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遞這把火　　──寫在出書前夕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當然不生氣　　羅肇錦
　　生氣，沒有用嗎？
　　該生氣就生氣，該說話就說話　　王民雄
　　生了梅毒的母親
　　難　　局
　　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幼稚園大學
　　再談「幼稚園大學」　　龔鵬程
　　戴著面具讀書　　吳齊仁
　　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不一樣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對立」又如何？
　　余玉賢（農林廳長）／龍應台（野火集作者）
　　焦　　急
　　機器人中學
　　「不干涉」為什麼可貴？　　何懷碩
　　我的過去在哪裡？
　　以「沉默」為恥　　──為高雄市民喝采
　　啊！紅色！
　　血，也是紅的　　　孟祥森
　　不會「鬧事」的一代　　──給大學生
　　自　　白
　　歐威爾的臺灣？
　　精神崩潰的老鼠
　　臺灣是誰的家？　　啊！光復節！
　　容忍我的火把　　與一位告密者的溝通
　　不信人間耳盡聾
　　生氣，有用嗎？
　　怕　　怕
　　服從權威有何不好？
　　臺灣這個家
　　我是好訓導
　　錯誤的干預
　　夢　　魘
　　學生不該有自由
　　最難忍受「政治秀」
　　其思也「利」，其行也「險」！
　　紅色恐懼症
　　從祖師爺開始吧！
　　乖一點好
　　如果不能教育他們，只有不理他們
　　女人自輕
　　龍應台這個人　　胡美麗
　　行萬里路
　　龍應台寫作年表

《野火集》龍應台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版》
《好讀書櫃》分工輸入版

　　傳遞這把火　　
　　　──寫在出書前夕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書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寫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給毫無淵源的中國時報；原是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

　　燎原，因為往往文章一出現──譬如「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鬧事』的一代」──就有大學生拿到佈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老師複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複印幾百份四處散發，我的郵箱裡一把一把讀者來信……短短的一年中，這個專欄確實像一縷一縷野火向四方奔竄燃燒起來。

　　可是，「野火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只是一個社會批評，一個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一般作者比較小心的守著中國的人生哲學：「得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溫良恭儉讓」等等，寫出來的批評就比較客氣緩和，或者點到為止。談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說「三十年來臺灣教育突飛猛晉」。指責行政錯誤之前，先要婉轉的說，「三十年來，安和樂利，國泰民安，執政黨英明……」。行文中間不能忘記強調自己愛國愛鄉愛人愛民的堅定立場，強調自己雖然批評，卻不是惡意攻詰，「別有用心」；最後，還要解釋「良藥苦口」，請大家「包涵包涵」。

　　這就是一個四平八穩、溫柔敦厚的批評，不傷和氣，不損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卻很苦很猛，因為我不喜歡糖衣，更不耐煩戴著面具看事情、談問題。習慣甜食的人覺得「野火集」難以下嚥；對糖衣厭煩的人卻覺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奮。

　　讚美「野火」的人說它「過癮」──不怕得罪人，「敢講話」。我沒有三頭六臂，得罪了人照樣要付出代價；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說「無欲則剛」嗎？既然沒有作官的欲，這個代價或許也無所謂吧！至於「敢講話」三個字，與其說是對我的讚美，不如說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諷刺與指責──在一個自稱民主開放的社會裏，為什麼「敢講話」是一個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權利嗎？

　　對一個健康人，你擰擰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會起什麼激烈的反應，相反的，一個皮膚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紅腫，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傷口──只要用手指輕輕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痙攣。臺灣如果是個真正開放的社會，什麼問題都可以面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人人都可以據理爭辯，那麼「野火集」再怎麼「勇敢」也只是眾多火炬之一，不會引起特別的觸目。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特別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腫塊，「野火」才顯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麼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學用經費去建偉人銅像，卻沒有錢修建廁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說，廁所比偉人銅像重要。這是敏感問題嗎？政府若失信於民，我說，人民要有勇氣興訟，「對立」也是民主的權利。這個觀念「危險」嗎？如果我們不把臺灣真正當家，繼續抱著臨時落腳的心態，我說，那麼環境與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問題就永遠不會做好，這個說法是禁忌嗎？

　　許多人用「拍案叫好」這個辭來描述讀「野火集」的感覺，可是我承受著相當的壓力，冒著所謂「出毛病」的風險，難道只是為了給讀者在吃燒餅油條之餘一點情緒上的快感？快感過了之後呢？鼓掌的人是否會進一步思索比發洩情緒更重要的問題本體：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社會為什麼有一身敏感發紅的腫塊？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個健康的社會？那些紅腫是怎麼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帶永遠不許碰，又是否有醫治的可能？

　　不，我寫「野火」，不是為了譁眾取寵；群眾的「寵」盲目而膚淺，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訴的，是個拒絕受「譁」之眾，是個有深省與批判能力的眾。人，和烏龜一樣，背著巨大的殼。烏龜的殼是身體上的限制，人的殼，卻是他觀念上的框框。烏龜不以背上的負擔為苦，人，也往往對自己的受限視若不見。但人畢竟不是烏龜，他是個能思考的動物，一旦對那個束縛的殼發生懷疑，就有突破創新的智慧與能力。如果說「野火集」對這個社會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審視背上那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觀念的殼。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的殘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製造心靈的殘障。「野火集」所逼問的是一個冷酷的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個殘障的民族？

　　寫「野火」有沮喪的時候，當某些人說要撲野火，當一些報紙宣稱要「圍剿」龍應台，當有人每天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你是賣國叛徒！中華文化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當小團體試圖在我頭上加上各式各樣的「帽子」……沮喪之後，又不禁莞爾：難道執筆之初竟然不知道這是必然的反彈？哪一個社會是在沒有阻力與摩擦的情況下往前行進的？不也正因為臺灣還有這樣不容異己的守舊勢力，「野火」才有寫的必要？

　　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何在宿舍裏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號稱「保守」的警官學校或軍隊裏的青年告訴我他們如何討論「野火」所激起的觀念，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自稱「沒什麼學問」的家庭主婦、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過的現象。尤其是，當退伍軍人寫著：對，我們要有不同的聲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一個眼裏既熱情又迷惑的年輕人問：你指出了問題，但你沒有給我答案；答案在哪裏？

　　我怎麼會有答案呢？即使有，我會給你嗎？難道說，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權威，不要追隨口號，不要人云亦云之後，你反而來接受我的答案？難道說，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拋棄英雄偶像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你的新英雄？如果我也給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來取代你從前的偶像，我們豈不是又回到了原點？

　　答案，在你的自省與思索中，不在我這裏。

　　過兩天，街頭書坊會出現這麼一本書，黑色的底，紅色的、火燄似的。董陽孜題的字：「野火」。它是知識份子的自說自話嗎？是理想主義的自我陶醉嗎？畢竟，有沒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訴我。

　　不過，火既然點燃了，就勞你傳遞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臺灣

　　附：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恆煒尤其是「野火」的支柱。

　　　輯　一──野火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麼吃飯？」

　　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臺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的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汙，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裏，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為什麼不生氣？你為什麼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麼為什麼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國家裏，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扠腰，很憤怒的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為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為止。可是你什麼都不做；畏縮的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的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廁所的排洩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汙穢氣直逼到呼吸裏來。

　　愛河的人，你又為什麼不生氣？

　　你為什麼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湯，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為什麼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我看見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嘆口氣，覺得無奈。

　　你為什麼不生氣？

　　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著扁鑽的。

　　問題不在於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於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推開車門，很果斷的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為，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的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顏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著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

　　你又為什麼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溫柔的捧著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的對天哭泣？

　　西方人來臺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臺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麼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佔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為不知道什麼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麼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麼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沉默的大多數」？你以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為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的說。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中國人當然不生氣　　羅肇錦

　　一個人的人格成長，受家庭影響最大，而家庭的觀念又被社會上的風習和制度所支配。這裏僅從家庭與個人這個關係面來看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常說「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也認為中國是一個以「家」為中心的家族社會，所以家族的觀念左右著個人的行為，家族長輩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個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標。如此一代傳一代，反覆實施，才造就今天這種「不會生氣」的性格。這種性格相襲傳衍太久遠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無自覺，只知接受而沒有是非，只懂得「照著做」卻說不出「為何做」的道理。當然對他所做所為更無所謂生氣或不生氣了，所以中國人是「不會生氣」的民族。譬如：

　　家裏希望我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光耀門楣，是為我好，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裏告訴我出外壞人多，不可輕易相信別人的話，是擔心我上當，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裏叮嚀我不可隨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禍上身，是怕我吃虧，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裏教導我不可亂說話，「小孩子有耳無嘴」才不會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設想，我更不會因此生氣。

　　於是，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努力賺錢，大家都會說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歡打抱不平，整天社會國家的人，雖然急公好義，到頭來不是被排擠就是被看成異端，不得善終。日常生活裏，每一個聰明人都是快快樂樂出門，不亂聽言論，不亂說意見，不亂幫助陌生人，然後平平安安的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鳥才會去救人之難，去談論批評，去惹是非，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大家如此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記得幼年時上街，許多長輩們鼓勵孩子插隊買票，上車搶座位（有人說這是逃難心理），結果孩子身手矯捷不落人後，贏來不少讚賞，儼然自己就是國家未來主人翁一般。這種可以驕其父母的行為，身為一個中國人看來怎麼會生氣呢？

　　長大後佔人便宜說是為了家計，插隊上車是為了早點趕回家照顧子女，虧空公款是為了彌補家庭拮据，遇到困難，找有力人士關說，也是為了這個家。這個想法早年管仲對鮑叔就曾說過，我只能借大家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我努力打拼賺錢，勞累委屈。為的還不是這個家。」聽來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絃，誰曰不宜，誰會生氣。

　　「為了家」是個很管用的口實，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事情而不會令人生氣，因為顧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見死不救，如何為了賺錢而貪贓枉法，瞞上欺下。而顧家的媽媽必定是好媽媽，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歡佔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濟私、挑撥離間，只要她的行為是以「為了家」做出發，那麼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諒了。

　　研究中國人性格的社會學者，大都認為人口過剩，災害頻仍及社會貧窮是養成中國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臺灣老一輩人的生活背景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有其道理。大陸來臺的長輩，在幼青年時大多在戰亂、饑餓、流離、逃難中長大，在臺的老一輩也是戰亂、饑餓中掙扎出來的，所以他們常以自己的經驗向子女諄諄告誡，希望子女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讀書賺錢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只緊握那一份自己謀生的資源，死也不肯放鬆。

　　他們從戰亂饑荒中取得的經驗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越大。」因為在戰亂或荒年裏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去幫助別一家，這慷慨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機會，要是太慷慨，生存機會便相對減少，甚而不免餓死。所謂物競天擇，在戰亂荒年裏，有慷慨性格肯於幫助別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專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選擇，這種畸形的自我選擇與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

　　經過割據、抗日等饑餓災荒而死裏逃生的人，對生命當然特別的珍惜，所以他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資源──知識和錢財（他們認為知識可以取得高社會地位，代表一份優異的生存機會；錢財可以買通一切急難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為這個生存資源鑽營不休，至於社會的公義，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對待它。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風氣都從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枉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倒是要他們拋棄狹隘的、自利的，「為了家」的自私心態去過合理的現代社會生活，他們會很生氣。或者要他們改正以前那種逃難的、饑荒的、自顧不暇的窮人自私心態去過現代生活，他們會很生氣。

　　中國人，已經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那麼見到別人自私自利，怎麼還會生氣；身為中國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麼還會生氣。

　　這下你應當知道，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了吧！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生氣，沒有用嗎？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裏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臺灣就是這樣的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裏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

　　※※※

　　如果你住在臺灣，如果你還沒有移民美國或巴拉圭，如果你覺得你的父母將埋葬於此，你的子女將生長於此，那麼，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

　　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

　　他們或許是對的。去國十年，在回到臺灣這一年當中，我有過太多「生氣」失敗的經驗。有些是每天發生的小小的挫敗：

　　在郵局窗口，我說：「請你排隊好吧？」這個人狠狠的瞪我一眼，把手擠進窗裏。

　　經過養狗的人家，看見一隻巨大的聖伯納狗塞在一個小籠子裏；鼻子和尾巴都抵著鐵欄，動彈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聲下氣的說：「這太可憐了吧！」他別過臉去，不說話。狗在一旁嗚嗚叫著。

　　有人把空罐頭丟在大屯山裏，我伸出頭大叫：「這麼美的景色，別丟垃圾！」沒有回音，我只好走過去，自己撿起來，放回我的車上。

　　南部的商人屠殺老虎，我問環保局：「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稀有動物嗎？」回答是：「沒有。」

　　有些是比較嚴重、比較激烈的失敗：

　　回國第二天，計程車經過路口時，猛然發覺有個人躺在馬路中間；黑衫黑褲，戴著斗笠，像是鄉下來的老農夫，姿態僵硬的朝天躺著。流水似的車馬小心而技巧的繞過他，沒有人停下來。我急忙大叫：「趕快停車，我去給警察打電話！」

　　司機狠狠的往窗外吐了口檳榔，回頭對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電話有什麼落用！」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英文郵報登了一則消息：發現「烏賊」者，抄下車牌號碼，請打這兩個環保局的電話。幾個星期之後，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正要把「烏賊」報出，那邊打斷我的話：

　　「有這樣的事嗎？哪家報紙登的？」

　　「英文郵報。」我說；於是重新解釋一遍。對方顯然不知所措，於是要我撥另一個號碼──另一個電話也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接第四通電話的人猶豫地說：

　　「那你把號碼給我好了，我們看著處理。」

　　我並沒有把「烏賊」號碼給他；我把電話摔了。

　　有一段時間我們住在臨著大街的十樓上。搬進去之後，發現對街的夜攤每至午夜，鼓樂喧天，大放流行歌曲。於是我夜夜打電話到警察局去；電話那頭總是說：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陽台上觀望，我知道，沒有人去。

　　失眠一個月以後，我直接打電話給分局長，請他對我這個小市民解釋為什麼他不執法。這位先生很不耐煩地說：「咱們中國國情如此，取締是辦不到的。」

　　過了不久，我打開門，發現一個滿臉長橫肉的人站在門口，兇狠地說：「哇宰樣你報警察。給你講，哇是會刣人的，哇不驚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輛計程車掃著我的手臂飛過，馬上又被紅燈擋住。我生氣的走過去，要他搖下窗戶，說：「你這樣開車太不尊重行人；我們的社會不要你這樣沒有水準的國民……」

　　很可笑的，知識份子的調調，我知道。燈綠了，這個司機把車停到街口，推開車門走了出來，手裡拿著一根兩尺長的鐵棍，向我走來……

　　分析一下這些經驗。造成我「生氣」失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第一，這個社會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當司機拿著鐵棒向我走來的時候，我只能默默的走開。第二，我們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沒有立法來保護，跟唯利是圖的人談人道與生態毫無意義。第三，執法的人姑息。明令攤販不准隨地設攤、汙染環境，但是當執法人本身都觀念不清的時候，你怎麼辦？

　　這些都造成我的失敗，可是，你知道嗎？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氣」的人太少。

　　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去的不只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百通電話、三百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長抗議的不只我一個，而是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不悟的說「中國國情如此」嗎？如果那個養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對他說：「換個籠子吧！」他還能視若無睹嗎？如果叫阿旺的這個人一插隊，就受人指責，一丟垃圾，就遭人抗議，阿旺一天能出幾次醜呢？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裡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臺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裡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我們既不能換一個較大的籠子，又不能殺掉一半的雞（不過，我們混亂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的在為我們淘汰人口。）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要維持一點基本的人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仰靠一個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不僅只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我們制止別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惡事才只盡了一半的責任，另一半的責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別人來破壞這個社會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來臺開學術會議的歐洲學者。他自一九六〇年起，大概每五年來臺灣考察或開會一次。臺灣的繁榮蒸蒸日上，他說，可是臺北，一年比一年難看。我微笑──你要我說什麼？我住過美國的紐約、西德的慕尼黑，到過歐洲的羅馬、雅典、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薩布蘭卡、埃及的開羅、日本的東京；我知道：臺北是我所見最缺乏氣質、最醜陋、最雜亂的都市。當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見紅燈未滅就在烏煙瘴氣中衝過街去的一張張殺氣騰騰的臉，我覺得驚駭：是什麼，使這個城市充滿著暴戾與怨氣？

　　但是我愛臺灣，無可救藥的愛著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為我生在這裡，因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學校裡每天為我倒杯熱茶的工友、市場裡老是塞給我兩把青蔥的女人──他們，還有他們一代一代的子女，都還要在這個受盡破壞的小島上生長、生活。可是，我是一個渴望尊嚴的「人」；我拒絕忍辱吞聲的活在機車、工廠的廢氣裡，攤販、市場的汙穢中，我拒絕活在一個警察不執法、官吏不做事的社會裡；我拒絕活在一個野蠻的國家裡。

　　我可以從皮夾拿出護照來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中國國情」就是汙穢混亂，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變環境。

　　我並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見那人拿著鐵棒來了，夾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來順受」；臺灣的環境再這樣敗壞下去，這個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謙卑的希望你每天去做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機的肩膀，請他別鑽前堵後，打個電話到環保局去，告訴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樹造墓，寫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來取締你家樓下莫名其妙冒出來的地下工廠，撿一片紅磚道上的垃圾，扶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煙，叫阿旺排隊買票……

　　我只想做一個文明人，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罷了。你說，我的要求過分嗎？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該生氣就生氣，該說話就說話　　王民雄

　　閱貴報〈中國時報〉十一月二十日刊載的「一個題目兩人寫」專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感觸深深，沉思良久。龍應台先生大作部分尤令一向不生氣的我羞慚喟嘆，久久不能自已，晚間至北投金馬獎戲院觀賞「省港旗兵」，進戲院甫坐一下，即感覺「煙香」陣陣撲鼻，片刻後實難忍受，遂鼓起勇氣，顧不得後座的癮君子有女友，勸其熄掉香煙，勿再薰人。未幾，又見入口處一陣亮光，原來兩位少年家一進場就相互點起煙來，一副悠然自得模樣，愈看愈冒火，心想「為什麼不生氣，」為什麼忍其一意製造惡劣空氣，於是起得身來，準備前去曉以大義一番。未料才跨出兩步，心中又猶疑了起來，膽怯之餘，靈機一動，出去找戲院管理員幫忙，說明原委後，只見管理員一再搖頭。明白表示這是「無法度」的事情，愛莫能助。經再三強烈抗議，斥其沒用、姑息，他始折衷由戲院打出字幕──請勿在場內吸煙。這是個人親身的一個經歷，也是閱讀「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後所激起的良知與道德勇氣，事情微不足道，效果或也僅止於短暫的一個晚上，然而，我仍很為自己高興、驕傲，畢竟，我已開始在做了，雖然還是有點怕怕。想一想，倘若日常生活當中，你、我、他都摒除從小被養成的自我、自利的習氣和觀念，鼓起道德的勇氣，隨時隨地，對於身旁周遭令人不快或不當的事情，勇於抗議，敢於檢舉告發，人人都來管這個社會，相信一定可以積少成多，徹底改造的。

　　最後，提醒大家，將近兩千萬人生活在一個小島上，假如你想擁有一個清爽愉快的生存環境，請別再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忍耐、沉默都是懦弱的表現，該生氣就生氣，該說話就說話，讓我們從今天開始吧。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七日中國時報「人間」

　　生了梅毒的母親

　　有一天黃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時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膩的汙泥中暴露出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塊離垃圾遠一點的地方，剛坐下來，就看到這個毛毛頭，五歲大的小男孩盯著我們，轉身對抱著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聲音說：

　　「妹妹，我會聽英文，這個外國人在說我們臺灣很不進步……」

　　我愣住了──因為我的金髮朋友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小毛頭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麼樣的故事啊！中國民族的自卑感已經這麼深了嗎？這孩子才五歲哪！

　　火紅的太陽在垃圾的那一頭沉了下去，我默默的離開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說：臺灣沒有你說的那麼糟！

　　要糟到什麼程度才能使你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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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國，我看見萊茵河裏游著雪白的野天鵝，公路旁高高的抽著鮮紅的罌粟花，森林裏嘻笑的小孩在尋覓香菇和莓果。

　　在義大利，我看見裸著身子的女郎在冰涼透明的湖裏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販夫走卒在籠罩著月光的沙灘上跳舞。

　　在希臘，一個像淡水一樣依山傍水的小鎮裏，我看著漁民把鵝卵石鋪在海堤上，就著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乾瘠的山上猛烈的開著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著花裙的吉普賽女人背著滿籮筐的花朵，沿著古老的石板路叫賣，臉頰豐潤的小孩在山坡上滾來滾去。

　　回到臺灣，我去看山──看見剝了皮的青山。綿延的綠當中突然陷下一大塊，砂土被挖走了，紅土石礫赤裸裸的暴露出來。臺北縣的山滿目瘡疤，像一身都長了癬，爛了毛的癩皮狗，更像遭受強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聽說關渡有雪白的水鳥，不錯，可是水面上密密的覆著一層垃圾，水鳥瘦瘦的腳找不到棲落的地方。嘻笑的小孩涉在烏黑惡臭的水裏抓水蟲。

　　居然有人說：臺灣沒那麼糟！

　　為了多賺幾毛錢，有人把染了菌的針筒再度賣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體裏去。為了享受物質，有人製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個嬰兒的性命。為了逃避責任，有人在肇事之後，回過頭來把倒地呻吟的人瞄準了再輾過一次。我們的子女坐在教室裏，讓毒氣給轟倒。我們的朋友喝了偽酒而失明。我們的兄弟，被車撞斷了腿，每天拄著拐杖，一跛一跛上學校。而我們自己，心平氣和的吃喝各色各樣的化學毒素，呼吸汙濁的空氣，在橫行霸道的車輛間倉皇怯懦的苟活。

　　要糟到什麼程度你才會大吃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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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十一、二十）和「生氣，沒有用嗎」（十二、六）刊出之後，我聽說有大、中學的老師把文章發給學生，做課堂討論材料；有人把文章複印了四處寄發；也有人當海報傳單一樣到處張貼。每天我的郵箱裏塞著讀者的來信，寫信的人有老師、水電工人、學生、軍人、理髮小姐……。其中有兩封特別傷感：

　　──我們的家鄉臺灣，本來山青水秀，現在被當作歇腳的地方，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會兒，氣力足就走了。你要他們怎麼去愛鄉愛土？

　　──今天臺灣生活環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步。可是，眼見苦難的中國人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地方，稍稍享受一點沒有饑餓、沒有戰亂的日子，實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們的環境卻又敗壞至此，令人痛心不已。

　　我實在不了解為什麼我們的環境會受到如此的破壞。人窮的時候，把門砍破了燒來取暖，還有話說；三十年後的臺灣早就「發」了，為什麼還在到處打洞？更何況臺灣這個「房子」還不是我們的──我們只是百代的過客，我們之後還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來這裏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沒有權利把租來房子的屋頂拆掉、地板挖空、牆壁燻黑，因為將來還有別的房客要來。臺灣這個小小的島嶼，我們也還得留給下一代的下一代。我們那裏有資格，那裏有權利──為了現在多賺幾毛錢，瘋狂的、忘形的追求所謂「經濟成長」──而在蒼天有德暫租給我們的這片土地上橫行肆虐，把青山毀掉，把綠水弄渾，在泥土裏摻毒？以後的人怎麼辦？中國人還沒有短見自私到絕子絕孫的地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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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說：生了梅毒，還是我的母親。臺灣，是生我育我的母親；骯髒、醜陋、道德敗壞的臺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你說臺灣沒有那麼糟，我覺得你在做夢；你說，治文學的人不應該為這種凡間瑣事費神，我覺得你麻木：我坐在書房裏，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飯，有中毒的危險；出門上街，可能被車子撞死；走進大自然，看不見一片淨土。有哪一門「學問」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過我森森的學院門牆，一而再、再而三的寫這些「瑣事」，是因為對我而言，臺灣的環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我，沒有辦法繼續做一個冷眼旁觀的高級知識份子。

　　所以我伸出手來，急切的想與你接觸。我是個大學教授，你或許是個麵店老板、小學老師、公車司機，或滿手油汙的修車工人；在日常生活上，你和我卻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樣的需求──安靜的環境、乾淨的社區、有條理的街道、文明禮讓的鄰居。有許多問題，我們這些市井小民不得不仰靠專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學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處理。也有許多，是我沒有能力影響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殺人的老大或偷偷丟垃圾的阿旺（他們也不會讀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舊可以做許多事情：專家不盡力的時候，你要監督他、指責他，告訴他：做不好，換別人來。至於阿旺，如果他一個人丟，有十個市井小民去撿，我們的街巷仍舊是乾淨的。臺灣的環境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萬刼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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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間行走，看見一隻潔白的鷺鷥輕悄的站在一頭墨黑的水牛背上。那頭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澤裏來回。背著無盡的天光，牠悠然的吃著腳邊翠綠的水草；不知魏晉、不知漢唐、不知古往今來的一腳一個印子。風輕輕的吹著，我在田埂上凝視許久，心裏溢滿感謝：感謝這水牛的存在，感謝這鷺鷥與水草的存在。我的母親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還沒有死去，她還有痊癒的希望。我既不願遺棄她，就必須正視她的病毒，站起來洗清她發爛發臭的皮膚。

　　新春的第一個晴天，我會到大屯山上去看豐碩的芒草。我的車裏會有一隻大塑膠袋；我會把沿著山路的垃圾撿起來，帶走。新春的第一個晴天，你或許會帶著學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巒溪去尋找一點野氣；或許你也願意帶著一個大塑膠袋，撿走花叢裏的空罐頭。在你彎身的那一刻，或許我也在彎身，如果我們在轉角處相遇，就打個招呼吧！

　　或許這一年的臺灣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臺灣稍稍乾淨一點、安靜一點、和諧一點。你，來赴約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難　　局

　　有個叫蘇格拉底的老頭，你大概不認識。

　　他已經七十歲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鬍子。在牢裏關了好幾天了；明後天等船回來，死刑就要執行。這天清晨，他剛睡醒，一小格窗子透著一點光，非常希臘的天空。

　　克瑞圖是個有錢的老朋友，已經滔滔不絕用盡了口舌，懇求蘇老頭逃獄。「錢，包在我身上」，他說，「更何況，你死了，誰來照顧你的小孩？」

　　可是蘇老頭頑固得很，他一本正經的說：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眾』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獄而破壞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於以其人之『惡』還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錯了。你要知道，兩惡不能成一善。

　　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的時候，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個制度。但是我沒有權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壞它。讓雅典人殺我吧！我願意做一個受難者而死，不願做一個叛逆者而生。」

　　蘇老頭仰頭吞了毒藥而死，黃黃的藥水流下來，弄髒了他的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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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個人叫梭羅，喜歡獨來獨往。三十歲那年，一個人到森林湖畔搭了個木頭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樹林裏升火烤肉，差點把康考特的林子燒了一半。

　　這天黃昏，正在散步的時候，梭羅被抓進了監獄，理由是他拒絕付稅。他認為政府用他繳的錢去支持戰爭（美國人欺負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違他的個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動來抵制他認為是錯的法制。

　　「面對不合理的法制時，我們應該盲目的遵從嗎？還是暫且遵從，同時慢慢的循合法途徑去改革？還是立即的反抗，來抵制、破壞這個法制？」

　　梭羅問著，而他的回答理直氣壯：

　　「盲目的遵從是最低級的愚蠢，不必考慮。尋求改革途徑，時間拖得太長。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飽飯沒事幹，一天到晚綠頭蒼蠅似的去改造社會。人生在世為了生活，不是為了改革。所以對付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即的抵制。」

　　梭羅並沒有盡興；在牢裏興奮的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個慈善心腸的老姑媽代繳了稅金，贖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後，在古老貧窮的東方，有個叫甘地的人盡了興，帶了千萬個人去「立即的抵制」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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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恨分明的紐約最近也出了一個人物。戴著金絲眼鏡、很文靜秀氣的葛茲坐在夜車裏，一心想回家泡個熱水澡。四個年輕的黑小子圍了上來，跟他要五塊錢。紐約的人都知道，五塊錢的下一步大概就是頭上五個窟窿。那個臉上有條疤的傢伙上個月才把一支槍抵在一個老女人的脖子上，搶走了一條金鍊子。

　　但是文靜的葛茲怎麼辦呢？沒有警察來保護，沒有乘客敢幫助──他畢竟應該，如蘇老頭所說，做一個守法的受難者，還是如梭羅所說，做一個違法的反抗者？換個問法，他畢竟應該任這四個人把他毒打一頓、刺上兩刀，然後到警局報案；或是應該拿出手裏所有的武器打擊敵人，使自己成為法紀的犯人？　

　　戴眼鏡的葛茲在搖搖晃晃的車中站起來，說：

　　「我給你們一人五塊！」　

　　他連發了五槍。有疤的那個被打中脊椎，半身癱瘓，他今年才十九歲。而葛茲，在家裏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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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個中國人，你或許沒聽說過，叫張系國。他坐上了計程車，惡司機不但繞了路，還要下車來打架。這位高級知識份子的張博士居然撩起袖子來跟司機當街對峙起來。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來了，卻認為，打架是不應該的，若輪到他，就該讓司機給打傷了，再去告他傷害罪。　

　　也就是說，萬一給扁鑽刺死了，那麼就由未亡人到法庭去告殺人罪，皆大歡喜。

　　一個制度無力保護個人的時候，個人沒有權利保護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則而言，我們不能容許個人的「執法」。如果每個人都拒絕繳稅，如果每個人都拿起槍來像約翰韋恩把「壞人」給「幹」了，如果每個人都撩起袖子來打架；我們或許就回到了原始蠻荒的時代，人人靠一己的齒尖牙利，適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們說，是因為它使齒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個人也獲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為了「個人」，為什麼「個人」卻經常要為了「法」而犧牲呢？對於梭羅而言，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益，但當他在爭取個人權益的時候，政府反而要懲罰他。對於葛茲而言，他保護了自己──達到了「法」的目的，卻同時也犯了法。只有蘇格拉底那個老頭，他根本就放棄自己、犧牲個人，所以與法相安無事。

　　當所謂「法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個血肉做成的「人」鎖在一方方小格子裏的時候，這個法是不是違背了當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當一個警察要老百姓讓惡人打傷了再去報案的時候，人是不是已經「文明」得糊塗，忘了「文明」畢竟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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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怕談「愛國」，因為我知道當群眾對「愛國」認真起來而至狂熱的時候，這個「國」就成為一頂大帽子，要壓死許多不那麼狂熱的個人。要談愛國，我寧可一個人上山撿拉圾。

　　我也怕聽人說「學校榮譽」，因為我知道，為了這麼一個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聽話」、「不受教」的學生要受到殘酷的壓制，多少特立獨行的個人要被塞進框框裏，呼吸不得，動彈不得。

　　我更不忍心聽人宣揚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個和諧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嘆息、破碎的夢想、解體的個人意志，一切都為了一個抽象的理想、一個原本造福個人而往往犧牲個人的制度。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辭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的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告訴我。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國時報「人間」

　　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我收到好幾十封讀者的來信。年長一點的說：「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動難平，一再淚下。」年輕一點的大學生寫著：「在成為冷漠的『社會人』之前，請告訴我們：我們能為臺灣這個『母親』做些什麼？」更年輕的，高中生，說：「反正做什麼都沒有用！我大學畢業就要遠走高飛，到美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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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人激動憤慨，老人家傷心落淚，絕對不是因為我的文章寫得好。這一大疊情緒汹湧的信件對有心人應該透露出兩個問題：第一是事態本身的嚴重性；臺灣生活環境的惡劣已經不是知識份子庸人自擾的嚷嚷，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個人的無力感；如果這個社會制度中有暢通的管道讓小市民去表達他的意願、去實現他的要求，他就不會鬱積到近乎爆炸的程度，就不需要憑靠區區幾篇不起眼的文章來發洩他的痛苦。

　　第二個問題要比第一個還嚴重得多。因為環境再惡劣，難題再複雜，個人如果有適當的途徑去解決問題，覺得事有可為，他總是肯定的、理性的、樂觀進取的。反過來說，即使問題本身並不那麼惡劣，但是個人覺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條死巷，他的憤懣鎖在堵塞的管道中時，人，是會爆炸的。

　　半年前，有個愛看書的青年因為受不了隔鄰女人早晚不斷的誦經，衝進了她的屋子拿刀殺她。暴力當然沒有任何藉口，但是我們要追究原因：如果這個青年只要打一通電話，警察就會來取締噪音的話，這件凶殺案是不是可以避免？換句話說，假使這個青年一通一通電話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一次一次的勸告誦經的婦人而婦人不睬，那麼，你說，他可以搬家──別開玩笑了，臺北什麼地方可以讓人安靜度日？於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又絲毫沒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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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拉底那個老頭子被判了死刑之後，不願逃獄，他說：「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時，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個制度。但是我沒有權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壞它。」（見「難局」，二月五日「人間」）

　　不錯，蘇老頭是個循規蹈矩的模範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個好公民有兩個先決條件：首先，不肯妥協時，他有離開這個國家的自由；其次，這個國家必須供給他適當的管道去改變他不喜歡的制度。也就是說，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許他離境，又不給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沒有義務片面的做個循規蹈矩的公民。

　　那麼我們的情況呢？臺灣的生活環境惡劣，升斗小民所面臨的選擇與蘇格拉底沒有兩樣：他可以離開臺灣，但這有太多實際上的困難。他可以「循合法途徑」去改變現狀──

　　我們有沒有這個合法的途徑、暢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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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醫生來信敘說他痛苦的經歷。住宅區中突然出現一個地下鐵工廠，噪音與廢氣使整個社區變色。他從私下的懇求到公開的陳情控告，無所不試，結果，等於零。這個機構說法令不全，那個部門說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說開工廠的人可憐！這位醫生傷心絕望的問：「政府到底在做什麼？法律畢竟在保護誰？」

　　連十七歲的高中生──中華民族未來的主人翁──都理直氣壯的說：「反正沒有用！我要到美國去！」

　　你不為我們的前途擔憂嗎？

　　這份絕望的無力感是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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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或許會把箭頭指向政府──營建處、環保局、衛生署、警察局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為我的知識領域狹窄極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幾種處理方式、食品進口要如何管制、警力調動要如何分配。我不是專家，沒有資格告訴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麼去做。

　　但是和你一樣，我是個有充分資格的公民。無力感的根源或許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或許你覺得缺乏暢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卻認為，你和我之所以有無力感，實在是因為我們這些市井小民不懂得爭取自己的權利，縱容了那些為我們做事的人。咎在我們自己。

　　大多數的中國人習慣性的服從權威──任何一個人坐在櫃台或辦公桌後面，就是一個權威。我看見學生到郵局取款，填錯了單子，被玻璃後的小姐罵的狗血噴頭。這位學生唯唯喏喏，驚恐萬分。我也看見西裝筆挺的大男人到區公所辦事，戴眼鏡的辦事員冷眼一翻，揮揮手：「去去去！都快十二點了，還來幹什麼？」大男人哈腰陪笑，求他高抬貴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學生，在面對一個拆「爛汙」的老師時，不是翹課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順從。

　　到郵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錢，填錯單子可以再填，學生為什麼卻覺得辦事小姐有頤指氣使的權利？區公所的職員，不到鐘點就理應辦公，大男人為什麼要哀求他？學生繳了學費來求知識，就有權利要求老師認真盡責，為什麼老師不做好，學生也無所謂？

　　所謂政府──警察局、衛生署、環保局──都是你和我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納了稅的錢把一些人聘僱來為我們做事的。照道理說，這些人做不好的時候，你和我應該手拿著鞭子，睜著雪亮的眼睛，嚴厲的要求他們改進；現在的情況卻主僕顛倒，這些受雇的人做不好，我們還讓他聲色俱厲的擺出「父母官」的樣子來把我們嚇得半死，腦袋一縮，然後大嘆「無力」！

　　連自己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連這個主雇關係都沒弄清楚，我們還高喊什麼「民主、倫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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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早，幾萬個衣履光潔的人湧進開往紐約市區的火車到城中上班。車廂內冬天沒有暖氣，夏天冷氣故障，走三步要拋錨兩步，票價還貴得出奇。可是因為是壟斷事業，所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人抱怨，人人還是每天乖乖的上車。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組織起來，拒乘火車，改搭汽車。同時，火車一誤點，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賠償。他跟鐵路公司「吃不完，兜著走」。

　　史提夫沒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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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妮十三歲的女兒被酒後駕車的人撞死了。因為是過失殺人，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輕，但是安東妮只有一個不能復生的女兒，這個平凡的家庭主婦開始把關心的母親聚集起來，去見州長，州長不見，她就在會客室裡從早上八點枯坐到下午五點，不吃午餐。兩年的努力下來，醉酒駕車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檢的制度加嚴了。別的母親，或許保住了她們十三歲的女兒。

　　安東妮也沒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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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沒有史提夫和安東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著去改革社會，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時間。大部分的時候，我寧可和孤獨的梭羅一樣，去看雲、看山、看田裏的水牛與鷺鷥。不過，我們不做大人物，總可以做個有一點用的小人物吧？一個渺小的個人，如你，如我，還是可以發光發熱。過程會很困難，沒錯；有些人會被犧牲，沒錯。可是，在你沒有親身試過以前，你不能說「不可能！」在你沒有努力奮鬥過以前，你也不能談「無力感」。問問史提夫，問問安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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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德勇氣」，不是可恥的事，說「社會良知」，也並不膚淺。受存在主義與戰亂洗禮的現代人以複雜悲觀自許，以深沉冷漠為傲；你就做個簡單卻熱誠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麼一丁點勇氣與天真。你今天多做一點，我們就少一個十七歲的說：「反正沒有用，我到美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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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畢竟不是我們的家。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國時報「人間」

　　幼稚園大學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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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註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的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註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臺灣當教授，真的可以「ｇｅｔ　ａｗａｙ　ｗｉｔｈ　ｍｕｒｄｅｒ」，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您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臺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拚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的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的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懂，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聯，他不知道。他可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的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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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二十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週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事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餵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Ｌｅｖｙ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Ｏｖ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餵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餵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做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畢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隋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的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裏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的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惰，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裏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裏，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淘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畢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國家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的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而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的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在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裏，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的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

　　臺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的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的、固執的，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的「斷奶」，而是繼續的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國家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再談「幼稚園大學」　　龔鵬程

　　拜讀龍應台先生「幼稚園大學」（三月十四日人間副刊野火集專欄）一文之後，感觸良多。龍先生的野火燒得很熾烈，對國內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批評得很生動。但是我個人有些不太相同的看法。

　　龍先生認為國內大學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嚴重缺乏。其所以如此，原因在於辦教育的人，在生活上採取「抱著走」、在課業上採取「趕著走」、在思想訓練上採取「騎著走」的態度，不能把學生當做一個成人來看待。這個批評，基本上是相當正確的。

　　然而，大學教育的問題，其實並不如此單純。整個機構、制度、從業人員、社會組織，乃至學生本身，都與大學教育的成功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以社會之組織與規範來說，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上並不需要獨立思考的能力，即能獲得成功，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反而到處碰壁，那麼請問大學生還會不會渴望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呢？以制度來說，我們已經僵化了的制度，對於一位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和一位毫無思考能力的學生，有什麼保障、鼓勵或懲罰嗎？如果沒有，何能要求學生具有思考能力？如果缺乏思考能力反而能讓他順利獲得高分、獲得學位，我們又何忍要求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

　　我這樣說，並不是在替學生辯護，更不是認為獨立思考能力不重要。事實上，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辨明以下幾點：

　　第一，獨立思考能力，主要是在知識問題上才有需要，一般日常生活中所需之獨立思考能力甚少。因此，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可能顯得愚鈍，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牛頓拿手錶去鍋裏煮之類，但這並無礙於他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換言之，像龍先生所舉大學女生不曉得腳扭傷了該怎麼辦這樣的事，乃是日常生活之處理，與獨立思考能力無太大關係。今天的大學生，其實並不是在處理日常生活上無知，而是在知識上幼稚。在日常生活的處理上，像辦活動、遊玩、處理人際關係等方面，他們超過幼稚園階段甚多；但在知識層面的思考能力上，他們似乎依然是羅素所說的「十歲笨童」。

　　第二，獨立思考能力，既然是在面對知識問題時才顯得重要，則我們便必須了解近代大學教育在性質與功能上的矛盾及困局。──任誰都知道，在邁向廿一世紀的今天或未來，要使國家能適應未來的挑戰，自須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而要使全民知識水準提高到合於時代需要的程度，在教育的質、量、時間方面，都必須再予延長。所以，高等教育對一般人來說，已經不是奢侈，而是必須。這種情勢，不但逼使大學在功能上由高等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Ｍａｓ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也在這樣一種形勢之下，被「驅迫」到大學裏來。大學對他們而言，是必須，而非嚮往；獲得高等教育所給予的知識和技術，已成為一種責任，而不是興趣；對於大學崇高的理想，他們缺乏理解；甚至也不曉得究竟為了什麼要來到大學。他們雖然也可能知道知識在現代社會和未來世界裏的重要性，卻遠比他們的前輩，顯得在心理上怠惰，燃不起探詢宇宙真理的熱情。因為非常明顯地，來到大學既然不是由於對知識的渴慕，不是由於對大學理念的嚮往與認同，而只是因為將來謀職求生之所必須，那麼，只要能夠畢業就好，管它學的是什麼！

　　知識的尊嚴以及獨立思考能力，就是在這樣一種求知態度中斷送的，大學生本身沒有責任嗎？拷貝文化之盛行、校園中瀰漫著的實用導向，早已使大學變成了一座座高級技藝訓練班；獨立思考能力云云，在學生看來，往往只是不著邊際的唱高調而已。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是我國特殊的毛病，其實這是現代大學性格及其功能蛻變中，普遍發生的世界現象，代表大學本身的危機。只不過是因為歐美各國多有深厚的知識傳統，所以還能保得住學術研究及思考能力的尊嚴，我們實際上無此傳統，再加上開發中的特殊社會性格，逐一發不可收拾了。

　　第三，如果我們在這樣的逆境中，還想使大學具有一些理想性、創造性，具有知識上獨立探索的可能，獨立思考能力之要求，當然不能放棄。但是，獨立思考能力會不會平空而有呢？是不是只要主持教育的人少管一點、放鬆一些，學生就自然能夠獨立思考了呢？一隻鴨子，沒人管牠，擺在那兒，十年後還是一隻呆鴨。獨立思考能力是需要培養、需要訓練的。

　　而這種的訓練，莫說學生沒有，老師沒有，主持教育的人、社會一般人士也沒有。熟悉我們的學術界的人都曉得，我們思考能力之貧瘠，已經到了令人不忍再談的地步了，不只學生是十歲笨蛋，大多數的學術從業人員也是。今後我們如果不能從大學課程設計上加強思考之訓練，不能建立學術評量的規範，再多呼籲「給他們一個機會」也毫無用處，因為機會來了而無能力去掌握，情形會比雖無機會但有能力去創造機會更糟。

　　另外，有關課程多寡的問題，龍先生認為應該少開課，不能把學生的學分時數填滿，而讓他們沒有思考的空間和時間。這個有關課程應多或應少的爭議，其實由來已久，各有利弊，龍先生可能可以先參考一下有關的教育論著，了解一下它的複雜性，不必太匆遽論斷。這並不是說龍先生講得不對，而是我希望主持教育的人，大家都來想想這個制度上的嚴重問題。畢竟，教育是國家的根本，目前高等教育尤須徹底改革，但如何改呢？我們不妨審慎討論，這其中便須要知識及獨立思考能力，情緒性的爭論，越少越好。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戴著面具讀書　　吳齊仁

　　龍應台小姐的「幼稚園大學」一文擊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發了我個人四點不能已於言的感想。（但這四點感想不全與龍文相關）

　　其一：我個人心中常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想法，覺得我們受教育的過程中，腦海中曾灑下了太多的迷霧，這些迷霧有的是屬於人生觀的，有的是歷史觀的，或世界觀的……不一而足。許多人年紀漸大以後，常要花幾年或者幾十年，才能逐步解除早年蒙蓋在他腦海的迷霧。本來，人所吸收的知識就不可能是完全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霧大多是來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現象了。其實，在很多時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種智慧。但在國內「老師即真理」或「課本即真理」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條，使許多人沒有能力去鑒別什麼是迷霧、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應去知、什麼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被服務的機構派到高階單位聽一場旅美學人的講演，那次演講的內容之荒誕拙劣，演講者態度之蠻橫是很罕見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輕同事卻仍賣力的筆記著，事後還為我們歸納了兩點似通非通的結論。他的勤懇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完全不能同意他拼命拿泥巴塗自己的眼睛。

　　其二：關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問題。這一點是龍應台小姐著力特重之處，也是幾十年來國內教育最大的隱憂。我聽到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某小學上美術課時，老師宣佈今天要畫蘋果，學生正要拿起畫筆，老師喊「停」！「照講桌上的模型蘋果畫！」學生興高采烈地準備動手了；又一聲「停」，「我來教你們要這樣這樣畫才行」。每次圖畫課老師都要叫停數次；躬親指導每一個細節。後來他班上的一個學生轉至他校，上美術課時，所有同學都熱熱鬧鬧的畫起來了，只有新轉來的同學靜靜坐在那裏等老師宣佈這一次應該怎樣怎樣畫。這一個故事或許不全真實，但我少年時所受教育的經驗，卻可以證明這故事不是亂說的。我說這個故事並不是想利用它來提倡「傳道、授業、解惑」是完全多餘的論調；事實上文明如果不是靠著薪火相傳，人類就像被拋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從頭開始。故我想表達的，毋寧是「傳道、授業、解惑」該有一套適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際，過度保護，過度「提攜」，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學生的腦袋弄壞（而許多人的腦袋確是這樣被弄壞了的）。「莊子」「應帝王」裏混沌被他的朋友們善意鑿竅終至於鑿死的故事，及孟子書中「揠苗助長」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極而知的，咀嚼之餘，怎能不留意「鑿」之過度，「揠」之過度的保護型教育對下一代的斲傷呢？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所謂自發，是要在一定的紀律內從事的，而不是要縱容甚至鼓勵學生培養「作怪」的能力。獨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煩言，是因為有感於我們的教育歷程中，這一筆可貴的資源流失得最厲害，而且最難從形跡上去察覺。舉個例說：記得我唸小學時，每逢壁報比賽，老師為了怕出醜，總是替我們包辦了五、六成以上的工作，那些壁報上過度成熟的造型與筆觸，背後是一群縮在老師身旁驚嘆的小鬼，而教室後面櫥櫃上的錦杯是以犧牲學生的能力換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師合一的味道太濃，由於受我們的學制及習俗之影響，校長、院長、主任、教授是呈階序（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排列的，行政職位之尊卑時常左右一個教授在學院中的地位。從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勢力對「師」毛細孔般滲入，但在真正的運作中政治力量參與作用的情形是非常嚴重的，不像漢代，博士論辯學術問題時，卿相只能坐在旁聽席上。

　　我個人覺得國內在任命大學的各級行政主管時特別考慮學術上的聲望。美國的大學校長多已淪為募款家或會計師了，國內則有不少是將此職當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國的大學校長社會地位之高是難以想像的，他們的學術思想與風範對學校及社會都發生一種看不見的真實影響力，怎能任令一些一輩子只寫過兩、三篇論文的老官僚，尸居其位呢？有些離開學術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卻又要天天處理學術行政，難道處理起來沒有「隔」（借用王靜安語）的感覺嗎？

　　其四：許多人從五、六歲入學到將近三十之齡，幾乎沒有一天為自己唸過書，套用理學家的話頭，就是在學問上「終生作客」。從應付學校各種考試，到聯招，到托福、ＧＲＥ……幾乎沒有一天不是在「應付」，所思所學與自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干」。戴震晚年給朋友的信上說「生平所記，都茫如隔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這段告白把與己不相干和與己相干的分別說得再透澈不過了。

　　但相不相干，為「主」為「客」又不是以學科分的，有些人學了電機，並對電機生死相與，而有些人電機的知識對他還是像客人般的──因為他可能是為了出路或時髦而學，換句話說：他是戴著面具在唸書。近代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即曾說過：「學問畢竟是為了生命……沒有生命的學問，無用也！」這段話對我們那些急急忙忙的學生們特具意義！

　　筆者對教育雖是個大外行，但充分了解教育變革牽涉層面之複雜及速度之緩慢（有時甚至是用「地質學」的腳步在進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又一年的重蹈舊轍，又不能不有「無力可回天」之感。而這篇文字，也正是這份無力感下的一點吐露耳。

　　　　　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臺灣是個標語國家。走上街，看見「兩個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橋，讀到「迎頭趕上」，經過電線桿，瞄見「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在公車裏坐下，猛抬頭就是「敬老尊賢」，走進教室，有熟悉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進了廁所，大概是「養成洗手好習慣」，路過公家機關，就看見「民主、倫理、科學」、「愛鄉更愛國」、「檢舉壞人就是保障好人」。還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橫掛在車馬雜亂的大街上，好像鼓勵開車的人要衝鋒陷陣。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臺灣的標語這麼多？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努力造出一句話來，然後寫在紙上、塗在牆上，使我們在生活空間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動機在哪裏？

　　答案當然是，「解決問題」。因為有些人很髒，所以貼個「整潔為強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橫街掛個大布幔：「兵役是光榮的義務」。因為拼命三郎開車喜歡追撞，所以車窗後貼個「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因為中國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門柱刻上「作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每一個標語背面都有一個我們希求解決的問題。而臺灣標語之無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個問題都產生一個標語。

　　這些標語有用嗎？你幾時在行色匆匆之餘，停下腳步來思索「民主、倫理、科學」？有多少人因為看見「消除髒亂、人人有責」的大字牆，回家就打掃庭院？又有誰看了電線桿上「培養書香社會」的條子，開始讀起書來？在「倒垃圾者是畜生ＸＸ」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這些不痛不癢、老生常談的標語口號有什麼潛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國人重形式、做表面的習性到處可見，標語的氾濫只是一個表徵。拿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來看：大家都說，現代的中國人對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學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傳統文化卻已完全拋棄。怎麼辦？很簡單！首先，到街頭、學校、車站，貼上千千百百個標語：「復興中華文化！」

　　然後，在臺北市塑造一個比自由女神還要高、還要重的孔子巨像。氣魄要大，所以單單銅料就要花一億元以上。銅像用來宣揚孔子思想、復興中華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氣質，更昭告世人，臺灣是中華文化的堡壘。

　　我不是在說笑話；你沒看報紙嗎？市政府一點沒有幽默的意思。

　　這個龐然巨物建立起來之後，大概會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許多住家變得陰暗封閉。冬天的霪雨和市區的汙染將為銅像覆上一層骯髒的顏色。銅像邊的街道，大概與紅毛城四周一樣，會有像蒼蠅叮肉似的攤販，而街上的交通將因遊客的往來而呈爆炸狀態。至於這麼一大塊銅將如何「宣揚孔子思想」、「復興中華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個銅像能解決傳統失落、自信缺乏的難題，那可好了。我們不是要培養書香社會嗎？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軍艦還大的書怎麼樣？要發展尖端科技嗎？在鵝鑾鼻頭造個比山還高的塑膠火箭模型吧！要恢復民族自信心嗎？何不在玉山頂上刻幾個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見的字：「中國第一」。如果你覺得這些例子很荒謬，那麼用幾億元鑄個銅像來宣揚中華文化就不荒謬嗎？希望一個巨無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機，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決垃圾問題一樣的愚蠢。

　　但是這種形式至上、表面優先的心態以各種方式在各個層面表露出來。學生的頭髮長一吋或短一吋，似乎比他腦袋裡的知識來得重要；制服上多一個鈕扣或少一個鈕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與否要嚴重得多。要招徠國際觀光客，不先默默的把環境整治乾淨，把古蹟保存原色，把都市環境美化，卻先大聲嚷嚷「美麗的寶島」，努力於宣傳。聽說要推行綠化運動，好，把樹林都砍了，水泥舖上去，再用綠色的油漆把水泥塗綠。我們的小學生，上學時有憋一整天不上廁所的，因為學校的廁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畢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有個朋友在我出國前夕，帶來幾卷中國畫，語重心長的說：「送給外國人，宣揚一下中華文化之美！」我聽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國人如此渴求別人的認可？如此盼望別人拍我們的肩膀說：「還可以」！？今日的臺灣若真有厚實的文化傳統，不需要努力地「宣揚」，人家自然會慕名而來。臺灣的內在若是空虛淺薄，我們再「宣揚」又有什麼意義？我們這樣迫切地要求別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個心虛、缺乏自信的表現。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罷了，何不勇敢的承認自己的心虛與弱點，實實在在的去提升自己！相反的，我們做的是沒頭沒腦的「宣揚」工夫──貼標語、作宣傳、鑄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貴的銅像……這不是心虛的暴發戶心態，是什麼？

　　人瘦並不可恥，可恥的是把自己的臉打腫了來冒充胖子。我們有社會問題與文化危機並不可恥，可恥的是造個大銅像來自我陶醉，宣稱自己是中華文化的掌門人。走過陰暗狹窄的小巷，我又看見駝著背的老頭坐在板凳上，用枯乾的手一針一針縫著一隻破舊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個衣履光潔的市府官員要從他口袋裏拿出錢去造一個巨無霸的銅像「復興中華文化」？如果報稅單上有這麼一個名目，我也會和梭羅一樣拒絕繳納這筆銅像稅，我寧可坐牢，也不願支持這樣愚蠢的好大喜功。

　　臺北實在夠糟了！給我們一片青翠的草地，給我們一點新鮮的空氣，給我們一個清靜的社區，給我們的孩子一個乾淨的廁所、一個寬廣的公園、一個兒童圖書館，但是不要，不要給我們一個會遮住陽光的大銅像。

　　　　　原載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卅日中國時報「人間」

　　不一樣的自由

　　她那個打扮實在古怪，而且難看。頭髮狠狠的束在左耳邊，翹起來那麼短短的一把，臉蛋兒又肥，看起來就像個橫擺著的白蘿蔔。腿很短，偏又穿鬆鬆肥肥的褲子，上衣再長長的罩下來，蓋過膝蓋，矮矮的人好像撐在麵粉袋裡作活動廣告。她昂著頭、甩著頭髮，春風得意的自我面前走過。

　　她實在難看，但我微笑的看她走過了，欣賞她有勇氣穿跟別人不太一樣的衣服。

　　※※※

　　這個學生站起來，大聲說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邏輯完全錯誤的例子。比手劃腳的把話說完，坐下。全班靜靜的，斜眼看著他，覺得他很猖狂，愛自我炫耀，極不穩重。

　　他的論點非常偏頗，但我微笑的聽他說話，欣賞他有勇氣說別人不敢說的話。

　　※※※

　　朋友發了兩百張喜帖，下星期就要結婚了。可是又發覺這實在不是個理想的結合──兩百個客人怎麼辦？他硬生生的取消了婚宴。

　　他的決定實在下得太晚了一點，但我微笑的撕掉那張喜帖，欣賞他有勇氣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車，還有下車的勇氣。

　　※※※

　　簡陋的講臺上，披著紅條子的候選人講得聲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著便衣的監選員，緊張的站在群眾堆裡。候選人口沫橫飛的，把平常報紙絕對不會刊登的言論大聲大嚷的說出來。

　　他舉的例子謬誤百出，他的用語粗糙而低級，可是我站在榕樹蔭裡，耐心的聽他說完，欣賞他有勇氣主張與大眾不同的意見。

　　※※※

　　那個蘿蔔頭也許很幼稚，只是為了與別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學生也許很膚淺，站起來說話只是為了出鋒頭。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許有朝三暮四的個性，極不可靠。使警察緊張的候選人或許知識和格調都很低，對民主的真義只有很淺薄的了解。

　　可是，我想，他們有與我不一樣的自由，也有與你不一樣的自由。

　　　　　原載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

　　正眼看西方

　　說臺灣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貨品好壞，一加上洋文包裝，就有人趨之若鶩。走進豪華大飯店，侍者對外國客人殷勤備至，對自己的同胞卻往往視而不見。有難題存在，總要打上「有礙國際觀瞻」的字號才能得到快速的解決，如果有政客來訪，記者最強調的，是此人對臺灣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當年背誦「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險釁」的一代，現在忙著送下一代到英語幼稚園讀「哈囉，你好嗎」。每年夏天一批一批優秀或不優秀的中國青年乘著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頭腦與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頭。

　　可是臺灣真的崇洋嗎？

　　好像又不是。一個金髮朋友在動物園裏看檻欄裏的猴子，旁邊一個年輕人突然大聲說：「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圍的人愉快地大笑。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話不說的走開。認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蠻子的中國人可還真不少。中國菜世界第一，中國人會用筷子真聰明，中國人講禮義廉恥、重倫理道德，西方人卻功利現實、人情澆薄。中國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輕薄隨便，道德敗壞。中國人在制禮作樂的時候，西方人還在茹毛飲血呢！

　　如果說臺灣崇洋的心理很深，那麼「反洋」的情緒卻一點也不弱。寫文章的人一旦提到西方的優點，就得趕忙下個註腳：「我不是崇洋！」作為招架之用。「崇洋」這個辭本身就是個罵人的話，表示我們的社會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這兩種衝突的情緒左右之下，就產生許多奇怪的現象。

　　譬如說，如果某個生在臺灣的金髮小孩說：「我要做中國人，我不要回美國」，或是哪個傳教士說：「我熱愛中華文化，我把一生獻給中國」，我們的報紙會大加喧騰，每個中國人都覺得滿意。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生於美國的中國孩子說，「我不要做中國人」，或一個留學生膽敢宣布「我熱愛美國文化，我要獻身美國」，恐怕很少中國人不氣憤填胸，罵這個人是數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說，別人仰慕我們理所當然，我們卻絕對不可以欽佩別人。這個心理怎麼解釋？

　　許多父母千方百計的把兒女送到國外，以逃避臺灣的聯考制度。這些父母被指責為崇洋媚外，對不起國家。而事實上，在臺灣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頭都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希望孩子無憂無慮的長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著他眼鏡越戴越厚、書越讀越死、精神越逼越緊張。如果有機會，哪一個父母不希望兒女能逃過這個制度？在這種情況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國，我們不沉痛的檢討教育制度的缺失，問為什麼臺灣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來指責，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掙扎在崇洋與排外兩種心態之間，我們有時候就像個同時具有自卑與自大狂的個人。對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許多人對金髮碧眼的人固然是討好陪笑，過度的諂媚，也有許多人特意的表現自尊而故意以傲慢無禮的態度相對。我們的駐外人員有時在簽證手續上刁難外人，所採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與自大的攪混之下，對事，我們就做不到客觀冷靜。在討論臺灣種種社會問題時，常發現三種直覺的反應。其一是：「怎麼，老說咱們不好，西方就沒這些問題嗎？」

　　我可不懂，臺灣有的缺點，與西方有什麼關係？難道說，好，義大利也髒，所以臺灣髒的有道理？墨西哥的汙染也很嚴重，所以我們汙染沒有關係？別的國家有相似的問題，於是我們的問題就可以隨它去？不管西方有沒有類似的問題，我們仍舊得正視自己的缺陷，不是嗎？

　　第二種反應是：「你老說歐美文明進步，你崇洋！」這種說辭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說歐洲乾淨，那麼正常的反應應該是，第一問，歐洲乾淨是否事實？第二問，「乾淨」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如果兩個答案都屬肯定，那麼第三問：我們如何效法，做到「乾淨」？整個程序和崇洋不崇洋扯不上一丁點的關係。

　　第三種常出現的反應，尤其來自官方，是說：「那是西方的，不合國情！」這「不合國情」是個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罵人家崇洋，一方面罵人家不切實際，一方面也擋住了改革的呼求。什麼建議或觀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標幟，就容易以「不合國情」來打發掉。而事實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國情」，「不合國情」也不表示不能做。公德心不合國情吧？我們要不要公德心？近代民主是西方的，我們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國情，我們要不要守法？

　　這三種反應都很情緒化。我們應該關切的是歐美一些價值觀念或行為值不值得我們擷取。如果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都應該見賢思齊，努力的去「崇洋」。如果不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我們都不要受誘惑。但是我們若不能清除掉對西方的情緒作用──盲目的媚洋也好，義和團式的反洋也好──我們就永遠不可能面對西方，就事論事，作客觀而合理的判斷。

　　當一個西方人說：「在臺灣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過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國人髒、亂、嘈雜、粗魯」的時候，大概沒有幾個中國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為我知道，當中國人從東南亞或其他地區回來的時候，他們也說：「哇！那邊好落後，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上街會被撞死。他們又髒、又亂、又吵，真受不了！」「他們」聽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僅只西方人而已。這個世界，有醜陋的美國人，也有醜陋的日本人、德國人、法國人，你想，就少得了醜陋的中國人嗎？

　　更何況，聽到別人批評時，正常合理的反應應該是，先問他說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進？在聽到西方人的批評之後，或者因愛國情緒高漲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別為了討好西方而快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現。

　　收音機裏聽到立法委員說：「我們出國考察，發覺歐美國會議員都有助理，我們沒有，害我們很不好意思……」說得理直氣壯，我聽得一頭霧水：因為他們有，所以我們也要──這是什麼邏輯？但是今天好像這個現象很普遍：紐約有地下車的塗鴉畫，臺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難看。美國有自由女神，咱們也來個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實際。這是心理上的奴隸。反過來，別人出國深造，我偏不出去，我愛國。西方講開放容忍，我就偏講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談尊重個人，我就偏說團隊至上。西方愈怎麼樣，我就愈是不怎麼樣。這，也是心理上的奴隸。我們必須除去這個心魔，才能正眼看著西方──他們反核，我們要不要？他們反汙染，我們要不要？他們有休假制度，我們要不要？他們講性開放，我們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觀冷靜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緒反應的探討，中國人才有可能從西方巨大的陰影中自己站出來。否則，崇洋或反洋，我們都是別人的奴隸。

　　　　原載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

　　「對立」又如何？

　　農林廳與養豬的老百姓本來有一個契約：豬價看好的時候，政府抽成；豬價低落的時候，政府補助。這個政策是否智舉在此不論。最近市場奇壞，農林廳採取了一項行動：片面毀約。而後廳長在報上說：希望農民「體諒」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臺電決定要建核廠，先用了老百姓幾百萬的錢之後，再來徵求同意。反對的聲浪掀起之後，臺電一方面大作廣告宣傳，一方面說，請大家「體諒」政府、「支持」政府。

　　這些政府機構的首長之所以會對民眾有這樣的要求，當然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利作這樣的要求。從小學裏的公民課本到大街上的海報標語，我們被灌輸的觀念是：人民對政府要「支持」、要「擁護」、要「愛戴」、要「感激」所謂「德政」。人民與政府的「對立」，是危險的。

　　這種觀念，這樣的字眼，不能稱為民主吧！？所謂政府，是為我這個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監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與成果，做得好，是應該的（因為　國父說他是我們小市民的「公僕」），做得不好，就得換人。我憑什麼要不分是非，沒有條件的去「擁護」、「支持」政府！政府必須以實際的行動來贏取我的支持，他沒有權利全面的要求我的「愛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須涕淚感激的「德政」，是他「份內」的責任。

　　農林廳片面毀約，能要求受損的養豬戶支持嗎？政府可以毀約，那麼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絕繳納一頭豬四五百元的屠宰稅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在拒絕納稅之後要求農林廳長「諒解」與「支持」呢？農林廳如果不作補救的措施，而我們赤腳的養豬戶、屠宰商又不訴諸法律，這就表示臺灣的民主完全沒有生根。

　　臺電的作為就更令人心驚膽跳。不管核廠在生態、經濟各方面考慮之下該不該建，它在計畫未通過之前，就先動用了老百姓的錢，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議論的行為。它更在電視的兒童節目裏，利用小學生以稚嫩可愛的聲音說：「老師說，核電廠對生態沒有任何破壞！」臺電真的是把我們的民眾當傻瓜來處理。

　　但是我們的民眾是不是傻瓜呢？

　　到大安戶政事務所去申請戶籍謄本，發覺幾十個人背貼背的擠在一個櫃檯，櫃檯後只有一個工作小姐埋頭苦幹，其他部門的人卻輕鬆得很，談笑的談笑，吃糖的吃糖。一個戴眼鏡的男人把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來質問。

　　「你為什麼不能增加人手？」

　　主任擺出自衛的姿態，不耐煩的說：「上面編制就是一個人，不能增加！」

　　一個女人扯開嗓門：「那你不能調動別的人來幫忙？你沒看到這兒擠得不像話？人家古亭區就不這麼糟！」

　　主任生氣的回答：「古亭怎麼樣與我無關！」

　　圍在他身邊的人愈來愈多，一個滿嘴金牙的女人大聲說：「那個小姐忙不過來，你這個主任就不能過去幫忙嗎？你這算什麼公僕？」

　　主任推開群眾，走進辦公室，碰一聲把門關上。

　　這是令我高興的一幕。這個主任就是構成所謂「政府」的一部分。像這樣缺乏效率、不知檢討、毫無服務觀念的政府「官員」當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已經不是「愚民」。我很欣喜的看著大學生與學校當局熱烈的討論組織章程，大聲的提出反對的意見。我很安慰的看見智能不足兒童的母親集體到教育部去陳情，慷慨激昂的把現行制度對她們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責，有要求，就算是「對立」，那麼對立有什麼不好？權利是爭取來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個需要無條件「支持」、「擁護」、「愛戴」的東西，那這政府也真可以為所欲為了。就是要有「對立」的人民，監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從前教育不普及的時候，或許政府壟斷了知識，民眾不得不聽政府專家的領導。今天的臺灣，「在野」的知識說不定比「在朝」的還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不經溝通就一廂情願的要求人民「支持」、「擁護」嗎？

　　「政府」，通常是個很嚇人的名辭，意味著權威、統治，非常的抽象。事實上，政府由個人組成──從戶政事務所的主任到國家元首，而只要是個人，就有個人的偏見、私慾、學識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種有缺陷的個人所組織起來的政府，可能「完美」嗎？人民怎麼可以閉起眼睛來，放心的「擁護」呢？

　　湯瑪斯．曼寫過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說，描寫一個魔術師如何用他的意志與偽裝徹底的瓦解了觀眾的意志。他的政治訊息是：如果沒有觀眾的「默許」，這個魔術師不可能得逞；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默許」，任何獨裁者也不可能得勢。也就是說，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必須經過理性的爭取，不懂得爭取權利的人民，而受獨裁統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計程車，跳過馬路上一個大坑，受驚之餘，這個嚼檳榔的司機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罵了一句：「操國民黨！」

　　這個司機完全錯了！他可以「操」養工處，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個坑，與國民黨這個政黨何干？他的咒罵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許有一個可能的解釋：他罵黨，因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個部門負責那一樁事，路上有坑的時候，他不知道該找誰負責；換句話說，當他要爭取權利的時候（譬如行路無坑的權利），他並不知道有什麼管道可循。

　　這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政府只一味的要求人民盲目的「支持」、「擁護」，而不清清楚楚的告訴他如何由各種管道去爭取各種權利，倒過來，當人民不滿的時候，他的指責也就變成盲目的亂指一通。我們要的是敢於面對現實、接受挑戰，勇於負責的政府，但是要促成這樣的政府，我們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動精神、有理性的人民；歸根究底，實在是一句老生常談：幾流的人民就配幾流的政府。這篇文章能夠刊登，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指標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余玉賢（農林廳長）／龍應台（野火集作者）

編者先生：

　　貴報（中國時報）七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人間」副刊，龍應台先生所寫「『對立』又如何？」文內有關農林廳「毀約」問題，與事實不符，對作者在未明瞭事實真相之前，即大作評論，極盡毀謗之能事，本人深感痛心，不知貴刊是否也有「文責」的約束？

　　龍文說：「農林廳與養豬的老百姓本來有一個契約：豬價看好的時候，政府抽成；豬價低落的時候，政府補助。」、「最近市場奇壞，農林廳採取了一項行動：片面毀約。而後廳長在報上說：希望農民『體諒』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我不曉得龍先生根據什麼道聽塗說舞文弄墨？

　　跟養豬的老百姓訂定產銷契約的是臺灣省農會，不是農林廳，省農會是農民（人民）團體，不是政府機構。最近省農會「片面毀約」，農林廳站在輔導機關立場，正在設法協助省農會籌措資金，俾能繼續辦理產銷計畫，確保養豬戶的利益。

　　農林廳長曾在省議會答覆議員質詢時呼籲契約養豬戶，體諒省農會的不得已做法，大家支持政府的調節毛豬供應計畫，不要擴大養豬規模，度過此次難關，希望毛豬價格能夠回升……。農林廳長絕對沒有在報上說：希望農民「不要控告政府」。養豬戶沒有理由控告政府，也不會控告政府。

　　如能惠予更正或予批露，感激不盡！敬頌

　　編安

　　　　　農林廳長余玉賢敬啟五月十九日

　　※※※

　　編輯先生：

　　多謝您轉寄余廳長的來信。

　　關於余廳長談話的部分，我所依據的是今年五月十日中國時報第二版的報導。「余玉賢希望契約戶能體諒基金已理賠將竭盡的苦衷，不與興訟。」該項報導的標題則為：「農戶血本無歸、農林廳長表歉疚，希望不要興訟、願磋商給予補助。」

　　「對立」一文主旨不在「指責農林廳毀約的問題」，更不在議論毀約一事誰是誰非，文章重點在闡釋民主制度中一個權責分明的觀念──政府與民眾都應以理性的態度就事論事，人民為了爭取應有的權利，該「興訟」時就興訟，政府為了守約守法，該補償時就補償，沒有「歉疚」或「體諒」的必要。這種性質的「對立」其實是最有效的「合作」。

　　我能夠體會余廳長的心情，但希望他也了解我談觀念不談枝節，對事不對人的立場。祝

　　編安

　　　　　　　龍應台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

　　　　　原載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七日中國時報「人間」

　　焦　　急

　　為什麼老寫臺灣的缺點？難道你看不出這裏有任何一點美好的東西？為什麼不說說臺灣的好？

　　朋友這樣指責我。

　　於是我帶點罪惡感，走到人頭鑽動的淡水街頭，再深深看一眼。

　　※※※

　　還有比阿華更好的肉販嗎？他的肉攤子在市場入口第一家。從清晨六點開始剁肉切肉，應該是血肉模糊的木檯子卻乾乾淨淨；他每切一次肉，就清洗一次檯面。切肉的時候，專心一致，把皮切開，把肥肉去掉，然後小心的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訴你多少錢，再添上一點瘦肉。包好之後，如果嫌提著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裏，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麼去清理豬腦，他就做給你看：拿支牙籤，很技巧的把表面的血膜一路捲下來，然後告訴你有幾種做法。阿華是個賣豬肉的市場小販，沒讀過幾年書，可是他彎身切肉那個專注的神情，好像手裏一塊油膩的豬肉是珍貴的木雕藝術，一刀都錯不得。他對自己行業的敬重，比一些大學教授還要來得虔誠。

　　※※※

　　到河邊的郵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認識你是「淡水人」之後，忘了郵箱鑰匙也沒有關係，窗後的人並不在意為你走一趟，把信遞給你。買郵票少了幾塊錢也無所謂，下次再帶來。如果你有遠行，回來時急急探望堆積的郵箱，會發覺整疊整疊的郵件一綑綑紮好，等著你來拿。更好的是，插隊的人擠到你前頭去時，賣郵票的小姐會很有正義感的堅持先把郵票賣給你。

　　早上取信以後，我就繞到郵局後面的淡水河堤。十點鐘，正是漲潮，水波一浪又一浪的撲著河岸，皮膚黝黑的漁民蹲在地上修補魚網。對著觀音山，我坐在堤上讀信，偶而，水花會濺到信紙上來。如果是黃昏，艷麗的夕陽就把薄薄的信紙映成透明的紅色。

　　※※※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捲著褲腳，正吆喝著黃牛拖犁，犁過的地方，黑色的泥土就鬆鬆肥肥的翻起來。面貌包紮得嚴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小心的在青葉的周圍鬆土。

　　「你們種什麼？」

　　「高麗菜。」

　　「真甘苦吧？」

　　「自己的土地，也沒什麼甘苦可講。人就是愛打拚啦！」

　　黃牛腳蹄沉重的又邁了過來，女人說：

　　「阿兄，讓牛休睏啦！伊在喘呢！」

　　他們的語言，像田裏的泥土一樣實在，不是我學得來的。他們不吃牛肉，因為牛曾經為他們的土地喘息、流汗。他們用手腳與泥土接觸，甘苦不甘苦，這是他們與大地之間生命的契約，沒有置疑的必要。

　　誰說我看不出這塊土地的美好？

　　可是，我確實寫不出讚美的文章來；我說不出口。

　　※※※

　　住在校園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條路可走。出了前門是一條短短的下坡路，左邊有棟樸素的老廟，飛簷很輕俏的指向天空。右邊是青翠的稻田，荷鋤的農人站在田心，遠遠看去像個稻草人。從側門走出，是條充滿蛙鳴與蟋蟀聲的山路，通往長滿相思樹的山丘。夾道的茅草叢和茅草後的水田裏藏了千百隻生命旺盛的小東西，在夏天的夜晚，忘情的嘶喊。這條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為蟲聲很放肆。第三條路則從後門出去，路上沒有一盞燈，就是黑暗中一條荒野小路。草叢的香味濃得像塊固體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這條小徑就變成一條白色的帶子。

　　一年過去了，第一條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機填平，擁擠的鋼筋水泥樓房像骯髒的章魚，張牙舞爪的延伸。路面被卡車軋壞了，凹凸不平。建築材料到處棄置。再過幾個月，人家會搬進來，騎樓會塞滿貨物，攤販會佔據路旁，貨車會夾在路中；這條路，愈來愈難走。

　　蛙鳴的山路也結束了。建築一寸一寸的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機器壓死。後山上滿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的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園像癬一樣，到處散佈。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著生鏽的鐵管，很猙獰的霸佔著山坡。

　　這條路，我不再走，因為每走一次，就發覺相思林又禿了一塊。

　　最後那條在黑暗中仰視月光的小徑，也失去了。半年前，草叢深處開始有人堆積垃圾，現在，短短一條路上有七個垃圾丘，一轉彎就是一個，半年前丟在那兒的免洗飯盒、汽水瓶、廢電池，現在還在那，明年，也會在那。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漸消失的草香裏。

　　※※※

　　阿華的家就在這條小路底。他有四個眼睛圓滾滾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從前在草叢裏玩躲矇矇，現在在垃圾堆裏玩廢電池。

　　郵局後面的夕陽依舊是紅澄澄的一輪，很熱鬧的把河水染紅。只是落潮的時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紅。

　　※※※

　　指責我專挑臺灣缺點的朋友，是個比我快樂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頭，迎著河風盡情的去受落日的感動，毫無保留的去愛那滿天的彩霞。我望著波光瀲灩，想的是水中多少魚已經含汞。望著河上如水上人家的採砂屋，想的是這些採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殼沒有附著的沙土而漁民要操作十幾個小時才能撈起一點點收穫，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積在河口，造成淺沙風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險。望著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陽，我想的是，為什麼這樣的美景，我卻必須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賞？坐在杜鵑花圍繞的陽臺上，我想的是，那三條路正一條一條的乾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結，好像有什麼病毒正一寸一寸順著我的四肢蔓延上來──我想的是：

　　這個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裏去？

　　※※※

　　原諒我，我真的寫不出讚美的文章來，因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嗎？

　　　　　原載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國時報「人間」

　　機器人中學

　　有一所國中一口氣處罰了八十個學生，因為他們頭髮過長。有一個教官在大街上罰學生站，因為學生穿著制服當街吃西瓜。還有一位國中校長，因為學生蹺課出去鬧事，痛心反省之餘，大罵經費不足，未能把破損的校牆圍好，所以亡羊補牢第一步，申請經費修牆。更有出了名的復興中學，因為學生上臺吻了異性表演者的面頰而將他們記「暗過」。

　　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來信：「我們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專門檢查服裝儀容。夏天再熱，襯衫的袖口不能捲起來，裙子要過膝。冬天的套頭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顏色，鑲邊也不可以。書包的背帶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夾克的拉鏈必須拉到底。頭髮一定旁分，一定要用髮夾。髮長是用尺量的，多出一點點就要記警告；有瀏海或打薄的，要記小過，而且，老師還會把你的頭髮剪成一邊長一邊短，後面剃平，作為一種羞辱、一種懲罰。」

　　是誰在作賤我們的子女？老師嗎？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嗎？還是高高在上的教育執政者？

　　老師們，忙著把聯考所需要的知識塞到學生腦子裏，恐怕沒有時間去管學生的袖子是否捲起。訓導人員一手拿著一個四方框框，一手拿著剪刀，看到一個學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髮絲、裙角、手臂、頭腦，就卡察一聲剪掉，再記個警告。這種所謂「訓導」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中華民國臺灣省所培養出來的十幾歲的小孩都長得一模一樣──髮型一樣、穿著一樣、舉手投足一樣、思想觀念一樣，像工廠的生產線所吐出來一部一部機器。當然並非所有的中學訓導人員都是剪刀與框框的信徒；把學生當作有尊嚴的個人去愛之誨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這些剪刀與框框的信徒究竟錯在哪裏？

　　一位管理組長可以理直氣壯的說：頭髮多長、制服怎麼穿，又不是我的規定，我只是執行任務，盡心職守。你要罵，去罵教育部長好了。

　　他說得不錯；他是用框框去套學生的人，可是製造那個框框的人並不是他。那麼這一類的訓導人有沒有錯？那個一口氣處罰八十個學生的管理組長、那個當眾罰學生站的教官，有沒有錯？當然有！只有機器人才會拿著工具一視同仁的去「執行任務」，一個榔頭打一個釘子。中學的訓導人員是知識份子，是負有重任的知識份子，他們直接的影響、塑造這整個民族的下一代；他們不應該是，不可以是沒有思考力、判斷力的機器人。手裏拿著一個框框，他首先要問自己：這個框框的目的是什麼？女生的頭髮「為什麼」不能過耳？套頭毛衣「為什麼」不能是綠色？熱天裏，「為什麼」不能捲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與目的之後，這個負有訓導重任的知識份子還要問：這個框框是否適用於所有的學生，所有的情況？跟我所學的教育的原則與信念是否有所衝突？執行的方式與尺度應該如何調節才不至於使本來是「手段」的框框變成死胡同的「目的」？這個為我們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問自己：我要怎麼樣運用這個框框才能達到真正幫助學生成長的目標？

　　學校不是軍隊，訓導人員不是沒有大腦的機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斷。以「只是執行上面規定」為藉口，只有兩種可能：其一，他或許真的沒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許有思考能力，但沒有勇氣去質疑這個框框或改變這個框框。不管前者或後者，這樣的人怎麼有資格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沒有思想、沒有膽識的機器人能教出什麼樣的下一代？

　　歸根究底，當然要問：是誰作的框框與剪刀。除了位高權重的教育決策者還有誰？但是這些部長、廳長、局長也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才上任幾年，這個框框是傳統移交下來的，不是我，是別人。

　　這個說法可以接受嗎？笑話，當然不可以。一個為國家策劃百年大計的人，上了臺之後就應該細心審視這個由來已久的框框：它應不應該繼續存在？它有沒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個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麼都不做，蕭規曹隨，就等於說，這個框框是他做的，是他把它交給每一個校長、訓導主任，每一個教官、管理組長，去套在學生頭上。他要負最終的責任。

　　那麼，畢竟這個框框有什麼不好呢？這個問題比想像中要複雜得多。限於篇幅，我暫且不理論為什麼中學生頭髮非是個倒過來的西瓜皮不可，也暫且不追問為什麼不可以穿著制服吃西瓜，為什麼不可以把衣袖捲起來等等細節。這種壓制性的「管訓」教育有兩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義。認定了凡是合於框框的（頭髮短、裙子長、書包帶子剛剛好）就等於「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頭髮中分、裙不及膝、穿綠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頭腦再簡單的人也看得出這兩個等號畫得不合理，人的品行是多麼深奧複雜的東西，哪裏是頭髮的長度能夠代表的；說起來像笑話，在中華民國的學校裏卻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結舌！學生的內在本質似乎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樣子對了就可以了。這是殭屍式的教育，實在可怕！

　　「管訓」框框的第二個問題恐怕有許多訓導人員不願意承認，是個權威的問題。這個框框是成人用來證實自己權威的工具。當一個教官在震怒之下把學生頭髮剃掉或罰跪罰站或記學生過，他所憤怒的原因，大概不會是因為他覺得學生髮型太難看，而是因為學生沒有尊重「校規」、服從師長命令，越過了那個明令頒佈的框框。頭髮長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潛在的因素是：學生沒有服從我。校規合理與否並不重要，師長的尊嚴、權威卻不可以破。這個框框像個緊箍，緊緊的夾在學生頭上，一有越軌舉動，教官就唸個咒，讓學生得點教訓，學習服從權威的重要：一切都是為了你好……

　　這裏我發現一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我們的教育者也的確希望造就出類拔萃的學生──我們也有科學獎、才藝獎等等。報紙特別喜歡報導中國人的孩子在美國如何如何的表現優異，什麼人得了總統獎，什麼人得了西屋科學獎，什麼人年紀輕輕就上了大學，居然都是臺灣過去的小留學生。我們的教育者與父母羡慕之餘，不免心裏有點狐疑：同樣的種，為什麼一移植就大放異彩？是我們的教育土壤有問題嗎？

　　問題可多了，這高壓性管訓教育就是問題之一。教育者一方面希望學生在學問上精益求精，也逐漸領會到啟發式教育的重要。許多老師也開始鼓勵學生活潑的思考、大膽的創新、勇敢的質疑。可是同時，在行為方面，管訓導的人卻仍舊努力的把學生壓制在框框裏，處心積慮的要把他訓練成一個中規中矩、言聽計從、溫馴畏縮的「好」學生。而矛盾就在這裏：一個在知識上能夠活潑的思考、大膽的創新、勇敢的質疑的聰明學生，可不可能同時在行為上是個中規中矩、言聽計從、溫馴畏縮的所謂「好」學生？如果他敢在課堂上表示物理老師對流體力學的解釋不夠周密，他難道不會對訓導主任追問他為什麼不可以穿著制服吃西瓜？反過來說，一個老師說一他不敢說二的「乖」學生，他可能把老師的實驗推翻而自己去大膽創新嗎？

　　教育者所不自覺的矛盾是：他們在「智」育上希望學生像野兔一樣往前衝刺（當然也有為人師表者希望學生在智育上也如烏龜）；在所謂「德」育上，卻拚命把學生往後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這兩者其實不能並存。有高壓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開放的「智」育，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一心一意要培養規矩順從聽話的「乖」學生，就不要夢想教出什麼智慧如天馬行空的優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對這個僵死的緊箍咒框框其實沒有什麼成見，我們的教育決策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於有意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易於控制操縱的機器人，這個框框很實用、很有效，越緊越好。但是如果製造機器人並不是我們的長程計劃，如果我們想為這個民族栽培的其實是思考活潑、創新大膽、質疑勇敢的下一代，那麼這個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開不可。「吻頰」事件發生之後，報紙輿論固然批評學校過分保守，卻稱讚教育部「不干涉」的態度，我很不能理解：這樣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虛偽教育，怎麼能夠「不干涉」？難道我們的教育決策者在鼓勵這個高壓管訓的框框的栓緊？我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臺灣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受什麼樣的教育呢，小小年紀就送到國外去也實在不是辦法；還是在這個又髒又亂又擠的臺灣「知其不可而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沒有人的爭取與努力，當然就是夢想！

　　　原載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不干涉」為什麼可貴？　　何懷碩

　　復興高中「吻頰記過」的事件，我曾於六月四日在民生報，六月十一日於聯合報各寫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認為姑不論復興中學校方處分學生，記兩個「暗過」一事，是非對錯如何，教育部長與教育部能尊重該校的決定，不予干涉，是正確的，也是比較以前為「進步」的。另一方面，我也曾對復興中學校方的處理方式，對我們教育某些虛偽、敷衍和落伍，對校長、訓導與教師對學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處提出了批評。最後我曾說：「學生行親頰禮而被記過，教育部長尊重校方的決定，不加干涉，這種領導作風，令人激賞。但對學生施行懲罰的校長與教師，其荒謬與錯誤，誰來懲戒呢？」我並不主張放任。

　　今（二十六）日讀龍應台教授「機器人中學」大文，末段說「吻頰事件發生之後，報紙輿論固然批評學校過分保守，卻稱讚教育部「不干涉」的態度，我很不能理解；這樣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虛偽教育，怎麼能夠『不干涉』……？」我覺得在該事件的「輿論」裡面，我曾有二篇文字參與其間，有必要說幾句話，表示回應。

　　龍應台與胡美麗的文章，觀察敏銳，析理深入，常有獨到見解，發人之所未發。她的社會批評，比長期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所見更廣，更深，雖然她是回國客座的學人；她的頭腦清晰，文字鋒利有力，有一股清剛之氣，也有熱情與魅力。她飇野火一般的批評，大多數我都非常欽佩。可能百密一疏，這回她認為教育部應該干涉才對，但她沒有想到教育部長久以來對各級學校事事干預，使學校（尤其是各大學）只能成為教育部的夥計，毫無自立的權限與獨立的精神，學校豈不也變成操縱於教育部手中的機器？而龍應台是反對中學製造機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學校既成製造機器人的機器，如何能期望學校不製造機器人？

　　學校沒有自己的風格，也就沒有校風可言；自校長到教師，都應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創造性與自主權，便變成教育部辦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敗，理所當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長尊重校方的決定，不加干涉，我們如何能不讚揚支持？至於學校的校長教師所推行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虛偽教育」，我認為我們要檢討、追究的是這樣的校長、教師是如何委派或遴聘來的？通過什麼管道，認定什麼資格，引來這樣的一批「教育專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屬省教育廳，也不應直接由教育部來干預。我所擔心的問題是某些荒謬錯誤的校長與教師，誰來懲戒？我還是不贊成由部長、廳長、局長來懲戒，所以對「長」字輩的人能尊重各級負責人的決定，總是首先表示激賞，而認為這是開明進步。讚美不干涉，但並不贊成放任。我覺得，教育方面應有一個評鑑委員會，由教育當局召集各級教育界、學術界有關的權威人士組成。（不是由校長、院長、系主任、訓導長等「學官」來組成表決部隊，因為現在的不少「學官」太政治化，承恩奉旨的話，決議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專業知識，有聲望，有獨立學術身分的權威人士所組成的評鑑委員會，才可能有正確（或比較正確）的評斷。教育部長雖然沒有進一步表示應如何糾正教育人員的偏弊，但他不干預的表示，難能可貴；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干預，那麼教材、教法、學分、課程……連教育哲學都要唯教育部是賴，不啻將教育部視為「至聖導師」，教育還有希望嗎？

　　我相信龍應台教授深思明辨，絕無這個意思。不過社會上其他人或許會有誤解，責怪輿論為什麼稱讚教育部不干涉呢？我們要知道集權很有力量，但很可怕；開明似乎無力，但能使生機活潑，希望無窮。我們不能既不喜歡集權，又埋怨開明。事實上，容許大家公開討論批評，雖然沒有力量馬上制止弊端，但一點一滴的進步必可積成豐碩的收穫。最怕的是不容許討論批評，某些進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縮回去。藉此小文對前此淺見加以一點補充，也表示對龍教授「機器人中學」一文基本論點讚賞欽遲之意。

　　　原載一九八五七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

　　我的過去在哪裡？

　　大有為的臺電要在立霧溪建水壩，很多人反對。桃園神社差點被拆了，報紙輿論喧騰了一陣。高雄市的古牆被怪手毀了一段，社會上議論紛紛。這兩年來，保護自然、維護古蹟似乎成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裝，去年個個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來談「文明」。而臺灣為什麼要維護古蹟呢？報紙說，是為了保持「國際形象」，不能讓西方人覺得中國人沒有文化。你看，中國大陸派駐北極的所謂「科學家」（其實據說是些沒有什麼教育水準的軍人）居然把胖嘟嘟的企鵝煮了下酒，引起鄰近西德探測家的公憤，西方雜誌引為笑談。臺灣自稱是中華文化重鎮，怎麼可以不努力製造一個文明的「國際形象」？

　　動不動就搬出「國際形象」來作為自我督促的標準，洩漏了臺灣目前一種缺乏自信的心態：我這樣做，別人（西方人）會怎麼想？於是一面揣測西方國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的決定自己該怎麼做。西方人講究人權，所以我們處理政治案件要特別慎重，西方人愛護野生動物，所以我們要節制吃老虎鯨魚的慾望；西方人珍惜古蹟，所以我們也得有一兩樣，不能太落後。一切一切的努力，都為了一個大目的：避免別人輕視我們，在國際舞臺上不丟人現眼。

　　這種心態有時候還真有點好處。譬如說，有國際的矚目，我們的司法單位與情治機構在政治人物的處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國民人權獲得保障，這是意外的收穫。可是如果我們有自剖的勇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種向國際求好的心態其實可悲可嘆：講人權難道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言論、思想的自由？生態保護難道不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子孫幸福？維護古蹟難道不是為了我們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國際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權、自然、古蹟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標準，而我們只是應付應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樣子來對國際做一種交代。

　　臺灣的英文報紙曾經刊出一封在臺外籍人士的讀者投書，呼籲我們趕緊保護自然、維護僅存的古蹟。這封信馬上就得到一個中國讀者的反應，他說，西方人要臺灣保持自然與古蹟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自己工業發達，現在要落後國家「存真」其實在防止我們邁入開發國家之林，所以我們不要上當。所謂自然與古蹟都是西方人的口味，臺灣需要的是開發！開發！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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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暫且只說古蹟。古蹟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嗎？我們自己究竟有沒有需要？如果沒有，就是為了「國際形象」這個外殼，它值得我們努力嗎？你去街頭問問那個賣青草茶的老頭：桃園神社跟他有什麼關係？或者去問樹下那個正在嚼檳榔的少年郎：高雄古牆拆了怎麼樣？或者，停下片刻，誠實的問問自己：多一棟、少一棟所謂古蹟，究竟與我何干？

　　賣茶的老頭大概會說「嗯宰樣啦！」嚼檳榔的少年大概會坦率的說：沒關係啦！而受過教育、思想複雜的你，沉吟片刻，大概會說些「國際形象」、「文化遺產」、「慎終追遠」等等有學問的話來。

　　可是「國際形象」、「文化遺產」、「慎終追遠」又怎麼樣？你刷牙時要「國際形象」嗎？上廁所時帶著「文化遺產」？摩托車在烈陽下拋錨時你「慎終追遠」嗎？如果把這些冠冕堂皇其實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們究竟有沒有什麼迫切的、真實的理由要保護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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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弗瑞是個德國人，今年八十歲。他帶我去看他的故鄉小鎮。

　　「這棟房子三樓第二個窗，是我出生的房間。」他指著那棟紅瓦白牆的建築，「我的母親也在同一個房間出生的。」沿著窄窄的石板路就來到古修道院的門牆，厚厚一層青苔柔軟的覆在顏色斑駁的石牆上，嫩嫩的青草從牆縫裏長出來。

　　「牆裏頭埋著一個十二世紀的詩人，以歌頌花鳥出名，還是咱們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轉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塊是否有個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歲的時候，父親每天清晨牽著我的手沿著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每次到這個轉角，他就會蹲下來對我說：那邊第二排石塊有個小小的凹孔，摸摸看裏面有什麼！我興沖沖的跑去伸手一摸，凹洞裏真有一顆花生米或巧克力糖，又是驚奇又是快樂。一直到五、六歲了，才突然開竅，大概不是聖誕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孫子卻還以為花生是洞裏長出來的──」

　　我伸手摸摸，青苔有點濕潤，那個凹孔依舊在，淺淺的一點。這個駝著背、拄著拐杖的老人正瞇著眼睛懷想他的父親。石板路再轉個彎，就到了他家的墓園；石碑上刻著他父親、母親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給阿弗瑞自己；幾叢玫瑰隨著風搖盪，飄著若有若無的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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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經回到我生長的小鎮上，可是找不到一條走過的路、住過的庭院，爬過的老牆、認識的墳墓，更看不到一叢似曾相識的玫瑰。可是你說，懷舊也只是流行病，沒有「過去」又怎麼樣？廿年後的某一天，在枯乾的花瓣不經心的掉下來的那一刻，你對人生與愛情會沒有特別的感悟嗎？枯乾的花瓣就是古蹟。沒有過去，我們就無從體認現在，創造未來。賣青草茶的老頭的子孫如果有機會撫摸先人賣茶的木製推車，與青草茶的「過去」比較，他才能了解屬於他的「現在」有什麼樣的意義，也才能決定他所追求的是怎麼樣的一種未來。盛青草茶的陶甕與木車就是古蹟。

　　我嫉妒八十歲的阿弗瑞，因為我也希望能牽著幼兒的手，走下一條青青石板路，告訴他第三株廟柱的雕龍嘴裏有一顆陳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駁的墳頭看鮮紅的玫瑰花怒長，癡迷的回想當年的母親如何牽著我的手走下一條青青石板路。沒有過去，現在就沒有意義，未來就沒有方向。古蹟，對我而言，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裝飾；古蹟，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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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南成市長拿怪手把高雄的古牆給毀了。他說，如果處處保存古蹟，我們豈不是走著碰著的都是古人東西！這是閉眼說瞎話。臺灣幾十年來所作的是恨不得把整個土地翻過一次，消滅過去所有的痕跡，古蹟根本難得，蘇市長居然耽心太多。至於說，這麼長的城牆，只去了一點點，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無知。因為你用這個理由切掉這一寸，下一任市長可以用另一個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牆能禁得起幾次的切割？蘇市長又說，毀牆沒錯，錯在執行小組技巧不當。這樣說，就是市長無能，督導不當，也不是什麼可以原諒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蘇市長罔顧法律，因為那堵牆已是內政部選定的「古物」。

　　蘇市長過去的政績告訴我們他是一個敢作敢當，不怕惡勢力的公僕。在我們這個鄉愿島國上，這樣的人才實在太難得，我們一定要特別珍惜。可是珍惜並不表示我們就該姑息他的錯誤。在這次古蹟事件中蘇市長所表露的無知無能，就應該受到指責與糾正，內政部說要「淡化」處理，是是非不明、不負責任的態度，蘇市長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風，更應該承認錯誤，從錯誤中學習教訓。

　　※※※　

　　古蹟，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不是文明的裝飾，更不是爭取國際形象的手段。古蹟，是一面鏡子，一個指標，把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繫起來；沒有古蹟──沒有書頁裏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甕、桃園的神社、高雄的古牆，我們便只是一群無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為什麼一個中國人需要寫這樣的文章呢？歷史悠久的中國人？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以「沉默」為恥　

　　　──為高雄市民喝采

　　這一齣戲精采極了！臺上有三個主角：一是剛剛上任的大頭市長，一是熱中連任的市議員，再就是「生氣」了的高雄市民。

　　蘇南成當然知道他為什麼派任為高雄市長：他有魄力、有勇氣對準了膿包下刀。在臺灣追求高等生活品質的過程中，環境汙染是最臭的膿包，所以他要大刀闊斧的去整治。高雄的市議員團體卻有不同的算盤。選舉日迫近，選票最重要。攤販是不是社會膿包根本無所謂；一個攤販就是一張選票，非保護不可。大頭市長又是個外來客，這個時候不欺負他，更待何時？

　　報紙上描述議員如何團結起來攻擊市長罔顧攤販「民生」，來旁聽的攤販集團如何鼓譟叫好，市長如何抱歉──軟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環境是中央的政策，他只是在執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為觀眾的我，在台下憂心忡忡：壞人的聲音這麼大，沉默的大多數要沉默到什麼時候？這片面的「民主」繼續演下去有什麼意思？

　　然而，「匡啷」一聲，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寫信的寫信，打電話的打電話，明明白白的昭告世人這齣戲裡畢竟誰扮演主人：我們市民要乾淨的環境，我們市民要安靜的社區；大頭市長所執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是我小市民──的意願。你別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個角色只是因為我讓你上去演！別忘了誰是老闆！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場戲。我為每一個寫過信、打過電話、表過意的高雄市民喝采。常有人說：臺灣不能實施真正的民主，因為臺灣的國民還沒有那個水準。這次高雄市民的表現可以作為對這種說法的反證。我們的國民顯然漸漸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數」其實是一種罪惡。排隊買票時，真正可恨的並不是那一、兩個插隊的人，因為他們是少數；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長排、幾十個耐心排隊的人眼睜睜看著少數人破壞秩序而不說一句話！沒有勇氣說，沒有正義感！而走出車站時還要抱怨：沒有用哪！亂糟糟，沒有用哪！

　　中國人到歐洲旅遊，常常讚嘆歐洲環境的幽雅清淨，欣羨之餘，卻不曾想到，美好的環境並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而是經由每一個國民的努力爭取來的。一個德國市民走在街上看見一個坑，他會生氣市政府保養工夫沒做好，會打電話去要求立即的改善。具有這種態度他必須先有兩個基本觀念：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來維持，政府受僱於他，就有義務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進步。

　　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國家、幾流的環境，這話一點也不錯的。環境髒亂惡劣，就表示這國的人民沒有能力創造美好的社會。我們是幾流的國民呢？高雄市民拒作「沉默的大多數」是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指標。不，沉默不是美德，是恥辱。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國時報「人間」

　　啊！紅色！

　　美術館長是個藝術工作者，還是政戰官？

　　如果新聞報導沒有偏差的話，那麼事情是這樣的：李再鈐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術館展出，有人投書認為作品漆成紅色有點像中共的紅星；蘇瑞屏館長從善如流，立即把該作品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議。這是一件小事嗎？我認為非常嚴重，因為「小事」暴露出兩個文明社會所不能容許的心態：第一是對藝術的極端蔑視，第二是極權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掛帥。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國天主教文化協會會訊」，發覺其中轉載了「野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確實是我，但是內容中突然出現一段奇怪的話：「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為先在西方，而我們就認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實，天主子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世主，原來降生在中東……」這段話不露痕跡的混進了我的文章，卻不是我寫的！但是任何讀者都看不出來這段文字不屬於原文。

　　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與報社或作者取得轉載許可就逕行刊登別人的文章，這是對別人智慧財產的一種掠取行為。而塗改作品、穿鑿附會以達到利於自己的目的，這對於讀者是欺騙，對於作者，是栽贓。如果一個宗教團體可以塗改我的文章，那麼一個有政治野心的團體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插進它的宣傳用語──身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寫了些什麼？文字的後果又由誰來負擔？

　　我相信天主教協會塗改我的文章並沒有惡意，但這樣的行為所透露的，是對創作者極端的蔑視。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要為所寫的每一個字負責；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與我所有智慧的集合。恣意的塗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鈐的作品如果是紅色的，那麼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個顏色能真實的表達出他創作的意義，換了顏色，那個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蘇瑞屏擅自塗改了一位藝術家的創作，就好像天主教協會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樣，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不在是我的作品，紅色變銀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鈐的心血。這個行為叫作欺騙，叫做盜竊。天主教協會這樣做，我覺得只是欠考慮的結果，或許可以原諒；一個國家首都的美術館館長做出這樣的事來，卻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個塗色「小事」很明白的顯示出來，臺灣的藝術仍就籠罩在若有若無的政治陰影裏。首先，我們有這麼一個人逛到美術館去，他看的不是藝術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這麼一件紅色的作品，馬上興起政治的恐懼（害怕雕塑家是匪諜？害怕紅色對觀看人有洗腦作用？害怕共產黨為這個作品拍照做宣傳？）而給美術館寫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們又偏有這麼一位不用大腦的美術館長。她塗改作品的動機大致上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她也同樣有這位投書人的恐懼；因為同意紅色有政治危機，所以改色。第二她並不同意投書人的說法，但為了避免「有關單位」可能會有的敏感，為了自己是「官」的身份，以為塗改顏色是最保險、最省麻煩的辦法。

　　而最後，還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議中，他說，只有一個人投書，怎麼能算！意思就是說，如果有兩個人或一百個人投書認為紅色有「匪意」，那麼塗改顏色的行為就不算錯。

　　這個塗色事件由三個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與藝術家。三個人中，沒有一個覺得政治干涉藝術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對。這是怎麼回事？投書的市民患有恐懼症，我們可以說，他只是不懂得藝術獨立的重要，可以諒解。那麼蘇瑞屏呢？她是政戰官，還是藝術工作者？至於作品受到塗改的李再鈐，難道他真的認為，多幾封投書，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藝術嗎？

　　這真像個指鹿為馬的社會。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中國時報「人間」

　　〈回應與挑戰〉

　　血，也是紅的　　　孟祥森

　　讀了八月二十九日龍應台的「野火集」「啊！紅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龍應台一般聲明：「如果新聞報導沒偏差的話」，因為我甚至連那篇新聞報導也沒有看到。

　　其次，便要問問，市立美術館館長蘇瑞屏在「立即把該作品（李再鈐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之前有沒有把該作品的「本色」（紅色）先用沙紙打掉，或用松香水之類的融解劑化掉、洗掉。

　　因是，這是一個「絕對」關鍵性的問題：設若李再鈐的雕塑果真又像星狀，而且又是紅的，則只是表面上用銀色把它「塗」起來，「絕對」是問題重大，因為那是「粉飾」，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飾、掩藏或包庇的是什麼呢？是「紅星」！這比赤裸裸的「紅星」還要可怕，還要危險，因為赤裸裸的紅星眾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書指出來了嗎？──而粉飾的、掩藏的和包庇過的紅星，卻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視而不見，見而不明，使人「視線不清」，其將可造成的「潛在」禍害，千百年後，誰能知之？這是「包藏禍心」，其罪當──當什麼？我不敢講，還是請原先那位投書的市民判斷和裁決吧！

　　所以，悔罪避禍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銀色先「洗」掉，然後，再派人把色藏在銀色之內的紅色「洗」掉──要記得，必須洗得乾乾淨淨，連一點渣渣都不准留──然後嘛，還先不能塗銀色，必須先請各方面人士──當然包括原先那位投書人──從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從各種角度與微角度來察看，李再鈐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狀或「可能」成星狀，甚至也「莫須」呈星狀，反正，只要有呈「星」狀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打磨成什麼樣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為星狀的樣子，絕對、永遠不再可能成為星狀了，這樣，才「安全」，才「沒有問題」，然後，再把這永不再可能成為星狀的東西，塗上銀色──注意，什麼顏色都可塗，就是不能塗成紅色，當然，也不能塗成「近於」紅色或跟紅色「有關係」的顏色，再者，也絕不可塗成黃色，因為，中共的「五腥旗」中，不巧它的圖案──也就是那幾顆星──不是紅色，而是「黃」色，因此，不但紅星不可用，連黃星也是有問題的──這樣，把這個除去了星狀之一切可能性並塗成銀色的東西，再標上「李再鈐作品」──這就對了，這才是市立美術館館長蘇瑞屏該做的事。

　　※※※

　　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二十多年前，當我們在大學唸書時，就曾聽我們溫文爾雅的美學老師虞君質先生對我們說過，某某年輕的抽象畫家在某某國家畫廊展出其抽象作品，經人指出，其抽象畫中竟隱含有「毛某某」的字樣，於是群眾大嘩，而該畫家則遭治安單位扣押詢問，而終由虞君質等先生聯名保出的事。

　　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虞先生那文氣非常明顯的臉上透著的那極難捉摸的笑容來。

　　※※※

　　再舉一個例子給那位愛國市民和蘇瑞屏館長壯膽；約在半年前（當然，也是「如果新聞報導沒有偏差的話」，但那篇新聞報導我是親眼看到的），臺中的某一位女議員在巡視臺中通往梧棲港的中港路時，突然發現中港路兩旁的行道樹開的都是黃花。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趕回議府，發言曰：偌大一條路都開黃花，還成什麼話，我們臺中市豈不成了「黃色都市」了，因此建議市長把那些樹統統砍了，另種別樹──至於是什麼樹，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不能開黃花，當然也不能開紅花，否則，不是黃城就是紅城，那還得了。

　　可惜的是，當時的臺中市長並沒有「從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膽敢如此固執，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樹開的只不過是黃花，而不是紅花，而那女議員參的那一本，也只不過說是「臺中市怕要變成了黃色都市」而非「紅色」都市，否則，臺中市長的肩膀不被她壓垮才怪，而中港路的兩排行道樹即使沒有連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塗」成銀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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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在的，我認為這些事情都還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只不過區區一個李再鈐的區區作品而已，只不過區區臺中市的區區中港路的區區兩排行道樹而已，重要的還在後頭：重要的是，要把臺南市的鳳凰木統統砍掉，因為鳳凰木這種樹還像話嗎，從四月到九月，整整半年，什麼花也不開，偏偏開紅花，而最糟糕的，它的花瓣是五瓣的（好像；反正是不是真的五瓣也沒關係），臺南巿半年，豈不成了紅城，甚至紅星城？

　　如果，紅色真這麼可怕，照這樣推衍下去，還得把一千八百萬人各個抽血換血，或發明一種「健康」漂白劑，把血漂一漂──因為血的顏色也是紅的！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不會「鬧事」的一代　　

　　　──給大學生

　　今年五月廿七日的「紐約客」雜誌有這樣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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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親生在柏林，僥倖逃過猶太人的大屠殺。今年母親節，我請她去看場電影。這部電影非常賣座，故事好像與非洲的黑人有關。排隊買票的行列很長。有一個年輕白人在行列間來往發散傳單，勸大家不要買票，因為這部片子是南非製作的。排隊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樣：「看不看由我自己決定，不用你來告訴我。」所以沒人理他。

　　入場之後，燈黑了電影正要開始，前座的兩個年輕女孩突然站起來面對觀眾，大聲的演講，解釋這部影片如何的蔑視南非黑人的慘境，希望大家抵制。觀眾中噓聲四起，有人不耐煩的大叫：「這裏是美國；你要抗議到外面去！」也有生氣的聲音喊著：「我們付了五塊錢電影票，讓我自自己決定愛看不看！」偶爾有個微弱的聲音說：「聽聽她們說什麼也好！」但是群眾的喊聲愈來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邊的母親顯得很難過，她轉身對我說：「這兩個年輕女孩竟然願意花十塊錢買票進入一個人人喊打的地方來──或許她們真有點道理也說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聲中，戲院的工作人員很粗暴的把那兩個女生架走了。燈又黑下來，但是沒幾分鐘，一個年輕人，帶著濃厚的英國腔，站起來說：「這是一部充滿種族歧視的影片──」憤怒的觀眾打斷了他的話，有人在叫警察，但這個青年豪無懼色，繼續大聲說：「你們不讓我把話說完，我是不會走的！」群眾喊著：「滾蛋！滾蛋！」好不容易，來了兩個警察，笑容滿面的把那傢伙給請了出去。

　　觀眾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鬍子的小伙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來，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裏。」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面對著整個戲院；她全身在顫抖。

　　※※※

　　這一則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許多值得爭議的問題來。譬如說，這幾個為道德感所驅使的年輕人有沒有權利阻止別人看這部「種族歧視」的電影？如果我也在戲院裏，我會是憤怒的群眾之一，叫他們「滾蛋」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權利主宰我的思想──這個電影畢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過了再作決定。其次，如果這一撮「道德感」為理由的小團體能打斷我的電影，那麼，一個宗教團體、政治黨派、商業集團等等，都可以肆意的來強迫推銷它的理想，那個人還有什麼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惡也是個棘手的問題。它的種族隔離政策現在是千夫所指，萬人唾棄。南非的白人簡直是廿世紀的汙點。事情的另外一面卻是：南非若由黑人自決自主，恐怕歧視與屠殺會比現況更為劇烈──看看烏干達！看看整個非洲大陸！

　　但是「紐約客」這篇短文令我沉思許久的，卻是這幾個年輕抗議份子的行為。他們不算少數；哥倫比亞大學在南非有金錢的投資，哥大的學生也曾經熱烈的示威過，反對學校當局「善惡不分」的和稀泥作風。而在戲院裏「搗亂」的這些年輕人，事實上是一次一次的花五塊錢買票──對學生而言，五塊錢不是個小數目；進到戲院去讓群眾噓罵，然後一次一次的被踢出來。這些人中，當然難免會有少數是為了幼稚的英雄主義或純粹嬉鬧，但大部分的，是為了一個道德立場，擇善固執的理想。在一個人決定到戲院去「鬧事」之前，他必須先具有三個條件。第一，他關心這個世界；因為關心，所以才會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價值判斷。對南非種族問題的報導紛紜不一，他得自己決定站在黑白那一邊。第三，他有充份的道德勇氣，充份到促使他付諸行動的地步。於是，他走到戲院去買票；五塊錢，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們的年輕人呢？或者，縮小一點範圍，我們的大學生呢？有多少人具備這三個品質？

　　就我有限的觀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對社會的關心而言，我們的學生在大學的四面圍牆裏自給自足的活著，不常把頭伸出來。幾個月前，當十四位省議員集體辭職時，我曾經對幾百位學生作過測驗，要他們寫下議員辭職的原因，結果正如預料，有少數給了支離破碎而模糊的答案，顯然是瀏覽報紙後的殘餘印象。百分之八十卻很率直的回答：「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當然是因為缺乏興趣，不關心。坊間雜誌選出來的大學校園「美女」，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的說：「好可怕喲！」吐吐舌頭。這樣「可愛」又「純潔」的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且討人喜歡。我們的學生不僅只對臺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臺灣以外的國際情況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亞的饑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天主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

　　沒有關心，自然沒有作價值判斷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嚴重的種族問題，當然就不必去思索誰是誰非，因為無從思索起。沒有關心，也就無所謂道德勇氣和道德行動。非洲的幼兒可以死光，南美的軍隊可以強暴婦女，因為事不關己。海山的煤礦可以一崩再崩，桃園的古跡可以拆了又拆，內湖的垃圾山可以燒了再燒，事不關己。大學四年之中，只有兩件值得關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後有結婚的對象，一是把功課讀好，將來有滿意的出路。對社會的關心，對是非的判斷能力，擇善固執的勇氣，都不在大學的圍牆以內。

　　換句話說，我們的年輕人天真、單純、聽話；他們絕對不會到戲院裏去「鬧事。」

　　※※※

　　為什麼大學生的關心面那樣狹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環境不鼓勵，甚至於試圖阻礙，他對書本以外的興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沒說過這句話：「你只要把書讀好，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大學以前這樣說，為了應付聯考。進了大學之後這樣說，為了應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入考等。「只要把書讀好，其他什麼都不要管」這個金玉良言是應現代科舉制度而產生的。讀書的目的在求技能，用來敲開一層一層考試的門。研讀哲學、歷史、文學、經濟等等，都不是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與了解，而是為了取得謀生的技術。因為這種技術與人生無關，所以可以「什麼都不要管」。

　　可是這個金玉良言實在是經不起考驗的。在「其他什麼都不要管」的前提下，書，根本就不可能讀得好。譬如讀經濟，一個學生可以用課本裏的各種定義與學理來解釋「通貨膨脹」，可是要他分析為什麼公務員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卻目瞪口呆，我們能說他書讀好了嗎？譬如讀文學，他可以熟讀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洋洋灑灑的寫篇論文討論制度與個人的關係，但是要他對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卻一片空白，我們能說他把書讀通了嗎？

　　這個大千世界可以說是各個學科的實驗室。學生在黑字白紙之間所學到的理論與例證，都還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識帶到人生的實驗室裏去觀照驗證之後，知識才能落實。要我們的學生封閉在大學的圍牆裏「其他什麼都不要管」，等於是把學問與人生割離，也等於要學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圖解學游泳，卻不沾水，或學解剖的人在暗室裏看幻燈片學解剖，卻不動刀子。

　　我門的學生不會「鬧事」，因為「鬧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張──不是報紙社論，不是老師的看法，同學的意見，而是自己的主張。對我們單純、天真的學生而言，獨立作價值判斷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為什麼？

　　高三那年，開始上三民主義。有個沉悶的下午，我在課本中看到一句話：「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

　　就這麼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我以為自己漏掉了編者解釋引證的部分，把課本前前後後翻過，卻找不到任何闡釋。十七歲的我坐在書前，感覺到深深的挫折：要達到這樣一個結論，課本編者應該一步一步來，先解釋中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民族，然後說明其他主義如何的不適用於中國社會，最後才能邏輯的演繹出「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這個結論。可是編者顯然覺得這些辯證的過程毫無必要。

　　第二天，在課堂上我請求老師解釋「為什麼」。

　　老師很驚訝的望了我一眼，好脾氣的一笑，回答：「課本這麼寫，你背起來就是。聯考不會問你為什麼。」

　　在我早期的求知過程中，這個小小的經驗是個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課本編者與授課老師並不認為學生有自己作判斷、下結論的能力，所以才會有這種「你別問為什麼，記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態度。他們因此所剝奪於我的，是我求知的權利與獨立判斷的能力。

　　現在的教育方式和過去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們的教育者仍舊習慣於供給「結論」，仍舊不習慣供給學生「方法」，讓他們自己去找結論。最能夠反應這種現象的莫過於作文題目了。多少年來，任何考試中，學生面對的總是什麼「學問為濟世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滿招損、謙受益」之類的金玉良言。所謂金玉良言說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來的「結論」。出這種約定俗成的題目可以塑造學生的思想，使他更緊密的成為傳統的一份子，有它教育的意義。但是這種思想傳遞根本上就不容許獨創，不容許學生下自己的結論。如果教育者真正的興趣不在於學生對傳統的妥協與認同，而在於他獨立判斷的能力，那麼同樣的題目就應該以疑問的方式出現：「一分耕耘確能導致一分收獲嗎？」「你是否同意學問為濟世之本？」或者以挑戰方式：「試辯論『忠勇為愛國之本』一說。」

　　只有這樣不給「既定結論」的思想訓練才能真正刺激學生睜著自己的眼睛去觀察身邊紛擾複雜的世界，用自己的頭腦去理出頭緒來。當我們的教育者習慣性的把作好的結論拋下，學生也就懶惰的把結論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的去思索、摸索。

　　※※※

　　在我們的環境裏，一個能關心、能判斷的學生，卻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動。一般教育者對學生行動採取壓抑與抵制的態度，目的在求校園的穩定。

　　有一個專科學生被同學指控偷竊，教官在原告的帶領之下也確實在該生書包中找到贓物，但是在沒有聽過被告辯解之前，就令這名學生退學。幾個大膽的同學出來主持正義，要求學校給被告一個自我辯護的機會。

　　事情結果如何不論，學校當局對這些挺身而出的學生卻有個斬釘截鐵的態度：「去讀你的書，不要多管閒事。誰鬧事，誰就記過。」

　　奇怪，為什麼我們的公民倫理課一再的教導學生要見義勇為，要當仁不讓，要擇善固執，學生一旦實踐了這些美麗的道德理想，我們卻恐慌的去壓制他？學生對學校措施有所不滿而投書、開會、抗議的時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機會，幫助學生學習如何去理性的、公平而民主的解決問題，為什麼我們反而以記過處分作為鎮壓的手段？為了表面的安靜穩定而扼殺年輕人的正義感，代價是否太高了一點？

　　敢於表達意見、敢於行動的學生在一次兩次的申誡記過之後，當然也學會了保護自己；他發覺，這個社會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氣或正義感。

　　※※※

　　我們的大學生是不會「鬧事」的一群。在考試、舞會、郊遊的世界中，沒有什麼值得「鬧事」的題材。在是非善惡都已經由父母師長孔子孟子下了結論的世界中，沒有什麼難題值得重新省思、費心判斷。在明哲保身、少作少錯的環境中，更沒有什麼「鬧事」的餘地。我們的大學生天真、單純、安份、聽話。

　　可是，如果「鬧事」也可以解釋為「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話，我們這不會鬧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憂慮了。四年一過，他就成為社會中堅──一個不懂得關心社會，不會判別是非，不敢行動的社會中堅！公車應不應漲價？不清楚。路邊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營機構虧了多少納稅人的錢？不知道。核電廠會不會遺害萬年？不知道。上司舞弊應不應告發？不知道。臺灣往哪裏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個滿足現狀的民族不可能進步，但是要對現狀不滿，一個人必須先有所關心。用心觀察，觀察之後作判斷，判斷之後付諸行動。關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一份愛，但是空有感情無濟於事，它必須有冷靜的理性的支持──判斷與行動需要堅強的理性。

　　臺灣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已經有許多人在關心、判斷之後開始了行動。最好的例子是消費者基金會的推動者，他們已經「鬧」了不少事。臺灣需要鬧的事情還很多狠多。以婦女問題來說，我們現有的婦女組織還停留在獻花、慰問、穿漂亮的衣服開慈善晚會與孤兒擁抱的階段。在同樣的社會版裏，我們讀到七歲的男孩被母親活活燙死、十歲的女孩被賣到妓女戶、十三歲的女兒被養父強暴而懷孕、三十歲的妻子被丈夫打斷肋骨──我們天真可愛的校園美女覺得將來沒事可關心、可「鬧」嗎？

　　又是一個學期的開始，讓我們想想從那裏做起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

　　自　　白

　　我很遺憾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別人發覺了龍應台是個女性。

　　在編輯、記者、讀者、作家發現我是個女性之前，我被當作一個正常的「人」看待。他們很冷靜的讀我的文章，而後寫信來。不同意的人試圖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厭惡我的人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欣賞我的，更是毫不保留的把傾慕的話寫下寄來。

　　我的反應也是一貫的冷靜；覺得我用的邏輯不周全嗎？好，讓我再演繹一遍證明給你看。資料引用有誤，對不起。我道歉並且更正。惡毒的人身攻擊？我不屑於理會。至於讚美和傾慕，讓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畢竟值得幾分；這個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人發覺這個陽剛的名字後面居然是個女人！消息傳了出去，像野火一樣燒開。

　　突然之間，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總而言之，被人發現正身之後，我就不再是個「人」，而是個「女人」。

　　本來稱我「教授」的大學生，突然改口稱「小姐」。本來恨恨想跟我打一場硬筆仗的作家，頹然擲筆長嘆：「唉！對方原來是一介婦女！」本來要罵我「刻薄」、「不愛國」、「激烈」的人，現在理所當然的改口罵「妓女」。本來想寫信來表示欣賞的人，突然猶豫起來：會不會被人誤會？

　　最奇妙的，莫過於訪問記者。在我還是個「人」的時候，訪問者所擬的題目往往平淡無奇：你為什麼寫「野火」？批評家必須具備什麼條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癥結在哪裏？等等等。變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學者」，換句話說，「女人」之後，訪問的內容突然活潑生動起來：你結婚了嗎？先生是哪裏人？在哪裏墜入情網？他在做什麼？他對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興太太出名？陪不陪你買菜？你們有幾個毛毛？長了幾顆牙齒？還打算生幾個？用什麼避孕方式？一天換幾次尿布？誰換？你的文學批評干不干擾臥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書、寫文章，一面照顧丈夫？你買什麼牌子的尿布？

　　在被「發現」以前，在我還是個教授、學人、正常「人」的時候，也有人讚美我的文章思考縝密、條理清晰。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一個思考不縝密、條理不清晰的人本來就不該選擇學術的路。頭腦清楚只是所謂「學人」的基本條件罷了，就像鴨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麼能算鴨子！可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後，連這個基本條件都在一夕之間變成稀奇的東西，惹來許多問題：

　　作為一個女人，你怎麼會寫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沒有感性的一面？

　　你畢竟為什麼會有那樣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個女強人？你是不是為了向世界證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寫這麼強勁陽剛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麼教育你的，你會變成這個樣子？父母兄弟、街坊鄰居看得慣你嗎？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嗎？

　　※※※

　　我其實從來也不曾故意隱瞞自己的性別，只因為旅居國外多年，此地幾乎沒有人認識我，而「龍應台」三個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時候，為了名字，還發展出一點恨父情結，怨他沒給我取一個比較秀氣的名字譬如龍咪咪、龍美麗或龍可愛之類。但是父親後來解釋，他當初只有兩個方案，一個是龍應台，另一個就叫「龍三條」，因為我排行第三。兩相比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謝，還好沒叫「三條」。那麼，別人是怎麼發覺龍應台是女的呢？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中午，電話鈴響……

　　「請問龍教授在不在？」一個很雄壯的男人聲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

　　「嗄嗄！」對方突然斷了聲音，我的耳朵陷在電話線的真空裏。等了半晌，正想掛斷，他又說話了，結結巴巴的：

　　「你你你，妳是個──」

　　我很同情他的受驚，趕忙把聲音放得更輕柔一點：

　　「對不起，是啊！很抱歉哪！」

　　他長長的吁了口氣，又沉吟了半天，猶疑的說：「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負責人──怎麼電話裏傳來香味？」

　　我趕忙解釋：「廚房裏正在煎豬腦……」

　　「哦！是這樣的，龍──龍小姐，我打電話來是想徵求您的同意將您一篇大作編入我們今年的最佳散文選，不過，現在既然知道您是，是個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個月要出版的『我見猶憐──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

　　「讓我考慮一下好嗎？」

　　「好，那我就不打擾了。抱歉妨礙了您煎豬腦──」

　　「啊！沒關係！」我打斷他，「是我先生在煎豬腦；我剛剛在修理馬桶……」

　　「嗄──」他又半天沒聲音。最後才找出話來：「再見，龍小姐。」

　　※※※

　　第二天，龍應台是個女的消息就上了花邊新聞，也開始了我這令人同情的遭遇。「龍應台評小說」出版了，記者來電話；是個嬌滴滴的女聲：

　　「龍小姐，這本書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個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說說您對這本書的期許？」

　　「這書只是一個粗磚，我拋出去希望引出文學批評的風氣來，使嚴格公平的批評──」

　　「您覺得一個女人寫這樣的東西合適嗎？」

　　「呃──」

　　「我的意思是說，」她緊接下去，「這樣硬的東西平常都由男性來寫，您寫來覺不覺得奇怪？有沒有壓力？」

　　「呃──壓力很大，因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負面的批評──」

　　「對，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的作品風格？」

　　「呃──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麼關聯──容忍與開放是一個評者必備的態度，他不能以一己的道德意識加諸作品；他不能感情用事──」

　　「對對對，我很同意；你們夫妻感情如何？」

　　「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針砭，我們需要的是說實話的勇氣──」

　　「您覺得異國婚姻需要特別的勇氣嗎？」

　　就是這樣！被發覺是「女的」之後，與人的溝通變得比較困難一點，常常這麼陰差陽錯的，牛頭馬嘴對不上。但這還算小事，比較令我傷心的倒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後，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說「作家」，當然指男的，不必加個「男」字）陰惻惻的對我說：「你現在名氣大噪，知道為什麼嗎？」

　　我理直氣壯的回答：「當然因為我文章好──我思考縝密、條理清晰、頭腦清──」

　　「得了！」他打斷我，陰惻惻的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得了！文章好！哼，只因為妳是女的！女的！」

　　我頓時覺得心靈受傷，很難過，掙扎著反問他：「拿出證據來！」

　　他斜眼睨著我，從頭看到腳，陰惻惻的一笑：「怎麼，你不是女的？」

　　低下頭來看看自己，六個月大的肚圍，已經看不到腳趾頭了。我嘆口氣：

　　「是的！我是個女的！」

　　我很遺憾。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

　　歐威爾的臺灣？

　　今年八月五日的美國「新聞週刊」（Ｎｅｗｓｗｅｅｋ）有一篇關於臺灣的報導，題目是「臺灣的『思想特務』」。節譯其中兩段：

　　※※※

　　年代也對──正是一九八四年；用的辭語也很有歐威爾的味道。去年十月，臺灣的幾個高級人員在軍官俱樂部討論「不法言論的泛濫」。一個官員說：「文化戰鬥務必加強」，另一個說：「侮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懲！」這些高階政府官員所計畫進行的，正是歐威爾的「思想特務」所擅長的，那就是以箝制言論來壓抑反對者的力量。

　　……

　　根據國際人權組識的統計，臺灣政府的言論控制有轉緊的趨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個案子是三十，一九八四年卻有一百八十七件取締言論事件……

　　※※※

　　要了解這篇報導的意義，我們必須先記得歐威爾在「一九八四年」那本書裏所寫的「思想特務」是怎麼回事。一九八四年的倫敦，人民的思想與行為百分之百的受政府控制。滿街滿牆都貼著巨幅的領袖的照片，到處都是警告的標語：「老大哥監視著你。」私人家裏都裝了電眼與麥克風，個人的一聲咳嗽、一個眼神，都逃不過「思想特務」的觀察。連寫日記，把個人的思想記錄下來，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險。人民只能夠發表政府認可的言論。

　　「新聞週刊」的記者把臺灣與「一九八四」年相提並論會使許多人覺得過分；今日的臺灣絕對不是歐威爾筆下的恐怖世界，文革時代的中國大陸倒可能有所過之。可是不管這兩位記者的比喻是否過火，他們的報導中舉證歷歷，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臺灣政府查封雜誌的個案，一方面也解釋許多黨外刊物確實缺乏專業道德。該篇報導以一位反對人士的話作結論：「我們期望不高，但我們會奮鬥到底。」

　　與這篇文章並排列出的，是關於李先念訪美的消息。雷根與李說兩國之間「彼此尊重」，李提醒美國：臺灣仍舊是北京與華府之間的分歧點。左頁臺灣的報導上列出警察壓制示威者的照片；照片下一行字──「臺北警察與示威者衝突；歐威爾式的行動來打擊輿論自由。」右頁中共的報導上則有兩張照片顯現李先念一行在風景區微笑招呼的鏡頭。

　　這兩篇報導與照片並排出現對於一個英文讀者有非常強烈的暗示作用：臺灣有一個高壓政權在箝制思想自由，而中國共產黨則正在往西方逐漸開放之中。對於本來就對臺灣不具好感的人來說，這樣的報導更加深了他的偏見。至於原來支持臺灣的朋友，就可能陷入一個困境：本來我反共親臺，因為臺灣是「自由中國」，我支持民主與自由；如果所謂「自由中國」其實在用「歐威爾」的手段治國，我還有什麼理由親臺？難道「自由中國」只是一個幌子？

　　「新聞週刊」有世界性的影響力，這樣一篇報導直接的塑造了千萬人對臺灣的印象。所以，我們該怎麼辦？最簡單的，我們可以不理不睬，假裝沒事。但這太危險了，臺灣的政治處境已經夠困難，再自絕於世界輿論，等於自我流放。或者，我們也可以對「新聞週刊」提出抗議，甚至找這個記者的麻煩，採取一些報復的措施。這，不僅愚蠢而且也辦不到。對方可以理直氣壯的說：請你指出報導中有哪一件不屬事實？既是事實還有甚麼「抗議」或「報復」的餘地？

　　第三個可能的應對辦法，是從今以後我們努力的「作秀」，保持一個開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說，政府一切控制言論的作為──查禁報紙雜誌或檢查沒收書籍等等──都在暗中進行，不讓外人發現，外人也就無從報導。這個辦法，中共倒是實行過。大陸對外開放之後的幾年，中國人民禁止與外國人「交往」，一有交往，就涉了「裏通外國」的嫌疑。在教育水準這樣高的臺灣，這個保密方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況，懂得中文、了解臺灣的外國人也很多。發生在臺灣的事件，譬如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往往在國外消息比國內還多。為民主「作秀」，是騙不了人的。

　　最後一個辦法，就是誠心誠意的自我檢討了。我們的言論夠不夠自由？許多人會馬上回答：啊！那比起從前好太多了；臺灣一年比一年開放、進步。這我也同意；許多現在能見諸文字的言論是十年前所不敢想像的。但是，比「從前」好並不代表就「夠」了。言論「夠不夠」自由這個問題其實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對自由的需求高於它的現有供給，就是不夠；反之，就是夠。那麼臺灣的言論自由「夠不夠」呢？

　　顯然不夠。如果世界人權組織的估計是正確的，那麼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種方式取締「非法言論」三十次，今年則暴增到近兩百次。這種政府與民間的衝突原因，講白了，就是一個要說話，一個硬不准他說；也就是說，政府所限的言論尺度不令人滿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我寫了幾篇批評性的文章，學生會關心的問：「老師，你不怕被送到綠島去嗎？」這是我的國家，我對受聘治國的人提出批評與建議，難道不是我的權利？我為什麼要到綠島去？而事實證明，從來也沒有任何政府機構騷擾過我，但問題的重點是：為什麼有這種恐懼？給我來信的讀者，在發表完意見之後，總是要加上這麼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為「曝光」會帶來災禍。甚至於十五歲的國中生也會說：請為我身分保密，洩露了不得了。有這種恐懼，表示一個人心裡有話想說，但不敢說；說了，怕有後果。換句話說，在現有的言論尺度裡他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思。

　　※※※

　　那麼我們要不要言論自由？這個問題本身大概就是一個忌諱──我們對外號稱「自由中國」，當然本來就有言論自由，而且是憲法保障的；問「要不要」簡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總比等著讓別人來打要好得多；「新聞週刊」的報導就是一記別人打的耳光，清脆而且難堪。在承認我們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之後，許多人又會說：自由開放是個危險的東西；咱們大陸就是這樣丟掉的。你看，有些政見發表會上，候選人黑白亂講，選民偏偏要上當。你看，多少留學生，不是一出國就變了嗎？思想言論一開放，臺灣的安定穩定就要受到破壞。所以控制言論是必要的。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其實是沒有深思的結果。選民「為什麼」受譁眾取寵的人的迷惑？留學生「為什麼」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餵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既然沒有多種思想飼料讓他自己作選擇，他就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去辨別品味，識別良劣。留學生在國內時由教科書與報紙中對事情形成一種看法，到了國外，突然發現了未經封鎖的消息與資料對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詮釋，他怎麼能不驚嚇？怎麼能不覺得受騙？他的「變」也理所當然。

　　那麼還沒有出國的學生呢？有一次我問一位來臺教政治學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覺得臺灣大學生對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傳？」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他說：「剛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ｃｙｎｉｃａｌ──疑世。凡是政府消息，他們就拒絕相信，凡是政府說是真的，他們就認定是假的。因為對宣傳與報導極度的不信任，連大陸的文革都有人認為大概也是好的。他們反灌輸、反宣傳的心理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況有多普遍，但是不論是否普遍，問題嚴重的癥結還是很清楚的暴露出來：在民智大開、教育普及的今日臺灣，封鎖消息、控制言論的作法不但達不到安定穩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惡劣的反效果。

　　如果有人認為思想言論的控制只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影響社會其他層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讓我們看看培養社會中堅的大學教育。一方面，我們說要作育英才：讀社會科學的要學會慎思明辨；讀人文藝術的，要格物致知；讀自然科學的，更要有鍥而不捨，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所謂「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鍋」指的都是同一個原則：對真相、真理的全心全意的追求；學問由此而來。

　　好，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個最基本的精神。問題是，另一方面，學生到圖書館裡翻開英文百科全書，找到「中華民國」或「蔣介石」那幾頁，發覺「有關單位」已經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畫掉，只留下幾行他本來就知道的。他讀中國文學史，學到五四運動，但是想看那個時代的小說，老師說：是禁書，不能看，沒有。他逛到書店，抽下一本臺灣盜印的英文旅遊指南，發覺有一頁空白參差不齊，原來指南裡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簡介沒有印出。在課堂上，他可以偶爾問一個存疑已久的問題，老師說：我們還是不要碰這個題目，不方便。他也可以為校刊寫了篇文章，發表一點意見，訓導處把稿子退回，說：不能登，不能說，你思想有問題。

　　一方面鼓勵學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種手段防止學生得到某種知識──學生難道是智能不足，我們希冀他不會發現這兩種態度間的嚴重衝突？這種掩藏式的作法不僅暴露出執政者及教育者的虛偽，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學生一旦獲得這個工具，我們就不可能對他說：你去治學問，但不要碰政治。譬如說一個有能力深思經濟問題、文學問題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問題。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執意不讓學生在政治問題上刨根挖底，唯一的辦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則與方法，不給他「思考」那個刨根挖底的工具──但是這樣一來，我們還談什麼教育？

　　在一個百般禁忌的社會裏，我也懷疑會有真正偉大藝術作品的產生。藝術創作，是一種競技。在自由的環境中，每一個人都能竭盡所能的去發展他的才智；作家沒有他不敢寫的題材，畫家沒有他不敢畫的意象，評家沒有他不能攻擊的對象，劇作者沒有他不可表現的理念。只有在這種盡情發揮、全面競技的情況下，才可能創造出真正尖端、真正偉大的作品來。而臺灣的藝術家則在層層束縛中創作，像一群困在窄池裏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書禁讀，太多太多的題材作家不敢寫、歌手不敢唱、畫家不敢畫；寫了成禁書，唱了成禁歌，畫了成禁畫。於是每個人都小心翼翼的，在一個許可的小範圍裏發揮有限的想像。我曾經問一位電視編劇：「為什麼這麼多古裝歷史劇？」他的答案很簡單：「為了安全。」這種情況就像運動員綁著一條腿，單足賽跑。我們如何期待偉大的中國作品？

　　十年來，臺灣在言論尺度上的放寬大概是每個國民都能感覺到的。黨外刊物有些言論雖然很缺專業水準，卻正可以用來證明臺灣的民主在不斷的茁長中。也因為這種很明顯的進步，「新聞週刊」把臺灣比作歐威爾的警察統治世界就顯得過分。但是過分歸過分，有許多事實是我們所無法否認的。與其作情緒上的反應，不如利用這個「清脆的耳光」來作一番冷靜的自省：言論控制的目的在哪裏？手段是否合適？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畢竟有沒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合不合臺灣現狀與未來的需求？

　　在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許「莫須有」的白色恐懼存在。我們要用理性，還有面對事實的勇氣，去取代恐懼；是深省的時候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廿日

　　精神崩潰的老鼠

　　李國棟床上堆著書，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讀書讀到清晨一兩點，讀到兩眼充血，像針扎一樣痛苦，才把書放開。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條繩子把左腿跟一隻桌腳綁在一起，熄了燈睡覺。

　　「這樣一來，我一翻身，扯不動腿，就會醒過來；醒過來就馬上爬起來繼續看書──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當兵去了！」

　　聯考前，李國棟很平靜的這樣解釋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臉頰浮著一層暗暗的青氣，眼白裏一條一條細細的血絲。講話的時候，眼神渙散，不知道他在看那裏。

　　「為什麼不換個讀書方法？這種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嗎？」

　　他搖搖頭：「我不知道有什麼別的方式。」

　　「為什麼不先當了兵再回來考？讓心理休息一下？」

　　他搖搖頭：「非考上不可。」

　　「為什麼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學，讀職校或學技術？」

　　他開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爛爛毛毛的：「不行，我非讀大學不可。」

　　※※※

　　李國棟後來仍舊落了榜，但是也沒去當兵。他在精神病院裏住了兩個星期之後，有個晚上，偷偷吞了五個大鐵釘，從七樓的陽臺上跳下來，剛好摔在垃圾車旁邊。

　　※※※

　　麥爾教授對老鼠很有興趣，曾經作過這樣的實驗：

　　把老鼠聚集在一個平臺上，讓牠們一個個往下面兩個門跳；跳向左門，牠會碰得鼻青臉腫，跳向右門，門卻會打開，門後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當然不笨，訓練幾次之後，就快快樂樂的老往右門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選擇方式固定了的時候，麥爾就把乳酪從右門移到左門；本來以為可以飽食一頓的老鼠現在又碰得鼻青臉腫，不知道客觀情勢已經改變了。幸好，摔了幾次之後，牠又漸漸熟悉了新的情況：原來乳酪在左邊！

　　問題是，這個時候，麥爾又有了新花樣；他把門的顏色重新漆過，把乳酪一會兒放左，一會兒放右，老鼠在新的習慣形成之後，發覺原來的抉擇方式又行不通，牠必須不斷的適應新情況，不斷的修正自己的習慣行為……

　　老鼠變不過來，下一個反應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麥爾發覺，在應變不過來的時候，老鼠就搞「擰」，開始固執起來，根本就拒絕改變方式。譬如說，如果牠已經習慣於跳向左門，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的放在右門口，讓牠看見，牠仍舊狠狠的往左門去碰腫鼻子，愈碰就愈緊張。如果實驗者在這個關口繼續強迫牠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擇，老鼠就往往會抽筋、狂奔、東撞西跌或咬傷自己，然後全身顫抖，到昏迷為止。換句話說，這隻老鼠已經「精神崩潰」。

　　麥爾教授於是歸納出導致老鼠「精神崩潰」的五個階段：首先，對某一個難題（左門或右門），老鼠逐漸培養出一種應對的習慣來（選擇右門；右門有乳酪）。

　　第二個階段，客觀環境改變，老鼠發覺慣有的方式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感到驚駭。下一階段，不斷的焦慮與挫折、失敗之後，牠就固執的以舊有的方式面對新的情況，不計後果（就是看見乳酪出現在右邊，仍舊往左邊闖）。第四個階段，根本放棄努力（乳酪也不吃了，乾脆餓死！）。最後，如果外力迫使牠非解決問題不可，牠就又回到牠所習慣的舊方式（左門就是左門，非左門不可！）當然又碰得鼻青臉腫，餓得老眼昏花。明明只是換個門徑就解決了一切，牠卻擰執在習慣行為中飽受挫折與失敗的煎熬，最後以崩潰結束。【註】

　　【註：取材自Ｓ．Ｉ．　Ｈａｙａｋａｗａ，」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Ｎ．Ｙ．　１９８１．】

　　在垃圾車邊被清潔工人發現了的李國棟是一隻弄「擰」了的老鼠，我們的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製造難題的實驗家。從前，大學之門是通往乳酪的門，所有的人都往那個門跳。「士大夫」觀念深深的植根，因為我們發覺成了「士大夫」之後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習慣於這個方式之後，客觀情況卻變了，乳酪換了門；往「士大夫」那個門撞去，卻撞個鼻青臉腫，而且沒有乳酪。

　　可是孩子們繼續去撞那一扇門；作父母的繼續鼓勵孩子們去撞那扇沒有乳酪的門。他們說，「有志者，事竟成」；說「有恆為成功之本」；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說「老天不負苦心人」。門的顏色變了，乳酪的位置換了，可是弄「擰」了的人固執的守著舊有的方式，「以不變應萬變」。

　　於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潔工人在垃圾車邊發現一團血肉模糊的──是人還是老鼠？他嚇了一跳。

　　※※※

　　一個人，也只不過是隻有可能精神崩潰的老鼠。人生的每個階段裏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難題時時強迫他作抉擇：考試失敗了，愛人變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個難題都需要一個解決的辦法。畢竟乳酪在左邊還是右邊？不管在左在右，當一個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來應付「新」的情況，當他不計後果的，根本拒絕改變自己的時候，他就是一隻弄「擰」了的老鼠；精神的解體只是自然的結局。

　　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個精神可能崩潰的老鼠？！國際局勢的變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見得能解決三十年後的問題。如何能不受制於舊習慣、舊觀念、舊方法，如何不搞「擰」了去老撞一扇沒有乳酪的門而撞得鼻青臉腫，需要的是彈性與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為人，鼠之所以為鼠的差別嗎？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臺灣是誰的家？　

　　　　　啊！光復節！

　　五顏六色的牌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大人物湊著麥克風講整齊對仗的句子，報紙的頭版有紅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機的鈕轉來轉去都是標準又悅耳的女聲……

　　啊！又是一個光復節！

　　光復節又怎麼樣？仍舊是人擠人、車擠車的世界，烏煙瘴氣。

　　可是這是四十周年的光復節──四十年哪，人生有幾個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麼樣？淡水河是條發臭的毒溝，觀音山是長了膿瘡的病狗。嬰兒餵假奶粉，小孩吃餿水油，大人喝用過的寶特瓶，老人把畢生積蓄交給十信……四十年又怎麼樣？光復節又怎麼樣？

　　立法委員問俞國華我們是否有一個「信心危機」。俞院長說，沒有沒有，當然沒有。江南、李亞頻，餿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義。我們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聽到鄰居十歲的小孩丟下書包大聲喊：「媽媽媽媽，臺灣不能住了。我是吃餿油長大的！」我也聽到二十來歲剛結婚的朋友皺著眉頭說：「結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騎機車上班，眼紅瘋狂的人潮與車馬常勾出我心中對整個人類的仇恨來。一輛機車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騰的很願意當場撞得他頭殼破裂而不覺一點點惋惜。把新生命帶進這樣一個世界來，不，太殘忍了。」

　　為什麼沒出過國的小孩會下「臺灣不能住」的結論？為什麼一向篤信傳宗接代的中國人會覺得臺灣這個地方不可以養兒育女？俞院長的「信心」來自哪裏，是哪一種信心，我覺得茫然。不肯承認我們有信心問題，是因為看不見問題或不敢說實話，我實在無從判斷。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計的把幼兒稚女送出國讀書，表示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贛駿與丁肇中的成功等於我們教育的失敗……）。有錢人把產業化整為零的存到國外銀行，表示對我們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員與大學主管珍惜綠卡，每年氣喘喘的來回，表示對我們的政治前途沒有信心。反對人士必須躲在外國的羽翼下才敢發言批評，表示對我們的民主憲政沒有信心。至於年輕人覺得這片土地已經糟到不適於傳宗接代的地步──這不是缺乏信心，這是絕望。年輕人的話，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著邊際的高調，令我失望。

　　※※※

　　八年前我帶了幾份介紹臺灣的畫報給歐洲的朋友看。這些晝報都有中英對照而且攝影圖片非常精緻。朋友翻看之後不經意的說：「這些很像東德或保加利亞的官方刊物。」我很驚訝：臺灣的東西怎麼會讓他聯想起兩個共黨國家來？

　　原來也只是一句憑直覺的評語，朋友也得思索好一會才分析出原因來：「因為你看得出這個刊物在刻意的表現美好的一面，刻意的把其實任何社會都有的缺陷與難題都隱藏起來。你看，第一頁到末頁全是美麗的森林，純樸的山胞，富庶的農村等等。像人間天堂。相反的，一個開放國家的刊物，通常，在稱頌美麗的森林同時，或許會提到酸雨汙染的威脅；介紹純樸的山胞時，也許會說到物質文明的侵略；讚美富庶的農村時，就不免提到農村人口的流失……。你拿東德與西德的畫報一比較，就看出很明顯的態度上的區別。」

　　他不說，其實我也該知道。文革鬧得家破人亡的時候，中共往外散發的彩色畫刊每一頁都是兒童蘋果似的笑臉、乾淨整齊的公園、歡樂幸福的農村景觀，表現出一片人間樂土；美麗的圖片所企圖遮掩的，當然是個哀鴻遍野的人間地獄。

　　多麼簡單的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點，更不忌諱承認自己的醜陋。試圖遮掩粉飾才真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四十年後的臺灣固然已經脫胎換骨，卻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治問題、燒在眉睫的環境問題、需要急診的經濟轉型問題、影響深遠的教育問題，還有，使每個人不是咬牙切齒就是搖頭嘆息的道德淪喪現象。可是，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就不怕面對這些病痛；如果我們有自信，我們就不怕大聲承認：是的，我們確實有這些病痛。避諱或遮蓋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夠，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我從來不忌諱大聲說臺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也不猶豫的告訴你臺北是我所見過最庸俗最醜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對你說，中國人是個自私短見鄉愿的民族──不怕你覺得刺心。我還可以恨恨的說，臺灣的社會是個道德腐蝕到骨髓裏的社會──不怕你罵我數典忘祖。　

　　因為我對臺灣還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裏默默的播種、耕耘；臺灣的「有心人」真多。消費者基金會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成果現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見了。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婦女新知」的一撮人在一點一點的提高女性的自覺，教導她保護自己的權益。臺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婦女研究中心，引導社會重視婦女問題。扶輪社──你以為有錢人都是腦滿腸肥之流嗎？──正在籌備環保基金會。另外又有幾個人正準備推出「新環境」雜誌，為我們病重的大地作記錄。還有一群理想主義者要出版「人間」雜誌：沒有穿泳裝的明星，沒有微笑的政客；雜誌關心病患孤兒寡婦，幫助這個愛喊光明口號的社會親眼看看陰暗痛苦的一面。　

　　這些少數人的努力卻要承受很大的壓力，就像小草拼命要突破已經龜裂但仍舊堅硬的水泥板一樣。當年消費者基金會飽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教」兩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現在扶輪社要建立的環保基金會又在團團轉，尋覓出路。婦女消費團體或自覺行動也受法規制度的百般束縛；任何民眾為自己爭取權益的行動都受到限制與束縛。這些保守而落後的法制就是壓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於這些小草伸向陽光的力量。只要有這麼多「有心人」，臺灣就有希望。壞的可以變好，腐爛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復原。

　　※※※

　　可是，你是誰？憑什麼你就做「沉默的大眾」，等這少數人努力了，甚至犧牲了，你再去享受他們的成果？你現在買著消費者團體認可的食品，當初這些人投告無路的時候，你是在一旁觀望？嘲笑？還是漠不關心？現在正開始墾荒的小團體，譬如「新環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環境的制度問題、評鑑問題，需要金錢的援助去啟發小學生愛生的觀念，對老農夫解釋濫葬的害處。你關心嗎？你在乎嗎？你應該現在也變成工作的一份子呢？還是做個「沉默的大多數」等著成果從天上掉下來？

　　在臺灣革新很難，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許多制度的僵化（一個團體登記之後就不允許第二個性質類似的團體存在──這是什麼蠢人訂的蠢法？消費者組織不是愈多愈好嗎？），另外還有保守的執政單位對社會自覺運動的疑懼。一個更大的障礙，卻是民眾本身的缺乏動力。美國有個年輕的母親，因為女兒被醉酒駕車人撞死，組織了「反醉駛運動」，到處陳情、抗議、演講，教導駕車道德。現在這個組織有六十萬個母親加入。

　　我們之中，多少人有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籠罩的海灘上看見卡車盜沙──你視若無睹呢？還是恨恨罵一聲，繼續釣魚？還是打個電話給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會追根究柢的，要求政府制止盜沙的行為：通知警察局，無效；再試環保局，無效；再試海防部隊，海防說，「我們只抓共匪」，好，那麼從頭研究法令，到底海濱的沙地由誰負責。我們有多少人有這種精神？前人種樹，後人納涼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種樹，身後的人又哪裏有涼可納呢？那群少數人的努力或許能衝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點草根裏的養份嗎？

　　我不知道誰視臺灣為家。有人依依不捨的回顧過去的大陸，有人拿著綠卡飛向未來的大陸，有更多人不想過去，不想將來，也不知珍惜現在腳下的泥土。我是個要浪跡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著涼鞋的腳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別人問「客從哪裏來」時，我只有一個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紐約，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暫時揮別，可以離棄，可以忘懷，但家，永遠還是那麼一個。四十年後的臺灣，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這兒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種，只要他把這裏當「家」──心甘情願也罷，迫不得已也罷──只要他把這裏當「家」，這個地方就會受到關愛、耕耘、培養。怕的是，過了四十年仍舊不把這兒當家，這個家才會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顏六色的牌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人物在演講，報紙的刊頭用紅色……但這是四十週年的光復日，人生有幾個四十年？五顏六色之外、歡呼與口號之外，是不是該有一點新的、誠實的省思？

　　　　　原載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容忍我的火把　

　　　　與一位告密者的溝通

　　趙先生：

　　不知道您姓名，姑且以百家姓上第一姓稱呼。

　　您給「有關單位」寫了封長信，指控我以「野火集」進行「煽動」、「挑撥」，「無中生有」的攻擊政府，鼓動青年學生製造事端等等……。基本上，您對我的恐懼自「不會『鬧事』的一代」（九月三日）和「啊！紅色」（八月廿九日）兩文；前者，照您的解釋，在唆使年輕人走出校園示威抗議，點火鬧事；後者，則有意侮辱戰官，離間軍中感情，埋下鬧事的種子。為了保護臺灣社會的「安定」，您希望「有關單位」能把「野火集」封掉。

　　通常，這樣一封完全曲解我文章的信，我是一概不予答覆的。但是您這封信不是直接寄給作者的讀者來函，而是投給「有關單位」的密告，其中就表露出一種特殊的心態，很值得探討。

　　首先，我要請您「讀書求甚解」的把「鬧事」一文重新閱讀一遍。您會注意到，我為「鬧事」一辭特別冠上了括號；括號的用意，就是說，這個辭在這篇文章中不作一般解釋，而有我特定的意義。這個特定的意義在文章中也說得相當清楚：

　　「如果『鬧事』也可以解釋為『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話，我們這不會鬧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憂慮了。」

　　以這樣一個新定義為基礎，我所舉的「鬧事」的例子，是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所作所為，而且強調「鬧事」有先決條件：

　　「一個滿足現狀的民族不可能進步，但是要對現狀不滿，一個人必須先有所關心，用心觀察，觀察之後作判斷，判斷之後付諸行動。關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一份愛。但是空有感情無濟於事，它必須有冷靜的理性的支持──判斷與行動需要堅強的理智。」

　　這樣的白紙黑字怎麼會使您覺得我在鼓動學生殺人放火呢？加了括號的「鬧事」指的是一種行動的道德勇氣，以及一個長期的醞釀過程：先學習關心社會，再訓練獨立思考、培養理性，最後才能產生有價值的行動。在前兩樣沒有成熟之前，行動也沒有意義。我所擔心的，是我們的年輕人表面上順從而安靜（使您這樣的人覺得天下皆太平），而實際上，卻因為他們的習慣於服從被動而永遠不會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鬧事」一文的主旨甚至不在於批評我們的學生，而在於提醒成人──像您這樣的成人──不要以「安定」的大帽子因噎廢食的去壓制下一代革新、創新、獨立思考的自然生機。

　　您之所以會大起恐慌，顯然是瞄了題目、觸及「鬧事」兩字之後起了杯弓蛇影的反應，「想當然耳」的認定「鬧事」就是「共匪」的勾當，完全不顧我文字裏的心血；這不太公道吧！？

　　其實，誤讀文章還算小事，值得深思的是您對「行動」（還是改稱「行動」吧，以免您驚慌）的恐懼。您會說：好，就算有關心、判斷、理性為基礎，行動──任何行動──都是社會不安的表現。四十年前學生鬧的風潮給我們這一代人印象太深刻了。臺灣好不容易有一個安定的局面，我們要犧牲一切的來維護這份安定。

　　犧牲「一切」嗎？您可曾想過這「一切」包括了我們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為林安泰古厝和林家花園呼籲奔走的一小撮人是「行動」的一群。為關渡的水鳥請命、對核電廠抗議、為環境生態喊叫得聲嘶力竭的人也是「行動」的一群。當初組織消費者團體到處「惹禍」的也是「行動」的一群。這些人之所以有所行動，都是因為對現狀不滿；消費者覺得衛生署檢驗工作不夠周全，維護古蹟者嫌內政部步調太慢，環境保護者怨環保局效率太差。因為對現狀不滿，又不甘心逆來順受，再加上不屑於袖手旁觀，所以這些人毅然站起來，組織，行動。

　　您或許會說：啊！可是這些人幹的都是有益社會的好事呀！您是否想到，在您確實知道他們做的是「好事」之前，在這一小撮人最初挺身而出，大聲指責政府缺失，大膽採取行動的時候──在那個時候，您這種崇拜「安定」的人對他們採什麼態度？當這少數人因為不滿現狀而投書、抗議、聯名陳情、呼喊「鬧事」的時候，您曾經有勇氣支持他們嗎？現在，您享受著這些人努力的成果──坐在安樂椅中讀消費者日報，喝不含毒素的飲料；當時，您卻可能正是那種寫黑信到「有關單位」去指控這些行動者包藏禍心，破壞「安定」的人！

　　※※※

　　我不認為您是壞人，你之所以會對行動者充滿疑懼而且必除之為快，大概因為您有兩個基本信念：第一，所謂「安定」，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沒有衝突；有衝突，就是不安定，不安定使你恐慌。第二，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愛國者不批評政府。換句話說，愛「國」＝愛「政府」，國＝政府。

　　愛國先生，您能不能理解──政府與人民之間不可能沒有衝突？譬如說，當政府覺得核電發展在經濟利益上有絕對必要，而民間有人認為核電發展將嚴重破壞生態的時候，衝突就存在了。處理衝突方式的不同就造成民主與獨裁的分野。一個民主的政府了解民意並且時時檢討修正自己的政策，一個獨裁政府根本就不讓民意有表達的機會。所以「安定」也有兩種：在政府與人民溝通、協調之後而使衝突化解的安定，是真實的、持久的安定。不經溝通，卻以政府權力抑制民意以遮掩鎮壓衝突的安定，是假的安定，也是暗流潛伏、危險的安定。您認為「野火集」應該受到封鎖──這就是您所希求的「安定」嗎？這種「安定」對我們珍愛的臺灣有好處嗎？

　　至於愛「國」＝愛「政府」，因此批評政府等於不愛國，老先生，您這個填空題填錯了。您可曾仔細推敲過孫先生的老生常談：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愛「國」＝愛「人民」，不是愛「政府」。愛國要以愛人民──也就是你和我和街頭賣蚵仔煎的老頭──為出發點，政府為人民所雇用，做得好則留，做不好則解聘換人，根本無所謂愛不愛。我們也常說要愛鄉、愛家；但是可沒人說愛「鄉」就是愛「村幹事」，愛「家」就是愛那個「掌櫃」的，那麼愛「國」怎麼會變成愛「政府」呢？村幹事可以換，政府當然也可以換；下個月不就有選舉了嗎？人民這個主人要決定這下個四年由誰來掌櫃。批評政府，等於是監督、訓導雇來的幫手如何把家務事做好，是你與我與賣蚵仔煎老頭的權利與義務；您怎麼會認為批評政府的人就是「陰謀份子」呢？「野火集」如果對政府有所批評，那只代表作者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有深切的關懷，不願坐視少數公僕誤了主人的福利。要真正比愛國，我可覺得我比您這種不管公僕做了什麼都只會在旁唯唯稱是的人要愛「國」得多多。

　　「啊！紅色」的短文，您說，也使您坐立難安，因為我顯然一點沒有反共意識；海峽對岸就有強大的敵人，藝術獨立當然不如「安定」來得重要。

　　趙先生，您以為您是反共？您這叫恐共。和那位寫信到總統府去指控李再鈐的雕塑品有「紅色嫌疑」的人一樣，您流露出一種盲目的、情緒化的恐共心理。我反共，因為我反對任何蔑視人性尊嚴、扭曲個人意志的制度，而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一個制度的極致。可是我不能理解臺灣恐共的心態。一個純藝術的創作，只因為它令一、兩個人聯想起紅星，您就怕有匪諜滲透，破壞「安定」。以發揚藝術為宗旨的美術館就趕緊改漆顏色（是否事先徵得創作者同意其實並不重要）。更荒謬的，這樣嚴重侵害藝術的事件發生之後，既不見市政府官方作任何補救措施，也不見藝術界團體有任何抗議或自救的行動。大家噤若寒蟬，似乎整個社會都在屏住呼吸低聲說︰啊！紅色！

　　對敵人恐懼只有一個解釋︰對自己沒有信心。可是努力了三十幾年的臺灣，經濟比大陸發達，教育比大陸普及，政治比大陸民主穩健，為什麼還如此缺乏自信？我很不希望這個紅色雕塑事件傳到外國去，傳到國外就暴露了兩件「家醜」︰一是臺灣對藝術的踐踏與輕蔑，一是我們近乎荒謬的恐共情緒。盲目的恐共，趙先生，不足以對付海峽對岸的敵人了，因為盲目的恐懼通常導致駝鳥式的逃避或者拿石塊砸自己腳的驚慌失措；您大概也打過仗，這樣打仗能贏嗎？我們需要的是知己知彼的自信，是正視現實的勇氣，是運籌帷幄的極端冷靜；不是，不是把眼睛遮起來恐慌的叫：啊！紅色！

　　在您的觀念中，把藝術品改漆成銀色，把「野火集」這樣的專欄封鎖，把「以行動改變現狀」的人囚禁起來……我們的社會就「安定」了。為了「安定」，什麼藝術、自由、改革，都可以犧牲。趙先生，我也珍惜臺灣的安定，尤其是從譬如菲律賓之類有游擊隊橫行的地區回來，在夜裏的臺北搭一趟公車都令我充滿欣慰之情。可是，您仔細的想一想：如果為了您那種假象的「安定」而犧牲掉臺灣三十幾年來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民主與開放，這個紙包火的「安定」值得嗎？如果為了反對共產那個不尊重人性的制度而在我們自己的制度中壓抑個人意志──我們還憑什麼反共？蔣經國先生的談話不盡然都是節慶的八股，今年的國慶他就說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臺灣與大陸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們的民主自由。事實上，臺灣這個小小的地方值得你我珍愛，難道不正因為它有一個比大陸尊重人性的制度？

　　您顯然不同意「野火集」對事情的看法，但是您並不光明正大的與我辯論，卻悄悄的到「有關單位」去告密。這表示您肯定政府有箝制言論的權利。您一定也知道那樣一封密告信對我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但您還是寫了，表示您也是肯定「文字獄」的必要。抱有這樣的觀念，您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寫那樣的信。因此，與您溝通，我實在並不抱什麼希望。但是我對這個島嶼仍舊充滿信心：幾百封不斷的讀者來信，表示您畢竟代表少數；我們的「有關單位」似乎也比您容忍，比您開放，更比您了解：我們需要的「安定」是真實持久的，來自民主交流的安定，不是封鎖式、鎮壓式的假象安定。

　　這個社會既然有我這種燃火的人，當然也就少不了您這種滅火的人。可是我們都愛臺灣──您以您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那麼，既然我可以容忍您的存在，您是否也該容忍我的火把？

　　　　　原載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中國時報「人間」

　　　輯　二──讀者迴響

　　為了保護個人，讀者姓名全部隱去；

　　為了傳真，信中錯別字也加以保留。

　　每一封來信對我都是一個提醒：

　　我不是在黑暗中獨白。

　　不信人間耳盡聾

龍應台教授尊鑒：

　　自從看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七十三、十一、二十）乙文後，便在心中造成一股很大震撼。後來又有其他文章，我幾乎不曾遺漏過加予剪貼。

　　本人得以指導社團之便，故常常將這些文章影印，與同學們共同討論、印證，有時亦在課堂上予以發表，當做一種課外補充，生活教材，這樣做，常使我感到滿意，因為效果良好。影響深遠。記得上月中旬剛開學之初，跟同學一起到「小瑞士」露營，沿途風景滿目瘡痍，真叫人欲哭無淚，這時「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便成了同學們的口頭禪，也正因為有此認識，所以這次露營我們完完全全做好善後工作。回學校後，告訴同學說這次露營我們真正是有始有終，令人愉快的一次活動。龍先生，這雖是一件小事，然而卻從您那兒受到引發與啟導的。救國團流行一句話「凡是經過的，必產生影響，凡是努力過的，必留下痕跡」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我更深信法國大文豪雨果所說「當一個觀念成熟時，武力都擋不住。」也許有人會持相反的推論「當一個進步的觀念還沒成熟時，也許靠武力都很難推動。」，但是我們「不信人間耳盡聾」，良知、理性提醒我們每一個知識份子要盡更多的努力來傳播進步的觀念。

　　個人因在專科學校工作（職務是教書，故人微言輕），經常有機會和同學們相處，觀察結果發現一事實，今天有太多青年學子（尤以專科生，也許沒升學壓力），往往迷失了人生方向，故常隨社會風氣、物質生活隨波逐流，且汙染於其中，如今社會教育之功能已大大超過學校教育，故同學們在學校所學的皆偏重於「技術」方面，至於生活，倫理方面，則付之闕如，從事教育者亦往往顯現無力感。所以就個人立場，我真期盼您能在報章雜誌上不斷地發表作品，以及多做公開之講演，讓更多人都能接受您進步、正確之思想觀念，以達到更多人更愛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更尊重所有的人類。　　　　　七十四、四、五、夜

　　生氣，有用嗎？

龍先生大安：

　　晚輩　是在臺北市開業之小兒科醫師，屢見閣下大作登於時報人間副刊，珍砭目前紊亂之社會現象，每次閱畢皆熱淚盈眶，未能自已。生為這一代中國人是何等不幸，要忍受這些不正當、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實。閣下真是道出眾人心願，令人喝采！

　　閣下曾說，「只要生氣的人多一點就有效」，我們鄰閭一共八戶聯名檢舉地下汽車修車廠，還讓我動用了兩位議員，才在四個月之後，換取了一張還不見得會執行的罰單。我們生氣的人，不可謂不多，請託，電話，陳情所花力量不可謂不大，然而換得是官員的姑息，請問閣下，「生氣的人多就有用」，在臺灣此種環境是否仍適用？

　　對地下工廠，目前工務局建管處的態度是檢舉乃論，只要有人檢舉、催辦，可能就開次罰單（萬把元），不過僅限一次而已，有位科員曾經想配合民眾，每檢舉一次就罰一次，但其科長認為罰太多次「會出人命」，因為沒有人這麼做。請問：政府官員為何如此保護違法的人？為何如此為壞人顧慮周到？這樣做，地下工廠怎麼可能消失？　　　　　七十四年元月二十日

　　怕　　怕

龍先生：

　　今天再看您的文章，我忍不住快快給你寫信，放棄擺在面前待改的試卷和休息，我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在報上看到你這樣的人，敢寫這種文章的人，而中國時報也敢登（心想，可能是你姓「龍」的關係）。

　　你太叫我感動了，你才是一位真的愛國者，愛鄉土才會愛國，我更堅信你是個愛家的人；你是位有「愛心」的人，更富正義感，不是沽名釣譽的人，可是我替你捏把冷汗，活到今天對所見所聞，可以用「欲哭無淚」來形容，而今，你大膽的說出來，登出來，使我在被捏著脖子之餘，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

　　從前也有像您這樣的人：看他們的結果，使我對您有一絲隱憂，龍先生，但願天保佑您長久，但願您的吶喊有效，但願您還有別的保障，不是赤手空拳而來。

　　我們的家鄉臺灣，本來山翠水清的地方，現在是被拿來當過客歇腳的處所，他們都不打算生根的，歇會兒氣力足了，就走了。這種地方怎麼可能叫他們去愛「土」愛「水」，只會搭些違章棚子暫遮風雨而已。這樣的處境，除了悲哀無奈，還能做什麼？但願您的吶喊有效，但願，但願啊。

　　我把十一月二十日的報紙給孩子看，他說要影印起來，想貼到班上去又說不敢，怕訓導處，我們一直活在帕帕中。

　　　　祝您

　　平安　　　　　七十三、十二、六、午

　　服從權威有何不好？

龍應台先生安好！

　　我也是位小人物，但卻與您持相反的見解，同樣身為中國人，同樣有著無力感，而我卻贊成「服從權威」。也就是因為中國人有這個習性，才能有五千年文化。在古代，帝王的話沒有人敢不遵從。一個命令不合理，但百姓依舊聽從。市井小民永遠抱著逆來順受的精神，減少了糾紛。周公制禮作樂，使國家有層次，也減少了國家的暴動。一百人有一百條心，沒有權威政府該聽何者。而且眾人是盲目的，如果太強調，後果便……。學生不聽從老師教導，「我付錢於您，何要聽從於您」那叫老師如何教導？只要講課就好了嗎？歐美文化並不適於中國，但我還是贊同您的合法途徑，有些見解令人佩服！我也曾想等學成便去美國，但謝謝您的：「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晚輩　冬烘先生　敬上

　　　　　　一九八五、二、十八

　　臺灣這個家

龍應台小姐：

　　我喜歡妳文章的誠懇與就事論事的ＣＯＯＬ感，今天又讀到「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不錯，我的家是在臺灣，即使我「被迫離臺」，被噪音被髒亂被等因奉此的官僚作風──近十信弊端即暴露了政府官員、企業家玩弄法令私圖中飽的劣根性，早已可懲，卻拖延至問題爆發後的「亡羊補牢，恐時已晚」的心態措施，而受害者已眾矣，於是許多積漸的問題如噪音──我深受其害，如髒亂──我深受其害，如罐頭教育──我深受其害。炸彈爆發後，受害的是平凡的老百姓，那些有權有勢有錢的政府官員、企業大家，則早已準備好了後路了。

　　如果我們真有示威自由的話，那麼我很願意集眾成力，表達心聲，可是有某議員，身掛抗議汙染的寫字衣服，即招致警察拘阻。

　　我覺得妳一而再，再二三的表達我們平凡百姓週遭所受的困擾與痛楚，雖然具體解決之道尚無，然而提撕耳目，清澈可喜，發人深省。

　　我不亂丟垃圾，我不製造噪音，我禮讓和氣，這是基本的公共道德，不是哪一國的特殊民族性，至於小者流氓橫行，大者玩弄法治，且越演越烈，或一時言禁他日又案發東窗，政府又如何向只追求平凡幸福的千萬平民交待呢！

　　妳有一枝準確關心的筆，證實了文章亦有經世濟國的警惕作用，實在難得，願妳真實地寫下去，吾人小民耳，只希望看電影時不剪片，不坐在口香糖上面，遵守紅綠燈不被撞死，耳朵有清靜的自由，「進出衙門受到合理待遇，前庭並有綠意喜悅地攀騰」──這樣，臺灣真是我的家了。　　　　　　七十四、二、十八

　　我是好訓導

應台先生大鑒：

　　最近閱讀了先生於六月廿六日中國時報刊載的一篇「機器人中學」的大作，心中有種憤憤不平的感覺，當然訓導主任，管理組長、教官中有良莠不齊的現象，他們的做法確屬不當，但終究是少部分的人，絕大多數的訓導人員都在很辛苦的從事這種吃力又不討好的「訓導」工作。

　　你可見過學生發生車禍在醫院急救，深夜在急診室中忍著寒冷的時候，憂心如焚的訓導主任？你可曾體會過當一個頑劣的學生被訓導人員輔導而改過向上的那種成就感？很多以往被認為是不堪造化的人，當他到了某個年齡，有了某些成就的時候，他心裏最常記起的就是這些最討厭的「訓導人員」。當他當了父母，他最希望的也就是學校的訓導人員能把他的子女教養好。當他的子女有所成就，他心裏最感謝的也就是訓導人員。所以訓導人員身上的責任最重，而受的責備也愈多。當然這也有「愛之深責之切」的成分在裏面，可是也不能排除對訓導人員先天就有敵視心理的成分在裏面。有國中一口氣罰了八十個頭髮過長的學生，你認為不對，可是能不處罰嗎？如果你是訓導主任、管理組長，當別的頭髮合格的學生對你說：「他們頭髮長都沒有受到處罰，那我以後頭髮長的時候你也不能處罰我」。或者當你下次檢查頭髮的時候，發現頭髮長的同學增多的時候，想要給予一些處罰，而這些同學對你說：「上次八十多位同學頭髮不及格你沒有處罰，為什麼我不及格你要處罰我？」的時候，請問你何言以對。當然有些訓導人員的做法實在是不太對，需要改進！但是該處罰學生的時候，必須要處罰，重要的是訓導人員要對他說明白，讓他心服口服，了解處罰並非目的，而是幫助他改過的一項方法。同時也使其他同學有所警惕。最近幾年各級學校也都注重心理輔導，學校也有專職心理輔導的老師，但是有種病態現象：犯過的學生為了逃避處罰，就會到心理老師那兒請求輔導。他的目的並不是請老師給予輔導幫助改過而是請求心理輔導老師向訓導人員說情，希望免予處分或輕減處分。結果造成訓導人員和心理輔導人員之間的摩擦。在這種情況之下某些著名的學者一定會為文用好大的道理批評訓導人員一番。可是，你可知道，你溺愛了這些犯過的學生，會使其他守校規的學生怎麼想呢？（老實說，一天到晚罵訓導人員的人，他的本身也一定有問題，為了規避處分，希望把這些人給罵倒，才會高興），如果學校給犯過同學適當的處分，那麼學生的想法又不一樣了，他們會說：「世界上還是有公理正義的。」「活該，誰叫你要那樣。」

　　如有冒犯之處尚請見諒。說實在的你這篇文章我看了實在是不高興。我從事訓導工作這麼多年，許多同學被我輔導過，在事業、品德上都有成就，本來我很有成就感的，被你這篇文章都給否定了，和我同樣心理的人很多，希望閣下今後為文一定要三思而動筆。　　　　　七十四、五、十一

　　錯誤的干預

龍教授：

　　我是個文學院大二的學生，前幾天讀了您的「機器人中學」，再加上剛看完的何懷碩先生「『不干涉』為什麼可貴？」（時報七十四、七、三），我覺得有些話要說。

　　不可否認地，自從大陸變色，撤退來臺，一些退役軍人無處安置以來，各級學校的「訓導人員」就一直是這些「武夫」。他們不知現代教育為何物，只是將過去苦日子裏必須的絕對服從和不合理權威拿來教育現在的孩子。拿一個個的框框來限制學生，學生若有一絲一毫的靈氣或創造力，就立刻將之扼殺。所以我們的教育土壤當然不好。

　　而何先生繼那篇讚美「不干涉」的文章後，在七十四年七月三日的中國時報第八版上發表了另一篇解釋「不干涉」的重要之文章。裏頭他提到「教育部長久以來對各級學校事事干預，使學校（尤其是各大學）只能成為教育部的夥計，毫無自立的權限與獨立的精神」、「我們要知道集權很有力量，但很可怕；開明似乎無力，但能使生機活潑，希望無窮。我們不能既不喜歡集權，又埋怨開明。」問題是，我覺得何先生忽略了，教育部長「事事干預」的是學校有心突破傳統的「開明」創舉，在大學如學術各方面的開放化，在中學如前臺南縣長蘇南成的片面解除臺南髮禁；而其「尊重校方決定」的，則為如「吻頰記過」等保守作風。換句話說，符合保守、傳統原則的，也就是教育部能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符合主管當局利益」的，它就「尊重校方決定」；而反保守、傳統原則的，也就是教育部必須有勇氣改革並負責任的，它就「事事干預」。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而被何先生忽略的。【註】

　　【註：在同天同一報紙的第七版上，就有「啟發式幼教自由自在，甫進國小束手束腳」的新聞，更強化了何先生忽略的事實。可憐的孩子們！甫進國小就得接受這種框框式，無意義且殘殺個性的束縛教育！為什麼中國的教育就得如此？這種事教育部（長）不管，誰能管？】

　　舉個例來說：常常在政大中午十二點到二點（一天最熱的時候）的操場上，看到那些可憐的景文學生，在毒辣的大太陽下做蛙人操。學校當局將讀書置於一旁，以每年十月慶典前後表演蛙人操為學校光榮，而完全忽視學生有「讀書」和「做不做蛙人操的決定權」。教育部當然會「尊重校方決定」，因為在十月慶典上，顯現學生強健體魄給外賓、華僑看，是「符合國家利益」的。而學生犧牲學業，在中午酷熱的大太陽下熬煎，當然都是「不重要」的。在這樣教育下的孩子們，我們對國家、對學校一定只有「恨」，不可能有任何的「感恩」或「陶鑄健全人格」。我對臺灣的教育感到憂心忡忡，而以我一個籍籍無名的大二學生，沒有人會願意刊出這篇東西或給予任何的關注。我只有將之寄給您──我們的代言人。

　　我署上我的名字以示負責，但是我處在一個極端保守的學校裏，這封信搞不好會送給我「二個暗過」。但是我信任您，相信您會保護我不至於「曝光」。

　　龍應台教授的理性，有說服力的大筆，加上胡美麗教授感性，敢於吶喊的呼聲，是目前最有份量的批評之聲。希望您們能繼續下去，為我們「自己的」社會、教育發出不平與正義之聲。後祝

　　越戰越奮　　　　　七十四、七、三

　　夢　　魘

龍教授您好：

　　自從拜讀了您在人間副刊的「機器人中學」之後，不免覺得您有些少見多怪。不知您在臺灣讀過中學沒有，如果有，您應當不會如此大驚小怪。如果沒有，那麼我願將自己六年來的中學經驗告訴您。

　　我今年虛歲二十二，沒讀過大學，現在某醫院任職護士，工作還愉快，有固定一群朋友，家人均和睦相處。老實說，我的人生還算美滿順逐（應為遂）。若要說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沒上過大學，好在上大學這碼子事於我而言就像身上少了裝飾品般可有可無。但是回顧這二十二年來，我的人生還是有面陰影，這陰影偶爾還會出現在夢中，出現在走在馬路上學子們的身上。如今我很慶幸自己脫離了學校生活，脫離了那種三更燈火五更雞，讀書像拼命一樣地漫長夢魘……

　　我想先描述一下這位我國中教數學的「恩師」。她很耽心我班的數學，只要是音樂、美勞、體育課全讓她抓來上數學課，考數學，某次本班數學競試殿了最後，結果全班罰坐在椅上由她一人一個地左右開弓「拍拍」地打耳光，由第一號打到最後一號。猶記得我還作了最蠢的姿勢，兩手微交叉擋在臉前像作防護的樣子，實在可笑。

　　這個老太婆更厲害的絕招是排座位。那是按照月考成績單排出來的，最後一名坐最後一個座位。當全班坐定，由老太婆口中吐出最後一名的時候，那個同學總是雙唇抖顫，臉色死白地坐在那個寶座上，以後各科老師來上課時總要看看那個「第一名」是誰。

　　另外有個老師常罰那些考不好的學生站溜冰場，而溜冰四周均是男生教室，那些放牛班男生常隔了鐵窗吹口哨，嘩笑取鬧著。那些被罰的女生總是低垂著頭，有的還偷偷掉眼淚也不敢伸手去拭。（據姐姐說，她們那一屆的學生均是用跪的，有的還端著考卷到男生大樓去逛一圈回來。三毛女士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高中階段，最令我咬牙切齒的是搜書包。每天上朝會的時候，主任總是一邊訓話，一邊張望教室大樓，迨實在沒話講了，又找不著藉口，才鄭重其事般宣佈，現在教官正一間一間搜書包，請某年級的學生留在原地，其餘可回教室上課。那種好似被欺騙的感覺實在實在……

　　某次正好端端地開班級會議，導師從教務處回來，第一件事便是「搜」。那次好像是因為有人掉錢吧，每個人均把書包打開放在桌上受檢。結果錢沒怎麼找著，倒搜出一些課外書籍和零碎的化妝品（口紅）。搜完全班之後，她把那些「戰利品」一件件拿出來加以取笑和諷刺。

　　高中時代，只要是有學生在書包上掛些不起眼的小鈴鐺或綴些小花朵馬上被教官沒收。有自稱是哥哥表哥表弟的男生打電話或寫信到學校，那個被約的女生絕對有義務向那些「三姑六婆」們把身家仔仔細細交代清楚，把動機解釋清楚，下次不予再犯。

　　若在街上與男生走在一起勾肩搭背者，一律予大過處份。

　　只要是穿著校服，就不可以去西門町逛街，去看電影，逛書店買書倒是可以啦！只要是身為學生身份的，該去什麼地方和不該去什麼地方，各位同學應當分野清楚。（結果部分同學很聰明，把便服放在袋子裏，放學後馬上換掉去趕場電影。結果不是被門口的糾察同學登記名字，便是在早晨朝會搜書包時被沒收了去。）

　　龍教授，有時我好恨升為臺灣的中國人，為什麼我的父母不是留洋華僑？我的寶貴的少年時代幾乎是在「鐵窗」裏渡過的，留了那麼難看的西瓜皮，及膝的黑裙，看本「京華煙雲」都是偷偷摸摸的。十五歲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初戀的青年；實踐著偉大英雄的行為，卻沒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無聊乏趣功課」。我就淚眼汪汪。二十一歲看到「夜遊」裏的麥珂說的：年長的人在死亡的威脅下對年輕人嫉妒得要死。他們除了想盡辦法折磨年輕人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出氣的法子了。真讓我驚出一身冷汗來。

　　我暗下立誓：將來絕不生小孩，要不，就把小孩弄到國外讀書。我不能忍受我將來的孩子是生活在沒有陽光，沒有綠坪大樹，沒有河流，沒有籃球、釣魚竿的少年生活裏。而且如果不幸讓他碰上了那些性格怪異的、虛偽的、假道學的為人師者（老實告訴您，國內教師不正常的很多。只要有這種奇怪的教育制度在，就會有這麼多奇怪的人員助紂為虐），那麼我倒是寧願讓自己的孩子休學在家自讀。

　　龍教授，我們該怎麼去拯救那些孩子，以及我們未來的孩子的孩子？

　　（註：最近看到某國小女生慘遭教師強暴案後，內心實在憤怒：可惡的教師，愚蠢的學生和家長，腐敗的教育。）　

　　　　　　　　一九八五、七、廿

　　學生不該有自由

龍應台女士：

　　「機器人中學」發表以後，深受同學歡迎、喝彩，但我認為您所說也並非完全合乎「中庸」。

　　首先文中提到校規問題。我認為學校並非「學店」能讓我們任意胡來，現在規定短頭髮，學生就千方百計想使頭髮長。有朝一日規定可留長頭髮，同學更會有一些歪主意，想變換一下髮型。到時候，披頭、嬉皮整個學校都是，這如何教學呢？至於衣服捲袖的事情，我的學校也有人捲，教官訓導也沒有禁止，但捲的人五十人僅可找到一、二人，難道夏天只熱到他們一、二人，其他四十八人全無感覺？這我可以大膽告訴你，這些人只想標新立異。學校又不是服裝展示會，想要漂亮回家再耍，何必來學校花枝招展。而且有些鄉下學校貧富相差並不太小，你一些較富有穿些較高級的，難不會造成窮學生的自卑？

　　中學生沒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如果不加以限制，難免會流於放縱。如果不以校規稍加框起來，您想會流於什麼情況。如果沒有教官訓導加以管教，則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我們要怪只能怪那些執行錯誤的人員。

　　學生、軍人、公務員是沒有自由可言的，難不成規定短頭髮、穿制服，就會限制一個有「思考」能力的同學發明新東西。笑話！天大的笑話！難不成遵從師訓就是懦弱。那為什麼還要唸前人留下的東西？我想這個「框」只能把我們推入正道，並非限制我們的思想。我想創新大膽不是用在和校規對抗的，是用來改進我們的生活。

　　至於吻頰這件事，至今我仍然想不通，我們並非西方人，有吻頰這個必要嗎？

　　最後

　　祝萬事如意

　　　　　　　一個高中二年級學生

　　最難忍受「政治秀」

龍教授：

　　在學校裏，我看到不少不平的事，其中最令我不能忍受的，就是：教官以記過處分為手段，強迫我們參加各種官方的政治活動。什麼「團結自強晚會」、「反奴役自強大會」、「光復節慶祝大會」，以至於國慶、元旦，無一不是勞動大批學生，製造團結假象。我想這樣的活動，應該讓全民參與，如果全民都踴躍參加，才表示真正的團結，舉辦這個活動才真正有意義，但我發覺這種活動幾乎全是學生參加，而這些學生是在「記過」、「記警告」的逼迫下，心不甘情不願地參加的，到頭來這種活動只淪為虛偽的「政治秀」，毫無意義可言。就像您所說的，他們只注重形式、外表，只要我們把圖案排好就可以了，不管我們是否在底下咒罵。令我不能忍受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不斷對我們疲勞轟炸，比如每次活動，不是事先預演好幾次，就是提早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集合，或站或坐，不到三、四個小時絕不罷休，有時為了畫面的整齊美觀，竟然不准我們去上廁所，我真不知在他們的眼中，我們究竟還是不是「人」？還是只是個「木偶」，任他們差來遣去，充當「政治工具」。

　　為了這個問題，我在高二時曾和老師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老師辯不過我，最後搬出了一件法寶，那就是　國父說的話「軍人和學生沒有自由」。我想這句話應該是當今各級學校的教官和訓導人員所最奉行的「真理」吧！我不明白　國父當初說這句話的用意如何，但不可否認的是，今天它已成為教官訓導人員「壓迫」學生所依據最充足的理由，不論何時，他們都可很理直氣壯地說，這是　國父的話，誰都休想有異議。

　　那件事以後，老師將我視為特異分子，她請來另一位老師「開導」我，企圖「糾正」我的思想，但還好那一位老師蠻明理的，她只叫我以後不要在學校發表這種言論，事情就這樣擺平了。我也才第一次體會到說真心話需要付出很多代價，但我並不灰心，我想您是我們年輕人的好榜樣，將來入了社會，我會盡力貢獻一己之力，為了所愛的故鄉而努力。

　　敬祝

　　　　教安

　　　　　　　高三女生

　　　　　　　　一九八五、七、廿二　

　　其思也「利」，其行也「險」！

龍女士：

　　後輩乃一私立大學法律系的準畢業生，此時正忙於準備畢業考試。惟今日拜讀大作：「『對立』又如何？」之後，頓感若有百萬瓩電力之衝擊，震撼之大，莫可言喻。故暫擱書本於案邊，不忌文筆之拙劣，疾疾振筆，以表「支持」與「擁護」。

　　「對立」又如何？只要立於法律基礎，即使是赤足的養豬農民，何懼於「霸道」的政府。惟中國政府的權威由來已久，令老百姓懼怕，何敢輕言「對立」，今見貴君仗義執言，且又登載大報副刊之「義文」，直教後輩肅然起敬，老百姓們必然也豎起大拇指，敬稱貴君為文學界之女俠。

　　地痞流氓似的政府事業單位，挾其「老大」地位，為所欲為。水、電、電信單位的附從契約，本就不合法律公平、平等之性質，其種種又為民生必需，老百姓能拒絕嗎？老百姓埋怨又能如何？要「對立」，誰又戴得住「反支持」，「反擁護」，甚至「反政府」之帽子呢？近日中油公司又要抬高天然氣之單位價格，其負面影響，豈不鼓勵老百姓多用「定時炸彈」──瓦斯筒嗎？唉！其思也「利」，其行也「險」啊！

　　「中醫師考試洩題案」近日總困擾著後輩之心思，後輩雖不敢斷言有無「賄賂」之事實，但「洩題」事實是存在的。題目如何在層層嚴密的關卡事先流出？補習班負責人的錢給了誰？這是社會大眾想知道的，也是司法單位該給社會大眾交代的，絕非一個「違反補習教育法」的判決，就能朦庇事實的真象，轉移案件的焦點。社會大眾不是好見高級「公僕」丟官受處罰，而是希望政府及司法單位共同維持國家考試的公正性，及保障大多數善良應考人合法（憲法賦予的）的，平等的應考權。社會大眾只不過希望法律給予那些侵害國家考試公正性、公平性的違法人員適當的處罰。老百姓不是愚民，政府怎能「愚」民呢？！

　　權利是爭來的。惟貧弱（知識或力量）的老百姓何德何能去和政府爭呢？有力量的人士又有多少想到人民權益去和政府「對立」呢？後輩乃一位本該「乖乖唸書」之學生，惟素日於社會眾人之事甚為關注，或有不平處，或有失望處（以上所指皆為政府之行為），終因欲訴無門而鬱積心室，今讀貴君之大作著實感動，故冒然書信，聊表敬佩之意。莽撞、不當之處尚祈見諒！伏乞，敬請

　　文安

　　　　　五月十九日

　　紅色恐懼症

龍老師：你好！

　　恕我冒昧地給你寫信，這是自上月廿九日讀大作「啊！紅色！」後的難抑之情──感激與欽敬。

　　拙作雕塑「低限的無限」變色之後，只有你一個人勇敢地站起來，對恐怖的紅色挑戰，以嚴肅的態度作嚴正的批評。接著是孟祥森先生的「血，也是紅的」，幽默地諷刺了一番。你們兩位真正代表了有「道德勇氣」和「正義感」的一代，雕塑藝術也總算不感到寂寞了。

　　你和孟先生大作的發表，對我，和對藝術界，看來是一項僅有的重大意外收獲，對社會的不健康心態會有治療作用，不過我依然覺得，「紅色的恐懼症」幾乎是我們國民心理上的不治沉痾，也像黑死病一樣，人人怕傳染，聞風而逃，新聞不再報導，藝術界不敢關心，連親戚朋友也不敢主動問及這事。我想：這次作品被強暴的事如果換成我因車禍受傷，會接到較多的鮮花、水果、電話鈴和門鈴的響聲。

　　在我們傳統的生活習慣上，身體的創傷，或財物的災害，比精神的毀損更為重要，肉眼可以見到的，數字可以計算的，都能以法律的程序加以裁決，其他則否，所以物品可以仿冒，著作可以盜版，設計可以複製，藝術品可以不受尊重，可以塗改，可以用腳踐踏。我不是埋怨，只是感慨！我無權去要求文化界都關心我的事。但在進步的、文明的和法治的時代裏，我認為我們也應該要有新知識、新觀念和新作為。

　　我是一個極平凡的藝術工作者，孜孜究習數十年，雖無成就，但將執著依舊，並抱著犧牲奉獻精神，對現代藝術發展竭盡棉力。當初我製作「低限的無限」時，就完全是基於這股對藝術的熱誠，多少年來我們冀盼著一座現代美術館的建造；我們期許著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之餘，精神層面也能相對的提升，好讓暴發戶的社會形象能增添些許斯文；我們巴望著文化沙漠從此綠意盎然，能重現歷史文化的光輝；我們更祈求著美術館能成為現代藝術文化中心，能展現出我們這一時代，這一地區的精神特質──民主、自由、進步、和樂，和人性的光輝。我和許多藝術界的同仁一樣，費盡心思，不計辛苦，不計耗貲，全神投注於創作，為了我們自己的藝術殿堂，為了我們自己的榮譽和信心。

　　美術館開幕之初，確是氣象萬千，極一時之盛，令人振奮。雕塑在過去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藝術中表現最弱一環的，卻突現蓬勃氣勢，觀賞者目光為之一震。我們也的確暗自慶幸從此有個適當的環境，好讓從事雕塑的藝術家一展才智。

　　十分遺憾，就在這短短不到兩年之間，館方由於制度不全，人事繁亂，法令疏忽，知識欠缺，管理不善和措施不當的種種原因，鬧出了許多難以令人置信的醜聞醜事，藝術界雖多所指責，卻不見改善，且每況愈下，實感失望！

　　幾十年來我們對於「紅色的恐懼」，不由於共黨苛政所致，反而是由於我們自己反共意識在行為上的誤導所引起，許多基層單位主管往往假冒上級指令，對部屬和民間藝術工作者，加以種種毋須有的限制，施以紅色的恐嚇。我們不能因此而自誤，而且一誤再誤，以致產生長期的心理缺陷，造成了自身許多不可彌補的損失，我敢相信，你也有同感。

　　拙作所遭受的不幸，雖屬個人事件，卻正是反映了幾十年來我們依然不能以健康的心態對紅色作理性而客觀的認識，如果還是這樣，真不知道我們怎樣復國？怎樣面對橫逆？作品就是這樣由紅色改塗銀白色，它的命運恐怕還不止於此，拆毀、或搬走，難卜，因為至今還不見有關單位出面處理，會不會處理？怎樣處理？都是疑問，也許不聞不問，不了了之，我個人的權益並不重要，但這事對社會大眾應該要有所交代，紅色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如果沒有問題，又為什麼要改？到底有沒有人管？誰來管？

　　連日來民意代表在議會的質詢，據報導政府官員依舊因循，唐塞和敷衍，掩飾和袒護下屬的不法行為。難道這樣就是民主議會政治的最高效能？對老百姓就此交代了？如果我要為爭回公道而「鬧事」？怎樣鬧？從此被誣為一個愛鬧事的人？抑是成為一個紅色的犧牲者？

　　如果我魯莽、不敬、冒犯了你，一切無非都是為了藝術、文化、理念和一種不滅的意志投下無盡的關注，情急心焦，難免失態，希望你體會和諒解，不盡感謝！

　　祝你

　　　　健康快樂　　李再鈐　敬上　九月十五日

　　從祖師爺開始吧！

龍老師：收信平安！

　　常常拜讀您的文章，每每心神大振。今日「人間副刊」又見──「不會『鬧事』的一代」，於我心有戚戚焉，沉思良久。我對我這一代的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思想體系，心智人格的發展，有許多不滿。今日，終於見到有人代我說出內心的話，（應該是代所有年輕人說出內心的話），謝謝您。

　　其實，不是我們「不會」鬧事，而是我們「不敢」鬧事。小時候，父母禁止我們「鬧事」──小孩子懂什麼，大人在說話，小孩子少嚕嗦！入學後，接受「斯巴達」教育，大家行動一致，思想一致，朝著導師為我們設定好的「模式」去發展。老師惟恐學生「鬧事」，若有「見解獨特」、「思想突出」者，視為「大逆不道」，將「鬧事」學生稱為「問題學生」。

　　您說學生缺少獨立思考的精神，試問，又有幾個老師有獨立思考的精神？老師們也是接受「師祖」設定好的「模式」發展，將師祖們那一套一成不變地灌注在這一代年輕人身上。可惜，師祖們本身也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

　　我師大數學系畢業後，實習一年，現入伍軍中。實習期間擔任國中管理組長一職，深深體會到所謂「師道尊嚴」的威力。校長的話就是聖旨，導師的話就是校規。學生從不考慮這種規定是否合理，若有學生敢「反應」便視為問題學生，若有以身試「法」者，立刻記過處分。學生個個惟命是從，不敢妄加「蠢動」。

　　某師解題時，明明是計算錯誤，答案與「標準答案」不符，某師一聲令下，全班立刻「修正」標準答案。學生提出一難題請教，老師明明不會做，卻總是不慌不忙的說：這題是高中範圍，以後高中老師自然會教你們！或是修改題目：這題缺少ＸＸ條件……。老師們從不「認錯」從不「服輸」。學生們也從不「思考」。

　　我個人覺得不應責怪一般年輕人，他們從小到大，根本就不知道他們「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權利）。要怪就怪師大的教授們吧！臺灣的教育「失敗」，他們要負百分之九十的責任，因為他們沒把我們這群「教育尖兵」教好！您不妨調查師大學生有幾人能獨立思考！師大學生的唯一休閒活動是家教。中美斷交當天中午臺大校園到處貼滿了抗議標語，而師大仍保持著最高品質──靜悄悄。

　　大四時，導師要求我們的教學方法解題型式必須與他一模一樣，不從者冠以「拒絕學習」的罪名，「驅逐出境」，「明年再來」，學生敢「造反」嗎？

　　原諒我「毀詆」母校，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誠心盼望我們能教育出「會鬧事」的下一代。

　　誠心盼望師大的教授們能教育出有獨立思考的老師，至於如何改進臺灣當前教育缺失，那是李部長的事，我只知道以後（退伍後）做好老師的「本分」

　　祝您

　　　　常常鬧事

　　　　　九月三日

　　乖一點好

龍小姐：你好：

　　今天看了在中時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不會「鬧事」的一代──恰巧觸及我內心兩年來的話匣，因而不得不站出來，說幾句反調的看法。

　　首先我非常不同意，我們這一代是屬於沉默、享樂的。就我所知，所交的朋友都非常熱愛這個國家，也很關心這社會。在大學時代，我們就常為某些尖銳、敏感的問題，爭的面紅耳赤，也常不滿當局的某些作為。但說歸說，關心歸關心，我們仍認為我們的一些結論只是空談而已。

　　說到此，您多少可想像到我就是您筆下所描繪的那種年輕人──一副以肩負起天下大任的優秀青年自居。所以我成了不把心放在教科書上，而醉心於國家大事，關心社會問題的畸形生。因而在大學時代，常參與黨部活動、推行黨部工作。課暇之餘，我仍參加了社會工作服務團。當時我和其他伙伴完全沒有考慮到往後的出路，那時只憑一股熱忱、一份傻勁。

　　雖然大學四年培養了我遇事獨立思考的習性和當了一個滿富理想的青年。但畢業後，除了一張七十幾分的成績單及不專精的外語外，我沒有一技之長。所以在這地小人稠，競爭強烈的工商社會，我這學文的雕蟲小技當然也要被淘汰了。因而才落的今天這下場，仍窩在家裏當一隻寄生蟲，吃父母閒飯。

　　還好我只是個女的，將來要嫁人。若是一位和我一樣在師長、學者的鼓吹、影響下，盲目走過來的男青年，我不知，他內心有何感受？因為往後他須另創一番屬於他自己要走的路：平凡的工作、賺錢、娶妻養家……等，那又要付出多少代價？同樣一條路，與其付出好幾倍的歲月、代價，不如正當、聽話的走過來，不搞這些名堂，不去踏過鬧事的階段，或許更有助於家庭、社會、國家。

　　所以我想以一位過來人的身份，勸導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還是安份守己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若是學生，先把份內的書讀好。若是社會青年，就默默為這社會盡一份力量。等往後自己有了能力，有了資格在社會上立一足之地，再具體的參與國家大事，關心社會問題。不管今天你們從事的是勞心或勞力的工作，總比我這個往日天天褂在嘴上「國家」「社會」的空中人，要踏實多了！

　　曾盲目摸索過來的我，今天因無所適從，天天為找尋工作的事而煩惱痛苦，還談什麼理想、抱負呢？想考研究所的社會系，但簡章裏卻限制一定要相關科系才能報考時，我只有放棄的份。雖然我滿腔的理想，我想藉著在校所學，在教育界播種出國家未來的幼苗，但因沒修「教育學分」，而不得不離開那些喜愛我的學生。因為這社會是講究「資格」的時代！「資格」，請記住「資格」！

　　如果不能教育他們，只有不理他們

龍小姐：

　　您好！對不起，我想應該稱呼您龍教授。看了您的「自白」，我也深感訝異。本來我以為輕視「女性」，只是知識層次較低的地方才會發生的，（我是工廠作業員）沒想到所謂的知識份子也有這種觀念，真是叫人遺憾。

　　知識是沒有性別的，知識的獲取也應該不分性別而只是理解能力的差異吧了！也許有些人還忘不了幾千年男尊女卑的習慣。龍教授您大可不必為了那些沒跨出過象牙塔的人生氣。對那些無知的人，如果不能教育他們，只有不理他們了。希望您繼續努力，為我們女生出口氣。

　　謝謝您看完這封信，耽誤您寶貴的時間，我們的時間一小時值二十多元，您一定無法想像的，我相信只要多一些像您有獨到見解的女鬥士，那女生的地位就可提高一點。再一次抱歉，我沒唸什麼書，只想說說一點心意。

　　　　　　七十四、九、廿二

　　女人自輕

龍教授：

　　今天我在中國時報的副刊上看到您的文章──自白，心中感到十分慚愧，您說的都是實情，更何況我也是「女的」。

　　以前，我不知您也是女性，常把您想成一名威武的男士，有一天，我從報上得知你的演講會吸引了很多人，有一張照片是一個女人綁了一個馬尾，我懷疑那是「龍教授」，看來自古人們輕視女子，連我也不例外，自輕，我羞愧極了！

　　不知從何時開始，還是從「有人」就開始，大家的觀念中「女人」應該待在家裏，做好媽媽、好太太、好媳婦等等，賢妻良母世所公認，「每一位成功的男人，後面一定有一位偉大的女性」，種種說明「女人」是不宜露面的，適合默默耕紜……

　　別人加諸於您的種種，讓我深深感到惋惜，一樣是人，為何不能坦然接受他人的成就，我得知您是「女性」，使我對您更加佩服，同樣的工作，由女性來作，往往能力要超出男性更多才行，否則，根本沒有機會來爭取，您是夠堅強的了，在此，我為你加油，迎接更多的挑戰。

　　　　祝

　　健　康　快　樂

　　　　　　　七十四、九、廿四

　　　輯　三──行萬里路

　　龍應台這個人　　胡美麗

　　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揹著書包一塊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揹著書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只好去爬戲院的後牆。裙子都扯破了，土頭土臉的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十歲大的女孩。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麼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的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的看。放學之後，我把頭髮捲起來，換上花俏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只用她純淨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麼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歡我。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

　　龍應台的回答：

　　「你有這麼壞嗎？」

　　※※※

　　一九七〇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系。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聰明。

　　※※※

　　廿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裏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裏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你想臺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彆扭嗎？」

　　三十歲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她的來信仍舊很殷勤，帶點日記的味道：

　　※※※

　　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髒球鞋的模樣在教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裏的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草堆裏潮濕的腐木都蓋上了黃色的楓葉。

　　我坐下來，陷入乾葉堆裏。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三十歲真好！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臺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

　　※※※

　　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水塘裏，激起相當的震盪。「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布告欄中張貼。

　　※※※※※※

　　　一把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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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台，讀者對「野火」專欄的反應你滿意嗎？

　　★

　　收到的來信的確很多。從「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來，我幾乎還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樣子。來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卻採取一種自衛的態度，把我對臺灣的批評看作攻擊。我說臺灣髒亂，他就說：怎麼樣？外國月亮圓是不是？！我說我們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說：怎麼，外國就沒有問題是不是？！

　　這一類人非常感情用事，沒有自剖自省的勇氣與理性，常使我覺得沮喪。所幸這是少數。我們的年輕人卻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很有希望。

　　★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國的月亮圓」的傾向呢？有人批評你說，你拿臺灣和歐美比較，臺灣當然顯得落後；可是如果和印度或東南亞一些國家比，臺灣其實可愛得很。你說呢？

　　★

　　我計厭這種自慰心理。當然有些國家比臺灣好，有許多比臺灣差；但是為什麼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國的月亮圓。別人確實比我們乾淨，別人確實尊重古蹟，別人確實珍惜自然生態──我就不能不說，因為我們要警惕、要學習。至於因為說了別人好，而被指為「不愛國」或「崇洋」等等，那也無所謂。

　　★

　　你能夠分析為什麼你的文章吸引人嗎？

　　★

　　也不見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愛看的。在內容上，許多人受「野火」吸引，因為覺得它「敢說話」。但是這個理由令我覺得悲哀。在一個真正基於民意的民主社會裏，「敢說話」應該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人人都有權利「敢說話」，人人都「敢說話」。我以「敢說話」而受到讚美，對這個社會其實是個諷刺。

　　至於寫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讀，可能與我「求真」的原則有關。

　　我盡量不用辭句美麗而意義空洞的語言，譬如什麼「人生燦爛的花朵」或什麼「青春的滋味」之類。我也不用成語；熟爛的成語在讀者腦中會自然滑過，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訓練出來的作品風格上差異很大；也不盡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識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歡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說最抽象的觀念時，也希望用最具體的生活經驗與語言來表達。

　　是不是做到了當然不見得。這也不是唯一的寫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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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評的材料會不會寫完？怕不怕重複？讀者會不會對你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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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讀者當然會厭倦，那就表示我應該停筆。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如不寫。

　　★

　　你對臺灣的言論自由尺度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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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遠見的知識份子都不應該對現有尺度覺得「滿意」，除非他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誠實的勇氣。

　　★

　　那麼「野火集」又能怎麼樣？

　　★

　　也不見得能怎麼樣。不過，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譬如省農會對養豬戶片面解約的事，我所關注的不是農林廳應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老百姓對政府的觀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寫作的人也不問成果吧！？做了再說。

　　★

　　你並不在意別人說你很「擅於推銷自己」？

　　★

　　我若有心推銷自己，大概就不會推辭掉那麼多人要求我演講、座談、上電視、訪問了。不過你說的不錯，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我認為「龍應台評小說」是本重要的好書，我就說它重要、說它好。並不因為它剛巧是我自己寫的就特意去謙虛掩飾。我覺得特意的謙遜，目的在迎合傳統、迎合大眾的期望；我對迎合沒有興趣。如果因為我不願意作假，而說我擅於「推銷」或「狂妄」，也悉聽尊便。

　　我的人生裏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揣測別人對我的看法與評價；該做的事太多了。

　　★

　　譬如什麼？

　　★

　　譬如在夜裏聽雨，譬如和喜歡的人牽著手散步，譬如聽一支不俗氣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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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覺龍應台是個女的，大家都吃一驚。在行文之中，你會不會有意掩藏你的性別？

　　※※※

　　女人！女人！

　　把我當作男性，固然是因為「龍應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卻因為我的文章是屬於理性、知性的。我們的社會把男女定型，認為男的剛，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寫風花雪月、眼淚愛情不可。就讓我的文章風格作為一種反證吧！你說它是對這種男女定型傳統觀念的挑戰也未嘗不可。要講「軟」的作品，無名氏的愛情小說不「軟」嗎？怎麼不稱他為「女」作家呢？

　　「軟」作品並不等於「壞」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別來區分；我們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堅強理智的女人，都沒什麼不對。至於認為只有男人寫得出思考縝密、筆鋒銳利的文章來，那是愚蠢無知的偏見。

　　不過，男女問題好像是你胡美麗的領域──怎麼問我呢？我對女權不女權的沒有什麼興趣！臺灣的婦女好像蠻平等的嘛！我有個男同事就常說：你看，賈母不是掌大權的嗎？婆婆的地位不尊貴嗎？中國根本就是個母系社會。

　　★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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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激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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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種話的男人簡直缺乏大腦。他不想想看賈母的權是熬過多少年、多少階層的痛苦而來的？在沒有變成虎姑婆之前，哪個女人不是從女兒、媳婦、妻子、母親一步步過來？掌權之前她過什麼樣的生活？更何況，掌權之後的婆婆也倒過來磨媳婦，使另一個女人受苦。用這個例子來證明中國傳統男女平等簡直是幼稚。

　　★

　　聽說你也常收讀者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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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女性來信大多表示喜歡。年輕的男人有時候會寫「胡美麗我愛你」──很誠懇的。年齡大一點的男人就會寫侮辱性質的信，用很難聽的字眼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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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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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也不。這些人罵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沒有這樣的阻力，胡美麗的文章也就沒什麼稀奇了。

　　可是當女性來信支持我的觀念，我就很快樂；表示臺灣逐漸的在形成一個新女性的自覺；很慢很慢，但是比沒有好。

　　喂，到底是誰在訪問誰？龍應台。你別喧賓奪主。談談你的異國婚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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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開。

　　★

　　你為什麼嫁給一個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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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聽交響樂？那是「外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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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中國男人沒有興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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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博士，結了婚的女人還談對男人的興趣嗎？你是不是缺乏一點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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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迂腐！迂腐！迂腐！

　　結婚並不是賣身、賣靈魂。受異性吸引的本能不會在你發了誓、簽了約之後就消滅了。結了婚的女人當然有權利同時喜歡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過，為了保護她當初的選擇，她或許不願意讓那份「喜歡」發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盡可以與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談心的知交。他們可以坐在咖啡屋裏聊天，可以去看場電影；總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親近的交往。

　　我不能想像一對年輕男女結婚簽約之後就說：從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與異性的來往一刀兩斷，以後的一輩子，不再有異性感情的存在。

　　這種囚禁式的關係不是很可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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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許許多多的女性雜誌及電視臺都找過你，想作訪問，你都堅持不肯「曝光」，為什麼？

　　★

　　我不像你呀，至少還出了一本書，有一點成果，我才寫了那麼零星幾篇短文，算得了什麼。我覺得我根本還沒有出來「曝光」的份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麗還有些「爆炸性」的題目要寫──譬如性；寫出來大概罵我的人會更多一點。現在就出來演講座談的，等於自找麻煩。我希望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寫作。

　　★

　　你喜歡「胡美麗」這個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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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極了，因為它俗氣；人有俗氣的權利。「胡美麗」也是「不美麗」的意思，代表我。

　　還是談龍應台好不好？

　　※※※

　　　掛銅鈴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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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台評小說」已經印到了第六版，還上了金石堂的暢銷書單，出版界的人士說批評的書賣得這樣好非常難得。你的反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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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書評其實抱著一個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動臺灣的批評風氣，開始一個鋒利而不失公平、嚴肅卻不失活潑的書評，而且希望突破文壇的小圈圈，把書評打入社會大眾的觀念裏去。「龍應台評小說」有人買，使我發覺或許這個野心並不那麼「狂妄」，或許臺灣確實有足夠的知性讀者，了解書評的重要。

　　我很快樂，知道自己在為臺灣文學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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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書能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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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有起步就好。我一個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於大海，太渺小。可是這樣一本書傳遞了幾個重要的訊息：它告訴出版商，只要寫得好，批評也是有市場的，那麼出版商就比較願意出批評的書。它告訴有能力寫評論的作者：批評是可以有讀者的，使作者願意寫大都認為吃力不討好的評論。它更告訴讀者：文學批評並不一定枯燥可厭。

　　我迫切的，迫切的希望多一點人來加入我的工作：寫嚴格精確的小說批評、詩評、戲劇評，甚至於樂評、畫評。中國人的客氣與虛假不能帶到藝術創作裏來。

　　★

　　你的批評很受文壇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說：龍應台這麼敢直言，因為她是女的──大家對女性還是「寬容」一點。或說，因為她不會在臺灣生根，人事關係就比較不重要。或說，因為她不認識文壇中人，所以沒有人情負擔。更有人說，她有博士學位可恃，當然理直氣壯，你認為呢？

　　★

　　第一點不能成立。我寫了頗長一段時間，大家都以為我是男的；沒有什麼「寬容」可言。

　　說我不認識人、不久居臺灣，所以能暢所欲言，這是對我個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來定居的，我一樣會寫批評。認識了馬森之後（而且很喜歡這個人），我評了他的「孤絕」，照樣「六親不認」。馬森這個作家也很有氣度；他剛巧也同意我對他作的批評，在新版的「孤絕」裡就作了一些更改。

　　會因為我的專業批評而恨我的人，我不會作為朋友；胸襟開闊的人可以作為朋友，也就不會被我得罪。道理很單純。

　　至於說我有博士學位可恃──對呀！作文學批評，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後十年的學術訓練，不恃這個，我就只有膚淺的直覺與不負責任的感覺可言，怎麼能寫批評呢？博士學位沒什麼可恥。

　　總而言之，用各種情況來解釋「為什麼別人能寫批評而我不能」，我覺得，是一個軟弱的藉口。支持一個藝術家的，往往就是一個獨立不移的個性，對人情世故過分屈服，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

　　★

　　你很自負？

　　★

　　一點也不！柏楊在好幾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呼籲書評的重要。他說了一個故事：幾隻小老鼠開會討論如何對付一隻兇貓；最好的方法是在貓脖子上掛個銅鈴，那麼貓一來銅鈴就叮噹作響，小鼠兒就可以躲起來。

　　主意是好極了。卻行不通──誰去往貓脖子上掛銅鈴？！

　　我只是個自告奮勇去掛鈴的老鼠──這有什麼了不起？更何況，我不是井底之蛙，以為天只有這麼大。嚴格的文學批評在歐美根本是理所當然的稀鬆常事。我做的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自負的理由。

　　★

　　因為你受的是西方的學術訓練；如果有人說你是以西方的文學理論模式套在中國的作品上。同意這種說法嗎？

　　★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學位而斷定我的批評模式必然是西方的，這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任何對我作品的論斷必須以我寫的白紙黑字為憑，不能以我外在的頭銜或背景下理所當然的結論。

　　至於我是不是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文學，或者更精確的說，以西方理論模式「套」在中國作品上究竟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不那麼簡單。

　　我認為，用西方的某些理論來詮釋中國古典文學，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徵來讀李商隱的詩，確實可以偶而另闢蹊徑，但總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來「評價」古典作品，那就毫無意義，因為文學批評的標準離不開文化傳統的架構。東西文化差異太大，以西方理論來判定中國古典作品的優劣就好像用金髮碧眼三圍的標準來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樣不合理。

　　可是現代作品就不同了。當代的中國作家──看看白先勇、張系國或馬森，甚至於所謂「鄉土」的王禎和、黃春明或陳映真；哪一個沒聽過什麼敘事觀點或意識流，誰不熟悉所謂「存在的意義」或「現代人的孤絕感」？

　　★

　　難道你在說，現代的中國人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

　　不是。譬如張系國的「遊子魂」系列處理的就是中國人特有的難題；劉大任的「杜鵑啼血」也是。我的意思是說，現代的中國作家與西方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通的「語言」，他們所認知的世界不再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世界。中國作家所用的寫作技巧──譬如象徵，譬如內心的獨白等等（想想王文興的「背海的人」）──也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關切的主題──海明威的個人尊嚴或卡夫卡的孤絕感等等──也為中國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評中國現代小說。在這種多面的、開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環境中，我認為我所作的不應該稱作以「西方」理論來評定「中國」作品；應該是，以「現代」理論來審視臺灣「現代」作品。重點不在東西之異，而在現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為東西之間缺乏「共識」；後者可行，因為東西之間有一個共通的語言，那就是屬於現代的寫作技巧與主題。

　　★

　　那麼你現在所用的理論夠用嗎？

　　★

　　就我短程的目標來說，夠用。短程的目標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評風氣打出來，一部一部作品來琢磨針砭。希望更多的人來寫批評。但是就長程目標來說，當然不夠。臺灣必須樹立起獨具一格的批評理論，用來容納東西共同語言之外獨屬中國的情愫。也就是說，中國終究要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評體系來。這，恐怕要許多人十年不斷的共同的努力。

　　★

　　你會出第二本批評嗎？

　　★

　　不知道。

　　一方面，責任感的督促使我覺得必須一篇一篇寫下去。另一方面，我覺得很疲倦。一篇書評要消耗我很多的時間，很大的精力，實在辛苦極了。有一次一位編輯對我說：「你要多寫一點，因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沒時間寫書評！」我啞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寫作只是我的副業，我的正業是教書、帶學生、作學術研究……

　　★

　　報酬也很低，不是嗎？

　　★

　　對，稿費低不說。臺灣有各形各色的小說獎、戲劇獎、詩獎，甚至於文藝理論獎，就是沒有批評獎！我現在寫批評除了一點責任感的驅使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推力要我繼續。我很希望有兩件事發生：第一是有人設置一個批評獎，用很重的獎金來鼓勵批評的興起。第二是有人給我一筆學術經費（ｇｒａｎｔ），與我定個契約，專門讓我寫書評。我可以用這個錢來買書，找資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這種實際的力量來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獻身批評的人），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來。靠一點個人的「責任感」，太不可靠了。

　　※※※

　　　胡美麗與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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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開場合，你為什麼從不承認你和我胡美麗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侶？

　　★

　　我並不完全喜歡你。你有女人的虛榮心：喜歡美麗的衣裙，喜歡男人，喜歡男人的愛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而且語言潑辣大膽，帶點驕橫。我寫文章的時候，並不自覺是「女性」，而是一個沒有性別、只有頭腦的純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

　　笑話！我才看不慣你那個道德家、大教授的派頭。難道寫「野火集」的人就不會有優柔寡斷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認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內在，你在隱藏自己吧？！

　　★

　　或許。隨你怎麼說。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新書月刊」

　　行萬里路

　　出國十年後，在紐約辭了職，賣了家當回國，朋友驚訝的問：真的回去？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不是為了愛國愛民，也不為什麼服務鄉梓，造福社會；一個文學教授有多大能耐我沒有把握，熱情的高調唱來也不好意思。回國，只是很溫情主義的想念夏日裏恍惚飄漾的茉莉花香。

　　為了採集印象，我們決定繞個大圈子回家：以臺北做最後一站。從紐約出發，德國，是第一站。

　　※※※

　　　巴伐利亞

　　在西德，我是常客了。每一回從美國飛來──不管是從平野遼闊的中西部或十里紅塵的紐約市──一離開法蘭克福機場，進入郊區，就衝動的想說：哎，德國怎麼這麼漂亮？！

　　在美德之間每年來來去去，每一回都有這種感覺，卻又說不上來為什麼。這一次，我用心看著，突然有了領會。

　　美國的壯闊得天獨厚，自然景觀從沙漠峽谷到鱷魚叢林，變化無窮，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國的美不在它粗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耘墾植，哪有「原始」的餘地！德國的美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環境裏。

　　野生紅艷的罌粟花沿著公路密密的長著，高挺挺的在風裏搖曳。從車裏往外望，大地是一片綠色的絨毯，一波一波溫柔的起伏。深綠的松樹林襯著青翠的麥田，壯碩的婦女騎著腳踏車打田埂過，車後載著竹籃。山坡凹處就有個村落，先入眼簾的當然是教堂的尖塔，村屋紅瓦的屋頂、白漆的牆，三三兩兩圍繞著教堂。走近點，看見家家戶戶明亮乾淨的玻璃窗，窗內掛著雪白的紗簾，窗台上一盆盆火紅耀眼的海棠花在綠叢中怒放。走走看看，家家都是清亮透明的玻璃窗，窗窗都有熱鬧鮮紅的海棠花。

　　巴伐利亞的村落美得寧靜，美得諧調。紅頂的住家和山坡上的松林相映襯，像一幅畫裏不可少的兩抹顏色。文明和大自然和諧的構成一個整體。

　　美國的村鎮一般就缺少這份諧調的美感。一片綿延的田野上會猛然冒出一棟孤立的住宅，車行數里，又有一家。即使在密集的鎮裏，住屋也各形各狀，教堂三三兩兩的，格調不一。一棟古色古香的老石屋旁，也許是座張牙舞爪的現代派建築。美國的歷史背景似乎也反映在它村鎮的面貌中；這些村鎮，就像一群不同背景的人偶爾湊在一起，各造各的房子，各選各的家。結果呢？房屋街道雖然劃分整齊，因為色彩、格調的各自為政，看起來就像一堆小孩玩過的木積，不經心灑了一地。

　　相反的，德國人受一、兩千年共同歷史文化的熏陶，在教堂尖塔、紅瓦白牆和繞城的綠野中就現出一個整體的氣質來。為了維持那份諧調的美感，德國政府對建築有非常嚴格的限制。古屋不能隨便拆除或改建，建築的格調必須事先經過審核，在一個千年歷史風格古典的村落裏，譬如說，就不太能出現一棟光怪陸離的現代作品，以免破壞諧調。也因此，儘管經濟、科技的發達，德國仍舊有許多城鎮保留著中古世紀的風貌；石板路狹窄曲折，城牆上青藤蔓爬，綠苔斑斑，古意可愛。

　　※※※

　　　誰也買不到萊茵河

　　這個國家環境的美好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工業和都市的發展對純樸的自然造成很大的威脅。為了保護環境，防止都市無限的蔓延擴張，德國人寧可犧牲一些個人自由。在住宅區外的綠野山林，即使屬私人所有，地主沒有建宅的權利。相對的，在美國的限制就小得多。鬱鬱森林中買塊地，誰都可以建造住屋。

　　也許哈得遜河與萊茵河是個很好的代表。哈河波瀾壯闊，氣魄超俗，沿河卻沒有幾段供人漫步賞河的小徑。河濱主要是橫七豎八的鐵軌和黑漆漆的工廠。幽美的河岸不是沒有，卻多變成私人的住宅別墅。偶爾被一條幽深小徑所吸引，踏青兩分鐘，林蔭深處赫然已是侯門大院，「不許私闖」的牌子後面是隱隱約約的水光山色。

　　萊茵河邊靈秀嫵媚，沿岸工廠極少。據說從前鐵軌也是沿河而建，但為了築一條濱河的人行道，政府花了大筆資金將鐵軌往外移上一大段．好讓人無礙的欣賞河光水影。在這裏，私人住宅也不能壟斷山水，兩岸的小徑花木扶疏，綿延幾百里，任何人都能來到水邊，張袖撈一把萊茵河上的清風，探望河裏潔白的天鵝，河邊每一寸土、每一片磚，都屬於渴望自然的大眾。

　　哪一個方式好呢？旅美的德人批評美國人自私自利，不注重公眾的福利。留德的美國人卻抱怨德國的方式不尊重個人權益。一個朋友說：「有錢為的什麼？就為了要買得起河邊一塊土地、一片森林，就是要凡夫俗子的大眾不能進去，有錢才有意義。以德國那種限制，錢再多也沒有意思！」

　　因為我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份，我不能不偏愛德國的環境。現代文明所製造的汙染和緊張，使青翠的大自然成為僅有的安慰。在德國，我可以隨興踏進深邃的松林裏，呼吸原始的氣息；行到金黃色的麥田邊，坐在青苔滿佈的石塊上，可以望盡風動的草原，感覺混沌的自然與蒙垢的我畢竟仍是息息相通的一體。在我尋求野氣的時候，我不願看見「不許擅入」的木牌將山光佔為己有，更不願有鐵絲網擋住我沾滿泥草的行腳。

　　臺灣仍舊山明水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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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

　　出了德國南境，我們開進奧地利。奧國的邊境守衛永遠是最和善可親的；與世無爭的國家，誰來都歡迎。

　　車子在阿爾卑斯山中蜿蜒而行，順著淙淙的泉水。出了奧國，進入義大利。

　　義國北角其實是德語區，一次大戰前仍屬奧地利，戰後卻被「送」給義大利，種下禍根。這些奧人不與義人認同，激進份子更採取暴力行動與義政府作對。許多男人胸前繫著藍布褂，外人看起來，還以為滿街都是屠夫菜販，其實那塊藍布是抗議的標誌。

　　我們的車子被一隊全副武裝、神情凶狠緊張的警察攔了下來，檢查護照。華德告訴我：「他們在搜恐怖分子。」

　　坐在啤酒店裡，胖嘟嘟，繫著圍裙的女房東正在擦酒杯。

　　「妳喜歡義大利人嗎？」我問她。

　　她嗤之以鼻，用鄉音很重的德語說：「誰喜歡他們？義大利人都是賊，又髒，住到哪，垃圾就到哪，亂七八糟……誰跟他們一流？！」

　　在加油站碰到一個德國學生，正要到希臘去。

　　「為什麼不在義大利留幾天呢？」

　　他搖搖頭：「沒意思！到處都髒亂，我看了渾身不舒服。他們在公共場所講話又大聲，吵死了。到處都是髒、亂、噪音，受不了──」

　　是德國人對義大利的偏見吧？！義國也屬高度開發的國家，怎麼會「髒亂」呢？

　　離開冷泉淙淙的山區，進入真正義大利區了，交通突然擁擠起來，華德專心開車，我專心看窗外的景致，細細和德國比較──怎麼愈看愈像回到了臺灣，義大利怎麼倒跟臺灣的景觀相似呢？

　　德國和奧國的公路上難得見到一株乾枯的死樹。他們有所謂的「樹醫」，專門照顧生了病的樹，死木破壞美感，所以大概一發覺就拔除了。進入義大利，馬上注意到夾道的綠蔭叢中一兩株枯黃僵硬的樹屍，大概站在路邊也很久了，灰濛濛的。

　　然後注意到垃圾：夾道的樹下不是青翠的芳草，而是骯髒的塑膠袋、廢紙、壓扁的空罐頭，在風裡從路這頭吹到那頭。走近鄉鎮，發覺小河小塘裡沒有雪白的天鵝，只有積垢的死水，蚊蚋叢生。隨便踏進路邊的餐館，嗡嗡的蒼蠅爬在桌子上，揮走了又來。

　　鄉鎮的景觀也缺乏諧調美。綠油油的一頃農田中突出一棟冒煙的工廠，過了工廠也許有幾排住家，住家旁又可能是吵雜的商店市場。房屋的格調也參差不齊；一棟青藤蔓佈的古屋旁站著一片四方塊、塗著水泥、軍營似的醜陋樓房，接著一座太空艙似的現代藝術。如果說美國有些鄉鎮風貌像散置的木積塊，那麼義大利今日的村落就像不留神打翻了的棋盤，一地的亂七八糟。

　　很明顯的，義國的建屋限制和分區（Ｚｏｎｉｎｇ　Ｌａｗ）大概不太嚴格，使都市肆無忌憚的往郊區延伸，且是沒有計劃的延伸，結果呢？放眼看去，看不見整片青翠連綿的曠野，也不見諧調美好的村落，只見張牙舞爪的都市建築把田野割碎，一片很礙眼的雜亂──我突然發覺義大利和臺灣貌似的原因了。

　　義國的一些著名城鎮──羅馬、佛羅倫斯，或是出了羅密歐與茱莉葉的Ｖｅｒｏｎａ，都保存得非常完美，水城威尼斯的靈秀更令人心儀；為什麼現代所建的環境卻如此雜亂粗俗、如此缺乏美感和氣質？悠久的文化對現代的義大利人沒有潛移默化的效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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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跳舞

　　地中海的水平靜而溫暖，我們在沙灘上紮營。夜空裡，星星一個個低垂下來，我們到街上走走，看義大利人晚上做些什麼！

　　很多人家都有葡萄架，月光裡坐著人，葡萄架陰影裡也坐著人，隔著籬笆和鄰人說話，笑聲像風鈴似的在狹窄的巷子裡高高低低。巷子暗暗的，家家戶戶的燈火卻照亮一點生活片斷：正在洗碟子的母親，哭得驚天動地的小兒，蹺著腿看報的男人，鉤毛線衣的老婦人。每一家門都是開的，好像隔鄰的朋友隨時會闖進來串門兒、借鹽巴。

　　這個熱絡的氣氛在乾淨的德國卻是沒有的。公婆的房子──也就是華德長大的家，前前後後、上上下下，總計有三十個門，三十個門都是關的；隨手關門是每個人的習慣。門關了，保障了個人隱私，朋友要闖進來串門兒、借鹽巴，可也就不那麼容易。

　　到了一個鼓樂沸騰的廣場，擠滿了人。拉風琴的小伙子熱烈的奏著輕快的舞曲，一對對男女──漂亮的、肥的、醜的──在水泥地上湊著節拍就跳起舞來。一個禿了頂的矮老頭索性跳到桌子上，誇張的扭起腰來，惹來一陣瘋狂的掌聲。舞曲突然一變，成為優雅的探戈，卻也沒難倒這些義大利人，就跳起探戈來。

　　我無限驚異的看著這群樂陶陶的人：這些都是小鎮的村民，也許是賣菜的小販、切肉的屠夫、做麵包的師傅、清垃圾的工人──他們怎麼這麼會創造生活的情趣？

　　我想到臺灣的村民；在一個有月亮的晚上，他們在做什麼？也在瓜蓬下話桑麻，在穀場上婆娑起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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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

　　帶著朝聖的心情來到這個充滿荒山石礫的古國。世上有多少民族像古希臘人那樣，一方面一派天真的創造出奇如天馬行空的神話，一方面又深沉睿智的寫下無可奈何的悲劇？

　　到雅典、奧林匹克、斯巴達緬懷膜拜之餘，最想看的還是二十世紀的希臘。和中國一樣，它有光榮的過去；和中國一樣，它的現代子孫並不出色；和中國一樣，它也有歷史的包袱。跋涉萬里，我想知道：現代的希臘髒嗎？亂嗎？人民有氣質嗎？文化精緻嗎？

　　從德國、奧國，南下到義大利、希臘，經濟上，愈南，國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髒。希臘的垃圾比義大利又多了一層。每一棵橄欖樹下都有野餐後拋棄的空罐、紙袋；海灘上到處是露營的人前一夜留下來的汙穢；咬了一半的西瓜招來一頭一腦的蒼蠅，每叢樹後大概都有幾團排洩的汙穢和揉縐的衛生紙，在火辣的太陽裏蒸騰。

　　但希臘的髒也許可以辯白：這些垃圾是每年成千上萬的旅客所留下來的，不算是希臘人本身的錯。一般希臘鄉鎮倒還算乾淨。

　　手邊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產之一。美麗的色彩織成協調的圖案，凹凸不平的結，可以想見葡萄架下勞動的雙手。現代的希臘人顯然尚未放棄傳統的鄉土藝術，尚未急功近利的去擁抱塑膠和尼龍的世界。

　　店主微笑的走近來，只請我進去看看，卻不饒舌推銷。轉身離去時，他也許有點失望，卻很文雅的說：「沒關係，多看幾家也好，喜歡再回頭。」我想起義大利的小販，不但漫天開價，而且咄咄逼人，相形之下，這些低姿態的希臘人顯得那麼可愛溫厚。我一口氣買了五條。

　　希臘的販夫走卒，我發覺，也有不俗的氣質。泥灰造的房子也許簡陋，前庭攀爬的綠蔭紅花，在風裡搖曳，卻平添幾分逸趣。海邊的空地，或許沒錢蓋觀光飯店，舖上一層鵝卵石，擱上幾張舊桌椅，卻也成為喝酒賞月的好地方。

　　在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的古城邊有個簡單的營地，種滿了檸檬樹。營主人留著兩撇俾斯麥式的鬍子，沒受過什麼高等教育，也不會任何外國語，卻能背上幾段荷馬的「奧德賽」。我們「手談」投機，同桌喝了幾杯酒，他就就著月光和檸檬絲絲的清香，敲著桌子大聲唱起歌來。唱了一個晚上。

　　在一條荒野上，一個古稀老頭騎頭灰驢子搖搖晃晃而來，看見我們，骨碌溜下驢背，過來搭訕，比手劃腳的，還帶股刺鼻的酒味。華德被逼著讀過九年的古希臘文，現在正派上用場。大概老頭要我們到他的橄欖園裏去吃晚飯。我們不能赴約，他倒也不在意，搖搖擺擺又跨上驢子，一轉身卻聽「碰」的一聲，驢子把老頭摔個四腳朝天，一頭的灰。趕忙扶他起來，他也不在意，醉態可掬的，親了親灰驢的大眼睛，又搖搖晃晃掙扎上去，對我們揮揮手，蹄聲嘀嘀噠噠，消失在野路盡頭。

　　※※※

　　　裸泳的人

　　看過希臘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為什麼會有那樣的神話：也只有這麼神秘、這麼粗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麼出神入化的想像。煙霧濛濛的山從廣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見山的面貌，山卻更顯得深不可測。嶙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無數個幽隱的岩岸，岩岸中的水特別清澈，成為裸泳的天堂。

　　在鵝卵石鋪著睡袋，傍著海水和滿天搖搖欲墜的星子而眠。清晨醒來，已經有三三兩兩的人在海裏浮沉。光著身子涉進水裏，成群結隊，花花綠綠的魚也赤裸的在水裏遊蕩。四周只有天、水、魚與長著青苔的岸石。水，溫柔而清涼。

　　幾個沒穿衣服的人坐在石頭上聊聊天，都是來自雅典的年輕醫生；既是知識分子，我就問個知識分子的問題：「希臘淪落過那麼多次，又受土耳其統治四百年，文化和種族都變了很多──你們還自認是蘇格拉底的後代嗎？」

　　李奧是精神科醫生，有一頭漂亮的黑髮，他說：「希臘政府和一些老學究當然堅持我們是蘇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菸。

　　「可是誰在乎呢？古希臘的成就是古希臘人的光榮，我們若不是他們的子孫，當然沾不了光；說我們是他們的後代，又怎麼樣呢？我們憑什麼拿祖宗的成就來沾沾自喜？現代的希臘人若要驕傲，就必須靠他自己的努力，以他自己現在的成就而驕傲；硬攀著祖宗的光榮未免太沒出息──老實說，我真不在乎我是誰的代後……」

　　安格拉是婦科醫生，笑起來很有蘇菲亞羅蘭的韻味。她轉過來問我：

　　「你們中國人呢？」

　　中國人嗎？我不能說，我離家太久了，正要回去看看。

　　　　　原載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國世界日報」

　　龍應台寫作年表

　　一九四九年　父母渡海來臺灣。

　　一九五二年　在高雄縣大寮鄉水源地出世。

　　一九五八年　讀高雄巿鹽埕示範國小。升學制度下一些可怕的經驗在「蝴蝶結」中敘述。

　　一九六四年　轉學至苗栗縣苑裡國小；上苑裡初中，在鄉間度過最生機活潑的兩年。

　　一九六七年　讀臺南女中。

　　一九六九年　進入成功大學外文系。

　　一九七五年　九月，留學美國，攻讀英美文學。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獲得博士學位。在紐約巿立大學及梅西大學英文系任教。

　　一九八三年　八月，回國。任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客座副教授。

　　一九八四年　三月，第一次投稿「新書月刊」。批評「孽子」。

　　　　　　十一月，「新書月刊」「龍應台專欄」開始。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一九八五年　三月，「野火集」專欄開始。

　　　　　　六月，「龍應台評小說」由爾雅出版。

　　　　　　八月，轉任淡江大學。

　　　　　　十月，「龍應台評小說」專欄每月中旬刊自立晚報。

　　　　　　十二月，「野火集」由圓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