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柏楊
【醬缸震盪】　一、被認定是「六四」禍首
二、誠實的人有禍了
三、培養新的尊嚴
四、扒糞運動
五、就是學不會
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
七、落後的爛國
八、魔術巨棒
九、只敢在「聖人」褲襠下跳來跳去
十、死攪蠻纏
十一、不應總想自己的美德
十二、一窩蜂發飆症
十三、中國人都是好演員
十四、一定正在那裡發高燒
【醬缸文化】　十五、政治愛滋病
十六、有權勢才算祖先
十七、孔丘和馬克思
十八、安史之亂救了日本
十九、中國只有政治文化
二十、士大夫自成體系
二十一、劣質傳統
二十二、掙脫詛咒
二十三、缺少終極關懷和終極理念
二十四、魯迅的定位
二十五、「想當年」
二十六、中國人不能忍受悲劇
【醬缸蛆驚蟄】　二十七、文化異象
二十八、分裂產生民主
二十九、伊達正宗的「狂奔」
三十、「師承」是一個毒瘤
三十一、思想不可定於一尊
三十二、當然會改觀
三十三、他們常常氣得大怒
三十四、忽然有人大喝一聲「它是假的」
三十五、儒家是陳舊藥方
三十六、日本曾羨慕改朝換代
【仁義道德】　三十七、美德都在書上
三十八、君子和小人
三十九、反智與反商
四十、好漢不提當年勇
四十一、「大儒」不過註釋蟲
四十二、小白老鼠效應
四十三、向錢看．向權看
四十四、功利不是西方獨產
四十五、五人幫
四十六、人權思想才可脫胎換骨
四十七、毛澤東真偉大
四十八、日本真幸運
四十九、神經質的恐懼
五十、蒼蠅飛行方式的思維
五十一、不管別人死活
五十二、蠱蟲
五十三、十億和九億
五十四、欺生和仇外
五十五、中國人器小易盈
五十六、任何人都喜歡吹牛
五十七、這是她的祖國
五十八、說謊成了美德
五十九、天氣哈哈哈
六十、中國人的交情
六十一、給他官做
六十二、毛正確先生
六十三、民主是自己的品質
六十四、婆媳文化
六十五、酷刑各國都有
六十六、中華人就是漢人
六十七、愛國是最危險的行為
【中國的出路】　六十八、國籍情意結
六十九、真實的感情
七十、只談問題．不談主義
七十一、女人更要感謝西方
七十二、毛澤東摧毀中國人的尊嚴
七十三、自我批判
七十四、悲劇的元兇
七十五、二十一世紀是誰的世紀
七十六、食言像食糖
七十七、他並不真懂
七十八、死要面子
七十九、當官的不會逃
八十、二十一世紀展望

《醬缸震盪：再論醜陋的中國人》柏楊

《二○一四年五月二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中文版序　柏楊

　　謝謝日本作家黃文雄先生，由於他的建議和他提出的問題，使這一本書得以完成。最初只準備出日文本，後來才想到為什麼中文本不能同步發行！

　　此時重新回顧一生的寫作，除去開頭十年的小說創作，第二個十年，我致力於社會現象的剖析與批判，然後，在鐵窗下我再專攻十年歷史。之後，繼來的十年，我全心把《資治通鑒》譯成現代語文。在這整個寫作過程中，我對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和習性，有較深入的觀察和體驗的機會，所以，這本書也是身為一個中國人的一份自我檢討與期許。

　　我不相信生活在臺灣這個衣食豐足寶島上的國人，靈魂會就此麻痹下去，所以，我很興奮地出版這本書。

　　一九九五．三．二○．臺北

【醬缸震盪】　一、被認定是「六四」禍首

　　問：自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問世以後，天下激盪。有如竹竿觸到蜂巢，搞得群蜂亂飛、亂叮。甚至有人漫罵柏楊先生詆毀同胞，擾亂民心，真是「賤骨頭」。或對一般大眾誤導，造成思想見識的混淆，影響社會人群的認知與信心甚鉅等等。這可以說是日本或歐美難得一見的社會怪現象。從《醜陋的中國人風波》、《都是醜陋中國人惹的禍》等書，可見一斑。不知是否有暴力威脅？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所產生的風風雨雨、前前後後，柏楊先生不知可否略述一下概況？感觸如何？

　　答：說實在話，我遺憾威脅不夠。我指的威脅不夠，不是指暴力的威脅，而是指對我提出「醜陋的中國人」論點反駁的薄弱，使我感到洩氣。今天這個話題，在我提出後第十一年，仍然受到日本讀者的重視，最近還繼續推出第二十一版，又引發深入的追蹤探討，才有日文版這本書的完成在先，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後。我遺憾的是《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在我的國家，無論是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除了情緒上的攻擊，大陸上甚至查禁之外，並沒有更多深入的論辯和探討。

　　一個人處身的背景和時代有很大關係。前天，我讀到台北《聯合報》報頭下一則廣告：

　　道歉啟事

　　家母不幸別世，吾與妻小未盡孝道，又對外謠傳吾姊爭奪遺產，蒙二姊春霞體諒，不予計較，暨眾姊妹同意無條件拋棄繼承權，使吾順利辦理繼承遺產。特此聲明感謝並致歉。

　　道歉人：胡神賀陳淑真

　　新營市太子路一五三巷五十六弄三號

　　※※※

　　這則廣告如同青天霹靂，使人看到台灣由傳統社會的墮落、僵化、腐敗、鄙陋，提升到平等、公道、理性、尊嚴，新觀念建立的過程中，最醜陋的一面。廣告中這對夫婦，恬不知恥的剝奪眾姊妹法定應有的權益，就是仗恃傳統惡習的包庇，我們需要對這類左右我們生活的醜陋觀念或行為，予以揭發和革新。而中國大陸所面對的問題，恐怕已經威脅到人的生命基本權益。換句話說，我關心的是整個中國人品質，根本不是針對某一個政權、或某一個特定的領導人。所幸的是，台灣終於結束了政治迫害階段。

　　同一個問題，由於時代的不同，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例如：一九五○年代，如果有人推測中國當時的元首劉少奇先生，將被他自己領導的黨認為是反黨的壞蛋，被秘密逮捕後不明不白的慘死在開封黑牢裡，一定沒有人相信。但是有人推測魯迅先生幸而死得早，如果他活到共產黨建國之後，準會被斗死鬥活，即令不入監獄，也會長期羈押牛棚，對這項預言，卻沒有人懷疑。我的遭遇亦然，當一九六○年代，如果有人推測會有一個文化人因「大力水手」一幅漫畫的翻譯，竟被苦刑拷打，坐牢十年，一定也不會有人相信。可是如果有人推測，《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如果不在一九八○年代發行，而在一九六○年代發行，無論在大陸或台灣，它的作者都會處死，或至少也會監禁二十年，家破人亡，這項預言，不會有人懷疑它的可能性。

　　不過，我十分幸運，它發表在一九八○年代，當時台灣的獨裁政治已進入尾聲，有氣無力，我個人雖然仍受禁制，不能到大學講演，但政府對作者並沒有採取行動。而北京在一窩蜂「痛批」之餘，也只查禁發行，「六四」之後，這本書被認為是禍首，香港報紙報導，我在故鄉（河南輝縣）的胸像也被拆除。

　　《醜陋的中國人》沒有給我直接的威脅，這使我感到時代因素的重要，因為再睿智、再勇敢的人，生在一個錯誤的時代，都會受到蹂躪。我慶幸我的壽命夠長，直到七十歲，才走到一個企盼已久的民主時代，得以看到大家努力的成果，雖然遍體鱗傷，但有更多的朋友，終生坎坷，死在獨夫的羅網之下。

二、誠實的人有禍了

　　問：《醜陋的韓國人》在日本問世以來，同《醜陋的中國人》一樣，也是轟動一時，後來，爭議太大，韓國國內列為禁書。在韓國所引起的風風雨雨，實不下於《醜陋的中國人》風波，至今還在蕩漾。韓國人自古以來即以「小中華」自居、自傲，具中華意識，實跟中國人大同小異。「大中華」與「小中華」在文化上更大同小異。這裡請教柏楊先生；不知可不可以把韓國也看成是一個「小醬缸」？但回話要小心，以免遭韓人的狙擊或追殺。

　　答：朝鮮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以那麼少的人數，和那麼小的國土，竟能抵抗四周強鄰四百次大小規模的侵略，最後仍然保持尊嚴的獨立，而又從沒有想到去騷擾鄰邦，或侵略鄰邦，我對他們十分尊敬。

　　「死不認錯」是任何一個人，也是任何一個族群的共通病態，我有一個德國朋友對我指責中國人「死不認錯」反應說：「我們德國人也是這樣！」美國朋友並且指責我強調得過度，我妻子香華去貝爾格勒參加她每年必去的十月國際作家會議，南斯拉夫朋友告訴她：「柏楊是在說我們嘛！」問題是，同樣是學生，卻有「小學生」、「大學生」、「博士班」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普通情況下，文明國家的人，面對證據，差不多都會承認，而中國人面對證據時，仍會頑強的繼續辯解，把目標轉移，或使主題流失，真到萬不得已，非承認不可時，像選舉失敗檢討錯誤，也都是別人不好，例如：「票源都被某人挖空了！」或：「被某人出賣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認為承認錯誤是一種人格上的自貶，而且招來的災難深不可測。毛澤東自鳴得意的「引蛇出洞」，就是把「誠信」當作一條蛇、當成一種罪，於是誠實的人有禍了。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在中國必須重寫，因為它的結局恰恰相反，華盛頓會被揍得頭破血出，「誠實」反而成了邪惡。

　　日本當年對《醜陋的日本人》的反應，也十分激烈，立刻把作者從阿根廷大使任上調回，並奚落他說：「你已經落伍了，你知道的是過去的日本人，現在的日本人已不一樣。」這也是程度上的差別，美國把《醜陋的美國人》列為國務院的參考書，日本撤換一個大使，中國則查禁，現在韓國人到日本大鬧特鬧，也許有他特殊敏感的歷史地帶。如果《醜陋的伊朗人》、《醜陋的古巴人》繼續出版，恐怕追殺令真會滿天飛，文明世界的麻煩可就大了。

三、培養新的尊嚴

　　問：日本民族可以說是一個自虐性的民族，輿論界不但對政府，連日本人本身的缺點、缺陷，也天天被批得體無完膚。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論壇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說」甚為流行。自一八九一年以來，就有三宅雪嶺的《真善美日本人》、《偽惡丑日本人》。從日本人的「奴隸根性」論，到「日本人畸型」說等等，「醜陋的日本人」百餘年來不知已被說了幾千萬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長）主張廢止日本語，使用法語當國語。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罵，罵了百多年，並未見日本亡國滅種。為何柏楊先生僅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醬缸蛆就「聞丑則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國人一被人指摘「醜陋」，就會亡國滅種。中國人真的如此脆弱嗎？

　　答：日本竟然有這類自責的書籍和見解，我還是第一次聽說，著實使我吃驚──太出我意料之外了。根據我的印象，日本似乎一直是一個封閉而自滿的民族，雖然有接受外來文化的能力，卻沒有自我創新的能力。先生的敘述，證明我的錯誤，但也解答了我（甚至全世界）的一個最大困惑：日本實在沒有富強的條件，卻竟然富強了起來，原因何在？現在得到了答案，那就是日本人是一個自我檢討能力極強的民族，一個自我檢討能力極強的人，會經常憤怒自己的不爭氣和進步太慢，這是一種生命，一種能力，看起來傷害尊嚴，實際上反而培養出新的尊嚴。沒有這種基因，再多的人，再大的國土，都沒有用處。日本只要不喪失這種自反自責的文化，就永不會衰敗。

　　中國並不脆弱，但中國人卻有神經質的恐懼，認為一句話都可能推翻一個王朝，一句話就可以擊斃一個國家元首。很多中國人詬罵我是「恨自己同胞的蟊賊！」簡直瘋瘋癲癲，語無倫次。

　　不知道缺點，就無法改正缺點，連這麼一件簡單明瞭的道理，很多中國人卻偏偏不明白，他們陷得太深，黏在缸底。

四、扒糞運動

　　問：不知道中國人的「家醜不可外揚主義」是不是來自「形式主義」、「面子主義」？是否也是形成醬缸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答：「家醜不可外揚」不是中國的特產，而是每個人，每個民族的共通性格，沒有一個人會故意把他身上的瘡口露出來，沒有一個家庭願意全世界都知道他家有個孩子是小偷，昨天剛被失主揍了一頓。事實上，如果只是個人私生活範圍，社會也根本沒有知道的必要。人們必須尊重別人的尊嚴，自己才有尊嚴，這要先從「尊重別人的私生活」做起，因之，每個人都有「隱私權」，所以「家醜不可外揚」在本質上，在以個人或以「家」為單位的時候，在保護自己，保護親人利益、名譽的大前提下，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你的內心必須明白這是「丑」，不能硬把它美化得連自己都以為自己是天仙化人，那就是「醬缸蛆」在作怪了。

　　還有在政治上，「家醜不可外揚」現象不是中國所獨有，即令美國，也要經過艱辛危險的「扒糞運動」，才攻破「家醜不可外揚」的頑強堡壘，成就今天新聞自由的偉大功業。專制政治的頭目，都十分脆弱，這跟他表面的「英明」相反，所以對任何一種暴露真相的行動，都心懷恐懼。軍隊叛變，固不可外揚，免得引起連鎖效應。縱是公主放一個屁，也不准外人知道，只因公主放了個屁，簡直像一個村姑，有傷皇室的尊嚴，人民就會對皇室輕視，進而把皇室推翻，這種豐富的想像力還算好的，有一種是，頭目們做了壞事，不肯改正，而一味不准「外揚」！

五、就是學不會

　　問：一般對《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批判中，有人認為柏楊先生是主張「全盤西化」，是對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態度。即使柏楊先生主張「崇洋而不媚外」，可是批評者仍然一口咬定是「媚外心態」，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勢必「貽害身心，貽害民族」。不知為什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後果怎麼會這麼厲害、嚴重。難道醬缸文化是如此的弱不禁風嗎？

　　答：《西遊記》這本書大家都有印象，齊天大聖孫悟空，有七十二變化，變什麼像什麼，神通的廣大，使人吃驚，不過無論如何微妙微肖，有一個地方卻一直不能變，那就是他的屁股。他變成一個千嬌百媚的美女後，千萬別笑，只要一笑，紅腫的屁股就露出來。這寓言一件事，無論是人是神，徹頭徹尾的變，變得一星點不剩，那是不可能的事，再大的神通都辦不到。

　　「全盤西化」也是如此，它不可能把中國傳統變得一星點不剩，那根本辦不到，我從不作絕對不能實行的建議。我也反對有些急吼吼的人所主張的要徹底西化，連花柳病也要接受。好像中國人不染花柳病，就西化不起來，令人色變！事實上不接受花柳病，以及不接受最新式的愛滋病，照樣可以西化。

　　如果把「西化」改為「現代化」，人們比較容易接受。可是中國人對「現代化」也有十分強烈的排斥傾向，好比說台灣社會的脫鞋進門，這本是日本留下來的生活習慣，中國人卻把「門外」當成亂七八糟擺臭鞋的地方，還把它當作擺其他零碎破爛的地方，任憑人們呼籲，都不能改進，所以到了東方人社區，一看門外鞋子擺得亂七八糟，就可判斷住的是日本人或中國人。

　　中國人對於物質上「西化」、「現代化」的肯定觀念，大概已塵埃落定，只有精神層面，更嚴格的說，只有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西化」、「現代化」，像改不了的臭鞋大陣，仍在阻撓我們進步，使精神生活仍停留在「隨地吐痰」時代，對外國人樹立下來的榜樣，中國人就是學不會，而且還抨擊別人崇洋媚外，阻止別人去學。學習他人的優點，是一種智慧！

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

　　問：柏楊先生說：中國人剪掉辮子，解放小腳，應該感謝鴉片戰爭。如果鴉片戰爭提早三百年，中國的改觀當更加驚人。

　　這一論斷被群起圍攻得很厲害。事實上鴉片戰爭對中國不但是一次很大的文化衝擊，對日本也是一次極大的衝擊，也可以說是日本人開國維新發憤圖強的大契機之一。鴉片戰爭警醒了日本人，可是到底有沒有警醒大睡獅呢？

　　答：鴉片戰爭對日本而言，是一次極大的衝擊，和一個巨大轉變的催生劑。對中國而言，埋下的不僅是和平改革的種子、也是武裝革命的種子。不過，統治階層卻把它歸類為一項單純的國恥。

　　我們必須瞭解：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鴉片，而是因為自由貿易，最後英國已完全接受林則徐的條件，只求恢復貿易，而清廷拒絕。我不是說貿易之戰比鴉片之戰光榮，而只是說，那不是為鴉片而戰，而是為自由貿易而戰。中國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最大的毛病是掩蓋事實，一直製造假象。所以中國的歷史，必須重新整理。鴉片戰爭之重要，是它間接而劇烈的促使中國轉變，如果鴉片戰爭未曾發生，中國女人恐怕到今天還必須纏小腳。僅此一點，我們就應該感謝，幸虧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才會有今日的改變，否則情況一定更為淒慘。

　　日本把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轉化成為明治維新的動力，把日本問題一次解決，而中國革命又革命、改革又改革，一波又一波，竟不能有一次真正重要的躍升。中國每次的革命或改革，都好像人頭轉，腳跟不轉。鴉片戰爭之後，上自皇帝和全體官員，下至大多數人民，仍過著昔日的封閉日子，早就忘了英國，也忘了鴉片，唯一的反應是對外人的船堅炮利，深為驚惶，認為只要有那玩藝就行了，完全不知道天下大勢已變！

七、落後的爛國

　　問：有人從《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發現了：柏楊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太淺，而且不訴於理性，只肆意漫罵，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摧殘中國人對民族的愛心。這樣是真正的反省嗎？能喚起中國真正的反省嗎？不知柏楊先生的高見如何？

　　答：我希望討論問題時，頭腦應該有最低層次的條理。當我指某人瞎一隻眼，聾一隻耳朵時，你必須確確實實，告訴我那傢伙不但沒有瞎一隻眼，反而兩眼炯炯有神，不但沒有聾一隻耳朵，反而兩耳俱聰，連北海道有根針掉到地上，他都聽得見，這才能使我因說謊、因誹謗而蒙羞。現在，不這樣做，只說我對那傢伙瞭解太淺，甚至「他的屁股卻是漂亮得很呀！」那不具說服性。

　　不敢面對問題，不敢面對焦點，只會雙手亂摀，正是「醬缸文化」的特徵之一！

　　我從沒有說過我對中國文化認識太深，猶如我從未說我對硫酸的構成原理已透徹瞭解一樣，但潑到身上產生的劇痛，卻足以使我大叫大號，聲震屋瓦。這時候，有人如果盤問我硫酸是怎麼回事？是什麼元素？只因我對硫酸認識太淺，甚至根本不認識，就斥責我「不訴諸理性」、「肆意漫罵」、「全盤否定硫酸在工業上的價值」，簡直不可思議。

　　我到一個國家旅遊，如果每個巷口都被小偷摸光口袋，還被強盜痛揍一頓，剝去衣褲，最後，赤身露體，被警察捉去，以「妨害風化罪」送到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打了五百軍棍，在這種情形下，我不必對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有任何瞭解，就可以肯定她絕不是一個禮儀之邦和文明的國度，而是一個落後的爛國。

八、魔術巨棒

　　問：也有人認為柏楊先生不顧事實，有嚴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勵人們興利除弊，奮發向上，而是損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心，會使一些不諳時勢的青年人喪失自信力。無情地打擊中國人的自尊與自信，是要使中國人改進呢？還是要使中國人自暴自棄？更有人認為柏楊誇大，展覽中華民族的缺點，只能產生毀滅民族自尊心，打擊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來是可以療救的，就因柏楊的誇大而變成了無可救藥。「柏楊的誇大」真的如此厲害嗎？

　　答：有些中國人在辭窮理盡的時候，往往使出一種秘密武器，這秘密武器是一個貼著學術標籤的法寶，念一句什麼主義、或什麼「張三說、李四說」的咒語，就會把對方擊倒，宣告自己勝利。

　　什麼叫「嚴重的片面性」？最近，日本神戶、兵庫一帶發生強烈地震，媒體集中報導，使人驚駭哀悼，我們能批評這些都有「嚴重的片面性」，不是日本全貌，而置之不理麼？再用前面的例子為證，病人投醫，眼睛有病當然投奔眼科，耳朵有病當然投奔耳科，每一科都有「嚴重的片面性」，卻不能因此便不去投醫。

　　發現自己的病情，迅速治療，才是健康的心理，如果發現自己「髒」、「亂」、「吵」，竟喪失自尊，連改正的能力都沒有了，這種病態心理的人，只是進步的阻礙，世界上越少越好。在《王巷城》一書中，表面上溫柔敦厚的醫生，為了預防一個窮光蛋追求他的女兒，用開刀手術鋸斷該青年本可以不鋸斷、只是受傷了的一條腿，若干年後，這窮光蛋發現真相，他並沒有跳起來咒罵，反而莞爾一笑，說：「那老傢伙，他以為鋸掉了我一條腿就毀了我，把我看扁了！」這才是志氣、勇氣，和真正的智慧，只有病情沉重的人才弱不禁風！我並沒有誇大，只是據實報導，好像一個小學生，歷史考了三十分，我並沒有誇大說他只考了十分。一個人聽了長久的謊言──兩千年來都一直認為自己的歷史考的是一百分，忽然有人告訴他只有三十分，可能有點受不了，但他不敢面對成績單，只敢面對成績單哀號：「嚴重的片面性！」「太誇大！太誇大！」「賣國賊！」「使中國人自暴自棄，無藥可救！」

九、只敢在「聖人」褲襠下跳來跳去

　　問：柏楊先生認為中國自孔丘先生之後，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可是有人抬出譚嗣同、孫中山、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這些人來，請問柏楊先生，難道他們都是醬缸蛆？認為沒有比這更強烈的詆毀。我認為這只不過是對思想家的定義和評價的問題，不知柏楊先生的高見？

　　答：自從孔丘先生被皇帝封為「至聖」（第一號聖人），孟軻先生被皇帝封為「亞聖」（第二號聖人）之後，並沒有封其他的人當「季聖」（第三號聖人），於是「聖人」就在中國絕了種，等而下之的只好稱為「賢人」。不過，有一陣子，大約是七世紀、八世紀，「聖人」忽然氾濫成災，大頭目或大軍閥，往往也被稱「聖人」，帝王固是「聖人」，叛軍首領也是「聖人」，反正大家過癮，也說明「聖人」和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沒有政治力量支持，就「聖」不起來，孔丘必須皇帝封他一封，他才有冷豬肉可吃，先生所指的魯迅，如果不是毛澤東陛下金口玉言對他肯定，恐怕早就被定位為「反黨」、「反人民」，頸帶鎖枷，屍骨無存。

　　知識份子一旦被帝王看中，封為「聖人」，他就成為大頭目的私人寵物，誰都不敢碰，專制政府時代，誰都不敢碰孔丘；人民政府時代，誰都不敢碰魯迅（卻敢碰魯迅的門徒、學生，和追隨者，因為「人民」只保護魯迅和他的妻子兒女，魯迅本人沒有保護其他人的力量）。

　　先生所指的郭沫若，不過一個趨炎附勢的無恥之徒，茅盾、巴金是作家，並不是思想家。孫中山是一位有獨到見解的人，可惜他在革命行動中消磨了自己，而譚嗣同，如果光緒載湉皇帝改革成功，他可能扮演魯迅的角色。至於朱熹、王陽明，不過一個註解家，幸運的賢人而已。

　　「聖人」在政治權力培育下，影響力每日成長，終於變成一根巨棒，專門打擊對政治權力不滿意的人，不但有勢，而且有威，歷代帝王對無辜的知識份子，有時下不了毒手，自另有御用「文棍」祭出孔丘殺少正卯的例子──不必有罪，不必有證據，只要你覺得他不順眼，使你心煩，就可殺了。可憐的「聖人」，終於淪為幫兇。而司馬光寫《資治通監》竟然不敢上接《春秋》，《春秋》寫到前四六八年，《資治通監》理應開始於前四六七年，才是正常敘述，可是司馬光因為《春秋》的作者是孔丘聖人的緣故，不敢從前四六七年寫起，故意空白一段，只敢從紀元前四○三年三家分晉開始寫起，可看出深入骨髓的奴性，連「大儒」也成了搖尾的寵物，只敢在「聖人」的褲襠之下那個小範圍裡跳來跳去，沒有膽量，也沒有智慧邁出一步。

　　這又說回來了，假如邁出一步，有什麼後果？後果確實是可怕的，輕者落魄一生，永遠弄不到一個官做，重則斬首。也難怪司馬光先生，寧可被斥責為奴性入骨，也不敢試探刀鋒。

十、死攪蠻纏

　　問：有人指出柏楊先生所列舉的中國人的「醜陋」，通通歸咎於中國幾千年的「醬缸文化」。看不見中國在前進途中，同歷史的、外來的種種障礙所作的巨人式的鬥爭，只一味詆毀中國的文化。既沒有指出中國人某些弱點產生的真正原因，也沒有預示出中華民族騰飛躍進的可能性。不知對此批評，有何高見？

　　答：從先生轉述的這項質疑，更證實我們的觀察：確實有人在用「學術」的槓桿，輕輕撥開人們的目光，使遠離焦點。我們討論的是醜陋的現象；瞭解醜陋的原因當然好，如果不瞭解原因，並不妨礙醜陋的存在！中國人的思想如果不加強邏輯訓練，恐怕除了死攪蠻纏外，什麼都不會。

　　我最近因心肌梗塞──心臟動脈四條血管，全部阻塞，施行開刀繞道手術，幸而成功。我曾和醫師討論致病的原因，醫生不敢十分肯定，或許由於先天遺傳，或許由於高血壓，或許由於高血脂，或許由於糖尿病，或許由於吸煙過多，或許由於過度肥胖。而有些絕症，人類迄今為止，還根本不知道它的原因，如癌症、愛滋病。「醜陋」是否由於「醬缸文化」的單一原因？「醬缸文化」是否由於儒家系統的單一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也許我們現在認為是主要的原因，以後證明並沒有關係！

　　指出缺點的真正原因，是必須先承認自己有缺點，在這個前提下，我可以肯定說主張檢討「原因」的人，已經同意我們是醜陋的結論，而這正是我所盼望的，至於怎麼治病，以及探討病因，那屬於另一個範圍。抨擊我「沒有預示中華民族飛騰躍進的可能性」，可謂奇怪的冒了煙，我只是一個受到硫酸燒傷了的患者，在呼叫吶喊而已。並不是軍隊元帥和政治頭目，需要說些空話大話，來鼓勵士氣民心。當一個中國人，這種空話大話聽得還不夠多嗎？可憐的同胞，一天不聽鼓勵的話，便精神恍惚，六神無主！

十一、不應總想自己的美德

　　問：有人認為《醜陋的中國人》是集合中華民族中假、惡、醜之大成的書。中華民族的五千年間一切真善美均被濾去，映入柏楊先生眼中的，只有「醜陋」。是否柏楊先生將來不得不被迫寫一本《美麗的中國人》來強調中華民族的「真善美」來「將功補罪」？

　　答：我的妻子張香華，去年（一九九四）在貝爾格勒，遇到一位名叫維拉旦．戴維得渠（Vladan Devedzic）的南斯拉夫青年，聽說她是從台灣來的詩人，十分興奮，要求見面，表達他對台灣的感謝。原來他剛環遊世界回來，在台灣時，向一位莊姓青年探問有沒有便宜的旅館，莊姓青年說：他知道有一個地方吃住都可以免費，於是招待他住進莊姓青年自己的家。有一天，戴維得渠到火車站遊逛，想換錢吃零食，身旁有位青年請他吃個飽，等等項目，使他倍感溫暖，為對這份異國溫暖永難忘懷，還把莊姓青年的電話給了香華，要她代他再致謝意。

　　這是一個美好的故事，聽到這故事的人都十分高興，但這種情形並不常見，日本朋友恐怕會想起一位日本少女到高雄被謀殺滅屍的往事。當一個中國人，不應該總是想自己的美德！日本神戶、兵庫大地震，沒有人搶劫、沒有人插隊，這種高水準的民族品質，引起全世欽敬！除非中國人做出更多美麗的事，我絕不會寫《美麗的中國人》。但我相信，只要我們的反省能力和自責能力，不被滅絕，靈性不被醬死，說不定下個世紀時，就會有這本書的出現。

十二、一窩蜂發飆症

　　問：醬缸蛆經常主張「要重視對讀者的積極指導」，不然的話，既難免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又會造成思想的混亂。是不是把中國人都看成是「愚民」，或沒有「思考力、想像力、監賞力」，或沒有自主性或判斷力的「劣民」。什麼都要指導？中國人如果沒有「英明」或「偉大」的領袖來指導、領導，是否都會誤入歧途？

　　答：西藏有一種犛牛，當領頭的那只失足從懸崖跌下來時，後面跟隨的犛牛群就會一隻隻跟著栽下去，粉身碎骨。挪威有一種旅鼠，當領頭的那只走向大海時，後面追隨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旅鼠，也跟著走進大海，活活淹死。是一種什麼神秘力量使他們這麼盲從他們的領導，至死都不後悔，科學家到現在都找不出解釋。這種非理性現象也同樣發生在人類身上，尤其是中國人，一向缺乏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用群眾的聲音壯大自己，或把自己隱藏在團體裡，用以推卸責任。群眾或團體一旦被一個人控制，大家就特別容易盲從，我們可稱之為：「一窩蜂發飆症」。

　　一窩蜂發飆和團結合作不一樣，日本人以團結合作聞名於世，觀察旅行團就可以知道，領導的小旗幟就是司令台，旅客有條不紊的順序跟進，和中國人的吵鬧雜亂，毫無秩序，每一個人都認為他就是旅行團的主宰，被人平等看待，簡直是奇恥大辱。完全兩個世界。因為遵守秩序是理性的守紀行為，中國人只有奴性的馴服。從不心甘情願遵守秩序，但卻心甘情願當一個奴才，必須有人領導和要人指示。中國官場中流行兩句使人作嘔的口頭禪，一句是遇到會議之類的場合，總有人面不改色的說：「在部長（局長或校長之類的東西）領導之下，如何如何！」另一句是：「請我們的大家長如何如何！」大家長一定是在場的最高頭目，這種充滿封建奴隸意識的口頭禪一出口，該最高頭目立刻心花怒放。

　　二十世紀五○年代，台灣警察局門口，還豎立「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標語，我遂稱警察先生是「三作牌」，引起情報治安機構的大怒，種下我被逮捕入獄的種子。

　　病態的野心家總是希望別人用肚子思考，群眾運動更特別需要盲從的奴隸。像在中國出現的大躍進、反右、文革，一波復一波的運動，都是「一窩蜂發飆症」的發作。

十三、中國人都是好演員

　　問：有人認為：柏楊先生的「醬缸文化論」，指出多數中國人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氣，一切事情只憑情緒和直覺反應，而不再能思考。這一論調對許多缺乏馬克斯主義基本理論、涉世未深的青年讀者來說，難免會誘發出一種悲觀失望的情緒。因此必須查禁。或曰：事實上，中華民族恰恰是個勤於思考，善於思考的民族。所以，不怕不怕。

　　柏楊先生認為中國人到底是善於思考的民族呢？或者是容易被煽惑的民族呢？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到底是要妖言惑眾？或譁眾取寵？

　　答：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不久，一位駐北京的美國記者從大陸來台北，向我訪問，我反過來訪問他對中國人的感想如何，他沉思了一會，說：「你們中國人都是好演員！」我聽不懂，他說：「六四之前，每個中國人都是民主鬥士，一談起民主，眉飛色舞，願為它獻身，對反對改革的人，嚴厲批評，那種熱誠，使人動容。可是，六四之後，人人變成扞衛社會主義的先鋒，昨天的事在他們身上不留一點痕跡，表情冷淡，態度自然，教我們這些外國記者目瞪口呆，說不出話！」

　　我同意那位記者的觀察，但不同意「好」字，中國人實際上不過一個平庸的演員，只是外國人所譏諷的「變色龍」，一個投機份子罷了。我認為中國人的品質平庸，不會獨立思考，不敢特立獨行，長期以來，我們都是不問是非，只問利害，而在政治上，也都是不問對錯，只問立場。這和前面所述的缺少終極理念和終極關懷，有密切的因果關係。中國人當然會思考，但不會超出自己眼前三寸利害範圍之外去思考。這是一種只會盤算的評估。眼前利益重於一切，道德就非畸型不可。

十四、一定正在那裡發高燒

　　問：有人認為：柏楊先生的醬缸文化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實際上是為迎合極個別的人搞資本主義主張，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看不到這一點是危險的。」也就是說柏楊先生的論斷是搞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開路？打先鋒？「醬缸文化論」為什麼又會搞「資本主義」？

　　答：從提出的這些指控，可看出這些指控的人，正在那裡猛發高燒，至少已燒到四十八度。我真慶幸我現在人在台灣，不在大陸，否則總有一天，手握權柄的猛發高燒份子，發明了「看不到柏楊的危險是危險的！」我就鐵定的要倒大楣！

【醬缸文化】　十五、政治愛滋病

　　問：柏楊先生對於中國「醬缸文化」的特色，曾明確指出：「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種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斲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

　　可是這一醬缸文化不知是否自漢武帝時代儒家思想定於一尊以後方形成，還是以前即已形成？

　　歷代醬缸文化的濃度是否迭有變化？

　　除了儒家思想外，形成這一文化的主要元素，不知還有什麼？中國的歷史社會，比如自然環境與社會背景是否形成醬缸文化的條件？

　　中國以外的漢字文化圈，是否也受到其強烈影響？也形成了「小醬缸文化」？

　　答：「醬缸文化」定義，是三十年前倉促寫下，但大致表達了我的意思。

　　中國人是一個患有政治愛滋病的民族，抵抗權力病毒的免疫系統，幾乎全被破壞。一個人有權柄前是一種人，有權柄後則立刻變成另一種人。權柄容易使人腐敗，而醬缸文化腐敗的力量更是特別強烈。二十世紀二○年代北伐時代，國民黨軍事勝利後，霎時跌到醬缸深處，早期理念全部消失。共產黨早期甚至要領導世界革命，但一旦陷入醬缸，就造成現在眾人目睹的困境。中國人和中華人（也就是漢人）心靈中，存在著一種強大的腐蝕力量。

　　「醬缸文化」的形成，應該從漢武帝劉徹時代儒家思想定於一尊開始。與開商店極端相似，多家商店才有競爭。一種文化的沒落，主要就是喪失了競爭能力，喪失了對權柄的免疫力。

　　自宋王朝理學以後，儒家思想加速成長，醬缸的濃度也一直加速沉澱。

　　形成這種文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道教也受到醬缸文化的腐蝕，佛教的大慈悲，導致不計較今世，只計較來生。消極人生觀到了極致，就嚴重的傷害了政治權力病毒免疫系統。而有些道教徒看來，作惡的人，只要肯向神靈行賄，連神靈都會包庇。到了明王朝，中央政府欽定的學術思想成為生活倫理的獨門法則，思想結合政治和律法，使得學術完全窒息。明王朝對內是絕對的專制，人民絕對沒有言論自由，再加上暴君朱元璋發明「不為君用律」，人民也沒有不當官的自由（這跟六百年後，共產黨的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前後輝映）。對外則是鎖國政策，用海禁切斷中國對外關係，建立一個封閉的絕緣國家，這些因素使「醬缸」更深不可測。

　　朝鮮、日本、越南等國，雖然是漢字文化圈，但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它的個別傳統，用「漢字」並不等於醬缸文化，猶如用「筷子」並不等於醬缸文化。

　　這三個國家雖受漢字及儒家思想影響，但有獨特的環境。應該是每個文化都有各個文化的「醬缸」，桎梏自己的創新和發展，只不過腐蝕度不同，新生命的活力不同，中國顯得較為嚴重。

十六、有權勢才算祖先

　　問：醬缸產品的系列，除了「對權勢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詐欺」、「對殭屍的迷戀」、「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殘忍」、「虛驕恍惚」等等最膾炙人口的產品以外，不知柏楊先生是否能再推介幾樣尚未上市販賣的新產品？

　　答：我想這已經夠我們承受，夠我們沮喪的了。不過，我們會慢慢脫離「殭屍崇拜」的，因為現代的資訊愈來愈多，目前在台灣，思想上真正的是百花齊放，對古代幻想事物的崇拜也逐漸淡化。但中國人對權勢的如醉如癡，卻沒有改變。有人問我說：台灣是否會走回頭路，再變成專制政治？也有人問我說：大陸是否會走回頭路，恢復計劃經濟，採取個人崇拜？人們都說不會，絕對不會走回頭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這種可能性會隨時發生。為什麼？前頁已提到過，因為中國人對權勢侵蝕的免疫系統早被破壞，毛澤東先生當權後，破壞得更厲害，內心深處都有一種見了權勢就自我矮化的衝動，很容易搖尾乞憐。

　　中國人常責備人「數典忘祖」、「不孝」、「不肖」、「欺師滅祖」，用來阻止和打擊進步和改革。在這種意義下，中國人勢必冒著超越祖先，不孝、不肖的責備，國家才有前途。

　　中國的武俠小說為我們解釋了中國文化停滯的原因，和中國推動改革的困難。武俠小說無不認為古代傳下的秘笈才能使武功精進，自己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超越師父，而師父又不能超越他的師父，且自己的徒弟又一定不如自己，推而上之，越古越妙不可言，往後代評估，則一代不如一代，越近代的人，越是草包拙蛋，這真是一種奇怪的思考推理。

　　事實上中國人對祖先的敬意並不像古書上說的那麼虔誠，所謂「守三年之喪」，只是一種形式。至於對祖先的愛心，更是淡漠。儒家甚至公然提倡五世以上，親情就「盡」，所以尊祖，只是尊敬有影響力的幾個大傢伙而已，大多數泛泛之輩都被拋棄到腦後，任他們的孤魂，在荒野遊蕩，吃別家祭祀剩下的殘餘酒食。這仍是一種權勢崇拜。「祖先」要有權勢，才算祖先。

十七、孔丘和馬克思

　　問：對於形成醬缸的原因，柏楊先生認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所致，特別是從定於一尊之後，而日漸形成。我同意這一看法，即使是還有不少其他原因。

　　可是有一點必須請教柏楊先生的，外來的佛教思想、近代的西洋思想，尤其是馬列思想流入醬缸以後，是否也成為加濃醬缸或干屎橛的要素。

　　鄭義先生最近出版一本《紅色紀念碑》，指孔丘思想和馬克斯思想很多地方一樣，請教柏楊先生的看法。

　　答：醬缸所以形成，除了儒家思想定於一尊外，當然還有不少其他原因。每一種思想，都有其正、負兩極，有建設性因子與破壞性因子，不能十全十美。佛教的輪迴說與消極性加上儒家的束縛性，產生了大君王、大男人沙文主義的朱熹理學。

　　你指的那本書我沒有機會看到，但我瞭解的是，孔丘先生通情達理，不走極端，更從不主張暴力。他的學生宰予反對儒家的「三年之喪」（為父母穿三年喪服）。孔丘問宰予心安不安、宰予說當然心安，孔丘說：心安就好。可看出孔丘是一個和平的人，所提倡的是人與人倫理的關係，但自董仲舒之後，孔丘個人被儒家份子變成了皇后的屁股，神聖莊嚴，碰一下就得死。

　　資本主義越到東方越腐化，共產主義則越到東方越凶殘。傳統藥方（君聖臣賢）固然束手無策，最現代的藥方（民主法治）同樣也束手無策，一言以蔽之，無法可救，令人心驚情急的，正在於此。

　　關於共產主義越到東方越凶殘，可以用實例說明：波蘭、捷克、東德，應是共產主義國家中最文明的國家，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就比較可怕。俄國、中亞，則比東歐更可怕。再往東，中國的「文革」，全世界有目共睹。更東，如柬埔寨，北朝鮮，簡直真正的阿鼻地獄。

十八、安史之亂救了日本

　　問：日本雖然曾經吸收中國文化（已日漸形成醬缸的隋唐文化），中、日組成文化的要素雖然大同小異，可是組合文化的原理卻各不相同。拙作《震盪世界的日本》（已漢譯）中曾指出，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以「清淨」為唯一戒律，以「禊祓」為重要儀式，將所有現存或以往的污穢，都「放水流」。因此，不斷反省，求新，創新，而形成日本文化的特色。這點可以說是同中國醬缸文化形成的原理，完全相反。日本文化是不是可以稱之為「清流文化」。還是有更合適的柏楊式命名法？

　　答：日本人是一個比較幸運的民族，他們吸收的是中華文化的菁華，而鮮卑人（北魏）、滿洲人（清王朝）不一樣。自八世紀五○年代安史之亂後，中日之間被長期阻斷，使日本吸收不到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國最敗壞，和中國人最沒有尊嚴時代的文化。也可以說，正當日本對中國文物制度大量消化時，安史之亂發生，使日本人遠離了科舉制度及宦官制度，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沒有人敢保證日本有能力拒絕，所以當儒家更惡質化的時候，日本沒有受到影響。

　　我同意先生的觀察，日本人有很強的自己宗教──神道，這種神道和中國醬缸文化形成的原理不同，中國人並不信神，而是一個信鬼的民族，再加上其他因素，連信鬼也不徹底。

十九、中國只有政治文化

　　問：柏楊先生指出醬缸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標準為標準，以官的利益為利益，因而變成一種一切標的都指向「政治掛帥」。使醬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濃。

　　是不是可以說中國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或醬缸文化？比如最反政治和崇拜自然的老莊思想，也成為「黃老之治」。中國文化是政治文化，而印度文化是宗教文化。

　　答：我同意先生這項簡單的歸納。

　　中國文化四千年來，除了當官，其他職業全都不被重視，所有職業都以當官陞官為終極目標，當醫生的將來想當御醫、學木工的想進宮庭做工匠，學水利的必須手中有權。而所有的知識份子，所有求學求知，也都以參加科舉考試為最高目的。自然一切標準以官的標準為標準，以官的利益為利益，中國文化遂因而變成「政治文化」，官員間的運作規則，更發展成「官場文化」，醬缸的成份愈發加濃加臭。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麼喜歡政治而又害怕政治，這是兩種極端，但都是狹隘的「政治一元化」和「官場一尊化」。在本世紀（二十）一○、二○年代（民國初年）時，飯館裡都有警告牌，警告客人不可談論政治，這是害怕的一面，喜歡的一面是中國人太「愛國」了，而且只許自己愛，不許別人愛，自己的愛才是對的、真的，其他人的愛都是假的，這種打擊異己的手段，把國家、政黨、鄉土，都當做妓女，而把自己當成嫖客，有權有錢的大爺把妓女包下了，絕不容許別人染指，「政治一元化」，再提升為一己私慾化。過去，除了當官，沒其他重要職業，所以政治高過一切，甚至超過天上神靈。

　　印度文化是宗教的。據說在古代，妓女是人與神的接近意象，妓女的地位甚至比國王還高，這是宗教。印度人看不起中國人，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中國只有歷史，「哲學」是倫理的衍化，而所有中國歷史都回歸政治，印度則所有文化都回歸宗教。

　　中國人判斷個人，總以政治前途來衡量，這種一切以「官」為指標的觀念，在目前的中國，仍然嚴重，雖然最近經濟開放以後，流行「向錢看」，但做官才有權，仍然是獲得錢的最佳途徑。馬克斯主義的惡質部份（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中國的惡質部份傳統，使中國生了東西方惡質思想混合而成的惡質絕症。

二十、士大夫自成體系

　　問：柏楊先生指出，中國的傳統文化以高官厚祿、黃金美女引誘人去讀書，養成知識份子阿諛奉承，以陞官發財為目的，去追求功名富貴。也就是說長期的科舉制度產生了僵化了的士大夫階層，這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緩慢的主要因素。可是，西方沒有科舉制度，日本雖然吸收了中國文化，卻拒絕了纏足、宦官和科舉制度，是不是因此而使日本有機會能同西方並肩走入現代化社會？當然日本的封建社會結構同西歐的封建社會是極類似的，同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完全迥異，可能也是社會發展不同的原因之一。不知高見如何？

　　答：中國傳統的官僚制度，是帝王透過科舉考試，選拔知識份子，給他們一個官做，所建起來的統治架構。這個架構的成員，稱為「士大夫」。科舉考試是小民唯一的一條可以當官之路，可是，幾乎一開始就出現弊端，向主考官賄賂，和權貴們的把持，加上稍後的八股化，根本不能選拔出優秀人才，只能選出順服性較重的知識奴隸，他們品質不高，才智平庸，形成一個官僚勢力集團，卻虛偽的以道統自任，表面上忠於帝王，實際上只忠於權勢，當舊帝王失去權勢時，他們立刻就轉而效忠獲得權勢的新帝王。數千年來，中國帝王可換，朝代可換，而「士大夫」統治架構不換，成為一個奇異的既得利益階層，連帝王也無能為力。偶然有一二位傑出人才出現，如宋王朝王安石先生的改革，便失敗在一批自以為是道統主流的士大夫之手，清王朝光緒皇帝載湉先生改革，也以同樣原因失敗。

　　日本拒絕纏足，應該感謝安祿山和史思明，中國婦女纏足，我認為是安祿山和史思明之亂之後才盛行，動亂使日本終於停止遣唐使，纏小腳文化才沒有機會傳到日本，而在安祿山和史思明之亂之前，中國婦女仍是以「六寸圓膚光緻緻」天足為美的。至於日本為什麼拒絕宦官，可能跟天皇始終沒有建立龐大的小老婆群有關。而日本的武士制度，更使中國的科舉制度傳不進去，當一個武士要比當一個只會作文章的知識份子，尊嚴得多。

　　士大夫自成一個體系，用儒家經典作號召，以當官和當大官為人生唯一目的。像網一樣隔在皇家勢力和小民之間，即令不影響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是可以提高他們身價的改革，都會引起恐懼和頑強的抗拒。所以中國的改革比較其他國家困難。當然，使中國改革失敗的原因很多，士大夫的僵化，只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十一、劣質傳統

　　問：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被外族的元、清所征服。柏楊先生認為他們最後固然都吸收了中國文化，繼承了中國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中國文化中最糟的部份，所以結局也最糟。吸收中國文化的結局，並沒有使他們的民族更強大，反而使他們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墮落。

　　這是鮮有的見解，同錢穆先生所強調的他們都被優秀的中華文化所同化的論調，剛好相反。蒙古人同滿洲人本來都是北方樸素的民族，蒙古人征服了中國以後，本來卑視中華文化，最後一染上了中華文化，馬上自滅。滿洲人一步一步慢慢的吸收中華文化，日漸沒落而自滅。朝鮮人自古就吸收中華文化，以「小中華」自居，所以在北族的興亡史中只有朝鮮人一直侷促半島，一籌莫展，自稱有史以來被侵略了近一千次，一籌莫展的原因在於自任為「小中華」。是否可以如是觀之？

　　答：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被外族的元、清征服，錢穆先生認為他們都被優秀的中華文化所同化。我們希望他是對的，但不知他所說的優秀中華文化，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我認為這些民族吸收到的中國文化，不僅不是中華文化中優秀的，相反地，而是中國文化中最劣質的部份。舉例而言，北魏帝國華化後，在一向控制疏鬆的鮮卑族群中，立刻產生了森嚴的階級制度，和門第制度，之前他們是平等的和樸素的，一旦進入中華文化圈，就必須使用另一套已經僵化而繁雜的禮儀，這些僵化而繁雜的禮儀把這些民族原有的銳氣全消滅了。「門第」、「等級」、「考試」、「九品中正」就是催化劑，北魏吸收了這些劣質文化而腐敗滅亡。

　　蒙古人也是北方樸素的民族。元王朝並不屬於中國政權，只是蒙古人把首都設在中國土地上而已。蒙古人不認為中國文化是優秀的，原先蒙古統治者的計畫中，要剷除中國所有的農田，改成草原。因此，我們可以說，蒙古人不僅沒有吸收什麼優秀的中國文化，因蒙古的本身文化與中國文化本質上就有衝突，蒙古人連中國傳統式的政治制度，都沒建立起來。滿洲人到了後來學會了中華人的自殘，婦女紛紛纏足；無論如何，錢穆先生不能說纏足是優秀文化吧！

　　朝鮮一向以正統「中華」自居。當清王朝末年提倡改革時，朝鮮為了維護傳統，甚至比中國更反對改革，他們的口號是：「寧可亡國，不可改革。」中國不得不逮捕大院君（攝政王），以致大院君轉向日本親善。這說明朝鮮的確反改革，但，他們所受的近千次侵略（惟據韓國留華學生羅潤基博士告訴我說，韓國受侵略約四百七十至五百次之多），並不是一籌莫展，因為他們每一次都英勇的擊敗侵略者，贏得光榮勝利。

二十二、掙脫詛咒

　　問：柏楊先生認為文化醬缸時間一久，知識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因之想像能力也衰退，因之就沒有監賞能力。因而主張要培養思考、想像、鑑賞能力，才能掙脫醬缸文化的詛咒。有人認為僅此能力無法掙脫或突破。不知柏楊先生的高見如何？

　　答：中國有句諺語：「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一個重病患者，不可能一天之間，霍然而癒，也不可能只靠一紙藥方，使他立刻好轉。我也不認為僅靠「思考」、「想像」、「監賞」能力，就可以使我們族群煥然一新！而且怎麼達到這三項指標，恐怕還有難以解決的困難。能達到這三項目的，已經不錯了，已經十分美好了。如果要用教書匠的方法，一一列出，恐怕十本書都寫不完，即令寫得完，我們也辦不到。而且我也絕不反對朋友們提出其他方法，好比說：有人如果主張中國人每個人都吃一種他發明的丸藥，就可以改變氣質，使全民脫胎換骨，我也贊成，因為這不是爭論的焦點。

二十三、缺少終極關懷和終極理念

　　問：為什麼像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會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

　　柏楊先生認為中國的文化有問題──醬缸文化──對這一問題，反駁的人很多。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雖然自覺物質文明不如人，但是精神文明是絕對優越的。「中體西用」雖未能成氣候，但這一觀念至今尚存。是否和學校的傳統國粹教育有關？又和媒體的黨國獨佔有關？

　　答：中國人不僅物質文明不如人，精神文明更不如人，這才是嚴重的課題！有些讀者寫信給我說：「我們的科技不如人我承認，但在人文方面，我們有一套自己做人的道理、治國的哲學，不用學外國人。」我認為，恰恰在這個層面──精神文明，更應學習外國，自以為中國精神文明絕對優越的觀念，只會阻礙中國進步。

　　國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災難，使我們承受太多的傷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國家和復興民族，長期以來，成為我們奮鬥的目標，和最大的挑戰，壓力沉重。可是，我們一向缺乏終極關懷和終極理念。人們的習慣追求只限於世俗的滿足、政治權力慾望的滿足，最高境界寄託在「福」、「祿」、「壽」三項目標，沒有辦法提升到認識人格的尊嚴和人生的價值上，因而產生不出人權思想，這是文化基因上的欠缺。

　　傳統教育和媒體獨佔，只是問題所暴露出的結果之一，日本在困境時有能力自我批評，而中國人太畏懼權勢，連悲憤的話都不敢說，寧願被奴化，也不敢多想一下。

二十四、魯迅的定位

　　問：有人指出：柏楊先生的「醬缸文化」，同魯迅的「黑色染缸」類似。「崇洋」也就是魯迅的「拿來主義」的發揮。甚至有人認為柏楊先生把魯迅的思想發揚光大。不知柏楊同魯迅思想之間，有何關係？受其影響否？對魯迅的評價（特別是文學上、思想上的）如何？

　　答：我非常尊敬魯迅先生的正直和無畏，但受他影響最多的是小說。我並不完全贊成他，他有強烈的戰鬥性，卻缺少包容性，簡直是拒絕任何批評，這不是民主人的氣質。

　　中國文化，呈現兩極。要就崇拜到底、要就不承認對方任何優點。魯迅的「民族大義」非常強烈，非常憂民憂國。但我認為「民族大義」應該有嚴正的詮釋：民族與民族之間，必須絕對平等，而民族之內的成員與成員之間，也必須絕對平等。「民族大義」不是製造族群之間，或成員之間不平等的工具。絕對不允許被用來肯定某個民族優於另一個民族，某個成員優於另一個成員。

　　魯迅是一位「民族作家」，不是一位「民主作家」。一九八八年我去中國大陸，發現魯迅已成為一位不可批評的人物，使人生憂。沒有批評，如何進步？一代應比一代好，思想與文學也是，一個人不應成為思想的終結者，世界才有美景。

　　魯迅對近代中國思想有很大影響，但沒有超過胡適，且魯迅的影響也僅盛行於大陸，而現在大陸也開始在研究胡適思想，我想再過十年，情形當更明顯，胡適思想有巨大的學術和人文基礎，魯迅沒有這麼豐滿、這麼有系統。魯迅是感性的、鬥爭性的。

　　魯迅在大陸的地位，是因獲得毛澤東的支持，應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項特色，魯迅的文學成就被政治化後已被當做一個政治工具，而胡適不是政治人物。當哪一天魯迅思想可被批評挑戰時，魯迅的價值才可以呈現。

二十五、「想當年」

　　問：有人斬釘截鐵的指出中國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這一點，有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歷史為證。無庸置疑，任何人，任何力量無法否定，也否定不了。

　　光這麼一句是否已經可以把柏楊先生的「醬缸文化論」，敲得粉碎，而缸破醬流？

　　答：有光榮的歷史，不證明有光榮的現在。昨天光榮，不證明今天也光榮。一個生氣勃勃，健康而有能力，大踏腳步前進的年輕人，不會炫耀他讀幼稚園小班時，口齒是如何流利。一個年老病夫，成天坐在養老院的搖椅上，或坐在街頭的長凳上，偶爾和同年齡的人聚在一起，才總是喋喋不休的談「想當年」英雄往事。中國人「五千年」不過是喃喃自語。於是乎，沒有現在，也沒有未來，只有過去五千年，用過去的五千年，當作自己現在的面子，心情的悲涼，使人落淚。

二十六、中國人不能忍受悲劇

　　問：中國所有的「文學」（或文字之學）的目的同外國文學的娛樂性或「求美」、「求真」意識不同。最大的目的都在於「勸善懲惡」。柏楊先生寫「醬缸文化論」的動機，是不是也在於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一「勸善懲惡」的目的意識，而用來對中國人，解剖自己，認識自己，激勵鬥志，奮發向前？還是……

　　日本文學追求「美」、歧視「善」，故自古以來，日本文學以美為第一優先考慮，是非善惡乃成其次。

　　中國人不能滿足於悲劇結局，但日本的小說多以悲劇收場。

　　答：世界上任何文學，都是在追求真善美，中國、日本，應該都不例外。

　　先生說：日本文學追求「美」、歧視「善」，自古以來日本文學都以美為第一優先考慮，是非善惡乃成其次。這跟中國文學不太一樣，我認為真、善、美應是合而為一的，美不能脫離真，也不能脫離善。

　　日本的小說，認為悲劇收場是一種美，但中國人不能忍受悲劇文學，民間有句話：「不捉姦臣不煞戲。」不把壞人抓到，戲就不能結束，如果結束，可能引起觀眾騷動。這種傳統觀念影響極深，造成我們專心欣賞結局的善，而忽略創作的美！

　　日本的「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是一種很高的境界，這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愛美和追求理念，我欣賞一個民族的這種追求。日本武士的死是為自己尊嚴而獻出自己的生命，中國的忠臣烈士，往往殺自己的全家來表示忠心。我認為殺全家是一種暴行，一個人不可以因為自己要死，就找人陪死，「蝴蝶夫人」這種戲如果由中國人寫，恐怕連兒子也得死，中國歷史上太多的「閤家殉難」，使人痛心驚駭。

　　我讀的日本小說太少，不敢發表感想，但我認為日本文學不可能讚揚「惡」，讚揚「假」，應該只是把它們擺在「美」之下。一本歌頌罪惡的作品，而受到歡迎，是不可思議的。

【醬缸蛆驚蟄】　二十七、文化異象

　　問：儒家思想在基本上是個體主義，不是群體主義。梁啟超先生曾經指摘中國只有家族倫理而沒有社會倫理。如果沒有儒家，中國人是不是不需要等到西風東漸，老早就會有權利與義務的思想？

　　答：梁啟超先生的見解，一針見血，中國的確只有家庭倫理，沒有社會倫理，同時也只有政治文化，沒有社會文化，這是中國文化嚴重的缺點，不要說精神上影響重大，即令在文物的保存上，也可發現它的後遺症，在一個極端崇古的國度裡，人們對古代文物，竟毫不尊重，毫不眷戀！五千年歷史，只不過帝王的家譜，或許也可稱之為《帝王言行錄》、《帝王砍殺錄》，文化人、藝術家、經濟學家，根本沒有地位。

　　不過，中國如果沒有儒家系統，會不會早就產生權利義務思想？恐怕沒有誰敢逆料。在中國土地上，有很多文化現象，充滿弔詭。例如：中國文明不發生在肥沃的珠江三角洲，不發生在肥沃的長江流域，卻發生在不斷有水災、不斷有旱災、不太適合人類居住的黃河流域，何故？中國最早的「鬼崇拜」，一直提升不到宗教層面，何故？中國並不是沒有長期的分裂過，卻沒有產生分裂思想，各國均有自己的語言，卻沒有一國使用拼音字母？何故？中國人進食，發明了筷子，沒有發明刀叉，何故？這些都是沒有辦法解答的。

　　中國如果沒有儒家，是一個即令膽量再大的人，都無法推測的局面！

二十八、分裂產生民主

　　問：中國自古有霸道與王道的思想。可是既然有「民貴君賤」、「社稷次之」的思想，為何不能產生「民主」的思想呢？如果沒有秦漢帝國的成立，如果戰國時代繼續延長，不知可否在國家的多元競爭中產生「民主」？

　　答：中國文化因為缺少終極關懷和終極理想的基因，人們全部精力都貫注到現世的榮華富貴，又因為人口密集、競爭激烈，打壓手段最簡單而又立即見效，所以，不能衍生出尊重別人的人權精神，也產生不了平等觀念。孟軻先生所謂的「民貴君輕」、「社稷次之」，故意提高平民的政治地位，並不是人權精神，人權精神是尊重和平等，平民忽然「貴」過了君王，也是一種病態。而事實上，孟軻這些話，不過一個知識份子所盼望的幻覺，本質上是民本主義，一種統治手段！目的在警告君王：如果不重視平民，他的政權會垮！在儒家眼中，平民並不是主人，仍是工具！

　　中國如果長期分裂，各國會不會產生很大的差異，難以預料，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一定會產生差異。如果永遠分裂，更有可能像十九世紀的歐洲一樣，其中一國、二國會誕生民主。

二十九、伊達正宗的「狂奔」

　　問：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有老莊的「棄仁絕義」或法墨的思想來批孔批孟。可是定於一尊以後，由於「仁義」道德的狂奔而形成了畸形的道德。日本在江戶時代雖然以朱子學為國教，可是還有比如伊達正宗的家訓所言：「超仁成懦，超義成頑，超勇成暴，超智成狡。」等等Antithesis 來阻止仁義道德的狂奔。不知中國在「五四」以前是否有阻止仁義道德狂奔的思想？

　　答：伊達正宗先生的警語，我是第一次聽到，非常震動，對他充滿敬意，伊達正宗早在江戶時代便擊中儒家思想的要害！我也第一次聽到「狂奔」這個名詞，這比「狂熱」更生動，使人感到風雨撲面，顯示伊達正宗文字的銳利！中國歷史上有些「仁」、「義」、「勇」、「智」的史跡，我一直覺得有點不對勁，但找不到引起我疑惑困擾的原因，而伊達正宗給了我答案。有些行為，不是「仁」、「義」、「勇」、「智」，而是「懦弱」、「頑劣」、「暴虐」、「狡獪」，我希望有一天把那些史蹟列出來，分析它的本質。好比《二十四孝》上的〈郭巨埋兒〉，為了奉養母親，而竟活埋親生之子；又好比四世紀時，鄧伯道逃難途中，竟把親生兒子綁在樹上（他怎麼下得下狠心要綁，使孩子想逃生自救都不可能），而帶著侄兒逃走，後來自己沒有兒子，一群毫無心肝的幫兇還打抱不平說：「天道無知，竟使伯道無兒！」真可謂是集「懦弱」、「頑劣」、「暴虐」、「狡獪」之大成。

　　「狂奔」，是一個精采的形容，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發高燒的瘋漢，揮舞著「仁」、「義」、「勇」、「智」大刀，殺開一條血路，一直攀上他所盼望的高峰寶座。在他殺開一條血路中，不知道多少人喪生，多少人受辱，多少人受騙！

　　除了老莊竹林七賢、李卓吾之外，中國「五四」前，很少批判「狂奔」的人物，至少我知道的很少。

三十、「師承」是一個毒瘤

　　問：柏楊先生認為中國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份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份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

　　不過我且認為「儒家思想」的本質或特徵就是「尚古主義」，即使不「師承」，反正只要一直獨尊一家──儒教。中國文化就一直不會「向前看」。不知高見如何？

　　答：「師承」在中國學術界是一個毒瘤，它培養出奴性，摧毀了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所以中國除了「軍閥」之外，還有「學閥」，主要是學術上的排他性，和「祖師爺崇拜」的武俠小說情結。柏拉圖說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是智慧的言語，說明即令在西方，「師承」的壓力早已存在，可是西方有柏拉圖，東方卻沒有。近年來有兩件學術界的趣事，可作說明，一件是知名的歷史學者唐德剛先生所著的《胡適雜憶》，是胡適傳記中最好的一本書，他用很深刻的感情把胡適寫得鮮明活潑，使他像一個人，而不像一隻呆頭鵝，深受讀者的稱讚，可是卻引爆了醬缸蛆的憤怒，一批又一批的詬罵唐德剛「背叛師門」、「不尊師」、「不重道」，好不熱鬧。另一個較小的例子，也發生在最近，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猶如郭沫若在共產黨中的地位，他死了之後，他的門徒奮不顧身的以「師承」他的學問為榮，有人甚至說：「師」和「真理」是二位一體，「師」就是「真理」，簡直不像人話，而像馬屁精話。

　　我真感謝我沒有師承，我如果有師承，說不一定早被活活醬死。

　　儒家是復古主義，這是必然的，如果不復古，所有的「大儒」「小儒」，都沒有飯吃了！但如果預測中國沒有儒家，歷史會怎麼走，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不可能得到公信的結論。只能說，中國弄到今天這樣的黯淡停滯，儒家要負很大的責任。

三十一、思想不可定於一尊

　　問：柏楊先生認為中國人承傳了儒學，造成了「中國的醬缸文化」。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有人說這個觀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不知高見如何？

　　答：醬缸文化的形成，儒家只是主要原因，不是唯一原因。一個文化的形成元素，非常複雜，好像到底是雞生蛋？或是蛋生雞？難以一刀兩斷。我們只可以這麼說：無論是中國儒家也好，日本神道也好，阿拉伯伊斯蘭教也好，西方基督徒也好，只要它定於一尊，沒有競爭，不容質疑討論，他就會喪失生命力，沉澱為一種醬缸，僵化停滯。這跟「以偏概全」毫無關聯，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人把它們硬拉在一起！

　　我真希望有人告訴我「全」在哪裡。

三十二、當然會改觀

　　問：儒家經典的全部教訓之中，很少激發靈性，很少提到權利義務，很少鼓勵競爭，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孫，安於現狀，躊躇滿志。柏楊先生認為如果大家都如此安貧樂道，國家民族就墮落成原始社會。

　　如果「四書五經」的價值體系，不成為中國官僚體系的脊樑，中國二千年來的發展是否會全面改觀？

　　答：這又是一項假設性問題，我們的回答依舊：如果說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發展的軌道，那麼軌道改變，社會當然會改觀，會出現另一種型態，可能比現在的情形好，也可能比現在的情形糟。

三十三、他們常常氣得大怒

　　問：熊十力先生認為「儒家經典迭遭竄改」。經典的竄改或偽經的大量出籠，是否來自定於一尊？

　　答：熊十力先生不過是儒家系統裡一個註解家，和一個文字考據家而已。任何經典，包括儒家經典，被後人竄改，無論是出於適應時代，或者出於政治利益，都是學術專利的霸道作風。任何人的言論經過若干時日，往往和社會脫節。必須重新評估，這本是平常的事，偏偏中國人的「崇古」與「定於一尊」情結，使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把儒家思想說成是歷千秋萬世都不變的至理，就無聊加三級。

　　進入二十世紀民主時代，有些儒家學者，自己都覺得臉上掛不住，就先靠竄改標點來自圓其說。儒家經典上有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對人民，可以教他們去做，但不必使他們知道理由。）這正是西方「有思想的奴隸是危險的」東方版。這個句子被改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人民聽從支使，就支使他們。人民不聽從支使，就教訓他們。）就是一個例子。

　　研究經典的真偽或竄改，屬於考據學問，既專門又複雜，不必整個學術界全體投入，我們不該被輕輕鬆鬆一句話：「那是假的。」就把真正造成災難的原因，輕易的忽略掉。一些左派學者指出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希望為共產黨洗刷。我的回答是：「假社會主義已把中國人害到這種地步，真社會主義中國人怎承受得住？」他們常常氣得大怒。歐洲的表現有高文化水準，群眾在街上遊行，高舉馬克斯肖像，上面寫著向人民的道歉：「對不起！」

　　我希望任何一個人，都應有膽量，當經典錯誤的時候，勇於批評經典。

三十四、忽然有人大喝一聲「它是假的」

　　問：余英時先生曾指出中國兩千多年來所實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或「陽儒陰法」的政治制度，使得儒家背了兩千多年的黑鍋。不知柏楊先生的高見如何？若如上所說，中國為何一直無法脫離「人治國家」的詛咒？

　　答：紀元一世紀時，西漢王朝第十任宣帝劉病已，就曾指出西漢王朝的政權，本質上是法家，後代也屢有「外儒內法」的說法。我認為這說法之所以盛行，只是儒家為法家提供了一套可以執行的理論基礎，自己卻沒有能力執行，只能一直充當外衣。再者也說明二千年來，儒家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維持一個倫理社團，沒有能力治理國家這個龐然大物，否則何以一直附麗在法家身上？兩千年都不能實施的空論，怎能用來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所以，「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是否真的，或儒法的比例如何，都無法為儒家卸責。「陽儒陰法」即令屬實，也不能證明儒家替法家背了兩千年黑鍋，因為它本身就是黑鍋。

　　誠如先生所言，如果中國二千年來所實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那麼現在中國早就成為法治國家了，為什麼還是人治？實行了兩千年之久的儒家式的專制，實行了五十年之久的社會主義式專制，千萬人頭為維護它們而落地，千萬孤兒寡婦為維護它們而大放悲聲，只因為被人唾棄，忽然有人大喝一聲宣佈說：「它是假的！」就打算把過失一筆抹殺，要重新來過，豈不使人毛骨悚然！

三十五、儒家是陳舊藥方

　　問：在中國，權等於錢，天理、國法、人情，都抵不住權勢。這是不是「人治等於德治」主義的後果？如果樹立法治的國家，「權等於錢」，或「權等於知識」的現象是否可以風消雲散？

　　答：「權」跟「錢」相通，是世界性的現象。資本主義國家，金錢決定一切，有錢的大爺藉著民主制度，透過選舉，掌握權力，然後，再把權力轉化成為財源，沒有權就沒有錢。社會主義國家，則權力第一，有權的大爺藉著無產階級專政，透過國有財產制，累積財富，再用財富鞏固並擴張自己的權力。──反正是，人一旦陷進「權」和「錢」漩渦，就有了麻煩，千萬聖人絞盡腦汁，想解決二者造成的不平，紛紛失敗。人，雖自稱為萬物之靈，看來智慧有限。

　　文明國家對「權」和「錢」都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約束，使它不至發飆「狂奔」，因為發飆「狂奔」的結局，一定是栽倒在地，七竅流血。在政治上，就是引起窮人和平民的反彈，掀起革命。這種自我約束，在日本神戶、兵庫大地震事件中，充份呈現。我敢肯定，如果換了我們中國人，一定做不到。

　　西方文化認為人性是軟弱的，帶有原罪，受不了「權」和「錢」的誘惑，所以制定法律，作出種種防範限制。中國古人一直希望出現「真命天子」，今人則一直希望出現「英明領袖」，從不敢想像用法律限制「真命天子」和「英明領袖」的行為。有一年，台北市政府要重罰違規的車輛，就有醬缸蛆之類的人士，大聲斥責，要求應該溝通才是，不應動不動就罰，結果台北的交通到今天都混亂不堪，每天都有撞死人、撞傷人的報導。「德治」是個童話，專門說給智商還沒有成長的學童聽的。儒家那一套，治理中國兩千年都沒有治理好，竟然還有人認為那帖古老的藥方，今天仍然是萬靈丹。對中國人而言，豈不是遇到劫數！

三十六、日本曾羨慕改朝換代

　　問：古代羅馬帝國的統合原理是「羅馬法」。這一點同秦帝國一樣。可是歷代中華帝國的統合原理是以天子為頂點的，定於一尊的德治思想。如果沒有定於一尊的德治思想，中國是否還能維持統一國家的局面？如果秦代自始皇開始一直傳至萬世（如果歷史可以假設的話）。中國是否自二千多年前已同古羅馬一樣，會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答：中國如果自嬴政大帝起，一直傳到萬世，不見得會跟羅馬帝國一樣，恐怕會跟日本帝國一樣。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真是政治學上一大奇蹟，對不斷改朝換代的中國人而言，簡直無法瞭解：在一個什麼契機下，產生「萬世」理念，建立「一系」制度？先生對日本歷史比我清楚，一定知道日本有些學者，曾經羨慕過中國的改朝換代，認為不應該「萬世一系」。

　　「羅馬法」所以建立權威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構成族群太多，如果不用固定的標準，便會激起動亂。法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平等，不受欺負，這才能維持社會穩定，所以《聖經》上的保羅，雖是一個小人物，他在本籍巴勒斯坦被判刑後，仍可以連同差役，飄洋過海，到羅馬上訴。當時的中國是單一民族──中華族（漢族），又有儒家的德治，不可能發展出法治的社會。

【仁義道德】　三十七、美德都在書上

　　問：在《柏楊語錄》中，最使我拍案叫絕的一句，莫過於：「你說，中國人有美德！請問，中國人的美德在哪裡？都在書上。」這一句話實勝過萬言書。對於挖出中國倫理道德的本質，如此簡潔明瞭的至理名言，純屬首聞。類似此言，不知有無前例？

　　理想世界中的仁義道德、做人道理，是說給別人聽的，現實世界的作偽，是自己願做的嗎？

　　答：這段話太過嚴厲，我十分抱歉，但也是我被激起的憤怒。有些發高燒的人在竭力為傳統文化辯護時，所舉的例證，仍限於書上才有，現實生活上卻找不到。我希望用惡狠狠的言語，刺激中國人猛醒，把書本上的美德，轉化成行動。我們不要書本證明，只要行動證明，和自己心靈證明。

三十八、君子和小人

　　問：在理想的世界中，中國人講盡人所有的仁義道德，要別人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可是大部份的人都一直在飢餓線上掙扎，在生死邊緣徘徊，為了求生保命，而不得不爾虞我詐，苟且偷生，什麼事都能幹出來。也因此，而形成一直要人實踐仁義道德的「君子」與為了求生而無所不幹的「小人」嗎？

　　答：中國人從開始有文化的時候，便習慣於二分法，把很多事物「兩極分類」，好像一個看電視的兒童，不斷問大人銀幕上那傢伙是「好人」或是「壞人」？如果是「好人」，即令那傢伙手拿鋼刀殺人，孩子也不會害怕，如果是「壞人」，即令那傢伙正在甜言蜜語，孩子也嚇得不得了。於是，中國人分為「君子」、「小人」，用兒童的觀點觀察社會，「好人」就是「君子」，「壞人」就是「小人」，當初，君子是指有錢的人，有地位的人，小人是指窮光蛋，但這經濟的意義不久就消失，進入政治鬥爭場合，「君子」是字典上所有讚美詞彙都堆到頭上的聖賢人物，「小人」則是字典上所有下流詞彙都堆到頭上的壞胚。所以中國政治，永遠是「君子」和「小人」的鬥爭，你詬罵我是小人，自稱君子，我詬罵你是小人，也自稱君子，於是混亂成一團。名垂千古的諸葛亮《出師表》上，就警告皇帝要「遠小人」，問題在於怎麼知道誰是小人？大家在混亂中廝殺，結果勝利的一方自稱是君子，失敗的一方也自稱是君子，勝利者的一方指失敗者是小人，失敗者的一方也指勝利者是小人，千篇一律，單調無聊。

三十九、反智與反商

　　問：儒家思想以「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或「正其誼不謀其利」的旗幟，對商人充滿了輕視，嫉妒，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至今不但官界，連學界還是瞧不起做生意，認為做正當生意賺錢是丟人的。

　　　可是中國大陸自文革以來，讀書人成了臭老九，自「改革開放」以後，這一風氣是否已完全打破傳統的「反商」情結？大家向錢看以後的中國人，將蛻變成為何種「新人類」？

　　答：中國統治階級從古代就有兩項守則：一是反智、一是輕商。儒家定於一尊後，並不是帝王尊重知識份子，而只是重用儒家當保鏢護院，儒家也小心翼翼的推行帝王的愚民政策，以便帝王稱心快意，大小賞給他一個官。儒家一旦和政治結合，思想壟斷，就形成反智，於是盡量推廣他們的「教化」，如為父母守三年之喪。他們的徒子徒孫更認為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了，完全否定知識的功能。

　　二十世紀民國初年，胡適先生等一批人提倡白話文，反對的都是知識份子，認為連販夫走卒都可以寫文章，豈不是斯文掃地。他們之反智，只是為了一旦教育普及，他們那點知識失去市場，便沒處噉飯了。毛澤東先生是中國最後一位反智的君王（我竭誠的希望這樣），所以他教唆他的群眾反對天下所有的權威──只除了他自己的權威！

　　輕商實質上也是反智，商人和農人簡直是分別居住兩個星球的人，差別很大，商人的知識程度普遍比農夫高，因為他們需要記賬、通信，眼界也開闊得多，而且有冒險精神。我在台北北新路住的時候，巷口有個賣衣服的地攤，老闆是個年輕人，一面抖著手上的毛衣，一面厲聲高叫：「一百元一件，血本無歸大拍賣，要錢不要命！」這個「要錢不要命」是商人投機性、冒險性的基本哲學，使帝王對他們不敢信任，但這也使商人賺錢的同時，成為推動改革的手，民主政治骨子裡就是商人政治：主張協調商議，討價還價、言論自由、動手（舉手）不動槍。而財富的累積，也比農人要快要多，仔細的檢查歷史，會從字裡行間發現，皇家或貴族，往往依靠商人豢養，所以對商人的威脅，感受也最敏銳。明王朝初年，南京富豪沈萬三曾呈獻金銀財寶給政府幫助軍餉，朱元璋大怒說：「商人怎麼敢犒勞天子的軍隊！」把沈萬三滅族。清王朝皇帝弘歷（也有人說是明王朝皇帝朱元璋）有一天做一首詩：「群臣已眠朕未眠，群臣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家翁，日高三竿猶擁被！」揚州鹽商有些人立刻警覺到皇帝對他們的嫉妒和憤恨，早早逃走，有些人不相信危險，結果一年後，興起大獄。資本家有他的罪惡面，馬克斯擊中要害，使資本家受到懲罰，但資本主義也藉機大作修正。共產黨從最初的輕商，發展到最後的全國皆商，是向資本主義投降，商人獲得勝利。但五千年傳統的輕商反智，深入中國人靈魂，不會在十年二十年內一刀切斷，那要更長的時間。

四十、好漢不提當年勇

　　問：柏楊先生曾指出中國人的「殭屍迷戀症候群」，反正是都「古已有之」，無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個題，醬缸蛆都能寫出一大串古時候都「有」的典故。因此潛移默化，中華民族成了一個膚淺和虛驕的民族，蓋你那些玩藝都是俺老祖宗搞過的，有啥了不起？可是「古時候啥都有」不稀奇，必須啥都「好」才算夠水準。

　　「自古有之」觀念是中國人保守主義的象徵。不知「自古有之」有什麼值得自傲之處？

　　答：「古已有之」當然值得驕傲，這正是歷史的功能，所以每一個民族都誇耀祖先的偉大。中國人的毛病只是把「古已有之」當擋箭牌和遮羞布，除了「古已有之」外，現在什麼都沒有，這是「鴨子死了，只剩下一隻硬嘴」！所以才使人生厭。我聽老年人說過一個故事，有一個人走到荒野，投宿破廟，天寒地凍，聽到廊下兩個老乞婆在那裡說話，一個老乞婆說：「我當年出嫁時，嫁妝塞滿了一街！」另一個老乞婆不屑的說：「我當年出嫁時，身穿鳳冠霞帔（高級官員夫人的服飾）！」這正是「古已有之」發飆時的悲情寫照。中國有句諺語：「好漢不談當年勇！」中國人偏偏喜歡談當年勇，豈不是很大的諷刺。據說：德國第一次大戰時名將毛瑟在讀完德譯本的《孫子兵法》後，讚歎不已，但是他聲明說：「我只佩服古代的中國人！」這句當頭棒喝的話，如果仍不能敲醒中國人的「古夢」，真是不可救藥的民族！

四十一、「大儒」不過註釋蟲

　　問：「殭屍迷戀症」的第一位患者是不是孔丘先生？因為他是「述而不作」，好古薄今的始作俑者。

　　答：孔丘先生之對「古」的崇拜，真是到了伊達先生所形容的「狂奔」程度。他所形容的「堯舜時代」，簡直美妙得難以想像，不僅是理想的伊甸園，更是天堂中的天堂，可是歷史上的記載，卻不是那樣。在堯舜時代，中國全境發生旱災（史書記載，當時天上有九個太陽），又曾發生過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空前絕後，直到二十一世紀，都沒有見過的最可怕的水災。君王屠殺大臣，大臣謀殺君王，這都是白紙黑字寫在史書上，並由儒家系統承認的。這怎麼會是一個理想時代？發高燒的人不相信事實，只相信孔丘先生一連串詩情畫意般的夢囈。孔丘如果不知道那些災難，是他無知，如果知道卻為了政治利益去把它美化，就跟為了政治利益去把一段美的歷史醜化一樣，是一種詐欺。不知道他閣下為什麼做出這種事？

　　儒家學派宣稱：孔丘的「述而不作」，是一種謙遜，我認為孔丘是在掩護他偽造堯舜時代的歷史，表示他只照本抄寫，並沒有一絲一毫創作，反證他所作的形容的真實性。我不認為孔丘「不作」，他如果沒有創造能力，怎麼能把一個醜八怪塑造得那麼漂亮？但「述而不作」四個字卻害死了他的徒子徒孫，扼殺了他徒子徒孫的創造力，司馬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使他寫《資治通監》都不敢緊接孔丘的屁股。至於其他徒眾，諸如著名的程頤、朱熹、王陽明之類所謂的大儒，不過幾個註釋蟲罷了。

四十二、小白老鼠效應

　　問：同情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可是有人說中國人對別人的苦難，常以明目張膽、興高采烈的看熱鬧的方式，冷眼旁觀。對於別人的成就和幸福，則以諱莫如深；極端隱密，極端惡毒的嫉妒心待之。當然現在中國也很流行「紅眼病」。

　　這一幸災樂禍，嫉福如仇的心理，如依柏楊先生的高見看來，是不是自古有之，於今尤烈？也是來自醬缸文化嗎？

　　答：醬缸文化的難以滌清，和人口太多有關，有人稱之為「小白鼠效應」，科學家把一群小白鼠養在一個大的空房間裡，發現他們都很安靜、和睦。可是放在一個擁擠不堪的小籠子裡不久，他們就顯得煩躁、易怒，時間更久，甚至發生打鬥、嘶咬。

　　「小白鼠效應」是有道理的，但是卻不一定如此，日本也是人擠人，為什麼沒有中國這麼糟糕！我的想法是：幸災樂禍是人類天性，能看到敵人仇人受到災難，認為是上天懲罰，當然大樂。可是對陌生人的痛苦毫無動於衷，卻是中國人的特徵，我從事國際特赦救援工作，發現了一點，要想使中國人關懷外國（尤其是遠在天邊，從沒有聽說過的國家）的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簡直難如上青天，中國人的愛心很難突破自己鄉土的疆界，因為我們傳統文化中缺少這種終極關懷的動力。

　　然而，中國人最醜陋的一面，仍是最善於講假話、空話、大話、酸話、毒話，以及肉麻阿諛的話。這裡特別對我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中所提的，加以修正和補充。

　　我提醒先生，你不妨檢查自己的交往，你會發現，你永遠不會從一個中國人口中，聽到他對其他的人讚揚！你知道為什麼？為的是上帝正在天上垂聽，一個中國人如果讚揚別人，上帝立刻就會大發雷霆！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國朋友談起另一位中國學者，一不小心，讚揚了幾句，外國朋友大叫說：「你什麼時候被開除國籍了！」看我愕然的樣子，他笑說：「中國人從不在背後說人好話的！」

　　中國人是一個在各種壓力下受傷很深的民族，沒有培養出讚美和欣賞別人的能力，卻發展出鬥臭別人或阿諛別人兩極化的語言。要中國人培養出健康的語言，要從心靈的健康著手，這恐怕要經過一段長期的教育，那是二十一世紀的事了。

　　※※※

　　【附錄】

　　我們是第三條船──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成立感言

　　中國民間流傳一個故事，有人問說：「長江上船來船往，到底有多少條船？」聰明人回答說：「兩條，一條為名，一條為利！」這個古老的故事，探索到人生的奧秘，把人類所特有、複雜到用最最尖端電腦都不能解讀出來的千頭萬緒，作簡單劃分。如果靜靜的坐在高峰，鳥瞰大地，印證這個故事，確實令人心驚。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忽然間，另一條船──第三條船，在驚濤駭浪中，悄悄出現，當有人渾身是血的從「名」「利」船上被拋出來的時候，這個第三條船立刻划動雙槳，前往營救，而不管被拋出的人是男是女？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土著或是移民？是什麼政治派別或什麼宗教信仰！

　　國際特赦組織就是這第三條船，她於一九六一年成立，總部設於倫敦，在全世界五十二個國家（包括台灣）中成立有分會（依內政部規定，中文譯為「總會」），在六十九個國家中成立有小組，曾於一九七七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擁有無可置疑的崇高聲譽。只因為她經常在政治迫害事件中挺身而出，遂被人們誤認為是一個政治行為非常激烈、專和政府抗爭的團體，甚至被定位為陰謀叛亂團體。國際特赦組織之輸入台灣，始於六○年代白色恐怖的大肆逮捕，無數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以及他們的家屬，在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悲慘命運下，國際特赦組織伸出堅強溫暖的援手，從世界各地飛來的營救信件，和各國大城小鎮的營救行動，使受難的人得到強大的正義支援。而台灣在重重壓力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首先在台北建立兩個小組，這是跨進台灣的第一步，回想當時所受的干擾，社會人士談國際特赦組織，連臉色都會變得蒼白，如今回顧，不禁使我們痛心於一個封閉的社會，竟造成這麼多誤解。

　　而今，距總部成立三十四年，距台北兩個小組成立四年之後，我們終於茁壯成長。二百年來，中國人受盡欺凌，總是接受外國援助，現在終於脫離被關懷、被營救的弱者角色，有能力轉而去關懷和援助其他國家、其他族群中為自由、為民主、為爭取法治受苦受難，而被拋下大海的無辜受害人士。

　　在這個劃時代的日子，身為國際特赦組織的一員，由衷的感謝發起國際特赦組織的先驅。也歡欣由於國際特赦組織會員們的貢獻，使我們國家獲得今天這樣的長足進步。今天以後的日子，仍很艱難，我們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參與，我們這裡沒有名、沒有利、沒有一點世俗的榮耀，被拯救的人我們不認識，得救的人也不會對我們回報。我們付出時間、付出愛心，唯一的代價是生命的充實，和品質的提升，我們不僅救落水的人而已，而是救人性的尊嚴，和學習對公義和理念的認同以及實踐。這是我們這艘第三條船的目標，鞠躬盡瘁，永不休息。

　　──原載一九九四．五．十六．台北《中國時報》

四十三、向錢看．向權看

　　問：柏楊先生說：中國傳統文化中什麼都有，獨缺靈性。文人不講是非，卻拚命去鼓吹對權勢的馴服，對富貴功名的追求。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沒有什麼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繼續被醬了八、九十年，其僵其硬，恐怕還要更強。柏楊先生所說的靈性是指人類的同情心、愛心？智性、悟性、理性？或者是仁義道德？宗教心？今日中國人是非之心真的已蕩然不存嗎？

　　答：依我的意思，靈性是一種善良、和平、寬恕、人性尊嚴，所激發起來的反應。不講是非只講利害，不僅文化人如此，政客更在帶頭縱火，中國人目前正被「向錢看」「向權看」窒息得眼睛看不清，耳朵聽不見，腦神經只能傳達錢和權的信息，其他任何靈性訊息都被阻塞。

　　「錢」和「權」一直是中國人奮鬥的最高指標。人生的最大的滿足，也停止在這個層次！前些時候，中國的陰曆年節逼近，我和朋友在台北香格里拉飯店聚會，滿目都是喜氣洋洋的聖誕樹，然而，每株聖誕樹下面，擺的全是一堆一堆金元寶。真不瞭解，中國人竟然貪婪情急到這種地步。我見過西方的聖誕樹，擺的都是十字架，或象徵和平、喜樂的飾品或送給親朋好友的禮物，從沒有發現擺著美鈔！中國人對「錢」對「勢」的崇拜，使是非日漸泯滅，有時候連臉面都可以不要！我們的憂心就在於此。

四十四、功利不是西方獨產

　　問：中國人自古主張重義輕利，因此認為由於西方功利主義的瀰漫，才使中國人道德淪喪。不知如果沒有西方功利主義的侵入，中國至今是否是一大「道德國家」？

　　答：中國的兩極邏輯，使「義」與「利」尖銳衝突，而且「義」跟「君子」結合，「利」跟「小人」結合。森嚴對壘，勢不兩立。

　　既有人歸過於西方功利的侵入，當然承認中國現在的道德淪喪，過錯永遠屬於別人，這是醬缸文化的特質之一。不過既承認現在道德淪喪，就已觸及到要害，必須承認「道德淪喪」，才能自我反省。而且瞭解，道德淪喪，不自歐風東漸開始，古人早就指出「髒唐臭漢」，古代也不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功利也不是西方獨家產物。

四十五、五人幫

　　問：「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

　　柏楊先生的這一內省的看法，是不是超歷史的（有史以來的）？

　　以前的中國人喜歡將自己所有的不幸推給「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自「改革．開放」以後，又將所有的責任推給「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了，中國人的不幸到底是來自哪裡？

　　答：德國近代災難禍首是希特勒，德國人唾棄他，向受他迫害的猶太人道歉補償。俄國近代災難的禍首是史達林，俄國人唾棄他，用不流血革命推翻他的政權和帝國。中國近代災難的禍首是毛澤東，雖然受到唾棄，可是那個建立在槍桿上，而不是建立在選票上的人民政府，卻仍對他崇拜有加，而把一切罪惡推給所謂「四人幫」。每次我在天安門看到毛澤東的畫像，真以當一個中國人為羞，我們既分辨不出是非，也沒有羞恥之心面對罪惡。我有一位外籍朋友瑪麗．柯根（Mary　Kogan），有一次，要我就中國人和猶太人作一比較，我舉出以色列對納粹的追捕和公平審判為例，脫口而出說：「中國人怎能比猶太人！」當她表示她就是一個猶太人時，我更感慚愧。

　　「四人幫」：一個女人，一個三流策士，兩個少不更事的發飆族，怎麼有能力掀起軒然大波，替國民黨報仇，摧毀所有國民黨的敵人，更摧毀全體中國人心裡殘存的一星點尊嚴，造成一千年也恢復不了的創傷？「四人幫」必須加上毛澤東，成為「五人幫」，才有能力完成這項罪惡，沒有毛澤東，即令「千人幫」也發揮不了這項巨大的爆破力，可是現在毛澤東卻置身事外。德國和俄國，公義已得到伸張，所以她們立刻堂堂正正的站在國際萬邦之中，只有中國大陸，公義仍被蹂躪，完全沒有自責能力，卻聰明的自認為可以矇混天下，大陸人民雖然心知肚明，也只好這麼順手一推，取得眼皮下的暫時平安，但外國人和海外中華人，沒有鋼刀架到脖子上，就不會那麼假裝順服了。

　　把全部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之後，最可怕的影響是：不能認真探討原因，就無法改革進步，使中國人永沉腐爛的缸底。

四十六、人權思想才可脫胎換骨

　　問：長年（三十餘年）在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Ａ．Ｈ．史密斯，曾在一八九○年著有一部不朽的鉅著《中國人的性格》。該書指出中國人的性格有如下二十六個項目：一、重面子，二、節儉，三、勤勉，四、重禮儀，五、沒時間觀念，六、無精確性，七、歪曲之才，八、說話轉彎抹角，九、面從背違，十、智性混沌，十一、沒精神，十二、蔑視外人，十三、缺乏公德心，十四、保守主義，十五、沒有西式的安樂，十六、生活力旺盛，十七、忍耐力強，十八、樂天知足，十九、孝順，二十、仁惠，二十一、不會關照別人，二十二、社會是非多，二十三、沒責任感，二十四、疑心生暗鬼，二十五、不誠實，二十六、多神論。

　　以上是西方傳教士所觀察、體驗到的一百年前中國人的國民性。不知百年後，柏楊先生看來到底變了多少？

　　答：二十六個項目中負面的有「重面子」、「沒有時間觀念」、「無精確性」、「歪曲之才」、「說話轉彎抹角」、「面從背違」、「智性混沌」、「沒精神」、「蔑視外人」、「缺乏公德心」、「沒有西式的安樂」、「不會照顧別人」、「社會是非多」、「沒有責任感」、「疑心生暗鬼」、「不誠實」。

　　正面的有「節儉」、「勤勉」、「重禮儀」、「生活力旺盛」、「忍耐力強」、「樂天知足」、「孝順」、「仁惠」。

　　其中「多神論」、「保守主義」不屬於優、劣範圍，負面的有十六項，正面的有八項。悠悠歲月，到現在已一百餘年，負面的我看不出有什麼改變，先生問是不是已不蔑視外人，這是一個看起來平常，實際上很微妙的問題，不要忘記中國傳統的兩極文化，從前對外人十分傲慢，幾棍子打下，打得死去活來之後，又十分自卑，這是另一個病態，將來有一天國家富強，我真疑心中國人不會回到自傲那一端。至於肯定的一面，我禱告上帝使我們沒有改變。

　　我現在和朋友們正開始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中從沒有過的人權思想，希望人權能成為中國人的終極關懷和終極理念，在心靈上樹立吸引磁場，使中國人脫胎換骨，跟其他文明國家一樣，成為一個有尊嚴，而又尊重別人尊嚴的民族。

　　※※※

　　【附錄】

　　人權思想的覺醒，是美的誕生！

　　國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災難，使我們國人承受太多的傷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國家和復興民族，成為我們長期以來奮鬥的目標，和最大的課題，壓力沉重。

　　最早，洋務人士認為船堅炮利可以救國，結果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證明船堅炮利沒有那種功能。基督徒認為基督教可以救國，結果太平天國更腐敗，證明基督教沒有那種功能。後來，維新人士認為君主立憲可以救國，結果出現親貴內閣，比不立憲還糟，證明君主立憲也沒有那種功能。接著革命黨認為推翻帝制是唯一途徑，結果軍閥割據，全國混戰。國民黨認為三民主義是唯一途徑，結果失敗。最後，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是唯一途徑，結果有目共睹。並不是船堅炮利不好、基督教不好、君主立憲不好、也不是三民主義不好、社會主義不好，而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缺少了一種最最主要的基因，使任何改革和革命（甚至可以回溯到古老的歷史隧道），都浸蝕得變形變質，萎縮枯竭。

　　猶如夜盲症患者缺少維他命Ａ一樣。我們文化中缺少的基因是終極關懷，和終極理念，以致人生的目標只能停頓在傖俗的階段，追求到權和錢之後，還是追求權和錢，追求到一棟房子之後，再追求八棟房子，追求到一個妻子之後，再追求十個小老婆，追求到金馬桶之後再追求鑽石馬桶，始終不能突破飲食男女，不能產生人權思想和培養出人性尊嚴。

　　人權思想是舶來品，隨著現代化而輸入國土，因常在反抗政治迫害事件中出現，以致國人產生一種印象，認為人權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抗爭！歷史上的偶然，往往造成這種偏頗的瞭解。事實上，人權不是單純政治的，而是生活的、倫理的、家庭的、社會的，這項權利與生俱來，跟生命等值，人類生而有自由、平等，和尊嚴，不管是男是女、是貴是賤、是富是貧、是外鄉或是本土、是年老或年少、是白人黃人或是黑人、是天主教佛教或是回教，任何人、任何黨派、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有完整而獨立的人格。

　　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偏偏缺少這項基因，以致國人一直激盪於自傲和自卑的兩個極端，一切價值定位於身外的附加物「權」和「錢」上，這正是萬亂之源。回顧上述所有的改革或革命，都被扭曲得變形變質，我們這個族群有能力突破困境，創造奇蹟，卻沒有能力保持奇蹟，面對台灣的空前繁榮，不禁萬分憂慮。

　　台灣的繁榮是空前的，五千年從沒有過的政治自由、生活富裕，以及物資豐富，全在台灣出現，但也漸漸暴露文化上的致命缺點，那就是我們的自由和財富，除了帶來舒適的物質生活外，因為缺少人權思想，而我們現在擁有的自由主義社會和政治制度，卻又必須建築在人權思想之上，才終於震驚於：台灣繁榮下面，竟是不牢固的沙灘。

　　在一項廣播中，我們聽到新聞評論家對在外國旅遊的我國遊客發出警告：「國人雖然出手闊綽，但買不到尊敬！」這話使人羞愧。古老的諺語說：「倉廩足而後知榮辱。」現在，我們的倉廩足了，卻仍不知道榮辱，那是為什麼？大批購買鑽石名表，贏不到尊敬；擁有一萬個奴隸，贏不到尊敬；收購價值連城的象牙和犀牛角，贏不到尊敬；口出惡言，態度蠻橫，贏不到尊敬；前呼後擁，頤指氣使，贏不到尊敬；飛揚跋扈，面子十足，贏不到尊敬。贏得尊敬的是人格的尊嚴，和尊敬別人人格尊嚴。在一個沒有終極關懷和終極理念的土地上，榮華富貴往往使人心貪婪，人生空虛。即令熱鬧喧譁、五彩繽紛，也會霎時消失，正是古老諺語「富不過三代」的悲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如果不建立在人權磐石上，就會被扭曲，最後崩塌。人權，是萬美之基！人權為每一個別生命所擁有，不因國情不同而異。一個熱愛生命的族群，如果不同時尊重人權，生命就卑屈可恥。

　　現在我們的政治制度及經濟形態，全是西方模式，可是缺少人權的傳統文化，卻支配我們的生活。舉一個例：我們常看到一些孩子在面對成人時，那種畏怯、驚恐、扭捏、不敢言語，使人嘆息他小家子氣；與此恰恰相反，則是無法無天、暴戾放肆。事實上是父母不曾真正尊重孩子，也不曾在孩子內心深處，培養他如何平等的對待別人。這影響深而且遠，一直影響到他成年以後的人格，形成一種缺少責任感的社會不穩的種子。

　　推行人權教育，是拯救和提升國人品質的不二法門。人權教育是一個使醬缸文化稀釋，使國人脫胎換骨的唯一方法。這方法聽起來平淡無奇。但是，如果沉思，就會發現，像改變一個民族氣質這種龐大工程，決不能靠「奇」成功，有些人總是相信革命手段，可以一次達到目的，史實俱在，每一次革命都為國人帶來更大的災難，因為，我們特有的「媳婦文化」，媳婦受婆婆的虐待，雖然痛苦不堪，可是一旦熬成了婆，她所做的，並不是解除媳婦的痛苦，而是改由她把加倍的痛苦加在下一代媳婦的身上！造成難以自拔的沉淪。我們需要的是耐心，無比的耐心，培養孩子們新的觀念和健康的成長環境，這樣才可以預卜，五十年後，到那時，具有人權思想的下一代，人數每年以幾何級數增加，將來新國民踏入社會，他們愛好和平，器宇軒昂，氣質高貴，胸襟開闊，自尊尊人，成為真正可以參與國際事務，負起國際責任的族群。想到這裡，感到無限興奮和喜悅。

　　我們需要每一位朋友的參與和支持，賜給我們捐助和贈言。我們已成立人權教育基金會，準備派出留學生接受人權思想訓練、培養人權教育師資、編纂人權教材、製作人權教育錄影帶、錄音帶，以及幻燈、圖片，供給全國幼稚園和小學採用，並不停的舉辦各項人權座談、演講，及青少年或兒童活動營。全力以赴，催促下一代新國民的誕生。

　　祈求你的祝福！

　　──原載一九九四．三．十五．香港《明報》

四十七、毛澤東真偉大

　　問：讀柏楊先生各文集，深感柏楊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之造詣令人驚歎。不知可否請教中國歷代的民族性隨著時代的不同是否有明顯的變化？

　　答：感謝先生對我的稱讚，可惜我沒有這種造詣。我只是一個被狂風巨浪捲到深海，九死一生的掙扎，幸運的爬上海灘，發現手裡握著一枚貝殼的人。

　　中華人（漢民族）自儒家定於一尊之後，穩定性十分堅強，戰國時代齊放的百花，紛紛掉落，但仍有幾件爆炸性的衝擊：一是佛教的傳入，使中國人開始有「神」的信仰。二是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嚴苛而徹底的獨裁，把中國人的靈魂幾乎全部勒死。三是鴉片戰爭，使中國幾乎瓦解。四是朱元璋二世毛澤東，對中國人性，作出趕盡殺絕的摧殘。這一些都使人心產生改變。就在上個月，我在台北講演時，一位閩南裔的聽眾，問我說：「大陸上的大陸人，跟在台灣的大陸人（指一九四九年移民），簡直不一樣，什麼緣故？」這裡可找出答案，我們不得不頂禮佩服，毛澤東先生真是偉大，他在短短的二十年左右，竟把中國變成一個以說謊為美德的社會，真不簡單！

四十八、日本真幸運

　　問：五十年前，日本的京城（漢城）大學教授天野利武，曾就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著作文獻六十餘種，計四百數十項有關中國民族性的項目中，歸納為比較重要的有一百三十三項。其中有十次以上被提起的，計有下列數項：

　　一、功利主義，二、利己、貪慾，三、愛錢如命，四、樸素、節儉，五、富有商才，六、商業道德進步，七、僥倖心強、好賭，八、勤勉，九、忍耐心強，十、不動於心、無神經，十一、無同情心，十二、殘忍，十三、遲鈍、不活潑，十四、悠閒、慢吞吞，十五、享樂主義，十六、柔弱、懦怯，十七、尚文卑武、文弱，十八、愛好和平，十九、狡猾，二十、說謊話、不老實，二十一、欺詐、好陰謀，二十二猜疑心強，二十三、卑顏奴膝，二十四、自尊心強，二十五、重體面，二十六、虛榮心強，二十七、血緣、地緣觀念強，二十八、個人主義、明哲保身，二十九、長於社交，三十、重禮而虛禮，三十一、保守，三十二、迷信，三十三、安於天命，三十四、缺乏科學精神與好奇心。

　　以上是五十年前對一般（六十餘文獻的總括）的中國民族性觀感。請教柏楊先生，歷經社會主義洗禮後的中國人不知到底有多大變化？

　　答：一百年前，有史密斯先生，五十年前，有天野利武先生，對中國民族的分析，幾乎絕大部份相同，說明一個民族的品質提升，恐怕是世界上最艱難的事。

　　社會主義統治（國有財產制加封建獨裁），不僅是中國人的一場浩劫，也是東歐人、俄國人的一場浩劫。日本人真是幸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軍隊沒有在日本登陸，日本才逃過這項浩劫。直到現在，一些淪為社會主義的國家，總算脫離苦海，只有中國人、北朝鮮人、古巴人，仍在泥沼中掙扎！

四十九、神經質的恐懼

　　問：有人說：中國人開會時絕對不肯正確說出自己的意見，會議後絕不肯放棄自己的意見。事前徵詢意見，人人沒有意見，事情決定之後，人人都有意見。

　　這是不是因為中國人不會尊重別人的意見或不尊重已經決定的意見？中國人天性固執己見？或拘於禮節、顧忌對方面子？為了保持人和？

　　答：基本上這是一種神經質的恐懼，唯恐得罪人，所以不敢當眾開口，只有在他不需負任何責任時，才敢直言。開會時不敢開口，會後固然人人有意見；就是經過激烈辯論，會後有意見的人同樣的多。這種情形，不配實行民主政治，需要上帝的祝福，和自我的覺醒，才能救出自己！

五十、蒼蠅飛行方式的思維

　　問：對中國歷史文化造詣頗深的──比利時籍司神父（Paul　L．M．Serruys）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施。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事實上中國人不講理或強詞奪理在國際外交上是天下聞名的。不知除了「面子」以外，還有其他的理由嗎？

　　答：蒼蠅的飛行軌道，跟所有其他的鳥類和昆蟲都不一樣，你用手掌迎頭撲去，自認為可以抓住他，卻抓不住。你必須從尾部追擊，才能把他抓住。因為蒼蠅的飛翔，另有軌道，會在前進時，突然作急劇的後轉或旁轉。中國人的思考方式跟這一樣，不但外國人不懂，即令是中國人，也要在年紀稍大之後才能瞭解。

　　司神父的中文說得很好，而且是中國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和高級知識份子與升斗小民，都有機會接觸，我想他面對中國人這種蒼蠅飛翔方式的思維邏輯，一定吃過很多苦頭。沒有終極理念的民族，思維永不能突破自己現實的立場和利害，我們常嘆息中國人沒有思考能力，其實並不是沒有思考能力，而是沒有合乎邏輯的，超越現實和利害立場的思考能力，以及沒有面對現實挑戰的堅強膽量。猶如蒼蠅的飛行軌道，雖然十分詭異，卻不能飛遠。中國人的思考能力，到了榮華富貴這個層面，就到了極限！

五十一、不管別人死活

　　問：有人說中國人永遠不會去想別人的感受，永遠不顧別人的死活，永遠不會主動去守規則，所以有中國人的地方一定就會亂。不知高見如何？是不是也是偏激的言辭？事實上在國際會議上如有中國人參加，經常鬧得不歡而散。是不是中國人過份重視原則？

　　答：誰說「有中國人的地方一定就會亂」？這與事實不符，但我承認有中國人的地方一定髒、一定窩裡鬥。誰說「國際會議上如有中國人參加，經常鬧得不歡而散」？這更不是普遍現象，只是因為中國人的蒼蠅飛行式的思維邏輯，外國人難以捉摸，難以溝通。像《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先生（Nicholas　D.Kristof）在《中國覺醒》（China　Wakes）上舉的河南銀行團向義大利財團索取賄賂的例子，瞭解中國人蒼蠅飛行思維邏輯方式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抓住要害，不會驚駭交集。

五十二、蠱蟲

　　有人說：寬宏大量的中國人絕不能容忍相識的人比自己強，尤其同是苦難隊伍中的朋友，絕不能容忍其中任何一份子脫離苦海。不知這是不是中國式的團體精神？或幫會精神（同甘苦共患難）？

　　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從失敗者的口中，可知成功者永遠欠失敗者的情。老友絕不能做成功者的好部屬，成功者也絕不會用老朋友做部屬，不知這一精神是不是英雄相輕？或近廟忌神？或分贓不均？

　　答：以立國的悠久，人口的眾多，土地的廣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因之世人都認為：像這樣的一個龐然大物，人民應該氣度恢宏、誠實坦蕩，有很強的包容性，很好的忠實性，很大的紀律性。結果竟然恰恰相反，使人怎麼想都想不通。好友互相殘殺，如果稱為團體精神，更是一種諷刺。

　　這應該是一種窩裡鬥的文化傳統，誠如毛澤東先生說的：「中國有那麼多人，不鬥行嗎？」（把「人多」和「鬥爭」奇異的結合在一起，就是一種蒼蠅飛翔式的思維邏輯。）中國西南部雲南省一帶，傳說有一種神秘的無形殺手，名字叫「蠱（音gu．【鼓】）」，他可以飛到千里之外，把仇人誅殺，無法可防。什麼是「蠱」？據說：五月五日端陽節時，把五種毒蟲：蜈蚣、蚰蜒、毒蛇、蠍子、黑寡婦蜘蛛，放在一個罐子裡，讓他們互相吞食，最後只剩下一個，成為一種新品種的毒蟲，厲害無比，他就是「蠱」，可以鑽到仇人肚子裡，致人於死。所以，毛澤東不過一個蠱蟲而已，蔣中正先生比較寬厚，但也殺死過無數老友同志。這是中國獨裁政治鬥爭的傳統模式。民主時代雖不能砍頭，但老朋友之不能共事，跟從前沒有分別。

五十三、十億和九億

　　問：柏楊先生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惡毒的話。」有人認為說中國人喜歡講毒話，會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會這麼惡毒、下流？是把少數人的醜陋硬栽在中國十億人民頭上。不知柏楊先生有何反駁？

　　答：這一點，我建議留給研究統計數字的人去解答。

五十四、欺生和仇外

　　問：柏楊先生曾指出：中國人缺少笑容，對陌生人不但從不關心，似乎還對陌生人充滿了忌猜和仇恨，並且「欺生」。「欺生」是不是來自「仇外」？或恃強欺弱？或把生人當成土包子？

　　答：記得三十年前，軍中和學校，都在推廣「民族舞蹈」，女孩子們身穿彩色鮮艷的衣服，翩翩起舞，可是每個女孩子卻都板著面孔，好像誰欠她一塊錢似的！曾有人提出這項質疑，於是得到最典型的蒼蠅式思維答案。如果是外國，我們會聽到：「謝謝指教，我們會改進！」但現在我們聽到的是：「她們都是宮女，宮女當然愁眉苦臉！」似乎根本不知道，宮女在帝王面前跳舞，絕對不敢愁眉苦臉。

　　有一天，戲劇學者汪其楣女士邀我去看「豫劇」（河南地方戲），在進戲院大門時，無數沒有任何表情的面孔，和幾乎毫不轉動的眼珠，以及張開大大的嘴巴，伸出脖子，怔怔的瞪著我們，直瞪到我們入座。汪其楣問我：「發現你們貴同鄉的表情沒有？是不是詭異？」

　　這問題困擾我好幾年，一直尋找不出答案，我想，是不是當初上帝造人時，就詛咒中國人雙頰上的肌肉，患了麻痺，毫無表情。

　　一九八八年我重返睽違四十年之久的大陸，從上海到北京，到鄭州、輝縣，再到西安，沿途我只為訪問我的報紙記者，反覆寫一句話，作為回饋讀者的贈言：「中國人，請笑一笑，笑，就是美！」

　　「欺生」和「仇外」是一體的兩面，儒家系統從上古時代，就嚴格的設立「夏夷之防」，一部《春秋》，就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而大儒之一的王夫之先生，還端起聖賢嘴臉，昭示說：「不要把外國人當作人，只能把他們當作畜生，對他們用不著講信義道德，想誅就誅，想殺就殺，可欺就欺，可壓就壓。」真是什麼心靈，son　of　bitch！

　　我在美國的時候，結識一位大陸的氣功師，確實可以醫治若干筋骨方面的疾病，有一次香華請他去看一位芬蘭籍作家的病。氣功師對中國病人，一向只收十元美金，可是這一次他卻向芬蘭病人收五十元美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們是外國人呀，自然要比中國人多一點！」香華非常氣憤，質問他說：「外國人何負於你？使你這麼仇視？把你迫害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的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氣功師是一個有良知的醫生，他慨然說：「我從沒有想到這一點！」立刻改收十元。

　　而就在我整理本書稿件時，朋友介紹我到台北圓山飯店地下室一家西服店做襯衫，他們的手工、衣料、剪裁都很好，我還從沒有穿過這麼舒適的襯衫，臨告辭時，老闆說：「對中國人特別優待，只收你八百元，對外國人那就非敲他一千二百元不行！」我說：「外國人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要多敲他四百元？」他大概從沒有遇到過這種質疑，尷尬的說：「中國人貪小便宜，聽了這些悅耳的話，會信以為真！」

　　從前，中國大陸商店掛出招牌：「童叟無欺！」現在中國大陸商店掛出招牌：「本店嚴禁毆打顧客！」連中國人自己都弄不懂怎麼會發生這類怪事，更別說外國朋友了！

五十五、中國人器小易盈

　　問：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按柏楊先生的看法是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

　　以往中國人喜歡笑人什麼「夜郎自大」、「島國根性」。自認宰相肚裡能行船，有大國之風。中國人的見識真的「器小易盈」嗎？

　　答：說起來「器小」這個「器」，如果是指國家民族，中國人所有的這個「器」不但不小，而且非常非常之大。從「大器」產生的氣概、魄力，透過建築、藝術、音樂、文學表現出來的，應該十分雄偉厚重，也就是中國人自吹自擂的所謂大國民風範。想不到多數中國人的品質，除了說大話外，其他方面，我們耳朵聽到的，眼睛看到的，卻和這個「大器」不能相稱，平庸而膚淺，傖俗而自負，使人作嘔。許多場合我真慶幸外國人不會中文，而盡職的翻譯員（把每句話都譯出去）又不很多，有時候怕他們翻譯得詳盡，會把外國人嚇得連眼鏡都會掉下來。

五十六、任何人都喜歡吹牛

　　問：中國人喜歡吹牛，這是事實。除了以吹牛來膨脹自己以外，另一面是不是來自「自衛」的心理？用來防止對方的輕視並抵抗強權？

　　答：不僅中國人喜歡吹牛，任何一個族群都喜歡吹牛，吹牛好像強力膠，可以鞏固自己不充實的或破碎的心靈。美國人和日本人吹起牛來，恐怕更驚天動地。吹牛如果是幽默性的，那是一種智慧，只有平庸傖俗的吹牛才可厭，我認為中國人還沒有健康到有幽默感的地步。

五十七、這是她的祖國

　　問：柏楊先生認為：中國社會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窩裡鬥、心胸窄、講假話、不自尊、不直爽、自大炫耀，又自卑自私，沒有容忍大度的性格，沒有獨立思考的思維，缺少敢想敢講的精神，至死不認錯……。有些人說這一現象任何民族都有，為什麼柏楊先生光指中國人？

　　答：我從沒有說過這些毛病只中國人才有，而只是指出中國人有這些毛病。其他國家有，那是其他國家的事，跟我無關。繼女碧心嫁給一個德國人，他們去中國大陸旅行，來自世界最進步國家的女婿，過去曾經在好幾個第三世界國家工作，看慣了落後地區的模樣，所以沒有什麼特別反應，反而，我繼女接觸到大陸社會形形色色，十分震驚，感到羞愧難當，因為，這是她的祖國。我自己也有這種經驗，我到過比中國大陸更落後的地方，心裡的傷感要淡得多，我想這是人之常情罷。

五十八、說謊成了美德

　　問：「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外國人對中國人也是一樣的，「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中國人真是如此這般「知人知面不知心嗎」？或口是心非嗎？

　　答：中國是一個歷史古老的國家，歷經無盡的災難和折磨，就像一個命運坎坷的老人，不但老於世故，甚至老奸巨滑，加上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專制政治和封建社會的侵蝕，深刻瞭解如何才可以保護自己，而傳統的教育中，往往訓練孩子盡心盡力學會察言觀色，討好長輩，並沒有教導孩子們誠實做人的人生態度，對別人則養成猜忌，對任何人都不相信，所以產生下列之類的勸勉格言：「話到口邊留半句」、「逢人只說三分話」、「知人知面不知心」。毛澤東先生出現，中國人有感於他是偉大的舵手兼救星，一不小心，忘了傳統教育，向他口吐真言，結果是那麼悲慘，毛澤東不但吞食自己的諾言，還把說謊當做應該歌頌的美德。在這種情形下，你教中國人怎麼敢再說真話？

五十九、天氣哈哈哈

　　問：有人說：日本人回答「好、不好」，「要、不要」，很模糊，模稜兩可。中國人很率直，講話單刀直入，一清二楚不會拐彎抹角。這種評述正不正確？

　　答：不見得正確！中國人最高的手段就是模稜兩可。在手握權柄的頭目沒有表示意見前，絕不敢自己表示意見。最具諷刺的故事是：連天氣好壞都不敢表示意見，兩人見面只敢說：「今天天氣……哈哈哈！」不敢說：「今天天氣冷！」因為對方可能正感到熱，也不敢說：「今天天氣熱！」因為對方可能正感到冷！「哈哈哈」是中性的，不冒任何危險！

六十、中國人的交情

　　問：中國人陌生人見面，怒目相視，大都有同感。外國人也有這種印象。柏楊先生認為中國社會需要朋友，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護，出外就靠朋友保護。西洋人並不需要朋友保護，他有政府保護，所以朋友對他的意義不同。可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名言，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國人的好客精神？食客三千，是好客的象徵呢？還是聚眾恃強的作風？

　　答：戰國時代有「四大公子」：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每人都延攬知識份子和特殊技能人士，供應他們好的待遇，一方面展示自己的人望，另一方面把他們當作政治幹部，利用他們的才智，加強自己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勢。目的並不是單純的交朋友，含有功利的成份，好像現代美國的各類各型基金會延攬各國精英一樣，是吸收人才的一種方法。

　　中國陌生人相見，雖然冷漠，還不至於怒目相視，中國人雖然不是一個好公民，可是卻是一個好朋友，美國人之間淡淡的，朋友很少，日本人之間緊緊的，朋友插不進去，中國人之間，因為互相猜忌，有強烈普遍的窩裡鬥，一旦發現知己，二人互相認同，就會建立起非常要好的友誼，這和沙漠中的綠洲一樣，是中國人的最大珍惜。中國人寧願拋棄法律，也不願拋棄友情，像美國水門事件，如果發生在中國，出賣尼克森是不可思議的，他所栽培的人，無論朋友或部屬，即令在法庭上發誓，也都會為他辯護。這種現象固然對法治有害，但也說明中國人對友情的感受。我認為有中國朋友的外國人，應該好好珍惜中國人的朋友之情。

六十一、給他官做

　　問：柏楊先生說：中國人喜歡做官，這是大家所公認的，誰都難以反駁。只要有人給他官做，他就會服服貼貼的把民族意識，和人性尊嚴，全部交出來。也可能因此，孫中山先生為了革命而主張「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這種喜歡做大官的歷史背景，是不是因為以往在中國社會要出人頭地，只有做官一條。有官就有權，有權就有錢，不像現代社會，你可以當科學家、畫家、音樂家……也有向諾貝爾獎金挑戰的機會？行行都有出路，不一定陞官才能發財？

　　問日本小孩，將來要做什麼？日本小孩回答的不是要做大事，反說將來要做司機、動物園管理員、老師……但台灣的小孩不一樣，都想將來做大事業！

　　答：中國人傳統，就是喜歡當官，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什麼讀書高？只因讀書是平民唯一當官的途徑。滿洲人以極少的人口，進入山海關，建立清王朝，竟把中國人治理得俯首貼耳，長達三百年之久，原因是他們對轄下的族群，分別擊中要害。對蒙古人用的是和親政策，把滿洲公主嫁給蒙古王子，生下外甥外孫，隨母養在皇宮，長大後，對舅父家、外公、外婆家，想不效忠都不可能。對西藏人，用宗教政策，萬般尊敬固有風俗，把達賴、班禪等奉迎到北京，好不榮耀。對中華人（漢人）則簡單明瞭，透過科舉，給他們一個官做，儒家系統立刻就歌頌「天子聖明」，不要說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債忘了個淨光，連祖師爺孔丘先生的「春秋大義」、「夷夏之防」連想也不敢想了。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的唯一出路，除了當官，還是當官，即令現在的台灣，已經進入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民主時代，做官的內在衝動，仍然濃烈，這需要時間，依我來看，至少保持百年以上的和平，社會上的多元發展，才能穩固扎根，人民才可以有不同的追求目標，才能出現龍應台女士所盼望的：「提起總統是誰，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才是百花齊放的美景。

六十二、毛正確先生

　　問：掌握權柄的人認為：只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可是難道指摘掌權人的錯誤，會威脅到政權的安定嗎？中國政權安定的基礎是不是建立在執政者的無謬性，所以才一直高舉「正確的路線」？或治國平天下必須靠聖賢，非聖人君子無以治國？

　　答：中國和外國一樣，喜歡給別人起綽號，我一直想給毛澤東先生起個綽號，先生所提的問題，引起靈感，稱他為迷死脫「毛正確」吧。他從小到老以及到死，都在走正確路線，連上帝都犯過錯，連神仙都會吃錯藥，只有可敬的毛澤東先生永遠正確，這從他所誅殺的人，所侮辱的人，永遠都是犯了錯誤上，得到證明。

　　拿破崙先生說過：「上帝永遠站在大炮最多的一邊。」在中國，我們可以說：「正確（或者「真理」），永遠站在鬥爭勝利者的一邊！」誰要懷疑，就教誰研究一下毛澤東，就可恍然大悟，如果仍不能大悟，只好押解牛棚，讓他嘗嘗「反人民」、「反毛正確」罪行的後果。

　　中國帝王的尊嚴，是頂尖又加三級的，屬於「永遠正確族群」，不過遇到民怨沸騰的節骨眼上，大傢伙也會下個「罪己詔」，表示錯誤，向人民道歉。連歐洲人也舉起馬克斯肖像，代他向人民說聲對不起。而毛澤東雖把中國整得空前絕後的慘，他卻既沒有下罪己詔，也沒有說聲對不起，他的正確性，可是真像皇后的屁股一樣，誰都不敢摸！

　　不過，說句題外的話，讀者中如果他的領袖或戰友，具有永遠正確性的美德時，可是逃得越遠越好！

六十三、民主是自己的品質

　　問：柏仁先生論〈中國人的十大奴性〉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有「萬歲癖」、「迷信症」、「對暴君暴官，從來就奉行忍的哲學」、「不懂得真正民主，卻奉行奴性民主」、「同類相殘」、「明哲保身」、「靠希望過日子」、「神經質的恐懼症」、「喜歡框框」、「變色龍」等等。不知柏楊先生對這十大奴性，有何高見（或異議）？明代「廷杖」盛行，清代「奴才」大興。天子一出，大喊：「奴才在此。」奴性是始於清代或始於「醬缸」時代（二千年前），或被稱為「奴隸時代」的「商周」以前？

　　答：提起柏仁先生，有一件事想順便說明一下，我和柏仁先生從不相識，但我看到他一些反封建、反獨裁，以及對傳統文化批評的文章，十分贊成，因之剪輯。可惜給他的信因原址不對而被退回，到現在我還保留這個信封，作為紀念（我有保留退信的習慣，總是想到有天會再相逢）。可是就在一九九○年左右，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文報紙上，忽然大量登出柏仁先生的文章，對我痛加撻伐，主要的是說我去香港時，拒絕他的拜訪。完全沒有給我留下說明的空間。

　　閒話拉得太遠，對柏仁先生的論點，我只有一點意見：真正的民主，不是輸出品，而必須內化為自己的品質，即令拜訪受到拒絕，也不應立刻就作人身攻擊。何況，我這一輩子從不拒絕別人的拜訪，也根本不知道柏仁先生曾經要見我。

六十四、婆媳文化

　　問：按柏楊先生的看法，中國的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不錯，中國人「明哲保身」的確比「見義勇為」要多。不過不知「官迫民反」是怎麼來的？是不是大家又都肯捨生取義了？

　　答：中國官場的「婆媳文化」，是「明哲保身」的溫床。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和「孝道」狂奔（借用伊達先生的形容詞）的時代，媳婦是最受迫害的族群，挨打受氣，過著非人的生活，她們唯一的盼望，以及唯一的生路，就是熬成婆母。可是一旦她們當了婆母后，往往立刻變成惡婆族的一員，很少，甚至從沒有人想到解除她當媳婦時，所詛咒和所痛恨的虐待，反而就記憶中婆母施虐的技倆，原封不動加到現在媳婦的身上。這種婆媳循環的惡質文化，是使中國所有革命都不能帶來福祉的原因。且談明哲保身，毛正確先生大半輩子都在反對明哲保身、痛斥明哲保身。可是在革命成功後，卻立刻改變態度，變成鼓勵明哲保身，痛擊正直不屈。他曾狺狺然對梁漱溟冷笑說：「香港報紙說你是骨骾之士，好呀，我倒看看你的骨頭！」毛正確反對別人明哲保身時，因他還是媳婦，有人支持他的反抗；等他當了婆母，如果大家仍紛紛不顧利害，據理力爭（後來果然出了一個彭德懷），他就沒得混了，所以必須嚴厲壓制。

六十五、酷刑各國都有

　　問：中國人的刑求迫供，自古名聞中外，稱之為「十八般武藝」。洋人讀《史記》，讀到了呂後的特製產品「人豬」時，連呼「我的上帝」而幾乎氣絕。中國人是農耕民族，在民族性方面來講，農耕民族的刑求迫供並不十分拿手，可是中國人卻技高術熟，傲視人群。

　　柏楊先生博學多聞，不知刑求迫供是隨著中國歷史的進展而發達或沒落？

　　中共的「刑罰」有六十多種，更發達。

　　中國人刑罰殘忍，是否因缺乏宗教信念？

　　答：「酷刑」、「私刑」、「苦刑」，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從波斯的「船刑」（把人放在一條小舟上，上用木板封死，露出一個人頭，每天餵他飯吃，屎尿排泄物會招來蟲蛆，把他活活鑽死），到美國的「曝刑」（把人仰面朝天綁到沙漠或空地上，用樹枝撐開眼皮，由太陽曬瞎曬死），和日本的、羅馬帝國的，以及我們到歐洲觀光時看到的刑具展覽，都使人四肢發抖。這並不是中國人所特有，更不是中國所獨有。

　　中國人所以蒙羞的是，直到二十世紀，政府仍普遍使用「酷刑」、「私刑」、「苦刑」，而且沒有絲毫改過之意。

六十六、中華人就是漢人

　　問：《醜陋的中國人》對中華民族主義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可是我認為中華民族主義並不健全，不過是大漢民族主義的糖衣而已。不知柏楊先生對中華民族主義有什麼看法，做何期待？

　　西藏人有自己語文、紙幣，有些西藏人認為中華民族是指漢、滿、越南、韓國、日本等民族，西藏人不是中華民族，你同意這看法嗎？

　　張秉麟主張大漢民族，康有為、梁啟超及孫中山提出中華民族，到了「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原本中共反對「大漢民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現在又常用「中華民族主義」。

　　答：「中華民族」，簡稱「中華人」，或簡稱「華人」，是單純指「漢民族」、「漢人」而言，所以《資治通監》上，「漢人」、「華人」不分，尤其與其他民族區別時，意義特別明顯。這樣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野心家雄心勃勃，採取「大肚子一口吞八個湯圓」的干法，把中華民族擴大，「漢」、「滿」、「蒙」、「回」、「藏」，遂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使民族和國民相等，它的荒謬和不能自圓其說，不在話下。至於西藏朋友認為中華人還包括朝鮮人、日本人，那簡直更駭人聽聞。說不定有一天，野心家一高興或一不高興，連非洲的黑人朋友，也變成了中華民族。

　　「大」字是個害人精，我從小就遇到過「大日本」，也遇到過「保衛大武漢」之類，除了虛張聲勢外，沒有別的意義，不過現在北京高唱入雲的「民族主義」，卻顯露出強大的企圖心：認為一個民族應該建立一個國家，台灣應該與大陸統一。我對將來的統一並不反對，但我反對民族和國家重疊的邏輯，並且，對北京政府來說，他沒給自己留下餘地，因為依這樣的邏輯，內蒙古豈不是要歸併於外蒙古？為了統一台灣，而提出一個有致命破綻的「大義」，不是上策！至於經營台灣，當然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可是喊出「經營大台灣」，反而小家子氣。

六十七、愛國是最危險的行為

　　問：在中國，好像「愛國主義」是所有言論的大前提。可是在日本，「愛國」並沒有市場，乏人倡導。至少，自由、民主、自愛，比「愛國」的價值更高。為什麼中國「愛國」這麼吃香？

　　答：先生年紀還輕，無法從記憶中回想當年日本人「愛國」的瘋狂，他們為了愛自己的國家，不惜派軍隊「進」「出」中國。而即令是現在，日本旅客到了外國，如果生病去藥房買盒阿斯匹靈，也仍然堅持要日本貨，使人印象深刻。「愛國」在日本之所以沒有市場，只不過現在不特別強調罷了，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

　　日本人的愛國付諸行動，中國人的愛國，則全靠口號，因為中國人之間，除了愛國，沒有其他理念可以凝聚共識，而且愛國最容易，只要動動嘴就是愛了，用不著實際行動。要知道，中國人愛國，如果付諸行動，那可不但困難，而且危險。因為你必須用「婆母」欽定的那一套模式愛國，否則，愛國的代價就是坐牢。當婆母認為獨裁才是愛國時，你主張民主才是愛國，那你就成了賣國賊。

　　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平常愛國愛的要死要活的中國人，一旦有了幾個錢，第一件事就是移民到海外，遠遠逃離麻煩的祖國。所以每場有關移民的講演會，都是萬頭攢動、人山人海，十分壯觀。

【中國的出路】　六十八、國籍情意結

　　問：柏楊先生不以「當中國人為榮」，一時成為被圍攻的對象。以「當中國人為榮」這一心態，我認為可能是來自「全體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想的結合。這是感情的問題，而不是理性（或理論）能解決的問題。不知高見如何？「華夷思想」是否也是「以當中國人為榮」的傳統精神之根源？

　　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會以他的國家為榮，中國人如此、日本人如此，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尚比亞人，也都如此，這跟「全體主義」或「民族主義」，不一定有關，瑞士人以當一個瑞士人為榮時，顯然的不屬於全體主義或民族主義。以自己的國家為榮是一種歸屬感、溫暖感，即令自己的國家再爛，也會有這種感情。中國有句諺語：「子不嫌母丑！」這是對媽媽的愛心。問題是，另一方面，卻也確實有些兒女認為媽媽很醜（包括容貌的丑，或德行的丑），不過，當你說不願當媽媽的兒女時，別人頂多罵你兩句，而當你說不願當中國人時，麻煩就大了。

　　不以當中國人為榮，是我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磯講演時說的，那時候正談到中國文化的一連串缺點，有人反駁說：「全世界到處有China　Town，我們應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我立刻聲明我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尤其不以當一個集髒亂吵、窩裡鬥之大成China　Town裡的人為榮。雖然當時的聽眾，幾乎都是入了美國國籍或正在爭取美國國籍，早就不是中國人了，或早就不想當中國人了，只是聰明人不會像我這樣公開說出來。

　　十年後，我又面臨這個場面。一九九一年，我在麻六甲講演，聽眾問我「下輩子願意不願意當一個中國人」？我說不願意，這次又惹了大禍，第二天，報上開始抨擊，說我下輩子想當美國人！我這輩子從沒有說過今生想當美國人，更沒有說過來生想當美國人。在回答這問題以前，我還介紹了一個故事，報上一則小文說，在美國的一些外國學生，圍在一起談下輩子願做哪國人？沒有一個國家的學生願意仍做他自己國家的人，只有中國學生脫口而出說：「我仍願當中國人！」舉座皆驚，訝異說：「你當中國人已當了一輩子，難道不想改改口味嗎？」然而這故事雖然講到前頭，仍避免不了傾盆大雨的指責。其實在座的全不是中國人，全是中華裔的馬來西亞人。

　　中國人患有一種國籍情意結，一個外國人如果向中國人表示下輩子願當中國人，他會借支下個月薪俸，請你下法國館子或日本料理，大吃一頓。

六十九、真實的感情

　　問：中國人雖有五千年的文化，但是一切光榮都屬於過去。經常以「當中國人為榮」的中國人，是對已經成為過去的光榮所帶來的一種鄉愁呢？一種幻夢呢？還是現代的阿Ｑ？

　　答：當一個中國人高喊他以作一個中國人為榮時，千萬不要相信他的真實性，下一個動作可能請你幫他移民！只有當一個中國人扼腕說：他當一個中國人真羞辱時，那才是真實的感情！

七十、只談問題．不談主義

　　問：近百年來，中國人一直誇耀「人口眾多，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另一方面又倡導「三民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柏楊先生認為一直如此誇耀下來，不知有什麼成果？

　　答：論「地大」，第一應推俄國，第二應推加拿大，中國不是頂尖。論「物博」，不知道哪個陰謀家，存心誤導中國人「大頭症」，一口咬定中國「物博」，害得中國人瘋瘋癲癲，我真奇怪，為什麼不去讀讀地理書、查查百科辭典，中國無論金屬、非金屬，甚至農產品，以及地下的黃金、黑金，連第八位都數不上。

　　論「歷史悠久」、「人口眾多」，中國當仁不讓，只有少數國家的歷史是悠久而一貫的，如中國、日本、朝鮮、猶太，寥寥無幾。可惜，歷史悠久一貫，並不代表現今仍是文明國度，日本是唯一的例外，不但是日本人的光榮，也是亞洲人的光榮，盼望日本四島千萬不要搬到歐洲去，搬去後，亞洲人就失去誇耀的機會！

　　社會主義是美好的主義，中國偏選中了其中最惡質的一派──馬克思主義，這種主義建立在獨裁政治和國有財產制度上，像一輛煞車失靈的下坡巴士，一旦開動，就不可收拾。不但中國受不了，連具有高度文明的德國也受不了。日本人必須感謝中、美兩國，第二次大戰後，如果把日本像北韓一樣劃歸蘇聯，那可是天塌地陷的災難。三民主義大體上適合當時的中國，也適合現代世界上所有的落後國家。不過，醬缸的強大腐蝕力，連美女都能變成醜八怪，連耶穌都會被扭曲，何況什麼主義。希望有一天，中國人終於只談問題，不談主義，中國人就有福了。

七十一、女人更要感謝西方

　　問：中國大陸每逢風吹草動，都會引起港人的再移民浪潮。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移民熱已有目共睹。我曾於中英雙方「九七問題」決定後，問過已很早就取得巴西國籍的香港朋友，九七以後想跑到哪裡去。商人朋友說：想轉往新加坡，雖然大家都想跑，但能逃得掉的港人不會超過十分之一，因為沒錢。

　　為何大多數港人寧願繼續當英國殖民地人而不願回歸祖國懷抱？商人朋友說，不但港人、連大陸同胞都會選擇當英國殖民地人。不知柏楊先生感想如何？

　　答：即令是我，我也會選擇做殖民地的人。從歷史文化上看，東方如果不是被西方侵略的話，我妻子現在還在忙著纏小腳呢。香港若沒有英國，會有今天這樣高度水準的繁榮嗎？日本人也是被西方軍艦打了兩炮，打開了門戶才進入現代國家，開炮百年，日本人還大肆慶祝被打。對鴉片戰爭，我們豈不是應該慶祝才對！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中國迄今仍關著國門，會死多少人！我們應該感謝西方文明的衝擊，至少所有的女性要感謝西方，否則都要纏足，還談什麼女權？賣鴉片當然不對，但中國人也賣嘛，而打開「天朝」的大門，引進新思想新文化，這不論是有意無意，對中國都是天大的好事。

　　阿爾薩斯、洛林回歸法國時，全民慶祝回到祖國懷抱，喜極落淚，如癡如狂，而香港人卻不但不慶賀，反而想盡辦法逃走，中國這個祖國竟是這麼可怕，真令人感慨。

七十二、毛澤東摧毀中國人的尊嚴

　　問：中國人對自己文化落後，不但沒有感覺，甚至不承認。有人認為是因中國太窮，在吃飯穿衣都不能滿足需要的情況下，任何寡廉鮮恥的事都做得出來。不知道柏楊先生對這一理由除了久浸於醬缸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理由？

　　答：一個人身上的熱量，平均低於一千七百卡路里時，就不願工作，低於一千五百卡路里時，就精神萎靡，低於一千二百卡路里時，人們就喪失了羞恥心，如果再低於九百卡路里，社會秩序就不能維持。自八世紀小分裂時代，接著是長達三百年之久的大黑暗時代，中國人的平均熱量，恐怕在一千三百卡路里左右。

　　毛澤東先生是一個空前偉大的戀屍狂，他摧毀了中國人所有的尊嚴，使中國人長期貧窮所產生的卑屈性格，雪上加霜。扳回喪失了的「面子」很容易，但要恢復喪失了的人格的尊嚴──自尊，需要較長的時間，僅只富還不夠，更要有教養，這正是毛澤東遺留下來的悲慘世界。

　　※※※

　　【附錄】

　　戀屍狂

　　〈一〉

　　這是我停留在北京最後一晚。我和香華到天安門去作最後一次參觀，北京飯店離天安門只七八分鐘路程，季節分明的大陸性氣候，天已初冬，我穿著大衣，還能抵禦，但雙腿有一點冰涼的感覺，受傷較重的右膝發出變天時總要發出的酸痛；香華也受到北國之冬的威脅，這是台灣所從沒有的，台灣氣候的特徵是「濕冷」，而北國風光，則是「干冷」（同樣的，台灣夏季是「濕熱」，北國則是「乾熱」）。

　　午夜的天安門廣場，一片寂靜，看不到人影，只見排排路燈。天安門右前方，就是毛澤東紀念堂，堂中毛澤東像前有一個警告標語牌，上寫「請勿吐痰」，這是大陸吐痰氾濫的反思，沒有政治意義，但當人們用它跟自己的情感聯繫在一起時，都會忍俊不住，發出會心一笑。就在前天，陪我們穿過那龐大廣場，經過毛澤東紀念堂的一位公爵級官員，忽然問我說：「你去過十三陵沒有？」我說：「去過。」他說：「明朝皇帝們比毛澤東聰明，他們把屍體葬得遠遠的，人民想挖都挖不成，誰肯跑那麼遠，只為了扒墳！這個紀念堂，最後還不是一扒！」他雖是共產黨官員，但這話卻是人民真正的心聲。但我反對因政治的理由拆除任何建築物，那都是人民汗水淚水積起來的錢，僅就建築而言，毛澤東紀念堂外觀雄偉，給人們一種古希臘諸神廟殿堂的感覺。而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形狀鄙陋庸俗，活像一口乾癟了的大鐘，淒涼孤獨的扣在地面上，頂蓋又使用那種最難協調的深藍顏色，陰氣森森。選定這項設計的官員，恐怕沒有靈秀之氣，更沒有美感經驗。不過，即令那麼難看，我也希望它永久保存。

　　天安門並不美麗，因為它高的緣故，勉強可以說有點雄偉，但也雄偉得單調，不過一座經過粉刷的城牆而已。可是，它在中國現代史上，卻價值連城，我默默的眺望，彷彿看到毛澤東先生站在城樓上「與天公比高」的不可一世，也彷彿看到站在他左右的一排排親密戰友，他們的名字家喻戶曉，然後，更彷彿看到毛澤東把他們一一逮捕，一一處死，最後，他們全部都是叛徒，只剩下毛澤東一個人忠貞；他們全部都犯了錯誤，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永遠正確。看起來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莫過於當毛澤東先生的親密戰友了！但更嚴重的還是毛澤東先生的接班人，那可是非死在他手上不可。二十世紀是一個多彩多姿的世紀，世界上接連三個暴君興起，他們好像魔鬼之王派到人間的三個殺手：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他們最初都受萬民愛戴，顆顆真心，願為他們生、願為他們死，但他們卻用酷刑逼使萬人痛恨，他們都醉心於用殘酷的手段，對付他們的朋友和仇敵。

　　毛澤東先生顯然是一個戀屍狂，這種戀屍狂，對於一切死的、腐爛的、病態的東西，都會感受到一種強大吸引，而產生激情──把活東西變成死東西的激情，把完整東西變成碎片的激情，為破壞而破壞的激情，為毀滅而毀滅的激情。戀屍狂患者亢奮的內分泌，產生一種「撕裂活人」、「撕裂組織」、「撕裂友誼」的衝動，無法自我克制。並不是每一個做出嚴重破壞行為的人，都是戀屍狂；但毛澤東先生卻是戀屍狂，因為他下令毀滅的事物，跟他說出來的理由，太不成比例。外面上看起來，他只恨他的親密戰友、只恨共產黨員，但事實上他卻是恨全體人類，恨愛情、恨友誼、恨生命，最後，他恨道德、恨誠實、恨人格。所以，毛澤東渴望核子大戰，不在乎人類死光。

　　〈二〉

　　希特勒先生在槍斃洛姆的前兩天，還和他同桌進餐。史達林先生也最喜歡使用這種手法，先向某位親密戰友保證他絕對安全，然後，再突然把他逮捕。在內戰英雄塞狄契被囚禁前不久，史達林在一個招待會上，向他敬酒，為二人間的「兄弟之情」乾杯。畢留赫喪命前的幾天，史達林在一項會議上，還親切溫和的跟他談天。亞美尼亞共和國代表團晉見史達林時，史達林問起詩人夏倫茲，保證說：「沒有一個人敢動他！」可是幾個月後，夏倫茲被捕處死。奧尤奈克茲市（Ordzhonikidze）副市長塞瑞市羅夫斯基的夫人，於一九三七年的一個黃昏，忽然接到史達林的電話：「我聽說你出門都是步行，這不太好，人民會發生誤會。如果你的車子在修的話，我會送一輛來。」第二天，克里姆林宮就開來一輛轎車，供她使用。但兩天後，秘密警察把她的丈夫從醫院病床上逮捕拖走。著名的歷史學家兼國際法學家斯提克洛夫，對迅速擴大的逮捕行為，感到恐懼。他打電話給史達林（他可以直接打電話給史達林，說明他跟史達林的親密程度），要求見面，史達林說：「你馬上就來。」見面後，史達林向他保證說：「你怕什麼？黨瞭解你，黨信任你，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可是，他回家後的當天晚上，秘密警察破門而入，把他逮捕，他的家人立刻向史達林求救，史達林表示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另一個典型是艾古洛夫先生，他當過蘇維埃聯邦檢察官，後來擔任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一九三八年滑雪時跌了一跤，得了腦震盪，幾乎死掉，史達林從國外請來最好的醫生治療，於是救了他的一命，恢復正常，重新上班，史達林卻派人在辦公室把他逮捕槍決。但更特殊的方式是逮捕高級官員的太太或兒子，而把丈夫留在身旁戰戰兢兢，連問一聲都不敢。蘇維埃聯邦元首（主席團主席）加裡寧的太太，於一九三七年被逮捕後，加裡寧不敢有任何表示；名震國際的奧托．庫西寧的太太及兒子被捕後，史達林問庫西寧，為什麼不想辦法使他的兒子開釋；庫西寧回答說：「他被捕定有重要原因。」史達林獰笑了一下，下令釋放庫西寧的兒子。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史達林對他的恩人卡夫塔拉底茲（他在聖彼得堡藏匿史達林免遭沙皇的追捕），一九三六年冬季，卡先生夫婦被捕，苦刑拷打下他承認跟一個叫姆德文尼的人共同謀殺史達林，二人同判死刑，姆德文尼立刻被槍決，而卡先生卻一直羈押天牢，經過一個很長時間，他突然被帶到聲勢顯赫的特務頭子貝利亞的豪華辦公室，在那裡，卡先生碰到他那老得已認不出來的妻子，然後兩人都被釋放，在一家公寓裡勉強申請到兩個房間。史達林對他表示種種友愛，不但請他來吃飯，這是天大的榮耀，但還有比天大榮耀更大的榮耀，有一天，史達林親自到公寓拜訪他，這次拜訪在公寓中造成震動，一個住戶說，在她看到「史達林同志的畫像」出現門口時，她緊張得昏倒。當卡先生每次去克里姆林宮赴宴，史達林都親自拿湯給他，說些笑話，談些往事。有一次，正在吃飯，史達林突然放下餐具，走到卡先生面前凝視著他說：「可是，你現在還想殺我！」

　　毛澤東先生是希特勒、史達林忠實的信徒，他要讓全中國人知道，他有上帝那種呼生喚死的法力，有大自然那種成全或破壞的法力。他之所以是戀屍狂而不是虐待狂的原因在此，僅是虐待並不能使毛澤東快樂，毛澤東追求的是毀滅。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十四日凌晨），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派秘書乘華沙牌臥車，去接當時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的劉少奇先生。毛澤東親切熱情，一見面就問：「平平的腿好嗎？」（平平是劉少奇的女兒，紅衛兵捏造消息說：「平平被車壓斷了一條腿！」把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加以逮捕。）劉少奇回答說：「平平的腿沒有事，那是一個騙局！」毛澤東微微一笑，劉少奇請求辭去國家元首職位，希望和妻子兒女到延安或故鄉種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盡可能減少傷害。毛澤東沉默不語，只是不斷吸煙。過了一會兒，他對劉少奇提出的問題和請求，都不回答，而只溫情的勸告劉少奇要多多的認真讀書，特別推薦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著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的《機械人》。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到門口，用一種感人肺腑的聲調，告訴劉少奇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目送他的獵物離去。當劉少奇先生全家都慶幸情況將變好之際，第二天，一月十五日，紅衛兵衝進辦公室，叫劉少奇、王光美在刺骨的冷風中，站在一張靠牆的獨腳椅子上受批鬥（劉少奇的家人想撥電話給毛澤東都不能，當然，撥也沒有用）。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監獄中已經病入膏肓的劉少奇，忽然發起高燒，毛澤東先生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搶救他的生命，這跟史達林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搶救艾古洛夫的生命一樣，這不是慈悲仁愛，而是毛澤東要由他自己，而不是由上帝，來撕裂劉少奇的靈魂和肉體，他要劉少奇活著看到自己被開除共產黨籍。對一個終身奉獻給黨，而又是黨的副領袖而言，僅此一項打擊，就夠羞憤、痛苦、萬箭鑽心，那是一項最惡毒的摧殘，毛澤東用來對付劉少奇。

　　〈三〉

　　毛澤東先生，這位世界上最魁梧的戀屍狂患者，比起他的兩位師父，希特勒和史達林，恐怕更為凌厲，因為他的惡性破壞對象是全體中國人（如果他統治世界，對象將是全人類），希特勒先生僅只在戰敗時才要求德國人都去死，毛澤東先生在太平盛世，就徹底摧毀了所有中國人的尊嚴。

　　　我們常注意到「真小人」「偽君子」的討論，大多數都認為「真小人」比「偽君子」要高，於是遂有人公開標榜他是「真小人」。這些自稱是「真小人」份子，目的就在利用人們某種錯覺，認為一個人一旦公開承認他是真小人，他不但不是真小人，而且還有一種不同流俗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陷阱。偽君子在情勢逼迫下，還不得不做出一點好事，而真小人就無時無刻不在動他的腦筋，利用別人對他「率真」、「灑脫」、「英雄氣概」的印象，做出喪盡天良的事。世俗稱這種人無恥，而「無恥」正是所有罪惡的開端。毛澤東在聽說有人攻擊他是暴君秦始皇時，他輕蔑的說：「秦始皇才殺多少人，我殺得比他多一千倍！」聽說有人攻擊他專制時，他輕蔑的說：「是的，先生，我是專制，比你想像的還要專制。」面對這種流氓，所有人類崇高理想和道德規範，都沒有作用。這種人越多，社會越墮落。不幸這種人再掌握沒有制衡的最高權柄，社會就一定成為沸騰的地獄。

　　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分水嶺，這跟事實絕對不符，持這種看法的人，顯然只注意到量的敗壞，而忽略了質的敗壞，沒有質的敗壞作基礎，就不會發生量的敗壞。

　　共產黨質的敗壞從一九五六年冬季爆發，毛澤東先生要求全國人民大鳴大放──百鳥爭鳴、百花齊放，對共產黨提出批評，這是一個多麼動人的號召，又是一個多麼有道德勇氣的開闊胸襟，歷史上只有反對黨批評執政黨，而執政黨多方面為自己辯護，想不到執政的毛澤東先生竟主動要求批評，還親口保證：「言者無罪！」這項運動開始時反應並不熱烈，說話的人寥寥無幾，毛澤東先生於是發動虛懷若谷的攻勢，最後甚至派出大小官員，手提禮物，分別訪問一些高級知識份子，當面懇求：一定要指出共產黨的錯誤，一個黨不可能沒有錯誤，這不是批評，而是幫助共產黨進步。有些人深受感動，說了一些真心的話，寫了一些真心的文章。大鳴大放進行了一年多，中國真的走向民主政治了，那是充滿美景和喜悅的一年，可惜，只有一年。

　　第二年，一九五七年，記住這一年，這一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嶺。毛澤東先生在收集了大量批評意見後，並不調查批評得對不對，也不調查批評者的用心，霎時間拉下臉來，像《封神榜》上殷郊先生唸唸有詞，祭起翻天印一樣，毛澤東也唸唸有詞，祭起鐵帽，鐵帽上刻著「右派」，所有人遂都成了右派，紛紛落馬，他們都是舉世知名的高級知識份子，包括農村專家費孝通、化學專家曾昭倫、政治評論專家儲安平、力學專家錢偉長，以及被共產黨推崇備至的「民主進步人士」六君子中的章伯鈞、羅隆基、王造時等。

　　──這裡面要特別介紹：費孝通先生是中國民主同盟現任主席；儲安平先生則在他主辦的《觀察雜誌》上寫過一段絕句：「美國對日本太好了，只不過投了兩個原子彈；對台灣卻那麼狠毒，竟投下國民黨！」羅隆基先生對共產黨更是醉心，他也說過一句絕句：「國民黨有百非無一是，共產黨有百是而無一非。」人生飄渺，得失難期。這是四十年的往事，歷歷在目。

　　──跟毛澤東先生要求批評的同時，台灣的蔣中正先生也要求批評；雷震先生響應號召，由他所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出了一期「祝壽專號」，後來也被捕入獄。不過罪名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海峽兩岸知識份子的命運，竟是同一模式。

　　「反右」是人類有史以來空前未有大騙局，不是指它傷害之大，而是指主持這場騙局的騙子，不但毫不羞愧，不但沒有罪惡感，反而對他自己的欺騙手段，洋洋得意；對自己的欺騙行為，稱之為「引蛇出洞」，這是一個惡毒的戲謔，使人為善良誠實品德的淪落，悲痛嘆息。不過，事實上，被引出洞的蛇並不是全國知識份子──他們不過一群上當的呆頭鵝而已，而是毛澤東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那個邪惡靈魂，從大鳴大放到「反右」，他把說謊變成美德，他剝下自己身上最後一層「羞恥」表皮，露出血淋淋的戀屍狂患者的形象，令人顫慄。

　　是，當時有這種警覺的人太少，甚至很多僥倖沒有被劃成「右派」的知識份子，還在一旁幫拳。必須等到這些幫拳的朋友，也受到打擊，才恍然大悟。毛澤東終於達到他的目的，使中國大陸有這樣一個諺語出現：「十億人口九億騙。」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民族悲劇。但毛澤東受到的報復卻嚴重十倍，他在位期間，中國再沒有人講真話、再沒有人不說謊，所有的人都誓言效忠毛澤東，以致他無法分辨這種效忠是真是假。結果是，他屍骨未寒，就發生他最恐懼的全國皆叛事件，對他鞭屍。

　　〈四〉

　　魯迅先生曾有過一段話：「一部《水滸》，說得明白，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終於是奴才。」這是對投降主義的一種不滿，但魯迅再也料不到，他逝世十年之後，毛澤東先生就向國民黨投降，毛澤東親到重慶，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不過毛澤東的運氣比宋江、李秀成好，宋江在征討別的強盜時覆沒，李秀成寫下供詞後就被處斬，而毛澤東先生在投降後，因為國民黨墮落崩潰的加速，形勢倒轉，這段投降事件，遂被封殺，在不得不談到時，也被美化。

　　站在天安門廣場中央，像站在一片燈海之中，萬籟無聲，我凝視著天安門城頭巨大的毛澤東先生遺像，他頭上的「八字發」濃厚的分開兩旁，這個絕頂聰明，以熟讀《資治通監》聞名於世的陰謀家，他對中國人心，有靈活的把握，他瞭解，他作再多的惡，中國人不敢反天子的奴才性格，就是他的保護符，他將永遠獨霸龍頭。事實證明他的判斷無誤，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敢批判他。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政變，一舉粉碎以毛澤東為首的五人幫，標榜的就只是反江青、反張春橋、反姚文元、反王洪文，而不敢反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天子，中國人的奴才性格，表露無遺。我們看到很多傷痕文學，包括當時一些高級官員的子女和家人寫的文章，他們痛斥江青女士、林彪先生之餘，沒有一個人敢觸及到罪惡之源。在文化大革命山崩地裂的大風暴中，毛澤東先生讓江青、林彪完全蒙蔽，好像是個木偶，以致政變後稱江青女士等為四人幫，而把毛澤東排除在外，認定文化大革命跟毛澤東無關。但大陸上廣大憤怒的人民，當說到「四人幫」時，總是同時伸出五個手指，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沉默抗議。事實上，毛澤東先生是整個犯罪集團的首腦，應該再加上林彪、康生，合稱七人幫。沒有毛澤東發號施令，什麼事都辦不到，沒有林彪的軍隊，沒有康生的特務，更是連別人的一根汗毛都動不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過四個可憐的小毛蟲。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可是卻沒有一個人寫出真相，說明中國人的懦弱和卑屈。德國人有勇氣批評希特勒、俄國人有勇氣批評史達林，中國人卻沒有勇氣批評毛澤東。以毛澤東為首的五人幫，污蔑知識份子是臭老九，就事實真相而言，有它片面的道理。

　　我們常聽到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再也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暴亂。因為人們受盡痛苦，早已覺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像文化大革命那種反潮流、反人性之類的暴亂，恐怕隨時都會發生。人們所說的「再也不會發生」，是指原班人馬登場，江青女士再出來乾嚎，毛澤東在天安門再出來亮相，也發動不了紅衛兵。那當然發動不起來，歷史不能回頭重演。問題是，只要培養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會再長出毒草，只要製造牛鬼蛇神的工廠在，它就一定會再製造出牛鬼蛇神，而大陸這種土壤和這種工廠，仍原封不動的存在，只是因為過度疲憊的緣故，暫時沉寂，一旦九霄雲外，響起野心家的巨雷，災害仍會重現。因為，人們已把文革遺忘，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遺忘政策，中國人口頭上最可怕的兩句話：「算啦，算啦！」「過去的已經過去了！」這是兩句毀滅中國人的話，表面上聽起來是一種寬厚心理，實際上是掩飾內心恐懼的外衣。德國慕尼黑納粹集中營紀念堂石碑上，刻著一段警句：「當人們忘記這件災難的時候，這項災難就會重演。」中國大陸也是如此，當人們忘記文化大革命那場災難時，文化大革命絕對會再重演！根本用不著到一九九○年代，就在八○年代，一次精神污染、一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連電視播報員的衣服都改了裝，而這兩次運動之所以無法推展，是由於上面克制，而不是由於人民抵抗。巴金先生曾提議建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全國人民熱烈響應，但官員卻熱烈反對，人民和官員一旦對立，人民總是大敗，官員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記創傷，官員腦筋稀奇之處，在此又多一例證。而更稀奇的是：直到今天，人民政府還要堅持毛澤東理想，大概自己也覺得臉上掛不住，於是聲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沒有關係！」這可是只有中國人才敢發明出來的怪誕邏輯，發明這項怪誕邏輯的官員，大概堅信別人的智商跟他一樣。

　　全世界的人都對毛澤東在大陸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歷史上卻有前例。那就是顛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閣下不但滅唐王朝之國，還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幾乎屠殺殆盡。當唐王朝復國時，武照當然是一個叛徒，當然綁赴刑場，當然屠滅九族。可是，就在這節骨眼上，她不但沒有被綁赴刑場，反而當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還要向她叩頭請安。因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顯先生，是武照的兒子，皇帝固可殺叛徒，兒子卻不可殺娘親，偏偏叛徒是娘親，無法下刀，更不要說滅九族了，滅九族第一要殺的是叛徒的兒子，而叛徒的兒子卻是皇帝自己，七攪八纏，最後只好拒絕承認武照是叛徒，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毛澤東先生的情形，跟武照女士類似，如果把他正名為叛徒而除掉，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了頭，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慾和保護既得利益，遂使毛澤東先生得以維持南周王朝瓦解後武照女士所維持的地位。

　　那天深夜，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就在天安門廣場，我凝視毛澤東的巨像，他在屠殺和凌辱了千萬以上共產黨後，竟然仍受共產黨當權派的讚美，不禁百感交集。共產黨能不能開創第二共和的新氣象，擺脫醜惡的第一共和的陰影，中國人是不是還要繼續當奴才，我們只要看那幅巨像會不會繼續掛下去，就可得到訊息。

　　──摘自一九八九．九．五．台北．林白版《家園》

七十三、自我批判

　　問：中國人死不認錯，不知是否同人治的社會、德治的社會有關係？文革時期曾經風行一時的「自我批判」，也流行到日本。不知這是不是一種「聞過則喜」的群眾大反省運動？響應孔丘先生的「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的群眾運動？

　　答：毛澤東先生的「自我批判」，不是承認錯誤，不是基督徒模式的悔改，而是一種巨爪直撕心靈、直撕人性尊嚴，戀屍狂犯罪的發作。即毛澤東所謂的：「引蛇出洞」的鬥爭。最精采的是，有蛇固然要交出蛇來，沒有蛇也得在心裡製造條蛇，掏出來獻給主子。所以，「自我批判」是訓練謊言，和製造恐怖的工具，中國大陸幾乎一半以上（也就是除了兒童），包括現在坐在權力寶座的一些巨頭，過去都曾經在「自我批判」中，承認許多他從沒有做過的事。毛澤東先生竟有這麼可驚的能耐，使人驚歎！即令是日本天皇，想短短二十年內，把日本人變成一個說謊的民族，恐怕也辦不到。

　　先生說「自我批判」曾流行到日本，我真高興終於被日本人摒棄，如果迄今仍在身體力行，災禍是可以預期的。

　　戀屍狂式的「自我批判」是正常「自我批判」之敵，也就是：假「自我批判」是真「自我批判」之敵；不但不是「自我批判」，反而阻礙「自我批判」，戀屍狂式的「自我批判」呈現出的全是假象，只能據以鬥爭，不能據以改過。真正的自我批判，必須根據事實，必須發自內心，而不是一種撲殺敵人的政治手段。

七十四、悲劇的元兇

　　問：我認為政治體制的一元化（中央集權）與思想體系的一元化（定於一尊）壓制了競爭的原理，是中國所有悲劇的元兇。不知柏楊先生的高見如何？

　　答：我同意，不過更可以追溯到傳統文化的基因。

七十五、二十一世紀是誰的世紀

　　問：柏楊先生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中國人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

　　可是最近隨著「改革．開放」的熱浪又再度流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有可能嗎？

　　答：就在二十世紀，中國出現兩位恐龍，手拿狼牙棒，一個狼牙棒上刻著「社會主義」，一個狼牙棒上刻著「三民主義」，在醬缸中打得天翻地覆，千萬人民喪生在他們的狼牙棒下。最後，戰敗的一位逃到一個海島上，每天過著草木皆兵的日子，不斷誅殺一些可憐小民，用來壯膽壓驚。另一位則蹲踞北京，英勇的發揮「窩裡鬥」精神，造成中國有史以來，空前（希望也是絕後）的對人命和人性的邪惡摧殘。這種慘不忍睹的後遺症，在二十世紀殘餘的幾年時間內，不可能有大的變化。

　　兩個龐然大物事實上跟過去其他帝王一樣，只是醬缸的犧牲品。在這個悲慘的基礎上，我不知道憑什麼，二十一世紀會忽然成為中國人的世紀？不要只看東歐各國，共產黨消失後，竟迅速恢復原狀，須瞭解它們的原狀本是高水準的，而中國原來的水準卻是一灘爛醬，而且，大風雪即令還沒有過，仍是一灘爛醬。

　　如果說二十一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或是法國人的世紀，或是日本人的世紀，我有理由相信，因為她們有可傲的科技基礎，和自由民主精神，以及守紀守法的優點，至於中國人，除了說謊、貪污外，還有什麼？

　　任何人認為中國可以在短短五十年、六十年、八十年，可以躍升到世界第一流的國家，都是癡人說夢，二十一世紀絕不會是中國人的世紀，你敢跟我賭一塊錢？

七十六、食言像食糖

　　問：孫中山先生認為近代中國人有如一盤散沙，柏楊先生認為「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俗諺也已明確指出這一民族性。

　　柏楊先生強調中國人性喜窩裡鬥，並提出幾個主要的原因。可是除了柏楊先生所例舉的幾個原因以外，我認為最主要的還是來自中國「有限資源的爭奪」。不知高見如何？

　　答：即令擁有無限資源，中國人仍然會「窩裡鬥」。一個日本商業界大亨寫的一篇文章，他說：他在日本開建設公司，蓋房子時，把包商找來，就他得標的價格付款，然後再加百分之十，條件是：不可以偷工減料，包商承諾，結果遵守承諾。他在台灣蓋房子，如法炮製，包商收了錢，也作了承諾，結果照樣偷工減料。貪婪和不誠實，會嚴重傷害人的發展能力。僅這一點，二十一世紀就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的世紀。

　　到底是先窩裡鬥而後不團結，或先不團結而後窩裡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嚴厲的刑法可以制止貪污，但對於窩裡鬥和不團結，再重的刑法都沒有用，這是一種文化承傳和一種民族品質。在台灣日本商人可以自己協調，今年由田中公司得標，明年則由佐籐公司得標。中國商人決不可能今年先由張公司得標，明年再由王公司得標，中國人之間，沒有這種誠信的基礎。很多中國人食言像食糖一樣，不但輕鬆愉快，而且理直氣壯，甚至還譏笑堅守誠信的人是天大傻瓜，假如要我舉例子的話，我可以舉一火車。中國人必須在誠信上堅持，才能提高品質，靠著大怒或撒野，只能使自己更墮落。

七十七、他並不真懂

　　問：從來中國人誤認為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事實上僅「地大而物不博」，幾乎是名副其實的「一窮二白」。如果我模仿柏楊先生的造語法，是不是也可以說：「中國資源很多，都在地下，可惜五千年來都一直未挖出來？」

　　答：好像不能這麼說，因為中國缺少的正是地下資源，毛澤東先生喊叫中國一窮二白，跟他喊叫的其他口號一樣，他並不真正瞭解，在內心裡他仍一直認為中國真的是「物博」，否則他稍微對國家有一星點責任感的話，決不致不去從事建設，而去搞窩裡鬥。西方黷武者要大炮不要牛油，中國黷武者要核子不要褲子。不要牛油，還有麵包可吃，不要褲子，中國人簡直下不了床（勿怪乎中國人竟會這麼多）！毛澤東正是誤認為中國「物博」，才大言不慚說：「十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到過中、英、美三個國家的朋友，都會察覺到這三個國家間的可怕落差，以現在的制度和速度，中國兩百年也趕不上歐美。毛澤東的後半生，一直在和他完全不瞭解的世界鬥爭。他向閻羅王報到時，如果繞道英美觀光觀光，對英美水準之高，一定會大生其氣。

七十八、死要面子

　　問：有人認為日本是因為吸收了儒家思想後，有了這一文化基礎才能達成現代化。事實上在日本江戶時代是以朱子學為國教，到了明治維新以後主張同亞洲惡友絕交而「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才達成了現代化，成為列強。亞洲各地的經濟起飛也是掙脫了儒教思想的詛咒才能達成的。這點不知柏楊先生的高見如何？

　　答：我同意先生的觀點，這觀點跟很多人不一樣。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學派的學者或政客，都認為日本、香港、韓國、台灣、新加坡的社會繁榮，與五個地方都受儒家教育有關，這種邏輯如果成立的話，中國大陸更是儒家的發源地，卻為什麼不能現代化？而這五個地方的人都是用筷子進食的，是不是可以說筷子達成了現代化？

　　所謂「現代化」，不是蓋洋房、買機器，而是法治、民主、公平自由競爭，以及人際間互相尊重的感覺。而這些在儒家經典中是找不到的。孔丘的全部思想，「忠」「恕」而已，忠恕是做人的基本美德，古今中外，全都一樣，為什麼兩千年來都沒有能夠使社會現代化，到了二十世紀最後四五十年，才忽然有了現代化的功能？

　　「死要面子」，會迫使一個人走不出道路，也會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走不出道路。

七十九、當官的不會逃

　　問：中國自這十幾年來，歷經「改革開放」浪潮的衝擊，盲流湧向都市，又由於人蛇的活躍，盲流大量流向海外。現在在東京、羅馬、紐約……等等國際大都市已形成中國人的麻藥、欺詐、恐嚇、互相殘殺的特區。而且逃離中國者日眾。現在年輕的中國人，甚至是年老的中國人，大都以逃出中國大陸作為他們人生最大的目標。事實上逃出海外的留學生或難民，只要能在外國，沒有人再想回去。如果世界上再有任何國家可以收容中國人，不知道十億以上的中國人會不會逃光？

　　答：絕對不會逃光，至少當官的不會逃，天下之大，去哪裡找這麼多順服的「炎黃子孫」，供他們壓制、欺騙、虐待蹂躪，而又不必擔心反抗？

八十、二十一世紀展望

　　問：我已提出了七十九個問題，謝謝您對每一個問題都作回答，現在問最後一個問題，您對中國的前途有什麼看法？中國還有沒有前途，或者逐漸萎縮而終於消滅，或者仍能屹立萬邦？

　　答：中國當然有前途，因為中國人已開始知道中國人的醜陋，並逐漸注意接受醜陋的事實，這是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可喜現象。記得一九八八年我訪問日本時，日本記者尖銳的提出質問：「你是一個中國人，卻到日本批評自己的同胞，是不是感到羞愧？」我不認為有什麼羞愧，因為一個嶄新品質，跟五千年來傳統的中國人完全不同的新中國人，已悄悄興起！新中國人不沉醉過去的榮耀裡，不靠假話、大話、空話、酸話、毒話，和阿諛馬屁的話過日子，而以誠實、和平、信守、尊重，為人生的終極關懷和理念。新中國人不會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而只希望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身心都健康的世紀，是一種中國人能夠盡到現代人責任的世紀。窮也罷，富也罷；強也罷，弱也罷，我祈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最有尊嚴，也最尊重別人尊嚴的世紀。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