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記
第一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第一節　中國大勢的推移
　　第二節　西方的海陸環伺
　　第三節　西教西學的傳入與中阻
　　第四節　中西通商與英國的地位
第二章　西力衝擊（上）（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　第一節　中英爭端的擴大
　　第二節　林則徐的禁煙
　　第三節　英國的砲艦政策
　　第四節　中國境遇的初變
第三章　內部動亂（上）（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　第一節　太平軍的興起
　　第二節　極權統治
　　第三節　傳統勢力的對抗
第四章　西力衝擊（下）（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　第一節　西方國家的攜手
　　第二節　英法聯軍與俄國的機會
　　第三節　中國境遇的再變
第五章　內部動亂（下）（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第一節　清的外援與曾軍的奮戰
　　第二節　太平軍的末路
　　第三節　西南與西北
　　第四節　人民的浩劫與軍政的演變
第六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上）（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五）　第一節　朝局之變及時勢的認識
　　第二節　前期的洋務
　　第三節　紛至沓來的外在困擾
第七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下）（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　第一節　洋務的再度推動
　　第二節　中法戰爭與西南危機
　　第三節　朝局再變與續圖富強
第八章　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一八八五至一九〇〇）　第一節　日本挑釁求戰
　　第二節　中國慘敗
　　第三節　中國的分割
第九章　改制維新與排外（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一）
　　第一節　救國的新方向
　　第二節　短命的維新與朝局三變
　　第三節　社會不安與義和團的發展
　　第四節　孤注一擲
第十章　滿清傾覆前夕的內外情勢（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　第一節　列強角逐的激化
　　第二節　反動後的新政
　　第三節　革命與立憲的對峙
　　第四節　滿清的最後掙扎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　第一節　革命軍的大起
　　第二節　袁世凱的機會
　　第三節　妥協中誕生的民國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二○一七年十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小記

　　一九二九與一九三○年，屢聆羅志希（家倫）、蔣廷黻兩先生縱論近代中國史研究問題，欣悉擬合撰一書，囑為襄助。編者時正纂輯近代中國史長，不自度量，許以追隨。其後羅、蔣先生以任重公忙，無暇及此。編者雖草成長編三冊，印行兩冊，亦以世事多故，歲月蹉跎，未能賡續。一九六○及一九六三年，廷黻先生舊事重提，殷殷以了三十年前宿願相勗勉，因之復為心動，惟終懼力不能勝，遲疑未決，而廷黻先生作古。一九六七年冬，旅寓華盛頓，何淬廉（廉）先生自紐約專程惠蒞，謂友好多盼早日從事，不妨暫以晚清及民國時期為斷，勿懸的過高，總以平實簡明，可供一般閱覽為尚。再三考慮，允為一試。不久獲得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支持，遂於一九六九年秋開始，不意志希先生又繼廷黻先生謝世。一九七二年，初稿大致編就，復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助，重予釐董，年餘而畢。

　　此書以非學術著作，徵引均不註出處，參考書刊資料，亦概行從略，為便於讀者核比，僅將近人撰述，擇要列舉。何淬廉先生始終鼓勵，多方關注，固銘感莫名，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及胡昌度教授之厚誼，同誌不忘。

　　郭廷以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紐約

第一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其間僅有緩速顯晦之別。就中國而論，以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此認識。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註：馮桂芬語】；有人強調為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註：李鴻章及王韜、嚴復語】。致成此一劇變的主因，是由於華夷隔絕之天下，轉為中外聯屬之天下【註：薛福成語】，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西洋人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註：郭嵩燾語】，並未過甚其詞。

第一節　中國大勢的推移

　　一、閎放昂揚之世

　　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為人群謀求生存與生活需要的產物，各民族的處境不盡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動範圍擴大，見聞增廣，人之所長，或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納，不惟生存安全無虞，生活亦可隨之改進。否則世異勢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為盛衰所繫，必須急起直追，縱不能後來居上，最少可並駕齊驅。

　　中國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華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準，非因血統而異。遠方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比較豐厚，號稱華夏，含有美好與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則等視齊觀，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中國民族一面創造自己的文化，並予以推廣，一面接納外來的文化而予以發揚。西元前三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亞及西亞的成分。不過當時中國與域外的關係，究屬有限。是後情勢大異，中國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帝國，氣象非凡，特別是在漢代。初期頗受來自北方草原，以戰鬥為國的匈奴的欺侮。西元前二世紀，雄才大略、英年有為的漢武帝，為了自衛雪恥，決定聯好與國，加以膺懲，於是有張騫的出使西域，主動的與外國結交。張騫親自到過的有中亞諸國，間接得知的有西南亞及地中海沿岸諸國，漢先後與之通使聯婚。史學家班固曾說：「聖主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這就是漢代的外交政策。

　　更有意義的為經濟文化的交流，西域諸國愛好中土財貨，中國亦欲獲得各國珍奇之物，雙方往來頻繁，每年西去的漢使，達五六輩以至十餘輩，遠及波斯灣、地中海，東西絲道隨之大通。於是漢人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力事爭取。後代中國對域外國家常不願稱之為「大」。漢代見諸記載的國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宛、大月氏為小宛、小月氏的對稱，大夏則係指由晉北輾轉西徙至中亞的夏民族而言，因其具有文化，故稱之為「大夏」，後世的吐火羅（Tukhara）即其音轉。對於相距更遠的羅馬帝國，初名之曰黎軒（犁靬、犁鞬），西元一世紀後，則為「大秦」二字所取代。此一改稱，應與班超有關。班超在西域二十年，得知羅馬為西方大國，「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復以其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前者就文化取義，後者以地望命名，不僅對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

　　中西陸上交往，為漢代所開通，遠洋航行亦為此時之事。西人之從事印度洋活動，容略早於中國，但在西元前二世紀時，中國航海家的踪跡，亦進入此一水域，番禺（廣州）因而成為商業都會，交趾、日南同為重要港口。羅馬的各種紡織品，多由海道輸入。二世紀時，大秦幻人及使節前來京師洛陽。三世紀初，又有賈人到過吳國，吳王孫權遣人報聘，不幸道卒。約在同時，孫權派往南海的使節，謂「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賓眾，月氏（貴霜Kusana）馬眾」，將羅馬、月氏與中國並舉。

　　三世紀以後，中國在政治上陷於分裂，為期約三百年，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代表黃河流域與西域接觸的，初為前秦、後秦，繼為後魏；代表長江流域與南海接觸的為東晉及南朝。商務的往來，佛教的宏揚，尤稱盛事。佛教的東傳約始於一世紀中期，至二世紀，西域僧人來者愈眾。四世紀時，印度的鳩摩羅什（Kumarajira）歷受前秦、後秦國主禮待，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南方情況亦同，佛教與儒、道並行。中國的信徒之不惜冒險犯難，相繼西行求法，雖由於喜愛佛教哲理，而佛教的傳布不依賴國家的力量，不摻雜政治的或經濟的動機，實為中國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

　　五世紀初，後魏一統北方，與西域的關係益趨密切，洛陽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館，「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樂中國土風而居者，萬有餘家。後魏王室雖屬胡族，奉行的則為中國文化，仍具有漢化的氣概。南朝廣州的海上互市，更為發達，番舶每歲數至。

　　隋煬帝的功罪為另一問題，而其親幸突厥可汗帳中與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賈，要可稱為壯舉。唐代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太宗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曾接受四夷君長所上而非中國所有的「天可汗」尊號。皇室與外族通婚在唐代為常事，建勳立業的番人，比比皆是。中葉以後，雖曾釀成禍亂，而大難削平亦有賴胡人之力。

　　唐的西方領域，遠達裏海附近。時大食（阿拉伯）雄視西亞，威震歐洲，與東羅馬勢不兩立，但唐與雙方的關係均頗友好。大食東來使節，多達四十次，東羅馬的使節亦七至長安，其中有主教、教士，可能係景教徒（Nestorians）。

　　最早前來的景教徒為阿羅本，太宗命宰相郊迎，親行問道，為建大秦寺於京師。景教大行於各州。玄宗嘗命教士於宮中修功德。及皇室播遷，仍於西北各郡，重行立寺，並有教士參贊郭子儀的戎事，官至朔方節度副使。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教徒特於長安立碑，以誌太宗以來保護宏揚之德。景教之外，尚有波斯的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寺宇遍及南北，置官以司祭祀。回教系此時傳入，據說太宗曾於廣州、長安為之建寺。至於佛教的昌隆輝煌，則為人所共知。

　　互市的情況，又可認識唐代對外態度的另一面。港口仍首推廣州，番舶歲至四千餘艘，回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猶太教徒的商販，多達十萬以上。次為揚州、泉州，賈胡約在萬人左右。職司海外貿易的市舶使為唐代創置，負有照料番客之責，所以一稱好結使，朝廷且下詔存問矜卹。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為番長。長安、洛陽亦為其薈萃之所，有的輾轉來自海上，有的直接來自陸路，互市監或通事監即為掌理西北諸國交易而設。鴻臚寺於入朝番客，供應食宿，賈商、學生麋集，與唐人共同生活，互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職者，頗似今日的美國。

　　二、斂抑沉滯之世

　　八世紀中期，內外情勢逆轉，吐蕃、大食勢張，中亞諸國脫離了唐的羈縻，悍將藩鎮稱兵割據，河朔中原生民文物塗炭。五代紛擾，每況愈下，政權轉移，全由武力攘奪，紀綱廉恥喪亡，王朝興廢，多繫契丹的愛憎，國已不國，為期先後逾二百年。宋代勉強掙扎撐持，以元氣大損，救敝不遑，欲振無力，所有措施，趨於消極、保守，缺乏恢廓鴻圖，一反漢、唐之道，遂由動態轉入靜態，由開放轉入封閉。領導變法運動的王安石，亦勸神宗不可以唐太宗為法，其餘可知。南渡之後，朝不保夕，而觀念不變，益講求正心、誠意、修身、養性的向裏工夫，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算是道統，也是治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則雜有人欲，「人欲之極，犯上作亂」。靜與動為治亂安危所繫，所以又必須克欲，結果是空論主觀的是非，不顧客觀的情勢。清儒戴震曾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之欲，而天下治」，「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宋儒之所謂理，同於酷吏所謂法，為禍斯民至烈。

　　宋人最重視中外陸上之防，對於海上諸番則一仍舊貫，且優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國用，一以番商頗稱恭順，鮮不法越軌行事。元代南海貿易之盛，不讓於宋，泉州（刺桐）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城並稱為世界兩大港埠，經常泊大舶百艘，小船無數。唐以前往來南海的多為番舶，其後華船漸增，十三、十四世紀之時，印度洋的航權實操於中國人之手。

　　中西陸路關係，唐末以迄南宋，不復存在。北方的契丹與西方雖有往還，不過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經過蒙古西征，不只恢復了彼此中斷四百年的陸上交通，且更為直接，然其影響於中國者，遠不若歐洲之巨。西征目的在於掠奪，汗國建置，在於搜括。西征之後，歐亞間曾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驛站，往返十分捷便，西方的外交、宗教使節與商人、旅行家絡繹東來，歐洲之於中國確有所獲，中國則一無所得，原因為蒙古人並無將異域文化輸入中國的願望與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典章制度、風俗習尚，自謂上紹唐、宋，實質上去唐甚遠，而與宋為近。「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一語，充分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沿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對於南海諸國，雖曾加招諭，但只求其不為中國之患。繼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許通番貿易，仍系鎖國退守措施。

　　十五世紀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轉變。成祖銳意經營四夷，對塞北五次親征，對東北命使撫綏，對西北復通貢市。鄭和七次西航，尤為壯舉。踪跡遠達紅海及非洲東岸，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稀，充裕府庫」。此一盛況，為期僅二十年。下番海船，完全停止。此後百餘年間，瓦剌、韃靼接連內犯，北京岌岌不守。今日的長城，均此時所築，雖為限胡騎，亦為隔內外。同時中、日糾紛層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互市為利藪，至是則為禍源，「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亦即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為與外族接觸，害多於利，甚至於有害無利。

　　影響明人的對外觀念尤深的仍為學術思想。中國的真正君主專制政治，形成於明。太祖規定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尤特崇朱熹。八股取士，亦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說為考試用人的標準，不許自作議論，認定自朱熹以來，聖道已經大明，不煩後人發揮，泯滅了士子的智慧，虛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十六世紀時王守仁指摘宋學束縛了身心的發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見天理，頗尊重個人的思想自由。結果反愈流於空疏，士風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論性談天，下焉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時之刑、名、錢、穀，亦愕然罔識」。「中國嚼筆吃毫之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日」。迨外患日急，虛驕之氣不減，既不能戰，又諱言和。時西學開始東傳，雖有少數人士受到啟示，從事講求，然魚爛河決之勢已成，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

　　三、清的統治

　　清的統治政策與明無大出入，且變本加厲。滿人為數不及漢人百分之一，文化程度復遠在漢人之下，其得以入主中原，實由於明的內潰。為使政權穩定，勢須取得漢人的支持，同時又須防制權力的旁落。明初不置丞相，及至中葉以後，原備顧問的內閣大學士，卒成為事實上的丞相。清代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滿、漢各半。雍正初年，別立軍機處，軍務庶政悉歸總理承旨裁決，而以皇帝名義行之，內閣遂成虛設。軍機大臣常為四人或五六人，以滿員居多。

　　明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權重，吏、戶、兵三部尤位高任重。清代有名無實，每部尚書及左右侍郎各二人，滿、漢各一，互相牽制，職掌有同事務官，而非決計定策的政務官。另有理藩院，以管理蒙、藏事務為主。尚書侍郎限滿、蒙人補授。都察院的長官為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有給事中及監察御史。給事中按六部分科，監察御史以省區分道，滿、漢並用。明代給事中可封駁詔令，御史常巡按各省，清代則非其比，職在稽查官府，糾察有司。

　　大理寺、通政使司與六部、都察院合稱九卿。大理寺掌審讞平反刑獄重闢，通政司掌受內外章疏、臣民密封。翰林院為學術機構，亦為儲才之地，置掌院學士二人，一滿一漢。宗人府、內務府、詹事府、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均為辦理皇室事務機構。

　　總督、巡撫在明代為中央臨時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代成為常駐各省的最高軍政首長。巡撫每省一人，總督有專轄一省者（不置巡撫），有兼領二省或三省者。督、撫的職責無大區別，亦無統屬關係，均直接向皇帝負責。此一重疊峙立的制度，自有制衡作用。編制上，督、撫均為獨任、輔佐人員為六房與幕友。六房分職有如六部，以書吏任之；幕友由督、撫延聘，經辦刑、名、錢、穀、章奏，參與機要，有如督、撫的顧問或秘書。

　　布政使、按察使省各一人（江蘇二人），一掌政事錢穀，一掌刑名按劾。布政使之下為分守道，按察使之下為分巡道，各轄數州、府，此外尚有專司某種特定事務之道，如糧儲道、河工道、兵備道、海關道，視需要而設。產鹽的地區另設置鹽政或鹽運使。掌理一省學校文風的為學政或學院，與督、撫為敵體。

　　分守道與分巡道之下為府、縣，其長官為知府、知縣。一府轄數縣，賦役、訟獄、教化、治安俱為知縣的職責。介於府、縣之間的尚有州、廳，有直隸與普通之分，普通州、廳略同於縣，直隸州、廳略同於府，惟轄區較小。

　　自督、撫至布政使、道、府、縣，共為五級，層層節制，事事奉承。加以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省內文書往還，有需十餘日者，各省與京師之間，且有多達三月餘者。

　　滿洲興起，全恃其特創的八旗武力，以旗統民，亦以旗統兵。及征服日廣，續編蒙古及漢軍八旗，惟不及滿洲八旗之眾。入關之後，八旗有京營（禁旅）、駐防之分。京營任戍衛京師之責，以滿蒙八旗為限，漢軍不與。駐防負鎮撫地方之責，與漢人分城而居。初僅行於東北及直隸、山東、山西，後漸推及各省。於形勝要地，酌置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為旗人專缺。將軍權位最高，含有監視督撫之意，分駐東南的江寧、杭州、廣州，西南的荊州、成都，西北的西安、寧夏、綏遠，大都為十七世紀後期，即三藩亂時及亂後所置。直隸不設將軍，而部署獨稱周詳，所駐盡屬滿、蒙八旗之兵。統計八旗兵力約二十萬，京營駐防各半，兵均世襲。

　　以漢人組成的軍隊旗用綠色，號為綠營。京城有巡捕五營，約一萬人，各省有六十餘萬，一省多者六七萬，少者萬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所轄，分稱督標、提標、鎮標，號為訓練兵，互不相屬。總兵之下為副將，所轄為協，參將、游擊、都司、守備所轄為營，千總、把總所轄為汛，統名差防兵，平時分守各地，供應差役，遇有徵調，臨時抽撥，拉雜成軍，以防兵權為少數人所有。

　　政治軍事的防範外，思想的箝制所關尤大。清提倡理學之力，有過於明。八股取士之制照舊採行，而益加嚴密。一面懸利祿以收買漢人，使悉入彀中，一面百般折磨，必令俯首貼耳，志氣喪盡。考試分為三級，第一級為童試，三年舉行兩次，須經過縣考、院（省）考，方能成為生員（秀才），全國每次錄取約二萬五千名。第二級為鄉試，分省舉行，三年一次，分為三場，如試卷污沾，文字違例，不得再入下場。考中者第一名為解元，餘為舉人，全國每次錄取約一千四百名。會試為第三級，在京師禮部舉行，亦三年一次，第一名為會元，餘為貢生，中試的考卷如發現文體不正，字句可疑，即予除名。繼為殿試或廷試，一場而畢，得失升降，決於一日，所試為策論，所重為書法。中試的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分授翰林院修撰、編修。二甲為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共約二百名上下。再經朝考，優等者入翰林院為庶吉士，餘分為六部主事、內閣中書或各省知縣。庶吉士在館三年，經散館考試，然後授官。憑文取士，原已難得真才，進士復以字為重，不通事務，毫無常識者不乏其人。他們是每三年在數萬人之中所選拔出的高級知識分子，亦為左右政治社會的權勢人物。

　　康熙、乾隆二主又嘗舉行博學鴻儒特科。乾隆巡幸所至，每召諸生試以詩賦，給予科名。復大事採訪遺書，整理修訂成為巨帙。《四庫全書》規模之大，尤為前所罕睹。表面是為了便於流傳，實際上是為了統一學術思想。凡有乖經術的諸子百家，異端稗說，概予摒棄。不利清室，有礙於世道人心、君臣名分的著述，分別禁止、銷毀或刪改。文字之獄更是對於學術思想的直接迫害，文人筆墨如少有不當，即指為誹謗，動加刑戮，株連至廣，而以雍正、乾隆兩朝為烈。

　　統觀清代的統治策略，一切以集權、防範、壓制為尚。君權之隆，君威之盛，超過任何時代。漢、唐君臣之間，尚略有對等體制，宋、明朝儀雖漸森嚴，臣僚仍可立而陳奏，清則改為三跪九叩。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書，清則除部院堂官（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及撫、督等外，概不得專摺言事。同時厚滿薄漢，中央官滿、漢雖各有定額，但權位懸殊。軍機處並此形式亦無。歷任軍機大臣漢員不及半數，以懾於滿員勢焰，遇事惟有緘默自容。地方官的除授，滿員常居優先。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督撫大半屬於旗籍。旗官兵以旗籍為限，漢人組成的綠營將弁，則滿、漢並用。兵卒的餉銀，八旗高於綠營，升遷亦較綠營為易。一般旗人復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無處不形成滿、漢的對立。漢人之熱中利祿者，但知講習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觸時諱，不敢談民生利弊，論時政得失，惟有致力於考據之學，以求遠嫌免禍，學術上流於破碎支離，不見其大者遠者，民族的朝氣鑿喪，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社會上「清議無聞，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其身」。

　　四、清的衰亂

　　清朝統治權之真正奠立，是在平定三藩之後。十七世紀的八十年代至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最稱盛世，乾隆一朝又被目為盛世的顛峰，其實是虛有其表，中葉已入衰運。晚期貪婪黷貨之和珅當政，吏治營伍愈為敗壞，民生國計愈為凋敝。嘉慶、道光時上下因循欺矇愈甚，「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

　　八旗雖稱能戰，但人數有限。入關以後，剿平流寇，併滅南明，以降將之功居多。迨中原略定，八旗習於奢逸，漸失勇銳之氣。三藩之亂，康熙採以漢制漢政策，始克削平，綠營實為主力。其後綠營亦趨腐窳，乾隆自詡的「十全武功」，半數以上是將就了事。綠營餉糈菲薄，侵蝕成風；訓練不施，兵卒疲弱；戰守不足，擾民有餘。嘉慶初年，教亂大起，將帥視出征為致富之道，玩兵養寇。道光時軍紀愈為廢弛，勾結盜賊，吸煙、開賭，一旦徵調，僱無賴代充，見敵即逃。

　　康熙後期，國家歲入四千餘萬兩，十之七八來自地丁，即錢糧，次為鹽課、關稅。歲出以軍餉、王公百官俸廉、河工為大宗，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時且有豐盈。乾隆時，由於軍費浩繁，揮霍無度，已漸感支絀。嘉慶、道光兩朝，叛亂疊起，河決頻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額外加派特徵，直接間接均出於農民。農民所入，來自土地生產。清初全國耕地，約六百餘萬頃，人口約一萬萬，平均每人耕地約五六畝。乾隆以至道光，耕地約七百萬頃，人口增至三、四萬萬，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畝，縱令「竭力耕耘，兼收並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加以官吏搜刮，連年饑饉，人民流離，為了生存，惟有鋌而走險。

　　清的高壓牢籠政策，並不能使人完全馴服，潛伏的民族意識仍在滋蔓，準備相機反抗者不乏其人，以天地會（一稱洪門或三合會）為著。此一組織，可上溯至十六世紀中期，至鄭成功而擴大。稍後再行加強，假託部分神話，而歸本於「反清復明」。入會者，通財互濟，同生共死。福建、台灣是他們的主要根據地，其後遍及於長江流域及東南、西南地區。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團體為白蓮教，歷史較天地會為久，宗教（佛教）的意味亦重。元末的反蒙古運動，即以白蓮教為中堅。清朝初年，白蓮教重張反抗異族旗幟，信者以農民為多，分佈於黃河、長江下游。

　　歷代變亂，大都起於中衰之世。清代由於民族的不平，雖在所謂盛世，變亂亦屢次發生。康熙以後的武昌兵變，即白蓮教所策動，雲南、浙江、福建、台灣的叛亂，為天地會所領導。雍正之世，白蓮教、天地會不斷騷動。乾隆年間，復轉激劇，白蓮教一度據有水陸要衝，扼南北漕運的山東臨清。天地會一再起於湖北、福建，以台灣的勢力為大。此外尚有甘肅的回亂，貴州、湖南的苗亂。規模最大的為嘉慶年間白蓮教之亂。蔓延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其後白蓮教的別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舉，黨眾遍布華北各省。道光時代，天地會及瑤、夷、回的擾攘幾無虛日。

　　中國之有海防問題，為明代倭寇發生以後之事，其平定則賴陸師。清初為海上的鄭成功所苦，應付辦法為迫令沿海居民內遷，不許船隻出海，採取大陸封鎖。鄭氏覆亡，清廷有放棄台灣之議，可見其無意於海上經營，不了解海防意義。嘉慶年間，海盜猖獗，出沒粵、閩、浙江海面，飄忽縱橫，數年始定。

　　大致看來，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內部秩序已不易維持。即令無外來的衝擊，清的治權已不易保，對於虎視眈眈的西方強敵，又焉能抵禦？

第二節　西方的海陸環伺

　　一、歐人東來

　　歐洲與東方往還，最早應為與地中海東岸及西亞的商務，以後漸及中亞及印度。至於是否與中國有過接觸，尚是疑問，即令有過，亦只是間接的。西元前二世紀以後，中國與羅馬間的絲道初通，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始趨開朗，但是困難重重。一以絲道所經的西亞、中亞地區，常為不相統屬的部族所據，缺乏長期的安定秩序，交通往往受阻。二以地方政權對於貨物通過，任意苛徵，多方刁難，甚至予以阻斷。三以運輸全賴畜力、人力，數量有限，運費亦昂，復多崇山大漠之險，自不及水路的便利。

　　西元前一世紀後期，羅馬領有埃及時，埃及與印度之間，已有商船來往。至一世紀，羅馬商人開始自紅海進向印度，再繼續東航，遠達交趾，遂至中國，此為二世紀的事。自是以迄十四世紀，中、歐間海上貿易不絕。元亡之後，一度中斷。十五世紀初期，鄭和西航，並不曾與歐洲人相遇。到了十六世紀，始行重開貿易，此則出於歐洲人的主動。

　　以往中、歐間的海上通商，規模不大，印度洋及中國海的航權先後操於波斯、大食及中國人之手，歐人無插足餘地。再者，由地中海東去，無論取道紅海或波斯灣，中間仍要經過一段陸路，歐人在此一地帶既無勢力，對於中國又十分隔膜。蒙古的鐵騎橫掃東西，深入東歐，震慄了整個西方世界，引起了歐人對中國的注意。經過文藝復興，歐洲人的精神解放，觀念一新，好奇冒險的心理大熾。同時世界知識進步，馬可波羅的遊記不再視為神話。中國的豐富物產正為歐人所需，東方的黃金珍寶尤為所愛。地圓學說此時亦漸為部分人士所接受，東達「大汗之國」及印度、日本，不必定要經過回教徒所控制的近東故道，不妨另闢直接途徑，打破回教徒的壟斷，避免他們的剝削。更大的原因是歐洲國家的力量的增強。以往歐洲人的東行，不論其為通商或傳教，多屬於私人的活動，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節，亦乏足夠的支持。十五世紀以後，西歐瀕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國家，最後荷蘭亦獨立建國，人民的愛國心提高，政府的權力加大，為了個人的享受，國家的榮譽，這些慣於海上生活，以通商為立國之本的民族，遂爭向海外開拓。政府鼓勵於上，人民響應於下，雙方利益合而為一，主要動機實為財貨，次為傳教。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總望將亞洲人導入同一宗教信仰，以期消弭再有來自東方的武力威脅，並順利發展商務。蒙古時代的教使、教士，大都為此東來。海道大通之後，愈為積極。

　　航海技術與設備的幼稚，為十五世紀前歐洲人無法推動海外經營之另一原因。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對於自然現象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態度改變，科學受到重視，一切均在進步中，不僅能製造堅固的巨船，技術設備亦隨之改善，天文氣象的知識愈趨正確，自中國西傳的指南針裨益尤大。火藥的輸入，復改變了他們的戰術武器，各種槍砲相繼發明，商船均係武裝，不僅可以自衛，且可威脅征服所至之地的國家人民。其後歐人之能夠輕而易舉地控制印度、南洋，打開中國門戶，就是憑藉這種船炮。

　　十五世紀的歐洲國家首先致力於遠洋探測的為西班牙與葡萄牙，目的為通商中國、印度，而以獲得香料為主。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航，結果發現了新大陸，葡萄牙人循非洲西岸南進，結果發現了真正通往東方的航道。就當時對歐洲的商業利益與今後對中國的關係來說，葡人的貢獻與影響實在西班牙之上。葡萄牙是一個小國，而地理位置則便於海上活動，它一再與非洲西北部的回教徒爭戰，熟悉非洲的地理。十五世紀中期，幾乎每年均有遠航隊前往，終於在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發現了好望角。十二年後，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licut），開通了歐、亞間的直航海道，採購不少印度的珍珠、細布及南洋群島所出的香料，利市高達六十倍。一五○二年，再度東來，獲利亦有五倍。葡人益銳志東略，奪取波斯忽魯模斯（Hormuz），控制紅海口的商道，進而於一五一○年（明正德五年）擊敗了壟斷歐亞間的海上貿易約九個世紀的阿拉伯艦隊，佔領了印度西岸的臥亞（Goa），設置總督，印度洋的海權大致入於葡人掌握。雄心勃勃的臥亞總督阿布奎爾奎（Alfonso de Albuquerque），尚欲席捲整個印度洋與南洋。一五一一年攻佔了通往東印度群島的咽喉要道，馬來亞西岸的滿剌加（Malacca），繼而佔領美洛居（Moluccas），亦即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出產地。

　　葡萄牙的海上經營，係由國王主持，資本由他供給，貨物歸他支配。等到東來的葡人日眾，勢力愈擴愈遠，這般冒險家但顧私人的一時利益，往往不擇手段，為所欲為，國王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此為葡萄牙不能長期保持其東方權勢的原因之一。

　　二、海疆擾攘──先驅者葡萄牙與西班牙

　　有史以來中國的對外問題均起於塞北，東南海疆大致安謐無事。明初，即十四世紀後期，始有來自日本的倭寇，繼之為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倭寇之禍，亦隨之嚴重。及倭寇蕩平，而西方給與中國的威脅，反有加無已。

　　滿剌加為明的朝貢國，久為中國人商販之地，葡人佔領之後，得知了不少中國情形。遂於一五一四年（正德九年），東抵粵江口外，為歐洲人第一次自海道直達中國。一五一六年二次前來，而以第三次的規模為大，葡船及馬來船各四支，由安德魯德（Fernāo Perez d'Andrade）率領，使者皮利（Thome Pieres）偕行，於一五一七年至廣東東莞縣的屯門島，明人稱之為佛郎機（Frangues），此為十字軍時代東方回教徒對歐人的通稱，為安德魯德擔任通事的大概是馬來的回教徒。

　　明代南海諸番，如非朝貢之國，不許前來廣州，如非貢期，亦予阻回。朝貢其名，互市其實，「私通蕃貨與進貢者混，以圖私利」者，亦頗不少。葡人以進貢為名，但事先未經明的許可，竟突至廣州。「其人皆高鼻深目」，狀貌奇異，「銃聲如雷」，「震駭遠近」。這是中國人初次聽到西洋的砲聲，見到西洋的大船。地方官有人主張從其所請，有人認為非例。兩廣總督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因上奏請示。安德魯德退泊南頭，從事交易，皮利留於廣州，等待消息。北京初命將葡船所帶「方物」照值收購，貢使遣歸。皮利不肯即去，經回教通事的夤緣活動，卒於一五二○年進入京師。據說這位通事與明武宗十分親近。

　　南頭與屯門相去不遠，俱係瀕海關隘。一五一八年起葡人在兩地造屋築柵，剽劫商旅，掠賣人口，自為中國所不能容忍。同時滿剌加亦來請援，明人對此敕封之國的見奪，不便坐視。責令佛郎機歸還滿剌加的命令雖未生效，屯門、南頭的葡人終被逐退。明朝事先周詳部署，招致習知葡人造船鑄炮的華人如式仿製，經過一五二一及一五二二年的兩次圍攻，獲得全勝，俘虜炮銃二十餘管。此為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初次戰爭，初次使用西方武器。

　　廣東之外，葡人曾到過閩、浙。屯門、南頭被逐，廣東通商停止，北來的葡人愈多，與海盜及倭寇相結，盤踞浙江寧波的雙嶼。初尚無越軌行動，一五四六年，葡人以債務為藉口，實行劫掠，中葡再度相戰，葡人與倭寇聯合，十八年的倭寇之禍，亦於是開始。一五四八年，明軍攻破雙嶼，戰爭南移福建，再經一五四八至一五四九年的兩次激戰，閩海大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與福建紳民對於外人的態度完全相反，政府嚴禁通番，紳民則樂與為市。

　　自粵海葡人被逐之後，南海「應貢蕃夷，皆以佛郎機故，一概阻絕，船貨不通」，廣東的經濟財政大受影響，公私皆窘。一五二九年從巡撫之請，詔命凡以往朝貢諸國，仍許照舊來粵，惟佛郎機不在其內。究諸實際，葡人並未絕跡，多居於澳門西南的浪白滘（Lampaco）島，上川島及下川島同為他們所居之地。一五三五年（嘉靖十四年），南海貢舶賄通官吏，許其寄泊澳門，每年繳納船課二萬兩。此後逐漸興建房舍，成為聚落，葡人乘機混入。一五五七年，一以金錢的運用，二以助剿海盜之功，取得同樣的待遇，數年之間，至者日眾。南海諸番自非葡人的對手，澳門遂為葡人專據，「歲規厚利，所獲不資」，「詭行異服，劍芒大砲，彌滿山海」。澳門為一半島，屬香山縣，如果葡人一旦擁眾而入，直趨廣州，將不可收拾。有人建議迫令撤屋，隨舶來往，最好予以剪除。雖未見諸行事，為了預事防範，因於一五七四年，在澳門香山之間的山基建立一座關閘，繼又添設香山縣丞，駐澳門前山寨（Casa Branca），專理民夷案件。一六一四年又與葡人約法五事，亦可說是中西最早的一個條約。終明之世，雖未許葡人朝貢，不過以後雙方尚能相安。葡人所重視的為印度、南洋，中國居於次要。十六世紀末，葡萄牙本土為西班牙所併；十七世紀，其在東方的殖民地多為荷蘭、英國攘奪，葡人亦無力在中國生事。

　　清初沿海遷界，澳門葡人以屬於化外而未內徙，惟航海貿易則被禁止，商務大受影響。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臥亞總督以葡王的名義，遣使請求救濟，始准其入貢，亦即是正式允其通商。一七二○年，清禁內地商船前往南洋，但仍聽葡萄牙諸國前往。臥亞總督為表示感激之意，再遣使前來。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第一次葡萄牙國王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中國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周到。乾隆之時，對外的防範趨嚴，以澳門地位重要，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增置海防同知，訂立查驗進出洋船及在澳門夷人章程，葡人大為不便。一七五三年葡使至京陳訴，一無所得。

　　大致說來，首先自海道直航東來和中國接觸的是葡萄牙人，他們稱雄印度洋及南洋。掌握中、歐通商，但至十七世紀以後，則已日薄崦嵫。

　　與葡人同時分向海外擴展的西班牙人，其目標實為中國。哥倫布西航之時，即擁有西班牙當局致「契丹大可汗」（即中國皇帝）的國書。但西班牙人真正與中國接觸，則後於葡人約六十年。第一個代表西班牙進入東亞的為到過滿剌加、美洛居的葡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他得西班牙王的支持，自歐洲出發，繞過南美洲，橫渡太平洋，於一五二一年發現了菲律賓群島。四十四年後，始由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著手經營，又六年（一五七一）佔領呂宋。呂宋原為中國商販聚集之地，中國人初亦稱西班牙為佛郎機，有時稱為呂宋。

　　西班牙人佔有呂宋三年，中國海寇林鳳因官軍的攻剿，不克在閩海立足，率領部眾四千，前來爭奪，翌年失利而去。時福建師船跟踪而至，西班牙總督乘機遣使福州，得到了互市的許可。西班牙人野心勃勃，有主以武力征服中國者，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尋以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大西洋為英國所敗，此一企圖，自談不到。一五九八年，西班牙請市廣州，以違例被拒，但福建商船前往呂宋者頗多。因為菲律賓缺乏貨物，西班牙人多用銀餅付價，這種銀餅就是來自墨西哥的銀元。不過西班牙的對華商務，始終不甚重要。

　　販運呂宋的閩人，往往留而不返，西班牙人為了經濟及殖民地的開發，亦需要華人。於是來者日眾，西班牙人漸生疑懼，時加凌虐。一五九三年，華人憤將菲律賓總督刺殺，西班牙人大肆報復。「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時明廷財政困難，有人說呂宋山富銀礦，樹生金豆，可供開採，因派人往勘。西班牙人以為中國意欲襲取呂宋，華人將為內應，遂發兵圍攻，二萬五千商民，盡膏鋒刃，時為一六○三年（萬曆三十一年）。明廷無如之何，僅由福建巡撫移檄「數以擅殺之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西班牙人益無忌憚，既不畏懼中國，又需要中國的貨物，華商亦仍然前往。一六三九（崇禎十二年）至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又有三次屠戮，遇難者二萬餘至萬餘人不等，雖起因不一，終不能不謂為有計劃的暴行。中國政府固未盡其保護人民之責，而西班牙給予中國的觀感，亦可想見。

　　三、海疆擾攘──繼起的荷蘭與英國

　　第三個自海上與中國接觸而引起紛爭的歐洲國家為荷蘭。荷人一向自葡萄牙販運東方貨物，十六世紀末年，西班牙兼有葡萄牙後，此舉遂予禁絕。一六○一年，荷人初到廣州請市不遂，葡人亦拒其進入澳門。「其人衣紅，眉髮連鬚須皆赤」，明人稱之為紅毛番。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積極與葡、西競爭，竟取代了葡人在東方的地位。

　　鑑於在粵的被阻，一六○四年（萬曆三十二年）荷人得南洋閩人的引導，襲據福建澎湖。以明人嚴禁往來，斷絕接濟，不得已掛帆而去。三年之後，決以武力奪取澳門，發生了西方國家在中國境內的戰爭，結果荷人失利。一六一九年，荷人切實控有爪哇巴達維亞（Batavia）。一六二二年（天啟二年）二次進攻澳門，復被拒退，又趨閩海。再佔領澎湖，屢犯金門、廈門。閩吏勸令他去，另在別港拋泊，荷人不肯，反劫掠漁船，奴役漁民、客商，聯同海盜，侵擾內港。福建巡撫差人往巴達維亞曉諭無效，遂作進討之計。一六二四年，明軍直搗澎湖，荷人力不能抗，答應拆城還地，東去台灣。

　　荷人初至台灣，即於南部的一個島嶼（安平）築赤嵌城（Zeelandia），與閩商交易，這應是退出澎湖的一個條件。不久台灣南北要地，多為所有，仍不時寇擾閩疆，並將佔有基隆、淡水十六年的西班牙人逐去。

　　據有金門、廈門及閩南，與清軍相抗，奮力於恢復運動的鄭成功（國姓爺Koxinga），以攻略江南不成，從台灣閩人的建議，決先取台灣，收復先人故土。經過九個月的圍攻，荷人終於一六六二年請降。此為早期歐洲人在東方經營殖民地所遭到的挫敗。

　　荷人佔領台灣期間，曾向清廷請市，獲得八年一貢的許可。台灣被逐之後，屢助清軍進攻鄭氏的金門、廈門。及清有台灣，以荷蘭恭順，改允五年一貢。一七二九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於廣州。荷人在東方的聲勢以十七世紀為盛，然與中國的商務關係則不重要，所重視的為日本的貿易與南洋的經營。在南洋一帶，荷人先後與葡、英角逐，當地華僑備受池魚之殃。明季鼎革，閩、粵人亡命南洋者不少，荷人日益凌虐，一七四○年，在爪哇被屠殺者不下萬人，其殘暴一如西牙人之在呂宋。

　　約與荷蘭同時向東方活動，同被明人稱為紅毛番的另一歐洲海權國家為英國。十六世紀後期，英人屢謀別覓一通商中國、印度之道，以避開葡萄牙、西班牙的勢力，卒無所成。一五八八年，戰敗西班牙之後，始無所顧慮，開始取道好望角、印度洋東航。一五九六年（萬曆二十四年）英王曾致書中國皇帝，以船沉未達。又四年，倫敦的東印度公司成立，連續派船至印度、南洋。初與荷蘭分向西班牙進攻，繼與荷蘭相爭。有鑑於荷蘭請市中國的失敗，暫不作嘗試，惟間接在南洋、日本獲得中國的出產。一六三五年，葡萄牙為荷蘭所困，印度、澳門間的交通被阻。臥亞葡總督和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協定，由英船來粵代葡人運送貨物。是年第一艘英船到了廣東，澳門葡人竟不之許。一六三七年（崇禎十年），威代爾（John Weddell）代表另一英國商業團體，率船續至。葡人既恐英人奪去它的利益，又畏中國官府責難，仍多方阻撓。威代爾強入珠江，引起了中英之戰，虎門砲台失守，中國師船三隻沉沒。經葡人調解，中國允其來省買賣，威代爾答應道歉。此為中英的初次直接接觸，亦為衝突的序幕，雙方均感不快。

　　威代爾去後，英國內部多事，葡人續與為難，荷人復與相敵，東印度公司的基礎未穩，三十年間，英船僅來粵三次。以廣東秩序不佳，勒索重重，無貨可購，均告失敗。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轉來台灣，時鄭成功之子鄭經正為清、荷聯軍所苦，對英人表示友好，允免關稅，而以輸入軍火、棉花為交換條件。一六七五年，鄭經再有閩南，英人隨之通商廈門。清平台灣，英人在台、廈的活動終止。一六八八年重返廣州，不惟未因其曾助鄭氏而遭遇困難，此後商務且日有開展，一躍而居於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領導地位。

　　葡、西、荷、英之外，十七、十八世紀與中國互市的西方國家，以法、美兩國為重要。一六六○年法國商船初至廣州，一六九八年設置商務經理。時法國教士深得康熙的好感，此次又有教士同行，所以頗受優待。約在二十年後，法國印度公司廣州支店成立。不過法國的對華貿易有限，來粵商船每次為一到四艘，且非每年均有。美國獨立以前與中國的關係為間接的，獨立之後，始於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派船來粵，初經大西洋、印度洋，後改道太平洋，中國人稱之為花旗國。「其舶較他國為小，隨時可至，非如他國必八、九月始能抵口，所以來舶較多」，地位僅次於英國。

　　此外通商廣州的西方國家，有奧地利（雙鷹國）、比利時、普魯士（單鷹國）、丹麥（黃旗國）、瑞典（藍旗國）、義大利，均為十八世紀之事。

　　四、中俄陸上的和戰

　　十六、十七世紀，中西間除了為通商引起的海上紛擾外，北方陸上之爭，更為嚴重，第一次中西的大規模戰爭與正式條約的訂立，即由此而來。自蒙古汗國瓦解後，俄人開始向東擴張，一五七九年後的六十年間，囊括了亞洲北部，而於清軍入關之年（一六四四），進入黑龍江流域，奪佔土地，到處劫殺，以人為食。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年波雅科夫（Poyarkov）及一六四七至一六五二年哈巴羅夫（Khabarov）率領的哥薩克最為殘暴。於是發生了一六五二至一六六○年間中俄在松花江下游的四次戰鬥，俄人被迫西退，然仍寇掠不已，中國稱之為羅剎或羅車。

　　俄人一面以武力擴地，一面希望與中國通商，屢次遣使前來窺察中國國情。早在十七世紀初年，俄人與西部蒙古已有往來，一六一九年（萬曆四十七年）第一次來華俄使即係取道蒙古，因無貢物，未獲覲見，僅允通商。一六五六及一六六○年（順治十三及十七年）的兩次使臣，復以不諳朝儀，不肯跪拜，及表文矜誇，不遵正朔，仍均被卻。

　　一六六五至一六六六年，俄人築城於雅克薩（Albazin）、尼布楚（Nerchinsk），臣屬於滿洲索倫（Solon）酋長根忒木爾（Gantimur）投降，中國在黑龍江上游的地位大受影響。康熙要求交回，不僅未被接受，尼布楚總督反派了一位目不識丁的哥薩克人前來，命康熙接受俄皇的保護。這位使臣似不曾提出此一荒唐要求，朝見時且實行跪拜。康熙再令交還根忒木爾，勿再侵擾邊境。時值俄國與波蘭失和，西疆多事，如在東方別起爭端，實非俄國之利，因允約束邊人，並再遣使修好，但對根忒木爾的引渡依然推拖。

　　這次的使臣人選為尼果賴（Nicholas G. Spatary Milescu），他是一位博學之士，於一六七六年到達，覲見時亦行跪拜禮。康熙先問察罕汗（Chagan Khan，即白汗，為蒙古人對俄皇稱號）好，次問使臣曾否學過哲學、算學。尼果賴提出十二項請求，包括兩國文書往來，應使用一種共同文字，中國遣使報聘，自由貿易，釋放俄國俘虜。康熙不作正面答覆，聲言在下列三事未解決前，兩國斷絕一切關係，第一交還根忒木爾，第二以後使臣須遵守中國禮節，第三不得再有侵犯邊境之事。尼果賴曾作爭辯，未獲結果。他在北京停留三個多月，從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處得知不少中國政治情況及康熙的對俄態度，必要時準備訴諸武力。

　　康熙初年，國內尚未真正統一，對俄暫時容忍。三藩之亂既平（一六八二年），國基穩固，康熙正當盛年，決心解決東北問題。他先派人觀察雅克薩形勢，部署水陸交通，然後運糧調兵，置備師船，演習紅衣（夷）炮，設大營於璦琿。但仍認「征戰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後用之」。以往數次遣使行文，令俄人撤回部眾，交還逋逃，互相貿易，各安生業，總無回報，搶掠如故。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在兵臨雅克薩時，再以此意宣示，並諭統帥彭春，如俄人獻地，勿妄殺一人，但仍然無效。彭春全軍四千人，內有長於水戰的台灣兵。經過不到一天的攻擊，俄人請降，此為有計劃而勝利的戰爭。

　　雅克薩收復後，可能是由於補給不易，彭春毀城引還，遂復為尼布楚的俄國援軍佔領。翌年清軍二次進擊，久攻不下。適荷蘭使臣至京，康熙帝再以和好條件交令轉發俄皇。康熙望和，俄人亦無戰意，得知中國第一次進兵之時，已派人前來，請求停戰。康熙下令撤圍，等待俄國的正式使臣定議。

　　俄國的使臣為果羅文（費耀多羅，Feodore A. Golovin），對於遠東情形，略有所知。俄政府對他有過兩次訓令，第一次是中俄應以黑龍江為界，最少亦須以雅克薩為界，但俄人得在黑龍江及其支流自由通商。第二次是如能取得通商的便利，雅克薩可以放棄，勿重啟戰端。會議地點，商定為外蒙邊境的色楞格城（Selengask）。中國的代表為索額圖、佟國綱，均為政治上有地位的要人。隨員中有兩位耶穌會士，即法國的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葡萄牙的徐日昇（Thomas Pereira），康熙所定的交涉大綱為黑龍江及其支流，包括尼布楚、雅克薩在內，不可少棄，根忒木爾、逃人悉當索回，準俄人通使貿易，否則不與談判。

　　索額圖等於北行途中，得知準噶爾部的噶爾丹（Galdan）攻破了喀爾喀（外蒙），無法續進，遂通知俄方，另行擇地會議。遲至一六八九年。中國代表再度出發。康熙另有新的指示，如俄人要求尼布楚，不妨改以其東的額爾古納（Argun）河為界，換言之，就是放棄了尼布楚。他何以作此讓步？諒與噶爾丹的東侵有關。二十年前，俄人已與準噶爾有了接觸，這時噶爾丹復揚言借得俄兵，康熙不得不慎重將事。喀爾喀問題關係北方國防，必須從速處理，為不讓噶爾丹為俄人利用，致事態複雜，又必須及早解決中俄的爭端，統籌全局，對於中俄交涉立場，不能不有所修正，其內容與俄國對果羅文的第二次訓令已無大出入。

　　是年八月下旬，中俄使臣開始在尼布楚會議，隨同果羅文而至的武裝部隊約二千人，索額圖帶來的官兵約四千人，進入會場的衛士各七百六十人，真可說是武裝談判。果羅文的威儀極盛，索額圖有些相形見絀。雙方的開價，初均甚高，擔任通譯的張誠、徐日昇往返斡旋，方獲致諒解。後來果羅文突又變議，中國全軍即進迫尼布楚城下，果羅文終於讓步。九月七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條約簽字，原文為拉丁文，出於兩位教士之手，另有滿文及俄文譯本，其中要點：一為中俄以黑龍江上游的格爾畢齊河【註：格爾畢齊河注入石勒喀河，石勒喀河注入黑龍江】、額爾古納河與大興安嶺為界；二為俄人退出雅克薩；三為捕逃互不索回，今後不得收納，應拿獲送還；四為自由交易。

　　這是一次對等的談判，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遏止了俄人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東北達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為時勢所限，在東亞的力量不足，中國正當盛世，但康熙的應付得宜，所關亦大。不過尼布楚地區則未克保有。

　　條約訂後，康熙以全力對付準噶爾，噶爾丹一再勸說俄人反攻雅克薩，康熙亦一再知照尼布楚俄官勿為所惑，噶爾丹終於敗亡，可說是康熙對俄政策成功的另一面。至於俄國，彼得大帝所注意的是西方，在東方唯望維持與中國的和好，以便發展商務，一六九三年的俄使雅布蘭（Evert Yorbrand Ides）即為此而來。表文款式雖然不合，康熙仍予召見，準俄商每隔三年來京一次，不令納稅。旋設俄羅斯館，安置俄人，允俄人通商北京，並得派喇嘛、學生。這些權利為其後百餘年其他國家所未能享受。

　　原在新疆北部游牧的土爾扈特部，七十年前為準噶爾所迫，西走伏爾加河（Volga），歸屬於俄，仍思故土，屢來入貢。康熙為明瞭實情，加以聯絡，以制準部，因命圖理琛取道俄境前往。對於使團的言行，他均有指示，處處表示對俄的和好誠意。西伯利亞的俄官對圖理琛的接待，亦頗盡禮。彼得大帝以忙於瑞典戰爭，使團又未攜國書，所以不曾邀晤。此為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的事。

　　一七二○年，為改進對華貿易，有一位名叫伊思邁羅付（Leon Izmailov）的俄使到京。康熙要求先行交還俄方近年收留的逃人，劃定蒙俄疆界，再及其他，俄使的任務因而未克達成，僅將隨員郎喀（Laurence de Lang ）留駐北京。終以中俄糾紛時起，翌年郎喀亦不得不離開北京，貿易同告停頓。及康熙、彼得兩主謝世，俄國有感於邊界問題之勢須解決，復命薩瓦（Sava L. Vladislavitch）率領一個龐大使團東來，於一七二六年抵京，名義為賀雍正登極。薩瓦屢與中國大臣談判，受到雍正的召見賞賜，若干問題大致有了諒解，惟界務則須於蒙邊恰克圖續議。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條約成立，劃定東起額爾古納河，西至沙畢納依嶺疆界，北京照舊貿易，另准於蒙邊（恰克圖）買賣，俄國增派喇嘛、學生來京。嗣後恰克圖成了陸上的廣州。雍正對俄之如此寬大，大約亦與準噶爾問題有關。時準部勢力復熾，中國對俄懷柔仍有必要。是年清軍進剿準噶爾，雍正特知照俄方，如準噶爾人逃入俄境，可予收納。一七二九至一七三二年問，圖理琛再度赴俄，希望俄人對準噶爾問題與中國取合作態度。大致看來，康、雍兩朝，俄人頗受優遇，對於中國實情亦了解較多。

　　乾隆初年，命將俄人貿易統歸恰克圖，不准再來北京。時俄人對東北亞經營復趨積極，黑龍江為東去捷徑，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請假道運糧。先一年清軍已破準部，對俄無何顧慮，況此項要求實有違尼布楚條約，乾隆嚴予駁拒。準部蕩平，其酋長西逃俄境，乾隆堅令交還，幾乎引起戰爭。一七六四年後，以蒙邊俄人屢次滋事，恰克圖三次閉市，中俄等於絕交。一七九一年，由庫倫辦事大臣松筠與俄方於恰克圖訂立市約，條文全由中國擬定，互市如故。

　　俄國為實現航行黑龍江的希望，一八○五年（嘉慶十年）復遣使東來，因不跪拜，中途駁回。俄人十分憤慨，由於拿破崙的牽制，未敢有所舉動。一八一○年，又請通使，尤望中國先行遣派，嘉慶認為斷不可行，縱令俄人入貢，亦須斟酌。總之乾隆以後，中俄關係已轉入低潮，一般的中西關係亦復如是。

第三節　西教西學的傳入與中阻

　　一、耶穌會士的貢獻

　　東西海道大通後，第一位來東亞的基督教徒為耶穌會領袖之一的西班牙人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他於一五五二年抵廣東上川島，以明人對佛朗機印象惡劣，未能進入中國大陸，齎志以歿。葡人有了澳門，給耶穌會士若干方便。一五七九年義大利籍的羅明堅（Michael Ruggiero）到達該地，越三年，西去兩廣總督所駐紮的肇慶，以報時鐘饋贈官府，以天文算學啟迪士大夫，改著僧袍，遵行中國禮俗，他是首先來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不過真正奠立天主教在中國根基的則為另一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五二至一六一○）。

　　利馬竇幼年在羅馬研習法律、天文、算學、物理、製造、地理，一五八二年抵澳門，翌年亦去肇慶，一切照羅明堅所為。他多才多藝，儀表談吐不俗，深知欲使中國人歸附耶穌基督，教士自己首須成為中國人，尤須從知識方面轉變中國人的觀念。他與羅明堅建造了一座教堂，陳列報時鐘、樂器、圖書以及印刷精美的書籍。最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的是世界地圖，和栩栩如生的聖母像。復手製日晷儀器，加以講說，更令人感到新奇，入教領洗的漸多。一五八六年羅明堅隨肇慶知府北上，取了一個中國姓名，此後每一來華教士莫不如是。他到過江西、浙江、湖廣、桂林，復回肇慶，再返歐洲，擬請教王遣使北京，以教廷多事，無暇顧及。

　　萬曆初年為來華耶穌會士的準備時期。其後利瑪竇前去韶州，易僧裝為儒服，於一五八九年至北京，因遭疑忌，改去南京，仍與縉紳交遊，名噪一時。一六○○年，再至北京，萬曆對他所進呈的報時鐘、西琴特別喜愛，許他留居。有了這個機會，利瑪竇本其一貫作風，講學論道，五年之間，信教者二百餘人，徐光啟（教名保祿Paul）、李之藻（教名涼庵Leon），均在其內。明季來華教士，「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故其教驟興」。眾教士之中，利瑪竇之功最大，開啟了西方文化輸入中土的先河，引起此後一百年中國人對西方學術的研究風尚。西教與西學並行。一六一○年利瑪竇卒，萬曆欽賜葬地。

　　製曆授時，中國一向視為大政。明代所用的為參用回回法所製的大統曆，日久常有舛誤。利瑪竇去世之年，欽天監推算日蝕不驗，詔命曾從利瑪竇習曆象學的徐光啟、李之藻，與耶穌會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參與修曆，因之引起舊派的敵視。一六一三及一六一四年間，驅逐澳門葡人之議復起。南京的禮部侍郎沈㴶斥西士變亂曆法，誑惑人心，與澳門諸番通謀，陰圖不軌。以往萬曆帝的優容教士，由於喜愛鐘、琴，此時既涉及政治問題，自不能讓他們再留，各地耶穌會士均被解送澳門。

　　中國與西人初一接觸，即為其炮銃所震。當耶穌會士被逐之時，正滿洲努爾哈赤建元稱號之年，跟著大舉西犯。利瑪竇早已告訴徐光啟、李之藻，兵為國家大事，攻守器械，須新新無已，西洋砲銃奇巧，攻無不摧。至是以遼事急切，徐光啟請練兵自效，召葡人教炮、造炮，囑李之藻、楊廷筠（教名彌格Michael）派人赴澳門洽辦。一六二一年，葡兵百人，攜炮北上，中道被阻。同年瀋陽、遼陽失守，徐光啟再請購西炮，於是西士龍華民（Nicolas Langobarde）、陽瑪諾（Emmanuel Diaz）入京，葡兵二十四人攜火器續至。一六二六年，明軍寧遠之捷，即得力於西洋砲。善製西炮的孫元化（教名依納爵Ignatius）曾參與是役。一六二九年，徐光啟復請練兵製器，召葡人攜大砲十尊北來。翌年，徐光啟再遣人赴澳門置辦，募葡兵、華兵。以葡人多所要挾，反對西教者，復謂西炮非不可用，惟須以白蓮教為戒，事遂不成。一六三六年清軍進薄北京，明廷命四年前入京的耶穌會士日爾曼人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設局造炮，先後成五百二十尊。但潰決之局已成，新武器並未能挽救明的命運。

　　一六二九年，欽天監推測日蝕又誤，徐光啟依西法所推則驗，奉命開設曆局，延用西士。徐卒後二年（一六三五），新的曆書儀器全成，推測無不密合，貢獻最大的為湯若望。算學物理與天文曆法密切相關，利瑪竇首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復與李之藻合譯關於比例級數之書。物理方面，湯若望介紹光學，艾儒略（Jules Aleni）介紹力學，熊三拔、李之藻介紹水法。

　　天文曆法的傳入，增進了中國人對於時間的知識；地理學的傳入，改變了對於空間的觀念。自利瑪竇在肇慶繪刻世界地圖，中國人始知五大洲及地圓之說；到京進呈的貢品中，復有《萬國圖誌》。他如哲學、生理學以及繪畫，耶穌教士均有介紹。宗教書選述，自然尤多。一八二○年有一位會士帶來典籍七千部，有如西域高僧之傳入佛經。

　　利瑪竇卒時，信徒約二千五百人。三十年後，達十萬以上，而以崇禎朝（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為最盛。徐光啟嘗向崇禎進天主之說，湯若望出入禁中，亦屢以為言，宮中立有教堂。一六三六至一六四○年間，后妃入教者三人，宮女七十八人，內監四十人，皇室一百十四人，各省無不有教堂教徒。南明弘光及隆武曾遣耶穌會士赴澳門求兵，為教徒瞿式耜（教名Thomas）所擁立，皇太后、皇后、太子均受洗禮。

　　約在一六三二年，有一位信奉西教最篤的浙江鄞縣人朱宗光，他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推崇西方文物軍政，一篇闡揚基督教義。在前一篇中，他說：「太西諸國原不同於諸蠻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所不如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風俗不如也。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宮室皆美石所製，高者百丈，飾以金寶，緣以玻璃，衣裳楚楚，飲食衍衍，我中土繁華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萬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砲所擊，皆使堅城立碎，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為夷狄，吾惟恐其不夷也。」三百餘年前有此了解，洵屬難能。

　　二、西學西教的發展

　　明清交替之際，在南方的耶穌會士為支持南明的恢復運動而努力，留居北京未去的則轉而擁護滿清的新政權，頗得青睞。攝政王多爾袞到京後，限內城居民於三日遷出，俾八旗居住。湯若望奏稱，天主堂內存有新修曆書雕板、測量天象儀器，及禮器經典，不易搬移，儀器倘有損失，修正購辦亦多困難，請准西洋教士仍居原寓。多爾袞準如所請，另給上諭，加以保護。新王朝需要新時憲，多爾袞以湯若望的新曆法，合乎天象，「天運已新，允宜用此新法」。湯若望復面陳新法正確無謬，多爾袞即將所纂曆本頒行，命湯若望為欽天監正，這是以往西洋教士所未曾有，而為其後一百餘年他們所常任的職位。各地教士亦多賴湯若望之蔭庇。一六五○年順治帝親政，湯若望的寵眷愈隆，不時獻替忠言，講說道理，歡洽有若家人，曾於京師賜地建天主堂，御書堂額，御製碑記。甚至太后與大臣商議大位繼承問題時，亦取決於他。耶穌會士希望順治成為中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康熙初年，大臣輔政，湯若望因曆法舊派楊光先誣陷下獄，賴太皇太后之力得以釋免，一六六六年卒。

　　英明好學的康熙親政後，不僅恢復了西洋教士原有的地位，給予的渥待，且過於順治之時，為在華耶穌會士的黃金時代。一六六九年，以欽天監楊光先推測不驗，製器無方革職。授比利時籍的南懷仁以欽天監監副的職銜，負實際製曆之責，他是利瑪竇、湯若望之後的第三位傑出的耶穌會士。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炮，先後成六百八十尊。召見時賜坐、賜饌，禮遇之隆為滿、漢大臣所罕有。他歿於一六八八年，追贈禮部侍郎，予諡勤敏，派大臣致祭，此又為西人所未有過的殊榮。尋復遣官祭墓，稱道他「學擅觀天，克驗四時之序，識通治曆，能符七政之占【註：七政為日月五星】。非惟推步無差，抑且藝能兼備，鑄為軍器，較舊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堅而制勝。恪恭不怠，奉職惟勤，術數咸精，造思獨敏」。御製碑文，尤念念不忘其「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的大功。三藩之役，滿清存亡所關，南懷仁所鑄大砲為清軍制勝的一大關鍵。接替他治曆工作的為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法國的耶穌會士白進（Joachim Bouvet）。張誠亦於此時攜帶天象儀器、書籍三十箱入京。

　　治曆、造炮為南懷仁受到寵眷的直接原因，康熙的濃厚求知欲，愈使彼此關係親密。他幾乎每日入宮，為康熙講幾何、代數。一七一三年，設算學館，選八旗世家子弟學習，兼及曆象、樂律。御製的《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律呂正義》，多采西說。

　　第一位服用西藥，相信西醫的中國帝王為康熙。一六九三年他忽發高燒（瘧疾），經張誠、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進以金藥（quinine），一服而愈；特於皇城內賜廣廈一所，並準於附近建築教堂。另一教士羅德先（Bernardus Rhodes）治好了他的心悸症，被任為御醫。精通外科醫理的羅懷忠（Jaseph da Casta）在內廷行走。

　　第一部經過測量繪製的中國地圖，成於康熙之時。一六六五年以畿輔常被水患，命白進等測量，繪成地圖。一七○八年又要他們測繪全國地圖，一七一七年完成。貢獻最大的，白進之外，有雷孝思（Joannes B. 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ix）、費隱（Xavier Fridelli）、馮秉正（JAMM de Mailla）、麥大成（Joannes Gardaso），多數為法國籍。這部地圖即《皇輿全覽圖》，流行二百餘年。

　　在清初對外交涉中，耶穌會士頗稱活躍。一六八六年俄使到京請和，康熙曾命閔明我前往報聘。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張誠、徐日昇斡旋之力實多。條約的正本為拉丁文，以後中俄文書往來亦俱用拉丁文，自然有賴於耶穌會士的翻譯。一七○五年，命翰林院學習。時俄羅斯館已設置多年，俄國學生在館習滿文、漢文，八旗子弟習俄文。雍正時，中俄交往愈繁，於是別立西洋館，專攻拉丁文。

　　西洋教士既受優容，傳教大得便利。一六五○年信徒已達十五萬，一六六一年約二十五萬，一六七○年約二十七萬。康熙時，法王路易十四世的聲威方盛，法國耶穌會士開始來華，他們的影響與貢獻，非他國教士所及。但只許京師的西洋人自行其教，不准各省立堂入教。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撫有禁止傳習天主教之舉。簽訂尼布楚條約的索額圖與張誠、徐日昇十分友好，賴他的運用，一六九二年，禮部會同大學士奏稱西洋人德性過人，近來管理天文算學、鑄造之器，隨同辦理中俄事宜，均著勞績。在各省居住的西人，亦無為惡亂行之處，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各處天主教堂應照舊存留，凡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奉旨依議。從此天主教可公開活動。十八世紀之初，教徒究有多少，不得而詳，有謂北京一處每年受洗幼童，不下四、五千人，如屬可信，全國每年入教者當有數萬人。

　　三、教士內訌

　　域外傳入中土的宗教，首推佛教為盛，次即基督教。佛教歷百年而始行，又百年而大昌。基督教的景教一派，唐時雖曾流行，但斷續無常，元以後中絕逾二百年。自耶穌會士到後，傳布的順利似過於佛教，主要原因為中國在政治、軍事方面有需於西方的科學、技藝。但是數百年來狹隘的華夷觀念，已根深柢固，衛道之士仍攻詆不已。教士內部的傾軋更是致命的打擊。

　　耶穌會士深知儒家權威之不可凌犯，對佛教則持排斥態度，指所言天地為不經之談。他們雖推崇孔子的克己，孟子的事天，對於道學或理學，則多有批評，謂理道為虛字，駁天即理之說，指宋儒妄為註釋。理學家反詆他們為「太極之亂臣賊子，素王之惡逆渠魁」。正宏獎理學的康熙對於耶穌會士的此種議論，當亦非其所悅。

　　中國歷史上的叛亂，往往與宗教迷信關連，元末白蓮教亂尤為著例。耶穌會士來華前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西班牙人併滅呂宋，荷蘭人寇掠閩、粵。明、清之際已有人說在華教士與澳門諸番通謀，假旁門左道，「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攻擊他們「廣布邪黨，踞澳門為巢穴，接渡海上來往」，「立天主堂於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內外勾結。康熙初只允在京西人自行其教，不許傳布。一六九二年弛禁後，仍有人說教士離鄉背井，國君資以巨金，必有大欲。及教士內訌發生，教王直接干預，康熙的態度隨之而變。

　　教士的內訌，一是為了禮儀問題，一是為了教派競爭。利瑪竇認為中國所謂天或上帝，同於西教所謂最高主宰耶和華，中國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並非偶像崇拜，當時他的同會教士已有人不以為然。與耶穌會士原有異見的多明我會士（Dominicans）、方濟各會士（Franciscans），屢欲來華活動，因耶穌會士及葡萄牙人的阻撓，不甚順利，遂乘機相詆，謂天與上帝不能與真主並論。祀祖、祭孔俱屬迷信。教王對此一爭議，態度忽左忽右，使問題不易解決。一六七一及一六七四年，方濟各與多明我會士得西班牙人的協助，來者日眾，耶穌會士亦將法國的力量引進，雙方縱橫捭闔。一七○○年，閔明我、張誠等特行奏陳，謂祀孔為敬其為人師範，祭祖出愛親之義，盡孝思之念，所設牌位，不過抒報本追遠，如在之意，郊天乃祭天地萬物根源主宰，亦即所以事上帝，御賜教堂「敬天」二字匾額，正是此意。康熙完全同意，說是合乎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為天下通義。耶穌會士佔了上風，反對派自不甘休。一七○三年，教王格勒門第十一（Clement XI）任命了一位素不以耶穌會士為然的顏璫（Carolus Maigrot）為遠東主教，次年制訂禁約，規定對天地萬物之主須稱天主，禁用天與上帝及敬天字樣，不許祭孔、祭祖，並派一年僅三十四歲的多羅（Carolu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為專使，東來執行。一七○五年（康熙四十四年）至京，康熙頗加禮遇。次年，顏璫至，斥中國為無神之地，並涉及康熙，自大的多羅復發布教王禁約。康熙大怒，將顏璫發往黑龍江，多羅押送澳門看管（一七一○年卒），傳諭在京西人，「今後如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留住不去的發給印票，安居敷教，不得復回西洋。為使教廷明瞭一切，派艾若瑟（Joseph Antonious Prouana）往羅馬傳旨，另有與教王接近的兩位義大利教士德理格（Theodroicus Perdrins）、馬國賢（Matteo Ripa）上書教王，說明中國供牌及敬天兩事。羅馬久無音信，教王反再將禁約宣布，勢在必行。一七一六年，消息傳至中國，康熙召見西人，要他們必須遵守利瑪竇的規矩。

　　一七一七年，北京接得教王「奏帖」，僅云即差人復命。康熙再令俄人傳信羅馬，另以西洋字刊刻，分交來粵西洋人帶去，可見他盼望教王答覆之殷。又兩年，他對一位自福建來京的教士說：「以後西洋人來信，必先奏聞，毋得隱諱。爾眾西洋人內，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見，亂寄書信者，即係亂法之人，在中國亦無用處。除會技藝人留用外，其餘眾西洋人務必逐回。」一七二○年，教王的第二次使節嘉樂（Carolus de Mezzabarba）行將抵京，康熙預囑在京的西洋人，如嘉樂問及行教之事，應公同答以「俱遵利瑪竇規矩」，不可各出己見。嘉樂到後，提出二事：一為准其管理在中國傳教西人；一為准中國入教之人，俱依教王禁約。康熙答以「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他在二十九天之內，召見嘉樂六次，詳為解說供牌及稱天為上帝意義，並說「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不久又派耶穌會士前往羅馬，但教廷不許他陳訴。中國一向以敬天法祖為訓，教王要一反其道，事關中國立國大本，倘果如此，無異要中國聽命於教王，康熙自難認可。

　　四、西教被禁與西學之衰

　　康熙所重的是西洋科學技藝，愛屋及烏，所以才聽耶穌會士行教。儀禮之爭發生，引起了他的反感，屢露禁教之意。一七一六年，他曾說：「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南洋諸國之遭芟滅，應是殷鑑，教王之定欲干涉中國內政，提高了他的警惕。到了治尚嚴明，性復多疑的雍正，尤不容他人越俎，耶穌會士的捲入宮廷政治，更使他憎恨。他和他的兄弟允禟等為爭奪大權，各樹黨羽。管理北京南堂的耶穌會士穆敬遠（Joannes Mourao）和允禟接近，宗室中的蘇努父子亦與耶穌會士交好，暗助允禟。雍正繼位後，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將允禟及蘇努之子發往西寧，穆敬遠隨行，他們仍未停止活動，遊說陝甘總督年羹堯，並用拉丁字拼音通信。一向為雍正策劃的閩浙總督滿保請將各省西人除曉通技藝者外，餘俱送往澳門安置，改天主堂為公廨，嚴禁入教。於是天主教被禁，但尚不嚴厲。第二年，教王班納十三世（Benedict ⅩⅢ）的使節以賀祝新君即位為名到京。雍正告以如西洋人遵守中國法令，將照舊施恩。在京的耶穌會士亦懇求寬免逐回。雍正表示：「朕於西洋教法，原無深惡痛絕之處，但念於中國聖道無甚裨益，不過聊從眾議耳。若果無害，則異域遠人，自應從寬。」不久康熙派往羅馬的耶穌會士歸來，雍正得知教廷不許他陳訴，自感不懌，再度宣布他對宗教的看法，亦可略見他禁止天主教的原因。他說：「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為本。」「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謬說，遂成異端。」「西洋精於曆法，國家用之，其善不可泯。」「今妄生疑議，以同己為是，異己為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品類不齊，習尚不一，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且各有長短，惟存其長，棄其短，則彼此可以相安。」此後，耶穌會士仍繼續前來，京師教堂照舊存在，欽天監的西人供職如故。

　　一七三五年，教王停止耶穌會士的在華工作，中國教禁亦日嚴一日。一七四六年乾隆有不准福建、廣東行教開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自後三十餘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懲治者，時有所聞。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與反教者之常將天主教與白蓮教並舉，不無關係。嘉慶年間，教士不敢多所活動。一八○五年有兩名在宮內供職的教士，私繪直隸、山東地圖，交人帶往廣東，擬送羅馬，中途截獲。詔以其居心叵測，將一干人犯發往伊犁，西洋堂總管治罪。一八一一年，對於在京當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隨，餘俱令回國。一八一四至一八二○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別在成都、長沙、武昌正法，株連的中國教徒更多。

　　乾隆留用教士，以工於繪畫的義大利人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為最知名，次為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h）、王致誠（J. Denis Attiret）。乾隆自負的武功，多由他們繪成戰圖。圓明園內的西式建築，亦係郎世寧設計。園內有鐘房，自鳴鐘多至四千餘座，由西洋人擔任修理。對於西樂他同具興趣，所以亦有懂得音樂的教士出入宮中。

　　有人說明代晚期，耶穌會士被視為顧問，康熙時以學者、客卿相待，乾隆時則有如僕傭。在不違背道統、治統的原則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獻所長的雅量。雍正雖然禁教，仍承認西洋曆法之精。乾隆所愛的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學。嘉慶時教士的地位更為低落，幾不易存身。道光時（一八三八）欽天監內的西人，為之絕跡。

　　西洋教士初以學術、技藝而為朝廷縉紳所重；雍正後，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同時文字之獄復日加殘酷；縱使利瑪竇復生，亦無以施其技，徐光啟再世，亦不敢從其遊。《四庫全書》雖收有西士譯述，而每有微詞，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製作為「誇詐迂怪，為異端之尤」，「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異端異學自不宜沾染。大儒如戴震有算學和製作智慧，而不克多所發揮；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承其家學，喜研數理，因恐涉「奇技淫巧之嫌」，不敢公開講求。其他「嗜奇之士，類多委諸例禁，置不敢言」。

　　禁教並未禁止通商，廣州的互市，繼續進行。商人志在謀利，難望與文化發展相聯繫。十八世紀以來，百餘年間，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科學、技藝的進步，思想、社會、政治的演進，空前所無。中國故步自封，孤陋寡聞，依然故我。彼此觀念距離極遠，利害更相逕庭，根本關鍵由於雙方欠缺了解。

第四節　中西通商與英國的地位

　　一、廣州互市

　　廣州為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開，英船曾來閩、浙，但不甚順利，互市仍集中廣州。一七一六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管理會，基礎漸趨穩定，不滿之心亦與日俱增。

　　十九世紀以前的中西貿易，雙方均採獨佔制，在歐洲為各國的公司，特別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為廣州的洋行，特別是洋行合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為互市的自然結果，然後得官府認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獨佔性相似。海禁開後，洋行地位益為重要，通稱為十三行，實際不必常為此數。官府為便利計，管束夷商，徵收課稅，亦委諸洋行商人，他們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間。行商互相競爭，甚或以不正當手段，勾結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僅夷商官府兩受其害，誠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牽連。一七二○年行商商准官府，訂定規約，由各洋行合組公行，公辦對外貿易。夷商認為這種完全壟斷制度對他們愈為不利，中國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對，第二年即行廢止。

　　西洋貨船進口，多在六、七月間，出口在十一月前後，以便利用信風。進口時先由澳門同知撥給引水，代僱通事、買辦，出口時交出兩無蒂欠甘結，再由海關監督發給印照（紅牌）。進口收泊地點為黃埔，夷商將貨物分為股份，自行擇定行商，委託銷售，並代置辦所需貨物。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資本微薄，未能照數如期繳納課稅，因就中遴選殷實者，作為「保商」，以專責成。但承銷夷貨的各行商於完納課稅，仍多觀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貨銀代墊。

　　夷商寄寓洋行之內，各國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賃屋開設，及商務繁盛，行商別於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稱為「夷館」。居住夷館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註：公司管理會主席、副主席】，不准攜帶眷屬，交易完畢，須退至澳門。一七五一年，禁令加嚴，如有番婦進口，夷人船貨，一併驅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養生息，開盤踞之漸。

　　中西通商之前的關稅，係按貨「抽分」。十六世紀以後，改為輸銀，分水餉與陸餉。水餉一名船鈔，按船的廣狹大小為準，陸餉一名貨稅，視貨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屬正稅。船分三等，一等徵銀一千一百二十兩，二等八百八十兩，三等四百八十兩。貨稅大致為百中取二，或三、四。兩項合計，並不為重。由於海關人員的刁難勒索，夷商的實際負擔不止此數。每船所繳船鈔多在二千兩左右，所納貨稅超出正稅一倍，以至三四倍。當時歐洲貨物銷路不暢，夷船所載，大半均屬現金，每銀一兩須納百分之四的分頭銀，復以海關歲入，定有最低數目，名曰「正額」，超過的名曰「盈餘」。設關之始，正額時有不足，一再核減。其後盈餘增加，常超出正額一倍，雖由於來船日多，亦與政府的獎懲政策有關。正額固須如數，盈餘亦不得短少，否則議處，如有溢額，按數議敘。稅吏為顧考成，不免濫徵。十八世紀初年，粵海關正額每年不過四萬餘兩，盈餘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後盈餘亦列入正額。

　　船鈔由海關直接徵收，出口稅由行商於代置貨物時扣清，進口稅於夷船回帆時核明。最為夷商所痛惡的為「規禮」，亦即官員、胥吏，以及書辦、巡役、家人、通事對夷商的榨取，名目繁雜，為數不下正額或盈餘。一七二七年，規禮歸公，每船約徵三千餘兩。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進口三十項，出口三十八項，合計每船共繳一千八百餘兩。夷商的負擔不惟未減，反而增加。

　　債務、兇案、兵船亦為不時發生的糾葛。一七五八年行商拖欠法國商人貨銀，粵督勒令發給。拖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數目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領。中外兇案的最早者為一六八九年英國水手擊斃華人事件，英船不顧而去。外國兵船例不准進口，一七四二年，英國兵船帶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駛進虎門，幾肇兵端。三年之後，又在粵洋截捕法國商船。

　　二、口岸限定與夷人防範

　　英商為避開廣州的浮收苛徵，屢去廈門、寧波嘗試，均不如所望。東印度公司總欲開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寧波。一七五五年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mes Flint）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餘年來夷船不至，殷勤接待，諸事頗稱順利。第二年英船續到，北京諭令取締。廣東當局為了自身的利益，尤不願英船舍粵他去。一七五七年浙江科稅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布，以後不准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一以廣東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謀生，二因虎門、黃埔設有官兵，不似寧波可以揚帆直至。洪任輝明知有此禁令，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復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攜預先備好的呈文，逕去大沽，上京申訴。呈文中所控的條款有粵海關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行商制度多弊。乾隆以「事涉外夷，關係國體」，派欽差二人赴粵按察，將海關監督革職，家產查封，規禮名目刪除，行商欠款按股勻還，洪任輝則以「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圈禁澳門三年。各國商人認為處罰不公，出而抗爭，兩年後，英軍官來粵投文，要求釋放，均遭駁回。

　　自一七五九年起，廣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對於夷商的管制更嚴，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們除非不與中國貿易，否則唯有聽從廣州官府及行商的擺佈。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約」，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夷人與人民往來。一為永禁夷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二為夷人均須投寓夷館，不得攜帶兇械火器，夷館由行丁把守，夜晚鎖錮，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由行商經手；三為禁止行商領借外夷資本及夷商僱用漢人役使；四為禁止內地人民為外夷傳遞書信；五為夷船收泊之處，加派要員稽查。有了這個章程，行商責任加重，聯名請求恢復公行，所有關於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負責。夷商表示反對，英、荷等國船隻以延不進口起貨、停止交易相要挾，爭持兩月，始勉強解決。一七七一年，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多方運用，粵督得了十萬兩的饋贈，再由行商出名，說是「公辦夷船，眾志紛歧，於公無補」，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後，傳說公行又擬重組，東印度公司大班上稟總督及海關監督力爭。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實施，直至南京條約訂立。總括公行或行商的職責為統辦中西貿易，承保應納課稅，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動，居間經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國官府不直接與外人接觸，換言之，公行或行商負有商務與政治的雙重責任。

　　行商獨握中西貿易之權，獨負管理夷商之責，亦獨享商務之利。最富有者，為同文行的潘家，通稱「啟官」，怡和的伍家，通稱「浩官」。因經營不善，以致傾家破產者亦不乏人，負荷過重，為原因之一。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每年例須以珍奇之物獻於皇室及中樞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鐘錶、洋鏡、朝珠之類，和珅的難以數計的珍藏，大都由此而來，價款則歸行商賠墊。實物貢品之外，尚有現金（貢銀），每年五萬餘兩，如遇皇帝萬壽大典，須額外報效。軍需的捐派，為數亦鉅，所可知者，乾隆時的金川與台灣兩役，行商曾分別捐銀二十萬兩及三十萬兩。廓爾喀之役，復與鹽商共捐三十萬兩。所有這些支付，無非轉嫁於夷商。

　　此時期的債務糾紛，亦趨嚴重。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貨價、借領夷商銀兩，並未生效。這是雙方的責任。拖欠貨價，多由於每年夷商回國之時，將售賣未盡之貨，作價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銀兩，照複利滾算。日久本利累積，遂成巨額。借領銀兩多由於港腳商人，貪圖重利【註：港腳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的商人，其船名曰「Country Ship」。港腳為country的譯音】，將款貸於行商，終成不了之局。一七七六年，有一行商賒欠英商貨銀一萬兩，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還。一七七九年，另有兩行商因高利貸積欠港腳商達三百八十餘萬兩，其中三分二為利息，英國派遣兵船強索，政府除將兩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償，於是有徵收「行用」之事，將本輕易售之貨，每銀一兩，抽行用三分，備作還債之用。日後貢項、軍需、捐派均出其中。貨物不論粗細，一體加抽，且不止三分。

　　關於兇案，一七七三年，一華民在澳門遇害，疑凶英人被迫交出處死。一七八四年，英船因鳴炮誤斃華人兩命，貨長遭受拘捕，英人武裝示威，中國派兵包圍夷館，實行封艙，卒將砲手縊斃，從此英人不再交犯。

　　三、馬戛爾尼奉使的無成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廣州夷商所受的壓迫愈甚，糾紛愈多。一七八四年，砲手處死案使他們感到安全可慮，尤重要的問題為英國的對華貿易。十八世紀末年，鴉片進口與茶葉出口逐年增加，利潤至大，同時又希望為工業革命後的紡織品推廣市場。一七八七年，英國政府決定援以往俄國之例，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為使，與北京直接交涉，希望取消中國對於互市的限制，給與英商便利與保護，取得一處地方或海島作為貨棧，兩國互換使節。卡茨喀特道卒。一七九二年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Bengal）長官的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為特命全權大使，司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副之，隨員八十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九十五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攜「貢品」，約值一萬五千餘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畫、毯氈、軍品、車輛、船式，計六百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的文明。英王喬治第三的「表文」，即致中國皇帝的國書，首先稱道中國地方廣大，皇帝仁慈，繼謂英人的海外活動，非為開疆拓土，亦非為貪圖商業利益，而在增廣見聞，交換知識，互通有無，中國尤為所嚮往，所以派人前來駐紮。在隨行人員中，「如大皇帝用他的學問巧思，要他辦事做些精巧技術，只管委他」。所有在華英人，亦「求大皇帝加恩」。

　　使團到達之前，由東印度公司通知兩廣總督，說是英王因前年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特遣使進貢。乾隆表示歡迎，命沿海督撫照料，另派大員在天津接待。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馬戛爾尼行抵北京，再轉往乾隆駐蹕的熱河。為了覲見禮節，雙方發生爭議。乾隆要他跪拜，馬戛爾尼只肯行英國之禮，乾隆大為不懌，及見到國書，復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干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駕返北京後，軍機大臣和珅，即將頒賜英王的敕諭與禮品發給馬戛爾尼，含有逐客之意。禮品中有玉器、瓷器、彩緞、茶葉、墨、扇之類，大可與貢品作一比較。敕諭措詞全是上國口吻，一面嘉許英王恭順，一面不准留人住京，理由是不合體制。馬戛爾尼又以書面列舉六項請求，因於別一敕諭中逐一駁拒。首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准行。最後告誡英王，如英船至浙江、天津，定當驅逐。

　　馬戛爾尼於失望之餘，十月初自北京取道運河南下，由軍機大臣松筠護送。行至杭州，改由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伴行，續赴廣州，回抵英倫，已是一七九四年九月。馬戛爾尼之來，雖係為了英國商務與中英關係，亦望促進中國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驕盈自負的乾隆，與貪庸不學的實際首相和珅均不足以語此。他在中國五個多月，接觸過不少中央、地方大員，目睹耳聞了不少政治、軍事、社會實情，深感中國人的知識淺陋，官吏貪污，人民困苦，武備廢弛，一切虛有其表。如一旦與英國發生衝突，勢將土崩瓦解，俄人或將乘機而入。這些觀察，不妨說是他的真正所得。馬戛爾尼曾與長麟談到廣州商務問題，長麟允加整頓。東印度公司即將不滿之事，逐條稟呈，獲准的僅為英人可於夷館附近花園散步，每月兩天；貨船開行後，英人可在廣州續留二十天；英人得向買辦學習漢語；英人犯法由本人當罪，惟大班須負責將犯人交出；其他貨稅陋規依然如故。

　　馬戛爾尼曾告訴長麟，將來英王要另具國書，再來進獻。過了兩年喬治第三果然續有書來，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的回答是要他「益勵藎誠，永承恩眷」。雙方在觀念上是南轅北轍，不愉快的事件愈來愈多。

　　四、糾紛不已

　　馬戛爾尼東來之時，正值法國革命，英、法對敵之秋。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傳聞法國軍艦在粵洋出現，英兵船亦駛至虎門口外，兩廣總督以停止貿易相威脅，始行離去。一八○二年，法軍攻入葡萄牙，英兵船又來廣東，準備登陸澳門，北京命粵督嚴陣以待。旋以英法議和，英兵船離去。此一行動，再加上欽天監葡人的中傷，謂英人兇狡譎詐，常懷蠶食之志，印度已為併滅，益增清廷的猜恨。一八○八年，英軍竟將澳門佔領，粵督實行封艙，英海軍提督準備強硬對付，粵督亦調兵備戰。經英國大班的調解，英軍始退。嘉慶痛斥英人，重懲廣東督撫將軍，重訂防夷章程。五年之後，又有英兵船在虎門口外追捕美國商船之事，粵督調集水師制止，責令大班負責，以封艙相迫；大班則以撤退貨船為要挾，結果妥協了結。英人傷斃華人事件，一八○○至一八一○年，有過三次，每次均引起交兇爭執，大都不了了之。債務問題，一八○九年有三家行商拖欠英債約一百七十萬兩，仍於行用項下清償。一八一五年復有七家行商負債約一百萬兩，英商以牽涉過廣，恐行商破產，影響貿易，允止息歸還。

　　以上是馬戛爾尼返國後二十年間，中英間的不快事件。英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粵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使團的規模不似上次之大，貢品不似上次之多。大使之外，有副使二人，其一為曾隨馬戛爾尼到過北京、現任公司大班的小司當東（Sir George T. Staunton），是一位中國極不歡迎的人物。前次大使的派遣，事先未徵得中國同意，此次北京得悉消息之時，阿美士德已將至大沽。此為英國有意為之，使中國無從拒絕。鑑於以往英國的行動越軌，北京對於英使的再來，自多疑慮。

　　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八月，阿美士德行抵天津，嘉慶派了兩位大員照料。如馬戛爾尼一樣，阿美士德亦不肯跪拜，嘉慶定要他遵行。定期覲見的早晨，經過長夜奔馳，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的宮門附近，仍拒行跪叩之禮。照料的大臣捏奏正副使「猝然患病，不能行動」。嘉慶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逐回。當天阿美士德離開北京，失敗甚於馬戛爾尼。是後中英的齟齬有加無已。其犖犖大者，有一八二○年的交兇案，英船以退出廣州相抗。有一八二九年的債務案，英船以不進口要挾，中國亦準備斷絕英人通商，相持三月之久。二百餘萬兩的債務雖照例於行用內清償，而為數略同的新債又生。

　　另一嚴重爭執為「番婦」案。一八三○年東印度公司大班攜眷坐轎，入住夷館，粵督限日離去，否則派兵驅逐。大班即招來武裝水手抵抗，公然指責中國官吏妄用權勢，後果正復難測。經行商調解，英婦退回澳門。事為一位粵籍給事中所知，據以奏聞，斥英人「自恃富強，膽大妄為」，「控制之方，不可不稍從嚴峻」。粵督重申禁令，不准番婦居住夷館及夷人乘坐肩輿，夷商如有事須赴總督衙門稟控，應將稟詞交行商代遞。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每年來粵的歐洲商船約三十至四十隻，以英國為多。至十八世紀前期增為八、九十隻，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者約二十隻，俱為一等大船，港腳船約三十隻，十之五六為大船。十九世紀初，美國的對華貿易進展最速，每年三十餘隻，十之八九為二三等船。印度的英國商人為推廣通商地區，港腳船不時私來福建、台灣。一八三二年，東印度公司亦命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北航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登州，傳教士郭士立（即甲利，Charles Gǖtzlaff）同行，調查沿海情形，要求貿易，並散發文告，申述在粵所受欺侮，說明英國的國勢不可敵視輕蔑。地方官照例不准進口，但私與相通者仍眾。胡夏米、郭士立認為北方人民樂與外人買賣，官府既無實力，亦不認真執行禁令。中國武備廢弛已極，如要發展貿易，非口舌所可達成，勢須訴諸武力。

第二章　西力衝擊（上）（一八三○至一八五○）

第一節　中英爭端的擴大

　　一、英國的新舉措

　　海運大開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觸已兩世紀，彼此互感不滿。中國雖無調整之意，英國則已不耐，認為非變不可。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漸次完成，機器化的生產大量增加，市場固待開擴，原料亦須爭取。同時交通革命方興未艾，火車開始行駛，輪船利於致遠，自歐洲東來時間縮短，一時雖不能大量使用，要為時不久。制海權業已掌握，軍備日強，印度早為所有，一八二四年又佔領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新加坡，控制了東入太平洋的海道要衝，在在使英人不安於現狀。地大物博的中國門戶必須進一步地打開，中西的關係必須修正，無論中國是否情願，已是勢在必行。

　　過去英國的東方貿易，由倫敦商人組成的東印度公司獨佔，利益歸其獨享。當英王給予特許狀時，尚無大異議。十七世紀末年，漸不受尊重，十八世紀曾遭抨擊，印度的散商（港腳商）同聲應和，主張自由貿易。因工業革命而新興的英國工商城市，反對公司尤力，經濟學家亦高唱放任論。一八一三年，英政府取消了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仍保留對華貿易特權。新興的工商城市繼續指責公司業務未能適應新工業產品的銷售，近年對華商務停滯，而採行競爭制度的美國，一八一八年以來的對華貿易額則增加一倍；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廢止後，十五年間，貿易額提高三倍，馬來海峽提高四倍，凡此均為獨佔制度為害的明證。公司辯稱，對華貿易之無大進展，是因為廣州公行的壟斷，中國口岸的限制，和苛索與重稅，如果施行自由貿易，中英糾紛勢將益多。這些理由並不能緩和各方面的情緒。一八三一年，國會改選，工商業城市獲勝。一八三二年新國會通過自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起，廢止公司的在華專利權，所有英國臣民均得於印度洋、太平洋自由經商，設商務監督於廣州，代理以往公司大班的職權，管理在華英商，並有裁判權與徵稅權。

　　在一八三三年，英王任命了一位上議院議員、海軍將官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為駐華商務監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遂由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關係，轉變為英國政府的對華關係。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公司董事會與駐粵大班主持，事事以商業利益為前提，今後則歸於英政府與商務監督主持；除了商業利益，尚須顧及國家的地位和監督的身份。換言之，今後中英的關係已具有政治性，由局部的漸轉為全面的。

　　英政府的政策，仍為協調的、緩進的。英王頒給律勞卑的敕令，要他採取和善態度，勿激起中國人的猜忌憎惡，以各種有效的方法，保持彼此的友誼與諒解，調處中、英間所發生的爭執。如須致文中國官府，應和平謙恭，勿大言恫嚇，非不得已不可使用武力。如中國法律公正，英人應當遵守。外相巴麥尊（HJT Palmerston）的指示大致相同，亦是要他謹慎將事，不可危及現有關係，裁判權勿輕於行使，除非遇到非常事變，兵船切勿進入虎門。但同時又要協助英人的合法經營，盡可能將貿易擴展到廣州以外地區，覓得沿海地方，以便海軍使用，設法與中國政府建立關係，尤盼與北京中央直接來往。到粵之後，應先以書翰知照兩廣總督。可見律勞卑的任務絕不限於單純的商務，實兼負政治革命，儼然是英國政府派遣到中國的外交官。今後如何行使他的職權，如何使中國承認他的地位，既不至觸犯中國的現行章則，復能改善中西的關係，推進英國的在華權益，似非一簡單的問題。

　　二、平行往來與舊章遵守

　　當兩廣總督李鴻賓得知東印度公司行將散局之時，曾於一八三一年傳諭大班，寄信回國，「仍派曉事大班來粵，總理貿易」。第二年盧坤繼任總督，復有同樣表示，律勞卑的派遣，多少與他們的要求有關。不過他們希望的為大班而非監督，更非一位外交官。監督的設置與人選，事先均未徵求中國的同意，不能不說是英政府的疏忽，亦可說是對中國的藐視。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律勞卑抵達澳門。盧坤知道他係為查理貿易而來，身份與大班不同，七月二十一日，命行商轉告，「如欲來省，須待先行奏明請旨」。至貿易事宜，如有應須另立章程之處，亦應由行商詢議，稟請具奏遵行。他並非完全拒絕律勞卑前來廣州，亦非絕對不准改變舊章，而且準備商談兩國的新關係，不過他須請示皇帝，因為他無決定之權。

　　先一天，律勞卑依照巴麥尊的訓令，備好了一封致盧坤的書信，全銜為「大英國正貴大臣、水師船督、特命總管本國貿易人等、正監督、世襲侯爵」，說是奉「大英國恩主特命」，有權治理來華英商。東印度公司貿易業經止息，盼能早日到衙拜會，將有關「更改事理」，和他的任務解明，「代奏皇上聞知」。七月二十五日，律勞卑至廣州夷館，翌日遣人赴城門投書，無人肯收。

　　律勞卑離澳門前，當然已接到盧坤的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行來省，殊違定例。盧坤念其初來，不加深究，仍責成行商查明傳諭，令於查理貿易事畢，即行回澳。同時再度申明，「事關創始，應候恭摺奏明」。投書一事，以「天朝大臣，例不准與外夷私通書信」，何況律勞卑復不經行商，「封面係平行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裏，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盧坤的立場，並無不合之處，律勞卑「聲言伊係英國監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後一切事件，與各衙門文移來往，不能照舊由洋行傳諭，伊亦不能具稟，只用書文交官傳遞」。這就是雙方爭執的焦點。

　　盧坤不願問題僵持，反覆開導。律勞卑態度堅決，概不置理，並報告倫敦，主以武力壓迫。八月二十六日，發出佈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英商不必以封艙為慮。十日之前，中英貿易已實際停止，現在盧坤益認為律勞卑是「居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肅國體而懾諸夷？」九月二日亦發出佈告，斥律勞卑「妄自尊大」，「愚昧無知，難以理喻」，「自絕天朝」，正式封艙，撤退夷館買辦、通事、僱役。律勞卑立召兵船進口，轟毀虎門砲台，二次佈告，詆盧坤不義、暴虐，引起爭戰。「大英國主，權能嵬嵬，版圖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屬廣汪，土產豐盛，大清國亦非能比權。有勇猛兵卒，集成大軍，所攻皆勝，亦有水師大船，內有帶至百二十大砲者，巡弋各洋，並中華所未敢駛到各海，亦無不到。請督憲自問此，吾大君主有恭順何人之意耶？」試思這是何種口吻？事既至此，盧坤雖不欲啟釁，亦不得不調兵增防，並於英兵船到黃埔之日，即九月十一日，再諭行商，轉告英商，平情論理。對律勞卑雖仍有斥責，語氣尚屬平和，謂中國向以「情理服人，不尚武力」，現在律勞卑令兵船闖入內河，放炮拒敵，傷擾兵卒居民，恐非英商與散商之意，希望律勞卑改過自新，遵守舊制。英商不願貿易久停，與行商共事調解。九月二十一日，律勞卑及兵船離開黃埔，盧坤算是挽回了面子，中英貿易隨之恢復，一幕爭執暫告段落。律勞卑告訴英商，將來有一天必以武力湔雪這次的恥辱，使中國尊重英國官員，其憤懟可知。

　　盧坤與律勞卑似均無不是，癥結在彼此的歷史背景不同、立場不同。盧坤不了解西方，律勞卑亦不了解中國，各執己見。盧坤只求維持現狀，絕無生事之心；律勞卑定要改變現狀，至少自盧坤看來，其言行近乎挑戰。廣州封艙之後，道光曾諭知盧坤，「但能無傷大體，毋庸過事苛求」。兵船進入省河後，仍囑其不可張惶，肇啟邊釁。律勞卑及兵船退去，盧坤請釐剔海關弊端，道光亦命整飭貿易，杜絕苛擾，使夷情悅服。雖尚未觸及問題的根本，要可見中國方面對中英關係的看法。

　　律勞卑在廣州時已染重病，回至澳門，竟至不起，正監督一職由前任東印度公司大班的中國通、副監督德庇時（John F. Davis）接任，改採消極的靜默政策，以俟政府的指示。時英國內閣改組，亦主以和協的方式改進對華關係。但是廣州的散商不以為然，聯名上書，請派遣全權代表，率領砲艦，要求撤懲盧坤，賠償損失，加開口岸。一八三五年初，德庇時去職，羅賓臣（George Robinson）繼之，態度與前任相同，英商不服。一八三六年巴麥尊重掌外部，副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力請積極行動，巴麥尊即派他為正監督，一稱領事。

　　義律謀與廣州當局接觸，放棄過去兩年的靜待政策，照舊經過行商，具稟兩廣總督鄧廷楨，請求前來省城，管治英國商賈、水梢。經鄧廷楨奏准，「依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至省照料」。一八三七年四月，義律至廣州，鄧廷楨拒不與直接往來，巴麥尊又訓令他不許遞稟，不許由行商代轉，他只好返回澳門。此時鴉片問題漸趨嚴重，次年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Sir F. Maitland）奉命來粵，義律復到廣州，改向鄧廷楨投遞書信，請與馬他倫平行往還，遭原封退回，義律的嘗試亦歸失敗。中英間政治性的國交問題，相持不下，經濟性的鴉片爭執更不易解決。

　　三、鴉片與銀漏

　　鴉片來自域外，唐代始傳入中國，初名罌粟，明時稱之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為貢品，市肆亦有貨賣，價與黃金相等，葡人自印度來粵，輸入漸增。十六世紀晚年，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與自菲律賓傳入的煙草混合吸食。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鑲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菸」。雍正時（一七二九）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的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時每年進口約二百箱，每箱重約百斤，至一七六七年，已達千箱。葡人之外，英人亦事販運。

　　英國對華的輸出，初為毛織品、鋁，錫、銅、鐘錶、玻璃，及來自印度的棉花、棉織品。中國對英的輸出首為茶葉，次為絲綢、土布、瓷器。先是，茶葉輸出，每年約三十萬斤，十八世紀末，漸至一千八百萬斤，十九世紀達二千餘萬斤【註：每百斤價銀十九兩】，佔出口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男耕女織的中國農村經濟自給的情況下，英國商品實少市場，要交易茶葉，惟有用白銀購買。十八世紀前期，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值，常不及進口白銀的十分之一。在歐洲盛行重商主義，重視現金的時代，英人認為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及發現鴉片大有銷路，遂全力以赴。一七七三年，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獎勵栽種，統制運銷。中國每年進口增至四千餘箱，漸至六千餘箱，每箱售價自白銀一百四十兩上漲至三百五十兩，開始感到鴉片貿易的壓力。

　　一七九六年，中國裁停鴉片菸稅，視為禁品。四年後，兩廣總督吉慶明白指出，鴉片貿易等於「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將使內地人民，輾轉失業。他是從經濟民生上論鴉片的第一人，詔再禁販賣。自是東印度公司不再自運，全部委之港腳商人，進口有增無減。一八○九至一八一七年，又有五次禁令，以杜絕來源為主，夷船進口，由行商具結，保證未帶鴉片，一經查出，原船逐回，不准貿易，官員查拿不力，得規故縱，分別議處，私販夷人，加重治罪。但仍歸無效，奸民與地方文武官員勾結分肥，港腳商船，大量販運，澳門、黃埔公開交易。一八一三年，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專利權取消後，港腳商人更為活躍，輸入中國的鴉片愈多，銷路愈旺。

　　中國同樣重視現金。一七八○年至一八一八年，屢次頒發禁止紋銀出洋的詔令，以為是被西洋鐘錶、玻璃換去，廣東當局則認為與鴉片相關聯。十九世紀初年，中西的正規貿易，中國大致尚為出超。一八一二年的進口貨價約一千二百七十萬兩，出口約一千五百一十萬兩；一八一三年的進口約一千二百六十萬兩，出口約一千二百九十萬兩，這是根據行商的貿易出入貨簿。但鴉片為違禁品，不入貨簿，如將鴉片合計，出入已不能平衡，成為入超。一八一八年進口總額約一千八百八十萬兩，出口約一千四百萬兩，相差約四百餘萬兩，加上三百萬兩的鴉片售價，合計入超已達七百餘萬兩。

　　嘉慶朝的禁煙是失敗了。道光前期，此一問題愈為當局所關心。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兩廣總督阮元奏請申明禁令，加重行商責任，夷船進口，照舊認保，另飭身家殷實的四行輪流加保，如有隱徇，分別懲辦，並先將總商伍敦元加以處分。從此夷船預將所載鴉片轉於停泊虎門口外伶仃洋的躉船，然後進口，由廣州包售鴉片的「窯口」與夷商議價立券，持往躉船交貨，再由包攬走漏的「快蟹」小船接運入口。躉船約二十五隻，快蟹近二百隻，行駛迅速，備有武裝，關津巡船不惟無力制止，且通同作弊。閩粵交界的南澳，為煙船的另一集中地，大都為查甸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所有。福建以北，沿海各省的菸商往來自如，北至天津、奉天，各海口均有專司收囤轉販店戶，分銷內地。鴉片貿易史上所謂「伶仃走私」時期，於是開始，銷售的數量直線上升。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八年，平均每年為九千餘箱；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五年，為一萬八千餘箱；一八三五至一八三八年，為三百九千餘箱。每箱平均價銀約四百兩，最後四年，每年的總值約為一千五百餘萬兩，大都為港腳商人經手。鴉片佔英國對華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印度政府歲入的十分之一來自此項非法而不人道的貿易，孟加拉一處即近一百萬金鎊。十九世紀初年，美國煙販自土耳其運至廣州的每年亦有一千餘箱。

　　清代的法定貨幣是銅鑄的制錢，為民間所通用，但國家的收支則以紋銀為準，人民完糧納稅須照銀價以制錢繳抵。銀價的高下，直接影響錢價，制錢的價值視紋銀為漲落。中國的白銀產量不豐，富有之家，常事囤藏，婦女亦用以製造飾品，不能再行流通，供不應求，銀價有漲無回。制錢分量減輕，私鑄的氾濫，亦有影響。銀價上揚，錢價貶值，物價升高，人民納稅的負擔加重。鴉片進口激增，現銀逐年外漏，無異火上加油，銀荒日甚。伶仃走私時期，尤為顯著。十八世紀末年，紋銀一兩兌換制錢七八百文，十九世紀初年，為一千文上下，一八二一至一八三八年，由一千二三百文，以至一千六百餘文，四十年間，銀價上漲一倍。田賦常不克如期繳足，財政大為支絀，當局遂注意到銀漏問題。

　　四、禁煙問題

　　嘉慶朝禁煙的主要動機，是鑑於鴉片的「伐性戕生」，銀漏尚在其次。道光前期，兩者並重，所採措置，不外杜絕外洋來源，遏止內地分銷，結果依舊無效。來源愈暢，分銷愈廣，銀荒日甚，銀價日高，國計民生日艱，風俗人心日壞。「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一經吸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而此煙能提攝百脈，癒人小病，久之精神大耗，無可救治。」禁令須待官府執行，但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無不吸食，督、撫幾乎半數有癮，王公大臣亦復不少，「若輩豈肯回搬石頭壓自己的腳？」最使朝廷憂懼的是弁兵的吸食，大都鳩形鵠面，各省皆然，粵、閩等省尤甚。一八三二年廣東瑤亂之久久不平，官兵一再失利，其故即在於此。而外洋鴉片每歲易銀一千萬兩之多，以致銀價愈昂，錢價愈賤，國計民生愈艱，實為治亂安危所繫，絕不容再等閒視之。

　　自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五年，各方論陳煙禍、銀漏及應如何處置的章摺，朝廷頒布的有關法令，不下數十道，總不外查拿夾帶鴉片的夷商與私販的奸民，驅逐洋面躉船，緝捕內河走私快艇，禁止民間種植、吸食，懲處失察及吸食官吏，不准夷商偷漏銀兩，只可以貨易貨，不得易銀，亦不許以銀易錢，或以洋錢收買紋銀，特訂私運紋銀出洋、私貨入口，與查禁鴉片分銷章程等，而效果適得其反。

　　一八三一年以後，每年進口鴉片已接近二萬箱，英商自廣州運出的白銀超出四百萬兩，所有禁令等於具文，煙禍、銀漏大有無法挽救之勢。一八三四年廣州士紳主張開弛鴉片關禁，厚徵其稅，仍只許以貨易貨，不得私為售賣紋銀，並開民間栽種之禁，內產既盛，外煙自然不至，紋銀自然不漏。兩廣總督盧坤據以上聞，謂所說均不為無見。過了兩年，有位御史建議一併取消吸食之禁，免資胥吏藉端訛索，況且吸食者無非閒蕩之徒，即使生命自戕，要皆孽由自取，但兵丁不得吸食。曾任廣東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久已傾向弛禁之說，遂綜合以上各種理由，加以發揮，正式陳奏。詔命廣東大吏議覆，總督鄧廷楨等認為是因時制宜的措施，一力贊成，弛禁行將見諸實行，販食之徒，無不歡欣鼓舞，英國領事亦興奮之至，進口鴉片由二萬箱驟增至三萬餘箱，次年（一八三七）達四萬箱。

　　主張嚴禁的內閣學士朱樽、給事中許球、御史袁玉麟認為弛禁絕不宜行，所擬辦法又多窒礙。第一如但禁官弁、士兵吸食，不禁小民，今日之民，即異日之官弁、士兵，何以預為之地？第二既明知鴉片為毒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無此政體。第三紋銀出洋，誠為可慮，要看查辦是否認真，「鴉片禁行，紋銀出洋之禁亦行」。第四中外正規貿易，出入僅足相抵，如添入每年值銀二千萬兩的鴉片，中國安得再有同樣價值的貨物與之相抵？第五栽植鴉片之利數倍於穀，如不禁止，「膏腴之地，將盡化為鴉片之壤」。第六亦是最重要的一點，銀漏所關尚小，鴉片傷人所關尤巨，若明弛其禁，「是絕民命而傷元氣」。「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辦之窯口，護送之蟹船，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盡法懲治」，然後拘留奸猾的坐地夷人，限期使外洋躉船盡行離去，並令寄信回國，說明中國禁令，勿再私販。凡事「出之以斷，持之以信，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道光是一位惜財尚儉的皇帝，他亦曾吸鴉片成癮，後忽有所悟，謂「此物不禁絕，使流行於內地，不但亡家，實可亡國」。於是態度轉趨堅定，屢諭鄧廷楨等嚴查紋銀出洋，驅逐英國躉船、煙販，拿辦包攬匪徒。英領事義律對於鄧廷楨的命令，一再藉詞推諉，躉船照舊停泊伶仃洋面，著名的煙販查頓（William Jardine）等依然逗留廣州。義律復上書倫敦，主派遣專使，率同兵船，要求北京政府鴉片徵稅開禁。東印度艦隊司令的來粵，即是為了保護貿易，亦為英國勢將有所行動的朕兆。

　　弛禁之議雖已不行，而鴉片走私愈旺，來源無法杜塞，銀荒有加無已。既不能治人，惟有依許球等的主張，返求諸己。於是嚴禁論者，由鴻臚寺卿黃爵滋出名，於一八三八年六月（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奏請重治吸食。立論的重點，亦為銀漏。兩年以來銀價一兩由制錢一千二三百文，漲至一千六百有零，亦即上漲百分之三十。此「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所以重治吸食，方是治本之圖，限期一年，戒絕煙癮，逾限罪以死論。「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詔命各督撫議奏，雖均謂鴉片在所必禁，而支持黃爵滋意見的僅為少數，湖廣總督林則徐為其一。

第二節　林則徐的禁煙

　　一、道光的決策

　　林則徐（一七八五至一八五○）為福建侯官人，進士出身，四十八歲官江蘇巡撫，五十三歲授湖廣總督。就中國的傳統來論，他固然是一位才德俱優，有識、有為、有守的人物，即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亦為一位實心任事、廉隅清正的公職人員。他一向留心時務，「目睹鴉片煙流毒無窮，心焉如搗」。他在江蘇巡撫任內（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三）的奏摺中，最少有兩次論及煙禍，謂鴉片煙由外洋進口，潛易內地紋銀，「真可謂之謀財害命」，「其為厲於國計民生，尤堪髮指」。除於「洋船未經進口之前，嚴加巡邏，務絕其源，再於進口之時，實力稽查夾帶。如有偷漏縱越，或經別處發覺，即將謀利之奸商，得規之兵役，一併追究，加倍重懲。以期令在必行，法無虛立，應可杜絕根株而除大害」。可見他於鴉片的痛惡和禁絕的決心。

　　對於黃爵滋的主張，林則徐自予支持【註：林則徐與黃爵滋為舊好，黃上奏前後，林均有聞知】。他說鴉片流毒已甚，斷非常法所能防，以死刑禁煙，正合「辟以止辟」之義。當即訂定辦法，在湖北、湖南施行。不及三月，已見成效，一聞有論死之法，不特「開館興販者遠竄，吸食者亦相率改圖，可見民情非不畏法，習俗大可轉移」。在另一奏摺中，再論煙害及重治吸食的必要。他估計吸煙的人，至少每人每年費銀三十六兩。全國不止四萬萬人，百人中如有一人吸食，每年漏銀即不止一萬萬兩。目前吸食者，又何止百分之一？「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而吸食者陷溺愈深，愈無忌憚，儆玩心而迴頹俗，不得不嚴其法於吸食之人」，使「懷刑畏罪。先時雖有論死之法，屆時並無處死之人，此後所保全之人，且不可勝計」。結論是「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漏銀外洋等於藉寇資盜。

　　林則徐自國防及財政上強調鴉片的可怕後果，最令道光心驚，當天加以獎勉，要他賡續執行。接著命軍機大臣等會議覆奏，各督撫上緊查緝。吸食的王公革爵，倡議弛禁的許乃濟罷官，召林則徐來京面商。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翌年一月三日，七天之間，召見八次，每次約一小時三十分。賜予紫禁城騎馬的殊榮，授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水師，清查鴉片來源的重任。同時命廣東督、撫和他通力合作，「總期積習永除，根株斷絕」。他們君臣二人所談，雖不得而詳，諒必論及今後應采的措置，特別是如何應付英人。

　　黃爵滋、林則徐的原議，重在嚴治吸食，先己後人，道光的決策是齊下並進，內外兼及，來源尤須先行斷絕。林的中心任務在於對外，對內責任則付諸各省督撫。但是吸食、開館者罪以死論的章程，遲至一八三九年二月始行制定，可見阻撓者大有人在。

　　以直隸總督琦善為首的二十位督、撫，均不以採用死刑為然。軍機處首席大臣穆彰阿的態度亦曖昧模棱。他與琦善均為旗籍，權重位尊，素受道光寵任。林的連日召見，榮典重任再施，為破格之事，「樞臣亦為之動色」。林「朝罷與同僚論不合，中外交搆，有識者已為文忠（林）危」。「樞臣」指穆彰阿而言，「中外」之「外」應有琦善在內，這是滿人對漢人的妒嫉，恐林扶搖直上，取代了他們的權位。支持林的軍機大臣，僅漢人王鼎，無力與穆彰阿相抗。林亦「明知入於坎窗」，「身陷危機」，「但既辭不獲免，惟有竭其愚悃，冀為中原除此巨患」。道光「訓諭之切，委任之重」，益使他不得不「垂泣而承」，「置禍福榮辱於度外」。出京之前，他的好友龔自珍對他有許多建議，其中之一為勸他不可為粵中浮言所動。他答以絕不為遊說多口者所惑。多口不在廣東，事勢實在難言，他所憂慮者是今後北京的態度。以後禁煙不成，原因固不全在此，但道光對他信任動搖，他之不能安於其位，以致獲咎，不能謂與此無關。

　　二、強制繳煙

　　林則徐的任務既以清絕鴉片來源為重，奉命之後，即著手調查廣東私販情形，繼復剳飭廣東布、按兩司緝拿內奸。經兩年驅逐不去的英國最大煙販查頓遂離粵回國，可謂先聲奪人，但心存觀望者仍多。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林開始採取行動，發出諭帖兩道，給各國夷人，說明通商之利，販煙之罪，例禁之嚴，私販無望，飭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不得絲毫藏匿，並須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保證「嗣後來船永遠不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聲稱法在必行，「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終止之理」。另一道係給行商，歷數他們勾結夷人，欺矇官府的罪行，責令於三日內，將上述二事──繳煙、具結──辦到，否則即「擇尤正法一二，抄產入官」。第二天粵海關監督佈告，禁止省城夷人下澳，以待欽差大臣查辦。

　　這是近百年來中國政府對於中西通商從來未有過的堅決表示。但是外人總以為中國官員做事一向是虎頭蛇尾，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結。三天朋滿，他們表示願意繳出鴉片一千零三十七箱，林以為數過少，拒不接受，實行停止貿易，撤退夷館買辦、工役，拿究地位僅次於查頓的菸商顛地（Lancelot Dent）。義律得知消息，三月二十四日自澳門趕至廣州夷館，當晚林派兵將夷館包圍，斷絕出入，被幽禁的外人約三百餘名，生活大感不便，不過食物尚不缺乏。林之所以採取此種措置，乃以鴉片均寄囤外海躉船，難於控制，圍困夷人及義律，正為以靜制動，擒賊擒王，迫使就範的有效辦法，所謂「不惡而嚴」。

　　夷館被圍的次日，義律避開林則徐，遞稟鄧廷楨，要求三日內恢復英人、英船的自由，否則認為無端留難，將取適當行動，後果不負責任，並請委員面商。林派員赴洋行夷館傳話，義律及夷商不到。林責義律阻撓抗違，如將躉船鴉片全繳，不但一切即可正常，既往亦不追究。另張貼示諭，動以天理、國法、人情、事勢，勸令繳煙具結。

　　三月二十七日，義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稟，願將英人經手鴉片悉數清繳，同日佈告英人遵照，總計共有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林認為滿意，賞以牛羊食物，允於繳出四分之一後，恢復買辦工役，繳出四分之二後，可往來省澳，繳出四分之三後，開艙貿易，全部繳清，一切如常。義律命副領事赴伶仃洋招集英國菸商，四月十二日開始收繳，約四十日而畢。六月三日，實行銷毀，先於虎門海灘，掘池引水，撒鹽成鹵，將鴉片剖切拋入泡浸，投以石灰，用鐵鋤木耙往來翻戳，使顆粒盡化，然後放入大洋，歷時二十二日。在銷毀期間，林與鄧廷楨輪流監視。美國船長、商人、教士亦到場參觀，證實執行的十分認真，道光說是「大快人心」。

　　三、堅持具結與交兇

　　英人之肯於繳煙，一是鑑於林則徐的壓力，一時無法抗拒，二是義律聲明代表英國政府接受，將來照付值價，今後的問題可由英政府處理，既無何損失，且有擴大利益的可能。全部鴉片繳清，他們又遵照義律的命令，離開廣州，前往澳門，船隻停止進口，以待英政府決定辦法。繳煙與具結是林則徐的兩大要求。在粵夷商會聯名稟覆，永不以鴉片帶來中國。鴉片既繳，證明義律有悔禍之意。不過林所要求的具結，須有「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所有夷人均須簽押，再由義律呈繳。義律請予寬限，林認為尚合情理。這是甘結未具，英人得以離開廣州的原因。

　　這時到粵洋的英船，鴉片之外，尚載有米、布、棉花，日久難免潮濕霉爛，對於義律之不准進口，深為不滿。義律為轉圜計，請林則徐派員會議。林以為他居心誠實，賞給茶葉一千六百餘箱，命空船駛進黃埔裝貨。義律要求改在澳門，林認為如此則澳門將成為鴉片囤積買賣之地，限英船於五日內進埔，否則即速回國。義律謂英船之不進埔，是因廣州當局的種種不當，如不准在澳門裝貨便無可議。林以續來英船，仍在海上私售鴉片，愈認義律存心作對，雖無如之何，然已多少看出義律的弱點。

　　正當彼此爭執不下之時，七月初，發生了英國水兵在九龍毆斃華人林維喜之事。義律緝拿兇犯，處以輕微罰鍰，和短期監禁。林則徐屢令交出，義律說是英皇不許。林斥其狂悖誣妄，「該國向有定例，如赴何國貿易，即照何國法度」，「殺人償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國地方，自聽伊國辦理，而在天朝地方，豈得不交官憲審辦？」所論確合於國際公法。又說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義律置之不理，林不得不採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門，不准英人逗留。八月下旬，義律與英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洋面的英船。林佈告沿海村民團練，如英人上岸，即驅逐拘拿，斷絕一切接濟，使其坐困。九月四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不遂，實行開砲，中國師船砲台猛烈還擊，各有傷亡。林並無決裂之意，最少取的是守勢。北京的態度則較為強硬，道光的指示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聽，控制之良法也」。

　　義律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初欲以不准英船進埔，挾制林則徐，同時聽任美船代英商運入棉花，運出茶葉，進而請求准許英商在澳門交易。及所圖不遂，九龍突擊無效，英人處境漸感困難，重思妥協，致書澳門同知，表示和平，請面商會議。林本不要決絕，只求禁絕鴉片來源，義律既知悔悟，即允所請，而以呈繳新到鴉片，交出兇犯，空躉煙販回國，為恢復正常貿易的條件。九月下旬，義律回至澳門，以說帖答覆，謂英船現無鴉片，可共同搜驗，如經查出，貨物沒收，菸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兇犯當再查明，如係英人，照英國律例審辦，躉船一俟風順，即可開行。林提出一通融辦法，情願照式具結的英船，準照常貿易，不再搜查，未具結者，逐一搜驗，如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全行入官，兇犯展限十日交出。義律避開照式具結，僅願接受搜查。林以與具結搜查的辦法不合，且搜查須逐船盤驗，有損無益，既無鴉片，何懼而不具結？

　　林之所以如此堅決，由於此時有一英國船主，與美、法商船均經照式具結。他知道英商對義律不滿，夷人亦非不肯具結。再者，「夷人愈不肯輕易具結，即愈知結之可靠」。義律以今昔處境不同，不怕林對他及英人再施壓力，過去他可以被迫繳煙，現在決不允照式具結，否則無異自蹈危機。此雖非中、英不免一戰的主因，實為雙方暫時不能妥協的近因。林認定僵局的致成，由於義律的反覆，宣稱將令師船圍拿兇犯、煙犯，火燒英船。義律知林缺乏一支強大的艦隊，無從採取直接行動，毫無畏懼。

　　四、西情探求與外交運用

　　百餘年來，中國對於西方世界，隔膜異常，甚至國名與方位亦混淆不清，遑論其他。林則徐自稱「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其實他的西方知識頗為有限，但並不故步自封。他的任務為查辦海口事件，禁絕鴉片入口，事事涉及西人，尤其是英人，必須洞悉他們的動態。離京之前，曾派遣若干熟知廣東貿易之人，先往蒐集資料，並於南下途中，與曾任官廣東及通曉時務的人士晤談。抵粵之後，訪習於夷事的梁廷枬，集合廣州三書院學生六百餘人，舉行「觀風試」，詢以鴉片走私實況及斷絕之法。

　　對於夷情，尤須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他一面命洋商、通事、引水四處探刺西事，按日作成報告，一面羅致通曉外國語文之人，翻譯書報，西人亦有自願協助者。譯出的報刊，多來自澳門、南洋、印度、倫敦等處，輯為《華事夷言錄要》。專書首推《四洲志》（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任其事者為三名中國青年，一人到過美國，兩人到過滿剌加，均受過西方教育。《萬國律例》（De Vattel，Law of Nations）的一部分，係美國教士伯駕（Peter Parker）應林的囑託而譯。在處理交兇案時，林曾引用。關於火器、輪船製造之書，亦有編譯。外人稱他係「聰明好人，凡有心得，不辭辛苦，常時習用」。

　　私販鴉片的不限於英人，美人、葡人亦不例外，不過不及英人之眾。林的命令是所有鴉片應一律照繳，美國領事稟稱，美人鴉片是代英人經銷，已交還義律轉繳。林初不置信，經義律證明，即不再追究。澳門為鴉片集散之地，葡人表示情願出具切結，不復藏匿鴉片。林謂果能改過遷善，再由「兵頭」（葡總督）加結，可以准行。義律之自願代美人負責，是想使美、英結成一體，共同行動；林不欲多所牽連，以便專對英人。夷館被圍之始，美商京（CW King）首先聲明，不惟自己從不販煙，且勸人勿販，給林以良好印象。繳煙後，為及早恢復中外商務，林先準美船出入，使取代英人利益，英人或易就範。一寬一嚴，含有分化作用，亦即以夷制夷之策。對英、美如此，對英國商人與義律，亦運用相似策略。義律禁止英船進口，林派兩位同知及行商、通事，直接開導英商進口貿易，曾收到相當效果，增添了義律的困難。

　　為要根絕鴉片來源，林在陛見時，已面奏以檄諭曉示外夷，勸英人自行禁煙。初至廣州，曾擬就一道給維多利亞女王的照會，詞句近乎威脅。七個月後，所頒發的與初稿頗有出入。《澳門月報》稱他留心外事，就此一道照會比較，足見其學識的長進。照會的要義在說明通商應當互利，不可「以害人之物，恣無厭之求」。英國禁食鴉片甚嚴，是明知鴉片之害，既不使為害於英國，更不可移害於中國。「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英國，誘人吸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貴國王政令嚴明，只因商船眾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會，俾英商知道中國禁令之嚴。如再能嚴禁印度栽種，尤為「興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弼教明刑，古今通義，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守法度，況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無鴉片帶來，則華人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實陷人於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須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從中國的道德觀點來看，林的立論無可非議，從西方的商業利益而論，無異對牛彈琴。

　　五、對英封港

　　林則徐對英之逐步加強經濟壓力，是希望外交解決。義律之忽剛忽柔，目的在拖延時間，以待英政府的訓示。他並不畏懼林則徐的武力行動，使他苦惱的是部分英商的步驟未能和他完全一致，竟有照式具結進口之事，損傷了他的威權，破壞了他的策略，助長了林的氣焰。十一月二日，義律率兵船兩艘，駛至虎門口外的穿鼻，準備制止英船再行進口，並投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船，准英人上岸居住。第二天，有一具結英船，正報進口，英兵船迫令折回。關天培出而查究，英兵船開砲，衝突再起。此後一周，英兵船與中國砲台互轟，雙方要再謀妥協已不可能。

　　十月北京已有「英夷如再反覆，即示以兵威，永遠不再交易」的詔旨。穿鼻海戰後，義律宣布，以實力禁止英船進口，林則徐亦宣布一個月後停止英船貿易，仍欲給義律時間，看他的反應如何。十二月初，對英實行封港。義律又請求允許英人返回澳門，等待英王命令，為林所拒。道光得知穿鼻海戰消息，態度更為堅決，宣示英人罪狀，謂彼曲我直，「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其毆斃華民兇犯，亦不直令其交出」。一八四○年一月，調林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政策。有人主張封關禁海，各國互市一律不許。林力言不可，如不分良莠，「違抗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實屬事出無名。專絕英國貿易，正可利用他國與英國的矛盾，使彼離心，「若概與之絕，則觖望之後，轉易聯為一氣」，協以謀我，必須「罰不及眾，示以大公」。他的見解畢竟高人一等。

　　林與義律既無法妥協，英商船又逗留不去，繼續偷賣鴉片，復有軍艦掩護，縱令林改變初衷以實力對付，中國的水師斷不能勝任，惟有繼續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船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英船久泊剛海上，十分不便，義律要求澳門總督准英人重返澳門，囤貨出售，兵船駛進港口。葡人在林的壓力下，不敢應允。但奸民小艇，為英人的重利啖誘，潛越出海，私運食物、鴉片者仍然不少。林對英船所采的是以守為戰，使英人坐困，對於匪艇則取攻勢，不斷乘夜突擊，施以火攻，英船亦受到威脅。至於海口防務，過去鄧廷楨曾在虎門口一帶安置木排、鐵鍊，多為風浪飄散。林重行部署，添建砲台，購置西洋砲三百餘位，「甘必力治」（Cambridge）號洋船及小輪船各一，新募水師事五千人，一再察看水陸師演放火箭、排槍、子母炮，及列陣操演。所有他的設施雖不足以抵抗英國砲艦的進攻，要已盡了他的力量。

第三節　英國的砲艦政策

　　一、決定用兵

　　英人久有以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議論，但尚不便為鴉片問題而斷然有所行動。當中國禁煙運動趨於緊張之時，英政府並無明確決策。一面警告英商，如因鴉片而蒙受損失，自行負責，政府不予保護；一面又命義律不得干涉英商的經營。一八三九年義律答應繳煙之後，在他四、五兩月致英國外相巴麥尊的報告中，一再建議採取迅速而堅強的行動，予中國以重大打擊，同時請印度總督加派軍艦東來。八月初，倫敦商人集會，討論對華問題。和中國有重大關係的英國公司組織的「印度與中國協會」（一八三六年成立），強調鴉片貿易對英利益，政府縱不再予保護，仍應發展正當商務，迫令中國賠償被沒收的鴉片，開放沿海及長江港口，中英商人直接交易，英人得攜眷居住，協議關稅；如中國不願加開港口，可割讓島嶼一處。並以為其時為對中國作戰的最好時機，武力可以收到意外效果。倫敦輿論為聳動聞聽，誇大英國官民在廣州受到暴力挾制，失去自由，飲食斷絕，幾乎餓斃，並以處死相威脅，英國國家同遭污辱。謂中國人之不許鴉片進口，是要自行種植，林則徐及其他官員，均從事這種經營。

　　九月下旬，巴麥尊接到義律的報告，認為必須用兵。自粵回英的菸商查頓，多方運用，大事鼓煽，提供情報，力主對華作戰。國內各大城市的商人，亦紛紛上書政府，要求速採有效辦法，保護英人在華利益。十月十八日，巴麥尊通知義律，即將令海軍來。查頓擬一具體方案，要求為派遣軍艦若干艘，弁兵七千人，佔領香港、廈門、舟山，封鎖重要港口，迫令中國謝罪，賠償煙價，訂立條約，廣州之外加開福州、寧波、上海、膠州為通商口岸。一八四○年一月，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謂正密切注意英人在華利益及國家尊嚴。這時英國人離開澳門以及穿鼻海戰的消息，相繼而至，英政府決命印度艦隊增援。二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好望角的海軍提督，義律的堂兄懿律（George Elliot）任海軍統帥兼正全權，義律為副全權。

　　英國政府的對華方案，大致見於一八四○年二月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的照會及頒給兩全權的訓令。照會的前部，指斥中國行事不當，作為用兵的理由；一是廣州官憲為禁販鴉片，殘害英人，凌辱英國領事；二是關涉中外的法律，須不偏不倚，且不宜操之太急，廣州官憲一向包庇鴉片，北京政府明知不問，如要認真執行，應首治官憲之罪，今竟先來對付外人，而不預行知照英國政府。照會的後部，一是要求賠償沒收的煙價，昭雪領事的被辱；二是以後英國官員與中國官憲文移來往須待以文明國家之禮；三是讓與海島；四是賠償行商欠款。為早日達成以上事項，決定出動海陸軍「加力追討」，封鎖海口，扣留船隻，佔領地方，至圓滿解決為止，否則戰爭不停。英國已派全權，前往白河口，希望中國亦派欽差大臣淡判。至於此次所用軍費，須歸中國償付。訓令的要點為佔領舟山，進向白河口，投遞照會，如無滿意答覆，可決定進一步行動。如中國願訂條約，可放棄海島要求。這個條約須使英人生命財產獲得安全，英人在條約口岸得自由居住交易，不受公行限制，尊重領事，明定稅則。英人如夾帶違禁貨物，或走私漏稅，可予沒收，但不得侵害其身體，領事有審理英人之權。口岸以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宜。

　　當巴麥尊向國會報告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的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防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膺懲。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但國會終於四月初以極微的多數同意了政府的政策。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

　　二、戰爭初起

　　一八四○年六月，來自好望角、印度的英軍艦十六艘、武裝輪船四艘、運輸艦二十八艘、海陸軍四千人，到了廣東洋面。英國的預定戰略是將壓力加於北方，迫使清廷早日屈服，所以未攻廣州，但予封鎖。路過廈門，曾有衝突，中國砲台營房多處被毀，弁兵傷亡二十餘名，英方亦有損失。七月初，英艦抵定海（舟山）附近，限地方官於一小時內交出城池堡台，第二天即將定海攻佔，大肆搶掠，激起了人民的敵視，秩序極不易維持，英軍給養大感困難，染病及死亡的不少。

　　實行禁煙之初，很少人預料到會引起戰爭。林則徐尤無心啟釁，始終未採攻勢。他的友人龔自珍，雖知道夷民因利源斷絕，將有不逞之行，必須以武力勝之，但僅勸他修整軍備，防守海口，不許夷船入境，勿出海與戰。英軍艦在廣東海面出現後，林恐其趁南風北犯，即知照沿海各省籌防。除了調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在福建有所部署外，各省當局以事端起於廣東，均不以為意。其實即使有了準備，亦難期生效。中國軍備廢弛，紀律精神全無，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鳥槍、扛炮、噴筒。「全國七十萬眾，未必一千合用。」至於水師，英人謂「二艘軍艦即可將其趕散」，「中國之敵外國不過紙上言語」。

　　林雖無意於戰爭，但形勢所趨，卒不能免。他預測英兵艦如「不能在粵思逞，必然改竄他省」，苟有疏失，各省督撫必然諉罪於他之「惹起夷釁」。及定海失陷，果如所料，舉朝震駭，不以禁煙為然的穆彰阿更有了口實。道光初尚嚴懲浙江巡撫、提督，仍命沿海剿堵。約十天后，即令兩江總督新授欽差大臣伊里布，密查英人啟釁情形，別諭直隸總督琦善相機辦理，如英船駛至天津海口，不必遽行開砲，應將所投文書進呈，政策顯已改變。不只是穆彰阿主和，定海失陷前四天，林則徐亦有密陳，謂英人逕赴天津，求通貿易，可「仍優以懷柔之禮」，倘有涉及他自身之處，請欽派大臣查辦。

　　英艦以定海為基地，繼續北進。八月十一日，出現於大沽口（白河口），琦善首當其衝。他對林本有芥蒂，穆彰阿是他的奧援。近年林的聲望愈隆，琦善的忮心愈重，切身的利害，與滿漢的畛域均有關係。他歷任督撫二十餘年，深知為官之道。定海不守，中國軍事弱點暴露，天津、山海關一帶的防禦力量，他自然明白。浙江軍政大員已經獲罪，倘一旦京師的門戶不保，他將得何種懲罰？上諭既要他相機辦理並預有指示，他自知如何應付。義律和英國海軍司令伯麥（G. Bremer）一再以文告攻詆林則徐、鄧廷楨「行為無道」、「玩視聖諭」、「捏詞假奏」，英國不得不出動軍隊，讓皇帝明瞭實情，「使太平永承，妥務正經貿易」，此外「別無他意」。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照會譯文亦說「因『廣州』官憲擾害本國在中國之人民，及該官憲褻瀆大英國家威儀，是以英國主調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昭雪伸冤」。琦善愈認定英人所不滿的僅為林、鄧，與之勢不兩立。除將照會轉呈北京外，復極言英國兵船之大，大砲之多。「本年即經擊退，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

　　道光的心理本已動搖，現在英艦迫臨近畿，威力又如此之強，大禍在於眉睫，但對他本人則仍示恭順。英國興師動眾，痛惡的只是廣州官憲，於是順水推舟，囑琦善告以林則徐「受人欺矇，措置失當，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另派欽差大臣赴粵，「定能代伸冤抑」，命船艦南還，聽候辦理。對於照會中要求的各項條款，則一概未允，可能是避重就輕，亦可能是未認清問題所在。琦善本著此一指示，與義律在大沽會談，「多方駕馭」，義律「粗豪強悍」，堅持所請，否則開仗。琦善隱忍懇勸，謂文移平行，割讓海島，日後均可相商，繳煙係林、鄧所為，朝廷不能賠償。道光說他「所辦俱好，可惡在煙價一條」，再諭以應付方針。琦善改行直接照會統帥懿律，謂將來欽差大臣到粵，必將繳煙情節細查，自有圓滿處理。他自稱係「隱約其詞」，懿律、義律則以為原則上他已答應英國的要求。加之北方氣候漸寒，不宜久留，定海英軍多病，處境艱難，遂允折回廣東，交還定海，以待續議。九月中旬，英軍艦離大沽南去。琦善被授為欽差大臣，入京面陳，林、鄧革職議處。主持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伊里布早已說英艦高大堅厚，不能抵禦，現在天津既經議和，愈為有詞，十一月初，與懿律商定停戰。林則徐獲咎後，雖力言鴉片必須嚴禁，英人慾望無厭，海防不可忽視，應造船製炮。道光謀和心切，斥為「一片胡言」。

　　三、無結果的和談

　　林則徐的國際知識固然欠缺，琦善似又不如。他對於英國的認識，初得之於兩次登上大沽口英船的千總白含章，繼得之於英國菸商的買辦鮑鵬【註：鮑鵬為廣東香山人，幼習英語。初充美國某洋行買辦，後為英國菸商顛地算帳十二年，因林則徐下令拿辦，潛逃山東，投濰縣知縣粵人招子庸。英艦過登州時，招子庸將他薦於山東巡撫托渾布，派往英艦聯絡，英人提出講和通商、追取煙價要求。托渾布轉將鮑鵬推介給琦善】。林則徐的態度堅定，琦善一意敷衍，兩人均望和平，結果同為戰爭。

　　一八四○年十一月杪，琦善到廣州，十二月初，派鮑鵬與義律談判，義律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條件，否則開戰。琦善允賠部分煙價及文件平行，惟拒給海島。鮑鵬再往懇商，義律「言語倨傲，動加呵斥」，「一啟口即言打仗」。琦善許賠煙價，義律表示，如於廣州之外，加開廈門、定海為口岸，即放棄海島要求。琦善有意允諾，但北京不肯。琦善南來之後，道光以定海英軍不即全撤，英艦仍在浙江游弋，復截擄粵海米艇、鹽船兵丁，兇心未已，詭詐多端，命琦善向義律詰問，「如退還定海，無俟勞師，實為上策；倘竟不遵守約束，種種逞刁，則另籌辦法」。琦善亦說英人較前更加傲慢。道光即調兵赴粵增援，準備大伸撻伐。

　　琦善一反林則徐所為，以示對義律和好之誠，並故意磨難，拖延時間。義律看出他的居心，決定戰後再商。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英軍突攻佔虎門的大角、沙角砲台，守軍死傷七百餘人，師船、拖船沉毀十一隻。琦善隨之讓步，與義律成立初步協議，即所謂「穿鼻草約」。包括割讓香港，賠償六百萬元，國交平等，恢復廣州貿易，釋放浙江被俘英人，英軍交還大角、沙角及定海。義律之所以願和，他以為貿易恢復後即可運回茶葉三千萬磅，英政府可有三百萬鎊的稅收，有了香港可不必多開口岸，商欠由商人自行解決，加之定海英軍死亡患病者太多，以儘速撤退為是【註：病者一千五百人，死者約四百餘人。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英軍全部撤退】。一月二十六日，香港正式歸英所有。翌日，琦善與義律面晤，請將香港改為借居，賠償作為私了，草約亦不必由皇上批准，義律不允。二月十日，二次相會，約定十天后簽字。此時琦善已接到大伸撻伐的上諭，知道條約批准絕無可能。十天期屆，他只好稱病，不再與義律相見。

　　道光早要琦善攻剿，及至大角、沙角不守，愈為震怒。一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明白對英宣戰，命琦善與浙江的伊里布分別進兵。三日後續知香港已許英人，加派他的侄子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軍機大臣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續向廣州增兵，否認穿鼻草約。復以伊里布遊疑畏葸，改以主戰最力的裕謙代為欽差大臣，專辦浙江攻剿事宜，痛責琦善無能不堪，革職鎖拿解京，查抄家產，所受處分之重，遠在林則徐之上。

　　二次會晤後，琦善的態度漸為義律所疑，增兵治防之事亦為所悉，決再採取行動。二月二十六日，亦即北京宣戰的前一天，英軍總攻虎門，砲台盡失，提督關天培戰歿。第二天虎門口內的烏涌砲台續為英軍佔領，守軍被俘及傷亡者各約千餘人，餘多不戰而逃，英兵船進至黃埔。三月初，新任參贊楊芳到達，時林則徐尚在廣州，勸他停戰。義律以兵力不足，廣州一時又無最高的負責人，亦願暫停攻擊，恢復通商。道光的戰志依然堅定，再三嚴促奕山進兵。新到各省的文武官員，「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為事」，亦利一戰，不論勝敗，均可報銷軍餉。五月二十一日（四月初一日），水陸軍一千七百餘人，於黑夜之間分乘快船，挈火箭、噴筒出動，擲火焚燒。英船猝不及備，頗為所窘，夷館亦遭劫掠。次晨英軍二千四百人反攻。三路兵丁，一哄而潰。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的一萬八千人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只好豎起白旗。有人說這次的兵敗，是因為林則徐查辦煙案以來，「禁興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莠民亦怨之，以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夷逆蠢動之時，群相附和，……反恐夷不勝，鴉片不行」，自不全可信。中英戰爭期間，雖有莠民附和英軍，究竟有限。

　　義律以廣州是一座人煙稠密的大城，英軍為數無多。炎熱難支，佔領之後，勢將激起粵人的敵視反抗，控制不易，定海已是前例。再者廣州距北京遼遠，清廷未必感到壓力，即行屈服，不如暫仍維持廣州通商，又可獲得現款賠償，待印度援兵到後，再向長江一帶進兵。五月二十七日，他與奕山的代表訂立了一個如下的和約：中國欽差大臣和軍隊於六天內退至廣州城外六十里地方，一周內繳出贖城費六百萬元，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事件未解決前，不得設防，賠償夷館損失三十萬元。

　　年來在林則徐鼓勵之下，廣州一帶人民紛紛團練，敵愾之心頗熾。英軍紀律不佳，五月二十九日，自廣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約有二百多名為數千鄉民圍困於城北三元里。第二天，英軍二千來援，鄉民依然不退。時雷雨大作，英兵火槍失靈，十分狼狽，死傷二十人。廣州知府勸鄉民解散，始獲無事，此為廣東民間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動。繼發布「誓滅英逆」文告，情緒高漲，自信至強，各種反英的組織跟著成立。

　　廣州和約等於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捏造謊言，對朝廷交代。他說：第一，因為廣州居民籲懇保全，英人自訴苦情，請「大皇帝開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門，不敢滋事」，所以才暫准所請。第二，行商積債六百萬元，除自籌二百萬外【註：怡和行伍敦元任一百十萬元，同孚行潘紹光任二十六萬元，其他各行共任六十四萬元】，餘由庫貯撥借，分年歸還。第三，退駐廣州城外，係為彈壓土匪，且天熱雨多，亦不得不擇地安營。舉棋不定、忽剿忽撫的道光何嘗不明內情。事已至此，只好認可。煙禁久已不提了，痛剿也不談了，命調赴廣州各軍均撤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為中英問題已了，孰料英軍正大舉而來。

　　四、戰事繼續

　　北京批駁琦善與義律的協議，為英軍進攻大角、沙角的主因；奕山的夜襲，為戰爭再起，導致廣州被圍及和約的由來。但是即令中國照准，不再反攻，問題仍不能了。倫敦同樣不滿於義律與琦善的交涉，如果中英之間當時有了電訊，義律勢必與琦善同時遭受處分。北京痛斥琦善違背命令，喪失的利權太大，倫敦深怪義律未曾達成任務，得到的利權不足。印度總督對大沽退兵，極為憤慨，對穿鼻草約指摘尤力。巴麥尊亦嚴責義律不遵訓令。四月三十日，內閣否認草約，召回義律，改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為全權代表，對於過去的損失，要求更多的賠款，對於將來的通商，要求充分的安全。巴麥尊的具體指示，一是不在廣州談判，中國如不接受全部條件，軍事行動不停；二是重佔定海；三是煙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軍費由印度總督決定，賠款未付清前，不退出定海；四是加開廈門以北口岸四處，否則另給東部海島；五是中國須先批准並履行條約；六是禁煙為不可能之事，最好上稅。另有補充訓令，準備佔領廈門、長江，保有香港。

　　六月五日璞鼎查乘輪船離英，八月十日到澳門，為自歐西至遠東的一次最速的航行。十天之後，英國海軍第二次北犯，官兵約三千五百名。第一步攻佔廈門，總兵江繼芸戰歿，英軍將砲台破壞後，留兵鼓浪嶼，續向定海前進。負責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裕謙，數月以來，在定海積極設防，兵力近七千人。英軍三次攻擊，三總兵鄭國鴻、葛雲飛、王錫朋猛烈抵抗，終以武器懸殊，相繼陣亡，兵弁死者千人，英軍傷亡約三十人，定海第二次失陷。時為十月一日。定海人民仍舊不屈，英軍僅能控制縣城周圍十里。為便於大陸過冬，等候援師，十月十日，英軍續佔鎮海，裕謙自盡，總兵謝朝恩力竭而死。十三日，英軍唾手而得寧波，大肆擄掠、姦淫，鄉民繼續抵抗，俘英人四十餘。

　　裕謙殉難，道光派另一皇姪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鼓勵沿海團練鄉勇，修築土堡，堅壁清海，厚賞捐資助餉紳民，徵調及於九省（實僅一萬一千人），江蘇、天津、盛京各派大員負責，大有舉國動員之勢。凡此均非一朝一夕所克收功。奕經沿途逗留，勒索供應，四個月後，始於一八四二年二月抵達紹興。一如奕山，他毫無戰意，但上諭屢催進兵，不能不戰。三月十日（正月二十九日）黎明，水陸兵勇三萬餘人，三路進襲，一支突入寧波城內，復被擊退。一千二百餘英軍追擊至寧波以西的慈谿，雙方發生交手戰，副將朱貴以下死傷近千，英軍死傷約二十餘人，數月來的反攻準備，徹底失敗。

　　英軍得到增援後，放棄寧波、鎮海，進向杭州灣的軍事要地乍浦。該地守軍約六千餘人，駐防的副都統疑忌漢人，軍民不和。五月十八日，英軍登陸，陝甘兵及部分旗兵奮勇抵抗，終未能挽救乍浦的命運。戰歿者六百餘人，男女平民被殺者七百餘人，英軍官兵死十三人（內有上校一人），傷六十二人。六月初，英艦抵吳淞口外，守軍約萬人。十六日晨，戰鬥開始，兩小時後，兩江總督牛鑑倉惶遁走，江南提督陳化成陣亡，吳淞、寶山俱失。上海官兵棄城而逃，英軍大掠四天後退走。

　　英軍以華北酷寒，如果戰爭曠日持久，諸多不便，所以不再直趨大沽，改向氣候溫暖而富庶的長江下游進兵。不惟利於長期作戰，且可截斷南北交通。北京亦顧慮到英軍入江，阻止漕運。英軍攻擊的目標，正為長江運河交叉點的鎮江及江南名都金陵。七月初，英艦五十餘艘，輪船十餘艘，運輸船五十餘艘，官兵約九千人，自吳淞溯江西上。江陰要塞守軍竄散，英艦平安通過，遂至鎮江。鎮江駐軍約五千人，城內為旗兵，城外為綠營。駐防副都統海齡自聞乍浦、吳淞不守，驚惶失措，縱兵殺害漢人，指為漢奸，民情洶洶。七月二十一日，英軍六千六百餘人擊敗城外駐軍，越城而入，與一千五百旗兵巷戰，英軍死傷一百七十餘人，旗兵約六百人，居民自盡，被殺者尤眾，全城遭受焚掠，一片廢墟。鎮江對岸的揚州紳商，惶恐萬狀，接受了英軍五十萬元的勒索，作為不佔領的交換條件。但鎮江、揚州人民不為之屈，紛紛抵抗。八月四日，英軍直逼南京。

第四節　中國境遇的初變

　　一、南京條約

　　英國有其堅定的政策，清廷並無一貫態度，戰和不常，根本所在，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開始雖無心啟釁，終於步入戰爭。定海失陷。京畿危殆，轉趨於和。因有所不甘，復行進攻。進攻失敗，被迫屈服。不料對方不肯罷手，不得已出而應戰，仍然不利。定海再陷，鎮海、寧波續失，原本主戰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感到捨和之外別無他途，請起用前在浙江曾與英人辦過交涉的伊里布前來安撫，北京不准。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南部亂起，繼之奕經反攻大敗，杭州震動，劉韻珂再就士氣、火器、人心、餉需各方面力陳危機，請妥協辦理，續懇派伊里布來浙，否則「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道光只好如其所議，調耆英為杭州將軍，授以欽差大臣，命伊里布隨往。自林則徐、鄧廷楨革職治罪以來，道光所用以主持外交軍事的大員，幾均為滿人，或蒙古人，最後當折衝之任的耆英亦為滿人。在此情勢之下，漢人雖不必勝過滿人，而道光似不無將撫議大任授予他認為最忠實的滿人，以消弭漢人招致的禍難之意。

　　耆英所恃的是伊里布，伊里布所恃的是他的家人張喜。張喜曾代表伊里布去過定海，見過義律，促成浙江停戰。耆英甫至杭州，即得乍浦陷落的警聞，初由伊里布去書，商請停戰通商，繼由兩人共同照會，英方答覆必須接受全部要求。這時英軍已入長江，揚言將攻南京、天津，直抵北京。道光既恐懼，又憤慨，卒於鎮江失陷之後，允許國交平行，割讓香港，增開口岸，授耆英、伊里布以和議全權，惟不肯賠款。

　　英軍抵達南京，兩江總督牛鑑乞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到後，能如所請，可不攻城。八月八日，伊里布先至，派張喜兩赴英艦，晤見翻譯馬儒翰（John R. Morrison），「允照所請辦理」。耆英到後，璞鼎查限八月十四日定議，否則開砲攻城。十七日，江寧布政使黃恩彤與馬儒翰已將條文商定。二十二日，道光全部允准。耆英、伊里布、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登英艦拜訪，璞鼎查亦上岸答拜。

　　八月二十九日，條約正式簽字，通稱為南京條約，中國名之為「萬年和約」。中文本係由英人譯成，文理不甚通順。主要事項為：准英人攜眷居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派設領事；香港給與英國；賠償煙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兵費一千二百萬元，共二千一百萬元【註：揚州所付五十萬元照扣，廣州贖城費六百萬元不在其內，實際為二千七百萬元】，先付六百萬元，餘於四年內交清；准英人在港口自由貿易，不經行商；釋放被禁英人，寬免與英人有來往之中國人；進出口稅餉秉公議定則例；英國貨物按例納稅後，中國商人可遍運內地，不得加重稅例；兩國官員用照會往來，中國允准和約施行，英兵退出長江；定海、鼓浪嶼須俟賠款全數付訖，港口開關後方撤。

　　此次談判耆英等「拱手受盟，一詞莫贊」，有要價無還價。關於鴉片問題，自琦善以來，已置之腦後，道光的諭旨中不提，條約中一字不見。璞鼎查勸中國開禁徵稅，黃恩彤答以「姑俟再商」，他和耆英等預料道光為了顏面，不會正式弛禁，不如不聞不問。九月初，道光將條約批准，惟仍認為尚有須待斟酌之處。經耆英與璞鼎查互換照會，闡明以後商欠，官不代償，英不庇匿奸民，如中英人民涉訟，「英人歸英國自理，華民由中國訊究」，亦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權。

　　第一批賠款六百萬元，出自江、浙、安徽庫貯及勸派捐輸，交畢後英艦出江入海。釋放被禁英人之事，曾起風波。英人再度北犯期間，先後有兩隻軍艦侵擾台灣，一隻撞礁沉毀，白夷乘艇逸去，黑夷百餘名被俘。此外有一英國商船擱淺，被俘四十餘人，內有英人十九名，暫予禁錮，其餘悉行正法。至是璞鼎查指斥台灣當局擅殺遭風遇難英人，要求抵償。北京與耆英深懼和局決裂，特派閩浙總督查辦，將台灣總兵、道員革職審訊，方行平息。

　　此次戰爭，在中國以為是因禁煙而來，英國則認係為商務與政治問題用兵。南京條約中雖已明訂條款，但僅為綱領，英國尚要加以明確規定，使更為具體而詳盡。中國以今後雙方的接觸愈為廣泛，愈易肇生事端，亦須有一明晰章程，俾有遵循。有關通商的問題，頗為複雜，例案均在粵省，章程談判又非旦夕可就，中國希望英艦早日出江，英軍亦以久居舟中諸多不便，所以商定將來在廣州解決。北京授耆英為兩江總督，統辦江、浙、閩通商事宜，以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兼廣州將軍，負責商約交涉。伊里布不久病卒，改命耆英接辦。為表示誠信，耆英到後，即應璞鼎查之約赴香港面晤。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佈，議定貨物估價定稅，值百抽四（茶葉為值百抽十）；停止舊有規費；華英人民訴訟各按本國法律辦理；英國軍艦准在口岸停泊。十月八日（八月十五日）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商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霑」。於是所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租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條約。耆英和協助他的黃恩彤並不了解這些條款損害國家主權之大，反以為有許多便利，中外人民各按本國法律管理，不失為公道辦法，只要英國不庇護漢奸，他們已感滿意。明定關稅，中國稅收實際上比較以往有盈無絀，以後亦可免再生爭執。劃定租界，對外人可便於防範。利益均霑，可免某一國獨佔，又可施恩各國。過去的中西關係，一切操之於中國，今後是幾乎事事由人；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今後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

　　二、美法效尤

　　林則徐在粵辦理繳煙之時，美教士伯駕曾勸他與各國訂約。美國商人亦向國內建議派遣代表來華談判，聯合英、法、荷蘭，要求改善中外關係。第二年，美國國會質詢廣州情形，政府允考慮派遣軍艦前往。一八四二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加尼（L. Kearny）奉命至粵，任務是保護美國商船，制止偷運鴉片，不捲入中英糾紛。加尼致書兩廣總督，請准美商一體貿易，利益均霑。負責夷務的當局以美人一向恭順，英人並不反對他國前來新開口岸貿易；如予阻止，是「德在英國，怨在中國」，最好是因勢利導，一視同仁。但加尼並無談判訂約之權，且已先期回國。

　　美國的正式代表為顧盛（Caleb Cushing），所奉訓令為：美人在新開口岸，應與英人享受同等待遇，不保護非法貿易的美商，並進京覲見。總統泰祿（John Tyler）的國書申明「致太平意，通和好之誠」，「按公平之意義，同參條約，調處經商，冀能兩國有益皆均，無利不遍」。這是美國第一次表示它的對華政策。

　　顧盛到前，廣州美領事曾請耆英準顧盛晉京覲見被拒。一八四四年二月，顧盛抵達澳門，照會粵督：俟兵船預備停妥，即北去天津，以便進京議約、覲見。又謂：「不與各等官員商論，只與欽差大臣商酌。」他並非定要進京，而是以此要挾，使將來在談判時中國在條約上讓步。此時為「各夷信服」的耆英已回南京，北京知此事非他人所能了，調耆英為兩廣總督，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等於當時的外交大臣。

　　耆英二次到粵後，親去澳門，拜訪顧盛，商請先罷進京之議。顧盛先仍閃爍其詞。一星期後，始允不北上，惟須將條約妥為議定。耆英深感顧盛狡猾，終不放心，繼請交出國書，以免於定約之後，復作為進京口實。顧盛本無定要進京之意，即行照辦。至於條約，既有英國的前例，耆英早已表示無何困難，顧盛所提草案又無礙通商大局，遂迎刃而解，耆英於不覺中墮入顧盛的術中。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美五口貿易與章程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字，通稱望廈條約。除無割地賠款等外，所有中英條約的事項，應有盡有，且有為英約所無而更為精詳者：如領事裁判權適用範圍的明確而擴大，不惟中美人間的爭執，美人由美領事審訊，即美人與其他外人在華的爭執，亦由美領事處理；關稅例則須與美國議允；中國港口官員須負責接待美國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條約十二年一修；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值得稱道的是美人不得販運鴉片。顧盛自稱他們已將中國門戶更為放寬。

　　法國在華並無大的商業利益，所重視的為傳教。對於中英衝突，法國亦十分關注，一八四一年曾派兩名視察員來粵。初頗給予廣州當局以希望，欲加利用，繼又恐其別生事端。中英訂約後，法人援例以請，耆英原主各國一律看待，立時許可。一八四四年八月，法國代表剌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至澳門，狡猾不下於顧盛，復有軍艦八艘同來，使他在談判中更處於有利地位。耆英先派人往見，未得要領，於是二次移樽澳門。剌萼尼於此行所為何事，初無一言道及。過了幾天，忽言盼與中國訂立同盟，忽言商約無關重輕，如照英美所訂之約難以覆命，而於所求何款，總不肯直陳。其後他談到覲見及派遣天文學者入京供職，中國遣人赴法學習船炮，給予虎門、琉球諸事。真意所在為天主教弛禁，倘立即吐露，一遭駁回，即不易轉圜，所以他故意提一些難期邀准的問題，然後要求天主教弛禁，使耆英不好再駁。結果商定准華人習教，惟教士不得擅入內地傳教。十月二十四日，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在黃埔簽字，通稱黃埔條約，內容與美約無大出入，不同之點是中國地方官須負責保護教堂墓地。

　　條約中對於天主教弛禁並無明文，僅由耆英宣布。剌萼尼堅持必須諮行各省，釋放從前習教辦罪之人，准其建造教堂聚會，進而定要上諭公開宣示，將康熙年間的天主堂給還習教之人，不然「兩國之事，正未可知」。這時盛傳法人將佔領定海，道光深慨時事變遷，以至於此，「只可稍從權宜」。一八四六年二月八日，依從剌萼尼的條件辦理。天主教既然開禁，基督教隨之照行，因為英、美條約均有最惠國條款。

　　英美法訂約後，其他西方小國亦相繼干請，如荷蘭、比利時、丹麥、普魯士、西班牙，俱允其按新章互市。瑞典曾正式立約，葡萄牙要求豁免澳門地租，擴展地界，雖未邀准，而酌減租鈔則已如願。

　　三、五口通商

　　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五個條約口岸，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依次開市。廈門、福州、寧波因地理的限制，商務並不繁盛。廣州貿易一經恢復，進口英、美商船五十餘艘，兩湖、江西的商人仍運絲、茶前來，再將洋貨北販，「市肆閭閻，恬熙樂業」，但好景不常。上海扼長江、黃浦江口，水運便利，又位於江、浙富庶之區，久為對內重要商業海口，本地沙船以棉花、布匹、茶葉運往東北、山東，閩、廣商船則運進糖貨、洋布、呢絨。開市之始，洋船至者尚不甚多，年約二十餘艘，一八四七年即超出一百艘。一八五○年起，壓倒了廣州。一八五五年進口船多達四百餘艘，又三年至八百艘，走私偷稅之風極熾。廣州的洋行，相繼遷來，或設置分行，遂成為全國最大城市。英國初租荒地二十七英畝，一八四五年，取得了土地承租權，面積約一百八十英畝。三年後，擴展至四百七十英畝。法國的租界定於一八四九年，約二百英畝。美國租界形成於一八四七年，範圍不甚固定，約一千余英畝，一八六三年，與英租界合併，稱為公共租界【註：福州、廣州、廈門的英租界分於一八四五、一八四七及一八五二年劃定】。英、美租界為居留區（settlement），法租界為讓與地（concession），商業之外，亦係作奸犯科、藏垢納污之所。至於割讓的香港，本為海盜出沒之地，僅有漁戶數十家。英人佔有後，鑿山開道，大事興建，成為英人在遠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中樞，一度更是鴉片的集散地，公開交易。

　　戰前中外貿易由行商控制，實際經手的為洋行買辦。他們初為臨時僱傭，僅代外人購買零星什物及起居飲食的必需品，及外人與華人交往日繁，兼承辦其他事務，權力漸重。五口通商後，外人雖可自由選擇商人交易，仍須透過買辦。上海興起，已有經驗的廣東人隨之而來，如吳健彰、唐廷樞、徐潤。長於買賣的浙江人，亦以此為業，如穆炳元、楊坊、吳煦。除了經辦本埠業務，且不時深入內地，收購茶絲，推銷進口商品，轉手之間，千金可致。今後的買辦與過去廣州時代的洋行買辦，大不相同。自是沿海人民「爭附洋人」，通洋語、悉洋情者，「趨之若鶩，舉國若狂」，不少人成為巨富，但亦因與外人接觸，而習於西事。

　　五口通商之後，走私偷稅之風益熾，特別是鴉片。洋商於各海口設有囤集鴉片的躉船及運送的「飛剪船」，香港之外，以上海為最。一般商品亦大量漏稅，如經破獲，領事反予包庇，海關收稅僅及進出口貨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澳門及香港政府，復借名護航，將當地夾板船及浙海盜船，編為護航划艇，配置槍砲，勒索中國商船。更慘暴的行為是掠賣人口。鴉片戰爭前澳門已常有此類事件，戰後擴大至廣州、廈門等地，公然綁架，大都運往拉丁美洲，被虐待而死者甚多，即所謂「苦力買賣」。名為華工，實不如牛馬。

　　四、教士的活動

　　鴉片戰爭前，在華天主教士，並未絕跡。一八四六年，明詔弛禁，給予的便利益多，各教派活動展開，各有傳教區域。耶穌會再度恢復，傳教區為江蘇、安徽。一八四三年以後，在上海附近徐光啟的故鄉徐家匯設置總會，建立觀像台、博物院、圖書館、學校、印刷所。一八五三年，教區內已有七十八所學校，學生一千二百餘人，信徒與日俱增，直隸南部亦入於他們的勢力範圍。據估計全國天主教徒約三十萬人。

　　尤值得重視的為新教士的成就。第一位為一八○七年到廣州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係倫敦傳福音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初任職於東印度公司，因不易與華人接近，惟有致力於文字工作。一八一五年與米憐（William Milne）在滿剌加刊行《察世俗每月統紀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一八一八年間設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一八二三年將耶穌會士所譯聖經修訂完成，與自編《英華字典》出版。一八二七年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刊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次年他的《東西史記和合》出版。一八三三年馬禮遜的《英事撮要》繼之。同年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廣州刊行《東西洋每月統紀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一八三八年他的《古今萬國鑑》出版。

　　在廣州、澳門最活躍的為美國教士，首先前來的為一八○三年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雅裨理（David Abeel）。一八三二年裨治文在廣州發刊英文《中國匯聞》（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2），並與雅裨理開辦學塾。接踵而至的有一八三三年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一八三四年的伯駕。衛三畏著有《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1848）及《華文注音字典》（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1874）。馬禮遜去世之年（一八三四），裨治文、郭士立，及英美商人創設「益智會」（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編印淺近廉價書籍，裨治文的《合眾國志》（一八三八）為其一。同年郭士立夫人創立女塾。次年益智會創立「馬公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一八三九年創立馬公書院（Morrison School）。第一所醫院為一八三五年伯駕在廣州設置的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一八三八年又與裨治文、加律治（TR Callege）組織「醫藥佈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計來華新教士共二十人。

　　一八四三年英華書院自滿剌加遷設香港，主持人為理雅各（James Legge）。代表十餘個佈道會的新教士爭先恐後而至，分在各口岸設立教堂、學校、醫院，印行書報。截至一八五○年，重要人物除已提及者外，尚有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艾約瑟（Joseph Edkins）、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約翰（John G. Kerr）。上海、廣州是他們薈萃之地。新教的組織不及天主教嚴密，但精神活潑，方法新穎，對於近代西方文化的輸入，有較大的影響。新教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力量遠超過天主教國家，當然亦有關係，不過天主教的歷史悠久，勢力深入內地，信徒眾多，新教士的活動範圍大致限於通商口岸附近。

　　五、西事研究

　　鴉片戰前，中國知識分子之究心西事者，應推主修《廣東海防匯覽》及《粵海關志》的梁廷枬。戰爭期間，王蘊香以烽煙告警，外洋輿地不可以弗考，特輯刊《海外番夷錄》。戰後梁延枬據所蒐集的海外舊聞及英美教士所編史志，撰有《合眾國說》等書，再就其見聞，成《夷氛記聞》。夏燮亦以「蒿目增傷，裂眥懷憤，爰輯邸鈔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據者」，成《中西記事》【註：時穆彰阿當國，防口纂嚴，夏燮恐以此書罹禍，經一再補續，至一八六五年始問世】。姚瑩有介紹英、法、俄情況，乃至印度、西藏間的交通的撰述【註：見所著《中復堂全集》、《康輶紀行》，鴉片戰爭時姚瑩任台灣道】。其後，有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為關於西北史地及早期中俄關係的巨著。

　　對於西事有深一層認識的為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七）。魏為湖南邵陽人，治經世之學，與林則徐友善。一八四○至一八四一年間，嘗參與裕謙戎幕，據英俘口供，成《英吉利小志》。一八四一年七月，與林則徐遇於鎮江，縱談時事，及今後應付之方。其時他的論述清朝武功的《聖武記》已成，繼又增補《洋艘剿撫記》篇，記鴉片戰役。進而從林則徐之請，於一八四三年一月，纂就一部介紹世界大勢的《海國圖誌》五十卷，多取材於林在廣州所譯畫報，而以《四洲志》為骨幹（一八四一年《四洲志》已在廣州刊行），再「蒐集海談，旁擴西人著錄」，兼據「歷代史誌及明以來海島志，並近日夷國夷語，鉤稽貫串」，是一部關於世界地理、歷史及西方政教國情的總集。一八四七年，親赴廣州、澳門，訪粵東名儒陳灃，晤葡萄牙理事官。繼至香港，購世界地圖，將原書擴充為六十卷。又五年（一八五三），再據新見的中西著述，如葡人馬吉士（Marchis）的《地理備考》等，續為一百卷。

　　魏源可能是戰後第一位體會到時代已開始在變與西方影響之大的中國學者。他說：「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圓體，其自西而東乎？」「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歸中外一家歟？」東來「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是瀛寰之奇士，域內之良友」。「聖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懷柔遠人，賓禮外國，是王者之大度；旁諮風俗，廣鑑地球，是智士之曠識。」《海國圖誌》的用意，首在知己知彼。編者的時代了解自有不足，且好為縱橫家之談，主「以夷攻夷，以夷款夷」，而其「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論，則不可厚非。他所指的長技，首為船炮，應自設廠局，延用法、美之人，製造教演。武試中增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砲艦、火器者，作為科甲出身。有了船炮，尚須得人，所謂「利器不如人和」，必當「去偽飾，去畏難，去人心之寐，及人才之虛」，「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對於西情，須先「立譯館，翻夷書，刺英事，籌夷情」。對於國政，須做到「官無不材，境無廢令，財不蠹，器不窳。兵、農、工、虞並非俗務，心性之學不足治天下，腐儒之無用，同於異端」。他最嚮往美國的民主政治，謂美國的章程（憲法）「可垂奕世而無弊」，「二十七部（州）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既「富且強，不橫凌小國，不桀驁中國，且遇義憤，請效馳驅」。時代在變，古代的天地人物，俱不同於今日，「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豈惟世事，物理有然」。所論激切，多為時人所不能道、未曾聞，有《奇書》之稱。可惜其在中國所發生的影響，遠不及其在日本，對於明治維新，具有莫大的刺激。

　　與《海國圖誌》性質略同而較有體系的為徐繼畬的著作。一八四○至一八五一年間，徐歷官福建，由道員、布政使而至巡撫，留意外事，結識一八四二年來至鼓浪嶼的美教士雅裨理，一八四八年完成《瀛寰志略》（一八五○年刊行），按國別敘述，兼及歷史、政治，所附地圖正確新穎。

　　六、造船製炮與撫綏

　　官方對於此次戰爭的反應，可就軍事、外交兩方面來看。英人所恃以憑凌中國的為其砲艦。林則徐革職後，曾力陳「製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其堅」。又於致友人書中，有所議論，謂「彼（英）大砲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砲後，復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中國將弁兵丁皆覿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如大砲不能得用，「雖遠調百萬貔貅，只恐供臨敵之一哄」。英艦初次北犯，琦善根據千總白含章的查看，轉告北京，謂英船大者吃水二丈七八尺，高出水面亦二丈有餘，分為三層，每層有炮百餘位，大者重七八千斤。又有火焰船，「輪盤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浙江方面亦有關於輪船的描述，謂：船身窄而長，舡腰有大車輪二個，上有銅煙筒一座，行駛如飛，內貯大砲，壯烈便利。大概此時廣州已在仿造，行商兼鹽茶商潘仕成，先後共成四艘，均為帆船。另有「兩頭置舵，中設兩輪以激水」的「水輪船」，係用人力推動，浙江所造，未及竣工，定海、寧波已失。江南造成四隻，毀於一八四二年吳淞之役。火輪船初由行商潘世榮僱覓夷匠製成一隻，不甚靈便，浙江龔振麟、丁守存、鄭復光的嘗試，似亦乏成效。廣東水師提督曾參觀美國軍艦，準備就中等兵船製造，下文不明。

　　道光初斥林則徐的造船製炮建議為「一片胡言」，及英艦入江，鎮江陷落，才知道各省水師戰船有名無實，而「逆夷所恃，惟有船堅砲利」。以粵、閩、浙、蘇正在用兵，無暇辦理，因先命四川、兩湖趕造大船。英船進至南京之時，又令廣東造船，並設法購買，由行商伍敦元、潘紹光分購美國及西班牙船各一，重各三百七十噸及一百八十噸。中英和議成立，道光續促整理海防，說是今昔情形不同，造船製炮不可泥守舊制，力求精良適用，戰術亦須講究。於是沿海督撫紛紛提出意見與辦法。耆英、伊里布、牛鑑參觀過英艦，牛鑑疑心機器發動係借牛力；閩浙總督怡良曾週覽廈門英艦，亦「無從測其端倪」。但耆英等已承認英國船堅炮猛，非中國兵力所能制服。

　　至於火器，一八四一年已有獎勵鑄炮的上諭。丁守存、龔振麟等均有關於西洋火銃地雷的著述，並在浙江製造。更著名的為在廣州鑄炮的福建泉州人丁拱辰。丁曾游海外，每「遇精於數算者，輒為諮訪」，尤留心製炮、演炮之術，撰有《演炮圖說》。潘仕成曾僱美人製造火藥、水雷。法人則濟勒（Cécille）曾勸粵督祁𡎴派人赴法，講求修船鑄炮攻守之術。耆英曾將洋槍呈進，道光為皇子時已習用鳥槍，手殪進攻禁城的天理教徒，至是親加對合，讚為「絕頂奇妙之品，靈捷之至」，但認為難於仿造。以上均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三年之事。一八四四年，法使剌萼尼再以則濟勒之議，說耆英與廣東布政使黃恩彤及潘仕成，美使顧盛亦以槍砲模型贈送耆英，均被婉謝。

　　造船製炮所需的設備與財力，當時中國悉未具備。一八四二年十一月，道光已因廣東所造輪船不能使用，命無庸覓洋匠製造，亦無庸購買，他根本缺乏決心。沿海督撫復有對外的顧忌，英國兵船尚散處粵、閩、浙各洋，我若大事經營，「先示以猜防之跡，則彼之懷疑愈甚，設令復生變詐，轉恐剿撫皆難」。中英條約並無限制中國整軍的條款，且互換照會中且有聽憑中國修治海防的明文。但戰敗的中國，畏英如虎，處處顧慮，造船製炮，卒成一時紙上空談。

　　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八年，耆英是外交直接主持人，道光對他頗為信任，英人對他亦具好感。以往他不曾與外人有過接觸，經過南京談判，於時局始有相當認識，就他一八四三年二月的密陳機宜一折來看，對於時勢頗有新的了解：第一，此次戰爭非突發事件。英人以通商為重，百餘年來，洋行朘削誅求，官吏科斂舞弊，撫馭失宜，積怨既久，以致憤激生變。第二，官兵形同烏合，英軍上下一心，炮火猛烈，「我炮施放一出之後，彼炮已接踵而來」。第三，目前民心士氣均不足以攘外，官與民，民與兵已同仇敵，不獨不能相顧，且將相防。攘外必先安內，整飭吏治，安定民生，「我圍若固，彼亦何敢鴟張」。第四，「勿以撫議為必可恃，亦勿以撫議為必不可恃，更不可稍形恇怯，妄事驚疑」，遇事「挺身前往，曉以至誠，諭以利害，祛其疑而破其奸，鎮以靜而制彼動，雖狼子野心，不敢信其必無反覆，而誠內格物，似能令其就我範圍」。

　　耆英的為人與功罪，論者不一，中國人大都詆他媚外，西人則多稱他開明。他曾訪問香港與璞鼎查周旋，希望建立私人友誼，互換禮物相片，以後復通音信。就上述密摺而言，原則上他的對內對外政策，似不可以人廢言。道光亦謂「所論一切情形，均非虛妄」。但除了「倍覺可嘆可恨」外，別無行動。結果他的攘外必先安內主張，一無實際，民間對外的反英運動與對內反滿運動同時並進，方興未艾。

　　七、粵民反英

　　外國的砲艦雖迫使清廷屈服，但一時的挫折與一紙的條約，並不能立即改變數百年來中國的對外心理。從另一方面說，今後中西關係不惟未曾好轉，反而惡化。上自政府當局，下至士紳百姓，大都有所不甘，時思報復，真正獲得正面教訓者，少之又少。戰勝的英人，則已有了經驗，有了憑藉，益認強硬態度是對付中國的有效辦法，既得權益必須確保，並企圖擴大，不惟不肯再聽從中國的擺佈，且益肆驕矜，因此益增中國朝野的憤慨。這是南京條約後中英衝突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衝突事件以廣州為多，初起於民間的反英，而由士紳發縱指使，官府暗表同情，消極慫恿。粵省民風剛強，與外人接觸最久，對外人的情緒亦最惡劣。鴉片戰爭期間，為虎作倀者固有，同仇敵愾者尤眾，林則徐之獎勵團練，影響亦大，三元里事件加強了他們的信心，「平英團」是他們的武裝組織。一八四二年夏間，建立「昇平社學」，「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一遇有警，聽候調遣。道光特旨嘉勉，命各府、州、縣仿照辦理。社學原為民間的教育、公益機構，至是一變而為愛國團體，廣州附近大小不下三十餘，西北區由「昇平公所」領導，東北區由「東平總社」領導，西南區由「隆平社學」、「南平社學」領導，各有數萬之眾。不過官府之意只是必要時用以自衛，並非用以尋釁。

　　戰後，廣州英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動因口舌，徒起風波，愈以忿爭為強」。每「招搖市上，遇平民輒喝令急趨避，否則鞭扑隨之」。流寓廣州的浙人錢江，素負奇氣，以豪傑自命，不以和議為然，刊貼文告，斥詆英人，定期集議，捐資招勇，為粵督祁𡎴所驅逐。約十日後，即發生洋行夷館被焚之事。起因是英人買物而不給值，開槍傷人。夜間夷館火起，死英人二名、華人三名。璞鼎查聲言將帶兵來省，祁𡎴立允賠償，並正法十人。璞鼎查以眾怒難犯，不欲再生風波，案遂獲結。英人繼又索租廣州河南地皮，群起反對，香港總督德庇時準備強佔，人民投檄醜詆，紳耆致書開導，德庇時終於放棄，時為一八四四年。

　　經過此兩次事件，朝野均有「民可制夷」之感。廣州進城問題發生後，確證民心可恃。南京條約准英人寄居五處港口貿易，英人指港口為城市，要求進城。上海、寧波俱無困難，福州、廈門亦僅小有糾紛。廣州情形不同，紳民堅拒，主要為感情作用，特別是在民夷衝突之後。耆英時代，並無絕對不允之意，然迫於輿論，不得不設詞對英搪塞。英人以為進城與否，雖不關實際利害，但為條約權利。不准進城即是違約，此風決不可長。為了顏面，亦非進城不可，中國如不拒絕，不必定要進城，今既不允，則必須堅持，實亦近意氣用事。

　　一八四三年，璞鼎查屢請入城與耆英相見，昇平社學聲勢洶洶。經耆英婉詞解釋，璞鼎查允暫擱置。翌年，德庇時重行提出，亦未如願。粵人每遇三五英人思進城門，或擅入城內，輒聚眾鼓譟，甚至毆辱。一八四五年，德庇時與耆英會商交還舟山問題，復談及進城之事，耆英恐英人藉口久據舟山不還，答應考慮，即告示百姓，不可再拒。粵人標貼字帖，斥官府怯懦，如英人進城，必置諸死地。跟著發生暴動，搗毀廣州知府衙門。耆英大為恐惶，將知府撤職，重行出示，杜絕英人進城。這是民間對外問題的初次示威，並佔了上風。英政府不欲操之過急，致礙商務，擬俟情況妥協，再行辦理。

　　耆英原主以誠信對外，不授英人以滋事口實，殊不以粵人的舉動為然，中央的穆彰阿是他的支持者。言官則常予責難，盛稱粵民為英人所憚，不可「強民從夷」，道光亦謂必須固結民心。耆英雖一樣認為不可「屈民就夷」，須撫柔善導，不過這是不易做到的事。一八四六年，民夷衝突的事件最多，其咎不全在粵民。某次英人無故拘打小販，開槍傷人，英外相撤銷英領事對兇犯的處罪，而於英水手被毆之事，則要求懲兇，否則直接行動。一八四七年，英人在佛山遭辱，德庇時不待查究，率艦突襲省河，佔領砲台，直抵廣州，聲言將攻擊佛山。耆英親至夷館懇商，許兩年後英人自由出入省城，劃定河南租界，懲辦兇手，粵民愈為憤恨。同年，又有六英人在廣州附近的黃竹岐被毆致死，粵民亦有三名斃命，德庇時復率軍艦來省，耆英立將兇首四名處斬，方獲無事。

　　清廷的對外政策，大抵為羈縻夷人，固結民心，而事實證明羈縻並未生效，民心則確屬可用。耆英初頗想做到「民夷各得其平」，但在民夷夾攻之中，實感進退維谷。進城事，尤使他棘手，兩年期屆，眾情是否允洽，毫無把握，曾表示辭意。黃竹岐案結，再度奏陳難當重任。德庇時的突襲，已令道光憤懣莫名，對於黃竹岐事件，更認為英人的要求「荒謬已極，自無允准之理」，而耆英竟將人犯正法，顯係違背了道光的意旨。一八四八年二月，召耆英入京，命徐廣縉代為兩廣總督、欽差大臣，葉名琛接任廣東巡撫。此一人事調動，為清廷對外態度轉變的具體表現。道光給徐敕諭為「疆吏重任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

　　中國的外交負責人更易，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亦改為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文翰曾任職新加坡與滿剌加，略知華事，要求明年履行廣州進城的諾言。徐廣縉答以「百姓不許」。一八四九年文翰約徐面議，徐以「中外大防，在此一舉」，葉名琛亦謂「官民合心」，「實有把握」。於是部署軍事，密集鄉勇。四月，雙方相見於虎門英艦，文翰請定期許英人入城，徐稱不能自主，須待詔旨決定。道光的密示，謂可暫令文翰入城，惟不得習以為常。如果徐照此原則處理，可望獲致妥協，但他給文翰的照會，則加駁斥，這是因為士紳的態度決絕，他與葉名琛又以為英人謀乘機搶劫藩庫，佔領省城，復認定文翰係虛張聲勢，「婉阻未必遽開邊釁，輕許必致立開兵端」。道光認為有理，一切由他們辦理。時廣州已對英絕市，兵勇晝夜戒備，英軍艦進泊洋行附近。詔命徐、葉準備決裂，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英國政府於進城之爭，並不十分堅持，一八四八年十月已訓令文翰，如中國允公使領事入城拜訪，即可了事。十二月，再度訓令，不必為進城權利引起兵端，武力取得，亦難順利享受，意思是不妨避開這個爭論。虎門會談後，文翰知照徐廣縉，將來署拜謁，徐仍謝絕。文翰隨即聲明「再不辯論進城之事，亦不進署拜謁」。徐、葉張大其詞入奏，說是文翰以省城防禦森嚴，「畏葸中止」，已佈告夷商，「罷論進城，大家安心貿易」。道光欣慰之至，謂「如此棘手之事，卿等不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分封徐、葉以世襲子爵、男爵，其他廣州大員及紳民均各有獎勉，紳民並為徐、葉建紀功碑，君臣上下俱說是十年來夷務的一大勝利。

　　英外相巴麥尊得知之後，大為憤怒，命文翰警告清廷，不要忘記一八三九年廣州當局所犯的錯誤及英國軍事行動的後果，必要時英軍可將廣州毀為平地。另有致北京照會，由文翰一併向上海、天津投遞，均無結果。

第三章　內部動亂（上）（一八五○至一八六○）

第一節　太平軍的興起

　　一、鴉片戰爭與內潰的加劇

　　嘉慶一朝，幾乎始終是在變亂中，道光前期仍時有騷動。今文學家龔自珍深感世俗之壞，貧富不齊，憤怨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必至發於兵燹，清的治權可能難保。不久中英戰爭發生，中國一敗再敗，有心人愈察覺到今後的內在危機。一八四一年，廣東按察使王廷蘭說中國將一蹶不振，從此不僅為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一八四二年，浙江巡撫劉韻珂說，人情震動，不逞之徒乘機起事。湖南儒生劉蓉說，奸宄之徒，羅布環伺，「外夷之烽燧未銷，而海內之干戈已起【註：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崇陽鍾人杰戕官據城，建號稱王。是年廣西、湖南、河南、山東、安徽、浙江、江西、雲南均有動亂】。」南京和議後，劉韻珂復指出各省通商，煙禁大開，漏銀更多，國用民用俱絕，兵無鬥志，民有亂心，以英兵內犯為可喜。給事中董宗遠指出軍興三年，上下交病，民窮財盡，殆不可支，亂民自此生心，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而起。史學家夏燮指出外洋商貨無限制的輸入，利權悉為英人所操，人民衣食之源將竭。

　　民窮財盡非一朝一夕之故，鴉片戰爭更使加劇。廣東、浙江、江蘇為主要戰場，廣東商民捐餉助銀，官吏征夫、徵糧，追呼日迫，道殣相望。浙江民戶半數流離，半數觀望，地丁漕糧不能催納。江蘇負荷一向獨重，戰後漕糧每米一石，浮收多至三石，地丁每銀一兩收錢多至四五千文【註：銀一兩約值一千八百文】，如不遵勒索，即誣以罪名，橫加摧辱。富庶如蘇州、松江兩府，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納，棄田不顧者。致成此種現象，與急付對英賠款當然有關。第一批六百萬元，出自江浙省庫，只是借撥，仍須於捐輸項下歸還。其餘一千五百萬元，十分之八係由各省攤付，勒限追索。

　　禁煙是由於銀荒，銀荒是由於銀漏。戰後鴉片大量進口，十年之間，每年自三萬箱增至六、七萬箱，值銀約五千萬兩，其他商品值銀二千萬兩，銀一兩自制錢一千八百文漲至二千餘文，米價反下跌一半，錢糧愈難完納。有謂「農之食煙者十之三，賈之食煙者十之六，兵之食煙者十之八，士之食煙者十之五，上至督撫僕隸之私，下至縣門輿台之賤，其食煙者十之八九」。雖不盡可信，以進口鴉片數量估計，加上國內的種植，全國食煙者恐在千萬上下。

　　進口的其他商品，以洋布洋棉為要。初雖為數不巨，已使土布土棉遭受排擠。例如一八四五年，洋布洋棉已充積廈門，「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以往江南松江、太倉木棉梭布之利甲天下，今則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分之一，布市銷減大半，棉花花客大都折本，「商賈不行，生計路絀」。廣東順德一帶的斜紋布，利市原大，「自西洋以風火運機成布，舶至賤售，女工既停其半」，「洋織盛而土布衰」。土布土棉的市場既為洋布洋棉奪佔，農村自日益蕭條，始以東南各省為著，後則深入內地。

　　就政治方面的影響來看，戰後政府的威信大喪，弱點暴露，以反清為職志的會黨自不會放過時機。耆英對英人撫綏，粵民則對英人抗拒，認為「官怕外夷，外夷怕百姓」，「能怕其官之所怕，則民浸浸乎玩官於股掌，外患彌而內患作」。加之廣州不再獨佔對外貿易之利，內地土產出口，外來洋貨內銷，取道粵北者日少，成千成萬以挑運、護運及開設旅店為業者，失了謀生之路【註：湘粵間的肩貨者，近十萬人，閩粵運茶者數千人，大多為會黨】。

　　一八四三年起，粵、湘、桂三省變亂特多，如廣東香山的天地會，湖南武岡的饑民。一八四四年，湖南耒陽人民抗糧，包圍縣城，廣東亂者四起，省城附近明火劫掠。一八四五年，廣州府屬九縣天地會數萬，千百成群，持械戕官，擄官勒贖。湖南衡州有金丹、大道教之亂。一八四六年，桂東、湘南會黨屢次滋事，廣州焚掠案件仍然不絕。一八四七年，雷再浩領導的湘、桂間的教黨，數敗官軍。廣西天地會響應，圍攻平樂府城，各地土匪紛起，南寧等四府道路阻隔。「不獨流賊、土賊，即團練亦賊。到處裹脅，轉移無定，散而復聚，或旋起旋滅，或附外匪大股，是為流賊。逼脅村民，招納亡命，負隅抗拒，少或數十人，多至數百、千人者是為土賊。」

　　一八四八年，廣西亂事愈烈，與來自廣東的天地會聯合，北擾桂林，西擾潯州，以及賓州。一八四九年，廣東天地會張釗率大隊艇隻續至，掠梧州、平南、永安。另一首領張嘉祥掠南寧、貴縣。柳州、桂林及武宣一帶尤稱猖獗。廣東北江及南路的若干縣城失守。湖南教黨李沅發攻陷新寧，湘、桂之交，所在蜂起，至一八五○年方定。同時廣東肇慶被圍，南路官軍一再失利，北路天地會擊敗官軍後，侵入廣西，廣西全省十一府，八府幾盡為天地會（堂匪）所據，洪秀全的正式舉事，亦在此時。

　　二、洪秀全的反清運動

　　洪秀全（一八一四至一八六四）為廣東花縣客家人，幼時讀過九年私塾，頗有才氣，十八歲設館授徒。一如其他知識分子，亦思由科考獵取功名富貴，兩赴廣州應試不售。一八三七年，復告落第，心理上受了打擊，大病三十餘日。病後自言天使接他升天，天父上帝命他斬除妖魔，拯救世人，天兄基督一力相助。在此之前，他在廣州得到一本小書，叫作《勸世良言》，係基督教徒梁發節引基督教聖經並解說教義所成。一連三次科場失意，洪秀全於憤恚之餘，因有異志，新得的一些宗教觀念，大可利用，於是捏造出一個升天故事。但是此後七年，並未見他有何實際行動，且又兩次赴考。

　　花縣鄰近廣州，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文武惶恐失措，官兵怯懦畏戰，信奉上帝的數千英兵蹂躪沿海、長江，所向無敵，清廷俯首屈服。此種種現象，縱非他所目睹，要必有所聞，認為大好時機已至。一八四三年，即戰後的第二年，他再細讀《勸世良言》，愈感書中所說和他虛構的升天神話，若合符節，他確是受命於天的真命天子，《勸世良言》是上帝賜他的「天書」。遂創「拜上帝會」。他的最早同志是他的同里、同窗、同屬客家、同是塾師、果毅善謀的馮雲山。他們毀除了孔子的木主，為鄉里不容，花縣亦非謀大事之地。一八四四年，洪、馮出遊廣州附近各縣及粵北瑤區，再去廣西貴縣，但是信從的人不多，洪回花縣，馮轉往貴縣東北的桂平。

　　洪秀全家居二年，從事宗教政治著述，說是天下凡間，實為一家，男盡兄弟，女盡姊妹，上帝生養人、保佑人，為一切恩典所自出。蛇魔閻羅妖均為怪誕謊言，二千年來為所迷惑，犯了「反天」大罪。如今「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昇矣」。行上帝的真道，使亂世變為公平正直之世，共享太平。「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魂升天堂，永遠在天享福」；否則變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纏，死後惹鬼棍，永遠在地獄受苦」。又制訂「十天條」，勸人敬拜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題上帝之名、七日禮拜、孝順父母、不殺人害人、不奸邪淫亂、不偷竊搶劫、不講謊話、不起貪心。

　　文字上他未直接反清，言論間則予痛詆。論及時事，慷慨激昂，恨中國無人，「以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虜，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錢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一八四七年，他到廣州，與美國浸禮會教士羅孝全（IJ Roberts）相處約四個月，詳覽《舊約》，然後重去廣西。

　　同一時期，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紫荊山已有了驚人成就。紫荊山界於桂平、平南、武宣、象州交界，深林密箐，聚集了不少廣東墾民。在這個有利的地區，三年之間，馮雲山奠定了拜上帝會的基本力量。桂平信徒有二千，附近州縣亦各有黨眾，楊秀清、韋正（昌輝）、蕭朝貴、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晃俱在其內。

　　洪秀全再西來之時，廣西四境騷然，散則為民，聚則為寇，每股各有頭目，拜上帝會的活動益力，謂「劫運將興，惟拜上帝會可免」。「十家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洪秀全率之搗毀象州神像，張貼「天條」，「觀者如堵，州官不敢與較」。「遠近傳開，信徒愈眾」，引起了地方士紳與拜上帝會的衝突。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之交，馮雲山兩次為團練所捕。桂平知縣受了賄賂，謂馮並無為匪不法情事，僅命遞回原籍，中途又折返紫荊山。洪於馮被捕後，親去廣東，設法營救。馮脫釋後，追踪而至，第二年，兩人又同回廣西。

　　在馮被捕及洪、馮均去廣東時期，拜上帝會一時失去重心，黨眾恐惶動搖，楊秀清、蕭朝貴分別假託天父、天兄下凡，教導鎮懾。楊為種山燒炭工人，富於智略，蕭為自耕而食的農民，勇敢善鬥。一八四九年，洪秀全自粵歸來，證實天兄、天父下凡為真。因為見過天父、天兄，又係天父之子，天兄之弟，最有作證的資格，承認了楊、蕭的地位，更可證明他之升天為真。從此楊成了上帝的代言人，蕭成了耶穌基督的代言人。楊最「奸譎」，不時藉天父下凡來提高自己的權威，與洪秀全並稱。

　　三、新王朝的創建

　　自拜上帝會創建以來，七年之間，洪秀全、馮雲山積極宣傳組織。時廣西鼎沸，官軍無月不損兵折將，民間盛傳辛亥年（一八五二）為「清盡明復」之歲。一八五○年二月，道光帝卒，謠言愈熾，拜上帝會的煽惑愈力，往往一人入會，舉家同來。入會者須將財物田產變賣歸公，不許私蓄，並予以軍事組織，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各置伍長、兩司馬、卒長、旅帥、師帥、軍帥。軍帥之上為監軍、總制、將軍、指揮、檢點、丞相、主將、軍師。

　　一八五○年七月，拜上帝會號召各地黨眾，前來桂平金田「團營」。為避開官方的注意，洪秀全、馮雲山匿居平南，楊秀清佯作耳聾口啞。拜上帝會的總部設於金田韋正家，首先率眾而來的為貴縣石達開。十一月各方至者漸多，楊秀清開始軍事行動。進向平南，擊敗清軍，會合洪秀全、馮雲山返回金田，又獲得一次勝利。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實行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註：登極在三月】。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正、石達開分任中、前、後、左、右軍主將，眾約萬人，能戰者約二、三千，包括女營。

　　拜上帝會的組織精神，與天地會頗有相通之處，反清是共同目標。天地會有潛在勢力，洪秀全希望收為己用，來歸者不少，敵對者亦多，一以他們不習於拜上帝會的嚴格條規；二是彼此的政治、宗教主張不合。天地會以復明為號召，洪秀全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天地會所奉的是五祖，洪秀全只許拜天父上帝，視五祖為妖魔。

　　約略言之，太平軍的成員，就其領導人物來看，有失意而有野心的知識分子，如洪秀全、馮雲山；有境遇逆嗇的工農，如楊秀清、蕭朝貴；有家本素封，通曉詩書的紳士地主，如韋正、石達開、胡以晃；秦日綱則曾充鄉勇。至其下級，農工之外，有挑夫、船夫、商販、散兵、游勇、海盜。如以籍貫說，太平軍上下，幾盡屬兩粵之人，而以廣西為多，客家的地位頗為重要。

　　北京之於廣西實情，並不了了。廣西巡撫的奏報，從未提及拜上帝會。一八五○年九月，以天地會逼近桂林省垣，始命兩廣總督徐廣縉前往剿辦，調向榮為廣西提督。徐忙於應付廣東之亂，無暇分身，因起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林中途病卒，改以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繼任，前湖廣總督周天爵為廣西巡撫。所重視的為「堂匪」。十一月以後，始注意到拜上帝會。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楊秀清大破黔軍於桂平，進據平南大黃江口，李星沅知為心腹之患，決厚集兵力，聚而殲之。經月餘的部署，又一戰而敗。

　　太平軍有其宗教信仰，行軍秋毫無犯，臨陣各遵約束，成為一支意志堅定，團結強固，而又得人民擁護的武力。戰略取主動，初則「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覷官兵稍懈，一朝突出，如山移海湧，莫之能禦」。清軍將帥不和，互相推諉，赴援之師，素不相習，號令不一，畏縮不前。周天爵曾就雙方情況作一比較，謂「賊愈戰愈多，而我兵愈戰愈怯。賊凶悍有力，非烏合之眾。彼方紀律嚴明，而我軍則毫無紀律，退易進難」。「賊又吃迷藥，受創不知，死而後已」，官軍以為「賊有邪術」，心惶膽怯。「賊用兵全是洋人之法」，剽忽深沉。官兵紮營之處，各村盡是拜上帝會黨。所謂邪術即是宗教訓練，所謂洋人之法，是鴉片戰爭的餘悸猶在。李星沅自審巨荷難堪，奏請特簡統帥，加調援軍，否則全局殆不可問。

　　一八五一年三月，太平軍自大黃江口回師武宣、象州，北趨桂林被阻，折返金田紫金山，遭清軍包圍。八月，突圍東出，間道北進，九月二十五日，佔領了第一座城池永安州，這是永久平安的好朕兆。時男女老幼約三萬餘人，能戰者約五千。在永安停留半年有餘，規劃設施漸臻完備。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正為北王，分別管制東西南北各國。石達開為翼王，羽翼朝廷。天王稱萬歲，各王依次稱九千歲、八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秦日綱、胡以晃等封為丞相。天王是萬國真主，各王須受東王節制，權力不亞於天王。軍中分男營、女營。女將、女兵大都為客家瑤僮村媼，強而有力，赤足健步，裹頭持械，勇健過於男子。男女分別至嚴，不得共處。

　　軍政部署之外，經濟控制是他們所重視的事。早期加入拜上帝會者，固然須將財物歸公，舉事後被裹脅者，於繳出財物後，尚須將房舍焚燒，以絕顧念，一心隨營。初入永安，天王詔令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新王朝自須有新曆法，名曰「天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氣固定，無吉凶宜忌、生剋休咎，實際是一個不中不西、亦陰亦陽的組合。每七天一禮拜，但日曜較西方所通行的早一日。仍用干支紀年紀日，而較中國所通行的亦早一日。

　　最足以代表太平天國的精神的是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名義於一八五二年六月所發布的三篇文告。於此可以充分認識太平天國的宗教理論、民族主義、政治號召。其所以由楊、蕭出名，是因為他們分別代表天父、天兄。一篇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旨在申明民族大義，痛斥滿洲無道，文字淋漓雄健，極富煽動性，係對「讀書知古」之士而發。大意說：天下為上帝之天下，滿洲為胡虜妖人，肆毒混亂，改變中國形象，衣冠言語，玷辱中國女子，脅制中國男子，水旱不恤，貪污朘削。以中國五千餘萬之眾，受制於滿洲十萬，可謂奇恥。現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掃除妖孽，廓清中夏，「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希望大家「同力戮力，掃蕩胡塵」，「同享太平之樂」。另兩篇神教的意義特濃，詞意較為通俗。一篇係對「凡民、團勇」說法，謂「滿妖咸豐」為中國世仇，叛逆上帝，天所必誅，「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真神，……脫妖類，……得享天福」。團勇原指廣西的團練，謂「爾等壯丁，多是三合會黨，蓋思洪門歃血，實為同心同力滅清，未聞結義拜盟，而反北面於敵者也」。到了永安，準備傳檄中原，將這段文字改為「況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國人民，須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含義就廣泛得多了。又云，「各省有志者萬殊之眾，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勳」。一篇係對「誤幫妖胡自害中國」之人鼓煽，謂「上帝是爾親爺，……今上帝命天王誅妖……救人，應速丟魔鬼，歸親爺」，「擒斬妖胡頭目首級，親到天朝投降」，「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

　　四、直前北伐與回師西征

　　太平軍佔有永安不久，即被圍困。清軍新統帥為賽尚阿，火器頗為猛烈。太平軍接濟不易，糧食火藥缺乏。一八五二年三月，貴縣礦工來援，洪秀全下令男女兵將全力突圍，大破清軍。攻桂林不下，繼續北進，南王馮雲山受傷而死，這是太平軍的一大損失。六月，入湖南，為江忠源的楚勇所敗，放棄順湘江而下的計劃，南佔道州，停留兩月，會黨二萬人響應。於是補益卒伍，增修戰具，聲勢驟張。旋佔郴州，又得三萬之眾。九月，西王蕭朝貴以輕兵倍道直襲長沙，中炮而亡，這是太平軍的又一損失。十月，洪、楊率主力十萬到達，一再猛攻，終未能下。十一月底，渡湘而西，擄船隻數千，東渡洞庭湖，佔領岳州，水陸兩路進向湖北。五個月前，武漢已發現太平天國的揭帖，足見其滲透之力。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平軍抵武昌城下，近十五萬人。先佔漢陽，繼佔漢口。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武昌。這是太平軍佔領的第一個省會，亦是北伐的第一階段，但殺官兵，不傷百姓。在武昌留二十餘日，大事宣傳，名曰「講道理」。拜上帝者，男子入營，婦女歸入女館，財物悉歸聖庫；不拜上帝者，將金寶錢米交「進貢所」，照舊為民。

　　長沙被圍後，清軍統帥易為徐廣縉。及太平軍進入湖北，清廷加派兩江總督陸建瀛及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分防江、皖及豫南，阻太平軍東下或北上。武昌失守，徐被革職拿問，改以向榮代之。一八五三年二月九日，太平軍放棄武漢三鎮，船隻萬餘，順江而東，號五十萬，清「文武棄城遠避，兵勇聞風先散」，太平軍連破九江、安慶、蕪湖，三月十九日，攻佔南京，駐防旗人二萬餘，幾同一燼。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二階段。計自出廣西以來，九個月間，軍行三千餘里，橫掃長江五省，兵力增至三十餘萬，被裹脅者，固然頗多，自願參加者亦屬不少。此固與其宗教政治宣傳有關，而其經濟軍事方略收效尤巨。自入湖南以來，「專虜城市，不但不虜鄉民，所過之處，以攫奪衣物散給貧者，散佈流言，謂將來概免租三年，鄉民……方幸賊來」。貧民忌恨富室，太平軍之來，害不及己，且甚有利，「賊未至，眾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爭先相迎。太平軍號令嚴，紀律肅，不許騷擾，初則禮賢下士，繼即施以威劫，人人伏首聽命。清軍擄劫姦淫，或見敵即潰，或觀望徘徊。太平軍以破竹之勢，所向披靡。

　　攻取南京為太平軍的預定計劃，未出廣西之時，官軍每與之戰，動曰：「行將取江南矣，豈畏爾官軍乎？」楊秀清曾謂：「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也。」稱至金陵為登小天堂。金陵為明太祖驅逐胡元，光復華夏的基地，有其歷史意義，江南為財富之區，太平軍多飢寒之士，不論在心理上，物質上對他們均為莫大的鼓勵與引誘。據說有人認為應取河南為基地，楊秀清主張建都南京，改稱天京。為鞏固天京，並阻斷南北糧運，復佔鎮江、揚州，與天京鼎峙而三。其所以未再繼續東進，是由於志在華北與長江上游。

　　太平天國的領袖對於定都南京的意見，似不甚一致。四十篇《建天京於金陵論》，或係奉楊秀清之命而撰，說明金陵的種種優點，大致不外城廓堅厚，倉庫充實，形勢虎踞龍蟠，風俗溫文敦厚，全就守勢立言。有人謂應乘摧枯拉朽之勢，一鼓而下北京，方為上策。楊秀清本其一貫主張，決定都南京與分擾南北並進。五月初，命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繼續北伐，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正丞相賴漢英回師西征。北伐軍仍採直前衝擊戰略，「師行間道，疾趨燕都，勿貪攻城掠地，靡時日」。西征軍志在收取長江上游，控有黃河以南。

　　如果說洪、楊在軍事上犯有錯誤，則在未能厚集兵力，以事北伐。林、李所部有謂不過三千人，一說二萬人，總之，不夠強大。他們取道皖北，進入豫東，擬渡黃河。以清方已作預防，船隻盡撤北岸，不得已，轉而西向。攻開封未下，續行西進，至鄭州之西，渡河，入山西，東趨直隸，大破直隸總督軍，乘勝進逼保定。北京戒嚴，官民逃者三萬戶。以京畿援兵麋集，北伐軍折而東走，循運河北進，十月二十日，猛撲天津，兵力約三萬人。清軍決運河堤岸，太平軍為水所阻，與清軍暫成相持之勢。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三階段。計自南京出動，經行四千里，為時五個月，西至天津附近，距北京僅二百四十里。如自廣西算起，亦不過十五個月。

　　一八五四年二月，北伐軍糧食已盡，天氣酷寒，手足潰爛凍斃者不少，為清軍僧格林沁所敗，被迫南退。時天京所派援軍正在北上途中，四月中旬，進入魯西北，終未能與南退的北伐軍會合。一八五五年五月，北伐軍全部消滅。

　　北伐失敗的原因，一由於兵力不足，且為步卒，不利於平原戰，難敵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二因南北語言隔閡，北人性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兩湖之時，從者動以萬計。以後太平軍未能再越黃河，清的根基得保。

　　華北進軍末克收功，西征亦不得手。洪、楊之未能動員大軍北伐，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為清的重兵已在長江下游受到牽制，但以輕兵疾進，即可提取燕都。原因之二，可能是天京城外有向榮的江南大營，揚州附近有琦善的江北大營，須留軍防衛。原因之三，可能是楊秀清預存一如不成事，仍可據有黃河以南之想。

　　西征軍戰船上千，兵力當多過北伐軍。一八五三年六月，再佔安慶，胡以晃留守，賴漢英西入江西，圍攻南昌，江忠源督楚勇固拒，太平軍反攻無功。九月，撤圍北去，再佔九江，西入湖北，復佔漢陽、漢口，旋退鄂東。胡以晃的一支自安慶北上，翌年一月，佔領安徽的臨時省治廬州，巡撫江忠源敗死，皖北、皖南二十餘州縣悉為太平軍所有，成為今後太平天國的主要統治地區。

　　一八五四年二月，太平軍捷於鄂東，三佔漢口、漢陽，一面圍困武昌，一面進向湖南，再佔岳州，繞越長沙，攻下湘潭。此時湖南新練的湘軍已經出動，太平軍遇到了勁敵。今後雙方的爭奪，全在長江上下。

　　五、對外接觸

　　自對外關係密切以來，中國的變亂已不僅是中國內部問題，亦為國際所關注。在華的外國教士與商人，認為太平軍係一新興勢力，或革命運動，對於他們的宗教尤感興趣，中國如成為一基督教國家，可大有裨益於通商傳教，他們的報導大都為同情的。至於外交官員，認為正可因利乘便，自清廷或太平天國方面取到更多的權利。上海英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一再建議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文翰，主聯合法、美，援助清廷，保護長江、運河的交通，而以開放全部中國，與北京建立直接關係，鴉片合法為交換條件。這時上海道（蘇松太道），已僱葡萄牙划艇及英、美商船，上駛鎮江防堵，並請英、法領事派遣兵艦相助。文翰即調集軍艦，駛赴上海，相機行事。

　　一八五三年二月，文翰到了上海，命阿禮國答覆上海道，關於派艦上援南京之事，應由兩江總督正式來文，將予以善意考慮，意思就是要先談妥條件。不久得知南京失守，態度轉變，再行通知上海道，除保護英人之外，不能以兵相助。為明瞭太平軍的實況，文翰先派翻譯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取道蘇州、常州西去調查。繼由阿禮國召開英僑會議，決招集義勇，成立協防委員會，幫助海軍防衛上海租界，美人亦參加此一組織。四月二十七日，文翰乘軍艦抵南京，由艦長費士班（EG Fishbourne）致書太平天國當局，謂「此來並非襄清打仗，係有事相商」。密迪樂攜書進城，見到北王韋正、翼王石達開，首言英使之來，在申明英國的中立，次詢對外人的意見，是否將進攻上海，願否接待英使。北王大談其宗教與天王的權力，即使英人幫助滿清，亦不足懼。天王為中國真主，亦為萬國真主，今後彼此可以相安，成為好友。第二天，文翰得東王回「諭」，以詞句倨傲，原件退回，並附南京條約一份，以示英國在華的權利。經天京派員解釋誤會，商定明日文翰上岸與東王相見。文翰恐禮節發生爭執，臨時婉謝，並自行照會，聲明英國並未以火輪船幫助滿洲官，亦不准其僱用英國商民船隻。「對於貴王與滿洲相敵，我英國情願兩不干預。」最後說：「聞貴王軍兵欲到蘇、松一帶，後至上海。時貴王之存心立意，欲與英國如何辦理之處，先願聞知。」可見他最注意的是太平軍今後對上海的行動，東王覆書說是：「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爾遠人願為藩屬，天下歡樂，天父、天兄亦歡樂。既忠心歸順，是以降旨爾頭人及眾兄弟，可隨意來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門，均不禁阻，以順天意。另給聖書數種，欲求其真道，可以誦習之。」五月二日，文翰嚴詞駁覆，謂「來書言語無狀，不能理會。中國既准吾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國惟以兵戈從事」。當天英艦東去，過鎮江時，接太平軍守將羅大綱來書，願友好相處，勸英人勿助清兵，勿售鴉片。文翰覆函，聲明守局外之義，但未提及鴉片。羅為粵人，「賊中號為能者」，其應對遠較北王、東王為得體。

　　經過此行，文翰認為太平軍實力強大，勢必成功，英國將來可能較易獲得權益，目前以採取中立政策，等待觀望為是。密迪樂對太平軍尤多好感，如果他們成功，不僅傳教通商可以推廣，中國亦可走上進步之途。江蘇巡撫對於文翰訪問南京，大為不安，照會上海英、美領事，「希念兩國通商和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煙禁從嚴，一遇我國吸煙之人，無不殺害，統希速發火輪師船來江剿擊」。其後又說到南京太平軍船上載有各處挑選的「美女數千人」，「金銀數百萬」，如英、美火輪兵船前來，必可「獲此厚利」。一八五四年六月，文翰的繼任者包令（John Bowring），續派翻譯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Jr.）到南京視察，太平天國當局雖重申「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內兄弟也」之說，但仍持「天下萬國皆來降」的態度，否則便是妖魔。一八五五年一月，包令鑑於太平軍之勢不可侮，英國在近東牽於對俄軍事，無力東顧，佈告英人嚴守中立。

　　天主教的法國對於接近新教的太平軍自始即乏好感。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法使布爾布隆自上海到南京，先派人進城，見到一位賴姓（漢英？）丞相，彼此均希望和好。數日後，布爾布隆與頂天侯秦日綱會晤，表示中立及對於在華天主教徒的關懷。他此行所得印象，大致尚佳，承認太平軍紀律嚴整，南京秩序安定。

　　一八五三年五月，與洪秀全相識的美國教士羅孝全，自粵到滬，擬去南京，以道阻不果。六月，另一美國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在鎮江見過羅大綱，觀感頗好。一般美國商人多盼太平軍成功，美國駐華專使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亦認為清朝將被推翻，有承認太平天國之意，他懷疑文翰想由太平天國方面取得長江的通商權，復恐俄人援助滿清，使中國變為保護國。為了美國的利益，最好是維持中國的完整，由各國共同要求北京，赦免亂黨、信仰自由、外人往來自由、開放長江，強制太平軍屈服，以免英、俄獲逞，中國遭受瓜分。大概是美國政府見於滿清的命運已不易挽救，列強又難一致，命他不要干預中國的內亂。

　　美國政府給馬沙利的後任麥蓮（Robert McLane）的訓令是對中國內亂嚴守中立，如中國分裂為幾個政府，可分別與之接洽，建立外交關係。如清廷拒絕修改條約，即與太平軍談判。一八五四年五月，麥蓮抵上海，二十七日，乘軍艦至南京，派翻譯裨治文上岸接洽，二十八日由艦長布嘉南（FL Buchanan）發出照會，說是美國全權欲與太平天國丞相元帥互相照會。並稱美國人將於明日瞻望南門外的報恩寺塔。先由一位太平軍檢點「札諭」，命先稟明來意，遵守規令，方准出入遊看。繼由兩位丞相「札諭」，命「遵照禮制，稟奏東王」，天王為萬國真主，「准年年來貢」。五月三十日，布嘉南照覆，指責「來文言語，盡非友誼，並無尊重美國之辭，不得不暫止照會」。裨治文所得印象，是在軍法管制之下，太平天國轄境內秩序良好，違亂法紀的行為，立即受到處罰；鴉片受到嚴禁；人人皆有職務；衣食無虞，精神煥發；長江兩岸及湖北的糧米供給不斷，看來必定成功。麥蓮則認為太平軍態度傲慢，即使成功，對於外人並無利益。他對國務院報告，謂太平軍無統治能力，應改變對華政策，維持在清廷控制地區的和平與秩序，以便擴張商務，保持條約權利。麥蓮明白告訴兩江總督怡良，如允許修約，長江通商，即助中華平亂，為北京所拒。

　　從太平天國與三國的交涉中，可見其外交拙劣，其自大或無知，較鴉片戰前的清廷實有過之，雖有「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之說，但必須承認天王的宗教與政治地位。

　　六、北捻與南會

　　捻與天地會之亂雖然已久，真正擴大而益加嚴重則在太平軍佔領南京之後。「捻」與「股」字意同，捻匪即股匪，由地方豪強，糾合結集，謂之「成捻」，橫行鄉里，以皖北為多。魯南失業的船夫、遊民，則以布匹分幅帕首，私相雄長，稱為「結幅」，名曰幅匪。十九世紀中期，淮河、黃河一再氾濫潰決，官吏不恤，饑民無以為食，成捻結幅的愈眾。太平軍北伐、西征，皖北秩序大亂，到處揭竿而起，分據寨、城、集、莊，棋列星羅，捻勢大熾。頭目不一，穎州、亳州兩屬以張洛行、龔得樹輩為首，皖、豫之交，以李昭壽為著。一八五五年亳州、蒙城之捻，推張洛行為盟主，以雉河集為根據地，旗分五色，眾至數十萬。但仍乏真正統一組織，只是在春秋二季，外出劫掠之時，始相集合，名曰「裝旗」。飽掠之後，負載而歸，「糧盡再出，有如貿易者」。一八五六年，張洛行佔領水陸要衝商賈輻輳的穎州三河尖，淮河南北，遍地皆捻。與太平軍相通，名義上多接受天王封號，實際上是「聽封不聽調」。

　　遍布南方各省的天地會，亦乘勢大舉。一八五三年五月，福建的黃威佔領海澄、漳州、泉州、廈門，稱「大明漢軍元帥」。翌年，東入台灣，不久失敗。另一支佔領永春、德化、龍溪等縣，歷時五年。一八五三年九月，江南的天地會起於嘉定。九月七日，上海天地會的別支小刀會，由粵、閩人劉麗川、潘金珠等領導，一舉而佔縣城，數日之內，附近州縣俱為所陷。劉麗川具奏天王，請共取蘇、常。他初稱「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至是將大明國改為太平天國。南京以其仍敬邪神，吸食鴉片，未予認可。劉麗川因清軍的攻擊，僅能保有上海一隅，英、美、法復與為難，斷絕城內食用，最後法軍直接參戰，協助清軍，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奪回上海縣城，小刀會失敗。

　　聲勢尤大的為廣東的天地會。一八五四年六月以後，東江、北江、西江遍地皆是，其中多為以往挑運貨物的工人及反英的團練。起於商業巨鎮佛山的陳開，建號「大成」，所部稱為「紅兵」，呼清軍曰「白兵」，分路包圍廣州，達半年之久。兩廣總督葉名琛肆意濫誅，被殺者七萬餘人，強半為無辜。清軍因得外國槍砲、火藥、糧米接濟，陳開未能攻下廣州，一八五五年，西入廣西，佔領桂平，直至一八六一年。其他各部（花旗），分於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間北入湖南、江西，投歸石達開。

　　倘使洪、楊對天地會能積極爭取，東結劉麗川，控有「倉庫」根本、北京性命所繫的江南，及糧源所出的上海，再利用時機，揮師南下，聯合湘、贛及廣東、福建的天地會，收取長江以南及濱海地區，及另外兩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不僅可有廣大後方，並易獲得海外物資、武器，進可攻，退可守。究之實際，不無困難。太平軍為要攻奪北京，必須繼續北伐，為要穩定天京的地位，必須回師西征，同時又須對城外的江南大營警戒。上海小刀會舉事之日，正北伐軍深入山西，西征軍圍攻南昌之時，如再要東進，必先擊敗江南大營。北伐已不能動員大軍，這時更無此力量。至於南進，如西征順利，自可由湘、贛而下粵、閩，但結果被阻於南昌，失利於湘潭，遑言其他。捻首李昭壽曾一度來歸，中途背叛，張洛行屢次與太平軍聯合作戰，並無助於太平軍在北方的發展。自廣東北來的花旗（天地會），亦未能挽回太平軍晚期在贛、浙的失利。太平軍名將李秀成與捻及花旗合作最久，所部天地會最眾，曾說：「我天國之壞者，一是李昭壽，二是招得張洛行，三是招來廣東這幫兵害起，惹我天朝心變。……前起義到此，並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實是這等人害也。」這是經驗之談。

第二節　極權統治

　　一、信仰統制

　　宗教對於太平天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洪秀全自稱是親承天父上帝之封的人間真主，這種資格和他的權力出自神授。但是他的宗教並非真正的西方基督教，而是中國化的，經過他改造的基督教，可名之曰「上帝教」或「洪教」。二十四歲以前，他所讀的是中國經史，所習聞的是佛道、神巫，他的初步基督教知識，與上帝觀念，得之於簡陋晦澀的《勸世良言》。他要以自己的理論。利用宗教以達成政治目的。他不是教徒，而是「上帝教」或「洪教」的教主，與耶穌為昆仲，甚至權力超過耶穌。他說古代君民，皆拜上帝，中外一同。西洋因天兄耶穌捨身救世，遵行大道到底，中國自秦世「開神仙怪事之厲階」，因而「差入鬼路」。滿洲竊據之後，「誘人信鬼愈深，妖魔作怪愈極」，天父又命次子，即洪秀全降生，拯救陷溺。

　　上帝初似只有兩子，約在一八四八年以後，馮雲山、楊秀清、韋正、石達開成了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子，蕭朝貴因為娶了洪秀全之妹，稱為「天婿」或「帝婿」。楊秀清又是天父的化身，並代世人贖病，稱為「贖病王」，一八五三年，復加「勸慰師」（Comforter）、聖神風（Holy Ghost）之號，《新約》是有「錯記」的，他可以「招證」。楊是風師，蕭是雨師，馮是雲師，韋是雷師，石是電師，秦日綱是霜師，胡以晃是露師。《賊情匯纂》的編者【註：張德堅初撰《賊情集要》，後至曾國藩所設採編所，一八五五年成《賊情匯纂》】斥其「人襲神號，尤亙古之奇聞，於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實亦彼教之罪人」。言雖中肯，要知道他們本以神自居，而並非人。

　　上帝教的規條嚴苛異常，儀式尤為煩瑣。拜上帝者必須向上帝悔罪，十天條必須熟記，犯者死罪。平時朝晚祈禱，每飯感謝上帝，有了災病及生日、滿月、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動土等事，均要祈禱祭告。每屆七日禮拜，先一日鳴鑼高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不到者，初次枷號七週，杖責一千，兩次不至，斬首示眾。禮拜時頌上帝恩德，唱讚美詩，天王、東王以至翼王，均在讚美之列。然後讀聖經、信條，一唱百和。並朗誦悔罪奏章，高呼「殺盡妖魔」，再誦天條等。每二十五家，有一禮拜堂，軍行所至，必擇宏敞房屋，備禮拜之用。所有廟宇神偶，在所必燒必毀。教育完全宗教化，編刻了許多訓練及宣傳的書冊，自《三字經》、《幼學詩》以至洪秀全的詔書及《舊約》、《新約》，共十餘種【註：計為《三字經》、《幼學詩》、《千字詔》、《天父詩》、《太平詔書》，包括《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天道書》、《天情道理書》、《舊遺詔聖書》。（舊約）、《新遺詔聖書》（新約）、《天（真）命詔旨書》（真約）等】，均為士子所當時時攻習，無不充滿了上帝教氣氛，文字通俗，自成一格。清軍擄獲者，汗牛充棟，足征其刊印之多。

　　儒家思想與上帝教的教義，多不相容，洪秀全升天時，上帝曾說：「孔丘所遺傳之書，甚多差謬」，「教人糊塗了事」。耶穌亦說這些書教壞了人。孔丘私逃天下，被天使追回捆綁，痛加鞭撻，永不准下凡。一八五三年宣布，「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所有書籍一律須經天王「蓋璽」頒行，「不使天下良民仍受妖書經傳之蠱惑」，如「世間有書不奏旨，不蓋璽而傳讀者，定然問罪」。太平軍通過與統治地的藏書，「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特設「刪書衙」，削正四書、五經及「凡情諸書」中的「妖話」，再由天王御筆改正【註：一八六一年，總理朝政的洪仁玕謂「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合於天情道理者亦多，既蒙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政策為之一變】。

　　對於知識分子，太平軍力事爭取，所至出榜招賢，希望共建勳業，勸各方投效保薦，「自貢所長」，當「量才錄用，家口厚給資糧」。一八五三年起，開科取士，亦有秀才、舉人、進士之分，試題均出於《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天命詔旨書》。會試中者，封授官職。但對於被擄官吏紳衿、儒生，則極端凌虐，「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

　　二、兵民合一

　　太平軍舉事之始，首定軍制，以《太平軍目》一書為準。軍為最大單位，置軍帥一人，其下為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每軍官兵合計應為一萬三千餘人【註：一八五五年，據說共有九十五軍，各軍人數多寡不一，有不及二百人者，約計共為十三萬，當不只此數】。入湖南後，添立土營、水營。土營以礦工組成，專司穴地攻城；水營以船多為上，負有作戰運輸兩種任務。此外有木營、金匠營、織營、鞋營、繡錦營、鐫刻營，總稱諸匠營，「各儲其才，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但令隨營奏技，卻不役使打仗。初期置有女營，每軍二千五百人，至進入湖南為止，女兵約居四分之一。此後以兵源已無問題，長江一帶婦女又大半弱不勝軍，悉編入女館，女兵有減無增。別有童子兵，為官長所私有，經宗教灌輸，臨陣勇敢，信仰不二，執法無私，及壯大成年，遂為忠實幹部。

　　對於軍律、訓練，反覆叮吁，要嚴束隊伍，賞罰分明，秋毫莫犯，不許騷擾鄉民。天晴操練士兵，下雨習讀天書，講解分明，互相開導，「人人共識天情，永遵真道。倘若遇有妖來，號鼓一響，趨府聽令，踴躍向前，一德一心」。行營、定營各有規式，陸路、水路、點兵、查察，均有號令條禁。

　　《賊情匯纂》亦盛讚太平軍制之優，兵術之良，軍紀之整，謂「逆賊荒誕暴虐，惟於軍制似有法則，渠賊，……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諳習。……試觀其始定軍目，似亦具條理，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得身使指應之效。其於陣法，任意詭造，……然可保既敗不致全潰，……且能反敗為勝。賊之營壘，操縱亦若有把握，度其必不防也，則朝行暮宿，若於慎防堅守之處，則重壕重牆，甚至封垛如城，其負固各無所不至」。又云「賊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旋敗旋熾，仍未見其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操練士卒，條分隊伍，屯營治壘，接陣進師，大小相制，視眾如寡，頗能聯合一氣，分合咸宜。」「賊之梟張全恃行軍有法。其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斬，輕則責降，略無姑息。有功亦破格升遷，賞不逾時。朝為散卒，暮擢偽帥。」「使人人矢鬥可幸生，退則必死之志。……桀驁不馴之徒，甘心服役，身臨矢石而不惴，膏塗草野而無悔。」

　　太平天國的組織，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一元化，而以宗教貫注之。政治體系中的鄉官，與軍事體系中的軍帥以下各級均同。「家備戎裝，人執軍械」，「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尚」。理論上是「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會貢賦」。但未能徹底實施，兵源大都為裹脅而來。

　　三、官制與政事

　　太平天國的政府組織至南京而大備，分朝內官、軍中官、守土官、鄉官，整個制度為軍事化。從中央到地方，幾全為武銜。軍師至丞相、檢點、指揮、侍衛、將軍為朝內官。宮內（天王府）、及東殿（東王府）、北殿（北王府）、翼殿（翼王府）又各有職官，東殿規模之大，過於宮內。女官名號與男官同，但員額大減。總制、監軍、軍帥以下為軍中官。守土官有總制、監軍之別，每郡（府）置總制一人，各州縣置監軍十人，受命於中央，除了治軍統軍，並上給貢賦，下理民事。軍帥至兩司馬為鄉官，按戶口多少而設，多為本鄉之人，軍事之外，宗教、教育、司法、政治、經濟均歸其負責。每日兩司馬在禮拜堂教讀所屬二十五家的童子，禮拜日為男婦講道理，頌讚祭告上帝。每七週由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所屬兩司馬講聖書，兼查其是否遵守條命及勤惰。遇有爭訟，先由兩司馬聽其曲直，如不能平息，依次上達。伍卒與民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由兩司馬保舉。各級官員，定三年一保升、奏貶，均由天王主斷。其優點為資功課職，頗協眾情，缺點是極端集權，運用不靈。

　　定都南京之後，天王養尊處優，侈然自得，深居不出，遇大喜慶，方設朝會。即使東王有事晉見，亦須請旨，批定日時。所有政事，悉由侯、丞相商議停妥，具稟翼王，翼王認為可行，代東王撰成誥諭，送東王府蓋印，再送北王府登簿，仍歸翼王府匯齊，由佐天侯交官分遞，「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偽旨」。「在外賊目，大小事件，動輒具稟，重複累贅，筆墨繁多。」一八五四年間，清軍所俘獲的稟諭，成束成捆。行政手續如此煩瑣，難免彼此暌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

　　其次是太平天國高級領袖的窮奢極欲。天王以兩江總督署為宮殿，盡毀附近官廨民宅，每日驅迫男婦萬人，興築半載方成，周圍十餘里，牆高數十丈，內外兩重，用黃色塗飾，金碧輝煌。門扇以黃緞裱糊，門外又用黃緞紮成彩棚，月餘即更換一次。東王以下的府第衙署，無不競爭壯麗。服飾的奢靡，禮儀的隆祟，等級的森嚴，尤不待言。以出行來說，最低級的兩司馬尚有舁夫四人。東王每出，儀仗填塞街市，扈從千數百人，大小官員一律迴避，不及，須跪於道旁。甚至檢點、指揮轎出，卑小官員兵士均須照此規矩。

　　太平天國既以宗教建國治國，神權高於一切，代表天父的東王地位，亦高於一切。永安封王詔中，明定各王俱受東王節制。一八五四年十月，天父復命他「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天王不得不承認東王亦是「天國良民之主」。緊要奏章，如未經東王蓋印，天王不閱，雖北王、翼王的奏章亦不能逕達天王。除了東王，任何人不得直接天王。

　　四、聖庫與田畝制度

　　公用共享是太平天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這是理想，亦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理論的根據，仍為宗教的。「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無處不飽暖」。軍民日用所需，由政府統籌供給，做到生活優裕而無私財，既可控制黨眾，又可杜絕貪污。聖庫及田畝制度即因此而定。

　　聖庫掌管一切財物，金田起事之前，已經設置。此後凡攻戰所得金寶衣物，固須交獻聖庫，軍行所至，所有農民米穀亦應齊解，大口歲給米一石，小口五斗。到南京後，分設聖庫館與聖糧館，置總典聖庫與總典聖糧。聖庫館以管錢為主，聖糧館以管穀為主，天王府各有典聖庫、典聖糧。另有分司某種什物（如油鹽），或分任某一工作的各類典官，後者是按技藝之長，使各有所歸，各效職役，有如軍中的「諸匠營」。大小官員俱無常俸，買菜錢（禮拜錢）、糧、米、油、鹽皆有定制，每七日向各典官衙取給。食肉限於天王至總制階層，總制以下不給，朝內軍中皆然。至於民間，原則相同，一切與田畝制度配合。

　　《天朝田畝制度》一書，包含太平天國的社會結構及經濟、教育、選舉、考核、司法制度，然只是理論。此書刻於一八五三年，但至一八五五年仍流傳不廣，見者極少，亦可證其並未實施。關於經濟的部分最為重要，而以田畝為主。田畝制度的原則，一為土地公有，依照產量，將田分為九等。二為計口授田，不論男女，按家口多寡，雜以九等，好醜各半。三為豐荒相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四為國庫，每二十五家設一國庫，除足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歸國庫。婚娶彌月，俱用國庫，各有制式。五為自給自足，每家種桑、養蠶、織縫、養雞、養彘，農隙之暇，兼事陶冶、木石等。

　　聖庫制度確曾嚴格施行。佔領永安之前，以鄉間富室之家為實施對象，進軍長江之時，以城市為對象。天京政權既立，佔地漸廣，始推及於鄉間，「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這種竭澤而漁的辦法自不易持久，而聖庫制度實不失為軍事時期的有效經濟措置。

　　理論上「凡物皆天父所有，不需錢買」，事實上難以作到。為使財物長期流通供應，仍需要商業，除了私營，尚有公營。公營分兩種方式：一為政府直接出售百貨，將所掌握的剩餘物資，招徠交易，以食鹽、布匹、棉花為大宗，售價較常價為廉，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為一大收入；一為政府給予資金，令商人購辦所需之物，願為某業者，赴聖庫領本，發給營業文憑。稱為天朝某店，限定利潤。商肆所在之區、名曰「買賣街」，多在城外，以防奸細混入城內，天京的商務歸「天買辦」總管，由總典聖庫兼任。

　　實施田畝制度首須一穩定的統治區域，再行調查戶口、土地，均非兵戎倥傯中所能作到，米穀亦未齊解聖庫，仍由鄉官按田畝徵收【註：強徵係另一來源，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間，太平軍的往來文書中，時有如下字樣：「九江糧米甚屬便宜，安省（安徽）米糧已解天京」；某某率水營軍船，前赴南昌、武昌一帶，收貢收糧；某某應將黃州、漢陽敵人驚走，將米糧裝解天京；某某應將某處敵人駭走，所得糧米已解抵天京。可見天京糧食供應之不穩暢】。不同的為佃農交納後，不必再向田主交納。

　　五、婦女地位與禮俗

　　太平天國統制下的婦女，大異於昔日。從宗教上說，男盡兄弟，女盡姊妹。從政治上說，婦女亦可任官，大都供職於天王府及各王府，「無不錦衣玉食，出入嗚鉦乘馬，張黃羅傘蓋，女侍從數人」。從經濟上說，授田無論男女。從禮俗上說，婚姻不論財，有專司其事的「婚姻官」。不纏足，禁多妻，不准宿娼、當娼，不准有淫邪之事。男女不得混雜，婦女盡入女館。

　　其所以採行這種政策，據他們自己的解釋是因為太平軍多挈家齊來，創業之初，必先有國，而後有家，先公而後私，不可私圖一時之樂，急享眼前之福。真實之福須從克己苦修而來，「俟掃盡妖氛，太平統一，方可室家相慶，夫婦和諧」。其次是內外貴避嫌疑，男女各當分別，方昭嚴肅。據他們的敵人解釋，是因為恐黨眾顧家而不肯力戰，特設女館，挈家同行，以繫戀之。一旦天下大定，不僅夫婦得再完聚，未娶者亦許婚配，功高者且可置妾，犯罪者則罰以遲娶，「意謂男女人之大慾，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庶諸惡少，捨死力戰」。

　　一如其他各項制度，事實與理論往往矛盾。婦女並未能真正得到平等與解放，且備受壓迫荼毒。其一，女館以軍法部勒，善於女紅者，分入繡錦營，餘悉令解足，擔任勞役，磨折而死者，頗為不少。其二，既嚴別男女，而各王不惟仍夫婦同居，且盛置姬妾，執事女官以千百計。其三，婦女對於男子，仍須服從，男理外事，女理內事，敬夫與敬天、敬主同等重要，如此方可享榮華富貴，方得上天。不只是夫婦關係，一般倫理觀念，與傳統亦無出入。

　　太平天國的封建意識的濃厚，較任何王朝為甚。王爵固然是累代世襲，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等亦然。服飾各分等級，民間不准用紅、黃兩色。尊卑名分，上下稱謂，各有一定，極其苛細瑣屑鄙俚。對敵人則冠以「妖」字，古先帝王貶號為侯，只有上帝可以稱帝，天王等可以稱王。文字、物名、地名亦有更改，不良風俗，如賭博、飲酒、巫覡、堪輿一律禁止。洋菸（鴉片）、黃煙（煙草）不得販賣吸食，否則問斬。「洋菸為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害體膚，無補飢渴，且屬妖魔惡習。」

　　洪秀全準備將中國的一切大事變革，並改造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則是特權階級，舉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濟」。

第三節　傳統勢力的對抗

　　一、曾國藩的領導

　　曾國藩（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為湖南湘鄉人，長洪秀全三歲，同係來自耕讀之家。在早年功名途上，他較洪秀全順利，二十八歲中進士，成翰林，三十四歲官禮部侍郎。平生究心義理與經世致用之學，是一位道統名教的擁護者。他亦不滿時政，殷望有所改革。鄉人友好中和他抱同感的大有其人，均以事變難免為慮。道光、咸豐之際，湖南、廣西亂作，舉人江忠源為綏靖地方，首起楚勇，助官軍平新寧事變。一八五二年，邀擊太平軍於湘、桂之交，繼之力保長沙省城。湘鄉諸生羅澤南踵行其事，別立湘勇。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軍北入湖北，有燎原之勢，清廷正式授曾國藩以幫同湖南巡撫團練，搜查土匪之任，以補正規軍的不足。他因母喪正在籍守制，不欲任事，和他交稱莫逆的郭嵩燾說以乘時自效，澄清天下，兼保桑梓。他亦鑑於武昌不守，關係甚大，始赴長沙籌劃。

　　到長沙的第二日，提出他對團練的主張，謂團練應由地方紳耆董理，搜查土匪應由巡撫派兵剿捕。太平軍凶焰已熾，湖南兵力單薄，不足守禦，決在省城成立大團，招募壯健樸實的鄉勇，認真操練。官軍之不堪任戰，有目共睹，必須改弦更張，而以練兵為要。易言之，他要編組一支新軍，與太平軍對抗。咸豐批示，要他「悉心辦理，以資防剿」，原則上無異認可。是後他給友人信中，屢有「馳驅中原」，「蕩平賊氛」，「蕩滌群醜，掃蕩廓清」之言，可見他一開始即抱負不凡。

　　新軍不僅須針對綠營之弊，亦須兼取敵人之長，成為確能戰鬥的部隊。綠營的最大弱點，為營伍習氣與調遣成法，太平軍之善戰在於團結堅固。曾國藩認定「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應可血戰一二次，漸新民之耳目」。他的新軍通稱湘軍，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人員：先求志同道合，質直而有血性、忠義而曉軍事的儒生為將。他說「帶勇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也就是有信仰，肯犧牲。然後「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以「樸實而少心竅」的鄉農為尚，不取浮華之輩，擯斥滑弁遊卒及市井無賴。

　　二、編制：十人或十二人為一隊，什長一人；八隊為一哨，哨官一人；四哨為一營，統於營官，每營官兵五百人（初為三百六十人），合數營，或數十營置一統領。成軍之初，大帥選統領，統領揀營官，營官揀哨宮，哨官揀什長，什長挑勇丁。全軍自上而下，非親族故舊，即同鄉同里，「將帥相能，兵將相習」，「弁勇視營哨，營哨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視其父兄」。

　　三、訓練：兵勇必須「苦心精練」，陣法技擊固要逐日操習，精神紀律同樣注意，他所編的「莫逃走」、「要齊心」、「操武藝」歌詞，雖為勸告鄉民自衛，亦可施之營伍。同時更要愛民，每隔五天集合教導，反覆開說，千言百語，但令勿擾百姓。「練者其名，訓者其實。……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並使其相激相劘，忠義奮發，一德一心，「以畏難苟活為羞，克敵戰死為榮」。

　　四、待遇：餉銀不裕，不足以養將弁之廉、作兵勇之氣。新軍勇丁每人月銀四兩二錢（後增為四兩五錢），較綠營提高一倍有餘。餉源最初來自捐輸及藩庫，其後則以百貨釐金為主【註：釐金係仿照兩湖會館的提釐籌款辦法，大概係就所屬同鄉的商貨中抽收百之一。一八五三年七月，江北大營始於揚州附近仿行，以助軍需，湖南大約不久亦予採用，倡之者為代曾國藩勸捐最力的郭嵩燾。第二年江蘇加以推廣，一八五五年，遂及於用兵各省】，次為鹽釐。

　　如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奉天討胡檄》代表太平軍的主義，曾國藩的《討粵匪檄》【註：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發】，可說明湘軍的立場。太平軍是為開創王朝而戰，為實現一種理想而戰，曾國藩是為衛護道統名教而戰，為傳統文化而戰。勤王之義，雖在名教之內，但他不過分強調，對太平天國種族思想，亦避開不提，此有其難言之隱。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軍的殘暴，以地域觀念打動長江流域之人，並煽動身陷太平軍者，以分化所謂「新兄弟」（在長江各省新加入者）與「老兄弟」。他說，太平軍所過，「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概搶掠罄盡，男女備受荼毒，而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如，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第二段痛斥太平軍，破壞倫理秩序，以名教觀念打動知識分子。不過他對太平天國的宗教，所知尚欠正確，他說：「中國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太平軍崇外夷之教，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稱。農不能自耕，商不能自賈，田皆天王之田，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又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第三段痛斥太平軍毀污廟宇，以神道觀念打動一般鄉民。他說：「自古生有功德，歿則為神」，雖亂臣賊子，亦敬畏神祇。太平軍焚燒學宮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亦被污殘，「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最後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衛道，救被擄船隻、人民，紓君父之憂，慰孔、孟人倫之痛，報生靈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義之士，共同奮起，被脅被陷者，自拔來歸。

　　二、湘軍東征

　　曾國藩的新軍，初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再加部分楚勇及新募之眾，共約四千人，其後續有增加。一八五三年九月，曾國藩移駐衡州，以避長沙綠營官兵的尋釁滋鬧，兼就近剿辦南路土寇，並興治水師。太平軍順江東下及回師西征以來，擁有大小船隻近萬，飄忽靡常，沿江州邑，不戰即得，清軍無船，防不勝防，追擊不及，束手無策。曾國藩從郭嵩燾之議，開始置辦船炮。兵勇來自湖南，工匠來自廣西，砲位置自廣東，大都為西洋所製。此為日後湘軍奪回長江控制權，阻斷太平軍的水上交通，攻克兩岸城池的關鍵所在，有關於雙方勝負極大。

　　一八五三年十一、十二月間，西征太平軍進入湖北，安徽情形亦急，清廷連促曾國藩赴援。曾以戰船尚未辦齊，湘南土匪尚未肅清，須待水師能自成一隊，與陸師並進夾擊，否則不能草草一出。一八五四年一至二月，江忠源及湖廣總督吳文鎔相繼敗歿，太平軍三佔漢陽、漢口，圍攻武昌，湖南震動。此時湘軍水師已成，大小戰船三百餘隻，水勇五千人，合陸師將弁兵勇夫役共一萬五千人，炮五百尊，以民船百餘號載米煤油鹽，於二月二十五日出動。全軍每月需餉八萬兩，由湖南、江西、廣東、四川供應。初與太平軍角逐於湘北，陸師敗於岳州，水師潰於長沙以北的靖港，但另隊則大捷於湘潭，不僅士氣一振，長沙亦免於夾擊。經過整編訓練之後，湘軍二次出擊，七月，肅清湖湘。時武昌已於六月再失，十月為湘軍克復，並及漢陽、漢口，這是出乎清廷意料的一大勝利。十一至十二月，再捷於鄂東田家鎮、半壁山，水師直抵九江，太平軍船隻損失至大。

　　一八五五年初，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援軍西來，湘軍一再受挫。漢陽、漢口、武昌又復不守，武漢至天京全入太平軍之手。曾國藩退往南昌，湘軍首尾不能相顧，決定由湖北巡撫胡林翼及羅澤南規取武漢，日久無功【註：一八五六年四月，羅澤南戰歿，李續賓代領所部】。一八五六年石達開合自粵北來的天地會黨，及北王韋正，連佔江西八府五十餘縣，南昌幾乎不保。

　　三、天京內變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不久，清欽差大臣向榮的追擊軍跟踪而至，屯紮於城東南郊，號為江南大營，兼統鎮江軍，屏蔽蘇、常的產米區。另一軍屯紮揚州城北郊，號為江北大營，屏蔽淮海的產鹽區。是年（一八五三）冬，太平軍退出揚州，仍據運河口的瓜州。江南大營聲勢頗盛，雖久攻天京無功，終為太平軍肘腋之患。一八五六年，楊秀清乘上游軍事勝利，先擊破鎮江城外及揚州之敵，再猛撲江南大營，向榮敗死，天京解圍。長江上下，太平軍無往不利，皖北的捻勢亦張，囊括江、淮，似為指顧間事。就在此時，天京連續發生自相殘殺的內變，湘軍始得喘息的機會。

　　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以來，取得了宗教、軍事、政治大權，跋扈專擅，視洪秀全如無物，動輒凌辱，對韋正、石達開、秦日綱更是頤指氣使。韋正、秦日綱且嘗受杖責，積怨已非一日。以大敵當前，隱忍未發。早在一八五五年，《賊情匯纂》的編者已經洞悉此一危機，謂楊秀清「叵測奸心，實欲虛尊洪秀全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甚或意欲仿古之權奸，萬一事成，則殺之自取」。又云：「楊賊與昌輝（韋正）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併吞之事。」

　　天京解圍，上游軍事得手，楊秀清野心愈熾，又詭為天父下凡，脅迫天王，由九千歲進稱萬歲。一八五六年九月，韋正、秦日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殺死楊秀清，天京混戰經月，楊黨死者二萬餘人，此為天京第一次內變。十月，石達開自湖北趕回南京，責韋正不當濫誅。韋正一不做二不休，準備將所有異己，一併芟除，石達開縋城而逃，此為天京第二次內變。此後韋正仍然不分皂白，屠殺不止，懸賞購拿石達開，人人自危。十一月，石達開集兵東討，洪秀全與天京文武合誅韋正、秦日綱，此為天京第三次內變。十二月，胡林翼乘機克復武漢，底定湖北，湘軍不再有返顧之憂，並有了穩固的後方，餉械委輸不絕，傷病休養得所。

　　石達開是太平軍中傑出的軍中政治人物。曾國藩屢說他「最悍」、「詭譎」，「挾詭詐以駛眾，假仁義以要民」。左宗棠亦稱其「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韋正死後，石達開掌理政務，攻守兼施，重用青年將領陳玉成和初露頭角的李秀成，聯結捻眾，攻略皖北、鄂東，穩定了太平天國的局面。洪秀全以飽嚐楊、韋之苦，不信外臣，專任他的無才無能的胞兄洪仁發、洪仁達。一八五七年六月，石達開以遭洪氏兄弟仁發仁達的疑忌，出走安慶，轉赴江西，別圖發展，實際上已與洪秀全脫離關係，自樹一幟，此為天京第四次內變。石達開出走後，鎮江不守。洪氏兄弟專恣愈甚，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曾國藩以為年內即可攻下金陵。洪秀全的政權之得以延續，一以傳聞清軍對於廣西籍的太平軍一概不赦，惟有死裡求生，抵抗到底；二以陳玉成、李秀成忠勇善戰，艱苦支撐，太平軍的威勢為之再振；三以清廷始終心存滿漢之見，對於曾國藩未能真正信任，畀以全權。

　　四、太平軍的重振

　　一八五八年，清欽差大臣和春及張國樑【註：張國樑即原擾廣西的天地會首領張嘉祥，後歸向榮，向榮敗死，改隸和春】的江南大營復進至南京城下，對江的浦口為江北大營，天京再度被困。上游湘軍李續賓亦攻下扼長江咽喉的九江，江西各城多為湘軍所得。李續賓乘勝進軍皖北，陳玉成、李秀成聯合奮戰，先破江北大營，再破湘軍於皖北三河鎮，李續賓全軍覆沒，這是太平軍在頹勢中的重大勝利。此後陳玉成當長江上游，保衛安慶，抵禦東下的湘軍，李秀成當長江下游，保衛天京，對抗江南大營。

　　一八五九年，留居香港五年的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了天京，立被重用，封為干王，總理機務，陳、李亦分封為英王、忠王。洪仁玕頗有新知，擬定了一套改革計劃，名曰《資政新篇》，備論政教方策，世界大勢，主張採用新的制度及科學技藝，「器使群材，賞罰嚴明」，以期振奮人心。他的建議要旨是權歸於一，改革風俗，仿行西法。在所列舉的具體事項中，值得注意的有設書信館、新聞館、醫院、市鎮公所、鄉兵（警察）、興辦鐵路、銀行、工藝、礦務。除新聞館外，天王均認為應行，但究屬紙上空談。第二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容閎【註：容閎（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二）為廣東香山人，幼從西人學於澳門、香港，一八五四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建議改善軍隊組織，設立陸海軍學校、實業學校，釐定教育制度，建立良好政府，聘任有才能的行政顧問，開辦銀行，亦未能見諸事實。容閎在天京考察月餘，認為洪秀全實無建設一新中國的能力。

　　清軍顯然分為兩大集團，一為長江下游和春、張國樑所統的江南大營，由綠營組成。一即上游曾國藩、胡林翼所部，以湘軍為主力。江南大營號稱五六萬，核實不過半數，以長壕困天京，意謂大功早晚可成，「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為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群居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煙館」。每四十五日僅發一月之餉，士卒怨望，揚言「賊匪一到，我們即走」。

　　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玕，以天京久被圍困，改採機動戰略，以輕騎出皖南，直下浙江，拊江南大營之背，斷其餉源，分其兵力。一八六○年三月，李秀成襲破杭州。和春自江南遣兵來援，李秀成放棄杭州，星夜西返，會集所有兵力，包括來自皖北的英王陳玉成，分道猛撲江南大營。經過十天激戰，五月初，和春、張國樑全軍盡潰，天京再度解圍，是後兩年，城外無清軍踪跡。

　　七年以來太平軍的戰略是上游主攻，下游主守，東線始終不曾越過丹陽，太湖流域仍為清軍所有。天京二次解圍後，決攻取蘇、杭、上海，然後置辦輪船，再溯江而西。五月十九日，李秀成長驅而東，張國樑、和春敗死，人民爭殺清軍以迎。除了上海、鎮江，兩週之內，江南為所席捲。八月，進攻上海，未下，同時上游戰事轉急，太平軍遂陷於兩線作戰。

　　五、曾國藩總制東南

　　湘軍之未能乘天京內亂的有利時機，於奪回武漢之後，全力推進，不全由於力不從心，而是滿人對漢人的缺乏信任。湘軍初次克復武漢，某大臣反說曾國藩以匹夫崛起，從者萬餘，恐非國家之福，咸豐為之色變。曾的責任甚重，而權力有限，僅有一「欽差兵部右侍郎」虛銜。一八五七年三月，因父喪，奏請終制，頗有就此引退之意。七月，再請開缺，並瀝陳歷年辦事艱難竭蹶情形。一為對所部官兵僅能奏保官階，不能挑補實缺，事權不如提督、總兵。二為籌餉須經地方官之手，與督撫有客主之分，難以呼應靈通。三為奉命統兵未見明旨，時有譏議，所用木印關防，時常更換，州縣往往疑為偽造，號令難於取信。清廷竟准其所請。

　　曾國藩家居年餘，一八五八年，以石達開糾合江西太平軍東進，始再被起用，先命援浙江，繼命援福建。復命前往四川，最後，改援安徽，牽制上海太平軍，好讓和春獨收克復天京之功。一八五九至一八六○年間，曾國藩與太平軍英王陳玉成劇戰於安慶附近，歷時三月，所恃的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支援。

　　江南大營二次崩潰之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正在安徽宿松會商全局。左宗棠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盪，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認為「否極而泰，剝極而復」的時期已至，均以和春之敗為慶幸。胡料定北京勢必重用湘軍，曾國藩必可取得「督符」、「兵符」，結果只是要他迅速東援，不免沮喪。及蘇州失守，清廷環顧宇內，將帥之能，兵勇之眾，以湖南為最，除仰仗湘軍外，無別途可循。一八六○年六月，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又兩月，實授，並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制。從此他可以「破格請將，放膽添兵」，湖南集團滿意了，湘軍名副其實的代替了綠營。

　　為進兵東南，曾國藩移駐皖南祁門，留軍續攻安慶，以為將來克復金陵張本。不久英法進軍北京，詔令北援，對他又是一個難題。他雖曾有此請，似非出於真誠。他對曾國荃說：「北援不必多兵，即吾與潤帥（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識著，有濟無濟，聽之而已。」又對胡林翼說：「天下有理有勢，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不甚悖此理。」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以鞏固現疆土為第一，北援僅是一種姿態。

第四章　西力衝擊（下）（一八五○至一八六○）

第一節　西方國家的攜手

　　一、咸豐的對外動態

　　一八四八年廣東督撫易人，是清廷對外態度轉變的明徵。香港總督文翰既聲明罷議廣州進城，益信強硬政策有效。一八五○年二月，道光去世，二十歲的咸豐繼位，意氣似乎更盛。英國並未放棄立場，謀避開廣州，直接與北京交涉。四月，文翰北去上海，投送抗議書及外相巴麥尊的照會，聲稱將往天津。兩江總督怕他越境北上，勉強收下。

　　抗議書與照會外，文翰尚有致軍機大臣穆彰阿及禮部尚書耆英的咨文。穆彰阿為實際的首相，耆英為熟悉夷務之人，與英人「極敦誼禮」。巴麥尊的照會指責徐廣縉失禮不當，英國要簡派大員赴京面議，文翰的抗議書特提廣州進城問題，及粵民抗英之事。咸豐認為英人欲行反間之計，謂中國大臣非派令兼辦夷務，無外交之義，原可置之不理，既有文給穆彰阿、耆英，即由兩人諮明兩江總督轉告開導。進城已作罷議，無庸追論，派員來京，例所不許，命文翰迅回廣東。第二天（五月三十日）文翰的代表到了天津海口，停留十天，一無所成。穆彰阿、耆英的咨文係由蘇、松、太道轉行照會，被文翰退還，謂必須由大學士照覆，結果是虛此一行。

　　文翰的北行失敗，增長了反英的氣焰，上諭一再命沿海各省嚴防，訓令徐廣縉、葉名琛，如英人因所求不遂，以兵船竄擾，應制之於先。於是各方紛言夷禍之烈，與和不可恃，防夷為救時急務。前任湖廣總督周天爵，痛陳鴉片每年所費，數倍正賦，莠民奸宄，均以口岸為淵藪，與夷人勾結，「失今不治，伊於胡底？」主張以賊攻賊，誘敵深入內地，合力殲之。徐廣縉謂英兵不過一二千人，決非億萬百姓之敵，為了商業利益，英人亦不願輕事戰鬥。即或偶生妄念，企圖嘗試，「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之氣索技窮，未嘗不廢然思返」。咸豐的硃批是「所奏各情甚當」。

　　咸豐即位之初，下詔求言，保舉人才。大學士潘世恩等首請徵召林則徐，言官亦稱，林為英人敬畏，如今「協辦夷務」，「英夷必望風而靡」。上諭召林迅速來京，聽候簡用。林于一八四五年自伊犁釋回，先後任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一八四九年因病告歸，以仍未痊可，不克成行。他的政敵穆彰阿亦不欲其再起，說他「柔弱病軀，不克錄用」。林如果再出，將有何種影響，無庸推測，要可想知當時對外的氣氛。

　　林則徐雖未再出，而過去及現在主撫的人物，一一遭受罷斥。第一個是曾隨耆英在南京辦過對英交涉，現任浙江寧、紹、台道的咸齡。有人彈劾他前在蘇、松、太道任內，「惟夷首之言是聽」，今「仍以縱容為事」，遂被開缺。閩、浙總督劉韻珂及福建巡撫徐繼畬以「委曲以順夷情」被參，復以曾勸皇帝勿為群言淆惑，受到申斥，相繼罷職。

　　更大的人事變動，為穆彰阿、耆英之受懲處。歷代新君與舊時的當權大臣常不易相處，咸豐之於穆、耆，又涉及對外問題。耆英曾論求治之道，謂用人在試其功，不論其為君子、小人，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說無裨時務，泥古之論難合機宜。詔責其持論過偏。文翰投遞的照會，指明寄交他們兩人，益予強硬派以口實，認定他們與英人有特殊關係。耆英在對英備戰聲中，又勸咸豐不可輕動。一八五○年十二月一日，咸豐親筆宣布兩人罪狀，穆彰阿是自有夷務以來，傾排異己，「偽言熒惑」，與耆英同惡相濟，特別指明他中傷林則徐。耆英是畏葸無能，「抑民奉夷」，兩人「貽害國家，厥罪惟均」。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耆英降為五品頂帶。從此撫馭派不論在地方或中央，均告失勢。

　　二、英美法慾壑的增長

　　南京條約訂立之後，中英的爭執反較以往增多，雙方的感情亦較以往更惡，中國以為英人桀驁愈甚，英人以為中國仇外益力，跡近挑釁，甚或違反了條約。五口通商不久，英人的不滿即生，最重要的為以下四事：第一，對華貿易額雖然增加，鴉片大為暢銷，但工業成品的輸出則距英國工商界的希望甚遠；認為這是由於口岸的限制：貿易額的多寡與口岸的多寡，成正比例，如果口岸增加，中國全部開放，貿易額自必隨之上升。第二，鴉片雖然可以進口，且不徵收關稅，但名義上仍不准人民自由販賣、吸食；最好使成為合法行為。第三，基督教雖然弛禁，但教士僅能在五口活動，對傳教事業為莫大障礙，應准自由進入內地，並予優待。第四，國交雖然平等，依然有名無實，公使不能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交往，總辦夷務的廣州欽差大臣，遇事推諉，照會又常遲遲不覆，甚至欲與相晤亦頗不易，不得已而北走上海、天津，亦不得要領；今後公使必須入駐北京，經常與中央大員接觸。美、法同此希望，而以英國的心情最為急切。對北京駐使，英國尚別有用心，即防止俄羅斯館的俄國教士、學生的陰謀活動。

　　上海英國領事阿禮國主張擴展對華貿易及英人自由進入中國內地尤力，曾向倫敦建議。一八四九年又致書文翰，謂一支小型艦隊封鎖運河口，即可使北京屈服，獲得更多利益。文翰北上抗議無效，英外相巴麥尊亦認為不久的將來，須再予中國打擊，方可使其低頭，一八五一年準備採取行動，以中國內亂日熾，如再向清廷壓迫，中國勢將益陷於混亂，實不利於英國商務，不妨觀望局勢的演變，以決進止。一八五二年阿禮國對文翰重提前項意見。一八五三年文翰訪問南京，深感太平軍勢不可侮，但傲慢無知，縱令成功，亦難期有裨於英國。是年底，太平軍的進展受到挫折，奪取北京已無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外相克蘭頓（Lord Clarendon）即訓令新任駐華公使兼香港總督包令，實行要求修約，做到下列幾點：一、准英人隨意往來中國內地及沿海各城，否則應准航行長江及出入南京以下兩岸，及浙江沿海各城。二、確定鴉片為合法貿易。三、進出口貨物不得徵收內地通過稅（釐捐）。四、準英使入駐北京，否則亦須准其與中國大臣文移往還。五、英使如願與其住在地的督撫會晤，須立即接見。六、肅清中國沿海海盜。七、訂定華工出洋辦法。八、新訂條約，應依英文本解釋。

　　中英條約並無修改期限，但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廈條約有「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一款，中法黃埔條約有相同規定。中英虎門條約准許英人「利益均霑」，所以中英條約亦應十二年予以變通。其實英國的要求並不合法，所謂「利益均霑」，應待美、法有了新得權利而為英約所無，英國方可均霑。再者望廈條約明言十二年後可「稍有變通」，英人是要大加修改，無異重訂新約。

　　克蘭頓希望與美、法共同行動。法國為要擴張在華傳教活動，提高自己的聲勢，此時為土耳其問題正與英國聯合對俄，其支持英國自無問題。中美訂約以來，美國對華貿易增加四倍，一面輸入鴉片，一面積極傳教，但並未滿足所慾。英、法所希望取得的亦是美國所希望的，「利益均霑」已無形中促成西方國家的聯合陣線。馬沙利使華時期，對於中國內亂，主支持清廷，乘機實現全部中國的開放，擴大中西關係。在他預備致大學士的照會中，明言望廈條約議定年久，兩國交易事宜，須重行酌定。他原擬親去北京交涉，未能實現，但與兩江總督怡良會晤時已提起修約。北京堅持已定之約必須遵守。此時（一八五三）英國尚無明白表示，中國局勢不安，美國又忙於日本開放問題，事暫擱置。

　　馬沙利的修約要求，無論是美國政府或是他個人的意見，而國務院給他的後任麥蓮的訓令中已有清廷如拒絕修約，可轉與太平天國談判的指示。一八五四年四月，麥蓮、包令到粵。包令曾任廣州英領事四年，一向主張強硬政策，認為除非武力威脅，兩廣總督葉名琛不會承認英國的修約權。他向麥蓮提議，兩國海軍聯合對廣州示威。麥蓮表示，在他尚未明瞭中國情形之前，不欲與清廷為難。再者，英國正牽於克里米亞戰爭，在遠東的海軍無力貫徹這種政策。包令、麥蓮請求葉名琛接見，葉知道他們是為了修約，藉口軍務繁忙，予以拒絕。麥蓮北去上海，轉往南京訪問，對太平軍印象不佳，建議國務院繼續維護北京政府，以換取商務利益。

　　三、修約交涉

　　麥蓮南京之行，引起了怡良的不安，既怕他北赴天津，又想知道他對太平軍的態度。一八五四年六月，麥蓮與怡良會晤，說明美國對華友好，希望訂一續約，准許美人赴長江一帶貿易，自由進出內地，租地建立醫院、教堂。如不與談判，或將與太平軍交涉。怡良答以原約所謂「稍有變通」，不過就五口之中，因時制宜，略為斟酌，必非大有更改。麥蓮出以利誘恐嚇，謂「如蒙奏准，自當襄助中華，削平反側，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怡良以所言不足憑信，且恐英、法效尤，一旦進入長江，貽患將來。但又怕他一意孤行，勸令回粵，聽候葉名琛查辦。

　　麥蓮與怡良晤談後不久，包令續至，照會怡良，要求廣州進城與修約，被拒，改邀麥蓮同見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提出修約節略，準於五口之外，任往他處貿易。吉爾杭阿謂英約「並無十二年後變通章程之文，只有大皇帝如有恩施別國，英人一體均霑」之語，現在「大皇帝並未准令別國商人前往他處貿易，何得妄有干求？」麥蓮仍照對怡良所說，如欽派全權將規條議定，美國情願隨同清軍剿辦太平軍，開通長江，不然惟有自行前往。吉爾杭阿駁以美約雖有變通之文，而無增添口岸字樣，中國軍務亦非美人所得干預，最後亦是要他和包令速回廣東。麥蓮聲明如葉名琛仍不接見，即去天津。吉爾杭阿因麥蓮的威脅，奏稱美人定欲通商長江，勢難阻止，莫若將機就計，允其所請，否則一朝決裂，美船闖入長江，是又添一鉅患。咸豐要他勿受挾制，另諭葉名琛「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妄有要求」。

　　八月，麥蓮、包令南返。麥蓮接到國務院訓令，命支持英國的修約要求。兩人又分別照會葉名琛，派員商談，未得結果。九月，包令、麥蓮與法使布爾布隆（A. de Bourboulon）聯袂北去。路過上海，再晤吉爾杭阿，包令謂以往條約過期失效，葉名琛不允所請，將向北京申訴。麥蓮、布爾布隆謂已奉政府之命，凡事皆與包令商辦，除非修改條約，否則難保和平。吉爾杭阿知三國已合而為一，請派欽差重臣與之商談，北京依然不允。十月，包令、麥蓮及布爾布隆的代表到了大沽，仍說要去京師，如不接待，即轉往南京。清廷雖派人與晤，對於所提條款則斥為荒謬。他們知無法再商，且已屆冬初，不便久留，遂廢然而去。

　　包令、麥蓮發回國內報告，均主採強硬政策。英國因忙於對俄戰爭，暫不欲再在遠東引起事端，命包令持靜觀態度。美政府亦不以麥蓮的三國海軍封鎖中國海口建議為然。不久麥蓮因病去職，他的未完成願望由他的後任伯駕（P. Parker）繼續推動。伯駕是一位在中國二十年的教士，自顧盛以來，即協助美國專使工作。美政府以明年即屆修約之期，一八五五年九月，正式派他為駐華專使，命與英、法一致行動。伯駕先到倫敦、巴黎，分別遊說。包令的看法與伯駕不盡相同，以為北京駐使，中國必然不允，目前以開放長江為宜。一八五六年五月，美、英、法三使，對葉名琛發出修約照會，不得要領。伯駕主向北京交涉，包令又認為缺乏實力的行動，無裨於事。七月，伯駕單獨北上，路經福州，由閩浙總督接見，允為上奏。大概因為江南大營的潰敗，北京的態度略趨寬大，準備將舊約酌為變通一二，惟仍須在廣東辦理。伯駕北去上海，怡良怕他前赴天津，派前任上海道吳健彰探視他的動靜。先說太平軍十分猖獗，究應如何方能剿平，以便恢復貿易。伯駕答稱如允將全國開放，獲得英、美、法的援助，必有助於叛亂的平定，否則以後演變，殊難逆睹，三國可能與太平軍交涉。怡良以通商事宜，向係英、法、美會同商辦，英、法二使既未同來，不便獨與伯駕相商。北京亦謂通商以英人為首，美人不能先出講話。伯駕在上海三月有餘，一無所成。適得包令來書，表示願意合作，遂決定南返。等他回到香港，中英之戰已在進行。

　　四、二次戰爭的導火線

　　一八五○年前後，廣東內河艇匪勢張。一八五四年廣州被圍，秩序愈亂。翌年，香港政府准華人船隻註冊，懸掛英旗，受英國保護。這類船隻，時常走私販煙，交通盜匪，「亞羅」划艇為其一。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亞羅」在廣州停泊，水手十二名被捕。英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要求釋放，賠償損失。葉名琛謂其中三名確為盜匪，其餘可以照釋，巴夏禮不受。

　　巴夏禮在中國十五年，是一位好事的青年。包令久已不滿葉名琛，是年七八月間，一再上書外相克蘭頓，強調要改善中英關係，軍艦是必需的。九月，又分函伯駕和法國代使顧思（Jean de Courcy），謂英國海軍可支持他們的修約要求。「亞羅」事件正好給以機會，他於巴夏禮所提各款外，另要求道歉，尊重英國國旗，保證不再有此類事件發生，限四十八小時答覆。葉名琛謂：「亞羅」船為華人所有，船上並未張英旗，此後中國官兵決不無故捕人，英人亦不得售予華船執照。包令再命巴夏禮抗議，限二十四小時承認其全部條件，否則武力從事。葉雖將十二名水手全釋，巴夏禮藉口手續不合，且未道歉，仍不接受。

　　表面看來，爭點為中國官兵擅登英船捕人，但是「亞羅」是否英船？在英國國會辯論時，有人指出香港政府允准華船註冊，根本非法，即令合法，「亞羅」註冊的有效期，已經超過了十一天。包令的報告，亦說水手被捕之時，該船已不在英國保護之下。但是英國已決心借題發揮。

　　十月二十三日，英國海軍提督西馬（Michael Seymour）開始行動，三天之內，連佔虎門口內各砲台。第一天，葉名琛毫不在意，說是英軍日暮自走，不可放炮還擊。第二天，仍聲色不動，惟已從事部署。第三天，令整齊團練，以壯聲勢。二十七日，英艦砲擊督署，葉「危坐二堂，絕無懼色」。二十九日，英軍攻入城內，以兵力不足，無法長期佔領，搶掠督署後退出。包令認為這是解決進城會晤官憲問題的良機，由西馬向葉名琛提出，葉置之不答，對於廣州紳商與巴夏禮談判，亦堅拒弗納。十一月，英軍攻佔虎門，包令親來交涉。葉覆以進城早作罷論，西馬動兵失禮，彼此已無法相見。

　　廣州水陸兵勇的抵抗相當猛烈，不時襲擊英艦，社學懸賞購拿英人。十二月，夷館洋行被毀，二百餘年的洋場，盡成灰燼。一艘自廣州開往香港的英國郵船，遭受騎劫。一八五七年一月，英軍焚燒洋行附近民宅數千家。香港華人紛紛離去，斷絕對英買賣，禁止出售食物。西馬的艦隊以不斷受壯勇攻擊，被迫退出省河。北京亦命葉名琛設法駕馭，以泯爭端，惟不可遷就。迨英軍撤退，葉奏稱「水陸獲勝，夷情窮蹙」，印度叛亂嚴重，英不能添兵來援。

第二節　英法聯軍與俄國的機會

　　一、英法的軍事合作與美俄外交追隨

　　自一八五四年，修約要求失敗，英報屢言，華人難與說理，惟有臨之以威。「亞羅」事件發生之時，克里米亞戰爭已經結束，英國政府已無近東問題的牽制。一八五六年十二月，批准了包令對廣州的攻擊。包令即分向國內及印度請兵。國會中不滿政府的人士，激烈反對，斥責包令，謂如以「亞羅」事件為口實，對華使用武力，是英國的恥辱。結果上院通過了政府的決策，下院則加以否決。一八五七年三月，首相巴麥尊解散下院，改選之後，政府派獲勝。包令因不理於眾口，巴麥尊加派前任加拿大總督額爾金（Lord Elgin）為特使東來。

　　天主教開禁後，法國教士違約潛入內地。一八五六年二月，有一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神父，被廣西西林知縣處死，罪狀是糾結拜會，勾結亂黨。法國代使顧思要求葉名琛懲兇賠償，保障將來，均遭駁斥。拿破崙第三正思向東方揚威，確立法國對天主教的保護權，準備與英國共同要求中國修約，昭雪西林教案，禁止仇外。旋知英軍已進攻廣州，決與英、美一致要求修約，各派軍艦作為後盾。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美俄在遠東的地位，日益重要，國際形勢與十年前大異，列強的均勢已經形成，英國不便獨斷獨行，對華措置一不謹慎，勢必引起他國的嫉妒，致蹈危機，頗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大致與英國一致。修約交涉期間，麥蓮、包令互相唱和，伯駕更熱心於推動美與英、法合作。英軍攻破廣州時，美領事隨同進城，繼之美艦在省河受到誤擊，美海軍司令立即轟毀砲台。包令以為美國勢將捲入漩渦，勸說伯駕共同向北京抗議。伯駕深信英國定必利用機會，達到修約目的，美國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一再建議國務院與英、法分佔台灣、舟山、朝鮮。國務院認為美國領事及海軍司令的行動有違中立政策，亦不同意伯駕的主張。一八五七年三月以後，英國屢請美國與英、法同盟對華作戰，國務院答稱，未得國會同意前，不能派兵進入中國領土，不過美國可以另派代表，與英、法要求修約與賠償。換言之，美國不參加英、法的軍事行動，只允在外交上合作。接替伯駕職務的為列衛廉（William B. Reed），改稱全權公使，任務是讓中國明瞭美國贊成英、法的舉動，擴大商業機會，但並無領土及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必要時可斡旋英、法與中國的戰爭。對於俄使，應保持與對英、法相同的友好關係。可見美國決非完全置身事外，僅是不直接參戰而已。

　　鴉片戰後，俄國再度向東亞推進，與英國分在大陸和海上作侵略中國的競賽。憑其外交伎倆，與武力威脅，利用中、英間的矛盾，乘中國之危，進行得且較英、法為省力。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初，俄國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里斐岳幅（Nikolai Muraviev），已竊踞黑龍江下游，準備囊括江北地區。及中、英二次戰爭迫在眉睫，木里斐岳幅對美示意，為對抗英國在中國沿海的擴張，俄國須佔有黑龍江流域。對美予以開放，以增進兩國在北太平洋的商務。英國恐俄國慫恿清廷，與英國為難，亦希望它參加對華行動。俄國答應作有條件的合作，但不願出以強制手段。一八五七年二月，致文北京理藩院，反覆強調，英、法侵擾廣州，將北犯天津，為了中俄共同利害，特遣普提雅廷（EV Putiatine）前來商辦，「如遲疑不從美意，必致別生事端」。清廷知俄人狡猾，無非藉端恐嚇，欲於黑龍江佔據地方，加以婉拒。普提雅廷轉往天津，仍不得進京。英國初聞普提雅廷將去天京，頗為緊張，及知被拒，自感欣慰。十一月普提雅廷南去香港，與美、英、法三使會商。對美使說，他可以調解修約之事，對英、法使則謂如要與清廷交涉，必須施以壓力，最好是派遣軍艦，前去天津海口示威。額爾金謂所見正同，一俟廣州問題解決，即揮軍北上，歡迎協同行動，抑制清廷驕氣。普提雅廷與額爾金的意見雖然一致，但聖彼得堡不欲使用武力，並非有愛於中國，仍是想坐收漁利。

　　二、奪據廣州

　　美俄在外交方面，雖支持英國，軍事和他合作的則限於法國。英政府對額爾金的訓令為昭雪英、法人所受的損害，在廣州等處完全履行條約規定，北京駐使，修改條約。法政府對特使葛羅（Baron Gros）的訓令為補償西林教案，保障教士安全，其餘與英國相同。法國由於軍事準備未就，不克早日行動。英國因一八五七年五月，印度士兵的叛變，東來英軍，中途折回，亂平後始克一意對付中國。十一月，額爾金、葛羅與美使列衛廉、俄使普提雅廷齊集香港。英國初擬將軍事壓力加於華北，至是改變方針，決先佔廣州，打擊粵人與葉名琛，否則清廷必以為廣州民情可恃，英人有所畏懼。十二月十二日，額爾金、葛羅分別對葉名琛發出以十日為限的通牒，要求履行條約義務，派員商議定約，賠償「亞羅」事件發生以來的損累，撫卹西林被害的教士，允英、法軍進駐河南。

　　葉名琛自英軍退出省河後，彼此不通聞問，繼傳英軍在印度大敗。益信英人計窮力竭。等到接到英、法照會，仍澹若無事，對英答稱：進城事早作罷議，萬年和約（南京條約）未便更易，上年十月事起，英兵放火三次，中國商民受害更重，英軍駐紮河南，將釀成事端。對法答覆，否認有馬神父其人，依約教士不應進入內地，廣州法人損失應向英人理論。他雖振振有詞，但英、法軍已逕行登陸河南。十二月二十四日，限令廣州駐軍，於四十八小時內退出。葉相信為英人文案幫辦張彤雲（黃仲畬）的密報，認為斷無變故，既不招募已散鄉勇，又不准紳士與英法商議。

　　十二月二十八日，英法軍約四千人開始砲擊省城，守軍竭力抵禦，英、法軍傷亡一百二十餘人。第二天，廣州失陷，劫掠自屬當然，藩庫現金二十二萬兩，全被搶去。巡撫柏貴派紳士（舊行商）乞和。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葉名琛被俘【註※】。

　　※註：葉名琛信扶乩，軍機進止取決於呂洞賓、李太白二仙。英法軍進攻之前，他說過了十二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五日），便可了結。城破後，他仍說過了一八五八年一月九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便可無事。紳士請求講和，他又說他事可允，獨進城一節，斷不可許。英軍將他押離廣州時，他尚帶了一本《呂祖經》，第二年四月，這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自號「海上蘇武」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死於印度加爾各答。

　　為數無幾的英、法軍，不可能統治一個人口在百萬左右的中國城市，特別是對付富有反抗精神、與英人結怨已久的廣東人。英、法軍的擄掠姦淫，恣睢暴戾，更增加他們的敵愾。英、法採以中國制中國的辦法，擁巡撫柏貴為傀儡，所有兵勇武器一律收繳，由英、法兵與中國巡捕稽查地面，省河砲船統歸英、法人統帶，巴夏禮是廣州的真正統治者。

　　北京於廣州失陷後約一月，方知消息。咸豐大感詫異，將葉名琛革職，以黃宗漢繼任，一面命柏貴開導英、法，退出廣州，一面命紳士激勵團練【註：團練的領導人為南海知縣華廷傑，即《觸藩始末》的著者琴閣樓主、番禺知縣李福泰、編修許其光、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太常寺卿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作武力驅逐的準備。一八五八年四月，盛傳團練大舉攻城，城內外商民遷移一空，英、法人時常失踪遇害，不敢出城門一步。香港、澳門二萬餘華人，紛紛辭工回鄉。六月英、法軍在廣州郊外遇伏大敗。七月，鄉勇分路襲擊。自後英、法軍固守城內，非數十人結隊不敢外出。

　　三、進攻大沽

　　一八五八年三月。四國公使同往上海，分別照會北京大學士，表示一致。額爾金、葛羅要求三月底以前派全權大臣來上海會議，否則即作進一步措置。列衛廉的照會措詞亦頗強硬【註：列衛廉與額爾金初時有欠協調，及看到英軍在廣州總督衙門搜得的美總統批准望廈條約的原件，認為是清廷對美總統的蔑視，美國有理由開戰】，先聲明對英、法與中國的衝突，保持中立，次述對近年中、美關係的不滿，及美與英、法的友好，同意三國的要求，並將自提條件。普提雅廷除要求使臣入京，增開口岸外，特別提出邊疆問題，如不准各國所請，對中國將更不利。北京命兩江總督何桂清覆以「上海非辦理夷務之地，中國自有辦理夷務之人」，要英、法、美三使返回廣東，俄事照舊辦理。

　　額爾金、葛羅決按原定方針，進兵華北，普提雅廷贊同，列衛廉亦謂非武力難望收效。為了不令中國懷疑他們的決心，並早日阻斷海運糧船，額爾金不待香港海軍到達，即命所有可自上海派出的軍艦，隨同北上。四月中旬，四使相繼抵大沽。二十四日，再照會北京，限六日內派全權大臣談判。

　　四使到大沽口之前，北京已派四年前曾與英、美辦過交涉的倉場侍郎崇綸前往，先解散俄、美，再羈縻英、法。所採的為分化政策，尤望俄國調停，正中普提雅廷的下懷。他對列衛廉說，俄、美不與中國決裂，既可幫助英、法，滿足慾望，又可博取中國的好感，俄、美的利益即可達成。他首向直隸總督譚廷襄提出黑龍江分界等事。譚知俄人並不可靠，未和普提雅廷深談，轉而接見列衛廉。列衛廉表示願作調人，跟著就問「能否定議兩國之事」。經過兩次會議，列衛廉頗感失望，英、法使又不以他為然，改由副使衛三畏與直隸藩司續商；談判正在進行，得知英法軍準備進攻，立即中止，以便坐觀其變。

　　譚廷襄謀與英、法二使相見，額爾金、葛羅藉口所來照會款式不合，加以拒絕。四月三十日，以六天為限的照會屆滿，英國海軍以準備未妥，不願即時攻擊，額爾金、葛羅照會譚廷襄，限於六天之內，取得便宜行事全權。譚答以中國從來無此辦法。普提雅廷復出調停，譚明知俄、美是想因人成事，自圖便宜，但權衡利害輕重，主酌量讓步，北京不許。

　　額爾金、葛羅抵大沽口外已經五週，一無所成。五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向譚廷襄發出通碟，限兩小時內繳出大沽口砲台。未待答覆，即開砲攻擊。英法軍艦二十六隻，官兵二千六百餘人，中國守軍約九千人，炮三十尊。戰鬥甫一開始，譚廷襄坐轎先奔，天津總兵聞炮亦走，守軍力抗二小時，戰歿二百人，砲台失陷。英法兵傷亡不滿三十人。

　　四、天津要盟

　　大沽不守，京師門戶洞開，清廷的震驚遠超過廣州失陷之時。於是再請美國說合，以救燃眉之急，希望能保有天津，徐圖議和。五月二十八日，知英法兵船已至天津，始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查辦。大沽戰前額爾金、葛羅之拒與譚廷襄談判，是因為他無便宜行事的全權。桂良、花沙納雖是頭品大臣，而不是「頭品可以主持之全權大臣」，所以聲言仍要進京。咸豐只好准許他們便宜行事，並起用久置閒散的耆英，協同辦理。復慮英、法不遂所欲，繼續進軍，另授名將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京城實行戒嚴。

　　交涉的主要對象為英人。六月四日，桂良、花沙納約額爾金相見。額爾金又藉口他們未奉全權敕書關防，不到十五分鐘即離座而去。桂、花惶駭之餘，一面托俄、美兩使疏通，一面向額爾金的翻譯李泰國（HN Lay）請教。李為江海關的英籍稅務司，額爾金正要他擔任實際談判。此後直至條約簽字，額爾金未再與桂良、花沙納晤面，一切由李身當。六月六日，李來相見，聲稱必須允使臣進京駐紮，方能在津議事，否則開仗。爭執最烈的為長江通商，內地遊歷問題。英方定要開放全部中國，清廷則恐英人深入腹地，與亂黨勾結。李謂如不允所求，即為所欲為。桂良「婉言開導，至再至三」，李負氣而去。桂良懇俄、美兩使向額爾金疏通，六月十一日，李偕另一翻譯威妥瑪（Thomas Wade）同來，氣勢洶洶，謂本日如再不允，「即帶兵直入京師」。當晚桂良照會額爾金，長江通商及內地遊歷兩事，俟軍務完竣後酌辦，兵費交廣州處理，使臣進京緩期再議；不禁傳教，會緝海盜，酌改文書，商訂稅則各款，亦大概承認。事後與耆英相對而泣【註※】。

　　※註：北京以耆英與英人有舊，原望他在此次交涉中能起作用，不料反遭李泰國、威妥瑪當面斥責，說是以往為他所愚。桂良、花沙納怕他有礙和局，請他回京。咸豐罪以從前辦理夷務不善，以致釀成今日鉅禍，迫令自盡。按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耆英曾有駕馭夷人情形奏片，廣州失陷後，原件為英人所得。威妥瑪謂其中對英人多辱罵賤薄之語。俄理範（L. Oliphant）的《額爾金出使中國日本記》，附有譯文，謂此奏片係一八五○年底所上，馬士（HB Morse）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加以肯定，謂事在耆英降調以前，均誤。

　　四使在天津的談判，以普提雅廷為最不費氣力，輕易地達成願望。六月六日，桂良向他乞援，他表示如速將俄約商定，即可向英法說合，桂良在李泰國凌迫之下，不得不勉強相就，縱不能收得積極之效，至少消極方面或不致鼓惑英、法。再者，普提雅廷所請各款，有為先已有之者，如往來照會及使臣進京，有為有成例可援者，如海口通商，兵船停泊，領事裁判權，此外為一年內換約。查勘未定邊界一條，雖關係重大，桂良似不甚重視【註：半月前，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國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里斐岳幅，已訂立「璦琿條約」，不過桂良尚未獲知】。六月十三日，中俄條約簽字，順利出於普提雅廷的意料。約中又訂明「日後清國若有重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所以普提雅廷於其他事項，未再多爭。

　　列衛廉之善於利用時機與他的地位，不讓於普提雅廷。六月七日，桂良初會見列衛廉，列不僅語言傲慢，所開款目，亦較前加多。桂良急於先了中、美之事，未多加辯論。六月十四日，正式談判，十八日條約簽字，除無邊界一款外，不惟俄約中的主要條款概行包括在內，且更為周詳。關於使臣進京訂明遇有要事，每年到京暫住一次，如將來他國使臣到京居住，美國一律照辦。領事裁判權一事，列衛廉自稱有欠公允，此次所定反益為詳密。長江通商及內地遊歷為美國主要的希望，約內未有明文，但利益「一體均霑」一款，已應有盡有。較為特殊的為「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相助，以示友誼關切」。中國一向對於美國的觀感良好，藉此以示聯絡，可將美國與歐洲國家分開。

　　截至六月十三日，中英間懸而未決之案，為使臣駐京。十八日李泰國、威妥瑪偕副使（秘書）卜魯斯（Frederick WA Bruce）同來威脅，謂必須辦到，俟使臣自京回後，始退兵船。桂良等計無所出，允其先派人到京看定寓所，換約後，再派使前往，以三十人為限。北京依然不准，最後的讓步是交還廣州後，再行詳議。二十二日，額爾金發出堅決照會，責桂良遷延，若再無定說，惟有揮軍北進。二十四日，李泰國等將自定約稿，面交桂良，聲言「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得更易」，桂良答以「三、二日內自當定議」。這時他方完全明白俄、美與英、法一氣，俄、美約雖定，並無所裨。二十六日（五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卜魯斯、李泰國催即日畫押，不得再有絲毫游移，否則即為失信，「非至北京不簽條約」。桂良只得說，「本日定議，並無不依。」當日率同隨員及地方官十餘人赴海光寺，候晤額爾金。額爾金用轎三十乘，帶兵五、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數十名，「鼓樂同來，竟將寺內佔滿」。在英軍環伺及刀光劍影之下，中英條約簽字。桂良置酒果款待，額爾金捧爵而起，並命各色官同時起立而言曰：「第一尊願大皇帝萬壽無疆。」坐復領第二尊曰：「願欽差永保平安。」第三尊曰：「願兩國萬年和好。」桂良等回寓，「抱恨萬狀，終夜不安」。

　　英約訂立的次日，中法條約簽字，但商定則在英國之前。六月六日，葛羅初次與桂良等相見，十五日正式談判，二十三日結束。關於使臣進京及領事裁判權的規定與美約相同。長江通商定為南京一處，沿海新增口岸，除已見之於俄、美約的台灣、瓊州、潮州外，尚有登州、淡水。內地通商，葛羅知道額爾金定必堅持，可不須再爭。稅則七年一修，教士得入內地傳教，「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另有補遺，包括懲處西林知縣，賠償法人損失及兵費二百萬兩，付清後交還廣州。

　　英約為四國條約的代表作，通常所謂天津條約，即指英約而言，是不平等條約的進一步完成。一如南京條約，英人說一不二，「俱由自行譯定，不能增改一字」。全文五十六條，其要點，一為關於國交者：中英互派秉權欽差大員，分別常駐兩國京師，大英欽差以泰西禮節覲見大清皇帝，並依泰西之例，優待其本人及隨員。大清皇上特簡大學士尚書一員，與大英欽差文移會晤。大英亦允依上所開，優待大清欽差。二為關於中國開放者：英人得往內地遊歷、通商。長江一帶，自漢口以下，選擇三口，沿海加開奉天牛莊、山東登州、福建台灣、廣東潮州、瓊州五口。三為關於領事裁判權者：凡與英人相涉案件，皆歸英官查辦。四為關於稅則者：另在上海會議，以後稅則並通商各款，十年重修一次，子口稅按貨價每百兩徵二兩五錢，經過內地不得另徵。五為保護傳教。六為英人繼續享有最惠國待遇。七為文書條約以英文作準，此後對英官民不得提書「夷」字。八為設法消除海盜。九為一年為期，在北京換約。十為賠償損失二百萬兩，兵費二百萬兩，付清後交還廣州（此款為專條）。

　　條約訂後，額爾金恐清廷反汗，堅持援照南京條約先例，必須奉到「依議」或「俱照所議辦理」字樣的硃批，始離開天津，否則和議不能認為成立。七月三日，咸豐照行。六日，額爾金東去，美、俄、法使亦於是日前後離津，十七日英、法軍艦自大沽口起碇。

　　五、上海改約交涉與鴉片開禁

　　中、英談判期間，清廷認為英方的要求，貽害最大的為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內地遊歷。桂良允許通商、遊歷，以免決裂，清廷亦暫時默認，惟駐京一事，則堅執不允，怕的是他們盡窺京都虛實，牽制政令，包庇奸民，甚或發生肘腋之變。如果不能作罷，亦須緩議，「既非全行拒絕，亦非概允所請」。但是桂良終於答應，理由是「夷人之欲駐京，一欲誇耀外國，二欲求近奏事，並非有深謀詭計於其間。……觀其仍肯交出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佔踞地方之心。……今議一年始來，並不帶兵，即數十人亦不過如高麗使臣。……且彼攜眷，是仿古人為質者。防範倘嚴，拘束甚易。……夷人最怕化錢，任其自備資斧，又畏風塵，駐之無益，必將自去」。再者「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咸豐以使臣進京尚在一年之後，仍有挽回餘地，不妨敷衍一時。

　　按照條約，有關稅則事宜，須在上海議奪，仍派桂良、花沙納等前往，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辦理。咸豐的真正用意，在修改津約，雖不一定作為廢紙，至少要設法補救。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內地遊歷，賠繳兵費後始交還廣州，均須變更，而於前兩事尤為重視。曾一面諭桂良，並密示何桂清，如各國允諾放棄，可許以全免課稅，開弛煙禁。真是可怕的代價。桂良等不以為然，謂會議稅則，未可頓改前約，以致藉口失信，另起波瀾。不徵出入口貨稅，利柄將盡歸英人，我必民窮財盡。咸豐定要他設法消弭。

　　廣東團練與英、法軍的衝突仍然不已，七、八月間，英、法軍屢次屠殺鄉民，官府繼續激勵團練。額爾金要求將兩廣總督黃宗漢革職，削去粵紳特奉的權力，否則上海會議作罷。桂良允通知黃宗漢停兵，不久即予撤任。十月十二日，稅則會議開幕，中國方面實際的談判者為江蘇布政使王有齡、按察使薛煥、候補知縣吳煦，英國為威妥瑪、李泰國、俄理範（L. Oliphant）。王有齡隱約提及變更駐京等事，威妥瑪表示即使寬免稅課，條約亦不能罷棄，亦要先往漢口、鎮江，開立碼頭。桂良照會額爾金，單論使臣駐京一事，謂前在天津時之所以應允，是迫於無奈，將來各國事務可移至上海辦理。額爾金覆以如果明年在北京換約時使臣受到禮遇，天津條約圓滿履行，可另擇一地駐紮，遇事隨時往來。他之所以有此讓步，是顧慮到北京冬季氣候奇寒，白河海口封凍，交通困難，駐使無異坐困。

　　另一事為入江英船販賣食鹽，這是英商的希望。長江自兩湖以下各省，屬於兩淮食鹽的銷售區，每年正課雜項及商民所得，約數千萬兩，恃以養命的人民實是無數，如果為英人攘奪，勢必商賈凋敝，窮民失業，情形不堪設想。雙方爭執十餘日，英方始允將食鹽列入違禁貨物款內。

　　鴉片走私，遍及於沿海各省，一八五七年，上海一處進口即達三萬一千箱。英政府希望使其合法化，但天津條約並未提及。美國本不以鴉片貿易為然，望廈條約曾有明文規定。天津條約則說美人如攜帶違禁貨進口，中國可自行辦理治罪。無異聽任美人走私。偷運鴉片進口的百分之九十為英、美人，額爾金根本不提禁煙，列衛廉也留有餘地。上海會議之前，列衛廉向額爾金建議協助中國禁煙，否則徵稅，額爾金贊同後一方案。中國既有弛禁之議，雙方一拍即合。十一月六日，中英協議，進口鴉片改稱「洋藥」，每百斤稅銀三十兩，稅率約為百分之七強。十一月八日（十月初三），中英、中美通商稅則善後條約分別簽字，進口稅仍為值百抽五，茶絲亦均照舊。簽字後的當天，額爾金溯江西上，準備及早開通長江口岸。翌年一月，返滬，旋去廣東，處理對付團練之事，請桂良留滬相候，結果逕行由香港返國。

　　六、俄國的再度東侵

　　尼布楚條約訂立後，俄國始終未忘懷遠東。拿破崙戰爭結束，俄國在國際上的聲勢升高，野心益張，積極向外擴展，尤其是對於中國。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即位之初，曾派熟悉中國情形的教士來北京偵察活動，並命人赴黑龍江下游探測。鴉片戰後，進行益力。一八四七年，任命少壯軍人木里斐岳幅為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發動第二期對中國的侵略。有人說木里斐岳幅具有兩種不能相容的性格，既是一位民主自由主義者，亦是一位凶悍獨裁者。這正如俄國的對華行為，口口聲聲自稱為中國的良友，處處事事是強取豪奪。

　　木里斐岳幅的計劃是聯絡美國，防止英國，必要時將滿、蒙、華北置於俄國保護之下。他曾親赴堪察加視察，擬先建立一海軍基地。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一年三次派艦長尼弗爾斯基（GZ Nevelsky）探勘庫頁島及黑龍江（混同江）口。木氏連向俄皇報告，謂英國將佔領庫頁島、黑龍江下游，俄國須先著鞭，不使英國勢力北進。一八五○年強佔黑龍江口的廟街，改名尼古拉城（Nicholaevsky），續於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築城駐兵。一八五三年六月，正式要求中國劃界，並準俄船來上游貿易。清廷拒絕海口通商，但許查勘東北界務，所指是烏第河近海一帶未定界。

　　是年冬，俄與英、法為土耳其問題，劍拔弩張，木里斐岳幅請增兵遠東，佔領黑龍江口及鄰近地區，實行移民，逕自航行黑龍江，勿使英法所有。一八五四年五月，克里米亞之戰已經爆發，木里斐岳幅一面知照北京理藩院，一面率領船隊七十餘隻，自尼布楚進入黑龍江。他了解中國的反英心理，在理藩院的咨文說，他雖由黑龍江行走，並不擾害中國，將來中國有為難之事，俄國亦可幫助。六月，船過璦琿，中國委員詰阻，他說：「因東面各島，被英吉利侵佔，今不放行，殊非取和之道。」璦琿副都統恐起爭端，惟有「好言道達」，北京亦謂「不值與之為難」，且允其將來仍由黑龍江駛之歸國。木里斐岳幅順流東去，直抵黑龍江口，後曾擊敗前來的英、法軍艦。清廷雖許俄船原道回航，但此後則不得通過。一八五五年五月，木里斐岳幅復藉口英人將再擾東海地方，須續遣重兵，乘船東去。又說英人「並欲與中國尋釁，且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甚至欲間兩國之好」。清廷知俄人「從無實話」，但又無法制止。是年夏秋之交，俄船一百餘隻，男女兵民二千餘人，蜂擁順江而東。

　　關於勘界之事，木里斐岳幅面告中國委員，黑龍江左岸以及海口，均屬俄國。中國委員根據尼布楚條約駁辯，自是理直，但東北防務本甚空虛，八旗軍近年大半內調，無力抗拒。清廷的初次讓步，為將黑龍江下游的闊吞屯（Mariinsky）等處借與俄國暫住。木氏對黑龍江的侵佔係自下游入手，至是加緊向中游推進。一八五六年，於精奇里河、雅克薩駐軍移民，船艦絡繹不絕。新任黑龍江將軍奕山許其暫借【註：一八四一年奕山曾與英人訂廣州和約，一八五一年又與俄人訂伊犁商約】。同年三月，克里米亞之戰終止，俄國全力東注。不久江南大營為太平軍所破，「亞羅」事件繼之爆發，木氏自言，「英人攻毀廣州，我並不以為遺憾」，「如果中國王朝傾覆，自有助於俄，滿蒙將成我們的領土」。一八五七年普提雅廷東來作外交活動，木氏則於黑龍江的對岸黑河、海蘭泡等處，駐兵泊船，架設大砲。普提雅廷進京被拒，木氏主聯好英、法，謂英人的經營華南，與俄人的經營黑龍江流域，意義相同，均為擴展「世界文明」。派駐黑龍江的美國商務代表，亦認為俄人取得黑龍江一帶，對人類文明、基督教義的傳播、商業發展，均為莫大貢獻。

　　一八五八年五月，木里斐岳幅至海蘭泡，二十二日，率同丕業羅幅斯奇（P. Petrovsky），開始與前來璦琿恭候的奕山會談，謂俄國之航行黑龍江及蓋房屯兵，是幫助中國防範英人，要求將江北地區歸俄領有，烏蘇里江以東，半屬中國，半屬俄國。奕山答以中俄係以外興安嶺至海為界，木氏偽稱不知。翌日，木氏再來，一味狡詐，將自備的稿留下，遽行回船，反責中國違反尼布楚及恰克圖條約。二十六日，談判續開，木氏仍堅持以河為界。奕山謂烏蘇里河等處，係吉林地面，須查明再定。木氏表示此一地區可暫不割讓，黑龍江以北必須歸俄，奕山不許，「木酋勃然大怒，舉止猖狂，大聲喧嚷，將夷文（約稿）收起，不辭而去」。是夜江中槍砲聲音不絕，奕山喪膽，派員懇商，木氏限明日照約畫押。五月二十八日（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中國有史以來失地最廣的「璦琿條約」簽字。序文中有「欲期兩國相好，各屬之人，彼此有益，及防範外國，共同商定」字句，頗似一友好互助協定，實際內容則為黑龍江、松花江（混同江）左岸，自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為俄國所屬，右岸順江至烏蘇里江為中國所屬，自烏蘇里江至海，所有地方為中俄共管之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各江，中俄共同航行，黑龍江左岸的滿洲人等照常居住。烏蘇里江、松花江兩國居民，互相貿易。一百七十年來的尼布楚條約至是全被撕破，十六天後，普提雅廷又得了一份「天津條約」。

第三節　中國境遇的再變

　　一、戰火重燃

　　上海會議之後，咸豐再三諭知桂良等，使臣駐京等四事，如能轉圜，其餘可照天津及上海所定各款辦理，不准夷船再來天津。桂良等以為欲罷議四事，非口舌能爭，必用兵不可。用兵宜先操必勝之權，而以時勢來看，應待時而動。咸豐則有意先發制人。及知額爾金已實行入江，重行申明，不能再聽前往，不准使臣駐京，如至天津，駐軍即先開砲。認定英船入江是勾結叛逆，使臣駐京是心懷叵測。一八五九年一月，又命桂良等，將四事另立專條，津約在滬互換，以何桂清代兩廣總督黃宗漢為欽差大臣，雖係由額爾金不滿黃在粵出示招勇，亦是準備在上海換約。額爾金回國之前，再知照桂良，新任公使不日可到，進京換約，「如以禮相待，按約進行」，即在他處擇地居住，以後有事進京。咸豐勉強同意，人數限定十名，不得攜帶軍械，到京後，不得坐轎擺隊，換約後即行離去，與額爾金所說，基本原則無大出入，不同的是「不得坐轎擺隊」與「依禮相待」的解釋，雙方似可獲致協議。其終於不免決裂之故，不全是清廷缺乏誠意，新任英使卜魯斯的傲慢輕率，實為主因。

　　卜魯斯於去年攜天津條約回國。一八五九年二月，英政府給他的指示是必須進京，停留久暫不拘。三月的訓令，則堅持在北京設立使館，隨帶充分軍隊，有權通過白河。卜魯斯路過錫蘭與額爾金相遇，得知英國砲艦已向上海集結，作為新公使的護衛。四月下旬，行抵香港，續知大沽已經設防，認為必須武力對付。法國公使仍為布爾布隆，美國改為華若翰（John Ward），於五月經香港來上海。六月初，卜魯斯、布爾布隆續至，上海已有英兵船二十隻。卜魯斯到後第二天，接桂良照會，勸勿逕赴天津，請允行商議。中國並非不允在京換約，惟須讓他回京有準備的時間。卜魯斯拒與相晤，責桂良推辭耽延，條約各款毫不可減，如中國自隳和約，惟中國是問。法國亦決用槍砲迫中國將條約全部實施。桂良遂趕返北京，以便應付。

　　自一八五八年八月起，大沽一帶的營壘砲台重行修建，由僧格林沁主持，於十一月完成，以防英、法兵艦再行闖入。沿牆修蓋土窖，密布炮門砲眼，堤外開挖壕溝，豎置木柵。附近的北塘等地，亦設砲位，增加兵額。一八五九年三月，北京知英、法使仍將北來，命僧嚴防海口，「勿令片帆駛入，謀定後戰」，如英船膽敢開砲，即可觀釁而動，懾以兵威，係應戰而非求戰。同一天，又諭桂良，在規定條件之下，允入京換約。及聞英、法船與使臣已自上海北來，命桂良星夜回京，另諭僧格林沁與直隸總督恆福，知照英、法兵船勿逕入大沽，使臣可由北塘上岸，候派人護送進京，當依禮相待，天津、北京均已為預備官舍。凡此足可證明清廷絕非要戰，一切已依英、法要求，不同之點，僅是要他們自大沽的北塘行走，不可通過大沽。參與決策的大臣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瑞華、尚書肅順、軍機大臣彭蘊章等。

　　六月十七日，英海軍提督何伯（James Hope）率艦抵大沽口外，發現海口為木筏所阻，要求於三日內開放，俾公使通過，前往天津。第二天，英艦直迫砲台，破壞工事。二十日，恆福派員通知，請暫候數日，以待前來商議。何伯聲稱本日必進河內，欄河木筏鐵戧若不撤去，即自行拔除。是日英、法使到達，卜魯斯命何伯武力掃清海口障礙物。二十二日，北京再諭恆福開導英、法，將兵船移泊北塘口外，以待桂良到京。翌日，恆福照會卜魯斯，請自北塘上岸，再去北京。此三日內，英人不斷窺伺大沽砲台，「營牆不露一人，各炮門俱有炮簾遮擋，白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聲」。因而不知虛實。僧格林沁並不欲決裂，催桂良兼程北來，並將北塘駐軍後撤，以示讓英、法使由該處進口誠意。

　　卜魯斯定要通過大沾，不走北塘。六月二十四日，何伯發出最後通牒。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英艦十三艘，官兵一千二百人，開始進攻砲台，陸戰隊蜂擁上岸。下午二時，守軍槍砲連環齊發，戰至夜晚，英艦五隻沉沒，六隻重傷，二隻被俘，死傷五百餘人，何伯腿部受傷。是役僧格林沁親自督戰，直隸提督史榮椿以下三十二人戰歿。經此慘敗，卜魯斯、布爾布隆及殘餘艦隊只得南去上海。

　　決裂的直接原因，是英艦強行通過白河，前往天津。白河是中國的內河，天津並非條約口岸，英艦絕無此權。卜魯斯、何伯蔑視中國的一切，復以為奪取大沽為輕而易舉之事，不料竟受到挫敗，中國設防並非存心挑釁，事先再三勸說，不可擅自闖入，卜魯斯不理。一位外交使者，率同大批砲艦，侵入他國內河，已是難以令人容忍之事，何況又首先開砲。

　　清廷有過去年大沽之役的教訓，復為內亂所困，自無意再挑起兵端，只是不滿意天津條約而已。前方主帥僧格林沁於英艦開始行動之後，雖痛恨其驕悖，初仍隱忍，直待英軍撲攻砲台，始行還擊。捷報至京，咸豐一面命恆福與英使接觸，如有轉機，仍允在京換約，並命移駐北塘，會晤美、法二使，試探他們能否斡旋；一面命何桂清在上海設法弭兵息爭。僧格林沁主張將決裂經過宣告中外，以示中國期望和好，特遣編修郭嵩燾入京面陳。郭一向認為洋務非戰能了，應循理而行，此次所陳，諒必相同，不過循理應為雙方的事。

　　華若翰於大沽決裂前達到，願遵照指示換約。中英砲戰之時，美艦曾搶救何伯脫險，且有一美人被俘，頗起中國猜疑。但恆福仍於七月八日與他會於北塘，予以相當隆重的接待，說明大沽事件曲直，願與英、法恢復舊好，華若翰允為代達。二十七日，華若翰抵京，以不肯跪拜，未曾覲見，國書由桂良接收，條約改在北塘互換，時為八月十六日。英人對華若翰此行，深不謂然，說他在京受了侮辱虐待，並非實事。如果卜魯斯亦照華若翰所行，當不致有大沽的事件。

　　二、英法大舉進兵

　　華若翰的調處，何桂清在上海的勸告，俱未生效。大沽決裂的消息一到倫敦，立即掀起政治上的風波，卜魯斯的報告，任情歪曲，認定事件是出於預謀，必須武力對付，力言白河為去京唯一的道路，所以必須通過大沽。國會議員，甚至若干閣員抨擊卜魯斯的鹵莽，當然也有人為他辯護，首相巴麥尊更是堅決地要派遣大隊海陸軍東來，以維持英國的威望。十月，外相羅素（John Russell）訓令卜魯斯繼續對華用兵，戰區限於華北，海軍自英國本土派出，先奪取大沽、天津，再看是否進軍北京。

　　清廷仍望妥協，責成何桂清繼續向英、法使勸說。一八六○年三月八日，卜魯斯發出照會，要求於三十日內，承認四事：一為對大沽事件道歉；二為公使由白河進京駐紮；三為全部履行天津條約；四為增賠兵費，送還英國炮械船隻。北京以大沽之役，係英國尋釁，將來如不帶兵船，可在北塘換約。卜魯斯與布爾布隆決定先封鎖渤海灣，佔領舟山，清廷雖亦聲言作戰，條約作罷，同時又要何桂清竭力挽回，除夷船入江、北京駐使外，餘均可准，惟須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五月初，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北京再命何桂清，斷不可與英、法決裂。六月初，何親訪卜魯斯，目的是想說動英、法助保江南，如此方可望清廷接受英、法的要求。

　　英政府因輿論對卜魯斯不利，一八六○年二月，復以額爾金為特使。法國亦重派葛羅東來。四月，羅素給額爾金的訓令，略與三月八日卜魯斯的要求相同，有權決定何時談判，何時決裂。六月，額爾金、葛羅至上海，七月，分抵英、法軍在華北的集中地大連與煙台。鑑於去年的慘敗，英、法軍決自北塘登陸，以拊大沽之背。北京再三令恆福勸英、法照美使之例，自北塘進京換約，但恆福已無能為力。

　　七月二十七日，英、法軍一萬七千七百餘人，運輸船一百四十三艘，軍艦四十艘，分抵北塘海外。駐軍早經後撤，僧格林沁的精銳部隊是蒙古馬隊，準備候敵人登陸後，以勁騎衝擊。八月一日，英、法軍在毫無抵抗之下上岸，北塘全鎮遭受洗劫。十二日，聯軍續進，僧部四千騎兵密集衝鋒，人馬相依，佔地多而且高，遂為眾矢之的，「如牆之隤，紛紛由馬上顛隕」，幾乎全軍覆沒。越二日，聯軍猛撲塘沽，槍砲連環，僧部再敗。恆福兩次照會，謂已派欽差大臣在北京等候面議。十五日，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恆祺奉命前來，準備伴送英、法使入京。恆福再請停戰，額爾金、葛羅要求先交出大沽砲台，拒不與文俊、恆祺相見。

　　塘沽失陷後，僧格林沁已說大沽砲台能否扼守，實無把握。恆福主張撤防，以示寬大，並曲從英、法所請。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軍攻陷大沽北岸砲台，傷亡約四百人，直隸提督樂善以下死傷約二干人。他們的英勇壯烈精神，頗得敵人讚佩。北岸砲台既失，僧格林沁在南岸豎起「免戰」白旗，當夜退走，英、法軍艦遂入白河，二十三日，佔領天津。

　　三、北京陷落

　　恆福乞和不成，八月二十四日，咸豐再命桂良赴津，與恆福均授為欽差大臣，請英、法使在天津靜候面議。此時額爾金、葛羅的條件為天津通商，增加賠款，先定善後專約，所有前後所開各款一概允准，再入京換約，拒晤桂良、恆福。巴夏禮、威妥瑪和法國翻譯美里登（de Meritens）大肆威迫，謂再有異言，即揮軍前進。九月四日，桂良、恆福允付英、法兵費各八百萬兩，現給一百萬兩，巴夏禮可先進京察看，善後專約定七日畫押。但北京堅執不許。

　　九月八日英軍統領格蘭忒（Hope Grant）知照桂良，明日進軍通州。是日桂良的緊急奏報連續到京，說是如不付現銀，英法軍目即佔據衙署，奪取庫藏；不准通商，即硬立碼頭；不准巴夏禮先期進京，即逕自前往；英、法二使亦帶兵千人，先至通州，候派當國第一大員定約，途中遇有防兵，定即開仗。上諭飭桂良繼續駁辯，另授怡親王載垣、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前去通州交涉。次日宣稱將御駕親征，同時發下僧格林沁懇求「巡幸木蘭」密摺，實際上是要逃往熱河。因王大臣力阻，暫行從緩。

　　九月十四日，載垣、穆蔭與巴夏禮、威妥瑪在通州商定，候額爾金到後，即將在天津所議的善後專約畫押，然後帶兵千人，進京換約。咸豐以英人必欲以兵要盟，至為痛憤，命將巴夏禮扣留。十七日，巴夏禮又至，要求使臣須親向皇帝遞國書，皇帝璽書須交使臣帶回。載垣等以事關國體，萬不能許。第二天，巴夏禮進而要求撤退通州附近張家灣的中國駐軍，言畢，驟馬而去，一行三十九人悉為僧格林沁截獲【註：英人二十六人，法人十三人】。英法軍立即進攻，大敗僧軍於張家灣。二十一日，續攻八里橋，新到援軍統帥勝保，「紅頂黃掛，騁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全軍大潰。

　　巴夏禮被扣之日，咸豐宣布對英法聲罪致討。三天后，八里橋戰敗，已成兵臨城下之勢，改派他的異母弟恭親王奕訢為欽差大臣，督辦和局。九月二十二日，北走熱河。協助恭親王的有他的岳父桂良，和軍機大臣文祥，希望英、法退兵。額爾金、葛羅要求先釋放巴夏禮等，並應允所有條款，否則繼續進攻。恭親王答以如英、法軍後撤，即將續增條約畫押，被獲人員送還，「若用兵威迫，不獨已成和局可惜，巴夏禮等亦必難保」。額爾金、葛羅聲言，在巴夏禮等未釋回前，停止交涉。十月五日，聯軍薄北京近郊，僧格林沁不戰自潰。八日，巴夏禮等獲釋。十三日，聯軍進入北京，西方軍隊初次佔領中國的首都。

　　圓明園是經過一百五十年經營的一座御苑，周圍三十餘里，內有中國式與西洋式的園庭、殿閣、樓台、館榭，有歷代的古玩、珍寶、文物，不僅為皇室的精華所在，亦為中國的文化藝術寶藏。十月六日起，英、法官弁兵丁，大肆搶掠，附近的清漪園（萬壽山）、靜明園（玉泉山），同罹浩劫。搶得的部分贓物，公開拍賣，大部分歸於私有，維多利亞女王與拿破崙第三亦各有一份。額爾金以被俘的三十九人中死了二十人，下令焚燒圓明園，作為對清朝皇帝的直接懲罰。英、法軍再度搶掠，肩荷手提，囊橐累累，無法搬動的，盡行打碎，如古瓷器古銅器【註：有一個英國軍官搶到一座金塔，價值二萬二千鎊，一個法國軍官搶得的珍寶價值八十萬法郎。每一士兵所得，亦值數萬以至百萬法郎。有人估計被毀的總值超過三百萬鎊，但實際恐不止此數】。十月十八日，開始縱火，煙雲迷漫，連燒三日三夜，剩下的是一片火燼，敗瓦頹垣。執行命令的英軍官，目睹如此宏巍瑰麗的建築付之一炬，亦為之心碎。拘捕及凌虐巴夏禮固然不當，以文明國家自居的西方國家，出此野蠻破壞行為，更不可有。

　　開戰以來，英、法之間時有磨擦，法軍不及英軍之眾，補給不及英軍之便，行動遲緩，英軍頤指氣使，法軍心懷不平，額爾金與葛羅亦不十分協調。英國對於這次戰爭，早感厭倦，陸軍大臣曾說，英軍不宜在北京過冬。佔領北京的當日，格蘭忒及法軍統領孟達班（de Montaubon）通知額爾金、葛羅，希望於十二天內撤兵。孟達班復向恭親王的左右指責華人狂悖，盼早日換約。巴麥尊恐清廷投靠俄國，普提雅廷與恭親王、葛羅的接觸，更使英人不安。圓明園大火之後，恭親王答應了英、法的一切要求，另付因被捕而死亡的員弁卹金五十萬兩。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中英及中法續增條約，即「北京條約」，分別簽字。並互換天津條約，額爾金表情冷酷，葛羅較為溫和。

　　兩個條約內容大致相同：中國對大沽事件謝罪；履行天津條約；賠款各八百萬兩【註：天津條約賠款在內、卹金在外】；天津條約批准後，英、法自北京撤兵，交還定海；賠款付清後，交還大沽、廣州。法約中有給還各天主教產的規定，中文本內多出法國傳教士得在各省租地建造字樣，係翻譯的教士私行添入。英約有將九龍司地方並歸英屬香港內一款【註：一八四七年，英人即欲佔領九龍，一八六○年三月二十日，兩廣總督勞崇光同意租給，至是改為割讓】。

　　四、列強的共同收穫

　　天津條約的訂立，一時西方人士大為興奮。有的說這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開始；有的說，這是國際經濟事業在中國發展的良機。北京條約為天津條約增續，意義自然相同。中國全部開放了，新開與已開口岸有沿海的牛莊（營口）、天津、登州（煙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台灣（台南）、淡水（基隆）、潮州（汕頭）、廣州、瓊州，長江流域的鎮江、南京、九江、漢口，共十六處。新開的如天津、漢口、九江、鎮江均設有租界，舊有的上海租界亦大加擴展。又有內地遊歷、通商之權，外人活動的區域，不受限制，洋貨深入窮鄉僻壤。教士到處租購房屋，設立教堂、醫院，中國人民任便信教，地方官須厚待保護。教士往往行為越軌，教民依勢欺人，齟齬時生，教案遂成嚴重問題。領事裁判權愈為廣泛，外人盡為待權階級。公使駐京雖為理所當然，而對地主國政府的壓力，更為直接。

　　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以來，因物價波動，實徵不及百分之五【註：茶絲為大宗出口，茶每擔抽銀二兩五錢，絲每擔抽銀十兩，稅率均不及百分之五】。但洋貨進入內地後，所經關卡尚須納釐捐（通過稅）。今則改為加繳相當於關稅半數的子口稅，即可遍運中國，遠較釐捐為低。噸稅（船鈔）原定每噸徵銀五錢，今則改為四錢或一錢。洋商在各口岸自行運帶進口的煙、酒、麵粉、牛油、酪餅、化妝品、肥皂、家庭用品，一概免稅，私行銷售，總值每年逾二千萬兩。鴉片稅率，別有協定，洋商得在口岸銷售，華商運入內地後，照繳釐捐，中國雖多一收入，而流毒則不堪設想。

　　五口通商後，廣州海關照舊中國管理【註：廣州由粵海關監督管理，福州、廈門由福州將軍兼管、上海由蘇松太道兼管】。一八五三年小刀會佔領上海城，海關衙署被據，英、法領事不准兼任江海關監督的蘇、松、太道行使職權，關稅由領事代徵，英商僅出具一紙期票，法商並此亦不肯遵辦，無領事國家的商船，自由出入。不久美商亦拒不繳納，上海有如自由港。一八五四年六月，蘇松太道與英、美、法領事議定，三國各派一人為司稅官（稅務司），代江海關監督徵稅，大權實操於英人之手。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稅則章程，訂明各口收稅，劃一辦理，由中國大臣邀請外人幫辦。翌年委李泰國總司海關稅務，各海關所用外人，悉歸選募，海關行政權遂為外人所有。一八六一年一月，恭親王正式劄諭李泰國幫同總理稽查各洋商完稅事宜。此為洋稅務司的由來。是後總稅務司為英人所專任，各口稅務司亦以英人居多。

　　外國軍艦有權在各口岸停泊，亦即可進入中國領海，長江開埠後並可航行內河。

　　華人出洋的禁令取消，粵閩人被作「豬仔」販賣至南洋及中南美者愈眾，遭遇的慘酷，甚於奴隸。

　　鴉片貿易合法化，實行開禁，流毒益加普遍，為害益加劇烈。各國條約均有利益均霑條款，中國喪失權利於一國，等於喪失權利於所有條約國，各國形成一個對華聯合陣線。

　　當然若干外國人亦作了一些有意義的事，無論其是否確具善意，但對華人的新知多少有些啟發作用。中國有識之士，經過此次幾乎亡國或改朝換代的危機，亦獲得若干教訓與認識。

　　五、俄國的獨得

　　俄國對於中國領土的攫奪，一向是先造成事實，再取得認可。璦琿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作為中俄共管，木里斐岳幅並不以為滿足。天津條約簽字之日，即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重施其侵佔黑龍江以北的故技，率船闖入烏蘇里江，於右岸地方安設砲台，搭蓋房屋，理由仍為預防他國「犯境」。天津條約中的查勘兩國未經定明邊界一款，含意頗為含糊，木里斐岳幅自有解釋。十二月，俄國置阿穆爾省（黑龍江以北）與海濱省（烏蘇里以東）。翌年，俄人繼續往來烏蘇里江，深入綏芬河、興凱湖、琿春，逞凶橫行。北京接得璦琿條約報告時，正為英、法所困，急望俄人斡旋，不僅不罪責奕山，反命吉林將軍景淳酌量將烏蘇里江一帶空曠地方，照黑龍江之例辦理。天津英、法兵退，方知不妥，謂吉林地方不在奕山允許之列，命景淳拒絕，俄人狡執不移，定要赴烏蘇里江上游及興凱湖勘界。

　　中俄天津訂約後，普提雅廷向桂良表示願備送槍砲，派人教習，並為中國修造砲台，清廷均不之許。俄國的用意，在加強中國對英的抵抗力，不致輕易屈服，以便操縱。俄皇又命木里斐岳幅的隨員丕業羅幅斯奇前往北京，表面上是互換津約，照料來京的俄國學生，及致送槍砲。清廷派管理理藩院事務的肅順及尚書瑞常與之商辦。一八五九年四月，完成換約手續。接著丕氏提出八款，要點為東北應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西北界址亦須重議，通商範圍應加擴大。肅順悉行拒絕，謂東界應照尼布楚約辦理，奕山僅將江左空曠之地，暫准俄人居住，並非以黑龍江為界。此後往來辯駁，肅順堅執黑龍江以北係借與暫住，更不得涉及烏蘇里地方，俄使亦不得常川駐京。

　　不久俄國改派陸軍少將伊納學（Nikolai P. Ignatiev）率領軍官及三百八十輛裝載槍砲的馬車東來，以軍事援助為餌，誘清廷入彀。行抵蒙邊，知北京談判僵持，將槍砲留下，於大沽戰後二日，趕至北京，續與肅順談判。肅順仍稱東界不能更改，否認批准璦琿條約，黑龍江空地僅係借與俄人居住，烏蘇里不在其內。伊納學謂必須照俄國地圖辦理，否則難免強佔。肅順斥其出言無狀，如始終不悟，將閉關絕市，已許之黑龍江地方亦作罷論，烏蘇里等處斷不能借，詞氣極嚴峻。伊納學照會軍機處，指肅順悖禮。軍機處亦說中俄地界久已分定，不應別生枝節。木里斐岳幅即集兵伯力，對黑龍江委員「怒目拍案，愈形桀驚，聲言非用槍砲，斷不遷移」。

　　伊納學曾建議俄國政府，待英、法軍北來之時，再與中國談判，一八六○年一月，照會軍機處，謂英、法軍數萬現已起程，「中國願圖太平，止有一法，務思良友於本國（俄）」，如允將烏蘇里江以東歸俄，即勸令英國止兵。最後謂無論中國准與不准，「定將所佔之地堅守，永不復還」。俄政府尚不欲中國急遽崩潰，英、法捷足先登，復恐中國對英、法屈服，共同對俄，命伊納學仍留京交涉，同時命木里斐岳幅實行佔有烏蘇里江地帶。一八六○年五月，英、法軍分向華北集中，伊納學再詰軍機處，是否願照所請辦理，限三日覆知。軍機處不為所動，伊納學即行出京，轉往上海，中俄北京會議破裂。

　　伊納學到上海後，先與布爾布隆接觸，勸英、法軍艦向大沽示威，願予以外交協助，指肅順為西方國家的死敵。繼與卜魯斯相晤，特別解釋俄國之擬以槍砲致送中國，意在攻剿太平軍，嗣知中國欲用以對抗英、法，遂作罷論。俄外相亦告法國駐俄大使，伊納學可供英、法軍諮詢，暗示俄應均霑在華權益。英、法使北來，伊納學追踪而至，告以京、津防務部署。聯軍入京，恭親王以為俄與英、法狼狽相結，恐伊納學暗中挑撥，俄事一時不了，英、法兵或將一日不退。萬一俄人對蒙古生事，南下熱河，更屬不易措手，因之願和他商議俄國的要求。稍後，恭親王明瞭英、法既欠融洽，俄與英、法更是貌合心離，英、法條約的訂立，與伊納學毫不相干。伊納學則稱曾「竭力挽圖補救」，如能完成中俄未定之件，「兩國和好交誼，益加團結」。恭親王明知他是冒功要挾，為求息事，惟有照允。十一月十四日，中俄北京條約簽字，涉及範圍之廣，過於璦琿條約。東北自烏蘇里江口，南至綏芬河、興凱湖、圖門江口以東之地，盡歸俄有，海參崴軍港在內。西北伊犁、塔爾巴哈台之界重劃，准喀什噶爾通商及庫倫設置領事。

　　關於贈送槍砲，伊納學以俄國會剿太平軍，代運江浙漕糧為條件。恭親王只許收受槍砲，俄人說原有槍砲銹壞。至會剿、運漕，恭親王、曾國藩均以為流弊極多，英參贊威妥瑪復從中阻止，亦終無成。

　　一八五八年五月至一八六○年十一月，兩年半之間，英、法、美在中國共得的權利，俄國幾一一坐享。英、法用兵四年，固已滿其所欲，俄國不費一刀一槍，獨自取得了四十萬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積較現在的東北尚大。從此完整的東北成了殘餘的東北，海岸線大半見奪，北太平洋成為俄國的地中海，海參崴成為俄國在東亞的海軍基地，殘餘的東北陷於俄國的兩面包圍。

　　十八世紀俄國的勢力已伸入中亞，在設置東部西伯利亞總督之年（一八四七年），對於中亞的經略，同時並進，要求通商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一八五一年，伊犁將軍奕山曾與俄人訂立條約，允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互市，劃定貿易圈。一八五七年，塔城貿易圈遭受焚掠，俄人撤回領事、商人，斷絕往來。次年派兵壓境，與木裡斐岳幅的行動相呼應。

　　中國東北領土的喪失，至中俄北京條約告一段落，西北則自北京條約正式開始。一八六二年，中俄西北勘界會議無成，俄軍屢擾科布多、伊犁。一八六四年，訂「塔爾巴哈台條約」，塔城以西之地，盡歸於俄國。時新疆回亂大起，俄國又乘機脅迫，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年，齋桑湖一帶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亦為俄所有。原屬中國的塔什干（Tashkent）、撤馬爾罕（Samarkand）、布哈爾（Bokhara）、浩罕（Kokhand），先後悉遭併滅。總計西北見奪於俄國的領土並不小於東北。

第五章　內部動亂（下）（一八六○至一八七七）

第一節　清的外援與曾軍的奮戰

　　一、英國態度改變的朕兆與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後，英、美、法三國所承認的仍為北京政府。它們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讓與，自須維持其繼續存在。太平天國如果成功，以「萬國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於相處。北京政府雖非事事聽命，可以予取予求，終可迫令相就。開放整個中國是各國的殷切冀求，特別是太平軍控制下的長江流域。然而它們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間，處於領導地位的英國，以為太平軍敗亡不遠，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項權利。

　　天津條約滿足了各國多年的慾望，堅定了它們和北京的關係。今後的問題為如何使其儘早付諸實施。中英條約訂明長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現在長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國以對付太平軍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國已完全放棄交好太平軍之想，如能早日蕩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簽字之日，額爾金席不暇暖，率領軍艦，溯江西上，考察開埠事宜。路經南京、安慶，與太平軍發生砲戰。太平天國當局來書表示歉意，天王詔旨，稱額爾金為「西洋番弟」，歡迎前來，當以禮相待。額爾金自漢口東下，安慶太平軍守將亦解釋誤會，充分道歉。長江太平軍水營統將函請以洋砲彈藥相讓，說是彼此情同手足。職位相當於太平天國副首相的李春發對於額爾金派來天京的威妥瑪、李泰國、俄理範、偉烈亞力，以酒食款待，謂今後英船通過，可預先知照，以便派員護送。額爾金對太平軍的印象，則十分惡劣，認為終必失敗。李泰國在上海面告桂良，「該夷毫無紀律，……實係賊匪行為。……口稱奉耶穌教，詢以耶穌教中之語，所答非所問」。怡良以為「夷人看賊不起，不屑與之往來」。英國對北京雖亦說不上好感，但它仍統有中國大半，尚有體統。太平軍僅有安慶至南京的長江兩岸，勉強掙扎而已。

　　太平軍對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約是鑑於英國兵力強大，太平軍的困難尚多，不得不爾。一八六○年五月，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長驅東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衛上海。忠王李秀成佔有蘇州後，致書英使，說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來面商，以敦盟好。繼又去函，勸勿助清軍，免傷和氣，均無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來至蘇州，再與李秀成聯銜邀英國教士艾約瑟相見。艾約瑟詢問卜魯斯的態度，卜魯斯告以英國對清軍及太平軍不作左右袒。

　　是年六月，江蘇布政使薛煥、蘇松太道吳煦與曾任怡和洋行買辦四明公所董事楊坊商定，由美人華爾（FT Ward）編組洋槍隊，協防上海。華爾是一個軍事冒險家，多事的中國，對他正是大好機會，小則可趁火打劫，大則可自建一個政權。他的同國人法爾思德（E. Forrester）、白齊文（HA Burgevine）是他的同夥。他們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國逃兵、失業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呂宋人為多，餉糈由上海官商供應。七月，奪回松江，搶掠之外，並得賞銀三萬兩，名利雙收，繼續向太平軍進攻，為李秀成所敗。

　　艾約瑟到蘇州之後，諒必將卜魯斯的表示轉告洪仁玕與李秀成，洪、李信以為實。復以英、法正向華北進兵，不致與太平軍為敵，留守上海的洋兵無幾，不難一鼓而下，遂於擊破洋槍隊後，乘勝而進。卜魯斯發出警告，謂英、法軍已在上海縣城及租界設防，如果進攻，即行還擊。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聲明不擾外人。八月十八日，開始攻城，二十一日，為英、法軍及軍艦所敗。同一天，英、法軍奪佔大沽砲台。兩者看來極端矛盾，實均為自身利益。此為太平軍初次與洋兵接觸，亦為英國對太平軍態度轉變的具體明徵，不過這尚不能說是英政府的決策。

　　在中國的英教士以及商人大都贊成中立，主張對太平軍干涉的為軍人與外交官。額爾金返國之前，曾分函卜魯斯、巴夏禮、何伯【註：事在一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及二十日】，說事實上不能不與太平軍交往，可設法和他們成立諒解，以便順利通商長江。太平軍以忙於西征，江南一時無事，訪問南京、蘇州的英、美教士絡繹不絕，長江各地走私的外國商人尤多，駐南京英軍艦的副領事亦作此勾當。一八六一年二月，巴夏禮隨何伯至南京。三月一日，與艦長雅齡（Captain Aplin）同晤太平天國贊王蒙得恩之子贊嗣君蒙時雍及章王林紹璋，謂英國已取得長江通商權，以後英船往來，如遵守太平天國法令，不得阻撓，太平軍如攻漢口、九江，而不侵及英人生命財產，停泊該地的英國軍艦，亦不與之為難。經天王同意，即下詔宣示，凡未助「妖」（清軍）之人，一律寬赦，外國商人一如兄弟，有關事宜由羅孝全總理【註：羅孝全於一八六○年到天京，掌管外務】，並送還太平軍中的英國逃兵。五月，美國海軍提督司百齡（Commodore Stribling）亦獲得相同的保證。

　　三月二十二日，巴夏禮自漢口東返，路過黃州，警告英王陳玉成勿攻漢口、漢陽，顯然違背三月一日的承諾。二十八日，何伯令雅齡進而要求太平軍不得進入上海附近百里之內，否則武力周旋，英國亦不准清軍以上海為進攻太平軍的基地，此為英國準備干涉的明白表示。巴夏禮、雅齡與蒙時雍談判五天，聲言太平軍如破壞口岸商務，彼此關係即無法改善。天王初僅允不傷害外人，但不能阻止太平軍之進攻上海。四月二日，巴夏禮、雅齡親至天王府投文，天王答應本年之內不進入上海附近，詔命中西永遵和約。何伯、巴夏禮的要求，仍為他們自己的主張，尚非倫敦的訓令。外相羅素認為英國無權防衛口岸，曾告誡卜魯斯對於中國內戰的行動勿逾越保護英國人安全與商業所必需的範圍。但是英國終於介入，卜魯斯、何伯的堅執與其他在華外交軍事人員的報告，最具影響力。

　　一八六一年五月，何伯指華爾誘招英國逃兵，加以逮捕，送交美國領事。此事與天京已交出太平軍中的英國逃兵當有關係，意在表示中立，免與太平軍發生新的糾紛。美領事以華爾已入中國籍；將他釋放。華爾允不再收留英國逃兵，何伯允協助他在松江招募華人為兵，以歐、美人為軍官，給以西方裝備。是年十一月，洋槍隊擴大到二千餘人，何伯親往檢閱，顯係仍要它對抗太平軍，必要時可配合英軍行動，這是他準備與太平軍作戰的「重大措置」。華爾的新軍，以綠布帕頭，通稱為綠頭勇，太平軍呼為「假洋鬼子」。

　　李秀成說某洋人曾以威脅的口吻，以平分土地為條件，要求太平軍和英國合作，說「爾天王雖眾，不及洋兵萬人。有我洋兵二三萬又有船，一舉而平，……我萬餘之眾打入北京後說和。爾不與合，爾朝不久，待我另行舉動」。此洋人可能就是巴夏禮。洪秀全不為所動，謂「我爭中國，欲想全圖，若與洋鬼同事，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日後李秀成亦云，他非不知洋兵洋砲厲害，鑑於幫助清軍的洋兵「打入城池，洋兵把守城門，凡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用洋兵者在此也」。「有一千人洋兵，要挾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不用也。」可見洪秀全、李秀成自有堅定不移的國家民族立場。他們雖用客卿、洋將、洋弁，便須服從他們的命令【註※】。至於輪船、洋砲、洋槍，以及千里鏡等，太平軍亦甚愛好，李秀成部洋槍尤多，大半為洋人偷售。

　　※註：早在一八五四年，羅大綱部下已有洋人。一八六○年後，來投的洋人漸多，大都為歐、美浪人、逃兵，亦有同情太平軍及富於好奇心者，如英人伶俐（AF Lindley）。一八六一年李秀成、李世賢、譚紹光部下的洋人，共約一百餘名，一八六二年譚紹光一人所屬即達二百人。

　　二、安慶的爭奪

　　湘軍佔有武漢、九江後，安慶成了長江上游的主要戰場。安慶不僅為天京的屏藩，巢湖流域，亦為天京米糧所資賴。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以來，曾國藩、胡林翼全力以圖，與英王陳玉成展開劇戰。一八六○年，江南大營再陷，清廷屢命曾移師東援。曾國藩另有所見，謂安慶一軍絕不可動。第一，「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向榮、和春』覆轍」。第二，湘軍已進薄城下，若一撤動，「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即北路……各軍亦將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復金陵之張本」。第三，水師若得此城，「則即有所依附，以為根本，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之勢」。曾氏盱衡全局，深慮遠謀，戰略的屬高人一等。但清廷仍要他規復蘇、常，以保滬、杭。不得已，乃自統八千人移駐皖南祁門，留曾國荃部一萬五千人續圍安慶。擔任掩護與後援的有多隆阿、李續宜、胡林翼部陸軍，及楊載福的水師，約共四萬人。

　　太平軍同樣了解安慶關係重大，洪仁玕曾說：「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為中州漁米之地，前數年京內（天京）所恃以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為頭，安慶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既中折，其尾雖生不久。」時李秀成攻上海不利，轉而經略浙江，天王嚴令前赴上游。以解安慶之圍，乘英、法軍進向北京的機會，北掃中原。李與陳玉成在蘇州會商後，陳去皖北，當長江北岸，李向天京，取道皖南西進，當長江南岸，分師武漢。另由輔王楊輔清等，挺進祁門，以掇曾國藩，侍王李世賢挺進贛東，抄祁門後路，使安慶之圍不解自解。

　　陳玉成軍行剽疾，初戰安慶的多隆阿等不下，一八六一年三月中旬，西趨湖北，以破竹之勢，五日之內，攻佔黃州，因巴夏禮的警告，為避免對英糾紛，所部繞越漢口，改取鄂北各城。旋因南岸李秀成軍失期，未能取得聯繫，安慶情勢危急，四月，引軍東還。皖南的太平軍，於一八六○年十二月後，一再迫攻祁門，曾國藩幾不能支，屢瀕於危，幸左宗棠在贛東擊敗了截斷祁門糧道的李世賢，始轉危為安。李秀成對於這次西征，似不甚積極，用兵又較持重。一八六一年二月，入江西，迂迴贛南、贛西；至六月方入湖北境內，逼近武昌，得知陳玉成、李世賢均已東返，湘軍鮑超到了江西，恐歸路被阻，漢口英領事對他亦有勸阻，遂於鄂南召集降眾之後，向浙江退卻。

　　西征無功，一八六一年四至八月，陳玉成糾合皖北、皖南及天京諸軍約三萬餘人，先後四次援救安慶。湘軍悉力以拒，曾國藩的大營自祁門移於安慶對岸，胡林翼調湖北各軍相助，戰鬥激烈異常。湘軍指揮統一，水陸犄角，糧藥充足；太平軍眾志不一，隊伍不整，補給困難。以往外人為貪圖重利，常以米糧售與安慶守軍。曾國藩命各營對走私洋商，優予籠絡，以同樣的價格收購所運米糧，卜魯斯亦禁止英船再來，安慶遂無顆粒可得。九月五日（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糧盡城破，太平軍一萬六千餘人，全部戰死，安慶為湘軍所得，這是太平天國存亡的一大關鍵。洪仁玕曾謂：「我軍最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東南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礎。」

　　安慶失守，陳玉成退往廬州，受到革職處分。他久有經營山東、直隸的準備，至是認為與其坐困，不如別開生路，命所部北進，攻略皖豫之交。一八六二年春，清軍大舉圍攻廬州。五月，陳玉成北走壽州，為首鼠兩端、曾受太平天國爵職的練總苗沛霖誘執遇害，年僅二十六歲。陳死，皖北太平軍等於瓦解。

　　李秀成自湖北東退時，已知安慶難保，仍按照他西征前的計劃，謀奪取杭州，鞏固東南的根據地。一八六一年底，杭州、紹興、寧波悉為所得。曾國藩深感情勢嚴重，說是「現在浙、蘇兩省膏腴之地盡為賊有，窟穴已成，根底已固，……浙省兵勇向恃寧、紹為餉源，今已被賊踞，全省糜爛，無可籌畫」。如就經濟意義來看，太平軍得到杭州、浙江，與失去安慶、皖北略可相當；以軍事關係而言，杭州、浙江的地位則不能與安慶、皖北相比。不過杭州、浙江的佔領，畢竟是太平軍晚期的一大勝利與轉機，亦為最後的一次勝利，此後無何進展。

　　三、通商口岸的攻守

　　一統江南、浙江，為此時李秀成的基本戰略，西征期間，雖未再進攻上海，而對浙江則未放手。一八六一年四月，太平軍佔領乍浦，如渡過杭州灣，即可攻擊寧波。五月，何伯派艦長銩樂德克（Roderick Dew）前往寧波，警告太平軍，不得進犯，並助清軍布防。太平軍答稱願與英人和好通商。六月，卜魯斯通知何伯，謂保護口岸即為保護英國利益，清已同意英軍代守寧波，並論及攻取南京之事。另報告外相羅素，口岸如為太平軍所佔，商業必受打擊，關稅自必減少，賠款將難照付。何伯不贊成攻取南京，怕上海與內地通商因此停止。羅素亦不主張採取主動，惟應使海口中立。銩樂德克的保衛寧波計劃，獲得了批准。

　　經過八十天的圍困，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杭州為李秀成攻下，浙江巡撫及駐防將軍以下萬餘人死之。寧波於十二天前，已為侍王李世賢部佔領，這是太平軍控制的唯一海口，軍紀嚴整，商務照常，免徵關稅三個月，與外人頗能相安。第二年，何伯及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趕至寧波，與英、法領事自定北岸為居留地，不許干擾。四月，太平軍開始在鎮海設關稽查，英、法出面阻撓。繼又藉口寧波城上鳴炮擾及居留地與英船，要求拆除砲台被拒。五月十日，英、法軍艦助清軍奪佔寧波。

　　英人最關心的為上海，次為長江口岸。天王僅允在一八六一年內太平軍不進入上海附近。及杭州被圍，何伯預料，如此城一旦為太平軍所得，上海勢必受到威脅。巴夏禮再至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由艦長平安（Henry M. Bingham）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英人在太平軍領域內被劫損失；二、英船得自由航行太平軍領域內河流；三、嚴禁太平軍侵入上海、吳凇周圍百里之地；四、漢口、九江附近百里之內，亦不得進入，並不得擾及鎮江領事署所在地。結果全被駁斥，平安聲言將相機採取必要措置。

　　英國關心上海，李秀成定要取得這個陸上孤島。佔有杭州後七天，即率軍北去，曉諭上海洋商，「各宜自愛，兩不相擾」，「倘助逆為惡，相與我師為敵，則是自取滅亡」。這時他已不惜與外人一戰，不似上次的多方懇勸。一八六二年一月，太平軍連佔上海周圍各縣。二月，為英、法及華爾的洋槍隊敗於浦東。三月，華爾得英軍艦之助，復捷於上海西南，洋槍隊改名「常勝軍」。四月，太平軍幕王譚紹光與英、法軍、常勝軍大戰於上海、松江之間，不利而退，此為上海之戰的第一幕。

　　英、法軍決肅清上海周圍百里，改採攻勢，所得城池，交常勝軍戍守，財物平均分配。五月，佔領嘉定、青浦。李秀成反攻，大捷於太倉，奪回嘉定，英軍提督士迪佛立（C W Staveley）焚城敗走，法軍提督卜羅德（A. Protet）戰死奉賢南橋。六月，譚紹光奪回青浦，俘常勝軍副統領法爾思德，直薄上海縣城。英、法軍屢敗之餘，不敢出擊。時李鴻章所統湘、淮軍已至，力戰三日，太平軍後撤。「滬中商人向恃洋人為安危，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李秀成以天京緊急，八月，回師西援，留譚紹光主持東線。十一月，太平軍再迫上海，又為湘、淮軍及常勝軍擊退。此為上海之戰的另一幕。

　　上海會戰之前，地方官紳與英法已成立一「中外會防局」。英方主張參戰最力的，始終為何伯、卜魯斯與上海領事麥華陀。麥華陀報告外部，謂清軍無力保護上海，卜魯斯強調如英國不欲拋棄在華利益，必須維持清廷。美公使蒲安臣亦說，清廷為合法政府，應予以道義援助。此時北京的當權者為恭親王，卜魯斯和他商定中外聯合作戰。僱外國兵輪保衛寧波，英、法兵在上海助戰，軍艦可入江協防，常勝軍擴編為四千五百人。

　　洪仁玕對於此時李秀成之進攻上海，深不謂然，致書詳論安慶失守後天京之危，主先西北而後東南。李秀成以為取得東南，即可高枕無憂，湘軍尚無敗勢，須待機以圖。蘇州儒士黃畹（王韜）勸他暫勿用兵上海，英、法志在通商，僅知自守，並非欲與太平軍相敵，對之寧和勿戰，應移文英、法，定上海為通商境界，不得容留清兵。先取長江下游各地，設關徵稅，藉足國用，再溯江而上，規復安慶、九江、漢口，聯絡石達開，盡收黃河以南，然後封鎖上海，待其內變。日後洪仁玕說，太平天國禍害之源，為「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賴文光說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不免言之太過。從另一面來說，倘李攻下上海，不僅可無後顧之憂，餉源亦可無匱，但未遂所願。下游的英、法軍公開支持清朝，上游的湘軍長驅而東，太平軍陷於夾攻，首尾不克兼顧。

　　四、曾軍的分路推進與洋將洋兵的協助

　　一八六○年曾國藩的平定江南計劃，分為南、北兩軍，規復蘇、常及金陵，南軍由浙江而入，北軍夾江而下。曾與胡林翼、左宗棠在安徽宿松會議之時，商定先由左宗棠經營浙江。左宗棠（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五）亦湖南人，舉人出身，富於才略，一八五二年起，佐湖南巡撫駱秉章幕。湖南為湘軍後方，所有軍餉、援兵、戰略，胥歸他籌策，權盛一時。名望甚大，遭忌亦深，幾獲重咎，賴胡林翼與咸豐的近臣郭嵩燾、潘祖蔭力保，始獲無事。經曾國藩的舉薦，自領一軍，初駐贛東，維護祁門大營後路。杭州失守，復因曾的奏請，授浙江巡撫，擔任南路軍的主帥。一八六二年二月進入浙西，與李世賢相持八個月。迨李北援天京，左始有進展，乘浙江太平軍內部不和，一八六三年初，連下數城，逼近杭州附近的富陽，擢升閩浙總督。

　　與左部相呼應的為浙東英、法人組成的中外混合軍。先是，寧波英領事館，募勇三百，號為「綠頭勇」。英、法軍奪佔寧波後，英軍官銩樂德克仿「常勝軍」之例，將「綠頭勇」擴編為千人，分稱「常安軍」與「定勝軍」。浙海關稅務司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及參將勒伯勒東（AE Le Brethon de Caligny）別募一千五百人，冀與英抗衡，號「常捷軍」，通稱「花頭勇」。一八六二年秋，銩樂德克會花勇、綠勇及上海前來的「常勝軍」，奪佔寧波附近四縣，華爾因傷而亡。翌年，花、綠勇西攻紹興，屢為太平軍所挫。「常捷軍」統領勒伯勒東、達爾第福（Tardif de Moidrey）相繼戰死，改由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接統，佔領紹興。銩樂德克被召回國，「常安軍」、「定勝軍」解散，「常捷軍」繼續參戰，兵力已達三千五百人。

　　江、浙大亂，上海為富家巨室避難麇集之地，戶口由三十萬增至百萬，「商賈輻輳，釐稅日旺，官中益得招將募勇，逾年兵至五萬四五千人。然皆市井無賴，或盜竊，或通賊，賊窺伺益甚」。江蘇為兩江總督轄境，湘軍既有安慶，聲威方盛，上海蘇紳馮桂芬、潘曾緯等，因有向曾國藩請援之議。蘇撫薛煥、藩司吳煦和之。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杭州合圍，滬局愈危，遂由蘇紳錢鼎銘赴皖乞師。曾國藩以所部無可分撥，餉又無自出，頗感為難。錢云，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六十萬兩，許以十萬兩相濟。曾國藩大喜過望，準備遣乃弟國荃往保此膏腴之區。

　　曾國荃志在攻取金陵，不願援滬，曾國藩乃將此一任務付諸他的門生李鴻章（一八二三至一九○一）。李為安徽合肥人，進士出身，曾以翰林在本省辦理團練五年，抑鬱不遂所志，改投曾國藩。經過四年的薰陶歷練，大為曾所賞識，認為他「才大心細，可獨當一面」。李所招募的均為淮南的團練，曾國藩為訂立營制，並將部分湘軍撥歸節制，一八六二年初成軍，名曰「淮勇」或「淮軍」，內定李為江蘇巡撫。曾一度命他駐紮鎮江。李以上海「乃通省兵餉吏治之樞紐，應先從彼處佈置，然後出京口（鎮江），以應上游」。此一決定不僅關係他個人前途，亦改變了曾國藩的經略江南計劃。浙江糜爛，杭州失陷，左宗棠無暇顧及蘇、常。李部東去，初尚視作偏師奇兵，現在則成為進圖江南的主力。

　　英、法軍的協防上海，就清軍方面來說，不惟保全了一個餉源所繫的通商口岸，且保有了一個江南反攻基地。一八六二年三月，上海中外會防局僱英國輪船七艘，運李部來滬，何伯派軍艦護航。四月初，李率湘、淮混合軍六千五百人，「鼓輪東下，穿賊境千餘里。賊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邊遙望，不敢近問」。李的一生事業，多與外人有關，發跡之始，即獲外人幫助。抵滬甫一月，接任江蘇巡撫，升遷之速與左宗棠同。時上海戰爭方殷，湘、淮軍開始參加。李深切了解外人對他的重要性，曲意聯絡，「欲用夷變夏」。他最注意的為西洋軍伍，與何伯商定章程，撥派所部三千人交英軍官訓練。因為「滬防必須自強，洋人不可專恃」，目前迫於時勢，不得不仰仗其力。到了九月，淮軍各營多已添練洋槍。十一月，悉數改用，聘有洋教習。復以「華爾打仗奮勇，有洋人利器，益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華爾允為請洋匠製造砲彈，代購槍砲。李正欲學得外人一兩樣好處，於軍事及通商大局均不無裨益。李固然是有心人，而他之能大量購置新武器，亦因他有充裕的財源可供支配。以往與外人交往最密而「過趨卑諂」的吳煦、薛煥相繼去職，舊有兵勇亦逐步裁編。於是全局在握，實力大增，輔佐他的為馮桂芬、郭嵩燾。

　　華爾死後，李鴻章從英國提督士迪佛立之請，以白齊文接統常勝軍。一八六二年十月，淮軍與英、法軍、常勝軍再佔嘉定，太平軍譚紹光全力反攻，為淮軍、常勝軍所擊退，上海附近肅清。此為淮軍的第一次大捷。時李秀成正圍攻天京城外的湘軍，李鴻章命常勝軍赴援，白齊文藉口欠餉，遷延不行。一八六三年一月，因索餉不遂，毆打楊坊，搶奪四萬元，被李撤職。常勝軍暫歸士迪佛立的參謀奧倫（JY Holland）統率，縮編為三千人，軍心不服。三月，改由英軍少佐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管帶，常勝軍正式歸英人控制。

　　曾國藩以太平軍「與洋人構釁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迨亦天亡粵逆之會」。一八六二年初，他派出三路大軍，一為進規浙江的左宗棠，二為東援上海的李鴻章，第三路為直搗金陵的曾國荃，有心讓他建克復太平天國首都的大功。曾國荃之統兵，始於一八五六年，以攻下江西吉安（一八五八）而聲名始著。安慶克復，譽望愈高。一八六二年三月，與其幼弟曾貞幹自安慶率軍夾江而東，國荃循北岸，貞幹循南岸，彭玉麟的水師居中策應。另以多隆阿圖皖北，鮑超圖皖南，作二曾的掩護。四至五月，江北軍克巢縣、和州，江南軍合水師克蕪湖、太平府（當塗），全軍二萬人，逕薄天京城南雨花台。自出動以來，不過六十餘日。二曾進軍若是之速，一以英王陳玉成自安慶敗後，實力大喪，復受制於多隆阿；二為皖南的堵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屢敗於鮑超，二曾無後顧之憂；三為浙西的侍王李世賢為左宗棠所牽，江南的忠王李秀成忙於上海之戰，為英、法軍、常勝軍所制，一時不克返師。於是天京三度被圍，屯紮城外的曾軍有水師為之輸送聯繫，無孤軍深入之虞。

　　李秀成早已料到將來圍困天京的必為湘軍，主張多買米糧，天王不納，洪氏兄弟又從中操縱，搜刮現金；巢湖流域已為湘軍所有，糧源阻斷。兩年以來，天京不見敵踪。及曾軍突至，天王一日三詔，命李秀成回援，李不得不中止對上海的攻勢。他認為曾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待二十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久必無戰鬥之心」。天王嚴命又至，謂「若不遵詔，國法難容」，他惟有勉強從命。十月，李秀成的主力列營天京城南，晝夜環攻雨花台，「洋槍洋砲，驟若飛蝗」。李世賢亦自浙江前來，開掘地道，炸毀營牆。時秋疫大作，湘軍病者幾半。曾國荃先固糧道，拼死不退，屢瀕於危。經過四十餘日的劇戰，太平軍糧食不繼，冬衣未備，在蕪湖附近擔任截斷曾軍糧運的太平軍又為湘軍水師所敗，二李只得引去。是役為湘軍克復安慶後的一場決定性的大戰，曾國藩五內如焚，「心已用爛，膽已驚破」，深恐數年來千辛萬苦的所得，墜於一旦，結果竟轉危為安。洪秀全動員所有可用之兵，終未能撼動曾軍，天京的命運遂告決定。

第二節　太平軍的末路

　　一、紀綱隳壞

　　太平軍的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與措施，無論反對者斥其如何怪誕詭譎，當清廷失去控馭、人心思變之秋，確能收一時煽惑脅制之效。而其初期上下一心，甘苦相共，領導人正當少壯之年【註：金田起事時，洪秀全三十七歲，馮雲山年與相若，楊秀清、蕭朝貴、韋正均在二十歲上下，石達開約二十歲，秦日綱二十餘，胡以晃三十餘】，朝氣蓬勃，實尤足多。中期之後，一切全非，卒至敗亡。外在的情勢轉變，固然有關，根本所在，為其自身的日趨腐化、惡化，喪失了淬礪奮揚之氣。

　　宗教對於太平天國的創建確有極大作用，然亦受了宗教之累。宗教為洪秀全羅致了不少狂熱的信徒，不惜犧牲一切以從，亦因此激起衛護名教者的反抗，招來了勢不並立的勁敵。他原是假宗教以愚人，沒想到竟至作法自斃。在前期，有天父下凡之說，結果演成自相殘殺；在後期，他仍強調諸事均有天父、天兄作主擔當，太平一統，即將到來。但何以久久未能實現，屢屢喪師失地？不惟一般人不再盲從，甚而他的高級將領的信心亦生動搖。而他本人似乎反陷溺愈深，極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賴神力，忽視現實，失去理智，無異自愚。李秀成曾反覆言之。一八六○年，再破江南大營之後，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靈」，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慶行將不守之時，李勸他預防湘軍來圍天京，反大受責斥，說是「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殘妖易滅，功勳易成」。但太平軍之日暮途窮，則為顯然的事實，自欺而不能欺人。有人說他精神錯亂，亦可謂為執迷不悟。在如此領導下的軍政，尚有何希望？

　　經過天京的內訌，洪秀全偏信他的親族寵幸，任其胡作亂為，上下離心。李秀成勸他「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卹下，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終不見聽。洪仁玕雖有才識，但乏功勳，到天京不滿半月，封為軍師、干王，要人悉歸其制，眾望不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曾說，自洪仁玕執政，「諸宿將多不服，賊勢之衰，蓋由於此」。一八六一年，洪仁玕以援安慶失敗革職，朝政復歸洪仁發、洪仁達。李秀成見政情日壞，「屢俱本奏，天王不從，越奏越怒」，甚至說：「政事不與你相干，王次兄勇王（即福王洪仁達）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幼西王為蕭有和，天王之甥，是一個十幾歲的黃口孺子。

　　濫封爵職為太平天國的另一致命傷。早期除東、西、南、北、翼王及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晃）外，無其他王號。天京內訌後，洪氏兄弟首先封王，其次為陳玉成、李秀成，至一八六一年前期，仍僅十人左右。此後愈封愈濫，多至二千七百餘人，一因出於猜忌，採眾建政策，以分削宿將實力，李秀成的大將陳坤書之封護王，即為一例。一欲借名號以收買臣屬，但事姑息，不明賞罰。強有力者互不相下，「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顧根本，此為洪仁玕之批評。「黨羽無定數，酋長無定謀，……偽王……不甚服偽天王、忠王之調度，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此王所踞之地，常為彼王劫掠」，此為曾國藩的批評。李鴻章亦說：「增封多王，內亂猜忌，愈散漫不可制。」左宗棠說：「賊中偽王……彼此猜忌，勢不相下。」李秀成認為亡國大誤之一，即在濫封多王。至其他爵職，亦大量增加。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之間，新設義、安、福、燕、豫等爵號，「不及一年，舉朝內外，皆義、皆安」。洪仁玕曾感慨地說，大家「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不足」，若「再隱忍姑息，我輩無生理」。主將初僅數人，其後至少數百。天將、朝將、佐將，更不可數舉。一八六一年，有一位到過南京的英國人說，天京幾全是公職人員，均為消費者，亦是破壞者。

　　後期太平軍紀律的惡劣，為無可否認之事。號稱治軍嚴明的李秀成，亦不能約束所部。一八六○年，江寧李圭被虜，年餘後逃出，著有《思痛記》，記事尚能持平。據云：是年江蘇丹陽被李秀成部佔領後，「殺戮之殘，蹂躪之酷，無日無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贛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於賊，或戰敗而降賊者。其真正粵賊，則反覺慈祥愷悌，轉不若是之殘忍也」。「賊亦令禁止騷擾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顧賊眾奉行者少，而以清軍之降附者尤為凶殘貪暴。」又據江西高安縣志，「癸丑（一八五三）賊至，所擾惟典舖大家為甚。乙卯（一八五五）再至，惟以仇視官紳，苛勒殷富以售其黠，淫掠焚殺猶未甚也。至辛酉（一八六一）逆酋李秀成至，而禍斯極矣，分擾各屬，放手焚殺，恣意淫掠，各鄉勇男婦死者不下數千人，所過成焦土」。

　　浙江為太平天國晚期的主要轄區，兵戈連年不休。太平軍到後，人民流離逃亡，田畝荒蕪，耕種者不過十之二、三，粟、麥、油、鹽，搜索一空。加之釐捐局卡林立，抽剝重重，以至商賈斷絕，百貨騰貴。曾國藩說，以往百姓不待脅迫，「甘心從逆，樂為賊用，……今則民聞賊至，痛憾錐心」。「粵匪初興，粗有條理，……今則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棄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土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久理？」「昔年粵匪所至，築壘如城，掘壕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外人亦言晚年太平軍，缺乏戰意，惟以燒殺破壞為事。

　　李秀成、李世賢的直接統治區，情況最稱良好，頗具條理，農民之田，以實種為準，五畝以下，免徵租捐。缺乏資金的商人，可向官請領本錢，或發給貨品，作定價格，售後還七成，留三成以供轉運，或定期還本，不取利息。蘇州、杭州一帶，市肆貿易如常。

　　糧食始終是太平軍的大問題，佔有南京的第二年，已有匱乏之虞，晚期許多城池，因之不守。有權勢的各王仍度其奢靡生活，大治府第庭園，競尚豪華，李秀成亦不例外。南京下關的英國副領事福禮賜（RJ Forrest）謂修建天京忠王府的工匠一千餘人，壯麗僅次於天王府。王冠為金製，鑲以珠寶。李鴻章謂蘇州的忠王府由七百人修造，三年尚未竟工，已是瓊樓玉宇，曲欄洞房，如神仙窟宅。花園三四所，戲台兩三座，為李鴻章平生所未見之境。浙江嘉興陳炳文的聽王府，磚瓦木石皆取之鄉鎮，用費出自田捐。江蘇金壇李世賢的侍王府，一座宮殿，可容千人。一位英國人說，南京無絲毫興盛氣象，絕不為人民設想，專恃劫掠為生，而又十分腐化，吸食鴉片及飲酒、賭博之風盛行。執掌朝政的蒙得恩，就是一個煙癮極大的人【註：據英國人說，在一八五八年，南京吸食鴉片的，已佔三分之一人口】。

　　二、全局瓦解

　　一八五七年翼王石達開的出走，關係太平天國的命運極鉅，不僅失去了一位有才能的軍事政治領袖，兵力亦因之大為削弱，安慶附近的駐軍隨之而去的約六、七萬人，江西省尤眾。估計太平軍的實力損失恐在一半左右。一八五九年，石達開自贛東經浙西、福建、贛南，西入湖南，擬進向四川，與湘軍劉長佑、李續宜劇戰於寶慶，遭受挫敗，改而南趨廣西。石部約二十萬人，以長江流域之人及廣東天地會為多，寶慶戰敗，軍心渙散，紛紛脫離。進入廣西之後，軍食不給，前途茫茫，士氣益為沮喪，或折而東走，或相繼敗亡，窮蹙已極。一八六一年，石率殘部約一萬餘人，再入湖南，取道湘、鄂邊地。翌年，進入四川東南境。四川地險民富，為清軍主要餉源之一。一八五九年，藍大順、李永和起於川、滇之交，北擾岷江流域，直逼成都，據有產鹽地區，聲勢頗大。石達開謀與聯絡。新任四川總督駱秉章率湘軍先至，藍、李屢為所敗，李不久戰死。一八六三年，石達開繞道滇邊渡過長江上游，經寧遠（西昌）北趨越雋，為大渡河所阻，遭土司與清軍夾擊，陷於絕境，全軍敗沒，石亦被俘。

　　一八六二年南京城外會戰。李秀成解圍失敗。翌年初，渡江西進，謀合陳玉成舊部與捻攻略皖北，期撼動湘軍大本營所在的安慶，並打通巢湖一帶糧源。以所部戰志不揚，無功而返。時逢青黃不接，餓斃不少。六月，自浦口南渡，復遭湘軍水陸截擊，損折十萬人，可謂慘敗。南岸太平軍所控制的僅餘蘇州、杭州、南京等城。

　　一八六三年七月，李鴻章的淮軍與常勝軍分路進向蘇州，戈登、程學啟為主將，配有大砲輪船，法國人訓練的洋槍隊，亦參加作戰。時白齊文以撤職懷恨，糾合舊部，投蘇州太平軍，仍不得意。九月，李秀成自天京回援蘇州，與幕王譚紹光反攻失利，白齊文降於戈登。十一月，太平軍內變，李秀成以事不可為，出城西去。十二月，納王郜永寬等殺譚紹光以降。程學啟入蘇州，誅郜永寬等。戈登大怒，與李鴻章決裂，不受節制，因為事前他與郜永寬曾有諒解，更憤李鴻章破壞了今後他的瓦解敵人策略。李部繼下無錫，進攻常州。太平軍鑑於蘇州殺降，堅守困鬥。一八六四年二月，戈登承英公使卜魯斯之意，續行參戰。卜魯斯對他說，這全是為了英國的利益。五月，戈登助淮軍佔領常州，戰事已近尾聲，常勝軍解散。四年以來，常勝軍用餉千萬元，有助於李鴻章的平定江南者頗大。浙江左宗棠部，自一八六三年四月起，圍攻富陽，日久不下。九月，德克碑率常捷軍自浙東來會，始行佔領。復經六個月的苦戰，翌年三月，杭州太平軍棄城而走，左部及常捷軍大肆搶掠。同月，李鴻章軍克嘉興，附近各城均降。

　　一八六三年冬，南京外圍附廓要地，幾盡為曾國荃攻佔。蘇州失守後，李秀成知大勢已去，南京無糧，兵力僅萬餘人，勸天王棄城他走，另求出路，確不失為上策。天王不從，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於水，何懼曾妖乎？」命大家以「甘露」（百草）為食。城內盜賊蜂起，曾軍「日月逼緊，內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不少高級人員通敵，甚至涉及李秀成。及常州失陷，洪秀全一切絕望。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令大眾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真可謂至死不悟，亦可說是尚在自欺欺人。兩天后，服毒自盡，年五十二歲。他的兒子幼主（天貴福）繼位。

　　圍城湘軍近五萬，自四月以來，百計環攻，傷亡達十分之一。淮軍既下常州，清廷為早日拔取金陵，命李鴻章派砲隊合攻。李知曾國藩欲使曾國荃獨成大功，托詞不行。曾國荃屢言所少不在兵而在餉。於是加緊開掘地道，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炸塌天京城垣，湘軍突入城內，四處縱火，太平軍聲言，「弗留半片爛布與妖享用」。三日之內，「賊所焚者十之三，兵所焚者十之七，煙起數十道，屯結空中不散，如夾山絳紫色」。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貨相屬於道」。及盡得金銀珍物，再放火滅跡。將領「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城破之後，精壯長毛除抵抗時被陣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城上四面縋下老廣匪不知若干。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李秀成護幼主衝出，中途相失，李被俘虜。曾國藩到後，命自書供詞，寫畢被殺，年四十歲，為太平天國留下一部有價值的史料。曾國藩謂幼主必死，實已逃至浙江。左宗棠方欲張敵勢，江西巡撫沈葆楨為爭餉事，與曾早有芥蒂，均語多鐫譏。中外復紛傳南京金銀如海，清廷初冀於克城之後，作軍餉賑濟之用，曾則謂全無財物。各方議論不已，爭指目曾國荃。曾國藩近年惟恐權位太尊，聲望太隆，功高震主，畏譏畏讒，至是，告誡乃弟謂「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他決心將所部裁撤，曾國荃亦開去浙江巡撫本缺，「軍氣憤鬱慘沮」。

　　天京陷落之前，李秀成以江、浙無糧，洪秀全又不肯放棄天京，改命各軍西入江西，得糧後再回援天京，就中以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兩軍為大。他們的口號是「與其餓死江南，不如戰死江西」。八月，困守浙江湖州的太平軍為李鴻章、左宗棠及常捷軍擊走，江、浙無太平軍踪跡。幼主與干王洪仁玕等，經皖、浙而西，期會同李世賢進向湖北，合扶王陳得才部。十一月，在贛東被擒。李世賢由贛而粵、而閩，十月佔領漳州及閩南諸城。左宗棠、李鴻章派軍前來，一八六五年五月，克復漳州，李世賢為汪海洋所殺。是後汪部出沒閩、粵、贛邊境，據有粵東嘉應，至一八六六年二月為左軍消滅【註：一八六二年，台灣天地會戴潮春等舉事，眾至二十餘萬，規模頗與太平天國相近，越二年失敗。一八六五年，餘黨再起，盛傳李世賢部將入海，並有美船偷運太平軍入台之說】。

　　扶王陳得才及遵王賴文光於一八六二年自皖北經河南入陝西，尋復東還，以英王陳玉成敗歿，李秀成命再西去，招兵回救天京。翌年，佔陝西漢中。一八六四年分路東下，合捻入湖北，知南京不守，徘徊於鄂、皖之間，為僧格林沁所敗，陳得才自盡，賴文光與捻合流，別創一新局面。

　　三、捻亂的擴大與平定

　　太平天國後期的軍事活動，限於長江下游，與兩淮的捻關係甚為密切。陳玉成、李秀成的早期兵力，半數為捻。一八五八年，捻首李昭壽背叛，對李的打擊殊重，張洛行等則始終與陳合作。捻的根據地原在淮河以北，是年進入河南、魯西，雖志在虜掠，亦予太平軍以聲援。翌年，分道四出，東至魯中，西至豫西、豫南，飄忽往來，乘虛蹈隙。一八六○年，西支大掠河南開封，縱橫三十餘州縣；東支入山東，擾濟寧、泰安，所經二十州縣。復折返皖北，途中「夾擁資糧數百車，牲畜數萬，歌呼而行」。一八六一年，捻尤為活躍，西路為配合陳玉成軍的西征，二至五月，一支入河南南部，一支入河南東部、中部，經南陽、鄧州，破湖北老河口，然後返回亳州。九至十一月，再度西來，一支攻開封、鄭州、洛陽，一支攻湖北襄陽、樊城，東路入山東，屢敗自京畿南來的僧格林沁，兩逼濟南。僧軍「疲於奔命，芻糧不繼，士馬疲羸」，惟有守黃河，以固直隸。捻長驅而東，進至煙台，為英、法軍擊退。

　　同年（一八六一），山東白蓮教蜂起，魯南以宋繼鵬為首，稍後又有冀南的張錫珠。魯中的劉德培，似亦屬白蓮教。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奔波於直隸、山東、河南、安徽四省。皖北太平軍失敗後，捻勢大衰。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攻下雉河集，擒張洛行，繼平苗沛霖。張洛行的餘部由其侄梁王張宗禹及魯王任化邦統率，流竄河南境內，後合遵王賴文光。賴文光工於謀略，張宗禹富有機智，任化邦最為善戰，專採飄忽馳驅的運動戰術。

　　一八六一年以來，清廷恃黃、淮流域的主帥僧格林沁若長城，與長江流域的曾國藩儼然為兩大柱石，但彼此並不十分融洽。僧部為英、法聯軍敗後，拼集成軍，戰鬥力大不如昔，且毫無紀律，所過殺掠如洗，民間極為仇視。一八六四年九至十二月，與捻角逐的即為僧軍，捻屢敗僧於豫南、鄂東及鄂豫之間。翌年一月，又大敗於豫西魯山。三月，捻疾走魯、蘇之交，僧窮追不捨。五月十八日，全軍在山東曹州覆沒。捻本以行動敏捷勝，每戰先以遊騎四出，「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盡夜，乃返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官軍，馬呶人讙，剽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至是盡得僧軍的蒙古馬匹，如虎得翼。

　　僧格林沁敗死，華北震動，京師戒嚴。詔命曾國藩督辦直、魯、豫三省軍務，又命直隸總督劉長佑、天津通商大臣祟厚統洋槍隊，扼守直隸南境，李鴻章亦自上海派軍由海道增防天津。曾國藩以所部湘軍多為南人，不宜於北，且半數解散，須添募黃、淮一帶兵勇，增購戰馬，置備砲船，月餘後始行北上。他的戰略，第一改追擊為堵剿，以靜制動，分置四鎮，於河南周家口、山東濟寧、江蘇徐州、安徽臨淮關，各駐重兵，多儲糧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將捻包圍在蘇、豫、皖邊區。第二為控制捻的根據地，於亳州、蒙城、宿州及有捻地區，修築墟寨，清查戶口，實行保甲連坐法，以拔除捻的來源，並絕其物資。四鎮兵力約八萬，三鎮由淮軍分任，接近南方的臨淮關歸湘軍負責，原因是淮軍多為北人，習慣適宜。

　　捻於殲滅僧格林沁軍後，折回淮北，補充休息。為突破湘軍、淮軍的大包圍，穿越河南，進入湖北，逼近武漢。一八六六年春，復入山東。曾國藩以四鎮圍堵無效，改採堤牆防河辦法，北自開封附近的八仙鎮，南至周家口，守賈魯河，朱仙鎮至開封挖河築牆以守，周家口至安徽槐店以迄正陽關，守沙河，此為西線。自正陽關東至臨河關，守淮河，此為南線。東線守運河，北線為黃河，將捻逼於山多田多的豫南、鄂北，以制其馬隊。是年秋，捻突破開封、朱仙鎮間的堤牆，東走山東，曾的防河戰略又告失敗。他亦知河防實難周密，惟以官軍馬隊遠不及捻，專恃步隊追擊，斷不能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捻雖突破河防西線，但為東線運河所阻，返回豫東。

　　三年以來，捻屢戰屢捷，賴文光終感獨力難支，孤立難久，命張宗禹西進陝、甘，聯合回眾，以為犄角，自與任化邦留於中原，因有西捻、東捻之稱。曾國藩以督師年餘無效，復為言官所劾，奏請開缺。詔以李鴻章代為欽差大臣。賴文光率領東捻，再入湖北。一八六七年一至三月，屢敗淮軍、湘軍於鄂北、鄂東。曾國藩時代，對於淮軍的指揮已感困難，李鴻章繼任，湘、淮軍意見愈深。六月，東捻於八日之間，自湖北疾入山東，破運河堤牆，走膠東。李改守膠萊河，東捻返撲不利，精銳大喪。次年一月，賴文光被俘，東捻平。

　　西捻張宗禹，入陝西後，大破清軍於西安附近。因受湘軍劉松山及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部的壓迫，北走陝北。聯合回眾不成，東渡黃河，入山西、直隸，謀援東捻。一八六八年二月，逼近保定，北京為之震撼。捻「以走自活」，亦以走疲官兵。官兵十餘萬人，不能遏其竄越，各將領彼此觀望，縱勇擾民，「民仇兵甚於仇賊」。而且號令不一，直隸各軍統於左宗棠，左之外尚有兩位欽差大臣，山東各軍統於李鴻章，李之外尚有兩位巡撫，李、左之間復不協和。捻一度進至天津城外，尋南走山東，屢次撲攻運河。七月，連日大雨，直、魯之交，成為澤國，捻騎不能奔馳，為淮軍圍困於魯西北境。張宗禹投河而死，西捻平。

　　自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八年，捻馳騁於安徽、河南、山東、江蘇、湖北、陝西、山西、直隸八省，傾湘、淮軍及數省兵勇之力，始予蕩平，雖由捻之善戰，實以官兵暮氣太重。淮軍為剿捻主力，驕逸亦為各軍之冠，所恃者實為西洋槍砲。捻亂平，太平軍方算全部消滅，自廣西舉事以來，首尾十九年。

第三節　西南與西北

　　咸豐、同治兩朝，可謂多事之秋。除縱橫南北的太平軍，出沒黃、淮流域的捻與白蓮教及遍擾兩粵、閩、台的天地會外，僻遠地區的西北、西南亦叛亂疊起，先後二十年，無一不直接、間接與太平軍相關，或多或少受到太平軍的影響。

　　一、貴州的苗與教

　　貴州漢、苗交錯，地瘠民貧，歲賦所入，僅當浙江一大縣，官祿兵餉多仰給他省。苗性強悍，素稱難治。改土歸流後，官吏貪暴，一切供應力役，悉取之於苗民。漢人復侵奪其地，重利盤剝，苗民生計陷於絕境，以致鋌而走險。嘗謂：「吾輩不知何者為反，以兵來則戰，以好來則撫，飢則掠，怒則殺耳。吾不擾官，官乃擾吾，惟有強者勝耳。」此為苗疆多事之主因。以往官府所恃的是武力鎮壓，太平軍起，部分戍軍他調，協濟餉銀不至，治安遂不克保。此次事變，通名為苗亂，其實苗人之外尚有夷人、回人，及更多的漢人，不過首先發難，勢力最大的則為苗人。

　　一八五五年，苗亂起於黔東，張秀眉為首。漢人領導的白蓮教紛起響應。白蓮教支派不一，各以紅、黃、白、青布作為頭巾、衣褂、旗號，有紅號、黃號、白號、青號之別，官方稱曰「號匪」。此外尚有齋教、燈花教、太平教。就中以紅號、黃號、白號為大，分佈於黔東及黔東北十餘縣，與苗聯合後，蔓延及於全省，合計約三十萬人。一八六○年，石達開部的一支，自廣西進入黔南，與苗教逼攻貴陽。清命湘軍赴援，苗教聞兵至，四散伏匿，兵過復行嘯聚。太平軍平定後，北京從曾國藩之議，命湖南巡撫統籌黔事，由在四川的湘軍策應。一八六七年，西路湘軍平定貴州西北，一八六八年，東路湘軍攻破教黨的根據地荊竹園（屬石阡）。一八六九年，苗軍大敗東路湘軍，惟以久戰無糧，勢漸窮蹙。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湘軍屢勝。一八七二年五月，苗教的根據地台拱、凱里失陷，張秀眉被俘，降者十餘萬，被殺者二萬餘，全黔底定。苗民存者僅十之二，各地城廓田廬亦多變為廢墟，苗人精壯殆盡，漢人亦流離失所，死亡幾半。

　　二、雲南的回、漢反滿軍

　　雲南變亂的原因，與貴州略同，在貴州是漢、苗不和，在雲南是漢、回仇視。回民有信仰、有組織，文化程度高，民族意識強，與漢人雜處，風俗各異，利害衝突，相互輕侮忌恨，會黨復從中播弄。回民勢眾心齊，有清真寺公費，緩急相通；漢人亦團練自衛，各出「保家錢」、「買命錢」。法令規定回民有犯，加等科罪，牧令每遇漢、回相爭，往往偏袒漢人，回民不得其平，逕行尋仇報復。一八四五年，滇西永昌（保山）漢回爭地互鬥，官軍助漢攻回，回民死者四千餘。他處回民繼起，燒殺漢人家室，歷久不平。一八四七年，林則徐任雲貴總督，剿辦回亂，懲處滋事漢人，命雙方具結互保，此後七八年間，相安無事。

　　雲南回教徒中最具聲望的為大理掌教馬德新，曾赴麥加朝聖，遊君士坦丁堡。洪秀全假基督教自立王朝，他何嘗不可以回教作號召？杜文秀、馬如龍（獻）均入其門。杜文秀為保山秀才，頗有才略，永昌變起，親至北京上控，聞見益廣，遂生輕視清室之心。馬如龍為臨安武生，勇狠好鬥。一八五四年，亂事擴大，回民抗官兵，漢人殺回民。馬德新嗾使回眾，包圍昆明，城內回民數千被屠。雲南西部之亂，繼之而起，一為李文學領導的夷人、漢人，據有彌渡，以「剷除滿清贓官，殺絕漢家莊主」，田畝悉歸庶民，不別夷、漢為口號。一為杜文秀領導的回民，是年九月，奪佔大理，蓄髮易服，建號「平南」，稱總統兵馬大元帥。他知道漢眾回寡，欲成大事必須聯合漢人，亦要結好夷人。承認「三教（回、漢、夷）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營幹事，均宜一視同仁」，相助相安。「春秋祀孔子，錢帛濟貧民，委鎮地方，回、漢同任，招待賓客，回、漢同席。」所屬官職，漢人居其大半，漢兵十之七八，回兵十之二三。設學校，給耕牛，興修建，建行店，以安士、農、工、商。他說他之舉兵「純為滿人奪我中夏，傷我同胞，滅我回族」，「但得回、漢同心，以雪國恥。……始則除滿，次則樹漢，三則除奸」。除了宗教信仰與太平軍不同，反滿的立場是一致的。

　　由於地理的關係，初期杜文秀的重要性原不及馬如龍。馬如龍的勢力距昆明不遠，可以直接威脅省城。一八五七年，昆明二次被圍，數月不解，總督恒春自縊，人民餓死數萬。清廷改取安撫政策，授馬德新以管理雲南清真寺事務之權，回眾陸續退散。一八五九年官軍西征，杜文秀力不能拒。翌年，馬如龍又攻昆明，西征軍腹背受敵。馬如龍與杜文秀曾有協議，如杜先有省城，馬聽杜號令，如馬先有省城，杜聽馬號令，鹽課均分。馬屢攻省城，杜未相助，反獨佔鹽課之利，馬遂起不平，杜亦對馬生忌。馬餉糈不足，練勇更是他的勁敵，既不能佔領昆明，成功可能殊鮮。一八六二年，馬受雲南巡撫的招撫，此為滇亂的重大轉變。從中運用的為岑毓英。

　　岑毓英原為廣西西林土司，一八五六年，募勇來滇，歷任知縣、知府，馬如龍投降後，岑一躍而代理雲南布政使。馬德新希望取得平南王的封號未成，一八六三年春，召東路回首馬榮，襲據昆明，殺總督潘鐸。岑聯合馬如龍，驅逐馬榮，從此馬德新漸無能為。馬如龍屢勸杜文秀歸順，杜以勢成騎虎，自信縱不能大成，亦可偏安小就。一八六七年，杜乘岑毓英駐軍遠東，大舉東進，昆明附近城池盡為所有。如以雲南情勢而論，十分危殆，但就全局來看，官軍已漸入佳境。中原捻亂已近尾聲，北京以湘謀黔，以川謀滇。一八六八年，授平定黔西的湘軍統帥劉嶽昭為雲貴總督，岑為雲南巡撫。岑回援省城，劉為固後方，各省協餉續至。岑再施其分化政策，說杜的大將漢人李芳園來歸，杜軍大敗，省城四圍肅清。

　　雲南地鄰越南、緬甸，勢力已進入越、緬的法、英謀乘機擴張利權。久在雲南傳教的法國高司鐸（P. Fenouil）代岑毓英、馬如龍製作彈藥，來自上海的法國軍火商涂普義（Jean Dupuis）為他們購運軍火，設廠造炮，並有法國武官為他們練兵。英人司萊登（Edward B. Sladen）亦自緬來騰越貿易。杜在緬甸開設商號，所以杜軍亦有洋槍，惟不及岑、馬的精利。收復昆明附近諸城後，再度西征，大理勢危。一八七一年，杜遣使前往倫敦，乞援納貢稱臣，但無所成。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岑毓英攻下大理，杜文秀自盡，降回三萬餘人被殺，李文學亦兵敗被擒。次年，岑部克騰越，雲南亂平，前後十八年。

　　三、陝甘回與馬化龍

　　陝甘為漢、回雜處的另一地區。一八六二年，太平軍進入陝西，關中回勇潰散滋擾，與漢人互相焚殺，渭河南北數百里咸為焦土，西路及甘肅回紛起響應。清命多隆阿與勝保分由皖、豫赴援，勝保一再失利，革職治罪。翌年，多隆阿先肅清東路，解西安之圍，續肅清西路，屠殺極酷，回眾退甘肅【註：一八六四年，多隆阿進攻來自四川的藍大順於盩厔，受傷而死】。

　　甘回有新教、老教之別，互爭不已，官府左袒老教。馬化龍為新教首領，與滇回相通。一八六一年，亂事初起於西寧，以馬桂源為首。翌年陝亂大作，馬化龍舉兵於寧夏金積堡，控有隴北、隴東，稱「總統隴郡兩河（黃河、湟水）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繼起的為據有河州的馬占鰲，佔有肅州的有馬文祿，甘肅全省僅存蘭州、秦州、鞏昌三府。滇亂為回、漢聯合，甘亂為回、漢仇殺。甘肅地本乏糧，加之耕耘廢時，回騎剽疾，出沒隴東，西來官軍糧運時為所阻，統將又多貪蝕。屢為回敗，譁潰相繼。清廷不得已，授湘軍將領楊岳斌為陝甘總督。楊原統水師，用違所長，一籌莫展。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七年，蘭州兵變，同時捻眾西來，陝回再起，以白彥虎等為著，與馬化龍相結。甘肅土寇董福祥聲勢亦大，蹂躪陝北，關、隴全境幾乎不保。於是以左宗棠代楊岳斌。

　　左的戰略為「剿捻宜急，剿回宜緩。欲清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官軍無後顧之憂，餉道免中梗之患」。一八六八年，左自陝回師，追擊西捻。及西捻蕩平，重返西安。西北用兵最感困難的為無法就地取給。左原擬「且防且剿，且戰且耕」。事實上不易做到，仍賴東南、華中諸省協濟。復向上海洋商兩次借款三百四十萬兩，由海關擔保攤還，用以購置洋槍【註：主持人為胡光墉】。左先靖陝北土寇，降董福祥，繼破隴東陝回【註：湘軍中多哥老會黨，關中甫平，左軍因哥老會的煽動，相繼在陝、甘之交譁變】。

　　一八六九年秋，左軍進攻金積堡。金積堡形勢險要，周圍堡寨四百餘座，北經蒙古，交通俄人，輸入洋貨、槍砲。回眾拼死力戰，左軍屢攻不下，大將劉松山陣亡。一八七一年一月，馬化龍糧盡，請降，被凌遲處死，甘回瓦解。一八七二及一八七三年河州及西寧回降。一八七三年，左收復肅州，屠回民七千餘，甘境肅清。此為左宗棠西征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為進軍新疆。

　　四、阿古柏並據新疆

　　清朝對新疆的措施，天山南路不同於北路。北路本為蒙古游牧之區，征服準噶爾後，各地設官駐兵，實行軍屯，招兵承墾，開置郡縣，分立義塾學校，漸與內地無殊。南路為回民居住之區，城市佈列，人口較密，文化俗尚，自成一格。回部平後，戍卒商民概不得攜眷，有賈販而無耕戶，有武員而無文吏，仍沿舊制，置柏克（Beg）以治轄境人民，惟不得世襲。對於回民信仰風俗，採放任政策，柏克判斷詞訟，一依其教規，不從國家法令。漢人赴回疆者須持有護照，寓居漢城，使回、漢隔離。表面上回民似享特殊待遇，實際則不能與蒙、藏並論。回教的和卓（Khodia聖裔），既無西藏喇嘛的崇高地位權利，亦不能與蒙古的王公相比。滿、蒙互為嫁娶，蒙人之居軍政要津高位者，指不勝數，回人無此幸運。加之官兵貪橫，益使憤怨。同種同教的中亞汗國，從而構煽，乾隆年間的大小和卓後裔伺機而動，無時不思恢復其故有權位。

　　陝、甘變作，新疆孤懸塞外，接濟不至，東干回（陝甘之漢、回）西來鼓誘，大亂隨之爆發。初期以一八六四年起於庫車的纏回布格聶丁（Burghanuddin，即黃和卓）之勢力為大，西並阿克蘇、烏什，東有喀喇沙爾（焉耆），稱東土耳其斯坦王。同年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回繼為亂，此為南路的大勢。北路的東干回以烏魯木齊（迪化）為中心，其首領妥明，與馬化龍相通。庫車亂起，烏魯木齊官軍赴援挫敗，妥明乘機舉事，屠殺官民二萬餘人，東西各城先後為其所有，號清真主。伊犁應之。一八六六年諸城悉陷，將軍以下死者數萬。塔爾巴哈台於同年失陷，東部的哈密旋失旋得，全疆未陷者巴里坤（鎮西）一城而已。

　　舉兵於喀什噶爾的為金相印、思的克（Sadic Beg），以攻城不下，乞援於中亞的浩罕。時浩罕王數敗於俄人，無力以大軍為助，命阿古柏（Yakub Beg）奉張格爾（Jehangir）之子布什爾克（Buzurg Khan）前往。張格爾為回疆大和卓之孫，道光年間曾據南路，兵敗被俘，但威勢仍在。一八六五年一月，阿古柏至自安集延（Andizhan），沿途應者頗眾，一舉而佔有喀什噶爾，東敗黃和卓，眾約一萬五千人。翌年，兼併葉爾羌。一八六八年，阿古柏廢布什爾克，自稱回疆國王、幸運汗（Batautet Khan），成了東方回教徒的英雄。其後續有和闐、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各城，與北路的妥明分有新疆。一八七○年，妥明來攻失敗，吐魯番亦為阿古柏所有，妥明投降，阿古柏控有天山南北。前應妥明之約自陝、甘西來的白彥虎，亦歸阿古柏。

　　阿古柏在新疆擴張之時，正為俄國積極經略中亞之時。阿古柏與俄國均不願多方樹敵，一八六六年雙方成立諒解，互不相犯。一八六八年，俄軍破布哈爾及基窪聯軍，滅布哈爾，命阿古柏稱臣。阿古柏素惡俄人，曾參與中亞回教汗國的抗俄戰爭，一度受傷，這時他的祖國浩罕又受到俄國威脅，拒絕了此一要求，轉與英國通好。印度的英人得總督支持，前來喀什噶爾，贈以軍火。是後四年，彼此使節往來不斷。阿古柏亦曾派人赴俄交涉，未得要領，所以仍留妥明於北路，以作對俄緩衝。一八七一年七月，俄軍佔有伊犁以制阿古柏。次年六月，阿古柏被迫與塔什干總督闊幅曼（Von Kaufman）訂約，許俄人通商新疆，俄國承認阿古柏為東土耳其斯坦首領。

　　阿古柏對於俄人的商務活動，多方阻撓，同時廣結與國。一八七三年遣使土耳其，奉為上國，接受東土耳其斯坦愛密爾（Amir，即聖裔）的封號。一八七四年二月，復與印度總督的代表福錫特（TD Forsyth）訂約，允英國通商，派設使領，英國承認他為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地區的愛密爾，亦即只承認他是天山南路西部的統治者，而不及東部與天山北路，以免刺激俄國。英國對新疆的貿易頗為興旺，俄國受到打擊，準備武力對付。唯一以一八七五年浩罕戰爭發生，不得不先其所急；二以阿古柏與英國交密，勢須出以慎重；三以左宗棠已動員西征，不妨暫觀其變，相機而行。

　　五、左宗棠的遠征

　　關、隴戡定之前，清廷無力顧及新疆，及肅州克復，左宗棠即奏籌出關，詔命各軍西進。適日本侵犯台灣，東南吃緊，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當外交之衝，認為日本為中國大患，主張暫停西征，節調以備海防。李係就經濟時勢立論，謂平時新疆年需兵費三百餘萬兩，縱令收復，徒增今後漏卮，殊為不值。況新疆界於英、俄及各回國之間，斷難久守，阿古柏與英、俄相結，皆不願中國得志。目前兵力財力，萬不能及此，且慮別生他變。惟有嚴守現有邊界，招撫新疆回首，准其自為部落，略奉中國正朔。「新疆不復，與中國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左宗棠另有所見，謂目前海防並不急於塞防，停兵不進，劃地而守，不惟兵餉不能裁減，無益海防，反同自撤藩籬。中樞大臣文祥深贊其議，遂於一八七五年五月，命左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於新疆久有認識，屢言他之所以以六十有五之年，毅然負起此一艱鉅之任，實為國防前途計。「中國盛世，無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俄人擴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徒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為綢繆」，「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

　　左宗棠之經營陝、甘，全恃東南各省的接濟，得之於上海、廣州海關者尤多，但不能如數解撥，積欠達二千七百餘萬兩。現在遠征天山，需費孔急，上諭命每年協調五百餘萬兩，而實解不足三百萬兩。一八七七年，左宗棠請續借洋款一千萬兩，李鴻章與兩江總督沈葆楨均不謂然，結果僅得半數，另由戶部於庫存關稅項下提拔二百萬兩。翌年，又借三百五十萬兩，一八八一年再借四百萬兩，共計一千二百五十萬兩，均由海關擔保。甘肅產糧無多，無力供應大軍，哈密屯田所得有限，且緩不濟急，不得不分地採購。一為河西；二為口北，即歸化、包頭、寧夏；三為關外，即新疆東部；四為俄國，實際來自伊犁。河西之糧由官民分運，逐段接遞；關內用騾車、馱驢；關外用駱駝，兵卒並隨帶生薯，既可止飢，又可解渴。口北之糧由商人負責，全用駱駝。道路關係運輸、行軍極大，左初至陝西，即修築海關至西安一段，然後接至蘭州，以迄玉門，沿途栽植楊柳。玉門以西，工程最為艱難。兵力編配，尤費苦心。因為道遠運艱，不能用眾，必須汰弱留強，以傭軍為主，轉以豫軍、皖軍、甘軍、蜀軍，共約七萬，一部分使用西洋軍火，俱於上海採購，大都來自德商泰來洋行（Telge and Co.），借款亦與該洋行有關。復以玉門以西，水草奇缺，只好分批行軍。凡此均可見用兵新疆之不易。

　　更棘手的為國際的牽制。英人力圖與阿古柏結好，冀使回疆變為印度的外圍，不願中國的勢力重行進入。一八七六年，英使威妥瑪恫嚇李鴻章及總理衙門，謂阿古柏「雄桀能軍，與俄人狼狽一氣，左軍殊難制勝」，最好認為藩屬。左堅決反對。北路收復後，英外相又屢與中國駐英使臣郭嵩燾相商，主回疆別立一國，尊中國為上國，左仍執不可。當左軍順利推進之時，上海英國報紙反捏造挫敗的新聞。俄人初欲假手左軍，直接打擊阿古柏，間接打擊英國，消耗中國的力量，使兩敗俱傷。左軍動員之初，俄國軍官曾至蘭州，對左佯示友好，謂一俟中國收回北路，即交還伊犁，並願代置辦糧食。及阿古柏戰敗，俄人反濟以軍火，不再以糧食轉售左軍。左的勝利似出乎俄人預料之外，此後不惜多方與中國為難。

　　一八七六年四月，左的大營自蘭州移設肅州。他的戰略為「緩進速戰」，先事充分準備，再相機猛攻。阿古柏利用陝回白彥虎與妥明舊部守北部，而以主力守南路。八月，左軍大破白彥虎，乘勝收復烏魯木齊。阿古柏集重兵二萬餘於吐魯番，翌年，復敗。五月，阿古柏死，回眾內訌，已成崩潰之勢。阿古柏之子伯克呼裡（Beg Kuli Beg）西走喀什噶爾，左軍連復南路各城，十二月，克喀什噶爾，伯克呼裡、白彥虎遁入俄境。左遂收復了淪沒十三年的新疆。

　　左之得以順利的成功，一以阿古柏雖稱善戰，兵力財力終屬不足，本地回（纏回，即維吾爾回）不堪阿古柏的搜括，復與東干回不和，人心思漢。二以他未能獲得切實的外援，英國為地理所限，又顧慮俄國，僅給以有限度的外交與物資支持。俄國欲坐收漁利，雖曾助以軍火，但阿古柏敗局已成，俄國牽於中亞及土耳其之戰，不欲再捲入新疆之事，以免引起與中國之爭。三以左宗棠意志果決，計劃周密，清廷全力支持，湘軍主將劉錦棠又善於用眾，卒能使生長於魚米之鄉的湖湘子弟揚威於風沙漫天、冰雪載地、石田千里的西域。

第四節　人民的浩劫與軍政的演變

　　自一八五○年至一八七七年，中國經過二十八年的全國性與局部性的變亂，直接蒙受災害的當然是人民。滿地瓦礫，遍地白骨，喪失生命財產幾何，不易得知。人煙稠密的長江流域，為太平軍與清軍往復爭奪燒殺之區，湖南為時約四年，湖北約五年，江西約八年，安徽、江南約十二年，浙江約五年，其他被兵之省，以廣西、廣東為久，次為四川、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直隸，多則七八年，少亦二三年。江南往往二三十里，不見居民，戶口有僅存五分之一者。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時溫飽之家，大半成為餓莩。號稱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餘萬減至數萬。皖南「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黃蒿白骨，並無居民市鎮，竟日不見一人」。江西數百里「不聞雞犬聲，惟見餓民僵斃於道」。曾國藩謂「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我們不妨說各居其半。有謂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五年十四年間，中國人口之死於戰亂者，至少為二千萬或五千萬，雖不一定正確，恐亦相去不遠。據官方的統計，一八五一年江蘇人口約為四千四百三十萬，浙江約為三千萬；至亂後十年，即一八七四年，江蘇約為二千萬不足，浙江約為一千一百萬不足。如屬可信，此兩省人口已減少四千餘萬。安徽、江西所受戰禍不亞於江、浙，人口的死亡當亦不少於江、浙。數十年後尚未能恢復以往的盛況，依然是殘破蕭條。

　　至於西南、西北，亂前雲南人口約為七百五十萬，亂後據說僅存三百萬，死亡百分之六十；貴州亂前約為五百四十萬，亂後約存三百三十萬，死亡百分之四十。陝西亂後，城邑堡寨，民靡孑遺，回人原有數十萬，除西安城內的二三萬外，餘均盡族西去。亂前全省人口約一千二百萬，亂後十年，仍僅八百萬。甘肅原來漢多於回，亂後回多於漢，隴東千里荒蕪，炊煙斷絕。固原州城，漢人存者不過十數，靈州不過數家，寧夏幾無遺類。河西肅州城中漢民原三萬餘，被回人先後殘殺，存者僅一千一百餘口。回人死於兵戈者，亦不在少數，官兵每克一城，屠戮現以千計。通省漢人死者十之八九，回民死者十之六七。亂前人口為一千五百萬，亂後不足二百萬，雖未必屬實，死亡的數目恐在半數以上。

　　大亂對於政治軍事的影響，亦至重大。顯而易見的為正規軍的沒落，代之而興的為地方練勇，即湘軍與淮軍，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雲南的岑毓英，甘肅的馬占鰲。八旗軍久已空有其名，綠營亦驕頑腐窳。江南大營兩次陷落，其主力幾乎全部崩潰。保衛湖南，肅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復金陵，底定閩、粵的為湘軍，平定江南、閩南，及捻亂的為湘、淮聯合軍。至於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甘肅、新疆的底定，固均湘軍之力，雲南的底定湘軍亦與其役。簡言之，二十餘年大亂之削平，無一不賴湘、淮軍，尤其是湘軍。清的統治之得以續延五十餘年，可說是湘、淮軍所給予，但是清的權力已日益削弱。

　　清廷既恃湘、淮軍削平大難，湘軍轉戰十八省，淮軍的踪跡亦遍及長江、黃河下游。軍事甫了，各省要區，悉以湘、淮軍留防，成為勁旅，稱為「勇營」。綠營益同虛設，因就中選擇訓練，編制、餉章，悉仿湘、淮軍之制，名曰「練軍」，始於直隸，各省相繼踵行。此為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其實綠營與湘、淮軍互有利弊，綠營官皆選補，士皆土著，兵非將有，為國家的軍隊；但官不久任，兵為世業，訓練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徵調，臨時抽選，臨時命將，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不相知，團結不堅，指揮不靈，自難言戰。湘、淮軍上下一體，有如父兄之與子弟，「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委任專而事權一，形成一利害團體，人人肯出死力。其流弊則是國家的武力變為私人的武力，而以淮軍為尤甚。湘軍的領袖多為儒士，有其抱負，重尚道義，不必全視曾國藩的舉措為向背，不惟王錱、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彭玉麟亦各有其是非。淮軍為後起，而日後對中國的影響遠在湘軍之上。淮軍將領流品不齊，出身與教養，多不能與湘軍相比，十之八九為鄉里豪強與不學武夫，志在富貴，惟李鴻章之命是從；李亦以利祿驅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統懾。繼承他的衣缽的為袁世凱。

　　湘軍餉糈來自捐輸、釐金、鹽課，多由自籌，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湘軍將領初任巡撫者，除甫抵任即戰歿的安徽江忠源外，僅一湖北的胡林翼。清廷雖採以漢制漢政策，而對於轉戰七年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僅不給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統兵名義。直至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始不得不授以殘破的兩江。及浙江糜爛，復命兼辦浙江軍務。此後七年之間，湘軍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廣西巡撫劉長佑，旋升直隸總督，安徽巡撫李續宜，浙江巡撫左宗棠，旋升閩浙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後署兩江總督，遷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劉坤一，廣東巡撫郭嵩燾、蔣益灃，陝西巡撫劉蓉，湖北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李瀚章，雲南巡撫劉嶽昭，後升雲貴總督，陝甘總督楊岳斌。他如河南巡撫嚴樹森，江西巡撫沈葆楨，與湘軍亦有相當淵源。湘人「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是後四十年間，兩江總督幾乎是非湘系將領或與湘軍有關的人物莫屬。自一八七○年起，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位居督撫之首，擁有數萬新式訓練裝備的淮軍，分駐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廠，國防外交，一歸其經劃。一八六○年以前，督撫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漸減少，最後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雖非盡屬湘、淮系統，而湘、淮將領實奠其基。他們握有地方軍政財大權，不僅為漢、滿權力消長的關鍵，亦為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關鍵。當然中央的一紙命令，仍可決定疆吏的去留，但是事實上不能不有顧慮，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意見。

第六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上）（一八六○至一八八五）

第一節　朝局之變及時勢的認識

　　一、慈禧、恭親王的聯合政變

　　咸豐原非有為之主，又值內外多故，憂鬱焦慮，束手無策，厭於政事。一八五五年恭親王奕訢（一八三三至一八九八），遭忌被黜，兄弟失和，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用事，端華之弟肅順尤得寵信。肅順恃才傲物，對外主張強硬，西人目為排外者，對內以嚴為尚，勢焰薰灼，怨毒繁興。恭親王是他的主要政敵，次為貴妃葉赫那拉氏，即日後的慈禧太后（一八三五至一九○八）。

　　那拉氏初以秀女入宮，漸晉至嬪。皇后鈕祜祿氏無出，一八五六年那拉氏生一皇子，亦是咸豐的獨子，獲封貴紀。她有權力慾，又略通文墨，常代皇帝批答奏章，但並非獨擅恩寵，且受肅順裁抑。咸豐出走熱河時，不得已，命恭親王留京辦理撫局，似有意給他難題，結果是給他一個再起的機會。中外和議後，他的聲譽驟隆，謠傳外人將擁他為帝。他與留京其他大臣，奏請回鑾，謂外人並非為爭城奪地而來，不至心存叵測。咸豐深懼再受挾制，如率意而歸，必將去而復返。肅順亦說夷情反覆，竭力阻止，欲久留熱河，以便把持。恭親王又請前來面陳，亦未邀准，益與肅順水火，王大臣中儼然形成熱河、北京二派。時咸豐病劇，皇子載淳年僅六歲，雙方均在作奪權準備，那拉氏更恐一旦母子成了孤兒寡婦，受制於肅順等。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豐卒，載淳繼統。先一天，授載垣、端華、肅順及御前大臣、四軍機大臣為贊襄政務大臣【註：御前大臣為額駙景壽，即咸豐的姊丈，四軍機大臣為穆蔭、杜翰、匡源、焦祐瀛】，總攬朝政，實由肅順主之。事前多以為恭親王必當輔政大任，他自己亦存此念，不料竟然落空。文祥是他的心腹，又為不在贊襄政務內的唯一軍機大臣。那拉氏母以子貴，此時與皇后鈕祜祿氏均為皇太后【註：皇后居鐘粹宮在東，那拉氏居儲秀宮在西，通稱為東太后、西太后】，不甘聽人擺佈。恭親王奏請叩謁梓宮，兩太后正欲和他面商，如何排去肅順等。恭親王在熱河停留六天，單獨進見兩太后，堅請速歸，力保外人無異議。手握重兵的欽差大臣勝保因恭親王的聯絡，亦同此請。因為肅順的黨羽佈滿熱河，必須待回京後方好處置。咸豐臨歿時，曾授皇后與那拉氏印章各一，可代朱筆，無疑默許她們問政。九月十四日，董元醇之奏請太后垂簾，似非無據，亦可能是出於在京大臣的授意。肅順等謂清朝向無太后聽政之禮，擬旨痛駁，兩太后無如之何。

　　十月四日，大學士桂良等奏上兩太后徽號曰慈安、慈禧。十一月一日，兩太后與新皇帝自熱河返抵北京。這時恭親王已有部署，第二天，拿問載垣、端華、肅順，其他五贊襄政務大臣革職。勝保奏請太后「親理萬機，召對群臣，另簡親王佐理庶政，盡心匡弼」。大學士賈楨、周祖培等合疏請太后「操出治之威權，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慈禧定要名實兼居，命折衷古今制度，妥議垂簾之儀，授恭親王為議政王兼領軍機處，恭親王的親信桂良、文祥、寶鋆等為軍機大臣。這應是交換條件。十一月八日，殺載垣、端華、肅順。十一日，新皇帝即位，年號同治。二十八日，宣布垂簾，十二月二日，正式實行。兩太后性格有別，時人謂「東宮（慈安）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措實主之；西宮（慈僖）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詔對時諮詢利弊，悉中竅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西宮太后秉性機敏，銳於任事，東宮太后悉以權讓之」。從此國之大政，漸入於慈禧之手。

　　政變出於肅順等的意外，自以為全權在握，未料到年均不滿三十歲的太后與恭親王之敢於有何行動。為恭親王策劃的為文祥、桂良等，實力支持的為勝保。更大的關鍵則為外人的態度，特別是英國公使卜魯斯。他不喜肅順，認為恭親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開明清正人物，多方對他表示友善，消除他的不安心理，希望他能執掌大政。英使館的秘書威妥瑪亦云卜魯斯可給他以任何援助，對新皇帝及皇太后回京，決無冒犯之事，恭親王方敢採取斷然處置。上諭宣布載垣等罪狀之一為「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各國」。這顯然是對外人討好，上海英國報紙，頗表欣慰。卜魯斯自云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維持友好關係使然，此一令人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在某種程度上，英國入已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

　　恭親王與慈禧的合作，是相互為用，恭親王欲假垂簾之名，自操實權；慈禧需要恭親王的位望，先排除政敵。垂簾之始，慈禧亦知於理不順，權力未固，政治經驗欠缺，外交軍事均不能不借重恭親王。恭親王自恃功高，不免專斷，彼此衝突，終不能免。南京克復的第二年，即以妄自尊大、目無君上、諸多挾制、暗使離間的罪名，革去恭親王的一切差使。無異又一次政變。親藩樞臣群起力爭。慈禧以既誅怡親王載垣等，今又罷黜恭親王，深慮皇族宗室解體，內外心危。曾國藩得知消息之時，即「嘆訝良久，惴慄之至，忡忡不能自克」。慈禧所更顧慮的仍是外人的態度。恭親王「夙主和議，頗得夷情，萬一戎狄生心，乘機要劫，朝無可倚，事實難圖」。數日後，復命重值軍機處，惟議政王的名義，則從此撤銷。彼此意見愈深【註：慈禧寵幸的太監安德海久為恭親王所惡，常搬弄是非。太監例不得出京，一八六九年，安德海奉慈禧之命，赴江南辦理織造，恭親王命山東巡撫丁寶楨捕拿，毋庸訊供，就地正法，慈禧無如之何】。

　　二、恭親王的時局認識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恭親王領導中樞後，急待應付的仍為軍事及外交問題。前者付之曾國藩，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雖有聯絡安撫作用，事勢亦不得不爾。是後五個月內，先後授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擢湘、淮軍統將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曾國荃為浙江布政使，李鴻章署江蘇巡撫。後者由恭親王自任。他對於世界大勢，原少所知，在英、法兵臨城下，強敵壓境，天子播遷，京師不守，事機間不容髮，存亡繫於旦夕的情勢下，他與英、法使臣照會來往，忍辱負重，艱辛備嘗，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雖惟外人之命是從，總算保存了清朝的政權。他性頗聰敏，復有與外人周旋兩年多的桂良及明通幹練的文祥作他的輔弼，同時外人又多方開導，從此次的痛苦經驗中，獲得了相當教訓和觀念，決定了今後因應的方針。

　　第一，對於中西關係有了新的了解。他說，自南京訂約，夷情鴟張，「至本年（一八六○）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佛（法）、米（美）從而陰附之」。法人貪利。美人「性質諄厚」，俄有侵佔疆土之志，英則志在通商。「換約之後，該夷（英）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稍異。」從前屢戰屢和，迄無定局，因在事諸臣操縱未宜。「在內無深知夷務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中外交往已為不可避免之局，不能再事固拒。對於外邦。不外戰、和兩途、「剿（戰）亦害，撫（和）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目前之急」。易言之，宜和不宜戰，諸事按約而行。兵部尚書沈兆霖同歷此次事變，事後亦云，「外兵雖眾強，其意不過藉以脅和」，否則入京之後，即可為所欲為，但竟「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彼等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

　　第二，外人似頗有心為善，不妨相機妥為利用。俄人首先表示，願派兵船會同中國陸師平亂，並願與美人採辦米糧，以濟京師。法人亦有此請。曾國藩以為此舉目前困難尚多，自後貽害無窮。恭親王等對於俄、法用心亦多顧慮，英人更是疑忌。事雖未成，但一八六○年上海之所以不失，實賴洋兵之力。清廷原堅拒洋船入江，一八五九年以來，英人一再詆毀太平軍。一八六一年巴夏禮告上海士紳，英軍願保衛上海、寧波，攻取南京、蘇州。繼又面告恭親王，太平軍斷無成事之理，但是官軍餉項不足，船炮不利，亦不易勝。恭親王本有「妥為牢籠，使為我用」之意。一八六二年，遂決定借洋兵助剿。他雖知洋人係為自身之利，雖確可為清廷除心腹之患，未始非由於近年「駕馭得宜」的結果。助剿之外，洋人管理海關，可吞不吞，稅收悉行交出，使軍餉充裕，辦事的屬公正。

　　第三，今後國事，必須求探源之策，作治本之計。洋人雖講信義，甚至「暱而就我」，要知「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其害則實相同」，「外憂與內患，相為倚伏」。洋人目前尚稱安靜，太平軍勢已衰頹，正應及時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所需經費，可於海關提解，以收夷之稅。為練兵之需。練兵須先有利器，自洋人搆釁以來，內患外侮並至，不盡由於中國不善治兵，乃因「有制勝之兵，無制勝之器」。人多知英、法諸國「惟恃船堅砲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何以堅，炮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李鴻章已在上海僱覓洋弁，教練兵勇，並購求洋匠，製造夷器，應託名平亂，加以推廣。「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阻撓。」趁此「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械火器，實力講求，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所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如此則禦侮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時為一八六四年，自強運動已經展開。

　　恭親王等之外，翰林院、都察院的官員亦有同感。編修趙樹吉奏稱，中外和議並不可恃，唯一辦法在求所以自強之術。「誠能日夜祗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將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悍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致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御史魏睦庭說得更為具體，謂火器為軍營決勝之技，近年以西洋為最精。西洋以商販為立國之本，英、法現皆願助剿平亂，使洋貨益為暢流。應向各國價購火器、輪船，並在上海等處設局學習、演放、駕駛，先掃清長江，再攻堅城。中國不少奇才異能之士，果實力講求，則船炮軍械，大可勝於西洋。就原則而論，恭親王等的看法，與二十年前耆英的羈縻撫夷的外交政策及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的國防主張，無大出入。不過二十年前只是少數人的意見，此時漸形成一種運動。固由於外患轉烈，而所重實在平亂安內。

　　三、曾、李、左的主張

　　中樞主政者倡導於內，各省有力督撫同時呼籲於外。恭親王、文祥的主張為外交與軍事並進，以曾國藩為首領，李鴻章為中堅的疆吏的意見亦屬相同，一面信守相約，一面力圖自強。他們所重視的偏於軍事，此與他們的目前直接需要有關。曾國藩練兵之始，即於廣東購置洋砲，江忠源、胡林翼主之亦力。長沙、武昌有專人製造，湘軍之肅清兩湖，多得力於洋砲。一八六○年，太平軍席捲江南，但於進攻上海之時，數萬之眾，竟敗於千餘的英、法軍，外人訓練的洋槍隊，同稱能戰。素號北方勁旅的僧格林沁部，一與英、法軍接仗，即潰不成軍。凡此均足以發曾國藩的深省。是年十二月奏稱，中外和議雖成，決不可忘備，須師法外人之智，製炮造船，以期永遠。約在一八六一年三月，胡林翼在安慶江岸，目睹兩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為之色變嘔血，可見輪船給他的刺激之深。八月，曾國藩籌議購置船炮，力言此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不僅應陸續購買，且當「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製造」，不久輪船必為官民通行之物。安慶克復後，精習科學製造的華蘅芳、徐壽、李善蘭、張斯桂等均為他所延攬。一八六二年六月，他在日記中論到自強之道，認為「學作炸炮、學造輪船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西人）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西人之長，在炸炮、輪船，中國應取法的即在於是。

　　李鴻章久居曾的幕府，東援上海的前夕，已決心「用夷變夏，圖與番酋無為畦畛，而求自強之術」，力邀深通洋務的郭嵩燾為助。淮軍得以順利的通過太平軍領域，全賴英國輪船運輸，這是李初次使用新式交通工具，亦是搭乘輪船的第二位中國高級官員【註：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廣州乘船去香港】。他在輪船上三天，必有不少感想。抵上海不久，一再致書曾國藩，稱道洋兵隊伍之整、炸炮之準，每遇攻戰，「槍砲齊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如神技」，令淮軍將弁，隨隊學習，這是他的親歷目睹。又說：英國「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一切裝備，皆中土所未見」。他「深以為中國火器遠遜外洋為恥，日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久駐上海，不能取資洋人長技，悔咎多矣」。一八六三年，復屢向曾國藩論及，謂外國餉足而兵少，一萬人即可當大敵。中國兵多數倍，而不易收功效，實由槍砲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亂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近年俄國、日本學得西法，槍砲輪船漸能效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國如亦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在與友人書中，亦謂中國通商利權，已為外人所操，無可禁阻，但望大亂早平，講求戎政，痛改陋習。使我能自強，外人尚不致覬覦，否則後患當不可思議。可見曾、李的倡導自強，不只是對內平亂，亦為對外自衛。

　　李鴻章頗望曾國藩領導此一運動，曾氏自謂洋務未曾諳究，性複謹飭，謙退不遑。兩年餘來，李與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認識益明，益知欲圖自強，必須學西人製器之器，欲學其製器之器，必須變通舊章。一八六四年致書恭親王，發揮他的主張，議論更為透徹。原書略云：「泰西各國，明於製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人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製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宦，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其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通而後止。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奮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研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所謂製器之器就是機器，初意在製造槍砲彈藥。第二年太平軍大致弭平，李進而論及機器與民生經濟的關係，謂「西洋機器於耕織、印刷、陶埴諸器，皆能製造，原不專為軍火而設，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求利益者」。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於鴉片戰爭。及進軍浙江與法人接觸，對於西洋軍事所知愈多，已有仿習之志。太平軍平定後，復因法人的啟迪，建議中樞，羅致人才，籌措經費，以製造輪船，整理水師。「泰西巧，中國不必安於拙，泰西有，中國不能傲以無。」「中國之睿智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以實。謂我之長不如外人，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何況「善因者究易於善創」。

　　四、馮、郭的見解

　　乾、嘉時代的學者，多致力考證與理學。道光後期，士風漸變，先是注意到國家的內在危機，繼復注意到外來的禍患，認為必須有所更張，取人之長。英法聯軍之役，給予知識分子的影響尤大，對於洋務的認識日益深刻。馮桂芬（一八○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燾（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為代表人物。馮桂芬早年受知於林則徐，咸豐末年，避難上海。一八六一年著《校邠廬抗議》，論中國自處之道。他說：「今既和議，宜一於和。……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和亦非永久可恃，必須及時自強。中國之不如西洋者，為人無棄材，地無遺利，軍民不隔，名實必符。既須反諸求己，亦須取法於人。「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以軍旅論，中國之不如人者，為船堅砲利，應設特科以獎才能。通商各口設船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或曰購船僱人如何？曰不可，能造能修，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為無弊也」。曾國藩指為「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李鴻章仍據以勸說恭親王。

　　郭嵩燾二十二歲時身預浙東鴉片戰爭，意氣慷慨激昂。戰後不久，他明白了此役的始末，悟到「自古邊患，皆由措理失宜」。他與馮桂芬有一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凡事重理，同時又須明勢，「勢相激而理隨之易」，「順必然之事者理也」。歷史是變的，當適時應世。一八五六年遊上海，益驚佩西人強富，於勢理之認識愈明。第二年廣州事變發生，他以翰林資格入京，欲有所建白。一八五八年，英法兵船到大沽，京師盛倡主戰之論，他獨謂「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一八五九年，協辦天津海防，他向僧格林沁建議，「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稱兵」，僧不之聽。及僧軍大捷，人人稱快，郭反引以為憂，深痛中國與西人交接二十餘年，迄未獲得教訓。郭對外始終謂應通洋人之情，審勢循理，濟之以誠，行之以理，所以他不談練兵製器，馮則外交軍事並重，影響李鴻章頗鉅。

第二節　前期的洋務

　　一、總理衙門與南北洋大臣

　　一八六○年北京議和之後，恭親王等所重視的事，為今後如何與西人相處，以求彼此相安。鴉片戰前，海上國家的對華貿易，歸廣東當局處理。五口開港，中外商務分歸兩江、兩廣總督主持，而以兼有欽差大臣銜的兩廣總督為重心。英、美、法的外交代表駐香港、澳門或廣州，遇事不易和他們商談，久已不滿，希望能與北京直接往來。此為修約要求的由來，亦為第二次戰爭原因之一。

　　戰後英、俄、法、美四國公使正式駐京。按照中俄條約，俄使可與軍機處來往，他國公使當然可以援行，但非清廷所願。因為軍機處掌理最高軍政，不惟涉及機密，亦有關體制。再者，今後中外交涉益繁，必須悉心經理，專一其事，期能合乎機宜。恭親王等考慮的結果，擬訂《辦理通商善後章程》六條，其中之一為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並派軍機大臣兼管，庶免歧誤。應置司員，分別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挑取，輪班入值。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詔如所議，派恭親王與桂良文祥辦理。此為中國專設外交機構的開始，亦為關於新政的第一項措置。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名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恭親王以中外交涉不限於通商，為免外人滋生疑慮。對外簡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刪去「通商」二字，通稱為總理衙門，再簡稱為「總署」或「譯署」，性質與軍機處頗多相似之處。其一，兩者均為臨時組織，並非正式官署，擬俟外國事務較簡，即予裁撤。實際上今後洋務日多一日，終成為永久機構。其二，兩者的組織均為委員制，各有首領一人，大臣均為兼任，司員由他處調用。總署大臣初為三人，僅文祥為軍機大臣。稍後恭親王、桂良均入軍機處，續加入的寶鋆亦係軍機大臣，總署與軍機處幾成一體。軍機大臣通常四至六人，總署大臣常在十人左右。其三，兩者的名實均不相符，軍機處原司用兵機密，後成為一切政令之地。總署原司中外通商交涉，後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教務同歸辦理；海關、輪船、火器、學堂以及鐵路、電線、礦務、海軍等，凡與西洋有關的新政，亦無不由其籌劃主持。簡言之，同、光年間的自強事業，俱屬於總署，成敗亦繫於總署。恭親王主持總署約二十四年（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在此其間，軍機大臣兼值最久的為文祥（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六）、寶鋆（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四），後為沈桂芬（一八六九至一八八○）、李鴻藻（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四），文祥又為早期的關鍵人物。

　　恭親王等擬訂的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中有一條為南北口岸分設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莊，南迄瓊州，地方遼闊，如仍俱歸原設的五口欽差大臣辦理，「不獨呼應不靈，各國亦不願從。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國在津通商，若無大員駐紮辦理，尤恐諸多窒礙」。時五口欽差大臣，已自廣州移置上海，先由兩江總督兼任，旋由駐上海的江蘇巡撫署理。天津開埠後，以直隸總督不能專駐該地，將天津、牛莊、登州三口合設一辦理通商大臣，遇有要求，會同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奉天府尹辦理，通稱為北洋通商大臣。舊有五口及新增長江沿海各口，仍令駐上海的欽差大臣辦理，通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通商大臣的設置，除上述理由外，尚別有用意。一則各口事務如有專人辦理，總署既可減輕負荷，必要時復可用作緩衝。再者中外交涉，均在天津、上海辦理，駐京公使，將無事可為，日久或自行退去。一八七○年以天津對外交涉日繁，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以直隸總督為欽差大臣，所有洋務、海防事宜，均歸經營，每年春間移駐天津，冬令再回保定。這時直隸總督已為李鴻章。同年命兩江總督曾國藩充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大臣。從此南北洋通商大臣，成了兩江、直隸總督的固定兼職。畿輔為重鎮，直督為疆吏領袖，李鴻章又久於其位，北京倚為干城，北洋的重要性遠在南洋之上。北洋大臣大都為出身淮軍系統的人物，南洋大臣大都為出身湘軍系統的人物。

　　二、赫德與海關

　　新政或洋務的推動，直接間接皆受了西方的刺激和啟發。以個人而論，關係尤大的應推赫德（一八三五至一九一一），不論其動機如何，而其影響則不可否認。

　　赫德（Robert Hart）為愛爾蘭人，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貝爾法思特（Belfast）皇家學院，習語文、哲學。一八五四年來香港，受知於總督包令。初任寧波英領事館助理翻譯，一八五八年調廣州領事館助理及英法管理委員會秘書。翌年，任廣州領事館翻譯，轉粵海關副稅務司。一八六一年第一任總稅務司李泰國因醫治舊傷，請假返英，自行指派江海關稅務司費資賴（GH Fitz-Roy）與赫德共同代為負責。費資賴不通中文及中國事情，實際歸赫德主持。李泰國時年二十九，赫德年二十六，這兩位青年均長於行政組織，但性情大不相同。李泰國狡悍跋扈，陰狠自大，赫德比較和易，事理明達。是年六月到京，先見文祥，繼遏恭親王，報告徵收情形及今後應採辦法。又建議購置兵輪，入江助剿。文祥、恭親王對他的印象極佳，正式委他代辦總稅務司事務。長江開埠，本應俟亂平之後，因赫德之請，提前辦理。湖廣總督官文之得知北京政變消息，即來自赫德。一八六三年，李泰國去職，赫德實授總稅務司，直至一九○八年。

　　清朝海關行政一向操之於與內務府有關的人員，營私吞蝕，弊竇叢生。五口通商後，對內蒙混如故，對外復乏知識，外商乘機偷漏，以多作少，虛報貨品，常將貴重者列入價廉者之內，甚至全部走私入口；土產出口，亦常概不報驗。由商人兼任的各國領事，與之互通一氣，以至每年數百萬兩的正額無法徵足。一八五四年，上海海關由外人代理，一八五九年洋稅務司制度正式成立。李泰國曾擬訂海關行政計劃，及新關開辦章程，規模漸備，恭親王給他的劄諭說明總稅務司的職責，一為幫同海關監督辦理各口岸海關事宜，一為考核海關洋員功過。據赫德估計，今後每年可得一千萬兩【註：時各關每年所收近七百萬兩，一八七一年後，超過一千一百餘萬兩】。一八六四年赫德與總署議定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赫德有任免關員的全權，總稅務司衙門自上海遷設北京。洋員包括正副稅務司、幫辦、扦手，除極少數的法、美、德人外，悉為英籍，雖係以個人才學為準，亦與他們國家的貿易額有關，各國公使力事爭取。稅務司總攬一切，關監督形同虛設。七十年代。洋員共約四百人，旋達六百人，薪金總數至百萬兩以上。每一稅務司年薪自三千兩至六千兩，或九千兩，副稅務司年薪自三千兩至三千六百兩，助理自九百兩至二千兩【註：美國哈佛、耶魯等大學畢業生亦有來應徵者，哈佛出身的馬士（HB Morse）等四人係一八七四年參加】。低級人員如書辦、文吏、通事等為華人，年薪僅二三百兩至一二千兩。洋員估價驗貨，往往不盡不實，陰袒外商，復常為其本國蒐集情報，並非盡忠於職守。

　　李泰國時期卜魯斯已說，此一外人管理海關制度，不但可保證中國稅收，並可保障英國利益，又可作為中國的外交顧問，供給英國情報，無形中左右中國政府。赫德期間，稅收逐年上增，十餘年後，每年達二千萬兩，為最可靠的財源。同治年間，新政的經費，十九取之於此，中央與疆吏對他信任有加。他的影響力量更大，新政的舉辦多出於他的建白。恭親王、文祥遇事徵詢他的意見，有時任用督撫亦和他商量，外交問題，自不待言。他如新式教育及郵政亦歸他兼管，最大的權力仍在財政。關稅所入，先扣除賠款外債。一八六○年對英、法的賠款，除一百三十萬兩由戶部及直隸、廣東支付外，餘悉於各海關稅項下提四成攤給。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四年上海所借的外債六十三萬兩，一八六二年及一八六四年福建所借的六十五萬兩，一八五七及一八六六年廣州所借的六十二萬兩，及左宗棠西征期間的借款，或由關稅歸還，或由關稅擔保，此後成為常例。

　　九十年代倡導變法的陳熾，對於外人掌管海關之害有如下之論：「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權之所在，不可輕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類，久假不歸，盤踞要津，根深蒂固。清關釐稅歲入三千萬，仰其鼻息，以為盈虛。引黨數百人，糜工二百萬。漸而陰持朝議，顯綰邦交。偶或侵之，顛蹶立至，噸鈔數及百萬，本國家有利之源，乃一意把持，據為己有。……家資之富，可以敵國。……阻撓稅則，左袒西商，……貌類忠誠，心懷鬼蜮。……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國，其事可知。西人之入中國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視官吏蔑如也。」赫德的權勢確是極大，除了恭親王、李鴻章，當時無人可與比擬。不過如專就海關本身而言，他的建樹終不可泯滅。總計赫德在華五十四年，任職海關四十九年，其中四十六年為總稅務司。

　　三、英、美的合作政策與外交誘導

　　一八六○年之後，恭親王、文祥立意與西方國家和好相處。各國亦欲逆取順守，互不猜忌，使中國安定，方好享受已得權益，進而再予擴大，使中國聽從它們的指導。獨佔中國貿易額大半的英國，尤望順利地發展商務，除幫助清朝敉平內亂外，並儘可能促進中國的對外關係，同時加強其自衛力量，以免主權領土為某一國攘奪。英國駐京第一任公使卜魯斯（任期為一八六○至一八六四）和他的繼任者阿禮國（任期為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九），所採行的就是這種政策。美國對於東亞市場十分重視，日本開放後，更具興趣。南北戰爭後，國勢重振。工商業復興，為將來利益計，必須使中國不為列強分割，方可為自己保留餘地。利益均霑、機會均等是它的一貫對華方針。英國認為今後列強應當攜手，避免競爭，不致相互抵消。美國具有同感，國務卿西華德（WH Seward，任期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九）為對華政策的製訂人，第一位駐京公使蒲安臣（任期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七）為執行者。英、美採取平行外交，勸導恭親王、文祥對外結好，對內改革，事事借力西人，仿行西法，是即所謂「合作政策」。從好處說，他們是與人為善，如中國應付得當，可以為利，否則為害亦鉅。俄、法態度與英、美不盡一致，不過俄國在東亞所獲已大，轉而經營近東及中東，不妨暫觀一時。法國形勢較孤，忙於經營越南，希望乘機加強其在華的保教地位及推進他種權利。

　　合作政策的初步表現，可以中外續訂新約為例，恭親王等預料其他西方國家勢必步英、法、俄、美後塵，請求立約，命上海欽差大臣預為阻止，但勢不可能。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四年，先後與中國訂約的計有普魯士（一八六一）、葡萄牙（一八六二）、丹麥、荷蘭（一八六三）、西班牙（一八六四）、比利時（一八六五）、義大利（一八六六）、奧地利（一八六九）、日本（一八七一）、秘魯（一八七四）十國。普魯士為新興強國，總署初示猶豫，英、法代為說項，謂普為大國，不可不允。丹麥亦因英、美的協助，如願以償，約中關於商務條款，亦予英、美以若干方便。葡約簽字後曾生波折，遲至一八八七年方正式成立，中國承認澳門永為葡有，葡允協助中國徵收澳門菸稅，此為赫德的調解。秘魯因有虐待華工之事，特立查辦專條。這些條約大都係在天津簽字，原因是總署不願於立約前讓各國代表入京，避免和他們直接談判。條約的內容，與前此各國所訂者相同，包含各種特權，可見總署的主政者，仍缺乏近代外交知識，任聽外人擺佈。較為例外的是中日條約。

　　清廷的內部興革，亦非完全自發。蒲安臣初到北京，即勸恭親王編練一支能戰的軍隊，表面的理由為平定內亂，另一不便明言的動機在強化華爾的常勝軍，增高美國在華的發言權。一八六四年六月，南京行將攻下之時，蒲安臣通令美國領事，與中國官員合作，承認中國的合法利益，正當執行條約規定，以公平外交代替武力。英人不僅先後在天津、上海為中國練兵，並勸購置兵輪，用意與美國相同。及太平軍瓦解，清廷政權穩定，於是分由赫德與英國使館參贊威妥瑪出名，於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及一八六六年三月，向總署呈遞《局外旁觀論》與《外國新議略論》，建議興辦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參與其事。時駐京公使經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會，商討未來對華的應行政策。《局外旁觀論》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國均願以公正態度與中國交涉。文祥亦稱道他是中國的真實友人，處事和平，知中外大體。赫德總掌海關行政以來，稅收激增，總署對他自多好感。威妥瑪為最諳悉中國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國新議略論》係由阿禮國代致，無異作赫德的支援。兩人所論，不外內治外交的種種利弊，而歸之於急需借法自強。他們首先強調條約關係至大。赫德說：某事當行或不當行，有條約可憑，如不遵照，勢必召來戰爭，而出以強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辦、早辦。他所重視的為鑄銀錢、修鐵路、造輪船、設電線，主張洋商華商合辦，明言此為日後外人所必請。其次為允許公使覲見，派遣使臣駐紮各國。威妥瑪措詞更為激切，等於恫嚇。他說：「各國在華都有要務，不能棄置，係中華立約相保」，如不照行，難免干預，中華將不能一統自主。如決意試行，「各國聞之，無不欣悅」。除遣使、鐵路、電線外，並應開採五金、煤炭，所需經費均可藉貸，所需人材並可約外人相幫，亦即中外合辦。又說：「各國代謀諸事，雖謂於外國有益，實於中國更有大益。」阿禮國聲稱威妥瑪係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輕予擱置，總署自不得不加理會。於是又可知所謂新政不盡出諸中國自發，而是外力脅迫所致。

　　一八五八年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十年後應將稅則及通商章程加以修改。總署知道屆時定有新的要求。覲見、遣使、電線、鐵路、開礦諸事，近年外人既一再提及，內河通航，他們亦極重視，而內地私設行棧，偷運食鹽，層見疊出，教案日益嚴重。一八六七年六月，恭親王等根據數年來的經驗，又感於各國深險狡黠，遇事矯執，不獨於條約中已載者，難稍更動，且思於未載者，更為添增，來歲修約，必求大遂所欲，深恐再為修約之事，引起嚴重後果，必須預擬對策，因奏請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派人來京，以備查詢。十月，再請通飭與交涉有關各省當局，就上述覲見、遣使等事，各抒所見，詳慎籌劃，謂今日已成列國戰國，「非空言道德所能談笑而卻兵戎，亦非徒抱殷憂所能涕泣而銷禍患」。曾國藩認為除覲見、遣使、開礦外，其餘俱不可行。左宗棠久惡赫德、威妥瑪的慢悖，僅同意覲見、遣使。李鴻章與沈葆楨（船政大臣）的主張大致相同，贊成覲見、遣使，電線、鐵路、輪船、開礦，可自行試辦。一概反對的為直隸總督滿人官文。

　　一八六八年阿禮國曾三次向總署致送修約節略，要求免徵洋貨釐金，改正關稅，准許內河航行，添開長江沿海碼頭，設立海關官棧，內地設棧，洋人由外國設官管理，洋鹽進口，開掘煤礦等。總署不肯全允。阿禮國於內河航行，內地設棧，開掘煤礦始終堅持，對添設碼頭數目亦有爭執，兼及電線、鐵路。十一月，邀同美使勞文羅斯（J. Ross Browne）同至總署談判，言詞不遜，最後雙方擬定了一個約稿。英、美、法政府恐操之過急，可能激起中國人民反抗，開礦、築路及內河行輪更會直接影響人民生計。而且原則上曾國藩、李鴻章等已表示贊同，總署於推廣貿易亦有了讓步，一切不妨出之以漸。翌年，英政府決定修約暫行延期，以待中國人民心理演變，美國表示同意。阿禮國向總署提議，將上年約稿作為暫行章程，不算修約。總署謂如不算修約，須再俟十年，方可議修。阿禮國願再相商。十月二十三日，中英新約畫押。進口鴉片及出口之絲，稅率均予提高。英國商人以未全遂所欲，竭力反對，英政府未予批准。直至一八七六年，煙台條約訂立，方告一段落。英、美所謂對華協和政策，終不許損及到它們的現實利益。

　　同治年間與各國訂立新約，多為外人促成，遣使出洋同樣與外人有關。英國公使頻以為請，總署藉口「中國並無赴外國應辦之事」婉謝。然又感於外人於中國虛實，無不洞悉，中國於外國情偽，一概茫然，有意派員出國，探其利弊，以資籌計，所顧慮的為禮節問題。一八六六年赫德請求返英完婚，建議恭親王、文祥酌派同文館學生隨行，以廣見聞。恭親王以與特派使臣體制無關，表示首肯，由總稅務司文案斌椿率同文館學生三人前往【註：斌椿及三學生均旗人】。先後至巴黎、倫敦及瑞典、俄、德諸國，英女皇曾予接見，往返五月。此為中國初次派往西洋的觀光團，在斌椿的遊記中多少可發現他的西方認識。

　　一八六五年蒲安臣返美述職，總署大臣請他代向所經國家解釋誤會。他答以如中外之間發生爭執，願從中調解。蒲安臣到華盛頓後，西華德令他轉告總署，歡迎中國遣使來美，一八六七年蒲安臣決定辭職，恭親王設宴祖餞。蒲安臣「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為修約交涉，赫德屢勸總署遣使，以緩和各國要挾，恭親王、文祥為之所動，難的是人選。現在蒲安臣既有此表示，文祥乘機請他擔任中國使臣。經多次商議，赫德從旁敦促，蒲安臣毅然接受。十一月正式派他往有約各國，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總署章京記名道志剛、記名知府孫家穀亦以同一名義偕行，實際為會辦，英使館翻譯柏卓安（John M. Brown）、海關法員德善（E. de Champs）為協理（秘書），意在籠絡英、法，組成一個混合使團。一八六八年，蒲安臣先到美國，覲見總統朱文遜（A. Johnson）。所至發表演說，謂中國正在採取西方文化，步入和平進步之途。七月，與西華德簽訂「中美續增條約」，即天津條約的附約，訂明兩國人民聽便往來居留，優待遊學，設立學堂。美不干預中國內政，如中國有意興辦電線、鐵路等，亦願予技術協助，可謂為平等條約。其中自然顧及到美國利益，如人民聽便往來居住，是由於美國需要華工，設立學堂是為在華傳教事業的便利。及抵倫敦，英國的態度頗為冷淡，兩個月後方得覲見女王。英外相聲明，「無勉強中國，致干自主之權」之意，惟必要時仍將使用武力。翌年（一八七○），蒲安臣至巴黎，歷瑞典、丹麥、荷蘭、德國，一八七○年抵俄，二月病卒於聖彼得堡。志剛、孫家穀率領使團轉赴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再經巴黎東歸。

　　各國公使雖已入駐北京，但未能覲見。總署所持的理由為「皇上沖齡，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有所不便。公使責以不以客禮相待，言多憤激。總署謂如要覲見，必須跪拜，但亦知不許覲見，實不易為辭，如必繩以中國之禮，其勢不能。預籌修約之時，曾國藩等均主於同治親政後，準如所請，儀節不必強以所難。一八七三年，太后撤簾，各國公使舊事重提，總署不再堅持跪拜。六月二十九日，同治御紫光閣，因日本專使副島種臣的力爭，首先進見，繼之為俄、美、英、法、荷五國公使。此為中國皇帝初次以平等儀式接見外使。紫光閣向為外藩君長朝賀賜宴之所，各國仍有不滿。不久光緒嗣位，太后二次垂簾，至光緒親政，始再準覲見。

　　四、軍事工業的興辦

　　在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製器為先的原則下，恭親王主僱用洋匠製器，曾國藩亦倡師法外人，造炮製船。一八六一年，已命徐壽、華蘅芳在安慶試造。一八六三年容閎因華蘅芳的推介，說曾國藩自置機器，設廠以製造機器，不惟可造船炮，亦可造其他器物【註：容閎簡歷見前述】。曾國藩即派他前往美國採辦。同年李鴻章自香港購得機器，募集洋匠，設局鑄造砲彈、短炮，以供常勝軍、淮軍之用，委任英人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及丁日昌等分別綜理。一八六五年，容閎所置機器運至上海，李鴻章命與上海已有的設備合併為江南製造局，一稱江南鐵廠。次年又設金陵製造局，仍由馬格里負責【註：蘇州克復後，馬格里的砲局自上海移設該地，至是再遷南京，擴大為金陵製造局】。一八六七年成立的天津機器局（後改名北洋機器局），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籌設，總辦為英人密妥士（JAT Meadows）。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後，重加整頓，以江南製造總局的沈保靖代密妥士。

　　上海、金陵、天津三機器局設置最早，規模較大，影響日後兵工生產亦鉅，其經營締造均與李鴻章有關，且均有外人參與。所需經費均來自關稅，成績以江南製造總局為優。剿捻戰爭期間，淮軍所需槍砲彈藥，多為金陵製造局所製。以後大沽砲台的大砲亦由該局鑄造，試放時竟二次發生爆炸，如非馬格里不願增強中國對外的防禦力量，即是技術不精。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軍大總匯，除供應直隸、江南的淮軍、練軍外，並撥濟吉林、奉天、河南等省。北洋海軍彈藥亦多取給該局與江南製造總局。總計十年之間，除上述三局外，西安、蘭州、福建、廣州、濟南均相繼設局。

　　早在一八五六年，李泰國曾建議購買輪船，以供對太平軍作戰之用。江南大營潰敗，金陵克復無期，如有輪船炸炮，必易收功。因之赫德又條陳自辦輪船，經費於洋藥（鴉片）項下籌措，進口正稅之外，如運銷內地，再徵銀若干；僱用外人司炮，華人從而學習。恭親王、曾國藩俱表贊成。次年（一八六一）命在英國的李泰國經理。李泰國委英國海軍大佐阿思本（S. Osborn）承辦，購砲艦七艘，募弁兵六百餘人。李泰國認為中國人愚昧無知，凡事須加強制，他自稱不是中國官員，可不聽中國命令，此次存心把持，擅與阿思本訂立合約，兵輪歸阿思本統帶專主，凡事由他轉行，中國政府不得直接指揮，中國所有外國樣式船隻，亦悉歸阿思本調度。總署拒不同意，主由中國派員為總統，阿思本為幫統，聽督撫節制調遣，餉項可歸李泰國經營。一八六三年七月，總署又許李泰國以如得金陵，所得財物的百分之三十五歸阿思本，若係阿思本獨力克復，則為百分之七十。時亂事平定不遠，湘、淮軍欲獨成其功，且恐受外人挾制。曾國藩、李鴻章對新訂辦法堅決反對。阿思本定要照原合同行事，否則輪船官兵解散。卜魯斯出面干預，總署雖進退兩難，仍力持以中國人為總統，即令決裂，亦不將兵船移交外人。曾國藩改請將兵輪分賞各國，使李泰國失去憑藉，或由阿思本與湘軍將領分帶，以分其勢。總署、卜魯斯均浼請蒲安臣斡旋。蒲安臣既不欲英人獨握中國海軍之權，又不願中國有一支新式艦隊，復恐兵船落入中國海盜或美國南方政府之手，建議遣返英國出售，獲卜魯斯、阿思本同意。十一月，兵輪撤回變價，原用一百六十七萬兩，僅收回二十餘萬兩，其餘付之東流。總署向惡李泰國刁詐，於是即以辦船貽誤，予以革退，總稅務司由赫德實授。於此又可見清廷舉辦新政的不易。中央與地方不相協調，外人別有居心，列強之間復有其矛盾。經過此一不愉快事件，倡導新政的恭親王、文祥等大為沮喪。

　　造船、製炮為自強運動的兩大新政，在購置兵輪期間，徐壽等已在安慶造成小輪船一隻，惟行駛遲鈍。江南平定後，李鴻章依丁日昌的主張，請總署設廠造船，並獎勵華商購買。江南製造總局，負有製炮、造船的雙重使命，以剿捻戰爭方殷，先造槍砲。一八六七年開始造船，次年第一艘輪船工竣，船殼汽鍋自製，機器購自外洋。是後三年，續成三艘。一八七二年的「海安」（宴）兵輪，長三十丈，馬力四百匹，炮二十六尊，被譽為中國第一大船。一八七五年。又完成一同級的「馭遠」號，實際仍不及外洋兵船堅利，成本復昂，遂停止製造，一共成船六隻。始終以造船為專業的係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左軍之克復浙江湖州，得力於兵輪之助，事後左仿製一隻，試航西湖。法人德克碑、日意格勸他覓購輪機，可代為監造，一八六六年七月奏准。日意格曾任職於法國海軍，左委他與胡光墉籌備。不久左調陝甘總督，以沈葆楨總司船政事務，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獲得法國海軍部的支持，著手購辦機器，招募工匠。一八六八年正式開工，廠址設於福州馬尾。左的計劃不僅是藉此整理水師，並要發展海運。兵輪、商輪兼造，使「漕運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五年之內用費約三百餘萬兩。主要出自關稅，次為釐金，共成兵輪十隻，商輪五隻，每隻排水量自五十噸至一千五百六十噸不等，是後歸中國自辦。

　　五、西式教育的開始

　　清初以對俄關係重要，康熙年間，命八旗子弟於俄羅斯館學習俄文。十八世紀的中英交涉，多由在華西人及廣東的買辦通事擔任翻譯，南京、天津、北京的談判，則假手外國教士。買辦、通事流品不一，貨利是嗜，外國教士不惟往往不能達旨，甚或逞其私意，偏袒捏架。再者，與外人交涉必須明其情事，方不致受到欺矇。一八五九年，編修郭嵩燾奏陳禦夷之道，其中之一即為諳習外國語言文字。北京立約後，恭親王等所擬善後章程，亦謂與外人交涉，如語言不通，文字不辨，則一切隔膜，絕不能望其妥協。請於廣東、上海商人中，挑選會習英、法文字語言之人，派來北京，挑選八旗聰慧子弟，從之學習。事過年餘，粵、滬均無合宜之人，不得已聘用英國教士包爾騰（JS Burdon），招學生十人，於一八六二年七月，開始教學英文，名為「同文館」。經費由海關撥付。翌年，續設法文、俄文兩館。包爾騰辭職，另一英國教士博蘭雅（John Fryer）代之；又一年，由美教士丁韙良（WAP Martin）繼任。至於學生之限於八旗子弟，大約係沿襲俄羅斯館的辦法，不欲漢人預聞外事，不過日後終於開放。

　　繼京師同文館而成立的為上海「廣方言館」，馮桂芬首發其議。京師同文館的訓練以交涉肆應為主，馮的見解更進一步。他說上海、廣州為洋人總匯，洋務亦為國家招攜懷遠大政，應為讀書明理之人所共能，不僅有裨交涉，且可培養端人正士，究習西學，多譯西書。一八六三年，李鴻章據以入奏，請仿同文館之例，於上海、廣州添設語言文字學館，選近郡資敏端靜文童，及年少聰慧的候補佐貳、佐雜，入館學習。人數既多，人才自出。「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術，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淺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逐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奏准之後，由馮擬定章程，名曰「廣方言館」，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為最早的英文教習。學生三年期滿，能譯西書全帙，作為畢業。一八七○年，併入江南製造局。廣州同文館的西文教習為美人譚順，學生以八旗子弟為多，貢獻不大。江南製造局附設有「機器學堂」，福州政局附設有「求是堂藝局」。求是堂藝局又分法國學堂與英國學堂，一習輪船製造，一習駕駛，總名船政學堂。日後重要海軍將弁多出身於此，名翻譯家嚴復（宗光）亦其中之一。

　　恭親王、文祥亦有感於製造機器、火器，以及行船、行軍，無不與天文、算學有關，若不從根本作起，仍無裨實用。一八六六年決定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聘西人教授，命在英休假的總稅務司赫德代為物色。保守派的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指為「用夷變夏」，以師法西人為可恥，因而引起一場激烈辯論。恭親王等再說明天算的重要，與西學之必須肄習，「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砲，即以輪船槍砲而論，僱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究以徹其原，法既明而用將在我。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猶以學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進一步主張令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一體學習。倭仁則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以夷人為師，將「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恭親王續予駁斥，並云倭仁「如果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他們願意追隨，否則「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實未敢信」。倭仁仍說以夷為師「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必將墮入夷人術中。這次的爭論，表面上的勝利歸於恭親王，而士大夫聚黨私議不息，阻攔投考同文館的人員，多方譏詆，斥恭親王為「鬼子六」（恭親王行六）。

　　算學館的學生大都為中年之人，無何基礎，某洋教習拒絕講授，同文館幾乎解體。時丁韙良返美進修，因赫德的敦促，於一八六九年回抵北京，被任為總教習，即館長，積極改進，學生約四十餘名，仍以旗人為多。不久添設德文館。一八七一年學生增至五百餘，不限旗籍，有的來自上海廣方言館，或廣州同文館。肄業期限定為八年，前三年學習語文及西洋史地，第四年授以算學、代數，第五年為幾何、三角、博物，第六年為實用重學、微積分、測量，第七年為化學、天文、地質、礦務，第八年為政治、經濟、國際法，程度相當於初級文理專科學校。總稅務司中的西人亦有任教者，如馬士等。中國初設駐外公使時，卒業於同文館的學生供職使館者頗不乏人，以一八七九年為例，倫敦使館三人，巴黎二人，柏林三人，聖彼得堡四人，華盛頓二人，東京二人。丁韙良在職約三十年，一八九四年辭職，繼之者為歐利甫（GH Oliver）。

　　教會學校亦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發展為速，美國的新教傳教士最為積極。舉其著者，如一八六四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文會館，一八六五年英國浸禮會在山東青州開辦廣文書院，後合併為齊魯大學。一八六五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開辦聖約翰書院，即日後的聖約翰大學。一八六六年，美國監理會在北京開辦匯文書院，即日後的燕京大學。一八六七年，美國公理會在直隸通州開辦華北書院，同年美國長老會將原設寧波的崇信學校，遷於杭州，易名育英學院，即日後的之江大學。

　　官辦學堂開設之後，進而派遣幼童出洋學習。倡之者為容閎，傅蘭雅亦宣傳頗力。容閎認為復興中國的根本途徑在教育，以西洋文化改進中國文化，他之樂於為曾國藩採辦機器，意在相機實現此一理想。一八六八年以來，屢與江蘇巡撫丁日昌談及，具體方案為先試派十二至十四歲的幼童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洋，以十五年為期，派漢人教習同往。中美續增條約載明互相優待學生，容閎主張將幼童送往美國。一八七○年，丁日昌商之於曾國藩，由曾正式上奏，並與李鴻章聯名致書總署。美使從旁慫恿，英使亦謂可先赴美國，將來再派往英國。容閎在上海設一出洋局，招學生三十名，大多為來自香港的廣東幼童。一八七二年，陳蘭彬、容閎被派為正副委員，經理留學事宜，設辦事處於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是後三年，第二至第四批學生陸續前往。及吳嘉善任遊學委員，不滿學生的言行，斥其「適異忘本，目無師長，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力主撤回。李鴻章、容閎爭之無效，一八八一年竟從所請。其中有的已大學畢業，有的尚在大學、中學肄業，回國後，多任職海關、海軍、路礦與其他洋務機關，最知名的有詹天佑、唐紹儀、梁敦彥。

　　六、西學的積極介紹

　　明清之際，為西學輸入的第一期。第二期肇始於咸、同年間。五口通商，傳教工作展開，新教士尤稱活躍，創辦報刊為其一。自一八五三年起，二十餘年間，重要期刊有在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寧波的《中外新報》（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上海的《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中外雜誌》（Shanghai Miscellany）、《教會新報》（Church News），北京的《中西見聞錄》。《教會新報》後改為《萬國公報》（Review of the Times或The Globe Magazine），並增出《益智新錄》（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專言科學。《中西見聞錄》易名《格致彙編》（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日報，有香港的《中外新報》、《華字日報》，上海的《上海新報》，及日後成為中國第一大報的《申報》。報刊的宗旨，大都為通中外之情，述西學概況。不論果否是真正為中國人的利益，但對於促進中國人的西方了解，及啟發中國人的學術觀念，自有其作用，進一步為西方專著的介紹。

　　英美新教士在近代譯書事業上的地位，頗似明季的耶穌會士，重開風氣的為英人偉烈亞力，所成最多的為傅蘭雅。中國則以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的貢獻為大。偉烈亞力長於天算之學，設墨海書館於上海（一八四七），致力於譯書印書。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九年與李善蘭合譯《幾何原本》的後部及《談天》（Herschel，Outline of Astronomy，一八五九）。李又與艾約瑟合譯《重學》（Whewell，Mechanics，一八五八）。姜別利（William Gamble）主持的上海美華書館（一八六○）以出版為主。狄考文（Calvin W. Mateer）主持的登州文會館，傅蘭雅主持的上海格致書院（一八七四），林樂知主持的上海中西書院（一八八二），均兼事編譯科學圖書。合信、嘉約翰介紹的以關於生物、生理、醫學為主，慕維廉等介紹的以關於人文社會為要。一八七七年，在華新教傳教士舉行大會，以教會學校增多，決設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擴大纂撰各種教科書工作，以供高等小學及中學之需，由丁韙良、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林樂知、傅蘭雅、利啟勒（R. Lechler）主持。十三年間，出版九十八種，以圖說、須知之類為主。韋廉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同文書會（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一八四四）規模亦大。後改稱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又名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官方譯書首推江南製造總局，次為北京同文館。同文館為培植交涉人才而設，開館的次年（一八六三），丁韙良譯成《萬國律例》（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蒲安臣介紹於總署。前此赫德與總署大臣論及國際法的重要，恭親王恐外人別有用心，強中國以必行，頗為猶豫。經丁韙良解釋，知不無可採之處，即派人和他商酌潤色，一八六四年刊刻。是年普魯士與丹麥戰爭，普魯士兵船在大沽口扣留丹麥商船，總署援引該書，責其侵犯中國領海，普使認錯。證明公法確為有效。其後丁韙良遴選同文館高年級的優等生，由教習指導，續成《公法便覽》（Wools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公法會通》（Hall，Treaties on International Law），《星軺指掌》（Der Martens，Guide Diplomatique）、《法國律例》（Code Napoleon）、《富國策》（Faweate，Political Economy）。同文館自設印書處（一八七三），出版各書，裝潢精美，僅分送各衙門，流布不廣。

　　製造局首重工藝，譯書以實用與理論科學為多，倡之者為曾國藩，實際為徐壽（一八一八至一八八四）。徐入曾國藩幕府之前，已與上海英國教士相識，博覽譯書，究心格致製造。深知西方工藝精良之原，悉本於專門之學，必須翻譯有用之書，以探索根底。曾國藩據以疏陳，謂「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造之所以然。」認為翻譯係製造根本，曾重刻《幾何原本》等書。李鴻章之設立廣方言館主要目的，在造就科學人才，期能閱讀、翻譯西書，亦曾刊印《重學》。一八六七年製造局創設翻譯學館，即由徐壽主之。廣方言館併入後，聘偉烈亞力、傅蘭雅、馬高溫（DJ MacGowan，美人）、林樂知、金楷理（CL Kreyer，美籍德人）參與其事，西人口譯，華人筆述。除徐壽外，知名者有華蘅芳、趙元益、王德均、李鳳苞、賈步緯、鍾天偉及徐壽之子建寅等。前後成書二百種，約計算學二十三種、工藝三十一種、物理十一種、地質礦冶十二種、天文九種、地理八種、軍事五十八種，關於化學的十種，最稱精博，多出徐壽之手。一八七一年開始出書，發行三萬一千餘冊，此後範圍擴及於醫藥、農業、理財、外交、法律、歷史。一八七三年復編印《西國近事彙編》。此外金陵製造局、北京海關總稅務司、天津水師學堂、武備學堂，亦兼事譯書。當時大都視天、算、聲、光、化、電為西學主體，英、美傳教團體及中外私人所譯，則內容比較廣泛。

第三節　紛至沓來的外在困擾

　　一、教案疊起

　　在自強運動的推進期間，中國連續不斷地遇到外來的困擾。首為教案，十之八九與天主教有關。中國重開教禁是出於無奈。天主教士以往活動對象為官紳士大夫，現在轉向庶民。可能是因為他們受過一百餘年的委屈，如今時異勢移，西方在中國的聲威，與往日大為不同，不免趾高氣揚。

　　依照條約，第一，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具有特殊身份，不受中國管治，並常庇徇中國教徒。一八六一年總署雖曾與法使議定，不准教士過問公私事件，但又通令各省，依禮接見教士，示以體面。無形中提高他們的地位，益使其昂然自大，藐視官府，不時進出衙署，干預詞訟。州縣畏其勢焰，一味縱容。不肖之徒，爭相入教，作奸犯科，欺凌善良。貧窮之人復貪圖小惠、作其爪牙。第二，舊有天主堂及教產均應賠還，這是他們生事的另一藉口。雍正禁教以來，教產悉遭沒收。屢經滄桑，原址大都改建，或數易其主，難以查明。因之或重索賠償，或於原址以外，強行擴展，或硬指高屋華室為當年教堂，勒迫遷讓，且於體制有關之地，以及書院、會館、公所、倉廠、寺廟、庵堂，為闔境紳民所重者，皆任意需索作抵，復利用置買田產，建造自便之權，霸佔土地民房，亦為常事。

　　早年天主教之所以頻遭攻詆，以至被禁，不外政治的猜忌，名教禮俗的鑿枘，今則又加以實際的利害衝突。過去反教者多為官紳士大夫，今則又加以平民。官紳士大夫所憂慮的為世道人心、國家安危，平民所憤恨的為切膚之痛。官紳自始即認為教士心懷叵測，隱蓄異志，假邪說以惑眾誣民，借行教以窺探山川地理，一旦有事，外則脅之以兵，內則會合響應。西人之開疆土，蠶食小國，率用此術。經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覬覦中國益急，其所以和議而退，乃畏中國人民之眾，不得不先以通商取中國財利，以傳教結中國人心。國家安危繫於人心，人心一離，國本動搖，洪秀全即係假借基督教煽構。

　　中國以名教為治，天主教不敬祖宗神祇，所奉唯上帝，所尊為教王、神父，等於無父無君，悖理敗倫。教化民德大壞，以致忘本而無忌憚。入教的婦女與男子齊集一堂，禮拜誦經。婚嫁悉由自願，不經媒妁，不拜天地。甚至傳說神父常藏少婦，新婚初夕，神父與新婦共宿；終身不嫁的修女，亦須承倚神父。可謂廉恥道喪，人倫澌滅。育嬰堂收養孤兒，目的在挖眼剖心，用以製藥。開設醫院、學校及救災卹貧，亦係別有用心。凡此誤解，清初的反教者已屢屢言之。道、咸年間信以為實者尤眾。

　　一般人民仇教的最大原因。為教士的橫行霸道，教民助紂為虐。一八七○年曾國藩的一段扼要解釋，足可說明個中內情，不過他漏掉賠還教產之事。他說：「天主教屢滋事端，……但求教民之眾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濫，故從教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互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而卒思逞。」總署復從法使之請，凡祈神賽會、修廟、演戲、建蘸，教民免予攤派，更令百姓憤嫉。教士外出乘坐轎輿，盛陳儀衛，布列銜牌，自稱欽命，儼然是方面大員，一樣為他們所厭憎。

　　來華歷史較短的新教士行事，與天主教士不同。他們為數不眾，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不足二百人，七十年代，為數四百餘人，仍集中於通商口岸，側重文字宣傳，信徒約有數千。一八六六年，英國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創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為新教開一新紀元。他個人生活儉樸，刻苦耐勞，組織不分派別國籍，十年之間，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均有會所，漸及其他各省，教徒增至一萬三千人。

　　民教衝突之事，自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年，十年之間，不下數十起，遍及十餘省，幾悉與天主教有關。以貴州、江西、四川、天津諸案為最嚴重。貴州主教初一到達，即與官府分庭抗禮，時坐大轎，僱用鼓吹，招搖過市。提督田興恕少年氣盛，通諭地方官痛斥教士，命稽查驅逐，最好藉故繩之以法。一八六一年，時有教堂被搶，教會、學堂被焚，教民遇害。次年，又以教民不參加祭賽，法國教士一人及教民四人被殺。法使向總署抗議，英、俄助之，要求嚴懲田興恕，賠償謝罪，限期答覆，否則將自行辦理。恭親王認為事關國家體制，只許賠償，不能抵命。交涉四年，終於將田興恕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江西的法國主教，自稱總理江西教務，全權大臣，巡撫升炮開中門以迎，教民借勢鴟張。一八六二年，南昌府試，童生搗毀教堂、育嬰堂，法使以絕交開戰相威脅。巡撫沈葆楨謂傳教並非用兵，不可以力屈人，須以信服人，「若謂懾之以兵力，期收效於旦夕，則匹夫不可奪志。……勸人為善者當不出此」。最後賠償了事。

　　一八六三年四川重慶天主堂醫院、學堂被毀，教民數十人被殺，起因是法國主教強指寺院為教產。結果川東道撤職，四川總督、成都將軍議處，賠款十五萬兩。一八六五年四川酉陽法國教士被毆而死，法使聲言，將派兵船入川，總督允懲兇、賠款。同年又以賠還南京天主堂不遂所願，法使警告恭親王，倘不如所請。即行絕交，「清朝國祚勢將不保」，恭親王只有照允。一八六八年、台灣天主堂及英國教堂被毀，英海軍砲擊安平，殺傷官兵二十餘人，並勒索兵費。江蘇揚州天主教育嬰堂及內地會教堂被毀，上海英領事不俟查辦，率領兵船脅迫兩江總督曾國藩，承認其全部要求。一八六九年，發生第二次四川酉陽案。鄉團與教民互鬥，團民死者一百六十餘人。法國代辦羅淑亞（J. de Rochechouart）又以絕交開戰相恫嚇。接著貴州遵義天主堂被毀，毆斃法國神父一人、北京雖命湖廣總督李鴻章前往處理，羅淑亞仍率兵船溯江而上。李鴻章在重慶將酉陽教案主犯正法後，趕返漢口，續將遵義教案議結。同年，英軍殺害潮州鄉民六十九名，焚燒民房四百餘間，此事雖與教案無涉，而給予中國朝野的反感則一。在此不斷的刺激與壓迫下，不惟保守的醇郡王奕譞（一八四○至一八九一）、大學士倭仁力主對外備戰，開明的恭親王奕訢亦說羈縻不可常恃。翌年，軒然大波又起於通商口岸、京師門戶的天津。

　　一八七○年春夏之交，天津時有小兒走失，天主教仁慈堂的幼童又常有死亡，謠言係遭謀害，剖心挖眼，用以製藥、煉銀，被捕拐匪復供稱受天主堂指使。於是民情洶洶，六月二十一日，包圍天主堂。法國領事豐大業（HV Fontanier）面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咆哮不遜，開槍示威，打毀器物，憤憤而去。途中槍傷天津知縣隨從，致被毆斃。法國領事館、教堂慈仁堂被焚，法人及俄、比、英、義人十餘人被殺。

　　一向橫蠻的法國代辦羅淑亞立召軍艦前來，要求嚴辦首從各犯，各國公使亦聯銜抗議。詔命直隸總督曾國藩持平辦理，並將天津地方官議處，派崇厚為出使法國大臣。醇郡王奕譞則謂津民宜加撫循，地方官勿輕更動，海防應密籌，住京洋人宜密察。曾國藩立意不與法國開釁，力辯洋人挖眼剖心之誣，出示查拿兇犯，修葺教堂，嚴禁滋事，並將天津知府、知縣撤任。於是京內外議論紛起，斥其偏護洋人。

　　中樞雖亦欲保全和局，惟仍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同時命沿江沿海戒備。羅淑亞堅持將天津府、縣及涉嫌的某提督正法，法軍艦即直駛天津。北京亦不得不調兵遣將，召李鴻章克日率部北來，情勢至為緊張。時普法戰起，羅淑亞的氣焰一挫，各國復恐普、法之爭波及東亞，均希望津案速結。旋以曾國藩舊病復發，調為兩江總督【註：曾國藩原已患病，至是以內外交迫而轉劇，自謂「內慚神明，外愧清議」。兩江為湘軍的勢力範圍，原任兩江總督馬新貽與湘軍無何淵源，一八七○年八月被刺而死，復命曾國藩任之，一八七二年三月卒】，以李鴻章繼為直隸總督。九月，李鴻章到天津，十月，將天津府、縣發往黑龍江效力，滋事人犯二十五名處死，二十五名軍流，賠償法國損失二十一萬兩，撫卹二十八萬兩，崇厚赴法國謝罪。

　　總署成立以來，所遭遇的棘手問題，雖一一解決，而十年以來所恃的對外講信修睦方針，並未收到預期成效。外人有心相暱之說，不全可信，所謂對華聯好政策，一遇實際交涉，即置之腦後。中國自強運動，不僅不能仰賴外人的同情支助，反使保守派振振有詞。總署懲前毖後，於一八七一年擬訂一教務章程，包括停止或限制教堂收養孤兒，祈禱時不應男女混雜，教士不得干預公事，教民滋事，曲直由地方官憑斷，教士不得任意遨遊，信教者須查明身家，教士與地方官往來應守禮節，舊有教堂不得任意索還。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民教衝突依然不息，各國的侵略亦日甚一日。

　　二、日本吞併琉球與進犯台灣

　　日本與西方接觸遲於中國十二年。鴉片戰爭給予中國的挫辱，是日本的前車之鑑，漸知何去何從。其購置機器、兵船，仿造槍砲、鐵路，派人往西洋留學，均較中國為早。初志雖在自衛，而中國的內外危機與積弱不振，迅即重啟其對華野心，實現十六世紀豐臣秀吉的夢想。第一步為取得通商之權。馮桂芬早已注意到日本的發憤為雄，李鴻章初至上海，對於日本的新政即頗表欽慕，或係受馮的影響。一八七○年，日使柳原前光以商訂條約為名，前來天津。時李已任直隸總督，天津教案甫了，柳原說以中、日最為近鄰，同為西方所迫，理應通好，同心合力。李為所動，欲「推誠相待，縱不能倚為外援，亦可稍事聯絡」，遂允與妥議，柳原留下約稿而歸。一八七一年，日本全權伊達宗城與李續談，所請事項，均係比照西方國家成例，謀取得一切特權。雖是美國駐日公使德朗（C. de Lony）的教唆，亦為日本的希望。經一再駁辯，九月十三日，條約簽字。值得注意的為兩國所屬邦土，不可侵越，這是李鑑於歷史上日本的對華行為，預事防制，特別是為保障朝鮮。二為兩國互相關切，若他國有不利於中、日之舉，彼此相助，或從中調處。此即柳原所說的兩國合力，以抗歐美之意。三為兩國人民詞訟，由領事各按本國律例審理，互享治外法權。四為關稅各照本國則率。五為兩國人民不得進入內地買賣貨物。事後日本以未能得到利益均霑及領事裁判權，大為不滿。第二年即要求改約，李責其無信。遲至一八七三年，日本以別有企圖，始行互換。李鴻章一生簽訂了許多條約，第一個即是中日條約。

　　日本向外擴張的對象，為陸上的朝鮮及海上的琉球與台灣。首先被其併吞的為琉球。琉球臣屬中國已五百年。十七世紀初，一度為日本屈服，但仍入貢於明、清。一八七一年琉球船隻遭風飄流，難民數十為台灣生番所殺，福建督撫立即查辦，遣送生還琉民回國。日本決心生事，翌年冊封琉球國王，進而窺伺台灣。一八七三年，外務卿副島種臣以換約為名，親自來華，試探清廷態度，美使德朗為他策劃，並介紹熟習台灣情況的前美國廈門領事李仙得（Le Gender）為隨員。副島並不正式行文，僅由副使柳原前光向總署口頭提出琉民遇害之事。總署答以琉、台俱屬中國，不煩日本過問，生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柳原謂將自行問罪，總署重加剖辨，柳原未再深論。正如李鴻章所說，「彼蓋預懷奸計，姑以游詞告詢，口說無憑，為日後狡賴地步。」

　　日本一面實行南取琉球，一面計劃西侵朝鮮，即所謂「征韓論」。大臣中的緩進派，認為朝鮮情形複雜，主張慎重，急進派西鄉隆盛憤而辭官。政局杌隉。為要安定內部，決先進兵台灣。一八七四年四月，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都督」，率兵三千六百人，於是年五月七日登陸台灣南端，實行襲擊。番人勇猛抗拒，日軍肆行焚殺，等於不宣而戰。清廷抗議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調淮軍六千入台。日本亦準備大舉動員，一時劍拔弩張，但雙方各有顧忌。其在清廷，新疆問題爭待處理，李鴻章雖稱以「中國兵將之眾，斷不畏彼（日本）三四千人」，但「利器勁兵，難遽備集」，海防尤為脆弱。其在日本，改革伊始，內部意見紛歧，駐日英使巴夏禮一再詰詢，美使德朗亦感事態複雜，臨時禁止美人協助日軍，不准美船受日僱用，在台日兵傷病死亡五百餘人，中國大軍正在集中，日本自不得不再作考慮。

　　沈葆楨負有籌防、談判的雙重使命，而以談判為先。到台之後，即派員與西鄉會議。日本政府於出兵之時，已派柳原前光為首任駐華公使，故意散播謠言，謂日軍將進犯天津。李鴻章明知是虛聲恫嚇，希望中國速就和議，對柳原「嘻笑怒罵，厲聲詰責」，斥其「一面發兵到我境內，一面叫人來通好，口說和好之話，不做和好之事」。他請總署不必遷就，「沿海兵力兵餉，雖無必勝把握，日本亦未必遂能得志」。因之柳原與總署的談判，亦無結果，關鍵在於兵費。九月，日本續遣特使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前來，依然不協。英、美均不欲中、日決裂，分勸李鴻章及總署懲兇撫卹。十月十日，大久保發出最後通牒，同時浼英使威妥瑪斡旋，總署讓步，協議成立。一為承認日本此次行為為「保民義舉」，無異承認琉球屬於日本；一為賠款五十萬兩，無異宣布中國怯懦畏戰。李鴻章亦云，「未免微失優柔，稍損國體，漸長寇志」。

　　一八七五年，日本實行佔領琉球，不許再向中國入貢。琉球遣使至福州乞援，福州督撫與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均主向日本理論，否則各國將謂中國無力庇護屬邦，日本將更圖朝鮮，台灣亦難得安。李鴻章則說如為琉球「區區之貢」，與日本威力相角，「非惟不暇，亦且無謂」。一八七九年日本改琉球為沖繩縣。適美前總統格蘭忒（MS Grant）來華遊歷，恭親王、李鴻章明瞭日本所恃的為美國，請他調處。格蘭忒勸與日本分有琉球，不可對日失和，應亟求自強，能自強，日本即不敢生心。到東京後，亦勸日本勿訴諸戰爭，以免引起歐洲干涉。傳說他想促成中日同盟，只是揣測之詞。事後日本向李鴻章提議，琉球南部可歸中國，惟須修改中日條約，允日本享有西方國家所有特權，不僅仍要併吞琉球，並欲加緊侵略中國。李雖然拒絕，總署以中、俄伊犁交涉方急，日、俄有勾結之說，恐拒之太甚，日必結俄益深。且利益均霑諸款，各國修約均有明文，不得不對日讓步，遂於一八八○年十月與日使擬訂了一個草約。但是廷臣議論紛紛，不以為可。李鴻章亦力言琉案不當與條約混為一談，俄事關係全局，「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日」。這是他的聯俄制日政策的初次流露。他又說中國宜及時自強，俟水師練成，日人囂張之氣，自可稍平，目前可採支展之法，專聽俄事消息。於是草約作廢。俄事甫了，朝鮮問題繼起，中、日爭點轉移，琉球卒為日有，但始終未獲中國承認，成了懸案。

　　三、中英滇案與煙台條約

　　元、明之時，緬甸北部已隸中國版圖，清代全境臣屬，列為貢國。自英國的勢力進入印度後，東圖緬甸，北窺西藏。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開始對緬甸尋釁，緬甸割地賠款。一八五二年再度用兵，奪據下緬甸及仰光，進而覬覦雲南，有建築自仰光至雲南鐵路之議。一八六八年派人探測路線，時值全滇大亂，僅到了滇西騰越，但來自越南法國的探測隊則深入雲南腹地。英國為與之競爭，一八七四年，組成一支約二百人的探測隊前來，由柏郎（H. Browne）率領，北京英國公使命翻譯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緬邊境相迎。回亂期間，杜文秀曾與英人交往，此時滇西秩序仍未大定，雲南巡撫兼署總督岑毓英素惡英人，對於此次英人之來，頗有戒心。馬嘉理過騰越不久，參將李珍國受岑的指使，與當地士紳共謀阻止。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馬嘉理自緬境折返，行抵蠻允遇害，柏郎退回八莫。

　　自一八六八年中英修約不成，威妥瑪正待時而動，至是乘機要挾，提出六項條件，三項均與馬嘉理事件無涉，性質甚為廣泛，為總署所拒。威妥瑪以絕交相威脅，赫德亦說英軍將進往滇邊。總署鑑於日軍侵台之事，深懼再起兵端，命湖廣總督李瀚章赴滇查辦，威妥瑪派參贊格維納（TG Grosvenor）前往。威妥瑪知總署諸事取決於李鴻章，因向李轉施壓力，痛斥總署顢頇，必須整頓，並將要求範圍擴大，包括派員赴英謝罪，岑毓英革職議處，訂定滇緬貿易章程，妥議稅則，否則滇案交印度總督辦理，各口通商事宜交水師提督辦理，停納關稅。這時英海軍已向煙台集中，總署大為震怖，派郭嵩燾為出使英國大臣，責岑毓英辦理遲延。岑毓英拘捕滇邊夷人十五名，指為凶犯，將李珍國等撤職，岑亦以母喪解任。威妥瑪定要將岑提京審訊，並須增開口岸，劃定洋貨免徵釐金地界。總署不肯全允，威妥瑪下旗出京赴滬，決裂似在眼前。時為一八七六年六月。

　　威妥瑪的暴橫，不惟使清廷難堪，亦為各國公使所不直。總署以海防空虛，中、日朝鮮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進行，因囑赫德赴滬調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問題緊張，欲早了滇案，無意定要訴諸戰爭。八月二十一日威妥瑪與李鴻章在煙台續談，幾經波折，終於在九月十三日將條約簽字。條約計分三端：一為昭雪馬嘉理事件，包括謝罪賠款（二十萬兩）及商訂滇、緬通商章程；二為優待往來，包括妥定各國公使領事與中國官員往來禮節及各口岸承審章程；三為通商事務，包括租界內免收洋貨釐金，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口岸（重慶俟輪船到後再議），長江六處地方准輪船停泊、上下客貨，入口鴉片於售賣時完納稅釐，至應抽釐若干，由各省酌辦。附款為允英國派員入西藏探路。除提審岑毓英一事外，威妥瑪一一如願。法、俄、德、美等國對於此次中、英交涉，時在密切注視中，頗惡威妥瑪的專斷。約中二、三兩端復涉及他們的利害，尤不滿洋貨免釐之僅限於租界。英國政府及印度總督對於抽收鴉片釐金一款，極為反對，中國雖立即批准煙台條約，英國則要求修改。直至一八八五年七月，中英續訂專條，規定進口鴉片除百斤正稅三十兩外，加繳釐金八十兩，英國始將煙台條約批准。

　　四、中俄伊犁交涉

　　新疆伊犁叛亂發生之後，清廷曾乞援於俄，為俄所拒。及阿古柏勢張，俄使詰詢總署，能否剋期肅清，聲言不能坐視。侵佔領土及擴大陸路通商是俄國對中國的一貫政策，清廷雖於貿易、邊界方面，給以若干利益，它並不以為滿足；一八七一年七月，實行佔領伊犁。伊犁為經濟、軍事要地，據有伊犁即可控制新疆。總署商請交回，俄人推拖不允。左宗棠西征之時，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歸還。迨阿古柏失敗，俄人不僅食言，且多方挾制，屢次嗾使逃入俄境的白彥虎與中亞回入寇，以轉移中國對伊犁的注意。

　　在中俄交涉期間，一八七八年春，俄使忽而返國。清廷不得已，派崇厚前往俄京，與俄外務大臣格爾斯（MN de Giers）會議。崇厚參與過英法聯軍之役的交涉，擔任過三口通商大臣，出使過法國，又做過總署大臣，具有十餘年的外交經驗，但庸懦無能，於俄情及新疆形勢皆無所知。一八七九年三月，俄方提出商務、賠款、分界三事，將中俄一隅問題，擴大為全面交涉。總署認為不能接受，特別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於十月二日在裏海附近的里發的亞（Livadia）擅自與俄人訂約。按照這個條約，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盡為俄有，伊犁成為彈丸孤注；第二，俄人得於蒙古、新疆無稅貿易，自嘉峪關至西安、漢口，張家口至通州、天津往來販運，另設置領事七處；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償款五百萬盧布（約二百八十萬兩）；第五，改定塔爾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認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國所得的僅為伊犁空城，朝議大嘩。詔命左宗棠、李鴻章籌議。李謂我若先允後翻，兵釁一開，將來俄所要求，勢必更苛，日本或將俟機而動，主待換約之時，再酌議更改。左的意見不同，謂俄人不踐交還伊犁前言，庇匿叛逆（白彥虎），已無信義可言，「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曷極！」應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左、李對西北問題的看法一向相反，中央則每同意左的主張。一八八○年一月，將崇厚革職拿問，否認里發的亞條約。俄代辦提出質問，各國公使亦認為不應懲處崇厚，繼起抗議。清廷不為所動，進而定崇厚以死罪，同時左宗棠出駐哈密，作武力規復伊犁之計。號稱「清流黨」的張之洞輩尤為激昂，隱為主持者為軍機大臣李鴻藻。總署大臣沈桂芬曾保崇厚使俄，為脫身計，從而附和。俄人自不示弱，亦增兵中亞，並遣兵船東駛，集結日本，盛傳俄、日相結，侵擾沿海、東北，直趨京畿。

　　清廷並無求戰之意，在懲處崇厚的同時，改命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赴俄，商請改約。曾紀澤通曉時事，不主用兵。關係最大的為歐洲國家的態度。英使威妥瑪恐中、俄一朝啟釁，英國在華與在印度的利益將蒙受影響，曾有心加強中國的防禦力量。英政府不欲直接加入，惟願從中調解，不得已時，英人可以私人資格參加中國軍事。德國以為中、俄失和，雖可削弱俄國對歐洲的壓力，然亦可能予英國以在華漁利的機會。法國為對德問題，不欲俄為亞洲之事所牽，因之德、法兩使與威妥瑪均向李鴻章勸告和平了結。李自無異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一力支持，親向總署陳說，崇厚的罪名遂獲撤銷。另一關鍵人物為前常勝軍統帶戈登。戈登時在印度，應赫德之邀東來。赫德的動機所在，眾說不一，不過事前確得總署及李鴻章同意，戈登自稱此行目的為勸和而非助戰，倫敦方面亦謂可假手戈登使北京主戰派就範。戈登先晤李鴻章，繼向總署及醇親王勸和，謂如果開戰，俄軍可能於兩個月內佔領北京，勢須遷都內地，採游擊戰術，作長期抵抗，結果清的政權必不能保，外人久有李鴻章可取代清廷的說法。此時復盛傳俄人有擁李牽制的陰謀，慈禧以下，不無戒心。戈登離華不久，即召左宗棠入京，表面上仍說備戰，實際已決定言和，或與對李的謠言有關。時為一八八○年八月。

　　俄在遠東的兵力有限，徵調運輸困難。左宗棠的軍威方盛，戰爭一起，勝負之數，固不易言，英國態度尤堪顧慮。俄、土戰後，俄國外交陷於孤立，國庫匱乏，如戰事延長，支援實感不易，中國既願轉圜，大可乘機多索賠款，樂得順水推舟。八月初，曾紀澤開始與格爾思談判。曾所重視的為界務，對兵費、商務表示遷就，這正是俄方意之所在，不過初時仍多方刁難。德使巴蘭德（M. Von Brandt）明告李鴻章，如他事能令俄滿意，界務即易商改。時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爭已起。美國又有排斥華工之事，清廷苦於招架。曾紀澤乃舍伊犁西境不提，專爭南境，因為南境為通往天山南路的孔道。十二月，大致議定。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條約畫押，與原約不同之點，一為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帶之地；二為西路俄商販運，至嘉峪關為止；三為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為願入俄籍的伊犁人遷入俄境；五為賠款增為九百萬盧布（約五百萬兩強）。憑藉外交收回了部分領土，總算難能可貴，曾紀澤的聲望亦為之提高。

　　中國經營天山南北路，歷時已二千年，清平準部、回部亦一百三十餘年，但依然為特殊區域，僅於北路設治。十九世紀前期，西北史地引起學者注意，魏源主增設郡縣，龔自珍建議別立行省。左宗棠同此意見，一八七七年進軍南路之時，曾奏請實施。一八八二年，伊犁實行交收，清廷從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劉錦棠之議，改新疆為行省，歸陝甘總督兼轄。又二年，以劉為巡撫，新疆名副其實地納入中國版圖。

　　五、朝鮮問題──日本向大陸擴張

　　十三世紀以來，朝鮮已為中國藩屬。十六世紀末，因日本入侵，明朝兩度派兵赴援。到了清朝，照常入貢，而於西方國家則無接觸。一八三三年，英船試來通商，地方官告以朝鮮為中國臣屬，藩臣無外交之義，予以拒絕。一八六三年，朝鮮國王李熙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執政，殺戮潛來的天主教士。一八六六年，法國派軍艦問罪，無結果而去。美國久欲開放朝鮮，亦以商船被毀，水手遇害，兩次對朝鮮用兵，均未得手。首先打開朝鮮門戶的為壤地接近的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致書朝鮮，要求訂交，朝鮮以其款式不合，置之不理。一八七○至一八七三年，日本再來訪，連遭拒絕，征韓論大起。所顧慮的為中、韓關係，此為副島種臣來華目的之一。

　　總署於法、美的對韓行動未加聞問，此次對日的答覆，復稱朝鮮雖為中國屬國，但對其內治外交，向不過問。朝鮮對日原乏好感，大院君更惡其效法歐、美，侵擾朝鮮的法國軍艦又多來自日本，下令斷絕日本交易，日本主張征韓者，益為有辭。中日台灣事件以賠款結束，日本對中國愈為輕視。一八七五年測量朝鮮海岸的日艦，遭受砲擊，日本即出動海陸軍相威脅，命駐華公使森有禮通知總署。總署引據中日條約，謂「兩國的所屬邦土，不相侵越」，加以駁斥。森有禮謂朝鮮為獨立國，與中日條約無關。李鴻章為息事寧人，主聽朝鮮自決。朝鮮國王李熙時已親政，懦弱無能，閔紀干政，與大院君為敵，一反大院君所為。一八七六年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允日本駐使通商，訂明朝鮮為自主之國，否認了中國的宗主權。日本聯結親日派，即所謂開化黨，與大院君的親華派即所謂事大黨對抗。

　　日韓爭執告一段落，清廷從李鴻章請，設置出使日本大臣，希望對日加強聯繫。森有禮曾和李論及俄國對東亞的野心，中日應合力應付，李頗有意。日本得寸進尺，接著即吞併琉球。中國朝野認為對韓政策必須改變。日韓訂約前，郭嵩燾即主中國負起處理日韓爭端之責，命朝鮮與各國交往。一八七七年，李鴻章勸朝鮮與英、美立約，至是續行進言，用以敵制敵之策，作箝制日本之術，兼備禦俄人。一八八○年，紛稱俄將奪朝鮮，李再度開導，朝鮮始幡然變計，答應遵辦。

　　第一個與朝鮮建交的西方國家為美國。日、韓訂約後，美國大感興奮，以為朝鮮開港有望。一八八一年，美水師總兵薛斐爾（RW Shufeldt）得日本介紹，至韓交涉不遂，轉請李鴻章斡旋。李認為美、韓如立一平善條約，既可杜日本覬覦，又可據以與他國訂約，囑朝鮮派員來津商議。次年約稿在津議就，再由薛斐爾與朝鮮全權在仁川簽字，馬建忠代表中國監臨。李原望將朝鮮為中國屬邦字樣列入約文，薛斐爾不允，訂約後改由朝鮮另備照會聲明。同年，英、德依同一方式與朝鮮立約，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義、俄繼之。各國對朝鮮為中國屬邦的照會，均未置答。美國在漢城設置使館，以示兩國平等，日本十分欣慰。

　　朝鮮自閔妃當權，態度傾向日本，大院君失勢，用事的閔妃親族多貪，加之國用不足，軍餉積欠十餘月。一八八二年七月京城（漢城）駐軍受大院君鼓煽，殺執政大臣及日人，進犯王宮，焚日本使館，是為「壬午（一八八二）事變」，日本立即出兵。時李鴻章丁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採馬建忠及幕府薛福成之議，派提督吳長慶率淮軍三千人會同馬建忠、丁汝昌所率三兵船趕往，隨員有張謇、袁世凱。吳長慶到後，先逮捕大院君，再剿平亂黨，韓局大定。此事如由李鴻章處理，未必如此果決。張謇告朝鮮某官云：「此次之師，賴李相不在，張公得以出力。」

　　中國在軍事方面雖稱成功，外交上則殊為失著，仍聽朝鮮與日本直接交涉。八月，日韓訂立濟物浦（仁川）條約，朝鮮允懲兇謝罪、賠款，並許日本駐兵保衛使館，擴展商務，內地遊歷。李鴻章為確定中韓關係，十月，與朝鮮訂立貿易章程，明定朝鮮為中國藩封，委派總辦朝鮮各口商務委員，駐紮漢城。這時各方意氣至盛，張謇代吳長慶擬朝鮮善後策，主改朝鮮為郡縣，或置監國，或置重兵，改革朝鮮內政，為練新軍，出師規復琉球。清流黨翰林院侍讀張佩綸有相似的建議，請迅練水陸各軍，以備東征日本，派員管理朝鮮外交，代為購械練兵，以軍艦駐守仁川，防護朝鮮海口，並令吳長慶箝制駐韓日軍。給事中鄧承修且主集中南北洋艦隊向日本問罪。李鴻章不以對日決裂為然，亦不贊成改朝鮮為郡縣或置監國，但於其他意見幾均逐一採納，除與朝鮮訂立商約外，復代聘前德國天津副領事、曾任職中國海關的穆麟德（PG von Mollendorff）襄理朝鮮海關，兼外署（統理衙門）協辦，撥贈槍砲，派員教練韓軍，實際負責人為袁世凱。

　　袁世凱（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為河南項城人，早歲在故里及南京已習知軍事，又居北京數年，洋務時政亦頗留心。因考試不第，一八八一年，前往山東登州投靠他的父執吳長慶，從張謇受業。因張的推介，隨軍援韓，表現甚佳，膽識不凡，敢作敢為，大得吳的賞識，韓人亦另眼相待。韓亂甫定，他即勸朝鮮練兵，朝鮮國王亦頗樂從，有意請他主持。一八八二年十一月，李鴻章正式委以此項任務，計兵丁千人，一個月已見成效，時袁二十四歲。

　　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日增，日本與親日派的忌恨日深。朝鮮君臣初尚對中國存敬畏之心，久則漸起不滿之意。一八八四年吳長慶及所部半數，以中法關係緊張，奉命調防遼東半島，留韓三營由總兵吳兆有統率，袁世凱副之，名義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營務。同年中法戰爭擴大，中國失利，駐韓日使加緊勾結親日派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煽惑國王李熙，說是中國行將崩潰，朝鮮欲圖改革獨立，正為其時。李熙的態度動搖，思稱雄自主。駐韓日使與親日派密謀舉行武裝政變，袁亦嚴行戒備。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政變發生。日軍佔據王宮，親日派奪得政權，親華派大臣多人遇害。袁世凱立即率軍彈壓，以美、英、德使領勸暫緩進攻，朝鮮大臣為了國王安全，亦有顧慮。第三天，情勢愈為險惡，袁即進王宮，擊敗日軍，中日各傷亡數十人，洪英植被殺，日使出走，使館焚毀。是為「甲申（一八八四）事變」。

　　中國恐事態擴大，中樞密諭李鴻章切勿與日生釁。本此原則，李與赴韓查辦的吳大澂商定派丁汝昌率兩快艦先往，命袁不得妄動。日本軍人高唱「膺懲清國」，法、美從中慫恿，日本政府當局則決定利用中、法戰爭，以談判方式與朝鮮解決，不追究事變責任，不許中國過問。一八八五年一月，日韓訂立京城條約，朝鮮對日謝罪，撫卹傷亡日人，賠償損失。一如壬午事變，中國在軍事上一時佔了上風，外交上不敢向日本明白詰問，含糊了事。更大的失策為中日天津條約的訂立。

　　日本對韓策略，自始即為將中、韓分開。京城條約既訂，趁中、法戰爭尚未結束，特遣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在天津會議，要求中國撤兵，懲處營官，補償日本民命財產。李於伊藤未到之時，已考慮共同撤兵問題，表面上爭辯雖烈，實無關宏旨。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天津條約簽字，中、日駐兵一律撤回，兩國均不派員教練韓軍，由朝鮮選僱其他外國武弁擔任。將來朝鮮若有變亂，中、日如須派兵，應先互相知照，事畢撤回。李之所以同意撤兵，一以越境遠戍，操縱難盡事宜。二為駐兵本為防日，日兵既撤，中國已無再留兵必要。三以約中有先互相知照的規定，將來日如用兵，可隨時為備，不虞其潛師突襲，即他國侵佔朝鮮，中、日亦可會商互援。他忽略了中、韓關係與日、韓不同。有了這個條約，無異承認日本的在韓地位，並束縛了中國的行動。他又認為伊藤無意吞併朝鮮，日本的富強尚須十年內外，係中國的遠患，非目前之所憂，中、日暫可相安無事；中國如及時自強，朝鮮可保。但是中國致力於自強已二十餘年，日本僅十餘年，今後十年中國的成就能否超越日本，恐李亦無把握。他於伊藤的雄心，缺乏認識，甚至希望與日本併力以抗第三者對朝鮮的侵略，始終不忘「以夷制夷」，結果反為日本所制。

第七章　憂患中的自強運動（下）（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

第一節　洋務的再度推動

　　一、慈禧繼續當政

　　慈禧嚴刻寡情，對同治甚少假以詞色，動輒呵斥，使其唯命是從。同治頗有小慧，性好嬉戲，母子之間遂生隔閡。一八七二年，同治年十七歲，舉行大婚，次年二月親政，慈禧驟感寂寞。復以不喜她的兒媳皇后，同治夫婦生活受到干涉，鬱鬱不樂，左右嬖倖乘機媚誘，微服出入市廛，涉足酒肆青樓。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同治為逢迎慈禧，博其歡心，宣布重修圓明園。以西北軍事需餉孔殷，大婚用費已近二千萬兩，府庫支絀，言官奏請從緩，恭親王、醇親王、軍機大臣等同以為言。同治不許，並以察看園工為名，一再出宮。

　　一八七四年七月，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等相繼上疏，或勸讀書、勤政，或請節用、愛人，或言焚毀圓明園之人尚在，「安能禁其後之不復為？」凡此皆非同治所願聞。

　　時中日交涉正急，恭親王等聯名規諫，列舉六事：一曰洋人盤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滋擾台灣，恐生不測，應加倍修省；二曰每日按時召對臣工，務崇儉樸；三曰傳聞時與太監等演唱，且數至圓明園觀遊，言動不可不慎；四曰摺奏往往留中不發，將開拒諫之風；五曰內廷用款浩繁，圓明園往事，言之痛心，何忍復至其地？即以工程而論，非一二千萬兩不辦，又何從得此巨款？應即停止；六曰學問必須講求，每日仍至書房，既可收斂身心，又可通達治理。以上所陳，無異訓誡，同治因羞成怒，責恭親王離間母子，把持政事。恭親王反覆指論，不為稍讓。同治指其朋比脅制，謀為不軌，予以革職貶爵的嚴重處分，並擬盡黜進諫的王大臣。事為慈禧所聞，第二日（九月十一日）悉行賞還，命停園工，謂恭親王輔政以來，不無勞勳。最大原因，仍與一八六一年同，一是恐王大臣寒心，二是對外仍需要恭親王肆應，特別是目前的日本問題。她雖亦不滿恭親王，惟尚無人可以取代。

　　同治素來孱羸，近年復耽於冶遊，染上了惡疾。這幕政治風暴平息不久，同治即病，對外說是天花。慈禧藉口同治不能躬親裁決摺奏，仍須由她與慈安權為披覽辦理。十二月十八日，二次垂簾。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同治卒，無後，慈禧以醇親王之子，同治的從弟，年甫四齡的載湉承繼咸豐為子，並為嗣皇帝，年號光緒。表面的理由是「幼者乃可教育」，真正用意則在繼續執政，何況醇親王福晉又是她的胞妹，不惟親近，亦易控馭。醇親王懼遭慈禧之忌，自行引退。同治皇后亦知為慈禧不容，今生難見天日，只好自裁。

　　二、海軍初建與陸師訓練

　　阿思本兵輪為中國建立海軍的嘗試，結果完全失敗。左宗棠之主張自造輪船，主要目的為整理水師，此為福州船廠的中心使命，亦為江南製造局的任務之一。截至一八七四年，除廣東自國外購置的小型兵輪七艘、福州購置的二艘外，共有輪船十九艘，約二萬二千噸，成本高、機器舊，不僅無法與歐、美相比，亦不及後起的日本，因之對於台灣事件，不得不委屈言和。事後恭親王痛陳以往自強新政之毫無實際，對於小國日本已備禦無策，倘西洋各國一朝猝發，弭救更無所憑。目前所最不宜緩者，惟防日本為亟。日人習慣食言，不能保其必無後患，至時雖欲將就，亦恐不能。李鴻章早已說過日禍之可慮。今則「其勢日張，其志不小」，其所恃以侵凌中國者，為其新式兵船。文祥亦謂日本「新習西洋兵法，僅購有鐵甲二隻，竟敢藉端發難，（我）若再因循洩沓，而不急求整頓，一旦變生，更形棘手」，應趕緊購買鐵甲船、砲船及應用軍械等件，無論如何為難，務須設法辦妥。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詔命李鴻章籌款購置。

　　一八七五年四月，總署採赫德之議，集中購船，統一指揮，先向英國訂砲船四艘。五月，授沈葆楨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與李分別管辦南、北洋海防，此為中國興治新式海軍的肇始。一八七六年，四砲船由英國軍官率領相繼到華，最為新式，李鴻章極感滿意。一八七八年，囑赫德續購快船（巡洋艦）、砲船各兩艘【註※】。

　　※註：此四砲船為「龍驤」、「虎威」、「飛艇」、「策電」，即Alpha ，Beta，Gamma，Delta，前兩船排水量各三百三十噸，後兩船各四百四十噸，均係駐英海關稅務司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經購，阿姆斯壯鐵廠（Armstrong and Co.）承造，經費出自關稅。續購兩快船為「超勇」、「揚威」，兩砲船為「鎮邊」、「鎮中」，一八八一年到華。

　　一八七九年，因日本併吞琉球，情形叵測，命李與沈葆楨購鐵甲船、水雷。赫德條陳設海防衙門，自任海軍總查，五年即可有成。用意之一，是怕中國海軍落入德、美人之手。李、沈均持不可。南洋在英定製的四砲船到後【註：四砲船為「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亦歸北洋差遣。復從李之請，添購快船。不久沈葆楨卒，詔命今後購船事宜，統由李經理，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註：派曾在法國學習政法的馬建忠主持】。一八八○年，伊犁及琉球問題轉急，李改向德國訂購鐵甲船二艘，穹甲船一艘，即「定遠」、「鎮遠」、「濟遠」，由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經辦，以免赫德包攬。一八八一年，派丁汝昌為北洋海軍統領。翌年，北洋又向德國訂購魚雷艇四艘；一八八三年南洋向德國訂購巡洋艦二艘；一八八二及一八八四年，廣東向德國訂購雷艇十一艘。至於軍港的經營，李首建船塢於大沽，設魚雷營、屯煤所於旅順。

　　海軍人才與船艦同等重要。船艦的來源分自製與購置兩途，李鴻章側重購置，對於福州船廠雖仍支持，江南製造局的造船業務則幾同停頓。人才來源，亦分自行訓練與國外訓練。日本鐵甲船未到前，中日海軍的裝備在伯仲之間，中國自製的揚武船，性能在日本之上。中國之不及日本的為日本軍官多受歐洲教育，訓練、編制已經現代化，西人認為如中日發生戰爭，勝利可能屬於日本。最早主張海軍學生出洋留學的為沈葆楨，台灣事件結束，即派學生五人，隨日意格赴歐洲遊歷。一八七六年正式遴選十二名赴英，學習駕駛，十四名赴法，學習製造（另有藝徒七名），四名學習礦冶，二名學習律例。一八八一年續派十名。李鴻章負有海軍總責，福州船政學堂不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一八八○年，別立水師學堂於天津，以第一批留英學生嚴宗光（復）為總教習，次年於大沽設水雷學堂。

　　購船之始，以海軍官生的歷練學藝不足，不得不借才異域。一八七九年，英國海軍大佐琅威理（William M. Lang）率領中國第二次在英所置兵船來華，李鴻章已有意留用。琅威理曾參與阿思本艦隊，不願聽命於李，希望諸事透過赫德，為李所拒。翌年，改延英人葛雷森（Cloyson）等三人為教習。美、德、法皆欲插足中國海軍，赫德再薦琅威理，李請駐英公使曾紀澤與洽。一八八二年十一月，琅威理受任北洋海軍總查，職司訓練，勤於任事，為海軍官弁所敬憚，軍容頓為整肅。統領丁汝昌出身淮軍騎兵，雖曾管帶長江師船，而於近代海軍所知甚少，一唯琅威理之言是從。

　　建設海軍需要巨額經費，初定南、北洋每年共四百萬兩，實得僅半數。一八七七年，復以山西、河南大饑，詔命借撥海防經費，以應賑恤之急。一八七八年，又有人主以全部海防經費充作京餉，最少被提用七十餘萬兩。翌年，李鴻章請撥足用款，僅解到四十餘萬。

　　截至一八八四年，統計北洋擁有兵船十四艘，八艘為購置，餘為自造；南洋十七艘，六艘為購置，餘為自造；福建十一艘，二艘為購置，餘為自造；廣東僅有雷艇，全為購置。此四支艦隊，不相統轄，而且速率不一、槍砲不一、編制不一。

　　陸師的改革先於海軍的興治。天津英軍尚未撤退之時，英國提督士迪佛立，曾代練京兵及津、沽防兵六百人。繼復於八旗漢軍中挑選三百六十名，一併交英人教練。為保衛上海，一八六二年士迪佛立及英海軍提督何伯又請撥兵三千代練，李鴻章予以半數。另以六百人撥交法人。其後廣州、福州相繼仿行，以英、法競爭，由兩國分任，可見內幕之不單純。

　　淮軍為最早用西法訓練而有成效的部隊。李鴻章之不願將華兵交洋將代練，是怕權力旁落，不受中國調遣，因募洋將教練，使居於客位。及李任直隸總督，主將現有兵勇選汰，一律改用洋槍、洋操。中樞雖未採行，然已命劃一訓練。英、俄、法對華各有企圖，英人已參與海軍，李不欲其過問陸軍。他認為德國近年軍政修明，與中國無邊界毗連，又無傳教與販賣鴉片之事，極應聯絡，以助軍謀。天津海關稅務司德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大事活動，因於一八七三年，聘德軍官李勱協（Lehmayer）為教習。一八七六年，派武弁七名赴德學習，回國後，任親兵教練，由德璀琳之婿漢訥根（Canstantin von Hannaken）督率。德璀琳是德國在中國的赫德，漢訥根在北洋陸軍的地位，有如琅威理之於北洋海軍。中法戰爭時，李續僱德國軍官多人。一八八五年，設天津武備學堂，選淮軍弁目肄業，學成後分發各軍，擔任教官，但非統兵官。

　　三、富強兼顧的企業──輪船招商局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自強運動第一期，舉辦的新政，限於官辦的製炮造船，認為這是自強的捷徑。但是需款頗巨，有出無入。不易作無止境的挹注，何況軍事工業與其他企業息息相關，彼此必須配合。其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華的經濟勢力，日益膨脹，利源多為所奪，長此滋蔓，國計民生，勢將俱敝，沿海長江的交通運輸受害尤烈。為了挽救此兩大危機，必須別闢蹊徑，利用民力。民與官積不相信，向不樂與官交涉。縱令有人情願，又未必符合政府所望。最後是民間出資經營，政府總其大綱，扶持監督，「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即所謂官督商辦。此為七十、八十年代，即自強運動第二期對於各種企業所採取的中心政策，首先見諸實施的為輪船招商局的開辦。

　　五口通商之後，以香港為中心的英國輪船，往來上海、南洋，中國舊式船運幾全失其利。及東北、華北、長江開港，外國輪船愈增，航行的地區愈廣。過去以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Co.）的輪船為主，一八六二年後，又有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Co.）的上海輪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專載沿海及長江客貨。是後數年，英國的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kong，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公正輪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北清輪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太古輪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或Butterfield and Swire Co.）相繼成立。寶順洋行（Dent and Co.）、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Co.）亦均營輪船業務。加之進口洋貨有特別優待，關卡於洋船不敢過問。華商與合夥貿易之船，由洋商報關，華商自行貿易之船，亦多托洋商代報。各口生意，洋商佔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計壅阻，國家稅餉尤損失不貲。

　　另一嚴重問題為漕運。漕運積弊已深，官吏節節侵漁，運河日久淤塞，每年挑挖，所費亦鉅。一八二五年，試僱沙船（浙江大型帆船）海運，然載重不大，運腳過昂。一八六四年丁日昌曾請由華商置買輪船。兩年後，左宗棠復力陳輪船之利，無事時可用之轉漕，有事時可用之運兵運糧，並強調外國輪運，對於中國南北經濟的傷害。「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資本，寖至歇其舊業。……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唯一辦法為自備輪船。

　　三十年來富而多金的洋行買辦投資於英、美輪船公司者不乏其人，如官為領導，給以利便，大可冀其轉而相就。江南製造局總辦馮焌光謂「欲弱西國，必自富中國始；欲富中國，必自暗抑洋貨，流通土貨始」；如準商辦輪船兼運漕糧，縱客貨未能充裕，亦可藉資彌補。李鴻章深表贊同，認為華商如能自立公司，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幹之員出而擔當，復有專門生意（漕運），自不至為洋商傾奪。一八七三年一月，遂正式成立「輪船招商局」。總辦為曾任怡和洋行總買辦十餘年、負責輪運業務的唐廷樞，會辦為曾任寶順洋行總買辦十餘年的徐潤，均稱得起「熟悉生意，殷實能幹」之人【註：唐廷樞、徐潤均兼營錢莊，唐又曾兼公正、北清輪船公司董事】。另一會辦為李的親信盛宣懷。初擬招商股百萬兩，實收約半數，官方墊付約二百萬兩，分年於漕米等物運價內抵還。

　　招商局初僅有輪船三艘，一八七六年增至十二艘，洋商大起嫉忌。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紛紛跌價，招商局不得不隨之削減。因為獨佔漕運，有固定收入，尚可與之周旋。旗昌輪船多往來天津、煙台，因無法競爭，翌年將所有輪船、碼頭、棧房售與招商局。怡和、太古仍一意傾擠，招商局的近海業務，尚可勉強支持，遠洋則無法抗衡，不得不與兩公司妥協。一八七八年，與訂「齊價合同」，劃一運價，分配貨源噸數。華商顧全大局，貨物多交招商局承運，招商局的業務，不亞於洋公司的全部。一八九○年「齊價合同」滿期，怡和、太古不肯續訂，雙方又開始角逐三年。招商局賴政府協助，華商有愛國熱忱，仍有盈餘，但船數與噸位的發展，已落兩公司之後，中日戰後，處境更為艱難。

　　四、煤礦、鐵路、電線

　　第二個官督商辦的企業，為開平煤礦。六十年代初期，外人屢以開採煤礦為請，希望輪船用煤，就近取給，不必自歐洲轉運。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以煤為日用之物，又為機器局、船政局所必需，贊同借外國挖掘之器，為中國永久之利。議辦輪船招商局之年，馮焌光已論到進口洋煤，往往故意居奇，如能自行以機器開採，洋煤可不阻自絕。李鴻章亦說「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閩、滬各廠所需外洋煤鐵極夥，……設有閉關絕市之時，不但各廠廢工坐困，即已成輪船，無煤則寸步不行」。如「採鍊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惟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於富國強兵之計，殊有關係」，所以輪船招商局的章程中，有招商開採煤斤一款。

　　一八七四年，籌治海防，沿海沿江疆吏一致認為開礦為富強要圖。一八七六年，李鴻章命盛宣懷開採湖北廣濟、興國之礦，唐廷樞調查直隸開平之礦，後者蘊藏甚富，決定設局招商。因熔鐵爐需款過巨，技術上復有困難，鐵的需要又不如煤的迫切，決專採煤礦。一八七八年，設開平礦務局，總辦即唐廷樞，工程師為英人柏愛特（RR Burnett）、金達（CW Kinder）。開辦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噸，除分供各廠、局及中外輪船之用外，兼可顧民用。李十分滿意，謂「從此中國兵商輪船及機器製造各局用煤，不致遠購於外洋，亦可免利源外洩，富強之基，以為嚆矢」。約在同一時期，各省興辦的煤礦，在十處以上，大都為官督商辦，而以台灣基隆、安徽池州、直隸門頭溝、臨城、山東嶧縣、江蘇徐州利國驛，較具規模。

　　輪船招商局的成立，為促成興辦開平煤礦的近因，開平煤礦又促成了鐵路經營。英人對於中國鐵路最為熱心，一八六二年，曾要求修建廣東至江西鐵路。翌年，上海洋商要求修建上海至蘇州一線，蘇撫李鴻章認為必有主謀，此事果屬有利，應由中國自辦。一八六四年，英國著名的鐵路工程師斯梯芬生（M. Stephenson）東來，代中國擬訂了一個築路計劃，自漢口西經川、滇至緬甸、印度，東至上海，南至廣州，再自上海至寧波、福州，另一線自鎮江北至天津、北京，實有經濟、政治兩種企圖。英使阿禮國勸總署採行被拒。一八六八年，籌議修約時，除了李鴻章外，各省當局幾無人贊成修建鐵路。

　　一八七五年怡和洋行自行修建湘滬鐵路，翌年完成一段，開始行車，轢斃一名華人，引起騷動，結果由中國贖回拆除。中國第一條完成而繼續發展的鐵路為開平運煤鐵路。一八七六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築台灣鐵路計劃，獲得批准【註：因經費無著未成】，唐廷樞乘時請李鴻章築開平地區鐵路。李雖首肯，但在湘滬鐵路即將拆毀的情形下，仍有顧慮。一八八○年，唐變更辦法，改由天津附近的蘆台向東至胥各莊，挑一運河，再由胥各莊接快車路，直達礦所。快車道為鐵路的別稱，礦所即唐山，長十八英里。路成後，初用騾馬拖車，一八八一年始駛行機車，工程師為金達。

　　唐胥鐵路修建之時，伊犁、琉球問題緊急，淮軍宿將劉銘傳稱，中國欲圖自強，機括在急造鐵路，建議以北京為中心，分向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興建四線。反對者謂鐵路為害有三：一為洋人從旁覬覦，藉端要求；二為礙田、廬、墳墓、橋樑；三為奪輪船招商局之利。李鴻章雖力言有利無害，亦承認風氣未開，籌款不易，借洋款流弊頗多，大舉修造尚非其時。

　　列強對於中國應辦的新事業，幾無一不虎視眈眈，而以電線為最早。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九年間，俄、英、法、美屢以為請不遂，但丹麥大北電線公司已於一八七一年自設香港至上海海線。一八七四年，沈葆楨奏准安設福州、廈門、台灣電線，由大北公司承辦，先辦陸線，以居民阻止而中止。一八七九年，李鴻章於大沽、天津試行，用以「號令各營，頃刻響應」。遂於一八八○年，請籌辦津滬之線，設立天津電報學堂，謂用兵以神速為貴，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奉旨准行，亦由大北公司承造，引起了英、德、美的抗議。一八八一年，津滬通報，設電報總局，官督商辦，已非專為軍事，負責人為盛宣懷。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上海至漢口，天津至北京、山海關、旅順，廣州至廣西龍州各線，一律竣工。其後愈擴愈廣，各省及西北、西南邊區諸線，陸續完成。

　　五、駐外使館的設置

　　有約國家，公使長期駐紮北京已十五年，中國迄未派人駐紮有約國家。斌椿出洋是觀光性質，蒲安臣奉使是臨時性質，崇厚赴法係為謝罪。中英滇案發生，英使要求條件之一為中國須派大員赴英國通好謝罪。謝罪只是一時的，通好應是長期的。清廷從恭親王、李鴻章之請，命夙曉外情的前署廣東巡撫郭嵩燾，以侍郎候補授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即駐英公使。時人多視出使外國為大辱，郭毅然任之，慷慨以赴，並請將出使著為定例。

　　一八七六年，郭抵倫敦。他認為出使外洋，固當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則須以理求勝，無所屈撓；尤當「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為利弊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則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西洋立國，本末兼資，……正宜推考其情勢。」英人對於他的風采，深致好評。不久又兼使法國，他的高尚爾雅風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屢次致書李鴻章、沈葆楨，盛言西洋氣象日新，學校規模整肅，討論精詳，一皆致之實用，凡百取成於學。四十年來，中國之不知洋務，由於不學。復將來英途中聞見觀感，撰為日記，稱頌西洋政教修明，中國如能知其本末，應付得宜，即可致富強，否則必被其禍；並斥宋、明諸儒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的鴟張虛惘。國內的議論對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議益為沸騰。編修何金壽劾他「有二心於英國」，他的至好王闓運說他「已中洋毒」，一向欽佩他的李慈銘責他「不知是何肺肝」。他的副使劉錫鴻內結軍機大臣李鴻藻，蓄意構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一八七九年召回，繼任人為曾國藩之子曾紀澤。郭離英之前，英國朝野皆惜，說他到任以來，不亢不卑，進退合度，遇事用心，見識宏遠，對於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無私之心，逕告國內，知無不言，不愧國使。返國之後，英人仍懷念不置，說他鎮定持重，與外國處無損其影響與威儀，對中國政府確已盡職；說中西情勢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僅為中國得人慶，外國亦將受益。但是他不僅未獲重用，且不敢入京。

　　中英關係最為煩劇，中美關係素稱友善，在美華僑獨多，又有留美學生，所以第二個使館設於華盛頓。首任正、副使為前留學生監督陳蘭彬、容閎，第二任起，不置副使。直至清末，被授為出使大臣的盡屬粵籍，此或為便於照料華僑。新近使中國感受極大威脅的為近鄰日本，所以第三個使館設於東京，首任正、副使為何如璋、張斯桂，第二任起亦不置副使。這時德國已成了歐洲大陸一等強國，中、德修約交涉方急，李鴻章又在積極仿行德國軍制，採購德國軍械，所以第四個使館設於柏林，首任使臣為劉錫鴻，甫一年，改以出身江南製造局、時任留學英、法海軍學生監督的李鳳苞繼任。俄國是中國設置使館的第五個國家，近因為伊犁問題，人選為前已說及的崇厚。法國因地理關係，由駐英使臣郭嵩燾、曾紀澤相繼兼任。曾紀澤為改議伊犁條約，復兼使俄國，一八八七年，仍改為專設。一八九五年法國亦改為專設。駐美使臣為華工問題，初兼使西班牙、秘魯，最後免兼西班牙，改兼墨西哥、古巴。其他義、奧、荷、比，大都由駐俄、駐德、駐英使臣兼任，二十世紀初年，相繼改為專任。總署規定出使大臣須將各國虛實及大小事件撰為日記，按月匯報，並須翻譯外洋書籍、報紙，隨時諮呈。用意未嘗不善，久則漸成具文，以目前所能看到的日記而論，確有所見的，殊不多靚。

第二節　中法戰爭與西南危機

　　一、法侵北圻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可說是中國四境多事的十年，除了俄據伊犁，日犯台灣、兼併琉球、進圖朝鮮，英國窺伺雲南、逼訂煙台條約外，法國亦加緊對越南侵略，卒至演成近代中國第三次的對外戰爭，其嚴重性遠過於俄、日、英在此一時期所加諸中國的威脅。

　　自西元前二世紀以降的一千一百年間，越南始終為中國的郡縣，此後為中國的屬邦，其間（十五世紀初）又一度成為明的郡縣，文化制度，完全華化。法人之來越南南部（南圻）傳教通商，始於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中期，法人在印度的勢力為英人摧毀，謀取償於越南。時越南南北對峙，黎氏據河內（東京），阮氏據順化。一七七七年，另一阮氏（新阮）奪取順化，繼有河內。順化阮氏（舊阮）透過法國教士，乞援於法。法允以武力助其復國，而以割地及許法人往來居住，獨佔商務為條件。一八○二年順化阮氏王朝再興，統有全部越南，並未得法國實際的援助，仍臣屬中國。

　　法國革命後，對越南的經營復趨積極，越南態度改變，雙方關係惡化。一八五八年拿破崙三世一面追隨英國與中國開戰，一面聯合西班牙，向越南壓迫，先後佔領西貢等城。一八六二年越南乞和，允割地賠款，北圻開港，湄公河通航。其後越南謀收回失地不成，南圻反全為法有，時為一八六七年。

　　法人經營越南的進一步企圖為打開中國西南的陸上門戶。一八六六至一八六八年間，法人安鄴（Francis Garnier）率探測隊由西貢溯湄公河北上，深入雲南、四川，知道湄公河不適於航行，滇、越交通孔道實為紅江（富良江），法人的注意力遂移至北圻。法國商人涂普義一心自上海至雲南販賣軍火，巡撫岑毓英、提督馬如龍許其往來紅江。一八七二年涂普義得西貢法總督之助，強行通過河內，取道紅江，直駛雲南，再滿載銅錫而去。涂普義為圖長期利益，擬運越鹽入滇。鹽為越南政府一大收入，自所不許。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西貢法總督派安鄴率軍北來，襲奪河內，連陷附近各城，勾結盤踞桂越邊境河陽的「黃旗軍」，大事滋擾。越南亦召與黃旗軍素不相能的「黑旗軍」來援。黑旗軍為廣西天地會的餘黨，由劉永福統率，據有紅江上游保勝，恃耕牧、私販及徵收過往船隻稅捐為生，深惡涂普義，率部疾趨河內，大敗法軍，陣斃安鄴。

　　時距普法戰爭不過三年，法國元氣未復，河內法軍一時非黑旗軍之敵。如繼續用兵，勢將引起與中國的衝突，因於軍事失利後，出以外交應付。一八七四年，先與越南協議，允退出河內。旋訂「西貢條約」（法越和平同盟條約），承認越南為獨立國，代弭外患內亂，開河內等處為通商口岸，法船可航駛紅江，以越南為保護國。不僅否定中越關係，並決心進向雲南。

　　中國對法人在越南的行動，似不甚了了，未加注意。及涂普義強航紅江爭執發生，廣西巡撫劉長佑主助越南平亂，北京但令派兵警戒越邊。安鄴奪據河內，劉長佑聲明華軍僅為堵剿越境各匪，與法兵絕不相干，亦即不過問法、越之事。一八七五年，中、英滇案方急，法使乘機將西貢條約通知總署，要求華軍不得進入越境，開雲南一處為通商門岸。總署答以「越南自昔為中國藩屬」，中國派兵乃應越南國王之請，隱含否認法越條約之意，並拒雲南通商。法方將「自昔」二字譯為「昔」字，曲解為中國自行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中國為履行對藩屬義務，扶助越南振復，派軍赴援，剿平黃旗軍。越南亦虔修屬邦之禮。一八七九年，已革廣西總兵李揚才叛變，侵入北圻，越南乞援，中國再度為之定亂，越南貢使復一再前來。

　　法國對於越南之向中國入貢乞援，及中國之代越平亂，大為不懌。一八八○年一月，法外長雖向中國公使曾紀澤否認對越有任何企圖，中法不至發生衝突，但暗中則準備出兵北圻。德國頗望將法國的注意力轉移於遠東，表示不反對法國在越南的擴張。不久，醉心於殖民主義的茹費禮（Jules FC Ferry）任法國總理，對越政策強硬。十一月曾紀澤質問法外部曾否發兵越南，重申越南為中國屬邦。法外部覆以法、越關係，已由西貢條約規定，法有維持越南和平治安之責。並令駐在北京之法使，不承認中國在越南的宗主權。欲先有越南，再圖雲南，其伎倆一如日本之對朝鮮。

　　伊犁條約改訂後，中國聲威增高。一八八一年，曾紀澤一再警告法國，不得妨礙中國在越南權利，否認法越條約，中國有保護越南決心。法方謂總署對西貢條約並無異議，法對越有自由處置之權，中越完屬關係為過去之事。曾紀澤請總署加撥兵船南下，使法有所顧慮。恭親王、李鴻章均不以為然，只求法國不兼併北圻，並無定要不承認西貢條約之意。一八八二年四月，法軍二次奪佔河內。曾紀澤立即抗議，申述中國有過問越事之權，措詞十分犀利，法方延宕七十餘日，謂越事已由法使與總署商妥。

　　二、中法談判

　　以「清流黨」為中堅的輿論，對外素主強硬，至是更趨激昂。伊犁的收回，自亦有關係。侍講學士陳寶琛、張佩綸，山西巡撫張之洞（一八三七至一九○九），力主存越固邊，大集水陸各師，必要時立劉永福為越南國王，派李鴻章或左宗棠赴越督辦。原較持重的恭親王亦謂法若盡佔北圻，後患將無窮期：「環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國，相逼而處者不只一越南，此不特邊疆之患，抑亦大局之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雲貴總督劉長佑同請及時部署，聯絡劉永福。詔如所議，用意只在對法嚇阻，並不欲開釁。

　　法國的越南政策為不使中國干預。巴黎談判不協，改由駐華公使寶海（FA Bourée）與總署交涉。此時因援韓成功，各方意氣方盛，但以韓、越問題同起，不能不審慎將事。寶海質詢總署，華軍是否前進；抑或後撤。總署僅云，華軍係會剿土匪，目前未議前進，亦不能遽撤。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寶海與李鴻章會於天津，主彼此不提宗主權或保護權，專議邊界與商務，惟中國應先撤兵，以免不必要的衝突，李認為可行。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草約商就，十二月二十日簽訂備忘錄，中國撤回北圻駐軍，法不侵佔越地，亦不損礙越南主權，定雲南保勝為口岸，驅逐匪徒，於滇、桂、紅江之間劃界，北歸中國巡查保護，南歸法國。此為中法關於越南的第一次協議。

　　兩個月後，法國政局變動，茹費禮二次組閣，不滿李、寶草約，將寶海撤任。滇、桂督撫亦指摘草約種種不當。法國既然變議，北京令滇、桂軍停止後撤，派李鴻章往廣東督辦越事，左宗棠籌劃江南防務。劉永福得雲貴總督岑毓英的支援，及萬里請纓的吏部主事唐景崧的激勵，二次進至河內附近。一八八三年五月，再度獲捷，斃法國大佐李威利（H. Riviére）。六月，法援兵反攻，滇軍假黑旗軍旗號截擊，中法戰爭已實際開始。八月，另支法軍進攻順化，迫越南政府簽訂順化條約，越南正式受法國保護，北圻由法官管理，紅江由法軍駐守。九月，黑旗軍、越南軍俱敗，潰退山西，滇軍亦向後撤。

　　法國一面進兵，一面派駐日本公使德理固（A. Tricou）為來華特使，繼續談判，並偵察中國備戰實情。李鴻章之被遣赴粵，或係主戰派迫他走向同一道路。李謂法人志在通商紅江，非欲吞併全越，中國「稍一進兵，勢必惹禍上身」。六月，他與德理固在上海相見。德理固故示驕蹇，聲言決對越用兵，即與中國開戰，亦所不惜，要求保證不再管越事。李接曾紀澤電，如讓法得手，則有進無止，主持之以嚴，或竟不理，遂斷然拒絕。德理固的態度果然轉趨緩和，謂法無併北圻之意，僅欲驅逐黑旗軍，通商雲南，中國如不阻撓，法亦不犯中國邊境，中法劃分疆界。李早認黑旗軍為中國之累，中國海防絕不可恃，對於德理固的方案大致同意。

　　李、寶協議無效，曾紀澤再與法外長沙美拉庫（Challeme-Lecour）商談，沙美拉庫否認越南為中國屬邦。曾紀澤以法國議論未定，且與英、德不睦，力主備戰，暗助越軍及黑旗軍，最後不妨歸之於各國通商紅江，中、法分有北圻。萬一法方不肯，即堅持續戰，與之長期周旋，法國實不易如願。沙美拉庫促中國撤兵，曾紀澤要求法越停戰，黑旗軍歸中國處理，法國承認中越關係，不再兼併越北，俟法軍退出北圻，再商紅江下游開放。沙美拉庫拒絕討論，但不欲決裂。及黑旗軍戰敗，沙美拉庫又建議劃接近廣西之地為中立區，主將中立區移至紅江流域，彼此條件距離甚遠。

　　時德理固挾法軍戰勝黑旗軍及越軍之威，北來天津，向李鴻章提議，由北圻海岸至滇邊劃一直線，線以北定為中立區，李堅持中、法以河內為分界起點。總署聲明，法軍如侵入華軍防地，惟有開仗。德理固警告李鴻章法有保護越南全責，俟法兵到齊，即將北圻境內持有武器者一律掃清，不論是否華軍，均以匪論，遂無法續商。

　　中國內外當局對於越事，皆不願用兵，主和的恭親王、李鴻章如此，被視為主戰派的曾紀澤同樣希望和平解決，出兵北圻只在防禦，使法國知難而退，適可而止。朝鮮多事，李更認為無暇兼顧越南。另一派則以為要保朝鮮，須先保越南，倘法國唾手而取越南，中國坐視不恤，日本必將加緊圖謀朝鮮。正宜乘法國立足未穩，軍事不甚得手之時，亟圖挽救。兩次河內之役，法國損兵折將，黑旗軍名震宇內，縱不能收回全越，最少可保有北圻。國際方面，英國不欲法在越南得勢，鼓勵中國抵抗，不可割地棄權。表面上德國對中國亦表支持。甚至已撤任的寶海亦勸李鴻章採堅定行動，指法政府違約。於是議戰的奏摺紛上，清廷重作軍事部署，命李與左宗棠、彭玉麟分辦北洋、南洋、廣東防務，滇、桂巡撫儆備，激勵劉永福續戰。李久成眾矢之的，對於德理固的要求，既不敢承諾，又力言目前中國實力絕難將法人逐出河內，他國援助亦不足恃，爭端應早結束。但他並無妥善辦法，復昧於敵情，直至法軍行將進攻之時，尚說法國無意用兵。

　　三、戰爭開始與天津簡約

　　中法戰爭之終於未能免，責任不在中國，實由法國主動。中國如要和平，惟有一任法國所為。法國認定中國的抵抗力脆弱，滇、桂軍不堪一擊，必要時且可自海上進攻。一八八三年夏，陸、海軍集中河內，如不能透過談判，盡有北圻，即訴諸戰爭。十一月，北京法代辦謝滿祿（De Semallé）聲稱，將驅逐黑旗軍與滇、桂軍。總署重申中國對越宗主權，法軍如進至華軍駐地，惟有開仗。以往是中國利用黑旗軍抗法，中、法是在暗戰，現在已無迴旋餘地。

　　山西、北寧為北圻軍事要地，滇、桂軍約七千人守山西，桂軍二萬人守北寧。河內法軍九千人，由海軍提督孤拔（AAP Courbet）指揮，沿紅江西上。十二月十六日，佔領山西，法軍死者三百人，滇、桂軍傷亡千餘，黑旗軍損失尤重。法軍以紅江航行困難，又須鞏固後方，停止前進，以待援軍到後，轉趨北寧。北寧為華軍主力所在，軍紀不整，官兵半數吸食鴉片，半數攜有室家，或納越妾。廣西巡撫徐延旭與將領復不能和衷共濟，坐視法軍進攻山西不救。一八八四年三月八日，法軍一萬二千人進攻北寧，十二日，守軍潰走，太原續陷。四月，西路滇軍亦退。詔拿問徐延旭及滇撫唐炯，罷恭親王奕訢。

　　北寧失陷數日後，前天津稅務司德璀琳過香港，晤法國海軍副司令利士比（J. Lespés）、艦長福祿諾（FE Fournier），從事調解。福祿諾與李鴻章有舊，提出辦法四條，其一為速撤曾紀澤。北京以法兵船已在北上途中，許李與福祿諾講解定約，允撤曾紀澤駐法兼職【註※】。

　　※註：曾紀澤與法國外部關係惡劣。山西戰後，法人紛紛主向中國要求賠款，佔有舟山、台灣、海南島。曾紀澤致書德報，倍加譏詆，謂法得山西，舉國「手舞足蹈，如收回麥次（Metz）及士塔士布（Strasbourg）情狀。……中國雖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法國失師丹（sedan）之故事」。法人認為莫大侮辱。

　　李、福得雙方政府授權後，五月六日，會於天津，談判十分順利。十一日，協議成立，通稱「李、福簡約」或「天津簡約」，法允保全助護毗連北圻之中國南界；中國撤回北圻駐軍；法國不索賠款；中國准其在南境通商，不問法越條約；約內不得有傷礙中國體面字樣；中、法於三個月內會訂詳約。此為中、法關於越事的第二次協議。

　　李與福祿諾談判之前，已說今昔事勢不同，難期辦到與寶海所訂草約，但望中、法劃界分守，滇境通商。北京大不謂然，上諭要他切實辨明越南為中國藩屬，杜絕滇境通商，不賠兵費，保全劉永福。命北圻各軍仍扎原處，派主戰最力的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會辦福建、南、北洋海疆事宜，授張之洞為兩廣總督。但是李、福簡約，除不賠兵費一項外，餘均未做到，不滿者愈眾。朝廷命李務須將藩屬、商務、界務於日後詳約內確切註明。

　　福祿諾在談判之時、要求華軍定期撤退，以便法軍巡邊，為李所拒。簡約訂後，福再以為請，桂邊華軍須於六月六日撤畢，滇邊須於六月二十六日撤畢。李在各方抨擊與朝廷命令之下，更不敢讓步，答稱俟詳約定後，再行商議，勸法兵勿急於前進。福以為原則上李已默認，即通知法軍司令接防。李僅函告總署，謂福臨行之時，提及派兵巡邊等事。詔不准稍退，倘法兵撲犯，惟有決戰。六月二十三日。法軍抵北黎（觀音橋），限華軍於三天內交出諒山。駐軍告以未奉明令，勸勿啟釁。由於譯文的詞不達意，法軍又十分驕妄，強行前進，戰鬥遂起，法軍慘敗，死傷近百。法方指中國破壞簡約，甚至另有陰謀。其實中國雖不滿李、福簡約，然並無決裂之意，仍願開議詳約，前方將領既未接撤兵命令，自不能擅自後退。

　　巴黎得知消息，至為激動，茹費禮電責李鴻章，法代辦謝滿祿亦向總署抗議。總署謂簡約並未將界務議定，亦無華軍應撤日期，衝突之責實在法方。謝滿祿要求立即退兵，總署稱可待新任法使巴德諾（Jules Patenótre）北來續商。謝滿祿不理，發出最後通牒，限華軍於七日內撤退，賠款二萬五千萬法郎（一千二百五十萬兩）。總署覆稱現已開始撤兵，惟不能賠款。此時法軍艦已至福州，巴德諾在上海面告赫德，在中國撤兵及允賠軍費的條件下，願在上海與中國商訂詳約，否則將據地為質。北京答應一個月內撤兵，派兩江總督曾國荃與巴德諾會議。七月二十八日，會議開始。曾的使命為商談詳約，越南須照舊封貢，劉永福部由中國處置，分界應設甌脫地，通商限於雲南保勝，賠款萬不能允。巴德諾堅持先議賠款，限七月底解決，然後照李、福簡約，訂立詳約。三天之後，曾根據李鴻章的來電，願以撫卹名義付給五十萬兩，巴德諾拒不接受，會議破裂。八月二日，巴德諾聲言自由行動。

　　四、福州、台灣、諒山之役

　　法國早有佔領中國沿海土地，以迫使北京屈服之議。七月中旬，法艦在閩海出現，八月五日砲擊基隆，佔領海口，為督辦台灣軍務的劉銘傳所逐退。福州為法艦攻擊的主要目標，負責福州海防的張佩綸於法艦之來，束手無策。李鴻章、曾國荃不滿於以往張佩綸的主戰，復為了自固，不肯應援；粵督張之洞雖與張佩綸一氣，然有心無力。基隆戰起，總署除抗議外，並請各國公評，均無裨於事。李鴻章認為法國不致為要索賠款而開戰，巴德諾則宣稱決以兵力迫中國照辦。八月十九日，謝滿祿再發最後通牒，限二日內允賠款八千萬法郎，總署仍然拒絕，遂下旗出京。

　　法國海軍以進攻基隆不逞，改由海軍提督孤拔在福州行動，破壞馬尾船廠。此時駛入福州馬江的法艦九艘，共一萬四千五百噸，大砲七十七門，中國大小兵船十一隻，九隻為木殼，共六千五百噸，大砲四十五門。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五十六分，遭法艦突襲，中國海軍勇猛抵抗【註：曾留學美國、日後成為傑出鐵路工程師的詹天佑，時在「揚武」艦任職，參與是役，表現極為優異】，沉沒兵船七艘，官兵一千四十人死傷十分之七，張佩綸狼狽而逃。法國損失魚雷艇一艘，死傷二十人。戰鬥僅三十分鐘，一說七分鐘。福建艦隊覆沒，船廠砲台繼被轟毀。

　　月餘以來，中國人心憤激，輿論力主與法國一戰。八月二十六日明詔宣布，旋派左宗棠督辦福州軍務。張之洞、彭玉麟告示廣東沿海居民及越南、南洋華人共起抵制法人。廣州、佛山、潮州等地法人逃往香港。香港華工拒為法人修船及搬運貨物，被英國當局拘捕責罰，激起罷工、罷市，海外華僑紛紛捐款助餉。

　　孤拔突襲福州獲逞後，擬轉向華北，奪取威海衛、旅順口。法政府不欲戰區擴大，以免招致各國的干涉，影響李鴻章的地位，增加法軍補給的困難，決定待佔有基隆，再作計議。劉銘傳在台灣的兵力不多，器械不利，接濟不易，制海權全在敵人之手，處境極為艱險。但他善用地方之力，官民一心，人人感奮。基隆在敵炮射程之內，難於防守，自行將煤礦破壞，以免資敵，再將駐軍後撤，集中滬尾（淡水）。基隆後路有險可守，滬尾、台北之間，道路平坦，一有意外，則全局瓦解。十月一日，法軍奪據基隆，八日登陸滬尾，為湘、淮軍及台灣團勇所敗，這是中法戰爭期間，中國的一大勝利。孤拔知攻奪台灣不易，改採封鎖政策，此舉確使台灣感到威脅。各省竭力接濟，南北洋亦派艦赴援。十二月，以朝鮮發生亂事，戰鬥力較強的北洋快船中途調回，僅有南洋五艘南去。一八八五年二月，駛抵浙江海面，被法艦邀擊，沉沒二艘。以後對台灣的增援，只能潛渡。三月，基隆法軍西犯，擬取台北，湘、淮軍及團勇奮力以拒，激戰四日，法軍以傷亡頗大，未再深入，成相持之勢。同月，孤拔佔領澎湖，加緊對台封鎖。

　　北圻為雙方主要戰場。八月初，華軍已奉令撤退，上海會議破裂後，復折回原防。十月，東路法軍向桂邊攻略，桂軍兩路俱敗，法軍亦無力續進。西路法軍因滇軍及黑旗軍圍攻宣光，僅能固守。一八八五年二月，東路法軍萬餘再向桂邊前進，諒山不守，鎮南關繼陷，提督楊玉科戰歿，廣西大震。法軍意在示威，焚掠後南退諒山。西路法軍尋亦解宣光之圍，敗滇軍及黑旗軍。華軍之敗不全由於器械不利，主要原因為號令不一，士氣不振。詔嚴飭各軍反攻，在新自廣東來援的提督馮子材指揮之下，聯合王孝祺、蘇元春、陳嘉、王德榜、蔣宗漢各軍約一萬餘人，主動出擊。三月二十四日，七十老翁馮子材躬親陷陣，大破法軍於鎮南關，繼續前進，二十九日克復諒山，傷法軍統領尼意立（de Neglir），斃法軍數百，恢復原有陣地，是為諒山大捷。約在同時，西路滇軍亦積極反攻，法軍陷於苦戰。

　　五、越南喪失

　　列強對於中、法之爭，因利害不同，態度亦殊。俄、日惟恐天下不亂，以便趁火打劫。美、德、英不願法國過分得逞，並欲加強對中國的影響，均曾從中調處。美國的初步試探遭到法國的謝絕。及觀音橋衝突發生，英國復應清廷之請，再作努力，仍無所成。福州戰後，李鴻章轉與德國相商，德國不甚熱心，德外長僅於形式上一度約中、法兩使會晤，自無結果。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曾以私人身份有所活動，總署以英為埃及問題與法不睦、謀與英同盟未成，但英為商務利益，不欲中法戰爭繼續，因試行斡旋。法要求中國撤兵，承認天津簡約，允法國佔管基隆、滬尾。中國堅持越南入貢，中越分界，無法妥協。

　　法國之拒絕國際調處，原以為在軍事壓迫下可使中國完全就範，然不如預期的順利。北圻陸戰始終未獲決定性的勝利，福州海戰雖捷，並不光榮，且受阻於滬尾，不得已而封鎖台灣。不意引起英國的指摘，認為中法已正式交戰，不准法艦在香港停泊、添煤、修理。一八八五年二月，法宣布所有運往廣州以北各口岸的米糧均視為違禁品，企圖斷絕北京接濟。往來上海以北的糧船，多為英、美所有，英國立即表示，如英船被扣，將武力抵抗，法國進退維谷。至於中國，自知處境與國力皆難與法國敵對，不惟李鴻章力主早日收束，恭親王的態度亦復如是。慈禧之罷斥恭親王，出於憎惡忌恨之心，無關於對法政策。代替恭親王當政的醇親王的外交意見，雖素與恭親王參商，及身當其任，亦不得不多方衡量。福州之戰，張佩綸的表現極為不堪，清流黨不再放言高論，主戰派的氣焰頓挫。慈禧惟恐法國海軍北犯，所謂宣戰乃出於無可如何，強顧顏面的表示。跟著朝鮮亂事爆發，中國大有陷於日、法夾攻之勢。李鴻章愈感日患大於法禍，朝鮮重於越南，必須先了法事，方可一力對日，最少亦不致法與日結。復次，台灣勢若危卯，以之與越南相比，一係海防要區，且為郡縣，一為邊遠藩封；台灣尚屬完璧，越南幾已全部淪沒。審量事勢，權度輕重，惟有圖保台灣。倘戰事延長，大局將益不堪問。總之中、法各有弱點，對於英、日的動態，各有顧慮。

　　赫德對於調解工作始終不懈。一八八四年底，總署對他所擬方案，表示可以接受。赫德遂命總稅務司駐倫敦委員金登幹，以交涉釋放在台灣洋面被法艦扣留的海關巡船為名，赴巴黎商談。一八八五年一月起，金登幹頻晤茹費禮，提出赫德的建議。一為中國批准李、福天津簡約，法不另作要求；二為立即停戰，解除台灣封鎖；三為會議詳約，定期撤兵；四為金登幹有權先訂草約。經金登幹與法國外部司長畢樂（A. Billot）續議，將草約即休戰協定商就，三月二十二日獲得總署的同意。八日後，諒山敗訊傳至巴黎，國會不信任內閣，茹費禮辭職。同日，赫德來電，謂中國已接受草約。茹費禮仍欲於任內完成和議，四月四日由金登幹與畢樂將草約簽字，接著談判詳細和約。北京方面並不因諒山之捷改變態度，李鴻章謂「此時平心與和，可無大損」；曾紀澤亦稱「如能和，中國極體面，稍讓亦合算」。遂宣示中法言和，停戰撤兵。張之洞力言不可撤兵，上諭謂草約已經畫押，斷難失信，「現在桂甫復諒，法即據澎，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台隸我版圖，援斷糧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為計？」頗能道出當局者於軍事勝利後仍然謀和的內情。

　　四月中旬，北京批准李、福簡約，法國解除台灣封鎖，桂、滇軍及劉永福部撤回。六月九日（四月二十七日），法使巴德諾與李鴻章將在巴黎已談妥的和約在天津簽訂，即「越南新約」：雙方各自解散，驅逐匪徒（黑旗軍），法軍不侵中國邊境，並保他人不犯，中國不派兵赴北圻，越南華人受法保護；法、越訂約，不得有礙中國威望體面；公勘邊界，開埠通商；中國如創造鐵路，應向法人商辦相助；法人退出台灣、澎湖。劉永福初不肯內撤，岑毓英、張之洞再三相勸，方行入關，所部三千人陸續遣散，或由滇軍收編。

　　這次的條約與李、福簡約無甚出入，一年來的戰爭近乎毫無意義。法國雖未得到賠款，但終於達到兼併越南的目的。中國除喪失了唇齒相依的越南，法國的勢力進入了雲南、廣西，取得了在中國築鐵路的優先權。閩海艦隊之被摧毀，證明二十年來之所謂自強，毫無實際，中國仍無力自衛。諒山之役雖曾獲勝，而不敢繼續進攻，又證明中國缺乏戰鬥決心，重啟侵略者的輕視。

　　六、英滅緬甸與始侵西藏

　　經過中法戰爭，越南之外，另一藩屬緬甸繼之喪失。舐糠及米，遂及於對外尚鮮接觸的西藏。

　　十九世紀中期，緬甸已為英國的囊中物，亦為進入中國後門的捷徑。法國在越南得手後，一八八五年，又自緬甸取得種種特權。英國印度總督決採對抗行動，藉口緬甸政府扣留英商木材，實行干涉，派軍艦自仰光溯伊洛瓦底江北上，兩週之內，進至緬京曼德勒，俘緬甸國王。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宣布緬甸屬於英國。

　　清廷對英、緬之爭，一如對法、越之爭，初不聞不問，及馬嘉理事件發生，始行注意。李鴻章要求威妥瑪，以後英、緬問題，須先知照中國。一八八四年，以英國謀緬愈急，曾紀澤建議招降緬北土司，推廣邊界。總署為越事所困，不敢採納。英國行將進兵緬京之時，始令曾紀澤提出質問，主由中國調處。英稱英軍行動在伸雪緬甸對英人的虐待，一俟目的達成，即與中國共商善後。曾紀澤以緬甸與中國關係，疏於越南，在交涉期間，不明言緬甸為中國屬邦，只說是貢國。又因緬甸命運難望挽回，如英實行併吞，中國可佔有八莫，以固滇邊。總署希望英國保存緬祀，續向中國朝貢。英國初表同意，允另立緬王，管教不管政。後又變議，主由緬甸總督照緬王舊例，遣使呈議。曾紀澤仍請「存緬立王」，並將伊洛瓦底江劃歸中國。此項建議，不惟英國不許，總署亦以分界關係綦重。且中國以中、英西藏糾紛已起，緬甸朝貢有名無實，近年已在若存若亡之間，欲先了緬事，再處理西藏問題。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與英訂立「緬甸條約」，緬甸當局每十年循例向中國進獻方物一次，勘定中緬邊境通商章程。從此中國與緬甸的宗屬關係不復存在。

　　中法越南條約亦有勘界通商的規定，因之有一八八六及一八八七年的「中法越南邊境通商章程」及「界務商務專條」，開廣西龍川、雲南蒙自、蠻耗（後代以河口）為商埠，中國西南境如有新的利益許予他國，法國同樣享受。又規定中國得於河內、海防設置領事，法國按照西例優待華人。法國一再推拖，迄未做到。一八九四年中、英訂「滇緬境界及通商條約」，開雲南蠻允為商埠，雲南遂成法、英角逐之場。

　　英國圖謀西藏。始於一七七四年的要求通商，此後百年，無何發展。中英「煙台條約」，允英派員入藏，為藏人所拒，齟齬遂起。中英「緬甸條約」將前款作罷，日後酌察情形，再議西藏與印度商約，但日久未成。屬於西藏的錫金（哲孟雄），早為英人所控制。英人停止入藏後，一八八七年，藏兵進入錫金。翌年，印度英軍來攻，毀藏兵營房，佔有錫金全境，連陷西藏春丕、亞東等要隘。清廷自始即令西藏退讓，藏兵既敗，由駐藏幫辦大臣升泰會同總署所派海關稅務司赫政（James H. Hart，赫德之弟），與英代表談判。一八九○年，訂「藏印條約」，錫金歸英國保護，重訂錫金境界商務。一八九三年，根據這個條約，再訂「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條約及續約」，開亞東為商埠，仍係赫政經手。中國失去了錫金，英國的勢力初步進入西藏。藏人愈惡英人，不准亞東開市。

第三節　朝局再變與續圖富強

　　一、慈禧的第二次政變

　　自一八六一年來的二十餘年，中國繼續在內亂外患的困擾中，其得以勉強渡過大難，是因為地方督撫尚能振作，中樞執政大臣，相與配合，慈禧並非唯一的權力人物，尚不敢肆行無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為左右中國命運的列強利害不盡一致，互相牽制，任何一國不能單獨行動。慈禧原是一個仇外者，英、法軍進入北京前後，據說她曾主盡殺洋人。及中外和議成立，仍勸咸豐再與英、法開仗。其後為奪取政權，不得不結納頗得外人好感的恭親王。恭親王倡行新政，既多出外人的勸導，她又不得不降志以從。但是恭親王終不能滿足她的權力慾，屢予裁抑，必去之而後快。

　　恭親王的異母弟醇親王奕譞，秉性憨直，對於恭親王的煊赫權勢不免妒嫉，尤不滿其對外措施。一八六九年，曾主驅逐洋人，激勵紳民，打毀天主教堂，天津教案盛傳為他所主使。事後因懲兇賠款，憤請辭職，斥「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為務」，恥與同列，並謂「欲盡君臣大義，有傷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義」。夷務之無起色，由於「辦夷務之臣即秉政大臣，諸事有可無否所致。……常有萬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後請旨集議，朝廷勢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實盛世不宜有者」。慈禧正要利用他以對抗恭親王，溫諭慰留。恭親王大為不安。

　　光緒繼統，醇親王為了避嫌，自請開去差使。恭親王亦謂昔為父子，今為君臣，如仍值朝列，於禮不便，應令歸邸第。不無排擠之心。但醇親王貴為皇父，無形的影響仍大。慈禧復有意籠絡優崇，每遇國防外交大事，皆命以親王身份預議。他的發言，常具有決定作用。一八七六年，文祥病卒，恭親王形單勢孤。一八八○年，慈禧的太監違禁攜物出宮，與護軍互毆，慈禧定要嚴懲護軍，與恭親王發生激烈爭辯，嫌隙愈深。慈安太后平時不多所可否，惟遇重要之事，仍可從中協調。一八八一年慈安去世，恭親王與慈禧之間失去了緩衝。

　　恭親王年逾五旬，飽嚐憂患，無復早年的豪氣，與慈禧同樣好貨。越南事起，清議激昂，慈禧、醇親王隱為護持。他與李鴻章成為指責的目標，益使其前瞻後顧，舉棋不定，忽戰忽和。慈禧召見之時，恭親王反以慈禧五十生辰演戲、進呈禮物等淺俗末節之事瀆請，不僅為慈禧所輕鄙，同僚翁同龢亦譏其瑣屑，缺乏識量。於是樞臣奉職無狀的彈章隨之而上，慈禧即以「邊防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相責。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恭親王再遭譴懲，與全體軍機大臣悉被革罷，代之以禮親王世鐸及醇親王的親信工部侍郎孫毓汶等，遇有緊急要件，會商醇親王辦理。至於總署，醇親王久謂辦理夷務之臣應與秉政之臣分開，二天后，命貝勒奕劻管理。

　　慈禧宣布黜懲恭親王的理由是軍機處為用人行政樞紐，恭親王「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謂其簠簋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所說雖非完全無因，其實不過是表面口實。新任的軍機大臣更等而下之。經驗、才識、資望，遠不能與舊任相提並論，貪鄙且尤過之。詔下之日，朝野驚愕，謠傳騰起。原劾恭親王之人，亦謂越南正有軍事，不宜概易生手，「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出其右」，請仍令在軍機處行走。另有一位御史謂恭親王等多為二十餘年親舊，有贊佐之功，縱有小過薄愆，面加戒飭已足，今則以為舉不足信，一朝俱罷，實難服天下之心。醇親王並非明達有為之人，禮親王復懵懂不曉世務，大權落於孫毓汶之手。從此事事專仰慈禧鼻息，「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以往清流黨喜於言高論，君臣尚略有顧慮，現在清流黨的魁杓李鴻藻被罷，張佩綸、陳寶琛等外放，不久落職。中法戰後九年，內外無何重大戰亂，以為天下太平，諸事日益廢弛。

　　總署與軍機處為平行機構，舊有總署大臣多由軍機大臣兼領，彼此一氣，現在總署成為軍機處的隸屬。新任大臣大半不兼軍機大臣，包括總管大臣奕劻。奕劻（一八三六至一九一六）為遠支宗室，既乏赫赫之功，又從未涉足洋務，名望能力皆無可述。他自知難以勝任，瀝陳種種窒礙。一為上下之情易隔，遇事不能隨時請旨；二為中外之隙易生，外人將對總署輕視；三為樞臣辦理洋務必至隔閡，事理必至掛漏；四為總署與疆臣勢將呼應不靈，甚或受到各方藐忽。洋務為當前大端要政，重洋務必須重視總署，總署之權必不可輕，軍機兼理之法必不可改。樞臣秉國之鈞，焉可不明洋務？樞臣不兼及洋務，不成其為軍機大臣，總署不責成樞臣，亦不成其為總理衙門，所以軍機處與總署斷不可分。但是慈禧與醇親王認為以不合為上。此後十年（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總署大臣約為九或十人，其中兼軍機大臣者不過二、三，奕劻不在內。直至中日甲午戰爭，恭親王復起，總署與軍機處的關係始再恢復。

　　慈禧與恭親王在明爭暗鬥、貌合心離之下，尚能勉強相處二十餘年，而與醇親王共事不久，即生嫌隙。慈禧揮霍無度，嗜利好貨，為之通關節的為宦官李蓮英，醇親王嘗有諷勸，漸為慈禧所惡，憂憤成疾。一八八九年三月，光緒親政，仍受制於慈禧。翌年，醇親王再病，終於不起。

　　二、北洋艦隊的成立

　　一八七五之興辦海軍，係以東方新興的日本為假想之敵。一八八二年，李鴻章鑑於日本的步步進逼，中國兵船僅可扼守海口，難以決戰大洋，且分駐數省，號令不一。不似日本之統歸海軍省節制，呼應一氣。萬一中日有事，勝負不易逆料，除在德國訂造「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外，須再添購新式快船為輔佐，中樞與地方合謀，方可成一局面。年餘之後，再請統一海軍事權，設立海軍部，置北洋水師提督，延聘洋將。時中法戰爭已起，陸戰尚互有勝負，海戰則一再失利。戰後痛定思痛，決大治水師，續購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正式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總理，慶郡王（奕劻）及李鴻章會同辦理，漢軍都統善慶，兵部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所有水師悉歸節制調遣，先練北洋一支，由李負責。十一月，第三批海軍學生赴英法。「定遠」、「鎮遠」及「濟遠」三船到大沽。

　　海軍衙門設置的前二日，李鴻章電促前被英國召還的琅威理再來。赫德恐中國海軍受德、法或美人控制，亦去電懇勸，並請英外部敦促。琅威理要求採行英制，僱用英人，授以訓練全權，得李同意後，於一八八六年三月到津。五月，醇親王、李鴻章校閱水師操練，李意氣至豪，琅威理獲授海軍提督銜。八月，北洋艦隊游弋朝鮮洋面，轉赴日本長崎，與日本巡捕衝突，各有死傷。琅威理請對日開仗，李鴻章持不可，互給撫卹了事。有謂如用琅威理議，一舉而挫日本艦隊，以後的中日海軍強弱，必大不同。一八八七年，「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自英、德駛至。翌年十二月，北洋海軍成，丁汝昌任提督，前在英留學的林泰曾、劉步蟾任左右翼總兵，各艦管帶亦多為留英學生。除已竣工的大沽軍港外，旅順、大連、威海衛均在興建、佈置。琅威理主再經營膠州灣。以力有不逮而未果。旅順最具規模，一八八○年著手佈置，船塢由法人承辦，砲台由漢訥根主持，一八九○年工竣。

　　北洋艦隊共有大小兵船二十二艘，其中十二艘購自英國，五艘購自德國，餘為自造，另有練兵魚雷艇各若干，約計四萬噸，炮一百二十餘門，官兵四千餘人，以「定遠」、「鎮遠」兩艦為巨擘，各七千餘噸，次為「經遠」、「來遠」等五艦，各約二千數百噸。成軍前數月，李鴻章從琅威理及各將領之議，請續購戰艦，曾紀澤亦有建白，均不獲採納，曾紀澤且受同僚旗人傾害，抑鬱而卒（一八九○）。一八九一年五月，第二次校閱後，李稱旅順船塢已成，軍艦有了歸宿根本，大連、威海衛砲台行將完工，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拔之勢。但實際情形並不如他說。前此戶部以籌款困難，主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李的左右勸他奏駁，不論允否，亦可披露心跡，李不之從，怕的是有違慈禧之意。時慶親王奕劻主海軍衙門，更難期有所獻替，北洋海軍發展，陷於停頓。

　　海軍餉絀，原因不一，慈禧移用巨款於園庭修建，關係至大。初以創立海軍之時，傳說李鴻章命人托李蓮英轉告慈禧，將來圓明園工程可併入辦理。圓明園計劃作罷，又議改修禁城附近的三海。李鴻章之經營北洋海軍，是為鞏固京師門戶，醇親王意欲自行掌握，並趁便以修三海，逢迎慈禧。一八八六年，囑李以創建京師水操學堂名義，借款百萬兩。李以越事為人所不諒，恐蹈恭親王后塵，唯命是從，即作為海軍經費開支。三海並不能令慈禧滿足，定要仿照圓明園的規模，別營頤和園，以「頤養天和」。一八八八年三月，正式宣布興建，三年竣工，用款由海軍經費挪墊，且曾藉動出使經費。究竟提用幾何，說者不一，有云一千五百餘萬兩，有云二千餘萬兩，有云三千餘萬兩，雖不可能如此之多，而是年李請續置兵船之未成，三年後丁汝昌復主從速添船換炮之未獲准，不能謂與園工無關。翁同龢所謂「以昆明（頤和園湖名）易渤海」，即指此而言。一八八六年北洋新到各艦的維持費，尚須依賴借款。南洋艦隊更不必言，是後未再增一船。

　　人事為北洋海軍另一癥結，重要職位多為李鴻章的鄉人或舊屬所踞。丁汝昌不諳海軍之學，總兵以下，大都對他無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長，惟十分自負。初次任海軍總查之時，即爭指揮之權，二度再來，雖仍勤於職守，而驕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為劉步蟾所忌，往往與之為難。一八九○年，外人已屢謂北洋海軍缺乏紀律，琅威理受中國軍官挾制，不能控馭。是年北洋艦隊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艦，琅威理與劉步贍、林泰曾為懸提督或總兵旗號事，互爭不下。李鴻章左袒劉、林，琅憤而辭職。英政府拒李之請，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職旅順英員，甚至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琅去而北洋海軍風紀愈壞，官多攜眷陸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以至吞沒軍餉，丁汝昌無如之何。至於負責艦隊軍火供應的人員，更是弊端叢生。

　　此一時期的陸軍改革，除了開辦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外，無其他積極措施，大約以為有了海軍，海防鞏固，陸上即可無虞，而且各軍多已採用洋槍、洋操，不必急急其他，同時財力亦不許海、陸軍並建。

　　三、台灣建設

　　日本犯台，促成了中國海防的積極建設，亦促起了朝野對於台灣的重視。就地理上說，台灣關係海防極大，一有意外，全局牽動。過去兩百年的消極政策，斷不能應付當前及今後的情勢，躬蒞其境的沈葆楨曾說：「彼（日本）退吾備益修，則帖耳而去；彼退吾備遂弛，則又抵隙而來。」「台地向稱饒沃，久為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耽耽而視，……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係非輕。」台灣善後，絕不容緩。所謂善後，實即創始。沈初到台灣，即修建砲台，為治標工作，其後從事基本經營，作長治久安之計。

　　沈的主要措置，一為開山撫番，藉衛地方，以弭內憂。開山工作為修通道路，沿途築堡、設屯。撫番工作為安撫良民，平服凶逆，清查番戶，安定番業，設立番學。二為招徠墾戶，廢除內地渡台禁例，設招墾局，內地來台者免費乘船，到後官給口糧、土地、耕牛、農具、種籽。三為增置郡縣。於原有的一府、四縣、三廳外，南部添設一縣，中部、東部各添設一廳，北部添設一府、三縣、一廳【註※】。四為推行新政。沈未來台灣之前，已派員勘探基隆煤礦（一八六八），到台之後，經營益力，聘用英國礦師，再行勘查，添置機器。又備置輪船，行駛閩、台之間，準備以台灣為將來南洋艦隊的基地。此均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之事。

　　※註：原有台灣府（台南），台灣（台南）、鳳山（高雄）、嘉義、彰化四縣，淡水（新竹）、葛瑪蘭（宜蘭）、澎湖三廳；新添南部恆春縣，中部埔里廳、東部卑南廳（台東），北部台北府，淡水（台北）、新竹、宜蘭縣及基隆廳。

　　繼沈葆楨經營台灣的，以丁日昌為重要。一八七五年丁任福建巡撫，幾乎是以全力籌劃台灣建設，認為購鐵甲船、練水雷軍、槍砲隊、造砲台、開鐵路、立電線，皆屬應辦之事。基隆煤礦開採已有端緒，硫礦、煤油、樟腦、茶、鐵亦當逐漸招商開拓。惟籌款不易，李鴻章勸他先專力路、電、礦、墾。基隆煤礦有了改進，中國最早的電線在南部架設，聯貫南北鐵路亦在計劃。

　　首發台灣建省之端，而奠其基者，為沈葆楨，十年之後，終於實現，此為中法戰爭所促成。戰爭期間負責台灣軍事的劉銘傳具有進步的觀念，一八八四年十月，被授為福建巡撫。中法戰事甫了，他自請開缺，以便專心經營台灣。中樞及李鴻章因此次戰爭的教訓，即決心大治海防，於是一面命劉留台，一面由李添置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設立海軍事務衙門，與台灣改建行省的上諭同時頒發，即以劉為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作為富強的基礎。他採行的政策，與沈葆楨、丁日昌無大出入，而成就過之。除改進番人經濟、教育，調整行政區域外，一是整頓財政。首先清丈地畝，重定賦則，使豪室之家不得隱匿霸攬，胥吏無由朘削，人民負擔平均。台灣原額賦銀為十八萬兩，今則達六十七萬兩。次為清理稅收，由九十萬兩增至二百餘萬兩，最後與田賦合計為四百餘萬兩，台省之財，足供台省之用。二是軍事建設。編練艦隊，雖力有未逮，陸防則大為增強，營建新式砲台，上架西洋大砲，配以水雷。所有防營，皆用洋槍，延洋員教練，並設機器局。三是舉辦交通實業。鐵路計劃為北起基隆，南達台南。台北、基隆之間，於一八九一年完成，台北、新竹之間，於二年後竣工，共長六十英里。輪船添置八艘，航行上海、香港，遠及南洋。電線南北聯接，及於福州、澎湖。郵政隨之開辦，較大陸的正式設立尚早。基隆煤礦，新購機器開採，並設煤油局。農產方面提倡水利、種茶、植棉、蠶桑。商務方面，招徠南洋華僑投資，獎勵對外貿易，建築台北商埠，創辦電燈、自來水。四是興辦科學工藝學堂。建設需要專門人才，開始暫用洋員，為永久計，必須自行作育。先立電報學堂，繼立西學堂，延英國及丹麥人為教習。此時全國設有公立新式學堂的不過四省，台灣為第五。

　　經過六年（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一）慘淡經劃，台灣步步前進。中國的自強運動已三十年，而以劉銘傳為最努力，在二十三省中台灣最具規模。

　　四、內外幹阻下的鐵路經營

　　一八八○年劉銘傳的鐵路計劃雖遭頓挫，李鴻章仍不願將此問題長期擱置，總望設法開示朝廷，並「使世人略知此種底蘊」。他首謀說服醇親王，藉以影響慈禧太后。醇親王表示可先試行煤鐵之礦、開墾之地，及屯軍設防口岸，再謀推廣。李為轉漕運兵便利，請先築沿運河一線，再及於京師至漢口一線。一八八三年，李復函總署，力陳欲求富強，舍鐵路莫由，「倘海有鐵船，陸有鐵道，國家真實聲望，始得樹立，外人斷不敢輕易動手」。不久中法戰起，無暇再議，及醇親王當政，李和他商討海軍問題時又談到鐵路。一八八六年，與唐胥鐵路有關的工程師金達向李建議，就唐胥鐵路分段延展。李得醇親王同意，設立開平鐵路公司，以曾留學英國的伍廷芳任總理，自胥各莊向西南修至閻莊，長約二十英里。開工後醇親王又與李商定延至大沽、天津，將來向東延至山海關，鞏固東北邊防，時為一八八七年。此路為官督商辦，改開平鐵路公司為中國鐵路公司。因招股不足，先後向英、德借款。一八八八年十月，全路通車。長約八十五英里，李曾試乘，十分興奮。台灣鐵路亦同時興造。

　　唐胥鐵路完成後，一八八一年英使要求中國如辦鐵路，須藉英款。不久法、美、德亦各有所請。一八八五年中法天津條約，許法國以辦理鐵路的優先權。唐山至津、沽的工程師既為金達，一切採行英制，英國實已佔先。李鴻章於通車後，立請再自天津接修至通州，名曰津通鐵路，向英國進行借款。為使慈禧、光緒得以親睹，先已於京師修了一條長約二英里的小鐵路，可謂煞費苦心。然仍不能杜反對者之口，引起了一八八九年一月一場軒然巨波。初反對的為幾位御史，最大的理由為鐵路有害於國，有害於民，其利僅在洋人。鐵路一成，險要盡失，通州密邇京師，又萬不可修築。正在此時，宮門被火，認為是天意示懲，不以鐵路為然。政府中有地位的尚書翁同龢、孫家鼐、軍機大臣孫毓汶等數十人，同聲請求停造。有的係由於政治上對李不滿，如翁同龢、孫毓汶，有的是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通州為運河終點，如運河為鐵路取代，一向倚靠漕運為生及借漕倉舞弊的，失其憑藉，所以反對者之中亦有倉場侍郎。把持天津至通州舟車之徒，及沿途以偷米吃漕為事的痞棍，更是極力滋鬧，反對者愈加有詞，詆李不恤民情，勢將引起意外。李十分憤慨，致書醇親王，謂：「辦天下事，貴實心，尤貴虛心，非真知灼見，不能辦事，亦不能論事。貴耳賤目，最是誤事。……所願當路諸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實情，勿徒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詔命海軍衙門及軍機大臣會商，並命沿海重要當局籌議。海軍衙門、軍機處及劉銘傳支持原議，兩廣總督張之洞別有新的方案。

　　張的方案為緩造津通鐵路，改築自蘆溝橋至漢口鐵路，以貫通南北腹地，使土貨可出、機械可入，不僅利商利工，鄉間農產與製作，亦得以遠行，又可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徵兵轉餉是矣。」利國與利民實相表裡，張之立論重點在民生經濟，同時亦及於國防，仍為富強兼顧。李一樣注意二者，惟規劃不及張之宏遠，認為須就力之所及，出之以漸。張反對借款購鐵，主自行積款製鐵。李並非根本不贊成張之建議，只說張的辦法過於迂闊，仍主購用外洋鐵軌，分南北兩段試辦。經費分商股、官款、洋債。朝廷大體採李的主張，一八八九年，調張為湖廣總督，命與李會同海軍衙門籌辦。但張的製鐵計劃非短期可成，李於此一鐵路又乏熱忱，仍謀修造東北鐵路津通線作罷，蘆漢線亦因之擱置。

　　近年日本對朝鮮窺伺愈急。俄國復有築西伯利亞鐵路之議。中國對東北邊防益為重視。一八九○年，李鴻章等議朝鮮事宜，其一即興辦鐵路。路線為自唐山東出山海關，至於瀋陽，以達吉林。一八九一年，派李鴻章為關東鐵路督辦。是年，俄國正式宣布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法國要求承辦關東鐵路，期與聯接。總署允將橋樑及車輛所需鐵料歸法商供給。所需之款初與奧國商洽為成，為顧慮俄國作梗，亦不便向英國借貸，不得已而緩修蘆漢鐵路。將每年原撥之二百萬兩，改用於關東鐵路，以金達為工程師。俄國終不願中國建築此路，又恐英國的勢力侵入東北，仍多方為難。一八九二年自唐山修抵山海關，翌年東至關外中後所（綏中），以中日戰起，所有鐵路一律停辦。無論如何，天津至山海關附近總算通車，為一八九四年前中國最長的一條鐵路，約二百英里，然已得之不易。

　　五、煉鐵及紡織工業

　　機器局、造船廠所需的煤鐵，俱來自外洋。一八七二年李鴻章已謂「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閩、滬各廠，日需外洋煤、鐵極夥，中土所產，多不合用，……無怪洋鐵銷售日盛」。開平煤礦解決了燃料問題，但不曾解決材料問題。中國鐵礦既未開採，煉鐵亦非咄嗟可辦，均要相當的時間與財力、技術。但槍砲製造，急不容緩。機器局須推廣設置，鐵的需要數量隨之而增。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戰爭尚在進行之時，左宗棠力言必須另開大的鐵礦，添置機器，從事煉冶，始可免向外洋購買。最後促成其事的為張之洞。

　　張之洞於一八八四年受命督粵，北圻前敵軍火多賴他接濟，不惜重金分向歐、美廣求利器，但十分艱難，種種吃虧。戰後決將廣州機器局擴充改新，自行採礦煉鐵、作根本之圖。廣東每年有相當數量的鐵器出口，他以為兩廣產鐵不少，廣東鐵質優良，不必再行開礦，即可設廠煉鐵，遂開始籌備。初擬修造蘆漢鐵路時，每年進口之鐵約值三百萬兩，如仍取之海外，則漏卮太多，主張先行積款、採鐵、煉鐵、教工，待新鐵之採日旺，舊鐵之煉日精，積款已足，路工已嫻，再行開建，朝廷從其所議。時張已向英、德定購機器，延聘礦師、洋匠。及張調湖廣總督，他的繼任者說是廣東的鐵砂不豐，財力亦難負荷，不主在粵建廠。既有此阻力，張得知湖北有大冶鐵礦可開，欲一手完成煉鐵事業，即請將所定機器移至湖北，廠址定為漢陽，時為一八九○年六月。此即日後舉世聞名的漢陽鐵廠的由來。

　　除原有的機器外，張之洞又自比利時添購，工程師中有英人亦有比人。漢陽鐵廠的主要任務為製造鐵軌，其後蘆漢線雖然暫時緩辦，關東線又開始興築。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鐵廠告成。一八九四年開始出鐵，每日一百噸。此時全亞洲皆無鐵廠，上海各報大事宣傳。究之實際，成本過高，品質又不見佳，並不能與洋鐵競爭。支援製造槍砲為漢陽鐵廠的另一使命，至一八九五年，尚無所成。統計六年內用款達五百數十萬兩。規模較上海、天津兩局為大。

　　五口通商以來，輸入中國的商品，在正規貿易中，以紡織品為主，第一為棉紗棉布，其次為呢絨，沿海地區先受到影響。左宗棠到西北後，以甘肅盛產羊毛，可用以織褐織毯。一八七一年設立蘭州機器局，除製軍火外，並自造機器，試製洋絨，進而添購絨呢機器，由上海德國洋行承辦。一八八○年成立機器織呢局，技師盡為德人。左離西北後，德人以合約期滿回國，織呢局鍋爐破裂停工，為時僅約三年。另一原因為成品的質量、售價均不能與洋呢相爭。

　　一八五六年以來，英商兩次謀在上海設立紡織廠未准。一八七五年，李鴻章有感於英國洋布輸入為中國耗財大端，亟宜購置機器仿織，期漸收回利源。不久天津、上海均有人願意承辦，獲得李鴻章的協助。一八八二年，李再向中樞陳述「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核計近年銷價，已至七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出口土貨，年減一年。進口洋貨以洋布為大宗，近年各口銷數至二千二三百萬兩。洋布為日用所必需，其價又較土布為廉，民間爭先購用，中國銀錢耗入外洋者實已不少」，不得不設局仿造，以分洋商之利。是年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享有十年專利權，這是第二個非軍事性的企業。曾任洋行買辦的鄭觀應為初期的主要籌劃人，但困難重重，中法戰爭的影響尤大。股本至一八九○年始行募足，有三萬五千紗綻，五百餘台布機。終因官為總辦，弊端叢生，三年後毀於火，損失不貲。

　　一八八八年，張之洞籌設廣州織布紡紗官局。張督鄂後，一如鐵廠，亦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織布局。一八九二年開工。有紗綻八萬枚，布機一千台。一八九四年又募集商股，開辦湖北紡紗局、繅絲局、製蔴局，與織布局合稱為湖北紡織官局。織布局為官辦，餘為官商合辦。張的願望是能將盈餘撥補漢陽鐵廠，亦即以民生工業所獲之利，作軍事工業的佐助，實際上未曾做到。

　　一八九一年上海又有一官商合辦而非官督商辦的華新紡織新局，此與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十年專利，只准他商附股，不准別行設局的規定，自屬違背。它之得以設立，是商人不信任官府，不願附股於官督商辦的企業，李鴻章或感於辦法有變通的必要，華新局的規模又不甚大，股東復為有力之士，如江海關道聶緝槼【註：曾國藩之婿】，所以特予許可。最後作為華盛機器紡織廠的分廠。

　　上海織布局被焚後，津海關道盛宣懷及聶緝槼奉李鴻章之命於一八九四年，在該局原址另行籌設。名曰華盛機器紡織總廠，仍為官督商辦，並於上海、寧波、鎮江等處招商分設十廠。預定總廠紗綻為七萬枚，布機一千五百台，各分廠二萬枚至四萬枚不等，布機二百至五百台不等。一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年共值銀二千五百萬兩（時進口紗布共值銀五千二百萬兩），仍享有十年的獨佔權，紗布如果出口，除關稅外，概免內地沿途稅釐。此一新的紡織廠，即由盛宣懷督辦。

第八章　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一八八五至一九○○）

第一節　日本挑釁求戰

　　自強運動的動機，一為對內，一為對外。對外實指西方國家，志在自保。一八七四年以後，日本亦為對象之一，甚而更為重要。其後雖經中法戰爭，仍時刻注意日本的動態，但仍係守勢。日本明治維新，高唱「尊王攘夷」，尊王是鞏固皇權，攘夷是防衛歐、美，所採亦為守勢。及維新稍有所成，則轉對中國，所採全為攻勢。中日遂不免一戰，亦為兩國新政的一次決賽。朝鮮當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之衝，所以爭端即起於朝鮮。

　　一、李鴻章的朝鮮政策

　　中國之重視朝鮮是為了東北的安全，因為東北的安全，關係北京的安全。十六世紀末年，日本之進攻朝鮮，目的在先據朝鮮，再圖東北，然後直下北京。明朝不得不全力赴援，日本未能獲逞。後以種種原因，明朝失去了東北，以致於亡，這段歷史清朝自然知之甚稔，決不讓其重演。日本圖謀朝鮮益急，中國防範益力。

　　俄國自取得烏蘇里江流域以東，與朝鮮毗鄰，亦生覬覦之心。甲申事變後，朝鮮外署協辦德人穆麟德雖為李鴻章所薦，並不忠於中國。可能是為了德國的利益，欲引俄東進，勸誘朝鮮聯俄。一八八四年俄、韓訂約，穆麟德因有促成之功，俄皇賜以勳章。俄國駐韓代辦韋伯（K. Waeber）與閔妃及朝鮮大臣相結，共謀排斥中、日。一八八五年二月，朝鮮與俄國在海參崴訂立密約，允俄人代為練兵，使用永興灣。不久消息外洩，最感不安的，中國之外，首為日本，次為英、美。日本自度尚難與俄相爭，如朝鮮入於俄國之手，不惟難再插足，日本本土亦將受到威脅，如朝鮮仍聽命中國，可不必畏懼，遲早終可為己所有，目前正不妨利用中國防俄。英國為阻止俄國南下，逕自佔領朝鮮的巨文島（Hamilton Island）。美國對朝鮮的態度，自始即與日本一致。朝鮮因中國的責難，不敢履行對俄密約，擬改聘美國將弁，俄國不許。日本駐華公使榎本武揚向李鴻章提出應付方案，大致為中日今後協議朝鮮外交與用人行政，由李責令朝鮮施行，遴派一幹練的中國駐韓大員，遇事與駐韓日使相商，斥退穆麟德改用美人，釋回大院君，以制朝鮮政府的親俄派。李雖不願日本過問韓政，但原則上已同意變通。

　　袁世凱於敉平甲申事變中，大顯身手，因日人誣其首啟釁端，統率中國駐軍的吳兆有亦不滿袁的專斷和露才揚已，多方排擠，袁不安於位，憤而歸國。但李鴻章對他深為賞識，獎勉有加，查辦韓事的吳大澂又代為揄揚，譽為「天下奇才」。及李決定釋回大院君，即命袁負護送之責，盛讚他「才識開展，明敏忠亮」，「足智多謀」，「膽略兼優，能持大體」。一八八五年十月，正式派為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委員，由同知升為知府，加三品銜，從此中韓關係轉入另一階段。李為決策人，袁為執行者。李將此獨當一面的重任，付之與一位不滿二十七歲的青年，可算是破格用人。

　　閔妃與大院君結怨已深，對於大院君的歸來，極力抵制，大院君終不能恢復舊時權勢，反加重親俄派對中國的怨懟。今後數年李、袁之所以仍能有所施展，是由於日本的暫時放手，與英國的支持。李與榎本諒解成立，即致書朝鮮國王，勸勿認海參崴密約，委任美人練兵，罷斥穆麟德，重用親華派大臣主管外交、軍事、財政。穆麟德撤職後，朝鮮允以中國海關副稅務司美人墨賢理（HF Merill）為稅務司，前任天津美國領事德尼（ON Denny）為內務府協辦，均為李所推薦。穆麟德逗留不去，繼續播弄。袁揭發俄國詭計，誡告韓王，逼走穆麟德。一八八六年，韓王又密函俄國保護，袁聲言將興師問罪，李亦準備於必要時實行廢立。朝鮮君臣一再辨白密函出於偽造。俄國以對英國有所顧慮，保證不佔朝鮮土地。李、袁分說韓王，勿持兩端，固依中國，改革內政。

　　美國雖無侵佔朝鮮土地之意，而所採政策，則不利於中國。駐韓美代辦福久（CC Foulk）嘗散佈指摘袁世凱的消息，袁授意朝鮮外署駁斥，要求美國撤換。對於倡導朝鮮自主的德尼亦極不滿。北京美使質問總署，袁在朝鮮究係何種職位。英國與中國合作無間，不在漢城設置使館，但置領事館，受北京英使館節制。墨賢理之任朝鮮海關稅務司，係赫德直接委派，無異將朝鮮海關納入中國海關行政範圍。一八九○年，朝鮮謀以美人李仙德為稅務司，赫德令現任稅務司拒絕交付，遇事與袁商辦，聽其指示。

　　袁為權力慾極強的人。據張謇說，袁初至朝鮮，即有統治朝鮮之心。甲申亂平，他曾建議李鴻章乘此時機，派遣大員，統率重兵，代理內治外交。不到一年，他成了中國在朝鮮的最高權力人，不僅負責商務，兼主外交，朝鮮內治亦須與他相商，一切居於指導監督的地位。朝鮮大臣遇事須向他請示，或召來曉諭；或逕見朝鮮國王。他不常參與各國外交官的會議，以示身份不同。美、日均有煩言，李鴻章則說理應如此。一八八七年朝鮮受德尼教唆，自行派使分赴美國及英、德、法、俄、義。袁謂派使須先向中國請示，到任後受中國使臣節制，並追回私自啟程赴美的使臣朴定陽。最後李鴻章准以屬國體例派遣，朴定陽不肯遵照。在袁壓迫之下，德尼去職，朴定陽召回，前往歐洲的使臣中途而止。李鴻章並非忘了他過去勸朝鮮與西洋通好的政策，而是通好須透過中國。

　　朝鮮一再舉借外債，袁要求今後借款須得中國同意。他與赫德主張歸中國承擔，由在韓華商出名借與，實際是中國政府撥付，在朝鮮關稅內扣償。近十年來，日本幾獨佔朝鮮對外貿易。一八八七年起，華商日漸抬頭。次年招商局輪船開始往來於上海、仁川之間，中國政府不惜給以補貼，仁川至漢城亦有華商小輪航行。奉天至漢城、釜山電線歸中國電報局貸款架設，他國不得另設。朝鮮自設的漢城至元山電線亦歸中國管理。

　　朝鮮以袁世凱每事干涉，有如監國，面從心違，屢請更調，美國有同樣要求，均為李鴻章所拒。李向中樞稱袁實心任事，操縱得宜，晉升為道員。一八九二年復盛讚袁的功績，說他「先正藩屬之名，以防其僭越，復籌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體制所繫，利害所關，或先事籌劃，或當機立應，或事後補救，無不洞中竅要。……其國中之事，纖悉皆聞」。袁的成就亦即李的成就。不過李、袁所為，消極的防範干涉多於積極的輔導啟迪，但知維護中國的宗主權，漠視了朝鮮的自尊心，不僅朝鮮君臣愈為離心離德，日本更不甘長期坐視。

　　二、日本的決心

　　一八八五年，日本已有人主張為朝鮮與中國一戰。伊藤博文以為不可冒昧；中國發奮圖強，皆是空言，日本應先努力內部建設，再看中國情勢行事。一八八七年，日本參謀部擬定一「征討清國策」，一旦對華作戰，以主力進攻北京，分兵略取長江，最後割取遼東半島、山東登州、舟山群島、台灣、澎湖及長江兩岸，再分裂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甘肅、華北、江南。以五年為準備時期，相機發動。一八九○年，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的施政演說，指朝鮮、東三省、台灣悉在日本「保護利益線」之內。一八九二年，日本的擴軍計劃完成。第二年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親至朝鮮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偵察。一八八五年李鴻章曾說，日本富強，尚須十年左右，目前可望無事。現在去十年已不太遠，中國依然故我，日本的國力則大有可觀，遂決志尋釁。

　　朝鮮君臣對李、袁的舉措雖常生違言，但尤銜恨日本。一八八九年，朝鮮某地歉收，禁止豆、糧出口，日本要求撤銷，賠償日商損失。一八九三年，發出最後通牒，首相伊藤博文直接對李恫嚇，將對韓絕交。朝鮮允許賠款。

　　金玉均的被刺，加重了日、韓的惡感。甲申事變後，金玉均、朴泳孝亡命日本，繼續謀奪取政權，朝鮮要求日本拘辦被拒，計劃實行暗殺，袁世凱預聞其謀。一八九四年三月，金玉均為韓人洪鍾宇誘至上海，被刺而死。朝鮮不理日使勸告，將金屍凌遲。在東京謀刺朴泳孝的另一韓人逃入朝鮮使館，被日警拘捕，韓使憤而返國。日本輿情甚為激動，謂金玉均的被刺戮屍，出於中國的主使，對日本為莫大污辱，應斷然與中國宣戰。日本當局認為理由有欠正大，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唆令以侵略中國為職志的「玄洋社」另行製造口實。

　　東學黨為朝鮮的一個宗教性團體，有排外色彩，遭政府禁止。人民以不堪苛政，仍相率加入。一八九三年，東學黨請願弛禁，官府迫害愈烈，遂聚眾大起。朝鮮政府一面宣撫，一面向袁世凱請援。時傳金玉均與東學黨勾結，袁速電李鴻章告急，東學黨旋即解散。一八九四年二月，東學黨再度舉事，傳檄四方，「逐滅夷倭」，痛斥官吏虐民肥己。四月，日本軍人前來活動。五月，玄洋社組織「天佑俠團」，對東學黨煽惑接濟，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為這是恢復日本在朝鮮勢力的良機。六月二日，得知朝鮮已請中國代為平亂，決定不問中國以何種名義出兵，日本亦將派遣相當軍隊，以示不惜訴諸武力的決心。陸奧訓令即將回任的駐韓公使大鳥圭介，軍事採取主動，外交採取被動。六月十日，大鳥率陸戰隊四百餘人入漢城，控制朝鮮首都，海軍隨之動員，以保海上交通。

　　日本惟恐中、日在韓軍事對抗之局不成，六月三日，日本駐韓代辦及天津領事分向袁世凱、李鴻章表示，希望中國及早派兵為韓平亂。一向精明機警的袁，以為日本似無他意，李亦深信不疑。駐日公使汪鳳藻復謂日本政爭劇烈，斷無生事餘力。李一面出兵，一面命汪照會陸奧，告以中國應朝鮮之請，按保護屬邦之例，派軍赴援，事平即撤。陸奧覆稱，日本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屬邦，亦要派兵保護使、領、商民。同日（六月七日），北京日本代辦小村壽太郎照會總署。總署駁以日本無派大兵必要，且非出於朝鮮之請。小村二次照會，謂日本出兵係根據日韓及中日天津條約，惟有行其所好，毫無受中國掣肘之理。

　　李鴻章派出的陸軍約二千餘人，屯駐漢城東南五十英里的牙山，軍艦三艘，泊於仁川。日本第一批動員的兵力倍於中國，另有軍艦八艘。在中、日軍抵朝鮮前，東學黨已經受撫，朝鮮安謐無恙，日本失去了保護使、領、商民的口實。大鳥顧慮西方國家的指摘，轉與袁商談共同撤兵。袁於日兵之來，焦慮萬狀，對大鳥的提議，正求之不得，當與成立諒解。李鴻章亦以為華軍一撤，日本自無常駐口實，命牙山駐軍定期內渡。陸奧定要貫徹求戰決心，況既已出兵，不能一事不成而退。成敗之數，全在兵力之優劣，命仁川日軍入漢城，俾軍事上常能先發。然苦於缺乏尋釁理由，必須設法使局面轉換。六月十四日，決定以中日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亦即共管朝鮮，強中國以難行；無論中國允與不允，非有結果斷不撤兵，必要時獨自任之。陸奧自云：「非欲調和已破裂之關係，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機」，方可「實行最後決心」，命大鳥終止與袁談判，並分別通知汪鳳藻、總署與李鴻章。

　　汪鳳藻要求先行撤兵，再商善後。陸奧謂非至朝鮮確然安堵，決不撤兵。汪謂整頓內治，應由朝鮮自辦，中國不便干預，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國，更無干涉之權。陸奧稱中日所見相違，日本對朝鮮利益甚大，非協定足以保持朝鮮將來安寧，並保證其政治得宜辦法，決不撤兵，縱令中國看法不同，日本亦斷不撤兵。他說這是對中國的第一次絕交書，時為六月二十二日。次日，命大鳥單獨執行韓政改革，亦即根本不理中國的態度。

　　三、俄、英動態

　　一八八五年，俄國因英國的明白對抗，日本與中國的暫時攜手，自身在東亞的力量有待加強，暫從朝鮮退卻。一八九一年，決定興建西伯利亞鐵路。俄、法同盟亦於同年成立。財政大臣威特（Sergei Witte），有控制滿洲、併吞華北的雄圖，知道中，日在朝鮮的衝突，終所不免，屆時大可捲土重來。日本既忌中國在韓勢力的膨脹，又畏俄國的加緊東進，希望於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以前，予以遏制，先俄而有朝鮮。

　　李鴻章之贊同朝鮮與歐、美建交，意在牽制日、俄。英佔巨文島後，俄國聲明無佔領韓土之意，證明他的政策大為有效。日本將要出兵之時，他首請英使歐格訥（NR O'Conor）設法勸阻。撤兵爭執不決，李與總署再請歐格訥調處。英政府恐啟俄國猜忌，不表積極。遠在一八八○年，李即有借俄懾日的建議，現在更盼俄國肯助一臂之力。六月二十日，他向俄使喀希呢（AP Cassini）表示，願與日本同時撤兵，並以英國願作調人相激。喀希呢反應迅速而良好，謂「斷不容日妄行干預，……務望彼此（中俄）同心力持」。過了幾天，又告以俄已勒令日本與中國共同撤兵，日如不遵，恐須用壓力。李與總署至為欣慰。駐東京俄使希特洛渥（Hitrovo）確曾為撤兵之事向陸奧質詢，陸奧反責中國不講信義，撤兵須待韓政改革之後。希特洛渥二次警告，又為陸奧婉拒，謂日本絕無侵略韓土之意，一俟秩序恢復，自當撤兵。希特洛渥不復堅持，惟望中、日協議，不違犯朝鮮與各國所訂條約。陸奧大為寬心。俄外長格爾斯電告喀希呢，對日全屬友誼忠告，不便直接干涉。李雖極感沮喪，然仍不死心，又詢喀希呢以倘中日交戰，俄當如何？喀云：「未便袖手。」在中、日海戰爆發前後，又一再說，俄對日勢須動兵，勸李勿接受英國調停，俄、英已經商妥，共出調處，並約德、法、美一致行動。

　　俄國何以虎頭蛇尾？喀希呢何以大言炎炎？真實內幕雖不易知，仍不難理解。俄國初時確有對日干涉之意，以提高其在東亞聲勢，防制中國求助於英。繼以日本既出動大軍，強令撤回，並非易事，如施以壓力，英或轉而助日。日知俄有此顧慮，暗與英洽，對俄不肯就範。駐俄英使曾對俄表示，對於中日爭端，列強須共同行動，但不可出之恫嚇。言外之意，即反對俄國的單獨強制干涉。美國左袒日本，亦謂不願強迫日本撤兵。俄絕無愛於中、韓，對中國在韓勢力的增長，一樣不快，不妨讓日本予以挫折，坐收漁利。如對日強硬，日本或將後退，中國益將得志，所以就適可而止，只強調日本不侵略韓地的承諾，以約束日本的行為，同時聲明並非完全旁觀，預佔地步。又深知李鴻章缺乏決心，若不獲第三有力者的支持，勢將對日妥協。喀希呢之一再對李鼓勵，即在造成非戰不可的情勢。喀希呢與格爾斯的態度雖似不盡一致，仍係殊途同歸。俄如對日強行干涉，一個可能是促成日、英的結合，另一可能為日本屈服，兩者俱非俄之所願。有謂喀希呢不能代表俄政府的政策，這是不近情理的事，否則他後來不會再出使美國。無論如何，李鴻章是為俄國所欺，最少是為喀希呢所誤。

　　英國對於調解工作初雖不甚熱心，但不願中、日相爭，予俄國以漁利之機。見於李與喀希呢之頻頻接觸，為自身利益計，態度改變。一面與俄洽商，主各國聯合調解，一面勸總署與日協議，整頓韓政，同保朝鮮領土完整，英可使日本撤兵，慶親王奕劻首肯。李亦慫恿天津英領事實力調解，勿任俄著先鞭。在東京英代辦轉告陸奧，謂中國願與續議。陸奧要求中國須承諾改革韓政，中，日在韓應處於平等地位，至撤兵之事，可於開議之初商談。奕劻在歐格訥勸說之下，曾與小村會晤，堅持先行撤兵。陸奧原不望英國調解成功，遂訓令小村，指中國有意生事，嗣後發生不測之變，日本不任其責。他說這是對中國第二次絕交書，時為七月十二日，歐格訥繼續努力，請李鴻章懇勸奕劻，如保證朝鮮整頓內政，即由各國促日撤兵。奕劻雖然應允，日本已無心再商，要求中國於五日內同意日方的改革方案。因為此時俄已不再對日施行壓力，英國態度緩和。在日本決心挑戰，俄國不肯與英合作的情形下，英國的調解自不會成功。

　　美國在表面上持中立態度，實際上同情日本，認為改革韓政為出於善意，頗感欣慰，拒與他國聯合作任何干涉，不相信日本將訴之戰爭。其不欲捲入俄、英的鬥爭漩渦，亦為原因之一。朝鮮曾呼籲給以援手，中國亦以調解為請。美對朝鮮的答覆是允以友誼方式勸告日本尊重朝鮮獨立與主權，勿使朝鮮化為戰場；對於中國，則建議將問題付諸公斷。不僅日本不願，中國亦有顧慮。如果公斷，將不利於中國對韓的宗主權，何況公斷為不可能之事。此外德、法均抱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心理。

　　四、李鴻章的進退維谷

　　李鴻章自始即竭力避免與日本決裂，外交積極，軍事落後，不明日本的決心。所謂外交只是妄想俄國的相助，與英國的調解，而不知俄、英各有懷抱，各有顧忌。日本提出改革韓政要求後，汪鳳藻電告，謂日本部署，若備大敵，中國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李恐日疑中國必戰，而不之許。袁世凱請先調海軍，續備陸軍。牙山駐軍統領葉志超稱日軍已在漢城、仁川備戰。李仍不肯增兵，誡葉切勿移兵進向漢城，即令將來添兵，「係壯國威，當無戰爭」。陸奧所謂第一次絕交書發出後，日軍續向朝鮮出動。六月二十三日，李向總署說：「我再多調，日亦必添，不易收場。」兩日後，又告袁世凱，俄國已勒命日本撤兵，「似日不能不遵」，並屢囑葉志超「靜待勿妄動」，飭海軍提督丁汝昌不必請戰。袁擬下旗回國，李仍謂俄國正在調處，「略忍耐，必有區處」，「必有收場」，深信日本不先開釁。袁在漢城見聞較切，七月初，再三電李「日蓄謀已久，志甚奢。俄、英如只調處，恐無益，徒誤我軍機。日欲尋釁，何患無隙」，葉軍應調往鴨綠江或平壤，以待大舉。又說日決無和意，應速決和戰。李僅命葉相機繞赴北路，仍無戰意。

　　中樞同樣寄望於俄、英的調處，至六月二十五日始感到與日「口舌爭辯已屬無濟於事」。「現倭已多兵赴漢（城），勢甚急迫」，應如何及時措置，要李妥籌辦法；並詢以喀希呢「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應「沉機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李始謂喀希呢壓服日本之說，恐為空言，這是他為自己預留地步；對於軍事部署，依舊遲徊不進。七月初，以事機已迫，上諭迭次催令籌備戰守，詳報海軍兵力。李稱海軍難調，須別募陸軍。又說喀希呢尚係實心，俄國必有辦法。過了三天，李對俄雖感失望，而總署對英的希望繼起。七月十四日，總署接到所謂日本的第二次絕交書，詔命李派軍進駐朝鮮邊境，佈置旅順等處海防。十六日大臣會議，結論為令派出各軍，先以護商為名前進，不明言戰，以待英人調停。光緒一力主戰，嚴飭李進兵，斷不可畏葸。此時歐格訥仍在調處，喀希呢恐其成功，請俄外部聯合列強，要求日本和平解決韓事，並對李說，俄國願繼續調處，態度十分堅決。李對俄的癡情又起，允與日本改革韓政。但是日本已決心與中國作實力的較量。

　　值得注意的為當時各方的議論，自中央到地方，均不若以往對於越事的激昂，疆吏中以兩江總督劉坤一（一八三○至一九○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地位最為重要。劉較持重，張素稱敢言，亦未多所主張。京官中倡主戰論者，雖仍有其人，已不及十年前之盛。七月中旬，摺奏漸多，或請李鴻章一意決戰，或言中國練海軍已近十年，日本亦不過十年，應切責北洋抵禦，否則軍法從事。另請速購兵船，會同南洋各船，游弋於日本近海，以分其謀韓之力，再調重兵直趨漢城。或言朝鮮得失為大局所關，若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釁之端。今徒恃外國調處，初則專賴俄使，俄使不成，復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將誰易？請飭李厚集兵力，迅赴事機，「壯我之氣，而後可以講和，充我之力，乃亦無妨言戰」。中樞大臣對光緒具有影響力的首為翁同龢，次為李鴻藻，翁深不以李鴻章的措置為然，李鴻藻素主對外強硬，二十七歲的光緒，意氣方盛，慈禧亦憤日本煎逼太甚，曾有不准示弱的表示。

　　李鴻章之所以趑趄不前，是自知實力不足。是年五月，他於校閱海軍後，謂操演成熟，技術精密，砲台堅固，佈置嚴整，只是官樣文章。一個多月之前，他尚請添換各艦新式快炮，添購新式快船。海軍衙門允先換「鎮遠」、「定遠」兩艦快炮，時間已來不及，餘俱未准。校閱期間，他曾查看煙台英、法、俄艦，見其規制精堅，所以他又說，西洋船式日新月異，縱橫海上，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歲添巨艦，中國近六年來，未添一船，恐後難為繼，意謂中國海軍不如日本。陸軍主力為淮軍。駐防天津附近的盛軍又為淮軍的精銳。約在二十年前（一八七五），已有人說淮軍「兵勇……逸樂已久，……統領、營官脧削日甚，……每人（兵）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紛紛，每哨僅十餘人，將弁利其虛伍，以為乾沒」。近年且常有攜械逃亡，甚至譁變之事。李亦承認所部三萬淮軍，「餉源支絀，譁潰為患」。淮軍已接受德國式的訓練數年，武備學堂成立已有九年，畢業學生所能影響的，至多為形式的操演。以武器而言，有槍的士兵，僅十之六七，槍的式樣，多至十餘種。有人說「淮軍宿將勁兵，十去六七，今之所用，皆新進未經戰陣之人」，自屬事實，即令是宿將，一樣不能任戰，吞餉容或更甚。李雖不認識日本的決心，最少了解自己的弱點，無論為國家，為個人，均想避戰。他的高級幕僚周馥建議謂：「日本蓄意已久，北洋力不能抗，必籌足三軍軍餉，不挑戰而與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練新軍三萬」，否則必敗。但和或戰，權非全操諸李。此時李為七十二歲老翁，暮氣已深，得失心重，以致舉棋不定，進退失據。

第二節　中國慘敗

　　一、陸海決戰

　　一八九四年七月初，日本在朝鮮的陸軍近一萬人，中國駐牙山的兵力不足三千。中旬之後，李鴻章始決定增兵，向平壤集結。另僱英國輪船運兵二千人赴牙山。日本於兩個月前李鴻章大閱海軍時，已窺悉北洋艦隊的弱點。此次增援，事前毫無保密，天津日諜充斥，日本軍艦即出動搜索。七月二十四日，中國「濟遠」、「威遠」、「廣乙」三艦，掩護英輪所載援兵抵牙山上岸。「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自英艦獲悉日艦將至，命「威遠」先回。翌日「濟遠」、「廣乙」駛至豐島，遇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日艦首先開砲，互轟約一小時，「廣乙」焚毀，「濟遠」力不能敵。運兵英輪「高升」號沉沒，死者七百餘人，「操江」兵船被俘。此為中日海戰序幕。「廣乙」無何作戰能力，「濟遠」無異一對三。日本以為陸戰必勝，海戰殊少把握，所以決定不宣而戰，先挫中國海軍，以振士氣。戰勝之後，欣喜可知，但於「高升」之被擊沉則大感驚駭。英國輿論一時頗為激動，英使歐格訥則稱「高升」既經中國租用，與英國已無關涉，結果賠償了事。因為日軍連捷，英國不願為此與日本失歡。

　　豐島海戰前二日，日軍已完全佔有漢城，劫持朝鮮國王。海戰的同日，迫令宣佈為自主之邦，請日本代為剿逐華兵。牙山的華兵約四千人，以陷於孤立，移守附近的成歡。七月二十九日，為日軍所敗，北走平壤。統領葉志超諱敗為勝，清廷予以獎賞，以為海戰雖敗，陸戰則勝，尚可自慰。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得知豐島海戰消息，準備宣戰，又二日得知成歡之戰，召回駐日公使。三十日，總署照會各國公使，責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實行對日絕交。八月一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宣戰。

　　八月初，中國陸軍約一萬四千人抵達平壤。主力為衛汝貴的淮軍（盛軍）六千，紀律最壞，開拔兩日，逃者四百，一入韓境，姦淫搶掠，大失韓人之心；但仍冀其勝利，逐退漢城日軍。各將領不相統屬，被任為總統的葉志超，乏統馭能力，部署無方，坐守平壤，兵餉不足果腹，武器「藥不配彈，子不對槍」。日本以兵力尚未集中，韓事尚待解決，未即前進。八月下旬，日韓成立所謂攻守同盟後，日軍遂大舉分趨平壤，兵力與中國相當，由第三師團司令野津道貫指揮。九月十四日，即中秋節，開始攻擊。次日戰鬥劇烈，防守東路的總兵馬玉崑及防守南路的總兵衛汝貴力拒，防守北路的總兵左寶貴戰歿。葉志超倉惶棄城而走，軍械糧糈盡失，死傷二千餘人。十六日，日軍奪得平壤，這是陸上的主力戰，規模並不算大。此後朝鮮境內不再有華軍踪跡，全部退至鴨綠江西岸。

　　海戰發生於平壤陷落後第二天。戰前不僅中國對於海戰抱有信心，西人亦有作如是觀者，甚至琅威理亦說，中國海軍不可輕視，雖有不及日本之處，要相去不遠，惟有李鴻章自己明白。豐島敗後，北洋艦隊三次巡弋朝鮮洋面。日艦為使陸軍平安向朝鮮輸送，不時窺伺威海衛、大連，以圖牽制，北洋艦隊遂改取守勢，不再輕離旅順。於是廷臣交責，提督丁汝昌受到革職留任處分。李鴻章謂可用之艦，僅「鎮遠」、「定遠」，但質重行緩（速率為十四半海里），「濟遠」等船亦行駛不速（約十五六海里）。「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遲速為準。」日艦最快者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他主張不必與之拼擊，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使日艦不敢來犯。「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八月初，北京始決購快船三隻，此為海關巡船管帶英人泰樂爾（WF Tyler）的建議。未能有成；即使購妥，仍緩不濟急。除了船的速率不如日本外，炮的發射速率亦不及日本，而且砲彈極少。據說「鎮遠」、「定遠」的兩門十寸口徑大砲，只有三枚砲彈，因要舉辦慈禧六旬祝嘏，無款可撥。至於戰志，中下級軍官十分旺盛，高級人員則多畏葸，握實際指揮權的劉步蟾又缺乏膽識。

　　九月十六日，丁汝昌率北洋海軍全隊到鴨綠江口的大東溝，掩護陸軍登陸。十七日（八月十八日）中午，正擬折返旅順，日艦十二隻（共三萬八千噸）出現，司令為伊東祐亨，當然是預先獲得情報。丁部大小十四艦，參戰的為十艦（共三萬一千噸），以「定遠」為旗艦，管帶為劉步蟾，洋員泰樂爾，漢訥根均在艦上。原定陣形為兩行縱列式，「定遠」、「鎮遠」為首。劉步蟾擅自改為橫列式，「定遠」、「鎮遠」居中，以弱小船隻分列兩翼，佈置錯亂。日艦先迫右翼，丁汝昌、泰樂爾命全隊右移，以主力迎戰，劉不之應。此時炮聲已作，丁自瞭望台震落受傷。下午一時，戰爭開始，「揚威」、「超勇」兩艦先後沉沒。管帶以下俱亡。「致遠」作戰勇猛，受到重傷，彈藥將盡，管帶鄧世昌下令鼓輪直衝日艦「吉野」，為魚雷擊中，全艦官兵二百餘人殉難。「經遠」因船身碎裂，管帶林永昇與船同盡。「定遠」、「鎮遠」遭日艦五艘夾攻，力戰不怯。「定遠」曾擊中日艦「西京丸」，自身亦受彈起火。「鎮遠」管帶林泰曾與官兵表現甚佳，一面護衛「定遠」，一面與日艦惡戰，以巨彈擊中日旗艦「松島」，傷亡日官兵八十餘人。丁汝昌裹傷苦鬥，頗為沉著。下午五時三十分，戰鬥結束，中國失去四艦，死傷一千餘人；日艦三艘被創，死傷五百餘人。此為中、日海軍的主力戰。從此日本陸軍可自由進向朝鮮半島，深入遼東，威脅北京。是役決定了這次戰爭的勝負，亦決定了今後中國四十年的悲運，助長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二、清廷謀和與日軍續攻

　　李鴻章固然主張對日妥協，慈禧所謂不可示弱，亦非要戰，仍想在頤和園慶賀她的六十萬壽。光緒頗欲振作，他的師傅翁同龢亦望一戰而勝，樹立光緒的威權，擺脫慈禧的控制。主和者，為有實力的當權派；主戰者，為僅能作空論的幻想派。平壤、黃海慘敗。北京駭怖萬狀，開始布防，不惟主和者有詞可藉，主戰者亦為之氣餒，建議起用威望尚在的恭親王奕訢，得慈禧同意，九月底，光緒勉強允許，仍命管理總署並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李與俄方的接觸，始終未停。八月，俄國已決定不許日本破壞朝鮮現狀。黃海戰後七天，李告訴總署：「俄廷初意不改，不願日得韓地。」海參崴的海陸軍不少，兩個多月前俄軍確已向韓邊調動。目的是等待機會。慈禧命翁同龢赴津，一為對李責備，一為問他對俄方洽談情形。李說俄盼中國派專使相商，保證不佔東北。實際內情，是俄於中、日宣戰後，曾由喀希呢通知李鴻章，仍願共保朝鮮領土，如中國肯與俄商，俄必出講話。翁認俄不足恃，回京後，主再問赫德，亦即再請英國調停。喀希呢時在煙台，十月中旬，趕至天津。李極力慫恿，喀希呢謂須待中、日和議後，日如久居朝鮮，俄必干預，目前暫守中立。李詢以停戰辦法，喀希呢答稱須與他國商明。李勸俄單獨行動，喀希呢表示不肯，因為俄國尚有所待。

　　翁同龢對俄國的態度，早已疑慮，他的建議再請英國出面，多少或受到張之洞的影響。八月中旬以來，張屢向各方論陳聯英的重要。十月初恭親王約晤赫德。英國初未料到中國海陸軍之如此不濟，深恐清政府投靠俄國，或政權崩潰，滿洲為俄所有。這時它已商諸各國調停，以朝鮮獨立、中國賠款為條件。德、美認為時機未至，俄、法別有企圖，甚至英國輿論亦反對壓制日本。歐格訥勸李鴻章早日議和，李要求先行停戰，再議朝鮮善後，拒絕賠償兵費。恭親王對英國的條件有意應允，翁同龢、李鴻藻反對，請慈禧俟喀希呢到後再商，但慈禧已決意謀和。日本屢戰屢勝，亦不以英國的方案為滿足，仍要繼續進攻，在各國干涉之前，美、德對調停冷淡之時，再予中國打擊，多佔土地。十月二十三日，照覆英國，聲言暫尚不能表示停戰意向。

　　同一天，日本山縣有朋的第一軍二萬人，開始西渡鴨綠江，進入奉天，清軍總統宋慶的淮軍，依克唐阿的滿洲軍約四萬人，望風潰敗。五十日內，連失安東、九連城、鳳凰城、寬甸、岫岩，僅總兵聶士成部堅守大高嶺，鄉勇抵抗亦力。日本大山巖的第二軍二萬餘人，於十月二十五日，登陸遼東半島，拊旅順之背。旅順為北洋海軍基地，砲台三十座，大砲一百五十位，最稱險固。十月中旬，北洋殘餘船隻，移泊威海衛，置旅順於不顧。日本第二軍登陸後，未遇任何抵抗，佔有金州、大連。旅順駐軍萬餘，觀望不前，互不相顧，守將爭先逃走。總兵徐邦道力戰不支，經營十餘年的形勝軍港，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陷落。日軍屠殺四日，婦孺不免。同時鴨綠江以西的日本第一軍陷析木城、海城。翌年一月，合第二軍續陷蓋平，遼河以東要地幾乎盡失。

　　遼東屢敗，十一月初，恭親王正式邀請英、美、德、法、俄五國調停，條件一如英國所擬。英國表示不便再與日商，歐格訥乘機推薦赫德為中國練兵，以期握有軍、財大權，為恭親王所拒。德國謂英國原議，日本未必滿意，俄、法仍不積極，美國允徵詢日本之意，但不欲與歐洲國家會同辦理。

　　戰前及戰爭中，美國始終站在日本方面，希望做到朝鮮獨立，並抑止俄國，但不欲日本軍事行動過度，致使中國瓦解，東亞情勢更為混亂。大連失陷之日（十一月六日），美國對日勸告，謂如日軍再進，將招歐洲國家干涉，詢以是否接受美國調解。時佔領旅順已在目前，日答以在中國未直接求和之前，日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及旅順陷落，恭親王同意美使田貝（C. Denby）的方案，託其轉達日本，由美國單獨調解，並依李鴻章之議，先命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攜李致伊藤博文函前往，日本拒絕接待。李之出此安排，是不願遽派大員，為日所輕，日之拒絕德璀琳，是說他資格不合。十二月，慈禧與恭親王改派戶部侍郎張蔭桓及湖南巡撫邵友濂直接求和，同時恭親王再被授為軍機大臣，加重他的權力。張曾出使美國，現兼總署大臣，邵亦有多次辦理交涉經驗，另以美使推薦的前美國國務卿福士德（John W. Foster）為顧問。

　　光緒和他的左右均反對和議，瑾妃、珍妃以及她們的胞兄志銳及師傅文廷式亦然。平壤戰敗，李鴻章曾受處分，旅順失陷，又被革職留任，慈禧亦降瑾妃、珍妃為貴人，將志銳治罪。及決定派張、邵議和，御史安維峻劾李鴻章通敵賣國，挾制朝廷，並明指和議出自慈禧及太監李蓮英。漢訥根請趕練新軍，添購砲艦。然遠水不救近火，不得已改用湘軍以代淮軍，更易統帥，以湖南巡撫吳大澂主持山海關防務，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吳勸張蔭桓「展緩行期，以俟捷音」。上海揭帖遍布通衙，攻詆張、邵。

　　清廷對張、邵的訓令為朝鮮可許自主，不另割地，兵費可以酌賠，為數不能過鉅，日本要求事項，應候旨遵行，不得擅允。日本的條件，除朝鮮獨立及賠款外，尚有割地及取得在華特權，預料中國不會全部應允，必須再予打擊，張、邵之來不能了局。一八九五年二月初，張、邵與伊藤、陸奧會於廣島。伊藤藉口張、邵全權不足，拒不開議，指責中國缺乏誠信，扣留張、邵所發密電。雙方相見兩次，談判即告終止。清廷修改國書，添入張、邵可以訂約畫押字樣，日方依舊不理。

　　日本既決心續予中國挫辱，攻擊的目標為北洋艦隊的第二根據地威海衛。威海衛一帶防軍約萬餘人，北洋艦隊尚有相當力量。不幸主力艦「鎮遠」觸礁重傷，管帶林泰曾自殺，士氣愈為不揚。日軍仍採以陸軍為主攻的戰術，一八九五年一月，日軍二萬餘人自威海衛以東的榮成灣上岸，先奪據南幫砲台，而以海軍迫堵海口。二月初，水陸夾攻，「定遠」沉沒，「來遠」、「靖遠」等艦繼之，道員戴宗騫、總兵張文宣及劉步蟾自盡。丁汝昌拒絕招降，下令沉船，部將不應，服毒而死。二月十四日，洋員假丁的名義，致書投降，「鎮遠」、「濟遠」大小十一艦，悉為日有，北洋海軍掃地以盡。

　　東北陸戰繼續進行，中國官軍雖一再敗退，鄉團則紛起抵抗，遼東的寬甸、長甸、岫岩，遼中、遼南的遼陽、海城，旅順尤為猛烈。一八九五年二月，日軍四次進犯遼陽，皆被擊退。新到湘軍二萬人，會同吉林、黑龍江軍三萬人，反攻海城，未能得手。三月初，日軍連陷牛莊、營口、田莊台，燒殺極慘，湘軍損折大半。遼西吃緊，北京感受的威脅，更為嚴重。同月，日海軍進向台灣，澎湖不守。這時李鴻章與日本的談判，已經開始。

　　三、屈辱苛刻的馬關條約

　　日本拒絕與張蔭桓，邵友濂談判，全是人的問題。伊藤明告張、邵的隨員伍廷芳，中國必須派一有切實全權，名爵資望最高的大員，最好是恭親王、李鴻章；對東京美使亦有同一表示。這時遼陽、盛京勢危，威海衛的命運在旦夕間。二月十日，光緒召見軍機大臣，謂時勢如此，戰、和皆無可恃，聲淚並發。慈禧決命李鴻章前去，十三日，授為頭等全權大臣。日本亦非事事遂心，俄國已示意，不可向中國大陸擴展領土，外交情勢於日本頗為不利。軍事上以戰場擴大，漸感力絀，亦望中國早日重派使臣，並將媾和條件預告北京，使給新使臣以應允的權力，特別是割地一條。李對光緒表示：「割地之說，不敢擔承。」軍機大臣中有謂多賠款勝於割地；有謂不割地，勢難了局。其實李本人與恭親王並非絕對反對割地，所考慮的是何地為宜，「允之，北則礙於俄，南則礙於英、法」。

　　清廷與李鴻章仍盼能獲得外力援助，分向各國洽商。李告英使歐格訥，如能使中國不喪失領土，願給英人以政治、軍事、鐵路、礦山、商務特權。英國以列強在華爭奪日劇，已準備聯日，歐格訥勸李接受日本的要求。美國公使田貝，亦勸他放棄各國干涉之念，割地之外，並須賠款，日後可用美人築鐵路、開礦山、辦銀行以增加收入。俄國最關心的為日本是否要侵佔朝鮮、滿洲，在未確悉之前，暫不採行動，只說日本如要索過大，即聯合他國干涉。德國亟欲在中國取得軍事、商務、海港權利，中國困難愈大，德國的機會愈大。法國以俄國的馬首是瞻，亦要等待日本要索土地的具體事項，再出而評論。清廷與李鴻章的願望全部落空。及至威海衛陷落，北洋艦隊盡殲，日本大有轉犯天津、北京的可能。三月三日，清廷終於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原因是倘不如此，「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三月二十日，李與伊藤、陸奧開始在日本馬關談判，隨員中有他的兒子李經方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與在日本參加的美籍顧問福士德【註：伊藤及陸奧亦有一美籍顧問】。李要求先行停戰，盼中、日永結和好，共維亞洲大局，否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有益於日。伊藤不加理睬，翌日提出如下條件：日軍佔領山海關、天津、大沽，該地華軍一律繳械；天津至山海關鐵路歸日軍管理，中國負擔停戰期日本軍費。李認為太苛，伊藤迫他於三日內撤回停戰要求。二十四日，第三次會議，李允不談停戰。日本浪人欲使和議不成，李於返寓途中，遇刺受傷。此一狙擊，反予李以幫助。伊藤、陸奧恐李藉口回國，招致歐洲國家干涉，立許停戰，但台灣、澎湖不在其內。

　　四月一日，伊藤提出狠毒的講和條款，限四天決定。李酌加修正，委婉懇求，希望日本為兩國久遠關係著想。伊藤仍逼他作諾否確答，並威嚇李經方說：日本為戰勝者，如談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則北京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國全權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門，亦屬不能保證」。李鴻章與北京最不肯接受的為賠款三萬萬兩，割讓奉天南部（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經過伊藤的威嚇，李允割鄰接朝鮮的四縣及澎湖。十日，伊藤將條款略為削減，遼東半島的遼陽除外，賠款改為二萬萬兩，其餘均照原案，「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北京希望賠款再減，並保有台灣北部，倘無可再商，即與訂約。日方於李與北京往來電報內容完全知道。第五次會議時，李雖作最後乞求，伊藤堅稱不能再讓。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氏父子與伊藤、陸奧將條約畫押，即馬關條約。

　　條約的主要內容，一為中國承認朝鮮自主，即默許朝鮮由日本宰制，中國不再過問。二為割讓奉天南部，及台灣、澎湖。奉天南部包有鴨綠江口至鳳凰城、海城、營口以南的整個遼東半島，旅順、大連在內。台灣、澎湖為台灣全省，以往雖有對俄、對英失地之事，或為邊遠荒涼之區，或為海中小島，此次所割均屬「腹心根本，膏腴要塞」。三為賠款二萬萬兩，三年內付畢，約為一八四二及一八六○年對英、法賠款的七倍，超過中國全年收入的兩倍。清廷不得不飲鴆止渴，在種種勒索之下，舉借外債，以致財盡民窮；日本則以這筆相當於全國三年收入的巨款發展實業，擴張軍備，加緊對華侵略。四為日人得在中國各口岸從事工藝製造，機器只納進口稅，所製造貨物豁免內地稅、鈔課、雜派。即是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就近利用中國的原料、人工，產品又可免納稅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西方各國亦援例辦理。李與清廷力爭割地、賠款，對於這項關係經濟命脈的條款，則輕輕放過。五為開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口岸，日船得航行長江、運河、吳淞江，擴大深入內地的範圍。六為另訂商約，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與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取得以往及今後西方國家所已得及將得的特權，同時亦提高了它的地位。七為日軍佔領威海衛三年，以待賠款交清、商約批准，佔領軍費五十萬兩歸中國負擔。從此日本不僅為侵略中國主要國家之一，且最為凶毒。

　　四、俄、德、法的干涉

　　條約簽訂前後，國內痛憤萬狀，紛紛力爭，促勿予承認，重行備戰。國際形勢一時於中國似頗有利，此即俄國領導的對日干涉。日軍行將進入東北之時，俄之將有舉動，為世所周知。十一月，俄已對日示意；十二月，俄使希特洛渥告訴陸奧，如欲佔有台灣，俄或不反對。言外之意即是不許佔有東北地方。一八九五年一月，俄國開始加強太平洋艦隊。張、邵被拒後，希特洛渥又告陸奧，希望勿向大陸擴展土地，勿進攻直隸。二月間，中國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已自俄國外部得知，如日本要求太奢，俄將約英、法干涉，有不許日本佔地之意。三月初，俄國邀請列強聯合對日勸阻。英國不願開罪戰勝的日本，且欲聯以對俄，婉詞謝絕。德國久思染指遠東，尤欲在中國取得軍港，亦對英表示，倘第三國自中國取利益，德國定要取得補償，希望英國支持。英國答稱無意在遠東有所行動，德國轉而就俄。外部侍郎前任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持之最力，謂如此可影響俄國在歐洲的對德態度，減輕德國東境的壓力，疏遠俄、法的關係，復可向中國要索報酬。德國此一行動，正為俄國求之不得。不過俄國外務大臣初只望日本放棄旅順，財政大臣威特堅主迫令放棄全部遼東半島，西伯利亞鐵路即可免受威脅，復可穿過滿洲，進而改變中俄疆界，陸、海軍大臣一致贊成必要時不惜對日實力強制，準備一戰。俄皇尼古拉二世亦認為瓜分中國為期不遠。四月十五日，正式批准。法國為俄國的同盟者，亦恐日本過分得勢，危及法在亞洲地位，遂允追隨俄國，於是三國的結合形成。德國因尚需要一番準備，不克立即行動，這或是巴蘭德勸李鴻章不妨先簽和約的原因，亦可能是有意置日本於爐火之上，造成俄國非干涉不可之局。

　　日本對於俄國的動態，時在注意，以為俄於英、美尚有顧忌，不相信它會出以斷然措置，應盡可能強迫中國屈服，造成事實。當時中俄之間雖無何諒解，不過李鴻章赴馬關之前，已得許景澄的電告，又自法使處獲悉，俄、法有干涉的可能，預料如割讓遼東，俄必出面阻止。就清朝的利害言，遼東與台灣的輕重有別，李之力爭台灣，而於遼東反未多堅持，自有他的看法。

　　馬關條約簽字的同一天，俄國正式邀德、法共同干涉，要求日本放棄領有遼東半島，四月二十三日提出，同時俄國海、陸軍加緊部署。三天前北京已自柏林得知消息，至是多主暫勿批准和約。總署請俄、德、法轉商日本，展期換約，並向俄致謝。趾高氣揚的日本，震愕憤慨，但衡度情勢，經過對華戰爭，人員疲勞，軍需缺乏，不僅無力對三國作戰，亦無力抵抗俄國。一方向俄懇商，一方求英、美相援。俄國拒不讓步，英國表示概不過問，惟有美國答應勸告清廷批准和約，由美使田貝及福士德共同對北京施用壓力。李鴻章亦說，如不批准，戰爭勢必再起。五月二日，光緒與翁同龢「相顧揮淚，戰慄哽咽」，卒將條約批准。同月八日，在煙台互換，由福士德協助辦理。

　　日本的政策是萬不得已時，對三國讓步，對中國則一步不讓。四月底，陸奧對俄表示，希望保有旅順、大連，允放棄遼南其餘之地，由中國付予酬金，在中國未履和約前，日軍繼續佔有遼南。俄堅執原議，不許日本佔有中國大陸寸土尺地。五月七日，日本接受了三國的干涉，要求另給贖款五千萬兩。俄國認為過鉅；德國對日欲留餘地，復因對華借款事，不滿於俄，認為並不為多。最後由三國核減為三千萬兩，而以俄國不反對將來中國借用德款為條件。十一月八日，中日簽訂「遼南條約」，贖款於八天內交清，日軍於三個月內撤退。中國收回遼東半島，又增加了一大筆賠款。

　　五、台灣的抵抗

　　日本之決心與中國開戰，不僅要攘奪朝鮮，亦要達成掠取台灣的宿願，方可由陸、海兩道向中國大陸並進。一八九四年底，西方已盛傳日本將以讓與朝鮮、台灣為和議條件。馬關談判開始之日，日艦已出現澎湖。李鴻章首告伊藤，台灣為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光緒亦謂：「台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輿論的反對更是激烈，謂台灣萬不可棄，否則民心一去，欲為小朝廷而不可得。然而終於割讓。各方章奏雪片飛來，請勿批准和約，北京請願者途為之塞。台籍京官及翰林舉人聲言「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張之洞及台灣巡撫唐景崧初謀借英國之力以阻日本的佔有，未有結果。法國對台灣頗有興趣，張、唐又欲透過法國將三國干涉的範圍擴及於台灣，從中策劃的為留法學生、曾任駐法使館參讚的陳季同。但是俄國有意讓日本南進，無心顧及台灣，謂對日本不能再有表示。德國欲見好日本，責中國煽惑台民。法國祇好說日本已允放棄遼東，今昔情形不同，不便出面干涉。其實即令張、唐的運用成功，台灣亦將為另一國家所有。外援無望，日本催迫交割愈急，李鴻章依福士德的勸告，請照約辦理，清廷就將此一任務付予李經方，將唐景崧開缺。交接手續於六月二日在基隆口外完成，協助李經方的仍為福士德。

　　戰爭一起，台省積極治防。台省人民的民族意識，在過去之反滿及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的表現，可以見之。割台消息傳至，台人「奔走相告，聚哭於市，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聲稱「誓不從倭」。清廷既不之顧，外援又得無望，惟有「據為島國，固守以待轉機」，以武力拒抗日本，「願人人戰死而失台，不願拱手而讓台」。在邱逢甲等的領導下，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建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為總統，年號「永清」，以示「永戴聖清」之意，「事平之後，再請命中朝」，仍歸中國。新政府設內務、外務、軍務三衙門及議院。

　　台灣兵勇約四、五萬人，割讓後半數奉命撤營內渡，官吏亦紛紛離去，兵力士氣大受影響。餉械初時曾得到沿海各省當局的接濟，如兩江的張之洞、兩廣的譚鍾麟，後因英、德的指摘，清廷加以禁止。復以倉促成軍，單位又雜，唐景崧乏統馭之才及決心，又與駐防南部的前黑旗軍統領劉永福，及另一參加抗法戰爭的地方領袖林朝棟存有意見，抵抗力因之大減。五月底日軍自基隆東北登陸，六月三日基隆失守，次日唐景崧出走，八日一位美國記者戴衛遜（JW Davidson）引導日軍進入台北。

　　台灣的悲壯抗日戰爭，是在台北淪陷以後，以義勇為中堅，領導者劉永福。張之洞原以為俄國的干涉可望，電劉堅守，不日援兵可至。愛國詩人易順鼎奉劉坤一之命，往返台灣、內地之間，為劉永福請援，日本初懾於黑旗軍的聲威，不敢輕進，中南部多雨，山洪時發，行軍甚為不易，所以暫時停進。七月，義勇屢殲新竹日軍，首領姜紹祖戰歿。日軍近衛師團大舉南犯，義勇、黑旗節節阻擊，苦戰不敵，台灣府（台中）、彰化不守，統領吳彭年及義勇首領吳湯興戰歿。九月，義勇、黑旗軍與日軍往復激戰於彰化、雲林之間，傷亡頗重，義勇首領楊泗洪陣亡，日軍旅團長一人亦被擊斃。日本加調兩師團會同海軍南犯。近衛師團為黑旗軍王德標所敗，嘉義旋失，義勇首領徐驤殉難。日陸軍自海上分別登陸台灣西岸及南端，海軍陷旗後（高雄），鳳山不守，台南陷於重圍。劉永福以援斷餉絕，事不可為，西去廈門。十月二十一日（九月初四日），日軍入台南。不及萬人的義勇及黑旗軍對抗數萬人，明知勢不相侔，仍能喋血奮戰四月有餘。日軍初以為唾手可得台灣，及遭到勇猛抵抗，傷亡慘重，乃肆行屠殺，搶掠姦淫，所至人亡家破。台灣雖然淪陷，台人仍然不屈，在日本統治的半世紀中，台人的反日運動，始終未曾停止。

第三節　中國的分割

　　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為十五年，自英法聯軍之役至日軍初次侵台亦為十五年，自日軍初次侵台，中經馬嘉理事件、伊犁交涉以至中法戰爭約九年，自中法戰爭至中日戰爭亦為九年，其間中國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戰後，情勢急轉直下，外來的兇猛壓力，跟踪而至，片刻未弛，真可謂危急存亡之秋。

　　一、俄國部署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俄國對中國所采的策略，不外誘騙威脅，希望不戰而勝。中日戰爭前後，俄國的翻雲覆雨，出爾反爾，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對日干涉之後，俄以為有德於中國，日本暫時已被制服，英國處於孤立，大可為所欲為。此時俄國有兩大計劃，一為迫令清廷向俄國借款，一為向清廷借地築路。中日戰前，中國所負外債無幾，戰爭期間，先後向英國貸借四千萬兩。戰後對日賠款急待償付，勢須舉債，俄、法、德、英皆欲承攬，而以俄國為尤。一八九五年五月，已表示願借一萬萬兩。清廷主半數歸俄，半數由德、法分擔，俄國不許。清廷為希望俄國幫助減少遼東半島的贖金，俄亦以此挾制，必須先定借款。七月，合同簽訂，總額為一萬萬兩。三十六年內還清，以關稅擔保，此後不得再以稅收權許與他國。借款的大半是由法國承擔，俄國的政治力量，與法國的財政力量，在中國合流，以謀共同控制中國。

　　德國以未獲參加借款，與俄、法發生裂痕，英國更為不滿，兩國外使共同向總署抗議。時盛傳法人將代赫德為總稅務司，英使嚴厲詰責。俄、法借款僅足以支付第一批對日賠款及遼東半島贖金，第二批又須照交，急待續借。英、德與俄、法激烈競爭，英使向總署咆哮，法使亦肆意要挾。經赫德調解，英、德條件略為放寬，一八九六年三月合同成立，仍為一萬萬兩，未還清前，海關管理不得變更。兩次借款，仍不足以清付對日賠償，總署再分別與英、德及俄、法磋商，雙方條件均極苛酷，總署無法接受。俄使謂如不借俄款，俄必問罪，英使聲稱如不借英款，將取必要行動。不過此時俄國所重視的為租借旅順、大連，只是以借款作為挾制手段。一八九八年三月，英、德又獲得了一萬萬兩借款權，折扣大至百分之八三。

　　俄國之決心對日干涉，與西伯利亞鐵路之穿過滿洲直達海參崴有關，此線不僅可以縮短路程，節省建築費用，軍事經濟上又便於控制東北，以至華北。要穿過滿洲最好是以外交途徑取得中國同意，此為日本接受干涉後五天俄國所決定的方案。跟著即派人勘察路線，並通知總署。總署建議由中國關外鐵路於與俄交界處與西伯利亞鐵路連接。俄國定要借地自築，對於此事的重視，甚於貸款。

　　三國干涉後的三個多月，中國自中央到地方當局，欣慰莫名，謀與俄進一步聯合。張之洞認為俄國「舉動闊大磊落」，請與訂立同盟密約，脅日盡廢前約，酬俄以新疆之地，許以推廣商務及各種便利；劉坤一認為俄國「信義素敦」，「為德於我更大」，主酌予土地金錢，讓以便宜。他們均不惜任何代價，「以結強援」，「以結俄歡」，聯俄狂熱，達到高潮。等到十月，俄國正式要求築路，方知俄國並非「闊大磊落」。

　　俄皇尼古拉二世，定期舉行加冕典禮，清廷派湖北市政使王之春為致賀專使，俄國擬藉此機會解決借地築路問題，藉口王的資望不稱，請改派宗室王公或大學士前往，心目中的人物為李鴻章。李於馬關訂約後，權位喪失，所任二十五年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已被開去，各方對他的攻擊不已，光緒對他尤為憎惡。李自日本返天津後四月，始行入京，成了入閣辦事的閒員，但仍有他的地位。在聯俄的熱烈氣氛中，他雖無明白表示，他之同情，當無可疑。俄方既不歡迎王之春，一八九六年二月十日遂由慈禧作主，命李代替。李正欲有所施展，自云「但有益於交鄰之道，何敢憚夫越國之行；一息尚存，萬程當赴」。所謂「交鄰」，即他與軍機大臣、總署大臣翁同龢談及的「密結外援」。為沖淡他的使命，復奉有商改海關稅則，訪問英、德、法、美，親遞國書的詔旨。隨員除李經方等外，有英、德，法、美的稅務司作為參贊，但李對於稅則問題並不太感興趣。

　　李於啟行前，與喀希呢作過密談。俄國於李之來，給以隆重接待。抵聖彼得堡三天，即五月三日，開始與手腕老練的威特會晤。威特先說以往俄國之如何對華相助，為使今後便於永久相助，以保中國完整，必須將中、俄鐵路聯貫，而此一鐵路又必須由俄建築，經過滿洲，無論就軍事或經濟上論，於中國均屬必要。李初表示不肯，怕的是他國效尤，主張中國自辦。次日李晉見俄皇，尼古拉二世又當面提及，謂此事實為中國利益，中國自造，力有不足，可令華俄銀行承辦，李為所動。是後李與威特由築路而談及同盟，將大綱商定。李電告北京，說是「俄方動機，純與我成立友好關係，我若拒絕，彼必深憾，將為我之害」。鐵路若成，「不論營業盈虧，中國年得二十五萬元」。北京再三考慮，五月底命李定約。六月三日（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中俄同盟條約簽字，要點為：一、日本如侵佔中、俄或朝鮮土地，中、俄海陸軍互相援助；二、中、俄共同與敵議和；三、戰爭期間，俄兵船得駛入中國所有口岸；四、中國允華俄銀行於黑龍江、吉林接造鐵路，合同另訂；五、禦敵時俄可用此鐵路運兵、運械、運糧，平時亦可運民、運糧；六、此約自鐵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以十五年為限。這是中俄第一次對日同盟條約，亦為中國與外國間的第一次同盟條約。李與清廷所重視的為對日，俄國則在藉地築路，同盟只是騙局。因此加速促進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據云威特曾向李的左右和李本人行賄，計給李的為三百萬盧布，分三期交付，經手人為李的舊識，華俄銀行監督吳克托穆（EE Ouchtomsky），最後李實得一百萬，是否可信尚不易言。李之簽約與否，似非賄賂所可影響，他殷望能報復日本加諸他的恥辱，重振他的勳望，對於三百萬盧布未必感到太大興趣；不過他的隨員中，或有被收買之人。

　　華俄銀行為經營遠東的機構，大部資金來自法國。九月，中俄訂立「華俄道勝銀行（Banque Russo-Asiatique）合同」，名為中俄合資，大半股票均在俄政府手中。接著訂立「東省鐵路合同」，由華俄道勝銀行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另立一東省鐵路公司，股票由中、俄商民購買，公司總辦由中國政府委派，鐵路所需地段，歸公司經理；自通車之日起，八十年內，鐵路利益全屬公司，期滿之日，鐵路及一切產業全歸中國，無庸給價。又自通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有權給價收回。事實上公司股票盡為俄人所有，鐵路由俄人把持，所需地段，無異俄國的殖民地。

　　同盟條約訂後，李前赴柏林，覲見威廉二世，會晤俾斯麥，參觀海、陸軍演習。繼遊荷蘭、比利時，轉至巴黎。八月抵倫敦，歡迎不及在歐陸之盛，但維多利亞女王亦予延見。八月二十九日抵紐約，三日後覲見美總統克利佛蘭，渡太平洋返國，過日本未登岸。李在海外有不少軼聞，多不可信，不過他的言談舉止，常帶傲慢輕侮，喜揶揄弄人。回京後，光緒對他依然不喜，曾予斥責，不久被授為總署大臣，應為慈禧之力。數日之後，復以擅遊圓明園，罰俸一年，大可想見他的處境。

　　二、德、俄囊括山東、東北

　　德國參加三國對日干涉的初步報酬，為一八九五年十月所得的漢口、天津租界，但並不滿意。三十年來，德國總想在中國有一軍事基地。對日干涉初起，威廉二世即向尼古拉二世表示此一願望。在獲有租界的同月，駐俄德使正式向中國公使提出，李鴻章到柏林時，德外相又一度談起，俱無結果。德璀琳建議德政府發展中國交通，推廣在華工商業，協助清廷重建新軍，加強其對內的統治，置清廷於控制之下，所有中國港口，德國將均可使用。德政府雖然同意，但仍欲取得專有軍港，德璀琳又謂膠州灣最為適宜，獲得威廉二世的批准。德使海靖（Von Heyking）兩次向總署要求租借，未克如願。中國的態度如何，非德國所重視，顧慮的為俄國的意向。一八九五年俄艦曾以過冬為名，在膠州灣借泊。根據中俄盟約，俄國有使用中國所有港口之權，自不願膠州灣為德所有。一八九七年八月，威廉二世與尼古拉二世相會，面提膠州灣之事，尼古拉二世謂必要時德艦亦可停泊。十月，海靖通知總署，德艦將在膠州灣過冬，又被婉拒。十一月一日，德教士二人在山東鉅野為匪殺害。德國有了藉口，同月十四日，逕行佔領。英國認為德有膠州灣，大可平衡對俄的勢力，予以支持。俄以英、德有了諒解，不易阻遏，俄正可援例取有較膠州灣尤為便利的旅順、大連。俄、德互商之後，德國不僅表示贊同，並承認滿洲、直隸、新疆為俄的勢力範圍，俄亦承認黃河流域為德的勢力範圍。德復分向英、日聲明不侵犯英國在華利益，不再反對日本向中國大陸伸展。

　　德國奪據膠州灣後，海靖以教士被害為理由，要求總署謝罪、撫卹、賠款，革山東巡撫李秉衡之職，給德國以山東路、礦權，允許租借膠州灣。總署大都承諾，對於最後一項，願以南方一港抵換。海靖不肯稍讓，德軍進而佔領膠州灣附近的即墨。總署托俄國設法，無異與虎謀皮。十二月十五日，俄軍艦駛入旅順，佯稱助華抗德，總署信以為真。海靖明白告訴和他談判的翁同龢、張蔭桓，俄國已得旅順，不致另有要索。翁始恍然醒悟，中國的同盟俄國，實與德通，合以謀我。威廉二世對東來海軍演說：「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一八九八年一月三日，海靖警告翁、張，若再推拖，即使用武力，俄、法、英斷不能幫助中國。第二天，總署接受了他的全部條件。海靖得寸進尺，認為懲處山東地方官，不夠嚴厲，鐵路建築權須再擴大，總署一一照辦。三月六日，李鴻章、翁同龢與海靖訂立中德膠州灣租借條約，租期九十九年，周圍一百里內，德軍可自由通過；準德國修造兩條鐵路，一自膠州灣至濟南及山東西界，一自膠州灣經魯南沂州，再至濟南，鐵路附近三十里內煤礦，由德國開挖，山東境內如開辦各項事務，德國有優先權。翁同龢說這是將山東全省利權形勢，拱手讓人，絲毫不曾誇大。

　　俄、德為甲午戰後首先實行分割中國的國家，於是掀起了列強分割中國的狂潮。中俄同盟條約簽訂後，北滿已入於俄國掌中，富庶的南滿洲與旅順、大連的良好軍港更為所欲得。威特曾面向李鴻章表示，希望將東省鐵路展至南滿某一海港，未獲結論。他總想於李與慈禧在世之日，得到解決。一八九七年續在北京交涉，仍然無成。膠州灣事起，俄、德狼狽相結，旅順、大連、膠澳與滿洲、山東的命運同時決定。俄艦進入旅順，李仍相信俄國斷不佔中國尺地寸土。兩週之後，俄代辦巴布羅夫（Palvlov）即要求租借港口，建築南滿鐵路。

　　俄國與德國雖然一氣，爭取英、日的諒解亦有必要。為了對華貸款，俄、英競爭方烈，巴布羅夫之屢對總署蠻橫，主要目的在迫令許以旅順、大連。英國急欲獲得貸款之權，有意與俄妥協。俄國同意退讓，並允許各國船隻自由出入旅順、大連。在俄、德結合之下，英不再反對旅順、大連的租借，自取威海衛以為補償。對於日本，俄以朝鮮為餌。中日戰後，俄在朝鮮勢力驟增，至是聲明不再積極干預，撤回俄國顧問，日本亦不過問俄國在中國的舉動，承認滿洲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一八九八年三月初，英、德對華借款成立，膠州灣租借條約行將簽訂，巴布羅夫逼迫總署立即應允他的要求，俄外部亦聲言須於三月二十七日前訂約，否則自行辦理，不能顧全同盟交誼，任何他國阻止，均所不計。光緒君臣揮涕，一無善策，惟有照俄國指定的日期，將旅順、大連租借條約簽字，租期二十五年，劃租地以北為中立區，南滿鐵路由東省鐵路公司建造。租借地的範圍，包括金州所屬，中立區北至蓋平，較馬關條約所割與日本的奉天南部，小不了多少，整個東北實已盡為俄有。據說李鴻章又得俄賄五十萬盧布，張蔭桓所得為半數，他們均為條約簽字者。威廉二世致賀尼古拉二世，說他已成為北京主人。

　　三、英、法、日的勢力範圍

　　中日戰後，俄、法、德在東亞的聲威盛極一時。過去是英國獨步，現在勢孤力單，霸權動搖。俄、法分由南北而進，相互呼應，英國陷於夾擊。一八九五年法國首先取得了雲南、廣西、廣東的開礦優先權，及越南至中國境內建築鐵路與架設電線權，可說是甲午後第一個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的國家。英以阻止不成，次年與法妥協，將來兩國在川、滇所獲利益，共同享有，並相互幫助。一八九七年總署答應了英國的要求，開雲南騰越、思茅、廣西梧州、廣東三水、江根墟為口岸，建築緬甸至雲南鐵路。法國立即要求建築越南至雲南省城鐵路，並將越南鐵路展至廣西西部的百色，實行開採滇、桂、粵礦，海南島及廣東海岸不許他國屯煤。總署僅允不以海南島讓與他國，經法使的威迫，其餘各事亦皆照許。法使自云他之能有此收穫，是得力於李鴻章，因為李視法與俄為一體。

　　一八九八年初，英國要求建築自緬甸至長江流域鐵路，開奉天大連、廣西南寧等處為口岸，長江流域不割讓與他國，永任英人為海關總稅務司。後兩事總署照允，前兩事則因俄、法的反對，不敢輕許。英謀與俄劃分在華利益界線，俄國氣焰萬丈，謂全部華北盡為俄的勢力範圍，早晚將並有直隸、山西、陝西、甘肅。法國以英國得到了總署對於長江流域及總稅務司的保證，亦獲得總署對於與越南毗連的中國領土不讓於他國，任用法國襄辦中國郵政的承諾。

　　中國的分割，源自馬關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一八九六年七月中日改訂商約，日本又完全享有了西方各國在華的特權。十月以換文方式取得天津、漢口、廈門、福州、杭州、蘇州、沙市、重慶租界。及分割運動白熱化，一八九八年四月復獲得總署不將福建沿海讓租他國的認可。

　　英國既不能阻止德、俄之佔有膠州灣、旅順，遂一再表示須與他國享有同等待遇，目的在威海衛。威海衛時尚在日本佔領之下，德國則視山東為禁臠，尚須取得此兩國的諒解。對日本允許將來不阻撓其對華要求，對德國保證不侵犯其利益。日、德利於英、俄的對抗，日又有意聯英，均無異議。於是英使竇納樂（CM MacDonald）警告總署，如不應允，英國「水師提督到煙台，事且不諧」，凶橫不下於德、俄，總署唯有惟命是從。五月日軍自威海衛撤退，英軍立即進據。七月一日，中英威海衛租借專條簽字，租期與旅、大同。

　　同年四月，法國要求租借廣州灣，以界址未決，至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方訂立條約，租期九十九年。唯一要求不遂的為義大利之租借浙江三門灣。

　　列強在華攘奪權利的競爭，以俄、法與英、德為最烈。俄有了東北，又謀向長城以內擴張。一八九八年五月，華俄道勝銀行與山西商務局訂立自直隸正定（石家莊）至山西太原鐵路合同，同一天，英國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亦與山西商務局訂立山西採礦敷設鐵路合同。一個月後，又與河南豫豐公司訂立河南採礦章程。此外各國要求開礦權者，爭先恐後，是後兩年，四川煤鐵礦由英、法合辦，山東沿鐵路的礦權當然屬於德國，江西萍鄉煤礦由德國借款開採。

　　一八九六年，中國設立鐵路公司，先辦擱置已久的蘆漢線，所需經費，半借洋款，對象為比利時，幕後支持比國的為法、俄。英、德、美一致抗議，英國以法、俄勢力侵入長江流域，反對尤力，但中、比正式借款合同卒於一八九八年六月成立。德國亦思伸足長江，蘆漢鐵路之外，中國尚欲興造自天津經山東至鎮江線。英為確定其在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一面對德聲明尊重其在山東利益，一面於一八九八年五月與總署訂立滬寧鐵路借款合同。此路為英國長江鐵路計劃的發端，將來準備自南京向西，經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雲南以達緬甸，接通印度至上海的陸路。德國認為山東路權為其所獨有，長江路權亦須分享。英國於反對蘆漢鐵路失敗後，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對德兼對俄、法，除要求承造津鎮鐵路外，並提及山西、河南至長江，江蘇浦口至河南信陽，蘇州至杭州，九龍至廣州各線。九月，總署照允。津鎮鐵路英、德另行協定，北段歸德，南段歸英（南段終點後改為浦口），英承認黃河流域為德的勢力範圍，德承認長江流域為英的勢力範圍。十月中、英訂立關外鐵路借款合同，因俄國反對，改為中國自築。一八九九年三月，英、俄成立協定，長江流域的鐵路由英建築，長城以北的鐵路由俄建築。

　　美國於路權競爭，並未置身事外。一八九八年中國決定興建粵漢鐵路，不願英、法或德承攬，四月，與美國合興公司（American-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成立合同，並訂明如比國不能修建蘆漢鐵路，一併歸該公司承造。一九○○年，雙方又訂續約，規定借款不得轉讓。

　　四、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

　　門戶開放政策是由美國出面提出的，亦為美國對華的一貫主張，實際發動的則為英國。所謂門戶開放的簡單含義，即開放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的門戶，大家利益均霑。中日戰前，英國在中國的利益遍於南北，現在情勢大異，東北及長城內外成為俄國勢力範圍，黃河流域為德國的勢力範圍，西南為法國的勢力範圍，福建為日本的勢力範圍，英國勢力所及的只是長江流域，活動大受限制。英國之參加港灣、路、礦的攘奪狂潮，以及要求長江流域不得讓給他國，是要自保權益，最好是能一仍舊貫，不分此疆彼域。一八九八年初，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頻頻宣稱不許他國關閉中國門戶，維持中國的完整，自由通商，保證既得的條約權利。英國會亦有中國領土與獨立必須維持的決議，然均不生效果，各國與英的爭奪日烈，特別是俄、法。英與俄妥協未成，不得不改變其「光榮的孤立」政策。首先與德國商談，主確定英、德在華地位，制止俄國勢力的侵入。德的雄心不減於俄，且利於俄的東進，如與英聯合，則僅利於英，非其所願。對於美國，英說以在東亞利害相近的國家，須結為同盟，以免中國遭受肢解。

　　二十年來美國國勢蒸蒸日上，對華貿易逐年升高。九十年代前後，輿論力事鼓吹向太平洋發展，如中國為列強瓜分，對於美國的將來大為不利。當列強據奪中國港灣，劃分勢力範圍之時，美國得到了粵漢鐵路借款建築權。同年（一八九八）並有夏威夷，擊敗西班牙艦隊，佔領馬尼拉及關島。美國報紙聲言菲律賓為美人到中國的踏腳石，最後實行兼併，消滅了菲人的反抗。英國對美表示友善，戰爭終了，美國在東亞的地位增強。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張伯倫再度呼籲中國市場必須開放，領土必須完整，美英合作可保世界和平。新任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原為駐英大使，具有同感。十二月總統麥荊萊（William McKinley）於致國會咨文中，謂中國沿海已成各國勢力，但對美國商業不得侵害，大為英人歡迎。一八九九年一月，英國正式邀清美國在華採取一致行動，商請列強贊同中國門戶開放主義。因為英與俄、法不睦，又曾身預瓜分中國之事，不便出名領導，因由處境超然的美國向各國徵求意見。起草通牒的為美國的中國通柔克義（WW Rockhill）及曾任職中國海關的英人賀璧理（AE Hippisley）。

　　一八九九年九月，海約翰照會英、德、俄三國，十一月，復照會日本、義大利、法國。照會內容一為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或租借地內對通商事業或投資事業，不得加以干涉；二為中國現行海關稅率，對於勢力範圍之口岸之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國徵收；三為在勢力範圍內之口岸，對他國船舶所課碼頭稅不得較本國船舶為高，在勢力範圍內之鐵路，對他國貨物所收運價，不得較本國貨物為高。英國最先同意，惟須他國同樣遵行。日、義俱無異議，法國表示如他國不予反對，亦可贊成。俄國的答覆模棱，德國初在觀望，後亦接受，以便進入長江流域。一九○○年三月二十日，海約翰宣告列強均已贊成對華門戶開放主義。至於當事人的中國，約於英國發動門戶開放運動的同時，即一八九八年三月，翁同龢曾有相似的主張，由中國自行開放各港口，許各國以屯船處所，然後定一大和會之約，不佔中國土地，不侵中國政權，不壞各國商務，共保東方大局。他曾商之於英使竇納樂，竇雖首肯，總署其他大臣多不謂然，大概是認為有傷國體，且難期各國一致，甚或合以謀我。

　　海約翰的通牒，仍然承認所謂勢力範圍，僅要求均等的貿易機會與待遇，全為美、英的經濟利益著想，未顧及中國政治主權與領土完整，中國依然是在列強分割之下。就中國而論，遠不及翁同龢的方案。不久義和團事變發生，海約翰感到原通牒的含意過狹，再度通牒各國，添入中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方算完備。

第九章　改制維新與排外（一八八五至一九○一）

　　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侵凌，空前兇猛，中國的反應亦隨之激烈。反應有兩種類型，動機雖均為自救，而所循途徑則大相逕庭。一為外察大勢，內求諸己，認為必須大事變革，與人並駕齊驅，結果形成政治改制運動；一為昧視時代，仍要返回中國中心之世，與外界絕緣，結果演為暴力反洋運動。

第一節　救國的新方向

　　一、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自強運動，至中日甲午戰爭，為時已逾三十年，時間不為不久，結果證明全部破產。此一運動的領導人為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恭親王在近支皇族中，爵尊位崇，總綰軍機處與總署，當政二十四年（一八六○至一八八四）。李鴻章在疆吏中權高勢隆，歷任巡撫總督三十三年（一八六二至一八九五），其間身居北洋大臣二十五年（一八七○至一八九五），為新政的實際計劃者及執行者，更是成敗所繫。初受知於曾國藩，因工於謀略，胸有成竹，以「才大心細」見稱。復以風雲際會，扶搖直上，煊赫一時，曾國藩又說他「拼命作官」。不過他之所志，在功名富貴，缺乏恢宏抱負、遠大器識，於國家全局、人民福澤，未能遠慮慎思。

　　李以軍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槍之力，此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為第一的觀念所自來。抱此見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謀國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動機，在平內亂、禦外侮，但一開始即有輕重緩急之別。恭親王曾說，太平軍為心腹之憂，英、俄各國為肢體之患。換言之，平內亂為第一，禦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復，大亂敉平在望，各國對華夏採協和政策，一時海不揚波，清廷的自強熱忱隨之低落。七十年代，因日本侵犯台灣的刺激，自強運動再起，雖仍不外強兵，果能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強，則「不獨東人（日）無慮，即西人亦無覬覦地」。不久事實證明，兵並未能強，原因又復安在？恭親王說，是因為以往十年，「並無自強之實，從前事情，幾於日久漸忘。……屢經奏請籌辦，而歧於異見，致多阻格者有之，絀於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他殷望此後「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堅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蘊，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禦外侮之計」。舊勢力之排斥新觀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國一千年來的道統、治統思想與種種根深柢固的積習，如欲使其頓然改易，徹底破除，尤屬困難重重。然亦非絕不可能，全係於最高當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識、定見、公誠無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國權力的為一無知多慾而陰狠的慈禧。

　　恭親王的措詞，尚有若干涵蓄。李鴻章則明白指出，太平軍平定之後，清廷最感不安的為地方勢力的增強，處心積慮，加以裁抑。一八六六年，他憤慨地說：「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採無根浮言。」又謂中國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並力。中國朝廷無人，誰作主張？朝議不定，早作晚輟。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國強，更恐大權旁落，尾大不掉。恭親王無權無勇，尚屢遭譴懲，以至罷黜。李鴻章手握重兵，屯駐近畿及黃河、長江下游，各大兵工廠以及輪船、煤礦，亦無不由他控制，與外人復頗相得。西人於有意無意之間，不時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時，他們說他將自立為帝，光緒繼位之初，又有他謀自建王朝之說。他的實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問題發生，他與朝廷的意見不合，西人推波助瀾，謠傳他將與戈登進軍北京。戈登雖然否認，然亦承認歐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國皇帝。報載俄人如佔領北京，李必應允俄人的條件，俄人必擁李稱帝。曾出使德國的通政司使劉錫鴻劾他跋扈不臣，儼然帝制，假外援以窺神器。詔責其信口誣議，加以處分；但慈禧愈不能無動於心。中法戰後，更有人請置李於死，可想見他的處境，不免憂讒畏譏。即使他於自強之道，有真知灼見，亦不敢多作主張。

　　李自始即認定如能強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再三說以西洋政教風俗善良，官民相與講求，臻於上理，國以富強。日本有見及此，在英國的日人，大都學習律法、經制，學兵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本者何？綱紀、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只益侵耗而已。」如「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家國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民氣常鬱結不能上達」，必須使「吏效其職，民輸其情，……群懷踴躍之心，以供國家之用」。簡言之，欲圖富強，應革新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發揮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擁護，始克有成。李仍謂兵為立國大端。他亦曾興辦學堂，派遣學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終不離軍政、製造。留學歸來的嚴復、馬建忠對於西洋富強原因，亦均有認識。嚴復主持北洋水師學堂十餘年，自言「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馬建忠只是受命辦理交涉，均無裨於李的自強觀念。他亦非不知學堂、博物院之應開辦，時文小楷之當廢，此不過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於軍事之外，別求其大其遠者，亦斷不得以行。他又說，自強之難，事之不易猝辦，由於「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設防，猶畫餅也」。人才繫於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歸咎朝廷，其他困難則多來自中央。慈禧在財政上藉口經費支絀，同時又假新政之名籌款，從中分肥，以供揮霍。在輿論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詆，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鴻章有恩怨及利害衝突之人，加以阻撓。與李名位相當的左宗棠，意見往往與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縱，以分其勢，其他督撫亦非盡以李為然，未必合作無間。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強路線而論，各種事業的本身弱點，亦復不少。人事、設備無一健全。經營不善，技術不精，原料不給，以致產品惡劣，式樣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辦廠局的主管，有為有守者少，把持營私者眾，恣意侵蝕，濫用人員，掛名分肥。官督商辦者或官商合辦者，亦無二致，少有盈利。「上不在國，下不在商」，而歸於總辦、會辦輩，商人視入股為畏途。間有自好之士，又絀於才學，不明工藝，諸事依仗所僱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僅一知半解，而又專橫自是。馬格里主持的金陵製造局，所鑄大砲，在大沽口兩次演放爆炸，終不認過。日意格之於福州船廠，密妥士之於天津製造局，無不獨斷獨行。所用洋匠，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詳，事事一成不變。所購機器，陳舊不堪，一聽洋員蒙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購自外洋，既不經濟，復不可恃。開平煤礦雖解決了燃料問題，鋼鐵木材仍須進口，平時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戰時勢必有斷絕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槍砲，大半購自各國；即對內用兵，如左宗棠之於西北，同樣須由海外置辦。產量無多，為一原因，中國自製終不及外國之利，為又一原因。英國國會議員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謂機器局所造為無用之器，只便各督撫之私。李鴻章亦說船廠徒增糜費。

　　自強新政的推進，與外人的誘導協助，雖有關係，但他們並非完全為了中國的利益。經濟上是為本國開拓市場與投資，政治上是加強對中國的控馭操縱。如果僅利於中國，則不惜竭力傾擠，輪船招商局即為著例。條約的束縛，尤為重大傷害，如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甚至一無根據，竟公然在口岸設立工廠，甲午戰前，為數約達九十。英人的《字林報》直率的說：「英國所養水陸軍，專為保護及擴充工業起見，所費不貲。若以我英所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其阻撓中國富強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國，原因之一為日本的資源貧乏，不為列強垂涎；中國地大物博，取之不盡，最好是永遠為被掠奪者。所謂象有齒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議

　　推動中國洋務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職中國的洋員，有傳教士。外交官與洋員向官方勸導或施壓力，傳教士則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傳教士的論調，漸轉變方向，時時指陳中國的種種積弊，側重於教化與外交政策的改革，期於無形中左右中國。予以支持的為一向和他們唱和的外交官與洋員，加上西商。他們的宣傳，多見於《萬國公報》及廣學會的出版物。美教士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為廣學會的重鎮。

　　林樂知於一八六○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編《教會新報》，六年後易名《萬國公報》。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教會新報》首先稱頌日本的維新，繼即批評中國於道藝全不講求，上不以為教，下不以為學，鮮廉能之士、經濟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關係略論》，謂西人來華通商，亦希望中國強而且富，不強不富，固於中國有害，亦於西人不利；中國的貧弱，在不善變，變的根本在改革科學，學習西方的興學育才方法。此一議論，引起了不少中國人的共鳴。是後類此的主張愈多。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林樂知建議先於現有書院設天文、輿地、格致、船政、法學等科；狄考文建議廣設普通學校、職業學校、大學，將男女以及士農工商悉納於學。

　　李提摩太來華遲於林樂知十年，主張略同。他說中國圖強，莫先於教育，應派官員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國學習，國內設西學書院。並撰《七國新學備要》（Modern Education），勸設教育部。一八八七年，廣學會改組，以《萬國公報》為機關報，四年後會務歸李提摩大負責。他的交遊至廣，上至達官，下及士民，宣傳益力，業務發展迅速。五六年間，出版的書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翻譯的馬懇西《泰西新史攬要》（Robert Mackenzie：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撰編的《中西四大政》、《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及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興華新義》、《文學興國策》、《治安新策》，最為暢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萬國公報》幾乎每期均登載有批評中國政治腐敗的文字，指陳清廷的險象，認為必須一變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則為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為聘用西人，設立新政部。林樂知的建議為提高中央的權力，略予人民以自主權，使其參與商務、工藝、農務等局。他們不贊成中國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應聘用「西國賢臣」，甚而將全國或若干省歸英人臨時治理。不過他們亦認為政事當為人民謀福利，予人民陳說之路，中央可不設議院，民間則當設議局。此外復有人說到日本開集議院，大布新政，丕變故法。有了議會「上以備官府之諮，下以慰黎民之願，民情之愛樂於以見」。林樂知、李提摩太的譯述，常常比較各國新政，《泰西新史攬要》實際是介紹近代西方國家變法的成效，自有啟發作用。張之洞曾說：「海濱人士稍稍閱讀《萬國公報》，……接西國教士，漸有省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所謂「智」，不只是科學。

　　對於中國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他們已倡導「遠交英、美，近防北俄」，否則中國將為土耳其、波蘭之續。李鴻章為琉球問題，有聯俄制日之意。他們力言，俄國慾壑難填，中國聯俄將失各國之好。八十年代，英政府有意與中國交合，在華教士立即響應。甲午戰後，極言俄為中國心腹之患，中俄同盟密約，無異投肉虎口；「俄欲華弱，英欲華強」，中國必當親英。日本戰勝中國後，英國另眼看待，傳教士因而又主中國對日解仇和好。一八九五年，李提摩太三度遊說張之洞，勸連好日本，結論仍是授權西人，代管一切。他又到北京聯絡康有為、梁啟超，分訪李鴻章、翁同龢、恭親王。翁稱他是位「豪傑」、「說客」，承認所言富民、富官，學人要通各國政事，甚為切摯。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英國公使歐格訥，亦分向王大臣進言。福士德在上海《時務報》發表的各項辦法，與傳教士無甚出入。

　　三、改制論的萌動

　　自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咸視變法為大忌，相戒不輕彈此調。為時將近兩千年的政治制度，大體上因襲無革。十九世紀中葉，若干讀過西人著述，及身歷目睹曾與西人交遊之士，對於西方政教，漸生嚮慕，間有論著，但無人正面主張中國應該仿行。曾國藩在日記（一八六二）中曾說「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只是空泛感想，與西方更毫不相干。最早見諸議論而有積極表示的為馮桂芬，他列舉中國之未能富強，是因為政教方面有多不如西洋之處。他的改革主張，重在君民不隔，下情上達，依公論以定黜陟，採會推保舉之法，裁汰冗員，省減則例，仿行地方自治，變革科舉學校之制，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西方之術，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先河。郭嵩燾較為急進，主正朝廷以正百官，因民之利而為之制，究知西洋各方得失利弊，而以政教為本。否則「即傾國考究西法，亦無裨益」。

　　馮、郭的議論發於六十及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及九十年代之初，漸形成一種輿論或運動。代表人物與著作，為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年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五年薛福成的《籌洋芻議》，一八八○年左右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註：係就一八六二年所撰《救世揭要》、一八七二年的《易言》修正而成，一八九三年再加增訂】，一八八七至一九○○年何啟、胡禮垣的《新政真詮》【註：何啟初撰《新政要略》，胡禮垣衍為《新政真詮》，一名《新政論議》】，一八九○年湯震（壽潛）的《危言》，一八九二年陳虬的《經世博議》、《救世要義》，及約與同時的陳熾的《庸書》。就中以前六人最值得重視。馬曾留學巴黎，薛曾佐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府，王久居上海、香港，廣交西士，復遊英、法、日本，鄭曾習西文西學，供職美、英洋行，何留學英國，胡肄業於香港之中央書院。他們論及的範圍與馮、郭無何出入，而深度過之，尤其是對於政治問題。

　　外交方面，他們力主維護國家主權，指陳以往所訂條約之害：關稅必須爭回自主，對於民生必需的貨物，寬其徵以蘇民困；豪富者所能置的奢侈品，可重其徵以濟國用；現行的稅率盡奪中國利源，與保護商民之理，大相背謬。馬建忠主張於修約之時，堅持改約，取消釐金，提高關稅，以為轉虧為盈、轉弱為強之基。鄭觀應的意見，約略相近，凡關稅有不利人民、有礙國家自主之權者，均應隨時自行更變，這是與公法吻合的。海關行政權當操之中國。自總稅務司以至各稅司幫辦，逐步易用華人，「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於榷政大有裨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尤大」。陳熾於洋員管理海關之害言之亦切。領事裁判權為另一不平，按公法商民居住何國何地，即受治於該地的有司，在中國則不然，諸事因之掣肘。薛福成主張各口岸專設衙門，最好是參用中西律例，審辦華洋訟件，否則以洋法治洋人，中法治華人。對於片面的最惠國條款，他抨擊極力，有了此款「一國所得，諸國安然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驅西洋諸國，使之協以謀我」。目前雖難頓廢，不妨另訂一通行之約，會歸於一【註：駐英大臣曾紀澤亦曾論及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條款之害】。鄭觀應又指出國際公法不全可恃，強國可執國際公法以繩人，弱者惟有隱忍受屈，惟有自強方可得公法之益。關於外交政策，王韜主結好英、日以抗俄，鄭觀應、湯震、孫熾等意見亦然，薛福成主聯絡美國或俄國，但首須自強。

　　經濟方面，他們一致強調發展工業，亦即發展社會經濟。馬建忠說：「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致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富強以工商為先，工尤居首。「非工不可以開商之源」。工為其基，商為其用。閉關之世，可自享其利，通商之世，人之厚即我之薄，所以必須發展商務，不使外人盡佔中國之利。益事推廣茶、絲，使用機器紡紗、織布，抵制洋紗、洋布進口。同時大興礦政，以求自給。王韜、鄭觀應的主張相同，鄭於商務尤多所發揮。他說外人不患中國練兵講武，特患中國奪其利權，「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西洋有專理工商的機構，中國亦當仿行：中央設商部，地方設工商公所。中國商務一日不興，外人的貪謀一日不輟，「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商戰就是經濟戰，日本採行的即此政策，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中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仿行後定可超過日本。「國既富矣，兵奚不強？」既富且強，方可與各國講信修睦。

　　學術、教育的改革，鄭觀應主張亦力。國家盛衰，繫於人才，人才出自學校。西洋之強在於學，西學精微廣大，中國人尚未涉其藩籬。應一面廣設西學書院，變通文武科考制度，試以西學，一面仿西洋程式，擴充學宮、書院，州縣設文武小學，府省設中學，京師設大學。文分文學、政事、言語（外交）、格致、工藝、雜學（商農醫）六科；武分陸軍、海軍。如是一科有一科之用，一人有一人之長，「以之治國則國富，以之治兵則兵強，以之取財則財足，以之經商則商旺，政無不理，事無不舉」。女子學塾應行增設，纏足應申禁令，立限一年，違者罪其家長。學生出洋，應繼續遣派，但宜選年在二十左右而識大體者；有用西書亦須譯出。馬建忠且有設翻譯書院之議。

　　最突出的為政治革新主張，他們開始倡導涉及國體的民主或議院問題。馬建忠雖不滿英、美、法的民主政治，但亦謂議院立則下情可達。王韜謂「民可順而不可逆」。以往的新政，只能為民禍而不能為民福；英國的君民共主制度，方為富強基礎所在。積極主張開議院的為鄭觀應，「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有了議院可詢謀僉同，上下同心，「君國大政，君秉其權，轉餉度支，民肩其任」。「君民相洽，情誼交孚」。自無敵國敢相凌侮。君主之國，權偏於上，民主之國，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湯震提出一緩進方案：以王公至各衙門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組成上議院，由軍機處主之；以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下者組成下議院，由都察院主之；省、府、州、縣之事有應議者，凡巨紳以至舉人貢生、生員、監生，皆令與議。

　　從學理上鼓吹民主政治的為何啟、胡禮垣。他們說古今政治雖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分，實際「君主仍是民主。何則？政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也。……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平民。民有性命而不能保，則賴君以保之，民有物業恐不能護，則藉君以護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業方能護，則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法令之不能行也。於是乎奉一人以為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王者欲保世滋大，國祚綿長，則必選舉以同好惡，設議員以布公事」。持論有如黃宗羲與盧梭。泰西立國，「上有清明之法度，下有平恕之民情，而富強之體已傳」。富強之本在政治，政治之本在法度，最好的法度為民主，他們與鄭觀應、王韜均認為英國的君主立憲最足為中國所法，均認為有議院則民志伸、民心結，無異合中國四萬萬人為一人，中國將為世界至強的國家。

　　這一時期主張改制的人，往往引證中國歷史及孔子之言，以破中國不能維新之說。王韜謂西人以五千年來中國未之或變，其實不然，邃古為創制之世，唐、虞為文明之盛世，三代至秦而一變，漢、唐至今又一變。西人又常譏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變，「不知孔子處於今日，亦不得不一變，蓋孔子固聖之時者也」。對於典章制度，「惟求不悖於古，以宜今而已」。何啟、胡禮垣亦謂孔子對於以常法為訓的諸經，皆有刪削，而獨保全以無常法為教的《易經》，並加以闡明，用意至為昭著。至於漢學、宋學，皆須摒棄，然後儒教乃昌。可見他們求變的殷切。

　　四、孫中山奮鬥的開始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第一位領導中國政治革新運動的為孫文（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孫文號中山，廣東香山人。香山密邇澳門、香港，距廣州不遠，對外接觸的機會較多，赴海外謀生者亦眾，並有遠去英、美就學者，直接間接易於獲得新知。他在幼年時代，對於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英、法軍在廣州附近的蹂躪，及西方事情，均有所聞。影響他最大的應為他所受的教育。七歲入村塾，十三歲去檀香山，就讀於英美學校，「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深讚西方教學的完善，遠勝中國。「課暇與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平生。當時所懷，一若使我國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十九歲以後，學於廣州、香港，最後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香港不僅給他以科學訓練，並啟發了他的政治意識。「外人能存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地如香港，其故安在？」於是「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因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除去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這是他自述他的政治革新動機的由來。西醫書院為何啟所創，何啟的政治議論，對他應亦有影響。他又說：「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雖不免言之過甚，而英人在香港的設施，曾引發了他政治改造志趣則無可疑。

　　廣東與越南的關係，有若唇齒。中法戰爭期間，廣州一夕數驚，清廷忽和忽戰，一無是處。香港華人因抵制法船，遭受英人壓迫，為他所目睹，益憤清廷之無能，開始聯合同志，宣誓驅除滿人，實現大同。「以學校為鼓吹之地，借醫學為入世之媒」，始交同學及天地會人士。二十七歲西醫書院畢業，懸壺澳門、廣州，施醫贈藥，進行革命不懈，認定必須喚醒民族，中國方克根本得治。

　　一八九四年春，孫北去上海，見到王韜、鄭觀應。鄭和他同里，約長他二十四歲。先已相識，見解頗多相通之處。六月，孫至天津，投書李鴻章，陳富強大計，必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與改良派的議論無何不同。因為他希望李能有作為，自不便說以革命。時中日朝鮮事起，李對他未加理會。孫旋去北京，以窺虛實，並入武漢，觀察長江形勢，然後再赴檀香山。

　　孫雖早有傾覆滿清之意，促成他最後決心的，一為對李鴻章失望，一為中日戰爭。在他到檀香山前後，中國陸海軍已經戰敗。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聯合華僑，成立「興中會」。初僅二十餘人，不久增至一百餘人。為了便於活動，雖仍以愛國富強號召，但已痛論中國國勢之危，斥責在上者因循粉飾，在下者蒙昧無知，以至辱國喪師，「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瓜分豆剖，實堪虞於目前」，皆由於「庸奴誤國」，所以必須「振興中華」。革命的意味已躍然紙上。一八九五年二月，孫回香港，合併了另一救國團體，即楊衢雲領導的「輔仁文社」，正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會員誓詞，明顯的揭示民族、民權主義，積極進行以武力奪取廣州。不僅與滿清絕不兩立，與當時其他維新派的立場行事，亦全不同。

　　廣東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會黨紛起。戰爭期間，招募的勇丁、漁民，戰後多被遣散，與會黨合流。一八九五年夏秋之交，亂事愈熾，遍於東江、北江及西路，各州縣風聲鶴唳，未遣散者，亦多憤懣不平，時生事端。官府嚴厲鎮壓，大事誅戮，粵督自言「日以殺人為事」。廣東之外，廣西右江一帶亦有民變。甘肅回亂更為嚴重，直隸大雨成災，山東黃河多處決口。人民痛心疾首於清廷的對日屈辱，紛紛請願，悲憤的情緒，撼動北京。種種情勢無一不利於革命行動。興中會計劃於十月下旬在廣州舉事，準備策應的會黨傳說有四五萬人之眾。以事機洩露，歸於失敗，革命黨多人殉難，陸皓東為其中之一，供詞直言「非廢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滿清。……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革命黨的行動從此開始，聲威從此揚播。

　　孫中山於事敗後，東去日本。以往他們自以為是「造反」，因日本報紙稱他們為革命黨，今後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孫的革命據點，一為檀香山，二為香港。到日本後，於橫濱設興中會分會，建立了第三個海外基地，日後且成為革命的中樞。第二年（一八九六）孫經檀香山、美國轉往倫敦。清方對於他的行踪，十分注意，到倫敦十天，即被誘拘於清使館，設計者為使館參贊馬格里。以英政府的干涉獲釋，報紙競相刊載，孫撰文說明他的主張，國際間對於中國的革命有了認識。孫在倫敦留居約九個月，致力於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學理的研究與實際的觀察，知道專恃政治仍不能使人民臻於幸福之境，尚須於經濟上善為處理，使民生與民族、民權問題一併解決。

　　五、康有為與維新派的思想及活動

　　知識分子之致力於中國制度改革運動已二十年，而掀起其高潮並一度使之見於實施的為康有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他不是此一運動的首倡者，而是積極的推行者。康為廣東南海縣人，幼年致力於史學、理學、經學，而以經世致用為歸。二十一歲，獲交一位編修，得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各種新書、及道光以來掌故。同年遊香港，復受到深刻啟示，開始閱讀有關西事及世界史地遊記之書，尋求救世利民之理。二十五歲到上海，益感西人治術有自，鑽研西學的興趣愈高，對於當時的中外譯書、報刊，無所不讀。他富於想像、推理，能自闢境界，因而會通中西之說與佛典，衍成一套政治理論。

　　中法戰爭對他亦是一大刺激。一八八六年勸說兩廣總督張之洞擴大譯書的範圍，謂西學甚多新理，政治書極為重要。一八八八年到北京，上書光緒，首就外患內亂，指出國家的危機；次論吏治腐敗，過去舉辦洋務，未見其利，反見其害，必須及時變法，方可圖強。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原則，亦即是施行新的制度，予人民以發言權，任用新的人才，罷黜腐敗官僚。他想透過國子監代為上遞，管理國子監的翁同龢頗服他的議論，但以語太訐直，未敢代達。孫中山的奮鬥係自下而上，實行革命；康係自上而下，欲得君行道。是後他繼續活動，為人起草封奏，請停頤和園工，勸醇親王勿預政事，責樞臣無狀，禁宦寺干政，均告無效。因決心努力於思想改造，培植幹部，然後再作政治請願。他的步驟仍著重於上層說服，希望朝廷覺悟振奮。

　　一八九○至一八九三年，康在廣州著書立說，聚徒講學。從他受學的有梁啟超等。所講的為中國學術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取西方各國以為比例推斷，闡明變法救國之方。每講辨入微，聽者歡喜踴躍。「有時語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聽者又為「振盪怵惕，凜然於匹夫之責」。他的重要著述，一為一八九一年刊行的《新學偽經考》。「新」是指王莽的國號，「偽經」是指古文經書。劉歆為要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偽造了幾種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作理論根據，湮滅了孔子的微言大義，乃「新學」而非「漢學」。這一說法，不論是否能夠成立，確可代表他的懷疑精神，動搖了泥古的保守觀念，舊的學說不全可信。二為一八九二年開始寫的《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年定稿）。謂經書係孔子假古人的言論，按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托古改制，將古代政治理想化，其他先秦諸子，無不如是。證明孔子亦是一位維新派，用孔子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書中又論到政治社會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由據亂世，而昇平世，而太平世。歷史是在變的，是在進步的。梁啟超說《新學偽經考》有如思想界的一大颶風，《孔子改制考》則如火山的大噴火，即是思想的大解放。三為《大同書》，一八八五年著手草擬，一八九三年輪廓已具，主旨在發揮天下為公，人己同權理論與辦法，以期實現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即太平世，共同治理，共同生產，共同生活，一切平等。不過目前尚為據亂世，只可講小康，即昇平世，應先改革政治，以謀國家的富強。

　　在變法運動期間，康的得力輔佐是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梁為廣東新會人，才氣至高，十歲成秀才，十七歲中舉【註：康有為中舉遲三年】。從康受業後，見解一新。一八九四年，康、梁入京會試，均未獲售。康之落第是因為他的議論有悖於聖賢之言。接著有人彈劾他的《新學偽經考》，不許他講學。第二年他再至京會試，時正中、日議和，在他的策劃下，由梁發動廣東、湖南舉人上書都察院，請求拒約，其他各省舉人紛起響應。條約互換之前，康又邀集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餘名，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作大規模的請願，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註：公車指舉人言】，實為知識分子的聯合政治運動。請願書為康所起草，陳戰守之方及他日自強之道。一為請皇上發罪己、明罰、求才之詔；二為遷都西安，以對日賠款改充軍費，決不求和；三為選將、練兵、購械，與日本續戰；四為變法，以成天下之治，力行富強、養民、教民之法。「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總之「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都察院拒不代遞，但已流傳京滬。第二天，康成進士，復單獨上書，專論變法，終於六月三日達到光緒手中，發交軍機處，軍機大臣翁同龢曾訪康商談。康大為興奮，進行愈力。

　　七月，康在北京創刊《中外公報》。八月組織「強學會」，參加的有京官陳熾、沈曾植及道員袁世凱等，梁啟超為主要負責人，曾獲翁同龢、孫家鼐、張之洞、劉坤一等的讚許。守舊大臣徐桐、剛毅及御史褚成博等則加以攻詆。康旋往上海，設強學會分會，發行《強學報》，入會者有黃遵憲、張謇、汪康年等。黃遵憲曾在日本及美、英任外交官，一八九○年出版的《日本國志》是他的名著，其中關於明治維新的記述，對於讀者頗有影響，康為其一。張謇受知於翁同龢，汪康年與張之洞接近。一八九六年一月，北京強學會與《中外公報》遭受封禁，上海強學分會與《強學報》亦停。黃遵憲、汪康年改辦《時務報》（旬刊），梁啟超主筆政，撰《變法通議》諸文，謂各種制度無時無事不變，今日尤需要變，主動求變，否則必為列強分割而亡國。以往的自強新政無不仰助西人，只利於外國，中國反蒙其害。「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變官制應伸民權，中國二千年來，君權日尊，國威日損，如設立議院，使君權與民權合，議法與行法分，自然可強。再不變法，可能發生革命。最好是採英國、日本的辦法，行民權而不取民主。梁的文字奇詭，一時爭誦，數月之內，《時務報》銷行一萬餘份。一八九七年，又編印《西政叢書》，計三十二種。設大同譯書局、女子學堂、不纏足會。時康創刊《知新報》於澳門，開「聖學會」、「廣仁學堂」，發行《廣仁報》於桂林。風氣素稱閉塞的湖南，由於巡撫陳寶箴及子三立、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與地方人士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輩的領導，創設「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學新報》（旬刊）、《湘報》（日刊），舉辦各項新政，氣象頓變。梁啟超應聘主講時務學堂，中學以經史為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為歸，而以興民權為救國途徑。南學會為一政治團體，集合南省志士，講求救亡之策，有總會、有分會。地方有事，公議而行，具有議會規模；萬一華北不保，南省仍可自立，為國家留一生機。梁任教雖僅四月，而留下的影響則繼長增高。

　　譚嗣同（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傾心於王夫之、黃宗羲之學及龔自珍、魏源的議論，對康有為十分景仰。著有《仁學》，強調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性，必須衝決一切束縛網羅。今日外患已深，「分割兆矣，已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痛斥滿清當道之愚與私，甚至說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君主為公眾所推舉，君權非由神授。他的理想的社會近於康的大同，而措詞則多為激烈。

　　倡導維新的人物，無一不受到西方的影響。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國病源所在的為嚴復（一八五四至一九二一）。嚴為閩人，十四歲至二十七歲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及英國海軍學院受過八年的科學教育，有過五年軍艦實習經驗。二十八歲起，總理天津水師學堂教務十五年。甲午戰後，他認為西方之勝於中國者，不僅在器械而在政教風俗，其所以富強，由於公理日伸。中國不惟不足以當西洋，「即東洋得其餘緒，業已欺我有餘。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力」，因決以言論警世。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連續在天津《直報》、《國聞報》發表精闢之論，與《時務報》南北相應。他說西洋命脈之所在為「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處，「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人主恆，西人主變。所以西人日進無疆。講富強、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術。富強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自由、自治。「斯民也，固天之真主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今日之要政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實施的事項莫亟於廢八股，即漢學、宋學、詞章亦皆宜束之高閣。他復就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原理，闡發救亡的論證。一八九六年刊行所譯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就自強保種事，反覆致意，使讀者怵焉知變【註：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年嚴續譯斯賓塞爾《群學肄言》（H. 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亞丹斯密《原富》（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穆勒《群己權界論》（JS Mill：On Liberty）、孟德斯鳩《法意》（Montesquieu：Spirit of Laws）等書，影響不及《天演論》之大】。

　　自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維新人士最活躍的地區為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次為湖北、江西、廣西、浙江、福建、陝西等省。他們的機構有學會、報館、學堂。參加公車上書的舉人散歸各地後，自有推動的作用。學會的成立，有如雨後春筍，據說多至百餘，報紙亦由十九種增至七十種。清代禁止士民結社論政，現在已被打破。

第二節　短命的維新與朝局三變

　　一、變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政，始終以海防為中心。經過長期經營，多以為縱不能抗衡西方大國，要足以與日本相敵，而事實證明大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認為應改進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謂兵為立國之本的李鴻章亦稱道日本各項政治日新月異，中國亦宜於此致力。他又指出中國人才無教，學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並不能轉移大局。在他當權之日，尚不克大有作為，此時更不待言。翁同龢為光緒的近臣，對於新學西政，所知無多，但不失為有心之士，盡力啟導光緒的政治觀念，光緒十九歲時（一八八九），翁為講說聖賢治績，不必盡同，特進呈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謂為最切時宜，勸他留心洋務。一八九一年，光緒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五年翁又以湯震的《危言》、陳熾的《庸書》進呈，並讀《泰西新史攬要》，翁盛稱他英爽精明。翁接觸過不少維新人物【註：如湯震、陳熾、黃遵憲、汪康年、江標、馬建忠、譚嗣同、楊銳、張謇】，頗賞識他們的才學，承認變法的必要。

　　這時疆吏中張之洞已代李鴻章為新派領袖，他雖採中間立場，而主變則一。他說：「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當本通並重，不變法，不能變器；倫紀、聖道、心術不可變，法制、器械、工藝則須變。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西藝非要，西政為要。西政指農工商礦兵學【註：以上見張之洞所著《勸學篇》，一八九八年四月刊行，他的主張觀念，則由來有漸】。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有關新政的詔諭屢頒，包括練新軍，設立地方學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選派遊歷，辦理礦務，廣設紗廠，置經濟特科。見之於實施的以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張之洞編練的自強新軍，盛宣懷創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為要。作全面推動的為十年來孜孜不懈的康有為。

　　德國奪據膠州灣是馬關條約後對中國朝野的重大刺激。一個月後，康有為再度展開活動，上書痛陳時局之危與變法的迫不可緩。謂三十年來西方專以瓜分中國為說，德國之奪膠州灣為開端，惟有下發奮之詔，明定國是，盡革舊俗，一意維新，以俄國大彼得為法。「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則幅員日割，欲為偏安，無能為計。」

　　翁同龢身當對德交涉之任，與康有為有同感。給事中高燮曾奏請召見康有為，翁亦向光緒稱道康的才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緒與軍機大臣論變法之事，意欲面詢康有為，恭親王默而不言，因改命總署大臣先行問話。二十四日，康和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張蔭桓在總署相見。榮祿為慈禧的親信，首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康謂「此地為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廖問以如何變法，康答「法律官制為先」。李問六部是否可以盡撤，則例是否盡棄，康答一時即不能全改，亦當斟酌情形，逐步為之。進而詳述種種應行革改之事，謂日本維新，制度甚備，最易摹行。同日，詔命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以後康如有條陳，即日呈遞，准其具摺上言，亦即給以對皇帝的發言權。翁將康在總署所言入奏，亟陳宜破格用人。

　　一月二十九日康上《統籌全局疏》，謂世界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變法須先舉三事：一為大集群臣，躬身誓戒，除舊佈新；二為設上書所，許天下士民上書，如所言可採，即召見擢用；三為設制度局，選通才主持，皇上每日親臨商榷施行。制度局為變法之原，應立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鐵路、郵政、礦務、造幣、遊歷、社會、武備十二局。各省於每道設民政局選才督辦，每縣設民政分局，官紳會辦，舉行地方自治。以上諸事，均應定入憲法。此外當行者為遣親王大臣遊歷，大譯西書，遊學外國，提高俸祿，變通科舉，設銀行、行紙幣、印花稅，遍立各種學堂，購鐵艦、練民兵，一切取鑑於日本。復策動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陝西的宋伯魯，四川的楊銳，山西的楊深秀等分組學會。此後兩月，各國的壓迫愈緊，愈堅定了光緒的變法決心，向翁索閱《日本國志》，有意以明治天皇為法。康為旅、大問題，倡聯英、日抗俄，梁啟超再合各省舉人上書，可說是第二次的公車上書。康開「保國會」，講保國、保種、保教歸之於變法。各省類似的自保會，繼之成立。一言以蔽之，變法維新的動機是為對外自保。守舊派雖加攻詆，光緒則謂「會能保國，豈不甚善？」

　　二、百日維新

　　維新派的要求如此急切，又獲得有力大臣翁同龢的相當支持與光緒的同情，聲勢似乎頗壯，但阻力亦屬不少。榮祿及軍機大臣剛毅，對康有為極為痛惡，飽經事故的恭親王態度消極。翁同龢以頻頻受劾，不敢積極主張。五月二十九日，恭親王卒，康促翁及時而行，翁反希望他離京，以避人言。康再作努力，為御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草摺請明定國是，力行維新。光緒下了最後決心，以去就爭。他告訴慶親王奕劻：「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允不過問。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光緒命翁擬變法上諭，十一日正式頒布。略云：「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用特明白宣示，各宜努力向上，發奮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便之才。」「百日維新」於是開始。

　　國是詔下，維新派為之歡騰。六月十六日，康第一次，亦為最後一次，見到光緒。君臣一致認為非盡變舊法與維新不能自強。康說，近年非不言變法，然只是局部的變，是變事而非變法。變法須先將制度、法律改定，三年可以自立。對於守舊大臣，不必黜革，但破格擢用小臣。有關變法之事，可特下詔書，使守舊大臣無從駁議。中國大患在民智不開，八股試士必須廢除，並論到籌款、築路、練兵、興學、譯書諸事。光緒對康本欲重用，為剛毅所抑，僅命在總署章京上行走，康不免失望。

　　在康策動之下，百日之內，變法的奏摺紛上，上諭日或數頒，大致可歸納為四類：

　　一為教育學術，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問題。國是詔發布之日，首命舉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設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宗室出洋遊歷，挑選學生赴東洋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試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停止朝考，殿試後即可授職，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派梁啟超辦理。頒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命保薦精專製造、格致人才，印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及張之洞的《勸學篇》。

　　二為經濟建設。康曾謂西人「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必須講求富國養民之法，以工商立國。以往的製造企業為官辦，率多偷減，敷衍欺飾，今後應「縱民為之」。本此原則，詔命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各省設分局。廣設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訂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洋農學各書，採中西各法，切實開墾。獨立開闢地利者，給予特賞。頒製器、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就各地物產設立工廠。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弛八旗經商之禁，命習士農工商。訂開屯徙戶，計口授田新章。

　　三為軍事。改練洋操，挑留精壯，裁空糧，節餉需，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準備舉辦民兵。定興造槍砲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學科。

　　四為政治。最重要的為變革機構，提高效率，廣開言路。見諸命令的為刪訂各衙門則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與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其餘應裁文武各缺，均分別詳議趕辦。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為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京師報館，準報紙臚陳利弊，據實昌言，一律呈覽。每年出款入款，分類列表，按月刊報【註：康有為想像中的與計劃中的新政尚多，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定立憲，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不分，皇帝親統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遷都上海，以為新京。據他說，軍民合治以下諸事，已得光緒的同意】。

　　九十年代，列強在東亞，壁壘分明，何者應防，何者應交，應有所抉擇。英、日對於俄、德、法陣線極端不安，希望與中國結合。德佔膠州灣後，英、日開始分向劉坤一、張之洞遊說，日本更為積極。兩年以來，劉、張對俄的幻想已完全消失，以為英、日與中國利害一致，應與相結。一八九八年初，日本武官訪張之洞，力言中國聯交英、日的重要。復說譚嗣同、唐才常，謂中、日唇齒相依，中國若不能存，日亦必亡，甚悔從前交戰，願與中國聯結，救中國亦為自救。如中、日聯盟，再引英國相助，定可遏止俄國在東亞的侵略。日人新成立的「興亞會」，邀宴上海名士，謂白人「席捲六合，直注東邦，印度、緬甸、安南依次被滅，至今屹然為狂瀾砥柱，……以為亞洲剝極之復者，舍中、日其誰與歸？」聞者莫不悚然，欲與日本釋怨修好。

　　維新派對於聯好日、英的意見，初不盡相同；旅順事起，漸趨一致。康有為先向翁同龢進言，繼為兩御史草疏，稱「英真救人之邦」，日願相助，亦為真情。復撰《聯英日策》遍告朝野，主開旅順、大連，准各國通商。俄國公使警告李鴻章，如不許其旅、大要求，中俄盟約作廢。康再說翁同龢，謂以英、日抗俄必無害。光緒責恭親王及李：「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年，不獨不能阻人（德）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恭、李答稱：「若以旅、大予之，密約如故。」慈禧亦對光緒施用壓力。維新派之親英、日至為明顯。

　　三、新舊派的明爭暗鬥

　　康有為憑他一片熱忱與動人言論，一躍而起，以為只要獲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獨斷，即可暢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緒缺少真正權力，但畢竟是一國之主，慈禧或不致毫無顧憚。其實慈禧與光緒之間的嫌隙已深，一八九五年光緒革退接近慈禧的軍機兼總署大臣孫毓汶、徐用儀，慈禧亦革退擁護光緒的總署大臣汪鳴鑾、長麟，第二年又將翁同龢罷毓慶宮【註：光緒的讀書處】，使他們君臣不能經常相見。慈禧說不上有何政見，惟知攬權。有人說如果奉戴她來變法，她將不會反對，似屬可能，此可於同治朝及光緒前期的推行新政見之。現在光緒要爭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內心益憤。國是詔頒發後四天，翁同龢革職，派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第二天以刑部尚書崇禮兼署步軍統領，分別掌握京師駐軍，控制首都。不久又命禮部尚書懷塔布、軍機大臣剛毅分管京營，對光緒均極不利。

　　新舊觀念的衝突為歷史的必然，實際的利害更為彼此的水火的主因。康有為本想透過他的學說來推動變法，絲毫不曾生效。衛道之士指《新學偽經考》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就是傾向維新的翁同龢亦斥為說經家的野狐，孫家鼐責他學術不端，心術可疑。《孔子改制考》亦遭到相同攻訐。湖南舉辦新政早於百日維新一年，地方士紳，詆南學會提倡一切平等為「禽獸之行」，時務學堂為製造無父無君之亂黨所在。北京方面有人說康想藉保國會做民主教皇，又有人說他聚眾滋事，圖謀不軌，還有人說各省自保，國家將從此分裂。國是詔發布九天，新派的御史參劾禮部尚書許應騤阻撓新政。許痛詆康有為居心不可測。舊派的御史謂變法勢將召亂，保國會徒保中國，不保清朝。這是新、舊派的公開鬥爭。

　　廢八股為變法第一大事，引起的反對亦最激烈。如果八股廢除「勢必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等於斷送了他們和現職官吏子弟的前程。次為興學堂，舊派雖不便逕行反對，但是此事連帶涉及改書院、廢淫祠【註：不在祀典之祠】，而把持書院及依淫祠為生者，固然痛恨，迷信多神的男婦，亦為之嘩然。至於裁綠營，及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使身無一技之長的百餘萬人陷於絕境。

　　開制度局關係變法的根本，六七月間，流言紛起，說是將盡廢軍機處、內閣、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卿、寺、督、撫、藩、臬、司、道，內外震撼，奕劻、孫家鼐力阻。中央各衙門及疆吏對於新政上諭敷衍搪塞，甚或不加理會。光緒屢頒嚴旨，飭令於交議事件，迅速議覆，應辦諸事，限期執行，否則懲治不貸。復申誡各省督撫不得掩飾支吾，指名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直隸總督榮祿。

　　康以變法的進行不如理想，八月二十八日，再上一長達數千言的奏摺，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光緒決採猛進政策，八月三十日，裁撤詹事府六衙門，鄂、粵、滇三巡撫及所有冗官，不少人因之失官，紛請慈禧保全。九月四日，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及四侍郎阻撓該部主事王照上書，悉予革職，王照則不次擢升，舉朝為之錯愕。五日，加新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卿銜，派為軍機處章京，參與新政事宜，掌握政治實權。又二日，撤李鴻章、敬信總署大臣差，舊黨益惴惴不安。

　　康有為力主早日開設議院，九月九日，詔置三四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以期集思廣益。十三日，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以議制度。但情勢的發展，對新黨日益不利。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說他「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四、慈禧的第三次政變

　　慈禧成竹在胸，著著部署，待機而動，翁同龢的開缺與榮祿的出任直隸總督為顯而易見之事。軍機處實際歸剛毅領導，總署仍是慶親王奕劻主持，接近維新派的張蔭桓遭受參劾。八月二十四日，上諭宣布慈禧、光緒定於十月十九日往天津閱兵。盛傳屆時將行廢立。舊派承慈禧之意，與榮祿密商。新派日夜憂懼，但缺乏武力。康請仿日本之制，立參謀本部，選勇士與不二心之臣，由皇帝自行統馭，但為情況所不許可。

　　袁世凱自朝鮮歸來，李鴻章派他會辦遼東前敵糧台。戰後他向督辦軍務處提出練兵計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得到李鴻藻、榮祿的支持，奉命督練天津小站的新軍。第二年為人所參，賴榮祿之力，方獲無事，可見他們的關係不同泛泛。袁亦不時奔走於翁同龢之門，百日維新行將開始之時，與翁深談時局，慷慨自誓，儼然是位愛國志士，這時他已升任直隸按察使。康有為以袁頗知外事，參加過強學會，使人和他聯結，袁表示對康極為欽佩，於榮祿則有不滿之詞。康信以為真，說光緒召袁來京，收備不測。

　　皇帝與近臣在懋勤殿議政並非創舉，光緒以為應無困難。九月十四日，向慈禧請示，竟未獲准，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事。楊銳勸他對慈禧將順，不可固執，變法宜有次第。光緒賜以密詔，說是太后堅持不肯變法，自己權力不足，如操之過急，「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朕今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而又不致有拂聖（慈禧）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候朕熟思審慮，再行辦理」。看來態度漸轉緩和。十六日召見袁世凱，擢授侍郎，專辦練兵。十七日，二次召見，命與榮祿各辦各事，暗示他可不受榮祿節制。同日，派康有為往上海督辦官報局，以去反對者的目標，密諭以此舉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十八日康與林旭、譚嗣同、梁啟超等共商，決定勸袁舉行政變。是晚譚嗣同訪袁，說以誅榮祿、圍頤和圓、保護皇上，以袁為直隸總督。袁答應將來光緒來天津閱兵時，即先於軍中殺榮祿。譚滿意而去。

　　李提摩太曾建議康有為延伊藤博文為政府顧問。八月初，有人奏請「借才」、「聯邦」，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內政實權，特別指名伊藤。如與日本聯合，可長保太平之局，「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九月中旬，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接踵到京，又有人請光緒召見，宣示中、日和睦之誼，甚至用為中國宰相，因之盛傳伊藤將任軍機大臣或顧問大臣，舊黨益為惶悚【註：伊藤過天津時，自言光緒對他等待已久，榮祿在宴會上神色慘沮不歡，未遑終席，借事辭去。奕劻接見伊藤時亦表示冷淡，惟有張蔭桓熱誠招待】。

　　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的同一天，康有為乞助於李提摩太，李再提出他的聯邦主張，中、日、美、英合而為一。接著楊深秀奏請趁伊藤在京，早定大計，團結英、美、日，實行合邦。御史宋伯魯奏請派李鴻章、康有為與李提摩太、伊藤商酌辦法。

　　新黨的武裝政變，尚需時日，合邦計劃尚待商議之時，舊黨已斷然行動。九月十八日御史楊崇伊請太后訓政。十九日慈禧自頤和園還宮，榮祿節制的董福祥軍入京，聶士成軍向天津集中。二十日上午，光緒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下午伊藤博文覲見，光緒謂中、日同在一洲，最為接近，當同心合力，親密國交，並問以對中國改革意見。伊藤答稱，日本天皇意亦相同，願與王大臣相商，均為慈禧在簾內聞見。二十一日慈禧宣布訓政，幽禁光緒，完成了她第三次政變。

　　政變的導火線多謂由於袁世凱的告密。據袁自言，他於九月二十日下午返抵天津，僅向榮祿略述內情，並說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第二天即政變之日，始對榮祿備述詳細情形。」即使如此。二十日下午所談，已足令榮祿明白一切。京津相去一百四十里，當晚榮祿定必將消息報告慈禧。政變如箭在弦，絕不能免，以袁的機警，自知何去何從。袁的兵力不過七千人，京津一帶駐軍不下數萬人，北京、天津皆榮祿掌握，不要說袁部難以開往北京，縱使於天津閱兵之時，採取行動，亦無懾服他的勝算。何況慈禧的威嚴猶在，中樞及地方要津幾盡為舊黨所據，毫無權力的光緒與僅放言高論的康有為輩，如何能和他們對抗。袁為自身利害，不僅不聽從新黨之議，冒此大險，且欲向對方建功。慈禧之所以於光緒第三次見袁及會晤伊藤後的次日實行政變，可能是顧慮萬一袁果有舉動，日、英果有表示，將不易應付，遂當機立斷。

　　政變之後，慈禧除將光緒幽囚外，一為懲治他的政敵，二為推翻新政。她所欲得之而甘心的康有為，已於政變前一天出京，因李提摩太及上海英領事之助，南走香港。梁啟超、王照得日本公使林權助及伊藤之助東渡日本。譚嗣同自願為主張犧牲，與楊深秀、劉光第、楊銳、林旭、康廣仁、張蔭桓被逮。張以日、英使營救，與禮部尚書李端棻遣戍新疆，餘俱於二十八日被殺，是為「戊戌六君子」，其他新黨人物獲罪者尚多【註：徐致靖（禮部侍郎）父子下獄，陳寶箴父子、宋伯魯、張元濟、黃遵憲、熊希齡、江標、王錫蕃（禮部侍郎）、文廷式拿問，張百熙（廣東學政）革職留任】。

　　策劃政變的榮祿內調為軍機大臣，仍節制北洋各軍，操軍政大權。被光緒革罷的懷塔布等，一一起用，被裁撤的職官，照常設置。復八股舊制，停經濟特科，禁士民上書、結會，撤農工商總局。百日維新期間所宣布的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概推翻，一切恢復舊觀。

　　百日維新期間，英、日與俄對立，政變後俄國為勝利者。九月二十七日，各國公使在俄使館會議，英、日公使不至。自英東來的英國議員貝思福曾晤康有為於香港，十月四日到上海，三次與伊藤博文商談英、日、美、德同盟。北上後，訪奕劻、榮祿、李鴻章，願派將弁代練陸軍，他們同意先由張之洞在南省辦起，以免與俄國在華北衝突。貝思福旋去天津，晤袁世凱。最後致書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主英、美在華合作。伊藤亦曾訪張之洞、劉坤一，諒不外為防俄。

　　政變後圖謀廢立愈急，先製播康有為毒殺光緒的消息，繼改說光緒久病，中外盛傳他已不在人世。劉坤一勸奕劻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這是內在的有力警告。英公使竇納樂亦謂如果光緒於此時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後果異常嚴重，這是外來的有力警告。奕劻極力解釋，允由法國使館醫生入診，事後醫云光緒僅是身體虛弱，無大病症，但是廢立的陰謀絕不因此中止。十二月將駐紮近畿的聶士成、董福祥、宋慶、袁世凱四軍及添募的一軍合編為「武衛軍」，仍歸榮祿統轄。舊曆新年前後，一再宣佈光緒尚未痊癒，並由榮祿再試探劉坤一的態度。劉稱「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請榮祿考慮，慈禧不得不暫為從緩。

　　梁啟超到日本後，發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康有為於一八九九年七月，在加拿大組織成「保皇會」【註：全名為「保救大清皇帝會」，一稱「中國維新會」（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頌揚光緒，慈禧恨入骨髓，必去光緒而後已。十二月，召劉坤一來京，使不能再行阻撓。李鴻章亦不以廢立為然，謂光緒的罪不明，倘貿然從事，各國必先抗議，各督且將仗義聲討，不妨先立太子，徐俟機會，慈禧採納了他的意見。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同治之子，滿語曰「大阿哥」，是為「己亥建儲」，傳說將於庚子年（一九○○）即位改元。詔發後一日，上海紳商經元善、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等一千二百餘人通電反對，海內外紛起力爭。各國雖無何表示，但英人對於拿辦經元善之事則多方阻撓，慈禧無如之何，緝捕康、梁更不可能。

第三節　社會不安與義和團的發展

　　一、民生經濟的凋敝

　　南京條約訂立後，進口貨第一為鴉片，第二為紗布，以其物美價廉，土紗、土布不能與之競爭。沿海一帶首先受到打擊。一八六○年起，中國全部開放，進口激增。鴉片因中國內地栽植日多，進口漸減，紗布躍居第一位。九十年代紗布在每年進口的總值二萬七千萬兩中約佔一萬萬兩，較六十年代增加了八十餘倍。土紗、土布的生產銳退，不能自給，須以現金購買洋紗、洋布。現金大都為出售糧食所得，而糧食又常不敷自食，尤以貧苦的華北為然【註：華北每人耕地不足二畝，豐收時每年夏秋兩季產糧約二三百斤，全部所得，勉強可不受飢餓】。茶、絲原為出口大宗，八十年代以後，茶以印度、日本的競爭，出口開始下跌，九十年代末由佔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五十四降至百分之十八。絲的出口，亦在減少之中。

　　甲午戰前外人已在各口岸設立工廠，戰後正式取得此項權利，包括船舶修造、紡紗、自來水、電氣、製茶、繅絲、製糖、打蛋、榨油、捲菸、造紙、製藥等，以船舶修造業為大。最大輪船公司為怡和與太古，九十年代共有輪船五十餘艘，招商局有二十六艘，往來沿海長江。海運完全取代了河運，運河兩岸城鎮隨之蕭條。依漕運為生者，大都失業，長江流域的船戶、水手、工人，同樣受到影響。最早通車的鐵路，如津榆線、津通線、蘆漢線北段，均在華北地區，舊有的交通運輸自蒙打擊。電報、郵政的開辦，亦使不少人的生計發生問題。

　　水旱饑饉的災難，亦以華北為甚。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晉、豫災情為數百年所未有。餓死者不可數計。黃河自一八五五年在豫東決口，由蘇北改道山東，奪大清河入海後，以河身逼仄，水流不暢，堤工草率，屢次漫溢。一八八七年九月，鄭州決口三百餘丈，南入賈魯河、淮河，豫東、皖北被害特巨。一八八九年一月，始行合龍，死亡百餘萬人，用款千萬兩。同年及一八九○年，山東境內兩次潰決。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八年，幾乎無歲不決。田舍漂沒，人畜死亡，山東災區達六十州縣，直隸為二十六州縣。一八八八、一八九○、一八九二、一八九三、一八九六年，永定河連續潰決，決口自十丈至百餘丈，直隸災區達二十六州縣。一八九九年，直、魯、晉及蘇北復久旱不雨，糧價猛漲，貧者多賤價出賣子女。

　　人民苦痛加重的第三個原因為政府的搜括。政府的搜括由於支出的增多，財政拮据。財政拮据由於連年戰亂，宮廷揮霍，河工賑濟，以及舉辦新政所需，再加以對外賠款，一八九五年前，每年應付外債本息（賠款與貸款），約三四百萬兩，勉可負荷。甲午之役，軍費借款約一萬二千萬兩，對日賠款本息為二萬六千餘萬兩，皆來自借貸。每年應還二千三四百萬兩，須另行籌措。於是扣廉俸、增釐金、折漕米，土藥（國內所產鴉片）、茶葉、鹽、糖、煙、酒加稅，整頓田房契稅，勒令典當各商捐輸，仍然不能彌補。一八九八年發行「昭信股票」一萬萬兩，命官民領票繳銀，民間所存銀票不得不向銀鋪、銀號兌現，舖號猝無以應，以致倒閉，闔市騷動，商家納賄以求免。農民計田苛派，按戶嚴傳，不准稍減，否則鎖拿扣押，政府所得不過一千萬兩。據一八九九年戶部報告，每年息債（外債）、軍務、洋務（新政）各需二千餘萬兩，中央、地方經常所費約二千萬兩，合計近一萬萬兩，歲入為八千餘萬兩，不敷一千數百萬兩。詔命查核關稅、釐金、鹽課，限一個月內辦就，急若星火，特派軍機大臣剛毅赴江南、廣東督籌。其他各省均有增解，多係強令藩司、鹽運使、糧道認繳，中飽之數自然不少。

　　二、人心鬱憤與教案再起

　　天災、人禍為民不聊生的兩大因素，而以人禍為最。所謂人禍，一為官府的橫徵暴斂，二為洋貨的充斥。洋貨為洋人所輸入，徵斂與對外賠款有關。傳教士的所作所為，又常使人民感切膚之痛，因之怨毒多集於洋人。從中煽惑者多為地方士紳，群起而應者則為平民，認定洋人為一切禍源，掃除了洋人，中國即可太平。傳教士與教民首當其衝。

　　天津教案解決後，七十年代，四川、安徽、福建仍時有教民衝突之事。一八八五年，重慶教民向考生尋釁，考生死傷三十餘人，人民憤而搗毀教堂，中國反賠償二十萬兩。一八九○年，川東大足余棟臣（余蠻子）起而領導打教，參加者以哥老會、鄉團為多，歷數三十年來洋人如何欺侮中華，傳教士的種種不法。

　　哥老會聲勢的增長，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事。湘軍中本多哥老會，「楚師十萬，無人不結盟拜兄弟」。太平軍及捻亂既定，湘軍解散，江、浙兩省不下十萬人，回籍後，多不能斂手歸農。稍後自陝、甘遣還者，亦以萬計，相繼入哥老會。川、滇軍事結束，兵勇裁撤十數萬，大都成為「袍哥」（哥老會）。湖北、江西、安徽之退伍者，紛紛效尤，傳習哥老會者無縣不有，由兵勇而及於無業遊民與鄉農，通財尚義，以「打富濟貧」相號召。余棟臣起事之年，江西、安徽、湖南哥老會的暴動，尚與傳教無涉，但是一八九一年，鄂、贛、皖、蘇及山東教案的不斷發生，幾悉哥老會所為。張之洞曾說：「長江口岸，匪黨佈滿，……上起荊、襄，下至武、漢以下，皆已聯為一氣。」打教滋事主之者為李鴻。李鴻為前被正法的江南提督李世忠（捻首李昭壽）之子，為報父仇，聯通哥老會焚燒教堂，不只是要為清廷製造對外的困難，而且準備攻取南京。鎮江海關稅務幫辦英人梅遜（C.W. Mason）為之招募洋人，購運槍械，事泄未成。同年有四川、雲南、貴州的叛亂。熱河金丹教（白蓮教的一支），眾至數萬，攻陷朝陽、平泉、赤峰等城，焚燒教堂，波及吉林。各國公使動輒聲稱將採聯合行動，最後是撤革官員、懲處人犯、賠償、撫卹，款悉出自地方。湖南候補道周漢素惡洋教，編撰文告、歌謠，繪製圖畫，刊刷流播。一八九三年，詔令查禁，周漢革職管束，但兩湖反教之事，依然不停。

　　一八九五年後，教士教民氣焰益高，民教衝突隨之轉烈，各國的態度，更為蠻橫。是年先有四川成都教堂被毀，繼有福建古田英國教士遇害。德使因德教士在山東兗州被毆，對總署百般恐嚇。一八九六年，蘇、魯之交又有多處教堂被毀。與教案無關的動亂，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屢起於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河南。一八九五年的甘肅回亂，蔓延西寧、河州，頭目不一，各擁眾數萬，歷時一年七個月始定。廣西、廣東的天地會亦紛紛舉事。

　　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列強在華的掠奪最為猛烈，國內動亂亦最為嚴重，遍及於滇、黔、湘、鄂、贛、豫、皖、浙、閩、粵諸省，而以川、桂、直、魯為甚。四川仍由余棟臣領導，於一八九八年再起，檄文中就社會、經濟、禮教、領土，指陳洋人的如下罪行：「海舶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桑之生計，廢大聖君臣父子之倫，以洋菸毒中土，以淫巧盪人心。姦淫我婦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佔據我都會，巧取我銀錢，小兒視如瓜果，國債重於邱山。焚我皇宮，滅我屬國。既佔上海，又割台灣，膠州立埠，國土欲分。自古夷狄之橫，未有甚於今日者。」此番興師，專為打教，不擾地方，「但誅洋人，非叛國家」，事成之後，日本軍費之賠償，昭信股票之派款，一概可免。余的黨眾約萬人，直接擾及地區為川東十餘州縣，間接受到影響的三十有餘。鄂西的「江湖會」（哥老會別支），亦假余的旗號而起，宜昌、湘西為之震動。安徽北部的白蓮教起於一八九九年，從者二萬餘。廣西天地會於一八九八年連陷數城，擾及廣東。某御史說他們為孫文的黨羽，軍械火藥為孫所接濟。又有人說，如一旦入湖南，順江而東，將成為第二個洪秀全。清廷命兩廣總督確查孫文踪跡，沿江沿海警戒，可見其張皇的一斑。其實廣西之亂與孫文並無關涉。

　　余棟臣的反教滅洋運動，性質與同時在華北萌動的義和拳甚為相近。四川通商口岸僅有重慶一處，長江上游輪船行駛困難，川人所受洋人的侵害尚不為大。四川又為多山腹地，向外聯絡發展不易，余的勢力僅限於一隅。起於華北的義和拳則情勢大異，終於釀成震撼中外的空前事變。

　　三、山東、直隸的義和團

　　山東民風剛強，向有「山東好漢」之稱，具有反抗精神的白蓮教，遍於城鄉，許多武俠小說以山東為背景。加之人口稠密，生計維艱，嘯聚滋事，時所不免，六十年代，所在蜂起。煙台開埠，洋貨湧入，漕運改道，黃河潰溢，山東被禍獨甚。山東為天主教士最早活動的區域之一，全省新舊教徒約八萬人，以魯西運河兩岸為多。一八八八年，德國取得了山東的保教權，教士愈橫，強佔田產，包攬詞訟，庇護歹徒，擅自收稅，重利盤剝，囤積居奇，勒索訛詐，人民為其魚肉，官府受其挾制。

　　一八九五年，日軍攻略威海衛，盤踞三年，登州、萊州一帶備受蹂躪。一八九七年，膠州灣及附近城池為德軍佔領。一八九八年，日軍甫去，英軍又來，山東南北兩港皆為外人所有。德國的勢力且深入堂奧，築路開礦。教士教民動輒傾陷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為會匪，怵以兵威。一八九八年及一八九九年，魯南發生教案及德人被毆之事，德兵焚掠村莊，濫行屠殺，拘禁士紳，勒索賠款。一八九九年英國以肥城教案，亦索款佔地。德人復為修築鐵路而侵奪田畝、拆毀廬墓，人民抗阻，被德軍殺斃二十餘命。一九○○年初，衝突再起，官兵開槍轟擊，逮捕首要。德人聲言再度出兵，山東巡撫不得不與訂立築路開礦章程。英人以自勘威海衛界址，人民不服，亦曾發生相似事端。

　　反教或反洋事件，如要形成一個運動，定然有其組織。四川余棟臣之所以能有相當聲勢，得力於鄉團。鄉團本為民間保衛身家而設，其在山東，鄉團與白蓮教原不兩立。教亂弭定，地方治安仍賴鄉團維持，白蓮教徒散歸鄉里，漸行滲入。此輩大都練習拳棒，鄉團亦多工技擊。鄉團由士紳領導，憎惡教士、教民，白蓮教徒的信仰與教士、教民不能相容，與鄉團立場漸歸一致。鄉團大抵忠於官府，白蓮教徒亦由反清而反洋，遂至合流。白蓮教原奉彌勒佛為主宰，後漸雜糅道教成分，及其他迷信，支派不一，以「八卦教」的勢力為大，別有「天理」、「金丹」、「紅燈」教之分，成員以鄉農為主。八卦教所練之拳曰「義和拳」，一名「梅花拳」，各有神壇，自稱祈禱後降神附體，口誦咒語，金刀不入，槍砲不傷。

　　義和拳初流行於運河兩岸，為教堂、教民麇集之地，與教民時起爭執。李秉衡任魯撫時（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目拳民為義民，傳習者日眾，有「大刀會」、「紅燈照」等名稱，揚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誠心用功，可避刀劍，可避槍砲，……興大清，滅洋教」，大清代表中國。李秉衡因鉅野教案受到處分，然為官廉正，魯人為之不平。魯西北冠縣民教互鬥已久，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延及數十州縣，義和拳之名大著。魯東南的反教事件亦所在蜂起，沂州一處多至數十案。魯東的阻止德人築路，亦有義和拳參加。冠縣教案擴大，清廷下令嚴查，巡撫張汝梅掩耳盜鈴，將義和拳歸入鄉團，名日義和團，無異認可其合法地位。

　　一八九九年春，暴戾無知的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篤信拳眾多富神力，以禦洋人，必可大勝。拳眾氣焰愈張，到處毀教堂、殺教民，豎「傳神、鋤教、滅洋義和拳」紅黃旗。毓賢以為凡與教士、教民為難者，即係良民。九、十月間，魯北義和拳不服官軍彈壓，被袁世凱部擊散，知縣、營官因之撤職。總之，是年秋至次年春、夏之交，山東義和拳最為猖獗，魯北的中心為平原、德州，魯西北為臨清、東昌，魯東為登州、萊州、黃縣、平度、濰縣，魯西南為濟寧、兗州、曹州，魯南為沂州、莒州，魯中為濟南附近。

　　直隸南境毗鄰山東，一八九八年，義和拳已不時出沒。翌年十二月，袁世凱任山東巡撫，一面採取分化策略，勒令教民出教反教，釜底抽薪，以減少義和拳的滋擾對象，一面武力剿辦，擊潰義和拳的組織。勒令出教、反教，因煙台美領事的抗議，半途而止，武力剿辦則貫徹到底。訂立嚴禁拳匪章程，如有設廠教習，不分首徒，該管州、縣照縱匪例參辦；吏役、莊長、首事、地保分別監禁、正法；設廠之家，家產充公，習邪拳者，殺無赦。官民遇匪即開槍痛擊，但求境內無事，不惜以鄰為壑。拳團在他的大力鎮壓之下，相率北走，沿途發布揭示，謂「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吾等俱練習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北京為外國公使的駐紮地，中華君臣直接受他們的欺侮，天津為距拳團最近的洋人集中地，中華黎民常遭他們的侮壓，因之拳團即以此兩處為目標，期一舉殲滅，根絕禍源，此或為拳團北去的更大原因。加以這時冀北亢旱，瘟疫流行，拳團乘機宣傳，將災害歸罪於教士、教民之不准敬天。駐天津的直隸總督裕祿庸懦畏怯，駐保定的按察使廷雍有意庇護，拳團遂由冀南而冀中，一路進向天津，會合靜海、獨流、永清一帶的拳民，一路進向保定，一九○○年五月，北及淶水、易州、涿州，以至北京附近的長辛店、豐台、黃村，殺傷教士、洋人、教民，焚燒教堂及教民房舍，抗拒官兵。

　　四、慈禧對拳團的縱庇

　　義和團在山東之得以立足，以至日益擴張，是由於近五年來歷任巡撫的有意袒護，放縱鼓勵；最後成為燎原之火，慈禧的態度為極大關鍵。年餘以來，慈禧對外人之同情變法，援救新黨，干涉廢立，認為是存心作對。一八九九年，各國暴橫之行，連續而至。除山東德軍外，有俄軍之圍困遼東半島的金州，殺傷皮子窩、旅順人民，英軍之驅逐九龍城中國官員，法軍之強踞廣州灣兩島，義大利之要索浙江三門灣，在在增加她的對外仇恨。中樞較有力量的人物，一派為巧滑的榮祿，庸鄙的奕劻，但事依阿固寵，見風轉舵；一派為悍愎的軍機大臣剛毅、啟秀，愚昧的大學士徐恫、端郡王載漪，只求一時快意，推波助瀾。

　　義和團的立場與慈禧的希望不盡相符，而仇洋反教的心理則一氣相通。慈禧初時所采的應付辦法，近乎兩面政策，取締之令甫頒，縱容之詔又下。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曾命對義和團加意彈壓防範；繼又謂山東保甲團練，紳民踴躍從事，應請求推行，以備緩急。十二月，申諭朝廷於民教一視同仁，地方官應隨時勸導，以杜爭端；繼又嚴飭各督撫認真辦理團練保甲。一八九九年四月，密諭毓賢對教案不可事事忍讓，亦不可稍涉孟浪；五六月間又屢命各省查保甲、練民團；十月，命毓賢於義和團撫綏彈壓。以上指示，對義和團庇護之意，實多於禁止。

　　各國公使對於山東情勢的發展，時在密切注視。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美使康格（EW Conger）接連要求切實保護該省外人，最後堅請將毓賢撤職，改派幹練人員繼任，並調天津附近訓練精良的駐軍前往協助。於是袁世凱代替了毓賢。慈禧雖畏懼外人，仍欲利用義和團，再三訓令袁世凱不可操切剿拿，「倘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前在魯北因剿拳而革職的袁部營官袁世敦（袁世凱之兄）之被逐回籍，即為對袁的警告。對於人民阻止德國築路事件，復諭以不可用兵，「致失國家團結民心本意」。

　　毓賢至京，極力揄揚義和團忠勇可恃，得有神助。慈禧召見時，賞以親書「福」字，旋授山西巡撫。載漪統帶的「虎神營」員弁，亦受到獎敘。「虎」、「神」與「羊」（洋）、「鬼」兩字相對，虎能食羊，神可制鬼。一九○○年二月，各公使因拳眾北進，要求速頒剿滅詔旨。慈禧無奈，十九日命直、魯督撫出示禁止「私立會名，聚眾滋事」，「務宜革除惡習，勉為良民。倘執迷不悟，即從嚴懲辦」。各使請將詔旨公佈被拒，始知事態嚴重，除電本國請兵外，各國軍艦猬集直隸灣示威，限總署於兩個月內剿除拳匪，否則將代為執行。四月十五日，雖將二月十九日詔旨公佈，但十七及二十一日，又各有上諭，一係通令各省，謂「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與教民為難，……〔應〕隨時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遠相安」。一係專指直隸，謂該省「有外來義和拳會，到處煽惑，……應切實開導，……止論其匪不匪，不必問其會不會，是在該督（裕祿）嚴飭地方官吏準情酌理，因應得宜，非朝廷所能遙制」，左袒之意，已十分顯明，五月一日且擬將拳民團練。朝廷如此，不僅裕祿任其橫行，慈禧的心腹，節制武衛軍的榮祿亦依違觀望。

第四節　孤注一擲

　　一、義和團控制下的京、津

　　一九○○年五月以前，慈禧尚未必有與洋人一決雌雄之心，至多不過是想利用民間聲勢，使洋人有所畏忌，不再動輒相欺。四月下旬，義和團出現北京城內，五月中旬，公然張貼揭帖。約十天后，蘆溝橋一帶的鐵路、火車、電線被毀，洋人四名被戕，四名受傷。各國公使調兵來京。慈禧有感事態嚴重，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命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實力保護教堂、教民，斥滋擾的義和團為「拳匪」，「倘敢對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六月三日，又有兩道幾乎相反的命令，一是要裕祿對拳眾諄切勸導，不可操切，帶兵員弁毋得輕傷民命，啟釁邀功；一是要武衛軍統帥榮祿不得孟浪從事，率行剿辦，激成事端。五日及六日分派軍機大臣趙舒翹赴涿州宣撫，剛毅往保定曉諭，倘各軍藉端騷擾，即治以軍法。

　　此一重大轉變，原因有三：一為所謂天潢貴胄，師保樞密，如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勛、貝勒載濂、輔國公載瀾、軍機大臣剛毅、啟秀、大學士徐桐，皆抱與洋人不共戴天之志，「盈廷惘惘，如醉如痴，……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均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千真萬確，……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使慈禧不得不信。略明事理的榮祿、奕劻、王文韶雖知邪術萬不能成事，對外不可橫挑兵釁，但不敢強作主張，縱有諫阻，慈禧亦不之聽。二為武衛軍為直隸境內最大武力，右軍（袁世凱）已調往山東，左軍（宋慶、馬玉崑）駐山海關，前軍（聶士成）駐天津，衛戍北京的為後軍、中軍。後軍統領董福祥出身甘肅土匪，桀驁不馴，所部幾盡為義和團。中軍名義上由榮祿兼統，重要將領張俊與董本為同夥。載漪的虎神營，個個是義和團，載瀾又作了步軍統領衙門的總兵官。慈禧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義和團）打通一氣，因此不敢輕言剿辦」，確為實事。三為公使團不俟許可，即召軍入衛。六月初，洋兵百餘人，進入使館，六百人開入天津租界，海參崴俄軍四千向天津出動。公使團要求增兵來京，覲見太后、皇帝，頑固派益振振有詞。六月九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紮北京城內，董揚言「已奉太后命，剿滅洋人，命義和團為先鋒，我軍為接應」。次日派載漪管理總署，自此都中人人謂拳團可以包打洋人。義和團大隊湧入北京，到處設立神壇，高懸「奉旨義和團練」、「義和神拳」或「助清滅洋，替天行道」旗幟，上至王、公、卿、相，下及娼、優、隸、卒，紛紛祈拜，如癲如狂。裕祿禮迎拳團首領，入天津督署，待以上賓，凡持義和團名帖者，無不延見，拳眾遇官弁坐轎騎馬，喝令下轎下馬，脫帽旁立，不從者則揮刀恐嚇，怒目相加，武衛軍望影走避。

　　董福祥軍入北京後，天津英、俄、德、法、美、日、義、奧八國海軍司令應公使團的要求，決再派軍二千餘人赴援。六月十日，由英國海軍提督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率領出發。十一日，董部殺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十二日起，肆行焚燒教堂、教民住宅，以及經售洋貨的店鋪，火光燭天，通宵達旦，沿途喊殺，哭聲震天。十三日，教民被殺者達三百餘人，載瀾輩親督縱火，號稱繁榮之區的前門外，火勢尤猛，越城而入，延及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鄰近，財帛精華所聚的北城，亦焚掠一空，十室九逃，北京成了恐怖悲慘世界。天津情形相同，電報局、海關署同遭搶毀，居民扶老攜幼，男女滿街奔避。洋兵不准進入租界，開槍射擊。十三日前後，因榮祿的婉勸，曾發布幾次剿捕解散義和團的上諭，慰問各國公使，然無絲毫效力。拳黨已控制北京，慈禧縱有心轉圜，已不可能。奕劻面告公使團，自認無力平亂。

　　二、慈禧宣戰

　　西摩率領的聯軍行抵天津西北十里的楊村，以鐵路毀拆，隨修隨行，勉強抵達京津中途的廊坊，義和團猛勇阻擊，不得續進。西摩初以為二千聯軍足可擊潰清方的任何抵抗，至是方知不似他所想之易。慈禧聽說洋兵又來，調聶士成軍回防天津附近鐵路地方，命裕祿攔截續到洋兵，大沽口加緊戒備。西摩被困之日，又有千餘俄軍到津，裕祿亦向大沽增防。大沽口外泊有外國兵船三十餘艘。六月十六日，各國司令限期交出大沽砲台。同日中午，慈禧舉行御前會議，到王大臣、六部、九卿一百餘人，反對與袒護義和團的兩派互相爭辯。反對派之一的總署大臣袁昶謂「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慈禧駁以「法術無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遂命另一總署大臣侍郎許景澄等出京勸阻洋兵，榮祿派兵警戒東交民巷，如使館人員願去天津，可俟鐵路修復以後再定，可見尚無意攻擊使館，只希望洋兵不來。十七日上午八時，聯軍攻奪大沽砲台。下午三時，召開緊急御前會議，慈禧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四條的最後一條，是勒令她歸政，她未便出口。有人謂這四條是出諸捏造，但亦非無因。丁韙良曾向公使團建議，為恢復中國秩序，第一，須令太后退隱，恢復皇帝的權力，由各國共同監督；第二，戊戌政變後的措施，一律作廢；第三，皇帝的改革計劃予以繼續，促其實現；第四，各國控制其勢力範圍內各省政府，均與慈禧宣布的大致相似。她之所以決定一戰，是由於洋人有迫她交還政權之說，寧肯亡國，亦不讓光緒恢復權力。她以為西摩的進軍，洋兵攻奪大沽，大舉增兵天津，皆是為了強制她退位。於是載漪輩眾口一詞地說：「非戰不可。」慈禧對大臣說：「今日之事，諸臣已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不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於予一人，謂皇太后送三百年天下。」她亦知道「事不可知」，並無戰勝把握。只「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這是她事後的自白，榮祿告訴劉坤一等亦謂：「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此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皆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且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回。」

　　奉命查驗義和團的趙舒翹對慈禧極口誇說他們的神奇。剛毅回京後（六月十八日），更向她張大其詞，並「裝出拳匪模樣，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面目如何發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餘外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處兒敦迫著我（慈禧），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在十九日的會議中，慈禧表示她的最後決心，限各國公使於二十四小時內出京，命裕祿召集義和團，幫助官軍，抵禦洋兵，此於昨日聯軍受挫當有關係。二十日黎明，召見軍機大臣，宣布開戰。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五日）下宣戰詔，痛斥三十年來，洋人的種種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公然令我退出大沽砲台。……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朕今泣涕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二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凶焰，張國之威」。

　　宣戰書中所說多係事實，文字激昂悲壯，頗可同情。令人痛惜的為慈禧一任感情激動，罔顧時勢，不惜孤注一擲，公然對所有的外國宣戰，誠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舉。

　　三、戰爭期間的地方與中央

　　北京城內是主要戰場。五月以後，外人紛集位於前門內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六月中旬，義和團與洋兵屢次衝突，德國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指揮洋兵攻擊。二十日上午，克林德被戕，下午四時董福祥軍與義和團數千人進攻。使館區的面積約四平方裡，內有十一國公使，男女四百七十餘人，防衛洋兵四百五十人，教民二千餘人，擔任修築工事。董福祥以為五天內即可將其夷為平地。六月二十四日，附近的翰林院、海關總稅務司署被焚。七月十三日，攻勢尤猛，至二十四日，洋兵死傷百人。由於榮祿的暗中庇護，慈禧的心情變幻無常，時而猛攻，時而停止，時而談判，時而饋贈食物。天主教教士、教民四千餘人集中的城西北堂（西什庫），防守的洋兵僅四十人，亦未能攻入。

　　另一戰場為天津。大沽砲台失陷的同日（六月十七），清軍及義和團圍攻天津租界，六月十九日，西摩部在廊坊戰敗東退，遭聶士成軍截擊，得俄軍援救，二十六日，返回天津，傷亡近十分之二。大沽方面的聯軍，先解天津租界之圍，繼佔機器局，攻擊天津城垣，武衛軍拒戰九日，聶士成壯烈身殉，馬玉崑撲攻租界亦敗。天津先遭義和團的焚劫，再經近月的劇戰，殘破不堪，七月十四日失陷。聯軍加倍兇殘，死屍累累堆積，房屋十毀八九。此後各國劃分佔領地界，「日、美兵最和平，英兵次之，惟德、法、俄三國兵鈔民無虛日，婦女被污者無數」。七月三十日，設置「暫行管理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生殺予奪，任情而為。

　　宣戰前北京、天津已成拳團的世界，宣戰後直隸全境無處不在燒殺。洋人、教士大都逃避，教民多據寨以守，一被攻破，屠戮無遺。直隸之外，殺洋滅教暴動以奉天、山西、河南、湖南、浙江為著。六、七月之交，瀋陽、遼陽教堂、鐵路被毀，教士二十人被殺，延及其他州縣與吉林長春。山西拳團為新任巡撫毓賢一手製造，北京宣戰後，首焚外國醫院教堂。毓賢佯稱為便於保護，將教士男女老幼誘集太原，七月初，悉予處死。各州縣教士被害者一百七十八人。河南南陽教堂被圍，全省教堂大半被毀。湖南衡州有教士三人被殺。浙江衢州有十一人被殺。他如陝西、甘肅、雲南、四川、湖北均有類似之事。統計全國喪命的洋人教士約二百五十人，以英國為多，次為美、法、比、荷各國。教民家破人亡者當以千萬計。

　　慈禧宣戰之日，通諭各省督撫「保守疆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共挽危局」。重要督撫多為漢人，拒不受命，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拳亂之初，李無何表示，劉首請速剿，張立即贊同。英國恐俄國乘機漁利，尤恐長江流域發生事端，不僅予俄國以干涉口實，更損害英國的利益，希望中國秩序及早恢復，不使事態擴大；劉、張的態度與英國的希望符合。上海士紳及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亦恐各國兵船分駛沿海沿江口岸保僑，一有衝突，大局瓦解，謀有所補救。六月十四日，上海英領事建議倫敦協助劉、張，維持長江地區治安，立獲批准，美、日同表支持。盛宣懷等所擬原則，為由劉、張與各國立互保之約，外國兵船不入長江，內地外僑由劉、張負責保護，上海租界歸外人保護。宣戰詔下，盛連電劉、張及李鴻章，請與各國訂明「剿拳匪，保教民，護商業，各不相犯」，「欲全東南以保宗社，須以權宜應之」。上諭有「各省撫聯絡一氣，保守疆土」之語，正可以之為據。劉、張初尚猶豫，恐朝廷不諒，經張謇、沈曾植分別解說，始毅然以行。請盛幫同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妥議辦法，並聯銜入奏，以示非背叛朝廷。六月二十六日，余聯沅與領事將《保護南省商教章程》及《保護上海租界城廂章程》草案商定。不久各領事得知有命各省誅殺洋人的上諭及德國公使遇害，發生異議。七月三日，劉、張聲明諸事照所議辦理。英國以劉、張既照規定履行，長江各省晏然無事，復以章程草案中對外國兵船停泊、水手行動有所限制，不願定為條約。德、法持同一態度，甚至唯恐天下不亂，所以互保協定，終未簽字。

　　南省初指劉、張治轄的五省，章程草案議妥後，浙江、福建相繼參加。李鴻章先已聲明自保兩廣，斷不遵奉所謂宣戰詔。山東巡撫袁世凱為剿辦拳匪最力之人，自與劉、張一致。四川、陝西、河南督撫亦均同意劉、張的主張，互保的區域實際上包有十三省。當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已經對外宣戰，地方當局仍獨自行動，與敵人成立「兩不相擾」的中立協議，等於獨立，無怪有人斥劉、張為「海外叛臣」。然亦因此使亂事未至擴大，黃河以南得免兵燹，否則不惟全國糜爛，野心國家勢必乘機進兵華中、華南，中國的瓜分將真正實現。

　　慈禧在矛盾的心情下，發動戰爭，滿望一舉而肅清在華洋人。不料以數萬之眾，區區使館竟久攻不下。尤其使她苦痛的為疆吏的抗命，無如之何，惟有降志低心，爭取他們的諒解。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一再向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解釋，謂「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團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正在剿撫兩難之際，而各國兵船已在津索大沽砲台」。「爾督撫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無如此次義和團，……京城蔓延已遍，……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希望李籌兵籌餉，勿再觀望。二十九日電命出使大臣將委曲情形向各國聲明，照舊保護使館，相機懲辦亂民，外債按期照付。七月三日分致俄、英、日、德、美、法國書，盼中外仍歸於好。但同一天，復命各督撫同力同心，「務將和之一字，先行解除於胸中」。六日獎勉義和團，賞內帑十萬兩。七月中旬，以李、劉、張等疊請保護公使，天津繼之失陷，命榮祿、奕劻商請公使移居總署。十九日，又謂保護公使，非為和議之地，命各督撫仍力籌戰守。所有這些命令，即使各督撫唯命是聽，亦無所適從。七月杪，派主戰的李秉衡節制前敵各軍，殺主和的總署大臣許景澄、袁昶【註：八月十一日，殺總署大臣徐用儀、聯元及內閣學士立山】。慈禧態度真不可捉摸。事後她說，拳匪「攻打使館，攻打教黨，……殺的搶的，我眼看不像個事，心下早已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這時太監們連著護衛的兵士都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其勢洶洶，呼呼跳跳，如像狂醉的一般，全改了平日的樣子。……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遷就他們，穩住了眾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了他們，使他們對著我還有幾分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又云：「我本來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太甚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拳黨），始終總沒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迴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攻不下來的道理？」雖為自解，要為實情。

　　四、北京二次失守與東北初度淪陷

　　聯軍佔領天津之後，所以未即進兵北京，一以有鑑於天津戰役的劇烈，華軍的抵抗相當堅強，目前兵力不足，不可輕舉，致蹈西摩的覆轍。二以南方各省既然中立，如進攻北京，或將激起他們的反感，須先撤退內地的僑民，以防萬一。三以列強互相猜忌，俄、德、英均欲爭取領導地位，俄正以全力侵奪東北，英忙於南非洲戰爭，一時皆不能派出大軍。德軍尚在東來途中，美、法在東亞的駐軍無多，義、奧更不足道。可以而又願供給大軍的惟有日本，西方國家例示冷淡，至不得已時，始得英國的贊同，與他國的默許。

　　八月四日，聯軍出動，左翼日軍八千，英軍三千，美軍二千，右翼俄軍四千，法軍八百，奧、義軍各數十人，總計約一萬八千人。德軍以未能居重要地位，暫不參加。五日，聯軍佔北倉，敗宋慶、馬玉崑軍，此為一次大戰。六日，佔楊村，直隸總督裕祿自盡。九日及十日，佔河西務、馬頭，武衛軍幫辦李秉衡亦自盡。十四日，聯軍進入北京，使館解圍，計被圍五十五天。

　　一八六○年洋兵第一次佔領北京，約十八天，為害尚不甚鉅。此次大為不同，為時長達十三個月，採取報復性的、有系統的搶殺。八月二十三日，德軍開始到達，月餘後德軍司令瓦德西（Von Waldersee）繼至，入據紫禁城，行為倍加殘暴。德軍約二萬人，日軍增至二萬二千人，俄、英軍各二萬人，法軍一萬五千人，美軍七千五百人，義軍二千人，比軍六百人，奧軍一百四十人，合計十萬有餘。義和團及清軍早已鳥獸散，商民已成為洋兵荼毒的對象，遇難者不可數計。「街上屍體枕藉，旗人多舉火自焚，或闔室雉經，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存不過十室。」這是中國人的記述。「巍然之櫓接，……留者僅一二」，「街市毀失十分之二三，婦女任人凌辱。聯軍將校率軍士，公然大肆搶奪。金銀珠玉自不必言，此外書畫、骨董、衣服，以及馬匹、車輛等值錢之物，無論兵卒、平民所獲之數均屬不少。……城中各處朝衣朝冠之男屍，鳳冠霞帔、補服、紅裙之女屍，觸目皆是」。這是日本人的描寫。西人所記略同，頤和園的寶物，聯軍運往天津，累月不絕。

　　洋兵將北京分區佔管，俄軍界內，存者惟狗而已；法、義軍界內「觸目蕭條，幾無人跡」；德軍界內，慘況倍之，利瑪竇以來的天文儀器亦搬運一空；英軍界內，「雖有人煙，亦甚寥寥」；日軍界內雖「熙熙攘攘，往來如市」，但戶部近三百萬兩的存銀，則全為所有；美軍界內「安堵如故，市肆全開，人心靜謐」。這次事變，外人遇害者約三百，中國人之死於洋兵的恐千萬計。

　　慈禧於聯軍進城的次晨，攜光緒狼狽向西北奔逃，抵懷來縣後，驚魂略定。她對知縣吳永哭訴禍亂經過，吳永留下了一部生動的記載【註：《庚子西狩叢談》】。又說逃出京後，「連日歷行數百里，……不得飲食，既冷且餓。……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凳相與貼背而坐，仰望達旦」。光緒蓬頭垢面，衣著不整，憔悴已極。在懷來停三日，續向西北逃亡，經宣化、大同，九月十日抵太原。沿途勒索供應。傳洋兵將攻山西，復自太原南去，十月二十六日到西安，鋪張益甚。其後南方各省接濟漸至，又恢復了她的豪華生活。

　　拳亂甫起，美國恐歐洲國家乘機瓜分中國，再三警告清廷。七月三日，國務卿海約翰照會列強，請仍承認能保護外人的地方當局為中國人民的代表，與之保持和好。各國應先拯救北京的外國官民，再使中國獲得永久安寧，保全中國的領土行政，保證各國的條約與公法權利，維護各國在中國的平等公正原則。這是門戶開放政策的補充。俄國決逞其大慾，軍事上單獨行動，外交上利用李鴻章。德皇威廉二世更是野心勃勃，克林德的被害，愈使他理直氣壯，鼓勵東來德軍盡力殺戮。為提高德軍的聲望，授瓦德西以聯軍統帥名義。英國為遏制俄國的擴張，一面聯絡美、日，一面與德國成立協定，互允開放勢力範圍，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實則同床異夢。

　　聯軍不時向天津、北京附近焚掠。瓦德西及二萬德軍，為一顯身手，十月以後，一路會同英、法、義軍進向西南，佔領保定，殺護理直隸總督廷雍，勒索贖銀十萬兩。冀南、冀中備受蹂躪。一路進向西北，佔領張家口。一路進向東南，至山東邊境。復與法軍屢攻山西，威脅西安。自一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年四月，聯軍共出動四十六次，三十五次為德軍單獨行動。教民結隊成群，四處打家劫舍，聲言「奉命復仇」，所奉係外國教士之命。直隸官軍亦助洋兵教民攻打。

　　俄國久視東北為囊中物，年來積極築路築港，擅自駐兵，侵佔民產，凌虐居民。拳亂既起，俄軍十七萬餘分路進攻。七月十五日，北路屠黑龍江海蘭泡商民六千，璦琿、墨爾根、呼倫貝爾、呼蘭相繼失陷，黑龍江將軍壽山自盡。八月三十日入齊齊哈爾省城。西路經呼倫貝爾，越興安嶺，繼之而至。七月三十日，東路一支佔依蘭，一支陷琿春，會師哈爾濱，繼佔寧古塔，九月二十一日入吉林省城。八月四日，南路佔營口，繼佔海城、遼陽，十月二日入瀋陽省城。七十天內，東三省全部為俄軍所據，東北第一次淪陷。俄兵毒性殘忍，所至搶掠、焚殺、姦淫，齊齊哈爾為之一空，吉林省城百數十萬存款及軍火，盡歸所有，機器局拆毀，營兵繳械。瀋陽的營壘、機器、槍彈，一概被奪。璦琿城被毀，依蘭、琿春等城居民被屠，營口房屋大半被焚，沿南滿鐵路的鐵嶺、海城、蓋平，遍地屍橫，婦女被擄者不可數計。

　　五、自立軍與革命軍

　　南方督撫的中立，只是暫時不服從慈禧的命令，仍與保持君臣的名分。另有兩派與慈禧不並存的勢力，一派為謀恢復光緒的權位的保皇會，一派為根本否認滿清的統治的革命黨。

　　一八九七年，孫中山自倫敦重蒞日本。孫以康有為、粱啟超亦志在救國，過去曾與談過合作，至是與梁訂交。康昂然自大，視興中會為會匪，不屑同流，認為光緒必有復辟之日，計劃起兵勤王。梁少成見，頗為革命之說所動。湘人唐才常為譚嗣同的至好，矢言與慈禧不共戴天，此時亦來日本，出入於孫、梁之門。

　　慈禧陰謀廢立之時，孫、康、梁、唐均決定舉事，唐返上海，康去新加坡，梁赴檀香山。梁以孫中山在檀香山有他的影響力，行前對孫表示，仍望一致行動。孫雖知雙方合作不易，但終欲引梁入於革命之途，即為之介紹。梁抵檀香山後，宣稱保皇與革命，名異實同，宗旨無別，不過借保皇以行革命。於是檀香山大部分興中會員轉投保皇會。

　　唐才常一面聯絡上海知識分子，一面聯絡長江會黨，以湘、鄂的哥老會為主。康、梁所重視的為廣東，梁主先暗殺李鴻章，消除阻力，將來縱不能於北部（長江）得手，尚可於南部有所收穫。興中會亦準備全力謀粵，與保皇會的願望衝突。一九○○年三月，粱告康：「中山日日佈置，我今不速圖，廣東一落其手，我輩更何處發軔乎？」致書孫中山，謂用勤王名號，事半功倍。「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勸孫勿輕易舉動，怕的是他捷足先得。對於康，則勸他親臨前敵，破釜沉舟，成敗決於此舉，又言舉大事非合天下之豪傑不能為功，保皇會的作風每與「闊達大度，開誠佈公」八字相反，多抱「同門不同門之圈限」。梁本人又何嘗不然。

　　唐才常先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拳亂發生，認為是千載一時之機，但未獲保皇會的全力支持，或係因為他非「同門」。唐不能再事等待，為便於號召，改「正氣會」為「自立會」，似係影射南省的自保，以期減少阻力。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在上海召開「中國議會」，宣布不承認清政府，聯外交、平內亂，保全中國自主，推廣文明進化。舉容閎、嚴復為正副會長。實際擔任聯絡會黨的為林圭、秦鼎彝、沈藎等，名日「自立軍」，定期分於湘、鄂、皖發難。有主起義後宣布民主，有主仍擁光緒，有主擁張之洞獨立。唐曾否與張接洽，不得而知，不過五六月間，西報已有革命黨人將在南方四省舉兵的消息，不論所指為孫或唐，張當有所聞。張與英國有自保之約，英國不欲長江一帶發生變故，哥老會又常有打教的行為、滅洋的口號。唐在漢口的機關設在英租界，張得英領事通知，謂南方哥老會、維新黨，與北方團匪相彷彿，準備為亂。八月九日，自立軍的一路在安徽大通舉事不成，二十一日，唐等被張逮捕處死，湘、鄂各地的自立軍俱歸失敗，先後遇害者二三百人。果如梁所說，「若一舉不中，則再舉難矣」，從此保皇會無類此之事。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興中會鄭士良、畢永年邀約粵、閩、湘、鄂的會黨首領會於香港，別立「興漢會」，孫中山為總會長。唐才常發動之前，約孫同舉，應為誠意。在廣東活動的興中會以鄭士良、史堅如為首。台灣日本總督允於革命軍進抵廈門時濟以軍火，或係企圖相機佔領福建。日人宮崎寅藏遊說李鴻章與孫共謀獨立，未得要領。香港議員何啟亦請香港總督卜力（HA Blake）向李勸告。卜力雖頗有意，但倫敦不以為然，李更無脫離清廷之意。七月，孫至香港，擬入內地領導，以不得上岸，轉往台灣策應。十月七日，鄭士良於惠州附近發動，連破清軍於沿海一帶，眾至二萬人，進向閩南。不意日本新內閣總理伊藤博文決追隨各國，維持清廷，不准台灣總督援助革命軍。鄭士良轉戰半月，被迫解散。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不遂，慷慨就義，年二十一歲。自立軍與革命軍的失敗，均與外國態度有關。

　　六、辛丑條約

　　五六月間，盛宣懷、劉坤一先後請李鴻章領銜奏請剿辦拳匪，俄使勸總署召李北上，於是有六月十五日命李迅速來京的上諭。李主先定內亂，如有眉目，即行啟程。宣戰後各方對李繼續敦促，他以「無能為力」辭，實際上已與俄國暗洽，所采的是等待態度，一方面希望俄國予以支援。一方面迫使慈禧授以實權。他之不參加南省中立運動，可能是欲避親英之嫌，以保持慈禧與俄國對他的信任。七月一日電覆劉坤一，謂榮祿、奕劻尚不能挽回大局，他又有何能？「各國兵一二日抵城下，想有一二惡戰，乃見分曉」，大有弦外之音。三日慈禧請求各國調解，同時一再催李北上。八日，調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官復原職。慈禧對他既然倚重，遂於十七日離粵，二十一日到上海，又停留不前，或係觀望聯軍行動。八月八日，慈禧因聯軍已越過楊村，北京不保為旦夕間事，授李為和議全權大臣。及北京失守，劉坤一兩電懇他北行，說是「大清存亡，惟公是賴」，「中堂（李）不到京不能會議，事局非惟難定，且慮各國改易初心。……惟公念四朝恩遇之隆，兩宮倚畀之重，同僚推許之切，天下仰望之殷，迅速北發」。八月二十日，慈禧下罪己詔，二十四日，準李便宜行事。九月八日的上諭，期望尤切，獎勉有加，謂此次禍變「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該大學士此行，不特安危繫之，抑且存亡繫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不只是向李哀求，而且完全認過。八九月間，俄國表示自北京撤軍，希望慈禧歸來，和議速開。已到北京的另一全權奕劻，英、日相待頗好。九月十四日，李離上海，十九日抵天津，十月十一日抵北京，由俄兵衛護。

　　聯軍意見分歧，英、美、日為一陣線，俄、法為一陣線，德國自豎一幟，時左時右。談判之前，先須獲得內部協調，特別是對清廷的根本態度。俄國支持李鴻章與慈禧，英、德初有不承認李的資格之意，亦即不承認慈禧的政權。德國主先將重要禍首交出，再行開議。所謂重要禍首，第一個應為慈禧。此一建議，俄、法固然反對，英、美、日亦不贊成，怕的是清的統治瓦解，中國陷入更大的混亂。列強的矛盾衝突愈為擴大。再者經過這次事變，證明中國的民族意識極為強烈，以中國土地之廣，人口之眾，萬一中國改革真正成功，出現一強有力的政府，對列強愈為不利。最安全的辦法，為照舊保存無能而馴順的清廷，由列強監督控制，方可享受既得及將得的權益。任職中國四十年的赫德，力勸各國採寬大政策，勿作瓜分及改朝換代之想，在現政權之下，徐圖改進中外關係。本此原則，列強遂仍以慈禧的政府為交涉對象。此項決定，與南方督撫的態度亦不無關係。拳亂期間，新黨人物如張謇、何嗣焜、陳三立等，一面說劉坤一中立，一面勸他迎光緒南下，排去慈禧。劉謀之於張之洞，張不以為然。一因張曾同情變法，幾遭不測，恐畫虎不成，反被其禍。二因光緒無南下可能，如輕有舉動，勢必治絲愈亂。即令光緒得重掌政柄，彈冠相慶的將為康有為輩，亦非李鴻章、袁世凱所願。劉、張曾請慈禧勿去西安，早返北京。慈禧明白表示「如各國真心與中國和好，不奪我自主之權，不強我以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議，自當即日降旨，定期回鑾」。所謂「自主之權」，與「必不能行之事」，即指歸政而言。劉、張既擁護慈禧，各國不得不審慎考慮。

　　十月四日，法國向各國提出和談建議要點，包括嚴懲禍首、禁運軍火、賠款、使館駐兵、拆毀大沽砲台、保持北京至海口交通。經各國商討補充後，製成一個大綱，十二月二十二日送交李鴻章、奕劻，聲言無可更改。二十七日，慈禧照允。關於禍首問題，李依俄國的勸告，先已奏請自辦，以示謀和誠意。慈禧所怕的是自己在禍首之內，焦慮悁栗，自言「我一日不見京電，便覺無措，然每日一見京電，喜少驚多，實令人膽怯」。如採取主動，或可獲各國諒宥，因先後將載漪等治罪。各國堅持，必須正法，若再袒護，禍將及身。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命將載漪、載瀾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載勛、趙舒翹、毓賢、啟秀等處死，已死的徐桐、剛毅、李秉衡追奪原官，撤銷卹典，董福祥革職，有干係的地方官被處死者一百餘人，湘、鄂、豫、浙、桂巡撫及盛京、黑龍江副統革職。

　　賠款為各國所重視的實際問題。德國要求七萬萬五千萬兩，俄、法以為多多益善。英、美、日認為須顧及中國的負荷力量，應酌予從寬。赫德建議以三萬萬兩為度，結果定為四萬萬五千萬兩（約六千七百萬英鎊），相當於中國五年的收入，百分之八十六歸於各國政府，餘為對民間補償。各國所得，超過它們的兵費實支及公私損失。原來主張減低賠款的美國，所得即多於實支費的一倍。至於賠款分配，俄國佔百分之二十九，德國百分之二十，法國百分之十六弱，英國百分之十一強，日本百分之八弱，美國百分之七強，義大利為百分之六弱，比國百分之二弱，餘歸奧、荷、西、葡。對於賠款的償付，俄、法主借外債，德國主提高關稅，美、日為了對華商務利害，均不同意，英國反對尤力，最後決定於三十九年內分還。年利四釐，合計九萬萬八千餘萬兩。加上各省教案賠款，及折合金價的損失，總數在十萬萬兩以上。擔保的財源，一為進口稅切實的值百抽五，及免稅的物品照徵後，償付舊有外債的餘款；二為常關【註：常關為中國在水陸要道及貨物集散地設立的稅關】所徵之數，在通商口岸的常關，歸海關管理（內地常關所入，解上海道轉交）；三為鹽稅全部。中國所有重要收入，除田賦外，盡用於償還賠款，每年實付之數為二千五百餘萬兩。上列財源不僅不敷，政府的他項開支亦無著落，仍須由各省攤派，每年為一千八百八十萬兩，主要出於田賦、附捐及鹽捐、貨物稅、營業稅。

　　賠款為對人民的直接壓榨，駐兵保護使館區及北京至海口交通為對政府的監視。使館區域較以往擴展數倍，計一千二百畝，界內歸使館管理，華人不准居留。駐兵數目約二千餘，日本四百，俄三百五十，德三百，英、法、奧各二百五十，義二百，美一百，築壘架炮，警衛森嚴，形同京師內的敵國。北京至海口駐兵的地點，為沿鐵路線的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二處。

　　其他事項，一為派遣親王及專使分赴德、日謝罪，並於德使被害及污損各國人民之墳墓處立碑，停止戕害凌虐外人城鎮考試五年，永禁仇外，如再有此類行事，地方官立即革職懲治。目的是使中國官民在心理上徹底屈服。二為禁止軍火進口，兩年內不准製造軍火材料運入。為的是削弱中國的抵抗力量。三為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並改公使覲見禮節。為的是表示外交的重要。四為修改商約，疏浚北（白）河、黃浦江水道，前者係為增加關稅收入，償付賠款，後者係為便利外國輪船出入。

　　十二條議和大綱，十二月二十七日經慈禧照准。此後所談的為細節及實施事項。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奕劻與德、俄、英、法、美、日、義、奧、西、比、荷十一國代表簽字。十七日，聯軍退出北京，二十二日退出直隸，惟天津除外，直至一九○二年七月十八日，清廷允聯軍照舊駐紮，自由操練演習，華兵不進入天津附近二十里內，直隸總督衛兵不得過三百名，砲台不得重修，城垣不得重建（已由聯軍拆除），大沽口、秦皇島、山海關等處不得設防等項條件之後，始行交還。其中操練演習一款，貽害最大。

　　慈禧逃亡到西安後，揮霍納賄如故，榮祿的貪黷與一般官員的酒食徵逐，聲色歌舞如故。聯軍退出北京後，一九○一年十月六日，慈禧離西安回鑾。出亡時，一身之外無長物，此時裝載箱籠的車輛多至三千，所過修築御道，繕治行宮，「一驛之費，幾五萬金」。中途得知十一月七日李鴻章病卒，至為震愕。李以七十九歲高齡，身當此幕前未曾有的危局，憂思焦慮，肝病增劇，外人屢屢論及他的後任人選。山東巡撫袁世凱，年來頗獲外人好評，又握有實權，成了各方矚目的人物。李力疾簽訂和約後，自知不起，保袁自代。至是繼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離西安前，德國已提出大阿哥問題，抵開封後，即將大阿哥名號撤銷。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凱電告「各國均無困我詞氣，且互有意見，不能協以謀我」。慈禧大為放心。十四日，離開封。一九○二年一月三日，自正定乘火車北去，過保定略停，七日，還京。為示好外人，命榮祿致書各國公使，代為致謝保護宮掖，並由光緒正式在乾清宮接見，慈禧亦接見公使夫人。

　　天津、北京一帶為義和團的集中地，與洋兵有過兩個月的戰鬥。聯軍佔領之後，情況大變，天津民家門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寫「某某國戶人」，或「某某國順民、良民」。北京鋪戶爭先貼出「保護單」，各國佔管區居民紛向洋兵送「萬民傘」。「昔則挾刃尋仇，滅此朝食，今乃忝顏媚敵，載道口碑。」「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但是不少百姓仍不斷抵抗。炸毀洋兵佔領的火藥庫，襲擊鐵路。仇外當然不可，媚外尤為可痛。對於國家民族的傷害，更甚於有形的賠款、駐軍。從另一方面來說，義和團的行為雖然愚昧，動機則不可一概抹煞。有識的外人亦承認「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中國地方廣闊，民氣堅勁，殊非印度、南洋可比」。任何國家，均無法統治此佔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大夢將醒，已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的覺悟。赫德謂今後各國對待中國，應尊重而不可卑視，協和而不可強制，同情而不可冷淡。中國終將成為強國。處理中國問題必須慎重，使中國將來感激而不致報復。但是一般外人的觀念不改，指此次事變是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恨歐洲文明所引起。今後列強採取的政策，仍是利用清廷為傀儡，滿足各自的慾望，列強之間復爾虞我詐，變本加厲的侵略爭奪。

第十章　滿清傾覆前夕的內外情勢（一九○一至一九一一）

第一節　列強角逐的激化

　　一、日俄戰爭與日本的侵略東北

　　俄軍之侵入東北，係由拳亂而起，應屬於八國聯軍行動的一部分，理當由各國共與中國處理。但是俄國別有居心，謀單獨解決。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旅順俄海軍提督阿萊克息夫（Alexieff）挾制毫無權力、無異俘虜的盛京將軍增祺私訂一暫時協定，置奉天於俄軍控制之下。清政府命駐俄公使楊儒交涉取消，願另立正約。代表俄國的威特所提條款反更為苛刻，不僅剝奪了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且涉及華北、蒙古、新疆。消息傳出，英、日大為震動，警告李鴻章、奕劻，分說劉坤一、張之洞不可接受，一切應與各國公商，否則他國必將效尤。俄對李聲言如不立約，即不再相助，將永據東北。李望俄國助成北京公約談判，主張俄約早定，劉、張極力反對。慈禧既畏俄國，又不敢開罪其他各國，一面懇請俄國將條約放寬，一面允許開放東北，請英、日、美向俄說項。俄對李與楊儒一再威脅。英、日勸李斷然拒絕，鼓勵劉、張阻止。一九○一年三月十二日，威特將原提約稿略事修改，限楊儒於十五天內畫押。李與劉、張的爭論，俄與英、日的外交戰，均達到高潮。俄使雷薩爾（PM Lessar）對李說：「願與俄好，則畫押，若願決裂，聽便。」英、日領事對劉、張說：「俄約萬不可允，當全力相助。」李請畫押「以保危局」，劉、張謂不畫押不過緩交東北，一畫押即成瓜分之局。慈禧再求俄國展限改商，謂暫時不敢遽定。

　　威特對楊儒百般誘迫無效，續向李鴻章恫嚇，責「中國信英、日讒言，不信俄廷忠告，……從此應絕交，任俄所為。……以後再議公約，只可兇剛」。李惶恐萬狀，電告西安，說是「禍患即在目前，乞速定大計」。劉坤一則說「英、日力助，不可鬆勁」。其實俄國因英、日、美抗議，已是色厲內荏。四月初，宣布東北問題，俟中國事定再提。八月，各國北京公約即將簽訂，李續請俄撤兵，威特表示如將東北建築鐵路、開採礦產及工商業優先權讓與道勝銀行，即可撤兵。表面上由道勝銀行出面，將經濟要求與撤兵問題分開，實際上是朝三暮四。十月，李願先訂撤兵協定，惟拒絕經濟要求。雷薩爾「笑罵不止，謂聽他國讒言，橫生意見」，「此時再不定約，俄決不續商，再佔二十年亦不著急」。威特曾許李以重賄，如不簽約，即不付款【註：此項賄賂仍為中俄密約談判時所允而未付者】。在李去世的一天，雷薩爾尚來逼迫。李卒，奕劻及新任全權大臣王文韶續與談判。

　　三國干涉還遼以來，俄國在東亞的勢焰不可一世，日本以為不能抗，欲與妥協。俄為先行建築西伯利亞鐵路，經營東北，因於一八九六及一八九八年與日本兩次成立協定，對朝鮮暫作讓步，惟仍不真正放手。日本則希望朝鮮成為自己的保護國。英國以對俄妥協失敗，謀與他國聯合。及俄軍佔有東北，英、德一度成立協定，以保中國完整，事後德謂該協定不適用於東北。日本恐東北倘為俄有，朝鮮勢必為所囊括，願與英採一致行動。英早認為在東方有實力助其對俄的、而且可望助其對俄的，惟有日本。英如不聯日，萬一日被迫向俄屈服，或與俄一戰而敗，對英俱屬不利。一九○一年夏秋之間，中俄交涉緊急，英、日聯合的具體條件大致商就。翌年（一九○二）一月三十日，同盟條約簽字，強調係為了維持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共保日在中、韓的利益，如英、日兩國中有一國因此而與他國開戰，另一國應守中立，如另有他國協助敵人，英、日即共同對付。有了這個條約，日本可不畏懼俄國，國際地位提高，儼然成了東亞的領導國家，對中、韓問題有權過問。美國認為英日同盟符合門戶開放主義，德國認為可使俄在東亞受到牽制。俄國當然震驚，不啻迫使他退出東北。至於中國，盟約雖有侵犯主權之嫌，由於俄國的暴戾，內心不無欣喜之感。

　　英日同盟既成，俄國以國際情勢不利，不得不重行考慮對華態度。一九○二年四月八日，「中俄交收東北條約」簽字，俄允恢復中國在東北的權力，如不再有變亂，他國亦無牽制，俄軍將於十八個月內分三期撤離。其實這是緩兵之計，不僅無履行之意，且準備兼有朝鮮。德國為了歐洲問題，是年八月，威廉二世與尼古拉二世會晤，縱論所謂黃禍，及共同對付英、日問題，力勸俄國東進，願為鞏固後方，對於俄國是有力的鼓勵。第一期撤兵之時，僅將奉天遼河以西俄軍退集南滿鐵路附近。第二期根本不理，反於一九○三年四月對中國提出新的要求。日、英勸中國勿允，同時向俄抗議。美國為使東北開放，繼之而起。美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尤惡俄人，寧願中、韓依附日本，決不許俄人得逞。戚廉二世再勸沙皇，不可後退。七月，日本桂太郎組閣，逕行與俄談判，謂朝鮮為日本防護線的緊要前哨，俄國須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越利益，日本亦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殊利益，但不得妨礙日本及他國的權利，並不得干涉朝鮮之事。俄國態度強硬，設置遠東總督府，主張緩進的財政大臣威特去職。威廉二世致書尼古拉二世，謂朝鮮、滿洲應均屬於俄國。日、俄交涉四個月，一無所成。

　　日本久擬與俄一決勝負。英日同盟成立，自認已有把握。日、俄交涉破裂在即之時，羅斯福總統對俄猛烈抨擊，並知照德、法，倘再助俄對日，美即以一切方法助日。日本遂決定於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以前，對俄一擊。一九○四年二月十日實行宣戰。中俄同盟本為對日，但七年來中國的怨憤所集，已非日本而為俄國。雖為時勢所限，不能公開有所表示，且明知日本非為中國而戰，而同情則在日本。二月十二日，宣布劃遼河以東為戰區，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日、俄之戰既不在日本，亦不在俄國，而係以中國領土供廝殺。

　　日本的戰略仍為戰而後宣。二月八日，日海軍突襲旅順，翌日又捷於仁川，然後控制朝鮮，封鎖旅順港口。五月，日陸軍一支西渡鴨綠江，一支登陸遼東半島。至十月，兩敗俄軍於遼陽及其以北的沙河。一九○五年一月，攻下旅順，三月，佔領瀋陽，陸戰結束。五月，日海軍名將東鄉平八郎殲滅歐洲東來的俄國艦隊於對馬海峽，結束了全部戰爭。

　　日本的勝利，固由於存亡所關，舉國一致，不惜任何犧牲，而英國海軍對東來俄艦的牽制，美國財力對日的援助，與兩國在外交上對日的支持，所關最巨。東北民間的「正義軍」（鄉團與鬍匪）之襲擊俄軍後方，破壞交通，亦有影響。俄國戰敗，日亦力竭，經羅斯福總統調停，兩國在美國朴茨茅斯（Portsmouth）談判。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和約簽字，俄國承認朝鮮歸日本保護，旅順、大連、南滿鐵路及庫頁島南部，讓予日本，兩國於滿洲各自留兵保護鐵路。

　　朴茨茅斯條約，並未能使日本滿足，然無法使俄多作讓步，因有「日本戰勝之報酬，不必逕取之於俄」的決策。朝鮮雖歸日有，日本得隴望蜀，又想重溫馬關條約的舊夢，伸足東北。一九○五年十一月中、日在北京會議東三省善後，日本除要求追認其繼承俄國讓與的有關東北權利外，並將範圍大加擴大。經過一個多月的爭論，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一「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正約為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的所有權利，悉歸日本，附約所含事項包括東北增開商埠十六處，日本援俄國之例留兵護路，繼續經營所築安東至奉天（瀋陽）鐵路，並予改良。另有存記於會議節錄的事項，包括中國未收回東省鐵路前，不於南滿鐵路附近，修築並行幹路及支路，中國如建造吉林至長春鐵路，應向日本貸款半數，護路日軍不得越出鐵路界限。翌年，日本置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主管鐵路業務及煤礦、製鐵、電氣、航運、港灣、教育、學術等業務，為侵略東北的經濟機關；又設關東都督府，統治旅順、大連，警護鐵路，監督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為侵略東北的軍政機關。

　　日本戰勝不久，即多方部署，首與英國續盟，英承認日本對朝鮮有權採必要措施，美國亦同意其在朝鮮的宗主權。一九○七年的日法協定，訂明確保兩國所統治、保護或佔領土地接壤之中國地域內之秩序和平，維持兩國在亞洲大陸之地位，則直接涉及東北。同年，日、俄化敵為友，訂立第一次協定及密約，劃分南滿北滿為兩國勢力範圍，日承認俄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俄承認日與朝鮮的政治關係。從此日、俄攜手，擯絕第三者於東北之外。

　　二、日美對抗與東北開放的失敗

　　清初定東北為封禁區，不許人民出關。然久已虛有其名，不惟常有遣戍人犯，商販、工匠、冀魯流民前往謀生者尤眾，市街村鎮，相繼而興，墾戶散佈各地。十九世紀中期，以俄患日急，黃河下游多災，移民實邊與就食已成要圖，因訂吉林、黑龍江兩省放荒章程，招來墾民，開設郡縣。中、日及日、俄戰後，經營益力，對內封禁完全解除，鐵路的興起與關內的饑饉，加速促成流民的東去，人口由數百萬增至千餘萬；對外籌議開埠通商，舉辦實業。東三省官制與關內不同，置將軍管理，僅奉天有專理民政的府尹。一九○六年，為改進三省政治，應付新的時勢，派尚書載振、徐世昌前往考察，迭命三省將軍整飭吏治，廣開利源。一九○七年四月，改盛京將軍為東三省總督，三省分設巡撫，以徐世昌為總督，唐紹儀為奉天巡撫。徐、唐與袁世凱關係至深，以期關內外通力合作。

　　美國助日抗俄的動機之一為維持東北的開放，日本亦作過開放的承諾。日俄和議後，美國鐵路企業家哈利曼（EH Harriman）與日本訂立收購南滿鐵路合同。及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簽字，日本決心獨霸南滿，不願美國分享，將合同作廢。美國方知日本無信，謀與對抗，由瀋陽總領事司戴德（W. Straight）與唐紹儀接洽。唐曾留學美國，又曾在朝鮮協助袁世凱，袁扶搖直上，唐步步高升。唐與袁的政策為使東北問題國際化，借英、美的力量，以遏制日、俄的侵略。一九○七年八月，唐與司戴德初步協議，由美國貸款發展東北實業，改革幣制，主要業務為興建自奉天新民經法庫門、洮南至黑龍江鐵路，北接中東鐵路，南接京奉鐵路，以營口、秦皇島為吞吐港，抵制南滿鐵路與大連。第一步完成新民至法庫門一段，即新法鐵路。日本以該路與南滿鐵路並行為口實，堅決反對，美國遲疑不決。十一月，唐與徐世昌改與英國簽訂草合同，日本繼續阻止。交涉年餘，新法鐵路計劃擱置，如將來興造，允與日本商洽。

　　是年（一九○七），日、美關係緊張，德國亦忌日與俄、法、英交密，意欲與中、美同盟，乘機在華取得經濟權益。袁世凱時任外務部尚書，甚為贊同。一九○八年，美國減收部分庚子賠款，作為中國教育用途，中國派唐紹儀為專使前往致謝，實為商議借款及中、美、德同盟問題。日本搶先一步，在唐抵華盛頓之日，日使高平小五郎與美國務卿羅德（E. Root）換文，維持在華商工業機會均等及中國領土完整，因為羅斯福仍思以日對俄，唐的使命失敗。

　　一九○九年十月，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繼續徐、唐的政策，與司戴德訂奉天錦州至黑龍江璦琿鐵路草合同，路線距南滿鐵路愈遠，避開所謂並行線，日俄同起反對。美國務卿諾克斯（PC Knox）另提滿洲鐵路中立計劃，由列強貸款中國，收購滿洲現有鐵路，並投資建築錦璦線及日後其他各路。英國反應冷淡，法、德持保留態度，日、俄仍堅決反對，美國孤掌難鳴，又成泡影，反促成日、俄的進一步勾結，而有一九一○年的第二次協定與密約，相約不在滿洲競爭，維持滿洲現狀，保護日、俄特殊利益，制止他國（中國在內）的任何政治活動，性質有如軍事同盟。

　　一九○七年以來，日本在東北一再生事，攘奪了不少權利。比較重要者，一為吉長鐵路問題。俄國讓與日本的南滿鐵路，北起長春，日本欲自長春向東延至吉林省城，再至朝鮮，與安奉鐵路呼應，使朝鮮滿洲成為一片，強迫中國借款，先建吉、長一段，如再展修，仍須向日借款。二為安奉鐵路問題。日本事前未得中國許可，擅自改築，變更路線，修建兵營。三為間島問題。間島為圖們江中的灘地，韓人違禁越界墾種，強指江北岸地區為間島，日本公然設官駐警管理，搗毀中國衙署。以上三案，一九○九年，在日本威脅之下解決，吉長路展至朝鮮會寧，安奉路由日本改造，開吉林東南四處為商埠，韓人照舊墾居。

　　三、英國與西藏

　　俄國與西藏的接觸，是假手信奉喇嘛教的布里雅特人（Buriat）多治夫（Dorjieff）。多治夫久居拉薩，甚得達賴十三親信。達賴十三深惡英人，亦不滿清廷，多治夫說以聯俄。九十年代，西藏與俄信使往還。一九○二年盛傳中國以西藏權益許俄。時英、藏爭執再起，英遂進軍藏邊。俄對英質問，英答以英、藏關係密切，惟望西藏遵守條約。一九○三年，印度總督派榮赫鵬（Younghusband）上校率兵入藏。一九○四年三月至五月，連敗藏兵，達賴對英宣戰。七月，英軍大破藏兵於江孜，直趨拉薩，達賴北走青海，輾轉去庫倫。八月三日，英軍入拉薩。九月七日，西藏攝政大臣（協擺）與榮赫鵬訂立和約，開江孜、噶大克、亞東為商埠，英軍留駐春丕，削平藏印間的砲台，賠款五十萬鎊，非經英許可，不得將土地、路、電、礦產讓與外國，亦不得將稅收或貨物金銀向外國抵押。

　　中國不承認「拉薩條約」，決負起西藏外交之責，期挽回損失。一九○五年三月，唐紹儀與英代表會議於加爾各達無成，返國後，與英使薩道義（EM Satow）再淡。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訂「藏印續約」，拉薩條約作為附約，英允不佔藏地，不干藏政，中國亦不准他國佔領藏地或干涉藏政。此約對中國雖仍有不利之處，但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已得英國的承認。一九○七年，查辦藏事大臣張蔭棠抵拉薩，重建中國威權，說藏人以天演公理，勿蹈印度、哲孟雄（錫金）滅亡覆轍，西藏當局大為感動。關於西藏的對英賠款，由張具名交付，對於英人的違約行為，嚴行取締。是年八月，英俄協議，互認中國在藏的宗主權。一九○八年四月二十日，中英再訂「藏印通商章程」，又挽回若干權利。並以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負責經營西康。兩年之間（一九○六至一九○八），規劃頗力，以操之過急，致藏人生怨。

　　達賴逃至庫倫，因俄為日本所敗，無力為助。一九○八年九月，清廷召其來京覲見，予以加封，再度確定對西藏的宗主權。達賴見於俄不足恃，中國在西藏的聲勢增高，轉而親英，面晤英使朱爾典（John N. Jordan），朱爾典自樂於相就。一九○九年十二月，達賴返回西藏。一九一○年二月，川軍抵拉薩，達賴二次出奔，南走大吉嶺，請印度總督保護，清廷革去了他的名號。朱爾典抗議，指摘中國擾亂西藏和平，如對藏政策改變，須先與英國相商。外務部答稱入藏軍隊的任務同於警察，達賴無故出走，中國並不以其個人去留，變更西藏現存制度。朱爾典爭論不休，並警告不得妨害尼泊爾、不丹、錫金（哲孟雄）。外務部申明尼泊爾、不丹均中國屬邦，不能與錫金視同一律，其實英國早已將不丹收為保護國，認尼泊爾為獨立部落。

　　四、各國權益的擴張

　　根據辛丑條約，須修改中外商約。首與英國談判，英代表馬凱（James L. Mackay），主廢除釐金，中國代表呂海寰、盛宣懷及參與其事的劉坤一、張之洞要求以關稅加至百分之十五為條件。歷時十月，始於一九○二年九月五日成立「續訂通商行船條約」（通稱馬凱條約）。一為進口稅提高至百分之十二，出口稅為百分之七，俟各國同意後徵收（即裁釐加稅）。一九○三年十月八日，復分與美、日訂約，美約所定稅率相同，日約未有明文。二為內河航行及商業便利的擴大，外國輪船可於西江十餘處停泊搭客，開放廣東之惠州，長江之安慶、長沙、萬縣，東北之瀋陽、安東、大東溝及北京為商埠，往來於各口岸之中國帆船應徵貨稅不得低於輪船。三為給外人以投資便利，准華、洋合股經商，妥訂礦務章程，製定國幣，統一度量衡。新商約最重要的為加稅，但是口惠而實不至，仍為值百抽五。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益增，十年之間，多至三倍，外人投資亦增加一倍以上。

　　鴉片戰後的五十七年（一八四二至一八九九），中國共開條約口岸四十五處，拳亂後的九年（一九○一至一九一○）加開三十八處。前此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台、蕪湖、重慶、杭州、蘇州及沙市設有英、法、美、德、俄、日租界。是後自一九○一至一九○二年，天津添設俄、比、義、奧租界，鼓浪嶼添設公共租界。一九○四年長沙添設日本租界，原有的英國天津租界，日本的天津、漢口租界，以及澳門的界址，皆予擴展。租界有如殖民地，為各國商店、銀行、工廠的集中地。

　　外國在華直接經營的鐵路，舊有的，如俄國的東清（東省中東）路及南滿支路於一九○三年完成，日俄戰後，日本於一九○八年將南滿路改建，德國的膠濟路於一九○四年完成。新取得的有英國的道清路（河南道口至清化）於一九○七年完成，法國的滇越路（越南至昆明）於一九一○年完成，日本的安奉路於一九一○年改造完成。借款修建而由外人控制的鐵路，舊有的，如美國之於粵漢路的廣三線（廣州至三水），於一九○四年完成，比國之於蘆漢路，於一九○六年完成（一九○○年已自蘆溝橋展至北京，改成京漢路），英國之於關內外路（京奉路），於一九○七年完成（一九一一年東段自新民展至瀋陽一段係日款）。新取得的有法國的正太路於一九○七年完成，英國的滬寧路於一九○八年完成，滬杭甬路（上海至杭州、寧波）的滬杭線於一九○九年完成。廣九路（廣州至九龍）於一九一一年完成。比國的汴洛路（開封至洛陽）於一九○九年完成，日本的南潯路（南昌至九江）北段於一九一一年完成，吉長路於一九一二年完成，英、德的津浦路（天津至浦口）於一九一二年完成，英、法、德、美的粵漢路於一九一一年部分完成。清季的中國鐵路，幾無一不在外人手中。

　　十九世紀後期，往來中國與外洋之間及中國沿海、內河的外國輪船，為英、美、德、法、俄諸國所有。一八九八年起，加入四家日本輪船公司，一九○六年復有美國大來洋行（Robert Dollar and Co.）的輪船。一九○七年日本各輪船公司合組為「日清輪船公司」，主要航線為長江及沿海，與英國的怡和、太古兩公司最為巨擘。總計外國輪船約佔中國全部航業百分之四十。

　　中國驛傳屬於兵部，分鋪遞、驛遞。鋪遞以人力，驛遞用馬匹，擇地分立驛站，除傳送軍報公牘外，兼辦官物與官員乘傳。別有民營之民信局，傳送私人書信，以沿海各省為多。五口通商以來，英國郵務由領事兼理，稍後上海租界工部局設有書信館。駐京各國使館文書由總署交驛代寄（俄國自行辦理）。海關總稅務司文書初亦歸總署代寄，不久自行僱人遞送，一八六六年起，使館郵件一併歸其辦理，於各海關置書信局。一八七六年赫德建議官辦，一八七八年命天津稅務司德璀琳於天津、北京、上海、牛莊、登州試行，兼收民信，一八八一年設「海關撥駟達（Post）書信館」。一八八五年浙江寧紹台道薛福成從李圭及寧波稅務司葛顯禮（Henry CT Kopsch）議，請加推廣，總署與李鴻章雖均贊同，然仍多顧慮。一八九二年，上海租界書信館擬加入萬國郵會，赫德再勸總署設官郵政，收回外人書信館。中日戰後，續以為請，獲得翁同龢、張之洞支持，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上諭照准，派赫德管理，葛顯禮為總辦，中國新郵政正式成立。

　　郵政為交通的重要部門之一，成立不久，即成為列強覬覦的對象。一八九八年，法使一再要求任用法人襄辦，一九○二年以帛黎（T. Piry）任之，郵政行政權入於法人掌握。客郵（外人私設的郵局）為另一侵害中國郵權之事，始作俑者為英國，各國相繼效尤，拳亂之後如雨後春筍，遍及於各口岸。一九○三年外務部要求撤銷，各國托詞推諉。截至一九○七年，日本共有郵局二十一所，法國十五所，德國十三所，英國十二所，美國一所，共六十二所。此後十年續有增設，有郵局郵務處、郵寄代辦所、信箱、代售郵票所諸種名稱，約計八百餘，屬於日本者六百餘。

　　中日戰前，外人在華私設的各種工廠已近百數，馬關及辛丑條約後，兼及礦產。工廠以棉紡織業為主，礦產以煉炭為要，大都為英、日所有，共八十六廠、礦。棉紡織業有一八九七年英商在上海所設的「老公茂紡織局」（Laokungmow Cotton Spining and Weaving Co.）、「怡和紡織局」（Ewo Cotton Mill）。一九○二及一九○六年日商收購上海中國兩紗廠，一九○八年合為「上海紡織株式會社」，另創「日信紗廠」。總計英、日在華紗布產量佔中國總額三分之一以上。造船工業，有一九○五年英商在上海設立的「耶松船塢」（Shanghai Dock and Engineering Co.），一九一○年日商的「東華造船株式會社」。

　　攫奪中國礦權的國家，以德、英、俄、日為主。一八九八年，德國取得山東境內鐵路線三十里內的挖煤權，英國「福公司」繼之，取得山西東南境及河南北部的挖煤權。一九○○年德國擴大要求，將山東鐵路附近三十里內華人所開各礦，作為合辦。一九○八年又取得直隸井陘礦權。最大的開平煤礦則為英人所奪。聯軍佔領天津及關內鐵路後，開平礦務局總辦張翼為保礦產，委德璀琳添招洋股。德璀琳與工程師美人胡華（Herbert Hoover，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美總統）擅行作為中、英合辦，大權歸英人獨攬。中國雖不承認，卒未能收回。東北礦產初為俄國所佔，日俄戰後，南滿撫順及煙台煤礦為日本所有，一九一○年復將本溪湖的煤鐵礦定為中、日合辦，建立製鐵所，成了日本最大的煉鐵業。總計清季外人的礦業投資佔全國總額的十分之八。

　　在華外國銀行的開辦，始於一八四五年英國在香港設立的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一作麗如銀行）分行，一八四八及一八五○年續設分行於廣州、上海（一八九二年停業）。一八五七及一八五八年英國有利銀行（Merch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及麥加利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即渣打銀行）各設分行於上海，尤重要的為一八六五年在香港、上海開業的匯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二十餘年間，分行遍設於各口岸以及北京。由法國資本支持的俄國道勝銀行成立於一八九五年。分行遍設於滿、蒙、京、津、上海、漢口、香港。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德國的德華銀行（Deutsche-Asiatische Bank），均於一八九八年在上海設立分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於同時設置，續及於天津、東北，朝鮮銀行、台灣銀行於東北、廈門各有分行。花旗銀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的上海分行成立於一九○二年。此外尚有荷蘭、華比等銀行。外國銀行的主要業務為進出口貿易、國際匯兌、吸收存款、發行鈔票。十九世紀末年，鄭觀應已論到外國銀行對於華商的不利，「西商所用銀票，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看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聞英商匯豐銀行在粵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獲利二百餘萬之譜。雖有華商股份，不與華商往來，即有殷實華商公司股票，亦不能抵押，惟外國公司貨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權，華商失其利，華商助其資，而西商受其益」。匯豐銀行吸收的存款，十九世紀末年已達一萬四千餘萬元，不僅用供西商資金的周轉，並供清政府貸款，鐵路工礦同受控制。海關所入而待分配的庚子賠款亦由匯豐銀行保管。

第二節　反動後的新政

　　一、強顏變法

　　慈禧扼殺了戊戌變法，造成了一場幾乎使國家毀滅的滔天大禍。等到洋兵進入北京，倉皇出奔，有同喪家之犬，知道今後她的命運繫於外人的喜怒，迭下罪己詔、保薦人才詔，最後竟亦宣布變法，動機實為對外獻媚。擁護慈禧政權的張之洞曾說：「變法則事事開通，各國商務必然日加旺盛。」「非變西法不能化中國仇視外國之見，不能化各國仇視朝廷之見。」新授軍機大臣鹿傳霖與張為郎舅，當權的榮祿亦想藉變法表示開明，慈禧終覺由她來宣布變法不好啟齒。有人說：「變法自變法，康有為謀逆自謀逆。」她認為頗可解嘲，於是有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命內外大臣督撫條陳改革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兵政的上諭。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再以光緒的名義，正式頒布變法詔，首謂：世無一成不變的治法，「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這是表示振作，取法洋人。次謂：「康逆（有為）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皇太后何嘗不想更新，朕何嘗概行除舊？……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這是為慈禧洗刷戊戌政變罪名，表示她亦非頑固者。又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居上寬，臨下簡，言必行，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這是檢討中法之弊與為政之原則。最後是徵詢各方的具體意見。

　　上諭提示的變法的主旨，與張之洞的《勸學篇》如出一轍。戊戌變法是康有為與光緒的合作，康為推動人，這次是張之洞與慈禧的合作，張為推動人。七月間，張與劉坤一連上變法三摺，稿出張手。第一摺重在興學育才，包括設文武學堂，改文科，停武科，獎遊學。第二摺論整頓中法，列舉治、富、強三原則，及辦法十二端。第三摺論採行西法，凡十三端，如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譯書。

　　一九○一年四月，添置督辦政務處，主持者為榮祿，輔佐者有鹿傳霖及稍後加入的瞿鴻璣，列名的有奕劻、李鴻章、崑岡、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及袁世凱。李卒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劉卒於一九○二年十月，榮祿卒於一九○三年四月。繼榮祿的奕劻，根本不知變法為何事。督撫中的柱石為袁、張，張年將七旬，而袁四十餘，春秋方盛，取代了甲午前李鴻章的地位。

　　見於文字的變法上諭大抵與戊戌年相似，不過非集中頒布，而係於數年內為之。涉及的事項，也與戊戌年無大出入，僅新機構的添置較多。四十年來，總署統司一切洋務新政，職位淆雜而少專官，一九○一年七月，因各國要求，改為外務部。主動設立的為一九○三年九月的商部，一九○五年十月的巡警部，十二月的學部及練兵處。其他部、處，以後隨時說明。裁撤的衙署，中央有詹事府、通政司，地方有河東河道總督、湖北、雲南巡撫、廣東漕運總督。

　　督辦政務處設置之初，頒布了一些支離的紙上興革。如一九○二年准滿、漢通婚，勸漢人婦女除纏足積習。過了兩年，規定陸軍官制得兼用漢人，旗民一律用新刑章，滿籍御史一體考試。一九○五年命議訂劃除滿漢成見辦法，這是有鑑於革命排滿空氣瀰漫，準備立憲時所採取的撫綏政策，但均無實際。張之洞失望地說：「京朝門戶已成，廢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窮益加窮，弱益加弱，……餉竭債重，民愈怒。」

　　比較可觀的新政，一為北洋警察。聯軍佔領北京期間，多於所管區置「安民所」，日本招華人為巡捕，以維持治安，修繕街道。日後清延襲用其法，設京師工巡總局。袁世凱亦於天津、保定舉辦警察，主其事者為趙秉鈞。一九○二年詔命各省仿行，結果是為善不足，擾民有餘。

　　二為禁煙，光緒年間，每年進口鴉片多達十餘萬擔，內地所產倍之，最多時為四十萬擔。鄉村嗜食者十之六，城市十之九，吏役兵丁幾乎無人不吸。一九○六年九月，詔定十年禁絕。繼與英國協議，自一九○八年起，英國允將印度輸入鴉片，每年遞減十之一，但必須中國禁絕自種。一九○九年二月，由美總統塔夫脫（WH Taft）建議，在上海舉行萬國禁煙會議，對於中國禁煙成就，頗致讚許。至民國初年，除僻遺地區外，幾無種者。其後軍閥橫行，視鴉片為利藪，私種及洋商偷運進口之風又起。

　　領事裁判權，因各國藉口中國司法不良，不肯放棄。一九○二年三月，命出使大臣查取各國律例，責成袁世凱、張之洞，保薦專家，以備開館編纂。五月，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開始修訂。沈諳於中律，伍曾習西律。是年中英及次年中美、中日商約均訂明各國允協助中國整頓律例，俟一切臻於妥善，願將領事裁判權取消。一九○五年四月，宣布刪除凌遲、梟首、戮屍，死刑至斬決止，並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清查監獄、羈所。新式審判廳於一九○七年初設於東三省，並先於直隸、江蘇、湖北試行，司法與行政逐步分離。

　　二、袁世凱與北洋新軍

　　中國陸軍之用洋槍、練洋操約已三十年，然徒有其表，舊習不改。甲午戰起，一敗塗地。於是有趕練新軍之議。一八九五年一月，首命長蘆鹽政胡燏棻督練五千人，號曰「定武軍」，復將以能戰知名的聶士成部改為「武毅軍」，均駐天津附近。同年，張之洞創「自強軍」及陸師學堂於江蘇，次年立「護軍營」及武備學堂於湖北，均以德人為教習。袁世凱深痛舊有各軍之腐窳，上書當道，縱論整頓軍伍的必要，主亟檢名將，優以事權，按中西營制律令，參酌改革。定武軍成軍將一年，效果不著，政府即將此項任務付諸袁世凱，定武軍及新募的二千餘人，悉歸督練，名日「新建陸軍」，諸事模仿德國、日本規制，以翰林徐世昌任督練處參謀，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分任步兵、砲兵、工程兵學堂總辦兼統帶，曹錕、李純等任隊官，此外有來自防勇的張勳、倪嗣衝等，洋教習以德人為多。李鴻章時代，武備學堂畢業生平時只任訓練，戰時則官弁調度，袁將訓練與指揮的權責合一，統兵者與練兵者為一人，此為新軍與淮軍最大不同處。袁本人亦無間寒暑，躬親考校。戊戌政變後，全軍增至一萬人，英國議員貝思福參觀後，印象至佳，於袁稱道不置。不久改編為「武衛右軍」。拳亂時期，武衛軍悉歸消滅，右軍以調往山東，不僅獨獲保全，並增編二十營，兵力擴大至二萬人，自強軍亦歸袁訓練節制。

　　辛丑和約定後，詔命擴充北洋、湖北武備學堂與袁的隨營學堂，裁汰綠營（練軍）、防勇（湘淮勇營），精選若干營分編為常備、後備軍及巡警營（憲兵）。常備軍每鎮萬餘人，因尚未施行徵兵，仍為招募而成。一九○二年，袁創設軍政司，所部改稱常備軍，置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由王世珍、段祺瑞、馮國璋主持，先編練兩鎮。詔命北方的河南、山東、山西，及南方的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選派將弁分赴北洋、湖北學習，學成後回本省管帶新軍，每年由北洋、湖北派員校閱。張之洞為書生，興居無節，不諳軍旅，但能紙上空談。袁世凱久歷戎行，深知他之能有今日，由於他擁有一支精練的部隊。北洋為國防要衝，中樞復以大力支持，結果張無所成，袁一枝獨秀。

　　一九○三年，袁兼辦京旗練兵事宜，鐵良為會辦。中央設練兵處，各省設督練公所。奕劻任練兵處總理，袁為會辦，鐵良為襄辦，徐世昌任提調，劉永慶、段祺瑞、王世珍長軍政、軍令、軍學三司。一九○四年北洋三鎮成軍，其中一鎮為京旗。每鎮步兵兩協（每協兩標，即團），騎兵、砲兵各一標，工程兵、輜重兵各一營，計官兵共約一萬二千五百人。一九○五年，定各省新軍均名陸軍。九月，北洋陸軍於直隸河間秋操，一九○六年又於河南彰德舉行。北洋陸軍外，尚有湖北陸軍參加，兩次均由袁與鐵良任閱操大臣。此時北洋已有六鎮，湖北一鎮，江蘇一鎮。十一月，陸軍部成立，鐵良任尚書，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改歸陸軍部統轄。一九○七年，設軍諮處，馮國璋為正使，八月陸軍部定分省限年編練全國陸軍計劃，近畿四鎮，四川三鎮，直隸、江蘇、湖北、廣東、雲南、甘肅各二鎮，其餘諸省及江北、熱河各一鎮，大抵係依各地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與財力為準。截至一九一一年，全國新軍計十六鎮，十六混成協（旅），訓練裝備以北洋六鎮為精，分駐直隸、山東、東北。袁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雖不及李鴻章之久，而實力過之。

　　關於軍事教育，除隨營學堂外，一九○二年，袁又開辦保定行營將弁學堂，一九○三年開辦武備小學、陸軍速成學堂。一九○六年，改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官學堂，為最高教育機構。各省亦分設武備學堂、講武堂、陸軍速成學堂、預備學堂及小學，北京清河、江蘇南京、湖北武昌、陝西西安設有陸軍中學。前往日本學習軍事者亦復不少，一八九八年已有二十八名，為湖北、浙江所派，次年南北洋各派二十名，浙江八名。一九○二年，北洋派五十五名，練兵處派一百二十餘名。自費生以湖南、浙江為多。所有學生，大都先入東京成城或振武學校，再進士官學校。截至一九一○年，畢業於士官學校者，共六百七十餘名，清末及民國初年的重要將領，除北洋武備學堂、保定軍官學堂出身者外，餘多受過日本軍事教育，參加革命者，頗不乏人。

　　三、張之洞與新教育

　　以往政府設置的學堂為數無多，性質亦隘，僅限於外國語文、技藝、軍事。近年大員中最熱心興學的為張之洞，特別是在湖廣總督任內，設立兩湖書院，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六門。又立自強學堂（一八九三），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中日戰後，奏請廣開學堂，創儲才學堂於南京，分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繼立農務、工藝學堂於湖北，各府均設學堂。盛宣懷亦於一八九五年設天津中西學堂分頭、二等，頭等相當於大學，二等相當於中學。次年設南洋公學於上海，分上、中、外三院，相當於大、中、小學。

　　劉坤一、張之洞的變法奏摺中的第一摺，即論興學育才，分設學堂、改科舉、停武科、獎遊學四事。一九○一年八月，詔命自次年起，鄉試、會試等均試策論，不用八股程式，並停武科。九月，改各省書院為學堂，省城及府、州、縣分設大學、中學、小學及蒙養學堂。凡由學堂畢業考試合格者，給予貢生、舉人、進士。張之洞首設湖北學務處，次年袁世凱設直隸學校司，以前貴州學政嚴修為北洋學務總辦。小學、中學、師範、法政、工業學堂先後具備。湖北自強學堂改為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為大學堂（後改為高等學堂），另有師範學堂，及為生員、官員及官員子弟而設的學堂。一九○二年詔頒行學堂章程。翌年張之洞、袁世凱以科舉為發展學堂的障礙，奏請遞減科舉。即派張之洞與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將學堂章程釐定，大致取法於日本。一九○四年一月頒布，置學務大臣，各省置學務處，兩年後，將鄉試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俟學堂辦齊，有了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停止。

　　日俄戰後，革命立憲風潮猛漲，袁世凱、張之洞及兩江、兩廣總督周馥、岑春煊等以情形危迫更甚，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群將刮目相看，既可收有用才俊，亦可戢不虞詭謀。一九○五年九月二日，上諭宣布自明年始，鄉試、會試、科考一律停止，較康有為的主張更為徹底。而其所以斷然出此，最大動機仍在假利祿以籠絡知識分子。又三月，學部成立，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教育宗旨。忠君、尊孔是為衛護治統、道統，即中學為體；尚公、尚武、尚實是為救私、救弱、救虛，即西學為用。高等教育歸學部直轄，中等以下的學堂歸各省新設的提學使。各縣設勸學所，大都為侍郎嚴修的規劃。官辦、公辦之外，私人興學先已蔚為風氣，以江蘇、湖南為盛。一八九八年，嚴修已在天津設立私學，延北洋水師學堂出身的張伯苓（壽春）主持。一九○四年改為中學，一九一一年定名南開中學；後為南開大學，此為一九一九年之事。

　　戊戌政變後，京師大學堂幸獲保存，拳亂時閉，一九○二年恢復，設預備科及速成科。預備科分政科、藝科，速成科分仕學館、師範館，另有由同文館改組的譯學館。學生來自各省高等學堂及保送的生員、監生、貢生、舉人。天津中西學堂於一九○三年改名北洋大學，美人丁立（Chores D. Tenneg）任校長。上海南洋公學上院（大學），由美人福開森（John D. Ferguson）任監院。山西大學成立於一九○二年，將李提摩太所辦的中西學堂併入，名曰西學齋，英人敦崇禮（Mair Duncan）任總教習。各省城設立的高等學堂，相當於大學預備科。又有專門學堂，以法政優級師範為多，一因預備立憲，一因興辦中學，需要法政人才及師資。法政學堂對於立憲運動有其影響，優級師範以一九○三年張之洞所創的南京兩江師範為著。一九○九年左右，京師大學堂學生約七、八百人，預備科速成科畢業生約一百餘人，其他各大學本科畢業生亦約一百餘人。就西學造詣論，不及教會大學，如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立於一八七九）。全國高等學堂學生約四千餘，專門學堂學生約二萬餘人，普通中學堂學生約四萬餘人，實業師範學堂學生亦約四萬餘人，小學生約一百五十餘萬人。四川、直隸居首，次為江蘇、湖北、湖南。

　　四年之前全國各級學生約僅十萬人，就增加的比例而論，不謂不大。但師資、設備均極缺乏，合格的學生亦為問題，而以大學、高等、專門及中等學堂為甚。一九○八年學部曾謂各省城大都注重高等學堂，而中學或猶未備；府城注重中學，而小學僅有數區；州縣設高等小學堂，而初等小學未設。學生但冀進入名稱較崇學堂，越級躐升。今後凡學堂之屬於高等教育者，不得招收未經中學畢業的學生。大學及高等、專門學堂的教師，出身科舉的佔百分之二十五，留學日本的佔百分之三十，日本人佔百分之十。中等學堂出身科舉的教師佔百分之三十三，小學堂佔百分之四十五。所謂合格的教師，亦僅受過短期師範訓練。至於女子學堂，初為傳教士所設，中國人自辦的以一九○二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愛國女學為早。一九○四年慈禧設毓坤會，係為王公及高級京官的女眷學習外國語文而設。張之洞的敬節學堂、育嬰學堂係為已婚婦女而設，講習家庭教育。一九○六年定女子學堂章程，限於師範及小學。袁世凱於天津設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女學。

　　留學教育隨著變法興學而大盛，尤其是留學日本。留日學生始於一八九六年，僅十餘人。張之洞極口誇說留學外國的神效，謂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十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留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以路近費省，文字易曉，西書多已刪繁存要。中、日情勢風俗相似，不難仿行。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勸總署派學生二百名前往，日本願予便利。一八九九年鄂、浙及南、北洋共派學生六十四人赴日。一九○一年張又謂為加速培養師資，以多派士人出洋留學為第一義。重定學生章程中，訂明辦理學堂的員紳，須先出洋考察，即使不能往西洋，日本則不可不到。於是各省選派及自備資斧前往者日眾。一九○三年，東京有特為中國學生而設的學校。一九○五年學生達數千人，並有女生。翌年約近一萬人【註：一說為一萬七千八百人】，未能入學者三千餘人，均自費生。已入學者半數為各省公費生，習師範、政治速成科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科者百分之三十，入高等、專門學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學者百分之一。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學生規則，駐日公使亦以學生參加革命，屢次滋事，請嚴定選派學生章程，學部遂停派速成學生。是後數目銳減。

　　留學西洋的遠不及日本之眾。自一八八○年留美學生撤回，除赴英、法的海軍官生及少數自費或教會資送者外，至一八九六年，總署始於英、法、德、俄各派四名。一九○三年京師大學堂與江南各派十六名赴美、德，湖北派四十名赴美、比、德、俄。比國學費較廉，一九○四年起，準每省派十至四十名前往。美國減收庚子賠款後，一九○九年開始用以選派留美學生，平均每年六十名【註：美國早有退還多收庚子賠款之議，一九○七年正式決定，計本息二千九百萬美元。鑑於留日學生眾多，因將該款用於選派留學生，期增進中美關係。一九二四年續行減收一千二百餘萬美元，亦用於文化教育事業】。設遊學肄業館於北京西郊清華園，一九一一年改名清華學堂。自費及教會資送者亦增，其中間有女生，一九一○年，約數十名。

　　教育的改革，短期間雖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但仍有其劃時代的意義。二千餘年的私家教育與一千餘年的科舉制度，從此告終，五百餘年的八股考試，從此取消。自今以後，教育成為國家要政之一，學科種類與內容大為擴張，啟發了更多的時代觀念，增進了更多人的愛國思想，認為現狀必須改造，因之嚮往於革命或立憲運動。這自非提倡新教育的當局之所希望，亦為他們始料之所不及。

　　四、實業發展的困難

　　練新軍所以救弱，興新教育所以救愚，救貧則賴實業。以往的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政策，絕不足以適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有識者已呼籲民營。郭嵩燾曾上書當道，謂求富與強，當導民以從，因民之利，而為之制。中國製器、造船均為官辦，應仿西洋之法，歸商人經營，則民得其利，國受其益。進而有人倡議以官廠租給商人，聽其為民製造機器、輪船及一切開礦、挖河、磨麥、紡紗、織布各機器。馬關條約後，張之洞預料蘇、杭、川、楚的絲綢紗布工匠生計將大受不利，奏請派人經理商務局，主持設廠，一八九七年命官紳附股。一八九八年定振興工藝給獎章程。計五年之間，新興民營廠礦約八十家，為過去二十年的八倍，以紡織業為多，張謇的南通大生紗廠為其一。麵粉廠以孫多松、孫多森兄弟的上海阜豐麵粉公司，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無錫茂新麵粉公司為著。

　　張之洞、劉坤一力言，西國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國之富以工。一九○一年命各省設農務、工藝學堂，興辦農工諸務，定礦務章程。一九○三年制訂商律，籌劃工藝、路礦、農務公司。商部為最早設立的新機構，職掌商務、工、路、電、農、桑、畜牧、銀行、貨幣。一九○四年，頒布獎勵公司章程、公司律、公司註冊章程、商標註冊章程、保護獎勵工商辦法，保證投資利益，給以專利免釐。一九○二及一九○三年，設北洋工藝總局及四川勸工局。一九○五年，商部設勸工陳列所、商標註冊局、礦政調查局。一九○六年商部改組為農工商部及郵傳部。一九○七年，制訂「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集股自二十萬至百萬元以上者，授該部各等議員，集股在二百萬元以上者，授各等顧問官，集股在一千萬元以上者，分別授予子孫三代世襲顧問官或議員。個人所辦實業資本在一千萬至一千四百萬元以上者賞男爵，一千六百萬至二千萬元以上者賞子爵，實業與軍功等視。中國鐵路礦產多為外人所有，是年郵傳部設鐵路總局，袁世凱設灤州礦務局【註：關於鐵路礦務經營，以收回主權運動為中心，見後】。一九○八年，雲南設箇舊錫務公司，復以紗布進口增多，定獎勵植棉章程。一九○九年，武昌舉行武漢勸業改進會，一九一○年南京舉行南洋勸業會，一時稱為盛事。

　　各種民營企業的展開，為一九○五年以後的事，此與抵制美貨，及日、俄戰爭的刺激有關。以棉紡織業來說，一九○○至一九○五年並無新廠，是後五年之內，增加十一廠，四在上海，一在寧波，一在河南安陽，餘五廠分設於江南無錫等地，生產量增加二分之一。南通大生紗廠發展最速，紗綻由二萬增至六萬五千餘枚，資金由五十萬兩增至二百萬兩。一九○六至一九○八年，北京、湖北均設有新廠，大都為官辦或官商合辦。繅絲工業以長江流域及廣東為盛。一九○五至一九一○年，由二十二廠增至四十六廠。麵粉工業亦以長江流域為發達，大小約十餘廠。水泥工業首推周學熙的天津啟新洋灰公司（一九○六），廣州的士敏土廠，湖北的水泥廠（一九○七）。煙草工業有簡照南等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一九○六），陶器有景德鎮瓷器公司（一九○七），此外有造紙、製茶、玻璃、火柴各種輕工業。

　　重工業方面，有一九○六年自江南製造局分出的江南船塢，專造商船，四千噸的「江華」輪即其所造。華商所設的造船廠，有上海求新製造廠、漢口揚子江機器公司。官辦的漢陽鐵廠成績欠佳，一八九六年委之於盛宣懷，改為官督商辦。為了開採江西萍鄉煤礦，修築運輸鐵路及添置設備，向日本借款，一九○三年獲得預付鐵砂價三百萬元。一九○八年改組為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作為商辦，資金內仍有日本預付的購鐵砂款及借款，因之受到日本的控制。

　　中國自造鐵路以京張線（北京至張家口）為著，工程師為詹天佑，一九○八年竣工。華商自設輪船公司，始於一八九六至一九○○年，僅有數家，多為航行內河的小輪。一九○三年張謇創辦大達內河小輪公司，一九○四年煙台有小清河輪船公司。是後二年，陸續設立的十餘家，資金超過百萬元者僅數家，統計船隻噸位較前增多一倍。

　　自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中國自行設置的廠、礦約三百三十餘，資金七千餘萬兩（軍事工業除外）。如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一九○一年的二十餘年相比，廠、礦數約增二倍餘，資金約增一倍餘。就比例言，進步可謂迅速。一九○五至一九○八年為最高峰，資金多集中於輕工業，約佔百分之廿五，次為礦產，約佔百分之十八。工廠多在長江下游，次為直隸、山東，然絕不足與外人競爭。以棉紡織工業為例，除大生紗廠外，無一不困難重重。一由於中國關稅不能自主，無法採取保護政策，新與英、美、日訂立的商約又准許華洋合股經商。二由於外人有權在中國口岸設廠製造，中國工資既低，又可減少原料及成品的運費，中國的技術設備均不能與之相抗。三由於資金不足，缺少銀行以吸收內地資金，用於工業投資，民間對新式工業既少投資信心與習慣，政府又無有效的保證制度。虛名獎賞，空口倡導，效力畢竟不大。資金在百萬兩以上的工廠，只有十餘家，大半數在五萬至二十萬兩之間，且有少於五萬兩者。政府自顧不暇，當然談不到協助。

　　農業的生產，毫無改進，洋貨的侵入有加無已。自耕農與地主縱有餘糧以交換所需，又須經過商人的盤剝。對外貿易一九○○至一九一一年，每年入超平均為一萬萬餘兩，最多時超過二萬萬兩。新的雜稅、捐派，益加速農村的破產。自一九○二年起，每年應付的外債（包括賠款）即須四千餘萬兩左右。舉辦各項新政，事事需款，而以練兵為尤巨。是年命各省竭力籌措，是為了支付賠款。一九○三年又命各省將浮收、優缺、優差款目歸公，切實整頓房田稅契，歲增之款，按省派定額數，菸酒稅額亦按省派定，是為了練兵。一九○四年優獎捐輸，清查各省陋規與錢糧，亦是為了練兵。戶部訂籌餉辦法，並派侍郎鐵良往長江各省，查明進出款項及財稅機構利弊，不外竭力搜括，竭澤而漁。

　　清代幣制為銀兩、制錢兼行。銀圓流入後，民間樂於使用，每元成分為七錢二分，竟換純銀八錢。一八八七年張之洞始在廣州鑄造，冪為龍紋，號曰「龍洋」。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武昌、上海、濟南、成都繼之，規格不一，幣制反趨雜亂。庚子賠款是按金幣折算，以銀價下跌，金銀比價時變，中國損失不貲。復以便利交易，穩定對外匯率，幣制必須統一。一九○二年中英商約有立定國幣的條文，遂專設北洋鑄造銀元局。一九○三年赫德建議確立金本位，以期劃一，規定銀與金鎊比價。一九○五年設造幣總廠於天津【註：原由天津機器局附鑄】，北洋、南洋、廣東、湖北，各設一局作為分廠。定一兩銀幣為國幣本位，並鑄五錢、二錢、一錢銀幣，同銅圓制錢相輔而行【註：銅圓始於廣東，一九○一年起各省仿行】。但一兩銀幣與龍洋重量不同，頗為不便，終作罷論。一九○七年頒布新幣成色章程，銀幣一圓合銀七錢二分，每圓十角，仍然爭議紛紜。一九一○年四月，再頒布幣制則例，以圓為國幣單位，仍以銀七錢二分為準，另有五角、二角五分、一角銀幣及其他各種輔幣。每銅圓一枚當制錢十文，百枚兌銀圓一枚，後以鑄造日濫，百十枚以至百三四十枚方可兌銀圓一枚，制錢逐漸減少。

　　舊時金融機構為銀鋪、當舖、錢莊（錢鋪）、銀號、票號。銀鋪以打造飾器、鎔鑄銀錠為業，兼營金銀買賣。當舖從事放款，以實物作抵押。錢莊銀號以兌換為業，以北京為中心，漸及於長江流域。一九○○年北京最大的四家錢鋪（四大恒）為八國聯軍搶掠一空，此後金觸中心集中上海，入於江浙人之手。銀鋪、錢莊、銀號皆經營放款、存款、匯兌、發行銀票，具有銀行性質。商營之外，有官錢鋪、官銀號、官錢局、官錢號、官銀錢局。票號為山西人所經營，以匯兌放款為主，各地設有聯號，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獨盛，與官方交往最密。

　　舊式的金融機構，難與新式的銀行競爭，中外通商後，外國銀行已喧賓奪主。一八九六年盛宣懷創立中國通商銀行於上海，設分行於各大口岸，但官款仍多存入銀號、票號、錢莊，商款仍多存入外國銀行。一九○四年，定試辦銀行章程，官商合資。一九○五年，成立戶部銀行，一九○八年改稱大清銀行，資金增為一千萬兩。繼之而起者，以一九○七年郵傳部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為著。截至一九一一年，中國自辦銀行共十二家，以發行紙幣、存放款為主，不重視工業貸款，民間亦不願將款存入中國自辦銀行。

第三節　革命與立憲的對峙

　　一、愛國排滿潮的高漲

　　甲午戰敗，中國的變政運動正式揭開，孫中山的反滿革命起義自是開始，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活動自是轉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頌揚光緒。稍後讀日人編譯西書，又時與孫中山往還。孫與暢談革命，始知「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轉而大聲疾呼「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所謂破壞，就是排滿革命，伸張民權自由，尤強調民族主義，斥滿清「逆黨」，呼清廷為「偽政府」，言論與前判若兩人，激烈不下於革命黨。

　　《清議報》停刊後，一九○二年二月，梁再創《新民叢報》，於民族、民權主義宣揚愈力，謂中國之亡於異族，在乏國家思想。要救中國必須徹底摧毀專制政體，革命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同年又創辦《新小說報》，專鼓吹革命，自言「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

　　《清議報》每期銷行數千冊，《新民叢報》至萬餘冊，在清廷嚴禁之下，仍風行海內外，雖由於梁的筆端富於感情，最大的原因是他能言人之所欲言，適合人心的需要。黃遵憲謂其論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矣。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梁）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嚴復亦稱「為亞洲二十世紀運會之先聲」。

　　一九○○年前後，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為一百餘人，大都志趣不凡，組織「勵志會」，發行《譯書彙編》，介紹西方革命思想與歷史。一九○一年，倡言革命排滿的《國民報》及「廣東獨立協會」，均得孫中山的支持。以後學生人數激增，一九○二年又創刊《遊學譯編》，宣揚民族主義與軍國民教育，成立留學生會館，參加者以各省獨立代表自命。四月，章炳麟（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在東京舉行「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明朝之亡，到者百人。七月，舉人吳敬恆（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憤駐日公使蔡鈞拒不保送自費生入日本陸軍學校，至使館抗爭，被日警押解出境，不少學生自行退學返國。一九○三年，東京留學生千餘人新年團拜，演說反滿復漢，全場激動。各省學生同鄉會分別創刊《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新湖南》等。湘籍學生陳天華（一八七五至一九○五）著《猛回頭》、《警世鐘》（一九○四），明言惟有革命獨立，推翻滿清，中國方能得救。

　　國內的革命潮以上海為洶湧，中心人物亦多為留日學生。一九○一年，曾參與唐才常召開的「國會」之戢翼翬發行《大陸月刊》，宣傳排滿。一九○二年，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及章炳麟、黃宗仰組織「中國教育會」，助南洋公學學生成立「愛國學社」，發行《學生世界》，高談革命。一九○三年自日本歸來的四川青年鄒容（一八八五至一九○五），刊行《革命軍》，與陳天華的《猛回頭》同為激烈而淺直的宣傳小冊。《蘇報》為一同情革命的刊物，五六月間，屢載《革命軍序》、《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及章炳麟的排滿文章，斥光緒為無知小丑。租界工部局應清方要求，拘捕章、鄒，封禁《蘇報》，此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註：章被判監三年，鄒二年。一九○五年四月，鄒死於獄】。人心愈憤，排滿的書報愈多，如《國民日報》、《蕩虜叢書》、《自由血》、《女界鐘》、《女子世界》等。

　　一九○三年，黃興（一八七四至一九一六）、陳天華、宋教仁在湖南成立「華興會」，蔡元培、徐錫麟、龔寶銓、陶成章成立「光復會」，加入者多為青年及會黨。一九○四年湖北學生及青年軍人劉貞一（敬庵）等成立「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相通。是年華興會計劃在湖南舉事，屬於科學補習所、光復會的湖北、浙江學生五百餘人，哥老會數萬人，準備響應，以事泄失敗。一九○五年湖北青年王漢謀刺在長江各省搜括的欽差鐵良於彰德，安徽青年吳樾謀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於北京，均不成身殉。

　　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對內要推翻清朝的統治，對外亦要抵抗侵略。後者可說是前者之因。清朝腐敗，無力衛護國家主權、人民利益，列強暴戾，欺凌有加無已，惟有奮起自救。知識分子固有此覺悟，不少人民亦具同感。辛丑條約甫經簽訂。一九○一年十一月，直隸南部即有抗拒攤派教案賠款之事，聲言「掃清滅洋」，延及山東、河南，歷時半載。繼之為四川、湖南的暴動，張揭「滅清、剿洋、興漢」及「大漢滅洋軍」旗幟。一九○二至一九○五年，廣西會黨大起，勢力幾遍全省，謀與興中會聯絡。兩廣總督岑春煊兩度督師，徵調及於五省，其嚴重可知。

　　近數年來，俄軍最為不義，東北俄軍不撤，愈增國人敵愾。一九○二年，上海愛國之士發刊《俄事警聞》，以警惕國人【註：一九○四年改名《警鐘日報》】。陳天華呼籲各界合力殺退侵犯中國洋兵、改條約、復政權，使中國完全獨立。黃興領導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派代表回國請願，北京、湖北學生紛起以應。同年，廣西旅滬紳商憤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主借越南法兵平亂，聯合各省人士舉行拒法大會。翌年，安徽青年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於上海，被捕後自言「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同年，雲南周雲祥組織「保滇會」，反對法人修造鐵路，眾至萬餘。一九○五年，上海商民因租界巡捕擅拘華婦，會審公堂審理不公，一度罷市。陳天華憤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投海而死，留下悲壯的絕命書，中國留學生全體罷課。至於為華工被歧視而引起反美運動。更是轟動一時。

　　華工大批赴美，始於一八四九年。六十年代，美國為開發中西部，修築鐵路需要勤勞而工廉的華人甚切，不久增至十餘萬，竟招致美人的敵視，迫害事件達二百六十餘次。一八八二年美國制定限制華工案。一八八五年懷俄明（Wyoming）州、加州對華工肆行搶掠燒殺，死者數十人。一八九四年中美訂立「限禁華工條約」，以十年為期。期滿（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國宣布禁約終止，美國不理。一九○五年五月，上海紳商反對與美再訂禁工新約，要求美國於兩個月內改良排華案，公平待遇華僑，否則抵制報復，不用美貨，不用美船，不任美商買辦、通事，不為美人工作，不入美國學堂讀書。首起響應的為利害關係特深的廣東、福建商人，上海各幫業、各社團、各學校及婦女代表一千四百餘人，一再集會，認為華僑遭受苛待為奇恥大辱，應效法日本的抗俄精神。自七月十八日起，各地實行對美抵制，南至杭州、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西至蘇州、鎮江、東京、安慶、漢口、長沙、重慶，北至濟南、青島、煙台、牛莊、開封、鄭州、天津、北京，包括全國各大都市的商、工、學生、婦女以及海外華僑。美國屢次抗議，加派軍艦，歐洲國家誣為類似庚子前夕的排外。經清廷及地方官開導禁止，一年餘後，方告止息。美國的對華貿易因此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中國的工業生產量為之提高，廠、礦投資均增加二倍，證明了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此後抵制外貨成了和平反抗外力壓迫的一種工具。

　　收回主權運動是愛國心的另一表現。一八九八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一九○○年，中國與合興公司所訂粵漢鐵路條約，言明借款不得轉讓。第二年合興公司股票大半售與比國，實為法國所得。法與俄為一體，中國南北交通將受法、俄宰制。一九○四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湖南、廣東、湖北紳民爭之最力，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留日學生組織湘粵鄂三省鐵路聯合會，留美的學生王寵惠等復引證法理，指出美政府無權干預。美政府鑑於三省民氣激昂，為緩和當時的排抵美貨運動，原約終於一九○五年作廢，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要收回礦權。

　　各國在華所營礦產，遍及於黃河、長江各省及西南、東北。一九○三年起，各省漸行自辦。一九○四年開始要求收回礦權，謂礦為民命所繫，如採礦之柄非中國所操，資本非中國所出，一有意外，各國必實行其保護政策。中國人民必須自奮，而且可以自奮，日本對俄即為其例。一九○五年，浙江、福建等省已有收回之事，山西收回英國福公司的礦權運動同時轉烈，士紳與山西大學及其他文武學堂學生一致表示此事為「身家性命之關鍵，種族存亡之樞機」。留日山西、河南、陝西學生之激昂亦不稍讓。一九○六年，李培仁為此蹈海而死。

　　在排滿愛國情緒高漲而普遍，青年不惜犧牲性命的情況下，革命的總領導機構乃應運而生。

　　二、革命力量的團結──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一九○○年前後，保皇會的聲勢頗壯，梁啟超不只奪去了興中會發祥地的檀香山，且稱雄論壇，大有不可一世之勢，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在日本及上海的青年，他們的愛國熱情固受到梁的影響，但對於首倡革命的孫中山更為欽佩。孫自云，一八九五年初次革命失敗，「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不少留日學生自動和他接觸。檀香山早有他組織的兵學會，一九○三年又於東京設軍事學校，誓詞中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增入「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俱涵在內。在此一立場之下，興中會加緊宣傳，劃清革命、保皇的觀念，以免魚目混珠。是年秋，孫再蒞檀香山，為文演說，駁斥梁啟超「名為保皇實即革命」之說，謂革命、保皇為絕對兩途，漢、滿決不相容，洪門（天地會）更應大倡革命，漢族方有前途。他爭取的主要對象為華僑中的會黨，所以特別強調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門致公堂。一九○四年春，抵舊金山，為華僑重訂致公堂章程，使符合革命宗旨。復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以告歐、美人士，說明滿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從不仇外，中國能革新進步，世界將共享和平。

　　一九○三年有一批排滿的鄂、湘學生被派往歐洲。一九○五年春，孫中山應他們的邀請，先後到北京、柏林、巴黎，其中七十餘人願參加革命。東京留學生雖「思想無系統，行動無組織」，而排滿的情緒，則如火如荼，曾在國內起義不成的黃興、宋教仁、張繼等尤殷望孫中山領導。是年七月，孫返東京，受到盛大歡迎。他說中國不必怕各國瓜分，但怕自己不團結，如各省自號召起義，演成紛爭之局，各國將乘而干涉，中國必亡，所以總以互相聯絡為第一義。於是商組「中國同盟會」，八月二十日舉行成立會，推孫為總理，加盟者三百餘人，包括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稍後的日知會的會員。興中會時期，會員以粵籍為主，同盟會則兼有全國人士，以粵、湘、鄂、川籍為多，次為皖、晉、魯、桂、蘇、閩、冀、滇諸省。一九○六年同盟會訂定革命方略、軍政府組織，及中華民國國號。在軍政府宣言中，申明今日革命與前代不同，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外，尚須改變國體為民主，「其一貫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將來治國的大本（政綱），一為傾覆滿洲政府，寬容滿洲、漢軍人等；二為恢復中華，光復「民族的國家」，歸還漢人的政權；三為建立民國，由平民革命建立國民政府，國民享有參政權，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四為平均地權，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地價，歸於國家，由國民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使家給人足，無一人不獲其所。措施程序分為三期：第一期三年為軍法之治，破敵之後，軍政府總攝地方行政，掃除一切政治社會積弊。第二期六年為約法之治，將地方自治權歸之人民，軍政府及人民之權利義務，由約法規定。第三期為憲法之治，軍政府解除軍事行政權，組織國會，政事依憲法行之。

　　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的新紀元，各不相屬的革命團體由此統一，青年的力量意志由此集中，為同一目標而奮鬥。政綱中的排滿及建立民族的國家，為共同要求；推翻專制，國民平等及建立「社會的國家」，尤具鼓舞之力。孫中山成了愛國革命者公認領袖，不及一年，會員達一萬餘人，「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孫「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

　　興中會時代，革命黨在香港、檀香山、舊金山，各有報刊，但影響力不算太大。同盟會成立之後，以《民報》（月刊）為機關報。第一期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出版，孫自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作今後建國的基本原則。他先就西方的歷史，闡明三者遞嬗演進的必然性，始為民族主義，繼為民權主義，二十世紀則為民生主義擅場的時代。中國遭異族的摧殘，外國的侵逼，及千年專制之毒，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應立即實行。這時的民族主義已非單純的排滿，已兼及對外，不過尚帶有妥協性，如承認已有條約，意在減少阻力。經濟問題亦須及早解決，所以同時又須實行民生主義。歐美人民已困，社會革命為時不遠，中國為弭其禍害於未萌，須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一次完成。留日學生新創刊的雜誌，有《雲南》、《四川》、《洞庭波》、《河南》、《夏聲》、《晉聲》等十餘種，專書一百餘種；國內出版的書報亦不在少數，抨擊滿清，鼓吹愛國革命，反抗列強侵略。

　　三、革命思想戰的勝利

　　一八九九年以後的四年，為梁啟超執言論界牛耳的時代，影響之巨，莫可與京。一九○三年，梁的思想又起轉變。是年二月，梁遊美洲，仍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無別法」。不數月，忽然說「不敢復倡革義」。十一月，刊登啟事，謂不僅不談排滿、革命，共和亦要排斥。據他事後解釋，是見於學生因革命思想傳播而常鬧風潮，不欲青年為破壞之說所誤；二是自由平等之說流弊無窮，秩序一破，苦於收拾；三是國家人民艱窘皆達極點，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在美國的見聞，對他亦有影響，選舉競爭不擇手段，當選者多屬庸材，深嘆共和政體之不如君主立憲。他的富於感情的「流質」性格可能關係最大，「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矛盾」。因為「隨感情而發」，遂與革命黨徹底破裂。

　　保皇會與革命黨爭取的主要對象，均為留日學生及海外華僑。一九○三年前，保皇會較居優勢，康在南洋的活動亦頗得手。是年起情勢一變，海內外傾心革命者日眾，如果革命得成，梁將失去重要性。他去美洲的目的在募款，原望「轟轟烈烈再做一場」，以轉移視聽。但是光緒復辟已無可能，他知道要勸捐，就須談革命，否則「有何名目耶？」此時上海《蘇報》已對保皇會抨擊，孫中山旋亦追踪赴美，揭發梁的虛偽，此可能為梁不便再談革命的又一原因。其次，初倡破壞之時，已說破壞有「無血」與「有血」之分，「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可見他所希望的為無血破壞，即立憲，現在不過是返回他向所馨香以祝之途。

　　革命黨與保皇會的思想戰，始於一九○三年的上海與檀香山，漸及於舊金山、香港、新加坡。一九○五年後，《民報》和《新民叢報》的對壘，則為雙方的主力戰。《民報》創刊時，梁的論調已轉變兩年，急待加以廓清。第一期除了孫中山的發刊詞外，有四篇論民族、民權革命的專文，集中攻擊《新民叢報》，爭論從此展開。先後參加者，《民報》方面有汪兆銘（精衛）、胡漢民（衍鴻）、陳天華、朱執信（大符）、劉師培、章炳麟等，汪、胡的文章最為犀利有力。《新民叢報》由梁一人應戰。爭論的中心，一為革命問題。《新民叢報》謂革命必致內亂，內亂必致列強干涉，召來瓜分，應設法改良現在的政府，實行立憲。《民報》謂革命為內政問題，並非排外，國際情勢不許瓜分中國，縱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懼，反促起國民敵愾。現政府無改良可能，惟有將其推翻。二為排滿問題。《新民叢報》謂漢人尚乏立國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與滿人平等，應融合國內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國外諸族；如堅持排滿，是復仇主義、是暴動。《民報》謂排滿為排滿族的惡劣政府，滿族既倒，國內其他各族自可融合，排滿為政治革命的先決條件，希望滿洲立憲為不可能之事。三為民權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尚不能行共和，即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因為國民資格不夠，條件未備，勉強行之必然亡國，只宜採行十年的開明專制。《民報》引天賦人權學說，說明人民具有共和國民資格，國民的能力，終遠勝於政府的能力；自由平等精神為人類所共具，中國人亦不例外；一旦革命實現，在民主政府下，國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養成。四為土地國有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經濟社會組織較西方為優，土地兼併不劇，土地國有如行於革命軍興之時，遊蕩無賴將乘機盡奪富人財產，以致天下大亂，如行於革命之後，弊害亦多，須先解決資本問題，方可談土地問題，「以獎勵資本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否則，他國資本將充斥於中國，中國人永為牛馬。《民報》謂革命係為多數貧民福利，以美國論，土地為少數人所有，資本亦為所有，貧富懸殊。「欲解決社會問題，必先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則不外土地國有，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全國土地歸於國有，則全國資本亦歸於國有，以國家為大資本家，從事生產。

　　兩報的論戰，實為革命、保皇兩派的思想鬥爭。約半年後，梁已感不易招架，乞助於上海的徐佛蘇。一九○六年七月，《新民叢報》刊出徐的《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民報》不允，再言革命之必行。梁勸革命黨何妨一面由保皇會實行要求，一面由革命黨預備後援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舉而顛覆之。「吾黨（保皇會）做勸告開明工夫，未必不為彼黨（革命黨）間接發生助力。彼黨做預備革命軍工夫，亦未必不為吾黨間接生助力，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信如是也，則彼報與我報可以相提攜而共向針鋒於政府，……而效果可以增數倍蓰焉，不賢於今日嘵嘵論辯而勢力相消者也？」《民報》終不之許。梁說他可以為革命黨發生間接的助力，其實三年前他已是革命黨的直接助力，這次論戰才是間接助力，使革命黨有了發抒革命理論的機會，充分說明排滿革命的絕對必要，逼得保皇立憲者無以自圓其說，暴露了他們的弱點。一九○六年底，梁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的事實【註：《民報》週年紀念會，到者近萬人。一九○七年七月，梁對康有為說，革命黨在東京銷聲匿跡，為《新民叢報》血戰之功。但事實全不如此，是年正為革命黨積極的行動年】。接著說「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又說「東京各省皆有，彼（革命黨）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可輕視」。所謂「播種」即革命黨的宣傳，因而他又不得不承認革命黨在此次論戰中的勝利，謂：「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中國，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

　　論辯為時兩年餘，一九○七年八月，《新民叢報》停刊，《民報》仍繼續進攻，直至一九○八年十月，被日本警察封閉。《新民叢報》之處於劣勢，《民報》之常佔上風，前者始終由梁孤軍奮抗，後者人才濟濟，學識不讓於梁，固為原因之一，最重要的為革命黨主張一貫，梁則持論兩歧，既主張保皇，向滿清政府要求改革，同時復加痛詆，曾發出「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不亡」的哀聲。既已絕望，何必再事要求？不如一舉而顛覆之。一九○六年十月，梁於《現政府與革命黨》文中，明斥現政府為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梁的同志楊度說：「排滿革命四字，……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他對梁說，此文「贊成者頗多，以其罵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評留學界事，以傷多數感情，……議者又目為御用新聞矣。謂《新民〔叢〕報》於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他勸梁多批評滿清政府，勿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梁要與革命黨「爭輿論之動力」，結果適得其反。孫中山云：同盟會成立「革命風潮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雖是時代人心使然，《民報》之功實不可沒，而《新民叢報》則有如為叢驅雀。革命黨不僅能坐而言，並能起而行，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既足取信，相形之下，有關彼此的信譽至大。

　　四、預備立憲

　　君主立憲論的倡導，八十年代以後，漸趨熱烈，開議院以行君民合治的日本制度，是康有為變法的藍圖。一九○三年，維新派張謇曾遊日本，一九○四年，說張之洞奏請立憲，以自刻《日本憲法》送之內廷。並印行所著《日本憲法義解》、《議會史》。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亦請定憲法，津、滬報刊紛起以應。有的舉日本對俄戰爭為證，說是俄為西方大國，「竟為日本所大困，種族強弱之說，因之以破，凡我黃人，其亦可以自奮矣」。日本君民一心，是由於立憲。立憲之足以致強，已不容置疑。甚至慈禧看到張謇所進《日本憲法》亦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

　　迫使滿清內外當局不得不走向立憲道路的最大原因，為繼長增高的排滿空氣。滿、漢的不睦，至維新運動而愈彰著。主張維新的盡為漢人，反對的多為旗人。政變後遭誅戮懲處的全為漢人，以滿排漢之說，一時極盛。一八九八年十月的上諭，表明並無內滿外漢之意。又頒行端方所編《勸善歌》，頌揚清朝的種種德政，但未收絲毫效果。為緩和空氣，一九○四年六月，以慈禧七旬生辰為名，宣布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據說是由於端方的密奏，幕後向端方進言的為梁啟超，但梁並不在赦免之列。

　　及日、俄的勝負已決，排滿革命的空氣仍在瀰漫。梁啟超認為定君主立憲，為救國強國的特效藥。俄國亦因革命而準備立憲，中國「稍有人氣者，其必瞠然返視而有所鑑」。張謇亦以革命之說甚盛，懼致成大亂，召來外國干涉，立憲「可以安上全下」，於是再向袁世凱陳說立憲之不可緩。謂「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倖乎？」他希望袁作中國的伊藤博文，完成一部憲法。

　　一九○五年七月二日，袁與張之洞及兩江總督周馥奏請於十二年後正式立憲。慈禧認為不妨採搪塞手法。她已年逾七十，十二年後大概已不是她的問題，否則自身亦或難保【註：年來康有為屢謀暗殺慈禧】。七月十六日，遂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詔，鎮國公載澤等三人赴日本、英、法、比，湖南巡撫端方等二人赴美、德、義、奧，臨行，革命青年吳樾對他們行刺，雖然未成，益證立憲確不利於革命，有利於滿清。十一月，慈禧為進一步表示立憲姿態，命督辦政務處籌定大綱，設置考察政治館，纂訂合乎中國體制的專書。

　　十二月，考察政治五大臣再度起程，先到東京。端方的隨員熊希齡與梁啟超頻頻接觸，由梁與楊度為他們草就了所謂考察報告及奏摺，建議以五年為期，改為立憲政體。然後去美國、歐洲，一九○六年八月回國。袁世凱首請實行，先由京官及州縣紳商分別參與地方政務。載澤說是立憲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憲法仿日本，實業仿日本及德國。九月一日，上諭命先議定官制，釐定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再察看情形，以定實行期限。此即所謂預備立憲詔，除了以望梅止渴之技，期收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效外，尚別具作用。

　　五大臣載澤等在日本所上奏摺，說是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便於官。回京後，又陳述改革官制的必要，否則唐代的藩鎮，日本的藩閥，將復出現於今日。數十年來，清廷深忌地方權重，準備借立憲的名義，於改定官制時，排擠漢人督撫，集權中央，袁世凱為第一目標。排袁最力的為與袁一同參加編訂官制會議的載澤及軍機大臣鐵良、榮慶等滿人。袁不必有滿、漢之見，但載澤輩則以為可能有如梁啟超所說，在立憲政體之下，漢人在政治上將益居優勢。預定改官制的原則為將督撫的軍權、財權收歸朝廷。會議之時，袁與鐵良衝突，言官亦說官制不可一切更張，宜逐漸變革。總司核定的奕劻等採延宕辦法，主先議中央官制。十一月六日頒布，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照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太常、光祿、鴻臚寺併入禮部，兵部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海軍部、軍諮府未設之前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改為法部，大理寺改為大理院，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除外務部外，各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新任各部主管，計七滿、四漢、一蒙古、一漢軍。各省官制則尚待編訂。終以阻力太大，除學政已於一九○六年改名提學外，僅將按察使改為提法使，增設巡警道、勸業道、審判廳。

　　五、革命及立憲的行動

　　革命黨無時不在準備行動。同盟會成立後，更為積極。吳樾之炸考察政治大臣，海內外為之震動。孫中山赴南洋策劃，派人赴長江、兩廣、川、滇、天津調查，聯絡學生、會黨，尤注意新軍。一九○五年，長江各省騷動，或為反教，或為抗捐，或為搶糧。同盟會的劉道一、蔡紹南及長沙學生，運動江西萍鄉、萬載、湖南醴陵、瀏陽的會黨、礦工，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起事，眾至數萬人，東京同盟會會員爭先回國從軍。江蘇新軍第九鎮的趙聲、倪映典等，有意響應而未果。起事的領袖龔春台稱「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揭示同盟會的政綱，謂奉中華民國政府命，「建立共和民國」，「使地權與民平等」，亦有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眾至三萬。雖名號有別，而排滿則一，奮戰月餘失敗，劉道一等在長沙遇害，武昌日知會被封，南京趙聲等革職。革命黨在長江各省的基礎遭到摧毀，但同盟會的聲望則因此大振。

　　一九○七年二月以後，江蘇、浙江、安徽民變屢起，情勢對革命黨自屬有利，所以這一年是革命黨舉事最多的一年。六月，同盟會連在潮州發動，均告失敗。光復會的徐錫麟與同盟會的秋瑾分在安徽安慶及浙江紹興活動，訓練學生，聯合會黨，組織光復軍【註：秋瑾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身經庚子、辛丑之變。一九○四年赴日本，兩年後返國】。七月，徐錫麟在安慶舉事，殺巡撫滿人恩銘，被捕而死。秋瑾亦以事泄被殺，她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位中國女子。徐案發，兩江總督端方恐懼地說：「自是而後，我輩將無安枕日矣。」浙江巡撫及紹興知府亦以秋瑾之死備受輿論指責。革命黨的行事，震懾了滿清官吏，激動了人心公憤。

　　一九○五年孫中山與法人已有聯絡，一九○七年三月，孫自日本赴越南河內，接近越南的欽州鄉民，組織「萬人會」，號召抗捐。粵督周馥派新軍進剿，孫一面命黃興遊說新軍結合欽州團紳，一面向日本購械，延法國軍官在越南練兵，謀一舉而收有兩廣。九月，欽州革命軍發難，以新軍躊躇瞻顧，未曾響應而失敗。孫又糾合桂邊團勇，十一月，奪據廣西鎮南關砲台，孫偕黃興、胡漢民親來督師，力戰七晝夜。一九○八年初，孫以河內不便再居，轉往新加坡，命黃興再圖欽、廉，黃明堂經營雲南。三月，黃興入欽州，四月擊敗清軍，轉戰粵、桂邊境，威名大著，五月初退回越南。黃明堂於四月底佔領滇、越交界的河口新街二十餘日。十一月，安慶新軍隊官熊成基在安慶城外起事，死者二百餘人【註：一九一○年，熊成基在哈爾濱遇害，年三十四歲】。

　　年餘之間，革命軍屢仆屢起，為對滿清立憲的有力反擊。保皇黨大異其趣，預備立憲詔下，梁啟超十分樂觀，認為「從此政治革命可告一段落」。改官制後，梁的同志雖為沮喪，梁說對滿清改革不必望之太奢，仍須自為。保皇會的名稱太狹，須組織政黨，期促成政府的再度改革。預聞其事的有楊度、蔣智由、熊希齡、徐佛蘇，並暗中聯好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盛京將軍），康有為暫不列名。康搶先一步，已於一九○六年十月宣布將保皇會改名「國民憲政會」。梁擬別立一會，取名「政聞社」，網羅國中豪傑，統一力量，似乎是有意仿照同盟會的行事。梁之不欲康有為參加，是因為康的反動力太大，清政府與革命黨將藉以摧殘新政黨。上海的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對於清廷之預備立憲，頗為欣喜，十二月，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梁啟超殷望有湖南才子之稱的楊度參加政聞社，但是楊的雄心萬丈，不甘居人下，一九○七年五月，在東京自組憲政公會。

　　清廷大概是震於安徽巡撫的被刺，七月，詔詢各方以預備立憲之方、施行之序。袁世凱奏請昭示大信，採內閣制，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府、州、縣設議事會。九月，宣佈設資政院，十月，設諮議局，預籌議事會。立憲派又以為有了機會。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在東京成立，宣言要救國惟有改造政府，要改造政府惟有求立憲政治的成立，「以有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他們謀與皇室的肅親王善耆提攜，並上書訪問日本的資政院總裁溥倫，既欲聯絡袁世凱，又拉攏袁及慶親王奕劻的政敵岑春煊。慈禧決不會忘懷對康、梁的舊恨新怨。是年湖南、浙江士紳請設民選議院，學生開會演說，下詔嚴禁。立憲派的活動招來了相反的結果。

　　政聞社初成立，人事已有弱點，康、梁不能出面，不得已而擁戴一七十老翁馬良（相伯）為領袖。一九○八年總社在上海公開活動，與預備立憲公會一唱一和，由各省及華僑代表分別上書，要求於二、三年內召開國會。清廷給他們的初步打擊是懲處政聞社的一位社員。

　　與政聞社爭寵的楊度宣揚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世凱，亦不利於張之洞。袁向慈禧指該社為康、梁所發起，圖謀不軌，復以華僑請願書中有請慈禧歸政，遷都江南，改國號為「中華國」等事，愈招慈禧之恨。八月十三日，政聞社遂被查禁。以各省代表多為地方負有重望之士，不能不略示安撫，八月二十七日，刊發憲法綱要、議員選舉法綱要，定議院未開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於九年內辦齊，屆時即頒布憲法，召集議會。九年依然是個漫長的時間。憲法綱要訂明永遠尊戴大清皇帝，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有制定法律權，有召集關閉解散議院權，有設官、黜陟權，有統率海陸軍及編定軍制權，有宣戰、戒嚴權，有總攬司法權；臣民在法律範圍內，得為官吏、議員，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納稅、當兵義務。一言以蔽之，不外永保君主地位，極度提高君主的權力。

第四節　滿清的最後掙扎

　　一、排漢與集權

　　經過戊戌變法，加深了自慈禧以下的滿人對漢人的仇恨，庚子拳亂又加深了他們對漢人的猜忌。仇恨的是保皇會、革命黨，猜忌的是有權勢的疆吏。劉坤一公然反對廢立，竟敢與朝廷立異，南省的中立雖然為滿清保存了半壁江山，同時亦證明督撫確是不聽朝廷號令，以致與敵人聯通。但時勢所迫，對於地位已固的劉坤一、張之洞不得不曲意籠牢，對於名噪一時、實力已具的袁世凱，不得不授以畿輔重任。袁任直督二年，連遭彈劾，初指他派餉練兵，恣意無厭，有「帝制自為」之嫌。繼說他權勢過重，為禍亂之源。袁請辭各項兼差未准，維護他的為慶親王奕劻。跟著又有御史直接彈劾奕劻貪黷。在中央與奕劻對抗的為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加上兵部尚書鐵良，在地方與袁對抗的為兩廣總督岑春煊。

　　奕劻、袁世凱認為他們之一再被劾，與瞿鴻禨、岑春煊有關。一九○六年，岑被調職，但袁所轄北洋新軍六鎮中的四鎮亦收歸陸軍部，雙方的傾軋正式揭開。第二年，瞿、岑失敗【註※】，袁與張之洞均內調為軍機大臣，袁主外務部，張管學部，奕劻的權位如故。慈禧顯係利用政爭奪漢人之權。是後奕劻與袁仍不斷被參，並指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直隸總督楊士驤、四川總督陳夔龍為袁的黨羽，獨不及兩江總督端方，大概因為他是旗人。

　　※註：庚子慈禧出亡，岑春煊扈駕有功，歷官巡撫、總督，為袁世凱、奕劻所忌。一九○六年九月，岑左遷雲貴總督，不肯赴任。一九○七年五月，改授郵傳部尚書，面劾奕劻，排去奕劻的親屬郵傳部侍郎朱寶奎。接著袁的私人黑龍江巡撫段芝貴及奕劻之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亦因瞿鴻禨系御史之劾撤革。時廣東多亂，奕劻謂非岑春煊不足鎮懾，再出岑為兩廣總督。慈禧以奕劻不理於眾口，意欲去之，密商於瞿鴻禨，事為外人所聞。瞿曾請赦免康有為、梁啟超，奕劻乘機誣以謀翻戊戌舊案，正中慈禧之忌。六月，奕劻、袁世凱使人參瞿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當日瞿被開缺。奕劻辭軍機大臣，袁稱病乞假，均不許，瞿系言官續劾袁權重勢高。岑出都南下，逗留上海，負氣不赴廣州，袁系言官劾其驕蹇不臣。兩江總督端方承袁之命，謂岑與康有為、梁啟超交結。八月，岑罷職，九月，袁內召。朋黨之爭，告一段落。

　　光緒一生受制於慈禧，潦倒困頓，戊戌後，有如囚犯，愁病交集。一九○八年八月，虛損益甚。時慈禧亦病。「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大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一月初，光緒、慈禧病劇，十三日，慈禧命將醇親王載灃之子，年甫三歲的溥儀在宮中教養，授載灃為攝政王。十四日下午酉刻，光緒卒，年三十八歲，由溥儀繼統，載灃監國。第二天下午未刻，慈禧卒，年七十四歲，距光緒之死不過二十小時，有謂光緒為慈禧謀害，有謂為袁世凱毒死。

　　溥儀的年號為宣統，尊光緒皇后為隆裕皇太后，大政由載灃裁決。十二月，立禁衛軍，載灃自行統轄，派貝勒載濤、毓朗為訓練大臣。兩週後，即一九○九年一月二日，袁世凱開缺，踉蹌出京，返歸河南彰德。載灃原擬置袁於死，賴張之洞反覆開陳，始獲倖免，怕的是北洋新軍不穩。據說光緒恨袁入骨，及病將不起，自言「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凱致之」。隆裕太后與光緒有夫婦之誼，與載灃有手足之情，親貴載澤（妻與隆裕為姊妹）、載濤、載洵、毓朗、善耆、鐵良輩久欲去袁，保皇黨又暗事運用。慈禧死後，梁啟超致書載灃，並與康有為通電，謂：「兩宮禍變，袁世凱實為罪魁，乞誅賊臣。」謠傳袁已被處死。經過四十多天的醞釀，袁終遭放逐。不久徐世昌、唐紹儀內召，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休致。

　　康、梁派對於袁的罷斥自然大快，深佩「監國英斷」。梁函善耆，請再明正袁的罪狀，宣布朝廷勵精圖治與民更始之意，革命黨人亦將歸心。他所殷期的為赦免政治犯與開放黨禁。載澤竭力阻撓，隆裕亦云光緒晚年的不幸為康、梁造成。皇族親貴所不忘的是如何集權於滿人，尤要掌握軍權。設立禁衛軍後，一九○九年七月，宣布皇帝自為海陸軍大元帥，由攝政王代理，派毓朗、載濤管理軍諮處【註：即參謀本部，一九一一年改名軍諮府，仍以載濤、毓朗為大臣】，載洵、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擢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排漢最力的良弼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一九○九年九月，命陸軍部尚書蔭昌兼近畿陸軍六鎮訓練大臣，十二月，設海軍部，以載洵為大臣。於是陸海軍悉歸載濤、載洵兄弟主管。

　　軍機處仍是行政中樞，過去的大臣大都六人，滿、漢各半。袁世凱罷，接替的為那桐。一九○九年九月，張之洞卒，漢大臣的地位愈輕。一九一○年七月，鹿傳霖卒，軍機大臣僅有奕劻、那桐、毓朗、徐世昌四人。徐為唯一的漢人。一九一○年，奕劻又為御史所劾，上諭謂「親貴重臣，不得任意詆誣」，原參的御史落職，激起都察院全體公憤，聯名抗爭無效。

　　二、立憲派的請願

　　預備立憲公會、憲政公會成立不久，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貴州憲政預備會，相繼出現，其他類似的社團，不下數十，雖然被禁，仍暗中活動。一九○九年十月，各省諮議局成立，議員多為科第或留日學生出身，及曾任官吏的士紳，立憲派聲勢大增，上海、北京及各大都市均有他們的宣傳機關。在張謇策動之下遂有諮議局的三次請願。張謇頗有時譽，重要督撫多和他相識。他任江蘇諮議局議長後，邀請十六省諮議局代表會於上海，組織諮議局請願聯合會，要求速開國會，由直隸孫洪伊領銜。請願團於一九一○年一月到京，上書之外，遍謁王公大臣，請於一年內召開國會。所得的答覆是國民知識不齊，俟九年預備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再定期召開。代表不滿，準備擴大組織，再度請願，先後成立「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國會速開期成會」。六月，第二次請願，除了諮議局外，有各省商會、教育會、政治會社、旗籍紳民及華僑代表，表示速開國會是國民的公意。清廷的答覆如舊。請願代表定於明年二月，作第三次請願。時日、俄第二次協定及密約成立，英國抗議中國派兵入藏，日、韓訂立合邦條約，大局愈為危急，請願代表決提前於一九一○年八月在北京集會。

　　第三次請願，不僅要求速開國會，並要求組織責任內閣，參與的代表較第二次更為廣泛，各省督、撫亦預通聲氣，北京、天津、保定及奉天、四川等省學生罷課響應。十月，十六省督、撫聯名電請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同月，資政院開幕，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不僅民選議員支持請願代表的主張，欽選議員亦多贊同。「各省督撫連翩電奏，力爭於外，資政院全體之通過，主持於中，王大臣為之震悚，始翻然改圖。」十一月四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之期，縮短為六年，一九一三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重加釐訂，預行組織內閣，編訂憲法，各省代表應即日散歸。除江、浙的代表外均甚失望，湖南譚延闓、湖北湯化龍、四川蒲殿俊及孫洪伊等，最稱激昂，輿論指斥朝廷「蔑視代表，直為蔑視四萬萬人」，「革命黨益得利用時機，相為鼓煽，……顛覆政府」。請願代表留京不去，誹議朝政，抨詆親貴。十二月十八日，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奉職無狀，應迅行組織內閣。攝政王援據欽定憲法大綱不許。資政院二次彈劾，攝政王置之不理，遷怨於請願代表。二十四日命先將東三省代表押送回籍，他省由督撫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一九一一年一月，將號召各省罷學，要求速開國會的全國學界同志會會長溫世霖遣戍新疆。

　　請願不准，立憲派已無可再忍。高壓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議相機反抗，遇有可以發難之事，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他們的公開報告亦說國勢危殆，外有列強環伺，內則昏耄老臣把持（指奕劻），將有亡國之禍，今後「非一請願書可以力爭，又非復少數人奔走呼籲可以得請求也，惟諸父老實利圖之」，暗示和平要求絕望，惟有別採有效途徑。梁啟超在三次請願之前，已說「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一九一六）召集國會為將來歷史上必無之事」。現在更為憤懣，謂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九一一年初，外有日、俄對錦璦鐵路的抗議，俄又藉口陸路通商問題提出無理要求，緬甸英軍強佔滇邊片馬，漢口英租界巡捕槍殺華人；內有廣州將軍被刺。四月，廣州革命黨的起義，更使滿清當局膽悸。五月八日，頒佈內閣官制，設立責任內閣，裁撤舊內閣、軍機處，以示履行上年十一月四日的諾言。新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二人，各部大臣十人，計漢人四名，滿人八名，蒙古一名，滿人中皇族又佔五名，人稱為皇族內閣【註※】。奕劻聲名狼藉，餘或昏庸無知，或為紈絝少年，攝政王優柔而寡器識，不到半年清的政權即告瓦解。

　　※註：漢人為協理徐世昌、外務部梁敦彥、學部唐景崇、郵傳部盛宣懷，蒙古為理藩部壽耆，滿人為總理奕劻、協理那桐、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載澤、陸軍部蔭昌、海軍部載洵、司法部紹昌、農工商部溥倫，皇族為奕劻、善耆、載澤、載洵、溥倫。

　　三、愈挫愈堅的革命軍

　　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革命黨至少八次起兵，雖均告失敗，然「前仆後繼，意氣彌厲」，「經一次失敗，多一次進步」。檢討過去的得失，不再作無把握而不足制滿清死命的零星軍事行動。加之官方搜捕益嚴，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生活艱難，一部為立憲運動所迷惑，日本、香港、越南不准孫中山居留。光復會的章炳麟、陶成章復對他不諒，力事詆毀，引起同盟會的內訌，所以一九○九年革命氣氛至為消沉。梁啟超曾欣喜地說：「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汪兆銘於憤激之餘，認為非再有激烈之舉，不足以毀敗偽立憲，昭雪對黨人的誣詬，振起消沉的人心，決從事暗殺，選擇的對象為足以轟動內外的監國攝政王載灃，使國人知道立憲，絕不能弭革命風潮。一九一○年四月，汪以事泄被捕，清廷恐與革命黨結不解之仇，處以永久監禁，心理上已為革命黨所懾伏。

　　一九○九年春，孫中山以不為暹羅、新加坡所容，前赴美國籌款。黃興、胡漢民留香港，主持國內計劃。清季之派遣留學生和廣興學堂是為改進軍事、政治、教育，鞏固權力；編練新軍是為「防家賊，非為禦侮」，結果不少學生與新軍同情革命，參加革命。同盟會與新軍早有關係，新軍第一次採取行動為熊成基在安慶的舉事。趙聲、倪映典在江南被撤差後，南來廣州，與黃興積極聯絡新軍，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發動，當天失敗，倪映典以下死者百餘人。經年的經營，又付東流。

　　孫中山在美得敗耗，趕往檳榔嶼，約黃、趙、胡來會，決再向華僑募款，捲土重來【註：一八九五年之役，除檀香山及香港華僑捐助萬餘元外，餘為孫所自籌。一九○七及一九○八年各役共費約二十萬元，多為南洋華僑及浙江張人傑所出，此次約募得十九萬元】。全盤計劃仍為攻奪廣州，得手後，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武漢，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因為黃在湘、鄂，趙在江南各有潛在力量【註※】。

　　※註：武漢、長沙方面的主持人為宋教仁、居正、孫武、譚人鳳、焦達峰，上海方面為陳其美。此外，一九○六至一九一○年有不少與同盟會有關的地方性革命團體出現，如陝西的「同盟堂」，貴州的「科學會」、「自治學社」，安徽的「信義會」，湘、鄂尤多。廣西、四川、雲南、直隸、江蘇、浙江、福建、東北的革命黨人均在聯絡新軍、學生、會黨。一九一○年，長江各省民變及兩廣、川、黔、滇、閩叛亂蜂起，形勢確有可為。

　　孫中山以南洋各地不能久留，再赴歐、美，由黃興等於香港設統籌部，廣州亦分置機關，青年婦女參加者不少。擔任發難的「選鋒」數百，大都為來自各省及海外青年，以廣東、福建籍居多，四川、廣西、安徽、江蘇次之，有學生、教員、新聞記者、軍人、工人、農人、商人，均抱必死決心。林覺民、方聲洞的遺書，尤為悲壯悱惻，一字一淚。

　　準備已近完成之時，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忽有華僑青年溫生才單獨刺殺廣州將軍孚琦，廣州加緊戒嚴，起義計劃改變。最後定於四月二十七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四路發動。黃興親率一百七十餘人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總督張鳴岐雖逃，水師提督李準的大隊已至。黃興苦戰一晝夜，所部大半捐軀，第二天趙聲、胡漢民統二百餘人趕到，然已無及。是役革命黨殉國遇害者八十六人，皆為成仁取義的民族英秀，其中七十二烈士的遺體葬於黃花岡。黃興痛不欲生，趙聲不久病卒。但久蟄的人心則因此次的壯烈犧牲而大為興奮。

　　四、求生與抗捐搶糧

　　清季財用入不敷出，辛丑之後愈甚，惟有多方羅掘，加稅派捐，復三令五申，嚴飭籌解。在政府威信掃地，民不聊生，反感日熾之時，自易激起事變。一九○二年為了反對分派賠款，各省屢有聚眾抗拒之事。一九○三至一九○五年為了反對舉辦新政的苛細雜捐，復有搗毀官署及罷市之事。一九○六及一九○七年為了饑饉無食，搶米之事特多，最富庶的江、浙兩省，約達三百數十次，至一九○八年不息。同時學堂及警察、釐金、郵政、鐵路等局，常被搗毀，內河輪船連遭截劫。

　　尤值得重視的為一九○九至一九一○年全國性的民變，此與清廷的財政措施大有關係。此時歲出超過歲入約八千萬兩上下，其中六千萬兩是由於對外賠款。一九○九年一月至四月，陸續頒行「清理財政章程」、「清查財政處章程」，派置備省財政監理官，正遇到米穀歉收，以華東為甚。一九一○年夏秋之交，上海正元、兆康、謙餘三大錢莊及最大的源豐銀號的倒閉，亦有影響。兩年之內，江蘇、浙江、安徽的暴動，遍於各地，不下二百餘起。

　　一九○九年以江西為烈，一九一○年以湖北、湖南為烈，長沙事件，更是震動內外。湖南災情特重，米價飛揚。四月，長沙饑民請願減價平糶，鬧哄巡撫衙門，搶劫米店，警察武力彈壓。饑民縱火燒巡撫衙門、稅局、官錢局、大清銀行，波及洋行、教堂、領事住宅，軍警開槍，死傷者數十人。詔將巡撫岑春煊革職查辦，其他文武官員及囤集居奇、挾私釀亂的士紳，均遭懲處。但動亂仍然不止，湘潭的「神拳黨」公然與官兵接仗。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等以鄂督為岑春煊及士紳曲脫，要求復查。上諭責其不安本分，如再藉名抗阻地方公事，從嚴參撤，民氣愈為不平。同年江北安徽饑民一再滋事。

　　一九○九及一九一○年，直隸以不堪苛捐，時有暴動，有眾至數萬者。一九一○年河南不少縣署被人民搗毀，有眾至二萬人者。山西人民因抗拒官兵，死傷動輒逾百。山東萊陽事件最為慘重：五月，萊陽四鄉「聯莊會」要求清查備荒積穀，停止苛斂不遂，領導人被拘。六月，憤而焚燒鄉董房屋，包圍縣署。七月，官兵恣意燒殺，鄉民數萬圍困縣城，官兵開砲轟擊，傷亡一千餘人。一九一一年豫東各地荒歉，餓死十餘萬口，豫南饑民擾及鄂北。

　　一九一○年廣東人民因反對調查戶口，聚眾滋鬧，經月不止，連州城池被佔。廣西全州不靖。四川、雲南縣城失陷或被圍。貴州抗拒官兵案件達七十餘起。奉天及新疆亦有類似之事。

　　總之一九○九至一九一○年的民變成了普遍性，或為抗捐，或為搶糧，總不外為求生存，雖非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其不滿現狀，仇視政府則一，而以長江各省為最。為了維護權利，引起對外運動，至是亦高潮再起，對革命黨而言，均屬有利情勢。

　　五、護權與爭礦、爭路

　　庚子之後，中國人的愛國心及民族意識與日俱張，對內是要改造或改良政治，對外是收回喪失的利權。一九○七年以來，日、俄步步侵略，各國分贓勾結，尤為強烈的刺激。一九○八年日本輪船「第二辰丸」因偷運軍械，在廣東領海被扣，清廷反答應道歉、賠款、懲官。上年廣東已有「國權挽救會」的組織，至是上海、廣州實行抵制日貨，為時將近一年，並舉行國恥紀念會。一九○九年葡萄牙要求澳門擴界，粵人開會反對，上海亦有反對英人推廣租界之事。

　　收回路權運動，一九○五年已稍有所成。此後在礦權方面，對於各國的要求，不只民間反對，政府亦不肯輕讓。山西自設礦務公司，紳商堅持撤廢英國福公司的辦礦合同，於一九○八年實現。是年法國承辦的福建礦務合同期滿，亦收回自辦。一九○九年，河南紳商組織中原公司，以抵制福公司，結果改為雙方合營。安徽各界要求取消英人開採皖南銅官山礦合同，召開抵制大會，於一九一○年贖回。一九○九年山東保礦會收回德人的五處礦權，一九一一年又收回膠濟線、膠沂（沂州）線、津浦線礦權。英人承辦的四川江北廳煤礦於一九○九年收回，法人在雲南的礦權於一九一一年收回。被英人侵佔的開平煤礦，未能全部收回，一九一二年議定與灤州礦務公司聯合辦理。收回礦權已蔚為一種國民自覺運動。

　　爭路運動更是如火如荼，由對外變為對內，成了民間與政府之爭。自粵漢路收回商辦，各省紛紛自設公司，自辦本省鐵路。一九○七年十月，蘇浙鐵路公司請廢除與英人所訂的蘇、杭、甬鐵路借款合同，組織「國民拒款會」，東京留學生及上海、杭州、蘇州士紳分開蘇浙鐵路拒款會。英公使抗議，上諭命「嚴防亂黨從中煽惑」。商辦鐵路頗難籌集巨款，政府當局又思於借款中漁利，限令各省將已准各路，如期完成，否則由郵傳部另籌辦理，最重視的為粵漢、川漢鐵路。一九○八年派張之洞督辦粵漢及川漢鐵路，次年，與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湘、鄂境內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草合同，美國跟著亦請參加。廣東鐵路公司股東堅持自辦，張之洞責其阻撓，命予看管，此為政府採取強制政策的初次表現。張去世後，兩路歸郵傳部接辦，湖南鐵路公司及諮議局繼起反對借款，湖北成立商辦鐵路協會。一九一○年湖北獲准商辦，英、法、德抗議，並與美國組織四國銀行團，一致要求履行原訂合同，湘、鄂力持不可。同時河南亦反對借款修築開封至徐州鐵路，蘇、浙的拒款運動再起，攻詆盛宣懷尤力。

　　盛宣懷早年受知於李鴻章，歷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後因張之洞之力，經理漢冶萍公司，督辦鐵路總公司。一九○三年後，盛的權力大部為袁世凱所奪。一九○六年，鐵路總公司復為唐紹儀所取代，改置鐵路總局，由梁士詒主之，盛大為失意。江、浙爭路之時，盛謀再起，力主借款。一九○八年，清政府與英訂立滬、杭、甬鐵路借款合同，授盛為郵傳部侍郎，以輿論不容，未克到任。載灃監國，親貴用事，極欲假借款以斂殖私財，並用盛以抗袁世凱系。盛得度支部尚書載澤之助，一九一○年八月，還郵傳部本官（侍郎），兼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準備與四國銀行團談判。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斥盛為蘇浙鐵路罪魁禍首，不應回任。盛為固寵，益與親貴結納。一九一一年一月，繼唐紹儀為郵傳部尚書，三月，與日本正金銀行訂立鐵路公債借款一千萬日元，四月，載澤與四國銀行團訂立整頓幣制、興辦實業、推廣鐵路借款五千萬元。五月五日，給事中石長信疏陳商辦鐵路弊害，主幹路國有，支路民營。八日，奕劻的新內閣成立，盛仍長郵傳部，決定執行幹路國有政策。九日，上諭宣布，所有各省商辦幹路由國家收回，「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明知勢必引起反對，決心施以高壓，既不考慮各方民情久已洶洶，又不知政府的威信喪失殆盡，大動亂隨時可以爆發。

　　幹路分東西南北四線，川漢路為西幹，粵漢路為南幹的一段，實際要收歸國有的即此兩線，派端方為督辦大臣。五月二十日，盛與四國銀行團成立湖、廣鐵路借款，建築湘鄂境內的粵漢線、川鄂間的川漢線。截至此時，廣東所集股本約一千四百萬兩，相當於粵境粵漢鐵路需款的半數；湖南所集約五百萬兩，相當湘境粵漢鐵路需款的五分之一；四川所集約一千六百萬兩，相當於川漢鐵路西段（成都至宜昌）需款的六分之一；湖北所集之數尤少，約百萬兩。如要使粵漢、川漢兩路完成，不知待至何年。川、湘為了集股，有米捐、房捐，並抽收租股（按畝收租股）、鹽股、茶股、土藥（鴉片）股，貧農、小戶皆所不免，鐵路公司職員復侵蝕挪用，而以川路為最，更予政府以口實。鐵路國有政策未可厚非，但在當時則不得人民的諒解，一以列強投資鐵路為一種侵略行為，二以人民對滿清毫無信心，三以紳商的切身利益受到剝奪，四以革命黨及請願失敗的立憲派正在俟機而行，於是反對的呼聲隨之大起。

　　反對最力的當然是四川、湖南、湖北、廣東四省，盛宣懷為眾矢之的。立憲派控制的諮議局與鐵路公司，開始尚采和平方法，但請收回成命。湖南、四川當局，亦謂商民力能自辦，不甘借債，請暫緩接收。詔嚴行申飭，「如有匪徒煽惑，擾害治安，格殺勿論」。立憲派中的溫和派張謇面勸載灃、載澤、盛宣懷勿操之過急，不為採納，以為兵力可以鎮服。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以粵人不用官發紙幣，紛兌現金，擬擠倒大清銀行，迫使政府讓步，載灃命粵督拿辦，重言「倘敢糾眾作亂，格殺勿論」。旅美廣東華僑，亦還以「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留日學生聲稱「路存亦存，路亡亦亡」。

　　四川立憲派的領袖蒲殿俊等一向主張川路自辦，該省鐵路董事會實際亦受他們控制。請願立憲被拒，他們已十分憤慨，對於鐵路國有，更認為是倒行逆施。郵傳部所定的收回四省鐵路公司股票辦法，尤令他們不平。湖北湯化龍請將民股作為路股，許商民以稽查財政權，為盛所拒，只准由國家鐵路股票換給。湘鄂路股照本發還，廣東路股發六成。川路獨異，實用工料之款四百餘萬兩發給國家股票，現存租股七百餘萬兩或入股、或興實業聽便。川路股東拒不同意，六月組成「保路同志會」，要求將股本照數發還，引光緒上諭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准歸商辦」兩語為據，痛斥川路公司駐宜昌經理李稷勳擅允郵傳部接收。盛及端方聲言如將已用之款及虧損之數照數發還，必將再借外債，必以川省財產作抵，川人既怒且懼。盛與端方輕信川中密報，謂川人情緒已漸收縮，不必多慮。同時湘鄂兩省的態度亦趨緩和，廣東部分紳商被迫出走，清廷決心以威力對待川人，命新任川督趙爾豐拿辦首要。八月奏請將李稷勳撤職，以平眾怒，北京不許。

　　川人忍無可忍，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舉行保路大會，議決罷市，罷課、停納稅捐，革命黨及哥老會領導各州縣響應。趙爾豐連電告急，謂群情疑憤，如不准所請，變生頃刻，全國將受牽動。九月一日，全省實行抗糧抗捐。二日，清廷命端方帶兵前往。五日，成都發現「川人自保商權書」，趙亦認為「勢必剿辦」。七日，誘拘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及保路會會長、股東會會長、鐵路公司董事十餘人。哥老會合組的「同志軍」數萬，包圍成都，新軍將校亦有人加入，於是川人由和平爭路，變為武裝反抗。詔命將首要正法，加派陸、海軍入川，命曾任川督的岑春煊會同端方辦理剿撫事宜。經過十餘日的攻擊焚殺，趙爾豐報稱局勢略定，意在阻止岑春煊、端方前來，實際上「成都府屬各縣無地不匪，各州縣紛紛告警」，官軍屢敗，防營譁變。十月初，嘉定府及距成都數十里的灌縣等城為同志軍佔領，不數日，武昌革命隨之而起。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

第一節　革命軍的大起

　　一、湖北的軍中革命運動

　　聯絡會黨、俠士、綠林、防營，一向為革命黨人的主要活動，及新軍成立，爭取更力。新軍以北洋為大，袁世凱視為禁臠，不容異己插足，革命黨人不易滲入。其他各省督撫，不若袁用心之深，需要新的軍事人才正急，不得不多方培植羅致，對於留學日本者，不惜從優位置。中央陸軍部、軍諮府同事延攬，其中屬於革命黨及傾向革命的頗不乏人。

　　湖北為僅次於北洋的新軍重鎮，張之洞選派前往日本習兵的學生頗多【註：一八九八年有二十四人，以後續有派遣】。畢業士官學校的吳祿貞最有才氣與革命熱忱。一九○三年返鄂，深受張的器重，委以將弁學堂總教習、護軍全軍教習、武昌普通中學堂會辦，因得乘機宣傳。一九○四年六月，湖北最早的革命組織科學補習所成立，繼之為一九○六年二月的日知會【註：日知會先已存在，主幹多科學補習所舊人】，加入者大都為鄂籍的士兵、學生，次為湘籍。科學補習所準備響應在長沙起事的華興會未成。日知會與同盟會互通聲息，準備響應起於湘贛之交的革命軍，亦歸失敗。約在同時或稍後，其他大小革命團體不下二十餘。

　　張之洞提倡新教育最力，湖北、湖南學堂日增，學生出路發生問題，從軍蔚為風尚，有的是為了糊口，有的是為了救國。救國必須革命，革命需要實力，投身營伍，運動軍隊轉為己用，實為最直接而有效的捷徑。一九○八年三月，日知會舊人聯合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分子，發起「湖北軍隊同盟會」，七月，正式成立於武昌。他們認為軍官多缺乏冒險精神，因專事招納士兵，會員約四百餘人。為避免官方疑忌，五個月後，改稱「群治學社」。一九一○年四月，長沙饑民暴動，群治學社擬乘機起事，以防範綦嚴而不果，遭受頓挫。同年八月，重整旗鼓，嚴密組織，再易名為「振武學社」，社員二百餘人。不久風聲外洩，復遭官方壓迫，一九一一年一月，三次易名為「文學社」，以示無政治意義，蔣翊武為社長，漢口《大江報》為言論機關。兩個月內，社員至三千人，不僅在湖北新軍中的勢力突飛猛進，且益為統一。

　　另一重要團體為一九○七年四月在東京組織的「共進會」，以「共拼死力，有進無退，取回中國，仍為漢人作主」為號召，會員十九為同盟會的種族主義者，主急進力行。文學社的社員以來自湖北、湖南者為多，共進會的會員亦以此兩省人士為重心，此外為四川、江西、安徽籍。一九○八年，積極向鄂、湘活動，設總機關於漢口、長沙，主之者為鄂人劉公、孫武、湘人焦達峰，交結會黨及山澤豪帥。一九一一年初，有感於會黨品類不齊，囂悍不受羈勒，發難易，而成功難，新軍文化程度較高，對於革命主義認識較為正確，訓練、紀律、實力均非會黨所及，遂改向新軍活動，會員達二千人。共進會的領導人，有的曾參加過湖北各革命組織，有的與文學社社員相識，彼此目的相同，照理似應攜手，但互相競爭仍所不免。

　　一九○六至一九一一年，革命黨舉兵十一次，起於長江流域的三次，即湘、贛之交的醴陵、瀏陽、萍鄉之役及兩次安徽安慶之役，其餘六次起於廣東，一次起於廣西邊境，一次起於雲南邊境。一九一○年二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同盟會的湘、鄂領袖，主張今後應力事北圖，不應專力廣東，邀約十一省分會會長集議。宋教仁謂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有北京，然後號令全國。中策為在長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為據有邊地，然後徐圖進取。結果採取中策，因為革命黨在長江流域有相當基礎。湖北居中國之中，宜先倡義，由湖南、四川響應，以固上游，為湖北後援；再由山西、陝西繼起，斷京漢路，阻清軍南北交通；長江下游並舉，控制長江，封閉海口，使敵方軍艦孤立。他建議同盟會組織中部總部，作為統籌機關。後來的發展大致一如他之所說。十月，宋與于右任在上海發刊《民立報》，對於長江各省的革命宣傳，收效甚偉。

　　一九一一年，同盟會準備再於廣州發難，俟得手後分道進向長江。命鄂人居正、湘人譚人鳳前往佈置，湖北革命黨至為興奮。是年五月，得知廣州起義復告失敗，共進會不為稍餒，照舊進行，計劃聯合文學社，以武昌方面為主力，由湖南響應。文學社在新軍中的勢力大於共進會，自視不免頗高，原則上雖允與共同行動，惟未定具體方案。同盟會亦以廣州失敗，益認長江革命的重要。七月，宋教仁、譚人鳳及浙江陳其美領導的「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決定於武昌發動，與共進會、文學社的經營相配合。同時發布宣言，指出過去革命黨之不能戰勝滿清，由於「有共同之宗旨，而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而無切實之組織。……所以屢起屢蹶」。此後須聽命總部，不輕易一發，培元氣，養實力，同心同德，共造時機。

　　爭路問題初起，宋教仁在《民立報》猛烈攻擊清政府假國有政策之名，以圖中央集權，暗中漁利，不惜舉湘、鄂路權付與外人，使為東三省之續，湘、鄂人必須自救。四川風潮擴大，宋又勗勉川人，勿規規於消極的爭路，應積極的為全國人民請命，將專制惡毒一掃而盡。湘、鄂、粵人當同聲相應，翻然而起。八月，同盟會中部總部命文學社與共進會實行聯合。黃興先已請孫中山早籌巨款，以謀響應川人。及知湖北運動新軍已有成效，弦滿待發，乘路潮洶湧，倚為主動，確有把握。一旦佔領漢陽，「兵工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虞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馳檄可定。……今既有此實力，則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皖、陝、蜀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勢可不難一舉而定。急宜乘此機會，猛力精進，較之在粵發難者，事半功倍」。在革命黨看來，武漢舉事的有利條件具備，主要是從軍事上著眼。

　　二、武昌新軍起義

　　湖北新軍有第八鎮及第二十一混成協，約共一萬七千人，加入文學社、共進會及已有聯絡的約六千人。一九一一年八、九月之間，為鎮壓四川爭路風潮，新軍被調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陽、岳州的近九千人，留守武漢的約八千人，其中約有半數與革命黨保持關係，就比例上說，情勢反於革命黨有利。時全川有如鼎沸，武漢人心惶惶，風聲鶴唳，盛傳「八月十五（西曆十月六日）殺韃子」。革命黨盱衡全局，湖北舉事不宜再待。九月十六日，文學社、共進會集議，實行合作，派人赴香港、上海邀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推文學社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劉公、孫武分任軍政府總理、參謀長。二十二日，武昌一度兵變。二十四日，城外砲兵暴動，謠言愈熾，外國教士謂不久將有更大事故。同一天，革命黨決定於十月六日發動。北京密令湖廣總督瑞澂防範【註：瑞澂為鴉片戰爭時琦善之孫】，瑞澂亦得相同報告，下令戒嚴，兵艦游弋江面，新軍彈藥被收，革命黨不克如期行事。

　　十月九日共進會首要在漢口俄國租界裝製炸彈，失慎爆炸，機關被俄國巡捕破獲，名冊、文告、旗幟、印信悉被搜去。蔣翊武即日在武昌發布命令，定於夜十二時起義。同日，武昌文學社亦被破獲，捕去三十餘人，內中三人於次日遇害【註：三人為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列名文學社、共進會的新軍士兵人人自危，不得不死中求生。當晚七時，第八鎮工程營在武昌城內發難【註：首先開槍者為熊秉坤】，先奪軍械庫，再迎砲兵入城，進攻總督衙門，參加者約二千人。瑞澂及第八鎮統制張彪相繼逃亡，一夜之間，武昌全城為革命軍佔領。時為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八月十九日。

　　革命黨機關連遭破獲，領導人星散，參加起義的資望不足，成了群龍無首的局面，不得不另推戴一有資歷的湖北人出面主持。初屬意於諮議局議長湯化龍，但他素與革命無涉，湯亦自稱不諳軍事，應於軍人中擇一為眾所信仰者出任，方可抗拒南來清兵，易得他省響應。於是強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八）為鄂軍都督。黎出身天津水師學堂，參加過甲午中日海戰。其後追隨張之洞，改入陸軍，去日本考察過三次。他雖非革命黨人，但有其地位，復得軍心，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十一日，黎元洪以鄂軍都督府的名義，昭告此次起義，為對滿清的民族革命，以期永建共和政體。湯化龍聯合各界，以湖北諮議局、教育會、武昌商會的名義，呼籲各省奮起。兩天之內，光復漢陽、漢口，形勢大為穩固。

　　十月十二日，革命軍擴編為步兵四協（旋增至八協），另有馬、炮、工程輜重兵，省庫有現金四百餘萬元，財政頗稱充裕。同日，對外聲明，以往條約繼續有效，賠款、外債照舊擔承，各國人民財產與既得權利，一律保護，毫無排外之意。十月十七日，鄂軍都督府組織法與鄂州約法分別公佈，以都督府為軍政府，孫武長軍務，當權的多為革命黨人，湯化龍長政事，所用多為與立憲派有淵源的士紳。鄂州約法，規定人民自由權利與義務，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可視為民國憲法的先聲。

　　十月十六日，漢口革命軍進攻，十月十八日，各國總領事佈告中立。革命軍「雖無指揮，亦各自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毀拆鐵路者，指不勝屈，甚至有婦孺親送麵包茶水入陣」。十九日，敗南來清軍。黎元洪始知時機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

　　三、十四省獨立

　　武昌革命是由新軍先發，諮議局附從，繼起各省，大致相同。新軍所恃的是實力，諮議局憑藉的是政治社會聲望。諮議局議員一向多屬立憲派，張謇領導的一支較為溫和，梁啟超領導的一支較為急進，聲勢較張謇為大。張謇與袁世凱為近，希望他東山再出，同時和皇族載澤通聲氣。梁與載濤為近，希望開放黨禁，由梁或康有為執政，為載澤及隆裕太后所壓制。三次國會請願不成，橫受摧殘，梁派遂萌推翻現政府之念，相繼與革命黨合作。

　　湖北、湖南的革命運動是不可分的。策動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不少為湘籍。十月二十二日，焦達峰與陳作新在長沙實行響應，驅逐湖南巡撫，分任正、副都督，諮議局議長譚延闓（一八八○至一九三○）為參議院院長。焦、陳少年氣盛，為士紳所不滿，譚沖和中正，久負時譽。十月三十一日，長沙兵變，焦、陳遇害。譚出任都督，與各方均稱相得，湘局漸趨穩定，武漢無後顧憂。

　　與湖南同日起義的為陝西，參加者有新軍，有陸軍學生，有會黨，有諮議局副議長，都督為新軍管帶張鳳翽。駐防旗人抵抗兩日，將軍以下數千人被殺。

　　江西九江於十月二十四日起事，新軍標統馬毓寶為都督，長江交通被阻。三十一日，南昌諮議局紳商及學界亦宣布獨立。巡撫出走，都督初為新軍協統吳介璋，巡防營、會黨不服，一再易人，最後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歷任軍職的革命黨人李烈鈞所得。

　　山西太原於十月二十九日起事，巡撫被殺，諮議局推標統閻錫山（一八八三至一九六○）為都督，亦為士官學校畢業的革命黨人。十二月，清軍攻入山西，閻北走綏遠，翌年重返太原，自是統治山西達三十餘年。

　　十月二十七日，雲南騰越獨立，三十日昆明省城繼起，領導人為新軍協統湘人蔡鍔（一八八二至一九一六）、標統羅佩金、前講武學堂總辦李根源，雲貴總督出走。蔡任都督，羅任軍政部長，李任參議院院長。蔡曾受業於梁啟超，但與革命黨頗近，羅、李隸同盟會，三人為日本士官學校同學。

　　貴州於十一月四日獨立，領導者為籍隸同盟會的「自治學社」社長張百麟，「憲政預備會」亦預聞其事。諮議局推新軍教練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楊藎臣為都督，張百麟及憲政預備會首領為樞密院正副院長。立憲派與革命派水火，哥老會尤為囂張。蔡鍔派唐繼堯率滇軍前來，奪得了都督。據云，梁啟超曾命蔡鍔進取四川、貴州，蔡亦欲使滇軍向外發展，以安定內部。

　　江蘇的響應以上海為早，事在十一月三日。領導人為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陳其美。革命軍有了上海，也有了餉源軍火。同月五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從立憲派之請，在蘇州獨立。他是第一個參加革命的滿清疆吏，張謇實有促成之力，目的在牽制革命黨。接踵而起的為鎮江等處，而以南京的關係為大。十一月八日，南京城外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舉事，攻城不下，東退鎮江。得江、浙聯軍的協助，二次進攻，經過八天戰鬥，擊敗了江南提督張勳，十二月二日佔領南京，長江以南遂無清軍踪跡。時漢陽不守，武昌危殆，南京勝利使革命軍聲威重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策劃支援，為功最多。

　　浙江諮議局議長為立憲派，副議長為革命黨，原擬以和平手段促成獨立，巡撫與駐防將軍遲疑不決。十一月五日，新軍佔領杭州，推立憲派的湯壽潛為都督，革命黨人任總司令及政事部長。

　　廣西響應始於柳州，巡撫沈秉堃及諮議局因新軍迫脅，十一月七日，宣布獨立，沈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副之。甫二日，巡防營兵變，沈、王以北伐為名離開桂林，都督為廣西提督陸榮廷所得，從此據有廣西十年。

　　安徽的響應始於壽州。諮議局擬防行江蘇之例，使政權轉移。議尚未定，安慶新軍已準備行動，乃於十一月八日宣布獨立。為了爭奪都督，擾攘月餘，後歸於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孫毓筠。

　　武昌起事時，廣州戒備至嚴，革命黨人活動亦力。十月二十四日，廣州將軍鳳山遇炸而死，諮議局及士紳商議自保，兩廣總督張鳴岐先允而後悔，省城附近革命軍紛起，水師提督李準通款於革命黨。十一月九日，諮議局及各社團議決獨立，舉胡漢民為都督。

　　福建立憲派與革命黨頗稱融洽。十一月初，盛傳福州駐防旗軍將攻擊新軍，諮議局決定獨立，新軍協統許崇智發難，閩浙總督自盡，福州將軍被殺。十一月十日，全城大定，新軍統制孫道仁任都督，革命黨人任政務院長，立憲派的諮議局議長任民政部長。

　　山東巡撫因濟南各界聯合會及新軍要求，十一月十三日宣布獨立。時袁世凱已重握北京政權，山東新軍屬於北洋系，態度轉變，獨立取消，為時僅十二日，惟革命軍仍據有煙台。

　　辛亥革命實際是起於四川，九月八日，革命黨、哥老會的「同志軍」，進攻成都時，即可算是爆發。湖北、湖南、陝西、雲南、貴州獨立，四川已是四面楚歌。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慶獨立，川漢鐵路督辦端方為所統湖北新軍殺於資州。總督趙爾豐知不可為，釋放了為爭路問題被拘的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綸等，雙方成立協議，蒲任都督。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宣布獨立，准軍士自由十天，軍紀蕩然。十二月八日，巡防營譁變，蒲殿俊去職，陸軍小學總辦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尹昌衡繼任總督，革命黨當權，立憲派失勢，但情況並不曾好轉【註：十一月二十二日，尹昌衡殺趙爾豐。一九一二年三月，重慶軍政府併入成都，都督仍為尹昌衡】。

　　除以上各省外，十月，奉天諮議局與新軍謀獨立，為總督趙爾巽及起自草澤的巡防營前路統領張作霖（一八七五至一九二八）壓制。十一月，改設國民保安會，趙爾巽任會長，仍擁護清廷，革命黨雖續在各地起事，而影響不大。吉林、黑龍江亦仿照奉天之例，各設保安會。十二月，河南革命黨人策動豫西綠林舉事，開封學界準備響應而未成。翌年一月，直隸灤州部分新軍獨立。為時僅八日。同月，新疆伊犁新軍獨立。

　　長江下游為清軍與革命軍的主要角逐場，海軍舉足輕重。清軍集中長江的艦隊由海軍提督薩鎮冰統率，黎元洪與薩是師生，湯化龍與海軍參謀湯薌銘是昆仲，分勸他們反正。海軍官兵知識較高，同情革命者不少。十一月中旬，各艦自武昌下駛九江，歸附革命軍。停泊上海、鎮江的海軍船艇則已先期輸誠，清軍無法飛渡而南。

第二節　袁世凱的機會

　　一、袁的再起

　　滿清對於漢人的成見，牢不可破，經戊戌政變而益深，革命黨、維新派固為所仇視，袁世凱亦屢遭裁抑，以至罷黜。袁生報復之念，其他中央大臣及地方大吏中的漢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離心離德。辛亥革命期間，督撫將軍除少數身殉者【註：真正殉節的為旗人，如閩浙總督松壽、福州將軍樸壽、西安將軍文瑞；漢人死難的僅山西巡撫陸鐘琦及先逃而後自盡的江西巡撫馮汝騤】外，不是逃走，便是附和，加速了清政權的崩潰。

　　袁世凱罷斥後，踉蹌出京，回河南彰德（安陽）。彰德是河南境內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為京漢鐵路經過之地，交通便利，消息靈捷，奕劻、徐世昌、那桐始終和他保持聯絡，袁的長子克定仍任官北京，有如坐探。

　　滿清權貴久為革命黨的聲威所懾，武昌的警耗更令怯懦的載灃、無知的隆裕太后、昏庸的奕劻及向未經過大事的載澤、載濤輩張皇震愕。十月十二日，一面將瑞澂革職，「帶罪圖功」，一面派陸軍大臣蔭昌剿辦。陸軍編配三個軍，每軍約兩鎮。第一軍當前敵，蔭昌自統，第二軍警戒直隸、山東，由軍諮使馮國璋（一八五九至一九一九）督率，第三軍駐守近畿，由軍諮大臣載濤督率。第一、第二軍以北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鎮組成，第三軍以禁衛軍及京旗改編的北洋第一鎮組成，有如御林軍。蔭昌為旗人，曾留學德國，而短於才學，載濤不知軍旅，毫無戰爭經驗，馮國璋惟袁世凱的馬首是瞻。

　　四川爭路風潮擴大，奕劻已有意起用袁世凱。現在時機到了，先向袁世凱問計，再與徐世昌、那桐向載灃及隆裕太后勸說，北京公使團亦謂非袁不能平亂，言官復以為請。載灃、隆裕及諸親貴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應允，以救燃眉之急。十月十四日，授袁為湖廣總督，另以岑春煊為四川總督，均督辦剿撫事宜，不無以漢制漢之意。岑無所憑藉，袁則大肆施展。命令發布之日，袁的左右勸他不可重作馮婦，否則亂事一平，有性命之憂。袁成竹在胸，明知清廷目前非他不可，但湖廣總督的職位，並不能使其滿足，稱病請辭，以退為進，希望取得更高的官秩，更大的權力。詔促力疾就道，有權節制調度長江一帶水陸各軍，並由徐世昌至彰德面促。袁提出六項條件：一為明年即開國會，二為組織責任內閣，三為寬容武昌事變人員，四為解除黨禁，五為總攬兵權，六為寬予軍費。總之，不外獨握軍政兩權，憑他自主自為。十月二十一日，清廷准添募一鎮，撥款四百萬兩。二十五日改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段祺瑞（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六）充第二軍總統。二十七日，授袁為欽差大臣，召回蔭昌。三十日，袁自彰德赴湖北督師。

　　在日本學習軍事的中國學生，參加同盟會的不下百餘，不少人供職陸軍部、軍諮府。一九○八年袁罷職後，他們乘機勸說親貴，引用他們的同學，藉以削弱袁在軍中的潛勢力，正中載濤輩的下懷，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遂得分任統制、協統，掌握了一部分北洋軍兵權【註：從中運用的為陸軍部的蔣作賓。蔣與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為日本士官同學，吳、藍又是蔣的湖北同鄉】。袁南下之前，湖南、陝西、九江已經獨立，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獨立，同日駐紮北京以東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駐紮奉天的第二十混成協統領藍天蔚要求速開國會，組織非皇族的責任內閣，擢用政治犯，聲言「軍情浮動，向背可慮」。清廷在直接軍事威脅之下，全部照允。十一月一日，袁世凱代奕劻為總理大臣，又取得了政權。

　　屯兵北京以南石家莊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以袁為革命勁敵，與張紹曾及山西閻錫山聯合，準備北取北京，南襲彰德，斷絕袁的後路。十一月二日，截留運鄂軍火，要求速停戰爭，這真是清廷與袁的生死關頭。五天之後，吳忽被刺殞命，張紹曾的兵權解除【註：刺吳祿貞的主使者，有謂為袁世凱，有謂為禁衛軍協統良弼。張紹曾意志不堅，且不能真正控制所統部隊，因而不敢抗命】。北京化險為夷，袁的地位無恙，轉與革命軍周旋。

　　二、清政權的轉移與英美的助成，日本的企圖

　　清廷之起用袁世凱，是要他出力效忠，蕩平叛逆。袁所採取的為兩面政策，對清廷乘機要挾，對革命軍軟硬兼施。他不是六十年前的曾國藩，情勢亦和六十年前大異，深知清廷的威信盡喪，命運已不可挽回。他縱能一鼓而下武昌，北洋軍不過數萬人，實難望迅收戡定全局之功。倘曠日持久，左支右絀，勢將窮於應付，進退失據。當他南下之時，他對他的一位親信說：「余甚穩健，對革命黨決不虐待。」這位親信亦勸他「凡事留有餘地」。所謂留有餘地，不只是對革命軍要適可而止，對清廷亦不輕於推翻，始可操縱自如，予取予求。

　　革命軍壯志如虹，須先施之以威，挫其銳氣。十月底，袁軍獲勝，十一月二日，奪回漢口。袁以為革命軍或可就範，遣使致書武昌言和。革命黨對於袁與清廷間的矛盾，及袁的野心，至為了解，乘機動以利害，勸共同反清，謂「我軍（革命軍）聲勢日大，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伏於滿清，恐不數日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再伏隱彰德而不可得。隆裕有生之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無待游移」。果能「返旆北征，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所言雖洞見袁的肺腑，指出他的心病，但在他尚未全局在握之時，他不會立即出此行動，必須待時機成熟，水到渠成，順利地取代清的政權，同時確保總統到手。

　　袁於十一月十三日，由湖北到北京，十六日他的內閣成立。以往軍機大臣或內閣總理須每月入對奏事，現在則予停止。各衙門應奏事件，概歸內閣核辦；應請旨事件，由內閣代遞；無須上奏事件，以內閣命令行之；內外奏摺均遞至內閣，由內閣擬旨進呈鈐章。換言之，一切政務集中於袁、取決於袁。至於軍務，湖北境內的陸海軍已歸袁直接指揮，袁抵北京後，又取得近畿的軍權，撤消載濤的第三軍，禁衛軍由馮國璋接統，新編的巡防軍一鎮，改為拱衛軍。

　　漢口失守，革命軍退漢陽，由新到武昌的黃興任戰時總司令，主力部隊為鄂軍及湖南援軍。十一月十七日，黃興自漢陽反攻，兵力約八千人，為馮國璋的一萬餘人所敗。復劇戰六日，終以訓練不精，武器不利，二十七日，漢陽陷落，黃興東去上海。馮國璋擬乘勝奪取武昌，袁親去電制止，另電黎元洪提議停戰，命馮就近商洽。新任湖廣總督段祺瑞亦謂應休息兵力。袁的謀士王錫彤復謂「革命之氣已盈海內，若再以兵力蹂之，後患方長。為袁公計，亦殊不值得。蓋專制國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結果只有兩路可走：一為岳武穆，身死而國危；一為曹孟德，風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殺臣，則臣殺君，將何以處袁公乎？」袁更明白這種道理。他的老友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亦勸他終止軍事行動【註：袁與朱爾典相識於朝鮮，一九○六年起，朱爾典任駐華公使】，由代理漢口英國總領事葛福（H . Goffe）斡旋。革命軍以武昌危在旦夕，允如所請。十二月一日，協議成立。此後武漢未再有戰事。

　　庚子之役，袁在山東的措置，甚得西人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益隆。罷黜之後，清政每況愈下，英、美對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願革命黨得勢，希望袁再出秉政。武昌事起，美國公使嘉樂恒（WJ Calhoun）在公使團會議席上首稱，惟有袁可擔平亂之任。除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外，其他各國一致贊成，此為奕劻等勸請載灃起用袁的有力理由之一。袁任湖廣總督的上諭發布之日，朱爾典電告英國外相葛雷（E. Grey），說是此一任命，可使北方軍隊的忠誠獲得保證，增加清政府處理危機的力量。第二天，上海美人《大陸報》發表社論，說是清廷雖將統率全軍的任務交與袁世凱，並不足以保證他回京任職。任何低於內閣的位置，是和他的才能與成就不相稱的。除非命他參與國務，無法使清廷取得內外的信任。十月二十八日，美國銀行團駐北京代表司戴德（W. Straight）認為如清政府肯給袁以他要求的權力，由他組織內閣，南方的革命必然失敗。四天后，袁即被任為內閣總理大臣，朱爾典連電葛雷，謂此舉可收安定人心作用，北京亦有振作氣象。

　　英、美為了經濟利益，希望中國安定。日本的態度相反，中國愈亂愈對日本有利。十月十六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電令伊集院，願以軍械供應清廷。二十四日，西園寺公望內閣決定以永保日本在東三省權益，維持日本在中國一切利益，保全清的政權，阻止革命軍北進為政策。伊集院欲將中國分為華南、華中、華北，由清廷統治華北，使永久與漢人對峙，曾請朱爾典勸清廷實行君主立憲。朱爾典窺知他的用意，深恐中國因此而被瓜分，不利於英，答以中國政體應由人民自決。為替袁世凱減少阻力，在袁到北京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朱爾典對袁克定說，外國人的一般看法是，最好象徵性保存清廷，實行憲政改革。十一月十五日，葛雷來電，謂英國政府對袁友好敬重，希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可以公正地處理對外關係，維持內部秩序及革命後在華貿易的有利環境，英政府將給以一切的外交援助，英、美、德、法銀行團亦將給予財政援助。朱爾典據以告袁，謂英國對他（袁）所領導的政府必加支持。

　　公使團為使袁內閣的權力更為擴大，十一月二十二日，依照嘉樂恒的主張，由朱爾典與袁商議，進一步行動。朱爾典告訴奕劻，說是革命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政治不良，政治不良是由於監國攝政王載灃措置乖方。清廷如欲獲得外國援助，載灃必須辭去攝政王，從中奔走運用的為唐紹儀。十二月五日，葛雷一面照覆倫敦日本代辦，一面訓令朱爾典與伊集院合作使載灃引退。一月六日，隆裕准載灃退歸藩邸，嗣後用人行政，皆由內閣總理大臣擔承責任。王錫彤說，載灃之革去名義，政權一歸內閣，「英使朱爾典實助袁公成之」。

　　日本為分裂中國，亦欲爭取袁世凱。袁內閣成立第三天（十一月十八日），伊集院表示日本決極力相助，袁亦表示效忠清室。於是日本又請英國政府，合力促成清廷立憲。英方雖口稱贊成，但仍不主干涉內政。武漢停戰後，伊集院怕袁與革命黨妥協，主援助南方對抗北方。袁與革命軍和議開始後，日外相內田向英、美提議，保存一名義上的清政權，命伊集院警告袁世凱，不承認改行共和，命頭山滿、犬養毅通知孫中山，反對革命黨的主張，不惜以武力幫助清廷。終以國際情勢不許，未敢悍然出之。

　　三、立憲派、北洋派擁袁及革命黨讓袁

　　張謇領導立憲派意欲與袁世凱合作。一九一一年六月，張自上海去北京，特迂道彰德，與袁晤談。袁表示如將來再出，當尊重張的意見。張深感此行不虛，盛稱「慰亭（袁字）畢竟不錯」。不久袁果然復出。十月十六日，江蘇巡撫程德全採用張謇代擬的奏稿，請清廷將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對革命軍用撫不用剿。所謂賢能，不言而喻，指的是袁。二十日，張謇復以諮議局名義，要求宣布立憲，開國會。十餘日後，與清廷脫離關係的已有七省。隨著情勢的轉移，張謇施展他的影響力量，助成程德全的獨立，目的是為預站地步，不讓革命黨全部勝利，立憲派方可取得日後的發言權，擁袁建立一政治中心。資政院及其他備省諮議局的立憲派議員，同此心理。

　　原與袁世凱不共戴天，近又因開放黨禁為載澤所阻的康有為、梁啟超派，力圖結納載濤與吳祿貞、張紹曾，擬作非常之舉。而武昌變起，於是又計劃用禁衛軍發動政變，倒載澤、奕劻，奉載濤為內閣總理，停止討伐革命軍，運動各省督撫暫行自立，以殺革命黨之勢。十一月，梁啟超由日本去奉天，準備親入北京。不意吳祿貞被刺，張紹曾罷職，乃改以「和袁、慰革（革命黨）、逼滿、服漢」，同戡大難為政策。復以奉天情勢對他不利，所謀亦成泡影，廢然返回日本。此時袁的地位已固，大權在握，梁又倡「虛君共和」之說，各方活動，聯袁、聯岑（春煊）、聯黎（元洪）並進，尤重聯袁。十二月間，進行益力。袁亦欲利用梁在資政院、諮議局的影響力和他在社會上的文名，以抗革命黨，雙方頻頻密洽。

　　袁的故舊於袁的再起，無不興高彩烈，僕僕於天津、北京、彰德道上，籌議大計。參與其事的有唐紹儀、楊度、梁士詒、袁克定，與張謇互通聲息。他們的具體方案為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共和國體，擁袁為民國總統。袁入京後，此一運動隨之展開。十一月中旬，詔命各省派代表來京，公同會議國是。同時楊度與獲釋出獄的革命黨人汪兆銘發起「國是共濟會」，明白主張由國民會議協議君主、民主問題。奕劻頗有贊成之意，載灃「恐國民會議專要共和」，不肯答應。楊度上書資政院，謂國民會議的結果是否必為君主，固然沒有把握，不過「君主立憲之言，僅能言之於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袁惺惺作態，說是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不能贊成共和。但是「世界既有共和學說，亦不妨研究」。又對汪兆銘說：「國民會議我極贊成，惟我站地位，不便主張民主，仍主君主立憲。」汪說：「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袁說他個人必服從國民會議多數決議，只是辦到公平和平不易。遂由袁克定派遣密使攜汪函前往武漢洽商。汪另電上海黃興，主南北聯合，強清室退位，推袁為總統。武昌方面先已表示，袁若反清，當以總統相酬。孫中山亦自倫敦來電，主推黎元洪或袁為總統【註：時為十一月十六日，據云係吳敬恆的主張】。至是黃興亦謂，如袁作華盛頓，使中國為民國，各省無不聽命。

　　載灃解除監國攝政王名位後，召開國民會議的阻力大減。十二月七日，隆裕命袁委託代表與南方討論大局，代表人選即唐紹儀，參讚為楊士琦。革命軍方面以伍廷芳充任。和議地點，初定為漢口，革命黨重要領袖多在上海，為了籌組中央臨時政府，武昌與上海之間已有歧見，更恐武昌左右和議，要求改在上海舉行。公使團為便於上海領事運用，袁為便於蘇、浙立憲派活動，一致贊成【註：唐紹儀、伍廷芳均廣東人，曾留學美、英。清末唐官至尚書，伍官至侍郎，原為舊識。唐到上海後，下榻英商李德立（ES Little）住宅，與英國總領事傅磊斯（EA Frases）保持聯繫】。

　　唐的計劃是透過國民會議，擁袁登上總統的高位，他自己亦可望成為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楊士琦主張先使清室禪位，再與南方議和，袁認為不妥，怕的是南方不允，和議不成。不若由共和弋取總統的順利。楊度亦說：可先為總統，將來仍可為拿破崙。公使團希望中國及早息爭，袁的政權及早實現，不惟已有的權利可免受損失，將來的權利必更有保障，決定請雙方儘速解決和局。

　　十二月十八日，伍、唐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廳開始會議，商定各處停戰。第二天，英、美、日、俄、法、德公使分電伍、唐勸告，意在使南方讓步。英國外相葛雷訓令朱爾典，殷盼中國統一，政體由中國人民決定。實際是為袁聲援。唐按照袁的指示，竭力爭取立憲派的支持，曾面告張謇，如舉袁為總統，其他可無問題。張答稱他僅能代表蘇、浙兩省，不能保證同盟會的必從。唐復向江蘇都督程德全疏通，程允悉力而為。浙江都督湯壽潛與張、程一致，大勢遂十定八九，唐轉與黃興相商，亦甚順利。二十日，伍、唐二次會談，伍請唐承認共和，取消滿清政府。唐雖不反對，惟須由國民會議作最後決定。同日，黃興的代表與北方密使成立協議，訂明確定共和政體，由先推覆清室者為總統，對清室予以優待【註：北方密使為廖宇清，這些條件是十一月間他和段祺瑞的親信靳雲鵬等所商定】。

　　二次會議後，唐與革命黨、立憲派日夜聚晤。汪兆銘力勸同盟會領袖勿操之過急，否則欲速不達，並電袁克定，謂「項城（袁世凱）雄視天下，物望所歸，元首匪異人任」。唐亦電梁士詒，希望袁為中國的華盛頓，袁謂「不能自我先發」。大概由於禁衛軍統領馮國璋仍主君主，陸軍部大臣王士珍態度消極，前方的段祺瑞尚在猶疑，日本公使伊集院聲稱不承認中國改建共和，袁不無顧慮。正在此時，孫中山自海外歸來。唐為貫徹原定計劃，十二月二十七日，向清廷大事恫嚇，謂「民軍以改建共和為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默察東南各省民情，主張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勢。近因新製飛艇二艘，又值孫文來滬，挈帶巨資，並偕同為泰西水陸軍官數十人，聲勢愈大，並擬組織臨時政府為鞏固根本之計。且聞中國商借外款，皆為孫文說止各國，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議一敗，戰端再啟，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紹儀出京時，總理大臣（袁）以和平解決為囑，故會議時曾議召集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以為轉圜之法」。袁與徐世昌、奕劻商議之後，向隆裕太后奏陳，亟言不可決裂，否則戰事再起，「度支如何？軍機如何？豈能必操勝算？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如召集國會，採取輿論，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勢皎然。若再延緩，禍害立至」。二十八日，隆裕如其所請。唐與伍廷芳繼續會議，商定國民會議辦法：直、魯、豫、甘、新及東三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餘由民國政府召集。

第三節　妥協中誕生的民國

　　一、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

　　革命軍控有大半中國之後，認為有設置中央政府的必要。湖北、雲南倡議各省選派代表，前往武昌籌議規劃，江蘇、浙江主在上海，請孫中山返國組織。十一月十五日，蘇、浙、閩代表決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承認鄂軍政府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由於武昌力爭，一部分代表赴鄂，一部分留上海。赴鄂代表到武昌時，漢陽已經失守，武昌受威脅，改在漢口英租界開會。十二月二日，議決如袁世凱反正，即舉為臨時大總統。三日，通過中央臨時組織大綱，設臨時總統、國務院。次日得悉南京克復，又議決以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日留滬代表有同樣決議，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負責籌劃臨時政府，名為使軍政府早日統一，實為不願由武漢領導，這是陳其美、宋教仁的主張。赴鄂代表及黎元洪與立憲派、光復會表示反對，克復南京有功的浙軍將領聲言不願受漢陽敗將黃興的節制，黃遂堅辭不就。十七日，全體代表在南京集會，改舉黎為大元帥，黃為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黎雖承認，黃終不受。代表左右為難，中央臨時政府一時無從組織。

　　武昌變起之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向華僑募款。十月十二日，得知此一意外消息，他認為今後的成敗，列強的態度關係至大，特別是英國與日本的態度。華中、華南屬於英國勢力範圍，日本為英國的同盟，英國的動向實可左右全局，必須取得其對中國革命的諒解，決先去倫敦。時清廷正欲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朱爾典為迫令清廷將政權交袁世凱，請倫敦拒絕。十月中，四國銀行團在巴黎集議，決定暫不與中國談判。十月下旬，孫抵倫敦，繼續努力，並請英國阻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十日，轉往巴黎，晤法國朝野人士後東歸。十二月二十一日過香港，廣東都督胡漢民來迎，謂袁世凱心懷叵測，孫一至南京、上海，必被各方擁戴。但無兵可用，意見紛淆，命令難行，不如暫留廣州，整理軍務，再鼓行而前，方有勝算。孫不以為然，謂南京、上海為前方，須身當其衝，應四方之矚，弭內部歧趨。否則東南不保，廣東亦難獨支。

　　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抵滬，黃興、陳其美、宋教仁決定組織中央政府，大元帥問題不了自了。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選舉孫為臨時總統，並設置臨時參議院【註：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成立，議員為各省都督的代表】。三十一日，通過孫的提議，採行陽曆，以中華民國為紀元，有如歷代的改正朔。中央臨時政府大綱原為總統制，現在改為內閣制，增置副總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在南京就職。次日，臨時參議院因孫的要求，復變內閣制為總統制。一月三日，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黃興任陸軍總長，黃鐘瑛任海軍總長，王寵惠任外交總長，伍廷芳任司法總長，陳錦濤任財政總長，程德全任內務總長，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張謇任實業總長，湯壽潛任交通總長。陸軍、外交、教育總長屬同盟會，內務、實業、交通總長屬立憲派。海軍、司法、財政總長無所屬。實際在南京任職的僅同盟會二總長，其餘經常駐上海。此一混合內閣，不能算是健全，各省都督又不盡聽命中央。武昌、上海革命黨人早已壁壘分明，上海方面以正統自居，武昌方面以首義功高，而在中央未佔重要位置，憤憤不平，遇事立異【註：王寵惠、伍廷芳、陳錦濤為廣東人，王、陳均為美國耶魯大學博士，蔡元培、湯壽潛為浙江人，張謇為江蘇人，程德全為四川人，黃興為湖南人，黃鐘瑛為福建人，湖北人任次長者雖不少，但無任總長者】。

　　孫中山之所以不肯暫留廣州的另一原因是，孫「若不至滬、寧，則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非他人所能勝任」。關於對內，孫亦主張將總統讓袁，假袁之手，推翻滿清，早日實現共和。此後社會當以工商為競點，他願為中國開一新局面，不爭政權。關於對外，孫在巴黎時，曾向記者宣布，民國政府成立後，將與各國商議重訂關稅，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及就任總統，一月五日正式發佈告友邦書，願與各國人民平等交往，益求輯睦。清政府所訂條約，繼續有效，至期滿為止，清政府所借外債，照舊償還；各國或個人所得權益，照舊尊重，希望各國更篤交誼，靜待民國之成，並盼予以承認，交相提挈，勉進世界於無窮。各國大都不予理會，視為無足重輕。總之，孫的對外對內，所採同為妥協態度，袁與列強亦相互為用。

　　南京臨時政府的存在僅三個月，大部分時間忙於對袁交涉。最後始顧及到內政改革。較有意義的措施，一為提倡平等觀念，革除官廳的「大人」、「老爺」稱謂，均以官職相稱呼，民間「先生」或「君」相稱呼。二為維護人權，不准刑訊、體罰，鞠獄當視證據為斷。禁止買賣人口，所有人民均得享有公權、私權。三為尊重言論、出版自由。四為男子剪除髮辮，女子不許纏足。五為提倡女權。革命軍興，青年知識婦女爭起以應，或組織女子軍事團、女子國民軍、女子北伐隊，或從事看護、縫紉、募捐。又有女子參政同志會、女界共和協濟會，政府曾予資助。以上政令，雖一時未能貫徹實行，社會觀感則逐漸轉變，平等自由思想遂以普及。

　　二、清朝告終

　　對於南方之選舉總統，袁世凱至為不滿，上海和議所訂的召集國民會議辦法同為所不喜。前者他無從阻止，乃以後者為口實，不肯承認。但他並不要決裂，仍施展剛柔並用手段，期達最後目的。一是繼續和談，通知伍廷芳，已准唐紹儀辭職，嗣後彼此直接電商，實際上唐仍在上海與伍接觸。二是利用軍人，嗾使馮國璋聲稱誓死反對共和。三是勾結外力，希望各國相助。

　　孫中山當選總統的一天，立即電袁。謂係暫時擔承，仍虛位以待，請袁早定大計。袁答以國體尚待公決，不願預聞臨時政府之事。孫再去電，如由袁之力不勞戰爭而達成共和，總統必屬於袁。袁轉而質問伍廷芳以此次選舉總統的用意，並爭國民會議代表名額與召集權，及開會地點。伍謂選舉總統與國民會議絕不相妨。唐紹儀單刀直入，詰伍以總統讓袁，有何把握？孫明白回覆，如清帝退位，即推袁為總統。孫一意想由和平途徑，使共和實現，袁定要確定總統能夠到手，始贊成共和。

　　上海和議發生頓挫之後，各國公使指責南京的要求不近情理，倘和議因此破裂，南方應任其咎。對袁則盛稱其公平正直，為當代中國最有才能的人物。英、美報紙斥南京政府專橫，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與恢復和平的能力，法國且建議由各國逕自提名袁為總統。南京為確立自己的地位，一再籲請各國承認民國政府，並要求清政權不得私相授受，袁不得自設臨時政府。各國承認民國政府後，孫始辭職，再舉袁為總統。英國輿論指為根本動搖過去的協議，使中國陷於嚴重危機。對於承認民國政府，各國均無反應。袁恐清已退而孫不退，全國祇有一個南京政府，他將成為南京政府的屬下。伍廷芳以國際情勢不利，勸孫勿再堅持各國承認。一月二十二日，孫提出最後通融辦法，不堅持各國承認，惟清帝退位須知照各國公使，袁須宣布絕對贊成共和，孫接到公使通知，即行辭職，推袁繼任，袁宣誓遵守參議院所定憲法。如並此而不能行，證明袁不願和平解決，須負戰爭之責。二十七日，復致電各國公使，說明他之對袁讓步，係為了共和。此時蒙古、西藏已因俄、英的煽動，實行獨立，日本高唱對華干涉，準備與俄國分有東三省。孫如與袁相持不下，中國長期爭擾，兵連禍結，前途的屬可慮。

　　南京自身的弱點亦為孫中山不得不讓步的重大原因。山西大半復為袁軍所有，陝西岌岌不保，皖北要地多失。革命軍人都為臨時招募，有如烏合，北伐徒托空言，財政更是困難莫名，各省極少解款，公債分文未得，借債不能成交，餉糈無著。陸軍總長黃興自承若和議不成，動員為不可能的事。加之內部意見不一，武昌離心，袁又從中分化，漢口、漢陽的局部和議，實際已經成立。江蘇、浙江的立憲派盼和尤殷，總望與袁妥協。無政府主義派復稱，倘為政權而延長戰爭，將無可自恕【註：吳敬恆、李煜瀛均屬無政府主義派】。同盟會會員不盡了解全部革命主義，但求推翻滿清。醉心民主的幹部，亦謂名不必自我而立，功不必自我而成，武力革命時期已過，今後當注全力以爭憲法、國會、內閣。孫早已表示不爭權利，但求共和及早實現。

　　孫中山以總統讓給袁世凱的第一個條件是清廷必須退位。袁要使清廷退位並不十分困難，但不欲蒙篡奪惡名。他對外國公使說，他之所以不接受孫的條件，是因為不願背棄清朝恩義，欺人孤兒（宣統）寡婦（隆裕），只圖自身安全。不過他總想取得最高政權，從各方運用，使其達成。先以利害遊說奕劻、那桐以及隆裕太后的親信太監張蘭德，謂大勢已去，退位可享種種優待。次由馮國璋輩強親貴大臣捐獻。袁亦說若要對南方討伐，須軍費有著，不然他只好辭職。隆裕至為惶懼，溫諭慰留，發予內帑黃金八萬兩，並命親貴大臣輸財贍軍，而應者寥寥。袁的另一手段，仍為挾外人以相威脅，謂外蒙古已脫離中國，如再不決定態度，東三省亦將難保；南方擬自行召集國民會議，各國勢必承認；各口岸洋商擬請本國政府，強制清廷遜位。不久上海西人商會果然致電奕劻、載灃，勸告遜位。一月十二日王公會議，奕劻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善耆及恭親王溥偉反對，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十六日，袁向隆裕奏陳情勢危急，內而億萬所趨，非兵力所能平定，外則強鄰虎視，朝廷無地以容。革命軍但求民主，各國調停亦在改革政治，若久事爭持，難免不加干涉。法國革命之時，路易十六如能早順民心輿情，何至子孫靡有孑遺。隆裕聞聽之下，唯有流淚。十七、十八日，御前會議，俱無結論，出使俄國大臣陸徵祥請求「概允共和」的電奏又至。最有效的仍為武力與外交脅迫並施。袁克定早在聯絡北洋將領，張謇請袁示意段祺瑞結約黎元洪，修正國民會議辦法，倘清廷不允照行，軍人即不任戰鬥。袁與各國公使保持密切聯繫，一月二十二日，通知朱爾典，說是處境困難，準備辭職出京。當天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註：日本以大勢所趨，知維持清廷已無可能，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一月二十三及二十五日，段祺瑞兩電內閣，一稱軍心動搖，共和思想難以遏止，一責親貴阻撓共和，各將領憤憤不平，將聯銜陳情。革命黨有以為清廷之遲遲不退，係袁作梗，必除之而後已【註：一月二十六日，袁進見隆裕後，行至東華門外，革命黨人張光培、楊裕昌、黃之蔭擲拋炸彈，傷斃多人，袁竟倖免，張等被捕遇害】。滿清親貴則痛恨袁與革命黨裡應外合，亦欲置之於死地。擬以封爵為餌，誘袁入宮謝恩，加以殺害。事被袁和他的左右所窺破，袁憤怨地說：「余力竭聲嘶，為保皇室尊嚴，不意竟以此相待。國之將亡，殆無能救，公輩願如何，即如何。」一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等四十七將領的聯銜電報發出【註：列名將士有段芝貴、倪嗣沖、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孟恩遠、靳雲鵬、徐樹錚、盧永祥、李厚基、吳光新等】，要求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代表政府，擔任對外事項，再行召集國民會議，組織共和政府。同日，宗社黨健將軍諮使良弼為革命黨人炸死【註：革命黨人為彭家珍，當場身死，良弼重傷，一日後卒】。反對退位的親貴喪膽，善耆、溥偉分逃大連、青島。隆裕太后哀求民政大臣趙秉鈞、外務大臣胡惟德、郵傳大臣梁士詒，懇袁保全她與宣統母子的性命，實行封袁為一等侯爵。袁再四不受，謂人心乖離，軍事困難，外交棘手，請收回成命。馮國璋亦辭禁衛軍總統，以示不負京師治安之責。二十九、三十日御前會議，王公大臣對於退位無人敢再持異議。二月三日，命袁全權與南方商優待條件，不再提國民會議。五日，段祺瑞續責王公敗壞大局，阻撓共和，即率全軍將士入京，和他們剖陳利害，已有兵臨城下之勢。

　　優待清室為袁與革命黨間的預定方案，上海和議時唐紹儀已將原則提出，汪兆銘草擬具體條款，由袁奏明，遍告親貴。二月十日，經臨時參議院通過，要點為清帝辭位，尊號仍存，中華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給以歲用四百萬元，暫居宮禁，清及蒙回藏世爵照舊。這是妥協的另一面，亦是一個奇特現象，中國境內除了自己的政府，另有一個外國君主，民主政體之下，仍有特權階級。

　　二月十二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頒布宣統皇帝辭位懿旨，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並由外務部照會各國公使。各王公多避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奕劻逃往天津租界。退位詔為南京所預擬，出自張謇之手，其中「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字樣，則係袁所添入，作為自立政府的依據。無論如何清朝總算告終。

　　三、袁世凱的臨時政府

　　宣統退位雖為定局，袁世凱仍怕孫中山不肯辭職。二月初，再由段祺瑞分電孫及黎元洪，主張南北兩政府同時取消，預行推定總統。黎以不滿於革命黨人的挾制，為見好於袁，以固自身地位，首先贊同，退位詔頒布的前一天，袁電告南京，謂共和為最良政體，清帝辭位之日，即帝政的終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以示履行孫的要求，孫自當實踐辭職諾言，由袁任總統。退位詔頒布的後一日，袁即告「膺命組織政府」，自稱「首領」，建立事實的政權。同日，孫向臨時參議院辭職，薦袁自代，惟袁不當以清帝委任為據，自組政府。袁稱北方軍隊與蒙古代表已推他為總統，「清帝委任一層，無足再論」，表示他已經成了總統，無須定要南方相讓，孫不再深究。二月十五日，臨時參議院選袁為第二任臨時總統，仍選黎元洪為副總統，袁不俟正式受命，即改稱「新舉臨時大總統」，一似他的職位先經清帝委任，北方推戴，再由民國臨時參議院予以追認。

　　和談期間，孫中山已提出臨時政府須設於南京的條件，在致參議院的辭職咨文內，再加聲明，不得更改，新任總統到南京就職之時，孫始解職，目的是要袁離開他的北京根據地，擺脫使館區的特殊勢力，使列強在北京至海口的駐軍亦失去作用。袁的南北成見甚深，更不願置身於革命黨控制下的南京，藉口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須加部署，東三省人心未盡一致，推拖不肯南下。參議院一度同意政府設於北京，因孫與黃興堅決反對，不得不出爾反爾，議決政府仍設南京。但是不滿意孫、黃的章炳麟及蘇、浙、湘、滇等省都督，均主建都北京。於是袁的態度益為強硬，聲稱舍北而南，窒礙無窮，北方軍民意見紛紜，隱患實繁，外交團屢言袁不可離開北方。如果因為他不能南去，而不能統一，他情願不做總統。南京堅持不移，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為迎袁專使，令袁無迴旋之地。蔡元培等到京兩天，二月二十九日，北京發生兵變，天津、保定、通州，接連而起。各國公使調兵前來京津。黎元洪電請早定國都，成立政府，以杜外人干涉，萬不宜舍北而南。段祺瑞、馮國璋力言政府須在北京，袁不能赴南京受任。蔡元培亦說兵變後外人極為激昂，設再行發生，外人將自由行動，必須速建統一政府於北京。南京有派兵北上助袁恢復秩序的提議，袁斷然拒絕，參議院卒許袁在北京受職。兵變是否出於袁的授意，雖不易肯定，事後變兵未受任何處分，則為事實。此後兵變成為民國史上的常事。

　　遵守憲法為孫對袁的另一要求，憲法制定之前，先制定臨時約法，三月七日，臨時參議院開始討論，三月十一日公佈，規定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以參議院、總統、國務員行使統治權。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種族、階級、宗教，均在法律上享有身體、家宅、財產、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書信秘密、居住、遷移、信仰自由，有請願、陳訴、訴訟、任官、考試、選舉、被選舉權利，及納稅、服兵役義務。立法權由參議院行使，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總統總攬政務，統率陸、海軍，任命文武職員，但制定官制、官規，任命國務員、大使、公使及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則須經參議院同意。總統提出法律案，公佈法律及命令，均須國務員副署。約法施行十個月內，召集國會，制定憲法。

　　就約法條文而論，關於民權的規定，與一般民主國家無大不同，為中國前所未有之事。對於國會的權力，盡量提高，對於總統的權力，多方限制，與內閣制相近。袁自然知道這是同盟會為他而設，不甘俯首聽命。今後袁與同盟會的衝突即由此而起。

　　同盟會既以總統讓袁，仍希望自行組織內閣，舍名取實，然非袁所願，折衷的方案是由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出任內閣總理。唐與袁有二十餘年的私情公誼，交非泛泛，與孫中山同為粵人，復有促成共和之功，正可居間折衷，溝通南北之見，調和新舊之爭，促進袁和同盟會的合作。三月十三日，袁任唐為國務總理，袁系的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分任內務、陸軍、海軍總長，柔順的陸徵祥任外交總長，立憲派的熊希齡任財政總長，同盟會的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分任司法、教育、農林、工商總長【註：交通總長由唐紹儀兼代，後由施肇基署理，工商總長陳其美不就，由次長王正廷署理】。四月一日，孫中山解除臨時總統職務，黃興任南京留守，統轄南方各軍。二日參議院正式議決，臨時政府遷設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