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　第一節　攘奪權力
第二節　俄、英侵略邊區，日本謀吞中國
第三節　洪憲帝制
第十三章　軍閥恣睢（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四）　第一節　袁世凱的後繼者
第二節　大混亂的開始
第三節　循環的內戰
第十四章　再革命（上）（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四）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改組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
第十五章　再革命（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　第一節　蔣中正的領導
第二節　國民革命軍北伐
第三節　國共全面決裂
第四節　繼續北伐
第十六章　兩種內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　第一節　內戰再起
第二節　聯合反蔣
第三節　中共武力的發展
第十七章　安內與攘外（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　第一節　北伐後的對外舉措
第二節　日本侵佔東北
第三節　國共全力搏鬥
第四節　日本進圖華北
第五節　聯合抗日運動
第十八章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　第一節　中日全面戰爭
第二節　內外危機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
第四節　戰爭結束
第十九章　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一九四五至一九五○）　第一節　戰後國共之爭、中俄東北交涉
第二節　馬歇爾使華
第三節　國民政府險象環生
第四節　中共的勝利
書後小記

《近代中國史綱下》郭廷以

《二○一七年十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第十二章　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
第一節　攘奪權力

　　自武昌起義至清廷遜位，在短短四個月內，三千年的中國君主政體一變而為民主政體。舉國上下對此前未之見的新情勢，既不相習，亦不了了，大都以為不過是由滿洲皇帝換了漢人總統，與歷代王朝的更易無大區別。革命黨人亦多缺乏民主政治運用的藝術與經驗，僅有理想與熱忱，舉措往往不切實際。立憲派之病與革命黨略同，革命期間一度與革命黨攜手不久又分道揚鑣轉而依附實力派的袁世凱。袁昧於時勢、以舊政權的繼承者自居，一意圖謀鞏固地位，擴張權力，予智自雄，排除異己，不明共和為何事。對於革命黨，先之以欺弄，終之以摧殘。曾為效命的立憲派，同遭遺棄，民國僅存虛名。

　　一、黨派分野與政局動盪

　　民國成立，同盟會聲勢煊赫，莫之與京，攀附者爭先恐後。嚮義者固然不少，趨炎附勢者更眾。一九一二年三月，由秘密組織改為公開政黨，以完成行政統一，促成地方自治，實行種族同化，採用國家社會政策，普及義務教育，男女平權，厲行徵兵，整理財政，力謀國際平等，移民實邊為政策。除力謀國際平等、男女平權兩項較為富有新的意義外，原有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主張，變為空洞的國家社會政策。為便於與袁世凱聯好，曾有推汪兆銘為總理之議，未成事實，仍由孫中山任之，以黃興、黎元洪為協理。凡此者可見同盟會的妥協性。

　　同盟會為多種派系結合而成，內部久有爭執。和同盟會抗衡的立憲派，步調亦不齊一，大致可分為海外與國內兩支。前者由康有為、梁啟超領導，後者以張謇、湯化龍、孫洪伊、譚延闓為中堅。辛亥前二三年，華僑痛憤清廷的冥頑不靈，專事壓迫漢人，康、梁的保皇號召失去作用，傾向革命者漸增，辛亥革命軍起，加入同盟會者愈眾。梁自云：「海外吾黨，今止餘百分之二三。」康仍持保皇之說，梁則贊成共和。梁以未身預民國締造，較之張謇、湯化龍等，一時雖頗有遜色，但在立憲派中的聲望仍非他人所及。

　　首先脫離同盟會而別樹一幟的為章炳麟，一九一二年一月，與張謇等組成「中華民國聯合會」，繼更名「統一黨」。湖北孫武亦別立「民社」，聲勢不小，一九一二年五月，與統一黨合為「共和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以保持全國統一，採用國家主義，以國家權力扶植國民進步，以平和實利立國為政綱，在臨時參議院中事事與同盟會對立，而為袁世凱張目。不久章炳麟派仍號統一黨，立場與共和黨並無大異。另一自同盟會分出而與立憲派有相當關係的政黨為「統一共和黨」。此外尚有性質相似的若干政團。純粹立憲派組成的為湯化龍、林長民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孫洪伊的「共和統一黨」，林林總總，大小政黨不下十餘，影響力較大的為同盟會，次為共和黨。

　　立憲派多認為康有為的主張已不合時宜，推梁啟超領導，重整旗鼓，有聯交袁世凱或與黎元洪派合流的兩種意見。梁傾向前者，袁亦樂於加以利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梁士詒奉袁之命，致電梁啟超，謂袁有意延攬，已託張謇向同盟會疏通。袁當選總統後，梁啟超來電祝賀，暢論政黨問題，謂革命黨中的感情用事者，斷不能與袁相合，對之既不可威壓，又不可阿順，惟有使立憲派與革命黨中的有政治思想者，成一大黨，收為已用。袁大加稱道，謂「所策皆至確不易」，盼他早日歸來進行。立憲派謀以共和建設討論會為中心，再合併非同盟會各黨，如共和黨、統一黨，黎元洪居其名，梁啟超居其實，爭取各省都督如蔡鍔、譚延闓、程德全等的支持。一九一二年六月，政局不安，促梁返國運動益為積極，甚至蔡鍔、程德全、黎元洪請袁破格錄用。湯化龍認為時機已到，梁如歸國，可與黎元洪提攜，或合併各黨，或別造一黨使同盟會不敢輕侮，再取代同盟會的內閣。

　　上海和議之時，唐紹儀的態度已引起袁的猜疑。其後唐為促成袁與革命黨的合作，不惟加入同盟會，且曾勸袁南來，袁愈以為他與孫中山結納，別有所圖，楊士琦、楊度、趙秉鈞輩乘而謀孽。孫中山尚無意與袁爭一時長短，宋教仁則力主政黨內閣，人稱唐紹儀內閣為唐、宋內閣，唐不甘完全仰承袁的鼻息，宋尤不肯事事將順。袁不習於民主政治，左右又盡為舊日官僚及敵視同盟會的政客，袁、唐間的裂痕浸大。同盟會初欲假國會之力，以監督政府，使袁不得擅作威福。自共和黨出現，同盟會失去了對臨時參議院的控制。袁深知清室的迅速滅亡，由於外重內輕，進而謀收地方主權。此時他的勢力僅及於華北、東北，對於南方同盟會的都督固不能指揮自如，非同盟會的都督亦多各行其是。南京留守黃興，望高權重，有第二總統之稱，袁更有芒刺在背之感。因人成事的湖北黎元洪，形單影孤，革命黨人氣焰囂張，視黎蔑如，黎思結袁自保，袁復有意籠絡。袁以整頓軍務為名，命各省裁兵，不得自為風氣，阻撓侵越。黎承袁的意旨，主張軍務與民政分為二途，同盟會的都督力言不可。

　　借款不成，為清室被迫退位的另一原因。及袁當選總統後，軍費所需既鉅且急，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允於南北統一後供給，並應袁之請，先行墊付若干，附帶條件為此後墊款及善後大借款，須由四國銀行團優先承擔。袁再請墊款，銀行團要求監督用途，並不得向他處另借。唐紹儀以條件過苛，改向比利時銀行訂借。英、美、德、法公使指為失信，要求取消並道歉。唐不得已，允由銀行團承借。四國銀行團又要求借款開支須經其核准。遣散軍隊須由外國武官監督，唐不能接受。袁以唐將比國借款的大半付與南京政府，早已不滿，改命與唐不睦、籍隸共和黨的財政總長熊希齡與銀行團交涉，借款雖仍未商就，墊款則已成交。黃興連電責熊，共和黨進行倒唐，唐不安於位。直隸都督問題發生，更感難堪【註：直隸省議會請以王芝祥為該省都督，唐商得袁的首肯，表示同意。未幾袁藉口直隸軍人反對，背棄諾言，改命王芝祥赴南京辦理遣散軍隊，唐拒絕副署，袁置之不理】，遂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六日辭職出京，同盟會閣員繼之求去。共和黨、統一黨紛電詆唐蔑視職守，結黨把持，應組織超然內閣，袁即以外交總長陸徵祥為總理，以在臨時參議院發言不當，新提閣員悉被否決。北京軍警指參議院挾持私見，黎元洪責其違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為「奸府」，請袁便宜行事，盛傳將解散參議院。參議院迫於形勢，通過袁第二次提出的閣員，次日，即彈劾陸徵祥失職。陸稱病請假，由趙秉鈞代理，此為同盟會或國會與袁的第一次正面鬥爭，亦為袁第一次對同盟會或國會的脅迫。

　　孫中山將總統讓袁之後，決致力於國家建設，積極宣傳民生主義、實業發展、鐵路計劃。黃興亦請辭南京留守，示無割據之意。內閣問題發生，袁邀孫、黃入京，以期消弭政潮。同時從黎元洪之請，召武昌起義有功，而與黎積不相能的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張振武、將校團團長方維北來，加以殺害，罪名是「圖謀不軌」，臨時參議院及黃興嚴詞詰問，袁為製造同盟會對黎的惡感，將黎來電公佈，使黎無以自解，死心相依。孫中山為顧全大局，八月下旬，毅然北上，黃興繼之而至。孫留京二十餘日，與袁會談十三次，希望袁作正式總統，十年內練陸軍百萬人，建築鐵路十萬里，袁即授以計劃全權。為使袁得以放手而為，孫、黃同意由趙秉鈞出任內閣總理。九月二十五日，袁發表八大政綱，謂係與孫、黃及黎元洪的共同協議，包括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產，建置鋼鐵工廠，提倡國民實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採地方分權主義，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早日獲得各國承認與借款。同日，任命趙秉鈞為國務總理，閣員多加入甫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算是國民黨內閣，國民黨願以全力贊助政府。

　　唐紹儀去職後，宋教仁認為同盟會的擴組與增強至為迫切。為爭取正式國會議員的多數，阻止梁啟超的大黨計劃，更有此必要。共和黨是同盟會勁敵，無法言歸於好，統一共和黨的幹部多為同盟會舊人，願於有條件之下與同盟會破鏡重圓。鑑於共和黨與袁世凱的勾結日急，同盟會接受了統一共和黨的要求，易名為國民黨，刪除政綱中的男女平權，改力謀國際平等為維持國際和平，改採用國家社會政策為注重民生政策，變總理制為理事制。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正式成立於北京，除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外，並加入了三個小政黨，孫中山任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寵惠、吳景濂等為理事。另有參議，列名者有各省都督，如胡漢民（粵）、柏文蔚（皖）、李烈鈞（贛）、閻錫山（晉）、譚延闓（湘）、尹昌衡（川）等，黨員中熟悉西方政治的固有，官僚政客亦多。此事係宋教仁一手促成，孫中山就請他代理理事長。

　　約在同盟會擴大而成為國民黨的同時，共和討論會亦與共和統一黨等政團商定合為民主黨，梁啟超的大黨希望頗有實現可能。袁世凱與孫中山、黃興達成協議後，並想將梁啟超收入彀中。一九一二年十月，梁與袁獲致諒解，由日本返國，袁禮遇有加。梁自稱所受歡迎幾倍於孫、黃。「上自總統府、國務院諸人，趨蹌惟恐不及，下至全社會，舉國若狂，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反對黨屏息，而共和、民主兩黨，人人有哀鳴而思戰鬥之意。國民黨……手忙腳亂」。他以為前途氣象至佳，大有可為，曾動組閣之念，不免視事太易，自命過高，不自覺的為袁所愚。國會選舉結果揭曉，民主黨當選者寥寥無幾，梁為爭取議會席位，不得不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加入共和黨。及宋教仁被刺，國民黨指目於袁及梁。梁夢寐以求的大政黨，遲遲不成。袁更無意用他為國務總理，始知「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但仍想結合各種力量，以「禍國最烈」的暴亂派（國民黨）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之抗，而以「腐敗社會」（袁系）為第二敵，暫時稍為假借，他詆國民黨為橫行驕蹇的新貴族，稱袁的政府在法律上為國家機關，應予維持。五月二十九日，在袁決心與國民黨干戈相見的前夕，共和、民主、統一三黨正式合為「進步黨」，黎元洪任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湯化龍、孫武、蒲殿俊等為理事，直隸都督馮國璋、熱河都統熊希齡、雲南都督蔡鍔、廣西都督陸榮廷等為名譽理事，梁啟超是實際的黨魁。在袁或北洋派與國民黨的對峙中，進步黨成為第三種勢力，而與袁或北洋派一氣，國民黨主張主權在人民，採議會政治，地方分權，進步黨主張主權在國家，中央政府應強而有力。這是兩黨政策的分野。

　　二、袁與國民黨的武力決鬥

　　袁世凱就任總統不久，即有第二次革命之說。唐紹儀內閣倒後，袁將行帝制的傳說復盛。張振武等被殺，若干國民黨人，確有舉兵之議。孫中山、黃興北京之行並不能使袁釋然。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俄國與外蒙古私訂協約，中國朝野憤慨，孫中山表示願親赴東京，促成中、日同盟，與俄一戰。宋教仁亦欲自行出使，與日本提攜。日本對袁向不友善，而與國民黨素有交往，袁恐孫、宋將藉對外以對內，結援日本，陷己於不利，擬命他的私黨曹汝霖前往，別圖活動，為日本所拒，更增加他疑懼。

　　袁為削奪都督權力，於各省置民政長，作為省行政長官，籍隸國民黨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堅決反對。孫中山建議民選，袁定要由中央委派，特頒誥誡軍人訓條，統一察吏政權。新任江西民政長遭到拒絕，袁歸罪於李烈鈞，斥其反抗中央，派軍艦開往九江制止。共和黨亦稱國民黨向日本借款購械，謀割據東南。袁聲言對於不逞之徒，當竭力殄除。李烈鈞反唇相譏，責中央濫肆淫威，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賴各方調停，暫獲無事。

　　袁對國民黨的更大忌恨為國會選舉。國會有兩大任務，一為選舉正式總統，一為制定憲法。一九一二年八月，國會組織法與議員選舉法公佈，競選活動展開。國民黨聲勢浩大，悉力以赴，倘一旦獲勝，不僅內閣將為所得，袁的正式總統亦大成問題，縱令當選，國會所制定的憲法，勢必仍於其不利。國民黨報紙倡言，將來國會應自行集會於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庶可盡立法之責，制定最堅固的憲法。否則若議員「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將皆成為木偶」，等於說北京不宜再作首都。孫中山為對俄問題亦謂，非速行遷都不可。袁亦借對俄問題，發表憲法意見，謂今日總統不負責任，無以自由執行，能否達到廢除俄蒙協約目的，須視將來憲法如何。「若為弱國、亡國憲法，雖勝余百倍，亦無能為役。此後當為全國制定憲法，不當為防閒人制定憲法；當為總統辦事地方制定憲法，不當為防制一人制定憲法。故制定憲法必取消防禦主義。」對於國會集會地點，一九一三年一月，除明令定為北京外，直隸都督馮國璋通電斥國會自行召集、自行指定地點之說為動搖國本的謬論。「其罪既不容誅，其心尤不可問……惟有執國法以隨其後」。袁與國民黨之爭愈趨尖銳，暗中對付國民黨要人的陰謀已經決定。

　　是年二月中旬，孫中山自上海至東京，發表演說，盼中日輯睦，並曾與日本首相桂太郎兩度密談，共同發起「中日同盟會」。兩人論到今後的中國，桂太郎說，袁世凱終非忠實的政治家，終究為中國敵人，亦為孫的敵人。不過今日如和他相爭，反無益有損。應以全力造成鐵道幹線，再起執掌政權，日本必全力為助。不數日，桂太郎去職，孫續與新首相山本權兵衛相晤，仍望中日聯好，經濟合作。袁於孫之訪問日本，本存猜忌。共和黨人復張大其辭，謂國民黨有不軌之圖。

　　半年以來，宋教仁極不滿於袁，惟聲稱不爭目前得失，自有將來局面。又說，欲救此拖延政局，須俟國會成立，改組一負責任政府。孫中山遊日之時，國會選舉結果已經揭曉，國民黨居於優勢。宋教仁所說的將來局面已至，一再在武昌、上海演說，指責現政府苟且因循，罪無可逭，扶危濟傾，惟國民黨是賴。國民黨議員明謂非倒袁無以奠定共和。三月初宋又在南京攻擊現政府的外交、內政、財政，謂「中華民國之基礎極為動搖，皆現在之惡政府所造成」，俟正式國會成立，內閣宜由政黨組織，憲法由國會自訂，地方與中央分權，取消腐敗官制，國務總理由國會推舉，不必由總統提出與任命，使政府成為國會政府。這些露骨的批評，在民主國家原為常事，在袁世凱及國務總理趙秉鈞則難以忍受。黃興惡袁恣肆，欲因正式國會改選總統，章炳麟主推黎元洪，宋教仁同此意見，與黎已有成言，事為袁、趙偵知，決除宋而後已。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袁已對國民黨發出警告，凡有倡言革命者，依法嚴辦。趙秉鈞出身小吏，一向主管警務，習於下級社會情事，蓄養私黨以為爪牙。上述命令發布後三日，趙的秘書洪述祖召上海幫會頭目應夔丞北來，給以巨資，命暗殺國民黨首領。一九一三年二、三月間，國會召開在即，倒袁傳說愈熾。三月十三日，應夔丞函洪述祖，謂宋在上海運動軍隊，若不剪除，大局將亂，洪命妥速辦理。二十日，宋在上海車站遇刺，二日後不治而死，年三十二歲。

　　任何人都明白宋教仁是死於政治暗殺，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全案破獲，證明袁世凱、趙秉鈞確為主使者。三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自日本趕回上海，主迅速出兵，出其不意，先發制人。黃興等認為力有不足，主法律解決。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幾佔半數，如能再聯合其他黨派，先之以質問彈劾，繼之以憲法運用，最後不舉袁為正式總統。倒之並非難事。因之議久不定，遷延蹉跎。袁處於中央有利地位，兵符在握，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復予以財政支持，遂決與國民黨見一高下，調兵遣將，著著領先。

　　一九一二年六月，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接受了俄、日的要求，允對華借款不妨礙俄國在北滿、外蒙、新疆及日本在南滿、內蒙的特殊權利，合組六國銀行團，續與袁政府談判。一九一三年三月，美國新總統威爾遜（W. Wilson）以借款條件有損於中國行政獨立及門戶開放政策，宣布退出，六國銀行因變為五國銀行團。四月二十七日，袁政府不經國會同意，逕與簽訂所謂「善後大借款合同」，總額二千五百萬鎊（二萬萬五千萬元），年息五釐，八四折交款，用途為清還外債，支付政費，三天內交兩百萬鎊【註：八四折後，實際借款為二千一百萬鎊，以二百八十萬鎊清還各省借款，二百萬鎊賠償辛亥革命期間各國損失，再扣除已墊付款六百萬鎊，僅餘約一千零二十萬鎊】。借款的擔保為鹽稅，設鹽務總署，內置稽核總所，產鹽地區設分所，由洋員稽核稅收。又設審計院，內設外債室，由洋員任外債長，審計開支。美國雖未參加借款，而五月二日的承認民國政府，無異於對袁的精神支持。

　　正式國會於四月八日開幕，國民黨議員或因得失心重，或被袁收買，對宋案迄無表示。孫中山、黃興請嚴究要犯，指趙秉鈞主謀，趙反誣黃興設暗殺機關。對於大借款案，黃與國民黨都督紛紛反對，責政府違法，國會亦不予承認。孫曾對銀行團警告，並勸各國政府人民阻止付款，俱歸無效。這是民國以來帝國主義者初次助長中國內戰。

　　善後大借款成立，黃興知戰事難免，始有意舉兵討袁。五月，章炳麟、岑春煊相繼到武昌，遊說黎元洪。黎以宋教仁死，懼禍及己，復以與國民黨宿怨甚深，懷疑黃興欲圖湖北，已決心附袁，袁軍遂至漢口。屬於進步黨的都督，均隨黎為袁張目，甚至國民黨的山西、陝西都督亦列名於攻詆黃興的通電。袁得銀行團墊款後，即以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有如戰時內閣，明令痛斥第二次革命密謀。嚴捕內亂黨徒，撤銷黃興的陸軍上將，拿問國民黨國會議員。馮國璋等八十二人通電，決以武力對待傾覆政府之人，袁公開談話，倘孫、黃另組政府，即以兵力征伐。國民黨仍然舉棋不定，意氣大非兩年前可比，持重不敢輕發。社會人心對袁尚未完全絕望，認為他有經驗能力，國民黨跡近奸亂，反袁為一黨之私。上海總商會呼籲和平，如先啟兵端，即為與人民為敵，視為亂黨。蘇、浙士紳及國民黨名流汪兆銘、蔡元培同在奔走調停。進步黨領袖梁啟超謂秩序一破，定招列強區分，有政府終勝於無政府，「暴民政治之禍，甚於洪水猛獸」。在此苟安的心理下，國民黨再想重演辛亥年之事，已無可能，袁亦非當時的清廷可比。

　　六月九日，袁斷然罷免江西都督李烈鈞，李為反袁的急先鋒，竟卸職而去。於是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參預反袁運動的粵漢、川漢鐵路督辦岑春煊一一被黜。李烈鈞到上海後，經孫中山的激勵，再返江西。以九江已為袁軍所據，七月十二日，改於九江以東的湖口舉兵，稱江西討袁軍總司令，二次革命正式爆發。黃興欲擁岑春煊主江蘇軍事未果，乃投袂而起，親入南京，迫江蘇都督程德全獨立。接踵而起的有上海、安慶、福州、長沙、重慶。袁的主力軍分由京漢、津浦鐵路南下，海軍駛集長江。江西、南京為主要戰場。李烈鈞、黃興先後兵敗，兩個月內，勢及江西、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七省的討袁軍煙消雲散【註※】，孫中山等分走日本、南洋。

　　※註：七月二十五日，袁軍李純奪取湖口，八月十五日入南昌。七月二十九日，黃興離南京。九月一日，南京為袁軍張勳佔領。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屢攻製造局不下，八月十三日失敗。廣州由陳炯明領導，八月四日，兵變被逐。八月六日，安慶柏文蔚出走。福建孫道仁、湖南譚延闓的獨立，頗為勉強，分於八月九日及十三日取消。重慶的熊克武於九月十二日為助袁的川滇軍所敗。

　　三、變相的君主

　　辛亥革命的結果是袁世凱取代清廷。他雖控有中央、北洋軍的防區，然勢力只限於直隸、山東、河南等省。經過二次革命，戰敗了國民黨，他的勢力始大加擴張，以倪嗣沖、李純、張勳、湯薌銘、龍濟光、劉冠雄分任安徽、江西、江蘇、湖南、廣東、福建都督。張勳因在南京縱兵殺掠，日人三名被戕，引起日本的嚴重抗議，英、美一致指摘，袁調張為長江巡閱使，以馮國璋代督江蘇。馮與倪嗣沖、李純為北洋嫡系，湯薌銘、劉冠雄、龍濟光為袁的私黨。雲南都督蔡鍔於討袁之役，態度中立，事後被召入京，黎元洪亦被迫離開湖北【註：陸軍總長段祺瑞親至武漢，強黎北去，湖北都督由袁系的段芝貴繼任。黎至京後，被置於瀛台，即十五年前慈禧幽禁光緒處】。袁世凱幾盡有東北、華北、華中及東南瀕海諸省。

　　二次革命前後，國民黨的國會議員，有的懼禍離京。有的但圖苟全，有的脫黨附袁，已成四分五裂之局。袁以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熊稱決組成一個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經驗的內閣，但是外交、內務、陸軍、海軍、交通五部俱為袁系人物。進步黨所得的只有教育（汪大燮）、工商兼農林（張謇）、司法（梁啟超）及熊自兼的財政總長，情形與唐紹儀的同盟會內閣無異【註：梁啟超欲自任財政，袁不同意，經熊力爭，改由其自兼】。

　　袁之以熊組閣，不過藉以表示他並非不容政黨，不用新人，實際是以進步黨為過渡，幫助他取得正式總統。選舉正式總統須先有憲法，制定憲法需要相當時間。袁恐夜長夢多，再有變化，將來的憲法對他是否有利，正式總統是否能必然到手，俱是問題。早在五月，當他與國民黨破裂在即之時，已要求國會先選正式總統，說是非如此不易獲得各國的承認，民國的地位不算穩固。所謂民國的地位，就是他的地位。八月，袁的軍事勝利在握，黎元洪與各都督，聯名請國會提前制定憲法內的總統選舉法，進步黨和他們一唱一和。此時國民黨議員愈不敢立異，參議院、眾議院議長均為進步黨【註：參議院議長初為國民黨的張繼，七月，張繼離北京，由進步黨的王家襄繼任，眾議院議長為湯化龍】，且公開主張擁袁為正式總統。十月六日，依照總統選舉法由參眾兩院合組總統選舉會，便衣軍警與無賴組成的「公民團」，包圍會場，非將他們屬望的總統當天選出，不許議員離開一步。經三次投票，一直到了深夜，袁方如所願。翌日，黎元洪再當選為副總統。英、俄、法、德、義等國立即承認中華民國，美總統威爾遜亦向袁祝賀。袁興高采烈，於十月十日就職。

　　袁根本不想要憲法，亦不喜臨時約法。就任正式總統後六天，向國會提出增修約法案，要求擴大總統權力。國會以憲法草案已經脫稿，無增修約法必要。袁逕行致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詆國民黨把持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擬草案，侵奪政府權力，形成國會專制，影響國家治亂興亡。十一月四日，發動政變，指國民黨議員構煽為亂，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籍隸國民黨的國會議員資格。從此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及憲法草案無形撤銷，時距袁當選總統不及一個月。殘餘的國會提出質問，熊希齡答稱，國會現已無權。翌年（一九一四）一月，再下令停止所有議員職務，國會正式解散，各省議會亦先後遭到同一命運。梁啟超曾勸袁對國民黨不可過事壓迫，方可攜國會以號召天下，袁不之從，進步黨一樣殃及。輿論不滿於袁，對進步黨亦嚴加責難，多歸罪於梁，謂共和國之無國會，自中華民國始。解散國會出自總統，副署出自總理，以社會所最信仰之人，而又自負為名流內閣者，竟出於此，實百口莫辯。對於現實的財政問題，熊更為棘手。掌握鐵路收入與交通銀行，人稱「梁財神」的「交通系」首領梁士詒，有意與熊為難，熊與梁啟超一籌莫展。有人勸他們從速自拔，勿再為他人作工具，袁亦望其早去。一九一四年二月，熊、梁終於掛冠。戊戌變法梁等曾為袁所賣，現又重嘗苦果。

　　國會解散後，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袁命各省派員來京，會議地方行政。尋擴大為「政治會議」，以前清雲貴總督李經羲為會長，各都督請袁諮詢以救國大計及增修約法程序。政治會議議決停止國會職務，另設造法機關，修改約法。此一造法機關，定名曰「約法會議」，一九一四年三月成立，議員名為選舉，實同指派，變節的國民黨人孫毓筠為會長。五月一日，所謂中華民國約法公佈，即「新約法」。廢止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即「舊約法」。新約法規定總統總攬治權，對國民負責；舊約法規定以國會、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治權，內閣對國會負責。新約法規定立法機關為「立法院」，由總統召集，別設「參政院」為總統諮詢機關；舊約法規定國會自行召集。新約法規定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締約；舊約法規定以上各事須經國會同意。新約法規定總統得頒給爵位；舊約法無此規定。新約法規定總統為行政首長，置國務卿贊襄之；舊約法規定國務員輔佐總統，負行政責任。新約法規定遇有非常事變，總統得為財政緊急處分；舊約法無此規定。新約法規定憲法由參政院起草審定，再由國民會議決定；舊約法規定憲法由國會制定。新約法規定立法院未成立前，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易言之即不擬成立立法院。

　　新約法公佈之日，廢除國務院，於總統府內設「政事堂」，以國務卿為首領，下置左丞、右丞，徐世昌為國務卿，袁的親信楊士琦為左丞，徐的親信錢能訓為右丞。總統為海陸軍大元帥，置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又置將軍府，裁撤各省都督，分授以將軍名號，督理軍務，作為中央的臨時派遣官。地方行政採省、道、縣三級制，改民政長為巡按使，道稱道尹，縣稱知事。

　　袁的權力雖極度擴大，仍感不滿，尚欲永遠保持，以及於身後。供他指揮的參政院有七十三名參政，由袁任命，多為新舊官僚，院長為副總統黎元洪。一九一四年八月，參政院議決修正總統選舉法，交約法會議討論，十二月，通過頒布。總統任期，由五年延至十年，期滿參政院得議決由總統連任。如須改選，現任總統得推薦三人為候選人，現總統亦可繼續當選。總統選舉會由參政及立法院議員各五十名組成。袁不只是獨裁元首、終身總統，並可指定繼承人，與皇帝毫無二樣。他的外籍憲法顧問美人古德諾（Frank J. Goodnow），日人有賀長雄，對於約法、總統選舉法的修改，均參與其事。

　　有了君主的實際，還要在形式上予以襯托。國務卿的「卿」字，係隱喻總統之同於皇帝。左丞、右丞及總統府的內史、承宣等官名，及文官官秩之分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上士、中士、少士，無一非封建舊稱。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尊孔為鞏固君權的必要之舉。一九一四年二月，規復祭天、祀孔。祭天由總統主持，用古代冠服，行跪拜禮，祀孔的禮儀略同。此外尚有覲見條例，軍人訓條命軍人「忠事元首」。

　　一九一四年為袁世凱大力復活帝制的一年，亦是清室遺老認為復辟在望的一年。他們對於在前清歷居要職的趙爾巽、錫良、李經羲、寶熙、勞乃宣等之被任為參政院參政，徐世昌以清室太傅之被任為國務卿，及清史館之設置（館長為趙爾巽），無不大感興奮，以為袁有意復辟。辛亥冬間，勞乃宣曾發表一篇《共和正解》，說是「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故曰共和」，希望保持宣統的名位。是年（一九一四）他又作了一篇《共和續解》，為袁代籌，勸袁暫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國」，俟總統十年任滿，將政權還之宣統。康有為乘袁倡行尊孔之時，大事宣傳，其意實在復辟。禮制館顧問官劉廷琛請返政清室，國史館協修宋育仁及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分在北京、上海公開講演復辟。他們會錯了袁的意圖，變更國體的願望雖然彼此相同，但是復辟的主張與袁的帝制自為打算，則南轅北轍，無法兩行。袁加宋育仁以「邪說惑眾，紊亂國憲」的罪名，解送回籍，復辟派大為沮喪。

第二節　俄、英侵略邊區，日本謀吞中國

　　一、俄、英割裂外蒙、西藏

　　俄國垂涎外蒙由來已久，日俄戰後，因在滿洲的擴張被阻，日本又承認了它在外蒙的特殊利益，窺伺愈力，清政府不得不變更以往的消極政策，允漢人出邊開墾，漢蒙通婚。至一九○九年，進入外蒙的漢人不下十萬人，同時興辦新政，添置了許多有名無實的機構，庫倫活佛三公的權利受到侵奪，蒙民的負荷為之加重，俄人從中煽惑，活佛王公陰圖反抗。俄國指中國對外蒙的措置，有礙睦誼，應即停止，否則將籌對付之方。武昌革命發生，清政府無力北顧，俄國認為是瓦解中國的機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活佛哲布尊丹八世實行獨立，十二月二十八日，自稱大蒙古帝國皇帝。俄國繼之要求中國不在外蒙駐兵、不殖民、不干涉內政，如有改革，須得俄國同意。

　　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以民族平等，袁世凱就外蒙利害，分勸外蒙取消獨立，活佛請袁先與俄國相商。俄國並不欲於此時使外蒙與中國分離，但望排除中國的勢力。因為外蒙力量薄弱，如果獨立，或將成為俄國的負擔，如果坐視不問，中國對外蒙古的統治勢必加強，最好是使外蒙自治，由俄國獨佔經濟權益，顧慮的為日本、英國的態度。一九一二年，分別與日、英成立密約及諒解，劃分俄、日在內蒙古的勢力範圍，而以西藏為對英的交換條件。同年十一月三日，與外蒙簽訂所謂「俄蒙協約」，俄助外蒙自治，代為練兵，保持現有秩序，不准中國派兵移民。另訂一「商務專條」，俄人在外蒙享有自由居住、往來、免納出入口稅，開辦銀行、郵政，租購土地，經營工、商、林、礦，航行河流權。

　　經過長時間的交涉，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換文，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不駐兵、不設官、不殖民，僅可任命大員及專員，分駐庫倫等地，其他問題另行協商。一九一四年九月，中、俄、蒙三方代表會於恰克圖，俄國多方刁難，袁世凱不敢強爭。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中、俄、蒙成立協約，俄蒙商務專條繼續有效，活佛受中國冊封，外蒙設立自治官府，得與他國訂立有關工商事宜條約，限定中國駐庫倫大員及各地專員衛隊，中國對外蒙僅存宗主權的虛名。

　　英國對西藏的侵略，亦於辛亥革命之時，復行轉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駐拉薩的川軍譁變。達賴十三世得英國餉械之助，嗾使西藏僧番圍困川軍，擾及西康。一九一二年，袁世凱命四川、雲南派兵赴援，印度總督亦遣達賴自大吉嶺回藏。北京英國公使抗議中國進兵，要求不得干涉藏政，否則不承認民國政府，將以實力協助西藏獨立。袁的政權有賴英國支持，命西征軍停進，開復達賴名號，拉薩駐軍被迫繳械，第二年，達賴與庫倫活佛互認獨立。

　　英恐俄人利用蒙人插足西藏，勾結一向親俄的達賴，因之希望與中國早了藏事。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英藏三方代表在印度西姆拉（Simla）會議，依英國代表麥克馬洪（A.H. McMahon）的要求，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訂一暫時草約，分西藏為內外二部，以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為內藏，其以南及其以西為外藏，劃為自治區。中國不在西藏駐兵、設官、殖民，僅可於拉薩派一大員，英國派一商務委員，各置衛隊，達賴由中國授以封號，但未得北京承認。七月二日，英國逕與西藏簽訂正約並換文，劃分藏、印東界，即所謂「麥克馬洪線」。是後達賴東犯，西康幾盡為所陷，事實上西藏等於脫離中國。

　　二、日本力圖南滿、東蒙與進兵山東

　　一九○七及一九一○年，日俄兩度訂立密約，視滿洲為己有。武昌革命軍起，日本恐波及滿洲，一面由外務省命駐俄大使與俄國共商應付，一面由軍部命川島浪速輩勾結宗社黨肅親王善耆，誘煽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謀建立滿、蒙政權。因美、英、德反對，中國南北統一，所圖未成。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日俄簽訂第三次密約，將兩國在南滿北滿的利益分界線展至外蒙邊境，劃內蒙為東西二部，東部包括熱河在內，為日本的勢力範圍，西部包括察哈爾以西，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從此日本將南滿、東蒙合稱為滿蒙，力謀擴張鐵路，壟斷經濟利益。一九一三年初，要求減低朝鮮滿洲陸路通商關稅未遂，及袁世凱決心與國民黨一戰，五月二十九日，終於接受，與日本訂立「滿鮮國境通商稅約」，關稅減輕三分之一，日本在南滿貿易居於絕對優越有利地位。二次革命期間，國民黨曾得日本之助，失敗後紛去日本，繼續倒袁活動。袁希望日本勿與交往，尤盼承認他的政府，不惜再付出代價。日本乘機勒索，提出滿蒙鐵路問題，袁全部允諾。十月五日，中日訂立「滿蒙鐵路借款預約辦法大綱」，一稱「中日滿蒙五路換文」。五路為奉天四平街經鄭家屯至洮南線、吉林長春至洮南線、奉天開原至吉林海龍線、海龍至吉林省城永吉線、洮南至熱河承德線，合計約一千六百公里，均與南滿、安奉鐵路連接，將南滿、東蒙、朝鮮打成一片，形成一個鐵路網，阻止中國建築南滿及北滿、奉天至吉林的鐵路計劃。一九一四年六月，復宣布他國若在南滿東蒙經營鐵路，須得日本的許可，儼然以南滿東蒙的主人自居。

　　經過中日、日俄戰爭，日本每十年一戰，每戰必有所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為時會又臨，準備加入戰團，奪取德國在東亞及太平洋的權益，聲言於必要時履行英日同盟義務。中國自知處境之危，八月三日，通告各國不得在中國領土、領海及租借地交戰，又三天，宣布中立。日本已決定進軍山東，攻奪青島（膠州灣），責中國不先與相商，即限制戰區。英國恐日本勢力增長，危及自己的地位，英使朱爾典勸中國自取青島。中國亦有此議，擬一面與德國磋商，一面派兵圍守，將青島收回，使日本失去對德國開戰口實。袁世凱畏首畏尾，不敢採行，反與日本密洽，如日本使國民黨人離境，可不反對日軍登陸山東。

　　八月十五日，日本對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軍艦退出中國海面，將青島交付日本。同日，知照中國，盼信任日本，倘中國發生內亂，願協助平定。青島問題，中國不宜自行處置，否則將引起嚴重後果。北京德使館以事機急迫，有意將青島交還，曾與北京商談，立遭日本詰問。中國駐德公使亦在柏林試談，德政府以日本既發出最後通牒，不容再作其他考慮。再者，青島的命運決定於歐洲戰場，確信最後勝利，必屬於德國。北京轉詢英、美態度，英以日本參戰成為定局，縱令德將青島交還中國，日本亦不承認，仍必出以戰爭。美以日本保證對華無領土企圖，將來青島可歸還中國，並聲明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表示滿意。中國建議將青島暫交美國接管，日後再歸還中國。美國不欲另生枝節，說是無能為力。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對德宣戰，要求中國劃黃河以南地區，供日、德軍交戰。九月二日日軍逕行登陸山東半島北部的龍口，佔領附近城池。中國無奈，允以龍口、萊州，與毗連膠州灣各地為日、英、德三交戰國軍隊行用之地。日本對德開戰，係以英、日同盟為藉口，實不成為理由，日外相加藤高明亦說，根據盟約，日本並無參戰義務，但應利用這個機會，升高日本的地位。首相大隈重信坦白表示，參戰是為伸張日本的權利。日俄戰爭是在中國境內進行，此次也是一樣。日軍登陸龍口之後，西南侵入不在戰區內的膠濟鐵路的濰縣車站，所至凌辱官民，掠取財物。中國責以破壞中立，日本指膠濟鐵路為膠州灣租借地的一部分，決全部佔有，中國須撤退沿路駐軍，否則如有衝突，即認為助德敵日。十月六日，濟南車站被佔。中國再三抗議，謂侵犯中立，已達極點。日本悍然覆稱，有此必要，英國亦謂日軍之佔據膠濟鐵路，乃正當防衛。各省當局請袁嚴切交涉，令日軍撤退，如再有意外行動，惟有最後對付，袁但命鎮靜以待。圍攻青島的日英陸海軍二萬餘人，德軍四千人抗拒四十日，至十一月六日，力屈而降。中國於戰爭結束後一個月，要求日本撤兵，又一月，取消山東特別行軍區域。日本指為未當，聲明日軍不受影響與約束。舉世震駭的二十一條，隨之提出。

　　三、二十一條要求

　　日本對德宣戰前後，日本報紙紛主照日、韓先例與中國締結協定，並刊載自製的「中日新議定書」。八月二十五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建議外相加藤高明，與袁世凱交涉，袁如承認旅順、大連租期延長為九十九年，允日人在南滿、東蒙有居住營業自由，借用日款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鐵路，日本可令中國革命黨人離境。

　　十月二十九日，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向內閣及元老提出「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更為狠毒周詳，說是對華行動，不當專注意於青島的攻佔，須重視更遠大的戰略，採取主動外交政策，以果決態度，使中國投入日本懷抱，與之訂立防禦同盟。具體事項；一為中國內亂或與他國交戰，日本給以兵力援助，負保全中國領土、維持治安之責。二為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內蒙的特殊地位，將統治權讓與日本。三為日本須取得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利，如鐵路、礦產。四為中國將福建要港讓與日本，並給與該省全部礦權。五為由日人訓練中國陸軍、海軍。六為統一中國軍械，採用日制，由日本協助於各要地設兵工廠。七為整頓中國財政，以日人任顧問。八為延用日人為中國教育顧問，各地設立日語學校。九為中國與他國訂立借款租地讓地條約，須得日本同意。

　　意見書復就如何製造中國內亂，如何應付列強，加以論列。袁世凱表面上對日本表示善意，實欲依賴其他列強，以對抗日本。目前袁無從獲得列強借款，將不能維持秩序，結果是中國分裂。日本不可一唯助袁，因為袁奸滑詭譎，今日可為日本之友，一旦大戰終了，又將背棄日本而與他國相結。日本應誘致中國革命黨、宗社黨及其他不滿於袁的分子，製造紛亂，袁政府必隨之而覆，日本即可擇一有勢力、有聲望之人，組成一新政府，助其恢復秩序，中國人民將傾心歸順日本。不過中國如仍保持共和政體，將為中、日同盟的一大障礙。所以必須使變為君主立憲，這個原則極應堅持。至由何人為君主，以後相機決定。對於列強，當首與俄國成立特殊諒解，確定日本在滿、蒙的地位。英國的勢力範圍在長江、西藏，如予認可，自不致反對日本的政策，且亦無此實力，法國更無足輕重，所當注意的為美國。美國在遠東雖擁有海軍，如不侵及美既得權利，當可滿意，並不足懼。總之，日本應斷然決定對華政策，不受他人指揮，而指揮他人，以絕對信心，貫徹施行，一舉而獨霸遠東，控有中國。此外尚有陸軍省擬定的「中日交涉事項覺書」，參謀本部的「中國問題處理大綱」。日本內閣根據以上計劃，於十一月十一日，作成決議二十一條，十二月三日，加藤以之交付奉召返國聽訓的日置益，命相機提出。十二月四日，日置益離東京經山東回任，與使館人員會議後，有所修正。加藤令仍照會原案，儘速向袁世凱交涉。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一日，發出最後訓令，同月十八日，日置益將二十一條面交袁世凱。

　　二十一條分為五號。第一號為關於山東者，中國允許日本承繼德國在山東一切權利，山東省內及其沿海土地島嶼不得讓與或租與他國；煙台或龍口至膠州鐵路，由日本建造；開山東省內主要城市為商埠。第二號為關於南滿、東蒙者，中國承認日本在該地的優越地位；旅順、大連租借期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展至九十九年；日本得在南滿、東蒙享有土地租借權、所有權，為蓋造商工業房廠及耕作之用，自由居住往來，經營商工礦業；中國如允他國在南滿、東蒙建造鐵路或向他國借款建造鐵路，或將稅課作抵向他國貸款，或聘用政治、軍事、財政顧問、教習，皆須得日本同意，吉長鐵路歸日本管理。第三號為漢冶萍公司作為中日合辦，屬於該公司各礦的附近礦山，不准他人開採。第四號為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五號為關於全部中國者，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充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聘用多數日人；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向日本採辦，或中日合辦軍械廠；中國允給內地所設醫院、寺院、學校以土地所有權；中國允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鐵路；日本對於福建籌辦鐵路、礦山、整頓海口（船廠在內），有優先投資權。

　　加藤謂第一至第四號的實行為絕對必要，應竭盡手段，以求貫徹。第五為勸告事項，但總期實現。日置益提出時，並未露示，迫袁全部接受，並嚴守秘密。

　　四、袁世凱對日屈服

　　袁世凱知道這幕交涉重大，他的初步對策，一為故示強硬，使日本有所瞻顧，並希見諒於國人。一月十九日，他對他的日籍顧問阪西利八郎，斥日本竟以亡國奴對待中國，中國絕不作朝鮮第二。外交次長曹汝霖復告日置益，謂日本要求難以接受，接著各省將軍聯名反對。二為將內容外洩，促起輿論與列強的注意，期對日本有所影響。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報紙刊出此項消息，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S. Reinsch）亦獲悉要求的大概。三為拖延時間，以觀變化。一月二十七日，更易外交總長，以陸徵祥代孫寶琦為手法之一。日本對於袁的權術及隱衷，一一窺破，絲毫不以他與各省將軍的表示為意，但頗重視消息的漏出，招來列強的干涉，警告北京外交部勿施遠交近攻之計，應迅速談判。

　　日本深知袁急欲帝制，所顧慮的為國人的反對，特別是國民黨。二十一條甫一提出，即對袁利誘威迫。日置益先表示願保障袁的地位及身家安全，取締在日本的革命黨、留日學生，糾正在華日本浪人商民行事。繼謂日本人民懷疑袁的態度，常抱反感，有援助革命黨倒袁之議【註：一九一五年五月，孫中山致函大隈，請贊助倒袁。八月，又屢與犬養毅、頭山滿商談】。今次條件，須絕對同意，方可證明對日親善，以後日本可遇事相助。若遷延遲疑，將生不虞事態，至有更甚的要求。加藤面告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為袁永久計，應與日本結合。中國秩序雖已漸次恢復，隨時仍有發生動亂可能。袁為自身考慮，對共和政體將作何改變，殊值得三思，如因政體而引起革命，恐非袁本人所能防止。大隈開門見山地說，中國若行帝制與日本為同一國體，當樂於贊同。日本報紙宣稱，中國苟能與鄰邦視善，不論政體如何，皆所歡迎，要親善就須答應日本的要求。袁於這些言論不能無動於衷，袁克定亦殷望做到中、日唇齒相依。

　　美國為唯一尚未捲入大戰漩渦的大國，芮恩施電告國務卿白萊安（WJ Bryan），謂中國的獨立與門戶開放已受到威脅。中國如予拒絕，日本將製造中國變亂，作為軍事行動的口實。中國應將二十一條通知美國，美國應與英國取得諒解。白萊安的看法有些兩樣，不若芮恩施的積極。威爾遜要白萊安注意日本目前在華地位和意向，命芮恩施對中日談判暫不干預。

　　二月二日，中日正式談判終於在日方催促之下開始。中國代表為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日本代表為公使日置益、參贊小幡酉吉。陸不習日事，曹為親日派。中國初僅允議第一、第二號，以日方堅持所有條款均須談判，數日後復允議第三、第四號。日方謂第五號亦須作大體的討論。關於第二號，雙方爭執不下，三月初，日方聲言如短期內無滿意的結果，將生不測。日內閣決定出兵，三萬日軍開往南滿、山東、天津，軍艦在渤海游弋。中國逐步屈服，惟仍拒商第五號，四月十七日，交涉停頓。

　　美國雖暫不干預，但對中日交涉並未忽視。日本否認有侵害中國領土完整及他國在華權利的要求，先將第一至第四號通知美、英等國。美國重視的為第五號，對其餘各號不全反對，日本始以第五號相告，說是僅係「請求」、「願望」而非「要索」。美國再對日本申明，美國的條約權利必須尊重，承認日本對山東、滿、蒙的特殊關係，不反對關於福建的要求。中國請美國勸日本斂戢。美國僅於四月中旬，指日本的要求違反中國行政獨立和門戶開放政策，美國決不拋棄在華利益。英國對日本未將第五號要求見告，表示遺憾，盼尊重英國在華既得權利及中國獨立，但仍同情日本擴張在滿洲的地位。

　　四月二十六日，中日又有一次會議，日方提出修正案，僵局仍未能打開。英、美為第五號要求，續對日本施以壓力，英國警告勿因此與中國決裂，以致違反英日同盟精神，倘訴諸武力，須先諮詢英國意見。美國謂不可強制中國屈服，應審慎寬容。日本內閣依元老建議，將第五號酌予刪削。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置益發出最後通牒，限於五月七日下午六時，應允第一、二、三、四號，第五號中關於福建的事項，屆時如無滿足答覆，將採必要手段，是為「五七國恥」。這時日本已下戒嚴令，各報聲言專與袁世凱為敵，傳聞已與段祺瑞、馮國璋、張勳及袁的政敵岑春煊密洽。袁擬再事讓步，朱爾典亦勸他接受，以避危機。袁為自己解嘲，謂第五號中有五條已撤回不議，其餘較初案挽回不少，權衡利害，惟有接受。日置益定要中國於覆文內註明第五號「日後另行協商」字樣，袁亦照行。五月九日晚十一時，外交部將覆文送出。五月十一日，美國照會中國、日本，如中、日成立有損美國及其人民的在華條約權利、中國政治或領土完整、及門戶開放政策的協定，美國斷不承認，亦即所謂不承認主義。又稱中、日所訂任何條款經中國承認，而對外人在華地位有變更者，美國將同樣享受其權益。這又等於承認，不過美國亦須分一杯羹。十三日，北京向各國宣布交涉始末，謂中國之接受日本要求，乃出於無奈。倘因此而令列強維持中國獨立、領土完整、保存現狀，及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所定條約受到影響，則非中國所致。亦即是說，此次之事是由於日本的強迫，非中國所願，不能負責。

　　五月二十五日，中日簽訂了兩個條約，互換了十三件照會，總稱為「中日新約」。第一，中國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允借款建造煙台至濰縣鐵路，山東加開商埠，境內及沿海島嶼概不租借或讓與他國。第二，中國允將旅順、大連租借期，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均延長為九十九年。日人得在南滿商租土地，居住往來，經營商、工、農業，得在東蒙與華人合辦農工商業，允於東蒙開置商埠，允日本在南滿採礦，允借日款建造南滿、東蒙鐵路，允在南滿聘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警察顧問教官。第三，中國允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第四，中國不准他國在福建設造船所、軍用貯煤所、海軍基地及其他軍事設施。對於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之事，袁已先期以命令宣布。至是日本的侵略範圍，正式擴及山東、福建、長江與中國沿海，並強化了南滿、東蒙的勢力。

第三節　洪憲帝制

　　一、偽造民意

　　三十年前，袁世凱年方二十餘歲，初預兵權，即動取代朝鮮國王之念，至於何時想做中國皇帝，雖不易斷言，但自任直隸總督之後，權位及野心，與日俱增，已有人說他意圖帝制。一九一一年十月再起，不臣之心愈甚。十一月四日，袁克定對英使朱爾典說，革命黨將來會擁戴他父親做皇帝，共和僅是過渡階段。楊度亦謂將來袁世凱可為拿破崙。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後，曾對段芝貴等說：「作事須看風行船，今日民氣囂浮，不妨暫任總統，他日有機會不為總統時，則為皇帝，亦不為晚，如必拘在數日內，則身敗名裂矣。」經過二次革命，他以為人莫予毒，遂刻意經營。迨日本進兵山東，二十一條要求繼之而至，楊度、袁克定公然以變更國體之說，向梁啟超試探。

　　袁世凱何以於外交危急之際，加緊圖謀帝制，或自有看法。就國際而言，英國一向是他的支持者，可無須顧慮，目前亦無力和他為難。唯一未捲入世界戰爭的美國，總望中國能有一穩固政府，足以抗拒日本的壓力，維護美國的權益，認為袁世凱最有這種資格，所以始終不以國民黨反袁為然，既首先承認袁的政府，北京美使館對於二次革命復屢加指責，謂孫中山的行事不切實際。袁當選為正式總統時，威爾遜立即電賀。白萊安、芮恩施對於袁之取消國民黨國會議員資格，謂係保持統一的必要措置。威爾遜準備派人代袁練兵，同意防制國民黨在美國購置武器。對於日本的野心，袁雖非不知，不過日本一再旁敲側擊，露示贊助帝制之意，如許以相當條件，當不致阻撓。至於國內國民黨的勢力已一掃無餘，無地立足，意氣消沉，甚而說革命有罪。黃興、李烈鈞等為使袁全力應付日本，通電否認假借外力，再起革命，當謹守繩墨，決不危及國家，袁認定革命黨已不能有為。加之北洋軍遍駐南北，不屬袁系的僅有偏遠貧瘠的雲南、貴州、廣西，不足為患。

　　「中日新約」訂立後六天，帝制運動轉急，袁以素不喜共和的王士珍代替與袁有歧見的段祺瑞為陸軍總長。同一天，頒予策劃帝制的楊度以「曠代逸才」匾額。六月公佈「懲辦國賊條例」，以壓制反對派。對於日本報紙所載袁將行帝制的消息，雖於否認，而進行不懈。兩月前梁啟超知袁已類騎虎，勸他懸崖勒馬，勿自陷絕境，動搖國本。至是復邀江蘇將軍馮國璋入京，由馮向袁面詢，袁仍指為謠言，說是總統的權力已無不足，何必為帝？若為子孫，更非所計。如果相迫，將避居海外。

　　袁不願逕自稱號，希望形式上出自民意推戴。第一步為製造輿論。八月三日，授意憲法顧問古德諾發表一篇《共和與君主論》，結論為如果不引起中國人民與外國的反對，繼統法圓滿確立，君主立憲制的發展俱備，君主制較共和制於中國為宜。古德諾素主集權，不論是否為袁立言，袁正好引為藉口，謂號為美國政治學家亦贊成君主。八月十四日，楊度與變節的國民黨人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學者嚴復、劉師培發起「籌安會」，宣稱共和國體常致爭亂。古德諾既主中國採君主國體，因組籌安會，以籌國家治安，據其所見，貢獻國民。反對者紛紛上書，請誅奸救國。袁宣稱帝王、總統皆非所顧戀，不過永保國家安全問題，人人均當研究。籌安會為積學之士所組成，從學理討論君主民主制的優劣，不涉及實際政治，政府未便干涉，他本人決不背總統誓詞。於是籌安會大張旗鼓，通電各省長官商會，徵求會員，請派代表來京共商。袁的另一顧問日人有賀長雄發表《觀奕閑評》、《共和憲法持久策》，與相呼應【註※】。楊度、劉師培各撰《君憲救國論》、《國情論》，袁的中外通訊社有《國體研究宣言書》，帝制的呼聲，響徹雲霄。

　　※註：古德諾原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兩年前應聘為中國憲法顧問。有賀長雄為大隈重信任早稻田大學校長時所推薦。兩人分於本年返國，六月中旬及八月下旬回至北京，可能是帝制派故佈疑陣，使人以為他們曾得美、日當局授意。八月十七日，古德諾對記者否認贊成中國採行君主制，指籌安會引徵所言有誤。二十八日，籌安會含糊聲明，只說古德諾對於君主共和問題，除呈送袁的節略外，無他意見。

　　籌安會致各省的通電發出的第三日，湖南將軍湯薌銘即請袁「速正大位」，奉天將軍段芝貴約各省長官以公民名義向參政院請願變更國體，北京軍人、官僚首先行動。袁的左右有粵派、皖派之別，分由梁士詒、楊士琦領導，彼此暗鬥。時粵派失寵，欲借促成帝制，博取袁的歡心。袁對外人態度，時在注意，上海《字林西報》云，國體應取決於國民，國民如贊成改變，外人自無異議。梁士詒勸袁採行，袁向參議院宣稱，改變國體之事不可急劇輕舉，「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並命籌安會只可討論國體，不得干涉及其他。梁士詒遂組織變更國體請願聯合會，專司其事。參政院建議召集國民會議【註：根據袁的新約法，國民會議為複決憲法的機關】，或另籌徵求民意善法。梁士詒認為緩不濟急，參政院決改以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籌安會以君主國體即可見諸事實，易名為憲政協進會。

　　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選舉，於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辦竣，同時在當地投票。十一月十五日，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推戴袁為「中華帝國皇帝」。推戴書的措詞完全一樣，委託參政院為總代表，預為部署操縱的為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等。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將所有推戴書上奏，另備總推戴書，說是「皇天景命」，「人心咸歸」，請袁「登大寶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袁答稱：「民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餘地。」「本大總統既以救民為重，因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不過自己的功業不足稱述，道德對清室不能無愧，信義上對國民無以自解，對推戴一事，「無任惶駭」，不敢接受。參政院於十五分鐘內，將長達二千六百餘字的第二次推戴書發出，歷舉袁的經武（小站練兵）、匡國（庚子拳亂）、開化（北洋新政）、靖難（辛亥革命）、定亂（二次革命）、交鄰（二十一條）六大功烈。至對於清室，已仁至義盡，「絕續亦不相蒙」。對於國民宣誓，乃循例之詞，國體已變，誓詞當然消滅，道德並無所慚，信義亦可自解，仍請他「正位登極」。第二天袁接受了推戴，俟籌備完竣，再行施行，帝制運動算是告一段落。是後十餘日，袁忙於百官朝賀，命起草君主立憲憲法，設大典籌備處，大事封爵，申令舊侶、耆老、碩故，均勿稱臣【註※】，改太監為女官，定明年為「洪憲」元年。他之不立即登極，理由為事體繁重，未可遽速舉行，以踐外交宿諾。實際是因為日本的壓力愈來愈亟，肆應維艱，不得不爾，他的命運非他自己所能決定。

　　※註：黎元洪被封為武義親王不受。重要軍人封公爵，段祺瑞不在其內，各省將軍、巡閱使封侯、伯、子、男爵。舊侶為黎元洪、奕匡、載灃、那桐等，耆碩為王闓運、馬良，故人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義、張謇，稱為「嵩山四友」。對於清室，申明優待條例永不變更，允列入憲法，清室聲明贊同袁的帝制，北京城內同時有兩個皇帝。

　　二、日本的一擒一縱

　　袁世凱接受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的最後通牒後，發出一道對全國官吏的密諭，歷述日本對中國的陰謀及此次要求的酷烈，應痛定思痛，力謀振作。倘「事過輒忘，恐大禍轉身即至，神州陸沈，不知死所」。大家須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他之愛國熱忱，不後於任何中國人，似乎有了大徹大悟。但是事過輒忘、無天良、懷私見的是他自己，不久即加速帝制運動。他以為給日本的不為不少，日本已相當滿意，一時不會再生枝節。何況日置益、加藤曾隱約表示贊同。大隈復告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關於君主立憲事，請袁總統放心做去，日本甚願幫助一切」。帝制派利令智昏，大為放心。大隈則存心置袁於爐火之上，遂其所欲。

　　九月初，籌安會正在緊鑼密鼓，大力進行之時，大隈對報界談話，加以鼓煽，說是中國今日的共和政治，實難達成統一全國之實。中國國民政治思想貧乏，對於君主制或共和制，在所不問，只要國內和平，生活安定，即可滿足，大多數人對於恢復帝制，必不反對。跟著電令駐華使領，如中國不因帝制而引起內亂，影響東亞和平，日本不擬干預。不過中、日關係密切，此事將來或許具有重大影響，此際不可表示態度，以免有束縛日本行為之虞。同時面告陸宗輿，萬不可因帝制致亂，有妨鄰國商務。又說：袁如誠意聯日，日當盡力援助。日本報紙謂，中國改行帝制，必釀大亂，日本當援美國干涉墨西哥之例，要求中國政府給以保證。軍方主張在帝制將成之時，表示干涉態度。是月杪，大隈命駐華各地領事，調查是否將有暴亂。

　　袁世凱亦恐列強不承認他的帝制，尤慮日本勒索，希望得到英、美支持。十月初，晤英使朱爾典，朱爾典表示贊同帝制。袁又告訴美使芮恩施，國體已由國民投票決定，願聘用外國專門人才，協助各部行政事宜。英國雖憂慮因帝制而予日本以可乘之機，又恐袁世凱為德國所誘，對英更為不利，最好是不要在歐戰期間行帝制。但袁迫不及待，英國惟有順水推舟，以爭取袁的好感。美國認為帝制為中國內政問題，袁為中國的安定力量，應給以扶植。及袁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日本加急進行干涉。十月十四日，內閣通過對袁警告，請英、俄、美、法一致行動。英、俄為保持與日本的協同關係，惟有追隨，倘勸告無效，仍應承認。袁得朱爾典通知，感事態嚴重，分別將帝制「實情」，密告俄、法、美，謂「各省異常平穩，民心異常擁戴，秩序不至擾亂」。但日本政策已定，不待美、法答覆，十月二十八日，由代辦小幡酉吉邀同英、俄公使向外交總長陸徵祥口頭勸告，說是各地反對帝制的情緒正在廣泛醞釀，不安的情勢到處瀰漫，應善顧大局，延緩變更國體計劃。十一月一日，陸徵祥照覆，國體係民意決定，各省皆可負治安之責，少數亂徒毫無實力，斷無可慮之事。接著法、義的勸告踵至。美國仍以事關中國內政，任何干涉，均屬侵犯中國主權，謝絕參加。芮恩施一再報告國務院，中國各階層人士對於變更國體極感欣慰，並無有組織的反對運動，不過革命黨不免有個人暴動。

　　袁世凱認為各國勸告是日本作祟，大隈曾表示中國若相依賴，日本無事不可幫助，因命陸宗輿根究其真意所在。陸宗輿以為不妥，怕要價必大。日本輿論主張將中日軍事、政治同盟等問題一併解決。小幡酉吉續施壓力，必須答應延期，陸徵祥答以本年內斷不實行。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亦告陸宗輿，如肯延期至適當時期，當予便宜援助，但必須在實行之前，與日本確實接洽。倘突然實行，將視為對日本的侮辱。可見日本並非絕對反對帝制，惟須先與商妥條件。袁以列強步驟不盡一致，日本勢難一意孤行。美國既未參加勸告，朱爾典又說：「若中國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此係內政，他人不能干涉。日本勸告或係照例文章。至於乘機取利，似亦難言」。十一月十一日，外交部知照日、英、俄、法公使，為尊重各國勸告，且以籌備需時，變更國體一事，當擇適當時機，謹慎行事。十二月十三日，即袁接受帝位的次日，小幡酉吉單獨照會外交部，要求對改行帝制之事，於三天內有誠意滿足的答覆。十五日，再與英、俄、法、義公使第二次警告，謂中國政府屢云維持境內治安、保守秩序，五國對於今後形勢如何演變，持靜觀厥後態度。外交部仍說中國政府有力消弭隱患禍亂。

　　日本一面對袁警告，一面策動反帝制派舉兵。第二次警告前五天，反帝制的武裝行動，一度起於上海，警告後十天，雲南宣布獨立。石井菊次郎聲言此後袁的一切行事，非先與日相商不可。袁決以慶賀日皇加冕、贈送勳章的名義，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為特使，赴日切商，日本允許接待。不料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忽又拒絕，袁大為狼狽。日本此舉據說是因為中外報紙紛載，認為日本之接待特使乃暗示承認帝制；其次因秘密條件外洩【註※】，日本認為係袁故弄權術；復因雲南的討袁軍業已發動，他處革命黨人繼之而起，內戰在即，日本決心倒袁。參謀次長田中義一主張不論他國態度如何，日本不應承認中國帝制，須準備自衛行動。一月二十一日，石井菊次郎通知陸宗輿，謂英、俄、法均希望日本維持東亞和平，再用嚴詞警告中國延緩帝制。如不之聽，則出自由行動，承認雲南為交戰團體，宣告中國政府妨害東亞和平。同日，陸徵祥通知各國公使，袁世凱暫緩登極。

　　※註：據云朱爾典得知周自齊即將赴日，以巨款托上海唐紹儀設法密探內幕，唐命袁的親信袁乃寬之子袁英買通宮內尉勾克明、內史沈祖憲、機要局主事沈進善，盜出日、袁勾結文書，攝製複本，由朱爾典轉送芮恩施，內情外洩。大隈重信以為袁欲招致美、英干涉，遂拒絕周自齊。謠傳勾克明等謀暗殺袁世凱，據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外交部致駐美公使顧維鈞電，謂勾克明等係因洩漏秘密被拘，並無受賄行刺之事。

　　辛亥革命期間，袁之攘奪清室政權，多賴英、美之助，共同約束日本的行動。如今情勢已非昔比，英國自顧不遑，美國雖仍對袁支持，國務院訓令芮恩施，如無強大而有組織的反對即承認帝制【註：一九一六年一月，顧維鈞曾訂購美國飛機二十架，並先後借款一千五百萬美元】，但袁已失去了控制力。

　　三、反袁的勢力

　　民國成立以來的四年間，不論內治外交，可說是每況愈下，處處是民不聊生。中國被稱為多匪多災之國，亦始於此時。匪亂以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河南的白朗為最有名，眾至數萬，多為饑民、變兵，縱橫豫、皖、鄂、陝、甘五省。初以搶富濟貧為號召，後以反袁為名，斥「神奸主政，群凶盈廷」，「盜竊民國，帝制自為」，傳與國民黨聯絡。陸軍總長段祺瑞曾自行督剿，調兵十餘萬，歷時兩年餘始平。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東北、華北、長江地區，民變不斷，往往踞城戕官。兵變更為民國初年的常事，最少有四十次左右，遍及十餘省。湘、鄂、皖、贛、魯、豫、蘇、浙、粵、桂、滇、奉、黑又有水災、旱災、蝗災，政府的搜括仍有加無已，外人對海關所入，控制愈嚴【註※】，鹽稅因善後大借款的規定，悉由外籍鹽務稽核掌握，袁政府幾全恃小額借款、發行國內公債、加徵苛捐雜稅，勉強度日，不惜悉索敝賦。公債強迫派購，多不給票券，購者本息俱無。印花稅擾民尤甚，以致商人罷市，官吏虐民，軍人暴戾，本為常事，復假嚴禁革命、查緝亂黨之名，任意誣陷誅戮，特別是二次革命後湯薌銘、龍濟光之在湖南、廣東。湘人呼湯為「屠戶」。

　　※註：關稅雖早由洋稅務司徵收，尚須移交海關監督，償付外債後，所餘供政府之用，名曰「關餘」。辛亥革命時，洋稅務司扣留全部稅款，不使為革命軍所有。事後外交團擅自指定上海匯豐、道勝等外國銀行組成委員會保管，中國政府不得自由支配「關餘」。

　　一九一五年初，梁啟超說到當時的危機，謂「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斂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啟」，袁世凱將為「眾矢之鵠」，斷非「僅恃威力而可以移國祚」，「猶須恃人心以相維繫」。所謂「強鄰狡焉思啟」，指的是日本進攻山東與二十一條要求，激起全國反日情緒。一九一五年二月至七月，最為壯烈，留日學生發之於前，上海各界繼之於後，舉行愛國大會，到者三萬餘人，抵制日貨，儲金救國，二十餘日之內，上海一處所收儲金達五十萬元。袁對日屈服後，人民的憤慨至於極點，漢口商民因排斥日貨而罷市，鎮江、瀋陽、北京等地散發愛國傳單，風潮波及全國。袁三令五申的禁止，社會的怨恨由對日而兼對袁，甚而仇袁過於仇日。以往對於袁的壓迫國民黨，摧殘國會，以為尚可諒宥，今日對於袁的賣國，進而化國為家，則絕不寬恕。日本是中國的第一號敵人，倒袁是第一要務。

　　有組織而堅決的反袁者自為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元氣大喪，幾乎一蹶不振。孫中山重整旗鼓，加以徹底改造。一九一四年七月，易名為「中華革命黨」，黨員須一律立具誓約，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中山，再舉革命。革命軍未起前入黨者，為首義黨員，悉隸元勳公民，享有參政的優先權；革命政府成立前入黨者，為協助黨員，得隸有功公民，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革命政府成立後入黨者，為普通黨員，得隸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這是以黨治國的先聲，中心目的為推倒袁世凱，不斷在湖南、廣東、江蘇舉事。黃興、李烈鈞、陳炯明、李根源等，不贊成孫中山新訂辦法，未加入中華革命黨，以研究歐洲戰爭為名，別立「歐事研究會」【註：中華革命黨與歐事研究會不易區分，以下仍統稱國民黨】，亦以倒袁為第一義，但在國內均乏實力。

　　遭袁遺棄的進步黨初雖未必有倒袁之意，但審度情勢及自身利害，則不以帝制為然。梁啟超再三對袁懇勸，說是「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不可，政體而非主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可也」。希望袁實行新的約法，以共和政體，行君主立憲。袁不僅不聽，且對梁施以恫嚇威迫。梁認為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過去進步黨之所以與袁合作，目的為維持現狀，然處處為所劫持，時時為所利用，失敗之蹟，歷歷可數。就目前情勢而論，現狀多維持一日，元氣多鑿喪一分。瞻望將來演變，革命黨必乘普天同憤之時，煽用進步黨的滇、黔根據地，舉兵討伐，進步黨與袁將同歸於盡。縱令倖免於此，袁於獲逞之後，滇、黔亦必坐待刲割，何若自求多福，奮起一決，不讓革命黨得志，進步黨方有前途，遂決心反袁。

　　北洋派為袁的生命所寄託。袁於北洋派以外的反對尚不在意，最怕的是北洋派內部對他不忠。段祺瑞、馮國璋為北洋派的兩大柱石，一綰軍符，長陸軍部，一領封疆，官江蘇將軍，均有震主之勢。袁早懷猜忌，作防範部署。一九一四年置統率辦事處，以分陸軍部之權，又編練模範團，袁及其子克定先後任團長，準備成立模範軍，建立一支更親信的武力。二十一條交涉時，段通電主戰，袁認為係有意為難，藉故將段的心腹陸軍次長徐樹錚免職，段繼之而去。對於馮國璋，先派兵分駐上海、蘇州、南京，復不以圖謀帝制實情相告。及決定帝制，又改上海鎮守使為護軍使，直隸中央。不久授馮以虛名的參謀總長，擬相機奪去他的地盤。梁啟超與馮頗有交往，說馮反對帝制。最能使馮動聽的為在共和政體之下他大有總統之望，袁若帝制，將終為人下，甚至現有的權位難保。屯兵徐州的長江巡閱使張勳，桀驁跋扈，朝夕希望宣統復辟，並非袁的忠實擁護者。國務卿徐世昌雖無兵權，而為北洋派大老，於袁的帝制亦心有不服，初稱病請假，終辭職而去，採消極不合作態度。

　　四、反袁派的聯合行動

　　反袁派首先發難的為革命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刺殺袁的悍將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十二月五日，一度奪取停泊上海的「肇和」巡洋艦、警察局，均為陳其美所策動，日本人亦參預其事。雲南為反袁派爭取的主要對象，國民黨的李烈鈞與雲南將軍唐繼堯，為日本士官學校同學，私誼甚篤，又曾任教雲南講武堂，滇軍將校多出其門下。帝制運動開始，李烈鈞及另一與滇軍有淵源的李根源，分頭活動。最後促成唐繼堯的決心的為前任雲南都督蔡鍔及進步黨。辛亥革命為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初次聯合行動，此次倒袁，可說是再度攜手。

　　蔡鍔為一有抱負的軍事政治家，二次革命後被袁調往北京，而他在雲南的潛勢力仍在。籌安會起，他與梁啟超共籌對策，梁要他深自韜晦，待時而動，由梁先從文字反對。九月初，梁發表一篇轟動一時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蔡與袁虛與委蛇，佯示擁護帝制，暗事部署，與唐繼堯聯絡。十一月中旬，得日人協助，微服出京，經日本、越南入滇，十二月十九日抵昆明，李烈鈞已先期而至。蔡、李、唐商定調兵潛入四川，出袁不備，一舉而下全川。時梁啟超已由天津到上海，為配合五國警告，打擊袁的各省秩序確可維持的保證，十二月二十二日，促蔡從速發動。電報係由南京發出，蔡等以為梁已入南京，倒袁計劃已獲馮國璋同意，可望響應【註：據云該電係由馮國璋的秘書長胡嗣璦拍出，胡為復辟派，深惡袁的帝制自為】。二十三日，四川師長劉存厚、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廣西將軍陸榮廷，均來電贊成，遂由唐繼堯及雲南巡按任可澄具名，請袁嚴懲帝制派首要【註：包括籌安會的楊度、孫毓筠等六人，及朱啟鈐、梁士詒、周自齊、段芝貴、雷震春、張鎮芳、袁乃寬，共十三人】，限二十四小時答覆。二十五日，唐與蔡鍔、李烈鈞宣布獨立，組織中華民國護國軍，蔡任第一軍司令官，進向四川、貴州。李任第二軍司令官，進向廣西。唐以雲南都督兼任第三軍司令官留守。蔡慷慨誓師，謂「吾儕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幾為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而已」。唐致書孫中山、馮國璋，盼一致行動。

　　護國軍以蔡鍔部為主力，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左翼進入川南，先下敘州，川軍師長劉存厚來歸。右翼進抵貴陽，一月二十七日，貴州護軍使劉顯世響應，總計兵力約三萬餘人。袁軍分三路包圍雲南，一路入四川，一路向湖南，一路向廣西，約十萬人【註：袁軍以曹錕為主帥，張敬堯、吳佩孚、馮玉祥等屬之。入川護國軍初僅三千餘人，支隊長（團長）朱德屬之】，四川為主要戰場。護國軍槍械窳劣，餉糈彈藥不足，二、三月間，頻頻失利，蔡鍔艱苦支撐。袁軍士氣不振，內部不協，復受川人敵視，亦無進攻之力。此外廣東、湖南、湖北，到處不安，廣州時有暴動，長沙將軍署被襲，武昌發生兵變，廣西的獨立，尤使袁魂驚膽破。

　　廣西將軍陸榮廷為岑春煊的舊屬，進步黨的名譽理事，反袁派自然力事爭取。一九一六年二月，陸邀梁啟超前來，並通殷勤於馮國璋。三月十二日，會同護國軍李烈鈞部殲滅進攻雲南的袁軍。十五日，宣布獨立，護國軍聲勢一振。接著廣東南路欽州、廣州，東路潮州、汕頭獨立，廣州兵艦響應，受袁策封的南海郡王廣東將軍龍濟光陷於四面楚歌，四月六日，亦被迫獨立。同月十二日，浙江國民黨人驅逐將軍朱瑞。五月一日，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成立於肇慶。五月八日，擴大為護國軍軍務院，岑春煊為首領【註：軍務院由獨立各省重要軍事領袖組成。唐繼堯為撫軍長，由副撫軍長岑春煊攝行，梁啟超為政務委員長，李根源為聯合軍部參謀，章士釗、楊永泰等為主幹】，宣言不分黨派，一致討袁，擁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軍務院代行國務院職權。孫中山亦稱願助獨立各省及反袁各派，共同推翻違反約法的袁世凱，反袁的聯合陣線形成。

　　五、袁的敗亡

　　雲南護國軍起，袁的變更國體斷不影響國內安定的對外保證破產，知道日本不會甘休。赴日特使被拒，尤使他意興大沮。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命停止貢獻。第二天日本決定嚴重警告，必須以真正平定雲南為實行帝制的先決條件，不然即實力干涉。二十一日，袁通知各國，暫緩登極。而貴州又繼雲南獨立，反袁軍連下川南、湘西諸城，襲擊廣州兵工廠。二十六日，各國公使質問平定內亂，是否有期，聲言各國對交戰雙方一視同仁。二十三日，袁正式宣布緩正大位，不許呈遞此類文電，同時激勵各軍進攻。日本對反袁派多方支持，三月七日內閣決定推翻袁的政權，承認南軍為交戰團，旋派領事駐雲南【註：日本領事到後，唐繼堯特為舉行歡迎會。不久日本又於桂林設領事館，並派員駐肇慶】。廣西獨立後北方將領受馮國璋、段祺瑞指使，逗留不進，索餉索械。袁以各省解款不至，向外借款不得，羅掘俱窮。徐世昌勸他及早轉圜，袁召梁士詒相商，擬將中央政事委之徐世昌、段祺瑞，地方軍務委之馮國璋，命四川將軍陳宦與蔡鍔言和。三月二十日，發現馮國璋等五將軍【註：江西將軍李純、山東將軍靳雲鵬、浙江將軍朱瑞均在內】謀聯合各省，請速取銷帝制的密電，袁與徐世昌、段祺瑞會議後，二十二日，下令撤銷承認帝制案，發還推戴書，停止籌備事宜，自云「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尚算有幾分敢作敢當的氣魄。

　　撤銷帝制後，袁復稱總統，重任徐世昌為國務卿，以段祺瑞為參謀總長。徐、段勸護國軍領袖取銷獨立，弭止兵戈。護國軍要求，袁即日引退出國，總統由黎元洪繼任，剝奪袁的子孫三世公權，誅戮附逆十三禍首，抄沒袁及十三人家產。袁一日不去，和議一日難以就範。袁捏造南方謀舉岑春煊為總統，各省疆吏不保之說、以煽動北洋派，但不曾收效。馮國璋勸他作根本解決，立即再進一步，即勿再貪戀總統之位。四川將軍陳宦，亦謂士氣不振，武力解決不易，請袁犧牲一身，以救危局。三月底，陳宦與蔡鍔實行停戰。廣東、浙江獨立後，護國軍態度益為強硬，說是袁不僅不得再以總統自居，且須受法律裁判。袁為緩和空氣，維繫內部計，重訂政府組織法，恢復內閣制，改任段祺瑞為國務卿，但不給以實權。

　　馮國璋為長江各省將軍的領袖，力足左右全局，在袁與護國軍相持之下，各方視線咸集於南京。馮欲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的第三勢力，所採策略，一如辛亥年袁之對待清室與革命軍。四月中旬，提出調停辦法，承認袁仍居總統之位，慎選議員，重開國會，懲辦奸人，尊重民國元年約法，各省軍政長官照舊，撤川、湘前敵各軍，大赦黨人。護國軍堅持袁必須去位，馮準備武力仲裁，電請未獨立諸省，互相聯絡，期對於護國軍及袁可以左右輕重。護國軍如違眾論，當視為公敵，袁如有異議，亦當一致力爭。他知道護國軍對袁的去位不會讓步，武力強制極少可能，即使可能，對他亦無好處。擁護袁的不過三四省【註：此時擁袁較力的有奉天、安徽、直隸、河南、陝西數省，但奉天將軍段芝貴已為張作霖逼走，陝西將軍陸建章不久亦被驅逐】，要袁去位，並非難事。袁去馮大有總統之望，他曾明白告訴段祺瑞，袁再想保存地位，良非易易，「無寧敝履尊榮，亟籌自全之策」。五月一日，再宣布他所修改的調停辦法，謂民國已因帝制而中斷，總統的地位已經消滅，副總統的名義同歸於盡，袁可暫任總統，俟國會開幕後，另行選舉。國會議員的資格必須嚴定，民國元年的約法亦當修改，總之，不外另選總統與副總統。護國軍堅持黎元洪繼任總統。五月十七日，馮召集來自獨立各省代表會於南京，以對抗南方的軍務院。袁初頗引為欣慰，以為有了新的希望。殊料各省大都贊成袁退，惟有安徽的張勳、倪嗣沖反對。馮逕行電袁，謂留任終不可能，倘若預行宣布去位，或尚有手續可循。袁見南京會議於己不利，擬繼續用兵，而大勢絕不許可。加之軍費浩繁，惟賴增發鈔票，命中國、交通二大銀行停止兌現。上海中國銀行抗命不從，馮公開支持，長江各省軍政長官一致行動。至是，袁自己親嚐到四年多前他給清廷的苦果。

　　袁無力迫令護國軍屈服，護國軍亦不易強袁退位，滇、黔、廣西力量有限，陸榮廷雖進兵湖南，而未能控有廣東，軍務院虛有其名，難有作為，所幸反袁的勢力有了新的發展。中華革命黨居正得日人之助，以青島為基地，五月，舉兵膠東，連佔膠濟鐵路沿線要地，攻擊濟南省城。陝西反袁軍同時起事，進入西安，山西將軍閻錫山暗與孫中山通，袁以北抗南的計劃動搖。四川停戰後，各地紛紛獨立，前線將領亦準備倒袁，五月二十二日，陳宦宣告對袁斷絕關係。湘人乘桂軍北來，爭起以應。五月二十九日，湯薌銘獨立，不承認袁為總統。

　　袁自雲南事起，外交既萬分棘手，段祺瑞、馮國璋內外挾持，輿論明詬暗譏，眾叛親離，憂鬱羞憤交加，心神失常。三月初，日、美報紙說他中風，不久果然成疾。五月中旬，目眩頭暈，不能成寐，陳宦的獨立，等於他的催命符，一度昏蹶，不克視事。六月三日病篤，飲食即嘔，小便癃閉。五日猝暈逾時，六日下午卒，年五十八歲。退位問題不了而了，但中國禍亂則並未就此而止。

第十三章　軍閥恣睢（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四）

第一節　袁世凱的後繼者

　　袁世凱之扶搖直上，蹶而再起，終於取得最高權力，私有武力是他的最大憑藉。他曾說：「大丈夫不可一日無兵，只須兵權在我，何畏之有？」戰勝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後，信之愈篤，於是上行下效，他的部屬亦認定武力萬能，各自為謀。帝制之前，已不盡唯袁之命是聽，此為袁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後變本加厲，大者盤據中央，小者把持一方，招兵買馬，爭城爭地，相互火併。

　　一、軍閥割據

　　袁世凱任總統時，以軍民分治為名，每省各置都督及民政長，後分別改稱督理某省軍務的將軍及掌管某省政事的巡按使，大權全在都督或將軍，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時，一九一六年七月，改將軍為督軍，巡按使為省長。顧名思義，省長應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其實不足輕重，依然有同督軍的隸屬。從此中國軍閥名聞於世，督軍成了軍閥的代表，出身北洋軍的獨多，人稱北洋軍閥，遍布於長江、黃河流域及東北地區。段祺瑞、馮國璋為北洋軍閥的巨魁，早已各立門戶。段雖非督軍，但久長陸軍部，復任內閣總理，山東、安徽、浙江、福建、陝西、甘肅為其勢力範圍。馮任江蘇督軍，直隸、江西、湖北督軍奉為首領，地盤不及段的廣闊，而富庶過之，彼此勢均力敵。段為安徽人，馮為直隸人，他們領導的集團，分被稱為皖系、直系。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張勳，據有軍事要地徐州，擁兵三萬，仍帶髮辮，表示不忘清室，號為「辮子軍」，自樹一幟。奉天督軍張作霖清末任巡防營統領，入民國官至師長。洪憲帝制時，一面佯示效忠袁世凱，一面逐走奉天將軍，取而自代，進而控制黑龍江、吉林，是為奉系，可算是北洋軍閥的別支。山西督軍閻錫山不屬於北洋派，但頗善肆應，初附袁世凱，繼結段祺瑞，以圖自固自保，在軍閥互鬥中，竟然屹立不動，十餘年來，山西無烽火之警，有模範省之稱，可徵人民之易於滿足。新疆督軍楊增新所採策略與閻錫山同，以地處偏遠，不為中原軍閥重視，且非力所能及，遂亦得長保既得權力。

　　南方諸省督軍不屬於北洋軍閥，其為割據則一。唐繼堯控有雲南，視四川、貴州為附庸，是為滇系。陸榮廷於廣西之外兼有廣東，是為桂系【註：一九一六年八月，四川督軍蔡鍔因病請假（十一月卒），由滇軍將領羅佩金繼，同年七月，龍濟光不容於廣東，陸榮廷任廣東督軍】。

　　袁世凱時代，北洋軍閥幾囊括全國。帝制不成，失去了四川、廣東、湖南，得到了浙江，勢力仍然最大。反帝制的唐繼堯、陸榮廷各有所得，惟國民黨落空。每一大軍閥各有國際背景，支持皖系、奉系及張勳的是日本，支持直系的為英國、美國，不過美國不似英國的昭著。與滇系、桂系為近的是法國。

　　二、段祺瑞的專橫、參戰問題

　　護國軍堅執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約法、國會。孫中山於恢復約法、國會持之尤力。段祺瑞對黎一向輕視，又不喜國會。袁世凱死後，段為情勢所迫，宣布依約法以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而不提國會。他所指的約法為新約法，而非舊約法。國會議員首加駁斥，謂新約法為袁世凱竄亂而成，無國法上的效力，黎係根據國會制定的總統選舉法繼任總統。南方領袖繼起反對，非但要確定黎為繼任總統，恢復袁廢止的約法、解散的國會，並須依法組織內閣，不承認段的現在地位。黎就職誓詞亦明言「依據民國元年頒布之臨時約法，接任總統職權」，而非代行總統職權。對段來說，舊約法為內閣制，於他應屬有利，他之所以不願恢復，是厭惡國民黨佔優勢的國會。儘管各方攻擊，倔強成性、剛愎自用的段，一概不顧。

　　馮國璋懼段的權力過分膨脹，為聯交南方，贊同恢復舊約法與國會。駐上海的海軍第一艦隊宣布，非俟舊約法恢復，國會重開，正式內閣成立，不受北京命令。段始知事態嚴重，只好暫時忍耐。六月二十九日，黎元洪下令遵行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及民國二年的總統選舉法，續行召集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由段組正式內閣。依附實力派為進步黨的一貫政策，梁啟超一心擁段，護國軍軍務院經他勸說，七月十四日，宣布撤銷，國民黨至為不滿，集矢於梁。同日北京下令懲辦帝制禍首【註：被通緝的有楊度、孫毓筠、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等八人，段芝貴、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曹汝霖俱不在內】。

　　八月一日，國會重開，制定憲法仍為其最大任務。國民黨為便於團結各方力量，糾集三百六十名議員，組織「憲政商榷會」，其中有原屬進步黨者。後分而為三，激進派成為「民友社」，溫和派成為「益友社」及「政學會」，人稱「商榷系」，大致均支持黎元洪。梁啟超、湯化龍亦各立「憲法研究同志會」及「憲法討論會」，與相頡頏，後合為「憲法研究會」，人稱「研究系」，為段祺瑞的與黨，在國會中約佔一百五十席，進步黨不復存在。段的私黨成立「中和俱樂部」，即日後「安福俱樂部」。段之疑忌南方督軍及敵視國民黨，與袁世凱相同，不過尚無意推翻共和。

　　袁世凱死後，張勳在徐州召開七省會議，決尊重優待清室條件，要求獨立各省取消獨立，抑制暴烈分子參與政權，中央如有敝政，共同力爭，固結團體，嚴整兵衛。目的在壓服異己，排斥國民黨，挾制中央政府，俟機復辟。段深惡新任外交總長唐紹儀及屬於國民黨的閣員。一九一六年九月，授意張勳聯合七省督軍，要求罷斥司法總長張耀曾，再集十三省代表舉行二次徐州會議，反對唐紹儀。段提名的外交總長兩次遭國會否決。商榷系聯好馮國璋，擬推為副總統，加深馮、段間的裂痕。研究系為使馮、段各有所得，亦表贊同，馮遂順利當選，內務總長孫洪伊為馮的謀士，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為段的心腹，彼此積不相能。段強黎免孫不遂，孫、徐之爭變為黎、段之爭，商榷系議員提案查辦徐樹錚，兼劾段祺瑞，結果孫洪伊、徐樹錚一併去職。國會又兩次否決段提名的內務總長。助段的研究系議員為憲法問題與商榷系議員互訌。十二月，梁啟超運動馮國璋、張勳聯合二十二省督軍、省長，電勸黎、段，警告國會。一九一六年一月，張勳召集第三次徐州會議，段亦派代表參加，要求黎元洪取締國會，擁護段祺瑞，裁汰閣員，準備於必要時實行倒黎。

　　先是，一九一五年秋，德國擬以贊成袁世凱帝制為餌，將中國引進同盟國。英、法、俄大感不安，欲誘中國加人協約國，願借款擴充中國兵工廠，以所製軍火供協約國。袁懼招日本之忌，均未之許。英、法、俄轉與日商，日首相大隈重信認為中國如若參戰，將不利於日本的獨佔企圖，表示反對。大隈的對華政策，以政治侵略為主，壓迫現政權。一九一六年十月，寺內正毅組閣，改以經濟侵略為主，扶植現政權，其實是殊途同歸。歐戰以來，日本對外貿易出超大增，國內現金過剩，如對中國放款，游資有了出路，物價即可平衡。更大的用意，為日本物資不豐，須求之於中國。倘能以借款途徑，不顧一時區區之利，而收大利於將來，即可以中國之有餘，補日本之不足，所謂「欲取先予」。是即大藏大臣勝田主計的「菊分根」政策。這時美國加入歐戰為期在邇，如中國追隨，勢將受其控制，日本必須急起直追，竭力促成，再大舉對華貸款。段祺瑞為鞏固權力，需財孔殷，正是求之不得，假對外戰爭借款，尤為有詞。

　　一九一七年一月，段祺瑞已有參戰之意，德使辛慈（P. von Hintze）多方阻止。二月，美國對德絕交，勸中國採一致步驟，段祺瑞立表贊成。梁啟超同此主張，希望乘機使中國躋於國際之林，既可蒙均勢庇護，又可增加關稅，緩付庚子賠款，美國又是中國最信賴的國家，定可相助。段內閣即以德潛艇襲擊中立國船隻為名，提出抗議，準備進而絕交，繼之以宣戰，黎元洪認為絕交並非其時，段以辭職要挾，黎為所屈，三月十四日，公佈對德絕交。協約國公使勸段實行參戰，孫中山激烈反對，國會議員亦多不謂然。辛慈允給孫以財力支持。各省督軍應段召入京，號為「督軍團」，要求國會同意對德宣戰。五月十日，段重施袁世凱的故技，囑使所謂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毆辱議員，迫令當天通過。輿論益憤，請嚴懲主使。段置之不理，仍促國會速議，國會要求改組內閣，督軍團要求解散國會，二十三日，黎將段免職。

　　優柔寡斷的黎元洪之所以斷然出此舉動，一以不堪段的凌迫，無法再忍。二以段派督軍不過四五，馮國璋及西南各省均不贊成參戰，段決不敢反抗。三以事前曾向美公使芮恩施及美籍顧問韋洛貝（WW Willoughby）說明，可能已有諒解。事後芮恩施建議美國務院由列強調停，以免黎為段派推翻。日本指美國助黎制段，似非無因。

　　三、張勳復辟

　　一九一七年三月，清末曾官廣西提督、現任廣東督軍的陸榮廷北上，路過徐州，與張勳會晤。到北京之後，特向宣統請安。復辟派興奮欣喜不置，說是「南陸北張」確是兩大忠臣，德國、日本亦有贊同之意，清朝的恢復大有可望。一九一二年，德國亨利親王訪宗社黨恭親王溥偉於青島，勞乃宣與德人過從尤頻。對德絕交後，德國鼓動張勳早日復辟，日本與大連的肅親王善耆關係更密，同時聯絡張勳及天津、上海的前清遺老徐世昌等。

　　黎元洪、段祺瑞決裂後，張勳與督軍團又舉行徐州會議。段指更易內閣總理未經副署，將來地方與國家因此發生影響，概不負責，顯係鼓動督軍反抗中央。張勳責黎破壞法律，各省將自由行動。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獨立，繼之為陝西、河南、浙江、奉天、黑龍江、山東、直隸、福建、山西、上海。梁啟超拒絕黎的調解請求，研究系要人紛紛離京，對黎實行拆台。段與研究系擬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張勳以與自己的企圖不合，表示反對，公使團恐損及外人利益，聲言不能承認，芮恩施阻撓特力。滇、川、粵、桂雖通電擁黎，討伐叛逆，但一紙空文，無補實際。馮國璋採中立態度，欲取黎自代。安徽、奉天、山東督軍準備進兵北京，以張勳為首的十三省區聯合會請黎退職。黎束手無策，坐困愁城，召張勳來京，共商國是。

　　六月八日，張勳率辮子兵到天津，限黎元洪於三日內解散國會。段祺瑞對張勳示意，俟黎倒後，復辟事可以商量，日本公使林權助亦從旁鼓煽，張勳認為事必可成。黎聲言「不怕死、不違法、不蓋印」，及張軍入京，卒於六月十三日下令解散國會。六月一日，張擁宣統「御極聽政，收回大權」，以張勳及王士珍等為內閣議政大臣，梁敦彥等為各部尚書，徐世昌、康有為為弼德院正副院長，張勳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馮國璋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館。

　　黎對袁世凱帝制的態度是消極的不合作，這次對宣統復辟，則取積極的進攻行動，電令各省出師討伐張勳，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請馮國璋代行總統職務。段原擬假張勳之手以去黎，張勳欲實行復辟，自握大權。復辟後的任官上諭，段的姓名獨不在內，前此脅迫清室退位之事，將來可能重翻舊案，自身不保，目前張勳的地位未固，倒黎後繼以倒張，不但唯我獨尊，且可建立再造共和的殊勳。梁啟超力說其舉兵，因帝制案獲罪的梁士詒為捲土重來計，代籌軍費。日本以段的實力在張勳之上，更可利用，亦給以資助。七月三日，段馳赴馬廠（天津南），誓師討伐張勳，稱討逆軍總司令。馮國璋以已取得代行總統職務的資格，如再將張勳芟除，自可順理成章的繼黎之位，因與段一致行動。

　　段祺瑞指揮的討逆軍約三萬人，盤據北京的張勳僅五千人，自非其敵，宣布辭職，徐世昌見風轉舵，通電反對復辟，宣統命會同王士珍與段祺瑞商辦善後交接事宜。討逆軍進迫不已，張勳斥徐、段、馮背信賣友。七月十二日，討逆軍攻入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第二天，宣統第二次退位。徐世昌竭力維持優待清室條件，段祺瑞亦謂復辟非清室本願，乃出於張勳矯挾，宣統照舊在宮中稱帝。

第二節　大混亂的開始

　　一、南北戰爭及北洋軍閥的內在矛盾

　　復辟亂平，段祺瑞絕不許黎元洪再任總統，黎亦知復職為不可能，宣布去位。段自行任命閣員，人選盡屬於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與段派，人稱段、梁內閣【註※】，馮國璋對於總統志在必得，於法於勢，亦非他莫屬。馮所兼的江蘇督軍由直系的李純繼任，皖系得了湖南。馮繼承的法統係以約法為根據，段與研究系的梁啟超、湯化龍拒絕恢復約法命脈所繫的國會，所持理由：一為民國已因復辟而亡，應照一九一二年的辦法，成立臨時參議院，重訂國會組織法與選舉法，召開新國會；二為督軍團既以全力打破國會，今再恢復，將生莫大反動；三為國會兩度試驗失敗，不盡職守，惟以查辦質詢為事，毫無成就，威信已喪，囂張惡習難改。真正原因是不願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存在，結果召來了南北正式對立。臨時參議院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集會，段派議員佔三分之二，研究系佔三分之一。

　　※註：梁啟超任財政總長，研究系及接近研究系的湯化龍、林長民、汪大燮、張國淦、范源濂分任內務、司法、外交、農商、教育總長。段祺瑞自兼陸軍總長，海軍總長為劉冠雄，交通總長為曹汝霖。先是交通系首領梁士詒因帝制遭受通緝，曹繼主交通銀行，自立門戶，人稱「新交通系」，最為段所信任。

　　督軍團滋鬧之時，孫中山及雲南督軍唐繼堯等再三力爭維持約法國會。及國會二次解散，桂系的廣東、廣西督軍指為非法，不承認不依法定手續成立的政府，國會未恢復前暫行自立。復辟事起，孫中山斥段祺瑞召禍致亂，前往廣州，倡導護法，斥段為「以叛討叛，以賊討賊」，請國會議員南來行使職權。德國為牽制北京政府，資以巨款，策動第一艦隊響應，由海軍總司令程壁光率領，與孫中山一致行動。唐繼堯憤段挑撥川軍攻擊滇軍，亦不承認段的國務總理。陸榮廷時任兩廣巡閱使【註：以往革命黨譚人鳳及軍閥張勳所任的長江巡閱使只是名義，至陸榮廷任兩廣巡閱使，而以部將分任粵、桂督軍，始有固定轄區，此後巡閱使遂成為超級督軍，有似清代的總督，而權勢過之】，只求保有已得利益，而以湖南為南北緩衝區，屢勸馮國璋恢復國會，馮不能自主。段決心武力對南，動員北軍，進向湘、川，以傅良佐代譚延闓為湖南督軍，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唐繼堯以段相欺太甚，自稱川、滇、黔靖國軍總司令，增兵入川。陸榮廷有唇亡齒寒之懼，請西南各省共同應付湘局，均以擁護約法為名。到達廣州的國會議員僅一百餘人，距法定人數甚遠，因稱非常會議，議決設立軍政府，推孫中山為大元帥，唐、陸為元帥。唐、陸並非真為護法而反段，陸更不願受孫的節制，拒不任職，反對另組政府，聲言廣東以後發生任何問題，概不負責。廣東督軍陳炳焜僅指段祺瑞的內閣為非法，仍認為馮國璋的代理總統為合法，反段而不反馮。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軍政府勉強成立，伍廷芳、唐紹儀、孫洪伊、程壁光、胡漢民等分長各部，實空有其名。不過中國從此分裂，除了南北兩個政府外，各軍閥各自為政，為期最少十年。

　　南北之戰初起於四川，滇系督軍羅佩金擬以省長畀川軍師長劉存厚，段祺瑞、梁啟超則以之授與研究系的黔軍戴戡。劉乘川人銜怨滇軍奪佔利權，聯合四川將領攻羅，北京以戴戡代羅。劉又轉攻黔軍，戴戡敗死。唐繼堯出兵討劉，段祺瑞出兵援劉，自是川戰不休，不過南北的主力戰則在湖南。

　　湖南督軍譚延闓被段免職後，乞援於廣西。陸榮廷與梁啟超、馮國璋近，桂軍徘徊不前。及北軍佔領長沙，兩廣受到威脅，陸始決定出兵，退至湘南的譚延闓宣布與西南各省一致。北軍進攻不已，廣州軍政府下令討伐段祺瑞、梁啟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南軍屢捷，北軍內部不和，紀律敗壞，到處遭受襲擊，南軍奪回長沙。四川滇軍雖為附段的川軍所敗，附南的川軍則合黔軍大破北軍，佔領重慶，北軍退出四川。

　　馮、段暗鬥，為北軍戰敗的原因之一。段要用武力征服南方，馮欲結南方，用備緩急。段主明令討伐南方，為馮所拒，僅令唐繼堯撤退入川的滇軍，對入湘的陸榮廷軍置之不問。在湖南的北軍主將為直系師長王汝賢，他主張停戰，對段隱事指摘，請馮與南方商議，召集國會。江蘇督軍李純等以反對日本軍械借款為名，對段詰責。十一月，段請辭職，責王汝賢受南方離間，顯為對馮而發。馮佯稱此時不應言和，段打消去意。第二天，馮下令將皖系的湖南督軍免職，授意直系各督軍要求撤兵。段又請辭，馮先准其解除兼陸軍總長，並免去徐樹錚的陸軍次長、吳光新的四川查辦使。再准段辭去國務總理，由王士珍代理，段、梁內閣告終，研究系自戴戡被殺，對段已生怨尤【註：研究系欲在西南奠立基地，段祺瑞欲自有西南】。復以對南用兵，主管財政的梁啟超窮於應付，新交通系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大借日款，手到錢來，梁相形見絀。梁有政治抱負，五年來兩度入閣，一見賣於袁世凱，再失歡於段祺瑞，國民黨惡之尤深，梁於政治雖仍不忘情，已不能有所作為。

　　皖系不甘罷休，徐樹錚煽動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糾集奉天督軍張作霖、山西督軍閻錫山等要求馮國璋等討伐南方。梁士詒代段向日本活動，寺內允一力為助。直系長江三督軍【註：江蘇李純、湖北王占元、江西陳光遠】再請馮停戰，召開時局會議，陸榮廷、唐繼堯與相唱和。皖系策動潮州、汕頭駐軍獨立，龍濟光侵擾南路，以牽制廣東，使不暇自顧。馮以皖系脅迫，湖北荊州、襄陽響應南軍，命曹錕、張懷芝出兵鄂、湘，以劉存厚為四川督軍，起段祺瑞督辦參戰（歐戰）事務。不數日，又佈告弭戰（內戰），命各軍暫停止前進，以待協議。

　　馮對南方軍人，只重視陸榮廷，忽略了唐繼堯。劉存厚督川，尤為唐所不能容忍。一九一八年一月，南方因北軍進攻荊州、襄陽，湘桂軍、粵軍、滇黔軍亦分向岳州、福建、成都進攻。馮為擺脫皖系的壓力，前往南京，為安徽督軍倪嗣沖阻回。北軍雖在湖北得勝，岳州則為南軍佔領。徐樹錚引奉軍入關，在秦皇島劫奪北京政府購自日本的軍械，進向天津、北京。張作霖要求以段祺瑞組閣，與段通謀的徐世昌對馮警告，非如此將起兵變，幕後策劃的為日本公使林權助。三月二十三日，段重任國務院總理，直、皖系的鬥爭劇烈。

　　段再出前五天，北軍奪回岳州，繼佔長沙，曹錕部師長吳佩孚（一八七四至一九三九）實為首功，而湖南督軍反為皖系的張敬堯所得，且欲奪去曹錕的直隸地盤，曹、吳因之離心。徐樹錚調奉軍南下，段祺瑞至漢口說曹錕再戰，徐樹錚親訪吳佩孚，許以巨款，南方對吳亦極力爭取。六月十五日，吳佩孚與南軍言和，張作霖與徐樹錚不睦，湖南奉軍北撤【註：徐樹錚飛揚跋扈，對直系軍人威脅利誘並施，一面槍殺前陝西將軍陸建章，一面以曹錕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許以副總統。張作霖之助皖系，意在軍餉，疑徐樹錚從中舞弊，尤不滿其擅自調動奉軍】。自閩攻粵的浙軍叛變，陝西靖國軍蜂起，吳佩孚續請罷兵，通電詆段，段的武力統一政策失敗。

　　二、日、段勾結

　　參戰問題為引起內戰的近因。日本為擴張在遠東的權利，尤其是在中國的利益，誘導最力。一九一六年二至三月，分與英、法、俄、義成立諒解，四國允日本繼承德國太平洋及東亞的權利，日本負責促成中國參戰。段祺瑞之力主參戰，意在提高關稅、延付庚子賠款、廢除辛丑條約對於中國的軍事限制。日本與協約國答應於中國參戰後，以善意商談，美國公使芮恩施復謂如中國參戰，可予以財政援助。張勳復辟不成，日本內閣決以段祺瑞為唯一對手，供給金錢武器。八月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對德宣戰。原來反對參戰的南方領袖在廣州軍政府成立後，亦採同一行動，實際雙方所參之戰為內戰。

　　宣戰後，日本請協約國支持段的政府，勿予反對派任何鼓勵或援助。美國允贊助中國在國際上得享大國應有的地位與優待。對於中國希望的事項，協約國承認關稅得按貨物實價值百抽五的原則徵收，詳細辦法由委員會另訂【註：由於物價上漲，各國不允修正海關貨價表，一九○二年以來，中國所徵關稅，不足百分之二點五】，庚子賠款緩付五年，中國軍隊得暫時駐紮天津附近二十里內。日本以近年對華貿易已躍居首位，堅決反對將關稅提高。對於切實值百抽五的詳細辦法，又多方阻撓，歷時一年，方議定進口貨照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的平均物價計算，一九一九年八月起實施。庚子賠款的德、奧部分，因宣戰而自然取消，緩付的只是其餘各國所得，每年約二千餘萬元。天津附近駐兵，以防範德、奧人民的行動為限。美國恐日本控制中國，另與中國換文，中國保證軍備軍需自行支配管理，自行處理有關此次戰爭的軍事措置。但十一月二日，美國務卿藍辛（R. Lansing）與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的協議，則承認日本在華有特殊利益，特別是中國與日本所屬的接壤地方。根據這個協議，日本認為美國已承認它在華特殊地位，美國的解釋是只承認日本在華的商工業有某種便宜。不論如何，日本在中國的權益，又獲得了一項保證。

　　協約國因中國參戰的收穫：一為中國的物資，以糧食為主，農商部設置戰時糧食出口籌備處，以司其事；二為中國的勞力，一九一六年五月，梁士詒已與法國訂有合同，組織惠民公司，招募華工，赴歐洲助戰，現在復設置華工事務局，先後送至法國及遠東的華工約二十萬人；三為沒收德、奧在中國的船舶，中國並代協約國建造，德國在東亞的貿易全部消滅，於日本最為有利。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一九一八年六月，北京政府的收入約七千餘萬元，連應付外債二千四百餘萬元，必須的支出共約一萬萬餘元，不敷三千餘萬元。南北戰爭開始後，募集公債困難，各省軍隊增加，截留中央稅款，北京收入大減，不敷年達五千餘萬元，在如此情況下，若無其他財源，段祺瑞焉能對南方用兵？協約國答應的切實值百抽五的關稅，口惠而實不至，緩付的庚子賠款，仍是杯水車薪，芮恩施財政援助諾言，只是一句空話，日本既願借款，段祺瑞一心投靠。十分之七的借款由寺內的親信西原龜三與段的親信曹汝霖經手，通稱西原借款。

　　一九一七年，曹汝霖以交通銀行總裁身份，兩次向日本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訂借二千五百萬日元，以日人為交通銀行顧問，日本對該行內情，遂瞭如指掌，勝田主計謂，即此一端，已為日本莫大之利。陸宗輿復以交通銀行股東會會長的資格，與三銀行訂立合辦中華匯業銀行規約，資金二千萬日元，中日各半，負收受借款之責。時段祺瑞決大事借款，武力對南。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歷任財政總長梁啟超、王克敏、曹汝霖向日本銀行團代表橫濱正金銀行共借三千萬日元，作為第二次善後借款的墊款。一九一八年一月及六月，陸軍部分與日本三井、高田、大倉洋行及泰平公司訂立軍械借款，約共四千萬日元。九月駐日公使章宗祥與興業、朝鮮、台灣銀行訂立參戰借款二千萬日元。

　　中日滿蒙五路換文已經四年，迄未實行。一九一七年十月，曹汝霖先與南滿鐵路會社訂立永吉至長春鐵路借款六百五十萬日元。一九一八年二月，再與正金銀行訂立四平街至鄭家屯鐵路借款二百六十萬日元。同年六月又與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訂立不在五路換文之內的永吉至會寧鐵路墊款一千萬日元。段祺瑞以北京政府將變，為獲得更多的日款，命章宗祥進行自開原經海龍至永吉、長春至洮南、洮南至熱河、熱河至海口四路借款。日本於慶幸之餘，並欲於世界大戰終了之前，伸展膠濟鐵路，擴張在黃河下游勢力，確定在山東地位。九月二十四日，一天之內一一換文。關於山東問題，訂明膠濟鐵路沿線日軍，除一部分留駐濟南外，均退集青島，膠濟鐵路歸中日合營，巡警隊本部及重要車站與巡警訓練所，應聘用日人。章宗祥去文內，有「欣然同意」字樣。二十八日，成立滿蒙四路借款，先墊付二千萬日元，復允膠濟鐵路分兩線延長，一自濟南至順德（在直隸），一自高密至徐州，借款共二千萬日元。此四千萬日元悉歸興業、朝鮮、台灣三銀行承擔。

　　此外尚有一九一八年二月成立的無線電借款六百萬日元，四月成立的電信借款二千萬日元，八月成立的電話借款一千萬日元，八月成立的吉林、黑龍江金礦森林借款三千萬日元，均出於曹汝霖之手。綜計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段祺瑞所借日款約二億六千餘萬日元，半數用於贖還內外債，餘多用於內戰。

　　中日經濟提攜之外，又有所謂軍事提攜。俄國十月革命後，脫離了協約國，日本要求中國共同應付。一九一八年三月，段祺瑞決定第二次對南用兵，由章宗祥與日本外相本野一郎互換共同防敵（俄、德、奧）照會。五月十六及十九日，分訂陸軍海軍「共同防敵協定」（即中日軍事協定），日軍得在中國境內活動，訓練中國軍隊。九月，續訂「共同防敵協定實施辦法」，中日出兵西伯利亞，華軍受日軍司令指揮。十一月，世界大戰停止，日本謂協定的有效期限須至日本批准對德和約。直至一九二一年，方行作廢，段的政權已於半年前傾覆。

　　北京政府與日本勾結，廣州政府亦欲得日本支持。一九一七年八月及一九一八年三月，孫中山一再派人赴東京活動，日人勸他與北方妥協，多作讓步。孫在粵失勢後，親訪日本，日本的援段政策，更不會改變。

　　三、廣州、北京政府的蛻變與南北和議不成

　　北方直系、皖系軍閥對立，南方的情況亦無二致，桂系、滇系軍閥之外更有其他政治派系。桂系軍閥目無軍政府，廣東督軍莫榮新每每與孫中山為難。非常國會的政學會議員聯結桂系，謀擁岑春煊，排除孫中山，與北方議和。一九一八年初，陸榮廷、唐繼堯與海軍總長程壁光成立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孫中山的大元帥益同虛設。是年五月，國會議決廢除大元帥，改推孫中山、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林葆懌、岑春煊七人為軍政府政務總裁【註：一九一八年二月，程璧光遇刺死，林葆懌代為海軍領袖】，岑任主席總裁。孫離粵北去，斥南北武人亂法營私，如一丘之貉。

　　北方段祺瑞派包辦的新國會於一九一八年八月開幕。參議院議長屬交通系（舊交通系），眾議院議長屬安福系，人稱為安福國會【註※】。代理總統馮國璋任期瞬即屆滿，連任為不可能，段祺瑞當選雖輕而易舉，但為直系及輿論所不許。梁士詒、朱啟鈐等倡導改弦更轍，馮、段一同下野，推徐世昌為總統，直系、皖系庶可暫時相安，南北亦可望統一，馮、段表示同意。陸榮廷、唐繼堯、孫中山經梁士詒的運動，均不反對。曹錕、張作霖等亦因梁士詒的運動，一致擁戴徐世昌。馮國璋宣布無意戀棧。同時日本政局將變，段祺瑞的奧援寺內內閣將去，大戰已近尾聲，英、美的注意力東移，上海英國報紙謂段一天在位，時局解決一天無望。段繼馮之後，聲稱俟總統選定，即及時引退。九月四日，徐世昌當選，十月十日就職，以錢能訓代國務總理。段派曾以副總統餌張作霖，曹錕、徐世昌、梁士詒欲留之以待岑春煊，交通系及研究系議員拒不出席選舉會，副總統未能產生。

　　※註：安福系指徐樹錚、王揖唐的安福俱樂部，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新國會選舉，粵、桂、滇、黔、川五省均未參加。安福系議員佔三百四十席，交通系約一百席，研究系二十餘席。參議院正副議長為交通系的梁士詒、朱啟鈐，眾議院正副議長為安福系的王揖唐、劉恩恪。

　　徐世昌當選總統之後，英公使朱爾典勸與南方講和，以免危及中國國際地位。美國國務卿藍辛通知中國公使顧維鈞，準備組織國際銀行團，進行對華貸款。北京英、美人士組織英、美協會，請兩國政府向中國南北雙方調停，上海《字林西報》主由各國共同斡旋。徐世昌宣言以誠心謀統一，以毅力達和平。美總統威爾遜來電，勸息爭統一。總統府美顧問韋洛貝曾擬具南北調和意見書。日本建議英、美、法、義聯合向南北當局致送說帖，希望解決爭端，並決定緩付對華借款，停止財政援助。社會名流熊希齡、蔡元培發起和平期成會，此外尚有全國和平聯合會。總商會、教育會為比較有影響力的民間團體，亦均為和平呼籲。

　　北方當局的心目中只有軍人，代理國務總理錢能訓電請岑春煊及南方軍事領袖先就事實解決糾紛，並請江蘇督軍李純疏通。岑春煊主開南北對等會議。徐世昌得段祺瑞、督軍團同意，命前方罷戰退兵。廣州政府經美國勸說，亦通令休戰。督軍團要求由段祺瑞組閣，為公使團所阻。十二月二日，英、美、法、義正式勸告南北政府速謀和平統一，在統一前不對中國作政治借款，段與督軍團不敢再持異議。李純與南方商定，召開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北京派朱啟鈐為總代表，另有代表各派系的分代表。為了會議地點之爭，廣州遲遲不派代表。先是各國為迫令北方停戰，扣留關稅餘款（關餘），北京政府以庫空如洗，年關即屆，屢向公使團交涉。各國表示南北和談如能在定期內舉行，南方對交款不持異議，即將關餘（一千二百萬元）交還。復對南方表示，如早派代表，可撥給部分關餘【註：南方所得為百分之十三，約九十萬元】。廣州乃以唐紹儀為總代表，亦有各派的分代表。

　　另一爭執為陝西停戰問題。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南北和會在上海租界開幕，南方力爭陝西應在停戰範圍之內，要求停募參戰軍【註：北京攻擊陝西于右任的靖國軍，謂為剿匪。參戰軍為段祺瑞、徐樹錚所募，共三師三混成旅，餉械由日本供給】，取消中日軍事協定，為北方所拒，會議停頓。唐紹儀訴之各國，日本通知北京，停止應付軍火，英、法公使面請徐世昌緩提參戰借款，保證參戰軍不用於內戰，北京始下陝西停戰令。

　　四月，和會重開，主要爭執為國會問題，北方總代表朱啟鈐希望保持徐世昌的位置，為顧全南方的護法立場，主由舊國會追認徐的總統，完成憲法，由新國會通過後，新舊國會一律解散，另行選舉。安福系認為徐世昌與南方勾結，極力反對。章炳麟與國民黨的孫洪伊派以唐紹儀與徐為舊交，疑唐不忠於護法，想作統一後的國務總理，加以攻擊。適「五四」事件發生，人心痛惡北京政府，五月十日，唐要求北方恢復舊國會，不承認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辦法，宣布一切中日密約無效，裁廢參戰軍，撤換罪情顯著的督軍、省長，只認徐世昌為臨時總統。他明知北方無法接受，不過是藉以表明自己的態度。於是和會破裂。

　　六月，英、美、日、法、義五國勸告南北政府重開和會。北京政府受制於安福系，不能作主，國務總理錢能訓去職，安福系當政，八月，以王揖唐為和議總代表，廣州與直系同聲反對。孫中山、唐紹儀不滿軍政府，段祺瑞欲與孫、唐攜手。九月，徐世昌以段派的靳雲鵬組閣，但上海和會終未能恢復。

　　四、赤俄、白俄在滿、蒙、新疆的角逐

　　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忠於俄皇的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D.L. Horvath）在哈爾濱自稱全俄政府總裁。十月革命後，共產黨取得政權，成立蘇維埃政府，哈爾濱的俄國共產黨人起而響應，秩序大亂。中國實行干涉，設置中東鐵路警備司令。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要求中國勿再支持霍爾瓦特，准東北糧食出口，重派中東鐵路督辦【註：庚子拳亂後，中國迄未派中東鐵路督辦】，由中俄組成的混合委員會商討解決中東鐵路辦法，未獲中國同意。同年三月，俄、德媾和，西伯利亞紅黨勢張，白黨屢敗，戰事迫近東北邊境。霍爾瓦特聯合哥薩克謝米諾夫（G.M. Semenov）進兵西伯利亞。日本欲乘機向北滿及西伯利亞擴張，派兵登陸海參崴，誘脅北京政府訂定防敵協定。七月，蘇俄對華表示，願放棄在北滿特權，中國如清償俄人在中東鐵路投資，即可收回。英、美為牽制日本及打擊蘇俄，決以援助在西伯利亞的捷克軍為名【註：二月革命後，前為俄國俘虜的德奧軍中的捷克人獲釋，取道海參崴，準備轉往歐洲西線作戰。十月革命後，又自海參崴折回西伯利亞，對紅軍作戰】，由協約國共同出兵，中國亦在其內。

　　一九一八年八月，日軍自朝鮮、南滿進駐中東鐵路地區。聲言實施中日防敵協定，謀攫取中東鐵路及西伯利亞鐵路，中、美一致反對。一九一九年一月，美、日達成協議，由出兵國共同監理中東鐵路及西伯利亞鐵路，美國負責技術，中國負責警備中東鐵路。七、八月間，聯軍及白俄在西伯利亞失利，中東鐵路罷工，日本嗾使白俄、鬍匪侵擾，以暴露中國之無能。十一月，設立於西伯利亞鄂穆斯克（Omsk）的白俄政府東退，兩個月後為紅軍消滅，蘇俄的地位漸形穩固。時世界大戰已經終結，捷克軍及美、英、法軍先後撤離西伯利亞，惟日本獨留。中東路再度罷工，中國解除霍爾瓦特職務及紅、白兩黨武裝。蘇俄力避與日本直接衝突，並為示好美國，一九二○年四月，另於東部西伯利亞建立遠東共和國，以為緩衝。六月，日軍自外貝加爾撤退，仍據有海濱省南部、黑龍江下游、庫頁島北部及堪察加一部。遠東共和國再三交涉，美國又施以壓力，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始全部退去。遠東共和國以任務達成，十一月，併入蘇俄。

　　俄國革命對於外蒙古的影響更為嚴重。一九一八年，白黨謝米諾夫謀建一大蒙古帝國，紅黨亦不時進犯外蒙古邊境。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陳毅與外蒙官府及帝俄領事商定，由中國派兵協防。一九一九年，謝米諾夫與日人煽惑外蒙獨立，外蒙王公欲依附中國，活佛與喇嘛不願。時段祺瑞已由參戰督辦，改任邊防督辦，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總司令，參戰軍易名邊防軍。是年八月，謝米諾夫侵擾外蒙東部，外蒙王公從陳毅勸告，允取消自治，條件大體商妥。九月，邊防軍一團開抵庫倫，徐樹錚繼至，欲獨成其功，指陳毅措置不當，改訂取消自治善後辦法，迫令外蒙官府及活佛照行。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明令取消外蒙自治，與一九一五年中俄蒙協定。旋派徐樹錚督辦外蒙善後事宜，裁撤庫倫都護使。

　　徐樹錚對蒙古頗思有一番經營，但為情勢所不許，紅軍已控有西伯利亞，白軍與日本窺伺外蒙不已，直系、皖系的決裂在即。一九二○年七月，皖系失敗，邊防軍解散。十月以後，白軍恩琴（Baron von Ungern-Sternberg）兩次進犯。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庫倫不守。同月九日，活佛再度宣布獨立，外蒙淪陷。北京派張作霖為蒙疆經略使，張志在囊括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區，與直系爭雄，聯絡氣味相投的謝米諾夫，有共謀再擁清室復辟之說，更不肯加矢白軍。

　　白軍初攻庫倫時，蘇俄已準備干涉，旋因情況緩和作罷。及恩琴攻陷庫倫，蘇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黨，在恰克圖成立蒙古人民革命臨時政府，乞援於紅軍。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遠東共和國及蘇俄出兵，佔領庫倫【註：恩琴敗逃，一九二一年九月，在海拉爾為紅軍俘虜處死，謝米諾夫走日本】。七月十二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改稱正式政府，仍奉活佛為元首。司衛巴都（Suhe Bator）執政，紅軍繼續留駐。十一月五日，外蒙與蘇俄訂立友好條約，蘇俄承認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為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在雙方領土內不准有反抗或顛覆對方政府為目的之團體、個人或軍隊存在，俄人得在外蒙購置及租借土地，承辦郵電鐵路。同一天，蘇俄承認在紅軍佔領下的唐努烏梁海獨立，改稱唐努拓跋（Tannu Tova）。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蘇俄外蒙又訂立財產權協定，所有外蒙屬於帝俄的房產，一律交還蘇俄。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活佛哲布尊丹巴圓寂。七月一日，外蒙改名蒙古人民共和國，庫倫改名烏蘭巴托（Ulan Bator Hata，意為紅色英雄城），外蒙成為第二個共產國家，亦為蘇俄的第一個衛星國家。

　　紅黨、白黨在中國的第三個角逐地區為新疆。一九一九年六月，中亞阿年闊夫（Annenkov）的白軍為紅軍所敗，逃入新疆塔城一帶，新疆督軍楊增新無力制止。一九二○年五月，紅軍大敗阿年闊夫，但巴奇赤（Bakich）的白軍又至，多至二萬人。五月二十七日，楊增新與塔什干蘇維埃政府訂立伊犁臨時商約，允蘇俄在伊犁、迪化、塔城、喀什噶爾等處派駐領事。一九二一年一月，楊增新將阿年闊夫殘部解決，同年五月，紅軍進入新疆，巴奇赤敗走阿爾泰（阿山道）。九月，為楊增新驅逐，巴奇赤逃往科布多，新疆紅、白兩黨之爭，終告結束。

　　五、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對德宣戰後，段祺瑞埋首內戰，未曾派遣一兵一卒前去歐洲，人譏為「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一九一八年十月，事實上大戰已告終了，協約國忽責中國參戰不力，緩付的庚子賠款與關稅餘款不用於生產以助協約的物資，徒供私爭，編練的軍隊不用於參戰，徒供內戰。是年一月，威爾遜曾對未來和會宣布過十四項原則，主張外交公開，殖民地的處置須尊重居民公意。因之中國仍存萬一之想，希望收回德國在華所有權利，取消中日新約（二十一條），廢止外國在華特殊權利，即取消不平等條約【註：包括廢止領事裁判權經營鐵路、礦產、農、工、郵、電權，屯駐軍警權，庚子賠款，租借地，改專管租界為公共居留地，許可關稅自主，先行提高進口貨物稅率】。

　　一九一九年一月，和會在巴黎開幕，中國代表為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及廣州軍政府所派的王正廷。當討論到有關中國問題時，日本代表謂膠州灣、膠濟鐵路及德國前在山東的全部權利，皆應由日本繼承。顧維鈞加以駁斥，這是中國在外交上初次與強國對抗，國內人心為之大振【註：顧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時年三十】。二月二日，北京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謂顧維鈞全失友誼，今後須改變態度，非得日本同意，不得有所主張，否則採取相當行動。中國代表不顧小幡的威脅，正式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及廢除中日新約節略，謂後者係以恫嚇手段，強迫中國應允，違背參戰國主持正義的原則。三月，提出對德和約節略，四月，提出取消外人在華特權節略。不惟為日本所拒，英、法亦不願取消在華特權，說是此事不在和會權限之內，將來可請國際聯盟注意。

　　中國全力以爭的為德國在山東權利的歸還，日本認為此事涉及到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中日新約，與一九一八年九月的中日換文，縱使中日新約可因中國參戰作廢，中日換文則在中國參戰之後，應屬有效。英、法對日本早有諒解，左袒日本，威爾遜態度軟化，建議將德國在華權利讓與參戰國處理，或交國際聯盟託管，日本均不同意。四月二十二日，威爾遜質問中國代表，謂中日新約的簽訂，係由於日本的最後通牒，但一九一八年九月，大戰停止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壓迫中國，何以中國對於換文仍「欣然同意」。在此不利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允將德在山東權利，暫由英、美、法、義、日接收，以備歸還中國，中國願償付日本用於青島的戰費，開放膠州灣為商埠，劃定外人居留地。日本仍然拒絕，而以退出和會相要挾。四月三十日，英、美、法為其所屈，竟然答應於對德和約內訂明德國前在山東租借地、鐵路、礦產等，悉讓與日本。

　　三十年來，中國的民族意識與日俱增，近年尤視日本為最大的敵人，反日的心理強烈。青年學生復因先進知識分子的鼓勵，愛國情緒高漲。無論中國對於大戰的貢獻如何，畢竟是戰勝國之一。為了協約國的勝利，全國學校放假三天，教員學生狂熱地參加慶祝，以為公理戰勝強權。等到和會的不幸消息傳來，有如當頭一棒，冷水澆背，一切落空，失望憤激達於極點。一是痛恨強國的暴橫如故，公理全為欺人之談；一是遷怒以往辦理對日交涉，現任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輩的罪不可恕。北京大學教授首先嚴詆和會與政府當局，學生與社會領袖同起抗爭。北京外交協會定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示威。北京大學學生以情勢危急，時不可待，號召北京十三個大專學校學生提前發動【註※】。五月四日，三千餘學生齊集天安門，人手一旗，寫「保我主權」、「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高呼「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巴黎和約簽字」、「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口號。大隊先赴使館區，要求英、法勿助紂為虐，為中外軍警所阻，即按預定計劃，直趨曹汝霖住宅，人數已增至四千餘，群情愈憤，揭破門窗，打毀器物，曹汝霖匿避，在場的章宗祥被毆，房屋起火，學生三十二人被捕。第二天，各校罷課，是後三十餘日，因北京當局採取高壓手段，風潮擴大，不僅各地學生罷課，商民工人，亦罷市罷工【註：關於五四事件由來與以後演變，見第十四章第一節】。

　　※註：國民外交協會領導人多屬研究系。梁啟超於大戰後遊歐洲，三月二十四日自巴黎致電該會，論青島問題，責一九一八年中日山東問題為自縛，訂約人須負其責，四月二十四，梁續電該會，請警告政府與國民，嚴飭中國代表萬勿簽字和約。五月一日，國民外交協會，分電陸徵祥等及美、英、法、義四國，全力抗拒。三日，又議決如中國要求不遂，即請政府撤回代表，並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親日派認研究系謀借外交作政爭，鼓動學生與政府為難。按此時國民外交協會實際負責人為林長民，態度最稱積極，與北京大學教授不時接觸，但亦有人詆梁啟超主張簽字，並有勾結法人之事，據云係王正廷所為。

　　中國代表得悉英、法、美對於山東問題處理辦法之後，要求將歸還德國在山東權利一層列入德國和約被拒。五月六日，和會宣讀和約草案，中國代表改請於中國代表簽名之下，證明對於有關山東條款保留，仍遭拒絕。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惟恐失日本之歡，又以和約中若干規定，對中國尚屬有利，例如德國放棄辛丑條約所得權利，交還天津、漢口租界，倘不簽字，不僅不能獲得，且不能加入國際聯盟，大有礙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將來山東問題須與日本直接交涉，日本或有軼越範圍舉動，中國更蒙不利。但在舉國反對聲中，不敢明白表示，命代表相機辦理。六月二十四日，中國代表再行讓步，初請將保留事項，作為和約附件，繼請在簽字前由中國代表致書和會，聲明保留，復要求僅用聲明，不言保留，皆一一被拒。二十八日為和約簽字之日，中國代表作最後掙扎，再商英、法、美三國，如不妨礙日後中國提請重議山東問題之權，即可簽字，原函遭到退回。這時他們已無路可走，寓所又為中國學生工人包圍，和約遂未簽字。中國的委曲遷就雖終於失敗，總算步向自主外交，不甘任聽強國擺佈。至於對奧國的和約，則於九月十日照簽，取消辛丑條約內奧國的權利，收回天津奧國租界，中國亦因之得為國際聯盟的一員。同月十五日，中國宣布對德戰爭終了。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德訂約，邦交恢復，一切平等。

第三節　循環的內戰

　　一、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

　　直皖兩系軍閥之爭，並未因徐世昌上台而緩和，反而愈趨尖銳。直系在中央的勢力不及皖系，但據有直隸及長江三省形勝財富之區，外聯南方的桂系，復有聲譽鵲起，能戰敢言的吳佩孚，其勢確不可侮。馮國璋未得蟬聯總統，直系公開向皖系進攻。所採策略，第一為對內繼續主和，打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吳佩孚逕與南方協議停戰後，進而反對選舉總統，段斥其妄談政治，吳反唇相譏，不顧段的威嚴，並勸阻徐世昌勿就非法總統，作人傀儡。徐世昌以種種原因與南方議和，不能不謂為直系在政治上的勝利。議和無成，吳再三詆責安福系。第二為對外明白反日，反對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置，反對北京政府逮捕學生，等於聲討段的親日賣國，摧殘愛國青年。一九二○年一月，全國各界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吳亦連電力爭，立場與國民一致，大受讚揚，被視為愛國軍人。第三為聯絡其他與皖系利害矛盾的軍閥，特別是奉系。張作霖因惡徐樹錚而惡段，轉聯曹錕【註：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馮國璋病卒，曹錕繼為直系首領】，支持與安福系不睦的靳雲鵬組閣。吳佩孚要求自湖南撤軍，段擬罷免河南督軍趙倜，代之以吳光新，阻止吳佩孚的歸路，隔斷曹錕與長江三省的聯絡。曹錕、吳佩孚支持趙倜，盛傳直、蘇、鄂、贛、豫、奉、吉、黑八省同盟，皖系亦有魯、皖、浙、閩、湘、晉、陝、甘、熱、察、綏十一省同盟之說。

　　南方陸榮廷及湘軍總司令譚延闓與直系結為一體。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暴戾為軍閥之尤，湘人恨之入骨，「驅張」運動，如火如荼。吳佩孚與陸、譚協議，由吳率軍北上，與皖系一決雌雄，一任南軍攻取湖南。一九二○年三月，吳得廣州軍政府六十萬元之助，開始撤防，不理北京的制止令。五月，吳離衡州，順湘江而下，軍威甚壯，張敬堯目送其過長沙，不敢阻攔。譚延闓的湘軍跟踪而進，連下長沙、岳州，張敬堯部奔潰，湘人到處截擊，幾成為南人仇殺北人之勢，是後湘境無北軍。此為直皖兩系戰爭的序幕。

　　吳佩孚抵漢口後，聲稱「順從民意，主張正義，消除奸惡，促成和平，力爭外交，一俟軍隊運輸完畢，即日揮戈北指」，無異對段祺瑞的宣戰書。張作霖應徐世昌召，入京佯事調停，實與直系共謀推倒皖系。段組織定國軍，討伐曹錕、吳佩孚，曹錕與張作霖、李純通電討伐安福系；段的兵力約七萬人，曹部約三萬人，奉軍約二萬人，主力集於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帶。日人助段軍，曹錕要求外交團制止。日本以英、美同情直系，有所顧慮。吳佩孚斥段「認賊作父，……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今日之戰，為救國而戰，為中華民族而戰」，激昂慷慨，人心無不殷望其掃蕩親日派，惟恐其不勝。此為直系戰勝的最大原因。

　　七月十四日，戰鬥開始，分東西兩線，三天後，西線皖軍敗於北京、保定之間，東線直軍得奉軍之助，亦獲勝利。兩年來段祺瑞在日本扶植下，編練的數萬邊防軍大半覆沒。段祺瑞罷職，徐樹錚等被通緝【註：對於段派的處分，徐世昌、張作霖均主從寬，僅通緝徐樹錚、段芝貴、王揖唐等，均由日本公使館收容。計洪憲帝制、張勳復辟、及此次被懲要犯，無人真正受到罪罰，日後均免通緝，大都再出任官】，安福俱樂部解散，新國會消滅。把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失勢，代之而興的為曹錕、張作霖。

　　兵與槍為軍閥的命脈，權利與地盤是他們爭奪的目標。段軍敗後，直軍、奉軍爭相收繳段軍的兵與槍。戰勝段軍以直軍之功為大，奉軍因利乘便，將段軍槍砲捆載而去，直軍至為不平，此為直奉交惡之始。對於整個時局，吳佩孚主開國民大會解決。國民大會由農會、工會、學生聯合會代表組成，制定憲法，審查中外條約、密約及政府所借外債與用途，決定總統、內閣問題，深得社會及內外稱頌。吳自以為汗馬功高，一言九鼎。張作霖悍然反對，斥吳不過是一師長，無資格妄言國事，吳愈為憤憤。內閣總理靳雲鵬在直皖戰前為安福系逼走，戰後得曹、張的擁護而復起。

　　至於地盤的分配與軍隊的擴張，以及戰勝者的加官晉爵，為當然之事，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仍兼直隸督軍，吳佩孚任直魯豫巡閱副使，駐紮河南洛陽。李純任蘇皖贛巡閱使，仍兼江蘇督軍，曹、吳部新增五六萬人，合舊有之眾，約十餘萬人。張作霖先已是東三省巡閱使，現在又得到察哈爾、熱河兩區，所部號稱二十餘萬。不久李純暴卒【註：官方宣布李係自殺，或云遭人謀害】，張作霖保張勳繼任，直系力爭，李部師長齊燮元以近水樓台，作了江蘇督軍，北方成為直系、奉系大軍閥對峙之局，內閣全視他們的愛惡為去留。總統徐世昌全恃彌縫撥弄，苟延殘喘。

　　二、南方的桂系、滇系、國民黨與聯省自治

　　北方軍閥火併，南方亦互訌不已，一方面為桂系及政學系（會）；一方面為滇系及國民黨。孫中山離粵後，軍政府完全受桂系、政學系把持。一九二○年二月，唐繼堯為駐粵滇軍統率問題，聯合國民黨與桂系、政學系相爭【註：駐粵滇軍原由李烈鈞統率，經政學系運動，改歸李根源。唐繼堯命仍受李烈鈞節制，桂系助李根源，李烈鈞戰敗】。軍政府總裁伍廷芳及參眾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相繼而去。四川熊克武曾與唐繼堯合力驅走投靠段祺瑞的督軍劉存厚，後因不堪唐的凌迫，轉附政學系，為唐及親國民黨的川、黔軍所敗。熊以川人治川為口號，聯合附唐的川軍將領劉湘，並與劉存厚言和，轉敗為勝，滇、黔軍退出四川。同一時期，廣州亦起重大變化，軍政府卒為國民黨推翻。是後南方內爭，仍然不已，四川尤戰無虛日。

　　孫中山主持軍政府時，將粵軍二十營收歸直轄，由陳炯明率領，移駐粵東。及孫中山去職，陳炯明懼為桂系所乘，積極進攻閩南，佔有漳州等地，實力漸增，成為國民黨的唯一武力【註：一九一九年十月，中華革命黨正式改名中國國民黨】。桂系與直系一氣，國民黨與皖系聯交。孫中山乘直、皖之戰，促陳炯明攻粵，由皖系的福建、浙江督軍濟以餉械。一九二○年八月，陳炯明回師，粵人痛惡桂軍，其情形一如湘軍之驅逐北軍。十月，岑春煊、陸榮廷宣言解除軍政府職務，廣東督軍莫榮新於勒索商民巨款後出走，粵軍入廣州。孫中山宣布軍政府依舊存在，陳炯明任廣東省長。三個月前桂系助直系推翻皖系，現在皖系又助國民黨推倒桂系，南北繼續對立。

　　一九二一年初，舊國會在粵重開，孫中山擬改軍政府為正式政府，以期內收統馭之效，外以對付列強【註：南北和談時，公使團以部分關餘歸廣東軍政府，孫中山回粵，公使團謂軍政府不能代表南方，停止撥付。孫擬強行接收海關，外國軍艦示威阻止，孫至為憤慨】。陳炯明欲保境自守，獨有廣東，阻撓未成。五月，孫中山就任總統，轄區僅有廣東，而廣東的實權則在陳炯明之手【註：陳炯明除任廣東省長、粵軍司令外，孫中山又畀以內政、陸軍部長】。北方軍閥及公使團對孫一致反對，廣西陸榮廷陳兵粵邊，準備東侵。六月，粵、桂之戰再起，粵軍先下廣西梧州，八月再下南寧，李烈鈞所統滇、黔、贛聯軍亦佔領桂林。但西南其他各省仍不奉孫的號令。

　　辛亥革命期間，已有仿行美國聯邦政體之議，但民國政府仍然是中央集權制。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實行獨裁，地方分權之說又起。及南北分裂，主張聯邦制者漸多。為避用「邦」及「分權」字樣，改稱「聯省自治」。先由各省制成省憲，組織省政府，實行自治，再由聯省會議，制定聯省憲法，組織中央政府。實際是為了遷就軍閥割據，希望達成表面的統一。南方軍閥地狹力弱，但圖自保，殘餘皖系督軍恐被吞噬，均表贊同。直系軍閥地廣兵眾，吳佩孚踵行段祺瑞的政策，思席捲海內，反對最力。孫中山認為中國之亂，由於軍閥之目無法紀，大軍閥自恃暴力，攘奪權利，固然須予以摧毀，聯省自治無異保護小軍閥，使各佔一省，說不上自治，徒只削弱中央，不能統一。

　　民國初年，倡導聯邦制的多為湘人，如政論家章士釗、李劍農。其後湖南以受北洋軍閥及南北戰爭之禍獨甚，名流熊希齡正式提出聯省自治說。北軍被驅逐後，湘人謀置身南北之爭之外，保持中立，進行益亟，研究系力贊其成。直、皖之戰甫了，一九二○年七月，湖南省長兼總司令譚延闓即宣布自治，創制省憲，「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採行民選省長制，以維湘局」。梁啟超與熊希齡為草自治根本法，各公團反對省議會包辦，軍人又相傾軋，變亂頻作。十一月，譚延闓去職，由師長趙恆惕繼任，剪除異己，一九二一年四月，完成湖南省憲法草案。

　　雲南唐繼堯對四川用兵失敗，宣布閉關自治。一九二○年，率領黔軍自四川返貴州的盧濤，逐走督軍劉顯世，亦樹自治旗幟。同年熊克武、劉湘宣布四川自治，劉湘任總司令。一九二一年，自四川退回雲南的滇軍師長顧品珍驅走唐繼堯，仍以自治號召。北方各省議會及各團體同在作自治運動，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各省自定省憲，實現地方自治」通電，尤為轟動，湘、黔、川、滇當局同聲以應，此為聯省自治的高潮。

　　湖北督軍兼兩湖巡閱使王占元為一庸才，而野心勃勃。一九二一年初，召集湘、贛、川、滇、黔、桂代表會議，自居盟主。是年四月，北京內閣總理靳雲鵬邀曹錕、張作霖會於天津，王亦在內，商分配地盤及改組內閣問題。東三省外，劃蒙古、熱河、察哈爾、綏遠為奉系的勢力範圍；直、魯、豫外，劃陝西、甘肅、新疆為直系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及川、滇、黔為王的勢力範圍。

　　王占元督鄂六年，專事聚斂，此次北上，所領軍費悉飽私囊，不發軍隊欠餉。六月，宜昌兵變，武昌、沙市繼之【註：宜昌、武昌兵變，波及英、美僑民，漢口領事團要求賠償，外人住所附近二十里不得駐軍，增加領事館衛隊】。鄂人請湖南出兵助成自治，湖南正苦兵多將驕，謀向外發展，消滅內憂，擴大聯省自治運動。四川軍閥互不相下，亦欲以湖北為外府，奪據西南鴉片集散地的宜昌。七月二十九日，湘軍總司令趙恆惕獲皖系財力的支持及鄂籍國民黨人蔣作賓的合作，以援助鄂人自治的名義，進攻湖北。王占元屢戰屢敗，直系的蕭耀南代為湖北督軍，吳佩孚代為兩湖巡閱使。湘軍知非直系之敵，趙恆惕與吳有舊，希望吳贊成聯省自治，南北政府一併取消，另組統一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先制省憲，再制國憲。梁啟超為解湖南之危，勸吳與湖南提攜。吳均不之聽，水陸並進，大敗湘軍。以張作霖眈眈虎視，孫中山已定廣西，準備北伐，湘軍大有與之聯合可能。加之川軍已入鄂西，急須移師迎擊，因於攻下岳州後，未再續進。趙恆惕以兵敗力竭，九月一日，透過長沙英國領事的調停，與吳會於岳州英國兵艦，訂立和約。同月，進攻宜昌的川軍受到英、美、法、日領事的干涉，不久為吳拒退。

　　吳佩孚雖然戰勝，但違背了希望自治的人心，譽望大損。他仍欲行其由國民大會改造政局主張，授意張紹曾發起國是會議，復因張作霖反對而不成。湘人恐湖南再成南北戰場，遂於倉猝之間完成省憲，一九二二年一月實施。省長仍是趙恆惕，省務院院長為倡導聯省自治的李劍農，湖南算是唯一具有自治形式的省份，聯省固為空談，自治亦徒有其名。

　　三、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第一次大戰以來，日本獨步東亞，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中對於山東問題不得不屈意將順。美國輿論至為不滿，參議院拒不批准凡爾賽和約，不參加國際聯盟，美、日衝突益烈，國際情勢緊張。英國與日本有同盟條約，懼捲入漩渦，日本在東亞的擴張，對英同樣不利。於是美、英協議，由美國總統哈定（WG Harding）邀請有關國家定期在華盛頓討論限制軍備及太平洋與遠東問題，期約束日本、補救巴黎和會的不當措置。與會的有美、英、日、法、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及中國九國。

　　中國朝野對於此次會議的興奮過於巴黎和會，以為多年來所受的外來侵害有了陳訴的機會，尤其是日本給予的壓迫，希望加以制裁，民間紛組支援團體。北京政府派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大理院院長王寵惠、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為代表。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伍朝樞未赴。全國商會聯合會、教育聯合會推余日章、蔣夢麟為國民代表，有監視政府代表之意，留美中國學生亦積極活動。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會議揭幕，分限制軍備委員會、太平洋與遠東委員會，前者由英、美、法、日、義組成，後者由九國組成。十二月十三日，英、美、法、日簽訂四國公約，互相尊重大平洋區域主權，取消英、日同盟條約【註：藍辛石井協定至一九二三年廢止】，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英、美、日、法、義簽訂海軍條約，規定主力艦比率。

　　國際氣氛對中國殊為不利，有共管之說。日本主張討論的問題，不得涉及已成事實。英國謂滿洲不屬於中國，法國謂中國並無代表全國人民的政府。中國希望將有礙中國主權及無條約根據的外人在華行事分別廢止或修正，提出十項原則，要點為：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行政獨立；中國贊成門戶開放主義，如無中國參與，各國不得訂立直接關於中國的條約，各國宣布有關在華特權的成約，由會議審查，未宣布者視為無效；對於中國政治、法權、行政自由的限制應予廢止；無限期的成約，須附以限期，如有戰爭，應尊重中國之中立權。美國代表魯特（E. Root）改併為四條，簡稱魯特原則，於十二月一日通過：一為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二為給予中國完全無礙的機會，期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穩定的政府；三為施用各國權力，保障在華的商務、實業的機會均等；四為不得利用中國現狀，取得特別權利，致減少友邦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妨友邦安全的舉動。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九國訂立公約，允遵守此四項原則；為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得有效的實施，各國不在中國某區域謀取或協助其本國人民謀取商務或經濟發展的優越權利，不剝奪他國人民的合法經營，不贊助在中國設立勢力範圍，或獨享機會的任何民間協定。

　　關於具體事項的處置，一為關稅，中國要求逐步實行自主，結果是召開修改稅則委員會，切實值百抽五，再召開關稅特別會議，討論裁釐加稅，先徵進口貨附加稅百分之二點五。二為領事裁判權，中國要求取消，結果是由各國組織委員，考察在華領事裁判權及中國司法現況，各國逐漸或以他種方法，放棄領事裁判權。三為外國在華軍警，中國要求撤退無法律根據的外國在華軍警【註：指日本軍警而言。辛亥革命時，日本派兵駐漢口，一九一四年日兵侵入山東。南滿鐵路地區日軍應與中東鐵路俄軍同撒，一九一七年後俄軍已無，日軍仍留，南滿日本警察始於一九一七年】，並不涉及辛丑條約各國的駐兵權與租界警察，結果是如中國能保護外人安全，其無條約或協定許可的外國軍警，經中外會同調查後，各國可自行決定撤與不撤。四為租借地，中國要求收回，日本謂膠州灣問題正與中國談判，旅順、大連斷不放棄。英國謂日本如放棄膠州灣，亦願放棄威海衛，但九龍仍須保有。法國對於廣州灣立示與他國一同行動。五為外國在華郵局與無線電台，中國要撤廢，各國以在華郵局無條約根據，雖知理屈，但中國應保證不變更外國郵務總辦的地位，僱用若干日本人為郵政官員。至於無線電台，有條約依據者，只准收發官電，無條約依據者，由中國收購。租借地、南滿鐵路附屬地、上海法租界電台，可由中國與有關國家商討解決。六為各國不得擅訂有關條約，已訂者交會議審查，日本反對最力，結果是此類條約，應送會議秘書處存案，以後所訂，應通知各國。

　　總之，九國公約所訂原則，概不追溯已成事實，仍舊維持現狀，不過以後不得復有這類行為。關稅切實值百抽五，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實施，關稅特別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召開【註：切實值百拍五係再度申明，關稅特別會議因法國對庚子賠款堅持用金佛郎支付，一九二五年六月始批准九國公約，故延至是時】，允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實行自主，在釐金廢除前徵收進口貨附加稅百分之二點五，奢侈品百分之五，釐金廢除後，一律為百分之十二點五。領事裁判權問題，一九二六年由各國所派考察代表草成報告，俟中國司法改善後，再商逐漸廢除。撤退外國軍警無一國肯志願照辦。交還租地問題，膠州灣另案辦理，威海衛遲至一九三○年始行交還，廣州灣、旅順、大連的收回則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之事，中國真正所得為一九二三年一月外國郵局的撤廢。

　　巴黎和會後，山東問題仍為懸案，中國不願與日本直接交涉，原因之一為此問題乃由於世界大戰而來，應由參戰國家處理。其次是怕難以抵抗日本的壓力，如通過國際會議，可望較為有利。日本原想在會議前與中國解決，中國上下反對。但英、美不願在會議中討論，建議中、日於會議外相商，由英、美從旁協助。中國希望完全收回膠州灣，願自行開為商埠；膠濟鐵路歸還中國，資產歸中、日均分，日本所佔半額，由中國贖回；日本對德國前在山東權益，不為何等要求，並拋棄濟順、高徐兩鐵路權利，交回租借地內官有財產及青島海關等。爭執最烈的為膠濟鐵路問題，日本要求借日款收回，中國主張用現款或分期收購。新任內閣總理梁士詒面告日公使小幡酉吉，將以借款自辦，雖未明言向日本借貸，而語意含糊兩可，各方紛紛反對。經英、美調停，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中日山東懸案條約簽字，中國收回膠州灣及海關權，膠濟鐵路於十五年內分期付款贖回，沿線日軍定期撤退，濟順、高徐鐵路借款權讓與國際銀行團【註※】。同年十二月，膠州灣實行收回，付日本公產償款一千六百萬日元。次年一月，收回膠濟鐵路，贖款為四千萬日元。

　　※註：大戰期間，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變為英、法、日三國銀行團。一九一九年美與三國合組對華借款團，名曰新銀行團，並允許日本的要求，滿蒙地區不在新銀行團借款範圍之內。一九二○年九月，美、英、法、通知中國，俟中國統一，新銀行團即援助中國之開發計劃，終未成事實。此處及以下所謂國際銀行團，俱指新銀行團。

　　關於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與換文，中國要求全部廢止，日本拒絕討論。山東問題解決後。日本宣言願將其中有關南滿、東蒙鐵路借款權及稅課作抵的借款權讓與國際銀行團，放棄南滿財政、軍事、警察顧問權，撤回二十一條第一號的保留權。最後是將中國的要求、日本的宣言、美國的聲明，列入會議記錄。

　　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不無所得，山東問題總算有了解決辦法，關稅稍有改進，九國公約亦不失為均勢之下的一種保障。但是中國不惟毫無乘時振奮之象，軍閥反益埋頭內戰，列強繼續用為互爭工具。

　　四、吳佩孚的霸權

　　袁世凱為民國北洋軍閥的鼻祖，繼之者為段祺瑞。段倒後，吳佩孚崛起，漸成為北洋第三大軍閥，和他相抗的為張作霖。吳戰敗湘軍，身兼兩湖巡閱使，直魯豫巡閱副使，黃河、長江流域諸軍閥唯其馬首是視，張作霖愈為妒嫉。地盤之外，復爭欲控制中央政府。交通系的財政、交通總長周自齊、葉恭綽與內閣總理靳雲鵬不睦去職，代之者為直系的高凌霨、張志潭，仍不能解決財政困難。借款不得，到期外債無法償付，國內公債超出三萬萬元。軍隊欠餉，官吏欠薪，以致停止辦公。交通系首領梁士詒運動張作霖聯合皖系國民黨，共倒靳雲鵬以制直系。

　　華盛頓會議准許中國關稅切實值百抽五，加徵進口貨附加稅百分之二點五，直系奉系無不垂涎。張作霖推梁士詒組閣，徐世昌亦欲去靳雲鵬。傳張志潭為吳佩孚獻策，可暫聽梁組閣，然後榨取大宗軍餉，不從則攻而去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梁代靳為國務總理，吳要索欠餉，梁無以應【註：梁士詒發行鹽餘公債九千六百萬元，名為償還內外短期公債，百分之四十用以償還日本短期公債，因無切實相保，債券慘跌，持券人多為之破產。鹽餘係指擔保善後大借款的鹽稅收入的餘額】。吳轉以山東問題，詆梁擅允借日款贖膠濟鐵路，「勾援結黨，賣國媚外」。以後類此的電報，雪片飛來，聲言「如有敢以梁士詒借日款及共管鐵路為是者，則其人即梁之謀主，即屬全國之公敵」，無異明斥張作霖，並限梁於七日內下野，有如直皖戰爭前夕討伐安福系的文電複本，而激烈堅決過之。直系督軍亦聯請罷梁，否則與內閣斷絕關係，此又如督軍團之要求對德宣戰、解散國會的重演，外交成為軍閥攻擊對方的主要理由，親日賣國更是罪不容誅，愛國救國為最動聽的口號。徐世昌知梁不能留，諷其引退。次年一月二十三日，梁只得出京，請假而不辭職，在位不足一個月。

　　張作霖初不作表示，先由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發言，謂「愛國必以其道」。再由張作霖要求徐世昌宣布梁士詒有無賣國行為，並請整飭紀綱。二月，孫中山下令北伐，奉軍開始動員，向山海關內增兵。吳佩孚雖決心一戰，曹錕尚無意與張決裂。張態度強硬，要求吳佩孚自洛陽回兩湖巡閱使本任，聽梁士詒銷假視事，聲稱「以武力為統一後盾，凡有干政亂紀者，視為和平統一障礙，願執殳先驅，與眾共棄」。直系大憤，一致主戰，吳斥張把持中央，為梁保鏢。時孫中山與陳炯明失和，北伐頓挫，情勢對奉系、皖系不利。盧永祥建議由曹錕、張作霖面晤，張允而曹拒。吳佩孚利在速戰，詆張為「盜閥」，梁為「財閥」，同惡相濟，布列張的十大罪狀。奉系將領亦惡聲相報。張聲言「簡率師旅」，與曹、吳周旋。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直奉之戰開始，直軍約八萬人，奉軍約十萬人，規模較直皖之戰為大，戰場與直皖之戰略同，主力戰仍在北京西南。五月四日，奉軍戰敗，河南督軍趙倜暗通奉系，誤信奉軍獲勝，突襲鄭州，為直系的馮玉祥所敗。盧永祥受制於江蘇督軍齊燮元，孫中山為陳炯明所牽，均不能與奉軍配合行動。東京雖有「張作霖後援會」，以華盛頓會議甫畢，國際局勢不許日本政府公然給以支持。公使團組織海陸聯軍警備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島，不准中國於京奉鐵路線駐軍，對奉系亦屬不利。事後張作霖責英國援助吳佩孚。至於國內人心，對吳的觀感雖非昔比，對張尤為憎惡。吳的反日愛國文電仍有其號召力。張的武力統一口號，徒召社會反感，梁士詒又為十手所指的洪憲帝制犯，梁所引用的新交通系及取消通緝的安福系人物、均為眾所不齒的親日派，決定直奉勝負的並不全在疆場。

　　勝負既定，北京政府照例懲處敗者，梁士詒再被通緝，張作霖免職查辦，梁避入租界，張宣布東三省獨立。吳佩孚以兵力財力疲竭，又恐進兵關外召來日本的干涉。南方問題亦待應付，由英人調停，奉軍退回東北，直軍不再追擊。六月，再經英、美教士斡旋，雙方在秦皇島英軍艦訂立和約，情形與上年九月湘、鄂的岳州和約同。經此一戰，奉系喪軍數萬，失去了熱河、察哈爾地盤及對北京的左右力，勢力暫局於東三省，秣馬厲兵準備再與直系一戰，吳佩孚的威勢如日中天，睥睨一世，準備一統宇內。

　　徐世昌憑其陰謀權術，利用馮國璋、段祺瑞的水火取得總統，標榜和平統一，但三年多來，內戰日烈，分裂如故。法統為南北爭執的癥結，吳佩孚一向視徐的總統為非法，戰勝皖系後曾主張開國民大會，決定總統問題。及戰勝湘軍，又擬開國是會議，雖皆未成，而去徐之心仍存。一九二一年冬，奉、皖、粵結為反直系的聯合陣線，謀推孫中山、段祺瑞為總統、副總統，梁士詒為內閣總理，另行組織國會【註：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孫中山派往奉天的代表伍朝樞告瀋陽美國副領事Calvin Huston，謂已與張作霖商就】。吳佩孚授意滯留北方的舊國會議員，發表宣言，主張重開舊國會，完成憲法，不僅可打破奉、皖、粵三方面的企圖，徐世昌亦非去不可，同時又使孫中山失去護法藉口，可謂一舉數得。直奉開戰前夕，吳再唆使張紹曾通電，由舊國會行使職權。奉系敗後，舊國會議員在天津商定了恢復法統計劃。五月十四日，吳佩孚通電徵求恢復舊國會意見。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首先贊成，請黎元洪復職【註：孫傳芳原為王占元部下的師長，湘、鄂戰時，受知於吳佩孚，任長江上游總司令，駐防宜昌】。

　　吳佩孚徵求恢復舊國會意見的同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希望「好人」過問政治，實現一個「好政府」。八天後，蔡又列名梁啟超等的通電【註：列名蔡元培等宣言的有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李大釗、梁漱溟、丁文江、陶行知等十六人。李大釗致書中國共產黨，謂好政府主張為解決政治糾紛的唯一辦法，列名梁啟超等電報的，尚有熊希齡、汪大燮。按一九一七年，梁反對舊國會最力】，贊成恢復舊國會，孫傳芳電請徐世昌、孫中山一同引退。六月初，徐世昌離北京，曹錕、吳佩孚及直系督軍請黎元洪復職，蔡元培及北京學界勸孫中山下野。黎以廢督裁軍為復職條件，無異與虎謀皮。

　　六月十一日，黎元洪重任總統，以顏惠慶為內閣總理【註：顏惠慶曾長外交部，與顧維鈞等被稱為外交系】，召集舊國會。顏惠慶以無術應付財政問題，月餘後辭職，由王寵惠代理，意欲借王與國民黨的關係，與南方和解。孫中山因在廣東失勢，北來上海，發表宣言，主由合法國會行使職權，實施兵工計劃，發展實業，並告美國記者，如國際銀行團援助中國政府，從事建設，願前往北京，以謀統一。王寵惠與孫洪伊、李大釗以吳佩孚曾邀孫中山北來，於是從中撮合【註：孫洪伊與直系及孫中山均有淵源，李大釗與孫洪伊關係甚密，吳佩孚的幕僚白堅武又為他的同學】，九月，王寵惠正式組閣。王為主張好人過問政治者，人稱他的內閣為「好人內閣」。與吳佩孚接近的某閣員，謂孫中山、吳佩孚均贊成裁兵，反對外國侵略，理應攜手，中國共產黨亦說孫、吳合作為好現象。孫、吳曾派代表互訪，合作似頗有可能。以彼此立場距離仍遠，卒歸不成。

　　駐天津的直系省長王承斌惡吳專斷，時向駐保定的曹錕媒譖，人稱為「津保派」，吳駐洛陽，人稱為「洛派」。津保派疑吳欲擁孫中山為總統，決先倒王寵惠，再及黎元洪，擁曹錕為總統，唆使眾議院議長吳景濂發難，許以未來的內閣總理。十一月，吳景濂誣財政總長羅文幹受賄。黎元洪亦恐孫、吳合作，於已不利，下令逮捕羅文幹，吳佩孚指為違法。曹錕詆羅納賄瀆職，王承斌斥吳佩孚為王寵惠的「保鏢」，吳佩孚宣稱不再過問，王內閣遂倒。

　　張作霖於黎復職前夕，正式宣布東三省自治。盧永祥謂黎的任期已由馮國璋代理完畢，無職可復，宣布廢除浙江督軍，稱軍務善後督辦（簡稱督辦），不奉北京命令。江西督軍陳光遠為北伐軍所敗，黎元洪改江西督軍為督理軍務善後事宜（簡稱督理），與盧永祥的廢督均為換湯不換藥。南方各省內部互相廝殺，予吳佩孚以入侵機會。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為吳的極盛時期，控有十五省區。在他五十歲的生辰，到洛陽祝賀的顯要數百人，譽之者謂「八方風雲會中州」【註※】，其實他的霸權已是日薄崦嵫。

　　※註：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初七）為吳的五十歲生日，康有為賀聯云「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雲會中州。」時直隸、河南、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福建督軍為直系嫡派，附屬直系的有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湖南、熱河、察哈爾、綏遠。此外貴州、四川曾短期受吳支配。

　　五、無休止的南方戰亂

　　一九二一年，粵軍平定廣西之時，湘、川軍正分向湖北，直系、奉系衝突方烈，孫中山急圖北伐，以推翻吳佩孚為第一目標。陳炯明志在割據，不以北伐為然。是年十二月，孫移駐桂林，準備北出湖南。一九二二年初，直奉之戰，如矢在弦，張作霖、段祺瑞約孫共同行動，雲南顧品珍亦實行出兵，唐繼堯為奪回雲南，不服孫的制止，自廣西進攻，顧品珍敗死。黔軍袁祖銘受吳佩孚之命，自湘西攻佔貴州。川軍內訌，無暇外顧，湖南趙恆惕拒絕孫中山假道，陳炯明的離心尤令孫難行其志。不得不變更計劃，自桂林潛師回粵，罷黜陳炯明。陳以所部遠戍廣西，無力抵抗，東退惠州。孫為及時配合直、奉之戰，即赴韶關督師，進攻江西。

　　陳炯明免職後，所部自廣西回粵，盤踞廣州，要求恢復陳的廣東省長及粵軍總司令，孫返廣州鎮撫。六月十六日，陳軍將領請孫與徐世昌一同下野，實行圍攻總統府，較北方軍閥之對待徐世昌更為狠毒，孫避往軍艦，北伐軍許崇智部回師討伐無功，敗回江西。八月九日，孫去上海，廣東復為陳炯明所有。

　　福建督軍李厚基於皖東失敗後，轉投直系。一九二二年十月，孫中山、徐樹錚策動閩北駐軍會合許崇智部將李逐走，為了收復廣東，孫又聯絡在廣西的滇軍將領楊希閔、桂軍將領劉震寰及江西粵軍進攻廣州，陸榮廷的舊部沈鴻英共同行動【註：滇軍分兩支，一為楊希閔統率，一由朱培德統率。楊為顧品珍舊部，唐繼堯重有雲南後，楊部轉入廣西。朱為李烈鈞舊部，北伐失敗，亦退廣西，實力遠不及楊，沈鴻英的桂軍受岑春煊指使，謀乘機奪取廣州】。一九二三年一月，奪回廣州。許崇智軍離閩返粵，福建為直系的孫傳芳所得。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重蒞廣州，改稱大元帥，不再言護法。四月，吳佩孚嗾使沈鴻英叛變，為楊希閔、劉震寰及粵軍所敗。五月，東江陳炯明軍東佔潮州、汕頭，西犯廣州，而以十一月為最猛烈，廣州幾乎不保。此後成相持之局，廣東半為孫中山所有，半為陳炯明所據。

　　川，滇、黔、湘、桂五省的內爭，從未停止，四川尤甚。一九二二年，劉湘系的楊森與熊克武系爭奪防地，劉存厚的舊部鄧錫侯等助熊，楊森敗走鄂西。一九二三年，熊又與鄧相戰，楊森得吳佩孚之助，回川援鄧。時唐繼堯又向外擴展，助劉顯世驅逐貴州的袁祖銘。吳佩孚為先定四川，命袁入川援楊森、鄧錫侯。唐繼堯與國民黨助熊克武，四川復成為南北角逐場。吳佩孚兵多械足，一九二四年，熊克武兵敗離川，滇軍退回雲南。吳佩孚以楊森為四川督理，袁祖銘復返貴州，擊走劉顯世。

　　湖南、廣西的變化與以後的大局關係較大。湖南派系之爭未因自治而平息。國民黨支持譚延闓，吳佩孚支持趙恆惕。一九二三年，譚受孫中山命，自粵返湘，各將領紛起響應，趙得吳佩孚及外國軍艦之助，轉敗為勝，譚軍退回廣州。

　　一九二二年，廣西陸榮廷部乘孫中山、陳炯明之爭而再起，號稱自治軍，李宗仁為其一，與奉孫中山號令的黃紹竑、白崇禧聯合，得西江粵軍李濟深之助，佔有梧州【註：李宗仁出身陸軍小學，黃紹竑、白崇禧均保定軍官學校畢業，較有新知，白尤有才略，李濟深為廣西人】。據有桂林的沈鴻英，與據有南寧的陸榮廷互爭雄長。一九二四年，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先敗陸榮廷，再敗沈鴻英，成了廣西的新興勢力。

　　六、匪禍與曹錕賄選

　　內戰為軍閥所造成，匪亂為內戰的副產品。搜括、招兵是軍閥爭城爭地的並行手段，人民因搜括而無以為生，當兵與為匪成了兩大出路。軍閥搜括所得，大部分歸入私囊，兵因不得溫飽而譁變，亦成為匪。其次內戰不論勝敗誰屬，搶掠皆所不免。敗兵攜械逃散，以之轉售於匪。軍閥收匪成軍為常事，既不須征剿，復增添兵力，匪亦視撫為升官捷徑。略有資產之家，既困於兵，又苦於匪，狡桀者，賣田買械，與匪合流，一旦招安，小者營長、團長，大者旅長。多災而俗悍的黃河、淮河流域為主要產兵區，亦以產匪著。最大軍閥袁世凱、段祺瑞來自淮河流域，馮國璋、曹錕、李純、王占元、吳佩孚輩俱為黃河流域之人，張作霖則出自東北鬍匪。舉國皆知的巨匪，前有白朗，後有「老洋人」張慶、孫美瑤，均起於河南、山東。

　　白朗之前，河南的巨匪有嵩山的王大縱等，辛亥革命時由劉鎮華收編，劉官至省長、督軍，匪首多官至司令、師長。白朗死後，餘眾潛伏，由河南督軍趙倜收編【註：劉鎮華收編之匪，號為「鎮嵩軍」。趙倜的宏威軍大都來自土匪】。一九二二年趙倜兵敗，所部大都重理舊業，連破豫東歸德、魯西曹州、豫西陝州、靈寶，吳佩孚駐在地的洛陽教員學生數十人曾為所擄，公然張貼文告，向吳挑戰，首領為張慶，號「老洋人」，因為官怕洋人，他的威勢更大過洋人。是年十月，自豫西蜂擁竄向東南，眾二萬餘人，進入皖北，再返河南，兩越京漢鐵路，連破十餘城，攜擄外國教士，英、美、法等國嚴重抗議，最後由吳佩孚招撫，並將亦軍亦匪、出沒豫、陝的樊鍾秀收編【註：樊鍾秀亦河南人，起於陝西，曾參加陝西靖國軍，歸吳佩孚後，被調往江西。一九二三年，投孫中山，明年復間道返豫】。老洋人因受張作霖運動而再叛，所至燒殺。民團奮起攻剿，老洋人為部下所殺。

　　以招匪為兵著的湖南督軍張敬堯失敗後，所部多返歸魯南故里，以據有抱犢崗的孫美瑤為首，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在臨城截劫津浦鐵路北上客車，十一名外人被擄，內有上海《密勒氏評論報》（Millar's Review即China Weekly Review）主筆美人鮑惠爾（J.B. Powell）等八人，是為震動中外的劫車案。公使團立即抗議，各國軍艦準備在大沽示威，美國倡議武力干涉，大有一九○○年八國出兵之勢。交通總長、山東督軍、省長，以及各國領事武官，群集臨城。總統府顧問美人安特生（Roy Anderson）、徐州鎮守使、江蘇交涉使，親入匪區談判。六月二十四日，外人獲釋，匪眾編為官軍。

　　這次被擄的旅客內如無外人，事態當不致如此嚴重。上海美僑主張暫停華盛頓會議給予中國的利益，強令中國裁兵、監督中國財政、外軍駐防各要地。英國提議中國鐵路警察由洋員統轄、增加華北外軍，如中國拒絕，列強應考慮駐兵條約口岸、佔領京津鐵路，大有實行共管之勢。八月十日，十六國發出通牒，要求賠償損失，編組鐵路警察，由洋員監督，山東督軍田中玉撤職。中國雖然接受，公使團以未說明切實護路辦法，十月四日，十六國二次通牒，責剿匪不力，要求確保外人生命、權利、財產，恢復中國法律、秩序。時總統為曹錕，十五日，承認全部條件。近八年來，除非督軍戰敗，幾無被黜之事，如果不是外國的壓力，北京政府斷不敢出此。

　　在國際共管呼之欲出之時，正是曹錕篡奪政權之日。徐世昌被推翻後，直系的津保派即擬選擁曹錕為總統，吳佩孚主先恢復法統，以黎元洪過渡，俟全國統一，再由曹錕登台。黎復位後，津保派再三倒閣，使黎知難自退。曹錕欲早圓總統之夢，倒黎與收買國會議員並進，主持人為直隸省長王承斌等。黎以同一手段，借制憲名義，發給憲法出席費。津保派認為黎意圖見好議員，延長自己任期【註：津保派給議員夫馬費（炭敬）每人每月二百元，黎元洪給憲法會議出席費每日每次二十元。黎的任期應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屆滿】，甚或欲繼續當選，決先倒張紹曾內閣，再逐黎元洪。六月六日，張紹曾以津保派議員百般為難請辭，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北京衛戍司令王懷慶藉口內閣負責無人，向黎索餉，警察罷崗，撤去黎宅守衛，切斷電話、自來水。所謂「國民大會」、「市民請願團」鼓譟高呼「總統退位」。馮玉祥、王懷慶聲言辭職，盛傳兵變，曹錕、吳佩孚不聞不問。六月十三日，黎元洪離京，車抵天津，王承斌迫令向國會辭職，交出總統印璽，宣布由國務院攝政後，方允放行。計黎重任總統一年，所受凌辱十倍於徐世昌，軍閥的目無法紀，政客之寡廉鮮恥，為前所未見。然尚不止此，津保派的閣員高凌霨對留京的議員，每人致送「端陽節敬」五百元，領取者四百餘人。全國輿論對這幕丑劇，痛心疾首，上海總商會不承認曹錕、高凌霨的對內對外行為。反直系的實力派意見不一，未能有所行動【註：浙江盧永祥贊成國會移地制憲，出京的議員二百餘人集於上海，黎元洪曾來商組政府，孫中山不理，盧永祥亦不支持】。十月五日，國會選舉曹錕為總統，代價為每票五千元至一萬元，包辦人為眾議院議長吳景濂【註：據云共用四百萬元，由直系督軍報效】。十月十日，曹錕就職，孫中山下令討伐，各地人民遊行反對。但是各國公使仍然晉見、祝賀，交換條件是曹錕接受他們對臨城案的要求。

　　曹錕在職一年，津保派與洛陽派爭奪國務總理不已，內閣四度易人，最後為吳佩孚支持的顏惠慶。地盤爭奪亦烈，結果是直魯豫巡閱使歸吳佩孚，副使及直隸督理為王承斌，兩湖巡閱使由湖北督軍蕭耀南兼任，江蘇督軍齊燮元兼蘇皖贛巡閱使。王承斌以未得直魯豫巡閱使，對吳更為不滿。馮玉祥於直奉戰後，曾任河南督軍，不久即為吳佩孚排去。對於驅逐黎元洪，馮極為賣力，仍無所獲，怨望尤甚。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間，有與王承斌、齊燮元聯合制吳之說，直系軍閥內部的矛盾愈深。

第十四章　再革命（上）（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四）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

　　清季曾受西方啟導、嚮往民主政治的知識分子，可說是革命的原動力，留學日本及國內學生實居中堅地位。民國建立後的種種現象，使他們於失望之餘，繼續探求救國之道，終於獲得了新的覺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過於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觸及到西方立國的根本精神。變革政治，首須變革社會，變革社會，首須變革人心。消極方面，必須滌蕩違背時代的、保守的舊觀念、舊信仰、舊人生觀，亦即舊文化。積極方面，必須建設適合時代的、進步的新觀念、新信仰、新人生觀，亦即新文化。簡言之，必須摒棄傳統，徹底西化，先致力於新思潮，或新文化運動，再革命運動於是開始。

　　一、思想解放

　　辛亥前，留日學生數目雖減，但素質漸為提高。同時留學歐、美的日增，除由教會派遣及自費前往者外，一九○九年起，單是由庚子賠款資送赴美的，每年即有五六十名。民國初年，留學西洋的風氣愈盛，公費、自費生年達四百餘名，繼續去日本的更多，他們大都已有相當的基礎，因而培植出一批對近代西方文化有深切認識的生力軍。清末留學歐洲的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出版《新世紀》周刊（一九○七至一九一○），宣傳政治社會學說。民國初年，復有留法、留英儉學會的組織，一九一五年，改為「勤工儉學會」【註※】，再開辦「法華教育會」、「華工學校」，希望將近代歐洲的科學真理及人道主義輸入中國，可見其傾慕西方文化之切，與見賢思齊之心之熾。辛亥前，國內受過相當西方教育的青年，近二百萬人；辛亥後，數年之間，至少加多了三四倍。他們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度，可能不若置身其境的留學生，而觀念粗具，心理所向，並無二致，一經號召，群起以應。

　　※註：蔡元培，二十六歲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一九○七至一九一一年留學德國，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法國。吳敬恆即吳稚暉，二十六歲中舉，一九○一至一九○二年留學日本，一九○三至一九一一年居倫敦、巴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再居歐洲。李煜瀛即李石曾，前清大學士李鴻藻之子，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兩度留學法國。一九一二年，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開始出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派遣，以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為盛，總數約二千人。一九一四年留美中國學生有「勤工學會」，一九一六年改名「中國學生工讀會」，影響不大。

　　湘人章士釗曾留學日本、英國，宋教仁被刺時已知袁世凱行將帝制，繼之解散國會，修改約法，其事益為昭著。一九一四年五月，章在日本創刊《甲寅雜誌》，以闡揚民主憲政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政治的認識。同年六月，留美學生發起「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以介紹科學技藝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學術的認識【註※】。這均是知識分子為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學術西化的最早活動。從思想上為掃除政治學術的障礙，奠立民主、科學的基礎而奮鬥的領導人物，應推陳獨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註：陳獨秀原名由己，字仲甫，獨秀是他的筆名】。陳為安徽懷寧（安慶）人，十八歲考取秀才，鄉試未中，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造船、法文二年。初受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屬於維新派。戊戌變法後，傾向反滿，赴日本留學。一九○二年，加入東京留日學生組織的青年會，變為革命黨。一九○三年，因與鄒容等強剪湖北留學生監督的髮辮，被遣送回國，在安慶組織愛國會，出版《愛國新報》，與上海蔡元培、章炳麟的愛國學社一氣。繼參加上海《國民日日報》，與蘇曼殊譯法人囂俄（Victor Hugo）的《慘世界》（Les Miserables）。約在一九○四年，主編蕪湖《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同盟會成立，他是會員之一。一九○六年，執教蕪湖皖江中學，一九○七年，任浙江陸軍小學國文教習。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書長，及安徽師範學校校長。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助編《甲寅雜誌》，列名歐事研究會。一九一五年，痛心於「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為了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於是年九月十五日，亦即袁世凱積極進行帝制之時，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月刊，將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註：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陳獨秀始自日本回海，參加討袁活動】。一九一六年九月，更名《新青年》。

　　※註：《甲寅雜誌》的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劍農、高一涵、李大釗。一九一四年歲次甲寅，因以為名。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有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楊銓（杏佛）、秉志、鄒秉文、胡適等，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版《科學》雜誌。一九一八年，總社遷設南京。除胡適外，餘分習化學、物理、數學、工商、生物，大都為康乃爾、哈佛、哥倫比亞大學學生。

　　《甲寅雜誌》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先河，《青年雜誌》或《新青年》則為主流或急先鋒。創刊號第一篇文章為陳獨秀所撰的《敬告青年》，謂「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細胞之於人身」，須遵新陳代謝之道，否則社會必亡，人身必死。中國社會將亡，惟有青年自覺奮鬥，視腐朽者若仇敵，排而去之，發揮固有的智能，抉擇種種的思想，方可適於競爭生存。他希望今後的青年，第一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一切操行、權利、信仰，斷不盲從隸屬他人，必須人格自由。第二為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凡事不進則退。「篤古不變之旅，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旅，方興未已」，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皆封建制度之遺，與西人相較，差遲極遠，如不改進，必不能存於今日世界。寧忍過去的國粹消亡，不忍現在、將來的民族歸於削滅。第三為進取的而非退隱的，戰勝惡社會而不為所征服，超出怨社會而不可逃遁。西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中國以閉逸恬淡為美風，實為中西民族強弱的大原因。第四為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國家存亡興廢半繫於內政，半受國外影響，若篤舊不變，而無世界知識，不知順應世界潮流，絕難立足。第五為實制的而非虛文的，西方教育政治、文學技術，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途，中國崇尚虛文，尊儒重道，無不與現實生活背馳，皆狂人之事，一文不值。第六為科學的而非想像的，近代歐洲之優越他族，一因尊重人權，一因尊重科學，言行事物，罔不遵循理性，一以科學法則定其得失從違。中國必須摒棄無常識的思想，無理由的信仰，以科學說明真理，求諸證實。「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就是科學。

　　陳獨秀之所以歌頌西方文化，抨擊中國文化，目的在提倡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勗勉青年為此兩大目標奮鬥，趕上世界潮流。專制與迷信為民主、科學之敵，必須首先排除。闢斥儒教是為發展民主政治，闢斥鬼神是為發展科學精神，而於前者尤不遺餘力。因為專制思想已根深蒂固，儒家學說為其最大憑藉，所以反對孔子學說特別激烈。他說中國民族之任人魚肉，由於喪失了強梁敢進的精神與抵抗力，強梁精神與抵抗力的喪失，由於專制君主之流毒，由於孔子學說之為害。自身幸福須以自力造成。國家為人民公產，人民應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征服者的地位，自勉為強有力者，「自進而建設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共和立憲政體的實現，全恃多數國民的自覺自動，不可寄望於他人的賜予。儒家所說的綱常名教，在維護別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與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的共和立憲政治，絕不相容，「存其一必廢其一」。既行共和立憲政治，而仍遵舊有的倫理，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的特權，則法律的平等，經濟的獨立，被毀無餘。中國的迫切需要為尊重個人的人格，百事皆以自我為中心，各自奮鬥，脫離附屬的地位，從事國民運動，始能養成多數人的愛國心與積極的愛國行為，實現唯民主義，國家方可得救。

　　一九一六年秋，康有為請政府於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陳獨秀連加痛駁，謂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緣，孔子提倡的道德禮教為封建時代的道德禮教，重視的為少數君主、貴族的權利，他的倫理學說與共和立憲政體相違，如倫理問題不解決，其他皆枝葉問題，縱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變。孔子教忠、教孝、教從，均為片面的義務，乃不平等的道德。要建設新國家、新社會，以求適今世生存，須先輸入平等、人權的新信仰，要鞏固共和，須先洗淨反對共和的舊思想。獨尊孔子等於湮塞人智，違反信仰自由原則，將導致君主專制。民國祀孔，不啻專制國家之祀華盛頓、盧梭。支持陳獨秀最力的為李大釗、吳虞【註※】。李大釗鼓勵青年衝決歷史的網羅，破壞陳舊學說的囹圄，揚棄「白首中國」，特立獨行，行健不息。他甚至說「耶穌生而猶太滅，孔子生而中國亡」。吳虞指出「孝」為孔子立教的起點，與忠有連帶關係。在家以事親為孝，在朝以事君為忠，「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迫亦散。儒教不革命，中國即無新思想、新學術、新國民」。於是以反孔教為前提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式揭幕。

　　※註：李大釗（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直隸（河北）樂亭人，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一九一三年，得湯化龍、孫洪伊之助，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發起「神州學會」，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袁世凱帝制。一九一六年回國，任北京《晨鐘報》編輯，主持《民議雜誌》，與湯化龍意見不合，而與陳獨秀接近。吳虞（一八七一至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人，一九○六年遊日本，返蜀後常攻訐孔子，《甲寅雜誌》亦登載過他的文章。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學校長，認為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不但要輸入歐洲文化，且必須於歐洲文化中為更進步的發明，不但要保存國粹，且必須以科學方法，揭示國粹的真相。對於各種學說，一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收主義。無論任何學派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教員，一以學詣為主，講授以不背思想自由為界限。對於學生，破除其做官發財思想，及專已守殘陋風，擴大治學範圍，了解科學的重要，以祛偏狹之見。他對陳獨秀早表欽佩，近又讀過一年來的《新青年》，益覺陳的見解多和他相合，遂聘為文科學長，共商整頓大學辦法，羅致優良教師。一向以腐敗聞的北京大學，氣象大變，面目一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二、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

　　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早年就讀於上海新式學堂。一九一○年，獲美國庚子賠款資助，先後入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哲學、文學。一九一五年，他已有改良中國文學之意，《新青年》發表過他和陳獨秀的通信及所譯小說。陳獨秀曾說，今後中國文學應趨向寫實主義。胡適加以發揮，撰成《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主張，以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語為主，一九一七年一月，由《新青年》刊出。所謂不避俗字、俗語就是用白話，用現代人的話，使語言文字一致。十餘年前，陳獨秀已辦過俗話報，上海《警鐘日報》主張言文合一的社論，可能就是他的手筆，預言白話必將盛行。《青年雜誌》及《新青年》雖未用白話，已係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對於胡適的建議，他大體贊同，不過胡適所說的限於文學形式的改良，陳獨秀進而主張文學內容的革命，使與思想解放融為一體。胡的《文學改良芻儀》發表的第二月，陳發表《文學革命論》，指出中國近年經過三次革命（辛亥革命與兩次討袁），均為單純的政治革命，未能滌淨舊污。「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以致社會不生變化，黑暗如故。必須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三大主義相號召：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文學當以宇宙、人生、社會為構想對象，「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胡贊成他的意見，惟仍主漸進，從容研究。陳謂白話為文學正宗，以國語為文，乃天經地義，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態度極為決絕。北京大學國文教授錢玄同（夏）、劉半農（復）是他們的擁護者。一九一八年，《新青年》開始登載白話文，使用標點符號。日後胡適說，他的歷史癖太深，不配作革命事業，文學革命的急先鋒當推陳獨秀。又說陳有三大貢獻：一為使文體改良變為文學革命，高揭三大主義；二為將倫理、道德、政治革命與文學革命合為一大運動；三為由於他（陳）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文學革命始有很大的收穫。一九二○年，政府命將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逐步作廢，改用國語，接受了文學革命的形式，社會上則已將文學的內容一併接受。

　　一九一七年九月，胡適得陳獨秀的推介，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明文學革命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國語才算得真正的國語。過去中國的文學是用死了的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用國語，做國語的文學。但他並不曾說明活文學的內容。《新青年》登載的白話文學，以周作人翻譯的歐洲小說為早。一九一八年五月又刊出魯迅【註：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與周作人為兄弟，均留學日本。周作人任教北京大學，魯迅任職教育部，並在北京大學兼課】（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的《狂人日記》，亦為他的第一篇創作成功的白話小說。這篇小說中說，中國歷史上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仔細從字縫裡看，滿本還寫著「吃人」二字。此後他的小說或雜文，無一不是以深刻的觀察，勁利的文筆，譴責中國人的劣根性、惡習俗、舊傳統。吳虞的「吃人與禮教」，即由此引出。魯迅的作品自然是為配合《新青年》的反儒教的立場，同年出版的《易卜生專號》，則是配合它的尊重個人人格和寫實文學的主張。除了介紹易卜生的戲劇外，胡適寫了一篇《易卜生主義》，說是易卜生能將社會的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生活寫出來，他的人生觀是個人應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社會最大的罪惡是摧殘個人的個性，遂致社會沒有生氣，不能進步。人生的病根在於不去看世界的真實現象。周作人復撰《人的文學》，凡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人生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便是人的文學。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時，以為可以轟動一時，但是第一年，並不如所想像，銷行無多，每期僅印一千份。一九一七年起，為數漸增，日後達一萬五六千份，大專學校及中學學生爭先購閱，才算真正轟動一時，此與其反孔教言論固然有關，文學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鮮的趣味。過去的《新青年》，無異陳獨秀個人的雜誌，現在有如北京大學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傳外，錢玄同又虛構一「王敬軒」其人，詆毀文學革命，再由劉半農加以反駁，青年讀者大為快意。一九一八年，為《新青年》的極盛時代，亦為知識青年最激動時期。

　　《新青年》出版伊始，聲言批評時政不是它的宗旨。陳獨秀所觸及的問題，雖幾乎處處牽涉到政治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問題，不過他所談的是政治理論，非實際政治。但是二者極難嚴格劃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逼使陳獨秀不得不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承認政治問題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必須理會。如要中國政象清寧，一當排斥武力政治，反對軍閥；二當拋棄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由各黨平分政權，有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兩者斷不能並行。他當然主張革新，一切「採用西洋的新法子」，尊重民權、法治、平等。不久第一次大戰終了，他以為中國的新機運將至，更須督責中國當局與人民及時自奮。一向對政治有興趣的李大釗，對人民的希望尤殷。俄國十月革命已經一年，他的認識漸深，看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十一月，他在北京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中與蔡元培分以「庶民的勝利」、「勞工神聖」為題，發表演說。他強調這次戰勝的不是協約國的武力，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十二月二十二日，陳、李共同創辦一個小型周刊，名為《每週評論》，分國內、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國內勞動狀況等欄，以短小精悍鋒利之筆，批評時事問題。對外反對強國欺凌弱國，嚴責強國控制巴黎和會，及威爾遜的背棄諾言，有「公理何在？」的憤語。對內反對軍閥肆虐人民、把持政權，斥上海南北和議是為了分贓，不能代表人民，所有決議，須經國民大會通過，詆段祺瑞與日本結托，指軍閥、官僚、政客為「三害」。要除三害，國民須有參與政權的覺悟，對軍閥、官僚、政客舉行示威運動。社會中堅分子須挺身而出，組織以國民為後援的政黨，掃蕩依賴特殊勢力（日本）為後援的「狗黨」。一時影響力量之大，凌駕《新青年》之上，可說是「五四」學生示威的先聲。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遭受日本警察毆辱，約三千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起而響應，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六月，北京若干青年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創造少年中國」【註：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有自日本歸來的曾琦與在北京的王光祈、李大釗等，陸續加入的有李璜、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左舜生等，約八十餘人。以北京、南京、上海的大專學校學生為多。日後有的信仰國家主義，有的信仰共產主義】。不久北京大學學生亦籌組「新潮社」、「國民雜誌社」。一九一九年一月，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的指導贊助，分別出版《新潮》、《國民》月刊。《國民》仍用文言，富有濃熾的反日精神，對新舊思想主張調和。《新潮》的風格與《新青年》同，旗鼓互應，強調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必須知道現代思潮本何趨向而行，中國情狀去現代思想遼闊之度若何，以何方術納中國於思潮之軌。第一期出版後，一個月內，三次重印，銷數達一萬冊，與《新青年》同為最風行的刊物。「五四」示威的領導人，多為《新潮》、《國民》的主幹【註：新潮社社員，初為二十五人，幾全為北京大學學生，以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為知名，日後多成為史學家。國民雜誌社社員一百八十餘人，以北京大學學生段錫朋、周炳琳、許德珩、鄧中夏、張國燾為知名，日後分別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前此的新文化運動是《新青年》孤軍奮鬥，現在有了友軍助戰。

　　三、經濟社會變化與商民工人婦女的覺醒

　　辛亥革命前數年，朝野為發展經濟所作的努力，雖遭遇到內外各種阻力與困擾，成效遠不及預期，而方計大致無可非議。民國初年，大家重視的問題，一為改進政治，一為富裕經濟。孫中山倡導建設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認為中國產業革命的運會已至，力勸袁世凱振興實業。各方要求興辦實業的團體紛起，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經濟協會」、「實業協會」、「民主團」、「國貨維持會」。一九一二年九月，孫、袁協議的大致政綱，列出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與資助國民實業。十二月，工商部頒布「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凡發明或改良的製造品，經認為合格者，得享有五年專賣權利或給予名譽獎。一九一三年，工商部、農林部並為農商部，由從事實業多年而有成績的張謇任總長，在職三年餘。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政府提倡保護，獎勵輔助，特別是對於棉業鐵業，曾制訂了各種法令。

　　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則為國際情勢的劇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主要國家英、法、德、俄一一捲入，忙於生死存亡之爭，無力外顧，一向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為之鬆弛，中國所受的壓力為之減輕，市場的空隙為之一廣，中國的工商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機會。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每年輸入中國的外國商品各約五萬七千萬兩，入超額各約一萬六千六百餘萬及二萬一千二百餘萬兩。是後逐年減低，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驟然降到三千四百餘萬兩。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各約八千六百及六千九百餘萬兩，一九一九年為一千六百餘萬兩，僅為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的十分之一，中國工商業大為活躍。其次，日本的加緊侵略，激起了一九一五年全中國的愛國潮，一致抵制日貨，高唱實業救國。在工商業的發展上，亦起了重大作用，尤以對於輕工業為最，紡織業與麵粉業居於首位。

　　辛亥前全國華商紗廠僅二十家，紗綻約五十萬枚，資金一千七百萬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開始，但中國市場仍有大量進口洋紗存貨，尚無短少現象。一九一五年已供不應求，紗價猛漲，有利可圖。是年至一九二二年，舊有的華商紗廠分別恢復或擴大，新設立的風起雲湧，為數約六十餘家，紗綻達一百五十餘萬枚，資金六千餘萬元，利潤極厚【註：一九一六年，每包紗獲利七元餘，一九一七年，近三十七元，一九二○年，高至七十元】，投資者多為商人，大都與洋布業有關。這些紗廠分佈於江蘇、直隸、山東、河南、湖北等省，以申新紗廠（上海）【註：申新紡織廠為經營麵粉業的榮宗敬、榮德生創辦，共有六廠，四在上海，一在無錫，一在漢口】、裕元紡織公司（天津）、魯豐公司（濟南）、豫豐公司（鄭州）、漢口紗廠為著。紗廠兼營織布業，大戰前全國織機約為二千台，一九二二年，增至六千七百餘台。同時繅絲、絲織、毛織、針織、染織各業皆有相當的發展。

　　辛亥前全國麵粉廠約四十家，每日夜產麵粉四萬餘袋，資本約為六百萬元。一九一四年起，日有增加，首為東三省、江蘇，次為直隸、湖北、山東。一九二二年，華商開設的廠約為一百二十家，每日夜產麵粉約為十九萬袋，資本約為四千五百萬元。規模最大的為茂新及福新麵粉公司【註：茂新、福新均屬於榮宗敬、榮德生，共有十二廠，另有兩廠出租，分設於上海、無錫、漢口、濟南，一九一九年，合申新紡織廠的資產，共約一千二百萬元】，次為阜豐麵粉公司、祥新麵粉公司、興華麵粉有限公司（均在上海）、大豐麵粉公司、民豐麵粉公司（均在天津）、豐年麵粉公司、民安麵粉公司（均在濟南）。一九一四年麵粉入超約為七百四十萬兩，次年起，轉為出超，直到一九二一年，以一九二二年為高峰，達一千六百餘萬兩，英、法、俄、日及南洋均為中國麵粉分銷地。

　　紡織業、麵粉業外，此一時期的水泥業仍以天津的啟新洋灰公司為巨擘，資本由一百萬元增至二千萬元。新設的有上海水泥公司、中國水泥公司、太湖水泥公司。煙草業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獲利為豐，資產由一百萬元增至一千五百萬元。不過終抵不了英美煙草公司（一九○二年成立）的競爭。火柴業自三十廠增至九十廠上下，資本自一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七百餘萬元。他如化學、造紙、印刷、玻璃、罐頭食品、榨油、搪瓷等工業均各有進展。

　　重工業的發展雖遠不及輕工業，然亦有若干進步。原有的華商煤礦，力事擴充，如山東的中興煤礦；外人經營的酌予收回，如河南的六河溝煤礦、直隸的井陘煤礦；新成立的煤礦公司約十餘家，除河南的中原公司外，多為小型。全國華資煤礦每年的產量約三百餘萬噸。鋼鐵業方面，一九一四年起，漢冶萍公司先後興辦了六個鐵廠，龍關（龍煙）鐵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北京），和興鋼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上海），揚子機械公司於一九一九年開始煉鐵（漢口），合計每年產鐵七十萬噸，鋼十一萬噸，鎢、銻等的開採亦有增加。

　　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以輪船航運為主。一九一二年華商輪船約近一千隻，運輸能力八萬噸。至一九二○年，近一千六百隻，運輸能力約十八萬噸。新成立的較大輪船公司，有一九一四年的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五年的中國郵船公司，一九一九年的中華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後二者為華僑投資，從事遠洋航行。一九一八年的戊通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專從事吉林、黑龍江的航運。

　　一九一一年，華資銀行約十五家，大戰期間，迅速增加，一九一九年，達六十餘家，一九一一年一年內設立的有二十三家，實力最厚的有一九一五年的鹽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一九一六年的中孚銀行，一九一七年的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實業銀行，大致以上海、天津為中心，就中上海商業儲蓄、浙江地方實業、鹽業、金城、中國實業及舊有的中國、交通、浙江興業等銀行，各擁有數百萬至數千萬元的資金，及數千萬元以上的資產，漸取代了錢莊的地位。

　　世界大戰使中國工商業獲得向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同時日本在華企業亦獲得同樣侵略機會，中國的民族經濟仍不易與之抗衡，以致歸於失敗。大戰以前，列強在華的經濟勢力，以英國為第一，幾乎壟斷了一切。大戰開始之後，日本的勢力突飛猛進，幾年之間，對華輸入額的比率的自百分之十五增至百分之二十九，商行的數目增加五倍。復透過西原借款，攫得開採礦產、建築鐵路、合辦企業等權利。直接投資的各種工廠，分佈於東北、山東、天津、漢口、上海，東北一處即近三萬萬六千萬元。紡織業以設在青島、上海的內外棉株式會社、上海紡紗公司、日華紡織會社為大，各擁數家至十餘家紗廠。一九一三年紗綻為十一萬枚，一九二二年達六十二萬枚，約增加五倍。布機有八百餘台，約增加四倍半。日商麵粉廠分設於濟南、青島、漢口、上海，滿洲製粉廠獨佔了東北的麵粉業。凡此均為對於新興的中國紡織、麵粉兩種輕工業的嚴重威脅，至於微弱的中國重工業，更無從與之相競，日本投資的鋼鐵生產量，佔有中國全國的百分之九十四，煤炭生產量，日本和英國合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大戰告終，西方國家的經濟壓力，捲土重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復趨上增，甚而以往數年出超的麵粉，至一九二二年後，再變為入超。英國的對華貿易額，與日本互為伯仲，其次為美國。

　　中國民族經濟之不能前進，以致漸趨衰退，不當盡歸咎於外來壓力。國內情況之日益惡化，亦為重大因素。政府之無扶植誠意，自然有關，戰亂不止，兵額激增，尤為致命打擊。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數得出的內戰，至少十次【註：反帝制之戰，復辟之戰，川、滇之戰，南北之戰，直、皖之戰，兩次粵、桂之戰，湘鄂、川鄂之戰，直奉之戰】，兵額由五十萬人擴大到一百五十萬人。軍費來自稅捐，工商業首當其衝。平時貨物須納釐金、落地稅，以及各種所謂捐，合計達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運輸工具每為軍隊把持，借事勒索，不但妨礙成品的銷路，亦妨礙工業原料的供應。進口貨物及外人採購的物資，僅繳納定額關稅與子口稅，即可暢行無阻。地方軍閥復任意鑄造劣質硬幣（銅元），濫發不兌現的紙幣，使幣值為之下跌。通貨單位不能劃一，有銀元、有銀兩，銀元的成份不同，銀兩有海關兩、庫平兩、上海兩、天津兩之分，「出省一步，如履異邦，旅行不勝其難，營業更為棘手」。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量公債，工商界為攤派的主要對象。銀行於工商投資缺乏信心，為貪圖公債的利息高、折扣大，有時亦願承購。一旦公債慘跌，銀行常至倒閉。到了戰時，軍閥愈無法無天，逕自向銀行、商會強借、強派，扣車扣船，破壞橋樑路軌，視為當然。至於農村的痛苦，更不堪言，田賦、鹽稅增加，指派多如牛毛，物價不斷上漲，再加上水火旱災、兵災、匪災，可謂走投無路，求死不得。

　　工商界的利害既與大局息息相通，因之最關心時事，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及大都市。二次革命將起時，上海總商會曾呼籲和平。一九一四年，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一九一五年為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要求停止內戰。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海五十三個商業團體組成的商業公團，發表告友邦書，要求和平，否則將與支持軍閥的國家斷絕商業關係，不向政府繳納租稅，不運貨物。同年四月，上海總商會為山東問題，向巴黎和會及威爾遜抗議。凡此均為商人的愛國表示。

　　工人大都來自農村，雖知識不足，但亦有了覺悟。十九世紀末期以遠，通商口岸工商業日益繁榮，各地鐵路、礦務漸興，而農村經濟適得其反。工商路礦需要人力，於是農民趨之若鶩，而以進入通商口岸傭工的為眾。勞作時間每天多過十二小時，而所得菲薄，不足養家糊口，且遭凌虐。及聞見漸廣，不滿情緒遂生，以致罷工抗爭。一九一一年左右，全國工人約六十萬。一九一二年，開始團結，如津浦鐵路南段職工同志會、上海製造工人同盟會、繅絲女工同仁會，廣東機器總會，漢口車夫同益會。袁世凱公佈的「民國新刑律」，有處罰同盟罷工規定，但一九一三年，漢陽兵工廠仍有罷工之事。一九一四年的「治安警察條例」，又有取締工人行動的條款，不久上海漆業工人即舉行罷工。商務印書館青年工人有勵志會的組織，香港海員有聯誼社的組織。一九一五年，廣州工團總會成立，漢口碼頭工人罷工，搗毀日本洋行。隨著工業發展，全國工人的數目增至二百萬人，工會加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罷工事件驟增，平均每年十八次。一九一七年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為三十次，大多是為了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亦有幾次是為了政治原因。一九一五年為反對二十一條而抵制日貨，罷工遊行，日本工廠的華工踴躍參加救國儲金運動。一九一六年為反對法國擴張天津租界，法租界的華工罷工，成立工團。一九一八年，廣州工人舉行「五一」勞動節紀念會，漢口工人組織反日會。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初，上海日本紗廠又四次罷工。

　　民國初年，除了女子師範學校外，各省各縣幾均設立女子中學、小學。一九一五年全國女學生約十八萬人。是年美國教會開辦金陵女子大學，一九一七年，政府開辦北京女子師範專科學校，二年後，改為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新青年》宣傳的對象是男女青年，一九一六年，陳獨秀勸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應各自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恢復自主的人格，特別指出「夫為妻綱」之不當。他抨擊孔教的原因之一，即為反對婦女從父、從夫、從子的「三從」。他主張婦女參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際自由、生活獨立。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特闢女子專欄，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職業、權利的文字，希望順應世界潮流。對於貞操問題，一九一八年再三討論，說貞操不是道德，只是興趣，是一種信仰，一種潔癖。又編譯戲劇，指摘舊式家庭的罪惡，女子應有反抗的勇氣。胡適強調女子須有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發展自主的精神，作一個堂堂的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作的事業。

　　四、五四運動的擴大

　　世界大戰告終，和會行將開始之時，列名戰勝國的中國，上下欣喜，知識分子尤為興高采烈，全國學校放假三日，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提燈遊行，滿街旌旗，鼓樂喧闐，歡呼入雲，高歌「雲消霧斂，重見青天」，拆除為德國公使克林德所立的昭雪碑，改建為「公理戰勝」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舉行演說會，臚舉慶祝的四大意義：一為黑暗的強權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為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三為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四為種族的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未及三月，巴黎的噩耗連續傳來，有如當頭一棒，天旋地轉，青年學生尤為憤慨，以至演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示威運動。在發表的宣言中，斥責把持和會的國家專逞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我如「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在散佈的傳單中，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三週後示威領導人之一的羅家倫，稱這次事件為「五四運動」，遂成為通用名詞，涵義則擴大至新思潮、新文化運動。

　　事件發生的近因為山東問題，既發之後，在未獲滿意解決之前，熱血沸騰的學生自不甘罷休，政府的高壓手段與頑固的態度，愈增加了他們的憤怒。五月五日，為援救被捕學生，繼續要求懲辦賣國官員，拒絕巴黎和約，實行罷課。第二天，大學、專門、中等學校學生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女生同樣參加，這是第一個學生組織。上海、天津與留學日本的學生，以及南北名流、社會團體，一致支持。總統徐世昌為所震懾，將被捕學生釋放，各校復課，學生得到初步的勝利。因段祺瑞派的挾制，徐世昌禁止學生再行糾眾擾亂秩序，將滋事學生送法庭辦理，慰留請求辭職的曹汝霖等。當權的親日派與厭惡新思想的保守派認為此次事件實為主張思想學術自由的北京大學所致成，蔡元培被迫辭職，教授學生請求挽留，為內閣拒絕，北京各專門學校校長全體請辭。徐世昌續下不准學生干政集會令，罷免同情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五月十九日，北京學生總罷課，宣傳反日，抨擊政府。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詰問，要求禁止學生活動，日本軍艦集中天津、上海、南京、漢口，無異火上加油，包括北京、天津、濟南、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福州、安慶、開封、武昌、長沙在內的全國大小二百餘城的學生一致罷課，北京教職員聯合會同時成立，以為後援。段祺瑞悍然不顧，仍主簽字和約。徐世昌再制止集眾遊行演講，取締學生組織，並為曹汝霖等辯護。六月二日，北京二次逮捕學生，學生毫不畏懼，次日大隊出動，被捕者約四百人，北京大學成了臨時監獄。六月四日，宣傳講演的學生倍增，被捕七百餘人，有五千餘人自請入獄，一千餘女生向總統府抗議，教職員慰問在獄學生。政府始感高壓手段無效，撤退包圍北京大學軍警，徐世昌派人慰問學生，學生獲得了第二步勝利。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之時，曾籲請全國工商界一致奮起。兩天後，即得到北京商會、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江蘇省教育會的響應。上海國民大會不僅要求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及段祺瑞、徐樹錚；不僅要求收回青島，並要求廢除一切有損國權的條約。五月中旬以後，北京、天津學生代表陸續到達上海，會同當地學生向商人勸說，做實際抗爭。及北京大捕學生，六月五日，上海實行罷市，聲稱此舉純係愛國熱誠，並非排外。繼之而起的有南京、寧波、廈門、鎮江、蘇州、無錫、揚州、蕪湖、安慶、九江、杭州、漢口、濟南、天津、開封各大城市。

　　工人方面，初有濟南、北京的集會，參加者以千萬計。上海罷市的同一天，大規模的罷工爆發，紡織、印刷、機器、煙草、郵政、電話、電車、輪船、碼頭、建築各業，一一捲入，總計約六、七萬人，交通癱瘓。京漢鐵路北段，京奉鐵路西段的部分工人，相繼參加【註：罷課、罷市、罷工，合稱「三罷」】。上海國民大會聲言推倒北京政府，趕走徐世昌、段祺瑞。在舉國洶洶之下，政府不得不於六月十日罷黜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甚至安福俱樂部亦通電反對巴黎和約，願順從民意，徐世昌向國會請辭，可說是學生第三步勝利，亦是民眾運動的勝利。

　　六月十二日，上海罷市終止，工人大都復工，惟仍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學生以不簽巴黎和約的要求尚未貫徹，不肯復課。六月十六日，正式在上海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與山東及各地人士賡續力爭，直至和約不簽字後，始於七月二十二日，由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告停止罷課，學生獲得了最後勝利【註：是年十一月，福州日人槍傷檢查日貨學生，北京、天津、濟南等地學生及各省代表向政府請願抗爭，遭軍警毆打，至一九二○年二月，方告平息】。

　　五、新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期，幾乎是傾全力於思想解放；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為第二期，幾乎是傾全力於宣揚西方思想，凡是中國所無，前未之聞的學說主義，無不視為救世良藥，盡量輸入，一律歡迎，尤喜愛新鮮而有刺激性的各種社會主義，近於一種宗教熱。新的出版物風起雲湧，可說是百家爭鳴，各是其是，掀起了新思潮的波瀾。

　　「五四」示威事件之前，鼓吹新文化的報刊僅有《新青年》及發行甫數月的《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五四」示威事件之後，自一九一九年六月起，年餘之間，新出的周刊、旬刊、半月刊、季刊，多達四百種左右，大都為大學、專門學校及中等學校學生所創辦。他們的學養有限，而熱情勇氣信心至強，白話文已經流行，又給以寫作的便利。一向領導革新運動的孫中山、梁啟超兩派，亦積極參加。一九一八年，孫中山自粵到滬後，致力革新工作，專意著述。在「五四」事件的同月，所著《孫文學說》，一名《心理建設》出版。上海罷工、罷市後三天（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在他指導下的《星期評論》及《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出版。又月餘，《建設》雜誌（月刊）出版【註1】。十二月，陳炯明在福建漳州發刊《閩星》（半月刊）。梁啟超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自上海赴歐洲，行前深悔過去之不當從事政治，今後決為思想界盡力。「五四」事件後四月，他所發起的《解放與改造》（半月刊）在上海出版。上海《時事新報》為梁派的機關報，發刊《學燈》副刊，和梁派有關係的北京《晨報》特闢《晨報副鐫》【註2】。成立一年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政治性兼學術性的團體，會員的知識水準高過一般青年學主，至是積極展開工作，一九一九年七月及次年一月，分別在北京、南京出版《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均月刊）【註3】；成都分會有《星期日》（周刊）。湖南長沙的新報刊獨多，不到半年，單是周刊就有十種以上。此外重要的刊物，在北京有《新生活》、《新社會》（均周刊）、《曙光》（月刊），在南京有《少年社會》【註4】（周刊），在上海有《太平洋》、《新教育》（均月刊）【註5】。商務印書館以往出版的各種刊物，如《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素來保守，現在一一更新。《小說月報》改變更大，一九二一年一月，由新文學家組織的文學研究會編輯。同年夏天，另一文學團體創造社成立。次年五月，出版《創造季刊》【註6】。

　　註1：星期評論的性質與《每週評論》略同，主持人為戴季陶（傳賢）、沈玄盧（定一），《建設》雜誌編者為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兆銘）、戴季陶，《覺悟》的主編為邵力子。

　　註2：《解放與改造》的持人為張東蓀、張君勱（嘉森），一九二○年九月，改名《改造》。《學燈》初為周刊，一九一九年一月，改為日刊，亦歸張東蓀主持。《晨報副鐫》始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釗曾參與其事，較《學燈》為急進。

　　註3：《少年中國》的文章以關於哲學的理論者為多，《少年世界》專載實際調查及應用科學的文章。

　　註4：《新生活》為一通俗周刊，一九一九年八月創刊，為北京大學教授職員所辦。《新社會》、《曙光》均創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撰稿人多為匯文（燕京）大學、俄文專門學校、中國大學學生，如瞿秋白、鄭振鐸、耿匡、許地山、王統照、瞿世英等。《少年社會》創刊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撰稿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生。

　　註5：《太平洋》創刊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主編人為李劍農，撰稿者多為歐洲、日本留學生，「五四」後轉趨積極，偏重政治學理，議論較為持重。《新教育》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二月，為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等團體合組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初名新教育共進社）的刊物，留學美國的蔣夢麟、陶知行（行知）先後任主編，倡自動主義、民主主義教育。

　　註6：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等，《小說月報》外尚有《文學旬刊》。創造社為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所組成，《創造季刊》外，續出《創造週報》。文學研究會倡寫實主義的人生文學，創造社倡浪漫寫實主義的個性文學。

　　新的專門著作，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為早，一九一八年出版，用新方法、新觀點，整理中國學術，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繼之有中華書局的新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的時代叢書、尚志學會叢書。一九二○年出版的新書多於上年的一倍多。尚志學會與梁啟超有關，一九二○年梁又成立「共學社」與「講學社」，共學社致力編譯，講學社延聘西方學者講演。「五四」前三天，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應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中等教育改進社等團體之邀抵上海，在中國停留二年（第二年由講學社續聘）。講學社請來的第一位學者，為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年十月到華，停留一年。第二位為一九二二年十月前來的德國哲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停留數月。第三位為印度文學家泰戈爾（R. Tagore），時在一九二四年，約留兩月餘。對於法國哲學家帕格森（Henri Bergson）亦有意邀請，未成事實，但他的著作已有翻譯。杜威、羅素到過的地方較多，以在北京為久，對於新文化運動極為注意，並有建議。他們的講演記錄由報刊登載，有的印為專書，他們的學說有專文介紹，他們的重要著作亦有翻譯。胡適和南京的幾位教授為杜威的學生，宣傳他的實驗主義。羅素在某一方面的影響似大於杜威，這非由於他的數理哲學，而是因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到自由之路》書中，曾說馬克思主義可塑造成一個比較完善的世界。他來中國之前，訪問過蘇俄，見過列寧、托洛茨基。《解放與改造》雜誌倡言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已經茁壯起來。羅素初抵上海，曾說一國的政治，應由下而上，教育應注重社會，不應專重個人，鼓勵創造，減少佔有。約在十天後，在長沙講演「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謂十月革命對於人類的新生存上，很有些意味，對於將來一定很有影響。布爾什維克行，人人工作，不致再有勞逸不均的事，人的生活不致相差太遠。他雖不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尚專制，但行動有效力，忠於國家，改革中國政治，最好是採用蘇俄方法，不宜用西洋民主政治。對於正在籌組的中國共產黨，不啻給以精神上的鼓舞。

　　陳獨秀與胡適為第一期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但是態度有急緩之別，陳主革命，從根本改造中國的政治社會，胡主改良，一切逐步變革，他們頗似辛亥前孫中山與梁啟超。與陳為近而急進過之的為李大釗，對於俄國十月革命，萬分興奮。約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已發起社會主義研究會，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社會革命主義，代表愛人的精神，顯示和平的曙光，將來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一九一九年以後，宣傳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愈多愈力。《每週評論》謂十月革命為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有如洪水，將洗出一個新紀元，全世界的勞工階級聯合，將打倒資本階級。《新青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介紹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晨報》、《民國日報》和它們的副刊，不斷刊載關於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學說的報導和論文。胡適是懷疑主義、實驗主義、進化論的信奉者，勸大家不可將主義視為信條或宗教，要研究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少談抽象的籠統主義，改進須一點一滴的去作，並無根本解決的說法。李大釗加以反駁，說是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的，須先有理想的主義，方能將一切問題根本解決，俄國革命就是證明。和孫中山、梁啟超有關的報刊亦時時介紹到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

　　一九一九年六月，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被捕，八月，《每月評論》被封，陳被監禁八十餘日，獲釋後前去上海。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即發生於陳在獄時。十二月，《新青年宣言》與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同時由《新青年》刊出。胡謂新思潮是一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實際的表現，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宣言》的內涵，對政治為拋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創造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時代的環境。新社會是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社會改造須由民眾運動。政治為重要的公共生活，政權屬於人民全體，不論有無財產。對學術思想，要創造生活所需的文學道德，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不取虛無的、不著邊際的、沒有信仰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這篇宣言出於陳獨秀的手筆，是胡適、李大釗主張的折衷。一九二○年一月，李又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陳之轉向馬克思主義，和他之被捕及《每週評論》被禁或不無關係。到上海後他常與喜談馬克思學說及社會主義的戴傳賢、張東蓀過往，不久即與共產國際接觸，遂決定了他的態度。七月《新青年》再發宣言，正式擁護馬克思主義，承認用革命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創造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梁啟超、張東蓀等贊成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一九二○年十一月，提出中國應發展實業，增進財富，調協勞資的主張。《新青年》加以駁斥，堅主走俄國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亦因反對布爾什維克，而捲入論戰。原為愛國團體的少年中國學會，此時起了分化，國家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勢不兩立。胡適與陳獨秀之實行分手，亦在一九二○年之末。此後胡對於整理國故雖花了不少精力，仍不忘民主、科學，主走英、美的道路。梁啟超的意見頗有與胡適相通之處，所不同的是梁啟超之整理國故在發揚中國遺產，胡適是用近代科學方法，懷疑評判的態度，重估中國文化的價值。別樹一幟的為梁漱溟，他與梁啟超一致反對馬克思主義，擁護中國文化。不過梁啟超之擁護中國文化是有條件的，梁漱溟是無保留的。對於東西文化，梁漱溟與胡適更是背道而馳，胡主張西化，梁認為西化有百害而無一利。

　　總之，自「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為了反軍閥、反侵略，對於西方的各種思潮、學說與主義，毫不選擇的向國內輸入，逐漸分為兩個壁壘。一個認為應取法英、美，遵照自由、民主、科學之路，循序而進；一個認為應取法蘇俄，採行共產黨的有效辦法、遠大理想，作根本解決。前者聲勢雖盛，而議論紛紛，始終不曾形成一個聯合陣線；後者堅定勇猛，步驟齊一，已有共同組織。不過一般社會人士，傾向自由、民主、科學的仍居絕大多數。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改組

　　一、中蘇接觸

　　列寧久已注意中國，辛亥革命後，更有興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時常發表有關中國的言論，希望中國能走他的路線。獲得政權不久，即準備對中國有所行動。所採策略可分為二：一為正面的或公開的誘導中國政府，使中、俄關係正常化，俾得享有各種便利；一為側面的或秘密的聯結中國的反政府勢力，使和蘇俄合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宣稱少數奴役亞洲的殖民地及勞動群眾的野蠻政策，必須徹底消滅，蘇俄準備派代表駐華，撤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七月四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翟趣林（GV Chicherin），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對華政策，包括放棄帝俄在滿洲的全部掠奪品及在中國的特權。北京均未理會，此非全由於顢頇，而是怕有違協約國的意旨，畏懼蘇俄宣傳過激主義。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已開始頌揚俄國革命。巴黎和會激起了「五四」示威、罷課、罷市、罷工，蘇俄利用這個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員加拉罕（Leo Karakhan）【註：加拉罕生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五年曾來哈爾濱，一九一○年被捕，釋放後去海參崴，又二年返聖彼得堡。一九一五年被放逐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參加俄國革命，一九一九年，任副人民外交委員】發出對華宣言，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密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惟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復友好，合力奮鬥。

　　此一文書遲至一九二○年三月始遞至北京，對於中國人民而言，認為是國際間亙古所未有的福音。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教育聯合會覆稱，願依所說的條件，恢復邦交，希望俄國人民再接再厲，作正義人道前驅。全國學生聯合會表示感謝，亦主恢復邦交，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方面，以美滿的友誼，共同戮力於芟除國際的、以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工人團體尤盼蘇俄給予大力援助，多多指導。報刊言論盛稱蘇俄公正、和平，所廢除的條約、拋棄的利權，皆為中國所希望而不可得者，時機切不可放過。北京政府則謂宣言果否可憑，尚屬疑問，斥主張承受者為謬妄。這種顧慮，不能說全無是處，蘇俄所放棄的是它無法享有的帝俄在華特權，以此為餌，再出以仗義執言的姿態，誘致中國建交，以便在華活動，打擊帝國主義國家。

　　一九一九年，段祺瑞、徐樹錚正在進行收復外蒙，西伯利亞的白黨則謀製造外蒙獨立。加拉罕發布宣言的第二個月（八月），北京軍事代表張斯麟抵達白黨軍政中心鄂穆斯克，當與外蒙問題有關【註：張斯麟曾在日本學習陸軍，供職督辦邊防處，屬於段祺瑞派】。不久，鄂穆斯克為紅軍佔領，第二年（一九二○），設立遠東共和國，蘇俄在西伯利亞的勢力增強。六月，遠東共和國的代表優林（Ignatius L. Yurin），行抵外蒙邊境，要求來北京談判。北京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再命張斯麟及總統府外籍顧問辛博森（Lenox Simpson）、福開森（John C. Ferguson）前往遠東共和國，並於七月停付帝俄公使庚子賠款，皆為對蘇俄的友好表示。遠東共和國對於張斯麟等之來，極表歡迎，謂願本平等互惠精神，修改過去的條約。八月，優林抵北京時，段祺瑞業已失勢。九月，批准中俄新疆商約，不再承認帝俄公使，均為優林的收穫。優林進而要求發展兩國商務，建立邦交，但拒絕中國所提的通商先決條件。一九二一年二月，復乘白黨佔領庫倫，益多要挾。北京雖反對其出兵外蒙古，外交總長顏惠慶已正式予以接待，此為他的又一收穫。七月，紅軍進入庫倫，優林意氣愈盛，北京堅持撤退紅軍，爭執不下。復以華盛頓會議召開在即，遠東情勢將有變化，北京持觀望態度，優林的建交企圖，一時難成，於十月返國，下一幕由蘇俄接演。

　　吳佩孚推倒段祺瑞後，成為中外注目的人物。蘇俄對他尤感興趣，以為和中國建立新關係有望，吳不惟反日，且主張召開包括工人在內的國民大會。一九二○年八月，俄共駐海參崴的情報員維蘭斯基（Vladimir D. Vilensky）謂吳的勝利為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即將開始。九月，張斯麟到莫斯科深受重視，被看作吳的青年部屬，以為吳有意與蘇俄聯好，其實張和吳無關。九月二十七日，加拉罕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前次宣言所列原則，但已非無條件拋棄帝俄在華的全部掠奪物，更非慷慨的交還中東鐵路。十月，莫斯科《消息報》再刊出維蘭斯基稱頌吳佩孚的文章，蘇俄予張以自由通行及領事權。去年九月，張曾將第一次宣言報告北京，至是更為興奮，認為蘇俄基礎日固，海陸軍甚為整備，有蓬勃不可一世之概。外交上復力反秘密與利用政策，完全以誠相待，事事公開。十年後勞農主義將風行世界，他願將蘇俄的真像介紹給中國。翟趣林在歡宴張斯麟席上致詞，盼中俄攜手，解除外力干涉，列寧親自接見，謂中俄將團結一致，促使帝國主義敗亡。

　　十一月底，張斯麟攜第二次宣言，返抵北京，他的意見對於政府當局應有影響。一九二一年二月，外交部允相機與蘇俄代表商談。十二月，蘇俄直接派遣的第一位代表巴伊克（AK Paikes）到京，聲稱一俟中俄維持外蒙秩序的協定成立，紅軍即可撤退，並準備承認中國在中東鐵路地區的主權，蘇俄倘能在太平洋方面有一經濟出口，中東鐵路可歸中國管理。中國急於解決的為外蒙問題，蘇俄所望的為中國對蘇聯的承認，而以外蒙問題相要挾。在爭辯最烈之時，「俄蒙友好條約」的真像外洩，中國責蘇俄食言，行為與帝俄並無二致，巴伊克至為尷尬。中東鐵路問題，因張作霖宣布東北自主，亦無從作深入談判。

　　一九二二年八月，蘇俄改派的幹練而有經驗的外交家越飛（Adolf A. Joffe）行抵北京。他的對手為新任外交總長顧維鈞。越飛仍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先撤退外蒙紅軍。越飛責中國縱容白俄，不允單談外蒙問題。顧稱中國對赤、白兩黨無所偏袒。越飛謂中國不應以均等手段對待，如不與蘇俄密切聯合，即不歸還外蒙。又說中東鐵路為俄人產業，須訂定經營辦法，加拉罕宣言並不影響蘇俄對該路的權益，亦非無償的歸還。中國不要以為宣言永久有效，除非中國不再漠視蘇俄的利益，蘇俄無履行宣言的義務。談判至一九二三年一月，迄無眉目。越飛譏訕中國對赤、白兩黨的中立態度，應擇一為友。數日後前赴上海晤孫中山，未再返北京。

　　越飛的外交雖無所成，社交則頗有所得。他一到北京，即向新聞界展開宣傳，斥詆西方國家【註：越飛未提日本，因為他正準備赴長春與日本會談】，倡導中俄合作。此後的談話、演說，無一不是擁護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稱道中國民族的自覺。教育界開會歡迎，學術團體設宴招待，他亦邀宴國會議員、各界領袖，蔡元培致詞答謝。到上海後，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公告，旋去東京，更增加北京的惶恐不安，希望交涉重開。蘇俄要求改在莫斯科舉行，北京不允。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國際共管中國聲中，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第三位蘇俄代表加拉罕到來，宣傳伎倆不弱於越飛，他的名字又具有魔力，聲言仍遵守兩次對華宣言列舉的原則，盼中國日趨富強，能自衛利益、主權，各黨派應一致抵抗各國對臨城事件的無理要求。對於北京大專學校教授，他贊成以俄國部分庚子賠款充作學校經費；對於廣州，他派有代表，但對於北京政府，則是另一態度。

　　負責和加拉罕談判的為中國全權王正廷。加拉罕要求先承認蘇俄再商其他，王正廷主張先解決兩國懸案，然後建交。北京大學教授全體支持加拉罕，王復恐加拉罕赴粵，答應了他的條件，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將中俄協定大綱議就草簽。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為不妥【註：巴黎和會時，王正廷與顧維鈞已有意見】，加拉罕嚴拒修改，限期正式簽字。內閣命顧接辦，至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成立。訂明恢復邦交、兩國懸案另行會議解決，廢除帝俄所訂各約，帝俄與他國所訂有損中國主權利益條約，概行無效，嗣後兩國均不得訂立有損對方主權利益條約，蘇俄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中國有權贖回中東鐵路。關於撤退外蒙紅軍問題及贖回中東鐵路條件，將來商定；蘇俄放棄在華所得租界、租借地、庚子賠款、領事裁判權；兩國互相保證在該國境內不准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的機關團體的存在與行動，並互相承諾不作與對方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的宣傳。

　　協定成立後，北京各團體連日慶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亦均支持。究之實際，蘇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對華宣言，且於協定本身多方破壞，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援助容共後的國民黨。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復與「東三省自治政府」簽訂關於中東鐵路的瀋陽協定（一稱奉俄協定），等於承認張作霖的政權。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與日本簽訂建交協定，承認一九○五年的日俄和約，仍然有效。對於為解決外蒙、中東鐵路問題召開的中俄會議，原定一個月內舉行，六個月內完成，拖至一九二五年八月才勉強開幕，第二天，加拉罕離開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一度重開，終於一事無成。

　　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摧毀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以蘇俄為中心的共產世界，為列寧的終極目的。歐洲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巨擘，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熟階段，必須一面號召它們國內的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鬥爭，一面號召國外的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鬥爭，裏外交擊，方易收效。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寧曾說，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就無最終勝利的希望。史達林復高呼鼓起東方工人農民的革命精神，去反對帝國主義，一分鐘也不可忘記東方。尤重視土廣民眾的中國。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雖非全為中國而設，策動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則為其使命之一。與中國建交的任務，由蘇俄政府負責，反帝國主義的任務由共產國際主持。誠如毛澤東所說，經過俄國人的介紹，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共產國際成立前兩個月，莫斯科的「僑俄華工會」已派共產黨人回中國宣傳【註：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僑俄華工會舉行第三次大會，翟趣林演說，盼「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蘇維埃合作，同月二十三日，議決組織「華工社會黨同盟」，似已設有機構，但均無下文】。一九二○年三月，即中國收到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前後，曾在西伯利亞為布爾什維克工作、現任職於共產國際東方局的吳廷康（GN Voitinsky）奉命來至北京，尋覓民族民主資本階級革命同盟。他首先會見李大釗及幾位社會主義者。四月，由李介紹，前去上海晤陳獨秀及戴傳賢、張東蓀等。他的主要說詞是中國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過於龐雜混亂，缺少主流，復無組織與實際行動，決不能推動革命，必須成立一中國共產黨。擬以《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為基礎。陳獨秀、戴傳賢表示贊同，張東蓀不願參加。是月，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本出版。五月，《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出版，馬克思研究會成立，中國共產黨有了雛型。不久戴傳賢退出。七月，李大釗派張國燾前來，吳廷康通知陳獨秀，共產國際決定支持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陳認為中國工人無多，知識落後，階級覺悟不夠，一時無奪取政權可能，應先集合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本共產黨立場，仍從事新文化、反軍閥、反日、愛國活動，入黨者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實際工作。南方由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大釗負責，即所謂「南陳北李」。中共臨時中央於是成立，經費由共產國際供給。

　　中共臨時中央一經成立，即於杭州、南京、蕪湖、安徽、重慶、成都、天津、濟南、青島、太原展開活動，而以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為重心，分設中共臨時支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之外，並在上海發刊《勞動界》、《夥友》周刊、《共產黨》月刊，譯印《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書，機械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工會、及工人補習學校，一一組成，設立外國語學校，招收學生學習俄文，準備送往莫斯科受訓【註：一九二一年春，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等八人赴俄。與陳獨秀有私交的孫毓筠亦於此時資送數人前往】。北京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出版《勞動音》周刊，設立長辛店京漢鐵路職工會、補習學校，任事者大都為北京大學學生，如張國燾、鄧中夏。廣州為中國革命策源地，尤受重視，共產國際先設通信社，北京大學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等出版《勞動聲》周刊。十二月，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特設宣講所。武漢負責人為曾留學日本的董必武（用威）。一九二一年三月，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成立，五月，上海、北京、廣州舉行勞動節紀念會。

　　新文化運動期間，湖南學生十分活躍，毛澤東（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蔡和森為領導者。毛為湘潭人，來自農家，辛亥革命時一度從軍。一九一三年入長沙師範學堂。因受陳獨秀的影響【註：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曾刊載毛澤東的《體育研究》，署名「二十八畫生」】，一九一七年，發起「新民學會」，又顯然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一九一八年九月，毛去北京，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因李大釗的啟導，對於馬克思學說有了興趣。一九一九年三月，取道上海返湘。「五四」事件發生，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主編《湘江評論》周刊，鼓吹民眾大聯合，對抗官僚、軍閥、資本家【註：《湘江評論》，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行五期即被禁，毛改任《新湖南》月刊編輯】。一九二○年二月，再至北京，運動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同時再讀有關俄國革命書刊。四月，復去上海，訪陳獨秀，大概是奉李大釗之命，或曾預聞籌組中國共產黨之事。七月，回長沙，擔任師範學堂附屬小學主事，先後創辦文化書社，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支部。湖南無政府主義者有勞工會，毛亦發起各種工會，組織工團聯合會。羅素在長沙講演時，他可能是聽眾之一。

　　共產國際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建立關係的同年，又與留法勤工儉學會接觸，其中有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曾留學日本的周恩來（一八九八至一九七六）【註：周恩來原籍浙江紹興，長於江蘇淮安，一九一○年去瀋陽，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一七年，赴日本京都，一九一九年回天津，參加五四運動，九月組織覺悟社，一九二○年一月被捕，五月獲釋，十月赴法國】，陳獨秀之子延年、喬年，來自湖南的蔡和森、蔡暢、李立三、李富春、李維漢，來自四川的趙世炎、陳毅、鄧小平、聶榮臻，來自貴州的王若飛。他們的組織，初為中國少年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再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產國際民族與殖民地委員荷蘭人馬林（G. Maring，即JFM Sneevliet）、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Nikorusky）到北京，與李大釗、張國燾商定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後，再赴上海。七月二十日，大會在法租界秘密舉行。時黨員僅五十餘人，出席代表十三人，陳獨秀、李大釗未到，張國燾任主席，馬林、李克諾斯基列席指導【註※】。經過五晚會議，被法租界包探發覺，巡捕掩至。最後一次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船上舉行，通過黨綱，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即黨魁，張國燾、李達分任組織、宣傳部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註：十三名代表為北京張國燾、劉仁靜（北京大學學生），廣東陳公博、包惠僧，上海李漢俊、李達（二李曾留學日本），湖南毛澤東、何叔衡（秀才，小學教員），湖北董必武、陳潭秋（湖北師範教員），山東王盡美、鄧恩銘（均中學生），日本周佛海。其後陳公博、李漢俊、李達、周佛海相繼開除黨籍或脫黨，陳獨秀、劉仁靜亦因與史達林意見不合，開除黨籍。馬林之外，另一共產國際代表，有謂係吳廷康。中共現以七月一日為建黨日，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而於七月二十日為可信。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所舉證據外（見陳公博著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頁一五至二一），其他旁證，一為六月始決定召開大會，須通知各地推派代表，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舉行。二為在大會為馬林任通譯的張太雷，六月二十二日尚在莫斯科，亦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趕返上海。

　　出席的十三位代表，幾均為學識有限、經驗欠缺的書生，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共產黨的策略所知無多。陳獨秀、李大釗又不在場，一切取決於馬林。重要決議，為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實行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收一切生產的資本歸社會共有。採不妥協政策，斷絕一切非共產主義者的關係。組織工會，灌輸階級鬥爭思想，成立研究勞工組織的學術團體，編印雜誌、報紙、專書、小冊、傳單。對於現有政黨取獨立、攻擊、排斥態度，堅守無產階級立場，不與建立任何關係。中央組織應每月向共產國際呈送報告，必要時得派代表向共產國際東方局報告。既對其他政黨取排斥態度，曾議決禁止黨員參加政治，因馬林反對而取消。大會通過的宣言，將孫中山、徐世昌一併斥詆，引起爭論，改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公佈與否，結果擱置未發，原因為共產國際有意聯好孫中山。

　　今後十個月，中共的重要活動為北京等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之公開徵求黨員、舉行講演會、馬克思誕生紀念會、三八婦女節紀念會，召開非宗教同盟會議，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共旅歐總部，派人參加共產國際大會與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大會【註※】，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加多，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亦頗引起社會注意。

　　※註：出席共產國際的為張太雷，出席少年共產國際的為何夢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一稱遠東勞工大會，意在對抗華盛頓會議，中共代表為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北京晨報》記者），及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劉少奇、彭述之等。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與其他團體亦派人參加，共計三十餘人。

　　中共對於工人運動特別重視，設置勞動組合書記部，推廣工人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中國產業發展的程度不足，工人數目無多，成分複雜，缺少無產階級的鬥爭意識，能左右工人行動的，在上海為幫會，在廣東則以國民黨的影響力為大，中共尚不能領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上海罷工的次數較多，均歸失敗。香港海員六萬餘人罷工，因得廣州政府支援，為時約一月。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參加的百餘團體，以屬於國民黨的為多。大致而言，中共的成就應在宣傳，知識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漸漸增加，其他實際收穫甚少。

　　三、蘇俄、中共與孫中山、吳佩孚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與俄國革命黨人曾有過接觸。辛亥革命時，列寧對於孫的思想亦頗稱許。十月革命後，孫去電祝賀，翟趣林覆電，盼中國人民與蘇俄共同反抗帝國主義，未能遞到。一九一九年三月，莫斯科向廣州軍政府提議合作，並無反應。五四事件發生不久，國民黨報刊開始介紹社會主義。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亦於是時發出。一九二○年六月，僑俄華工會邀孫訪俄，當係共產國際授意。七月，電請孫與中國各界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蘇俄。共產國際大會議決與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勢力聯合，使其參加推翻帝國主義事業。時吳廷康正在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曾與孫在上海相見。十月，孫準備回粵，重建政府，翟趣林來書，商談貿易。一九二一年八月，孫覆以地理隔阻，尚不能建立商務關係，惟盼有私人接觸。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表示，願以共產主義立場，贊助國民黨的革命，但不得與共產黨的革命混為一談。馬林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合作，首與國民黨的要人張繼商議。十二月，經廣州至桂林訪孫中山，勸容納共產黨員，與共產國際聯盟，建立革命武力。孫對俄國革命雖表重視，不過列寧的主張不盡和他相同。此時他志在北伐，如果聯俄，英國必然不喜，勢將阻撓他進軍長江，但他對於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則頗感興趣，因允於在道義上聯絡。

　　蘇俄以見擯於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自行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孫中山亦以美國拒絕他派代表參加華盛頓會議，為明瞭蘇俄實況，在與馬林會晤之前，已派張秋白出席莫斯科的會議。共產國際書記齊諾維夫（Zinoviev）在大會報告，主張中共與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聯合，對抗資本帝國主義者，警告國民黨對美國的妄想。列寧接見張秋白及中共代表張國燾，討論國民黨、中共合作的可能。二月，翟趣林致書孫中山，重申蘇俄對中國人民的友誼與願望。四月，少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SA Dalin）到粵與孫續商，仍無結果，但孫對香港海員罷工的援助、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及全國社會青年團代表大會之在廣州舉行，足證孫對中共態度的友善。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說是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廣州政府不禁阻勞動運動等事，都是擁護民主政治的證明。中共的主張共有十項，其中之一即是與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及社會主義各團體建立聯合陣線反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顯然是追隨共產國際的步調，放棄了對其他政黨的排斥態度，實為策略上的大轉變。七月十六日，中共第二次全國代會大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時黨員一百二十二人，出席代表十二人，討論的中心，為與國民黨合作問題。決議是號召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參加民族革命，與國民黨暫時聯合，但並不放棄共產黨的組織，仍獨立的為無產階級奮鬥。宣言中明言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大會選出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高尚德為中央委員，陳續任總書記。不久馬林又自莫斯科來上海，在他的要求下，八月初，中共中央委員舉行會議。馬林提議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作有組織的結合，不贊成聯合陣線。陳等一致反對，馬林謂此係共產國際所決定，必須尊重。陳等唯有服從，惟國民黨須依民主原則改組。

　　掌握國民黨兵權的陳炯明是屬於無政府派，據說一九二○年四月，蘇俄代表前來漳州與晤，是否果有其事，雖不敢必，不過就日後陳獨秀之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看來，中共與陳炯明實有相當關係。一九二二年四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失和，決裂在即，陳獨秀於孫、陳之間，何去何從，猶疑不定。及陳炯明對孫實行叛變，中共始決定與陳炯明斷絕關係。請孫中山召開革命團體會議，原因是陳炯明的聲望無法與孫同日而語。

　　孫中山討伐陳炯明不成，在赴滬船中，考慮今後動向，認為必須改弦更張，爭取外援。聯德尚無眉目，惟有聯俄。八月中旬，孫到上海，陳獨秀、馬林及越飛的代表先後來見，所談當不外聯俄、容共，容共則為聯俄的第一步。五四以來，孫對於青年動態極為注意，他之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目的即在擴大基礎，現在愈感有此必要。八月下旬，首准陳獨秀、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九月，設置國民黨改進委員會，及改進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及到過蘇俄的張秋白均為委員。

　　蘇俄於聯好孫中山外，對於新近崛起的直系強人吳佩孚亦至為重視。李大釗及直系政客孫洪伊與吳的政務處長白堅武均有交誼，透過他們的運用，吳允由李推介得力之人，組織鐵路工人，排除交通系梁士詒的勢力，免為奉系所用【註：時交通總長為直系的張志潭】。直奉戰爭時，中共領導下的京漢鐵路工人助吳運兵，頗稱得力。戰後有六名中共重要黨員，分任京漢、京奉、京綏、津浦、正大、隴海鐵路密查，吳復通令保護工人，更給中共以不少方便。中共稱道他是反日者，「倒張（作霖），去徐（世昌）是差強人意的事」，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並推動吳與孫中山的合作。一九二一年一月，共產國際代表已與吳會晤，此人或者就是吳延康，介紹人為李大釗。一九二二年八月，又有蘇俄記者到過洛陽，受到吳的歡迎，李本人亦數至洛陽。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大會，陳獨秀率代表參加，會中曾討論聯吳、聯孫問題。共產國際要人拉狄克（K. Radek）的報告，提及中共對吳的支持，謂吳係中國聯合陣線必需的人物，似乎認為他的重要性在孫之上。

　　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與越飛代表的會談，有欠順利，使他感到「麻煩」。此後一面著手改進黨務，一面部署收復廣東。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說明今後政策，一為本民族自決之義，對內增進全國文化，對外謀求世界民族平等，改正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地位；二為廢除以資產為標準的選舉，確定人民自由權；三為力謀社會經濟的均等發展，限定私人土地所有權，制定工人保護法，徐謀勞資的地位平等，改良農村組織，徐謀地主佃戶間的平等。雖與共產黨的主張仍有距離，然已具有反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意義。是後各級黨部工作均有中共黨員參加【註：如中央黨部總務部林祖涵，北京交部總幹事李大釗，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籌備主任夏曦、劉少奇。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八十餘人亦均成了國民黨員，周恩來任國民黨駐歐支部總務主任，李富春任宣傳科主任，聶榮臻任巴黎通訊處長】。

　　國民黨作風丕變，同時滇、桂軍在孫中山策動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自廣西長驅東下，國民黨的聲勢重振。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軍佔領廣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謂國民黨為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應與實行合作。同月，越飛至上海面晤孫中山。一月二十六日，孫、越發出如下公報：共認蘇維埃制不能引用於中國，蘇俄願贊助中國完成統一，取得完全自由；越飛重認一九二○年九月蘇俄對華宣言原則，蘇俄準備拋棄帝俄時代對華的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中東鐵路管理辦法由中、俄協商；蘇俄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為防制白俄，俄軍不必立時撤退。

　　共同公報發表後，越飛赴日本，孫回廣州，設立大元帥府。時聯俄容共尚未收實效，軍事財政紊亂不堪，粵人痛恨滇、桂客軍，怨毒轉集國民黨。但中共在各地的活動則大有開展。宣傳刊物上海有《嚮導》、《前鋒》、《中國青年》，廣州有《新青年》、《新學生》，北京有《政治生活》，長沙有《新時代》，上海大學無異其訓練機關【註：上海大學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名為國民黨創設，于右任、邵力子任正副校長，教授多為中共黨員，如瞿秋白、蔡和森、鄧中夏、沈雁冰（茅盾）。一九二五年六月，被租界工部局封閉】。群眾運動多由中共領導，如民國裁兵運動大同盟，女權運動大同盟，收回旅順大連、取消二十一條示威，反對北京教育總長請願，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漸成青年的口號，工人罷工風潮亦日益增加。

　　孫中山越飛的公報為國民黨公開聯俄的表示，六日後發生的京漢鐵路工潮為吳佩孚實行與中共分手的表示。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吳轄區內的長辛店鐵路工人及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北京、唐山學潮洶洶，吳認為是中共和他為難。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召開代表大會，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被吳武力解散，下令逮捕李大釗。京漢鐵路總工會移往漢口，二月四日，全路罷工，拒絕吳的復工命令。二月七日，漢口、長辛店工人三十餘名，被軍警殺害，中共稱之為「二七」慘案，斥吳為國民公敵，共產國際亦痛加詆責，蘇俄的聯吳努力失敗，中共與吳的關係破裂。是後蘇俄與吳雖偶有接觸，然合作已無可能。加拉罕與北京政府談判時，吳之贊成中俄復交，是為了想取得俄國部分的庚子賠款，同時仍欲以蘇俄牽制張作霖。

　　四、國民黨與蘇俄、中共實行聯合

　　孫中山雖已決定聯俄容共，但他的政治運用，尚無顯著的變化。在與越飛發表公報的同日，另有一篇和平宣言，主張在統一未成立之前，由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諸省暫時劃疆自守，裁兵、借款。借款用途由法定機關及債權人、農工商各團體代表監督，實行化兵為工。裁兵首須得直系贊同，孫回粵後，命胡漢民、汪兆銘、孫洪伊為駐滬代表，辦理和平統一。借款最好由英國承擔，一九二三年二月，他曾應香港總督之宴，盼與英國交好。三月，又一再與廣州英國總領事商用英款開港、築路，並發表演說，願與香港政府合作。四月一日，孫的秘書陳友仁宣布孫的外交政策，希望英、美給以財政援助，用英、美專家致力建設【註：時香港總督為斯塔布斯（Sir Edward R. Stubbs），廣州總領事為傑爾孫（Sir JJ Jamieson）。三月，梁土詒曾在香港代孫活動借款，建築鐵路】，可見尚不欲專聯蘇俄。

　　蘇俄對於孫的以上舉動自感不安。五月一日來電，願隨時予以必要援助。兩週後馬林再至廣州，勸孫徹底改組國民黨。共產國際訓令中共，務使國民黨成為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運動陣線的領導者，注意工農，阻止國民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妥協。其實直系和英國對孫中山的表示，不僅毫不為動，且敵視愈甚，不惜以種種手段顛覆他的政權。蘇俄的援助則愈具體化，開始派遣軍事顧問前來【註：蘇俄顧問於一九二三年六月抵北京，十月到廣州】，並給以二百萬元的貸款。孫為保持現有據點，以圖將來發展，不能不認真考慮容共問題。與越飛在日本相處的廖仲愷一力贊成，說是國民黨的歷次失敗，由於專恃軍隊，為兵所制而不能制兵。制服軍隊須靠黨員，國民黨僅有少數幹部，黨員無多，急當改組以救其弊。何況國民黨在國際上缺少朋友，蘇俄既來聯絡，便不應拒絕它的黨徒中共。五月二十一日，孫請馬林協助計劃黨的改組。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由於馬林的堅持，通過今後活動集中於國民黨的發展，改組國民黨為真正的政黨，加強其在工人農民中的影響力，使與蘇俄接近。大會宣言承認國民黨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力量，處於領導地位，惟須拋棄依賴外力，專力軍事，及忽視對於民眾宣傳的觀念，所說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完全相符【註：共產國際訓令係五月二十四日發出，遲至七日十八日中共始收到。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係六月十日開始，十九日終了。但共產國際的此項意旨，仍可先由馬林轉達。時中共黨員四百三十二人，出席大會代表三十人，陳獨秀、瞿秋白主張服從共產國際決策，張國燾、毛澤東、蔡和森反對。卒依馬林主張，通過中共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毛澤東的當選中央委員即在此時】。

　　馬林與孫中山商定派遣代表團赴俄，由孫的參謀長蔣中正（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率領。十月六日，蘇俄駐北京代表加拉罕介紹的鮑羅廷（Michael Borodin，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三）抵廣州，作為蘇俄駐廣州的代表【註※】，最大的任務為促使國民黨早日徹底改組。當他初見孫中山時，首先應允孫的軍事物資援助要求，強調中俄革命均為民族主義的奮鬥，蘇俄的成功，實得力於黨。國民黨的使命為完成中國統一與獨立，如假以半年時間，可使廣州成為國民黨的鞏固基地，一、二年內革命精神將普及全國，但必須注重宣傳，動員民眾，推行軍中政治工作。孫大為所動，十月十日，設置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由鮑羅廷擬定改組方案。鮑羅廷一面告訴中共領袖，謂穩定國民黨為穩定共產黨的基礎，一面公開談話，謂國民黨為中國人民獨立奮鬥的引導者，倘再濟以軍事精神及民眾組織，勢力將益增強，必能統一中國，使脫離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的奴役。十月二十五日，孫派定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與中共黨員李大釗、譚平山均在內，鮑羅廷為顧問，準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十一月，陳炯明軍逼攻廣州，鮑羅廷勸孫採行新農工政策，動員農工，共同抵抗，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訓練義勇軍，成立農工及中產階級調查委員會與黨員訓練所，後者由鮑羅廷負責，使黨員學習蘇俄革命方法。

　　※註：鮑羅廷即Gruzenberg，為猶太人，幼年受教育於立陶宛，參加革命運動。一九○六年在倫敦活動，一九○七年來美國，居波斯頓、芝加哥。一九一八年返俄，受知於列寧。一九一九年派往西班牙、墨西哥、荷蘭。一九二一年赴土耳其，助凱木耳（Kemal）抗英。一九二二年被英國拘禁六個月。一九二三年七月來華，先至奉天晤張作霖，繼到北京見加拉罕。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加拉罕來電祝賀，表示蘇俄對於中國人民自由獨立的敬愛和同情；中共發表宣言，號召人民集結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開會期間，列寧去世，大會去電弔唁，休會三日，各機關下半旗，全體代表向鮑羅廷鞠躬，以示哀忱。大會通過了中共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正式加入國民黨，並擔任要職【註：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居四分之一，組織、工人、農民各部及上海、北京、漢口執行部的實權，均操於中共黨員之手】。最足以表現此次大會意義的為所發布的宣言，這篇宣言是廖仲愷、胡漢民、汪兆銘及中共黨員瞿秋白與鮑羅廷起草，指出中國禍亂皆為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以致政治、經濟生命皆為所制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包括中國民族自救解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惟有國民黨與多數民眾結合，反對帝國主義，中國民族方能獲得真正自由獨立。民權主義包括間接民權與直接民權，凡反對帝國主義的個人與團體，均得享有。民生主義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民黨正從事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民工人的特殊階級，為農民工人而奮鬥，亦即農民工人為自身而奮鬥。國民革命運動必待農民工人參加，然後方能決勝。新的政綱，對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為要；對內以確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權，增進農民工人生活為要。以上措置和表示，與共產國際的主張大致吻合，亦即日後中共所指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以反抗帝國主義為中心。根據這些原則，國民黨聲明維持中俄北京協定，發動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廢約同盟，舉行收回教育權運動，反文化侵略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週【註：九月七日，為辛丑條約簽字之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號召民眾與國民黨合力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工人運動繼續推進，全國鐵路總工會秘密在北京成立，廣州工會組織工團，勞動節開會慶祝，孫中山講演反抗外國經濟壓迫。農民運動更為積極，特設農民運動講習所【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先後由中共黨員彭湃、毛澤東擔任。學生三百餘人，為以後農民運動的幹部】，孫中山講演農民大聯合，耕者有其田。各縣有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衛軍。

　　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力圖擴張，國民黨的部分高級幹部深恐喧賓奪主，一再檢舉，指為志在藉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的靈魂。中共黨員對國民黨亦暗事打擊，公開譏評。於是有政治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及聯合部（國際聯合委員會）的設置，以便調處。政治會議有如共產黨的政治局，以鮑羅廷為高等顧問，聯絡部由政治會議、共產國際及中共三方代表組成。

　　這時廣東大半仍為陳炯明所有，不時蠢動。盤踞廣州的滇、桂軍驕橫抗命，商團尤為心腹之患。商團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原為商民對抗滇、桂軍的武裝自衛組織，後以恐懼實行共產，轉而敵視國民黨，香港政府從而構煽，與陳炯明勾結。一九二四年八月，商團團長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以蒙蔽手段，自海外購運槍械，被廣州政府扣留。商團成立聯防總部，實行罷市，強求發還。廣州政府準備武力制止，英國代理總領事發出警告，聲言如攻擊廣州市區，英國海軍即實行干涉。孫中山急欲北伐，策應北方反直系戰爭，別尋出路，初時多方遷就，商團態度更為強硬。適蘇俄軍火到粵，孫中山決採斷然處置。十月十五日，商團一萬二千人全部為蔣中正指揮的粵軍、滇軍、各軍事學校學生、工團軍、農民自衛軍所擊潰【註：粵軍、滇軍約一萬五千人，黃埔軍校學生八百人，滇軍講武堂學生五百人，湘軍講武堂學生二百人，工團軍、農民自衛軍三百餘人，另有鐵甲車隊、航空隊、兵工廠衛隊】，西關商業區被毀三分之一。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

　　一、直系的崩潰

　　吳佩孚之能一躍而起，並非全憑他的武力，輿論的同情，實有至大的影響。從此以後，他自以為所向無敵，不惟兵戈不休，而且行事乖方，譽望日趨沒落。黎元洪被逐，曹錕竊位，直系愈為人所不齒，失敗已成必然。奉系、皖系與孫中山的反直系聯合陣線，直系軍人的攜貳，更加速了直系的崩潰，導火線為江浙戰爭。

　　據有浙江的盧永祥，為碩果僅存的皖系軍閥，事事與直系作對，曹錕、吳佩孚視為眼中釘。在直系軍閥中地位僅次於吳佩孚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對於盧永祥之把持上海，有芒刺在背之痛，所爭的是上海兵工廠、稅捐與鴉片。一九二三年七月，盛傳直系將對浙、滬用兵，因江浙士紳奔走呼籲，英、美、法、日公使抗議警告，得以暫告無事。十一月，暗通直系的淞滬警察廳長被刺而死，齊燮元所派的繼任者不能到任，又成劍拔弩張之勢。福州督理孫傳芳不甚得志，謀向浙江發展，與齊相結。一九二四年初，有一支皖系軍隊為孫所敗，北走浙江，為盧永祥收編，吳佩孚要他解散被拒，命齊、孫進兵。盧處於直系包圍之中，自以實力足與齊、孫相抗，又與張作霖、孫中山同盟，不甘示弱。九月三日，齊、盧之戰爆發於上海、蘇州之間，兵力各約五、六萬人。孫中山立即宣布北伐，張作霖動員奉軍西進，段祺瑞通電討伐曹錕。齊雖有吳佩孚及安徽、江西之援，仍戰盧不下。孫傳芳得浙江地方軍內應，長驅而前，直指杭州【註：吳佩孚所派援軍約一萬餘，安徽、江西軍一萬餘，孫傳芳軍二萬餘】，盧軍退集上海，浙江入於孫傳芳之手。十月十三日，盧永祥終不能抗拒齊、孫的夾擊，東走日本，齊盧戰爭結束，北方直奉的大戰則正在進行。

　　兩年以來，奉軍積極整頓，兵工廠大事擴充，並成立空軍，日本是最大的支持者。九月中旬，奉軍約十五萬人，分向山海關、熱河進攻。吳佩孚昧於大勢，初以為張作霖不敢輕舉，至是自洛陽入京，調兵遣將，倉促應戰，仍然驕妄自大，氣焰灼天，目無餘子，以為必勝。吳自當山海關，而以熱河一路付之馮玉祥、王懷慶【註：王懷慶部並無作戰能力，馮玉祥軍約三萬餘人，素稱精練】，合後續部隊，總計二十萬人，復有海軍助戰。但軍費不足，武器陳劣，士氣不揚，能戰者不足十萬人。吳曾與蘇俄大使加拉罕密談，希望蘇俄給奉軍以壓力。又商請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准其由南滿鐵路運兵，事實上皆不可能。英、美對吳同情，希望直軍獲勝。日本惟恐直軍之不敗，輿論為奉軍聲援，內閣的決策是予張作霖以善意的支持、適當的指導，維護滿、蒙利益。必要時採機宜措施，並派松室孝良少佐【註：松室後任馮玉祥顧問】伺察吳的動靜。

　　馮玉祥與吳積不相能，對曹錕復懷怨望，結合不滿曹、吳的直系將領胡景翼、孫岳，聯交國民黨與蘇俄，黃郛是運籌人之一【註※】。直奉戰爭甫起時，據說日本住友會社諮議寺西秀武大佐即策動馮玉祥反吳，陸軍大臣宇垣一成、駐華公使及武官均預其謀，曾以一百萬日元，由三井銀行經天津日本駐軍司令交段祺瑞再轉付與馮。馮軍沿途逗留，十月十九日，乘山海關戰事方酣，自熱河還軍，二十三日，突入北京，迫曹錕下令停戰，所部改稱國民軍，馮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及孫岳分任第二軍、第三軍軍長。吳佩孚聞警趕回天津，奉軍乘機猛攻，日軍不准直軍使用秦皇島（山海關西南的海口），直軍大潰。吳浮海而南，擬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不成，北去河南，為陝軍師長憨玉琨及胡景翼所迫，退回湖北，一敗塗地，寄身於長江兵艦，渡其水上飄泊生涯，時為一九二五年一月。馮玉祥稱是役為首都革命。

　　※註：胡景翼為陝軍師長，孫岳為直軍旅長。胡屬國民黨，參加過陝西靖國軍，馮玉祥任陝西督軍時來歸。孫為舊革命黨人，馮駐軍北京時，和他交結。馮為基督教徒，外人稱為「基督將軍」，與國民黨中的基督教徒徐謙、馬伯援有交。馮與蘇俄的關係，始於越飛在華之時，與加拉罕尤近。黃郛留學日本，屬同盟會，曾參與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遊歷歐、美，為一軍事政治家，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歷任北京政府要職，講學北京大學，與馮過往頗頻。

　　馮玉祥佔有北京，曹錕去職，由黃郛代理國務總理，攝行總統職務。第一件事，亦是最為人注意的事，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強制溥儀（宣統）出宮，北京不再有所謂皇帝。次為請孫中山北上指導，最後與張作霖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在北京就任，黃郛的攝政內閣辭職，不再置國務總理，新任各部首長大半屬皖系，曹錕的憲法與臨時約法被廢。

　　直系督軍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初欲出兵援助吳佩孚，以大勢已去，宣布擁戴段祺瑞，藉圖苟全。段亦思保存直系的殘餘，以維持均勢。張作霖、馮玉祥合謀擴張地盤，張的野心尤大。國民軍孫岳佔領保定，胡景翼任河南督辦，沿京漢鐵路南下。奉軍李景林佔領天津，任直隸督辦。段以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張宗昌率奉軍為前鋒，沿津浦路南下，山東督軍附段，安徽督理被逐，齊燮元退往上海，盧永祥入駐南京，兩人又成了三個月前對抗之勢，不過交換了東西的位置【註：《上海新聞報》諷之為足球比賽的換邊或換球門】。孫傳芳恐奉軍進取浙江，一九二五年一月，助齊舉兵。奉軍擊敗齊軍，進抵上海，與孫傳芳對峙。經段祺瑞調停，孫軍奉軍各自後撤，上海永不駐兵，兵工廠由總商會接管，有如中立區。

　　驅逐吳佩孚出洛陽，鄭州的憨玉琨以為河南應為己有，但為胡景翼所不許。一九二五年二月，胡對憨攻擊，陝西督軍劉鎮華助憨，孫岳助胡，三月，憨戰敗自盡，劉喪失了陝西。

　　反直系戰爭爆發，孫中山擬全力北伐，破釜沉舟，不作返粵之計。以各軍多不奉命令，復為商團所牽，遲遲不能行動。待商團事變敉平，馮玉祥佔領北京，孫決定北上，命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譚延闓主持北伐軍務，進兵江西。十一月初，贛軍方本仁來附，北伐軍始得前進。方本仁志在地盤，反戈攻擊北伐軍。譚延闓湘軍僅一萬餘人，均飢疲之眾，一九二五年一月，敗回廣東。所以此次反直系戰爭，孫中山在軍事上一無所得。直系盛時據有十餘省，戰後僅餘浙江、福建、湖北。

　　二、國民黨的時局主張，張作霖、馮玉祥的對立

　　恢復中國在國際的自由平等，為國民黨的一貫主張，改組之後，更強調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罪惡。反直系戰爭一起，孫中山發表宣言，揭示「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承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蓋必如是，中國方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接著發表北上宣言，申明國民革命在消滅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為帝國主義所利用的現象，使之與國民結合，擁護國民利益。對於時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統一與建設，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實現民治。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先召集一預備會議，由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代表組成【註：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曾要求國民黨號召全國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團體代表開國民會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由粵抵滬，招待記者，說明中國當今禍亂的根本，在軍閥與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召集國民會議為對待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對待帝國主義。此後反覆闡述中國不統一的真正原因，不在內而在外，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中國受到不平等條約束縛，所以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

　　列強、軍閥對於孫中山的主張，極力反對，多方和他為難。公使團擬阻止他在上海登岸，上海英、美報紙主張禁止他入住租界，不許他在上海過冬，不理他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十二月，孫經日本抵天津，法國領事不准在法租界舉行歡迎會。公使團因對孫敵視，亦不容和他接近的馮玉祥及馮所支持的黃郛內閣，拒不赴黃郛的宴會。段祺瑞答應了遵守過去的條約，公使團始承認他的臨時執政。孫至為憤怒，對段嚴詞指責。

　　廢除不平等條約非一蹴可就，召開國民會議為刻不容緩之事，段祺瑞為敷衍計，宣布先召開由各省區代表組成的善後會議，再產生國民會議。孫要求善後會議兼納人民代表，段只允限於各軍首領、各省區長官、及有勳勞和特殊資望地位的人。國民黨、中共激烈反對，不參加一九二五年二月開幕的善後會議，希望人民自行制定國民會議組織法，各地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註：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反對善後會議為重要決議之一。時黨員一千餘，青年團員四千餘】。結果善後會議一無所成，國民會議亦未能召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孫中山扶病到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遺囑國民黨員，繼續為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中國的民族，共同奮鬥，於最短期間促使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實現。所指以平等待中國的民族主要是蘇俄。另有致蘇俄遺書，說是已囑咐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蘇俄合力工作，深信蘇俄亦必繼續予中國援助，達成中國革命的目的，兩國攜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取得勝利。共產國際主席齊諾維夫及俄國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來電致悼，支持國民黨為反帝國主義而奮鬥，中共亦有同樣表示。中國各大都市紛紛公祭追悼，移柩時執紼民眾十餘萬人，國民革命運動在華北及全國得到空前進展。

　　段祺瑞的臨時執政政府的生命寄託於張作霖、馮玉祥兩大軍事集團。張的武力本在馮之上，復乘馮倒戈，直軍敗潰之際，繳得大批槍砲。馮軍先入天津，因奉軍的壓迫而撤退。直隸督理王承斌曾參與馮的倒吳佩孚計劃，所部亦被奉軍繳械。段祺瑞偏近張作霖【註：段、張對於馮玉祥之驅逐宣統出宮，均極為不滿】，執政政府的各部總長，無馮系人物。國際背景不同與地盤競爭，尤為張、馮衝突的大原因。張、段的支持者為日本，馮的支持者為蘇俄。馮於北方軍閥中為一有心人，生活樸實，所部以紀律嚴明見稱。越飛對他備致好評，加拉罕更譽為「中國解放運動的柱石」。一九二三年底，他已在研究俄國情事，室內懸有列寧像，由基督教而轉慕社會主義。他之推倒吳佩孚，不必與蘇俄直接有關，但佔領北京後的第四天，即與加拉罕會晤，黃郛內閣的外交總長王正廷又和加拉罕有過一段因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美國代辦梅葉（Mayers）報告國務院，謂蘇俄對北京現政府的影響力至鉅。十五日，張作霖與美國總領事高思（Gauss）談話，對黃郛、王正廷深表不滿，二十九日，又向梅葉抨擊蘇俄在華活動，馮玉祥的轄區毗鄰蘇俄，全無海口，外來接濟有賴蘇俄。一九二五年二月，馮訂購蘇俄槍械，四月，蘇俄軍事顧問加入馮軍工作，此後蘇俄軍火源源向馮的基地張家口輸送。對於奉系張宗昌的招募白俄，加拉罕一再抗議，要求解散，中東鐵路的蘇俄局長與張作霖時有爭執。

　　馮玉祥為倒直系的首功，事後並不得意，段祺瑞就任執政的當日，曾請求辭職。張作霖步步進迫，率奉軍入京，國民軍胡景翼、孫岳密謀予以拘捕，張倉惶而去，雙方火拼，有一觸即發之勢。馮因基地未固，不敢輕發，張極力擴張。段於張、馮，總望能使各得其所，自己亦有所獲。先就已成之局，以河南歸國民軍，將直隸、熱河歸奉軍，自取安徽，而與張共有江蘇，再以察哈爾、綏遠畀馮部，命馮督辦西北邊防，張督辦東北邊防，張返瀋陽，馮赴張家口，國民軍孫岳任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奉系張宗昌任蘇、皖、魯剿匪總司令。處處使張、馮平分秋色。一九二五年四月，河南督辦胡景翼卒，段即以胡的部將岳維峻繼任，同時授奉系的張宗昌為山東督辦。張作霖得寸進尺，奉軍定要駐紮北京附近，馮軍後撤。蘇俄加緊援馮，促成馮、張衝突，加拉罕與馮訂立密約，馮、張的決裂，成為旦夕之事。

　　三、壯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各國對於中國日益高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缺乏正確認識，總以為是少數知識分子及國民黨與中共受蘇俄煽動所造成的一時現象，不難鎮壓【註：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字林西報》刊出倫敦通訊，尚有武力撲滅中國民族運動的戰爭計劃】。罷工是反帝國主義的重要手段之一，自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年餘來大致無事。一九二四年後，情勢大變，國民黨與中共合力推動反帝國主義與民眾運動，直系的崩潰，與孫中山的聲望，復給以活動便利。一九二五年二月，全國鐵路總工會在長辛店舉行代表大會；三月，全國各省工會聯合會成立於北京（國民黨領導）；五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組織全國總工會（中共領導），決定第一步與資產階級及其國家作經濟鬥爭，第二步為政治鬥爭。

　　在華的外資紗廠以日本為多，工人待遇最苛，每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所得工資僅一角五分，且動輒遭受毒打或開除。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一萬餘工人，為抗議開除及毆打工人而罷工，四月，青島日本大康、內外棉等紗廠一萬餘工人為反對虐待而罷工，歷時各二十餘日。五月，兩地工潮復起，青島方面被軍警制止，工人死傷二十餘人，未再擴大。上海的情形完全兩樣，一因上海學生工人麋集，二因國民黨、中共在上海活動最力，三因殺害工人的為日本人。內外棉紗廠再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十五日，工人二名被革，顧正紅被日人槍殺。十八日，學生舉行追悼會，先後被公共租界巡捕逮捕十人。二十五日，國民黨電責日人無理殺害華人。二十八日，中共決定舉行示威。三十日，學生二千餘人分在公共租界講演，援助罷工工人，群集南京路巡捕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巡捕暴力干涉，開槍射擊，死者十一人，重傷二十餘人，是為五卅慘案，即「五卅運動」。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華人結隊行走，總商會、總工會決定六月一日起罷市、罷工，援助學生，租界中國巡捕亦多停止服務。工部局宣布戒嚴，召集外國義勇隊、陸戰隊巡邏佈防，佔領各大學，華人續有死傷。六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成立，召開市民大會，對英、日經濟絕交，全國各大都市工人、商人、教員、名流紛紛奮起，學生相繼罷課，要求收回英、日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五日，長沙學生工人示威，參加者數萬人。十日，北京舉行的國民大會，參加者十餘萬人。十一日，漢口工人遊行，被英水兵、商團槍殺八人，傷四十餘人，是為「漢口慘案」。十三日，九江中外衝突，英領事館遭受搗毀，日本銀行被焚。二十五日，全國哀悼「五卅慘案」，一片收回英、日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呼聲。英國更是大家反對的目標，學生高唱對英宣戰，自動接受軍事訓練。

　　廣州為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這時國民黨正忙於對付滇、桂軍，初未有積極行動。討平滇、桂軍後，各界成立對外協會。六月十九及二十一日，香港及廣州沙面租界華工為援助「五卅慘案」罷工，參加者二十餘萬人，是為省港大罷工。對外協會決定舉行大示威，聲稱與帝國主義作殊死戰。惟廣州局勢依然不穩，示威的先一日，當局告誡有關單位，不可有意外舉動。二十三日，示威大隊行經沙面對岸的沙基，在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聲中，槍聲突起【註：據云示威大隊中有蘇俄顧問，命陸軍學生開槍】，英兵發排槍及機關槍掃射，法國軍艦開砲轟擊，死工人民眾六十人、陸軍學生二十三人，傷者五百餘人，法人死一，英人傷五，是為「沙基慘案」。廣州政府嚴重抗議，國民黨決定斷絕英、法利益關係，並作防禦佈置。英法拒絕抗議，增兵廣州，請美、日採共同強制行動，未得同意。新任廣州衛戍司令蔣中正亦策劃對英軍事計劃。

　　五卅慘案初起，中共號召全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野蠻屠殺，沙基慘案發生，國民黨決定對歐、美帝國主義概行反對。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發表告各國人民書，說明中國所受帝國主義的痛苦，非廢除不平等條約不能剷除帝國主義的禍根。北京五十餘團體組成的反帝國主義大聯盟，通電內外，呼籲撲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團結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國主義力量，共圖解放與自由。七月中旬，廣州英、法軍艦加緊戒備，英人多遷往香港。國民黨全力維持並擴大罷工，香港工人十餘萬（一說六萬人）陸續返回廣州，不准英國商船進口，設立省港罷工委員會。香港進口船隻減少百分之八十五，居民減少百分之四十，商店倒閉，地價跌落。廣州的經濟同受影響，罷工工人的每日近萬元的救濟金，更是一大負擔，但仍能堅持有十六個月。

　　上海商人罷市，本有幾分勉強，對於中共領導工、商、學聯合會，並不積極支持。六月十三日，奉軍抵達，二十二日，宣布戒嚴，禁止人民活動。二十六日，公共租界罷市、罷工停止，但華界仍抵制英、日貨物，繼續對英、日罷工。七月六日，工部局斷絕中國工廠電源，使不能開工，陷中國工廠於絕境。日本希望早日復工，經日本總領事與上海當局商定，允撫卹顧正紅，酌付罷工期間工人工資，不無故開除工人。工人以罷工日久，漸感厭倦。九月七日，中共發動的辛丑條約紀念會，參加者亦不熱烈。九日，日本紗廠罷工終止，十八日，上海戒嚴司令解散總工會，通緝該會委員長李立三。二十二日，工、商、學聯合會宣告解散，三十日，對英罷工終止。

　　北京政府為滬案屢向外交團抗議，公使團不承認租界當局應負責任，僅允派員調查。英、日態度最為強硬，蘇俄獨對中國人民表示同情。英、美、法、日、義、比六國合組調查團，與中國代表意見不協，租界工部局復拒絕懲處有關人員。公使團採納英國建議，由英、美、日代表重行調查，中國拒不參加。十二月，工部局准總巡捕辭職，以七萬五千元作為死傷華人卹金，惟拒絕道歉及其他條件。北京雖不同意，而無如之何，滬案不了了之。但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運動，仍繼續發展，國民黨與中共的勢力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尤其是中共，鮑羅廷曾說：「我未曾造成五卅慘案，而五卅慘案乃為我而造成。」

　　滬案發生後，北京政府為輿論所迫，要求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國家修正條約。所得答覆是必須切實履行現有條約義務，保障外人特權與利益，禁止反抗運動，始可考慮。美國為緩和中國民氣，穩定北京政局，建議召開中國關稅會議，派員調查司法，作為實行關稅自主及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準備，英、日亦欲藉此遏阻蘇俄影響力的賡續發展。一九二五年十月，關稅會議開始，司法調查於一九二六年一月舉行，均無真正結果。這時規模內戰復起，北京近乎無政府狀態，一切均談不到。

　　四、北方軍閥的離合與混戰

　　「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亦招致了北方軍閥的大混戰。在大混戰中反帝國主義運動猛進不已。一九二五年二月，奉軍及孫傳芳軍自上海撤退後，仍欲待機再來。孫傳芳暗中提取上海兵工廠封存的軍械；張作霖欲先置北京政府於控制之下，再攫取長江下游。五卅慘案發生之日，張作霖要求更易江蘇、安徽軍事長官。六月十三日，以維持治安為名，奉軍開抵上海，孫傳芳即調兵佈防。孫與馮玉祥已有默契，直系的湖北督軍蕭耀南亦聯好國民軍系的河南督辦岳維峻及不堪奉軍凌迫的皖系軍人，成立聯防公約。八月，段祺瑞以奉系的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同時以馮玉祥為甘肅督辦，孫岳為陝西督辦。

　　第一個發動反奉戰爭的為孫傳芳。七月，他得悉張作霖訂購大批軍械，將於來春奪取浙江，決先發制人。十月十日，借名秋操，所部五、六萬人，分路進向江蘇，斥北京政府壓迫上海罷工工人復工，聽任各國實行滬案司法調查，允開關稅會議，儼然是反帝國主義者的口吻。奉軍以防線過長，舊蘇軍與孫軍相通，北方有國民軍的牽制，不戰而退，孫傳芳唾手而下上海、南京。十一月，佔領徐州，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司令，不及匝月，掩有江蘇、安徽。蟄伏十個月的吳佩孚，乘時自岳州崛起，設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於漢口【註：十四省為鄂、湘、蘇、皖、贛、浙、閩、川、黔、桂、豫、晉、陝、甘，吳實際能控制的限於湖北】。此時的張作霖有如一年前的吳佩孚，成為各方打倒的對象。

　　孫傳芳攻下徐州後，按兵不前，作持盈保泰之計。第二幕由國民軍接演。馮玉祥倒奉戰略，大致是先由孫傳勞發難，奪取蘇、皖，再由國民第二軍岳維峻及第三軍孫岳奪取直、魯，最後策動奉軍內變，一舉而置張作霖於死地，而由國民第一軍控制全局【註※】。國民第二軍一路東入山東，一路合第三軍北入直隸，十一月中旬後，佔領直隸保定，迫近山東濟南。奉軍第三軍團副團長郭松齡，以功高賞薄，心懷怨望，暗結馮玉祥【註：第三軍團長為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實權由郭掌握。是年十月，郭在日本參觀秋操，與馮玉祥派來的韓復榘密議共倒張作霖】，十一月二十四日，舉兵灤州，要求張作霖下野，所部六萬之眾，東出山海關。張準備出走，因得日本之助，決計抵抗。日軍警告雙方，不得侵入南滿鐵路附屬地帶與日軍警備區域。進至營口、新民的郭軍被迫後撤，部分將領因新民日本領事吉田茂的聯絡，與張學良通，不肯再戰。蘇俄大使加拉罕請莫斯科出兵北滿，蘇俄恐與日本衝突，改由中東路的蘇俄局長宣布，中國使用該路運兵須照付運價，以困奉軍。十二月二十三日，郭松齡遭黑龍江騎兵襲擊，日本砲兵猛轟，兵敗身死。張作霖渡過了生死關頭【註：郭敗死後，張作霖逮捕中東鐵路蘇俄局長，蘇俄限於三日內釋放，張為所屈】。

　　※註：奉軍約三十萬人，國民第一軍約十二萬人，第二軍約十萬人，第三軍二萬餘人，以第一軍訓練為佳。一九二四年五月，國民軍已有蘇俄顧問，馮玉祥在張家口設立軍事學校，以俄人為教官，庫倫駐有馮的代表。十一月，第一軍獲得蘇俄步槍五萬枝、機關槍三百四十挺、大砲一百六十門、迫擊砲九十八門。第二軍獲得步槍六千五百枝、機關槍九十二挺、大砲十二門，迫擊砲九十八門。第三軍獲得步槍三千枝、機關槍五十二挺、大砲十二門。

　　直隸督辦李景林與郭松齡曾有諒解，宣布與張作霖脫離關係，馮玉祥為獲得海口，強令讓出天津。李經日人運動轉與山東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共戰國民軍，指為「赤化」【註：徐樹錚亦多方活動，說日本援助張作霖，勸孫傳芳共討馮玉祥，十二月三十日，被馮殺於北京天津道中】。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第一軍力戰而有天津，圍攻濟南的國民第二軍，則為張宗昌所敗。

　　吳佩孚再起後，大非當年可比，所謂十四省討賊總司令，只是一個空名，初欲揮軍北上，河南國民第二軍，不許假道，坐困漢口，一籌莫展。吳所討之賊原指張作霖，然仍不忘對馮的深仇，英、日勸與張作霖言歸於好。十二月三十一日，吳宣布結束討奉戰爭，張作霖表示諒解。馮玉祥以勢處孤立，聲言下野【註：國民軍攻下天津後，第一、二、三軍爭奪直隸地盤，馮玉祥苦於應付，亦為其下野原因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取道庫倫赴莫斯科】。一九二六年初，吳佩孚部自湖北、山東分道進攻河南。河南人民以不堪國民第二軍的蹂躪，紛組紅槍會反抗【註：進攻山東的國民第二軍多為吳佩孚舊部，吳派靳雲鶚收回，率之折回河南。紅槍會為河南農民組織，多以槍矛為武器，槍頭繫以紅纓】，國民第二軍幾盡被殲滅。同時奉軍、魯軍沿京奉、津浦鐵路進攻天津，並由海道襲擊大沽，國民軍封鎖海口。三月十二日，日本兩驅逐艦強行通過，與國民軍互轟。倫敦早有出兵天津，與國民軍一戰之說。十六日，英、美、法、日、義、荷、西、比八國公使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大沽至天津所有戰爭，准外國船隻自由航行，限四十四小時答覆，否則採必要手段。

　　國民黨與國民軍立於同一戰線，一九二五年七月，已指張作霖為英、日帝國主義的工具，段祺瑞為張作霖的工具，反奉戰起，復與中共分別宣言，鼓勵人民打倒軍閥及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勢力，建立統一國民政府。北京教授、學生、工人連續示威，要求段祺瑞辭職，至是愈為激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舉行國民大會，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宣布辛丑條約無效，勉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繼向國務院請願，男女學生及市民被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五人，是為「三一八慘案」【註：段祺瑞指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孟餘）為鼓動者，下令通緝，徐等避入蘇俄大使館】。

　　蘇俄為救國民軍之危，命加拉罕謀求吳佩孚諒解，馮玉祥的蘇俄顧問說馮倒段祺瑞。一九二六年三月，馮軍因張作霖、吳佩孚的壓迫，退集北京。加拉罕致書吳佩孚，謂張作霖不可信賴，如與馮玉祥合作，蘇俄將予援助。中國可不受帝國主義侵略。馮部亦向吳求和，並於四月九日驅逐段祺瑞。加拉罕再勸吳與馮攜手，吳始終堅拒。英、美、日更不欲馮軍存在。四月十五日，馮軍由北京向西北後撤，扼守南口，四個月後退往綏遠。時廣東的北伐軍已佔有湖南，進入湖北，吳佩孚倉皇南去，北京成了張作霖的天下。

第十五章　再革命（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

第一節　蔣中正的領導

　　一、早期軍事成就

　　國民黨改組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黃埔軍官學校的設立，又為國民黨史上的大事。不及一年，這個學校所培植的新武力，即有驚人的表現，雖得力於蘇俄的協助，而蔣中正實為關鍵人物。蔣為浙江奉化人，九歲喪父，由母撫育督教，初在私塾讀經史，十七歲開始接受新式教育。因受日俄戰爭影響，一九○六年春，東渡日本，擬習陸軍，未果，獲交陳其美。同年冬回國，一九○七年夏，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識張群，次年以公費生再赴日本，與張群入振武學校，因陳其美的介紹，加入同盟會，並參加黃郛領導的「丈夫團」，創辦《武學雜誌》。一九一○年，成為士官學校候補生。是年六月，首次會見孫中山。十二月，入野砲兵聯隊。辛亥革命軍起，返上海助陳其美，參加光復杭州之役，再回上海，任團長，隸屬於師長黃郛【註：日後陳其美、黃郛與蔣成為結義兄弟】。一九一三年，參加二次革命。一九一四年，受孫中山、陳其美命，在上海、哈爾濱活動。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參加上海、山東反帝制之戰。一九一八年，應孫中山之召赴粵，助陳炯明經營福建，任作戰課長及支隊長。對於新文化運動亦深感興趣，時常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誌與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註：蔣曾投稿《星期評論》，捐款北京大學工讀團】。一九二○年，粵軍回師廣東，參贊戎機，指揮作戰，孫中山盛稱其勇敢誠篤而知兵事。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蔣與孫在廣州省河軍艦共患難者四十日。事後益得孫的倚重，遇事每與相商，對於整頓黨務，力主收容有為青年，注重宣傳。

　　孫中山初晤越飛，即要求派遣軍事人員相助，廖仲愷進而與越飛論及創辦軍事學校問題。一九二三年八月，蔣奉孫之命，率領代表團訪問蘇俄，考察黨務、軍事、政治、工廠、農村，參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各級蘇維埃會議，對於紅軍的組織、訓練、設備，尤為留意，先後會見托洛斯基、陸軍次長司克亮斯基（Sklianski）、及參謀總長、訓練總監，商及軍事合作。除不以軍隊直接參加外，托洛斯基允在道義、武器、經濟上援助中國革命，司克亮斯基勸先準備民眾組織及政治宣傳工作，俟有基礎，再採軍事行動。協助國民黨在蒙古練兵，為蔣的另一要求，蘇俄外交委員長翟趣林藉口蒙古對中國疑懼，婉詞謝絕，蔣殊感失望。蘇俄復對代表團施行分化，使中共黨員與國民黨員對立【註：代表團團員張太雷為中共黨員，沈玄盧（定一）為國民黨兼中共黨員】。共產國際對於國民黨的訾詆，更令他憤慨，認為蘇俄的方針在造成中共為正統，決不信與國民黨可始終合作。一旦蘇俄政權強固，勢必復活帝俄時代的野心，不只要使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成為蘇維埃，且將染指中國本部。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易名，與英、日無別。這是他訪俄的重要觀感，對於聯俄、容共政策遂少信心。十二月，蔣自俄回國，遲遲不去廣州，孫中山、廖仲愷函電交促，始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即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夕前往，孫中山任為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堅辭不就【註：蔣之不就軍校職務，自云：一係不信蘇俄誠意援助國民黨，孫中山為了現實需要，堅主聯俄；二係遭受疑忌。按蔣未獲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孫復有自任軍校校長之意，蔣或有不快之感】。戴傳賢勸以「暫時忍耐，先謀掌握實力，以觀其變」，或為他終於受命的原因。

　　一九二四年五月，孫中山正式派蔣為軍官學校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校址位於黃埔，通稱黃埔軍校。開辦費六萬元。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人，來自各省，六個月畢業，以政治訓練為主，主講者有胡漢民、汪兆銘、中共黨員周恩來、惲代英、高語罕、陳毅、聶榮臻等【註：周恩來曾任政治部副主任】，均曾任政治教官。負責軍事教育訓練者，大都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及保定軍官學校，如何應欽、王伯齡、鄧演達、陳誠等。七月，蔣兼任各軍訓練委員長，黃埔軍校教導團繼之成立，蘇俄顧問給予不少幫助。顧問團成立於是年一月，高和羅夫（Govoroff 即PA Pavlov）為主任。他的後任即加倫將軍（Galen）【註※】。

　　※註：最早的俄國顧問為V. Poliak，AZ Cherepanov，N. Tereshatov。加倫原名白魯杰（VK Blucher），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負傷退役後，加入共產黨。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亞率游擊隊敗白軍，升師長。一九二○年晉軍團司令，平定南俄。一九二一年，協助遠東共和國建軍，不久任總司令、國防部長、軍事委員會主席，屢立戰功。高和羅夫溺斃，一九二四年十月，加倫繼為顧問團主任，一九二五年夏返俄。一九二六年春，因蔣之請復來，隨同北伐，一九二七年七月回國。一九二九年任遠東紅軍總司令，一九三五年升元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史達林處死，年四十九歲。

　　討平商團之變，為蔣中正領導黃埔軍校學生作戰的首次表現。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陳炯明乘孫中山北去，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準備西攻廣州。代理大元帥胡漢民與廖仲愷等決三路東征，除為保衛廣州外，並欲藉以加強孫中山在北方的地位。北路滇軍及中路桂軍逗留不進，南路許崇智所統粵軍一萬人，蔣中正所統教導團三千人，奮戰而前【註：原定計劃，以粵軍任北路，滇軍任南路。加倫以與北路軍相抗的陳軍實力較強，將粵軍改為南路，教導團隨同參加】。教導團因黨代表、政工人員的宣傳，精神旺盛，民眾合作，月餘之內，屢戰屢勝，直抵潮州、汕頭、嘉應，陳炯明部四萬之眾，敗走閩南，教導團善戰之名大著，是為第一次東征。

　　孫中山在粵之時，霸佔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多少尚有幾分忌憚。孫北上後，楊與段祺瑞暗通，謀獨有廣東，劉與雲南唐繼堯勾結，欲攻佔廣西。及粵軍教導團東征，孫又逝世，楊、劉認為是推翻廣州政府的良機。一九二五年四月，楊佔領廣州兵工廠，劉公然指責國民黨。胡漢民、廖仲愷、加倫會商討伐，一向受楊、劉壓迫的譚延闓的湘軍、朱培德的滇軍，一致行動，推蔣中正為總指揮。五月初，蔣率黨軍（教導團改稱）及粵軍西返，許崇智留守潮州、汕頭，作戰計劃仍為加倫所訂。鮑羅廷力言不可與楊、劉決裂，胡漢民不為所動，六月五日，毅然將楊、劉免職。廣州附近鐵路、船舶、兵工廠工人罷工，滇、桂軍勢成坐困。六月十二日，黨軍、粵軍猛攻，河南、北江、西江各軍與海軍分道進迫【註：河南為李福林軍（福軍，即粵軍），北江為譚延闓軍（湘軍），西江為梁鴻楷、李濟深軍（粵軍）。粵民痛恨滇軍、桂軍，非粵籍外省人亦遭殃及，外省籍的軍校學生間有遇害者】，粵人紛起助戰，滇桂軍三萬餘人陷於四面包圍，全部潰敗。亂平，蔣中正被任為廣州衛戍司令，不僅成為革命軍的英雄，亦為廣州的實際統治者。

　　二、權力的集中

　　孫中山病危之時，北京國民黨要人商討今後領導問題，有人主行委員制，可能是加拉罕的建議。孫中山逝世之後，胡漢民等宣言，秉承孫的遺志，繼續努力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鮑羅廷、汪兆銘回粵，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與蘇俄攜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軍閥，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執行之責外，不能更有總理【註：為了紀念孫中山，九月，制定總理紀念週條例，十一月開始實施，直至一九四八年】。

　　關於政府組織，各方均贊成合議制，以軍務方急，未及施行。孫中山先曾任唐繼堯為副元帥，唐未接受，至是忽而就職，國民黨不予承認。六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改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七月一日成立，委員十六人【註※】，汪兆銘為主席，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分任外交、軍事、財政部長，另設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汪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許崇智。

　　※註：包括汪兆銘、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伍朝樞、古應芬、孫科（以上粵籍）、戴傳賢、張人傑（浙籍）、譚延闓（鄂籍）、程潛（湘籍）、于右任（陝籍）、張繼（直隸）、徐謙（皖籍）、林森（閩籍）、朱培德（滇籍），許、譚、程、朱握有兵權，蔣中正未列名，據云係自行辭謝。

　　胡漢民在國民黨中的資望僅次於孫中山，又為現任的代理大元帥，但國民政府主席竟為從未擔任過行政要職的汪兆銘所得，關鍵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加拉罕、鮑羅廷對於孫中山的繼承人，早在物色之中。胡個性耿介，難與人相與，汪富於感情，夙少主張，易於操縱，鮑羅廷屢稱其為國民黨領袖。五月初，汪過汕頭，與蔣中正密商行止，請為代決，蔣感其親誠，表示擁護。許崇智素與胡漢民不睦，親俄的廖仲愷對於加拉罕、鮑羅廷的安排，自無異議，譚延闓、朱培德與國民黨的關係尚淺，無所可否，汪代胡之局遂定。

　　國民政府成立不久，發生了震撼廣州的暗殺廖仲愷案，及連帶而來的政治變動。孫中山卒後，國民黨內的反共派與親共派的衝突愈烈。反共派對於胡漢民之遭受排擠，更為不平，粵籍軍人對於勢力日漲的蔣，同懷嫉視，認為皆鮑羅廷一手製造。汪兆銘、廖仲愷甘為所用，必去之而後已。失意政客與因省港罷工而蒙受損失的商人與之合而為一，暗結香港當局及英國商人，謀顛覆廣州政府，剷除蘇俄勢力。七月二十六日，香港總督斯塔布斯（ER Stubbs）請倫敦撥港幣一百萬元，用以支持反廣州政府的軍人，撲滅共產黨，恢復省港正常關係，未獲批准，而廖仲愷已於八月二十日遇刺殞命【註：廖的現職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工人部部長、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同時遇害的有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兼宣傳員講習所所長陳秋霖】。

　　事件發生的當天，廣州當局依鮑羅廷之議，由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組織特別委員會，總攬軍政各權，宣布戒嚴，這是蔣第一次參與決策大計，聲言廖案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反共乃帝國主義者的口號。胡漢民的從弟胡毅生反共最力，涉有重大嫌疑，事發在逃，鮑羅廷指胡漢民預謀，胡遂失去自由。八月二十五日，特別委員會下令，拘捕粵軍高級將領十餘人，解散所部軍隊，胡漢民正式被禁於黃埔，可說是廣州的一次政變。

　　討平滇、桂軍後，廣東各軍依然是各自為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整理軍民財政，設立參謀團，以俄人羅茄覺夫（Victor Rogachev）為主任。七月，各軍改稱國民革命軍，派定蘇俄顧問，置黨代表及政治訓練部。八月一日，所有總司令一律解職，許崇智為粵軍首領，所部眾而不整，加倫勸蔣加以制裁。八月二十五日，粵軍將領又有多人被捕。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任命蔣與譚延闓、朱培德為第一、第二、第三軍軍長，繼以許崇智、李福林、李濟深為第四、第五、第六軍軍長。第一軍約一萬人，月餉四十五萬元，第二、第三軍合計二萬二千人，月餉共四十二萬元，第四、第五、第六軍合計三萬人（均粵軍），月餉共九十三萬元，實際為許崇智的第四軍獨有。九月一日，特別委員會議決統一財政，各處稅收均解財政部。次日，組織財政委員會，以許崇智為監督。許欲限制第一軍的發展，與蔣齟齬，譚廷闓、朱培德、李濟深對許的把持，同感不平。九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通過蔣的提議，將粵軍縮編為兩軍，由蔣全權處理。二十日，許被迫離粵，可說是廣州的又一次政變，胡漢民以赴俄代表的名義往莫斯科。孫中山時代倚為左右手的一文一武，相繼放逐，廣州變為汪、蔣共治之局。汪主黨政，蔣主軍事，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俄人為預算委員會顧問。

　　第一次東征回師不久，粵東復為陳炯明所有。廣州局勢大定之後，九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決再度東征，派蔣為總指揮，以第一及第四軍為主力，於十月初出動，一舉而破二年餘來久攻不下的惠州堅城，進而重克嘉應、潮州、汕頭，為時約三十日。南路鄧本殷部為策應陳軍，自高州、雷州東犯，勢頗猖厥，十一至十二月，為朱培德及廣西軍所敗，翌年一月，收復瓊州（海南島），廣東全境底定。

　　一九二五年，蘇俄對廣州的援助，更為積極。所可知者，顧問人員約達一百名。三月，以一百萬盧布作為黃埔軍官學校的兩個月經費，四百萬盧布供新編黨軍之需，四五兩月，俄船不斷前來，所運多為油料。七月，設航空局。同月，到俄船三隻，一隻所載為贈與的軍械，一隻所載為煤炭。八月初，一周之內，到俄船六隻，海軍局成立。鮑羅廷再請加拉罕購飛機六架，派駕駛員十名，並接濟軍火。十一月，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成立，廣州先後共派學生約三百人【註：蔣中正長子蔣經國亦在內】。蔣一再強調中俄團結，世界革命須統一指揮，中國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廣西底定亦為一九二五年的事。一九二四年，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已有廣西的大半。一九二五年初，粵軍復助其擊敗沈鴻英，佔有桂林。六七月間，拒退入侵的雲南唐繼堯軍，全省統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廣州國民政府任命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黃紹竑為廣西省政府主席。至是國民黨有了廣東、廣西，兵力近十萬人。

　　三、制裁中共

　　國民黨之容共實為孫中山所獨斷，不少高級幹部自始即表示反對。正式改組之後，中共黨員利用合法身份，逐步加強其在國民黨內的權力。所採策略，為將國民黨分為左右兩派，使相互傾軋，謂左派為革命派，右派為妥協派。一九二四年六月，主張容共最力，首先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的張繼與謝持、鄧澤如，對中共提出彈劾，他們均是改組後的中央監察委員。孫中山卒後四個月，曾預聞中共創建的戴傳賢發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及《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小冊，闡明孫中山與馬克思思想之不同，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絕不可以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指摘中共在國民黨內作破壞活動，以擴張中共的組織。及胡漢民、許崇智遭受放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亦被迫離粵。中共加緊聯結親共的左派汪兆銘，攻擊反共的右派，戴傳賢等被列為中派。張繼、林森等獲戴傳賢、孫科、吳敬恆的支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即通稱之西山會議，議決取消中共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懲戒汪兆銘。因廣州不予承認，斥為非法，乃自設中央黨部於上海，國民黨正式分裂。

　　蔣中正訪俄歸來，已洞悉蘇俄對中國之不懷好意，因孫中山堅持與之合作，惟有虛與委蛇，先求自立。鮑羅廷對他雖力事爭取，然終不信任，尤不願其獨握兵權。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教導團成立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指使者為鮑羅廷，加入者均共產黨員。第一次東征後，國民黨籍的軍人，為對抗計，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彼此互訌，予蔣以極大痛苦。

　　汪兆銘之任國民政府主席成為黨政軍首領，實出於鮑羅廷的支持。及滇桂軍消滅，第二次東征勝利完成，蔣的地位如日東昇，威望愈隆，鮑羅廷的忌刻愈甚，汪同感不安。西山會議集矢於汪而不及蔣，無異火上加油。一九二六年一月，鮑羅廷與汪操縱的廣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要目的為打擊西山會議派，倒蔣運動亦於是開始。蔣為維護團結，希望大會暫勿討論西山會議案，汪更以為蔣與西山會議派相通。大會不理蔣的勸告，通過懲處與西山會議派有關的黨員。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計六十人，汪派佔二十人、中共佔十四人，中央常務委員九人，汪派與中共各佔三人，中央黨部各單位負責人亦多為汪派與中共分子【註※】，汪與鮑羅廷之合謀制蔣，昭然若揭，彼此裂痕漸深【註：大會閉幕之日，蔣未出席，可知其當時心情】。

　　※註：中央常務委員為汪兆銘、譚延閻、蔣中正、胡漢民，及汪派的陳公博、甘乃光，中共的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中央秘書處秘書為譚平山、林祖涵、甘乃光，秘書長為劉芬（中共）。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中共），農民部長林相涵，青年部、婦女部秘書均為中共黨員，財務審查委員四人，三人為中共黨員。

　　二次東征後，蔣即計劃北伐。鮑羅廷以中共尚不夠強大，在國民黨及革命軍的地位未臻穩固，恐蔣的勢力再行擴展，謂北伐時機未到。蘇俄顧問團主任季山嘉（Kissanga，即VV Kuybyshev）、參謀團主任羅茄覺夫反對尤力，語多諷刺，且擬命蔣赴北方覓地練兵，汪兆銘曾預聞其謀。蔣以環境險惡，呈請辭職，尋又決心衝破難關。汪對蔣之辭職，既不批准，亦不挽留。一九二六年二月杪，蔣扣留受季山嘉等利用、陰圖不軌的第一軍某師長。三月初，汪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准蔣解除廣州衛戍司令之職，反蔣傳單繼之出現。

　　蔣向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外人之手，與共產國際聯絡，應定限度，不可失自主地位，汪盡以告之季山嘉。中共詆蔣為新軍閥，為革命團體中的段祺瑞。三月十四日，汪諷蔣離粵。蔣感「四面皆敵，肘腋生患，陷於重圍，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

　　中山艦為蔣往返廣州黃埔的坐艦。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為中共黨員，三月十九日，蔣發覺該艦行動可疑【註：傳說李之龍擬於蔣乘中山艦自廣州赴黃埔途中，加以劫持，直駛海參崴】，決斷然處置。二十日，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武器，監視蘇俄顧問住宅，是為中山艦事變，亦為蔣對中共的第一次制裁。汪以蔣目無政府，擅自行動，大為震怒，其他軍長對蔣之所為亦多不諒。為了統一內部意見，繼續獲得蘇俄援助，蔣的態度轉趨緩和，先向蘇俄參議索洛維也夫（Solovyev）說明此舉為對人，而非對俄。繼與正在廣州視察的蘇俄代表伊萬諾夫斯基（Ivanovsky，即AS Bubnov）商定，令季山嘉、羅茄覺夫回國，請加倫再來。但汪亦無法再留，稱病請假，國民政府主席由譚延闓代理，中共黨員退出第一軍及黃埔軍官學校，青年軍人聯合會、孫文主義學會一律解散。

　　大概由於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蔣與蘇顧問的不睦，史達林頗欲拉攏在莫斯科的胡漢民。胡與史達林會晤後，起程東歸，行至中途，中山艦變作，史達林以為胡若到粵，可望發生緩衝作用，並命請假返俄的鮑羅廷折回廣州。四月二十九日，胡與鮑羅廷自海參崴抵粵【註：鮑羅廷於是年二月請假北上，晤馮玉祥。得知中山艦事變消息，取道庫倫赴海參崴，與胡漢民相會】，受到盛大歡迎，胡被推為政治委員會委員。卒以與鮑羅廷積不相能，再度離去【註：鮑羅廷到後，與蔣過從甚頻。五月六日，俄軍械續到一批，蔣至為欣慰。八日，與鮑羅廷密談三小時，拒再與胡晤。十二日，胡遂往上海，同日，汪兆銘赴法國，其他與胡接近的要人如伍朝樞等均相繼引去，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受到拘禁】，蔣成為廣州的中心領袖。

　　陳獨秀初主中共就此退出國民黨，改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共產國際力持不可，派遠東局長吳廷康東來指導。陳獨秀對於今後中共與國民黨的態度，提出「辦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政策。鮑羅廷亦主暫時退縮，與蔣商定一國民黨整理黨務方案。五月十七日，由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要點為組織國共聯席會議，審定兩黨黨員言論行動，中共對於中共黨員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的委員人數不得佔三分之一以上，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中共。蔣自謂此後中共必不能取代國民黨，事實證明，並不若他之所說。陳獨秀對於此一方案甚為不滿，鮑羅廷、吳廷康則說「現在是中共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即是暫退出國民黨上層機構，集中全力於下層工作。

第二節　國民革命軍北伐

　　一、進軍華中

　　廣東略定，廣西來歸之時，正是直奉軍閥聯合進攻國民軍之秋。蔣中正預測軍閥無三年命運，短期內即可完成統一。經過中山艦事變，蔣全局在握，蘇俄仍繼續支援，正可藉此向外發展，消解內部矛盾，湖南內變復有可乘之機。駐湘南的師長唐生智思取湖南省長趙恆惕自代，分向廣東、廣西請兵【註：廣西白崇禧、黃紹竑與唐生智為保定軍官學校同學，廣西地瘠兵多，久經兵燹，需別謀出路】。蔣所定初期戰略，一為聯絡馮玉祥的國民軍及山西閻錫山，以牽制張作霖的奉軍；二為聯絡川黔軍，以牽制湖北的吳佩孚、雲南的唐繼堯；三為中立江、浙的孫傳芳，使不為敵用；四為在國民軍未被消滅，吳佩孚的勢力未至十分充足之時，動員兵力八萬人，籌足兩個月軍餉五百萬元，於三個月內佔領武漢。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後四天（五月二十一日），復通過北伐案。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註：蔣的兼職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七月一日，頒布北伐動員令。九日，蔣正式誓師，聲言三事：第一，必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決戰，絕無調和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使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革命軍與國民結合，以為人民的軍隊，使全國人民共負革命的責任。氣勢的雄壯，與意義的新穎，皆非辛亥革命可比。

　　北伐軍計分三路，第一、第四及第七軍各約半數，共三萬人，首先分由廣東、廣西進向湖南，會同新編的唐生智第八軍二萬人，採取主攻。第二、第三及第六軍約三萬人，進向江西，擔任助攻【註：第二、第六軍官兵大都為湖南人，唐生智欲獨有湖南，不願此兩軍入湘】。第一軍的另一半由何應欽統率，警備粵東，伺機攻取福建。李濟深統第四軍餘部及第五軍留守廣州【註※】。攻取湖南、湖北為北伐軍的第一步目標。唐生智得第七、第四軍之助，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復長沙，暫停前進，以待後續部隊。七月二十七日，蔣偕參謀長白崇禧、俄國顧問加倫離廣州北上【註：七月初，蘇俄軍械至少兩批續到廣州，其中一批有步槍八千枝】。湘粵交界山路崎嶇，溽暑行軍尤為艱辛。香港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隨軍服務，沿途農民踴躍協助。蔣曾謂，進入湖南後，「一路民眾歡迎……農民協會組織最為整齊，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八月十一日行抵長沙，「惟感民氣之盛，革命精神之濃厚與緊張而已。未到其地，以為諸多困難，一臨其境，其難盡失」。這種現象，固以中共近年活動及政治部宣傳之功為多，亦由於人民久為軍閥所苦，對於革命軍如大旱之望雲霓，實為革命軍戰勝的重大因素。湖南如是，他省亦然。

　　※註：各軍軍長及蘇俄顧問如下：

　　第一軍（黃埔教導團擴編而成，轄四個師，每師三團，約四五千人，下同）軍長初為蔣中正，繼為何應欽，顧問為A.Z. Cherapanov（Zebrovsky），V.A. Stepanov。

　　第二軍（湘軍編成，轄三個師）軍長譚延闓，顧問Z.Y. Zenek。

　　第三軍（滇軍編成，轄三個師）軍長朱培德，顧問F.G. Matseylik。

　　第四軍（粵軍編成，轄四個師）軍長李濟深，顧問V. Gorev，M.G. Yefremov （Abnald）。

　　第五軍（福軍即粵軍編成，轄兩個師）軍長李福林，顧問Lunev。

　　第六軍（以湘軍為主，轄三個師）軍長程潛，顧問N.Z. Konchits。

　　第七軍（桂軍編成，轄六個旅，每旅兩團）軍長李宗仁，顧問Z.K. Mamaiv（馬邁也夫，一九二○年曾隨吳廷康來華）。

　　第八軍（北伐前由湘軍編成，轄四個師）軍長唐生智，顧問F.L. Olshevsky，V. Gorev。

　　八月初，貴州、四川將領紛紛來歸。八月十九日，湖南境內的北伐軍開始總攻，三天後克復岳州，水陸兩路前進。吳佩孚部不下十餘萬人，惟戰鬥力大遜於往昔，復忙於北方之戰，至南口攻下後，始趕回漢口。時北伐軍已入鄂南，八月二十六至三十日，破吳軍主力於汀泗橋、賀勝橋，直趨武漢。九月六日，佔領漢陽，七日佔領漢口，圍攻武昌，十月十日克復【註：汀泗橋、賀勝橋之捷，以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陳銘樞二師、葉挺獨立團戰功為著。葉挺為中共黨員，中共為第四軍大事宣傳，號為「鐵軍」。守武昌者為吳佩孚的師長劉玉春】，吳佩孚一敗塗地，北走河南。

　　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直系中為後起，實力則大過吳佩孚。湖南問題初起，孫傳芳採蔣方震之策【註：蔣方震曾留學日本、德國，一度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與留學英國的地質學家丁文江，留學日、德的政治學家張嘉森（君勱），屬梁啟超派，皆為孫傳芳的謀士，指國民黨赤化，章炳麟等反共亦力，有「討赤救國會」的組織】，將革命軍與唐生智分開，俟唐有湖南，再與聯和，另開局面，曾派人赴粵，主南北兩方均不干預湘事。蔣中正虛與委蛇，以便全力對吳佩孚。孫宣布保境安民，期坐收其利，及革命軍攻下長沙，孫始增兵江西，斥革命軍為「赤孽」，如侵犯所轄五省之一，當全力抵禦。八月二十三日，孫致書蔣中正，要求排去俄人及共產黨，否則將以討赤、禦外相周旋，所部八萬人，分集贛西、贛北。蔣於擊破吳佩孚後，決進取江西，兵力約五萬人。九月十九日，革命軍襲據南昌，為孫軍擊退，損失頗重。蔣加調援軍二萬人，十月二十日，第二次攻入南昌，又為孫軍奪回【註：孫傳芳以苦戰力竭，知革命軍不可輕視。復以後方不穩，浙江省長夏超獨立，南京駐軍抗命，雖均失敗，孫已窮於應付，向蔣中正謀和未成】。十一月二日，革命軍第三次進攻，四日，克九江，七日克南昌，孫軍大潰，精銳盡喪，為北伐以來規模最大的戰役。

　　湘、鄂、贛為革命軍與北軍的重要戰場。十月上旬，福建總司令周蔭人進攻粵東，為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所敗。十二月，何部進入福州。

　　計自北伐出師，半年內，擊潰了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由兩廣擴大至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名義上及於四川、貴州。

　　二、鮑羅廷的倒蔣反英活動與蔣之攻取華東

　　經過中山艦事變，蔣中正與中共的分手，為遲早的問題。蔣之爭於北伐不無爭取時間之意。中共以新遭挫折，指北伐夾雜有投機軍人、政客個人的權位慾，不能代表民族革命的全部意義，縱令勝利，亦非革命的勝利，應先鞏固革命根據地廣東，不令反赤軍攻入湖南。及北伐順利推進，中共又說，這不是革命群眾的行動，而是幾個軍事領袖的作用，今後黨的權威，必須在軍事領袖之上，支配一切。現在國民政府有名無實，應請汪兆銘銷假視事，使政治有領導中心，民眾亦應發展自身的力量，盡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的地位，取得應得的一切政治權利。

　　列寧卒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相爭，中國問題為其一。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行其是，自建蘇維埃政權。史達林堅持中共與國民黨聯合。一九二八年十一至十二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第七次會議，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包含兩個要義：一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運動將是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結合，領導權將落到無產階級身上，中國將成為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的國家。中共不僅要留在國民黨內，且應加入國民政府，以全力實現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與左派親密合作，徹底批評搖動的中派，加強無產階級的組織與訓練及軍中政治工作，並武裝農工。二為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不只是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尚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

　　左派黨人之外，尚須利用軍人。第八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唐生智野心甚大，不甘居蔣下。武漢克復後，欲假蘇俄之力以排蔣，獨據兩湖，再東結孫傳芳，分有長江上下。蔣於唐亦不放心，當進兵江西之時，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遷往武漢，以便就近監督。十二月九日，鮑羅廷抵武漢，十三日，糾合部分中央人員，成立中央聯席會議，行使最高權力，以馮玉祥的代表、甫自莫斯科歸來的徐謙為主席，用以制蔣。

　　馮玉祥係於一九二六年五月自綏遠經蒙古前往莫斯科，停留約三月餘，獲得蘇俄軍火援助後返國【註：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馮玉祥與蘇俄成立軍械借款協定，總額一千零九十萬盧布，先給予步槍三萬一千五百枝，子彈五千一百萬發，機關槍二百七十二挺，大砲六十尊，砲彈五萬八千發，飛機十架】。九月十六日，在綏遠五原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兵力約五萬人。十月，取道寧夏、甘肅南進，十二月擊走圍攻西安七個月的吳佩孚系的劉鎮華軍，奄有西北，鮑羅廷增加了一支新力量。

　　香港罷工為對英國的政治鬥爭，廣州、香港在經濟上同蒙損失。北伐前夕，蔣中正謀緩和對英關係，香港當局亦欲與廣州政府言好。七月，雙方開始談判。八月，蔣在長沙發表對外宣言，申明無論何國，凡不妨害國民革命者，一切生命財產，皆負責保護。九月，廣州停止排英，十月，協議達成，長達一年四個月的省港罷工結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革命軍在長江地位穩固，英國不得不與直接接觸。十二月，新任駐華公使藍浦生（Miles Lampson）訪問武漢，與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會談。陳友仁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承認國民政府。藍浦生允俟中國統一後再議。同月十八日，英國發表對華新政策十六條，同情中國的民族運動，準備修訂條約。在中國統一政府尚未成立期間，各國應採取與華盛頓會議精神相符，而適合於現勢的積極政策，立即施行法權調查書的部分建議，批准海關附加稅。國民政府對於此項表示，並不感興趣，海關附加稅如果實施，有利於北方者多於南方。

　　蘇俄最忌國民黨與英國妥協。藍浦生與陳友仁會晤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武漢反英運動開始。英國新政策發表第二天，鮑羅廷講演反英。又二日，中央聯席會議正式議決發動【註：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輪船在四川境內撞沉中國船隻，中國官兵溺斃數十人，萬縣駐軍將另二隻英船扣留。九月五日，英砲艦轟擊萬縣，軍民死傷慘重。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津英租界當局將國民黨員移交張作霖，鮑羅廷據以為反英口實】。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民眾在漢口英租界附近宣傳，與英水兵衝突，第二天，強入租界，英水兵及巡捕被迫撤退，租界由中國接管。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亦以相同方式收回【註：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英國使館參贊歐瑪利（Owen O'Malley）與陳友仁商談漢口、九江租界事件，原則上允許交還。陳友仁以英軍正向上海集中，在威脅情勢之下拒絕交涉。英國外相允命英軍改開香港。二月十九及二十日，收回漢口及九江租界協定簽字】，時稱為革命外交。藍浦生主以武力重佔漢口租界，英政府以在華海軍力量不足，決一面增兵上海，一面與陳友仁談判。

　　武漢中央聯席會議成立之後，鮑羅廷跋扈囂張，獨斷獨行。蔣中正擬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要求停止中央聯席會議，等待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解決；武漢拒絕，高呼「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公開反蔣。一九二七年二月，經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調停，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終於遷鄂，反蔣運動益為激烈，革命軍總政治部主席鄧演達為主要領導人。三月，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重要決議，一為統一黨的領導機構，廢除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更換組織部長，奪去了蔣在黨內的職務，並削減革命軍總司令的權力。二為統一革命勢力，由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合作辦法，共同指導民眾運動，共同負擔政治責任，國民黨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推翻了去年整理黨務案，正式承認中共的對等地位與共產國際的領導。從此黨政要津悉為左派與中共人士所據【註※】，一切聽命於鮑羅廷。

　　※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九人，包括左派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徐謙，中共譚平山、吳玉章。吳玉章兼代組織部長，顧孟餘兼宣傳部長，陳公博兼工人部長，鄧演達兼農民部長。政治委員會委員十五人，左派佔八人，中共佔三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七人，左派佔五人。國民政府主席團為汪兆銘、譚延闓、徐謙等，中共譚平山長農政部，蘇兆征長勞工部。

　　蔣在這幕鬥爭中，處於劣勢，原因是武漢有蘇俄為奧援，因而蔣亦不得不覓尋外力支持，日本為其主要目標。一九二七年一月，由通曉日本情形，與蔣私誼至篤的黃郛、戴傳賢分別進行。黃郛代蔣向漢口日本總領事致意，盼彼此避免衝突，戴傳賢在東京盤桓月餘，屢晤外務省官員，使命似尤重要。日本首相若槻、外相幣原表示對華貫徹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促進中日邦交鞏固與經濟合作，同情並協助中國人民達到正大願望，對於中國現局，抱忍耐態度。

　　財政更是成敗所繫。出師之時，軍餉至為艱難，曾發行公債一千萬元，而認購者寥寥。克復江西後，得上海中國銀行張嘉璈之助，借得五十萬元，始克進兵長江下游，白崇禧、何應欽分自江西、福建攻取浙江、上海，程潛、李宗仁沿江東下，攻取南京。

　　時北方實力最強的軍閥為據有北京，號稱安國軍總司令的張作霖，附之者為盤據山東、直隸的張宗昌及兵敗來歸的孫傳芳。吳佩孚雖不肯低頭，然已無足輕重。張作霖命張宗昌軍防守安徽、江蘇，孫傳芳軍防守浙江。二月十八日，革命軍佔領杭州，直趨上海，工人起而響應【註※】，張宗昌軍敗走。三月二十二日，白崇禧佔領上海，二十三日，程潛佔領南京。

　　※註：四個月來，上海工人有過三次暴動，第一次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即浙江省長夏超對孫傳芳獨立之時。第二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革命軍佔領杭州之時。第三次在三月二十一日，即革命軍進至上海近郊之時。工人奪取警察武器，襲擊張宗昌軍。國民黨鈕永建、中共周恩來、李立三、趙世炎、陳延年等為策劃人。

　　漢口、九江英租界事件發生後，駛集長江及中國沿海的外國軍艦多達一百七十餘艘，半數屬於英國。沿江各地外僑紛向上海撤退，集中上海的英國陸軍約一萬餘人，形勢十分緊張。革命軍佔有南京的次日（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領事館及外國教堂、學校、醫院、商店、住宅被劫，金陵大學副校長美人文懷恩（John E. Williams），及英人二名，法、義傳教士各一人被殺，英國領事受傷，長江英、美軍艦向城內發炮，中國兵民死傷三十餘人，是為南京事件。據云，發縱指使者為鮑羅廷及首先進入南京的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黨員林祖涵，目的在擴大各國與革命軍的衝突，破壞蔣中正的聲譽，使其窮於應付。證以莫斯科事前對蘇俄駐北京武官的訓令，似屬可能。訓令說：「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的民族性質……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的態度，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人。……為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又說：「實行此種之排外運動時，保持各國間的不調協，頗為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量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為特別重要。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導人員。」所以南京的日本人受害最輕。

　　三、清黨與南京、武漢的對立

　　爭奪上海的控制權，為蔣與鮑羅廷、中共決裂的近因。蔣於三月二十六日抵上海，以白崇禧為衛戍司令。中共自行組織上海市民政府，武漢不准蔣過問上海外交財政。盛傳工人糾察隊準備強行進入租界，第一軍復有不穩消息，武漢聲言如有任意解散工人糾察隊者，以反革命論。蔣向新聞記者聲明，對於南京事件，願負責任，徹查處理，保證不以任何武力或群眾暴動改變租界地位。國民政府將以和平協商方法，獲致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凡以友好對中國的國家，皆願與之合作。國際間對於蔣的表示，反應頗為良好，日本外相幣原面告美國駐日大使，相信蔣堅決反對排外行動，南京事件為激烈分子煽動所致。上海金融界的協助，關係尤大，先後借款及發行國庫券、公債一億三千餘萬元，中心人物為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輝德、四行聯合儲備庫的錢永銘、浙江實業銀行的李銘。張、陳均江蘇籍，錢、李均浙江籍，人稱為江浙財閥。

　　三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四月二日，正式議決對中共首要採取非常緊急處理，實行清除黨內的中共分子。去年九月起，中共及國民黨左派已展開了「迎汪（兆銘）復職」運動。四月一日，汪由法國經莫斯科抵滬，三日，與蔣會晤，五日，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告國共黨員書，勸立即拋棄相互懷疑，事事開誠協商進行。復與蔣商定，於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會議。先由汪通知陳獨秀，停止中共活動，暫不承認武漢命令，上海工人糾察隊須服從蔣的指揮。武漢則命蔣尅日前往南京，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發表外交意見，改任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解除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汪欲乘機制蔣，當日秘密前往武漢。四月九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電斥詆武漢中央聯席會議的種種謬舉，蔣亦責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破壞革命陣線，即日入駐南京，開始逮捕江蘇省黨部的中共委員。

　　四月十二日，上海駐軍強制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工人死傷三百餘，幫會出力不少【註：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在上海下級社會勢力頗大，組織工人聯合會與中共領導的總工會對抗。四月十一日，杜月笙誘殺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十二日凌晨，反共工人先向糾察隊進攻，軍隊繼之。此後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及陳群之逮捕中共首要，多得黃等之力】。其他各地亦採相同行動，而以廣州最為嚴厲。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胡漢民任主席，通緝鮑羅廷及中共首要一百九十餘人，但始終未處分武漢的國民黨人，對於蘇俄仍然表示友好，對於西山會議派仍然抵制，處處留有餘地。蘇俄及武漢的態度，至為決絕，共產國際詆蔣為叛徒、帝國主義匪幫的同盟、革命國民黨的敵人、工人階級的敵人。武漢開除蔣的黨籍，免去本兼各職，下令討伐。

　　就轄區言，南京有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六省，四川、貴州、雲南亦奉號令。武漢僅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為南京勢力所包圍。以兵力言，擁護南京的有長江下游的第一、第七軍，及廣東的第四（半數）、第五軍，廣西的第十五軍，合新附各軍，約十五萬人，川、黔、滇軍尚不在內。擁護武漢的為第二、第三、第四（半數）、第六、第八軍，合擴編各軍，約十二萬人。物力方面，武漢亦不及南京，江、浙、廣東為富庶之區，上海、廣州為國際商埠，武漢位於內地，易受封鎖。加以蔣的聲望已著，有其號召力量，一般心理認為蔣之所在，即國民政府所在，多視南京政府為正統。

　　國際形勢於武漢亦殊為不利。陳友仁對日本雖加意聯絡，四月三日，漢口日本水兵忽與華人衝突，華人死十名，傷八十名，日人死二名，日本水兵登陸，僑民撤退，情勢險惡。十一日，英、美、日、法、義五國為南京事件，要求處罰負責指揮官及所有關係人，由總司令書面道歉，賠償損失，如無滿意答覆，將採適當手段【註：四月十四日，陳友仁分別駁覆，並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日、美不贊成聯合行動，英國一時無能為力，惟有觀望等待】。汪兆銘大感恐慌，說是反帝國運動太過，列強已結為聯合陣線。十四日，陳友仁照覆，允共同調查，並盼日本勿參加各國行動。二十二日，日本新首相田中義一聲稱，對中共引起的影響不能不問。五月九日，英國外務大臣張伯倫演說，謂造成南京事件的共產黨已受到中國自己的處罰（指清黨），武漢政府已失去統治地位，英國對南京政府決採取緩和政策。十七日，英國駐武漢代表責武漢政府未能實踐緩和反英運動諾言，離漢口返北京。二十日，田中令駐華日使對南京政府的反共行動予以道義支持，相信蔣中正為收拾中國的唯一人物。

　　自西山會議以來，國民黨已分為二，清黨後再分為三。同時中國全局亦成鼎立之勢，南京、武漢之外，有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一九二七年三月，張為阻止革命軍北進，乘吳佩孚之危，派兵入豫，佔領開封、鄭州，吳落荒南走，遁入四川。對於蘇俄，張作霖恨之入骨，一九二六年九月，已將蘇俄大使加拉罕逼走。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得公使團默許，搜查蘇俄大使館，獲得蘇俄與國民軍、國民黨、中共有關的大批文書，拘捕匿避於蘇俄大使館內的中共國民黨黨員李大釗等六十餘人【註：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等男女二十人被處絞刑，十四人判徒刑】。蘇俄指英國為主要教唆者，北京政府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武漢亦同聲斥責。

　　武漢為衝破包圍，防禦張作霖進攻，及與西北的馮玉祥取得聯繫，以便接近蘇俄，進而攻奪北京，對南京施以反包圍，決繼續北伐，進兵河南【註：共產國際加派的駐武漢代表魯易（M.N. Roy）主張南下，奪回廣州，鮑羅廷主張北上，以聯馮玉祥。史達林批准了鮑羅廷的意見】。南京似窺悉武漢方面的意圖，為對抗防範，並肅清長江北岸之敵，亦分路北進。五月，武漢北伐軍唐生智、張發奎部屢破奉軍。奉軍因受山西閻錫山的威脅，退往黃河以北。六月初，武漢北伐軍與馮玉祥會師鄭州。同時南京北伐軍擊敗張宗昌、孫傳芳，佔領徐州。

第三節　國共全面決裂

　　一、武漢政府的危機

　　北伐的勝利實賴革命的武力與民眾運動的結合。武力握於國民黨之手，民眾運動大都由中共領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別強調工人農民的重要，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共在湘、鄂的活動已有六年的歷史，革命軍到達之後，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尤為迅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有農民協會的縣份超過五十，會員一百三十二萬人。十二月，全省農民協會議決減租、減押，禁止高利貸，反對苛捐雜稅。一九二七年一月，會員增至二百萬人。這年一二月間，毛澤東考察五縣農民運動的報告，謂農民已將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特權徹底打倒，農民協會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順之者存，違之者亡」。富室大家，無不被目為土豪劣紳【註：湖南士紳葉德輝以醜詆農民協會被殺，曾國藩的後人住宅，遭受搗毀】。

　　工人運動以武漢為激烈，一九二六年底，湖北總工會有會員三十萬人，動輒開會、遊行、罷工，有的是為改善待遇或其他權利，有的是為政治外交問題，不少中外工廠、商店因而閉歇，造成工人大量失業。一九二七年三月，單是漢口即達二十萬人，四月，增至三十萬人。復以長江下游被南京封鎖，貨運阻塞，日用必需品短缺，工廠原料不給，物價高漲。政府又集中現金，凡完納國稅，流通市面，均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鈔票為限，禁止現洋現銀出口。於是紙幣慘跌，物價猛漲，商業幾同停頓，日用必需品無從購買。財源枯竭更是致命傷。湖北每月稅收僅為過去的四分之一，湖南為五分之一，江西為二分之一【註：湖北每月稅收僅一百八十萬元，支出需一千萬元，湖南每月稅收僅七十萬元，支出需二百五十萬元，江西每月稅收僅九十萬元，支出需一百七十萬元】。鮑羅廷不得不採行「戰略退卻」，保護外人財產、商業及小資產階級，力戒中共的幼稚病，以期維護市場，解決工人失業問題。然而未能收效，各方依然惶惶。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註：中共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黨員約一千人，此時黨員多達五萬七千九百人。陳獨秀續任總書記兼政治局主席，周恩來、彭述之、瞿秋白、蘇兆征為常務委員，張國燾長組織部，彭述之兼宣傳部，周恩來兼軍事部，瞿秋白兼農民部，蘇兆征兼職工部】，共產國際代表魯易主張立即施行土地革命，使革命「深入」，使湘、鄂、贛基地趨於鞏固；鮑羅廷主張從緩，先完成北伐，使革命「擴大」，將華北收入勢力範圍。鮑羅廷雖有陳獨秀的支持，魯易終獲勝利。大會認為中國現時的革命，仍建築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上，工人為領導者，農民要有軍事、政治力量，全力向封建勢力鬥爭，變國民革命為土地革命，沒收所有公田及地主土地，取消地主士紳的所有權利，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組織農民自衛軍。湖南農民協會會員約四百五十萬人，湖北二百五十萬人，勢焰之熾，如火如荼。軍官大都擁有田產，家屬同受擾害，遂激起了他們的直接行動。

　　首先發難的為駐防武漢上游宜昌的師長夏斗寅。夏為鄂籍國民黨將領中之有實力者，北伐克復湖北有功，而無所獲。經南京策動，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乘武漢軍北入河南，率部東下，欲一舉而顛覆武漢政府。十九日，進至武昌附近，武漢大震，動員所有力量，始予擊退。不料另一軒然大波，起於長沙。唐生智除了權位慾外，並無政治立場。北伐之前，他以佛教的護法者自居，所部軍長何鍵則為舊傳統的擁護者。五月十九日，何的父親被長沙工人逮捕，二十一日，何部團長許克祥等解散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封閉湖南總工會、農民協會，捕殺共產黨人。是為「馬日（二十一日）事變」。二十三日，何鍵自河南要求武漢政府拿辦擾亂後方軍人之人。二十四日，唐生智命湖南省政府緩和農工與軍人衝突。鮑羅廷與中共，深感事態嚴重，以為唐生智全軍叛變，主用法律手續解決，保護工廠、商店，禁止工會逮捕脅迫工人以外之人，不許擾及軍人家屬及剝奪軍人財產土地。武漢政府初派鮑羅廷等赴長沙查辦，為許克祥所拒，改命唐生智全權處理，結果許克祥記過了事，等於對軍人低頭。同月二十九日，第三軍長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勒令中共黨員離贛，停止工會、農民協會的活動。

　　二、武漢分共

　　蔣中正清黨為史達林對華政策的重大挫敗，但他仍要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變武漢政權為工農革命的獨裁政權，國民黨居其名，共產黨居其實，方不致再發生類似清黨之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至三十日，正當共產國際召開第八次執行委員會之時，夏斗寅進軍武漢，「馬日事變」連續而至，於是又有「中國問題決議案」，訓令中共執行，使國民黨左派純粹的成為中共的傀儡。一為堅決的進行土地革命，由農民協會實際奪取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二為國民黨的老領袖正在動搖和妥協，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農工領袖加入國民黨中央，改組國民黨的現存機構，由新領袖補充。三為根除對不可靠的將領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農工，編組新軍。四為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組成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的軍官。最後是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掌握無產階級革命之權，俟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接近勝利時，即建立蘇維埃。

　　在軍人反共的情勢下，鮑羅廷認為目前必須遷就國民黨左派，承認民眾運動「過火」，不僅要保護工人農民利益，亦須保護中等階級的工商業利益。魯易主張改造國民黨中央，成為工農獨裁制。中共初時意見不一，終以魯易奉有共產國際的命令，六月四日，決定對國民黨左派表示強硬態度，要求立即討伐少數叛徒，削平湖南的反革命，宣布農工組織及中共得在湖南享完全自由，並發表告農民書，打倒許克祥，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紳。六月五日，魯易將共產國際訓令送交汪兆銘，希望會商。汪以為這是消滅國民黨的陰謀，當天由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第二天，汪與唐生智等赴鄭州會晤馮玉祥。

　　在武漢與南京勢不並存的情況下，雙方皆欲爭取馮玉祥的合作。中共欲使馮為己用，一箭雙鵰，將南京、武漢的政權一併消滅。汪兆銘於六月十日至十一日的鄭州會議中，說馮共攻南京，為馮所拒。馮主張武漢、南京合一，共同北伐。魯易函馮，勸摧毀南京，奪回廣州，肅清兩湖、江西的反共勢力。此事不僅非馮心之所願，亦非其力之所能【註：馮玉祥與南京亦有接觸，馮志在華北，重返北京，雖有蘇俄的軍械援助，而軍費困難萬狀。武漢不遑自顧，南京則允予接濟】。汪為保全武漢的地位，決定回師，自行東征，將新得的河南讓之於馮，用作北方屏障。唐生智懼兩湖地盤為中共所奪，一力贊成。六月十三日，汪等返至武漢，唐生智、張發奎軍相繼南撤。

　　魯易以馮玉祥態度動搖，主張公開反馮，並發動武漢總罷工，抗議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鮑羅廷、陳獨秀一致反對。六月十五日，中共電覆共產國際，謂命令無法執行，沒收土地應暫從緩，工農民主獨裁，短期內不能完成，改組國民黨左派及拋去汪兆銘至為不易，目前仍須與國民黨及軍事領袖維持良好關係，糾正農民過火行動，以平息軍官與左派國民黨的恐慌。鮑羅廷與魯易亦均欲拉住汪兆銘、唐生智，允給以借款，贊成東征。汪、唐知道共產國際要解決國民黨及其一切軍隊，萬難與中共繼續合作。

　　鄭州會議後九天，馮玉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會議。蔣主先定武漢，馮不同意，結果是由馮致電武漢，指責中共行為，促鮑羅廷回國。另與蔣聯名聲明，繼續北伐。大致說來，仍為蔣的勝利，馮亦獲得南京每月二百萬元軍餉的實惠【註：與蔣、馮有淵源的黃郛、孔祥熙為促成蔣、馮接近的有力人】。

　　北伐軍克復南京、上海後，統治山西的閻錫山，與蔣已有聯絡，對武漢雖亦周旋，惟不准中共在山西活動。六月六日，閻接受南京任命的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名義，不就武漢給予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勸張作霖與蔣攜手。六月十八日，張作霖在北京稱大元帥，自云為孫中山的老友，對於不違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一律友視，對於甘心赤化者問罪興討，前者係指南京，後者係指武漢。

　　六月二十五日，何鍵在武漢對所部官兵發出反共文告。二十六日，唐生智禁止湖南民眾活動。二十七日，中共號召工、農、小資產階級結合為革命聯盟，對新軍閥作戰。二十八日，湖北總工會糾察隊被唐生智解散。共產國際命中共對馮玉祥宣戰，勿再信任軍人，應組織自己的武力。但認為汪兆銘較其他背叛革命者為堅定。就在此時，汪示意國民政府農政部長譚平山、勞工部長蘇兆征辭職，親共的鄧演達首先離開武漢。中共中央連日集會，仍謀與汪、唐聯合東征，魯易則主張南征。七月三日，中共中央決定遣走魯易。七月六日，武漢政治會議通過汪的討伐南京提案，張發奎部向長江下游移動。共產國際不滿中共中央，召回鮑羅廷，命改組中共中央，退出武漢政府，暫不退出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建立戰鬥機關。鮑羅廷指派張國燾、周恩來等五人為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陳獨秀不再任事。七月十三日，中共宣言，詆斥武漢國民黨縱容反革命軍官，決定撤回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仍根據孫中山的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為中國革命而奮鬥。共產國際亦宣告武漢政府已為反革命勢力所控制，它的革命任務終了。

　　汪兆銘為實行東征，尚無意與中共立即決裂。但是唐生智的部將揚言不分共不能東征，不願為中共東征。汪始稱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訓令為對國民黨的根本危害。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通過取締共產黨案，制裁違背國民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派代表赴莫斯科討論切實聯合辦法，保護中共黨員個人身體自由。此即武漢所謂「和平分共」，以別於南京的武力清黨，時間相去僅三個月。同一天，汪得知七月十三日中共宣言，十六日再發通令，說是取締共產黨案係根據革命利益，執行紀律。十九日，中共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對國民黨與汪續行攻擊。二十六日，國民黨採嚴厲措置，免去各機關的中共黨員職務。二十七日，鮑羅廷離漢口，取道河南、陝西、甘肅、蒙古，鎩羽返國【註：陳友仁同行，鮑羅廷回俄後極不得意，一度任英文報編輯，一九五三年，潦倒而死】。八月一日，中共在南昌暴動，武漢政府下令討伐，和平分共，終亦成了武力反共。從此國共兩黨全面破裂，水火不容。

　　三、國民黨內訌不已

　　武漢將北伐軍自鄭州撤回湖北，準備東征，南京亦將精銳之師由徐州移往長江上游，作抵禦之計。七月二十四日，張宗昌、孫傳芳奪回徐州，蔣中正反攻無功，長江以北要地盡失。武漢恃為東征主將的張發奎，因南昌暴動，實力損折，率部回粵，東征已不可能。汪兆銘主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為南京軍事的柱石，李、白主和，何亦無意於戰，皆表贊同。唐生智陳兵鄂、皖之間，仍聲稱討蔣。李、白、何為使武漢與南京順利合一，脅蔣下野，南京政府主席胡漢民斥為「新督軍團」。八月十二日，蔣辭職出京，胡漢民等繼之而去。十九日，武昌政府宣布遷設南京。此一局面致成，一由於徐州不守，李、白對蔣離心；一由於南昌暴動，張發奎揮軍南下，唐生智別有企圖，縱令東征得成，徒授唐以擴張機會。

　　正當武漢政府東遷之時，孫傳芳軍約五萬餘人，自八月二十五日起，陸續渡過長江，佔領南京、鎮江間的龍潭一帶，直逼南京東北近郊。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全力抵抗，血戰六日夜，孫軍大敗，實為革命軍繼鄂南汀泗橋及南昌之役的又一次劇戰。

　　西山會議派並無軍隊與地盤，但在黨的方面仍有其力量。清黨後，南京與西山派雖漸趨接近，仍受抵制。武漢分共後，西山派與汪兆銘商定將武漢、南京、上海三中央黨部合而為一。九月十一日，三方代表會於上海，議決共同組織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註※】。蔣與胡漢民對汪不諒，拒不預會，南京、上海代表復反對四中全會，汪拂袖而去。不過中央特別委員會及新國民政府終於組成。

　　※註：武漢方面的代表為汪兆銘、譚延闓、孫科、于右任、程潛，南京為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李宗仁、伍朝樞、李烈鈞，上海為張繼、許崇智、謝持、居正、鄒魯。南京代表不承認在武漢舉行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海代表根本不承認在廣州選舉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

　　唐生智乘蔣中正下野，有聯合孫傳芳共取南京之說。十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命李宗仁、程潛討伐，武漢的東征一變而為南京的西征，亦為國民黨內部的第一次相互殘殺。十一月十四日，西征軍佔領武漢，唐生智逃亡。

　　中央特別委員會與新國民政府的基礎自始即欠穩固，汪兆銘斥為非法，蔣中正、胡漢民均不參加。汪、蔣經宋子文、孔祥熙的調停，歸於和好【註：十二月一日，蔣在上海與宋子文之妹，留學美國魏斯理大學（Wellsley College）的宋美齡結婚。孔祥熙之妻為宋美齡的長姊】。支持特別委員會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的前嫌未釋，擁汪的張發奎回粵後，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又生齟齬。李宗仁、白崇禧與李濟深均廣西人，有桂系之稱。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發動政變，佔有廣州，桂系謂係出於汪的陰謀。二十二日，擁蔣派在南京公開反對特別委員會，與軍警衝突，發生慘案。汪謂係西山派與桂系所造成，蔣雖未明指桂系，但於西山派則嚴詞斥責【註：十一月十六日，汪邀李濟深自粵赴上海，與蔣商開四中全會事。次日，張發奎驅逐代李主持廣州軍政的桂系黃紹竑，是為廣州事變。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舉行慶祝西征勝利大會，會中有人演說，打倒中央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召開四中全會，請蔣復職。繼之遊行請願，被軍警制止，死三人，傷數十人，是為「一一二二」慘案】。

　　十二月三日，蔣、汪在上海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桂系為廣州事變，要求查辦汪派的中央委員，吳敬恆亦提出檢舉。汪知暫難再出，提議請蔣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請其籌備四中全會。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又有中共暴動，汪更成眾矢之的，離滬出洋。張發奎雖將中共暴動平定，終不容於桂系，所部北入江西，歸蔣節制。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正式復職。二月，四中全會推為中央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汪一無所獲，又逐漸走向反蔣之途。西山派亦因遭受排斥，與汪合流，國民黨合而未合，依然是分裂狀態。

　　四、中共武裝鬥爭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魯易已有意令中共暴動，共產國際的新代表羅明納茲（B. Lominadze）、紐曼（H. Neumann）與鮑羅廷、陳獨秀反對。及魯易、鮑羅廷回俄，中共準備利用張發奎部在九江、南昌舉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譚平山等組織前敵委員會。加倫主張俟張軍回至廣州再採行動，周恩來等堅持照原計劃執行。八月一日，張部師長葉挺、軍長賀龍及朱培德部教導團長朱德約二萬人發難，佔領南昌【註※】，仍張國民黨旗幟，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註：革命委員會委員為譚平山、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郭沫若等，國民黨左派宋慶齡（孫中山夫人）、何香凝（廖仲愷夫人）于右任、張發奎、鄧演達、陳友仁等均列名】，日後中共定這天為建軍節。因張發奎、朱培德部的包圍，八月五日，葉、賀軍進向廣東，沿途逃亡病死，行抵贛南，復為國軍阻擊，僅餘八千餘人，改道閩西，進入粵東。九月二十四日，佔領潮州、汕頭，希望自海上獲得接濟，再會海豐、陸豐的農民軍進攻廣州。六天之後，為粵、桂軍所破，全軍潰散，葉、賀及周恩來等逃往香港，朱德率留守後方的一千餘人經贛南、粵北投歸駐韶關的滇軍。

　　※註：葉挺為廣東人，初任職粵軍。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北伐時任第四軍獨立團長，後升師長。賀龍為湖南人，來自草澤，出沒川、鄂、湘間，曾受湖南、四川軍閥招撫。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朱德（一八八六至一九七六）四川人，畢業於雲南講武堂，隨蔡鍔的護國軍入川，官至旅長。一九二一年，助滇軍師長顧品珍回滇，任雲南憲兵司令、警察廳長。一九二二年，顧品珍敗死，朱走上海，曾晤孫中山、陳獨秀，旋往德國，加入中共。一九二六年返國，在川軍楊森部任職。一九二七年，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委為南昌公安局長、教導團長，所部僅數百人。

　　羅明納茲及紐曼為替史達林推卻在華失敗之責，消滅托洛斯基攻擊的口實，計劃根本改組中共中央，命中共於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將所有過去錯誤歸之於陳獨秀，加以妥協的右傾機會主義罪名。今後決以群眾力量，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定於秋收時期在湘、鄂、贛、粵領導農民暴動。瞿秋白主持中央局，開始「布爾什維克化」，後被稱為左傾冒險主義，是為「八七會議」。中共說：這次會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九月二十七日，史達林對共產國際宣布由中共領導中國蘇維埃，不再與國民黨聯合。

　　「八七會議」後，跟著是秋收暴動，對於湖南寄望最大。九月八日，毛澤東糾合湖南東北、江西西北地區農民、工人及來自武昌的警衛團，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約二千人，分路進攻，均告失敗。毛被捕逃脫，將殘部在江西永新三灣改編為一團，不足千人，嚴密組織，確立黨的領導權。十月初，進入寧岡井岡山。廣東的暴動以海豐、陸豐為重要。葉挺、賀龍在汕頭戰敗的餘眾加入後，十一月十七日成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由彭湃領導。三個多月後，為粵軍消滅。湖北、江西、江蘇各地的暴動，規模不大，為時亦暫。

　　最值得重視的為廣州暴動，其重要性不亞於南昌暴動。張發奎在廣州舉事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張太雷決相機暴動。張發奎部為抵禦李濟深的粵軍、黃紹竑的桂軍，將主力調往西江、東江。十二月十一日，留守廣州的葉劍英教導團及警備團二千餘人，與工農聯合軍數千發動，全城為其所有，設立廣東蘇維埃政府，張太雷任代理主席。十二日，張發奎部反攻，英、法、日軍艦向市區發炮，反共的機器工人助戰，張太雷戰死。十三日，張發奎軍奪回廣州。計三天之內，人民死者千餘，中共黨人及被脅迫參加而遇害者近五千人，工農紅軍殘部二千餘人東走海豐。史達林稱這次暴動為英勇退兵時的一戰。

　　廣州暴動實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及愛斯拉（Gerhart Eisler）在蘇俄領事館策動，俄國共產黨供給美金二百餘萬元。張發奎軍奪回廣州之日，紐曼等逃逸，蘇俄副領事郝史（AI Hassis）及五名職員被殺。十二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對蘇俄絕交，撤銷各地蘇俄領事館的承認，關閉蘇俄國營事業機構，遣去蘇俄僑民。蘇俄聲稱從不曾承認國民政府。蘇俄領事館係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國民政府無權撤銷承認。但是上海、漢口、長沙的蘇俄領事終不得不下旗回國，四年來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已隨清黨、分共而結束，一般關係至是亦完全終止。北京的蘇俄代辦在張作霖搜查大使館後已經離去，實際上北京與蘇俄亦等於無外交關係。

第四節　繼續北伐

　　一、華北之戰

　　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後，革命軍的主要敵人為張作霖。張以形勢孤單，聲稱倘蔣中正能驅逐俄人，願與言好。五月，奉軍及張宗昌部分在河南及江北敗後，側面復受山西閻錫山的威脅。張作霖與蔣、閻進行妥協，如果不成，即退回東北，孫傳芳謂革命軍內訌方急，前途仍有可為。張遂自稱大元帥，孫傳芳、張宗昌大舉南侵。張作霖準備進攻河南的馮玉祥，迫閻錫山撤退石家莊駐軍。閻恐馮若戰敗，己身亦將不保，決先發制人。九月杪，閻軍分由京綏、京漢鐵路出動，旋為奉軍所敗，退回山西【註：十月二日，閻部師長傅作義襲佔北京西南的涿州，堅守兩個月餘】。

　　張作霖與閻錫山相戰之時，張宗昌軍沿隴海鐵路西進，深入豫東，十一月初，為馮玉祥所敗。沿京漢鐵路南下的奉軍於擊退閻錫山後，進佔豫北彰德。十一月下旬，馮玉祥再敗張宗昌。十二月中旬，南京北伐軍重克徐州。馮玉祥亦於二十天後奪回彰德。

　　蔣中正復職後，積極部署，繼續北伐，改編長江下游各軍為第一集團軍，自兼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部分編為第二、第三集團軍，兩湖駐軍編為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為總司令。第一與第二集團軍的一部合攻山東，第二、第三集團軍合攻直隸。張作霖以奉軍對山西、河南，張宗昌、孫傳芳防守山東。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三集團軍失利，第二集團軍獲勝。五月一日，第一集團軍佔領山東省城濟南。

　　二、日本的阻撓與北伐結束

　　北伐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以英國為第一對象，日本初持靜觀態度，蔣中正亦曲意聯好。一九二七年四月，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大將組閣，自兼外務大臣，聲言不反對中國以合理方法，達成願望，惟不許共產黨活動。五月，北伐軍指向山東，蔣再派員赴東京謀求諒解【註：北伐前夕，蔣中正欲羅致蔣方震未成。江浙底定後，蔣方震來歸，一九二七年五月，奉蔣中正之命赴東京晤田中，黃郛亦遣袁良前往】，田中希望北伐軍止於徐州，不久循津浦鐵路北進的北伐軍越過蚌埠，田中以保護日僑為名，出兵山東。北伐軍克復徐州後，暫停前進，避免日軍干涉為原因之一。六、七月田中召開東方會議商對華政策，決定日本權益，倘有受害之處，即採斷然處置。動亂如波及滿、蒙，不問來自何方，均將加以防護，以保既得權益及解決滿蒙懸案。東三省有力者如認真講求安定該地區辦法，日本當予協助。八月，蔣中正下野，山東日軍撤退。十月蔣親訪日本，張群同行。十一月五日，說田中以改善對華政策，與中國合作。田中反勸蔣但以統一長江流域為宗旨，不必急於繼續北伐，彼此格格不入。

　　一九二八年初，蔣中正復起，以年來預聞對日外交大計的黃郛任外交部長，命暗示田中，如張作霖返回東北，革命軍將不追擊，並派諳習日情的殷汝耕為駐東京代表。四月，北伐再度展開，蔣佈告保護戰地外國僑民，特別知照上海日本領事，田中悍然不顧，同月二十日，第二次出兵山東，逕入濟南。五月一日，北伐軍佔領濟南。次日蔣與黃郛到達，就近應付對日問題，日本師團長福田彥助亦至。五月三日，日軍實行啟釁，射擊中國軍民，慘殺交涉員蔡公時，凌辱黃郛，是為「濟南事變」。五日，蔣離濟南，一再遣人磋商，福田要求懲辦高級將領，解除與日軍對抗部隊武裝，濟南及膠濟鐵路二十里內不准駐兵。蔣雖大致允許，日軍仍進攻不已，繼續增兵山東，軍艦紛駛長江及中國東南海口。十日，濟南不守，中國軍民死者約三千人。時張群已到東京，田中告以不左袒張作霖，不妨害北伐進行。蔣留兵扼守濟南以南地區，命主力繞道渡過黃河【註：蔣退至泰安、兗州後，除致書福田，請停止軍事行動外，先後命王正廷、熊式輝、羅家倫、何成浚往商。福田堅持道歉，懲辦三個軍團的總指揮，所部解散。六月初，蔣返南京，神情至為痛苦】。

　　日本最重視的為滿、蒙問題與張作霖的最後態度。東方會議後，奉天日本總領事吉田茂要求東北當局解決中日懸案。傳說七月二十五日，田中曾有「大陸政策奏摺」，說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八月，北京日本公使芳澤謙吉迫張作霖允日本增修東北鐵路，張命楊宇霆與之談判。十月，南滿鐵路會社總裁山本條太郎面晤張作霖，提出敦化至圖們江（即吉林省城至朝鮮會寧線的東段）、長春至大齎，永吉至五常、延吉至海林、洮南至索倫五路。十一月十二日，協議成立。田中為使其正式化，命芳澤與北京政府談判，並勸張退回關外，意在使東北與中國分離。濟南事變發生，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張通電停戰，日方進迫益急。五月十三及十五日，除永吉至五常線外，其他四路合同均行簽訂。十七日，芳澤說張早日東歸，如戰敗始退，革命軍繼續前進，日軍即於山海關附近將雙方軍隊一併繳械。十八日，日本分向北京、南京致送覺書，聲言戰事一旦及於滿洲，日本即採適宜而有效措置。美國宣稱滿洲主權屬於中國，日本如有行動，須先通知美國。田中以張作霖已大致接受了他的條件，復顧慮美國的態度，決保留張的地位，五月三十一日，取消原定截擊奉軍計劃。但是關東軍已集結瀋陽，決置張於死地，使滿洲陷於混亂，一舉奪佔。六月三日，張乘火車離北京東去。次日，行抵瀋陽附近的京奉、南滿鐵路的交叉點皇姑屯橋下，炸彈突發，張與來迎的黑龍江督辦吳俊升死之。奉天省長劉尚清秘而不宣，關東軍不悉實情，未即時行動。兩週後，張學良秘密回至瀋陽，二十一日，為乃父發喪，七月四日，就任東北三省保安部總司令，局勢轉穩，關東軍計未得逞。

　　北伐軍渡河後，北趨天津，閻錫山、馮玉祥部進向北京。五月二十九日，蔣命各軍停止待命，俾與公使團商議和平接收北京、天津辦法。三十日，奉軍總退卻。六月八日，閻錫山軍入北京，又四日入天津，北京政府消滅。國民政府改直隸省為河北省，北京易名北平，不再是中國的首都。

　　年方二十八歲的張學良在奉系將領中屬於主和的新派，與日本又有殺父之仇，欲與革命軍議和，日本總領事林久治出而阻止。張學良仍一再聲明，不妨礙國家統一，派代表見蔣，商談易幟。林久治繼續干涉，說是如南京以武力壓迫，日本可盡力相助。八月，日本特使林權助至瀋陽，大事威嚇，不許與南京妥協，否則將生重大事變，即干涉內政，亦所不辭，張學良允延期三個月。

　　奉軍出關後，孫傳芳部將輸誠革命軍，張宗昌軍仍盤踞天津、山海關之間，九月，為革命軍及奉軍聯合解決，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又進一步。同時英、美聲明，滿洲為中國領土，美國並否認日本在滿洲的特別權利。蔣中正再命張群訪田中，允維持東北現狀。十一月，張學良以賀天皇加冕為名，派莫德惠赴日，續商易幟，田中不再反對。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正式懸掛青天白日旗，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發表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政府主席【註：熱河已於九月與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改省】，改奉天省為遼寧省，全國統一。

　　西南、西北各省之歸附國民政府在東北之先。一九二五年，四川內戰又起，軍閥依舊各據一方，川東屬楊森，重慶屬劉湘，成都及川西，川北屬鄧錫侯、劉文輝。北伐軍進入湘，鄂，川軍各將領雖均受蔣的委任，惟迄不相下，而以劉湘、劉文輝的勢力為大。雲南唐繼堯於一九二七年為部將龍雲、胡若愚推倒，繼而龍又敗胡，國民政府即以龍為省政府主席。部分黔軍參加北伐頗早，貴州為周西成所有，一九二七年，名義上亦奉南京號令。據有新疆的楊增新對中央政府採「認廟不認神」主義，北伐軍克復北京後，楊宣布服從南京，不數日為部下所戕，政權為金樹仁所得【註：楊增新統治新疆十七年，嘗於酒宴席上誅除異己。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樊耀南以同一方式殺楊，當日樊又為民政廳長金樹仁所殺】。

第十六章　兩種內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

第一節　內戰再起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為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不及一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為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上。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不論是何種名義，要皆為國民黨的內部之戰，其由來並非一朝一夕。

　　一、動亂的醞釀

　　國民黨的武力，以黃埔軍校學生為基幹的第一軍為主，由蔣中正統率。次為粵軍組成的第四軍，由李濟深統率。北伐前夕，增編廣西李宗仁部為第七軍，湖南唐生智部為第八軍，實力均與第一、第四軍相若。北伐軍進至長江流域，爭相擴充，少者一、二倍，多者三、四倍。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各樹一幟，而以馮的兵力為大。唐生智首先攜貳而失敗，李宗仁、李濟深與蔣中正又成為兩個壁壘。一九二八年，北伐再度展開，李宗仁部趦趄不前，迨奉軍敗退，白崇禧率軍由武漢兼程北進。

　　華北之戰以馮玉祥之功為多，犧牲亦大，結果僅得到一個不完整的山東，直隸（河北）、北京（北平）、天津均為閻錫山所有。一因馮的一向桀驁反覆，不易控馭，蔣不欲其勢力再行擴張。二因英、美、日惡馮接近蘇俄，不願北京、天津入於其手，蔣於外交上亦有顧慮。三因閻、馮之間早有矛盾，閻既欲向外發展，尤畏馮的威脅，因力爭聯蔣。於是馮被壓制，而生觖望，稱病請假，盛傳與閻將起衝突。

　　北伐前全國兵額約一百四十萬人，北伐後多達二百三十萬人，軍餉超過國家的全部收入。北京克復後，蔣中正倡議裁軍，親赴武漢、鄭州，邀李宗仁、馮玉祥北上，與閻錫山會於北平，商整理軍事方案，決定召開編遣會議，先將四個集團軍縮減為六十個師，另編憲兵二十萬人，直隸中央政府，東北、西南、兩廣各軍，另行辦理。蔣的第一集團軍約五十萬人，馮的第二集團軍約四十萬人，閻的第三集團軍及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各近二十萬人。不久第一期改編令發表，第一集團軍編十三師，第二、第三集團軍各為十二師，第四集團軍八師。近年北方收編北方雜軍，不在其內，閻雖滿意，馮、李則大為不平。

　　第一集團軍駐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亦即中央直轄區。第二集團軍駐河南、山東、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第三集團軍駐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第四集團軍駐湖北、湖南及冀東，廣東、廣西與之一體。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屬於張學良，四川、雲南、貴州、新疆屬於地方軍閥。此為北伐後新的割據大勢。

　　國民黨初設中央政治會議，北伐後相繼於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北平置分會，由當地軍事領袖主持，指導監督各自轄區的政治，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不僅握有地方軍權，而且名正言順的握有地方政權。一九二七年底，有人倡議「分治合作」。所謂「分治」，是為遷就割據軍人，「合作」為對中央而言，實際上是與中央對立，自非蔣所樂許。何況這時的南京政府已非往日的北京政府可比，有其較任何地方軍人強大的兵力與豐厚的財力。

　　軍權、政權多元，國民黨本身復四分五裂，西山會議派外，號稱正統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有汪兆銘、胡漢民、蔣中正派之別。北伐完成，準備實行訓政，由國民黨訓練人民，代表人民，行施政權。一九二八年八月，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議決厲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限期撤銷各地政治分會，不得再以分會名義對外發表命令，及任免該特定地區內官員。國民政府設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統一軍政、軍令、軍事教育及財政。十月頒布訓政綱領，成立新國民政府，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五院院長，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事部長，閻錫山任內政部長，李宗仁任軍事參議院長，李濟深任參謀部長，國民黨右派及軍事巨頭各予位置，惟汪兆銘的左派落空。

　　訓政以領導人民致力於政治、經濟建設相標榜，要實施此項計劃，須先做到真正的統一，欲做到真正統一，須先裁兵。蔣強調編遣為革命的生死關頭，希望各軍事領袖犧牲自己的權利、個人的地位，使編遣成功，軍隊有一定的編制，軍餉有一定的數目，一定的支出機關。能如是，經濟方可穩定，政治方可上軌。各軍事領袖認為蔣借統一及編遣以行削藩集權【註：有人說此議出於楊永泰，其實削藩為中國歷代開國者常行之策。又說楊的計劃為以經濟方法解決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東北，尚有幾分近似處。楊為舊國會議員，屬政學會，曾在廣東反對孫中山。北伐後期，夤緣入蔣幕，日後深得依畀，權傾一時】。一九二九年一月，編遣會議在南京舉行，劃全國分置七個編遣區，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為一區，東北為一區，川、黔、滇為一區，另設一中央區，以處理雜軍，每一編遣區編留二十萬人。看來似尚公允，但中央編遣區實亦屬於蔣，加上憲兵二十萬人，蔣的全部兵額等於馮、閻、李的總和。依此規定，馮部最少裁減半數，閻部有增無減。馮主先裁將，再裁兵，裁無功，留有功，中央新收各軍尤應先裁【註：馮一面解散非己系的豫、陝軍，一面收編民團。據說馮又要求自任國民政府副主席，委派南京衛戌司令，保薦若干部長】，李宗仁、李濟深一同附和。閻錫山時恐馮不利於己，從中挑撥。會議勉強結束，馮即遄返河南，於是又有馮將與蔣決裂之說。

　　編遣會議加深了軍人的相互疑忌，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促成了黨人的相互敵視。汪兆銘因見擯於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新國民政府【註：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黨中央委員舉行會議時，蔣中正主張准許汪派委員出席，親赴上海邀約，桂系及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等堅持不可】，十一月，汪派在上海成立「國民黨黨務改組同志會」，以恢復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為旗幟，人稱為「改組派」。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代表多為指派，改組派嚴詞攻詆，汪派的陳公博、顧孟餘等被開除黨籍，汪亦受到警告，改組派與南京完全破裂。蔣為南京的領袖，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的親信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一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握黨的實權，人稱CC系，最為改組派所痛惡【註：陳果夫、陳立夫為陳其美之侄。陳果夫初習軍事，後在上海經商。陳立夫習礦冶，曾留學美國匹茨堡大學。一九二五年，陳果夫始參與黨務工作，陳立夫擔任蔣的機要秘書。CC系據說為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或二陳姓氏的縮寫，日後正式組織「青白同盟」】。

　　二、討伐桂系

　　桂系的勢力分佈南北要衝，廣州為李濟深，加上廣西黃紹竑，武漢為李宗仁，輔以胡宗鐸、陶鈞，白崇禧屯兵天津、唐山一帶。蔣中正與桂系久有意見，彼此有難兩立之勢，胡、陶尤為驕悍【註：胡宗鐸、陶鈞為李宗仁部軍長，分兼湖北清鄉督辦、會辦。一九二八年六月，蔣過武漢赴北平，胡、陶拒不與見。蔣閱兵時，胡公然指摘中央】。一九二八年秋，李宗仁大事擴軍，白崇禧統率的部分軍隊亦調回武漢，並有聯結奉軍總參議楊宇霆之說【註※】。蔣亦作部署，準備派兵西上。編遣會議召開之時，白託病不至，八次呈請辭職。

　　※註：楊宇霆頗有智略，深得張作霖倚重，對張學良心存藐視。一九二八年九月，楊兩次與白崇禧會於冀東，謠傳楊助白抗蔣，白助楊取代張學良，復有聯交日本之說。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前張作霖顧問日人町野武馬與楊談東北鐵路問題，第二天，張學良殺楊及與楊接近的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兼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常蔭槐。

　　湖南位於武漢、廣州之間，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譚延闓舊屬。桂系欲將兩廣、湖北聯為一片，暗結湖南師長何鍵，謀去魯滌平。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胡宗鐸假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將魯免職，派兵佔領長沙。李宗仁時在南京，當天秘密走上海，命武漢備戰【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胡宗鐸、何鍵到北平晤白崇禧，二十八日，桂軍自湖北入湖南岳州，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何鍵撤回圍攻井岡山的湘軍，二月二十五日，李濟深、黃紹竑會於梧州，皆與湖南事變有關】。蔣知非和平可了，令中央軍出動，號為「討逆軍」【註：此後中央軍均冠以討逆名號，以示討伐反抗中央政府者的決心】，吳敬恆等約同自廣州北來的李濟深調解。胡宗鐸等責中央軍西進，聲言將「迎頭痛擊」。三月二十日，蔣發表演說，斥其「擅自調兵，違背編遣會議決議，破壞統一，不得不加以制裁。中央對地方只有命令，不容所謂調停」。又說：「地方高級軍事領袖多屬中央政府人員，當群聚首都，共謀國事，乃自放棄責任，遄返地方，反誣中央負責者為把持、為獨裁。近日各將領通電，多曰服從中央，又曰和平，事實則違抗中央，所謂服從皆為虛名，反抗乃其事實，所謂和平只是橫行武力。革命險像已至於極，必須以全力維持中央威信，保障國家統一，為適當處置。」不僅為對桂系而發，且兼指所有地方領袖。「適當處置」，就是軍事制裁，無異是一篇武力統一宣言。地方以武力對中央，中央亦以武力對地方。三月二十一日，李濟深被禁，二十五日，戰爭開始，二十六日，國民政府頒布討伐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令，時距全國統一尚不到三個月。蔣親行督師，中央軍約十六萬人，桂系約十萬人。

　　瓦解桂系內部為蔣的主要策略。屯駐天津、唐山一帶的白崇禧部五萬人，原屬唐生智，白擬率之由津浦鐵路經山東進攻徐州、南京。唐生智受蔣之命，以一百五十萬元的餉銀及「打倒桂系，返回湖南」口號，收回了舊部。三月初，白狼狽出走。白的另一計劃為放棄武漢，全部退入湖南，再合自廣東、廣西北來的粵、桂軍，與蔣決戰。胡宗鐸、陶鈞戀棧不從，李宗仁無法西歸。李濟深被扣後，粵軍將領陳銘樞、陳濟棠經胡漢民勸說，逼走黃紹竑，武漢桂軍失去了南北策應，陷於單獨作戰。不料內變又生，桂系自有湖北之後，胡宗鐸、陶鈞以鄂人掌握軍政財政，私囊充盈，桂籍將領大為不平，說是「廣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發財」。蔣以對白崇禧、李濟深的同一策略，施以分化。俞作柏，初與李宗仁同起廣西，後遭排斥，至是蔣用以運動桂軍師長李明瑞等歸附中央。四月四日，胡宗鐸、陶鈞下野，中央軍佔領武漢。這次戰爭，政治運用實多於軍事行動。

　　桂系在華北、華中、廣州失敗後，僅剩下黃紹竑的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據以與蔣繼續對抗。蔣命粵軍、湘軍分道進攻，李、白先發，東入廣東。五月，粵、桂軍激戰於廣州附近，桂軍大挫。六月，李明瑞會同粵軍續進，桂軍紛紛投降，李、白及黃紹竑出亡，廣西為俞作柏所有。

　　三、護黨救國軍的起伏

　　經過編遣會議，蔣與馮玉祥的關係已到不易維持的地步，蔣與桂系行將決裂之時，雙方均欲爭馮的支持。馮命韓復榘、石友三兩軍進駐豫、鄂邊境，謀坐收漁利，以桂系尋即戰敗，毫無所獲。山東問題使蔣、馮的關係更為緊張。是年一月，中日開始談判濟南事件，爭執不下。南京以準備對桂系用兵，對日本大事讓步，三月十八日解決，中國放棄賠償、道歉要求，日本允於兩個月內退兵，由馮系的山東主席孫良誠負責接收。蔣平定武漢後，變更辦法，不許孫良誠接收膠濟鐵路及青島，顯係不願馮有海口。馮以閻錫山助蔣，恐陷於夾擊，為集中兵力，令孫良誠部星夜撤回湖南，韓復榘、石友三兩軍同時北退，中央軍亦向山東、河南出動。

　　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汪兆銘的改組派以「護黨救國」為反蔣口號。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李宗仁首在廣西稱護黨討賊軍南路總司令。十五日，馮部將領宋哲元等推馮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外交用人不當，馮亦責中央違背編遣會議，要求蔣一同去國。二十日，蔣列舉馮的罪行，馮斥蔣破壞黨章，南京政府不能代表全國。出乎他的意外，他的主將韓復榘、石友三採取四年前他對吳佩孚的行事，竟然背叛，宣布服從中央【註：馮為立威，對於部將動輒責罰，或言語諷刺，韓復榘貴為河南省政府主席，亦所不免。馮為集中兵力，命韓西退，韓不願放棄河南，自請與孫良誠、石友三進攻武漢、南京。馮認為近於孤注一擲，嚴詞申斥不准。是年四月，韓曾到漢口見蔣，受到渥遇厚贈，於是遂合石友三叛離】，馮的武力討蔣，遂成不可能的事。

　　閻錫山時恐馮玉祥不利於己，與蔣深相結納，蔣亦多方籠絡。及蔣與馮反目，命閻節制華北各軍。閻為促成馮的反蔣決心，使與蔣兩敗俱傷，反以蔣的軍事計劃洩之於馮。韓復榘叛變，馮已不能有為，閻計未得售，轉而勸馮忍耐，解除兵權，前來山西，偕同出洋，用意則在挾以操縱馮的餘部，不令盡為蔣得。馮以眾叛親離，只好勉從。六月，自陝西至太原，遂失去自由。

　　第四師師長張發奎，新任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為助蔣討伐桂系的有功人物。張發奎原與汪兆銘近，俞作柏與改組派交往亦密，兩人均參加了護黨運動。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張通電主張重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率領所部二萬餘人，自湖北宜昌南去。二十七日，俞作柏獨立，稱護黨救國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註：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準備響應，事敗被拘】。汪兆銘正式宣布討蔣，主由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職權，不承認本年二月後南京的一切命令及決議案。俞作柏並不能掌握廣西各軍，復受粵軍攻擊，迅告失敗，廣西復為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所得，聯合張發奎共圖廣東。

　　退集陝西的馮玉祥軍由宋哲元、孫良誠統率，仍有二十萬之眾，惟給養無著，經蔣派人商洽，願接受改編。閻錫山大為恐惶，九月十七日，與馮面商，決聯合張發奎共同倒蔣，馮求之不得。十月十日，以宋哲元的名義自太原發出通電，擁閻、馮為總副司令。閻仍採兩面政策，對馮不許他返回軍中，挾以要脅南京，對蔣允出兵相助，藉以勒索軍餉。十月二十六日，宋哲元等與政府軍戰於豫西。十一月一日，馮告外國記者，此次戰事責任，自負十分之六，閻任十分之四。四天後，閻接受南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的任命。當天路透社又發表馮的談話，謂與閻完全合作，一致討蔣。閻極為尷尬，再三否認，稱病不出，將馮實行幽禁，扣留馮部彈藥。十一月中旬，宋哲元戰政府軍不下，退回陝西。蔣以東北有對蘇俄之戰，南有對桂系之戰，不旋踵又有出乎意表的大變，無暇追擊馮軍。

　　唐生智於豫西之戰，頗為出力，蔣倚畀不疑，命在豫各軍悉歸指揮，並代行總司令職權。唐野心不死，與汪兆銘既有淵源，與閻錫山亦有聯絡，但深惡馮玉祥。宋哲元退兵後五天，十二月一日，唐在鄭州通電反蔣，擁汪、擁閻、聯張（發奎），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第二天，背馮投蔣的石友三在南京對岸的浦口響應，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註：唐為中央討逆軍第五路總指揮，石為十三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蔣命石率部援粵，集中浦口待船。石擬乘蔣前來檢閱時予以劫持。蔣以故未至，石知事泄，遂叛。唐叛變後，致蔣電報仍稱「職」，石叛變後，以為南京已有準備，不敢渡江。胡漢民戲為一詩，有「造反猶稱職，逞兵不渡江」句】。河南韓復榘及部分政府軍將領的態度為之動搖。石友三舉兵後，率部北去。唐生智欲重有鄂、湘，自鄭州南下，一九三○年一月四日，為政府軍大敗於豫南，二次出亡。

　　張發奎與桂軍聯絡後，直趨廣州。十二月中旬，為粵軍及中央軍所敗，退向廣西。粵軍追踪而來，雙方勝負相當，護黨救國軍已近尾聲。此後南北反蔣運動雖進入最後高潮，然已不再張護黨救國旗幟。

第二節　聯合反蔣

　　一、反蔣派的大聯合

　　閻錫山於馮玉祥的反蔣戰爭中，縱橫捭闔，大有所獲。唐生智的叛變，縱非出於閻的教唆，最少又授以操縱的機會。閻主張黨事由黨員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武力應居於服從多數地位。此時蔣的處境至危，更不得不屈意相就。等到閻遂了他的初步慾望，對蔣表示唯命是從，出兵豫北【註：蔣先後派吳敬恆、李煜瀛、何成浚赴太原，由何成浚經手付給閻的軍餉，約在千萬元以上】，實則與唐生智暗通。報紙傳說，閻的此舉，意在對蔣。一九三○年一月三日，閻親到鄭州，準備採取進一步行動，但是唐生智的大勢已去。閻自知年來所作所為，遲早必為蔣所不容，乃積極招納反覆的軍人，結好反蔣的黨人【註：閻到鄭州後，委任韓復榘等為中華民國軍各路總指揮、司令，並縱唐生智出走。返太原後，派代表赴上海與西山會議派、改組派聯絡。西山派反蔣最力的為鄒魯、謝持、許崇智、居正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居正在上海以煽動軍隊被捕】。

　　一九三○年一月九日，蔣電閻論當前局勢。第二天，閻異想天開，約蔣「共息仔肩」，一同下野，說是武力統一不易成功，應以「禮讓為國」，揭開了由閻領導的倒蔣第一幕。蔣答以革命救國為義務，不容諉謝，對於憑藉武力，謀危黨國者，惟有武力制裁。閻說戡亂不如止亂，下野後可使攻擊者無目標，無藉口。蔣發表談話，謂出處進退，一以黨國命令為依歸，在目前困難萬狀之下，決心不顧成敗利鈍，為黨戡亂，為國除奸。行政院長譚延闓、立法院長胡漢民、司法院長王寵惠亦責閻出爾反爾。此後雙方的電報戰，歷時月餘。蔣斥閻以禮讓為名，爭奪為實。閻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蔣個人的大會，編遣、討伐皆蔣一人的命令。二月二十六日，蔣對閻作最後忠告，結束無益的辯論，閻說「只好各行其心安」。

　　閻素稱老謀深算，此次弄巧成拙，再無迴旋餘地，不得不挺身而出。李宗仁、張發奎請他武裝迫蔣引退，汪兆銘勸他以武力對蔣制裁。二月二十三日，閻率領河北、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福建、察哈爾十一省，四十五將領通電，主由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組織臨時幹部會議，成立第四屆中央或由全體黨員總投票，完成整個的黨。二十五日，閻親迎三個月來被軟禁於晉北五台縣（閻的故鄉）的馮玉祥至太原，派兵進向山東，東北的張學良、河南的韓復榘，因蔣的運用，均倡導和平，使閻大為驚愕。尤令他恐懼的為馮部將領的態度。宋哲元等痛憤去年反蔣之戰，中途為閻出賣，重謀與蔣言好，他們之不參加唐生智的叛變，原因即在於此。唐生智失敗，宋哲元等請蔣接濟餉械，全力攻取山西。蔣亦調兵遣將，準備摧毀閻的根本。閻為緩兵之計，電蔣辭職，急撤已入河南、山東的晉軍，先圖自固。三月七日，與馮玉祥最後商定，誓言一致倒蔣，不再返顧，並予馮現款八十萬元。三月十日，馮由太原馳抵潼關，收回軍權，不顧部下的反對，定要與閻聯合舉兵【註：馮到潼關時，宋哲元等正會議進攻山西，馮堅決反對】。一年以來變幻莫測的反蔣行動，現在算是步調一致。

　　二、罕有的內戰

　　這次反蔣運動，聲勢空前浩大。以領導人論，軍事方面，包括前國民革命軍三個集團軍總司令，黨務方面，包括國民黨左派（改組派）、右派（西山派）。以兵力論，閻、馮各約二十萬人，李宗仁、張發奎約七萬人，加上附從的石友三等的二十萬人，總計不下八十萬之眾。以地區論，有河北、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察哈爾、廣西九省，北平，天津兩市，及河南、安徽的一部分。

　　南京方面可說是蔣獨力奮鬥，胡漢民、譚延闓在軍事政治上亦各有相當的影響力，可用之兵約六十餘萬人，統轄的範圍為江蘇、浙江、江西、湖北、山東、福建等八省，上海、廣州、漢口三市，及河南、安徽的一部分。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三省，近乎中立，名義上仍奉南京為中央。蔣直接所統各軍，比較精銳，裝備武器在反蔣軍之上，復有空軍、海軍助戰。長江各省及廣東的財力，更非華北、西北所及【註：時北平、天津《英文時報》刊出一幅頗有意義的漫畫，蔣一手握機關槍，一手捧銀元；馮一手執大刀，一手捧窩窩頭；閻一手執手榴彈，一手托算盤。雙方的勝負可以想知】。至於人心，十餘年來人民飽嚐戰禍，北伐期間，蔣的威望已經建立，克復北京之後，立時倡導裁兵，即令別有居心，要為名正言順，事所當行。閻、馮以往的歷史，眾所共知，無論如何措詞，究難令人置信，認為不脫軍閥行徑。一朝獲逞，勢必互不相下，又回到割據局面。如果能保全一個中心力量，有一個較為強固的中央政府，國家社會可望安定，終勝於無休止的廝殺。具有此項資格，可能實現人民的最低願望的，不得不推蔣所領導南京政府。江浙財團對蔣的一力支持，實有其故。

　　閻的「禮讓為國」，好像是想使堯舜之事重見於今日，他亦明知絕無可能。蔣得閻的來電後，立將主力部隊集結於津浦，平漢兩線南段及隴海線東段。二三月間，先進攻與閻勾結的魯南、皖北、豫東駐軍，以固徐州外圍。閻舉棋不定，忽進忽退，軍事部署落後一著。三月中旬之後，馮軍由陝西進向豫西與豫、鄂之交，閻軍再入魯北。四月初，閻在太原就任中華民國海陸軍總司令，指蔣專橫獨裁，挾黨部以作威福，決陳師中原，以救黨國，馮與李宗仁分就副司令。南京正式宣布閻的罪狀，通令緝拿。五月一日，蔣誓師討伐。馮駐鄭州主持前方軍事，蔣奔跑於徐州、漢口、豫南、山東之間，席不暇暖，躬自調度。

　　此一罕見的大規模內戰，通稱「中原大戰」，可分為河南、山東、湖南三個戰場，而以河南為中心，次為山東，再次為湖南。河南又分為隴海鐵路東段，平漢鐵路南段，而以隴海線為決戰之區。反蔣軍以馮部為主力，輔以閻軍及石友三軍，謀一舉而奪取徐州，再下南京，對平漢線採守勢。政府軍（討逆軍）的精銳，亦悉萃於隴海線，謀直搗開封、鄭州。平漢線的政府軍成分龐雜【註：大都為孫傳芳、張宗昌舊部，由何成浚指揮，何係政治軍人，忙於撫綏羈縻】，擔任助攻，阻馮、閻軍南窺武漢。五月十二日，隴海線政府軍，開始攻擊，佔領歸德，進與馮、閻軍劇戰於開封東南地區。馮、閻軍堅守陣地，相持不決。平漢線政府軍觀望徘徊，不肯力戰。

　　閻軍為策應隴海線之戰，循津浦線北段南攻山東，分自濟南以東、以西渡過黃河。山東政府軍總指揮韓復榘但圖自保實力，六月二十五日，放棄濟南，退往膠東。閻軍續佔泰安，深入魯南。隴海線馮、閻軍乘機進攻，政府軍一再後撤，改取守勢。七月初，馮軍夜襲，直逼蔣的總部所在地（歸德析河），另支沿平漢線前進，政府軍兩路不利。

　　南方反蔣軍圖粵失敗，粵軍西入廣西，湖南、雲南出兵會攻。河南戰起，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改變戰略，以主力北入湖南，與馮、閻呼應。五月，張軍與桂軍乘虛疾進，六月五日，下長沙，十日，下岳州，武漢震動。政府軍分由廣東、江西、武漢赴援，張、桂軍不過數萬人，急劇南撤，岳州、長沙復為政府軍所有。七月，粵軍大捷於衡州，張、桂軍損失慘重，敗回廣西。

　　濟南失守後，蔣移隴海線軍於津浦線，加調在湖南獲勝的粵軍北來，合力反攻。八月初，大破閻軍於山東泰安附近的大汶口，閻軍損折三萬，十五日，退出濟南，此為政府軍的一大勝利【註：閻軍多嗜毒品，將海洛因置於紙菸一端吸食，時陰雨連綿，紙菸火柴潮濕，不能點燃，官兵癮發疲倦，遂至大敗】。隴海線馮軍再度進攻，劇戰七日，以山東閻軍潰敗，無功而退。加以豫東大雨，平地水深數尺，戰事暫為停頓。九月初，政府軍轉返隴海線，準備總攻。以往雙方為陣地戰，馮軍深溝為壘，不易突破，這時政府軍改編為縱隊，避堅不攻，乘隙向開封、洛陽挺進。未幾，張學良出兵，直趨天津、北平，戰局全部改觀。

　　三、擴大會議

　　反蔣派與南京唯一的一致點是擁護國民黨黨治，不同處是一方否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方堅持其為合法。反蔣派領袖在國民黨中，以汪兆銘的資歷最深，倡導護黨最先。一九二九年九月，汪派宣言，主由廣州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行使職權，重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閻此次舉兵以反對第三次代表大會為名，但為聯合西山派，並不完全支持改組派的主張，因為西山派亦有在上海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向不承認改組派所說的第二屆中央委員。一九三○年三月，閻的代表邀集改組派陳公博、王法勤，西山派謝持、鄒魯，會於北平，建議由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共組中央擴大會議，雖說是調解兩派的爭執，亦是為自己設想。閻、馮與改組派均指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為非法，但是閻、馮的中央委員資格則是由這次大會取得的。中央擴大會議如不包括第三屆中央委員，他們就無從參加此一最高權力機關。改組派雖不反對，惟以正統自居，西山派主彼此平等。閻左袒西山派，對改組派初頗冷落，終以急於組織政府，轉勸西山派讓步。七月十三日，妥協達成，改組派以廣州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提議召開中央擴大會議，西山派以上海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宣言贊成。當日由汪兆銘、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謝持、鄒魯等三十人另發宣言，將改組派、西山派與閻的主張溶而為一。宣言中先責蔣背叛黨義，篡竊政權，託名訓政，以行獨裁專制，剝奪人民公私權利；次為於短期內依法召集國民會議，以「整個的黨返之同志，統一之國返之國民」。

　　七月二十五日，擴大會議通過以黨建國的基礎條件，大都出於汪的手筆。一為籌開國民會議，以職業團體為構成分子。二為制定基本大法，確定政府之組織，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三為民眾運動與組織，由地方自治做起，嚴防階級混鬥禍端。四為各級黨部對政府及政治立於指導監督地位，不直接干涉。五為不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六為以黨治國乃以黨義治國，應集中人才，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七為採均權制度，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汪又發表聲明，國民黨不限制其他政黨。此乃由於近年南京高唱「黨（國民黨）外無黨」，不容異己，自由人權復備受壓迫束縛，社會人心憤怨，時有指摘【註※】，汪乃標榜民主、法治，以博時譽，雖未必具有誠意，亦鮮實現可能，要不失為開明之舉。

　　※註：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清黨後，對於反共的國家主義派，即中國青年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成立）繼續取締，梁啟超一派仍備受壓迫。一九二八年八月，青年黨領袖曾琦致書國民黨，責一黨專政。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啟超病卒，蔡元培以梁生前對於中國學術頗有貢獻，請政府下令褒獎撫卹，胡漢民謂與黨的立場衝突，指梁反革命、反國民黨，事遂不行。是年三月，與梁有淵源的中國憲政黨，函勸國民黨取消黨治，速開國民會議。五月，國民黨禁止紀念「五四運動」，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七月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九月，教育部去文警告，被胡退回。國民政府又通令各機關職員，先盡黨員任用，裁員先裁非黨員。一九三○年一月，胡適等出版《人權論集》。二月，上海有「自由大同盟」，三月魯迅等有「左翼作家大同盟」。

　　八月七日，擴大會議在北平成立。第二天，閻軍大敗於山東，擴大會議仍積極進行組織政府。九月一日，推閻為國民政府主席，九日就職。不到十天，閻離平返晉，北平的國民政府即告結束。

　　四、反蔣軍的瓦解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為反蔣派與南京政府共同爭取的目標。張因中俄中東鐵路之戰，對南京至為不快，但無意加入反蔣陣線，依違兩可，坐現其變，比較上則傾向南京。一因中東鐵路問題未了，日本圖謀東北方急，有賴南京代為應付。二因張對蔣頗為欽慕，而與閻、馮則有宿怨，特別是對馮。三因南京的兵力財力均較反蔣派為雄厚，所許給的報酬復較反蔣派為優，反蔣派如敗，他尤易於向關內擴張。一九三○年三月，張通電主張息爭，勸蔣、閻領袖群倫。看來似不作左右袒，但同時增兵山海關、熱河，予反蔣派一大威脅。反蔣派推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始終不受。南京與反蔣派代表麇集瀋陽，遊說活動【註：蔣的代表有張群、吳鐵城、方本仁、李煜瀛；閻的代表有賈景德、孔繁蔚；馮的代表有薛篤弼、鄧哲熙；汪的代表有郭泰祺、陳公博。張群、吳鐵城手腕靈活，據云吳攜款二百萬元，廣交張的左右。閻、馮的代表困於資斧，難以施展，據孔繁蔚云，閻僅予五千元】。六月，張屢電閻、馮，願事調停，雙方撤兵，以鄭州為緩衝區，公開政見，以備中央採行。同月，南京授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彼此顯已有了諒解。閻軍佔有濟南後，南京促張出兵，張表示俟政府軍奪回濟南，允為考慮。七月，張自瀋陽去葫蘆島，接見蔣的代表而拒晤閻、馮的代表。

　　八月，政府軍大破閻軍，張學良自葫蘆島進駐山海關內的北戴河【註：北戴河駐軍部分將領受南京運用，準備行動不成，北平、天津盛傳張學良死訊】。不數日政府軍克復濟南，張回至瀋陽。九月五日，對山海關駐軍下準備動員令。閻知情形不佳，允以北平政府部長半數歸張支配，作為贊助的交換條件，否則請張出任調停。如俱不能辦到，自願率部歸晉，以河北委諸馮玉祥，隱示張不一定就能得到北平、天津。九月十八日，張電請各方即日罷兵，靜候南京中央措置。閻以大勢已去，宣稱政府軍使用毒氣，「惟有退避三舍，以全民命」。十九日，張軍沿北寧鐵路西進。二十日，北平反蔣派人士倉皇出奔。張出兵之前，負責指揮的軍長於學忠建議兩個方案：一為由熱河直趨張家口、大同，根本解決閻軍；一為預先通告閻軍，命和平讓出北平、天津。張為留有餘地，採取後者。二十一日，張軍入天津，二十二日入北平，閻軍退回山西。南京以五百萬元匯往瀋陽，作為張軍的開拔費，並以張部將領分任北平、天津衛戍司令及河北省政府主席，張亦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地位僅次於蔣，這是張在反蔣內戰中的收穫。

　　東北軍入關的前夕，政府軍在河南大舉反攻，閻錫山令所部後撤。馮玉祥集結兵力於開封、鄭州，作困獸之鬥。但軍心搖動，各謀出路，有的向政府投誠，有的向豫北、陝西退卻。十月初，政府軍佔領開封、鄭州，續佔洛陽，十一月一日，佔西安，馮與殘餘之眾入山西。

　　閻於退出平、津後，對蔣舊事重提，又有共同下野要求，跡近兒戲。所部後撤之時，既有馮軍為之掩護，張學良復不為已甚，故得安全退歸山西、綏遠，只是失去了兩年前所得的河北、察哈爾。犧牲最大的是馮，所部僅餘十分之一二，從此一蹶不振，閻則終又再起。汪兆銘到太原後，加緊完成約法草案，擴大會議總算有一交代，於十月二十七日，宣告解散。汪取道平、津，復去香港。閻揚言釋權歸田，仍不肯離開山西。南京再三逼迫，張學良允保證他個人和晉軍的安全，始於十二月底，東往大連。晉軍十萬人，馮軍三萬人，由張學良收編。

　　桂軍及張發奎部自湖南敗回廣西後，粵軍、滇軍分自東西夾擊。滇軍雖被拒退，全局亦不可為，由黃紹竑出面與政府接洽。十二月，李宗仁、白崇禧離桂，反蔣軍全部瓦解。

　　這次內戰，雙方動員一百四十餘萬人，為時八個月，傷亡二十五萬人。身與其事的人曾說：「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與擬，即民國以來，絕無其例，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此誠中國之浩劫，而中國國民黨之奇痛。」人民身家生命財產的損失，無從得詳，據當時報紙的報導，可窺一斑，而以河南為烈。戰爭初起之時，河南全省一百十二縣，受旱災者一百零四縣，被匪患者七十六縣，罹兵災者二十八縣，災民一千五百五十萬人，每日餓死一千人。是後數月，有加無減。豫東「戰溝縱橫，屍骨遍野，禾稼未收，房屋倒塌，十室十空，疾疫流行，滿目淒涼」。至於政府財政，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央軍政費已負債一萬三千八百餘萬元。戰爭時期，每月軍用約一千五百萬元，全恃發行公債為挹注。所可知者，有編遣公債五千萬元，捲菸公債二千四百萬元，善後庫券五千萬元，稍後有鹽稅短期庫券八千萬元，合計二萬萬餘元，大多由上海銀行界認銷。閻、馮的軍用，雖不若南京之巨，為數亦甚可觀，除發行公債外，並有戰時通用票，及向銀行強迫的抵押借款。

　　五、廣州獨立

　　反獨裁為反蔣派的最大口實，擴大會議特別強調民主，法治，立即著手起草約法。十月三日，蔣為順應時勢，自河南軍次電請中央黨部，於三個月內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召開國民會議案，頒布憲法日期，並決定在憲法頒布以前，制定訓政時期通用之約法，準備以國家政權奉還國民，謀副全國人民的期望。另電請國民政府於軍事大定後，大赦政治犯，共產黨人自新者，於三年後赦免。跟著又宣佈在不違背三民主義原則的範圍內，盡量容納國民意見。

　　擴大會議轉移至太原後，明知一切絕望，汪兆銘仍加急趕成一部約法草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公佈，存心與蔣競賽，頗獲輿論佳評。十一月十二日，擴大會議發表最後宣言，就兩點說明約法的重要，迫南京採行。一是訓政以來，忽略促進民權的基本條件，人民生命、財產、自由，失其保障，中央與地方制度亦未劃分，一任互相攘奪。二是政府未依法產生，不依法遞嬗，復不肯頒布約法，人民無依法監督政府之途，失望憤激，而致橫決，一發而不可收拾。如果要想永息內戰，必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約法，一切設施，以法律規定為範圍。「倘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黷武為能事，則誤國殃民之罪，必有所歸。」所論雖一面之詞，要不可以人廢言，確能道出不少人的心聲，引起共鳴，蔣不能完全置諸不顧。

　　胡漢民與蔣為中央政府的二大柱石。胡為國民黨元老，言行嚴正，對於主義、政綱、法紀持之至堅。蔣的早年資歷不能與胡比擬，但已成中心力量。蔣的約法主張，事前未謀之於胡，且未待中央黨部討論逕自公佈，胡大不謂然。加之五年以來，胡對汪兆銘深惡痛絕，制定約法出於汪的號召，更不願拾其牙慧。秉性沖和的譚延闓為胡、蔣之外的第三首領，是年（一九三○）九月去世，胡、蔣之間失了緩衝疏導。十一月，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由於胡堅決反對，只通過召開國民會議，不言制定約法。蔣百戰元戎，以政府主席之尊，竟為胡所扼，而不能施行自己公開宣布的主張，聲譽不免有損。胡亦自視甚高，固執己見，以往與蔣的見解又往往相左，不滿於胡者，從中構陷，兩人衝突，卒不克免【註：蔣擬以國民政府委員、陸海空軍副司令畀張學良，胡反對無效。十一月，張來南京，以非中央執行委員列席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並被推為政治會議委員，內政部長亦由張薦舉，並以東北要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政治會議委員，胡皆以為不可，蔣以去就爭。胡最惡蔣所倚重的楊永泰、張群，亦不喜參與蔣的大計的吳敬恆、李煜瀛，自不免影響其與蔣的關係】。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蔣、胡再商約法問題。胡謂約法無裨實際，仍主從緩制定，詞鋒至為嚴刻，蔣難再容忍。二十八日，責胡反對政府，勾結蔣的政敵，運動軍隊，破壞行政，阻撓約法【註：時傳國民會議將制定總統選舉法，胡與粵軍相結，欲與蔣爭總統】。胡不稍讓，逐一駁斥，情緒激昂，遂被幽禁於南京東郊湯山，無異一次政變。三月二日，國民黨中央准胡辭職，國民會議得制定憲法，即日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時距聯合反蔣的大戰的結束僅四個月。

　　孫中山卒後，蔣的權勢逐漸升高，許崇智、汪兆銘相繼遭到排擠，一向在國民黨居優越地位的粵人，早有不平之感，至胡漢民被禁而決裂。三月五日，廣州軍事當局陳濟棠請蔣對胡愛護，以免內憂。時在廣州的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連電請辭，司法院長王寵惠、鐵道部長孫科留滬不歸，均為對蔣的抗議。李宗仁、白崇禧乘機復返廣西與廣東聯合。四月三十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等通電劾蔣，汪兆銘與粵軍將領分別響應。南京方面的大老和將領紛起辯駁，照例又是電報戰。五月二十七日，反蔣的中央委員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有似北平的擴大會議，自立政府。十七名國民政府委員中的十一名為粵人，唐紹儀、汪兆銘、孫科、鄒魯、陳友仁等均在其內，餘為李宗仁、唐生智等，可視為反蔣派的又一次聯合，不過聲勢不及去歲，廣東、廣西之外，應者寥寥。

　　當廣州、南京相互攻訐之時，五月，國民會議在南京舉行，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勸告廣東軍民擁護和平統一等案。時江西等地共產黨勢張，政府軍不利，蔣一面勸全國將士戒除內戰，一面剿滅「共匪」。六月，南京復推胡漢民、李濟深為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委員，藉以安撫廣州，有化戾氣為祥和的可能，孰料華北又起廝殺。

　　石友三擁兵數萬，朝秦暮楚，一變再變。此時盤踞河北石家莊以南，與廣州相通，並受日本關東軍策動，七月，揮軍北進，謀奪北平。廣州政府下令討蔣，八月，日本飛機送閻錫山回晉，但石友三已被東北軍解決。粵、桂軍仍進向湖南、江西，蔣亦決定迎擊。眼看又是一場戰爭，因瀋陽為日本襲據，不得不進行和解。

第三節　中共武力的發展

　　如將北伐後的內戰，與辛亥革命後的內戰作一比較，頗多相似之處。辛亥革命是由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領導，實際上與之對抗的為北洋派，結果歸於妥協，政權為北洋派所得。不久雙方決裂，而有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繼之而起的為北洋派內部之戰，最後仍為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即北伐。國民黨勝利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北洋派的內爭與相互牽制。北伐初由國民黨與中共攜手進行，因中途乖離，而有中共對國民黨的鬥爭。國民黨取得政權，內部循環之戰不休，最後又成為中共對國民黨之戰，即中共所指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共崛起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國民黨的內爭與相互牽制。國民黨初視中共的反抗為癬疥之疾，星星之火，不及二年，竟成膏肓之病，燎原之勢，中共的紅軍遍布大江南北、華中腹地。南京政府能戰敗閻錫山、馮玉祥等的數十萬聯合軍，對於數萬紅軍，反無如之何，窮於應付。

　　一、紅軍與蘇維埃區的創建

　　江西寧岡縣井岡山，是紅軍建立的第一個根據地。此山介於江西、湖南兩省之間，為羅霄山脈的中段，峰高崖陡，樹密林深，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十里，上為平地。洪江會首領王佐駐山上，袁文才駐山下，有眾四五百人。湖南秋收暴動失敗，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率所部約七百人前來，和他們會合，消滅了附近團隊，成立工農紅軍一團，這是毛的「統一戰線」。建立軍中黨的組織，整飭軍紀，推行農民協會、赤衛隊，發動土地革命，按人口分田，使農民為保衛自身利益、鞏固紅軍基地而戰，這是毛的「人民戰爭」。一九二八年二月，江西四縣，湖南兩縣，悉入於紅軍活動的範圍。三月成立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註：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澤東曾在湖南茶陵組織蘇維埃政府】，五月成立湘贛邊界共產黨特別委員會。

　　葉挺、賀龍部，在廣東潮州、汕頭戰敗後，朱德率領一千餘人西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駐防粵北韶關的國民革命軍（滇軍）軍長范石生收編。一九二八年一月，因不容於廣州當局，復率所部北走湖南，稱紅軍第四軍，連佔三縣，兵力大增。毛澤東得到消息，前來會合。五月，朱德為政府軍擊敗，隨毛同上井岡山，紅軍第四軍擴大至五千人，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政治委員）【註：朱部多於毛部兩倍。當時並無紅軍第一、二、三軍，其所以稱第四軍，似為襲用與中共關係頗深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番號。隨朱同上井岡山的有陳毅及黃埔軍校畢業生林彪】，訂定游擊戰術，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註※】。他們的戰略與政策為堅決作戰，造成以井岡山為中心的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該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的黨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創建新的割據，採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毛認為中國的廣大人力物力在農村而不在城市，所以必須在農村中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註：游擊戰術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住我擾，敵疲我打」。續增「化整為零，集零為整，旋磨打圈，脫離敵人，猛打猛追，飄忽無常」等項。三大紀律，初為一絕對服從命令（行動聽指揮），二不准拿老百姓一個紅薯（不取人民一針一線），三籌款要歸公（一切繳獲要歸公），其後又有修正。八項紀律初為六項，續增為八項：一、說話要和氣，二、買賣要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不罵人，六、不損壞青苗，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不搜索俘虜腰包。

　　毛澤東到井岡山不久，南京李宗仁、白崇禧、程潛與武漢唐生智之戰發生，毛的勢力尚小，未受到注意。朱德初入湖南時，唐生智已經戰敗，白崇禧正向湖南進兵，朱德的活動漸引起重視。湖南戰事結束，朱德已至井岡山，湖南約江西圍剿。江西派出的部隊為紀律不整的滇軍兩師【註：此兩師滇軍原屬廣州楊希閔，後投降北伐軍，北伐後歸朱培德，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金漢鼎部，朱、金均滇人】，約九千人，擔任主攻。一九二八年六月，為紅軍所敗，損失一千餘人，湘軍不戰而退，這是紅軍第一次的勝利。七月，兩省第二次進攻，雖收復江西永新，反為紅軍包圍封鎖，江西軍又起內訌，損失較前次更巨，湖南軍後撤。朱德再入湖南而敗，復返井岡山。九月，紅軍擊退第三次來攻的江西軍。此時毛澤東任紅軍前敵委員會總書記，獨掌大權。

　　一九二八年七月，駐湖南平江第五師團長彭德懷、營長黃公略叛變，成立紅軍第五軍，東入江西修水、銅鼓、萬載。十一月，來至井岡山。十二月，湘、贛軍第四次進攻，兵力約三萬人，採圍困戰略。紅軍以供給困難，以彭德懷、黃公略的第五軍留守，朱德、毛澤東率第四軍突圍，開闢新的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湖南師長何鍵，與武漢桂系合謀奪取湖南，暗將湘軍撤走，朱德、毛澤東乘機自井岡山進向贛南，大敗追擊軍於瑞金大柏地，出沒於江西東南地區，兵力增至一萬餘人。三月，東入福建，攻破汀州，消滅駐軍一旅。汀州為閩西大城，紅軍獲得步槍二千枝，機關槍數十挺，及大量物資、機器，然後西返贛南。留守井岡山的紅五軍彭德懷，因政府軍的壓迫，於二月間突圍，東與紅四軍相會。毛澤東以國民黨內爭方酣，命紅五軍再去贛西，紅四軍於五月復入福建，連下龍巖等城，奠立了紅軍在閩西的根據地。朱德主繼續進攻，與毛澤東意見相左。十月，朱德入粵東失利，又回江西，吉安綏靖大隊長羅炳輝響應。十二月，紅四軍第三次入福建。毛澤東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批評朱德的行動錯誤，今後仍當加緊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政權，以群眾的人民戰爭，實行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則。一九三○年初，閩西、贛南十餘縣盡入於紅軍的勢力範圍。三月，成立江西及閩西蘇維埃政府，即中央蘇維埃區，並增編紅軍第三軍，黃公略為軍長。

　　紅五軍彭德懷折返贛西後，奪回井岡山【註：一九二九年八月，殺王佐、袁文才】，分向贛西南、贛西北、鄂東南地區活動，開闢湘鄂贛邊及湘贛邊蘇維埃區，增編紅軍第八軍及十六軍。一九二七年九月，曾參加南昌暴動的方志敏起於贛東北，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勢力漸及於皖浙閩邊區。一九三○年，成立紅軍第十軍，及贛浙皖邊區蘇維埃區。

　　聲勢次於江西的為鄂豫皖邊區的紅軍。一九二七年十月，起於湖北東北境的黃安、麻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進入豫南地區，以大別山為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乘武漢與南京之戰，紅軍大為活躍。中共中央派徐向前前來，以黃安七里坪及豫南光山新集為中心。另一支起於豫、皖之間，以六安金家寨為中心。一九三○年，合併為鄂豫皖邊區及紅軍第一軍，許繼慎為軍長，徐向前、蔡申熙任師長【註：許、徐、蔡均為黃埔軍校畢業生，曾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職】。

　　紅軍另一個重要根據地為湘、鄂兩區。賀龍在潮州、汕頭戰敗後，返回他的湘西舊地，與周逸群組織紅軍第二軍。一九二九年，北入鄂西，會同叛變的川軍旅長鄺繼勳向湖北洪湖一帶發展，成立紅軍第六軍，建立湘鄂邊蘇維埃區。

　　一九二九年，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引用不少中共黨員。俞反蔣不成，餘部由中共領導【註：鄧小平、張雲逸、龔楚等】，分集右江百色、左江龍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成立紅軍第七、第八軍及蘇維埃政府。不久第八軍失敗，第七軍北入湖南、江西，左右江蘇維埃區隨之消滅。

　　此外陝西北部、中部，廣東東江、海南島均有紅軍，但力量有限。陝西紅軍之漸成局面為以後之事，領導人為劉志丹、高崗。

　　截至一九三○年初，紅軍約為六萬餘人，有槍者三分之二，活動區域達一百二十餘縣，蘇維埃區已初步建立。紅軍與蘇維埃區之得以發展存在，第一個重要原因為中共的土地政策。中國農民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而有田可耕者不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為地主、富農、中農所有，以南方各省為甚。蘇維埃政府成立，實行沒收土地，重新分配。滿足了農民畢生所願，對紅軍自大為感戴，惟恐其敗。另一重要原因，為國民黨的內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為內戰最劇烈時期，亦為紅軍迅速發展時期，毛澤東曾說：紅軍處於四面包圍之中，紅色政權之能存在和發展，有其獨特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國民黨不斷的戰爭和長期分裂。只要繼續戰爭和分裂，紅軍就可日益發展。復以進攻紅軍的政府軍，觀望推諉，且非精銳之師。圍攻井岡山之功敗垂成，可為明證，所以紅軍多擇邊區為據點。如果不是內戰，政府軍又能協同一致，紅軍恐不能長期立足，更說不上發展。紅軍如不能存在，中共的前途必加倍困難。槍桿子出政權之說，畢竟不能完全否認。

　　二、紅軍攻勢

　　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一一失敗，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瞿秋白失勢。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在莫斯科舉行，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或冒險主義，決定繼續為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及軍閥國民黨的政府而奮鬥，通過建立蘇維埃政府及工農革命軍，立即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土地及少土地的農民，先求一省或數省的勝利，所採仍為左傾路線。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為向忠發，但僅有其名，實權操於宣傳部長李立三，組織部兼軍事部長周恩來，毛澤東遭受排斥。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間，中俄有中東鐵路之爭，中共中央號召反對進攻蘇俄，反對軍閥戰爭，並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口號。陳獨秀責其不當，被開除黨籍，斥為「革命取消派」。陳亦正式反擊史達林與中共中央，擁護托洛斯基，所以又被稱為「托派」。一九三一年五月，陳自立中央【註：陳派召開中央統一大會，反對武裝暴動及建立蘇維埃，主採合法活動】，完全喪失了他在中共的地位和權力。

　　一九二九年十月，護黨救國戰爭爆發，中俄中東鐵路之爭未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準備群眾，實行革命，建立蘇維埃式的工農獨裁，開展階級鬥爭。一九三○年二月，復以南京與閻錫山決裂在即，已達成革命新的浪潮。紅軍應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獲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大有可能，特別是武漢及其鄰近省區。這時南京已將可用之兵，悉行調往北方，不少江西、湖北縣城為紅軍佔領，南昌，武漢震動。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命江西紅軍向贛江下游發展，攻奪九江，與進向武漢的紅軍配合。五月二十日，李立三在上海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制定蘇維埃政府根本法令，設立蘇維埃大會準備會，定期舉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創造蘇維埃的中國，並通過擴大紅軍、武裝農民，奪取南昌、長沙、武漢中心都市。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認為全世界資本主義已至嚴重的恐慌時期，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日益增長。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日益高漲，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國革命發展，另一方面，中國軍閥戰爭的擴大，農村暴動的廣泛發展，兵士群眾的動搖與譁變的增加，只要在產業區域政治中心爆發一個工人鬥爭，便馬上可以形成一個革命高潮，應即組織一個同盟罷工，地方暴動，與紅軍的有力進攻相配合，向主要城市及交通道路發展，變游擊戰為正規戰，這就是所謂李立三路線。

　　紅軍既決心攻取中心城市，從事正規戰，於是編贛南、閩西第三、第四、第十二軍約二萬人為第一軍團，以朱德為總指揮。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會同贛東北的第十軍五千人進攻南昌、九江；編湘、鄂、贛區及湘、贛區第五、第八、第十六軍約二萬人為第三軍團，以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治委員，進攻長沙，並調廣西的第七軍約七八千人北來相助；編湘、鄂西區第二、第六軍約一萬人為第二軍團，以賀龍為總指揮，鄧中夏為政治委員，會同鄂、豫、皖的第一軍許繼慎部二萬人進攻武漢，等於出動了全部紅軍【註：第一軍團第三軍長黃公略，第四軍長林彪，第十二軍長羅炳輝，第十軍長方志敏；第三軍團第五軍長彭德懷兼，第八軍長何長工，第十六軍長孔荷寵，第七軍長張雲逸；第二軍團第二軍長賀龍兼，第六軍長段德昌】。

　　一九三○年七月起，紅軍第一軍進攻武漢以北地區，截斷平漢鐵路，第二軍團進攻武漢以西地區，漢口戒嚴。第一軍團連下贛江下游城鎮，八月十日，攻南昌不下，退往贛西北，進向九江的第十軍亦失利而退。長沙之役為紅軍進攻的高潮，第三軍團乘湘軍與桂軍及張發奎部相戰，七月三日佔岳州，破湘軍於湘東北的平江、瀏陽，七月二十七日，佔領長沙，八月五日退出。這是紅軍成立以來佔領過的第一座省城，雖為時甚暫，然已震撼了中外。第一軍團自江西赴援，與第三軍團合編為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兼前敵委員會書記，大舉反攻。自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三日，劇戰二十餘日，兩度迫近長沙，皆被拒退，復回江西，攻佔袁州、吉安等城。第一軍亦攻佔鄂東、豫南、皖西數縣。第二軍團幾盡有洪湖流域及洞庭湖以北地區，但是南昌、九江、武漢終未能奪得。

　　中共內部不盡贊成李立三路線，說是不合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李悍然不顧，謂「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紀律是一件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俟佔領武漢之後，再去和共產國際說話，就不同了」。又說：「共產國際不知道當地情形，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的趨勢。」等到李立三的軍事冒進失敗【註：除進攻各大城市無功外，北來的紅軍第七軍亦損失大半，並失去廣西的根據地】，反對派攻擊愈力。九月，中共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三中全會），新自莫斯科歸來的周恩來（周於五月去莫斯科），採調和政策，謂李立三路線與共產國際路線是一致的，不過對於當前中國革命發展情形，在程度上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以致造成個別的策略錯誤。共產國際召李立三赴莫斯科【註：李立三到莫斯科後，雖向共產國際悔過，仍被留十五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始回國】，派米夫（Pavel Mif）來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又召集中央會議（四中全會），清算李立三路線，改組中共中央，以陳紹禹（一九○五至一九七四）為首的國際派當權【註※】，派項英、張國燾、夏曦分別主持江西、鄂豫皖、湘鄂蘇維埃區中央局，加強蘇維埃區及紅軍的領導。

　　※註：陳紹禹（王明）及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沈澤民、陳昌浩、楊尚昆、王稼祥、夏曦等均曾留學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受知於校長米夫，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稱。此次中共中央委員全體會議，米夫代表共產國際出席，一力支持陳紹禹等，陳任中央常務委員，沈澤民任宣傳部長，張聞天任農民部長，向忠發續任中央總書記，周恩來續任軍事部長，秦邦憲任井產主義青年團總書記。遭國際派排斥的何孟雄、羅章龍另立中央，不久何被捕，由羅領導，終於失敗。

　　三、江西前期圍剿

　　中原大戰期間，留駐江西的軍隊約三萬人，留駐鄂東、豫南、皖西的約二萬人，留駐湘、鄂之交的約二萬人，留駐福建的約二萬人，均所謂「雜牌軍」，戰鬥力甚弱，防禦紅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留駐湖南的約六萬人，防禦廣西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結果長沙一陷於桂軍及張發奎軍，再陷於紅軍，南昌同受紅軍威脅，岌岌不保，政府始知紅軍之不可小視。中原大戰終了，一九三○年十月十日，蔣中正宣布今後五項政治方針，第一項即為「肅清匪共」，大軍絡繹而南。黃河流域的戰爭方畢，長江流域的戰爭又起，江西及鄂豫皖邊區為主要戰場。

　　江西戰場統帥為南昌行營主任兼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兵力約十萬人。十月初，分東西中三路推進，既不認識紅軍的性質，更不了解紅軍的戰略戰術。十一月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剿共、鏟共為最要急務，三個月至六個月內完成。時紅軍甫經內變【註：十二月七日，紅軍第二十軍衝入吉安富田，驅逐江西蘇維埃政府，聲言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十餘日始平。毛澤東大殺反對派，指為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團】，情勢甚危，處於內線作戰，迅速撤至有利地區，再迅速集中，對進剿軍分別包圍猛攻，予以各個擊破。進剿軍以中路湘軍為主，實際參加戰鬥的亦為此路，兵力約三萬人，連克吉安等城。十二月九日，蔣中正在南昌召集軍事會議，懸賞購緝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等，限三個月肅清匪區。十二月十九日，中路軍輕易地佔領紅軍基地吉安東固，紅軍彭德懷、林彪、黃公略、羅炳輝四個軍約四萬人，集於吉安、興國間的龍岡。十二月三十日，圍殲中路進剿軍八千餘人，俘總指揮張輝瓚。三天後再破另一師於寧都、吉安間，共得槍約一萬枝。東路進剿軍急劇後撤，西路未參加戰鬥，第一次圍剿結束。

　　紅軍之勝，一由於政治訓練有素，官兵一體；二由於民眾組織嚴密，與紅軍通力合作；三由於國軍進剿為紅軍存亡所繫，必須死中求生；四由於戰略戰術靈活，處處主動，集中兵力，以眾擊寡；五由於戰場地形複雜，易於掩蔽，進剿軍遂一敗塗地。

　　第一次進剿失敗，蔣續行增兵，為爭取民心，嚴禁土豪劣紳活動。紅軍亦積極蒐集食糧，動員群眾，再將兵力集中，以逸待勞，俟機迎擊戰鬥力較弱的國軍。一九三一年四月，第二次圍剿開始，軍政部長何應欽任總司令，兵力約二十萬人，參加戰鬥者約半數，突破紅軍陣線兩道。五月十六及十九日，紅軍六萬，兩敗西路國軍各約一萬人，然後折而東趨，二十日以敗中路國軍二萬人，二十七日及三十日，連敗東路國軍三萬人，五戰五捷，國軍損失約二萬人，第二次圍剿結束。

　　紅軍再勝的原因，與第一次略同。國軍的挫敗，則尚有特殊之故。一為增調南來部隊，官兵多為北人，既不習於江南生活，復鑑於前次進剿覆轍，心存畏葸。二為西路中路以北軍為主，不願為人作嫁，甚至認為政府係以毒攻毒，使其兩敗俱傷，所以紅軍首向此兩路進攻。三為指揮未能統一【註：西路軍總指揮為王金鈺，統六個師，兩師主力為孫傳芳舊部，另兩師為收編的北方軍隊。中路軍指揮為孫連仲，統三個師，均馮玉祥舊部。東路軍指揮為朱紹良統六個師，能戰者不過兩師。何應欽於戰爭開始後，返回南京，出席國民會議，全局主持無人】，行動未能協同，一軍遇挫，他軍即行後撤，敗不相救。四為廣州對南京的反抗已經發動，西路軍右翼為防北來粵軍，未積極參戰，紅軍亦避而不與接觸【註：西路軍右翼指揮為蔡廷鍇，所統兩師最稱善戰】。但是紅軍東西奔馳，缺乏休息，雖然獲勝，而無力追擊。

　　二次圍剿結束之日，即廣州政府成立，準備與南京一戰之時。蔣重申剿滅「赤匪」決心，親至南昌部署，改討逆軍為「剿赤軍」，以示全力以赴。六月二十五日，任命何應欽為剿赤軍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官，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官，另有各軍團總指揮，各路追擊軍總指揮官。設南昌行營黨務政治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鼓勵江西民眾赴鄉里之難，縣長棄城者處死，重申連坐法。七月，第三次圍剿開始，兵力約三十二萬人，參加戰鬥的約十三萬人，半數為中央軍，並出動空軍。蔣躬自督戰，十餘日間，以雷霆萬鈞之力，急進猛攻，連克要城，深入蘇維埃區，宣稱十天之內可盡復失地，肅清散匪。紅軍的戰略與以往相同，集結於興國、寧都之間，「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八月八日及九日紅軍五萬人，分別擊敗西線國軍各一師【註：均為北方軍隊】，十一日，又擊敗東線一個師，共獲槍一萬餘枝。時粵、桂軍北侵湖南，蔣轉赴武漢。九月九日，國軍主力自江西西調，紅軍跟踪攻擊，為蔡廷鍇軍所敗，損失頗巨，此為圍剿以來的一大勝利，可見紅軍並非特強。時蔣的注意力集於粵、桂軍，放鬆了紅軍。九月十八日，日軍之突襲瀋陽，更無法再對紅軍進攻，第三次圍剿完全停止。否則紅軍局促於南北東西不及二百里的山區，久戰力疲，不僅不能乘勝追擊，以其有限的物力人力，如果戰事持續，最後勝負正不易言，所以中共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並不特別強調。

　　當國軍對江西圍剿之時，對鄂豫皖邊區亦一再進攻，主力為新改編的馮玉祥部與雜牌軍，屢次挫敗。一九三一年初，紅軍成立第四軍團，西斷豫鄂交界的平漢鐵路，俘國軍師長以下數千人，東敗國軍於皖西。六月，召開豫鄂皖邊區黨員及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成立軍事委員會及黨務委員會，張國燾與沈澤民分任主席及書記，徐向前任紅軍第四軍團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註：張國燾與陳昌浩於一九三一年四月，自上海經漢口進入鄂豫皖邊境，沈澤民亦經安徽蚌埠，進入皖西，陳、沈均屬國際派。一九三二年沈病死】。八月以後，攻下皖、鄂之交四縣，大敗國軍於豫南商城。十一月七日，舉行鄂豫皖邊區第二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第四軍團擴大為第四方面軍，兵力約三萬人，赤衛軍約二十萬人。

　　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現

　　蘇維埃區以江西為大，紅軍亦以江西為強，毛澤東的貢獻自不可否認。不過毛的措施，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不盡謂然，紅軍將領復不滿毛的專斷。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曾要他和朱德離開江西，將紅軍化整為零，以減輕國軍攻擊的目標，免召被消滅的危險，毛抗不聽命。一九三○年全國蘇維埃區域聯合會議召開之前，中共中央兩次召他出席，並命將紅軍合編，統一行動，歸中共中央節制，毛又拒絕。對於李立三路線，他雖然執行，然有幾分勉強。全國蘇維埃區域聯合會議決定於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紀念日）召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因李立三路線失敗，國軍開始大舉圍剿，未克如期舉行。陳紹禹取代李立三後，採行所謂國際路線，依然是左傾路線。派往江西的項英到後，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以代理中央蘇維埃區中央局書記身份，發出第一號通告，明定今後路線和主要工作：一為堅決執行土地改革；二為建立各級蘇維埃機關，使真正成為農工的政權；三為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立即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四為發展廣大群眾組織；五為加強武裝工作與反對富農鬥爭；六為蘇維埃區應向南昌、長沙、武漢發展，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最後為發動一百萬工農群眾與紅軍，擊敗敵人進攻後，即舉行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央臨時政治局。

　　同月二十一日，上海中共中央為準備對抗第二次圍剿，作了幾項決議，迅速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為其一。及紅軍擊退第二次圍剿後，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指示目前緊急任務，仍為實現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對抗南京的國民會議。六月，復訂定至遲必須於八月一日前召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七月，共產國際亦有同樣指示。由於第三次圍剿正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無法如期舉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書蘇維埃區中央局及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前敵委員會（總前委），除嘉獎紅軍戰績外，並指出不少錯誤缺點，總不外蘇維埃區的工農群眾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進攻的鬥爭，尚缺乏更寬度的發動，未能使之達到極高度的尖銳化。為進行階級戰爭：第一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不可僅著眼於紅軍問題，必須組織群眾力量，衝破第三次圍剿向外發展，佔領一兩個較大城市；第二徹底消滅地主殘餘；第三更著力於改造和擴大紅軍的任務，打破游擊主義傳統與小團體觀念，使紅軍編制適應於大規模作戰；第四堅決執行發展黨、鞏固黨的任務，以極大力量加強地方黨部工作；第五建立蘇維埃區中央政府，定於十月革命節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凡此可見中共中央希望成立中華全國蘇維埃政府是如何殷切，同時又可知國際派對於毛澤東領導的不滿。

　　反第三次圍剿之戰結束，中共中央說是革命情勢的急劇發展，與反革命統治的日益崩潰，明白顯出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勝利的前途。又說，在衝破第三次圍剿與滿洲事變運動高漲的基礎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實為工農民主專政在國內勝利先聲。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到江西，接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十一月七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在瑞金開幕，歷時約二十餘日，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土地法、勞工法、經濟政策、紅軍問題等案。全國蘇維埃大會為最高政權機關，其下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再下為人民委員會，即中央行政機關，主席均為毛澤東，副主席為項英、張國燾，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的同盟者，號召全國勞苦群眾，繼續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聯合世界被壓迫民眾，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驅逐日本出中國。大會曾嚴厲批評蘇維埃區的錯誤，說是土地問題不曾根本解決，中央蘇維埃區仍是流動的，紅軍不曾完全脫離游擊主義、小團體主義，黨內存有狹義的經驗論與農民的落後意識，均為對毛澤東而發。毛雖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主席，但一切須聽命於國際派控制的中共中央【註：近年中共編印的黨史，幾皆不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中央政府成立之事，亦不強調瑞金時代】。至是中國計有南京、廣州、瑞金三個政府，日本已奪據東北兩個多月。

第十七章　安內與攘外（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

　　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為國民革命的兩大使命。結果前一工作固未完成，內戰愈演愈烈，後一任務更為艱鉅，外患空前險惡。在內外交攻之下，國民黨的政策為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即先安內，後攘外。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何。

第一節　北伐後的對外舉措

　　一、廢止舊約交涉

　　北伐告終後，國民政府決遵循外交途徑，取消不平等條約。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表對外宣言，以正當手續，本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宗旨，改立條約。七月七日，復宣言已滿期的不平等條約無效，另訂新約，未滿期者應行重訂，舊約滿期、新約未訂者，依臨時辦法處理。外人受中國法律保護並守中國法律，關稅照現行章程辦理。當時已屆期的，有義大利、法國、日本、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丹麥等國的商約。

　　此事的成敗，繫於各大國的態度。首先有比較良好反應的為美國，七月二十五日，中美簽訂整理關稅條約，美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原則，惟必須與其他國家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換言之，必須待其他國家一律承認，方能實行。至於法權問題，目前尚不能商談。是年德國、挪威、比利時、丹麥、荷蘭、葡萄牙、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相繼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同時承認國民政府。

　　七月三十一日，日本照會中國，如撤回廢約主張，願與中國商訂新約，倘中國實行臨時辦法，日本將出以斷然處置。外交部長王正廷與上海日本總領事洽商未協，蔣中正派張群赴東京與首相田中面談。田中以美、英、法不允與採協同政策，態度略為緩和。一九二九年六月，日本承認國民政府。七月，民政黨濱口雄幸繼田中組閣，幣原喜重郎復任外相，宣布對華無侵略之意，惟須保護合法正當權利。一九三○年五月六日，中日訂立關稅協定，實行互惠稅率，中國承認無擔保債款，亦即承認西原借款，此為中國為獲得關稅自主，對日本付出的特別代價。

　　取消領事裁判權問題，困難更大。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國要求有關國家進行交涉，義大利、比利時、丹麥、西班牙、葡萄牙雖於原則上同意，但須九國公約簽字國一律照辦。一九二九年四月，王正廷致文英、美、法等國，請同情考慮，其所以未及日本，乃因中日條約已屆期滿，應訂新約。遲至八月，英、美、法均不允立時放棄。王正廷再請商談。此時外有中俄中東路之爭，內有對馮玉祥之戰，時機十分不利，各國仍然拒絕。十二月二十三日，外交部公佈外交政策大綱，除取消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外，並擬收回內河航權、租界，所有外國駐軍均須撤退，各國置諸不理。一九三○年，國民政府忙於應付反抗中央的大戰，益無暇及此。內戰告終，一九三一年二月，王正廷宣稱，決定在最短期間，達到撤廢領事裁判權目的。接著胡漢民被迫去職，江西剿共軍事不利，大局動盪，中國與英、日的談判，迄無結果，允許放棄領事裁判權的只是荷蘭、挪威、丹麥、比利時諸小國。五月，國民政府頒布管轄在華外人條例，定期施行，實同空文。三年來的取消不平等條約成就，除收回關稅自主權外，實際做到的為一九二九年收回的天津租界，一九三○年收回英國威海衛租借地及英國庚子賠款餘額的退還【註：鎮江英租界先於一九二七年七月收回。英國庚子賠款退回後，充作教育事業與建築及整理鐵路之用】。

　　二、中俄中東鐵路之爭

　　自一九二五年冬，蘇俄不准張作霖使用中東鐵路運兵事件發生。繼之以一九二七年，北京蘇俄大使館的被搜查，雙方交惡愈甚。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接管中東鐵路非法經營的電報、電話，蘇俄雖不承認，而無如之何。一九二九年二月，張學良擬由談判途徑，限制蘇俄對中東鐵路的權力，俄籍局長不理，進而反不准華籍副局長會簽命令。據說張學良採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之議，決收回該路。五月二十七日，得悉共產國際在哈爾濱蘇俄總領事館召開會議，陰謀不軌，中國警察掩至，逮捕俄人三十餘名。蘇俄亦搗毀中國領事館，大捕華僑。張學良與蔣中正、王正廷會商後，七月十日，強制接管中東鐵路，封閉附屬機關。拘捕俄人二百餘名，解除俄籍局長、副局長職務。十三日，蘇俄發出最後通牒，限於三日內取消對該路的片面行為。中國責蘇俄煽動中國內亂，不得已始出以此種措置，惟仍望商洽合理辦法。十七日，蘇俄斷絕中俄鐵路交通，扣留黑龍江中國船隻，勒令中國駐俄代表離境【註：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雖與蘇俄絕交，北京政府時代派往蘇俄人員，照常留駐】。

　　國民政府對蘇俄之所以獨出以斷然處置，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一為史達林正事內部整肅，對外又處於孤立，兩年前搜查蘇俄大使館既然無事，這次搜查哈爾濱總領事館已經月餘，蘇俄並無強烈反應。二為日本不喜蘇俄在東北得勢，中國如加以排除，當為日本之所願。中日關係即令不因而好轉，日本諒不致與中國為難。三為蘇俄向以援助被壓迫民族相標榜，如為中東鐵路而對中國用兵，將無以自解，何況最近國際間又有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eace Pact）。四為討伐桂系勝利，收回了中東鐵路，國民政府的聲威將益提高。但是情勢變化未若所料，各國多不直中國所為，日本關東軍禁止南滿鐵路為中國運兵、運械，不准中國軍隊通過鐵路附近地區。美國提議由中立國仲裁中俄爭端，日本拒絕參加，勸張學良與蘇俄直接交涉。蘇俄要求恢復中東鐵路原狀，並共同警備。八月初，以白魯杰（加倫）為特別遠東紅軍總司令，屢侵東北邊境，張學良亦調兵防禦。中國請德國斡旋無成，俄軍分東西兩路向吉林、黑龍江前進。十月，東路陷同江、富錦，十一月，西路陷札蘭諾爾、滿洲里，東北軍旅長韓光第以下二千人戰死。南京忙於對馮玉祥之戰，無力援助東北。俄軍為免刺激日本，未再續進。

　　張學良兵敗之後，十二月三日，由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與蘇俄代表希曼諾斯基在雙城子（Nikolski-Ussuri）議就草約，二十二日，在伯力（Khabarovsk）簽字，恢復中東鐵路原狀、蘇俄在東三省領事館及商業機關，釋被捕俄人，解散中國境內之白俄軍隊。關於通商問題及保障協定之履行，將來由正式會議解決。南京指蔡運升越權，僅允談判中東鐵路問題。一九三○年二月，派新任中東鐵路督辦莫德惠為會議代表。五月，莫德惠抵莫斯科，提議先商中國贖回中東鐵路問題，蘇俄要求先議通商及黑龍江、松花江航權，相持不下。時反蔣戰爭方酣，蘇俄有意觀望。十一月，中俄正式會議開始，蘇俄堅持伯力協定有效，並將討論範圍擴大至通商、復交，會議因之終止。一九三一年四月起，會議續開，多至二十五次，未得任何結果，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

第二節　日本侵佔東北

　　一、九一八事變

　　日本之炸死張作霖，阻撓張學良易幟，雖均未得遂其宰割東北的願望，但既定方針，絲毫不曾改變，繼續對張學良誘脅，先求實現鐵路政策，張始終推之於中央政府。關東軍準備倒張，另立政權。中俄中東鐵路問題發生，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徵四郎大佐、參謀石原莞爾中佐主乘機佔領滿蒙，濱口內閣不許。外相幣原以素主中日提攜的佐分利貞男為駐華公使，致力外交解決，為軍人所不喜。數月後，佐分利暴卒，傳說係被謀殺。幣原擬以小幡酉吉繼任，未獲中國同意，軍人指幣原外交軟弱。一九三○年五月，坂垣表示滿蒙問題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訴諸武力，驅逐張學良，石原擬有「攻瀋要領」。

　　中國經過八個月的中原大戰，元氣大損。東北軍入關後，東三省駐兵減弱，張學良長期留住北平，注意力轉向關內，日本軍人認為此時奪取東北，可不費吹灰之力。一九三一年三月，陰謀國內政變不成，石原準備先在國外行動，然後改造內政，制訂一「解決滿蒙之戰計劃大綱」。所謂「全滿日人自由同盟」，鼓吹滿蒙獨立，「日本對外同志會」主張對滿蒙鐵路問題採強硬態度。五月以來，日本軍人復認為外在的形勢於日本有利，廣州、南京之爭方急，江西紅軍勢張，長江水災嚴重，歐美經濟恐慌，確為對東北行動的少有機會。再者，蘇俄國力日長，控有外蒙，為了遏制其續行擴張，亦有此必要。六月，陸軍省與參謀本部擬成一「解決滿洲問題方案」，關東軍加緊製造中國內亂。七月，煽動河北的石友三叛亂，以飛機送流亡大連的閻錫山重返山西，命與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張學良無暇顧及東北。同月，長春萬寶山韓僑與當地農民衝突，朝鮮發生排華暴動。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遼寧洮南被殺的消息，亦於是時傳出，石原主張自行處理。陸軍大臣南次郎召開師團長會議，謂滿洲事態重大，軍人當善盡職責，必要時迫中國屈服。

　　一九三一年五月，南滿鐵路會社總裁內田康哉曾警告遼寧省主席臧士毅，東北鐵路懸案必須作相當解決，否則日本少壯軍人將有行動。六月初，臧士毅派員赴北平向張學良請示，張未加重視【註：臧士毅派財政廳長張振鷺去北平，張學良因病未見，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高紀毅亦稱病不回瀋陽】。及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發生，七月六日，命瀋陽東北政務委員會，力避與日本衝突。蔣中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及應付兩廣軍事，十二日，致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七月二十三日，通電全國，宣布「攘外應先安內」。八月中旬，得知關東軍有意啟釁，尚不了解其最後企圖。九月六日，張學良命瀋陽軍事負責人謂，「無論日人如何尋事，須萬分容忍，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十一日，蔣亦命其避免與日本衝突。事變之日，蔣赴江西督師剿共，兼防粵、桂。此為不抵抗政策的由來。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幣原命瀋陽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與臧士毅交涉中村案，張學良亦派人往東京商談。南次郎宣稱，對中村案除武力報復外，別無他策，關東軍即積極部署。九月十日，瀋陽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返東京與軍部計議。十一日，昭和天皇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風紀。十四日，陸軍省、外務省均接瀋陽密電，知事機緊迫，關東軍行動在即。第二天，南次郎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宣達天皇的誥誡，坂垣、石原獲悉後，決照預定計劃執行。九月十八日下午，建川抵瀋陽，當晚十時三十分，關東軍南滿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溝鐵軌，「九一八事變」爆發。

　　東北軍共約二十萬人，半數駐於關內，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及黑龍江省府主席萬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居遼西錦州，在瀋陽的僅為遼寧省主席臧士毅，事先皆無警覺，絲毫未作準備。關東軍一萬餘人於八小時內，佔領瀋陽城、軍營、兵工廠、飛機場。第二天，長春、營口、安東等地一一失陷，朝鮮日軍分向遼陽、吉林出動。若槻禮次郎內閣不准擴大事變【註：一九三一年四月，若槻繼濱口為首相，幣原續任外相】。關東軍不理，九月二十日佔長春，二十一日佔吉林省城。若槻再命退集南滿鐵路附近地區，不得進入北滿，並請天皇制止。關東軍聲稱如天皇約束其行動，將於滿洲獨立，終以恐刺激蘇俄，暫不進佔哈爾濱。

　　十月，關東軍嗾使遼源鎮守使張海鵬北侵黑龍江，為黑龍江軍拒退。十一月，關東軍以蘇俄表示無意干預，實行參加，進攻洮南昂綏鐵路的嫩江橋，又被代理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擊敗，馬占山成了抗日英雄。關東軍再度來犯，馬占山力戰七日不敵，齊齊哈爾省城不守。

　　瀋陽失陷後，東北邊防公署及遼寧省政府移設錦州。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宣稱不許錦州政權存在，日機一再轟炸。關東軍佔領齊齊哈爾後，移兵西犯，十二月十九日，限錦州政府機關於十五天內退入山海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日軍入錦州，整個東北在一百天內全部淪陷。

　　二、國民黨團結不成、國際聯盟決議無效、日本進攻上海

　　一九三一年的中國仍是分裂之局，明張旗鼓反抗南京的，中共之外，尚有廣州的國民政府。是年七月，下令討伐蔣中正，外交部長陳友仁赴東京謀求援助。九月初，粵、桂軍進向湖南，中央軍亦向湖南出動，國民黨的又一內戰已在眉睫。瀋陽變起，南京勸廣州即息內爭，共赴國難。廣州雖然贊成，惟不放棄反蔣。蔣原準備移駐北平指揮，至是為促成合作，自願引退，並恢復胡漢民的自由。十一月，南京代表蔡元培、張繼、陳銘樞等與廣州代表汪兆銘、孫科、鄒魯等會於上海，議定雙方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政府，採內閣制，蔣可不下野。

　　南京代表大會通過請蔣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廣州代表大會中的胡漢民派不只堅持蔣必須下野，且須解除兵權、開除黨籍。汪兆銘、孫科因違背上海協議，不以為然。汪派復不滿於中央委員的選舉，自行在上海集會。十二月十五日，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二十八日，由京、滬（汪派）、粵三方選出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推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汪、胡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兼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但均未到職。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廣州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撤銷，另設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委員會，事實上照舊獨立。

　　孫科內閣未獲蔣、汪、胡的支持，財政問題更為棘手，江、浙駐軍，紛紛索款，孫科一籌莫展。不久蔣、汪有了諒解，各方多認為非蔣再出不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汪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復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旋升為委員長，此後成了他的專稱。惟胡漢民終不肯入京，孫科亦拒就立法院長之職。

　　瀋陽事變後，國民政府的政策為對日本武力可以退讓，交涉決不放鬆。所謂交涉，一係請求國際聯盟制止日本行動，恢復東三省原狀。一係由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與日本公使重光葵洽商，組織共同委員會，尋找解決方案。九月二十二日，國聯理事會通告中、日，勿擴大事態，協議撤兵。非國聯會員國的美國亦對日本表示，事變已涉及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希望避免再有軍事行動。出席國聯理事會的日本代表芳澤謙吉謂日軍可陸續撤退，由中、日直接交涉，無須國聯干預。中國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請國聯派員輔助，商定撤兵日期，為芳澤所拒。美國因日本轟炸錦州，態度漸趨強硬。十月十六日，國聯理事會通過邀美國派代表列席，並擬一決議草案，日軍於十一月十六日前，退集鐵路區域以內後，中、日即開始談判，因日本反對，未能成立。

　　十月十九日，日本外相幣原提出五項原則：一為中、日放棄侵略政策及行為；二為尊重領土完整；三為取締妨害相互貿易自由及煽動國際仇恨的有組織運動；四為保護日人在滿洲的和平業務；五為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益。國民政府以輿情激昂，遲回瞻顧，以為國聯正盡力消除日本宰制滿洲計劃的實行，日本如悍然不顧，可能受到制裁。其次，如英、法、美等國斡旋無效，雖不致對日作戰，必將運用九國公約，可能對日作有力抵制。中國應團結民心，保持人民對政府信任，但決不對日宣戰，盡力維持各國對華好感，至萬不得已時，不恤在軍事上為民意而犧牲，目前應採取「不撤兵、不交涉」方針。有人責國民政府失去與日本談判機會，其實縱令中國願依幣原五原則談判，日本軍部亦斷不容許。若槻內閣聲言，即使滿洲日僑權益獲得保障，亦不立即撤兵。

　　中國曾商請國聯派遣代表團調查東北事變，美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復擬請國聯於必要時對日施行經濟制裁，其他國家亦有此意。日本為緩和情勢，十一月下旬，正式建議派遣調查團，惟不得干預軍事行動，中國軍隊須退出錦州。中國堅持日本定期撤兵，同時提議設立錦州中立區，為日本所拒。十二月十日，國聯通過調查團，不干涉軍事行動，不參與中日談判，日本不因調查而稽延撤兵。日軍立即佔領錦州。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汀生通知日本及其他九國公約簽字國，任何違反門戶開放政策與非戰公約而訂立的條約協定，及造成的事實上的情勢，有損美國人民條約權利者，包括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完整與行政完整，美國概不承認，此即不承認主義。

　　瀋陽事變發生後，日本軍艦紛駛中國口岸，而以上海及長江一帶為多。上海人民愛國情緒極熾，組織抗日救國會，抵制日貨。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質問市長吳鐵城，有無保護日僑能力，否則將取自衛手段。十月，日本陸戰隊登陸，屢與華人衝突。關東軍既輕易的佔領錦州，上海日本海軍亦躍躍欲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前後，日本僧人與中國工人毆鬥，焚毀工廠。村井要求吳鐵城取締抗日團體，日本艦隊司令鹽澤幸一迫吳立即執行。二十六日，村井發出最後通牒。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吳鐵城全部接受。十一時三十分，日本陸戰隊突攻北市，同時進攻吳凇。駐防上海的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起而應戰。國民政府遷往洛陽，以示不屈【註：二月一日，日本軍艦砲擊南京。四月政府召集各界領袖，在洛陽舉行國難會議，惟軍政負責人仍留南京。十二月政府正式遷還】。日本加派陸軍，蔣中正亦決與日本死戰，訂立全國防衛計劃，先令裝備最佳的第五軍增援，再調江西剿共軍東來。日軍正面猛攻未逞，改由左側進襲。三月二日，中國軍隊被迫後撤。是役參戰日軍約六萬人，華軍約七萬人，武器雖遠遜於日本，仍能力戰月餘，士氣民心之旺，博得各界的讚佩與同情。這是繼馬占山嫩江之戰對日本的又一次悲壯抵抗，是為「一二八之役」。

　　英國初欲借日本以對蘇俄，不肯與美國通力合作。迨上海戰起，英國利益直接受到影響，美國亦鑑於日本野心之無止境，一致對日譴責，英國拒絕美國援引九國公約的建議，但國聯態度已較前積極，要求中日停戰。日本全力正注意東北，無暇兼及上海，經英、美諸國調解，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訂立停戰協定，日軍返回戰前原駐地位，華軍暫留現駐地位，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區【註：協定簽字前六天，日軍司令白川義則被朝鮮獨立黨人炸死，日本公使重光葵等受傷】。

　　國聯調查團由英、美、法、德、義代表組成，英國代表李頓（Lord Lytton）任團長，一九三二年三月，經東京至上海、南京、北平、瀋陽、長春、哈爾濱。時「滿洲國」已成立，調查團勸日本勿予承認，無異與虎謀皮。十月一日，調查報告書發表，認為恢復事變前的滿洲狀態，或承認滿洲國皆非辦法，主張在不抵觸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下，使東三省自治（autonomy），由中日政府及東三省代表、中立國觀察員合組顧問委員會，擬訂建立自治政體方案，南滿鐵路改為商營，與中、日鐵路合而為一，實際為給日本以特殊利益，使得實惠，中國僅保留一個名義。中國允改善東三省行政制度，但不同意設置顧問會議【註：李頓在北平密告調查團襄理顧維鈞，中國應接濟義勇軍，抵制日貨，加強國際宣傳，勿與日本宣戰，勿對國聯表示失望】，日本根本拒絕接受。國聯先曾成立一個十九國委員會，監督國聯決議案的實行。十九國委員會的建議，與李頓報告書大體相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召開特別大會，四十二國贊成，惟日本反對。三月二十七日，日本退出國聯。中國希望於國聯的一無所得，國聯的威信亦因之大損。

　　三、日製「滿洲國」與義勇軍奮戰

　　一九一七年溥儀復辟失敗，一般清室遺老終不死心，勾結軍閥之外，尤望外力支持，特別是日本的支持。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逐出宮，不久逃入日本使館。第二年，走天津日本租界，既不能享有民國政府的優待，復無從盜賣宮中珍寶，生活安全均是問題。國民革命軍北伐，使他愈為惶懼。一九二八年，乾隆、慈禧陵墓被盜，復辟復仇之心愈熾，勾結日人愈力。

　　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溥儀已知東北行將發生事故，以為大有可為。事變發生後，關東軍決利用溥儀建立政權。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天津日本屯駐軍司令官香椎浩平邀溥儀與坂垣徵四郎會晤，商議前往東北。經過土肥原的安排，十一月十日，溥儀乘日船去旅順，鄭孝胥同行，欲先在東北復辟，然後重建大清帝國，作整個中國的皇帝。日本參謀本部及關東軍計劃是在東北建一新國，對於恢復大清帝國尚有顧忌。一九三二年二月，乘上海戰爭方酣，一面製造東北政權，一面攻佔哈爾濱。此一新政權定名為「滿洲國」，由漢、滿、蒙、日、韓五族組成。溥儀力爭「復位以正統系」，坂垣允於一年後實行帝制。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儀在改名「新京」的長春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大同」，鄭孝胥為國務總理，掌握實權的為日籍國務院總務廳長。八月十八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與鄭孝胥訂立密約：滿洲國的國防、治安均委託日本負責；鐵路、港灣由日本管理、建築；礦產資源由日本開發；日本有權向滿洲國移民；日本人得充任滿洲國官吏。九月十五日，日本駐滿洲國大使武藤信義再與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內容與密約同。一九三三年，日軍佔領熱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儀改稱滿洲國皇帝，年號「康德」，這是他第三次稱帝。次年四月，溥儀到東京答謝，說是「要盡全力為日、滿的和平而努力」，「如果滿洲人有不忠於滿洲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東北徹底日本殖民地化。

　　東北正規軍雖奉命對日不加抵抗，自動抵抗的仍舊不少。馬占山之外，有吉邊鎮守使李杜、代理中東鐵路護路司令丁超、吉林民政廳長誠允、團長馮佔海，及起自民間的王德林、唐聚五、黃宇宙，分稱自衛軍、或救國軍，風起雲湧，眾約二十餘萬人【註：馬占山兵敗後，一度投降，後又宣布抗日。義勇軍著名領袖尚有鄧鐵梅、項青山、鄭桂林、檀自新、鄧文、劉振東、趙桐、苗可秀、李海青等，身殉者不少】。初以為在國際壓力與東北人民反抗之下，日本將知難而退。滿洲國出現後，證明日本要永遠霸踞。去冬嫩江橋之戰，今春上海之戰，增強了他們的信心，日軍並非絕對不能抗拒。關內民眾與張學良的支援，亦為有力鼓勵【註：上海義勇軍後援會籌款接濟，領導人為曾任黑龍江督軍的朱慶瀾。北平抗日救國會有東北義勇軍指導總部及訓練游擊幹部機構，中國青年黨亦積極活動】。四月至七月，黑龍江、吉林為主要戰場，八月至九月，義勇軍分攻瀋陽、遼陽、撫順、營口、長春、永吉各大城市，截斷南滿鐵路，瀋榆（瀋陽至山海關）鐵路、錦朝（錦州至朝陽）鐵路、瀋海（瀋陽至海龍）鐵路、吉敦（永吉至敦化）鐵路，可說是義勇軍抗日的高潮。九月，黑龍江旅長蘇炳文起義於滿洲里，聯合馬占山進向齊齊哈爾。十一月擊敗日軍，吉林李杜克復佳木斯，王德林亦獲勝利，可說另一高潮。一九三三年一月，蘇、馬、李、王戰敗，分退俄境及遼寧、熱河邊地。熱河失陷後，東北義勇軍難得關內接濟，在極端艱苦之下，繼續奮鬥不懈【註：一九三五年與中共有關的「東北抗日聯軍」成立，領導人為楊靖宇、王德泰、趙尚志、周保中、李延祿】。

　　四、熱河續陷、塘沽協定、抗日反蔣

　　日本奪據東北之時，已定下攻取熱河計劃。中日上海協定成立，日本軍部即準備進兵。關東軍因受義勇軍的牽制，尚無力大舉，為斷絕東北與關內的聯絡，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先佔領山海關。

　　二月十八日，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與張學良到承德，發表演說，斷不放棄東北與熱河，縱令敵人佔領南京，亦不作城下之盟。三日後，日軍二萬人來犯，駐軍八萬人，大都不戰而潰，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攜帶大批財寶、鴉片，棄城而逃。三月三日，一百二十八名日軍進入承德。蔣中正自江西趕至河北保定，派軍政部長何應欽代張學良主持軍事。日軍續向長城南進。華軍先於古北口、冷口阻擊，繼在其以南地帶奮戰，日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東線由山海關西侵的一支，佔領灤河以東，北線南天門陣地經血戰後失守【註：古北口方面的守軍為徐廷瑤（中央軍）；喜峰口、冷口方面的為萬福麟（東北軍）、宋哲元（馮玉祥舊部）、商震（閻錫山舊部）；灤河以東為何柱國、王以哲（東北軍）。宋部作戰極勇，徐部關麟徵、黃杰、劉戡三師抵抗尤力】。

　　行政院長汪兆銘屢稱對日政策為抵抗與交涉並進，蔣中正強調「共匪」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日。日本吞有滿洲、熱河後，以尚未站穩，如立即攻奪華北，力量尚有不逮，國際上亦有顧慮。關東軍之續行進犯，實欲以戰迫和，一時縱不能強制中國承認滿洲國，至少可使中國軍隊後撤，暫時劃出一緩沖地區。國民政府急切希望日軍停止前進，外交部長羅文幹、次長劉崇傑親去北平，商請美、英、法公使斡旋，不得要領。蔣中正、汪兆銘改命黃郛直接與日方接觸。五月三日，設置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為委員長。黃一再與日本軍部代表密洽，獲悉日軍真意所在。十五日，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聲明，華軍如不採挑戰態度，日軍不進佔北平、天津。同日，黃離上海北上。十六日，美總統羅斯福呼籲和平，十九日，又與最近抵達華盛頓的宋子文發表公報，謂遠東局勢足以擾及世界和平，相信此次中日戰爭不久將可息止。此一表示，自有若干影響。時日軍已逼近北平，汪兆銘致電黃郛，除承認滿洲國，割讓東北四省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二十三日，黃與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等，徹夜會談。二十六日，協議達成。汪請黃堅決進行，倘招國人不諒，願身當其衝。蔣勉以艱苦共嘗，諸事自必負責。五月三十一日，參謀本部廳長熊斌代表何應欽與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中國軍隊撤至自延慶（北平西北）起，經過通州（北平東）至蘆台（天津東北）線以西以南，日軍還至長城線。取締華北國民黨部的排日活動，列為日方的希望條件。從此冀東二十餘縣實同淪陷，日本的侵略由東北而及於河北。

　　上海戰後，民氣昂揚，國際上刮目相視。一九三二年夏間，關東軍初犯熱河，輿論力助張學良堅守。戰爭行將爆發之時，張激昂慷慨，調兵遣將。殊料不到十天，承德不戰而棄，各方痛責當局未盡到責任，熱河淪陷在精神方面的損失，過於東三省的不抵抗而失。

　　蟄伏年餘的馮玉祥於瀋陽事變發生、蔣中正下野後，到了南京，欲有所施展而未遂，北去張家口，托庇於舊部察哈爾省府主席宋哲元，並與中共聯絡。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正當日本兵臨北平城下之時，馮自稱「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實為反蔣。廣東亦揭「援熱抗日軍」旗幟，否認塘沽協定，其實均為反蔣。七月，馮一度收復偽蒙軍佔領的多倫，日方指為違反塘沽協定，馮恐日軍出動，勢難抗拒，離張家口南去。

　　繼馮玉祥而起的為福州人民政府。陳銘樞為運動南京、廣州和好的重要人物之一，第十九路軍是他的最大憑藉，蔣、汪主政，陳銘樞失意。第十九路軍因上海之戰，聲譽揚溢，戰後調入福建。陳聯結失意政客軍人及自命前進人士，組織「生產民主黨」（一稱社會民主黨）。馮玉祥在張家口舉事時，陳謀自立政府，以打倒獨裁、取消黨治、反對外交、聯絡共軍為口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李濟深任主席，廢除國民黨。南京下令討伐，廣州以其背叛三民主義，拒與合作。李濟深、陳銘樞欲謀求日本諒解，日本惡其聯共，反蔣全為權位之爭，不加理睬。在中央大軍猛攻之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福州人民政府消滅，為時僅五十三天。七個月內兩次抗日反蔣事變，俱歸煙消雲散。

　　五、中樞阢隉、各省戰亂

　　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後，廣州宣言反對，監察院彈劾汪兆銘。滿洲國成立，對日問題愈為棘手，汪表示消極。是年八月，藉口張學良不對日抵抗，反要索巨款，自請辭職，並勸張同去。蔣中正准張解除北平綏靖主任之職，改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挽留汪兆銘。華北將領不平，蔣命張代理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一場風波暫息。一九三三年三月，張學良因熱河失陷，下野赴歐洲，汪兆銘復出。宋子文為軍費問題，與蔣失和，孔祥熙代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從此孔在財政經濟上成為另一大勢力。

　　中樞阢隉，地方軍人之爭，並不因國難當前而稍減。一九三二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軍閥割據的四川，一九二九年，曾有一次爭奪。一九三一年，劉文輝聯合據有重慶的劉湘共抗據有川北的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取得了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劉文輝再與鄧錫侯、田頌堯相戰，劉湘轉與川東的楊森援助鄧、田，一九三三年，劉文輝敗走西康。總計民國以來，四川大小戰爭多達四百八十餘次。據有貴州的周西成，一九二九年因滇軍進攻，兵敗身死。其後滇軍雖被逐退，黔軍又自相殘殺，直至一九三四年。

　　西北地區亦迄無寧日。一九二八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者二十萬人。一九三○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為回教軍人的天下。一九三四年，擁兵三萬人，反覆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山西、綏遠軍擊之於後，孫戰敗離軍。

　　一九三○年，新疆哈密維吾爾人以不堪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金樹仁的高壓，群起反抗。金樹仁派兵攻剿，維吾爾人乞援於河西肅州的回軍將領馬仲英。馬年僅二十，而雄心萬丈，以不得志於甘肅，欲別圖發展，日人大西忠（Onishi Tadashi）從而鼓煽。七月，馬大破金樹仁軍，擬囊括新疆，不料遇到了有同樣野心的盛世才。

　　盛世才為遼寧人，曾在上海、廣東、日本習政治軍事。一九三○年任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金樹仁與馬仲英作戰失利，派盛為剿匪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三一年十月，會同白俄「歸化軍」擊敗馬仲英。馬退回甘肅，一面擴充兵力，廣招東干回青年，一面聯絡新疆維吾爾人。一九三三年初，二次前來。金樹仁以盛世才為總指揮進剿，馬部分擾天山南北，迪化被圍。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長陳中等與白俄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Papengout）發動政變，驅逐金樹仁，擁教育廳長劉文龍為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為邊防督辦，馬仲英仍進攻不已。

　　六、蘇俄動向、入侵新疆

　　瀋陽事變後不久，日軍進攻北滿。日本駐俄大使廣田弘毅警告蘇俄，勿助黑龍江當局，勿派兵至中東鐵路。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表示對滿洲衝突堅持不干涉主義。日軍佔領齊齊哈爾後，廣田再要求李維諾夫發表聲明，不援助馬占山，不以中東鐵路供中國運兵。李維諾夫重申不干涉政策，並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日本擱置不覆。一九三二年三月，滿洲國成立，蘇俄承認滿洲國對中東鐵路主權。八月，日俄簽訂新漁業協定，接著談判出售中東鐵路問題。

　　蘇俄對日本讓步，對中國的態度則完全不同。國民政府感於國際聯盟之無能為力，謀改進對俄關係，願恢復兩國邦交。蘇俄雖亦以為有此必要，惟久久不作決定，似乎仍想與日本妥協。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亦即兩次向日本重提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未獲要領之後，始與中國復交。第二天，日本正式拒絕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俄聲稱，對一國改善邦交，對他國並無不良影響，續請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終未如願。

　　中國所望於中俄復交的，消極方面為制止日本干預中東鐵路，蘇俄勿承認滿洲國，積極方面為給予中國物資援助。蘇俄惟恐刺激日本。日本定要獨有滿洲，根本排除蘇俄的勢力。一九三三年三月，扣留開往西伯利亞的中東路車輛，罷免俄籍路局局長。五月，蘇俄允將中東鐵路讓售與日本或滿洲國。中國提出抗議，蘇俄反謂中國已失去對該路權利。又說中國與蘇俄已無法保護該路，惟有將其出售，將來中國收回滿洲，可不費分文將該路收回。

　　日俄關於中東鐵路的談判，並不順利，討價還價，爭持不決。一九三四年三月，蘇俄恐中日妥協，外交副委員長索科林科夫（Sokolnikov）及軍事委員長伏洛希洛夫（Voroshilov）告訴中國軍官考察團，蘇俄對日戰爭有勝利把握，擊敗日本之後，必將滿洲交還中國，中國態度應當堅定，排除侵略敵人，中俄應當合作。一九三五年二月，滿洲國與外蒙古在貝加爾湖附近發生戰爭，三月二十三日，蘇俄即與滿洲國簽訂中東鐵路買賣協定，但並未因此而使日俄關係緩和。十月，兩國又在伯力衝突。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助滿洲國擊退貝加爾湖附近的蒙古軍。三月，蘇俄與外蒙訂立互助協定，日，滿軍續向外蒙邊境進攻。十一月，日德防共協定成立，對象自為蘇俄。

　　蘇俄在東亞退縮，在中亞前進，期與日本分有中國的西北、東北。一九三三年四月，新疆迪化政變後，國民政府為防止蘇俄乘機而入，派參謀部次長黃慕松前往處理。盛世才以未正式取得新疆邊防督辦，懷疑南京左袒馬仲英。於是聯合新由東北經西伯利亞退至新疆的義勇軍，擊敗馬仲英，誅除異己，幽禁黃慕松，南京承認他的已得權位，盛世才愈為桀驁。九月，南京續命司法部長羅文幹前來，調解盛與馬仲英之爭不成，戰事再起，迪化又為馬仲英所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金樹仁曾與蘇俄成立協定，蘇俄得在新疆貿易，設置商務機構（蘇新貿易公司），經營電氣、交通、畜牧、金融，新疆得向蘇俄購買軍火、飛機，聘用技術人員，未待實行，金樹仁被逐。迪化二次被圍，盛世才向蘇俄乞援。史達林以馬仲英有親日之嫌，盛世才傾向於共產主義，決予支持，合新疆、外蒙以對抗日本在滿洲、內蒙的勢力，派阿布利梭夫（GA Apresov）為全權代表兼迪化總領事，與盛訂立協定，允以紅軍五千人及價值二百萬盧布的軍械相助。盛允新疆對外事務及重要人員任用，先與俄國相商，清除白俄歸化軍軍官，改由蘇俄派人統率，並給蘇俄以開礦築路權。反對聯俄的省政府主席被囚，東北義勇軍首領被捕，歸化軍指揮被殺。

　　伊犁屯墾使兼師長張培元為新疆另一有實力之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舉兵討盛世才，遭紅軍襲擊，兵敗身死。紅軍續攻馬仲英，馬敗走南疆，西退喀什噶爾。被誘入俄，一九三九年，死於莫斯科。

　　盛世才統有新疆後，一九三四年四月，宣布反帝、親蘇、民主（民族平等）等六大政策。七月，蘇俄派秘密警察來迪化，成立全省政治總管理局【註：後改稱保安局，再改警務處】。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盛世才與蘇新貿易公司訂立借款合同，總額五百萬盧布，新疆軍事、政治、財政、經濟、交通、教育，悉歸俄人控制，有同蘇俄的殖民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盛世才又以「新疆政府」名義與蘇俄訂立另一協定，蘇俄負責維持新疆秩序、安全，不令任何外國勢力侵入；新疆如遭受外來攻擊，蘇俄即給予援助，新疆如決定獨立，蘇俄亦予援助。此一協定，一如日本與滿洲國「議定書」的翻版。

　　一九三七年五月，馬仲英的舊部馬虎山起於南疆，進攻喀什噶爾。十一月，為蘇俄紅軍擊敗。一九三八年，紅軍第八團移駐哈密，扼新疆東道門戶，隔阻其與國民政府的往來。是年九月，盛世才到莫斯科，加入「聯共」，並請在新疆施行蘇維埃制度，未獲同意。

第三節　國共全力搏鬥

　　一、九一八後的中共

　　內爭是國民黨的致命傷，日本明目張膽的武力侵略，更是至大打擊。但對中共而言，則均屬有利。江西圍剿因粵、桂軍北進而頓挫，瀋陽事變突起，國民黨愈無力專對中共。中共中央以抗日之名，大事鼓動。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通電組織群眾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國民黨政府，驅逐國民黨軍隊。同日，通令黨員，謂此次事變，為帝國主義者反蘇聯戰爭的序幕，無產階級者任務為武裝保衛蘇聯，加緊組織，領導群眾走到直接革命鬥爭，反對日本的暴力政策，消滅國民黨政府，三十日宣言，仍將繼續反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否認與國民黨共同抗日之說。十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十二月，共產國際指示，謂推翻國民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必須發展罷工運動，領導學生運動，號召士兵與民眾，聯合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同月，中共策動江西前線國軍孫連仲部約二萬人在寧都叛變，加入紅軍【註：中原戰後，孫連仲及所部三萬人投歸中央，調江西剿共。以官兵均北人，不習南方生活，遂生嗟怨。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為中共黨員。乘孫不在軍中，聯合旅長季振同叛變，編為紅軍第五軍團】。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發布關於上海事件戰鬥綱領，仍不外同盟罷工，士兵與武裝民眾聯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並特別發佈告第十九路軍及工人農人書。是後政略戰略均取攻勢，號召全國工人聯合抗日，組織「抗日救國會」，擴大紅軍與蘇維埃區，先將贛江以東、以西的蘇維埃區，連成一片。三月，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圍攻贛州未下。四月，朱德的第一軍團東入福建，佔領漳州。同月二十六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再強調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府，組織民眾抗日義勇軍及農工紅軍。這時中央蘇維埃區的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萬，第一方面紅軍約七八萬人，鄂、豫、皖邊區的第四方面紅軍先已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佔領湖北黃安，消滅國軍一個師。一九三二年二月，佔領豫南商城，四月，佔領瀕臨長江的鄂東薪春，圍攻皖西六安蘇家埠。五月及六月，連破國軍，俘官兵一萬五六千人，鄂、豫、皖蘇維埃區面積擴大至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二百餘萬，紅軍四萬餘人。同時湘、鄂、贛區紅軍四出攻擊，湘、鄂西區紅軍重返洪湖，武漢外圍到處皆是紅軍。

　　二、鄂、豫、皖攻剿與第一支紅軍西走

　　中共謂「抗日必先反蔣」，決加緊推翻國民黨；國民黨謂「攘外必先安內」，決先剿滅「共匪」。平漢、津浦兩鐵路及長江航線為南北、東西交通命脈，武漢為中國心臟地區，均受到紅軍的嚴重威脅。蔣改變戰略，先定鄂、豫、皖，再平江西。上海戰事結束，一九三二年五月，蔣自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以政治治本，軍事治標，動員二十餘萬，半數為能戰的中央軍。

　　國軍大舉進剿，出乎鄂、豫、皖邊區蘇維埃領導人張國燾的意外。七月，東線紅軍鄺繼勳大敗於皖北霍邱，損失三千餘人，無異斷其一臂。八月，西線紅軍徐向前與國軍戰於鄂東黃安七里坪，傷亡二千餘人。九月，國軍攻破鄂、豫、皖區的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豫南新集，再合東路國軍攻破皖西紅軍基地金家寨。張國燾、徐向前及政治委員陳昌浩決定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留徐海東於鄂、豫、皖邊區。是月，紅四方面軍一萬六千人自豫南出動，經皖西、鄂東西走。十月，越過平漢鐵路。鄂中的賀龍亦於七八月間為西路國軍所敗，放棄洪湖地區，先走鄂北、豫西南，復退湘、鄂、川、黔之交，豫，鄂、皖三省攻剿告一段落，為紅軍的一大挫敗。

　　紅四方面軍，初欲在鄂北立足，因國軍的攔阻追擊，傷亡慘重，竭力避戰，繼續西行。十一月，經河南西南境，進向陝西，逼近西安，以輜重盡失，冬令尚著夏衣，乃翻越秦嶺，南入陝南，準備據為基地，打通西北國際路線。國軍窮追不捨，紅軍進向四川。四川軍閥之戰方酣，川北為田頌堯的防地，惟恐國軍以「剿匪」為名，奪佔他的地盤，拒絕國軍入境。十二月，紅軍過大巴山入川北，師行五千里，所餘不足一萬人。翌年一月，佔領通江，這是第一支紅軍的長征。

　　紅軍入川之後，宣布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聲明無敵視川軍之意，希望劃分防地。田頌堯對紅軍心存輕視，進攻挫敗。一九三三年三月至六月，紅軍盡有嘉陵江以東之地，兵力增至三萬人。八月，張國燾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員會。南京派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大舉進兵，迄未得手。一九三四年八月，紅軍增至五萬人，據有十餘縣。十二月，北入陝南，謀打通川陝，未遂，再返川北。一九三五年三月，西渡嘉陵江，直趨成都西北。六月，與自江西前來的紅一方面軍會合於岷江以西。

　　三、江西後期圍剿

　　江西紅軍及蘇區為毛澤東一手創造，以紅軍前敵委員會書記與總政治委員的地位，總攬黨政軍大權。中央蘇區中央局成立，前敵委員會撤銷，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復代為總政治委員。周與國際派對毛久有指責。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擴大會議，商討對抗第四次圍剿戰略。會中批評過去毛澤東的措置不當，採取防禦主義，將紅軍帶至偏僻地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今後必須執行進攻路線，發展蘇區，先發制人，主動出擊。毛譏諷國際派只會背誦馬列教條，不根據實際情況及革命鬥爭經驗來決定政策。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為第三次左傾路線【註：瞿秋白時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為第一次左傾路線，李立三時代（一九二八至一九三○）為第二次左傾路線】，是後每一提及，猶有餘恨。事過四十年，尚斥陳紹禹等借國際力量，在全黨奪權，自己在中央毫無發言權。

　　寧都會議後，江西紅軍為策應鄂、豫、皖紅軍作戰，並與贛東北紅軍聯絡，與政府軍在贛東、贛中連戰四個月，互有勝負。一九三三年一月，蔣委員長親來督師。二月，紅軍繼續攻勢，陳誠指揮的政府軍遇伏受挫，折損約二萬人。三月，又有一個師失利。蔣因熱河不守，日軍南犯長城，離南昌北上，第四次圍剿停止。約在此時，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以環境困難，二為加強對中共蘇區的領導，總書記秦邦憲等前往江西瑞金【註：一九三一年六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由陳紹禹繼任。一九三二年初，陳赴莫斯科，秦邦憲代之】。

　　中共的戰勝，政治的原因不亞於軍事。政府軍經過三次失利，亦有此認識。第四次圍剿之前，蔣已訂定政治重於軍事的策略，尚未實施，中共已行先發。一九三三年四月，蔣復至南昌，準備第五次圍剿，「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推行政略，改進戰略，安撫組織民眾，嚴密對蘇區執行軍事經濟封鎖。軍隊所到之地，立即修築碉堡，開建公路，層層鞏固，節節進逼，步步為營，緊縮包圍，以困長於游擊戰、運動戰的紅軍，使其誘敵深入、集中擊破一方之技無從施展，然後尋其主力所在猛攻。對於蘇區的對外交通，徹底阻斷，使一切物資，不能進入，蘇區特產（如烏砂、樟腦）不能輸出。真正所謂「圍剿」，可說是自此開始。一九三三年底，贛中、贛南一帶構成碉堡二千九百座，碉堡與碉堡之間，組成一條火線。此一政策，實際就嘉慶年間官軍對白蓮教、同治年間曾國藩對捻亂的措施略加變通，不必是出於德國顧問的建議。

　　一九三三年二月，紅軍之所以採進攻政策，固由於過去的一再勝利，自信力倍增，謀突破國軍包圍，尤為重要原因。中共福建省書記羅明，認為敵人勢強，仍主採毛澤東的機動行動，必要時放棄若干城市，誘敵深入，加以殲滅。中共中央指為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發動反羅明路線，亦即反毛澤東路線。擊破第四次圍剿後，中共中央為對抗第五次圍剿，亦即對國軍的決戰，動員一切力量，不惜犧牲，「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以蘇區寸土讓敵人蹂躪。一面堅守陣地，一面分兵出擊，「兩個拳頭打敵人」，實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人李德（Otto Braun）的「全線禦敵」、「短促突擊」，打破敵人的「堡壘主義」【註：李德於一九三二年到上海，一九三三年秋進入江西蘇區。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尚有一九三三年初抵上海之傅利德（Manfred Stern）、艾維特（Arthur Ewert），亦均為德人，另有一俄人，二美人】。九月，國軍攻佔贛南黎川。十月，紅軍反攻，終不能攻下國軍的堡壘，被迫撤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曾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訂立同盟協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第十九路軍允盡力消滅福建與蘇區間的一切障礙勢力，雙方恢復商品貿易，並採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一周後，莫斯科《消息報》指福建政府與真正革命毫無關聯，《真理報》謂福建事變將引起日、英、美在中國的鬥爭。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亦說，事變為國民黨的內爭，無真正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實際行動，仍是不革命的中間派，必然失敗。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朱德要求李濟深、陳銘樞採斷然行動，展開反日、反蔣的群眾鬥爭，與紅軍訂立作戰協定，李、陳無此決心。福建人民政府崩潰的一天，毛、朱尚勸陳、李與紅軍合作到底，然已絕無可能，這應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錯誤。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推秦邦憲、陳紹禹、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為政治局委員，秦續任總書記。二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仍推毛澤東為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則為張聞天，毛的權力益為削減。

　　國軍平定福州事變後，繼續以全力圍剿紅軍。過去福建一路為較弱的一環，現在大為加強。一九三四年三月，陳誠指揮的北路軍十萬人捷於江西南豐，紅軍傷亡數千人。四月，與紅軍主力林彪、彭德懷展開了十天的大規模陣地戰，攻下廣昌，突破中共蘇區的北面門戶，蔣鼎文的東路軍亦自福建西進。毛澤東主張以主力紅軍北進，縱橫馳騁於杭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迫使國軍回援，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和拼命主義。中共中央不予採行，決在廣昌之南構築工事，同時作突圍準備，命贛東北區紅軍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進向閩、浙、贛邊，再入皖、浙、蘇腹地，湘、贛邊區紅軍進向湘東、廣西，分散國軍兵力，並加緊擴軍，至不得已時，實行突圍。

　　一九三四年六月，蘇區僅有九縣。七月，北路國軍續進，紅軍力拒不敵。八月，激戰於廣昌、石城之間，國軍以大砲飛機猛攻猛炸，紅軍由周恩來親行督戰，為第五次圍剿陣地戰的高潮，瑞金的北方屏障驛前為國軍所得。九月，東路國軍攻下瑞金的東方屏障長汀依洋嶺【註：有謂國軍原擬壓迫紅軍東退福建，於瀕海地區加以消滅，以東路軍猛力推進，紅軍不得不鋌而西走。其實西走為紅軍既定的計劃，東退無異絕路】。十月六日，北路國軍左翼攻下石城，右翼逼近興國，紅軍完全陷於包圍，國軍第五次圍剿獲勝，亦為紅軍反包圍的失敗。是役國軍出動五十萬人，飛機二百架，參戰的紅軍十五萬餘人。國軍裝備優良，補給便利，紅軍遠非其比。贛南、閩西的人力物力有限，國軍的堡壘封鎖政策，更使紅軍倍感困難。

　　四、第二支紅軍西走──長征

　　一九三四年七月蕭克、任弼時率湘、贛邊區紅軍第六軍團約六千人，向湖南挺進，謀先合湘、黔間的賀龍，再合四川的張國燾、徐向前，此與一八六四年南京不守後進向江西的太平軍的企圖有相似之處。九月，蕭克、任弼時抵達黔東。十二月，與第二軍團賀龍會合，成立第二方面軍，共約一萬五千人，賀龍任總指揮。留於鄂、豫、皖邊區的紅軍第二十五軍，由徐海東率領亦於十月西去。一九三五年六月，進入陝西，穿過甘肅東部，九月，與陝北紅軍劉志丹會於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軍團，共約七千人，徐海東任總指揮。

　　近四個月以來，江西中共中央積極補充兵力，徵集糧秣、民夫，趕製彈藥、服裝。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自瑞金、雩都西趨，第一、第三軍團（林彪、彭德懷）當前敵，第五軍團（董振堂）為後衛，第八、第九軍團（周昆、羅炳輝）任掩護，各機關人員編為中央縱隊，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均在其內。周恩來、朱德任最高指揮，此又與一八五一年太平軍由廣西金田突圍的情形相似。以項英為中央蘇維埃軍區司令員，陳毅為政治部主任，龔楚為參謀長，統三萬人，分留於贛南、閩南【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國民政府以顧祝同、蔣鼎文分任江西、福建綏靖主任，委派十三個綏靖司令，另有一個綏靖隊司令，由陳誠任總指揮，清剿殘餘紅軍。一九三五年一月，贛東紅軍，即北上抗日先遣隊方志敏在浙、贛之交被消滅。贛南紅軍以國軍不斷攻擊，三月，大都潰散。項英、陳毅匿避大庾山區，閩南紅軍張鼎丞、鄧子恢匿避武夷山區。五月，擬向湘、粵、桂邊區發展的龔楚，自湘南逃亡。中共首要瞿秋白自贛南出走，三月在閩南被捕，六月十八日在汀州處死】。蔣委員長為阻止紅軍突圍，九月初，命西路湘軍、南路粵軍堅密戒備，但此兩方的堡壘未全部構成。十月杪，紅軍突破贛、粵間的第一道封鎖線，渡過贛江，進入湖南。十一月，突破粵、湘間的第二道及粵漢鐵路的第三道封鎖線，進向廣西。蔣先命薛岳率中央軍八個師自江西追剿，再命何鍵率湘軍七個師自湖南追剿。紅軍攜帶大批機器、電台，行動滯緩，軍心驚恐，且行且戰，處於被動。抵達廣西、湖南邊境，遭白崇禧的桂軍五個師與湘軍夾擊，雖衝過第四道防線，損失已經過半。十二月，經湘南入黔東，全部僅存三萬餘人，謀合賀龍不成，決先在貴州建立根據地。黔軍聞風而逃，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搶渡烏江，佔領黔北遵義。此為紅軍長征的第一階段。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紛責中央領導不當，戰略謬誤，周恩來一同附和，決改組中央，張聞天代秦邦憲為總書記，毛澤東補為政治局委員，代周恩來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及朱德任副主席，重整紅軍，拋棄笨重器物，伺機北渡長江，通知川北的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從此毛澤東掌握了中共中央。此為紅軍長征的第二階段。

　　一月至三月，紅軍往返黔北，謀入四川，與川軍相戰不勝，又受追剿軍的威脅，折而南走，經貴陽之東，西趨黔西，行動飄忽，如入無人之境，追剿軍落後。四月下旬，紅軍入雲南，兩路佯作進攻昆明之勢，實為趨向金沙江，另一路則一直抵金沙江（長江上游）右岸。此為長征的第三階段。五月初，紅軍開始北渡。西康劉文輝既未設防，雲南龍雲但望紅軍早日離境，不告以紅軍行動實情，紅軍遂於七日七夜之間，渡過了金沙江，進入西康。參謀長劉伯承為前隊，循七十年前太平軍石達開走過的故道，兼程前進。五月下旬，奪佔大渡河、瀘定橋，北入四川。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的紅四方面軍會師於川邊懋功。此為長征的第四階段。

　　紅四方面軍約四萬人，軍容鼎盛，紅一方面軍九個月來疲於奔命，彈藥缺乏，服裝不整，僅餘一萬人，相形之下，紅四方面軍不免驕矜高傲，張國燾在中共的資歷又高於毛澤東，不滿毛之獨操大權。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撫邊（兩河口）召開軍事會議，毛主張北上寧夏，靠近外蒙古，希望獲得蘇俄的援助。張建議三個方案：一為以川康邊境為根據地，向川、陝、甘邊區發展，以西康為後方。二為進向陝、甘北部，奪取寧夏，與毛的北進計劃相同。三為進向甘肅河西，以新疆為後方，即西進計劃。毛反對一、三兩計劃，其實他們均欲靠近蘇俄。最後決定加派張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一及第四方面軍歸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繼續北進。一方面軍為左路，由彭德懷、林彪率領；四方面軍為右路，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負責抗拒東面國軍，掩護左路軍北上。

　　撫邊會議後，毛澤東、張國燾的隔閡益深，四方面軍對毛亦感不快，甚至認為受到歧視。朱德從旁調解，以張任紅軍總政治委員，與朱指揮全軍。但毛仍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獨斷獨行。七月中旬，中央政治局與軍事委員會在卓克基（撫邊西北）舉行聯席會議，毛批評四方面軍以往犯了錯誤，陳昌浩則提出遵義會議是否合法及中央的領導是否正確問題，主改組中央，由張國燾任總書記。一方面軍斥張國燾為老機會主義者，欲摧毀中央。這時薛岳的進剿軍已入四川南境，來自甘肅的國軍胡宗南已控制北方的松潘，川軍又逐步進逼，因決定先行北進，日後重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卓克基西北）舉行會議，毛澤東、張國燾又起爭執。由於當地糧食不足，不能久留，決定先進向甘肅南部，張國燾、朱德，及徐向前、陳昌浩分統四方面軍為左路、右路，彭德懷、林彪統一方面軍為中路，護衛中央人員，一方面軍的董振堂、羅炳輝殿後。

　　八月二十三日，紅軍三路出動，進入沮洳草地，艱辛萬狀，朱、張的左路軍為大雨所阻。九月初，徐向前、陳昌浩的右路軍擊敗國軍於松潘西北的包座，毛與中路軍彭德懷、林彪乘機挺進，改稱「北上先遣支隊」（一稱甘肅游擊支隊）。此為長征的第五階段。張國燾以為被毛所賣，左路軍傷亡復重，國軍已有準備，繼續北進，可能全軍覆沒，遂命左右兩路軍折而南下，奪佔成都西北地區，朱德同行。張斥毛失掉了革命勇氣，置他軍於不顧，只想逃往蘇俄。毛斥張動搖，反黨反中央，害怕國軍的飛機大炮，只想在川康苟安。九月中間，毛率北上先遣支隊約七千人進至隴南，未遇重大抵抗，再越岷山及隴東六盤山，到達陝北。十月二十二日，與徐海東、劉志丹的紅軍第十五軍團相會。此為長征的第六階段。計自江西突圍以來，為時一年，軍行二萬五千里，九萬之眾僅存三千人，加上陝北紅軍，總數不過一萬人上下。

　　張國燾、朱德沿大金川而南，約於九月中旬，再至卓克基，與徐向前、陳昌浩會議，不承認原有的中央，另立臨時中央，張任總書記，繼續南下。十一月，佔領西康天全、盧山等縣，該地氣候暖和，糧食無虞。十二月，因國軍薛岳部猛攻，飛機轟炸，紅軍損失五千餘人，川軍十餘萬分路合圍，藏人又仇恨漢人，漸感不易立足。一九三六年二月，再為薛岳所敗，被迫西北走，戰死餓死者不少。四月，西南退至瞻化、甘孜一帶，存者約三萬人。

　　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軍第二方面軍因未能與第一方面軍相會，仍留湘黔之交。一九三五年八月，向西轉移，十一月，經黔東、黔西入雲南。一九三六年四月，渡金沙江入西康，六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原有一萬餘人，僅餘三千。

　　五、轉移西北後的紅軍

　　一九三二年以後，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日漸擴大。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勢力益張。原駐河北的東北軍十四個師因日本的壓迫，調赴陝、甘，於學忠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主要任務為防止自四川北來的紅軍，對劉志丹尚不十分重視。劉志丹與徐海東會合後，十月，連破東北軍於延安以南，俘虜五千餘人。毛澤東到後，十一月，再度獲勝，又殲滅東北軍一個師，陝北盡為所有。中共雖失去了長江南北的蘇維埃區，陝北的根據地反趨穩固，中共中央設於安定瓦窯堡【註：總書記仍為張聞天，毛澤東仍為中央革命委員會主席、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秦邦憲代張聞天任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六年六月，瓦窯堡為國軍攻佔，中共中央退保安】。

　　陝北貧寒，南路又被封鎖，紅軍衣食無著。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以「抗日先鋒隊」旗幟，東渡黃河，分趨晉中、晉南，蔓延十餘縣。蔣委員長派兵赴援，晉軍竭力抵抗，紅軍於掠得物資後，五月初復返陝北【註：一九三六年二月劉志丹戰死，所部歸高崗統率】。六月，兩廣亦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中央軍自西北南調，紅軍以與張學良已有諒解，主力轉往寧夏、甘肅。

　　留於西康的張國燾，經共產國際調解，改臨時中央局為中央西南局。以西康糧食缺乏，難以生存，是年七月，與朱德、賀龍、徐向前取道川邊草地，北入甘肅。張國燾仍不忘西進，組織西路軍，徐向前、陳昌浩統二萬人當前路，張自統一萬餘人繼進。十月，徐、陳由寧夏趨河西，張被阻於黃河以東，不得已東去陝北【註：張國燾到後，受到毛澤東的鬥爭，極不得意】。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陳昌浩屢為回軍騎兵所敗，一九三七年一月，高台（甘肅東南）之役，傷亡尤重。三月，再敗於肅州，殘部七百餘人，西走新疆【註：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戰死高台。徐向前、陳昌浩及李先念在肅州敗後，共產國際派人迎至迪化，再轉陝北】。

第四節　日本進圖華北

　　一、緩和中日關係的嘗試

　　對日本來說，塘沽協定不過是割裂華北的初步，尚未能使其與中國完全脫離。對中國來說，總算暫時滯延了日本的侵略，得以繼續進行安內工作，並力圖爭取外援。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間，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僕僕風塵，歷訪美、英、法、義、德及國際聯盟，出席世界經濟會議，顯著的收穫為中美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的成立。英國允以庚子賠款四百七十萬鎊用於完成粵漢鐵路，義、德與中國的關係，漸臻密切，國際聯盟設置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派專人駐紮中國。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本一再指摘國際聯盟對華合作及中美棉麥借款，助長歐、美派宋子文之以夷制夷主義，勢將釀成類似瀋陽或上海事變。列強對華援助為破壞東亞和平，如不改變態度，日本將講求適當的應付手段。

　　國民政府為緩和對日關係，七月二十八日，蔣中正、汪兆銘聯名宣布，將以全力謀國內和平，國際安定，消除「匪」（共）患，充實國力，不簽訂割讓或承認條約，需求國際同情與協助，但不縱橫捭闔。八月，汪自兼外交部長，以熟悉日情的唐有壬為次長。日本外務省發表談話，中國如誠意容納日本主張，確謀與日本親善，日本可考慮一切。此時日本所要求的為華北與東北通車（北寧鐵路）、通商、通郵、通航（航空聯絡），長城各口由日本警備，造成中國承認滿洲國、以長城為界的事實。九月初，蔣、汪再度決定，絕不承認滿洲國割據東北四省，其他次要問題，仍可與日本周旋，並避免刺激日方的行為言論。終以對長城各口日軍無可如何，十一月，予以承認。但日本定欲置中國與滿洲國於其領導之下，使華北脫離南京。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美國蘇俄復交，一九三四年一月，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為文論遠東情勢，謂美俄諒解為對日本警告，遠東文明前途大半視中國在本世紀之行動如何。二月，莫斯科發表遠東特別紅軍總司令白魯杰演說詞，謂遠東如有軍事衝突，紅軍必予以重大打擊。同月，英俄商約簽字。三月，中國軍官考察團到莫斯科，中俄大有軍事合作可能。德國前國防部長薩克德（H. von Seeckt）於是年來華，任軍事顧問團長【註：關於德國顧問團事，見第十七章第五節】，義大利海空軍顧問亦先後而至。於是有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Amau Eiji）的聲明，謂日本對中國關係特殊，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乃日本的使命，中國如利用他國勢力以排斥日本之任何企圖與行動，均必加以排擊。各國如對中國採共同行動，縱令為財政或技術援助，日本亦表示反對。最近對中國售賣飛機，建築機場，教練飛行技術，派遣軍事顧問，供給政治借款，日本定必反對。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復稱，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訂立任何契約，須先與日本相商，中國購買飛機必須制止。

　　天羽聲明為對中國的警告，亦為對列強的警告，率直的揭示獨佔中國的野心。中國的公開反應為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不承認某一國家在任何地方獨負維持和平責任。中國有提倡國際合作的義務，無中傷他國及擾亂東亞和平意念。他國對中國苟無野心，對於中國與他國合作、力謀建設及安全之政策，不必過慮。中日間之真正永久和平，須建立於善意與互相諒解之基礎上，並應糾正現有之不平事態。數日後，二次聲明，中國主權與獨立國格，不容任何國家稍予損害，中國與他國關係，不容任何國家稍予干涉。對內努力肅清「匪患」及生產建設，對外致力於國際安全保障，維護國聯盟約、九國公約。

　　英、美、法、德、義、俄輿論對日本紛紛譴責，英國正式照會，聲明維護九國公約，不容任何國家破壞，美國亦稱中美關係有條約規定，非經合法手續不得修正或廢止。任何一國未經關係國同意，不得一意獨斷而涉及他國的正當權利義務，盼日本尊重美國權益。

　　蔣中正對天羽聲明的反應，為當時未曾發表的兩篇演講，一為四月二十三日在江西撫州對前線將士的講演，十年後必將日本逐出東北，收復台灣、朝鮮；一為七月二十四日，對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演，必須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但根本方針則為先求國內和平、安定、統一、集中。不久江西軍事告一段落，紅軍雖仍待肅清，但政府處境已大改善。十一月二十七日，蔣對日本記者談話，主中日以道德、信義為基礎，解決糾紛。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汪兆銘在國府紀念週演說，希望日本打開僵局。二十二日，日外相廣田對國會演說，中日懸案（通車、通郵）已漸解決【註：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北平、瀋陽通車，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關內外通郵】，仍期中國覺悟，共同促進此種傾向。二十九日，蔣接見日本武官鈴木美通，三十日，接見有吉明，二月一日，發表談話，中日須開誠相見，中國應改正反日情緒，日本應改正對華優越態度。同日發表《敵乎？友乎？》盼中、日從大處著想，相互提攜。中國應盡力消滅戰機，不應聽僵局延長，日本要認清事實，知道控制或消滅中國皆不可能。以往中國誤於虛驕，今後不計較一時榮辱，只要日本歸還東北四省，謀過去懸案的互利解決，彼此可直接談判。如中、日鬥爭，結果必將同歸於盡。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明令敦睦中日邦交。次日，蔣告日本記者，要打破中日難局，首須恢復兩國正常關係。黃郛亦告土肥原，在滿洲國問題未解決前，日本應表示不再侵害中國領土及主權。二月二十日，汪兆銘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願以誠意及和平方法，循正當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同一天，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開始與廣田及其他日本軍政要員會談，建議促進中日經濟提攜與互相融和。蔣再與汪兆銘通令，嚴禁反日。三月一日，廣田在國會宣布，將一反以前地方當局交涉的政策，而與中央政府談判。五日，國民政府重下保護人民自由人權令，也就是不准抵制日貨，日方表示滿意。五月七日，中日公使升格為大使，此為中日嘗試和解的具體表現，亦為唯一成就。

　　二、加緊分割華北──河北、察哈爾事件

　　滿洲國出現後五個月，一九三二年八月，日本政府制訂的今後對華政策，為鼓吹分治，使各省反蔣、親日。攻奪熱河後一個月，一九三三年四月，又決定將中國與滿洲國並列，同歸日本領導，使華北成為日、俄作戰時的緩衝區。塘沽協定所劃的非武裝地帶，為此一計劃實行的開始，是後圖謀愈急，期消滅中國政府在華北權力。十月，華北部分將領，因日人構煽，倡議聯省自保，黃郛詳切懇勸，曉以對日、對共難題，事乃解息。十二月，日本內閣再議定對華分治方法，務令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脫離國民政府。一年多來，黃郛以內外煎迫，心力交瘁，日本的侵凌迄無止境，久欲引退。一九三五年一月，關東軍又向察哈爾尋釁，黃感難再為力，南去不返，駐平政務委員會名存實亡，日本認為消滅南京在華北權力的時機已至，於是有所謂河北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北平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藉口最近天津日租界兩報社長被人暗殺，與中國官廳有關【註：兩報社長為《振報》的白逾恆，《國權報》的胡恩溥，均親日而反國民黨，於五月三日被暗殺】，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抗議，並發表談話，說是此係蔣對日二重外交的鐵證。二十一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嗾使日軍滋鬧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黨部，指省政府主席於學忠、市長張廷諤為暗殺主使人。二十九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高橋面見何應欽，謂兩報社長之被暗殺、河北遵化縣長之庇護熱河義勇軍，皆為對日、滿的挑戰騷亂行為，破壞塘沽協定。又說蔣對日佯示親善、暗中準備抗日的政策，必須改變，要求罷免於學忠、張廷諤，撤退北平憲兵團、河北省黨部、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藍衣社【註※】，及河北境內的中央軍，否則即出以斷然處置。

　　※註：一九三二年初，部分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三民主義力行社」，擁蔣反共反日，賀衷寒、桂永清、鄧文儀、曾擴情、戴笠及非黃埔軍校出身的劉健群為中堅，人稱藍衣社。旋於力行社之下，成立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及軍事情報處。軍事情報處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主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另有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任務與「軍統」同，陳立夫、徐恩曾主之。一九三四年，力行社擴大為復興社。

　　截至六月十日，中國一一接受，於學忠部（東北軍）一併調離河北，由何應欽口頭答覆，即所謂「何梅協定」。高橋迫令書面承諾，南京不許，何離北平南下，終於七月八日照辦，從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繼駐平政務委員會之後，同歸終了，國民政府失去了對河北省的統馭力。繼之而來的是察哈爾事件。

　　塘沽協定簽訂後，關東軍決進圖察哈爾，錫林果勒盟副盟長德王（德穆楚克棟普）暗與相通。一九三三年八月，蒙軍自熱河佔領多倫，設察東特別自治區。一九三四年二月，國民政府置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於綏遠百靈廟，以德王任秘書長。一九三五年一月，關東軍指察東某地屬於熱河，強察省主席宋哲元撤回駐軍。六月，又藉口日本特務人員在張北受阻，提出抗議。南京將宋哲元免職，關東軍續向代理察省主席秦德純壓迫。六月二十七日，秦德純接受了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條件，撤退張家口駐軍及國民黨黨部，解散排日機關，協助日人在內蒙活動，允許不向察省移民。是為「秦土協定」。十二月，蒙軍進入察東六縣，察哈爾大半淪陷。德王氣焰益張，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成立內蒙軍政府於察哈爾嘉卜寺，自稱總裁。

　　三、加緊分割華北──廣田三原則、河北自治運動

　　何應欽離北平後，華北群龍無首，惶惶不安。「秦土協定」簽字的第二天，漢奸白堅武糾合中日匪徒三百餘人，奪據北平附近豐台的鐵甲車，欲一舉佔有北平，組織所謂「華北國」，被駐軍擊潰。

　　國民政府仍不放棄改進中日關係的嘗試，命駐日大使蔣作賓依下列原則與日本談判：一、中國對東北問題暫置不問；二、兩國關係應立於平等基礎之上，以互惠原則，促進經濟提攜；三、在經濟提攜基礎上，締結軍事協定。這可說是重大讓步。廣田與軍部所定的新政策為：一、中國須先徹底取締排日，拋棄依賴歐、美政策，採親日政策；二、中國對滿洲國暫作事實的默認；三、為排除未來自外蒙的赤化威脅，中國應在與外蒙接壤地帶，依日方希望，作各種協力設施。俟中國對以上三點誠意實行時，再與中國建立親善提攜關係。此即所謂「廣田三原則」，簡單地說，不外中日親善、尊重滿洲國的存在、共同防共。

　　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作賓與廣田開始會談，希望取消日本在華一切特權，兩國維持真正友誼，廢除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及關於華北的一切約定，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狀態，中國願設法停止排日，不談滿洲問題，凡對中日有利之事固當為之，對日本有利而對中國無利之事亦可商量。十月，廣田要求同意三原則，蔣作賓答以中國處理與其他國關係事件時，斷不使中、日關係受到不良影響，尤無排除或妨害日本之意，日本亦須如此。中國對於滿洲現狀，決不用和平以外的方法引起變端，且特設法保持關內外人民的經濟聯絡。在不妨害中國主權獨立原則下，中國擬與日本協議防範中國北邊之有效方法，廣田指為空洞。

　　日本軍人始終不放鬆分割華北活動。宋哲元為華北非中央系統之有力將領，早已聘有日本顧問。「秦土協定」後，宋軍撤離察哈爾東北境，移駐張家口以南，繼調防北平。八月，國民政府正式裁撤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宋為平津衛戌司令【註：曾任馮玉祥顧問的日人松室孝良，此時正在華北活動。宋被免去察哈爾省主席後，難免不平，松室可能乘機而入。其後松室之任天津特務機關長，即為便於與宋勾結】，同時日本武官分向山西閻錫山及河北、山東、綏遠省主席商震、韓復榘、傅作義誘煽。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多田駿公然發出文書，聲言與國民黨現當局決不兩立【註：文中有「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服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語】，盼華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日本內閣正式通過陸軍大臣的鼓勵華北自治案。十月，冀東停戰區香河縣「國民自救會」出現，號召「反蔣倒黨」（國民黨）。天津請願團召開市民大會。十一月初，土肥原、多田分促宋哲元、韓復榘組織自治政府，宋、韓請中央開放政權，亦即准許自治。十一月十一日，土肥原限宋於十天之內表示態度，否則日軍即攻取河北、山東。十七日盛傳宋將宣布自治。

　　蔣中正對於廣田與軍方之相互為用，十分明瞭。時四川剿共已近尾聲，中央政府在西南三省的權威已經樹立，決定對日強硬，準備一戰，使其知難而退。十月初，分於豫、魯、蘇之交及南京、上海之間，集結重兵，並親赴太原、泰山邀閻錫山、馮玉祥入京，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與全國代表大會，復派考試院長戴傳賢赴粵與陳濟棠、李宗仁商談團結，陳、李推過去反蔣最力的鄒魯偕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北來。十一月八日，蔣命參謀本部次長熊斌飛北平，向宋哲元傳達中央計劃，戒以勿自作主張。日本有所忌憚，決定不在此時迫令華北自治。十一月十九日，蔣對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講述外交方針，「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換言之，中國願對日本和平，惟不再退讓，和或戰任日本自擇。

　　日本大使有吉明請蔣對華北自治運動勿用武力壓制，否則關東軍不能默視。對於中央軍之集結河南、山東，應予注意，並詢對於廣田三原則看法。蔣謂凡違反中國完全主權、妨害中國統一的制度，絕不容忍。華北無人希望自治或獨立，絕不至發生事故。縱或人心有所動搖，地方軍人必能服從命令，施以鎮壓，無庸中央用兵。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將予撤銷，另派大員坐鎮，與日方就地商討。至於廣田三原則，他全然同意。盼及早商討具體實施辦法。但廣田三原則與華北問題關係密切，如華北發生事故，三原則之一二兩項，皆無由商談及實行。日人策動的華北自治，實與三原則相矛盾。

　　日本並無定要用兵的決心，蔣的表示雖然十分堅定，亦留有餘地。於是東京改變策略，命土肥原、有吉明先促成河北、察哈爾兩省的輕度自治，再依廣田三原則談判。土肥原一面催宋哲元與商震宣布自治，一面命薊州密雲區兼灤州榆關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平以東的通州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尋改稱自治政府），轄二十五縣。這是日本在華北製造的一個小型傀儡政權。同日，天津奸徒要求河北保境自治。北平、天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蔣夢麟、胡適等宣言反對一切脫離中央自治機構的舉動。

　　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府宣布對華北的新措置，裁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拿辦殷汝耕，但未獲日方諒解。次日，日軍佔領豐台，扣留車輛，土肥原迫宋哲元於本月內表示態度。宋請辭新職，並向蔣說明形勢，謂有主自決、有主自治，請因時利導。蔣不顧日方反對，命何應欽北上。天津《大公報》忠告宋哲元勿自肇分裂，勿諉責民意，捏造自治，希望他與何應欽為和平折衝，保國家最後立場，盡睦鄰最大努力。十二月五日，何與宋的代表蕭振瀛、秦德純商定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

　　十餘日前英、美已在交換關於華北問題意見，十二月五日，英外相賀爾（Hoare）在國會演說，謂日本使用力量支配中國內政發展及行政系統，英國將認為不幸。美國務卿赫爾（Hull）的聲明，使日本更不得不重視。聲明說：華北現正發生非常重要並有遠大影響的政治紛爭。此事不僅關係中國人民，且關係全世界。美國正在密切注意此一反常發展，深望各國政府與人民信守諾言，尊重條約規定。東京感於英、美壓力加重，中國態度堅決，乃接受冀察政務委員會方案，先實現河北、察哈爾兩省輕度自治。委員人選，由中日雙方擬定，以宋哲元為委員長【註：委員十六人，包括宋哲元系、東北系、舊皖系、舊直系人物及平津士紳，大都為與日本接近的軍人、官僚政客，宋與蕭振瀛、秦德純為核心，蕭兼天津市長，秦兼北平市長，宋部師長張自忠任察哈爾省府主席】，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何應欽返回南京。中國認冀察政務委員會係中央設置的地方機構，日本視之為華北自治行政機構。至於殷汝耕的通州政權，照舊存在。

　　四、南京北平談判

　　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同時，蔣委員長自兼行政院長，以張群為外交部長，蔣作賓、吳鼎昌、張嘉璈分任內政、實業、鐵道部長，何應欽仍任軍政部長，均為了解日情的所謂和平派。張群發表外交方針，以不侵害主權為限度，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中日政治協調、經濟合作，以合法途徑解決不平等條約。廣田認為情況已漸好轉，中國已了解三原則大綱，今後願交涉細目。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少壯軍人暴動，戕殺藏相高橋是清等，襲擊首相岡田啟介官邸，軍部控制了中央政權。三月，廣田繼任首相，等於傀儡。新任日本駐華大使有田八郎與張群會談四次，要求以廣田三原則為調整中日關係基礎，張群主先談東北問題。未幾有田回國，擔任外相，與關東軍商定，將來外交，除南京外，更以北平、廣州為對象，助其發展，而以共同防共為中心，並確立中國與滿洲國的正常關係。

　　一九三六年初，陝北紅軍東入山西，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多田駿與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屢與宋哲元談及防共之事，松室在北平設立駐屯軍司令部部附辦公處，任務是從速使華北局勢明朗化。五月，日本開始增兵，有逼走宋哲元代之以親日派，使華北成南京、廣州以外的第三勢力之說。廣東藉口抗日，出兵湖南。

　　七月，蔣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明對日外交的最低限度為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九月，日本大使川越茂與張群舉行過三次談判，除了共同防共、華北五省自治，國民政府尚須盡量聘用日本顧問，在中國全境實行經濟提攜，減低關稅，徹底取締排日，其嚴重性超過以往的二十一條及中日軍事協定。張群拒談防共問題，要求廢除塘沽協定及上海協定，中國有權在察哈爾、綏遠剿匪，取消冀東自治政府，取締華北走私，華北日軍及日本飛機不得任意行動。時兩廣問題已了，九月二十五日，蔣通知何應欽等，謂日本決心與中國一戰，應速籌具體方案。廣田命川越與蔣直接交涉，試探蔣的真意所在。十月八日，蔣告川越，一切問題須以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為原則，從容協商。張群、川越又續談三次，癥結所在仍為防共與華北特殊化二事。蔣發表談話，謂恢復河北行政完整，取締察哈爾北部匪軍為必要限度，至於中國剿共方針，決定貫徹。是後張群、川越續行談判，僵持如故。

　　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來，日本對宋哲元步步進迫，增兵之外，浪人走私猖獗，飛機任意飛行。宋部將領無可再忍，準備強硬對付，宋亦表示主權必須保全，北平學生向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請願，勿離開北平。七月，大沽口日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東京聲言，中國如忽視日本的特殊地位，對華北將益嚴厲。接著日本在北平、天津附近連續演習。九月二十三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發出最後通牒，華北自治外，並要求中日經濟提攜，南京堅持不可。十月至十一月，日軍又大舉演習，甚至穿過北平市區，各大學學生停課，以示哀悼，宋哲元亦命第二十九軍演習，學生贈送大批慰勞品。宋公開聲明，決不甘為亡國奴，中日經濟合作須以平等互惠為原則。

　　德王自組織內蒙古軍政府後，蒙軍一再侵略綏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得關東軍支持，復行來犯。中國宣稱決不稍予姑息，必盡力剿滅。十一月二十六日，綏遠省府主席傅作義部克復蒙軍盤踞的百靈廟，這是五年來中國的首次攻勢。關東軍聲言蒙軍進攻綏遠，在防共自衛，萬一累及滿洲國，或發生中國全土瀕於赤化之危殆事態，關東軍即採取適當處置。中國再度聲明，蒙偽匪軍犯綏，不問背景作用若何，決予痛剿，中國領土主權不容第三者以任何口實加以侵犯或干涉。蔣委員長間接表示，如匪軍繼續侵擾，中國定以全力出擊，不惜任何犧牲，不受任何方面威脅。率軍赴援的軍政部次長陳誠稱：「人所待我者為不戰而屈，今後我決戰而不屈。」日本外務省聲明如在華日人生命財產受危害之時，將採必要措置。中國外交部亦發表談話，任何外國在中國領土內採取非法行動，斷不容許，必設法排除。

第五節　聯合抗日運動

　　一、抗日與反國民黨

　　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於國民黨者頗高。北伐後國民黨內訌不休，戰亂不絕，喪失了一往淬厲奮揚的精神，虛驕自大，儼然成為統治的特權階級，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識分子為最。一九三○年起，「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藝作家聯盟」、「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社會科學家聯盟」、「反帝大同盟」，各種左傾團體相繼出現，青年學生是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雖不必盡皆贊同共產主義，但均不滿意國民黨。信仰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亦反對一黨專政，對國民黨時加批評。國民黨採高壓政策，因共產黨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註：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左翼文藝作家二十四人處死，魯迅匿避】。

　　瀋陽事變發生，舉國憤慨，紛責政府之不抵抗，上海舉行抗日救國市民大會，請政府限日兵撤退，南京學生毆打外交部長，上海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絕交宣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上海、北平學生一萬人包圍國民政府。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示威團，高呼「全國被壓迫民眾聯合起來」，「打倒賣國政府」，佔據火車站，堅持進京。十二月九日，上海學生搗毀國民黨市黨部，圍困市政府，杭州、武漢等地，有相同舉動。十九日，宋慶齡宣言，謂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的地位，惟有為民眾而奮鬥的革命勢力，可以剷除帝國主義。國民黨內之反南京政府者，從中鼓煽。十二月十一日，麇集南京的學生總示威，有「打倒國民黨」，「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農工兵聯合起來」口號。十二月十五日，再鬧外交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素受崇敬的蔡元培遭到毆辱。同一天，蔣中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十七日，學生搗毀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西安、太原國民黨省黨部亦被搗毀，此為九一八後，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一階段。

　　這時學生尚乏嚴密組織，在政府壓制之下，漸歸消沉。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北平學生竟有「愛國有心，救亡無術」之語，藉故逃課、罷考，但是其他方面的活動則轉趨積極。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左派「著作者抗日會」要求全國抗日。四月，西安學生組織抗日會，再搗毀國民黨部。五月，上海救國團體代表毆傷與日本談判停戰的代表郭泰祺，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六月，上海「救國團體聯合會」抗議政府封鎖言論。十二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四月，馬良（相伯）、章炳麟等為熱河棄守，痛詆政府。九月，國際反帝非戰大會組織「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宋慶齡、馬良等發表對日作戰宣言及基本綱領，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全體人民總動員，由農工兵學商代表組織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等三十餘團體成立。於是學生運動再起，直接的刺激為日本加緊侵略華北。

　　一九三五年，學生對河北、察哈爾事件無何表示，繼起的華北「自治運動」激起了洶湧怒潮，十一月一日，北平十個學校學生自治會向國民黨致送請願書，猛烈攻擊近年政府迫害青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學生聯合會恢復。十二月三日，因「冀東自治防共委員會」出現，學生決定遊行，美國記者斯諾（E. Snow）夫婦曾預聞其事。十二月九日，學生一千餘人，出動示威，反對自治運動，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與軍警衝突，數人被捕，是為「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六日，復因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設置，學生指為變相的自治，二次遊行，參加者近一萬人，三百七十餘人被毆傷，十四人被捕，風潮延及廣州、上海、濟南、武漢、長沙、西安、天津、杭州、南京、開封，又有強行進京請願之舉，京、滬、漢戒嚴。中共一再宣稱支持，鼓勵農工學兵共組國防政府。一九三六年一月，蔣中正約各地中等學校以上校長及大學生代表談話，謂決不簽訂任何有損領土主權條約，如至最後關頭，不惜一戰。北平、天津左派學生仍然不滿，教育部宣稱必要時將採取斷然處置。三月，北平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數十人被捕，四月，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解散。五月，平、津、滬學生為反對日本出兵華北及日人走私，罷課遊行。這是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二階段。

　　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共雖一再宣布反對日本侵略，仍不放棄推翻國民政府的立場，否認與之共同抗日，並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戰敗西走，政府軍行將以全力圍剿（第四次）江西紅一方面軍，日軍奪佔山海關，準備進犯熱河之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利用中國危機加劇、民族意識高漲之際，與任何中國武裝部隊及團體，結為共同抗日聯盟。於是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宣言，主張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障群眾民主權利，保衛中國，爭取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鬥爭，願以停止內戰、武裝人民、實行抗日為條件，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此一宣言，可說是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亦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開始，但國民黨並不包括在內，仍認為「抗日必先反蔣」，主要目的在分化政府軍，削弱其對紅軍的壓力。不久馮玉祥的察哈爾民族抗日同盟軍及李濟深、陳銘樞的福建人民政府相繼而來。但未能撼動政府軍對蘇區的圍剿。

　　福建人民政府瓦解後，第五次圍剿劇烈展開，紅軍處境至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攻告全國民眾書》，號召民族革命戰爭，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共同聯合，對日絕交作戰，停止進攻蘇區，反對國民黨的投降出賣政策，反對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此應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擴大，縱令政治意見不同，亦願與聯合。國民黨亦在其內，所反對的為國民黨的對日政策，所希望的是停止進攻蘇區。首起響應的為宋慶齡等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繼之為「各界救國會」。

　　六個月後，紅軍自江西向西南轉移，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間，被困於川邊，大有不易生存之勢。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通過《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案》，指明中國必須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與反法西斯的鬥爭相連結，吸收抗日的民族力量，擴大民族解放鬥爭的戰線。八月一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及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實際是向國民黨呼籲，即《八一宣言》。略云：「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或利害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該真誠覺悟，首先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攜手共同救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再）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以便具體討論關於抗日救國各種問題。……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中對於國民黨及蔣雖仍然詆毀，只是表面文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陳紹禹再闡明統一戰線的意義，指摘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派林育英（張浩）前往陝北宣達。中共的國際派自然是奉命唯謹，當權的毛澤東似尚疑慮，一面命潘漢年赴莫斯科請示，一面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出與《八一宣言》內容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林育英到後，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安定瓦窯堡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一為發動一切革命力量，反日、反蔣，二為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只要是反日、反蔣，都應聯合成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為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紅軍、白軍聯合起來」；四為使工、農、兵、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革命同盟者，相信中共為全人民利益代表者。二十七日，毛澤東再論對日策略，說明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及人民共和國的必要。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將反革命的隊伍拉入革命的隊伍。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通電（東征宣言），要求先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內戰，對日絕交宣戰，成立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電文內但言抗日，不再提反蔣。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直接要求國民黨共赴國難，創立抗日人民陣線。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通電（回師宣言），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希望南京政府誠意幡然改悔，先在陝、甘、晉停戰，互派代表磋商具體辦法。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雖由中共領導，尚看不出與統一戰線的顯明關係，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則已提出建立抗敵統一政權主張。七月十三日，向國民黨請願，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停止內戰。八月十日，毛澤東函請救國聯合會領袖，斡旋各黨派進行合作談判。二十五日，中共正式致書國民黨，稱國民黨為「貴黨」，蔣為「委員長」，說是他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的外交報告與解釋，非常需要，有了若干進步，中共誠懇歡迎。願贊助建立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擁護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及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國民黨與中共重新合作。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致書蔡元培，請勸南京當局停止內戰，並致候宋慶齡、汪兆銘、胡適等。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聯名函蔣，勸當機立斷，接納他們的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三、蔣的統一成就

　　九一八事變後，蔣的安內政策，在先求國民黨自身的一致。他之辭職，主要原因為促成廣州、南京的團結。一九三一年二月，所擬訂的對日作戰全盤計劃，特別重視大後方的經營。鄂、豫、皖剿共軍事結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隊胡宗南師移駐甘肅，趕築公路，準備於開戰時將中央政府遷往西北。第五次圍剿勝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飭行政，推進建設，旋去成都，設行營於重慶，督導西南軍政，中央的權力遂及於西南三省。此為近二十年來未有之事，改定四川為將來抗日根據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復蒞成都、昆明、貴陽，設中央軍官學校成都分校，認為四川為天然的根據地。

　　對於兩粵當局，蔣繼續勸導合作，懇請胡漢民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胡漢民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中正任兩會副主席。表面上看來，國民黨三巨頭似已團結。汪因遇刺受傷【註：汪兆銘於十一月一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開幕之日遇刺，不久出國】，胡雖允入京，惟遲遲其行，中央仍由蔣一人主持。

　　兩廣軍事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成見終未冰釋，日人從而撥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漢民病故，廣州情況突生變化，陳濟棠等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蔣一面曉以圖存救亡，必須以整個國力，一致步驟，切不可輕啟內爭，一面迅調大軍入湘警備，先據衡州，粵桂軍後撤。蔣再聲明貫徹和平統一政策，願開誠商洽。陳濟棠此舉極不得人心，廣東國民黨元老反對，高級將領余漢謀、李漢魂擁護中央，七月，陳被迫出走【註：陳濟棠素來迷信，寓樓設有神龕，遇大事決之於神。乃兄陳維周通星相堪輿之術，是年三月，曾去奉化覘窺蔣母之墓，謂風水不佳，又於南京見蔣，認為今年內蔣將有大難，機不可失。陳濟棠遂決心舉兵。余漢謀為粵軍軍第一軍長，李漢魂為第二軍副軍長。廣東空軍之歸附中央，對陳尤為一大打擊，此之謂「機不可失」】。

　　粵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尋又予調職，李、白抗命不受。蔣親來廣州，陳師廣西邊境，派陳誠向李、白說明抗日決心與計劃，允其仍留廣西。九月，和平了結，充分表現了相忍為國的精神。

　　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的一部分為紅軍所據【註：半自主的十四省為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廣東，部分為共軍所有的七省為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陝西】。紅軍西走後，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穫。至是除河北、察哈爾的一部分為日本控制，新疆為蘇俄控制，陝北及隴東的一小部分屬於中共外，其餘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四、國防建設的推進

　　北伐後的六年，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雖多為人所詬病，但並非無心於國家建設。一九三四年，長江下游剿共之戰告一段落，更是悉力以赴，在軍事、財政、經濟、交通、教育、學術方面各有相當成就。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不再用蘇俄顧問，轉向德國物色。前任德國參謀總長魯登道夫的舊部鮑樺爾（Max Bauer）上校應邀到華，一九二八年被聘為顧問團長，顧問四十餘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中央對桂軍之戰。鮑樺爾不久病卒，由佛采爾（Gearg Wetzell）將軍繼之，曾參預中央對閻錫山、馮玉祥之戰，此後顧問團工作益為展開。一九三三年一月，前任德國國防部長薩克德應聘前來，停留兩月，勸蔣建立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先設一訓練團，調訓全國軍官，並建立兵工業【註：關於德國顧問的接洽，曾留學德國的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為一主要人物】。是年廬山訓練團開辦，受訓軍官先後七千五百人，顧問增至一百餘名，剿共戰略戰術大為改進。一九三四年三月，薩克德再度前來，正式任顧問團長，半年後返國，繼任的顧問團長先為法勃爾（Fabul），後為福根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福根豪森在職四年，有一個整備中國國防的五年計劃，統一陸軍編制，施行精兵主義，加強空軍，海軍暫為從緩，修築長江以南鐵路，聯通南京與西南各省，興建沿江沿海要塞。一九三五年三月，設陸軍整理處於武昌，陳誠任處長，每年調整二十個師，三年內調整六十個師，並定於一九三八年完成各特種部隊、機械化部隊。兵器製造同在改良擴充中，如步槍、機關槍、迫擊砲、炸彈。國防工事，分別在華北、華東、華南構築，尤著重於南京附近及蘇州、無錫、江陰等地。

　　空軍創始於一九二八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附設的航空隊。一九三一年成立航空學校。一九三三年置航空委員會總司其事，積極發展，以義大利人為顧問，派遣學生分赴義大利及美國受訓。一九三四年，開辦飛機製造廠，一九三六年，設空軍機械學校。至一九三七年，空軍共有飛機六百餘架，大都購自義大利與美國，全國分為六個軍區。

　　一九二八年七月，全國財政委員會劃定關稅、統稅（棉花稅、麵粉稅、捲菸稅等）、菸酒稅、印花稅歸中央，田賦、營業稅、執照稅歸各省，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實行廢除釐金，提高海關稅則。海關稅款原存外國銀行，一九三二年起，集中於中央銀行。海關行政人員改用華人，鹽務人員中洋員亦逐漸裁減。中央每年總收入，由一九二九年的三億三千餘萬銀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億七千餘萬銀元。不過收支仍不能平衡。一九二九年的赤字約為一億元，一九三七年約為三億八千（萬）元，全賴公債、庫券、貸款、透支抵補。軍費係大宗支出，常在總收入的半數或半數以上。

　　公私銀行多自發通貨，外匯常為外國銀行壟斷，銀兩與銀元照舊並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實行廢兩改元，所有交易改用新鑄造的銀元計算，半年之內，完成了幣制統一。復以美國收購白銀，國際白銀漲價，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銀行因人民紛以鈔票兌現，大感困窘，物價為之跌落。工業與對外貿易遭到嚴重困難。政府採英國財政家李滋羅斯（Leith-Ross）的建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實行改革幣制，變銀本位為匯兌本位，與英鎊、美金聯繫，禁止銀元流通，統一通貨發行，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鈔票為「法幣」，其他銀行不得發行【註：一九三三年，農民銀行成立後，發行的鈔票，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亦被認為法幣。農民銀行與中央、中國、交通銀行合稱為四行】，由三銀行無限制的售賣外匯。法幣一元折合英鎊一先令二又十分之三便士，或美金二角九分五釐，打破了外國銀行的獨佔外匯。中央銀行作為準備銀元，商股多於官股。此一措施頗獲人民的擁護及英國支持，日本雖多方破壞，仍得順利施行，政府約握有八億銀元。

　　一九二九年政府制訂經濟建設方案，側重工業，自一九三二年始積極施行。原則上重工業、基本化學工業、基礎礦業歸中央政府舉辦，若干部門歸地方政府與人民合營，輕工業由人民經營，政府予以扶植獎勵。此後對外貿易，入超漸減。一九三六年，棉紗進口下降至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八，棉布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麵粉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五。此與外商在華設廠的產量增加固然有關，華商工廠的產量增加亦為因素。同年鋼鐵機器進口各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方面證明中國的重工業仍然落後，另一方面又證明中國工業之在發展，需要的鋼鐵機器加多。使用機器開採的煤炭產量，一九三六年較一九三三年升高百分之十。同年份鐵礦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二，機器冶煉的生鐵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

　　農業的改進，亦以一九三三年以後為積極。政府特設農村復興委員會及中央農業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一九三四年制訂合作社法，推行農民貸款貯蓄，發展生產。一九三三年，全國有農村合作社約五千三百餘。農本局成立於一九三六年，以便利農業資金流通，調劑農業生產，促進運銷。數年之間，農產增加，小麥棉花差可自給自足，進口稻米為之銳減。一九三七年，小麥進口下降至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六強，同年份棉花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三，稻米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一。有心之士，努力於改良鄉村運動，期解除農民痛苦，以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平民教育運動為最早，次為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鄉自治建設運動，彭錫田等領導的河南鎮平、內鄉自治、自衛運動，教會中人亦曾致力於類似工作，成了一種相當廣泛的運動。

　　一九三一年前，中國鐵路共長約一萬三千公里，百分之九十二為外人經營，中國自造的僅一千公里左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除了日本佔領的東北外，新建鐵路的三千三百公里，均為中國所有。連接滬杭線與粵漢線的浙贛鐵路完成於一九三六年，為江南的東西陸上運輸幹線，自南京經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可直達廣州，並計劃再自湖南分向西南展至貴州、廣西。同年，縱貫南北的粵漢鐵路（湖南株州至廣東韶關段）全部通車。橫貫東西的隴海鐵路向西越過潼關、西安，一九三七年通至陝西寶雞。此外尚有山西境內的同蒲（大同至蒲州）鐵路，皖北的淮南鐵路，蘇皖間的江南鐵路。公路進度更速，一九三七年，完成十一萬公里，大都在黃河以南，西南自南京至雲南，西北自漢口至新疆，汽車均可直達。中國自製輪船的噸位，一九二八年為二十九萬噸，一九三五年增至六十七萬噸。民用航空業務，首為一九三○年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次為一九三一年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再次為一九三三年的西南航空公司，航線遍及上海、南京、漢口、廣州、西安、蘭州、重慶、成都、福州及雲南、新疆。

　　一九二八年後，小學、中學學生人數均有增加，學齡兒童入小學者，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十七，一九三六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三，中學生增百分之六十，師資均符合規定。除邊遠地區外，各省均有公立私立或教會辦理的大學或專門學校，在校學生自一九二九年的三萬餘人，增至一九三六年的六萬人，教授以曾在美國受教育者為多。一九三二年後，教育經費從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為二十年來所未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對於各大學的設備費不斷補助，研究風氣日盛，學術水準提高。公立大學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南京東南大學改稱）為著，私立大學以天津南開大學、北平燕京大學為著。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對於學術的提倡與貢獻之功亦值得稱許。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

　　五、西安事變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朱德停止內戰的宣言發出六週，二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的《告共產黨幹部人員書》，勸放棄迷夢，一致抗日，或係對他們的答覆。對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的中共宣言，未再有表示。六個月後，第五次圍剿結束，認為中共不足為患，如中共肯放棄紅軍，可望作政治解決，命陳立夫負責進行。約在《八一宣言》發出不久，陳立夫的代表與中共的代表會於香港。九月一日，周恩來致書陳果夫、陳立夫，說明中共的停戰抗日立場。九月十八日，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宣言，主張亦同。跟著東京報紙刊出國民黨容共及蔣與紅軍諒解的消息。曾留學蘇俄的張沖旋自南京往陝北共區商洽，史達林直接請蔣派人來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四日，陳立夫偕張沖赴柏林，但未到莫斯科，原因不悉。可能是史達林以為紅軍在西北已站住腳步，不妨再看情形。

　　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連發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約在是年秋，周恩來及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與張沖會於上海，旋去南京，晤陳立夫【註：陳立夫於是年五月自歐洲回國】。陳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的指揮，取消紅軍，改為國軍，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獲相當諒解，談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陝北。

　　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首先獲得以上海為中心的左派人士擁護，繼之影響到西安為中心的軍人。五年以來，張學良受盡日本的構辱，中外的譏詆，內心苦痛可知。一九三三年，不得已而引去，戒絕不良嗜好，遊歷歐洲八個月，對於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所作所為，頗為傾倒。一九三四年歸來，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集合中央與東北幹部，組織「四維學會」期加強團結，擁蔣復興。

　　一九三五年十月，剿共中心移於西北。時東北軍已調往陝、甘，蔣兼西北「剿匪」總司令，仍以張學良為副，負實際之責。東北軍甫與紅軍接觸，連遭敗績，中共將被俘官兵施以訓練後，全部釋放，謂蔣藉剿共之名，使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惟有聯合抗日，東北軍方有重返故鄉之望。東北軍如不進攻，紅軍決不相犯，願共同抗日，周恩來並親函張學良，措詞略同。張學良為了國仇家恨，中共的說詞，自易入耳。九年來中央軍以獅子搏兔之力，終未將紅軍撲滅，東北軍又焉能有為？以往的內戰，事過多言歸於好，他亦飽有這樣的經驗。共產黨同為中國人，又何嘗不可如此。加之東北軍與中央軍待遇有別，貧瘠的西北既無從自行設法，返回東北或華北無期，剿共軍事頻頻失利，戰死的將領得不到撫卹，於是氣餒心憤，意志動搖，認為與其為剿共犧牲，何如為抗戰犧牲？為了東北軍和自己的將來，與中共合作不失為出路。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宣言，或使他更信中共問題有和平解決的可能。約在十二月間，張去上海，會晤救國會及中共人士，他的部屬之與救國會、中共有關係者【註：如東北救亡會領導人高崇民，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劉瀾波】，責他不應再走剿共而不抗日的死路。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紅軍將領致書東北軍將領，希望共同協商，聯合抗日。二十六日，張去南京，擬說蔣准中共投誠，雖未敢出之於口，其內心可以想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指揮楊虎城起自綠林，後歸于右任的陝西靖國軍，胡景翼、馮玉祥的國民軍，再轉附中央。中原戰後，曾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以左傾自命。省政府主席解除後愈不滿於蔣，左右復有中共分子，自易與張合流【註：楊虎城任省政府主席時，暗中接濟鄧演達的中國農工黨（一九三○年十二月，鄧被捕處死，章伯鈞代之）。中共黨員南漢宸、王炳南曾任楊的秘書長。一九三六年一月，張、楊曾飛陝北上空視察共區】。

　　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東入山西，張學良不僅未乘機向陝西進攻，東北軍軍長王以哲反於四月四日與中共代表李克農會於洛川，張亦至自西安。二十一日，張又到上海晤潘漢年，對於陳立夫之赴歐洲及年來中共與南京的接觸，已有所聞。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在陝北延川賈家坪召集軍事會議，討論與張合作。三十日，上海學生救國會發表宣言，已有「擁護張學良停止剿共主張」字樣。六月，中共代表鄧發到西安，同月，張與周恩來會於延安。周謂中共願擁張領導反蔣抗日，可獲蘇俄援助。張主擁蔣抗日，要求取消紅軍名稱，編為國軍，中共不得在軍中宣傳，停止一切鬥爭，不再反對政府，攻擊領袖（蔣），政府予中共以活動自由，待抗日勝利後，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周同意聯蔣抗日，紅軍即向後撤，張給以接濟。楊虎城主張聯共更力，如蔣不同意，俟其來西安時，即實行「兵諫」。中共派葉劍英、李克農等駐西安，訓練東北軍幹部。張派代表赴太原，閻錫山亦謂「剿共為非計，對內將無以對外」，張的聯共信念益堅【註：一九三六年六月，美國記者斯諾前去陝北共區訪問，即由西安中共人員與張學良的安排。斯諾在共區約留四個月，十月離保安，仍經西安返北平】。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議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民主共和國，外人盛傳西北四省（陝、甘、晉、綏）聯俄獨立。十月三日，張學良向英國記者否認，惟望紅軍投誠，同時再派代表赴太原，繼又自行前往，與閻錫山商談。蔣於張學良的動態已有所聞，十月二十二日，親至西安，對東北將領說明抗日方針，勉以徹底肅清共黨，痛責少數人意志不堅。三十日，閻錫山邀張學良去洛陽，請蔣停止剿共，蔣嚴辭拒絕。閻對張說：「看來不便再行進言，惟有相機徐圖。」張通知中共，一時難望全面停戰，中共表示仍願合作。張連電告蔣，所部不穩，陝西情勢奇急。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等十九人函蔣，請當機立斷，允許中共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同月三日，張學良復來洛陽，懇蔣再去西安。蔣不顧左右勸阻，於次日抵達，對張提出兩個方案，一為東北軍及楊虎城軍全部開往前線剿共，一為分別調赴福建、安徽，俱非張、楊所願。七日，張續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之必要，蔣嚴詞申飭。是晚張、楊密商「兵諫」。九日，蔣再勉張部將領，謂剿共已至最後五分鐘階段。當天，西安學生遊行請願，張保證一星期內必有事實答覆，事後又被蔣斥責，彼此言語衝突。十日，蔣召中央將領會議，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謠傳張將罷職，東北軍將改編，張、楊決定行動。十二月十二日拂曉，張部圍攻蔣的駐在地臨潼，槍殺侍衛人員約三十名，蔣險遭不測，遂被劫持，西安中央高級文武官員十餘人，悉遭幽禁。張、楊宣布八項主張，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被捕愛國領袖【註：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救國聯合會首要沈鈞儒、鄒韜奮（恩潤）、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李公樸、史良七人，以鼓動罷市、罷課被捕】，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政治自由。第二天，成立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

　　事變當天，張學良致電蔣夫人宋美齡、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說是暫請蔣留駐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加危害。南京的處理方針為討伐與疏導並進，主張討伐的以戴傳賢為力，謂紀綱必須維持，不可示弱，主張疏導的有孔祥熙、宋子文、陳果夫、陳立夫，謂首須顧及蔣的安全，根據張學良來電，顯有協商餘地。於是一面將張褫職嚴辦，作軍事部署，一面由張的前任顧問澳洲人唐納德（WH Donald）飛西安勸說。對於蘇俄的動向，尤為重視，以為事變必與中共有關，蘇俄則為策劃者。為了釜底抽薪，十二月十三日，陳立夫請潘漢年轉告共產國際，如蔣有不幸，中國失去領導，日本將進攻蘇俄。孔祥熙召見蘇俄代辦，促蘇俄及共產國際注意事變的嚴重性，如蔣有危險，中國或被迫與日本共同對俄。另電駐俄大使蔣廷黻，命提抗議。十四日及十五日，陳立夫再晤潘漢年，希望周恩來調解，設法救蔣。

　　事變前，中共一無所知，及消息證實，驚喜交集，認為是對蔣報復的機會。中共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主張公審，給以應得制裁，命紅軍南下，助張學良作戰，派周恩來往西安，同時報告莫斯科。

　　老謀深算的史達林自有打算，在得到南京的請求、中共的報告之前，十二月十二日，已致電中共，指事變出於日本陰謀，蘇俄決不予張學良任何支援，且明確反對。中國急需一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如回心轉意，則是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中共對蔣不可取報復主義與內戰方針，否則正符合日本軍閥與親日派的願望，對中共與蘇俄均屬不利；應立即爭取和平解決事變政策，利用此一時機對蔣表示友善，在有利的基礎上，自動恢復蔣的自由。十四日，莫斯科《消息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的團結，實為人民陣線的打擊。第二天，《真理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叛變，在阻遏南京政府團結抗日的進行，促成國家的分裂，淪中國為外國侵略的犧牲品，希望中國人民勿為日本挑撥者及漢奸所欺。十六日，蔣廷黻訪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請對事變予中國以協助。李維諾夫答稱，蘇俄近年與張學良毫無關係，對中國愛莫能助，惟盼事變早日了結。同日，共產國際覆潘漢年，同意周恩來調解。十七日，李維諾夫向蔣廷黻抗議中國政府禁止報紙登載《消息報》、《真理報》社論，表示蘇俄與張學良有關，實不友誼。蘇俄協助中國政府的唯一辦法在使中共知道蘇俄政府的態度。

　　史達林的電報是十四日由宋慶齡自上海轉到保安，中共的態度隨之而變，立即通知前去西安的周恩來。張學良發動事變後的急切希望，除了中共、蘇俄，即為國內反應。數日以來，情況至為不佳。和他原有諒解、贊成停止剿共的閻錫山，質以「何以善後？是否將減少抗戰力量？是否將移對外戰爭為內戰？能否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其他素與蔣有意見的地方軍人亦多對張討責。楊虎城軍之毫無紀律，東北軍將領之不盡以張為然，駐洛陽的東北軍之拒不一致行動，河南中央軍之迅速進據潼關，甘肅中央軍之進向陝西，中央空軍之飛臨西安上空監視，輿論之紛紛詆斥，無一不令張失望焦慮，如定要抵抗，縱令不被消滅，內戰勢所不免，收其利的為日本。他又在蔣的日記中發覺蔣確有抗日決心，對他至為愛護。十五日，將蔣自楊虎城的勢力範圍內迎至自己的住宅附近，蔣詳為說明抗日計劃，責張魯莽。十六日，張對西安市民大會演講，主張在蔣領導下，各黨派從事救國運動。

　　是日傍晚，周恩來抵西安，張學良完全明瞭中共、蘇俄的主張。十七日，周隨張見蔣，態度謙恭誠懇，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的意圖，希望大家化除成見，團結禦侮，擁蔣為全國領袖。蔣靜心細聽，認為和自己的希望符合，即親函新任討逆軍總司令何應欽，說是兩日內可回南京，令停止軍事行動。十九日，張電告上海倫敦《泰晤時報》記者，蔣已同意他的意見，俟南京有人到來，蔣即可歸去。大概蔣所同意的為原則，對於具體事項，則拒絕商談，所以張要第三者居間。張提出的條件，大致為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武力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改組政府，排去親日分子，容納各黨各派，積極與英、美、俄聯合，釋放政治犯，予人民以更大政治自由。中共通電，建議南京、西安軍隊以潼關為界，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提出抗日救亡草案，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再在南京召開和平會議。二十日，宋子文到西安，張學良要求先實行一二事，蔣仍不允。宋子文停留一宿，復返南京。二十二日，偕蔣夫人再至，勸蔣先設法離開西安，再言其他。二十三日，她對張說，她願代蔣承擔一切，蔣亦答應改組政府，停止剿共，張與周恩來甚為滿意。二十四日，周向蔣夫人詳述中國革命問題及中共懷抱的煩悶。最後說：「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導者。」「我等並非不信委員長救國之真誠，惟恨其不能迅速耳。」蔣夫人稱道他頗明大體。不意張、楊之間忽有歧見，張主立即送蔣回京，楊堅決反對，幾至決裂，周恩來竭力勸解。二十五日上午，蔣與夫人一同接見周恩來，周再表示希望內戰停止。蔣夫人謂：「中共果有為民服務誠意，必須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斷不應自相殘殺。內政問題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此為委員長一貫之主張。」下午，蔣離西安飛洛陽，次日抵南京，張學良隨行，表示一切由自己身當。

　　張學良之突然隨蔣而去，西安至為驚愕。數日後，張被判處徒刑，雖即特赦，但仍須管束，中央軍又準備西進，楊虎城與東北將領指為背違蔣的諾言。中共恐南京、西安為此破裂，功敗垂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通電號召和平，停止內戰。東北壯派軍人，以張學良不能回陝，遷怒於東北高級將領及中共營救不力。二月二日，戕殺軍長王以哲，旋即敉平，中央軍入駐西安，東北軍調出陝西，楊虎城去職，張、楊集團解體【註：張學良被看管二十餘年，至一九六一年始有相當自由，寓居台灣。楊虎城一度出國，歸來後亦遭幽禁，一九四九年死於重慶】。真正得利的為中共，不僅轉危為安，陝北蘇區亦隨之擴大，中共中央自保安遷設延安。更大的收穫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成為事實，延安或毛澤東時代自此開始。

　　六、國共二度合作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接到史達林來電後，對於恢復蔣的自由已無異議，惟仍欲多有所得，主張召集和平會議，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尚不願讓他立時離開西安。但是何時釋放，則取決於張學良。二十六日，毛澤東得悉張隨蔣飛往南京，驚愕不減於楊虎城與東北少壯軍人，以為張已對蔣投降，將事變責任完全委之中共，蔣或將報復，命周恩來竭力爭取蔣的好感，說明蔣之得安全脫險，實為中共之力。繼知蔣回南京後，發表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話，說是張、楊因受他（蔣）的感召，深為悔悟。毛澤東更生疑慮，二十八日，亦發表聲明，指其措詞含糊。值得讚揚的「即他（蔣）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一段，意思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未簽字而不守信用。」又說：「他（蔣）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今後的問題是蔣是否真正實踐他的諾言，中共北方局亦發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宣言》，先說事變與中共無關，次請全國人民要求南京立即停止剿共政策，這均是出於唯恐蔣繼續剿共的心理。

　　這三年來，蔣的譽望之隆，較之北伐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向對國民黨及蔣不滿，並常有批評的胡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曾說蔣確有做領袖的資格。「近年氣度大了，態度更和平了。……全國人民心目中都覺到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裡埋頭苦幹，……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還能容納異己的要求，尊重異己的看法。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西安事變發生，舉國惶惶，及蔣脫險的消息傳出，歡聲雷動。以蔣當時的聲望及人民的愛戴，大可繼續對中共用兵，而他之不出於此，最大原因，是深知對日戰爭終不能免，必須團結內部，獲得外援。經此次事變，他相信蘇俄具有支持中國抗日的誠意，必須與之聯交，不再對日本退讓。聯好蘇俄必須與中共和解，此與國民黨第一次聯俄、容共情形相似。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首先裁撤西北剿匪總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致電國民黨，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及國內行將統一，希望將以下五事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努力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導；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最後說：「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二月二十一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共產黨人輸誠受命」，通過「根絕赤禍案」：一、徹底取消紅軍以及其假借名目之武力，統一軍令、編制；二、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統一政權；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這是對中共四項保證的答覆。二月十二日，蔣宣布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這是對中共五項希望的局部答覆，並命張沖去西安與周恩來續商。三月三日，王寵惠代張群任外交部長，這是排去親日分子，以便與英、美、俄聯絡的表示。

　　中共中央以黨員多認為二月十日的電報，等於向國民黨投降，甚感迷惘憤慨，因於二月十五日詳加解釋，說是：此一決策，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以便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實現對日抗戰；蘇維埃制度雖然取消，並不放棄工人、農民已得政治權利，紅軍雖然改名，並不放棄與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停止沒收土地，並不恢復蘇區土地剝削制度。對於所謂「中共輸誠」、「根絕赤禍案」，在情面上頗使中共難堪。毛澤東亦認為國民黨依然自大，盛氣相凌。但是為了先求紅軍生存，必須使剿共軍事停止，尤其是在東北軍及楊虎城不再反抗，中央軍進入西安之後，惟有忍耐承認，不計其名，而取其實，以待時機，一如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變後，蘇俄、中共所採策略【註※】。三月十二日，中共正式接受國民黨的「根絕赤禍」決議。四月十五日，發布《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力、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告全黨同志書》，謂四項保證不能解釋為中共對國民黨投降，只是一種讓步和妥協。如此方可取得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擴大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不等於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也不等於放棄革命力量的領導。中共黨員必須嚴守黨的秘密工作原則和鐵的紀律，努力擴大、鞏固自己的隊伍，建立嚴肅與堅固堡壘，取得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地位。這裡可以了解中共對國民黨和解的真正動機和今後的策略。

　　※註：據張國燾云：「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毛認為蔣和國民黨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又說：「讓蔣介石做『阿Q』，我們來做勾踐。」

　　毛澤東對於蔣的真正打算，仍捉摸不定，他（蔣）可能實行抗日，亦可能再壓迫中共。如果對日戰爭一時不起，蔣或將紅軍他調，取消紅軍及陝北蘇維埃區，所以必須堅持紅軍續留特區，特區人員須由中共保薦，拖延至抗日戰爭發生，則一切於中共有利。五月三日，中共召開蘇維埃區代表大會，通過了毛澤東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報告，及對國民黨所提四項保證，由周恩來與國民黨詳議紅軍改編問題。議尚未就，而中日全面戰爭爆發。

第十八章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

第一節　中日全面戰爭

　　一、日本求戰與中國應戰──七七事變

　　倘若不是中國百般忍讓，中日全面戰爭早就發生；倘若不是日本得隴望蜀定要在華北製造另一滿洲國，中日全面戰爭或將再延遲相當時日。一九三五與一九三六年，中國為了保衛華北，兩度不惜一戰。日本總想不勞而獲，以待中國內變。但是情形不若其所希望，兩廣問題不但未引起內戰，反使團結加強。接著是西安事變，日本又幸災樂禍，以為中國的大亂一定不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事變和平結束的跡象已露，日本首相廣田在樞密院報告，如果國民政府以容共為條件，與張學良妥協，日本即斷然排擊。兩天後，蔣委員長脫險，日本自然明白此與蘇俄有關。十二月二十八日，關東軍聲稱，倘中國政府接受共產主義與抗日政策，關東軍將採任何必要方法，以防衛滿洲國及維持東亞和平。日本之將有行動，人所共見，目標乃是華北。

　　一九三七年初，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再與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談判華北經濟問題，以南京不同意日方的要求，仍無結果。不久國民黨與中共和解明朗化。四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大臣會議，決使華北成為防共、親日、親滿地區。報紙聲言擴大塘沽協定及冀東防共政府，不令華北「中央化」、「中央集權化」，甚至有驅逐第二十九軍之說。五月，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在熱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別召開會議，加緊壓迫綏遠、華北。六月初，近衛文麿組閣，廣田改任外相，一意將就軍人。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揚言，為了對俄作戰，應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擊，清除後方威脅。六月，日本大使川越茂談話，謂中國須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及滿洲國生存與華北的必然聯繫。朝鮮總督與關東軍司令、天津駐屯軍司令、南滿鐵道會社總裁會於大連，仍是為了華北問題。

　　河北事件發生以來，日軍益肆行無忌，任意作非法演習。宋哲元與田代皖談判之時，川越茂亦進見蔣委員長有所表示。一九三七年三月，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談話，謂國家主權必須完整，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為原則。蔣招待日本經濟考察團，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希望日本停止在華活動。四月，華北日軍開始演習。

　　七月七日，日軍在北平西南十五公里的交通要道盧溝橋演習夜戰【註：盧溝橋跨永定河上，完工於一一九○年，長二百餘米，寬八米，高十餘米，兩旁欄柱有四百八十五個石獅，雕琢精工，形態各殊，經馬可波羅推崇，西人稱為馬可波羅橋】。下午十一時，藉口日兵一名失踪，要求入宛平縣搜查，繼稱失踪日兵雖然歸隊，仍須明瞭經過情形。中國答應共同調查，日軍竟突然進攻，為駐軍團長吉星文拒退，「七七事變」於是爆發。八日，雙方協議，軍隊各返原防。次日，日軍又攻。十一日，中國允撤退盧溝橋及其附近駐軍，懲罰負責官員，而日方表示遺憾【註：近年日人的撰述，說是先開槍的為共產分子，不惟無任何證據，實亦無關宏旨。試問「九一八」拆毀柳條溝鐵路又係何人所為？】。

　　同一天，日本政府命朝鮮、滿洲駐軍開往華北，第二天，參謀本部擬就作戰計劃，決擊潰北平、天津附近的宋哲元軍。十四日，新任華北司令香月司要求撤退北平駐軍、冀察中央機構及藍衣社、CC團，罷黜排日要人，徹底鎮壓共產黨活動，取締排日言論機關、學生運動及學校與軍中的排日教育。十九日，宋一一接受。二十日，日軍炮轟宛平縣城及長辛店。宋下令撤除北平市內的防禦設施，請北來中央軍停止前進。

　　蔣委員長時在廬山，正要與社會領袖舉行國是談話會。七月八日，得知事變消息，即命國民黨宣傳部盡量發布新聞，令宋哲元積極準備，就地抵抗，如果談判，須不喪失絲毫主權。七月九日，派四個師向河北石家莊、保定集中，命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速返南京，面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可知他已下了決心。外交部於抗議之外，並於十二日聲明，任何解決辦法，未經中央核准者，概屬無效。再電宋哲元，全力抗戰，勿為敵人所欺，七月十一日的協議絕不能了事。十四日，設行營於石家莊。中共毛澤東及紅軍將領於事變的次日，亦請蔣嚴令第二十九軍保衛平、津、華北，動員全國海陸空軍，驅逐日寇出中國，紅軍願在其領導之下為國效命。三天後，周恩來、秦邦憲、林祖涵到廬山，會商陝、甘、寧邊區地位及紅軍改編問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試圖斡旋，提議中日停止調兵，為日本所拒。十七日，蔣對廬山談話會鄭重宣布：「盧溝橋事變的推演，關係整個中國。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事變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頭，全繫於日本軍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接著申明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日本政府的反應為通過《動員計劃》，要求中國撤退進入河北部隊。宋哲元以日軍大舉向關內輸送，同時知道了蔣的抗戰決策，補給已經到達，亦決定發動攻勢。七月二十六日，日軍奪佔平、津間的廊坊，但進攻北平的日軍則被擊退。香月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第二十九軍退往永定河以西。二十七日，日軍進逼北平四郊。二十八日，猛攻南苑，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陣亡。二十九日，宋哲元離北平，天津經激戰後，於三十日陷落，華北兩大名城均入日本之手。

　　七月二十日，蔣返抵南京。北平不守的當晚，再發表談話，說是這不能算是戰爭了結，惟有一致奮鬥，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與妥協屈服之理。又二日，發表告全軍將士書，只有抗戰到底，與倭寇死拼。八月初，復宣示抗戰方針，隨時隨地抵抗，使日人戰而不取。各方重要軍事領袖，如廣西的白崇禧、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中共的朱德，不論以往與蔣有何意見，均會集南京。八月十二日，中央決設置國防最高會議，推蔣委員長為陸海空軍總司令，以軍事委員會為統帥部。十六日，改以蔣委員長為大元帥，組織大本營【註：南京失守後，大本營撤銷，仍由軍事委員會總攬軍事】。

　　日本之所以於此時發動戰爭，一以中共再與國民黨合作，容共、聯俄之局復成，必須及時遏制，先控有華北；二以中國國力尚待充實，必須早予以挫折，不信蔣真有作戰決心：三以德、日防共協定及日、義協定已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日本已不孤立，英、美不致斷然行動。至於中國之決計應戰，一以勢迫出此，日本野心並無止境，如再忍讓，不惟華北將為東北之續，且欲求偏安而不可得；二以人心憤激已至極點，中共主戰尤力，此次如再不抵抗，內戰勢將重起；三以中國雖非日本之敵，然以土地之廣，斷非日軍所能全部據有；四以英、美深忌日本勢力的擴張，假以時日，國際情勢定有變化，彼時如與日本談判，為害亦較目前為輕，何況中、俄正在談判互不侵犯條約，短期內可望獲得援助【註：傳張群有「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說。「戰必敗」為人所共見，「和必亂」確為至言，不過「敗而後和，和而後安」則未必】。

　　二、初期陣地戰與游擊戰

　　日本初志在奪取河北，以為攻佔北平、天津後，中國勢必屈服。八月八日，曾擬有《停戰條件》及《國交調整案綱要》，準備談判。不知中國已決定另闢戰場，全面抗戰。華北平原利於日本機械化部隊馳驅，江南河流縱橫，湖沼星羅，地形複雜，復築有國防工事，對中國比較有利。上海為通商巨埠，日軍無多，決定先於此地一挫日本的驕氣，促起國際注目。七八月之交，部分軍隊已開抵上海附近，並計劃封鎖江陰要塞，使長江日本船艦無法脫逃【註：行政院秘書黃浚受日本收買，洩漏消息，漢口一帶日艦、日僑先期退出】。七月中旬，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亦躍躍欲試，建議東京，不宜將戰場局限於華北，應同時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國兵力，制其死命。七月下旬，長谷川清師「盧溝橋事變」故技，藉口陸戰隊一名失踪，佈防上海閘北。八月九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機場衝突，十三日上午九時十五分，大戰揭幕。

　　上海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民政府宣布自衛抗戰。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下動員令，編組上海及華北派遣軍。二十日，中國劃分南北各戰區。上海日軍初僅陸戰隊一萬人，中國陸軍四萬人，猛勇進攻，空軍轟炸日本軍艦。此後雙方陸續增兵，華軍雖不惜犧牲，終不抵日本的砲火。九月中旬，退守第一預備陣地。時日軍約十萬人，華軍約三十餘萬，制空權則在日本之手【註：中國可供作戰的飛機僅二百二十餘架。八月十四日，日機十三架轟炸杭州，被擊落六架。是後連續來襲，並及南京等城，又被擊落多架。高志航戰功特著。中國飛機亦屢炸上海日軍陣地、軍艦，飛行員壯烈殉國】。九月下旬，華軍退守第二預備陣地。十月初，日軍增至二十餘萬，華軍約五十萬，中央軍外，桂軍、粵軍、湘軍、川軍先後加入戰鬥，傷亡極為慘重。十月二十六日，主要陣地失陷，退向滬西。續來日軍兩師，登陸杭州灣。十一月九日，華軍全線西撤。

　　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宣言，決不為城下之盟。本日起，移駐重慶，「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對於將近三個月的上海戰爭，備致嘉許，「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所說毫不誇張。外國輿論對於中國軍隊的英勇智謀，亦再三讚譽。雖訓練猶未充足，裝備猶未齊備，外人以為不能支持一周的陣地，竟能抵抗十週。不只軍隊甘於犧牲，視死如歸，一般老幼男女，無不爭為軍隊服務。但是苦戰之後，實力喪失十之六七，無法遏止日軍前進，預設的長江至蘇州、嘉興及江陰至無錫國防線不守。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二十四日，杭州繼之。日軍進入南京後，大肆劫掠、姦淫、屠殺，被擄的官兵、赤手空拳的平民婦孺，或遭集體掃射或被砍死，為時一周，男女慘死者，最少十餘萬人，甚或更多。

　　華北日軍佔領北平後，沿平綏鐵路北攻南口，察哈爾境內日軍南攻張家口，激戰十六天，八月下旬，南口失守，張家口亦陷。日軍進陷山西大同。九月二十五日，甫經編為第八路軍的紅軍林彪師會同晉軍、陝軍重創四千日軍於晉北平型關，為中國在北戰場的首次勝利【註※】。十月，日軍一支西陷綏遠省城歸綏，一支南犯太原。中央軍及晉軍破之於忻口，軍長、師長戰歿，而陣地不為之動。日軍改自河北攻晉東，十一月九日，佔領太原。

　　※註：八月二十二日，陝北紅軍正式改編為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任總、副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轄三個師，計三萬人，師長為林彪、賀龍、劉伯承，副師長為聶榮臻、蕭克、徐向前，政治委員一由聶榮臻兼，餘二人為關向應、鄧小平。九月二十二日，江南零星紅軍合組為新編第四軍，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轄四個支隊，計一萬餘人，支隊長為陳毅、張雲逸等。

　　南口之戰告一段落後，日軍循平漢路南下。九月，陷河北保定。十月，陷石家莊。十一月，陷河南安陽。另一路由津浦路南下，陷魯北德州。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戰而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放棄濟南。青島以陷於海陸夾攻，守軍於炸毀紗廠後西撤。蔣委員長拿辦韓復榘，處以死刑，這是抗戰期間，受到最嚴厲懲治的一個高級將領。

　　一九三八年二月，津浦路北段日軍深入魯南，南段日軍越過淮河，謀合犯徐州。三月，南來日軍進攻臨沂，為時八日，傷亡頗大。徐州東北台兒莊的攻守尤為激烈，為時四周。中國以四倍的兵力，截斷日軍補給，日軍被殲一萬六千人，四月七日後撤，證明其並非無敵。南京失守後的士氣為之重振，人心尤為興奮。日軍改向魯、豫之交與皖北進攻。五月，華軍放棄徐州，戰場移於豫東。六月五日，開封不守，華軍掘毀鄭州以東的花園口黃河堤防，洪水向南氾濫，人民損失慘重【註：總計淹沒四十餘縣，河南民宅沖毀一百四十餘萬家，陸沉八百餘萬畝，安徽、江蘇耕地陸沉一千一百餘萬畝，傾家蕩產者四百八十餘萬人】。但日軍進攻鄭州、南窺武漢的企圖則為之滯延。

　　武漢為南京撤退後最高統帥部所在地，亦為日本次一攻擊目標。一九三八年二月以來，日本空軍不斷轟炸，遭到堅強抵抗【註：二月十八日，日機被中國空軍及蘇俄義勇軍擊落十四架，中國大隊長李桂丹戰歿。四月二十九日，日機又被擊落二十一架，中國損失九架，蘇俄損失兩架】。六月十五日，朔江西上的日本海軍陷安慶，會同陸軍突破江西馬當要塞。七月二十五日，九江失守，武漢外圍會戰開始。日軍分三路前進。長江南岸取道贛北，激戰於南昌以北，十月中旬，攻鄂南。長江北岸一路激戰於河南潢川等地，迂迴漢口以北，兵力共約十二師以上，三面包圍武漢。

　　廣州為上海戰爭發生後的唯一海口，中國以為日本對英國有所顧慮，不致貿然侵犯，將粵軍北調。日本為截斷武漢的對外交通，濫肆轟炸。十月十二日，日軍四萬人，登陸大亞灣。二十一日，佔領廣州。這時長江兩岸及豫南日軍已迫近武漢。中國早已準備於武漢外圍打擊日軍後即行放棄，十月二十五日，全軍退出，計武漢會戰約三個月，為上海、徐州戰後，中日的第三次大戰。

　　中國的戰略為「持久戰」與「消耗戰」，不在沿海、沿江地帶決戰，但是節節抵抗，消耗並吸引日本兵力，同時保持自己的有生力，即所謂「以空間換時間」的「磁鐵戰」，使日本欲罷不能。日本的戰略為「速戰速決」，驕狂的軍閥揚言三個月內內即可使中國屈膝，現在已過了十五個月，戰爭尚無了期。被日本侵擾的地區，北起察哈爾、綏遠，南至廣東，東至上海，西抵武漢，包括長城內外、東南各省及長江下游，俱屬中國精華地區，但是它所能勉強控制的僅限於城鎮及水陸交通線，而不能及於鄉村。中國政府不只仍統有廣大而完整的西北、西南，並及華北、華中、華南的大部。中國主力軍撤退後，一部分留於敵後，與守土官領導人民，從事游擊戰。燕趙自古多慷慨之士，齊魯素為豪傑所自出，攘臂而起的所在皆是。山西閻錫山組織軍民「犧牲救國大同盟」，成立新軍及工人武裝自衛隊。河北民軍深入冀中，山東游擊隊遍於全省，第八路軍在華北尤為活躍。蘇、皖、浙邊區游擊隊及新編第四軍亦不斷威脅長江交通。

　　三、列強反應

　　盧溝橋變起，中國通牒英、美、俄、法、德、義，指日本違背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及國際聯盟憲章，中國將以全力保衛疆土與國家尊嚴，但亦願依國際條約規定的和平方法，解決中日事件。英、美勸日本勿擴大華北糾紛，美國並向各國表示對於國際局勢態度，主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內政，遵守條約，對於可行的和平途徑，願共同努力，不過美國不欲受到拖累。蔣委員長分別接見英、美、德、法、義大使，請主持公道，特別指出只有英、美從中設法，情勢或可緩和，美國為九國公約發起者，對此次事件有法律上的義務。英、美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然各有顧慮。英國以希特勒當政，歐洲情勢緊張，只望透過國際聯盟於日本以壓力。美國孤立主義勢盛，不願捲入國際爭執。中國亦請國際聯盟制止日本侵略，國際聯盟僅譴責日本飛機濫炸不設防城市。美總統羅斯福為喚醒國內輿論，十月五日，發表演說，謂現在世界不法行為的蔓延已成為一種疾疫，須共同努力採取積極方法，予以隔離，免造成國際混亂。國務院宣稱，日本在華行為不合國際原則，違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規律。國際聯盟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處理中日衝突，對中國應表示道義支持，避免足以妨礙中國抵抗的行動。但是羅斯福的演說在國內不曾收到正面的效果，反招致責難，反對美國與國際聯盟共同行動。

　　遲至十一月三日，包括十九國的九國公約會議始於布魯塞爾開幕。日本與德國拒絕參加，美國不肯挺身領導，英國態度消極。義大利前為進攻阿比西尼亞曾受國際聯盟制裁。最近又與德、日簽訂反共協定，在會中遇事阻撓，成為日本的代言人。中國之於上海之戰，不惜重大犧牲，即為爭取九國公約會議的有利情勢，至不得已始行後撤，外交上既無所得，原定及時退守的戰略，亦未能實行。日軍長驅而前，九國公約會議瞠目而視，僅於十一月十五日通過一篇宣言，謂中日衝突影響各國權益，舉世惶慮不寧。日本施用武力，絕不能達成公正而垂久的解決。中國照九國公約與各國從事坦誠的討論，日本則拒不參與，因之會議認為應考慮各國共同態度。二十四日，重行申明九國公約維持世界和平原則。中日爭執的解決，須以該原則為基礎。可謂不關痛癢，無裨於事。南京陷落的前日，日本的飛機炸沉長江美國砲艦巴納（Panay）號，美國亦止於抗議。蔣委員長直接請羅斯福援助。羅斯福的答覆是願就力之所及，以謀和平。直至戰爭進行了十七個月，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國方得到美國的一千五百萬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償。

　　中俄復交後，曾商訂互不侵犯協定，迄無成議。一九三六年一月，廣田三原則發表後，中俄又屢次商談共同維持和平辦法，亦無結果。一九三七年四月，國共和解已成，蘇俄表示願給中國以軍火借款，中國反應冷淡。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國駐俄大使蔣廷黻請求調停，蘇俄外長莫洛托夫謂如蘇俄單獨行動，顯不可能。上海戰起，中國希望於互不侵犯條約外，再訂互助協定，為蘇俄所拒。八月二十一日，互不侵犯條約簽字，締約國一方受第三國侵略時，彼此不得予該第三國以任何援助，並不得有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侵略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另有口頭聲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前，蘇俄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中國不與第三國訂立防共協定，蘇俄允三個月至六個月內，實行參戰。九月初，中國代表到莫斯科，不久，朱可夫（Georgi K. Zhukov）率蘇俄顧問團來華。一月，給予中國以五千萬美金借款，用以購買飛機，蘇俄空軍志願隊「正義之劍」繼至。中國希望蘇俄早日參戰，蘇俄國防部長伏希洛夫表示，中國對日戰爭如到生死關頭，蘇俄必定出兵，決不坐視。十二月二十日，蔣委員長以日本逼和不已，促史達林履行諾言。史達林覆稱，時機未至，不便立即出兵，且出兵須經最高蘇維埃會議決定，該會議當在兩個月內召開，在此時間，決予中國技術援助。對於德國的調解，應以撤回日軍，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為條件。其實中國已拒絕了日本的要求。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國派孫科赴莫斯科，商談中俄同盟不成，蘇俄反向日本提議解決兩國懸案，日本未加理睬。六月，蘇俄續予中國五千萬美元軍火貸款，中國以錫、銻、水銀、桐油、羊毛、生皮、茶、絲償還。七月，日、俄在圖們江下游發生武裝衝突，中國又提議訂立同盟或互助協定，蘇俄依舊不許。

　　德國並不鼓勵日本與中國作戰，以免削弱對蘇俄的牽制力量。日本原望「速戰速決」，上海戰爭進行了兩個多月，尚無結束跡象。及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日本又欲「速和速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示意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H. von Dirkesson），準備和中國直接談判，歡迎德國、義大利勸說中國政府尋覓解決途徑，柏林命駐華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n）轉達。十一月二日，日本提出如下條件：內蒙古自治，擴大華北及上海非武裝區域，停止排日，共同防共，減低關稅。如中國拒絕，日本決繼續作戰，至中國完全崩潰時，將提更嚴厲要求。蔣委員長表示，如能恢復戰前狀態，可以商談。如接受日方所提條件，將不為輿論所容，而發生革命。日本繼續作戰中國亦斷不投降，如中國崩潰，得勢的將為共產黨。陶德曼指陳戰局嚴重，蔣重申華北主權完整與行政獨立必須保持，日本須立即停戰，中國斷不接受最後通牒。

　　南京陷落後，日本氣焰萬丈，十二月二十二日，提出了更苛刻的條件：一、中國拋棄親共、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反共；二、劃中國必要地帶為非武裝區域，成立特殊組織；三、日、滿、中經濟密切合作；四、中國賠款。在談判期間，不停止戰爭。蔣斷然拒絕【註：德國軍事顧問福根豪森告陶德曼，如中國軍事部署正確，士氣恢復，彈藥充足，可再進行六個月戰爭。陶德曼不以為然，勸勿對中國估計過高，有礙和談】。德國提醒日本，中國正力謀爭取蘇俄援助，一旦中國赤化，將引起危險。日本悍然不顧，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限中國於三天內決定態度，外交部長王寵惠告訴陶德曼，在未悉日本新條件的詳細內容時，不能有所表示。十六日，廣田通知狄克遜，責中國採拖延政策，乏謀和誠意，日本決放棄由德國協助進行的談判。

　　四、擴大抗戰基礎

　　蔣委員長決定抗戰之時，即網羅各方領袖，組成國防參議會。為統一意志，尚須有共同信守的遠大原則。八月十五，中共發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註※】。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一、確定三民主義為一般抗戰行為及建國最高準繩，全國應在國民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下，奮勵邁進。二、聯合世界上同情於中國之國家民族，及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之勢力，為世界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三、加緊軍隊政治訓練，充實民眾武力，優待抗戰人員家屬。四、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的決定與推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改善政治機構。五、以軍事建設為中心，同時注意人民生活，擴大戰時生產，發展農林經濟，樹立重工業基礎，鼓勵輕工業及手工業經營，嚴禁奸商壟斷居奇。六、發動全國民眾為抗戰而動員，凡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及法令範圍內之自由，予以充分保障。嚴行懲辦漢奸，並沒收其財產。七、改定教育制度，推行戰時教程。中共的抗日救國綱領，大致包涵在內，只是強調以三民主義為準繩及國民黨與蔣委員長的領導，但中共的國防政府主張則不曾明確列入。

　　※註：十大綱領的要旨如下：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絕交，血戰到底。反對任何動搖妥協。二、全國軍事總動員：採取獨立自主的作戰方針，武裝人民，發展游擊戰爭，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一切抗戰軍隊平等待遇。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全國人民武裝參加抗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動員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四、改革政治機構：召集國民大會，通過民主憲法，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須吸收各黨各派和人民團體中的革命分子。實行地方自治，剷除貪官污吏。五、抗日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和平陣線。六、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取締奸商。七、改良農民生活，改良工人、職員、教員和抗日軍人待遇，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調濟食糧。八、抗日教育政策：改良教育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九、肅清漢奸、親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

　　大會宣言說：抗戰目的在於抵禦日本的侵略，同時完成建國任務，集合全國人力物力，同赴此一目的。非抗戰則民族生存不可保，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惟抗戰乃能解除壓迫，惟抗戰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以民族主義充實抗戰力量，以抗戰力量獲得勝利。抗戰的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揚與民權之增進，互為因果，組織及訓練民眾，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為適應戰時需要，應設置國民參政機構，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而民權之基礎，亦於此建立。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抗戰期間，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獎進。至於新興工業，必須合政府與人民之力，謀其復興。第一，舉國當節約刻苦，從事於生產資本之累積，與產業之振興。第二，一切產業復興計劃，當集中於求抗戰之勝利。第三，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分別國營私營。最後說：「吾人本於三民主義，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倘能一其心志，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非團結無以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把握，非共同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無以得真正之團結。」希望有志之士，相與集合於國民黨，同心戮力，以完成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

　　大會之前，蔣曾計劃化多黨為一黨，國民黨可更改黨名，或酌改組織。中國青年黨表示可以接受，國家社會黨允許考慮【註：國家社會黨以梁啟超的舊進步黨為骨幹，成立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首領為張嘉森】。中共贊成合作，不同意合併，主張建立一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由國民黨或蔣的名義發表，然後由各黨派宣言擁護。不然亦可恢復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的方式，各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仍自保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前者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後者未被接受。蔣於大會閉幕時致詞，再呼籲各黨各派團結一致，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國民黨願推誠接納，特別希望中共履行對國民黨的諾言。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嘉森、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先後答覆，說是他們的主張與三民主義並無二致，願擁護國民政府。中共由總書記張聞天間接聲明，贊成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基本原則，作為各黨派奮鬥的綱領。毛澤東復補充說，應將抗戰建國綱領普及於軍隊與人民，並使之實行。是則，各主要政黨對團結抗戰已作出了正面承諾。

　　《抗戰建國綱領》中所說的國民參政機構，就是國民參政會，亦是最高的民意機關，取代了顧問性質的國防參議會。參政員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地方公私機關團體中選任九十四名，文化經濟團體中選任五十名，華僑中選任六名，雖非人民直接選舉，然已包括了各黨、各派、各民族、各地域、各團體的人士，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與議會權力【註：屬於中共的參政員有毛澤東（未到會）、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周恩來之妻）；屬於國家社會黨的有張嘉森、胡汝麟（石青）、羅文幹、張東蓀等；屬於中國青年黨的有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第二屆參政員之屬於各省市者，由各省市臨時參議會選出】。第一屆參政會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在武漢開幕，通過政府長期抗戰，擁護《抗戰建國綱領》，設立省縣參議會。中共籍的參政員宣布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懇的態度，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奮鬥。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不再設總理，採行委員制。現在為了抗戰，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恢復領袖制，推蔣中正為總裁，汪兆銘為副總裁。此時蔣的譽望之隆，似在當年孫中山之上。大會的另一重要決議為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多少有仿行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德國希特勒青年團之意，目的為訓練青年在一個主義、一個方向之下，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兼為國民黨培植幹部，蔣兼任團長，黃埔軍官學校學生為中堅【註：據何廉云：一九三七年五月，蔣已有組織青年團的消息。八月，召見何應欽、陳立夫、吳鼎昌、康澤、何廉等徵詢意見。吳鼎昌說：可稱之為「蔣介石青年團」，方名符其實，蔣笑而不言。至是正式成立，青年團應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國民黨應扶植青年團的發展。但結果並不如此，形同對立。抗戰後青年團取消，併入國民黨】。

　　五、大遷徙

　　長江、黃河下游及瀕海各省為中國人口、工業、學校的集中地區，亦為中日的主要戰場。上海擁有全國半數以上的製造工業，首當其衝。「七七事變」後，政府立即籌備遷移該處工廠。未幾「八一三」戰起，長江、鐵路交通阻滯，敵機不斷轟炸，工廠員工冒生命危險，拆卸機器，搬運材料，多賴木船經內河輾轉向上游輸送，先至武漢，再西移鄂西、四川，南移湖南，北移陝西。小部分經鐵路、水道、公路，尚可使用有限的火車、小輪船及卡車，大部分仍須使用木船，由人力挽拉，或灘險流急，或水淺難航。如自華北運住四川，須翻越崎嶇的山嶺，艱苦可知。戰前上海工廠，除公營者外，大小約有五千餘家，戰時連同江南其他各地，遷往後方者不過二百餘家，武漢地區遷往後方者，約一百五十家，廣州工廠全未遷出。截至一九四○年，全國內遷工廠僅四百五十餘家，器材物資約十萬噸上下，百分之五十五轉至四川，其餘分設於湘西、廣西、陝西，以屬於輕工業的紡織、化學工業為多，電器、食品工業次之，重工業約佔百分之二，員工約十萬人。生活困難，固不待言，且常遭空襲，不得不挖掘窯洞作廠房。動力更為大問題，生產量自然大減。

　　一九三五年，高等教育界均知中日戰爭之無可避免，北平、天津、南京若干大學開始向華中及西南一帶覓地籌建校舍，作必要時遷移準備，如北平清華大學之在長沙，天津南開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之在重慶。清華大學先運部分圖書儀器，中央大學著手製造木箱，南開大學預設南渝中學。一九三七年八月，南開大學被日本飛機炸毀，中央大學亦遭空襲。九月，清華、南開與北京大學在長沙合設臨時大學。次年二月，再遷雲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不少教授學生徒步前往，歷時七十餘日。中央大學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實行西遷，以早有準備，又有長江輪船之便，損失不大，重慶新校舍於四十二天內完成，十一月初，照常上課。北方其他大學合組的西北臨時大學，設於漢中、城固，後分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浙江大學一遷再遷，最後至貴州遵義。武漢大學遷設四川嘉定，廣州中山大學分遷於粵北、雲南，上海各大學多遷於四川。此外尚有新設的大專學校。戰前全國在校大專學生約六萬人，戰時約八萬人，以中央大學的規模為大，設備亦較完善。至於國民教育，大事推廣，受教的兒童，約佔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七十六。此外政府又在後方開辦了不少中等學校。來自淪陷區的大專及中學學生，大都給以貸金，後改為公費，一為安定他們的生活，一為不使其前去共區。中共所設的抗日大學、魯迅藝術學院，仍吸收不少青年。

　　交通建設以公路為主，最重要的為一九三八年底通車的滇緬公路，次為越桂公路。通往蘇俄的西北公路較以往改善。國內公路以川陝、川滇、湘黔諸線為要。新築鐵路有一九三八年自湘南衡陽至廣西桂林的湘桂線，一九四○年自桂林通至柳州，柳州至南寧一段未能全部完成。一九四三年黔桂路自柳州通至貴州獨山，再至都勻。四川至雲南昆明之線，一九四一年由昆明通至沾益。

　　華北、華東、華南的知識青年，不顧日本的砲火，偷過日本封鎖線，長途飢寒跋涉，向政府區逃亡。一般人民同樣不甘受敵人統治，千辛萬苦，扶老攜幼，肩挑手提，絡繹向後方轉移，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受政府救濟者，單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五省，為數已達四百餘萬人。家計稍裕，自行設法者，及得親友之助，或隨公私機關而遷者，約在一千萬人以上。到達後方之後，分別從事小本經營、墾闢荒地、加入工廠、軍隊、開築道路、河渠。海外華僑的愛國心尤強，不惟踴躍捐輸，且歸國從軍，擔任駕駛、醫療。總之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分男女，均願為國家民族貢獻力量，固然是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湔雪多年的恥辱，同時亦促進了西南、西北的開發，打破了以往的地域之見。

第二節　內外危機

　　一、汪兆銘背叛

　　日本佔領北平、天津、太原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製造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王克敏為傀儡，名義上統轄華北，以維持佔領區的秩序，消滅國民政府的勢力，搜刮物資，「以戰養戰」，並施行親日教育。

　　德國的調解不成，日本的「速戰速和」的戰略失敗。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聲稱將不以蔣中正為國民政府代表，而與各省政府主席簽訂和約。一月十六日，除再宣言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外，並希望真能與日本提攜的新政府成立與發展。為擴大「以戰養戰」的戰略，三月，又在南京製造一「維新政府」，以梁鴻志為傀儡，名義上統轄華東。近衛以戰爭結束無期，前途困難，五月，改組內閣，準備再向國民政府謀和。軍部認為與蔣已不能兩立，王克敏、梁鴻志為過時的腐敗官僚，人所不齒【註：王克敏屬舊直系，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梁鴻志屬舊安福系，曾任段祺瑞的執政政府秘書長】，決另覓較有分量的人物，如唐紹儀或汪兆銘。九月，唐在上海被刺而死，乃力圖與汪勾結。

　　一九三二年，汪兆銘任行政院長時，贊成對日抵抗。經過一九三三年長城之役，認為中國的武力不能與日本相戰，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人多指其親日，甚至詆為秦檜。汪對蔣的芥蒂始終未泯，更恨中共。西安事變發生，一九三七年一月，汪自歐洲趕回，傳說曾與德、義有所接觸。時國、共和解之局已定，中日戰爭，早晚不免。汪一再發表演說，對外願本兩利原則，與任何國家攜手，對內不許有兩種政府及軍隊，不可為共產黨共同禦侮的表示所動搖，仍應先安內，後攘外。迨蔣決定抗戰，表面上汪亦呼籲國人「一齊犧牲，不留傀儡種子，使人與地俱成灰燼」，即所謂「焦土抗戰」，他的內心則是能和即和。同此意見的，不只是汪。七月三十日，胡適告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對日外交路線不可斷絕，應積極打通，由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此大任。第二天，復對蔣申述他的主張，並力荐高宗武【註：胡適說，中國為一中世紀的國家，斷不能抵抗近代國家的日本，必須認清戰爭後果】。八月四日，汪廣播謂「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不掩飾，不推諉，不作高調」，大有當仁不讓的氣概，附和者有「低調俱樂部」之稱。

　　八月六日，蔣又晤胡適。胡謂在中日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趁此尚可一戰之時，先謀恢復「七七」以前的疆土狀況，再謀調整中日關係，建立五十年的和平。上海戰爭爆發的次日，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兩原則，一為對日不宣戰、不絕交，二為政府不遷移。汪目睹傷病官兵缺乏醫藥，說是「此仗如何能打下去！」胡要他勿太性急，勿太悲觀。九月初，蔣命胡適赴美國，蔣方震赴歐洲，旋又命陳公博赴義大利，高宗武則密去香港。陳公博與墨索里尼之婿、曾任駐華大使、現任外交部長的齊亞諾（G. Ciano）為舊識，齊亞諾提出中日和平建議，義大利駐華大使亦向汪遊說。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國承認滿洲國，四月，對中國禁運軍火，六月，召回駐中國大使，七月，撤退軍事顧問團，汪益感前途無望，與其待完全戰敗後言和，不若及早以圖。日本既聲言不以蔣為對手，他自是代替蔣的最有資格者【註：一九三八年一月，孔祥熙繼蔣為行政院長，三月，蔣任國民黨總裁，汪任副總裁，汪難免有不快之處】。

　　高宗武在香港與日方暗洽，開始於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間。新任日本陸軍大臣坂垣徵四郎決心樹立一中國新中央政府，七月，約高宗武來東京會商。未幾倫敦傳出日本與汪進行和談消息。十月八日，蔣請羅斯福發起會議，謀致遠東的公正和平。羅斯福表示，盼基於真正平等標準，轉移衝突因素。胡適時己任駐美大使，認為美國不能以實力主持公正和平。廣州、武漢淪陷，汪更認為非和不可。否則日本如進攻重慶，政府惟有退往西北，將受中共、蘇俄控制。外電續傳汪與日本已談判到和平條件，華僑參政員陳嘉庚一再對汪警告。十月二十三日，汪說：「抵抗侵略與不拒和平，並非矛盾，和平條件如無害於中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又說：「侵略國家破壞和平，被侵略國家保障和平。」陳嘉庚斥其謬誤，參政會議決，敵人未出國土前，言和即為漢奸。蔣亦發表文告，堅定抗戰信念。十一月三日，近衛聲明繼續作戰，最終目的在建設能保東亞久安長治的新秩序。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從事更生的建樹，秩序的維持，日本亦不拒絕。十八日，答覆美國照會，歡迎正在中國形成的政權，參與重建東亞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禎昭簽訂《中日協議記錄》【註：影佐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日本陸軍大學同學，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間，曾在南京與熊式輝及外交次長唐有壬會晤】。十二月六日，汪發表《積極建設淪陷區域》談話。在重慶言和為絕不許可的事，汪決定出來，先由其妻陳璧君洽得雲南主席龍雲的諒解。十六日，汪訪蔣，蔣未待他開口，即手指茶杯說：「假使和談成功，我們連喝口開水的自由都沒有了。」汪知無法再談，十八日，飛昆明，與龍雲會晤後，二十一日，轉河內。二十二日，近衛宣布「更生中國」的國交方針：一、徹底擊滅抗日的國民政府，而與新生政權提攜；二、日、滿、中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日本在華北、內蒙駐兵；四、中國應予日人在其領土內以居住、營業自由權；五、日本不索取領土、賠償，惟要求中國執行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任務；六、日本願考慮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二十六日，蔣痛加駁斥，申明汪的行動與國民政府毫無關係。二十九日，汪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請依近衛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點，與日本恢復和平。國民黨開除汪的黨籍，撤革所有職務，國民政府下令嚴緝民族叛徒。近衛初以汪為奇貨，可用以瓦解國民政府，結果汪的「和平運動」被視為賣國運動，始知作戰難，媾和亦難，日本前途可慮，不得不辭職而去。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在河內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國獨立生存的要道，急於自立政府。坂垣定要使中國全部變為滿洲國，八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眼看他的政權就要出現。日本政府以汪倡導和平以來，迄未得國內有力者的響應，和戰關鍵仍操之於蔣，汪如組織政府，反而斷了與蔣和談之路。坂垣一意孤行，以為中國有了新中央政府，不只可脅蔣言和，且可確定日本的特殊權益，切實控有佔領區。十二月三十日，日、汪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參與其事的高宗武及陶希聖竟逃往香港，將全文披露，證明汪的賣國確據，日、汪大感狼狽。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權成立於南京，自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陳公博、周佛海等分據要津，「維新政府」取消，北平「臨時政府」改名「華北政務委員會」，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的權力所及。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汪正式訂立《中日關係基本條約》。汪希望重慶和他一致謀和，共同反共，縱令不克做到，至少可設法約束日本對佔領區的經濟壓榨。日本亦望與重慶議和，但不放鬆對佔領區人民的奴役、物資的搜刮。一九四四年汪病死，南京殘局由陳公博、周佛海維持【註：周佛海久與重慶情報人員暗通，他們亦樂於利用。陳公博代汪後，仍欲與重慶聯合防共、剿共，重慶不理】。

　　二、國共的明爭暗鬥

　　國、共兩黨為了相互為用，而有為期三年餘的第一次合作。終以立場不同，齟齬時生，雖曾共同北伐，未待完成，即全面破裂，成為死敵。經過十年廝殺，而有西安事變，雙方和解，中共雖然渡過了存亡關鍵，倘若不是七個月後盧溝橋事變發生，或再遲相當時日，彼此能否長期相安，仍是疑問。抗戰軍興，國民黨以為大敵當前，中共力量有限，可望從此就範；中共則認為良機已至，不惟不再憂懼國民黨的壓迫，且可於戰爭中組織農民，大事發展，國民黨自難容忍。第二期的合作不及二年，衝突復表面化，有如第一期合作的重演。

　　毛澤東篤信政權得之於馬上，一開始就建立自己的武力。史達林曾說，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優點，離開了武裝鬥爭，中國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國共和解之初，中共僅允將紅軍名義上改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指導，實際是獨立自主。中日戰爭爆發，毛澤東指示共軍，相機建立敵後根據地，取得地方武力的指導地位，並在政府軍中取得領導地位。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抵延安，力主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國民黨在政府及軍中的領導權，自是史達林的指示。毛澤東不以為然，要在抗戰中盡量擴充黨的武裝力量。上海失守，國民政府處境至為艱危。十一月十二日，毛指國民黨的抗戰為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抗戰，希望國民黨改造，作為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基礎。八路軍應在改造軍隊過程中起模範作用，本身應該擴大。他雖說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但必須實踐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由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中共絕對領導八路軍，不受國民黨的任何限制和阻礙，放手發展。史達林為不令蔣為德國調停所動，陳紹禹在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重申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為著抗日統一戰線。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擁護蔣委員長貫徹抗戰到底主張。陳駐武漢與國民黨聯絡，周恩來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註：與毛澤東意見日深，遭受鬥爭的張國燾，亦支持陳紹禹。一九三八年四月，張秘密離延安，前往武漢，脫離中共，此事頗似汪兆銘的自重慶出走】。

　　一九三八年六月，史達林希望中國繼續拖住日本，致書蔣委員長，表示對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念。九月，武漢保衛戰益急，陳紹禹、周恩來返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委員第六次會議。會議未畢，周恩來趕回武漢，向蔣面遞毛澤東的親筆信，謂在蔣領導之下，深信國、共兩黨的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抗戰。周重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請求。蔣對於毛之所說，頗有疑慮，對於周的建議，鑑於過去容共的不利經驗，仍未之許。毛於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中發表《論新階段》，強調統一戰線及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共同抗戰，共同建國。但他十月及十一月的報告及所作結論，仍說各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相對的自由權。如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只是片面的服從，是投降。中共的方針是「既統一，又獨立」，反覆指出「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有軍就有權，戰爭解決一切」，「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有了槍確實可以改造黨」，「槍桿子裡出政權」，「槍桿子裡出一切東西」、「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取得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要〕有強大的軍隊」，「整個的世界只有槍桿子才能改造」。毛澤東是中共中央主席，陳紹禹雖挾共產國際或史達林以自重，權力則在毛之下。

　　抗戰開始之時，中共的兵力約為三萬人，僅有陝、甘、寧邊區十五縣。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改蘇維埃政府為邊區政府。蔣命西安行營嚴防，但邊區已擴大至二十縣，各縣有自衛軍。此後三年之間，八路軍與中共開闢的根據地大致如下：一為一九三七年底建立的晉、冀、察邊區，以河北西北部為中心，兵力五萬餘人，活動的地區約四十縣。二為一九三八年建立的冀中區，兵力約二萬人，活動的地區約二十縣。三為冀東區，兵力約一萬人，活動地區約十縣。四為冀南及冀、魯、豫平原區，兵力約三萬人，活動地域約五十縣。五為晉、綏邊區，兵力約一萬人，活動地區七縣。六為山東區，始於一九三九年，不久兵力約七萬人，活動地域幾及全省。合計華北八路軍控有二百餘縣，兵力約三十萬人。以一九四○年的發展為最速，主要領導人為聶榮臻（晉、冀、察邊區）、賀龍（冀中）、劉伯承（冀南）、徐向前（山東）。長江下游的新編第四軍初約一萬人，一九三八年起，分別建立淮南、淮北、蘇南、蘇北區。長江以北的兵力約為二萬餘人，長江以南約為三萬餘人。另有蘇、皖、豫、魯邊區，鄂、豫、皖邊區，兵力各約一萬餘人；湖南、浙江、廣東境內共約二萬餘人。合計兵力十萬餘人，活動的地區約五十餘縣，主要領導人為葉挺、項英、陳毅、張雲逸、李先念。

　　大致而言，中共的武力以在山西、河北、山東的八路軍，江蘇、安徽的新四軍為大。國民政府在此五省仍設有省縣政府，留有相當軍隊，並有地方民軍。中共既大力擴張，雙方衝突在所難免。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部一萬人，屢遭八路軍襲擊，全部消滅，正規軍數萬亦被擊潰，省政府不能立足。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山東保安隊被繳械者至少四五萬人。山西閻錫山的新軍，一稱「抗敵決死隊」，約二萬人，大半由中共幹部統率，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相繼與閻脫離關係。一九四○年蘇北的新四軍合南來的八路軍攻佔興化黃橋，政府軍死者數千人。湘北、豫南國共軍亦起衝突，新四軍蒙受不利。

　　一九三九年六月，周恩來要求承認擴大的陝、甘、寧邊區及八路軍現有兵力，並解決河北問題。蔣命中共服從命令，否則決不遷就。國民黨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及《異黨問題處理方案》，政府軍實行封鎖陝北。毛澤東態度強硬，九月，對記者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國共的武裝衝突連續而來，中共稱之謂「反磨擦鬥爭」，為抗戰期間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毛指示中共幹部，「對於頑固派鬥爭，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之」，「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團結並不是停止一切鬥爭。復特別命新四軍放手擴大，堅決建立根據地，大批培養幹部，事事與國民黨作對。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大戰爆發，蘇俄忙於西進，不欲國、共衝突擴大。一九四○年四月，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A.S. Panuyaskkin）向蔣調解。七月，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周恩來提議，劃河北、察哈爾及山東黃河以北為八路軍作戰地區，擴編八路軍為三軍六師，新四軍為兩師。因中共別有要求，未獲協議。八月及十月，魯南、蘇北的山東省政府的所在地，為八路軍、新四軍攻佔後，政府再命八路軍、新四軍開往黃河以北，中共僅允將江南的新四軍移防江北。十二月九日，蔣令新四軍立即開往江北，再開往黃河以北，八路軍須一律開往黃河以北。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新四軍九千人在皖南涇縣遭政府軍包圍，軍長葉挺以下五千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中共稱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陳毅為新四軍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並要求恢復該軍番號，懲辦與事變有關人員，撤退華中政府軍，平毀陝、甘、寧邊區封鎖線，廢除一黨專政，再要求承認中共的抗日政權，維持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現狀，八路軍、新四軍編為六個軍，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國、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政府當然不會同意，申明對於違令的部隊不得不加制裁，中共不能有特殊地位，切望共守抗戰建國綱領，八路軍服從命令。輿論對於新四軍事變至為痛心，說是一個國家不應有兩個政治軍事系統，軍隊必須國家化。政府設置國、共關係調整特別委員會，並對陝北防務作必要準備。

　　事變發生後的同日，在華蘇俄顧問團長崔克夫（Vassily L. Chuikov）、大使潘友新勸蔣勿起內戰。蔣答稱這次事變全為整頓軍紀，絕無其他問題。美國亦甚為關切，羅斯福派他的行政助理居里（L. Currie）前來，盼國共密切合作。居里於二月抵重慶，蔣告以中國抗戰，一為抵制日本侵略，一為阻止中國赤化。他對兩方的措詞，頗有斟酌。

　　三、國際情勢的變幻

　　中日戰爭發生以來，蘇俄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是若即若離，難以捉摸。一面以志願空軍援助中國，一面謀緩和對日關係。一九三九年三月，史達林在俄國共產黨大會演說，指中日戰爭為新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蘇俄願與鄰邦建立親切友誼。中國深感不安，四月，孫科攜蔣委員長致史達林的親筆信，第二次赴莫斯科，希望他與英、法商談歐洲問題時，特別注意遠東的集體安全。七月，史達林覆稱，不久可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聯合。此外又予中國一億五千萬美元貸款。所謂願與鄰邦建立親切友誼，及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聯合，竟然是德、俄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德軍的進攻波蘭【註：德國進攻波蘭的第五天，九月六日，重慶中共的《新華日報》，刊出毛澤東的談話，謂德、俄互不侵犯協定，鞏固了德、俄和平，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九月七日，潘友新向蔣面陳史達林來電，謂蘇俄未與日本商談妥協，但十五日則與日本訂立諾門坎停戰協定【註：諾門坎位於滿、蒙邊境，一九三九年五月，日、俄軍在該地互轟，連續四個月】，二十八日，與德國瓜分波蘭東西邊境，繼而控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進攻芬蘭，退出國際聯盟。一九四○年一月，責中國對國際聯盟取消蘇俄會員國案未投反對票，不理中國的請援要求，同時與日本談判商約。九月，不准美國軍火經海參崴運往中國，後又要求中國以美國借款購買蘇俄軍火。

　　為了孤立中國，日本準備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俄希望與日、德、義共同簽訂公約，劃分勢力範圍，雖不曾如其所願，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本提交汪兆銘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除以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歸日本控制外，並承認外蒙、新疆、西藏為蘇俄勢力範圍，對俄似有相當諒解。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俄中立條約成立，訂明如締約國之一方與他國發生戰爭，另一方須嚴守中立。蘇俄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但是蘇俄仍對中國說不犧牲友邦利益。

　　史達林既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使德國放心與英、法相戰。現在又和日本訂立中立條約，使日本放心南進，以對英、美，自以為左右逢源，操縱自如。未料希特勒在西歐得手，擊敗法國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轉而大舉東攻蘇俄。一年多來，中、俄關係已入低潮【註：蔣在日記中說：「俄政府自去年（一九四○）以來，對我侮辱蔑視，干涉我內政，明白掩護共黨，而且在新疆設飛機場，侵犯我領土，不一而足。」】，十月二十四日，蘇俄宣布停止對華援助，蔣仍竭力周旋，曾召見蘇俄顧問團長崔克夫，對蘇俄被侵面致關懷，復親赴蘇俄大使館祝賀俄國革命的紀念日。一個月後，珍珠港事變發生，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兼及德、義，希望蘇俄亦對日本宣戰。蘇俄答稱，須待中、美、英、俄有了周密計劃，充分準備。

　　英國初欲借條約約束日本而未果，始以經濟支持中國。一九三九年先後給以貨幣貸款一千萬鎊，信用貸款三千萬鎊，後因希特勒橫行無忌，又謀對日撫綏。日本對外擴張政策，分南進與北進。是年七月，決定南進，為處理「中國事變」，更須解決南方問題，斷絕越南、緬甸與中國交通。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乘法國在歐洲戰敗，迫令停止滇越鐵路為中國運輸物資，中國通海口的交通線全斷【註：法國在華亦有軍事顧問，一九三九年九月撤退】。七月十七日，英國亦接受日本要求，封鎖滇緬公路。後因美國對日態度趨於強硬，三個月後，始行重開。九月二十三日，日軍入駐越南北部，廣西、雲南遭受威脅。二十七日，日、德、義正式同盟。一九四一年七月，乘德蘇戰爭，日本佔有越南南部，想從南方地域加強壓力，迫中國屈服。

　　美國對日本施以實際壓力，始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之禁運飛機零件附屬設備及炸彈。二月，給予中國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七月，宣布廢止美日商約。一九四○年四月再貸予中國二千萬美元，以滇錫抵償。八月，美對日禁運汽油、廢鐵、機器及軍用物資。一九四一年一月，羅斯福致文國會，將以全力援助抵抗侵略的民族，使美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三月，軍火租借法案成立，中國亦享有此項權利。四月，中美訂立貨幣協定，美國以五千萬美元購買中國貨幣。

　　中國的迫切需要為飛機，一九四○年十月，曾與航空委員會顧問美人陳納德（C.L. Chennault）商組空軍志願隊。一九四一年四月，羅斯福准美國公民來華服務。八月一日，美空軍志願隊（飛虎隊）成立於雲南昆明【註：志願隊員月薪七百五十美元，擊落日機一架，給獎金五百美元。美日戰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初次參戰。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改組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第二十三驅逐隊，陳納德任美國駐華空軍司令】，十月，中國飛行員在美開始訓練。但是四月以來的美日談判，並未停止，仍有妥協可能。

　　四、戰局持續

　　武漢會戰結束，戰爭高潮已過。中國的主力部隊撤至平漢、粵漢鐵路以西，統帥部移設重慶。黃河上游的陝西、綏遠、山西，下游的河南、河北、山東，長江以北的漢水、淮河流域，以南的洞庭湖、鄱陽湖流域，長江下游的蘇、浙、皖、贛之交，配置相當兵力，分負阻止及牽制敵人之責，以拱衛四川。日本兵力不敷分配，鑑於繼續進攻收效不易，改以政治進攻為主，切實控制佔領地區，採長期圍困政策。復乘德國在歐洲戰無不勝之日，加緊與之相結，壓迫英、法，妥協美、俄，俟機南進，實現「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共榮圈」的妄想。中國於久戰之後，元氣已傷，財力物力日艱，外援微不足道，浩大軍費均須自籌，通貨開始膨脹，士氣不似以前旺盛，國、共兩黨猜忌日甚，惟有暫圖保持現狀，以待世界大勢的演變。

　　四川表裡山河，地勢險固，民阜物豐，理應為長期抗戰的最佳根據地。軍興之後，劉湘率部出川參戰，一九三八年一月，病卒漢口，川局阢隉。初為軍人反對新任省政府主席，繼為內部互爭。蔣以整頓四川，統一西南，鞏固後方，乃當前唯一要務，憂心如焚，「食時寢時，甚至夢中，終不能暫時釋懷，此乃一切問題之根本。……外交無論如何吃緊，仍以此為念」。一九三九年九月，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增調軍隊前來，局勢始趨穩定。此後於餉糈兵源，貢獻至大。雲南的重要性僅次於四川。省政府主席龍雲的驕橫，不讓於四川將領。一九四○年，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相繼停閉，日軍進駐越南，龍雲態度動搖，亦因中央軍的進駐而獲無事。

　　日軍為鞏固已有據點，維護水陸運輸線，擴大佔領區，嚴密封鎖中國對外交通，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一再發動攻勢。比較重要的戰役，就地區言，一為兩次贛北之役，第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約五萬人，進犯南昌，華軍約二十萬迎擊，一周後南昌陷落。第二次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日軍約四萬，華軍倍之，激戰於南昌以西地區，為時二週，日軍頗有損失。二為兩次鄂北、豫南之役。一九三九年四月，華軍在各戰區反攻，五月，武漢日軍五萬分路進犯，為十餘萬華軍所遏阻，成相持之勢。一九四○年五月，日軍再度進犯，兵力約增加一倍，中國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陣亡。六月，日軍佔領宜昌，截斷了四川、湖南間的水運，對重慶的壓力至巨。三為兩次湘北之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軍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驚惶失措，下令縱火，長沙全市幾化為灰燼，打擊抗戰精神極大。一九三九年九月，日軍十萬來犯，十天後為華軍二十餘萬拒退，此為第一次長沙大捷。一九四一年九月，日軍第二次來犯，四天後退卻，此為第二次長沙之捷。四為桂南之役。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佔領海南島，十一月，登陸欽州灣。兵力約五萬人，西趨廣西，襲陷省城南寧，完全斷絕中國與越南間的交通。十二月，華軍十六萬大舉反攻，劇戰於南寧東北的崑崙關，歷時兩月。一九四一年四月，東南沿海的寧波、溫州、福州，亦相繼失陷。五為冀晉之役。一九四○年八月，河北、山西境內的八路軍十萬人出擊，連續三十餘日，中共稱之為「百團大戰」。六為晉東南之役，中條山為華軍在黃河北岸的重要據點，一九四一年五月，日軍五萬來犯，華軍十萬力戰十餘日，軍長二人陣亡，一部分退至河南，一部分轉往太行山。

　　日本空軍對於後方的轟炸，初以南京、武漢、廣州受禍最烈。一九三九年後，遠及於西北的蘭州、西安、西南的昆明，而以重慶為主要目標。是年五月三日，重慶市區被炸大火，精華付之一炬，死者四千四百餘人，傷者三千餘，市民二十餘萬緊急向鄉間疏散，報紙一度停刊。此一年之內，總計各地被空襲二千六百餘次，人民死者二萬八千餘，傷三萬一千餘，房屋被毀十三萬八千餘間。一九四○年八月十九、二十日，重慶再次被炸，大火兩日夜。中國空軍因飛機損耗，無從補給，蘇俄空軍志願隊亦於是年撤退，中國全失抵抗之力。日本以空襲代陸上進攻，狂炸濫燒，以動搖中國戰志，破壞經濟建設，擾亂後方秩序。但是中國人民雖血肉糜爛，室家為墟，對抗戰終無怨言，反加深了對日本的痛恨。重慶為一座山城，加緊開鑿防空洞或隧道，生命傷亡大減。不幸一九四一年六月，發生大隧道窒息事件，死者二萬人。八月，日本又採行所謂「疲勞轟炸」，無間晝夜，連續七日，公私工作俱停，食眠皆斷，蔣委員長官邸亦毀。成都、昆明居民，所受苦痛大致相似。太平洋戰起，日本改「政略轟炸」為「戰略轟炸」，以前方軍事要地為目標，後方的空襲始不似前此之凶殘而頻繁。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

　　一、中國成為同盟國之一、平等條約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準備南進，除了為阻斷中國與越南交通外，最後是囊括印度以東、澳洲以北地區。一九四○年九月，日軍佔領北越前後，美國一再抗議，並於一九四一年二月，與英國重申反對日本南進之意。三月，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國務卿赫爾提出一諒解方案，包括日軍自中國撤退，不索賠償，協議門戶開放方針，重慶政府與南京政府合併，承認滿洲國。俟中國接受，日本願依據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直接與中國新政府商談具體和平事項。如重慶政府拒絕，美國應不再予以援助。美國要求先確認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維護機會平等，不擾動太平洋現狀為原則。

　　德、俄戰起，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先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強化南進態勢，解決中國問題，不惜對英、美開戰，暫不加入德、義戰爭，而以外交手段，防止美國參戰。七月二十八日，日軍登陸西貢，羅斯福以情勢嚴重，八月十七日，面交野村聲明兩件，日本如再有侵害鄰邦行動，美將採必要步驟，日本必須停止擴張，同意維護太平洋和平。十月二日，赫爾建議中、日休戰三個月，日本不再南進，不攻雲南，然後自越南撤兵，美國即放鬆對日經濟封鎖。日本因軍部反對，近衛去職，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任首相。十一月一日，大本營與內閣聯席會議，決定只與美國談判南方問題，至於中國問題，應由日本自行解決。如十二月初仍無結果，即對美、英發動武力。十一月五日，經御前會議裁定，並加派前駐德大使來棲三郎為赴美特使。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來棲分向羅斯福、赫爾表示，拒絕即自中國撤退全部日軍。二十日，提出最後方案，除越南外，日、美均不向東南亞及太平洋作軍事擴張，在對華和平恢復後，日軍自越南撤退。美國停止其偏袒態度與行動，日、美合作向荷屬東印度取得必需物資，恢復日、美通商，美國給日本所需汽油。二十二日，美方曾擬一臨時協定草案，日、美均不在太平洋地區使用武力，日本減少在越南北部駐軍，不進攻雲南，美國可放鬆對日制裁。蔣委員長以美國不提撤退在華日軍，仍有犧牲中國對日妥協之意，命駐美大使胡適，堅決反對，英國亦不同意日軍留駐越南【註：胡適任駐美大使，始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美談判時，赫爾不時將內情告知胡適及英、荷、澳大使】。二十六日，美國放棄草案，另提九原則及十點，要旨為不侵犯太平洋一切國家的領土主權，通商機會及待遇平等，日軍自中國、越南撤退，除重慶國民政府外，日、美均不援助任何政權，並放棄在華各種特權。二十七日，東京接到野村的報告，認為不能容忍美國提案，已無討論餘地，特別是撤兵及支持重慶政府兩點，惟有開戰。二十九日，東條在重臣會議演說，必須對美、英報復。三十日，又在內閣會議強調對美、英之戰，不能遷延時機，否則日本經濟將陷於絕境。十二月一日，御前會議，決與英、美、荷開戰。六日，羅斯福親電日本天皇，要求日本退出越南。蔣委員長亦通知羅斯福，決不放棄東北。

　　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艦隊已向夏威夷進發。十二月八日，突襲太平洋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區日軍亦四出攻擊，美、英與日本互相宣戰。四年多來，中國苦撐待變的希望成為事實，興奮可知，亦正式對日本宣戰並及德、義。蔣建議成立中、美、英、荷、澳聯合作戰委員會，共同保衛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荷屬東印度，並請蘇俄參加。因蘇俄婉辭，僅由中、美、英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重慶召開一次軍事會議，無重要決定。英首相邱吉爾以美國特別重視對日戰爭，親訪華盛頓，力主先進攻德國，對日暫取守勢。美國軍方亦認為德國為主要敵人，遂決定先歐後亞戰略。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英、俄、中等二十六個同盟國發布聯合國宣言，全力對德、義、日軸心國作戰，中國開始列入四強。羅斯福為鼓舞中國士氣，提高蔣的聲望，推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包括越南、泰國，對於中國來說，並無裨實際。

　　日軍突襲珍珠港以來，在大平洋地區所向披靡，月餘之間，連佔關島、香港、馬尼拉，橫掃南洋，直迫緬甸，惟在中國戰場遭受挫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自湖南嶽州南侵長沙，中國軍隊俟其深入，加以包圍、側擊，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被逐回原地，是為第三次長沙之捷，亦為同盟國的第一次勝利，英、美一致表示歡欣稱道。

　　中國為衛護滇緬交通，願協防緬甸。英國以情勢緊急，勉強同意。一九四二年二月，蔣委員長訪問印度，勸英國宣布印度為自治領，印度暫放棄獨立要求，合力以抗日本。邱吉爾成見不變，印度領袖甘地反應冷淡。緬境英軍為保存實力，以保印度，對日軍毫無戰意。蔣派兩軍入緬助戰，歸新任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戚（Joseph Stilwell）指揮。以仰光已為日軍佔領，命史迪威堅守緬北。史迪威主反攻緬南，雖救出仁安羌（Yenangyaung）被圍英軍，東籲（Toungoo）則為日軍所陷。五月，緬北曼德勒（Mandalay）、密支那（Myitckyina）、臘戍（Lashio），及滇邊畹町、龍陵、騰衝續失，日軍直抵怒江西岸，史迪威走印度。總計中國官兵戰歿一萬三千人，物資損失八百萬噸。

　　四月，美國飛機自航空母艦起飛，初次轟炸東京，事後飛浙江降落，以未經聯絡，飛機全毀。日本恐美空軍使用中國基地，出動陸軍十萬，進攻浙西、贛東。蔣委員長正注全神於滇緬之戰，為保全兵力，屏蔽湖南，不與在浙、贛決戰，日軍破壞浙西機場後，亦未續進。此後年餘，中日重要戰役，一為一九四三年四月，華北日軍之進攻冀、晉、豫間的太行山，中國損失頗大。二為五月，湖北日軍為牽制雲南華軍反攻緬甸，自宜昌西侵未逞。三為十一、十二月間，日軍之進攻常德，戰況異常激烈，華軍得美空軍支援，常德失而復得。

　　中國雖為同盟國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國惟望中國無條件追隨，英國對中國的輕蔑與妒忌，兼而有之。中國的急切需要為美國實際援助的加強，美國對於中國的請求，除了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千萬美元借款，餘皆靳而不予，反促中國力戰。緬甸之役，中國損兵折將，蔣委員長認為失敗的主因，是作戰方針為人轉移，不能自主，痛感所謂同盟與互助皆虛妄之言，美國並不例外。四月二十一日，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長熊式輝、外交部長宋子文要求美英參謀團會議及軍火分配機構，加入中國代表，未得要領。熊式輝與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面談，亦無結果。三月二十一日，邱吉爾演說，不提中國為四強之一，五月十日演說，對中國軍隊在緬甸的奮鬥犧牲，亦隻字不提。五月二十五日，蔣電羅斯福，謂對同盟國信心完全動搖，自云從未經過如此嚴重局面，今後當審慎機勢，把握現實。

　　中國沿海沿江條約口岸及要城，為日本佔領後，美英在中國原有的特權實際多已不能享受，復以日本聲言願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間，英美亦宣布，戰後將與中國商談取消在華特權，尚不肯立時廢止。中國要求改善在同盟國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輝主張中國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宋子文反對，胡適不甚熱心。六月，熊改向白宮行政助理居里獻策，謂美國對華援助物資有限，正應取消不平等條約，給以精神鼓勵。美國政府認為這是惠而不費之舉，經與英國交換意見後，十月九日，國務卿赫爾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註：宋子文與胡適不睦，九月八日，魏道明代胡適為駐美大使】，準備與中國談判放棄在華特權及有關問題的條約，另訂新約。同日，英國亦有此表示，繼之為加拿大、荷蘭、巴西等國。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新約簽字，一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正式終止。治外法權、租界、內河航行權、軍艦駛入中國領海權、洋員管理海關行政權，北平使館區及北平至海口交通線外國駐兵權，一一取消。但是英國仍不肯放棄九龍租借地，中國聲明保留。美國為再表示對中國友好姿態，國會議員倡議，廢除限制中國移民法案，即排華案，准許華人入境、入籍，使日本不能以聯合東方民族對抗西方民族為藉口。羅斯福說，排華案為一歷史上的錯誤，撤廢中國移民法案，不僅可證明美人認為中國為作戰盟友，亦為和平時期的伙伴。十二月十七日，撤廢排華案正式成立。羅斯福再聲明，「此舉足可代表美國人民的感情與敬意，同盟國間各種不幸障礙業已除去，今後遠東方面的作戰努力，當更形加緊，並對於共同目標有更大的諒解」。但是移民的數目，每年僅限一百零五人。

　　平等新約訂立，一時舉國歡騰，蔣委員長亦說，是平生唯一幸事。當前危機與現實困厄，並未解除，同盟國依然爾詐我虞，各自為謀，中國的艱險且甚於獨力作戰之時。

　　二、中俄新疆之爭、中美英對反攻緬甸之歧見、開羅會議

　　蘇俄控制新疆的政治、軍事後，進謀攫奪經濟，特別是礦產。一九三九年，實行開採獨山子油礦。但是史達林並不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乘瓜分波蘭、囊括波羅的海東岸各國的餘威，決東併新疆。一九四○年初，除製造阿爾泰山叛亂外，並陰謀迪化暴動，結果俱告失敗。十一月，蘇俄代表巴庫林（Bakulin）、卡爾波夫（Karpov）以一秘密文件交盛世才，聲言「一個字都不能動，你係『聯共』黨員，應服從黨的命令，更應為蘇俄的利益作鬥爭！」同月二十六日，盛以「新疆政府」代表名義將密約簽字，訂明今後五十年內，許蘇俄以新疆錫礦及副產礦物，新疆一切自然資源、公路、鐵路、電話、森林等亦盡歸蘇俄所有。蘇俄特設新疆錫礦公司，置備武裝。

　　盛世才開始對史達林不滿，大概是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已允他入黨而為史達林所拒之時。一九四○年的迪化暴動陰謀及脅訂錫礦條約，更使他難與蘇俄共處。史達林計劃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發動政變，因新疆機械化旅長盛世騏被殺，復歸失敗【註：盛世騏為盛世才之弟，畢業於莫斯科紅軍大學，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被殺。被殺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受史達林收買，為盛世才處死；一說他不肯服從史達林的命令，為其妻共產黨員陳秀英刺死，盛世才又殺陳秀英】。時蘇俄對德戰爭好轉，史達林決心與盛世才攤牌。七月初，蘇俄外交次長德卡諾索夫（Dekanozov）向盛面交一函，歷數其近年背叛中國政府行事【註：函中列舉一九三四年盛世才建議先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依次及於陝、甘。對於西安事變，主擁護張學良。一九四一年，又主在新疆成立蘇維埃政府，均為蘇俄拒絕】。重慶蘇俄大使潘友新將副本送蔣委員長，盛世才亦將以往對俄關係向蔣和盤托出。蔣一面安撫盛世才，一面敷衍蘇俄。八月，親至甘肅，派蔣夫人及第八戰區（西北）司令長官朱紹良前去迪化。九月，盛通知迪化蘇俄總領事，命新疆蘇俄顧問、專家撤退，殺中共要員毛澤民、陳潭秋等【註：毛澤民為毛澤東之弟，時任新疆民政廳長。陳潭秋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中俄關係惡化，中美關係亦仍欠佳，援緬之役，尤令蔣委員長憤慨，此與史迪威個人實有關係。一九一九年以來，史迪威歷任北京美軍語言教官、駐天津美軍營長、美國大使館武官，先後十年，性情孤傲，輕視中國人的才能，對於近年中國的變化缺少了解。此次之來，出於馬歇爾的推薦，具有雙重身份，他是美國的軍事代表，有權管理租借物資，又是中國戰區參謀長，為蔣的部屬，但不聽命令。馬歇爾知道史迪威與蔣不協，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對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長熊式輝說，必要時可將史迪威召回，另派人接替。蔣未作表示，反准其在印度訓練新軍，任為駐印軍司令。據他六月十九日致熊式輝、宋子文書，原因之一是史迪威近病黃疸甚劇，二是「為中、美國交與保全友邦榮譽」，三是「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不願暴露人短」。又說「緬戰失敗，咎在戰略，中〔蔣〕電令〔史〕到密芝那佈置防務，……而彼竟自赴印度，並調我軍入印，……未對我有一請示或直接報告，……從未曾見推諉罪過，逃避責任，以圖自保，有如此之甚者也。照我國慣例，此次緬戰失敗之總因與責任，應有一軍事審判，方能明白功過之究竟，然此非今日國際處境之所宜也」。「史在華久，仍以十五年前之目光，視我國家與軍人，故事多格格不入。以後美國如再派人，請其勿再派前駐華武官。」可見他對史迪威之如何憎惡。

　　美國曾承諾在中國維持飛機五百架，每月供給物資五千噸，不僅不曾做到，復將原定在中國戰區使用的駐印空軍調往埃及。蔣命史迪威轉告美國政府，自八月起，踐履上述諾言，派兵打通滇緬交通。史迪威拒不遵行，蔣對他即不理睬，史迪威請馬歇爾施用壓力。七月，羅斯福再派居里前來，蔣同意反攻緬甸，惟須英國海陸軍配合，美國給中國以充分空軍支援。羅斯福允加強空軍及空運，十月，中國運兵赴印度受訓，三十師新軍的訓練旋亦在雲南開始。英國恐中國與印度聯合，不願由中國收復緬甸，表示海軍不能出動。

　　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邱吉爾決定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暫緩反攻緬甸，繼建議由中國先反攻北緬甸，俟有成效，再由英、美海陸軍進攻南緬甸，蔣主同時實施。史迪威暗與中共接觸，擬使用八路軍，蔣大為不滿，擬使離去，以開羅會議在即，暫行擱置。

　　十月，美、英、俄外長會於莫斯科，發表戰後共同建立國際機構宣言，中國因美國的支持，亦得列名。美、英、俄曾商定三國領袖會議，羅斯福邀蔣委員長參加。史達林藉口蘇俄未對日本宣戰，未便與蔣相見，於是改分兩地舉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蔣與羅斯福、邱吉爾會於開羅，這是中國參加的僅有的一次同盟國首領會議。十二月一日，發布開羅會議宣言，聲言此次戰爭目的，在制止、懲罰日本的侵略，剝奪一九四一年以來日本奪佔的太平洋島嶼，東北四省、台灣、澎湖，歸還中國，並使朝鮮獨立，日本須無條件投降。

　　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徵求蔣對廢除日本天皇制度的意見。蔣謂戰爭的禍首為日本軍閥，日本國體問題，可俟戰後由日人自行決定。朝鮮獨立亦為他的主張，並希望協助越南獨立。對於反攻緬甸問題，蔣仍主張陸海軍聯合行動，羅斯福保證於來年春季開始。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會於德黑蘭，史達林力爭開闢歐洲戰場，待擊敗德國後，蘇俄即對日本作戰。邱吉爾勸羅斯福收回對蔣的諾言。羅斯福以為如獲蘇俄的合作，不惟可早日結束戰爭，戰後一切計劃，亦可順利實現，中國地位無足輕重。十二月五日，致電蔣委員長，謂英國海軍須先用於對德、義戰爭，不克夾擊緬甸日軍，詢以願否單獨反攻，或待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同盟國有在海上大舉能力之時。蔣離開羅後，已預料「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羅斯福雖保證海軍在緬甸登岸，必與我陸軍一致行動，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然而緬甸反攻時期，吾可斷定非至明年（一九四四）秋季，決無實施之望」。及接羅斯福來電，至為不懌，覆以中國的軍事、經濟情況，不可能支持六個月，希望借款十億美元，另請增加陳納德及中國空軍實力，每週空運二萬噸物資。美國認為貸款無裨於中國經濟。

　　三、國共關係緊張

　　中共為了種種原因，對於新四軍事件不得不暫時忍耐。一以實力尚不夠強大，各方仍認國民黨為領導抗戰的中心。二以是年（一九四一）六月，蘇俄突遭德國閃電攻擊，如日本與德國共同行動，蘇俄處境將不堪設想，斷無力為中共之助。七月，中共宣言，謂蘇俄對德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性質相同，必須鞏固抗日陣營，使日本無法抽調兵力西進、北進或南進。《解放日報》聲稱蔣委員長的對日主張與中共的意見一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繼起，中共再強調鞏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三以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尚未十分確定，準備乘蘇俄無暇干預中共內部之事的機會，打擊以陳紹禹為首的國際派。一九四二年二月，實行「整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主義以整頓文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毛澤東思想，建立毛的一元領導，這可說是中共的安內。四以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之間，華北日軍一再向共軍根據地進攻掃蕩，實行所謂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冀中區、晉、冀、察邊區，受禍特烈。解放區人口，由一萬萬降至五千萬，八路軍由四十萬降至三十萬，新四軍由十三萬降至十一萬。同時華北災荒嚴重，政府軍對陝、甘、寧邊區封鎖加緊，中共自認是極端困難的時期。新疆盛世才輸誠中央，對中共亦屬不利。

　　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九月，派黃埔軍校出身的林彪到西安見蔣，說是「毛澤東一再告學生（林），今後兩黨應當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中共雖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行之於中國。……目前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綱領努力，……盼於委座（蔣）領導之下，奠立鞏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一九四三年一月底，林彪又在重慶兩次見蔣，要求撤除對陝北邊區的封鎖，接濟中共軍餉、彈藥、藥品，均無結果【註※】。三月，又與周恩來同晤參謀總長何應欽，提出四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共軍編為四軍十二師，陝、甘、寧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俟對日戰後，黃河以南共軍開入中央指定地。何應欽重申一九四○年命令，八路軍編為三軍六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編為二師，一個月內開往黃河以北，改陝、甘、寧邊區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註：蔣謂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在西安接見林彪。按蔣於九月三日自甘肅抵西安，十四日返重慶，接見林彪應在此期間，十月十三日或係九月十三日之誤。林彪告美國大使館秘書莊萊德，渠係一九四二年十月初離延安，三星期後抵重慶，恐亦誤。毛澤東云：林留重慶十個月，一九四三年六月底離去，是林之到重慶當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

　　新四軍事件發生後，政府對中共之未採進一步行動的另一原因為顧慮美國的反應。是年二月，居里帶來的羅斯福致蔣委員長函中，對中共頗加稱道，希望國共能消泯歧見，密切合作，以有利於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居里之晤周恩來與蘇俄大使潘友新，均與此事有關。六月，羅斯福介紹給蔣的政治顧問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與居里對中共皆抱好感。美國大使館秘書兼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s），謝偉思（John S. Service）與周恩來不時往來。居里到後，周對他表示，歡迎美國派員去中共區域視察。一九四三年初，又向戴維斯說明美國派員訪問延安的必要，並盼建築飛機場。戴維斯建議國務院在陝北設總領事館及軍事觀察團。復屢與謝偉思在發回的報告中，謂不可忽視中共力量，國軍士氣低落，長官貪污，政治派系紛爭，無意抗日，惟有由美國干涉，要求國民政府解除共區封鎖，分配租借物資予中共，方能改善情勢。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民族意識甚強，受到人民擁戴。美國代辦艾哲遜（G. Atcheson）對於蔣所著《中國之命運》，亦多訾詆，指有排外偏見。美國太平洋學會人士甚至說兩個中國定必實現，一為國民黨統治區的封建中國，一為中共統治區的民主中國，中國不滿現狀者，多傾向中共。美國政府當局之所望為國共合力對日，責於國民黨者嚴，認為國民黨欲坐待美國擊敗日本，而不肯寬容中共。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共產國際解散，中共深感不安，宣稱近年共產國際僅予以精神支持，中共將繼續支持國民政府抗戰。毛澤東說，共產國際解散是要加強各國共產黨的力量，使其更為民族化，中共更成為民族性的黨。他所憂慮的是國民黨以為中共已遭蘇俄遺棄，乘機壓迫。六月六日，蔣委員長果然告訴在重慶的林彪、周恩來，如中共放棄邊區政府與軍隊，即予以合法地位，希望八月前答覆。跟著包圍陝北的國軍由十四師增至二十一師，林彪、周恩來以九個月來，談判迄無結果，六月底，離重慶返延安。七月，西安文化團體要求毛澤東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另一方面，朱德兩次電質西安軍事當局胡宗南【註：胡宗南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境轄十二個軍，負責監視陝北共軍，警備山西日軍】，毛澤東要求胡部撤退，延安民眾大會亦聲稱保衛邊區。莫斯科指中國政府破壞國、共合作，企圖消滅共軍，內戰將起。重慶蘇俄大使館一再向美大使館表示關懷，謂政府軍砲擊陝北共軍陣地。

　　蔣對外既有顧慮，內部亦復多事。河南旱災，蝗災嚴重，饑民數百萬，餓死者數十萬人。甘肅、四川農民反抗徵糧、徵兵【註：甘肅南部回民、番人暴動，眾至五六萬，遍及二十餘縣，稱「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國軍」、「西北農民義勇抗日救國軍」，歷時數月，一九四三年七月始平。同月，四川、西康又有民變】，地方軍人乘機與政府為難，重慶謠言紛紛。加之物價不斷猛漲，苦於應付，對於中共問題，自須慎重將事。一九四三年八月，重慶某要人告美報記者，政府決不用武力解決國共糾紛。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華盛頓告國務院，國民政府無意與中共決裂。九月，蔣宣稱中共問題純屬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法解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決議，戰事結束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希望中共切實遵守諾言。十月五日，毛澤東亦要求國民黨與蔣實踐諾言，實現民主政治，國、共繼續合作，承認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政權。恢復新四軍，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取消特務機關及特務教育。彼此條件雖相去極遠，然一觸即發的內戰，總算又暫為弛緩。

　　四、艱險的一九四四年

　　自表面上看，經過開羅會議，中國前途似頗光明，實際上此後一年是最暗淡的一年，為抗戰以來中國處境最艱危險惡的一年，亦為蔣最痛苦的一年。中、俄關係繼續惡化，中共的要求不斷擴大，日本大舉進攻，國民黨內部動盪，美國的壓力愈增，物價上漲更速。

　　一九四三年初，因羅斯福、邱吉爾聲稱日、德、義須無條件投降，日本首相東條演說，今年為決定戰爭之期，史達林恐其進攻蘇俄，決撤退在新疆之飛機製造廠、礦廠，以免到時被中國沒收，錫礦考察團及駐哈密紅軍亦一併撤退。六月，蘇俄大使潘友新致文中國外交部，指摘盛世才對蘇俄之非法措施及仇視行為。九月，中央軍開入新疆，阿爾泰哈薩克人變亂再作，由外蒙供給武器。一九四四年三月，蘇俄空軍助其內犯，反誣華軍侵入外蒙，有意對蘇俄挑釁。五月，潘友新回國，蘇俄軍事顧問團亦全部離去。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重慶，勸蔣委員長對蘇俄退讓，蔣允將盛世才調離新疆【註：華萊士往返均取道迪化，將內情洩漏。八月，盛世才欲重行投靠蘇俄，逮捕攻剿哈薩克的師長及迪化中央人員，未得史達林諒恕，終於去職】。蘇俄並未因此住手，十一月又策動伊寧事變，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五年一月，紅軍助亂黨攻佔伊犁全境，中國官兵四千餘人戰歿，迪化震動。

　　中、美意見齟齬，主要為反攻緬甸問題。日本為防止中國駐印軍東進，一九四三年九月向緬北增兵，駐印軍被阻。史迪威要求遠征軍自雲南夾擊，蔣以無勝利把握未允。旋以英國陸軍出動，始命史迪威由緬北雷多（Ledo）前進。十二月下旬，羅斯福因史迪威及英方之請，連促雲南遠征軍前進，但對中國借款靳而不予。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竟以斷絕物資供應相脅迫。蔣怒其藐視，決強硬對付。十六日，函覆，指美國對於借款，有如商業行為，有背同盟國交往之道，中國對於在華美軍費用，將不再負擔。華盛頓異常激動，中、美關係幾瀕破裂。二十日，羅斯福勉允以每月二千五百萬美元供在華美軍之需，並將美元與法幣比率提高。

　　二月，雲南龍雲部冒充土匪，搶劫美國軍械，美國一度不發中國武器。同月，美陸軍抵緬北，中、美初次並肩作戰。三月，美國將援華物資運往歐洲，蔣告訴史迪威，在英軍未進之前，暫停攻擊。羅斯福再促進兵，四月來電，謂美國裝備遠征軍，正為今日作戰之用，否則失其意義。馬歇爾且以停發遠征軍物資相迫。五月十一日，遠征軍西渡怒江，六月，攻下滇西龍陵，尋為日軍拒退。蔣召見史迪威，命增發飛機與油料。馬歇爾以同盟軍已入羅馬，諾曼地登陸成功，全神注於歐洲戰場。加之太平洋反攻得手，塞班島（Saipan）已經佔領，不必使用中國空軍基地，即可轟炸日本本土，中國的重要性愈為減低。

　　一九四三年，中共軍拒退華北日軍的掃蕩，復以美國對中共具有善意，而與國民政府齟齬，時機於中共有利。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澤東提議重開國共談判。二月，羅斯福正式向蔣要求，由美國派員赴陝北，聯合政府運動亦漸揭開【註：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戴維斯曾向羅斯福建議】。蔣明知這是中共的攻勢，美國欲與中共接洽，使中共取得與政府平等地位，但他認為問題雖然嚴重，只要時間延長，實力在握，仍可自由運用。他的高級幕僚勸他趁戰時解決中共問題，不宜拖至戰後。五月，政府代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傑，與中共代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開始相會，雙方立場與過去無大出入。六月初，中共提出新的條件，除了去年十月五日毛澤東列舉的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承認中共領導的地方政府及共軍防地外，並要求編共軍為十六個師，分給同盟國援助中國的武器、藥品。政府允編共軍為十個師，陝、甘、寧邊區須實行中央法令，中共可與其他政黨享受同等待遇。

　　當國共再度談判之日，正為雲南遠征軍在美國壓制之下向滇、緬邊境進攻，河南軍事失利之時。日本為打通中國南北鐵路，加強在中國大陸地位，確保南洋與陸上交通，隔斷重慶與長江下游聯絡，消滅美國空軍在湘、桂基地，牽制遠征軍反攻緬北，摧毀中國抗戰意志，決在河南、湖南境內發動攻勢。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豫北日軍南渡黃河，豫南日軍由平漢鐵路北犯，兵力十五萬。近年中國役政腐敗，強徵貧民為兵，素質惡劣，訓練不施，薪餉不足溫飽，再加尅削虐待，軍官走私營商，毫無戰鬥意志。河南駐軍三十萬，主力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部，紀律廢弛，苛擾地方。日軍所至，湯部望風奔潰，到處遭受人民截擊，三十多天之內，鄭州、許昌、洛陽大小三十餘城盡失，潼關震動，以陝西胡宗南部力戰，日軍未再西進。五月二十四日，鄂、湘間日軍二十萬，沿粵漢鐵路南侵，中國陸軍四十萬及美國空軍不能遏阻。六月十八日，長沙陷落，衡陽堅守月餘，終亦不守。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的重要任務，一為勸蔣委員長對蘇俄讓步，二為對中共讓步。他說史達林雖不滿於中國政府，但亦認中共為無理論無背景的黨，共產國際取消，蘇俄不再予支持。美國如願意斡旋國共問題，他（史達林）贊成用中共武力以對付日本。蔣委員長表示歡迎，允美國人員以考察名義進入共區。就在華萊士離開重慶之日（六月二十四日），謝偉思報告國務院，謂國民黨已失去人心，蔣固執偏狹，美國應停止支持蔣的政府，而與自由進步分子保持友誼，裝備地方部隊抗日。華萊士因受他的隨員範宣德（JC Vincent）及拉提摩爾的影響，致書羅斯福，謂蔣無統治戰後中國的知識，中國應成立聯合政府。另致書於蔣，勸採取新活力與新行動。七月，謝偉思隨巴雷特（David D. Barret）到延安，設立觀察團，會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認為國民黨已死亡，中共為一新生政權，共軍遠較政府軍精壯，再建議國務院，主聯合國民黨內的自由派及共產黨改組政府。是後一再稱道中共的成就和民主精神，中共並不反對美國在華利益。美國不必顧慮國民黨的態度，可直接裝備訓練共軍。國民黨需要美國方能生存，只有追隨美國。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注意共產黨、自由分子、地方人物。

　　一九四三年起，國民黨內的高級人員，暗中論及時事亦多感慨。有的說文武負責者庸懦無所作為，但事擴張勢力。有的說政府用人不重職責，機關不重制度，缺少組織效力。有的說蔣的主觀太重，厭聽直言，上下隔阻，社會人心浮動，青年煩悶。有的說時勢之危不在外而在內，黨政腐敗，由於自私。持此論調者，大都被目為政學系；為眾矢之的者是控制教育人事的CC系、掌握財政經濟的孔祥熙、主管軍事的何應欽【註※】。

　　※註：國民黨內可分為三大派系：一為以黨起家的CC系，陳果夫主管黨政人事，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在黨政方面勢力極大。二為出身黃埔軍官學校的復興社（力行社），除了軍隊之外，並控制三民主義青年團，與CC系控制黨部頡頏。三為非黨軍的政客、企業家、教授集團，人稱為政學系。任要職者有張群（四川省政府主席）、吳鐵城（中央黨部秘書長）、熊式輝（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王世傑（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宣傳部長）、吳鼎昌（貴州省政府主席）、張嘉璈（前交通部長）、何廉（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等，但並無正式組織。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始積極聯絡，孫科、白崇禧、陳誠、張治中、翁文灝、朱家驊等均與之近。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蔣於日記中指孫科與中共勾結，美人從而助長，謀推翻政府。十四日，孫科在憲政座談會演講民族、政治、經濟三種自由，對時政多所指摘。蔣斥其誣衊政府，與中共合作，以俄人為後盾，意圖奪取國民政府主席。二十七日，警告國民黨幹部，謂今後半年內最為艱苦，須作最後準備。七月二十六日，復於整軍會議中痛斥軍政敗壞，國際對中國印象惡劣。此時山西閻錫山已與日本簽訂協定，前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暗通史迪威，乘湖南戰局危急，準備設立政府，迫蔣下野。

　　中共之外，其他小黨派與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同具反感。知識分子之不滿，固與生活艱苦有關，學術不能自由亦為原因之一。各小黨派之不滿，近因為一九四○年十二月，若干參政員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之被除名。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軍事件發生後，國、共兩黨磨擦日烈，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農工黨、鄉村自治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形成一種緩衝力量，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要求國民黨公開政權。稍後救國會加入，漸與中共接近。一九四四年九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以個人資格參加，不再以政團為單位，與中共同唱結束一黨專政，在昆明各大學最為活躍。

　　美國的主要希望是中國對日戰力的增強。蔣以湖南戰局危急，擬調回雲南遠征軍。史迪威急欲收復緬甸，七月三日，建議華盛頓，如蔣授以統率包括共軍在內的所有中國軍隊的全權，他願自陝西進攻洛陽、鄭州，萬不可調回遠征軍。同日，孫科告美國大使館職員，監視中共之政府軍及共軍均應用於抗日，美國如出以高壓，蔣的意見可以改變。七月七日，羅斯福向蔣提出史迪威的建議，並主以軍援物資，接濟共軍。蔣對史迪威久不信任，對於羅斯福的要求，尤所不許，但不便斷然拒絕，乃出以緩和態度，表示原則贊成，請先派一有遠大政見的代表前來面商。羅斯福雖然接受，惟仍請立時授史迪威以統率全部中國軍隊的絕對權力。七月二十二日，蔣允將前線作戰部隊交史迪威指揮。至於共軍是否在內，須視其能否服從軍令而定。租借物資應由中國分配，史迪威的統率職權應先商定。八月二十三日，羅斯福電覆，謂對史迪威職權，不當加以限制，命令須從速發表，如有稽延，將失去挽救中國的時機，中共並非大的危險。至租借物資如何管理，容後通知。蔣萬分憤怒，準備辭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抗拒美國的壓力。他預料羅斯福不會同意，否則美國須派百萬部隊來亞洲犧牲。

　　華萊士離去之後，七月初，國、共繼續談判，雙方往返駁辯。及史迪威統率權問題發生，中共態度更加強硬。八月三十日，中共代表林祖涵責政府始終不願實行民主制度。蔣召見美國大使高思，謂美國政府不了解中共問題，中共缺乏信義，美國勸中國政府與中共妥協，適足以加強中共的頑抗，中共所提條件，不啻要求政府投降。高思建議由各黨派參加政府，共同決定並實施對日作戰計劃。九月十日，政府代表張治中答覆林祖涵，謂彼此意見距離之遠，實因中共的要求與時俱增。十五日，林向參政會報告談判經過，結論是必須將政府機構的人事政策，迅速改弦更張，結束國民黨的一黨統治，組織聯合政府。二十一日，延安聲明，中共不能服從國民黨專制的政令，要談軍令、政令統一，必須改變現在國民黨所執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徹底改造統帥部，由代表人民的人去掌握政令、軍令。十月三日，林祖涵致書張治中，堅持組織聯合政府，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為時四月餘的國、共談判，又告停頓。

　　羅斯福派遣的代表，為一九四三年到過重慶的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所負任務為協調蔣與史迪威的關係。羅斯福告以美國的政策仍為支持蔣的領導，除非中共承認國民政府和蔣的領導，不能以租借物資武裝中共。九月六日，赫爾利偕美國生產局長納爾遜（Donald Nelson）經印度到重慶，史迪威和他同行。這時日軍正自湖南進向廣西，史迪威統率的中國駐印軍已攻下緬北密芝那，蔣命進攻滇緬邊境的八莫，期減輕日軍對滇西及廣西的壓力。史迪威拒絕執行，中共又步步進逼。蔣的心情至為惡劣，尤憤美國之落井下石。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長宋子文、軍政部長兼參謀總長何應欽，與赫爾利商定兩事：一為以史迪威任前敵總司令，如使用中共部隊，必先經蔣核准；一為在重慶設置美國委員會，管理租借物資，中國代表亦可出席。史迪威自攻克密芝那後，氣焰益盛，中共又邀請他訪問延安，更認為是迫蔣完全屈服的機會。十五日，再拒進攻八莫，主調陝西胡宗南部南來，與蔣激烈爭論，並堅持仍由他控制租借物資，有任命調度中國軍官的全權，蔣不再過問戰事，否則他不接受新職，將建議美國政府退出中國，另電馬歇爾，謂蔣之欲撤回滇西遠征軍，意在保全實力，坐待美國擊敗日本。就在此時，遠征軍攻佔騰衝，再克龍陵。可證調回遠征軍之說並非事實。

　　九月十六日，羅斯福不顧蔣的身份，嚴電指斥，限史迪威於兩天內親遞。電文略云：如滇西遠征軍不進，或竟撤回，打通滇緬公路的機會將完全喪失，蔣須負其全責。近月來屢請蔣採斷然行動，迄未照辦，致面臨危急，可能造成為悲慘的後果。唯一破壞日軍在華計劃的方法，即加強滇西軍的進攻，立授史迪戚以指揮中國軍隊的全權。倘再延擱，將一切落空。史迪威以為定可償其所願，九月十八日，將電報面交。蔣以羅斯福態度惡劣，來電措詞荒謬，閱後置之不答。次日赫爾利請見，亦被拒絕。二十日，餞別納爾遜【註：九月二十四日，納爾遜離重慶返華盛頓】，赫爾利在座，蔣謂羅斯福此舉與美國民主立國歷史相違，為美國傳統精神的污點，請納爾遜轉告，「以下三事絕不接受商量：一、凡與三民主義不合之事，二、有損害中國主權之事，三，有損害中國國格及我個人之人格之事。中國軍民願為美國之朋友，亦願虛心學習，但絕不能為美國之奴隸」。

　　先一年十月，蔣已擬請美國調回史迪威。至今年七月，羅斯福要求授史迪威以統率中國軍隊權時，史迪威曾對蔣說，中共問題，只要他一去延安，即可解決，裝備軍隊五六師，撥給新武器。蔣正色說：「君若如此，余將撤銷君之參謀長職務。」至是決心請羅斯福撤換。九月二十四日，他告訴赫爾利，對史迪威已失去最後希望與信心，不能使其擔負中國戰區及中美聯軍統率之任。第二天，交以備忘錄，謂美國如遴派一位富有友誼合作精神的美國將領，為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擔任改組及主持後方勤務部，以接替史迪威，必竭誠歡迎。他準備如羅斯福不從，即公開其來電，使天下及美國人民知其政治作風，勢將影響其政治生命。另電在美國的孔祥熙，勿要求任何接濟，從速返國。九月二十七日，約見國民黨幹部，聲明「絕不為任何壓力動搖，絕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論自擾者，罪浮於漢奸」。

　　史迪威電告馬歇爾，蔣無意對戰爭推進再作努力，繼續運用不對他支持則將拆伙的故技，以榨取美國金錢與軍火。蔣亦無意建立民主政體或與共黨組成聯合陣線，已成為中國統一及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礙。羅斯福考慮之後，十月五日，擬解除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及管理租借物資之權，仍保留統率中國在緬甸軍隊及雲南遠征軍之權。九日，蔣去電歷數史迪威的不當，緬北的勝利不足以抵中國東戰場的損失，實不堪再肩重任。史迪威亦電馬歇爾，倘容蔣遂行其罷免主張，中國作戰潛力將一併消失。赫爾利不以為然，謂史迪威的基本錯誤，是想壓服領導一個革命國家與優勢的敵人作戰七年的領袖，蔣並非不肯合作，中國問題可望解決。如支持史迪威，將失去蔣與中國，戰爭勢必延長，增加美國的人力物力的損失。應照蔣的提議，派一美國軍官在蔣的領導下指揮中國軍隊。十月十八日，羅斯福決定召回史迪威，劃分中、緬、印戰區為二，以魏德邁（A.C. Wedemeyer）為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兼參謀長，索爾登（D.Z. Sultan）為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統在緬華軍。當中美關係千鈞一髮之秋，軍事失利，中共要脅，美國強制，國內譏笑，黨內侮辱，甚至高級幹部為之動搖，謂蔣如此倔強，將導致危亡【註：張治中謂蔣應大膽放手，命史迪威統率華軍，美不致扶持中共。王世傑認為蔣之處置不妥】，可說是四面楚歌，自云為他有生以來未有之窘境。

　　史迪威事件是中美關係的最低潮，幾乎走到最後一步。蔣有其個性，更有其立場，最大原因為決不令武力落入外人之手，尤不願共軍受史迪威節制，否則史迪威必以租借物資供應共軍，中共如虎添翼，愈不可制。美國之所以讓步，怕的是如果與蔣決裂，中國戰局可能瓦解，美軍縱攻佔日本本土，中國境內日軍或將繼續抵抗，另一可能為中共得利，整個中國將成為蘇俄的附庸。

　　美國在華記者久對蔣不滿，史迪威去後而益甚，百般蔑侮詆毀，《紐約時報》的愛金生（B. Atkinson）謂史迪威之被召回，代表垂危的反民主政權的勝利。《生活雜誌》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報導更於蔣不利，其他報刊廣播，多同聲中傷。戴維斯推波助瀾，力稱中共必然勝利，蔣於抗日毫無可資利用之處。高思亦持悲觀論調，羅斯福雖不必為所左右，對蔣終難免耿耿於懷。

　　日軍佔領湖南衡陽後，經過休息補充，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沿湘桂鐵路南侵，續陷廣西全州。另路由廣東西犯，佔領廣西梧州。十一月十日，桂林、柳州未經大戰，均告不守，繼之為南寧等處，湘、桂境內，空軍基地盡失【註：計為湖南境內的衡陽、寶慶、零陵；廣西境內的桂林、柳州、丹竹（平南）、南寧等處，共三十六個機場】，軍民死傷，公私財物損失，不可數計。日軍長驅而前，進入貴州，十二月二日，佔領離貴陽六十公里的獨山，西南大後方人心惶惑，為抗戰以來未有的險惡局面。蔣一面調陝西駐軍馳援貴州，滇緬駐軍回師昆明，一面與魏德邁商討最後部署。魏德邁建議，倘貴陽陷落，應作遷都準備，英、俄大使館已計劃撤僑。蔣不允考慮，決於黔北佈防，堅守重慶。日本原有進攻四川之意，以海空軍在太平洋一敗再敗，國內受到猛烈空襲，粵漢、湘桂鐵路遭美空軍轟炸，運輸補給困難，復恐美軍登陸閩、粵，於是開始後退。十二月，中國援軍收復獨山，進向廣西，局勢轉穩。

　　五、嚴重的物價問題

　　戰時物價波動，事屬必然。抗日戰爭開始時，尚不十分顯著。一以前此積存貨物尚有相當數量，一時未感短缺；二以上海、天津、青島雖然淪陷，西南、東南海口，多少仍有輸入；三以日本為在上海、香港吸收法幣，套取中國外匯，交換中國內地農產物及工業原料，與軍事無關的日本剩餘商品，仍可向後方走私。一九三九年之後，情況大變，積存貨物銷售已盡，廣州、武漢不守，粵漢與滇越鐵路不通，國外貨物愈難內流。一九四二年起，日本全力進行太平洋戰爭，剩餘商品已屬無幾，上海租界及香港均為日本佔領，無從再套取外匯，走私日貨大減。

　　戰前政府歲入的百分之九十來自關稅、鹽稅、統稅，戰時重要工業區均為日本佔領，關稅統稅隨之而去。稍後產鹽區又大半淪陷，鹽稅亦為之銳減。一九三八年，國庫所入僅為支出的四分之一，軍費反有加無減，雖增稅募債，終不能抵補。自改革幣制後，實際上通貨已經膨脹，至是更甚。一九三七年，法幣發行額為十六億元，一九三八年約增加一倍，物價上漲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三九年的發行額約為三倍半，物價上漲略同。一九四○年的發行額約為五倍半，物價上漲十二倍。一九四一年的發行額約為十倍，物價上漲二十七倍。一九四二年的發行額約為二十一倍，物價上漲約七十七倍。一九四三年的發行額為四十七倍，物價上漲約二百倍。一九四四年的發行額約為一百八十倍，物價上漲約二千一百倍。物價上漲，政府支出增大，通貨跟著膨脹；物價上漲常高過通貨二倍、三倍。商店囤積貨物，工廠囤積原料，不惟可以保值，且可穩獲厚利，以致商品不能流通，生產陷於停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政府復不給工業貸款，以為可管制通貨膨脹，結果窒息了生產。國家金融機關如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與合作金庫等，一樣以囤積為事，不但直接投資於商業組織，並自設商號、公司。掌握政治、財政、經濟的官員，亦各有企業，最為人所指目。前方部分軍人，甚而明日張膽的走私，運入非必需的商品，而以內地產物資敵，以豫、皖及浙、皖、贛交界地為甚。

　　農產品的上漲，以糧食為最，而以一九四○年後，人口麇集的戰時首都重慶，糧荒特別嚴重。是年四川歉收，宜昌失守後，湘米濟川不易，米價愈漲，一九四一年的米價為一九三七年的七倍，成都有搶米暴動，一九四二年且高達三十倍到四十倍。政府對於物價，初採評價政策，繼採平價，具歸無效，重慶市場上食米幾絕跡。一九四三年，改行限價政策，米價約為戰前的一百倍，一般物價已上漲至二百倍。一九四四年初，米價約為戰前的四百餘倍，每石超出四千元。河南，湖南的軍事挫敗，加速米價的上揚。一九四一年，政府已將原歸地方的田賦收歸中央，實行徵實，將田賦折合稻米、小麥或雜糧計算，再加徵相當數量，分徵購、徵借，期掌有更多的實物，「以糧控價」。因執行不盡公平，弊端百出，中飽不少，中農、小農不堪其苦。政府的另一經濟措施為外匯黃金政策，用意仍為抑止通貨膨脹，平抑物價。一九四二年發行一億元美金公債，每元定為法幣二十元，不久黑市高至法幣四百五十元。與財政金融當局有關人士，仍可按官價購進，大獲暴利。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政府拋售黃金，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舉辦黃金存款，亦多入大戶之手，收回的法幣不及發行額的四分之一。

　　物價不停的上漲，通貨無止境的膨脹，獲利的為極少數，受害的為大多數，而以受薪階級為最甚。薪津雖已提高，距離物價上漲的比例極遠，實際所得不及物價數十分之一。以一九四四年為例，下級軍官月餉約當戰前貨幣一元二角至三元，士兵月餉約當戰前貨幣數角，連同實物計算，只合戰前所得的五十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大學教授月薪不及戰前法幣十七八元，連同實物計算，約合戰前所得二十分之一。學生有公費或貸金及糧食，不敷一日三餐之需。返視當權有勢者的所作所為，及政治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官兵與知識分子的抗戰意志縱仍不移，而怨尤之情，究不能免。中共的詆毀，美國的抨擊，自亦有影響。一九四四年，戰場上一再敗潰的原因，大可於此求之。

第四節　戰爭結束

　　一、太平洋日軍大敗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五個月，在大平洋的攻勢即被美國海空軍所遏止。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所羅門群島之戰，日本海軍失利。一九四三年初，美國反攻愈猛。六月，日本自認艦艇、飛機沉毀不少，戰局緊急。軸心國亦在歐洲西線挫敗，九月，義大利投降。一九四四年初，太平洋美軍連捷，六月，登陸塞班島，自成都起飛的超級空中堡壘，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同月，美海空軍大破日艦隊於馬里亞納（Mariana）群島，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日本海空軍主力喪失殆盡。九月，美軍攻下帛琉島，轟炸馬尼拉。十月，登陸雷伊泰（Leyte）島，轟炸台灣。菲律賓的海空戰，至為慘烈，日本損失極重。十一月起，美空軍以塞班島為基地，大舉轟炸東京工業區及其他大城。十二月，雷伊泰島之戰結束，十一萬日軍被殲。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軍進入馬尼拉，登陸硫磺島，三月，島上日軍全部消滅。四月，美軍登陸琉球。日本部署本土防禦，並以「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隊）攻擊美艦，未能挽回頹勢。六月，沖繩六萬餘日軍被殲。七月，美軍飛機無休止的遍炸日本工業城市，每次五六百架以至一千架，投彈三四千噸以至六千噸，日本已喪失作戰能力。

　　中國於湘、桂戰事危急之時，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提高軍隊素質。是年（一九四四）十二月，入伍者十二萬人，編為青年軍。復採行魏德邁的整軍計劃，編組三十六個攻擊師，九個防禦師，分在雲南、貴州、廣西、湘西訓練，美國負責裝備給養，美軍官擔任教練。緬北美軍亦調入中國，準備先攻廣西柳州、南寧、桂林及廣東雷州半島，再攻廣州、九龍。一九四五年一月，雷多公路自印度通至雲南，駐印軍與遠征軍會師。四五月間，日軍進攻湘西芷江，為中國新軍擊退。日本大本營以琉球戰局吃緊，命華南日軍調往上海、魯南，防美軍登陸。廣西、貴州新軍乘機推進，六月收復柳州，七月收復桂林。

　　二、雅爾達協定與中俄友好同盟條約

　　由於蘇俄在歐洲戰場獲勝，美國殷望其早日對日本作戰，中國分量為之減低，至德黑蘭會議而益顯著。一九四四年，湘、桂的軍事敗挫，中國更被輕視。美國軍方預計歐洲戰事結束已為期不遠，擊敗日本尚須相當時間，為減少美國的生命犧牲，必須蘇俄參戰。如要蘇俄參戰，則須予以報酬，亦即給一部分中國權利，如此又可望穩定中俄關係，避免美國捲入中俄糾紛。否則蘇俄於擊敗德國後，轉而對日，可能將佔領地區移交中共，蘇俄在遠東將取代日本的地位，對於美國而言，無異拒虎引狼。

　　德黑蘭會議時，羅斯福希望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史達林希望在大平洋獲得不凍港。至是美俄繼續談判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問題，史達林謂在對德戰爭終了後三個月，俄軍方克東調，要求美國先將軍用物資運儲西伯利亞，以備使用，並須先成立政治協定，訂明戰後給予蘇俄的報酬。蔣主席得知消息，擬命外長宋子文訪俄。史達林主張從緩，以待他與羅斯福會議，並於十二月向哈里曼說明參加對日戰爭條件，包括租借旅順、大連、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外蒙古獨立。哈里曼電告羅斯福，如不與蘇俄預作協議，蘇俄將支持中共在華北、東北建立政權，如有協議，蘇俄即可支持蔣的領導與美國政策。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會於黑海雅爾達，一為討論戰後歐洲問題，一為討論蘇俄對日作戰條件。關於波蘭問題的處理，史達林與羅斯福發生爭執，竟謂美、俄是否將要一戰，並正式提出對日作戰的全部要求。羅斯福的心力集中於早日擊敗日本，他的軍事顧問認為日本的海軍主力雖已喪失，陸軍尚屬完整，數十萬關東軍尤稱能戰，蘇俄參戰為擊敗關東軍的有效途徑。二月十日，羅斯福讓步，次日發佈公告，定期召開聯合國會議，規定管制德國辦法。至於蘇俄參加亞洲戰爭的協定，則秘而不宣，內容為蘇俄於德國投降後兩個月或三十月內，依下列條件對日本宣戰：

　　一、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

　　二，恢復蘇俄一九○四年被日本侵害的權利：甲、庫頁島南部及附近島嶼；乙、開大連為國際商港，保障蘇俄在該港的優越利益，另以旅順為蘇俄租借的海軍基地；丙、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俄合營，保障蘇俄的優越權利；維持中國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三、千島群島應歸蘇俄。

　　關於外蒙古，滿洲事項，俟羅斯福徵得蔣主席的同意後，史達林準備與中國締結一友好同盟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私自成立諒解，將中國出賣，雅爾達協定，中國再被出賣，羅斯福忘記了四年前他與邱吉爾宣布的「大西洋憲章」中的未得有關人民同意，不得改變領土的原則。史達林更不顧一九一九年蘇俄對華宣言中的放棄帝俄在滿洲及其他地方掠奪的利權與租借地的諾言，且將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中的蘇俄承認外蒙古為中國的一部分，中東鐵路主權概由中國處理的條款置諸腦後。中國雖為同盟國之一，命運依然由強國決定。約在三月十八日，蔣主席接駐美大使魏道明電，報告與羅斯福晤談內情。羅斯福說史達林要求三事：一為蒙古主權應屬中國，二為中東鐵路由中、俄、美共管，三為旅順由蘇俄租借。他之所以未以實情相告，意在試探中國的反應。

　　羅斯福對於史達林將來在華的行動，並不完全放心。一九四五年四月，命赫爾利再訪莫斯科，羅斯福卒後三日（四月十五日），史達林、莫洛托夫重申無條件的贊同美國對華政策，尊重蔣主席的領導，使中國軍隊統一。美國新總統杜魯門派霍普金斯（H. Hopkins）赴俄，希望史達林對中國在滿洲主權的地位及對美國調解國、共問題的態度，加以肯定。五月二十八日，史達林強調是年八月對日宣戰，但中國須先接受雅爾達協定，他將盡力促進中國在蔣主席領導下的統一，承認滿洲屬於中國，希望宋子文於七月以前來俄談判。

　　五月二十二日，赫爾利將雅爾達協定內容密告蔣主席。六月三日，蔣召見蘇俄大使彼得羅夫（Petrov），希望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協助中國恢復東三省領土，主權完整，並論租借旅順、大連之不宜。八日及十日，電命在美國出席聯合國成立會的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向美國表明，旅順軍港最少應由中俄共同使用，必須不損及中國主權及行政自主，租借或獨佔均不可行。九日，杜魯門將雅爾達協定全文交宋，十三日告以史達林願助中國復興。霍普金斯亦說史達林允支持蔣主席及其政府，中共與蘇俄無關。八月十五日，赫爾利請蔣主席依照協定與蘇俄訂約。蔣詢以美國願否與中俄使用旅順軍港，並參加中俄條約，美國表示無意。蔣以蘇俄對日作戰已成定局，一旦佔有滿洲，斷不肯輕易交還，要挾或將更多。現在既有美國居間，史達林復信誓旦旦，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承認蔣的領導，當不致反汗食言，不僅東北仍大致可保，中共亦將聽命。蔣的左右亦謂如能因此換得國內的真正統一及中俄間十年以上之持久和平，可不惜予以滿足，新疆問題應與中共問題一併解決。

　　六月三十日，宋子文偕蔣經國等【註：一九三七年四月，蔣經國自蘇俄回歸，次年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一九四四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學校教育長】，抵莫斯科。七月二日，談判開始，史達林態度傲慢，謂一切須以羅斯福簽字的雅爾達協定為根據，劃旅順、大連為軍事區，中東、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業歸蘇俄所有，特別強調中國須承認外蒙古獨立，否則如為他國利用，蘇俄將失去遠東。宋子文表示願給外蒙以高度自治，有權許蘇俄駐兵。史達林堅持外蒙獨立，如不獲解決，即不談中俄條約。七月六日，蔣主席電宋子文，外蒙獨立問題須在中國真正統一、領土主權真正無缺時，方能考慮。蘇俄如能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據，不鼓勵新疆之叛亂，中國願於抗日勝利後，經外蒙公民投票，許其獨立。這是中國最後的期望，如無切實保障，即相機中止交涉。同時命蔣經國以私人資格向史達林說明不同意外蒙獨立理由。史達林謂：「今天不是我要你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俄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斷，我們就完了。」蔣經國說：「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種力量。」史達林說：「日本這個民族還是會起來的，條約是靠不住的，只要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進步都快。……你說日本，中國都沒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不能說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蔣經國問他是不是美國，史達林答稱「當然」。

　　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告宋，如談判停頓，蘇俄仍將對日作戰，進兵滿、蒙，伸入關內，無所約束，對中國更為不利。蘇俄某要員亦對蔣經國說，如中俄談判有成，史達林將助國民政府統一。七月九日，宋向史達林提出三款：一、蘇俄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行政完整；二、中國對新疆叛亂以政治方式處理，蘇俄勿以軍械接濟；三、蘇俄對中國之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中國願於擊敗日本及蘇俄接受三款後，允許外蒙獨立。中國既對外蒙問題讓步，史達林自感滿意。又經兩度談判，宋須返國報告，史達林須於十七日在柏林波茨坦與杜魯門，邱吉爾會議，中俄第一階段談判暫告一段落。

　　波茨坦會議時，史達林堅持必須中俄條約簽訂後，蘇俄始對日本宣戰。時美國原子彈已試驗成功，可不必定要蘇俄參戰，但無法阻止蘇俄進兵中國東北。七月二十六日，美、英與中國對日本發出公告，重申開羅宣言，命日本無條件投降。宋子文不欲自己簽訂中俄條約，回重慶後辭去外交部長兼職，繼任人為王世傑。八月七日，宋偕王及蔣經國、熊式輝、沈鴻烈、錢昌照等再到莫斯科談判，仍有爭執【註：熊式輝內定為東北軍政負責人，此時係以軍事代表隨行。沈鴻烈為設計局東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為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子文對熊式輝說：「此行頗為痛苦，我為有期徒刑，君實無期徒刑。若今我仍在此當折沖之事，必致胃病加劇。」】。史達林以日本已遭原子彈轟炸，投降在即，深恐失去參戰機會，即於八月九日對日宣戰。同時加速對中國談判，謂再不定議，中共軍隊將進入滿洲。

　　八月十日，以日本投降，宋子文召集代表團會議，商有無改變前案必要，多主原則不變，但望早日簽字。哈里曼勸宋，勿作超過雅爾達協定範圍之讓步。是晚宋與王世傑再晤史達林，堅持不討論外蒙古境界問題，以宋曾有此允諾。十二日，蔣主席一再電囑，如對方不肯以中國地圖為根據劃定外蒙界線，則決裂亦所不惜。代表團為求迅速解決，不必拘拘於確定一界線地圖，決由宋、王致電重慶，請授以全權。同時由蔣經國去電，謂如堅持，必破裂。十三日夜，得覆電，命宋、王全權處理。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由王世傑與莫洛托夫正式簽字，外蒙以現在境界為準。宋說條約為中蘇帶來三十年和平合作，史達林舉杯對熊式輝說：「祝中國軍隊永遠強大。日本、德國之失敗，為野心太大，貪人土地者，其後必敗。」

　　條約要點如下：

　　一、兩國協同對日作戰。

　　二、互尊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

　　三、戰後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的援助。

　　四、條約有效期為三十年。（以上為正文）

　　五、蘇俄同意予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以道義、軍需品及其他物資援助。

　　六、蘇俄承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並尊重其領土及行政之完整。

　　七、蘇俄對於最近新疆事變，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八、如外蒙古依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中國當予承認。蘇俄聲明尊重其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以上為換文）

　　九、中東、南滿鐵路合併為中國長春鐵路，歸中俄共有共管，中國擔任保護；其支線與附屬事業及土地為中國所有。

　　十、大連開為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碼頭倉庫之一半由蘇俄租用。

　　十一、旅順作為中俄共用的海軍基地。設立中俄軍事委員會，蘇俄負擔保護之責，民事行政屬於中國。

　　十二、俄軍入滿洲後，中國國民政府派員在已收復之領土設立行政機構。（以上為協定）

　　十三、蘇俄聲明，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內，蘇俄軍隊開始撤退，三個月完成。（以上為記錄）

　　中國雖失去了外蒙，未能收回中東、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總算換得了蘇俄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及新疆事變、援助國民政府、定期撤兵的諾言。不過蘇俄是否信守不貳，則繫於史達林的一念。

　　三、日本投降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已有求和之意，惟不願無條件投降。一九四四年七月，小磯國昭繼東條英機為首相，改向中國試探，擬取消南京政府，未獲結果。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佔領硫磺島，日本又欲透過蘇俄，結束戰爭。四月，蘇俄廢棄日俄中立條約，小磯辭職。鈴木貫太郎組閣，對蘇俄仍抱萬一之想。五月七日，德國投降，第二天，杜魯門聲明無意毀滅或奴役日本人民，但日本陸海軍須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六月四日，日本前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密晤東京蘇俄大使馬里克（Yakov Malik）。琉球被佔後，二十二日，昭和天皇命鈴木速與蘇俄商洽。七月二日，命近衛文磨為赴莫斯科特使。此時宋子文與史達林的談判已大致告一段落，波茨坦會議正在進行，蘇俄決定對日作戰，拒近衛前來。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國對日本公告發出。日本始認為如果無條件投降，等於日本的毀滅。公告中雖有將來可依據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個傾向於和平及負責的政府的字句，然未提及日本最關心的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倘使同盟國不堅持無條件投降，戰爭可能提前結束，不致予史達林以操縱機會，作出最少的代價，收得最大的利益。所以有人說，這是美國政策的重大錯誤，似不無理由。

　　史達林洞悉日本望和心切，七月二十九日向杜魯門建議，由美、英正式邀請蘇俄參戰。八月六日，美國以原子彈炸廣島，八日，美國再以原子彈炸長崎。次日，蘇俄對日本宣戰。十日，日本知照美、英、俄、中，接受波茨坦公告，惟須不損及天皇的皇權。十一日，四國覆允。惟天皇應聽同盟軍統帥的命令。十四日，天皇敕令，保證實行波茨坦公告規定的條件。十五日，蔣主席廣播「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只認日本軍閥為敵，不企圖報復，即所謂「以德報怨」。八月二十一日，關東軍向蘇俄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投降。九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投降【註：八月十七日，偽南京政府解散，陳公博、周佛海被逮，一處死刑，一死於獄】，八年中日戰爭告終。中國先後徵發兵員一千四百萬人，傷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四千八百八十億美元。

第十九章　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一九四五至一九五○）

第一節　戰後國共之爭、中俄東北交涉

　　一、赫爾利斡旋國共問題

　　促成國共和解，統一中國武力，一致對日作戰，為美國的主要願望。一九四四年九月，赫爾利到重慶之前，特取道莫斯科，以期明瞭蘇俄的態度。史達林知道中共尚無法取代國民黨，應先成立聯合政府，確定中共的地位，繼續控有華北，事實上造成兩個中國，仍讓國民黨居統治之名，以安美國之心。莫洛托夫告訴赫爾利，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蘇俄和它並無聯繫，更不願中國分裂。美國若能助成中國團結，軍事、經濟改善，蘇俄將至感欣慰。赫爾利信以為真，據以轉告蔣主席。蔣一向認定中共為蘇俄的工具，莫洛托夫既有此表示，倘能透過美國，與中共達成協議，自為所願，希望赫爾利斡旋。赫爾利與中共代表林祖涵數度會晤後，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飛延安，與毛澤東議定了五項原則，包括；國民政府改組為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聯合政府一本三民主義，創設一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提倡進步與民主，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權，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一切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服從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命令；所有中國得自友邦的供應品，應公平分配，聯合政府承認國民黨、中共與一切抗日政黨的合法地位。十一月十一日，赫爾利返重慶，周恩來同行。

　　是年九月，國共談判不成，中美關係緊張，蘇俄大使館武官羅申（N.V. Roschin）訪蔣經國，告以史達林欲與蔣主席相見。蔣主席稱「斯如有意，余亦樂從」。史達林將消息透漏給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謂蔣要求和他會晤。十一月十八日，赫爾利詢蔣，「究為何事，擬與史達林相見」。蔣將經過說明，遂作罷論，免招誤會。

　　對於赫爾利、毛澤東的協議，蔣拒不同意，說是不能將政權交與聯合政府，應還之於民，另提三項對案：整編共軍，列為正規國軍；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中共應全力擁護國民政府抗戰及戰後建國，將一切軍隊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中共將領得參加軍事委員會；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國家，除為對日作戰之安全所必要者外，對於人民自由均加保障。

　　中共大為不滿，十二月七日，周恩來離重慶返延安。政府另擬三項具體辦法，作為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一為在行政院內設置戰時政務委員會，容納中共及其他政黨代表，構成戰時內閣，為決策機關。二為在軍事委員會內容納中共人員，由政府、中共與美方代表組成三人委員會，商討共軍改組及補給問題。三為對日作戰期間，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指派一美國軍官為總司令，政府及中共各一人為共軍指揮官。赫爾利時已任美國駐華大使，一再勸周恩來、毛澤東來重慶續談。毛要求改在延安舉行，周要求先釋放政治犯、撤退包圍共軍之國民黨軍隊，取消壓迫人民的法令、停止特務活動，以示政府對於統一民主的誠意。

　　一九四五年元旦，蔣主席宣布提早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赫爾利致電毛、周，願與行政院長宋子文等去延安面談，將原則商妥後，毛、周同來重慶完成協定。毛婉辭謝絕，主由國民黨、中共、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國是籌備會議。周因赫爾利的電促，一月二十四日，復至重慶，要求舉行黨派會議，討論改組政府及施政綱領，俟聯合政府成立，中共即將軍隊交出，與其他所有軍隊由新的軍事委員會整編，不接受政府提議的中共參加政府的辦法。赫爾利勸蔣在政治方面再作讓步，求取對共軍的控制。同時告周，美國物資只予國民政府，關於中共的援助，必須經過國民政府。二月三日，政府允邀各政黨代表及無黨派之社會領袖，組織政治協商會議，考慮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步驟及施政綱領與軍隊統一問題。中共仍不同意，二月十五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說明半個月來中共之拒絕政府提議的原因，一為共軍移交政府，等於移交國民黨；二為國民黨堅持其一黨專政不能結束，所謂讓步無何意義。並指摘政府拒絕建立聯合政府及聯合統帥部。次日，周回延安。赫爾利旋亦返美，期明雅爾達會議的實情。

　　毛澤東堅持聯合政府主張，蔣認為中共仍欲推翻國民黨政權，如不將軍隊交出，一旦蘇俄對日作戰，必支持中共，情況更不堪設想。三月一日，蔣發表演說，定於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一俟中共同意改編共軍，交還地方政權，即予以合法地位。這時中共對於雅爾達會議的內情已有所聞，知道不久蘇俄即可參加對日戰爭。三月九日，周恩來分函政府代表及赫爾利，反對召開國民黨控制的國民大會，必須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赫爾利離重慶後，三月二十八日，代辦艾哲森致電國務院，主給中共以租借物資，迫蔣對中共讓步，使中共參加政府，達成國共軍事合作，以免中共尋求蘇俄的支持。謝偉思復去延安晤毛澤東，其後強調惟有實現聯合政府，中國方克由和平途徑進入憲政，並盛讚中共的成就。

　　赫爾利為再判定蘇俄的態度，自華盛頓返重慶時，又過莫斯科。四月十七日，會晤史達林，說明美國對華政策為支持蔣的領導，建立一統一、自由與民主的政府，統一所有武力，擊敗日本。史達林表示同意，稱道蔣為愛國志士。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懷疑史達林的誠意，認為他不會與蔣永久合作，蘇俄參加遠東戰爭後，必盡量利用中共、支持中共。美國國務院因訓令赫爾利，謂史達林對華政策，將依其利益而修改，應切實告蔣在蘇俄參加遠東戰爭前，及早從事軍事政治的統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發表長達四萬餘字的《論聯合政府》，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團結的破壞者，是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內戰的禍胎，必須立即廢止，及由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聯合組成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然後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正式聯合政府；如此方算是真正的統一，方算是民主的統一，方能建立一新民主的國家，一切軍隊都屬於這個國家，成為人民的軍隊。

　　五月，國民黨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議決於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並通過政綱及促進憲政的必要措施，限期取消軍隊黨部、學校黨部，制定政治結社法，給予政黨以合法地位，中共問題由談判解決。又通過保全領土及行政權的完整，與蘇俄友好合作。凡此均視為對中共要求的部分反應。

　　國民黨既然表示中共問題仍願由談判解決，六月二日，不屬於國共兩黨的若干參政員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盼繼續相商。遲至十八日，毛、周電覆，拒絕前來重慶。七月一日，褚輔成、左舜生、傅斯年、黃炎培、冷遹、章伯鈞六參政員飛往延安，停留三日，中共要求取消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之議，先行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復對左舜生、章伯鈞說：「蔣先生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他不僅定要與蔣一較高下，對於赫爾利的美國不以武器給中共，只支持國民政府的談話，尤為憤激，說是「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先把赫爾利趕走再說」。不僅可見其意氣之盛，亦可見其恨惡赫爾利之深。赫爾利以為他是在等待中俄莫斯科會議的結果。

　　二、重慶會談紀要

　　日本投降之後，國民政府的迫切問題為迅速派兵接收淪陷區，收繳日軍武器。但是政府軍的主力大都遠在西南、西北，調動需時。中共為與政府競爭，正要乘此大好時機，放手擴大解放區，增強實力。華北、華東為日軍的主要佔領區，亦為共軍的麇集地，距北平、天津、太原、濟南、青島、徐州、開封、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均較政府軍為近，廣州附近亦有少數共軍。政府恐共軍捷足先至，八月十一日，蔣委員長發布命令：一要各戰區司令長官依照計劃推進，二要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就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三要各地偽軍維持治安，不得擅自遷移駐地，或受任何部隊改編。同日，朱德以延安總部總司令名義令山西、河北、山東、綏遠共軍進向察哈爾、熱河、遼寧，配合蘇俄及外蒙軍作戰，亦即搶先進入東北。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對幹部演說，指蔣謀發動內戰，「寸權必奪，寸利必爭」，中共已進行了充分準備，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蔣雙手執刀，我們也要拿起刀來。蔣與美國勾結，在華東佔有優勢，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城將為所得，中共對華北必須力爭。」另由朱德正式拒絕蔣的命令。

　　八月十日，美國陸軍部命在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協助國民政府受降。十四日，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定中國戰區（東三省除外）及台灣，越南北部日軍向蔣委員長投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與南京偽政府均表示服從。蔣為便於解決與中共的歧見，八月十四日，電請毛澤東前來重慶，共商國是。十五日，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美、英、俄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接受日、偽軍投降與受降後之協定條約，延安總部有權根據盟國規定辦法接受日、偽軍投降，有權派代表參加盟國受降工作，並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請美國停止對國民政府之援助。另電岡村寧次，令日軍分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廣東）中共將領投降。十六日，復向蔣委員長提出六項要求，包括：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協定條約時，須先得解放區之同意；共軍所包圍之敵軍由共軍受降；國軍所包圍之敵軍，由國軍受降；立即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餘與昨日對美、英、俄大使的聲明相同，措詞則極強硬。同日，毛澤東覆蔣，俟對朱德的要求表示意見後，再考慮相會問題。二十日，蔣再電敦促，說明朱德要求不便接受。二十二日，毛允先派周恩來赴渝。二十三日，蔣三次去電敦促。二十四日，毛稱願與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

　　毛的態度之所以一變，一是鑑於國際情勢。美國始終希望國、共合作，使中國的統一實現，成為東亞的安定力量，絕不願重起內戰。毛如堅拒蔣的邀請，必不為美國所諒，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可能益為積極。蘇俄縱令支持中共，終有其限度，因其尚無原子彈，決不敢冒大戰危險。何況中俄友好同盟條約已訂，如國共關係全面破裂，蘇俄所得的極大權益，將難順利享受。如國共能達成協議，不僅一切安然無恙，甚至可能再有其他收穫，特別是有關東北的經濟事項。據說史達林曾對中共暗示，今後仍將予以支持。二是鑑於國內情勢。近年國民黨雖常受人指摘，對中共亦不盡抱好感，戰後舉國殷望和平，中共同以此標榜，蔣既採取主動，中共若閉門不納，必失去人心，毛若接受邀請，苟談判不成，可將責任推於國民黨，最少為雙方共負，中共不致完全輸理。若談判獲成，中共有了合法地位，不僅現有的轄區可保無虞，且可擴張，並名正言順的在全國展開政治活動。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凡此均為其後國共談判的中心問題。

　　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與政府代表張治中飛延安，次日，陪同毛澤東抵重慶，周恩來同行。二十九日，蔣主席正式接見。當晚政府代表張群、張治中、王世傑、邵力子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開始會談，初為交換意見階段，即第一階段。九月四日起，商談實際問題，即軍隊比例與地方政權問題。五日，毛告《大公報》記者，內戰定可避免，國是以政治會議解決。會談期間，中共採攻勢，政府處於守勢，相持不決。九月十三日，毛發表談話，盼談判有良好結果；十八日，在參政會茶會致詞，謂今後當為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時代，必須團結統一，杜絕內爭，各黨派在國家一定方針與蔣主席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並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主席萬歲。二十一日，會談第二階段結束，一無眉目，原擬的公報不克發布，已面臨僵局。二十七日，會談第三階段開始。十月一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致電蔣、毛，謂國共兩黨不當只談地區、軍額，一黨專政，固須中止，兩黨分割，亦難為訓，應速成立立憲政府。十月三日，會談第三階段結束。十月十日，簽訂三個《會談紀要》，中共稱之為《雙十協定》。一為關於建國基本方針，雙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又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由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主張重選國民大會代表，展緩召開日期，修改組織法、選舉法和憲法草案。政府方面表示國民大會已選出之代表應為有效，名額可以增加。結果雙方同意，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又同意保障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為原則，分別廢止或修改。政府承認各黨派平等合法地位，準備釋放政治犯。雙方又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的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為二十四個師至二十個師，並將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抗日軍隊著手復員，將應編部隊逐步撤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解放區。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議之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領導之抗日軍隊可縮編至二十個師，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討論決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軍事人員應參加軍事委員會工作，政府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隊人員為整編後部隊的各級官佐。政府方面表示願商詳細辦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區民兵一律編為地方自衛隊。政府方面表示，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為具體計劃上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由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組織三人小組進行之。

　　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區名詞現已成為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方面提出第一方案，主按現有十八個解放區情形，重劃省區和行政區，即以原有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政府方面表示，在全國軍令政令統一以後，可考慮中共所薦之行政人選，收復區內原任行政人員，可依其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為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中共方面提出第二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六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省府副主席及委員，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市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副市長，於東北各省允許中共推選之人參加行政。經討論後，中共方面請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員者，改為陝、甘、寧邊區及熱、察、冀、魯四省，請委為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改為晉、綏兩省，請委為副市長者，改為北平、天津、青島三市。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對於其抗戰卓著勳勞，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於是中共改提出第三方案，由解放區各級政府重新舉行人民普選，選出之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中央加委。政府方面表示，縣級民選可以考慮，省級民選須待憲法頒布後實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中共方面提出第四方案，各解放區維持現狀，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目前則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和平秩序之恢復。此項問題，可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方面謂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仍盼商得具體方案。中共方面同意繼續商談。

　　關於受降問題：中共主張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共軍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中共對於此次談判，表面上似甚滿意。十月九日，毛澤東在張治中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詞，「要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建立一和平、自由、民主團結、統一富強的中國。我們的合作是長期的合作」。「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他對國家前途樂觀。《解放日報》一再說國共會談已獲重要成果，必須使其實現。但是雙十協定不曾解決關鍵的具體問題。政府的一貫立場為軍事、政令的徹底統一，其他均可對中共寬容，中樞可讓，地方不讓；政治可讓，軍事不讓。中共的方針是中樞要爭，地方及軍事更要爭。毛之允許放棄南方若干地區，是由於力有不足，難以抵抗政府的壓力。至於北方根據地，不僅必須確保，且要大事擴張。毛回至延安後，十月十七日，對幹部報告，說是「解放區問題沒有解決，軍隊問題實際上也沒解決，已達成的協議，只是紙上的東西，要使其成為現實的，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百萬軍隊，兩百萬民兵，任何人不敢小視，以往尚未被人消滅，何況現在？人家打來，我們就打」。一九三七年對國民黨讓步，實現了全國抗戰，這次雖讓出了南方若干地區，在北方則絕對不讓。軍隊縮編須與國民黨保持六與一或七與一比率，人數雖然縮減，但一枝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出。

　　三、受降之戰

　　國共會談紀要中關於受降問題，等於懸案，毛澤東所說的解放區問題沒有解決，即指此而言。此一問題，關於今後勢力消長極大。因為有權受降，自可派兵接收日軍佔領區，而日軍佔領區與中共的解放區甚難劃分清楚。中共亦要爭取受降之權，接收日軍佔領區，提議停止一切武裝衝突，各部隊暫留原地，即是不許政府軍進入日軍佔領區。政府方面表示衝突自須停止，只要共軍不阻止政府行動，即無問題。因中共拒絕，未列入會談紀要，遂成為國共衝突的最大原因。

　　日軍投降後，華北、華東的大城，仍由日偽軍駐守，等待政府軍到達，距離共軍較近、日偽軍較少的大小百餘城鎮，如威海衛、煙台、張家口等，兩週之內，均為共軍佔領。華北鐵路多由共軍控制或在共軍包圍之中，為阻止政府軍前進，遭受破壞的，長達一千四百餘里。毛澤東去重慶的前二日，命令共軍繼續攻勢，盡可能奪取或切斷鐵路，廣佔鄉村城市，不久控有蘇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大部分及察哈爾全省、遼寧一部。毛澤東到重慶後，戰鬥仍未停止。政府軍得美國空運、海運的協助，運抵南北各大城，美國海軍陸戰隊亦分駐華北軍事要地。政府軍傅作義部收復歸綏等城後，續向綏東，為共軍拒退。閻錫山軍在晉東南地區失利。華東、華中政府軍雖比較得手，山西、河南、蘇北的近百座城鎮則為共軍所佔。平漢鐵路北段、隴海鐵路東段及同蒲鐵路均被切斷，太原、開封、安陽被圍。毛離重慶後，周恩來與政府代表續行談判。政府要求恢復鐵路交通，中共要求停止進兵、進佔，政府如向平、津運兵，須經協商。十月底，政府軍孫連仲部自河南沿平漢線北上，行抵河北磁縣、邯鄲遭共軍劉伯承部襲擊，一個軍叛變，兩個軍覆沒。政府代表主張雙方部隊暫各駐守原地，中共在鐵路線上之部隊移駐十公里以外，政府不派兵進駐，如在華北各鐵路運兵，允共同商定。中共要求政府軍自進佔區及鐵路線撤退，保證不再進攻解放區。毛澤東在延安告訴記者，謂不許政府在鐵路上運兵，為有效的制止內戰的武器之一。要恢復交通，必須先解決受降、處置偽軍、實行解放區自治三問題。已進入各解放區及其附近的政府軍應立即撤回原防，由解放區軍隊接受敵人投降和駐防各城市與交通線，全部偽軍繳械遣散，承認解放區的人民民主自治。政府主將恢復交通、避免衝突事件，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共軍猛攻綏遠包頭、歸綏，鄂、豫交界，蘇北、山東、河北、山西境內激戰不已。

　　十一月，中共中央命解放區動員一切力量，保衛解放區，使農民普遍取得減租利益，使工人取得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利益，同時又使地主還能生活，使工商業資本家還有利可圖，並發展生產，增加糧食和日用必需品，改善人民生活，救濟饑民、難民，發動群眾革命熱情，供給軍隊需要。蔣亦召集各地軍事長官，舉行復員整軍會議。毛所爭取的是人民的支持，蔣所重視的以軍隊為主。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來離重慶返延安，國共會議停頓。民主同盟號召反對內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學生罷課響應，被迫離職的雲南省主席龍雲舊部從中煽動【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中央軍入駐昆明，龍雲去職】，學生與軍隊衝突，造成死傷二十餘人，加重了政府的困擾。東北的對俄交涉，尤令政府棘手。

　　四、中、俄東北接收與經濟合作談判

　　蘇俄對日本宣戰後，立即進兵東三省，並與外蒙軍南入熱河、察哈爾，七十八萬關東軍不戰而降。中國早知會有今日，為了順利的能自俄軍手中接收東北，是不得不簽訂中俄友好同盟條約的原因之一。蔣主席與赫爾利以為史達林的慾望既已滿足，不致不予履踐，似乎忽略了他對外蒙的堅決要求。他曾一再表示，不許中美的勢力進入外蒙，東北地位的重要遠過外蒙，他雖未便公開拒絕中國再有東北，但必然排斥美國的勢力。為扶持中共，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先將張家口讓交。九月初，林彪率領共軍取道熱河，疾趨遼寧；自山東煙台渡海，經旅順、大連北上的共軍尤多。

　　中國政府為處理東北接收善後事宜，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及政治、經濟兩委員會，劃東北為九省，先後任命熊式輝為行營主任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為外交特派員，杜聿明為保安司令長官，擬先接收行政，不必等待軍隊到達。十月一日，蘇俄大使彼得羅夫照會中國外交部，謂大部分俄軍可於十月中旬撤退，十月底撤畢，遠東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Rodin Y. Molinovsky）準備於十月十日至十五日與中國全權代表在長春會晤【註：馬林諾夫斯基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大戰時任白俄羅斯軍司令，參加史達林格勒戰役，並在中歐擊敗德軍】。外交部告以中國軍隊將由美船運至大連上岸。五天後，彼得羅夫稱，大連為運輸商品港口而非運輸軍隊港口。

　　十月十二日，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抵長春，翌日與馬林諾夫斯基會談，詢問蘇俄撤兵程序，說明中國接防計劃，部隊將在大連、營口、葫蘆島、安東港上岸，要求恢復鐵路交通，設立哈爾濱、瀋陽、大連航空站，撥借軍火、輪船、飛機，接收行政，開設銀行。馬林諾夫斯基態度傲慢，說是南滿駐軍自十一月二十日起北撤，三十日，撤至俄境。大連為自由港，中國軍隊不能使用，營口、葫蘆島、安東港情況不明，中國軍隊應由陸路運入。設立航空站、撥借輪船、飛機、接收行政、開設銀行須請示莫斯科，經濟問題可派人商洽。中國在東北的秘密組織必須停止活動，否則將採嚴厲措置。他不僅將南滿撤兵延遲一個月，且不許中國軍隊由海口登陸，明知鐵路交通被共軍阻斷，反勸中國軍隊由陸路運入，目的在阻撓接收，迫令承認其經濟要求，並予共軍以發展便利。十月十五日，馬林諾夫斯基對蔣經國說，對以往幫助日本，現在投效國民政府的東北人，須加注意，意即不可錄用，結果使其對國民政府失望，轉投中共。又說日本雖然戰敗，不難死灰復燃，須預為防範，意即中國須與蘇俄合作，防止日本再起。

　　十月十七日，第二次會談，中國提出的主要事項：一為海運兩軍在大連登陸，希望協助；陸運兩軍由山海關進入，希望早日修復山海關至瀋陽間之北寧鐵路；二為先空運憲兵、警察至各大城市，並收編保安團隊；三為派員至主要城市視察；四為接收交通事業及滿洲國日本經營之工業。馬林諾夫斯基答稱，中國應俟俄軍撤退後，再行接防。軍隊可由營口、葫蘆島登陸，惟蘇俄在此兩地無強大兵力。山海關至瀋陽鐵路可早日修復，俄軍撤退前四五日，中國可空運少數憲兵。至於改編保安團隊、派員視察，須請示莫斯科，鐵路電訊及其他電業尚不能交，日人所辦工廠應視為俄軍戰利品。他雖擔保交通線內不容有非正式軍隊，但未擔保交通線以外。蔣主席命熊式輝等堅持大連登陸，積極恢復北寧鐵路交通，復親告彼得羅夫，願藉俄船運兵，不用美船，請轉告史達林。

　　十九日，第三次會談，熊式輝重提大連登陸要求，馬林諾夫斯基謂可轉達莫斯科，同時勸熊返重慶面陳。二十一日，俄方仍不允華軍登陸大連，亦不得設立航空站，營口、葫蘆島可在俄軍撤退前開始登陸，中國派員往遼寧、吉林視察，惟錦州以西不能負責，亦不同意改編保安團隊。中國之力爭大連登陸，是因為該港為由海上進入東北的捷徑，蘇俄為滯延華軍的行動，始終不許，而予自山東前來的共軍以便利。

　　熊式輝去重慶報告後，飛返長春，決改在營口、葫蘆島登陸。二十七日，運兵船抵葫蘆島港口，遭共軍射擊。二十九日，第四次會談，馬林諾夫斯基保證營口登陸安全，但不能保證葫蘆島。錦州以南共軍為數不少【註：按林彪於十月二十八日自山海關去瀋陽，山海關、錦州之間，共軍約八千人，由羅榮桓指揮】，俄方無力左右，亦不能在營口、錦州供給鐵路車輛。空運先遣部隊至長春、瀋陽，須在俄軍撤退前三天開始，收編北方保安團隊，須在俄軍撤退之後。

　　十一月四日，第五次會談，馬林諾夫斯基謂營口、葫蘆島俄軍已為八路軍逼走，俄軍若採取行動，必須調回軍隊，勢將延緩撤兵期限。鐵路尚在蘇俄統一軍運組織之下，不能交收，中國軍隊盡可空運前來，即借用美國飛機亦不反對，但美方人員不能在地面工作。

　　十一月六日，蘇俄聽任中共在長春公開活動，熊式輝深懼發生變故。蔣主席以蘇俄狡詐，東北問題非單獨中國的問題，召熊返重慶。十一月十五日，自秦皇島上岸的中國軍隊進佔山海關。同日，蔣下令撤退東北行營並致電杜魯門，責蘇俄違約背信造成的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領土完整與統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的重大威脅，惟有中、美積極的與協調的行動，方能制止繼續惡化。此一舉措為對蘇俄阻撓中國接收的反擊，試探蘇俄的真實態度，希望獲得美國聲援。

　　蘇俄之阻撓中國接收的主要原因，是要在俄軍撤退前，合法的取得經濟特權，實現一九○一年帝俄未克完成之願。第二次長春會談時，馬林諾夫斯基明言東北日本工廠為蘇俄的戰利品。中國代表已知蘇俄對東北的資源不會輕易放手，十月二十七日，張嘉璈往晤俄軍總部經濟顧問斯拉特科夫斯基（Sladkovsky），說明中國願與蘇俄在滿洲經濟合作，使成為兩國共同市場。斯拉特科夫斯基詢以對日人在東北工業如何處理，張答應以之賠償中國損失。斯謂照此辦法，蘇俄的戰爭損失將無可分潤。張答既談合作，極望使俄方的希望得以滿足，俄方對華方〔無〕可能為之事，亦予諒解。十一月七日，馬林諾夫斯基告張：「此後工作為閣下之工作，……閣下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決一切。但望勿為金元所左右。」意即經濟問題須先解決，勿為美國所惑，並表示以戰利品作為經濟合作的俄方財產。

　　行營撤退之日，蔣指示張嘉璈，如尚有轉圜之望，可與蘇俄經濟合作，張遂暫留長春。斯拉特科夫斯基要求中俄共同經營前歸日人所有工廠。張謂一部分重工業可歸中俄合辦，輕工業移交民營，斯氏表示，可以此為合作基礎。十月十七日，俄大使彼得羅夫照會外交部，中國軍隊得無限制的空運部隊至長春、瀋陽，俄軍可緩一二月撤退，以便協助中國政府在東北建立政權，目的仍在先解決經濟問題。蔣決先運部隊至長春，蘇俄果有誠意，可許其延緩一個月撤兵。三天後，斯氏正式提議組織一中俄合辦股份公司，經營前屬於滿洲國重工業株式會社及電業株式會社之事業。二十三日，張告馬林諾夫斯基，希望鐵路早日恢復，共軍撤離北寧鐵路線，中國運兵五萬來東北，政治問題早日解決，經濟工作可早日開始。馬謂蘇俄絕對遵守中俄條約，俟國軍到達，瀋陽以南俄軍再行引退，中國可先空運軍隊前來，工業合作資本俄方不超過半數。至是雙方距離接近，交涉有了轉機。張飛往重慶，請速定經濟合作方案，手訂中俄友好條約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以蘇俄難再信任，深恐其獲得經濟權利，仍不許中國順利接收，則政府負責太大。宋反對俄方以所謂戰利品作為合作投資，王謂須待政治問題解決後，始可討論經濟問題。張認為如經濟問題解決，接收問題可望大部分解決，主政治與經濟並進，未得宋、王同意。

　　張返長春後，十二月初，與蔣經國同晤馬林諾夫斯基，要求空運一師來長春，陸運二師至瀋陽，並接收瀋陽、長春、哈爾濱。馬未表示異議，惟謂經濟合作問題須早日解決。張略述中國意見，謂俟接收完竣，俄軍撤退，方可商談。斯拉特科夫斯基謂中國一面請俄方協助接收政治機構，一面又拒絕參加已在俄掌握中之各項工業，實際上經濟合作更可有助於中國政治機構的鞏固，經濟問題如在撤兵前解決，政治問題亦隨之解決。十二月九日，張據蔣主席來電，通知馬林諾夫斯基，允將撤兵日期展至明年二月一日。對於經濟問題，謂不動產與權利不能視為戰利品。馬謂過去東北為反俄基地，俄方要求經濟合作，係為獲得本身安全，並不佔有土地，且可以部分工礦歸中國獨辦。第三國若為和平開發而有所經營，亦不反對，但對於破壞中俄友好的企圖，不能不有所警惕。斯拉特科夫斯基復稱，中俄合辦事業，除屬於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及滿洲電業會社之工業外，須加入屬於關東軍經營之工業。總計煤礦、鐵礦、鋼鐵廠、機器製造廠、非金屬工業、化學工業、磚廠、水泥廠、鹽場，共七十三單位，又民用機場八處，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由俄方任之，華方副之。十二月中旬，張飛南京與蔣主席、王世傑商定該月內接收長春、瀋陽、哈爾濱、大連，下月初接收各省政府，戰利品問題改為由中國酌予俄方酬勞，作為補償延期撤兵費，合辦事業應分成若干單位，電力不在其內，待撤兵完畢，再公開談判。張返長春後，以之告知斯拉特科夫斯基。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對於史達林、莫洛托夫的保證，初頗抱信心，以為中共可望與國民黨合作。毛澤東到重慶後，赫爾利返國報告。不料雙十協定雖已簽字，國共衝突依然不停。十一月十四日，赫爾利發表聲明，責中共武裝部隊違背波茨坦宣言及遠東盟軍統帥的日軍向國民政府投降的規定。東北接收被阻，使他愈感難以有為，十一月二十七日，再發表聲明，抨擊國務院、重慶美國大使館、東京遠東盟軍總部的職業外交家對於他的努力從中作梗，蓄意破壞，致不能行其所志，憤而辭職。杜魯門改以資深望重的馬歇爾元帥為駐華特使，決定緩撤在華陸戰隊，加運華軍赴華北、東北，設置駐華軍事代表團，協助中國整軍。留在中國的美軍陸戰隊共九萬人，陸戰隊三師，分駐青島、天津及北寧鐵路西段，支援國軍接收東北，並防衛華北。史達林對於美軍單獨佔領日本已有芒刺在背之感，更忌其插足東北。十二月十六日，美、蘇、英三個外長會於莫斯科，莫洛托夫提出華北美軍問題，主張在華美軍、俄軍同時撤退。《真理報》說俄軍留駐滿洲，較任何外國軍隊留駐華北更有理由。二十八日，三國外長公報，滿洲俄軍延至二月一日撤退，華北美軍俟在華日軍解除武裝並遣送後撤退。

　　十月杪，史達林準備與蔣主席直接商談，先邀蔣經國前往。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經國以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與史達林兩次相晤，一在三外長公報發表的前三天，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離去之前。史達林表示如下：一、關於東北經濟問題，戰利品字樣不能取消，合辦企業不能分為若干公司，一切在撤兵前商談，撤兵後發表。二、希望中俄和平共處，贊成中、俄、美合作，但反對門戶開放政策，因為門戶開放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手段。三、堅決反對第三者的勢力進入東北，中國應採取不偏不倚的獨立政策，如將美國勢力排出，由中俄合辦東北工業三十年，可命中共服從蔣主席的領導。四、美國如在中國有一兵一卒，東北問題即不能解決，美國如不在東北取得利益，蘇俄亦可作必要讓步。五、國民黨可與共產黨共存，無共產黨則國民黨將日趨腐化，有兩黨競賽，終必有一黨獲勝。六、中國佯與俄親善，暗實反俄，如此無法永久。最後是希望蔣主席訪問莫斯科，或在中俄邊境相會。蔣主席徵詢馬歇爾的意見，馬歇爾說；如有助於中俄邦交，無不贊成。蔣以史達林一向反覆，如接受邀請，不僅難有所得，反影響中美關係，況中國正欲借美國之助以解決東北問題，史達林的要求又斷斷不能接受。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半月，長春、瀋陽、哈爾濱市長就職，保安隊開始空運長春，國軍二千餘人入駐瀋陽，接收有了曙光。外交當局對於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尤感欣慰，認為美俄僵局打開，今後蘇俄不易自由行動，東北撤兵在望。不意形勢忽而逆轉，共軍進攻營口、鞍山，吉林保安隊被俄方繳械，撫順煤礦接收委員張莘夫一行七人遇害，馬林諾夫斯基警告張嘉璈，如經濟問題不獲解決，將不能預測撤兵日期。對於蔣主席夫人來長春慰勞俄軍，授勳蘇俄將領，避不與見。一月二十五日，張提出經濟合作方案，部分重要工礦，由兩國合辦，有關國家資源者，中國佔百分之五十一，其他各佔半數。斯拉特科夫斯基表示，為消除滿洲對蘇俄威脅，重要工礦電力均須合辦，否則無法接受中國辦法。

　　張以撤兵日期即屆俄軍尚無撤離長春跡象，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將告結束，中俄交涉如再拖延，勢必摻入國共問題。共軍日長月大，一旦決裂，國共勝負難以預料。馬林諾夫斯基仍欲於撤兵前解決經濟問題，二月一日，與張會談，各自提出最後方案，張並再詢撤兵計劃。馬稱如照中國辦法，剔出供給軍用的煤礦、鐵廠、電廠，則根本不必談合作。中俄決不至作戰，但懼有狼披羊皮的外國勢力進入滿洲。俄軍留此為幫助中國完成接收工作。空運長春，及開入瀋陽的軍隊，決不能鞏固中國在滿洲之勢力，因第八路軍及其他武力號稱五十萬人，中國須自行解決。總之如經濟問題拖延不決，東北秩序將始終不能恢復，而中國的方案斷不能使此問題解決。張以其此次聲明，有如最後通牒，決返重慶請示。

第二節　馬歇爾使華

　　一、停戰令、政治協商會議、軍隊整編與統編方案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馬歇爾離華盛頓來華，杜魯門發表聲明，闡述對華政策。第一，希望國民政府與中共軍隊停止衝突，由主要政治分子代表共同參加之全國性會議，促成統一（即國共停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第二，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如其基礎擴大，容納其他政治分子，必能促進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一黨訓政，似須修改（即改組國民黨政府為聯合政府）。第三，共產黨自主軍隊的存在，實與中國政治團結，背道而馳，在廣泛代議制的政府建立之際，所有武裝部隊，應歸編國軍（即共軍改編為國軍）。第四，中國按照上述途徑向和平之道邁進之際，美國即協助國民政府從事建設，改善經濟，建立軍事體制（即美國給中國以經濟援助）。第五，重申有關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中俄同盟條約，將東北歸還中國，清除日本在華勢力。在華北之美國陸戰隊為協助國民政府解除收復區內之日軍武裝，並促使其撤退（即東北應交還中國）。第二項非國民黨所願，第三項非中共所能無條件同意，第四、第五兩項，最為蘇俄所忌。

　　十二月二十五日，馬歇爾抵重慶，兩天後，政府與中共會談恢復。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決定由政府代表張群，中共代表周恩來與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商討停止衝突，恢復交通辦法。一月十日，議定如下：

　　一、國軍及共產黨領導下之部隊，立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一月十三日起生效）。

　　二、除另外規定者外，軍事調動一律停止。

　　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所有阻礙交通線之障礙物應即拆除。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由政府、中共、美國代表各一人在北平組成一軍事調處執行部。所有訓令及命令應由三方一致同意，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布之。

　　五、下開規定……亦經政府與中共代表同意：第一節對於政府軍隊之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影響，惟每日通知軍事調處執行部。

　　以上辦法當日分由國民政府蔣主席、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下令所屬遵行。

　　政府與中共先已同意的政治協商會議在停戰令發布的同一天開幕，參加的包括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代表三十八人【註：一月六日，國民政府公告召開政治會議辦法，蔣主席聘請之代表計國民黨八人，中共七人，中國青年黨五人，村治派一人，第三黨一人，無黨無派（即社會賢達）九人，按青年黨時已與民主同盟分離，村治派與第三黨仍各自保持其組織，故屬民主同盟者共七人】。蔣主席致詞，希望會議樹立民主楷模，宣布政府決定實施人民享有各種自由，各政黨一律平等，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周恩來致詞，謂應痛下決心，永遠使中國不再發生內戰，歡迎蔣主席關於保證人民權利的四項公佈，青年黨、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代表亦有相同表示。實際上所謂政治協商會議不過是有第三者參預的國、共談判。第三者的立場亦不盡同，青年黨及三分之二的無黨無派代表大致站在國民黨方面，民主同盟（國家社會黨、救國會等）及三分之一的無黨無派代表與中共一致。一月十日至十九日，經過九次會議，重大議案討論完畢，未了之事，分組續商，憲法草案及軍事兩組首先達成協議，繼為施政綱領、政府組織、國民大會三組。二十七日，周恩來飛返延安報告，三十日復來重慶。三十一日，政治協商會議舉行第十次會議，通過下列決議後，即行閉幕。

　　一、政府改組：（1）國民政府委員為四十人，半數由國民黨員充任，餘由國民黨以外人士充任。涉及變更施政綱領之議案，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2）行政院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中之七至八人（即兩者總額之半數），請國民黨以外人士充任。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用人，不得有黨派歧見。

　　二、和平施政綱領：（1）尊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原則。（2）在蔣主席領導下，建設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3）確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之途徑。（4）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

　　三、軍事問題：（1）軍隊屬於國家。（2）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爭工具。（3）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內設建軍委員會，由各方人士參加。（4）軍事三人小組應即商定軍隊整編及共軍編入國軍辦法。

　　四、國民大會：定於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制定憲法，舊代表外，增選台灣、東北代表，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若干名【註：台灣、東北等新增區域及職業代表一百五十名，國民黨二百二十名，中共一百九十名，青年黨一百名，民主同盟一百二十名，社會賢達七十名，舊代表一千一百九十五名，大半為國民黨員，新舊合計為二千零五十名】。

　　五、憲法草案：組織審議委員會，於六個月內修正國民政府在抗戰前公佈之憲法草案。

　　二月九日，軍事三人小組開始集會，政府代表改為張治中，中共及美方代表仍為周恩來及馬歇爾。三月五日，議定「軍隊整編及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

　　一、根據方案決定具體辦法，由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限十八個月完成。

　　二、最高統帥撤免中共軍官，應由中共代表提名之軍官補缺。

　　三、使用陸軍鎮壓國內騷亂，須經國民政府委員會同意。

　　四、在第一期十二個月內，政府軍整編為九十個師，中共軍整編為十八個師，在第二期六個月內，政府軍整編為五十個師，中共軍整編為十個師【註：第一期共編一百零八師，駐地分配，計東北政府軍十五個師，中共三個師；華北政府軍二十一個師，中共十二個師；華中政府軍二十七個師，中共軍三十師；西北五個師，華南十二個師均為政府軍。第二期共縮編為六十個師。東北政府軍十四個師，中共軍一個師；華北政府軍十一個師，中共七個師；華中政府軍十個師，中共二個師；西北九個師，華南六個師，均為政府軍。國軍、共軍始終保持五與一的比例】。

　　五、第一期統編四個集團軍，每一集團軍由政府軍與中共軍各一軍編成，第二期統編六個軍，每軍由政府軍與中共軍編成。

　　六、各省保安部隊以一萬五千人為限。

　　二、國共及中俄關係的惡化

　　政治協商會議有了結果，各方大都感到欣慰，甚至莫斯科亦說停戰令及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中共尤為滿意，會議閉幕之日，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向馬歇爾致謝，稱道他態度公正，面遞毛的書信。他（周）說，中共準備對地方性及全國性事務與美國合作，美國式的民主將在中國開始。目前中國尚未具備社會主義的必需條件，中共並不欲在最近的將來使之實現。中國應走美國的道路，致力於民主、科學，特別是農業改革，工業化，自由企業，發展個性，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的中國。並暗示毛澤東希望有機會訪問美國。二月一日，延安權威人士盛讚政治協商會議已獲得重大成果，一切決定於如何實施，各解放區舉行慶祝大會。

　　國民黨的表示似頗審慎。政治會議閉幕，蔣主席致詞，除盼望大家守信負責，遵行協議外，說是軍隊編整為最大需要，軍令、軍制必須統一。復告中外記者，甚願各黨派永遠合作，全國人民相信中共必能切實作到軍隊國家化。「中共若不能放棄私有軍隊，則政治協商會議之努力均歸無效。」可見他的重視點之所在，懷疑中共是否肯交出軍隊。

　　十餘年來，國民黨內派系之爭頗烈，而以CC系與政學系之間為甚。政學系原居政府要職者不少，勝利後收復的東北、台灣亦為所得，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國民黨代表，有的為政學系，有的為CC系，負責對俄交涉的幾盡為政學系【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均被視為政學系。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有政學系的張群、吳鐵城、王世傑，CC系的陳立夫、張厲生、陳布雷，無所屬的孫科、邵力子與政學系近】。政學系對中共問題傾向妥協，對俄不惜遷就，CC系則不願中共參加政權。

　　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張嘉璈自長春抵重慶。蔣主席聽到他的報告，至為憤怒，謂「俄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進，亦不談經濟合作，任其擱置再說」。張謂今後俄美對峙，已為不易之事實，俄必利用中共在東北建立政權，東北全赤，華北亦赤。應重加考慮，決定方針。一為絕對不再與蘇俄討論經濟合作，一為再提答案，同時提出希望蘇俄履行條件。蔣允予考慮。次日得悉俄方擬藉故解除中國軍隊武裝，決定在瀋陽俄軍未盡撤前，不派兵赴長春。七日，最後讓步方案商就，一面由外交部通知俄大使，一面由張回長春交涉。

　　二月九日，美國分別照會中俄，聲稱有關滿洲經濟問題的協商，不得妨礙門戶開放及各國機會均等原則。國務卿貝納斯復謂，日人在滿洲財產的處置，應由同盟國遠東委員會決定。於是主張對俄強硬者愈為有詞，重慶東北人士遊行請願，要求俄軍立即撤退，歸還奪去物資。蔣主席仍主與俄方談判，惟經濟合作辦法須俟撤兵完竣，政權接收後方可實行。十九日，俄大使彼得羅夫面告王世傑，如戰利品問題不能解決，則一切不能解決，並抗議反俄遊行。原定次日返長春的張嘉璈奉命從緩。

　　二月二十二日，重慶學生約二萬人大舉示威，手舉刀刺史達林像，高呼「俄軍必須立即撤退」、「反對蘇俄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國主義」，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其他各大城市學生紛紛響應。中共指為排外，國民黨陰謀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莫斯科責中國政府獎勵反蘇宣傳，馬林諾夫斯基謂中國受第三國挑撥。蔣主席為了大局，宣稱東北問題必能合理解決，中俄友誼必須保持，希望人民行動勿逾越範圍，並對陳立夫痛責學生示威。二十七日，彼得羅夫抗議，指示威為有組織的舉動，且侮辱蘇俄最高領導人，中國政府須負其責。

　　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務卿演說，不許用強迫或壓力侵略，亦反對用政治滲入，施行侵略。強國無權擅自駐兵於獨立國家，無權自解放區取走財物。此種行為違犯聯合國憲章，必要時美國將使用武力以衛護此憲章。三月四日，蘇俄答覆美國二月九日的照會，說是中俄曾討論合組公司，開發前被日本關東軍利用的部分企業，此種企業，蘇俄認為戰利品，並非排斥他國，無害於門戶開放。中國則指蘇俄的要求越出國際公法、國際慣例及中俄友好條約。美國不同意蘇俄的觀點，雖不反對中俄商談，惟應在中國管理滿洲行政之後。但美國政府終因人民深懼為中國問題捲入戰爭，未再有堅定表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國民黨舉行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二中全會），對於財政、經濟、外交問題，猛烈攻擊負責人，主張廢除中俄友好同盟條約；對於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要求懲辦國民黨代表，發言者大都為CC系。蔣一再說明國民黨對其他黨派不能不讓步。國際合作為世界趨勢，今後一切問題須用政治方法解決。會議通過下列各案：一、力謀中俄真正親善，遵守兩國友好同盟條約，迅速撤退東北俄軍，由國民政府派兵接防。二、信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並盼中共切實履行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方案。三、依照孫中山之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擬訂憲法草案。四、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大會宣言複申明如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貫徹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貫徹軍隊國家化。所謂還政於民，亦即不能交與各黨各派，軍隊國家化，亦即中共不能擁有軍隊；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黨選任，亦即暫不放棄黨治。

　　依照停戰令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政府軍不得進入共區，中共得參加聯合政府。對於軍隊整編、統編方案，中共或更滿意。毛澤東原望共軍與國軍保持一對六或七的比例，結果反而是一對五。不久他就生疑慮，特別是對政府組織案的實施。國民政府委員有決策權，涉及施政綱領的議案，須有委員三分之二贊成。全體委員為四十名，國民黨答應予中共八名，民主同盟四名。中共為保有否決權，要求與民主同盟合佔十三名，國民黨不允。二中全會開幕前夕，延安已責國民黨欲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會議期間，《新華日報》再三抨擊，謂國民黨的反動頑固派勢力的猖獗行動必須立即停止。會議結束，周恩來指其決議違反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莫斯科亦說國民黨反動派分子囂張，反對中俄友好條約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並受外國支持，作反俄運動。三月二十日，蔣主席在參政會說明政府今後工作，其中包括軍令、政令，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四月一日，復在參政會報告，政治協商會議並非制憲，訓政約法為國家大法，在憲法未頒行前不能廢止，擴充國民政府組織在集中力量，並非推翻國民政府基礎。東北主權行政必須完整，決不承認所謂中共之「民主聯軍」及民選政府。接收完成前，無內政可言，希望中共部隊接受統編。四月四日，周恩來再責國民黨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及停止衝突，恢復交通，軍隊整編、統編協定。並謂停戰協定及政治會議的一切決議，應施用於東北。六日，《解放日報》發表《駁蔣介石》社論，毫不留情的抨詆，說他「喪失東北有罪，收復東北無功」，「通敵賣國」，大有不惜關閉談判之門之勢。

　　三、關外戰爭擴大

　　日本投降後，十四年來備受蹂躪的東北人民，無不渴望早日重睹漢家旌旗。政府軍遲遲不克到達，共軍捷足先至，各方爭先迎迓，滿洲國軍隊紛紛來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來自長城內外的第八路軍，來自山東的新四軍及舊有的東北抗日聯軍、民主自衛軍、自治軍合組「東北民主聯軍」，林彪任總司令，設總部於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毛澤東自云：初來共軍約十萬人，十二月，擴大至二十餘萬人，一九四六年二月，已近五十萬人。雖得力於蘇俄的協助，而中共的政治運用關係尤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命中共中央東北局，積極建立政治根據地，以群眾工作為中心，發動清算漢奸鬥爭、減租和增加工資運動，組織團體，建立黨核心和群眾武裝、人民政權。次年初，又命展開生產運動，以農運為主，同時恢復工業生產，再展開民主選舉，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

　　重慶會談時，中共曾要求參加東北行政，及中俄交涉僵持，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解放日報》再表示對於東北問題的意見，主張成立地方性聯合政府，由東北人民及各黨派組成東北政務委員會，撤銷行營及其所屬機構，籌備人民普選各級民意機構及各級政府首長。二月八日，周恩來、董必武向張嘉璈建議，東北問題，應由政治方法解決，各黨派加入東北政治委員會，行營內由國共代表組織小組，就地解決軍事問題。十四日，延安發言人要求改組行營及各省政府，容納各黨派，承認抗日民主部隊及各省自治政府，限制國軍開入東北數量。國民黨如固執武力解決方針，衝突將繼續發生。這是東北戰爭行將擴大的先聲。

　　國軍整編及共軍統編方案製訂後，三月一日，軍事三人小組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飛華北巡視停戰，及恢復交通狀況，分晤各地共軍高級將領。三月五日至六日，訪延安，毛澤東謂中共必用全力貫徹停戰、政治協商、整軍協定。馬歇爾深感欣慰，十一日返美，商對華經濟協助。十六日告華盛頓記者，中國正努力和平團結，美國應給以積極援助，建立一穩定政府。

　　中國不肯全部接受蘇俄的經濟合作要求，俄軍亦不能永久霸佔東北不去，馬林諾夫斯基一面加緊扶植共軍，一面聲言定期撤兵，但不能等待中國接防，只有交付現有的武力。中國如仍不同意經濟合作條件，即任共軍佔領俄軍撤退地區。三月八日，王世傑告訴彼得羅夫，目前國內情形，無法再談經濟合作。三月十四日，瀋陽俄軍全撤，事前並未通知，瀋陽南北共軍到處攻擊，十七日，佔領四平街。二十一日，長春俄軍亦開始後撤，不准中國軍隊跟進。

　　蘇俄始終欲於撤兵前達成經濟目的，希望繼續商談，中國決定由中央主持。三月二十七日，彼得羅夫將張嘉璈在長春時與俄方所談經濟合作企業種類，通知外交部，大旨係根據王世傑要求先協助中國軍隊進入瀋陽以北地區。四月三日，長春俄軍宣布自各地撤退日期，對於中國接防之事，彼得羅夫謂於可能範圍之內予以協助。蔣主席主早日談判經濟合作問題。十三日，王世傑始向彼得羅夫說明合作原則與內容，所有日人財產均應賠償中國損失，蘇俄在合辦事業所佔股份，係中國所讓給，為彼得羅夫所拒。十四日，長春俄軍撤離，共軍立即進攻。十六日，中俄又有一次談判，依然不協，和平接收已絕無可能。

　　四月十八日，共軍佔領長春，重慶《大公報》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論，《新華日報》還以《慶長春》。一週後，哈爾濱亦為共軍所佔。馬歇爾離重慶前，曾向國共建議，政府為恢復東北主權，得派兵佔領必要地區，有權管轄南滿、中東鐵路兩旁三十公里地區，俄軍撤出地區，中共軍不得開入，為延安所拒。共軍攻佔長春之日，馬歇爾回至重慶，勸告政府停戰，共軍退出長春，國共均不接受。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責國民黨堅持訓政約法，一黨統治，始終不同意中共在國民政府委員中佔十名及行政院政務委員中佔四名的提議，否決權發生動搖。加以東北內戰嚴重，有牽入關內之勢。只有以上問題全部解決，中共方能考慮參加政府及國民大會。國民政府允延期召開國民大會，對於周恩來的東北停戰要求，則予拒絕。

　　五月五日，國民政府自重慶遷回南京。大概由於東北共軍已經得手，六日，蘇俄大使館武官羅申奉莫斯科之命，復邀蔣主席往訪，又遭婉辭。據蔣事後自述，他如果接受，「今後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對華一貫策略，就是國共合作，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向蘇俄一面倒。……自中蘇同盟條約訂立之後，我們在這樣重大犧牲之下，尚不能饜足其希望。……在蘇俄未能履行此約……之前，我實無與史達林會晤必要。……為了他獨佔東北，必須先破壞中、美的關係，使中國完全孤立。如果……我與他會晤，無異於提供共產國際以離間中、美關係的一基本資料」。除了上述顧慮外，另一原因為國軍二十八萬人已開至東北，不難擊破共軍之主力。

　　五月十六日，國軍在杜聿明指揮下，總攻四平街，與林彪統率的共軍，即東北民主聯軍激戰，兵力各約十五萬人。十九日，國軍獲勝，共軍向東北地區退卻。二十三日，國軍入長春，未再積極北進，主要原因為補給困難，戰志不揚，力有不逮。四月初，國軍曾失利於本溪湖，此次四平街勝利，得來亦殊艱辛。共軍南佔鞍山、海城【註：海城國軍為滇軍，師長投共。滇軍為龍雲舊部，因龍雲免職，對政府不滿，日後其他在東北的滇軍，相繼易幟】，國軍後路受到威脅，縱令越過中長鐵路及松花江，直搗北滿，蘇俄可能別生釁端，如想根本摧毀共軍，甚少把握，不若為留餘地，作為甌脫。蔣主席接納馬歇爾的勸告，宣布自六月六日起，東北停戰十五天，撤回進向哈爾濱的部隊。此為第二次停戰令，滿期又延八天。

　　政府的條件為東北共軍編為三師，移駐興安嶺以北，關內共軍退出熱河、察哈爾及山東煙台、威海衛，並縮減兩師。中共要求東北長期停戰，重開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改組等事，東北共軍編為五師，退出地區不再駐兵，國軍撤離熱河、山東。政府改要求共軍於十天內退出蘇北、膠濟鐵路及熱河承德、東北安東、哈爾濱，可承認黑龍江、哈爾濱之中共地方官員。中共僅允減少蘇北、膠濟線兵力，或全部撤出，惟國軍不得進入。政府為了南京、上海的安全，定要共軍於一個月內撤至隴海鐵路以北，中共堅持保留地方政權及保安隊。六月三十日，東北停戰期滿，一無所成。

　　四、且戰且談、美國調處失敗

　　關外衝突激化，關內戰火亦未因停戰令而止息，不過最初四個多月規模尚不為大。六月起，戰鬥轉烈，山東陳毅的新四軍佔領棗莊、膠州、泰安、德州，繼攻青島、濟南外圍及濰縣，山西亦到處激戰。鄂、豫邊區的李先念共軍，因政府軍進迫，突圍西走。七月，蘇北新四軍迫近長江北岸的揚州、南通，以及蘇皖之交。毛澤東指示中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約在此時，共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再用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或第十八集團軍及新編第四軍番號【註：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起，共軍一律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政府軍約出動九十餘萬人，共軍數目大致相當。政府軍的武器優於共軍，三分之一為美式配備，多取攻勢，側重於城市佔領，即重點進攻，損失較大。毛澤東的戰略為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配合地方武力，選擇適當機會，包圍較弱或少援助的政府軍，以殲滅其個別力量為目標，不重城池的一時得失。對於土地問題，由減租減息，復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並組織民兵、游擊隊，使農民與共軍站在一邊，採行長期的人民戰爭。

　　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後，中共漸不信任馬歇爾，認為他的態度不公。共軍退出長春，雖由於四平街之敗，亦由於馬歇爾的勸告。及為國軍進佔，中共對他愈為不滿。六月五日及七日，《解放日報》一再發表《美國應立即停止助長中國內戰》及《反對美國幫助屠殺東北人民》社論。十九日，美國繼續軍事援華，助編軍隊六十師，其中共軍十師，須統編後始能裝備。二十二日，毛澤東公開指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為干涉中國內政，要求立即停止，並撤退在華美軍。七月七日，中共宣言，主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拒絕美國援助，抨擊美國對華政策。莫斯科《真理報》指美國武裝援助國民黨為中國內戰原因之一。但國民黨同樣不滿於美國，認為偏袒中共。美國雖以支持國民政府，使其統治權力及於全國為政策，惟不出以直接武力援助，所希望的為國民黨對中共讓步，中共遵守約束，即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為了史迪威事件，馬歇爾對蔣早有成見，政治協商會議後，重慶不斷發生反對派與擁護派的打鬥事件，他認為是國民黨頑固派有意破壞協議。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決議，及六月上海各界和平請願代表在南京之被毆辱，七月，民主同盟首領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之遭暗殺，無一不加深他的反感。

　　是年五月以來，政府在軍事上居於優勢，七月三日，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準備施行憲政，以抵制聯合政府。不久蘇北之戰爆發，蔣主席自南京去廬山，似有意避開與馬歇爾接觸。馬歇爾對於調處雖已悲觀，尚不欲放棄，七月十八日，偕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前往廬山。此後兩個月內，八次飛行於南京、廬山之間，續作努力【註※】。蔣主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周恩來以蘇北共軍不利，要求先行停戰，再商政府改組。蔣以軍事得手，自然不允，延安及莫斯科對美繼續抨擊。七月二十九日，美國陸戰隊在天津、北平間的安平遭共軍襲擊，死傷十餘人，馬歇爾為之震動。

　　※註：華盛頓從馬歇爾之請，已內定魏德邁為駐華大使，以中共反對，馬歇爾改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繼任。馬歇爾八上廬山的日期為七月十八至二十日，二十七至三十日，八月三至八日，十五至二十日，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八月三十至九月三日，九月六至十日，十三至十七日，二十六日蔣回南京。

　　馬歇爾以蔣不肯停戰，八月五日，建議由政府代表二人，中共代表二人，美國代表一人，先組成五人會議，商談改組政府問題。蔣雖同意，惟要求中共須於六星期內將蘇北、山東、熱河、東北、山西共軍後撤，恢復交通，整編軍隊，實施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周恩來仍堅持停止衝突，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改組政府，承認共區行政權。馬歇爾以雙方條件相去甚遠，八月十日，與司徒雷登聯合聲明，謂戰事已有不能控制之虞，國、共軍隊之重行部署，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性質為基本爭點，無法達成停戰協議。杜魯門函蔣，希望中國在一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完成永久和平及穩定之經濟，否則將重定美國對華政策。十四日，蔣發表文告，說明今後政府方針，為如期召開國民大會，遵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擴大政治基礎，共軍撤出若干地區，遵守調處，實施統編。最後謂國軍以外不能有對立的軍隊，化武裝政黨為和平政黨。《解放日報》開始指名斥責馬歇爾不能保持公平不偏態度，中國內戰不能停止，馬氏不能辭咎。延安總動員的號召，亦於此時播出，毛澤東指美國準備反蘇俄戰爭，美國帝國主義只是紙老虎。司徒責中共肆意攻擊美國政府，且涉及馬歇爾私人。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來表示願參加五人會議，蔣允先商改組政府，不談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暫擱置共軍後撤的要求，周表示同意。復因中美簽訂收售太平洋美軍剩餘物資合同，及國軍進佔熱河承德，中共詆美助蔣作戰。周告馬歇爾，必須獲得實行停戰，及撤回共軍後撤等要求的保證，始參加五人會議。蔣主先談政治問題。九月十四日，司徒建議軍事與政治問題同時商談，周仍要先談軍事問題，因為這時共軍雖在魯西南獲勝，但綏遠、山西及蘇北的政府軍則連戰連捷，中共希望停戰，而政府拒絕，周恩來赴上海。毛澤東命共軍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九月十七日，政府軍攻下蘇北共軍基地淮陰。十九日，周聲稱暫時退出南京談判，譴責美國政策，並謂中共決繼續作戰。

　　九月二十七日，蔣主席同意軍事政治商談。時政府軍正向張家口前進，周恩來分函蔣與馬歇爾，謂如不停止對張家口的攻勢，即認為政府公開表示全面破裂。十月一日，馬歇爾以備忘錄致蔣主席，如停戰不能獲致協議，將終止調解工作。蔣允許中共及民主同盟可共推國民政府委員十三名，如中共參加國民大會，實施整軍方案，共軍限期進入規定駐地，即停止軍事行動。周恩來要求恢復一月十三日及六月七日，即第一次停戰令及第二次停戰令生效時關內、關外共軍位置，無條件停止對張家口的攻勢，其他問題可經商談解決。十月四日，馬歇爾向蔣表示不能再參加談判，準備回國，並向雙方建議，政府停止進攻張家口十天，續行談判。十月一日，第三方面的民主同盟、青年黨代表出面調解，建議停攻張家口，緩開國民大會，召開協商綜合小組。同日，政府軍佔領張家口。十六日，蔣提出恢復交通，華北、華中國、共軍暫駐現地，關內地方政權，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解決等八點，俟中共同意，即下停止衝突令，召開五人會議，協議改組政府，召開三人會議，協議軍隊駐地及整編事宜。中共中央聲明必須承認停戰、政治協商兩協定的效力。但未提軍隊整編及統編協定，這時因為共軍已大量擴充，不願照原協定統編。

　　十月二十一日，周與第三方面代表自上海回南京，同日，蔣飛台北，一週後始歸，對於十六日的要求加以修改，主要為現地停戰，關內外政權均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處理，國民大會開會後即改組行政院。中共主張國民政府及行政院須同時改組，關內外地方政權依地方自治原則處理，國民大會由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十一月八日，蔣頒布第三次停戰令，另聲明國民大會不再延期，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大會的應有名額，根據十月十六日所提八點，商談停止衝突等辦法。中共謂政府單方面宣布停止軍事行動，事前未與中共協商，政治方面所提辦法與政協決議違背，要求停開國民大會，恢復一月間軍事位置。政府宣布國民大會延期三天舉行，中共堅持停開。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開幕，出席的為舊有代表及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國家社會黨的改名）代表，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參加。會中對憲法草案、定都北平等問題爭論頗烈，終以蔣的影響，國都仍為南京，憲法草案仍照政府所提，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大會閉幕。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來離南京，抵延安後，對記者談話，如重開和談，須重新成立各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召開新國民大會。行前馬歇爾詢以中共是否願由美國繼續斡旋，十二月三日，周復稱，如立即解散國民大會，恢復一月十三日之駐軍位置，和談可望再開，對於是否願由美國繼續調處，避而不答。

　　中共以國民黨的經濟困難日增，人心惶惶，士氣萎靡，中共在軍事上雖未佔優勢，然亦屢挫政府軍，假以時日，最後必勝。周恩來謂六個月內可破壞政府軍攻勢，一年之內，政治與經濟機構將有重大變化。十二月一日，馬歇爾向蔣主席痛陳經濟軍事危機，共產力量非軍事行動可以消滅，必須使之納入政府。蔣謂共軍可望於八個月至十個月內全部殲滅，中國經濟以農村為基礎，無崩潰危險。參謀總長陳誠稱，一年內肅清共軍。

　　中共自六月以來，再三指責政府，同時民主同盟發動反美運動。九月二十三日起，上海等地舉行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十二月十八日，杜魯門宣布繼續協助中國實現民主團結，俟和平恢復，將加緊援助中國復興，在華美軍已減至一萬二千人。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發生美兵姦污女生案，數千學生罷課示威，部分教授提出抗議，要求美軍撤退。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成都、重慶、武漢、昆明、廣州學生繼起響應，組織「全國學生抗暴聯合會」，由是而有「為敦促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全國學生簽名運動」、「抵制美貨運動」、「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

　　國民大會閉幕後，馬歇爾應蔣之請，發表談話，指中共對政府之極端懷疑，政府軍人對剿共之樂觀估計，均犯錯誤。政府改組，應仍予中共及民主同盟以參加機會，新憲法須真正實行，少數黨應參加政府，仍盼政府與中共談判。一九四七年一月，馬歇爾於學生反美聲中，離華回國。先一日，復發表報告，謂中國和平的最大障礙為國、共兩黨的猜疑，最有力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對於促成聯合政府的一切努力，無不加以反對，極端的共產黨人不惜任何手段又達其顛覆國民政府的目的。挽救目前局勢，有賴於政府與少數黨中的自由及優秀分子組成一良好政府。國民大會已制定一民主憲法。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蔣主席宣布，維護和平統一方針決不變更，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政府決不關閉和談之門。政府人士向民主同盟、青年黨、民主社會黨表示【註：民主社會黨已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出民主同盟】，願與中共竭誠商談停止衝突、改組政府等問題，準備派張治中赴延安接洽恢復和談，立即公佈停戰令，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中共答稱，必須取消國民大會所制憲法，恢復一年前停戰時的軍事位置，如政府接受，和談可在南京恢復。政府不允，惟仍望商談，下令現地停戰，整編軍隊，恢復交通，對於地方政權，願商合理解決辦法。中共猛烈抨擊，各地共軍大舉進攻。一月二十九日，司徒雷登聲明，終止美國政府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的關係。美國的調處徹底失敗。

第三節　國民政府險象環生

　　一、戰局轉變與共軍進攻

　　一九四七年一月，陳毅的華東人民解放軍，劉伯承的中原人民解放軍分向魯南、魯西南猛攻，政府軍損失約六萬人，徐州吃緊。二月，陳毅又大敗政府軍於魯中萊蕪，俘總指揮李仙洲以下官兵約五萬人。三四月間，劉伯承與政府軍爭奪津浦鐵路。五月，政府軍進攻魯南沂蒙山區，最精銳的張靈甫師被陳毅困於蒙陰盂良崮，全軍約二萬人盡覆。在此期間聶榮臻的華北人民解放軍，連下平漢鐵路兩側各城，威脅保定、北平。至是戰鬥力較強的政府軍已犧牲二十五個師，約三十萬人，山西的大部分亦入於解放軍徐向前、賀龍之手，綏靖主任閻錫山坐困太原。

　　陝西之戰，最為中外矚目，經過五天戰鬥，三月十九日，西安綏靖主任胡宗南攻下十年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毛澤東北退。但胡軍以不明解放軍主力所在，月餘之間，三次挫敗。六月，胡軍在延安西北獲勝，解放軍轉往延安東北，八月復在榆林附近獲勝，然以補給困難，疲耗日增，且須分兵東援山西、徐州，兼防黃河，愈感左支右絀。

　　東北戰局，政府軍亦處於不利地位。四平街收復後，參謀總長陳誠不准再增新軍，兵力漸感不足。林彪的民主聯軍經過補充整訓，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三月，一再渡過松花江，向長春一帶進擊。五月，發動第五次攻勢（夏季攻勢），政府軍但能固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與軍長孫立人不睦，地方人士對熊式輝不滿，士氣低落，人心動搖。六月十一日，共軍圍攻四平街。熊式輝報告國防部，謂「迭次會戰，軍力消耗，損失甚重，既無增援，而補充武器亦不足數，且屬太遲。……匪（共）力增加甚速，相去懸殊。……反攻力量不足，分點固守亦屬不易，……前途有不堪設想者」。「遼東，遼南門戶洞開……四平街圍攻甚烈，……火力反較我軍為強」。十四日，共軍攻入四平街市區，與守軍陳明仁部發生惡戰，遼南本溪不守，營口被圍。三十日，共軍退去，而主力無損。七月七日，熊式輝說，共軍在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補充十七萬人，政府軍人馬器材損失超過七個師，大半落於共軍手中。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說，「若無生力軍增加，未來之危險，將甚於前者，……兵源糧源俱竭。……四平解圍近一月，新兵只到二千四百人。……匪方已訓練之新兵，陸續西來，……著著爭先。」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宣布全國總動員，戡平共黨叛亂。同月，共軍亦全面進攻，劉伯承部自冀南、魯西渡過黃河【註：黃河已於一九四六年回故道】，進向魯、豫間的政府區，政府軍則攻佔華東解放軍的根據地魯中南麻。八月，劉伯承部穿過豫東、豫南，直抵豫、鄂間的大別山，武漢戒嚴。自晉南渡河的解放軍陳賡部，進入豫西，深入豫西南。魯南陳毅部進入豫、皖間的淮河，再迫徐州。九月以後，另支向魯東進攻。十月，河北聶榮臻部大破政府軍於保定以南，十一月，佔領石家莊。十二月，劉伯承、陳毅、陳賡部佔領河南許昌等城。陝西彭德懷攻下遷安以南各城，晉南賀龍部攻下運城。就全盤戰局而論，國、共兩軍已攻守易勢。政府為統一華北指揮，兼支援東北，以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設總部於北平。

　　熊式輝在東北窮於應付，一再求去。九月，陳誠代之，並裁撤保安司令長官部。陳誠意氣至豪，聲言不許共軍有第六次攻勢。政府軍共十四個軍，五十五萬人，以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軍心民心【註：堅守四平街的陳明仁去職亦為原因之一】。十月，林彪對長春地區及遼西發動秋季攻勢，截斷鐵路交通，政府軍損失頗巨。十二月，又發動冬季攻勢，直逼瀋陽近郊，敗政府軍於白旗堡。政府召回陳誠，以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

　　是年（一九四七）十月，毛澤東以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名義，發表政治宣言，號召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華僑，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的獨裁政府，逮捕懲辦內戰罪犯。對於蔣方人員，並不一概排斥，而是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希望他們立功起義。同月，重行頒布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另由中共中央公佈土地法大綱，鼓勵人民參政、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十二月，毛指出，目前形勢是革命戰爭的轉折點，是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是一個偉大的事變。十五個月前，他預計打倒政府軍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現在認為勝利已經在握，為期不在遠。意氣之豪，有如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底定湖南時的蔣總司令。

　　一九四八年一月，政府改採分區防禦戰略，黃河以南分為二十個綏靖區，聲稱一年內可消滅共軍有形力量，一年或二年內可予肅清。共軍的攻勢愈為凌厲。是月，東北人民解放軍（東北民主聯軍）大破政府軍於遼西，二月，佔遼陽、鞍山，三月，佔四平街、永吉。華北政府軍傅作義部於一月敗於北平西南的淶水，西北胡宗南軍於三月敗於陝西宜川【註：傅作義部軍長魯英麟、胡部軍長劉勘均戰歿】。四月二十二日，延安又為解放軍所有，彭德懷進至涇水、渭水之間，五月，為胡宗南拒退。七月，閻錫山軍敗於晉中，太原完全被圍。山東除了濟南、青島、煙台等城，東北除了長春、瀋陽、錦州，幾盡為解放軍佔領。

　　三月以後，劉伯承、陳賡、陳毅部，縱橫豫中及豫、鄂之間。四月五日，陳賡佔洛陽，六月十八日，劉伯承、陳毅攻入開封，與政府軍主力劇戰於開封東南，歷時十日，是一次大規模的陣地戰，勝負相當。七月，陳毅攻佔山東充州，陳賡攻佔湖北襄陽。

　　總計二年以來，政府軍損折近百萬人，解放軍則增加一倍，政府軍由四百三十萬人減至三百六十五萬人，解放軍由一百三十萬人增至二百八十萬人。解放區的面積約為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包有東北、熱河、察哈爾、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大部及陝西、江蘇的一部，人口約一億六千八百萬，中共黨員為三百萬。

　　二、內政外交的煎迫

　　一年以來，內戰蔓延，物價波動不已。一九四七年二月，黃金、美鈔猛漲，人心極端浮動。參政員傅斯年痛斥豪門資本，發表一篇轟動一時的《這個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參政會要求處分宋子文。三月，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蔣中正宣布，中共問題政治解決途徑絕望。會中以對俄外交失敗，台灣事變嚴重，抨擊外交部長王世傑、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四月，政府改組，蔣續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副主席，張群為行政院長。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內包含有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及無黨派人士【註：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亦各增若干青年黨、無黨派的委員。民社黨為是否參加政府及位置分配問題，引起內訌，以致分裂】，算是一個聯合政府，不過他們所代表的力量有限。

　　時軍事經濟更為危急，學潮洶湧，部分參政員、立法委員主張恢復國共和談，參政會邀請中共參政員出席討論被拒。六月，孫科發表談話，譴責蘇俄支持中共在東北的活動及外蒙古對新疆的侵擾【註：指五月外蒙侵入新疆北塔山言】。謂國共談判失敗，由於美、蘇之不調協，美國應表示堅決態度。

　　先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美國為使國民政府對中共讓步，開始施行對華禁運軍火令十個月，削弱了政府軍的戰力。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美商約，美國享有的經濟權利獨厚，違背了平等互惠原則，影響了政府的聲譽。美國務院復宣佈在中國大局改善之前，不貸款與中國。莫斯科與延安詆責美國干預中國內政，指國民政府為美國利益出賣中國。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八月，魏德邁以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身份來中國考察。離去之前，對國民政府首長演說，並發表談話，嚴厲指責政府軍事措施與軍官腐敗貪婪。中國復興有待於振奮人心的領導者，徹底的、廣泛的實施政治經濟改革，武力斷不能消滅共產主義。他向杜魯門提出兩項建議：一是置東北於中、美、俄、英、法五國監護之下，或受聯合國託管；二是以五年為期，由美國給中國以經濟援助，切實改革，而不捲入內戰。杜魯門、馬歇爾均不接受。

　　國民政府於魏德邁此行，初寄以厚望，終不免反感。蔣懷疑美國有意迫他引退，九月，他告訴全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不再希望美國援助，當設法改善對俄關係。孫科亦對合眾社記者說，中國不能長期彷徨，若被迫傾向蘇俄，政府必能與中共獲致和解。十一月，馬歇爾宣布自一九四八年起，以三億美元貸予中國，每月二千萬元，自有安撫之意。但是國民政府希望的緊急與長期救濟則未獲同意。司徒雷登屢說，中國政府有解體的象徵，不能望蔣充任領袖，號召民眾，恢復軍隊作戰意志。國民政府要求十五億美元借款，遲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僅得到經濟援助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特別贈予（軍事援助）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就目前所知，中共似未得到蘇俄顯著物質援助。即以共軍在東北從蘇俄手中取得的武器而言，亦不及政府軍在關內受降所得者多。共軍在戰爭中之所以常佔上風，軍民一體，士飽馬騰，為重大原因。政府文武官吏營私為己，傾軋妒忌，社會動盪，秩序幾不能保持。計劃作戰的機構與負責軍官，復於有意無意之中受中共利用，共軍對政府軍的一舉一動，大都明瞭，故無往而不利。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政府辦理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絕大多數的當選者屬於國民黨的CC系，落選的青年黨、民社黨人，有絕食抗議，以死相爭者。政府強國民黨人退讓，又引起內部滋鬧。一九四八年三月，國民大會開幕，四月，蔣當選總統。覬覦副總統者多至六人，蔣屬意於孫科，坐鎮北平的李宗仁則志在必得，相爭不下。反李者謂李「加官」後將繼之以「逼宮」，攘奪總統。李憤而退出競選，指有人壓迫統制。經四次投票，李宗仁償其所願，蔣極為不懌。國民黨提名孫科、陳立夫為立法院正、副院長，反對CC系的立法委員聯合抵制陳立夫未成。行政院長由前任經濟部長翁文灝擔任，但不得各方支持。時人民解放軍正馳騁中原。

　　三、經濟的加速崩潰

　　日本投降後，大家以為戰爭已了，封鎖解除，今後物資供應無虞，於是囤積的貨物湧入市場，物價突然回跌，黃金美鈔下瀉【註：時有「門前放炮，後門上吊」之謠，意即大家方在慶祝勝利，轉眼已家敗人亡】。不意兩個月後，又復回漲，私營銀行錢莊為之倒閉，工商業為之停歇。一因內戰轉烈，中共以種種手段困擾政府，阻斷鐵路，攻奪礦區、鄉村，煤炭及農產品供給與消費中心隔絕。二因軍用浩繁，逃入政府區的難民，又須救濟，開支增大。三因重工業重心所在的東北為蘇俄佔據，華北大半為中共控制，向該地區推進的政府軍給養，悉賴後方。四因接收混亂舞弊，日本的企業或被肢解，或陷停滯，復有不少民營工廠被軍政及特務人員指為偽產，擅行封閉，以致工人失業，坐吃山空，原料被盜，機器鏽蝕。加之輪船、火車、工廠缺乏燃料，無法照常行駛、生產。特務機關間有藉口肅清漢奸，搜刮勒索，其他擅作威福者亦多。人民怨憤莫名【註：收復區有「五子登科」之說，指接收者，但重金子、銀子、房子、車子、料子；又有「有條（金條）有理，無法（法幣）無天」及「三陽開泰」之說，即「罵東洋（陽）、捧西洋（陽）、抓現洋（陽）」】。尤令社會痛心的為法幣與偽幣的兌換率之不合理。日本佔領區的紙幣，在華中、華南有中央準備銀行的「中儲券」，華北有聯合銀行的「聯儲券」。政府規定法幣與「中儲券」的比率為一對二百【註：經濟部次長何廉曾建議以三年來重慶、上海物價指數為準，定為一對六十】，法幣與「聯儲券」的比率為一對五，均以四個月為期。收復區的人民爭以偽幣購實物，後方法幣又大量流入收復區，物價上漲，法幣發行額增加，收復了土地，失去了人心。一九四六年，另發行東北流通券，亦可流入關內，兌換法幣，強有力者，以之運販黃金。

　　抗戰時期，淪陷區備受日本的榨取蹂躪，未淪陷區苦於軍糧、兵役、差徭，物力、勞力、畜力大減，農村殘破【註：未淪陷區以四川的負荷最重，次為湖南、河南】。戰後元氣未復，內戰又起。一九四六年，河南、湖南荒地約佔耕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山東、山西、甘肅、湖北、江西、廣東亦復不少，而徵兵徵糧仍急如星火。戰前產米地區每畝年徵約一元四角，為一斗五升至二斗的米價，戰後每畝徵實、徵購、徵借，常為六斗至九斗。產麥地區的全部收入，且有不足以供繳納者。

　　農村凋敝，無力供給工業原料，亦不能作工業成品的市場。以紡織業為例，或因缺乏棉花，或因紗布難以暢銷，或停工、或減產。一九四六年，四川工廠大半停工，上海工廠開工者不及戰前的三分之一。出口與進口的比率為一比三點七，美國居進口第一位。

　　政府稅收僅當支出的百分之三七，不足之數，小部分賴出售黃金，美鈔及敵偽產彌補，絕大部分仍靠增發法幣。一九四五年發行額約為一萬三百二十億元，一九四六年，幾增至四倍。一九四七年，增加三十三倍；一九四八年，增加三百七十倍。戰後政府握有九億美元外匯，價值四億美元的黃金，十億美元的敵偽產。行政院長宋子文認為進口外國貨物與出口黃金，即可改變供應缺乏現象，並使法幣回籠，遏止通貨膨脹。非必需品亦准進口，外匯由政府供給，奢侈品加徵關稅百分之五十。於是外貨充斥市場，民營工業購買原料機器零件所需的外匯，反難獲准，以致無法生產。宋子文、孔祥熙控制的企業，則可照官價折合。一九四六年初，政府外匯漸感短絀，始禁止奢侈品進口，將美鈔與法幣的比率由一對二○元，提高至一對二○四元，再提高至一對三○○○元，美鈔仍然上漲。是年十一月，存儲的外匯已耗去一半。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美鈔一元由法幣一萬元漲至一萬八千元，黃金一兩由五十萬元漲至九十三萬元，國庫存儲的九億美元外匯僅餘一億，大部入於有權有勢者之手。二月二十六日，政府宣布經濟緊急措置方案，禁止黃金、美鈔買賣，重施物價管制，凍結薪水、工資。一個月後，黃金、美鈔黑市出現，商品亦流入黑市，物價如脫韁之馬，特別是糧食紗布。五月，浙江、四川發生搶糧風潮，限價撤銷，管制政策失敗。八月，美鈔一元漲至法幣四、五萬元，黃金一兩漲至二百五十萬元。十二月，發行二萬、四萬、十萬元大額法幣，米每石由四十萬元躍至一百餘萬元，一般物價高過去年十五倍。

　　政府對中共的力量估計過低，以為短期內即可以軍事解決，然後再處理經濟問題，戡亂只是一時的事。未料戰爭延長擴大，欲罷不能，惟有一切不顧，悉力以赴。當局亦承認經濟戡亂重於軍事戡亂，然為時已晚。在兵戈不休之秋，事實上亦不能兼顧，十五億美援貸款又成一夢。一九四八年一月，物價再度飛漲。二月，米每石突破三百萬元，三月，至四百四十萬元，六月，達一千萬元，七月，突破三千萬元。黃金每兩在二月為二千二百萬元，七月，約為一億一千萬元，八月超出六億元。小民不得一飽，公職人員三餐不繼，軍中高級軍官領得軍餉後，多先購黃金，再行出售，等到法幣到了士兵之手，已不及原值的十分之二、三。

　　政府為挽救經濟財政危機，一九四六年以來，屢有改革幣制之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正式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即日起，以金元為貨幣本位，發行金圓券，限於九月三十日，收兌法幣及東北流通券。金元一元折合法幣三百萬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金元二元折合銀幣一元，金元四元折合美鈔一元。人民不得持有黃金、白銀、銀幣、外幣，均須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兌換金圓券，並限期登記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所有物價以八月十九日為準。金圓券總額為二十億，估計二億金圓券可收回全部法幣及東北流通券（二十億金圓券等於通貨膨脹十倍）。但是不改革財政經濟，僅以一種新幣制代替舊幣制，斷難有成。內戰不停，又焉能談到經濟改革。

　　為貫徹執行上項法令，分於上海、天津、廣州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上海為蔣經國，雷厲風行，檢舉投機商人，控制市場，扣押豪門大戶，孔祥熙的揚子公司以囤積鋼鐵、棉紗、汽車亦被涉及。不到一個月，物價又起波動，工廠因限價而缺原料，因缺原料而減工。糧食因限價而不運入市場，人心愈為惶惶，上海、南京搶米、搶購之風愈熾。十月三十一日，政府放棄限價政策，糧食照市價交易，自由運銷紗布、煤、鹽及其他日用品，由政府核本定價。但都市內仍難買到米糧。十一月十一日，准人民持有金銀外幣，銀幣流通，金圓券存款兌換金、銀，黃金每兩兌換金圓券一千元，白銀每兩兌換十五元，美鈔一元兌換三十元。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註：政府退至廣州後，一九四九年七月，又發行銀圓券，以人民完全失去信心，不久亦成為廢紙】。

　　中共的基本經濟政策，為發展農工生產，注意商貨流通。農業由減租減息而復實行分配土地，同時提倡開荒，整修水利。工業側重輕工業、手工業，低利貸款，減免稅收，工資的一半為實物。商業為集中與分散並行。對外管理，對內自由，不令不必要的商品流入，而運進必需的物資，一切在求自籌自足，保障供給，軍民兼顧。一九四七年後，財政金融日漸統一。一九四八年成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人民幣，物價頗稱穩定。

　　四、民變與層出不窮的學潮

　　抗戰後期，甘肅、四川為徵兵徵糧，均曾發生過民變，以甘肅為嚴重。勝利之後，一九四六年九月，四川亂事又起，眾至十餘萬，不久平定。十二月，西康以不堪省府主席劉文輝的橫徵暴斂，大規模的暴動繼之而來，眾至五十餘萬，組織「政治革新委員會」，歷時三個月。一九四七年二月，新疆維吾爾人受蘇俄煽動，要求中央軍及中央機關退出，與哈薩克人、東干回、漢人衝突，迪化閉市。七月，所謂「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游擊隊在各地滋擾，省府主席因之去職。

　　受日本壓迫五十年的台灣人民，光復後，歡欣若狂。新任行政長官陳儀，剛愎自用，壟斷經濟利益，居要職者多為外省人，台人大為不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事變起於台北，不三日，及於全省，襲擊官署，搶奪武器，毆打非台籍之人。政府調兵彈壓，登陸後肆行報復，台人死傷，以千百計。國防部長白崇禧前來宣慰，允改革經濟制度，調整人事，始行無事，是為台灣「二二八事變」。

　　民變以邊遠地區為劇，學潮均起自通都大邑。大學教授學生久已對政府不滿，一九四一年起，情緒日益高漲，至戰後而更甚，中共與民主同盟從而鼓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民主同盟號召反對內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首先響應，學生隨之罷課，要求制止內戰，撤退在華美軍，成立聯合政府。十二月一日，與軍人衝突，八人死亡，十餘人受傷。政府雖懲處負責當局與有關人員，仍不能止息各方的攻擊。

　　一九四六年一月，為東北問題，重慶學生舉行反俄示威，與各大城市的反內戰、反美運動形成兩個壁壘。蘇俄、中共指為排外，破壞國、共和談，係出於國民黨的指使，增加了政府的困難。不過中共對蘇俄在東北的行動，亦苦於無以自解。國、共戰爭擴大後，上海有「爭取和平聯合會」組織。六月，學生舉行反內戰遊行，要求統一與建設，與反內亂的學生衝突。七月，民主同盟要人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之被暗殺，更激起知識分子的憤怒。九月起，中共公開攻擊美國援蔣內戰。學生反美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軍警實行壓制，不斷捕人，教授要求保障人權，學生罷課抗議，這是學生運動的一次高潮，以反美為主題。

　　勝利後，大學教授的薪津、學生的公費，不斷調整，雖仍追不上物價，然生活已較戰時稍優。一九四七年五月，因米價飛漲，學潮如排山倒海而來，名之曰「反飢餓」【註：又名「吃光運動」，即是將公費在短期內花盡吃光】、「反迫害」運動，罷課請願，領導的是南京中央大學學生。政府允將公費提高，風潮反愈洶湧，遍於南北。政府宣布維持治安臨時辦法，不准團體請願。五月二十日，南京、北平學生與警察衝突，數十人受傷，學生更為激動，定六月二日為「反飢餓、反內戰、反暴行日」，要求取消維持治安臨時辦法，懲辦「五二○事件」負責人，四出宣傳，軍警大舉逮捕。學生知難而退，中止六月二日的總罷課大遊行。軍警仍繼續高壓，武漢大學學生三人喪命。重慶、廣州等地數百人被捕。蔣主席慰問教授、學生，革懲武漢警備司令，震撼中央政府的學潮告一段落。這是學生運動的又一高潮，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主題。

　　一九四七年七月，政府宣布動員戡亂後，學生不敢再倡言反內戰。十月，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被捕自殺，學潮又起，然已不似五月的嚴重。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同濟大學學生為反對開除學生，毆打市長。四月，北平一部分學生為抗議解散學生聯合會，罷課遊行，另一部分舉行反罷課遊行。

　　一九四六年來，工潮亦時常發生。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工人舉行抵制美貨大會，五月，反對政府凍結工資，加入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九月，電車工人為爭取待遇，電力公司工人為抗議逮捕工會職員罷工。一九四八年一、二月，舞女及舞廳職工為反對禁舞，搗毀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三百餘人被捕，申新紗廠工人為工資問題佔據工廠，二百餘人被捕。

　　學生運動的第三次高潮，以「反美扶日」（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為主題。一九四八年五月，起於上海、南京、北平，張貼污辱蔣總統漫畫，親共與反共派互毆。六月，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警告，倘繼續進行反美運動，可能導致不幸結果，受到教授學生的駁斥。七月，在北平的東北流亡學生，搗毀市參議會，學生死九人，軍警死二人，北平戒嚴。八月，河南、山東流亡學生滋鬧教育部、行政院。此後戰局急轉直下，中共勝利成為定局，學潮方告緩和。

第四節　中共的勝利

　　一、決戰

　　自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間各地人民解放軍轉取攻勢後，一年之間，政府軍處處不利，士氣愈為低落，中共決心進行決戰，奪取大城。一九四八年九月，陳毅統率的人民解放軍進攻濟南，守軍吳化文師二萬餘人不戰而降【註：吳化文為韓復榘舊部，曾投降偽軍，戰後編入政府軍，頗受歧視】。九月二十四日，陳毅佔領濟南，俘山東省府主席王耀武以下六萬餘人，為政府軍的一次重大挫敗。

　　林彪統率的東北人民解放軍五十餘萬，約於陳毅進攻濟南的同時，進向遼西，謀斷關內關外交通。十月十六日，佔領錦州，守軍（滇軍）兩師叛變，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以下七萬人被俘。被圍半年的長春，援斷糧絕，錦州失守之前，蔣親至瀋陽，命長春守軍南撤瀋陽，駐軍西援錦州。錦州失守之後，又兩來瀋陽，嚴令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反攻。十月十九日，長春守軍一個軍（滇軍）叛變，解放軍進入市區。二十一日，另一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以下六萬餘人投降。十月二十七日，自瀋陽西進的廖耀湘兵團被圍，十萬餘人覆沒。解放軍直趨瀋陽，衛立煌出走。十一月二日，瀋陽不守，政府軍十餘萬人，由海道撤出者不過三萬。東北全部為解放軍所有，政府軍被殲共約四十餘萬，中共稱之為遼瀋戰役。自政府軍奪得大批美國武器，如虎添翼，對解放軍而言，可說是決定了全局的勝利。

　　毛澤東先以為一九五一年可打倒國民黨，一九四八年九月，他以為再有一年左右即可做到。佔領濟南後，即部署攻取徐州，進略淮河流域。十一月初，編組西北、中原、華東、華北、東北五個野戰軍，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林彪分任司令員【註：野戰軍之下為縱隊，每一縱隊為三萬人，另有地方部隊、游擊部隊。一九四八年底，西北、中原、華東、東北野戰軍改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各轄二十四個兵團】，全部兵力超出三百萬人，政府軍則不足三百萬。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陳毅、劉伯承的華東、中原兩野戰軍分向徐州東西前進，兵力約六十萬人，民兵民工二百餘萬人，取攻勢。政府軍約五十餘萬人，由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副司令杜聿明指揮，以邱清泉、黃伯韜、黃維三兵團為主力，取守勢。十一月六日，戰鬥開始，美大使館通令蘇、皖美國僑民撤退。南京、上海到處搶米，秩序大亂。徐州東路政府軍甫與解放軍接觸，兩萬餘人叛變，西路、南路各數千人投降。解放軍採一貫的「圍點打援」戰術，先圍東路黃伯韜兵團，阻擊來援的邱清泉兵團。十一月二十二日，黃伯韜自戕，全軍十二萬人盡覆。南路黃維兵團被圍於皖境宿縣，十一月三十日，政府軍放棄徐州，劉峙南退蚌埠，邱清泉、杜聿明西南退蘇、豫之間，謀解黃維之圍不果。十二月十五日，黃維部九萬人大都被殲。杜聿明、邱清泉部為解放軍及民工所掘壕溝圍困，機械化部隊寸步難行，天寒糧絕。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殺，所部七萬餘人消滅。蚌埠不戰而下。歷時兩月餘，規模最大的另一決戰結束，政府軍又損失四十餘萬人，中共稱之為淮海戰役，政府稱之為徐蚌會戰。

　　當華東、中原野戰軍猛攻徐州之時，東北野戰軍林彪部一路進入熱河承德，一路進入冀東，華北野戰軍聶榮臻部佔領河北保定。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收縮戰線，所部六十萬人，分別集結於北平、塘沽、張家口、新保安。十二月初，林彪部入古北口，聶榮臻部佔南口，十二月中旬，北平、天津近郊發生激戰。十二月二十二日，傅部放棄新保安，二十四日，放棄張家口，損失五萬餘人。林彪部圍攻天津，經二十餘日慘烈攻守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為解放軍佔領，政府軍十三萬人被俘。一月二十二日，傅作義與林彪訂立和平協議，所部二十五萬人由解放軍改編。一月三十一日，解放軍入北平，中共稱之為平津戰役，與遼瀋、淮海戰役，合稱為三大戰役，政府軍折損共約一百五十萬人。

　　二、國民黨求和與中共全國進軍

　　美國之不滿於蔣，已非一日，馬歇爾認為他固執倔強，難期再有作為。年來李宗仁以行營主任資格坐鎮北平，與教育文化界結納，受到司徒雷登的青睞。李之競選副總統，部分原因為司徒雷登之鼓勵。李當選後雄心愈大，司徒雷登對他希望愈高。一九四八年八月，司徒曾建議國務院設法使國、共停戰，分劃中國為若干地區，採行聯邦制，盡可能使無中共參加的各邦保有最大部分的領域，由美國給以援助。又說，蔣不能引進才能之士，實行改革。但時馬歇爾任國務卿，已無再作調人之意。十二月二十三日，司徒續向國務院明白請示，可否勸蔣退休，讓位於李宗仁，或其他政治領袖，俾與共軍繼續作戰，或停戰言和。馬歇爾仍主暫不過問。

　　兩個月前，即十月底，蔣告美國記者，美國應重視中國局勢。十一月初，外交部商請馬歇爾派遣特別軍事代表團，由美國軍官指揮中國軍隊。蔣致書杜魯門，亦請派一高級將領為顧問。十二月一日，蔣又向美國記者表示，將長期守有長江以南，歡迎麥克阿瑟為最高軍事顧問。

　　十二月下旬，孫科繼任行政院長，宣稱政府用兵的最後目的，為爭取和平。二十四日，華中剿匪總司令白祟禧電張群、何應欽轉蔣，謂人心、士氣、物力已不能再戰，主邀美、英、俄、法大使斡旋，與中共謀和。跟著河南省府主席、參議會請蔣下野，湖南、廣西應之，司徒暗中支持。一九四九年元旦，蔣發布文告，願與中共商談恢復和平方法，不計個人進退出處。

　　中共攜戰勝威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自蔣以下四十三人為戰犯。三十日，毛澤東聲言將革命進行到底。對於蔣的元旦文告，說是「戰犯求和」，決心完全消滅國民黨的反動分子，將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逐出中國。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發表時局聲明，願根據八項條件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國民地方政府進行和談，懲辦戰犯，廢除舊憲法，廢除舊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國民黨「反動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權力。最後指示人民解放軍在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絲毫不可鬆懈戰鬥努力，對於任何反抗的反對派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之。

　　一月八日，南京外交部長照會美、英、俄、法大使盼協助和談。同時蔣命各將領勿因和平運動而放鬆抵抗。白崇禧亦謂應備戰以求和，勿求和而忘戰。一月十九日，因四國謝絕斡旋，行政院請中共先無條件停戰，再進行和談。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正式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職權。解放軍時已進至長江北岸，南京官民紛作逃亡之計。外交部通知各國使館，自二月五日起，政府改於廣州辦公。

　　中共堅拒先行無條件停戰，李宗仁允以中共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在廣州的行政院長孫科則說決不接受懲辦戰犯與投降的和平。二月十三日，李宗仁請顏惠慶、章士釗等以民間和平使者的名義飛往北平，再至石家莊見毛澤東【註：顏惠慶為老外交家，章士釗為舊文人政客，與毛澤東有私誼】。三月，何應欽代孫科為行政院長，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等為和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議決，集中力量解決國民黨殘餘勢力。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遷至北平，第二天，派周恩來等為中共和談代表。四月初，雙方代表開始在北平交換意見。中共的新華社再三聲明，解放軍定要解放全國，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蔣與國民黨的主張為軍隊各守原防，就防區整編，如共軍渡江，和談即停，李宗仁尤望能與中共「隔江分治」。北平廣播，解放軍正積極準備過江，依照八項條件實現和平。四月十三日，國共代表舉行正式會議，周恩來提出和平協議草案，計八項二十四條。要點為南京政府之一切武裝力量，實行改編為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向南京政府所轄區開進和接收。十五日，略予修正，限四月二十日簽字。政府拒絕接受，白崇禧反對更力，李宗仁請中共重新考慮。

　　政府求和目的在保有長江以南，爭取美援，重整軍備。中共定要摧毀國民黨，不令死灰復燃。和談期間，劉伯承、陳毅的第二、第三野戰軍陳兵長江，準備南渡，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自平津南下，直趨武漢，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及賀龍部進向西安，徐向前部加緊圍攻太原。

　　四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命令各野戰軍前進。當天第二、第三野戰軍分在安徽荻港、江蘇江陰渡越長江。二十三日，第二野戰軍入南京，蘇、皖、浙間十餘萬政府軍潰滅。五月三日，第三野戰軍入杭州，二十七日，佔上海，政府軍損失十萬。八月十七日佔福州，十月十七日佔廈門，二十六日攻金門島，為政府軍拒退。第二野戰軍於五月十九日佔九江，二十一日佔南昌，西趨湖南。沿平漢鐵路南下的第四野戰軍於五月十六日佔武漢，白崇禧軍退往湖南衡州。八月三日，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與林彪成立和平協議。

　　被圍數月的太原，四月二十五日失守，代理山西省府主席梁敦厚以下五百人自殺，官兵七萬餘人被俘。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戰軍會同賀龍部佔領西安。六月，政府軍反攻不勝，損失四萬餘人。七月，第一野戰軍入甘肅，八月二十六日，佔蘭州，九月四日佔西寧，二十四日佔寧夏，數十年來據有甘、寧、青三省的回軍消滅。同月十九日及二十六日，分入綏遠、迪化，整個華北與西北為解放軍所有。

　　蔣引退後返浙江故里，仍握有實權。李宗仁才本平庸，益難施展，勸蔣出國，交出權力，不再問事，為蔣所拒。四月以後，蔣巡視東南沿海，部署軍事。六月，閻錫山代何應欽為行政院長。七至十月，蔣往來廣州、重慶、成都、昆明【註：七月及八月，曾訪菲律賓、南韓，謀組東亞反共聯盟未成】，策劃保衛西南，調陝南胡宗南軍入川，命湘南白祟禧部入黔，拒共軍於四川境外。白欲保廣西，率部南退。第四野戰軍遂長驅入粵，十月十五日，佔廣州，國民政府遷重慶。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野戰軍佔桂林，第四野戰軍破白崇禧部十萬人於桂、粵之交，十二月六日，佔有南寧。

　　十一月十四日，第二野戰軍佔貴陽，同日蔣到重慶。先六日，第二野戰軍的另一路已入四川東南境，政府軍不戰而潰。十一月三十日，重慶不守，蔣去成都。第二野戰軍續進，與自陝西前來的賀龍夾擊成都。十二月九日，四川綏靖主任鄧錫侯、西康省府主席劉文輝、雲南省府主席盧漢投降，蔣赴台北，留胡宗南守成都。李宗仁以一切絕望，先去廣西再走香港，最後，飛往美國。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軍攻佔成都。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攻佔政府軍在大陸的最後據點西康西昌【註：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入拉薩】。總計一九四九年四月起，十一個月內，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

　　三、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中華民國

　　自一九三七年中共取銷中華蘇維埃政府後，名義上並無自己的中央政府。國、共戰爭兩年後，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提議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等黨派通電擁護【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香港成立，領導人為李濟深。民主同盟於一九四七年十月被政府宣佈為非法團體，十一月，自行解散，一九四八年一月，又自行恢復。此外列名通電的有中國民主建國會、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註：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石家莊西北平山縣舉行】，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希望於四、五月佔領南京後成為事實。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毛澤東宣稱「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七月一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說是中共的武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必須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中國需要國際援助，但不屬於美、英方面，而屬於蘇俄。中國需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專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由新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九月，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平正式舉行會議。二十七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國都定為北平，易名北京。紀年採用公元，國旗為五星紅旗【註：一顆大星代表中共，四顆小星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二十九日，通過共同綱領。三十日，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賀龍、葉劍英、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等為委員。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當中國大陸炮火連天，政府軍失利之時，台灣算是較為安定的省份。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國防部在台灣設陸軍訓練司令部及其他軍事機構，由美國顧問協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陳誠任台灣省府主席，將中央銀行黃金移存台灣。一九四九年前期，台灣有不少興革，如實行減租【註：地主所得以37.5％為限，名為三七五減租】，改革幣制。和談不成，國民黨人多主蔣復職。十二月七日，政府宣布遷設台灣。李宗仁赴美不歸，蔣再起的呼聲愈高，一九五○年三月一日，終復任總統，以陳誠為行政院長。嗣後台北成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淮海戰役爆發，司徒雷登認為局勢已無可救藥。勝負決定後，美國撤回軍事顧問團。國民政府遷往廣州，司徒雷登未隨行。解放軍進入南京後，他準備前去北平，承認中共政權，國務院不許。同時有美國或聯合國暫管台灣之說，蔣表示反對，勸美國協助中國的反共力量，確保台灣，使成一新政治希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內附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致杜魯門函，為美國政策辯護。謂中國反共政策失敗，由於中國政府無能，中共效忠蘇俄，致使中國民族慘遭一以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為前提的政黨所壓制。中國的悠久文化與民主、個人主義，終將發揮其力量，擺脫外國桎梏。美國對於以此為目標的發展，應予鼓勵。但在採進一步行動之前，將先待亞洲塵埃落定。此一表示，對於朝不保夕的國民政府固為一重大精神打擊，毛澤東亦一連發表五篇駁斥文章，指美國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要仇視它、鄙視它、蔑視它，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蘇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的次日，即予承認。美國雖繼續承認國民政府，惟不再積極援助。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杜魯門、艾奇遜再度聲明，美國無意以軍事援助台灣的國民政府，台灣屬於中國，只可盡力於經濟援助。這時毛澤東已到莫斯科，二月十四日，周恩來與蘇俄外長維辛斯基（Vyshinsky）簽訂了三個外交文書【註：毛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莫斯科，據傳他與史達林對外蒙問題意見不協。周於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續至，始將條約簽訂，三月十七日偕同返國】，一個是為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個是蘇俄給中國三億美元貸款協定，一個是蘇俄允將長春鐵路移交中國，撤退旅順軍隊，大連行政歸中國管轄協定。

　　毛在莫斯科時期，艾奇遜發表演說，謂蘇俄的目的在併有外蒙、華北，美國的基本信念為中國如由一外國控制，實違反中國人民利益。蔣介石失去人民擁護，已非中國領袖，美國將支持由自由民主力量領導的中國，並保衛日本、菲律賓、台灣，朝鮮不在其內。蔣復職不到八十天，與台灣相犄角的海南島、舟山群島均為解放軍攻佔【註：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解放軍佔領海南島，五月十六日，佔領舟山群島】，蔣經國說，今後一百天內將為台灣最嚴重的時期。孰料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受蘇俄嗾使突然進攻南韓。美國認為南韓如失，不只日本難保，其他接近蘇俄的國家，亦將為所囊括。六月二十七日，美國對台灣政策一變，杜魯門一面命麥克阿瑟支持南韓作戰，一面命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對台灣的攻擊，並要台灣國民政府停止對大陸的軍事行動。於是台灣的安全無憂，國民黨亦得以在台灣繼續保持它的政權【註：台灣某要人私下語人，謂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意思是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

書後小記

　　本書一九六九年秋先夫開始撰寫時，定名《近代中國史大綱》。及初稿完成，近七十萬言，為一般讀者閱讀，分量嫌重，為簡明起見，加以刪減，易名《近代中國簡史》。書稿完成後，一九七五年春，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九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委員會來函，譽本書取材豐富，態度嚴謹，建議改名為《近代中國史綱》。此時先夫已逝世一週，我在萬分悲痛中覆信同意。

　　先夫寫這本書稿的動機很早，而著手是在他生前的最後旅程！一九六九年春應國外友好之約來美（見作者《小記》），九月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訪問研究，開始撰寫。不久辭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職務，全力寫作。檀島四季如春，氣候宜人，生活安定愉快。次年夏離檀島時，書稿完成六章。一九七○年，應哈佛大學之約到康橋訪問，繼續撰寫。地處北國，氣候酷寒，冬日苦長，常患感冒。是年續成四章。一九七一年訪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續撰未完成部分。

　　先夫來美三年，三易其地，暮年寄寓海外，相當辛苦。先夫性情積極而認真，尤重諾言，每次遷移，略作安頓，不是跑圖書館，蒐集資料，便是晨昏伏案，埋頭寫作。每一細目，參考查證，從不苟且，遇有問題，廢寢忘食，縱橫參證，直至問題圓滿解決時，喜形於色，這時我為他的喜悅也鬆一口氣；有時我也充當下手，做些謄錄整理工作，一桌二椅，對坐工作，每至深夜。

　　年來先夫偶感腦力減退，我勸他減少工作時間，他反對我說，時間有限，要做的事太多，希望再有十年工作時間，清理一下未完之事。可見他奮志勉圖之心，不敢一日少懈，奈何天不假年，未能了此心願！他生平處事，逆來順受，從不氣餒，雖年逾古稀，不服老、不怨天尤人，終其生站在自己的田園裡灌溉耕耘。

　　有時他與友好閒談，常說歷史是一門鄭重的學問，一涉偏私，貽誤後人，並說寫現代史更是著筆不易，他既無驚人之筆，更不敢妄加私見，僅能就所知道的點點滴滴，平實的寫出來，作個交代，以就正於同輩後輩。這幾句話正足以代表他的個性與治學態度。

　　本書初稿完成後，刪減釐訂又近年餘，最後一章定稿是在他逝世前二日。就這樣默默的對中外友好們的諾言交了卷！往事歷歷猶新，而今長空孤雁，四顧茫然！走筆淚下，謹述本書稿撰寫經過以誌哀思！還要謝謝吳章銓、亦冰峰、郭正昭三位先生在百忙中的細心清校。

　　還有關懷這本書稿的朋友，皆感於心，永誌不忘。

　　郭李心顏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