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
海關
紅衛兵
街頭．人頭
新漢小燕回歸
葉公好龍
經濟主義妖風
向黨交心
智擒王光美
洋人在文革中
第一次分配
武漢事件與文攻武衛

《文革雜憶》陳若曦

《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照片

　　我是重感情的人，很念舊。對過去的生活照片，和老朋友一樣，總是念念不忘。每次搬家，別的東西總覺得是身外物，捨棄也罷；獨有照片當寶貝，最先收拾好。一九六二年離開臺灣去美國念書時，已有三本剪貼好的相簿，到一九六六年去大陸，已增加到六本。走以前，我把相簿和幾件衣物裝進一隻木箱子裡，委託一位自稱是「馬列主義──左派」（以示有別於反毛的右派）的日本朋友運到東京。

　　一九六二年途經東京時，朝日新聞社的友人送了我一個奧林匹亞袖珍照相機，可惜我不會用。認識世堯後，他才拿去學照相。這相機把所有的底片都加倍，好比三十六張的放進去，就照出七十二小張來。沖印照片是照張數計算費用，但沖洗幻燈片不加價，比較上算，所以我們照了很多幻燈片。世堯特別珍貴這些幻燈片，離開美國時還隨身攜帶。經歐洲去大陸時，又沿途拍照沖洗。等到飛機抵上海時，我們身邊已積了約一千張的幻燈片──就為這個，我們差點離不開上海機場。

　　那時，我們的行李總共是兩隻手提箱和一個手提袋。兩個海關人員檢查了半小時後，注意力終於集中到幻燈片上。他們開始一張張拿來在燈光下照看，我一向樂於合作，趕緊找出袖珍放大筒，當場指點用法。他們就一張接著一張地套進去觀看。我是愛笑的人，鏡頭裡只要有我，多半是笑口大開。起先，人家看完一張後瞄我一眼，我立刻陪個微笑，表示貨真價實。

　　但很快我就笑不出來了。如果他們是研究攝影技巧或者欣賞歐美風景，自當別論。但是海關人員那木頭面孔分明是在鑑定巴黎聖母院的牆上有沒有密碼，倫敦大便（Ｂｉｇ　Ｂｅｎ）鐘上是否夾帶暗號。中午下的飛機，洋人優待，半小時不到就了事；次等的是華僑，一個鐘頭也就走掉了；只有真正的同胞卻是一再查問。到下午四點鐘了，我們還罰站也似地陪著一堆幻燈片。我的忍耐達到了極限。

　　「你們要找甚麼，請說出來，我們會坦白回答，」我終於開口。「這樣一張張看，要看到甚麼時候？除了一些旅遊的風景照，就是流落在美國博物館的中國古物字畫，段世堯隔著陳列櫃照下來，沒有別的啦。」

　　來接我們的幹部大概拋了眼色，加上世堯已經傷心得眼淚都滾了出來，海關人員才做個「相信人民，相信群眾」的慷慨姿態，放我們走掉。

　　這是我頭一次發現，照片和幻燈片在大陸是非同小可的東西。

　　過了幾天，我們去北京。有個朋友的姐姐在某大學教書，我們連絡上了。她經過學校批准，到旅館來看我們。我拿出在西德與她妹妹一家合照的彩色照片，她看得很高興。等到我要送她這張照片，她卻嚇得縮回手，比被毒蛇咬了一口還害怕，連說：「不要，不要，這是四舊！」

　　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罪名，只要有一樣嫌疑，就是紅衛兵抄家的藉口。以後我才知道，許多人被抄家時，在舊照片上吃了不少苦頭。這朋友家被抄過，所謂「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繩」。

　　後來，東京的箱子運到。裡面的衣服大半霉掉，六冊相簿竟然無恙！北京的海關人員翻查了一陣，只提醒我一聲：「這是四舊」，倒不留難。但它們卻成了我心頭上的負擔。平常不敢拿出來，怕被旅館的服務員看到這些來自「封（建）資（本主義）反（動派）」地區的照片，只好一直把它們壓在箱底。

　　有一天，我忍不住向和我們同時期回去的楊景（左霖右鳥）提起。她笑我拿不起又放不下，說她自己的早在離開巴黎時毀得乾乾淨淨。那時景（左霖右鳥）思想很急進，多半受她未婚夫影響，他是老黨員、新造反派，氣勢不凡。但我以為她學歷史，又轉考古和人類學，總該對人的過去有些興趣或同情才對。

　　「照片是生活的浮光掠影，」我說，「是一種痕跡，也是個人歷史的一部份。人能活著，照片就能留著才對。國家民族的歷史不都在保存嗎？」

　　「個人歷史怎能拿來和國家比？」──她噴了一口烟，把我的抗議也噴得七零八碎──「你不能放棄這些照片，就表示不能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

　　我覺得她的話哪裡不合邏輯，可惜當年沒有好好上殷海光先生的課，無法辯駁。

　　第二年，景新漢夫婦到了北京。我免不了又提起這個心病，誰知他們也如出一轍，新漢在美國時就毀掉自己的照片；傅小燕捨不得，直揣到瑞士，然而在搭機回國的前夕，也就一張張撕碎。

　　「我從來沒有勸過她撕照片，」新漢告訴我，「等她自動這樣做時，我知道她的思想真正轉變過來了。最後一張是她父母，她一面撕，一面掉眼淚。」

　　我當時聽得發呆，也暗暗慚愧。在否定自己的過去，那割斷「尾巴」方面，我不如朋友。

　　一九六八年，開始大整肅了，到處拘押人；動輒查祖宗三代，株連六親外，連友朋也難逃劫數。國外有親友的叫「海外關係」，其中以臺灣的最可怕，美日次之。無疑的，我的海外關係最複雜：生長在臺灣，去過美日，還有東歐國家的朋友。沒有人審查我，自己也提心吊膽。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和「每二十年來一次文化革命」的威脅時時響在耳際。我就算僥倖逃過這一次，下一次也準會觸礁。因此，年底一聽說要分發我們去南方工作，我先坐下來撕毀照片。凡是與臺灣有關的都撕，臺灣以外的只留風景照，連穿白禮服的結婚照片也毀掉。

　　臺灣的三大本舊照中，小學照的只有一張，中學，也只有兩三張，絕大多數是進了大學，特別是成立了「南北社」和「現代文學社」以後照的。這要歸功於同學楊美惠，她有照相機，又愛擺弄，一時帶動得我們幾個女孩子全成了照相迷。那一陣子，連穿件新衣也是照相的理由。歐陽子有希臘人的眼睛和鼻子，十分上照，她的照片我保存得最多。男同學中，白先勇早有「小生」之譽，是唯一可以與影星爭短長的。「現代文學」草創期間，經費困難，劉紹銘就曾提議到各大女中賣他的照片，每張新臺幣五角。看著他笑口大開，便恍惚聽到他聲震屋瓦的大嗓門。猛記起這是「第×號戰犯」白崇禧的兒子，還了得！他的照片去得最快。一九七五年去加州演講，又碰到白先勇。除了頭頂頭髮稀疏，可能越活越像中古世紀的小沙彌外，他簡直是長生不老。我問他有甚麼仙方竟能永保青春，他咯咯大笑：「哪裡呀，老童生一個！」王文興，一九七四年在香港余光中家見到他的近照，仍是瘦得形單影消，不過嘴上多了兩撇鬍子，髮型十分現代派，神采奕奕，使人憶起從前他語驚四座的「神童」之譽。

　　我一張張翻看，然後硬著心腸撕掉。再見了，「斯基派音樂大師」李歐梵在山溝裡當指揮的英姿，還有葉維廉新婚時，娘子嬌羞的掠影。每撕掉一張，就是對大學時代幸福回憶的又一次告別，思之不禁黯然神傷。最後，剩下兩張我母親的照片，我咬咬牙說：「有我在，就有她！」

　　這是劫後餘生，僅存的兩張舊照。

　　撕碎的照片和一些幻燈片，堆滿了一臉盆。慎重起見，最好是燒掉。但我們住旅館，不可能在房間裡點火，於是用布包了，拿去旅館的鍋爐房，想丟進大灶裡，可以轉眼化為灰燼。兩個鍋爐工本來同我們很友善的，這時卻面有難色，要我們去旅館的「革委會」打張證明。「有個證件嘛，我們大家都方便。」

　　我想，兩個年輕的造反派都怕成為「湮滅罪證」的共犯，那「革委會」豈不更有官腔可打？他們沒看到我們撕碎的照片，憑甚麼相信我們呢？

　　失望地，我們又把照片拿回來。但這樣挾著一包東西進進出出，服務員已經冷眼看在眼裡了。我們不敢丟進廢紙簍，因為旅館檢查旅客的垃圾是公開的事實，早成為一種「美德」了！旅客遺失的物品常被送回來，包括一些不想再見的東西。正在發愁的當兒，世堯忽然在王府井看到攻擊王光美的大字報，據劉少奇家的勤務員揭發：王光美一聽丈夫「靠邊站」了，猜到要被抄家，趕緊毀掉「罪證」，把耳環和項鍊丟進抽水馬桶裡，但來不及拉水箱，就被跟蹤而來的勤務員撈走。

　　「對，抽水馬桶！」

　　我靈機一動，決定如法炮製。於是，我一次丟一批，連丟了兩天才丟完。但接著馬桶就出事，堵住不通了！紙包不住火，我只好通知服務員。他們用橡皮拔子試了很久，水仍是不通，最後叫來裝修水管的工人。工人把馬桶整個拆掉，這才掏出一把碎照片和幻燈片。拆馬桶早引來半打服務員圍觀。工人小心翼翼地把碎片包起來，由服務員陪同送呈了「革委會」。我那時窘得無地自容，好像真幹了甚麼虧心事，又被「人贓兩獲」，只能默默忍受人家怪異的眼色。

　　以後，我們當然被請去問話，澄清了真相，又在一份文件上簽名了事。真是欲蓋彌彰，那一陣子，整個旅館都在傳說我們偷偷毀掉照片的事。

　　經過這一場「自我毀滅」，我對照相便心灰意懶。總覺得照了，有一天終須毀去，到底徒勞枉費。世堯以「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的說法自慰，改給他兒子照相。住在旅館裡反正無聊，他向紅衛兵朋友借來了放大機，自己沖洗照片。浴室中的澡缸，白天泡著尿布，晚上常常是泡著照片。到離開北京南下時，又有一兩百張照片，可惜內容大同小異，做母親的也會看膩。這次是攝影師自己毀掉了絕大多數。

　　那幾年，也許心情不對，偶而照幾張，洗出來總是一副苦相。有一回，世堯給鄰居的孩子照相，碰到我要騎車去上課，就順便給我照了一張。我穿著臃腫肥大的棉衣棉褲，大棉鞋，白圍巾包著頭，手中拎了個黑塑料包，縮頭縮腦地站在單車前面。這張相片後來在香港被孩子拿出來玩，一個去大陸參觀過的太太看了，很內行地問我：「這是你們南京鄉下的公社社員吧？」我怕她為自己眼力差而難為情，只好含糊應付過去。

　　重出大陸時，一切從零開始，照片亦然。轉眼四年，相冊又堆起一大落。但是除了孩子們看得出來龍去脈外，兩個大人成了沒有來歷的人──尤其是我，生長在臺灣，相片中卻找不到一點沫過蕉風椰影的痕跡。一九七四年，申請移民來加拿大，移民局要我們拿出結過婚的證明。我們一時傻愣了眼，老夫老妻了，還生這種枝節？歐陽子聞訊，趕緊寄返了以前送她的一張結婚照。從白禮服到社員打扮，前後十年，人衰老得真快，簡直判若兩人。但移民官看了一眼，倒也不疑有他，相信我們確曾「花好月圓」過。去年，白先勇寄來了一張一九五九年現代文學社成立時的紀念照。當年有仙風道骨的張先緒，竟是同仁中第一個作古的。人事如此，怎麼不使人早衰？

海關

　　中共的海關人員是世界上最認真仔細，但也是最勢利眼的人。他們很能靈活運用毛澤東「要區別對待」的說法，對不同身份的旅客擺出不同的面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海關。

　　看慣了紐約、巴黎和倫敦等地飛機場的龐雜擾攘，大陸的飛機場確能一新耳目，主要是靜得出奇。首先，機場是保密單位，設置了重重關卡，非工作人員不得入內。除了達官貴賓能在機場受到親迎和恭送，普通旅客一般是在城裡的航空公司辦事處與親朋見面或話別。我們到上海乘的是法航的飛機，每週一次來往於巴黎和上海之間，想是「稀客」，上海的機場嚴陣以待。飛機在虹橋機場上空盤旋下降時，我憑窗下望，場內杳無人影。飛機在跑道滑翔時，才見到機場大樓前一字排開的十幾個工作人員，膀子上纏著紅袖章，手持一本紅色的毛語錄，作揮手歡迎狀。這就是機場的紅衛兵。當時自然想像不到紅袖章所象徵的威力和破壞性，還同機上寥寥幾名外國旅客一樣，大讚紅衛兵是「新生事物」。

　　行李驗關時，我們才第一次品嚐了這「新生事物」的厲害。

　　我們行李不多，但世堯喜愛畫，經過歐洲，參觀美術館時，買了幾本畫冊。海關人員把每本畫冊都打開一頁頁檢查。除了一本中國古畫外，其他每本都有一兩張半裸或全裸的人體畫，一律斥為「腐朽的資產階級意識」，當場沒收。我從小就愛集郵，離美前共蒐集了上萬張郵票，洋洋八大本。走的時候，我挑了些自己以為珍貴的郵票，如清末和民初的郵票，帶在身邊，其他就託運。這些隨身攜帶的郵票，加上沿途購買的，如蘇聯和外蒙古的，也全部沒收。那個時候，阿爾巴尼亞以親中共出名，據說只有它的郵票才能倖存，可惜我從來不蒐集它們。

　　事後，我越想越不服氣。自己中國的郵票也要沒收，未免過分，難道否認歷史的客觀存在不成？一九四九前的中國就不是國家嗎？我終於寫了一封信，委婉地要求他們退回所有的中國郵票。過了一個多月，上海關的回信轉到了北京的旅館。信裡附了兩張清末的郵票和幾張民初的──上面有孫中山和廖仲凱的像──但引用了三四段毛澤東語錄，教訓我要「批判性地吸取精華，揚棄糟粕」。後到的一批郵票當然也是同樣的命運。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蒐集郵票。

　　上海的海關人員雖然厲害，百般挑剔刁難，但臉還掛著微笑，滿嘴的「原則」和「政策」，一副奉公守法的神色。天津的就不是這樣。

　　六七年，黃金地夫婦經由日本到大陸，乘的中國船。剛泊在天津港，還未上岸，負責邊防的解放軍立刻上船盤問旅客。問到黃的省籍，一聽說是臺灣，眼光便如同電棒般在他身上掃射，大聲質問他：「臺灣人為甚麼到這裡來？」

　　黃金地當場幾乎氣得發昏。不過，他以為這個士兵見聞閉塞，不知道臺灣是中國的一省，不能和他這個師大史地系的高材生相比。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說了一通愛國和回歸的血肉關係。這時，邊防軍才點點頭，露出一絲諒解的笑容，但已嚇呆了站在一旁的黃太太。

　　解放軍又指著她問黃金地：「你的愛人？」

　　黃金地淵博的知識寶庫裡恰巧缺乏「愛人」的時代意義，一時瞠目不知所對。黃太太早已羞得滿面通紅，連忙挺身辯解：「我們結婚已經五年了！」

　　好不容易上了岸，海關人員又把他們嚇了一跳。由於在日本等候批准回國，等了半年多，他們多少知曉些大陸的物資供應情況，遂乘坐船的便利，帶了很多行李，從貴重的照相機、幻燈機等等到毛巾拖鞋，生活用品可說十分周全。天津關臨時加派了幾名關員來查行李，衣服件件抖開，連內衣也不例外，把黃太太窘得直想找個地洞鑽下去。行李查完了，最後要查她的手提包。她很驚愕，卻不敢違逆，忍氣吞聲地把皮包打開，內容傾數倒出。海關人員一一查看過，仍不放心，拿過皮包，倒翻過來，用手拍打皮包兩邊，看看有沒有夾帶東西。黃太太氣得眼淚奪眶而出。當晚，她在天津的旅館裡就吵著要回日本，眼睛哭得核桃大。

　　以後，他們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地點或性質不如意時，總是要求再出去，幹部局先是充耳不聞，繼而顧左右而言他。我記得頭一回是派他們去教英語。黃金地在美國進修博士學位時，專攻人文地理，但據幹部局說，中國首先就不缺地理人材，尤其不搞人文地理，讓他去教英語已是黨對他的「最大照顧」。可惜黃金地偏「不識抬舉」，抗拒不去。七十年代初，我輾轉聽說他在北京的旅館裡堅持了四年之久，打破了留學生歸國住旅館的紀錄。

　　黃太太當時嚷著要回日本，真有先見之明，可惜被她丈夫「大方向正確」的勸說打消了念頭，竟蹉跎了四年光陰。

　　六六年夏天，有個女學者自巴黎回去。上海的海關倒是沒有刁難她，接待人員把她送到觀光旅館去。因為對祖國嚮往已久，她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獨自逛街去。那時正值紅衛兵上街破「四舊」，手持利剪，碰到長髮或鬈髮以及任何有奇裝異服之嫌的，一律剪掉。這位小姐穿了裙子，走到南京路上便被紅衛兵抓住，裙子當眾被剪得四分五裂。她氣得欲哭無淚，任何事後的賠禮和解釋都不理會，第二天乘原飛機離開上海。

　　我由巴黎飛上海的前一天，從一個左派人士口中聽到此事。當時我熱情如火，還以為紅衛兵敢「一視同仁」是有魄力，立刻向友人要了一條長褲，第二天穿著上飛機。常聽人家說，女人比較能夠面對現實，富有第六感，我似乎是個例外。

　　話說天津的苛刻，其實還比不上深圳。深圳是中國最大的人口進出口地，等級劃分得最清楚，而且隨著政治氣候而流轉升降，敏感度不亞於股票市場。剛解放時，港澳同胞最吃香，以後轉向東南亞統戰，才淪為第二。六十年代後期，日本的華僑抬了頭。七十年代起，要打開美洲的局面，形勢才改觀；歐美華僑是頭等，「臺灣同胞」被發現了統戰價值後，已逐漸躍為上賓，其次是不入外籍的華僑，最末才是廣大「無產階級」的港澳同胞。也就是這些勞工階級，平日省吃儉用，逢年過節就扶老攜幼地回鄉探親。他們為了給親友捎些吃穿用品，用扁擔籮筐，肩挑或背負地，在深圳排長隊，有時一站幾個小時，等著填表上稅，被盤查審問，備受刁難。最近中共破天荒發行人民幣旅行支票，何不慈悲為懷，也發售實物用品券，旅客在香港付錢，到廣州領取，省得同樣一件貨品用火車運出，再用肩肘扛回去。我看到六七十歲的老太婆被擔子壓彎了腰，總覺於心不忍。

　　我有個朋友是新加坡的珠寶和地毯商人，幾乎年年要到內地訂貨。她因為愛國，五十年代就把長子送到國內唸書，捐錢給家鄉修蓋禮堂和澡堂；一度被捧為「愛國華僑」，進出深圳時優禮有加，僑委總要派小轎車接送。到了六十年代，便降為普通歸僑，行李接受檢查（以前據說只打開來行個注目禮而已）。六七年，華僑身份降到最低點，她的行李不但翻查，連皮包也不放過。更有甚者，當眾進行搜身──當然是找個女海關人員來，這種地方就嚴行「男女授受不親」，絕不「批孔」。這個老太太一向是國貨的擁護者，身上的棉襖和毛料褲子全是北京買的。檢查人員搜索了口袋後，又在褲腳和衣襟處摸，唯恐夾帶甚麼。老太太傷心得很，見了兒子先抱頭大哭一頓。以後向我說到這一段時，還忍不住淚汪汪的。

　　這當然是失去統戰價值的華僑遭遇。我另外一個同年朋友由「臺獨」轉「左派」，當過周恩來的客人。他過海關時，剛自己打開一隻手提箱，海關人員立刻幫他蓋上，原來是「多此一舉」。這是官僚作風兼洋奴買辦，周恩來的客人左中右都有，難道個個都那麼可靠？

　　去年，有個抱佛腳左派──這麼說是因為他從前當過十幾年的國民黨軍官，中共眼中標準的「反動派」，而且多年來也以反共人士自居──作返鄉遊。中共讓他在所有的開放城市自由旅行和探親，還提供車船之便，沿途派人接待。進出海關時，禮遇之至，幾十捲未沖洗的膠捲毫無檢查就放過（「周恩來傳」的作者許芥昱教授訪問大陸半年，離開時，據說海關便沒收了他所有的彩色照片，筆記都不放過！想是許氏前不夠「反動」，後不夠「左傾」吧？）他出來後，對中共感激之至，連我聽了也受到感動。以他的背景，若生活在大陸，早戴上「劊子手」、「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且是牛欄和豬圈的常客；就是他的子女，手上未沾一滴共產黨人的血，這輩子也甭想出人頭地。但這正是毛澤東「矛盾論」的巧妙應用：殺人越多，在一定關鍵時刻越多宣傳和使用價值。這個新左派想必有所知覺，雖然口口聲聲「中共偉大」，抱怨在美國做寓公是「寄人籬下」，卻沒有半點回去歡度晚年的打算，到底還是知己知彼。

　　我離開大陸也是經由深圳。由於文革，前後有六年之久處於門戶關閉狀態，基本上禁止放人出國探親或移民。七二年開始解禁，結果形成一股「去國」的浪潮，到處交頭接耳地打聽移民加拿大的途徑。七三年春夏，每天由深圳到香港的就有好幾百人，游泳偷渡的還不算在內。香港政府相當緊張，派人和中共談判，要求「克制」。到秋天我們要走時，出境名額已降為一百人，實際放行八九十人。這樣，深圳囤積了不少人，住在旅館裡，每天一早去排隊等候名額。我生平沒有逃過難，倒是住在深圳的兩天有些逃難的感覺。我們一家四口由南京下來，一直有個老幹部「護送」。理智上，我相信自己一定走得掉。然而看到大家手中拿了千辛萬苦才撈到的「出入境證」，人卻走不掉，個個神情惶惶然，自己也跟著忐忑不安起來。同來的老幹部見我們第一天走不掉，連忙四出奔走，第二天終於得到保證，當天准許離境。他的細心周到以及辦事的老練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出去的人行李都很少，只有我們帶了大量行李，計有兩個大鋪蓋捲，五六隻箱子。因為有護送的幹部打過招呼，海關人員相當客氣，趕緊找個女同事來幫忙檢查。他們把行李攤開了一地，掩藏不住一份失望和好笑的神色。除了兩瓶茅台酒和很多瓶雲南白藥（我有很多醫生朋友，不約而同都送我白藥）外，就是大陸上穿用的舊衣服和六床棉被──棉被太多了，幸好只看看，沒有拆開檢查（請別笑，海關拆被是確有此事）。其中有一床光被胎就重五公斤，難怪這兩個廣東佬嘆為觀止。我離開南京時，拆洗被面，委託一個朋友代訂。她知道我怕冷，悄悄把自己最暖最厚的一床好棉胎與我的掉換，訂好被面時才點破。這床被子便跟著我飄洋過海，目前還蓋著，除了保暖，它還充滿了溫馨的人情味。

　　回想起來，我和北京的海關來往最多。六六年底，美國的朋友分批寄出了我們的書籍。科技書全收到，有關文學的則沒收。我其實早有思想準備，雖然修了很多美國文學的學分，約有兩百本英美文學書籍，臨走前都贈送給一個希臘朋友，只保留二十多本法國小說和文學批評的書。我當時是有些投機的意思，心想英美是「帝國主義」，中共視作眼中釘，但是剛和法國建交，簽了文化交流協定，可能會容忍法國的文學作品。豈知不然。朋友分三批寄，我便前後接到三張書面通知。通知上羅列了郵寄的書名，最後一行是油印字：「以上書籍均屬於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特予沒收。」

　　那時，我在北京已住了半年。眼看舉國上下在「破四舊」的口號下，不但批評莎士比亞，連「傲慢和偏見」也列為「大毒草」（北大的大字報說，學生讀了它，「態度更傲慢」，「偏見更深」！）我知道西洋文學在中國不會有前途，倒也死了心。遺憾的是，我曾花了半年研讀普魯斯特的作品，而普氏全集是夏志清所贈，沒收了再購置也難。第三張通知上有本臺北出版的「臺灣風土誌」，是當年綽號「紅狐狸」的巴特斐送的，由於是僅有的一本有關家鄉的書，我特意要帶去大陸。這本書沒收，頗使我不服氣。它又不是文學作品，而純粹是地理和風土人情的介紹，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自己領土上的知識還要封鎖不成？我寫了一封信向北京關抗議。

　　過了一個星期，北京海關回了信，說他們「審查」了這本書，肯定它是「四舊」，因為裡面有一章敘述了各族山地同胞的風俗和生活習慣，而這些都是「舊」的，「不合乎毛澤東思想」，因此「沒收無誤」。我立即回信指出，這些「舊」風俗的習慣是客觀存在，不正視和研究它們，將來便不得改善。這封信是泥牛入海，迄無回音。

　　不久，郵差忽然送來一本莫泊桑小說選集。大概是朋友寄漏了，事後補寄。莫泊桑的小說與被沒收的巴爾札克小說相比，「資產階級思想」絕不會少，我猜想這本書是漏網之魚。中共檢查雖然嚴密，但不時還有疏漏的。七六年三月，香港「南北極」雜誌就曾收到北京寄來的一張油印傳單，末尾署名是「恩來行動委員會正大光明戰鬥團」。根據傳單透露，周恩來是在醫院裡被謀殺的。油印這種傳單在當時就是反革命行動，檢查時勢必扣下，能寄到香港，疏漏的可能性大過有意放行。據說「明報」收到更多類似漏網的信件，可見人心不死，高壓之下，敢試刀鋒的比比皆是。

　　六七年，郭子加夫婦給我寄了一個包裹，北京關通知我去領。郭太太先來信說寄了點小孩的衣服。我恰巧布票不夠用，正為孩子衣服發愁，接到通知，即刻興沖沖地跑去。海關人員卻遞出一張條子，要我先去納稅五十六塊人民幣。我吃了一驚，摸摸身上只有七八塊錢，不夠支付。海關人員倒客氣，說一個月內可以隨時交稅領取。我回到旅館時，興頭已大減。只要想想：一個中學畢業的學徒工是每月十六元工資；一個工作十年的大學教員月薪也就是五六十元；一隻包裹的稅等於大學教師一個月的薪水未免荒唐！夫婦商量了一夜，決定放棄。

　　第二天，我又去海關，說明我不想領取，請他們退回去。這回碰到的海關人員是個中年女人，態度很和藹。她說：「行呀，但是你要付回程的郵資。」我又是一驚，連忙問她郵費多少。她到庫裡把包裹取出──已經打開過的模樣──秤了秤，算算要五塊錢。中國對外的郵資很貴，我早有所聞，但平白要付五塊錢又有些不甘心。正在猶豫的當兒，她把包裹打開，抖出四磅毛線，一件新的嬰兒睡衣，一條牽拉孩子用的尼龍帶子以及幾件舊的嬰兒衣服──舊衣服不打稅的，她特地聲明。

　　「你別傻了！」海關人員乘四周沒人注意，就低聲勸告我。「幹麼要退回去？五十六塊錢哪裡能買到這些東西？這次稅打得一點不重，算你運氣！」

　　她是肺腑之言。北京上好的毛線，由澳洲進口的羊毛紡成，當時賣一斤二十八塊。按這價錢算，光毛線也值一百塊錢（當然，我若留在大陸，畢生也不會去買這種高價毛線）。於是我又回去，湊夠了錢，第三趟跑來把包裹取走。當天我給朋友去信，請他們再也別寄包裹來。

　　近來，稅率似乎有些上漲的趨勢。去年有個朋友給北京的親戚寄了兩件毛衣和一些西湖藕粉（「四人幫」猖狂的時候，北京還賣藕粉，不知怎麼會跟「四人幫」一塊兒消失了？），結果抽了合二十美元的稅。我朋友獲知，趕緊寄了錢補償。把衣服和食品當奢侈品抽稅已是不合理，限制藥品進口的措施尤其不得人心。這兩年大陸藥品特別短缺，海關反而變本加厲地限制旅客攜帶藥品的數量。急救用的葡萄糖也課以重稅，如此苛刻，當今世界恐怕是只此一家。

　　本來，有經驗的華僑都是往內地寄舊衣服，親友可以免掉上稅。但七三年開始，中共忽然禁止收受舊衣服，理由是「加強衛生」，避免「疾病的傳染」。這理由當然牽強，從來就沒聽過誰穿海外寄來的衣服而害病的。真為老百姓健康著想，大可在香港扶植幾家左派洗衣店代洗代寄。明眼人都清楚，這是中共增加稅收的殺手鐧──耗費時間來檢查一包包的舊衣服，結果分文不能收取，心情肯定不舒暢。

　　鄧小平三度上臺以來，大力恢復六十年代的僑務政策，海外華人乘機批評海關人員的作風。據說態度已有好轉，至少收起了一副把旅客當假想敵和準特務的僵硬面孔，輿論奏效，也是新鮮事。

紅衛兵

　　我初到北京的時候，很遺憾自己當不了紅衛兵，因為羨慕他們「造反有理」的特權（這特權不久就被毛澤東收回自用）。我也夢想當造反派，可惜那時回去的留學生三三兩兩，年紀相差懸殊，對政治的興趣和反應也不一，無法組織起來。當時，兩者的必要條件是階級成份和家庭出身都好，而我天真地以為自己父親以上三代木匠，外祖那邊兩代佃農，條件該是綽綽有餘。新漢夫婦剛到京時，我們還商量過要造中僑委官僚主義的反。但他們很快去了太原，剩下我孤掌難鳴，只好作罷，也幸好因此不曾闖禍。因為，一年不到的時間裡，我對紅衛兵便由尊敬轉為失望，繼而是憤怒，到離京時（六九年初）才開始同情他們的遭遇。發現他們實在是被利用被犧牲的一代，對造反派的認識過程也如出一轍。

　　十月中旬到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的高潮已經過去。他們談起「紅色的八月」，洋洋得意，認為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為無產階級揚眉吐氣，概括成一句新成語，叫「興無滅資」。負責我們生活和工作的單位是科委和中僑委。他們提到紅衛兵，總是滿口讚揚，除了說是「新生事物」外，還一定順便檢討自己「喪失鬥志」，趕不上青年人的造反精神，但絕口不提紅衛兵的許多過火舉動。紅衛兵封閉、破壞北京各教堂，毆打「聖心書院」八名外籍修女，最後驅逐出境，他們也含糊其詞，以「特務活動」之名搪塞過去。只有和北京的居民閒聊時，才聽到幾聲抱怨。在六六年冬，還沒有人敢公開說他們是胡攪。

　　當時人人都說紅衛兵做了好事，打擊「歪風邪氣」就是一件。自從利剪上街，剪破了女人的花裙和旗袍，又造成幾起「陰陽頭」（一邊剃光，留下另一邊，粵劇名伶紅線女便遭此侮辱）的例子，北京的街上果然看不到衣著有甚麼色彩和款式。一眼望去，滿街是制服，深藍為主，灰黑其次，單調灰黯有如古老頹廢的四合院。但愛好色彩和變化是人的本性，也許這是圍觀和爭睹外國人的原因。

　　我第一次發現中國人對洋人好奇到把人家當稀奇動物來觀賞和尾隨（有一回，幾個東歐的國家外交官家屬來北京百貨大樓購物，眼見人群如潮水般湧過去），十分驚異和氣憤。後來我見到紅衛兵目不轉睛，呆若木雞地望著洋人，再回想到他們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許許多多破壞外交準則的「革命行動」，心裡有一腔難以抑壓的衝動，真想跑過去賞他們幾記耳光。但平心靜氣地想想，崇外也罷，仇外也罷，全是在毛皇帝的鼻子底下上演的，責任並不能全由他們來負。

　　紅衛兵破四舊的功勞被捧上天，可惜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首先，他們破壞舊的事物，充其量是一種形式主義。他們一窩「瘋」地把北京的許多街道改了名字，市委不敢違逆，趕緊重做路牌，結果造成了不便，因為「革命化」的名字究竟不多。（譬如剛開始「反修路」就有好幾條，後來，正式定蘇聯大使館所在的街為「反修路」）把東交民巷改成「反帝路」，民眾還能接受，但王府井大街先而「革命路」，再而「人民路」，就沒有甚麼道理。我住的旅館「華僑大廈」就在這條路上。起先，人家問我住哪裡，我不願意說旅館（怕對方一聽就退避三舍），總說在人民路。對方卻是一臉茫然，趕到我點出「王府井大街」，才恍然大悟。北京人說起舊街名，舌間總帶著一份親切和嫻熟，彷彿天長地久，海枯石爛，這些街名也會屹然不動似的。

　　那一陣子，凡是名字和招牌不「革命化」的都自動或強迫改換，無視歷史與人情。協和醫院雖是美國人創辦的，但它幾十年來為北京人民服務是有口皆碑的。一知半解的紅衛兵卻翻出舊案，以極少數失敗的病例，誇大協和「血淚斑斑」的歷史，把它改為「反帝醫院」，復又改為「首都醫院」。改來改去，在北京人民心中的還是「老協和」。南京的古樓醫院也改成「反帝醫院」──每個大城市都有一座「反帝醫院」。當然，並非「反帝」這個名稱不好，但處處「反帝」，醫院有了名稱的共性，就失去其原來的個性。全聚德烤鴨店的招牌被紅衛兵砸得粉碎，換成「北京烤鴨店」。我平生有數的口福之一便是叨了中僑委一桌一鴨三吃的烤鴨席，記得進出大門時，都聽到主人殷殷提醒：「這是全聚德老店！」

　　紅衛兵完全認同於紅色，臂上的袖章是紅的，毛澤東是他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原來象徵革命和進步的顏色，卻成為寧左勿右，越左越好的宣傳色和政治保護色。因此，舉世通行的交通訊號要改：紅燈才是「通行無阻」，綠燈變成「危險！停止前進！」結果司機大為反感，聯合抵制。工人老大哥才有抗議的資格，別人誰敢吭一聲？最後是周恩來出面勸阻了事，把紅燈停止進行解釋成「遵守革命的交通秩序」。

　　六六年底的「紅海洋」是紅色狂熱的頂峰。這是由上海和北京帶頭，其他城市立刻效尤。把街道兩旁的鋪面和牆壁全漆成紅色。有時是整片紅牆用白漆寫上一條毛語錄；有時牆上畫成紅旗招展的宣傳畫；朝街的門面乾脆清一色紅的。我對紅色原有偏愛，那一陣子卻只覺得恐怖。每當旭日初昇或夕陽西下，驀然回首，常有一片血淋淋的錯覺。大量的需求紅漆造成全國調配困難，甚至動用寶貴的外匯由香港進口。這個時候，才由江青出面賊喊捉賊地宣佈：「紅海洋」是一少撮人別有用心的發明，故意破壞生產，擾亂經濟，真正的造反派必須堅決抵制云云。

　　但紅衛兵最受非議的是隨意抄家，有如明火執杖的劫掠。我在美國時，由時報周刊讀到宋慶齡被抄家，尚將信將疑。在上海和北京，幹部答覆抄家問題，全眾口鑠金地說紅衛兵立下汗馬功勞，抄出多少「反革命謀反」用的武器和地主資本家「反攻倒算」的「變天賬」，肅清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隱患，把多少年來破不了的案都破了。北京有一次舉行「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幹部特意安排我們去「學習」。元寶和地契給我開了眼界，感到不虛此行；武器卻令我大失所望。幾把土裡或井中撈出的日本軍刀和匕首多半生銹了，切菜都有困難，別說砍人。原來作為紀念品和古董收藏的人家卻為此備受凌辱和折磨，實在冤枉。

　　五四年制訂的憲法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然而毛澤東為了奪權，利用紅衛兵來打亂原有的體制和秩序，竟縱容他們抄查平民住宅，肆意掠奪私人財物。抄來的物品充公的也有，但飽入私囊的不計其數。許多紅衛兵成了暴發戶，鈔票多到用不了，拿嶄新的十元鈔票（人民幣最高額）當草紙用。紅衛兵和造反派假公濟私，巧取豪奪是公開的秘密。我後來工作的單位，一個女紅衛兵告訴我：某某同學出身貧農，剛來南京念大學時，全部行李是一捆舖蓋捲；六九年畢業分發前回鄉探親，帶走三大件行李，隻隻裝得圓鼓鼓的像香腸。裡面據說全是「戰利品」──甚麼戰利品她不肯透露，但肯定不是報紙上講的世間最珍貴的寶貝毛澤東著作。

　　由於無知和偏激，紅衛兵抄出並毀壞了不少民間收藏的典籍和藝術品。三里屯是使館區，基於「內外有別」，那一帶管制比較緊。但即使這樣，紅衛兵在那裡乘黑燒書，染紅了半邊天，是外交人員親眼目睹的事。其他地方的無法無天就可以想像。長春汽車廠的一個工人告訴我，她認識的人家（愛新覺羅家族）收藏了幾隻越窰青瓷壺器。紅衛兵抄家時，這家人曾經苦苦央求「小將」們手下留情，不要砸爛它們，情願捐給國家；又批評自己思想落後，不曾早早獻出。但是「小將」們的答覆是當著他們的面把瓷器砸個稀巴爛！

　　不僅民間的收藏遭蹂躪，國家保存的古蹟也受池魚之災，杭州的岳墳，廣州的四大寺院（佛像和五百個羅漢被打個稀爛），北京香山的石佛，頤和園長廊的彩繪，都被破壞；西安武則天陵墓外的石人，人頭全被斫去，一望全成了無頭鬼！這是隨便舉幾個例子而已。頤和園裡看得見的彩繪和壁飾，後來乾脆用白粉水塗沒，碧雲寺的字雕也都用泥灰蓋住；免得紅衛兵完全破壞了。到了尼克森訪華時，為了招待外賓，又花費鉅大人力重新修葺描繪，但已經砸破了的碑石雕刻可是「千古遺恨」。

　　紅衛兵當然也打經濟算盤，把抄出的物品或者賣給國營的收購店，或者自行集中拍賣，所得充作「革命經費」。拍賣時，據說生意興隆。肉類罐頭一元，水果類五角，沙發十元廿元的……轉眼售罄！既然有沙發的人家是「資產階級」，罪該查抄，那麼誰還敢買沙發呢？不然，工人就搶著買。有一回，我到一個人家，他們住的四合院內的兩間屋，簡陋破舊，但進門一隻皮沙發赫然在望，原來是買來的抄家物資。

　　紅衛兵自稱破四舊是土改的繼續，誠然不錯，這回是「城市的土改」。五十年代，愛國的工商業者在統戰下被冠以「民族資本家」的稱號，由「公私合營」和平過渡到「國營」，放棄私有產業而改領「定息」，是政府定期廿年逐步贖買政策的表現。這本是政府訂的政策，但紅衛兵抗議說是向資本家屈膝投降，勒令全國的定息都取銷。

　　這還不打緊，幾乎所有的「資本家」全被抄家；銀行存款查封（有些紅衛兵只給人家保留基本生活費用，其餘勒令獻出做他們的「活動經費」），房子住得好或房間多的逼迫讓出；至於人身侮辱更不在話下。紅衛兵這些犯法行為，中共當局全看在眼裡，不但不阻止反而大聲喝采，說是「革命行動好得很，就是好！」失信於民，莫此為甚！

　　我認識的一對夫婦，都在大學裡教書，勤勤懇懇，而且安份守己。他們生活中的唯一陰影是女方有親戚在國民黨政府做官。雖然二十年來彼此不通音訊，而且早已書面「劃清界線」，但仍逃不了抄家的噩運。翻箱倒櫃後，一無所獲，紅衛兵把幾件舊旗袍和所有非制服的舊衣裳全撕成破片，這才揚長而去。這對夫婦自認為十分僥倖了，沒有像一些教授那樣罰站下跪（有個中學，由於紅衛兵不懂「歷史反革命」的定義，所有教歷史的老師都被當「反革命」揪鬥！），為此家中的老人竟午夜起來對天跪拜，感謝上蒼的保佑。

　　比起一些知名人士所受的迫害，他們確是幸運。老舍受到紅衛兵圍攻，夏衍被批鬥，打斷了兩條腿。老舍受圍攻，被京劇道具打得頭破血流，被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百般受辱，憤而自殺於北海太平湖。屍體被發現時，手中還抓住一本手抄「毛主席詩詞」，形成絕大諷刺。傅聰的父母也備受凌辱，求死無門，最後爬出烟囪，用繩子雙雙捆在一塊，由屋頂上跳下摔死。馬思聰也備受迫害，幸好女兒是能幹的紅衛兵，及早籌劃，一家才能逃出虎口（這是六七年從紅衛兵小報上得到的印象，據說還追查了一陣）。馬家吉人天相，是我僅知的最運氣的一家。

　　我在六六年冬天仍然對紅衛兵存著希望。他們造成的破壞固然使我心痛，感到萬分遺憾，但我那時仍執迷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溫良恭儉讓」的說法，等著看他們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之後的「立」（他們喊出「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盼著他們立功贖罪，弄出一個新氣象來。但是他們在破四舊之後，便熱衷於上京晉見，「革命串連」，和到外地去「煽風點火」（其實是到全國各地去遊山玩水）。陶鑄繼陸定一之後，當了幾個月的宣傳部長，下臺的罪狀之一便是提出「串連」的口號，招致交通大亂，引起工人抗議怠工，造成生產停頓和經濟紊亂。據說陶鑄是由於自保，有意分散廣東地區紅衛兵對他的壓力，這和六二年大災荒時，他放了很多人逃到香港，有異曲同工之妙。

　　「紅衛兵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這句話由北京傳佈到各地，於是人人都有竭誠接待「紅色接班人」的責任。只要打張介紹信，車船免費，吃住都有人管。連市內公共汽車都白坐，以致壅塞不堪。我和朋友去頤和園玩，來回都要擠車，規定四十五人的車廂，擠了九十個人都不止，我們是車上僅有買票的兩位。賣票員被擠得臉貼在玻璃上，動彈不得，聽見喊買票，直翻白眼，嫌我們多此一舉。

　　各級學校早不上課，教室裡住著外地來的紅衛兵；他們把窗戶釘死，把桌椅劈了燒柴取暖，校園裡常見到缺胳膊斷腿的桌椅。每個學校都有蘆蓆篷搭的大字報欄，花花綠綠的紙張，加上觀眾人頭攢動，景象十分熱鬧。有一回我去北大看大字報，順便到學生餐廳轉一圈。見紅衛兵有大米飯或饅頭稀飯，外加豬肉熬白菜佐餐。在北京，這是一般伙食標準，難怪紅衛兵樂此不疲，趕走了又來。十一月底，來自山西的紅衛兵很得意地告訴我，他三個月裡來了北京兩趟，見過毛澤東三次。我當時頗羨慕。

　　我們幾個歸國留學生曾經請求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能分到幾張觀禮票，得以一睹領袖的「丰采」，但被告以「無法安排」而碰了一鼻子灰。我們雖然也是千里迢迢而來，但是地位不如紅衛兵，幹部局的語氣明顯地表達了這個意思。

　　然而見過三次還不算多，據說還有見過七次的紅衛兵，創下了記錄。原來他是專門在京津和保定一帶流竄，三個月內進出北京五次，昆明和北京的直達火車有運輸援越物資的任務，那一陣子幾乎全裝著慕滇池、石林和西雙版納大名的紅衛兵。這種免費旅行全國，使工人們很眼紅，造成第二年春天他們的曠工鬧事，爭著要到北京來「告狀」，是所謂「經濟主義妖風」的部份原因。

　　十一月下旬是毛澤東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檢閱紅衛兵，據說人數有三百萬。晚飯後，我們夫婦步行到天安門廣場。長安街兩旁最觸目的是臨時廁所。那是真正的茅房，用齊人高的竹桿和蘆蓆圍成回字形，人在其中真正是頂天立地，雖然簡陋，卻很解決問題。廣場附近和長安街兩旁早有挖好的坑洞，水泥砌成，平時蓋上鋼板，必要時布篷和蘆蓆一搭就是廁所；水龍頭也是相當距離就有一個，堪稱深謀遠慮。對外人而言，北京最拿手的是組織遊行和集會，動輒百萬人頭，而且幾小時之內就可以上街。在宣傳鼓動和組織控制方面，確是無出其右。三百萬人走過的長安街，留下了很多菓皮和紙屑，工人正在打掃，也有老人和小孩來撿廢紙賣錢。市委開來了一部卡車，專門撿拾紅衛兵丟掉的鞋子、水壺和背包等。亮了燈的廣場聚集了很多人，看大字報和小字報（紅衛兵和造反單位自印的小報紙），交換各地的消息，或者交換紀念品──毛澤東像章和語錄本。另一部卡車在廣場周圍來往逡巡，專門收容走失或無處可歸的紅衛兵，絕大多數是小孩子。

　　在金水橋邊，我們遇見一個滿身污垢的男孩踡縮在那裡，伸手向我們要糧票和錢票。交談之下，知道他才十歲，家在黑龍江，念小學三年級。聽到人人上北京，他就不聲不響跟著擠上火車，到了北京站也不知道去登記接待，如今流落在廣場上。我們沒有糧票，只好給他錢。圍觀的一個市民招來了收容車，把他送去臨時接待站，俟機安排送他回黑龍江。

　　六六年秋到六七年夏天，這樣的例子很多。許多小孩子兩手空空地離開家門，音信全無，三個月或半年後回來，家人才發現他已遊遍了半個中國。許多平常百姓去不了的地區，像新疆和雲南，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自稱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確是實話。當然，不幸事件也很多，像有去無回做外地武鬥的冤死鬼；或在外抽烟喝酒，回來變成準流氓的也有；更有不少女紅衛兵挺著肚子回家，或是偷偷在外地醫院做刮宮手術。

　　這時，天氣轉冷，北京的棉被調購一空；感冒也分外猖獗；每日至少一百萬額外人口的食衣住行使市委窮於應付。「文革小組」第一次下令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同時一再通知今冬不再接見，要他們養精蓄銳以待明春的「徒步串連」──不許再白乘車船了。

　　六七年春天，我們去參觀十三陵水庫和定陵的地下宮殿（十三陵中，只有明神宗萬曆的定陵挖出，保持原狀，可以進入墓中參觀）。在郊區見到一群群紅衛兵走在公路上，每人身後背著鋪蓋捲，胸前掛著毛澤東像或者語錄牌子。他們走走停停，沿路見車就攔──汽車，馬車，騾車和板車都攔。司機看到他們就頭痛，超重也得讓他們上來，否則他們手拉起手，造成人牆把公路堵住。走大馬路都經不起考驗，還談甚麼效法爬雪山過草地的傳統？

　　景（左霖右鳥）和我曾躍躍欲試，準備到天津去「串連」。幹部局卻不允許，理由是：「現在出外旅行很不安全，扒手小偷很多──這是階級鬥爭的客觀事實。而且火車太擁擠，外面飲食也不衛生，容易生病的。」

　　當初我們要求觀看檢閱紅衛兵，只求遠遠看一眼城樓上的毛澤東時，幹部局認為我們不夠格。如今我們要向紅衛兵看齊，出外做短程的串連，忽然又變得很尊貴了。為了不讓我們離開北京，不惜貶低國家聲譽，這種「何患無詞」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正是中共幹部的特色。令我們佩服的是他們說話時一本正經，即使前後矛盾，他們也言之鑿鑿，一副心服口服的樣子，叫人無從反駁。

　　紅衛兵的革命形式主義已經到了自虐的地步。他們虐待走資派和當權派，要被批鬥的對象胸口掛個至少兩尺見方的牌子，書明罪名和姓名，如「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彭真」。他們連自己徒步串連也要掛個牌子──不是毛澤東像就是他的語錄──好像要依靠毛澤東做護身符。到了北京，我才發現祖國原來是處處牌子的國家。農民去下田，要排著隊，鋤頭的一端掛個語錄牌子，領隊的捧個毛澤東像，工作時都豎在田邊。無錫的農民號稱全國最富有，可以騎自行車下田，就這樣，車龍頭上也掛個語錄牌。六九年春，我和水院的師生到青龍山煤礦勞動，全校整隊步行了一天，每人胸口也都掛個牌子。那時我們剛分配去南京，來不及製作，還虧同事讓出多餘的兩付。其中一付是毛澤東像，掛得我一路戰戰兢兢，生怕弄出裂損會招來橫禍。以後我們也自做了兩付語錄牌，以備不時之需。

　　不知那個先帶頭搞起「毛主席紀念章」，鋁製烤漆的紅底金色的毛澤東頭像。六六年秋天剛出現時，只有小指頭大小，和「小紅書」同時成為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必需品，一般人也趨之若鶩。紀念章流行得很快，各個單位都紛紛仿效製作。花樣不斷翻新，從正面頭像到側面頭像，接著半身像，以至全身像，或揮手指示方向，或用金色光圈圍繞有如神佛……不一而足。起先只有紅金兩色，以後加黃配綠，在色彩上競奇鬥豔。而尺寸也越來越大，由紐釦大小發展成碗口般大；材料上由鋁、塑料，而至燒瓷，重甸甸地掛在胸口，常把衣服扯破個洞。

　　我以前愛譏笑美國人一窩蜂，有流行熱，這時才發覺原來我們炎黃子孫的流行狂熱也並不遜人。進入六七年，紀念章成為餽贈品和收藏品。我們住在飯店裡，光是由旅客贈送給我們嬰孩的，就收集了幾十枚。交換紀念章成了紅衛兵的副業，前門，天橋，西單商場，美術館前，各處公園都成了交易場所。紅衛兵以物易物，便交換各種票證。這種時候，他們毫無勢不兩立的派性，討價還價也融洽和氣，十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可以想像，紀念章耗費掉大量的鋁錠和其他寶貴的工業原料。大概在六九年吧，當局看苗頭不對，才由毛澤東批了「還我飛機」四個字，下令禁止無計劃的製造。毛澤東到了那時，乾脆承認自己就是國家，要人民還他鋁材。

　　這以後，他又批評了全國各處豎立的塑像，哀嘆造反派怎麼「忍心讓他孤零零地」站在大門口，「日曬雨淋」地做著門神。這是十足的馬後砲。明明要全國人民對他搞「個人崇拜」，把全國的紙張都調來印他的選集；又把建築材料用來建比樓房還高的塑像。如今是既成事實，搬不動，又沒人敢冒天下之至諱去拆除它，他反而假惺惺，甚至還倒打一耙，責怪起群眾來，好像人民強加在他頭上，害苦了他。大家學習到這段假情假意的「最高指示」時，真是一肚子的憤怒。

　　毛澤東很早就籌備發動「文化革命」，但一直受到黨內抵制。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其實是康生授意下的產品，攻擊北大校黨委執行文化革命不力──於六六年六月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劉少奇和鄧小平才派出「工作組」到各大學去領導運動，打擊了一小撮帶頭鬧事的幹部和群眾（以後成為響噹噹的造反派），控制了運動步調。

　　毛澤東本來是要借文化革命之名，行奪權之實，苦於造不成氣候。正好清華附中的五、六個學生成立了「紅衛兵」的組織，宣佈效忠毛澤東，卻被校方壓制。他們寫了篇「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在報上發表。受到鼓勵，又寫篇「再論」革命造反的文章投「解放軍報」。毛澤東發現後，立刻寫信表示支持，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鼓勵他們，稱之為一股「新生力量」。這封信成了鼓動全國青少年起來造反的口號，各地紛紛組織起來，到七月中，已經全國到處有紅衛兵。

　　年輕人敢作敢為，何況還有「江阿姨」的愛護和指點，再加上國務院命令各級學校停課半年「鬧革命」，於是不但在校內造反，八月中又上街「破舊立新」，不久就像潮水般氾濫了整個中國。

　　他們趕走了「工作組」，認為工作組執行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資反路線），要加以批判，並且要為當時被打擊者平反。從秋天開始，這個「戰鬥任務」前後進行了一年。滿街的批評當權者大字報，大會小會地揪鬥走資派（劉鄧一系的幹部）。連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不經任何法定程序，就被這些紅衛兵「拉下馬來」。

　　我從大字報和紅衛兵小報上看到揭發文章，對工作組打擊造反派所採用的法西斯手段十分駭異（這與文革後期的「清理階級隊伍」相比，不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是小巫見大巫）。有「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要人人檢查才能「下樓」；製造甚麼「槍打出頭鳥」；擅自把人關押叫做「隔離審查」；並對之進行「逼、供、信」。那時我很天真，先還以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淪為法西斯統治是劉少奇一伙的罪，十分氣憤。我第一次跑去參加「批判資反路線大會」，便是為了聲援紅衛兵和造反派，目的是抗議法西斯專政。

　　這種批判大會和以後進一步的批鬥大會，總有受害人聲淚俱下的控訴和造反派「無限上綱」地誇大罪名（舉個例子：譬如某人不喜歡讀「毛選」，他一旦出事，不讀毛選就成了抵制毛澤東思想，也就是反對毛澤東，而毛是黨和國家的化身，於是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必要時可以「罪該萬死」！）大會臺上有紅衛兵押著的批鬥對象和陪鬥者，他們一律被背押著雙手，頭被壓得低低地，超過九十度地彎腰向著臺下（這叫做「坐噴氣機」）；胸前掛著大牌子（故意選重木料做成），有的頭上還戴上紙製的高帽子。紅衛兵後來各立門戶，派性很強，使用古往今來的各種污穢伎倆，彼此互揭、攻訐和武鬥。

　　我從他們印賣的小字報上看，他們批判資反路線和對待反對派的手段便是道地的法西斯，比原來資反路線所用的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抬出了「革命導師」魯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張，認為把狗打落水還不夠，必須打死為快。「人民日報」的社論帶頭鼓吹「打落水狗」的精神，可見煽動紅衛兵無法無天的不是別人，就是毛林本身。實行了三個月資反路線據說逼死了幾個人，但批資反路線倒逼死和打死了更多的人；但即使兩者加起來和六七年武鬥中死亡的人數相比，又差多了。我一向佩服魯迅，遺憾他死得太早，去了大陸後，不禁為他慶幸。以他嫉惡如仇的性格，不必等到文化大革命，早就是一條狗（中共把「反動」的都叫做狗），而且會成為不折不扣的落水狗，被打個不停。

　　想起一個小學校的老校工，已經七十高齡，因為出身好，是標準的「苦大仇深」，被工作組利用過。紅衛兵進行反撲時，對他吐沫，責罵，用皮帶抽打，綁架遊街，逼得他吊死在廁所裡。紅衛兵這時的「階級感情」不知哪裡去了。

　　資反路線尚未批完，年底就響起「批修反修」的號角，這才是毛澤東林彪陰謀所在。黨中央和國務院裡，再大的幹部都拖出來批鬥遊街（朱德也差點被遊街，據說是毛澤東怕太難堪）。我印象最深的是彭德懷元帥，衛生部長錢信忠，和劉少奇與彭真賞識過的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大人物遊街用的是卡車，對象被簇擁著站在車前或車後，作低頭認罪狀，照例掛牌子，紅衛兵或敲鑼或喊口號，威風凜凜。錢信忠低著頭，一副逆來順受樣（此君也真有涵養，被折騰屈辱了幾年，如今官復原職還做他的衛生部副部長）；彭大元帥怒目圓睜，紅衛兵按下他的頭，他卻極力要挺起來，不肯低頭認罪；時傳祥微歪了嘴，一副不知錯在哪裡但認定了要倔強到底的樣子。

　　「批修」的手法自然是批資反路線的再版。天津市委書記萬曉塘被紅衛兵七鬥八鬥而當眾鬥死；彭真在一次押解赴會的路上，企圖拿腦袋撞石頭自殺未遂。批修的矛盾頭是直接對準劉鄧，根據「先掃外圍，後打核心」的一貫伎倆，他們手下的大批親信便首當其衝。被鬥倒鬥死的不計其數，紅衛兵和造反派哪知高幹的底細，完全是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提示辦事，文革小組則透過江青和陳伯達等執行毛澤東的旨意，在文革高潮中凌駕黨國，成為最高司令部。於是，紅衛兵為了替毛林向劉鄧奪權，充當起馬前卒，按著司令部開列的名單，拋給的檔案資料，由中央到地方全面地衝鋒陷陣去擒拿對方的幹部。

　　紅衛兵這樣奔走效勞，甚至出生入死，卻沒有好下場。兩年後，毛澤東來個「飛鳥盡，良弓藏」，先用「清隊」整肅了一批頭頭，繼而用「上山下鄉」運動，把大家趕到農村去。當年的風雲人物，如蒯大富等，被地方上借重（因為他們曾走南闖北，各部門的人事關係瞭若指掌；易於打通關節），榮任採購，一時便傳為佳話，算是最好的出路。由於他們曾犯了極左的錯誤，又受權力的腐化而武鬥不休，人們不禁幸災樂禍。多少人私下喊「活該！」並不寄予同情。但只要我們冷靜思索一下，便發現責任不在紅衛兵，而在那「最高統帥」毛澤東身上。

　　名義上文革的目標是「反修」和「防修」，要「永不變色」。他們大概沒想到，十年後的今天，華國鋒和鄧小平所推行的正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而且變本加厲，快馬加鞭，似乎要補償這十年浪費的時光。而華國鋒正是毛澤東御筆欽命「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九九歸一，繞了一個大圈子，花費了十年寶貴時光，損耗了無數人力物力，只攪得全國生靈塗炭，到頭來是一切如舊。官僚，特權加專政，哪一樣都沒少；多的是建設遲緩，科技落後，文化藝術一貧如洗，教育上一段空白，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其中，人民心靈上的創傷，再一個十年也平復不了。紅衛兵如今在田間勞動之餘，翹首雲天，不知作何感想？

街頭．人頭

　　我們剛到上海那天是十月十八日。在機場填表時，世堯就把這一天改為自己的生日，取新生活開始的意思。他向接待的幹部請示，他們都說：「好，意義重大！」

　　不但生日可以改，他們說，連姓名也可以改，甚至將來生男育女後，子女隨父母任何一方姓均可──甚至用外姓都行。

　　好自由啊！我當時十分感動。後來生了老大，就讓他隨父姓，老二則從母姓，表示男女平等，連姓氏也來個平分秋色。以後才逐漸發現，自由的內容貧瘠得很。而這一點對知識份子也彌足珍貴，不少人加以利用。有對同事夫婦分別姓秦和黃，子女六個，有叫黃河、黃海、黃山，有叫秦嶺、秦川、秦中，全是地理名稱。那時候，作夢也不曾想到有朝一日我們還會離開大陸，七年後，在香港為這生日和兄弟倆姓氏不同，惹了一場不小的麻煩，以後有機會再敘述。

　　當天住進愛國大廈（從前叫金門飯店，如今又改名叫華僑飯店）時，已近黃昏。吃了晚飯，房間都不回，立刻出來逛街。大屋座落在全市的精華南京路上，對面是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從前的跑馬廳）。正值華燈初上的時刻，飲食行業生意興旺，好幾家出現排長龍，其他店鋪則全已打烊。

　　自從解放以來，據說「夜上海」已成了歷史名詞：沒有霓虹燈和各種廣告；歌舞廳和賭場又早禁絕；電影院稀少（按人口比例算）而且只有一場晚場；九點散場後，街上的行人便寥若晨星，整個城市一片死寂。這是我從外籍海員和外交人員聽得的印象。但那天晚上走在南京路上，行人依舊熙熙攘攘地，紅衛兵和青年工人最多，並不像有事要辦，倒像和我們一樣，純粹出來閒逛。比起白天，人當然是少掉許多，但外灘公園（文革那幾年改成黃浦公園）和外白渡橋邊此時成了青年男女的天下。年輕人白天「抓革命」和「破四舊」，晚上卻回到詩經的時代。牆角或樹底下，多少人悄悄地握著手，有時肩膀緊緊靠在一起，不被人當面撞個正著，就捨不得分開來。

　　上海人口之多，頭一天已經把我嚇了一跳。別看飛機場裡冷冷清清，汽車一駛近市區，路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摩肩接踵地，人行道也容納不下，便大搖大擺地走在馬路當中。汽車司機不時撳喇叭為自己開道，也有逞威風的意思。幸好汽車極少，在人海中有如鳳毛麟角，否則大大加重聲音的污染。行人甚麼行業都有，紅衛兵、工人、幹部、老人、婦女、小孩、軍人，個個神態悠閒，安步當車，那樣子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初臺北西門町電影散場的情景。

　　「今天是甚麼節日嗎？」我問陪同的幹部。

　　「沒有呀，」他說。

　　「那怎麼人這麼多呢？」

　　「每天都是這樣。」他說話的口氣稀鬆平常：「碰到星期日或節日，那才多啦！」

　　我原以為是文化革命的緣故，紅衛兵崛起，到處串連，人口自然膨脹起來。四年後，我到上海出差，發現照樣擁擠。七年後，我再經上海──那時已是文革後期，經過精簡機構、幹部下放和知青上山下鄉等運動──人更多了。百貨商店裡那種人山人海的盛況，只有香港中環甚麼大百貨商店突然宣告破產，存貨對折出售，所引起的搶購現象才差可比擬。每個櫃臺都是擠得滿滿的，並非個個都買東西，多的是玩票性質，津津有味地看著別人翻閱貨色，跟著開眼界長見識。

　　美國婦女喜歡瀏覽商店櫥窗（Ｗｉｎｄｏｗ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中國人亦有同好，而且「更上一層樓」，除了逛街看野眼外，還要接觸到商品才過癮。前幾天，有個朋友剛陪美國同事去上海參觀回來，講起上海人口之多，也跟著搖頭，嘆為觀止。他從前也住過上海，事隔三十年，怎麼也想像不到人口增加這麼多。他們到達那天是星期日，街上行人爆滿，乍疑是出了甚麼事故，全市的人都湧上街頭來。據說第一百貨公司（從前的新新公司）和第十百貨公司（永安公司）已經擠得水洩不通，挪步都困難。除了民生需要，看來逛店鋪已經成了一項重要的娛樂。

　　記得在臺北時，鄰居是上海人，男女穿著都很時髦，所謂「海派」，連髮型也走在風氣之先，印象裡總以為上海人重穿著打扮。等實地一看，男女都穿準制服，一律是衫褲，顏色單調──藍色為主，灰黑其次──式樣簡單，與全國其他地方無異。髮式亦然，全剪短髮，女的頂多是梳辮子。我當時的印象和所有的中外訪客如出一轍。但是住久了，才發現到差別，印象不得不加以修正。上海人的穿著，和他們的工業品一樣，仍是遙遙領先。同樣的布褲子，北京和東北一帶的，必定縫得肥大臃腫，上海人卻把褲腳縫小些，既省布又合身，真正經濟美觀。在文革那種大壟斷的時代，女子上衣的領子只有兩式，圓領和尖領，可以開頸或閉頸。但上海的裁縫師傅卻絞盡腦汁，在兩種夾縫裡創出第三種。

　　我平均一年縫兩件襯衫，式樣是固定的，只有長短袖區別，但領子卻有選擇。裁縫師傅總是說：「做甚麼領子呀？海燕領怎麼樣？上海時興這種領子。」其實圓領、尖領和海燕領（和海或燕都搭不上關係，只是領口不圓不尖，略呈方形而已）在我看來都差不多，但時下既然流行海燕領，我何必落後呢？我是最不重視穿著的，結果也成了「海派」的俘虜。

　　不僅衣服這樣，鞋子也在輕巧上用功夫，連毛衣的針法也是眾目所矚。南京有一陣子打毛衣興「阿爾巴尼亞針」，說是上海傳來的。我是外行，但瞧那針路實在平淡得很，只是臺北人常用的一種。但上海人愛創新，又怕惹上資產階級好奢靡的罪名，就機靈地套上「阿爾巴尼亞」──文革期間中共唯一的「兄弟」國家。光這念頭就絕頂聰明。

　　上海是最大工業城市，工人數目在六十年代據說就超過三百萬，陣容最強，勢力最大，穿著打扮的風氣也是由工人伊始，知識份子腼腆地跟上。一進入七十年代，女工穿著顏色鮮豔的毛衣招搖過市，叫我們這些南京來出差的「大蘿蔔」（南京人的外號）看得傻愣了眼。別說是上海，就是在南京，上海人的打扮也惹人注目。我有一個上海來的女同事，每逢季節換裝，大家都要羨慕地盯上幾眼。她偏偏還故作謙虛地說：「我這是幾年前的老樣子了！上海現在又興新樣子嘍！」這種佔盡便宜的脾氣似乎是上海人的特點，中共的思想改造也不能損它分毫。

　　輕巧取勝的特色也表現在飲食上。上海的小吃，名堂沒有北京多，但是價廉物美。第一天到達，晚上出來逛街時，大街小巷的飲食店，噴出種種香味，引得我胃蟲蠢蠢欲動。我們剛在愛國大廈吃了一餐飽飯，誰知一聞到魚圓湯的味道，立刻想起臺北的圓環，兩人的腳竟不聽使喚，跟著行人跨進店去。這家小店只賣兩種湯，酒釀圓子和魚圓，前者要糧票，後者不要，因此我們每人買了一碗吃。許是太久不曾嚐到家鄉味，吃完又去排隊買第二碗。以後再到上海，就失去吃第二碗的興致，到底不如臺灣的，少了芹菜粒和香菜，味道略遜一籌。但酒釀圓子很不錯，是真正大眾化的美味。

　　文革時，「大眾化」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結果變質為醜化和僵硬的代名詞。所謂大眾化，就意味著降低標準，實在是看不起工農兵群眾。北京的小吃，花樣多如牛毛，而且中外馳名，但文革裡一經大眾化，實在不敢恭維。豆腐腦上蓋一杓子粉團，不黑不灰的半透明膠狀體，南方人不免望之生畏。普通飯店裡的名菜全收起來，說是工農兵不要吃，但招待高幹和外賓的地方照樣應有盡有。我的朋友某回有幸陪同洋人到北海吃了一頓仿膳飯莊的菜，嚐了慈禧吃過的名菜如魚腸劍和栗子麵窩窩頭（小得一口吞下一個）等，才驚嘆北京還存在著吃的藝術。吃的藝術當然存在，只不過改為新當權派服務，讓「一小撮」特權階級享受罷了。

　　「清隊」時，多少名廚只因曾為洋人或國民黨要人掌過廚，便被打成特務或反革命。關押之外，罰去掃地做苦工的比比皆是。等到新貴們食慾發作，又招去「洗手作羹湯」的屢有所聞。就因為那幾年對烹飪藝術摧殘太厲害，年輕人不敢學，老年人不敢教，幾有失傳的危險。最近上海人張旗鼓，召集七大飯館的名廚作會演，請出七老八十的高手表演殺蛇殺狗和切肉的刀功，以及一斤麵粉擀出一千張餛飩皮等手藝，算是為今後發揚中國吃的藝術開了綠燈。

　　文革是一場浩劫，連廚師都逃不掉，其他各行各業也就可以想像。

　　【上海的早晨】

　　到上海的第二天，特意起個大早。天剛剛亮，但城市特有的聲音已隱約傳來，由遠至近，由小而大，就在耳畔響起。漱洗完畢，先推開玻璃窗，探出頭去。灰濛濛的天幕幽靜而空闊，朝日尚未露臉，或者是被黃浦江邊的高樓擋住，只見東方發白發亮，西邊掛著幾抹白雲，像浮在海面上的島嶼，狀至悠閒。在工業污染頗厲害的上海，這便是秋高氣爽的兆頭了。沿江的中山路和旅館所在的南京路上，高樓林立，它們或背曙光，或迎曙光，光線和深淺不同的陰影把它們聯成一副炭筆畫。這一聯串的高建築是主心骨，與遠處或高或低的平屋、廠房、街道和點綴其中的樹木組成一組靜物，嵌在灰絨布上。忽然，遠方傳來幾聲汽笛，分不清是火車還是輪船的。雖寥寥數聲，卻劃破長空，使得畫面活動起來。這汽笛真是畫龍點睛，提醒了早縈繞在耳際有如海底暗流的市聲，使人驚覺，上海早已甦醒，正像座復活的火山，底下岩漿汩汩，即將爆發呢。

　　眼下的人民公園，幾時聚集了好些人，這裡一伙，那裡一堆，正在打太極拳。他們都是跟著一兩個年紀大而武藝也顯然高超的人比劃著。一邊打，一邊隨時有人加入，自動站好隊。男人多，女人少，最多的一組，我點算一下，將近二十人。另外也有獨打少林拳的，或耍太極劍的，或耍猴拳的（那雙手稍彎向前飛快掏挖攻擊的姿勢像透了猴子，故名之），看來武風頗盛。趕來呼吸新鮮空氣的老人，或者倒背了手，或者扶杖而行，神態最是自得。有些紅衛兵口咬著燒餅油條，三三兩兩閒逛著，像是專誠來遊園。更有一些坐在板凳上，攤開「語錄」在朗讀，目不斜視，模樣兒虔誠得像基督徒在唸聖經。

　　腳下的南京路早活躍開了。提籃買菜去的婦女或老人，穿梭在人行道上。騎單車上早班的川流不息，而龐大的無軌電車在單車隊裡像隻大爬蟲，顯得笨重遲緩，不時要咳嗽幾聲，以示任勞任怨。騎單車的，越年輕，速度越快，趕超公共汽車時，鑽進鑽出，疾如水蛇。路上也有踩三輪車送貨的工人，車上裝滿了蔬菜或水果；也有用摩托三輪車；還有送牛奶的車子，車身漆成藍白相間，給人新鮮而乾淨的印象。掃馬路的清潔工，頭上戴頂白布帽子，手中的大竹帚在車輛和行人的夾縫裡游走，早練出一套功夫了。

　　正看得出神，忽覺眼前一亮。猛抬頭，發現朝日已經躍上半空，光芒四射，照出了灰藍的天空，照亮了黯淡的市容。附近這一帶的高樓大廈沐浴在陽光裡，再古老陳舊也煥發著光彩，形象又高大許多。我想起紐約和東京，又想起站在蒙馬特下望巴黎的情景，覺得沒有一個地方像上海。上海不像別處那麼擠成一團，它似乎可以向地平線無限延伸出去。上海的大樓也沒有像紐約那樣多到礙眼或高不可攀，使人有窒息感。它們只是棋盤上的點綴，並不破壞整個佈局，這一點是獨具風格的。

　　見到朝陽，才後悔不曾早去外灘看江邊日出的盛景。於是匆匆吃了早點，乘參觀訪問的行程尚未開始，我先跑上街，一路蹓躂到江邊。人一置身街頭，馬上感受到車馬喧囂的都市氣氛。這個城市的聲音特別多，隨便駐足凝聽一下，你就能捕捉到遠處轟隆而過的火車，江輪和渡輪的汽笛，電車那種落地沉重的呻吟，小轎車的高音喇叭宣告「我來啦！讓開！」而單車更不甘示弱，等而下之地按手鈴向步行的揚威。除了這些，還有電鑽和馬達聲響，以及永無止境像舞臺配樂的人聲和笑語。上海話是很特別的方言，聽了常令人忘不掉，而上海人也絕不願為統一口語而忘掉自己的方言。哪怕把他們「充軍」到黑龍江或新疆，他們也抱成一團，似乎只為了講上海話。三個上海人在一起就是一個市場，這個說法並不誇大。

　　不管聲音多麼嘈雜，旋律卻是飛快的。騎車和步行的全是步調緊湊，一改晚間那種慢悠悠的逛街神態。工人拎個飯盒，小學生背著書包，就是嘴裡嚼著油條，腳也是大踏步前進。街口巷尾的小吃店，早市不如晚市擁擠，但人進人出，加上招呼喊叫，也是忙成一片。昨晚我逛街時，常超越別人，今早卻是人人趕在我前頭。也就是這種時候，我才體會到這最大工業城市的脈搏是如何跳動著。上海的早晨，確是充滿了活力。

　　並不只晴天是這樣。我出差去上海時，也遇到下雨的日子，天暗得發黑，但人們全不加理會。渡船照樣忙著吞吐，人們打著油布傘和紙傘，在大雨中健步如飛。騎車的披著塑料雨衣，低首弓腰地向前奔馳，有如古書上形容行軍時「含枚疾走」狀，很少按鈴吵人。有一回在公共汽車上，見窗外單車成群而過，像四線縱隊，黑壓壓一片，好不壯觀。我看過荷蘭的風景介紹，他們也是單車橫行的國度，但聲勢實在不如上海。有些城市的早晨是很詩意的，像北京；也有些很散漫的，像西安。但上海的早晨卻富有朝氣，整個上海，我也只喜歡它的早晨。

　　【國粹】

　　我第一次逛上海的馬路時，意外地發現人們隨地吐痰。中國人愛吐痰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在臺灣長大，早習以為常。在上海大驚小怪，主要是回國前聽到的宣傳太好，一時難以適應現狀。畫報和左派人士的報導都說國內年年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五十年代又是如何「除四害」，認真澈底到整個北京城的麻雀都死光為止，而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已經消滅了蚊蠅云云。腦子裡有這些先入為主的印象，一上街卻見滿地斑斑剝剝的痰印，不免噁心。而正在瀏覽櫥窗或品鑑迎面而來的行人時，忽聞有人喉頭咔嚓作響，轉眼一口痰已飛到自己腳邊，險險沒打個正著！

　　進入上海前，因時間匆促，來不及打霍亂預防針。當晚，邊防檢疫站派來一位醫療人員，給我們補上一針。我乘機向他提起隨地吐痰的發現。

　　「沒辦法。」他苦笑著說：「宣傳一陣就好一陣，不宣傳就鬆一點。現在嘛，抓革命第一……」

　　言下之意是合該如此！

　　但是我真正領會吐痰的厲害，還是到達北京以後的事。北京氣候乾燥，很少下雨，痰落到地上，痕跡經久不滅。第一次出門逛王府井，走到八面槽時，低頭一看，不禁觸目驚心。果然是首都，保存國粹也遙遙領先於上海。上海還只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散狀分佈，此地卻是密密麻麻，大圈圈內套小圈圈，色澤深淺不等，無以名狀，但我見過一次便畢生難忘卻是事實。

　　剛發現時，我還斟酌著地點，挑空白部位下腳。但這樣做，一則惹人注目，以為我遺失了甚麼東西，二則也太作踐自己的眼睛。我只好壯了膽瞎闖──這樣也好，給人一種抬頭挺胸的觀感。北京人卻步履悠閑，好像視若無睹，又像當慣了順民，天塌了有皇帝頂的自在心理。不過，他們悠哉游哉中極富警惕性，這一招我後來也學到手。

　　像王府井這種萬方雲集的場所，尤其是「人民日報」社和「百貨大樓」前面一帶，逢到假日，整條街一眼望去盡是人頭。狹窄的馬路上人車競行，兩邊的走道上，行人肩膀挨著肩膀，作寸步蠕動。這時若聽見清喉嚨的聲音，個個像火雞伸長了脖子，再忙也要眼觀四方，提防自己被光顧上。

　　隨地吐痰已經發展到一視同仁的地步，連號稱世界最大的天安門廣場也照吐不誤。對著壯嚴的故宮城牆，白玉石雕就的金水橋檻，人們大大方方地吐下去，豪邁之氣，怕是前無古人──但願後無來者才好！

　　六七年夏天，我們同旅館內的一個鄰居老晏往來甚密。他是貴州來的少數民族幹部，身材修長挺拔，五官很清秀，講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話，生活習慣和漢人無異。老晏因患了一種疑難怪症，在貴州治療無效，被送來北京就醫。北京的中西醫斷為惡性腫瘤，醫了一陣就表示無可下藥了。老晏不灰心，自己找偏方治。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托人在城裡城外搜購癩蛤蟆，養在旅館房間裡的澡缸中，每天剝皮療傷，取「以毒攻毒」之道。

　　我對老晏最佩服的不是這蛤蟆功，而是他的痰功。剛來時，他年輕力壯，加上病勢尚未惡化，說話和舉動都乾淨俐落，清起喉嚨來嗓門特別響。有一回，他和我聊起貴州的文化革命近況，說他這一邊的造反派如何揭竿而起。正說得興高采烈當兒，他忽然頭一歪「噗」的一聲，一口痰飛出兩丈遠的窗外。他若無其事的接下去侃侃而談，我在一旁卻驚得張嘴結舌。後來他這一派怎麼殺出重圍，我全沒聽進去，只對這種談笑間痰飛兩丈的高招佩服得五體投地。以後，每次隔著房間聽到老晏清嗓門，我的心先發緊，不知五層樓下，橫禍要飛向何人？

　　老晏的病醫了半年多，竟是每況愈下。健壯的一條漢子終於纏綿床榻，瘦得整個人只剩一付骨架子，臉無血色，連說話都艱難。服務員照顧他，特地把痰盂挪到他床頭。我們去看望他時，見他費盡力氣才能側身吐一口痰，心裡難受極了。那時，我但願他能恢復健康，再有力氣表演那手絕技，就是落到我身上來也不在乎。但老天無眼，最後還是看著他被抬上擔架，用飛機運回老家。

　　這吐痰的發現，並非我的專利。所有回國的留學生都有同感，而且上街時都曾挨過飛沫。大家都深惡痛絕，但想出對付辦法的只有曾柱霞。她勸我們走路時，遇到高建築，務必貼緊牆邊走（所謂死角）就能躲開飛痰的拋物線範圍。我們覺得頗有道理，便跟著辦。但貼牆走慣了，碰到平房竟忘了改變方針，不料「近水樓臺先得月」，反而被屋裡飛出的擊中要害，真是防不勝防。

　　我逐漸也了解到這個習慣戒之不易的道理。首先是健康的因素，這是我推己及人的結論。不知是自己體質差，還是不適應北方乾燥的氣候，自到北京便經常感冒，而且咳個不停。去醫院看病，也是感冒和氣管炎的患者居多。別說是電影院，就是嚴肅的鬥爭大會上，咳聲和痰聲也是此伏彼起。北方很流行氣管炎，竟是四季不斷。中國又窮，紙張寶貴，棉布更緊張。一條手帕要五毛錢左右，普通人哪捨得多買？伺況，肥皂也不便宜，又是定量配給，一天到晚洗手帕肯定不夠用。香皂不要票證，但價錢很貴，最多洗臉，用來洗手帕未免浪費。凡此種種，都不利於「掃痰運動」──如果真發動過這種運動的話。

　　外面回來的人對這個習慣口誅都來不及，偏偏世堯被同化。兩年不到，他由憎惡轉為同情，終於效尤起來。有一回去北農大玩，下了公共汽車，穿過麥地時，他公然吐起痰來。

　　我大為不滿，當場嚷開了：「你有的是手帕和肥皂呀！明知不對，為甚麼要作呢？」

　　「這是大眾化的習慣，工農兵都幹的事嘛，」他大言不慚地為自己辯護。「要回歸認同，就要認同到底。要做到愛工農兵之所愛，恨工農兵之所恨才行。」

　　與我們先後回國的有四家人，早被組織起來，每週規定搞政治學習。世堯這個「工農兵行動」自然提出來辯論。除了楊景（左霖右鳥）表示諒解，其他無人苟同。黃金地尤其大聲疾呼，說不能同流合污。他天生有潔癖，三天兩頭洗衣服，天天要洗澡──天天洗澡，光是這種念頭在北方就是一種瘋狂──出門回來要拍打一遍衣服，自然是不能容忍。景（左霖右鳥）和世堯其時是公認的左派，但景（左霖右鳥）幸好只止於理論，行動上絕不被同化。世堯以擇「善」而固執，還自鳴得意呢。

　　但他的話也不無道理。文革期間，工農兵的地位空前提高，處處當作英雄人物歌頌，文藝上再加以形象化，結果造成一種概念，即工農兵想的、說的和做的都是好的，錯不了；非工農兵所為則一無是處。突出廣大人民本來是好事，但一經教條化，效果不免僵硬幼稚。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法最常反映在小說人物的刻畫上。好人必是工農兵，形象高大──浩然筆下的小說人物，連名字都要突出，像高大泉，蕭長春──舉動豪邁到不拘小節，包括隨地吐痰，一付英雄本色。若有人物出場，長的皮膚白皙；說話文縐縐，衣著整潔，口袋裡擺一方手帕擤鼻涕用……好了，不用作者點破，讀者早猜到這人八成是知識份子，將來不是立場不穩就是作惡多端。一句話，人物像京戲的臉譜，黑白分明。

　　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機關學校後，這樣作風特別流行。這兩種人開大會作報告時，拍桌子敲板凳，動用三字經是常有的事。真正是工人或阿兵哥的表演，倒也不失坦率可愛。最可厭的是冒牌貨──工宣隊裡的頭子都是黨員幹部或治保人員──故意穿打補綻的工作服，褲腳一長一短；甚至大腳翹到人家鼻子底下──誰也不敢哼一聲。老子這是工農兵本色哪！

　　毛澤東在這方面可是現身說法。他最愛說些俏皮話，甚至謎語或囈語，甚麼「鳥要飛，娘要出嫁」（林彪事件的傳達），簡直不知所云。他點名要批宋江，但誰是七十年代的宋江呢？連他老婆都猜不準，挨他罵：「放屁！文不對題。」。這謎底隨著他進入墳墓，始終沒有拆穿。他也喜歡重複偏愛的字眼，死前發表的一首詞「念奴嬌，鳥兒問答」，也來兩句：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

　　詞一發表，舉國學習傳誦，一致稱道是「革命浪漫」主義風格。歷史上的皇帝還不曾有誰把「放屁」寫進詩詞，這一點，毛澤東實在是革命的。

　　這大眾化習慣是有傳染性的。以後搬去南京定居時，我對吐痰也習慣了。但學校這種被譏為「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卻很少有隨地吐痰的現象。一下到農村勞動，則完全改觀，包括我在內，人人吐個痛快。好在毛澤東早已指出「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不致於被知識份子幾口吐沫淹沒掉。當著社員，他邊說邊吐，你也就情不自禁地作陪。這是人情之常，況且原來就是專誠到農村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世堯的認同哲學，到這時得到最高的發揮。

　　中共當局把這項大眾化習慣提升為國粹，更是功不可沒。許多接見外賓的「新聞剪報」（紀錄影片）中，地點不論是人大會堂或中南海的客廳和書房，賓主之間總有痰盂作陪。毛澤東和尼克森會談時，中間一隻大痰盂做見證，這是中外人士共同瞻仰的鏡頭。據說尼克森一行人離開中國時，還買了兩隻精製燒瓷痰盂帶走。國人得意洋洋，視同文化輸出。

　　文革中，中共消滅了最大國粹麻將牌（廣州例外，那裡一向賭風興盛），獨對另一國粹無動於衷。其實，要杜絕這個不良習慣並不難，只須免除一次人人咒恨的政治運動，把它移作增進生產和愛國衛生的宣傳。那時候，生活改善，人民心情舒暢，「有所為」而忙，痰氣自消，而這古老的惡習也就根治掉。

　　【離滬北上】

　　我們在上海前後只住了四天，參觀過少年宮、工業成品展覽館（利用前哈同公園的一個角落建成，叫「中蘇友誼紀念館」，以後友誼不存，乃改成展覽館），萬順水壓機，閔行工人宿舍區等等。這些地方，導遊都作了詳細的解說，以今昔的成就為對比，強調自力更生政策的成功，類似人民內部進行的「憶苦思甜」報告。甫進國門的人，碰到這種場合自是十分感動，我那時的心情和所有回去參觀訪問的人一樣興奮，感受也同一些走馬看花後寫出的「報導文學」中所形容的相類似，這裡就不必再重複。但有一個場合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每次想起仍舊渾身不舒服，卻是要說一下。

　　離滬前夕，幹部局的同志（北京幹部局的分支，屬於「國家科委」，專門接待歸國留學生並安排工作）陪同我們去看第一次和第二次核試爆的紀錄電影。這部彩色電影，和七十年代初馬王堆出土女屍及文物的紀錄電影一樣，都是教育片，全國組織起來看，每人至少看一遍。中國有原子彈，宣傳效果比實際威力大得多，觀眾看到一朵蘑菇雲上升膨脹時，歡呼鼓掌，揚眉吐氣之餘，所有犧牲和代價都在所不惜。

　　電影散場時，我們和觀眾一樣，心情激昂慷慨。正要快步跟隨大家出場時，陪同的幹部說「且慢」，要我們等一下。我猜想是等人潮散後，便於汽車離開，也就不在意。等了十來分鐘，幹部說「行了」，示意我們從正門走。

　　我腳快，早頭一個跨出門外。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門口搞了個「夾道歡送」的場面。不知用甚麼藉口組織了上百個觀眾（我猜是剛散場的觀眾，如果不是，罪惡更大！）十幾個小孩子站在前排，手拍得最起勁。昏黃的燈光下，一眼瞥去，似乎個個笑臉相迎，表情是馴良、好奇、逢場作戲的隨和和冷漠都兼而有之。因為太出乎意料之外，羞得我滿臉發燒，勾下了頭，逃也似地急步走離這堵人為的夾牆。

　　回去的路上，我們默然無語。人家以為我們是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殊不知我們心裡滿是羞愧和難堪。電影院中，人們熱烈鼓掌的自豪形象，如今全被這馴服的拍手樣子破壞殆盡。我自己淪為被牽線導演的一部份，尤其覺得委屈。我們只是兩個小小百姓，純粹回來定居，也要這樣費手腳巴結，那麼對待一些參觀訪問後又要出去的客人，更不知要興師動眾到甚麼地步了。回想海關人員檢查行李的臉色，這樣忽冷忽熱的待遇，有些令人摸不著頭腦。

　　當然，以後上了北京，隨著文革的推進，幹部局的臉越拉越長，我們慢慢也就摸清了來龍去脈。

　　原來六六年十月裡，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剛波及各大機關，整個科委的行政系統尚未觸動，上海幹部局依照舊有的規章制度辦事，處處對留學生表示優待。到北京不久，幹部局的造反派興起，接著奪權，搞清算鬥爭，以後又是幹部下放和精簡機構，最後整個取消這個單位──不準備要留學生回來了──併入科委，以後連科委也取消，只留了「國防科委」。這其間對我們這些人的態度，變化有如氣溫節節下降，先是熱情歡迎，忽而不聞不問，以後就冷嘲熱諷，最後甩包袱似地草草分配了事。

　　上海方面原留我們多住幾天，說還有許多可以參觀訪問的地方。我很心動，可惜世堯急著要北上，似乎腳不踩到北京的泥土就不算「回歸」到家似的。

　　「多住兩天，多認識一下新中國不好嗎？」我說。

　　「還是趕快上北京吧，」他說：「現在分了工作，還來得及參加文化革命，在工作崗位上去實地認識新中國更好！」

　　就這樣，我們匆匆北上。

　　法航的班機只到上海，在巴黎買票時，我們原計劃京滬這一段乘火車，可以沿途欣賞風景。我們委託大使館代辦，拿票時才發現他們自作主張，京滬這一程已代買下飛機票。當時連呼可惜，以後越住久，越領悟到「塞翁失馬」的道理。中國的民航機不是人民可以隨便坐的，要上級單位打介紹信，有正大的理由才能買票。這一趟飛機是我們在大陸上僅有的乘機經驗。

　　飛機是向英國購買的羅伊羅斯袖珍型，分頭等艙和二等艙。我們乘二等，約有兩打座位，配備了兩個女服務員。她們的穿著打扮和街上的女孩子無異，半新舊的人民裝，布鞋布襪，一個梳辮子，一個剪短髮，態度不亢不卑，絕無國外空中小姐那種笑容滿面或者「乘客永遠是對的」奉承姿態。三小時不到的航程中，遞過一次茶水，一隻鴨梨和糖果而已。這也乾脆，不像加拿大的班機，兩小時的飛行也要賣一趟酒，吃一頓飯，騷擾不說，「羊毛出在羊身上」，到頭來還是顧客掏腰包。

　　服務員報過例行的航程資料後，喇叭就響起革命歌曲。旅途中頭一回聽見，感到很新鮮，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播放下去，不免奇怪，怎麼不讓顧客清靜一下呢？以後才發現，強制性的收聽廣播早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飛機、火車、輪船、機關、宿舍……都有這種高音喇叭，除非耳朵塞棉花，否則無處可遁。

　　二等艙沒坐滿，我是唯一的女客，其他都是幹部和軍人。軍人因為取消了代表官階的服飾，看不出職位高低，但夠資格乘飛機，想來不是普通士兵。林彪取締肩章徽號，一律草綠布衣，粗略看去，官兵難分，顯得平易近人，這一點比彭德懷高明些。但這只是初步印象，慢慢也就看出等級和區別來了。除了用口袋數目區分官兵外（四個口袋是官、兩個口袋是兵），還看衣服的料子和質量；同是軍官，高級的有車坐，甚麼級別甚麼車子，還看放不放車簾（官越大，越不能讓人看到廬山真面目）……講究很多。六九年春，我有幸同「解放軍」某部隊比鄰而居，又同他們一起勞動過。綠布制服群中，軍官嚴詞厲色，士兵俯首貼耳，平民化的外表之下，等級森嚴得很。

　　中國人出門都帶不少行李，上飛機也不例外。定量寄存外，旅客還大包小包地隨身攜帶，艙口擱著一件略作包紮的機器，還有一隻大籮筐不知裝了甚麼，遮得嚴嚴的。

　　坐飛機對大家都是難得的樂事，起飛不久，許多人就解了安全帶，擠到窗口看風景。那天秋高氣爽，飛機飛得低，望下去，山川歷歷在目。旅客彼此指點著，興奮中流露出一份「天涯若比鄰」的嫻熟和親切。我們雖然換上了藍布制服和黑布鞋，我的頭髮沒有燙，也剪得短短的，但究竟不像國內那種齊耳根型，乘客早看出我們是外來人，坐在我座後的旅客自動負起嚮導的任務，一路大聲報著重要城市和名山大川的名稱。報到五臺山，我一時沒找到，他甚至站起來比劃，直到我看見為止。可惜五臺山在望不久，飛機就抵達北京。

　　以後我也坐過火車、輪船和長途汽車，比起飛機，真是辛苦萬分。中國交通工具的發展遠遠落後於人口的增長，僧多粥少，車船自然擁擠不堪。我難得出門一趟，到達目的地時，總是疲倦不堪，但精神上卻有飽餐一頓的富足感，主要來自中國人特有的人情味。由於政治上的高壓氣氛，鄰居可能有「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但旅途相遇，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彼此反而易於交心。我也曾在歐美旅行過，舒適愉快，但事後回憶往往只記得一些風景片段。在大陸上旅行，記憶裡卻裝滿了人物和故事。

　　【初到北京】

　　到北京後，幹部局和北京市民政局協同把我們安置在華僑大廈，在第五層樓上開了一間客房。他們說，在工作分配前，生活上歸民政局負責，吃住免費。幹部局負責接洽工作，但正值運動期間，可能要耽擱一點時間，希望我們安心等候，他們一定加緊進行。民政局隨即發了一疊餐券給我們，說改天送來布票。交代完畢，兩方人馬才離開旅館。

　　民政局發給我們的是甲等餐票，每人每天一塊五角。夫婦合在一起，中晚餐都有兩菜一湯，白米飯或饅頭隨意挑選。名曰華僑大廈，這時一個華僑旅客都沒有，住滿了全國各地來開會的幹部。他們全是集體行動，合伙吃飯，把席開三十桌的大餐廳裝得滿滿的。

　　我們是不速之客，頭一回下去吃晚飯，竟讓廚房措手不及。服務員只好把我們帶到樓梯口，一個過道又兼房間的地方，清出一張小桌子，擺在上下樓梯之間的轉角上，讓我們坐在那裡吃。這裡全是工人，有站著吃的，也有坐的或蹲的，人手一大碗炸醬麵，或者兩個黑饅頭外加一碟菜，往往是素菜。我們居高臨下，看著兩碟炒菜和一大碗榨菜肉絲湯送上來，暗自慚愧，覺得無功受祿，又被養尊處優，飯菜都梗在喉頭，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下去吃早飯，服務員已經在大廳角落裡用屏風隔出一個小間，把我們和大伙隔離開。但那些炸醬麵和黑饅頭的印象深刻在我們腦海裡，因此，過兩天民政局送來布票時，我們立刻抗議吃甲等伙食，一定要改成最低一等。他們磨不過我們，就換成丙種餐券，每天每人一塊錢伙食。沒幾天，景（左霖右鳥）由巴黎回來，就住在隔壁。世堯看著她有些面熟，交談之下，原來是臺大先後校友。她剛回來時，也很有造反精神，馬上改成丙種伙食。以後再回來幾家便不像我們這麼多事，照吃甲種不誤。

　　丙種仍是兩菜一湯，量很豐富，只不過沒有鵝鴨出現而已。但有很多豬心，常是豬心炒白菜、豬心炒青菜、炒菠菜……。我在臺灣長大，很少吃到豬心，總當它是個美味。結果兩年四個月吃下來，吃怕了，自從搬出華僑大廈至今，我不曾買過定一回豬心。其他菜都不錯，就是素炒蔬菜一定要澆上稠稠的芡粉。據說是北京口味，實在不敢恭維。

　　不久，民政局又送來一筆零用錢。按規定，留學生在分發工作前，吃住歸國家負責外，每人每天發一塊錢零用。我們覺得有吃有住的，很快也就有工作了，口袋裡又有剩餘的旅費，完全可以給國家節省這項開支，就拒絕接受。民政局先覺得我們怪（以後混熟了，其中一位悄悄告訴我，五十年代留學生曾向周恩來上書請願，要求改善伙食，這零用錢也是當時爭來的），這下以為我們很富有，樂得收回零用錢。

　　但吃住究竟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們慢慢也就發現，穿用才是最花錢的。一斤最好的精瘦豬肉是九角錢，但是一雙短統彈力襪（尼龍料）就是三塊錢（等於我在南京每個月的房租）。一年不到，我們帶回去的錢就花得差不多了。六七年秋，頭一個孩子生下來，我不顧世堯反對，開始向民政局按月支領這零用錢。世堯以為難得做件好事，竟有始無終，猶自長吁短嘆。我稱他是革命幻想派，他認為我是現實主義功利派。這小家庭內的「派別」之爭，一直延續到南京去。

　　我不久就發現，在旅館內養孩子很費錢，每個月光牛奶就要去掉二十多塊。吃住不付錢，每個月還有六十元現金可花，在全國首富之區來說，也是很好的收入。但我可能手頭鬆，不會精打細算，總是不夠用。世堯向來不管錢，但有個省錢的本事，只要聽我喊一聲錢根緊張，他立刻禁止烟酒，連內衣破了都拒絕添買新的。我還不曾喊過窮，他已經自動把剛到時抽的中華牌香烟（六毛錢一包）改為大前門（三毛九分一包），上街只喝最便宜的啤酒。深知他的脾氣，我一向獨攬家中的財政大權。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離開美國時，曾留了一筆錢在朋友處，托他代寄回臺北。既然臺北的生活程度高過大陸的，我覺得這筆錢對我們今後的用途更大，便寫信問朋友寄走不曾。朋友出於謹慎，一年來沒敢寄出，這時忽然心血來潮，決定採取行動。我信到之日，他正好寄出給臺北的匯款通知，慌得他親自跑到郵局去交涉，輾轉經日，才由總局把信截回。他很快就把錢改匯給我們。前不久見面，談到這件事，雖事隔十年，仍覺得巧合得離奇。

　　郭子加夫婦其時在英國，聽到我們失業又添丁，隔著千山萬水乾著急，匯了兩次錢來支援。這種精神上的安慰意義大過金錢。實際上，我們在中國生活七年多，從不曾為錢憂愁過；憂愁的也都不是金錢所能解決的。我們有中等的收入，生活上無甚奢望，沒有添置的念頭。那時，很多東西有錢也買不到，像電視機或電風扇，非得升到某種地位才有染指的資格──到這等地步，不花錢也有人自動奉送。

　　大陸雖窮，但錢並非大家最想爭取的目標。權力才是。四書五經全不要，但人人爭唸「權」經，因為有了權力，自可名利雙收，不但物質享受應有盡有，甚至生殺之權在握，那種威風凜凜，非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所能想像。譬如王洪文，文革前只是上海一個棉紡廠保衛科的低級幹部，住房狹窄不堪，夏天傍晚必抱著孩子到巷口乘涼，看人下象棋來打發悶熱的夜晚。造反後，攀上了張春橋和姚文元這部直升飛機，一下躍為高幹。他的房子越住越大，橫跨南北不說，還花八百萬人民幣在北京西郊蓋別墅。七六年唐山毀於地震，他嚇破了膽，又動用外匯進口防震玻璃鋼房。至於吃用，紅衛兵小報在文革期間就提到「按時送去生活用品」，一打聽才知是鵝鴨魚肉及各色高級工業產品。這一項只是高幹的起碼待遇。另出花招的不在內。隨便舉個例子，「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飢腸轆轆，「南霸天」陶鑄為了滋補自己的身體，一年就吃了兩萬多塊的人參。那個時期，很多人飯都吃不飽，遑論人參。

　　總之，在今日的大陸，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也可以解釋何以文革到了六七年，進入奪權階段，便一切走了樣。各派分化，彼此打得頭破血流。無它，全是為了抓權。那一段日子，紅衛兵的街頭宣傳和舞臺演出，主題常突出奪權的重要性，刻畫「反動派」如何為它朝思夢想，而造反派不奪到手不罷休。當時尚有些迷迷糊糊，覺得革命無非要「為人民服務」，強調權力作啥？以後實地生活久了，才發現它妙用無窮。

　　【兩件皮衣】

　　印象裡，六六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十月下旬到達北京時，還是萬里晴空，風和日麗的好風光。雖知北風一吹，立刻就是隆冬的氣溫。明明是豔陽天，但北風一陣催緊一陣，不但呼嘯有聲，還揚起塵沙和落葉，漫天飛舞，逼得陽光也人老珠黃似的，大減顏色。我這個南方佬，頭一遭碰到這種乾冷的氣候，不禁龜縮了。上街時，遇到風襲，瞇了眼低下頭還不足以抵擋，必須背過身去「逆來順受」。即使如此，寒氣仍是穿透兩層毛衣，陰森凌厲到穿腸入肚的地步。

　　民政局給了十丈布票，我們每人買了一件花襖，又買條棉毛褲穿在單褲裡面。穿著新棉襖出門時，上身倒暖和，膝蓋卻是冷颼颼的。陽曆年未到，樹桿便光禿禿的，落葉也被北風颳淨，到處是天寒地凍景象，凍得雪都不下來似的。旅館有暖氣設備，這時維持在攝氏二十度左右。我們仍覺得冷，在房間裡也穿著棉襖，出門就沒衣裳加了。

　　五樓上有五個男服務員，年紀多在二十到四十歲之間。只有一個上了五十，叫老管，他出主意叫我們買皮衣過冬；其他服務員跟著慫恿。這時，街上趕騾馬車的工人已經披上羊皮子，毛花花搭在身上，甚麼條紋花色都有。普通人穿的皮衣，皮毛縫做裡子，面子用棉毛料子，最多配個毛皮領子，我們外行人看去，難以辨別對方穿甚麼貨色。老管說他一過了年，早晚上下班非穿皮襖不可，要我們趁早買好大衣。我們一聽，立刻心動。

　　華僑大廈座落在王府井大街和豬市大街角，面對美術館和民航大樓。民航旁邊有個東四人民商場，這時皮貨櫃臺的生意正興隆，許多人在瀏覽玻璃櫥內擺的和櫃臺內掛成一排的皮筒子。我們不識貨，看也沒用，也相信售貨員是行家，拿固定工資，為國家賣貨，一定誠實待客。因此，走上前就說明來意，把命運交到他手裡。

　　「你們有多少布票？」中年的男售貨員先打聽清楚。

　　我把全部布票攤出來。他數了一陣，又瞄我們全身一眼，說：「女的夠買一件長大衣，男的一件皮襖。」

　　於是他取來一件老羊皮短襖，深藍布面，一件大衣帶風雪帽（即套頭的斗篷），咖啡色布面，裡子是許多狐狸腦袋拼成的，金黃色毛，花紋挺漂亮的。我們當場脫了棉襖，試穿給售貨員看。他歪了頭，左右相兩眼，說：「行！」我們這才問了價錢，大衣是一百二十九元，皮襖是六十九元。付清了錢，我們拎了棉襖，就穿著皮衣走掉。我沒回頭看，但直覺地感到售貨員和顧客都盯著我們的背影瞧，大概很奇怪有這麼好打發的顧客。

　　當然，這是剛回國的一段日子，手頭上還有剩餘的旅費，花錢特別慷慨。那時有「童叟無欺」的安全心理，以為不會上當；何況折合美金（當時是兩塊四毛折一美元）算，兩件皮衣一百塊都不到，只覺得太便宜。我們那時還有一種左傾幼稚病，以為有錢就是罪惡（起碼不夠無產階級），樂得花完了事。寧可兩袖清風地走上崗位，一點一滴從頭來起，這樣才是新生活的開始，真是天真得可以！

　　兩人穿上了皮衣，頂著咆哮的北風，不用再弓背縮腰，只覺身上和暖如春。我們覺得又新鮮又興奮，直樂得不想回旅館。當下就踅向王府井，改去逛東風商場（從前的東安市場）。身上暖和，更加襯得腳上單薄。在上海買的塑料底夾布鞋已不夠禦寒，穿著走在水泥地上，就像赤足碰水泥，冷冰冰的。買鞋吧。心照不宣地，兩人都朝賣鞋的櫃臺擠過去。

　　這個商場的門口其貌不揚，又矮又窄，但走進去才發現腹地不少，而且院中有院，很像大柵欄一帶的老建築。食衣住行的用品在這個窄門內樣樣俱全。除商場本身外，另有幾家名氣很大的餐館，譬如涮羊肉就是。一家西餐館因為「破四舊」，在文革中歇業很長一段時間──那時，賣西餐就意味著不革命──以後改賣中餐，直到七十年代才恢復西餐供應（全市的西餐館子都是同一命運，供外賓的當然例外）。有一家信託行，專門買賣舊貨，最是吸引顧客。洋顧客光顧得特別勤快，專買對中國人無用的首飾、珠寶、女式皮包和繡花袍子等等。文革裡胡亂抄家，弄得很多寶物變相流失到當時駐在北京的外籍人士手中，誠是憾事。

　　一年四季都是顧客雲集的東風商場，這時商場裡更是擠滿了外地來的紅衛兵，甚麼櫃臺都是一條人龍。玩具部門也是水洩不通，連五尺高的紅衛兵也瞇細了眼瞧萬花筒，試玩具手槍，玩得津津有味。

　　等了許久才挨近玻璃櫃臺，招了幾次手才請來售貨員。他聽說我們沒有布票卻想買棉鞋，就拿出兩雙塑料底棉鞋。世堯試了一下，很合腳，價錢是六塊多，他決定買一雙。

　　「有沒有皮底的？」我問。「我很怕冷……。」

　　「棉鞋哪來皮底的？」

　　他瞪了我一眼，嫌我不知好歹似的。忽然，他盯了我身上嶄新的大衣一眼，竟不聲不響地走掉。須臾，他捧來一個盒子，裡面是雙短統皮靴，黑色豬皮面。

　　「狗毛的，全北京再找不出比這更暖和的啦！」

　　他說著就翻開裡子給我看。灰色長絨，我手摸摸，果真柔軟而溫暖。

　　「二十三塊，甚麼票也不要！一輩子且穿哪，頂多換一兩回底就行。」

　　我並不懂狗毛的好處，但記得在臺灣時，每到冬天，有好些廣東人吃狗肉，據說是為了祛寒，可見狗是熱性的動物。世堯很信這一套中醫理論，極力在旁讚好。我身旁的顧客早伸過手來，協同品鑑這毛裡子，也說是好毛。我越發相信狗毛的名貴。於是試穿了一隻，竟然就合腳，立刻買下來。

　　穿著一身新裝回旅館，走出五樓的電梯，迎面撞上服務員老宋。他是河北人，四十歲剛出頭，爽直熱情，很肯幫人忙，跟「及時雨」宋江可以拉本家。他和老管是造反派（另一派保衛旗館原當權派，姑稱保皇派吧），帶些叛逆精神，私下和我們交了朋友。

　　「置上皮衣了？」他上下打量著我們。

　　「老朱，給提提意見吧！」

　　我們脫下新裝，請他品評一番。

　　「行呀，行呀，」他說，「不過這狐狸腦袋好看，可並不暖，將來如果上東北，還得另買去。這老羊皮襖可是上了年紀的人穿的。段同志年紀輕輕就穿上，穿慣了就怕脫不下來。」

　　他的話幸好沒有應驗，我們沒去東北，而是去了南京。南方女子愛穿絲棉襖，怕冷的最多再加上一件呢外套，很少人穿長大衣。我騎車上下班，大衣也嫌累贅。後來就定製了一件絲棉襖，塞了一斤多絲棉（普通是半斤），穿上了人像個吹足氣的橄欖球，但比起皮大衣可是輕暖許多。七三年離開南京時，大衣面子送了人。皮筒子想留作紀念，但在香港時，氣候潮濕，怕它發霉，才寄回臺北給妹妹派用場。

　　世堯的皮襖重量真夠瞧。老管有一回拿來一把秤，皮襖竟秤出兩公斤來！難怪他上街回來，脫下皮襖後，先要在肩膀上做一番按摩。但暖和是沒話可說。六七年開始武鬥，生產破壞，翌年各地燃料奇缺。北京呼籲大家節約用煤，華僑大廈雖是十大建築之一，勉強維持在攝氏十五度，早晚清涼得很。這時，世堯風濕痛的毛病開始露頭，特別怕冷。碰到大雪天，他的皮襖就從屋裡穿到屋外，簡直不可一日無此君。

　　那時，另一對回歸的朋友景新漢夫婦正住在山西的太原飯店裡等候分配工作。據他們說，太原冬天很冷，滴水成冰，逼得兩人足不出戶。世堯知道他們沒有能力購置皮衣，有一回，太原的幹部來我們旅館開會，就托他們把皮襖捎給新漢。

　　七零年，世堯在蘇北挖淮河入江水道（連接淮河和長江的運河）。睡覺的草棚雖然舖了稻草，仍嫌潮濕，他的風濕性關節炎時常發作。有一回我給新漢寫信，無心中提到他的病痛。新漢認為世堯在蘇北比他更需要羊皮襖，花了一大筆郵費打包寄來南京。但世堯是怕濕甚於怕冷，而且整天挑河泥，肩膀痛得最厲害，根本無法承受皮襖的重量，結果是買了一件二手貨的舊棉襖穿。這皮襖一直掛在家裡壁櫥內，準備有一天去山西探望他們時，親自送上。沒料到我們終於決定離開大陸，最後還是打了個大麻袋包，連同一些什物寄給他們。一件皮襖，幾年中來回往返，無它，友誼為重而已。

新漢小燕回歸

　　景新漢和傅小燕是臺大外文系高我一到二屆的同學。在校時，並不認識，但知新漢是支筆桿子，小燕有副金嗓子，如此而已。

　　景傅兩人同年到紐澤西州西敦何大學念文學碩士時，新漢思想轉左，一心要回大陸。他們半工半讀了兩年，把必修學分唸完。這時正逢文革高潮，造反奪權的消息傳到美國，使他倆的思想大受震盪。他們以為學位是虛名，要浪費半年準備考試，不如快回去投身運動方為上策，乃毅然放棄拿學位的計劃。

　　自到美國，兩人就有意把生活安排到最簡單的地步。走時，幾件衣物打成小包，當垃圾處理掉，兩人拎隻小箱子，就打道瑞士上北京來了。

　　我們事先接到朋友通知，多方打聽，終於知道他們屬於中僑委管轄，因此，到京兩天，也就見了面。

　　小燕的伯父傳鷹是有名的膠體化學專家，紡織業的權威。五十年代由美回歸，一直在北大任教，高徒遍及全國。

　　小燕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找親人。新漢為她打了個電話到北大，詢問傅鷹的近況。

　　接電話的是屬於當權的「新北大公社」，在外號「老佛爺」聶元梓的領導下，左得出奇。

　　「你們是傅鷹什麼人？」

　　對方二話不說，先把新漢兩人的身分、背景全查問得一清二楚。

　　「告訴你，傅鷹是名副其實的反動學術權威！」

　　他審判官的口吻，透過電話直傳到新漢耳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新漢還預料得到，文化革命嘛，禍殃池魚，許多知名的學者和文人都挨批了，傅鷹確實是學術權威，一時加上「反動」兩字，想來是運動的需要。

　　「請問同志，他是屬於哪一類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吧？」

　　新漢是熟讀了「毛選」四冊和所有毛澤東發表過的文章才回歸的。他很有理由相信，傅鷹不做官，一個愛國的純學者再怎麼「反動」，也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哼！告訴你，他是黑幫！和反共老手翦伯贊一樣，都是牛鬼蛇神，屬於敵我矛盾！怎麼樣？」

　　這一反問，嚇得新漢不敢再說下去。既然是「黑幫」，情況十分嚴重，劃清界線都來不及，哪敢打聽地址和計劃見面呢？

　　「傅鷹是黑幫，我們當然不願見他。」

　　這黑幫的陰影影響了小燕，在北京將近十天，他們一直避免上北大參觀。小燕是很明快勇敢的女子，雖然絕口不提伯父，但我很能了解她的心情。拾棄了臺灣的父母，離鄉背井，就盼能和親伯父一敘天倫。現在不但見不了面，還落個黑幫侄女的名分，挫折的心情直欲說還休。

　　然而，比起以後幾年的遭遇，這還只是頭一個打擊。

　　怎麼也沒想到，新漢倆認為可有可無的碩士文憑，竟是中共用來衡量留學生和華僑的準繩。沒有拿到學位，那唸書的兩年就算是僑居，按華僑投靠祖國的條例，他倆歸中僑委負責。

　　不幸華僑在大陸的地位，因文革而一落千丈，十七年來首遭浩劫。紅衛兵「破四舊」，主要對象之一是歸僑和僑眷。抄家，封產，驅逐下鄉，肉體折磨！……一點法紀都不講。到「清隊」時，多少歸僑和眷屬被打成特務和反革命，遊街、關押、毆打、勞改……被折磨得不成體統。

　　這樣虐待華僑，與中共長期對華僑的統戰政策，完全背道而馳。當時盛行的極左思潮，再加上無知，是華僑遭劫的主因。紅衛兵以為華僑在國外全是剝削階級，他們打擊華僑可謂「替天行道」，正是為國際無產階級弟兄報仇雪恨。另外，中共為了統戰和僑匯需要，過分優待歸僑和僑眷，造成他們生活上高人一等，引起人民的嫉恨。造反的機會一來，自然有人乘機報復洩恨，刻意把華僑打成次人一等。

　　具體執行僑務政策的中僑委早就是「徹底砸爛」的對象，這時四面楚歌，岌岌可危。僑委主任兼外辦副主任的廖承志，處境比陳毅還差些，早被紅衛兵揪鬥了幾次。他年歲高，身體胖，長年患高血壓，但造反派不管這一套。所幸他被鬥了幾回，血壓據說不但沒增高，還略有下降，使造反派更加振振有詞。他母親何香凝其時已九十高齡，被周恩來保護著；為了對日統戰，周恩來對廖承志也是保到底。

　　因為廖承志和陳毅都屬於「批中帶保」，中僑委和外交部一樣，被保廖派和反廖派搞得烏煙瘴氣。那時，許多分散全國的歸僑也起來造反，組織隊伍上京串連。僑委兩大派為了奪權，劍拔弩張，行政工作整個陷於癱瘓。我幾次去打聽新漢的消息，總是一問三不知，似乎沒有人管事。除了看看大字報，總是空手而返。中僑委被批得太臭了，後來真的撤銷這個單位。七十年代才以僑務辦公室的名義，全面恢復從前的政策和業務，仍以廖承志掛帥。僑辦並不吸取文革的慘痛經驗，對僑眷又是破格優待，擴大了貧富的距離。

　　新漢倆是四月中到京，正逢「二月逆流」之後，僑委兩派忙於奪權，無暇他顧。中華旅行社把他倆送到城北一家招待歸僑的飯店，通知他們三餐自理，房錢自付，有事找僑委會外，其他就不管。他們見我們住了半年，工作還遲遲無期，十分吃驚。房間每天九塊錢（和我們的一樣，全市標準價），三餐也要八、九塊，一天將近二十塊，算算身上的錢只夠一個月吃住，倆人頗為發愁。

　　我們常到西郊看大字報，逛頤和園，不回來吃飯，因此省下了不少餐券，正好給他們用。到京頭兩天，他們叫各式的早點，甚麼及第粥，三鮮粥，各種湯麵，美不勝收，形容得我幾乎流口水。以後為了省錢，兩人改喝稀飯就鹹菜，維持個八分飽的肚子。其實用不著挨餓的，但新漢成心要考驗自己，刻意儉省，為的要鍛鍊刻苦耐勞的革命幹勁。

　　玩了幾天北京，新漢急了，親自去催問中僑委。僑委的人明白告訴他們，對待投靠祖國的華僑通常用遣回原籍的辦法，但照顧把夫婦派在一起。由於新漢是山西人，他們可以選擇去太原，以後隨省裡安插；然而小燕是福建人，他們也可以選擇去福建的華僑農場，種植經濟作物為生。

　　山西和福建，一北一南，何去何從，一時使他們煞費躊躇。

　　我們聽到這種遣回原籍的辦法，大罵中僑委落後反動，難怪許多歸僑起來造反，誓把僑委砸爛並且「夷為平地」！我問新漢，要不要去造反？他笑笑說，剛回來，一無貢獻，沒有資格造反。我想想，勢單力孤，確也成不了氣候，一切只好忍耐。

　　那時，大寨英雄陳永貴被捧上了天。山西省在毛澤東親自督導下，剛於三月十二日成立了全國第二個省革委會，眼看就要樹成樣板省。我們以為山西必然很快恢復秩序，很鼓勵他們去山西。

　　小燕喜歡南方，新漢在臺灣長大也住慣了南方，很喜歡福建，遺憾的是要改行務農。唸了十八年的書，知識到底是自己的專長，放棄了改學莊稼，似乎可惜，而且不智。我看了許多華僑農場造反派的大字報，揭露不少黑暗面，多少真實性無法判斷，但問題肯定是客觀存在的，便據實轉告。

　　兩人考慮了一天一夜，終於決定去太原。送他們上火車時，看到車站月臺上大幅標語「走大寨的路」，大家心情激動，都有一份勇於獻身的激昂慷慨。我們還羨慕他們晚到而先有歸宿，深深為他們慶幸不已。

　　山西省革委會──包括舊省委──據說都沒有接待過華僑回來工作定居的經驗。對著這兩個自動來報到的人一時不知所措，只能把他們送到太原飯店且住著，等運動後期再說。

　　原來革委會的成立，只不過像蓋房子樣，勉強搭出個架子，牢不牢靠還是問題，離裝修門面更是差了十萬八千里。劉格平因為當年在獄中拒寫自首書，如今全國大揪叛徒，他成了英雄，一砲走紅，入主革委會。但舊官僚的勢力仍很大，因此武鬥不休，並非一帆風順。

　　新漢倆這一下榻太原飯店，直住到七○年；三年有餘，創下了全山西省住旅館最長的紀錄。

　　山西雖然窮，倒很負責任，省革委按基層幹部的伙食標準，送他們每人每月二十元，另外免收旅館房費，還允許有困難時可以酌情補助。為了節約，小燕買了爐子在房間內自炊自食，閒時學唱革命歌曲打發日子。

　　剛見到小燕，她唱給我聽的第一首歌是「洪湖曲」，依稀記得頭兩句是：

　　我們跟著賀龍走，

　　賀龍跟著共產黨……。

　　我們都喜歡「兩把菜刀起家」的賀龍，他有些土匪味，但爽直勇猛，而且講義氣。然而「二月兵變」的大字報上街後，賀龍已成為紅衛兵聲討揪鬥的對象。他被周恩來保護起來，紅衛兵遍尋不著，就把有關賀龍的一切都打成了「反黨篡軍」、「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與「彭陸羅楊一伙」等罪名。

　　小燕聽到我的敘述，伸了伸舌頭。她不但不再唱「洪湖曲」，連帶著也不敢唱所有文革前中共出口的歌曲。

　　太原飯店的地位有如首都的北京飯店，是政要和幹部開會的所在，豪傑畢集，消息靈通。新漢倆是常客，好多山西佬都認識他們了。這些人來北京開會，有時住進我們華僑大廈，和我們談起他們，都表示欽佩。

　　剛開始，小燕吃不來小米，半年下來，腸胃有些不好受。我這時頗後悔不曾鼓勵他們去福建，至少有大米吃。第二年，她曾小產一次，傷心了好一陣子。

　　每月四十塊錢要打發兩口子的吃穿用，難免有捉襟見肘之窘。新漢不願意多受朋友支援，寧可自己窮省。這從香煙上可以看出來。剛到京時，他大抽中華牌（六毛一包），吞雲吐霧，好不寫意！到太原後，他改抽大前門，不久就降為一毛五分一包的雜牌煙。偶而收到我們托人捎去大前門還喜出望外。我們到南京後，他有一回來信，說正在戒煙。

　　他後來煙倒沒戒掉，但噴一口劣質煙而能怡然自得，功夫也真到家了。

　　六九、七○年，全國大搞上山下鄉運動，目的是把三年來「造反有理」的紅衛兵趕到鄉下去。文教單位的知識份子也紛紛圈進了「五七」農場，去接受「再教育」。山西省革委會乃通知新漢夫婦，把他們按六九年畢業生看待，一律上山，叫他們自己去晉南山區報到。

　　困在斗室裡苦等了三年，仍然是下鄉走「大寨的道路」，小燕只好相信是命裡註定。她又有了喜，就怕重複我把孩子養在旅館的經驗，連忙收拾行裝上路。

　　他們乘的是長途汽車，途經長治時，忽然拋錨了。等換車的時候，小燕在路邊同一個路過的解放軍搭訕，談起了自己的身世。

　　對方一聽說留美回來的，竟有些肅然起敬。當場胸脯一拍，說：「學這麼多英文，下去種地可惜啦！都給我留下來教英文吧！」

　　原來這個解放軍官階雖小，恰好是派駐長治市革委會的軍代表之一，在當時和當地，有如父母官。長治一共兩個中學，他不費吹灰之力，一邊安插一個，工資則照省裡應屆畢業生發放，每人每月四十二元。這時，距離新漢臺大畢業已十年有餘。

　　長治地區的主糧是老玉米，相比之下，太原的小米又成了上品。小燕已經放棄了大米的奢想，改在老玉米堆中打滾，努力適應。不久，孩子出世，是個大胖小子，給取單名叫晶，意為愛國的結晶。

　　這其間，小燕常盼伯父有解放的一天。但老佛爺聶元梓所把持的北大革委會，是遲群奉毛澤東旨意炮製的「六廠二校經驗」中的一校。這個經驗的特點是殘酷鬥爭和無限誇大。六六年打擊了一大片還不過癮。六八年「清隊」和六九年「整黨」時，他們變本加厲揮舞起「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的大棍，前後揪鬥和體罰了一千多教員和職員，隔離審查了幾百名教師和幹部，把北大變成了一座文化學者的地獄。以歷史系為例，總共十六名正副教授，一律關進牛棚，無一倖免。

　　一九七二年秋，「光明日報」刊出北大教授周培源「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大專院校都學習了國務院批轉的這篇文章，同時還有文件強調落實知識份子政策，要解放老教授。我們華北花了大半天宣讀這些文件，還開座談會，幹部和教員都興奮得很，感到周恩來撥亂反正，使中國的科學出現了復甦的希望。

　　我給小燕寫了信，問她是否可以去信北大，同傅鷹取得連絡──周培源能大搖大擺地發表文章，傅鷹起碼也該解放了才是。小燕真寫了信去北大，卻若石沉大海。她以為伯伯問題尚未解決，不便回信，因此只好再耐心等待。她告訴我，每天讀報紙時，對出現在報上的人名特別注意，就希望伯伯解放了，名字有上報的一天。

　　不久，我聽到北京來的人說起，傅鷹已經死了；有說鬥爭死的，也有人說是畏罪自殺的。那年頭，小道消息多如牛毛，有真有假，或半真半假。我直覺地以為傅鷹不該死，不願意相信，也一直不敢告訴小燕。

　　郭子加夫婦於七二年回來。得知新漢的遭遇後，子加計劃利用外力解決新漢倆的工作遷調問題。他笑名之曰「挾洋以自重」。

　　自尼克森訪華後，美加的中國學人掀起一股回歸朝聖的熱潮，其中「歌德派」居多，但也不乏敢說敢道之士。有些話我們定居的人說出來不是「忠言逆耳」，便是「別有用心」，但是洋中國人道出，政府便洗耳恭聽，有的還討論實行。

　　子加的親友多如過江之鯽，新漢的消息遂傳佈開來。不久，我們兩家先後提出離境的申請，這事一直不曾和新漢倆說起。

　　也許我們落了個惡人告狀的罪名，但年底時，新漢倆忽然被上調到山西大學外文系，升級且加薪。能回到太原市到底是令人興奮的事。

　　七三年秋，我曾經去太原探望他們，結伴同遊了晉祠。其時，景晶四歲不到，長得粗壯高大，聰明絕頂。因為天冷，他穿了棉布衣褲，頂著棉帽，顯得老成，一副小山西佬模樣。

　　從前在北京時，因為志同道合，兩家恨不能長相廝守。我們曾說過，這一代為友，下一代也要來往，結為世交。可惜人事難料，下一代尚未謀面，如今兩家已天涯海角，各在一方。

　　「人生聚無首，動如參與商」，誠然。

　　分手時，小燕還沒有她伯伯的消息。打聽親戚的下落本來可以透過本單位的領導辦，但因為有「黑幫」和「牛鬼蛇神」的陰影，小燕一直不敢啟齒。一國之內，至親（而且是他們唯一的親戚）尚且顧慮重重，個中曲折只有長久居住過大陸的人才能體會。中國人最重親情和友誼，但在中共的統治下，常常被迫要親友斷絕通信或來往。幾年了無音訊是常事，老死不相往來也不足為怪。

　　七八年九月一日，北大舉行「落實政策大會」，公開為含冤十二年的翦伯贊和傅鷹平反。光明日報正式證實傅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長夜漫漫，睡不成眠的我，除了遙祝小燕節哀外，復有何說？

葉公好龍

　　北京的冬天，景象是很蕭索的。目之所及，處處土牆灰瓦，泥地凍得硬邦邦的像水泥般泛白，失去遮蔽的樹幹在寒風中瑟縮著，光禿又孤單。碰到晴空萬里的日子，那無邊無際的灰藍才是唯一賞心悅目的。但北風起處，枯葉隨風飄蕩，忽起忽落，剛挨近地面又被吹走，象徵冬日的綿延無盡。

　　六六年冬天，北京可是空前的熱鬧。滿街花花綠綠的大字報，三申五令也請不走的紅衛兵和外地人，弄得街道、商店和公園都人滿為患。每天都有新聞，惹來人們輾轉傳抄或奔走相告。譬如劉少奇的靠邊站，先由清華北大的大字報影射，再由人們耳語透露內情，不久也就是公開談論的題材。

　　圍繞著八屆十一中的召開，傳聞很多。有說是林彪重兵圍了北京一帶，毛澤東有恃無恐才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強迫劉少奇靠邊站。另有小道消息說，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撤銷黨中央派到各高等院校指導文化革命的工作組時，劉鄧陳（雲）和毛林周兩方面各為三票，相持不下，剩下朱德一人未投。他閉眼考慮了半天，終於開口說：「我投毛潤之一票吧。」

　　這一票後來救了朱老總。紅衛兵破四舊時，也抄過朱德的家。他已經好幾年不抓實權，過著清閒的半退休生涯，養了幾千盆蘭花自娛。雖然一再聲明這些蘭花都是自掏腰包培養的，紅衛兵扔罵他「玩物喪志」，過著「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等等。終因有這一票之恩，以後對朱德只限於文批，不曾揪鬥或遊街。

　　「他在關鍵時刻，總算站到毛主席司令部一邊，」有一張大字報說，「姑且先饒他一條狗命！」

　　可惜這一條命似乎不得善終。毛澤東去世之前，朱德「及時瞑目」。據大陸上盛行的傳說，這是四人幫為了政治局常委的票數而施暗殺手段的結果。

　　一進入六七年，全國的焦點都集中到一月九日人民日報轉載上海文匯報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加上用大黑字排印的「編者按」──這個表示是毛澤東的御筆親批。同一天還轉載了「緊急通告」一文。這兩份號稱有「劃時代意義」的文件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組司，它的對立派「上海市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簡稱赤衛隊）為首的造反派（包括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如清華、北航、西安軍工和上海交通大學等）聯名發表。這些造反派在元旦過後，就奪下文匯報、上海晚報和解放日報的權，發表上述文告，號召赤衛隊堅持生產，回到毛澤東的路線上來。文件經中央文革加以認可，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編者按」尤其鼓勵大家效法奪權。上海的造反派有恃無恐了，立刻推翻了上海市委，以巴黎公社的精神為指導，在二月五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

　　這項奪權行動標誌了文化革命的實質是權力鬥爭，在全國引起了連鎖反應，成為文革期間膾炙人口的「一月風暴」，又叫「一月革命」。這時毛林下令進行了一次核彈試爆。一時舉國歡騰，更加壯大一月革命的聲勢。

　　我們當時在北京，以為這個事件是自發的，偶然的，是群眾運動的結果。但慢慢地，大字報看多了，終於理出毛澤東一伙從中牽線和佈置的頭緒來。

　　如果我住在上海，相信會同情赤衛隊，跟著擁護舊市委，成為保皇派。赤衛隊的隊員多是血統老工人，成分好，黨團員多，勞動英雄和模範人物不勝枚舉，當時號稱有八十萬大軍。他們認為陳丕顯和曹荻秋（前者兼華東局書記，後者是上海市委書記）忠於黨，忠於毛澤東，不是沒有道理的。曹荻秋能幹而且開明，黨內外紀律嚴明，上海的治績一向冠全國。文革的激進派寫作班子全出在上海，拉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一砲也從上海打響，表明陳曹能夠容忍。

　　江青在北京受到壓力時，總回到她出身的老巢來避風頭，受曹荻秋保護（批判林彪時，公開了一九六六年初毛致江青信，內中赤裸裸地指示她躲在上海）。上海的政治運動，包括派遣以後成為眾矢之的的工作組，都有江青參與。但這個十里洋場打過滾的人，擅長的是利用完畢後一棍子打死的手段。一九六七年，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宣佈曹是「叛徒」和「自首變節份子」，加以誣陷。以後張春橋親自搞專案組審查他，殘酷逼供，並且扣留工資，折磨到一九七六年方含冤死於獄中。

　　曹荻秋所犯的錯誤和全國其他幹部一樣，政治嗅覺不靈敏。不知道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文化只是個問路石，要害是奪權。而上海的開明風氣，使它成為整個運動的突破口。

　　一月革命前，北京已經出現了赤衛隊員和上海紅革會（學生）成員，彼此用大字報控告指責，爭取中央文革和輿論支持。後來工總司也組隊上京告狀，卻被阻於上海市郊的安亭。正好京滬特別快車經過，車內有外交官和記者，造反派乘機表演臥軌，讓洋人拍照，造成了「安亭事件」。暗中支持的張春橋連忙趕來調停善後，使工總司因而名震全國，而談判代表之一的王洪文便跟著出人頭地，爬昇之快，有如傳奇小說。

　　正是由於安亭事件，張春橋看中了王洪文，欣賞他的有勇無謀，而且官迷心竅，易於控制，立刻收作心腹。王洪文樂得踏上這架上通中央文革的直升飛機，自然誓死效忠。何況他和曹荻秋還有不共戴天之仇，不推翻市委也不死心。

　　原來六五年時，王洪文拚命巴結坐鎮國棉十七廠的工作組，充當圍攻紅衛兵的馬前卒，只盼能提升做個主管，誰知只撈到甚麼「大字報管理委會」，還是個副主任！恨得他咬牙切齒。聶元梓的大字報一廣播，他馬上「反戈一擊」，糾結年輕工人給廠黨委和工作組貼大字報。還利用自己人保幹部的特權，批檔案材料，私設刑堂，把壓制過自己的幹部加以拷打，進行肉體折磨，兇殘的程度，連廠內造反工人也看不下去。

　　曹荻秋知悉後，把「國棉十七廠事件」等同匈牙利事件，認為黨員犯這種錯不可原諒。調查後，共事的全打成反革命份子，其中王洪文是主謀，判死刑。正要執行時，中央作出撤消工作組的決定，拋出毛劉妥協的產物「文革十六條」。十六條規定：「警惕有人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份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陳曹真正執行中央的政策，立刻放過了王洪文。這無異放虎歸山。以後有了中央文革撐腰，王洪文如虎添翼，終於糾集各派勢力，一舉奪下市委大權，反過來把陳曹打成三反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一月革命中，紅衛兵立下了汗馬功勞。

　　早在秋冬大串連時，北京的五大派紅衛兵組織，計有：

　　清華「井崗山兵團」──頭頭是蒯大富

　　北師大「井崗山公社」──譚厚蘭

　　北航「紅旗戰鬥隊」──韓愛晶

　　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王大賓

　　北大「新北大公社」──聶元梓

　　都派人在上海設立連絡站，和上海的紅衛兵密切掛鈎。上海的紅衛兵的勢力不如北京，最大的是同濟大學的「東方紅公社」。它的頭頭陳敢峰堪稱一時的風流人物，「九大」時，與聶元梓一同當上中共候補中委，是僅有的紅衛兵代表，當然是有名無實。同濟大學後來成了上海大專紅代會的核心。

　　工總司的主力是年輕工人，借重紅衛兵的宣傳力量，再加上北京的紅衛兵做後盾，最主要是有新的最高領導核心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才能拿得下固若金湯的上海市委。當兩派相爭到最後階段時，赤衛隊憤而罷工，港口、自來水、煤氣、電車都停工。這時紅衛兵出主意，拿下「為民喉舌」的輿論工具，由交大學生帶頭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先聲奪人，向赤衛隊進行招撫。素有「鐵桿保皇」之稱的赤衛隊也非好惹的，因此，圍繞著「一月革命」前後，紅衛兵串連演講，備受圍攻，甚至喪失生命的也有。他們這樣捨己忘我地衝鋒陷陣，依憑的是毛澤東給他們煽起的共產主義理想。

　　毛澤東時常談到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檢閱紅衛兵大會上，林彪代表毛澤東講話，為文化革命提供了理論根據，突出巴黎公社用暴力奪取政權，粉碎國家機器和大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等經驗。眼明心亮的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自然領會領袖的意旨。於是，暴力革命，鏟除特權階級，直接投票選舉，群眾當家作主等理想，都成了這次革命的目標。既然當時的政權屬於劉鄧的資產階級王國，那麼，一月革命後的新政權就必須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為此，造反派全部通過把上海市易名為「上海人民公社」。

　　二月上旬，北京街上貼上「熱烈歡呼上海人民公社誕生」的大紅喜報。我喜懼參半地讀著這些喜報，總覺得理想實現得太順利，美得近乎不可思議。想想看，給人民群眾「直接選舉」的權利呀！建國二十年，幾時實行過選舉呢？

　　沒兩天，街上就出現了「革命委員會好」的「最高指示」。我從大字報和小字報看得出來，毛澤東硬是不批准這個在他啟示下人民用血汗爭來的新生事物「上海人民公社」。

　　「我們是否還是穩當點好，不要都改名字了。」毛澤東說：「因為這樣就發生了改變政權的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緊跟著有個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我估計蘇聯就不承認……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他真正反對的原因在哪裡呢？

　　「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呢？公社裡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裡呢？總該有個黨嘛！」

　　「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好？」

　　「上海的人民很喜歡人民公社，很喜歡這個名字，怎麼辦？……一個辦法就是不改，還叫上海人民公社，這個辦法的好處是可以保護上海人民的熱情，大家喜歡這個公社。缺點是全國只有你們一家，你們不很孤立嗎？現在不能登人民日報……」

　　原來毛澤東侈談公社，只不過是葉公好龍，其實怕得要死！怕他的黨被擠掉統治地位，怕蘇聯不承認。虎頭蛇尾不說，他還假惺惺同情上海人民受「孤立」，威脅要封鎖上海公社的消息，套他自己的大字報語法，曰：「何其毒也！」

　　否決的內容一傳出來，不但熱情如火如荼的上海造反派被澆了一盆冷水，其他造反組織也都愣了頭。從一月中旬公社籌備開始，到二月廿三日，被迫易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前後一個月多，偉大的巴黎公社理想就壽終正寢。但這個時候，經過八次接見紅衛兵，正是毛澤東威望達到頂峰的時候。大家相信他說的「我們不在名詞，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的誠意，紛紛調整自己的思路。很快，全國各個角落都發出「革命委員會好」的回聲。

　　就在上海公社易名的同一天，毛林下令解放軍支持左派，以保護「新生的紅色政權」。本來就分裂對立的派系，再介入了軍隊，從此武鬥不休。

　　那麼，革命委員會好在哪裡呢？原來毛澤東早胸有成竹，要在新政權裡搞「三結合」，即由支左的軍人、革命幹部和群眾代表（造反派）組成。這種三駕馬車的集體領導很快就有名無實，因為軍人和幹部是黨員，佔把持地位，尤其前者槍把子在握，一切以他說了算。「九大」後，紅衛兵和造反派盡了歷史使命，兔死狗烹，群眾代表掛名都嫌多餘，乾脆一腳踢開。這時，革委會改為「老中青」年齡的三結合，清一色黨員幹部。於是政權組織遂由階層的結合變成統治集團培養接班人的結合，離巴黎公社的原則，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此時，經過「清隊」的大整肅，上山下鄉和五七幹校的下放運動，造反派保住身家性命的已是上上大吉，誰還敢提「造反有理」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呢？一月革命的理想始被踐踏，終被剝奪淨盡。紅衛兵終於發現，奉為真理的毛氏「徹底革命論」，竟淪為「罷官革命」的騙局。無怪乎紅衛兵楊曦光在失望痛心之餘，要撰文質問：「中國向何處去？」但他的吶喊只招來鎮壓的下場，至今生死不明。

　　華僑大廈五樓的服務員中，數老康最能幹，平常話不多，做事卻勤快。他出身好，但因為說話耿直，不善逢迎，始終入不了黨，還常受排擠。這種背景正是造反派的角色，果然，文革一起，老康很快當上了小頭頭。除了正常工作，他寫大字報、煮漿糊、刷標語、學習、開會，忙得不亦樂乎。

　　我們到大廈不久，就同他們這伙造反派認同，彼此關係一直很融洽。老康純樸踏實的作風我們最欣賞。混熟後，有一回問到他的名字，才知叫康吉祥。

　　「好吉利的名字！」我們都誇獎。

　　「我們鄉下人很迷信，」他卻不好意思地說，「取名兒都帶封建意識。」

　　「革命委員會好」喊得震天價響的時候，有一回，老康來送茶水，我問到他的意見。

　　「公社是我們革命的目標，」他很堅定而且很有自信地說。「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次文化革命還不夠──按主席的意思，起碼要兩三次才行。我們現在的革命委員會，主席說了，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臨時權力機構。以後我們還是要推翻它的，我們要建立公社制度。」

　　我說：「革命委員會，和從前的委員會，有甚麼不同呢？」

　　「很大的不同！」他說著，還揮了揮手來加重不同的分量。「現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從前是劉少奇的黑線哪！而且，三結合有革命群眾代表，是咱們自己選出來的貼心人。從前哪有群眾說話的餘地呀？給領導提個意見，不是當耳邊風，就是倒過來把你一棍子打死！好了，現在造反派選進革命委員會，我們群眾等於當家作主啦！」

　　老康只有初中的教育程度，自當上小頭頭後，說話越來越有水平，我常自嘆不如。「時勢造英雄」，誠然不假。那幾年，不但是造反派，連普通老百姓也鍛鍊得能說善道，張嘴就是長篇大道理。里巷小孩吵架，政治術語和毛氏語錄拋過來擲過去，都是十分等閒的事。

　　許多造反派常止於口頭革命，老康卻有始有終。他是我親眼目睹的少數不為權力腐蝕的人物之一。

　　我們初到華僑大廈時，康吉祥是個不胖不瘦的高個子，三十五六歲的年紀，面色黝黑，目光清亮中含著一絲腼腆，是健康樸實的典型北方漢子。起來造反時，他堅持八小時工作，全是業餘鬧革命。當上頭頭後，任務加重了。開會、和其他單位串連掛鈎、籌謀策劃等，常逼得他白天脫產，於是他用夜班補上。六七年春夏之交，我們很少白天見到他。偶而半夜醒來找水喝，見老康不是在熱水間沖洗茶杯，就是悄無聲息地打掃著走道。碰到他白天值班，眼睛常是熬得充血，兩頰深深陷了去。有人造了反後，吃得腦滿腸肥，我們的老康卻日漸消瘦。

　　好不容易，大廈的兩派同意毛澤東指示的「大聯合」，協商再三，終於成立了革委會。老康被選進革委會，所謂「做官」了。我們以為他該稍微歇口氣吧，豈知他堅持不脫產，不當官做老爺，本份的工作加倍用心幹。空閒時，別人打撲克牌散心，老康卻抓緊時間讀毛選。他查字典，做筆記，名副其實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某天，我們一家出門購物。回到旅館，發現世堯的皮鞋被刷得光可鑑人，整齊地擺在床前。自從到京，他穿慣了布鞋，這雙皮鞋就丟在床底下，隨它積灰去，早忘了它的存在。現在卻被老康挖出來，用鞋油擦得煥然一新。世堯難為情得很，連忙把它包好改藏進衣箱裡。向老康道謝時，他只淺淺一笑，說：「為人民服務嘛，這是我們的工作。」

　　六七年秋，我發現老康不但消瘦，而且常低著頭走路，好像心事很多，看起來還有些駝背。世堯不信，說北方人長得太高，常不自覺地駝點背，是種謙虛的表現。然而六九年我們離京南下前，世堯也同意老康這兩年老了許多。他又乾又瘦，臉黑得發暗，好像烏雲堆滿天，難得有撥雲見日的時刻。背是真駝了，至於甚麼時候開始駝的，我們一直沒問過他。這個時候，「清隊」的整肅工作正緊鑼密鼓中。許多造反派，特別是當頭頭的，紛紛被圈進了學習班，變相坐牢。老康自己只挨了幾張大字報，但要以身作則揭發自己隊伍裡的同志，遂變得沉默寡言。與我們這種美國歸僑身份的客人，他一反常態，謹慎地拉遠距離，保持著點頭招呼的禮貌而已。

　　七三年秋，我們再度上京，路上邂逅了「及時雨」老宋。談起老康時，知道他出身好，帶頭造反後不曾犯過大錯，清隊中躲過了清算鬥爭，總算有驚無險。

　　我為老康慶幸，隨口問了一句：「還在革委會裡？」

　　「早下來啦！現在同我一樣，還當服務員。」

　　「做群眾也好，」我說，「沒有風險。」

　　老朱嘿嘿笑了兩聲，才說：「進不了黨，管啥用？這年頭，還就是黨員幹部說了算！」

　　他言下不勝惆悵和無奈。我並不以為然。老康雖然折騰了幾年，結果九九歸一，又回復本來的身份和地位，但在無禍便是福的今天，他平安無事的結局就夠值得額手稱慶的。

　　康吉祥，這名字取得真好。

經濟主義妖風

　　第八次檢閱紅衛兵時，上海工人打著「赤衛隊」的旗號和袖章，首先出現在北京街頭。當中央文革苦口婆心地呼籲學生回原校就地鬧革命，不但赤衛隊愈聚愈多，其他外地工人也紛紛上京串連。看膩了學生，如今換上制服齊整的工人老大哥，大家都有一新耳目的感覺。

　　我那時最大的興趣是辨認他們的帽徽和制服式樣。鞍鋼和鐵道工人總是戴著鋼盔，其他系統常是戴柳條帽的；也有的光頭，只在脖子上圍條毛巾。衣服清一色深藍，式樣也大同小異。大概是家庭背景的關係，我從小與父親（他是木匠）的同事混熟了，對工人特別有好感。難得碰到各地來的工人，使我大開眼界，因此，在公園、路旁或酒店裡，常找他們閒聊。我耽心他們外出串連，必然會影響生產。但他們說不礙事，工作都有同志頂過去。很多是來告狀的，說問題不解決，生產反而上不去。

　　但上海工總司的「緊急通告」卻道出了事情的嚴重性。通告提出了「反經濟主義」的十項呼籲，我們才知道由於工總司和赤衛隊打內戰，造成上海「工廠停工」，「鐵路中斷」，「公路阻塞」，碼頭工人「停止生產，影響港口工作」等等情節。通告指出，舊當權派為了自救而有意轉移鬥爭的矛頭，批准了工人的經濟要求，諸如「增加工資」，「濫發補助費」，默認群眾「強佔公房」……一言以蔽之，曰「經濟手段」。

　　這個通告一發表，中共中央，連同國務院和中央文革第二天就給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團體致賀電，讚揚他們反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北京各界立刻集會慶祝，熱烈歡呼通告和賀電的發表。人民日報，紅衛兵小報，大字報，整面整版地刊登各地誓師大會的宣言以及致毛澤東的致敬信和保證書。

　　「糖衣砲彈打不倒我們！」

　　「誰稀罕他們這幾個臭錢，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

　　整個六七年，全國都開展「反經濟主義妖風」的宣傳。毛澤東同時還指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個號召成了文革期間無日或忘的口號──也僅止於口號。蓋妖風一颳，便來勢洶洶──「通告」甚至起了煽風點火的反作用。因為疆域遼闊，各地運動進度便快慢不一。有的一邊喊「打倒經濟主義」，一邊大行經濟主義；有的本來不知有此「主義」，現在便急起直追；再加上奪權造成的對立和武鬥，六七和六八兩年的工業生產，呈直線下降。

　　把經濟主義歸罪為當權派自保的策略，並不全面，工人自身的強烈要求才是主力。他們不是阿斗，眼看「臭老九」（知識份子和學生之外號）全國免費旅行，交通為之阻塞，老大哥怎甘心落後？他們本來在廠礦內受幹部的「管卡壓」，有掛名的工會卻沒有罷工的權利，積憤不得發洩，聽到「造反有理」，所謂乾柴烈火，一點即燃。何況，工人隊伍中確實存在了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像數目龐大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這些有工人之實，而無工人之名，待遇菲薄的非正規工人，並非一時一地的權宜措施，而是長年累月，政府閉眼不解決的「老大難」問題。廠裡領導心虛已久，所以聽到他們喊造反，馬上追補工資。人民日報上說，僅上海機械製造廠一下子就追補外包工三萬多元。

　　我讀了許多學生協助傳抄和張貼的有關臨時工和合同工的「血淚控訴」，十分同情。多次和工人聊天，才了解到「新中國」的工人遠非鐵板一塊，工種級別待遇不同，而編制內（正規工人）外（臨時工）的差別尤其懸殊。正規工人是天之驕子，享受免費醫療，分配眷屬宿舍，生病照拿薪水，老來還領退休金。臨時工和計件工呢，工資菲薄不說，工作毫無保障，上述福利免談，此外還受介紹單位（如街道組織）的抽佣剝削──這哪有社會主義原則？有個臨時工打個比喻說，他們的地位還比不上舊社會的童養媳或者小老婆呢！因此，造反的號角一聲響，他們立刻組織了戰鬥隊，打著「控訴、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旗號，到中央來告狀。

　　我同情是自然的，但看到江青為此大彈珠淚，反而吃驚。大字報說，中央首長，包括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等，某次接見造反派，聽到臨時工的申訴，江青同情得兩度哭泣，連話也說不下去。每當她停頓擦淚時，群眾就高呼：「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周陳都舉著「語錄」陪著喊口號。

　　江青雖然是演戲出身的，我相信她當時確是真情流露。同情之心，人皆有之。但臨時工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普遍存在的事實，這些中央首長卻像蒙在鼓裡，不能不令我懷疑他們知道多少民情？掌管國庫的周恩來應該心底有數的，但他站在一旁悶聲不響，讓江青表演婦人之仁，把罪過諉到劉少奇頭上。他本來可以向造反派解釋一下，諸如國家底子薄，無力給工人平等待遇，今後應當努力改善云云。但周恩來的圓滑也就在此，他給人永不犯錯，而且永遠在「糾正」他人過錯的印象。

　　那年「十．一」，江青親自判了幾個造反組織的死刑，全國性的臨時工組織是其中之一。以前彈的都化作鱷魚眼淚了。

　　工人串連和學生稍有不同。到京後，他們先到對口的部門打尖，或上國務院遞上狀紙。之後先逛鋪子，行有餘力，才想到遊山玩水。紅衛兵往往是兩袖清風出門的，工人卻是揣了大把鈔票進京。前者逛百貨店多半望梅止渴，後者卻是大方的主顧。六七年夏天，北京的商店普遍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不用票證的高價品多被外地客搶購一空。工人也愛上館子，但酒店價廉物美，更是他們留連忘返的場所。

　　那一陣子，我們通過老宋得到許多紅衛兵的文藝表演會入場券。每場表演都有反對經濟主義的節目，諸如對口詞或相聲。街上的宣傳畫最通行的是畫個臂上圍著「保」字袖章（表示是保皇派，非造反派）的工人，一手拎隻收音機，另一手拎著大包小包的衣料，高級糖菓等，背上掛隻大火腿，臉上笑得暴出門牙來。

　　工人一搞串連，停產停工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國務院逼得在二月三日下令停止紅衛兵串連，取消了工人效尤的藉口。勸說了一陣，工人大規模湧向北京的現象總算煞住，但零星光臨的始終未斷。

　　整個文革期間，經濟主義一直陰魂不散。它不是工人的專利品，而是所有造反派的致命傷之一。譬如紅衛兵，以一窮二白的學生身份參加奪權。一旦大權在握，多數頭頭便多吃多佔，生活趨向腐化。一個中學女生，因為父親是高幹。當上紅衛兵不久，就上了天安門城樓。毛澤東接見時問她：「妳叫甚麼名字？」

　　「宋彬彬。」

　　「要武嘛，」毛澤東說。

　　於是她改名叫宋要武，頓時紅得發紫。半年不到，據對立派的大字報揭露，她當上頭頭後，為自己配備了秘書；搶了舊當權派的汽車據為私有，設了司機和保鑣，儼然高幹一個。十多歲的中學生尚且如此猖狂，其他造反派就可以想像。

　　六七年秋末，北京西單商場分裂成勢均力敵的兩派。各自背後都有其他單位的派系撐腰，因此互不相讓，以致遲遲不能實現派系大聯合而成立革委會。最後雙方決定大打一場，以決雌雄。

　　武鬥之日，雙方的隊員全副武裝，頭上不是鋼盔就是柳條帽，手上是大刀、長矛、棍棒或鐵條。守方盤據了商場的進出入口，窗戶和屋頂全有人把守。攻方佔用了鄰近商店和民房的屋頂，堵住街道巷口。顧客早嚇得抱頭鼠竄，居民和行人都站得遠遠地作壁上觀。

　　兩方先是叫囂對罵了一陣，把士氣鼓舞起來。訴諸武力前，彼此打開隨身攜帶的毛澤東語錄，挑出幾條來朗讀，作為置對方於死地的理論，兼武裝自己的頭腦。攻方先朗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接著一聲「衝呀！」立刻短兵相接。

　　混戰了一場，攻方到底衝殺進商場。勝利的呼聲甫落，他們忽然忘掉戰鬥的目標和身上的傷痕，目光全被花花綠綠的商品所吸引。很快地，大家都扔了棍棒，徒手衝向櫃臺。

　　守方糾集了殘兵敗將，帶頭的高呼：「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他們也衝進了商場。但一見對方丟盔卸甲，他們立刻自動解除武裝，也加入搶劫商品的行列。

　　觀眾見兩派人馬適才還殺聲震天，打得頭破血流，如今糾纏在商場內，竟鴉雀無聲，以為都全軍覆沒了。正引頸喟嘆之際，大門口忽地竄出個工人，打扮得一身簇新。只見他頭戴著大雪天用的厚皮帽，披了件樣板戲裡楊子榮式的皮毛大衣，腳上的皮靴來不及繫牢，任由鞋帶拖著地面。他懷裡抱架電唱機，三步併作兩步地往人堆裡鑽進去。

　　觀眾正奇怪，但接二連三竄出人來把大家看傻了。有的捧個收音機，有的抱一疊搪瓷盆碗，力大如牛的獨個兒扛個縫紉機。還有人手臂上套了七八隻錶，或者胸袋插上一排自來水筆，口袋也插滿了圓珠筆和鉛筆，像個活動的賣貨郎。有的男子漢手上抱了一大堆女人的花襯衫，身上套上幾條新褲子，只好叉開大腿走路，樣子比北京填鴨更蹣跚。最高明的是騎了自行車衝出來，車把上掛著火腿、臘肉，滿載而去。

　　「搶啦！搶呀！」

　　眼明心快的先喊了出來，拔腳就奔。其他人跟著蜂擁而上。一霎時，衝入和殺出的擠成一團。

　　公安警察聞風趕到時，商場幾乎洗卻一空。自然有人上報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當天午夜過後，周恩來和陳伯達等幾位親臨現場視察，初步估計損失四五十萬元。臨走時，怒目圓睜的周恩來指示：商場維持現狀三天，作為「反面教育」，組織革命群眾來參觀學習。

　　第二天早上，街上賣「號外」。看了小報後，我守著小孩，世堯一個人去參觀。回來看他直搖頭嘆氣。誠如小報上所說，商場內滿目瘡痍，櫃臺砸壞了，貨架十格九空，滿地都是紙張和碎玻璃。造反派身上脫下來的衣服鞋襪和鋼盔刀棍隨地撂著，連表明派別的紅袖章也棄之如敝屣。

　　這以後，西單商場關門了好久才重新營業。

　　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境界誠然是高。但他對人性作了錯誤的估價和利用，使得一場「偉大的空話」像「一個雞蛋的家當」樣砸得粉碎。

向黨交心

　　我們剛在華僑大廈住下來，幹部局的人就表示，文革正進入高潮，全國各單位都以運動為主，行政和人事一律讓路，分配工作要稍微耽擱點時間，請我們安心等候。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日子，天高氣爽，你們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這是姓石的一位女同志說的，口氣間好像我們匆匆趕回來，為的要在北京休息一陣，趕上秋高氣爽，更是幸運。在上海時就發現服務員把午睡和晚上睡覺稱為「休息」，乍聽還以為石同志要我們關門睡大覺哩。

　　幹部局（其他如中僑委、科委……都是如此）的人每次同我們接洽，經常是兩個基層幹部出場：一個主講，另一個點頭應聲，唯唯諾諾，似乎其出席只不過是聊資證明而已。偶而也出現一位中級幹部，或交代政策，或逢年過節表示慰問。他一出現，則只聽他侃侃而談，基層幹部一下子噤若寒蟬，成了點頭稱是的活木乃伊。這得感謝中共強化了中國固有的封建官僚習氣，職位的高低，不用介紹，任何人都能辨別出來。

　　隨著運動的進展，中級幹部換了幾個人，不問而知，多半是「靠邊站」了。這些人從來不提自己的職別，碰到我們問，也是顧左右而言他，弄得神秘兮兮的。基層幹部更迭不像頂頭上司這麼頻繁，但兩年四個月中，也只有姓石的屹立不倒。

　　石同志身材修長，長得明眸皓齒，膚白似雪，操一口清脆的京片子。她常穿皮鞋，衣著打扮頗有「資」味，（文革那幾年，穿得破爛腌臢才算有無產階級氣概），談吐謹慎，輕易不涉及自己的生活。她的年紀，出身和學歷對我們一直是個謎。但她也是個知識份子，這是顯而易見的。

　　有一回，因我大腹便便，談起了孩子。我大膽問她幾個小孩。

　　「我們都是響應政府的號召，只有兩個孩子。」

　　說到這裡，她意外地面露微笑，欣慰有加地添了一句：

　　「我的孩子全上學了，他們很獨立，自己能夠照料自己，很少要父母操心的。」

　　說完又補上一朵母親特有的驕傲和滿足的笑容。兩年多，這是僅見的一次。

　　平常，她不苟言笑，對回歸的幾家人客氣中帶著容忍。不管男與女，一律稱呼我們「先生」，不稱同志，更談不上直呼老段或小陳，表敬裡疏，把界限劃分得很清楚。

　　住下來沒幾天，石同志送來表格，要我們填學歷、經歷和工作志趣、地點選擇等。

　　我們很快就把表格填完。工作地點這一欄填了「祖國需要，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夫婦可以分開」。後面這一句，恐怕是回歸者所填表格中僅有的例子。年輕時，只有熱情，沒有理智，幸好幹部局沒有照辦，否則真慘。

　　隔了半個月，石同志才來收表格。據她說，運動已向縱深發展，正掀起大揭發和批判，工作要等到「鬥批改」中「改」的階段才有著落。

　　「大概甚麼時候開始『改』呢？」我問她。

　　「最快也在過年後，」她說。「你們有空上街看看大字報吧。可以了解運動的進展。我們自己天天寫大字報，也天天看別人的大字報，這樣才不會落後於形勢。」

　　我們欣然照辦。白天出去跑跑很愉快，晚上卻無事，世堯便想到寫自傳。

　　「我們應該把自己的身世、經歷、想法都寫出來，像新生嬰兒般無遮無隱，使國家對我們一目了然。」

　　我想著也有理，反正沒事，就寫吧。我壓根沒啥經歷，五千字不到，就覺得把自己寫得內外透明像個水晶玻璃球了。

　　世堯可是嘔心瀝血地熬夜苦幹，整整寫了一萬多字，用稿紙抄寫得工工整整。上交前，我們彼此交換看。我讀完他的自傳，發現他豈止無遮無隱，簡直透明到成為一段真空管。

　　世堯採取批判從嚴的態度，把自己加碼批判了一通。他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軍官，奉派參加看管張學良。本來我們以為這是上一代人的政治活動，與我們無關。如今回歸了，無關變有關，而且攸關我們的政治生命。世堯花了幾千字來表示「堅決、徹底」與家庭劃清界線。

　　我的出身比較單純，父親一方是三代木匠，顛沛流離；母親一方是兩代佃農，她自己是孤兒變養女；這些都頗合乎「憶苦思甜」的素材要求。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兄姐都是棄學做工來幫助養家，由我開始才以工讀和獎學金完成大學教育。

　　「在社會主義中國，」世堯向我指出，「這樣苦讀出身就是標榜『個人奮鬥』，需要嚴格自我批評一番才是。」

　　「幸虧在臺灣，我才有個人奮鬥的機會，要在大陸，只好眼巴巴等著黨的恩賜吧？」

　　但謙虛總是對的，我雖然嘟嚕著，還是重新改寫了一頁。

　　我在美國念研究院時，夏天去「美國之音」打工，替休假的職員譯新聞稿。這一段如實寫出，世堯又嫌我沒有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氣魄。

　　「自我批評要採取高姿態，」他說。「這件事，按照國內的政治標準，肯定要提到階級鬥爭的綱上看待，算是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我聽到「走狗」，先笑出來。

　　「翻譯新聞稿算走狗，那些在美國大學裡教書、在美國政府和機關中任職的，不都成了天字第一號的漢奸啦？」

　　雖然不服氣，但敢把自己的過去從嚴清算總是好的。榜上列名的戰犯李宗仁尚且受歡迎，我不幹甚麼虧心事，念完書就跑來奉獻自己，怕甚麼？於是，我又添加了一大段自瀆的文字。

　　以後的生活經驗證明，世堯的「嚴以責己」並非庸人自擾。我後來同南京的一位好朋友提到這一段經歷，她說：「走狗算是輕的了，暗地裡不當你有美帝的間諜嫌疑才怪呢！」

　　這是頭一回寫自傳，自發自動，寫完就上交，不曾留底稿，自己充滿了「一吐為快」的輕鬆和喜悅。

　　六八年秋，「清隊」開始，幹部局突然通知我們幾家回歸的，小孩除外，大人個個寫自傳，限期來收取。我們還必須重寫。

　　事隔兩年，局勢已大為改觀，素有「臭老九」之稱的知識份子，此時已經臭到史無前例，近乎「人渣」的地步，中共自己培養的知識份子尚且要加以「再教育」才能使用，遑論其他？幹部局的人臉越拉越長，望著我們這些甩不掉的包袱，也難怪他們沒有好聲氣。石同志名副其實的一張石頭面孔──我猜想，一半出於蔑視我們，一半怕也是顧影自憐吧？

　　第二次寫自傳，我們的心情已大不相同。

　　兩年來，類似文字獄的事件看得太多，也聽得太多了。聽到要書寫甚麼，我先有不寒而慄的感覺。這時，海外的通信已紛紛切斷，只剩下郭子加一家。他們因為計劃回歸，有些事須要連繫，因此勉強維持著書信往來。但我寫信卻越寫越短，文字煞費推敲，唯恐一不小心而惹上甚麼「裡通外國」的嫌疑。

　　老宋聽到我們奉命寫自傳，連忙傳授經驗。

　　「記住，要從八歲寫起。寫甚麼都來個三思而後行，寫下去後這輩子就甭想再改了。留個底稿，以後到單位還可能再寫。」

　　認識的幾個朋友，包括紅衛兵和造反派，也都給了千篇一律的勸告。自傳在中國已經寫出一套公式來了，人人都知道要從八歲寫起；字句千錘百煉，務求留有自衛的餘地：留底稿，作為今生今世填寫此類表格的範本；檔案跟人走，謹防被抓住漏洞和把柄……。

　　「到底一輩子要寫幾回自傳？」我問朋友。

　　沒有人能回答。

　　無奈，只好把有權讀自傳的人當成假想的審判官，夫婦倆戰戰兢兢地又寫起自傳來。經歷則一，但兩年前用過的字句到底記不周全。為怕矛盾；寧左勿右，這回狠狠把自己的過去清算鞭撻一番。資產階級世界觀，個人奮鬥，中了反動派和帝國主義教育的毒，充當美帝走狗……都是想當然的罪名，我一一承擔下來。

　　第二年去南京，果然又隨同全校教工填寫了一份類似自傳、洋洋四大頁的表格。

　　與此同時，學校鬥爭了一個學生，罪名之一是偷聽敵臺「美國之音」的廣播。我們一直等著安定下來後，購買一架國產收音機，這下只好打消了計劃，免得引起誤會。

　　但教員家家都有收音機，它成了枯燥生活中的重要調劑品，孩子幾次吵著要聽收音機。林彪事件後，我以為極左思潮該告個段落了，有些心動，開始打聽起收音機的牌價來。這時又碰到一樁查戶口的事。

　　經常查戶口，倒也不稀奇。但有一回半夜突擊抽查，學校的三戶「假洋鬼子」（兩戶「美國佬」，另一戶「英國佬」是臺大校友郭治中）都遭查。郭氏夫婦和五、六戶教工合住一棟洋房，查他們房間時，公安人員一個箭步搶先去扭開收音機；檢查一下他倆睡前聽的甚麼廣播電臺。我聽到郭氏的遭遇後，發誓不買收音機。在大陸共七年零兩個月，我們家一直沒有收音機。

智擒王光美

　　六七年一月初，某天早上，服務員很晚才來打掃房間。老宋見面就眉飛色舞地向我們報喜：「好消息！逮到王光美啦！你們快去王府井看大字報吧！」

　　我們真的提早吃午飯，然後趕著上街。才到燈市西口，就見牆上一排幾張白紙墨字牆報，觀眾密密麻麻，起碼圍了三層。有個人甚至騎在別人的肩上，居高臨下地朗誦，讓別人去做速記。我這時看大字報也摸出些規律來，只要鑽到空子擠得進去，以後隨著觀眾移動腳步，便能一氣呵成。這份清華井崗山兵團張貼的「智擒王光美」便是這樣看完的。

　　蒯大富領導的兵團，自始至終和劉少奇一家過不去，文革中揪鬥和批判劉少奇最是積極。除了所謂的政治路線鬥爭外，洩私憤也是一大因素。

　　六六年夏，劉鄧向全國派遣工作組以領導文化革命。王光美親自到清華大學蹲點，抓典型經驗。蒯大富造反性強，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份子，兵團的骨幹也泰半吃過工作組的虧，他們都相信王光美是幕後操縱，而她又是劉少奇伸向清華園的「黑手」。八屆十一中後，工作組撤回，劉鄧正式靠邊站，蒯大富等便磨刀霍霍，以批鬥劉少奇為己任。但毛澤東雖然與劉少奇誓不兩立，卻也不願放他出來挨鬥，怕這種過火行動使自己和黨中央蒙羞，招來不堪設想的後果。這樣，劉少奇一家便困居中南海，受毛澤東的「保護」。紅衛兵退而求其次，要求拉王光美到清華算賬，也被周恩來擋掉。這些「小將」們迫不及待，終於進行綁架。

　　王光美有個女兒叫萍萍，念師大一附中，本來也是個紅衛兵頭，趾高氣昂的。父母一倒，她也跟著栽觔斗，這天正被迫上臺作檢查，接受全校師生批判。會後，紅衛兵故意不讓她回家，在黃昏時打個電話給劉少奇夫婦，說她被車撞傷，已送到某醫院急救。

　　劉少奇出於多年白區工作的經驗，為防有詐，先派了警衛員和小女兒婷婷到醫院探望。兵團的人早等在醫院門口，見面就把警衛員繳槍看管起來，同時對婷婷展開「大義滅親」的思想工作，要她起來造父母的反。十四歲的小女孩很快被說服，真的拿起了電話。王光美聽到女兒報告萍萍有粉碎性骨折，緊急手術要家長簽名，一時「被資產階級的母愛」抓住，急得哭出來。天寒地凍的日子，她忘了換棉鞋，就穿了雙單鞋，和丈夫趕到醫院來。劉少奇這時還不曾被公開批判，因此當場放走。王光美也情願自己受罪，見丈夫女兒安然走脫，就爽快地讓人押上吉普車，奔赴清華園。在那裡，她被審問了十二小時，受盡嘲笑和捉弄，等周恩來聞訊趕到，才解了圍。

　　王光美出身天津富商家庭，父兄在「解放」後都被冠以「愛國資本家」。她本人是輔仁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畢業後又念一年研究所。正值馬歇爾奔走國共兩黨之間，作調停工作；她被聘為軍調處的翻譯員，以後被葉劍英說動到延安。劉少奇一見傾心，遂離掉第四任妻子王前，改和王光美結婚。「解放」前後那一陣，大局隱約在望，許多高幹紛紛離掉穿布衣草鞋出身的幹部愛人，重娶年輕貌美的大學生（清一色地主資本家出身），美其名曰「改組家庭」，這是中共開國功臣的典型作風──周恩來從一而終，是少數的例外。劉少奇僅比毛澤東多結一次婚，文革中卻成為詬柄之一。

　　王光美婚後很少干預政治，數得出來的大事就是六三年陪劉少奇陳毅等訪問印尼，六三年冬到桃園（北戴河附近）參加「四清」，六六年初訪問巴基斯坦，同年夏天隨工作組到清華蹲點。清華經驗被目為資反路線的總代表，早批得體無完膚。桃園經驗是她四清工作的總結報告，早年被中央批發到全國做學習材料，這時變成重點批判對象。

　　桃園經驗的罪狀之一是王光美為自己「樹碑立傳」：她住過的房子被釘上一塊木牌，上書「王光美同志的宿舍」，像歷史文物般保存起來；在她監督下，樹立了一塊題為「永不忘記」的石碑（碑文內容通篇講的是階級鬥爭，黨和毛澤東思想，一句也沒有扯到劉少奇或王光美自己）。她曾撮合一個三十九歲的寡婦與其大伯子結婚，當時傳為美事，這時卻被批為搞「資產階級的婚姻服務所」，把結婚的禮物拍照展覽，感恩戴德的夫婦還要出來「劃清界線」。

　　可能就是她的具體罪狀不多吧，堂堂造反派竟在她的私生活上打主意；身為女人，王光美的服裝和首飾遂成了攻擊的目標。訪問印尼的新聞紀錄影片曾在全國放映過，人們便根據她在電影中的打扮批評她，絲毫不顧客觀的時間，地點和場合。貫穿整個文革，王光美的穿著和她的人格被歪曲醜化到所有中國女人都難為情的地步。

　　從無以數計的大小字報中，我們才知道，這位當過中國「第一夫人」的王光美，出國訪問戴甚麼首飾都要向其時尚躲在陰暗角落裡的江青「請示」。駭人聽聞的是，旗袍尺寸要送到香港訂做，泱泱大國竟做不出一件元首夫人出客的旗袍。

　　即使這樣，江青還帶頭批評王光美「資產階級出身」、「不老實」、「欺騙」了她，不得允許就到印尼戴起項鍊「出醜」，丟中國人的臉。這番嚴厲的指責後約一個月，就發生「智擒」的事件，可見它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許多紅衛兵由於年紀關係，還不曾看過這個紀錄影片，這時便假批判之名，「內部放映」，乘機欣賞印尼風光，總統府排場，宴會舞會等，大飽眼福。看過的人也樂得再溫習一遍，以便寫起批判稿時「下筆如有神」。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會上有一雙白皮鞋特別引人注目，據說便是王光美穿去印尼丟醜的。那鞋跟之粗和矮，式樣之平凡簡單，連我這種不講究穿鞋的人都望之嘆氣。

　　江青在這種芝麻綠豆上大做文章，當時使我大惑不解。以後對江青的傳聞聽多了，才懷疑是出自嫉妒心理。王光美也許略有暴牙的小疵（漫畫上總是強調她幾顆大板牙），但她身材修長，氣質不凡，機智能幹，還有研究生的學歷，這些都是江青無法望其項背的。比起後者早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和坎坷多變的婚姻，王光美儘管出身資產階級，婚姻卻一帆風順，絕對是「身家清白」。江青氣量狹小，早有所聞，看她對王光美這樣落井下石，便是一證。

　　訪問印尼之行如此受到指責──它也是陳毅的罪狀之一，他的老婆張茜的衣著也受到批評──是出自一種仇恨的轉嫁心理。中共和印尼有過一段蜜月，中國給了印尼大量的援助，譬如援建了印尼最大的體育場（中國人自己還捨不得花這麼多錢蓋這種豪華的體育場）。但蘇卡諾總統一聲反共，翻臉不認人，反華排華，屠殺印尼共黨和華人，總數不下百萬。中共吃了啞巴虧，出於尋找替罪羔羊心理，乘機把賬推給劉少奇。至於群眾心理，也是很容易了解。當初和印尼打得火熱時，大家觀看劉主席和陳部長訪問印尼的電影，認為是外交上一大勝利，莫不津津樂道。經江青一帶頭煽動，頓覺劉少奇拙於外交，老婆又為國家丟醜露乖，大有「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敵愾同仇。於是，王光美給蘇卡諾點支煙，和他跳支交際舞，都變成「出賣色相」和「調情」，第一夫人遂淪為「交際花」。

　　「智擒王光美」的大字報墨跡未乾，「三審王光美」便接著出籠。它報導擒到王光美後，如何和她唇槍舌劍地「鬥爭」以及後者的「邪不勝正」。從大字報上可以看得出，王光美絕不是懦弱的人。當女紅衛兵要她穿上短袖旗袍時，她認為這是妨害個人自由。

　　「冬有冬裝，夏有夏裝，現在是冬天，我怎能穿上這種衣服？」

　　紅衛兵卻訓她：「資產階級才講究按四時的節令穿衣服，勞動人民不來這套煩瑣哲學……你是反動派，對於反動派，我們不講民主！」

　　王光美到底識時務，終於乖乖照紅衛兵的意思穿起來，佩了項鍊，穿上高跟鞋，然後被拉上臺批鬥了一番，並且照相留念。據後來一張大字報透露，這是第三審，其時周恩來已經趕到，還手拿了紅書在旁陪鬥，鬥完才把她救走。

　　我後來買了一份井崗山的快報，上面有一整版都是照片。其中一張王光美站在一隻蘋果箱或肥皂箱上，作低頭認罪狀，那身旗袍至少長過膝蓋半尺。另有一張上身特寫鏡頭，照著她的胸口掛著一大串乒乓球。這以後，漫畫上的王光美除了暴出的大板牙外，又多了串乒乓球。

　　周恩來護送王光美回家前，曾和紅衛兵做了妥協，同意放她回清華做檢查。王光美敢作敢當，也不諱言自己在清華犯了錯誤，當場答應「隨叫隨到」。兵團的人到此大獲全勝，到處貼喜報，而「智擒」和「三審」的報導頃刻傳遍全國。

　　四月裡，王光美到清華園向師生作檢查的海報一貼出，人人奔走相告。要求躬逢其盛的人太多了，票子很難拿到。我們弄不到票，加上我已經有孕，怕人多亂擠出事，趕快搭車改去頤和園玩。大操場外不要票，只見樹上和屋頂上，凡能立足之地都有人盤據著。我們北農大的朋友是有票的，也擠掉了棉鞋，擠丟了眼鏡，最後光著一隻腳回家。他只遠遠看到王光美一團影子，至於她講甚麼，一句也沒聽見。

　　這種公開場合，王光美只作了官樣文章的自我批評，沒有甚麼突出的內容。因此，雖然熱鬧了一場，事過人忘，很少人再提到它。

　　【鬥倒鬥臭與代夫受過】

　　「智擒」、「三審」之後，王光美成了全國的笑柄，生活細節和經歷被隨便歪曲醜化，大街小巷常看得到諷刺她的漫畫。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張挖苦她在軍調處當翻譯，把她畫成四十年代的「吉普女郎」，口啣香煙，翹起大腿，與美國大兵乘吉普車兜風。還有一張是把她畫成白骨精，讓金猴（造反派）掄棒劈打。

　　當年王光美到桃園參加四清時，受盡讚揚，不但幹部左呼右擁，連社員也有口皆碑。如今「樹倒猢猻散」還不算，人們還倒過來揭發她。她和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被抨擊為「假三同，真欺騙」。據說她到社員家吃飯，要警衛員先用開水洗筷子；「核桃大的一塊（玉米）餅子就交代不了」，而要回自己宿舍大吃高級點心；三天兩頭有人給她送補給品，每次一大包；社員買不到炭，冬天屋裡不燒火，她卻燒熱坑，專門有人從北戴河給她運炭；為了她的安全，把附近民兵的槍枝都收走；勞動只是走過場，譬如挑水，乃是有人管打水，有人管倒水，她只在中間挑一挑，而且只挑半桶水。

　　劉氏夫婦，據造反派揭露，過的是窮奢極侈的資產階級生活，這裡且記錄幾條當「樣板」。劉少奇喜吃好菜，還要是熱菜，又有「君子遠庖廚」之癖。某次出遊，設宴在高樓上，為了保證熱菜到口，調動了許多服務員，由廚房列隊起，層層而上，表演「傳菜接力」。劉氏睡眠喜歡安靜，於是所到之處，服務員守在屋外趕鳥雀。愛看好萊塢電影，特別是游泳和溜冰，「出水芙蓉」和「錦繡冰宮」兩片，劉少奇屢看不厭。

　　劉少奇五次結婚，當然是「喜新厭舊」的表現。前妻王前又透過女兒貼他大字報，控他虐待、貪財、好色等等，變相發洩了一番棄婦怨。他這時在政治上、理論上也有罄竹難書的錯誤，如出名「黑六論」（馴服工具論、入黨做官論、下鄉鍍金論、吃小虧佔大便宜論、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平過渡論），以及為了復甦大躍進造成的經濟破壞而推行的「三自一包」政策（自留地、自由市場、自由經濟、包產到戶），國際外交上「和平共存、和平競爭」的妥協觀點等。如今加上私德敗壞，於是劉少奇在漫畫上又添了色狼和守財奴的嘴臉。六七年，他成了最醜惡的中國人。只要看到畫像上那碩大無比的草莓鼻子，吃奶的娃娃都認得出。

　　關於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人們雖口頭上大聲批判，內心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但私生活糜爛，無人不痛恨。社會主義的人民中國，竟出這種資產階級人物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我也不勝憤怒。後來看多了，不免懷疑起它的真實性。有一回，我大膽向一位「倒劉」幹將的朋友請教。

　　「要假也假不到哪兒去！」

　　他說著乾笑一聲，似乎笑我問得太天真。

　　「他們是資產階級，這一點絕對錯不了吧？這個階級的特徵就是酒色財氣，腐朽糜爛！任何人閉了眼也能想像他們的生活方式。因此，誰揭發他們都一樣，揭發甚麼都無關緊要──要害是如何鬥倒鬥臭他們！」

　　真是坦率之至。滿街的標語，大會小會喊的口號，鬥爭人不都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嗎？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和「置之死地而後快」的鬥爭哲學倒是黨內外一視同仁；而表現在高幹之間的尤其激烈，簡直是你死我活的搏鬥。鬥爭到了這種地步，路線也者，只是美麗的肥皂泡，只有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才是核心。

　　從劉少奇靠邊站後，他集團內的高幹紛紛倒台。根據大小字報的檢舉，他們個個生活腐化，假公濟私，亂弄男女關係，貪污枉法，清一色的享受特權。尤其是，平常提倡男女平等和婦女獨立自主，但有人出事，總是禍延配偶，似乎男盜則必女娼，成了公式。王光美若不是因為劉少奇，也不致於如此倒楣。

　　我們是個遵道德為傳統，最重體面的民族。中共雖以喊「打倒孔家店」起家，當權後卻是應用「禮教」的統治法術，表現在政治鬥爭上，最是典型。若無法在政治上找缺口，那麼由道德上攻擊便穩操勝算。只要把幹部的特權享受和私德「渲染」一下，那麼平常習慣於社會主義均富理想和道德教條的群眾，沒有不咬牙切齒的。於是，在政治上要打倒一個人，可以先在品德上鬥臭他，過去的成績跟著一筆抹殺。這種鬥爭哲學沿用下來，批判幹部永遠無法做到「罪有應得」的客觀性。若有僥倖不曾鬥死的，哪天風水輪流轉，捲土重來時打擊報復也是意料中事。惡性循環成了鬥爭哲學的後果。

　　當王光美成為全國笑柄時，已有人悄悄議論到江青的作風。同是「主席」夫人，江青帶頭進行人身攻擊，不但有失中國人的忠厚之道，且有「相煎何太急」之嫌。綜觀王光美的「黑話」，從無攻擊或影射毛江之處，但江青卻祭起「一個階級要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法寶，似乎鐵面無私，非要整臭她不可。

　　階級鬥爭果真鐵面無情。也不過十年的間隔，毛澤東「駕崩」，江青頓失靠山，馬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從「四人幫」事件起，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在江青私生活上拋材料，作文章，把個一度捧為「我國領導人」的領袖遺孀降為「金瓶梅」中的角色。華鄧們揮舞的還是道德批判的大棒，和四人幫時代如出一轍。

　　且錄幾條大批判的材料：

　　江青「極端仇視偉大領袖毛主席」，破壞干擾他的治病，在他臨危前不擇手段地進行折磨迫害，因而是個「人面獸心的魔鬼，真是十惡不赦」。她到毛澤東一手樹起的學習樣板大寨時，盡情揮霍，連吃的水都是單獨「用四匹大馬從北京運去」（想想兩地的距離，聽來就像「天方夜譚」）。

　　無獨有偶，江青睡覺也不許有人吵鬧，「火車不鳴笛，走路不得有聲」。在頤和園休憩時，隨從人員也要在屋外趕鳥雀。

　　她的勞動當然也是弄虛作假，裝模作樣，搬磚頭只搬五、六塊，嫌農民髒臭。她扶植的「小靳莊」經驗打成黑樣板，從前形容為「弦歌遍野」，如今控訴她「強迫農民脫離生產」，逼迫他們「寫詩唱戲」。

　　「體育報」破格刊載「宮闈幕後」之類的新聞，暗示江青養面首，在她穿甚麼睡衣，養甚麼哈巴狗上作文章。多少人口誅筆伐江青看「色情電影」，幾百部地進口，用飛機卡車隨時運送。（從洛德姬的「江青傳」中，看她對那兩部三十年代的老片視若至寶，中外讀者只感到驚訝和憐憫）。

　　江青是有呂后問政的野心，可惜缺乏才幹，又恃寵而驕，自取滅亡原不足惜。但人民痛恨的是她文革以來推行的極左路線，在政治上打倒她易如反掌，大可不必在私生活上繪影形聲。江青有罪，何不公審，以平民憤？黨內檢查也可以公開，六六年劉少奇「我的檢查」一文就曾在大小字報上公佈過。現在把文革中打擊人民和幹部的非法手段，一概諉罪於四人幫，但今日對付四人幫和所謂的餘黨，用的仍是「殺關管」的四人幫手段。文革中還有大字報透露被批判對象的言行，今天對四人幫則是全面封鎖。毛遠新的自殺是依賴小道消息傳播；江青的生死，據說國內猜測紛紛，只能從鄧小平回答外賓的詢問時說的「給飯吃」，猜到她一息尚存。

　　毛澤東身後快兩年了，最近才剛開始對他「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提出「修正」。在這之前，華鄧急於堆砌「大治」的場面，唯恐批毛會動搖政權，一味拿寡婦當替罪羔羊，這種諉過的作風實在不光彩。江青充其量只是執行毛澤東一系列理論和政策的急先鋒，毛澤東才是最該批判的對象。其次是趨炎附勢的文人政客，像郭沫若之流。

　　這位被尊為「郭老」的，在五十年代就寫詩吹捧「史達林爺爺」為「親愛的鋼，永恆的太陽」。江青送他一張攝影作品「廬山仙人洞」，他立刻拿起考古的看家本事，撰文解釋毛澤東的題詞，在「仙人洞」上大作考證，以此邀寵。文革一來，他立刻以極左面目出現，假惺惺說自己大半生的作品應該燒掉。四人幫事件剛發生，他又換副嘴臉填起詞來，把當年稱為「親愛的江青同志」比作白骨精，要用「鐵帚掃而光」。這種馬後炮還真奏效，竟贏得鄧小平在追悼會上讚揚他晚年「經受了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考驗」。悼詞把他捧成魯迅之後「文化戰線又一面光輝的旗幟」，美則美矣，就怕魯迅地下有知來個「橫眉冷對」也未可知。當然，文人學者必須淪為牆頭草才能逃脫歷次浩劫，也是國家民族的悲哀。

　　【由「資產階級母愛」看家庭關係】

　　王光美被綁架後不久，劉少奇與王前的女兒劉濤的大字報便上了街。劉濤是清華的學生，面對著咄咄逼人的井崗山兵團，招架不住，早作了揭發，但避重就輕，只批判後母王光美在清華的資反路線。造反派當然不滿意，江青便親自說服她起來造老子的反，終於拋出了八九千字長的「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一文。

　　在北京寒冷蕭索的圍牆上，這篇大字報無異是朵奇葩，一時聳人聽聞。我是第一次過北京的冬天，加上懷孕體弱，患了感冒，好幾天不能上街，看的是老朱借我的鉛印稿。除了批判老子的「個人野心」，「活命哲學」等家喻戶曉的罪名外，劉濤根據生母口述的第一手資料，證明劉少奇「真貪污」（吞掉用黨費打成的一隻金皮帶扣和鞋後跟）而「假廉潔」（誣指王前偷竊），騙婚（隱瞞自己年齡），教老婆如何「吃小虧佔大便宜」的商人哲學，強調讀「老殘遊記」比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更能學文化等等。如果有人對長篇累牘的批劉文章還有懷疑的話，看了劉濤控父的大字報，莫不心服口服，跟著罵：「劉少奇是真壞！」

　　開春後，有一回上街。走到八面槽附近，見十字路口的牆邊人頭攢動，爭睹正在張貼中的大字報。

　　那年頭，張貼大字報搞流水作業：有人捧著裁成三四尺見方的大字報，有人則一手拎桶漿糊，另一隻手拿條掃帚在牆上大把刷上麵糊，一個專管貼，另一個再用掃把刷牢刷平。他們一邊張貼，觀眾一邊跟著移動，或抄或讀，彼此合作無間。

　　我跟去一看，是劉萍萍向紅衛兵組織報告她父母近況的記錄。由大字報看，劉少奇夫婦已被軟禁起來，跟隨多年的侍從人員公然負起釘梢任務；夫婦只能在自家的小院裡散步，除了人民日報，就是讀毛選；彼此輕易不說話；王光美還警告女兒不要同自己說話，以免受牽累。

　　這篇大字報是下午貼的，第二天早上世堯特地跑去看，卻發現已被另一份甚麼「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奮勇前進」的大字報蓋上。遮蓋的理由也很明顯，未經國法黨規審判，公然就在「毛主席身邊」把個國家主席軟禁看管起來，而且叫他女兒監視匯報，這種事抖露出來，稍有血性的人都會不寒而慄。毛澤東雖以「無法無天」自命，但又要維持對同志「仁至義盡」的假慈悲，這種違犯基本人權的事自然不宜洩露出去。還有一張大字報，說到王光美用抽水馬桶沖掉首飾，被服務員發現而搶出一節，也遭到迅速遮蓋掉的命運，道理也相同。觀眾在好奇之餘，也許會想到：做到國家主席夫人尚且沒有最起碼的人身自由，普通人哪會有更好的遭遇呢？

　　文革中，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真正付諸實施，撕掉別人的大字報是大逆不道的事，最多只能用新的蓋掉。許多洩露國家機密的大字報都是事後用些不關痛癢的八股題目遮去。因此，有些自命不凡的報主常在報上大字加註「請勿覆蓋！」或「三天內不許遮蓋！」

　　在劉家整個受批判、迫害和侮辱的年代裡，王光美的表現是很突出的。她自始至終沒有檢舉自己的丈夫，也拒絕代夫受過。「三審」時，紅衛兵要把拋給劉少奇的「三反份子」帽子也按到她頭上，被她義正辭嚴地駁斥掉。

　　「中國婦女和中共黨員都是獨立的，就是丈夫犯法，也不能說妻子就一定走上同樣的道路。」

　　從大字報揭發內容看，她是個機智勇敢的妻子，也是慈愛的母親。

　　「三審」時，紅衛兵想要知道劉少奇對自己被罷官的事作何感想，便問她：「劉少奇怎麼看待自己的錯誤？」

　　王光美很委婉地回答：「少奇同志服從黨的決議。他認為，如果是為革命需要，他願意承當所有的罪狀。」

　　大意是如此，原話已記不清。總之，說得不亢不卑，既表示了不服氣，又做出「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姿態，令紅衛兵一時語塞。

　　一月底，中南海內的紅衛兵夥同造反派（服務員和警衛員）闖進劉家，圍攻劉氏夫婦。他們大聲責問劉少奇為甚麼不讀毛主席的書。王光美替他矢口否認。紅衛兵便要他當眾背誦小紅書中第一條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斯列寧主義」。劉少奇漏掉了「核心」和「理論」，都是她在旁提醒；可見她熟讀了毛澤東的語錄。

　　造反派因為劉少奇不會背語錄，氣得摘掉他的帽子。王光美連忙警告：「這樣他會傷風呀。他生病，你們就鬥不成了。」

　　她是真正「引火上身」，一再申明在清華大學所犯的錯誤，與丈夫無關，要大家鬥她，不要鬥劉少奇。最後劉少奇被拖離現場，王光美獨自站上一條板凳，坦然接受批鬥。

　　劉萍萍揭發了一條母親的「黑話」。王光美曾叮囑女兒們：「你們沒事不要去麻煩爸爸。自從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後，爸爸要做很多事，忙得很……」女兒為此批判她母親是「貶低毛主席，抬高中國的赫魯雪夫」。另檢舉一條，說王光美隨身攜帶一個小本子，把劉少奇講的話，認為有格言價值的，都記錄下來。這自然成了「狗膽包天」，要給丈夫「樹碑立傳」的證據。

　　「三審」時，王光美不曾為自己乞憐（後來傳出，她其時生病未復原，身體很虛弱的），但一再請求不要把她的孩子牽涉在內，不要鬥爭她們。也只有這種時候，大字報說她「哭泣」起來，還加上「歇斯底里亞」的字眼。「智擒」中，還挖苦她是中了「資產階級母愛」的當。

　　這資產階級的母愛，還正是今日無產階級政權的柱石之一。文革中，最流行的口頭禪之一是「愛是有階級性的」，於是愛國也有階級性，母愛亦然。許多人憂慮中國古老悠久的家庭關係，手足和親情，會被共產主義摧殘殆盡，其實不然。中共一向標榜反封建，但統治方式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家長式，實際加強了家庭組織。

　　在這種統治下，個人一旦處於政治鬥爭失利的局面下，父母、子女、配偶都受影響，兄弟姐妹也受株連。封建社會常有的「抄家」、「夷九族」，在今日中國都變相存在。一人打成黑五類，一家跟著變黑──劃清界限，離婚、脫離父子關係等只是「表態」而已，成分不變。反過來亦然，「一人得道，雞犬昇天」。毛澤東家族便是例子，毛生前，在「內舉不避親」的藉口下，一夥大學剛畢業的毛娃都用直昇飛機送到部長級的高位上；毛身後，逮捕、軟禁、自殺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類似這種情形的，不勝枚舉。而這些都促使家人抱得更緊；家庭關係不僅止於同甘共苦，而是性命攸關。

　　經濟制度和有限的社會福利設施也鞏固了家庭制度。享受勞保福利（醫療和退休金）的機關幹部和廠礦工人究竟佔人口的極小比例，多數的農民尚無福氣。城鄉的養老院類同貧民救濟，一般老人，除非絕了後代，並不喜歡去住。而且養老院數目少，點綴性質而已，生老病死仍是家庭的負擔。不僅老人，成年子女也非個個經濟上能夠獨立。上山下鄉的青年很多養不活自己，還依靠家庭接濟。此外，中國居住條件一直不得改善，房屋建設永遠跟不上人口增長率，成年子女結婚後申請不到宿舍的，往往與父母同住。巴金的「家春秋」時代是過去了，但陰影仍在，諸如代溝、婆媳問題等都還存在。

　　政治運動中常常傳頌表揚的「大義滅親」，更是中國家庭鞏固的另一證明。中共把階級鬥爭強調到違背人倫的地步，最是不得人心。鬥爭嚴苛到「六親不認」，家庭成員一旦出事，親屬都要出面檢舉，表示界限兩清，否則便是「包庇」、「溫情主義」，或者「喪失立場」。為了保護子女，出事的父母甚至鼓勵子女起來批判自己。鄧小平被打成「黨內另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就召開家庭會議，動員子女對他揭發，尤許他們脫離家庭。反正子女遲早也會被迫表態，不如趁早，可以減輕壓力，這種考慮全是出自愛心。

　　「大義滅親」，除非真是喪心病狂，否則背後都是一把辛酸淚。就像劉濤，原先據說與賀龍的兒子訂了婚的。賀龍與劉鄧和彭真關係密切，六七年一月大字報忽然揭發他曾在六五年策劃「二月兵變」，陰謀兵圍北京城，向毛澤東逼宮，扼殺文革。這項揭發當時就令人將信將疑，但賀龍卻為此挨整，備受折磨，連周恩來都無法保護，結果負冤含恨以終。賀家遭厄，對劉濤也是一個打擊，自己又被迫向父親造反，精神大受刺激，變得悲觀消沉。六八年，有張大字報透露江青親自找她「談話」，想是出於「解鈴還是繫鈴人」吧。

　　受親人牽累的，何止劉少奇一家？湖南「省無聯」組織的中學生楊曦光，在文革中是個傑出的左派理論家。他熟讀馬列毛的著作，親身下鄉調查知識青年的遭遇；大膽提出了暴力推翻現政權（指劉鄧政權，在當時也算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的理論，以「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道出紅衛兵的心聲，因而名噪一時。六八年一月，「省無聯」被周恩來和康生等定為「反革命組織」。康生還大嚷說，中學生寫不出如此有水平的文章，暗示是他的父親捉刀。結果，「省無聯」的人全遭逮捕迫害。楊本人鎯鐺入獄，據傳被整得死去活來，簡直不成人形。他父親原是省農墾局長，因為兒子出事，被打成三反份子。母親是省工會副主任，也為此遭受迫害，終於自殺，真正是家破人亡。

　　文革初期，紅衛兵頭頭譚力夫因為「自來紅」思想氾濫，曾經宣揚「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政治血統論。這並不是他的發明創造，而是中共幹部子女直到今天還有的優越感。不過，它在文革初期打擊了廣大青少年的積極性，不利運動發展。江青和陳伯達為了敉平青少年的不滿，唆使紅衛兵鬥爭他。我就曾在北京體育場參加過鬥爭他的大會。

　　最近，人民日報又把譚力夫拉來控訴四人幫，由他嘴裡說出「一人受害，九族連坐，趕盡殺絕，斬草除根」的慘狀。他的老子譚政文曾是廣東公檢法系統的頭頭，已經去世，受譚力夫影響，也被挖出來批判。母親和未婚妻的父母備受牽累，弟弟妹妹入不了黨，也參不了軍。因為譚政文是湖南籍，甚至把湖南省委幾個領導人都打成譚力夫的後臺。

　　中國江湖上向來講究「一人做事一人當」，可見這才是人民的意頭。高唱民主法治和人權的七十年代，中國人還要為父母子女，兄弟朋友，或是長官屬下等背莫須有的黑鍋，這可是真正的「反潮流」。

　　【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還是叛徒特務充斥的黨？】

　　六七年三月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全國報紙同時轉載，各行各業，包括街坊里弄，都組織起來學習。這樣慎重其事，據說是毛澤東親自審查了稿子，加以修改潤飾過。另外，這也是官方首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戚本禹借批判電影，實際上全面清算劉少奇的罪狀，諸如打擊群眾運動，販賣投降哲學、活命哲學和叛徒哲學，鼓吹「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是「帝修反的應聲蟲」，「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等。

　　全面批判的信號一打響，批劉的文章便大批出籠。小字報和街頭巷尾的大字報和漫畫，動輒「劉××罪狀三十條」，或「五十條」、「一百條」……看得人頭昏腦脹。然而貫穿文革，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始終不曾點出他的名字，總是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中國的赫魯雪夫」取代。用代名來影射和批評的作法，在文革中十分流行，一時蔚為風氣。

　　我在美國時，讀了毛選頭兩冊，也讀了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簡稱「修養」），對後者印象很深。那時我們搞了個讀書會，山泉林下舉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時，都是拿「修養」作為要求自己的準則。回國卻發現「修養」是株「大毒草」，宣揚孔孟思想、唯心主義、個人主義和奴隸主義，脫離階級鬥爭，反毛澤東思想……半年時間，經典著作淪為毒草，我一時扭轉不過來，無法全盤接受，為此還被同時回歸的朋友譏為「右派」。

　　我並不是唯一被「修養」困惑的人。幾乎所有的黨員和黨外積極人士都中了它的「毒」，當過「劉修的信徒」，不過多數人都能夠「反戈一擊」，化「毒草」為「養料」，很快就變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戰士。這種改變，有時易如換貼標籤，小說人物歐陽海便是很好的例子。

　　文革一開始，文藝作品隨著作家挨批而一部部成了禁書，這時只剩下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和浩然的「艷陽天」兩部小說撐場面。這兩部都是暢銷書，「歐陽海之歌」在文革中還突破了百萬冊大關，譯成外語。然而主角歐陽海捧在手中聚精會神而讀的正是「修養」。幸好金敬邁不是「劉鄧黑線」上的人，小說又實在太暢銷了，禁也白禁，於是就讓作者簡單地替主角換本書，改讀毛選。這樣，書便照樣暢行無阻。

　　戚本禹在文章中還指責劉少奇「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在中央文革指使下，紅衛兵立刻組織了揪叛徒小組，出發到全國各地去訪問國民政府時代在監獄和拘留所工作的人員，翻查檔案資料和舊報紙，結果成績斐然。戚文出來不久，叛徒特務的名單逐漸公佈出來，看得大家目瞪口呆。除了毛周幾個元老及中央文革成員，絕大多數白區出身的高幹，已死或未死的，都榜上有名，如王若飛、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劉瀾濤……。至於中小幹部，更是數不勝數。大字報常用圖表來說明，那個監獄或反省院，在某人帶頭下，共自首若干人。叛徒榜上有名的人，不管當時他參加甚麼派別組織，立刻被造反派清洗出來。

　　到六八年清隊時，凡是有叛徒嫌疑的都受到隔離審查，整得很悽慘。許多單位出於打擊報復，造成了許多冤案和假案，像上海生化所，北京冶金部，都是冤案成堆的單位。有些臺籍黨員處境更尷尬。因為不能去臺灣查檔案，全憑人云亦云；到底是假自首，還是變節投敵，既無法對證，也下不了結論，案子到七十年代還「掛」著（無法下結論）的都有。再不作結論，這些人勢必要「掛」著叛徒的嫌疑上火葬場去。

　　這樁株連眾多的自首案是中共黨史上的污點，但也有其特殊歷史背景。據說劉少奇其時任北方局書記，怕北京淪入日軍手中，獄中黨員白白犧牲掉，加上國共聯合抗日，也迫切需要黨員出來工作，就親筆下令黨員可以假自首出獄。文革前膾炙人口的王若飛「獄中日記」，就提到這件事，說他看到劉的信，知道是一種策略，才答應辦手續出獄。再從發表的資料看，這件事（至少在事後），黨中央不但知道，而且有所諒解。「七大」就有假自首黨員當中央委員的決定，彭真、薄一波都進了政治局。「八大」更公開討論，鄧小平參與主持制成「六條規定」，對假自首，貪生怕死和真正叛黨的都有所區分。可見毛澤東並非如文革中所渲染的那樣長時期「無所知」、「受騙」。相反的，他是藉此大整老幹部，排除異己。當然，最重要的是公佈劉少奇本人對這件事情的交代，可惜至今仍是一段空白。

　　這樁叛徒案當時在民間引起一場震撼。很多人是首次聽聞，驚訝和鄙視兼而有之，但也有不少人暗中寄於同情。後者以為，沒有這批進出監獄的黨員的工作，中共難以取勝，事隔二十年才來算老賬，比兔死狗烹還冷酷無情；另外，許多黨員當時出於服從組織才寫「悔過書」，現在當作政治錯誤，要追究也該由劉少奇負責，打擊面不該無限擴大。

　　我在這個問題上也同很多人辯論過，對那些自以為嫉惡如仇的人，總疑惑他們有些幸災樂禍。我有個女友，她丈夫在歐洲入地下黨，文革前暴露了身份，不得已才回國，回來後成為頭號造反派。太太也儼然大左派，對自首的叛徒視若蛇蝎，似乎黨員個個都該殺身成仁。我不忍心問她：「假使你愛人在四十年代的中國，因為暴露身份坐了牢，你認為他就該引頸待斃，或者坐穿牢底？」

　　曾有人私下對我搖頭嘆氣：「這樣嚴厲，海外的黨員誰還敢給他們賣命？」

　　然而，那時候揪叛徒正勢如潮湧，誰表示同情，誰就是和叛徒一鼻孔出氣，跟著倒楣。四人幫中，江青是蘇州反省院自首出來的，張春橋也是有案可查的叛徒，他們偏把自己的材料抽走或毀掉，賊喊捉賊地大整別人。極少數拒絕出獄的，這時身價暴漲，捧為英雄。劉格平便是一個，在六七年三月，山西成立全國第二個省革委會時，躍為負責人。

　　批判叛徒的同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口號響徹雲霄，游擊戰爭取代一切，各個階段的白區工作都受到貶低和醜化。「洪湖赤衛隊」是描寫游擊戰爭，但據說是吹捧賀龍，硬是遭禁。描寫監獄鬥爭和地下工作的暢銷書「紅岩」和「青春之歌」均受到批判，打上「歪曲」或「美化」白區工作，「為叛徒塗脂抹粉」等罪名。沒有人讀「紅岩」不淚流滿面的，現在卻聽說是為叛徒樹碑立傳，大有上當的感覺。共產黨員的偉大形象一時在人民眼中大打折扣。中國若行民意測驗，黨員的名聲這時恐怕降到最低點。

　　揪叛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劉少奇的民憤也越來越大。據說他不但唆使別人自首，自己便是道地的自首份子。紅衛兵幾次要求公開批鬥劉少奇，都被周恩來擋掉。五月底，他們開始結成聯合陣線，組成討劉大軍，屯駐在中南海大門口。

　　我那時懷孕有六個月了，患水腫，走動很不方便，但醫生說需要運動，因此，經常散步到中南海外參觀。一眼望去，整條府右街紅旗招展，聲勢浩大得很。每個組織都佔據路邊一塊地盤，搭了帳篷，豎起旗幟，攤位上備有茶水桶，三餐吃乾糧，組織大的專門有人送茶飯。由南往北走過，我發現所有知名的造反組織都到齊了，並且都是「長期抗戰」的姿態，有的還作絕食的威脅，橫幅對聯都充滿了「血戰到底」的激昂慷慨。中南海門外由兩名解放軍把守，門外馬路當中放了一張檯子，收放所有的「討劉檄文」，一律紅紙墨字，間有白紙血書。每個組織或單位呈送檄文時，都煞有介事地整了隊伍，敲鑼打鼓而來。每天黃昏時，檯上的檄文由解放軍收了送進中南海去。我每回走過，耳目所及，就像進了甚麼熱鬧的集市，或者露營大會，我不禁佩服中南海內住戶的克制功夫。即使是大白天，這樣鑼鼓喧天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以後的大字報果然透露出來，陳毅對這件事大為不滿，還坦率說出來，平白給自己添了一條罪狀。

　　討劉進行了三十天，終於被周恩來說好說歹給解散掉。偶然碰到一位討劉大將，他供認再堅持下去，自己也將吃不消。因為天氣轉熱，露宿造成了衛生問題，加上絕食和血書都引不起反應，士氣大減，樂得乘此收兵。

　　這以後，事件迭起，轉移了群眾的注意力，批劉便侷限於文批。六九年春召開「九大」，宣佈永久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定他「叛徒、內奸、工賊」三條罪名。除了六六年那份「我的檢查」外，再沒有劉少奇任何的交代資料出現。喊句反動口號的「犯人」尚且興師動眾來公審，像劉少奇這樣數一數二的高幹，反而悶聲不響，任何連個走過場的形式都沒有。今日批判四人幫也沒有兩樣。開動宣傳機器把江青塗成禍國殃民的白骨精化身，但絲毫不給她辯白認罪的機會。這樣踐踏人權，只說明黨本身的虛弱，無法以理服人。

　　像所有失勢的高幹一樣，劉少奇政治上被判死刑後，他的消息整個封鎖。七三年，我在南京聽到他病重的小道消息。據說醫生怕犯錯誤，都不願給「叛徒內奸」治病，毛澤東聞訊後，派自己的醫生給他看病，一時盛傳毛澤東「寬大為懷」、「仁至義盡」云云。赫魯雪夫倒臺，還落個高收入的平民身份，有空寫他的回憶錄，「中國的赫魯雪夫」與他相比，待遇簡直不可同日語。

　　四人幫沒有被打成特務，總算是一大進步。在這以前，特別是文革中，幹部挨整，動輒冠以特務罪名，王光美是美蔣特務，陳伯達當過國（民黨）特，林彪逃亡的飛機朝蘇聯開，就打成賣國賊，葉群也查出早年是國特……。中共一向把國民黨說得十惡不赦，誰知自己的黨國元老倒臺時都被發現是國民黨埋下的定時炸彈，無形中大大神化了國民黨。這在人民眼中早成了笑話，只是沒人敢公然指出而已。

　　圍繞著劉少奇的批判和定案，中共整個審幹制度的缺點暴露無遺。要打倒誰，誇大罪名就像吹氣球般容易，甚至無中生有，公然捏造。不行法治而突出人治，結果造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劉少奇倒了，千萬個幹部跟著倒；林彪出事，餘黨查了幾年，一直追到江青身上；四人幫事件快兩年了，黨羽還清不完，幹部至今仍分甚麼風派、震派、捂派、溜派……。如今鄧小平全盤否定文革，大力推行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修正主義路線。他以有限之年，自然急如星火，可惜急驚風偏遇慢郎中，多數基層幹部卻畏首畏尾。這是幾十年鬥爭反覆太多，幹部整怕了，惟恐鄧小平身後又來個甚麼變化，普遍缺乏安全感。

　　七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公佈六二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側面代表中共承認整錯幹部。各報社論接著強調恢復了「黨內民主」，反對「個人稱霸」，要實行「集體領導」。這篇講話的摘錄在文革中的大小字報上都出現過，當時是用來證明毛澤東勇於承當責任，突出他虛懷若谷的形象。現在大張旗鼓地發表講話全文，意義正相反，成為迂迴批判毛澤東計劃的一個重要環節。

　　前不久，解放軍報已經宣稱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的標準，接著縮小範圍，指出「毛澤東思想的個別原理、個別口號，則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必須加以「修正、補正、糾正」。始自文革，解放軍報在政治理論上經常領先於紅旗雜誌，這次發動批毛，又搶先一著。毛澤東曾一再告誡不要槍桿子指揮黨，沒想到自己光挨槍彈，也是一個諷刺。

　　毛澤東一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有血肉關係，但他在反右、大躍進、推動文革所犯的錯誤必須要徹底清算。清算他的錯誤才是對中國人民負責，對中國歷史負責。我們只希望，中共在打倒自己塑造的偶像時，不要重複「鬥倒鬥臭」的伎倆，不要照搬對付劉少奇和劉氏家族的一套。

洋人在文革中

　　北京住有不少的外國人。除外交使團及其家屬外，還有各國親中共組織和團體的派駐人員，支援中共建設的專家，以及走投無路而來投靠的，這些人泛稱「友好人士」。文革前後，最常見諸報端的有日本的西園寺公一，美國的安娜．路易．史特朗和羅伯特。外交人員對文革的狂熱和極左都搖頭嘆氣，表面維持緘默而已，但友好人士多是「歌德派」，從西園氏的「北京十二年」和史特朗的「北京通訊」都可以看到一面倒的讚揚。

　　六六年夏秋，「造反有理」的口號震天價響，難免觸及了一些友好人士的靈魂。九月初，終有四個美國人起來造外事口的反，在友誼賓館貼出了外國人的第一張大字報。他們要求參加文革，不客氣地批評了中國政府對外國人設下的「清規戒律」。

　　中共儘管把自己人分成許多等級類別，如黑五類、紅五類，但哪一類都逃不掉勞動改造思想這一關，唯獨對外國人嚴守「內外有別」的政策。哪怕對方是共產黨員這種「階級兄弟」，也待之以上賓之禮，生活照顧遠超過蘇式的修正主義，而是地道的資本主義作風。這四個美國人指責的清規戒律包括：不參加體力勞動；不用改造思想；不能接近工農；不參加階級鬥爭；不參加生產鬥爭。外國人只許可有：高工資，高級生活環境，外加各種特殊享受。

　　其中高工資一項，與中國人相差懸殊，而且經常調整（只提高，不下降）。譬如，六四年又提高百分之三十，不少文教工作人員高到每月九百元。有些外國專家覺得過份，拒絕收受，中國幹部卻以為是「虛情假意」，三番兩次把工資硬塞到人家手中。

　　針對這種特殊待遇，四個美國人要求：中國政府把他們當階級兄弟看待，而不是視為無產階級專家；參加勞動；接受思想改造；連繫工農；參加三大鬥爭（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子女接受普通中國孩子的教育；與中國人同樣的生活水平；取消各種特權。

　　這份大字報立刻轉抄中央文革和毛澤東過目。毛澤東親自批示：「我同意，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同中國人民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做。」

　　李敦白據說是四個造反派之一，表現特別積極熱情，很快就參加了造反組織，戴上了紅袖章。我一到北京，多少人就告訴我：「洋人也起來造反啦！」其中李敦白名聲最響。

　　一張大字報就使中國人眾口鑠金，其實正道出一般人不平的心理。四九年以來，號稱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支援弱小民族反帝反殖的事業，六十年代又加上反修的口號，自封為社會主義陣營裡的正統，儼然是第三世界的領袖。人們以為從前洋人在中國作威作福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今天該一律平等，中外人民平起平坐才是。然而中國政府對洋人卻優禮有加，自動把他們抬成特權階級，食衣住行都高人一等。就像朝鮮戰爭後自動留下的美國戰俘，他們在北京享有成套的住房，外帶冰箱，工資比普通大學教員高一倍──這不是戰俘，而是高幹的待遇。除了高工資和高級住宅外，每個大城市還設有「友誼商店」，專供外僑和華僑購物用。中國人再好客成性，不平等就是不平等，但政府高壓，只敢怒卻不敢言。現在洋人自動造反，要求平等待遇，大家當然拍手歡迎，好像重溫了民國初年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時的輕鬆喜悅。

　　我們剛到上海的第二天，幹部局的人帶我們出去參觀。汽車首先駛向外灘，導遊幹部特地向我們指出：

　　「那是外白渡橋，從前洋人過橋不交錢的。這是黃浦公園，以前只給洋人享受，門口掛塊牌子，寫著『中國人和狗不得入內』。解放後我們重新擴建，把它變成人民大眾休閒的樂園。」

　　他說時充滿了自傲，我聽得很受用，抬頭挺胸地跟著洋洋得意。不久我們來到北京，我竟撞到一個中國人和狗不能去的地方。

　　記得是剛過了陽曆年，我一個人在東華門一帶閒逛，經過一家整修和維護比較勤的舖面。說它鋪面也不恰當，它門面是大，但不像左右相鄰的店舖那樣有展覽櫥窗；一對鑲著玻璃配著紅銅把手的門總是關著，不見有甚麼人出入。我早打這裡經過幾回了，全沒注意到它。這天，我不知怎地好奇起來，竟駐足在玻璃門外，貼上臉向內張望，裡面卻是一段空白走道，接著又是一道門，仍是看不出甚麼名堂。

　　正感到失望，身後傳來吆喝：「走開，走開！不要停留在這裡！」

　　厲聲下逐客令的是個穿藍布大氅的彪形大漢。他徜徉在路邊，我原以為是個過路的，沒想到還是個看門的。身為中國人，血液裡流著阿Ｑ的因子，我竟不敢問他憑甚麼對我下命令，就乖乖拔腳而走，心裡懷著一份私越禁區的犯罪感。偏又不甘當鼠輩，我一邊走一邊還回頭狠狠盯一眼，這才注意到玻璃門上四個燙金大字「友誼商店」。

　　無巧不成書，就在我自認晦氣的當兒，一輛轎車駛來停在商店門口。我索性站在安全距離外看個究竟。只見一對洋男女施施然下車來，留下中國司機和一條洋狗在車上（也許是土狗──我從不養狗，不會辨認──但認定了是洋狗自己似乎就少難受些）。剛才吆喝過我的大漢連忙搶上一步，為洋人推開了那扇標著「友誼」的門。

　　有過這次遭遇，我對造反的美國人不禁由衷敬佩。紅衛兵揚言要砸爛友誼商店，我也舉雙手贊成。然而友誼商店非但不許砸，還越開越大。東華門這一家嫌小了，以後在使館區興建了一棟美侖美奐的大樓，幾個拿洋護照的中國朋友都光顧過，但貨真價實的中國人還是關在門外。至於狗能不能入內，我尚未來得及調查。

　　由於毛澤京的批示和洋造反派的熱烈要求，外交部長陳毅終於在六七年一月中召見了一批外國專家，向他們傳達了外交部的決議。在自願的原則下，陳毅強調，外國朋友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勞動，專家的子女可以參加紅衛兵等等。

　　春耕開始時，報上陸續發表了專家到蘆溝橋公社勞動的消息。以後，寒春、洪若詩、李敦白等相繼發表文章，談自己如何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啟發，勞動如何聯繫世界觀的改造。有個外國專家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特別活躍，五月中曾經在北京外語學院批判劉少奇的「修養」，贏得掌聲如雷。

　　李敦白被捧成「殺出來」的造反派，外語學院的小報還登過他的照片，臂纏紅袖章，神氣活現。他還公開演講，出盡了風頭。但八月中火燒英國代辦處後，此君忽然銷聲匿跡。

　　有一天，景（左霖右鳥）來玩。她自去年年底結婚，就遷住到西郊，進城購物時，常到華僑大廈來聊天。話題不外乎文化大革命，這天正好談到「五一六兵團」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事，我提起了李敦白在外事口，他和「五一六」一度是響叮噹的名字。

　　「李敦白是特務，被看管起來了！」

　　景（左霖右鳥）口氣毫不含糊地告訴我。

　　特務？我瞪著她瞧，有些將信將疑的。

　　她丈夫在外事口工作，因此，這方面的消息我們都喜歡求證於她，當她權威看待。

　　「很多友好人士其實都是特務，」景（左霖右鳥）繼續給我開導：「譬如史諾，就是ＣＩＡ派來的特務。」

　　「史諾？」

　　我為之一愕。

　　「你不是上了『五一六』的當吧？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我的激動有些自私的成份，世堯和我回國有一半是受了史諾的影響，他的書本本必讀。印象中，史諾是「人民中國的忠實朋友」，從延安時代起，他就進出毛澤東的書房，為中共宣傳不遺餘力，說他是「開國功臣」之一也不為過。

　　「你的警惕性不夠高。」

　　景（左霖右鳥）說著，噴了一口煙。煙霧裊裊上升，襯著她一副站得高看得遠的神色。

　　「像史諾這種打著友好招牌的作家正是道地的文化特務。但是我們也不怕，我們知道他是特務，他的行動我們瞭若指掌，甚麼也跑不掉。他利用我們出名，我們也利用他作宣傳，彼此心裡有數。」

　　持這種論調的不止她一個，是當時極左思潮泛濫的一種反映。謹防特務的警惕性非常普遍，而且對中外人士都一視同仁──在這一點上，倒是真正做到了華洋平等。

　　【舊仇新恨】

　　六七年在記憶中，充滿了示威遊行。打響頭一砲的是一月底的反蘇大遊行，北京和上海同時發動，都有幾十萬人上街。在北京，目標是蘇聯大使館，也兼及法國大使館。文革是為了反修防修。與蘇聯衝突是遲早的事，但波及法國，則是意外。

　　六六年秋，我們去巴黎的「中國使館」申請回去定居。蒙黃鎮邀請，參加了「十一」的慶祝酒會，見到了所有中共派到法國的留學生。他們清一色學法語，年紀都在二十至三十之間。可能年紀相近，我們彼此談得頗投機。其中有幾位特別嚮往紅衛兵運動，心早飛回北京了，甚至打了報告，要求提早回國，唯恐錯過了造反的機會。每個與我交談過的學生都給我一個身在法國心在祖國的印象，當時使我感動不已。

　　中共果真招回各國的留學生，讓他們參加運動，接受鍛鍊。首批回國的是留歐學生，共六十九人。他們在六七年一月廿五日乘火車經過莫斯科時，列隊到紅場憑弔列寧墓；史大林墓早被挖走，但他們仍然獻了一個花圈給他。這些學生明知蘇聯派了兩三百名軍警圍在四周，虎視眈眈地盯牢著他們，還打開毛澤東語錄朗誦一番，高唱國際歌，喊「馬恩列史毛」萬歲外，再加上「打倒現代修正主義！」蘇聯軍警立刻蜂擁而上，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打傷了三十多名，重傷四名，一名肋骨斷了幾根，命在垂危，這就是一連串遊行示威的肇首「紅場事件」。

　　這個事件轟動了北京，外交部立刻發表「最最強烈的抗議」。它也激怒了法國的留學生，他們商量好去蘇聯駐法使館門口示威抗議。黃鎮過份謹慎，事先把學生的行動通知了巴黎警署。第二天，四十九個學生一出現在蘇聯使館外，就被事先埋伏的幾十名高頭大馬的法國警察攔阻去路。一言不合，又調來兩百名警察，團團圍住，棍棒飛舞，打傷的不說，還捉了一批關進囚車，鳴笛而去。

　　本來，戴高樂帶頭承認中共，又簽航空協定，法國政府在中國人心目中最是友好不過。這下打了學生，北京街頭立刻刷出「打倒法國反動派」的標語。

　　秋天裡，世堯偶然在街上撞見留法的一個學生。他也是挨打的一個，大罵被黃鎮「出賣」了。夏天裡，外交部招回駐外各國大使，據他說，黃鎮是被索討最急的一位，一下飛機就被他們架到外交部去鬥爭，以後罰他在部裡「勞動改造」。

　　但反法的情緒只是一時的，中共相當克制，並未升級。反蘇就不同了，舊仇添新恨，像滾雪球般與日俱增。蘇聯尤其重兵壓境，幾次在邊界挑釁，紅衛兵早有提出斷交的建議，但毛澤東就是有及時忍耐的本事，到底沒有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繼紅場事件的示威遊行後，蘇聯的態度變本加厲，指使暴徒闖進莫斯科的中國使館，毆打使館人員。留德學生的火車經莫斯科時，車站早有俄國佬備了雞蛋和爛蘋果等候，外加雪球和辱罵一道向學生拋擲過去。以後又沒收中國開出的國際列車上的「毛選」。

　　中國方面自然「以牙還牙」。紅衛兵不但在蘇聯大使館，連東歐國家的使館牆上都刷上了抗議標語。社會主義陣營中只剩下「小」朋友阿爾巴尼亞，作為口頭語「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證明。自從林彪當上副主席，他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幾乎人手一冊，一切行動都流行「軍事化」。造反也講究「近戰」和「夜戰」，紅衛兵甚至晚上也去蘇聯使館示威，攪得附近人家不得安眠。

　　二月中，蘇聯派專機來撤回使館人員。使館派去接機的大巴士路上被群眾攔阻，長達十四小時，車內的婦女和小孩備受折磨，被迫當街小便。第一批撤回的俄國人上機前吃盡苦頭，紅衛兵在機場入口搭起語錄牌長城，搭得低低的，逼得俄國人低頭彎腰，幾乎是爬行著過去。那一陣子，俄國人無事都不敢上街，單獨出行被圍困在街上的屢有所聞。

　　這些過份的舉動，雖然有「禮尚往來」的藉口，究竟是違背外交準則，但「中央文革」一概諉稱是群眾運動，裝聾作啞。紅衛兵對圍攻和作弄「老修」都美其名為「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蘇聯的任何反毛及反華的舉動，一經報導，莫不氣炸了中國人，有機會報復一下「老大哥」，也覺得揚眉吐氣。那一陣子，大家舊賬重提，大吐了一番受「大鼻子」欺壓的苦水。

　　不僅是旅館的服務員，還有旅館附近的鄰居朋友，都向我訴說三年困難時期，如何被蘇修逼債。中國人自己餓得面黃肌瘦，卻要從嘴裡掏出農產品去還債。蘇修卻百般挑剔，蘋果用斗量，過大過小都不合格，一律扔掉；一車皮貨品只發現一樣不合規格，便整車不算數，倒進海中，據說氣得周恩來眼淚都滾出來。

　　人們說起五十年代巴結討好老大哥的情景，更加有氣。長春汽車廠的一位女技術員有次來北京開會，就住在我們隔壁，整整向我念了一週的「仇蘇經」。據說蘇聯援助「兄弟國家」的機器設備都是國內老得掉牙的破爛貨，長汽廠的機器龐大笨重，像章魚腳爪般的履帶佈滿一地，工人走路常絆腳出事故。文革前，有人去日本參觀回來，才知道這些設備落後三十年都不止。

　　就這些破爛貨，蘇聯還派了許多「專家」來指導和維護，多數是草包，偏趾高氣昂瞎指揮。可恨的是許多幹部缺乏自信，唯專家是命，當大恩人招待，噓寒問暖。長春的夏天偶而熱幾天，專家上班時汽車直駛廠房內，工人夾道迎接，另有年輕女工用花露水向走下汽車的大鼻子身上噴灑，使專家的一天有個清涼芬芳的開始。這個女技術員親眼見一個專家拎了個破舊箱子來長春。兩年任滿回國時，不但身上煥然一新，還有十二隻皮箱裝得脹鼓鼓地用火車託運回去。另外，像蘇聯孩子打中國孩子，家長忍氣吞聲地吃「友誼第一」的啞巴虧。諸如此類的窩囊事，舉不勝舉。

　　二月初，陳毅接見西安來的紅衛兵時，揚言有可能與蘇聯斷交。人們估計，斷交之後必是宣戰，氣氛一時十分緊張。紅衛兵激昂慷慨，很多甚至要求參軍。我從不曾見過一個俄國佬，但只要想像一下自己人低聲下氣給他們灑香水的情景，胸口早像燒沸的水鍋，怒氣蒸騰了。

　　蘇聯「消息報」記者的房子座落在王府井大街上，每回經過，我總要狠狠盯它幾眼。春天到夏天，它門口牆上貼滿了大字報和標語，還有中國人發洩憤怒和輕蔑的「國粹」──痰沫。那日夜駐守在門口的解放軍一臉木然，被派上這種差使，想必只有自認倒楣。

　　【新義和團】

　　蘇聯並非唯一交惡的國家。早在六六年底，印尼就發動一次大排華。第二年初，驅逐了一名中共的副武官；三月裡又成心把中國的國名改為「支那人民共和國」。中共忙於文革，先採取克制態度，只發表了幾次抗議。抗議只招致排華的強化，四月中終於宣佈印尼駐京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接著發動強大的示威遊行。

　　西藏流亡組織風聞文革的紛亂，以為有機可乘，跑到馬德里中國使館前面遊行，當然引起中國的不快。印度政府也想乘火打劫，竟在喜馬拉雅山的邊界上做了手腳，越界私設了七座高逾一米的石頭堆。四月十一日，報上發表了上述的報導和強烈抗議，民間立刻譁然，「打倒印度反動派」便甚囂塵上。對於蘇聯，大家還有「棋逢敵手」的敬意，但印度在六十年代初的邊界戰爭中，被中共軍隊打得落花流水，還拍成紀錄電影在全國放映。她敢再來挑釁，中國人不但嗤之以鼻，還準備隨時飽以老拳。

　　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文章於四月一日由人民日報轉載。它在當時的對外關係上，無異是顆重磅炸彈。因為文章是毛澤東親自審核潤飾的，因此，六七年的外交紊亂，他應該負很大的責任。

　　這篇文章有一章專論「怎樣看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毛澤東假戚某之手，為六十七年前的義和團事件翻案，把憑血氣之勇，加上無知和迷信的義和團美化為反帝、反壓迫的愛國革命戰爭；把批評義和團是「烏合之眾」或「無知愚民」的都指為反動。

　　文章特別歌頌青少年在那場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尤其不憚其煩地描述北方一支年輕婦女組織「紅燈照」，著紅衣，提紅燈，拿紅槍；強調「紅燈照，義和團，親兄妹，鬥的歡，一個心，殺洋官。」政治敏感度強烈的中國人一讀就想到臂纏紅袖章的紅衛兵，彼紅者，此紅也，竟是一脈相承。義和團殺人放火加上邪術妖法，還是革命的群眾運動，那麼有組織有領導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當然更加革命，他們的所作所為，除了歌頌，誰敢批評？

　　中國人百年來受盡外侮，難免下意識裡有排外心理。經過這篇文章一煽動，排外情緒如山洪爆發；又像平空降下一把尚方寶劍，使排外合法化。它對於如火如荼的紅衛兵運動，更是火上添油。因此，四月以後，外交上由克制變為攻擊，急轉直下，勢如破竹。中央文革小組的手越伸越長，利用極左派如「五一六兵團」向周恩來和外交部奪權。三個月不到，除了「小阿巴」（其時對阿爾巴尼亞之戲稱），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成了仇敵。遊行示威已是家常便飯，群眾有時是先加入隊伍的尾巴，跟著喊叫了一陣，才弄清遊行的目的。

　　比起和英國的衝突，蘇聯種種又大為遜色。打春天開始，報上出現了香港「抗暴英雄」的報導。顯然，香港的左派感染了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大張旗鼓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因而遭到港英當局的殘酷鎮壓。一直到夏天，北京的人都在議論何時把香港收回。

　　凡是左派──絕大多數人都自封為左派──都主張立即收回香港。

　　「有原子彈上天的新中國，不能再容忍家門口有塊殖民地！」

　　少數頭腦清醒的人，認識到香港的戰略經濟價值，主張等一等。他們說：「不要打亂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戰略部署」也正是周恩來用來對付紅衛兵責問的擋箭牌。

　　回歸的幾家在這個問題上也分成兩派。我是主張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要一道解決，目前時機未到。三樓的服務員當然是清一色左派，有一回問我的意見。聽到我說臺灣問題解決前，香港只宜維持現狀，他們臉色都變了，好像我是戚本禹所指的「投降主義派」及「洋奴買辦」之流。

　　那一陣子，每個人都關心國家大事，以天下為己任，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真正應驗在廣大人民身上。不管對或錯，反正暢所欲言。但六八年「清隊」一來，血腥鎮壓接踵而至，人們方噤若寒蟬，四大自由頃刻化為過眼雲煙。

　　收回香港與否雖然有歧見，但對香港左派與港英當局的衝突，中國人則一致支持，誓為後盾。外交部每發出強烈抗議，民間都繼之以示威遊行。

　　五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老宋等幾個服務員自動加班，蹲在走廊上寫標語，趕著糊寫紅綠三角旗，準備第二天去作反英大遊行。一問之下，才知外交部剛向英國代辦霍普森遞交了「最緊急、最強烈抗議」，聲援受港英迫害的港九工人。

　　第二天我們跑去代辦處參觀，只見門前、牆上、馬路上，到處貼了大字報和大標語。遊行的隊伍像潮流般，一批過了又一批，人人跟著領隊的揮舞拳頭呼喊口號。敵愾同仇的情緒當然有，但不可否認的，表演和節日的氣氛也頗濃厚。

　　這次遊行之後，立刻發生了香港警察打新華社記者的事件，雙方衝突越演越烈。以後，英國代辦處成了長期遊行示威的對象，連洋朋友也來聲援。隨著盛暑的來臨，人們的情緒逐漸沸騰，到八月中旬，終於一發而不可收拾。

　　【陳毅怒氣沖天】

　　陳毅在文革中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有人要打倒，有人要保衛。倒陳或保陳的人都承認一點：陳老總坦率直言，胸無城府。連毛澤東都說他是「陽謀」，不是陰謀。

　　我剛到北京不久，就聽到「陳老總」戴黑眼鏡的故事。據說中央原先在賀龍和陳毅之間物色外交部長。賀龍長得一表人材，本來是外交部長的最佳人選，但他一則不如陳毅有文采，二則脾氣耿直暴躁，一言不和就拍桌跳腳，在國際外交上怕有失體統。然而陳毅生氣時，也是橫眉怒目，結果周恩來想出個補救之道，叫他戴上墨鏡好歹有個保護色。這種傳聞不足信，但它很能說明陳賀的性格，周恩來對陳毅的呵護以及人民對陳毅的愛戴。

　　在六六年，陳毅還是個可親可愛的人物。大字報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雖然波及外交部長，只要求他站出來揭發檢舉，尚無打倒的意思。伙同劉少奇訪問印尼是他的「罪狀」之一，但整個訪問不是他的決定，無法叫他負全責。造反派刊出他在雅加達一個觀禮臺上公然打瞌睡的照片，認為「有傷國體」，但大家看了都發笑。誰不曾打過瞌睡？

　　他的真正麻煩是外事口的工作組在外語學院（受雙重領導，也歸外交部管）打擊了幾個學生，所謂執行了資反路線。外語學院的一派紅衛兵溯本追源，揪住陳毅不放，另一派則批中帶保。揪陳的一派要求陳毅去外語學院作檢查。

　　剛開始，不但周恩來──他自始至終保陳毅──連江青也保陳毅。

　　六七年一月十日，幾個首長接見紅衛兵代表。江青曾公開保陳毅：「比如陳毅同志，說錯話，寫過一些詩，說話說過頭也有。我甚至可以同他當面爭執。但他不是兩面派，他甚麼都說，這是好的。」

　　江青這篇講話流傳很廣，她斬釘截鐵地褒貶了許多高幹（如呂正操、彭真和林楓是「桃園三結義」，壞；陶鑄、王觀瀾、王震都不好，不如陳毅和譚震林；劉志堅壞得很）。因為她的身份特殊，大家都認定是代毛澤東傳聖旨，給幹部定性。

　　有了江青為他定調子，陳毅一月底就去外語學院向師生作公開檢查，承認執行了劉鄧路線，原因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就像他事後向人抱怨：「一次檢查不老實，二次檢查不深刻，三次檢查耍花招，四次檢查有陰謀，五次檢查矇混過關，沒有觸及靈魂，檢查死了也過不了關！」他的檢查也是一派喊好，另一派叫歹，爭論個不休。

　　陳毅壓根就不贊成搞文革，反對大字報上街，認為不但洩露國家機密，而且給共產黨抹黑。他公開同情劉鄧、朱德和賀龍，同情所有被批判的老幹部。

　　其時紅衛兵以毛澤東為護身符，威風凜凜，許多高幹對這些年輕人只有低聲下氣的份兒，獨有陳老總全不把他們放在眼裡。

　　「現在外面火燒我陳毅，」他警告造反派，「但是不要燒死了，中央還要用我。」

　　「打倒大軍閥朱德，幹了幾十年（革命），這不是給我們臉上抹黑？一揪就查祖宗三代，人家會說你們共產黨怎麼連八十多歲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賀龍，這是我根本不同意的。賀龍是政治局委員、元帥，現在砸爛狗頭，這能說服人嗎？你們共產黨究竟是甚麼人？人家罵共產黨是過河拆橋！」

　　他不但大聲疾呼劉少奇不曾反對毛澤東，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罪狀一百條是捏造等等，還跳出來承認自己才是反對毛澤東的。

　　「我沒有別的本事，我不學毛著，但有經驗。」

　　「我也反對毛主席，但他上臺還重用我，反對過他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擁護他的不一定是革命。」

　　像他這樣實話實說，才真是「一句頂一萬句」（林彪吹捧毛的話）。

　　我最佩服的是他預言毛澤東要被修正：「物極必反，馬克思出在德國，德國就有考茨基、伯恩斯坦把他修了；列寧出在蘇聯，又出了個赫魯雪夫；毛主席在我們國家，也會有人修他，不信二十年以後看！」

　　他不但貶低毛澤東，也貶低紅衛兵：「現在是中央允許學生發神經病。」

　　這句話差些把紅衛兵氣死！

　　陳毅偏不在乎：「我講這些話，可能觸犯一些人，我要慘遭犧牲，我願意，我不怕。」

　　【二月逆流】

　　自從拋出陳毅的檢查後，相對地安靜了一陣；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反蘇、奪權等大事上。不料一到四月，忽地又颳起批陳的熱風，而且一陣猛似一陣。大字報公然指責他是劉鄧司令部的人（理由之一，他從前是新四軍的軍長，劉少奇當政委，兩人合作無間），又說他是「二月逆流」的幹將。

　　上海「一月風暴」以來，各地都在醞釀奪權。康生、江青和陳伯達控制的文革小組急著在北京樹立樣板，對舊的黨委和行政組織，一概縱容造反派去打倒。國務院各個部門於是「倒」聲震天。面對一片倒的危機，周總理憑著超人的忍耐和個人的威望，親自出來保他的部下過關。

　　「我一共就是這麼幾個副總理可以辦事，」他曾經向紅衛兵訴苦，「要我一個個去保，哪有功夫呀？」

　　他的副總理又轉過來去保他們手下的副部長，其中譚震林和陳毅最是不避嫌疑。譚震林負責農林口，對八屆十一中的決議根本不服氣，絕不承認自己執行了甚麼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農林口管轄很廣，畜牧、漁業都在內，確實也是亂不得，因此哪個部下有個風吹草動，他立刻去保。他還公開支持保字號組織，極力促成幹部「三結合」以組織革委會，用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奪權來抗拒中央文革的奪權方式。他對造反派沒有好感，曾經不客氣地說：「群眾，群眾，沒有領導頂屁用！」

　　陳毅保他的部下更是不遺餘力。他公開和外事口的造反派唱反調，說龔澎（喬冠華元配，清隊時終被江青這一派整死）不是「三反份子」。造反派上午鬥爭副部長劉新權，他晚上就請劉吃晚飯，表示慰問。他當面訓紅衛兵：「你們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

　　紅衛兵和造反派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撐腰，猛沖猛打，不是猖狂，而是瘋狂了。幾個副總理和老帥忍無可忍，二月裡的某天，在懷仁堂大發牢騷。

　　陳毅抱怨：「（造反派）把我的司長的職都撤了，我都不知道！我還當甚麼外交部長？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據說當時譚震林怨聲最大，而葉劍英怒氣最大，當眾拍桌子把手拍腫了。

　　這大鬧懷仁堂事件是老幹部對奪權的抵觸和掙扎的集中表現，被造反派稱為「二月逆流」。

　　葉劍英和毛林在此以前沒有甚麼恩怨。毛澤東選林彪為繼承人的理由（林彪功在黨國，高舉毛澤東思想，年輕，身上多傷，但腦筋健全等等），還是通過他向紅衛兵傳達的。他沒有立山頭或捲入派別，因此毛林一直保他，二月逆流後倒平安無事。

　　譚震林就慘了，成為反抗革命潮流的標幟。以後誰反對毛林為首的司令部，誰就被標以「×老譚」，一時老譚滿天飛，像武老譚（陳再道）、許老譚（許世友）等。

　　二月逆流不但是陳毅的反革命「現行罪狀」，第二年三月，他仍表示不服氣──這次「頑抗」使他升級為「反二月逆流妖風」的主將。

　　四月中大揪陳毅，部份原因與他兒子參加「聯動」有關。

　　聯動是紅衛兵中的極右派，主要成員是高幹──尤其是被打倒的高幹──子弟，如朱德的孫子，陳毅、賀龍、薄一波、李井泉……等的兒子，「血統論」者譚力夫也是一名幹將。他們原以「想當然」的接班人自居，與有保字號之稱的首都「紅二司」掛鈎，屬於「北京西城糾察隊」，以打砸搶聞名。有一回，我乘公共汽車去西郊，路上見一群少年乘自行車呼嘯而過，目無交通秩序，原來就是聯動份子。他們常組織單車隊，慣在三更半夜作旋風出擊，簡直神出鬼沒。

　　這些人原先都是江青的寵兒，喊她江阿姨。自從老子被批鬥，才組成聯動，公開保老子，而且遷怒於周恩來，打出「轟炸江青，打倒周恩來和陳伯達」的旗號，尤其和江青勢不兩立。反江青就意味著反對毛澤東，何況他們還故意喊「紅彤彤萬歲」來代替通行的「毛澤東萬歲」，因此被左派紅衛兵視為異己份子。

　　這麼多高幹子弟反江青，使她大為頭痛，只好恩威並施。據紅衛兵說，六七年初，她曾下令拘押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賀龍之子賀鵬飛和陳毅之子陳小虎，但很快釋放，表示警告之意。四月中，江青忽然大批逮捕，共有一百三十九名成擒。她親自說教了一番，最後還是釋放了他們，目的是突出自己的寬大為懷。

　　有過這段拘捕案底，聯動成員的家長都受到壓力。兒子反毛、反中央文革，老子會好到哪裡去？陳毅就是吃的這個虧。小報中揭發，他曾給兒子打氣：「不要怕，沒甚麼了不起，最多不住中南海（指丟官）拉倒。」

　　自春天開始，倒陳之聲如雷灌耳。周恩來說破了嘴，還傳了聖旨說對他要「一批二保」，造反派都當耳邊風。夏天裡，以姚登山為首的造反派幾次要綁架他，但周恩來防範很嚴，派了大批警衛人員，寸步不離地守著他。這在北京已是公開的秘密，外事口的造反派以敢和周恩來在暗地裡「鬥法」而洋洋得意。

　　二月逆流的名單內沒有周恩來，但他顯然是老幹部的核心和支柱。有他在，奪權絕非易事。以江青和林彪為首的極左派勢力認識到這一點，便掀起一股倒周的暗流。「五一六兵團」便充當了馬前卒。以極左份子劉令凱為首的一伙，先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奮戰了一個春天，陳毅始終打不倒，他們狗急跳牆，終於在王關戚和江青的默許下，在天安門廣場刷出「砲打周總理」的大標語。

　　這個兵團原是一支默默無聞的紅衛兵組織，但它的極左思想一旦被王力、關鋒、戚本禹賞識後，身價自是不同。它在外事口發展得特別快，成為王關戚插進外交部的尖刀。它的名聲也因這倒周而令人側目，以後在南京繼續搞「砲打」，以許世友為靶子。

　　但「倒周」在當時絕不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他需要周恩來在他掀起的大亂中替他維持不亂的局面，因此，這標語在廿四小時之內就被蓋掉，而且未再出現過。周恩來自己則視若無睹，接見群眾組織無數次，從無一句怨言。

　　周恩來的地位一再受到挑戰，處境相當困難。張春橋、姚文元一鼻孔出氣，他們把持了文革小組，利用極左派向他施加壓力，搞變相的圍攻，逼得他像魯迅說的要「蟹行」，橫著走以防冷箭。那時，中共對外關係已到四面楚歌之勢，周恩來為顧全大局，只好妥協，向造反派作出讓步。八月中，街上貼出了大字報，陳毅在人大會堂作了檢查。

　　在外交緊張關頭，毛澤東也覺得不能叫外交部長太丟臉，更使局勢惡化。因此，陳毅作檢查時，允許周恩來作陪，江青、陳伯達和康生代表中央文革出席保駕。周恩來事先談妥條件，不能讓陳毅九十度彎腰，不「坐噴氣機」，不許喊「打倒」，更不許照相。這些清規戒律造反派已是百般不耐，誰知陳毅的檢查竟是泛泛其詞，據大字報說，比他在外語學院的還差勁，使他們怒不可遏。

　　周恩來剛鬆了口氣，「五一六」卻發動了突襲，出其不意地綁架了陳毅，不但遊街，還開大會鬥爭他。會上，陳毅被迫「坐飛機」，作低頭認罪狀，而且拍成照片。這照片很快就流傳到海外，據說是李敦白的傑作，成為他特務罪證之一。這次綁架，陳毅的辦公桌被非法搜查，部份國家機密資料以「黑材料」的藉口公然搶走，完全目無法紀。

　　極左派把私鬥陳毅比成「揭開了外事口階級鬥爭的蓋子」。蓋子是開了，可惜瓶子裡出來的卻是興風作浪的妖怪。

　　【姚登山，三天外交部長】

　　這個時期，「毛主席的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大出風頭。中共驅逐了印尼代辦後，印尼出於報復，也驅逐了臨時由三等秘書提升為代辦的姚登山。他五月一日到京時，中共安排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場面：七千多人到機場迎接，所有不倒的高幹如周恩來、陳伯達、李富春、江青、康生……（除了毛澤東和林彪）全部出場，再加上知名的外國人士以及紅衛兵組織，真是洋洋大觀。用這種迎接國家元首的最高禮遇加在一個臨時代辦身上，主要是作給印尼和其他國家看；特別是蘇聯。北京曾流傳一則消息，說柯錫金公開廣播，支持所有反對毛澤東獨裁專制的反叛份子。毛澤東本人也透露，流亡在莫斯科的王明其時正寫文章攻擊文革。中共借歡迎姚登山的機會向全世界表明，舉國上下支持文革，尤其是支持文革中推行的極左外交政策。

　　機場歡迎還不算，毛澤東和江青又破格接見了姚登山。外事口印刷的小報上登了接見的照片，看得大家要淌口水。姚登山一手挾持毛澤東，一手扶著江青，笑口大開，那左擁右抱的得意狀，比毛澤東神氣多多。這是我僅見的一張照片，其中神一般崇高的毛澤東竟成了配角。

　　這種殊榮使姚登山身價百倍，他立刻被捧上了天。「時勢造英雄」，多少單位和組織請他去作報告。他也以為自己「功在黨國」，有請必到，越說越得意，把自己打扮成天字第一號的英雄人物。外事口的造反派搶著吸收他加入組織，奉為領袖人物。我不記得他是否參加了「五一六」，但與後者關係密切是不爭的事實。

　　「五一六」在外事口聲勢逐漸浩大，它和以左派自封的首都「紅三司」（蒯大富和聶元梓這一派）掛鉤，背後有王力、關鋒、戚本禹支持。王關戚都是乘直升飛機爬到「軍中文革小組」，再躍上「中央文革小組」的年輕理論家，不學無術，最大本事是揮舞「打倒一切」的大棍。這種投機份子和江青正好臭味相投。許多公開場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關戚都站成一線或連坐成一排，明顯地自成一個「左派集團」。由於三人的軍人身份，加上橫跨兩個文革小組，許多人相信「五一六」也受到林彪的支持和利用，是林江的別動隊。

　　自從姚登山跨上外交舞臺，極左派如虎添翼。外交部受到影響，對外態度越來越強硬──其實是僵硬，四面樹敵，還自鳴得意。姚登山不但到外地參觀和演講，還接見外賓，儼然是外交部的發言人之一。他動輒引用毛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時，外事口對外交使團採取近乎敵視的態度，以「革命」取代國際外交準則。譬如，有一次外交部還通知各國外交人員，對於他們中的「反動派」不再負責人身安全，但甚麼樣算「反動派」？人人一頭霧水。

　　六月五日的「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慶祝「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廿五周年的文章。他除了談文藝，乘機扯上當前的局勢，賦「排外」以新意。這一來，「五一六」之流更加耀武揚威，完全是「新義和團」的姿態。我們旁觀者為外交局勢的緊張和紊亂，愁得坐立不安，造反派卻叫嚷「越亂越好」，「是亂了敵人」，可以「陣營分明」。

　　對港九的工人罷工，中國無條件地支持，北京、上海、廣州不斷地舉行示威遊行。和外蒙古也發生衝突，五月底三名華僑教師被驅逐，中國使館人員和記者被毆打，於是遊行示威又加上「打倒蒙修」一條。與外蒙有磨擦，勢必影響內蒙的文革運動，蒙古族人或避造反，或避武鬥，經常越界跑進外蒙，引起了邊界糾紛。「參考消息」這時連篇累牘地刊載蒙古受蘇聯剝削利用的細節，指責他們狼狽為奸，與中國人民為敵。八月裡，為了報復蒙古的敵對行動，紅衛兵燒了蒙古大使的座車，還闖進使館示威，使兩國幾乎斷交。

　　與緬甸的邦交也出現裂痕。援緬的技術員劉逸被殺害，北京發表抗議之外，還開了盛大的追悼會。駐京的緬共副主席在會上發表講話，罵自己的政府是「反動派」。在北京，這只不過增加一個「打倒」的對象，真正倒楣的是處在夾縫中的緬甸華僑。

　　和印度的衝突在六月中惡化，起因於紅衛兵逮到了一名印度間諜，宣稱人證俱全。印度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在北京郊區照相，據說目標是軍事重地，被當場揪住，以從事間諜活動論罪。外交部除了發表「最強烈」抗議外，人民日報捉住這個機會大作文章，公開警告外國使節不得渾水摸魚搞間謀活動，否則要受中國法律的制裁。

　　魯冠南當然驅逐出境。印度採取報復行動，打砸中共駐印使館和人員，甚至中斷使館與中國的電報連繫。兩國間「最最強烈抗議」互相拋來擲去，舌戰和武打雙管齊下。中共方面對印度絕不示弱，除了發起萬人大遊行外，還在六月十七日送第一顆氫彈上天，以配合外交上的攻勢。

　　六月廿一日，姚文元率領紅衛兵代表團訪問地拉那，計劃要輸出革命。可惜阿爾巴尼亞雖然整天喊「和北京心連心」，中國援助是多多益善，文化革命則敬謝不敏。姚文元碰了一鼻子灰回來。

　　印度間諜案其實是報復印度反華的口實，間諜活動並無多大內容。那一陣子，外交部的機密洩露多矣，在郊區拍個照算甚麼？最成功的諜報人員是日本人，他們和中國人一樣面孔，穿上人民裝，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混在人群裡根本無法識別。據日本歸來的朋友說，大字報多得日本人抄都抄不贏，乾脆用袖珍照相機（譬如裝在手錶或打火機裡）整版地拍攝。

　　許多造反派也有警惕性，小字報通常不賣給外國人。發現外人出現在「供內部閱覽」的大字報前，大家會加以注目；再不識相就不客氣地把他擠走。魯冠南事件便是紅衛兵提高警惕的成績之一。

　　八月的北京一天比一天熱，與港英當局的衝突和氣溫一樣，也節節上升。造反派疲於遊行示威，火氣很大，喊出了「絞殺」英國代辦的口號，渴望採取甚麼速戰速決的行動。

　　以姚登山為首的造反派，在私鬥陳毅後不久，乘勝發動攻勢，全面佔領了外交部。八月二十日，街上貼出歡呼奪權勝利的標語。中央文革小組沒有表態，那就是默認，至少也是觀望。姚登山自封外交部長，上臺第一件事就是電召所有駐外大使回國挨批鬥。為了抗議港英鎮壓左派，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限期答覆」的要求。期限過後，答覆未來，姚登山決定給英國人一點顏色看看。他在二十二日下午策劃了一次以「五一六」兵團為主力的大規模遊行。當天夜裡，極左份子縱火燒了英國代辦處。

　　雖然房子不曾燒光，也未惹出人命，但這種舉動幼稚得過火，使中國政府和人民都羞愧不已。第二天，毛澤東下令外交部軍管，姚登山靠邊站──他一共只當了三天外交部長。十月中，他被逮捕，以後長久沒有消息。直到七一年，北京才召開萬人公審大會，把他提出來批鬥，判了十年徒刑。

　　就在他當部長的三天裡，據外事口的人說，洩露了很多國家最高機密。對外廣播大權被「紅色專家」李敦白搶去。據說他乘機作了不利中共的廣播，還在廣播中遞送情報，因此很快被逮捕法辦。

　　在周恩來的反擊下，中央文革被迫宣佈外交部的奪權無效。從此，周恩來親掌外交大權。對外關係經歷了一場暴風雨後，開始走向和解的平穩道路。

　　九月一日，江青親自宣佈「五一六」為反革命組織。它的成員在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受到清算。許世友出於報復和打擊林彪，在江蘇大揪「五一六」，歷時兩年餘，株連上萬人。在文革中，反對周恩來的都沒有好下場，「五一六」是第一個例子。

　　一年前此時，「造反派」三字擲地有聲。如今人們把它和「胡作非為」等同起來，敬意大減。「造反有理」的結果是武鬥不休，人民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和破壞。一小撮思權若渴的造反派忙得焦頭爛額，芸芸眾生卻無所事事。大家都開始盼望文革趕快結束。據說毛澤東計劃兩年完成文革，大家扳著指頭算，兩年不快到了嗎？可惜動亂偏方興未艾，正像毛自己說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這個又長又熱的夏天裡，唯一的補償是北京街上賣了幾回的荔枝，成筐成簍地出售。這是因為香港左派暴動，罷工罷市，廣東的荔枝銷不出去改向北運的結果。北京夏天都有個把回荔枝賣，點綴而已，從不像這回這麼豐盛。

　　這次荔枝也運到東北賣，使東北人大開眼界。那年冬天，東北來的幹部在我都旅館開會，給我說起一段學吃荔枝的趣事。原來東北有很多人不曾見過荔枝，但也知道這是詩人李白讚美不已的水菓，雖然貴（在北京，記得是賣六毛八分一斤，幾和豬肉等價；東北物價比北京貴些），都買來嚐新鮮。從未吃過，自然不知怎麼吃，就用水洗了，連殼送進嘴裡嚼。等吃了苦頭後，才悟出剝皮的道理。

第一次分配

　　我有個學藝術的女友，四十年代留美，一心等學成要返鄉報效祖國。在美結婚時，先與丈夫約法三章，不但要回歸，而且孩子也要生在中國。身懷六甲時，她果真摒擋一切，草草收拾了就和丈夫飛去中國，及時把孩子生在北京。十幾年後，她再度飄到美國，卻已家破人散，一切恍若隔世。

　　她和我一見如故，除了經歷相似外，談到曾希望下一代要「土生土長」這一點，尤其認為知己。

　　六七年初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醫生給我一張驗明有孕的診斷書。出了醫院，我一路踏雪回旅館，腳底輕飄飄的，心裡卻熱烘烘，喜得把滿天的飛雪都看成天女散花的好兆頭。直等著回國生孩子，這下可如願以償了。

　　我常以為我們這一代殘缺不全，有的不生在統一的中國，有的雖生於大陸，卻要輾轉繞地球一周才得回歸祖國，倍嚐流浪和追尋的滋味。好在這種顛沛流離的日子都可以在下一代得到補償了。他們將在和平和建設中土生土長，成為新中國的新一代，有比這個更幸福的嗎？

　　就在喜悅的企盼中，傳來了我母親病亡的消息。早料到她將不久於人世，但接到報喪的信仍是驚訝和悲傷交錯，對著信紙淚如雨下。

　　六五年畢業時，原計劃冬天回歸。母親忽然發現了胃癌，需要住院動手術。為了籌醫藥費，我去大學圖書館工作。手術後，醫生預言她只有六個月的壽命，家人都要我回去看她。

　　母親和我感情最是深厚。長年的貧困日子我們一起熬過來，互相了解依賴，因此親情之外又加上友誼。不管是父母爭吵，還是父親和我的磨擦，我們向來站在一條防線上，也是親密的戰友。她是文盲，意識到自己不久人世，一再托人帶口信要我回去一趟。可惜我出於政治恐懼感，動也不敢動，只托朋友去探望她。至親彌留之際不能親待在旁，這是我今生最大憾事。

　　算算母親去世的日子，正是我們夫婦抵達上海的一天。朋友怕我傷心，故意壓了一段日子才向我報喪。世堯曾把那一天改為自己的生日，我想著也有理，它是我母親生命換來的「新生」。

　　自懷了孩子，特別想念母親。常想把腹中這塊肉取名「念慈」或「念台」，但怕被人笑是封建，甚至引起政治誤會，只好嘆息作罷。

　　姓名革命化在文革中已成了一項新潮玩意兒。成千累萬的人改名字，永紅、衛東、咏東、向東……不一而足。有些人連姓也不要了，像錢浩亮，乾脆只報浩亮，因為要錢就不夠無產階級。他因為演江青的樣板戲「紅燈記」而紅遍中國，好多人竟以為他姓浩名亮呢！

　　我們閒著沒事時，常拿本新華字典翻查，琢磨未來孩子的名字。國內很流行單名，所以，我們擬了一串段紅、段華、段煉……的名字，不知用哪個好。

　　春天裡，新漢和小燕回來了。是他們替我們敲定，不管生男或育女，鐵定叫段煉。

　　到三月底，大地回春。北京城裡還有些羞怯瑟縮，郊區卻已綠意盎然。冬天裡被紅衛兵當路走的麥田，此時一片綠油油，像透了小時候我家裡種的韭菜園。許多知識份子為了錯把麥苗當成韭菜，被批得體無完膚，說甚麼「五穀不分」，只知「騎在人民頭上」云云。動輒得咎，只有封上嘴巴，難怪大陸的知識份子暮氣沉沉。

　　一到春天，我的肚子便一天天鼓起來；而且患水腫，四肢欠靈活。據服務員說，十八年來，還沒聽說有把孩子生在旅館內的。我當然不想破例，經常催問幹部局，要他們快找工作。

　　五月中，因為奪權而引起的武鬥，已波及全國。新政權建立和鞏固前，人事安排自然免談。回國的幾家都寧可在北京等待，怕被草草分配掉。他們全都要求分配在北京，長期等下去當然無所謂；我們反正去那裡都行，巴不得早走，好安排生產的事宜。

　　六月初，香樁樹冒芽的時候，幹部局來了電話，說工作接洽有眉目了，很快便見分曉。月底，石同志和三四位不願意報出姓氏的幹部一同光臨，通知我們工作安排順利完成。

　　「你們去南京的華東水利科學研究所，段先生研究水利，陳先生的工作到時由水科所再作安排。」

　　我大學和研究院全唸的英美文學，早知無用，隨時準備改行。去水科所工作，絕對和文學掛不上鈎，因此我很放心。

　　但世堯一聽到水利，不禁皺起眉頭。

　　「我不是學水利的，」他向幹部局解釋，「我學流體力學，專搞氣象和海洋方面的研究，沒有搞過水利。」

　　為首的一位立刻展開說服的工作，說水利是當前國家的需要，也最適合我們的專業。

　　「而且，」他強調說，「把你們分去南京，是國家對你們的照顧。」

　　這倒是真話。能去南京確是比我們預料的好很多。我們曾經準備，除了西藏高原太冷我們身體吃不消外，連新疆我們都願意去──據說新疆很缺專業人材，而內地的人都怕去。

　　一般大學畢業生逢到分配工作時，都展開了「爭北京、戰上海」的幕後活動；其次是如天津、南京、杭州等永久對外開放的五大城市。我們不吭一聲就被分去南京，真是感激之至。

　　但世堯投奔祖國，當然希望學以致用。他在臺大唸土木系，搞水利亦無不可。然而氣象和海洋在中國是急待發展的科學，要他放棄研究院六年所學，於公如何不敢說，於私則是前功盡棄。

　　「我還是想做有關流體力學的研究，」世堯誠懇地表示。

　　因為體諒運動時期工作難找，世堯雖然早被傳染了「教書危險論」的思想，還是做出了讓步。

　　「如果不能做研究，那麼我去大學教流體力學這方面的學科也行。」

　　「我們認為水科所最適合你做研究的志願，」石同志說。「水不就是流體嗎？」

　　後面這一句問得直截了當，一本正經。我和世堯面面相覷，一時啞口無言。誰能說水不是流體？

　　打春天以來，我便發覺石同志緊跟革命形勢，言論越來越左。有一回我們談到醫療要革命，城裡的醫生要走出實驗室，面向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迫切需要。

　　她忽然說：「我們不能再搞資產階級繁瑣哲學這一套。有些反動學術權威浪費了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專搞疑難怪症的研究。為了救一個人，投進大批人力，還不如再生個人划算！」

　　我當時以為自己聽漏了，敷衍地點著頭，不敢置辯。她走後，我和世堯對證了一下，不禁有脊背生風的感覺。

　　直到我們離開北京，石同志一直就是這副嘴臉。

　　那天，見世堯對工作性質頓為固執，幹部局的人知難而退。他們要我們多多考慮，過兩天再來聽取回音。

　　兩天後，他們找來了一位水科所出差到北京的幹部，由後者向我們介紹了所裡的情況。我們很感激，但世堯仍以為改行幹水利不合適。

　　幹部局的人臨走前，坦率地勸告我們：「還是去南京好。水科所對你們來說，是最理想的單位──我們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

　　這話頗堪玩味，如果註定非去水科所不可，我們再拖延下去，豈不白浪費自己的時間？

　　這時恰好有個全國性的工業生產會議在北京召開。我們大廈住滿了中原和西南地區來的幹部。這個時候能上北京來開會，多是有權有勢的造反派，公務之外，都忙著私下搞串連、亮派別。我們這一樓就住有四川來的，保李井泉和反李井泉的勢均力敵，沒事也爭得面紅耳赤。湖北來的有幾位是「百萬雄師」的隊員，據說得到武漢軍區的支持，毛澤東要軍隊「支左」，那他們自然是響噹噹的左派，因此神氣得很。

　　我們和這些人早晚見面，很快就混熟，樓梯或走道上碰頭時常要聊幾句。我是心裡有事便擱不住的人，馬上把分配到南京的事告訴他們，順便打聽南京的情況。

　　「南京好地方呀！」每個人都豎起拇指。

　　「南京板鴨呱呱叫哇！」言下不勝羨慕。

　　人人都把工作地點看得比工作性質重要；物質比精神重要──這倒合乎馬克斯主義。

　　「南京有個大屠宰場，從來不愁沒有肉吃！又靠近上海，甚麼工業品都有辦法買。三年困難時期，好像沒聽到南京餓死過人嘛……當然，名勝古蹟也不少，有個玄武湖。」

　　我說：「好是好，就是專業不對口啊！」

　　「怕甚麼？南京那麼大，是全國五大文化中心之一，光學校就有二、三十所，去了以後再請求調動也不遲！」

　　這句話把我說動了。那時候，我們對調動工作的困難還少有聽聞，想像中似乎是可行的事。我便勸世堯，不如先去了再說。

　　北京一進入七月，天氣燥熱不堪。我大腹便便，行動已夠艱苦；再加上水腫厲害，手指經常腫脹到無法併攏的地步，吃脫水藥也收效不大。離預產期只有個把月了，要走不如趁早，否則拖下去，萬一把孩子生在火車上，豈不更糟？

　　世堯勉強同意，就打了電話通知幹部局。他們很高興，叫我們先準備行裝，等一切就緒，他們會送火車票來。為了照顧我臨盆在即，準備給我們坐高幹和華僑才有資格享受的軟席臥鋪，這使我們十分感動。

　　住了半年多旅館，別的倒沒買多少，但添了不少衣服，來時的兩隻小箱子早不夠用。決定要走了，第一件事便是上街買箱子。

　　記得去年剛到北京，無事逛百貨店時，箱子部門貨品充裕。品種和設計當然不能和外國或臺北的比，但記得有皮貨，帆布料和塑料品可以選擇。這次去了一看，輕便的塑料箱子全不見了，架子上只有笨重昂貴的豬皮箱子，聊勝於無地維持著場面。櫃臺內的地板上有兩隻草綠帆布箱子，尚未標價錢。

　　售貨員知道我們要買便宜的箱子，就指著帆布箱說：「你們運氣好。剛到的貨，一眨眼只剩兩隻了，再不買去，回頭再來就沒啦！」

　　原來我們住旅館，三餐吃現成的，不大了解外頭日常用品的供應情況。由於武鬥加劇，影響了工業生產，日用品短缺已逐漸成為全國的普遍現象。外地人來京，凡不需票證的見到就買，使得北京的供應也開始緊張起來。箱子是不用票的，因此，貨到一批賣一批，生意興隆到供不應求。

　　帆布箱每隻十六塊錢，外頭一層是帆布，裡頭紙糊的──漿糊尚未乾，我手摸上去，還是潮濕溫熱的。它雖然簡陋，估計運一趟衣服到南京還負擔得起，我們就買了一隻。

　　七月二十日，我們已全部收拾妥當，兩床棉被也打成鋪包，只等幹部局送車票來就走。那天晚上街上忽然人潮洶湧，喊聲震天。五樓的服務員慌慌張張的，無心招呼客人，全忙著要去示威遊行。

　　「怎麼回事？」

　　我們瞅了個空，抓住老宋問。

　　「武漢出事了，陳再道兵變！」

武漢事件與文攻武衛

　　春天以後，湖北的局勢日趨緊張。圍繞著成立革委會，「百萬雄師」和「武漢工總司」兩大派壁壘分明，武鬥不休，無法大聯合。「百派」黨團員多，公檢法幹部尤多，舊勢力大，保一批老幹部，對倒臺挨整的羅瑞卿忠心耿耿。「工總司」以武漢鋼鐵廠為根據地，工人和學生多，沒有既得利益，自然勇於造反。北京來的紅衛兵支持「工總司」，把「百」派打成保皇狗。然而「百」派卻得到八二零一部隊的支持，也就是有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撐腰，因此有恃無恐。

　　這兩派彼此爭論武鬥不說，還把郊區的農民捲進去。農民被煽動而放下鋤頭不種地，改拿木棍進城來打架。他們的工分和口糧都有現金補貼，還美其名曰「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舉數得，又何樂而不為？

　　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對象本不在農村，但又不能禁止農民不參加革命，因此三申五令，盡量縮小範圍。除了不許串連，又一再強調農村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更明令「春耕期間，不要奪權」。廣大農村消息本來就較閉塞，加上農民天性馴良保守，何況田地所出與自己的衣食息息相關，因此，文革中農業生產並沒有遭到特大的破壞。

　　但鄰近大城市的公社情況便不同了。新舊的當權派常常透過省市地縣的武裝部門，挑動農民進城參加武鬥。不但發給槍枝彈藥，還現造武器；指揮農民在鐵路、公路、水路沿線設置關卡，攔阻車船，儼然在打游擊戰爭。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口號，「以農村包圍城市」來達到奪權目的。

　　這樣做，大大破壞了生產和交通運輸，在兩湖、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河南等省，情況尤其嚴重。中共中央不得不在七月十三日下令制止農民進城武鬥，同時倚賴軍隊維持秩序。

　　從一月份毛澤東下令「解放軍要支左」以來，軍隊的任務越來越多。到夏天，已概括為「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和軍訓。很明顯，軍隊成了文革的支柱。所謂支持左派奪權，等於變相把權。再加上支援工農業，對學生實行軍訓，把文教、工礦等機關和企業全納入軍管。這一來，軍隊的勢力膨脹得比吹汽球還快，而且舉足輕重，成為各派討好爭奪的對象。

　　為了得到軍隊的支持，各派先已打得頭破血流了。等軍隊表態支持一方後，另一方不甘服輸，發憤「背水而戰」，武鬥反而強化。本來還用木棍拳頭打，軍隊介入後，武器現代化，結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更加打得不可開交。

　　四川的武鬥已經聞名全國。保衛西南局第一書記和成都軍區政委李井泉的「產業軍」（多是兵工廠等國防工業工人）和倒李的紅衛兵從四月份就打起來。北京派去的紅衛兵出於官官相衛，支持當地的紅衛兵，把「產」派打成保皇派。工人怒火沖天，五月初武鬥時，機關槍和手榴彈全上場，紅衛兵死傷無數。

　　而北京來的也死了幾位，效法「哭秦庭」，開追悼會，向中央文革告狀。毛澤東乘機就罷黜了李井泉，藉口是政治局常委的決議。李自己就是常委，沒去開會，哪來決議？當然不服氣。工人和軍隊也都不服氣。「產」派不理睬中央要他們放下武器的命令，打得更起勁，連坦克大砲和援助越南的武器都拉出來用。反正有軍隊撐腰，他們佔優勢。

　　由於武漢地位重要，中共急於有個解決，好給動亂的四川、河南等省做出榜樣。四月裡，周恩來曾去廣東調停，成績斐然。有例可援，中共乃派公安部長謝富治和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於七月中旬去武漢調解兩派糾紛。

　　這兩位一來就偏聽偏信，和北京派駐武漢的紅衛兵一鼻孔出氣。下機伊始，就公然表態，支持「工總司」，把「百萬雄師」恨得牙癢癢的。

　　其中王力特別討人嫌。他以欽差大臣自居，儼然尚方寶劍在握，竟指責陳再道「不支左」，要他做「自我批評」。外號「陳麻子」的陳再道，是許世友的老戰友，幾十年南征北戰的老將，那吞得下王力這乳臭未乾小子的鳥氣？他麻臉一黑，王力便吃不了而兜著走啦！

　　「百萬雄師」在司令員的默許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此外，還用逼宮的方式向兩位中央代表施加壓力。他們把謝王下榻的樓房（據說離陳再道的住所只有幾尺遠）團團圍住，還綁架了王力去鬥爭，打傷了他腳上一隻拇指，打腫了一隻眼。另外，「百」派的人也攻進了武漢鋼鐵廠，彼此展開殊死鬥，雙方死傷無數，工廠的破壞更不在話下，這就是震撼全國的「七、二○事件」，又叫「武漢事件」。

　　文革中，這是地方軍區公然反抗中央的首例，如果不立刻鎮壓下去，則群起而效尤，國家眼看四分五裂。這種時候，當然又是周恩來親自出馬，飛去武漢調停。林彪則下令東海艦隊開赴武漢，造成封鎖包圍之勢。同時在各大城市展開示威遊行，聲援武漢的「革命造反派」。

　　在北京，則展開了文革三年高潮中空前絕後的遊行陣容。兩天之內，不止一百萬人上街，而且是廿四小時，不停地搖旗吶喊。大廈所在的王府大街和豬市大街是遊行必經之地，那兩夜我根本無法入睡。

　　不知誰傳出消息說：「毛主席不在北京！」

　　不在北京，那麼在哪裡呢？人們自然而然想到了武漢，於是群情激動，不亞於爆了一顆原子彈。婦孺老幼都出動遊行，扯破了喉嚨喊：

　　「誓死保衛毛主席！」

　　「絞殺陳麻子！」

　　「百萬凶屍死無葬身之地！」

　　那兩天，許多人都以為毛澤東處境危險，彷彿陳再道即將兵臨城下，謠言滿天飛，弄得人心惶惶不安。我挺著重磅炸彈也似的肚子，整天站在窗口看遊行，心裡乾焦急。世堯跑進跑出跟著搖旗吶喊，兼打聽消息。那幾天，提到陳麻子，我們也是和大家一樣，恨得咬牙切齒。大廈裡的「百萬雄師」隊員嚇得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房內，三餐都不敢出來吃。會議室、餐廳和他們的房門上，都被貼上了「百萬凶屍罪該碎屍萬段！」等等的標語。我們旅館很文明，沒有出手打人。其他旅館就聽說有把「百」派的人圍攻毆打，甚至驅逐出門的事。

　　以後看大小字報，知道周恩來座機到武漢時，機場被包圍，氣氛頗為敵對。但陳再道是黨性很強的軍人，只一時氣不過，並無反叛的意思。經過周恩來的勸說和親作保證，立刻同意了釋放謝王兩人並重新調整支左對象。周恩來得他千金一諾便功成身退，一個人又悄然回到北京。

　　而廿二日，上午還在示威遊行，下午忽然偃旗息鼓，調集了造反派和紅衛兵的頭面的人物，總共數萬名，到機場列隊歡送謝王兩人回京。當天晚上，城裡就到處傳說「放了！」有些人還以為是釋放了毛澤東。

　　事件最嚴重的兩天，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隻字不提武漢的事。到廿三日，才以「謝富治王力光榮地回到北京」為頭版標題，整版就是兩張以周恩來江青為首的高幹和群眾歡迎謝王的照片。王力跛著腳，被江青攙扶著，神氣活現，集英雄和功臣於一身。歡迎場面也拍成了電影，王力手握宣傳大權，乘機突出自己，手扶拐杖，腳纏紗布，讓紅衛兵左擁右扶。他出使鎩羽，不但毫無愧怍之意，還到處吹噓，註定了是個曇花一現的人物。周恩來救了他，竟恩將仇報，指使「五一六」份子明諷暗整周恩來，終於在八月中旬向外交部奪權中，一敗塗地。

　　消息上報的當天，又在天安門前舉行了廿萬人示威遊行。這是再給陳再道一點顏色看，據說他態度還相當強硬。街上都是「打倒武老譚！」和「打倒陳麻子！」的標語。

　　北京的人正想喘口氣，誰知廿五日又召集各單位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擺出了百萬人集會的場面，聲討「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內一小撮走資派」。林彪親自出席了大會。類似的集會在各大城市都舉行了，很明顯是表演給各大軍區負責人看，特別是許世友、龍書金等，警告他們不要輕舉妄動。

　　為了怕打草驚蛇，中共一面集會遊行製造輿論聲勢，但對武漢事件實際上採取讓步和安撫的辦法。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封致武漢軍民的公開信中，雖然明定「工總司」等一派是革命組織，但不曾把「百」派打成反革命，只把責任推給軍區「個別負責人」而已。七月下旬，內部傳達了對「武漢幹部問題報告」的十五條批示，也是寬大為懷，凡態度誠懇的一律給出路；對武鬥中死亡的家屬付撫恤金，兩派都一樣。

　　這種讓步措施和陳再道的易於就範是文革的一個轉折點，消弭了地方對抗中央，全面打內戰的危險。如果陳再道強硬些，內戰一觸即發，今日的中國相信又是另一種局面。

　　陳再道實際上立了一功，卻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他被解了職，九月中叫到北京來，專門給他開了個「學習班」，幾次被揪鬥，吃盡苦頭。直到七二年林彪事件後，他才得到解放。

　　武漢事件對林彪的地位是個公開的挑釁。八月九日，他對各地來京的解放軍幹部講話，試圖為文革引起的武鬥和混亂找理論根據。

　　「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輕描淡寫地形容，「但收獲是最大最大最大！」

　　林彪認為這些動亂只「亂了反動派」，而且「暴露了敵人」，不但是正常現象，而且是好事。這是打腫臉充胖子，故意對人民耿耿於懷的武漢兵變表示不在乎。

　　九月底，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訪華，要求參觀武漢。周恩來作了一番部署後，欣然奉陪。十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的講話，承認生產受到損失，但強調只是暫時的，「革命勝利才是主要的」，與林彪異曲同工。

　　【文攻武衛與揪軍內一小撮】

　　武鬥的苗子一露頭，毛澤東便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下達，讓紅衛兵和造反派當聖旨唸。可惜到了奪權關頭，大家也學會了他「兩隻腳走路」的精神，一邊語錄不離口，一邊我行我素，棍棒底下見高低，打得昏天黑地。軍隊應該支左，但實際上往往支右，同情倒台的當權派，官官相護，這也是常情。得到軍隊支持的組織腰桿子特別硬，打起來左派都不是對手。武漢事件便是例子，「工總司」這一邊的傷亡遠比「百」派慘重。

　　江青這時成了毛澤東的代言人。武漢事件前後，毛澤東一直沒露過臉，她的一言一行更是億萬人民目之所矚。除了代言人的身分，她還是正牌的左派和左派的保護人。中央首長或文革小組接見各地來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時，必定有她在場，而且必有「即興講話」。她的開場白往往是「來得很倉促，事先沒有準備」，或「隨便講幾句，錯了請批評」云云。

　　觀察江青六六到六八年的講話，不難發現她演說技巧的進步；她講話越來越長，逐漸有的放矢，而且會自圓其說。她極具煽動性，愛用答案分明的反問句如「對不對？」「好不好？」來引導聽眾。她還善於把自己的觀點與毛澤東的含混為一；又自稱是他的「學生」，以謙虛來抬高自己。到六七年秋天，她常一開口便扯上個把小時，把年輕人聽得如醉如癡。除了身分特殊外，舌頭久經鍛鍊也是一大因素。

　　大約在武漢事件的同時，浙江造反派曾向她請教怎麼對付保守勢力的進攻。她不加思索就發出了「文攻武衛」的號召。

　　江青沒有說明怎麼武衛，但此時拳頭棍棒已呈落後，造反派心目中有槍枝彈藥。得了江青的「準聖旨」，各地的造反派，不管是左是右，便公然攻擊武器倉庫，搶槍的事件盛行一時。民兵的武器本來是應付外敵入侵，這下全抖開，對著同胞衝殺起來。

　　而剛開始，軍隊有「三不」的傳統（如對人民群眾不許動手），眼巴巴看著武器遭搶，不敢動武保護。這滋長了造反派的氣燄，拿了武器亂殺亂打，動輒血流成河。到事態嚴重時，林彪才親自下令嚴懲搶劫兵器的為首分子，不許攻擊軍區，這已是「亡羊補牢」的措施。

　　八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以紀念建軍四十周年為主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這是王力（紅旗第一副總編輯）針對武漢事件指示林杰主筆的文章，文末強調「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鬥倒鬥臭」。

　　文章一出來，便引起了一片思想混亂。我們訂了一份人民日報，早在七月底便看到，買了「紅旗」再看一遍，越想越不對頭。

　　「揪軍內一小撮，」我對世堯說，「那不是要重演幾個陳再道事件嗎？」

　　世堯也搖頭嘆氣：「說不定是毛主席新的戰略部署吧？他也許要軍隊也亂一亂。如果那樣，全國可要亂得不可收拾了！」

　　大家都以為解放軍是座長城，是文革的柱石，軍隊本身無懈可擊，萬不曾料到揪出彭陸羅楊之後，還埋有「一小撮」走資派。唯恐天下不亂的極左派以及得不到單隊支持的造反組織，這下如獲至寶，立刻在全國各地都揪起「一小撮」來。每個省幾乎都有個譚震林式的軍內走資派，於是許老譚（許世友）、武老譚（陳再道）、湖老譚（龍書金）……一片打倒聲。

　　武鬥又多了對象。從前是民間互相打，現在是民間向軍隊攻擊，而軍隊內也自己打起來，互控對方是走資派。

　　「揪軍內一小撮」立刻降低了軍隊的威望。解放軍的威信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它的聲譽上。像派到幾萬人工廠的兩三名小兵，他們的話在廠內成了「聖旨」，憑藉的便是整個軍隊的威望。現在軍隊內有走資派，安和派出來軍管的便不是走資派？人們不再那麼俯首貼耳了。

　　軍隊士氣也大為低落。軍內高幹尤其滿腹牢騷。南征北戰幾十年，到頭來還落個走資派嫌疑！毛澤東和林彪的陰狠令他們心寒。

　　出去三支兩軍的也大為惱火。有的埋怨：「中央文革把軍隊老幹部調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有的問：「中央文革還要不要解放軍呀？不要我們就打起被包回鄉去！」

　　所有這些思想混亂和不安都集中表現在七八月份的搶槍、武鬥和流血上。

　　幾乎沒有一省不鬧武鬥的，而且十之八九把軍隊捲進去。東北有毛遠新這個「皇親」坐鎮，造反派殺氣騰騰，瀋陽早傳來工人開了坦克直衝進百貨大樓的「壯舉」。新疆的告急電雪片似飛向北京。司令員王恩茂據說「支一派打一派」，對紅衛兵進行「白色恐怖」，當然罪該萬死；政委左權維持中立，又被罵成「見死不救」。

　　建設兵團成員一再和紅衛兵起衝突，動輒打殺三、四百個紅衛兵（大字報可能誇大）。克拉瑪伊油田也傳來工人造反，要求補發工資和糧食，結果打得交通為之斷絕過。

　　內蒙的烏蘭夫被罷黜。但保他的大有人在。兩派為了爭革委會籌備小組的成員名額，鬥個不休甚至引起邊界事件，幾乎與外蒙古斷交。

　　四川自五月到八月打得最激烈。前宜賓地委劉結挺和張西挺是殺出來的有名左派夫婦，當時殺氣騰騰，氣燄不可一世。劉公開叫囂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武力解決」，說甚麼「現在是誰打得贏就是誰的天下」。

　　而宜賓武鬥凶是全國出名，據大字報稱，產業軍一次便活埋四百名紅衛兵！這數目字大概誇大了，但當時可看得我汗毛倒豎。然而在劉張策劃的三次「武裝支瀘」大武鬥中，共打死兩千多人，打殘了八千多人，這是官方公佈的數字，想是錯不了。劉張這樣好鬥，果然被選為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

　　這三個月武鬥，造成四川工農業破壞，傷亡慘重，彼此還結下了深仇大恨。以後武鬥一直不休，動亂長達十年之久，成為全國出名的「老大難」省。直到「四人幫」倒台，鄧小平第二度復出，四川人據說為了給同鄉爭面子，才消弭派性，大力整頓，去年忽然一躍而為「模範省」，開始對外開放。

　　我們準備要去的南京，事後得知，七月裡武鬥正方興未艾。「革聯」和「革司」兩大派都有軍隊做後台，因此各不相讓。武鬥一度造成罷工、罷市和交通中斷的現象。此外，謠言四起，以致人心惶惶然不可終日。

　　這一陣子，南京有個「五湖四海」的恐怖組織，到處搶劫殺人，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很多人因此白天睡覺，黑夜走避，機關學校一度十室九空。凡鑼鼓臉盆等可以敲擊的東西都搬出來備用，風吹草動時可以互相警告。只要聽到「五湖四海來啦！」人人落荒而逃，但誰真正見到「五湖四海」的人呢？誰也說不上來。

　　七、八兩月是文革十年（廣義而言）中最混亂的一段日子。尤其是八月，到處只聽到「打！打！打！」因此有人稱為「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但多數人卻簡稱為「打內戰」。

　　就在武漢事件後，幹部局來通知我們，南京之行取消了。我們行李都捆紮妥當，乍聽到有些失望。但他們說，水科所有幾個研究室（包括分配世堯去的在內）正醞釀要取消，研究員和行政人員可能要下放，言下之意，就不必老遠趕去參加下放。

　　那時，下放的口號還沒有公開提出來，我猜想這只是不要我們南下的藉口。真正原因可能是武鬥造成的交通不暢，行政癱瘓，甚至是水科所拒收留美學生都可能。

　　當時極左思潮氾濫，有不少人把留美的看成洪水猛獸。

　　六九年我們去華水前，學校在大會上宣布將要接納兩位留美回歸者，其中一位分配在外語教研組。某系一位黨員女教師當場花容失色，對外語組長說：「怎麼得了呀！你們組已經夠複雜了，現在再來個留美的，你怎麼辦呢？」

　　據說我們的組長義正辭嚴地發表了一番愛國和統戰的道理，對方還直搖頭嘆氣。可見在文革中，接受回歸的留學生純粹是當成一項政治任務來辦。六七年夏天，一切以造反派說了算，水科所若真的拒收留學生，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不管甚麼原因，南京是去不成了。石同志告訴我，王府大街上就有北京最大的兒童服裝用品店，可以買到塑料尿片和奶瓶，叫我安下心在北京生下孩子再說。

　　一聽說去不了南京，男女服務員都向我祝賀。他們說能在北京做月子真福氣，起碼有得吃的；外地武鬥厲害，缺吃少穿，不去最好。

　　「吃不好還是小事，孩子生不下來可就麻煩啦！」

　　樓下小賣部的女服務員悄悄告訴我。

　　「武鬥不揀地方哩，醫院也常遭殃。醫生動手術可提心吊膽哪！有個女的開盲腸，剛切了口子，好，對立派打進醫院了，醫生護士全跑光，病人捧著肚子大喊大叫，哪個理呀？還好有個醫生記起來，趕回來給她做完了手術，要不然就沒命了！我娘家的人來信說的，絕不會騙人。」

　　我的許多醫生朋友都證實了這種傳說，認為當前只有北京最安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本來就怕在旅館養孩子，現在似乎成了最理想的所在。事已至此，也只好認命了。

　　【九五通令】

　　八月初，服務員有一天忽然問起：「你們有十二期的紅旗雜誌吧？」

　　「有呀，幹麼？」

　　「上面傳下來，要大家上交。」

　　原來「揪軍內一小撮」這個馬蜂窩捅得太大了，事後追查責任，連帶著收回雜誌。收回雜誌其實只是官樣文章，禍害已種下，收回幾本雜誌管甚麼用？

　　而陳伯達是文革小組主要負責人之一，又是紅旗雜誌的主編，事後竟諉稱他不曾看到這篇社論。沒有他和江青（甚至林彪）點頭，王力、關鋒、戚本禹和林杰的任何文章都出不了籠。大魚吃小魚，在推卸責任上，大幹部佔盡便宜。

　　武漢事件已證明左派勢力不是保守派的對手，「揪軍內」更加不得人心，等到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發生，左派簡直威信掃地。毛澤東是「識時務者為俊傑」，趕緊採取退卻路線。就這樣，王、關、戚等馬前卒，轉眼變成替罪羊。以「五一六」反革命組織的後台為罪名，第一批被掃出歷史舞台。

　　解鈴還須繫鈴人。發動「文攻武衛」並暗地支持「揪軍內」的江青，在九月五日接見安徽來京代表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她不但批駁了「揪」的不對，還迂迴地為自己「文攻武衛」作辯解。

　　「這個『文攻武衛』不要去掉它的階級內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你們回去挑起武鬥，戴上柳條帽，拿起長矛就不好。」

　　一句話，她江青永遠沒有錯，是群眾誤解和執行的錯誤。

　　這個講話製成了錄音帶，由中共中央發向全國，做為重點學習的材料，目的是肅清流毒。這以後，江青銷聲匿跡了個把多月，許多人估計她也該閉門思過才對。

　　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軍委和文革小組發表了「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它禁止任何一派以任何藉口搶奪武器、進駐軍隊的指揮機關、攔截車船等等，違者以國法論罪。它並允許解放軍有權自衛反擊。這無異給軍隊打了一劑補針，賦予它鎮壓造反派的權力。從此，左派軍人的權勢蒸蒸日上，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這個「九五通令」在一定程度上收到撥亂反正的效果。它降低了造反派與軍隊正面衝突的機會，也減少了大規模流血武鬥的次數。但武鬥的因素複雜，而且積弊已深，難以消除。它像投石入水，波浪越傳越大；又像潮汐，時而高，時而低，蔓延數年之久。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