連忙抽一本英文版出來問售貨部的一位先生，他說這正是古堡的名字，按他的發音，中文可譯作希隆，那麼古堡就叫希隆古堡。

　　全書的大部分，是「希隆古堡修復協會」負責人的一篇長文，介紹了古堡的歷史，此外還附了英國詩人拜倫的一篇作品，叫《希隆的囚徒》。修復協會負責人在文章中說，正是拜倫的這篇作品，使古堡名揚歐洲，人們紛紛前來，使瑞士成了近代旅遊業的搖籃，而這個古堡也成了瑞士第一勝景。

　　又是拜倫！記得去年我在希臘海神殿也曾受到過拜倫刻名的指點，聯想到蘇曼殊譯自他《唐璜》的那一段《哀希臘》，頗有感慨，但今天在這兒卻發懵了。因為我對拜倫作品的了解僅止於《唐璜》，雖然也知道他有一部寫了多年的詩體遊記，卻沒有讀過，當然更不知道他寫了這個古堡。我手上這本書裡的附文，並非詩體，大概是從他的原作改寫的吧？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售貨部那位先生的知識水準，我問了半天他永遠是同樣的回答：「對，拜倫！拜倫！一個出色的英國人！」

　　這本薄薄的書要賣七個瑞士法郎，很不便宜，卻又非買不可。我找了一處空椅坐下粗粗翻閱，才知道，眼前的希隆古堡實在好生了得。

　　書上說，這個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紀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紀則改建成了現在看到的格局，是當時封建領主的堡壘式宅第。住在這裡的領主一度權蓋四方，睥睨法國、義大利，無異於一個小國王。城堡包括二十多個建築，其中有富麗堂皇的大廳、院落、臥室、禮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遠近高雅男女趨之若鶩的場所。底部有一個地下室，曾為監獄，很多重要犯人曾關押在這裡，拜倫《希隆的囚徒》所寫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內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Ｂｏｎｉｖａｒｄ）。

　　幸好有這本書，讓我明白了這座建築的力度。最奢靡的權力直接踩踏著最絕望的冤獄，然後一起被頑石封閉著，被白浪拍擊著，被空濛的煙霞和銀亮的雪山潤飾著。躊躇滿志的公爵和香氣襲人的女子都知道，咫尺之間，有幾顆不屈的靈魂，聽著同樣的風聲潮聲。

　　我知道這會激動拜倫。他會住下，他會徘徊，他會苦吟，他會握筆。他會覺得，這個城堡先於他把詩寫在了湖邊。他只是辨析餘韻，然後採摘下來。

　　他從來沒有這樣被動過，但又心甘情願。

　　至此，我也可以大步走進希隆古堡了，因為我已經不會迷失在說文解字的瑣碎裡。

　　當然先看領主宅第，領略那種在兵荒馬亂的時代用堅石和大湖構築起來的安全，那種在巨大壁爐前欣賞寒水雪山的安逸。但是因為有了拜倫，不能不步履匆匆，盼望早點看到波尼伐的囚室。

　　看到了。這個地下室氣勢宏偉，粗碩的石柱拔地而起，組成密集的拱頂，壁上、地下卻留有原石的紋脈，氣象森森。這裡最重要的景觀是幾根木柱，用鐵條加固於岩壁，紮著兩圍鐵圈，上端垂下鐵鏈，掛著鐵鐐。

　　拜倫說，波尼伐的父親已為自由的信仰而犧牲，剩下他和兩個弟弟關押在這個地下室裡。三人分別鎖在不同的柱子上，互相可以看到卻不可觸摸……

　　這麼一個情景使人不能不來又不忍長時間逗留。我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再找一處坐下，順著剛才的強烈感覺，重新細讀《希隆的囚徒》縮寫本。

　　時已黃昏，古堡即將關門。黃昏最能體驗時間，因此也最能進入拜倫的筆底，那麼，就讓我在這裡，把它讀完。

　　※※※

　　二

　　拜倫開始描寫的，是波尼伐和兩個弟弟共處一室的可怕情景。照理三個人關押在一起總比一個人好一點，但事實上，彼此不能動彈卻要用容顏和聲音互相安慰，比什麼都殘酷。

　　先是各自講著想像中的一線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講完了，誰都知道這種希望並不存在，於是便講故事。兄弟間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異，多半來自媽媽，卻又避諱說媽媽。講最愉快的故事也帶出了悲音，那就清清嗓子用歌聲代替，一首又一首，盡力唱得慷慨激昂。唱了說，說了唱，誰停止了就會讓另外兩個擔心，於是彼此不停。終於發現，聲音越來越疲軟，口齒越來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這是誰的聲音了，只覺得那是墓穴中囁嚅的回聲。

　　波尼伐天天看著這兩個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經是一位偉大的獵人，體魄健壯、雄蠻好勝，能夠輕鬆地穿行於獸群之間，如果有必要與大批強敵搏鬥，第一個上前的必定是他。誰知在這個黑牢裡，他最無法忍受。讓他這樣一位勇士不能跨出一步是最慘的酷刑，他快速萎謝，走向死亡。波尼伐多麼想扶住他，撫摸著他漸漸癱軟、冰冷的手，卻不能夠。獄卒把這個弟弟的遺體淺淺地埋在波尼伐眼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懇求他們埋到外面，讓陽光能照到弟弟的墳地，但換來的只是冷笑。於是，那片不長鮮花的淺土上懸著空環的柱子，就成了謀殺的碑記。

　　小弟弟俊美如母親，曾經被全家疼愛。他臨死時只怕全家最後一個活人──哥哥波尼伐難過，居然一直保持著溫和寧靜，沒有一聲呻吟，只吐露他短暫生命中留下的最快樂的幾個句子，後來變成了幾個單字，以便讓哥哥在快樂中支撐下去。當他連單字也吐不出來的時候，就剩下了輕輕的嘆息，不是嘆息死亡將臨，而是嘆息無法再讓哥哥高興，直到嘆息也杳不可聞。

　　兩個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腳下，這使鐵石心腸的獄卒也動了惻隱之心，突然對波尼伐產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鐐銬，他可以在牢房裡走動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倉惶停步，戰戰兢兢。

　　他開始在牆上鑿坑，不是為了越獄，而是為了攀上窗口，透過鐵柵看一眼湖面與青山。他終於看到了，比想像的還多，湖面有小島，山頂有積雪。一切都那麼安詳。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釋放了，但這時，他已渾身漠然。他早已習慣監獄，覺得離開監獄就像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隱居之地。他奇怪，蜘蛛和老鼠這些年來一直與自己相處，自己在這個空間唯獨對牠們可以生殺予奪，可見牠們的處境比自己還不如，但奇怪的是，牠們一直擁有逃離的自由，為什麼一直不逃離呢？

　　遲來的自由，換來的是澀澀的苦思，長長的嘆息。

　　──讀完這篇不知是否準確的縮寫，我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島、青山、雪頂。時間蒸騰了詩人的充沛激情和多方含義，我們現在連波尼伐兄弟們的鬥爭目的和抗爭對象也搞不大清了，但只要是好作品，即便風乾了也可能會留下一個寓言化的結構。一旦寓言化，覆蓋更廣，伸拓更長，可填充的空間更大。

　　我想，即便是當初讀了拜倫作品前來希隆古堡的第一批英國讀者，也不是來紀念波尼伐，而是來領略一種由拜倫營造的悲劇現場。他們不可能只在囚室逡巡，而是會把更多的興趣投注在與古堡呵成一氣的千古湖山上。有了拜倫的故事，他們知道這湖山的某個角落，有過一雙處於生命極端狀態的眼睛，湖山因這雙眼睛而顯得更其珍貴。

　　如果真像人們說的那樣，希隆古堡因拜倫的吟詠而成了歐洲近代旅遊的重要起點，那麼，我們真要為這個起點所達到的高度而欣慰。

　　寓言化了的《希隆的囚徒》或許會告訴人們：自由與自然緊緊相連，它們很可能同時躲藏在咫尺之外；當我們不能越過咫尺而向它們親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義。

　　也許它還會說：人們不可能在不自由的空間裡互助互慰，即便有心，也只能一起枯萎。

　　也許它還會說：人人都可能被囚禁著，也可能習慣於囚禁，但總有那一絲不同於蟲鼠的渴望，終於鑿壁臨窗，慌然一窺，獲得釋放。

　　…………

　　這些當然已與拜倫本義無關。許多詩文的後世效果，並非出自作者當初的期盼。但歷史，還是強硬地把它們的某種精神變奏，融進了人們紛至沓來的腳步間。

　　為此，瑞士應該永遠地感謝拜倫。一個人即便是天生麗質，如果沒有眾多愛憐目光的濡養，也會無覺無明，自生自滅；瑞士也是同樣，如果沒有那麼多旅遊者，它就會美得寂寞、富得枯燥。拜倫不經意地改變了這一切，但瑞士歷來沉靜寡言，不太會感謝人。那我們也不必強求，好在拜倫從不在意。

　　手錶的勸告

　　在瑞士，不管進入哪一座城市，抬頭就是手錶店。櫥窗裡琳琅滿目，但透過櫥窗看店堂，卻總是十分冷落。

　　從盧塞恩開始，很多手錶店的店堂裡常常端坐著一位中國雇員，因為現在一批批從中國來的旅遊團是購買手錶的大戶。店門一推，人影一閃，櫃檯裡立即傳出京腔十足的漢語，把那些帶足了現款來買瑞士原裝錶的中國人嚇了一跳。接著當然是笑了，但笑得有點尷尬。走了那麼遠的路，準備是在語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劃劃地來一番獵奇探勝的，誰知人家早知道你們會一批批光臨，張開大網等著呢。語言通了好辦事，但這要辦的事，已經有點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錶廠商經過多年掙扎已判定手錶業在當今世界的衰敗趨勢，正在努力改弦易轍、尋找生機，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國人對他們滯銷日久的貨品產生了狂熱，他們一開始十分納悶，後來就滿面笑容了。

　　說起來，世界上最早的機械計時器還是要數中國東漢張衡製造的漏水轉渾天儀，但是如果說到普遍實用，我看確實應該歸功於歐洲計時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鐘的，後來改成機械鐘，不知花費了多少天才工藝師的才智和辛勞。義大利人造出第一臺用簡單機械打點的鐘是十四世紀中葉的事，到十六世紀初德國人用上了發條，後來伽利略發明的重力擺也被荷蘭人引入機械鐘，英國人又在擒縱結構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幾乎整個歐洲都爭先恐後地在為計時器出力。這與他們在工業革命和商業大潮中的分秒必爭，互為因果。

　　至於瑞士的手錶業，則得益於十六世紀末的一次宗教徒大遷徙。法國的鐘錶技術隨之傳了進來，與瑞士原有的金銀首飾業相結合，使生產的鐘錶更具有了裝飾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紀出現了製錶機械，瑞士的這個行業便突飛猛進，舉世矚目。

　　依我看，手錶製造業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達到，儘管當時還是以手工業為主，沒有形成生產規模。那些戴著單眼放大鏡的大鬍子工藝師們，把驚人的創造力全都傾洩到了那小小的金屬塊上，凡是想得到的，都盡力設法做到。

　　這便是令人興奮的創造期效應。似乎有一種莫名的力量在推動，天天精采勃發，連再難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創造期的結束也就是一個事物的大體完成，多數走向停滯、老化，卻也有少數事物會進入雕飾期和普及期，手錶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紀的手錶業也有不少作為，但都是在十九世紀原創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屬於次一等的行為等級。我想十九世紀那些大鬍子工藝師如果地下有靈，一定不會滿意身後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後一批希臘悲劇演員，或最後一批晚唐詩人，兩眼迷茫。他們的出色成就使後代失去了創造的空間，真不知該抱怨誰，他們，還是後代？

　　二十世紀對手錶業而言，比雕飾更重要的任務是普及。其間的中樞人物不再是工藝師，而是企業家。

　　要普及必然引來競爭，瑞士手錶業在競爭中東奔西突，終於研製出了石英錶、液晶錶。這對手錶業來說究竟是一個喜訊還是凶兆？我想當時一定有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出了此間悖論，即新的電子計時技術必然是機械計時技術的天敵，它的方便、準確、廉價已經構成對傳統機械錶的嘲謔。

　　表面上，機械錶還會以自己的歷史、品牌嘲謔電子錶，但這種嘲謔只是一種倫理性、輩分性的發洩，而電子錶對於機械錶的嘲謔，看似逆反了倫理程序，卻是一種歷史必然。試想，那種可以隨時隨地貼附在各種器具、建築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閃光數位，不正綠瑩瑩地宣告著機械計時時代的基本終了？

　　在這種情況下，機械錶可以勉強固守的陣地大概就剩下裝飾功能了。但是電子技術多麼靈巧，它們很快也在裝飾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論，現在不少電子錶的外形設計，與最精美的機械錶相比也不見得差到哪裡去，然而它們又那麼廉價，機械錶所能標榜的其實只是牌號。牌號也算是一種裝飾吧，主要裝飾在人們的心理上。

　　其實手錶的裝飾功能要比人們購買時想像的小得多。購買時它被放置在人們的視線中心，放置在射燈的聚光點上，容易產生一種誇大了的審美預期。真戴上了一看，它只不過裝飾在人體一個偏側性、運動性的局部，很不起眼。在聚會中，一位太太為了引起人們對她的手錶的注意，必須先去引起手錶的話題，為了引起手錶的話題，又必須先去讚揚別人的手錶，然後漸漸把別人的視線吸引到自己手上。眾女士明白意圖後故意詢問，她又故作隨意地說出一個牌子……這也許是很多買錶女士們幻想中的場合吧，但毫無疑問，這種情景不會出現在那些無須或無意用手腕上那一點小小的光亮來證明自己身分的女士們身上。

　　至於男士們用手錶來裝飾，那就更吃力了。除了盛夏，男士的服裝很難使手錶畢露，廣告裡那些男士裝腔作勢地頻頻露出手錶，終究不是正常男士的正常動作。我們常常取笑幾位時髦的年輕朋友為了讓大家看到他們的新錶而早早地忍凍換上了短袖襯衫，或者在公眾場合不斷看錶，使某個演講者誤會成是催促結束的信號。但是如果不這麼做，一個剛剛工作的年輕人買一塊昂貴的手錶藏在暗無天日的衣袖裡，也實在太委屈了。

　　現代人實際，很快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除了極少數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機械錶的裝飾功能，於是瑞士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錶所打敗，失去了世界市場。

　　瑞士的手錶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設計出了一種極其便宜的塑膠石英走針錶，自造一個英文名字叫Ｓｗａｔｃｈ，中文翻譯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歡迎，連很多小學生都花花綠綠戴著它，甩來甩去不當一回事兒。

　　就這樣，瑞士手錶業才算緩過一口氣來，許多傳統名牌一一都被網羅進了「Ｓｗａｔｃｈ集團」。這相當於一個頑皮的小孫子收養了一大群尊貴的老祖宗，看起來既有點傷感又有點幽默。但光是這個集團的名稱至少可以說明，人家瑞士製錶業已經不按原來的價值系統論資排輩了，可惜這一點中國的旅遊者怎麼也明白不過來，一味鄙視當家的小孫子，去頻頻騷擾年邁的老大爺。

　　瑞士的Ｓｗａｔｃｈ主要是針對日本鐘錶商的。日本鐘錶商當然也不甘落後，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價的電子技術，那麼它就來玩昂貴的電子技術，價錢可以高到與名牌機械錶差不多，卻集中了多種電子儀表功能，讓Ｓｗａｔｃｈ在電子技術層面上相形見絀。

　　其實，電子技術的優勢是把原本複雜的事情簡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鐘錶商沒有這麼做，他們用歸併、組合的辦法使複雜更趨複雜，讓小小一塊手錶變成了儀表迷魂陣。在今天的高科技時代要這樣做沒有什麼技術難度，卻能吸引那些貪多求雜、喜歡炫耀的年輕人。這種營銷手段，在我看來是不太符合商業道義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錶業從機械錶到Ｓｗａｔｃｈ，都比較正經。

　　我在這裡看到一種日本電子錶，二百多美元一塊，據廠方的宣傳資料介紹是專為美國空軍或海軍設計的，其實也就是把各種電子儀表集中在一個錶面上罷了。沒有一個人能把它的那麼多功能說明白，也沒有一雙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數位、指針、液晶看清楚。我們的一位夥伴買了一塊，同時買了一個高倍放大鏡，手錶扣在手腕上，放大鏡晃蕩在褲帶下，看手錶的時候還要躲著人，怕人家笑話。

　　讓我不愉快的是那種扯上美國空軍、海軍的宣傳，分明是一個迷惑年輕人的圈套。空軍、海軍本來就生活在儀表堆裡，居然還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錶上的儀表是飛機、兵艦上所沒有的，那就說不上重要；如果手錶上的儀表是飛機、兵艦上原來就有的，那又何必重複？除非發生這樣的事故：機墜、艦傾而人未亡，儀表全壞而其他設備正常，褲帶下的放大鏡也沒有摔破，那麼，這塊手錶可以代理業務了。

　　說笑到這裡，我們應該回過來看看大批到瑞士來採購手錶的中國遊客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糊塗，知道手錶的計時功能已不重要，裝飾功能又非常狹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裡也明白按現代生活的消費標準，幾塊瑞士手錶的價值於事無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那麼熱衷呢？我想這是昨日的慣性，父輩的遺傳，亂世的殘夢，很需要體貼和同情，而不應該嘲謔和呵斥。

　　既然是慣性和遺傳，就不講現實邏輯，但細細追索，它們的形成還有歷史邏輯，這是今天年輕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大家都想隨身藏一點值錢的東西。王公貴胄會藏一點文物珍寶，鄉紳地主會藏一點金銀細軟，平民百姓會藏一點日用衣物，而大城市裡見過一點世面的市民，則會想到手錶，因為藏手錶比藏文物、金銀安全，也容易兌售。我小時候就見到過一對靠著一些瑞士手錶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歷史的概括力。

　　那時我十三歲，經常和同學們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園勞動，每次都見到一對百歲夫妻。公園的阿姨告訴我們，這對夫妻沒有子女，年輕時開過一個手錶店，後來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錶養老，每隔幾個月賣掉一塊作為生活費用，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麼老。

　　因此，我看到的這對老年夫妻，在與瑞士手錶進行著一場奇怪的比賽。他們不知道該讓手錶走得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瑞士手錶總是走得那麼準，到時候必須賣掉一塊，賣掉時，老人是為又多活一段時間而慶幸，還是為生存危機的逼近而惶恐？琤琤琤的手錶聲，究竟是對生命的許諾還是催促？我想在孤獨暮年的深夜，這種聲音是很難聽得下去的，幸好他們夫妻倆白頭偕老，昏花的眼神在這聲音中每一次對接，都會產生一種嘲弄時間和嘲弄自己的悵然微笑。

　　他們本來每天到公園小餐廳用一次餐，點兩條小黃魚，這在飢餓的年代很令人羨慕；但後來有一天，突然說只需一條了，阿姨悄悄對我們說：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錶已經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麼手錶，但他們誰也沒戴，緊挽著的手腕空空蕩蕩。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臨終時是不是還剩下瑞士手錶。不管怎麼說，這是瑞士手錶在中國留下的一個悲涼而又溫暖的生命遊戲，但相信它不會再重複了。

　　因此，有機會還要勸勸擠在瑞士手錶店裡的中國遊客，不要為過去的時代過於執著。手錶在一刻不停地辭舊迎新，它最知道時間不會倒轉，因此，這也是手錶本身對我們的勸告。

　　閒話旅遊

　　一

　　日內瓦的一個夜晚，我們在一家木屋餐廳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館，卻發現屋外早已大雨滂沱，無法出門，只好重新坐下。餐廳老板知道這場雨一時過不去，便請侍者搬出一支巨大無比的民族樂器長號，讓我們輪著吹。這種長號的號腔長達數米，狹小彎曲，我們憋得臉紅脖子粗也吹不出聲音，後來漸漸掌握了一點竅門，才發出一點嗚嗚聲，雖然說不上什麼音調，卻有一種哽咽渾濁的幽遠感，聽得讓人心顫。

　　我和兩位新近趕來與我們一起考察的記者坐在外間的一角聊天，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採訪的機會，便打開袖珍錄音機開始提問。

　　他們問：考察至今，覺得歐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國學習？

　　我說，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脫了很多課，初一看是科學技術上的課，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上的課。這事說來話長，但這一路上給我們直觀感受最深的是兩點，一是在歐洲，傳統文化與創新精神並行不悖，共臻極致；二是在歐洲，個體自由和互相尊重並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們中國為什麼總是把這些對應性文化範疇看成你死我活的對頭，結果兩敗俱傷。這一傷，幾乎傷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們全都充滿了沉重的失敗感和悲劇感。

　　對此我們找了不少原因，然後一起感慨：要在這些方面追趕歐洲，將是長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麼，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舉出一件嗎？」他們問。

　　「旅遊。」我回答，「不僅自己外出旅遊，而且歡迎別人到自己的地域來旅遊。眾目睽睽的流動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學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這個說法使他們有點吃驚。「旅遊？」他們疑惑地重複著。

　　於是我們就這個問題討論起來。

　　這些年，歐洲的一些已開發國家訝異地發現，他們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穩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飛機、汽車、時裝、葡萄酒製造業、海洋航運業、礦產開採業，而是旅遊業；與此同時，一些最貧困的國家百業凋敝，也是靠旅遊業在支撐著國民經濟。貧富兩極都是如此，中間狀態的國家當然也差不多。在歐洲，儘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處都是浩浩蕩蕩的旅遊者隊伍。連老人們對自己退休之後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項也是旅遊，而歐洲之外的老人，則把歐洲作為他們的主要目標。

　　原來在國內，已經覺得外國人來了不少，但那是與過去比。到國外系統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國還遠沒有成為國際旅遊的熱門地帶。然而幾乎所有的旅遊從業人員都知道，各國遊客最嚮往、因此也最有旅遊潛力的地方就是中國。聯合國有關研究部門也已發布了這樣的預測結論，說中國必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旅遊終點國，而中國人外出旅遊的數量也將非常可觀。

　　那麼，目前中國的障礙在哪裡呢？

　　首先是觀念障礙。雖然中國古人提出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人生原則，但那只適合太平盛世的讀書人。在中國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讀書人數量很少，願意擺脫科舉誘惑而跋涉曠野的讀書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數中國人心中真正占據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遷」的封閉觀念。中國文化的理想一脈，是老子所說的「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這種境界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又有生動描述，傳播廣遠。作為這些觀念的實際成果，中國歷代「超穩定」的社會生活，確實不主張與外部世界熱情交往，不倡導離家鄉族宗獨自出行。這種觀念到現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遊這個概念仍然難於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遊山玩水」終究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消極命題。近年來由於看中旅遊對國內消費的拉動，對勞動力市場的緩釋，實行了明智的長假期制度，但這還只是一個權宜性的經濟策略，尚未衝擊整體文化心態。

　　由於觀念的障礙，隨之產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礙，使中國旅遊業還處於比較幼稚的起步階段。例如，在真實的風景勝地營造虛擬的主題公園，在文化遺跡現場設置現代遊樂場所，全然本末倒置、買櫝還珠。很多人把旅遊看成一種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為，不相信自然狀態的城鎮、鄉村、海灘是上佳的遊觀對象。

　　這便與歐洲產生了明顯的對比。在歐洲，旅遊的概念拓得很寬，即使是那些非已開發國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國旅客的能力，大量尋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國際規範的路標、加油站、咖啡館和廁所。

　　說到廁所大家都笑了。這確實是一個最瑣碎又最重要的標誌，很多國際旅客產生「不安全感」，不是由於土匪盜賊，而是由於廁所。我曾聽不少到過中國的歐洲旅客說，中國現在星級飯店的設備超過外國同一等級，公路交通也暢達無礙，最讓外國旅客卻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廁所。他們不理解，在勞動力非常豐裕、管理權力比較有效的中國，為什麼一直做不好這件小事呢？

　　他們的問題也是我的苦惱。幾年前，日本ＮＨＫ電視臺直播我和他們的一群漢學家考察從重慶到宜昌一段的長江，幾天後直播結束上岸，我陪一大群日本學者、藝術家和電視節目主持人驅車從宜昌到武漢，一路上遇到的廁所問題，幾乎把幾天直播所形成的愉悅氣氛完全抵消。

　　中國人歷來好客，即便在貧困年代也會盡力把外賓的衣食住行收拾妥貼，但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的日常生活場所也可能是人家的遊觀對象。說到底這還是出於對旅遊的誤解。當他們終於明白，一個旅遊大國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客人自由的腳步，那麼，他們的待客之道也就變成了待己之道，因為唯一的辦法是改變整體生態。

　　這也正是我們對中國的旅遊業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僅僅為了發展旅遊，華夏大地也會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樣。

　　※※※

　　二

　　以尼斯為中心，西起戛納，東至摩納哥，是世界聞名的「藍色海岸」度假勝地。

　　風景好、氣候好，固然是客觀條件，但還不足以成為勝地。按照我們的習慣觀念，接下來的條件一定是歷史古蹟了，如果沒有也要從傳說故事中拼湊，但無論是尼斯、戛納還是摩納哥，幾乎都沒有什麼歷史古蹟。

　　「藍色海岸」作為度假勝地的最早起點，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魯厄姆的英國勳爵途經此處去義大利，不巧因霍亂流行邊界封鎖，只能滯留於當時還只是一個漁村的戛納，滯留期間他驚喜地發現此地風景宜人，決定建造別墅。他的這個戲劇性決定引起了英國上層社會的好奇，大家隨之而來，都沒有失望。後來連維多利亞女皇也來了，那就引起轟動，這一帶一時名震歐洲，成了上層社會競相購地建築別墅的所在。於是公共設施也逐漸完善起來，在整體吸引力上形成良性循環。

　　可見，此間作為旅遊勝地，基礎是風景氣候，而關鍵則是現代高層度假生態的構建。

　　這種高層度假生態一旦構建，又成為自然風景之外的第二景觀。在此之前人們長期無奈於一種可惱的逆反邏輯：風景名勝中缺少生活方便，而生活方便處則缺少自然景觀。山陬海隅的高層度假生態改變了這種逆反邏輯，營造了人與自然在生活狀態上的相悅相歡。因此，這種生活狀態也就具備了觀賞價值。今天到「藍色海岸」遊觀的旅人，目光總是兼及兩邊，一邊是浩瀚無際的地中海，一邊是多彩多姿的別墅群，真可謂在領略一種「人化自然」。

　　站在「藍色海岸」，我們還會對歷史古蹟在旅遊中的地位，產生更達觀的想法。

　　黑格爾在《美學》中反覆強調，並不是一切歷史事件都能成為藝術題材，連歷史學家也不會到劇場中研究歷史，更不要說一般觀眾了。同樣的道理，多數遊人也不會把旅行業作考古行為。中國文化界歷來重苦澀而輕愉悅，因此對自然景物也注重於文化學術層面，而不屑分解它們的審美享受功能，這是一種巨大的遺憾。大好河山永遠讓它們承載歷史太勞累了，應該讓它們輕鬆一點、淺顯一點。

　　我認為判斷一個歷史古蹟是否具備普遍遊觀價值，除了審視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外，還要看三個附帶性條件：一，有沒有具備令人一振的外觀形象；二，有沒有留下精采而又著名的詩文記述；三，能不能引起具體而又傳奇的生態聯想。

　　第一條關及旅遊美學的起點和終點，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條是尋找文化扶手，投靠審美範式，也為常人所必需；第三條最複雜，需要解釋幾句。

　　生態聯想實際上是一種「移情」，但必須具體，有實物參證。古戰場也能引起人們聯想，但大多很不具體，缺少實物參證，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虛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遊人光顧。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監獄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審視，有階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張望，有紀錄可以查閱，結果身處其間，便能產生對當年堡主生活的諸般遐思。

　　一般的考古發掘現場、繁雜的所謂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觀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態聯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對它們的普遍遊觀價值抱太大的希望。

　　※※※

　　三

　　洛桑不大，但有兩個單位比較重要。第一個誰都知道，國際奧委會總部；第二個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世界上第一所旅館管理學校。我對這個學校很有興趣，因為它悄悄地支撐住了一個現代世界的巨大行業，意義未必下於奧林匹克運動。它鼓勵和組織億萬不是運動員的民眾在賽場之外行走、爬山、游泳、滑雪，而且勢頭很猛，必將成為新世紀的普及行為，直指人類的整體健康。

　　瑞士成為世界旅遊事業的主要推動者，我看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資源貧乏，強國相鄰，能為強大的鄰居們提供的，除了雇傭軍，就是山水之勝。當決定不再輸出雇傭軍之後，只剩下了山水；二是早早的中立使這兒顯得安全和安靜，可以為別人在戰亂的疲憊中提供輕鬆和休息；三是拜倫、雨果等文人的來訪和傳揚，使廣大崇拜他們的讀者轉化成了旅遊者……

　　──顯而易見還需要增加一個技術性條件，而這個條件果然很快出現了，那就是一批經過嚴格訓練的旅館管理人員。這批管理人員的母校，就是洛桑旅館管理學校。

　　它已開辦了一百多年，在幾十年間一直居於世界唯一的地位，三〇年代出現了七十幾所同類學校，現在則有三千多所，但公認最好的還是它。我看到希爾頓酒店系統總裁說的一句話：「在現今這個領域，擁有洛桑就擁有資本。」

　　學校並不大，嚴格說來，也不算美。世上很多專業枯燥的學校都已擁有了山坡、河流，甚至湖泊，相比之下，這所全球至尊的旅遊學校未免太簡陋了。但細細一想也對，正因為它要馳騁天下山河，當然不必把一些小山小水收納到院子裡來了，這正像，歷史學家的書房裡不必開闢一個蠟像館。

　　這所學校的宗旨是為旅行者提供最合意的居所，也可以說是為尋找「驚人之美」的人們提供「宜人之美」。「驚人之美」乃天地造化，人力無奈，而「宜人之美」必須經過人們的悉心打理。要使這種打理成功有效，又必須制定一系列能使各色人等普遍喜悅的標準，對從業人員進行訓練，這便是洛桑的使命。

　　一旦進入訓練就會明白，雖然從道理上說美醜的對峙壁壘森嚴，它們在接壤處的分界卻顫若游絲、晃動不定。大美大醜起之於小美小醜，而對小美小醜的分辨卻十分困難，需要有慧眼來引領，有程序來規範。

　　如果沒有這樣的訓練，人們的旅行過程必將遭遇大量的不適和醜惡，那麼，除了冒險家和詩人，還會有多少人投入到旅行過程中來？

　　世上有很多美景人跡罕至，原因之一，便是缺少一個安全、舒適的呵護系統，缺少一條宜人的旅行路線。

　　但是，到了洛桑就明白，我們有可能改變這種狀態。只要用心用力，世間的任何地域都有可能給任何人群帶來歡樂。

　　於是，一門專業訓練，也就接通了一種崇高的人文理想。

　　我想，在洛桑整理一下由旅遊而伸發的人文理想十分合適，便長時間地坐在這所學校的草坡間出神──讓人和自然更親密地貼近，讓個體在遼闊的天地中更愉悅地舒展，讓更多的年輕人在遭遇人生坎坷前先把世界探詢一周，讓更多的老年人能以無疆無界的巡遊來與世界作一次壯闊的揮別，讓不同的文化群落在腳步間交融，讓歷史的怨恨在互訪間和解，讓我們的路口天天出現陌生的笑臉，讓我們的眼睛獲得實證地理課和歷史課的機會，讓深山美景不再獨自遲暮，讓書齋玄思能與荒草斷碑對應起來……

　　那麼，被我們一貫看輕的旅遊事業，也真正稱得上宏偉。

法國　　河畔聚會

　　一

　　一路行來，最健全的城市還是巴黎。

　　它幾乎具有別的城市的一切優點和缺點，而且把它們一起放大，推向極致。你可以一次次讚歎，一次次皺眉，最後還會想起波德萊爾的詩句：「萬惡之都，我愛你！」

　　正像我們掄起一拳擂到朋友肩上：「這個壞蛋，真想你！」

　　它高傲，但它寬容，高傲是寬容的資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繭自縛，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熱情；而更多的城市則因寬容而擴充了汙濁，鼓勵了庸俗，降低了等級，少了那份軒昂。一個人可以不熱情、不軒昂，一座城市卻不可。這就像一頭動物體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種基本的支撐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斷骨，否則就會癱成一堆，再也無法爬起。熱情是城市之血，軒昂是城市之骨。難得它，巴黎，氣血飽滿，骨肉勻停。

　　它優閒，但它努力，因此優閒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閒散而長期無所作為，連外來遊人也跟著它們困倦起來；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亞洲的城市則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靜晤中才能展現的韻味。巴黎正好，又閒又忙，不閒不忙。在這樣的城市裡多住一陣，連生命也會變得自在起來。

　　※※※

　　二

　　巴黎的種種優點，得力於它最根本的一個優點，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是財富的聚合，而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審美氣氛的聚合。

　　唯聚合，能使它開通、高邁；唯聚合，能使它輻射、發散。但與世界上別的大聚大散的城市不同，巴黎更看重聚散過程中的選取和沉積，最終沉積成人文意義上的自得和固執，成為下一輪聚散的起點。

　　法國人，從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家到一般市民，都喜歡熱鬧，喜歡顯示，喜歡交匯，喜歡交匯時神采飛揚的前呼後擁，喜歡交匯後長留記憶的凝固和雕鑄。結果，不管在哪兒發了橫財，立了功業，得了名聲，都想到巴黎來展現一下，最好是擠到塞納河邊。

　　擠到塞納河邊，一是因為環境好，有景致、有格調；二是因為視角多，便於瞻仰和傳揚，包括在塞納河的遊艇上一一指認、靜靜觀賞；三是因為底子厚，已經有那麼多巨人名跡蹲在那裡，誰能擠進去就能與他們平起平坐、隔代對話。

　　這情景，我覺得是法國貴族沙龍的擴大。當年朗貝爾侯爵夫人和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龍，便是一種雅人高士爭相躋入的聚會，既有格調享受，又有名位效應，又有高層對話。馬車鈴聲一次次響起，一個個連我們都會一見臉就知道名字的文化巨人從淒風苦雨中推門而入。女主人美麗而聰明，輕輕撿起貴族世家的舊柴禾，去加添法蘭西文明的新溫度。

　　塞納河畔的沙龍沒有這般溫馨，而是一種體量龐大的奇蹟般凝凍。聖母院、羅浮宮、協和廣場、艾菲爾鐵塔都是這個沙龍的參加者，因而連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靈包括那個最愛出風頭的路易十四也沒有資格充當主持人。正當巴黎人心中有譜口中難言之際，從遙遠的海島傳來一個聲音：我願躺在塞納河邊，躺在我如此愛過的法蘭西人民中間……

　　柔情萬種的巴黎人哪裡受得住這種呼喊？他們千方百計地把呼喊者遺體從海島運回塞納河邊，而他一旦住下，這個大沙龍不會再有第二個主人。

　　※※※

　　三

　　既然已經擠成了國際景觀，巴黎人一邊自豪一邊也挑剔起來，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當年艾菲爾鐵塔剛剛建造，莫泊桑、大仲馬等一批作家帶頭怒吼，領著市民簽名反對，說這個高高的鐵傢伙是在給巴黎毀容。這相當於沙龍聚會的參加者受不住新擠進來一個高瘦伶仃的冑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會講究格調和諧，當艾菲爾鐵塔還沒有被巴黎習慣的時候，無論在造型還是在材質上都顯得莽撞和陌生。後來也佩服它偏賴著不走，簡直有一點中國青皮的韌性，一會兒說是世界博覽會要請它做標誌，一會兒說是戰爭需要它發射電波，磨來磨去找藉口，時間一長竟被巴黎人看順眼了。

　　它剛順眼又來了新的怪客，龐畢度藝術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這分明是一座還沒有完工的化工廠，就這麼露筋裸骨地站著啦？從此哪裡還會有巴黎的端莊！接下來的是羅浮宮前貝聿銘先生設計的玻璃金字塔，當時竟有那麼多報刊斷言，如果收留了這個既難看又好笑的怪物，將是羅浮宮的羞辱、巴黎的災難。

　　那麼多巴黎人，全都自發地成了塞納河畔這場聚會的遴選委員會成員，其情感強烈程度，甚至超過政黨選舉。這種情況，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對此，我們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們在羅浮宮背面的地鐵站入口處拍攝，因為今年是巴黎地鐵的百年紀念，正好做一個節目。兩位文質彬彬的先生，站在不遠不近的地方一直看著我們，最後終於走過來，問清了我們的國籍，然後誠懇地說：「我們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懇求你們，不要再拍什麼地鐵了，應該讓中國觀眾欣賞一個古典的巴黎。」

　　我們笑著說：「地鐵也已經成了古典，今年是它百歲大壽。」

　　他們說：「中國應該知道一百年是一個小數字，巴黎也知道。」

　　這時，我們請的一位當地翻譯走了過來，告訴我們，巴黎有很多這樣的市民，愛巴黎愛得沒了邊，有機會就在街上搖晃，活像一個市長，就怕外來人看錯了巴黎，說歪了巴黎。

　　我覺得這樣的人太可愛又太多事，是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便通過這位翻譯與他們胡聊起來。我說：「你們所說的古典我們早拍了，就是漏了雨果小說中最讓人神往的一個祕密角落。」

　　這下他們來勁了，問：「巴黎聖母院？」

　　我笑了，說：「這怎麼會漏？第一天就去拍攝了。我說的是，巴黎的下水道。那麼多驚險的追逐竟然在市民腳下暗暗進行，真有味道。」

　　他們說：「其實只要辦一點手續，也能拍，下水道的口子就在塞納河的沿邊，很大。」

　　我說：「現在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下水道的設計師，據說他們早就預見到巴黎地下會有一個更大的工程，竟然留出了空間。一百年前，建造地鐵的勘探師們一到地下便感佩萬分。」

　　他們有點奇怪：「你們中國人連這也知道？」

　　我說：「這將是我們今天拍的片子的開場白。」

　　這麼一來他們當然也不勸阻我們了。

　　我想這就是我們一路見到的各種痴迷者中的一種。迷狗、迷貓、迷手錶、迷郵票、迷鑰匙掛件、迷老式照相機，他們兩位迷得大一點，迷巴黎。

　　但是他們沒有走火入魔，一旦溝通便立即放鬆，這歷來是巴黎人的優點，所以塞納河畔的聚會兼收並蓄，絕不偏執。那些對艾菲爾鐵塔、龐畢度藝術中心、貝聿銘金字塔曾經竭力抵拒過的市民，在嘲諷對象的時候也沒有失去自嘲能力。他們不像我們常見的那些批評家，批評言論越激烈越不敢正面接觸批評對象，而是坦誠得多，越是不習慣越是要去多看，終於在某一天黃昏，他們暗自笑了，不再嘲諷對象而開始嘲諷自己。

　　因此不妨說，真正在塞納河畔聚會的，是一代代巴黎市民的集體心理。

　　※※※

　　四

　　這種聚會也有毛病。

　　在塞納河畔，聚會得最緊密的地方，大概要數羅浮宮博物館了吧，我已去過多次，每次總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對保管也許是好事，對展現則未必；對觀眾也許是好事，對作品則未必；對幾件罕世珍品也許是好事，對其他作品則未必。

　　這雖然是說博物館，卻有廣泛的象徵意義，不妨多說幾句。

　　羅浮宮有展品四十萬件，件件都是精品傑作，否則進不了這個世界頂級博物館的高門檻。但是，各國遊客中的大多數，到這裡主要是看三個女人：維納斯、蒙娜麗莎、勝利女神。宮內很多路口，也專為她們標明了所在方位，以免萬里而來，眼花繚亂，未見主角。

　　這並不錯，卻對四十萬件其他傑作產生很大的不公平。維納斯站在一條長廊深處，一排排其他傑作幾乎成了她的儀仗；蒙娜麗莎在一個展室裡貼壁而笑，有透明罩蓋衛護，又站著警衛，室內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傑作，也都上得了美術史，此刻也都收編為她的警衛。

　　像維納斯、蒙娜麗莎這樣的作品確實有一種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圍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圍的那些作品，如果單獨出現在某個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圍轉沉吟，流連忘返，但擠到了這兒，即便再細心的參觀者也只能在離開前匆匆投注一個禮貌而抱歉的目光。

　　勝利女神的殘雕也算是備受尊崇了，雄踞在一個樓梯的平臺上，但從她所展現的沖天氣勢，這個地方仍然太小。可見，連主角也受到了委屈。

　　藝術家已死，他們的作品還活著，而且活到了羅浮宮，這是他們的成功，但他們無法想像，那麼多傑作活在一起，相當於幾千年來無數個歷史名人全都活著，擠在一個屋頂下爭奇鬥豔、唇槍舌劍，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得不償失。當年世界各地兵荒馬亂，由一些大型博物館來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這事又與戰爭的目的、國家的強弱連在一起，例如拿破崙打到義大利後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義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這又成了一件壞事。時至今日，這些好事和壞事都失去了依據。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來表達某種早已過時的權力象徵？

　　記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為了參觀據說是全城最珍貴的文物，我們轉彎抹角地辛苦尋找，最後見到了，才發現是三流作品。為什麼不讓這些城市重新擁有幾件現在被徵集到國家博物館裡的一些真正傑作呢？當那些傑作離開了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靈魂，傑作也失去了空間，兩敗俱傷。這事在我們中國也值得注意，與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讓中華大地處處都有東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個大型博物館裡看得頭昏目眩、腰酸背疼。

　　文物是如此，別的也是如此。超大規模的高濃度聚集，一般總是弊多利少，不宜輕試。

　　※※※

　　五

　　羅浮宮已經如此讓人無奈，其實它只是塞納河畔的一個建築而已，跨出門來，面對的是更大規模的聚會。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該如何消受？

　　即便聚會到這種程度，也還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熱鬧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紀。

　　凡爾賽宮竣工於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宮遷到凡爾賽宮後，羅浮宮的建造工程也隨即停止，也就是說，這兩個宮苑都屬於十七世紀。後來拿破崙下令擴建羅浮宮，則是十九世紀的事了。

　　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都建於十九世紀。協和廣場倒是與十八世紀有關，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紀，尤其是作為廣場主要標誌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從盧克索搬來的。

　　巴黎聖母院早在十四世紀就造成了，後來有過兩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紀，一次是十九世紀，都避過了十八世紀。

　　於是，我們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紀的巴黎。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法國的最高榮譽理應屬於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紀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紀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窮奢極侈，大興土木，都留下來了；右岸上，經十八世紀的衝擊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個拿破崙，也留下了種種遺跡。結果，難於尋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轟鳴聲早已遠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這個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啟蒙運動。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積聚在專制王權下沉默的理性力量開始釋放。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相繼發言，法國的注意力漸漸向他們集中，歐洲的注意力漸漸向法國集中。終於，等來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與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德國哲學家相比，法國哲學家缺少體系化的嚴謹，甚至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但他們更直接地面對社會現實，更切身地投入歷史過程，更有效地呼喚廣大民眾，於是隨之而來也就承擔更大的名聲，遭受更多的麻煩，經歷更險的風浪。他們以人類的進步為信仰，以科學理性為武器，切切實實地開拓社會正義和自由寬容的空間，反對特權、蒙昧、迷信，真可謂振聾發聵，深入人心。

　　他們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辯，而是走向全社會的思維規範和行為規範的制訂。就學術文化而言，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他們首先選擇了道義責任。正因為如此，法國的學術文化有一種令人陶醉的體溫。

　　體溫無形無質，卻復蘇了一個時代；體溫無法在塞納河邊留下建築、大道、碑石，卻改變了在那裡流連的所有法國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態。

　　這也可以說，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沒有凝聚，也無法凝聚。

　　我們這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景物背後這種沒有凝聚成實體的精神。這也是我以前在國內旅行時的目標，整整十五年，邊走邊伸手探摸，常常大喜過望，因為我觸摸到了遠處傳來的體溫，正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灰燼堆中摸到了歷史遠處的餘溫。

　　這裡所說的「遠處」，很可能是指時間，也可能是指空間。從空間「遠處」傳到中國來的體溫，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體溫已經迢迢萬里通達中國，它又怎麼在乎在塞納河畔冰冷的石頭建築群中缺少造型？但我們中國旅人心裡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

　　懸念落地

　　咖啡館在一條熱鬧大街的岔路口，有一個玻璃門棚。玻璃門棚中的座位最搶手，因為在那裡抬頭可見藍天高樓，低頭可見熱鬧街景，一杯咖啡在手，更能領略目光收縱間的濃洌和安逸。裡屋就有不同，滿目盡是鄰座顧客，對誰都不便直視細看，只能掃過幾眼，把目光放虛，若有所思，無聰無明。為此，玻璃門棚中的座位往往要比裡屋貴一些。今天玻璃門棚正在修理，中間放著架梯，有兩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忙碌。因此，只得側身穿過，進入裡屋。

　　裡屋人頭濟濟，濃香陣陣，多數人獨個兒邊看報紙邊喝咖啡，少數人在交談，聲音放得很輕。因此，坐了那麼多人，不覺得鬧心。

　　進門左首有一個彎轉的小樓梯，可上二樓。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在二樓，因此走樓梯。樓梯沿壁貼著一些畫，看了便心中嘀咕，貼了多久了？他們有沒有看過？

　　上樓，見一間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著八位客人。問侍者，弄清了他們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著，便驚喜坐下，接過單子點咖啡。咖啡很快上來，移杯近鼻，滿意一笑，然後舉目四顧，靜靜打量。

　　窗外樹葉陽光，從未改變，室內沙發几桌，也是原樣。突然後悔，剛才點咖啡時忘了先問侍者，他們常點哪一種，然後跟著點，與他們同享一種香味。

　　我說的他們，是沙特和波娃。

　　那麼這家咖啡館，也就是德弗羅朗咖啡館（Ｃａｆｅ Ｄｅ Ｆｌｏｒｅ）了。一切沙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來索解一個懸念。

　　早就知道沙特、波娃常在這家咖啡館活動。原以為是約一些朋友聚會和討論，後來知道，他們也在這裡寫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館寫出來的。

　　既然是沙特寫作的地方，咖啡館裡一定有一個比較安靜的單間吧？但是法國朋友說，沒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這就讓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來人往，很不安靜，能寫作嗎？沙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認識他，坐在這樣的公共場所，能不打招呼嗎？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嗎？總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來名著嗎？

　　另外，一個連帶的問題是，即使咖啡館裡可以不受干擾，總比不上家裡吧？家裡有更多的空間和圖書資料，不是更便於思考和寫作嗎？像沙特這樣的一代學者、作家，居住環境優裕舒適，為什麼每天都要擠到一張小小的咖啡桌上來呢？

　　這麼多問號的終點，就是這個座位。在法國，這樣一家出了名的店鋪就基本不會再去改建、重裝了，總是努力保持原樣，保持它昔日的氣氛，這為我尋找答案帶來了便利。

　　這時，其他幾個夥伴也趕到了，他們帶來了攝影設備，準備好好地拍攝一下這個「沙特工作室」。導演劉璐、節目主持人溫迪雅也來了，決定請溫迪雅對我做一個採訪性的談話節目，這兒成了採訪現場。

　　拍攝談話節目需要有兩臺攝影機，當然也就要有兩名攝影師，又要有人布光、錄音，算起來一共要擠上來七八個人。本來房間就小，已經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氣氛大變。這倒罷了，問題是，這七八個夥伴要找電源插頭、拉電線、打強光燈、移桌子、推鏡頭、下命令、做手勢……簡直是亂成一團，當然，還要溫迪雅在鏡頭前介紹這個現場，還有我關於沙特的談話。

　　我想，今天這個房間算是徹底被我們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們而來的客人，他們無異突然遭災，只能換地方了。臨時找不到一個懂法語的人向他們說明情況，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們致歉，但是，讓我吃驚的情景出現了──居然，他們沒有一個在注意我們，連眼角也沒有掃一下。空間那麼狹小，距離那麼接近，但對他們而言，我們好像是隱身人，對我們而言，他們倒成了隱身人，兩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這些不受干擾的人。

　　從樓梯口數起，第一個桌子是兩個中年男子，他們一直在討論一份設計圖，一個坐著，一個站著，在圖紙上指指點點。過了一會兒換過來了，站著的坐下了，坐著的站了起來，又彎腰在圖紙上修改；往裡走，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書，桌上還放著一本，打開著。她看看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斷輪替，也顯得十分忙碌；再往裡就是我們對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導演，一位是編劇，一位是設計，桌上放著劇本、設計圖和一疊照片。導演絡腮鬍子，是談話的中心，有點像印第安人。他們似乎陷入了一種苦惱，還沒有想出好辦法；轉彎，還有幾個座位，那裡有一對年紀較輕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寫著什麼。先是男的寫，女的微笑著在對面看，看著看著走到了男的背後，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講了什麼話，男的便站起來，讓她坐下，請她寫。她握筆凝思，就在這一刻，她似乎發現了我們，略有驚訝，看了一眼，便低頭去寫了。

　　重數一遍，不錯，一共八人，不僅絲毫沒受到我們干擾，甚至我們要干擾也干擾不進。他們的神態是，異香巨臭，無所聞也，山崩河溢，無所見也。但他們不聾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給他們加咖啡，總是立即敏感，謝得及時，眼神奕奕，面容雅靜。

　　這種情景，我們太不熟悉。我對導演劉璐說，談話節目請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實我哪裡在想談話。

　　我們早已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裡，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們時刻準備著老友拍肩，朗聲寒暄；我們時刻準備著躲避注視，勸阻噪音；我們甚至，準備著觀看窗下無賴打鬥，廊上明星作態，聊以解悶。因此，即使我們這批早已對拍攝現場失去興奮的人也無法想像別人對拍攝現場的徹底漠然、視而不見、形若無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開始有點明白。也許，人們對周際環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縮影。而這些更大的敏感，則來自個體無法自立的傳統，來自對環境安全系數的較低估計。這事說來話長，但呈現方式卻極具感性。

　　街邊路頭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們自己也深刻在一種對比中了。

　　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每個氣場都是內向、自足的，因此就築成了一圈圈的「牆」──這個比喻沙特用過，還曾以此命題一個作品，但含義有所不同。我們七八個人進來忙忙碌碌，其實也只是增加了一個氣場而已。他們可以如此地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別人存在狀態的尊重。

　　尊重別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正當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別人工作的不可干擾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別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的文明底線，因此不作提防。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已經習慣成自然。

　　他們可以與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場所互相招呼，卻嚴守在各自的工作狀態下互不關注。這確實與我們熟悉的許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無意於對別人的救助和招呼，卻對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關注。

　　問題是，既然在咖啡館自築氣場之牆，為什麼不利用家裡的自然之牆呢？

　　其實，他們的氣場之牆是半透明的。他們並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只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熱鬧人世的領會，對城市神韻的把握。這種泛化的知覺構不成對他們的具體干擾，卻對他們極其重要，無跡無形又有跡有形，幾乎成了他們城市文化活動的前提和背景。

　　這裡就出現了一種生態悖論：身居鬧市而自闢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嘗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這種生態悖論早已成為一種公約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擔憂市民來這裡探訪名家，形成圍觀。

　　但是，這種生態悖論又讓我們聯想到另一種與之完全倒逆的悖論。中國文人歷來主張「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講獨立，但是，雖散，卻遠遠窺探，雖散，卻單一趨同。法國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國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隱索微、如數家珍。

　　想到這裡，沙特和波娃經常來這裡的理由已經明白。他們坐在這裡時的神態和心情，與這八位客人如出一轍。於是，我懸念落地。

　　站起身來去上了一回廁所。廁所極小，只能容一個便器，牆上有一些塗畫，我想沙特曾無數遍地辨認過。

　　從廁所出來，我對導演劉璐打個招呼，便對著鏡頭說：「今天這兒除了我們，還有八位客人，我想說一說他們的工作狀態……」

　　有人提醒：「沙特！沙特！」

　　我說，我就是在講沙特。

　　法國胃口

　　十五年前，在新加坡，我和一位現在很出名的旅法作家朋友從下榻的京華飯店步行很長的路去動物園遊玩，一路聽他在講法國美食。後來還是在新加坡，當時在法國大使館工作的陳瑞獻先生請我到一家以馬可‧波羅命名的法國餐廳吃飯，但陳先生自己卻已經只用素食，而為我點的法國餐食卻格式完備、程序整飭。他原是一個有資格的美食家，閒坐在一旁不慌不忙地講述著法國餐食的奧妙，這一切，是我在法國美食上的啟蒙。

　　法國文化部在一九九〇年發動了一個「喚醒味覺運動」，而法國教育部也批准向小學生開設烹飪藝術的系列講座，教師則需要接受高水準的烹飪專家的培訓。這架勢，無疑是以國家力量把傳統的美食文化推到主流文化的層面上進行普及，在別的國家並不多見。作為世界頂級的旅遊大國，法國的學者們又在考察「烹飪遺產」的基礎上設計了一條條以吃為主題的線路，使他們的美食文化進一步成為一種國際現象。

　　從歷史看，羅馬人戰勝高盧（古代法蘭西和周邊地區），實在是把歐洲的胃口狠狠地撐大了。高盧人強蠻尚武，胃口之好把羅馬人嚇得不輕，而羅馬那時已經講究奢華的排場，於是把排場和胃口融為一體，後果不難想像。一切荒唐的構想都與吃連在一起了，有時宴會上推出的蛋糕之大，居然藏得下樂師、雕得出噴泉。十分壯觀卻十分粗蠻，那口味其實很難說得上。

　　在這裡又要提到我以前在義大利仔細查訪過的美第奇家族了。十六世紀這個家族與法國王室通婚，帶來了佛羅倫斯的優秀廚藝，巴黎的飲食開始從排場上升到精緻。巴黎人聰明，本來也早已厭倦了那種與口舌需要相去甚遠的奢華吃喝場面，於是在佛羅倫斯廚師的啟示下用心創造，很快就超過了老師，逐漸形成更講究滋味和情調的法國美食。

　　當然胃口還是好，排場還是大，尤其在王室、貴族中更是如此，當時的高層廚藝主要也是為他們服務。例如那個路易十四，宮中為他安排飲食的多達三百多人，吃的時候各種親信大臣圍坐，看他用優雅的風度和規範的禮儀把大量的食品吞嚥下去。我在一本書裡讀到過他一次吞嚥的食物數量，簡直難以置信，可稱之為「非人的胃口」。明明是非人的胃口還表現出優雅，就便是法國宮廷貴族的作態。聯想到慈禧太后用餐時也上百餘道菜，但她只是就近撥幾筷罷了。明明不吃還天天照上，這就是中國式的排場。兩種排場都令人膩煩。

　　路易十六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之後，居然還當場吃下了六塊炸肉排、半只雞、一堆雞蛋，胃口好得真可謂「死而後已」了。

　　對於太好的胃口，美食文化其實有點浪費。法國路易王朝的諸位皇帝胃口如此之好，低層美食家會欣喜，高層美食家則會嘆息。一頓吃得下那麼多東西，哪裡還會細細品嘗呢？不會品嘗，就無所謂美食。胃口差一點的皇帝可能會品嘗一下，但也不一定，因為品嘗是比較，他們缺少比較座標，後來也失去了比較敏感。

　　我想這事在中國也差不多。王宮的餐桌豪華、豐富，卻沒有什麼好吃的。廚師們知道皇帝不懂品嘗，多年下來他們的烹調手藝也退化了。因此，現在有些餐廳為了招徠顧客，冒皇家命名，編皇廚故事，其實是太謙虛了，皇家、皇廚哪有你們做得好？如果真是皇家、皇廚，內行就不進去，免得聯想到在太監環視下味同嚼蠟的可憐皇帝。

　　法國美食的興起，倒是要感謝革命。那場革命使王室貴族失去了特權，隨之也使大量廚師失去了工作，只能走向社會，開起店來。在這之前，法國民間也像中國古代，有一些行旅中的小酒館和點心鋪罷了。

　　廚師們原以為走出宮廷將面對一個雜亂無章的低俗世界，誰知真的出來後情況要好得多。在餐飲市場上，競爭到最後都變成了廚師的競爭，他們被老板們搶來搶去，地位和報酬大大提高。時間一長，自我感覺也越來越好，再也不必像在宮廷裡那樣低眉順眼、唯唯諾諾。廚師中有些人還動筆寫作，把烹飪經驗上升到哲學和藝術，堅信自己與羅丹、德彪西不相上下，與沙特、畢卡索只在伯仲之間。

　　書寫了一本又一本，放在書架上一看也真說得上卷帙浩繁。中國很多學人總是把「文化」二字局限在書籍範疇之內，因此根本不承認美食可成為文化，飲茶可成為文化，甚至連電視算不算文化也深表懷疑，我覺得他們是在欺侮中國的實踐者不大寫書這個毛病。如果到法國看一看，一個廚師的個人文集排列得如經典著作，隨手一翻居然也有大量圖表、引文、注釋、實例、歸納，看我們的學人再如何來否認美食文化。

　　其實即便在文化上，這些廚師的著作也比很多學者的書籍更合乎國際通例，因為他們不是只考證前輩遺產，而一定以自己的創造和見解為闡述主幹。創造開始於每天早晨在菜市場裡的精挑細揀，非常實在；見解又突破經驗性的範疇，上升到普遍的人生境界。

　　這樣的廚師往往非常驕傲，每天只為高層鑑賞者做一點創造，而不願理會在他們看來夠不上等級的顧客。所謂夠不上等級，在法國並不一定是指財富標準，相反，很可能是指那些現代富豪，這些顧客居然向這樣的餐廳要美國的可口可樂，或者點菜的搭配一片混亂，沒有章法。

　　法國廚師的驕傲有時還表現為一種極端化的「專業名節」。在某個重要宴會上失手做壞了一個菜，或者在美食家的品評中被降低了等級，他們願意殺身謝罪。這樣的悲劇確實發生過，真可以把那種似乎渾身名節卻又只知趨利避害的文化人比得啞口無言。但在我看來，法國廚師的這種「專業名節」，只是由過度驕傲所造成的過度脆弱。

　　在這方面，中國廚師「皮實」得多，他們有些已經名聲不低，卻囿於文化水準幾乎不作著述，也不會把自己看成什麼藝術家或哲學家。缺少創新是他們的缺點，但美食畢竟不同於科技，依賴的是深厚的生態基座而不是日新月異的創造發明。法國廚師和中國廚師如果能在各自的行為方式上作一些調節互補，就好了。

　　法國美食的高度發展，與法國文化的質感取向有關，對此我十分欽佩。質感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抽象，把萬般詩書沉澱為衣食住行、舉手投足，再由日常生態來反視文化，校正文化，這種溫暖的循環圈令人陶醉。

　　然而法國人在美好的事情上容易失控，缺少收斂。連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也有驚人的好胃口，而且願意在書中大談特談。談得特別來勁的有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大仲馬、福樓拜、左拉，而胃口最大的，可能是巴爾扎克和雨果。其實文人胃口好，很可能是世界通例，記得以前在學校聚餐，總發現老教授們的那幾桌很快就風捲殘雲，而工人的那幾桌反而期期艾艾。但中國的文人可以談美食而不願意誇自己的胃口，似乎有什麼障礙，沒有法國文人坦率。

　　在我看來，只有一個問題需要引起法國朋友的注意，那就是他們每天在吃的問題上花費的時間實在太長。法國很多餐館，上菜速度極慢，讓人等得天荒地老，這幾乎成了我們在法國期間不得不經常放棄法國美食的主要原因。但所有的法國朋友好像都沒有我們這麼心急，只要在餐館裡一落座就全然切斷了時間概念。這當然也算是一種悠閒的享受，但據可靠統計，法國人每天的有效工作時間遠遠少於美國人，時間被吃飯吃掉了。

　　也正由於此，以前被那些著名廚師深惡痛絕的美國快餐，漸漸受到了法國年輕一代的歡迎，到正規餐廳要一聽可口可樂，也已經不至於遭到被驅逐的難堪。

　　時間原則、經濟原則和隨意原則成了下一代的生命原則，需要反省自問的也許倒是法國美食的古典原則。

　　馬賽魚湯

　　馬賽魚湯徒有虛名。

　　馬賽魚湯的正式名稱應該叫普羅旺斯魚湯，讀到過太多的讚譽文章。有人說這魚湯是馬賽第一美食；有人說馬賽沒有太多名勝古蹟，幸好還有這魚湯；有人說不管走多遠的路，來馬賽喝口魚湯都值得。

　　這些稱讚都見之於文字，有法國人自己說的，有外國人說的，還能不相信嗎？如果這種「第一美食」的說法產生於別的國家，還有遲疑的餘地，而法國是堂堂美食大國！於是憋足了勁，就等看到馬賽喝普羅旺斯魚湯。在戛納時夥伴們聽說當地一座海邊山頭的魚湯不錯，摸著去喝了，回來嘖嘖稱美，我卻不去，心想喝魚湯只到馬賽，哪能先讓戛納喧賓奪主？

　　到馬賽後到處打聽，哪一家普羅旺斯魚湯最正宗。因為馬賽這座城市比較雜亂，飲食行業良莠並存，坑害顧客的事情時有發生。經反覆查證核對，知道老港附近一家最好，而且很快在兩本當地餐飲指南中得到了印證，於是二話不說，預先訂座，全體趕去。

　　這家餐廳面對港口，坐在座位上就可看到桅檣林立、海浪閃耀，漁船上還在忙著卸落剛剛捕撈的海鮮，岸邊漁市熱鬧。我們一看，對於魚湯的新鮮，是可以徹底放心了。

　　魚湯上得很快，先是一桌一大碗公，由服務員一勺勺分到每人的淺盆上。湯呈渾褐色，趁著熱氣先進一口，便立即皺起了眉。不能說難吃，但又腥又鹹，是一種平庸的口味，以前在海邊一些貧困的農家可以喝到。我喜歡吃魚，不怕腥，但對這種完全不作調理的腥，還是不敢恭維。

　　第二道是正菜，其實與第一道湯出於同鍋，只不過把熬湯的實物盛起來罷了。樣子不錯，紅色的是小龍蝦，黑色的是蛤蜊殼，白色的是魚肉，三兩塊黃色是馬鈴薯，與湯合成一盆，一人一份。先喝一口湯，與頭道湯完全相同，於是吃實物。小龍蝦肉要剔出來十分費事，終於剔出，小小一條，兩口嚥下，不覺鮮美。然後吃魚，一上口才發現又老又柴，原來這些水產在一個大鍋裡不知熬了多久，魚怎麼經得起這樣熬呢？只得嘆一口氣，夾一塊馬鈴薯，揪半片麵包入口，算是用完了馬賽魚湯。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法國美食並無虛假，但由於主流美食過於講究，過於精緻，過於排場，又過於普及，產生了對民間土俗飲食的逆反式張揚。從資料上看，原來當地漁民出海捕魚時，妻子習慣於把這兩天賣剩的雜碎魚蝦煮在一鍋等丈夫回來喝，這就是馬賽的普羅旺斯魚湯。此間情景，溫馨感人，而雜碎魚蝦一鍋煮確實也有一種特殊的厚味，因而快速傳開。但平心而論，吃膩美食的人偶爾喝喝可能不錯，而按正常標準它還沒有從原始飲食的層面走出。這讓我記起以前在中國西南地區考察時經常聽人極言少數民族餐式的珍罕和鮮美，但一嘗之下，說珍罕尚可，說鮮美則不敢。

　　美食需要有一些基本條件，需要一代代廚師不斷在探索中創建規範，並不斷接受美食家們的檢驗。土俗飲食一成不變，製作簡陋，不應與美食混為一談。

　　美食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會返璞歸真，再挑剔的美食家也無法輕視家常菜，這種現象常常產生一種文化誤會，以為越是土俗就越具有推廣意義，甚至越具有國際意義，以此來否定文明的等級、創新的價值和交融的意義，這真是一種幼稚的迷幻。如果越是土俗就越有國際性，那麼山坳裡老農都可以到聯合國去工作了。一個人在遍嘗世間美味之後所重新鍾愛的家常菜，其實已經經過嚴格的重新選擇和調理，就像梅蘭芳遊歷歐美之後重新選演的京劇，看似原湯原汁卻與以前有了重大的區別。

　　重新選擇出來的東西也不見得有推廣意義。它們的存在需要一系列條件，任它們離開條件四處流浪，只能讓它們四處狼狽。

　　由此聯想到中國各大菜系，也都遇到一個適當定位的問題。這麼大的中國只選出幾個菜系，其空間力量已足以把人嚇倒，再加上幾千年的歷史，時間的力量又重重地加入，於是民族的傳統、文化的沉澱、地域的魅力似乎全都溶解在那些油煙湯汁裡了，讓人懷疑不得。但時間一長，首先提出異議的是我們的口舌。菜畢竟是菜，以品嘗為最終評判。時至今日，終於很少有人再在餐飲實務中劃地為牢，固守某個菜系的純潔性了。

　　細想起來，過去一個土豪或一個軍閥，在家裡很闊氣地雇了一個廚師，這個廚師從師傅那裡學來幾個菜，也算是歸屬了某個菜系。但他無人可以交流，無處可以學習，一輩子就憑著這點手藝重複翻炒，真可以說是毫不羼雜地忠於師傅、忠於菜系了，當然也忠於主人，但主人卻有點可憐。他們一輩子就吃自家廚師擅長的這幾個菜，除了一兩個出門的男人，全家其他人員的餐飲幾十年都不會變化。這幾個菜被稱為「拿手」，它們也真把全家拿捏在手上了。當然也有極罕見的特殊情況，例如這家主人偶爾在別人家吃到了一個入味的菜，對方正好又是親朋好友，一時心血來潮，提議廚師互借。但這只是少數性情中人才會玩的遊戲，多數門庭則怕家事外洩，不作這種互借。我相信這些廚師確實有幾個傑作，但一種傑作被無數遍重複，總不是味道。

　　以往的時代，生態信息閉塞，交通運輸落後，各地半原始的飲食傳統很難優化。有些過於熱愛家鄉的人總迷信本省本縣的菜式獨步九州，但這裡的獨步只能按原始字義來理解。飲食的大幅度優化必須以近距離的競爭為前提，唯競爭才會比較、揣摩、試驗、提高。這一點，我想除了原先的揚州、潮州以及後來的某些大城市因商業文明開化較早而有所拓展外，其他地方很難辦到。

　　那麼不妨說，悠悠歲月間，中國的地方性菜式大致閉鎖於權貴之門、侷促於一城一郡、凋謝於兵荒馬亂，雖有操作性廚師維繫，卻少創造性高手推進，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菜系」之說，原所有本，但如果封閉地緣、近親繁殖，必然同系退化，逐代萎靡，連早期的精緻也漸漸敗壞。

　　當代大都市的名店廚藝，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能不左顧右盼、快速改進，總體水準自然已遠超往昔。但往昔的模糊圖像和端莊神貌引人遐思，每每使今人失去自信，不得不胡亂拉上一個舊名目。對於年輕一代的中國廚師，我真想勸他們不要依賴什麼舊名目，只顧投身於自己對於烹調的悉心體察、多方交流。在這方面他們應該學一學法國廚師。有些法國廚師已經非常有名，還習慣於起個大早，到菜市場裡閒逛，尋找今日最優質的原料，然後再編製出當天菜單。現在很多名廚一早閒逛完以後，會在菜場中的某咖啡館坐下，與同行們細細討論，因為他們相信自然季節的細微變化會使各種食物呈現出不同的本味，必須像航海家研究水文氣象一般，多借幾副目光。當然，這些切磋，又包含著競爭。只是他們的競爭喜歡開誠布公，講究風度。

　　由馬賽魚湯講到中國菜式和法國廚藝，我一時寫得不想停筆，是在享受一種特殊的痛快。因為這裡所講的問題其實早已超越餐飲而涉及整個文化，但文化中有很多部位不可品嘗，因此也躲開了社會性評判。結果，就連最大的荒唐也因不可品嘗而變得十分囂張。有些機敏的文化人發現了此中訣竅，也紛紛把本可品嘗的文化故意烤糊，變成不再「迎合世俗」的暈人黑煙，在藍天白雲間盤旋回繞。幸好還留下了一些可品嘗的角落如餐飲，無法躲避大家的檢驗，既然如此，何不暢快談一談？

　　遠年琥珀

　　我不知道這位王子的來歷，據說祖上在中世紀時就是義大利的一位王公。祖上是什麼名號？分封於義大利什麼地方？以後如何流徒繁衍？最後一個王位出現於何時何地？既稱王子他父親擁有何種頭銜？……這些問題全然不知。

　　只知道他開在巴黎羅浮宮附近的園藝店確以王子命名，園藝店出售的各種物品都飾有王子標誌，定價頗高。羅浮宮附近寸金寶地，他的園藝店占據很寬大的三間門面，安安靜靜地經營著並不熱門的園藝，展覽的意義多於銷售，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很難支撐。

　　前些天我在圖爾還到了他的莊園。莊園占地遼闊，整修考究，城堡中安適精緻，品位高雅，還放置著大量的家族畫像和照片，而這一切又絕不是擺給我們看的，我們去時他根本不在。由此可以判斷，他的貴胄血緣可信，並不是一個弄虛作假、穿鑿附會的騙局。

　　他本人也給我留下了良好印象。並不英俊，卻輕鬆自如，頗有風度。法語是他的母語，我聽不懂，而他的英語卻純正自然，簡樸合度。他在談吐中最難得的是沒有絲毫裝腔作勢，由此可推知他確實接受過良好的早期教育。

　　他的生存形態在巴黎很有代表性。

　　也許果真是神脈，是龍種，但神龍見首不見尾，完全不清楚具體來源。世系家譜一定是會有的，但他不願意顯示，別人也不方便查詢。神祕地留著一份可觀的家產和名號，自足度日。他年歲不大，但晉升既無必要，淪落也無理由，因此無所事事，虛泛度日。園藝云云，一種自我安慰的說法，一種朋友圈裡的談資，如此而已。

　　法國大革命把貴族衝擊了一下，但歐洲式的衝擊多數不是消滅，而是擱置。擱置是系脈的鬆弛，鬆弛是威權的流失。因此在巴黎，多的是這種懶洋洋、玄乎乎的神祕庭院，起居著一些有財富卻不知多少、有來頭卻不知究竟的飄忽身影。

　　不應該把他們的身分背景一一理清。理清了，就失去了巴黎的厚度和法國的廣度，失去了歷史的沉澱和時間的幽深，那會多麼遺憾。

　　文化如遠年琥珀，既晶瑩可鑑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積陰，即一定的渾濁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極而言之，徹底透明，便無色彩和圖紋存在，而沒有色彩圖紋，便沒有文化的起點。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與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關。

　　這種想法，可能會與很多文化人的想法不同，他們總是花費很大的力氣去探測別人的事情，還以為這就是文化的追蹤性、監視性和批判性。當然那也是一種文化，只不過屬於另一個層面，屬於坐在村口草垛上咬著耳朵傳遞鄰居動靜的老婦女，屬於站在陽臺上裝出高雅之態卻以眼角頻掃對街窗戶的小市民。

　　其實，連書籍、報刊的文化等級，也由此劃分。

　　諾曼第血緣

　　從巴黎去倫敦，先要穿越諾曼第地區，再渡海。

　　諾曼第我神往已久，有大大小小很多原因。最小的原因是，臺灣演員劉德凱先生的法國岳父家在這裡。德凱是我的朋友，曾多次向我描述諾曼第的鄉鎮生活，極有意思，我要親眼印證；更有趣的是，他岳父憑藉某些證據推測，有一部分諾曼第人與中國人有歷史血緣。

　　德凱對此將信將疑，要我這次到諾曼第時招呼他過來，一起與他的岳父作一番考證。但事到眼前，他有拍攝任務不能隨便脫身，我因行程嚴密也沒有時間去尋訪他的老泰山，十分遺憾。只不過有了這個因素，車過遼闊的諾曼第平原時我一直注視著路旁，想見到幾個身材外貌近似中國人的法國人，看是不是真有中國血緣的遺存，如果年紀大一點的，我就更加多看幾眼，希望他正巧是德凱的岳父。結果一路下來，嫌疑人選一大堆。一位夥伴突然大叫：「秋雨老師，停車吧，你看那棵橡樹背後的法國老人，活像劉德凱！」

　　一講血緣什麼都亂了。

　　在笑聲中我想起了上海衡山路梧桐樹下的露天酒吧，我和德凱在聊天，譬如談《停車暫借問》，過路小姐一個個要他簽名，有的坐下不走了，德凱就改談他的「法國岳父」，那些小姐一聽就快快起身。我想倒也不是這些小姐想爭著嫁給劉德凱，而是不願意看到自己心中的明星居然是那麼溫順的女婿和丈夫，坐在路邊還在念叨那麼遙遠的諾曼第。

　　諾曼第人與中國人的早期血緣我聞所未聞，但我們很快就要去的英國，千年王朝全是諾曼第血緣，所謂「千年一系」，則是肯定的。

　　自從一〇六六年諾曼第公爵威廉渡過海峽征服英格蘭，有好幾百年時間統治語言是法語，直到亨利三世才第一次在發表公告時用英語。現在如此顯赫的英語在當時是一個可憐的土著。後來由於姻親關係，英國王位還專請德國漢諾威王室來繼承，這個王朝的開頭兩任君主也不會說英語，只會說德語，到第三世才慢慢改口，但還叫漢諾威王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形象太壞，英國人一氣之下改用行宮溫莎的名字來稱呼王朝，直到今天。但即使漢諾威王朝，由於姻親維繫，代代君主還都是威廉的後裔。

　　如果要查威廉的血緣，本來也不在諾曼第，而是來自北方，大概是斯堪地納維亞半島吧。

　　英國王室的這種血緣圖譜，在特別講究本土血緣、正宗血緣和純淨血緣的很多中國人看來，實在有點不光彩，如果設身處地，一定會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但據我披閱所及，知道絕大多數英國學者反而只對威廉征服之後的歷史感興趣，甚至還認為那是英國歷史的真正開始。

　　想到這兒我不禁啞然失笑。如果德凱岳父的說法成立，中國人與威廉的祖先有血緣關係，那威廉的祖先恐怕與海盜有點關係吧？冒出來一個與海盜有關的老祖宗，英國人、法國人、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人都不會受窘，卻又讓中國人怎麼受得了？還是省了這份心吧，何況據我判斷，不大可能。

　　記得英國作家笛福有過這樣幾句話：純種英格蘭人？──我才不信！字面上是笑話，實質上是幻影。

　　笛福的說法無可懷疑。他的《魯濱遜飄流記》，我一直看成是一個寓言作品，大家都是飄流者。

　　其實豈止是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和歐洲其他許多國家，不高興的時候打來打去，高興的時候嫁來嫁去，而很多打的結果也是嫁。千百年下來，在血緣上可說是互相交融、難分難解，而信仰、語言也不一定以國界為界，因此過於強調「民族國家」的概念，實在缺少依據，有點勉強。

　　血緣、家族、民族都不應該成為劃分親仇的標準，許多對峙是一種意向性、情緒性的單相提純，經不起歷史追索和現實追索──這可由諾曼第來見證。

　　那麼，什麼才是劃分親仇的標準、建立對峙的依據呢？諾曼第又提供了另一個更壯觀的見證，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登陸的那個驚心動魄的血火海灘。前不久美國電影《拯救大兵雷恩》使世界人民對這個海灘又重新記起，重新記起的，還有人類超越血緣和民族的善惡大標準。

　　那時節英國的形象實在不錯。與希特勒法西斯鬥爭得那樣頑強、徹底，會使歐洲不少國家羞愧。倫敦一度成了集結反攻力量的基地，使全世界不僅對它，而且對工業革命、商業革命背後的精神風景刮目相看。從這件事大家突然想到，不僅希特勒，連拿破崙也無法侵入英國，而威廉之後千年間，它居然從來未曾被征服。千年後威廉的後代浩浩蕩蕩攻上威廉的出發地，這一來一回的圓圈把文明和野蠻的抗爭終於闡釋得越來越明白真該當作史詩來讀。

　　還有很多英勇的美國士兵，不遠千里插入了這個圓圈。諾曼第海灘美軍公墓從布局到色彩都讓我們想到人生的一些大問題。看守墓園的美國老人今天說起往事還哽咽語塞，他記住了在自己身邊倒下的那位戰友的眼神，便在這裡一陪五十六年。現在覺得自己已經陪不了太久，就流出了眼淚。終身陪伴的不是血緣兄弟，五十八年未曾返回故鄉，這實在讓人感動；但他的故鄉在哪裡？在美國嗎？顯然他的祖先也不是美洲土著。我看著這位老人，只覺得天高地闊。

　　告別老人時我與夥伴們不謀而合做了一個決定：雖然現在已經通了海底列車，我們還是要捨簡就繁，坐船橫渡英吉利海峽。

　　現代科技註定會刪削歷史，這無可奈何，我們中國的寶成鐵路已經早早地刪削過《蜀道難》。但有些歷史還離去不遠，草草刪削了有點可惜。尤其是刪削了剛剛發生的災難和英勇，會把現代刪削成麻木和平庸。那麼，趁尚未刪盡，作個祭奠。

　　今天的英吉利海峽風急浪高，後來還下起了漫漫大雨，透過雨幕，卻能看到淒豔的晚霞。我和夥伴們在船艙裡跌跌撞撞、前仰後合，心想多少歷史傳奇正是在這種顛蕩中寫就，於是趁風浪稍平，取出紙筆寫這篇文章。兩位英國老太太扶著一排排椅背走過來，突然在我身邊停下了，她們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國字是怎麼寫出來的，見我寫得這樣快更是新鮮萬分，不斷讚歎。她們沒有問我在寫什麼，我朝她們一笑，心裡說，老太太，我現在正用你們不懂的文字，寫諾曼第，寫你們還年輕的時候。

　　突然想起了坐海底列車的旅客，真為他們可惜。此刻他們正在我們腳下，全然不知風急浪高、晚霞淒豔，只聽火車呼嘯一聲，已把所有的歷史穿過。

英國　　扼守秋天

　　一

　　倫敦以西三十多公里處有著名的溫莎堡。

　　這個城堡，至今仍是英國王室的行宮，女王經常拖家帶口在這裡度週末，有時還會住得長一點。我們去那天女王剛走，說過幾天就會回來。

　　花崗石的建築群，建在一個山崗上，一眼看去，果然是江山永固的要塞氣派。但是，作為要塞又太講究、太宏大了，就像宴會上白髮老將們的金邊戎裝，用想像的劍氣來裝點排場。

　　千年前征服者威廉在這裡修築城堡倒真是為了從南岸扼守泰晤士河，但當時這個城堡是木結構；誰知後代君主把城堡改建成堅固的石結構，並一次次擴大之後，它的原始職能反倒完全廢棄，如今只扼守著一個秋天，安靜對晤。

　　與它一起扼守的，還有那個王室，卻不知是陪它扼守還是被它扼守。秋天很安靜而王室很不安靜，楓葉寒石看過太多的故事，最後還記得戴安娜焦灼的腳步，和無法撲滅的熊熊大火。

　　未進城堡，先到北邊的一所附宅裡辦手續，然後在一個大廳裡等著。忽然滿眼皇氣熠熠，一位高個兒女士出現在我們面前。只見她身穿長長的黑色風衣，風衣的寬領卻是大紅，紅領上披著一頭金髮，這黑、紅、金三色的搭配那麼簡明又那麼華貴，一下子把我們引入了古典宮廷故事，卻又有一種現代的響亮。但我想，現代再大膽的小姐也不大敢領受這樣的搭配，皇氣原有一種天然的排他力量。

　　這位女士果然要把我們引入古典宮廷故事了，由她領路，終於進入了城堡。城堡裡邊還有好幾層門，每一個門口都由皇家警衛把守。這些警衛也一律黑風衣、紅寬領，卻全是挺拔男子，而且都上了年紀，垂著經過精心修剪的銀白鬍子，於是構成了黑、紅、銀的三色系列，比女士的黑、紅、金更加冷傲。這兩種強烈色系被秋陽下花崗石一襯，使我們不能不自慚服飾，連昂然邁步的自信心都不大有了。

　　忘了進入第幾個門之後，由一位戴眼鏡、穿灰色連衫長裙的女士來接引我們。這位女士像一名中學教師，胸前有一枚標號，應該是城堡中更高一個層次的人物，所以已經不必在外表上雕飾皇家氣象。她帶我們看女王起居的一些場所，輕聲柔氣地作一些介紹，但不是「講解」。你不問，她不說，你問了，她什麼都說，主要是推門引路、指點樓梯，要我們注意腳下。我對城堡牆上掛著的幾代王室照片，看得很仔細。

　　在屋內一間間參觀的時候，南窗外的風景，越來越吸引我們。終於來到屋外，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平臺，可以俯瞰南邊的茫茫秋色。秋色中的森林、草地，秋色中的湖泊、河流，遠遠看去不見一人，一問，原來是王室貴族狩獵的御苑。我站在平臺上想，此刻滿世界都是秋天，但把一個季節有可能產生的最精采片斷集中到這般規模，實在罕見。遙想當年城堡主人在這裡軒然遠望，一定比在金碧輝煌的宮殿裡發號施令更能展示王者風範。

　　背後響起一排整齊的腳步聲，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邏隊經過。我因迷戀秋色不想細看，誰知巡邏隊不久又繞了過來，等過來三次後我索性靜下心來認真觀察。

　　巡邏兵都很年輕，頭戴黑鬃高帽，肩掛紅金綬帶，其中帽子上黑鬃豎得特別高的一位，想必是隊長。他們面無表情、不言不笑、目光直視，但這直視的目光讓我覺得奇怪，因為這不是巡邏隊的目光而是儀仗隊的目光。過幾個小時後天黑地暗，皇家城堡又是盜賊們覬覦的目標，他們的目光也是這樣嗎？上次大火，世界輿論已有質問，步步為營的溫莎堡為什麼沒有及時發現，快速撲滅？

　　城堡本為四方安全而建，現在卻成了讓四方擔憂的地方。

　　※※※

　　二

　　離溫莎堡不遠，便是赫赫有名的伊頓公學。

　　高壽的老奶奶和活潑的小孫子相鄰而居，是一種互相安慰：小孫子領會了自己的等級和使命，老奶奶看到了貴族集團裡年輕的生命。

　　在伊頓公學的校舍間我逗留了很久，已經迷路，故意不問，只慢慢走，後來就站立在操場邊，看學生們踢球。

　　我們這一路也在別的國家見過幾所貴族學校，它們在當地孤芳自賞、事事驕傲，唯有提到伊頓公學便立即變得虔誠，敬為楷模。前些天聽人說起現任首相布萊爾的生平，稱讚他貧困的父母很有遠見，設法把他送進了愛丁堡最好的費茨學校讀書，那學校好到什麼程度？居然曾被人們稱之為「蘇格蘭的伊頓公學」。

　　英國人崇拜貴族的傳統，幾乎被伊頓公學五百多年的歷史作了最漂亮的概括。對此，伊頓公學自己有一個很低調的介紹，我記住了其中的一句話，那是在滑鐵盧打敗了拿破崙的威靈頓將軍說的：「滑鐵盧戰場的勝利，是伊頓公學操場的勝利。」

　　這句話也許會使不少只從字面上理解「貴族」的中國人吃驚。其實，英國歷史上許多傑出的軍事指揮官真是在伊頓公學培養的，這所貴族學校裡很少有慵懶、怯懦之氣。從根子上說，歐洲貴族集團本來就形成於艱苦的血戰之中，最早的成員多是軍事首領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代都崇尚勇猛英武，並由此生發出諸如正直、負責、好學等一系列素質，經由權力、財富、榮譽的包裝，變成了貴族集團的形象標榜。

　　貴族集團在整體上因不適應現代社會而變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優秀人物審時度勢，把自己當作現代規則和貴族風度的結合體，果然產生獨特的優勢，受到尊重。現在歐洲的一些開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麥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們有時甚至還奇蹟般地成為捍衛民主、恢復安定的力量。因此我們這一路曾多次聽那些國家的民眾說，如果改為總統制，他們也極有可能當選。

　　當然，貴族傳統在今天歐洲，主要還是作為一種行為氣質而泛化存在的，特別是泛化為紳士風度。例如，面對法西斯的狂轟濫炸還能彬彬有禮地排隊，讓婦女兒童先進防空洞，邱吉爾首相在火燒眉毛的廣播演講中還動用那麼優美無瑕的文詞，都是紳士風度在現代的閃光。相比之下，法國更偏重於騎士風度，從拿破崙到戴高樂，都是這方面的代表。騎士風度也是貴族傳統的派生物，比紳士風度更接近貴族集團的主幹精神。

　　無論是英國的紳士風度還是法國的騎士風度，都在追求一種生命的形式美，但這些美都屬於古典美學範疇，呈現於現代常常顯得勞累。伊頓公學力圖以大批年輕的生命證明，古典並不勞累。

　　由此聯想到前些年中國國內產生的一個有趣現象，很多人把收費昂貴一點、宿舍環境考究一點、錄取分數降低一點的私立學校都稱之為貴族學校，校方也以這個名號來做廣告，而學生的家長則因收入較高而被稱作「貴族階層」。

　　對於這種現象，文化人進行過諷刺，他們的理論依據是一句名言：沒有三代培養不出一個貴族。但這話我聽起來有點不大舒服，因為它無法解釋第一、第二代貴族堂皇出現的事實。不過這話還是很有威懾，因為在兵荒馬亂的中國，誰也回溯不了順順溜溜的三代。後來漸漸有人做出努力，依稀透露自己今日的成就是曾祖父一輩埋下的原因。但這種原因細問起來，大抵也就是做過一任亂世官僚，或者有過一個科舉名目。

　　中國歷史和英國歷史千差萬別，因此我們完全不必去發掘和創造什麼貴族。有人說這只不過是說著玩玩而已，但在我看來，這種玩樂包含著很大的損失和危險。把「盜版」來的概念廉價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種便宜，實際上卻會禍害很多本來應該擁有確切身分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貴族，老人家必然處處露怯，其實一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虛飾地成為一個研究典型。

　　當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來還會在未知的天地中尋找人生目標，一說是貴族，即便是說著玩玩，也會引誘其中不少人裝神弄鬼起來。中國很多人富裕起來之後很快陷入生態紊亂，不知怎麼過日子了，文化人批評他們缺少文化，其實在我看來，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來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

　　三

　　英國貴族是很難被「盜版」的，不要說中國，即便是近鄰法國也不行。

　　法國貴族受到大革命的無情衝擊，又經歷過拿破崙戰爭，已經不成氣候。貴族莊園還有不少，我們這次也去認真地看了好幾個，只覺得餘韻無限，卻又景況寥落。除了幾座還在種葡萄釀酒的莊園外，多數是坐吃山空，不知今後如何維持。當然也可以拍賣莊園或藉莊園做其他生意，但又怕身分頓失、家史中斷，被其他貴族笑話。可見斜陽草樹間，還流蕩著一種仍有壓力的遠年榮譽。

　　英國就不同了，不僅王室還在熱鬧，新老貴族都是上議院成員，儘管他們未必來開會。英國貴族為什麼能如此久享榮華？我想這與他們存在的方式有關。他們當然看重世襲原則，但同時更看重財富原則，一貫重商，從來不構成對市場經濟的嚴重阻礙，於是，早在十三世紀，英國貴族就與國王簽訂了《大憲章》，從根本上避開了被推翻的危險。

　　這中間最讓我佩服的是，法學家戴雪提出的法治三原則也居然被英國王室和貴族接受。三原則說的是：一，法律至尊，反對專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不是憲法給予個人權利，而是個人權利產生憲法。可見溫和中包含著剛健，漸進中積累著大步，其最後成果未必低於激烈的呼號和跳躍。這也正是英國與法國不同的地方。

　　前些天在法國經常想起伏爾泰，記得他在《哲學通信》中高度讚揚英國的寬容、自由、和平、輕鬆，而當時在法國，宗教迫害太多。但是在我看來，伏爾泰在這裡遇到了一個深刻的悖論：正是法國的不自由呼喚出了一個自由鬥士的他，他讚美英國卻很難長住英國，因為正是他所讚美的那些內容，決定了這樣的地方不需要像他這樣峻厲的思想批判家。

　　英國也許因為溫和漸進，容易被人批評為不深刻。但是，社會發展該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該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該具備的觀念也一一具備了，你還能說什麼呢？

　　較少腥風血雨，較少聲色俱厲，也較少德國式的深思高論，只一路隨和，一路感覺，順著經驗走，繞過障礙走，怎麼消耗少就怎麼走，怎麼發展快就怎麼走，這種社會行為方式，已被歷史證明，是一條可圈可點的道路。

　　當然，英國這麼做也需要有條件，那就是必須有法國式的激情和德國式的高論在兩旁時時提攜，不斷啟發，否則確實難免流於淺薄和平庸。因此，簡單地把英國、法國、德國裁割開了進行比較是不妥的，它們一直處於一種互異又互補的關係之中，遙相呼應、暗送秋波、互通關節、各有側重。在這個意義上看，歐洲本應一體，無法以鄰為壑。

　　※※※

　　四

　　長久的溫和漸進，長久的紳士風度，也使英國人失去了發洩的機會，過於壓抑，結果就產生反常爆發。我一直覺得溫文爾雅的英國竟然是足球流氓的溫床，便與此有關。

　　據在這裡生活的朋友說，為什麼英國政府下了極大的決心整治足球流氓而未見成效？主要是由於這些足球流氓在日常生活中多是紳士打扮，舉手投足可能還有貴族遺韻，很難辨認。但到了某天的某場比賽前就換了一個人，渾身強蠻，滿口髒話，連上公共汽車也不買票了。及至尋釁搗亂、製造傷亡之後，可能轉眼又變得衣冠楚楚、彬彬有禮，融入正常人群。

　　我看到一位學者對足球流氓的現象作了這樣的解釋：自滑鐵盧之後，英國人體內的野性已憋得太久。

　　又是滑鐵盧。參照威靈頓將軍的那句話，事情可能真與貴族有點關係。

　　於是，只好讓本來就近在咫尺的貴族與流氓、紳士與無賴快速轉換，角色共享。

　　像模像樣的英國歷史竟然留下了這麼一個臭氣沖天的出氣口道？白石森森的溫莎堡竟然放逐出了這樣一群不肖子孫？雖是人世玄機、正反相生，總也於心不平。

　　與足球流氓異曲同工的，是倫敦的低級小報。它們也與嚴謹的英國傳統媒體構成了兩極。英國傳統媒體承襲了客觀、低調、含蓄的紳士風度，路透社報導恐怖分子，一般也只說是「持槍者」，因為還沒有定案。這種風度的力量，可以從德國人戰敗之後的嘆息中感受到，他們說：「出語謹慎的路透社，比英國海軍還要厲害！」但是出乎意料，近幾十年來倫敦那種捕風捉影、聳人聽聞的小報，居然也濁浪突起，風靡全英，波及國際，這些年也終於傳染到中國，只不過加上了東方式的道貌岸然。

　　也許這是粗礪的歷史對紳士風度的一種報復？

　　莊園裡的首相和公爵

　　布倫海姆莊園（Ｂｌｅｈｅｉｍ Ｐａｌａｃｅ）成為邱吉爾的出生地，有點偶然。

　　這座莊園確實是邱吉爾家的祖業，先祖便是第一代園主馬伯勒公爵。一代代傳下來傳到第八代，以長子繼承爵位的傳統，邱吉爾的大伯是第八代公爵，也就成了莊園的真正主人，邱吉爾的父母住在其他地方。

　　一八七四年的一天，邱吉爾的父母親應邀來到這兄長的莊園。有的資料說是來參加晚會，有的資料說是來參加狩獵，我想這兩項活動並不矛盾，先在附近狩獵然後再參加晚會。歐洲貴族的先祖都是馬背上的立功武士，因此代代以武功為榮，狩獵是一種貴族風尚，連女賓也樂於參與。邱吉爾的母親可能是在戶外觀看狩獵吧，本來她分娩的日期還有六星期，但不知什麼原因這天突然早產。人們心急火燎地把她送回這座府第，進大門便扶進了右首最近的一個房間，這便是邱吉爾出生的地點。

　　現在這個房間精心佈置過了，中心地位放著一張大床，床頭牆上掛著邱吉爾母親的油畫像，據說出自邱吉爾自己的手筆；大床對面，有一個玻璃櫃放著一件白色繡花的嬰兒背心，註明是邱吉爾出生後穿的。

　　嬰兒背心總是小的，但邱吉爾的背心竟然這樣小過，任何人一看都笑出聲來。巴掌內抱持的小軀體，將以自己的力量震動世界。在這間屋裡他應該還在沉睡，也許還會有幾聲啼哭。想起早年在一本回憶錄裡讀到，這位政治泰斗晚年還以榮譽身分參加議會，但會議剛開始不久就睡著了，而且鼾聲陣陣。由於他功勞太大，德高望重，沒有人去干擾他的當庭沉睡。那麼，晚年的邱吉爾與穿著這件小背心的邱吉爾又渾然一體了，渾然在沉睡中。邱吉爾叱吒風雲半輩子後又回到了嬰兒時代。

　　出生房大床下面還放著邱吉爾做首相時穿的皮拖鞋，這雙皮拖鞋與小背心組接在一起，幾乎成了一種現代派藝術，表現著生命的兩度落地，兩度受縛，意味無限。

　　從邱吉爾出生房往裡走，一條長廊上陳列著邱吉爾的照片和遺物，雖然佈置粗糙，卻也反映出了他氣吞山河的輝煌歲月。

　　但是，與所有這些陳列相比，府第裡主要呈現的是馬伯勒公爵家族的數百年榮耀，那麼完整、那麼雄偉，邱吉爾的陳列就像是一頭大象尾巴上掛了一點小裝飾，實在是微不足道。

　　主人既接納了邱吉爾，又要告訴參觀者，邱吉爾只是我們的親戚，重要的是我們嫡系一脈；邱吉爾只活躍在百年之內，而我們家族的歷史則山高水遠。細看之下果然也真了不得，僅從他們寬大的書房窗口望出去，居然是一個仿造法國凡爾賽宮的花苑，花苑以叢樹莽林作背景，深邃而綿遠。書房裡有女王塑像，有鋼琴和管風琴，至今還筆挺地站著僕役。這種架勢，確實不是哪一個現代首相的故居能夠望其項背。

　　邱吉爾偶然在這裡出生，卻把現代政治和封建政治糾纏在一起了，既勾起了根脈，又組成了對比。什麼是封建貴族最好的出路？什麼是現代政治最佳的淵源？這裡似乎在作著英國式的回答。

　　現在莊園的主人是第十一代公爵，一個瘦瘦的老人，七十多歲了，腿有一點瘸。他出現前，一位高個兒的年輕女祕書要求我們務必對他用尊稱，而且以無法控制的崇敬口氣一遍遍讚歎：「一個多有魅力的人！」

　　他出現後我們倒是沒有看出什麼魅力，只覺得他非常熱情，講述著邱吉爾的出生。

　　我們聽完，細問幾句，他便有點不耐煩，再問，他終於惱火：「怎麼老是邱吉爾？這兒是馬伯勒公爵的布倫海姆莊園！你們應該對這個莊園的管理有點興趣吧？」

　　為了禮貌，主持人溫迪雅也就順水推舟，問了幾句莊園管理的問題，老人才興奮起來。但在這時我卻看出了老人的悲哀。他本來是想以邱吉爾的出生來裝點莊園的，但任何進來的人幾乎都「本末倒置」，只對邱吉爾感興趣，問長問短。

　　一位導遊在一旁輕聲告訴我，老人差不多天天都會遇到同樣的麻煩，因此每次都要由熱情而惱火，由惱火而提示，最後獲得一點心照不宣的照顧性安慰。

　　可以理解，一座女王賞賜的莊園居然被一個小孩的偶然降生占盡風光，不管這個小孩以後怎麼有出息，他們也受不了。我相信這位老人多次產生過拆除有關邱吉爾陳列的打算，但如果這樣，干擾沒有了，參觀者也沒有了。

　　其實，再過些年，連邱吉爾也很少有人知道了。這些府第園林還會存在，它們將負載什麼人物和內容，什麼煩惱和嘆息呢？誰也無法預料。

　　這次在歐洲看了太多的貴族莊園，每一座的起點都是英雄史詩，中間既可能是風情劇，也可能是哲理劇，而現在，幾乎一無例外，全都成了悲喜劇。

　　牛津童話

　　一

　　一出門就後悔了，天那麼冷，還起得那麼早。

　　昨天與兩位在這裡留學的中國學生約好，今天起個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學最高的聖瑪麗教堂。起個大早，是貪圖整個牛津還在沉睡時的抽象性，便於我們把許多有關它的想像填補進去。如果到了處處都是人影晃動的時刻，它就太具體了。

　　他們說，教堂的大門當然不會那麼早就開，但背後有一個小側門，裡邊有個咖啡館，供應早餐，即便未到開門時間也應該有人在忙碌了。這只是推測，誰也沒有這麼早來過，比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夠叫開這個小側門，就能找到登高的樓梯，他們從前就從那裡上去過。

　　找到那個小側門很容易，但要敲開它卻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輕，接連敲了幾十遍，都沒有人答應，只好縮著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幾乎凍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終於等來了一個瘦個子中年男人，見我們已經凍成了臉青鼻子紅的模樣，連忙掏出鑰匙開門，問明我們不是來喝咖啡而是要來登高，便把我們引到了一個陳舊的內門口。

　　那裡有一個木梯，我帶頭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錯著向上，轉了兩個大彎換成了鐵梯。鐵梯很長，哐噹哐噹地攀踏了好久終於變成了僅能一人擠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樓中間懸下一根粗繩，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經氣喘吁吁，卻看見身邊牆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畢業生，有的則是前來參觀的各國學者，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名字前還刻了國籍和所屬校名。

　　終於攀到了教堂的塔頂，很狹，僅可容身。冷風當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進處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個牛津覆蓋成一片銀白，萬窗垂簾，教授和學生都還沒有蘇醒。

　　這個塔頂，我在很多年前就閉眼想像過。那時正在寫作歐洲戲劇理論史，由伊麗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學看莎士比亞戲劇這樣的事件為起因，回溯牛津歷史，知道這所大學曾與周圍居民一再發生衝突，而這座聖瑪麗教堂一度還是衝突的堡壘。

　　好像每次衝突都是從小酒館裡的口角開始的，快速發展到拳腳，然後兩方都一呼百應，釀成大規模鬥毆。當時的學生都是教會的修士，穿著具有宗教氣息的學袍，毆鬥起來只見市民的雜色服裝與學生的黑色學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語裡一個對立組合的專門詞彙：「市袍」（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ｇｏｗｎ），兩個只差一個字母的冤家。這兩個冤家因文化觀念截然不同而完全無法調解，衝突最激烈時數千市民湧入大學進行圍攻，互相使用弓箭，兩方都有傷亡。我猜這座聖瑪麗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隘之勢衛護學生，二是以鐘聲發出戰鬥號令，三是射箭。但在這麼高的尖頂之上射箭顯然不行，當時站在這裡的應該是戰鬥的指揮者，便於居高臨下地觀察雙方陣勢。

　　大學生與市民打架，大學校長管不了，市長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請國王仲裁。本來英國的學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學，到十二世紀中葉英國法國成了對頭，國王就召回自己國家的學生，在牛津辦學。因此，牛津的大事確實關及國家痛癢，也只有國王才能處理。不同的國王處理時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那次大鬥毆後，愛德華三世才下令在這個教堂追悼毆鬥致死的學生，並把鬥毆開始的那一天當作紀念日，每年都要在這個教堂舉行儀式，規定牛津市的市長和士紳必須參加。

　　那場延綿久遠的衝突也有一個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師生想離開這個一觸即發的環境，便東行八十公里，在那裡繼續教學事業，這便是劍橋的雛形。

　　很多年後，一位劍橋校友又在美國辦了哈佛。

　　這麼一想，不禁對眼下的一片銀白愈加虔誠起來。牛津，這個樸素的意譯名詞，正巧表明這裡是真正意義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為了彼岸。

　　※※※

　　二

　　在鬥毆中成長起來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似乎是用漫長的時間在表明，自己與這塊土地有多大的差別。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離土地的方式出現的；一切叛離，都是以遭到圍攻的事實來證明的；一切圍攻，都是以對被圍攻對象的無知為共同特徵的；一切無知，都是以昂貴的時間代價來獲得救贖的。

　　具體分析起來，當年一次次鬥毆的引起，學生也會有很大責任，例如因年輕氣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從總體而言，主要責任在市民，他們把自己保守、落後的生態看成是天下唯一合理的生態，因而產生了對他們不熟悉的生態的極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歷史總是以成果來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頓和達爾文，以後，幾乎整個近代的科學發展，每一個環節都很難離得開牛津和劍橋。地球被「稱量」了，電磁波被「預言」了，電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ＤＮＡ的結構鏈被發現了，……這些大事背後，站著一個個傑出的智者。直到現代，還絡繹不絕地走出了凱恩斯、羅素和英國絕大多數首相，一批又一批。周圍的居民趕著瞻仰風采都來不及，哪裡還會來圍攻？

　　身在大學城，有時會產生一種誤會，以為人類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這種誤會下，站出來一位讓中國人感到溫暖的李約瑟先生，他花費幾十年時間細細考訂，用切實資料提醒人們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國和西方，忘記了遼闊的東方、神祕的中國。

　　但願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只從他那裡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都籠罩在中國古代的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製造第一。第一瓶青黴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臺雷達，第一臺電腦，第一臺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

　　三

　　我問兩位留學生：「在這裡讀書，心裡緊張嗎？」他們說：「還好，英國人怎麼著都不乏幽默，三下兩下把壓力調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們舉幾個例子，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終於又一次證實了我多年前的一個感覺：幽默的至高形態是自嘲。

　　例如，他們說起的十六世紀某個聖誕日發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這樣的味道。說是那天一名學生拿著書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頭野豬，已經躲不開了，只能搏鬥。野豬一次次張開大嘴撲向學生，學生靈機一動，覺得必須找一個嚼不碎、吞不下的東西塞到野豬嘴裡，把牠噎住。什麼東西呢？學生立即醒悟，從書包中取出一本剛才還讀得頭昏腦脹的亞里斯多德著作，往野豬嘴裡塞去。

　　野豬果然消受不了亞里斯多德，吞噎幾下便憋死了。學生回到學校一講，同學們上山割下那個野豬頭，把它烤熟了，當夜就端到了教師的聖誕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師，你們教的學問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頭野豬給憋死了。

　　教師們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噴香的美味。

　　從此，這道美味成了聖誕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這是教師的自嘲，也是學生們對自己學業的自嘲，更是牛津的總體自嘲。

　　自嘲出於幽默，但當師生們把它付諸行動，年年延續，也就變成了遊戲和童話。

　　想到這裡我不能不感念吳小莉。前些天她託人遠道帶給我一部英國當代童話《哈利波特》（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還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封信，說不僅供我在旅途中解悶，而且要證明在繁忙的勞務中讀點童話好玩極了。

　　小莉是對的。雖然我很早就明白人類文化的起點和終點都是遊戲和童話，但在實際深入的時候又常常會被紛亂的現實所掩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因此總要有人提醒。這次是小莉，那麼及時，怕我們在半路上迷失。

　　正是小莉送的書，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書店裡看到《愛麗絲夢遊仙境》時會心而笑。這個童話小時候就熟悉，後來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學的數學教師查爾斯‧道奇森。

　　這位數學教師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給一位小女孩講了這個自己隨口編出來的童話，講完，無論是小女孩還是他自己都覺得有意思，他便用劉易斯‧卡羅爾的筆名寫了出來。他當然沒有預料到，這將成為一部世界名著。

　　維多利亞女王也讀了這本童話，愛不釋手，下令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麼書都必須立即呈送給她。於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計算數值的簡易方法》。

　　女王當然很吃驚，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領悟：越是嚴肅的人群越是蘊藏著頑皮和天真，否則無法解釋她自己為什麼政事繁忙、威權隆重還會著迷於年齡早不相稱的童話。

　　領悟於此，也就領悟了牛津大學一種隱祕的風範。

　　奇怪的日子

　　一

　　歐洲文化大師中，出生的屋子最狹小的，一是貝多芬，二是莎士比亞。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間、樓梯、門窗一一縮小、壓低，然後讓未來的大師嘩啦一聲破牆而出，騰身而去。兩人是在同樣的年歲離去的：五十二歲。

　　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昂，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當然不可能太隆重地來供奉這所老房子，只讓它安靜地排列在一條窄街的邊緣，粗心人走過兩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亞的出生地是一個小鎮，埃文河邊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現在幾乎是把全部名聲、經營、生計都靠到了莎士比亞身上，好像整個村子的存在就是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長大、離開、回來、去世，然後等候世人來紀念。

　　這是異代同鄉的好意，尋常世間的溫暖。不尋常的是，世界各地的遊人每天不斷，於是每天都在迎來送往地過節，而且顯而易見，這個節還會過下去，直至永遠。

　　天氣已經很冷，風也很大，我穿著羽絨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進一家紀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來，繼續走。夥伴們問我在找什麼遺跡，我說不找，其實心裡是想找回一點複雜的感覺。

　　我現在想的是，有很長時間，這個小鎮對自己的遊子渾然無覺，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亞生前身後遭受的種種非議，甚至連他存在的真實性也受到責難，多半是由於它。

　　※※※

　　二

　　小鎮終究是小鎮，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鎮，它憑什麼輸送出一個莎士比亞？

　　那個叫做莎士比亞的孩子不可能在這裡受到良好教育，進過一所文法學校，十三四歲時因家裡交不起學費就輟了學。他二十二歲離開這裡去倫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據說是偷獵了人家的鹿，當然這是一個無法肯定的傳說。到倫敦後，家鄉有人聽說他在一個劇場前為觀眾看馬，後來又一步步成了劇場的雜役和演員。他每年都會回來一次，後來經濟情況漸漸好轉，還在家鄉購置了房產和地產，最後幾年在家鄉度過。五十二歲去世時沒有引起太多重視，當地有送哀詩的習俗，但當時好像沒有人為他寫哀詩。他留下了遺囑，講了一些瑣事，沒有提到自己有什麼著作。連他做醫生的女婿霍爾，也沒有在日記中提到岳父會寫劇本。

　　這些情況，引出了一系列問題。

　　首先，為什麼家鄉對他的功業缺少知覺？這種情形對於一些離鄉太久和太遠的文人來說並不奇怪，但小鎮離倫敦並不太遠，莎士比亞又幾乎每年都回來一次，而且晚年又回鄉居住，怎麼會這樣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個僅僅受過極其有限的鄉鎮初級教育的人，怎麼成了人類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文豪？他輟學時才十三四歲，以後八九年都在這個小鎮裡謀生，他憑什麼填補了自己嚴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後來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觀感受的文豪倒也罷了，但是舉世皆知，莎士比亞知識淵博、無學不窺，不僅悠閒地出入歷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學科，而且熟知宮廷貴族生活，這難道是這個小鎮能給予他的嗎？

　　與此相關，還有不少瑣碎的問號。例如小鎮所保留的莎士比亞遺囑中，幾處簽名都由別人代筆，拼法也不統一，這可能被解釋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記文件上，他的簽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筆跡。這些做法，很像當時千千萬萬個文盲。怎能設想，這個不肯簽名的人不僅親筆一字一句地寫出了三十幾部堪稱世界經典的輝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動用了二萬多個英語單詞，是歷史上詞彙最為豐富的作家之一！這些問題，終於使人懷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亞，難道真是從這個小鎮走出的那個人？這樣的懷疑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集中發表，文化界就像發生了一次地震。懷疑論者並不懷疑從這個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的存在，他們只懷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學者身分和上層身分的人，借用這個人的名字作為自己發表劇本的筆名。

　　這麼說來，這個躲在筆名背後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偉人。既然是文化偉人總會有多方面的光亮洩漏，他也應該是那個時候倫敦的重要人物。那麼，他究竟是誰？

　　懷疑論者們按照他們的文化邏輯，分別「考定」了好幾個人。

　　有人說是那位十二歲就進了劍橋大學讀書，後來成了大哲學家的培根；有人說是「牛津伯爵」維爾；有人說是另一位劇作家馬洛，他與莎士比亞同齡，但他獲得過劍橋大學的碩士學位；還有人更大膽地斷言，真正的作者是伊麗莎白女王，因為只有她才能體驗那些宮廷悲劇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麼豐厚的學識和詞彙；順著這條思路，有人認為，女王周圍的一些著名貴族，可能都參與過這些劇本的創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懷疑論者選定的對象不同，但隱藏在背後的理由卻驚人地統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來自於大學，若說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貴族。

　　他們的考證文章很長，也有大量注釋和引證，完全符合大學的學術規格。只可惜，一年年過去，被他們吸引的人很多，被他們說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亞的戲一直到處上演，沒有哪個觀眾會認為，今天晚上買票去欣賞哲學家培根爵士或伊麗莎白女王的才華。

　　在他們擬定的名單中，真正懂創作的只有一個馬洛，因為他本人確實也是傑出的劇作家，儘管懷疑論者看中的是他的劍橋學歷。結果，時間一長，稍稍懂點事理的懷疑論者便放棄了別人，只抓住他不放。恰恰馬洛這個人有可能參加過當時英國政府的情報工作，二十九歲時又在倫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殺，於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就有一個叫卡爾文‧霍夫曼的美國人提出一個構想：可能那天被刺殺的不是馬洛，情報機構玩了一個「掉包計」，真的馬洛已經逃到歐洲大陸，隱姓埋名，寫了劇本便用「莎士比亞」的筆名寄回英國，因此莎士比亞劇本的發表也正巧在馬洛被刺之後不久。

　　這個構想作為一部小說的梗概聽起來不錯，卻帶有明顯的好萊塢性質，即只求奇險過渡，不問所留漏洞。例如：馬洛要隱姓埋名，為什麼不隨便起一個筆名，偏偏要找一個真實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實的莎士比亞不會寫這樣的劇本，他劇團裡的大批同事怎麼會看不出破綻，然後傳揚出去，造成馬洛的不安全？還有，延續二十幾年的偉大創作工程，到完成之時，世事人情早已大變，伊麗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馬洛隱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應鬆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會不知道這項工程的重量，為什麼沒有點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隻語告知後世呢？

　　其實，按照學術的邏輯，有兩個事實足以駁倒那些懷疑論者：一是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在劇團裡為演出趕寫的，後來收集起來的是同一劇團裡的兩位演員，莎士比亞本人也在劇團之中，整個創作行為處於一種「群體互動的透明狀態」，不存在書齋學者個體寫作時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亞的同代同行、劇作家本‧瓊森為那兩位演員收集的莎士比亞全集寫了獻詩。

　　那麼，既然從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沒有冒名，為什麼會出現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我想這與那個時代英國強大的貴族統治所造成的普遍社會心態有關。王室和貴族可以欣賞戲劇，卻不可能尊重劇團中人，他們不能設想，這些「戲子」不僅能夠搬演、而且還能完整地創作出這樣的藝術精品。

　　莎士比亞當然明白環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謔，於是他也就無話可說。今天的讀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亞的內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個環境裡無話可說的原因，也能猜測他為什麼正當盛年就回到了小鎮。

　　可以想像，莎士比亞回到小鎮的心態非常奇特。自己在倫敦的種種怨屈，都與出生於這麼一個小鎮有關，似乎只有小鎮最能體諒自己，但是，當自己真的決定在這裡度過餘生時，突然發現竟然比在倫敦更要無話可說。一顆已經翱翔過精神天宇的心靈很難找到交流對象，包括在自己家鄉。於是他也就不為難家鄉了，只讓鄉民知道最通俗意義上的他，不忍心把自己略為艱深的部分讓他們慌張。他已經非常鄉鎮化卻又與鄉民十分隔膜，這是必然的，因為鄉民最擁戴的一定是水準基本與他們相齊又稍稍高於他們的人，莎士比亞沒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這樣，因此也就很快被他們淡忘。

　　一個偉人的寂寞，沒有比這更必然、更徹底了。

　　於是，今天一切熱愛莎士比亞的人都不難理解，他在這樣一個小鎮裡面對著幾雙木然的眼睛口述臨終遺囑，不會有一個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我想，一個作家臨終時，他的著作大致會出現三個等級的狀態：第一等級是著作早已深入人心，無須言說，人們只是唸誦他的名字；中間等級是著作進入悼詞，進入輓聯，讓大家重新記起，一片唏噓；最後等級是著作進入遺囑，讓子女們與財物一起承接。

　　當然這幾個等級也會互相交錯。

　　莎士比亞連第一等級也超越了。他知道戲劇演出是過程藝術，沒有奢望哪一部能深入人心，只把它們看作過眼煙雲。對於那些劇本，他像一切只從演出來看待戲劇生命的戲劇實踐家一樣，雖然內心珍愛，卻未曾想像它們的歷史命運，演過了也就過去了。何況在當時，社會對於演出背後的劇本，尚未建立著作權意識。

　　因此，我們便進一步理解，要他在記錄的遺囑前簽名，他卻輕輕搖頭。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他知道這些字母連貫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願最後一次，親筆寫在這頁沒有表述自己靈魂的紙張上。

　　這個樣子，確實很像個文盲。

　　同一個小鎮，同樣的文盲，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狀態。

　　他覺得這個結尾很有戲劇性，可以謝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他還是會再一次睜開眼睛，問身邊的親屬，今天是幾號。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隨即閉上了眼睛，永遠不再睜開。

　　這個結尾比剛剛想的還要精采。因為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來到這個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離開，一天不差。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日子。

　　也許，這是上帝給一位戲劇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學會了編劇。

　　※※※

　　三

　　還需要說一說懷疑論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小鎮的街道上想，怎麼能責怪這個小鎮在莎士比亞臨終前表現出來的漠然呢？它後來終究以數百年的熱鬧、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懷疑論者。

　　懷疑永遠是允許的，但同時也應該允許「反懷疑」。我們已經看到了懷疑論者內心的軌跡，因此也不妨對他們懷疑一番。

　　時至今日，他們那種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地把女王、爵士、貴族硬說成是莎士比亞劇本真正創作者的可笑心態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懷疑是：他們有沒有研究和談論莎士比亞的資格？

　　資格，這是他們審核莎士比亞的基本工具。我們現在反過來用同一個詞彙審核他們，裡邊包含的內容卻完全不同。不講身分，不講地位，不講學歷，只講一個最起碼的資格：公開發表文章談論莎士比亞，至少要稍稍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認為沒有進過牛津、劍橋大學的門就不可能成為莎士比亞，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當他們永遠只著眼於莎士比亞在知識領域的涉獵，完全無視他在美的領域的構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當他們不知道種種所謂「學問」的東西多數正常人只要花足夠時間都能追補，唯一無法追補的是創造性靈感，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當他們想像不到一個處於創造過程中的天才人物有無限的生命潛力，一個敏於感受的智者可以從自己有限的生活經歷中領悟遼闊的時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不懂藝術創作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世界上有很多別的事情可做，然而他們偏偏要來研究莎士比亞，而且對他的存在狀態進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讓人質疑他們的資格了。

　　然而他們名義上又有一種資格，譬如，大學教師，那就容易混淆視聽了。

　　大學是一種很奇特的社會構建，就其主幹而言，無疑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厭煩的側面。例如在貴族統治構架的邊上，它衍生出另一種社會等級，使很多創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裡邊借半官方、半學術之名，憑群體之力，沾名師之光，獲得一種社會認定。其中，越是勉強獲得這種認定的人總是越要擺出一副學者架勢，指手畫腳，最後甚至自以為也懂得藝術創作，著手否認莎士比亞。這一來，連原先熱愛莎士比亞的人也開始混亂，因為莎士比亞背後沒有任何東西支撐，而這些人背後卻是一所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這些人從那個虛幻的大學背景裡拉開，然後單個審核他們的資格，盯著他們追問一聲：「你是誰？」

　　否則，莎士比亞在明處，他們在暗處；莎士比亞來路明確，他們來路不清；莎士比亞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擊的目標，他們沒有作品也就是沒有可以攻擊的目標；莎士比亞在盡力感動民眾，他們在大聲左右輿論──總之，這是一場失衡的對峙，蒙面的偷襲。

　　追問之後我們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亞的著作歸屬問題上分成相信派和懷疑派了，懷疑派不成其派，因為他們完全不懂藝術創作，因此不具備公開談論莎士比亞的資格。

　　這種反問批評者資格的思路，使我豁然開朗。因為直到今天，單方面蒙面偷襲的鬧劇還處處發生。前兩天聽一位歐洲經濟學家告訴我，世界上一些已開發國家即將規定，公共媒體上的「股評家」，必須公布自己的財產和持股狀況。我雖然至今與股票無緣，卻立即領會了此舉的別無選擇。因為據我親身經歷，至少已見到兩撥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傳媒上義正辭嚴地揭發和聲討受害者。看來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評者的真實面貌，結束「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狀態，才能使批評開始變得稍有意義。

　　其實，即使聞到的聲音，也有隱顯兩層。外顯層次的聲音往往非常學術，格外正義，而內隱層次，則沙啞焦躁，很不好聽。有時一不小心，內隱層次會突顯其外，讓人吃驚。

　　對於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亞也都領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亞二十八歲，倫敦戲劇界有一篇文章流傳，其中有一段話，針對性十分明確，而聲調卻有點刺耳：……有一隻暴發戶式的烏鴉，用我們的羽毛裝點自己，用一張演員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寫了幾句虛誇的無韻詩就自以為能同你們中最優秀的作家媲美，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打雜工，卻恬不知恥地以為舉國只有他能震撼舞臺。

　　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稱作「大學才子」的羅伯特‧格林。他當時在倫敦文化界地位不低，發現突然冒出一個莎士比亞並廣受歡迎，理所當然地覺得威脅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擺弄一下文化學術聲腔來鎮一鎮，誰知莎士比亞最先拿出來的幾個劇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歷史意味深厚，全然剝奪了批評者從學術文化上居高臨下的可能，於是這位格林惱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內心的嫉恨。其實，這也是後來很多文質彬彬的懷疑論者潛藏的心聲。

　　這篇文章因格林死後被編入他的文集，才被後人看到，讓後人知道莎士比亞活著時身邊的真實聲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實的聲音比這篇文章更其惡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亞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創造傑作並創造偉大的。聽說他有時還會與別人在某個啤酒館裡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過去了。

　　大師的處境，即使在四百年後聽起來，也仍然讓人心疼。

　　※※※

　　四

　　在歐洲當時，比莎士比亞更讓人心疼的人還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連隨口講幾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過中學，無錢上大學，二十三歲當兵，第二年在海戰中左手殘廢。他拖著傷殘之身仍在軍隊服役，誰料四年後遭海盜綁架，因交不出贖金被海盜折磨了整整五年。脫離海盜後開始寫作，後因父亡家貧，再次申請到軍隊工作，任軍需，即因受人誣陷而入獄。出獄後任稅吏，又第二次入獄，出獄後開始寫《堂吉訶德》。但是就在此書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門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獄，後又因女兒的陪嫁事項再一次出庭受審……

　　總之，這位身體殘廢的文化巨人有很長時間是在海盜窩和監獄中度過的，他的命運實在太苦了。

　　《堂吉訶德》已經出版，而且引起廣泛轟動。但是，無論是地方官員還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學才華卻不願憑著一點良知，認真審查他遭受的災難，給他一點點起碼的公平。

　　當時的西班牙與英國不同，沒有讓只讀過中學的塞萬提斯像莎士比亞那樣受到一批「大學才子」的審判，審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這些真的法庭，使他聯想到綁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盜，他們也有事沒事就審判他。

　　當海盜的審判與法庭的審判連在一起組成他的人生過程時，他不能不搖頭苦笑。

　　我一時還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位作家比塞萬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難。他無法控訴了，因為每一項苦難來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訴哪方？

　　因此，塞萬提斯開始冶煉苦難。一個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難便吐出多少苦難，總不是大本事，而且這在實際上也放縱了苦難，居然讓它囫圇出入、毫髮無損。塞萬提斯正恰相反，他在無窮無盡的遭遇中摸透苦難的心竅，因此對它既不敬畏也不詛咒，而是凌駕於它的頭上，俯視它的來龍去脈，然後再反躬自問。

　　終於，他的抵達正是另一個人物的出發，那就是騎瘦馬、舉長矛的堂吉訶德。這是塞萬提斯用自身苦難鑄造成的，由此證明他已徹底降伏苦難，獲得了一種人類學上的讀解。

　　堂吉訶德一起步，世界破涕為笑。

　　於是，塞萬提斯也就在至高層次上詮釋了漫畫和寓言。

　　前一段時間我在馬德里看到了塞萬提斯的紀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訶德的騎馬像，後面還跟著桑丘。堂堂一國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來紀念他，而且把這個紀念廣場以國名相稱，叫做西班牙廣場，我看在規格上已超過莎士比亞。這片土地以隆重的驕傲來洗刷以往的無知，很可理解。但遺憾的是，堂吉訶德和桑丘的雕像過於寫實，就像是用油畫的筆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畫，成了敗筆。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曾娓娓論述，由史詩轉換成雕塑是一種艱難的再創造，可惜西班牙歷來缺少萊辛這樣等級的理論家。

　　西班牙廣場上的這組雕塑，塞萬提斯為白色，堂吉訶德和桑丘為黑色。白色的塞萬提斯天天注視著眼前黑粗笨拙的這一對寶貝又會暗笑，就憑你們這模樣怎麼還能流浪遠方，把苦難流浪成寓言？

　　塞萬提斯晚年看到了別人偽作的《堂吉訶德》第二卷，於是趕緊又披掛上陣與文化盜賊搏鬥，方式也就是趕寫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腫病而去世。

　　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假人，給塞萬提斯一本假書，看來異地同理：都想否定他們的真實存在。他們太使周圍垂涎，太使周圍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後，德國詩人海涅指出：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裡分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海涅眼裡，只有這三頭統治，只有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並世而立的只有兩頭，同在歐洲，卻隔著大海，當時兩個國家還對立著。

　　我前面已經說過，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戲劇家莎士比亞戲劇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為一個奇怪的日子。誰知還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覺得兩座高峰不能獨遺一座，居然把塞萬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那麼，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變得更加奇怪。

　　當時，無論是英國的斯特拉福，還是西班牙的馬德里，都沒有對他們的死亡有太大的驚訝。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闌珊。

　　※※※

　　五

　　當時東方也站立著一位文化大師，那就是中國的湯顯祖。

　　二十世紀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兒的日本學者第一次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他慶幸東西方的戲劇詩人同時活躍在世界，而讓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亞去世的次年，湯顯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緊。

　　但是，青木正兒先生把中國紀年推算錯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湯顯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離莎士比亞去世未滿百日。

　　中國與歐洲畢竟路途遙遠，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傳遞，也需時日。如果我們設想有一雙神祕的巨手讓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同日離開世界，那麼，讓東方的湯顯祖稍晚百日離開，也算是同時。

　　他們一起，走得何其整齊，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著那神祕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只有到了這時，人們才不再喧嘩，開始回憶，開始追悔，開始紀念，開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讓人類驚悚。

　　兩方茶語

　　這兩天夥伴們驅車北行，我獨居曼徹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於是想起了英國人在這方面的習性。

　　在吃的方面，義大利有很好的海鮮，德國有做得不錯的肉食，法國是全方位的講究，而英國則有點平淡。英國菜也不是做得不好吃，最大的弊病是單調。

　　記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學講課，住在柏立基學院，這是一處接待各國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個餐廳。當時香港大學完全是英國作派，正巧那學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國教授為主，我就在那個餐廳裡領略了英國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們聚坐一桌，客氣寒暄，彬彬有禮，輕輕笑語，杯盞無聲，總之，氣氛很好。但我畢竟俗氣，從第二頓開始就奇怪菜式為何基本重複，以後天天重複，到第四天，我堅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從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個共鳴者，但每天閱讀他們的臉色眼神，半點痕跡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麼優雅而快樂，吃著每天一樣的東西。我看他們久了，他們朝我點頭，依然是客氣寒暄，彬彬有禮，輕輕笑語，杯盞無聲。

　　我終於找到了管理人員，用最婉和的語氣說：「怎麼，四天的菜式，沒有太大變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員和善地對我說：「四天？四十年了，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第二天我就開始到學生食堂用餐。

　　這件事，讓我驚訝的不是菜式，而是英國教授的接受能力和忍耐能力，尤其是那永遠優雅快樂的表情。

　　因為我看出來了，四十年不變，正是這種表情誘導的結果。管理人員怕表情有變，於是以堅定不移的菜式來保證不變。

　　這次來英國後我們已經吃過好幾次英國菜，確實說不上什麼，於是仍然去找中餐館。

　　事事精細的英國，對於如此重要的吃，為何不太在乎？

　　他們比較在乎喝。

　　但這也是三百年來的事。在十七世紀中期之前，當咖啡還沒有從阿拉伯引進，茶葉還沒有從中國運來，他們有什麼可喝呢？想想也是夠可憐的。

　　據記載，英國從十七世紀中期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數量很少，但一百年後就年進口二千多噸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噸，年耗已達萬噸。到十九世紀，他們對茶葉的需要已經到了難於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鴉片來平衡白銀的進出。後來他們又試驗在自己的屬地印度種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嶺和尼泊爾，就看到處處都賣當地茶，便是那個時候英國人開的頭。

　　英國人在印度、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種的茶，由於地理氣候的獨特優勢，品質很高，口感醇洌，我很喜歡。現在英國每天消耗茶的大部分，還是來自那裡。

　　相比之下，中國的綠茶清香新鮮，泡起來滿杯春意，缺點是喝不多。上口稱絕，但加兩回水就淡然無味，如重新換茶葉，喝起來也遠不如剛才。天下過於嬌嫩新鮮的事總是這樣，不宜短時間重複，而喝茶的風情正在於綿延。可以重複而口感一直不錯的是烏龍茶，製作最講究的是臺灣。「凍頂烏龍」，聽這名字就有一種怪異的詩意。不過這些年我又漸漸覺得，臺灣茶的製作有點過度，香味過於濃郁，寧可喝海峽對面福建的優質烏龍了。

　　中國喝茶的詩意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不管是綠茶嬌嫩的詩意還是烏龍綿長的詩意都由來已久。即便不說陸羽的《茶經》，從一般詩文中總能頻頻嗅到茶香。據我認識的一位中國茶文化研究者說，茶文化最精緻的部位也最難保存，每每毀於兵荒馬亂之中，後來又從解渴的原始起點上重新種植和焙製，不知斷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由於那些詩文在，喝茶的詩意卻沒有斷，沒有死。

　　英國進口了中國茶，沒有進口中國茶的詩意。換言之，他們把中國茶文化的靈魂留下了，沒帶走。因此同樣是茶，規矩的中國喝法與規矩的英國喝法完全是兩回事。

　　英國有大詩人，但在實際生活中，例如在飲食上不太講究詩意，這與法國人有很大差別；而法國人在飲食上的詩化追求與中國人在飲食上的詩化追求又完全不同。

　　英國快速地把這種好不容易從遙遠的東方買來的飲品當作貴族社會的一種生活標誌，而貴族的生活正是社會各界趨附的對象，因此中國茶在那裡完全改變了角色、轉換了身分。

　　當初英國貴族請人喝茶，全由女主人一人掌管，是女主人顯示身分、權力、財富及風雅的機會。她神祕地捧出了那個盒子，打開盒子的鑰匙只有一把，就掌握在她一人手上，於是當眾打開，引起大家一陣驚歎。杯盞早就準備好了，招呼僕人上水。但僕人只有提水的份，與茶葉有關的事，都必須由女主人親自整治。中國泡茶有時把茶葉放在茶壺裡，有時則把茶葉分放在每人的茶杯裡，讓客人欣賞綠芽褐葉在水裡飄蕩浸潤的鮮活樣子。英國當時全用茶壺，一次次加水，一次次傾注，一次次道謝，一次次煞有介事地點頭稱讚，終於，傾注出來的茶水已經完全無色無味。

　　到此事情還沒有完。女主人打開茶壺蓋，用一個漂亮的金屬夾子把喝乾淨了的茶葉──中國說法也就叫茶渣吧──小心翼翼地夾出來，一點點平均地分給每一位客人。客人們如獲至寶，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麵包片上，塗一點黃油大口吃下。

　　英語說茶渣要比中文好聽，叫「茶的遺留」，只是英語中「遺留」一詞正好與「葉」字相同，於是前些年上海大街的門牌上把茶葉店誤譯成了茶渣店，英國人看了有點吃驚，因為事到如今連他們也不吃茶渣麵包了。

　　他們這樣喝茶，如果被陸羽他們看到，真會瞠目結舌。既不是中國下層社會的解渴，也不是中國上層社會的詩意，倒成了一種誇張地顯示尊貴的儀式，連那茶渣也雞犬升天。雖然尊貴，但茶的「文化國籍」已經更換，因此他們也就貪圖方便，到自己的屬地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去種茶了。

　　茶被英國廣泛接受之後，漸漸變成一種每日不離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貴族式的深藏密裹了。至今英國人對茶的日消費量仍是世界之冠，已經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茶，英國人的日子怎麼過。

　　中國文化人千萬不要再從這個現象洋洋得意地證明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征服，我前面已說過，他們喝茶已剝除了中國詩意和中國文化，因此每日不離的原因要從別處來尋找。在我看來，基本原因比較原始，是由於茶提供了一種於健康、風度無損的輕微刺激，而接受這種刺激又成為片刻放鬆的藉口，於是每天就有了一種以喝茶為節拍的生活節奏。

　　既然如此，英國人一般不喝太濃的茶，很少聽到他們有喝茶喝「醉」了的事，但這在中國常有，特別是喜歡喝烏龍和普洱的族群。每天淡然於一種固定的節奏中，這也正是他們在飲食中缺少詩意的表現。

　　通過茶來作文化比較，可以產生很多有趣的想頭，而我感到最難解的是這樣一個問題：英國從中國引進茶葉才三百多年，卻構成了一種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國人喝茶的歷史實在太久了，至今還徹底隨意，仍有大量的人群對茶完全無緣，這是為什麼？

　　在英國很難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國到處都是。我在臺灣的朋友隱地先生，傍著那麼好的臺灣茶卻坐懷不亂，只喝咖啡。哪天如果咖啡館裡輕輕的音樂與咖啡的風味不諧，他耳朵尖如利刺，立即聽出，而且坐立不安，一定要去與經理交涉。那次他知道我愛喝茶而瞞著我到茶葉店買好茶，回來對我的驚訝描述使我確知他是第一次那麼近距離地接觸茶葉。看著這位年長的華文詩人，我簡直難以置信。另一個特例就是這次與我一起考察歐洲的同伴邱志軍先生。晚飯前在餐廳只要喝一口那種淡如清水的茶水，只一口，他居然可以整夜興奮得血脈賁張，毫無睡意，直到旭日東升。

　　寫到這裡我笑了，因為又想起一件與茶有關的趣事。四川是中國茶文化的重地，我在那裡有一位朋友天天做著與茶有關的社會事務，高朋如雲，見多識廣，但他的太太對茶卻一竅不通。春節那天有四位朋友相約來拜年，沏出四杯茶招待，朋友沒喝就告辭了，主人便出門送客。他太太收拾客廳時深為四杯沒喝過的好茶可惜，便全部昂脖喝了。但等到喝下才想起，丈夫說過，這茶喝到第三杯才喝出味道，於是照此辦理，十二杯下肚。據那位主人後來告訴我，送客回家才片刻時間，只見太太兩眼發光，行動不便，當然一夜無眠，只聽腹鳴如潮。我笑他誇張，誰知他太太在旁正色告訴我：「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後一回喝茶。」

　　英國人思維自由而生態不自由，說喝下午茶便全民普及，同時同態，鮮有例外；中國人思維不自由而生態自由，管你什麼國粹、遺產，詩意、文化，全然不理，各行其是，最普及的事情也有大量的民眾不參與、不知道。

愛爾蘭　　請回喬伊斯

　　一

　　橫穿英格蘭是一大享受。在歐洲，這裡的田野風光可以直追奧地利和瑞士，比德國農村放鬆，比法國農村整齊，更不待說義大利、西班牙這些國家了。

　　幾百公里看下來，未見一處豔俗，未見一處苟且。草坡、樹叢、溪谷、泥路，像是天天在整修，又像是從來未曾整修，像是處處要引起人們注意，又像是處處要躲開人們注意。在我看來，這便是田野的紳士風度。紳士優雅而又稍稍有點作態，這兒也是。

　　一到威爾斯地區，紳士風度有點守不住了，丘陵起伏，大海在前。從大島渡到一個小島，再從小島渡到一個更小的島，那兒有碼頭，穿海去愛爾蘭。

　　愛爾蘭不再是紳士，渾身是質樸的精力，滿臉是通俗的笑容。

　　※※※

　　二

　　在目前「歐洲大家庭」中最貧困的國家，第一數葡萄牙，第二是愛爾蘭，第三是希臘，第四是西班牙。我這一路挨個兒細細打量，產生一種朦朧的預感：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最先走出這個名單的可能是愛爾蘭。

　　其他三國都有昔日的輝煌，愛爾蘭沒有。它受盡欺侮又保守落後，一代代家長都流著眼淚囑咐孩子：離開，必須離開！結果，一個三百多萬人的國度，流落世界各地的愛爾蘭後裔卻有三千多萬。

　　當外加的障礙終於被逐步解除，自身的歷史又構不成負擔，愛爾蘭人開始自信起來。他們說：美國歷屆總統中有七個是愛爾蘭裔，包括最有風度的甘迺迪、雷根、克林頓，如此大國都管得好好的，何況一個愛爾蘭！貧困和樸素，再添加上自信和秩序，這片土地立即有了神采。

　　※※※

　　三

　　都柏林的市中心並不熱鬧，狹窄的街道裡卻有很多酒吧。年輕人天天晚上擠在一起狂舞暢飲，他們創作和演奏的現代派音樂，在世界各地都有知音。例如我們車隊裡從未來過這裡的一位編導，說起來就如數家珍。

　　夥伴們一直疑惑：愛爾蘭是一個偏僻島國，為什麼青春生態如此前衛，文化藝術如此新銳？

　　我想，文化未必取決於經濟，精神未必受控於環境，大鵬未必來自於高山，明月未必伴隨著繁星。當年愛爾蘭更加冷落，卻走出了堂堂蕭伯納、王爾德和葉慈，後兩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風情。更出格的是荒誕派戲劇創始人貝克特和《尤利西斯》的作者喬伊斯，石破天驚，山鳴谷應，一度使全世界的前衛文化，幾乎彌漫著愛爾蘭口音。

　　※※※

　　四

　　都柏林的喬治北街三十五號是一幢三層老樓，現在是「喬伊斯中心」。

　　著名作家的故居和紀念館去過很多，但這個地方太特殊了，我上上下下盤桓了整整半天。

　　喬伊斯沒有在這個屋子住過。他離開都柏林時二十二歲，境況潦落，留不下什麼遺跡。祖上有點財產，但父親酗酒成性，把家喝窮了，不斷變賣家產，又成天搬家逃債，家人散住各處，這個地方是其中之一。

　　中心的負責人是喬伊斯的外甥，從未見過喬伊斯。他媽媽，也就是喬伊斯的親妹妹，曾一再悄悄叮囑：不要多提舅舅，以免影響前程。這位外甥今年已經七十五歲，紅臉白髮，氣色很好，慈祥友善，能背誦《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斷，但細問之下，他並不理解這部作品，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裡，為什麼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作為一個紀念中心的主人坦誠表示自己對紀念對象隔膜的，我第一次遇到，因此肅然起敬。那些能夠滔滔不絕的管理人員雖然也可佩服，但靜心一想總覺得不是味道。明明是巨峰滄海，怎麼可能被你們如此輕鬆地概括了？喬伊斯外甥眼中流露出來的那種自己無力讀解的羞澀，那種不能回答我們問題時的惶恐，那種對自己舅舅竟然會寫下這麼多「荒唐」的句子而表現出的尷尬，讓我感受到一種文化意義上的真誠。儘管按照一般意義，他算不上一個合格的主人。他沒有利用血緣身分和今天的職務，去填埋偉大與庸常之間的距離。他站在大河的彼岸照拂著遠去的舅舅，知道自己游不到舅舅所在的對岸。

　　他反覆告訴我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愛爾蘭不喜歡喬伊斯，喬伊斯也不喜歡愛爾蘭；喬伊斯離開都柏林以後很少回來，但所有的作品都以愛爾蘭為題材。這幾句簡單的話讓我震動，一個孤獨的靈魂與土地的關係竟是那樣纏綿。

　　據我所知，直到晚年，喬伊斯艱難地謀求定居地卻故意避開了家鄉。有一次葉慈和蕭伯納籌建愛爾蘭文學院，誠懇邀請他參加，他也拒絕了。他不想進入某種派別，尤其是與家鄉有關的派別。

　　記得我以前在《鄉關何處》一文中曾分析過中國文人與家鄉的複雜心理關係，相比之下，這位愛爾蘭文人顯然有更強硬也更淒楚的訣別心態。

　　這幢樓整整裝修了十四年，一九九六年才開張，連總統都來參加了開幕式。可見愛爾蘭真的想擁抱自己別離多年的遊子了，以這幢樓，以那爐熾熱的火，以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到的舊照片。但究竟擁抱到喬伊斯的遊魂沒有？把握不大，真正可靠的是擁抱住了世界各國出版喬伊斯著作的各種版本，以及每年來自近百個國家的參觀者。

　　在二樓閱覽室裡，埋頭工作的研究者坐滿了各個角落，使匆忙的參觀者們有點惶愧。我輕步在那裡逡巡，整理著自己心中對《尤利西斯》的印象。記得寫的僅僅是一天的時間，一對夫婦的心理遭遇緊湊而肆洋，真實得難以置信，卻又與荷馬史詩《奧德賽》構成遙遠的平行，於是成為一部現代史詩。

　　它會使習慣於傳統小說的讀者不習慣，但一旦有了它，人們也就漸漸對傳統小說不習慣起來。

　　愛爾蘭一度拒絕他，也是因為不習慣，而現在，誰也不再習慣一個沒有喬伊斯的愛爾蘭。

　　由此可知，習慣是一支魔杖，總是要去驅趕一切創造物，如果趕來趕去趕不走，它就回過頭來驅趕創造物的反對者。

　　記得《尤利西斯》一九一八年在美國報紙連載後就於一九二〇年被控上法庭，法庭判喬伊斯敗訴，書籍停止發行，罰款五十美元，理由是此書有傷風化，會誘惑很多過於敏感的人。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庭時社會觀念已經大變，美國法官這次宣判喬伊斯無罪，為《尤利西斯》恢復名譽，理由是法律不照顧那些時時等待著被誘惑的過於敏感者，法律只考慮正常人。

　　──這句判詞真讓人高興。歷史上許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對於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總會以超強度的道義亢奮，來掩飾自己的毛病。因此，僅僅引進一個「正常人」的概念，便全局點醒。

　　《尤利西斯》在美國的兩度宣判，也說明即使是進入了近代的美國，法律也有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推動這個過程的宏觀因素是時代，而微觀因素則是案例。

　　法律的條文比較原則，而一涉及案例，便具體生動地顯現出是非。任何一個法律條文都不會像案例那麼強烈而具體地讓人感到如坐針氈。因此，在某個領域如果缺少案例，其實也就是關閉了社會性的感覺和理性對這個領域的介入，拒絕在這個領域實現法律的公正。

　　因此，我覺得喬伊斯對《尤利西斯》有三項貢獻：第一，寫出了它；第二，讓它輸在法庭；第三，讓它贏在法庭。有此三段論，這個作品不再僅僅是現代文學經典，而且成了文化法律經典。在它之後，世界各地的現代派作品全都獲得了法律上的安全。

　　由此聯想到，中國文化界讓人氣憤的事情實在太多，如要請法律來仲裁，首先要讓一系列案例來示範。因此，應該有更多的受害者不怕起訴，不怕出庭，哪怕是歷來最怕打官司的文化人。

　　愛爾蘭現在已經開始全方位地走向一種國際化的正常，經濟發展不慢，讓人刮目相看，而文化的事比較煩難。他們也明白不能僅僅像其他落後地區一樣賣弄民族遺產，因此先把喬伊斯請回來再說，至少可以通過他來猜測國際文化眼光。

　　猜測總不會一步到位，那麼先為他安排一間老屋住上，大家一起慢慢習慣。

　　木石是非

　　一

　　在歐洲的城鎮間旅行，看得最多的是建築。時間一長，難免與中國的建築對比起來。

　　最強烈的對比是年代。

　　從雅典和羅馬開始，歐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築，一查年代讓人咋舌。例如，巴特農神殿至今還被看成古典建築結構的至高典範，但它已經建了二千四百多年，相當於中國孔子的年歲，竟然還這麼虎虎有生氣地站立山巔。

　　羅馬的萬神殿也許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至少二千年了吧，整個穹頂還如此精美堅固，幾乎所有的參觀者都會判定它是自己平生見過的最傑出建築之一。但若以年代比照，我們中國遊客都會心中一沉，無法想像一個漢代的地面建築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至於像佛羅倫斯、巴黎那些構成都市規模的古典建築群，也有六七百年歷史了，我們中國當然也保存了一些明代建築，卻不可能像這些歐洲建築那樣構成今天都市的主幹性景觀，而且還付諸實用，每天任擁擠的人流大進大出。

　　這個景象使很多初來乍到的中國旅行者很受震動。原本總以為我們擁有歷史，人家擁有現代，看來事情並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僅僅因歷史過於厚重而失落了現代，這倒是一個不難讓人理解的理由，但厚重的歷史保存在哪裡呢？走到歐洲街道上東張西望、暗暗比較，方知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兩頭失落。

　　有人說，中國保存不了很多古典建築，是因為太多改朝換代，太多兵荒馬亂。然而，只要查查歐洲歷史就可明白，他們改朝換代的頻繁程度，兵荒馬亂的酷烈程度，都超過中國。

　　其間一個區別是，中國自古以來習慣於把攻擊對象整個兒毀壞，非燒即拆，斬草除根，不讓它陰魂盤繞，死灰復燃；歐洲則不然，更在乎所有權的轉移，即更在乎占領和搶掠。

　　這是有原因的。歐洲文化本有一種超越政局更迭的穩定性，宗教的力量、貴族的存在又使無數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為民眾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審美圖像和生態圖像；而中國較為像樣的生態，總是被看成是權力結構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與權力結構共存亡。

　　順著這條思路，當代中國文化人便會產生很多感慨、寫出大量文章了。但是，隨著年歲增長我已發現這種思路的片面性。

　　現在我願意以更平實的態度來對待這樣的問題。因為除了社會政治走向可以評定優劣外，各個自成系統的生態文明也都有形成的充分理由，應該以多元心態一視同仁。

　　如果以平實的態度來解釋中國古典建築為什麼比歐洲保留得少，至少不應該無視以下這兩個因素：一，中國的建築，主要以木材為構架；歐洲的建築，則以石材為上選。兩種主幹性材料的不同，決定了延續時間的長短；二，不同的材料選擇，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歐洲追求宗教意義上的永恆，而中國則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並不看重凝固的永恆。樹木的生命過程與人的生命過程密切呼應，人世間二十年為一代，木構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國的下一代對於上一代的服從和孝順遠遠超過歐洲，但他們最大的孝順是重振家業、推陳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夢想幾乎成了一種掌控九州的行為倫理。

　　這種對比很有趣味，因此走在歐洲，我並不對中國古人的選擇深感羞愧，或義憤填膺。

　　※※※

　　二

　　另一個對比是色彩。

　　這倒是一個讓我感到難過的話題。

　　與我們交談的很多歐洲人，包括一些資深的建築師，都認為中國建築的一大特點是色彩華麗、塗金描紅、龍飛鳳舞。他們的依據是在北京和臺北看到的一些宮殿式建築，以及遍布歐洲各地的中國餐館。

　　這種交談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常識背景，那就是彼此都知道，在人類審美的高低雅俗等級中，大凡自然、和諧、中性、收斂為高雅，反之，人工、極端、豔麗、刺激為低俗。現代派藝術家會突破這種常識，但那顯然不屬於中國的宮殿式建築和餐館。

　　如果把這種特點看成是東方情調，卻又不妥，歐洲朋友禮貌地說：日本在色彩上倒是崇尚自然。

　　我們的豔麗喜好，近年來又越演越烈。大城市的品級追求被引導到恢復民族特色，這倒罷了，卻又把民族特色解釋成那些雕琢的宮廷符號，結果，黃燦燦的大屋頂離開了整體格局到處覆蓋，近乎災難。有些新興城市雖然擺脫了這種災難，卻噴湧出無數螢光粉塗寫的招牌，滿目妖豔。農村更其過分，好像色彩是富裕的唯一標誌，居然讓那麼多惡濁的人工色掩蓋了近在咫尺的自然色，真可以說是「閉月羞花」。

　　於是，幾乎所有的中國旅行者都承認，歐洲無論城鄉，最讓人感到舒適安靜的就是那徹底收斂的色彩。他們似乎不是在競爭熱鬧而是在競爭素淡。

　　一些熟識的歐洲朋友有時想對我們中國人作一點色彩學的啟蒙，他們常常故作隨意地說出一句、兩句：「其實灰色裡能夠看出銀色，不必真讓它發亮……」

　　「反而是單色最自由，因此也最豐富……」

　　「世界上沒有一種人工的豔麗，通達過偉大……」

　　聽到這些話時我確實有一點憋氣，因為這些道理，中國人明白得比他們早得多，怎麼反倒要由他們來啟蒙？

　　「五色令人目盲」──這樣明快爽利的話，中國哲人在兩千四五百年前就說了，而且後來的歷代中國文人無一不知。查閱其他古文明的先哲遺言，沒有誰說得比這更加透澈。

　　更充分的證據是，中國古代繪畫都嫻熟於單色水墨，而疏淡於色彩敷用；可以作為中國藝術最獨特標誌的書法，則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著的黑色。

　　我認為，中國人當然也會喜歡華麗，有不少辭賦為證，但中華美學的元典性立場並非如此。樸茂大氣如古鼎舊陶，正是中國古代最上品的建築色彩。只不過後來的宮殿廟廊越來越追求歌功頌德、祈福避禍的淺薄象徵，才越發失去控制，走向惡性泛濫。

　　為此，我曾與一位法國建築師開玩笑說：「真是陰錯陽差，不知著了什麼魔，中國古代哲人收斂色彩的美學主張居然在你們這兒開花結果。看著吧，我們遲早要奪回那種無比美麗的單純和自然，好讓祖先們瞑目。」

　　※※※

　　三

　　還有一個對比是情調。

　　我前面說過，古代中國文人大多明白收斂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繪畫和書法中陶冶情懷，這是他們的文雅處。但這種文雅有時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學性想像納入建築設計，尤其在庭園建造中誇大借景、比擬、象徵的作用，形成一種情調化的風尚。

　　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把這種做法看成是中國傳統建築中的優秀傳統，甚至看成是中華美學的基本特徵，我本人以前也曾有過這種誤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讀書》雜誌上讀到對臺灣建築學家漢寶德先生的介紹，頓生狐疑，立即囑咐我指導的一位外國博士生滿世界尋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讀，恍然大悟。

　　後來我去臺灣結識了漢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豐」、看「鴻禧博物館」，又到他家長談，才開始明白建築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說的一些觀點，很多也來自於他，我想不少臺灣讀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邊正好有一冊他所著的《明清建築二論》，隨手翻到一頁便見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築學家對園林佈置的論斷：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要須回環峭拔，定插得宜。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又須修竹老木，怪藤醜樹，交複角立，蒼涯碧澗，奔泉風流，如入深岩絕壑之中。

　　漢寶德先生對這段話的評價是：「太華千尋」、「江湖萬里」，是中國地理形勢上的事實，其壯闊的氣魄本是一個泱泱大國所具有，文學家們為此所感乃為必然。但用一塊石頭造成「太華千尋」的感覺、用一瓢水造成「江湖萬里」的氣勢，甚至於「奔泉風流」、「深岩絕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則必然是做白日夢。然而，明清兩代的園林設計多是這樣去構想的。

　　這實在是說得痛快極了，不僅指陳了中國文人給建築學帶來的病態，而且也點穿了中華美學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種有關情調的夢幻。

　　其實這個道理中國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當一塊石頭是一塊石頭，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時候，這是第一層次；當一塊石頭象徵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徵成了江湖，這是第二層次，小聰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留連忘返，傲視第一層次的愚鈍；毫無疑問還必須出現第三層次，那就是一塊石頭又成了一塊石頭，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徵，不再承擔任何意義，它只提供自然形態，洗掉了文人氣息。這種感悟，中國古代有過。

　　這也像舞蹈，當舞者的軀體不再代表海鷗、奔馬、英雄、戰爭、枯樹、幽靈，而又回歸於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層次上升到了第三層次。

　　以我之見，中國在唐宋之前，比較講究本真，包括建築和園林建造在內。後來所謂「胸中的山水」，是文人無法直接面對大山大水時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像，如果讓屈原、司馬遷、李白他們看到盆景藝術，將會是一種什麼神態。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陳述一種由來已久的感覺：一直被視為中國建築學奇葩的明清園林，並不能代表中國古代建築的高層境界。

　　相比之下，以幾何圖形構建的法國園林，倒是坦然地呈現出一種徹底的人工氣息，由於氣魄宏大、精雕細刻，足以讓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無論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過分了，處處透露出人們隱藏在精緻裡的囂張。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來，它不適合像中國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樣作以小見大的象徵，也不適合像法國王室在凡爾賽宮等處做的那樣被任意扭曲的規整。

　　好像，英國的自然園林更加合意。

　　※※※

　　四

　　寫到這裡我已明白，在歐洲感受中國建築，就像感受其他中國文化課題一樣，視角多、線條雜，無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談，即便像我這樣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說上很久，難以言盡。

　　我想讓一位熟悉中國的法國女建築學家來歸納這個話題。

　　那天我和兩位導演一起到她家訪問，她一開始就坦誠地說：「你們不要太相信美國人，他們看上中國的是市場。不像我們法國人，看上中國的是文化。」

　　要她談談對中國建築事業的感受，她說：「中國確實拆了很多不該拆的房，造了很多不該造的樓。拆錯了，就再也造不起來；造錯了，又很難炸掉。中國建築界以前的問題是輕視歷史，近幾年的問題是急功近利。輕視歷史便亂拆，急功近利便亂造。」

　　她的尖銳引來了她丈夫的異議。她丈夫是一位經濟學家，此刻正坐在她身邊。

　　這位經濟學家衝著妻子說：「我們的想法比你們實際。中國那麼多的人口，那麼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狀態普遍不好，現在終於好起來了，當然要盡快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如果太講究建築的文化格調，中國各省各縣都需要有大量高水準的建築學家，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我認為，快速改變人們不可忍受的生活，在這一點上應該急功近利。」

　　他的話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臺灣藝術家首次來上海，坐在計程車上看到街道兩邊已經很少見到老式的石庫門房子，便言詞激烈，沒想到那位計程車司機把車停了下來，一定要與他們辯論。他的主要論點是：你們為了文化參觀，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種沒有衛生設備和煤氣管道的房子，於心何忍！但是無論如何，女建築學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確的。後來她與我們，包括她的丈夫，達成了一些共識，譬如：既具備現代功能、又體現歷史風範的經濟型民用住房，不必單個設計，而應該提供一系列範本，供自由選擇和成批生產；中國建築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城市的整體布局，應該從過去那種非專業化的長官意志決定，轉移到專家委員會的裁判上來；中國建築業的全面興盛，一定是在擁有了足夠新型國際性建築人才之後，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從宏觀範圍內捕捉民族傳統信號，與現代需求的嫁接。

　　這些共識，主要是從建築學家的角度來考慮的，但建築的事關及全民，因此必須獲得法律的幫助，就像歐洲很多國家那樣。在那些國家，拆了不該拆的房，蓋了不合適的樓，都要受到法律懲處。

　　當然，比法律更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歐洲，即便是在山鄉農村，我們也會驚歎他們的整體審美水準，這便是幾百年教育的結果，而這種教育大多不是發生在課堂。一個人不喜歡某種繪畫可以不進美術館，不喜歡某種音樂可以不進音樂廳，而建築則是一種強制性的審美，一旦出現，誰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須年年看、天天看。這對很多市民來說構成一種積極或消極的審美適應，對於青年學生來說則構成一種順向或逆向的審美教育。結果，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審美水準漸漸水漲船高，或漸漸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築的事情確實不能像那位經濟學家主張的那樣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礙人們的審美覺悟，以後覺悟了想彌補又總是為時已晚。奇怪的是我們每次在後悔不迭的同時總在進行著讓明天後悔的事，循環往復形成怪圈。

　　對我們周圍的很多人來說，什麼是建築？建築就是由水泥澆鑄的後悔。

　　建築的這個定義也許可以進入《魔鬼辭典》。那就讓它在那裡待著吧，我們要抽出手來去阻止那種循環，破解那種怪圈。

盧森堡　　都市邏輯

　　在國土上，盧森堡是一個小國，在金融上，它卻是一個大國。我們想拍攝一下他們的銀行街，卻立即受到了阻攔。

　　阻攔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銀行的職員。他見到我們扛著攝影機正準備作全景式的掃描，便像觸電似地箭步朝我們跑來，邊跑邊舉手示意我們停止拍攝。

　　這讓我們很奇怪，因為我們站立的街口離銀行大門還有不少距離，哪有大街上不准攝影的？

　　那位職員已經到了眼前，講的是德語，我們聽不懂，他又用英語說，這裡不准拍攝。我們問他為什麼，他搖頭不想回答。這使我們有點生氣，說我們剛才在他們的政府大廈和高等法院門口拍攝，都沒有受到阻攔。

　　這時，快步走過來一位戴眼鏡的先生，自稱是總經理，態度非常客氣，用法語和我們交談，我們希望他說英語，但他用生硬的英語所講的一切過於複雜，我們聽不明白。

　　於是，由兩位夥伴與他們作語言上的廝磨，我和別的夥伴讓過一邊，猜測他們禁止我們拍攝的理由。

　　猜測的第一個理由是，銀行有自己的尊嚴，我們未經他們許可就擅自拍攝，對他們不禮貌；猜測的第二個理由是，現今世界上多的是銀行搶劫犯，一批不明身分的人把銀行的大門、窗戶遠遠近近地拍攝一遍，誰能擔保與今後某些搶劫案無關？

　　…………

　　正待再想幾條理由，突然來了一位我們前天認識的當地朋友，他在幾種語言上都嫻熟無礙，只與總經理聊了一會兒便笑著轉過身來告訴我們：「只有一個理由，他們是為了保護出入銀行的顧客，保證他們不被攝入鏡頭。」

　　初一聽有點吃驚，但不到幾秒鐘便立即領悟，領悟了在拒絕背後那張嚴密的邏輯網絡。

　　按照西方法律觀念，個人財產的提存往來是一個人的重要隱私，但是，人們不樂意在隱私受到侵犯之後再謀求法律保護，而是希望提存往來的一切環節都能拒絕被侵犯的可能。正是這種希望，構成了現代金融業的信譽基座，也成為同行業之間的競爭平臺。小小的盧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內快速發展成一個舉世矚目的金融王國，也與它嚴密的銀行保密法規有關。

　　盧森堡銀行向各國客戶許諾，一切客戶的資料不僅對他人保密，而且也對國家機構保密，即便國家財政機關也不能以徵稅的目的了解客戶的情況。除了刑事訴訟，銀行拒絕在民事訴訟中出面作證。銀行如果違反了這些規定，反而要承擔刑事責任。

　　這就明白了，盧森堡銀行為什麼要如此嚴密地提防自己的客戶進入別人的攝影鏡頭。

　　好像做得有點過火，而且現在已有很多微型攝影設備可以不被發覺，但他們從職員到總經理這種以雙手阻攔攝影機的大幅度動作其實已經超越實際功能，變成一種表述現代金融邏輯的動作性宣言。

　　我覺得，這樣的小事，觸及了歐洲文明的經絡系統，蘊藏著人身權、私有財產權等一系列社會大原則，只要一著破損就會全局震動，因此他們小心翼翼地來設置種種禁忌。

　　這種禁忌最通俗地表現在交通規則上，在我們中國也已逐漸普及。但是，蘊藏在交通規則背後的邏輯，我們卻未必能領會。

　　很多人認為遵守交通規則一是為了人身安全，二是為了交通暢達，還會有別的什麼邏輯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國學人在斯圖加特的一個路口等紅燈，順便說起，在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極目左右都沒有車輛的影子，即便衝著紅燈直穿過去也沒有任何危險，但人們還是規規矩矩地等著，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究竟出於一種什麼制約？

　　我說，還是受了一種公共行為規則的制約。這種規則不照顧各種具體的例外，只有無條件服從才能生效。

　　他說，規則後面有一個嚴密的邏輯，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請他把那種嚴密的邏輯演繹一下，他就順勢推衍了以下幾點──

　　一、據統計，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傷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孩子們承受著太多來自成人的行為規範教育，但試驗證明，最有效的教育來自他們的自身觀察；

　　三、據統計，孩子觀察世界的一個重要地點，是自家的窗口。因此，當你四顧無人無車，放心穿越紅燈的時候，根本無法保證路邊排排高樓的無數窗口，沒有孩子在觀看；

　　四、於是你進入了一個邏輯悖論：當你安全地穿越了紅燈，等於給孩子們上了一課，內容是穿越紅燈無危險。只有當你遭受傷亡的時候才能給孩子們正確的教育，但你又不願意為這樣的教育支付如此慘重的代價；

　　五、面對這樣的悖論，唯一正確的方法是放棄穿越，既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危險，一見紅燈就立即停步，讓孩子們看到一種無須別人監督的生命規範。

　　這番推衍，雖是從孩子的角度，卻是嚴絲合縫，很難辯駁。

　　我想，僅從上述金融規則和交通規則兩端，已大致可以說明現代的「都市邏輯」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些小事讓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啟蒙運動。康德說，歐洲啟蒙運動的巨大功效，是讓理性滲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國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啟蒙運動在內，總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遠的概念上，很少與日常生活連接起來。結果，他們所傳播的理性原則往往空洞乾澀，無益於具體生活，也無法受到生活的檢驗；同時，他們自己所過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邏輯。例如目前中國社會中傳播謠言最起勁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諷刺意味。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的集體行為需要疏通邏輯，有太多的行業性邏輯需要獲得整體協調，這本是文化人應該站立的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也不希望別人來做，反而樂於在一些最不合乎邏輯的情緒中異想天開。

　　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上很少有機會讓文化人來參與都市邏輯的構建，也許那時的歷史不在乎都市，也許那時的都市不在乎邏輯，也許那時的邏輯不在乎文化。這種情景所產生的惡性成果，現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來承擔，因為它們都發生了背離自身邏輯的異化。現在一切都在面臨大轉型，情形是否會好一點？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學人中，居然有幾個不去忙著學習「語言暴力」，物色攻擊對象，而是靜下心來，細細研究國際間和我國歷史上的文明行為規範，對照現實社會的反面例證，寫出一本本諸如《行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約》這樣的書來。

　　當然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進入這個過程又一再被消解，因為消解的力量沉積已深，無處不在，要干擾幾個邏輯程序易如反掌。

比利時　　與平庸一起棲宿

　　布呂赫是中國大陸地圖出版社的譯名，臺灣譯成布魯日。據比利時的朋友說，布呂赫更接近他們的發音。

　　在中世紀，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鎮。馬蹄石路，運河疏林，最高的是風車，最多的是城門。白石樓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緊貼河岸，記憶著千年前的貨物裝卸、潮起潮平。據說本來每家的小媳婦最愛坐在門口編織花邊，後來旅遊者多了，她們便躲進屋去，悄悄美麗又悄悄蒼老，留下一街安靜。

　　全城很少紅綠燈，卻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規則：行人第一，馬車第二，腳踏車第三，汽車最後。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馬韁緩緩拉住，車輛恭敬讓行。軀體是機械的上帝，軟弱是強硬的主人，在這裡，只有人，才是萬事萬物的紅燈。

　　這樣的小城，不能不讓人喜歡。

　　由此，想到了與城市生態有關的一系列問題。

　　記得十幾年前讀西方幾位未來學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類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體聚集、當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將漸漸流散開來，獲得個體化分解。這種預言是以先進科技的普及為前提的，卻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陳年嚮往，因此深感欣慰。但是，多少年過去了，信息手段的先進程度和普及程度已遠遠超出了預言家們的預言，但城市的個體化分解卻並沒有按照預言變成現實。

　　其實早在托夫勒他們預言之前，人們已經在多方抱怨現代化的大型城市。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空氣汙染、費用高昂、犯罪頻繁，都是抱怨的內容。反映在文化心態中，人們越來越多地詛咒鋼鐵水泥的森林和工業化的陷阱，暢想小橋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語的鄰居。讚美城市已成為一種庸俗，散居鄉村才是一種時髦。

　　既然背離大城市是那樣必要，信息手段又使這種背離成為可能，那麼，為什麼這股潮流至今還沒有構成強勢？

　　這次旅行歐洲，我盡力與各個城市的管理階層和有識之士討論這個問題，才慢慢知道其中原因。

　　西方講究實利估算，事實證明，居住在鄉村或郊區小鎮的費用，要比城市裡高。背離城市是以汽車的存在為條件的，正是這個條件，使背離的人們要面對漫長的驅馳。例如，夫妻很難保證在同一個郊區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業，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機會，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準醫院，一般也在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刻意住在鄉村，會浪費多少驅馳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氣的汙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難題一併解決，並使解決的費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對於汙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國都是城市超過農村，其他設備和能源的人均供應，在城市裡也會經濟得多。

　　這就是說，在人類需要重新調整自己與自然的關係的時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資源最經濟的生態；人們如果繼續向大自然擴張，對個體和整體都是一種昂貴的耗費。

　　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直到今天都沒有出現人口由城市向鄉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預想的將來，整體趨勢仍然是向城市聚集。當年未來學家們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實證明，這種手段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為電腦的發展既然減輕了企業的空間負擔，那麼，縮小了的空間更沒有必要搬到遠郊，反而增加了躋身於市中心的便利。

　　這中間一個最有爭議的問題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證據證明，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負擔，降低了生活的品質，平添了意外的災難；但也有一批學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發展都與移民有關，而歐洲很多城市的發展其實還有待於移民，問題是提高移民的品質。一個城市發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體水準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這只是說著痛快，在實際操作上，這些國界越來越鬆散的歐洲國家，該如何來選擇移民品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隱憂，至今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

　　從一路上走過的歐洲各國來看，倫敦和巴黎的市民搬離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幾個貧困國家像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則不會出現這種趨向，因為那裡的農村還荒漠一片；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家城鄉並榮，處於一種平衡狀態。很多有識之士認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對農村的擴張，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兩個：一是在市郊營造設施齊全的社區；二是在城內擴大自然空間。

　　那麼，文化韻味和審美意態也只能在這多種生存方式中各別挖掘，而不宜誇張對於村野生態的嚮往情懷了。

　　像布呂赫這樣的小城，介乎城市生態和小鎮生態之間，溶解了多方意趣，但是如果要想長期居住，對於多數現代人來說畢竟是一種夢想。哪有那麼多布呂赫？

　　總之，我們躋身其間的大城市雖然毛病多多，卻還沒有到可以大聲詛咒、大步背離的時候。知道遠處有森林綠坡、小鎮馬蹄，但我們註定要與平庸和喧鬧一起棲宿。

　　那個巨人

　　一

　　我終於來到了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頭雄獅在這裡倒下。歐洲的王室鬆了一口氣，重新從這裡抬起驕傲的腳步。

　　古戰場的遺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頂上鐵獅威武。但這頭鐵獅並非紀念那頭雄獅，而是相反，紀念對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戰場，這小小的兩公里擁擠過十幾萬廝殺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過鮮血。當時剛剛獲勝的威靈頓將軍長長一嘆，說：「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悲劇！」

　　山丘由列日市的婦女背土築成，因為她們支持過拿破崙，這是懲罰性的勞役。

　　為什麼獨獨要讓婦女們來承擔這個勞役？說是她們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懲罰。但在我看來，那是出於勝利者們對那個失敗者殘存的嫉妒。男人間的嫉妒往往與女人有關，因此必然會讓支持過他、崇拜過他的她們，來確認他的失敗，這可能是對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們用柔軟的雙手捧起泥土，哪裡還分得清什麼勝方敗方？只知道這是男人的血，這是不乾的土。加幾滴我們的眼淚進去拌一拌吧，至於這座山丘的含義，我們心裡清楚。

　　※※※

　　二

　　滑鐵盧戰場遺址，自然由當年的勝利者保存和修復，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遊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騎著白馬的失敗者。那座紀念山丘，兩百多級高高的臺階，連小孩也在那裡步步攀登。一隊比利時的小學生全部爬到了頂部，一問，他們只知道拿破崙，不知道威靈頓。他們是小孩，而且並不是法國的。因此，當年壘築這座山丘的意圖，已經全部落空。

　　以往我們習慣於把戰爭分作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說起來很明快，其實事情要比這種劃分複雜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爭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麼，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戰爭雙方，如果沒有逾越人類公理的底線，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後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謀的競賽、人格的對壘，成為永久的話由、寫作的題材。《三國演義》裡的馬蹄硝煙，蘇東坡如此悠悠緬懷，羅貫中如此娓娓道來，只因為那已是審美意義上的征戰。

　　滑鐵盧的戰事之所以與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第登陸不同，是因為雙方都沒有逾越人類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後代的審美對象。審美一旦開始，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們投注的是人格視線，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著悲劇美。因此，拿破崙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以值得關注的奇異強勢作為起點。人們關注拿破崙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歎。滑鐵盧只是那個漂亮行程的一個終點。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只有點而沒有線。誰有那麼好的視力去關注一個孤零零的點呢，因此難怪比利時的小學生不知道他，反而爬著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將。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彙。可見，人們都把拿破崙當作了主體，都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亞里斯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更普遍。他所說的詩，泛指美學行為。小學生還沒有來得及學習歷史，卻已經接受了社會性的審美遺傳。

　　由此可見，歷史中的滑鐵盧和詩中的滑鐵盧屬於兩個範疇，兩個範疇加在一起，相映成輝，便使這個地方成了永久的旅遊景點。

　　滑鐵盧遺址中有一個房子是雨果構思《悲慘世界》的地方，那麼，詩中的滑鐵盧也擁有一個自己的指揮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崙時總是反覆地念叨著「那個巨人」、「那個巨人」，其實發出這個聲音的也是巨人。「那個巨人」不知道身後會有一個文化巨人對他那麼關注，這關注將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歷史，一代代觀者如堵。

　　藍旗和孩子

　　一

　　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堂門口，一束燈光照射著那面靜靜垂落的藍旗。在它後面，一排排國旗相擁而立，做它的後盾。這些國旗原先高高地飄揚在各自的國界前，自從有了它，大家都紛紛收回，到這裡來享受清靜。

　　這面旗幟來得悠遠。來自康德的沉思、雨果的呼喊，來自歐洲大地千百年來無法彌合的裂痕。幾十里外滑鐵盧人仰馬翻、旗起旗落，終於有了這面旗，這才是結論。

　　原來只是為了反戰而結盟，不料卻給世界帶來了新的結構、新的制衡，對此我們似乎還缺少關心。昨天晚上我請教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宋明江先生：當前歐洲什麼事情最應該引起中國人重視？

　　大使說：歐盟。

　　※※※

　　二

　　按照一般觀念，布魯塞爾哪裡有巴黎、倫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國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為國際協調中心而取信於其他大國。因此，小得不可能對別人構成威脅而又地處中心的比利時正當其選。因歐盟總部所在，布魯塞爾已成為一個國際外交中心和新聞中心，對此不僅我們沒有料到，連很多國家的政府首腦也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觀念在思考問題，總覺得歐盟只不過是一個國際組織罷了，怎麼比得上一個國家實在？其實歐盟正是針對這種國家至上觀念而出現的，因為歷史已經反覆證明，這種觀念的極端形態不僅導致了太多的人間災難，而且肢解了歐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勢的失衡。

　　在目前，歐盟的大行動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著力於營造一個共同大市場。為此，連貨幣都趨於統一，實在是大手筆。在當前這樣的經濟時代，貨幣是體現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方面，這些國家連這份主權都願意受到沖刷，切莫小看了它們聯合的決心。我們這一路看到那麼多歐洲國家已完全不在乎邊界防守，所有的車輛長驅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礙就是貨幣了。如果歐元全然通行，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暢快感？歐元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比值受挫，但這是暫時的，從長遠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存在。

　　一路上還看到，歐盟對於已經入盟的貧困國家，援助得非常實在。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項在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像愛爾蘭，由於善用這筆款項，近年來發展巨大，國際間刮目相看。

　　以經濟的聯合為基礎，防務、外交、內政、司法諸方面都會一一呼應起來。當然麻煩不少，歐盟也步履謹慎，但一直沒有後退。從未後退的小步子，日積月累，轉眼間就會跨上一個大臺階。

　　政治家們會注意歐盟的每一個動作帶來的實際後果，而我關心的是它對傳統國際政治概念的搖撼。很多習以為常的範疇需要另起爐灶，很多目為經典的命題需要重新尋找內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擔憂信息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世界的人文構架還那麼老舊，現在看到歐盟的穩步前進，才發現歐洲已經用一個大行為迫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不以新的形態進入新的時代，只可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意識到，顯得嚴重滯後。

　　朋友們一直覺得我到歐洲旅行一定會醉心於它的歷史文化，其實我一路上倒是特別留心當前的發展。到了布魯塞爾就像提綱挈領，豁然開朗地看著歐洲如何企圖在陳舊結構中脫胎換骨，揮別昨天。當然這種企圖在文化生態上還會面對嚴重障礙，因此只能由實務開頭，而把最大的希望，寄託給下一代。

　　記得在斯特拉斯堡歐盟的另一個辦公處我曾聯想到都德在《最後一課》中刻畫的小佛朗士和一個後來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女士路易‧韋絲，他們都生長在歐洲衝突的拉鋸地帶，我因此感嘆人類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許都來自麻煩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沒想到來到布魯塞爾歐盟的最高總部一看，門口鐵柵欄上竟然真的爬著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們都是那樣調皮、潑辣，大大咧咧爬到歐盟大門口來了，而且都抬頭仰天、說說笑笑，幾年都不下來。

　　我真佩服雕塑家們的設計，成人們最大膽的政治構思，無一不暗合孩子們的幻想；大凡孩子們無法理解的彎彎曲曲，成人們遲早也會擺脫出來。這些孩子沒有一點小紳士或小騎士的老成姿態，頭髮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絕舊時代對自己的打扮，扭頭只顧新世紀，不知是由他們來塑造新世紀還是讓新世紀來改塑他們。

　　因此，歐盟總部大門口的這些孩子，是雕塑，是裝飾，是門衛，更是理念。

荷蘭　　海牙的老人

　　一

　　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裡，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臺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歷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後，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麼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歷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面的歷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歷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歷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歷史藏在自己家裡。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裡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那麼，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

　　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後後，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並再度複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麼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

　　二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於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遊人。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內基捐款修建，竣工於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只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門衛，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裡邊打電話，然後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併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裡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麼多目光注視背後，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夥伴說：「乾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裡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夥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裡。這裡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裡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後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裡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後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裡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鐘，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裡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錶，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裡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面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裡面一間有他的大寫字檯。寬寬的落地窗前有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裡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儘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

　　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麼會想著打官司？

　　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

　　答：幾十年來只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於一國，卻旋轉著表裡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裡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只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

　　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麼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由此聯想到，我在與香港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交談時聽到他的上海口音，在電視裡聽到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總覺得如果沒有現代傳媒，他們也會這麼靜靜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頭，無人注意。這是因為，這種口音帶有一種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無身分特徵。中國最早進入市民社會的地方，把現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語言中。沒有等級，沒有火氣，沒有警句，沒有哲言，不擅譏諷，也不會激烈，卻能藏龍臥虎、深不可測。

　　史久鏞大法官比董建華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長了一輩，眼光更加淡然，腳步更加緩慢。

　　過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當然上海不會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們坐在街邊長椅上對於剛剛聽來的國際新聞高談闊論，也許，背後有一道蒼老而淡然的目光移過。

　　自己的真相

　　一

　　阿姆斯特丹說得上是一個色彩之都。

　　鮮花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林布蘭和梵谷。如果再加上櫥窗裡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遠會帶來麻煩。它會鼓勵混亂、引誘騷擾嗎？也許。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後立即分兩組拍攝街景，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後傳來消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臺新買的數位相機，以及隨隊記者的兩臺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臺數位相機裡，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著。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裡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才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木階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裡浸泡。

　　※※※

　　二

　　對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產生過很大的混亂，現在好像是為這種混亂後悔了，但又有點遮遮蓋蓋。

　　我是說林布蘭在這裡的遭遇。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正是兩個荷蘭人，林布蘭和梵谷。但梵谷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境遇中又有較多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暫且不論；而林布蘭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有點不可原諒。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林布蘭故居前，忍不住還想複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一六四二年，林布蘭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後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林布蘭畫群像，林布蘭覺得要把這麼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只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分，林布蘭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遊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裡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後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於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於重圍的林布蘭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麼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於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林布蘭再也無法掙脫。

　　只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著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林布蘭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麼，他就註定要面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還在畫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後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林布蘭的藝術濡養。

　　林布蘭？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沖沖、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

　　三

　　他的故居，這些年重新裝修好了，看起來他晚年不太貧困。但我記得在一本傳記中讀到，這房子當年因林布蘭無力還債，被公證處拍賣掉了，林布蘭不得不搬到一處極其簡陋的猶太人的房子裡去居住。這一點，故居的解釋詞中沒有說明。裡邊反覆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紹這些年修復故居的認真和艱難。

　　對此我有點不大高興，便把導演劉璐拉過一邊，告訴她，我以前讀到過一本德國人寫的林布蘭傳記，有一個情節一直無法釋懷。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師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雇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後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只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於鬧市、求生於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於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傑出人物因不知自己傑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傑出而消失於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林布蘭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著。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塗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係卻無法饒恕。從《夜巡》事件開始，那些無知者的誹謗攻擊，那些評論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顛倒了歷史，但連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也毫無惡意地漠然於老師之為老師了，才讓人泫然。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這個情節，今天稍稍複述還是心裡難受，便轉身離開劉璐，來到故居底層，買了一條印有大師簽名的紅領帶，找一個無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種不同的字體裝潢在大大小小的門面上，好像整個城市幾百年來都為這個名字而存在，為這個名字在歡呼。但我只相信這個印在領帶上的簽名，那是大師用最輕微又最強韌的筆觸在塵汙中爭辯：我是誰。

　　荷蘭水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餘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裡，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後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只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他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後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鬆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裡唸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裡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麼。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後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裡問媽媽。媽媽只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麼，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徵，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製造，然後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只知道媽媽寫完信後，由一位後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後，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裡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面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裡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裡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裡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於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於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於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人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只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後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後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於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於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

摩納哥，聖馬力諾，列支敦斯登，安道爾　　玲瓏小國

　　一

　　一個主權國家的全部面積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納哥實在太小了。但是，這個袖珍小國卻濃縮著四個隱型大國：賭博大國、郵票大國、賽車大國、旅遊大國。

　　這四個隱形大國都具有俯視世界的地位。就說賭博大國吧，蒙特卡洛賭場那種地毯厚厚、燈光柔柔、家具舊舊的老派貴族派頭，連美國氣魄宏大的拉斯維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說墨爾本、吉隆坡、澳門的那些豪華賭場了。全世界的賭場選「大老」，看來還是非蒙特卡洛莫屬。

　　更讓人驚異的是賽車。那麼小的國家不可能另選賽車場地了，這些蜿蜒於山坡上的真實街道就是賽車跑道。到時候街道邊人山人海，擁擠著來自世界各國的觀眾，而跑道上則奔馳著五光十色的各種賽車。我們沒有趕上賽車季節，只是順著賽車的路線繞了兩圈，奇怪的是每輛車的駕駛員似乎都認得路線，一問，原來都是從每次賽車的電視轉播中看熟了的，可見影響之大，印象之深。

　　其實在摩納哥，最能衝擊遊人感官的是海濱山崖上一排排豪宅。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級富豪選擇的終老之地。據我歷來讀到的資料，很多綁匪、巨盜、毒梟瘋狂斂財，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能在摩納哥舒舒服服地隱居。為此，我每次來摩納哥都會看著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終於沒有拿到鑰匙而只能永久地待在監獄裡傻想了，而拿到了鑰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門，或者不願與鄰居寒暄。一扇扇花崗岩框的木門緊鎖著，腳下碧波間白色的私家遊艇也很少解纜。偶爾解纜於沒有風浪的月夜，如貼水而飛的白鷗，把全部祕密傾吐給地中海。

　　但是，摩納哥自身的祕密，並沒有被賭場、賽車、豪宅所窮盡。甚至可以說，即使把四個隱形大國疊加在一起，也無法填充一個最大的缺漏。

　　尋找這個缺漏並不難，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偉的公共建築──海洋學博物館裡。

　　如果有時間把這個博物館看得細一點，就會發現種種奇麗珍罕的展品都出自於一種長年累月的出海考察。於是你會對那些有關出海考察的展覽發生興趣，逐一觀察當年的船隻、器具、槍枝和泛黃的照片，直至那時剛剛學會拍攝的無聲電影紀錄短片。看著看著又有了新的發現，原來這一切的指揮者就是摩納哥的國家元首阿爾貝一世。

　　這位國家元首並不是撥款資助專家去考察，而是親自以專家的身分率隊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學的創始人。

　　海洋學博物館三樓可以觀看當年拍攝的無聲電影紀錄短片，我連看兩段就很感動，遲遲不願離開。阿爾貝一世在顛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個國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辭辛勞的科學家。夜晚來臨，他們只能棲宿荒島，狂風襲來，他慌忙去撿拾吹落的風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歐洲大地正兵荒馬亂，他統治的小國寡民哪有周旋之力，於是乾脆轉身，背對戰塵面對蔚藍。就在他撿拾風帽的時刻，多少歐洲君主也在為撿拾皇冠而奔忙。唯有這樣的風帽他戴得舒適，軟軟地扣在頭頂，他的力量和榮譽，早已不在帽子上。

　　作為小國之君他無足輕重，但在人類探索自然的領域，他做過真正的君王。

　　※※※

　　二

　　比摩納哥大一點的小國，是聖馬力諾。所謂「大一點」卻大了三十多倍，總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約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聖馬力諾嵌在義大利中部，進出要經過義大利海濱小城里米尼，那我們乾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實在里米尼停駐的很多遊人和我們一樣，為的是去聖馬力諾。

　　遊人們沒到目的地就在大門口玩上了。里米尼海灘確實很棒，碧海藍天間最出風頭的是皮膚曬得黝黑的苗條女子和身材健碩的光頭男子。奇怪的是，苗條女子身邊總有一個男友，而光頭男子背後卻沒有女性，只跟著幾個小夥子。

　　靠近海灘的街道上，有一種營生很熱鬧，就是替剛剛從海水裡鑽出來的年輕旅客描繪皮膚花紋。只是描繪，不是刺青。皮膚已經曬黑，描上金線銀線，花草搖曳、魚蟲舞動，描得多了就像繃了一件貼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靜躲汗，明朝帶一身花花綠綠去聖馬力諾。

　　聖馬力諾是一座山城，道路盤旋重疊。據說公元三世紀一個叫馬力諾的石匠為逃避宗教迫害從亞得里亞海的對岸來此藏身並傳教，因而有了這個地名。看來看去，這真是一個藏身的好地方。

　　從種種傳說看，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樸的政治遺囑，而這個小國後來也確實成了歐洲最早的共和國。由於它實在太小，產生不了什麼國際影響，卻也不會輕易地在一些立國方針上受別國影響，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態像是存在於一個隔離艙內，顯得特別純淨。

　　當年拿破崙縱橫歐洲，把誰也不放在眼裡，有一天突然發現，在義大利的國土之內居然還有如此一個芥末小國。他饒有興趣地吩咐部下，找這個小國的首領來談一談歷史。誰知一談之下他漸漸嚴肅起來，雙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許聖馬力諾繼續獨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撥一些領土給它，讓它稍稍像樣一點。

　　但是，聖馬力諾人告訴拿破崙，他們的國父說過：「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也不給別人一寸土地。」國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馬力諾。

　　我相信這個回答一定使拿破崙沉默良久。他連年奪城掠地，氣焰燻天，沒想到在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個價值系統。他沒有發火，只是恭敬地點頭，同意聖馬力諾對加撥領土的拒絕。

　　與拿破崙對話的人，是聖馬力諾的最高行政長官，也叫執政。他的出任方式，不僅與拿破崙不一樣，也有別於全世界各國的行政長官，是一種特別原始又特別徹底的民主選舉辦法。

　　簡單說來，全國普選產生六十名議員，不識字的選民由年輕的女學生代為投票，因為女學生潔淨無瑕；由這六十名議員在普通公民中選擇二十名最高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再投票從中選出六人，最後從民眾中挑出一個盲童，讓他從六人中抽出兩人的名單，作為最高行政長官。

　　最高行政長官的國際地位，相當於各國總統，但只任期半年，不得連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難連任。如果被選出的人拒絕上任或半途離任，卻要承受巨額罰款。上任時儀式隆重，當任長官長袍圓帽，佩戴勳章，在鼓號樂隊的簇擁下全城遊行。

　　這些奇怪的規定，體現了一種樸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個小國中就像保存一種標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興趣的是在全國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們早早地懂得，越是處理複雜事務，便越是需要動用孩童般的單純。

　　現在國際間的政治運作還在日趨繁複，有些地方更是縱橫捭闔、黑幕重重，但是無論如何，那些疲憊不堪、揮汗如雨的操作者，都無顏面對聖馬力諾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盲童呢？若讓一個孩子封目抽籤，辦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許有一個傳說故事？對此，我還要打聽，還要思索。

　　※※※

　　三

　　再大一號的小國是列支敦斯登，夾在瑞士和奧地利中間，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約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斯登的首都叫瓦杜茲，最明顯的標誌是山巔危崖上的一個王子城堡，當今皇家住處，瓦杜茲就在危崖腳下。其實這個首都只是乾乾淨淨一條街，齊齊整整兩排樓，在熱鬧處敞開著幾十家店鋪。

　　一進店就知道這裡富裕，價格足以說明一切。

　　小國多是郵票大國，列支敦斯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賣。剛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實在精美。連對集郵興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猶豫地買下了王室成員婚禮和王室收藏的魯本斯繪畫各一套，又配上幾套雜票，結算時價格不菲，才知輕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個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顧一切地急速邁步了。路上新舊建築交雜，無論新舊都很見氣韻。相比之下，郵票大廈最有派頭，這與經濟收益有關。大廈廊廳邊上見到一些信箱，聯想到列支敦斯登為了吸引外資，制訂了極其方便的公司註冊的規則，甚至連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須申請一個郵政信箱即可。這事對我有點誘惑，心想何不輕輕鬆鬆開辦一家註冊在列支敦斯登的文化傳播公司，然後再在國內找個公司搞中外合資。劉璐、溫迪雅、王多多她們都躍躍欲試，但一想山高水遠也就哈哈一笑不當真了。

　　我終於找到了做過首相府的那棟樓，現在是一家老式旅館。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裡邊，而且我還知道，地下室是監獄。

　　這些知識，都來自於一個未被查證的傳說。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牽，下班晚了，到大門口才發現門已被鎖，無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無奈。地下室上來一個人，拿出鑰匙幫他開了門。副首相以為是開門人住在地下室，一問，誰知這是關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為什麼會掌握大門鑰匙？是偷的，還是偷了重鑄後又把原物放回？這不重要，副首相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囚徒掌握了鑰匙為什麼不逃走？於是他就當面發問。

　　囚徒說：「我們國家這麼小，人人都認識，我逃到哪兒去？」

　　「那麼，為什麼不逃到外國去呢？」

　　囚徒說：「你這個人，世界上哪個國家比我們好？」

　　於是他無處可逃，反鎖上門，走回地下室。

　　這件事聽起來非常舒服。

　　※※※

　　四

　　這些袖珍小國中最大的一個是安道爾，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經說過：「你沒有去過安道爾？那還算什麼旅行家？」這樣的口氣我們都知道要反著聽。表面上好像在說安道爾是非去不可的國家，其實是用誇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為旅行家的至高標準。因此反而證明，安道爾在他的時代很難到達。

　　當然很難。從法國到安道爾，必須翻越庇里牛斯山。這中間要穿峽谷、爬山頂、跨激溪，即便是被稱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轉八拐地旋上去。我們去時，已在下雪。

　　安道爾在法國和西班牙之間，一直被它們爭來奪去，十三世紀開始向它們進貢。我對於七百年不變的進貢數字很感興趣。

　　安道爾每逢單數年向法國進貢九百六十法郎，相當於一百多美元；雙數年則向西班牙進貢四百三十比塞塔，相當於兩個多美元。同時各附火腿二十支，醃雞十二隻，奶酪十二塊。直到今天仍是這個數字，就像一個山民走親戚。不知作為已開發國家的法國和西班牙，以什麼儀式來迎接這些貢品？

　　我覺得應該隆重。因為現代社會雖然富有，卻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樸風味。唯淳樸才能久遠。

　　進入安道爾國土之後，到首都安道爾城還有很長一段路。路邊間或有房，以灰色石塊為牆，以黑色石片作瓦，樸實而美麗。城市的房舍就沒有這麼美麗了，但在鬧市的中心有水聲轟鳴，走近一看竟是山溪匯流，如瀑如潮，壯觀在不便壯觀的地方，因此更加壯觀。

　　在安道爾的商店裡我看著每件商品的標價牌就笑了。

　　安道爾小得沒有自己的貨幣，通用法國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遊是它的第一財政收入，而旅遊者來自世界各國，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標明以各國貨幣換算的多種價格。但用哪一種文字來標呢？想來想去採用了一個辦法，即用各國的國旗代表各國貨幣，一目瞭然。

　　這一來，事情就變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買一雙襪子，拿起標價牌一看就像到了聯合國總部門口，百旗並列，五光十色，一片熱鬧。每個國家，尤其是領頭的那些已開發國家，全都莊嚴地舉著國旗在為安道爾的一雙襪子而大聲報價，而且由於那麼多國家擠在一起，看上去還競爭激烈。

　　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國家的大排場。

　　夜宿安道爾，高山堵窗，夜風甚涼。讀書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關山包圍著的小空間，這個小空間身在歐洲卻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隨著它躲藏起來了，突然覺得有點奇怪。我們一生艱難備嘗，卻還從未有過隱縮在萬里之外大山深處的體驗。

　　近處山巒的頂部已經積雪。這還只是秋天，不知到了嚴冬季節，這兒的人們會不會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會出現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個國家的新聞？

丹麥　　北歐童話

　　一步跨進北歐，立即天高地闊。

　　我們從德國進入丹麥，地緣相鄰，天象殊異。就在剛才，德國的樹林還在以陰鬱的灰綠抗擊寒風，轉眼，丹麥的樹林早已抖盡殘葉，只剩下蕭蕭寒枝，就連農家門外的灌木矮牆，也已凍成與泥土同色。因此，天無遮蔽，地無裝飾，上下一片空明。

　　這是我第一次來丹麥，滿目陌生。

　　我驚愕地看著周圍的一切，因為我不能容忍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經長年通信的長者初次見面時一臉冷漠。我與丹麥算得上「長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涼季節，這兒竟然一再地成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點不錯，我童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勃蘭兌斯，中年時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個是齊克果，他們全是丹麥人。

　　我想更多地端詳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時分，天已黑了。北歐的冬夜如此漫長如此絕望，那些直貫東方的精神難道都是在黑暗中產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蘭半島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著雨，夜色因濕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們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盞馬燈，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麥話吟唱著類似於「火燭小心」之類的句子。走到河邊特別警惕，彎下腰去觀察水情，岸邊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滅頂。更夫離開河邊又回到街道，偶爾有一二隻蒼老的手輕撩窗簾，那是長夜的失眠者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與更夫聊天，他說，在丹麥過日子，要學會如何度過長夜。連當今的瑪格麗特女王也試著適應，她說過：「在冬季王宮的長夜裡，我把優美的法國散文翻譯成丹麥文，作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傑出的文學翻譯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現身說法地道出了長夜與文學的關係。

　　第二站便是奧登塞，安徒生的家鄉。我起了個大早穿過市場去找他出生的那間紅頂房。聖誕節又臨近了，特意瀏覽了一下市場，賣火柴小女孩心中的聖誕樹和烤鵝，依然在這裡碧綠焦黃。

　　一轉彎就看到了街那頭的紅頂房。急速趕去，快步踏入，房間非常狹小。當年這裡是貧民窟，房頂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貧困，祖母做過乞丐，父親是個木匠，母親替別人洗衣，……哪種愁苦他沒有受過？他把這一切都囫圇嚥下，終於明白了這世上唯一可以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們的眼睛沒有國籍又最善於尋找，很快從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這間紅頂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兒童的眼睛集合起來也幫不了安徒生，安徒生還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僅出身貧寒，而且是小語種寫作，是否能得到文學界的承認？他一直想成為當時比較有名的奧倫斯拉格（Ａｄａｍ Ｏｅｈｌｅｎｓｃｈｌａｇｅｒ）這樣的丹麥作家，卻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開指責他只會討好淺薄浮躁的讀者，連他的贊助人也這樣寫信給他：你認為自己將成為偉大的詩人──我親愛的安徒生！你怎麼就不覺得，你所有這些想法都將一事無成，你正在誤入歧途。

　　他很想獲得丹麥之外的歐洲文學界支持，努力結交文化名人，結果反讓人家覺得有「搖尾乞憐的奴態」。即便他後來終於受到廣泛承認，人們也只認為他是一個善於編製漂亮童話的有趣作家，並不認為他是文學巨匠。因此，直到他臨死之時，還渴求會見任何訪問者，希望在他們的話語中找到賞識自己的點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極易受傷。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巨匠。那些他所羨慕、拜訪、害怕的名人，沒有一個能望其項背，更不必說像奧倫斯拉格這樣的地區性人物了。

　　今天，當我們早已長大，不再留連童話，那就有資格說了：他是一個永恆的座標，審核著全人類的文學在什麼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裝腔作勢的深奧，自鳴得意的無聊，可以誆騙天下，卻無法面對所有即將成為社會主人的廣大青年和孩童。

　　他肯定已經塑造了世道人心，證據是，很少懸掛國旗的丹麥，把一面國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紅頂房上。

　　一個不太在乎標誌的國家，終於找到了國家標誌。這是由所有的童話集合而成的又一個童話。

　　漫漫長夜

　　我們車隊進入哥本哈根才下午三點半，天已黑了。當地朋友說，到明天早晨八點，它才亮。

　　終於知道，什麼叫漫漫長夜。

　　下著雨，不想出門。看街邊住家窗口，都幽光神祕，隱隱約約，而飯店和咖啡座裡，點的是蠟燭。應該有老式的火爐在暗暗燃燒吧？北歐的長夜，真是一個深不見底的世界。

　　哥本哈根沒什麼高樓，一般都是四五層，我們下榻的雷迪生ＳＡＳ旅館算是全城最高的了。從窗口看出去，其他高一點的建築就是那些教堂尖頂。

　　黑暗和寂寞能夠幫助深思。一個只有五百萬人的小國在世界科學界成果卓著，尤其在電磁學、光學、天文學、解剖學、醫學、核物理學等方面甚至大師輩出，這大概與長夜有關吧？短暫的白天減少了粗淺型勞動的有效時間，卻不會減少一個國家的智能水準。

　　然而，黑暗和寂寞還有大量的負面效應。人們的憂鬱大多在陽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發，這種可能在這裡大大減少，因此越積越厚，越燜越稠，造成一種群體性的心理傾向，產生廣泛而強烈的自殺欲望。在冥冥之中只有教堂的鐘聲會起一點心理舒緩作用，但這種作用也因習以為常而漸漸減弱。

　　我相信在這種心理掙扎中一定有人游到對岸，並向即將沉溺的同伴們招手。因此在這北歐的長夜中除了科學智能在暗中閃光外，還一定有人文智慧的火苗。

　　我想起了齊克果。

　　哥本哈根對他來說幾乎是一個天生的地獄。父親的驚恐苦悶和行為失檢幾乎打碎了他整個童年，家裡災禍不斷，自己體質很差。為從地獄解脫他選擇了神學，而選擇神學又使他不得不放棄初戀。「她選擇了哭泣，我選擇了痛苦」，但令人感動的是，他一生的寫作，都是為了樹立一個悼念愛情的紀念碑。齊克果的這一切行止，都與這個城市有關。

　　更重要的當然是他在黑暗中的思考。他最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劃分為三個階段，一為審美階段，二為道德階段，三為宗教階段。由淺入深，層層否定，而終點便是第三階段。

　　其實他所說的審美階段，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感性階段，即追求感官滿足的階段。很多人終其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但也有一些人領悟到其間的無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階段。人在道德階段是非分明、行為完美、無瑕可擊，但更多地出自於一種外在規範，一種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壓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夠意識到這種痛苦並願意從更高層面上獲得解脫的人，就有可能進入宗教階段。齊克果認為在那個階段一個人就會不受物質誘惑，不怕輿論壓力，掙脫塵世網絡，漠然道德評判，只是單獨站在曠野上與上帝對話，在償還人生債務的劇痛中感受極樂。

　　在我看來，齊克果在理論上最精采的地方不是對於他認為最高境界的第三階段的描繪，而在於他對第一、第二階段所存在的問題的揭露。其實所謂審美階段和道德階段，很接近於西方哲學家反覆論述過的感性階段和理性階段，只不過他把它們引伸到了人生，成為一種人生哲學。西方哲學家早就指出過的感性的片面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由他貼合到人生過程中來具體闡述，有力地說明了那兩種人生狀態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說的宗教階段，實際上只是為從那兩種人生狀態中奔逃出來的人指出的一塊空地。這塊空地上應該沒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麼，卻又只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騰出這麼一塊空地就很不容易，我們不能苛求他在那裡建造什麼樣的神學樓宇或哲學樓宇。

　　比這一點更值得我們珍視的，是齊克果指出了人們在這三個階段面前的「可選擇狀態」。三個階段不是對每個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漸進，它只供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時時存在，處處存在。一個人因選擇的差異而跳躍性地進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間距離，可以判若天壤。不難看出，他的這種主張，已經有了存在主義哲學的萌芽，因此後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要把齊克果尊為前輩，甚至稱他為「精神上的父親」。歷史上把哲學神學熔於一爐的學者很多，齊克果獨獨在二十世紀重新被發掘出非凡的價值，卻是由於他不經意地把人生哲學推到了新時代的邊緣。

　　可惜，當他還活在哥本哈根的時候，一切都非常糟糕。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只活到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後、也最重要的幾年裡，真可謂心力交瘁。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但越虔誠越厭倦丹麥教會的諸多弊端，因此終於與教會決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會就是信仰所在，於是也就隨之引起了親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與他的決裂，使他空前孤獨。

　　另一件事情是，這位大哲學家不幸與哥本哈根一家誰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報發生了摩擦。哲學家當然寸步不讓，小報則恨不得有這麼一個學者與他們糾纏，於是一片混戰。遺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報起鬨式的謠言和誹謗，於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們心目中的「第一流惡棍」。

　　我對著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齊克果具體遇到的對手是兩個，一是教會，二是小報，但最後真正成為對手的卻是廣大市民。市民們總也不會站在大師一邊，因此我要說，這座城市對自己的大師實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憊的哲學大師散步時跌倒，下肢癱瘓，卻拒絕治療，拒絕探望，也拒絕領聖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這樣的結束，實在讓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紀最耀眼的哲學星座，熄滅於哥本哈根這過於漫長的黑夜。

瑞典　　瑞典小記

　　一

　　在挪威和瑞典的邊境我問同車的夥伴今天的日期，夥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預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發生了一件大事：年僅三十六歲的國王卡爾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間在這裡巡視戰壕，被一顆子彈擊中死亡。這顆子彈究竟出於誰手？至今歷史學家們眾說紛紜。但無可置疑的是，一段窮兵黷武的擴張史，從這個晚上開始基本終結。

　　我們既然在無意中撞到了這個日子，這個地方，那就應該祭拜一下那位年輕的軍事天才，同時紀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羅的海大帝國」的血火泥潭。

　　一個天才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著一種歷史的福音。這個曖昧的悖論，躲到了國家的邊緣以免讓人讀解，此刻卻被我們輕輕踩過。

　　※※※

　　二

　　哥德堡人的自豪讓人啞然失笑，他們居然那樣嘲謔首都，說斯德哥爾摩的最大優點是還有一條鐵路可以回哥德堡。

　　然而哥德堡確實不錯。半夜海風浩蕩，港口的路燈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撐，日本式的亭座衛護著它們，一眼看去便是萬里之遙。只遺憾臨水的歌劇院造得大而無當，可能出自於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這冷雨之夜我最喜歡的是每家每戶的燈。大家都拉開窗簾，讓點燃著十幾支蠟燭的燈座緊貼著窗，燭光下全是當日的鮮花。數里長街萬家燈火，連接成了一個縹緲的夢境。

　　自己入夢之前先把整個城市推入夢境，即使半夜驚醒也毫無失落，這個主意真好。

　　我們趁他們全都夢著，悄悄地起個大早去他們瞧不起的斯德哥爾摩。

　　※※※

　　三

　　早晨從哥德堡出發時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才曙光初露。還沒有來得及尋找太陽，只見路邊所有黑色的樹枝全部變成了金枝銅幹，熠熠閃光，一路行去延綿不斷，好像此刻整個世界都會是光柱的儀仗。

　　但是，這個儀仗是那麼短暫，不到一百公里光輝漸淡，樹幹轉成灰白，樹冠皆呈酡紅，而那酡色又越來越渾，越來越深，終於一片昏昏沉沉，讓人胸塞氣悶。

　　大霧不知從何升起，車隊的各輛車儘管靠得很近卻已經不能互相辨認，只能隱約看到昏黃的霧燈。車窗上又噼噼啪啪響起雨點，從此這霧再也不散，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個白天就這樣石火電光般地匆匆打發了。餘下的一切絕不是零頭，要人們自己去想辦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閃過，立即為它們擔憂起來：如此漫長的冬季，它們能否在愁雲慘霧中找到一個可以結交的信號，哪怕是留住一盞昏黃的霧燈？

　　今天終於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觀察的，而且以天地間最隆重的儀式。以隆重儀式觀察來的寂寞，讓人不寒而慄。

　　※※※

　　四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爾摩大街上總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貝納多特，本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名法國戰將，勇敢頑強、英俊偉岸，曾被拿破崙指派騎著高頭大馬到維也納大街上慢慢通過，作為法國風度的示範。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選作了國王。這位連瑞典話也不會說的瑞典國王倒是沒有辜負瑞典，他審時度勢，不再捲入拿破崙的戰略方陣，反而參與了反法聯盟，但又不積極。

　　拿破崙兵敗滑鐵盧，他一言不發。他已明白像瑞典這樣的國家如果陷身於歐洲大國間的爭逐，勝無利，敗遭災，唯一的選擇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處境尷尬，卻向人痴痴地回憶著他們初次見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歲，一個被分配來住宿的士兵敲開了她家的門，父親嫌他粗手笨腳就把他打發走了。「這個士兵，就是後來娶了我的瑞典國王。」她說。

　　這種政治傳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於浪漫的法國，一半得力於老實的北歐，兩者的組合改變了一個地方的歷史。這樣的傳奇放到中國，大概在春秋戰國時代才有可能。

　　※※※

　　五

　　斯德哥爾摩其實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島。島與島之間造了很多橋，這些橋沒有坡度，形同平路，讓旅人不知島之為島。只是行走街頭耳邊突然有水聲轟鳴，伸頭一看腳下水流奔騰，海濤滾滾。

　　王宮、議會、老街、大教堂全擠在一個島上。老街壁高路窄、門多店小，點點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記號。

　　王宮任人參觀，凜冽寒風中年輕衛士的制服顯得有點單薄；議會大廈底樓正在開會，隔著一層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觀。

　　忽聽得一群青年高喊口號向議會示威，因不懂瑞典語連忙問身旁一對老夫妻。老太太搖著火雞般的脖子連聲抱怨：「誰知道呢，都聖誕了，還這麼吵吵鬧鬧！」

　　※※※

　　六

　　歐洲許多城市都患有一種隱疾：它們現在隆重推出一個個已經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細一查，當年它們對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對此，斯德哥爾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爾一笑。

　　它對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夠情義。

　　至少有三個方面，使這座城市對斯特林堡的尊重顯得難能可貴：

　　一、斯德哥爾摩市民並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創作成就。他的戲劇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義心理寫實，還是後來的象徵主義和表現主義，斯德哥爾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

　　二、他們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師，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爾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種種陳規陋習，而且連續不斷；

　　三、他與斯德哥爾摩不辭而別，浪跡天涯，晚年才回來。

　　──就憑這三點，斯德哥爾摩有充分的理由給他冷臉。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們居然舉著無數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還募集了大筆資金供他使用。

　　他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金，但人們說，他獲得了「另類諾貝爾」。

　　※※※

　　七

　　離開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幾個北歐國家對自己的評價，很有意思。

　　剛到丹麥，就聽當地人說：「由於氣候地理原因，我們北歐人與其他歐洲人不同，比較拘謹，不善言詞」；到了挪威，又聽他們說：「我們挪威人比不上丹麥人開朗健談，有點沉悶」；到了瑞典，聽到的居然是：「我們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熱情，孤傲得可恨」；……

　　這是怎麼啦，北歐各國好像都在作一種奇怪的互相對比、自我譴責，看誰更冷、更酷、更漠然無情。

　　其實據我看，北歐人不是沒有熱情，而是缺少那種快速點燃又快速轉移的靈敏。他們感應較慢，選擇較遲，不喜宣講，很少激憤，但一旦選定卻不再改變，把種種彎曲拉成了一條直線。選擇和平中立，制訂福利政策，設立諾貝爾獎，即使有再大的麻煩也一意孤行。

　　說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為真冷無感於冷。

　　兩難的實驗

　　斯德哥爾摩並不繁榮，也不蕭條。它的建築偏向於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蹟。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適情調，卻又安適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其他城市一安適就不會長久嚴肅，而嚴肅又總蘊藏著某種英雄氣概。

　　斯德哥爾摩的這種氣氛，呈現了瑞典人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而現在，主要是經濟選擇。

　　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不能代表歐洲，但它用有效的實踐體現了一條思路，不妨多看幾眼。

　　瑞典在歷史上也是戰火不斷、忽強忽弱，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獲得了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大塊時間。那年代世界上戎馬倥傯、喊殺陣陣，各種陳舊的文明和新興的文明都為榮譽、國土和橫財而耗盡元氣，只有瑞典記住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等到一百年過去，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由於嚴守中立而倖免於難，這就使它進一步避開了世界上其他許多強國避不開的嚴重損耗，富裕發達的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發達，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管制對外貿易，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僅躲開了普遍蕭條的陰影，而且奇蹟般地促進了經濟的全面發展，社會的空前安定，於是全國上下、各派政黨都首肯了這個社會經濟模式。

　　順著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統。既實現了古往今來很多社會改革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又沒有付出社會動蕩和極權專制的慘重代價。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於是引起世界矚目。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則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終究冒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憂，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羨慕，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裡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嘆息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與現代高新科技脫節的傳統工業，本是瑞典的世紀性驕傲，卻轉眼成了它的世紀性包袱。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闖將來重整局面，但平均主義的體制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制骨子裡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人們不再認為有設定這種中間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個座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我想其間原因，就在於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和公共道義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過頭了，嘗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面臨的危機更大，而且這種危機將屬於整個西方世界，對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擔憂。

　　偶爾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很能代表這種思路。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制就有很尖銳的矛盾。例如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專制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這種悲觀情緒。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對應得過於整齊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其實，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並不在於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於它在今天必然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從而造成對各種弱勢群落的不公，引發嚴重的衝突。

　　並非危言聳聽，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面臨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規的制訂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制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面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系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原則，令人感動。他們很有說服力地展現出這樣一系列邏輯關係：社會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來實現，人民的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正常秩序靠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保障靠公民義務來實現。因此，財產必須體現於義務，自由必須體現於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

挪威　　砰然關門

　　一

　　對中國文化界來說，知道挪威，首先是因為易卜生。

　　《玩偶之家》裡的那個娜拉，因無法忍受夫權而離家出走，易卜生以她的砰然關門來結束全劇。人們說，正是那聲音，關閉了十九世紀。

　　這聲音當年也震動過中國。魯迅說，娜拉出走後會到哪裡去呢？一是墮落，二是回來，三是餓死，都不好。

　　魯迅畢竟是魯迅，他居然早早地指出，娜拉們的出路，在於經濟權的獲得，因此要以韌性的奮鬥，來改革經濟制度。

　　挪威在二十世紀的社會改革歷史，我不太了解，但這次考察讓我驚異地發現，娜拉的後代已徹底翻身，挪威幾乎成了一個「女權國家」。匆匆百年，真可謂天翻地覆，如果易卜生和魯迅再世，一定瞠目結舌。

　　你看，這次接待我們的幾個重要機構，最高負責人全是女性，站起來致詞口若懸河、風度翩翩，可見她們早已駕輕就熟，擔當著各個社會大家庭的家長。從她們自信的眉眼間可以推斷，在她們自己的小家庭中，也必定是指揮若定、操縱自如。

　　到街上看看，竟有那麼多挪威姑娘邊走路邊抽菸，姿態瀟灑，旁若無人。

　　看到一項社會調查，令我啞然失笑。在文化消費上，挪威的女性喜歡去書店和圖書館，挪威的男性喜歡去電影院。外人調笑說，他們只敢躲在黑暗裡消磨時間了。

　　另一項調查似乎支持了這種有趣的說法，那些男人一再表示：選擇女友和妻子，不要美貌，只要賢慧。

　　這麼說來，娜拉出走時的砰然關門聲，果真是切斷了一個時代。

　　※※※

　　二

　　魯迅所說的經濟權，不僅是女人需要在小家庭中爭取的，也是整個挪威需要在世界大家庭中爭取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挪威是放大了的娜拉。

　　在歷史上，挪威的經濟長期不好。自從海盜時代結束，「北海大帝國」夢幻瓦解，挪威全然回歸自己的狹小和荒蕪。十四世紀從英格蘭傳來瘟疫死亡過半，像是對海盜時代欺侮英格蘭的總報復。以後一會兒受制於丹麥，一會兒受制於瑞典，哪有幾天好日子過？幸好幾十年前發現北海油田，頃刻暴富。

　　我曾嘲笑瑞士富甲天下而人均外援卻居全歐之末。那麼，人均外援居全歐之首的是誰？是挪威。挪威脫離貧困才幾十年，對別國的窮人還保留著深刻的同情。這兩天在奧斯陸的徒步區上經常看到衣著整齊的女學生在寒風中向行人伸手要錢，驚訝地停步詢問，原來她們是在為世界各國的窮人募捐。

　　努力救助別國窮人的挪威，自己貧富差距很小，這實在讓人嚮往。但有一項調查表明，就是這一點點貧富差距，卻直接控制著挪威人的健康狀況。稍稍富裕一點的，健康狀況就好，反之則差，兩者的依賴性程度也居歐洲第一。這顯然無關醫療和營養，而是取決於一種集體心理傾向。脫貧致富時間太短，一切還過於敏感，就像一批成績不好的學生突然成了優等生，互相間的一分之差也會又痛又癢。

　　這是由快速致富造成的心理疾病，好在這是一個善良的民族，遲早會強壯起來。善良，終究創造健康。

　　※※※

　　三

　　致富靠的是石油，但石油不易再生，現已產生枯竭的預感。因此挪威作出明智的決定，讓水產領先出口。

　　挪威水產協會請我們在奧斯陸北邊一個叫荷門柯林（Ｈｏｌｍｅｎ Kｏｌｅｎ）的山地吃海鮮。木屋內爐火熊熊，長窗外冷雨如幕。主人發一聲感嘆：「我們挪威，不管是石油還是水產，全靠自然的恩惠。我們必須對自然更好一點。」

　　為這種樸素的說法，大家舉起了酒杯。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讀到的中國駐挪威外交官孫夜曉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兩個挪威人開著電動雪橇上山遊玩，見到幾隻北極熊就追趕了一陣與牠們逗樂，雖然無傷北極熊的一根毫毛，卻已經犯了騷擾罪，不僅罰以重款，而且兩人都得坐牢。這個判決當地華人大惑不解，覺得挪威還有不少刑事案件發生，司法當局常常因人權的理由從輕發落，這事顯然是小題大作。孫先生說得對，這是兩種文化觀念的差異。

　　挪威一向依賴自然又同情弱者，因此我們應該理解這一判決。北極熊在挪威已不足五十頭，牠們不會控訴，不懂法律，理所當然地進入了法律的最後保護線。

　　對自然都講情義，挪威人仍然是北海好漢。

　　在他們眼中，時至今日，娜拉們苦惱過的女權、男權已不再重要，經濟權問題也可暫時擱置，千百年的生存本性使他們領悟了另一種權力急需把握，那就是對自然的監護權。

　　又是砰然一響的關門聲，這次關的是監獄的門。上次那聲，表達的是娜拉的決心；今天這聲，表達的是挪威的決心。

　　歷史的誠實

　　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建在比德半島上，與中心市區隔著一個峽灣。

　　主要是一棟樓，不大，但一進門就見到那艘把船梢翹到半天上的海盜船，立即精神一振。這棟樓從外面看應該有兩三層吧，但裡邊就是這麼一個讓海盜船囂張其勢的大廳，而且仔細一看還委屈了那艘船，它當年在北國的海天間該是如何狂放舒展。

　　海盜就是海盜，以此命名不是為了幽默。多少搶掠燒殺的壞事都幹了，長長的年月間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為之而驚恐萬狀、聞風喪膽。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這種心態很令人佩服，但對我們來說卻有點陌生。

　　我在三艘海盜船的前前後後反覆觀看，很想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進門時聽他們館長說了，挪威總人口四百萬，每年到這個博物館來參觀的卻有四十萬，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們究竟是怎麼想的呢？從種種文字看，他們絲毫沒有為海盜招魂的意思，也未曾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國道歉，這種不作道德價值取向的立場是憑什麼建立的呢？

　　想起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一個說法。他說人類分成三個階段演進，一是蒙昧時期，二是野蠻時期，三是文明時期。此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關節是：野蠻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採點野果，後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後，應付不了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紀後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和居民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擴大了移民，加強了交流。這便是從蒙昧走向了野蠻，又以不文明的方式為文明創造了條件。

　　從博物館的展出來看，海盜的活動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較強蠻，有的群落則比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線也有不同的重點，例如對於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以搶掠為主；而對於俄羅斯一帶，更多的是貿易；有些群落則由於挪威難以為生，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搶劫和貿易，也都有人在當地定居下來。

　　定居是對一種文明的進入，不管開始時的身分和態度如何，遲早會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從他們的行為規律來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區，越是到與自己原來的生態拉開了很大差距的地區，態度越蠻橫，但正是這樣的地區，文明濃度也越高，日後對他們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敗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戰勝者。這便是由野蠻階段向文明階段過渡的環境原因。

　　與環境同時起作用的是時間。有些劣跡累累的海盜終其一生無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態，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環境裡定居下來，子孫們卻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的奇蹟不見得會在一個人身上集中發生，但在生命繁衍過程中卻是必然。

　　這麼說來，難道一切惡習都遲早能轉化成正面力量？

　　不對。

　　為什麼後世的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都沒有像挪威海盜那樣完成轉化？這就像說人由猿猴進化過來，為什麼現在世上的猿猴不再進入這個進化過程？

　　我想正是這種深刻的區別，使現代挪威人沒有把「海盜時代」看成「罪惡時代」，沒有為祖先的惡行而羞愧，每年願意一再地到這裡來看看。

　　這種深刻的區別，在於挪威海盜的出現有一種「歷史的誠實」。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無以為生，又不知道其他謀生方法，更未曾經受起碼的精神啟迪，他們就手持刀劍上了船。換言之，他們徹徹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蠻的荒原上，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惡。

　　正是這種「歷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礪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醍醐灌頂。

　　相比之下，後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歷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途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永無療救希望的盜賊。

　　這使我聯想起一件小事。這些年中國大陸文化市場上盜版猖獗，盜版最早就叫「海盜版」，因此在名稱上與挪威海盜有一些關聯。我一度曾寬心痴想，這些人的行徑也許能衝擊一下出版體制上的「蒙昧時代」，然後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吧，因此曾在報紙上對他們好言相勸，說如果及早改邪歸正，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生龍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實證明我想錯了，他們不存在挪威海盜那樣的「歷史的誠實」，而是熟知文明規範，還要連篇累牘地證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該殺該盜。既然文明已經被搓捏在他們手上，他們也就不會再向文明進化了。

　　與他們相反，挪威海盜不大為自己申辯，因此那個時代變得沉默和神祕，差一點讓後代茫然於它的存在。千百年來這樣的群落一定還有許多，由於無法以文字語言進入歷史，歷史也就把它們刪除了。幸好挪威海盜一個小小的習慣不經意地給歷史留下了確切的痕跡，那就是當時小王國的統治者去世時常常以船載棺來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進了沙土深層，獲得了真空保存。海盜博物館裡的三條船，就是從沙土中挖出來的。因為其他資料不多，這個海盜博物館的正式名稱應該多加一個字，叫海盜船博物館。

　　挖掘出來後立即引起了高層學術界的廣泛興趣，這不是獵奇，而是因為獲得了解讀歷史的一個新鮮角度。正統的歷史往往過於矯飾，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實際資料的佐證。佐證一來，當然欣喜莫名。對這種興趣我非常理解，多年來我在實地踏訪中國歷史腳印時深感許多文字記載之外的鮮活歷史被人們擱置、遺忘了。當時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樓文化、乞丐文化的資料，認為那是一片特別珍貴的文化邊緣地帶。後來由於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研究這個地帶，至今還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盜文化卻有一批學者在認真研究，陪我參觀的館長邁克爾遜（Ｅｇｉｌ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博士就是奧斯陸大學的教授，他說他周圍專門研究海盜時代的學者就有十餘名。我問他最近研究的興趣點，他居然說是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北歐與佛教的關係。這當然讓我興奮，問他有什麼起點性的依據，他說在斯德哥爾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據測定是海盜時代從東方運來的。另外，還在海盜船和地下發現貝類串成的項鏈，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議他不要對後一項研究花費太多精力，因為佛教反對殺生，一般不會用貝類來串佛珠，而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遺物中，我也經常看到這種貝類項鏈。

　　他又說，海盜時代與伊斯蘭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證據。

　　我知道，館長先生一直著眼於宗教，是想進一步解析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外來精神條件。

　　這種研究，既屬於歷史學和考古學，更屬於人類學和哲學。

　　於是，海盜這個猙獰的名詞，在這裡產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內涵。這個小小的博物館支撐起了超越人們常規思維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氣地屹立在海邊。

冰島　　恬然隱者

　　終於要去冰島了。

　　中文對外國地名歷來用音譯，只有極少數例外，冰島是一個。冰島──僅僅兩個字，把寒冷、孤僻、遙遠全然付諸人們的直覺。但這種例外的譯法也會帶來麻煩，如果讀者根據意譯所產生的文字直覺向那些音譯的地名推衍，會造成很多誤會。要是德國、法國被誤會成了以道德和法律治國的楷模，那麼西班牙、葡萄牙可真要咬「牙」切齒了。

　　當初那個叫紅色埃里克的人因殺人而被冰島放逐，渡海找到了格陵蘭，格陵蘭（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這個地名就是他起的，意為綠島，與冰島唱反調，想以一個對比性的名字把冰島人吸引過去。但在中國翻譯者手裡，格陵蘭還是用了音譯，只讓冰島單個兒冷著。我想這主要是因為冰島實在太不重要，又比格陵蘭小了許多，幾乎不會進入國際視聽，開頭隨口叫了一聲也就不去更改了。

　　對於這種永遠被忽略的邊角地位，冰島人並不氣惱。我讀到過一本由冰島學者寫的小冊子，開篇就是這樣一段話：一個被遺忘的島國，有時甚至被一些簡易地圖所省略。連新聞媒體也很少提到，除非發生了重大自然災害，或碰巧來了別國元首。

　　它的歷史開始於九世紀，由於海盜。它自從接受了來自挪威的移民之後，長期與歐洲隔離，以至今天的冰島人能毫無困難地閱讀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卻已經完全無法做到。

　　它不可能受到外國攻擊，因此也沒有軍隊，形不成集權。它一直處於世界發展之外，有人說，如果冰島從來沒有存在過，人類歷史也不會受到絲毫影響。

　　用這樣的語言來談論自己的國家，有一種我們很少領受的涼爽。我當時就想，隱者的恬淡總是讓人動心。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事能影響人類歷史？好人還是壞人？好事還是壞事？遠離熱鬧，有何不好？不僅保全了一個純淨的自我，還替別人保全了祖先的語言，冰島，像是一口遠山老井，一座荒地冰窖。

　　世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種掩飾性的表演，但冰島不是。這次我們出發前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歐洲各國都有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前來參加，而冰島來的是大使本人。奧拉夫‧埃吉爾松大使是一位學者，在發布會結束後找到我，話不多，很誠懇，說要送我一套書。這套書叫《薩迦選集》，厚厚兩冊，一千多頁，掂在手上重重的。薩迦（Ｓａｇａ）是冰島中世紀的一種敘事散文，我以前略有所聞，卻不知其詳。此刻手上的分量又一次提醒我，很多並不張揚的文明，在遠處默默地厚重著。

　　冰島不想在世界上鬥奇爭勝，只是得知有人要來進行文化考察，二話不說，先捧一點早已遠去的祖先聲音給你們聽聽。捧持者就是駐外大使，這是人家對外交往的第一話語。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堂堂大國找不到自己的第一話語了，在滔滔不絕的浮言豪語中失落了本真。

　　這套薩迦裝進我的行篋，掐指算來也已顛簸了歐洲幾十個國家。照理這樣的旅行應該多帶一些圖書資料作為參照，但遠路只能輕裝，何況天天換地方，要帶多少才夠？我根據上一次在人類古文明遺址進行數萬公里考察的經驗，知道越是缺少資料裝備，反而越能喚醒生命底層的感悟，因而這次臨走只隨手挑了幾本小冊子，全部分量還抵不過這套薩迦。我放不下薩迦，是因為自己對冰島過於無知，又找不到別的資料。至於它到底講了些什麼，卻因一路辛勞，沒有去翻閱。只料想那是一個陌生的世界，輕易不能去騷擾。

　　到了斯德哥爾摩，在繁忙的採訪日程中悄悄擠進了另一番緊張：為冰島之行作準備。當地朋友一再勸阻我們：「即使夏天到冰島都要帶足禦寒的衣服，你們怎麼會選一個隆冬去？冬天，連最後一點苔蘚也沒有了，看什麼？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哪一個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島？」

　　我的意見恰恰相反：不去冰島則罷，要去一定要趕一個冰天雪地。嚴冬是它的盛世，寒冷是它的本相，夏天反倒是它混同一般的時候，不去也罷。

　　那麼只能與我們的車輛暫別了。自雅典出發至今，我們都在車上，連幾次渡海也帶著車。冰島實在太遠，又是冰海季節，因此只能坐飛機。我們隨身要扛很多拍攝設備，已經拿不了多少個人行李，虧得我還記得帶上了那套薩迦。

　　車輛連同行李寄存在一個寒枝蕭蕭的院落裡，天正下雪，待我們走出一段路後依依不捨地回頭，它們全已蒙上了白雪，幾乎找不到了。

　　那好，就算是北歐大地為我們破釜沉舟，為了去冰島。

　　由斯德哥爾摩飛向冰島，先要橫穿斯堪地納維亞半島，然後便看到隱約在寒霧下的挪威海。幾個小時後終於發現眼下一片純白，知道已是冰島上空。我以前也曾多次在飛機上俯瞰過雪原，卻第一次看到白得這樣乾淨，毫無皺摺，心裡猜測，那該是厚達千餘米的著名冰川。

　　皺摺畢竟出來了，又推想該是冰島高地了，如果沒有大雪覆蓋，這裡酷似月球表面。據說美國的登月太空人出發前，就在這裡適應環境。那麼，這便是不分天上人間的所在，而且更近於天上而不是人間。

　　皺摺不見了，又是純白。純白中漸漸出現一條極細極淡的直線，像是小學生劃下的鉛筆印痕，或是白牆上留下的依稀蛛絲，我好奇地逼視它通向何方，終於看清，那是一條公路，從機場延伸出來。機場也被白雪籠罩，不可辨認，只見那條細線斷截處，有橙光潤出，飛機就向那裡輕輕降落，盡量不發出聲音。

　　下地一陣寒噤，冰清玉潔的世界，真捨不得踩下腳去。

　　生命的理由

　　雷克雅未克是冰島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謙虛的首都。西方有人說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說它是最醜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簡樸不等於寒酸，至於醜陋，則一定出於某種人為的強加，它沒有。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繞幾圈就熟了。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樓，說是紀念十七世紀一位宗教詩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單純，很難納入歐洲大陸的設計系列，分明有一種自行其是的自由和傲然。

　　一處街道轉角上有一幢灰白色的二層小樓，沒有圍牆和警衛，只見一個工人在門口掃地，這便是總理府。走不遠一幢不大的街面房子是國家監獄，踮腳往窗裡一看，有幾個警察在辦公。街邊一位老婦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在監獄窗外踮腳，感慨一聲：「以前我們幾乎沒有罪犯。」

　　總統住得比較遠，也比較寬敞，但除了一位老保姆，也沒有其他人跟隨和衛護。總統畢業於英國名校，他說：「我們冰島雖然地處世界邊緣，但每一個國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生活。作為總統，我需要考慮的是創造出什麼力量，能使遠行的國民思念這小小的故土。」

　　那位老保姆對我們一行提著攝影機在總統家的每個房間晃來晃去有點不悅，而我們則忘了詢問，總統家門口怎麼有兩個墳墓？那是誰的？天寒人稀，連墳墓在這裡也顯得珍罕。

　　根據總統的介紹，冰島值得參觀的地方都要離城遠行。既然城市不大，離開非常容易，我們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於是也就明白，總統、總理為何表現得那樣低調。這裡連人的蹤跡都很難尋找，統治的排場鬧得越大越沒有對象。歷來統治者的裝模作樣都是為了吸引他們心中千萬雙仰望的眼睛，但千古冰原全然不在乎人類的高低尊卑、升沉榮辱，更不會化作春水來環繞歡唱。

　　翹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車是從機場租來的，在雪地裡越開越艱難。滿目銀白先是讓人爽然一喜，時間一長就發覺那裡埋藏著一種危險的視覺欺騙，即使最有經驗的司機也會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輪下的坎坷。於是，我們的車子也理所當然地一次次陷於窮途，一會兒撞上高凸，一會兒跌入低坑。

　　開始大家覺得快樂，車子開不動了就下車推拉，只叫嚷在斯德哥爾摩購買的禦寒衣物還太單薄，但次數一多就快樂不起來了，笑聲和表情在風雪中漸漸冰凍。

　　終於，這一次再也推不出來了，掀開車子後箱拿出一把鏟子奮力去鏟輪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無濟於事，鐵鏟很快就碰到鏗鏘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

　　火山熔岩凝結成的山谷我見過，例如前幾個月攀登的維蘇威火山就是一個。那裡褐石如流，奇形怪狀，讓人頓感一種脫離地球般的陌生；而在這裡，一切都蒙上了白色，等於在陌生之上又加了一層陌生，使我們覺得渾身不安。

　　既然連猙獰的熔岩都已被白色吞食，又怎麼會讓幾個軟體小點蠕動長久？

　　至此才懂得了斯德哥爾摩朋友的那句話：「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哪一個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島？」

　　早已鬧不清哪裡有路，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呼救。點燃一堆柴火讓白煙充當信號吧，但是誰能看見白雪中的白煙？看到了，又有誰能讀解白煙中的呼喊？「雷克雅未克」這個地名的原意就是白煙升起的地方，可見白煙在這裡構不成警報。更何況，哪兒去找點火的材料？

　　想來想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等待天邊出現一個黑點。黑點是什麼，不知道，只知道在絕望的白色中，等的總是黑點。就像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中，等的總是亮點，不管這亮點是不是盜匪手炬，墳塋磷光。

　　這種望眼欲穿的企盼是沒有方向的，不知哪個黑點會在地平線的哪一個角落出現。由此我走了神，想到古代那些站在海邊或山頂望夫的婦人遠比那些在長江邊數帆的妻子辛苦，因為江帆有走道，江水有流向，而在海邊、山頂卻要時刻關顧每一個方向。但這麼一比更慌了，人家不管哪一種等法也是腳踩熟土，無生命之虞，而且被等待的對象知道自己在哪裡被等待，而我們則一片虛空，兩眼茫茫。

　　很久很久，當思緒和眼神全然麻木的時候，身邊一聲驚叫，大家豁然一震，眯眼遠望，彷彿真有一個黑點在顛簸。接著又搖頭否定，又奮然肯定，直到終於無法否定，那確實是一輛朝這裡開來的吉普。這時大家才扯著嗓子呼喊起來，怕它從別的方向滑走。

　　這輛吉普體積很小，輪胎奇寬，又是四輪驅動，顯然是為冰島的雪原特製的，行駛起來像坦克匍匐在戰場壕溝間，艱難而又強韌。司機一看我們的情景，不詢問，不商量，立即揮手讓我們上車。我們那輛掩埋在雪中的車，只能讓它去了，通知有關公司派特種車輛來拉回去。

　　小小的吉普要擠一大堆人不容易，何況車上本來還有一條狗。我們滿懷感激地問司機怎麼會開到這裡，準備到哪裡去。司機回答竟然是：「每天一次，出來遛狗！」

　　我們聽了面面相覷，被一種無法想像的奢侈驚呆了。那麼遙遠的路程，那麼寒冷的天氣，那麼險惡的山道，他開著特種吉普只為遛狗。

　　那狗，對我們既不抵拒也不歡迎，只看了一眼便注視窗外，不再理會我們，目光沉靜而深幽。

　　看了這表情，我們立即肅靜，心想平常那種見人過於親熱或過於狂躁的狗都是上不了等級的，牠們只在熱鬧處裝瘋撒歡罷了，哪裡來得了冰島，哪裡值得人們這麼長距離地去遛？

　　在生命存活的邊緣地帶，動物與人的關係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既然連植物的痕跡都很難找到，那麼能夠活下來的一切大多有一種無須言說的默契。雪原間跌宕不已的那條漫長曲線，正是在描畫生命的理由。

　　我們坐著這輛遛狗的吉普終於到達雪原間的一家地熱發電廠，參觀完之後由廠家派車送回雷克雅未克，入住一家旅館。旅館屋內很溫暖，但窗外白雪間五根長長的旗杆，被狂風吹得如醉筆亂抖。天色昏暗，心中也一時荒涼，於是翻開那部薩迦，開始閱讀。

　　讀到半夜心中竟浩蕩起來，而且暗自慶幸：到冰島必須讀薩迦；而這薩迦，也只能到冰島來讀。

　　拍雪進屋

　　已經在冰島逗留好些天了，每天都在雪地裡趕路，十分辛苦。趕來趕去看什麼呢？偶爾是看自然景觀，多數是看人類在嚴寒下的生存方式。

　　初一聽這種說法有點過時，因為近年來冰島利用地熱和水力發電，能源過剩，連一個小小的村落都華燈徹夜，電器齊備，不再害怕嚴寒。但在我看來，這還是生活的表面。許多現代技術往往以花哨的雷同掩蓋各地的生存本性，其實生存本性是千百年的沉澱，焉能輕易拔除？如果真的拔除了，究竟是幸事還是悲哀？這個悖論，在冰島演示得特別明顯。

　　例如能源優勢的發現曾使冰島興奮一時，舉債建造大量電廠來吸引外資，但外資哪裡會輕易看上那麼遙遠的冰島能源？結果債臺高築，而一家家電廠卻在低負荷運行。因此那些徹夜長明的華燈，是冰雪大地的長嘆。

　　到今天為止冰島經濟還是依靠捕魚，這與千百年來毫無差別，只不過現在要用這古老行業的辛苦收入，去歸還現代衝動造成的沉重外債。如果堅冰封港，或水域受汙，全國的經濟命脈立即受阻，這便是這個島嶼的原始生存本性。

　　那麼，幾排高壓電線劃出的只是冰島的焦急和企望，而在電線鐵架旁那間深陷在雪堆中的老木屋，木屋小窗裡那雙向外張望的蒼老眼睛，卻是冰島真正的祕藏。那兒也有企望，只企望晴日按時來臨，並不熱切；那兒也有「地熱」，卻是疏落人群間的依稀情義，並不喧鬧。

　　我知道我的這些想法是受了薩迦的影響。這裡生活節奏緩慢，一切行為都伴隨著長時間的等待，因此我也就把薩迦帶在身邊，在哪裡坐下便翻開來讀，這麼一來，眼前的物象都與幾百年前往返盤旋，只想把持歷久不變的本源。

　　今天在一個地熱鹽水湖邊坐了很久，這裡的冰水和蒸汽劇烈相撞，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露天浴場，夥伴們浸泡在被白雪包圍的湯池中興奮不已，一直在大聲呼喊著最喜歡游泳的我，而我則完全被薩迦吸引，只抬手示意，連目光都沒有離開紙頁。如此兩頭沉迷，等發覺時已是半夜，而雷克雅未克還在遠處。

　　我們的車又在雪地裡尋路了，拐來拐去，大家早已飢餓難忍。飢餓的感覺總是摻雜著預期的成分，解除的希望越渺茫便越強烈。據我們前幾天的經驗，這個時間回到雷克雅未克已經絕無就餐的可能，整個小旅館連一個警衛也不會有，你只能摸著走廊開房門，而街道上極少的店鋪早就睡死在萬丈深淵裡。

　　在這般無望的沮喪中，虛虛地微睜眼睛瞄了一下車窗外面，竟然見到一塊小木牌，在雪光掩映下，似乎隱隱約約有「用餐」字樣。

　　連忙停車，不見有燈，那塊木牌也許已經在十年前作廢，但還是眼巴巴地四處打量。看到前面有一所木屋，貼地而築，屋頂像是一艘翻過來的船隻。我知道這是當年北歐海盜們住的「長屋」的衍伸，只是比以前的大了一些。

　　不抱什麼希望地敲門，大概敲了十來下，正準備離去，門居然咯吱一下開了。屋內有昏暗的燈光，開門的是位老太太。我們指了指門外那塊木牌，老太太立即把我們讓進門內，扭亮了燈，幫我們一一拍去肩上的雪花。拍完，豎起手指點了點我們的人數，然後轉身向屋內大叫一聲，我們聽不懂，但猜測起來一定是：「來客了，八位！」喊聲剛落，屋內一陣響動，想必是家人們從睡夢中驚醒，正在起床。

　　從進門拍雪的那間屋子轉個彎，是一個廳。老太太請我們在桌子邊坐下，就轉身去撥火爐。裡屋最先走出的是一個小夥子，手裡托著一個盤子，上面一瓶紅酒，幾個酒杯，快速給我們一人一杯斟上，他能說英語，請我們先喝起來。

　　我們剛剛端杯，老大爺出來了，捧著幾盤北極魚蝦和一簍子麵包，這樣的速度簡直讓我們心花怒放，沒怎麼在意已經盤淨簍空。老大爺顯然是驚慌了，返身到廚房去尋找食物，而我們因有東西下肚，開始神閒氣定。老大爺重新出現時端上來的食物比較零碎，顯然是從角角落落搜尋來的，但剛才擱在火爐上的濃湯已經沸騰，大家的興趣全在喝湯上。

　　這時，屋內一亮，不知從哪個門裡閃出一位極美麗的少婦，高挑寧靜如玉琢冰雕，一手抱著嬰兒，一手要來為我們加湯。她顯然是這家的兒媳婦，也起床幫忙來了。閃爍的爐火照得她煙霞朦朧，這麼多天我們第一次見到冰島美人的風姿。她手上的嬰兒一見到黑頭髮就號啕大哭，她只得搖頭笑笑抱回去了。

　　孩子的哭聲使我們意識到如此深夜對這個家庭的嚴重打擾，好在已經吃飽，便起身付賬告辭，他們全家都到門口鞠躬相送。

　　車剛起步，便覺得路也模糊，雪也模糊，回頭也不知木屋在何處，燈光在何處。

　　我想這又是冰島深藏密裹的另一種「地熱」，當初深夜泊岸的北歐海盜和航海家們都領受過的。

　　議會─阿爾庭

　　在雷克雅未克不管看到什麼，心中總想著辛格韋德利。那部越來越放不下的薩迦一再提醒，冰島歷史上最重要的故事都與那裡密切相關。因此，雷克雅未克雖是首都，對它的任何記述都只是引子。既然我已明白薩迦是冰島的魂魄所在，那麼辛格韋德利則是這種魂魄的安息點。

　　辛格韋德利往往被稱作議會舊址。或者叫阿爾庭（Ａｌｔｈｉｎｇ）舊址，阿爾庭就是議會。初聽名字時我想，議會舊址應該有一座老房子吧，如果老房子坍塌了，還應該有地基的遺跡。後來讀薩迦漸漸發覺情況有異，但究竟如何並不清楚。今天終於趕到了這裡，大吃一驚。

　　沒有老房，沒有地基，也沒有希臘奧林匹克露天體育場那樣的半天然石壘坐位，而是崇山間一片開闊的谷地。谷地一面有一道長達七八公里由熔岩構成的嶙峋峭壁，高約三十多米，攔成了一個氣勢不凡的天然屏障。谷地南面是冰島第一大湖，便叫議會湖。

　　我們沿著峭壁進入，有一條險峻的通道，今天冰雪滿路，很不好走，而且刺骨的寒風被峭壁一裁變得更加尖利，幾乎讓人站立不住、呼吸不得。

　　然而這就是議會舊址，冰島議會年年都在這野外開會，從公元十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整整延續了八百多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議會，比英國議會的出現還早了三百年。因此這個令我們索索發抖的怪異谷地，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小小的亮點。

　　參加議會的有三十六個地方首領，各自帶著一些隨從，普通百姓也可以來旁聽。會議在六月份召開，那時氣候已暖，在這裡開會不會像我們今天這樣受苦了。

　　陪我們前來的冰島駐中國大使館參贊拉格納爾‧鮑得松先生邊指邊說，峭壁前的那座山崗正是開會的場所，山崗上的那塊石頭叫「法律石」，是議事長老的位置，而旁聽的普通百姓則可坐在山崗的斜坡上。

　　那時冰島沒有王室、王權，也沒有常設的政府機構，主要就靠這麼一個議會每年來判決和仲裁各種事端，依據的是不成文的習慣法律。由於不成文，參加會議的人員中有一些精熟各種規則的專家，法律就在他們的心上口上。

　　就這樣，一年一度的會議把整個冰島連接起來了。

　　這種不是靠王權而是靠法律的連接，在山谷峭壁間實行了那麼多年，實在壯觀。

　　與我同行的兩位夥伴問：在沒有擴音設備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中討論的問題，一定無法細緻，大概都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件吧？

　　我說是。我已讀過薩迦，知道討論哪些事情，而且還進一步告訴夥伴，為什麼會是這些事情。原因是，當事人基本上都有一點海盜背景，或近或遠而已。

　　一群由北歐出發的海盜及其家屬，在這裡落腳生根，卻越來越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仲裁機制，判別榮辱是非，於是漸漸親近法律，居然成了最仰仗法律權威的族群。

　　這個歷史過程已經意味無窮，而更深刻的是，他們又要在法律的前後左右安頓自己的血性情義，逐步洗滌和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靈魂。

　　這也正是薩迦讓我放不下的原因。我國傑出的北歐文學研究專家石琴娥女士說，薩迦表現的人物都是身兼海盜或者當了海盜才發跡起來的，因此他們的觀念也都是北歐海盜式的。薩迦是海盜們脫胎換骨的史詩。

　　據我所知，北歐海盜憑著兩隻烏鴉的指引到達冰島是九世紀前期，一百年後已陸續來了約二萬人，他們多數已經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著他們的還是讓人熱血沸騰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觀念這樣的社會當然充滿了奇異的故事。

　　按年代比照，這在中國歷史上相當於關漢卿、王實甫他們在吟詠著趙匡胤到李後主的故事。但那時的中國社會已綿熟到了衰疲，在整體上再難找到勃發的血性，原始的沉鬱，開闊的豪邁。中國已積聚了太多既成的概念，而冰島還在以生命的代價逐一草創，享受著草創期才有的巨人自覺。這些巨人仍願意在山間站立，辛格韋德利的熔岩便是接引這些英雄群像的粗糙平臺。

　　人們喜歡著眼於它的超前意義，即肯定它超前地在天地間試驗了議會政治，而我則相反，更著眼於它的滯後意義，即滯後幾千年展現了人類早期如何學習把個人行為交付給社會公正。

　　人類從蒙昧、野蠻而進入文明，其實並不容易，因為千萬條個人的行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會公正，而社會公正卻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來是為了求一個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對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視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一大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精神險關當然看不見，而且由於年代久遠連想像也很困難，辛格韋德利卻讓我們看見了。

　　當年冰島的江湖好漢們並不害怕流血死亡，卻害怕這裡的嶙峋亂石。一般的盜賊早就被時間清掃，他們卻留下了，因為他們有起碼的榮譽標準和精神品級，但正是讓他們留下來的這些標準和品級需要受到評判，於是那些偉岸的身軀、渾濁的眼睛遠遠地朝向著這裡，年年月月地猜測、期待。

　　這裡並無神靈廟堂，除了山谷長風，便是智者的聲音，民眾的呼喊。從薩迦的記述來看，起決定作用的是智者的聲音，而不是民眾的呼喊，當時的民眾似乎專來傾聽智者的判斷。

　　尼雅爾薩迦

　　眾多的冰島薩迦中最動人的要算是《尼雅爾薩迦》，這些天我從隨手翻翻到埋頭細讀，不斷受到令人窒息的心靈衝撞。很奇怪為什麼一位法國學者前些年寫的一本研究北歐海盜的書中，談到薩迦時只介紹了《埃吉爾薩迦》和《梭蒙山谷薩迦》，反而遺落了它？

　　現任冰島古籍手稿館館長韋斯泰恩‧奧拉松先生曾這樣揭示薩迦所表述的基本價值觀念：這個世界是充滿危險的，它與生俱來的問題足以把心地善良的好人摧殘殆盡，但它又容許人們不失尊嚴地活著，為自己和親近的人承擔起責任。

　　這種顯然不會過時的觀念，在《尼雅爾薩迦》中獲得了史詩般的展現。此刻我為了避開越來越厲害的寒風正縮脖抱肩躲在辛格韋德利議會舊址的一個岩柱背後，重溫著奧拉松先生的這句話，不忍立即與夥伴們一起離去。

　　我一直在想：這兒，正是尼雅爾和他的朋友們如貢納爾、弗洛西站立過的地方嗎？

　　《尼雅爾薩迦》一開始並沒有讓這幾個主要人物出現，而是推出了一位當時冰島的法律專家名叫莫德。在還沒有成文法的時代，人們相信，如果沒有莫德參與，任何判決都無效。那麼，莫德就是辛格韋德利議會山谷間的最高代表。這個身分一確定，接下來的事情就越來越具有象徵性了。

　　這位代表法律的莫德能對全國各種重大事件作出權威性判斷卻無法處理好自己女兒的婚事。儘管他女兒的結婚條件和後來的離婚條件都到辛格韋德利議會上議定，儘管他自己一直居高臨下地坐在這塊「法律石」上。女婿就在這裡提出要與他決鬥，他自知不是對手，退縮了，引來民眾一片恥笑，恥笑著法律對武力的屈服，而且很快，莫德也就病死了。

　　在他之後又出現了一個人也叫莫德，我看這又是佚名的薩迦作者的象徵性安排。這個莫德顯然是一個小人，卻也精通法律，最喜歡那些「能夠互相殺戮的男子」，不能夠互相殺戮也要想方設法為他們佈置戰場。此後很多惡事的出現都與他有關。難道，小人是法律的必然補充和自然延續？

　　既然故事裡的情節已經具有了象徵性，那麼就請允許我多講幾句情節，因為只有通過這些確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的行為，我們才會觸摸到冰島大地的溫度，才能明白今天歐洲文明的來之不易。那位代表法律又害怕暴力的老莫德身後留下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有事要找親戚貢納爾幫忙，而貢納爾則請最智慧的朋友尼雅爾出主意，這樣，兩個主要人物就出現了。尼雅爾果然為貢納爾設計了細緻、精確的行為程序，他們兩人的友情也由此而更加親密。

　　一切純淨而高貴的友情都是危險的，因為這既不被旁人容忍，又不被家人珍惜，嫉妒者們一挑撥，就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裂痕。

　　尼雅爾和貢納爾兩家由於友情而往來頻繁，又由於往來頻繁而在妻子、孩子、僕人之間產生大量意想不到的糾葛。於是互相之間產生了越來越多的麻煩，連兩位主人也一次次臨近翻臉的邊緣，成為莫德所喜歡的「互相殺戮的男子」。幸好他們立身高邁，拒絕挑撥，互相以退讓維繫了友情，直到貢納爾被別人所殺，尼雅爾悲痛不已。

　　這兩個男人的關係已使人們看到，在當時的冰島，男人們的終極追求是榮譽，而榮譽的主要標誌是不計成敗地復仇。友情產生在復仇的互助中，又存在於復仇的夾縫中，就像風廊中燃起的火堆，隨時隨地會被撲滅。

　　在復仇的血泊邊，也有一些智者開始在構建另一種榮譽，這種榮譽屬於理性與和平，屬於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構建卻處處與老式榮譽對立。尼雅爾和貢納爾就長期在這兩個榮譽系統間掙扎，他們眼前有親屬的哭訴、真實的屍體和雄辯的慫恿，他們都忍下了，同時也就忍下了眾人的譏笑和內心的煎熬。

　　他們已經意識到，只要稍有不忍，就會回到老式榮譽一邊，個人受到歡呼，天下再無寧日；而如果能忍，則有可能進入一個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卻要忍氣吞聲。

　　這種委屈是無法表述的，他們一次次離開阿爾庭大會時默默無言，也許會不經意地看一眼我現在腳下的這塊「法律石」，他們用自己的屈辱為它增添了重量。

　　貢納爾之死並沒有結束尼雅爾的精神掙扎，他又遭遇到另一位似友似敵的勇士弗洛西，而且成了聯姻的親戚。

　　嫉妒者、挑撥者莫德，就在兩家那對新婚夫婦身上做起了文章，結果新郎無辜被殺，新娘要求復仇，尼雅爾和弗洛西兩個家族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

　　尼雅爾對這個走向早有預料，卻無法躲避，到後來終於被弗洛西點燃的烈火所包圍。弗洛西有意讓尼雅爾夫婦逃生卻遭到拒絕。

　　尼雅爾死後，弗洛西等人又在這阿爾庭的「法律石」邊受到審判，審判官還是那個莫德。只有少數人依稀懷疑，作為事件起因的那次謀殺，捅進關鍵一刀的可能正是現在作為審判官的樣子出現的莫德。

　　審判是一場缺少是非的拉鋸戰，新的暴力又此起彼伏，而弗洛西則有意無意地坐了一條已經不適合航行的船出海，再也沒有消息。

　　其實在事態發展的前期，尼雅爾和弗洛西已經一再憂心忡忡地預言：「從此很難再有和平了。」而事實上，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已經透露出人們對於選擇暴力的猶豫。

　　例如，有一次阿爾庭大會開始的時候，尼雅爾在「法律石」上宣布進入法律訴訟程序，就有不少人說：「即使審理過的案子也沒有什麼結果，我們寧願用刀劍來表達要求。」

　　尼雅爾立即反對，說：「你們千萬不要那樣，這塊土地如果沒有法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這樣的宏觀判斷出自於一位見多識廣的長者，不能不使那些寧願用刀劍來表達要求的年輕人開始猶豫。但是與此同時，人們對於選擇和平和法律也是猶豫的，而且有猶豫的理由。

　　你看沒過多久，這塊「法律石」邊上陳列出尼雅爾家族賠償弗洛西的一大堆白銀，精通法律的尼雅爾一時出於善意，又在這堆白銀上加添了一件絲綢長袍。但他沒有想到，這個加添突破了判決的數字，使法律賠償突然具有了法律之外的賜予。因此也就立即被弗洛西敏感到了，懷疑其中包含著羞辱，便拒絕賠償，抓起絲綢長袍狠狠一摔，開始採取法律之外的暴力行動，把舒緩的事態重新推向危機。

　　人們可以責怪尼雅爾的多此一舉，但更需關注的是，司法現場的心理氣氛為何如此脆弱？在我看來，這種脆弱，屬於一切剛剛走向秩序的強悍人群。

　　由於一時混淆了個人的善意和法律的嚴正之間的區別，智者尼雅爾付出了全家的生命代價。他能逃生而不逃生，是因為覺得在兩個方面都見不得人：就老式榮譽而言，他已無力為自己的兒子們復仇；就新式榮譽而言，他也無力把法律重新從血泊中扶起。

　　其實還有一個層面他無法對付，那就是薩迦作者一再強調的在暴力與法律間遊走的小人。尤其是那個我們經常遇到的莫德，不僅集嫉妒、挑撥、凶殺於一身，而且還是一個永恆的審判者。有這樣的人擠在中間，什麼壞事都會冒出來，什麼好事都存不住，什麼好人也活不長。難怪尼雅爾被殺死後一位叫卡里的武士長嘆一聲：「用口殺人，長命百歲。」

　　但是卡里也抓不住那些「用口殺人」的人，至少找不到可以陳之於阿爾庭的證據，他只知道英雄與小丑的差別，只知道法律在這種區別前的無能為力。他在「法律石」前握劍站起，決定先用傳統暴力手段改變一下人們嘲諷的方向，然後用生命來祭奠那個用法律和暴力都無法衛護的詩與花的世界。

　　他在「法律石」上隨口吟詠了幾句詩：武士們不願停止戰鬥，而此時的詩人斯卡弗蒂蜷縮在盾牌後面，身上被扎傷。

　　這位仰面朝天的無畏英雄被廚子們拖進小丑的房間。

　　當船上的水手們嘲弄著被燒死的尼雅爾、格里姆和海爾吉──他們犯了天大的錯誤。

　　如今，在綴滿石楠花的山丘上，在大會結束之後，人們的嘲諷轉向了那一方。

　　他所說的「大會」，就是阿爾庭，那年的阿爾庭也就只好以刀兵發言。現在我腳下踩踏的熔岩，應該記得那年在這裡浸潤過多少鮮血。

　　許多英雄、武士、殺手在冰島引刀一快之後便覓舟遠航，就像他們的祖先當年在歐洲大陸無以立足後來到冰島。他們這次回到歐洲大陸後，有不少人皈依了基督，有的還獲得了宗教赦免，包括卡里在內，而此間的阿爾庭仍然年年召開，直到歐洲文明早已瓜熟蒂落的十八世紀末尾。

　　就像世上一切古代土俗文明一樣，今天的阿爾庭舊址乍一看遠遠落後於歐洲的主體文明，但它卻以最敞亮的方式演示了人性中理性追求和感性追求的衝突，善意衝動和惡念衝動的漩渦，生命欲望和秩序欲望的互窺。

　　這就怪不得當司各特、華格納、海明威、博爾赫斯等人讀到薩迦時是那麼興奮。他們只遺憾，海險地荒，未能到這裡來看看。

　　地球的裂縫

　　離開阿爾庭舊址的峽谷峭壁沒多遠，又見到一道延綿的石壁。沒有阿爾庭的峭壁那麼高，黑森森地貼地而行，看不到盡頭。走到跟前探頭一看，石壁下是一道又深又長的地裂，這才猛然想起，我們撞到了地球的一條老疤痕，早就在書中讀到過的。

　　地質學家說，不知在多少年前，歐洲大陸板塊和美洲大陸板塊慢慢分離，在地球深處扯出一條裂縫，地心的岩漿從這條裂縫中噴發，驟然凝固後就形成冰島。他們還說，岩漿噴發時引起地殼變動，連這條裂縫也湧上地面，在這裡冷凍。

　　眼下便是歐洲大陸板塊和美洲大陸板塊分離時留下的裂縫？

　　這個匪夷所思的結論令人驚悚，我重新虔誠地趴在石壁邊上俯視。只見兩壁以緊緊對應的圖形直下萬丈，偶有碎石阻塞，卻深不見底。驚悚的結果必然是大膽，我直起身來向地裂的兩頭打量，終於找到一處最窄的裂口，飛奔而去，然後分腳跨立在裂口上，左腳踩著「美洲」，右腳踩著「歐洲」。

　　像是兩極間的電流接通全身，我的這一跨立動作剛剛擺開便產生一種強烈的身心體驗。我往常並不恐高，此時卻不敢直視腳下的裂口，越不敢直視越覺得此刻裂口正在擴大，活生生要把我的軀體撕開；我要抗拒撕開只得從「美洲」或「歐洲」縮回一腿，卻又覺得會在縮腿之間墜入無底的深淵……

　　當然這只是一時暈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回過神來了，心想世間很多偉大的業績都經不住從某個特殊的角度來看。例如從我現在跨立的角度看過去，哥倫布從歐洲出發的對美洲的地理大發現，無非是我腳下的地裂擴大後兩個板塊之間的一次尋找，只是尋找得苦了一點；他的出發地和終點，都是我腳下裂口的延伸，只是延伸得長了一點。

　　讓分裂開去的土地重新相認，就像為一個失散多年的家族拉線搭橋，哥倫布功不可沒，可惜人們對這件事情的闡釋一直出於歐洲中心論的立場，讓南美洲的本地人聽起來很不入耳。

　　什麼地理大發現？我們一直好好地住在這裡，早已是人類大家庭中的存在，何用你來「發現」？即使發現了也不能算成是人類總體對什麼怪異角落的發現，至多只能說是不同部位的互相認知罷了。

　　冰島人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不滿。要說歐洲，冰島也是歐洲，但冰島人萊夫‧埃里克松一千年之前就已到達美洲，比哥倫布早了五百年。尤其讓他們感到驕傲的是，冰島船隊一千年前抵達美洲的時候，其中還有一位叫做古德里德的冰島女性，她在那裡生了個兒子，那也就是美洲大陸上第一個歐洲人後裔。古德里德留下了兒子，自己卻返回冰島，在家鄉安度晚年。

　　思路一旦突破了哥倫布，冰島人也就比其他歐洲人更坦誠地面對這樣一個被很多證據所指向的可能：中國人在二千多年之前就可能到達了美洲。冰島駐華大使奧拉夫‧埃吉爾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以輕鬆愉快的口氣說到這一點。現在我跨立在這個裂口上，立即明白了他輕鬆愉快的理由。

　　看來我們過去讀到的許多歷史，確實把許多並不太重要的事情說大了。冰島沒有什麼大事，卻又能把別處的大事一一看小，這很痛快。此刻我把心思從裂口延伸的遠處收回，不想中國的二千年、冰島的一千年和哥倫布的五百年了，只想腳底的這個地球裂口，是結住了的死疤，還是仍在發炎，仍在疼痛？

　　「仍在疼痛！」身旁的拉格納爾‧鮑得松先生快速地回答了我。他說，當初地心岩漿就是從這條撕開的地裂中噴發的，直到今天，冰島仍有活火山三十多座，每五年就有一次較大規模的噴發，每一次都海搖地動。

　　我們趕不上冰島的火山爆發了，但也能用一種溫和的方式感受地球傷痕的隱痛。冰島那些火山熔岩湖的湖水，在這冰天雪地的季節依然熱氣蒸騰，暖霧繚繞，其間發出的硫磺味，使人聯想到傷口自療。

　　當晚我就接受夥伴們幾天前的召喚，終於脫衣跳到了一個火山熔岩湖裡。咫尺之外是滴水成冰的嚴寒，湖裡卻熱得發燙。抬頭四顧雪山森羅、冷氣凜冽，我赤裸地躲縮在地球的傷口間。

　　一切傷口都保持著溫暖，一切溫暖都牽連著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喚著癒合，一切癒合都保留著勉強。因此這裡又準備了那麼多白雪來掩蓋，那麼多堅冰來彌補。

芬蘭　　北極印痕

　　一

　　驅車進入北極圈，是歐洲之旅最後一段艱難行程。從赫爾辛基到羅瓦涅米八百五十公里，全被冰雪覆蓋。我們讓女士和體弱的夥伴坐飛機走，行車的全是一色精壯男子。

　　從香港趕來的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先生一定要親自駕駛我坐的那輛車，以示慰問。他已經連續幾天沒有很好休息，我怕他睏，──一路上逼他講我們五個月在外缺漏了的各種新聞。聽完新聞，再聽他唱歌。

　　雪越下越大，全從夜空深處朝駕駛窗迎頭撲來，車隊像是捲進了一個天漏雲碎的漩渦，無法正常行進。

　　大家困乏異常，不時下車在雪地裡頓腳跳躍算是休息，然後再啟程。十幾個小時後，終於完全頂不住了，只得把車停在一邊集體打盹。

　　頃刻間車身車窗全部大雪封住。千里銀白，只有這裡閃爍著幾粒暗紅的尾燈。朔風呼嘯，鼾聲陣陣，突然驚醒，驚醒在完全不像有生命存在的雪堆裡，趕緊推門四處打量，找不到星光月光，卻知北極已近。

　　※※※

　　二

　　北極村的土著是遊牧民族薩米人。

　　住處是一個尖頂窩棚，門口蹲守著幾隻狗，中間燃燒著篝火。窩棚頂端留出一個大窟窿，讓白煙從那裡飄出，但紛紛白雪也從那裡湧入，兩種白色在人們的頭頂爭逐。

　　好在主人昨天已砍好一大堆木柴，我們幫著劈添，為白煙造勢。只見主人的女兒雙眉微微一蹙，她在擔心此刻耗柴過多，後半夜會不會火滅棚冷，難以棲宿。

　　高低不同的樹樁便是桌子凳子，有幾處鋪有鹿皮，那是長輩的待遇。

　　窩棚外天色早已一片昏暗，廣闊無垠的雪地泛起一種縹緲的白光。主人為歡迎我們，在窩棚前前後後都點上了蠟燭，迎風的幾處還有尖錐形的麻紙燈罩衛護。暖黃的燭光緊貼著雪地蜿蜒盤旋，這個圖景太像玲瓏剔透的童話，注視片刻便使你忘記周圍的一切，只知這是一條晶瑩的路，可以沿著它走向遠處。

　　※※※

　　三

　　在北極村的一個狗拉雪橇前我們停下了。這個雪橇已經套了八條狗，這些狗今天還沒有出過力，條條精力旺盛，搏騰跳躍，恨不得把拴在樹樁上的繩套掙斷。

　　戴著長毛皮帽的主人看出了我們想坐雪橇的心思，說等等，現在你們都坐不住。說著便獨自站在雪橇上解開了繩套，剎那間眾狗歡吠、撒腿狂奔，只見雪霧騰騰，如一團遠去的飛雲。

　　過不久雪霧旋轉回來，正待定睛細看卻又早從眼前掠過。如此轉了幾圈，眾狗洩去了最初的瘋勁兒，進入正常奔跑狀態，主人從雪橇上伸出一根有尖刺的長棍往雪地裡一插，自己的手像鉗子一樣把長棍握住，雪橇停下來了。他這才朝我們一笑，說現在你們請上來吧。

　　我坐在雪橇上想，這些薩米人懂得，人類對於自然，只有避其鋒銳、洩其殺氣，才能從容駕馭，因此他們居然在如此嚴酷的北極，一代代住了下來。

　　※※※

　　四

　　北極圈裡的聖誕夜，屋外寒冷得無法停留，卻被我們找到了一家中餐館。

　　中餐館實在是無處不在，湖北口音的老板娘沒想到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夜間還有遠方同胞來敲門，連忙生火煮飯，忙前忙後。我們說，反正明天不開車，如此北極寒夜、佳節良宵，豈能無酒？

　　夥伴們年輕豪放，無所畏懼，照理與這樣的人物最不能比酒。但奇怪的是，我喝得最多，剛覺得有點耳熱，他們一個個都已醉態可掬，或笑或歌，或鼾或哭，或扭或倒。

　　我先是驚訝後是感動，心想這真是一批好青年，平日從不貪杯，這幾個月又實在累壞了，因此經不得酒。

　　這些年我遭遇到不少不可理喻的年輕人，曾對中國文化的前途比較悲觀，但看著眼前這一群，卻找到了樂觀的理由。

　　有人在慷慨激昂地毀損，有人在點點滴滴地追求；有人在振振有詞地偷盜，有人在含辛茹苦地奮鬥；有人在流言蜚語間鑽營，有人在冰天雪地裡行走。

　　大雪小村

　　從北極圈南下，沒想到天氣越來越冷，風雪越來越大，我們好幾輛車已經被凍得發動不起來。在奧盧看地圖，發現從這裡到赫爾辛基不僅距離遙遠而且地形複雜，再加上這樣的氣候，如果開車，不知半路上會遇到什麼情況。思考再三決定搭乘火車。

　　奧盧有火車站，但我們車隊的五輛車要由火車拖載，只能到始發站申請增掛一節平板車。不知為什麼世界各國不少鐵路始發站選址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我們要找的那個始發站叫康提奧美克（Ｋｏｎｔｉｏｍａｋｉ），在奧盧東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處。於是只好想方設法把車發動起來，小心翼翼地冒著風雪開到那個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地方去。

　　康提奧美克連一個小鎮也算不上，當地人說這兒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這種說法有點誇張，但到頂也就是幾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個火車始發站，大概與鐵路網絡的整體布局有關。

　　說是火車站，我們眼前出現的只是一片大雪中兩條細細的鐵軌。這兒的雪粒比別處大，晶瑩閃亮地塞滿了整個視野，連一個腳印也沒有，可見這條線路非常冷落，我們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個小時。雪中的鐵道、站臺，如果有一些腳印，再加一個遠去的車尾影子，會讓人想到托爾斯泰。但這兒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供想像的信號，只聽到自己的腳探入深深的積雪中時咯吱咯吱的響聲。

　　離鐵軌不遠處有一間結實的木屋，門外有門亭，窗裡有燈光，牆上的字是芬蘭文，不認識，但可以猜測是一個公共場所。如遇救星般地推門而入，裡邊果然溫暖如春，與外面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說不清這是什麼場所，反正什麼都有。撞球、遊戲機、簡單的餐食、廁所，每個窗都嚴嚴實實兩層，各種擺設陳舊而舒適。見我們進去，裡邊的幾個老人兩眼發光，定定地注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一數，他們也有七八個人，我由此證明當地只有十個居民的說法不準確。夥伴去問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務員，誰知她笑著說：「差不多都在這裡了，過一會兒還會來幾個老太太。」

　　一個車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並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歐，又是這麼一個僻遠小村，人們實在太寂寞了，總想找一個地方聚一聚；儘管由這裡始發的列車很少，旅客不多，但說不定也能看到幾張生面孔，這就比村民聚會更豐富了。今天我們這一哨人馬吵吵嚷嚷蜂擁而入，在這裡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據那位服務員說，有兩位老人已經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們趕快來湊熱鬧。

　　夥伴們快速地進入了各項遊戲項目，有的打牌，有的打撞球，有的玩遊戲機，老人們都興致勃勃地圍在一旁看著，很想插話又覺得不應該干擾。我離開撞球桌上廁所，一位老人跟了進來，大概他覺得這裡總沒有什麼不可干擾的正事了，是一個開始談話的好地方。他大聲地用芬蘭話與我聊天，我用英語搭話他聽不懂，一上來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蘭話，正像我不相信這兒的人完全不懂英語，彼此尋找最簡單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後他只能打起了手語。

　　他用雙手劃了一個方框，然後又窩成一個圓圈放在中間，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劃日本國旗，是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聽懂了，但他居然聽不懂「中國」的英語說法，我當然也無法用手語來表現圖案相當複雜的中國國旗。

　　他很遺憾無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絕地講著。這使我想起童年時熟悉的家鄉老人，他們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聽不懂本地方言，總是在外地人面前反覆講，加重了語氣講，換一種方式講，等待哪一刻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從廁所出來，我看到了另一個苦口婆心的現場。我們的攝影師東濤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極村滑了一跤，腳受了點傷，拄了拐杖，行動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遊戲項目了，坐在一角喝茶。這也被老人們看出是一個沒有打擾嫌疑的談話對象，三位老漢兩位老太全圍著他。老太顯然就是剛才被急急召喚來的。

　　老人們用手勢問東濤受傷的原因，東濤無法向他們說明白除了不小心沒有別的特殊原因。他們比劃來比劃去，終於比劃出一個不容申辯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傷的。然後諸老人爭先恐後地比劃自己滑雪的經歷，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過傷，他已在教育東濤一個受傷的人該怎麼自我護理了。

　　在語言不夠而熱情足夠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糊裡糊塗地隨順對方，千萬不要把事情解釋明白。看到眼前這個情景我突然開悟，發現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講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與一個陌生人談話，與一個受了傷的陌生人談話，與一個他們估計是滑雪受傷的陌生人談話，與一個能讓他們回憶起自己的滑雪經歷和受傷經歷的陌生人談話，談話在寒冷的冬夜，談話在他們的家鄉，這就夠了。我們可憐的東濤如果在不懂芬蘭話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講清楚不可，一是艱難無比，二是掃了老人們的興，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況下，興致比真實更重要。以前納悶為什麼我堅守某些事情的真實反而惹得那麼多的人不高興，現在懂了，人家興致濃著呢。

　　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劃得非常盡興，這種比劃就是他們的享受，包括比劃他們根本不認識、而且很快就要離去的陌生人。

　　旅行使我們永遠地成為各地的陌生人，當老人們在比劃我們的時候，突然想到我們其實也一直在比劃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劃，不斷告別，言語未暢而興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頭，留下永恆的猜測，這便是旅行。

　　就這麼顛顛倒倒、迷迷糊糊三個小時，終於傳來一聲招呼，火車來了。我們告別老人來到屋外，這才發現這三小時完全忘記了天氣與環境。刺骨的寒冷立即使我們的手臉發痛，痛過一陣後又徹底麻木。這麼絕望的寒冷中，只有那麼一間溫暖的公共活動房屋，人與人的相聚真是極其珍貴。對此，我們這些來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記。

　　感謝這次旅行的末尾遇到的這個車站，它以超常的冷清總結了我們一路的熱鬧，它在大雪深處告訴我們人類最饑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類之間的互遇互溫，哪怕語言不通，來路不明。

　　當深夜列車啟動之後，我們會熟睡在寒冷的曠野裡。一定有夢，而且起點多半是那些老人，至於夢的終點，或許是一聲汽笛鳴響，或許是一次半途停車，驚醒之後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無人影。

結語

　　結語不是結論，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會有結論。但是，在向親朋好友們講完種種路上見聞後，會有一聲輕輕的苦笑。

　　細心的朋友會追問：「還有什麼要說？」

　　我回答道：「一連講了那麼多地方，一定夾雜著太多的錯，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錯加起來，也抵不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歐洲的了解，遠遠超過歐洲對於中國。」

　　朋友們紛紛點頭，補充大量他們所知道的例證。

　　朋友中有一個來自西安的鄧先生。他說一個中國學生在歐洲某個國家留學，有一天新來的教授掃視過教室裡的各國學生，獨獨對他進行了一系列有關中國人的盤問。這位學生艱難地回答了一半顯然被廣泛誤解了的問題，然後說：「另一些問題不是誤解，隨著中國的富強將會逐步解決。」

　　「那麼，什麼是你們富強的標誌呢？」教授緊追不放。

　　這個學生突然覺得有點心酸，說：「我不是政府官員，回答不了這麼大的問題，只想到一個最起碼的標誌，到了那時，中國留學生將不會在教室被單獨挑出來，接受那麼多盤問。」

　　教授走下講臺，拍著這個學生的肩說：「對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個中國人對自己種族的態度，我向你們致敬。」

　　朋友中有一個來自上海的鄔先生，他曾與一位年輕工程師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問路，老太太禮貌地指了路，卻又把他們引到街邊掛著的一張世界地圖前，說：「我也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她眯著眼睛找到了中國的方位，又點了點法國的所在，說：「這是你們中國，這是我們法國，隔得那麼遠，我們也有失業，你們都湧到這裡來幹什麼？」

　　這個問題很不禮貌，鄔先生便回答：「夫人，我們是工程師，接受跨國公司的聘請，一個星期考察完之後就會回去。我們兩人都住在原來上海的法租界，那時候中國與法國也那麼遠，交通哪有現在方便，那麼多法國人湧到那裡去幹什麼？」

　　在冷戰早已結束以後的今天，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思考，就會發現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還在於文化的隔膜。

　　但是，很多歐洲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並不少。證據很多，馬可‧波羅、利瑪竇、耶穌會傳教士對於中國古代經典的翻譯，尤其是近代以來以巨大的熱情和自己的威名成功地向歐洲推介過中國文明的法國思想巨人伏爾泰和德國思想巨人萊布尼茨（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也許還應包括現代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此外，他們還會證明，歐洲人在中國古代陶瓷、絲綢、雕塑上的研究水準，甚至對中國各種社會數據的掌握程度，並不落後。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希望從文化層面上來解答，因此曾長久地陷入過苦惱。

　　終於在歌德那裡獲得了救助。那天我讀他與祕書的談話錄，發現了一件讓我驚異的事情。他本來早已迷醉於那些耶穌會傳教士翻譯的儒家學說，甚至被別人戲稱為「魏瑪的孔夫子」，至少說明他對中國文化並不全然陌生。但是，當他偶爾讀了一個中國的傳奇作品，居然興奮不已，當晚與祕書說了很多話，說終於明白，中國人的情感結構與歐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學」的主張，成為後世比較文學研究者們的一個重要話題。

　　當我從朱光潛先生的注釋裡知道了他所讀到的那個中國傳奇作品居然是《風月好逑傳》，驚訝變成了震撼。須知這在中國是一個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說明，不管哪一種古代學說都只是一種普遍化的抽象主張，歌德畢竟厲害，從一個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點點感性的亮光，立即領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點」在哪裡了。

　　不在古典學理的譯介，不在陶瓷、絲綢的喜好，也不在社會數據的把握。這些當然都能幫助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化，卻都讓過了中國文化的鮮活靈魂，那就是中國人的群體心理結構所衍生的個體日常情感行為方式。這既是中國文化的歷史積澱，又是中國文化的創造基座。它給中國文化帶來了血色，因此也隨之帶來了恥辱和尊嚴。

　　要讓歐洲人在這一個層面上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責無旁貸的是文學藝術創作，歌德的閱讀經驗已足以說明這一點。

　　這個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項耗時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個有關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演講會上發表的，題為《第四座橋》，即盼望中華文化在通達世界的大業中，除了已經架設的經典學理之橋、民俗技藝之橋和傳媒信息之橋這三座橋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藝術創造之橋，來深層次地展現中國人的心靈情感。我還肯定了二十世紀在這一搭建過程中作出過貢獻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國人在這方面與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金像獎的距離和企盼。

　　與我一起演講的，還有美國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臺灣的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藝術大師陳瑞獻先生。大家都從不同角度發現了中華文明面臨的機會和問題。聽講者都是從各地趕來的海外華人，那種黑頭髮、黃皮膚的宏大聚集，讓人感動。

　　時間已經過去好幾年，這次在歐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實現，真讓人歡欣鼓舞。但隨之又看到很多讓人沮喪的現象，一邊是在消除隔膜，一邊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還要進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歷史和現實的麻煩。現在已經明白，這種消除和跨越關及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貿組織是對國內經濟結構的改造。只是文化並不是像世貿組織那樣有一座明確的大門，進進出出全憑兩方面的精神感應。歐洲人能從重重阻礙中感受到我們的好意嗎？這是我一路上不願開口卻時時在關注的詢問。

　　我有很多學生、朋友和讀者已經長久地落戶於歐洲各國，對他們我就開口了。誰知他們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個問題，包括兩個已經遠嫁到歐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幾個孩子，從報紙上看到有關報導後與我通了電話的女學生。

　　她們根據道聽塗說，在電話裡問起我在國內的處境。

　　我說，不管國內處境如何，最讓我心中不平的還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難於了解。有時，像賭氣一樣，我想對那些過於傲慢的歐洲人說一句：我們中國人做過很多對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幾乎從來沒有對不起外國人。

　　聽我這麼說，有一位女學生在電話那頭哽咽了。

　　我不知道她聯想到了什麼，為了緩和氣氛，講了一個剛剛遇到的笑話。

　　前些天去日內瓦的聯合國歐洲總部，我們幾個站在二樓走廊的窗口找白朗峰。一位上年紀的官員從身後走過，見我們指指點點，便和藹地停下步來，指著遠處山岔口上一座銀白的山峰說：「這就是白朗峰，多美，我一見到它就愉快。」

　　我們向他道謝，然後輪個兒拍照。

　　正在熱鬧，過來一個黑衣女人，冷冷地說：「也許你們搞錯了，這不是白朗峰，白朗峰緊貼在它後面，現在被雲遮住了。」說完就飄然而去。

　　我們將信將疑，但幾分鐘之後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對的，因為雲散了。不必懷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氣韻，原先那座銀白山峰只是它的貼身丫鬟。

　　那麼，怎麼解釋那位上年紀的官員呢？他居然誤會了幾十年，而且讚歎了幾十年。這還不太奇怪，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誤會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過雲散之後真正的白朗峰，為什麼熟視無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為主的成見，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後的奴僕。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雲霧，也實在太多。

　　女學生在電話那頭笑了，說：「您的意思，中國是真正的白朗峰？」

　　我說：「我感興趣的只是，這位歐洲總部的上年紀官員，會不會在他的公務中也看錯什麼？處理國際事務的官員尚且如此，一般歐洲人呢？」

　　但是說到底，我們不怕被看錯。人不同於山，也有自己的眼光，因此與外部世界是一種對視關係。就一種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為廢墟，才會單方面地聽憑別人品頭論足，而中華文明依然活著。

　　活著也有沉睡的時候，只要醒來，積極行動，就沒有時間關注周圍的閒言碎語。如果有幸進入一個酣暢的創造時期如漢唐盛世，那麼，即便一時被滿世界誤讀，也不會在乎。怕只怕，自己的行動不漂亮，還把別人看錯。

後記

　　我與本書的責任編輯商量，要花費一頁篇幅，記下與我一起旅行考察歐洲的夥伴們的名單。這件事在寫《千年一嘆》時忘了，有點遺憾。這兩次由香港鳳凰衛視組織實施的越野旅行，考察了人類歷史上所有產生過整體影響的文明遺跡，參與的夥伴不斷變動，兩次全部走完的只有我一人。每次當我在腦海裡連接一段段行程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沿途風光，而是一批批同行夥伴的面影。

　　不管別人怎麼表示不屑，我們自知，這是一場歷時不短的生命冒險，天天面對未知，處處遭遇難題，居然全部走下來了。在那遙遠的曠野、陌生的街道中支撐我們的，除了目標，就是友情。

　　我想用這個名單說明，人生在世，看怎麼組合。有的組合，雖然素昧平生卻能讓每一個生命都擺脫無聊，生發出霜籠月罩的山水氣韻，敢於合力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到腳下，有的則相反。

　　這次歐洲之旅與我全程相伴的有：邵文光、邱志軍、劉璐、溫迪雅、高金光、東濤、李璞、Ａｌｌｅ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Ｄｏｒｉｓ；部分國家、部分路段相伴的有：劉長樂、王紀言、郭志誠、樊慶元、張力、桂平、謝迎、周兵、段敏、張小蕾、王多多、張惠玲、劉興魁、羅晉標、吳迎春、江建國、顧玉清、張祝基、鄭元元、史宗星、姚立、劉仲華、劉久立、李眉、張晨、劉春、唐元弘、單增、黎晨、趙廣明、王黛莉、Ｖｉｖａｎ、Ａｌｉｃｅ、Ｈａｎｎａ、Ｅｒｉｃ、Ｂｉｌｌｙ、Ｅｖａ、ＳｉｇｒｕｎＧａｒｔｈｅ、ＢｏｂＴｓａｎｇ、Ｌｉｎｄａ、Ｓｉｍｏｎ、ＰｉｋＷａｎ、Ｄａｖｅ、Ｊｏｈｎａｎｅ、Ｔｏｍ、Ｈｅｎｒｉｃｋ、Ｃｏｏｌｍｏｏｎ、Ｃｙｒｕｓ、Ｋｅｎｎｙ。

　　這個名單中，沒有一個專職司機，也沒有一個專職翻譯，回想起來，大家也真是夠艱苦的。

　　夥伴們，我永遠想念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