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書」序
西北歐看熱鬧記
天下第一關
初抵歐陸
二京記　　　　　踏出第一步
　　　　　　　　不如塞耳
　　　　　　　　拿破崙打敗仗的地方
　　　　　　　　大學城─魯汶
　　　　　　　　走馬看阿姆斯特丹
來因河上
　　　　　　　　錢是英雄膽
　　　　　　　　歐洲臭水溝
　　　　　　　　貝多芬的故居
　　　　　　　　夢內湖上
　　　　　　　　只道天涼好個秋
沒有國家的首都
　　　　　　　　一牆之隔
　　　　　　　　家居
　　　　　　　　六百萬馬克的名畫
　　　　　　　　整裝再發
日不落之鄉
　　　　　　　　北歐五國，北歐三國
　　　　　　　　踏上斯堪地半島
　　　　　　　　斯德哥爾摩
　　　　　　　　仲夏日之蚊
　　　　　　　　日不落之鄉
　　　　　　　　海角漁村
　　　　　　　　冰河狼狽遊
　　　　　　　　何以解厄，唯有耐心
　　　　　　　　維京人的故鄉
　　　　　　　　啤酒與原子物理
揹上臭名的城市　跨過二十緯度
　　　　　　　　德意志博物館
　　　　　　　　其淡如水，其量如海
音樂之都
　　　　　　　　天才的故鄉
　　　　　　　　過去的「大好時光」
　　　　　　　　多瑙河與維也納森林
　　　　　　　　慎終追遠
　　　　　　　　吃奶難
雪山行
　　　　　　　　只留下腳印，只帶走照片
　　　　　　　　費城三兄弟
　　　　　　　　再探冰河
告別歐洲　　　　Ｘ射線的誕生地
　　　　　　　　他鄉遇故知
　　　　　　　　夜來風雨聲
　　　　　　　　回到起點

《單騎走天涯》徐統

《二○一七年七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回頭書」序

　　這本書出版了七年之後，我收到出版社老板柯青華先生的一封信，說他從書店收回了百來本「回頭書」，也就是沒賣掉，不想再賣的存貨。柯先生做事有始有終，把這批書全寄了給我。書沒賣完，當然也不可能再版，這是令我失望的。不過，這麼多年之後，忽然手裏又有了一批自己的書，也相當令我興奮。

　　這本書典毛病百出：有事實的錯誤：「金盔人」並不是六百萬馬克買來的。後來還鑑定出它根本不是林布蘭的作品。有坐井觀天的議論：妓女問題、中國藝術問題，不是那麼三言兩語能評論的。還有大批不當的措詞、濫用的成語典故、不必要的文白夾雜、不順口的語句、等等。但是，當年我敢一個人揹著個包包兒遊歐洲，還敢寫書。現在看來雖然有點兒汗顏，但我還是敢承認這本書是我寫的。還是敢把它原原本本地送給你，我的朋友。

　　「回頭書」收到後不久，我第五度到柏林。在國立美術館裏又看了法國印象派大師雷諾瓦的畫。並排掛著的是一幅他二十七歲的作品和一幅四十三歲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改變和風格的成熟。著手寫「單騎走天涯─西北歐看熱鬧記」的時候，我二十七歲。如今我也四十三歲了。我可以很得意地說：我也成熟了；我現在寫的文章，不一樣了，要比這本書高明點兒。然而，過去的作品不能改了，也不能不認帳。這本書不是名山之業，但是裏頭有我的生命，有我的腦波，有我的一段不能追回來重過的日子。（也許有人會說：你怎麼好意思同雷諾瓦比？也沒什麼不能比的；我畫不出他的畫，他也寫不出我的文章。）

　　再說，十幾年來，我四度到歐洲，卻再也沒機會像頭一回那樣「流浪」。再也沒機會享受那風吹雨打的辛苦和自在。可以說，我在這方面沒什麼長進，因此自己也相當寶貝這本書。對你，朋友，我還是那句話：看看熱鬧吧！

　　　　徐統　一九八八

西北歐看熱鬧記

　　一九七一年我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讀書。五月中旬到八月下旬之間是暑假。我就利用這段時間，從新大陸飛到舊大陸去遊歷了三個月。此去不是求學、也不是打工，不為考察、也不為探親，目的只一個字──玩。

　　我搭乘團體包機由紐約飛到盧森堡，接著就開始孤獨的、摸索似的旅程；當時口袋裡裝著四百來塊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背上揹著二十五公斤重的背包，裡頭裝著吃的、穿的、和住的（營帳和睡袋）。腳下一雙牢實的皮靴和用以攔便車的右手大拇指就是交通工具。

　　除了英文之外，我認得不上一百個德文字。（加上英、德文中許多相同的字，當不止此數。）大約能說十來句德語，其他的歐洲語文我一概不通。我花了極大的精力和超過兩個月的時間，才辦好比利時、奧地利、和丹麥三國的觀光簽證。其他各國或者來不及辦，或者辦而未妥。

　　我沒有任何親友在歐洲。在德克薩斯大學結識一位德國朋友。出發時他正好準備回國，但是，他要經過亞洲，遊覽臺灣、日本、香港等地，預定九月才回柏林老家。所以他給我他家的地址，告訴我如果我去柏林的話可以上門打擾。當然我也把我在臺北的地址給了他。

　　就這樣，夾在如潮的觀光客裡，我去了歐洲──最大的憑藉是一股勇氣和無限的好奇心。

　　九十一天的旅行，我到過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和瑞士九個國家。我去憑弔過滑鐵盧古戰場，徘徊在柏林圍牆邊，溜過哥本哈根的鬧市，也曾在挪威的峽灣裡垂釣；在北極圈以北的小丘上看子夜不落的太陽……我挨過餓、受過凍、睡過公園和胡同，也曾通夜無眠，踽踽獨行。我遇過冷漠的臉孔，敵對的態度，也接受過陌生人熱情的招待。我也幫助過和我一樣旅行的窮學生，乃至於更落魄的流浪漢。

　　我一共攔了一百三十九趟「順風車」；有時在路邊站一會兒就有人停下載我，有時要等上幾個鐘頭，最久的一次是在濛濛細雨中等了十二小時，那些過而不停的人我奈何不得，而那些停下載我的，有帶我到青年旅館門口的，有請我喝咖啡的，有請我吃飯的，有請我上他家裡坐的，還有開車旅行的年輕人，白天我搭他的車，晚上我們一道睡我的營帳……。對這些好心人，我也只能說個「謝謝」而已。

　　回到美國之後，我常想：我這段遊歷是否值得介紹給大家？我當然知道每年有上千上萬的非歐洲人到歐洲旅行，他們寫出來的報導，有深刻動人的，也有平淡乏味的，可謂汗牛充棟。就以臺灣而言；因公務、經商而出國的人、留學生、外交人員，以及他們的眷屬，都曾發表過份量可觀的歐洲報告，加上由洋文翻譯過來的作品，使得國人只要常讀書報的，談起柏林圍牆、巴黎鐵塔、西班牙鬪牛，乃至丹麥女人、漢堡的人肉市場……都不會很感陌生。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的經驗是值得一說的，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另一個中國人也像我這樣去歐洲「流浪」過，即使有，也不會多，而且他們似乎還沒把他們的經歷發表過。江山不改，人事也不全非，但是，觀察體驗者則各以獨特的心情去領會；一個揹著背包，靠走路和搭順風車旅行的人，所見、所感，總會跟飛來飛去和住旅館乘「太可惜」的遊客們不大一樣吧！記得「約翰．克利斯朵夫」裡有一段描寫書中的主人翁坐在馬車裡馳過他從前經常徜徉的地方。猛然覺到，他兒時曾在那兒消磨過無數的日子，和那兒的一草一木都是好朋友，極為親密。如今他憑著車窗而望，竟感到距離遙遠，無比陌生。難道一層車皮之隔，就有這麼大不同？……是的，不同，非常不同。我東海大學的學長鍾玲女士曾經娓娓道過她「赤足走在草地上」的經驗。隔一層鞋底都給人迥然異趣感受，何況隔一層車底？

　　所謂「絕對客觀」的報導，是不可能的。我根本不打算「客觀」；一則比較客觀的報導早有人寫過了，讀者們真要研究歐洲的事物，儘可以去圖書館查查書報期刊；二則我沒有深入觀察和研究，所看的無非表面，如果就此大做其文章，難免為有識者笑，所以我乾脆順著我的主觀、直覺來寫吧！也因此我沒有寫太多歷史掌故、地理、國際局勢等等。（比如說吧：滑鐵盧之戰是歐洲史上大事，經學者專家們研究過一百多年了，有關的書籍更不知有多少。如果我寫到遊滑鐵盧戰場時，把這場大戰始末抄上一段豈非多事？）俗語說得好：「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的看熱鬧。」因此以西北歐看熱鬧記為題，記錄了一點旅途見聞和感受。只希望讀者們也覺得這篇文章蠻熱鬧的。那就行啦！

　　另外有幾點想說明的：第一、除非絕對必要，本文中的專有名詞都不附洋文原名，因為，我去的這九個國家，其語文有十幾種之多，非我所能搞清楚。加上同一個人名或地名，在不同文字中拼法不同，十分麻煩。如果，我在「哥本哈根」之後附上英文的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甚無意義，因為我是中國人，寫的是中文，而哥本哈根是丹麥的首都，與英文何干？但如果我抄上丹麥文的Ｋｏｂｅｎｈａｖｎ，那麼不但讀者中沒幾個人會唸，我自己也不會唸，那又何必！（這個字大致上是讀做「呵噴哈吩」，而英文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則讀做「口噴黑根」。）人名地名的翻譯，常見者從俗，其他的我盡量照原文的發音或意義翻譯。

　　第二、我作這次旅行時，已在美國住了兩年半。人在他鄉，往往會拿所見所聞和家鄉的作比較。因此我不但拿歐洲和臺灣比，有時也拿歐洲和美國比。一個地方住久了，總會有感情。美國炸雞、碎牛肉餅、馬鈴薯泥怎麼比得上蚵仔煎、牛肉麵、青菜豆腐？但吃久了，習慣了，一旦別去，也蠻令人起「蓴鱸之思」的。再舉個例子：剛到美國時買東西老是把美金換算成新臺幣以法定「貴不貴」（結果當然是「貴」）。而這回我去到歐洲，看價錢則折算成美金作比較。因此，我有些觀點，基於這種雙重的比較，可能會和從臺灣直接去歐洲的人不同。

　　好，不多說，請讀者和我一道登上飛機，去歐洲看看熱鬧吧！

天下第一關

　　從我開始透出風聲──「我想去歐洲玩」，就有人問我：「簽證怎麼辦？」這一個問題一直纏著我，至今未休。很多人都聽說過辦簽證的可怕故事，也有不少人親身經歷過。（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朋友們，都是經過了簽證的大關才到得了新大陸的。）歐遊歸來後，不少朋友聽過我講述旅途見聞，而十個有九個問到簽證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決。我的好友李昇雍先生的未婚妻劉道寧女士（現在是李太太兼李媽媽矣），曾專函來向我請教辦簽證的良方。因為她有個好朋友「五月畢業，她父親要跟她去歐遊一次，最近將由臺北購機票寄至此地……」。以下就是我的回信：（方括弧內是我後來加的按語，並非信中原文。）

　　劉姐〔「劉小姐」之簡稱也〕：

　　承問，承問，此問大矣哉！來信有不詳盡之處，本人試作假定如下：

　　一、假定貴友是中華民國國民。

　　二、假定她是在美國。……

　　三、假定她的護照和我的護照內容除了號碼、期限、姓名、照片等個人資料之外，並沒什麼不同。〔我拿中華民國普通護照，蓋美國的學生簽證。〕

　　以上三項如有任一項不正確，則以下的你可不必看了，你也不必再問我。問也是白問。如果三項假定都正確，你就耐著性子看吧！如果委實耐不了煩，就拿去給貴友自行研究。以下為答覆：

　　　　一、機票部分：

　　Ａ、我從來沒跟Ｙｏｕｔｈ　Ｆａｒｅ，Ｓｔａｎｄ　Ｂｙ之類的名堂打過交道。不知也！

　　Ｂ、我搭的是Ｇｒｏｕｐ　Ｆｌｉｇｈｔ。定期往返。幹這檔子事的航空公司不少。我去年搭的是冰島航空公司，票價特廉。紐約到盧森堡來回一百六十美元。今年仍見報上有廣告，依然便宜。好像漲了五塊錢。

　　Ｃ、名為Ｇｒｏｕｐ　Ｆｌｉｇｈｔ，當然是要Ｇｒｏｕｐ中之成員才行。但事實上：

　　〔１〕我買票時是以德克薩斯大學學生的身分參加，但是旅行社並未檢驗任何證件，似乎是口說為憑。

　　〔２〕上機之後見有些旅客並不是什麼Ｇｒｏｕｐ的。

　　Ｄ、我的建議：看看報上有無此家航空公司的廣告。或查查他們在達拉斯有無門戶。去問之。（其他旅行社如有代辦別家航空公司的，也可去問問。）

　　　　二、簽證部分：

　　Ａ、中國方面：我的護照是「前往美國」，（英文是「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ｎｄ　ｎｅｃ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ｎ　ｒｏｕｔｅ．」）因此要去領事館加簽「本護照可持往……旅行」。那「……」是你想去的國家。

　　〔１〕加簽手續簡便，去領事館立等可取。

　　〔２〕手續費一塊兩毛五美金。

　　〔３〕那「……」無論寫幾個國家都可以。手續費無高下之分，故可以寫他一大把。

　　Ｂ、洋國方面：（噫！精彩的在這裡，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說起？只好寫一篇我申請簽證的經過報告吧！）

　　〔１〕奧地利：我持護照上奧地利駐美大使館。二十分鐘辦妥，有效期三個月（從我聲明的預定入境之日開始起算）。費用大約是一塊五毛。

　　〔２〕比利時：把護照、表格，和錢寄去比國駐休士頓領事館，約一週後，收到簽證，為期一個月。（大概付了一塊多錢。）但後來我在德國漢堡再申請入比利時，那人說要寄回「不如塞耳」辦。我告以我在休士頓辦只一個星期，顯然沒有寄回國。他說一定是休士頓的人搞錯了。但是他隨即給我辦了「過境簽證」，有效期二十四小時，讓我過境搭飛機回美國。

　　〔３〕丹麥：我將申請表寄去丹麥駐紐約領事館。約一個月之後收到其通知，謂可將護照寄去蓋章。於是我上紐約時親自上門去取。交錢（忘了多少），護照上就蓋了簽證。期限一個月。

　　〔４〕西德：其駐休士頓領事館收了我的護照及錢有一個多月沒消息。上門問之。謂：已經向其駐香港代表請示，尚未有下文。〔因西德政府在臺灣沒有外交代表。〕我只好請他如收到批准即轉去駐比利時「不如塞耳」使館。我到達「不如塞耳」再去問，批准果然到了。簽證費為一百五十比法郎（約合三塊錢美金。休士頓要我六塊。）但要押金三百美元。我倒空了口袋如數奉上，才拿到簽證（有效期三個月）。

　　這三百元依規定可於簽證期滿前離德國境之後退還。於是我在挪威奧斯陸上德國領事館退錢。那辦事員不敢做主，因為他從不知要押金這一套。打長途電話跟「不如塞耳」問明可以退，才折算成挪威錢退給我〔押錢和退錢時都是以西德馬克為準，照當時匯率折算的。當時馬克正漲，所以我小小撈了幾毛錢便宜。〕照理說退了之後應該將簽證註銷〔三月期限尚未滿〕，但那人大概是不懂，並沒有註銷，於是幾天之後我又大搖大擺從丹麥進入德國。

　　〔５〕東德：持西德簽證可前往西柏林：如坐飛機，則由西德起飛至西柏林降落，可不必和東德打交道。若走陸路，則須於通過東德關卡時買個臨時「身分證」，價十五馬克（約當五元美金）。往返共三十馬克。

　　〔６〕英國：領事館說要寄回倫敦去辦，需時兩個月。我撤退啦！

　　〔７〕法國：其領事館寄來表格一式六份，全是法文。一封信說要回巴黎辦，要多久不知道，要多少錢也不知道。一火之下，我找了個人來替我翻譯，把表格用中文填好。後來沒有寄出。作罷！

　　〔８〕荷蘭：因知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三國（Ｂｅｎｅｌｕｘ，代表Ｂｅｌｇｉｕｍ，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和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之間來往不禁。所以我有了比利時簽證之後就沒有再申請荷蘭的。後來果然通行無阻。（但荷蘭駐休士頓領事館人員說我必須有荷蘭簽證才行。好在我沒有理她，因為，比利時簽證上明明寫著在「Ｂｅｎｅｌｕｘ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通用。）

　　〔９〕盧森堡：既有比利時簽證，在盧森堡下飛機就沒問題。後來持比國過境簽證，由德國入盧森堡上飛機，也沒有困難。

　　〔１０〕瑞士：沒時間再跟他們磨。後來我從奧地利入瑞士，關員看了我的護照之後說我沒有簽證。我說我是沒有。他問：「Ｗｏ　ｗｏｈｎｅｎ　ｓｉｅ？」（德語「您住哪兒？」）我說：「Ｉ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ｒ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ｋａ．」（我在美國讀書）他揮手放行。

　　〔１１〕瑞典：因知道丹麥、瑞典、挪威三國之間通行無阻，我既有丹麥簽證，自然不再跟瑞典使館打交道。丹麥的簽證上面並未言明可去瑞典和挪威。而我進丹麥時，其海關人員也叫我如去瑞典須到哥本哈根的瑞典使館去辦簽證。後來我沒聽他的，也沒有事。

　　〔１２〕挪威：同瑞典。

　　〔１３〕美國：我持有德克薩斯大學的「Ｉ─２０」〔美國移民局印發的「入學證明書」兼「在學證明書」，由學校填好簽字，證明你是來（在）美國該校唸書。〕回來。海關說既然我以前是在美國唸書，可以不必「Ｉ─２０」那撈什子。

　　Ｃ、申請洋國簽證時應注意的：

　　〔１〕先寫信去各國駐美使領館要表格。信上最好說明你是哪國人，持何種護照何種簽證，預備去幹什麼，去多久，大約什麼時候入他的國境。

　　〔２〕收到申請表後就照章辦理，沒啥好說啦！

　　〔３〕大致上和申請學校差不多；總有一番好等的，也有答非所問叫人氣炸的。功到不一定成，功不到則一定不成。反正耐著性子磨吧！其比申請學校更糟者在於你只有一本護照，只能一處一處辦，不能一起來也。

　　〔４〕注意我國跟歐洲國家外交關係的變化。我去歐洲時，與比利時尚有邦交，現在沒有了！此種變化，可能影響申請簽證所需的時間及手續。

　　〔５〕各國使領館的地址，可以向學校的「外國學生顧問」等查問。或查休士頓、華盛頓的電話號碼簿。〔美國的圖書館多數有一套全國各地的電話號碼簿。〕

　　好啦！夠不夠？不夠也沒辦法啦！你不妨問問貴朋友準備什麼時候去。老夫去年辦了大概有三個月，到上飛機時諸事還沒有齊備。（德國簽證是到比利時才搞的。）後來連騙帶闖才合法非法地玩了九個國家（冰島不算），〔因為只是路過，在機場停了一下〕所以假如貴友要去，需有十分耐心加十分勇氣方可。這年頭做中國人不容易。唉──不談，再說下去又是牢騷！……

　　這封信別丟了。哪天又有誰的貴朋友要去歐洲，再不恥下問時，我可沒有興致再寫這一大篇。那時就要找你要啦！

　　劉姐收到這封洋洋洒洒的信，其感動可想而知。不過她的貴友終於沒有去成歐洲。是給我嚇壞的還是有其他理由，不得而知。

　　在我鼓足勁猛闖這出門第一大關時，我的德國朋友拉爾夫．阿必茲君正要結束他在德克薩斯大學一年的交換學生。他打算取道亞洲返國，因此去休士頓中國領事館辦簽證。

　　他在領事館下班前五分鐘到，人家已經在關門上鎖。但他說明來意之後，一位先生很客氣地請他進去，那位先生在德國待過，能說德語。阿必茲在十分鐘內辦好了到臺灣的簽證。

　　他告訴我這件事時，我正在左等德國領事館回音不來，右等德國領事館回音也不來之中，就打趣說：「可能我也該去德國領事館跑一跑，說不定也碰到個到過中國，會說中國話的。」

　　後來我去了。果然碰到這樣一個人；他走上來先用北方腔的國語問我：「您說北話還是南話？」接著他自我介紹說他姓吉，他父親從前在青島開「吉利洋行」。他就生在青島。直到二十一歲時，共產黨來了。他們才回德國去。可惜的是，他在領事館負責商務方面的事，對我的簽證問題無能為力。

初抵歐陸

　　那年五月二十一日，當地時間十二點四十五分，冰島航空公司的ＤＣ８型噴射客機在細雨中滑降，不久我就踏上滿是積水的盧森堡機場。驗護照和行李都很簡單。機場也簡單，像個大公共汽車站。在銀行換了錢，坐巴士進城到火車站。要到一張地圖就揹起背包，朝青年旅館走去。

　　走過大街、穿過小巷。雖不至於像劉姥姥進大觀園，卻也覺得樣樣新鮮。可是，我也沒有多逛，在烏雲滾滾、細雨紛紛中趕到「青年旅館」睡了一夜，第二天就上路往比利時，因為三個月後我還要回這兒來搭飛機回美國，那時不妨早一兩天到，再好好兒看看。

　　「青年旅館」源於德國，其設立的目的在供應徒步或騎自行車旅行的青年學生廉價的住宿處，同時給青年人交誼的機會。第一個青年旅館成立於一九一○年，不多久就傳到相鄰的荷蘭和瑞士。到一九三○年，「國際青年旅館組織」成立，不幾年就有了三十個會員國。二次世界大戰中，青年旅館當然不免遭殃。戰後發動了國際青年重建營，不但修復了戰爭中破壞的旅館，還新建許多。如今「國際青年旅館組織」會員國遍及全球，不過，旅館密度最大的還是西歐，而西歐中密度最大的是西德。

　　各國的青年旅館自成系統，其經營各有適應國情的規定：舖位、餐食的價格，開門的時間等等，都不盡相同。在同一國內，也因地點、設備等而有異。比如在德國因為冬天要燒暖氣，收費就比夏天高。但在挪威的北部，夏季遊人如織，爭看子夜不落的太陽，因此收費比冬天高。一般青年旅館的寢室都是擠滿雙層舖。（在我看來，一個人再大的個兒，睡覺時也佔不了幾立方尺空間，所謂「容膝之外，皆空室也」。所以床舖擠不擠並不是大問題。）但其他的設備就很不同了；有的全日有熱水、有的有交誼廳、有的有設備完善的廚房、有的只在寢室外的走廊上擺幾個煤氣爐供旅客自炊。在德國波昂，我曾和一群英國中學生在寬敞的交誼廳裡唱歌做遊戲。而在挪威的一個小鎮上，晚飯後和七八個來自法國、德國、挪威的男女青年閑談，卻只能擠在寢室裡。

　　住宿的青年人有義務幫忙打掃和洗碗盤。而旅館白天多不開門。早餐一過就把人攆出去，下午四五點才開門見客。由於這樣節省人力物力，所以，住和吃都可以適合青年學生的口袋。晚餐加一宿加早餐，不過兩塊美金上下。

　　顧名思義，「青年旅館」是專讓青年人住的，同時，還要有會員證才行。（有例外：比如帶領學生旅行的老師。也有的國家不限青年，但年紀大的收費也高。）合於年齡限制的青年，只要付一筆會費，就可以領到一張會員證和一本手冊，其中詳細說明青年旅館的規章和各地青年旅館的地址、營業時間、季節、價錢、設備和特殊規定。我是到紐約的美國青年旅館總部交上八塊錢會費，取到了「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會員證，有效期間為一年，有效地是「除本國以外」。據職員解釋，「本國」者，指中華民國，而不是我申請時所在的美國。其實中華民國不是國際青年旅館組織的會員國，而美國的青年旅館很不發達，以大於歐洲的地盤，只有東西兩岸寥寥幾家而已。所以，我的會員證能不能在這兩個國家通用，非我所慮。

　　盧森堡的這家青年旅館，位於市郊的山谷底、小溪邊，相當幽靜。左近有幾戶人家店舖，跨過一條小橋就面對著高聳在山頭上的古碉堡以及城牆。而不遠處一座新式鋼橋，高高橫過山谷，勢如長虹。但不幸得很，經理這青年旅館的一家大小卻很叫人吃不消。他們似乎把每個客人都視為仇敵，小心防範，態度極其不佳。那男人兇巴巴的，女人拉著長臉，小孩也對人大聲呼叱。好在住的都是些青年學生，一方面不大計較招待周到不周到，一方面也不得不在這個最便宜的地方將就將就，然而，大家臉上都掛著點不痛快，談起來都對這家人搖頭。晚飯後，我端起一堆盤碗送進廚房，見好幾個女孩子已在幫女主人洗碗。女主人的臉依舊綳得緊緊的，但似乎是要找點話說，用英語跟旁邊一個女孩子談天氣，說什麼近來下了好多天雨啦……你要上哪兒去呀……那邊天氣可能好一點呀……之類。而那個女孩瞪著大眼，嘴裡哼哼哈哈，彷彿詫異於女主人的「友善」態度，反而有點不知如何應對。

　　好在像這樣可憎的面孔，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以後，我住的青年旅館都沒有這麼叫人吃不消的，而多的是親切的家庭式招待，這是後話，不提。但整整三個月中，我一直不能忘懷盧森堡的這家人，倒不是我器量窄狹，也不是我懷恨太深，而是因為八月底我回盧森堡搭飛機時，少不得又要上他府上打擾一宵，每思及此，未免不寒而慄。

　　晚飯後，對街傳來銅管樂合奏之聲，和音甚佳，但是樂調簡單而綿綿不絕。好在我上牀不久，他們奏了一支「馬賽曲」就收兵了。

二京記

踏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很難走的。

　　在青年旅館吃了簡單的早餐，（只有咖啡和麵包。厚實的麵包塗了牛油和果醬味道極佳，但是獨撐大局終嫌單薄。）收拾出門。和一大夥人一起走到火車站，在這兒就分手了。有很多人是要坐火車去巴黎，我則打算到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待幾天，等星期一把德國簽證辦好了再往別處去。我也有點想坐火車，因為，想到挑大拇指攔「順風車」，雖然在美國幹過好多次了，指頭挑出去已有些風韻，（見過人抽煙的手勢吧？新手跟老槍不一樣的。）心裡還是有點畏縮，怕的是萬一入夜了還到不了布魯塞爾怎麼辦。不過一問火車票要二百七十八塊盧森堡法郎（當時的匯率，大概是五法郎換四塊新臺幣。）才痛下決心──走！

　　一路攔了三部車才走完這兩百公里路：第一部是個美國人開的，他把我以及另一個攔車的智利人帶過比利時國境。第二部車主人是個會說德語的比利時小伙子，以一百三十公里的時速送了我三五十公里左右。下車之後我有點慶幸他沒有多帶我一程，因為在非高速公路上以高速飛車並不是我很喜歡玩的事。第三部是兩截的大卡車。司機只會說法語，所以他也不多嘴，指手劃腳地要請我吃麵包。他停車休息喝咖啡時又要請我喝汽水。這卡車一直開到布魯塞爾市區邊上，他要轉向西走，我才下車。接著坐了一段冤枉電車，（言語不通，問錯了路。）走了一大段路，才找到青年旅館。

　　卸下背包，登記了舖位，我滿心得意，幾乎要在地上翻幾個跟斗。這一天可算順利，到達了目的地，也看飽了阿登高地的綠野和村鎮。晒了太陽，也淋了雨。好的開始，但願是成功的一半。

不如塞耳

　　這家青年旅館位於鐵路北站附近，雖不靠鬧市，卻也不僻靜。第一晚我睡在窗口，街上的車聲人聲真叫人「不如塞耳」。第二晚便趕快搬舖位。旅館的早晚兩餐都還不錯，又有熱水洗澡。我一住四天，早晚也遇見些有趣的青年朋友。

　　離開祖國快三年了，被認做日本人已不知幾回。那天在青年旅館等晚飯時，見一個黑髮黃膚的少年過來問我：「阿爾由恰尼斯？」不免有點吃驚。當即回他「也斯」，（他怎麼不問：「阿爾由加噴尼斯？」剛才進門時遇見一個日本人，對我點頭微笑，做「他鄉遇故知」狀。好像理所當然地就派定了我是他的同胞。）不料他還跟著問：「都由斯匹克恰尼斯？」我當然又是個「也斯」。這下他大樂，馬上改口用國語說話。原來他是新加坡籍的華人，高中剛畢業，便一個人來歐洲旅行。

　　「我跑了好多地方了，今天才碰到你一個中國人說說中國話。」

　　於是大蓋一場。他一個多月沒有說中國話了。這一開口，無止無休。我想他也許是運氣不濟，否則中國人遍天下（我後來就遇到不少），怎會碰不到一個？也可能是他雖遇見而沒有機會攀談吧！不過我在路邊攔車時，在青年旅館裡，在名勝古蹟遊逛時，的確沒遇見一個中國人，（難道中國人不是在餐館就是在圖書館嗎？）而日本人則到處都是，這兒就住著幾個。有一個姓田中的大阪人還跟我在飯桌上聊過一陣。另一個小矮個兒不知名姓，卻領教了他的「武士道」精神。

　　那天是禮拜二，我玩累了一整天，晚上八點鐘寢室門一開就上牀擺平，打算狠狠睡到天明。不料，今晚剛住進一群德國學生，吱吱喳喳地，先是洗澡舖牀，後來上牀熄燈了，還說笑不休。我的左右鄰舖叫了好幾次「安靜點」卻似馬耳秋風。我大聲呼叱，只是收到五分鐘的效果。那日本人終於耐不住了，摸到德國人的舖位旁，用電筒對著他們的臉上一個一個的照，邊照邊問：「你們誰要挨揍的就起來。嗄？你，你怎麼樣？……要不要挨揍？……還是你，哼？……」德國人登時噤若寒蟬。寢室裡只有「日本武士」的獨白和電筒閃光。久久，並沒有個「想挨揍」的站出來。「日本武士」兵不血刃，勝利凱旋。一屋子白人黑人黃人得以安睡。

　　南西是個二十來歲金髮女孩，美國亞里桑那州人，學美術。因為外祖父是荷蘭人，所以，她大學畢業就到荷蘭找機會進修。住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親戚家，不時到各處跑跑，看看美術學校的情形。我和她一起去看了兩個美術館：現代美術館正在整理內部，便開了個小小的臨時陳列室，東西不多。另一家古代美術館大得多，有大批古老灰黃的宗教畫，也有大批魯本斯血色充沛的肉體。魯本斯本為我所好，不過對那些從中世紀教堂裡拆下來的窗子門板之類的東西卻無太大胃口。但今天有專家同行，才知道這些看上去死氣沉沉的畫裡也有不少學問和有趣的故事。南西的說明，很引起我的興趣。我們又到公共圖書館去看一批從東德借來的孟赫的石印畫。多年前我第一次在書裡看到他的名作「喊叫」。從那綿延的線條，幽悶而又恐怖的色彩中，我幾乎可聽到畫中那個像骷髏般的人發出的絕望而懾人心魄的哀號。今天從我眼前掠過的一幅幅石印畫，沒有色彩，但他們的線條、陰影，畫中人物的表情姿勢，無不表現著生命的悲苦。我一方面神往於畫家的技巧和充份傾注的感情，一方面也不禁要問：孟赫到底遭遇了什麼，竟會有如此多對生命的恐怖與哀痛吐在畫布上，永遠鞭笞著後來觀賞者的心靈？

　　藏在比利時經濟繁榮的外表之下的，是個由來可以回溯到歐洲文明的開幕時代的老問題──瓦隆人和佛來明人的對立。這兩種人的外形並沒有顯著的區別。（至少我看不出來。）但文化背景卻有相當大的距離：瓦隆人居比利時南部靠近法國，用法文。佛來明人則居北部近荷蘭，用佛來明文（是一種荷蘭文的方言。）凱撒征服了高盧，帶來了羅馬帝國統一的官用語文、法律、和道路，但是，卻無法征服各部落之間的歧異。到十九世紀中葉比利時獨立建國，這兩種人就在同一個政權之下展開了無休無止的鬪爭，甚至演成流血的暴動。一般來說，佛來明人雖佔比利時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卻是受屈的。雖然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鬪，比利時已規定法文和佛來明文同為官定語文，（布魯塞爾的街牌都用兩種文字。）但佛來明人仍以為真正的平等尚有待繼續努力。

　　一位美術學校的校長（佛來明人）就很感慨地對我說：比利時的政經都是在瓦隆人手裡，佛來明人儘管有才學之士，卻不受重視。他認為政府應該派佛來明人出任駐外國使節，才能使國際上認識比利時的另一面。在開畫展的那家圖書館裡，有個坐在我對面的人用很流利的英語找我說話。正說著，一個穿制服的館員走過來，他瞄了那館員一眼，不屑地撇撇嘴道：「他就是佛來明人，笨蛋一個！」

拿破崙打敗仗的地方

　　西元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是歐洲史上重要的一個日子。拿破崙二十年的風雲叱咤，在這一天隨著四萬五千名官兵，一萬五千匹戰馬的生命灰飛烟滅了。而歐洲跟著享受了五十年的和平。這驚天動地的一戰，就發生在布魯塞爾南邊二十公里處的滑鐵盧。

　　從布魯塞爾市區坐公共汽車，半個鐘頭就到達了滑鐵盧，四望只見平疇千里，麥浪翻風，草地上牛群徜徉。田舍有成群的、有落單的、顏色都跟碧綠的田野配得恰到好處。艷陽高照，這城郊的綠野確是假日遠足的好去處，但是等我找尋有關滑鐵盧之戰的古蹟時，才知大戰的遺跡早已不存，可看的只有幾座小紀念碑、一座紀念館和一座紀念塔而已。

　　那紀念館是個圓蛋糕形的房子，裡面是一圈三百六十度的壁畫。畫的當然是滑鐵盧之戰的情景；近景用實物和模型佈置。中景和遠景則畫在牆上。從藝術的觀點看，似乎不能算上乘之作，從歷史的觀點看，則說明的文字太簡略了。

　　紀念塔是座圓錐形的土山，蓋滿綠草，山頂上豎著一隻用法軍的大砲改鑄成的大獅子，象徵英軍的威風。拾著一道兩百多級的階梯，可以上到山頂的獅子座下。四望風景極佳，而山腳下的「觀光村」也盡收眼底。

　　「觀光村」的格局類似烏來、碧潭、擠滿小吃店、紀念品店、電影院、和私人經營的博物館。小小門面的博物館到底藏些什麼東西我也沒去看。電影院放映的滑鐵盧之戰影片當然不可能是「真蹟」，更沒有興趣。引起我注意的是紀念品店裡有種種千奇百怪的紀念品上（不乏Ｍａｄ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者）印著那位打敗仗的法國皇帝的像，而有威靈頓將軍像的則寥寥無幾。這也難怪。威靈頓不過是個著名的防禦將軍，而栽在他手下的，卻是個千古少有的雄才。歷史上著得誰人的名姓，是不爭的事實。每當提起滑鐵盧，人人知道是拿破崙吃敗仗的地方，有誰會開口就說那是威靈頓打勝仗的地方？

　　整天青空如洗，在草地上睡了個午覺。傍晚，雷雨交作，雨衣已不管用。跑進一家體育用品店躲一陣，雨小了才攔車回城裡。沿路見走路的、騎車的、騎馬的，一個個全淋得落湯雞。史家論拿破崙之敗，認為因天雨而延遲了砲兵出動的時間是一大原因。整個歐洲的命運，難道就決定在那幾個小時的雨嗎？

　　中華民國駐比利時大使館的地址，是以前我從一本雜誌上抄下來的，不料卻派了很大的用場；本來要找一個大使館並不是難事，怎奈我又聾又啞，於法文、佛來明文一竅不通，而比利時人之通英文者並不多見，通中文的更為稀有。問路嘛，不會說話，查電話簿又不識字。現在手上拿著地址，問路就可以手勢行之。因此我毫無困難地找到傑克將軍大道十九號的中國大使館，又由那兒找到幾條街外的文參處，在那兒，受到黃太太以及傅維新先生極熱忱的接待，他們給了我一面小國旗，（是我要來釘在背包上的。）給我德國領事館的地址和電話、魯汶「中國之家」和幾位中國留學生的地址。臨走時傅先生還特地跑出去買了一大條巧克力糖給我。正是我最愛吃的。

　　西德領事館果然已收到香港方面來的通知：可以給我簽證，但是要押金三百美元，出境時退還。我口袋裡總共只有四百塊左右，押上三百，則我到了德國活不了多久就要斷糧。步出領事館，心情頗為沉重，不知為什麼中國人要受這種待遇。剛才從文參處帶出來的溫暖完全冷卻了，我心裡只盤算著該怎麼辦。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走到公園裡坐下，就寫了一張明信片給柏林的阿必茲先生（小阿必茲早已寫信回家，說我要去了。）說明簽證要押金的事，希望到柏林時能向他們借點錢，待我離開德國取回押金就奉還。

　　這天是星期一，美術館都不開門，所以，我辦了「外交」後就在街上蹓躂，在路邊買個麵包填肚子，老板娘很和氣，送我一碟炸馬鈴薯條。這是把馬鈴薯切成小條，在油裡炸黃的。美國人不可一日無此君，當零嘴、也當正餐吃。稱之為「法國炸」。以前我並不知道這是不是道地的法國吃食。食物離了故鄉，往往改頭換面，雖博得異鄉人的青睞，卻已盡失原來的風味。老美愛吃的「雜碎」，就只有在番邦的唐餐館才能吃得到，中土並不曾見。反過來說，我在臺灣時就吃「沙拉麵包」，後來出了洋，才知道「沙拉」到底是怎麼回事。因此當我在法國的芳鄰比利時見到到處都賣炸馬鈴薯條，並且聽說在法國也一樣流行時，頗感到世界上到底還有幾分真理：「法國炸」果然是法國貨，雖然發明它的是比利時人而非法國人，而且在法文裡光叫「炸」而不叫「法國炸」。

　　下午走過王宮前，正遇到法國總統龐畢度來訪，警崗四佈，王宮對面停了八十多輛各國使節的汽車，整條街都擠著看熱鬧的人，有不少手拿著小國旗。有一位女士把紅白藍三色的法國國旗拴在她的小狗脖子上，而在國旗的白條子上寫著「龐畢度萬歲」，但小狗並不知道牠負有外交使命，帶著國旗和標語，仍然翹起一條腿做牠平常散步時常做的事。不久龐畢度的專車在大隊摩托車前呼後擁下來到，駛進王宮。觀眾並未散去，我看時間五點多鐘了，王宮二樓有一間房燈火輝煌，想來是有一場國宴，我不能空著肚子看人家吃飯，走吧！

　　夾在下班的人潮裡去看了「撒尿小孩」。這個一手撐腰、一手捏著雞雞向天撒尿的小孩的銅像是在一條小巷子拐角上，大小跟真人一般，那小便就是噴泉，落到底下的水池裡。在歐美的城市裡噴泉並不是希罕的東西。這個小小的噴泉，了無煊赫之處，頂多算是個別出心裁的設計罷了，不知為什麼會馳名世界，幾乎成了布魯塞爾的註冊商標。至於它的來源有兩個不同說法：一說是一個小孩撒尿澆熄一堆火，因而消滅了一場可能的火災。另一說是一個富人的小孩走失了，他許願在找到孩子時就以孩子當時的姿態做個銅像，後來小孩被找到時正在撒尿。這兩種傳說已無法考證孰真孰偽，或二者皆偽。反正傳說中帶點虛虛實實更增加美感，有何不可？荷蘭也有個很莫名其妙的故事，說有個小孩用手指堵住堤防上的漏洞因而保住了堤防沒有崩潰，救了成千人的性命。其實這個故事是美國人捏造的。荷蘭人將錯就錯，做了個小孩堵洞的銅像放在堤防邊，無非是觀光生意眼。

大學城─魯汶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陰。再上西德領事館，交上相當於三百塊美金的一千五百比利時法郎，外加一百五十法郎簽證費。下午五點拿到了簽證，就攔車去魯汶。

　　魯汶以大學著名，在布魯塞爾東三十公里。攔車沒多等，一個多鐘頭就到了。下車就找「中國之家」，被個黑人看中，問我：「浮也奇奴娃？」（法文「中國之家」是也）當即把我帶到門口。這「中國之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以前是給中國來的天主教修士住的，現在則成為比利時的中國學生中心，有房間租給學生住。我找到了東海大學的同學范史光，也因他而認識蘇、蔡兩位中國學生。

　　在魯汶住了兩天，睡在「中國之家」的客房。白天出去玩，晚上到書房看書，跟老范他們打打乒乓球，或去酒店蓋。魯汶大學正在期末考，大家忙考試也忙「釣魚台運動」。有天晚上我正巧碰到幾個學生來「中國之家」商量有關釣魚台的事，就跟他們談了很久。他們很熱心地問我美國的情形。可惜我在美國南部，不大接觸到東北部、西部、以及芝加哥等地的中國學生的活動，所以知道得不多。有時雖收到宣傳品，但有的太偏激，有的來自匿名的人，所以我也不大看。不過，從這一席話中，我聽出他們有些看法是有點道理的。尤其是他們希望藉著釣魚台運動把中國留學生從打工上課學位ＰＲ之中喚醒來，提醒大家對國是付出一點關心，這道理是絕對不錯的。

走馬看阿姆斯特丹

　　如果你問我：「你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什麼？」

　　我的回答是：「滿街是人，到處是水。」

　　西方人說：「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地。」荷蘭的國土一大半是填海而來。它的國名叫尼德蘭（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意思就是低地。荷蘭只是尼德蘭的一個省。不過，因為尼德蘭在海上稱霸時，跑船的都是荷蘭人，所以外國就把荷蘭當作國名。尼德蘭人百口莫辯，也只好認了。王城阿姆斯特丹就是建在填出來的地上。我從魯汶上來，由南邊的阿姆斯特文進入阿姆斯特丹。當我初走進阿姆斯特文的住宅區，就被那獨特的韻味吸引住了；沿街花木扶疏，家家面前有一塊整潔的花園，房子正面總有一面大窗，從外面可以望見織花的窗帘和大小擺設，比百貨店的櫥窗還精緻。似乎他們佈置客廳的目的不單是為自己受用，也為了路人隔窗賞心悅目。街旁不斷的有綠地、水池、噴泉。走幾條街就是一道運河，河水並不清但也不髒、更不臭，河岸草坡碧綠，柳條飄拂。

　　進了市區，雖然不那麼幽靜，但仍然三步一橋五步一河。樓房有高的有矮的有新的有舊的，但都整潔有緻。我到的第二天是星期六，街上擠得水洩不通，百貨店裡、紀念品攤子上、館子裡……到處塞得滿滿，大概本地人就愛上街，加上成千成萬的遊客，造成這種盛況。王宮廣場上不知是鴿子比人多還是人比鴿子多。王宮對面有一座戰爭紀念碑。碑下的石階上是各路青年聚集的地方，有的像嬉皮一樣，也有的是像我一樣揹背包旅行的學生。路人看坐著的人，照相；坐著的人看路人，也照相。這些坐客來來去去，直到傍晚兩個工人來用水龍頭沖掉一天的垃圾，並有兩名警察壓住陣腳，這才散去。後來我在挪威遇見兩個荷蘭女孩，我告訴她們臺北西門町比阿姆斯特丹還要擠，她們說什麼也不信。

　　在街上隨便兜一圈就看到好幾家中國餐館，中國雜貨店也不少，但日本人的勢力才真正可怕。紀念品店裡賣小國旗小國徽，亞洲國家中最多見的就是日本的膏藥旗。有的店舖打出「店員能說日語」的招牌。有個店員一見我進門就哈腰來個：「我宰伊媽死。」叫我啼笑皆非！這種情形碰過幾次之後，我終於想出了對策，再有人對我「我宰伊媽死」，我就用中國話回他：「我是中國人，不懂日本話。」然後就輪到我看他瞪眼了。看到日本的工業產品大至汽車小至乒乓球，大量出口到處充斥，我不免要想：我們要賣多少鳳梨罐頭才能換回一輛汽車？

　　去看了大畫家林布蘭的故居。（林布蘭生於一六○六卒於一六六九年。正當荷蘭人向海外發展之時，其佔領臺灣是一六二四到一六六一年），陳列了他的蝕刻畫和他收藏的別人的畫。可是他畫的油畫一幅也沒有。管理員說博物館裡有的是，但我第二天就匆匆忙忙打道上德國去，居然經過博物館之門而不入。至今還想不通當時那麼急著走幹嘛。

　　青年旅館的早餐極豐富：火腿、香腸、「氣死」各一片，麵包牛油果醬任吃，飲料則有咖啡、茶、牛奶、巧克力。但我只吃了兩頓就告別了阿姆斯特丹。兩個德國青年的車帶著我飛馳過平坦的高速公路。兩天來我除了在紀念品店裡之外沒有看見過一架風車、也沒有看見過一個人穿木鞋。這時從車窗裡四望，仍不見風車的影子，倒是那不斷的堤防、運河使我想起個故事：

　　在一次外交宴會上，德國皇帝向荷蘭女王吹噓他的軍備：「我的普魯士衛隊一個個身長七尺。」荷蘭女王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們的堤防決口時水深九尺。」

來因河上

　　從荷蘭進德國並無任何儀式。關員揮揮手就過去了，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車子掛著德國牌照吧！三百零三塊美金的簽證竟未發生任何作用。真虧！

　　德國的高速公路叫做「汽車路」。沒有速率限制，愛開多快就開多快。路上不准行人，我兩次在汽車路上下車，兩次被警伯干涉。不過警伯態度很好，見我言語不通，也不多話，把我帶上警車，送到方便攔車的汽車路入口處。

　　傍晚時分，到了來因河上的工業城杜塞多夫。

錢是英雄膽

　　我來杜塞多夫是有任務的：德克薩斯大學的一位同學認得一位華僑王小姐，家住此地。他託我到德國時務必去看看她，並交我一封信和一件小禮物帶去。我按地址找到王府，卻無人應門。我心想也許他們全家出去了，晚點會回來。揹起背包回頭走。王府位於杜塞多夫的舊城，這時燈火輝煌，夜市正旺，儼然圓環光景；街上滿是人，路邊大店小攤吆喝著招徠顧客。店裡不住飄出鍋灶上白色的水汽，燒烤的肉香、和樂師的手風琴聲。吃客們在門裡把著大啤酒盅談笑，在門外擎著冰淇淋、香腸、邊走邊吃……我肚裡饞蟲不住蠢動。但是今天一直沿汽車路下來，連過境都沒有停。口袋裡裝著一疊美金旅行支票和一大把冰島的、比利時的、荷蘭的銅板，連半個德國馬克都沒有。小吃店想來不會收外國錢。今兒個星期天，又入夜了，想換錢是辦不到了。走著走著，穿過了鬧街，走到一個小小的方場，中間豎個騎馬的銅像，也不知道是誰。旁邊有一排石樁。我就卸下背包，坐在石樁上歇歇。心裡盤算著今晚的吃住如何解決，等一下是不是該再去王家看看，好不好抓個路人跟他換馬克……。不一會兒走過一個中年男人，在我面前稍停了一下，嘴裡咕噥著，塞給我兩個銅板。一看是兩個兩馬克的。噫！我又不是叫化子，怎麼能這樣拿人家的錢？站起來就要還給他。可是他跑得很快，不斷咕噥著，我半聽半猜，大概是說：「你是學生吧？去買點東西吃罷！」我大叫：「我有錢，有美金呢！」他也不理，只顧走去。我只好掂著兩個銅板回來坐下。四馬克足夠一頓小吃了，但是住呢？低頭研究手冊：杜塞多夫有青年旅館，但開門的時間已過。看來要睡街頭了，揹了幾天的睡袋，該可以派上用處了吧？甭管怎樣，應該先填飽肚子再說。

　　正要站起來，又走過來兩個西裝筆挺的大高個兒。帶著酒氣問我話。他們說德語我只懂一點點，說英語我也只僅一點點。我有點不耐煩，但他們大概吃飽了沒事幹，竟很耐心地研究為我找住處。等警察警察不來、找警察也找不到、問行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我有點急了，一方面不大好意思叫人家這樣站在路邊陪我，一方面肚子餓得慌，但是抓著口袋裡的四馬克又不能丟下他們二位去吃東西。想請他們不必費心了，又說不通話。他們又似乎非常有空，毫無要走的意思。就這麼耗了半個多鐘頭，他們終於決定帶我坐他們的車去找青年旅館。（並不顧我告訴他們已經關門的話。）開了好一段路，問了好幾個人，總算找到了。旅館居然還開著，兩位先生跟我到櫃臺上問明了還有空舖才作別。

　　舖位三馬克八。用找回來的二十分錢（一馬克等於一百分）到販賣機前買了兩包餅乾吃了，喝口冷水，摸進寢室倒頭就睡，為時已近子夜。（後來再查手冊，才知這家旅館開門到十一點半鐘。手冊上有個記號，我先沒看清楚。三馬克八的價錢就是因為關門晚、有熱水浴的關係。否則只要三馬克。）

　　第二天一早再上王家，敲了半天門才敲出個睡眼惺忪穿著背心短褲的人來，說王家沒人，不知去向。我只好把信和禮物留在信箱上。然後照地圖走到火車站。換了錢，趕快去鐵路餐廳吃一頓。當時已快到十一點，這一頓算是把昨天的晚飯、今天的早、中飯做一頓，三次革命，一次解決。

　　吃飽之後決定不在杜塞多夫逗留。再按地圖找到南下的汽車路入口處。不久就有兩個小女孩停車帶我，直放波昂。當晚在青年旅館吃晚飯，一大碗義大利麵條，份量可比「師大牛肉麵」的「中碗」。可能是今早「三次革命、一次解決」不夠徹底，所以這碗可觀的麵並沒有剩下來。

歐洲臭水溝

　　聽過那支德國民謠「羅蕾萊」的人，可能都會神往於來因河上的旖旎風光。在畫片上我也見過來因河繞過巉岩、流過古堡、淌過葡萄園的美景，幾乎能從圖片裡看到那傳說中的金髮女妖高坐在山頭上梳理金髮，幾乎能聽見她婉轉迷人的歌聲。

　　然而當我踱出杜塞多夫的青年旅館，跨過一條新式的吊橋時，我幾乎不能相信腳下黑水就是來因河，那濁流滾滾，不是泥沙的黃或紅，而是黑的，真個是「氣死張飛、不讓李逵」。不時有汽艇經過，船尾翻起黑浪，隱約傳來一股臭氣，更加不堪入目。遙望兩岸，盡是黑黑黃黃的工廠。不錯，這就是歐洲歷史的舞臺、經濟的命脈──來因河。從杜塞多夫南下，是向來因河的上流走。到了波昂，河水依然污濁，不知道還要向南走多遠才能看到畫片裡的風光。

　　「羅蕾萊」也許只是傳說，但我相信來因河至少在百十年前是條美麗的河，甚至直到今天，它的上游可能還是漂漂亮亮的。但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大量的污水，傾入河裡。來因河因而贏得了「歐洲臭水溝」之名。「羅蕾萊」如果生在今天，在來因河裡洗個頭就能把金髮染成黑髮。

　　河流原有造化賦予的移山填海的使命。黃水滔滔，每天把千萬噸的泥沙從上游運到下游，不捨晝夜，正是在忠實地執行它的任務。但是人造的廢物，卻不是河流命中注定該負責處理的，人以為河水有肚量，利用河流做下水道，等廢物多到河水永遠流不清，連河口的海水都連帶遭殃時，回過頭來倒霉的還是人類自己。

貝多芬的故居

　　波昂原是來因河上的小鎮，因「波昂大學」的設立而漸發展成一個小小的大學城。二次大戰之後，德國的首都柏林被四國分佔，孤立在蘇聯佔領的東德境內。西德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就將首都設在波昂。於是大興土木，蓋了不少政府辦公大樓。人口劇增，交通頓顯頻繁。古老的大學城一躍而為嶄新的政治樞紐，且因西德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扮演的角色而成為全球矚目的都市。

　　但是，波昂並不須等到艾德諾和他的班底來上班才取得歷史上的一席之地：在一條石塊舖的小街上，有一座古舊的住宅早已成為世人瞻仰謨拜的古跡，因為一七七○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在這所房子裡誕生了一位舉世無匹的巨人──貝多芬。波昂街二十號這座故宅，現在已闢為陳列館，原有的家具什物大都不存，現在陳列的多數是後來陸續從維也納搜集來的遺物。（貝多芬十七歲離家去維也納，見過莫差特，但並不受到他注意。不久就回家，二十二歲時再度去維也納，就沒有再回來。）

　　一樓進門左手有個小小的演奏廳。放著一架鋼琴和四五十張椅子，牆上掛了好多簽名照片，我猜想可能是來此演奏過的音樂家。二樓和頂樓是陳列室，有貝多芬少年時的畫像、中音提琴、眼鏡、頭髮等小東西。一個櫥裡專放他用過的助聽器。一個個像大銅杓。貝多芬的聽覺漸漸衰退時，特製的一架鋼琴也放在這裡。這架鋼琴每個音都有四條弦，聲音特別大。然而，他終於全聾了，連大聲鋼琴也聽不見了。但他還用一根棍子，一端頂在鋼琴上，另一端咬在牙齒間；鋼琴的振動經過了棍子、牙齒而傳到頭骨，他因而能「聽見」琴聲。他和朋友來往的信件、樂譜手稿、初版樂譜、和演奏會的海報等也在展覽之列。厚厚的一本「第六交響樂」（田園）的原稿，翻開的一頁正是第二樂章的結尾處，長笛、雙簧管、和單簧管奏的「鳥鳴」。貝多芬在譜上寫明各個樂器所代表的鳥，同時在譜的下端寫了一行顯然是給出版者看的腳註：「在第一長笛、第一雙簧管、第一和第二單簧管處寫上夜鶯、鵪鶉、布穀等字。」

　　有一幅油畫，是貝多芬多年的情人布倫希非克小姐的肖像。她對貝多芬的愛情至死不渝，但兩人卻未能結婚。

　　據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中說：布倫希非克把這幅肖像送給貝多芬時，「題著：『給稀有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善良的人。Ｔ．Ｂ』在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無意中撞見他獨自擁抱著這幅肖像，哭著，高聲地自言自語著（這是他的習慣）：『你這樣的美，這樣偉大，和天使一樣！』朋友退了出去，過了一會兒再進去，看見他在彈琴，便對他說：『朋友，今天你臉上全無可怕的氣色。』貝多芬答道：『因為我的好天使來訪問過我了。』」

　　閣樓上一間低矮的小房間，門前攔著繩子，不能進入。門內空空，只有一座貝多芬的胸像，和放在像前的一個花圈。這就是樂聖誕生的聖地。

　　下樓出門時，我才注意到屋後有個小花園。杜鵑花叢簇擁著一座羅丹作的貝多芬銅像，那低頭凝思、悲苦而又全神貫注地奮鬪的神情，如不是羅丹的妙手，誰又能表達出如此深刻、如此生動的感情。

　　歸途中，正值雷雨過後，陽光從破雲裡灑下來，我踏過山丘、麥田，眼望無限的雨後風光，耳邊似乎不斷響著「田園」的旋律。然而山頂上一座教堂裡，卻傳出震耳欲聾的搖滾樂，原來是個樂隊正在練習。時代的腳步是不停頓的，沒有人能阻止新的藝術出現，也沒有人能強迫社會永遠泡在古老的丹青與絲竹之中。在人類的歷史上，每個腳印都有它的意義、都有它的地位。然而，淺淺的溝壑終會漸漸湮滅，而巨匠擘成的崇山深谷，卻比較能歷久而彌新。我總以為音樂的力量，不是用它的響度來衡量的。音樂打動的是心靈而不是耳膜，否則一個失聰的人怎能譜出震爍千古的曲子來？

　　「從我的心裡流出來，流進眾人的心裡。」貝多芬說。

夢內湖上

　　六月二號早上離開波昂，目的地是哥廷根。但幾經轉折，卻到了風景區夢內湖住下。

　　從波昂的青年旅館走出去不遠，就搭上了一輛摩托車。騎士是個年輕小伙子，邀我去波昂大學的學生餐廳吃中飯。唉！恐怕全世界的學生餐廳都一個樣。想當年在東海吃洗鍋湯、隔夜菜。沒幾個人不是罵不絕口。到了美國，學校裡餐廳的菜，論營養該比臺灣的豐富多了。但味道是談不上的，盡多的是罐頭裡開出來熱一下就上桌的東西。我想很多留學生吃洋菜倒胃口可能是從學生餐廳吃出來的，因為我後來訪問美國家庭時，嚐了女主人精心調製的拿手菜，的確是不一樣的。（記得有一次中午下了課去吃飯，走近餐廳時聞到一股魚香，引得饞蟲大動。及至走進去一看，果然有魚，但是那香味卻沒有了。我當時只好自做結論，認為老美做魚的過程中有一步是把魚弄得很香，最後把香味搞沒有了，就做好了！）而今天領教了德國學校的「填肚料」，比之美國、中國的更等而下之。不知是不是反映了德國人勤儉的特性。然而，一餐只一馬克半（大約合四毛錢美金），要論一分錢一分貨，不能算差了。

　　飯後，騎士把我送到汽車路的入口之處。換了兩趟車後，坐上了一個生意人的車。他姓金司基，能說相當好的英語。一路見丘陵起伏、峰迴路轉，車子穿梭於密林和溪流之間，與杜塞多夫到波昂間的單調乏味大異其趣。金司基先生說，這一帶地方是公園區，不能開墾，保留做遊樂之用，有幾個人工湖，很可以看看。他勸我不忙的話不妨在這兒待幾天。他家就在前面的安氏堡，為了帶我看看風景，他特別繞了遠路走。我一連在幾個大城裡耗了十天，看到車窗外的山、水、與樹，也禁不住引誘，就決定聽金司基的建議，到夢內湖去。金司基帶我到了安氏堡他的家裡，介紹我見他的太太。展覽他十六個月的兒子。請我喝咖啡吃點心。坐了一個多鐘頭之後，他又開車送我去夢內湖青年旅館，太太孩子跟著去兜風。

　　夢內湖是個狹長的人工湖。水壩攔成的。四周是丘陵，長滿了松樹。風景並沒有什麼奇特之處，更談不上有什麼地理奇觀。但是山林間有小徑可散步，林中鳥語不絕，松脂飄香，水邊可游泳、划船、垂釣。從山坡上遠眺，可見紅頂的村舍，散佈在湖的四圍，而沒有一點煙塵，更沒有喧嘩的市聲。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頭上不時有英國噴射轟炸機飛過，十分刺耳。

　　青年旅館就在湖邊上。小小的房子，好大個院子。住著一大群十三、四歲的學生，是由老師帶出來旅行；白天坐包車出去玩。早晚就在附近鬧個不休。他們大概看我是東方人，很覺稀奇。爭著來跟我打交道。他們在學校都學過英語。但說起來不比我的德語高明多少。有個大個兒、可能年紀大一點的女孩伊麗絲，卻能用英語談話，不過也虧得我懂一點德文，才知道她問我「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ｗｏｍａｎ？」是什麼意思。（德文裡的Ｆｒａｕ一字，可以解做「女人」，也可以解做「太太」。伊麗絲用的是後一解，她問我結婚了沒有。）不過打乒乓球、踢足球都不必說話的。我們還是玩得很開心。這些小孩們人小鬼大，煙酒全來。吃過早飯把桌上剩下的麵包、肉片塞進褲腰裡。走出飯廳還很得意地拉起上衣讓我看他們的收穫。褲腰除了帶「便當」之外，也是塞香煙、洋火、酒瓶的地方。天黑了，他們擠在地下室裡，烟霧瀰漫，電唱機響得要把屋頂炸掉，小孩們一對對抱著、摟著、扭著、擺著。我不得不興「後生可畏」之嘆！

　　我們一起進餐廳，但小孩們的伙食和我的不一樣。一天晚上他們吃冷肉片三明治。我吃一大盆濃湯，裡面泡條香腸，外加麵包和蘋果。（我想孩子們必不喜歡我吃的，湯跟濕淋淋的香腸都不便往褲腰裡塞。）湯不錯。咖啡則像鍋巴茶。最妙的一種紅色的、又酸又甜的飲料，像熱的酸梅湯，居然叫「茶」（Ｔｅｅ）。不要說香片鐵觀音之屬和它扯不上關係，就是什麼冬瓜茶、麵茶、杏仁茶、菊花茶、大麥茶……。想來想去，在茶的祖國裡，並沒有一樣稱為「茶」的飲料是這種味道的。必也正名乎，就稱之為「德國酸梅茶」吧！

只道天涼好個秋

　　「一所大學的師生，能像『黃金時代』的哥廷根那樣，有那麼多理由認為他們自己是社會真正的領袖，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的。」

　　　　　　──羅伯．容克「光芒萬丈」

　　　◆

　　我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到哥廷根，來看一座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次大戰前領導世界學術，而在悲慘的政治傾軋和更悲慘的戰爭中沒落的大學。

　　哥廷根從來就是個樸素安靜的小鎮，即使享受了一個世紀的學術盛名之後，也沒有太改變它的面貌。在一九二○年代，哥廷根的科學與工藝的發明領導著全世界時，（也就是容克所謂的「黃金時代」。）它的鎮民依舊安步當車，它的大學師生依舊背著手邊走邊沉思。如今，城區是向外擴展了，高樓不斷往上冒，公路不斷朝外爬，但舊城區還是維持多年來的安寧；古老的城牆還留著部分，成為人行道。雅各教堂高聳的鐘塔，是十四世紀的作品。石板街磨得圓滑，木樑木柱薰得焦黑。若要從外表來搜尋這座小城光榮的歷史的話，沒有龐大的研究中心，沒有高聳的紀念碑，就只能看看不少以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愛因斯坦、普郎克、本生、韋伯………這些人都是或久或暫和哥廷根直接發生關係的。城南的化學研究所前面，豎著有機化學的始祖韋勒的銅像。數學家高斯和電學家韋伯的銅像。城東南的一個小墓裡，就是高斯埋骨之處。他的墓碑上只刻了側面像和他的名字、生卒年月（一七七七年四月三十日到一八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其他並無一句讚語。我想，對一個數學家最適當的敬意，莫過於把他發明的定理刻在墓碑上了。但是對高斯而言，該刻哪一個定理呢？我記得我的一位數學教授在演算一個證明時曾停下來，給了一點暗示，然後問我們這裡是引用什麼定理。一位同學說：「高斯定理。」教授說：「不錯。不過我們最好別叫它『高斯定理』，因為該叫『高斯定理』的太多了。」也許，最好的辦法是把高斯幼時獨立發現的級數求和方法刻在他的墓碑上吧？（傳說高斯唸小學時，因故被老師罰做算術：從一加到一百。他幾分鐘就交卷了。老師大異，問他怎麼做的。他說：一加一百是一百零一，二加九十九是一百零一，三加九十八也是一百零一，所以一加到一百一共有五十個一百零一。把五十乘上一百零一就得到答數。這個算數級數求和的方法當然並不是高斯首創的，但請注意當時他只是個小學生。）

　　高斯的死，並未結束哥廷根大學的光榮，直到兩次大戰間，哥廷根又與哥本哈根、巴黎、劍橋、維也納等地同列為一門尖端學問的中心──原子物理。那時全世界的科學家都為了研究原子的構造與性質而興奮得發狂，那時學術的交流並沒有國界，連蘇俄的物理學家也出國參加會議。哥廷根的講堂、街角、酒店、咖啡座，隨處都可見到第一流的物理學家們在交換意見。破天荒的新發現源源湧出。這就是羅伯．容克所謂的「黃金年代」。但誰會想到，希特勒帶來了排猶運動。自由學府變成政治戰場，猶太學者固然待不下去，非猶太學者也多半引退。歐洲由混亂進入戰爭，而就在戰爭中，這些學者在「黃金年代」的研究結果竟孕育成一個不可想像的怪胎──原子彈，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在千萬人的哭聲中墜地。戰爭是結束了，但世界的分裂導致科學家隨之分裂。政府先插手，繼而更管制原子能的研究。「和平用途」叫得山響，而以殺人為目的的各種原子核子武器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越做越多。在武器競賽下，談什麼學術合作？大學的教授們既然拿政府的合同，當然為政府做研究，至於是製造戰爭，還是製造和平，又當別論。哥廷根的理論物理研究所今天依然屹立在本生街九號。外表灰舊、可能一如往昔，但內容則遠不如過去的光輝。郊外蓋了一大堆新房子，裝著好幾個生物和化學方面的研究所。因為正逢週末，找不到一個人談談。我希望這個新校區是哥廷根大學復興的象徵，然而，一九二○年代的「黃金時代」是不會再來臨了。因為，「純學術」的研究，幾乎已無可能。學校不過是政壇和商場的延伸。哥廷根大學要有發展，也要看其政治手腕和生意經如何而定。

　　容克的「Ｈｅｌｌｅｒ　ａｌｓ　ｔａｕｓｅｎｄ　Ｓｏｎｎｅｎ」（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就是寫的原子物理和原子物理學家、從一九二○年代的「黃金時代」，到二次大戰之後的故事。多年前我讀了這本書的中文節譯本「光芒萬丈」，內心中滾滾翻騰，不能平息。就去請教一位原籍德國的猶太教授，他就是在那「黃金年代」中，在德國學物理，而在希特勒上臺之後逃走的。不料他根本就不願意談這個故事，只淡淡地說：「這個書名太誇大了，一個小小的颱風的威力就比原子彈大得多，怎麼能說它比一千個太陽還亮！」

沒有國家的首都

　　從哥廷根經過漢諾瓦到柏林大約有四百公里。沿著汽車路走，本來只要四個鐘頭上下，而我卻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一方面我在漢諾瓦換車時苦等了三個鐘頭，二方面經過東德地界，一出一入，共有八道盤查，關卡上汽車排隊待查，人排隊辦通行證的光景，令人嘆為觀止。

　　我在高斯的故鄉布朗許外格搭上兩個德國青年的車，向東走不久就到了東西德邊界。關卡縱深約有兩百公尺，警衛四佈，都托著蘇聯式的自動步槍，另外還不知有多少雙眼睛在高挑著探照燈的碉樓裡窺伺，建築物和欄杆上畫著大幅標語，想來總是宣傳社會主義建設之類。我們走進辦手續的房子，只見好多窗口，每個前面都排條長龍，我的「司機」幫我問了好幾個窗口，才搞清楚怎麼辦手續：原來美國人和西歐人過境比較簡單，一手付錢，一手在護照上蓋章就是，中國人卻要另辦通行證一紙，價錢是十五馬克。（護照上蓋章只要五馬克。）同時還要花兩馬克去機器裡照相（用來貼在通行證上）。這一切填單子、照相、付錢、蓋印等，都由「司機」當翻譯陪著我辦。搞完了我很過意不去，讓他們多陪我耗了半個多鐘頭，他倒不在意：「不要緊，也長了我的見識。」

　　車子過關時又是兩道檢查，行李不一定要打開，但車子上上下下卻仔細看過，連油箱都用木條通，為的是查偷渡的人。「人民警察」名副其實，以緝查人民為其第一要務，但收買路錢時，又不讓資本主義國家的關卡專美於前。

　　好不容易過關上路，我只道可以一路無事到柏林了。殊不知一路無事是不錯（無事到連窗外的風景都沒啥好看：兩百公里，沿著希特勒時代舖的汽車路向東走，地勢平坦，天氣陰沉，兩邊只是麥田、樹林、村莊，唯一高出地平線上的是高壓電塔。）但進入柏林時卻又是一座關卡。汽車排成看不到頭的長龍，一輛一輛地翻椅墊、戳油箱，捱過這一關，開進西柏林，已是萬家燈火，再轉兩趟地下車，十點鐘才到阿必茲家。

一牆之隔

　　西柏林的存在是個奇妙的政治組合：德國戰敗後由英、美、法、蘇四國佔領，各有一塊地盤。但柏林市雖然完全是在蘇聯佔領區內，卻也分成四塊，每人一份。後來西德在英、美、法三國支持下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定都波昂。蘇聯則在東德扶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設在柏林。而英、美、法三國駐軍的西柏林，卻成立了獨立而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市政府和議會，其主權只有在涉及安全的緊急情況下才須與三國政府協調。西柏林有自己的稅率，人民不服兵役，但用的通貨還是西德馬克。其與西德的交通，則靠四條公路、四條鐵路、三條航空線、和一條河道。

　　在西方國家的宣傳裡，西柏林是「自由的櫥窗」，在國際冷戰上，西柏林和它的對外交通是一粒重要的棋子。尤其是蘇聯，捏著西柏林的交通命脈，動不動就將人一軍。然而在西柏林市民的心頭上，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分裂的國家和分裂的城市，卻是個刻骨銘心的悲劇。他們學會了適應現實，學會了以幽默應付他們扭轉不了的局勢。但他們忘不了牆的那一邊，地上活著親友，地下埋著祖先，空氣裡飄著兒時的回憶。但年輕一代對那半個德國並無印象，所以也比較不在乎。有幾個德國青年曾對我說：只要社會繁榮，統一不統一並非要事。

　　阿必茲先生有個哥哥住在東柏林，音訊少通，偶而郵件來往，都經過檢查的，有一回他給哥哥寄了一本大字典去，寄了一個多月才到。阿必茲先生笑笑說：「當然，檢查這麼大一本字典很花時間的。」他曾過境去看過他哥哥一次，關卡上問他有沒有隨身攜帶的貴重物品。（有的話要登記，出境時再核對，要一樣不差。）他對那「人民警察」咧咧嘴道：「啊，有，一隻手錶，一付假牙。」直到前幾年，他哥哥過了六十五歲，東德政府才准他每年去西柏林探親一次。用意很明顯：年過六十五，就成了「人民的包袱」，放你出去，最好就別回來。可是他偏偏每年按時到西柏林探親，按時回東柏林養老。「人民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一九六一年豎立的柏林圍牆，高不過兩三公尺，但牆頭上卻還有鐵絲網、水泥管，牆的兩邊有鐵絲網和地雷。碉堡沿牆而佈，衛兵加軍犬加探照燈……。邱吉爾創的「鐵幕」一詞在這兒居然有形化了。但不論是無形的、還是有形的「鐵幕」，都擋不住人們「擇木而棲」的意志。牆邊有一座紀念館，陳列東柏林人越牆偷渡、搶渡的故事和實物，他們有潛水的、有掘地道的、有藏在汽車油箱的夾層裡的、有在車上裝了鋼板硬衝出來的。成功的人們得以呼吸自由的空氣，失敗的有的給截回去，有的倒在牆邊。一個個飾著黑紗的十字架，就是這些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勇士們的紀念碑。

家居

　　阿必茲夫婦年在五、六十之間，膝下有一兒一女。阿必茲先生原籍斯德丁，是奧德河口的大港，二次大戰後已劃入波蘭版圖。他原想和朋友合夥做出口生意的，不料大戰爆發，被征去當了幾年兵，戰後從蘇格蘭俘虜營回國，德國已無可出口，只好再唸點書，當了小學教員。他們的大兒子拉爾夫出生在「柏林空運」期間（一九四九年，蘇聯封鎖西柏林對外交通十一個月，西柏林人靠美國援助的空運補給維生）。喝美國人運來的奶水長大，因此可想而知他們對美國的印象。不過拉爾夫在交換學生計劃下到美國唸了一年書，「崇美」的心理大大打了折扣。小女兒愛弗琳唸中學。阿必茲先生在小學校教英語，女兒在學校也學英語，所以我和他們交談都無阻礙。唯阿必茲太太只能說簡單的幾句英語，卻是最愛找我說話的一個，尤其談到她兒子，直追著我問個沒完，對拉爾夫在美國追一個中國女孩的事，更是打破沙鍋問到底。（拉爾夫按照計劃，打道東南亞回國，途經臺灣，上我家跑了兩趟。家母於英文不甚了了，德文則半竅不通。拉爾夫號稱在柏林自由大學唸了一年中文，也不過認識斗大的方塊字一擔。到今天我還想像不出家母如何跟他交談，更如何跟他打聽我的底細。）

　　阿必茲家住在鬧市附近一棟大公寓的三樓。四樓還有一小間房，是拉爾夫住的，也就是我的行宮。（三樓隔壁的一家姓樹Ｂａｕｍ，其樓上正對的一家則姓花Ｂｌｕｍｅ。）城市裡尺土寸金，他們的車子還要花錢租停車間，在兩條街外。有趣的是他們有一塊花園，離家好幾公里。他們稱之為Ｋｏｌｏｎｉｅ。（這個字和英文的Ｃｏｌｏｎｙ同義，但很難譯為中文，因為絕對不是「殖民地」，也不是「居留地」。這地方是租來的，就勉強譯為「租界」吧！）那附近一大片地，沒有高樓，用籬笆分隔成許多小方塊，每一塊大約二十米長、十米寬。一塊一塊分租給人家，城裡的人住在人上疊人的公寓裡，租這麼個地方蒔花種菜，蓋個小木屋，偶爾也可過夜。從小道上走過，看看兩邊挨家挨戶的籬笆柴扉，很像臺灣高級眷村的光景，只是院子大得多，而且花木非常茂盛，因為地客（相對於「地主」）之意是在花草，小木屋只佔地積很小一部分。阿必茲的Ｋｏｌｏｎｉｅ種了不少草莓，還有一棵櫻桃樹。不過，耕耘雖勤，收穫並不豐，最好的都給鳥兒們享受了，好在主要是為休閒，也不計較生產率了。

　　德國的吃好像是不大有名氣，很少聽外國人談起。這也許和他們勤儉刻板的性情有關。德國人愛喝啤酒。（中國的第一家啤酒廠，就是德國人在青島開的。）據說，啤酒的作用在於推送難以下嚥的食物下肚。（是以酒下菜，與以菜下酒正好相反。）果真如此，則德國人之善飲啤酒可不正反映了他們的烹飪技術？其實我並不夠資格評論德國菜，因為我並沒有上上下下遍嚐各級不同菜館，也沒有在各種不同收入的家庭裡吃過飯。（我最怕老美問我關於中國菜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南北風味有殊，難以概括，而是到底什麼是「中國菜」？是臺北市酒席上的燕窩魚翅？是一般中上人家的小魚小肉？還是許許多多中國人賴以維生的鹹魚醬菜，乃至醬油泡飯、蕃薯籤？假如開出大多數在臺灣的中國人日常吃的菜單，可能不會很精彩，如果連大陸也算上，則可能慘不忍睹，當非宜於向「仰慕中華文化」的洋人推介者。）阿必茲太太以什麼拿手好菜招待我，已記不得了，反正絕對沒有要勞動啤酒的大駕。但有一點我很不習慣，就是德國人以中飯為主，精華皆在於此，晚上則簡簡單單，甚至以中午的剩菜打發。我早上出去玩，如果事先不說好，則下午兩點鐘一定會回去，這時老爺下了班，小姐放了學，太太端上一頓大菜，是為一天之中最隆重的一頓飯。晚飯得七、八點鐘才上桌。中間四點多五點鐘左右吃一頓茶，伴以精美的點心，通常在欠Ｋｏｌｏｎｉｅ的櫻桃樹下舉行，這是我極為欣賞的，可以抵消中飯與晚飯顛倒之不快而有餘。

六百萬馬克的名畫

　　居留柏林的十天之中，或獨自、或與阿必茲一家同行，遊了許多名勝：

　　達冷博物館大得可以花兩三天的時間泡在裡面，但我僅只有兩個小時，跑馬看花。館中收藏南太平洋與美洲土人的用物極多。中日韓國的藝術品也佔了一大間，門口掛五個漢字「東洋美術館」，想來是日本文，因為中國人說「東洋」時專指日本，並不包括中國在內。荷蘭畫家林布蘭的名作「金盔人」，在歐洲中古名畫室，並無特殊顯著地位，但觀眾知道它的價值，不會錯過。

　　畫，當然有壞的、有好的、也有很好的、也有非常好的，但我常懷疑一幅畫到底能好到哪兒去。名傳千古，價值連城的精品，是真有點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還是畫商哄抬的結果？比如說，我問過好幾位親眼看過「蒙娜麗莎」真跡的人，但他們都說不上來那幅畫有什麼大不了，但是今天我面對這幅「金盔人」，卻不得不承認它的確不是凡品。要說分析我也分析不來，只是直覺地感到在光滑如鏡的畫面上，林布蘭以他擅長的粗筆觸掃出光線和暗影，表達了深度，而給人以厚重的感覺。那人凝重神情，呼之欲出。金盔前面亮的部分，用油彩堆起有如浮彫，亮得彷彿迸射著光芒。我無意評論這幅畫值不值六百萬馬克（據說這是達冷博物館付的買價）。我只能說，這是一幅了不起的傑作，名不虛傳。

　　國家藝廊是一棟鋼筋水泥玻璃的新式建築，收藏多為德國藝術家的作品。有「表現主義」大師的作品不少。有一幅曼撒爾畫的宮廷宴會，右下角一群盛裝的女士坐著吃手裡端的食物，少數男士陪著。其餘的人全站著。左下角有三個人對面而食，一個左手托盤，大拇指壓著酒杯。右手正運刀切割。另一個著軍服左手執盤，右手舉叉正在往嘴裡送，軍帽夾在兩膝之間。背景中有一人，盤先人後，正從人縫裡擠出來。據阿必茲先生說：有位普魯士國王十分吝嗇，請客吃飯從不讓客人坐著舒舒服服的吃，以免客人吃得太多，這畫中宴會的主人，可能就是這位國王。

　　布蘭登堡大門位於柏林市中心，跨在東西走向的要道「菩提樹下大道」上。但現在已圍在東德境內。灰色的牆從門下爬過，把「菩提樹下大道」一切兩段，車馬頓絕，只剩下高高裝飾在門頂上的馬車銅像，似乎欲去不能。西柏林為了紀念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在東柏林的工人暴動，把「菩提樹下大道」的西半段（從布蘭登堡大門起）改名「六月十七大道」。門邊不遠有舊國會大廈，是二次大戰之後修復的。還有一座圓弧形紀念碑，這碑雖在西柏林境內，卻是紀念蘇聯軍的。因此有蘇軍站崗，原來也是遊客常到之處，後來有個人開槍打傷了衛兵，就拉起一道鐵籬笆來，現在只能從街對面遠望了。

　　動物園附近的廣場是五條大馬路交會的地方，西柏林最熱鬧的地方，也是夜生活的中心，無數電影院、劇院、餐館、百貨店擠在這裡，也少不了賣淫書春畫的店舖，街上擺地攤賣手工藝品的長髮青年，和推車的冰淇淋小販。可是，在這歌舞昇平的鬧市中央，卻豎著一座殘破的古老教堂。這座教堂建成於一八九五年，為紀念統一德意志的人而命名「威廉皇帝紀念教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裡，盟軍空襲柏林，這教堂燬了一大半，尖塔沒有了，剩下沒塌的部分也彈痕累累，戰後柏林很快地清掃了傷痕（瓦礫堆成兩座小山，山上建了天文台和氣象站），唯有這座破教堂，特地留下來作為紀念。不過，西柏林的繁華在這座灰暗的紀念品的四週發展，人們匆匆地走過，上班下班、吃館子、逛百貨店，並沒有人對它多看一眼，只有三兩衣衫襤褸的青年，縮在角落的碎石片堆上吸大蔴。我想，當西德和西柏林享受他們前所未有的安定和富足時，他們是不會再有興趣去發動一次戰爭的，這座教堂吸引觀光客的作用可能比警惕德國人的作用大得多。

整裝再發

　　連日陰雨，但阿必茲一家的盛情可以掃除滿天的烏雲。我的行程原沒有計劃，但住了十天之後也不好再賴下去。阿必茲夫婦堅持要我坐飛機走，免得再跟東德的關卡打交道，並且願意替我付機票錢。不過我還是謝了他們的好意，決定坐火車，而且車票只買到西德邊境的第一站。從那兒起我再挑大拇指攔車。六月十七日是假日（紀念一九五九年東柏林的暴動），阿必茲全家出動送我去車站，七點○二分火車準時開，過關時少不了行禮如儀，我照樣再花十五馬克辦通行證，不過這回不要照像，因為上次照的還有剩下的。

　　車向西北開，中午過了境到達西德的布興。我就在這兒下車，繼續向西北走去，目標是丹麥。

　　這天晚上住在德國臨波羅的海的大港呂北克，次日繼續北進，到普特加登。從這裡有渡船過海，在碼頭上望去，水平線上浮著我的下一個目標──丹麥。

日不落之鄉

　　在我國人的印象裡，北歐諸國可能是有點陌生的。這也難怪，那幾個擠在地圖角落上的國家，既不曾稱霸四海，也不曾淪為列強俎上肥肉。我們儘管在地理課本上讀過挪威的「峽灣海岸」，讀過芬蘭號稱「千湖之國」，讀過北方太陽永不落山的長夏，但是在歷史課本上就不大看得到北歐人的踪影。今天他們沒有革命，沒有邊界糾紛，不鬧飢荒，也不起暴動。在這紛紛擾擾的世界上，這幾個國家很難出現在頭條新聞裡。如果要在報紙上找關於北歐諸國的消息，希望最大的可能是翻開娛樂版看看有沒有英格麗保曼演的電影的廣告。

　　但是，北歐人在歷史上並非無名小卒，且讓我數幾輩風流人物來看看：

　　林那斯（Ｃａｒｌ　ｖｏｎ　Ｌｉｎｎｅ〔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０７─７８，瑞典人，生物學家，創始動植物分類命名法。

　　阿貝爾（Ｎｉｅｌｓ　Ｈｅｎｒｉｋ　Ａｂｅｌ），１８０２─２９，挪威人，數學家，「群論」的發明人。

　　安徒生（Ｈ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８０５─７５，丹麥人，童話家。

　　齊克果（Ｓｏｒｅｎ　Ａａｂｙｅ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５５，丹麥人，「存在主義」哲學的鼻祖。

　　易卜生（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挪威人，劇作家。

　　格里格（Ｅｄｖａｒｄ　Ｇｒｉｅｇ），１８４３─１９０７，挪威人，作曲家，「倍爾金特組曲」的作者。

　　諾貝爾（Ａｌｆｒｄ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Ｎｏｂｅｌ），１８３３─９６，瑞典人，化學工業家，捐贈「諾貝爾獎金」。

　　孟赫（Ｅｄｖａｒｄ　Ｍｕｎｃｈ），１８６３─１９４４，挪威人，畫家，「表現主義」畫派的創始人之一。

　　斯文．赫定（Ｓｖｅｎ　Ｈｅｄｉｎ），１８６５─１９５２，瑞典人，地理探險家。

　　波爾（Ｎｉｅｌｓ　Ｂｏｈｒ），１８８５─１９６２，丹麥人，物理學家。

　　哈馬紹（Ｄａｇ　Ｈａｍｍａｒｓｋｊｏｌｄ），１９０５─６１，瑞典人，聯合國前任秘書長。

　　像這樣數下去，可能還有好一會兒才能輪到瑞典的名導演英格馬保曼和名演員英格麗保曼。

　　這些人名相信都不陌生吧！因此我也不妨悄悄離開「看熱鬧」的主題，大略介紹一下他們的故鄉。

北歐五國，北歐三國

　　斯堪地半島僻處歐洲大陸西北角，南北長而東西窄。半島的中央是山，瑞典、挪威兩國就依山為界，分佔東西。但人們通常說「斯堪地國家」還包括了半島南端隔海相望的丹麥。有時還包括東邊隔著波特林那灣的芬蘭和西北孤懸大西洋中的冰島。因此，或則「斯堪地三國」（或「北歐三國」）或則「斯堪地五國」（「北歐五國」），其分別在於芬蘭和冰島算不算在內。

　　從地理上來說，斯堪地三國緊緊相連。另兩國就隔的比較遠。從語文上來說，挪威、瑞典、和丹麥的語文，都屬日耳曼語系，非常接近，三國人可以各自說各自的語言而交談，（這種情形有點像我們中國的方言，很多人有「識聽唔識講」的經驗）而芬蘭文、冰島文就差到十萬八千里。但是從歷史上看，這五國都是古代精於航海，善於經商，勇於武鬪的維京人的子孫所建的，後來也都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可是他們各自發展形成不同的文化，而且互相征伐；挪威曾被瑞典和丹麥佔領，瑞典曾被丹麥佔領，丹麥曾被瑞典佔領，芬蘭曾被瑞典和蘇聯佔領，冰島曾是丹麥屬地……兩次世界大戰中，五國各自為政。二次大戰之後，外交和軍事的步調也不一致；冰島、挪威、和丹麥參加了北大西洋公約，瑞典中立，芬蘭雖沒有淪為蘇聯的附庸，兩國卻結有協防條約。

　　儘管有這種種的分歧，斯堪地五國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他們成立了五國參事會，每年集會一次，商討國際合作事宜。參事會絕對不談外交和軍事問題，而集中全力對付經濟和社會建設的合作。在它的推動之下，五國國民在旅行、居住、就業、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幾乎已無國界可尋。

　　斯堪地國家最為人稱道的是社會福利。大致來說，他們已做到了「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地步。但是人生的需要，不單是物質所能填塞的。社會保險、公醫制度、充份的教育設施，並沒有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衣食周全的人，不一定心安理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福利不是憑空而來的，斯堪地國家稅率之高，為全世界之冠。）因貧窮和飢餓而引起的犯罪是減少了，但是酗酒、自殺，和性的混亂成為嚴重的問題。

　　關於這三個問題的原因和現象，說法不一；有人以為酗酒是因為生活太安定的關係。也有人列舉地理和其他的社會因素，比如漫長的冬季，漁船上和林場裡的孤寂等等。自殺率到底高不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說認為瑞典自殺率高是因為從來不以「自然死亡」掩飾自殺事件之故。至於性的開放，似乎是公認的事實，但我也聽過不少瑞典人對我說「不然」（當然也有人說「然」）。一位瑞典女作家曾為它辯解，說瑞典女人之所以艷名遠播是因為美國記者造謠起的頭。後來越傳越廣，竟有大批觀光客慕名去瑞典領教，久而久之，瑞典女人真的變得跟傳說中一樣的友善……。這個理論聽來有點滑稽。但說者自說，辯者自辯，這和自殺、酗酒、福利制度一樣，非我所能在此詳細討論，就此打住吧！

踏上斯堪地半島

　　「六月十八日，轉了三趟車，到了德國北部港口普特加登。隔海相望，丹麥已在水平線上。渡船一小時到對岸（９．５馬克）。下午三點多一點，我到了丹麥。登陸處是熱得比港。攔到一個同船渡海來的德國人，坐他的車北上，直駛京城哥本哈根。不料青年旅館住滿，另找了一處類似性質的旅館，太貴，（住一晚，加早餐，要十六個丹麥克朗）（按：當時匯率，大約七個丹麥克朗換一元美金。）付了錢又要了回來，因此令櫃臺的女士大為不悅。打聽露營，則要先辦個會員證。我無所謂，司機則以為，為住一晚而花兩克朗買證件實不合算。於是決定再北上，於暮色中駛出哥本哈根，到四十四公里外的海港黑爾辛格。我們就住進青年旅館。（一宿加早餐，１２．５丹麥克朗）。隔窗而望，海峽對面瑞典的燈火閃爍。明天我們就要過海去。

　　「一路時晴、時雲、時陰、時小雨、時大雨、時傾盆大雨。」

　　以上是我六月十八日的日記。所以對丹麥是沒什麼好報告的了。等遊過瑞典和挪威之後回頭再談。

　　黑爾辛格（Ｈｅｉｓｉｎｇｏｒ）過海對面的瑞典城市叫黑爾辛波（Ｈａｌｓｉｎｇｂｏｒｇ），（請不要把那ｏ字上的一斜劃和ａ字上的兩點漏了，拜託！）上了岸海關大致看了一下行李，問了有沒有帶煙酒就放行了。接著長征九小時趕了五百八十公里路，於下午七點半到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司機先生的車是法國賽鐵龍出品，可能是最輕最小的一型，才兩個汽缸。車皮紙樣薄，頂是帆布的。在平路上加足了馬力跑個八十公里的時速就差不多了，下坡時偶爾能上九十。好在瑞典的公路遠不及德國的汽車路平直寬闊，所以「特別慢車」也並不很吃鱉。慢一點，也免得他胡亂超車，叫人捏一把冷汗。（在德國和比利時，有幾回坐在小伙子的跑車上，明明看到對面有車來，硬是要超車。猛踩油門，呼地一下，和來車幾乎擦肩而過，小伙子得意洋洋，回頭對我咧咧嘴：「過啦！」真他媽的！）

　　斯德哥爾摩的青年旅館也住滿了，這回司機先生也只好同意露營了，住我的營帳，由我買會員證，由他付停車費。營地在城西十公里處，一個小山丘上，營區並沒有山水園林之勝，只是一片空地，設有浴廁、食品店等等，供行旅歇腳過夜而已。這一類的營地許多城市都有，等於是個由旅客自備房間的旅館。跟登山野遊的露營趣味迥然不同。第二天還坐司機先生的車進城，在市政廳前面分手，同行兩天兩夜，這時才互相問了姓名。

　　遊歐洲有兩大難處：一是語言，二是幣制。到一個國家，好不容易學會了幾個常用的字，跑到另一個國家就全無用處，又得從頭學一套新的。雖然英文相當行得通，到底不是無往不利。「手語」可以解決部分問題，總有技窮的時候。我漸漸發現，每到一處，一定要盡快弄清楚「廁所」是怎麼寫的，怎麼唸的。因為一則吃飯、睡覺的地方（餐廳、旅館等等）都有大大的門面，堂皇的招牌，圖文並茂，唯恐你看它不見，而廁所則名副其實，縮在旁邊角落，不易找到門路；再則吃和睡都可以忍，而排泄則告急時就非立時解決不可；三則肚子餓要吃飯，睏了要睡覺，都容易以手勢來比劃，而內急之事，不論大小，都不便「表演」。當然廁所門上的「男」「女」兩個字，也要認得才行。

　　就是英語行得通的時候，也得小心一點。我初到美國時，坐長途巴士，車站裡有告示說明車上有Ｒｅｓｔｒｏｏｍ。當時大惑不解，不知道為什麼在巴士上還要另闢休息之室。上車一看才知Ｒｅｓｔｒｏｏｍ者，廁所也。我走過美國三十多個州，總未見任何一處或任何一個美國人管廁所叫Ｗ．Ｃ．或Ｔｏｉｌｅｔ。這回到了歐洲，卻見這兩字大行其道，即使德文的Ｔｏｉｌｅｔｔｅ，瑞典文的Ｔｏａｌｅｔｔ也大致可望文生意。有一兩回我因積重難返，用英語問人什麼地方有「休息室」，結果當然吃乾瞪眼。趕快改口，才得解決問題。

　　各國的幣制不同，麻煩有二：其一是每入國境，必須換錢，其二是匯率不同，花錢的時候心裡的數學公式要時常改變。即使最不精打細算的人，花外國錢的時候，也往往會折算成本國的錢看看。剛剛弄慣一個公式「除三點五」，第二天，過了邊界又要開始記「除七點五」。至為討厭！

　　北歐三國的錢都是以「王冠」為單位；在丹麥文和挪威文裡拼作Ｋｒｏｎｅ。每Ｋｒｏｎｅ等於一百個ｏｒｅ。而瑞典文則拼作Ｋｒｏｎａ，等於一百個Ｏｒｅ。在這裡我用中國人的老辦法，一律翻譯為「克朗」和「厄爾」，前面再加國名以資區別，如「瑞克朗」「丹厄爾」等。

斯德哥爾摩

　　斯堪地半島地廣人稀，瑞典全國面積約四十四萬方公里，人口只有七百萬，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首都斯德哥爾摩人口將近百萬，在世界大都會中排不上名，但已是斯堪地國家第二大城（次於哥本哈根）。

　　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算是名勝，據說其建築很獨特，綜合各式別具一格。我跟著導遊轉了一趟，看了議會和幾間空房子；其中最大的一間，四壁金色嵌瓷，兩邊是幾何圖案和人物，南邊兩扇木門是出入口，門兩邊嵌的山水，北邊壁上則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女神（搞不懂是什麼神，怎麼這付模樣），她左右各飾象徵東方和西方的人和物。這間大廳是每年諾貝爾獎金頒獎之後，舉行宴會和舞會的地方。市政廳每個角落都裝飾著花哨的雕塑和壁畫，但最引我注意的則是在一條走廊上放著五個半身雕像，不著姓名。那是五個建築工人，把他們的像供在這裡，以紀念所有參加建造這座大樓的工人。

　　軍事博物館收藏各種輕兵器極多，從石刀石斧到最新式的自動步槍都有，多為歐洲各國製品，也有幾支日本步槍和一管漢陽造。古代兵器中有一支長槍長達五百三十二公分。我聽說中古時期有一陣子歐洲人競造長槍，以為槍比對方的長則交鋒就可以先刺到敵人。這支長到像根晒衣服的竹竿樣的槍，可能是這種戰術思想下的產物吧！

　　瑞典久不用兵，但它的中立和瑞士不同。它參加聯合國，而且在國際事務上很積極地參加。因為其中立的政治立場，所以瑞典軍隊多次在聯合國的旗幟下執行「警察任務」。這些史蹟，在軍事博物館陳列很多，這是瑞典人引以為榮的。（斯德哥爾摩街上有家電影院，名叫Ｃｈｉｎａ，並有中文招牌「暢觀閣」，我不禁走進去瞧瞧。有個穿制服的中年收票員說，這家電影院的老板並不是中國人，至於前任老板是不是中國人，他也不知道。他說他雖不曾到過中國，但卻看到過中國。我以為他一定是去過香港，到新界去觀光的時候望了一眼中國大陸。誰知不然；一九五三年他當兵的時候，是派去韓國監視換俘談判的代表團的一員，曾到鴨綠江邊上隔江遙望中國。）

　　下午兩點，在館中有軍樂隊演奏。在小小的地下室內聽軍樂，頗覺有需要棉花塞耳。這個樂隊大概有相當的歷史與名氣。博物館裡專闢一室陳列有關軍樂隊的史蹟。

　　斯德哥爾摩是個建在水上的城市；好像不論向哪邊走，都走不了幾步就碰到水，也不知哪是海灣，哪是河，哪是運河。有水當然就有船。我素來喜歡看船，雖然對航海素乏研究，論操舟也只限於碧潭的一點經驗，但我卻愛在水邊看船，不論是艨艟巨艦還是舴艋小舟，我都可以對坐而不厭。在斯德哥爾摩遛馬路，飽看水邊一排又一排形形色色的船隻，是件快事。

　　在許許多多泊在斯德哥爾摩水邊的船裡，有一艘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北歐不乏維京人留下的古船，三百多年並不算老。特別的是這艘「瓦沙號」的滄桑：

　　十七世紀的瑞典王，古斯塔夫斯二世，為了稱雄波羅的海，斥巨資建造兵船。但是不幸在數年之間就因失事而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船。「瓦沙號」也是建造於這段時期。一六二八年八月十日，它從斯德哥爾摩作處女航，還未出海就翻倒沉沒了。一九五六年，考古學家發現了沉船，開始打撈，而於一九六一年撈起。木船經過三百多年海水浸蝕，當然已破損不堪，但船中器物撈起極多，船殼也大致完整。瑞典政府特建博物館一座，以一個極大的房子，把船殼放在裡面，用支架撐著，每隔幾分鐘噴一次水，以免久經水浸的木料因乾燥而變質。另外一棟建築闢為許多小間，展覽關於「瓦沙號」的歷史和撈起的器物。博物館前標示著主題「光榮與力量」。我不知道瑞典的艦隊曾有過什麼光榮的歷史。古斯塔夫斯二世參加「三十年戰爭」，陸上稍有斬獲，但沒聽說海上如何。而一艘初航即失事的沉船，有何「力量」可言？三百多年不斷有人研究「瓦沙號」沉沒的原因，至今未有定論。但是我看過這展覽之後，卻注意到船上官與兵的制服，固然不同，伙食的差別也很大，喝的酒也不一樣。水手的糧，多是肉乾、魚乾、牛油、「氣死」之屬，配給最多的是啤酒，因為食物單調乏味，必須以酒灌下。專制帝王時代的不平等現象，已不須我們再多加批評，但時至今日還把這種東西題為「光榮與力量」而公開展覽，則不知道有沒有想到「力量」是從苦老百姓身上搾出來的，而「光榮」卻歸於一人一家？

　　鬧區有一廣場，四周有地下車站、店舖、和一個圖書館。臺階上常有人閑坐。我好幾次經過這裡休息或吃「便當」，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可真不少：有從北方下來做工的女孩子，有芬蘭來的酒鬼，有美國逃避兵役來的黑青年，吸麻藥的、灌酒的、要飯的、捲袖子展覽嗎啡針孔的……一個社會福利居世界第一的國家，也有這些人的存在。頹喪、喝酒、吸毒都容易了解，唯要飯比較不好解釋，不過政府可以管你有飯吃，卻不能強迫你把飯吃下肚。錢花在酒精和麻藥上之後，餓飯似乎並非難事！

　　安夏洛是個二十一歲的女孩，家在北方。那兒沒有工作，跑到城裡來找工作，在安老院裡做些雜事，月入八百瑞克朗，加宿舍及一日兩餐。她也就不吃第三餐，而以煙酒代之。據她和其他幾個年輕人的看法，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距理想尚遠，而政府也頗有不少該「打倒」之處……以一個外國人看，這好像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但反過來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旁觀者也許光看到好的，而當局者比較能體會到痛癢之處。

　　那美國黑人對瑞典沒有種族歧視大為讚美，他絕對不打算回美國去，而準備過幾年入瑞典籍。不過，那天深夜我們坐在欄杆上，安夏洛對遠處一個巡警高叫了幾句話，可能不很中聽，警察走過來，先質問安夏洛，再轉向那老美要護照看。闔座四五個人，警察不問別人而問他，瑞典果真沒有種族歧視嗎？

　　六月二十二號晚上準備離城北上，卻在地下車站遇到一對夜歸的夫婦，問我上哪兒去，我說我想要北上，沒有一定的目的地。他們說太晚了，邀我去他們家住一晚明天再走。於是我就睡在布羅曼府上的沙發上。布羅曼夫婦倆年紀三十上下，都到過美國，說得帶美國腔的英語。他們告訴我斯德哥爾摩還有許多可看的地方，如果不急，不妨多留幾天，我心想也對，尤其是想看看有關斯文赫定在中亞和中國西北調查的東西。就決定再住一天。不過，第二天照布羅曼先生的指示，找到那家博物館時，卻發現那裡正在佈置一個臨時性的展覽，原藏的東西都搬開了。當晚，布羅曼太太盯著電視看英格麗保曼主演的「煤氣燈下」，布羅曼先生喝多了，胡言亂語。我坐在那兒等睡覺，十分難捱。

仲夏日之蚊

　　斯德哥爾摩北八十公里有城名烏普沙拉。曾是瑞典國都，留有城堡教堂等古迹。當地有著名的烏普沙拉大學。全城人口十萬，學生佔了兩萬。我傍晚抵達，正找地方住，卻遇到個學生和我打招呼並帶我去他的地方住。他姓Ｆａｌｋ，意思是「鷹」，名托希騰，在烏普沙拉大學學人文，他的哥哥安德斯學醫，哥兒倆合租個小公寓住著。學校正放假，學生們差不多都散了，他們因為打工，還留在這兒住。兩人都能說極流利的英語。安德斯對我解釋瑞典的公醫制度，他以為雖然制度很好，而且設備充足（平均每千人有十二張病牀），但醫護人員極缺乏，又集中在城市，所以效果並不理想。

　　第二天是星期六，正是「夏至節」後一天。（北歐人過夏至是個大節，一向是夏至日當天慶祝，但是近來為了方便起見，改在最靠近夏至的星期五。）托希騰一早出去打工，安德斯帶我到城裡走走。店舖全關著，路上稀有行人，有如空城。安德斯說，這年頭城裡人過節就是大吃大喝大玩，誰也不管什麼傳統啦、風俗啦、意義啦！在鄉下還有人照老規矩熱鬧熱鬧，在城裡就只看到空街跟醉鬼。夏至如此，聖誕節、農曆年又如何？

　　六月二十六日中午離烏普沙拉；沿海岸北上，一夜沒睡，換了十五趟車，於二十七日下午兩點左右到達波登。

　　一個全付黑色衣著的摩托車騎士帶了我一段，可謂緊張，因為背包很重，吃著風更難對付。摩托車飛到一百一十公里的時速，又冷又累人，折磨了大約一個小時，途遇大霧，騎士就地露營，我繼續往前走。午夜時我是坐在一對老夫婦的車上，天光極亮，可以讀書報。約一點鐘時，我又被丟在路上，見北天紅霞片片，身邊貼地有一層薄霧，隨風流動。林子裡不斷地傳來鳥啼，冷風襲人，幸好不久就有人停車，帶了我二十公里左右。我的好運到此結束。此後走走等等，走了五、六公里，等了三個多小時才再得上車。在大城「于美歐」又長等三個鐘頭。時天已大亮，見馬路對面軍營吹號昇旗。一部小金龜車停下，開車的年輕人問我有沒有國際駕駛照。我有，他就叫我上去。接著他告訴我他趕路回家，一夜沒有睡，希望我等下能幫他開一陣。老天，我沒敢告訴他我也一夜沒睡！後來他雖沒有真叫我開車，也沒有打瞌睡，我卻奉命一直保持警覺，找他說話，原來打算上了車可以好好睡他一覺的，免談！

　　波登沒什麼好玩的，我跟一個無業遊民打上交道，到他的住所睡了一夜，第二天就上路了。

　　這一去攔車頗順利。坐了個售貨員的車，一口氣就過了北極圈。從地圖上看到有個國立公園，不在北上大道上，但我正好遇到卡車司機，往公園去。就決定打個岔，去那兒看看。

　　公園內有瀑布一處，雖不十分高大卻頗有風姿。很多小湖泊，一個連著一個，湖水清碧，映著積雪的山峰。然而這樣的美景，卻只留了我一夜。第二天我像逃亡似的扛起舖蓋就走。原因是──蚊子。

　　燕子磯的蚊子我沒見過，但「大如雞」之說當然不可能是真的。梁實秋形容的重慶「磕頭碰腦的全是蚊子」我也沒見過，但「骨骼卻像是硬的」，也必然是誇大的描寫。臺灣的蚊子不可謂不兇悍，但顯然還沒到能夠令文人為之作詩、作頌、作賦的程度。來美國之後甚少有蚊害，人家的環境衛生做得好是事實，何況有些地方，由於大量人造廢物的污染，連鳥兒、魚兒都活不了，也就別談孵育蚊蟲了。有人說，美國著名的旅遊勝地邁阿密蚊子奇多，我未及領教。

　　不過，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的蚊子比我在大瀑布國立公園碰到的還多。說「密如雨點」絕不過分，隨手往空中一抓就是三、四隻在掌中，停在手臂上的像燒餅上的芝麻。平布襯衫固然一叮就透，牛仔褲也不足以防禦。搭好營帳，以最快的速度開門，爬進去，再關門，已帶進了三、五十隻蚊子，要經過好一陣掃蕩才能睡下。

　　臨近有大營帳一座住著一家三口；老先生不諳英語，老太太懂幾個字，而妙齡的女兒卻能說上幾句。她看我狼狽不堪，就跑來告訴我附近有個小店可以買到驅蚊藥水。她說整個斯堪地半島的北方都有兩三個禮拜的「蚊季」，我來的正是時候，遲一點或早一點來就沒事了。我不懂為什麼孑孓們都擠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孵化成蚊子。這裡地廣人稀，蚊子們要都分到一口血喝恐怕還不容易呢！

　　驅蚊水果然有效，一噴上身蚊子就不叮了。但通常用驅蚊水都是把藥水噴在臉和手上沒有遮蓋的地方，這時對付能叮透牛仔褲的蚊蟲，卻要全身都噴才有效。這當然既不方便又不經濟，最後想到穿上雨衣，才算能坐下吃頓晚飯。

　　山水和蚊子使我極感矛盾，不知該留還是該去。我的芳鄰說此地有嚮導可帶徒步旅行隊入山作七天之遊，聽得我心癢癢，但是蚊子叮得我身上癢癢，結果還是蚊子贏了，我拔營走路。

　　當然，蚊災並未就此結束，因為此時此地，到處都是蚊子，並無一片乾淨土。我北上到奇如那，轉西到挪威的那如未克，再繼續向北走，一路與蚊蟲同吃同住。直到四五天之後，大概是蚊季過了，才脫離大難。

日不落之鄉

　　昔不列顛帝國稱雄時，號稱「日不落國」，以其殖民地遍佈全球，此處日未落，彼處日已出。事實上，地球上固有日不落之地，這是天造地設的自然景觀，並不待𤠉狤猁殖民侵略者自吹自擂也。

　　這日不落的地方，是在南北兩極圈內，時間是在夏季。北極圈（北緯六十六度三十三分）經過西伯利亞、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和斯堪地半島北部。照理，只有在北極圈以北的地方，才能有夏天日不落的季節。但由於地勢的關係，人的視線有時可以俯視到水平線以下，因此在北極圈以南不遠也可以看到子夜的太陽。同時「日落」並不等於「天黑」，所以在北極圈以南的地帶，雖有日落，卻也能得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天光。

　　斯德哥爾摩在北緯五十九度上下，已經沒有多少黑夜。九點鐘才日落，深夜天是黑了，但天邊還是有些餘光。

　　越往北走，黑夜越短，到了北緯六十三度左右時，已無黑夜可言，這時，正是夏至後幾日，北半球白晝最長的時節，太陽直射通過嘉義的北回歸線上。臺灣的人正晒得頭上冒油，我卻冒著寒風，沐在二十四小時的天光中，跨過北極圈，奔向子夜不落的太陽。終於，我到了北緯六十八度上的奇如那，一個因鐵礦而興起的小城。午夜時分，我及時趕到礦山頂上。紅艷艷的太陽正掛在北方地平線上。只要天氣對，落日總是美的。奇如那的落日嵌在彩霞和地上無數反光的湖泊裡，也並不就賽過觀音山、富貴角、大度山、德克薩斯的沙漠和亞里桑那大峽谷所見到的。特別的是這子夜的太陽，並不落入地平線下，而只是在向東移動之時漸漸向下沉，又漸漸向上昇起，漸漸轉亮。紅日與彩霞可以歷幾個鐘點之久，「日出」緊跟著「日落」而來，沒有黑夜來打岔。李商隱如果也生在此地，應不致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嘆。

　　從奇如那往挪威去有兩條路：一是向北進入芬蘭，再左後轉彎走，南下入挪威，這是公路；另一條是穿過斯堪地半島中央山脈的鐵路，向西直通到挪威的海港那如未克。這條鐵路是奇如那鐵礦輸出的大動脈。我因為不知道再往北去攔車方便不方便，也不知道經過芬蘭會不會有簽證的麻煩，就決定坐火車。

　　火車站早上六點才開門，我從鐵礦山上下來時還不到兩點，只好坐在街上等了。可巧被一個住在旁邊公寓裡的拉普族小伙子看到，跑出來請我進去坐。（他在郵局做事，並非做日夜顛倒工作的人，為什麼兩點半鐘的時候不睡覺，而打開電唱機，又推窗而望，我不明白。）拉普人是斯堪地半島北方的土著，一向以圍捕鹿群為生，過的是遊牧的生活。近來他們也有搬進城裡做事的，也有在林場做工的，已不全營逐鹿生涯，住在城市裡的拉普人裝束與一般人無二，但偶爾也亮出他們傳統的花花綠綠的衣裳。路過鄉野時，我也見過幾個拉普人的帳篷，圓錐形的，跟北美印地安人的帳篷幾乎一般無二。不過我還沒見過完全保留著拉普人本來面目的村落。這個拉普小伙子說拉普語和瑞典語，外加幾個字的英文。雖然出動了「英瑞字典」和「拉瑞字典」，交談仍大有困難，好在「拉普咖啡」和他母親做的「拉普麵包」上桌之後，也不必多說話。（「拉普咖啡」沒什麼特別，可能是由於我對咖啡欠研究，吃不出滋味來。「拉普麵包」則像大餅，很有味道。）此人好集郵，也關心天下大事，有幾大本剪報，其中有一張哈馬紹去世時的新聞照片，聽他說了半天，好像那個站在哈馬紹靈柩前的衛兵就是他。吃了喝了，就在他的沙發上小睡，六點半鬧鐘響，起身赴車站。身上的瑞典錢不夠買車票，好在售票員肯收丹麥錢，這才趕上了七點三十四分的頭班車。

海角漁村

　　車行約五小時，於午後不久到達那如未克。過國境時未有任何盤查，見一個小孩上車來兜售挪威錢（一百德國馬克換一百九十九挪威克朗），才知已到了挪威。

　　在瑞典境內時，越往西走山越高，處處有積雪，但並沒有太險峻之處。一過挪威邊界，立刻見到極峻的山，極深的谷，溶雪造成的小瀑布，一條條從山頂直掛到谷底。冰河刻蝕後留下的Ｕ形谷明顯可辨。有時車從山腰過，空隆空隆地駛過棧橋，這時憑窗俯視，山谷裡雲霧繚繞，見不到底，瀑布洩進霧裡，也不知止於何處。最後火車沿著長長的峽灣開進那如未克車站。這一路俯仰雲山，才相信了挪威「峽灣海岸」風景之美，名不虛傳，因此掃除了蚊子引起的不快，又鼓起了向前邁進的勇氣。

　　因為青年旅館夏季大漲價，所以我沒在那如未克多留，立刻攔車北上。這天晚上露營，群蚊亂舞，還加鄰近幾個帳篷住的拉普人喝得大醉，很是熱鬧。

　　挪威的形狀有如一個長柄的芋頭，南邊肥肥大大，還有些地盤，北邊貼著大西洋一長條，盡是高山，還給深入內陸的峽灣切得片片段段，簡直就沒有幾寸平地。公路還有未舖柏油的，窄到錯車時要讓到路邊才行，而且走不了多遠就是峽灣擋路，要坐渡船過去。路面壓得很實，相當平滑，但仍不免塵土飛揚，坐車時不覺得，在路邊等車時可就苦了。有個卡車司機說，春天融雪時，路面到處積水，車行如在河中，他們稱之為「挪威第一大河」。言下對政府高徵汽油稅，而公路搞得這麼破爛，很不服氣。

　　次日午後，渡過峽灣到了小漁村歐得達冷，一站四小時，無人停車，只得在青年旅館住下。這旅館設在一個國民學校裡，教室裡放了床就住人。我付了八挪克朗的夏季特別價，睡一夜不算什麼，洗了個熱水澡，清除了七天的汗垢和驅蚊水，可是值回票價了。

　　第二天站在路邊又吃了一個多鐘頭的灰，仍無所獲。一個老漁人路過，我的鞋跟掉了一個，就問他此地有沒有鞋匠，他告訴我去南邊某個房子找，如果找不到可以等會兒上他家去修。我找到那地方，只見幾個拉普人在吃菜喝酒，鞋匠幾年前就搬走了。只好到老漁人家去。修了鞋，而且在他的房子旁邊安營紮寨──不再往北走了。

　　老漁人姓彼得生，拉普人，六十一歲，一個人住在一棟小木屋裡，除了一床、一桌、二椅之外，再無其他家具陳設。墻邊有個水龍頭和水槽兼做洗臉、撒尿之用。（地下室有個抽水馬桶，辦大公才用。）他有時划小船出去釣幾條魚自己吃，有時幫人做工──下海打魚或者上山修房子。他的工作房設備倒不錯，比住房還充實。我就在這兒自己把鞋跟釘上。

　　歐得達冷是個人口約五六百的小漁村，有幾家店舖，一個加油站，每星期外面來人演一次電影。店舖裡食品和日用品還很齊全，可是有玻璃絲襪而沒有鞋子，村裡也沒有鞋匠，搞不過！老漁人引我去見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海上討生活的，從前當海員，也到美國東北海岸打過魚。一九四八年，他從舊金山送一條登陸艇到上海，然後坐飛機回舊金山。這一趟差的代價是一千元美金，在當時可謂肥差！現在他擁有條船，不僱人，自己一個人幹，出海打魚的收入，除了付船稅之外都是自己的，所以一家五口，生活得相當不錯。

　　營帳一紮下，就不想再走，每日或划小艇釣魚、或爬山、或到海邊呆看風雲，竟住了六天之久。挪威受墨西哥灣流的影響，海水不凍，漁產極豐，到外海打魚是什麼個架勢我不知道，但我跟老彼得生划他的小艇出去，不到半個鐘頭就起上來七條大魚。一個人吃一條當晚飯已是肚腹鼓鼓，剩下的都醃起來，第二天吃醃魚，第三天再去釣新鮮的。上鈎的魚有兩種，不知叫什麼，一種巨口細鱗，身上有黃色斑點，像鱖魚；另一種青灰色，像炸彈魚，但是尾巴不一樣。老彼得生的廚房裡當然沒有醬麻油葱薑，但用牛油煎了，撒點鹽巴也相當可口新鮮嘛！

　　屋前是水，屋後就是山。山上並沒有路，但沿著一條小溪往上走，不會迷失的。老彼得生對登山沒有興趣，送了我一程，生個火烤香腸吃了就下山去。我獨自向上走，山腳下靠水邊還有草地和樹林，往上走一點就只剩短短的灌木了。再往上走連草都少了，只有苔蘚之屬，到了最頂上就是光禿禿的岩石，偶爾可以找到幾片地衣類的植物。在山頂向內陸一面看，是個很深的山谷，有一面是九十度的絕壁，另外幾面也很陡，谷底一片白，是一條冰河。綴著幾個藍色的冰洞，左右看不到一點綠色植物的踪跡。

　　營地背山面水，黃花四繞，有清泉可飲，有鮮魚可食。灣上的風雲變幻無窮，無論晴雨都可賞玩。我坐在海邊石上，望著雲層自群山間飄來，有時帶過一陣細雨，有時吹過一個雲洞出一陣太陽，山光水色，十分妖嬈。一時竟不知身在何時何地，努力回想幾天前我還在比利時跟荷蘭摩肩接踵的鬧街上，再往遠去是我住了兩年的美國，更遠的是我長大的臺灣和出生的江北小城。我是不是已經跟「文明」隔絕了？我能回得去嗎？我要回去嗎？我彷彿想不通世界上怎麼會有人一輩子住在臺北、紐約、不如塞耳，而另外一些人則一輩子住在歐得達冷。我在這裡感到無比的輕鬆與自在，但土生土長的村民，他們也欣賞這風景嗎？他們也愛吃這鮮魚嗎？也許他們嚮往的是十里紅塵的大都市呢，那裡有好工作，有好「享受」。而他們有幾人真到了城市而愛上城市，又有幾人會反而懷念純樸的家鄉，可就難說了。

　　羈旅數日，到底不能就變成土著，我以訪客的心情享受了歐得達冷的豐盛的招待，雖然賓至如歸，總自知宴席有散時。於是收拾了行囊，登舟跨海，打起休息了六天的腳力，向南走回去。歐得達冷的緯度是六十九度半，是我此行所到最北的一點。

冰河狼狽遊

　　七月七日，雨。步行三小時、十二公里才得上車，下午遇了個開長途的。晚上就睡在車上。

　　七月八日，雨。繼續南下，抵莫衣拉那。告別司機，在青年旅館前紮營。

　　七月九日，雨。打消遊冰河計劃。上街買了點東西，參觀煉鋼廠。

　　七月十日，雨。決定向冰河進發，下午抵河口紮營。

　　七月十一日，雨。睡袋濕了，營釘鬆了，營帳倒了，鼓起勇氣走上冰河。下午坐巴士返莫衣拉那。

　　七月十二日，雨。南下，感冒了。一位好心的司機請我住旅館。

　　七月十三日，雨。繼續南下，抵歐普達。

　　七月十四日，雨。等車十二小時始得。連夜直奔奧斯陸，趕了四百三十二公里。

　　七月十五日，雨。遊市區，味格蘭雕塑園，去德國領事館退錢。

　　七月十六日，雨。遊市區，訪維京船博物館、民俗博物館。

　　七月十七日，雨。東進，入瑞典。

　　七月十八日，雨。清晨抵斯德哥爾摩，下午出城南下。

　　七月十九日，雨……。

　　離開歐得達冷後，兩個星期的行程大致如上。那雨當然不是一天到晚不斷的，事實上除了九號到十一號連下了三天細雨之外，都是有一陣沒一陣的。然而對一個攔順風車的人，即使一天只來一陣，也夠受的。這一路換了十幾二十趟車，也碰到些有趣的人：

　　停車帶人的多數是男人，其中又以獨自開車的、年輕的、車子小、舊而便宜的居多數。女人不停而男人停，自然是「安全第一」緣故。人多不停一個人停，是車上人多時不容易再擠進一個人加一個大背包，而且一個人開車有時想找個伴陪陪。好車不停破車停，則是眼光「高」「下」的原因。開嶄新的「凱迪拉客」或「馬塞迪──奔馳」的，不大容易看攔車的苦哈哈順眼，趁早不必舉手指頭，白花力氣！

　　不過這趟南下，卻意外地坐上了一家大小四口的車，又坐上了一位單身青年女士的車，那司機女士告訴我她剛拿到駕駛執照，今天還是第一次開車出遠門，她問我怕不怕。先前見她停車載我時就感到受寵若驚，這一下更驚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剛剛還路過一處車禍現場，兩車對面撞得稀爛，路邊排著幾個血人，車裡還陷著一個……好的是司機女士動作還穩，而且只帶了我二十多分鐘左右。

　　遇到個開長途的小伙子，一道走了一天一夜，可謂運氣。此人也是新手，剛從海軍退伍，從北方的軍港特隆受開車回南方卑爾根的老家。他開車還算穩，但那部老爺的捷克製四缸小車，毛病可多了，引擎不時過熱，要停下涼一涼才能再走，路不平顛的厲害會脫檔。他剛剛買到手不久，顯然不大懂得伺候這老爺貨。他能說英語，但很不流利。他說他在海軍裡擔當無線電報方面的工作，學了英語是因為與美軍聯絡時要用的。噫！聽了他的英語，我有點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海軍擔心。他從前北上是坐飛機，這次是頭一回走旱路，所以我負起讀地圖領路的責任。我從那如未克北上的，現在南下到那如未克前的路我卻還大致記得，以一個外國人來帶土著走路，十分好玩。不過言語不大通，領航員難當。他顯然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也如許多虔誠的基督徒一樣很熱心開導「未得救」的人，這時我才慶幸我們之間有語言的障礙，使我未受到太大的騷擾。

　　來莫衣拉那的目的是要去遊三十二公里外的冰河。青年旅館住滿了，但院子裡可以露營。我就把營帳紮下，到旅遊詢問處，打聽去冰河的巴士時刻。不得要領，但結識了主持詢問處的女士和打工的奧斯陸大學英文系女生文可。我決定明天照老辦法攔車去冰河，攔不到車就走完這三十二公里路。

　　不料第二天從我開始拔營起下雨，下到我打消去意時雨停。勁道已失，且上街買東西、修皮鞋，（自己修的到底不行，又脫了。）又經文可的介紹，去參觀了挪威最大的一家煉鋼廠。這廠年產六十四萬噸鋼，佔挪威鋼產的百分之六十，但跟世界上的大鋼廠比是不足道的。晚上沒地方去。詢問處的女士建議可去跳舞，我說我不會，她指指文可道：「請她，她會教你。」我問文可，她欣然答應。但是當晚那個年輕人跳舞的地方有人包了開會，我們到個小吃店坐談，遇到她的兩位同學，再鬧到另一位同學的家裡。直到夜一點鐘才走。青年旅館已關門，文可就請我上她家去。招待我住不算，早起還有一頓花樣繁多的早餐。旅遊詢問處的人員對旅客之招待如此周到，實在很沒有料到。

　　我決心不計晴雨，向冰河進發。坐了十七公里車，走了十五公里路，才到了冰河口的湖邊，此處有渡船過去到冰河。我見沿湖有小徑就決定走過去。

　　人算不如天算，從離莫衣拉那就開始下雨，一直不停。我一鼓作氣地上了路，居然又要省錢不坐渡船。小徑是有但早已草木叢生，不知多久沒人走了。許多地方根本認不出路，只好沿著湖岸走。水多處小徑已成河，泥軟時能吃進半條小腿。皮鞋泡透了，雨衣劃破了。渡船一班班開過，船上人向我搖手，我也只好抬起水淋淋的臉，擠出必然很尷尬的笑，招手還禮。好不容易到了另一處渡頭，找了處平地紮營。細雨不止，生不起火，吃冷食喝冷水當晚飯。六點鐘就鑽進睡袋，希望以耐心熬到早晨。營釘鬆了，營帳裡滲了水，睡袋濕了，洗衣粉打翻在背包裡，泡了水，一塌糊塗。穿上所有的衣服還不夠暖，一夜半睡半醒。沒有勇氣爬出營帳方便，好在有空罐頭一個可利用。唯一的快事是猛然被倒下的營帳驚醒，不得不起身時，發現已是早上六點十分。於是欣然結紮停當，吃了早餐就去看冰河。

　　在冰河上沒有迷路、沒有滑下碎石坡，也沒有掉進冰縫裡。回到渡船頭，再不敢走小徑回去。又不知渡船什麼時候來，也不知是不是還要花十個挪威克郎買來回票。（此船專為冰河遊客而開，只賣來回票。）正猶疑間，聽到隱隱馬達聲，不久就見濃霧裡出現了小艇的影子。心裡之高興，可能相當於遭海難的人見到救生艇。尤其可感的是船老大因為我只坐回程，沒收我的錢。

　　坐巴士到莫衣拉那，青年旅館有空舖，還有一間洗衣房可供吹乾濕淋淋的睡袋和背包，更妙的是旅館櫃臺上弄錯了，到深夜要上床時，才發現並沒有我的舖位，於是給了我一個床墊，睡在地板上。並不特別不舒服，但少收我三克郎。

何以解厄，唯有耐心

　　感冒了，但不能不冒著雨向南走。進度很慢，六個小時才走了六十公里。所幸下一趟是長途，司機先生會說英語但幾乎一言不發，彷彿知道我喉嚨痛，要不就是他自己喉嚨痛。我已回答過無數次「你什麼地方來的？」「到歐洲多久了？」之類的問題，早已煩了。感冒時更不願多說話。碰到這樣一位司機先生，可不是天降好運嗎？當晚他住店，也帶我一道。他睡床，我睡沙發。早上他算了帳再上車往南走。我要出一點房錢，他搖搖手，但並沒有說個「不」字。

　　下了這位先生的車後，一個下午走了一百二十公里，到歐普達就不能再前進。等到九點鐘，打算找個警察局睡覺去。（不敢再露營，口袋裡只有兩克郎挪威錢，不夠住任何旅館。）但警察局關了門，可巧青年旅館正在隔壁。上門想借地紮營，但經一個住宿的挪威女孩翻譯後，那看門的老太婆居然就收了我兩克郎讓我住房間。燒了一頓熱飯吃，跟同住的一群挪威、法國、德國的學生聊天到深夜。

　　「天方夜譚」裡有個故事說：有一個妖精被關在瓶子裡。他發願：誰放他出去，他就叫誰發財，甚至死了之後都富有。過了一百年，沒有人放他。他又發願：誰放他出去，他就叫誰成為世界上最富的人。過了一百年，還是沒人放他。於是他再發願：誰放他出去，他就叫誰成為世界之王，他自己也在跟前伺候，每天為王實現三個願望。又過了一百年，仍然沒有人放他。最後他發誓：誰放他出去，他就把誰殺掉！

　　從歐普達出來，在陣陣的凄風苦雨中長等十二小時之久。路上車輛不斷，卻沒有人停。我突然明白了那個妖精為什麼會許下殺人的毒願。那故事的作者是有些人生的體驗的。到了晚上九點半鐘，送過了一輛不停的藍色小型巴士，我決定到小橋底下過夜。剛卸下背包準備生火把鞋襪烘乾，卻見岸上有人向我招呼，上去一看，停在路邊的就是那輛藍色的小型巴士。他一個人開長途去奧斯陸，經過我沒有停，過去之後，想想有個伴也好，又回頭來接我，卻看不見我。他開玩笑地說以為碰見鬼了。（我披著黃色披風雨衣，在薄暮裡也許是有幾分像鬼。）也虧他想得起到橋下找我。

　　上了他的車，我原先的一點點「妖精之心」卻不見了。我不禁想，我幾次在困厄中碰到伸援手的人：在杜塞多夫有人給我四個馬克，在冰河回來時遇到汽船，正當喉嚨作怪時碰上個不開口的司機。今天更是不可思議。這種事碰多了，人會變得迷信起來，以為什麼鬼使神差，或感謝上帝之類。可是我自己認為，這不過是罪受夠了，到了無可再倒霉時，就只有碰到好運了。同時人對這種好運也特別的敏感。旅行難免會吃苦頭，如果淺嚐即止，知難而退，就不會知道否極泰來的滋味。唯有以極大的耐心與勇氣與困境奮鬪，心甘情願受磨練的人，才會遇到「鬼使神差」的好運，那滋味也特別甜蜜。

　　一路直撲京城奧斯陸而去，除加油及司機打瞌睡之外未曾耽擱。通過了逼窄的峽谷，開闊而荒涼的高原，漸漸進入南方人烟稠密的地區。過小鎮東波斯時，天黑了，從山坡上俯瞰鎮上燈火，心裡泛起很特別的喜愛，我已經十八天沒有見過黑夜了。

　　七月十五號，在朝陽和晨霧中進入奧斯陸，司機把我送到青年旅館門口，時為四點三十分。我們走了七小時，四百三十二公里。

維京人的故鄉

　　奧斯陸的青年旅館相當貴，但我一夜沒睡，外加感冒，只好住下，還很高興他們有空舖位呢！旅館設備不錯，供早晚餐，也備有煤氣爐，可以自炊。餐廳裡過了吃飯的時間，把桌椅拉開，搬過球桌來就可以玩乒乓球。交誼廳也很寬敞。晚飯後屋外陰雨綿綿，在這兒捉上三五個人大蓋特蓋，彼此交換旅行的見聞和心得，介紹自己的祖國。不知不覺就到深夜。寢室裡每張床有一盞小床頭燈，對我這個愛在床上看點書才睡的人，簡直是大旱之雲霓。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當然是無稽之談。當他的船隊靠岸時，美洲大陸已有人居數千年之久。至於他是否第一個到達美洲的「外人」，也相當可疑。現在已有相當多的證據，可支持西元十世紀的格陵蘭的維京人賴夫．艾里克森（Ｌｅｉｆ　Ｅｒｉｃｓｏｎ）曾經到達過美洲東北岸。（不知道「法顯發現美洲」之說，近來的發展如何。法顯是西元四世紀的人，如果查有實據，則他到達美洲比賴夫．艾里克森要早上五百多年。）賴夫和他的後人在新大陸的探險、和印第安人的衝突，很詳細地保留在冰島的史詩裡。而在加拿大的紐芬蘭也曾出土維京人的遺物。

　　維京人活躍於西元八到十世紀。他們仗著精湛的航海術，和勇於武鬪的精神，四出打劫通商，給基督教的歐洲帶來無比的苦惱。維京人極盛時，檣櫓遠及地中海東岸和黑海。英倫三島近在門口，幾乎沒有一處不為維京人踏過。不過，他們到了美洲，雖然讚美那是一塊可以為家的好地方，終於沒有長久居留和大量移民。否則新大陸的歷史當大大不同。

　　奧斯陸曾是維京人的主要根據地。後來發展成都市，而定為挪威的首都。在「維京船博物館」裡陳列了大小五艘木船和許多維京人的器物、服飾等。這五條船中有三條大的，兩條小的，大船都發現於奧斯陸灣附近。其中一條十分完整，長約十五公尺，首尾完全對稱，兩頭高高翹起，捲成兩個很俏的渦卷，刻作蛇首。船的中心立一根桅桿，兩舷各有一列槳洞和一個槳架，一邊大約用十根槳。在帆船大行其道之前，世界各地都有風力與人力混合的船隻。然而古羅馬划戰船的是奴隸，中世紀地中海裡帆槳並用的回教國家船隻也是用囚犯搖槳，但維京時代的戰船上，戰士和船夫合而為一，維京人在海上的威力不是建築在一批划槳的奴工身上。他們雖好勇闘狠，打家劫舍。但這批真正「披毛戴角」的「野蠻人」（維京人男子多蓄長鬚，有的在頭盔上裝對牛角做裝飾。）卻不曾在他們自己的社會裡建立不人道的奴工制度。

　　「民族博物館」是個室內加室外的博物館。進門有一棟「四合院」式的大樓，展覽挪威各地的服裝、用具、工藝品等等。按地區和年代分門別類。有些挪威名人的遺物也在此展覽。例如易卜生住在奧斯陸時（一八九五──一九○六）的書房，就照原樣佈置在這裡。室外的部分，是一百五十座挪威各地的民居。房屋有各種形式，但都以木材建築，屋頂或舖樺樹皮，或木片，或石片，很多屋頂上有一層土，長滿了草。（在莫衣拉那附近見過一座舊房子頂上長出一棵相當不小的樹。）室內擺設也按照各地風俗，有的屋裡還有穿著當地服裝的女士為觀眾說明，或表演製陶、紡織等手藝。有一座農人家屋，沒有窗子。屋子正中是火堆，炊食取暖兼用，屋頂上有個方洞，送煙出去，迎光進來。門有兩重，互相垂直。冷風看到要轉個彎才能進得了屋，就比較遲疑了。地面用獸血混合砂土舖成。乾後跟水泥一樣硬。屋內的家具和房子本身一樣，用粗大的木料做成；一家八口擠在兩張通舖上睡，但唯一的一張桌子，卻可以容三十個人吃飯。難道是準備招待大批客人用的？想來北國苦寒的冬夜，左鄰右舍歡聚一堂，烤魚乾、分鹿脯，其趣味當可比板橋居士筆下的「窮親戚朋友上門來，先送一碗炒米到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縮頸而啜之……」。

　　挪威籍的雕刻家未格蘭（Ａｄｏｌｆ　Ｇｕｓｔａｖ　Ｖｉｇｅｌａｎｄ，１８６９─１９４３）並不是西方藝術史上響噹噹的人物。但是他在奧斯陸設計的一座庭園，卻是一件我生平僅見的傑作。

　　這座庭園裡佈置著大約一百五十個人物的銅像和花崗石像。動靜各異，從肚子裡的胎胚到塚中枯骨都有。有喜怒哀樂的表情，也有茫茫然的無表情。有碩壯的男子，豐滿的女子，也有乾癟的老人。有些人物舉手投足，擺著優美的姿勢，也有一些相對而坐，似乎默默無言。園的中心是一支「人柱」，由一百多個裸體人堆疊成塔。

　　細雨霏霏，我徘徊在這些「人」之間，彷彿是瀏覽人的一生，也彷彿是披閱一個社會。人本來就是複雜的，未格蘭以他強有力而富於感情的刀鑿，刻劃出種種不同的人生片段，使人看了這一百五十多座各自獨立，而又互相呼應、互相牽連的人像之後，不禁要嘆：人生就是如此？

啤酒與原子物理

　　離開奧斯陸後，花了三天兩夜的時間，經過瑞典到哥本哈根：第一夜在路上過，第二夜還是在路上過。天黑了，也晴了，星星出來了，一顆、兩顆、三顆……。找到了北斗，也找到了高高在上的北極星。上回看到星星，是一個月前，在斯德哥爾摩。

　　七月十九號下午，由黑爾辛波坐渡船到黑爾辛果。（我那張來回票居然還在。）不久就攔到車到哥本哈根。青年旅館客滿。露營。燒飯時和兩個英國人聊，他們告訴我幾個好玩的地方。洗過澡進營帳，就手電筒的光讀地圖，眼皮漸漸睜不開……。

　　「於是，我來到哥本哈根，……身上已沒幾個錢。找了一間便宜房子住下，就步行到布列格丹斯街的理論物理研究所。波爾的秘書貝蒂．修次小姐說：教授先生很忙，我恐怕要等幾天。不過當她聽我說，我的錢只夠在這裡停留一天，明天就得回家去，就替我安排了下午會面。

　　「波爾問我最近的工作，我說了有關用量子力學解釋阿爾發衰變的現象；我的論文已付印，但還沒出版。波爾很有興趣地聽完說：『我的秘書說你的錢只夠在這待一天。如果我給你弄個卡爾斯堡研究金，你願不願意留一年？』『啊哈！當然，謝謝你！……』」

　　這段故事，是從原籍俄國的物理學家喬治．甘莫夫的自傳「我的世界線」（Ｍｙ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ｎｅ）摘譯出來的。時為一九二八年，正當量子力學初初問世，物理學面臨著無窮的難題與無限的希望的時代。波爾是量子論的開山祖之一，當時已是一代宗師，他主持下的理論物理研究所，是世界物理學的中心之一。甘莫夫那年二十歲，剛露頭角，受到大師的垂青挽留，其高興可想而知。至於這卡爾斯堡研究金，卻是來自一個和理論物理不大拉得上關係的機構──卡爾斯堡啤酒廠。

　　就因為它和量子物理的這點淵源，我以一個不喝酒的人，走進了卡爾斯堡啤酒廠，在導遊的帶領下做了一個多小時的參觀。那一連串自動化的釀造、貯存、裝瓶等等的過程，就是外行看來也很動人。只是我總想不通，這個廠年產量達十四億瓶，人們怎麼把這麼多黃湯灌下肚去。參觀完了有各色啤酒招待，好在桌上也有汽水，我才不至於光看人家一瓶接一瓶地灌啤酒。

　　這個廠創設於一八四七年。老板雅各生先生因此發了大財，於是成立了一個基金會，支持各種科學研究和藝術創作。雅各生原來在廠裡有個美術館，陳列他收集的藝品，後來他捐了個新美術館給政府，絕大多數的收藏都搬到新館去，廠裡的美術館就闢為接待室，但還是用好幾件精緻的大理石像點綴得與眾不同。卡爾斯堡賺的錢資助了無數文化的活動：除了一座美術館外，還有一座設在古堡中的丹麥歷史博物館、海邊的「小人魚」銅像等等。理論物理研究所也不斷受卡爾斯堡的資助。在一九二幾年三幾年的時代，不比今天，理論物理的研究拿不到多少政府的津貼，因為原子電子那些玩意兒，與富國強兵距離太遠，誰料得到原子物理後來結出的果實？而一家酒廠卻能拿出錢支助人家做此「不急之務」，雖然不見得就是有先見之明，至少也是一種尊重學術的精神的表現。而尊重看來一無用處的學術研究，往往基於「說不定哪天會有什麼用處」的信心。

　　「五千年歷史文化」是很多中國人愛掛在口頭上的。我雖然不太愛聽這句口號，也少讀經史，卻喜歡逛博物館看古董。也許是由於受了西方實證科學的訓練，我總覺得從古代留下的器物中要比從經過無數道手竄改過的文獻中更能看出歷史與文化。然而，也許是由於個人的偏好，我對「五千年歷史文化」的興趣集中於青銅時代，延伸到漢唐，再以後的就不大能看得下去了。商周的青銅，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朵爛開的花，獨步全球，漢唐盛世，工藝品也充滿豪放風味。從臺北看到芝加哥、紐約、舊金山，不如塞耳，以迄哥本哈根。每一件漢墓石刻、銅馬、唐代三彩的駱駝、騎士，都能吸引住我老半天，我愛那馬昂首而嘶的氣魄，愛那人粗壯的體格。哥本哈根有一座裝飾藝術博物館，其中有一塊漢磚。刻的是一個武人，左手持弓，右手執劍。這人隆鼻大眼，留絡顋鬍子，手臂上刻著一道道汗毛。看樣子不似現代華人。假如當年的漢家兒郎確有這股粗獷豪邁的氣質，而當年的藝術家也能用如此簡單的幾筆刻劃出這種氣質，則無怪乎漢人能稱雄一時。只可惜後輩不肖，曾幾何時，中國人的藝術品裡只剩下輕飄飄的書生和拄棍兒的老頭了。臺北故宮所藏的明清珍玩，不論多工、多巧，總缺乏飛揚的神采，「雕蟲小技」之譏並非無由。「玩物喪志」之論也不見得落空。當中國文化逐漸衰老、停頓時，怎會有積極而豪放的藝術品出現！要為中國藝術史再開一朵奇葩，還有待今日的中國人去努力。

揹上臭名的城市

跨過二十緯度

　　出哥本哈根時遇到個騎小「司庫特」的女孩，起先還不敢相信她停下來是要載我。事實上我五十八公斤的體重加上二十公斤的背包還抵不上一個大胖子，小「司庫特」也沒什麼對付不了。跨上後座，遵命摟著她的腰，夾在前呼後擁，左驅右趕的車潮中，也頗有顧盼之樂。只可惜小姐走不多遠就要轉彎了，我只得下來，另搭上一輛垃圾車繼續南下。

　　丹麥全境是肥沃的平原，沒有高山。打從北極圈內的荒野回到這溫暖的田園，只見牧草還油綠，葉子卻已轉黃，蘋果樹結實滿枝，一片等待秋收的景象，一時間我竟忘了地勢平坦的單調。進入德國後，遇到個開長途車的青年人，連趕兩天，八百公里，直到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黑附近。司機梅爾澤先生的父母親住在科隆東郊。第一天晚上我們就開到那裡，梅爾澤先生把我送到個他以為是青年旅館的地方，就回他父母家過夜，說好第二天早上來接我上路。其實他搞錯了，那不是青年旅館，而是個天主教的女童軍活動中心，正住著一群女孩，由一位修女帶領，管理員則不在家。修女和我言語不通，但是卻很好心地安排我在書房的沙發上睡。深夜，管理員回來了，敲門看了一下，告訴我安心睡覺，明天再談。

　　第二天管理員邀我一同吃早餐，才知她是修社會教育的大學生，暑假在這裡打工。她說我的運氣不錯，遇到這位修女，因為這裡雖然不是絕對「男賓止步」，但帶隊的修女態度不一，以前曾有一位看到男人進門就皺眉頭，那就難辦了。

　　慕尼黑陽光普照，早晚都可以著單衣。以氣候而論，這是我行程的轉捩點；大西洋岸的淫雨、柏林的陰霾、斯堪地半島的冷風和細雨，都已拋在腦後。從慕尼黑起，我幾乎每天都享受南國的陽光與溫暖，再沒有淋濕過。

　　夜裡翹首望星空，北辰已不再高高在上。算一算從歐得達冷起，我在地球表面上向南走過了緯度二十度。南北之差約等於哈爾濱到福州。

德意志博物館

　　「慕尼黑」這個名稱曾引起過一些爭論；有人以為這三個字是英文Ｍｕｎｉｃｈ譯來，不妥，因而主張應該從德文Ｍｕｎｃｈｅｎ譯為「明興」。不過「明興」固然好，「慕尼黑」是否為Ｍｕｎｉｃｈ的音譯，則可疑。「明興」古名「Ｍｕｎｉｃｈｅｎ」，意思是「和尚之家」，德文讀為「慕尼很」，與「慕尼黑」相差並無幾，稽古而有徵，不亦可乎。

　　這裡我從俗用「慕尼黑」這個譯名。

　　慕尼黑位於阿爾卑斯山北麓，離山腳不過五、六十公里。城區跨在衣沙河上，它原是巴伐利亞的首都，俾斯麥統一德意志後，巴伐利亞成為德國最大的一個邦，慕尼黑成為德國的第三大城。很不幸，這個美麗的城市卻出了一個希特勒。他雖不是生長在慕尼黑，卻在此組織「納粹」黨，從而建軍奪權，闖下了滔天大禍。一九三八年英法德義四國在慕尼黑開會，以姑息換取所謂的和平，結果半年後捷克就遭希特勒的毒手，再過半年波蘭也遭了殃，西方人稱此為二次大戰的開端（其實中國於是時已經全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兩年了）。「慕尼黑」因而成為姑息的象徵。與其他的德國城市一樣，慕尼黑也在二次大戰中幾乎被夷為平地，但是也與其他的德國城市一樣，它很快地補好了戰爭的創傷，依舊在阿爾卑斯山腳下招展嫵媚的風姿。

　　如許多古老的都市一樣，慕尼黑原來建城在衣沙河西岸，後來城牆拆除，市區擴展之後，就把河吃進肚裡去。如今衣沙河幾乎貫穿慕尼黑市區的中心。而就在靠舊城牆外的河心島上，建立了一座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科學工藝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

　　導遊手冊裡說：「奧斯卡．封．密勒（一八五五─一九三四）於一九○三年創設於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是一個文化教育的組織，專注於所有的精確科學與工藝。它的目標是使大眾了解科學的基本現象和定律，以及工藝的方法與工具，也是展覽科學知識的歷史發展及其應用。為達到這些目標，本博物館陳列有歷史上著名的儀器與機械的真品或複製品，以及模型和操作表演。許多表演是自動地不斷進行，許多是可以由參觀者啟動，還有許多工具與機械有工人實際在操作。各個不同時代的工業情況，可以由仿造的工廠或其縮小的模型中看出。德意志博物館不單陳列德國的成就，它也陳列其他國家出色的成果。本館展示科學與工藝是由許多人的貢獻匯成的，以求增進國際間的了解。本館百分之八十的收藏燬於二次大戰，現在都已復原供大眾參觀。」

　　這一段簡介固然冠冕堂皇，但是卻無從得知德意志博物館的規模。再讀下去知道博物館裡分為採礦、冶金、金工、引擎、電機、水力、土木、交通、物理、化學、音樂、測量、化工、印刷、攝影、紡織、度量衡、天文、農牧、太空等展覽，加上圖書館、研究所、大會堂等等，這就大致看出其內容包羅之廣了。門口的服務員告訴我，進到每個陳列室走一圈，就是十二公里路。光走不看也得兩三個鐘點才出得來。我大致瀏覽了一遍，花了兩天時間，還是因為看不懂德文，因而沒有細讀說明的緣故，否則不知要多久才能夠「看完」。

　　當我穿堂越室，走過這無數的精彩而活生生的展覽時，我一方面為許多妙不可言的機械設計所吸引，一方面也很意外地發現最基本而「枯燥」的科學原理，也受到應得的重視：我曾看過美國芝加哥、華盛頓等地的著名科技博物館，但總是以工業技術為主，以芝加哥的「科學與工業博物館」為例：裡面汽車、飛機、石油、電話四處充塞。實用的工藝展品至少佔百分之九十，而關於純粹科學的則少得可憐。只是福特、愛迪生、諾貝爾等人在館中昂首闊步，而牛頓、法拉第則縮在小小的角落，愛因斯坦幾乎不見踪影。每一個博物館都是以大眾的興趣為歸依的。由此不難看出美國人心目中的「科學」是什麼。人們愛的是汽車、冰箱、電話，是更大的飛機，更快的生產機器，和更奇妙的任何亂七八糟──只要能賣得掉。而在背後支撐著這一些的基本的自然律，是可知可不知的，那幾個孜孜研究這些自然律的「書呆子」，是命定該寂寞的……。

　　但是德意志博物館卻不是這樣：它也有飛機、輪船、汽車、電話，但是它還有幾乎佔了一層樓的地盤，陳列物理和化學的基本原理。那化學的部分臨時關閉，物理的部分把濫觴時代的斜面滾球到近代的原子核物理都包括了。表演大氣壓力的「馬德堡半球」、倫琴研製的Ｘ射線管、赫茲做的電磁波儀器……這些在科學史上佔一席之地的實驗儀器，都陳列在此。有好些一按鈕就開動的實驗，表演波動、流體力學等原理，設計得實在很妙。最引起我興趣的，是漢恩和許特拉斯曼兩人最初完成原子核分裂實驗的工作檯（一九三八，柏林），那不過是一張書桌大小的枱子，上面的儀器就是些電池、真空管、燒瓶、電路、加上些鉛塊、石臘。可是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就是在這堆「破銅爛鐵」裡完成的。轉頭看走道對面陳列的現在原子加速器、反應堆的圖片和模型，龐大、複雜、而昂貴，卻不過離漢恩和許特拉斯曼三十年左右而已。其實，這只是現代科學工藝發展潮流中的一股，其他任何機械，無不是朝「大」的方向越走越快。「電腦」轉而控制人類也許只是科學幻想小說家的奇妙構思，但是人類已漸漸陷入龐大而複雜的機器之中，心理飽受威脅則是不爭的事實。人站在他自己創造的機器面前，越來越顯得渺小，由於參加工作的人越來越多，一個人的地位，越來越不顯得重要。我們只有希望一位大物理學家的話是對的：

　　「這個趨於『大』的現象是很不幸的，因為它阻止人的進取精神與自由創造，它使研究變得不如從前那麼親切，鼓舞力也比較小，而且也難於控制。但是，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必須接受。讓我們記住，這些儀器及實驗本身雖然都很龐大，它們還是基於一些簡單、親切，而可以被控制的概念。」

　　　　──楊振寧「基本粒子」

其淡如水，其量如海

　　走出德意志博物館，為了找吃的，我朝人多的地方走。過了河就看到一座大教堂前的廣場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攤子，人頭鑽動，好不熱鬧。香腸烤得噴香，但配著吃的酸包心菜卻不很對味；啤酒我不喝，但有美國可口可樂；棉花糖是小孩子吃的，但澆糖衣的杏仁卻十分可口……。我吃吃這、嚐嚐那，一面嚼一面看；攤子上有賣吃的、有賣家庭用具的、有大轉馬、展望輪、汽槍打汽球等等遊戲。

　　有一個攤位的主人是個中年的華人，他的側面牆上掛著塊牌子「浙江省青田縣商人物品」，貨物是些衣料、小手工藝品，但沒有人問津。我第二次走過他的攤子前，卻看到個金髮女郎在和那青田人說話。我好奇地走過去，聽出他們是說的中國話。攤主人見到我，就指指我對那金髮女郎，道：「你同他講吧！」原來她是美國籍的捷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政治，學過兩年中文，有個中文名字胡素仙。這次到歐洲來，一方面學德文，一方面打算去捷克看看親戚，（她出生在紐約，但父母親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所以還有熟識的親友在捷克老家。）胡小姐看到是個中國人擺的攤子，就上前搭訕，不料她的中文程度雖然能讀能寫能說能聽，卻奈何不得浙江土話。

　　胡小姐不大好意思和我說中國話，不過對我來說，遇到個美國人，說美國腔的英語，也頗有親切之感，因而約她第二天同遊。

　　這幾天正是慕尼黑夏季大減價。商業鬧區摩肩接踵，全是趕買便宜貨的人。胡小姐說，大減價星期一開始，但星期天就有人到處看櫥窗裡貼好了的廣告，準備第二天來買。有幾家大百貨店，店裡已是人滿，門外堆著幾攤「犧牲品」，也圍上三、四層的人。不時見一雙男女走過來，那女的一翻身殺進人堆裡，留下男的站在路邊發獃。不一會女士又從人堆裡殺出來，對她的男伴揚著手裡的斬獲──一、兩件花花綠綠的衣服，臉上神采飛揚，男人少不得咕噥咕噥稱讚兩句，又攜手一同走去。

　　夏季本來就是歐洲人渡假的季節，又逢大減價，街上更見人多，飲食店雖似乎不在大賤賣之列，生意也格外興隆。貴為德國國粹的啤酒，自然不會寂寞；飯館子裡幾乎無一桌不以啤酒下飯，酒館裡大杯大碗，更是聲勢浩大，不論男女老少，抱著容量一公升的玻璃杯，不幾下子就乾了。伙計們滾著酒桶，不停地從側門進出。聽人說，巴伐利亞啤酒很淡，別看他杯子大，其實沒什麼，只不過多跑幾次廁所就是了。我對酒類毫無研究，不敢妄評，但不管它淡到什麼程度，那股牛飲的架勢還是很驚人的。

音樂之都

　　從德國和丹麥的邊境起，南下到了慕尼黑，已經幾乎南北穿透了德國。看看地圖，下一個目的地自然是順著阿爾卑斯山的北麓，東走奧地利。公路幹線由慕尼黑向東通過德國邊境，到沙爾士堡，直通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

　　公路上車如流水，但站在進口處攔車並非易事。曾遇到一個美國女孩，因為談起來是同路，她就說：「那麼我們一道去吧！」但是她只陪我站了半個鐘頭就獨個兒走開了。我想她走開是對的；一個單身的年輕女人攔車，要比一個男人或一男一女容易得多。果然，不一會她就搭上了一輛過我未停的車走了。

　　後來又遇到了一個老美，這回是個男的，名叫羅伯．奧布雷，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哲學系的學生。我們互訴攔車的苦經。大概因為他沒有剛才那個女孩的「原始本錢」，所以我們一道攔車直到沙爾士堡。那天晚上我們遇到一陣大雷雨，爬進個穀倉，在軟軟的乾草堆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時分，才到了沙爾士堡。在火車站後面約五百公尺的營地露營。

天才的故鄉

　　莫差特生於沙爾士堡格特來得街九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號），十四歲那年搬到馬卡特坊八號。這兩座房子都列為國家紀念館了；前者陳列很多莫差特的遺物，他的歌劇在各地上演時的佈景圖片和模型，還有莫差特，他的家人等等的油畫像。羅伯看到連莫差特的房東都有一幅望之儼然的油畫像掛在牆上，不禁嘖嘖稱奇。其實這不正是「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嗎？可惜我不知道怎樣把這句話譯成英文講給羅伯聽。

　　在莫差特的習題本、考卷、文憑等文件之中，有一張五線譜表，大概是沒用了，被用作草稿紙，演滿了加減乘除的計算，算錯的不少，不知是不是這位天才音樂家的手筆。

　　另一所故宅的樓上有一演奏廳，我們正趕上了一場大提琴和鋼琴的演奏會。在莫差特的家裡聽莫差特的音樂，只差作曲家本人的出面了。

　　沙爾士堡雖然出了莫差特這位天才，但是，在他有生之年，甚至於他蓋棺之後，沙爾士堡人對他並沒有什麼特別表示。紀念莫差特的活動遲至一八七○年才有，而到十九世紀末，才開始有音樂節。這個一年一度的音樂節，到了現在成為為時一個月（八月）的盛會，吸引了來自世界的音樂家和聽眾，使沙爾士堡成為舉世聞名的音樂城，也成為奧地利夏季遊客最多的地方。

　　我們到的時候是七月底，音樂活動已經展開，四面八方的遊客也擠滿了這個山明水秀的小城（所以我才住不到青年旅館而住進營帳）；沙爾士堡除了音樂之外也是金屬工業的中心，在旅遊方面來說，這裡又有山又有水，還有放射性的泉水，據說有醫療效果。沙爾士堡有過好幾代愛興土木的統治者，留下無數精工雕琢的建築，那些宮室庭園，無非錙銖取自老百姓，以供豪貴們的享用，如今都成了公園了。我去看了有名的米勒貝花園和山丘上的一座古堡，另外大大小小的教堂就不及一一領教了。

過去的「大好時光」

　　奧地利全國面積不過八萬四千平方公里，大約是江西省的一半大。在歐洲都算是小國。全境多山，人口不過七百萬，倒有一百多萬集中在首都維也納，也就是在東北角小小的一塊平地上。「奧地利」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我一直沒有搞清楚。它的德文名叫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讀做「餓死他來兮」，意思就是「東政權」。這個名字起源於西元八世紀時，查理曼大王打敗了巴伐利亞人，他們的頭目向東逃，重起爐灶建立起了部落，後來遂有「東政權」之名。但英文怎麼會叫它Ａｕｓｔｒｉａ，我不明白，中文又從何而譯成「奧地利」，我更不明白。

　　奧地利在歐洲的歷史上幾經興衰，他的首都維也納是個歷盡滄桑的古城，也是音樂之都。維也納曾是基督教徒與回教徒衝突的前線，是拿破崙失敗後歐洲高階層開會決定新的政治秩序的地方，也是領盡一代風騷的音樂家如貝多芬、海頓、莫差特、修伯特等人活躍的舞臺，還有維也納華爾茲的旋律，從史特勞斯父子的琴弓下流遍全世界……。維也納的風流人物還不止於此，須知物理學家波茲曼、許來丁格是維也納人，精神分析學的始祖弗洛伊德，若不是遇到希特勒的排猶運動，可能終老於維也納。

　　在洶湧的觀光潮沖擊之下，音樂之都的街上也只聽見喧鬧的聲音而聽不到音樂。但是當我在城外安下營帳，進城來逛街時，卻發現有許多漂亮的建築物和公園，頗為賞心悅目。國會大廈是最雄偉壯觀的，全白色的新古典式建築，門前立一座金盔女神，氣派很不小。鄰近的市政廳的自鳴鐘，按時演奏「鱒魚」的旋律。我逛到市立公園裡，坐在史特勞斯的紀念像前面吃中飯，跟一位中年女士攀上了。說起來她還在上海住過，她有一種病，那時在上海配了個藥方，幾十年來一直帶在身上，照方買藥服用。她說著說著就從手提包裡拿出那方子給我看。方子我當然是看不懂，但方箋上面明明白白印著一家藥房的名字和上海霞飛路的地址。這位女士談起當年的「大好時光」，懷念不已。當然，一個外國人，在戰前的上海，怎麼不舒服，怎麼不自在？她豈會看到中國人在不平等條約下流了一百年的血淚？我老實不客氣告訴她這個道理。她似懂非懂，又問起我這趟旅行去過些什麼地方，還要去那裡。我就告訴她我的下一個目的地是德國的漢堡，因為我有個好朋友在船上做事，八月底船到漢堡，希望能見到他。這位女士問道：「是德國船還是美國船？」

　　「是中國船，」我答。那條船是中國航運公司的「亦雲號」。

　　「你的朋友在船上做什麼，廚子嗎？」她又問。

　　「不，是二副。」

　　她似乎有點失望，沒有再問下去。顯然中國自己有船居然又用中國船員這件事實不合她的經驗。廚子有廚子的職業尊嚴和社會地位，但在這位奧地利女士的心目中，顯然廚子是不入流的人物，而中國人在西方文明創造出來的輪船上，只配做廚子。可惜「堅船利砲」早已不是歐洲人的專利，「列強」也已成為歷史上的名詞，我不禁有點同情她的老朽無知。要改變上了年紀的人的觀念是不太容易的，她既然自願不跟上世界潮流，我只好希望她的上海藥方保她安享餘年。

多瑙河與維也納森林

　　據說，有一位遊客在維也納問導遊：「多瑙河是不是藍的？」導遊答道：「天藍時就是藍的。」

　　不錯，流經維也納的多瑙河水，是不太容易叫人聯想起「藍色多瑙河」的旋律。那灰黑混沌的水，大概非得在大晴天之下才能反映出天上的藍色來。不過，除了不藍之外，多瑙河倒也是個不錯的去處，我沿著平直的河岸走著，看到沿河開著一棚接一棚的飯店酒館，有點淡水河風光。在這兒消遣的人還不少，散步的、喝酒的、釣魚的，河裡也有人划船、滑水，天上還有人滑翔，只是沒人游泳，恐怕是那灰黃色的水不大敢叫人領教吧！

　　在維也納的北部，由多瑙河岸向西走，就是另一處應該飄著華爾茲舞曲的地方──維也納森林。其實用中文的「森林」來稱這塊地方是不大妥當的，因為這兒跟阿里山、溪頭的光景兩樣。雖然有樹，還有大樹，但也有麥田、果園，和人家。風光不惡，至於是不是能在空氣裡嗅到當年權貴們走馬行樂的氣息，就要看你們的想像了。

　　我從多瑙河向西走進維也納森林，是沿著一條小溪的小路，路不過三步寬，小溪更窄，但路旁花木扶疏，隔著籬笆就是花園、果園。溪水潺潺，比多瑙河清得多。這條路叫「貝多芬道」，相傳貝多芬生前常在此散步作曲。初時我有點詫異，這樣寧靜平凡的小徑，怎麼產生貝多芬那種雄渾的樂曲？事實上，音樂是從心裡淘出來的，並不一定都是觸景生情之作。這樣的小徑世界各地都有，但貝多芬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呀！感官所接觸的有限，而心靈的馳騁，無際無涯，此所以「身無半畝」而能「神交古人」也。如果一定要受身旁環境的感染才能有所思有所作，那麼面壁十年，只會做泥水匠，豈能悟出什麼道理？

　　格林沁是維也納的小村，是維也納人喝酒消夜的地方，其時夜幕初垂，人潮開始湧到，店家在院子裡掛上燈，座上幾乎全滿，樽中自然不空，酒香肉香麵包香，隨著樂師的音符在空氣中飄散，侍者固然手腳不停，樂師也一曲連一曲。其中當然少不了「藍色多瑙河」和「維也納森林的故事」。我已吃過口袋裡的乾糧，又不會喝酒，看到別人桌上的糕點好像很好吃，但不知怎麼叫，女侍站在一邊已經好一會，只好要杯咖啡，卻不料還分大杯小杯。小杯吧！咖啡端來，果然很小，但是很濃很香。

慎終追遠

　　墓園墳場在中外小說傳奇中往往是陰森恐怖的所在。即使沒有燐燐鬼火和迤邐的白骨破棺，至少也埋著冤屈、葬著不平。在月黑風高之夜，就有行屍復仇之類的事發生。

　　我愛聽鬼故事，但是止於文學上的愛好，自成年之後就不再相信鬼話。我可以欣賞「秋墳鬼唱詩」的境界，但如果我怕在「雨如絲」的秋夜到墳場去，則我怕的是人不是鬼，怕的是人可能把我當成鬼，而不是怕我把人當成鬼。

　　除了這個顧慮之外，我覺得墳場是個清靜適於散步沉思的好地方，而鏤刻在新墳舊塚上的姓名年代，和碑文，往往引起我的感觸和聯想，因此，我到維也納的第二天，就摸到市郊的「中央公墓」去。走進門去，不禁有「嘆為觀止」之感。

　　這座公墓，面積大約有兩平方公里，從巍峨的大門走進去，整齊的道路向四面伸開，花木夾道，與墓碑相參差，還有空地和花園。正對大門，大約在墓地的中央，是一座大教堂。墓地分區編號，一共有九十八個區，每個區還分五六個子區，每個子區裡少說也可以葬五六十人。大約估計一下，如果一個蘿蔔一個坑，可以葬得下兩三萬人，（總數一定不止，因為二次大戰時給炸得破破碎碎的絕對無法個別處理，就埋在一塊兒了。）要不是有張地圖，只怕我進得去，出不來。

　　每個墓，不論佔地的寬窄，都像是一座彫塑藝品，有幾個區似乎是特別留給名人的，這些墓地特別寬闊，也特別考究。音樂家貝多芬、修伯特、莫差特、史特勞斯父子、布拉姆茲、物理學家波茲曼等人，在維也納成就了百年之業，就在此安息了。他們的墓前都有上墓的人放的花，有的已快乾萎，有的還正開放，可見常有人來放，也常有人來把殘花取走。這些花有的顯然是門口的花店買來的，但有些小花小草必定是隨手從路邊採來的。我無從得知是誰上的這些花，當然可能是墓中人的子孫（但貝多芬是沒有後的），也可能是看墓的人，否則就是崇拜英雄的訪客了。

　　對一個揹負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人來說，一個只幾百年的墓園，應該是不會太受感動的，但是，我徘徊在這片整潔、安寧、和肅穆中，看到這些保存的歷史，我覺得我們可以不必誇口「慎終追遠」了。

吃奶難

　　由於一位在紐約的朋友的介紹，去拜訪了在維也納求學的幾位中國學生；我冒然上門，打斷了李麗淑的小提琴練習。陳哲久、陳令觀兄妹也不約而來，四個人正好湊一桌──吃李麗淑的好菜。談話中，我也具體地認識了維也納確是音樂之都；這裡有二十多位學音樂的中國留學生。這樣高的密度，大概是其他的外國城市少有的。

　　吃飽、喝足、蓋夠了，我謝了李麗淑要讓房子給我住的好意，因為我已決定明天就離開維也納。

　　八月三日凌晨一陣大雷雨，等於把昨天洗了晒在營帳繩上的毛衣和夾克又洗了一遍，好在太陽一出來就好大，中午時分，衣服、營帳都乾了。包紮起來，坐電車到市區南邊，下來攔車。電車的查票員看了我的大背包居然要我買兩張票。揹著這個背包兩個多月了，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對它如此尊敬。

　　出了維也納，攔上兩個法國學生的車，直向西南方開去。他們要往義大利去，我則想去瑞士。我們一同露營一夜，第二天到了分叉路口時分手。他們兩位都會一點英文而不懂德文。在奧地利旅行時很感不便，碰到我也一樣會英文而不會德文，大為高興。

　　混了這麼久，我知道買煙比買麵包容易，買酒比買牛奶簡單。「牛奶是小孩子喝的」一說，在美國不對，在歐洲似乎大致正確。這天晚上我和法國人各自打下營帳，到營地的小店吃飯，都叫了些三文治之類的東西，法國人又要了啤酒，我則叫牛奶。酒馬上端上來，三文治不久也做好了，但我的牛奶一直不見踪影。問一次就聽到一次「一會就來」，一共來了三會兒，飯都吃完了，才見老板拿著一瓶空汽水瓶裝的牛奶來。我不懂他是不是臨時去牛欄擠的。

雪山行

　　並非完全偶然，也未經特意安排，我來到這阿爾卑斯山裡的小鎮馬尼次。

　　這裡沒有青年旅館，原來有塊營地，最近關掉了。天已黑，又下起雨來，問了路人找到一間家庭式小客棧住下。客棧的主人家好像是祖孫三代，老小共六七口。一棟木造的大通間，門外並無招牌，門裡除了浴室廁所之外，一目了然。鍋灶、飯桌、板凳等物各據一方，睡的地方是上下兩層通舖。一人一個枕頭，兩條毛毯，旅客不分男女，都睡這兒，主人家的小孩不分男女，也都睡這兒，（主人家大的和老的大概另有秘室，待考）一家人都不懂英語，孩子們雖學而未通，但人都挺和氣，早晚和旅客圍桌而坐，指手劃腳地，也可以談談。

　　到小店買了份地圖，跟客棧主人研究了一下，決定上東邊標高三千零八十七米的所以列克峰走一趟。估計兩天可以打個來回。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背包，留下不必要的東西，裹了三天的糧向山徑走去。

　　山徑的入口處豎著一大串指路牌，每條路都用不同的顏色標明，牌子上還寫著到某地要多少時間。上了路循著同樣顏色的路標走去就行了。我選的山徑是紅白路標，一路要經過三個山莊。

　　阿圖．封．許密特山莊海拔二千二百八十一公尺，（從馬尼次上來，爬高了一千零九十一公尺）座落在一個小湖邊，背著所以列克峰，隔著一段陡坡，面對上山的小徑，彎彎曲曲地從山腰的森林帶中穿出來。山莊附近已無樹木，湖邊有點平地，開著各色的花，山莊的騾子在草地上打滾。山莊屬於奧地利山岳協會，由一家人經營。當晚只有我和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住夜。看那老人飽經風霜的臉和裝備，可知他是個有經驗的登山家。相談之下，果然不錯，歐洲最高的白朗峰，他上去過三次。

　　山莊的主人一家沒有人會說英語。偏偏那胖胖的老板娘又挺不客氣，我費了好大勁，出動了字典，才叫來了晚飯，登記了床位，最後老板娘來了一句：「Ｓｉｅ　ｍｕｓｓ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ｅｒｎｅｎ」不幸，這句話我完全聽得懂：「你得學德文。」

　　老登山家天剛亮就走了，我睡到日出才起來。

　　從許密特山莊往上走，連草都沒有了，換來的是冰和雪，一大塊一大塊地蓋在花崗岩上。經過兩個小時又十分鐘的苦行，我踏上了所以列克峰。峰頂豎著一個三腳木架，不知是什麼意思，另外有個鐵盒子，裝著一本簽名簿和一個橡皮紀念章。翻看這本簽名簿，從一九六九年起，幾乎全是歐洲人。我在上面寫下「中國南通徐統」六個字，在我的日記本上蓋了紀念章，然後轉到一邊，照齊天大聖的方法留下「到此一遊」的紀念。

只留下腳印，只帶走照片

　　許密特山莊跟一粒骰子般大，歇在小湖邊，草坡和森林在我腳下舖展，北邊的峭壁下，是一千多公尺深的河谷。東方冰封雪塞，是終年不化的冰河。風光無限，一時難以盡收。

　　許多登山的人愛用來回答「為什麼登山？」的一句話是「因為有山」。這話聽來頗富哲學意味，似乎「無所為而為」。實際上恐怕多少有故弄玄虛之嫌，要不然就是自己也說不上來，或是說得上來而怕引起爭論吧！山在古代是人們畏懼、崇拜的對象，到了現在變成人們喜愛的對象，但我總有點懷疑登山的人是否真的愛山。一個人登上了山頂反過頭來看著平地，滿心得意，則山豈不是一塊墊腳石？真愛山的人何不學學李白：「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他看山不厭，也想像山看他不厭，把山都人格化了，平起平坐，閒情相對，愛山、樂山，莫過於此了。而李白好像不曾攀上敬亭山頂過。所謂「征服自然」更是虛構的，人生在天地之間，頂了不起利用自然而已，談什麼征服！珠穆朗瑪峰（註）傲然挺立，已經數百萬年，而那兩個第一次爬上去的登山家，不但只待了幾分鐘就快快下山，而且過不了多少年就要叫人興「而今安在哉」之嘆。「征服」這兩個字，也只有留給好大喜功的人去用。人在大自然裡奮鬪，求生。要說征服，也只能是征服了自己的疲乏、畏縮、與急躁，因而發揮超乎尋常的勇氣與忍耐。而大自然的奇妙與美麗，就是吸引著人們去發揮潛能的原動力。這也許是登山最有價值的一面吧！

　　山花隨處開放，在密林中，在危岩上，在冰雪邊，紅的、黃的、紫的。但是我卻找不到阿爾卑斯山中最有名的Ｅｄｅｌｗｅｉｓｓ。愛看電影的朋友當記得「真善美」中有一支插曲，就是歌頌此花。它的學名叫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ｐｉｎｕｍ，中文名稱不詳。花朵不過銅錢般大，整株花也只十來公分高。花的形狀是一圈排列成放射狀的變形的葉子，白色而有絨毛，看來像花瓣，其實是葉子，圈圈之中有一簇黃色的「花蕊」，才是真正的花。（就像聖誕紅一樣，紅的是葉子，中心的黃點點才是花。）這Ｅｄｅｌｗｅｉｓｓ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看的，可能因為它潔白，而且生在高山之上，冰雪之中，有股凜然的風姿吧，它特別得阿爾卑斯山中人的喜愛，且被選為奧地利的國花，列入保護，禁止採摘。有些遊客多的山區，還特別設有望遠鏡監視遊山的客人，如果看見誰採花，等他下山之後就罰他把花送回原處。

　　山嶺長存，各人以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方法去欣賞，唯採集花草木石鳥獸，如不是有特別的目的，是非常要不得的行為。為家裡的擺設，為了炫耀，而破壞了自然，使後來者看不到，是非常沒有意義的舉動。美國人有句很好的口號：「只留下腳印，只帶走照片。」前一句是叫人不要亂丟垃圾，後一句是說不要採集動植礦物。其實，照片又有何必要？遠足是把人帶回自然，而不是把自然帶回家裡。了解了這一點，則人不論是寬袍解帶，策杖緩行，山陰道上賞花看雲也好，或是釘子鎚子繩子，跟山乒乒乓乓幹一場也好，都能享受到極大的樂趣。

費城三兄弟

　　馬尼次向北的通路，有小徑越山而過，據說是迦太基的大將漢尼拔帶兵走過的古道，現在除了登山的人之外，大家都坐火車經過八千五百五十一公尺的隧道到山的那一邊，我從所以列克峰下來，到旅館拿了行李，就攔上兩個土耳其人的車，連人帶車裝上火車，轟轟隆隆，漆漆黑黑地過了隧道。

　　天黑時下了土耳其人的車，沿著一條河走到深夜，遇見了一場車禍，卻攔不到一輛車。看看已無望，走上一家旅館，打算不計價錢，開個房間睡覺。不料裡頭出來個人，看見我這付打扮，也不多話，把我帶到已關門上鎖的餐廳，開門讓我進去，示意我可以在地板上睡。我就舖開睡袋，應付了一晚。疲倦是最好的安眠劑，硬地板與身上幾天沒有洗的汗垢都不成問題，但右膝不知為什麼越來越痛，夜裡痛得不能彎。

　　第二天走出旅館不久，就給一個老頭帶去他家裡吃了一頓早飯，還給我包個「便當」做中飯。這老頭接了我上車，照例問我上哪去，從哪來，貴姓等等，我對答如流，老頭大樂，道：「您的德國話說得很好哪！」老天，他不知道這幾個問題是我兩個多月來反反覆覆磨練多少次的了，當然毫無困難。等回了「您在美國做什麼？」一問，我已技窮。上了他家的早餐桌，更是只有以猛吃猛喝來減少說話和被問話的機會。可是主人還是一味稱讚我的德國話，並且告訴我他招待過幾個在維也納唸書的韓國學生，「他們的德國話不行。」嘿！要是我當時就決定留在奧地利上學，他大概會毫不遲疑給我寫封介紹信證明我的德文能力。

　　投上西去的大路，走走停停，吃掉老頭給我的便當，下午坐上了三個美國人的車，他們是姓李歐伯的三兄弟，老大大衛是個胖子，臉跟肚子賽圓，戴付眼鏡，像個精明的生意人；老二唐納，瘦長個兒，留長髮，紮成了馬尾巴，唇上兩撇鬍子，身上一件舊襯衫，一件破牛仔褲，頸上掛條不知什麼做的鍊子，在哈佛唸了兩年政治學，在越戰和青年學生運動的衝擊下，放棄了學業，出外做工和流浪，現在還是在「失落」的狀態；老三威廉，比他二哥還高、還瘦，白面無鬚，頭髮也梳得乾乾淨淨的，今年高中剛畢業，因為身體不好，不必當兵，開開心心地準備進大學。

　　這三個各異其趣的兄弟家住費城，他們的外祖父是德國人，外祖母是瑞士人，母親生在德國法蘭克福。也不知是幾代之前沾過一點猶太人的血統，希特勒上臺，他們就逃到瑞士，入了籍。十四歲的小女孩轉往美國讀書，後來就嫁給美國人，做了李歐伯太太，生了三個男孩。想來他們也是中上之家，才能把兒子送進哈佛，又能全家到瑞士渡假。老夫妻倆住在旅館，三個兒子租了部車，到德國和奧地利打了個轉，正要回瑞士去。

　　我原來打算到奧地利西部的大城「因斯不如克」的，那兒是滑雪勝地，但夏天有什麼好玩我還不知道，反正去看看就是了。可是李歐伯兄弟既然直放瑞士，跟他們一直走下去也不錯。我沒有瑞士簽證，唐納建議我不妨試試看，他會德文，關卡上方便打交道。於是我們開進了因斯不如克，走錯了兩次路，再開出因斯不如克，投向群山之中，向瑞士奔去。過境時雖無簽證，也未遭留難，開車的唐納回過頭對我說：「歡迎到瑞士。」

　　天色漸暗，李歐伯兄弟要找旅館過夜，我自然無異議。「你打不打橋牌？」老大問。可惜我雖知道有「中國叫牌制」這回事，卻是一竅不通，四個人湊一桌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一路上旅館家家客滿，等找到一家有空的，已近午夜，想打牌也沒精神了。

　　旅館的女侍帶我們去看唯一的空房，裡面放了兩張單人床已佔了九成的地面，想擠四個人是不可能的。我們就讓李歐伯老大和老三住進去，老二和我到附近的營地去睡營帳。可是我只有一個睡袋，唐納以為何不叫威廉從窗口扔兩條毯子下來。我坐在車裡等，唐納回旅館去依計行事，結果空手而回：

　　「老三不敢！」

　　那可麻煩哩！睡袋太小，不夠兩個人擠。

　　「算了，多穿點衣服，混一夜吧！反正我搞慣了的。」

　　夜相當的冷，犬牙交錯的雪山，在月下泛著寒光。唐納穿著夾克，蓋上兩個人所有的毛巾和換洗的衣服，縮成一團。我裹在睡袋裡，也剛剛夠暖。

　　第二天早晨回旅館去接那兩位，上樓就撞上昨天那位女侍，問我昨晚冷不冷。

　　「冷呀，冷得厲害。」

　　「其實你們要是昨晚說一聲，我可以借幾條毯子給你們的。」

　　我和唐納只有相對苦笑，昨晚還想偷人家的毯子呢！

再探冰河

　　在聖莫理士和李歐伯兄弟分手，就坐了一小段火車到摩特拉區去看冰河。

　　下了火車向南走一個多小時的山徑，就到了冰河邊的山莊，途中遇到了大雷雨，雨衣只管得了上半身，褲管和鞋子都淋透了。好在到了山莊就換上背包裡的乾衣服。山莊裡有熱湯、熱茶，配上自備的乾糧，熱呼呼地飽吃一頓。飯廳裡坐滿了登山的人，在雪亮的煤氣燈下，吃、喝、談話，一屋子暖洋洋，風、雨、雷、冰、雪，都拋在窗外了。

　　朝陽驅走了一夜風雨，雪山冰河，亮得刺眼。一屋子登山客天不亮就摸黑起床出發，這時山莊只剩下我一個旅客。主人家裡裡外外忙著雜事，我提了水壺和午餐，走下冰河去。

　　冰河流得很慢，一天不過幾寸而已，站在旁邊是看不出它動的。河面上佈滿了橫紋，遠看像皮膚上的皺紋，走下去才見是一層一層高過人的冰尖和深淺不同的冰縫，深的不見底，淺的也吃得下半個人，至少一條腿。山莊的對岸，有一條短短的支流，坡度較主流陡，遇此冰塊流下時擠成更高的冰尖和更深的冰縫，我沒有走冰的釘鞋，一步一步小心的橫過冰河到對岸，又走了回來，總算沒有失足，走冰河的遊人極少，一整天只遇見兩批，要是不小心掉下冰縫，不知道叫救命有沒有人聽得見。

　　天上沒有一片雲，連串的雪山排列在蜿蜒的冰河後面，最高的白尼那峰，海拔四千零四十九公尺，潔白如玉，是瑞士和義大利的國界。在最陡的雪坡上，偶爾崩下一攤積雪，帶起如雷的響聲。冰河左進的山坡草地上，有三五成群的野山羊跑過。忽然，一架瑞士空軍的噴射機沿著冰河飛來，看看好像直衝向山壁，突然拉上去，盤過山頭而去。奇怪的是，在這寂靜的冰河上，我並不討厭這架飛機呼嘯的噪音，反倒欣賞它那矯健的身影，可能是因為它為靜態的山河帶來了動力吧！「盪胸生層雲，決眦入歸鳥」。這裡沒有鳥，飛機算是鐵鳥。

　　三個月的旅程，這時只剩下五分之一了，我只得告別我永遠看不厭的阿爾卑斯山，經過朱利爾山口，經過蘇黎世，經過巴色爾，回到德國。這一路相當順利，遇到一對年輕的比利時夫婦，他們把小女兒留給外婆，出來渡假。我上了他們的車，開進德國，沿著法德邊境向北走，直到他們要向西轉向比利時我才下車。又換了幾趟車，經法蘭克福，向東轉，在夜晚十點半到了吳次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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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世界第一高峰，在中國與尼泊爾邊境的喜馬拉雅山中。這個峰在清康熙年間（西元一七一七年）出版的地圖就載明了，且照西藏語的發音，譯為「珠穆郎瑪」峰。這名詞在藏文中是個女神的名字，可能「聖母峰」一名就是意譯吧！英國人佔印度時，派員測量，將此峰為駐印度測量長的名字而命名為「埃佛勒斯峰」（西元一八六三年），就成為今天西方人通用的名稱。事實上，珠穆郎瑪峰的初次印在中國的地圖上時，埃佛勒斯先生尚未出生。

告別歐洲

Ｘ射線的誕生地

　　吳次堡大學物理系的戈倍爾教授，曾在德克薩斯大學當過兩年客座，我選過他一門物理數學。

　　我進了城，經兩個德國人幫忙，打電話找到了戈倍爾先生，就在他家的沙發上睡了一夜。

　　戈倍爾夫婦倆剛從美國回來，還沒有定居，租了個小房子先住下，只有一間臥房。他們覺得天天把我放在沙發上不大像話，就跟學校定了物理系館頂樓上的客房給我。

　　這客房高踞四層樓上，是物理系招待來訪的學者的地方。戈倍爾先生告訴我有不少著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在這兒住過。他又開玩笑地說：「有時候，侖琴的陰魂半夜會出現。」

　　侖琴是誰？十九世紀末年，他是吳次堡大學物理教授。一八九五年，他在這棟物理系館裡發現一種新的射線，有很強的穿透性，可以穿過不透明的物質而使照相底片感光。他無以名之，就照代數中用以代表未知數的符號而叫它「Ｘ射線」。這個發現，不但是物理學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為後人了解物理世界提供了有力的線索，為侖琴贏得了第一屆諾貝爾物理獎（一九○一），而且也成為工業和醫藥上無比的利器。在這物理系館的底層，陳列著侖琴的筆記本，Ｘ射線管，他用Ｘ射線照的照片，和他的諾貝爾獎證書等等。他的半身像供在走廊上。

　　但是，吳次堡關於Ｘ射線的史跡似乎就止於此了。這座跨在曼河兩岸、有一千兩百多年歷史的古城，就跟任何有歷史的歐洲城鎮一樣，不乏百年千年的古蹟：一座十六世紀建的石橋，排列著大如真人的天主教聖人的石像；馬利恩山古堡是一二六一年到一七二○年之間大主教的住所，藏有不少藝術精品；另一所大主教和大公爵的宮室，雕樑畫棟，極盡奢華，其「皇帝廳」的屋頂畫著著名的「五大洲」壁畫；此外更有數不清的豎著尖塔的教堂，隨便抓一個就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山坡上佈滿葡萄園，德國最好的葡萄酒一桶一桶藏在地窖裡……店舖裡賣的風景明信片上，全是這些古董，但是找不到一張有關Ｘ射線的。

　　世界是不斷前進的，人的眼光望著將來，而不是凝注在紀念碑上。但是紀念碑也有分別的；有的紀念英勇的事蹟、重大的成就，有的則紀念著不幸的錯失，乃至滔天的罪惡。當我們看到一件近代科學史上偉大的發明無人理睬，而封建、專制、迷信的遺臭卻受到大力的宣揚，贏得紛至沓來的觀光客的唏噓讚嘆時，我們不能不感到不平吧！

　　在吳次堡街上遇到兩個香港人，第二天應邀去他們的住所吃飯。他們一夥六、七個來自港、馬、星、泰的華人，在這裡的一家塑膠工廠實習。吃完飯他們開始賭錢，我踱回學校睡覺。

　　子夜時分，對街的生理研究所傳來陣陣狗哭，但侖琴的鬼魂並沒有出現。

他鄉遇故知

　　離開吳次堡，又是一夜無眠，最後坐了趟火車，才到了漢堡。

　　夜裡兩點鐘，在一座加油站等車時，有個年輕人過來招呼，說他喝杯咖啡就走，可以帶我去漢堡。可是，我們到小吃店面對面坐下，他點上一根烟，卻談起政治來；當時葡萄牙正在非洲動武，用高壓對付殖民地的動亂，而西德卻賣軍火給葡萄牙，引起不少西德人的不滿和抗議。這位先生就是反對者之一。他噴出幾團烟，劈裡扒拉一下子就從西德賣軍火扯到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一聽我是從臺灣來的，更加緊評臺灣之不是，讚中共之偉大。我並不怕跟人談政治，尤其不怕抬槓，但是十分討厭推銷員式的獨白。尤其此人的英語還不夠應付普通會話，遑論辯論。我討厭他的氣燄，但不完全聽得懂他的意思，他顯然也不懂我的反擊。這樣的談話，當然不會有結果，更不會愉快。但我沒有料到，他抽足了烟，喝光了咖啡，起身走出門外時，竟對我說：「我還是一個人走的好，你居然認為在臺灣有自由。」因此，我又在加油站等了兩個鐘點才得上車。

　　到了漢堡，先去比利時領事館辦了過境簽證（以便去盧森堡搭飛機），然後找到了青年旅館，等了一個多鐘頭，等到一句「二十五歲以下優先」。我這個二十五加一歲的，要等到晚上八點鐘看有沒有空位。我原打算先住下來再去找「亦雲號」的，這下住不成了，恰好碼頭就在附近，也就不去另一家青年旅館了，也不再找露營區了，先把我的老友容榮燊找到再說。

　　碼頭上人都知道「亦雲號」泊處，坐渡船到六十四號碼頭就到了。由於過去在臺灣的經驗，我提心吊膽地向那龐然大船走去，準備什麼地方會殺出個警衛將我攔住。結果沒有，待走到船邊，抬頭看那寫著兩個大字「亦雲」的船舷上，有黃種人（想來是中國船員）和白種人（想來是德國碼頭工人）來往，但沒人理會我。我猶疑了一下，踏上梯子上船，還是沒人理我，就不再客氣，直往船頭走。沒人攔我，我只好攔人問路，這才找到二副的艙間，把容榮燊從床上給拖起來。

　　離開國門兩年半，流浪了近三個月，這回踏上了中國的流動國土，見到童年的好友，住高級艙間，和船員一道吃四菜一湯，除了早晨有服務生替我舖床，吃飯時有服務生替我添飯有點叫我受寵若驚之外，可說是通體舒泰，把一路上的酸甜苦辣都拋過船舷去了。

　　也就因為環境的舒適，我幾乎懶得下船，因而沒有在漢堡觀什麼光，只跟榮燊去看了海京伯動物園，和出名的聖保里區「人類動物園」。

　　穿過一道寫著「十八歲以下的不准入內」的門，就見到小巷子兩邊，在彩色的燈光下，一個個艷裝的女人坐在玻璃櫥窗裡。她們，就跟其他的商店的陳列品一樣，待買而沽。一個方石砌地的天井裡，女人四散站著、坐著、走著，雜在穿梭的「觀光客」裡。沒有人喊：「來坐啦！」也沒有人上來拉扯，女人都木著臉，大有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的氣味。再轉過一個街角，是一串一串的戲院、酒吧。銀幕上、舞台上表演的，先在門口以大幅奶子、屁股、大腿的圖片展示。門邊站個人。穿著四條金線的船長制服，招徠客人，見到船員模樣的就叫「開普登」（船長），見黃種人就呀呀學日本話。

　　這個「動物園」裡應該是很安全的，想來不至於有當街扒搶的事，否則不會有這麼多人跑來逛。但是在玻璃櫥窗的背後是否窩藏著種種罪行，就不得而知了。但妓女之為社會之癌、瘤、瘡，不待學者專家之冗長討論，也不論其是否為「自願」或是有「拐賣人口、迫良為娼」的情事，更不在於其價格之昂廉、容貌之美醜、或才藝之高下。叫它「青樓」也好，叫它「窰子」也罷，是能彈能唱、會詩會文也好，是「公共廁所」式的「春風一度」也罷，娼妓問題的本質是大同小異的，其黑暗、其悲慘，不是騷人墨客筆下的青樓艷事能美化的，也不是「發展觀光」的口號所能辯白的。在這個號稱戰後經濟奇蹟的國家裡，這種人肉市場公然存在，難道也是資本主義所標榜的自由企業精神嗎？

夜來風雨聲

　　八月十七日，星期二，陰。告別「亦雲號」，在路邊等了八個鐘頭還沒攔到一部車。三天之內我必須趕到盧森堡上飛機，不得已，只好坐火車了。

　　下午七點十五分南下的快車，夜裡十二點半到科隆。鑽出車站望了一眼那著名的雙尖大教堂（又是教堂），坐五點的車到特瑞爾，換九點十五分的車，於九點四十五分到達盧森堡。

　　循舊路，硬著頭皮走進青年旅館。前回的經驗，叫我心理上準備好了再接受一次特別的招待。果然，旅館客滿，聽了主人一頓「訓話」，才登記了明晚的床位。

　　住不到店，地圖上有的營地實際上已不存在，今晚要想辦法挨過。跑到火車站，先把背包鎖進寄存行李的櫃子裡，然後走到公園，在草地上睡了一覺。吃過晚飯後，為了打發時間，看了三個月來第一場電影：是好萊塢出品的「驚險、動作、打鬪巨片」。

　　十點半散場，走到橋邊，坐在椅子上寫日記。橋下就是公園，因為是沿著又窄又深的河谷開闢的，頗有「立體美」。這時點上了燈，憑欄俯瞰，樹影交錯，襯著高聳在河岸上的古堡，有如幻境，直到子夜時分燈光霎時全滅。夜不冷，我和衣躺在椅子上，一下子就睡著了。

　　不久，我被狂風吹醒。落葉飛沙，撲面而來，看樣子要下雨，我趕快跑回車站，剛好比雷雨早一步鑽進房簷下。可是車站兩點鐘關門，我看到對街有條死胡同，上面有頂，可避風雨，就跑過去。胡同裡有一盞昏黃的電燈。一個醉漢在燈下打盹，不時發出咕噥之聲，也不知是打嗝兒還是說夢話，我也不理他，舖了雨衣就躺下睡覺。

　　大約四點鐘，給一個大炸雷叫醒，一看車站又開門了，就過去到候車室裡和一群看來是流浪漢和旅行的青年學生的人比賽睡覺。小室溫度高，又加上累，在長條椅上一擺平就睡著了。但火車站不是旅館，不准人睡覺過夜的。警察過來，一個一個睡得死死的全給逼起來，流浪漢全趕出去，但沒有趕我，可能以為我是等早車的吧！但是雖不趕走，卻不准躺下。好，我就坐著睡吧！就這樣，撐到八點鐘左右，起來洗把臉、吃個早飯，走出屋外迎接早晨的陽光，活動活動筋骨，尤其是兩條腿，因為我還要在街上耗九個鐘頭才到青年旅館開門的時刻。

回到起點

　　遊興並未全盡，卻無法多留。八月二十日，起早走路到機場（沒有攔車）。

　　飛機誤點，下午四點起飛，飛過六千六百一十公里，經過冰島，回到紐約。

　　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找到我的老弟，領回我寄在他那裡的汽車，休息了一天，然後趕了兩天半，開回德克薩斯州。

　　德州暑熱尚存。大學的校園裡和附近街上已來往著準備開學的學生。幾個安靜的角落，還是坐著三兩個學生，陪著幾隻小鳥。熟識的同學們大都還在，有幾個畢業走了。中國學生群裡添了不少新面孔，成為大家談話的資料，探訪的對象。我預定要住進去的房子，整棟給拆了，只好到預定的室友那兒打地舖，馬上四出去找房子。

　　不論是變了的還是沒變的，三個月的小別，竟使我感到德克薩斯州，尤其是奧斯丁城，是那麼親切。短短幾年的居留，我多少對這裡生了一點「家」的感情。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