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章　五月十日
第二章　一八五二年
第三章　三月二十九日
第四章　三月三十一日
第五章　四月八日
第六章　四月十二日
第七章　四月十三日
第八章　四月十六日
第九章　四月二十八日
第十章　四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章　五月六日
第十二章　五月九日
第十三章　五月十日
第十四章　五月十日十三時十二分
第十五章　五月十日十三時二十五分
第十六章　五月十一日六時
第十七章　五月十日十五時四十分
第十八章　五月十日十六時
第十九章　五月十一日七時三十分
第二十章　五月十二日九時四十五分
第二十一章　五月十三日
尾聲

《走進空氣稀薄地帶》喬恩．科萊考爾

《二○一六年六月三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引言

　　一九九六年三月，《戶外》雜誌派我去尼泊爾參加並記錄一次有嚮導的攀登珠穆朗瑪峰活動。我是八人探險隊中的一員。這支探險隊由來自紐西蘭的著名嚮導羅布．霍爾帶領。五月十日，我登上了峰頂。但這次登頂卻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在登上珠穆朗瑪峰峰頂的我的五位隊友中，包括羅布．霍爾在內的四人消逝在一場突然而至的風暴中。等我下到大本營時，四支探險隊中共有九人死亡，另有三人在五月底相繼去世。

　　這次探險使我深受震撼，很難將其付諸文字。儘管如此，從尼泊爾回來五個星期後，我還是將手稿送交給了《戶外》雜誌。該雜誌的九月刊發表了這篇文章。本書即將完成時，我試著把珠穆朗瑪峰從我的記憶中抹掉，重新開始生活，可是未能成功。透過如迷霧般紛亂的情緒，我繼續試著弄清事情的原委，但總是被同伴的逝去所困擾。

　　在《戶外》雜誌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是我在當時所能寫出的最準確的記錄，這是因為截稿日期刻不容緩，整個事件的前前後後又非常複雜，而其他倖存者的記憶也因疲勞、缺氧或者受到驚嚇而被扭曲。我在一次調查中請三個人回憶一件所有登上珠峰的隊員都可作證的事，但我們當中竟沒有一人能在諸如時間、對話、見證人等關鍵事實上保持一致。《戶外》雜誌登出這篇文章幾天之後，我發現自己的報導中有幾處細節上的錯誤。這當中大多數錯誤是由於記者趕時間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不準確，但其中一個字的漏掉絕不是個小錯誤，它給遇難者的親友和家人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其次，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些資料因為篇幅有限不得不被割捨。《戶外》雜誌的編緝馬克．布萊恩及出版商萊利．伯克已給了我充足的空間來講述這個故事：他們使得這篇文章長達一．七萬字，是一般的雜誌上此類特寫的四至五倍長。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寫得太簡略以至於無法準確地再現這場悲劇。珠穆朗瑪峰徹底地震撼了我。將整個事件完整地、不受篇幅限制地記錄下來對我來說變得極為重要。本書正因這些衝動而成就。

　　人的大腦在高海拔地區產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不穩定性給調查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為了避免過分依賴自己的感知，我在各種場合十分詳細地採訪了書中主人公的大部分。在可能的情況下，我還利用大本營中保留下來的無線電通話記錄來證實一些細節，因為大本營裡不乏意識清醒的人。那些曾讀過《戶外》雜誌上登出的那篇文章的讀者會注意到雜誌上的某些細節（主要涉及時間問題）與本書所寫並不完全一致。這些修改說明，在雜誌文章刊出後，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

　　我所尊敬的幾位作家和編輯曾勸我不要急於出書。他們規勸我等上二三年，以使自己遠離這次探險活動，從而找到某些重要的視角。他們的建議是對的，但我最終還是沒有採納。這可能是因為山上發生的事情快將我的勇氣吞噬殆盡了。我當時想，寫這本書或許會把珠穆朗瑪峰從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當然我還是沒有做到這點。我同意這種看法：當作者的寫作成為一種精神發洩時，正如我所做的一樣，讀者通常會感到受了冷落。但我希望讀者能從我在悲劇發生不久之後所進行的痛苦的精神傾訴中得到啟迪。我想使我的描寫有一種原始而冷酷的誠實，因為這種誠實似乎會面臨隨時間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過濾掉的危險。

　　某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寫書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過我不要親自攀登珠穆朗瑪峰的人。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來就是非理性的行為──是欲望戰勝理智。任何會認真考慮這樣做的人幾乎都超越了理性的範疇。

　　顯而易見，我知道有很多危險，但還是去了珠穆朗瑪峰。這樣做，我成了謀害善良人們的合謀，這一點將在我的心中留下長久的烙印。

　　　　喬恩．科萊考爾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西雅圖

第一章　五月十日

　　在這些巨峰的山頂周圍，看起來似乎真有一條無人逾越的警戒線。在海拔二萬五千英尺以上的地帶，低氣壓會對人體產生嚴重的影響，使本已困難重重的攀登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一場輕微的風暴所造成的後果也許是致命的；唯有完美的氣候和降雪才能帶來最小的攀登成功的可能。但在登山的最後階段，沒有人能夠選擇這樣的機會……

　　不，珠穆朗瑪峰沒有屈服於人們所做的最初幾次嘗試並不令人奇怪；如果她屈服了的話，那倒讓人感到驚詫和些許的悲哀了，因為這不是偉大山峰應有的氣質。我們也許有些自負於精湛技藝製作出來的冰斧和登山靴，以及由這個技術至上的時代所創造的奇蹟。但我們忘記了，大山仍然掌握著王牌，她會在認為合適的時候賜予你成功。否則，登山還有什麼其他深層次的吸引力呢？

　　──埃里克．布普頓《在那座山上》

　　雙腳跨越世界之額，一隻腳在中國境內，另一隻腳在尼泊爾境內，我抹去氧氣罩上結的冰，聳著兩個肩膀以抵禦寒風，茫然地俯視著寬廣無垠的中國西藏。我無助地感到腳下連綿的大地如此壯觀。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一直憧憬著這個時刻，以及在這個時刻所產生的壯懷激烈。但是，當我現在真的站在這裡，站在這世界屋脊之上時，卻不能喚起任何感懷的力量。

　　此時是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剛過中午。我已經五十七個小時沒有睡覺了。三天中唯一的進食是強迫自己吞嚥下去的一碗麵湯和一把Ｍ＆Ｍ巧克力。連續幾週猛烈的咳嗽把我的肋骨都快震裂了。每一次正常呼吸都要付出極為痛苦的代價。在海拔二萬九千零二十八英尺的對流層，大腦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氧氣。我的智力和弱智兒童差不多。這時候，除了寒冷和疲憊，我什麼也感覺不到。

　　我比阿那托列．布克瑞夫──一位為美國商業探險隊工作的俄羅斯嚮導晚幾分鐘到達山頂，比安迪．哈里斯早到。雖然我和安迪．哈里斯僅是一面之交，可在過去幾週裡我卻漸漸與安迪．哈里斯相識並且喜歡上了他。我拍了四張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攀登峰頂而後折返下山的照片。手錶指在下午一時十七分。我總共在世界屋脊上停留了不到五分鐘。後來，我停下來拍攝了另一張俯瞰東南山脊那條我們上山路線的照片。當我將相機對準正在接近山頂的兩個人時，我才注意到一個一直被攀登者忽視的變化。在南邊，幾小時前還清澈的天空中，毛氈似的雲彩此時正遮掩了環繞著珠穆朗瑪峰的較小山峰。

　　後來，找到了六具屍體，尋找另兩人的努力被迫放棄；隊友貝克．韋瑟斯壞死的右臂被醫生切除。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開始變天時靠近山頂的登山者沒有留意到任何跡象呢？為什麼富有經驗的喜瑪拉雅嚮導不停地向上攀登，將一群毫無經驗的業餘登山者──他們每個人交付了六．五萬美元以換取安全登頂──帶入一個明顯的死亡陷阱呢？

　　沒有人能替此次悲劇中的兩支嚮導探險隊的隊長講話了，因為這兩個人都死了。但我可以證明，五月十日中午剛過的時候，我沒有看到任何預示風暴正在逼近的跡象。根據我缺氧大腦的記憶，從被稱為「西谷」的大冰谷升起的雲團看起來細微飄渺並無危險。雲團在午後燦爛的陽光下泛著微光，看起來與山谷中幾乎每個下午都會升起的普通對流凝聚雲團並無區別。

　　我匆匆忙忙下山的原因和天氣並無多大關係，我當時查看了氧氣瓶的指示器，發現氧氣快要用完了。我必須下山，而且要快。

　　珠穆朗瑪峰東南脊的上半部分盡是被冰雪覆蓋的岩石和由風在峰頂和較低的南峰頂之間堆積起來的綿延約四分之一英里的積雪。越過這段呈鋸齒狀的山脊沒有太高的技術難度。但這段路完全暴露，沒有任何遮蔽。從頂峰上下來後，我小心地拖著雙腳又走了十五分鐘，穿過了一座海拔七千英尺的深谷來到了聲名狼藉的希拉里臺階。這是明顯的凹口地帶，需要些攀登技巧。當我將自己扣到固定繩索上準備用繩子下山時，我看到了令人吃驚的一幕。

　　在我下面三十英尺的地方，早有十幾個人在希拉里臺階的底部排成了一行。有三個人正拉著那條我準備用來下山的繩索向上攀登著。我的唯一選擇就是將自己從公用的安全繩索上解下來，退到一旁。

　　堵塞的人群由三支探險隊組成：我所在的由紐西蘭著名嚮導羅布．霍爾領導的、由一些付錢顧客組成的探險隊；還有一支以美國人斯科特．費希爾為嚮導的探險隊；再有一支就是非商業性的臺灣團隊。登山者們緩慢地移動在海拔二萬六千英尺以上地帶。擁擠的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努力向希拉里臺階攀登，而我則緊張地等待著下山的時機。

　　在我從頂峰下來後不久，安迪．哈里斯也下來了，並很快追上了我。為了保留氧氣罐中的氧氣，我讓他把手伸進我的背包關上氧氣調節器的閥門。他照我說的做了。在後來的十分鐘裡，我的感覺莫名其妙地好，甚至比開著氧氣時還少些疲憊感。再後來，我就感到窒息了，視線變得模糊不清，腦袋發暈，眼看就要失去知覺。

　　因受缺氧的困擾，安迪．哈里斯非但沒有幫我關上氧氣罐，反而錯誤地將它開到了最大，放走了氧氣。使我僅有的氧氣被白白浪費了。雖然在下面二百五十英尺的南峰頂我還可拿到一支氧氣瓶，但要走到那裡，就先要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通過那段極為暴露的地段。但首先，我要等這群人散去。我摘下已沒有作用的氧氣面罩，把冰斧鑿進大山冰凍的表層中，然後蹲坐在山脊上。當我和從我身旁魚貫而過的人們互相用毫無新意的語言表示祝賀時，心裡卻非常焦急，暗暗地祈禱：「快點吧！快點吧！當你們這幫人在這兒磨磨蹭蹭的時候，我的腦細胞正在成百萬地壞死！」

　　從我身旁走過的人中多數來自斯科特．費希爾的探險隊，但在人群的後邊我的兩名隊友也終於出現了──羅布．霍爾和南比。沉默而堅韌的南比再過四十五分鐘便可成為登上珠峰的最年長的婦女和登上所有大洲最高峰即所謂七大高峰的第二位日本人。雖然她只有九十一磅重，但她麻雀般小巧的身體裡蘊藏著令人生畏的堅韌。她是在一種驚人的、不可動搖的欲望的驅使下前來攀登珠峰的。

　　再後來，道格．漢森登上了希拉里臺階。道格．漢森也是我們這支探險隊的成員。這位來自西雅圖郊區的郵政工人和我在山上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在風中向他大聲喊道「勝利在望」，並極力顯出非常高興的樣子。精疲力竭的道格．漢森在氧氣面罩後邊說了句什麼，我沒有聽清楚。他輕輕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後繼續沉重而緩慢地向上攀登。

　　在隊伍最後的是斯科特．費希爾。我們都住在西雅圖，並在那兒偶然相識。斯科特．費希爾的力量和魅力頗具傳奇色彩：一九九四年他在沒有使用氧氣瓶的情況下登上了珠穆朗瑪峰。所以當看到他現在如此緩慢地移動、摘下氧氣罩向我致意時竟顯得如此疲勞時，我頗感意外。他喘著粗氣極力高興地用他特有的詼諧向我打招呼：「布─魯─斯！」我問他感覺怎麼樣，斯科特．費希爾堅持說感覺還不錯：「不知為什麼，今天精神有點不好，但沒多大問題。」當希拉里臺階上人群散去時，我把自己扣掛在橘黃色的繩子上，在斯科特．費希爾被自己的冰斧突然絆倒時迅速繞過他，從懸崖邊上降了下去。

　　等我終於下到南峰頂時已經是三點多了。這時，捲鬚狀雲團正飄過海拔二萬七千英尺的霍澤峰，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頂圍攏過去。天氣不再平靜。我抓起一個新氧氣瓶並把它接在調節器上，衝進山下聚攏的雲霧中。等我下到南峰頂下面時，天上下起小雪來，視線一片模糊。

　　距我垂直高度四百英尺的地方，純淨湛藍的天空下，珠峰依然冰浴在燦爛的陽光中，我那些好朋友嬉戲成一團，紀念登上這個星球的最高點。他們揮舞著旗幟，拍著照片，用光了寶貴的分分秒秒。他們誰都想不到一場可怕的嚴峻考驗正在臨近。毋庸置疑，在這漫長的一天即將結束之時，每一分鐘都至關重要。

第二章　一八五二年

　　在遠離高山的冬日裡，我在理查．海力伯頓所寫的《世界奇觀》中找到一張模糊的珠穆朗瑪峰的照片。那是張效果很差的複製品，參差不齊的白色山峰聳入奇異的黑色而雜亂的天空裡。珠穆朗瑪峰坐落在這些山峰的後面，甚至顯得並不很高，但這並不重要。插圖的說明指出它是最高的山峰。夢想是看懂這幅照片的關鍵；夢想使小男孩能進入到畫中，站在寒風吹拂的山頂，向那座最高峰攀登，現在那不再是高不可及的……

　　有些異想天開的夢想能自由地伴隨人成長，攀登珠峰的夢想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我的珠峰夢想不僅僅是屬於我的；珠穆朗瑪峰是世界的至高點，她是許多孩子和成年人所追求、嚮往的目標。

　　──托馬斯．霍恩賓，摘自《珠穆朗瑪峰：西脊》

　　真實的細節因被神話遮掩而不甚清晰。時間是一八五二年，地點是「印度大三角測量」機構在台拉登〔註：在印度北部，北枕喜馬拉雅山脈，南依西瓦利克山脈，東臨恆河，西接亞穆納河，為二河分水嶺所處位置。〕北部山上的考察站。根據最近乎可能的說法，一臺名叫錫克達的孟加拉電腦「發現了世界最高峰」。（在那個時代，電腦只是一種職業描述而非機器。）這座被測量員標為第二十五號的山峰，在三年前即被首次用二十四英寸經緯儀測出了其傾斜度，這個尚待證實的山峰從封閉的喜瑪拉雅山脈的中心聳然而出。

　　在錫克達匯總並計算出測量數據之前，沒有人懷疑二十五號山峰有值得人注意的地方。六座用來對珠峰進行三角測量的測量站坐落在印度北部和山峰相距一百多英里的地方。在測量人員看來，二十五號峰除了峰頂以外其他部位均被前面的山崖遮擋住了，而其中一些山崖給人造成更高一籌的錯覺。但根據錫克達精細的三角測量（它考慮到了諸如地球表面彎曲、空氣折射和鉛垂線測量偏差等因素），二十五號山峰海拔二萬九千零二英尺，是地球的最高點。

　　一八五八年，在錫克達計算結果得到證實後的第六年，印度測量局在英人主持下，擅將該局前局長額菲爾士的姓氏命名此峰。而此時此刻，在這座巨峰北側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給它起了個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瑪（藏語「女神第三」）；住在南側的尼泊爾人則稱它為「薩迎─瑪塔」，即「天空之神」。〔註：一九五二年中國政府將額菲爾士峰正名為珠穆朗瑪峰。珠穆朗瑪峰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一三米。〕

　　一旦珠穆朗瑪峰被確認為地球最高峰，人們決定攀登它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在美國探險家羅伯特．皮爾里於一九〇九年宣布到達北極、羅德．阿蒙森率領挪威探險隊於一九一一年抵達南極之後，被稱作第三極的珠穆朗瑪峰就成為殖民探險家們渴求的目標。作為有影響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瑪拉雅山登山史的見證人，岡瑟．歐．迪倫弗斯說過，登臨珠峰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目標，是一項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不能退卻的事業」。

　　後來人們所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慘重。自一八五二年錫克達發現珠峰起到其最終被登臨的一〇一年間，珠峰共奪去了二十四條生命，挫折了十五支探險隊。

　　一些登山家和地貌鑑賞家看來，珠穆朗瑪峰並不是特別秀美出眾。她的體形過於矮胖寬大，外觀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築學上的美可以被其壓倒一切的總體美所彌補。珠穆朗瑪峰比她身下的山谷高出一萬二千英尺，她是喜馬拉雅山主峰。在中國西藏自治區和尼泊爾交界處。遠遠望去，它像是一座由閃著銀光的積雪和暗色條紋狀岩石構成的三面體金字塔。英國人把持了最初的八次探險，不過所有這些嘗試都是從北部即中國西藏自治區一側發起的，因而算不上什麼。這並不是因為北側是戒備森嚴的珠峰最為薄弱的一面，而是因為在一九二一年，當時的中國政府向外國人開放了其長期關閉的邊界，而尼泊爾人卻依然禁止外國人入境。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要從大吉嶺跋涉四百英里陡峭的山路，穿過青藏高原，一直走到珠峰的腳下。他們當時對隱伏在高海拔地區的嚴重危險一無所知，而他們的裝備現在看來簡直是少得可憐。然而在一九二四年，第三支英國探險隊的成員愛德華．費利克斯．諾頓到達了海拔二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英尺的高度，距離峰頂只有九百英尺。但後來，他因精力耗盡和雪盲症而使攀登失敗了。然而，這一驚人驕績在隨後的二十九年內大概無人逾越。

　　我講「大概」是因為在諾頓登頂失敗後的第四天發生了一件事情。六月八日一大早，來自一九二四年那支英國探險隊的另兩名成員，喬治．利．馬洛里和安德魯．歐文離開最高的營地向頂峰前進了。

　　馬洛里這個名字與珠穆朗瑪峰密不可分。他對前三次探險活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在其幻燈片式的全美巡迴演講中，正是他在回答一位纏人的記者提出的為什麼要攀登珠穆朗瑪峰這個問題時，講出了一句著名的話：「因為它在那兒！」一九二四年，馬洛里三十八歲，是個已婚且育有三個孩子的學校校長。出身於英國上層社會的他是個唯美主義者和帶有明顯浪漫氣質的理想主義者。他以健壯的體格、優雅的社交風度和引人注目的外貌成為英國上流文化圈階層的鍾愛之人。在珠峰海拔很高的帳篷裡，他和他的同伴居然能高聲誦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李爾王》中的章節。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當馬洛里和歐文緩慢地奮力向上攀登時，珠峰上部雲浪翻滾，使得山下的同伴無法追蹤他們兩人的進展。中午十二時五十分，雲團暫時散開了。隊友諾艾爾．奧德爾在很短的時間裡但卻很清楚地看到了馬洛里和歐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們大約比計劃晚了五個小時，但仍然「不慌不忙地、敏捷地」向上攀登著。

　　那晚，兩人再也沒有返回帳篷，也沒人再看到過他們。但此事卻從此引發了關於兩人或者其中一人是否在被大山吞沒前到達過頂峰成為英雄的激烈爭論。平衡各方證據後的情況表明沒有。由於缺乏真憑實據，他們一直未被視為登上珠峰的第一人。

　　一九四九年，經過幾個世紀的閉關鎖國，尼泊爾終於向外部世界打開了自己的邊境。一年後，中國政府禁止外國人入藏。攀登珠峰的人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珠峰的另一側。一九五三年春，一支滿懷激情並有著近乎於軍事行動所需的強大裝備的英國探險隊成為第三支由尼泊爾境內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探險隊。五月二十八日，經過兩個半月的艱苦努力，他們在東南脊海拔二萬七千英尺的地方搭起了一個帳篷。第二天一早，艾德蒙．希拉里，一位又高又瘦的紐西蘭人和丹增，一位技藝高強的夏爾巴登山人，背著氧氣瓶向頂峰挺進。

　　到上午九點鐘，他們已到達南峰頂，並且望見了一條極窄的通向珠穆朗瑪峰頂的山脊。又過了一個小時，他們到達了一塊大岩石的腳下。希拉里後來寫道：「看起來是有關攀登的最難克服的問題──一塊高達四十英尺的岩石，岩石表面光滑，沒有可以抓握的地方。對於一群低海拔地區的專業登山者來說，這也許是個輕鬆的問題，但在這裡，它是我們微薄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障礙。」

　　丹增緊張地從下面將繩子放鬆。希拉里擠進了介於岩石和岩石邊緣上柱狀直立的積雪之間的一個裂縫，然後開始一寸寸地，在後來被稱為希拉里臺階的地方攀登。這次攀登緊張而曲折，但希拉里還是堅持了下來，正像他後來寫到的那樣：

　　「我終於到了那塊岩石的頂部，身體從裂縫內鑽到了寬闊的山脊上。我在地上躺了半天才使呼吸平靜下來。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強大的決心，一種任何事物都無法阻止我們到達頂峰的決心。我穩穩地站在山脊上，示意丹增上來。我用力地拽著繩子，而丹增則扭動著身子從裂縫中爬了出來。最後當他爬上來時，他像一條經過激烈抗爭後被從海裡拽出來的大魚似的癱軟在地上。」

　　與疲勞不斷抗爭的兩位登山者繼續沿著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進。希拉里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堅持到底。希拉里又爬過一座山，前方的山嶺蜿蜒而下，希拉里可以遙望中國西藏很遠的地方。希拉里抬起頭，頭頂是一個圓形雪堆。揮動了幾下冰斧，又小心地邁出了幾步，希拉里和丹增終於到達了山頂。

　　這樣，在一九五三年接近中午的時候，希拉里和丹增成為世界上最先登上珠穆朗瑪峰峰頂的人。

　　三天後，伊麗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禮前夕得到了登上珠峰的消息。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六月二日早版上首先做了報導。這條電訊稿是一個名叫詹姆士．莫里斯的年輕記者從珠穆朗瑪峰上用一臺密碼無線發報機發出的（為了防止競爭對手槍在《泰晤士報》前面報導）。

　　二十年後，這位年輕人成為極負盛名的作家，接受了一次著名的變性手術並將其基督名改為讓．莫里斯，四十年後在《額菲爾士峰加冕：第一次登頂和女王加冕》一文中寫道：

　　「現在很難想像，這兩件事的巧合（加冕典禮和登上珠穆朗瑪峰）在英國受到了人們帶著近乎神祕的喜悅的歡迎。（英國人）終於從二戰結束後折磨人的酸苦中爬出來了，但同時也面對著帝國的失落及世界範圍內英國勢力不可避免的消退，英國人不能完全相信新即位的年輕女王象徵著新的開始──報紙所樂稱的維多利亞時代。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的加冕典禮是象徵希望和歡樂的一天。這一天，英國人所具有的全部愛國熱誠找到了一個最佳的釋放機會。更讓人稱奇的是，就在同一天，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了消息，實際上是從這個老大帝國的前線──英國的一個登山隊，登上了人類在地球上剩下的最重要的山峰和冒險的目標……」

　　這個時刻喚起了英國人心中交響樂般恢宏的情感：自豪、愛國主義、對往日戰爭和勇敢的懷舊感、期盼重現輝煌的明天……人們仍然清晰地記得那個時刻，當他們在七月倫敦細雨紛飛的早晨等待加冕儀式時，他們聽到了這個神奇的消息，世界的最高點，他們認為已經是他們的了。

　　被女王封為爵士後，艾德蒙．希拉里的形象被印上了郵票、連環漫畫、書以及雜誌封面。一夜之間，這個來自奧克蘭登的面容消瘦的養峰人變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人物。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穆朗瑪峰之後的一個月我還是個胎兒，因而無法分享漫捲全球的人們的自豪和驚歎。一位年長的朋友說這件事就其深刻影響來說，可與人類首次登上月球相提並論。十年後，另一個人登上珠峰的事實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

　　第二年五月ｘ日，湯姆．霍恩賓，一位來自密蘇里的三十歲的醫生和威利．安索愛爾德，一位來自俄勒岡的神學教授，一起沿著從未有人攀登過的險峻的西山脊到達了珠峰頂峰。到那時為止，已有十一人四次成功地登臨珠峰。但是西山脊這條路線比前兩條路線即南山口──東南山脊線和北山口──東北山脊線這兩條線要難得多。霍恩賓與安索愛爾德登上珠峰這件事當時被理所當然地視為登山史上的巨大成就。

　　在向頂峰挺進的那天傍晚，這兩位美國人越過了一段陡峭而易碎的岩石地層，即聲名狼藉的黃色地帶。登上這個峭壁需要強勁的體力和高超的技巧。在這個海拔高度上，再沒有比這更嚴峻的技術挑戰了，霍恩賓和安索愛爾德一登上黃色地帶就開始擔心他們能否安全下來。最後他們做出決定，能活著下山的最大希望就是翻過頂峰，再從人們熟知的東南脊路線下山。天色已晚，地形陌生，瓶裝的氧氣也在迅速地減少。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計劃。

　　霍恩賓和安索愛爾德於十八時十五分到達頂峰時正是夕陽西下。他們只好在海拔二萬八千英尺的地方露宿一夜。在當時，這是歷史上海拔最高的臨時營地。那天晚上天氣寒冷，好在沒有刮風。儘管後來安索愛爾德的腳趾因凍傷被截掉了，但兩人總算能活著回來講述他們的故事。

　　那時候我才九歲，住在俄勒岡州的科瓦利斯。這裡也是安索愛爾德的家鄉。他是我父親的密友。有時我和安索愛爾德家的大孩子們一起玩耍。雷岡比我大一歲，大衛比我小一歲。在威利．安索愛爾德準備去尼泊爾的前幾個月，我在父親、威利和雷岡的陪伴下第一次登上了位於喀斯喀特山脈的一座九千英尺高的火山山頂。現在那裡安裝了空中纜車。毫無疑問，一九六三年發生在珠峰上的英雄事跡在我尚未成熟的想像中激起了巨大而悠長的迴響。正當我的朋友將約翰．葛倫〔註：曾是一位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山迪．柯法斯〔註：前職業棒球選手。〕和約翰尼．尤尼塔斯〔註：美國職業橄欖球運動員。〕奉為偶像時，我把霍恩賓和安索愛爾德當成了自己心中的英雄。

　　我心裡暗暗地想，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穆朗瑪峰。在以後十多年裡，這一直都是我奮鬥的目標。到我二十剛出頭的時候，登山成為我生活的中心。沒有其他任何事情能與之相提並論。登臨山頂是真實、永恆且具體的行為。危險使得這項運動有了嚴肅的目的，而這恰恰是平凡的生活所缺少的。

　　另外，登山賦予人一種集體意識。成為一個登山者即意味著加入到一個自給自足、狂熱的理想主義團體，其不受戶外影響的程度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登山文化的特點是競爭激烈、充滿陽剛之氣，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文化的要素則是要給別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比如何登上這座山峰重要得多。名氣是靠大膽的方式、精練的裝備和從最困難的路線攀登而贏得的。沒有誰能比所謂的單人徒手登山者更受人欽佩了──即不用繩子或大型裝備而獨自攀登的人。

　　那時候我活著就是為了登山。我靠每年五千至六千塊錢的收入維持生活。為了湊夠攀登布加布斯、泰吐斯或是阿拉斯加山的費用，我曾當過很長時間的木工，捕了很長時間的大馬哈魚。我在二十五六歲時曾經放棄過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念頭。那段時間，登山者中流行著將珠穆朗瑪峰貶為「礦渣堆」的說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術挑戰和審美吸引力，以至於對「正統」登山者來說不值一提的山峰。所以我也開始小瞧世界最高峰了。

　　這種偏見的產生是始於八〇年代初，珠穆朗瑪峰最容易的一條路線──即南山口至東南山脊線──已被攀登過一百多次了。我和我的同伴把東南山脊稱為「犛牛之路」。別的蔑視又因一九八五年發生的事情而被進一步加深了。當時迪克．巴斯──一位只有一點登山經驗的年屆五十歲的德克薩斯闊佬──在一位名叫大衛．布里歇爾斯的出色的年輕嚮導的引導下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這件事招來了新聞媒體並非惡意的強烈關注。

　　珠穆朗瑪峰總體上說是著名登山運動員的樂園。用《登山》雜誌編輯邁克爾．甘迺迪的話說：「只有你在較低山峰進行過長期訓練後才會獲得被邀請參加珠穆朗瑪峰探險隊這一殊榮。一個登山者只有真正登上這座山峰才可走進著名登山者所在的更高的天地。」然而巴斯登上珠峰的事實改變了這一切。登上珠峰後，他便成為第一位登上全部七大高峰的人。這一偉績使他聞名世界，也促使成群的週末登山者們開始追隨他指示的方向，即突然間將珠穆朗瑪峰推入了後現代時代。

　　「對像我這把年紀的人來說，迪克．巴斯令人鼓舞」。去年四月，在前往珠峰大本營的路上貝克．韋瑟斯用濃重的東德克薩斯口音對我說。貝克是位四十九歲的達拉斯病理學家，也是羅布．霍爾在一九九六年組織的嚮導探險隊的成員之一。「迪克向我們證明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如果你身體比較健康，而且手頭上有些收入，我想最大的困難可能是如何從工作中抽出時間，和自己的家人分開兩個月的時間。」

　　對大多數登山者來說，從日常生活中擠出時間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難，得到足夠的費用也可以辦到。在過去五年間，在七大高峰上，特別是在珠穆朗瑪峰上，人群擁擠的程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著。為滿足需要，以嚮導攀登世界七大高峰、特別是珠穆朗瑪峰為營利目的公司也相應地發展起來。一九九〇年的春天，三十支不同的登山探險隊聚集到珠峰的兩側，其中至少有十支隊伍是以營利為目的商業隊。

　　尼泊爾政府意識到蜂擁而至的人群將會給珠峰在安全、外觀以及環境方面帶來諸多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尼泊爾的政府官員們制定了一個既可以控制人群數量又可以增加國庫收入的辦法：即提高登山許可證的價格。一九九一年，尼泊爾觀光局的每個登山許可證的售價為二千三百美元，不限定登山隊的規模。到一九九二年，每個許可證的價格升至一萬美元，隊伍人數不得超過九人，每增加一人要再付一千二百美元。

　　但儘管收費昂貴，登山者還是成群地湧向珠穆朗瑪峰。一九九三年春天，也就是首次登上珠峰四十週年的紀念年，有十五支探險隊的二百九十四人從尼泊爾一側攀登了珠穆朗瑪峰。這個人數是創紀錄的。那一年的秋天，尼泊爾觀光局再次將許可證費用提高到了驚人的五萬美元，且規定每支隊伍的規模不得超過五人，每增加一人再交一萬美元，但總數最多為七人。此外，尼泊爾政府還頒布法令，規定每個季節在尼泊爾一例只允許有四支登山隊同時攀登。

　　但是尼泊爾政府沒有想到，成群的登山者從尼泊爾移向中國西藏，使得成百上千的夏爾巴人失業。隨之而來的抗議和不滿使尼泊爾政府在一九九六年春天突然取消了對每季登山隊數量的限制。但同時，尼泊爾政府的官員們又一次提高了收費標準──這一次，對七人規模的隊伍收七萬美元，每增加一人再收一萬美元。從去年春天有三十支隊伍從尼泊爾一側攀登珠峰的事實判斷，高額的登山許可證費似乎並沒有起到明顯的遏制作用。

　　這樣看來，即便是在一九九六年季風到來之前，也就是那場災難尚未發生之時，在前五年中商業探險隊不斷增加的事實仍是一個需要謹慎處理的問題。保守主義者很惱火，因為世界最高峰被出賣給了有錢的暴發戶──他們中的一些人如果沒有嚮導的幫助，恐怕連登上美國的雷尼爾山〔註：位於美國華盛頓州，一座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呎高的層狀火山。〕這樣的較低山峰都很困難；而純粹主義者則認為珠穆朗瑪峰受到了貶低和褻瀆。

　　這些批評家還指出，由於珠峰被不斷地商業化，從前的聖山也被拖入了美國司法審判的泥潭。有些登山者在交付了巨額費用但卻沒有被護送到珠峰峰頂以後對他們的嚮導提出訴訟。彼得．阿瑟斯抱怨說：「有時你會遇到這樣一些顧客：他們認為自己買了一張登上珠峰的保票。這些人就是不能理解遠征珠峰不會像坐瑞士火車那樣如意。」彼得．阿瑟斯是位受人尊敬的嚮導，曾經十一次攀登過珠峰，其中四次登上了峰頂。

　　不幸的是，並不是所有涉及攀登珠峰的官司都可有可無。缺乏經驗或是信譽不好的公司不止一次地未能把諸如氧氣一類的關鍵性後勤保障輸送給登山者。甚至有些探險隊的嚮導丟下他們的顧客而自己登上峰頂使得一些失望的客戶認為他們只是被帶上山來付帳單的。一九九五年，一支探險隊的組織者攜帶著顧客交納的上百萬美元的費用在攀登開始之前就潛逃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我接到《戶外》雜誌社編輯打來的電話。他建議我參加一個準備五天後啟程的珠穆朗瑪峰嚮導探險隊，以便撰寫一篇文章，報導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商業化登山活動以及伴隨而生的矛盾。這家雜誌的意圖並不是讓我去攀登珠峰，編輯的意思僅是希望我停留在大本營，從位於珠峰西藏一側的冰河發回報導。我很認真地考慮了他的建議。我甚至預訂好了航班並且注射了所需要的免疫針，然而我卻在最後關頭退出了。

　　過去幾年中我所表現出的對珠峰的藐視，人們自然認為我是根據自己的原則而決定不去的。實際上，《戶外》雜誌社打來的電話出人意料地激發了我的強烈的和長久被壓抑的渴望。我之所以拒絕只是因為我認為花兩個月的時間待在珠穆朗瑪峰的巨大身影中卻不去攀登比大本營更高的地方是件令人灰心喪氣的事情。如果我要花八個星期離開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攀登珠穆朗瑪峰。

　　我問《戶外》雜誌社的編輯馬克．布賴思特，他是否能將此項任務推遲十二個月（這將給我時間正確訓練自己以滿足遠征探險的體力需要）。我還詢問雜誌社是否願意給我在一家比較知名的探險服務社登記並且負擔六萬五千美元的費用以給我一個登頂的機會。我不指望他們能同意這個計劃。在過去的十五年間，我已為該雜誌撰寫了六十多篇文章，而很少享受超過二千至三千美元的出差補貼。

　　一天後，布賴思特在與《戶外》雜誌的出版商協商後給我回了電話。他說雜誌不準備付這筆錢，但他和其他編輯認為珠穆朗瑪峰的商業化是個重要的題材。他堅持說，如果我真的想嘗試攀登珠峰，《戶外》可以想辦法使之成為現實。

　　三十年來我一直自稱為登山者，也征服過一些困難的目標。在阿拉斯加，我在「魔西之牙」山上開闢了一條困難的新路線。我還曾經獨自一人登上了魔指峰，並在偏僻的冰雪覆蓋的山頂上獨自生活過三個星期。我在加拿大和科羅拉多做過多次比較艱難的冰山攀登。在大風橫掃的南美洲北端，我登上了名為托雷嶺的高達一英里的凌空豎起的花崗岩山峰的頂部。當時，風以一百節的速度撞擊著山頂。山峰的表面覆蓋著一層極易破裂的冰霜。托雷嶺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艱險的山峰。

　　但這些冒險已是幾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些甚至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四十一個春秋，我已過了登山的黃金年齡，一把灰色的鬍子，一付爛牙床，腹部還多出十幾磅贅肉。我娶了一個我非常愛的妻子──她也同樣地愛著我，意外地撞上一份還算合適的工作。實際上，我平生第一次脫離了貧窮線。簡而言之，我攀登的渴望已經被一些由小小的滿足感組成的類似幸福的東西磨鈍了。而且在過去的攀登生涯中，我還沒有到達過一個可稱為高海拔的地方。說實話，我還沒有到過高於海拔一萬七千二百英尺，即珠峰大本營的地方。

　　作為一個渴求了解登山史的學生，我知道珠峰自被英國人於一九二一年首次造訪以來，已經奪去了一百三十人的生命（到達頂峰的每四個登山者中差不多就有一人死亡）。這些死去的人中有些比我還健壯，也擁有更豐富的高海拔經驗。但我最終發現童年時的夢想很難消逝，而理智已無濟於事。一九九六年二月底，布賴思特打來電話說，羅布．霍爾即將啟程的探險隊中有個位子等著我去。在他徵求我的意見時，我說願意，甚至沒停下來喘口氣。

第三章　三月二十九日

　　我用不太連貫的語言給他們講了一個寓言故事。我說，我要講的是海王星，僅僅是最普通的海王星，不是天堂，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天堂。你該知道這就意味是你，什麼也不是，僅僅是你。我說，在那上面有塊大石頭，我必須提醒你海王星上的人們都特別蠢笨，簡單地說，他們都被繩子拴著生活。我想要特別提到他們中有些人使自己下定決心要爬上那座山。我說，你們想像不出，這些人不顧死活，不管有用還是沒用，養成了一種習慣，他們把空餘時間和全部精力都花在追逐自己的榮譽上，在當地最陡峭的山上爬上爬下。他們回來時情緒都特別高。他們可能都爬上了那座山，因為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海王星上，大多數人也讓自己從最安全的一側攀登那座山峰。不管怎麼說，他們都很振奮，這可以從他們臉上和眼睛裡流露出的滿足看出來。正如我指出的那樣，這是在海王星而不是在天堂，在那裡可能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可做的事情。

　　──約翰．門拉弗．愛德華茲，摘自《某人的來信》

　　從曼谷飛往加德滿都的泰航三一一航班飛行了二個小時後，我離開自己的座位走到飛機的尾部。在飛機右側洗手間附近，我蹲下身子從齊腰高的小窗戶望出去，希望能看到一些山峰。我沒有失望：高出地平線的地方，就是犬牙交錯的喜瑪拉雅山脈。後來我一直站在窗戶邊，著迷一般，蹲在裝滿空汽水瓶和吃剩的食物的袋子上面，我把臉緊緊貼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突然我認出了巨大綿延的干城章嘉峰，它高出海平面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九英尺，是世界第三高峰。十五分鐘後，世界第五高峰映入我的眼簾，最後，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珠穆朗瑪峰的身影。

　　墨黑色的楔狀高峰如浮雕般聳立，傲視著四周。山峰在以一百二十節行進的噴射機捲起的旋風中劃出一道刺眼的切口。氣流掀起的一縷雪粒向東蔓延開來，宛如一條長長的絲巾。凝視著天空中的這道軌跡，我突然意識到珠穆朗瑪峰恰與這架載著我穿越天堂的飛機一樣高。此時此刻，攀登飛行高度的設想震撼了我。我感到這一想法是荒謬的，甚至比這還糟。我的手心濕漉漉的。

　　四十分鐘以後，我在加德滿都降落。當我通過海關步入候機大廳時，一位骨骼粗壯、面容清秀的年輕人拎著我的兩隻巨大行李朝我走來。「你就是喬恩嗎？」他操著輕快的紐西蘭口音詢問道，手裡拿著一張印滿羅布．霍爾顧客的護照相片影印文件的紙。他和我握了握手，自稱安迪．哈里斯，是霍爾手下的一名嚮導。他負責送我去旅館。

　　安迪．哈里斯三十一歲。他對我說另一名客戶也將乘同一架來自曼谷的飛機到達。叫洛．卡西希克，五十三歲，是來自密西根州布盧姆菲爾德山的律師。結果洛．卡西希克用了一個小時才找到行李，所以我和安迪一邊等待卡西希克，一邊切磋我們在加拿大西部都經歷過的幾次艱苦的攀登，還討論了滑雪的技巧和滑雪板的長短。安迪對攀登的強烈渴望和對山脈的純真熱情在日後的攀登過程中一直激勵著我。

　　就在洛．卡西希克，一個高高的、運動型的、長著灰白鬍鬚而略帶貴族遺風的男人出現在機場海關時，我問安迪本人曾幾次登上珠穆朗瑪峰。「實際上，」他興奮地回答，「和你一樣，這將是我的第一次。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得怎樣肯定是件有意思的事。」霍爾在簡樸而優美的加思達旅館為我們預訂了房間。旅館坐落在加德滿都雜亂的賽莫爾旅遊區的中心。狹窄的街道擠滿了黃包車和小攤販。加思達長久以來就以攀登喜瑪拉雅的探險活動而著名。旅館的牆上貼滿曾在這裡宿夜的著名登山者的簽名照片，包括：萊因霍爾德、梅斯納爾、彼得．哈巴勒爾、基蒂．卡爾霍恩、約翰．羅斯克力和傑夫．洛易。當我爬上通往房間的臺階時，我經過了一張名為「喜瑪拉雅三部曲」的巨幅四色海報。上面印著珠穆朗瑪峰、喬戈里峰和霍澤峰──它們分別是地球上最高、第二高和第四高的山峰。附加於這些山峰之上的是一名穿著登山裝、露齒而笑的大鬍子男人。一行字說明這名登山者叫羅布．霍爾。這幅海報記錄了霍爾在一九九四年的兩個月中登上這三座山峰的輝煌勝利，旨在為霍爾的探險諮詢公司招攬生意。

　　一小時之後，我親眼見到了霍爾。他高六英尺三英寸或四英寸，瘦如麻稈。他面帶天真，但看上去比三十五歲更成熟，也許是因為他醒目的魚尾紋，亦或因為他顯示出的權威氣質。他穿著夏威夷襯衫，褪色的萊維斯牛仔褲的一隻膝蓋上繡著八封圖案。一頭不拘小節的濃密棕髮蓋住前額。他的灌木叢般的鬍鬚有待修理。

　　喜愛社交的霍爾是個有著紐西蘭式智慧的故事大王。霍爾興致勃勃地講述了一個法國旅行者、一個和尚和一頭犛牛的故事。他妙語連珠，頑皮地斜視著我們，時而戛然而止製造一下氣氛，時而又抑制不住喜悅，將頭向後一仰，發出一陣爽朗而具感染力的笑聲。我立刻喜歡上了他。

　　霍爾出生在紐西蘭克賴斯特徹奇的一個天主教藍領家庭，是九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雖然他頭腦靈活，具有科學性的思維，但由於霍爾得罪了一位專制教師，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輟學了。霍爾在一九七六年為阿爾卑斯運動公司工作，這是一家登山設備的製造商。「霍爾開始時幹一些雜活，諸如踩踩縫紉機。」比爾．阿特金森回憶道，他現在已是著名登山運動員和嚮導，他當時也為阿爾卑斯運動公司工作。由於羅布在十六七歲就表現出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很快就勝任了整個生產線。霍爾當時已是有幾年經驗的山丘攀登迷。大約就在他為阿爾卑斯運動公司工作的那段時間裡，他又開始了攀岩和攀冰運動。「他學得很快，」阿特金森說，他後來成為霍爾最密切的攀登夥伴，「他具有從所有人那裡學習技巧、採納建議的本領。」

　　一九八〇年，霍爾滿十八歲。他參加了攀登海拔二萬二千二百九十四英尺、風景秀美無雙的阿瑪丹拉峰北坡的探險隊。此峰位於珠穆朗瑪峰南十五英里。在霍爾第一次攀登喜瑪拉雅的這次征途中，他繞道去了珠穆朗瑪峰的大本營。他發誓終有一天，他要登上世界屋脊。這一願望的實現歷時十年，經歷了三次嘗試。在一九九〇年的五月，霍爾作為探險隊隊長終於登上了珠穆朗瑪峰的峰頂。探險隊員中包括彼得．西拉里──艾德蒙先生之子。在峰頂，霍爾和西拉里做了無線電廣播。這次廣播在紐西蘭全國現場直播。他們在海拔二萬九千零二十八英尺的地方還得到了來自傑弗里．帕爾默總理〔註：紐西蘭總理。〕的祝賀。

　　直到那時，霍爾才成為一名職業登山者。和許多同行一樣，他從集團贊助商那裡獲得支付喜瑪拉雅山探險的高額費用。常識使霍爾明白他從媒體獲得的關注越多，就越容易勸誘公司打開他們的支票簿。事實證明霍爾非常善於在印刷品上揚名或在電視中拋頭露面。「是的，」阿特金森說道，「羅布還是有些公關才能的。」在一九八八年，一名來自奧克蘭〔註：紐西蘭在北島最大的城市。〕名叫加里．鮑爾的嚮導成為霍爾的主要登山夥伴和親密朋友。鮑爾和霍爾在一九九〇年共同登上了珠穆朗瑪峰。就在他們返回紐西蘭不久，他們制定了一個攀登七大洲的最高山峰的迪克．巴斯式的計劃。但他們將這一計劃的難度提高為在七個月中征服七大峰。既然珠穆朗瑪峰──七重奏中最艱難的一章已經成功完成──霍爾和鮑爾爭取到了一家名為「動力泉源」的大公共電力公司的贊助。他們開始了征程。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距離他們七個月的最後期限僅差幾個小時之際，他們登上了第七座山峰──海拔為一萬六千零六十七英尺的南極洲至高點文森山。這一壯舉使紐西蘭人引以為豪。

　　雖然成功了，霍爾和鮑爾仍思考著他們在職業登山事業中的長遠之計。「要想從公司得到源源不斷的贊助，」阿特金森解釋道，「一名登山者必須加大賭注。下一次登山計劃必須比上一次更困難、更吸引人的注意。這正如上緊的發條──而最終你將黔驢技窮。」羅布和加里明白終有一天他們將不能攀緣於陡峭的山峰，或者他們會葬身意外事故。所以他們決定改變方向，轉入到登山嚮導這一行業。「當你做嚮導時，你不必做你所渴望的攀登。挑戰來自於讓顧客登山、下山，這是另一種滿足感。這比起無止境地為得到贊助而奔波確是一種更穩定的職業。如果你能提供令人滿意的服務，顧客的數量是不可限量的。」

　　在「七個月七座山峰」的攀登行動中，霍爾和鮑爾制定了一個合夥開辦嚮導顧客攀登七座山峰的商業計劃。霍爾和鮑爾深信那些錢袋殷實但缺乏獨自攀登世界高峰經驗的夢想者大有人在，於是他們成立了一家公司，命名為探險諮詢公司。緊接著，霍爾和鮑爾創造了一個驚人的成績。在一九九二年五月，霍爾和鮑爾帶領六名顧客登上了珠穆朗瑪峰峰頂。一年以後，當他們在一個下午率領一支七人探險隊到達珠峰峰頂的時候，那一天之內共有四十人先後登臨了峰頂。當他們從那次探險歸來的時候，卻受到了來自艾德蒙．希拉里先生的令人始料不及的批評。他譴責了霍爾在使珠穆朗瑪峰商業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收取費用以護送那些新手登上峰頂，」艾德蒙先生怒斥道，「是對這座山峰的大不敬。」

　　在紐西蘭，希拉里是最受崇敬的人物之一。他的頭像甚至被印在了五塊錢的票面上。由於受到這位領袖人物，這位在霍爾孩提時代被他視為英雄的登山前輩的當眾斥責，霍爾感到沮喪和尷尬。「在紐西蘭，希拉里被視作活著的國寶，」阿特金森道，「他說的話非常有分量。受到他的指責確是件令人傷心的事。羅布曾想以公開聲明的方式為自己辯護，但他意識到在媒體上與這樣一位資深人物唱反調，他永遠也占不了上風。」

　　就在希拉里的討伐之火燃起後的第五個月，霍爾受到另一打擊：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加里．鮑爾死於大腦出血──由高海拔而引起的腦出血。意外發生在他們攀登世界第六高峰，海拔二萬六千七百九十五英尺高的道拉吉里峰時。鮑爾在霍爾的臂彎中嚥下最後一口氣，長眠於山頂上的一個帳篷裡。第二天，霍爾將他的朋友埋葬於山間裂縫中。在這次探險後的一次紐西蘭電視採訪中。霍爾傷心地描述了他是怎樣用攀登繩索將鮑爾的屍體送入深不可測的冰河的。「登山繩索是為將人們連繫在一起而設計的，你永遠不應放開它。」他說，「但我卻眼睜睜地看著它從我的手中滑落。」

　　「加里死後，羅布悲痛欲絕，」海倫．威爾頓說。她在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擔任霍爾大本營的總管。「但他很快就戰勝了悲痛。這就是羅布的方式──讓生活繼續。」霍爾決定獨自支撐起探險諮詢公司。他以井井有條的方式重整公司的結構和服務，繼續護送業餘登山愛好者登上巨大而遙遠的山峰。

　　在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五年之間，霍爾將三十九名登山者送至珠峰峰頂──比自艾德蒙．希拉里首登珠峰後的二十年間所做的攀登次數的總和還多出三次。霍爾帶著成就感將探險諮詢公司稱為「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先鋒」。他在發送給那些潛在的顧客的宣傳冊上寫道：「那麼，你渴望冒險了！也許你夢想遊歷七大洲或者站在高山之巔。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從來不敢將夢想付諸實踐，或與人分享夢想，或承認內心強烈渴望的存在。」「探險諮詢公司致力於組織和嚮導登山探險活動。我們善於將夢想變為現實。我們將與您一起實現您的目標。我們不會將您拖上山──您必須努力工作──但我們保證會最大限度地為您提供安全感和成功的機會。」

　　「對那些敢於面對夢想的人來說，這一經歷將帶給您無法言傳的感受。我們邀您與我們共攀您的山峰。」在一九九六年，霍爾收取每位客戶六萬五千美元作為帶領他們登上世界屋脊的費用。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它相當於我在西雅圖的房屋抵押款。這一報價並不包括去尼泊爾的機票和個人所需的裝備。事實上沒有其他公司的收費比這更高了。霍爾的一些競爭對手只收取三分之一的費用。但是由於霍爾顯赫的成功係數，他不愁沒人上鉤，也就是加入他的第八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探險隊。如果你一意孤行地嚮往攀登高峰而又有些資金的話，探險諮詢公司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在到達加德滿都兩天後，也就是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清晨，集合在一起的探險諮詢公司喜馬拉雅山探險隊的成員，爬上一架由亞洲航空公司運營的蘇製米格─十七直升飛機。這架傷痕累累的阿富汗戰爭的古董如一輛校車大小，有二十六個座位，看上去像在誰家後院拼湊而成的。駕駛員關上門，發給每人一副棉球以堵住耳朵。而後，這架巨獸般的直升飛機隆隆劃入空中，發出震耳欲聾的吼聲。機艙內的地板上堆滿了行李裝備、旅行袋和紙箱子。擠在機艙內四周座位中的是像貨品一樣被運送的人們。他們面朝艙內，膝蓋抵住胸口。螺旋槳發出的震耳欲聾的聲音讓人無法交談。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沒人抱怨。

　　在一九六三年，湯姆．霍恩賓從距加德滿都市不到十幾英里的班尼帕開始了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探險。他在路上花費了三十一天才到達大本營。像許多現代攀登珠峰的人一樣，我們選擇越過這段陡峭而塵土飛揚的路程。這架直升飛機將把我們送至位於喜瑪拉雅山脈海拔九千二百英尺處的偏僻小村──盧克拉。如果我們不乘直升飛機，我們將在霍恩賓走過的路上消磨三個星期的時間。

　　環顧寬敞的機艙，我努力將記憶中的人名與眼前的隊友一一對號。除了嚮導羅布．霍爾和安迪．哈里斯以外，海倫．威爾頓，一位三十九歲的四個孩子的母親，正在返回大本營以開始她作為大本營總管的第三任期。卡洛琳．麥肯齊，一位年近三十的出色登山者和醫生──擔任探險隊的隊醫。像海倫一樣，她只到達大本營。洛．卡西希克，我在機場遇到的那位具有紳士風度的律師──已經攀登過七座山峰中的六座了。南比，四十七歲的沉默寡言的聯邦快遞東京部人事主任也是如此。貝克．韋瑟斯，四十九歲，來自達拉斯的饒舌的病理學家。斯徒爾特．哈欽森，剛剛從某個科研項目休假而來的略帶書生氣的加拿大心臟學家。約翰．塔斯基，五十六歲，隊中最年長的一位，是來自布里斯本〔註：澳洲昆士蘭省府城。〕的麻醉師。他從澳大利亞軍隊退役後開始從事登山運動。福蘭克．菲施貝克，三十四歲，精幹而儒雅的香港出版商，曾三次隨霍爾的對手組織的探險隊攀登珠穆朗瑪峰。在一九九四年，他一口氣登上南峰頂，距最高峰的垂直距離僅為三百三十英尺。道格．漢森，四十六歲，美國郵政工人。他曾在一九五五年隨霍爾攀登珠穆朗瑪峰。像菲施貝克一樣，他到達了南峰頂。

　　我不知該如何評價我的隊友們。從外表和經歷來看，他們絲毫不像經常與我為伍進行攀登的那些強健的登山者。但他們看上去友好而有教養。整個小組中還沒有誰看上去就是個笨蛋──至少在初始階段還沒人露出本色。然而，我感覺除了道格以外，我和其他人沒有什麼共同語言。道格身材頎長而結實，不善社交。他飽經風霜的臉使人想起漏了氣的足球。他做了二十七年多的郵政工人。他告訴我，為了支付這次路程的費用，他白天做建築，晚上加夜班。因為我在成為記者之前曾幹過八年的木匠，或是因為我們屬於同一納稅級別，這一切將我們與其他顧客劃分開來。我和道格在一起時有種默契。使我漸感不安的主要原因是我從未與這樣一大群陌生人共同攀登過。除了二十多年前的阿拉斯加之行，我以前的探險都是獨自或與信任的朋友共同進行的。在登山活動中，對同伴的信任至關重要。一名登山者的行為將影響整個團體的利益。一個鬆動的繩節，一次失足，一塊被踩落的石塊，會給肇事者和其隊友帶來同樣的惡果。因此，登山者謹慎選擇不與不明底細的人合作是不足為怪的。但是，對於那些參加嚮導攀登的顧客來說，對同伴的信任是不容易辦到的。他們必須把信任感寄託在嚮導身上。當直升機嗡嗡地駛向盧克拉時，我猜想我的隊友們都和我一樣真心希望霍爾已謹慎地將能力不足的顧客淘汰出局並有辦法保證我們免受彼此能力不足而帶來的損害。

第四章　三月三十一日

　　我們沒有在路上逗留，下午就早早地結束了一天的行程，甚至還沒等到酷熱和酸痛的腳驅使我們詢問每一位過路的夏爾巴人，「還有多遠才能宿營？」我們很快發現答案無一例外的是：「還有兩英里，先生……」

　　夜晚是寧靜的。炊煙冉冉升起在寂靜的空中。黃昏變得溫柔了。火光閃耀在我們明天可宿營的山脊上。雲霧模糊了我們後天要趕的山路。漸漸增加的興奮感把我的思緒一遍又一遍地帶到西側山脊（西坡）……

　　當太陽落山時，孤獨感油然而生。疑慮也偶而徘徊腦際，那時我感到沉重，彷彿身負著我的整個生命。

　　──托馬斯．霍恩賓，摘自《喜馬拉雅的西坡》

　　從盧克拉到喜馬拉雅的路需向北穿越杜德科西峽谷。這是一條冰雪覆蓋、巨石堵塞的冰河。我們在名為帕克丁的小村莊度過了旅程的第一夜。村裡的幾間屋舍和茅草棚坐落在臨河山坡的平地上。當夜幕降臨時，空氣中有刺骨的冷意；清晨，杜鵑花的葉子上閃著白霜。但喜馬拉雅位於北緯二十八度──赤道的旁邊──當太陽升到可以穿透峽谷時，氣溫驟升。下午時分，當跨越一座高架於河流之上的浮橋時──這也是我們一天中跨越的第四條河流──我已經汗流浹背了。我只穿了短褲和Ｔ恤。

　　過了橋，泥濘的小路偏離了杜德科西的河岸而蜿蜒爬上峽壁，穿過芬芳的松樹林。雄偉的形狀如笛子的兩座雪峰刺入天空，垂直高度達兩英里。這是片神奇的土地，但這裡卻不是荒野之地，而且幾百年前就已不是了。每塊地都被開墾過，種植著大麥、養麥和馬鈴薯。一串串祈禱者的旗幟掛滿山坡。古代的佛教神殿和刻著精美佛經的牆壁在最高的山峰上像哨兵一樣佇立。當我棄河上岸時，路上擠滿了長途跋涉者、犛牛群、穿紅袍的和尚和被木材、煤油、飲料壓彎了腰的赤足夏爾巴人。

　　上岸幾十分鐘後，我到達了一個寬闊山脊的頂部。在經過一個由石頭壘成的牛圈時，我突然發現已到了納姆城，夏爾巴社會的社交和商業中心。位於海平面以上一萬一千三百英尺的納姆城像一隻巨大而傾斜的圓盤狀衛星電視接收天線掛在險坡的半山腰。一百多間屋舍戲劇性地散落在石頭山坡上，被迷宮般的小路連接著。在小鎮的邊緣我找到了庫巴旅店。推開當作前門的毯子，我發現我的隊友們正在桌子的一角喝檸檬茶。

　　我走向他們時，羅布．霍爾向我介紹了此次探險隊的第三位嚮導──麥克．格魯姆。這位有著一頭胡蘿蔔顏色的頭髮和馬拉松運動員般瘦削身材的三十三歲的澳大利亞人是布里斯本的管道工，只是偶爾做導遊。在一九八七年，當他從海拔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九英尺的干城章嘉峰下山時被迫在露天過了一夜。他的腳凍傷了，因而不得不截去所有的腳趾。但這一打擊並沒有阻止他的喜馬拉雅事業，相反，他爾後又攀登了喬戈里峰、霍澤峰、喬歐亞峰和阿瑪丹拉峰。一九九三年，他在無氧氣供給狀態下登珠穆朗瑪峰。冷靜而謹慎的格魯姆是個令人愉快的夥伴。他極少講話，即使被人問到時，他也只會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做簡短回答。

　　房間裡的對話被三位客戶把持著──斯徒爾特、約翰，特別是貝克。這一模式在整個探險過程中不斷地被重複著。幸運的是，約翰和貝克都很幽默，經常使全隊人忍俊不禁。然而貝克習慣於將獨腳戲轉成對自由黨人的嚴厲的、長篇累牘的攻擊。那晚我犯了一個錯誤，在某個觀點上我和他意見不一致。針對他的評論，我提出提高最低工資是一個明智而必要的政策。作為一名信息靈通而富有技巧的辯者，貝克批駁了我笨拙的聲明，而我卻缺乏必要的實力回擊他。最後，我只能舌頭木訥、汗流浹背地袖手旁觀。

　　當他繼續用慢吞吞的東德克薩斯口音列數各福利州的費力而不討好的行為時，我起身離開了桌子以免繼續丟臉。當我回到餐廳時，我向女店主要了一杯啤酒。一個小巧而優雅的夏爾巴婦女正在為一群美國旅遊者點菜。「我們很餓，」一個面頰紅潤的男人大聲地用不地道的英語嚷道，邊比劃著吃飯的動作。「想吃馬鈴薯、犛牛漢堡、可口可樂。你們有嗎？」

　　「願意看看菜單嗎？」夏爾巴女人用清晰、乾脆，略帶加拿大口音的英語回答道。「我們的品種很多。還有新烤的蘋果派，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做甜點。」

　　這位美國遊客無法理解這個棕色皮膚的山地女人會用完美而清晰的標準英語與他說話。他繼續用他那滑稽的走調英語說道：「菜單。好的，好的。對，對，我們想看看菜單。」

　　夏爾巴人在那些喜歡透過浪漫面紗看他們的外國人眼中仍是一個謎。不熟悉喜馬拉雅人口統計情況的人會認為所有尼泊爾人都是夏爾巴人，而實際上，在尼泊爾這個面積相當於北卡羅萊那州、人口超過二千萬、有著五十多個不同民族的國家中，夏爾巴人的數量不超過二萬。

　　夏爾巴人，尼泊爾的菩提亞人的別稱。主要聚居在昆布、帕拉索盧，部分散居，遠達大吉嶺。夏爾巴人是大山的子民，虔誠的佛教徒。夏爾巴社區的中心是庫巴。這裡有幾條流向喜馬拉雅南坡的溪谷──一小塊罕見的崎嶇不平的地勢。這裡找不到公路、汽車或一切帶輪子的交通工具。

　　在寒冷而貧瘠的高寒地帶從事種植生存是相當艱難的，所以傳統的夏爾巴經濟以在中國西藏和印度之間做貿易和放牧犛牛為主。然而英國人在一九二一年開始的首次攀登珠穆朗瑪峰時請夏爾巴人作為助手的行為，引發了夏爾巴文化的轉變。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尼泊爾王國一直關閉邊界，所以最初關於珠穆朗瑪的勘察和隨後的八次探險活動都被迫從北面穿越中國西藏進行，而從未穿越任何靠近庫巴的地方。但是最初從大吉嶺前往西藏的九次探險活動正好位於許多夏爾巴人移居的地方。他們在當地居民中間已贏得吃苦耐勞、和藹可親及聰穎智慧的美名。此外，由於大多數夏爾巴人世代居住在海拔為九千至一萬四千英尺高的村莊，他們在生理上已適應高海拔帶來的嚴寒。根據Ａ．Ｍ．克勒斯，一位曾多次與夏爾巴人攀登和旅行的蘇格蘭醫生的建議，一九二一年的珠峰探險隊雇傭了一大批夏爾巴人幫助挑行李和搭營帳。這一做法在其後的七十五年中被大多數探險隊沿用下來。

　　無論如何，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庫巴的經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依附於每年隨季節湧入的大約一萬五千名旅遊者和登山者。那些學習過登山和高空作業的夏爾巴人──特別是那些曾登上過珠穆朗瑪峰的人，在他們的社會中得到極高榮譽。而成為攀登能手的夏爾巴人也隨時面臨喪命的危險：從一九二二年七名夏爾巴人在英國人的第二次探險活動中死於雪崩起，超出正常比例數目的夏爾巴人已在珠穆朗瑪峰喪命──共五十三人。事實上，他們占了攀登珠穆朗瑪峰總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

　　除危險之外，夏爾巴人之間為爭奪探險隊中十二至十八個位置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那些為六個位置而競爭的優秀登山者往往能在兩個月中得到一千四百六十美元到二千五百美元的報酬。這在一個人均年收入僅為一百六十美元的貧困國家是個誘人的數目。

　　為滿足日益增加的西方登山者和旅遊者的需要，新建的小旅館和茶館在庫巴境內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在納姆城，新建築尤為醒目。在前往納姆城的路上，我超過了無數個背著從低地樹林剛剛砍伐下來的木材趕路的挑山工。每根木材超過一百磅──他們在榨取自己的血汗去換取每日三美元的報酬。

　　很久以前曾到過庫巴的觀光者為旅遊熱及其給這片人間天堂、世外桃源所帶來的變化感到悲傷。整個峽谷的樹木被砍倒做了燃料。聚集在納姆城理髮館的青年們大多穿著牛仔褲和芝加哥公牛隊的Ｔ恤而不是做工精緻的傳統長袍。家庭成員習慣於在夜晚擠在錄放影機前觀看史瓦辛格的最新動作片。

　　庫巴文化的諸多變化不完全是件好事，但我卻從未聽到過夏爾巴人對此的哀嘆。旅遊者和登山者帶來了硬通貨，以及由他們支持的國際扶貧組織的基金為納姆城和其他村子蓋起了學校和醫院，降低了出生死亡率，建起了人行天橋和水電站。西方人對庫巴失去往日那種簡單而如畫生活的痛惜，反而確有些施恩者的味道了。生活在這片崎嶇鄉村的大多數人都不想與現代社會或者人類進程割斷連繫。夏爾巴人最不願做的事就是被封存在人類學的博物館裡。

　　一名強壯的、事先已適應了高海拔的行路人可在二至三天的時間裡走完從盧克拉到珠穆朗瑪峰大本營的路程。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剛剛從海平面來到這裡，所以霍爾讓我們用慢吞吞的步伐前進，用這段時間適應漸漸稀薄的空氣。我們每天行走最多不超過三四個小時，在以後的日子裡，霍爾的行程計劃安排我們進一步適應高海拔氣候。四月三日，我們繼續前往大本營的行程。在離開村子二十分鐘後，我俯看山下，看到一幅激動人心的畫面。腳下二千英尺處，杜德科西河像一道銀色索鏈在四周的岩石上切開一道深深的縫隙。在一千英尺的上空，巨大的阿瑪丹拉山的釘子狀陰影像魔鬼一樣籠罩在峽谷上空。在更高的一千英尺處是掩藏在身後高聳入雲的珠穆朗瑪雪峰。像通常見到的景象一樣，一縷冷凝的空氣像結冰的煙霧從山頂流下。

　　我大概用了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注視著山峰，盡量設想站在狂風凜冽的頂峰會是什麼情景。雖然我曾攀登過上百座山峰，但對於珠穆朗瑪峰，再豐富的想像力也無法描述她的神奇。峰頂看上去是那樣寒冷、高聳和遙不可及。我感到我彷彿在前往月球的旅途中。當我轉身繼續前行時，我的情緒在不安的猜測和巨大的幸福中稍稍有些安定。傍晚時分，我們到達了庫巴最大、最重要的騰巴車佛教寺院。車巴──一個剛剛作為大本營廚師參加我們探險隊的幽默而體貼的夏爾巴人邀請我們拜見「首領」──「全尼泊爾喇嘛的首領，」車巴解釋道，「一個非常神聖的人。他昨天才結束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冥想──在過去的三個月中他沒有說過話。我們將是他的第一批客人。這是很吉利的。」我、道格還有洛每人給了車巴一百個盧比（大約兩美元）去買儀式用的哈達──一種敬獻給「首領」的白色絲帶。然後我們脫了鞋，由車巴引導來到寺後面一間狹小但通風的房間。

　　一個矮小、頭頂發亮的胖乎乎的男人盤腿坐在織錦的枕頭上，身上裹著勃艮第紅葡萄酒顏色的長袍。車巴謙卑地鞠躬，用夏爾巴語和他簡單耳語了兩句，然後示意我們走上前來。「首領」一邊輪流為我們祈禱，一邊將我們買的哈達掛在我們的脖子上。事後他幸福地微笑著，給我們讓茶。「你們應該戴著這條哈達到山頂去，」車巴用神聖的聲音告訴我們，「這將取悅上蒼，保佑你們平安。」

　　我們不知在這位神靈般的人物、這位古代著名喇嘛的轉世面前如何舉止，我唯恐無意識地舉動而犯下不可寬恕的錯誤。當我吁著茶感到煩躁不安時，「首領」從鄰近的櫃子裡拿出一本大大的、裝飾華麗的書，然後遞給了我。我在我的髒褲子上擦了擦手，然後緊張地翻開書。這是一本相簿。從相簿上看，這位「首領」最近首次訪問了美國。這本相簿是他此行的一些快照：他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和航空航太博物館前的留影；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聖莫尼卡碼頭的留影。「首領」開心地笑著，他興奮地告訴我們他最喜歡的兩張照片是他和影星李察．基爾及作家西格爾的合影。

　　行程的六天中我們如臨仙境。小徑引導我們穿過成片的落葉松、矮矮的白樺樹、松樹和杜鵑等植物，雷鳴的瀑布、迷人的石頭花園和涓涓的細流。地平線上擠滿我從孩提時代起就閱讀的那些高峰。我們大部分工具都由犛牛和挑山工承擔，我的背包裡只剩下一件夾克、一些糖果和一架照相機，輕裝前進的悠然步伐使我享受到了行走在異國他鄉的樂趣，我如墜夢境──但這種陶醉感始終不能持續。我還是想起我們的目的地。閃現在腦海中的珠穆朗瑪峰的陰影很快使我的注意力又集中起來。

　　我們都以自己的步伐前進著，不時在路邊的茶館小憩，或與過路人攀談幾句。我發現我常與郵政工人道格．漢森和羅布．霍爾的中級嚮導安迪．哈里斯為伍。安迪──被羅布和他的紐西蘭朋友稱為「赫羅德」的是一個高大健壯的青年。他有一張香菸廣告上常出現的英俊而粗獷的臉。在冬天，他被聘作搶手的直升飛機滑雪嚮導。在夏天，他為在南極洲做地形勘測的科學家工作，或護送顧客攀登紐西蘭的南部高峰。

　　當我們沿路前行時，安迪興致勃勃地講起和他同居的女人，一個名字叫作菲奧娜．麥富森的醫生。當我們在岩石上休息時，他掏出一張菲奧娜的照片讓我看。她高大，留一頭金色的長髮，看上去像運動員。安迪說他和奧娜正在昆士蘭州外的山丘上建造一所房子。當正在為房子忙得不亦樂乎的安迪接到羅布首次讓他共同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邀請時，安迪承認，他的感情是喜憂參半的：「離開菲和房子真是件痛苦的事。你知道，我們剛剛上好房頂。但你又怎麼能拒絕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機會呢？特別是當你有機會在羅布．霍爾這樣的人身邊工作時。」

　　雖然安迪以前從未到過珠穆朗瑪峰，但他對喜馬拉雅山並不陌生。在一九八五年，他攀登了海拔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七英尺的難度很大的喬戈里峰。此山位於珠峰西側三十英里的地方。一九九四年秋天，他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在菲舍診所工作。菲舍是一個小村子，位於海拔一萬四千英尺處、那裡風力強勁。我們後來在這裡度過了四月四日和五日兩個晚上。

　　這個診所是由名為喜馬拉雅救援組織的基金會贊助的。診所主要致力於治療高山反應引起的疾病（也為當地的夏爾巴人提供免費的醫療）和向旅遊者普及攀登過快和過猛所隱伏的危險。一九七三年四名日本旅遊者由於高山疾病而在附近地區死亡後建立了這個診所。在診所成立前，高山病奪走每五百名穿越菲舍的遊客中的一至兩人的生命。在我們到達菲舍的時候，樂觀的美國律師勞拉．齊默正在和她的醫生丈夫吉姆．里奇在只有四個房間的診所裡忙碌著。和他們一同工作的還有一位年輕的醫生，名叫拉里．希爾弗。勞拉強調說，這個驚人的死亡率並不包括攀登事故；受害者都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普通遊客」。

　　現在，由於普及宣傳和診所義務人員提供的緊急救護，死亡率已被降至每三萬旅遊者中不足一人。雖然像勞拉．齊默這樣的西方人在菲舍診所的工作是無償的，並要自行負擔往返尼泊爾的旅費，但這一光榮的崗位仍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

　　一九九〇年，當霍爾首次攀登珠峰時，診所由出色而自信的紐西蘭醫生簡．阿諾德主持。霍爾在上山路經菲舍時遇到了她。霍爾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了。「我問簡等我從珠峰下來後，她是否能和我一道出去，」當我們在這個村子度過第一個夜晚時，霍爾回憶道，「我們的第一個約會是去阿拉斯加共同攀登麥金利峰〔註：位於阿拉斯加州東南部、阿拉斯加山脈中段，海拔六一九四公尺，是北美洲最高峰。〕。她說好吧？」他們兩年後結婚。一九九三年，簡．阿諾德和霍爾一同登上珠峰頂。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她到大本營做隊醫。若不是阿諾德懷著她和霍爾的第一個孩子已經七個多月，她今年會重返大本營的。

　　星期四是我們在菲舍度過的第一個夜晚。晚飯過後，勞拉．齊默和吉姆．里奇邀請霍爾、哈里斯和我們的大本營總管海倫．威爾頓到診所喝上一杯並且聊聊天。在那晚的談話中，話題不知不覺地轉移到了攀登的危險性和嚮導攀登珠峰上。里奇還清楚地記得談話的內容：霍爾、哈里斯和里奇都同意，一場殃及許多顧客的災難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剛剛在前年春天從西藏一側攀登了珠峰的里奇回憶說，「羅布的感覺是厄運不會降臨到他的頭上；他擔心的是『不得不去救助其他的隊伍』，而當災難真的降臨，他肯定會是發生在最危險的山頂的北面一側。」──即西藏一側。

　　四月六日星期六，從菲舍上行幾小時，我們到達了庫巴冰河的底部，一條從珠峰南側伸下來的十二英里長的冰河。我希望這條路能成為我們通向峰頂的通道。在海拔一萬六千英尺處，我們告別了最後一抹綠色。二十個在冰河的堆石上肅穆排列著的碑俯視著迷霧籠罩的山谷。這些墓碑，他們當中大多數是夏爾巴人。從這裡開始，我們將生活在荒涼而單調的岩石和風雪的世界裡。雖然我步履緩慢，但還是感到了高海拔的影響。我開始頭重腳輕和氣喘吁吁起來。

　　這裡大部分的路還是被一人多高的冬天的積雪覆蓋著。當積雪在下午的陽光下融化的時候，犛牛的蹄子踏在鬆動的冰殼上，牲口們打著滾兒。發著牢騷的犛牛把式拍打著他們的牲口向前趕路。傍晚時分，我們到達了洛布傑村，並找到一處可以躲避風寒的狹窄而骯髒的小木屋。

　　在靠近庫巴冰河邊緣的地方，擠著幾間搖搖欲墜的低矮建築。這裡住滿了夏爾巴人、來自十多支探險隊的登山者、德國旅遊者和成群的犛牛。他們都是趕往從山谷向上還有一天路程的珠穆朗瑪峰大本營的。霍爾說，這種等待是由於不常見的厚厚的積雪造成的。直到昨天，還沒有犛牛能越過冰雪到達大本營。村子裡的木屋已被人們住滿。在幾塊未被雪覆蓋的土地上，並排擠著許多帳篷。從下面山丘上來的衣衫襤褸的為各登山隊挑運行李的挑山工就露宿在周圍山坡上的山洞裡和巨礫下面。

　　村裡的三四個石頭茅坑已是糞便四溢。廁所如此讓人難以忍受，以至於夏爾巴人和西方人都在露天的空地上方便起來。一堆堆散發著惡臭的人糞到處都是。

　　我們居住的木屋裡放著兩層可供三十多人使用的木檯子。我在上面的一層找到了一張空床位。我盡可能將跳蚤從布滿灰塵的床墊上抖落，然後把我的睡袋鋪在了上面。在附近靠牆的地方有一隻靠燃燒乾犛牛糞供熱的小鐵爐子。當氣溫在太陽落山後降到結冰點以下時，挑山工們便從寒夜中擁到爐子旁取暖。因為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犛牛糞也不能充分燃燒，所以在這個位於海拔一萬六千二百英尺上的氧氣不足的小木屋裡充滿了濃密而刺鼻的煙霧，就好像將燒柴油的汽車的尾氣管直通到了屋裡。那一夜，我由於兩次止不住的咳嗽而不得不跑到屋外呼吸空氣。早晨，我的雙眼刺痛而且布滿血絲，鼻孔裡堵著黑色的煙灰。從此我還患上了伴隨我整個攀登過程的乾咳症。

　　羅布計劃讓我們在洛布傑花一天的時間適應氣候，然後完成到大本營的最後六七英里的路程。我們登山隊的夏爾巴人已在幾天前到達了大本營，以便為我們整理好營地並在珠峰下部的山坡上開闢一條路線。然而在四月七日晚上，一個人帶著從大本營傳來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氣喘吁吁地跑到了洛布傑：羅布雇傭的年輕夏爾巴人丹增掉入了冰河裂縫中十五英尺的地方。另外四名夏爾巴人已將他拖了出來，但他傷勢很重，可能跌斷了大腿骨。面如死灰的羅布宣布，他將和麥克．格魯姆在黎明時分趕往大本營以幫助救護丹增。「我很遺憾地告訴你們，」他繼續說道，「剩下的人必須待在洛布傑，直到情況得到控制。」

　　後來我們才了解到，當時丹增正和另外四名夏爾巴人在一號營地之上的庫巴冰河較平緩的一段上勘察路線。五個人很明智地排成了一列，但卻沒有使用繩索──這是嚴重違反攀登規則的做法。丹增緊緊跟在四人身後，即使當他踩上那塊掩蓋著裂縫的冰塊時，也是踩在前一個人的足跡上。他還未來得及呼救，就已像石頭般墜入冰河腹中。

　　在海拔二萬零五百英尺處，直升飛機救援困難重重。稀薄的空氣無法為直升機的螺旋槳提供著陸和起飛所需的足夠支持力，甚至飛機在空中盤旋都是危險的。基於這種情況，在從庫巴冰河至大本營這段垂直距離為三千英尺的路程中，丹增必須由人力護送，而這段路程又是整個登山路線中最陡峭、最危險的一段。將丹增活著送到山下需要群策群力。

　　羅布一貫牽掛為他工作的夏爾巴人的安危。在我們小組離開加德滿都之前，他讓我們全體就座，給我們上了一堂非常嚴肅的有關如何向我們的夏爾巴隊友表示感激和尊重的課。「我們雇來的夏爾巴人是最好的合作夥伴。」他告訴我們，「他們辛勤工作只是為了賺取在我們西方人眼中為數不多的報酬。我希望你們記住，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沒有任何可以爬珠穆朗瑪峰的可能。我再重複一遍：沒有夏爾巴兄弟的幫助，我們中沒有任何人能攀登珠峰。」

　　在後來的一次交談中，羅布提到在過去的幾年中，一些探險隊領隊對他們的夏爾巴雇員漠不關心的做法是應受到指責的。在一九九五年，一名年輕的夏爾巴人葬身珠穆朗瑪峰。羅布認為事故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夏爾巴人「在沒有受過正規訓練的情況下被允許攀登高山。我認為阻止類似事件發生是我們這些組織者的責任。」

　　去年，一個美國嚮導探險隊雇用了一個叫卡米的夏爾巴男孩幫廚。這個二十一二歲、身體健壯且雄心勃勃的男孩請求美國人允許他以一名夏爾巴攀登者的身分在高空工作。雖然卡米沒有任何攀登經驗，也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但為了答謝他的熱情和奉獻精神，幾個星期後，他的願望得到了滿足。

　　從二萬二千英尺到二萬五千英尺處的常規路線是一道名為「霍澤之臉」的陡峭而危險的冰坡。作為一種安全保護，探險隊通常在冰坡上由下至上繫一系列的繩索。攀登者在攀登時應在自己和固定的繩索之間繫一條安全鏈。卡米，這個年輕、過分自信而又缺乏經驗的男孩認為繫鏈於繩索之上的做法大可不必。一天下午，當他背著擔子攀登「霍澤之臉」的時候，他在石頭般堅硬的冰面上失手墜入了二千英尺深的山底。

　　我的隊友福蘭克．菲施貝克當時目睹了事件的全過程。一九九五年，他在第三次爬珠峰的嘗試中參加了這支雇傭了卡米的美國探險隊。當時福蘭克正在「霍澤之臉」的頂部沿繩索攀登。他用顫抖的聲音回憶說：「當我們向上看時，一個人頭朝下翻滾下來。他尖叫著從我身邊擦過，留下一道血光。」

　　一些登山者迅速趕到谷底卡米落地的地方，他已經由於墜落過程中受大面積外傷而死亡。卡米的屍體被抬到大本營。按佛教傳統，他的朋友們為他的屍體供食三天。當卡米的屍體被火焰吞沒的時候，他的母親悲痛欲絕，一頭撞在了堅硬的石頭上。

　　四月八日那天，當羅布和麥克匆匆趕往大本營去將丹增活著送下珠穆朗瑪峰時，卡米的影子始終閃現在羅布的腦海中。

第五章　四月八日

　　穿過幻想谷冰峰，我們到達了亂石叢生的如圓形劇場舞臺的谷底。……在這裡（冰布）像庫巴冰河一樣，突然向南流去。我們將大本營紮在海拔一萬七千八百英尺處的側面冰磧上。冰磧構成了冰布轉彎處的外邊緣。巨石為環境平添了一份堅固的感覺，而腳下滾動的碎石卻打破了這一印象。人們所能看到、感覺到和聽到的只有冰布、冰磚、雪崩和寒冷。這是人類無法生存的世界。沒有流水，沒有生命──只有毀滅和腐爛……。而在征服山峰之前的幾個月中，這裡將是我們的家。

　　──托馬斯．霍恩賓，摘自《珠穆朗瑪峰：西坡》

　　四月八日，當天色剛剛暗下來時，安迪的手提式無線電對講機在洛布傑木屋外吱吱咯咯地響了起來。羅布從大本營發來了好消息。三十五名來自幾個不同探險隊的夏爾巴人用了一天的時間將丹增送下山去。他們將丹增捆在一個鋁製梯子上，通過放繩索、拉繩索和傳送的方式將丹增送下冰川。現在丹增正在大本營休息。如果天氣允許，一架直升飛機將於日出時將他送至加德滿都的醫院。電話裡聽出羅布鬆了一口氣。他指示我們在清晨離開洛布傑，由我們自己趕往大本營。

　　聽到丹增平安的消息，我們這些顧客也感到十分欣慰。而更令我們感到解脫的是我們即將離開洛布傑。約翰和洛由於不潔的環境而患上了某種消化道疾病。海倫，我們的大本營主管，患上了一種高海拔引起的頑固的頭痛病。而我的乾咳由於在濃煙彌漫的小木屋度過了第二個夜晚後也大大地加重了。

　　由於濃煙的原因，在即將度過第三個夜晚時，我決定逃離這煙燻火燎的木屋而搬到露天搭起的帳篷裡。這個帳篷是由於羅布和麥克匆匆趕往大本營而騰出的。安迪選擇與我同住。在半夜兩點鐘時，睡在我身旁的安迪突然坐起來，發出陣陣的呻吟聲。「嗨，赫羅德，」我躺在睡袋裡問道，「你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晚飯吃的什麼東西有些不對勁。」過了一會兒，安迪拼命地拉開關著的帳篷門，費力地將頭和身體伸到門外，然後嘔吐起來。當嘔吐停止後，他一動不動地蹲了幾分鐘，一半身體露在帳篷外。而後他突然跳起，急速跑出幾米遠，猛拉下褲子，發出一陣響亮的腹瀉聲。接下來的整個夜晚，他都待在寒冷的露天裡，盡情地傾瀉著腸胃系統裡的雜質。

　　清晨，虛弱的安迪處於脫水狀態。他的身體劇烈地顫抖著。海倫建議安迪在體力恢復之前，先留在洛布傑。安迪對此建議不予考慮。「我說什麼也不能再在這糞堆裡過夜了，」他將腦袋放在兩腿之間，一臉的苦相。「我今天要和你們一起去大本營。爬我也要爬過去。」

　　上午九點鐘以前，我們收拾好行裝，準備上路。當其他隊員輕快地走在路上時，我和海倫陪安迪走在後面。安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邁開腳步。他一次次地停下來，弓著背，將全身支撐在滑雪杖上喘氣，然後又鼓足勁兒掙扎著前行。前進的路線沿庫巴冰河側面冰磧上的石塊跌落了幾英里後落在冰河上。灰燼、粗糙的碎石和花崗石覆蓋著大部分冰面，但時常有一塊塊半透明的、泛著絹素瑪瑙光澤的冰面裸露出來。融化的雪水沿無數條地表和地下的河道奔瀉下來，在冰河上發出幽靈般的隆隆迴響。

　　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們來到一排各自獨立的雪峰面前。最高的幻想谷高達一百英尺。在強烈的太陽光線的照射下，這些閃耀著花紋的雪峰猶如茫茫碎石中伸出的鯊魚牙齒。曾多次到過這裡的海倫告訴我們，我們已接近了目的地。又過了兩英里之後，冰河突然向東轉去。當我們沉重而緩慢地走上一個長長的山坡時，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由尼龍圓頂組成的色彩斑斕的城市。三百多個容納了來自十四個探險隊的登山者和夏爾巴人的帳篷點綴在亂石叢的冰雪中。我們用了二十分鐘才在雜亂的聚居地中找到我們的營地。當我們爬上最後一段起伏的小路，羅布大步流星地向我們走來。「歡迎到達珠穆朗瑪峰大本營。」他咧嘴笑著。此時，我手腕上的高度計顯示出一萬七千六百英尺。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中我們的「家」就在這個特殊的村子裡，而村子坐落在由群山環繞而成的天然圓形劇場中。營地上面的懸崖被懸掛著的冰河覆蓋著；那上面每時每刻都有斷裂的冰雪轟鳴而下。向東十五英里的地方，夾在納布澤和珠穆朗瑪峰西側山肩之間的庫巴冰布在一條由冰凍的碎石形成的狹窄縫隙中流淌下來。圓形劇場向南敞開著，所以村子裡面洋溢著陽光。在晴朗、無風的下午，天氣暖和得可以在室外穿著Ｔ恤。而當太陽墜落到帕默里圓錐形山頂後面的時候，氣溫直落了十幾度。帕默里是緊靠大本營西側的一座海拔二萬三千五百零七英尺的山峰。夜晚當我躺在帳篷裡的時候，輕微的咯吱聲和震耳欲聾的爆裂聲像小夜曲一樣隨時提醒著我正躺在一條運動著的冰河上。

　　與惡劣的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堆積在探險諮詢公司營地旁的充足的衣食給養。這裡是十四個被夏爾巴人統稱為「隊員」或「大人」的西方人和十四名夏爾巴人的家。我們的如巨穴般用帆布搭成的大帳篷裡擺著一張巨大的石桌，一臺立體聲設備，一個圖書館和幾盞太陽能燈。淋浴是由一條塑膠管和一桶在廚房燒熱的水拼湊而成的。每隔幾天，犛牛送來新鮮的麵包和蔬菜。依照往日登山隊遺留下來的傳統，每天早晨，車巴和一個幫廚的小男孩都要進到帳篷裡為躺在睡袋裡的我們準備好熱氣騰騰的夏爾巴茶。我曾許多次聽說珠穆朗瑪峰已被日益增多的人群隨便扔垃圾而變為垃圾場。雖然在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這裡確實是個大垃圾堆，但在最近幾年中，這裡已成為一個較乾淨的地方──是繼我們離開納姆城後所看到的最乾淨的人類聚居區，而這一變化應歸功於商業探險隊。

　　年復一年將顧客帶上珠穆朗瑪峰的嚮導們與環境有著一次性觀光客所不具備的緊密連繫。在一九九〇年，作為羅布．霍爾和格里．鮑爾探險活動的一部分，他們發起了一次將五噸垃圾從大本營清除的活動。霍爾和他手下的幾名嚮導與加德滿都的政府部門合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登山者保持珠穆朗瑪峰清潔的政策。到一九九六年，各探險隊除交納通行費以外，還要交納四千美元的保證金。只有當探險隊將一定數量的垃圾運回納姆城和加德滿都以後，保證金才能退回給探險隊。甚至我們用來從廁所掏糞便的木桶也要被運回。大本營喧鬧得如同蟻丘。從某種意義上講，霍爾的探險諮詢公司所在的院子是整個大本營的政府所在地，因為在山上沒有人比霍爾更受人們尊重了。每當有問題發生時，諸如與夏爾巴人的勞資衝突、緊急醫務救護或有關攀登策略的重要決定，人們都趕到我們的大帳篷裡聽取霍爾的建議，而霍爾也總是慷慨地為那些與他爭奪顧客的對手獻出多年積累的經驗。

　　在一九九五年，費希爾成功地嚮導攀登了一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山峰，即位於巴基斯坦喀喇崑崙地區的海拔二萬六千四百英尺的布羅德峰。他曾四次嘗試攀登珠穆朗瑪峰，並於一九九四年登上山頂，但不是以嚮導身分。一九九六年春天，費希爾將首次作為高山嚮導攀登珠峰。像霍爾一樣，費希爾的探險隊有八名成員。他的營地由於一塊垂下來的像房子般大小的花崗岩上面寫著「星座咖啡屋」的招牌而顯得十分醒目。從我們的營地順冰河向下走五分鐘便可到達費希爾的營地。

　　各式各樣的以攀登世界屋脊為事業的男人和女人們組成了一個小規模的業內人士俱樂部。費希爾和霍爾雖是生意上的對手，但又是在高空狹路相逢的弟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認為彼此是朋友。費希爾和霍爾於八〇年代在俄羅斯的帕米爾相識。而後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四年他們在珠峰上的彼此的公司裡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曾計劃在一九九六年嚮導各自的顧客登珠穆朗瑪峰後合力征服位於尼泊爾中部的攀登難度很高的海拔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一英尺的馬納斯盧峰。

　　費希爾和霍爾的關係早在一九九二年當他們邂逅在世界第二高峰喬戈里峰的時候就得到了鞏固。當時霍爾正同他的朋友、生意夥伴格里．鮑爾攀登喬戈里峰，而費希爾正同另一名出色的美國登山者埃德．維爾斯特爾斯共同攀登。當他們頂著咆哮的暴風雪從峰頂下來的時候，費希爾、維爾斯特爾斯和另一名美國人查理．梅茲，遇到了正在面對失去知覺的鮑爾和不知所措的霍爾。當時鮑爾正在發作一種危及生命的高山病而不能行動。費希爾、維爾斯特爾斯和梅茲幫助霍爾在暴風雪中將鮑爾拖下雪浪翻滾碰撞的山坡，挽救了鮑爾的生命。（一年後，鮑爾在杜拉吉里的山坡上死於同樣的疾病。）

　　費希爾是一個魁偉、外向、紮著一條金色馬尾辮，有著過盛精力的人。當他還是紐澤西州巴斯亭山脊中學的一名十四歲學生時，費希爾偶然地收看了一個有關登山的電視節目，並著了迷。第二年的夏天，他專程趕到懷俄明，報名參加了全國戶外指導學校（Ｎ〇一五）主辦的野外訓練課程。等到高中畢業以後，費希爾永久性地搬到了西部，在Ｎ〇一五找了一份做季節性教員的工作，從此義無反顧地選擇攀登作為他的職業。

　　在十八歲的費希爾為Ｎ〇一五工作期間，他愛上了一名叫珍妮．普賴斯的女學生。他們七年後結婚，在西雅圖安家，並有了兩個孩子──安迪和凱蒂．羅斯（當斯科特在一九九六年攀登珠穆朗瑪峰時，兩個孩子分別是九歲和五歲）。普賴斯後來獲得商業駕駛員的執照，成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名機長──一份受人尊敬而且收入頗豐的可供費希爾進行職業登山的工作。她的收入還使費希爾能夠在一九八四年成立了「瘋狂山峰」公司。

　　如果說霍爾的探險諮詢公司反映了他系統而謹慎的攀登作風，瘋狂山峰公司則是費希爾個人風格的準確寫照。費希爾早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形成了一種孤注一擲的登山風格。在他整個登山生涯中，特別是在他早年的登山歲月中，費希爾逃脫了一系列在正常情況下足以使他喪命的意外事故。至少在懷俄明約塞米蒂國家公園攀岩時發生的兩次意外中，費希爾是從八十英尺的高處墜落到地面的。

　　當他以中級教員身分在風河嶺進行的一次Ｎ〇一五課程工作時，他在沒繫安全繩索的情況下墜落七十英尺，跌入了冰河的裂縫底部。然而他的最可怕的一次失足發生在當他還是攀冰初學者的時候：儘管缺乏經驗，費希爾還是決定首次攀登位於猶他州普羅沃峽谷的「婚紗瀑布」這個難度很大的結冰瀑布。當費希爾與另兩名攀登老手在冰面上展開較量時，他在一百英尺高的冰層失手，墜落到地面。

　　讓那些目睹這一意外事故的圍觀者感到驚奇的是，費希爾竟自己站了起來，帶著不很嚴重的外傷走開了。然而在他漫長的墜落過程中，一個管狀的冰鑿刺穿了他的小腿。當他在空中將冰鑿拉出來的時候，冰鑿帶出了一串肌肉組織，並在他的左腿上留下了一個鉛筆粗細的洞。費希爾認為沒有必要為這樣一個小外傷而浪費他有限的資金，所以在以後的六個月中他就帶著這個未包紮的、化膿的傷口繼續攀登。十五年以後，費希爾驕傲地向我展示了那次墜落留下的永久傷痕：一對閃亮的、硬幣大小的疤痕像括號一樣將他的小腿括在中間。

　　「斯科特可以讓自己超越任何生理極限，」唐．彼得森回憶道。這位著名的美國登山家在費希爾從「婚紗瀑布」失手墜落後不久遇到了他。彼得森後來成為費希爾的良師益友。在爾後的二十年中，他斷斷續續地同費希爾共同攀登。「他的意志驚人。他不在乎吃了多少苦──他總是無視痛苦而勇往直前。他不是那種因為腳痛就打退堂鼓的人。」

　　斯科特想成為偉大的登山者，世界上最出色的登山者中的一員。我記得在Ｎ〇一五總部有一個簡陋的健身房。斯科特定期到健身房鍛鍊身體。他練得如此刻苦，以至於常常嘔吐起來。人們很少能遇到具有這種毅力的人。人們被費希爾的精力和慷慨，單純和近乎孩子般的熱情吸引著。雖然他魯莽而不好自省，但費希爾善於社交和具有吸引力的個性還是很快為他贏得了許多摯友；成百的人們，包括那些與他只有一二次交往的人們，都把他當作知己。健身器造就的體形和影星般輪廓清晰的面容使他看上去與眾不同的英俊。在被他吸引的人群當中也不乏異性，而他對這種關注也並非視而不見。

　　費希爾是一個有著強烈欲望的人。他大量吸食大麻（但工作時不用），而且飲酒過度。瘋狂山峰公司辦公室後面的一間小屋是斯科特的祕密俱樂部：把孩子哄上床以後，他喜歡和他的朋友們圍坐在一起，邊輪流吸著菸斗，邊看記錄了他們攀登山峰偉績的幻燈片。

　　在八〇年代，費希爾進行了一系列令人難忘的攀登並為他在當地贏得了一些聲望，但世界攀登界的名人都始終對他嗤之以鼻。儘管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還是不能像某些更著名的同行那樣得到相當多的商業贊助。一些頂級登山者也是看不起他的。

　　當費希爾在一九九六年春天前往尼泊爾的時候，他開始得到一些他認為早該屬於他的認可。這一認可源於他在不使用氧氣的狀態下攀登了珠穆朗瑪峰。費希爾的這支起名為「薩加瑪塔環境探險隊」的隊伍從珠峰上移走了重五噸的垃圾。這一舉動不但使風景大為改觀，也為他帶來了更良好的公共關係。在一九九六年一月，費希爾領導了一次為集資而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的活動。這次攀登為慈善組織籌得五萬美元。由於一九九四年的珠穆朗瑪峰清潔探險隊和後來的攀登活動，費希爾在一九九六年前往珠穆朗瑪峰時，已經是著名人物了，經常出現在西雅圖的新聞媒體上。他的攀登事業也蒸蒸日上。

　　記者們不間斷地詢問費希爾是如何將攀登所冒的危險與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相協調的。費希爾回答說，他現在遇險的機會與不計後果的青年時代比起來已大大降低了。他現在已成長為一名謹慎而保守的登山者。就在他一九九六年前往珠穆朗瑪峰前不久，他對西雅圖作家布魯斯．巴科特說：「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會回來。我做嚮導時，我的妻子一點兒也不為我擔心，因為我做出的選擇都是正確的。我認為意外的事故都是由於人們的錯誤而引起的。所以這正是我要盡力避免的。我在年輕時代有過許多次意外事故。你可能能找出許多原因，但最終都是人的錯誤。」

　　儘管費希爾如此肯定，但他遙遠的高山事業還是使他很難維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他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在西雅圖時，他是一個非常慈愛的父親。但是攀登經常使他離家數月。在兒子度過的九個生日中，他只參加了兩個。實際上，他的朋友說，在他一九九六年前往珠穆朗瑪峰的時候，他的婚姻關係已十分緊張。而緊張的關係又由於他對妻子的經濟依賴而更加惡化了。

　　像所有的同行一樣，瘋狂山峰公司從創業之初財政就面臨困境：在一九九五年，費希爾只賺得一萬二千美元。但最終費希爾日益增加的名望和他的生意夥伴兼辦公室經理卡倫．迪金森的組織才能和冷靜的頭腦彌補了費希爾憑直覺和不計後果的運作方式。受到羅布．霍爾成功嚮導珠穆朗瑪峰的啟示以及他所收取的巨額費用的刺激，費希爾認為他進入珠穆朗瑪峰市場的時機已經到來。如果他能趕上霍爾的話，他很快就能將「瘋狂山峰」射向營利的靶心。

　　金錢本身對費希爾並不是至關重要的。他對物質方面的東西漠不關心，但是他渴望來自家庭、同行乃至社會的尊重。但他也明白，在我們的文化中，金錢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標準。

　　一九九四年，在費希爾從珠穆朗瑪峰凱旋而歸後的幾個星期，我在西雅圖遇到了他。我與他並不太熟悉，但我們有幾個共同的朋友，而且經常在峭壁危岩或登山者的聚會上碰面。這一次，他拉著我大談他嚮導攀登珠峰的計劃，他引誘我說，我應該一同去，為《戶外》雜誌寫篇文章。當我回答說像我這樣攀登經驗如此有限的人攀登珠峰是異想天開時，他說：「嗨，經驗的重要性被誇大了。海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態度，兄弟。你沒問題。你已經做過一些艱難的攀登了。這些攀登都比攀登珠峰困難。我們已經把珠峰解決掉了。我們把它都捆起來了。我跟你說，我們修了一條通往山頂的磚路。」

　　斯科特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也許他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然而他是冷酷的。他每次見到我都大談珠穆朗瑪峰。更有甚者，他反覆地與《戶外》雜誌的主編布拉德．韋茨勒誇耀他的想法。到一九九六年一月，由於費希爾的遊說，《戶外》雜誌已決定送我去珠穆朗瑪峰──根據費希爾的暗示，大概作為費希爾探險隊的一員。在斯科特心裡，這早已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距我計劃的行期還有一個月的時候，我接到韋茨勒打來的電話。他通知我計劃有些變動：羅布．霍爾為雜誌社提供了更優惠的條件，所以韋茨勒計劃讓我退出費希爾的公司而加入探險諮詢公司的探險隊。我認識費希爾，並且喜歡他。當時我還不了解霍爾，所以我起初不太情願。但當一名登山摯友向我證實了霍爾的良好信譽後，我熱情地同意與探險諮詢公司共同攀登珠峰。

　　在大本營的一天下午，我問霍爾為什麼他如此熱心地讓我參加他的登山隊時，他坦率地解釋說，實際上他並不是對我感興趣。吸引他的是由於與《戶外》雜誌達成這樁買賣而給他帶來的慷慨的廣告回報。

　　霍爾告訴我說，按照協議，他只收取一萬美元的現金作為登山費用，而剩下的費用則由昂貴的廣告版面來抵付──因為這本雜誌面向構成霍爾顧客群的核心，也就是那些高檔次、富有冒險精神而身強力壯的讀者。而更重要的是，霍爾說：「他們是美國讀者。大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嚮導攀登珠峰和另七座山峰的潛在顧客在美國。過了這個季節，當我的夥伴斯科特成為珠峰嚮導後，他就會比探險諮詢公司具有更大的優勢，因為他在美國本土。要與他競爭，我們就必須將廣告大刀闊斧地推進到那裡。」

　　在一月份，當費希爾發現霍爾將我從他的隊伍搶走之後，他怒火中燒。他從科羅拉多大峽谷給我打電話，用我從未聽過的憤怒語氣堅持說他絕不向霍爾讓步。（像霍爾一樣，費希爾直言不諱，他不是對我，而是對隨之而來的公眾效應和廣告效益感興趣。）然而最終他還是不願為雜誌社提供可與霍爾相媲美的優惠條件。

　　當我以探險諮詢公司而不是瘋狂山峰公司探險隊隊員的身分到達大本營時，斯科特並未流露出絲毫的不高興。當我步行到他的帳篷時，他給我倒了一大杯咖啡，用胳膊摟著我的肩膀，看上去對我的到來感到由衷的高興。

　　雖然大本營顯得那麼平靜，但我們仍無法忘記我們身處在距海平面三英里多的地方。當我在午飯時走回大帳篷後，我足足喘了幾分鐘。如果我坐起速度太快，就會感到頭暈目眩。睡眠變得不安穩，這是輕度高山反應的一個常見症狀。在許多夜晚，我因呼吸困難而驚醒三四次，感到窒息。傷口和擦痕很難癒合。我的食欲減退，而需要充足氧氣來代謝，食物的消化系統也拒絕加工我強迫自己嚥下的東西；相反，我的身體開始消耗自身的儲備。我的胳膊和腿漸漸乾癟得如麻稈粗細了。我的一些隊友在這種缺氧和不衛生的環境中身體的情況比我還糟糕。安迪、麥克、卡洛琳、洛、斯徒爾特和約翰都患上了消化系統紊亂症，頻繁地如廁。海倫和道格被劇烈的頭痛困擾著。道格曾這樣向我描述：「就像有人在我的眼睛之間釘釘子。」

　　這是道格第二次與布攀登珠穆朗瑪峰。前年，道格、霍爾和另三名顧客在距山頂僅三百三十英尺的地方返回，因為當時山頂被一層厚厚的並且不結實的積雪覆蓋著。「山頂看上去非常非常非常的近。」道格帶著遺憾的笑容回憶道，「你信不信，從那時起我沒有一天不想著它。」霍爾對漢森沒能如願登頂感到惋惜。他說服漢森今年再試一次，並在費用上給了他很大的優惠。

　　在我的隊友當中，道格是唯一一位不依靠職業嚮導而進行過多次攀登的人。雖然他不是出色的登山家，但他十五年積累的經驗足以使他在高空照顧好自己的安危。如果我們探險隊中能有人登珠穆朗瑪峰，那一定是道格：他強壯，幹勁十足，此外他在珠峰上已到達過很高的地方。

　　就在距道格四十七歲生日還差不到二個月時，也是在他離婚十七年後，道格向我承認他曾與一大群女人有染，而每個女人都是在厭倦了與山峰爭奪他的注意力後而離開他的。在一九九六年前往珠穆朗瑪峰的前幾個星期，道格在訪友時遇到了另一個女人，他們雙雙墜入愛河。他們曾一度依靠傳真互訴衷腸。然而在以後的幾天中，道格沒有收到她的消息。「我猜她明智地把我甩了。」他嘆息道，看上去垂頭喪氣。「她真的太好了。我真的以為這一個會很長久。」

　　一天傍晚時分，他手裡拿著一張墨跡未乾的傳真走進我的帳篷。「卡倫．瑪麗說她要搬到西雅圖了！」他滿臉陶醉地脫口而出，「嗨！這回可要認真對待了。我最好在她改變主意之前爬上山頂，然後將珠穆朗瑪峰趕出我的世界。」

　　除了與他生活中的這個新女人鴻雁傳書之外，道格還把在大本營的這段時間花在向一所名為日出小學的學生們寄明信片上。這是一所位於華盛頓肯特〔註：肯特位於美國華盛頓州金郡，西雅圖郊區的一個城市。〕的公立機構。這所學校曾以出售Ｔ恤的方式為道格的攀登活動集資。他給我看了許多明信片：「有些人擁有大夢想，有些人有著小夢想，」這是他寫給一名叫作瓦尼薩的女孩子的。「無論你有怎樣的夢想，最重要的是你從不要停止夢想。」

　　然而道格還是花更多的時間寫傳真給他的兩個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十九歲的安吉和十七歲的傑米。道格以單親父親的身分將兩個孩子撫養成人。他總是跑進我隔壁的帳篷，而每當有傑米發來傳真時，他總要興高采烈地唸給我聽。「天呀，」他說，「你怎麼能相信像我這樣一個總是把事情搞糟的人竟能養活這麼一個了不起的孩子呢。」

　　我則很少發傳真或寄明信片。相反，我把在大本營的大部分時間用於思考我在山的更高處，特別是在海拔二萬五千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帶應如何行動上。雖然我在岩石和冰面上比其他顧客和許多嚮導花費的時間都多，但在這裡是無濟於事的。我在高海拔所停留的時間是現在這群顧客中最少的。實際上，大本營──珠穆朗瑪峰的腳趾，已是我一生中曾到過的最高處。

　　霍爾對這一切並不擔心。他解釋說，在七次攀登珠穆朗瑪峰後，他已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可使我們適應缺氧環境的方案。（大本營處的氧氣含量相當於海平面的一半，而峰頂則只有三分之一）為適應不斷增加的海拔高度，人體在許多方面都將做出調整，諸如呼吸加速，血液ＰＨ值的改變，以及輸送氧氣的紅細胞在數目上的激增──這一轉變需要數個星期才能完成。

　　而霍爾堅持說，自大本營開始，每次攀登二千英尺的高度，攀登三次後，我們的身體會充分適應環境並為我們登臨二萬九千零二十八英尺的峰頂提供安全保障。「這方法已成功過三十九次，老兄，」當我表示置疑時，霍爾面帶扭曲著的微笑寬慰著我。「有幾個與我攀登過山頂的傢伙也曾像你一樣悲觀。」

第六章　四月十二日

　　對於登山者來說，環境越令人難以置信，要求越苛刻，當他們稍後享受壓力過後的輕鬆時，他們的血液就會流動得更加酣暢。危險只能鍛鍊登山者的認識水準和控制能力。也許這就是所有冒險運動的理性所在：為了清除你腦海中的凡人瑣事，你有意識地增大努力工作和集中精力的賭注。這是生活的翻版，但有一點不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錯誤可以得到糾正，妥協可以彌補過失，但在這個特定時間裡，你的行為將生死攸關。

　　──Ａ．阿爾瓦雷斯，摘自《原始的上帝：對自殺的研究》

　　攀登珠穆朗瑪峰是個漫長而乏味的過程。它更像是個巨大的建築工程，而非我以前所熟識的那種攀登。算上夏爾巴人，霍爾的隊伍共有二十六個人。在海拔一萬七千六百英尺、步行距最近的公路也有一百多英里的地方讓每個人吃飽、住好並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況可稱為壯舉。然而霍爾，這個舉世無雙的軍需官，喜歡挑戰。在大本營，他曾注視著電腦列印出的詳細列著各種後勤保障條目的紙張。這些條目包括：菜單、零件、工具、藥品、通訊設備、運送物品時間表，以及犛牛的狀況。羅布是個天生的工程師，他喜歡構造學、電子學和各種各樣的小玩藝。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沒完沒了地修理太陽能發電系統或閱讀過期的《大眾科學》上。

　　按照喬治．利．馬洛里和其他大多數登山者的經驗，夏爾巴人將一步步地在大本營以上建立四個營地──每一個營地都比前一個大約高出二千英尺。夏爾巴人將在營地之間往返運送裝有食物、燃料和氧氣罐的沉重的擔子，直到這些必需品被充足地存儲在海拔二萬六千英尺的南山口。如果一切按霍爾的宏偉計劃進行的話，我們對頂峰的突擊將於一個月後從最高的營地──四號營地開始。雖然我們這些顧客不負擔運送物資的任務，但為了適應氣候，我們在攀登頂峰之前還要在大本營以上的空間進行反覆地演習。羅布宣布第一次適應氣候的演習安排在四月十三日──即前往一號營地的一天往返路程。一號營地坐落在距大本營垂直距離為半英里的庫巴冰布的最頂部。

　　我們在四月十二日，也是我四十二歲生日的那天下午準備攀登裝備。當我們在巨石間攤開行李挑揀服裝、整理安全帶、裝配安全繩和往靴子上安裝攀登冰爪〔註：攀登冰爪是為踩踏冰面用的一排束於靴底的長長的鋼釘。〕時，大本營看上去像一個露天拍賣會。當看到貝克、斯徒爾特和洛打開他們嶄新的登山靴時，我感到吃驚和擔憂。他們承認以前很少使用登山靴。我擔心他們是否清楚用從未穿過的登靴攀登珠穆朗瑪峰是在冒多大的危險：二十多年前，當我穿著嶄新的登山靴攀登時，痛苦的經歷告訴我沉重而堅硬的新靴子在沒有被穿得合腳以前，會在腳上磨出累累傷痕。

　　年輕的加拿大心臟病專家斯徒爾特意外地發現他的鐵釘和靴子不配套。慶幸的是，霍爾在搜尋了他百寶箱式的工具盒和使用了各種辦法之後，終於用鉚釘將一條特殊的皮帶固定住以使鞋底釘發揮作用。

　　當我為次日的旅程打點行囊時，我了解到我的登山夥伴，迫於家庭和他們高高在上的職業的需要，隊友中極少有人在去年進行過一至兩次的攀登訓練。雖然每個人看上去都體格健壯，但環境迫使他們只能在跑步器或腳踏車上而非真正的山峰上進行他們大部分的體能訓練。這使我感到躊躇。身體素質在攀登中是個關鍵因素，但還有另外許多同樣關鍵的因素是在健身房裡訓練不出來的。

　　也許我有些假內行了，我責備自己。無論如何，我的隊友顯然和我一樣興奮地憧憬著明早能穿上登山靴踏上真正的山峰。

　　我們的路線將蜿蜒於山峰上半部的庫巴冰河前進。位於海拔二萬三千英尺處的冰河裂縫標誌著冰河上端的結束。這條氣勢宏偉的冰河流淌了二．五英里後進入一條名為西谷的較溫和的溪谷。當冰河越過西谷下面地層上的隆起和斜坡時，它被分割成無數條垂直的溝塹，即裂縫。裂縫是我們登山途中的惱人障礙。而當它們被冰雪掩蓋時就構成了嚴重的危脅。但幾年來，裂縫在西谷向人們提出的挑戰已被證明是可預見和可對付的。

　　冰布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了。在南山口的整條路線中，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讓攀登者感到恐怖了。在大約海拔二萬英尺處，即冰河從西谷底部邊緣出現的地方，冰河陡然墜落。這就是聲名狼藉的庫巴冰布，是整條路線中最考驗攀登技巧的一段。冰布段的冰河以每天三至四英尺的速度運動著。在冰河一陣陣地滑落時，大團的冰雪碎片混合成被稱為冰塔的巨大的、搖搖欲墜的冰塊，有的竟如辦公大樓大小。因為攀登路線在成百座不穩定的冰塔下面、旁邊或中間迂迴前進，每次穿越冰布的旅程都有些玩俄羅斯輪盤賭的味道：任何一個冰塔或早或晚都會在不發出警告的情況下崩塌下來，你只能祈求自己在它崩塌的瞬間不被壓在它的身下。自一九五三年霍恩賓和安索德的一個名為傑克．布賴滕巴哈的隊友葬身在崩塌的冰塔下起，已相繼有十八人在此處喪命。

　　像以往的冬天一樣，霍爾在去年冬天和所有計劃在春季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探險隊進行了磋商。他們最終同意委託他們當中的一支隊伍負責修建和維護一條穿越冰布的道路。因為困難重重，因此被指定的探險隊可從其他的每支探險隊獲得二千二百美元的報酬。在最近幾年中，這種合作方式，如果不算是完完全全，也是被廣泛地採納了，但這種情形並不是歷來如此的。

　　一支探險隊為穿越冰布而向另一支探險隊繳費的做法始於一九八八年。當時一支資金雄厚的美國探險隊宣稱任何企圖從他們開掘的路線穿越冰布的探險隊必須向他們繳納二千美元。那一年，山上的其他幾支隊伍由於無法理解珠穆朗瑪峰不再僅僅是山峰而已成為商品的事實而被激怒了。最強烈的反對來自霍爾。他當時率領著一支規模很小、資金匱乏的紐西蘭隊伍。

　　霍爾指責美國人「違背了山的精神」，進行的是無恥的高山敲詐。但作為美國探險隊領隊的毫無同情心的律師傑姆．弗拉什卻絕不讓步。最後，霍爾咬著牙關同意開給弗拉什一張支票，而後才被允許通過冰布。（弗拉什後來說霍爾從沒有兌現他的支票。）

　　然而在其後的兩年中，霍爾的觀念大大地轉變了，開始意識到對冰布路線徵費的合理性。事實上，從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間，霍爾自願承包了這條路線並進行收費。一九九六年春天，霍爾自願放棄對冰布的控制權，並且高興地支持另一支商業探險隊的領隊默爾．道夫──一名資深的蘇格蘭珠峰老手──來接替他的工作。在我們還沒有到達大本營以前，道夫雇傭的一批夏爾巴人已經在冰塔中開掘出了蜿蜒的通道。他們繫了大約一英里長的繩索，並在破損的冰河表面安裝了六十個鋁製梯子。這些梯子屬於當地一名精明的夏爾巴人。他靠每個季節租賃梯子而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星期六凌晨四時四十五分，當我在黎明前的寒冷幽光中捆好登山釘時，我發現自己終於站到了夢幻般的冰布腳下。

　　一生經歷過無數磨難的頑固的老登山者喜歡勸告年輕的門徒為了逃生要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有許多故事是關於登山者因為窺察到大氣中的某種不祥徵兆而執意留在自己的睡袋裡，因而躲過了一場將那些沒有注意到徵兆的人們一掃而光的大劫難。

　　我不懷疑注意預感的潛在價值。當我等待羅布領路時，腳下的冰雪發出一串響亮的噼啪聲，彷彿小樹被折成了兩段。我感到自己隨每一聲斷裂和冰河移動所發出的隆隆聲而畏縮起來。我的內心膽小如鼠：它叫喊著說我就要死去。我每次繫好登山靴的時候情形總是這樣。我因此盡可能地無視我戲劇般的想像力而冷酷地跟隨羅布向怪誕的藍色迷宮走去。

　　雖然我從未到過像庫巴這樣令人毛骨竦然的冰布，但我攀登過其他許多冰布。這些冰布大部分都是垂直、甚至是垂掛的路段。這些路段需要極高的使用冰斧和鐵釘的技巧。庫巴冰河顯然不缺乏陡峭的冰面，但這些冰面都裝備了梯子或繩索，亦或二者都有，因此傳統的攀冰工具和技巧是多餘的。

　　我很快就認識到，在珠穆朗瑪峰，甚至連繩索，這個造就登山者的精髓之物，都不是按由來已久的方法被使用的。一般來說，一個登山者總是用一條長一百五十英尺的繩索將自己與另一名或另兩名同伴繫在一起，這樣每個登山者都要直接對別人的生命負責。以這一方式提拉繩索是件非常嚴肅和切身的舉動。然而在冰布，權宜之策使我們可以獨立攀登而無需以任何方式在身體上受制於人。

　　默爾．道夫的夏爾巴人在冰布上從頂部至底部繫了一條固定的繩索。我的腰間掛著一個三英尺長、末端帶彈簧扣的安全鏈。在這裡，安全感不是來自將自己繫於另一名隊友，而是來自將自己扣在固定的繩索上並在上面滑動攀登。以這種方式進行攀登，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冰布上最危險的地段，並且無須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技巧和經驗都是未知數的隊友。事實上，在整個攀登過程中，我們從沒有將自己的生命繫在另一名隊友手中。

　　雖然冰布不需要任何傳統攀登技能，但卻要求一整套嶄新的技巧。例如，穿著掛著鐵釘的登山靴從搖擺的梯子的一端衝到另一端或者跨越深溝。一路上有許多這樣的跨越，而我總是適應不了。

　　有一次在黎明前的薄霧中，我正試圖在一架搖擺的梯子上保持平衡，小心冀冀地從一個彎曲的腳蹬橫木上挪向下一個。突然，兩邊支撐梯子的冰雪如發生地震般抖動起來。稍後，附近高處的一個大冰塔崩塌下來，發出震耳欲聾的吼聲。我僵住了，心提到了嗓子眼兒。但是崩落的冰塔在左側滾落了五十碼就不見了，沒有造成任何破壞。等我用了幾分鐘恢復鎮靜之後，我繼續向梯子的另一端逃去。

　　冰河持續不斷的、時常又是洶湧的流動給跨越每架梯子增添了不穩定性。當冰河運動時，裂縫有時會壓縮，像夾牙籤一樣將梯子夾彎，有些時候裂縫可能擴大，使梯子懸在空中，只有兩端虛虛地搭在堅實的冰面上。當下午的陽光將冰雪曬暖的時候，插在冰雪裡做固定用的工具也變得不穩固起來。雖然每天都要維修，但在體重的作用下，任何一條固定的繩索都有鬆動的危險。

　　如果說冰布令人恐怖，但它同時也顯示出巨大的魅力。當黎明洗盡天空中的黑暗，支離破碎的冰河呈現出一幅三維空間的美幻景色。溫度是華氏六度。我的鐵釘堅實地踏入冰河的外殼。沿著固定的路線，我漫步穿過林立著剔透的藍色石筍的迷宮。陡峭的石壁與從冰河兩側壓將而來的冰雪連在一起，高高的如邪惡之神的肩膀。由於環境的吸引和體力的消耗，我開始沉浸於攀登的樂趣之中。有一二個小時，我竟忘記了恐懼。

　　在距一號營地還有四分之一路程時，霍爾在一個休息處評價說現在的冰布是他見過的最好狀態：「這一季的路線簡直就像高速公路。」但只是位置有些高，在海拔一萬九千英尺。繩索將我們帶到了一個巨大的、搖搖欲墜的冰塔的底座。如十三層樓般高大並呈三十度角傾斜的冰塔在我們的頭部隱約可見。路線沿一條天然小徑陡然爬上懸垂的冰面：我們為了躲避冰塔的令人恐怖的巨大重量而不得不攀越這個失去了平衡的堡壘。

　　我漸漸明白安全是以速度為轉移的。我以我能達到的最快速度向較為安全的冰塔頂部衝去。但由於尚未適應環境，所以我的最快步伐並不比爬行快多少。每邁出四五步，我就不得不停下來，靠在繩索上，在苦澀、稀薄的空氣中大口大口地喘氣。

　　在冰塔尚未倒塌之前，我到達了它的頂部。當我笨重地落在平坦的最高處時，我的呼吸幾乎停止了，而我的心臟則像手提氣鑽般跳動著。稍後，大約在早晨八時三十分的時候，我越過最後一個冰塔到達了冰布的頂部。一號營地的安全感並沒有帶來思維上的寧靜：我無法停止考慮那些在下面不遠處不斷地傾斜的冰塔。事實上，要攀上珠穆朗瑪峰的峰頂，我至少要七次從它搖擺的主體下走過。我想那些將之戲稱為「犛牛之路」的登山者顯然並沒有真正穿越過庫巴冰布。

　　在離開營地之前，羅布解釋說，即使我們當中有人未能到達一號營地，我們也要在早晨十點整返回，以確保在中午的陽光將冰布照射得更不穩定之前返回大本營。在指定的時間裡，只有羅布．霍爾、福蘭克．菲施貝克、約翰．塔斯基、道格．漢森和我到達了一號營地。當羅布通過無線電無線電對講機宣布返回時，南比、斯徒爾特．哈欽森、貝克．韋瑟斯和洛．卡西希克由嚮導麥克．格魯姆和安迪．哈里斯帶領，仍停滯在距大本營垂直距離為二百英尺的範圍內。

　　我們首次看到彼此攀登的模樣，並可以很好地評估在今後幾週內將與之同舟共濟的這些人們的力量與弱點。五十六歲的道格和約翰是隊裡最年長的人。他們看上去都很堅定。然而福蘭克，這位來自香港的帶有紳士風度、說話輕聲細語的出版商著實令人吃驚：帶著從前三次攀登所獲得的悟性，他起程時表現得很穩健，然後勻速前進；在到達冰布頂端之際，他已默默地超過了所有的人，甚至連喘息仍很均勻。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斯徒爾特──隊裡最年輕、看上去也最強壯的顧客。他出發時衝到了隊伍的前列，然而很快精疲力竭。在臨近冰布頂部之際，他已被甩在隊尾，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洛由於受到腿部肌肉拉傷的影響行進的速度很慢，但實力仍在。相反，貝克，特別是南比，看上去則力不從心。

　　貝克和南比有好幾次險些跌下梯子或墜入裂縫。南比好像對如何使用鐵釘一無所知。安迪是個耐心而有天份的老師。他曾做過中級嚮導，負責關照隊伍中那些速度最慢的顧客。安迪花了一早晨的時間訓練南比各種基本的技巧。

　　無論我們的隊伍存在著什麼樣的不足，在冰布的頂部，羅布宣布他對每個人的表現都很滿意。「作為在大本營以上進行的第一次嘗試，你們幹得都很出色，」他像驕傲的父親一樣稱讚道，「我想今年我們是一個很強的組合。」

　　我們用了一個多小時才返回大本營。當我卸下鐵釘走在距營地最後一百碼的路上時，我感到太陽在我的腦殼上燒了個洞。幾分鐘後，當我與海倫在大帳篷裡聊天時，疼痛全面發作。我從沒有過這樣的感受：太陽穴之間令人無法忍受的劇烈疼痛伴著陣陣讓人顫抖的噁心感，我無法連貫地進行交談。我擔心自己患了某種中風病，便蹣跚地離開談話現場，鑽到我的睡袋裡，用帽子蓋住了眼睛。

　　頭痛到了令人眩暈的程度，而我不清楚這是緣何而起。我懷疑是由海拔而致，因為直到返回大本營我才發作。然而它更像是對灼燒我視網膜、燒烤我腦殼的強烈的紫外線的反應。不管是因何而起，痛苦是劇烈和難以忍受的。在後來的五個小時裡，我躺在帳篷裡，盡量避免任何感官刺激。如果我睜開眼，或者只是將緊閉的眼皮後的眼球從一側轉到另一側，我就感到毀滅般的劇痛。在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再也無法忍受，便蹣跚地走進醫療帳篷，尋求隊醫卡洛琳的幫助。

　　她給了我一劑強效止痛劑，並告訴我喝些水。但當我喝了幾口水之後，我將藥片、液體和午飯的殘餘物一股腦兒地吐了出來。「呢……」卡洛琳邊思索邊觀察著我靴子上的嘔吐物。「我想我們得試試別的。」我被指導著將一枚小藥片放在舌頭下面含化。這種藥能幫助我止住嘔吐。然後我又吞服了兩枚可待因藥片〔註：一種鴉片類藥物，有止痛、止咳和止瀉的藥效。〕。一小時以後，疼痛漸漸消退，當我幾乎是哭泣著表示謝意之後，我飄脫地進入了夢境。

　　我正在睡袋裡打著盹，看到早晨的陽光越過我的帳篷投下了一道陰影。我忽然聽到海倫大喊，「喬恩！電話！是琳達！」我匆忙踏上一雙拖鞋，飛速地衝進五十碼以外的通訊帳篷，氣喘吁吁地抓起聽筒。

　　整部衛星電話和傳真設備並不比一臺筆記型電腦大多少。電話費十分昂貴，大約每分鐘五美元，而且經常撥不通。然而，我的妻子竟能在西雅圖撥通十三位數字的電話號碼與遠在珠穆朗瑪峰的我通話的事實實在令我吃驚。雖然琳達極盡安慰之辭，但她的憂慮之情還是從遙遠的地球那端準確無誤地表達出來，「我很好的，」她安慰我說，「但我希望你能在我身邊。」

　　距我前往尼泊爾還有十八天的時候，琳達曾痛哭流涕。從機場開車回家的路上，她說：「我不能停止哭泣，和你告別是我經歷的最傷感的事。我想我在某種程度上知道你可能回不來了。現在看來，這真是多此一舉。真是愚蠢而毫無意義。」

　　我們已結婚十五年了。在我們首次談論嘗試冒險這個話題之後的一週內，我們拜見了地方官，並登記結婚。我當時二十六歲，剛剛決定放棄攀登，開始嚴肅地生活。

　　當我第一次遇到琳達時，她本人也是名登山愛好者，並且非常有天份。她在摔傷了胳膊和背部之後放棄了攀登，也因此對攀登所固有的冒險性保持低調。琳達從沒考慮過讓我放棄這項運動，但我打算放棄攀登的表白鞏固了她嫁給我的決心。然而，我沒有認識到攀登對於我靈魂的操縱，亦或是它賦於我原本毫無目的生活的意義。我也沒有預料到由於缺少它而帶來的空虛。不到一年時間，我又鬼鬼祟祟地從儲藏室裡拿出繩索，回到了岩石上。當一九八四年我前往瑞士以險峻而著稱的瑞吉山時，我和琳達已走到婚姻破裂的邊緣。攀登是一切矛盾的癥結所在。

　　我在那次攀登失敗後的二至三年裡，我和琳達的關係仍處於僵局。但我們的婚姻最終還是渡過了這個危機。琳達開始接受我的攀登：她看到這正是我之所以成為我的重要（亦或是複雜的）方面。「攀登」，在她看來，是我人格中某種像眼睛的顏色一樣無法改變的本質體現。然後，就在這微妙的關係恢復當中，《戶外》雜誌決定派我前往珠穆朗瑪峰。

　　起初，我假裝是以記者身分，而非登山者前往珠穆朗瑪峰的。我接受這項任務是因為珠穆朗瑪峰的商業化是個非常有意思的題目，而且報酬頗豐。我向琳達和另外所有對我攀登珠峰的能力持懷疑態度的人說我並不想在山上爬得很高。「我可能只從大本營向上攀登一小段路，」我堅持說，「只是嘗嘗高海拔的滋味。」

　　這當然都是信口雌黃。在旅程和為準備旅程而進行訓練的這段時間裡，我完全可以待在家裡，攬另外一些約稿的工作並賺更多的錢。我接受這項工作是因為我已被珠穆朗瑪峰的魅力所俘獲。在我生命中，我從沒有像渴望攀登珠穆朗瑪峰一樣渴望做一件事情。從我同意前往尼泊爾的那一刻起，我的意圖就是攀登到我健全的腿和肺能將我支撐到的地方。

　　當琳達驅車送我前往機場時，她很快看穿我的搪塞之詞。她察覺到我真正的欲望，害怕起來。「如果你死了，」她帶著失望和憤怒爭辯道，「不僅僅是你要付出代價，我也要，你知道嗎，用我的後半生。這對你無所謂嗎？」

　　「我不會死的，」我回答，「不要太傷感。」

第七章　四月十三日

　　得不到的東西對一些人來講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們通常不是專家：他們的野心和夢想強大得足以掃除那些謹慎的人們所抱有的疑慮。決心和信心是他們最強大的武器。客氣地講他們是古怪的，不客氣地說，他們是瘋子……

　　珠穆朗瑪峰吸引著屬於她的人們。他們的攀登經驗不是一窮二白，就是少得可憐──當然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的經驗可使攀登珠峰成為一種合情合理的目標。這些人具有三個共同的特徵：自信、堅定的決心和耐力。

　　──沃爾特．昂斯沃思，摘自《珠穆朗瑪峰》

　　我是懷著一種野心和決心成長起來的。沒有它們，我可能會更快樂一些。我思考得很多，並形成了夢想者的神思。遠方的高山總是使我著迷，吸引著我的靈魂。我無法肯定不屈不撓可以創造怎樣的奇蹟，但我目標遠大，而每一次碰壁使我更加堅定實現夢想的決心。

　　──厄爾．登曼，摘自《獨上珠峰》

　　在一九九六年的春季，珠穆朗瑪峰的山坡上吸引著眾多夢想者。許多攀登者的資歷和我的一樣淺薄，甚至更弱一些。當需要我們每個人審視自己的能力並將之同世界最高峰所提出的強大挑戰相抗衡時，大本營中的一半人都顯得虛弱無力。但這也許並不足為奇。珠穆朗瑪峰一直如磁石般吸引著瘋子、愛出風頭的人、無望的浪漫主義者和那些對現實舉棋不定的人們。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個名為厄爾．登曼的窮困潦倒的加拿大工程師到達了大吉嶺〔註：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座小城〕。儘管他沒有絲毫攀登經驗也缺少進入中國西藏的官方允許，但他還是公開宣布了他攀登珠峰的企圖。不知他如何說服了兩名夏爾巴人──達瓦和丹增與之同行。

　　丹增，也就是後來隨希拉里首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那個人，已於一九三三年十七歲的時候從尼泊爾遷到了大吉嶺。那年春天，他本希望被一支由英國著名登山家埃里克．希普頓率領的攀登峰頂的探險隊雇傭，然而充滿渴望的年輕夏爾巴人卻落選了。但是他留在了印度，而後被希普頓雇傭為一九三五年英國珠穆朗瑪峰探險隊成員。在他一九四七年同意隨登曼攀登的時候，丹增已三次到達過珠峰。他後來承認，他從一開始就知道登曼的計劃是愚蠢的，但無法拒絕珠穆朗瑪峰的吸引：

　　沒有道理可言。首先，我們可能連中國西藏也無法進入。第二千如果我們進入西藏，作為嚮導的我們和登曼本人可能被扣留，那樣我們會陷入巨大的麻煩。第三千我從來也不相信，即使我們到達了山峰，像我們這樣的組合能夠攀登它。第四千這個嘗試非常危險。第五千登曼既沒有支付我們優厚報酬，也沒有支付我們親屬的意外撫恤金。『任何一個理智正常的人都會拒絕。但我不能。在我心裡，我必須去。珠穆朗瑪峰的吸引力強於地球上的任何力量。』我和達瓦．安格只商量了幾分鐘就做出決定。「好吧，」我告訴登曼，「我們盡力而為。」

　　當這支小型登山隊穿越西藏前往珠穆朗瑪峰時，兩個夏爾巴人開始漸漸地喜歡並尊敬起這位加拿大人。儘管他缺乏經驗，但他們敬仰他的勇氣和體力。值得稱道的是，當他們站在珠峰的山坡上而面對現實的時候，登曼最終認識了自己的不足。在海拔二萬二千英尺處遭遇了一場暴風雪後，登曼承認了失敗。這樣，三個人在離開大吉嶺五個星期後安全返回。

　　早於登曼十三年的時候，一位名為莫里斯．威爾遜的憂鬱而富有理想主義的英國人進行的同樣魯莽的珠穆朗瑪峰攀登卻沒有如此幸運。被一種扭曲的拯救同胞的欲望所驅使，威爾遜認為攀登珠峰將是向世人宣揚他的「人類的各種不幸都可通過上帝主宰的禁食和忠誠來治癒」的理論的最好途徑。他炮製了一整套攀登計劃：先駕駛小型飛機到西藏，然後在珠峰側面緊急降落，最後從那裡開始攀登。既不懂攀登也不懂飛行的事實並沒有成為莫里斯實行計劃的阻礙。

　　威爾遜購置了一架以織布為翅膀材料的、形似舞毒蛾〔註：裳蛾科毒蛾屬下的一種蛾，分布於歐亞非及美洲等各大洲。〕的小飛機，並為之取名為「永遠的爭奪」。他學習了飛行基礎知識。在以後的五個星期裡，他在附近的小山丘中漫步以學習他認為應該掌握的攀登知識。然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他駕駛著小飛機起飛，開始了途經開羅、德黑蘭和印度的珠穆朗瑪峰之旅。

　　此時的威爾遜得到了相當多的媒體關注。他飛行至印度的普塔布，但沒有得到飛越尼泊爾的政府許可。他以五百美元的價格賣了飛機，從陸路行至大吉嶺。他在那裡未被允許進入西藏，但這也並不能阻撓他。一九三四年三月，他雇傭了三個夏爾巴人，將自己裝扮成和尚模樣，公然藐視了他國主權。他穿越了錫金的森林和乾枯的西藏高地，祕密地行進了三百英里。四月十四日，他到達了珠穆朗瑪峰的山腳。

　　沿東溶布冰河亂石叢生的冰雪而上，他最初進展得相當快。但對冰河流向的忽略使他很快陷入了困境。他不斷地迷路，變得惱怒和精疲力竭。但他仍不肯放棄。

　　到五月中旬，他到達了海拔二萬一千英尺處的東溶布冰河的頂部。在那裡，他從埃里克．希普頓一九三三年率領的那支未成功的探險隊的隱匿處得到了一批食物和裝備。從那時開始，威爾遜開始攀登通往北山口的山坡，曾一度到達海拔二萬二千七百英尺的地方。然而當他來到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垂直的冰峰面前時，他不得不撤回希普頓的隱匿處。但他仍不肯放棄。五月二十八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將是最後一搏，我感到我成功了。」然後他又一次向上走去。

　　一年以後，當希普頓重返珠穆朗瑪峰時，他的探險隊在北山口腳下的積雪中發現了威爾遜被凍僵的屍體。「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將他埋於裂縫之中。」查爾斯．沃倫寫道──他是發現屍體的隊員之一。「我們都脫帽致敬，每個人都很激動。我本以為自己對死亡已無動於衷；但此情此景，加之他畢竟和我們獻身的是同一事業，他的悲劇對我們來說有著切膚之痛。」

　　威爾遜和登曼在珠穆朗瑪峰的山坡上的「壯舉」在不斷繁衍著──如我們一樣能力不足的夢想者們。這一現象已招致了強烈的指責。但誰屬於珠穆朗瑪峰而誰不屬於珠穆朗瑪峰的問題並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簡單。登山者支付重金參加嚮導探險隊的事實本身也不能說明他或者她就不勝任。事實上，在一九九六年春天的珠穆朗瑪峰探險隊中，至少有兩支隊伍擁有符合最嚴厲的衡量標準的喜馬拉雅老手。

　　四月十三日，當我在冰布頂部的一號營地等待隊友的時候，一對來自費希爾的「瘋狂山峰」探險隊的登山者以驚人的飛快步伐超過了我。其中之一是克利夫．舍恩寧，西雅圖的建築承包商和前美國滑雪隊隊員。他雖然非常強壯，但高山經驗卻非常有限。然而緊隨其後的是他的叔叔皮特．舍恩寧，號稱「活著的喜瑪拉雅傳奇」。

　　皮特差二個月滿六十九歲。他身穿破舊而褪色的名牌登山服，身材瘦長而略微駝背。他是在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後重返喜瑪拉雅的。在一九五八年，他作為主力首次攀登位於巴基斯坦境內的喀喇崑崙山脈的海拔二萬六千四百七十英尺的希登峰而創造了歷史──美國登山者首次攀登的最高峰。然而更讓皮特出名的是他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不成功的喬戈里峰攀登中所扮演的英雄角色。這一年也是希拉里和丹增登臨珠穆朗瑪峰頂的那一年。

　　一九五三年皮特．舍恩寧所在的那支八人探險隊被一場猛烈的暴風雪圍困在喬戈里峰上。當他們伺機向山頂發動衝擊時，一名叫作阿特．吉爾基的隊員發作了血栓性靜脈炎──一種由高海拔引起的危及生命的血栓塞。舍恩寧和其他隊員意識到只有將吉爾基迅速送至低處才能使他獲得一線生機。他們在凜冽的暴風雪中將他順陡峭的山脊向下送。在海拔二萬五千英尺處，一位名叫喬治．貝爾的登山者突然滑倒，並將另外四人一齊拖倒。舍恩寧將繩索在肩頭和冰斧上反覆繞了幾圈，竟一隻手繼續握住吉爾基，另一隻手抓住了五個正在滑落的登山者而沒使自己滾下山去。這是攀登史上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它將與「繫繩」這一攀登術語一起被人們永遠地記住。

　　現在，皮特．舍恩寧將在費希爾和他的兩名嚮導，尼爾．貝德曼和阿那托利．布克瑞夫的帶領下攀登珠峰。當我詢問貝德曼，這位來自科羅拉多的強有力的登山者嚮導具有舍恩寧這種資歷的顧客的感受時，他帶著自嘲的笑容很快地糾正我說：「像我這樣的人並不是『嚮導』舍恩寧。我把能與他參加同一支登山隊看作莫大的榮幸。」舍恩寧報名參加費希爾的「瘋狂山峰」探險隊並不是因為他需要嚮導，而是想躲避諸如申請通行證、安排氧氣、帳篷、供給及夏爾巴人的幫助等一系列後勤方面的瑣事。

　　緊隨皮特和克利夫．舍恩寧前往一號營地的是他們的隊友夏洛特．福克斯。三十八歲的福克斯充滿活力，但又如雕像般沉穩。這位來自科羅拉多州的滑雪巡邏員曾攀登過兩座海拔在八千米以上的山峰：巴基斯坦境內的海拔為二萬六千三百六十一英尺的加沙布魯木峰和毗鄰珠穆朗瑪峰的海拔二萬六千七百四十八英尺的喬歐亞峰。後來，我又遇到默爾．道夫商業探險隊旗下的二十八歲的芬蘭人維卡．古斯塔夫森。他以前攀登喜瑪拉雅的紀錄包括珠穆朗瑪峰、道拉吉里峰、馬卡勒峰等。

　　相比之下，霍爾的隊伍中無人曾問鼎八千米的山峰。如果皮特．舍恩寧相當於棒球聯賽中的明星，我和我的隊友們則更像是一群靠行賄而進入世界大賽的小鎮上的壘球選手。是的，在冰布頂部霍爾稱我們是「優秀而強壯的組合」。也許同霍爾在前幾年中所嚮導的顧客比起來，我們是強壯的。然而我非常明白，沒有霍爾的鼎力相助、他的嚮導和他的夏爾巴人，攀登珠峰是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企及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隊伍又遠比山上的其他一些隊伍更有競爭力。有一隊能力平庸的登山者被一名只有著平庸的攀登喜瑪拉雅成績的英國人率領著。然而珠峰上資歷最淺薄的攀登者根本不是被嚮導的顧客，而是那些以傳統方式組織起來的非商業探險隊。

　　當我從冰布下部返回大本營時，我無意中發現一對速度極慢、穿戴著古怪衣服和裝備的攀登者。很顯然，他們並不熟悉冰河旅行的標準工具和技巧。後面的登山者不斷地被腳下的攀登冰爪掛住而蹣跚起來。當我等待他們穿過由兩個搖擺不定的梯子連接起來的開口裂縫時，我吃驚地發現他們竟前後相跟著──毫無意義的危險動作。從裂縫另一端傳來的粗笨的對話聲說明他們是臺灣探險隊成員。

　　臺灣人的不良聲譽在此之前就已譽滿珠穆朗瑪峰了。在一九九五年的春天，這支隊伍作為一九九六年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熱身練習前往阿拉斯加攀登麥金利山。九名登山者到達山頂，但其中七人在下山途中因遭暴風雪襲擊而迷路。他們在海拔一萬九千四百英尺處露宿一夜，這迫使國家公園服務組織進行了一場耗資巨大而危險的營救活動。

　　應公園騎警的請求，全美國最富經驗的兩名登山家亞歷克斯．洛和康拉德．安克爾中斷了他們正在進行的攀登而從海拔一萬四千四百英尺處急速攀登以營救奄奄一息的臺灣登山者。

　　洛和安克爾克服了重重困難並冒著生命危險各自將一名臺灣人從海拔一萬九千四百英尺處拖至海拔一萬七千二百英尺。在這一高度，直升飛機可將他們從山頂疏散開來。在由直升機運離麥金利山的五名臺灣登山者中，兩人患了嚴重的凍瘡，一人已經死亡。「只有一人死亡，」安克爾說，「如果我和亞歷克斯沒有及時趕到的話，另兩個人也會死的。我們早就注意到這隊臺灣人了，因為他們看上去就能力不足。他們陷入麻煩一點也不足為奇。」

　　領隊者叫高銘和，一個活躍的自由攝影師。他在登臨喜馬拉雅的馬卡魯峰之後，改名為「馬卡魯」。精疲力竭且滿身凍瘡的「馬卡魯」是被兩名阿拉斯加嚮導攙扶下山的。「當阿拉斯加人將他送到山下時，」安克爾回憶說，「『馬卡魯』向每個過路者大喊『勝利了！勝利了！我們到達了山頂！』好像災難從沒有發生。是的，這位「馬卡魯」公子真讓人不可思議。」當一九九六年麥金利的倖存者出現在珠穆朗瑪峰的南側時，「馬卡魯」又一次成為他們的領隊。

　　臺灣人在珠穆朗瑪峰上的出現對其他探險隊來講不亞於為一種憂患。一旦臺灣人遇到危險，其他探險隊不得不前往救助。姑且不說這將使他們登臨峰頂的機會大打折扣，僅僅是救助本身也需要冒生命危險。但是臺灣人並不是唯一不夠資格的群體。在我們的大本營旁邊駐紮的是一位名叫彼得．內比的二十五歲的挪威人。他揚言要獨自從珠峰最危險、技術要求最高的南面攀登，絲毫沒有考慮到他有限的喜馬拉雅經歷只是攀登過臨近珠峰的島峰。這座島峰只不過是霍澤峰當中的一個海拔為二萬零二百英尺的隆起，除了長途跋涉以外並不需要任何攀登技巧。

　　接下來還有南非人。由約翰尼斯堡的一家大報《星期日時報》贊助。這支南非探險隊曾激起高漲的民族自豪感，並在出發前得到納爾遜．曼德拉〔註：南非著名的反種族隔離革命家、政治家和慈善家，人們也視他為南非的國父。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間任南非總統。〕的私人祝福。他們是首支被允許攀登珠峰的南非探險隊。這支種族混雜的隊伍立志要讓黑人首次站到山頂。領隊是二十幾歲的伊恩．伍德爾。他是個饒舌且帶娘娘腔的男人。他喜好講述在八〇年代對抗安哥拉的漫長而殘酷的戰役中，他在敵人後方參加突擊隊的種種偉績。

　　伍德爾召集了三名南非最強壯的登山者組成探險隊的核心：安迪．德．克勒克、安迪．哈克蘭德和艾德蒙．費布雷爾。這支人種混雜的隊伍對四十歲的能言善辯的黑人古生物學家和世界知名的登山者費布雷爾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我的父母為紀念艾德蒙．希拉里先生而為我取名，」他解釋說，「攀登珠穆朗瑪峰是我從年輕時代就擁有的夢想。但更重要的是，我將這支探險隊視作一個年輕的國家正團結起來邁向民主，努力從過去擺脫出來的強有力的象徵。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在許多方面被種族隔離政策卡住了脖子。我深受其害。但我們現在是個新的國家。我深信我的國家所走的路。向世人展示我們南非人──黑人和白人，可以共同攀登珠穆朗瑪峰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整個國家在這支小小的探險隊後面團結起來。「伍德爾是在很偶然的時候制定了這項計劃，」德．克勒克說，「隨著種族隔離制度的結束，南非人終於可以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旅遊了。我們的運動隊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參加比賽。南非剛剛贏得世界杯橄欖球賽冠軍。這難道不是令整個國家都引以為豪的嗎？所以當伍德爾著手組建攀登珠穆朗瑪峰探險隊時，每個人都贊成他的想法。他不費吹灰之力就籌措到相當於幾十萬美元的資金。」

　　除伍德爾、三名男性登山者和一位名叫布魯斯．赫羅德的英國登山者兼攝影師以外，伍德爾希望能在探險隊中增加一名女隊員。在離開南非之前，他邀請了六名女性候選人攀登了需要體力而不需要技巧的海拔一萬九千三百四十英尺的乞力馬扎羅山。在為期兩週的測試之後，伍德爾將範圍縮小到兩名選手身上──二十六歲的卡西．奧多德，一個攀登經驗有限的白人新聞教員，她的父親是南非最大的公司「美國公司」的董事；Ｘ歲的德尚恩．迪索，一名沒有攀登經驗的黑人體育教師。她生長在一個種族隔離的村子裡。伍德爾說，這兩名女性都將隨隊到達大本營，然後他將根據兩人的表現從中挑選一名繼續攀登珠穆朗瑪峰。

　　四月一日，也就是到達大本營後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在納姆城下面的小路上碰到了剛剛從山中「走出」的準備前往加德滿都的費布雷爾、哈克蘭德和德．克勒克。我的朋友德．克勒克先生告訴我，三名南非登山者和隊醫夏洛特．諾貝爾在還沒有到達山底之前就已經辭職。「領隊伍德爾原來是個笨蛋。」德．克勒克解釋道，「他是一個畸形的管家婆。你不能相信他──我們從來無法知道他是在扯謊還是在說實話。所以我們離開了。」

　　伍德爾曾向德．克勒克和其他人吹噓說他曾攀登過喜馬拉雅山脈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幾次在海拔二萬六千英尺以上的攀登。而事實上，伍德爾的唯一一次喜馬拉雅經歷是在一九九〇年作為默爾．道夫的顧客攀登海拔二萬一千三百英尺的山峰。

　　此外，在前往珠穆朗瑪峰之前，伍德爾曾在探險隊的國際網際網址上炫耀他輝煌的軍旅生涯和在喜馬拉雅山脈接受的英國軍方「長山脈偵察組織」的各種訓練。他還告訴《星期日時報》的記者，他曾在英格蘭的桑赫斯特做過教官。事實上，英國軍隊根本就沒有「長山脈偵察組織」，伍德爾也沒有在桑赫斯特做過教官，更沒有在安哥拉的敵人後方作過戰。據英國軍方發言人稱，伍德爾曾是個靠薪水過活的小職員。

　　伍德爾還就尼泊爾旅遊部所簽署的允許進入珠峰的人員名單撒了謊。開始的時候他說卡西．奧多德和德尚恩．迪索都被允許進入珠峰，而由誰參加最後攀登的決定將在大本營做出。在離開探險隊以後，德．克勒克卻發現奧多德、伍德爾的六十九歲的父親及一名叫作蒂爾里．雷納的法國人（他曾付給伍德爾三萬五千美元參加南非探險隊）都在被允許之列，而繼埃德蒙．費布雷爾辭職之後的唯一的一名黑人隊員德尚恩．迪索卻不在名單之上。德．克勒克意識到伍德爾從開始就沒有打算讓迪索攀登珠峰。

　　欺騙之外還有莫大的羞辱。在離開南非之前伍德爾警告已娶美國人為妻並擁有雙重國籍的德．克勒克，他只有使用南非護照才可被允許進入尼泊爾。「他小題大作，」德．克勒克回憶道，「諸如我們是第一支南非珠穆朗瑪峰探險隊，等等。但後來伍德爾本人都沒有持南非護照。他根本就不是南非人。他是英國人，持英國護照進入了尼泊爾。」

　　伍德爾的巨大騙行立刻成了國際醜聞。英聯邦報紙的頭版爭相報導。當這些負面報導反饋到伍德爾耳中時，這位妄自尊大的領隊對批評不屑一顧，並將他的探險隊與其他探險隊盡量隔離開來。他不顧曾與《星期日時報》簽署過作為商業贊助的回報而允許兩名記者始終跟隨探險隊的合同而驅除了記者肯．弗農和攝影記者理查．肖里；而對這一條款的違背被視作對整個合同的撕毀。

　　《星期日時報》的編輯肯．歐文當時正和他的妻子在前往大本營的度假中。這次度假特意安排得與南非珠穆朗瑪峰探險隊的行程相一致，並由伍德爾的女朋友，一名年輕的叫作亞歷山大．高迪恩的法國女人領路。在菲舍，當歐文得知伍德爾已趕走了他的記者和攝影師時，他大吃了一驚。歐文給領隊寫了一張便條，解釋說報社無意讓弗農和肖里撤回，並已命令他們重返探險隊。當伍德爾接到這張字條時，他大發雷霆，然後從大本營衝到菲舍找歐文理論。

　　按照歐文的敘述，在後來的衝突中他直截了當地問伍德爾，迪索的名字是否在名單之上。伍德爾回答說：「這不關你的事。」當歐文指出迪索只不過是用來「製造南非主義假象的一個黑人幌子」時，伍德爾威脅要殺掉歐文和他的妻子。這位過度興奮的領隊曾一度揚言：「我要把你的腦袋扯下來敲你的屁股。」

　　此後不久，記者肯．弗農返回南非大本營。他通過羅布．霍爾的衛星傳真發出了第一份報導。當時迎接他的只有奧多德小姐寫著「不歡迎」的冷酷面孔。弗農後來在《星期日時報》上寫道：

　　我告訴她，她沒有權力禁止我進入由我的報社支付費用的營地。當我進一步同她理論時，她說是按伍德爾先生的指示行事。她說肖里已被趕出帳篷，我應該步其後塵，以免在這裡得不到食物和安身之所。我的雙腿由於長途跋涉仍在顫抖。在我尚未決定繼續奮鬥還是離開之前，我請求她能給我一杯茶。「沒門，」她回答說。奧多德小姐走到登山隊的夏爾巴人負責人汪多吉面前高聲說道：「這是肯．弗農。我們給你提到過的人之一。他不能得到任何幫助。」

　　汪多吉是一個堅強而耿直的男人。我曾和他共飲過幾杯濃郁的地方飲料。我看著他說：「難道連一杯茶也不可以？」出於信任感和夏爾巴人熱情好客的傳統，他看了看奧多德小姐，說「胡扯」，然後抓住我的胳膊，將我拉到帳篷中，為我端上一杯熱氣騰騰的茶和一碟點心。

　　在被歐文形容為與伍德爾在菲舍的「不寒而慄的交鋒」之後，這位編輯「被說服了……探險隊的環境令人髮指。《星期日時報》的記者肯．弗農和理查．肖里會有生命危險」。歐文因此指示弗農和肖里返回南非。報紙刊出一條聲明，宣布其將中止對探險隊的資助。

　　因為伍德爾已經接到報社的現金，所以這一行動純屬是象徵性的，對他在山上的行為毫無影響。事實上，即使在接到曼德拉總統請求為了國家利益而緩解矛盾的信後，伍德爾仍拒絕放棄探險隊領隊的資格或做任何形式的讓步。伍德爾固執地堅持攀登珠峰的行動仍在他的領導下按原計劃進行。

　　在探險隊解散後回到凱普鎮的費布雷爾表現出無比的失望。「可能我太天真了，」他用沉穩而傷感的語調說，「但我痛恨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長大。與安德魯和其他人共攀珠峰是表明舊時代已被打破的偉大象徵。伍德爾對新南非的誕生漠不關心。他利用民族的夢想滿足私欲。離開探險隊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痛苦的決定。」

　　隨費布雷爾、哈克蘭德和德．克勒克的離去，登山隊的隊員中（除只是被列在名單之上而自己雇傭夏爾巴人的法國人雷納以外），沒有人具備絲毫的攀登經驗。德．克勒克說，他們中至少有兩人「竟不知如何裝上攀登冰爪」。

　　獨行的挪威人、臺灣人，特別是南非人經常成為霍爾營帳裡的討論話題。「山上有這麼多不能勝任的人，」四月底的一個夜晚，霍爾愁眉不展地說，「我想這個季度的攀登不會是風平浪靜的。」

第八章　四月十六日

　　我懷疑是否有人承認他能享受在高海拔的生活。享受，指的是這個詞的通常意思。

　　雖然進程緩慢，但從艱難的攀登中可以得到一種冷酷的滿足。當這點安慰也不復存在時，人們要在高海拔的極端骯髒的營帳裡熬過大部分時光。吸菸是不可能的，進食使人嘔吐；將行裝減至最小負荷的要求使除印在食品罐頭上的文字之外的印刷品成了非分之想。沙丁魚油、濃縮牛奶和蜜糖灑得到處都是。除了在不常見而轉瞬即逝的美學情緒中之外，人們通常沒有什麼可欣賞的。帳篷中只有淒涼的混亂和脫皮而鬍鬚叢生的同伴的臉。

　　──幸運的是風聲通常能淹沒笨重的喘息聲。最糟糕的是處理緊急情況時表現出的無助和無能。我過去努力用這樣的想法安慰自己：一年以前我對參加這個探險的想法感到毛骨竦然，當時這還被看作是無法實現的夢想。但海拔對大腦有著對身體同樣的毀壞作用：人的智商變得貧乏而遲鈍。我的唯一願望就是盡快結束這折磨人的工作而下到一個更具理性的地方。

　　埃里克．希普頓，摘自《在那座山上》

　　四月十六日，星期二天即將破曉之前，我們在大本營休整了二天之後向冰布前進，由此開始我們第二次適應氣候的遠足。當我緊張地沿咆哮的冰道蜿蜒前行時，我注意到我的呼吸已不像第一次冰河之旅時那樣粗重；我的身體已開始適應這裡的海拔高度了。但我對搖搖欲墜的冰塔的恐懼絲毫也沒有減弱。

　　我曾希望那個巨大的懸掛於一萬九千英尺處被費希爾隊伍中的某個傢伙叫作「捕鼠器」的冰塔已經崩塌，但它仍不穩定地站立著，甚至更加向前傾斜。我又一次在血管的血流加速中和冰塔的恐怖陰影下急速攀登。當我到達冰塔頂部時，我雙膝跪地，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並因血管中產生的大量的腎上腺素而哆嗦不止。

　　在第一次適應氣候的遠足中，我們在返回大本營前只在一號營地逗留了不到一小時。這一次，羅布計劃讓我們在一號營地度過星期二和星期三兩個夜晚，然後繼續攀登至二號營地，並在那裡再過三個夜晚。

　　早晨九點，當我到達一號營地時，汪多吉，我們的攀登隊長，正在凍得堅硬的雪坡上為我們挖掘搭帳篷用的平臺。他二十九歲，身材消瘦，五官清秀。他的性格內向而喜怒無常，有著驚人的體力。當我等待隊友到來時，我拾起一把鋒利的圓鍬，和他一起挖起來。不到幾分鐘，我已經精疲力竭，不得不坐下來休息，這引得夏爾巴人一陣哄堂大笑。「你感覺不行了嗎，喬恩？」他嘲笑道，「這裡只是一號營地，六千米。這裡的空氣還是很厚的。」

　　汪多吉來自海拔一萬三千英尺的有著石砌房屋和排列於崎嶇山坡上的馬鈴薯梯田的地方。他的父親是受人尊敬的夏爾巴人。為了讓孩子擁有卓越的攀登技巧，他在孩子幼年時期就傳授給他攀登的基本知識。在汪多吉十幾歲的時候，父親由於白內障失明了。小汪多吉被迫輟學而開始為生計奔波。

　　一九八四年，當汪多吉為一群西方旅遊者做幫廚時，他引起了一對加拿大夫婦──馬里恩．博伊德和格雷姆．納爾遜的注意。博伊德說：「我想念我的孩子。當我逐漸與汪多吉熟悉以後，他使我想起我的小兒子。汪多吉聰明、充滿好奇心、有求知欲，善良得近乎天真。他每天在高海拔的地方背著巨大的行李並流著鼻血。」

　　在徵得汪多吉的母親的同意後，博伊德和納爾遜開始在經濟上援助這個年輕的夏爾巴人，以使他返回學校。「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的入學考試（為進入艾德蒙．希拉里先生在庫巴創建的地方小學）。他身材矮小。我和校長及另外四名教師擠進一間小屋裡。汪多吉站在中間，努力地從他以前所接受的正規教育的殘存記憶中搜索著。我們都汗流浹背的……他被錄取了，但被告知要與小孩子們一起上一年級。」

　　汪多吉成了一名勝任的學生。在他接受了相當於八年級的教育後，重新返回攀登和旅遊業。

　　博伊德和納爾遜曾數次返回庫巴。他們見證了汪多吉的成長過程。「當他第一次能獲得充分營養時，他開始長得高大而強壯。」博伊德回憶說，「他興奮地告訴我們他在加德滿都的游泳池學會了游泳。他在二十五歲時學會了騎自行車，並且對瑪丹娜的音樂著了迷。當他第一次將禮物──一條精心挑選的西藏地毯呈現在我面前時，我們意識到他真正長大了。他希望成為施與者，而不是接受者。」

　　當汪多吉作為一名強壯而機智的登山者的美名在西方登山者中傳播開來的時候，他被提拔到領隊的位置。一九九二年，他在珠穆朗瑪峰上為羅布．霍爾工作。截止到霍爾一九九六年探險活動開始的時候，汪多吉已三次登上峰頂。帶著敬意和明顯的好感，霍爾稱他為「我的左膀右臂」，並幾次表示汪多吉對我們探險隊的成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當我的最後一個隊友疲憊地走進一號營地時，太陽依然當空照耀著。但到中午時分，從南面吹來了一朵雲團。到三點鐘的時候，濃密的雲團在冰河上空翻滾著，雪片帶著憤怒的咆哮疾打在帳篷上。暴風雪肆虐了一整夜。清晨當我爬出與道格共住的帳篷時，一英尺厚的新雪覆蓋了冰河。十幾處崩塌的冰雪順陡峭的山壁呼嘯而下，但我們的帳篷卻安然無恙。

　　四月十八日，星期四的破曉時分，天空已變得晴朗。我們收拾好行裝，踏上前往二號營地的旅程──一段五百四十八米或者說一千七百英尺的垂直距離。路線將我們帶到西谷的緩坡之上。這裡是世界上最高的封閉峽谷，是由庫巴冰河在珠穆朗瑪峰山丘腹地挖出的一塊馬蹄形的峽谷。納澤的二萬五千七百九十英尺的壁壘形成了西谷的右邊山牆，而珠穆朗瑪峰的巨大的西南面構成了左邊山牆。寬闊而高聳的「霍澤之臉」的冰軀在它的頂部隱約可見。

　　當我們從一號營地出發時，寒冷的氣溫將我的手變成了一雙僵硬而令人疼痛的爪子。當太陽的第一縷射線照在冰河上時，西側的冰牆像一隻巨大的太陽能爐子吸收並擴散著熱量。我突然變得汗流浹背。我擔心曾在大本營襲擊過我的偏頭痛再次發作。我脫掉衣服，只穿了條長內褲，並在棒球帽裡塞了一把雪。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裡，我艱苦而沉穩地順冰河而上，偶爾停下來喝些水，或當雪融化在我亂蓬蓬的頭髮上時，再往帽子裡塞上一把積雪。

　　在海拔二萬二千三百英尺處，我由於酷熱已感到眩暈。我在小路旁撞見一個裹在藍色塑膠布裡的龐然大物。我的因海拔而變得遲鈍的大腦用了一二分鐘才判斷出這是具屍體。由於受到驚嚇和干擾，我足足盯了它幾分鐘。夜晚，當我向羅布問及此事時，他不敢肯定地認為遇難者是位死於三年前的夏爾巴人。

　　位於海拔二萬二千三百英尺處的二號營地包括一百二十間帳篷。它們散落在冰河邊緣兩側的光禿禿的岩石上。在這裡，海拔高度變成一股邪惡的力量，使我感覺如同在受烈性紅酒的折磨。吃飯和閱讀讓人感到痛苦不堪。在後來的兩天裡，我在大部分時間裡用手捂住腦袋躺在帳篷裡，盡量將身體蜷縮成最小的體積。星期六感覺稍好的時候，為了進行練習以加快適應氣候，我順營地向上攀登了一千英尺。然而在那裡，在距離主要路徑五十碼的西谷的頂部，我在積雪中撞見了另一具屍體，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屍體的下半身。衣服的式樣和老式的皮靴說明遇難者是個歐洲人。他的屍體至少在山上已躺了十至十五年了。

　　第一具屍體使我在數小時內驚魂未定，而遭遇第二具屍體的恐懼卻轉瞬即逝了。沒有蹣跚而過的登山者會長久地注視這些屍體。山上彷彿有著一種默契──人們假裝這些乾枯的殘骸不是真實的。事實上，我們無人敢承認我們是在用什麼作賭博的籌碼。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從二號營地返回大本營的第二天，我和安迪．哈里斯踱到南非營地去探望他們的隊員，並想得到一些有關他們為何遭到輿論唾棄的內幕消息。從我們的帳篷順冰河下行十五分鐘便可到達他們坐落於冰河碎片上的營地。尼泊爾和南非的國旗，以及柯達、蘋果電腦和其他一些贊助商的廣告標誌在兩支高高的鋁製旗杆上飄揚著。安迪將腦袋探進他們的大帳篷，微笑地招呼道：「喂，你好，有人嗎？」

　　原來伊恩．伍德爾、卡西．奧多德和布魯斯．赫羅德正在從二號營地返回的路上，但伍德爾的女朋友高迪恩和他的弟弟菲利普在營帳中。帳篷裡還有一位興奮的年輕女人，她自稱德尚恩．迪索。她即刻邀請我們進帳飲茶。這三名隊員似乎與伊恩應受譴責的行徑和隊伍即將解體的謠傳毫無關係。

　　「那天我第一次嘗試了攀冰，」迪索熱情地介紹說，用手指著附近的一座冰塔，那裡有幾支探險隊的隊員正在練習攀冰技巧。「這真令人興奮。我想過幾天就登上冰布。」我本想向她詢問伍德爾的欺騙行為和她得知未被允許攀登珠峰後的感受，但看到她如此興奮和天真，我也覺得索然無味了。閒談了幾分鐘後，安迪向包括伊恩在內的整支隊伍發出邀請，請他們當晚「到我們的帳篷裡喝上幾杯」。

　　當回到營帳時，我發現羅布、卡洛琳、麥肯齊醫生和斯科特．費希爾的醫生英格里德．亨特正在和位於山上的某人通過無線電無線電對講機進行著一場頗為緊張的對話。早晨，當費希爾從二號營地下到大本營時，他在海拔二萬一千英尺處看到他雇傭的夏爾巴人托切正坐在冰河上休息。托切是來自羅威嶺峽谷的三十八歲的攀登老手。他長著稀疏的牙齒而且心地善良。他連續三天在大本營以上的地方拖運行李和做其他雜事，但他的夏爾巴同伴都抱怨說他總是坐著而不幹分內的事情。

　　當費希爾詢問托切時，他承認自己已有兩天感到虛弱、搖搖晃晃和呼吸困難。費希爾命令他立即返回大本營。但夏爾巴文化中的大男人主義因素使得許多男人不肯承認身體上的虛弱。夏爾巴人是不應該得高山病的，特別是那些來自以強壯的攀登者而聞名的羅威嶺的男人。更有甚者，那些公開承認患病的人將在未來的登山活動中被列入黑名單。基於以上原因，托切無視費希爾的要求，不但沒有下山，反而向上，行至二號營地過夜。

　　當托切於傍晚時分到達營地時，他已神志不清，如醉漢般跌跌撞撞，並且咳著粉紅色的帶著血絲的泡沫。這些症狀表明他得了嚴重的高山肺水腫，或稱ＨＡＰＥ，一種主要由於攀登過高、過快而使肺部充水的致命疾病。治療ＨＡＰＥ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迅速下山；如果病人在高海拔處停留時間過長，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在從大本營向上攀登時，霍爾總是堅持讓隊員們待在一起，並由嚮導尾隨其後。然而費希爾則截然不同。他認為在適應氣候階段應給隊員充分的自由去獨立上山、下山。所以當托切被發現病重時，除了費希爾的四名隊員──戴爾克魯澤、皮特喀恩寧、克利夫．舍恩寧和蒂姆．馬德森之外，沒有嚮導在場。營救托切的任務落到了克利夫．舍恩寧和馬德森的肩上。馬德森是一名三十三歲的來自科羅拉多州的滑雪巡邏員。在這次探險活動以前，他從沒有到過高於海拔一萬四千英尺的地方。這次他是被女友勸說參加探險隊的。他的女友是位老練的喜瑪拉雅攀登者，叫作夏洛特．弗克斯。

　　當我走進霍爾的帳篷時，麥肯齊醫生正通過無線電對講機與二號營地的人對話，「給托切一些利尿劑、地塞米松〔註：人工合成的腎上腺皮質激素。〕……等。是的，我知道這很冒險。但無論如何也要給他……我跟你說，在我們將他運下山之前，他死於ＨＡＰＥ的危險要比服用降血壓藥物的危險大得多。求求你了，請相信我！給他服藥！快！」

　　然而當時沒有一種藥對托切起作用，就連吸氧和將他放置在伽莫夫袋子裡也無濟於事。這種袋子是一個類似棺材大小的充氣塑膠房子。房子裡的氣壓被升至與低海拔相近的數值。當日光漸漸消退的時候，舍恩寧和馬德森用伽莫夫袋子做雪橇，吃力地將托切向山下拖去。這時，嚮導尼爾．貝德曼和一隊夏爾巴人正急匆匆地從大本營出發去迎接他們。

　　太陽落山的時候，貝德曼在冰布的頂部接替了營救托切的任務，並讓舍恩寧和馬德森返回二號營地以繼續適應氣候。患病的夏爾巴人的肺裡充溢著液體。貝德曼回憶說：「他呼吸時的聲音聽起來像從杯底吸奶昔。在冰布上下到一半地方的時候，托切摘下氧氣罩，將手伸到進氣口的旋鈕處擦了擦上面的鼻涕。當他將手伸出來的時候，我將帽燈照在他的手套上。他的手套因為碰到了氧氣罩上的血而變成了粉色。然後我又用燈照了照他的臉，他的臉上也滿是血水。」

　　「我的目光與托切的目光相遇時，我看出他非常害怕，」貝德曼繼續說，「我急中生智，俯下身去告訴他血是從他嘴唇上的一個傷口流出的。他稍稍鎮定了一下。我們繼續下山。」為了避免托切由於扭動身體而使病情惡化，貝德曼幾次將病重的夏爾巴人背在身上。當他們到達大本營時，時間已過午夜。

　　第二天早晨，費希爾考慮叫一架直升飛機將托切從大本營運送到加德滿都。這一舉動要耗資一萬美元。費希爾和亨特醫生都自信地認為這個夏爾巴人的病情會因為從二號營地降低了三千七百英尺後而迅速得到好轉──因為下降三千英尺就足以使ＨＡＰＥ得到恢復。最後，托切不是被飛機而是被人力護送下山谷的。然而剛剛離開大本營後，托切就癱軟下去而被送回「瘋狂山峰」的營地接受治療。他的病情繼續惡化。當亨特試圖將他送回伽莫夫袋子裡時，托切拒絕了。他不承認自己得了ＨＡＰＥ或者任何高山病。這時，無線電對講機呼救信號傳到美國醫生吉姆．利奇那裡。這位聲名顯赫的高山反應病專家那年春天正在菲舍主持喜瑪拉雅救援組織診所的工作。他被要求迅速趕至大本營參加救護托切的工作。

　　此時費希爾正在趕往二號營地去接馬德森下山。馬德森在幫助托切下山的過程中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並表現出一些輕微的ＨＡＰＥ症狀。由於費希爾的缺席，亨特只得與大本營的其他一些醫生商量對策，並做出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決定。據她手下的一名醫生觀察，「英格里德已無計可施了」。

　　二十五歲左右的亨特剛剛結束大眾醫療專業的高級實習期。她雖不是名登山者，但卻在西尼泊爾的山腳下做過大量的義務救護工作。她沒有治療高山反應方面的經驗。她幾個月前在加德滿都邂逅了剛剛得到通行證的費希爾。費希爾邀請她以隊醫和大本營主管的雙重身分加入他的即將開始的珠穆朗瑪峰探險。

　　雖然亨特在一月份曾致信給費希爾表達了她喜憂參半的思想感情，但亨特還是接受了這份無償的工作，並於三月底到達了尼泊爾，滿腔熱忱地為探險隊的成功貢獻著力量。但同時管理大本營和滿足萬名隊員的就診需要顯然比她想像得更複雜。（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羅布．霍爾支付了兩名富有經驗的全職工作人員──隊醫卡洛琳和大本營主管海倫．威爾頓來做亨特一人在無報酬情況下所做的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在大本營的大部分時間裡，亨特由於無法適應氣候而受到劇烈的頭痛和呼吸急促的折磨。

　　星期二，當托切癱軟著被送回大本營時，雖然他的病情每況愈下，但仍沒有戴著氧氣罩，因為他固執地堅持他沒有生病。當晚七時許，利奇醫生從菲舍趕到，指出要立即以最大可能給托切輸氧並叫直升飛機。

　　此時，托切的神志時而清醒、時而模糊，呼吸極為困難。原訂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早晨進行的直升飛機援救由於暴風雪的肆虐而取消了。托切被裝進一個籃子裡，在亨特的照顧下，由夏爾巴人背著趕往菲舍。

　　當重病的夏爾巴人經過二十四小時的旅程於星期三夜晚到達菲舍診所時，雖然海拔已降至一萬四千英尺（這裡的海拔實際上比他生長的地方還要低），但他的病情仍然在惡化。亨特不顧托切的意願而強行將他放入伽莫夫袋子。由於沒有認識到充氣室的治療作用和對其產生的恐懼感，托切請求在被關進幽閉恐怖的空間之前能見到一名佛教喇嘛，並允許將他和祈禱書一起放入袋中。

　　為使伽莫夫袋子正常工作，外面的人要不斷地用腳泵向室內輸入新鮮空氣。到星期三晚上，亨特由於對托切四十八小時的不間斷照顧而精疲力竭，她將這一任務交給了托切的幾個夏爾巴朋友。當她打盹兒的時候，一名夏爾巴人透過袋子的塑膠窗注意到托切口吐白沫，顯然已停止了呼吸。亨特被這一消息驚醒，立即拉開袋子。她一邊進行心肺復蘇，一面叫來在菲舍志願工作的拉里．西爾弗醫生。西爾弗向托切的氣管內插入了一支管子並通過人造橡膠泵向他脈中吹送空氣。在托切的大腦處於無氧狀態四至五分鐘後，他又開始呼吸了。

　　兩天以後，即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千天氣最終使直升飛機救援成為可能。托切被送至加德滿都的醫院。那裡的醫生認為他的大腦已受到嚴重的損傷。托切的狀況比植物人稍強一些。在其後的幾個星期裡，他在醫院裡日漸憔悴，盲然地盯著天花板，雙臂在身體兩側緊緊地蜷縮著，肌肉萎縮，體重降到不足八十磅。到六月中旬，托切去世，拋下在羅威嶺的妻子和四個女兒。

　　奇怪的是，珠峰上的攀登者對托切困境的了解竟比成千上萬遠離山峰的人們還要少。外界的信息是因為網際網路的存在。而網際網路對我們這些在大本營的人來說無疑是超現實的。例如，一名隊員可能通過衛星電話與在紐西蘭或者密西根的正在瀏覽國際網際網路的家人打電話以獲得有關南非人在二號營地的一些消息。

　　網際網路上至少有五個網址刊載來自喜瑪拉雅大本營的記者約稿。南非隊和默爾．道夫國際商業探險隊都擁有自己的網址。新星──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一檔節目在網路上提供來自萊索．克拉克和著名珠峰歷史學家、麥吉利夫雷自由人ＩＭＡＸ探險隊成員奧德納．薩爾科德的每日更新的特寫文章。（由獲獎製片人和專業登山者大衛．布里歇爾斯領隊。他曾在一九八五年嚮導迪克．巴斯登上了珠穆朗瑪峰。ＩＭＡＸ探險隊當時拍攝了一部耗資五十五萬美元的關於登山的寬銀幕電影。）斯科特．費希爾的探險隊裡至少有二名記者為二家相互競爭的網址撰寫新聞。

　　費希爾隊伍中的記者珍妮．布羅米特每日通過電話給《公界在線》提供報導。但她不是顧客，因此未被允許攀登大本營以上的地方。而費希爾隊裡的另一名網際網路記者計劃一路隨隊登臨山頂，並且為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互動式媒體做每日新聞報導。她的名字叫桑迪．皮特曼。珠峰上沒有人可望其項背，也無人能招來與她同樣多的謠傳。

　　皮特曼是一位附庸風雅的百萬富翁登山者。這是她攀登珠峰的第三次嘗試。這一年她無比堅定地要登臨峰頂以完成她令人矚目的七峰攀登計劃。

　　皮特曼在1993年參加了一支嚮導探險隊，試圖從南山口和西南脊登頂。當她帶著9歲的兒子博和保姆出現在大本營時，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轟動。皮特曼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難。她只到達了海拔二萬四千英尺的地方就返回了。

　　皮特曼在1994年第二次到達珠峰。這一次她籌集了25萬美元的贊助以確保支付北美最出色的登山家們與之同行：布里歇爾斯（他當時與全國廣播公司電視臺簽約，為其拍攝這次登山活動）、史蒂夫．斯溫森、巴里．布蘭查德和亞歷克斯．洛。洛──這位頗有爭議的前著名攀登多面手被高薪聘為桑迪的私人嚮導。這四個男人事先在珠峰的西藏境內一側的最困難、最危險的地方將部分繩索捆好。憑藉洛的大力幫助，皮特曼沿固定好的繩索攀登到海拔二萬二千英尺的地方，但在到達頂峰前又一次被迫放棄。這一次是由於狀態不穩定且危險的積雪使整支隊伍偃旗息鼓了。

　　我在前往大本營的路上偶然遇見皮特曼，我們以前從未謀面，雖然我對她耳聞已久。1992年，《男性雜誌》派我同詹恩．溫納一同撰寫一篇有關駕駛哈雷摩托車從紐約到舊金山的報導。詹恩．溫納是《滾石》、《男性雜誌》和《我們》等出版品的出版商，富有而具傳奇色彩。他的幾位有錢的朋友中包括羅卡．西爾、皮特曼的兄弟和她的丈夫鮑勃．皮特曼，音樂電視的合夥創始人之一。

　　詹恩借給我的是一輛聲音刺耳、鍍著鉻、黃外殼的大摩托車。旅程令人毛骨悚然，而我的有錢夥伴們倒也十分友好。但我與他們沒有絲毫共同之處，而且我無法忘記自己是詹恩雇來的幫手。鮑勃、詹恩和羅卡在餐桌上大談他們各自擁有的飛機（詹恩向我推薦「灣流IV」是理想的私人飛機），討論他們在鄉間的產業，還談到桑迪（她當時碰巧在攀登麥金利峰）。「嘿」，當鮑勃得知我也是名登山者時說：「你和桑迪應該聚在一起共同攀登一座山。」4年以後的今天，我們如願以償了。

　　身高5英尺11英寸的桑迪．皮特曼比我還高兩英寸。她的假小伙子式的短髮即便在海拔二萬一千英尺處也是精心梳理過的。生長在北卡羅萊那州的她熱情而直率。在那裡，當她還是小女孩時就跟隨父親學習了野營、遠足及滑雪等技巧。出於對自由的嚮往和對登山運動的喜好，她在大學期間及後來的生活中一直堅持戶外運動，即使是在七〇年代中期由於不幸的婚姻而搬到紐約這種登山機會很少的城市。

　　皮特曼在曼哈頓做各種各樣的工作。她在邦威特．特勒公司做採購員，在雜誌做商業欄目的編輯，在《新娘》雜誌做美容編輯。她於1979年與鮑勃．皮特曼結婚。作為一名對公眾效應的不倦追求者，皮特曼時常使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出現在紐約社交欄目中。她曾與布萊恩．特朗普、納姆和梅雷迪恩．布羅考、艾薩克．朱茲拉希以及瑪莎．斯徒爾特共飲。為了能在他們富庶的康乃狄克州莊園和中央公園西側充滿藝術情調和擁有穿著統一制服的傭人的公寓間遊刃有餘地穿梭，她和丈夫買了一架直升飛機，並學會了駕駛。1990年，桑迪和鮑勃．皮特曼被冠以「神速夫妻」的頭銜出現在《紐約》雜誌的封面。

　　不久，桑迪開始了她耗資巨大且虛張聲勢的作為第一位攀登7座山峰的美國女性的戰役。然而這最後一座山峰──珠穆朗瑪峰被證明是困難重重的。1994年3月，皮特曼在這場競賽中輸給了47歲的阿拉斯加登山者、助產士多利．勒菲弗，但她仍義無反顧地繼續著珠峰攀登。貝克．韋瑟斯一次在大本營這樣描述道：「當桑迪決定攀登一座山的時候，她和我們都不一樣。」1993年，貝克在南極洲參加了文森．馬西夫的嚮導探險隊。當時皮特曼在另一支探險隊裡攀登同一座山峰。貝克邊吃吃地笑著邊回憶道：「她在巨大的行李袋裡裝滿各種美食。這種口袋要4個人才能提起。她還帶了一臺手提式電視機和一臺錄音機，這樣她就可以在帳篷裡看電視了。嘿，你不能不佩服能以桑迪這麼高標準攀登的人確實不多。」貝克說皮特曼慷慨地與其他隊員分享她帶上來的珍貴物品。並且「與她為伍是件令人高興而有趣的事」。

　　皮特曼的1996年攀登珠峰之旅又搜羅了一套在攀登者的宿營地中不常見的裝備。在她趕往尼泊爾的前一天，皮特曼在給全國廣播公司互動式媒體的第一份報導中洋洋灑灑地寫道：

　　我將所有的個人用品都打理好了……看起來我的電腦和電氣設備和我的登山設備一樣多……兩臺ＩＢＭ筆記型電腦、一臺攝影機、三架35毫米相機、一臺柯達數字型相機、兩臺打字機、一臺CD唱機、一臺影印機和足夠的（我希望如此）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當然，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足夠的丁．德露卡牌混合威士忌和咖啡壺我怎麼能離開這座城市。因為我們將在珠峰上度過復活節，所以我還帶了4個裹著巧克力的彩蛋。在海拔一萬八千英尺處尋找一個復活節彩蛋？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那晚，社交專欄作家比利．諾威奇在曼哈頓的尼爾斯為皮特曼舉行了告別晚會。客人中包括沈安卡．賈格爾和卡爾文．克萊恩。鍾情服飾的桑迪在晚禮服外套上了高山攀登服，並配以攀登靴、攀登冰爪、冰鎬和一排鐵索。

　　到達喜瑪拉雅山之後，皮特曼仍極力維護上層社會的禮節。在前往大本營的途中，一個名叫帕巴的夏爾巴人每天早晨為她捲起睡袋，並將她的帆布包整理好。當她在四月初同費希爾的其他隊員到達珠峰腳下時，她的行李裡還包括一疊疊供大本營上的人們閱讀的有關她的報導的剪報。在後來的幾天裡，夏爾巴連絡人定時將通過全球快遞寄至大本營的皮特曼的郵包送來。這些郵件包括最新出版的《時尚》、《名利場》、《人物》和《誘惑》等雜誌。夏爾巴人總是對女士內衣廣告著迷，並且認為灑了香水的帶子是件滑稽可笑的東西。

　　斯科特．費希爾的隊伍是一個志趣相投且具凝聚力的團體。大多數隊員對皮特曼能泰然處之，並將她視為他們中的一分子。「桑迪會讓人感到精疲力竭，因為她總想成為焦點，並且不知疲倦地自吹自擂。」珍．布羅米特回憶道。「但她並不消極。她不會掃隊伍的興致。她幾乎每天都是精力充沛和樂觀的。」

　　儘管如此，與皮特曼不在同一登山隊的幾位著名登山家還是將她視作正面看臺上的業餘愛好者。在她一九九四年攀登珠峰失敗後，一則為凡士林護膚品（此次探險活動的主要贊助商）拍攝的廣告將皮特曼稱作「世界級登山者」而受到幾位世界公認登山家的嘲諷。但皮特曼本人尚未這樣公開自居過；實際上，她在為《男性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強調指出她希望布里歇爾斯、洛、斯溫森和布蘭查德能「明白我沒有將我的出於熱情而表現出來的能力與他們的世界水準的技巧相混淆」。

　　皮特曼著名的一九九四年的攀登夥伴們並沒有發表過任何蔑視她的評論，至少在公共場合如此。事實上，在那次登山活動之後，布里歇爾斯成為了她的親密朋友，斯溫森也幾次站出來為皮特曼招架責難之詞。「你瞧，」斯溫森從珠峰返回後不久在西雅圖的一次社交聚會上向我解釋道，「桑迪可能不是位出色的登山者，但在冰面上，她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是的，我和亞歷克斯、巴里和大衛做了所有探路和固定繩索的工作，但她也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貢獻。她情緒飽滿、籌集了資金並應付了媒體。」

　　然而對皮特曼持貶損態度的還是大有人在。

　　許多人對她過分炫耀財富和不知羞恥地沽名釣譽的做法深惡痛絕。如喬安妮．考夫曼在《華爾街日報》上這樣寫道：

　　在某一階層中，皮特曼女士更像是位社交攀登者，而不是山脈攀登者。她和皮特曼先生是所有社交晚會和慈善活動的常客，也是所有引人注目的漫談專欄的核心人物。「許多燕尾服上留有桑迪．皮特曼抓過的痕跡，」一位匿名的前皮特曼先生的生意合夥人說，「她感興趣的是公眾效應。如果讓她默默無聞地做這些事情，我想她是不會登山的。」無論輿論是公允還是有失公允，皮特曼將她的貶損者歸結為對迪克．巴斯將七峰世俗化、繼而損害了世界屋脊的尊嚴的做法的批判。被金錢、受雇者和妄自尊大而包圍起來的皮特曼對於別人的仇恨與蔑視毫不在意。她像簡．奧斯汀筆下的愛瑪〔註：小說《愛瑪》的主人公。作者寫到愛瑪「漂亮、聰明、富有」但頗「嬌縱」。〕一樣健忘。

第九章　四月二十八日

　　我們講故事是為了生存……我們尋找關於自殺的訓誡，尋找有關謀殺在社會及道德上的教訓。我們詮釋著我們看到的東西，在眾多的選擇中挑選最可行的方案。我們完整地生存著，特別當我們是作家的時候：描寫迥然不同的形象，定格那些反映我們實際經歷而變幻莫測的情景。

　　──瓊．迪德恩，摘自《白色相簿》

　　當手錶上的鬧鈴在凌晨四點鐘開始鳴叫的時候，我已經醒來了。我幾乎整夜未眠，在稀薄的空氣中大口地喘氣。現在又到了令人恐怖的從暖融融的鴨絨袋中進入海拔二萬二千三百英尺的酷寒中進行訓練了。兩天以前，即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我們一口氣在一天之內從大本營趕到二號營地，開始了我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為最終登臨山頂而做的適應氣候的準備。

　　按照羅布的總體計劃，今天早晨我們將從二號營地攀登到三號營地，並在海拔二萬四千英尺處過夜。

　　羅布告訴我們在四時四十五分整出發。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幾乎不夠穿好衣服、吞下一塊糖和幾口茶並裝上登山鐵釘。當我用帽燈照在別在我用來做枕頭的皮大衣上的從廉價商店買來的溫度計時，在這個用鐵箍扣緊的雙人帳子裡溫度已降至攝氏零下七度。「道格，」我朝貼在我身邊睡袋裡的那個鼓包喊道，「該收拾東西了。你醒了嗎？」

　　「醒了嗎？」他粗啞的聲音帶著疲倦。「你憑什麼知道我睡著了呢？我的感覺糟透了。我的喉嚨出了問題。哎，我想我已經老得經不起這份折騰了。」

　　夜晚，我們呼出的臭氣在帳篷壁上凝成了一層易碎的霜狀內殼。當我在凌晨時分坐在黑暗中搜尋衣物時，我無法不觸碰低矮的尼龍牆。而每當這時，帳篷內就會經歷一場暴風雪的襲擊──所有的東西都被雪粒覆蓋了。我哆嗦著用拉鏈將自己的身體裝進用聚丙烯材料製成的三層保暖的毛茸茸的內衣和防風尼龍外罩裡，然後蹬上塑膠靴子。

　　當我使勁拉緊鞋帶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劇痛。在過去的兩週內，我破裂而滴血的手指在寒冷的空氣中日益惡化。

　　我借助帽燈的亮光鑽出帳篷，跟隨羅布和福蘭克走在冰塔和岩石碎塊之間以求接近冰河的主體。在其後的兩個小時裡，我們在一個如為初學滑雪者準備的緩坡上攀登，最終到達了標誌著庫巴冰河上游起點的裂縫。在玫瑰色的「霍澤之臉」上，一大片傾斜的雪地在黎明的霞光中閃耀著如鋁合金般的光芒。從冰河上垂下來的繩索彷彿是從天國垂下的一條九毫米長的索鏈，搖擺著如同傑克的豆莖。我抓起繩索的末端，將加瑪登山器拴到稍稍有些磨損的繩子上，開始攀登。

　　我從離開大本營就感到不舒服。由於預先想到每天當太陽照在西谷上產生的火爐效應，所以我穿的比較單薄。然而今天早晨，山頂吹來的刺骨的寒風使氣溫變化不大。冷風使溫度降至攝氏零下四十度。我的背包裡還有一件多餘的毛衣，但要穿上這件毛衣，我要懸在固定的繩索上摘掉手套，拿下背包並脫去風衣。由於擔心可能將東西墜落，我決定等到達可以平衡站立的不十分陡峭的地方再穿。我繼續攀登，但感到越來越冷。

　　狂風捲起旋轉的雪沫，像拍碎的浪花沖刷著山峰。我的衣服上被搽了一層厚厚的霜。我的護目鏡上結了一層冰殼，視物非常困難。我的腳開始失去知覺。我的手麻木了。在這種狀態下繼續攀登十分危險。我在隊伍最前列的海拔二萬三千英尺處，比嚮導麥克．格魯姆快十五分鐘的路程。我決定等他到來以後跟他談談我的情況。就在他剛剛要接近我的時候，麥克夾克裡揣著的無線電對講機裡傳出羅布的叫嚷聲，麥克停下來回答呼叫。「羅布要大家下山！」他頂著呼嘯的風聲大聲宣布。「我們離開這兒。」

　　我們是在中午時分返回二號營地的。許多人都受了傷，我除了精疲力竭之外還算安然無恙。澳大利亞醫生約翰．塔斯基的手指上有輕微的凍瘡。而道格的傷勢則很嚴重。當他脫掉靴子時，幾個腳趾頭上都有凍瘡的跡象。在一九九五年的珠穆朗瑪峰之旅中，他的腳嚴重凍傷以至於造成了大腳趾的殘缺和永久性的血液流通障礙。他極易受寒冷的襲擊。現在新的凍瘡會使他對寒冷的侵襲變得更加脆弱。

　　更糟糕的是道格的呼吸系統受到了侵害。在前往尼泊爾之前不到兩個星期的時候，道格接受了一次小型喉部手術。這個手術使他的氣管處於一種非常敏感的狀態。由於今天早晨吸入了大量的混著雪花的有刺激性的空氣，他的喉頭顯然被凍傷了。「我不行了，」道格用微弱的聲音哽咽道，看起來精神萎靡。「我連話都說不出了。我不能攀登了。」

　　「別現在就打退堂鼓，道格，」羅布指點說，「等兩天再看你的感覺如何。你是個堅強的傢伙。我想你要是恢復的話，仍有很大把握爬上山頂。」道格並沒有被說服。他回到我們的帳篷，將睡袋蒙在腦袋上。看著他如此洩氣真令人難過。他已成為我的好友，並慷慨地與我分享了他在一九九五年攀登山頂嘗試中所獲得的經驗。我的脖子上掛著一塊錫石──這是道格在攀登剛剛開始時送給我的一塊由喇嘛廟的喇嘛開光的佛教護身符。我渴望他能攀登上峰頂的心情並不亞於我想登頂的心情。

　　這一天的剩餘時光都籠罩在恐慌和抑鬱的氣氛中。雖然山峰還未呈現出它最險惡的一面，但它已使我們對安全趨之若鶩了。事實上，不僅僅是我們的隊伍感到壓抑和懷疑，二號營地上的幾支隊伍的士氣都陷入了低潮。

　　黑色幽默來自霍爾與臺灣及南非隊的領隊們因為分擔在「霍澤之臉」上設置一英里長的安全繩索而發生的口角。到四月底，從西谷的頂部到三號營地之間的半個峰面上已架起了繩索。為了完成這一工程，霍爾、費希爾、伊恩．伍德爾、「馬卡魯」和托德．伯利森（「高山攀登嚮導探險隊」的美國嚮導）達成協議，每隊於四月二十六日派出二名隊員在剩餘的冰面上，即從三號營地到位於海拔二萬六千英尺處的四號營地之間的峰面上架設繩索。但事情並未如計劃的那樣進行下去。

　　四月二十六日凌晨，當來自霍爾隊伍的夏爾巴人汪多吉．吉里和來自費希爾隊伍的嚮導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和另一名來自伯利森隊伍的夏爾巴人前往二號營地時，南非和臺灣隊伍中原定參加的夏爾巴人都以躺在睡袋裡的方式拒絕合作。當天下午，當到達二號營地後的霍爾了解到這一情況後，他立刻通過無線電對講機以查明計劃受阻的原因。臺灣隊的夏爾巴人領隊卡米多吉卑恭地道歉並保證彌補過失。但當霍爾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向伍德爾質詢時，這位不知悔改的南非領隊用了一連串汙穢而無禮的語言給與回答。

　　「說話乾淨些，夥計，」霍爾懇求道，「我想我們事先有約。」伍德爾回答說他的夏爾巴人待在帳篷裡是因為沒有人喚醒他們並告之需要幫助。霍爾反駁說，事實上汪多吉曾多次招呼他們，但他們卻視而不見。這時伍德爾嚷道：「你，或者是你的夏爾巴人是個大騙子。」然後他威脅要派出兩名夏爾巴人用拳頭收拾汪多吉。

　　這次不愉快的交鋒之後的第二天，我們和南非人之間的敵意仍然很重。這種不悅的情緒又被我們收到的有關托切每況愈下的消息加重了。當他的病情在低海拔處還日益惡化時，醫生診斷他不是單純的ＨＡＰＥ，而是由ＨＡＰＥ引發的肺結核或其他以前就存在的肺部疾病。然而夏爾巴人卻有截然不同的診斷：他們相信費希爾隊伍裡的某個登山者得罪了珠穆朗瑪峰的「天之女神」。神在托切的身上施行報復了。

　　一位被懷疑的攀登者Ｘ與攀登霍澤峰探險隊的Ｙ隊員建立了某種特殊關係。因為在大本營這樣類似分租的地域內根本不存在隱私，所以在這個Ｘ女人帳篷裡發生的任何愛情幽會都被她的隊友，特別是夏爾巴人及時地窺視到了。夏爾巴人在整個過程中都坐在帳篷外面指指點點，竊笑不止。「Ｘ和Ｙ在做調味料，做調味料。」他們格格地笑著，將一根指頭插進開口的拳頭中模擬做愛的動作。

　　儘管夏爾巴人對此類事情以笑置之（姑且不論他們自身的放蕩行徑），他們在根本上是反對未結婚的男女在珠穆朗瑪的神聖領土上做愛的。每當天氣變得惡劣的時候，總有三三兩兩的夏爾巴人要指著天空中翻滾的烏雲虔誠地說：「有人在做愛。壞運氣來了。暴風雪來了。」

　　桑迪．皮特曼曾在一九九六年刊載在網際網路上的一篇記錄一九九四年探險活動的日記中提到過這種迷信現象：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珠穆朗瑪峰大本營（海拔一萬七千八百英尺）

　　那天下午來了一名郵差。他帶來了家信和一本女性雜誌。這本雜誌是由一名登山者的朋友寄給她做消遣用的……

　　有一半的夏爾巴人將雜誌拿到帳篷裡仔細觀看，而另一半則為觀看這種雜誌而帶來的必然惡果而感到忐忑不安。被他們稱為珠穆朗瑪的女神在她的聖山上是不能容忍一切不乾淨的東西的。

　　※※※

　　庫巴上游的佛教呈現出鮮明的萬物有靈的特徵：夏爾巴人崇拜一種寄居在峽谷、河流和山區的神體和靈魂的混合體。對這位神表現出適當的尊敬被視作可安全通過危險路途的重要保證。

　　為了取悅天之女神，像往年一樣，今年夏爾巴人在大本營精心修建了十幾個漂亮的石製佛龕，每個佛龕代表一支探險隊。我們的祭壇呈規則的立方體形，上面鼎立著三塊精心選擇的尖石頭。石頭上豎著一根十英尺高的木杆。

　　木杆的頂端擺放著一塊形狀優雅的杜松類的大樹枝。帳篷上空飄揚著五串呈放射狀分布的祈求旗幟。這些旗幟是用來保護營地免遭災難的。每天在黎明之前，我們在大本營的夏爾巴人領隊──一位名叫安舍的、頗具長兄風度而又受人尊敬的夏爾巴人，會在佛龕裡點燃用杜松樹枝做成的香棍並吟唱祈禱文。在前往冰布之前，西方人和夏爾巴人都將從祭壇旁走過，並始終讓祭壇在自己的左側。他們從淡淡的煙霧中穿過以接受來自安舍的保佑。

　　除了佛教儀式的繁文縟節之外，夏爾巴人奉行的佛教是可變通而不是僵死的。例如，為了得到女神的庇護，任何探險隊在沒有舉行繁瑣的儀式之前是不允許進入冰布的。但當被指定主持儀式的那個虛弱而乾癟的喇嘛沒能如期從遙遠的村莊趕到時，安舍宣布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攀越冰布，因為女神明白我們打算事後不久就舉行儀式。

　　夏爾巴人對發生在珠穆朗瑪峰山坡上的私通事件也有些聽之任之：雖然他們在口頭上禁欲，但不少夏爾巴人自己就經常破例。一九九六年，一名夏爾巴人和ＩＭＡＸ探險隊的美國婦女演繹了一段浪漫史。因此，夏爾巴人將托切的疾病歸咎於發生在「瘋狂山峰」帳篷裡的戀情真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但當我向夏爾巴人洛桑江布──費希爾的攀登領隊指出這個事實時，他堅持認為關鍵的問題不在於費希爾的隊員在大本營「翻雲覆雨」，而在於她在山的極高處仍繼續和情人同床共枕。

　　「珠穆朗瑪峰就是神──對我如此，對每個人都如此，」江布在探險開始後的第十個星期若有所思地說道，「只有夫妻同床才合情合理。當Ｘ和Ｙ睡在一起時會給我的隊伍帶來壞運氣……所以我對斯科特說：『求求你，斯科特。你是領頭的。請告訴Ｘ不要在二號營地與男友睡覺。求求你。』但斯科特只是笑。Ｘ和Ｙ在帳篷裡睡覺之後的第二天，托切就在二號營地病倒了。現在他死了。」

　　托切是江布的叔叔，這兩個男人曾親密無間。江布參加了在四月二十二日晚將托切運送下冰布的救難隊。而後，當托切在菲舍停止呼吸而必須被送往加德滿都時，江布從大本營飛馳下山並一直到飛機上陪伴他的舅舅。他的倉促的加德滿都之行和隨後的往返大本營使他身體虛弱並且對氣候不太適應，這一情況對費希爾的隊伍相當不利：費希爾對他的依賴不亞於霍爾對他的攀登領隊汪多吉的依賴。

　　在一九九六年珠穆朗瑪峰的尼泊爾一側閃動著幾名優秀的喜馬拉雅攀登者的身影──這些攀登者中包括霍爾、費希爾、布里歇爾斯、皮特．舍恩寧、汪多吉、麥克．格魯姆和ＩＭＡＸ隊中的澳大利亞人羅伯特．肖爾。但即使是在這樣的一個組合中，有四個人的名字顯得尤其光彩奪目──一群曾在海拔二萬六千英尺以上的高山上表演過驚人壯舉的攀登者：在ＩＭＡＸ電影中擔任主角的美國人埃德．維斯特爾斯；為費希爾工作的哈薩克斯坦嚮導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被南非隊雇傭的夏爾巴人安格．巴布；還有江布。

　　善於社交、相貌英俊且善良的洛桑江布是一個極其驕傲且魅力十足的人。他生長在羅威嶺地區，是獨生子。他既不抽菸，也不喝酒，這在夏爾巴人當中是十分罕見的。他鑲著一顆金色的門牙，非常愛笑。雖然他骨骼窄小、身材輕盈，但他高雅的舉止、敬業的精神和出色的攀登天賦使他成為庫巴的英雄。費希爾告訴我他認為江布有望成為「第二個萊因霍爾德．梅斯納」──歷史上最偉大的喜瑪拉雅攀登者。

　　江布在一九九三年出道。當時他二十歲，受雇於一支由印度婦女巴什瑞．帕率領的印度─尼泊爾聯合探險隊。他當時的任務是扛運行李。這支隊伍的隊員大多數是女性。作為隊裡最年輕的隊員，江布最初被歸為做輔助工作的一類角色。但因為他體力過人，所以在最後時刻被指定加入攀登峰頂的隊伍。五月Ｘ日，他在不戴氧氣罩的狀態下登上山頂。在他攀登了珠穆朗瑪峰之後的第五個月，他隨一支日本登山隊登上了喬歐亞峰。在一九九四年春天，他為費希爾的環保探險隊工作並第二次在不借助氧氣瓶的情況下登臨峰頂。當年九月，在他隨挪威探險隊從珠穆朗瑪峰西脊攀登時遭遇雪崩。在翻滾了二百英尺以後，他奇蹟般地用冰鎬使自己免於繼續下墜，並因此挽救了自己和拴在同一繩索上的另兩個同伴的性命。而當時一位沒有和別人拴在一起的叔叔輩的夏爾巴人諾布卻葬身雪海。雖然慘重的教訓對江布打擊很大，但卻絲毫沒有動搖他對攀登的熱情。

　　他在一九九五年作為霍爾的雇員第三次不戴氧氣登上珠穆朗瑪峰。三個月後，在為費希爾工作時登上了巴基斯坦境內的海拔二萬六千四百英尺的布羅德峰。到一九九六年，江布與費希爾再度攀登珠穆朗瑪峰時，他也只有三年攀登經驗。但在這段時間裡，他參加過不少於十支喜瑪拉雅登山隊並贏得了高水準的高海拔攀登者之美譽。

　　在一九九四年共同攀登珠峰的過程中，費希爾和江布開始相互敬佩起來。這兩個人都具有無窮的精力、不可抗拒的健力以及讓女人神魂顛倒的技巧。將費希爾看作良師益友和楷模的江布甚至像費希爾一樣留起了馬尾辮。「斯科特是個非常強壯的傢伙，我也是個強壯的傢伙。」江布帶著性格中特有的傲慢向我解釋道，「我們合得來。斯科特不如霍爾或日本人給我的錢多，但我不需要錢；我看重的是將來，斯科特就是我的將來。他告訴我：江布，我強壯的夏爾巴人！我會讓你出名！……我想斯科特的『瘋狂山峰』為我制定了許多宏偉的計劃。」

第十章　四月二十九日

　　美國公眾對登山缺乏世代相傳的民族同情心，這一點與歐洲的山麓國家和孕育了登山運動的英國不同。在這些國家裡，人們的血液裡流淌著對攀登的理解，雖然走在街上的人們會認為這是對生命的無謂冒險，但他們明白這是必須要去完成的事情。然而在美國卻沒有這樣的認同。

　　──沃爾特．昂斯沃思，摘自《珠穆朗瑪峰》

　　在我們前往三號營地的計劃由於狂風和酷寒而受挫後的一天，霍爾隊伍中除了道格（他待在二號營地以使喉頭的傷口癒合）以外的所有人開始了第二次嘗試。在「霍澤之臉」無邊無垠的斜面上，我沿一條似乎亙古不變的褪色尼龍繩索向上攀登。我爬得越高，動作就變得越遲緩。我用戴著手套的手將鳩瑪爾式登山器在固定的繩索上向上滑動，然後將身體靠在上面喘兩口粗氣，然後我將左腳抬起，將腳下的鐵釘插入冰中，迫不及待地再吸入兩大口空氣；將右腳挪到左腳旁，從胸腔底部呼氣、吸氣，再呼氣、吸氣；再一次將登山器沿繩索向上滑動。在過去的三個小時裡我已經竭盡全力了，我希望自己在可以休息之前的一小時之內仍保持這種狀態。我以這種痛苦不堪的方式向棲息在這光禿禿的崖面某處的一群帳篷爬去。我的進程只能以英寸計算。

　　未有過攀登經歷的人們（人類的大多數）認為這項運動是無謂的冒險，是對刺激的瘋狂追求。但至少在珠穆朗瑪峰上，那種認為攀登者只是追求名分的精神吸毒者的觀點是荒謬的。我在那裡的所作所為與高空彈跳、空中跳傘或以一百二十英里的時速駕駛摩托車的感覺沒有絲毫相似之處。

　　除了在大本營有過的舒適感，事實上，痛苦對快樂的巨大比值是我所到過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我很快認識到攀登珠穆朗瑪峰是一種持久的痛苦。在讓自己數週以來臣服於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後，我們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尋找的其實是一種光榮感。

　　但在眾多的珠峰攀登者中，也有一些人是帶著卑微的動機前來遊戲的：微不足道的名人效益、事業上的飛黃騰達、自我撫慰、吹牛的資本以及骯髒的錢財收益。但這些卑鄙誘惑所占的比重比許多評論家所預想的要小得多。事實上，隨時間流逝，我所觀察到的一些事情驅使我在根本上改變了對一些隊友的最初看法。

　　以貝克．韋瑟斯為例。他此時正像一個小紅點閃現在我身下五百英尺的冰面上，那裡已接近隊尾。我對貝克的第一印象並不好：一個愛套交情、攀登技巧末流的達拉斯病理學家。他乍看上去像一名企圖用金錢購買珠穆朗瑪峰戰利品的富有的共和黨吹鼓手。然而當我更多的了解他時，他便得到了我更多的尊重。即使他的不合腳的新靴子使他的腳腫成了漢堡狀，但貝克每天仍堅持蹣跚而上，很少提及他所忍受的巨大痛苦。他堅強、幹勁十足且淡泊名利。我最初認為他的傲慢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旺盛的生命力。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惡意（除了希拉蕊．克林頓）。貝克的樂觀主義贏得了我對他的喜愛。

　　作為空軍軍官的兒子，貝克在童年時代穿梭於軍事基地之間，直至在威奇托福爾斯〔註：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北部。〕進入大學。他從醫學院畢業後結了婚並有了兩個孩子。貝克後來在達拉斯安頓下來，並開始了他收入頗豐的行醫生涯。一九八六年，當年近不惑的貝克在科羅拉多度假時感到了高山的召喚，並由此參加了「岩石山峰國家公園」的初級攀登課程。

　　醫生成為空中攀登的常客不足為奇；貝克也不是帶著新愛好進入高空的第一位醫生。但攀登絲毫不同於那些只需朋友陪伴的高爾夫、網球或其他各種各樣的消遣方式，攀登需要的是體力和意志。真實的危險使之不僅僅局限為一種遊戲。攀登如生活本身，但以更尖銳的方式表達出來。

　　還沒有任何東西曾使貝克如此癡迷。他的妻子皮奇對貝克的沉迷於攀登將他從家庭生活中奪走的狀況漸感焦慮。貝克開始攀登後不久就宣布要參加「七峰攀登」活動，他的妻子對此感到十分不悅。

　　雖然貝克對攀登的迷戀有些自私和鋪張，但卻絕不是輕率的。我從來自布盧姆菲爾德山〔註：南極洲的山峰。〕的律師洛．卡西希克身上也認識到同樣一股認真勁兒；同樣的精神也體現在南比，這位每天用麵條當早餐的沉默的日本女人身上；以及從軍隊退役的五十六歲的布里斯本的麻醉學家約翰．塔斯基身上。

　　「當我離開軍隊的時候，我感到失落，」塔斯基用濃重的澳大利亞口音哀嘆道。他曾在軍隊中任要職──澳大利亞特種空軍部隊團長。這個組織相當於美國的特種部隊。在參與了兩次越南空戰之後，他發現他無法適應脫下軍裝後的平淡生活。「我發現我無法同市民交談，」他繼續說道，「我的婚姻破裂了。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一條黑暗的隧道在虛弱、年老和死亡處結束。然後我開始攀登。這項運動補償了我走在市井中所迷失的大部分東西──挑戰、戰友情誼和責任感。」

　　隨著我對塔斯基、韋瑟斯和我的另一些隊友的同情之心日益增加，我越來越為自己的記者身分感到尷尬。當我如實地描寫霍爾、費希爾和桑迪．皮特曼的時候，我不會感到絲毫的不安，因為這些人多年來一直在追逐著媒體的關注。但顧客們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當他們報名參加霍爾的探險隊時，他們無人知曉一名記者將混在他們中間。這名記者為了能與那些潛在的缺乏同情心的公眾分享他們的弱點，將不斷地、悄悄地記錄下他們的言行。

　　在攀登活動結束後，韋瑟斯接受了電視節目「轉折點」的採訪。在未被播出的一段採訪中，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主持人福里斯特．索耶問貝克：「你如何看待與記者同行？」貝克回答說：「這增加了很多壓力。你知道我對此類做法並不十分關心──某人回來後寫一個將被二百萬人閱讀的故事。我的意思是，對於你和登山隊來說，在那裡自欺欺人是很糟糕的。有人將在雜誌上大肆渲染地將你描繪成小丑的想法肯定會在靈魂深處影響你的舉止和你前進的尺度。而我擔心的是，這將會驅使人們前往他們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對嚮導們來說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想讓人們到達山頂，因為他們將被描寫、將被評判。」

　　不久索耶又問道：「你覺得有記者隨行是否給羅布．霍爾增加了額外的壓力？」貝克回答：「我認為是這樣。這是（羅布）謀生的手段。對嚮導來說，任何顧客受傷都是最大的不幸……，在這次攀登前兩年的時候，他曾有過將每個人都送至山頂的輝煌成績，這是非常罕見的。實際上我想，他認為我們的隊伍很強壯，我們可以重現那一幕……所以我想有一種壓力，那就是希望當他最終再一次出現在新聞和雜誌上時，一切報導都是完美的。」

　　將近中午的時候，我終於跌跌撞撞地進入了三號營地：三間坐落在令人眩暈的霍澤岩面半腰處的黃色小帳篷。三間帳篷並肩擠在由夏爾巴人在冰坡上挖掘出來的平臺上。當我到達時，吉里還在平臺上為第四間帳篷忙碌著。我放下旅行包，和他們一起做。在海拔二萬四千英尺處，我在揮動了七八下冰鎬後就不得不喘上五分鐘的粗氣。我的貢獻是如此微不足道。我們用了將近一小時才完成了任務。

　　我們的小型營地坐落在比別的探險隊的帳篷高出一百英尺的地方。這裡是開闊的棲息地。我們已在峽谷中苦苦跋涉了數週。現在，在整個攀登過程中，展現在我們眼前的畫面第一次呈現出了大片的天空而不是地面。大片大片的積雲在太陽下流動，將風景籠罩在陰影與光明的交替中。

　　在等待其他隊員到來之際，我坐著將雙腳垂於萬丈深淵之上，或仰望浮雲，或俯視海拔二萬二千英尺的山峰的頂部──一個月前它還聳立在我的頭頂。看起來，我終於真正接近世界屋脊了。

　　然而現在，峰頂還被掩映在二英里之上的層層雲霧之中。即使有時速超過一百英里的風從山峰的上部掠過，三號營地的空氣幾乎是紋絲不動的。當下午逼近時，由於強烈的太陽輻射，我漸漸感到頭暈目眩起來──我希望是酷熱使我變得遲鈍，而不是什麼大腦出血。

　　高山大腦出血（ＨＡＣＥ）雖不及高山肺水腫（ＨＡＰＥ）普遍，但卻更致命。ＨＡＣＥ是一種令人費解的疾病。當液體從缺氧的腦血管滲出時，ＨＡＣＥ即可能發生。它引起大腦的嚴重腫脹，並可能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發作。當顱內壓升高時，運動和神經功能都將以驚人的速度在幾小時或更短的時間內衰退，而患者通常沒有感到任何變化。接下去就是進入昏迷狀態。除非患者被及時送至低海拔處，不然死亡在所難免。

　　那天下午我想到ＨＡＣＥ是因為就在兩天前，費希爾的一位顧客──來自科羅拉多的牙醫戴爾．克魯澤在三號營地發作了嚴重的ＨＡＣＥ。作為費希爾的老朋友，克魯澤是一位健壯且經驗豐富的攀登者。四月二十六日，當他從二號營地爬至三號營地後，他為自己和隊友沏了茶，就回到他的帳篷裡小憩。「我馬上就睡著了，」克魯澤回憶道，「我一共睡了二十四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下午二點。當別人最終將我叫醒時，他們立刻明白我的大腦已經不工作了，但我自己卻毫無察覺。斯科特告訴我：『我們必須立刻送你下山。』」

　　克魯澤費了很大力氣才穿好衣服。但他將攀登帶弄反了，並將它和風衣繫在了一起。他還沒有繫緊安全扣。幸虧費希爾和尼爾．貝德曼在克魯澤準備下山前注意到了這些錯誤。「如果他像那樣沿繩索下滑的話，」貝德曼說，「他立刻就會滑脫攀登帶滾到懸崖下去。」

　　「我就像喝醉了一樣，」克魯澤回憶說，「我走路踉踉蹌蹌，完全失去了思考和說話的能力。真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的腦子裡有些話要說，但不知如何把它們送到舌頭上。所以斯科特和尼爾給我穿好衣服，檢查了我的攀登帶，然後斯科特將我沿固定繩索送下。」等到克魯澤返回大本營後，他回憶說：「又過了三四天以後，我才能不跌交地從我的帳篷走到大帳篷。」

　　當落日的餘暉在帕默里峰後消失殆盡，三號營地的氣溫降低了五十多度。當冷空氣襲來時，我的頭腦變得清醒起來：我對ＨＡＣＥ的焦慮至少現在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在海拔二萬四千英尺處度過了一個痛苦而難眠的夜晚之後，我們下至二號營地。一天以後，即五月一日，我們將繼續下至大本營以便為衝擊頂峰養精蓄銳。

　　到此，我們適應氣候的訓練已全部完成──而令我感到驚喜的是霍爾的攀登計劃發揮了效應：在山上停留了三個星期以後，我發現與上面極其稀薄的大氣層比起來，大本營的空氣顯得濃厚而富含氧氣。

　　然而我的身體狀況欠佳。我消耗掉了大約二十磅的肌肉。它們主要位於肩膀、後背和腿。由於我幾乎耗盡了所有儲備脂肪，我變得更加畏寒。但我感到最嚴重的問題是來自胸腔：我幾星期前染上的乾咳症愈演愈烈，以至於我在三號營地的一次劇烈咳嗽中損傷了胸部軟骨。咳嗽持續不退，我覺得每一陣乾咳都像有人在敲打我的肋骨。

　　大本營上的大多數登山者都處於類似的疲憊狀態──這就是珠穆朗瑪峰生活的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五天之內，霍爾和費希爾的隊員們將離開大本營前往山頂。為了防止體力的繼續下降，我決定在這段時間裡好好休息，吞服一些布洛芬藥片〔註：一種非甾體抗炎藥（NSAID），用來止痛，退燒和消炎。〕並強行嚥下盡可能多的卡路里。

　　霍爾一開始就計劃在五月十日攀登山頂。「在我四次登上山頂的歷史中，」他解釋說，「有兩次是在五月十日。正像夏爾巴人解釋的那樣，十對我來說是個『吉利』數字。」但選擇這一天還有一個更客觀的理由：每年季風到來之前的五月十日左右會出現一年中最理想的天氣。

　　在整個四月裡，氣流像消防水龍帶一樣對準了珠穆朗瑪峰，不斷地向金字塔形的峰頂吹送強暴風。即使在大本營風平浪靜地沐浴在陽光下的日子裡，也有大股的雪片從峰頂被風吹落。但我們希望從孟加拉灣吹來的季風在五月初能將氣流向北推至西藏。如果今年和往年的氣候變化相似，在暴風退去和季風風暴到來之前，我們會趕上一個晴朗而平靜的大氣窗。在這段時間裡，攀登峰頂的可能性比較大。

　　不幸的是，每年的天氣變化都反覆無常，而每支探險隊都將目光瞄準了晴朗的五月。為了避免在峰脊上產生擁塞，霍爾在大本營召集全部探險隊的領隊舉行了一次隆重的議事會。最後大家達成協議：騎自行車從斯德哥爾摩到達尼泊爾的年輕瑞典人戈蘭．克羅普將隻身於五月三日做首次攀登峰頂的嘗試；來自蒙特內哥羅〔註：位於巴爾幹半島西南部、亞得里亞海東岸上的一個多山小國。又譯作「黑山」。〕的探險隊緊隨其後；五月八日或九日，是ＩＭＡＸ探險隊。

　　最後的決定是霍爾的隊伍將同費希爾的隊伍在五月十日這天共同攀登頂峰。獨行的挪威登山者彼得．內比由於險些在西南面上被一塊滾落的岩石砸死已經離開：他在某天早晨悄悄地離開了大本營，返回了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由美國人托德．伯爾利森和皮特．阿薩斯領導的探險隊、默爾．道夫商業探險隊及另一支英國探險隊都像臺灣人所答應的那樣避開五月十日。然而伊恩．伍德爾卻宣稱：南非人將在他們認為適宜的任何時刻攀登峰頂，大概在五月十日左右；任何對此持異議的人可以滾蛋。

　　當通常不慍不火的霍爾聽說伍德爾拒絕合作時，他勃然大怒起來：「我不想和那群船夫同時出現在山頂。」他吼道。

第十一章　五月六日

　　攀登的魅力有多大取決於它對人際關係的簡化、對友誼的減弱和對合作的增強，以及人與第三者（山脈、挑戰）之間的關係對人際關係本身的取代。在具有神祕魅力的探險後面呈現出的堅韌不拔和無拘無束的流浪生活是對我們天生的舒適和安逸的解藥。它預示著一種對衰老、他人的虛弱、人際間的責任、各種各樣的弱點及緩慢而乏味的生活過程的帶有青春年少式的拒絕……

　　一流攀登者……會被深深打動，甚至會流淚；但只為那些死得其所的殉難者。一種相似的令人震驚的冷峻也曾出現在布爾、約翰．哈林、伯那地、伯寧頓以及哈斯頓的文章中：駕馭一切的冷峻，也許這正是極限攀登的意義所在。用哈斯頓的話說，就是當你到達某一高度時，「如果困難出現，就要戰鬥到底。如果你訓練有素，你將生還；若非如此，大自然將把你收為己有。」

　　──大衛．羅伯特，摘自《猶豫的時刻》

　　我們在五月六日凌晨四時三十分離開大本營開始了對峰頂的衝擊。距我們垂直距離達二英里的珠穆朗瑪峰的山頂看起來如此遙不可及，所以我將注意力集中在我們當天的目的地二號營地上。當第一縷陽光照射在冰河上時，我已在海拔二萬英尺處的西谷的半山坡上了。慶幸的是冰布已被甩在身下，我只需在下山的路上最後一次通過它。

　　我每次通過西谷時都要受到酷熱的煎熬，這一次也不例外。我和安迪．哈里斯位於隊伍的前列。我不斷地往帽子裡面塞進積雪，然後在雙腿和呼吸允許的情況下，以最快速度向上移動。我希望能在被陽光射線擊倒之前趕到營地，但當晨光流逝，陽光火辣辣地照射下來時，我的頭開始突突作痛。我的舌頭腫起以至於呼吸困難。我感到保持頭腦清醒越來越困難了。

　　我和安迪在上午十時三十分步履艱難地走進二號營地。在狂飲了兩升「給他力」飲料後，我的體力恢復了。「我們終於踏上前往山頂的路了，這感覺真不錯，是不是？」安迪問道。在大部分的攀登過程中，安迪由於受到腸道疾病的影響而狀況欠佳，但他最終還是恢復了體力。當今晨霍爾讓安迪在隊伍前列自由攀登時，這位有著驚人的耐心並經常被指定在隊尾幫助水準欠佳的登山者的天才教練感到有些吃驚。作為霍爾隊伍中的中級嚮導，也是唯一一名從未登臨珠峰的嚮導，安迪渴望能在資深的同行面前證實自己的能力。「我想我們最終能戰勝這個山峰！」他咧著嘴笑著對我說，仰頭注視著峰頂。

　　在那天較晚的時候，二十九歲的瑞典獨行者戈蘭．克羅普經過二號營地趕回大本營。他看上去精疲力竭。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他騎著一輛載著二百四十磅裝備的自製自行車離開了斯德哥爾摩。他計劃從瑞典的海平面到珠穆朗瑪峰峰頂做一次不借助夏爾巴人和氧氣瓶而只憑個人力量的往返旅程。雖然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目標，但克羅普有贏取勝利的憑據：他曾進行過六次喜瑪拉雅攀登，並獨自登上過布羅德峰、喬歐亞峰和喬戈里峰。

　　在騎車前往加德滿都的八千英里長的行程中，他被羅馬尼亞的小學生搶劫過，還在巴基斯坦遭到過一群人的圍攻。在伊朗，一名憤怒的摩托車手在克羅普的頭盔上將一支棒球棍擊斷。儘管如此，克羅普還是在四月初安然無恙地到達了珠峰腳下。他的身後跟著一個電影攝製組。他立刻在山的底部開始了適應氣候的遠足。緊接著在五月一日星期三，他離開大本營前往峰頂。

　　克羅普在星期四下午到達了位於南山口海拔二萬六千英尺處的營地，然後在子夜剛過的第二天早晨前往峰頂。大本營的每個人都整日守在無線電對講機旁，焦急地等待著有關他的進程的消息。海倫．威爾頓在我們的主帳篷上懸掛了一條大幅標語，上面寫道：「前進，戈蘭，前進！」

　　數月來，山頂上第一次風平浪靜，但山上的積雪仍很厚重。雖然進程十分緩慢，但克羅普仍在雪堆中間一往無前地攀登著。星期四下午二點鐘，他已到達南峰頂下面的海拔二萬八千七百英尺處。雖然此時他距峰頂只有不到六十分鐘的路途，但他還是決定返回，因為他認為再繼續攀登會使他無法安全下山。

　　「在離峰頂這麼近的地方打退堂鼓……」五月六日，當克羅普在下山路上拖著沉重的步伐經過二號營地時，霍爾搖著頭若有所思。「這表現出戈蘭具有非凡的判斷力。這真令我難忘，實際上比他繼續攀登並最終到達山頂更令人難忘。」在過去的一個月裡，羅布曾反覆向我們強調在攀登頂峰那天無論如何接近山頂也要在預訂時間返回的重要性──就我們而言大概在下午一點，或最晚不超過兩點。「如果有足夠的決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這座山峰，」霍爾說道，「但關鍵是要活著返回。」

　　霍爾隨和的臉上浮現著對成功的渴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將盡可能多的顧客送至峰頂。為了確保成功，霍爾對一切細節都做了精心安排：夏爾巴人的健康狀況、太陽能發電系統的運轉情況以及顧客們的登山鐵釘的鋒利程度。霍爾熱愛嚮導事業，但來自以艾德蒙．希拉里先生為首的一些攀登界權威人士對嚮導工作的艱辛的不理解和對嚮導們理應獲得的尊重的否定深深地刺痛了霍爾。

　　霍爾將五月七日星期二定為休息日。我們很晚才起床，坐在二號營地的四周竊竊私語著有關衝擊山頂的種種緊張預測。我擺弄了一會兒登山鐵釘和其他一些裝備，然後試著拿起一本平裝書《卡爾．漢森》。但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於將要到來的攀登上，以至於我的目光機械地在同一行文字上掃來掃去。

　　我最終丟下了書。道格正為肯特小學的學生們要求為他們帶一些山頂的旗子的照片而拍照。我向他詢問了在山頂附近可能遇到的困難。道格對去年的情景記得一清二楚。「當我們到達山頂時，」他緊鎖著眉頭說，「我保證你會精疲力竭的。」雖然道格喉嚨上的傷口仍未痊癒而且體力有些不支，但他仍固執地堅持要參加攀登頂峰。如他自己所說：「我已為這座山峰付出太多，我欲罷不能了，我要為它付出我的所有。」

　　那天下午將近傍晚時分，費希爾反常地緊咬牙關，慢悠悠地從我們的帳篷前經過，向他的營地走去。他通常總是保持大無畏的樂觀情緒；他最喜歡說的話之一是：「如果你搖尾乞憐，你就登不上山頂。只要我們在這兒，我們就該保持最佳狀態。」然而此時此刻，斯科特沒有表現出一絲最佳狀態的跡象；相反，他看上去焦慮且非常疲憊。

　　因為費希爾鼓勵他的顧客在適應氣候階段可以獨立地在山上往來，所以當幾名顧客遇到麻煩而不得不被護送下來的時候，費希爾在大本營和大本營以上的營地之間做了幾次計劃外的匆忙之旅。他為了救助蒂姆．馬德森、皮特．舍恩寧和戴爾．克魯澤已進行了幾次額外的攀登。現在，就在這個休息日裡，費希爾又不得不在他的好朋友克魯澤復發ＨＡＣＥ時匆忙地在二號營地和大本營之間進行了一次往返旅程。

　　費希爾在前一天中午，也就在安迪和我先於費希爾的顧客從大本營開始攀登以後，到達了二號營地。他曾指示嚮導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帶上裝備緊隨隊伍並關照好每個人。但布克瑞夫無視費希爾的指示：他非但沒有隨隊伍一同攀登，而且還睡了一個小時的懶覺，洗了澡，然後在最後一名顧客離開後五個小時才出發。因此，當克魯澤在海拔二萬英尺處頭痛欲裂時，布克瑞夫並不在附近。這使得費希爾和貝德曼在聽到經過西谷的攀登者捎來的有關克魯澤的消息後，就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從二號營地趕下山去。

　　就在費希爾見到克魯澤並開始困難重重地將他向大本營護送的時候，他們在冰布的頂部遇到了正獨自攀登的布克瑞夫。費希爾對布克瑞夫的失職進行了嚴厲的斥責。「是的，」克魯澤回憶說，「斯科特狠狠地責罵了阿那托列。他想弄明白為什麼他在別人後面這麼遠──為什麼他不和隊伍一起攀登。」

　　據克魯澤和費希爾的其他隊員介紹，費希爾和布克瑞夫之間的緊張關係貫穿了整個攀登過程中。費希爾付給布克瑞夫二．五萬美元，然而布克瑞夫的表現沒能達到費希爾所期望的標準。「阿那托列是個強壯的技巧型攀登者，」克魯澤解釋說，「但他的社交能力很差。他不關心別人。他不是集體中的一員。我早就對斯科特說過，我不想和阿那托列一起在高山上攀登，因為我懷疑如果遇到困難，我是否能指望他。」

　　矛盾源於布克瑞夫與費希爾對責任感的截然不同的詮釋。俄羅斯人布克瑞夫認同不願同情弱者而崇尚堅強、自傲和辛苦勞作的攀登文化。在東歐，嚮導們被訓練去拖行李、固定繩索和探索路線，這其實更像是夏爾巴人所做的事，而不是管理者的責任。身材高大、有著金色頭髮和斯拉夫人英俊五官的布克瑞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山攀登者之一。他具有二十年攀登喜瑪拉雅的經歷，並兩次在不帶氧氣裝備的情況下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頂。在輝煌的攀登事業中，布克瑞夫對攀登形成了一系列強硬的、非正統的觀念。他曾直言不諱地認為，嚮導對顧客的放縱是錯誤的。「如果沒有嚮導的巨大幫助，顧客就無法攀登珠峰，」布克瑞夫對我說，「那麼這位顧客就不該出現在珠峰上，否則將後患無窮。」

　　布克瑞夫對西方傳統觀念所認同的嚮導角色的拒絕亦或是不勝任激怒了費希爾。這也迫使費希爾和貝德曼不得不分擔更多的照顧隊伍的責任。到了五月份的第一個星期，這種做法已給費希爾的身體帶來了明顯的損傷。五月六日晚上，費希爾將病中的克魯澤送至大本營後先後與西雅圖的合作夥伴卡倫．迪金森和他的特約記者簡布羅米特通了衛星電話。他狠狠地譴責了布克瑞夫的玩忽職守。這兩位女人都沒有料到這竟是她們與費希爾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

　　五月八日，費希爾和霍爾的隊伍都離開了二號營地，在「霍澤之臉」上開始了漫長的沿繩索攀登。就在距西谷底部二千英尺的空中，及三號營地下面不遠處，一塊電視機大小的岩石從懸崖上滾落下來，砸到了安迪．哈里斯的胸口。這一擊使安迪．哈里斯雙腳踩空，在固定繩索上屏住呼吸地懸掛了足有幾分鐘。如果不是他用鳩瑪爾式登山器將身體與繩索固定住了，他早就滾下山崖而一命嗚呼了。

　　到達營地後，安迪喋喋不休地表示他沒有受傷。「我在早晨可能有些僵硬，」他堅持說，「但我想那該死的東西只是擦破了我的皮。」就在岩石滾落前，安迪正埋頭向前移動；而在石頭落下的一剎那，他正好仰頭向上望，所以岩石不偏不斜地擦過他的下頷落到了胸口上。這塊石頭離他的頭蓋骨已相當近了。「如果那塊石頭砸到了我的頭上……」安迪卸下背包時帶著痛苦的表情說道，但他只說了半句話。

　　因為三號營地是整個山上唯一一個不與夏爾巴人共享的營地（狹窄的突出平臺無法容下足夠的帳篷），這意味著我們在這裡必須自己做飯，也就是要融化驚人數量的冰雪做飲用水。呼吸困難造成的嚴重脫水使每人每天要消耗一加侖多的水，因此我們需要弄到十二加侖的水以滿足八名顧客和三名嚮導的飲水。

　　作為五月八日第一個到達營地的人，我擔起了砸冰塊的任務。在三個小時內，當我的隊友們躺在睡袋裡時，我仍留在戶外用冰鎬砍著冰坡，用冰塊填滿塑膠桶並將冰送到帳篷裡融化。在海拔二萬四千英尺的地方，這是個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每次當我的隊友喊道：「嗨，喬恩！你還在那兒嗎？我們需要更多的冰！」我就感到夏爾巴人為我們做了很多，而我們對此的感激之情太少太少了。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當太陽向起伏的地平線慢慢移去時，氣溫驟降。除了由於自願要求「打掃衛生」而最後出發的洛．卡西希克、福蘭克．菲施貝克和羅布以外，其他的人都已進入營地。下午四時三十分，嚮導麥克．格魯姆的對講機裡傳來羅布的呼叫：洛和福蘭克還在營地下面一百米的地方緩慢移動；麥克能否下來援助他們？麥克匆忙裝上登山鐵釘，毫無怨言地消失在了固定繩索的下面。

　　當麥克再次出現時，一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洛是如此疲勞，以至於讓羅布背著他的旅行袋。他搖搖擺擺地走進營地，看起來臉色蒼白而心煩意亂。他痛苦地呻吟道：「我完了。我完了。我快要斷氣了。」幾分鐘後，福蘭克便疲憊地出現了，雖然他拒絕將背包交給麥克。看到這兩位近來攀登狀況相當不錯的人變成如此模樣實在令人震驚。福蘭克的衰退狀態對我的打擊尤大：我一直認為如果我們隊伍中能有任何人爬上峰頂，這當中必有曾三次上到過極高的山峰而且充滿智慧和力量的福蘭克。

　　當黑暗吞噬了營地，嚮導給每人發了氧氣瓶、調節器和氧氣罩：在剩下的攀登過程中，我們將呼吸這種壓縮氣體。

　　自一九二一年英國人首次帶氧氣裝備前往珠穆朗瑪峰起，依靠氧氣瓶攀登的做法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夏爾巴人敏銳地稱笨重的氧氣瓶為「英國空氣」。）最初，對瓶裝氧氣最激烈的批評者是喬治．利．馬洛里。他認為使用氧氣瓶「違反體育的精神，因此也是違背英國精神的」。但不久，事實就證明在海拔二萬五千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帶，沒有氧氣的支持，人體易受ＨＡＰＥ、ＨＡＣＥ、體溫降低、凍瘡和其他一系列致命危險的襲擊。當馬洛里在一九二四年第三次前往珠穆朗瑪峰時，他開始堅信沒有氧氣的支持無法到達山頂。他放棄了原來的主張，開始使用氧氣。

　　減壓艙裡的試驗證明，將人體從海平面猛然拉到氧氣含量只有三分之一的珠穆朗瑪峰山頂時，人體會在幾分鐘內失去知覺並很快死亡。但一些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攀登者堅持認為，具有卓越身體素質的天才運動員在經歷了一段較長的適應氣候期以後可以在不使用氧氣瓶的狀態下登上山頂。純粹主義者將這一觀點上升到邏輯的極限高度，他們認為使用氧氣無異於欺騙。

　　早在七〇年代，登山家萊因霍爾德．梅斯內作為無氧氣攀登的倡導者宣稱他將用「公正之手段」攀登珠峰，否則就不進行攀登。在那之後不久，他和他的老搭檔澳大利亞人皮特．哈布勒以對諾言的實現震驚了世界登山界：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下午一點，他們經南山口和南山脊，在無氧氣支持狀態下登上峰頂。這一事件被一些登山者認為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征服珠峰。

　　然而梅斯內和哈布勒的歷史偉績並沒有贏得各界人士的讚美，特別是夏爾巴人的首肯。大多數夏爾巴人拒絕相信西方人能勝任如此壯舉，因為這對最強壯的夏爾巴人來說也是高不可及的。很多人懷疑梅斯內和哈布勒借助了藏於衣服內的小型氧氣罐。丹增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夏爾巴人還簽署了一份要求尼泊爾政府對這次攀登的真偽進行官方調查的請願書。

　　但事實證明無氧攀登是不可反駁的事實。兩年以後，梅斯內堵住了所有懷疑者的嘴。這一次他在無氧狀態下從中國西藏一側登上珠峰，沒有借助夏爾巴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幫助。當他在濃雲和飛雪中於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三點到達山頂的時候，「我處於極大的痛苦中；我在一生當中從沒這樣疲憊過。」在他記錄這次攀登的《透明的地平線》一書裡，他描述了在最後幾米中掙扎著爬上峰頂的情景：

　　當我休息時，除呼吸時喉嚨發出的聲音外，我感到生命已不復存在。沒有失望，沒有幸福，沒有焦慮。我還沒有失去對感情的控制，事實上感情已不復存在了。我只擁有意志。在每挪動幾米後，意志便在無止境的疲憊中消逝了。然後我的思維一片空白。我讓自己倒下，躺在那裡。在一段不確定的時間裡，我躊躇不定。然後我再向前挪動幾步。

　　當梅斯內回到文明社會以後，他的登頂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攀登壯舉。

　　就在梅斯內和哈布勒證明了無氧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可能性之後，一群雄心勃勃的攀登者也認為應該在無氧狀態下攀登珠峰。因此，如果有人要躋身喜瑪拉雅精英之列，不帶氧氣瓶攀登是必修內容之一。至一九九六年，已有六十名男人在無氧狀態下到達過頂峰──其中五人未能生還。

　　雖然我們當中有人野心勃勃，但霍爾隊伍裡無人考慮不帶氧氣攀登。即使是三年前曾無氧攀登珠峰的麥克．格魯姆也向我解釋說，這一次他將使用氧氣，因為他是嚮導。他憑經驗知道在不用氧氣瓶的狀態下，他的身心都將受到極大損害，以至於無法完成嚮導的使命。像許多熟練的珠穆朗瑪峰嚮導一樣，格魯姆認為雖然無氧攀登是可行的，而且從美學角度上講也更令人神往，但作為嚮導進行無氧攀登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

　　霍爾使用的最新型的氧氣裝備包括類似戰鬥機駕駛員所佩戴的硬塑膠氧氣罩及通過橡皮軟管和調節器與之相連的鋼製氧氣瓶。（體積和重量都小於水中呼吸罐，每一支氧氣罐在裝滿氧氣時重六．六磅。）我們以前在三號營地從未借助過氧氣瓶入睡，而現在，在我們即將開始向頂峰衝刺之際，羅布勸我們晚上睡覺時通過氧氣瓶呼吸。「在你處於這個高度和更高的高度時，」他提醒我們，「你的大腦和身體都在受到損害。」腦細胞在死亡；我們的血液變得十分危險地稠起來；視網膜中的毛細血管在出血；即使當我們休息時，心臟也在劇烈地跳動。羅布保證說：「瓶裝氧氣可以令衰退緩慢，並有助睡眠。」

　　我聽從羅布的教誨，但我潛在的幽閉恐怖症開始作祟。當我在鼻子和嘴上夾緊氧氣罩時，我不斷地想像這會令我窒息。所以當我這樣度過了恐怖的一個小時之後，我取下氧氣罩，在無氧氣罩狀態下輾轉反側地度過了剩下的夜晚。我每隔二十分鐘就要看一次錶，以確定是否到了出發的時間。

　　在我們營地下方一百英尺的地方是同樣在風雪飄搖之中的其他探險隊的帳篷──包括斯科特．費希爾的隊伍、南非人的隊伍和臺灣人的隊伍。五月九日星期四凌晨，當我蹬上靴子準備向四號營地攀登時，來自臺北的三十六歲的煉鋼工人陳玉男在他的平底登山靴裡排泄起來──這是判斷力嚴重衰退的表現。

　　當他蹲在冰面上時，他失去了重心，沿著「霍澤之臉」跌落下去。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滾落了七十英尺後，他大頭朝下地栽入了一條裂縫而停止了下墜。目睹了這一過程的夏爾巴人急忙送下一條繩子，很快將他拉出裂縫，並將他護送回帳篷。雖然只受了點輕傷，但陳玉男卻遭到了嚴重的驚嚇。當時，霍爾隊伍裡的人，包括我在內，都對已經發生的災難毫不知曉。

　　稍後，「馬卡魯」和其他臺灣人仍出發前往南山口，而讓陳玉男獨自留在帳篷裡恢復體力。雖然「馬卡魯」曾向羅布和斯科特保證他不會在五月十日攀登峰頂，但他現在顯然改變了主意，打算和我們在同一天登上山頂。

　　那天下午，一名叫作江布的夏爾巴人在將行李送至南山口返回二號營地的途中在三號營地稍作停留以觀察陳的情況。他發現臺灣登山者的病情大大加重了：他神志不清且渾身劇痛。江布決定立即將陳送下山去。他召集了另兩名夏爾巴人，然後開始沿「霍澤之臉」送陳下山。在距冰坡底部三百英尺的地方，陳突然一翻身失去了知覺。稍後，位於二號營地的大衛．布里歇爾斯的無線電對講機咔咔作響起來：江布用充滿恐慌的聲音報告說陳已停止了呼吸。

　　布里歇爾斯和他的隊友埃德．維斯特斯匆忙向山上趕去，試圖挽救陳的生命。但當他們在幾十分鐘後到達陳的身邊時，他們沒能發現任何復蘇的跡象。當晚，在「馬卡魯」到達南山口後，布里歇爾斯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向他呼叫，布里歇爾斯告訴臺灣人的領隊，「陳已經死了。」「好吧，」馬卡魯回答說，「謝謝你的消息。」然後他向他的隊伍表明陳的死絲毫不會影響他們在子夜前往峰頂的計劃。布里歇爾斯啞然失色了。「我剛剛替他為朋友合上眼睛，」他怒不可遏地說，「我剛剛把陳的屍體拖下來，而『馬卡魯』所說的竟只有『好吧』。我真不明白。我想這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差異。也許他認為紀念陳的最好方法就是繼續向峰頂攀登。」

　　在過去的六週中，發生了若干起嚴重事故：丹增在我們尚未到達大本營前墜入裂縫；托切發作ＨＡＰＥ，和隨後身體狀況的衰退；默爾．道夫隊伍裡一名叫作金格．富倫的年輕英國登山者在冰布頂部發作嚴重的心臟病；道夫隊伍裡的丹麥人金．塞吉伯格在冰布上被倒塌的冰塔擊碎了幾根肋骨。然而直到那時，還沒有任何人死亡。

　　當消息從一間帳篷傳到另一間帳篷時，陳的死籠罩在山峰之上。然而對幾名登山者將在短短幾小時之內奔赴頂峰，憂鬱的氣氛很快被迫在眉睫的緊張登頂心理所驅散了。我們大多數人已被對頂峰的狂熱包裹得太緊以至於無法對我們當中一員的死亡進行徹底的反思了。以後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反思，在我們都登臨了峰頂之後返回時，我們這樣認為。

第十二章　五月九日

　　我向下望去。下山的路令人毫無興趣……到達這裡，我們已付出太多的勞動、太多的不眠之夜和夢境。我們不可能在下週末返回做再一次的嘗試。如果我們現在下山，我們的未來將被一個問題困擾著：那上面是怎樣的呢？

　　──托馬斯．霍恩賓，摘自《珠穆朗瑪峰：西脊》

　　五月九日，星期四早晨，在三號營地經歷了不眠之夜後，我仍處於昏昏沉沉的狀態，渾身軟弱無力。我慢慢穿上衣服，融化了雪水，然後走出帳篷。等我背上背包、裝上登山鐵釘後，隊裡的大多數隊員已攀上繩索向四號營地進發了。令人驚訝的是，洛．卡西希克和福蘭克．菲施貝克也在其中，考慮到他倆前一天晚上到達營地時的狼狽相，我原想他們肯定會放棄。「不錯，堅持，夥計」我向他們大聲喊道。

　　當我急速趕到隊友中時，我低頭看見另一支約有五十人的探險隊已攀著繩索跟上來了。領隊的馬上就趕上我了。

　　因為不想陷於交通雍塞中（那將會延長暴露在滾石襲擊之下的時間），我於是加快腳步，向隊伍的前列攀去。由於只有一根繩索蜿蜒伸展在「霍澤之臉」之上，想超過緩慢的攀登者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每當我脫離繩索從別人身邊移過時，安迪被墜石砸中的情景總是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在此處，即使是一小塊墜落的物體在我懸於繩索之上時擊中我，就足以將我送入谷底。此外，超越其他登山者不僅使人大傷腦筋，而且令人筋疲力盡。我像一輛極力要超過其他車輛但動力不足的汽車，在令人難以忍受的長時間內一直將加速器猛踩到最大以便繞過所有的人。我的呼吸變得非常困難。我甚至擔心自己會在氧氣罩內嘔吐起來。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帶著氧氣瓶攀登。我用了一段時間才漸漸習慣。雖然在海拔二萬四千英尺的高度使用氧氣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但我還是難於立刻就認識到這一點。當我在超過了三位登山者後試圖喘口氣時，氧氣罩竟然令我感到窒息。我從臉上扯下它，而實際上，沒有了它，呼吸更困難了。

　　當我越過以黃夾石和易碎的褐色石灰石而著稱的黃色地帶時，我已經克服了重重困難，行進到了隊伍的前面，並且能夠以一種更愜意的步速前進了。我緩慢而沉穩地從左側穿越了「霍澤之臉」的頂部，然後攀登到被稱作日內瓦山嘴的黑色片岩的前端。我終於掌握了使用氧氣裝置呼吸的要領，並已經前行了一個多小時，趕到了離我最近的夥伴的前面。在珠穆朗瑪峰一人獨處是件難得的事，而我則有幸在這樣美妙的環境中得到了這片刻的享受。

　　到達海拔二萬五千九百英尺處，我在山嘴的頂部停了下來，喝了些水，然後欣賞起四周的風景：稀薄的空氣清晰透明，鮮亮無比，使人覺得遙遠的山峰也近得伸手可及。珠穆朗瑪峰的錐形峰頂隱隱呈現在飄浮的雲霧中。透過照相機的遠焦鏡頭，我眯著眼抬頭觀看東南山脊。我驚奇地發現四個螞蟻般大的人影在悄無聲息地向南峰頂移動。我推斷他們一定是黑山人的探險隊員。如果他們登山成功，他們將是今年首批到達頂峰的攀登者。這也意味著，我們一直聽說的有關難以對付的深雪的傳言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如果他們到達了頂峰，也許我們也有條件到達了。但是現在，從山脊上吹起的鵝毛般的大雪是一種不祥之兆，而黑山人卻正在頂風冒雪地奮勇前進。

　　下午一點，我到達了南山口──我們向峰頂進攻的基地。這裡是一塊在海拔二萬六千英尺處伸展開來的堅冰和巨礫的高原。它綿延在此起彼伏的霍澤和珠穆朗瑪峰之間的廣闊的凹口地帶，略成直角狀，大約有四個足球場長、二個足球場寬。山口的東邊向江順冰面以下下降了七千英尺進入了中國西藏，另一邊下降四千英尺進入了西谷。從峽谷邊向後，在山口的最西邊，四號營地的帳篷蹲踞在由多個廢棄的氧氣罐圍繞的一小塊不毛之地上。如果在這個星球上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蒼涼、更不適合人居住的話，我真希望永遠不要看到它。

　　當氣流遇到珠穆朗瑪峰斷層壁而被擠壓通過南山口的Ｖ形地帶時，風加速到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山口的風實際上比撕扯峰頂的風更猛烈。這並不奇怪。在早春，經久不息的暴風吹過山口，這正好說明為什麼當鄰近斜坡被積雪覆蓋時，這地方卻依然是岩石和冰塊裸露的原因。這裡一切沒有結冰的東西都被吹落到西藏一側了。

　　當我走進四號營地時，六位夏爾巴人正在時速為五十節的暴風雪中奮力搭起帳篷。為了幫助他們，我把帳篷固定在一些被丟棄的氧氣罐下，而將這些氧氣罐楔入我所不能搬動的岩石下面。後來，我躲進帳篷等待我的隊友，並暖和我那快凍僵的手。

　　午後，天氣更惡劣了。江布──費希爾的夏爾巴人隊長，表示可承擔八十磅的重量前進，其中約三十磅物件是衛星電話及其配套的電腦組件：桑迪．皮特曼準備從海拔二萬六千英尺處向網際網路傳送跟蹤報導。我的最後一名隊友在下午四時三十分到達，而費希爾隊伍的最後到達者則更晚。這時，猛烈的暴風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天黑時，那些黑山人返回山口報告說，頂峰仍然上不去，他們已經返回到希拉里臺階的下邊。

　　對於計劃在五小時內出發的我們，惡劣的天氣和黑山人的失敗沒有給我們帶來好兆頭。大家一到達山口就鑽進自己的尼龍睡袋裡休息起來，風拍打帳篷的好似機關槍的噠噠聲和對未來的憂慮使大多數人毫無睡意。

　　我和斯徒爾特．哈欽森──年輕的加拿大心臟病學家，被安排在一個帳篷裡。羅布、福蘭克、麥克．格魯姆、約翰．塔斯基和南比在另一個帳篷。洛、貝克．韋瑟斯、安迪．哈里斯和道格．漢森在第三個帳篷。當洛和他的夥伴們正在掩體內瞌睡時，一個陌生的喊聲從大風中傳來：「快讓他進來，否則他會死在外面的！」洛拉開帳篷門的拉鏈，頃刻，一個留著絡腮鬍子的男人癱軟在地上，他是布魯斯．赫羅德──三十七歲的和藹可親的南非隊副領隊，也是該隊中唯一持有登山運動證書的隊員。

　　「布魯斯的情況很糟，」洛回憶道，「他失控地哆嗦著，神志不清，基本上不能自理。他體溫非常低，幾乎不能講話。顯然，他的隊友們正在山口的什麼地方或正在來山口的途中，但他不知他們在什麼地方，也不知怎樣能找到他自己的帳篷。我們讓他喝了些水，盡量使他暖和起來。」

　　道格的情況也不好，「道格的氣色不好，」貝克回憶說，「他抱怨已經有幾天沒有睡覺和吃東西了。但他決意到時用皮帶束住裝備攀登，這令我擔憂，因為我非常了解他，那就是他曾經到達了頂峰下三百英尺的高度後又不得不返回。他為這個問題整整苦惱了一年。我的意思是說，這苦惱每天都在折磨著他。很顯然，他不願又一次被拒絕。他堅持向頂峰挺進，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那晚有五十多人在山口宿營。在並排搭起的帳篷裡，人們身體靠在一起，然而一種奇特的孤獨感像幽靈般盤旋在空中。狂風的轟鳴聲使帳篷間的通話成為不可能的事。在這塊被上帝遺棄的地方，我感到在感情上、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與周圍的隊友們隔絕開了。這是我以前在任何探險隊裡從來沒經歷過的。我很悲哀地意識到：我們僅僅在名義上是一支隊伍。雖然我們幾小時後將會作為團體離開營地，但登山時我們將作為個體去行動。沒有繩索把我們連結起來，也沒有忠誠感把我們維繫在一起。每個人都將為他或她自己而行事。我也不例外，比如，我真誠地希望道格登上頂峰，但如果他中途返回，我也要盡全力繼續前行。

　　從另一角度講，這種意識令人沮喪。但由於我對天氣情況的專注，因而沒有對此做更近一步的思考。如果風勢不減弱，登臨頂峰便毫無可能。在上一週，霍爾的夏爾巴人已經在山口儲存起重三百六十三磅的五十五瓶氧氣。這雖然聽起來不少，但只夠滿足三個嚮導、八名隊員和四個夏爾巴人使用。計量器的指針飛快地旋轉，甚至我們躺在帳篷裡時也在消耗寶貴的氧氣。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摘掉氧氣罩，在這兒待上二十四小時。可這樣做之後，我們則必須面臨要麼上天堂、要麼下地獄的選擇了。

　　說來也怪，下午七時三十分，大風突然停止了。赫羅德爬出了洛的帳篷，踉踉蹌蹌地去尋找隊友們了。當時氣溫已降到華氏零度以下，但幾乎沒有風──登臨頂峰的絕好條件。霍爾有著超常的直覺：看來他已經將我們的時間規劃好了。

　　「斯徒爾特，」他在隔壁的帳篷裡喊道，「看來我們要繼續前進了，小夥子們。準備好，活動活動，十一點半出發。」

　　我呷了口茶，準備好用具。沒有人多說什麼。為了這一刻的到來，我們已經飽受折磨。像道格一樣，我自兩天前離開二號營地以來，幾乎沒吃什麼，也沒有睡覺。每次一咳嗽，撕裂胸骨的疼痛像有人拿小刀戳我的肋骨，痛得我直流淚。但是要突破頂峰，我知道，除了不顧病痛堅持攀登外，別無選擇。

　　午夜前二十五分鐘，我繫好氧氣罩，打開帽燈，開始在黑暗中攀登。霍爾的隊伍共有十五人：三名嚮導，八位隊員，四個夏爾巴人。其中包括汪多吉和吉里、阿旺諾布和卡米。霍爾指示另外兩個夏爾巴人阿里塔和楚墩留在帳篷裡待命，以備救援之用。

　　「瘋狂山峰」登山隊包括：費希爾、貝德曼和布克瑞夫三名嚮導；六名夏爾巴人和六名隊員夏洛特．福克斯、蒂姆．馬德森、克利夫．舍恩寧、桑迪．皮特曼，萊寧．甘默爾蓋德和馬丁．亞當斯。他們在我們出發後半小時也離開了南山口。

　　江布原打算只派五名夏爾巴人隨隊攀登頂峰，留下兩名夏爾巴人在南山口待命。但是，他說：「斯科特心血來潮，告訴我的夏爾巴人說『你們都可以上頂峰』。」最後，江布背著費希爾命令一位夏爾巴人，即他的表弟「大」潘巴留在了營地。「潘巴對我發怒了，」江布說，「但我告訴他，『你必須留下，否則我再不會給你安排工作。』這樣他就留在了四號營地。」

　　在費希爾離開營地之後，「馬卡魯」和兩個夏爾巴人也上路了──這公然違背了他自己的承諾，即臺灣人不在我們攀登峰頂的同一天攀登。南非人原打算也向山頂進發，但從三號營地到南山口的攀登已使他們精疲力盡。他們現在甚至鑽不出帳篷了。那天夜裡，共有三十三名隊員啟程向山頂進發。我們是作為三支獨立的探險隊離開南山口的，但我們的命運已經開始交錯在一起了，而且，隨著每一米的推進，我們的命運將被捆綁得越來越緊。

　　夜晚有一種淒涼的、夢幻般的美。密密麻麻的星星被塗抹在冷酷的夜空裡。一輪凸月從海拔二萬七千八百二十四英尺高的馬卡魯峰的山肩上升起。月光沐浴著我靴下這塊閃著冥光的斜坡，因而無需帽燈的照亮。在遙遠的東南方，巨大的雪暴雲在飄流，橙藍色的閃電照亮了天空。

　　離開山口三個小時後，福蘭克就預感到某種不祥之兆。他離開隊伍，轉身返回了帳篷。他的第四次攀登珠峰的嘗試就這樣結束了。

　　這之後不久，道格也走出了隊伍。「當時他在我前面一點。」洛回憶道，「突然他出了列，就站在那兒。當我走到他旁邊時，他告訴我他很冷，感覺不舒服。接著便朝下走。」那時，羅布正在後面掃尾。他追上了道格，和他進行了一會兒簡短的對話。沒人從旁邊聽到對話的內容，因此也無人知曉他們說了些什麼。但最後的結果是，道格歸隊繼續前進。離開營地的前一天，羅布集合全隊人員坐在進餐的帳篷裡聽他講話。他講到了在攀登頂峰時聽從他的命令的重要性：「在那裡我將不會容忍各行其事，」他直截了當地盯著我，「我的話將是絕對的法律。如果你們對我的某個決定有意見，我樂意以後與你們商量。但在山上時是絕對不行的。」

　　這種潛在衝突的主要根源是羅布有可能在到達頂峰前讓我們返回。但他還有一個特別擔心的問題：在適應氣候的後期，他給了我們少許自由行事的權力，比如我們可以按自己的步速前進。霍爾有時允許我在隊伍前面二三個小時的地方。然而他現在強調，在登山的上半天內，大家必須保持較近的距離。「直到我們都到達了東南脊的頂部，」指的是在海拔二萬七千六百英尺處的一個被稱為「平臺」的岬角處，「大家必須保持一百英尺的間距，這是十分重要的。天黑也要繼續爬。我要求嚮導們能與你們保持較近的距離。」

　　在五月十日黎明前幾個小時的攀登中，我們這些步速較快的隊員被迫數次停下來，在刺骨的嚴寒中等待最慢的隊員趕上來。有一次，我和麥克．格魯姆、汪多吉在一塊冰雪覆蓋的岩石上坐了四十五分鐘，等待其他隊員到來。我們凍得直哆嗦。大家拍手跺足以防凍傷。但是，對時間的浪費甚至比嚴寒對我們的打擊更令人難以忍受。

　　凌晨三時四十五分，麥克說我們在前面的走得太遠，需要停下來再等一等。我將身體抵在一塊頁岩上，盡量躲避從西邊吹過來的寒風。我向下面的險坡望去，試圖識別出那些在月光下正向我們緩慢移動的登山者們。等他們走近了一段，我已看出費希爾的一些隊員已經趕上了我們。霍爾的隊伍、瘋狂山峰隊及臺灣人現已混雜成一支長長的、斷斷續續的隊伍。後來，一件奇怪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下面六十五英尺處，一個身著黃色羽絨服的高個兒被一個身材小得多的夏爾巴人用一根三英尺長的細繩拉著走。那夏爾巴人沒帶面罩，正大口喘著氣。他正在拖著他的夥伴上斜坡，就像馬在拉犁。當這古怪的一對從別人身邊走過時，大家都被逗樂了。這種被稱為「短繩」的援助弱者和傷病者的方法看來對雙方都是危險和極不舒適的。一會兒，我認出來了，那夏爾巴人是費希爾隊的愛炫耀的夏爾巴領隊洛桑江布，穿黃衣的登山者是桑迪．皮特曼。

　　嚮導尼爾．貝德曼也注意到了江布拖著皮特曼的情形。他回憶說：「當我從下面走上來時，江布正弓身傾在斜坡上，像一個三角架依附在岩石上，用一根繃緊的繫繩支撐著桑迪，看起來既笨拙，又危險。我是不會效法的。」

　　大約在凌晨四時十五分麥克向我們發出前進的號令。我和汪多吉開始以最快的速度攀登以使我們的身體暖和起來。當第一抹黎明的曙光在東方的地平線上發亮時，我們一直攀登的岩石臺階變成了由散雪形成的明朗的沖溝。我和汪多吉輪流用大冰斧劈路。五時三十分，正當太陽冉冉升上天空時，我們到達了東南山脊的頂峰。此時，世界上五大高峰中的三座在柔和的曙光的映襯下顯現出峻峭的輪廓。我的測高器上顯示出二萬七千六百英尺。

　　霍爾早已使我明白，我必須等全隊人員都在這平臺狀的棲息地聚集時才能繼續攀登。因此，我坐在背包上等待著。當羅布和貝克終於出現在大家身後時，我已等了九十多分鐘了。在我等待時，費希爾隊和臺灣隊都趕了上來，並從我身邊超了過去。由於等了太長的時間，我感到很喪氣。落到別人後邊也使我很氣惱。但我明白霍爾的基礎理論，因而只有忍氣吞聲了。

　　在我三十四年的攀登生涯中，我認識到登山運動的魅力在於它對自立、決斷和應變以及責任感的強調。但我發現，當作為顧客參加攀登時，我已被迫放棄所有這一切，甚至更多。出於安全的考慮，一位負責任的嚮導總要循規蹈矩──他或她根本無法容忍讓每位顧客獨立做出重要決定。

　　部分隊員的被動性就是這樣在登山的過程中被助長起來的。夏爾巴人負責探路、搭建營地、做飯和拖拉全部輜重。這使得我們可以養精蓄銳，大大增加了登上珠峰的可能性。但我卻感到極大的不滿足。有時我覺得我彷彿沒有真正在登山，而是由代理人包攬了一切。雖然為了能和霍爾一起登上珠峰我已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這種角色，但我從來就沒有習慣過，所以當霍爾早上七點十分到達「平臺」頂上並允許我繼續攀登時，我感到欣喜若狂。

　　當我繼續行進時，我遇到了江布。他正跪在堆著嘔吐物的雪地上。通常，即使他不使用補充氧氣，他也是所有登山者中最強健的一員。在這次探險之後，他驕傲地告訴我：「攀登每一座山時，我都是第一個出發並確定路線的。一九九五年，我跟羅布．霍爾一起上了珠峰。從大本營到頂峰，我始終走在最前頭，所有的繩索都是我固定的。」但在五月十日早上，他的位置卻靠近費希爾隊伍的尾部。他的翻腸刮肚似乎證明他已嚴重失態。

　　前一天下午，江布為皮特曼將衛星通訊電話從三號營地搬到了四號營地。加上他自己的負荷，這次搬運累得他精疲力竭。當貝德曼在三號營地看見他挑著顫動的八十磅重擔時，他告訴這位夏爾巴人，把電話搬運到南山口並非必要，並建議他把它丟掉。「我不想搬運電話，」江布後來承認，「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在三號營地只能被將就地用，而在更寒冷、環境更惡劣的四號營地，它是不可能工作的。但斯科特告訴我：『如果你不搬，我來搬。』因此我帶上電話，繼續將它運到四號營地。這使我感到很累。」

　　現在江布已經用短繩拖拉皮特曼達五六個小時之久。他們已到達了南山口。這種做法實際上加重了江布的負擔，妨礙了他擔當他通常所擔當的領路和制定路線的角色。他在隊首的出人意料的消失對那天的結局產生了影響。他用短繩拖拉皮特曼的決定令人費解，並在事後受到了人們的批評。「我不知道江布為什麼用繩子拉桑迪，」貝德曼說，「他忘記了他該幹什麼和應該先幹什麼。」

　　對皮特曼來說，她並沒有要求被用短繩拉著。從四號營地出發時，她走在費希爾隊伍的前面，但江布出其不意地把她拉到一邊，用馬肚帶挽了一個繩環，繫在她的登山安全帶的前面，然後未經商量，就把另一端繫在他自己的身上，接著便拉了起來。她一再聲明江布拖著她上斜坡是違背她的意願的。但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過分自信的紐約人是如此的強硬，以至於在大本營上的一些紐西蘭人稱之為「公牛桑迪」，她為什麼不直接解脫那段連結她和江布的三英尺的繫繩呢，而這一舉動只不過需要她趕上去解開安全扣罷了。

　　皮特曼解釋說，她沒有把自己和夏爾巴人分開是出於對他的權威的尊重。「我不想傷害江布的感情。」她還說，雖然她當時沒注意看錶，但她回憶說他只拉了她一個到一個半小時，而不是五六個小時。這一點另外幾名登山者也注意到了，而且江布也證實了。

　　當江布被問及為什麼拖拉皮特曼時，他的理由自相矛盾。他告訴西雅圖的律師皮特．顧德曼說（他曾在一九九五年與斯科特和江布攀登過布羅德峰，也是費希爾最信任的朋友），他在黑暗中將皮特曼與丹麥顧客萊寧．甘默爾蓋德搞混了。當他意識到他的錯誤時便停止了拖拉。但在我對他進行的一次錄音採訪中，江布卻令人信服地說，他一直都清楚他是在拖著桑迪，而且他也是故意這樣做的，因為「斯科特希望每個人都到達山頂，而我認為皮特曼是最虛弱的隊員，我想她會拖後腿的，所以我先照顧了她」。

　　江布是位具有洞察力的年輕人。他對費希爾言聽計從。夏爾巴人明白把皮特曼送到山頂對他的朋友兼雇主是多麼重要。實際上，在費希爾與大本營的簡．布雷麥特的最後幾次聯絡中，他曾若有所思地問簡：「如果我能設法將桑迪送到頂峰，我打賭她一定會出現在電視裡。你認為她將會提到我嗎？」

　　正像顧德曼解釋的那樣：「江布對斯科特非常忠誠。他不會用短繩拖拉任何人，除非他堅信斯科特想讓他這麼做。」

　　不管他的動機是什麼，江布的這種行為在當時看來並不是個嚴重的錯誤。但這卻最終構成了諸多複雜的、不易被察覺的鑄成厄運的因素之一。

第十三章　五月十日

　　應當承認（珠穆朗瑪峰）有著我所見過的最陡峭的山脊和最險峻的絕壁，而所有關於雪坡的傳說都是一個神話……親愛的，這是令人激動的事業，我無法形容它對我的吸引力以及它所呈現出的前景，還有它的美麗。

　　──喬治．利．馬洛里，摘自《給妻子的一封信》

　　在南山口以上的死亡地帶．生存的意義無異於與時間賽跑。當我們在五月十日從四號營地出發時，每位顧客都帶了兩瓶六．六磅重的氧氣瓶。我們準備在南峰頂夏爾巴人為我們準備的貯藏所裡領得第三瓶氧氣。以保守的每分鐘兩升的速度計算，每一瓶氧氣可維持五至六個小時，也就是在四點至五點之間，每個人的氧氣都將被用得一乾二淨。根據每個人適應氣候和生理構造的不同情況，我們仍可在南山口以上行動──但行動不會很自如，而且時間不能很長。我們在短時間內易受到ＨＡＰＥ、ＨＡＣＥ、體溫降低、判斷力下降和凍瘡的襲擊。死亡的可能性驟增。

　　曾四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霍爾像任何人一樣明白速戰速決的重要性。在認識到一些顧客的登山技巧欠佳的情況下，霍爾試圖依靠固定繩索來保護和加速我們和費希爾的隊伍在這段最艱難的路途上的攀登。今年尚沒有探險隊到達峰頂的事實使霍爾深感焦慮，因為這意味著這段地形的大部分地方尚沒有固定繩索。

　　瑞典的獨行者戈蘭．克羅普雖在五月三日到達離峰頂垂直距離為三百五十英尺的地段，但他根本沒有固定任何繩索。那位到達了更高處的黑山人曾固定了一些繩索，但由於缺乏經驗，他在南山口以上一千四百英尺的範圍內用盡了所有繩索，特別是在較平緩的山坡上浪費了大量的繩索。因此在我們向峰頂進發的那天早晨，陡峭的鋸齒狀的東南脊的上部冰雪中只殘留著以往探險隊留下的被扯得支離破碎的繩索。

　　考慮到這一可能性，在離開大本營前，霍爾和費希爾召集兩隊的嚮導開會。他們在會上達成協議，雙方各派兩名夏爾巴人──包括攀登領隊汪多吉和江布，在大隊人馬出發前九十分鐘離開四號營地。這將使夏爾巴人有足夠的時間在顧客到達之前在大多數暴露的地段裝上固定繩索。「羅布明確指出這樣做的重要性。」貝德曼回憶說，「他想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在瓶頸地段浪費時間。」

　　然而由於某些不明的原因，沒有任何夏爾巴人在五月九日夜晚先於我們離開南山口。也許是因為直到晚上七時三十分才停息的暴風雪使得他們沒能如期出發。在攀登結束以後，江布堅持說霍爾和費希爾在最後時刻取消了在顧客到達之前固定繩索的計劃，因為他們得到了黑山人已在高至南峰頂的地方完成了這一任務的錯誤信息。

　　如果江布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三名倖存的嚮導貝德曼、格魯姆和布克瑞夫對更改計劃一無所知呢？而如果固定繩索的計劃被有意識地改變了，那麼江布和汪多吉為什麼從四號營地出發時要攜帶著三百英尺長的繩索走在各自隊伍的前面呢？

　　不管怎樣，在二萬七千四百英尺以上的地方，沒有事先安裝固定繩索。當我和汪多吉在凌晨五時三十分首先到達平臺時，我們比霍爾的其他隊員領先了一個小時。當時我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開始固定繩索，但羅布明確禁止我們這樣做。當時江布還在下面很遠的地方用短繩繫著皮特曼，沒有人能與汪多吉合作。

　　當我們坐在一起看日出的時候，生性沉默寡言的汪多吉看起來格外憂鬱。我枉費心機地試圖與他交談。他的壞情緒可能是由於兩週來一直在折磨他的膿腫的牙齒引起的，亦或是在為他四天前看到的令人心煩意亂的場面而冥思苦想：在大本營度過最後一個夜晚時，他和其他夏爾巴人用狂飲米和稷製成的濃烈而香甜的酒的方式來慶祝即將到來的頂峰衝擊。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他顯得尤為躁動不安；在攀登冰布之前，他告訴一位朋友說他在夜裡看到了鬼魂。篤信神靈的年輕人汪多吉是不可能對這一預兆泰然處之的。

　　然而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是在生江布的氣。他認為江布是個愛炫耀的傢伙。霍爾在一九九五年曾在他的珠峰探險隊裡同時雇傭了他們倆人。然而這兩名夏爾巴人合作得並不愉快。

　　那一年，當霍爾的隊伍在下午一時三十分左右到達南峰頂時，他們發現一片厚重且鬆軟的積雪覆蓋了峰脊的最後一段路途。霍爾派了一名叫作蓋伊．科特的紐西蘭嚮導跟隨江布而不是汪多吉前去打探繼續攀登的可行性。當時作為攀登領隊的汪多吉將此視作一種恥辱。稍後，當江布攀登到希拉里臺階時，霍爾決定放棄攀登峰頂並示意科特和江布返回。但江布無視指令，脫離了科特，繼續獨自攀登至峰頂。霍爾對江布不服從命令的行為感到憤怒，而汪多吉也是耿耿於懷。

　　雖然他們今天為兩支不同的隊伍效力，汪多吉還是要在登峰之日與江布合作──而這一次江布又表現得我行我素。汪多吉已盡職盡責地工作了六個星期。現在，他顯然已經厭倦了再做份外之事，悶悶不樂的他坐在我身旁的雪地上等待著江布而將繩索扔在了一邊。

　　這種局面造成的後果就是在從平臺向上移動九十分鐘後到達海拔二萬八千英尺處，我遇到了第一個瓶頸地段。在這裡，來自各個攀登隊的登山者被一系列巨大的需要繩索才可安全越過的石階擋住了去路。顧客們在岩石的基部亂糟糟地擠了將近一個小時，而貝德曼不得不代替「失蹤」了的江布奮力地將繩索展開。

　　在這個過程中，焦急而缺乏技巧的霍爾的隊員南比險些引發一場事故。作為東京聯邦快遞的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南比沒有沉淪於中年日本女人的那種溫和、謙恭的老套路。她曾笑著告訴我，她的丈夫在家包攬了做飯、洗衣的家務。她攀登珠峰的壯舉曾在日本國內引起小小的轟動。在以前的登山過程中，她一直是一名緩慢而不堅定的登山者，但由於今天的目標是對準了峰頂，她表現出前所未見的充沛精力。「從我們一到達南山口，」與她合住一間帳篷的約翰．塔斯基說，「南比一心想著攀登峰頂，她甚至有些神志恍惚。」自離開南山口後，她非常努力地向隊伍前列擠去。

　　現在，當貝德曼剛剛在顧客上方暫時將繩索繫住，過分心急的南比就在嚮導還未將他那一端的繩索繫牢之前就將攀登器夾在了上面。正當她準備將全部體重加於繩索之上時──這一舉動將把貝德曼弄翻到山下去──麥克．格魯姆適時地制止了她，並委婉地對她的不耐心提出了批評。

　　隨每一位登山者的到來，繩索上的交通阻塞越來越嚴重。在早晨即將過去的時候，霍爾的顧客斯徒爾特．哈欽森、約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及霍爾擠在登山者的後面，他們開始對遲緩的進程感到焦慮。緊挨在他們前面的是移動得非常緩慢的臺灣隊。「他們的攀登方式非常古怪，緊挨著，」哈欽森說，「就像被切開的麵包片，一個挨著一個。」這意味著很難超過他們。我們花了很長時間等著他們沿繩索爬上去。

　　在進軍峰頂前，霍爾曾在四號營地考慮過兩個可行的返回時間，下午一時或者二時。然而，他從未明確宣布應當遵守哪一個時間。這多少令人感到困惑，因為霍爾一再強調制定並遵守時間期限的重要性。我們出發之時只是模糊地認為霍爾會在衝擊峰頂那天考慮了天氣和其他因素後再做最後決定，並由他親自負責保證每個人在預訂時間返回。

　　直到五月十日上午約十點鐘的時候，霍爾仍沒有宣布返回時間。保守的哈欽森便開始按他所預想的下午一時行事。在大約十一點鐘時，霍爾告訴哈欽森和塔斯基距頂峰還有三小時的路，然後就奮力地超過臺灣人向前衝去。「看起來我們在預訂的一點鐘之前到達山頂不太可能了。」哈欽森說。緊接著的是一段簡短的討論。卡西希克起初不願意承認失敗，但塔斯基和哈欽森極力地勸說他。在十一時三十分的時候，三個男人轉身向下走去。霍爾派了夏爾巴人送他們下山。

　　選擇下山對這三名顧客及已在幾小時前返回的福蘭克．菲施貝克來說都是艱難的。攀登對男人和女人的吸引力使他們不會輕易偏離目標。在攀登的最後階段，我們已經習慣於常人所無法忍受的艱辛和危險。堅持到這一步必須具備超常的忍耐力。

　　不幸的是，那些無視個人痛苦而繼續攀登峰頂的人通常也是那些無視死亡和危險的人。這構成了每個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對的困境：為了成功你必須動力十足，但如果你過分迫切，你可能死亡。況且，在二萬六千英尺以上的地方，適度的熱情和無謂的頂峰狂熱之間也無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瑪峰的山坡上屍骨遍橫。

　　塔斯基、哈欽森、卡西希克和菲施貝克每人支付了七萬美元並忍受了幾個星期以來的痛苦才獲得這次攀登峰頂的機會。他們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願屈服於失敗，或是半途而廢。但當面臨艱難的抉擇之時，他們是那一天當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做出了正確選擇的人。

　　約翰、斯徒爾特和洛返回處的巨大岩石臺階也就是固定繩索結束的地方。從此處開始，路線沿冰雪覆蓋的刃峰一直到南峰頂都呈現出陡峭的角度。當我於十一時到達南峰頂時，那裡形成了又一個更糟糕的瓶頸地段。更高一點的地方，是垂直的希拉里石階的切口，再稍上一點就是山頂了。出於對景色的驚歎和長途跋涉的疲憊，我變得沉默不語了。我照了幾張相片，然後坐下和嚮導安迪．哈里斯、尼爾．貝德曼及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等待夏爾巴人在凍結著冰雪的峰脊上固定繩索。

　　我注意到布克瑞夫像江布一樣沒有使用氧氣。雖然這位俄羅斯人曾兩次不戴氧氣登臨山頂，江布曾三次登上山頂，但令我吃驚的是費希爾竟同意他們在作為嚮導攀登峰頂時不使用氧氣，因為這樣做對他的顧客們來說是很不穩妥的。我還吃驚地發現布克瑞夫居然沒有帶背包。習慣上，嚮導的背包裡應該裝有繩索、急救用品、裂縫救助裝備、額外的衣服和其他一些在緊急情況下幫助顧客所需的用品。布克瑞夫是我在所有山上所見到的第一個無視這些傳統的嚮導。

　　事後我了解到，布克瑞夫在離開四號營地時曾帶了背包和氧氣瓶；他後來告訴我說，雖然他不打算使用氧氣，但他還是帶了一隻氧氣瓶以備在「體力不支」和峰頂上使用。然而在到達平臺的時候，他扔掉了背包，並讓貝德曼替他背著氧氣瓶、氧氣罩和調節器。因為布克瑞夫沒有使用氧氣，他決定將負重減至最輕以便在非常稀薄的空氣中獲得最大的成功機會。

　　以時速二十節行進的微風掠過山脊，將一縷積雪向遠方吹送過去，頭頂的天空仍是湛藍一片。當穿著羽絨服在海拔二萬八千七百英尺的太陽下閒逛並在缺氧而引起的麻木狀態下盯視著世界屋脊之時，我完全失去了時間概念。沒有人注意到汪多吉和霍爾隊伍裡的另一名夏爾巴人諾布正與我們坐在一起呷著茶而絲毫沒有繼續上行的意思。在大約十一時四十分的時候，貝德曼終於開口問道：「嗨，汪多吉，你是繼續固定繩索，還是另有打算？」汪多吉很爽快地回答了一聲「不」──可能是因為沒有費希爾隊的夏爾巴人在那裡分擔工作。

　　貝德曼對南峰頂聚集起來的人群漸感擔憂。他建議由他、哈里斯和布克瑞夫這三名嚮導親自動手安裝繩索。聽到這些，我很快提出幫助他們。貝德曼從他的背包裡掏出一百五十英尺長的一盤繩索，我從汪多吉那裡抓住另一盤繩索，我、布克瑞夫和哈里斯於中午時分開始在峰脊上穿針引線了。到完成為止，又一個小時已悄悄溜走。氧氣瓶並不能使峰頂感覺起來如同海平面。當我在南峰頂攀登時，我的調節器以每分鐘兩升的速度輸送氧氣，但每當我跨越完一級臺階，我還是不得不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三四口粗氣。然後我再邁開一步，接著不得不停下來再喘上幾口氣──這是我所能達到的最快步伐。因為我們的氧氣裝備提供的是一種壓縮氣體和周圍空氣的混合物，所以在海拔二萬九千英尺的地方使用氧氣瓶的感覺與在海拔二萬六千英尺的地方不使用氧氣瓶相似。但氧氣瓶還具有許多難以被量化的優越性。

　　當我沿峰脊的刃部攀登並大口大口地向疲憊不堪的肺部吸入氧氣時，我感受到了一種奇妙而不合情理的平靜。橡皮面罩外的世界雖歷歷在目，但並不真實，彷彿一部慢鏡頭的電影在我的護目鏡前閃動。我感到被麻醉和無拘無束的感覺。我完全與外界隔離開來。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一切都處在危險之中，我將用生命償付每一次蹣跚的步履。

　　在南峰頂上攀登了半個小時之後，我到達了希拉里石階的腳下。作為所有攀登地形中最著名的險關之一，這裡幾乎垂直的四十英尺高的岩石和冰雪讓人看起來感到毛骨悚然。但正如所有嚴肅的攀登者想做的那樣，我非常想抓住繩子的「最前端」做領路人。但很顯然，布克瑞夫、貝德曼和哈里斯也都有同感。缺氧造成的思維混沌使我認為他們會同意一名顧客──我，當這令人垂涎的領隊任務。

　　最終，我們當中唯一一名曾攀登過珠峰的高級嚮導布克瑞夫獲此殊榮。依靠貝德曼的幫助，布克瑞夫成功地征服了險關。由於進程緩慢，當他吃力地爬向石階的頂部時，我緊張地注意到了時間並擔心我是否會用光氧氣。我的第一瓶氧氣於早晨七點鐘在平臺上消耗殆盡，大約維持了七個小時。以此為標準，我在南峰頂上曾估算出我的第二瓶氧氣將在下午二點鐘用光。當時我愚蠢地認為我將有充足的時間登上峰頂並返回南峰頂拿到第三瓶氧氣。但現在已經過了一點鐘，我開始焦慮起來。

　　在石階的頂部，我向貝德曼訴說了我的焦慮，並詢問他我是否可以暫停幫助他沿山脊固定最後一盤繩索而直奔峰頂。「去吧，」他友好地說，「我來負責繩子的事。」

　　當我緩步登上通往山頂的最後幾級臺階時，我有一種沉於水下的感覺，生命以緩慢的速度前進。然後我發現自己帶著空空的氧氣瓶和一根殘損的鋁製勘察杆站在了一層薄薄的呈楔面狀的積雪上。沒有更高的去處了。一串佛教的祈禱旗幟在風中猛烈地搖擺。在下面很遠的地方，山的另一側是我從未見到的景觀，乾燥的西藏高原如一片無垠的暗褐色泥土向地平線鋪展開去。

　　登臨珠峰峰頂本應激起一陣強烈的自鳴得意。在與種種困難抗爭之後，我終於實現了從孩提時代就立下的目標，但我每一次自我陶醉的衝動都因對擺在面前的漫長而危險的下山路的憂慮而熄滅了。

第十四章　五月十日十三時十二分

　　在登山和下山的過程中，我的意識都同樣遲鈍。我越向上攀登，目標就變得越無足輕重，而我對自己也變得越淡漠。我的注意力消失了，我的記憶被削弱了。大腦的疲乏勝過身體的疲勞。坐下來休息是何等愜意──然而也很危險。如被凍僵而死一樣，精疲力竭地死去同樣令人愉快。

　　──萊茵霍爾德，摘自《透明的地平線》

　　我的背包裡裝著《戶外》雜誌的旗幟、愛妻琳達用斷針圖繡的小旗，還有一些我用來在慶祝勝利時留影用的紀念品。由於我的氧氣越來越少，我把背包裡的所有東西都留在了峰頂，並在世界之巔只停留了為安迪．哈里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在最高點的標誌前照了四張像的時間。然後，我轉身下山。在從山頂走出約二十碼的地方，我遇見了尼爾．貝德曼和費希爾的一名叫作馬丁．亞當斯的顧客正在往上攀登。在和尼爾擊掌示意後，我從一塊被風蝕的頁岩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塞入羽絨服的口袋裡，匆忙地下山了。

　　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剛才輕薄的雲霧已經南移，並且充斥著整個山谷。山谷在雲霧的籠罩下只顯現出幾座山頂。亞當斯，這個在八〇年代經濟大發展中靠證券交易大發橫財的德克薩斯人，曾是一名在雲中穿梭的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他後來告訴我，在到達峰頂後不久，他就辨認出看似平靜的水蒸雲霧正是凶猛的雷雨的前兆。「當你在飛機上看到這樣一塊雲團時，」他解釋說，「你的第一反應就是盡快躲開，而我正是這樣做的。」

　　但我與亞當斯不同。我並不習慣從二萬九千英尺的高度俯瞰積雨雲，因此，我對迫在眉睫的暴風雪絲毫沒有察覺。事實上，我所憂慮的是氧氣正在逐漸減少。

　　十五分鐘之後，我來到了希拉里臺階的頂部。在這裡，我遇到了正沿著同一根繩索向上攀登的人群。我的下山進程不得不被中斷一會兒。正當我等人群經過時，安迪也下來了，並問我：「喬恩，我好像有些氧氣不足。你能幫我看看是不是輸氣管給凍住了？」

　　經過一陣快速檢查，原來是大量結了冰的唾液把輸氣管堵住了，使得周圍的空氣不能進入面罩。我用冰斧把堵塞物鑿掉了，接著請他幫我把調節器關掉，以便將氧氣保存到臺階上的人群散開以後。然而，他卻錯誤地把我的氧氣閥門開到了最大，而不是將它關掉！我的氧氣立刻在十分鐘內跑掉了。我本來因缺氧而變得笨拙的判斷力現在已蕩然無存了。我感覺好像服了大量的鎮靜劑。

　　我恍惚還記得在我等待的時候，桑迪．皮特曼經過我向頂峰爬去。接著是夏洛特．福克斯和江布。下一個是南比。她就在我腳下，被整個臺階中這最後也是最陡峭的一段路搞得狼狽不堪。我無助地看了她十五分鐘。她用力地想要翻過最上部的那塊岩石，但她實在太疲勞了。最後，在她下面等得不耐煩的蒂姆．馬德森用力托住她的臀部把她送了上去。

　　不久，羅布．霍爾又出現在我的視野之中。我極力掩飾住不斷增強的焦慮，感謝他幫助我到達了珠穆朗瑪峰的峰頂。「啊，這次旅程看起來還真是不錯。」他回答道，然後他告訴我，福蘭克．菲施貝克、貝克．韋瑟斯、洛．卡西希克、斯徒爾特．哈欽森和約翰．塔斯基都已在半路返回了。

　　即使我當時處於低能狀態，霍爾對八名顧客中有五人返回而表現出的失望還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一感覺，我猜想，又被費希爾隊伍的所有隊員都仍在奮力登頂的事實大大加深了。「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顧客到達山頂。」羅布在繼續動身前哀嘆道。

　　那時，亞當斯和布克瑞夫也在下山的路上。他們站在我的上面，等待人群經過。然而一分鐘後，擁擠的臺階頂部隨著「馬卡魯」、汪多吉和其他幾名夏爾巴人的到來變得更雍堵了。跟在他們後面的是道格．漢森和斯科特．費希爾。最後，我在沒有氧氣補充的狀態下在海拔二萬八千九百英尺處等待了一個多小時，希拉里臺階終於清靜起來了。

　　那時，我整個大腦皮層的思維開始急劇下降。我頭昏眼花，並擔心會失明。我瘋狂地想要到達南峰頂──因為那裡有第三瓶氧氣在等著我。我繼續迷迷糊糊地沿著固定繩索下降。我的身體由於恐懼而變得僵硬。就在臺階的下部，阿那托列和馬丁繞過了我，迅速向山下奔去。而我還是謹慎地沿山脊上的繩索下降。就在距貯藏氧氣處還有五十英尺的地方，我到了繩索的盡頭。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我畏縮不前。

　　我向南峰頂望去，看見安迪．哈里斯正在整理氧氣瓶。「嗨，赫羅德！」我喊道，「你能給我送一瓶氧氣嗎？」

　　「沒有氧氣了！」這位嚮導回叫道，「這些瓶子全是空的！」這消息令人氣惱。我的大腦渴望氧氣。我不知所措了。就在這時，麥克．格魯姆在下山的路上趕上了我。麥克曾在一九九三年無氧攀登過珠穆朗瑪峰，而且他並不太在意是否一定要帶氧氣瓶。他把他的氧氣瓶給了我。我們一同向南峰頂爬去。

　　當我們到達時，我們發現氧氣貯藏處至少還有六瓶滿滿的氧氣。然而，安迪卻不肯接受這個事實。他堅持認為瓶子是空的，而且我和麥克怎麼說也不能使他信服。

　　知道瓶裡有多少氧氣的唯一辦法是將它掛在調節器上，然後看量度計。安迪大概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檢查南峰頂的氧氣瓶的。在登山結束後，尼爾．貝德曼指出，安迪的調節器可能被冰堵住了，所以即使氧氣瓶是滿的，量度計顯示的也是零。這也解釋了安迪古怪的固執行為。如果他的調節器真的被凍往而沒有向氧氣罩輸送氧氣的話，這同樣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安迪的判斷力明顯地下降了。

　　然而這種可能性──現在看來是不證自明的事實──當時竟沒有出現在我和麥克的腦海裡。實際上，安迪的舉止已明顯超出了理智的範疇，而我由於思維障礙卻絲毫沒有察覺到。

　　我對事物的熟視無睹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嚮導登山的攀登模式造成的。我和安迪在體力和技巧方面都不相上下；如果我們以平等的身分在無嚮導狀態下攀登，我是不會忽視他的困境的。但在這次攀登中，他扮演的是照顧我和其他顧客的戰無不勝的嚮導的角色。我已特別被教導不能懷疑嚮導的判斷。安迪可能陷入困境，即嚮導迫切地需要顧客幫助的想法竟然從來沒有出現在我遲鈍的大腦中。

　　當安迪還在堅持說沒有滿的氧氣瓶時，麥克無可奈何地看著我。我向後看了看，然後聳了聳肩。我轉向安迪，說：「沒事，赫羅德，別再為這事爭吵了。」然後我拿起一罐氧氣，把它接到調節器上，向山下走去。在後來的幾小時裡，我感到了一種卸掉責任的輕鬆，但我對安迪的困境的徹底忽視，這個過失將折磨我的餘生。

　　大約下午三時三十分，我已把麥克、南比和安迪甩在身後了。我很快進入了一層濃密的雲霧之中。天上飄著細雪。在昏暗的光線中，我已很難分清山峰和天空的分界處。掉下山脊一命嗚呼的可能性極大。而且在我繼續下山的過程中，情況越來越糟。

　　在東南脊的下部石階上，我和麥克停下來等沿固定繩索攀登有困難的南比。麥克試圖用無線電對講機呼叫羅布，但他的傳話器只能斷斷續續地工作，因此沒能和任何人聯繫上。當麥克照顧著南比，羅布和安迪陪同著在我們之上的唯一一名顧客道格．漢森時，我感到一切都已恢復正常。所以當南比趕上我們時，我問麥克是否能讓我單獨下山。「可以，」他回答道，「但千萬別從雪簷上掉下去。」

　　大約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我到了平臺──一塊海拔二萬六千六百英尺高的岬角，也是我曾與汪多吉坐看日出的地方。就在這時，我驚奇地發現貝克．韋瑟斯獨自一人站在雪中，猛烈地顫抖著。我原想他幾小時之前已下到了四號營地。貝克向我大聲叫道：「你他媽的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幾年前，貝克的眼睛曾接受過放射性治療。他在攀登剛剛開始時就發現了這種手術的一個副作用，即高海拔的低氣壓會使他的視力下降。他攀登得越高，大氣壓就越低，而他的視力也就變得越差。

　　就在他從三號營地向四號營地攀登的那個下午，他告訴我：「我的視力糟透了，就連幾英尺內也看不清了。我只能緊跟在約翰．塔斯基的後面，而且每一步我都要把我的腳放在他的腳印中。」

　　貝克也曾公開談過他的視力問題。但在攀登過程中，他卻忘記了向羅布或其他人說明他這種視力越來越下降的趨勢。即使這樣，他還是做得不錯，甚至看上去比剛開始攀登時還要強壯。他解釋說：「我不想被早早地淘汰出局。」

　　那晚在向南山口攀登的過程中，貝克設法用以前的方法趕上隊伍──即把自己的腳放在前一個人的腳印裡。但當到達平臺時，太陽出來了。他明顯感到自己的視力嚴重下降，而且更糟的是，他粗心地將冰晶物揉入了眼睛。他的兩個角膜被刮傷了。

　　「從那時開始，」貝克說，「我的一隻眼睛已完全看不見了。我對高度失去了判斷。我感到，如果我再向上攀登，對自己來說是一種危險，對別人來說也是一種負擔。所以我把情況告訴了羅布。」

　　「真是遺憾，夥計，」羅布立即說道，「你要是下山的話，我會派一名夏爾巴人跟著你的。」但貝克好像並不願意就這麼輕易地放棄登頂的機會：「我向羅布解釋說，我的眼睛還有希望好轉，因為當太陽升到一定高度，我的瞳孔就會收縮。我說我想再等會兒，一旦能看清楚，我就趕上其他的人。」

　　羅布考慮了一下貝克的建議，然後說：「好吧，這很公平。我給你半小時，但我不會讓你一個人下到四號營地的。如果你的視力在半小時內毫無起色，我希望你能待在這兒，直到我從山頂返回，然後我們一塊兒下山。我是認真的，你要麼現在就下山，要麼答應我待在這兒等我回來。」

　　「我誓死都堅守著諾言，」當我倆站在風雪和昏暗的光線中時，貝克善良地告訴我，「我履行了諾言，這就是我站在這兒的原因。」

　　中午剛過的時候，斯徒爾特．哈欽森、約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在二名夏爾巴人的陪同下下山來了。但韋瑟斯仍決定不與他們同行。「天氣還算不錯，」他解釋說，「我覺得毫無理由在那時違背我對羅布的承諾。」

　　然而現在，天色已經黑了下來，情況也變得極糟。「跟我走吧，」我央求道，「等羅布下來至少還有二三個小時。我就是你的眼睛，我能幫你下山。沒有問題。」就在貝克即將被說服的時候，我愚蠢地提到麥克．格魯姆和南比正在我們身後幾分鐘的路上。在我這一天所犯的諸多錯誤中，這一個是較嚴重的。

　　「不管怎麼樣，還是要感謝你，」貝克說，「我想我還是等麥克吧。他有繩索；他會用繩子將我拖下山的。」

　　「那好吧，貝克，」我回答說，「這是你的選擇。我相信我會在營地看到你的。」事實上，我還是慶幸不用帶貝克下山，因為下面的一段山被非常陡峭，並且沒有固定繩索。光線越來越暗，天氣糟糕透了，我差不多一點力氣都沒了。然而我對即將襲來的災難還是毫無察覺。事實上，在與貝克交談之後，我還費了好多時間尋找十小時前我在上山時丟在雪地裡的空氧氣瓶，我不想汙染這座山。我想將我丟下的所有垃圾都從山上移走。當我把廢棄物和另兩瓶氧氣（一瓶空的，一瓶還有一部分）一起塞到背包裡後，我匆忙向著腳下一千六百英尺處的南山口走去。

　　從平臺向下的幾百英尺是一個開闊而平緩的沖溝。一切順利。但後來，路線在覆蓋著六英寸厚新雪的頁岩上彎曲延伸開來。要越過這種不穩定的地形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而這一點對於昏昏沉沉的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風已經吹沒了前面登山者的足跡，所以要找到正確的路線非常困難。一九九三年，麥克．格魯姆的夏爾巴攀登夥伴、丹增的侄子、一名出色的喜瑪拉雅登山者，正是在這個地帶迷失方向而摔死的。為了能正視現實，我開始大聲地自言自語。「別緊張，別緊張，別緊張，」我一遍遍地對自己說，「千萬別把事情搞砸。這一點至關重要。別緊張。」

　　我坐在一塊巨大而傾斜的岩石凸起上休息。過了幾分鐘，突然傳來砰的一聲巨響。我嚇得跳了起來。足夠的新雪已經堆積起來，我擔心崩落的雪塊會從山上墜落下來。但當我環顧四周時，卻什麼也沒看見。緊接著又是砰的一聲巨響，伴隨著照亮了整個天空的閃光。我這時才意識到我聽到的是雷聲。

　　在早晨上山的途中，我對這一帶山路做過仔細的觀察。我當時曾頻頻俯視以便找到可幫助下山的標記。我還強迫自己這樣記憶這段地形：「記住要在這塊像船首的拱壁處向左拐，然後沿著依稀可辨的雪徑向前直到它突然向右轉去。」這是我多年前訓練自己掌握的方法，而且在每次登山中我都會強迫自己用到它。在珠穆朗瑪峰上，這方法或許可以救我一命。到下午六點，風暴已演變成規模巨大的暴風雪。在飛舞的雪片和速度為六十節的狂風中，我終於費力地抓住了黑山人在南山口之上六百英尺處的雪坡上固定的繩索。風暴使我漸漸清醒起來了。我意識到自己在最關鍵的時候通過了最複雜的地形。

　　我繼續在風暴中向下移動。幾分鐘之後，我開始感到一種熟悉而可怕的窒息感。我意識到我的氧氣又用完了。三小時之前，當我把第三瓶也是最後一瓶氧氣接到調節器上時，我就已經從計量表上看到那一瓶只有一半氧氣。當時我並不懷疑這半瓶氣體可以支撐到下山，因此也就沒有刻意去換一瓶滿滿的氧氣。而現在，氧氣已經全沒有了！

　　我把面罩取下來，掛在脖子上，奮力向前挪動。我竟出乎意料地平靜。然而，沒有了氧氣補充，我的步履更緩慢，而且不得不頻頻地坐下來休息。

　　在關於珠穆朗瑪峰的文學作品中，對由缺氧和疲憊而引起的幻覺的描寫非常盛行。一九三三年，著名的登山者富蘭克．斯邁思在海拔二萬二千英尺的地方發現在他的頭頂之上有「兩樣外形古怪的東西在天空中飄動」，「一個看起來矮胖的，有一雙發育不良的翅膀；另一個則是一塊突起物，使人聯想到鉤狀的鳥嘴。它們一動不動，但又像在緩慢地顫抖。」一九八〇年，萊茵霍爾德．梅斯內在一次獨自攀登中感覺到身邊有一位隱行的夥伴。慢慢地，我意識到我的思維也進入了類似的瘋狂狀態。我對現實的逃避混合著恐怖和被外界吸引的成分。

　　現在，我由於極度的疲勞而感到自己與身體的分離。我彷彿是從上面幾英尺的地方看著自己下山。我想像著我穿了一件綠色的羊毛衫。儘管狂風中溫度已達華氏零下二十度，但我還是感到一股奇妙的讓人躁動不安的暖流。

　　十八點三十分時，當最後一道光線從天空中消失的時候，我已下降到距四號營地垂直高度為二百英尺以內的地方。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只有一道障礙了：在沒有繩索的狀態下穿過一段像玻璃一樣堅固的冰坡。陣陣巨風夾雜著雪珠撞擊著我的臉部，每一塊裸露的肌肉都被凍僵了。與我水平距離不到六百五十英尺遠的帳篷只能在乳白色天空中若隱若現。任何錯誤都是不能容忍的。由於擔心出現關鍵性的失誤，在開始繼續下山前，我坐下來休息。

　　然而一旦我坐了下來，惰性就一下子冒了出來。坐下來休息比鼓起對付冰坡的勇氣容易得多。我就坐在那裡，任風雪在身邊咆哮。我讓思緒馳騁。就這樣，我無所事事地過了大約二十分鐘。

　　我緊了緊帽子的繫繩，只讓眼睛露出一條縫來。然後，我從下巴下面將毫無用處的結冰的面罩摘了下來。這時，安迪．哈里斯突然在我身邊的黑暗中出現了。我用帽燈朝他的方向照去。當我看到他那張可怕的臉時，我不由得倒退了幾步。他的臉頰凍上了一層冰，一隻眼睛已凍得睜不開了，發音也含混不清。他的狀況看起來很糟。「從哪裡能到達帳篷？」安迪突然開口問道。顯然，他急於回到掩蔽所。

　　我指了指四號營地的方向，然後告訴他警惕下面的冰地。「它比看上去的要陡峭得多！」我在暴風雪中竭力地大聲喊道，「也許我該先下去，然後從營地取根繩子……」可還沒等我說完，安迪突然轉身向冰坡邊緣挪去，拋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坐在原地。

　　他從最陡峭的地段開始向下滑動。「安迪，」我在他身後大聲喊道：「你瘋了嗎？這樣肯定不行！」他回頭喊了些什麼，但他的話被暴風吹得支離破碎。一秒鐘以後，他一個失手，突然頭朝下沿冰面滑了下去。

　　我料想在下面二百英尺的地方，安迪一定會一動不動地跌倒在斜坡腳下。我確信他至少摔壞了一條腿，或許還有脖子。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居然站了起來，還揮揮手示意他一切都好，然後蹣跚地走向五百英尺以外的四號營地。

　　我隱約看到帳篷外有三四個人影。他們頭上的燈光在風雪裡閃爍著。我看到哈里斯正穿過一塊不足十分鐘路程的平地走向他們。過了一會兒，當雲層阻擋了我的視線之時，他離帳篷已不到六十英尺了，或許更近些。後來我再也沒看見他，但我確信他安全到達了營地。在那裡，楚墩和阿里塔正煮著熱茶等待著他。然而對於我來說，這段冰坡仍是我與營地的最後一道障礙。我仍舊坐在暴風雪中。冰坡依舊阻擋在我和帳篷之間。我感到嫉妒，並由於沒有嚮導等待我而感到氣憤。

　　我的背包裡有至少三個空氧氣罐和一品脫凍了冰的檸檬汽水。這些東西的重量不會多於十六或十八磅。但我累極了。由於擔心會在下坡時摔折一條腿，我把背包從冰坡上扔了出去，並希望它能落在我可以找到的地方。然後，我站了起來，開始在這塊像保齡球面一樣光滑和堅硬的冰面上向下走去。

　　在七分鐘的艱難跋涉之後，我居然安全地站在了冰坡的腳下，並輕鬆地找到了我的背包。十分鐘以後，我已進入了自己的帳篷。我帶著登山鐵釘一頭撞進帳篷，拉緊門上的拉鏈，然後癱軟在鋪著冰霜的地面上。我第一次感覺到我是如此疲憊：從未感到過的疲憊。但我現在安全了。安迪也安全了。其他的人不久就會回到營地。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雖然有曲折，但最終一切都結束得那麼壯美。

　　許多小時以後我才得知一切並非都如人意──十九名登山者被暴風雪困在了山上。他們在為生存做著殊死的搏鬥。

第十五章　五月十日十三時二十五分

　　探險的危險常常具有許多隱蔽性。它只是偶爾出現，是與意志背道而馳的凶兆。這種捉摸不定的東西深深印入人的腦海和心田。意外的複雜性亦或是突然性帶著惡意的目的。無法控制的力量和旨在摧垮希望和恐懼、虛弱的痛苦及對休息的渴望，無拘無束地殘忍地向人們襲來：這意味著要粉碎、毀壞和消滅他所看到的、知道的、熱愛的、享受的亦或是憎恨的一切；一切無價的、不可缺少的東西──陽光、記憶、未來；這意味著用簡單而又令人震驚的剝奪生命的方式將整個寶貴的世界從他的視線之內一掃而光。

　　──約瑟夫．康拉德，摘自《吉姆老爺》

　　尼爾．貝德曼和馬丁．亞當斯，下午一時二十五分到達頂峰，當他們到達時，安迪．哈因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已經到達。而我已在八分鐘前離去。貝德曼認為其他成員不久就會出現，他照了幾張相，然後和布克瑞夫開著玩笑，坐下來等待。在一時四十五分，克利夫．舍恩寧爬上最後的斜坡。他拿出一張妻子和孩子的合影，熱淚盈眶地慶祝他到達了世界屋脊。

　　從山頂望去，峰脊上的一塊隆起擋住了觀望來路的視線。到規定返回的時間下午二點鐘時，仍不見費希爾和其他顧客的影子。貝德曼開始擔心起來。

　　三十六歲的貝德曼是訓練有素的航空工程師。他是位深受其他隊員及霍爾隊伍喜愛的安靜、體貼和有著強烈責任心的嚮導。貝德曼也是山上最強壯的登山者之一。二年以前，他和他的好友布克瑞夫以接近紀錄的時間共同攀登了馬卡魯山。他們當時沒有使用氧氣，也沒有借助夏爾巴人的幫助。他於一九九二年在喬戈里峰首次見到費希爾和霍爾。他的能力和和藹可親的性格給兩人都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因為貝德曼的高山經歷非常有限（馬卡魯峰是他攀登過的最主要的喜瑪拉雅山峰），他在瘋狂山峰的嚮導等級排位中，位於費希爾和布克瑞夫之下。他的報酬也反映了他的中級地位：他同意以一萬美元為報酬嚮導珠峰，而費希爾付給布克瑞夫的卻是二萬五千美元。

　　生性敏感的貝德曼對他在探險隊裡的位置十分清楚。「我無疑被認為是第三位嚮導，」他事後坦言，「所以我盡量不多管閒事。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我在應該發表意見時卻保持了沉默。現在我為這點自責。」

　　貝德曼說，按照費希爾的鬆散的登峰計劃，洛桑江布應當攜無線電對講機和兩盤繩索在隊伍前面固定繩索；而都沒有配備無線電對講機的布克瑞夫和貝德曼應當依據顧客行進的速度而在中間或靠前的地方，帶著無線電對講機的斯科特進行「掃尾」。在羅布的建議下，我們將返回時間定為下午二點，任何在二點鐘仍未接近峰頂的人都要掉頭下山。

　　「斯科特負責讓顧客掉頭，」貝德曼解釋說，「我們討論過此事。我告訴他作為第三位嚮導，讓我告訴那些付了六萬五千美元的顧客下山會令我感到不適。斯科特同意這將是他的責任。但不知何故，他並沒有做到這點。」事實上，在下午二點鐘以前到達峰頂的只有我、布克瑞夫、哈里斯、貝德曼、亞當斯和舍恩寧。如果費希爾和霍爾堅持他們的預訂原則，那麼其餘的人都應在到達峰頂前返回。

　　儘管貝德曼對時間的消逝漸感焦慮，但由於他沒有無線電對講機裝備，所以無法和費希爾討論當時的情況。而配有無線電對講機的江布當時還在視線外很遠的地方。那天清晨，當貝德曼在平臺碰到正從兩膝間向雪地上嘔吐的江布時，他拿走了夏爾巴人的兩盤繩索並將之固定在陡峭的岩石上。後來他感嘆說：「我竟沒有想到連他的無線電對講機一起拿過來。」

　　貝德曼回憶道：「結果是我在山頂坐了很長一段時間，邊看手錶邊等待斯科特出現。我想到了下山──但我每次站起身來，總有我們的顧客出現在山脊的頂部，所以我只好退回去等待他們。」

　　桑迪．皮特曼在下午二時十分出現在最後一個隆起上。她比夏洛特．福克斯、洛桑江布、蒂姆．馬德森和萊尼．甘默爾蓋德稍早一些。然而皮特曼移動得非常緩慢。在臨近山頂時，她突然跪在了雪地上。當江布趕上去幫助她時，他發現她的第三瓶氧氣已經用完了。清晨，當江布開始用短繩繫住皮特曼時，他將她的氧氣調到了最高速度，即每分鐘四升。她很快用完了氧氣。幸運的是，不使用氧氣的江布在背包裡還裝了一瓶備用氧氣。他將皮特曼的面罩和調節器連上新的氧氣瓶，然後他們爬上通往山頂的最後幾米路，加入到慶祝的隊伍中。

　　羅布．霍爾、麥克．格魯姆和南比大約在此時也趕到山頂。霍爾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向大本營的海倫．威爾頓發出好消息。「羅布說上面寒冷並且有風，」威爾頓回憶道，「但他聽起來還不錯。他說：『道格正向視線內走來；等他到達後，我就下去……，如果你再沒有聽到我的消息，說明一切正常。』」這之後，威爾頓將這一消息告知了位於紐西蘭的探險諮詢公司的辦公室，緊接著，宣布探險隊勝利登臨峰頂的傳真影像，雪片般飛往世界各地。

　　然而道格．漢森以及費希爾當時並沒有像霍爾所認為的那樣臨近山頂。費希爾要到三時四十分才能到達山頂，而漢森則要等到下午四時。

　　五月九日星期四，即攀登峰頂的前一天下午，當我們所有的人都已從三號營地攀登到四號營地，費希爾卻在下午五點以後才到達南山口的營地。當他最終到達時，雖然他極力掩飾身體的虛弱，但看上去還是很疲乏。「那天晚上，」與費希爾同住一個帳篷的夏洛特．福克斯回憶道，「我無法想像，斯科特可能生病了。他像賽前的足球教練讓每個人做好心理準備。」

　　事實上，數週以來的壓力使費希爾身心疲憊。雖然他具有非凡的能量儲備，但他已浪費了這些儲備。在他到達四號營地時，這些儲備已被消耗掉了。「斯科特是個強人，」布克瑞夫事後說道，「但在向頂峰衝刺之前他已很疲憊了。他遇到了許多問題，花費了太多精力。擔心、擔心、擔心、擔心。斯科特很緊張，但他深藏不露。」

　　事實上，費希爾還向所有的人隱瞞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可能在攀登山頂那天在真正意義上病倒了。一九八四年，在前往尼泊爾的安納布爾納山的探險中，他染上了一種神祕的疾病，而這種疾病後來變成了慢性肝病。他在過去幾年中曾就診於無數醫生並做了大量檢查，但始終沒有得到肯定的診斷。費希爾簡單地將他的病稱為肝囊腫，並很少向人提及此事。他努力裝出若無其事的姿態。不管這是什麼病，為數不多的知情者之一簡．布羅米特說：「雖然不是瘧疾，但它的症狀卻類似瘧疾。他會突然大汗淋漓並且顫抖不止。病情發作時他體力不支，但通常只持續十至二十分鐘，然後症狀消失。在西雅圖，他每週發作一次，但當他受到壓力時，發作的次數就增多。在大本營時，他的發病次數增多──隔一天一次，有時每天一次。」

　　他從未提到費希爾是否在四號營地或更高的地方發作過此病。福克斯說，他在星期四晚上爬入帳篷後不久，「斯科特好像處於昏迷狀態，沉沉地睡了二個小時。」當他在下午四點醒來時，他的準備工作進行得很緩慢；並且在他的最後一名顧客、嚮導和夏爾巴人出發前往山頂之後還在帳篷裡待了很久。

　　至今尚不清楚費希爾幾時離開了四號營地；也許晚至五月十日星期五凌晨一點。在攀登頂峰那天，他大部分時間都被甩在所有人的後面。他直到下午一點才到達南峰頂。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下午二時四十五分的下山路上，當時我和安迪在希拉里臺階上等待人群散開。費希爾是繩索上的最後一名登山者。他看上去異常疲憊。

　　在我們互致問候後，他對站在希拉里臺階上面等待下山的我、馬丁．亞當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說道：「嗨，馬丁，」費希爾在他的氧氣罩後面開著玩笑，盡量裝出輕鬆的口氣，「你能登上珠峰頂嗎？」

　　「嗨，斯科特，」亞當斯回答道，由於沒有得到費希爾的祝賀而聽上去有些惱怒，「我剛剛到過山頂。」後來，費希爾和布克瑞夫說了幾句話。如亞當斯所記憶的那樣，布克瑞夫告訴費希爾：「我和馬丁下山去。」然後費希爾向著山頂的方向緩慢移去，而我、哈里斯、布克瑞夫和亞當斯開始在石階上用繩索下山。沒有人提及費希爾精疲力竭的外表。無人想到他會遇到麻煩。

　　星期五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費希爾仍沒有到達山頂。貝德曼說：「我決定即使費希爾還未出現，也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他召集起皮特曼、甘默爾蓋德、福克斯和馬德森，然後帶領他們沿峰脊下山。二十分鐘後，在希拉里臺階之上，他們碰到了費希爾。「我實際上沒和他講話，」貝德曼回憶說，「他只是舉了舉手，看起來很吃力，但他是斯科特，所以我不怎麼擔心。我想他會到達山頂，然後很快趕上我們，幫助我將顧客送下山。」

　　貝德曼當時最擔心的是皮特曼。當時每個人都很狼狽，但皮特曼顯得尤其糟糕。我想如果我不盯緊她，她很有可能滾下山脊。所以我必須保證她夾牢了固定繩索，在沒有繩索的地方，我從後面抓緊她的衣服直到她能夾住下一段繩索。她是那麼的精疲力竭。我不敢肯定她是否知道我的存在。

　　當登山者在南峰頂下面不遠的地方遭遇濃雲和飛雪時，皮特曼又一次倒下了，並請求福克斯給她注射強勁的類固醇藥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可以暫時緩解高海拔造成的不良影響。費希爾的每一名隊員都在羽絨服裡揣了一支裝有藥液的注射器。注射器裝在塑膠牙刷套裡，不會凍冰，以備急用。「我將桑迪的褲子拉下一點，」福克斯回憶道，「然後將針隔著她的長長的內褲和所有的東西扎入她的屁股。」正在南峰頂清點氧氣瓶的貝德曼看到了福克斯正將注射器推入臉朝積雪伸展開的皮特曼。「當我走下隆起，看到桑迪躺在那裡，福克斯手裡拿著注射器跨立在她上面，我想：『噢，他媽的，這看起來太糟了。』所以我問桑迪怎麼回事，她嘴裡傳出一連串含混不清的囈語。」極度焦慮的貝德曼命令甘默爾蓋德將他的整瓶氧氣與皮特曼即將用完的氧氣瓶交換，並將流速調到最大。然後他抓住處於半昏迷狀態的皮特曼的安全帶，拖著她在陡峭的東南脊上向下攀登。「每次我讓她滑落時，」他解釋說，「我總要在她前面先滑降。我每隔五十米停下來，用手抓住繩索，用我的身體做支撐以擋住她的滑落。桑迪第一次滾向我的時候，她的登山鐵釘劃破了我的羽絨服。羽毛到處飛舞。」讓大家感到欣慰的是，二十分鐘後，針劑和氧氣使皮特曼復蘇過來，她又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下山了。

　　下午五點鐘左右，當貝德曼帶領他的顧客沿峰脊下行時，麥克．格魯姆和南比到達了位於他們下面五百英尺的平臺。從這個位於海拔二萬二千六百英尺的隆起開始，路線脫離了山脊而向南面的四號營地轉去。然而當格魯姆向另一個方向即山脊的北面望去時，他透過翻飛的雪花和忽明忽暗的燈光看到一位獨行者已遠遠偏離了路線：馬丁．亞當斯在暴風雪中迷失了方向，正錯誤地沿著通往西藏的江順冰面方向下行。

　　當亞當斯看到格魯姆和南比在他上面以後，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緩慢地向平臺移動。「馬丁趕到我和南比處的時候已精疲力盡了，」格魯姆回憶道，「他的氧氣罩掉了下來，他的臉被雪包住了。他問：『哪兒是通往帳篷的路？』」格魯姆指了指，亞當斯立刻沿著山脊的正確一面下山去了，踩著我大約十分鐘前留下的腳印。

　　當格魯姆等待亞當斯爬回山脊時，他讓南比繼續下山，自己忙亂地尋找著上山時丟失的相機盒子。當他向四周張望時，他第一次看到平臺上還有另外一個人。「因為他被積雪偽裝起來了。我把他當成了費希爾的隊員而沒有理會他。然而這個人站在我面前說：『嗨，麥克！』我意識到這是貝克。」

　　格魯姆看到貝克時感到十分驚喜。他掏出繩索，用短繩繫著這名德克薩斯人沿南山口下行。「貝克的視力瞎得一塌糊塗，」格魯姆回憶道，「每隔十英尺他就會踩空，而我不得不用繩子將他套牢。許多次我都擔心他會將我一同拖下山去。這真令人傷腦筋。我必須保證將冰鎬繫牢。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時時刻刻將冰鎬插入堅固的東西。」

　　沿著我在十五至二十分鐘前留下的足跡，貝德曼和費希爾的其他顧客一個接一個地通過了漸漸猛烈的暴風雪。亞當斯在我之後、其他人之前，然後是南比、格魯姆和韋瑟斯；舍恩寧和甘默爾蓋德、貝德曼，最後是皮特曼、福克斯和馬德森。

　　在南山口以上五百英尺的地方，相對緩和的雪坡取代了陡峭的頁岩。南比的氧氣用完了。這個小巧的日本女人坐下來拒絕前進。「當我試圖將她的氧氣罩取下以使她呼吸更容易時，」格魯姆說，「她立刻將氧氣罩戴回。我無法使她相信氧氣用完後，氧氣罩實際上可使她窒息。當時貝克已虛弱得不能自己行走了，我必須用肩膀支撐著他。幸好當時尼爾趕上了我們。」當貝德曼看到格魯姆在幫助韋瑟斯，他開始拖著南比向四號營地走去，雖然南比並不是費希爾的隊員。

　　大約下午六時四十五分，天色全部黑了下來。貝德曼、格魯姆和他們的顧客及二名在風暴中遲遲才得以現形的費希爾的夏爾巴人合併成了一支隊伍。雖然他們移動得很緩慢，但還是進入了距四號營地垂直距離為二百英尺的地方。當時我剛剛到達營地，大約比貝德曼一組的第一名早到了十五分鐘。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裡，暴風雪突然發展成強勁的暴風，能見度降至二十英尺以下。

　　為了避免在冰面上墜落，貝德曼帶領他的小隊走上了一條向東迂迴的間接路徑，因為那裡的坡度較為緩和。在七時三十分，他們安全到達了一片開闊地。然而到那時為止，只有三至四人的帽燈還有電池，而每個人都已接近了身體崩潰的邊緣。福克斯越來越依靠馬德森的幫助，而韋瑟斯和南比沒有格魯姆和貝德曼的支持已無力行動。

　　貝德曼知道他們是在山口東面的中國西藏一邊，而帳篷在西側。但要沿那個方向移動，他們必須頂風進入暴風雪的虎口。風吹起的冰粒和雪粒猛烈地抽打著登山者的臉部，劃破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無法看清前進的方向。「太困難也太痛苦了，」舍恩寧回憶說，「我們必須逃離風口，轉向左邊，這也正是我們出錯的地方。」

　　「有一段時間你連自己的腳也看不清，風刮得這樣猛烈，」他繼續說，「我擔心有人會坐下，或者與隊伍分開，這樣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但當我們到達了山口的平地時，我們開始跟隨夏爾巴人。我想他們知道營地的位置。後來他們突然停了下來，並快步向回走，很明顯他們也不清楚我們的位置。那一刻，我的靈魂深處感到一種不安。那時我第一次感到我們陷入了困境。」

　　在接下來的二小時內，貝德曼、格魯姆、兩名夏爾巴人和七名顧客在風雪中茫然地蹣跚著，變得更加疲憊和寒冷。他們希望能撞上營地。他們一度看到了兩個廢棄的氧氣瓶，這預示著他們已接近帳篷，但登山者仍無法確定他們的方位。「簡直就是一團糟，」貝德曼說，「人們四處遊蕩，我向每個人呼喊，以使他們聽從同一個指揮。最後，在大約晚上十點鐘的時候，我走過這個小小的隆起，感覺像是站在了地球的邊緣。我可以感到前面是廣闊的空間。」

　　隊伍無意識地迷失在山口的最東面邊緣，也就是江順冰面上向下七千英尺的地方。他們當時位於與四號營地同樣高的位置，距安全地帶的水平距離僅有一千英尺。但貝德曼說：「我知道如果我們繼續在風雪中遊蕩，我們很快就會失去某人。我已無力再拖著南比了。夏洛特和桑迪幾乎不能站立。所以我向每個人呼喊，讓他們原地蜷縮起來，等待暴風雪的停息。」

　　貝德曼和舍恩寧欲尋找一處避風的地方，但沒有找到。每個人的氧氣在很早以前就用完了，這使得整支小隊更禁不住冷風的襲擊。氣溫降至華氏零下一百度。在一塊不及洗碗機大的石頭的遮蔽下；登山者們可憐地在被風吹洗得光禿禿的平地上蹲成了一排。「寒冷幾乎要了我的命，」夏洛特．福克斯說，「我的眼睛凍上了。我不知道怎樣能活著逃出去。寒冷是如此讓人痛苦，我不相信自己還能忍耐下去。我只是蜷縮成一團，希望死亡快快降臨。」

　　「我們試圖用拳頭相互擊打來保持體溫，」韋瑟斯回憶說，「有人向我們喊：要不斷移動胳膊和腿。桑迪變得歇斯底里，她不斷地吼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但其他人都沒有出聲。」

　　在向西三百碼的地方，我正在帳篷裡失控地抖動著──雖然我已鑽入睡袋並穿上了羽絨服和我所有的衣服。暴風險些將帳篷撕碎。每次帳篷門被打開的時候，帳篷內就充滿了被吹進的雪沫。帳篷裡的每一件東西都被一英寸的雪覆蓋著。我由於疲憊、脫水和持續的缺氧而變得神志不清，完全忽略了暴風雪中正在上演的悲劇。

　　晚上的早些時候，與我同住一個帳篷的斯徒爾特．哈欽森進來將我搖醒，他問我是否能和他一起敲擊盆子和向天空中打光束以便引導迷失的登山者。但我實在太虛弱了，語無倫次地回答了他。在下午二點到達營地的哈欽森此時要比我的狀況好得多。他接著又到其他帳篷裡呼叫顧客和夏爾巴人。每個人都是極度寒冷和疲憊，所以斯徒爾特最後還是獨自進入了暴風雪中。

　　那晚，他六次離開帳篷尋找失蹤的登山者。但猛烈的風暴使他不敢超出離營地邊緣幾碼的地方。「風太強了，」他強調說，「被吹起的雪沫好像是從噴沙器裡噴出來的。我只能走出十五分鐘，然後就因為太冷而不得不返回帳篷。」

　　當登山者們蹲踞在山口的東邊緣時，貝德曼告誡自己要對風暴停息的跡象保持警戒。在午夜之前，他的這份警覺得到了回報。他突然注意到頭上出現了幾顆星星並招呼其他人向上看。風仍在地面上猛烈地抽打，但遠處的天空卻開始變晴，顯現出珠穆朗瑪峰和霍澤峰的粗大輪廓。憑藉這幾個參照點，克利夫．舍恩寧認為他已推斷出這支小隊距四號營地的位置。在與貝德曼進行了一場喊話之後，他說服了嚮導，使他們相信他知道通往帳篷的路。貝德曼試圖誘勸每個人站起來，沿舍恩寧指示的方向前進，但皮特曼、福克斯、韋瑟斯和南比虛弱得無力行走了。當時對嚮導們來講，有一件事情是一目瞭然的：如果這裡沒有人到達營地去搬救兵，那麼大家都要在這裡送命。所以貝德曼召集起還能行走的人，然後他和舍恩寧、甘默爾蓋德、格魯姆和兩名夏爾巴人磕磕絆絆地走入風暴中去尋求救助。他們將四名無力行動的顧客交給了蒂姆．馬德森。為了不拋下女友福克斯，馬德森無私地提出留下來照看每個人直至救援趕到。

　　二十分鐘以後，貝德曼領導的小分隊一瘸一拐地撞進了營地。他們與憂心忡忡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激動地重逢了。幾乎失聲的舍恩寧和貝德曼告訴了俄羅斯人在哪兒可以找到五名仍待在露天裡的顧客，然後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各自的帳篷裡。

　　布克瑞夫早於費希爾的其他顧客幾小時下到了南山口。事實上，到下午五點以前，當他的隊友仍在海拔二萬八千英尺處的雲霧中奮力下行時，他已待在帳篷裡休息和飲茶了。有經驗的嚮導事後不免對他先於顧客如此長的距離下山提出質疑──這對嚮導來說是最不光彩的行為。一名費希爾的顧客對布克瑞夫充滿鄙夷之情。這位顧客堅持認為，在最緊要的關頭，嚮導卻「溜之大吉」了。

　　阿那托列在下午二點離開峰頂，然後很快捲入希拉里臺階處的交通阻塞。當人群散開之後，他沿西南脊迅速下行，沒有等待任何顧客──雖然他在臺階上對費希爾說他將陪馬丁．亞當斯下山。布克瑞夫因此在暴風雪尚未形成氣候之前就已到達了四號營地。

　　當我在登山結束之後詢問阿那托列為何在隊伍之前匆忙下山時，他遞給我幾天前他通過俄語翻譯接受《男人雜誌》採訪時的記錄。布克瑞夫告訴我他已讀過記錄並確認了它的準確性。我當場讀了記錄，很快就下山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他回答道：

　　「我（在山頂）待了大約一個小時……那裡非常冷，很顯然，這將消耗體力……我的處境是，如果我站在那裡邊挨凍邊等待將無濟於事。我更大的用處是返回四號營地，以便給返回的登山者帶去氧氣，或當有些人在下山途中變得虛弱時去幫助他們……如果你在那樣的高度靜止不動，你會在寒冷中失去體力，那樣你就什麼也做不了了。」

　　布克瑞夫對寒冷的不耐受性由於沒有使用氧氣而大大地加重了；在沒有氧氣的狀態下，他無法停下來在峰脊上等待較慢的顧客而不受到凍瘡和體溫下降的危險。總之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他在隊伍之前趕下山去──這實際是他在整個攀登過程中採用的方式。這一點在費希爾最後從大本營傳往西雅圖的信件和電話中記錄得非常清楚。

　　當我質問阿那托列在峰脊離開他的顧客們的動機時，他堅持說是為了隊伍的利益：「我在南山口暖和一下並準備在顧客的氧氣用完時給他們帶去更多氧氣。」事實上，在天黑後不久，在貝德曼的小隊沒能返回而暴風雪演變成暴風時，布克瑞夫意識到他們必定遇到了麻煩，而做出了給他們送氧氣的勇敢決定。但他的計劃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因為他和貝德曼都沒有無線電對講機，阿那托列無法知道迷失的登山者的真正處境，甚至也無法知道在茫茫的山峰上到哪裡可以找到他們。

　　然而布克瑞夫還是在晚上七時三十分離開四號營地開始尋找迷失的小隊。他對當時的情景回憶道：「能見度大概只有一米。所有的東西都消失了。我有一盞燈，我開始使用氧氣以加快上升的速度。我帶了三瓶氧氣。我盡量走得快些，但看不見前方……就像是失去了雙眼，失去了看的能力，也不可能看到。這非常危險，因為這樣有可能掉入裂縫，掉入垂直三千米深的霍澤峰南側。我努力向上，但因為天黑，我無法找到固定繩索。」在山口以上幾英尺的地方，布克瑞夫意識到他的努力毫無價值，後來他返回帳篷。他承認他自己險些迷了路。無論如何，他放棄營救還是正確的，因為當時他的隊友們已不在布克瑞夫所前往的山頂──在他放棄搜尋的時候，貝德曼的小隊實際上正在低於俄羅斯人六百英尺的地方遊蕩。

　　當他在晚上九點鐘返回四號營地時，布克瑞夫為失蹤的十九名登山者感到擔心。但由於不知道他們的位置，他除了消磨時間以外別無辦法。然後在凌晨十二時的時候，貝德曼、格魯姆、舍恩寧和甘默爾蓋德跌跌撞撞地進入了營地。「克利夫和尼爾已全無力氣，幾乎說不出話，」布克瑞夫回憶道，「他們告訴我夏洛特、桑迪和吉姆需要幫助。桑迪快死了。然後他們給了我可以找到他們的大致方位。」

　　當聽到迷失者到達時，斯徒爾特跑出來幫助格魯姆。「我將麥克扶入他的帳篷，」哈欽森回憶道，「他非常、非常疲憊。他還可以清楚地交談，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像垂死的人的最後留言。『你必須找幾名夏爾巴人！』他告訴我，『讓他們去救貝克和南比。』然後他向關口的江順方向指了指。」

　　然而哈欽森組織救援隊伍的努力最終還是徒勞。霍爾隊伍裡的兩名未隨隊攀登峰頂的夏爾巴人崇德姆和阿瑞塔本來是儲備在四號營地專為應付類似緊急情況的，但他們在通風不好的帳篷裡做飯而煤氣中毒了。崇德姆中毒後在吐血。而我們隊的其他四名夏爾巴人也因為寒冷和體力消耗太大而未成行。

　　在攀登結束以後，我問哈欽森為什麼在知道失蹤隊員的下落後沒有叫醒福蘭克．菲施貝克、洛．卡西希克或者是約翰．塔斯基，或者第二次將我喚醒，以便借助我們的力量幫他進行救助工作。「很顯然你們大家都很疲憊，我甚至沒有考慮讓你們幫忙。你們都已超過了疲勞的極限，讓你們幫助只能使事態變得更糟──你們到那兒以後，還要有人來救你們。」結果是斯徒爾特獨自進入了暴風雪，但他又一次在營地的邊線返回了。因為他擔心如果他走得太遠，他將找不到歸路。

　　在同一時刻，布克瑞夫也在組織救援的隊伍。但他沒有與哈欽森連繫，也沒有來我的帳篷，所以哈欽森和布克瑞夫沒有協調起來，而我對任何一項救援計劃都一無所知。最後布克瑞夫和哈欽森一樣發現他所叫醒的每一個人都因為疾病、疲憊和害怕而不能給予任何幫助。俄羅斯人決定自己去營救小分隊。他勇敢地投入到暴風當中，他在山口搜索了將近一小時，但沒有找到任何人。

　　布克瑞夫沒有放棄。他返回營地，從貝德曼和舍恩寧那裡得到更確切的方位，然後再一次闖入風雪中。這一次他看到了馬德森微弱的帽燈光亮而確定了失蹤者的方位。「他們躺在冰雪上，一動不動，」布克瑞夫說，「他們不能說話。馬德森依舊神志清醒而且能照顧自己，但皮特曼、福克斯和韋瑟斯已無法自理，南比看上去好像死了。」

　　在貝德曼和其他人離開擠在一起的人群去尋找救援後，馬德森將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並敦促每個人不停地移動以保持體溫。「我將南比放在貝克的大腿上，」馬德森回憶道，「但他當時反應太遲鈍了，南比根本就沒有活動。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她平躺在雪地上，積雪塞滿了她的帽子。她不知怎麼丟掉了一隻手套──她的右手裸露著，她的手指緊緊地蜷縮在一起，你無法將其展開。看起來她的骨頭已被凍死了。」

　　「我想她已經死了，」馬德森繼續說道，「但過了一會兒，她突然動了一下，嚇了我一跳：她輕輕地擺了一下脖子，好像要坐起來，她的右臂稍稍抬起，但再沒有下文。南比躺了回去就再也沒有動過。」

　　當布克瑞夫找到這支小隊的時候，他清醒地認識到他每次只能帶走一名攀登者。他和馬德森將他攜帶的氧氣瓶與皮特曼的氧氣罩連了起來。然後布克瑞夫向馬德森說明他將盡快返回，接著就開始幫助福克斯向帳篷的方向移去。「他們走了以後，」馬德森說，「貝克躺在那裡像死了一樣，幾乎不怎麼活動。桑迪蜷縮在我的大腿上，也不怎麼活動。我衝她大喊：『揮動你的手！讓我看看你的手！』當她坐起來把手伸出來後，我看到她沒有帶手套──手套從她的手腕處耷拉下來。

　　「所以我盡量將她的手塞回（手套）裡，這時貝克突然喃喃說：『嗨，我都想通了。』然後他滾動了一小段距離，蹲在一塊大石頭上，雙臂向兩側打開，迎風而立。一秒鐘後，一陣狂風吹來，他向後翻到了我的帽燈無法照到的夜色中。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

　　「布克瑞夫在那之後不久返回，他抓住桑迪，我收拾好東西，尾隨其後，盡量跟隨托利和桑迪的帽燈。當時我認為南比已經死了，而貝克失蹤了。」當他們最後到達營地時已是凌晨四時三十分。東方地平線上的天空已開始發亮。當從馬德森那裡聽說南比未能生還時，貝德曼在他的帳篷裡痛不欲生地哭了四十五分鐘。

第十六章　五月十一日六時

　　我不相信總結，任何穿越了時間的總結，任何自稱能支配自己回憶的總結。我認為，自稱可以理解的人顯然很冷靜；自稱帶著一種平靜的心情而寫作的人是傻瓜和騙子。理解意味著震撼。回憶就是重臨其境，再次被撕裂……，我羨慕在重大事件前讓人跪下雙膝的權威。

　　──哈羅德．布洛德基，摘自《操縱》

　　斯徒爾特．哈欽森終於在五月十一日凌晨六時把我搖醒了。他憂鬱地對我說：「安迪不在自己的帳篷裡，也不在別人的帳篷裡。我想他根本就沒回來。」

　　「赫羅德失蹤了？」我問道，「不可能。我親眼看見他走到帳篷邊的。」我感到既震驚又迷惑。我穿上靴子趕緊去找哈里斯。風依然猛烈，好幾次差點兒把我吹倒，但此時已是明亮而晴朗的黎明了，能見度極佳。我在大峽谷的整個西半邊搜尋了一個多小時，仔細查看岩石背面，輕戳著久被棄用的破爛帳篷，但沒發現哈里斯的蹤跡。腎上腺素洶湧地穿過我的血管。眼淚充盈了我的眼睛，很快就使我的眼皮凍上了。安迪怎麼會走了呢？這絕不可能。

　　我找到哈里斯滑到大峽谷上的地方，然後非常仔細地沿著他走向營地的路線前行。這條路線沿著一條開闊的。幾乎是平坦的冰谷伸展開來。在我當烏雲下沉之際最後看到他的地方有一個很急的左拐彎，哈里斯從這兒再走四五十英尺的坡路就能走到帳篷了。

　　但我意識到，要是他沒有左拐而是繼續往前向冰谷走去的話──在暴風雪中，即使並非精疲力竭亦或因為高原症而昏昏沉沉，也很容易這麼走的──那麼他很快就會走到大峽谷最西部的邊緣。那下面，霍澤峰陡峭的灰色冰崖垂直墜落四千英尺，一直到西谷的底部。站在那裡，我不敢再靠近懸崖的邊緣。我看到一串淡淡的登山靴鞋底釘劃出的印痕從我身邊經過朝深淵而去。我害怕這些痕跡是安迪．哈里斯留下的。

　　昨天晚上，當我進入帳篷後，我還對哈欽森說我看見哈里斯安全抵達帳篷。哈欽森把這條消息用無線電對講機報告給大本營，這條消息又從大本營經衛星電話傳遞給遠在紐西蘭的那位分享哈里斯生活的女人──菲奧那．麥克弗森。當她得知哈里斯安全到達四號營地時肯定是如釋重負。可是現在，霍爾的妻子要做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打電話通知麥克弗森出現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安迪實際上失蹤了，而且被推斷為死亡。想到這樣的電話交談以及在導致他死亡過程中我所起的作用，我跪倒在地上，一口接一口地嘔吐起來，任憑冰冷的寒風吹打著我的後背。

　　經過六十分鐘的搜尋，我沒有找到安迪。我及時趕回自己的帳篷，正好聽到大本營與羅布．霍爾間的無線電對講機通話。我知道霍爾正在頂峰的邊上在向大本營求助。哈欽森後來告訴我，貝克和南比都遇難了，斯科特．費希爾不知在頂峰的什麼地方失蹤了。在這以後不久，我們電臺的電池沒電了，切斷了我們同外界的連繫。由於害怕他們和我們失去連繫，位於二號營地的ＩＭＡＸ隊隊員就呼叫南非登山隊，他們的帳篷也在大峽谷上，距我們僅數碼之遙。與我相識二十年的ＩＭＡＸ隊的隊長大衛．布里歇爾斯報告說：「我們知道南非隊有臺大功率的電臺正在工作中，所以就讓該隊一位留在二號營地的隊員呼叫位於南峽谷的伍德爾說：『注意，緊急情況。上面的人正在死亡邊緣。我們需要和霍爾隊中的倖存者取得連繫，協調救援行動。請把你們的電臺借給喬恩．科萊考爾。』伍德爾說不行。雖然事關重大，一目瞭然，但他們不願捨棄自己的電臺。」

　　這次探險活動結束後不久，在為《戶外》雜誌撰寫文章的過程中，我採訪了盡可能多的霍爾和費希爾隊伍中登上頂峰的隊員──我和他們大多數人談了好幾次。馬丁．亞當斯由於不信任記者，故而對悲劇性的結局保持緘默，並且迴避我對他的採訪。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戶外》雜誌上那篇文章發表以後。

　　七月中旬，我終於在電話中聯繫上了亞當斯，他同意談一談。我一開始就請他回憶他所能記起的關於攀登頂峰的所有情況。他作為那天登山者中最為強壯的一個，一直處於登山人群的前部，在大部分的登山過程中他一直和我交替領先。他似乎有著非比尋常的可靠記憶，但令我尤為感興趣的是他對某件事情的敘述同我的一段經歷很相似。

　　他說，那天下午很晚的時候，他正準備從海拔二萬二千八百英尺的平臺下山時，仍然能看見我。大概在他前面十五分鐘的地方，但我比他下得更快些，他很快就看不見我了。他說：「等到再看見你時，天都快黑了，你正在穿越南峽谷平坦地帶，距離帳篷一百英尺的地方，我從你下身鮮豔的紅褲子認出是你。」

　　這以後不久，亞當斯下至那個位於陡峭冰坡上部的製造過很多麻煩的平直階地上，掉進了一個小冰縫中。他掙扎著爬出來，然後又掉入一個更深的冰縫中。他沉思著說：「躺在冰縫中，當時我就想，就死在這裡吧。過了一會兒，我最終還是爬出了那個冰縫。我爬出來後，臉上敷滿了雪，很快凍成了冰。這時我看見有人坐在冰上朝左邊滑下去了，他戴著帽燈，我就朝那個人的方向走去。此時天還未漆黑一片，但已黑得使我再也無法看見帳篷了。

　　「於是我走近那個笨蛋說：『嗨，帳篷在哪邊？』那個人，不管他是誰，用手指了指。我說：『嗯，跟我想的一樣。』然後，那個人說了句什麼『小心點兒，這兒的冰縫比看起來的要深。也許我們該到下面找繩子和冰鎬來。』我想：『去他的。我要離開這兒。』我剛走了二三步就被絆倒了，胸部貼著冰面頭朝下滑了下去。在下滑的過程中，好在我拿著的冰鎬的尖部掛住了什麼東西，把我的身體順了過來，然後我在谷底停了下來。我站起身來，跌跌撞撞地進了帳篷。這就是大致的情況。」

　　在亞當斯講述和那個不知名的登山者相遇然後摔到谷底的故事時，我的嘴有點兒發乾，腦後的頭髮突然直立起來。他講完後，我問道：「馬丁，你說你在那兒碰上的人會不會是我呢？」

　　「胡說，不會的，」他大笑起來，「我不知道那是誰，但肯定不會是你。」後來，我給他講了我碰上安迪的故事和這以後令人膽寒的巧合：我碰上哈里斯的同時，亞當斯碰上那個無名氏，並且在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和哈里斯之間發生的多數對話與亞當斯和那個無名氏的對話有著可怕的相似之處。而且，這以後亞當斯頭朝下滑下山谷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與我看到的哈里斯下滑的姿態是相同的。

　　又談了幾分鐘，亞當斯終於被說服了：「看來與我在山上對話的人就是你。」他恍然大悟地說，他認為在天黑前看見我穿過南峽谷的開闊地帶一定是將人搞錯了。「與你講話的人正是我。也就是說，他根本就不是安迪．哈里斯。噢！天哪，我看你需要對此做一些說明。」

　　我感到震驚。兩個月以來，我一直對人們說，哈里斯是從南山谷的邊上掉下去摔死的，可實際上那根本不是他。我的失誤大大地並且是毫無必要地加重了菲奧那．麥克弗森、安迪的父母、羅恩以及瑪麗．哈里斯、還有他的哥哥大衛．哈里斯和他的眾多朋友的痛苦。

　　安迪身材高大，足有六英尺多高，體重二百磅，說話帶有很強的紐西蘭口音；而馬丁至少比他矮六英寸，體重約一百三十磅，說話帶著濃重的德克薩斯的慵懶味。我怎麼會犯這麼一個低級的錯誤呢？我真的是盯著身邊陌生的臉，然後故意把他當作與我在過去的六個星期中朝夕相處的朋友嗎？如果安迪在登上峰頂後沒有回到四號營地，那麼，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到底去哪兒了？

第十七章　五月十日十五時四十分

　　我們的挫折當然是由於突如其來的惡劣天氣所致，它的到來好像並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起因。我想，人類從未經歷過我們曾經歷過的這樣一個月，但如果我們的第二個同伴、隊長奧茨沒有病倒，如果不是儲備的燃料不足，如果風暴沒有在距我們希望保存最後補給的那個倉庫只有十一英里的地方襲擊了我們的話，無論天氣如何，我們仍能堅持到底。惡運肯定難以比得上這最後一擊……我們冒著危險，我們知道要冒危險，所有的一切都將出來反對我們，因而我們也沒有理由去抱怨，只有聽從上帝的意志，我們仍決心盡全力堅持到底……如果我們能活下來，我該講述有關我的同伴們的堅強、忍耐和勇敢的故事，它將鼓舞每一個英國人的心靈。這些精練的記錄和我們的屍體必將講出這個故事。

　　──羅伯特．福爾肯．斯科特，摘自《斯科特最後的探險》

　　斯科特．費希爾大約在五月十日下午三時四十分登上頂峰。他看到他的朋友兼夏爾巴隊長洛桑江布正在等他。這個夏爾巴人從夾克下面取出電臺，和大本營的英格里德．亨特取得連繫，然後把對講機遞給費希爾。費希爾告訴位於下面海拔一萬一千四百英尺處的亨特說：「我們成功登頂。上帝，我累壞了。」幾分鐘後，「馬卡魯」和兩個夏爾巴人也到了，羅布．霍爾也在山頂，焦急地等著道格．漢森的出現。此時，翻滾的雲團正向頂峰的邊緣包圍過來，預示著災難的來臨。

　　據江布講，在費希爾待在山頂上的二三十分鐘時間裡，他不斷抱怨說他感覺不太好──這是那些天生堅強的嚮導幾乎從不會有的感覺。斯科特對我說：「我太累了。我病了，要吃些胃藥，」這個夏爾巴人回憶說，「我給他一杯茶，可他只喝了一點兒，只有半杯，我就對他說，斯科特，我們快些下山吧，於是我們就下來了。」

　　費希爾大約在下午三時五十五分開始下山。江布敘述說，雖然在整個下山過程中，斯科特一直在補氧，他的第三瓶氧氣在他離開山頂時還有四分之三多，但不知為什麼他摘下面罩不再用了。

　　費希爾離開頂峰後不久，「馬卡魯」和他帶領的夏爾巴人也離開了，他們只在峰頂停留了一二分鐘，然後就轉身開始了漫長的下山之旅。江布最後也下山了，只留下霍爾一個人在頂峰之上，幫助這位疲倦的隊員走完到達最高點的最後四十英尺。

　　江布開始下山後不久，大約在下午四時，漢森終於出現了。他痛苦而緩慢地爬過山脊上最後一段隆起。霍爾一看見漢森，就急忙下去接他。

　　此時距霍爾所規定的必須返回的時間已整整晚了二個小時。鑑於這位嚮導所具有的保守且極富教條的本性，他的許多同事都對這個偶然的判斷失誤感到難以理解。他們很奇怪，當這個美國登山者明顯地表現出力不從心的時候，霍爾為什麼不在更低的地方讓漢森返回呢？

　　一年前的同一天，霍爾曾於下午兩點多在南峰頂讓漢森折返下山。如此之近卻無法登頂對漢森來說是無法忍受的失望。他多次對我說，他一九九六年重返珠穆朗瑪峰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霍爾的鼓動。他說，羅布從紐西蘭給他打了「十幾次」電話，要求他再試一次。這一次，道格決心一定要登上峰頂。「我要完成這件事，然後退出，」三天前，他曾在二號營地對我說，「我不想再回到這兒來了。我的年齡越來越不適合這玩藝兒了。」

　　這樣推想並不是太牽強，因為霍爾以前說服漢森重返珠峰，他因而無法再次拒絕漢森登上峰頂。「在那樣高的山上，很難勸人折返下山，」蓋伊．科特警告說，這位紐西蘭嚮導曾於一九九二年和霍爾一起登臨珠峰。一九九五年漢森第一次嘗試登頂時是由他引導的，「如果隊員看見山峰近在咫尺並且執意要登上去，他們會公開對你表示蔑視，繼續向上攀登的。」正如資深的美國嚮導彼得．列夫在珠峰災難之後對《登山》雜誌所說：「我們以為人們掏錢是為了讓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但事實上，人們花錢是為了登上山頂。」

　　不管發生了什麼，霍爾在下午二點時沒有讓漢森折返下山，或者說，正因為這樣，下午四時他正好在峰頂下面碰上了他的隊員。據江布說，霍爾讓漢森的胳膊摟在他的脖子上說話。當江布看到漢森蹣跚的腳步，他將自己的下山時間推遲了一會兒，以保證道格和羅布兩個人能安全地通過頂峰下一段布滿了雪簷的危險區域。然而，由於急於想趕上已領先自己三十分鐘的費希爾，這個夏爾巴人馬上又繼續向山下走去，將漢森和霍爾留在了希拉里臺階的上面。就在江布在希拉里臺階下消失的時候，漢森顯然用盡了氧氣，一頭摔倒在地上。「他耗盡了全部的力量登上了頂峰，現在，他再也沒有力氣下山了。這和一九九五年發生在道格身上的情況非常相似，」愛德．韋斯特斯說道。他和科特一樣，在那一年也是霍爾隊的嚮導，「他上山的時候還不錯，可剛開始下山，他的精神和身體就挺不住了，成了一個木訥呆板的人，好像用盡了全部力量。」

　　在下午四時三十分和四時四十一分，霍爾通過無線電對講機說，他和漢森在頂峰山脊上遇到麻煩，急需氧氣。當時，南峰頂上有滿滿兩瓶氧氣在等著他們，如果霍爾知道的話，就會很快下山取了氧氣，然後再爬上去給漢森一個新氧氣瓶。但是，仍在氧氣隱藏處的安迪．哈里斯此時正經歷著缺氧症的折磨。當聽到這些無線電對講機通話時，他插了進去，錯誤地告訴霍爾──正如他以前告訴我和麥克．格魯姆的那樣──南峰頂的所有氧氣瓶都是空的。

　　格魯姆通過他的電臺聽到了哈里斯和霍爾之間的對話，此時他和南比正從東南山脊下山，快到平臺了。他試著呼叫霍爾糾正這個錯誤信息，告訴他在南峰頂仍有充滿氧氣的氧氣瓶在等著他們。但是，格魯姆解釋說：「我的電臺工作失常。我能夠接收許多呼叫，但我發送的信號別人根本聽不到。有幾次，我的呼叫被羅布接收到了，但當我正準備告訴他滿滿的氧氣瓶放在哪兒的時候，就被安迪突然打斷了，說在南峰頂沒有氧氣了。」

　　在無法確認是否有氧氣瓶可用的情況下，霍爾決定，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和漢森在一起，並且盡量在無氧氣的情況下把他的幾乎無助的隊友帶下山去。但是，當他們到達希拉里臺階時，霍爾無法將漢森帶下垂直的山崖，他們的進程不得不停滯下來。快到五點的時候，格魯姆終於成功地和霍爾取得了連繫，並告訴他，在南峰頂上還有氧氣瓶。十五分鐘後，江布從頂峰上下至南峰頂，遇上了哈里斯。據江布說，哈里斯此時一定是知道了至少還有兩個被隱藏起來的氧氣瓶是滿的，因為他曾懇求這位夏爾巴人幫他將維持生命的氧氣帶給在希拉里臺階的霍爾和漢森。江布回憶說：「安迪說他給我五百美元讓我把氧氣給羅布和道格兩人送上去。但我應該照顧好自己的登山隊。我要照顧斯科特。所以我對安迪說，『不，』我很快就下山去了。」

　　五時三十分，當江布離開南峰頂繼續下山時，正好看到哈里斯──他當時身體已非常虛弱，正拖著沉重的步伐向頂峰山脊攀登去幫助霍爾和漢森。這種英雄主義的行為讓哈里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

　　在幾百英尺的下方，斯科特．費希爾正努力從東南山脊往下走，身體越來越虛弱。在快到達海拔二萬八千四百英尺處的岩石臺階的地方，下山用的短繩順著山脊不停地亂轉。此時，精疲力竭的費希爾已無法應付複雜的繞繩工作，於是就屁股著地地直接滑落到附近的雪坡上。這個辦法比繞繩下降來得容易，可一旦他滑到了石階下面，就不得不再艱苦地向上爬三百三十英尺，橫穿深及膝蓋的雪層，才能重新找到出路。和貝德曼小組一起下山的蒂姆．馬德森此時碰巧正在平臺上向上看了一眼，發現費希爾正在橫穿深雪。馬德森後來回憶說：「他看起來非常疲憊，每走十步，就要坐下來歇一會兒，然後再走幾步，再休息。他移動的速度很慢很慢。但我看見江布在他的上方，正從山脊上爬下來，我想，『嗨，有江布照顧他，斯科特沒問題。』」

　　據江布的回憶，這位夏爾巴人大約下午六點在快到平臺的地方追上了費希爾：「斯科特沒有用氧氣，我把面具給他戴上。他說：『我病得很重，太厲害了，我下不去了。我真想跳下去。』這些話他說了許多遍，像發了瘋似的，我趕緊把他繫在繩子上，要不他會一下跳進西藏。」

　　用一根長七十五英尺的繩子保護好費希爾後，江布勸說他的朋友不要跳山，然後幫他緩慢地向南山口挪動。「當時風暴非常猛烈，」江布回憶道，「轟隆轟隆的，有兩次聽起來像槍聲，那是一聲巨雷。有兩次閃電擊在我和斯科特很近的地方，聲音非常大，真嚇人呀！」

　　自平臺再往下三百英尺的地方，他們剛才小心翼翼走過的柔軟的雪坡讓位於露出地面的不太堅固而又陡直的頁岩地帶，重病在身的費希爾無力處置這種富於挑戰的地形。江布說：「斯科特當時走不動了。我碰上了大難題，我試著拉他，但我也特別疲憊，斯科特身體很大，我身體很小，他對我說：『江布，你自己下去吧。你下山吧。』我對他說：『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大約在晚上八點鐘，當江布挾著費希爾正走在冰雪覆蓋的山脊時，「馬卡魯」和他雇傭的兩個夏爾巴人在猛烈的暴風雪中出現了。「馬卡魯」幾乎和費希爾一樣虛弱，而且也不能從難度較大的頁岩地帶下山，他手下的夏爾巴人把這位臺灣登山人扔在江布和費希爾旁邊，然後獨自下山去了。

　　江布說：「我陪斯科特、『馬卡魯』大約待了一個小時，可能還不止，我非常冷，也非常累。斯科特對我說：『你下去，讓阿那托列上來。』於是我給斯科特弄好藏身的地方就下山去了。」

　　江布在南山口以上一千二百英尺的山脊上離開了費希爾和「馬卡魯」，艱難地衝破風雪向山下走去。由於看不清方向，他向西偏離了路線。當發現自己的錯誤時，他已到了南山口以下的地方。他被迫再往回爬上霍澤的北部邊緣，終於找到了四號營地。午夜時分，他終於安全脫險了。江布敘述說：「我找到阿那托列的帳篷，我告訴阿那托列，請他上去一趟，斯科特病得很重，他走不動了，然後我回到自己的帳篷中倒頭就睡，像個死人似的。」

　　※※※

　　蓋伊．科特是與霍爾和哈里斯交往很久的朋友。他在五月十日下午正在距離珠穆朗瑪峰大本營幾英里遠的地方引導一支登山隊攀登帕默里峰。他一整天都在監聽著霍爾的無線電對講機通訊。在下午二時十五分，他和頂峰上的霍爾通了話，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但在四時三十分和四時四十一分，霍爾向下呼叫說道格的氧氣用光了，走不動了，科特變得非常警覺起來。四時五十三分，他打開無線電對講機，強烈敦促霍爾下至南峰頂。科特說：「這樣呼叫就是要說服他下來找些氧氣。因為我明白，沒有氧氣他對道格是無能為力的。羅布當時說他自己可以安全下山，但帶道格一起就不可能了。」

　　四十分鐘以後，霍爾仍然和漢森一起待在希拉里臺階上面，寸步未行。在霍爾於五時三十六分和五時四十五分兩次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呼叫時，科特懇求他的朋友放棄漢森，自己下山。「我清楚讓羅布丟下他的顧客不管，聽起來像是畜生的行為。」科特坦言道，「但當時很明顯，離開道格是他唯一的選擇。」然而，霍爾沒有考慮這樣做。

　　直到那天深夜，再也沒有收到霍爾的一絲消息。第二天凌晨二時四十六分，科特從位於帕默里腳下的帳篷中起床後，聽到一聲悠長、不連貫的信號聲。這也許並不是有意安排的：霍爾在背包的肩帶上戴了一隻遙控麥克風，它被無意中打開了。在這種情況下，科特說：「我懷疑羅布根本不知道他在傳送信號。我能聽到喊叫聲──可能是羅布的聲音，但我不能確認，因為風聲特別大。但那個人好像說什麼『走啊！走啊！』，大概是衝道格喊，激勵他繼續前進。」

　　如果真是如此，這就是說，在凌晨的幾個小時的時間裡，霍爾和漢森──也許哈里斯也跟著──仍在風雪中從希拉里臺階拼命努力地向南峰頂挺進。而且果真如此的話，這也說明，這段在一般情況下不到半小時即可走完的一小段山脊整整耗去了他們十個小時的時間。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測出來的。唯一確定的是，霍爾在下午五時五十七分曾向下面呼叫。此時，他和漢森仍然在臺階上面。五月十一日凌晨四時四十三分，他第二次與大本營通話時，已經下至南峰頂。而此時，他身邊既沒有漢森，也沒有了哈里斯。

　　在後來二個小時的信號傳遞中，羅布聽起來有些神志不清和邏輯混亂。在凌晨四時四十三分的呼叫中，他對我們的大本營醫生卡洛琳．麥肯齊說，他的雙腿不能再動了，他一步也挪不動了。羅布用刺耳的但幾乎聽不到的嘶啞聲音說：「赫羅德昨天還和我在一起，但他現在可能不在我附近了。他病得很厲害。」然後，顯然是有些糊塗了，他問道：「赫羅德跟我在一起嗎？你能告訴我嗎？」

　　到這個時刻，霍爾還有滿滿的氧氣瓶，但是面罩上的通氣閥門被冰堵塞了，他無法吸入氧氣。但他表示，他正準備除去氧氣罩上的冰。科特說，「這使我們感覺稍好一些。這是我們聽到的第一件讓人樂觀的事情。」

　　早晨五時，大本營臨時通過衛星電話接通了遠在紐西蘭的霍爾的妻子簡．阿諾得。她曾在一九九三年和霍爾一起登上過珠穆朗瑪峰。她對關於自己丈夫的嚴峻的預測沒抱絲毫的幻想。她回憶說：「我聽到他的聲音時也吃了一驚，很明顯，他說話口齒不清，聽起來像是梅傑．湯姆。他好像正在飄向遠方。我到過那地方。我知道壞天氣意味著什麼。羅布和我曾經談論過在頂峰脊上被救助是不可能的。他曾經這樣說過：『你好像是在月球上。』」

　　五時三十一分，霍爾服用了四毫克的口服地塞米松，這表明他可能仍在試圖清除氧氣罩上的凍冰。在和大本營的對話中，他不斷詢問「馬卡魯」、費希爾、貝克．韋瑟斯、南比和其他隊員的情況。他似乎對安迪．哈里斯尤為關心，不停詢問他所處的位置。

　　科特說他們試著把話題從哈里斯身上引開，因為哈里斯極有可能已經死了，「我們不想讓羅布再找到一個繼續留在山上的理由。在那種情況下，位於二號營地的愛德．韋斯特斯插了進來並撒了個小謊：『別擔心安迪，他在下面和我們在一起。』」

　　過了一會兒，麥肯齊問羅布關於漢森的情況，「道格，」霍爾回答說，「失蹤了。」說完就沉默了，這是他最後一次說起漢森。

　　五月二十三日，當大衛．布里歇爾斯和愛德．韋斯特斯到達頂峰時，他們沒有發現漢森的屍體，倒是發現在高出南峰頂大約五十英尺的地方插立著一把冰鎬。這一段是山脊最為裸露的部分，固定繩索在這兒到了盡頭。霍爾和（或者）哈里斯很可能盡力幫助漢森順繩子下降至這個地方，然後漢森還是掉下了繩索，摔到了七千英尺高的西南坡下去了，而在他滑落的地方只留下了釘入山脊之中的冰鎬。但這也僅僅是推測。

　　哈里斯的情況更是難以分辨。通過江布的證詞、霍爾的無線電對講機呼叫以及在南峰頂發現的另一把被確認為是安迪的冰斧，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在五月十日晚上是和霍爾在南峰頂上的。但除此之外，人們對這位年輕嚮導是如何走完生命盡頭的仍一無所知。

　　科特在清晨六時曾問霍爾陽光是否已照到了他。「快了，」羅布回答說。這很好。因為他剛才還說他在嚴寒中凍得發抖。但他曾說過的他不能再走的話讓山下的人感到不安。不過，不同尋常的忍耐力居然使霍爾在沒有遮蔽和氧氣的情況下在狂風呼號、氣溫達華氏零下一百度的海拔二萬八千二百英尺的地方度過了一夜之後還活著。

　　在同上一次無線電對講機呼叫中一樣，霍爾再一次追問哈里斯的情況：「除了我，還有誰昨天晚上見過赫羅德？」三個小時以後，羅布仍然惦念著安迪的下落。上午八時四十三分，他對著無線電喃喃自語起來：「安迪的東西還在這兒。我想他肯定在晚上先走了。聽著，你們能不能給我個解釋呢？」威爾頓正想迴避這個問題，羅布繼續問了起來：「好吧。我是說他的冰鎬在這兒，還有他的外衣和別的一些東西。」

　　「羅布，」韋斯特斯在二號營地回答道，「你能穿上那件夾克，就穿上吧。繼續下山吧，替你自己想想。其他人都有人照顧，你自己趕緊下來吧。」

　　霍爾用了四個小時才除去面罩上的冰，終於開始行動了。到上午九點鐘，他第一次用上了備用氧氣。直到此時，在海拔二萬八千二百英尺的地方，他在無氧狀態下已停留了十六個小時之多。

　　在下面幾千英尺的地方，霍爾的一群朋友們更加努力地勸導他開始下山。威爾頓一再要求他下山，聲音聽上去像是要哭了：「羅布，我是大本營的海倫，你想想你的孩子吧。再過二三個月，你就能看到他的臉蛋兒了，繼續下山吧。」

　　霍爾說了好幾遍他準備下山，這時我們都相信，他終於離開了南峰頂。位於四號營地的我和吉里站在帳篷外面的寒風中打著哆嗦，仰頭看見一個小黑點兒正慢慢地在東南山脊上向下移動。

　　當確信羅布正向山下移動時，我和吉里互相拍打著對方的後背為羅布加油。但一個小時過後，當我發現那個小點仍在同一個地方時，我的樂觀情緒被無情地撲滅了：那實際上只是一塊石頭──僅僅是高度引發的幻視。實際上，羅布根本就沒有離開南峰頂。

　　在大約上午九時三十分，汪多吉和吉里帶著一暖壺熱茶和兩隻氧氣瓶從四號營地出發，準備前往南峰頂營救霍爾。他們面臨著難以完成的任務。如同前一天晚上營救桑迪．皮特曼和夏洛特．福克斯的舉動一樣，他們的勇氣令人振奮。但這一次的救援，要比前一天的救助任務困難多了：上一次救援皮特曼和福克斯是位於從營地出發沿相對平直的路段行進二十分鐘的地方；而霍爾現在位於四號營地以上三千英尺的高空──這段路程即使是在最佳狀態下也需要竭盡全力地攀登六個小時。

　　但此時絕非最佳狀態：風以極高的速度吹動著，汪多吉和吉里在攀登過程中都受了凍傷，而且體力消耗很大，前一天才從峰頂返回。即使他們真能靠近霍爾，在他們到達時也將是傍晚時分，只剩下一二個小時的陽光供他們完成把羅布帶下山的艱鉅任務。但出於對霍爾的忠誠，兩個人已忘記了巨大的困難，向著南峰頂盡可能快地攀登起來。不久，瘋狂山峰隊的兩個夏爾巴人還有那支臺灣登山隊的夏爾巴人一起上山去營救斯科特．費希爾和「馬卡魯」。在南山谷上面一千二百英尺的地方幾名夏爾巴人找到了江布丟下的已無法動彈的兩位登山者。他們給費希爾吸上了氧氣，但他沒有任何反應。雖然斯科特還在呼吸，但很微弱，眼睛在眼窩裡一動也不動，牙關緊緊地咬著。人們覺得他沒有希望了，便把他留在了山脊上，帶著「馬卡魯」一起下了山。「馬卡魯」在喝了熱茶、吸了氧氣以後，在三個夏爾巴人的極力幫助下，可以靠自己的力氣向帳篷方向挪動了。

　　那天早晨雖然陽光明媚，可風還是非常強勁。快到中午時，山峰的上部匯集了厚厚的雲層。二號營地的ＩＭＡＸ登山隊報告說，頂峰上的風甚至在山下七千英尺的地方聽起來都像是飛機的轟鳴。與此同時，在高高的東南山脊上，汪多吉和吉里頑強地穿過不斷加劇的狂風向霍爾的方向繼續推進。下午三時，在到達距南峰頂七百英尺的地方時，由於再也承受不了巨風和酷寒的折磨，二名夏爾巴人放棄了繼續攀登。他們付出了頑強的努力，但最終還是失敗了──當他們轉身下山時，霍爾生存的希望就徹底地破滅了。

　　在五月十一日的整整一天當中，霍爾的許多朋友和隊友不停地請求他努力憑自己的力量下山。霍爾有好幾次說他準備下山了，結果又改變了主意，在南峰頂上停了下來。下午三時二十分，剛從帕默里山腳下的帳篷趕到珠穆朗瑪峰大本營的科特對著無線電叫罵起來：「羅布，快從山脊上下來呀！」

　　霍爾好像生了氣，大吼著：「聽著，如果我認為憑自己被凍壞的雙手可以應付固定繩索上的繩結的話，六個小時前我就下去了，朋友！派幾個人上來，帶一大瓶熱玩意兒──我就沒事了。」

　　「可情況是，老朋友，今天上去的幾個傢伙遇上了大風，不得不返回來，」科特答道，想盡可能恰當地表述出營救活動被擱淺了，「我想你最好試著再向下走走。」

　　「如果你能派幾個年輕人給我送些夏爾巴茶，我還可以再堅持一個晚上，但要在九點半或十點以前。」羅布回答說。

　　「你是個強壯的人，大個子！」科特說，聲音顫抖著，「我早晨派人上去救你。」

　　晚上六時二十分，科特聯繫上了霍爾，告訴他阿諾德正在紐西蘭守著衛星電話，等著和他通話。羅布說：「給我一分鐘時間。我嘴都乾了。我得吃點雪才能和她說話。」過了一會兒，他又說話了，聲音很慢，嚴重地變音，「嗨，親愛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溫暖的床上了。你還好嗎？」

　　「我不知該怎麼對你說，我是多麼地想你！」阿諾德回答道，「你聽起來要比我想像的好……你感到暖和嗎，親愛的？」

　　「在這種高度上，我還算比較舒服。」霍爾說，盡力不讓她擔心。

　　「你的腳怎麼樣？」

　　「我沒有脫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凍傷……」

　　「等你回家，我會讓你感到特別舒服，」阿諾德說，「我知道你就要得救了。別覺得自己是一個人。我正在把我的力量傳遞給你！」

　　在掛斷電話之前，霍爾對自己的妻子說：「我愛你。睡個好覺，寶貝。別太擔心了！」這是所有人聽到的霍爾的最後幾句話。

　　那天晚上和次日進行的幾次聯絡霍爾的努力都沒有得到回應。十二天後，當布里歇爾斯和韋斯特斯攀登峰頂途經南峰頂時，他們發現霍爾右側著身體躺在一個冰洞中，上半身掩埋在雪堆的下面。

第十八章　五月十日十六時

　　珠穆朗瑪峰是世界上所有力量的象徵。征服它，就是用人類精神與之進行較量。可以想像出他的成功會給攀登夥伴帶來的興奮，為英格蘭贏得的榮耀。這將讓全世界矚目，為他帶來名氣，使他產生一種經久不衰的滿足感，使他的生活變得富有意義……或許，他不能確切地表達這一切，但他心中一定植根著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在轉身退下和從容倒下這兩種選擇中，後者對馬洛里可能更容易些，而前者帶來的莫大痛苦會令他這樣的男人、這樣的登山者和藝術家無法承受。

　　──法蘭西斯．楊哈斯本，摘自《珠穆朗瑪峰文詩，一九二六》

　　五月十日下午四時，受傷的道格．漢森扶著羅布．霍爾的肩膀到達了峰頂，幾乎在同一時刻，來自印度北部拉塔克省的三位登山者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向他們的隊長報告說他們已登上了世界之巔。由三名印度邊境警察澤旺、帕傑和多傑組織的六個拉塔克人的小分隊直至早晨五時四十五分時還沒有離開海拔二萬二千二百三十英尺的帳篷。中午時分，他們還在距頂峰垂直距離為一千英尺的地方，此時，我們在山的另一側遭遇的風暴同樣也將他們吞沒了。他們當中有三個人望而卻步，並在大約下午二點時開始返回，但三位警察不顧漸趨惡化的天氣繼續向上推進。「他們受登上頂峰的狂熱的想法驅使。」辛格說。辛格是三名下山者中的一員。

　　另外三個人下午四時到達了他們所誤認為的最高峰。此時，雲層愈積愈厚，能見度不到一百英尺。他們向位於溶布冰川的大本營報告說他們到達了頂峰。這支登山隊的隊長莫辛多．辛格拉奧通過在這裡樹起的一個衛星電話自豪地向印度總理報告了這一勝利。為慶祝成功，三名攀登者在所謂的最高點上留下了諸如祈禱旗幟、哈達以及登山用的鋼錐等物品，然後轉身下山，進入到疾速加劇的暴風雪中。

　　事實是，當這幾個拉塔克人在二萬八千五百五十英尺處轉身下山時，這一高度距真正的頂峰還有二小時的路程，而山脈此時正好凸露在最高的雲團之上。他們在距離目的地還差五百英尺的地方停滯不前的事實恰恰解釋了為什麼他們沒有在山頂看到漢森、霍爾以及江布。

　　後來，天剛轉黑時，在東北山脊低處的一些登山者報告說，他們看見在海拔二萬八千三百英尺附近有兩盞帽燈，而此地正好是險象環生的第二臺階的上面。那晚，三位拉塔克人都沒有回到自己的帳篷，也沒有再和大本營進行過無線電對講機聯絡。

　　第二天凌晨，即五月十一日凌晨六時四十五分，當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在南山口正發狂一般地尋找著桑迪．皮特曼、夏洛特．福克斯以及蒂姆．馬德森時，兩名日本登山者和三名夏爾巴人正在肆虐的狂風中從拉塔克人住的帳篷開始向頂峰前進。早晨六時，當他們沿被稱作第一臺階的懸崖邊緣繞行時，兩位日本登山者吃驚地看到一名拉塔克登山者，也許是帕傑，橫臥在雪地裡。他身上滿是慘不忍睹的凍瘡。他在沒有遮蔽物和氧氣的情況下度過了一夜之後仍然活著，此時正神志不清地呻吟著。為了避免因救護而耽誤了登山計劃，日本登山隊繼續向山頂爬去。

　　在早晨七時十五分，他們到達了第二臺階的基部。這是碎屑的片岩向前突起的垂直前端。這一段通常要靠鋁製梯子進行攀登，然而此時，令日本登山者感到驚恐的是梯子已斷裂開來，並且部分脫離了岩石。他們需要付出五十分鐘的艱苦攀登才能越過這個二十英尺高的懸崖。

　　就在剛剛越過第二臺階的頂部之後，他們遇到了另兩名拉塔克人澤旺和多傑。根據曾在海拔二萬二千英尺處採訪過他們的英國記者理查．考柏為《金融時報》撰寫的文章，其中一名拉塔克人已接近死亡，而另一名則蹲在雪地裡，日本人沒有說話，也沒有給他們水、食物或氧氣。日本人繼續前進。在走出一百六十英尺以後，他們休息了一會兒並更換了氧氣瓶。

　　他們告訴考柏：「我們不認識他們。我們沒有給他們一點水。我們沒有和他們說話。他們的高山反應很嚴重。他們看起來處境很危險。我們已疲憊得無法幫助別人。在海拔二萬八千英尺以上，人們無法苛求道德的尺碼。」

　　無視澤旺和多傑的危險繼續攀登。日本人越過了祈禱的旗幟和拉塔克人在海拔二萬八千五百五十英尺處丟落的鋼錐，以驚人的毅力在呼嘯的狂風中於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到達了山頂。當時羅布．霍爾正擠在距他們只有半小時攀登路程的東南脊的南山口為生存而搏鬥。

　　在沿東北脊返回他們海拔很高的營地時，日本人在第二臺階的上面又一次碰到了澤旺和多傑。這一次多傑看起來已經死了；澤旺雖然仍有一口氣，但無助地懸掛在一根固定繩索上。日本隊裡的夏爾巴人卡米將澤旺從繩子上放下來，然後沿山脊繼續下行。當他們下到在上山時遇到在雪中扭動和呻吟的帕傑的第一臺階時，日本人沒有看到第三位拉塔克人的蹤跡。

　　七天以後，印度邊界警察探險隊又一次向山頂進發。在五月十七日凌晨一時十五分離開他們的營地後，兩名拉塔克人和三名夏爾巴人很快遇到了三名隊友被凍僵的屍體。他們描述說，有一個人在臨死的劇痛中幾乎扯下了所有的衣服。澤旺、帕傑和多吉被留在了他們倒下的地方。五名登山者繼續向山頂前進。他們在清晨七時四十分到達了頂峰。

第十九章　五月十一日七時三十分

　　在不斷增大的漩渦中不停地旋轉，

　　獵鷹聽不到主人的聲音，

　　一切都分崩離析、失去了平衡，

　　世界上充斥著無政府狀態，

　　血色的海潮蔓延開來，

　　所有關於純真的慶典都淹沒在其中。

　　──威廉姆．巴特勒．耶茨，摘自《重歸》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七時三十分，當我搖搖晃晃地回到四號營地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始以駭人心魄的力量潛入我的內心。經過一個小時在南山口疾速尋找安迪．哈里斯之後，我的身心均遭到打擊。這次尋找過後，我相信他已經死了。根據隊友斯徒爾特．哈欽森監聽到的羅布．霍爾在南峰頂上的無線電對講機通話，事情非常明朗，我們的隊長已陷於絕望的境地，而道格．漢森已經死亡。斯科特．費希爾登山隊中那些昨晚迷失在南山口的隊員報告說，南比和貝克．韋瑟斯也已死亡。而且大家都相信，斯科特．費希爾和「馬卡魯」死了，或者正在高於營地一千二百英尺的地方做垂死的掙扎。

　　一想到這些傷亡記錄，我的腦子就陷於停滯，沉浸於一種奇怪的、幾乎是機器人似的麻木狀態。雖然我的感情麻木，但思維卻非常清醒，彷彿逃進了自己腦殼深處的空洞中，正從狹小細長的裂口處窺視著身邊發生的慘劇。我茫然凝視著天空，天空似乎變成了異乎尋常的淺藍色，像是漂白後殘存的色彩。參差不齊的天際被描畫成了一道光環，在我眼前不斷地閃耀，不斷地跳動。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墜入惡夢般瘋狂的境地。

　　在海拔二萬六千英尺的山上度過了沒有氧氣瓶的一夜之後，我的身體比前天晚上從頂峰下來後的狀態還要虛弱，還要精疲力竭。我知道，除非我們能弄到更多的氧氣，或者下降到海拔較低的營地，否則，我和隊友們的身體狀況會繼續迅速地惡化。

　　霍爾以及其他大多數現代珠峰探險隊所採取的適應環境的速成法確實行之有效。這一方法使登山者僅需在海拔一萬七千英尺以上的空間度過比較短暫的四週後即可向頂峰挺進──這包括一次在二萬四千英尺高度的夜間適應性短程攀登。但這一方案的前提條件是每個人在二萬四千英尺以上的高度都將有持續的瓶裝氧氣供應。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將功虧一簣。

　　在尋找隊友的過程中，我發現福蘭克、洛．卡西希克躺在附近的一個帳篷中。洛此時神志昏迷而且得了雪盲症，完全失明了，所以無法照料自己。他在昏迷中語無倫次地說著什麼。福蘭克看起來好像處在嚴重的驚恐狀態之中，但卻盡力照顧著洛。約翰．塔斯基和麥克．格魯姆在另一間帳篷中，兩人都像是睡熟了，或者是已失去了知覺。我自己站立不穩，非常虛弱。顯然除斯徒爾特．哈欽森之外，所有人的情況都是越來越糟。

　　我一邊從一個帳篷走到另一個帳篷，一邊試著尋找些氧氣瓶，但我找到的氧氣瓶全是空的。缺氧狀態加重了我的疲勞，也加劇了混亂和絕望的感覺。尼龍繩在風中不停發出的聲響使帳篷與帳篷之間的聯絡都無法進行。我們僅存的一臺無線電對講機的電池瀕臨耗盡。宇宙中能量與物質即將熄滅的氣氛籠罩著整個營地。更可悲的是，我們這支登山隊在過去六週中一直被告知要完全依賴我們的嚮導──然而此時，我們突然地並且是完全地喪失了領頭人：羅布和安迪死了，格魯姆雖在，但前天晚上的嚴峻考驗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他的凍傷很嚴重，此時正無聲無息地躺在自己的帳篷中，至少目前連話都說不出來。

　　由於我們的嚮導喪失了領導登山隊的能力，哈欽森臨危受命填補了領導真空。這位來自蒙特利爾上層社會的年輕人精力充沛、為人嚴謹，是一位出色的醫學研究人員。除了每二三年參加一次大型攀登探險活動以外，他真正能爬山的時間很少。在四號營地危機四起之際，哈欽森盡全力做到了應付自如。

　　當我還沒有從尋找哈里斯的失敗中恢復過來時，哈欽森組織了一個由四名夏爾巴人組成的小隊去尋找韋瑟斯和南比的屍體。當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將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馬德森護送回營地時，他倆被留在了山口最邊緣的地方。夏爾巴人搜尋隊由吉里領隊，先於哈欽森出發了，而後者因為極度疲憊和糊塗不清在離開帳篷時竟然忘記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輕又滑的襯裡。在吉里指出這個錯誤後，哈欽森才返回去穿上靴子。順著布克瑞夫指示的方向，四位夏爾巴人很快就在江順附近散落著一些大圓石和被灰色冰雪覆蓋的山坡上發現了兩具屍體。和很多愛爾巴人一樣，由於對死人的迷信，他們在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來，等待著哈欽森。

　　「兩具屍體都被部分掩埋著，」哈欽森回憶說，「他們的背包在距他們大概一百英尺的山坡上。臉上和上半身蓋滿了雪，只有雙手、雙腳伸在外邊。風呼嘯著吹過山口。」他發現的第一具屍體後來證明是南比，但哈欽森一開始無法看清楚，直到他跪下去把三英寸厚的冰殼從她的臉上鑿下來時，才吃驚地發現她還有呼吸。她的手套不見了，裸露的雙手被凍得很堅硬，兩隻眼睛鼓脹出來，面色猶如白色瓷器一般。「可怕極了，」哈欽森回憶說，「我被嚇呆了。她離死亡如此之近，我不知所措。」

　　他隨後轉向躺在二十英尺遠的貝克。貝克的頭部也蓋著一層厚厚的冰殼。葡萄般大小的冰球掛在他的頭髮和眼皮上。在把凍結的碎冰從貝克臉上清除以後，哈欽森發現這位德克薩斯州人也還活著。貝克嘟囔著什麼，但卻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他右手上的手套沒有了。他的凍傷很嚴重。我努力扶他坐起來，但不行。他和死人差不多，只是仍在呼吸。」

　　深受震驚的哈欽森走到夏爾巴人身邊，請教吉里。吉里是位經驗豐富的珠峰攀登者，深受夏爾巴人的尊崇。他敦促哈欽森把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為即使他們能被活著拖回四號營地，也肯定會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進行這種救援將對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傷害，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能否安全下山也還是個問題。

　　哈欽森認為吉里的話是正確的，只有一種選擇，非常困難的選擇：讓貝克和南比聽天由命，將搜尋隊的力量保存下來，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這猶如對傷員的鑑別分類。哈欽森回到營地時，眼裡含著淚花，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在他的要求下，我們喚醒了塔斯基和格魯姆，然後擠進他們的帳篷，討論如何處理貝克和南比的事情。討論是痛苦的，也是猶豫不決的。我們盡量不看對方的眼睛。但是，五分鐘後，我們四人達成一致意見：哈欽森將貝克和南比留在原處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們還討論到下午下降到二號營地的可能性，但是塔斯基堅持認為，當霍爾在南峰頂上孤立無援的時候，我們不能下山。「放下他不管，我連想都不想。」他堅定地說。無論如何，這一點懸而未決：卡西希克和格魯姆身體狀況很差，他們目前是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的。

　　「那時，我非常擔心我們正在面臨重蹈一九八六年喬戈里峰的覆轍。」哈欽森說。那年的七月四日，七位喜瑪拉雅老登山者，包括傳奇人物、澳大利亞人庫爾特．戴姆伯格，向世界第二高峰進發。七人中有六人到達了頂峰，但在下山途中遭遇了強烈的暴風雪，被困在海拔二萬六千二百五十英尺的營地。暴風雪持續了五天，他們越來越虛弱，當風暴終於停息時，只有戴姆伯格和另外一人活著下了山。

　　星期六上午，當我們正在討論如何處置南比和韋瑟斯以及如何下山時，尼爾．貝德曼將費希爾的隊員召集到帳篷外面，並且威脅他們必須開始由山口下山。每個人都因為經過了那樣一個夜晚而變得心慌意亂。讓隊員起來並走出帳篷非常困難。「我幾乎要靠捶打一些人才能讓他們起來穿上靴子，」貝德曼說，「但我很固執，堅持立即動身。在我看來，在二萬六千英尺高的地方多停留一會兒，就等於找死。當我看到營救斯科特和羅布的工作正在進行中，我便將注意力轉向如何將隊員帶離山口，帶到下面較低的營地。」

　　當布克瑞夫留在四號營地等候費希爾時，貝德曼已帶領他的隊伍緩慢地從山口往下走了。在二萬五千英尺的地方，他們停下來又給皮特曼注射了一支地塞米松，然後所有人在三號營地休息了很長時間，補充了水。「我看見這群人時，」大衛．布里歇爾斯說，當貝德曼的隊員到達時他正在三號營地，「我吃了一驚。他們像是經歷了五個月的戰爭。」

　　桑迪垮了下來──她放聲大哭。「太可怕了！我想放棄，躺在地上死去！」所有的人看起來都被嚇得不輕。

　　在天黑前，當貝德曼登山隊的最後一人由陡峭的「霍澤之臉」向下走時，在距固定繩索的末端還差五百英尺的地方，他們遇到了一支尼泊爾登山隊裡的幾名夏爾巴人。這些人正要上山幫助他們。當這一群人繼續下山時，一陣葡萄般大小的石頭恰好從山頂飛下來。一塊石頭砸在了一名夏爾巴人的後腦勺上。「石頭正好擊中他。」貝德曼說，他在短距離內目睹了整個事件。

　　「真令人不寒而慄，」克利夫．舍恩寧回憶說，「那聲音聽起來好像是被棒球棍擊中一樣。」巨大的力量削去了這個夏爾巴人一塊硬幣大小的頭皮，把他打昏了。他的心臟也暫時停止了跳動。當他開始身體翻轉順山坡下滑時，舍恩寧一個箭步跳到他前面，將他擋住。過了一會兒，就在舍恩寧雙臂摟著這位夏爾巴人時，第二塊石頭砸了下來，又擊中了夏爾巴人，這次石頭還是砸在了他的後腦殼上。

　　儘管遭到如此打擊，過了幾分鐘，這名夏爾巴人在一陣急促的喘息後又開始呼吸了。貝德曼把他帶至較低的霍澤冰面的底部，在那裡碰到了這位受傷的夏爾巴人的隊友。他們把他抬到了二號營地。貝德曼說：「當時，克利夫和我悲傷地盯著對方，好像在問：『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做了些什麼讓這座山發了這麼大的火？』」

　　四月初到五月初這段時間裡，羅布．霍爾一直都在擔心，由於一支或幾支能力略差的登山隊陷入困境，我們的隊員會因為救援他們而破壞了整個攀登珠峰的計劃。而現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霍爾自己的探險隊遇到了嚴重的困難，而其他登山隊都來救助我們。有三支登山隊無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它們是由托德．伯爾利森帶隊的高山國際攀登探險隊；大衛．布里歇爾斯的ＩＭＡＸ探險隊；以及默爾．道夫率領的一支商業登山隊。他們立即推遲了各自的攀登頂峰的行動以幫助受傷的登山者。

　　前一天，也就是五月十日星期五，當霍爾和費希爾的登山隊從四號營地向頂峰挺進時，由伯爾利森和皮特．阿薩斯率領的高山國際攀登探險隊剛剛抵達三號營地。星期六上午，當剛一得知山上正在發生的災難時，伯爾利森和阿薩斯便讓隊員停留在海拔二萬四千英尺的地方由第三位嚮導吉姆．威廉姆斯照管，然後急忙向南峰頂攀登以提供幫助。

　　那時，布里歇爾斯、埃德．維斯特斯以及ＩＭＡＸ登山隊的其他成員正好在二號營地。布里歇爾斯當即中止了拍攝活動，把他們所有的登山設備投入到救援工作中。首先，他給我傳來消息，ＩＭＡＸ探險隊在山口的一個帳篷下面還藏有備用電池。我在下午三四點鐘找到了這些電池，這使得霍爾的隊伍和下面的營地重新建立了無線電對講機連繫。接著，布里歇爾斯貢獻出了他的探險隊的所有氧氣供應，包括費盡力氣才運上海拔二萬六千英尺的五十五個氧氣瓶。這些氧氣瓶被分送給那些生病的登山者以及在山口上將要展開營救工作的人員。儘管他的這一舉動可能使耗資五百五十萬美元的拍攝計劃遭受失敗，但他仍然毫不猶豫地獻出了至關重要的氧氣。

　　阿薩斯和伯爾利森於上午到達四號營地後，就立刻把ＩＭＡＸ登山隊的氧氣瓶分發給我們這些急需氧氣的人。然後他們等候夏爾巴人營救霍爾、費希爾和「馬卡魯」的結果。下午四時三十五分，站在帳篷外邊的伯爾利森看見有人緩慢地向營地走來，步伐很特別，膝蓋發僵。「過來，皮特！」他衝阿薩斯喊道，「你過來看看！有人向營地過來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風中毫無遮擋，滿是凍瘡。他的手以一種古怪而僵硬的敬禮姿態伸在外邊。那人的樣子讓阿薩斯想起了一部低製作成本的恐怖電影裡的木乃伊。當這具活木乃伊蹣跚地走進營地時，伯爾利森認出那不是別人，正是死裡逃生的貝克．韋瑟斯。

　　前一天晚上，當韋瑟斯和格魯姆、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隊員擠在一起時，他感到自己越來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丟了。臉被凍傷了，雙手也凍傷了。我覺得自己越來越麻木，難以集中精力。後來，我什麼也記不起來了。

　　從那晚到第二天幾乎全天時間裡，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完全暴露在酷寒裡。他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記不起有關布克瑞夫幫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馬德森的情節，也記不起哈欽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從他臉上剝下來的情節。他至少昏迷了二十四個小時。後來，星期六傍晚時分，一絲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進貝克一片沉寂的大腦。接著，他的生命重新浮現，恢復了知覺。

　　「開始，我想我是在夢中，」韋瑟斯回憶說，「我以為自己躺在床上，不覺得寒冷或者不舒服。後來我翻了個身，睜開眼睛，發現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著，我看清它被凍得非常可怕，這一來我就回到了現實中。後來，我完全清醒了，發現自己躺在雪裡，救兵沒來，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麼。」

　　儘管貝克雙眼幾乎失明，只能用左眼看清半徑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頂風向前走，正確地推斷出營地的方向。如果他當時推斷錯誤的話，他會突然跌到江順冰面下面去，因為江順冰面的邊緣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約三十英尺的地方。大約四十分鐘後，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藍色岩石」，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四號營地的帳篷。

　　哈欽森和我正在帳篷中監聽羅布．霍爾在南峰頂上的無線電對講機通話，伯爾利森衝了進來。「大夫！我們需要你！」他在門外就衝斯徒爾特喊起來，「快拿上傢伙！貝克回來了！他的狀況很糟！」得知貝克奇蹟般地生還了，哈欽森深感意外。他不顧疲憊，應聲衝出門外。

　　他和阿薩斯、伯爾利森一起把貝克安置在一間空帳篷裡，把他裝進塞滿數個熱水瓶子的兩個睡袋中，還給他戴上了氧氣面罩。「那個時候，」哈欽森坦白地說，「我們誰也不相信貝克能挺過那個晚上。我連他的頸動脈都模不著，而這是人臨死時最後消失的脈膊。他病得非常厲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無法想像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此時，三位上山救助斯科特、費希爾和「馬卡魯」的夏爾巴人將「馬卡魯」抬回了營地；他們由於斷定費希爾已無生還的希望，就把他留在了海拔二萬二千二百英尺處的一個岩石架上。但是，當看到被遺棄等死的貝克走進營地後，安那托利．布克瑞夫不想就此承認費希爾的死亡命運。下午五點鐘，風暴又猛烈了些，這位俄羅斯人隻身上山，準備營救費希爾。

　　「我七點鐘找到了斯科特，可能是在七點半或者八點鐘時，」布克瑞夫說，「那時天已經黑了。風暴非常猛烈。他的氧氣罩掛在臉上，氧氣瓶是空的。他沒有戴手套，雙手完全露在外面。羽絨服解開著，從肩膀上脫落了下來，一支胳膊露在衣服外面。我已無力回天，斯科特死了。」懷著沉重的心情，布克瑞夫把費舍爾的背包蓋在他的臉上，像蓋裹屍布一樣將它緊緊紮牢，然後讓他待在原來的地方。他把斯科特背的相機、冰磧和他心愛的小刀塞進背包裡──然後轉身消失在風雪之中。後來，貝德曼把這些東西移交給了住在西雅圖的斯科特的九歲的兒子。

　　星期六傍晚的風暴比起前一天晚上橫掃山口的那一場還要凶猛得多。等布克瑞夫回到四號營地時，能見度已下降到幾碼。他險些沒找到帳篷。三十個小時以來第一次吸上瓶裝氧氣（這要感謝ＩＭＡＸ登山隊）的我在風拍打帳篷發出的呼嘯聲中陷入了痛苦的、時斷時續的夢境中。午夜剛過，我做了一個關於安迪的惡夢──他正從霍澤之臉上順著繩子掉了下來，要求我回答為什麼不抓緊繩子的另一端──哈欽森叫醒了我。「喬恩，」他用力壓過風暴的咆哮，喊道，「我擔心這個帳篷。你覺得它不會出事吧！」

　　我東倒西歪地從可怕的夢想中掙脫出來，像個快被淹死的人浮出水面一樣。我用了好幾分鐘才弄清斯徒爾特在為什麼擔憂。狂風把我們一半的隱避所吹塌了。塌陷的部分隨著陣陣狂風劇烈地搖晃起來。有幾個支撐的柱子被吹彎了。藉著帽燈的亮光，我看到有兩個大裂縫瀕於被風扯成碎片的巨大危險。隨風吹進來的細微雪粒彌漫了整個帳篷，給所有的東西都罩上了一層冰霜。這風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比以地球上風力最猛烈而著稱的巴塔哥尼亞高原〔註：指南美洲安地斯山脈以東，科羅拉多河以南的地區。〕冰冠上的風還要強勁。假如這頂帳篷在明天早晨之前被吹散的話，我們就身臨絕境了。

　　斯徒爾特和我穿上皮靴和所有的衣服，然後抵靠在頂風方向的帳篷一側。我們用後背和肩膀用力抵住受損的支柱。在後來的三個小時中，我們不顧精疲力竭，逆著狂風，全力支持著變形的尼龍圓頂──我們的性命就維繫在上面。我當時不斷地想著羅布正在海拔二萬八千七百英尺的山上，在沒有氧氣和任何遮擋的情況下暴露在這肆虐的風暴之中──但不去想這些事情，我感到更加不安。

　　在五月十二日星期天黎明即將到來前，斯徒爾特的氧氣用完了。「沒有氧氣，我感到非常冷，體溫很低很低，」司徒爾特說，「我的手腳漸漸失去了知覺。我害怕自己會滑向懸崖邊，再也不能從山口下到山下了。」我把自己的氧氣瓶給了斯徒爾特，然後又在帳篷裡找了一遍，終於找到了一個還有些氧氣的瓶子。然後，我們兩人都開始準備下山的東西。

　　我冒險走出帳篷，看見一個沒人住的帳篷被整個兒吹到了山下。接著，我又發現汪多吉孤零零地站在咆哮的風中，因失去羅布而傷心地哭著。探險活動結束後，當我把汪多吉的悲傷講給他的加拿大朋友馬里恩．博伊德聽時，她解釋說：「汪多吉把保證他人的安全視作他在這個世界上的角色──我和他就此談過很多。就他所信仰的宗教和轉世輪迴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雖然羅布是登山隊的領隊，但汪多吉仍把確保羅布和道格．漢森以及其他人的安全當作自己的責任。所以，他們死後，他一直不能停止自責。」

　　哈欽森擔心汪多吉會因為傷心而拒絕下山，因而懇求他立即從山口下山。這樣，早上八點半，──相信至此，羅布、安迪、道格、斯科特、南比以及貝克確已死亡之後──凍傷嚴重的麥克．格魯姆強迫自己走出帳篷，勇敢地加入到哈欽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隊伍中，帶領他們朝山下走去。

　　由於沒有其他嚮導，我自告奮勇地承擔了斷後的任務。當我們這支沮喪的隊伍緩慢地由四號營地向日內瓦山嘴移動時，我做了最後看上貝克一眼的準備。我猜想他在昨天夜裡已經死亡。我找到他住的帳篷，它早被旋風衝垮了，兩扇門敞開著。當我朝裡面看時，我震驚地發現貝克仍然活著。

　　他臉朝上橫躺在坍塌下來的帳篷上面，身體劇烈地顫抖著。他的臉腫脹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凍斑布滿了他的鼻子和面頰。風暴捲走了他的兩層睡袋，把他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風中。由於雙手被凍傷，他無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無法拉上帳篷門的拉鏈。「上帝呀！」他一看見我就尖聲叫起來，面部因憤怒和絕望而被扭曲了。「你們這些傢伙為什麼不來這兒幫幫我？」他已經高聲求救了二三個小時，但是風暴卻壓倒了他的聲音。

　　貝克半夜醒來時發現：「風暴摧垮了帳篷。風壓著帳篷壁貼在我的臉上，使我難以呼吸。有時風小一些，但不久又再次撞擊著我的臉和胸部，我已無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腫起，而我戴著該死的腕式手錶。當我的胳臂腫得越來越大時，手錶也變得越來越緊以至於阻斷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於我的手已無縛雞之力，我無法將那該死的東西摘下。我呼救，但沒有人來。這是恐怖的夜晚。夥計，看到你從門外探進頭來我真高興。」

　　當我在帳篷中第一眼見到貝克的時候，他醜陋不堪的樣子使我震驚了。當我以令人難忘的方式讓他再次躺下的時候，我幾乎熱淚盈眶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說謊道，當我將睡袋蓋在貝克的頭上時，我努力抑制住哽咽。我將帳篷門的拉鏈拉緊，竭盡全力將被損壞的避護所重新豎起。「別擔心，夥計，一切已恢復控制。」

　　當我把貝克盡量舒適地安頓好之後，我立刻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同大本營的麥肯齊醫生連繫。「卡洛琳，」我用歇斯底里的聲音懇求道，「我該怎樣照料貝克？他還活著，但我想時間不會太長了。他的情況實在不妙。」

　　「保持冷靜，喬恩，」她回答說，「你應該和麥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來。皮特和托迪在哪兒？讓他們照顧貝克，你們下山。」我狂喊地喚起安森斯和勃利森。他們帶著一壺熱茶水飛奔到貝克的帳篷。當我衝出帳篷與隊友會合時，安森斯正準備往這個垂死的德克薩斯人的臀部上注射四毫克的地塞米松。這些舉動都是值得稱道的，但很難想像這些措施會給貝克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效果。

第二十章　五月十二日九時四十五分

　　新手比登山家所具有的一個巨大的優勢就是他不困於傳統和先例的束縛。對他而言，任何事情都是簡簡單單的，他選擇最直接的方法解決所遇到的困難。當然，這也經常使他得不到他所尋找的成功；有時竟導致悲劇性的結局。但當他開始探險時卻沒有意識到這些。莫里斯．威爾遜、厄爾．丹曼、克萊弗斯、貝克．拉爾森──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人對攀登有足夠的了解，否則的話他們不會開始無望的探索，但由於沒有受到技巧的束縛，信念使他們走出很遠、很遠。

　　──沃爾特．昂斯沃思，摘自《珠穆朗瑪峰》

　　五月十二日星期日早晨，在我離開南山口十五分鐘後，我趕上了正準備從日內瓦山嘴頂部下山的隊友們。這是令人悲哀的場面：我們都如此虛弱以至於整個小組用了很長一段時間才下行了幾百英尺到達了一個雪坡。前兩天我們向上攀登這個雪坡時，我們共有十一人，而現在只剩下六個。當我趕上的時候，位於隊伍尾部的斯徒爾特．哈欽森仍在山嘴的頂部準備沿固定繩索下降。我注意到他沒戴護目鏡。雖然當時是陰天，但在這個海拔高度上的強烈的紫外線可以很快使他失明。斯徒爾特，我在風中喊道，並指著自己的眼睛，「你的護目鏡！」

　　「噢，是的，」他用疲憊的聲音說，「謝謝你的提醒。嗨，你在這兒的時候能不能幫我檢查一下我的裝備？我太累了，我思維有些不清楚了。如果你能幫我檢查一下，我將不勝感激。」當我檢查他的裝備時，我立刻發現他的安全扣只繫了一半。如果他將繫鏈固定在繩索上，繫鏈會在體重的壓力下打開，使他從霍澤之臉上滾落下去。當我指出這點時，他說：「是的，這正是我想到的，但我的手太冷了，我現在無能為力了。」我在刺骨的寒風中拽下自己的手套，為他束緊腰間的皮帶，然後在眾人下去之後將他送下山嘴。

　　當他將安全鏈繫於固定繩索時，他將冰鎬拋在了岩石上，然後著手下第一個繩索。「斯徒爾特！」我喊道，「你的冰鎬！」

　　「我帶著它太累了，」他喊道，「別管它。」由於我自己也是精疲力竭，便沒再與他爭論此事。我繫住繩索，跟隨斯徒爾特沿陡峭的日內瓦山嘴向下滑去。

　　一小時以後，我們到達了「黃色地帶」的頂部，緊接其後的是一段狹窄路段，每個登山者都要在陡峭的石灰石崖面上小心翼翼地下行。當我在隊伍的後面等待時，幾名費希爾隊的夏爾巴人趕上了我們。他們當中有因為悲痛和疲憊而變得瘋瘋癲癲的江布。我將一隻手放在他的肩頭，告訴他我對斯科特的死表示遺憾。江布拍打著他的胸口，涕泗橫流地喊道：「我們的運氣很壞，運氣很壞。斯科特死了，這是我的錯。我們的運氣很壞，這是我的錯。我的運氣很壞。」

　　我在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時拖著疲憊的身體走進二號營地。雖然我們仍在海拔二萬二千三百英尺的高度，但我感覺此地與南山口已截然不同了。致命的狂風已偃旗息鼓。在灼熱的日光下我已大汗淋漓，與剛才顫抖著為凍瘡提心吊膽的我判若兩人。無論如何，我現在的生命已不再是繫於被磨損的繩索之上了。

　　我看到我們的大帳篷已成了一間由默爾．道夫的丹麥隊醫亨里克．傑森．漢森和托迪．伯爾利森探險隊的美國醫生顧客肯．卡姆勒主持的臨時醫院。下午三點，當我飲茶的時候，六名夏爾巴人擁著一臉茫然的「馬卡魯」走進帳篷。醫生們急忙行動起來。他們立刻將他放倒，脫掉他的衣服，在他的胳膊上進行靜脈注射。當卡姆勒檢查凍僵的手腳時，「馬卡魯」的手腳呈現出像骯髒的洗澡盆一樣的暗淡的白色。卡姆勒滿臉愁雲地觀察著，「這是我見到的最糟糕的凍瘡。」當他詢問「馬卡魯」是否同意為他的四肢照相以便做醫療記錄時，這位臺灣登山者以開心的笑容表示同意，像戰士展示在戰場上所受的傷一樣。「馬卡魯」看起來對他慘重的傷勢感到幾分驕傲。

　　二十分鐘後，當醫生們仍在為「馬卡魯」忙碌時，無線電對講機裡傳來大衛．布里歇爾斯的聲音：「我們正在送貝克下山。我們將在天黑前將他送到二號營地。」

　　我意識到布里歇爾斯不是談論將一具屍體運下來，我的心臟猛地跳了一下。他和他的同伴們將貝克活著運下山來了。我無法相信這一事實。當我七小時前在南山口離開他的時候，我一直擔心他不會活過今天早晨。

　　逃脫了死亡的貝克拒絕投降。我後來從皮特．艾森斯那裡了解到，在他給貝克注射了地塞米松後不久，這位德克薩斯人表現出驚人的恢復能力。「大約十點半的時候，我們給他穿好衣服，繫上安全帶。我們發現他竟然能站起來走路了。我們都很吃驚。」

　　他們從南山口開始下山。艾森斯緊靠在貝克的前面，告訴他著腳點。貝克用一隻胳膊搭在艾森斯的肩膀上，伯利森從後面緊緊地抓住德克薩斯人的登山安全帶。他們慢慢地向下移動。「有時我們要費很大的勁兒幫助他，」艾森斯說，「但他真的移動得非常好。」

　　當他們到達黃色地帶的石灰石懸崖上約二十五英尺處時，他們遇到了埃德．維斯特斯和羅伯特．肖爾。他們兩人幫助將貝克送下陡峭的岩石。在三號營地，護送的隊伍又得到了布里歇爾斯、吉姆．威廉姆斯、維卡．古斯塔夫森和阿拉斯科．西格拉的幫助。這八名健壯的登山者以我和我的隊友們在同一天早晨所不及的速度將嚴重跛腳的貝克送下霍澤。

　　當我聽說貝克正在下山的路上，我走到自己的帳篷，疲憊地穿上登山靴，然後緩慢地向下迎接救護的隊伍，希望能在霍澤的下部與他們會合。就在我離開二號營地二十分鐘後，我驚奇地遇到了救助的隊伍。雖然貝克被一根短繩子牽著，他還是在憑藉自身的力量行走著。布里歇爾斯和他的夥伴以如此快的速度將他送下冰河，以至於精疲力竭的我幾乎趕不上他們的步伐。

　　在醫院的帳篷裡，貝克被放在「馬卡魯」的身邊。醫生們開始為他脫衣服。「我的上帝！」當卡姆勒醫生看到貝克的右手時不由得驚呼起來。

　　他的凍瘡比「馬卡魯」的還糟。三小時後，當我鑽進睡袋時，醫生們借助著帽燈的燈光在一盆溫水中小心翼翼地融化著貝克被凍僵的四肢。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五月十三日星期一，我踏著第一道曙光離開了帳篷。我在西谷的深深的裂谷中走了二．五英里，到達了冰布的邊緣。按照無線電對講機裡從大本營傳來的蓋伊．科特的指示，我要在這裡尋找一片適合直升飛機降落的平坦地面。

　　在過去的幾天中，科特一直在不懈地通過衛星電話安排在西谷下部起點進行直升飛機救護的事宜。如果這一計劃得以實現，貝克就無需從冰布上搖搖欲墜的繩索和梯子上下山，這種做法對手部嚴重受傷的貝克來說是十分困難且危險的。直升飛機曾在一九七三年在西谷降落，當時義大利人用了兩架直升飛機從大本營運送行李，但這是異常危險的飛行，幾乎達到了飛機飛行的極限。其中一架義大利飛機撞到了冰河上。在以後的二十三年當中，沒有人再敢嘗試在冰布以上降落。

　　然而，在科特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美國大使館終於說服尼泊爾軍隊在西谷進行直升飛機救援。星期一早晨八點鐘左右，當我在冰塔林立的冰布邊緣茫然地尋找飛機降落點時，我的無線電對講機裡響起科特的聲音：「直升飛機已經上路，喬恩。它隨時可能到達。你最好盡快為它找好降落點。」當我試圖在冰河上部找到一塊平地時，我恰好遇到了被維斯特斯用一根短繩繫住的貝克及ＩＭＡＸ的其他隊員。曾在拍攝電影過程中多次與直升飛機打交道的布里歇爾斯很快在海拔一萬九千八百六十英尺處的兩個裂縫之間找到了一處降落點。我將絲質哈達繫在竹杆上做風向標，而布里歇爾斯則用一瓶紅色的Ｋｏｏｌ─Ａｎ〔註：品牌名。〕做染料，在降落地區的中心雪地上畫下了一個巨大的「Ｘ」。幾分鐘以後，「馬卡魯」出現了。他是被六名夏爾巴人用一塊塑膠布拖下山來的。稍後，我們聽到直升飛機的螺旋槳在稀薄的空氣中隆隆作響的聲音。

　　由尼泊爾陸軍中校麻丹．卡特瑞．查特瑞駕駛的已卸掉一切多餘燃料和裝備的草綠色的ＢＺ松鼠式直升機進行了兩次降落嘗試，但每一次都在最後關頭流產了。然而在麻丹的第三次嘗試中，他終於將「松鼠」搖搖擺擺地停在了冰河上，將直升飛機的尾部懸在了無底的深淵之上。麻丹讓螺旋槳以最大馬力旋轉著，眼睛始終盯著控制板。他舉起一個手指，示意他只能運載一名乘客。在這個高度，任何額外的重量都會使飛機在起飛時墜毀。

　　因為「馬卡魯」的凍腳曾在二號營地被解凍，他已不能行走，甚至是站立，所以我、布里歇爾斯和艾森斯同意臺灣登山者應該先行一步。「對不起，」我在直升飛機的轟鳴聲中對貝克喊道：「他可能會進行第二次飛行。」貝克冷靜地點了點頭。

　　我們將「馬卡魯」抬到直升飛機的尾部。飛機吃力地進入空中。當麻丹將起落橇從冰河上升起之後，他小心翼翼地駕著飛機向前行進。飛機看上去像一塊沿冰布墜落的石頭消失在了陰影裡。沉默吞噬了西谷。

　　三十分鐘後，當我們站在降落地附近討論著如何將貝克送下山去時，山谷下傳來隱隱約約的隆隆聲。慢慢地聲音變得越來越大。小小的綠色直升機最終闖入我們的視野。麻丹在掉頭之前在西谷上進行了短距離飛行，所以直升機的尾部指向山底。他毫不遲疑地又一次將松鼠停落在Ｋｏｏｌ─Ａｎ標畫出的標識上。布里歇爾斯和艾森斯將貝克扶上飛機。幾秒鐘後，直升飛機騰空而起，像一隻任性的金屬蜻蜓掠過珠穆朗瑪峰的西肩。一小時以後，貝克和「馬卡魯」在加德滿都的一家醫院開始接受治療。

　　救難隊伍散去之後，我獨自在雪地上坐了良久。我盯著自己的登山靴，試圖理清在過去的七十二小時裡所發生的一切。情況怎麼會如此地失去控制？安迪、羅布、斯科特、道格和南比怎麼真的就死了呢？但儘管我苦思冥想，卻仍找不出答案。慘痛的悲劇超過了我所能想像的範疇。我的大腦已經短路，變成了漆黑一片。我最終放棄了希望理解所發生的一切的想法。我背上背包向冰布所展現的z巫術走去。我如一隻小心翼翼的貓開始了穿越搖搖欲墜的冰塔的最後一次旅程。

第二十一章　五月十三日

　　我最終要對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探險做出成熟的評價──一方面，阿蒙森向那裡徑直走去，率先到達，並且未損一人地返回，也未給自己和隊員增加更大的壓力。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探險隊冒著巨大的危險，付出了超人的忍耐，獲取了不朽的名譽，被人們在莊嚴的布道和紀念碑上歌頌，然而，在到達南極後卻發現我們可怕的旅程其實是多此一舉，而我們最出色的隊員卻倒在了冰雪之上。無視這樣的對比是可笑的：去寫一部不將此稱為浪費時間的書。

　　──阿普斯利．徹里．加勒德，摘自《世上最糟的旅程》

　　五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到達庫巴冰布腳下，我走下最後一段斜坡，看見庫巴、蓋伊．科特以及卡洛琳．麥肯齊正在冰川的邊上等著我。蓋伊遞給我一瓶啤酒，卡洛琳與我擁抱。接下來我雙手捧著臉坐在冰上，眼淚順著面頰飛快地流淌下來。我嚎啕大哭起來，好像從小就沒有哭泣過似的。現在安全了。前幾天壓人欲摧的緊張終於從肩頭卸下。我為失去同伴而哭泣，為活著而激動地哭泣。我哭泣，因為我為我的倖免於難和其他隊友的夢斷珠峰而感到傷心。

　　星期二下午，尼爾．貝德曼在瘋狂山峰的營地主持了悼念儀式。洛桑江布的父親和一位被委任的喇嘛一一點燃了刺柏的香枝，在灰濛濛的天空下唸誦著經文。尼爾簡短陳詞，蓋伊也講了話，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哀悼失去了斯科特．費希爾。我也站了起來，結結巴巴地講了些道格．漢森的事情。皮特．舍恩寧為鼓舞士氣，號召大家向前看，而不是沉溺於回憶。但當儀式結束後我們各自散去時，葬禮的陰鬱氣氛仍籠罩在大本營的上空。

　　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機來接夏洛特．福克斯和麥克．格魯姆。他們兩個人都被凍壞了雙腳，需要接受緊急醫療救護。身為醫生的約翰．塔斯基也將一同隨行，以便路上給夏洛特和麥克一些照顧。在將近中午時分，海倫．威爾頓和蓋伊．科特留下來監督拆毀探險諮詢公司大本營的工作。我和洛．卡希西克、斯徒爾特．哈欽森、福蘭克．菲施貝克和卡洛琳離開大本營，啟程回家。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我們被直升飛機從菲舍送到納姆城。當我們穿過髒亂的飛機跑道，準備等下一班飛往加德滿都的飛機時，三個面色灰白的日本人朝我、斯徒爾特和卡洛琳走來。走在前面的那人，是一位老道的喜馬拉雅登山者，曾兩度到達珠穆朗瑪峰峰頂。他禮貌地解釋說，他是為另外兩人做嚮導和翻譯的，並介紹說那兩人分別是南比的丈夫和哥哥。在接下來的四十五分鐘裡，他們提出了很多問題，我幾乎都無法回答。

　　那時候，南比的遇難早已成為全日本的頭條新聞。事實上，在五月十二日──她在南山口消失之後不到二十四小時──一架直升飛機降落在大本營中，兩個頭戴氧氣罩的日本人跳了出來。他們攔住遇到的第一個人──一位名叫斯科特．達爾斯尼的美國登山者──詢問關於南比的消息。而四天後的今天，成群的以捕捉新聞為生的文字和電視記者正在加德滿都恭候著我們。

　　那天下午較晚的時候，我們擠上一架大型米格─十七直升飛機。飛機穿過雲層的空隙向遠方飛去。一小時後，直升機在機場降落。我們走出艙門，陷入麥克風和電視攝影機的包圍之中。身為記者，我發現充當另一種角色令我獲益匪淺。擁擠的記者大多是日本人。他們希望得到對這場災難的真實描述──一個充滿惡人與英雄的故事。

　　但是，我所目睹的混亂和令人痛苦的場面尚未轉化成語言的利刃。站在飛機場的柏油碎石路上被盤問了二十分鐘後，我被美國駐尼泊爾使館的領事救了出來。他送我住進加拉都飯店。

　　更令人頭痛的採訪接踵而來。先是一些記者，接著是旅遊部滿帶怒容的官員們。星期五晚上，我漫無目的地在加德滿都的街上走著，試圖從越來越強的壓抑感中尋求解脫。我遞給一個很瘦的尼泊爾男孩一把盧比，換回一個印著咆哮的老虎的小紙包。回到旅館後，我把紙包打開，把裡面的東西倒在菸紙上。淺綠色的小菸葉黏著樹脂，散發著腐爛水果的氣味。我捲上一支含大麻的菸，抽得一乾二淨，又捲了一支更粗的菸，剛吸到一半，就感覺房間開始旋轉起來，我於是撚滅了剩餘的部分。

　　我光著身子橫躺在床上，聽見夜的聲音穿過打開的窗子飄了進來：清脆的鈴聲夾雜著汽車喇叭聲、小商販的沿街叫賣聲、女人的歡笑聲以及附近酒吧裡傳出的音樂聲。我痛苦地躺著，一動也不想動。我閉上眼睛，任憑潮濕的熱氣如香脂一樣覆蓋在我身上。我覺得我融入了床墊中。這個過程如雕製紙風車般複雜。在霓虹的豔影裡，長著大鼻子的卡通人物從我的眼皮下溜了過去。

　　我把頭轉向一側，耳朵碰到一小塊濕乎乎的東西。我意識到，眼淚已從面頰上流淌下來，浸濕了床單。我感到從身體的深處沿脊柱滋生出一股源源不斷的、迅速膨脹的受傷感和屈辱感。它們在鼻子和嘴裡迸發出來。一聲抽噎接著一聲抽噎，然後就接連不斷了。

　　五月十九日，我帶著兩件道格．漢森的野營裝備飛回到美國，準備把它們歸還給愛他的人們。我在西雅圖機場遇到了他的孩子──安吉和傑米，以及其他的朋友和家人。面對他們的眼淚，我感到不知所措和無能為力。

　　呼吸著帶著潮水氣息的海風，我驚訝地發現西雅圖的春天竟如此豐腴。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潮濕、苔蘚般的迷人魅力之中，我和琳達開始慢慢地、試探性地重新熟悉對方。在尼泊爾瘦下的二十五磅肉迅速地長了回來。家庭中通常會有的快樂──和妻子共進早餐、目送太陽西下、在半夜爬起來光腳走進溫暖的浴室──給我帶來近乎發狂的快樂。但這些時刻常常與珠穆朗瑪峰投下的陰影混雜在一起，而那陰影彷彿並未隨時間消逝而有所消退。

　　因為承受著巨大的內疚感，我推遲了與安迪．哈里斯的女友菲奧那、羅布．霍爾的妻子簡．阿諾德的會面。因為推遲的時間太久，她們終於從紐西蘭給我打來電話。當電話打來時，我竟無力講出能平息菲奧那憤怒和困惑的詞語。在我和簡的電話交談中，她安慰我的時間要多於我安慰她的時間。

　　我一直都明白，登山是非常危險的運動。我相信，風險是這項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危險，登山就無法同其他一百多種娛樂活動區分開來。挑戰生死的奧祕和窺視它禁閉的邊界令人情感興奮。我堅信登山是偉大壯麗的運動，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險之後，而恰恰是因為它所具有的危險。

　　在拜訪喜瑪拉雅之前，我從未真正接近過死亡。更有甚者，在攀登珠穆朗瑪峰之前，我甚至連葬禮都沒有參加過。死一直是個信手拈來的假設、一個在抽象思維裡徘徊的概念。這種純真的權利被剝奪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當它終於到來時，它的衝擊被過多的死亡人數而加大了：

　　全部加起來，珠穆朗瑪峰在一九九六年春天共奪走了二十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這是自七十五年前人們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以來最慘重的季度死亡數。

　　在霍爾登山隊的六名登上珠峰的隊員中，除了我和麥克．格魯姆安全下山外，另外四位曾與我一起歡笑、嘔吐並且有過長時間親密交談的隊友失去了生命。我的行動、或未能採取任何行動直接導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而且，當南比躺在南山口垂死之際，我卻在距她只有三百五十碼之遙的地方躺在帳篷裡，無視她的苦苦掙扎，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留在我心靈上的這個汙點並不是那種經過幾個月的悲傷和充滿內疚的自責就可以被沖洗乾淨的。

　　後來，我把耿耿於懷的憂慮講給克利夫．舍恩寧，他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克利夫說他同樣對這麼多人的死感到難過，但和我不一樣，他沒有倖存者的內疚感。他說：「那天晚上，我在南山口用盡一切辦法自救和救助和我在一起的人們。等我終於安全回到帳篷裡時，我已經精疲力竭了。我被凍壞了一隻角膜，眼睛完全失明。當時我發著低燒，神志模糊，身體失控地抖動著。失去南比是件可怕的事情，但我讓自己平靜地面對，因為我知道，當時我已沒法救她。你不該跟自己過不去，那是場可怕的風暴。在你當時所處的條件下，你還能為她做些什麼呢？」

　　也許什麼也不能，我表示同意。但與舍恩寧相比，我仍是猶豫不決的。我永遠也不會有他說話時的那種令人羨慕的泰然神情。

　　在許多不合格的登山者蜂擁至珠穆朗瑪峰的今天，很多人都認為災難是在所難免的，但沒人能想到羅布．霍爾率領的登山隊會成為悲劇的中心。霍爾經營著最嚴謹也是最安全的探險登山活動，這一點幾乎無人可比。他做事富有條理。他制訂了詳盡的制度以防止災難的發生。但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如何向死難者的親人以及苛刻的公眾解釋呢？

　　可能有傲慢的因素吧。霍爾能如此熟練地使各種能力的登山者在珠峰上上下下，也許他有些翹尾巴了。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吹噓說，他可以幫助任何身體健康的人登上珠峰；他創造的紀錄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樣，他也曾顯示出駕馭危境的非凡能力。

　　例如在一九九五年，霍爾和他的嚮導們不僅要在接近峰頂的地方應付漢森出現的問題，還要幫助另一位完全垮掉的名叫尚泰爾．莫度的隊員。此人是法國著名登山家。他當時正在不帶氧氣的狀態下第七次衝擊頂峰。莫度在海拔二萬八千七百英尺的地方被凍僵了。他被其他隊員連拉帶抬地從南峰頂搬到了南山口。當所有人從南峰頂安全撤離後，霍爾可能會認為沒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在一九九六年之前，霍爾在天氣方面有著出奇好的運氣，而這也許使他後來的判斷發生了扭曲。「一個季節接著一個，」曾有著多於十二次喜馬拉雅之旅並三次登上珠峰頂經歷的大衛．布里歇爾斯證實道：「羅布在衝擊頂峰時總是趕上極佳的天氣。他從來沒有在高山上遇到過風暴。」事實上，五月十日那場風暴雖然猛烈，但也並非十分特別，只是一場很典型的珠穆朗瑪峰狂風。如果它晚兩小時出現，很可能不會造成任何人員傷亡。反過來，如果它僅提前一小時，這場風暴會輕而易舉地殺死十八或二十名登山者──包括我在內。

　　當然，時間和天氣一樣，與這場災難有著諸多關聯。對時間要求的忽視並不能因對自然災難的聲討而被視而不見。固定繩索上的滯停是可以被預見並可以被有效防止的。預訂的返回時間被明目張膽地忽略了。

　　對返回時間的推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費希爾和霍爾之間的競爭的影響。費希爾在一九九六年之前從未嚮導過攀登珠峰的活動。從商業立場來看，他承受著能否取得成功的巨大壓力。他受到強烈的驅使，要把他的隊員送上峰頂，尤其是像桑迪．希爾．皮特曼這樣的名人隊員。

　　同樣，霍爾因為在一九九五年沒有把任何人送至頂峰，所以如果他一九九六年再次失敗，他的生意前景不容樂觀──特別是當費希爾取得成功的話。斯科特具有很強的人格扭力，這種扭力又被詹尼．布羅米特有力地加以推銷。費希爾非常努力地要吃到霍爾的午餐，這點羅布也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當對手的隊員正向頂峰推進時而讓自己的隊員返回的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快的。霍爾的決斷由此而被蒙上了陰雲。

　　此外，還有一點再強調也不過分的理由是，霍爾、費希爾，以及我們其他人都是在嚴重缺氧的情況下被迫做出關鍵性的決定的。在思考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時，至關重要的是要記住在海拔二萬九千英尺的地方不可能有十分清醒的意識。

　　事後的聰明總是容易產生。批評家們受到死亡數字的震驚而立即建議制定相關政策和秩序以確保此類災難不再發生。比如，一項建議主張將一對一的嚮導與隊員的比例作為攀登珠峰的要求；每個隊員都有自己的嚮導，並且始終用繩子與嚮導結在一起。

　　也許減少死亡人數最容易的辦法是，除緊急救護外，禁止使用瓶裝氧氣。雖然少數無視危險的攀登者可能會在無氧登頂中葬送性命，但大多數不勝任的登山者將在到達足以使他們陷於真正困境的高度之前，因體力的匱乏被迫返回。此外，禁止使用氧氣瓶的做法肯定會相應地減少垃圾和壅塞現象，因為如果知道不能使用氧氣瓶，試圖攀登珠峰的人數肯定會明顯減少。

　　對珠穆朗瑪峰悲劇的探究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業，因為這可能會防止更多死亡的發生。但是，相信通過對一九九六年悲劇進行細節剖析就能在真正意義上減少未來死亡率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那種要求將無數失誤編成目錄以便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我否定和自欺欺人的行為。如果你使自己相信羅布．霍爾的死是因為他犯下了一系列愚蠢的錯誤而你不會重蹈覆轍的話，那麼你就極可能在有力的事實已證明攀登珠峰是不理智的時候而去挑戰它。

　　事實上，從許多角度看，一九九六年具有毀滅性的結局不過是正常情況。儘管珠穆朗瑪峰在那個春天創造了十二人季節死亡人數的紀錄，但這十二人只占登上大本營以上地方的三百九十八名登山者的百分之三──實際上比歷史上的百分之三點三的最高死亡率還略低一點兒。還可用另一種方式來看：自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間，共一百四十四人死亡，而珠峰被攀登過六百三十次，即每四次攀登有一人死亡。去年春季，十二人死亡，八十四人登頂，比率是一比七同歷史上這些標準相對照，一九九六年事實上在安全係數上是高於平均水準的。

　　但事實是，攀登珠穆朗瑪峰終歸是非常危險的行為，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危險將永遠存在，無論登山者是被人引導的初學者，還是同夥伴們一起攀登的世界級登山家。值得注意的是，珠峰在奪去霍爾和費希爾的生命之前，曾經徹底地摧毀過一大批攀登精英，其中包括彼得．博德曼、喬伊．塔斯克、馬蒂．霍伊、傑克．布賴騰巴哈、米克．伯克、米歇爾．帕門特、羅傑．馬歇爾、雷．吉尼特以及利．馬洛里。

　　在一九九六年的嚮導登山活動中，我清醒地意識到，包括我在內的登山者很少能真正理解所面臨危險的嚴重性──海拔二萬五千英尺以上的地帶為人類生存提供的狹小空間。懷著珠峰夢想的人們應該牢記，一旦意外發生在死亡地帶內，世界上最出色的嚮導也可能會無力拯救他的顧客的生命。事實上，如一九九六年事件所顯示的那樣，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嚮導有時也自身難保。我的四位隊友的死並非完全由於羅布．霍爾的攀登系統有漏洞──事實上，沒有誰的系統比他的更好了──而是因為在珠穆朗瑪峰上，這一系統的機能被徹底地摧毀了。

　　人們在進行反思時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攀登永遠不是安全、可預測和受規則約束的事業。這是一項將冒險理想化的運動。從事此項運動的最著名的人物總是那些將脖子伸得最長以逃避危險的人。登山者作為一類人，並不能憑藉他們較多的謹慎而被從人群中區分開來。這一點對珠峰攀登者來說尤為確切：當有機會到達地球之巔時，歷史表明，人們會以令人驚訝的速度丟掉正確的判斷力。最終，湯姆．霍恩賓在他登上西脊三十三年後提醒道：「珠穆朗瑪峰在這個季節發生的事情肯定會在下一個季節裡被重演。」

　　要找出表明人們幾乎沒有從五月十日的一系列錯誤中吸取教訓的證據，你無需遠看，只需看一看在其後的幾個星期內珠峰上所發生的一切吧。

　　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在霍爾登山隊撤出大本營後兩天，在喜馬拉雅山脈的西藏一側，一位名叫萊因哈德．瓦拉西奇的登山者和他的匈牙利隊友在不帶氧氣的狀態下從東北山脊爬至海拔二萬七千二百三十英尺的營地，並住進了運氣欠佳的拉塔克人遺棄的帳篷。第二天早晨，瓦拉西奇抱怨說覺得不舒服，繼而就失去了知覺。當時正好有一位挪威醫生在場，他診斷這位奧地利人同時患上了肺、胸水腫。儘管醫生實施了吸管和藥物治療，瓦拉西奇還是在半夜時死掉了。

　　與此同時，在珠峰尼泊爾一側，大衛．布里歇爾斯的ＩＭＡＸ探險隊重新集結，考慮下一步的行動。由於他們的拍攝計劃共投入了五百五十萬美元，他們在此巨大激勵下繼續留在山上以進行攀登頂峰的衝擊。擁有布里歇爾斯、埃德．韋斯特斯及伯特．肖爾的這支隊伍無疑是最強大、最具競爭力的隊伍。而且，儘管他們一半的氧氣已用來救助急需補氧的救援和登山人員，他們仍然能從離開山脈的登山隊那裡借得足夠的氧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

　　埃德的妻子寶拉．巴頓．韋斯特斯在五月十日那天災難降臨時，正以ＩＭＡＸ大本營總管的身分監聽著無線電對講機通話。作為霍爾和費希爾的朋友，她對此感到無法承受。寶拉原以為經過這樣令人髮指的災難，ＩＭＡＸ隊會自動捲帳篷回家去。後來，她聽到了布里歇爾斯與另一名登山者之間的無線電對講機通話。在通話中，這位ＩＭＡＸ登山隊的領隊不慌不忙地宣布，他的登山隊準備先在大本營做短暫休整，然後向頂峰攀登。「在發生了這些事情後，我無法相信他們真要上到頂峰去。」寶拉擔心地說，「當我剛聽到無線電對講機通話後，信號就斷了。」她非常不安，於是離開大本營，回到村裡待了五天以恢復體力。星期三，也就是五月二十二日，ＩＭＡＸ登山隊到達南山口，天氣極佳。他們在那天晚上向頂峰前進，曾在電影中擔任主角的埃德．韋斯特斯在沒有使用氧氣的狀態下於星期四上午十一點到達頂峰；布里歇爾斯於二十分鐘後到達，緊跟其後的是阿拉斯利．西格拉、羅伯特．肖爾和夏爾巴人諾蓋──第一位攀登珠峰的丹增的兒子，也是諾蓋家族第九位到達山頂的成員。那一天共有十六名登山者到達了山頂，其中包括從斯德哥爾摩騎自行車到達尼泊爾的瑞典人戈蘭．克羅普以及第十次登上峰頂的夏爾巴人汪里塔。

　　韋斯特斯在上山的路上經過了費希爾和霍爾被凍僵的屍體。「瓊（費希爾的妻子）和簡（霍爾的妻子）都曾要求我為他們帶回些私人物品。」韋斯特斯侷促不安地說道，「我知道斯科特的脖子上帶著結婚項鏈。我想把它帶給珍妮，但我就是無法強迫自己在他的屍體周圍亂挖。我就是沒有勇氣這樣做。」在下山的路上，韋斯特斯坐在費希爾的身邊和他待了幾分鐘，沒有收集任何信物。「斯科特，你還好嗎？」埃德悲傷地向他的朋友招呼道，「怎麼回事，夥計？」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當ＩＭＡＸ登山隊從四號營地向二號營地下山的時候，他們在黃色地帶遇到了南非隊剩餘的幾名隊員──伊恩．伍德爾、卡西．奧德多、布魯斯．赫羅德和三名夏爾巴人。他們正趕往南山口以完成他們的登臨山頂的計劃。「布魯斯看上去很強健。他的臉看起來很有精神，」布里歇爾斯回憶道，「他使勁地握了握我的手表示祝賀，他說他為我們感到驕傲，半小時後，我又遇到了癱軟在冰斧上的伊恩和卡西。他們看上去真是精疲力竭了。」

　　「我特意和他們待了一會兒，」布里歇爾斯繼續說，「我知道他們沒有經驗，所以我說，請小心，你們清楚月初這裡發生了什麼。記住，到達山頂是件容易的事；活著回來才是最難的。」

　　那晚，南非人向山頂進發。奧德多和伍德爾在午夜過後二十分鐘的時候出發了。跟隨他們的是背著氧氣瓶的夏爾巴人丹迪和汪多吉（不是霍爾隊伍裡的夏爾巴人領隊汪多吉）以及江布。赫羅德似乎在大隊人馬出發後幾分鐘內就出發了，但隨攀登的繼續，他被甩得越來越遠。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五十分，伍德爾呼叫大本營的無線電對講機話員帕特里克．康羅伊，告之他已和丹迪到達了山頂，奧德多和汪多吉及江布將在十五分鐘內到達。伍德爾說因為赫羅德沒有帶無線電對講機，所以不清楚他在下面的什麼方位。

　　我曾在山上幾次見到過赫羅德，他友好而健壯。雖然他不具備高山攀登的經驗，但他曾以地球物理學家的身分在南極洲的嚴寒條件下工作了十八個月──他無疑是南非隊裡最出色的登山者。從一九八八年開始，他開始為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而努力工作。他希望到達珠穆朗瑪峰頂能給他的事業帶來必要的激勵。

　　當伍德爾和奧德多在山頂上時，赫羅德仍在下方很遠的東南脊上以危險的慢速度孤軍奮戰著。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左右，他遇上了正往山下走的伍德爾、奧德多和三名夏爾巴人。汪多吉遞給赫羅德一部無線電對講機並告訴了他氧氣瓶的具體位置。然後，赫羅德繼續獨自向頂峰攀登。他到下午五點才到達山頂，比其他隊員晚了七個小時。當時，伍德爾和奧德多已返回他們在南山口的帳篷。

　　碰巧的是，當赫羅德通過無線電對講機向大本營報告說他已經到達山頂時，他的女朋友蘇．湯普森正好在她倫敦的家中通過衛星電話與大本營的康羅伊通話。「當帕特里克告訴我布魯斯正在山頂時，」湯普森回憶道，「我說：『他媽的！』他不應該這麼晚還在山頂──已經五點一刻了！我不希望這樣。」

　　稍後，康羅伊為在山頂的赫羅德接通了湯普森的電話。「布魯斯聽起來還是神志清醒的，」她說，「他知道他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到達那裡。聽上去他的聲音在那個高度還算正常。他是將氧氣罩拿下來說話的。他甚至沒有氣喘吁吁。」

　　然而赫羅德從南山口攀登到山頂用了十七個小時。雖然當時風力不大，但烏雲吞沒了山頂，而黑暗又迅速降臨了。獨自待在世界之巔，他一定非常疲憊，而且氧氣也已用完或幾乎用完了。「他那麼晚獨自待在那裡簡直是瘋了，」他的前隊友安迪．德．克勒克說，「實在令人費解。」

　　五月九日夜晚至五月十二日，赫羅德一直待在南山口。他曾感受到暴風雪的猛烈，聽到了聲嘶力竭的呼救，看到了由於嚴重的凍瘡而變得一瘸一拐的韋瑟斯。在五月二十五日的上山路上，赫羅德經過了費希爾的屍體。幾小時後，他又在南峰頂跨過了羅布．霍爾已僵硬的雙腿。顯然，屍體沒有給赫羅德留下太多的印象。他不顧緩慢的步伐和漸晚的時間繼續向山頂走去。

　　自赫羅德在五時十五分從峰頂呼叫之後就再沒有從他那裡傳來無線電對講機信號。「我們開著無線電通話設備，坐在四號營地等待他的消息，」奧德多在刊登在約翰尼斯堡的《柳報》專訪中解釋說，「我們太疲勞了，最後睡著了。當我在第二天早晨五點鐘醒來時，他仍沒有通過無線傳過來消息，我意識到我們已失去了他。」

　　布魯斯．赫羅德現被認為已死亡。他是在這一季節中逝去的第十二條生命。

尾聲

　　現在，我渴望女人溫柔的撫慰，鳥兒的歌唱，指間流動的泥土的芬香。我正尋找合適的土地來購買。我將在上面飼養鹿、野豬和小鳥兒；種上三角葉楊和小無花果樹。我將造一口池塘。傍晚時分，鴨子前來嬉戲，魚兒浮出水面，將小蟲子塞入嘴中。幾條小徑穿過這片樹林。我和你迷失在大地的波瀾起伏之中。我們來到水邊，躺在草地上。一塊小小的招牌上委婉地寫道：這是真實的世界，我們都置身其中。

　　──Ｂ．特拉，摘自《血紅的蘭花》

　　數位曾於去年五月到過珠穆朗瑪峰的人告訴我，他們曾試圖擺脫悲劇的陰影。我在十一月中旬收到洛．卡西希克的來信。他寫道：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才發展起一些積極的想法。珠穆朗瑪峰是我一生中最慘痛的經歷。但這已成為過去。現在就是現在。我已將注意力集中在積極的看法上。對於生命，他人和我自己，我學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我感到我現在對生活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我現在對事物的看法是以前所沒有過的。

　　洛在與貝克．韋瑟斯在達拉斯共度週末後剛剛返回。在被直升飛機輸送之後，貝克的右臂自肘以下被截掉了。他的鼻子也被切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從耳朵和前額取下的組織。洛認為拜訪貝克令人既傷心又振奮。看到貝克的這般模樣實在令人傷心：重塑的鼻子，滿臉的傷痕，生活不能自理，以及對能否繼續行醫的疑慮，等等。但看到這個男人能如此地接受一切並準備繼續生活下去確實令人感到不同尋常。他戰勝了這一切。他將取得勝利。

　　貝克對每個人都心存善意。貝克不會玩指責別人的遊戲。你可能與貝克的政見不同，但看到貝克是如何對付這一切時，你將與我分享驕傲的感覺。終有一天，一切苦難將為貝克呈現出積極的一面。

　　我為貝克、洛和其他一些能從積極的角度審視這段經歷的人們感到振奮，甚至感到有些嫉妒。可能隨時間的流逝，我也能從諸多的痛苦中認識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但我現在還做不到。

　　當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從尼泊爾回來已半年有餘。在這六個月中，任何一天珠穆朗瑪峰都能在我的思維中占據二至三個小時，甚至在睡夢中也沒有暫停過：攀登留下的影像以及它所造成的惡果仍滲透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記錄這次探險活動的文章刊登在九月的《戶外》雜誌後，雜誌的郵購量激增。許多回信都表現出對倖存者的支持和同情，但也有很多惡語相向的信件。例如，一名來自佛羅里達的律師訓斥道：我想說我同意克萊考爾先生所說的：「我的行動、或未能採取任何行動直接導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亡。」我還同意他所說的：「（他）只躺在三百五十碼之遙的帳篷裡，什麼都沒有做……」，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獨自活下來的。

　　一些最憤怒的來信，也是迄今為止讀起來最令人惱羞成怒的信件是來自受難者親屬的。斯科特．費希爾的妹妹麗莎．費希爾．盧肯巴哈寫道：

　　「根據你的文字，你似乎具有確切知道每個人在探險活動中的想法和心理活動的特異功能。現在你已安然無恙地返回家中。你評判別人的判斷力，分析他們的企圖、行為、性格及動機。你對領隊、夏爾巴人和顧客應該如何做大加評論。你對他們的過錯進行傲慢的指責。根據喬恩．克萊考爾的自述，在他預感到惡運將至時，他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而縮回自己的帳篷。

　　「還是看看這位貌似萬事通的所作所為吧。你對安迪．哈里斯的下落的錯誤推測給他的家屬和朋友帶來了巨大的悲傷和痛苦。而現在，你又以對江布小道消息式的描述來唾棄他的性格。

　　「我所讀到的是你的個人主義正瘋狂地從所發生的一切中找出道理。但你的任何分析、批評、判斷，亦或是假設都不會給你帶來你所尋求的平靜感。沒有答案，沒有人做錯了什麼，沒有人應受指責。每個人都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環境中盡力而為。

　　「沒有人蓄意謀害別人。沒有人想死。」

　　我是在得知遇難者的名單上又增添了洛桑江布的名字後不久收到這封信的。這封信使我異常痛苦。八月份，當季風從高高的喜馬拉雅山退卻以後，江布返回珠穆朗瑪峰，嚮導一支日本探險隊從南山口和東南脊攀登。九月二十五日，當他們從二號營地攀登至四號營地準備向頂峰衝刺時，一塊板狀的崩落雪塊將江布、另一名夏爾巴人和一名法國登山者壓倒在日內瓦山嘴之下。他們順霍澤冰面向下翻滾了一段距離，直至被摔死。江布拋下了在加德滿都的年輕妻子和一個二個月大的孩子離開了人間。

　　還有其他一些壞消息。五月十七日，從珠穆朗瑪峰下來後在大本營休息了二天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獨自前往攀登霍澤峰。「我累了，」他告訴我，「但我是為斯科特而去的。」為了完成斯科特要征服世界十四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的遺願，布克瑞夫於九月份從西藏攀登了喬歐亞峰和海拔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一英尺的潘瑪峰。當他於十一月中旬在家鄉哈薩克斯坦逗留時，他乘坐的公共汽車發生撞車事故。司機被撞死，而阿那托列的頭部嚴重受傷，一隻眼睛受到了嚴重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傷害。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下面這段文字作為南非人對珠穆朗瑪峰的論談內容之一而被刊載在網際網路上：

　　「我是夏爾巴孤兒。我的父親在年近七歲時為一支探險隊搬運行李而死在了庫巴冰布上。我的母親在一九七〇年時為另一支探險隊扛運行李時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我的另三個兄弟姊妹死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和我的姊妹被送往在歐洲和美國的寄宿家庭。

　　「我從未再回到我的家鄉，因為我認為它是應受到詛咒的。我的祖先由於在低地受到虐待而逃到神聖的庫巴地區。在那裡，他們在大地之母的陰影中找到了避難所。作為回報，他們應當保護女神的聖所免受外人的入侵。

　　「但我們的人卻背道而行。他們引導外來者進入聖所，並以站在她的頭頂歡叫的方式來破壞她的肢體，汙染她的胸部。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搭上了性命，而另一些人雖虎口逃生但卻犧牲了別人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夏爾巴人也應對一九九六年發生的悲劇負責。我對沒能返回故鄉不感到絲毫遺憾，因為我知道那裡的人們和那些自認為可以征服世界的傲慢的外來者將受到上天的懲罰。還記得鐵達尼號嗎？即使永不沉沒的也沉沒了。在女神面前，韋斯特斯、皮特曼、費希爾、江布、馬斯納和伯寧頓是多麼愚蠢的人啊。因此我發誓我將絕不重返家園而成為褻瀆神的合謀者。」

　　珠穆朗瑪峰似乎毒害了很多生命，摧垮了多種關係。一位遇難者的妻子因為抑鬱症而住院治療。當我上一次同某位隊友談話時，我得知他的妻子的狀況也是一團糟。他說，應付探險帶來的不良後果使他的婚姻行將瓦解。他不能集中精力地工作。他經常從陌生人那裡受到恐嚇和羞辱。

　　在桑迪．皮特曼返回曼哈頓以後，她發現自己成了公眾發洩怒氣的對象。一九九六年八月的《名利場》雜誌刊登了一篇對她冷嘲熱諷的文章。一個來自小型電視節目《拷貝》的攝製組在她的公寓外襲擊了她。作家克里斯多福．巴克利將皮特曼的高山遇難經歷調製成《紐約人》雜誌封底的堪稱畫龍點睛之筆的笑話。到八月份，事態發展得愈發不可收拾。她向朋友哭訴說她的兒子在高等私立學校裡受到同學們的嘲諷和冷遇。公眾因珠穆朗瑪峰悲劇而產生的極大憤怒直指皮特曼，這使得她既感吃驚又有些暈頭轉向。

　　對尼爾．貝德曼來說，雖然他將兩名顧客引導下山從而挽救了他們的生命，但他仍為沒能阻止另一個人的死亡而深感內疚。這位顧客不屬於他的隊伍，因此如果冠冕堂皇地講，也就不屬於他的責任範圍。

　　在我和貝德曼都重新適應了家庭環境之後，他向我回憶起在南山口上與隊員們擠在寒風中並不顧一切地要保證每個人生還的情景。「當天空剛剛晴朗得使我們能分辨出營地的方向時，」他回憶說，「那感覺就是『嗨，風暴的停息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我們趕快走吧！』，我向每個人呼喊以使大家挪動雙腳，但很顯然有些人已虛弱得無法邁步，甚至不能站起來了。

　　「人們在哭喊。我聽到有人嚎叫：『別讓我死在這裡！』，那顯然是非生即死的關頭。我竭力想使南比站起來。她抓住了我的胳膊，但她虛弱得已無法支撐雙膝站立起來。我開始邁開腳步並將她拖了一二步，然後她的手鬆開了，摔到一旁。我必須繼續前進。必須有人去帳篷求救，不然所有人都會死掉。」

　　貝德曼稍停了一會兒，「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起南比，」他再次開口時這樣說，「她是那麼弱小。我仍能感到她的手指從我的胳膊上滑落時的感覺，而我就聽之任之了。我甚至再沒有回過頭去。」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