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高陽
歷史公案唯有歷史能裁判──代序
卷首語──明末四公子
陳貞慧
侯方域
方以智
冒辟疆

《明末四公子》高陽

《二○一六年五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代序──明末四公子：陳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

　　附：《明末四公子》：並非不入流的歷史戲說歲月如詩「文章憎命達，詩酒風流李太白；才學著書多，古今殷鑑羅貫中。」這是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的友人在他離世時贈送的輓聯，這副輓聯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高陽的才華橫溢和在歷史小說上的成就。在當今世界華人文學圈中的知名度，可以與金庸相提並論的，恐怕就只有高陽了。

　　高陽，出生在杭州一個曾經顯赫的書香門第之家，由於家學淵源，自小耳濡目染，積累了豐厚的歷史功底。看看他自撰的一枚閒章「酒子書妻車奴餚妾」，就可以知道書籍在他生活中的地位了。涉獵廣泛的高陽，把前人的筆記、野史、雜著、詩文都可以引申開來，成為創作的素材。他的每部小說，都猶如展開一個當時的歷史畫卷的一角，裡面的風土人情都是有據可查的，更為可貴的是，故事人物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故事情節的高潮迭起，都讓人不得不繼續去追看。

　　記得以前讀義山的《錦瑟》，總覺得有一種非常震撼的美麗，常常想著，在它的後面一定潛藏著一個動人的情愛故事的。讀到許多人對這首無題詩的破譯，都覺得十分牽強附會。直到讀到高陽的長篇歷史小說《鳳尾香羅》，才覺得豁然開朗。故事中，當妻子懷孕的時候，優柔寡斷的李商隱喜歡上了妻妹十七姨，花樣年華的十七姨，性情柔順，精通詩韻，情願不要任何名分也要跟義山在一起。可是，當家人支持的時候，義山卻臨陣退卻了，在他的沉默無言中，十七姨嫁給了一個陌生的男子楊九郎。在楊家飽受折磨的十七姨在一個深夜辭世，又是一個紅顏薄命的驗證。「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是何等絢麗的情愛，何等不可挽回的悔恨，沉醉在過往的李商隱吟誦出了這首感動了數代人的無題詩。

　　對清、明歷史好些細節都非常熟悉的高陽，寫起文史考據著作，依然是相當有趣的。翻開《明末四公子》，看看他對公子之名的解說，從詩經出現的公子開始追溯，古今四公子，除戰國四君子外，文采風流，冠絕一時的，非明末四公子莫屬。有時，他也會心血來潮地杜撰一句，公子有真假之分，紈絝子弟是假公子云云。讓你恨不得一早讀完全書，領略真公子的風範。從家世最好的陳貞慧談起，次第論述的有出生「戍籍」的侯方域、人品高潔的方以智，以及當時的第一美男子冒辟疆。在冒辟疆篇裡，高陽從流傳最廣的據說是冒辟疆追憶愛姬董小宛而寫的《影梅庵憶語》裡，考證出冒辟疆與陳圓圓也有婚嫁之約。要知道冒辟疆是當時第一美男子，陳圓圓與他一見傾心原本不足為怪的。可惜的是，紅顏薄命，陳圓圓在混亂之中被劫，這段好姻緣還沒有開始就不得不結束了。到了清末同光年間，許多所謂的公子不過是靠著父兄的餘蔭，聲色犬馬而已，就是高陽說的假公子。即使其中出類拔萃的清末四公子，也已經與明末四公子不可同日而語了。對於清史爛熟於胸的高陽，寫起《清末四公子》來，駕輕就熟的文筆，豐厚的史料分析，不得不讓人佩服。又有誰可以說高陽的作品只能是不入流的戲說呢？

　　在高陽描寫愛情故事的書中，無論是青樓女子，還是大家閨秀，在追求真愛的時候，都有著巾幗不讓鬚眉的勇氣。那些女兒心都有著水樣的純潔，高陽似乎也是懷著同寶玉一樣的對女子珍愛的情懷。他曾說：曹雪芹如何創造了寶玉這個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寶玉要來得有趣味，其中字字看來皆是血。這就是他寫《紅樓夢斷》四冊的動機，難怪故事裡總瀰漫著一種淒涼惆悵的氛圍，這種惘然失落的感覺也在他的《曹雪芹別傳》等系列中延續。

　　同是一種對女子的執著，寫過一百多部長篇歷史小說，大量的詩詞、考據、散文和一些當代生活題材的江南才子高陽，也企盼著找到自己心目中的佳人，為了追求心愛的女子，他不惜賣斷版權來買了豪華的轎車送給她。這也是他閒章中所說的甘心當車奴吧。

　　可是造化總是弄人，為情欠債的高陽並沒有得到佳人的芳心。這次戀情引起了財務狀況的窘迫，影響到他後來的婚姻。一直以來，對高陽始終不離不棄的還是美酒佳餚，這也是另一種瀟灑無羈的名士風流的寫照。幸運的是，離婚後的高陽在孤寂中找到了一位善良溫柔的情侶，這段沒有任何名分的情感陪伴著高陽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九年，給了他最後的慰藉。

　　《新京報》2004年4月16日

歷史公案唯有歷史能裁判──代序

　　六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報》第三版，刊出台北地院庭長薛爾毅先生、推事楊仁壽先生兩篇「誹韓」案的文章，對於薩孟武先生指此案為「文字獄」，皆極力否認。法官不願擔此惡名，用心可敬。但此案無論從那方面看，法院一經受理，並如此定讞，確是名副其實的文字獄。所不同者，判罰金與族誅而已。

　　凡是研究歷史，並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文體，企圖重現歷史面貌者，由於有此判例，可說無一倖免地都已「誤蹈法網」。而且以後除非不動筆，一動筆仍難免「誤蹈法網」。如是，就會產生下列的恐懼：

　　一、不知甚麼時候會接到誹謗官司的傳票。

　　二、如果原告向檢察官呈訴，還有倖免於不起訴處分的可能；若是自訴，即須答辯，舉證以明其為真實，可望不罰。這個答辯狀，實際上是一篇考據；一等一的大律師都無法代撰，因為道不同之故。

　　三、考據文章的舉證，實際不是解釋一個證據或者說明此一證據對於支持其所作假設的重要性。而法律上的舉證，往往證據的本身就說明了一切。甲告乙欠債不還，乙說根本不欠甲的債；甲以借據呈堂，不必開口，是非自明。考據文章的舉證，如果是這樣簡單，又何貴乎考據？是故答辯狀做得再好，恐法律上的效力仍不夠強，因而有被罰之危！

　　在這樣的情況下，請問憲法第十一條、第十五條對言論、著作自由及工作權的保障何在？

　　我不願說此案之成立，有蔑視人權之嫌。但此一判例確實影響法治的推行，因為它違反了中國司法制度上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刑期無刑！」司法行政部頻年致力於疏減訟源；而此判例的效果，適得其反。「指控死者的誹謗案」，由於不構成誣告而反坐，亦不必正面舉證，且判決結果不論如何，皆於其無損而有博得「孝思不匱」的好處，這樣便宜的官司，為何不打？

　　打到這種官司，被告固然很慘，法官亦不輕鬆。看一篇精微的考據文章，畢竟需要有相當的史學修養。作為一個讀者，可以不求甚解，文字獄的法官，要判斷是非曲直，自先須對答辯的文字徹底了解。法官現在的工作量甚重，而辦這樣一件案子，又不是量重的問題，判決錯誤即構成學術上的爭議，法庭之內定讞，法庭之外的筆墨官司，方興未艾，我不相信對這位法官的工作情緒不會有不良的影響。

　　我完全贊成薩孟武先生的主張，像這種案子，法院根本不應該受理。如今不但已受理，且已判決原告勝訴，然則應該如何救濟？我認為最高檢察長應提出非常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因為「誹韓」案的原告，是否具有告訴權，並未確定。

　　此案的原告韓思道，是韓愈的第三十九代「直系血緣卑親屬」，這個資格的認定，需有確實的證據，韓思道應該提出他的家譜；並經譜系專家鑑定，在這三十九代之中，有無旁系繼承關係，構成了類如「擬制血親」，則顯非「直系」。其他就不必談了，這是一個前提。真正的問題是，楊仁壽推事所說的：「只要係『直系血親』，其究屬幾十代，甚或幾百代子孫，均所不問，一概有告訴權。」照此說來，有告訴權就有繼承權，我們做個假定，某地忽然出土了一件屬於韓愈生前所有的文物，韓思道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款，要求行使繼承權；並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請求返還所有權，請問楊推事應該如何判決？又民法親屬編第五章扶養，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三款，「兄弟姐妹相互間」，有「互負扶養之義務」，乃今有另一韓愈第三十九代孫，與韓思道為兄弟，合乎第一千一百十七條所規定的條件，要求判令韓思道負起扶養的義務，請問楊推事又如何判決？若以為此「兄弟姐妹間」乃指同胞手足，不錯，但旁系血親由直系血親而來，三十九代孫猶可稱「為直系血緣卑親屬」，自是從廣義的解釋，則此處的「兄弟姐妹間」，又何以不循廣義解釋的原則？

　　由此可知，楊推事的見解以及薛爾毅庭長所說：「法律沒有規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沒有高訴權。試問法官可以像寫文章那樣，隨心所欲、創造法律，硬說韓思道沒有高訴權嗎？」實在大有商榷的餘地。果如所言而行，將有貽患無窮的後果。

　　法官不能創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就說：「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現在我不談高訴權、繼承權，以及扶養義務之類，也不談習慣如何，法理如何；只談直系血親的關係，究竟在若干親等以內可稱為直系血親？法律誠然沒有規定，但此一未規定，並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規定。因為法律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之各盡義務，各享權利。是故直系血親當以及身能見、可能發生法律關係者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孫有能力而不扶養高祖，最後只有訴之於法。現在隔了三十九代，請問韓思道跟韓愈有甚麼法律關係可以發生？既無法律關係發生，法律又何須作何規定？

　　再從實質上去研究，直系血親雖亦有親等之分，但不論實體法、訴訟法，提到直系血親，很少加上親等的區分，因為自有倫理為準則，不必法律強作規定。而有特殊規定者，亦必倫理為依歸。茲舉兩例如下：

　　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刑法第二百三十條之妨害風化罪，非左列之人不得告訴：一、本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二、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按刑法第二百三十條：「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相和姦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為三親等旁系血親，倘或和姦，則屬家醜，應由家長來裁斷是否需要採取法律行動，所以特為定此限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條，負扶養義務有數人時，定其履行義務的順序，一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二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書中又規定：「同系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這一條文將中國的倫理表現得非常清楚，兒子養父母是天經地義，如有父有祖，則養父為先，養祖其次，即所謂「以親等近者為先」。照此說法，似乎讓老祖父挨餓，有悖常理，其實不然；因為祖父尚有父親負扶養的義務，為人父者儘可以其子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時，已顧及倫理習慣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瑣細之規定。

　　細看法律，直系血親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親尊親屬享有特權，直系血親卑親屬則有特重的義務，如民法規定「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但直系尊親屬不受後半段的限制，有謀生能力亦可不謀生而責令兒孫扶養。是故對於直系血親的認定應請大法官從嚴解釋，始足以表示對權利、義務關係的重視，強化法治的基礎。如果三十九代的子孫，猶可賦予直系血親所享的告訴權，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權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豈可製造特權份子？

　　最後，我還有不能已於一言者，學術上的問題，非司法所能解決；歷史公案亦唯有歷史能裁判。不僅「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的詩句可以證明，中國向來有褒貶古人的言論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誤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後千秋付史評」。倘或《昌黎集》中有類似的意思透露，則韓思道的告訴，違反所謂「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當受理！

　　※

　　拙作付梓之時，適有所謂「誹韓」案發生，「官司」由法庭打到報上。筆者此文發表於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聯合報》。我之寫作讀歷史人物的文章之態度、目標，約略反映於此文中，爰以代序，藉為讀者了解拙作之一助。

卷首語──明末四公子

　　古今稱謂，沿用不替而涵義亦少變化者不多；「公子」是其一。「公子」之名，最早見於《詩經》，如「振振公子」、「佻佻公子」。「振振」有五解：盛大、仁愛、信義、群飛、得意；衡之公子的風格、行為、形態，盡皆相合，誠為極妙的形容詞。「佻佻」則獨行之貌，與群飛似成矛盾，而其實不然；任性負氣，獨往獨來，恰好寫出公子的作風之另一面。

　　《儀禮》：「諸侯之子稱公子。」擴充其義，則達官貴人之子，皆可稱公子！迄今猶然。但公子有真假之分──此為我杜撰的說法，紈絝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現，不辱家風，能使人敬愛讚羨者，始得為真公子。

　　自戰國末期孟嘗、信陵、平原、春申以來，「四公子」成了一個專門名詞。見於載籍者，如《唐書．周曾傳》：「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珍、姚儋、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韓炎《冒徵君襄墓誌銘》：「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宗方域與先生也。」是為明末四公子；清末亦有四公子：譚嗣同、陳三立、丁惠康、吳保初。譚、陳為世人所熟知；丁惠康則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字叔雅，廣東豐順人，好古琴及宋版書；相當淵博，著有《丁徵君遺集》。吳保初乃平朝鮮李氏之亂的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字彥復，章士釗的岳父；好學能文，著有《北山樓詩集》。清末貴公子甚多，而獨稱譚、陳、丁、吳者，以其有文采之故。

　　民國在北洋時期亦有四公子，皆為名父之子。來台者兩人，一歿於數年前；一猶健在，絢爛之後，久歸平淡，其平生功罪，恐非數百年後不能有定評。

陳貞慧

　　古今四公子，除戰國四君以外，多采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復社中人；出則忠義，入則孝悌，人品高潔；又皆愛賓客，廣交遊，文采風流，冠絕一時。但各人際遇有別，收緣結果，雖皆歸於一「隱」字，而哀樂不同。且從年齡最長的陳貞慧談起。

　　陳貞慧字定生，江蘇宜興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貴，是左都御史陳于庭的兒子。陳于庭字孟諤，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由知縣擢取為御史，先後出巡山西、江西、山東。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過七品，而「代天巡方」，極具權威；看平劇《三堂會審》的王金龍，約略可以想見。陳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強，所至有聲。立朝則天啟不附魏忠賢；崇禎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興的狀元，為陳于庭的同鄉前輩；崇禎年間兩度拜相，入明史《奸臣傳》。

　　陳貞慧早年即入復社。復社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個畸形組織，由以文會友開始，一變而為把持選政，再變而為操縱朝局。不過這是畸形時代的畸形產物。大致而言，復社的組成分子，君子遠多於小人，扶正氣，辨是非，擇善固執的精神足以繼承東林。

　　東林者無近代政黨之名，而有其實，與閹黨對立。而在天啟年間，形成君子與小人的尖銳鬥爭，結果東林慘遭荼毒，元氣大喪。祟禎即位，雖能翻案，而去惡未淨；閹黨餘孽，以各種方式遮掩躲藏，俟機反撲。當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之時，懷寧阮大鋮手編傳奇《燕子箋》，付家養的戲班，排演純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動，多方結納，希冀以邊才起用。據說阮大鋮是魏忠賢與「奉聖夫人」客氏的乾兒子，所以復社中人醜詆之為「璫兒媼子」。

　　桐城錢秉鐙有一篇專記阮大鋮的文章，名為《皖髯事實》，開頭有一段：

　　會流寇逼皖，大鋮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邊才起用；惟白門流寓諸生，多復社名士，聞而惡之。

　　其中最惡阮鬍子的，就是陳貞慧、冒辟疆（襄）。吳梅村文集《冒辟疆壽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靜者，相遇於南中，列壇玷、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為三人，皆貴公子。……有皖人，故閹黨也，流寓南中，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生，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棣，欲召其家善謳歌者，歌主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璫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浮白，拊掌狂笑，達旦不休。

　　此段記載，十分生動；公子狂態，刻畫入神。其事亦見於陳貞慧之子陳維崧所撰《冒辟疆壽序》。又侯方域《壯悔堂集》卷五，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傳》，亦曾提到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魏忠賢論城旦，寓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遊。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間，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

　　「王將軍」乃是假託，就當時史實考查，其人應為楊文驄，也就是為李香君畫「桃花扇」的楊龍友。就常情而論，阮大鋮刻意交歡，欲求和解；則本乎與人為善之旨，陳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贖的機會，觀其後效。使「璫兒媼子」亦知忠義，豈非快事？乃不僅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務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過狹？

　　此則不然！因為阮髯無悔禍之心，已有確證。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節公次子子一；餘姚黃忠端公太沖，以拔貢入南雍，同上下江諸孤，以廕送監者，俱應南京鄉試。當日忤璫諸公，雖死於逆閹，同朝各有陰仇嫁禍者。魏忠節死忠，長子子敬死孝；崇禎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書者再，痛述公先死於懷寧。懷寧始以城旦，入欽定逆案。時流氛逼上江，安、池諸紳皆流寓南京；懷寧在南京，氣焰反熾，子一煢煢就試，傳懷寧欲甘心焉。

　　魏忠節即魏大中，黃忠端即黃尊素，太沖者鼎鼎大名的黃宗羲也。魏、黃皆死於天啟四年汪文言之獄；阮大鋮與魏大中之結怨，起於吏科部給事中出缺。以年資推論，遞補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鋮得魏忠賢之助，排去第一候補者，坐待升官時，吏部尚書趙南星惡其為人，插手干預，援用例行調任的規定，將阮逐出吏科，於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長官。阮大鋮既恨趙，更恨魏。魏大中雖為東林健者，但氣度稍狹，以地域為門戶，山東、江西兩省的京官中，頗多怨家。因而阮大鋮得以唆使同惡，指參左光斗、魏大中與汪文言朋比為奸──左為魏忠賢所切齒；汪的官職是「內閣中書」，為東林的智囊，自亦為魏忠賢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鋮所以將左、汪拖在裡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賢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獄，不怕魏大中不「陪斬」。

　　汪文言之獄，由於鎮撫司劉僑接受了黃尊素的勸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職以外，其他一無株連。不久，楊漣擊魏忠賢，疏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輔葉向高遲疑瞻顧，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賢的處境得以「轉危為安」，而葉向高反不安於位，辭官回閩。

　　葉向高為東林所倚，為人持正，且多智術，可以籠絡群閹，藉為約束。向高既去，韓爌代之為首輔，手段遠不如葉。於是閹黨大為得勢，東林前輩趙庵星、高攀龍先後被逐；接著又逐楊漣、左光斗及陳貞慧的父親陳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獄復起。閹黨中有名的劊子手、鎮撫司許顯純，交下一紙名單，要汪文言誣供。汪不肯，許顯純便親自捉筆，寫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詞」，將東林中人，都牽引在內。而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太僕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陝西副使顧大章六人，為受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賄，被逮下獄，諸毒備嘗，慘死獄中。其時為天啟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獄卒遲數日報「病斃」，以致魏大中的遺骸腐爛不可辨識。六人中唯一未死於鎮撫司者，為顧大章，移刑部獄。楊漣等人在獄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顧大章所傳述而成信史。

　　當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時，長子字子敬，名學洢，「號慟欲隨行」，大中不許，於是學洢：

　　微服間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洢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傳》）

　　此即冒辟疆所謂「魏忠節死忠，長子子敬死孝」。子一為魏大中次子，名學濂，刺血上書，「痛述公兄死於懷寧（阮大鋮）」；理所當然。傾人之父，而又不許其子申訴：「以煢煢就試」之孤兒，竟欲得而甘，阮大鋮實如近時司法文書習見的用語：「惡性重大！」其為陳貞慧等所深惡痛絕，固亦理所當然。

　　按：崇禎二年「定逆案」，凡閹黨分為七等，阮大鋮工於心計，當奔走魏閹之門時，心知其不足久恃，輒私賂門者，取還名刺；因而交往的證據不著，得列為第五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所謂「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勞役，為四歲刑；此則概括指其曾受徒刑。終崇禎之世，阮大鋮廢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無疑地為國家的禍根隱患，因而乃有崇禎十一年戊寅，為復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於是而有「留都防亂公揭」之宣佈。陳貞慧曾為文誌其始末；緣起如此：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鋮。大鋮以黨崔、魏案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遊，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嗚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縋綣，爭寄腹心，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為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鋮罪無籍。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癱糞溷，爭思決之為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臥子亟嘆此舉為仁者之勇。

　　於此可知，「留都防亂公揭」內容的設計，出於陳貞慧。吳次尾名應箕，安徽貴池人，雖是一名秀才，而「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路。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南明覆後，吳應箕起義兵抗清，被難。顧子方名杲，東林創始者顧憲成的孫子。臥子指陳子龍，青浦人；前一年方中進士，其時丁憂居鄉，往來南都，見此舉而讚嘆為「仁者之勇」，可以想見此一公揭的分量。

　　據全謝山在《梨洲先生（黃宗羲）神道碑》中記述，列名「留都防亂公揭」者，「共議以東林子弟，無錫顧端文公為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按：指黃宗羲）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鋮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所謂「以次列名」指復社及陳子龍所創辦的幾社名士，總計一百四十餘人；而必推顧杲為首者，實寓深意。

　　原來阮大鋮最初亦是東林中人，《東林點將錄》擬之為「沒遮攔」，其後乃墮落為閹黨。顧杲有《楊柳枝》一詞：「滾滾飛花下夕陽，從前春事一時傷；東堂縱欲重收拾，惱煞霑泥更不香。」即為阮而詠，而以東林創始者後人居首，即表示東林門牆中，不容有此敗類；含有「破門」之意。

　　至於周鑣支持此舉，尤有可稱。周鑣字仲馭，崇禎六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所以稱之為「儀部」。他的伯父周應秋官至吏部尚書，是閹黨有數人物。魏忠賢門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周應秋就是「狗頭」──「十狗」之首。周鑣深恥有此一長親，通籍後結林東林，頗勵名節，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據陳貞慧記：「阮心揣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者；而鋮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啟視，就使者焚之，鋮銜之刺骨。」在阮大鋮看，以閹黨子弟排閹黨，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無怪其然。數年後，周鑣終因此而死。

　　「留都防亂公揭」全文約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區分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親定，凡身在案中者，縱能免於伏誅，亦當閉門思過；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時，幸災樂禍，結黨營私如逆黨阮大鋮者，豈不可駭？

　　二、歷數阮大鋮在懷寧、在南京種種招搖撞騙、貪詐勒索的劣跡，由此而積贓私數十萬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亂，而以阮大鋮的陰險叵測、猖狂無忌，若不早行驅除，則釀禍蕭牆，將危及陪京。

　　四、既讀聖人之書，自知討賊之義，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如果阮大鋮有力障天，能逃刑戮，復能殺士，領銜者願一身當，存此一段公論，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

　　起承轉合四大段，層次分明，語氣鋒利。逆案事過十年，而阮大鋮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跡，因而罪名不彰。此時以陳貞慧一言，痛揭瘡疤；阮大鋮之狼狽可想。陳貞慧自記：

　　揭發而南中始鰓鰓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恚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恥者，亦裹足與絕。鋮氣沮，心愈恨。……至己卯，竄身荊溪相君幕友，酒闌歌遏，襟絕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

　　荊溪在宜興，「荊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時罷相回籍閒居已數年。周延儒初與東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會試所取的門生張溥，即復社領袖「西張」中的「西張」，以此因緣，東林不與周延儒為難，而阮大鋮亦得藉以庇護。直到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復起，阮方潛歸南京，住在城外，不敢進城。陳貞慧得意地記道：「向之裘馬馳突，廬兒思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

　　曾幾何時，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變，馬士英以擁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權，奏請起復阮大鋮為兵部右侍郎。東林君子，全力反對，馬士英悍然不顧；所以如此者，馬阮之間別有一番深厚的淵源在。

　　馬士英與阮大鋮是會試同年。崇禎三年，馬士英在宣府巡撫任內，以貪污罪為鎮守太監王坤所揭發，革職充軍；其後流寓南京，與阮大鋮臭味相投，深相結納。自「留都防亂公揭」一出，阮大鋮見不得人，所與往還者，只有馬士英一個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得門生張溥之助，復起入相。張溥之助周，非有厚愛於師門，是因為當時朝中，東林正人君子被排斥無存，認為周延儒還不失為可與為善之人，因而為他活動復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張溥曾跟他公開談判，提出若干項政治主張，大致皆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許，當銳意行之。

　　阮大鋮原與「荊溪相君」有深交，見他復出，認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機，便重賄周延儒，懇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內召。大鋮輦金錢要之維揚，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沉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

　　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士英才；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鳳廬等處軍務。

　　如果不是阮大鋮的力量，馬士英不會當總督，握兵柄，即令有擁立福王之心，並無支配大局的實力。是故飲水思源，對阮非報答並援引為助不可！

　　阮大鋮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舊怨。周鑣的從兄周鐘，據說曾為李自成草擬「即位詔書」，名在「順案」之中──李自成的「年號」叫「大順」。阮大鋮特與「逆案」相對，將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為「順案」。牽連及於周鑣，捕治在獄。此時閹黨彈冠相慶，橫行無忌；阮大鋮與此輩日夜謀議，要興大獄盡殺東林與復社中人。陳貞慧、吳應箕首當其衝，甲申九月十四，陳貞慧在南京為錦衣衛鎮撫司所逮捕。

　　據陳貞慧長子陳維崧《先府君行略》記：

　　宏光帝立於南中，府君蒲伏闕下，為先少保請諡居南中。而懷寧方貴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蓋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繫之請室矣！先生亦以防亂揭故，為懷寧所切齒者也；府君日夜饘粥從請室中；或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數人者至邸中，縛府君至鎮撫，出一紙，紙尾有貴池吳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劉僑者故思宗皇帝時舊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蹏與鎮撫馮可宗，大約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紀綱、門達之事可鑑也。馮獲旨意動而司馬練公國，亦為府君星夜馳貴陽；而相國王公鐸亦致書鎮撫，獄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記陳貞慧被捕事絕鮮，即有亦極簡略；所以此記為很可寶貴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誤。所謂「練公國」，漏一「事」字。練國事名不見經傳，而維崧當事人，見聞真切，必不致誤，當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練國事補兵部尚書。九月初九與阮大鋮「見朝」。衡之「星夜馳貴陽」語，可以想見練國事者，馬士英部下一得力將領；當六月間，馬士英奏薦阮大鋮後，福王數度召見，但補用之旨，一直未用，係因朝士連章交劾，有所顧忌之故。而馬士英以大學士兼攝兵部，亟須得人為助，因而先補練國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鋮知兵事，因於八月底補為「添註兵部侍郎，巡閱江防」。「添註」者，額外入負之謂。「巡閱江防」，向來是御史的差使，俗稱「操江御史」，職權甚重。此時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領，表示重視江防。而其實為阮大鋮復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鋮接事後，在江邊誓師，著素蟒，飾碧玉，以明其為哀師；其實百官輿服中，並無所謂素蟒，因而被人譏為「梨園妝束」。《三國演義》，劉先主起兵為關雲長報仇，陳兵江邊，連營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號」；阮鬍子素蟒的「靈感」，或者出於此。素蟒亦可能出於家畜戲班的衣箱中。

　　記中所謂「鹿溪先生」即周鑣。阮大鋮為興大獄，曾有一番佈置，只看《弘光實錄》，便可想見。八月初一，命錦衣衛鎮撫司馮可宗，遣役緝事。八月廿一，周鑣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鋮「見朝」，越五日，陳貞慧亦被捕。

　　錦衣衛得以「遣役緝事」，乃為不經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過所謂「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錦衣衛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權下移，錦衣衛的「檔頭」、「番子」，即所謂「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殘民以逞，慘酷黑暗之狀，不可勝數，《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詳，為明朝最大的秕政之一。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復起，實踐對張溥的承諾，奏罷廠衛緝事，歡騰輦轂之下，歡聲雷動。廠衛則以從此失去刮骨敲髓的憑藉，恨周刺骨；錦衣衛都指揮駱養性本周所保薦，亦竟與東廠太監勾結而反噬，刺探延儒陰事，悉以上聞，周延儒因此罷相殞身。至是，馮可宗復又受命「遣役緝事」，即為對付東林、復社的先聲。而以周鑣的被捕，為錦衣衛凶焰復熾的起始。

　　至於阮大鋮九月初九「見朝」，越五日而陳貞慧不免；乃為阮大鋮兵權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獄之解，據陳維崧記，得力於練國事、劉僑及王鐸，而蔣永陵《陳迦陵外傳》所記有所不同：

　　南渡時，定生罹黨禍，朝宗捐數千金力為營脫。侯無德色，陳不屑顧謝，相與為古道交如此。

　　按：練國事與劉僑，不悉其與陳家有何深交，而肯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劉僑，從賊而又脫歸，方當大辦「順案」時，自身難保，何以如此熱心，半夜為之致書馮可宗，以永樂、天順年間紀綱、門達的往事為戒。維崧所記，語焉不詳而於情理不愜；則侯方域捐金營救之說，應該可信。賄練國事者，以其為馬士英部將，賄劉僑者，以其曾為馮可宗長官，而此獄固非馬士英、馮可宗不得解。至於王鐸，其時位居次輔，如果與陳有舊而願相救，大可代向馬士英乞情，不必「致書鎮撫」，自落以私於公之嫌。南明覆沒，王鐸與錢牧齋領銜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齣「選優」，記「薰風殿」楹聯為王鐸所書：「萬事無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廟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與王鐸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為孔東塘的杜撰，意存諷刺，則何以不刺他人，獨及於王？是則王鐸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當時納賄為之致書鎮撫關說，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陳維崧有所諱；或者侯方域既無德色，陳貞慧不屑顧謝，自亦不言；維崧不及知而已。

　　陳貞慧之獄，結明朝閹黨荼毒東林、復社之局。入清黨爭如故，又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論，閹黨固然卑鄙陰險，而東林、復社諸君子斷斷於門戶之見，意氣之爭，亦未免過分。魏大中的長子，殉父的魏學洢，有一首《猛虎行》，別具見地，頗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無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蝨乃伏其尻，壯士困顛躓，蝨喙紛相撓。為語行路人，且復忍此蝨；撲蝨誤驚虎，滅影苦無術。虎頭置短枕，虎皮罩塵俟；猛虎有死日，蝨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閹人。閹黨則虎尻之蝨，撲蝨驚虎，自召其禍；不如待其自斃。這是魏學洢的看法，是明哲還是姑息，實在難說。

　　明祚既覆，忠臣義士的結局，不外三種：殉國、起義、歸隱；而以歸隱最多。隱於僧、隱於醫、隱於市井、隱於深山，陳貞慧築土室於宜興城南三十里的罨畫溪，足跡不履城市。吳梅村有《贈陽羨陳定生》一詩，可以想見其隱居的光景：

　　溪山罨畫好歸耕，櫻笋琴書足性情。茶有一經真處士，橘無千絹舊清卿。知交東冶傳鈎黨，子弟南皮負盛名。卻話宋中登望遠，天涯風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詩，指河南商邱故宋國之地；藉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虛語；陳貞慧的長子陳維崧，就是與朱竹垞齊名的陳其年，號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詞金荃》，論其詞學如此：

　　駢文與詞負聲名於當代，與秀水朱彝尊名相埒，合刻「朱陳村詞」；其年自刻「湖海樓詞」。自有詞人以來，作品之富，未有過於其筆者。雖不及竹垞之開浙派，而影響詞壇亦鉅。其弟宗石序其詞集云：「值兄少時，值家門鼎盛，意氣橫逸，謝郎捉鼻，麈尾時揮，不無聲華裙屐之好，故其詞多作旖旎語。中更顛沛，飢驅四方，或驢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別，千里懷人；或酒旗歌板，鬚髯奮張；或月榭風廊，肝腸掩抑。一切詼諧狂歡，細泣幽吟，無不寓之於詞。」其後號稱學蘇、辛者，固莫不以迦陵為宗。其末流雖不免粗獷叫囂之失，要其沉雄豪邁，固一時之傑也。朱疆村題其年詞集云：「迦陵韻，哀樂過人多。跋扈頗參青兕意；清揚恰稱紫雲歌，不管秀師訶。」

　　所謂「紫雲歌」，詞意雙關。《太真外傳》：「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為正始之音。』」疆村以為「清揚恰稱紫雲歌」，是讚其詞有「仙府之音」。又，「朱陳村詞」曾傳入禁中，所以用玄宗夢中受曲的典故，更為貼切；殊不知紫雲亦有本事，鈕琇《觚賸》記：

　　陳其年未遇時，遊廣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別墅。有童紫雲者，儇麗善歌，執役書堂，陳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

　　適墅梅盛開，陳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疏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陳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時已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

　　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陳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詠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

　　按：紫雲姓徐，非尋常歌童；其師名陳九，其年為賦《滿江紅》相贈，起首數句為：「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曾消受妓堂絲竹，毬場花酒。籍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擬陳九為漢初田、竇家的門客籍福，則其人當為柳敬亭的流亞；而必久客「田皇親」家。陳九的來歷不凡，其徒可知。當陳其年做客冒氏水繪園時，主人愛才，兼重故人，相待極厚，特以紫雲相侍；計六年之久。《觚賸》又記：

　　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陳惘然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

　　「小酌茶藦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導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

　　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狷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

　　此詞當時競傳人口，為從來《賀新郎》中獨一無二之作。上半闋寫新婦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為印證，體會極細，不類其年湖海豪氣的詞風。

　　下半闋的警句，自是「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此詞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寫同性戀，而在略有「遣嫁」訓勉之意，字裡行間又隱隱拈酸怨懟。寫盡孌童，亦寫盡同性戀之失戀。疆村謂之為「哀樂過人多」，真為精確之論。

　　雲郎「遣嫁」，陳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舉薦，應「博學鴻詞」之試。其時三藩之亂，漸次平定，康熙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於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詔開「博學鴻詞」，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撫布按等官員，各舉賢才，親試錄用。在考試中，此一科目稱為「制科」。自唐朝以後，成為罕逢的盛典。朱竹垞、陳其年都被保薦，由地方官護送進京，於第二年三月初一應試於大內弘仁閣下。先賜宴，後給卷。試賦一詩，題為「璇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應試者五十九人，取五十，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陳俱取在二等，授職翰林院檢討，此即是清朝科舉中有名的「己末詞科」。

　　當陳其年於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後，有個方外舊交──廣東長壽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畫一幅填詞圖。其年儀容魁偉，修髯為戟，真如吳梅村贈詩所謂「長頭大鼻陳驚座」；旁有女郎持簫隨侍，圖作按譜尋聲之狀。一時名家題詠，盛推詞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垞，為賦《摸魚兒》一首，款作：「摸魚兒，題請其年長兄正，弟彝尊」：

　　擅詞場，飛揚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風煙一壑家陽羨，最好竹山鄉里。攜硯几，坐罨畫溪陰，裊裊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銀箏侑酒，此外總閒事。

　　空中語，空中想出姝麗，圖來菱角雙髻，樂章琴趣三千調，作者古今能幾？團扇底，也直得，樽前記曲呼娘子。旗亭藥市，聽江北江南，歌塵到處，柳下井華水？

　　詞中宛轉諷勸，珍惜詞名，不如歸隱。朱竹垞本以布衣負重名，姓字達於楚中；但此時同赴徵車時，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橫亙胸中。鄧之誠《清詩記事初編》謂竹垞，「論者惜其輕於一出，終傷鎩羽；然觀所作弔李陵文！早已決心自獻矣！」果然，則諷勸陳其年於試後歸隱，豈非違心之論。

　　其時同試者有杭州吳農祥，題《沁園春》三首，其第三首，即記紫雲。

　　吳農祥的詞，末有小跋：「陳髯舊有小史，驚艷一時，又作沁園春以惱之。」此「小史」，自是紫雲。詞並不佳，但有本事在內，不妨一讀：

　　柳底吹笙，塵尾烏絲，爭侍賓筵，見題詩欲倦，徐留帳下；宿酲微解，恆立床前，擲果丰姿，餘桃憨態，任打金鋪擁被眠。即君誓，定今生與汝，不罷相憐。

　　只今追憶蹁躚好，初日容儀比少年。記笑顏抬眼，花難解語；歌喉按指，珠亦羞圓。金烏初開，璧人何在？翡翠簾寒易惘然，秋懷苦，似長河不息，膏火同煎。

　　「填詞圖」中，後輩題識，多道「雲郎」，蔣苕生為題北曲一套，其中有句：「中間吳市學吹簫，擁著個小雲郎，天涯流落不多時，燕子歸巢。」吳市吹簫之語，為其年同時人所不便提；於此可知，當時人用「歌板旗亭」、「歌塵到處」等字樣，以及擬之為柳屯田，皆有微意。原來其年其時，家已中落；晚年不免以新詞干謁豪貴，冀得饋贈，如後來乾嘉時遊士食客之慣技，是亦可悲之至。

　　圖中又有孫枝蔚《過秦樓》一詞，最堪玩味。孫枝蔚字敬人，陝西三原人。少遭李闖之亂，與同里少年奮起擊賊，幾度不死。入清後在揚州經商，又幾度富而復貧，貧而復富；中年方折節讀書，與王漁洋以詩定交，竟成莫逆。此時被薦入都，自道既老且病，不願應試；禮部不許。試後落第，康熙為示籠絡，特旨應試不取而年邁者，給予內閣中書銜，回籍。孫枝蔚不願受官，自道不老，四十歲時，鬚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許，將於受一空銜而歸。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詩文不事摹擬，真氣流行，而微嫌粗率。贈陳一詞，開口便知是辛稼軒的路數：

　　使爾填詞，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鬚長似戟，手快如風，故作麻姑狡獪，也覺流宕無聊。且對蛾眉，消人愁思，況方回近日斷腸，是兒能記。

　　這是上半闋，老氣橫秋，儼然前輩口吻；其實，孫枝蔚比陳其年還小六歲，這時不過四十八而已。

　　贈陳之詞，所以作老氣橫秋之狀，乃因孫枝蔚自居為其年直諒之友，有所褒貶規箴，則語氣不得不然。「使爾填詞，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三句，極道其年捷才，草檄須快手，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方為合格；填詞則引商刻角，逐字推敲，儘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執筆，是為兩失，所以說：「此最不平之事。」

　　「鬚長似戟，手快如風，故作麻姑狡獪，也覺流宕無聊」四句，直道其詞，雖快不好。「麻姑狡獪」典出《神仙傳》：「麻姑索少許米，擲之墮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不喜復作此狡猾變化。』」這就是說，其年自恃快手，有意貪多；看似真珠，其實「少許米」而已。「流宕」與流蕩同，意謂其年頻年遊食，當筵填詞，人驚捷才；其實麗句清詞，言之無物，自己也覺得無聊。「鬚長似戟」並非為「手快如風」覓一形容儀態的對句，乃指其年已逾五十，應以王方平為鑑，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獪變化。以下「且對」四句，承無聊而來，寫圖中女郎，兼寫其年侘傺﹡的心情。「是兒能記」下自註：「宋賢詩：『能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其年詞風，近乎蘇辛，此為公論；而孫枝蔚獨擬之為賀鬼頭，可謂別具雙眼。（﹡侘傺，不得志的樣子。）

　　下片專敘陳其年應徵來赴博學鴻詞之試。其時孫枝蔚雖亦同在被徵之列，卻似乎有把握可稱病不與試，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從此宮禁聞名，新成樂府，便付神仙行綴。紅雲捧處，紫袖垂時，召賦蓬萊祥瑞；天上聞歌歸來，舊日秦娥，巧相嘲戲：道先生遇似青蓮；妄與屯田無異？（自註：柳耆卿進《醉蓬萊》詞，仁宗讀至「太液波翻」二字，憤然擲之地。）

　　詞只十一句，卻從應試一直寫到被黜還鄉。其時尚未召試；故知此十一句皆為想像中的情況。不預賀其年春風得意，扶搖直上；而預料其將如柳永之見惡於宋仁宗。自來贈人之作，無此寫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內，試為釋之。

　　過片三句，謂其年應詞科，必獲高第；「行綴」即「綴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謂康熙特舉詞科，意在牢籠士林。而規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陳其年，勿受牢籠。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為警惕。

　　柳永與宋仁宗的故事，據宋人筆記所載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能改齋漫錄》）

　　「永為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現。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為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用，作此詞進（指《醉蓬萊》詞）。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懌﹡。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擢用。」（黃花庵）（﹡懌，快樂。）

　　按：真宗崩時，仁宗方在沖齡，何得有「御製挽詞」？果有其事，柳永不當存稿；至少亦應刪改。今《樂章集》所收《醉蓬萊》一詞，繫題：「廢老人呈現」，依然是「漸」字領起；依然是「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及「太液波翻」的字樣。孫枝蔚不應不明此典不實，而仍引用，預料陳其年將來會「召賦蓬萊祥端」；會被黜，會被「舊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蓮，妄與屯田無異！」豈非過於武斷無禮？

　　其實，這是孫枝蔚心所謂危的激切忠告。他要為陳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與順治不同，並不好「浮艷虛華之文」。在宋仁宗時，「填詞柳三變」，早達宸聽；而陳其年當時，雖詞名滿天下，康熙並不知其人。此由「看從此宮禁聞名」一語可知。「從此」者，指應試之後；其前固不曾名傳宮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詞臣進用，誠為大謬。

　　而最主要的是，滿清入關，忌諱甚多。不識忌諱，則「妄與屯田無異！」孫枝蔚特作小註：「柳耆卿進《醉蓬萊》詞」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於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認為四海不寧之喻，則震怒之下，禍且不測，絕非「忿然擲之地」而已。

　　孫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見而發，不同危言聳聽。稽諸清初文錄，誠為信而有徵；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詩句中有「清彝」字樣，讀卷四大臣，除李霨以外，皆主摒斥。因為「清彝」與「清夷」同音。忌諱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於康熙並不喜詞臣，則朱竹垞的故事，最可說明一切。當時鴻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館中尤負盛名者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為無錫嚴繩孫、吳江潘耒。嚴繩孫被徵時，年已五十七，不願出山而不可；應試之日，託辭目疾，「省耕詩二十韻」只賦八韻，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結果因為「史局不可無此人」而仍被授為檢討。《明史遺逸傳》即出此公手筆。

　　潘耒字稼堂，吳江人。顧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於書無所不談，音韻之道，能傳師學。對明史的纂修，頗有貢獻。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風頭；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嘆嗟跌。潘耒以「浮躁輕率」為翰院掌院學士牛鈕所劾，奉旨降調，於是辭官而歸。朱彝尊則以私帶書手到史館，抄錄各方所進之書，亦為牛鈕所劾，降級逐出內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權貴之故。潘耒應詔陳言，以為「建言古無專責，人人得上書言事」，主張大開言路，正觸權臣索額圖、明珠之忌，所謂「浮躁輕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禍」。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詞科錄外錄》：

　　「竹垞以詠史二絕，為人所嫉，此自是當時事實，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詩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與勵杜訥，先以善書直南齋；鴻博試後，明年，高、勵俱以同博學鴻儒試，士奇由中書超授翰林侍講，杜訥由州同超授編修。杜訥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蓋非竹垞所指及。竹垞詩自謂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詩言：『漢室將將出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謂鴻博之外，復有同鴻博；學問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韓陵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此尤可知其為士奇發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學，實不是四大雅之林。」

　　據周棄子先生見告，孟引朱詩有誤，「漢室將將出群雄」應作「屈群雄」；「片石韓陵」應作「海內文章」。第一首詠漢初大封功臣事，呂后定十八侯位次，蕭何為首，降及丁復、蟲逢之流，竟不知功勛何在。「絳」者絳侯周勃，「灌」者，穎陰侯灌嬰，皆為從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後來不分」，無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謂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為其「同年」叫屈。

　　這首譏刺鴻博冒濫的詩，凡未應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試，而賜鴻博出身者，多在被罵之列。至於第二首則專罵高士奇，擬之為祖孝徵，後先繼步，奇切無比，難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徵為祖珽之字，北齊范陽人，後主時官至尚書左僕射，豪縱淫逸。本傳說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納，豐於財產」，此與高士奇的情況，大致相同；尤為巧合的是，祖孝徵有《修文殿御覽》一書，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祿識餘》一書，皆為士林笑談。

　　《修文殿御覽》是一部類書，共三百六十卷，據說是《太平御覽》的祖本。《己未詞科錄外錄》引《文獻通考》云：

　　「通考經籍考『御覽』下云：『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編集獨至今傳世。珽當盜《編略》論眾，今書毋乃盜以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權所為也。」

　　《天祿識餘》是一部讀書筆記。高士奇自以為獲讀禁中祕笈，心得殊多；其實了無足觀。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閱歲時，遂為藝林笑柄，發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庫提要》，而士奇著書之聲價定矣！」

　　按：紀曉嵐所作《四庫提要》，述《天祿識餘》；「是書雜采宋、明人說部，綴緝成篇，輾轉裨販，了無新解，舛誤之處尤多。」以下全錄杭堇浦所作此書的跋語，「糾繆多處，如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為秦、漢」；如「銀八兩為『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為創獲」；如「『青雲』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隱逸當之」，以為「采擷若此，可以徵其造詣」。提要則作評斷：「取此書復勘之，竟不能謂世駿（杭堇浦）輕詆。」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傳紀事本末》，「因襲前人成書，稍稍變其面目，為盡人所能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勝代作」等等，經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為當時士林的公評。其行徑與「小人之尤」的祖孝徵何異？不過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語，標而出之；使士奇之學，不待蓋棺，便可論定，其為致憾於朱，必欲去之而後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為朱、潘一榜的無錫秦松齡，因順天鄉試磨勘而革職，都是高士奇搗的鬼。但如康熙好文愛才，重視詞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於牛鈕、高士奇之流。則陳其年果真持著柳屯田的那種想法，希冀以詞臣進用，實為大謬。康熙朝自亦有詞臣而得重用者，但於其學問才氣無關，如李光地、徐乾學、高士奇等輩；無非佈耳目、驅鷹犬，是一種政治技巧上的高度運用。

　　當朱、潘被黜時，陳其年已下世兩年。自鴻博試後，他在史館兩年有餘，看花、飲酒、填詞，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歲頗得龔芝麓的照應；所以與龔一輩的高年大臣如李霨、馮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馮又為鴻博的讀卷官，於陳新結師生之誼，情分更覺不同。史館的俸給無幾，陳其年常得這兩位老師的接濟，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結納，而其年意思落落，並無往還。《湖海樓》詞中有《賀新郎》一首，題作「贈高內翰澹人」可證：

　　「家傍紅牆裡，羨薇郎桃花綬帶，翩何清綺？白玉欄杆黃金鑰，別殿秋晴似水；頻宣召綵毫才子。塵世那知天上景？但微聞奏賦天顏喜，眉子硯，澄心紙。鄙人瑣瑣吳蒙耳！悵生平潛蹤屠釣，埋名井里，一頭綠簑三弄笛，伎倆如斯而已。只合向江南閒睡。深感雲霄憑問訊：算人生幾度逢知己，燕市上，浩歌起。」

　　高士奇其時方為內閣中書，故稱「內翰」。按：《清朝翰詹源流編年》，康熙十六年冬十月「敕選翰林官供奉內廷」條，錄上諭：「書寫之事，止令高士奇在內供奉，加內閣中書銜，食正六品俸，內務府撥房居住。」此即起句「家傍紅牆裡」的由來。上片盛道高士奇得恃天顏，為罕有之榮。「微聞奏賦天顏喜」本為恭維之語，緊接「眉子硯，澄心紙」兩樣文房名物，雖可解釋為蒙頒文綺之賜，但亦明明道出，高士奇不過一供奉的書手而已。

　　下片自陳無所長，只合與漁樵共老。「深感雲霄憑問訊」，可以想見高士奇深致殷勤，而句中絕無曾見面，或受饋遺之意。以下「算人生幾度逢知己」是客氣話。結句「燕市上，浩歌起」，與過片數句相呼應。「浩歌」指白居易《浩歌行》，借古人成句，自道：「未死有酒且酣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來知奈何！」乃以曠達語作辭謝。高士奇一向善於招搖，以「門路獨真」，大概曾託人向陳其年致意，謂可以薦其才學，逕達天聽，富貴可期。而陳其年恥於如此進身，而又不便直言拒絕，因此作詞，自陳志趣；兼以酬答「知遇」之意。

　　於此可知，以後高士奇由一書手變為「詞臣」，一旦得意，思與士林之列。而如陳其年不死，恐終不免為朱潘之續。

　　陳其年半生漂泊，佳節不歸，作《望江南》詞，追憶端陽做客，即有金陵、南徐、揚州、吳門、西湖、嘉興、如皋、前門（京師）、南陽等地。而客遊或攜姬人，或攜孌童，似乎絕少偕妻出遊，其實伉儷感情甚深；陳夫人歿於康熙十九年。第二年自立秋起，其年陸續有八首「矣」字韻的《賀新涼》，皆為悼亡之作。窮愁潦倒，憶婦思鄉，因而懨懨成病。第七首題作：「臘月初六日是餘生日，即亡婦忌辰也。詞以志痛，仍用前韻」。

　　「嫁與黔婁矣！憶糟糠搵他不住，兩眸清水。為我懸弧繙梵夾，下列瑤籤第幾？直絮得鸚哥流涕。今日蓮幢余轉拜，願相憐，再世休如此！花簌簌，墮成雨。安排果繫干支耳？記當年代占雞卜，偏央鄰里；更喚街南盲婦到，彈動香蛇絃子，推測盡五行生死。磨蠍早知真見祟，便長貧忍客京華裡？朝飛雉，寒難起。」

　　上片言每逢生日，妻子必為之誦經祈福。「梵夾」者佛經。「今日蓮幢余轉拜，願相憐，再世休如此！」沉痛語中，正見深情。下片起句，以命運果真在八字註定自問，轉入當年妻子為之卜卦算命的回憶；而失悔於果真富貴無分，又何必徒客京華？不如棲守故里，雖貧猶得骨肉團聚？於此可知，其年之應鴻博，實以「饑來驅我」，無可奈何。而詞臣清苦，大失所望之情，亦宛然如見。

　　至除夜又作一詞：「辛酉除夕恭遇兩宮徽號覃恩，臣妻亦沾一命。感懷紀事，仍用前韻」：

　　一歲將闌矣！悵年華挽他不住；滔滔似水。五十餘番婪尾酒，愁類今番有幾？蠟燭也替人流涕。愁絕客冬逢是節，盼征軺尚冀人來此；渾不道，竟成雨。

　　棲遲只為君恩耳，寧不念茶香荀滑，銅官故里？今日五花沾一命，波及臣之妻子；敢尚訴臣飢欲死？倘比黃花人尚在，製翟衣寄到深閨裡，雖病也，定然起！

　　這樣的詞，最見其年的才氣，也最見其年的深情。一百十六字中，包含許多情事，他人需刻意經營者，其年隨筆而道，毫不費力，而靡不盡意，真為傑構。

　　上片除夕，追念平生，自傷老境，而歸結於去年此日，猶盼征軺。當是有接春之事，而妻子已歿於十二月初六。江南路遙，噩耗猶未到京。下片喃喃自道，似向亡妻訴委屈，實乃自訴委屈；而歸結於五花誥封之頒，妻不及見。「翟衣」不知出於何典，望文生義，當指霞帔。此詞與前詞合看，可以明顯地看出，陳夫人對其年之出仕，期望至為殷切。則應徵鴻博，或者出於妻子敦促，並非本心，亦未可知。

　　其年壯歲凡自敘之詞，類皆豪邁，如「被酒與客語」，調寄水調歌頭：

　　「老子半生事，慷慨喜交遊。過江王謝子弟，填巷哄華騶。曾記獸肥草淺，正值風毛雨血，大獵北岡頭；日暮不歸去，霜色冷吳鈎。今老大，嗟落拓，轉沉浮。疇昔博徒酒侶，一半葬荒丘。閉置車中新婦，羞縮嚴家餓隸，說著亦堪愁。我為若起舞，若定解此不！」

　　雖嗟落拓，猶自酒酣起舞，豪情不減。自悼亡後，出語蕭索，刻意言愁，令人不忍卒讀。此為生之意志衰退的跡象，所謂不祥之兆，非盡無稽。其絕筆一詞，作為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三，調名「愁春未醒」，題為《牆外丁香花盛開感賦》：

　　「攀來尚隔，望處偏清。算開到此花，闌珊春已在長亭！滴粉搓酥，小紅牆角倍分明。年年此際，籠歸馬上，遞偏春城。

　　昨歲看花，有人禿袖，擘阮捱箏；悵新來梁間燕去，往事星星。只有鄰花，依依不作路旁情。夜深難睡，繽紛花影，篩滿空庭。」

　　按：此詞是在京中所作，「春城」可證。玩味詞意，乃在思念去年此時所暱的歌童。「禿袖」者「禿衿小袖」的略語，「阮」者阮咸，與月琴一類的樂器；「悵新來梁間燕去」，則知寄巢未幾，翩然復去；下文「只有鄰花，依依不作路旁情」，正反襯此歌童的絕裾無情。怨而不怒，此老畢竟溫柔多情。

　　此詞之後，有其年四弟宗石的識語：

　　「此先兄壬戌年四月十三日作也。先兄即於五月初七日捐館；讀『算開到此花，闌珊春已在長亭』十二字，竟成詞讖……此闋已後，『廣凌散』不復彈矣！」是為絕筆之證。其年之死，《清史稿》本傳說他「卒於史館」。而《清詩紀事》說他「以頭癰卒於河南」。鄧石如不妄言，所記必有所本。以意測度，大概是四月十三以後，頭癰疾作，南歸養病，卒於途中。

　　陳其年歿後第八年，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湖海樓詞集》問世。在此以前，其年的詞集已刊行者，有與朱竹垞合刻的《朱陳村詞》，自刻的《烏絲詞》、《迦陵詞》，而唯有《湖海樓》為詞的全集。

　　《湖海樓詞集》為其年胞弟宗石所刻。其年昆季五人，居長。宗石行四，是侯方域的女婿，入贅商邱。康熙二十幾年，在河北當縣官，節俸為其長兄刊詩集、文集；而詞集則卷帙浩繁，力有未逮，遲至二十八年始得付梓。

　　宗石在序文中說，其年「中年始學為詩餘，晚歲尤好之不厭，或一日得數十首，或一韻至十餘闋。統計小令、中調、長調，共得四百一十六調，共詞一千六百二十九闋……自唐宋元明以來，從事倚聲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實際猶不止此數；連逸稿在內，總在一千八百首左右。

　　《湖海樓詞集》共三十卷，計小令五卷共三百九十首；中調六卷共二百九十五首；長調九百四十四首，合為一千六百二十九首。這部詞集，除了卷帙之富，古今第一以外，還有一項非常珍貴而權威的特色，即一至二十一卷，每卷皆由四位至好或好其詞者公選，一時名家，網羅殆盡。約略而數，有宋琬、曹爾堪、曹溶、湯賦、王士祿、納蘭成德、吳任臣、彭孫遹、曹貞吉、嚴繩孫、朱彝尊、朱實穎、杜濬、毛奇齡、姜宸英、方象瑛、宋犖、毛驥、王士禎、徐乾學、尤侗、吳綺、米漢雯、王鴻緒、徐嘉炎、梁佩蘭、王掞、陸棻、鄧漢儀、梅庚等等，泰半為文苑傳中的人物。然而，此可資為談助，並不足以使《湖海樓詞集》增重生色。其年之詞，自足千古！

　　其年有弟四人。最小的乳名阿龍，生於壬辰（順治十年），其時陳貞慧四十九歲。阿龍是庶出。其仲、叔、季三人，並皆能詞。阿龍自小失怙恃，隨四哥宗石住商邱，其年有《三姝媚》一首，題作「送子萬弟攜五弟之睢陽。並令二弟、三弟、四弟同和。他日一展齊紈，便成聚首也。」此詞為「別」字韻，錄仲、叔、季和作，以見一門風雅：

　　「故園兄弟，正秋冬之際，殊難為別。幾陣西風吹雁落，日暮雲連天闊。此去平台，夢回水榭，相憶情空切。離筵宴罷，舉頭霜月初缺。最憐早歲親亡，零丁孤苦，堪與何人說？潦倒一編予漸老，悵望同枝天末；客舍如家，家鄉如客，淚也都成血。囑渠自愛，榜師無奈催愛。」

　　此詞為維嵋所作。維嵋字半雪，行二，「豁達多奇計」，而境遇坎坷，四十後即下世。

　　「溪臨罨畫，奈聚首幾時，又成離別。迢遞他鄉千里路，縱有音書遼闊。白雁黃花，纔過重九，對景增淒切。參差雲樹，望中誰是伊闕？最是弟北兄南，匆匆判袂﹡，辛苦如何說？笑指阿龍年最小，此是吾家謝末。誨育成人，莫耽嬉戲，不負駒名血。乾坤蒼莽，慎旃車揭風發！」

　　（﹡袂，衣袖。如「把袂（見面）」、「分袂（離別）」。）

　　此詞為維岳所作。維岳字緯雲，行三。除其年外，緯雲的詩詞，都勝過兄弟。

　　「蓼莪罷詠，嘆哥南弟北，頓成離別。一夜西風驅斷雁，月冷後湖空闊。千里睢陽，三更梁苑，夢裡思鄉切。悲來欲語，口中無限啣闕。幸喜故國重來，對床風雨，細把離情說；毀卵破巢多少恨，贏得孤身天末。倏忽春深，無端秋盡，看盡楓成血；扁舟江上，可憐明又將發。」

　　此詞為宗石所作，宗石即子萬，行四。他是侯方域的女婿；《壯悔堂文集》中有一篇《贈陳郎序》，作於宗石十歲時，序言，締姻於乙酉，「陳郎方二歲」，則出生於甲申，正思宗殉國之年；又言：「郎名宗石，字萬，取萬石君之義。」《史記一百三．萬石君傳》：「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萬石君以恭敬事漢高，子孫繁昌，家門鼎盛，以孝謹著聞於郡國。但萬石君出身微賤，亦「無文學」；陳貞慧以貴介公子，為子命名，即以孝謹期許，則古人孝謹者甚多，何以獨獨責望其以萬石君為宗？自有深意在內。大概陳貞慧此時已決心終老於巖壑之間，而又不願子孫長久貧賤，暗示不妨另投新主，以孝謹起家保富貴，雖棄本姓無礙。宗石後為侯氏贅婿；此為士大夫家所卑視之事，而宗石毅然行之，且攜幼弟住於岳家，或亦因父教之故。但身歷其境，必有無數委屈，此所以宗石所和一詞，尤為淒苦。

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行三。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人。商邱，元朝名為睢陽，春秋時為梁國的都城，陳宗石詞中所謂「千里睢陽，三更梁苑」，其實都是指他的岳家。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謂「戍籍」即是有罪充軍至某地所記的戶籍，被視為賤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貴。

　　侯方域的祖父名執蒲，兩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職祭典。天啟年間魏忠賢想代熹宗代行南郊祀天大典，侯執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賢不曾矯詔宣佈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說天壇常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以為「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請下所司論治。」這是指著和尚罵禿，魏忠賢大怒。侯執蒲見機，辭官而歸。在朝時，陳貞慧的父親陳于庭，當吏部左侍郎，與東林鉅頭高攀龍、趙南星，並負天下重望，對侯執蒲頗有照應；所以侯陳兩家，算起來是三代四輩的交情。

　　侯執蒲有子五人，長子即是侯方域的父親侯恂，以進士為言官。天啟四年閹黨大攻東林時落職而歸。崇禎元年復起，由廣西道御史轉太僕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為時不過兩年。崇禎三年出駐昌平，稱為「督治侍郎」。其時正當前一年冬天，清兵入關，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煥被殺，祖大壽兵變之後，各路勤王之師雲集近畿達二十餘萬之多。負守關全責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孫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揮不靈；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無所表現，真是坐守而已。唯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識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寧南侯傳」記左良玉遼東人，投軍以戰功得為遼東都司。有兵無餉，少不得常幹沒本錢的買賣。有一次搶了一大票，不想竟是運到錦州的餉銀，論法當斬；而同犯丘姓很夠義氣，一肩擔承，左良玉得以不死。當然，官是丟掉了。傳云：

　　「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巵；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謂侯恂。昌平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職責之一，即是守護陵寢。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分，設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葉以後，龍陽之風甚熾，軍中不攜婦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寢。「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說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賈開宗，於此四字之旁有夾註：「寧南出身如此。」觀下文失金酒巵以後，左良玉請罪，侯恂答覆他的話，情景自見；而孔東塘作《桃花扇》派腳色，左良玉以小生應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內。

　　崇禎四年春天，清太宗製成紅衣大砲；秋天舉兵侵明，進圍大淩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寧南侯傳》記：

　　「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淩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

　　「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為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其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巵酒三令，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日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

　　「良玉既出，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

　　這段記述，稍嫌誇張，而大致皆為事實。自此以後，左良玉成為動關安危的大將。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禎六年五月，調升為戶部尚書。侯方域進京侍父，即在此時。其時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親。第二年，代父草擬屯田奏議，計分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墾種、考課、信任等十目，洋洋萬言，條暢練達，期於可行。但此時大局已成鼎沸魚爛之勢，民間有「田」字詩，所謂「昔為富之基，今成累字頭」，有田者寧願流離道途，乞討為生，不願回鄉耕種，藉以逃避「加派」。在這種情況下談屯墾，無異紙上談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為斷言。但以十七歲的少年，能草成這樣的大文字，雖說是在侯恂指導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頗留意經濟政事，有用世之志；卻以生不逢辰，英才無由得展。以小見大，侯方域個人的悲劇，亦正是時代的悲劇。

　　當侯恂就事一個月之後，首輔周延儒為溫體仁所排擠而去官。不過溫體仁雖取代為首輔，猶不敢彰明較著與東林、復社為難，所以侯恂亦得安於其位。

　　到了崇禎九年，東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擠罷相以後，溫體仁羽毛已豐，職掌度支的侯恂乃為體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餉，被捕下獄，直到崇禎十四年方始出獄。

　　侯恂明史無傳，他的落職獲罪，繫獄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詩文中皆未提及。所謂「糜餉」，或非虛誣。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禎十一年。南歸的原因是在應鄉試。第二年方始結識李香君。侯方域《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為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群，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為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

　　「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思有以中傷姬。姬嘆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李貞麗為陳貞慧所眷，亦見余淡心《板橋雜記》。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結識李香君，是從陳貞慧同遊而起。至於阮大鋮原與侯家有舊，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傳》云：

　　「大鋮僉壬凶險，顧少有俊才，其朱黨閹時，司徒公絕愛之。後以身陷大逆，見擯君子，猶欲以世講之誼，與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於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侯方域本人有《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作於崇禎十六年左良玉打算由九江移軍金陵之前，第一段敘述彼此的淵源：

　　「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彌日。」

　　按：此言侯恂與阮大鋮同朝，始而情誼相孚；繼而縱跡相違，則因阮大鋮投身閹黨之故。天啟年間，侯恂削職家居，而仍痛惜阮的才具，可知侯阮之間，並無私憾。

　　「乃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職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為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焰，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為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

　　按：成勇天啟五年進士。崇禎十年行取為南京吏部主事，後改御史。崇禎十一年九月以劾楊嗣昌「入樞兩年，一籌莫展」而革職充軍。於此可知，侯方域初到金陵，在此年九月以後。

　　方以智的父親方孔，其時新奉復起之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此時當因長江上游，群盜蠭起，道路阻隔，尚未赴任。

　　「晨夕過從」者，是與方以智交遊。侯方域獲識陳貞慧、吳應箕及冒辟疆當均在此時。侯方域不謁父執阮大鋮，則以前一年方有《留都防亂》之揭，阮大鋮為清議所棄，侯方域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詞氣之間，仍然在強調並無私憾。

　　在此書以前，又有《致田中丞景》可補《李姬傳》的不足，中云：

　　「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

　　張西銘即張溥。所謂「間作小詩贈之」當為《四憶堂詩集》卷二，「贈人」及「金陵題畫扇」二首，「贈人」是一首七絕，曾為孔東塘記入《桃花扇》中：

　　「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爭御富平車；青溪盡種辛荑樹，不數春風桃李花。」

　　這首詩之為贈李香君，絕無可疑，但含意殊不可曉。青溪九曲，流經秦淮，見《太平寰宇記》；又有「青溪小姑」為蔣侯第三妹，見《異苑》，此為詩中青溪的來歷。而「辛荑」不知是何典故？辛荑即辛夷，開花名迎春；是一種高貴的花卉，而又開在春先，故云「不數春風桃李花」。《桃花扇》引此詩，作「不及春風桃李花」，與原句的褒貶之意，完全相反。這不知是孔東塘所改，還是別有所本，尚待考證。

　　崇禎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為明朝百毒俱發，勢在必亡之時，而南都的繁華，卻更勝於昔；「四公子」的名聲，即起於此時。十一年南闈鄉試，王謝子弟，東林孤兒，連翩入場。陳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盡關乎文字優劣，如侯方域之被擯，乃第一場策論觸犯時忌之故。

　　《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一」，有徐鄰唐按語：

　　「是科為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蕢，千載一轍，良可嘆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則磨勘試卷，侯方域將獲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因為侯方域這篇策論中，對崇禎有極深刻的批評，試摘數段如下：

　　「所貴於甘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於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鈎距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

　　這開頭的一段，便是指崇禎察察為明之故，而非虛空鑑衡，驟作月旦；是有實例為根據的。

　　崇禎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寧遠巡撫袁崇煥率師赴援。其先，俘獲太監二人，清太宗付與漢軍旗人高鴻中、鮑承先監收。高、鮑二人遵密計行事，據《清太宗實錄》所載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語云：『今月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袁崇煥下獄。」

　　這完全是《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故事的翻版。事實上，清太祖時曾將《三國演義》譯為滿文，作為兵書。清太宗確為有心用此反間計，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對崇禎「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壞萬里長城」，深致感嘆。後入讀史，尚有餘憾；則在當時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論中痛切陳詞如此。倘或中式，闈墨發刻，天下皆知，則謗訕君上，必有巨禍。是故「保全」之說，亦不可全視為遁詞。

　　榜發下第，侯方域回家鄉，與賈開宗等組織文社，名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傳》所謂「雪苑侯生」之雪苑，出處在此。

　　崇禎十四年，侯恂出獄而侯執蒲病故。這年李自成破南陽，圍開封，侯方域奉父避難金陵。下一年歸德淪陷，開封被圍益急。其時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實力比較雄厚，但跋扈不聽節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管援汴官軍，結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寧南侯傳》：

　　「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子北河；司徒公知糧無所出……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這段文章寫得支離不明，所謂「朝廷中變」係指何事？左良玉擁兵三十萬；侯恂可曾督促攻賊？皆無交代。此由於侯方域為親者諱，隱略了一大段事實：其時，侯恂尚未受代，開封前線，仍由丁啟睿督師；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雲屯於開封以南的朱仙鎮，與賊壘相望。《明史紀事本末》載：

　　「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

　　明史《左良玉傳》所記大致相同，而更為詳晰：

　　「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眾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

　　結果是「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其時，侯恂在黃河北岸，崇禎命侯恂「拒河圖賊」；命左良玉「以兵來會」，即由襄陽北上，仍回開封前線，而左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於是九月間，李自成決河灌城，中州佳麗，盡付波臣，大堤絃管，與濁潮相嗚咽了！

　　於此可知，《寧南侯傳》所謂「流賊憚之，呼為左爺爺」，有無其事，實成疑問。史實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負開封失陷的主要責任。而侯恂復起，對左良玉一無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記，實皆粉飾之詞。據明史《左良玉傳》：「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則左良玉所報答於舉主者，實所不堪。獨怪侯方域猶為之曲曲回護，此中是何道理，很難索解。

　　左良玉自兵敗後，即在長江上游劫鹽船為活。崇禎十六年移兵九江，揚言缺糧，要就食金陵。一時人心惶惶，計無所出。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便託侯方域以他父親的名義，致函左良玉，勸阻南下。而阮大鋮乘機報復，大放空氣，說左良玉進兵，有侯方域作內應，打算借刀殺人；幸虧楊文驄報信，方得及時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敘其經過如下：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云：『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據年譜記，侯方域「避於宜興」，是逃在陳貞慧家。甲申之變，復回金陵。這年秋天，陳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倉皇出兼金」，託錢禧多方賄託，終以練國事的出大力，陳貞慧得以出獄。此為侯方域在《贈陳郎序》中所自道。

　　《贈陳郎序》又記：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為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纍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與陳夫人置盃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

　　此為陳、侯於患難中締姻的經過。其後兩不相負，風義可佩。

　　其宜興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揚州史可法的大營。事跡可稱者，只有替史可法擬復多爾袞書一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則出於李雯的手筆──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為內閣中書舍人。在當時，此一職位相當於內閣學士，一時詔誥書檄，多出其手。龔芝麓譽之為「國士無滿，名滿江左」。筆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爾袞所擬原書，縱不能勝於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擬的復書，至少亦是旗鼓相當。

　　自乙酉五月以後，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於順治三年成為滿清第一科的進士；而侯方域已決心做明朝的遺民，無奈事與願違。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漢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爭；北則馮銓，南則陳名夏，等於前明閹與東林之爭的延續。於是甘心終老於巖壑者亦不得安寧了。最顯著的例子，是吳梅村的復出。

　　吳梅村在當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無論馮銓要拖人落水；還是陳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個看中的目標，都必然是吳梅村。而吳與另外一陳──猶如復社兩張一般──當時朝中南派的首腦為兩陳，江蘇溧陽的陳名夏以外，浙江海寧的陳之遴是吳梅村的兒女親家。兩陳交薦，吳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壓力甚重，終於不得不在順治十年秋天，就徵進京。「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國子監祭酒。

　　在吳梅村復出之說甚囂塵上時，侯方域曾致書規勸，論其「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吳梅村復書，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負良友」而終於復出。事實上侯方域亦有被迫應試之事，《年譜》載：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又賈開宗所撰《本傳》：

　　「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語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

　　年譜與本傳所記，於侯方域的心跡，大相逕庭，一則被迫；一則有用世之志，而以後者為較可信。

　　賈開宗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稱之為「賈三兄」，撰傳評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誣侯方域的出處心跡。但作傳記事，求信求雅，與子孫為先人作年譜，理當為親者諱的情況不同。

　　今按：辛卯（順治八年）侯方域應河南鄉試，闈中所作策論五道；具載《壯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時順治甫行親政而尚未成年，故試策首以《勤於讀書》為諫，計陳三事：《開經筵》、《親儒臣》、《讀漢書（文）》。第二策議禮，以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是欲強天下以自為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第三策論治道，應特重州縣官；第四策論不可輕議治河；第五策論明賞罰，申明大法小廉之義。這五篇煌煌大文，確實下過功夫，既非一味頌聖，虛與委蛇，更未故違功令，意在被擯。如說並無用世之志，或者對滿清仍持反感，實在用不著這樣大賣氣力。

　　如上持論，或不免過苛。衡諸侯方域後來的行跡，未始不以此舉為悔，下一年治《壯悔堂》，又治《四憶堂》，皆曾作記。《四憶堂記》末段謂：

　　「或曰：『然則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壯悔堂文集》，及《四憶堂詩集》，上記表面論時，實則論出處。「或曰」云之，即為質問：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該「赴試獵官。」而侯方域對此質問，並沒有明確的解釋，只是自陳悔恨，「憶之、憶之、所以悔也！」說得再明白都沒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間「四憶」是那四憶？侯方域的答覆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說法是，詩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及，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詩以寫情，原有陶詩所謂「欲辯已忘言」的一種境界。但侯方域的四憶，胸中歷歷，只是不願告人而已。所可斷言者，此四憶中，必有陳貞慧與吳次尾的《留都防亂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內。

　　從侯方域的遺作中去考察，有種種證據顯示，辛卯鄉試一舉，痛悔失足；內心之抑鬱自恨，較之吳梅村有過之無不及。而形之於文字吟詠者，則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吳梅村書，勸其不可復出，固為變相的表示他決無意於做新貴！而最可玩味者，則為《致方密之書》，此書見《壯悔堂文集》「遺稿」。侯方域於順治九年治壯悔堂，編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兩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編為《遺稿》，附文集後，任序明言：「此侯子壯悔堂集成之後所作」；亦即辛卯鄉試以後所作。

　　按：方以智曾隨永曆入廣西，而於順治七年清兵陷廣西平樂村時逃禪。《南疆繹史》云：「及大兵入，知其為粵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則生，否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擇。』迺辭左而受右，帥起為之解縛。謝之，聽為僧，遂披緇去。」侯方域致方密之書，雖以其出家之事為發端，「大喜故人相見之有期」，而作書當在一兩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僕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寄僕漿絲之衣，僕常服之；其後相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斁。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澣濯之。以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後，裝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恆對之欷歔。病妻以告僕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時裝，即可服矣。」僕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僕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遇，僕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並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舊，不願遷就「時裝」。所謂「時裝」者，是清朝的服飾，而方以智所贈的絲衣，為明朝的服裝。「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極道不負初心。末以鄭所南，陶淵明自許，無異自誓畢生做遺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盡致，含蓄甚深，但字裡行間，不免有闢謠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與吳梅村相同，論出處形跡，侯不如吳之顯。但為新朝謀畫及頌揚的文字，已傳播於天壤之間而無所逃，百計思辯，終有著不得力處。其內心的痛悔，實過於吳。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歲的壯年，遽爾下世，說他抑鬱以終，或者賁恨以歿，皆無不可。嘉慶十九年，其裔孫資燦重刻《壯悔堂文集》，刪落《豫省試策》及順治九年所擬《擬上遺官致祭先師孔子闕里群臣謝表》等文，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為親者諱。筆者今發三百載之覆，直抉侯公子當日心事，實所不忍；但《壯悔堂記》自言：「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則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賢者，或為泉下精靈所默許。

　　侯方域歿後，吳梅村過河南，有《懷古兼弔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

　　全用信陵君與侯嬴的故事，而「死生總負侯贏諾」一句，自註：「朝宗歸德人，貽當約終隱不出；余為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有此一詩一註，勝於侯方域自辯清白者千萬言。其實，吳梅村如欲自剖，何嘗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試一事，借題發揮？而寧願屈己以尊人，古人風義蓋如此！

方以智

　　如以忠孝著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為海內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頗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禎朝以翰林而為東宮講官。當南明時，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來，真假莫辨，形成一大糾紛。擁福王者，當然以為假，亟亟乎想求得確證，因召方拱乾辨認。方明知其假而沉默，意在作無言的抗議，致不滿於福王及馬阮等人，其人風格可想。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一原則。所謂「文頭武尾」，即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鈎收尾。長子名玄成，字孝標，號樓岡，為順治極見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則因辨識真假太子一案，得罪了「北派」首腦之一的劉正宗。新仇舊怨交併，掀起了南北之爭。滿清則正好「以漢制漢」，漢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為多，因而南北之爭中，滿清自然助北制南，於是而有南士飽受荼毒的「丁酉科場案」。

　　丁酉為順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國考試制度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一頁，自有科舉以來，從無如此大獄。後此者雖有咸豐八年戊午科場案，斬大學士柏葰於菜市口，但遠不如丁酉案株連之眾且酷。吳漢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寧古塔。後由顧貞觀營謀於納蘭成德，吳氏夫婦白首同還，為清初文壇一大盛事。筆者曾作《金縷曲始末》，收入驚聲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覓趣》中。

　　丁酉科場案南闈弊端之發，始於有人參劾江南主考方猶「弊實多端，物議沸騰」，特引新科舉人方章鋮為例，章鋮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擊方拱乾，結果演變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駢戮於市」，方章鋮等八舉子「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的苛獄。方拱乾、方玄成父子，於康熙登極後赦回。方玄成則以牽涉於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後更被苛禍，全謝山《江浙兩大獄記》：

　　「桐城方孝標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猶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試，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偽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標所紀事。」因此，《南山集》文字獄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時玄成已故，刨墳破棺，剉骨揚灰。此一刑罰，甚於鞭屍。全家復充軍黑龍江。孝標子登墿，登墿子式濟，父子同戍。式濟著《龍沙紀略》，收入《四庫全書》，是《方輿書》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式濟子名觀承，一年一度，徒步出關省親，親歷山川險要，飽閱人情世故。即以閱歷、官直隸總督時，頗著循聲，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軍功而官至封疆的極少數漢人之一。

　　方孝標與吳三桂有一段淵源，《清史稿》本傳：

　　「（康熙）十二年，孝標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會有所親某，知責陽府，乃往遊。未幾，吳三桂反滇中，黔撫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標故為佯狂……防之稍疏，孝標乃逸去。」所記實有未諦。

　　按：方玄成自放還後，因「玄」字避聖祖御名之諱，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遊閩粵滇黔，所至為諸侯上客，皆尊稱為「方學士」。今按方孝標《鈍齋詩選》，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韻》、《靖南世子四十韻》，乃為靖南王耿繼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廣州移鎮福州，此為方孝標於康熙六年遊福建的證據。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親王一百韻》，乃吳三桂六十壽詩；此為方孝標是年在昆明的確證。詩中更明白敘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吳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竊，猶子愧趨蹌」、「先人前代末，懷廟講筵旁，獨力挑簧鼓，深心保棟樑」、「遠蒙垂問語，更感寄書望」等等，可以想見，當方拱乾在崇禎朝為講官，侍經筵時，即與吳三桂相識，並曾力為保薦，交情不同泛泛。而況吳三桂此時每年以江南所輸鉅額軍餉，及自營貿遷，多擅專利，富逾於國，招致名士，厚加供養，以方學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禮聘之列。《清史稿》所記，彷彿方孝標與吳三桂未謀面者，大誤。

　　但所謂「逸去」，則為事實；此則全謝山《江浙兩大獄記》，謂「入滇受吳逆偽翰林承旨」，為不確。詩集中有《滇南留別詩四章》為先期逸去一證，《鈍齋二集》序云：「賜環以後，又十餘年，放浪於山高水長間，偶遊楚粵，再逢世難，再尋雲南岳，得遂忠貞。」為先期逸去又一證。

　　至吳三桂門下，確有方姓而得重用，可當「翰林承旨」之類官職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獻廷，明朝禮部尚書毛一藻子，已中進士而因順治十八年「奏銷案」革去舉人，於是中了進士亦不算。方光琛一怒而走西南，入吳三桂幕府。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

　　「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

　　《清史稿．方玄成傳》：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從吳三桂叛，三桂寵以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偽職，最著名者名學詩、學體。三桂敗，皆伏法，惟學詩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據《南山集》原文，稱孝標為方學士，不復具名。北音士與詩同，滿文又同為一字。聖祖閱清字疏曰：『是非漏網之方學詩耶？』廷臣不能曉。聖祖因為語往事甚悉。蓋聖祖實誤以方學士即此漏網之方學詩，又誤以方光琛為孝標族人……聖祖五十一年正月諭曰：『案內方姓人俱係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吳三桂，曾為偽相；方孝標亦曾為吳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四月又諭：『方孝標曾為吳逆偽學士，逆三桂之叛，係伊從中慫恿。偽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一在城內，一在城外。方以智與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談方以智而先撮敘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豈非離題太遠？蓋別有說焉。

　　近讀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定方以智於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於文文山詩：「惶恐灘頭說惶恐」的惶恐灘。余君之言如此：

　　「密之若於歷史上求人格之『認同』，則文山實其首選。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縲紲，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密之雖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適當之死所，殆莫若惶恐灘若。……次子中通題其詩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顏其齋曰『汗青閣』。此決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會。」論斷固甚精當，但方以智所犯究係何案，未能考獲。余君又言：

　　「今據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見至少辛亥之難，密之子孫皆在被收之列，無得免者。此事又見中履《亡妻張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難，余侍左右，不復能顧家。家人齏粉在俄頃，吏卒洶洶圍守。』中履兩言『全家齏粉』，決非行文誇張。則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蓋依律，非大逆不能牽累及於子孫也。若更參照魏季子所言，聞者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其事豈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僅止於此。至於構陷者究屬何人，其所持之具體理由又為何，苟無新史料發現，恐終將成為千古疑案矣！」

　　筆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細考，疑團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學士」、「方學詩」的誤會，即在提供一條線索。

　　茲先簡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傳：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廣巡撫，為楊嗣昌劾下獄，以智懷血疏訟冤得釋，事具《明史》。」

　　按：方以智為父訟冤一事，名聞天下。如緹縈上書救父，論本人有罪無罪，猶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炤傳》：

　　「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啟初為職方員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禎元年起故官，夏歸，定桐城民變，還朝；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擊賊八戰八捷。時（熊）文燦納獻忠降，處之穀城；孔炤條上八議，言主撫之誤，不聽。而陰厲士馬備戰守；已而賊果叛，如孔炤言……會（楊）嗣昌代文燦……嗣昌既以孔炤撫議異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獨劾孔炤，逮下詔獄。子簡討以智，國變復棄家為僧，號『無可』者也；伏闕訟父冤，膝行沙壑者兩年，帝為心動，下議：孔炤護陵寢功多，減死戍紹興。」

　　「簡討」即「檢討」。方以智以崇禎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為四公子中唯一通籍者。所謂「護陵寢功多」，乃指「顯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統，其父興獻王葬於湖北鍾祥松林山。「帝為心動」一節，又見《清史稿．方以智傳》：

　　其閉關高坐時也，友人錢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為僧者，問以智；澄之曰：「君豈曾識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罷，上忽嘆曰：『求忠君必於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請故，上曰：『早御經筵，有講官父，巡撫河南，坐失機，問大辟，某薰衣飾，容止如常時，不孝若此，能為忠乎？聞新進士方以智父亦繫獄，日號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訖復嘆，俄釋孔炤而辟河南巡撫。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語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

　　按：此記中「中官」所說的後半段，與事實有出入，方孔炤出獄戍紹興，不可能當河南巡撫。崇禎所說「問大辟」的河南巡撫為李仙風。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乘勝圍開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風自河北馳援，解圍。《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傳》。

　　「仙風既還，與名衡互訐奏。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以襄陽兵備副使張克儉代。」

　　當李自成破京時，方以智正在京供職。《清史稿》本傳：

　　「會李自成破潼關，范景文疏薦以智。召對德政殿，語中機要。上撫几稱善，以忤執政意不果用。京師陷，以智哭臨殯宮，至東華門被執，加刑毒，兩足骨見不屈。」

　　按：范景文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即《板橋雜記》作者余淡心所說的「南大司馬」。後以楊嗣昌奪情輔政，上疏力爭不可，忤旨革職。崇禎十五年復起，召拜刑部尚書，旋改工部。李自成破潼關在崇禎十六年十月，其時首輔為陳演，乃是溫體仁一系，宜乎方以智不見用。

　　范景文入相在崇禎十七年二月。崇禎在位十七年，共用過五十個宰相，而正人君子只有屬於東林的文震孟、錢龍錫、孫承宗、范景文等人。李闖破京，范景文從容殉國。《明史》二百六十七，列傳一百五十三，體例特殊，開首大書：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皇清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文璐……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

　　按：范景文在南明時贈太傅，諡文貞。清朝賜諡文忠。據《明史》本傳，范景文並沒有政績，所可傳者，只有從容赴義一事：

　　「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房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

　　此傳聊聊數筆，但已足夠傳其人。忠臣畢竟可為；而生死之間正確的抉擇，實為讀書人生當亂世的第一大事。至如方以智，被俘不屈，則為忍死須臾，自計尚有後責，本傳接前又云：

　　「賊敗；南奔，值馬阮亂政，修怨欲殺之，遂流離嶺表，自作序篇，口敘祖德，下表隱志，變姓名賣藥中市。桂王稱號肇慶，以與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旋罷相，固稱疾，屢詔不起。嘗曰：『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緇乎？』」

　　其時方孔炤年已六十餘，方以智子職臣節，不能兩全，所以說：「歸則負君，出則負親。」本傳接云：

　　「行至樂被執，其帥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擇，以智趨右，帥更加禮敬，聽其為僧。」

　　按：廣西有兩平樂，在東為縣，在西為村。方以智被執的平樂是陽朔以南的平樂縣。「帥」則三藩之一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傳》：

　　「（順治）七年……帥入廣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曆帝走南寧，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死之。斬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將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樂諸屬縣皆下。」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一月初五，瞿式耜被難，則在閏十一月十七。清軍入廣西，自全州進兵桂林，乃由東北趨西南，而方以智則由桂林向東南趨避，故行至平樂被執。計其時在十一月間。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其逃禪之地，引施閏章（愚山）詩及年譜，以為在梧州雲蓋寺。其言如此：

　　「清兵陷廣西平樂村，事在一六五Ｏ年（順治七年）。則密之逃禪，即始於此時。施愚山《浮山吟》詩有云：『比山一片雲，飛落蒼梧野。忽值南風吹，旋歸廬岳下。』其下雙行夾註曰：『藥公家浮山，避地梧州雲蓋寺。值余奉使西粵，始同歸，抵匡廬。』考之愚山先生年譜卷一：『順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卷：三月，奉使廣西，達桂林。秋七月桂林陷。從平樂經江西而歸』。正與詩註合。則密之最初落髮，殆即在梧州之雲蓋寺。」

　　按：方以智出家後無常名，稱「無可」、稱「五老」、稱「藥地」、稱「墨歷」，此非好奇，亦是避邏者耳目。「藥公」乃愚山對方的尊稱，浮山則為桐城的別名。

　　余英時以為方以智至廬山後，即掛單歸宗寺，引施愚山《初至歸宗寺同藥公作》詩為證。此則不然，方以智歸宗寺不過暫駐而已，旋即還里。其時在順治九年之冬，侯方域與方密之書，一則曰：「往在毘陵，陳子定生私以問僕云：『密之之還，何也。』」侯方域訪陳貞慧於宜興在是年冬天，年內還家。而此時陳已知方還里，則計途程，不可能在歸宗寺久駐。再則曰：「歸雪苑，遇何次德，具為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與侯相會於商邱，而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更為方以智已歸桐城的確證。

　　方以智於順治九年南歸，其最初託跡之處，於考定其生平殊有關係。余著《方以智晚節考》，以為有自平樂歸後，即在匡廬掛錫，其實不然，已如前述。為補余著之疏，進一步略考方南歸後初期的行蹤如下：

　　一、施愚山《無可大師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經蒼梧……至匡廬同遊五老、三壘間，旬日始別。」

　　按：旬日始別者，非僅施別於方，亦方別於施。兩人「從平樂經江西而歸」，同遊廬山後，施北上回京覆命，方則東歸桐城。

　　二、歸桐城未幾，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關。侯方域《與方密之書》，自道在宜興時，即聞方「止於高坐寺」。又送《何子歸金陵序》末有語：「今聞於高坐寺為僧，何子歸，試以語之。」此何子，亦為侯方域「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序中著一「聞」字，顯見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於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測度，方以智既已出家，無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後，亦必擇一古剎掛單，還家一謁老父，囑咐妻子盡心侍養，旋即飄然遠引，止於金陵高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獨於此節疏忽？當是為《清史稿》所誤。《清史稿．方以智傳》「其閉關高坐時也」云云，已見前引。而此傳實採自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原文為「先生閉關高座寺也」，落一「寺」字，遂大有出入。因為「高坐」，或作「高座」原為禪門用語之一，講經說法，例必高坐，雖落一「寺」字，文義依舊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過。

　　侯方域所說的「高坐寺」應為「高座寺」。以《送何子歸金陵序》證之，此寺確在金陵。但查《嘉慶一統志》、《清涼山志》，以及《實用佛學辭典》，均無此寺。但《高僧傳》有慧進者，駐錫「京師高座寺」，卒於齊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師即金陵，原來高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六朝古剎，至清猶存，應該亦是有名的叢林，熟於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決其必非天界寺，因為天界寺建於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遺。

　　方以智晚年逃禪，雖示不仕清的決心，亦以俗緣未斷，只覺君親兩不可負。至於對恢復明室，經過弘光、永曆兩個年號，實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說是「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亦頗有商榷的餘地。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淨居寺，死於康熙十年，歷來皆不知其死因。鄧石如輯《清詩記事初編》，敘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以智晚年住持廬陵縣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粵，卒於道中……今讀此集陪詩卷四為《惶恐集》，紀其事甚詳。『惶恐』者，以智卒於萬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灘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歷二年，經皖、贛、粵三省，賴周亮工營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繫獲釋。究為何事，一字未及。」

　　鄧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學云：

　　「中通……當從西洋人穆尼閣布算，又問學於湯若望，熟讀利瑪竇之書，通歷算之學，與湯聖弘……梅文鼎為友。撰《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別刻《陪集》以載詩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詩》七卷，《陪詞》一卷，又刻《續陪》四卷，則詩文不分。」

　　按：方中通詩文集，稱為《陪集》，表示詩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為《浮山集》（方以智詩文集）陪襯而已。

　　余英時據鄧記，斷為方以智乃被逮赴廣東時，舟過文山《過零丁洋》詩中所提到的惶恐灘，有感而自裁，其論斷是：

　　「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縲紲，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雖密之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適當之死所，殆莫惶恐灘若。此所以舟過萬安，抵惶恐灘頭，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余英時此論，極其精確。方以智之死，即在不願「對簿虜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時、其地，則易滋人誤會，以為畏罪自盡，此為方以智所決不甘於忍受者。是故，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論斷，自裁於惶恐灘，乃方以智早經選定的畢命之地。

　　方以智獲罪，究為何事？余英時亦未能考據，僅據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兩言『全家齏粉』」，以為「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這樣推斷，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實無「罪狀」；不過他人誣以謀反而已。而此誣也，實亦並不難辯白。不知者，一聞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知者則必能辨誣的信心極強。

　　方以智為人所誣，幾罹巨禍，以不甘對簿虜廷，而自裁於惶恐灘。自況其追步文信國的節概，據鄧石如、余英時先後考證，已成定論。所成疑問者有二：第一，被誣者是何案？雖可想像為「謀反大逆」，究係那一樁逆案？「通海」之餘波，永曆之遺烈，還是三藩之變，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長幼無恙，獨獨仲子方中通兩受其禍，此又何說？

　　我以為這兩個疑問，決非無望解決。清初文集、筆記以及官文書，浩如煙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求證之先，筆者「大膽」提兩個「假設」，借為線索。

　　先說第二個疑問，竊以為仇家構陷，怨從子起而「禍延顯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疇人」之一。而清初曆法之爭，科學打倒玄學，乃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一頁，亦為形成康熙性格中極可寶貴的科學精神，而成就其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異常傑出的統治者的誘因，所關匪細，值得不憚煩一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統曆》，實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時曆》，但節氣及日月食的推算，參用《回回曆》。回曆與陽曆大同小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宮，即十二個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閏年則十二月加一天。

　　《大統曆》用至成化年間，日月食時刻的推算，常有失誤，但憲宗不罪欽天監的官員，以為「天象微渺」，推算有誤，不足為非。像憲宗這樣的庸主，當然不會知道天象運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準確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應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變，蒙塵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內，結果又有奪門之變而復辟。這一連串的大變化，是任何人所夢想不到的，豈非「天象微渺」難憑？

　　弘治、正德間，誤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很明顯的，《大統曆》的所謂「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間已歷時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積月累，失誤自大；於是改曆之議復起。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篤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兩次推算日當食而未食，證明誤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時候，也就是《大統曆》的缺點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而「帝喜以為天眷」，因而終嘉靖之世，無人敢言改曆。

　　萬曆末年，西學傳入中土。利瑪竇挾天算之學為有識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屢次獲得證明，精確勝於古法。至崇禎初年，在徐光啟的極力主張，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曆之議逐漸成為事實。但尊古法者固極力頑抗，思以逞異說而取富貴者，亦頗有人，因此修曆共設四局，各搞各的。四局者：大統、回回、東局、西局。西局由徐光啟的繼承者山東參政李天經主持，成員皆西洋天主教士；東局則別具一說，而多少具有投機性質的曆學家魏文魁所領。崇禎十年正月初一日食，四局預推的結果如次：

　　一、大統：食一分六十三秒。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三、東局：游氣侵光三十餘秒。

　　四、西局：京師見食一分一十秒。應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雲南、太原不見食。此外初虧、食甚、後圓時刻亦各異。

　　事後證明，惟有西局所推皆驗。於是崇禎決定廢《大統曆》用新法。而遵古者，抗章交諫，並策動太監作內應，反對新法。這樣遲延到了崇禎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又是西局所測獨準。這年八月下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可惜「未幾國變、竟未施行」。

　　入清則順治二年即用新曆，名為《時憲曆》。清史稿《湯若望傳》：

　　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是歲六月，湯若望啟言：「臣於明崇禎二年來京，用西洋新法修正舊曆，製測量明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毀，擬重製進呈。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日食限分秒，並起復方位，與各省所見不同諸數，開列呈覽。」王命湯若望修正曆法……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學士馮銓與湯若望率領天監官赴觀象測驗，惟新法吻合。大統、回回二曆，時刻俱不協。世祖定鼎京師，十一月，以湯若望掌欽天監事。湯若望疏辭，上不許；又疏請別給敕印，上亦不許，並諭湯若望遵旨，率屬精修曆法，整頓監視，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參奏。加太僕寺卿，尋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賜號「通玄教師」。

　　湯若望在華已將二十年，深通中國人情世故，「疏辭」及請「別給敕印」，都是為了不願得罪原來的欽天監官。而「上不許」者再，非沖齡的順治能賞識湯若望，乃是因為順治生母孝莊太后，此時已皈依天主教，而以湯若望為教父之故。

　　不久，湯若望又加通政使銜，進秩正一品，使得舊派既妒且恨。於是到了順治十四年四月，舊派由已革「秋官正」吳明炫發難，對湯若望展開攻擊。

　　《湯若望傳》：

　　「十四年四月，革職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開皇己未，抱其曆學，重譯來朝，授職曆官；歷一千又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順治三年，常印湯若望諭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陰五星陵犯，天象占驗，俱不必奏進。臣察湯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見東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見，皆關象占，不敢不據推上聞，乞上復存臣科，庶絕學獲傳。』……別疏又舉湯若望舛謬三事……八月，上命內大臣愛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觀象台，測驗水星不見。議明炫罪，坐『奏事詐不以實』，律絞，援赦得免。」

　　曆官舊派攻新，第一回合敗下陣來，第二回合則大獲全勝，其事在順治崩治，康熙即位以後。清史稿《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在明時，為新安酐千戶，崇禎十年上疏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等，舁棺自隨；廷杖戍遼西。清初，命湯若望治曆，用新法，頒時憲曆，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為摘謬，闢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斥酐奉天主教為妄言惑眾。聖祖即位，四輔臣執政，頗右光先。」又《湯若望傳》：

　　「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閽進所著摘謬論，選擇議，斥湯若望新法十謬。並指選擇榮親王葬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證。議政王等議：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天佑皇上，歷祚無疆，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曆。選擇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以下定罪，計湯若望及欽天監高級官員等七人，凌遲處死，又召五人斬。奏上令覆議，結果殺了五個人。湯若望免罪，而「自是廢新法不用」。

　　按：榮親王為世祖第四子，生百日而殤，時在順治十五年正月。尚未命名，追封榮親王。其母董鄂妃為世祖所深寵。吳梅村《清涼山禮佛詩》四首，大半為董鄂妃而詠，第一首《王母攜雙成》；第二首《可憐千里草》，皆切「董」姓。

　　由《楊光先傳》「四輔臣執政、頗右光先」一語來看，此案的背景，乃是滿清入關後的宮廷第二次大爭鬥。爭鬥的雙方，一方就是「四輔臣」。「四輔臣」者，即為康熙以沖齡即位，世祖臨終遺詔託孤的顧命四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鱉拜。其中鱉拜最跋扈，結遏必隆與蘇克薩哈為仇，索尼位高望重而無如之何。四輔臣間雖有矛盾，而護持舊派的立場，卻是一致的。

　　另一方就是所謂「孤兒寡婦」了。當世祖駕逝時，康熙只有八歲，行三。皇二子名福全，亦在沖幼。大位不傳皇二子而越次傳皇三子，是因為順治的生母孝莊太后定策時，徵詢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只指出一個事實，皇三子已經出痘，皇二子則未。順治剛以天花不治，現實的教訓特別強烈，所以皇三子得承大統。筆者每以為歷史的改變，常出於一種偶然的因素，在當時了無足異，而事後考察，關係極大，如湯若望之於滿清，真可謂「一言興邦」。不然者，以福全為帝，滿清能否延二百餘年的歷祚，實在大成疑問。

　　由上所敘，可知楊光先的上書攻擊湯若望，縱非有意迎合，而四輔臣的「頗右」楊光先，則無疑地為借此打擊孝莊太后及其所領導的新派分子的一種手段。可惜，楊光先很不爭氣，《清史稿》本傳：

　　「康熙四年，議政王等定讞，盡用先光說，譴湯若望，其屬官至坐死。遂罷新法，復用大統術。除光先右監副，疏辭不許；即授監正，疏辭復不許。光先編次其所為書，命曰：『不得已』。持舊說繩湯若望，顧學術自審不逮遠甚，既屢辭不獲，乃引吳明烜為監副。明烜、明炫兄弟行。

　　「五年，光先疏言，今候氣法久失傳，十二月中氣不應，乞許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測器測候。並飭禮部採宜陽金門山竹管，上黨羊頭山秬黍，河內葭荸子備用。」

　　按：所採各物乃作測器之用；且亦曾下詔求疇人，其人未至，而楊光先已經無法幹得下去了。本傳記：

　　「七年，光先疏言……臣病風痹，未能董理。下禮部，言光先職監正，不當自諉。仍令訪求能候氣者。是時，朝廷知光先學術不勝任，復用西洋人南懷仁，治理曆法。」

　　湯若望是德國人，時已去世。南懷仁是比利時人，為湯若望的學生，其時在康熙七年底，聖祖已經親政，故知用南懷仁出自御裁。未幾，南懷仁疏劾吳明烜。《湯先生傳》：

　　「南懷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曆，於是年十二置閏，應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歲兩春分、兩秋分，種種舛誤，下議政王等會議。議政王等議：曆法精微，難以遽定，請命大臣督同測驗。八年，上遣大學士圖海等二十人，會監正馬佑，測驗立春、雨水兩節氣，及太陰、火木二星纏度，南懷仁言悉應；明烜言悉不應。議政王等疏請康熙九年曆日交南懷仁推算。上問：『先生前劾湯若望，議政王大臣會議，以光先何者為是；湯若望何者為罪？新法當日議停，今日議復，其故安在？』議政王等疏言……南懷仁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歷代成法，今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按九十六刻推行。」

　　按：康照的本意是要明辨是非，而議政王等覆奏，顯然未搔著癢處。若為庸主，自是不了了之。而康熙有意要根究新舊曆法之爭在學理上孰是孰非；是者為何，非者為何？因而學天文，習算學，為中國第一個深入西方科學領域的帝王。孟心史先生謂康熙在這方面的造詣，「儒者專門習之，僅與相副」。又謂：「若再假以年，更為國中學人鼓倡，或早與西人科學之進步相提攜矣！」此亦極中肯之言。總之新舊曆法之爭，啟發了清聖祖重真理、辨是非的科學精神，影響其人格的形成，關係極大。聖祖之能成為一個傑出的統治者，平三藩、興文教、重民瘼、察官吏，凡理之所在，篤信力行而不疑，實為其自我訓練而具有的科學精神所使然。《清史稿》二百七十三卷附論：

　　「曆算之術，愈入則愈深，愈進則愈密。湯若望、南懷仁所述作，與楊光先所攻訐，淺深疏密，令人人能言之。其在當日嫉忌遠人，牽涉宗教，引繩批根，誠一時得失之林也。聖祖嘗言：『當曆法爭議未已，己所未學不能定是非。乃發憤研討，卒能深造密微，窮極其閫奧。』為天下主，虛己勵學如是，嗚呼，聖矣！」此亦非溢美之詞。

　　歷法之爭，新派在學理上既已獲勝，政治上的冤獄，當然亦能獲得平反。議政王等先議：「請將光先奪官，交刑部議罪。上命光先但奪官，免其罪。」

　　就在這時候，十六歲的康熙，做了一件出人意料而確可令人佩服的大事，《清史稿．聖祖本紀》康熙八年記：

　　「五月……戊申詔逮輔臣鱉拜，交廷鞫。上久悉鱉拜專橫亂政，特慮其多力難制。乃選侍衛，拜唐阿年少有力者，為撲擊之戲。是日，鱉拜入見，即命侍衛等掊而繫之。於是有善撲營之制，以匠臣領之。庚申，王大臣議鱉拜獄上，列陳大罪三十，請族誅。」

　　「拜唐阿」是滿洲話，亦為侍衛之一種，扈從時職司前驅。康熙制鱉拜，處心積慮而聲色不動，參與機密者只極少數的心腹侍從，頗疑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亦為其中之一。曹寅以後深得恩眷，蓋非無故。康熙自誅鱉拜，始得獨攬大權，宮廷中新舊兩派之爭，至此局面大定。於是南懷仁上疏，為師訟冤。《楊光先傳》：

　　「南懷仁等復呈告光先依附鱉拜，將歷代所用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無故被戮。援引吳明烜誣告湯若望謀叛。下議政王等議：坐光先斬。上以光先老，貸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議，明烜坐奏事不實，當杖流。上命笞四十，釋之。」湯若望則復封號，視原品賜卹，封號原為「通玄教師」，因聖祖名玄燁，避諱改玄為微。

　　這一冤獄的平反，在楊光先、吳明烜一系的舊派，自有刺骨之恨。隨時謀求報復，亦在意中。方氏父子被誣，可能即為舊派對新派的一種報復。

　　按：清初疇人，首稱「南王北薛」，南王為吳江王錫闡、北薛為山東薛鳳祚，俱通中西之學，與新舊兩派皆有交往。純屬舊派者，常州龔士燕，康熙六年應募入京，為舊派欽天監官所引重；康熙八年「定用西法而古曆卒不行」，因於後二年「以疾歸」，實為鎩羽而歸。

　　方中通則純為新派，其學出自穆尼閣、湯若望。穆尼閣其人，不如湯若望、南懷仁知名，非研究天主教史者，不能道其生平，今於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四中得一條：

　　「順治間，泰西教士穆尼閣寄寓南京，喜與人談算學，並不招人入耶穌教。」方中通的算學，得自穆尼閣，而曆法則由湯若望所授。湯若望且曾授曆法於方以智。兩代世交，淵源不淺，有詩為證。

　　方中通《陪集》中《陪詩》卷二，有五律一首，題為《與西洋湯道未先生論曆法》。道未即湯若望的別號。詩云：

　　「千年逢午會，百道盡文明。（原註：依邵子元會運世推算，正逢午會，萬法當明。）漢法推平子，唐僧重一行。（原註：先生崇禎時，已入中國，所刊曆法故名《崇禎曆書》。與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學，出世後，絕口不談。）有書何異域，好學總同情。因感先生意，中懷日夕傾。（原註：予所得穆先生火星法最捷，故相質論。）」

　　按：此詩當做於湯若望罷官以後、未死之前，計其當在康熙五年至七年之間。舊派曆家方以排去湯若望為快意，而方中通與湯若望有所交遊，其為遭忌，亦無足怪。

　　方中通《陪集》，余英時先生亦未得寓目。《方以智晚節考》所刊「重要參考資料」，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至感泣書此》、《論交篇贈侈儼若》兩詩，乃轉引自《清詩紀事初編》。此書錄方中通詩四首，除上述兩詩，另兩首。一即《與湯道未論曆法》，一為《木蘭女廟》。細玩余先生所曾引的兩詩，於方家「粵難」經過，亦大有可以參悟之處。《題結粵難文》云：

　　「君不見，一門爭死稱孔氏，弟兄子母垂青史。又不見，西川豪傑附黨人，恥不與黨先自陳；彼為友朋尚如此，何況儼然為人子？……回憶難作捐我軀，不料此軀存斯須。」

　　又《論交篇》云：

　　「憶昔患難傾門戶，不肖捐軀繫圜土。」兩言「捐軀」，又道「恥不與黨先自陳」，似乎「粵難」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單內，乃是挺身自任，思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長幼俱無動作，而獨中通奮身？此或者禍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為人子。再進一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陳」，當然先經過「家庭會議」同意；而同意的緣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誣。至於繫獄以後，又有不肯出獄的情形，《題結粵難文》有句：「憐我不肯脫羅網，委屈導我真纏綿」；又云：「非是不遵宛轉之殷情，乃深痛吾老親之不測」，其情事如見。蓋問官必以案內無方中通之名，宛轉開導，勸其自脫羅網，而方中通堅不出獄。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於惶恐灘，究係畏罪，還是完節，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獄。明乎此，始知《論交篇》中「感余熱血憐余癡」的「癡」字，應作何解。

　　問題是在這裡，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論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後患難尤難堪」，何以謂之「身後患難」，又何以較之生前尤為「難堪」？唯一的解釋是方以智的被誣，乃是名節被污，其所惡有甚於死者。不願「對簿虜廷」，下拜於異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則不獨自洗其無端之污。且當時談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遠，則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輿論能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滿紙，痛哭陳情詳院司」。而方中通妻陳舜英，《粵難作夫子被羈》一詩：「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君指天為誓，余懷刃是盟」，亦道出底蘊，方中通「指天為誓」者，必是父誣不白，寧死不出獄。此與季辛吉名譽不能洗刷，便當辭職的堅決表示，意思約略相仿。

　　於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構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誣服者。論案情，則自為牽涉及於可召族誅巨禍的謀反大逆；但以忠於明室的遺民反清，理所當然，即或被誣，於名節何損？而竟非以死相爭不可，則所誣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實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後論。

　　我又頗疑，構陷方以智者，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問學於穆尼閣。《論交篇》起始，以二十餘句強調人情險巇，決非無因而發，餘如次：

　　「交道誠難論，何況在今日，變幻態無窮，險巇情不一。張耳、陳餘少相知，安知兇終機在刎頸時？孫臏、龐涓不同學，安有復有黥刖之慘，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開眼，古令人情若印板，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產。噫嘻膚上毛，欲割便揮刀；區區膠投漆，何得久堅牢？又如相依復相遷，幸舍代舍遷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門下見。較量輕重只爭毫髮間，趨舍何必死生與貴賤？」

　　此詩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門下見」，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記孟嘗君傳》，處賓客的館舍分三等：傳舍、幸舍、代舍。總結此詩所引五古人而欲表達其對交道的看法是：見利忘義。引孫臏、龐涓的故事，則又似同學忌才。總之，整首詩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證交道難論，決非全然為了反襯下文「忽然一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內的。

　　至於當時新舊派曆法之爭，則不僅學術之辨，意氣之爭，更關乎生死禍福，窮通富貴，其事之嚴重，以及爭鬥之烈，遠超過後世的想像。只以在學術上康熙親自主持，且新優於舊，亦成定論；故舊派無法翻案，其爭鬥過程，遂亦漸漸泯滅；蛛絲馬跡，猶可想見彷彿。阮元輯《疇人傳》，楊光先傳後有論。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毀之，蓋深惡之也。』光先於步天之學本不甚深，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則固明於推步所不能廢也。元（阮元自稱）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

　　洋人購楊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毀之，其事不可知。戴東原雖為大儒，於永樂大典中搜得王錫闡、梅文鼎所未及見的算書，能正偽補脫，可知其天算之學的造詣，但戴氏著作中，有《氣穴記》一卷、《葬法贅言》四卷，是猶不免將天文地理與堪輿混為一談。則於曆法惡西洋而為楊光先張目，亦無怪其然。至於「西人毒死」楊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過，楊光先一疏，謂選榮親王葬期錯誤，用心實嫌惡毒，湯若望被誣既已大白，楊光先陷諸台官於死而竟不抵罪，自為死者家人親友所不甘，因而採取報復行為，或者有之。

　　以上假設禍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舊曆法之爭而結怨；或者為人見利忘義而出賣，皆待進一步求證，始可判斷此假設有無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誣的謀反案，必與吳三桂有關。換言之，即助吳三桂謀反，則筆者自信，此一假設，定必不誤。

　　吳三桂叛清，事起於康熙十二年冬，但異謀早著；而滿清忌吳，則更早始於吳三桂入緬殺永曆帝以後。劉健述所著《庭聞錄》卷四：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內大臣諭三桂子額駙應熊曰：『往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若父將印，重事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懌。」

　　此為忌吳的明證。康熙自言，親政後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一即為撤藩。自鱉拜伏誅，開始積極著手，而以吳三桂為第一目標。

　　按：康熙八年五月誅鱉拜後，六月以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九年二月以金光祖為廣東廣西總督，馬雄鎮為廣西巡撫；四年以蔡毓榮為四川湖廣總督；七月以王輔臣為陝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國治為雲南巡撫，十一月以明珠為兵部尚書。據此人事調動，可以析出其意義如下：

　　一、康熙自誅鱉拜後，立即開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調補戶部尚書為其起點。

　　二、撤藩的第一目標為吳三桂；亦以吳三桂難制為第一顧慮。康熙九年對西南、西北文武大員的調動，完成了對吳三桂包圍的態勢。

　　三、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對吳三桂態度強硬的表示。而以明珠為兵部尚書，則是決心用兵了。

　　這三點分析，可從上述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釋。茲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於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間極貴，米思翰子李榮保，為高宗孝賢純皇后之父。李榮保子傅恆為大學士；傅恆子福康安「一身被異數十三」，而實為高宗的私生子，筆者別有考證，不贅。《清史稿．米思翰傳》：

　　「米思翰……授內務府總管，輔政大臣從假尚方器物，力拒之。聖祖親政，知其守正，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是時，各直省歲賦，聽有政使存留司庫，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請通飭各直省，俸餉諸經費所餘，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納權，盡屬戶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請撤藩。吳三桂、耿精忠疏繼入，下戶兵工部，米思翰與兵部尚書明珠議，三藩並撤。有言吳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米思翰堅持宜併撤，議乃定。」

　　撤藩原為康熙早已默定於心的決策，但當時滿清親貴大臣中或畏三藩勢力；或受三藩籠絡，反對撤藩者甚多。吳三桂子應熊又尚至為額駙，等於他父親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對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與少數近臣密商，米思翰與明珠皆力贊帝意者。其後米思翰一家之貴，固與此不無關係。明珠貪黷弄權，而康熙曲予優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慮，早已料定，決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輕易；如最後決裂，不能不用兵，則所持者何？自應有一打算，用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並即展開整理財政的工作，即為籌餉的開始。

　　至於用金光祖、馬鎮雄、蔡毓榮，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誠可靠，或因其才具出眾，而目的皆在對付吳三桂。王輔臣之被任為陝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籠絡王輔臣，更出常情之外。劉獻廷《廣陽雜記》有極生動的描寫；記王輔臣與吳三桂之侄應期交惡，以三桂袒侄，致使輔臣寒心，以鉅金「遍賄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補為平涼提督，以後的情事云：

　　「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嘆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忌老夫！汝家貧，人口眾，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

　　吳三桂亦可謂善於補過，輸誠之心，惟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廣陽雜記》記召見王輔臣的情況如此：

　　「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人，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上謂之曰：『欲留汝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捨，上天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擇吉日於上元之後。居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槍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槍先帝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槍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槍以賜汝。汝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槍如見朕，朕見此槍如見汝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

　　雍正以後之籠絡年羹堯，即師父故智，但矯揉造作過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籠絡王輔臣，則確能使被籠絡者死心塌地。當時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紆貴如此，正可反證他對吳三桂防範之周之密。至於吳三桂既反，王輔臣竟未能發揮康熙所預期的作用，則又為另一回事，論王輔臣本心，固未負康熙。

　　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康熙決意制服吳三桂，不惜決裂的表示。朱國治其人，在康熙初年，為江南士林的公敵。

　　朱國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

　　「撫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尚未蒞位，朱恐吳人為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為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汎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為民。」

　　按：三年之喪照例守制兩年三個月，亦即二十七個月為服滿。旗下改月為日，父母之喪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國治具疏請進止，乃自知眾怒難犯，急謀退隱。新任巡撫韓世琦，亦為漢軍。隸正紅旗，原任順天巡撫。順治十八年十月裁順天巡撫一缺，韓世琦即改調江蘇（彼時猶稱江寧巡撫）。順天即瀋陽，赴調需時；而朱國治去職而未離位，形勢益危。其時蘇州民風尚未如後來之柔弱。天啟中，魏忠賢遣東廠緹騎至蘇州逮捕周順昌，白靴校尉為吳人擊殺，前之可鑑，所以朱國治輕舟遁去。至於遭遇「革職為民」的嚴譴，自是朝中因為奏銷案辦得太嚴刻，有意貶抑朱國治，藉平民憤。

　　康熙十年朱國治復起，被任為雲南巡撫。唯一的原因，即由於朱國治以漢人而忠於滿洲，為政苛峻。如果對吳三桂採取強硬態度，則用他到雲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選。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舉兵，朱國治首先被害，劉健《庭聞錄》記：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會議。中丞朱公率眾往，賊黨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余皆被執。朱中丞……素為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諭，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研堂見聞雜記》謂朱國治被「提出開膛梟示」，則惡之甚，言之亦過甚了。

　　以上所引敘，皆在證明康熙對吳三掛遲早必叛，已經料定。而防範惟恐不周，亦有事實可稽。表面上幾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吳三桂者，無不獲譴，乃是故為安撫，以待謀定後動；其實，對吳三桂的動態，無時不在注意之中。內地入滇投靠吳三桂，以及吳三桂所遣親信赴內地活動的情況，皆有密報到京。方以智的被禍，我的假設，即因以訛傳訛，誤認方以智為吳三桂的親信，潛入安徽。可能為方光琛之子方學詩曾回徽州活動，而方孝標曾入滇獻詩吳三桂，故誤方學詩為「方學士」。而方學士與方以智音似，滿文奏摺中漢人名字皆為音譯，更易誤會。

　　假設雖可大膽立論，但假設之能成立，必須經過邏輯的考驗。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後僅剩者，方能作為假設。今按康熙初年屬於「謀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傳聞，及三藩之亂。干連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與和尚有關，似與方以智的情況相近。但果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復明，則方以智即或被誣，固與名節無損，方中通不必以死力爭，這道理已在前面談過，無須多說。其次，謀反決非一人之事，干連必眾，王夫之論族誅曾申明其義。而方以智一案不聞有他人牽連；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國後紀》篇云：「東華錄自康熙十二年始，屢破獲朱三太子干連犯案，多不勝載。」是則方以智如干連朱三太子案，何以官書獨無記載。凡此皆足證明，方以智與此類案件無關。

　　至於牽涉及於三藩之亂，如歸罪於謀反大逆，則又分兩種情況，一為事發的按問；一為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雖發於吳三桂舉事之前，但吳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嚴，已如前述，則誣指方以智為吳三桂親信，潛入安徽等地活動，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學詩確曾潛回徽州。行蹤曾經廣西，而又誤傳為「方學士」，於是構陷者有意張冠李戴，指「方學士」為方以智，向廣西巡撫馬雄鎮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歸案待質。

　　據《方以智晚節考》所錄資料及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論交篇》兩詩，案發後的情況如此：

　　一、發難於廣西。論交篇《粵西題請講再三》可證。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圍宅，鈴析達曉」。而「道路洶湧，莫不咋指吐舌。在於人情、賓客、門人、故舊遠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則有幾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圍，皆可想而知。

　　三、桐城搜查不獲，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況非常單純。

　　四、江西泰和富人蕭孟藏方以智於複壁，其後乃由水路赴廣西報案。此出於方以智自己的主張，或者他人所勸，則不得而知。但可確言者，方以智願就複壁，絕非畏罪，而為不甘致禮於異族衣冠之前；惶恐灘自裁，亦為此意。當初披緇，大致亦為避免作清朝裝束。

　　如上所述逮捕情況而言，凡稍知清朝司法制度者，皆可想像得到，方以智涉嫌的罪名雖異常嚴重，而案情固甚簡單。因如案內述及方以智如何從事謀反的活動，則本人未獲，家族必定被捕就審，藉以偵訊方以智的一切。今觀資料所載，方氏家族除中通願同父生死，自甘投獄以外，固皆安然無恙。

　　然則案情簡單到如何？就方中通兩詩篇推斷，不過查證一名字而已，大致廣西原咨是：聞有安徽方學詩或方學士潛回活動，不知是否方以智？當案之初起，不明究竟自易涉張皇，所以「三省羽書急如箭」，但其事本易於辨明，最清楚的是，方以智自順治年間南歸後，足跡即從未再到兩粵滇黔，是故複壁之出，不過到廣西「過堂」即可結無事。而方以智即因不甘生前受辱，故自裁於惶恐灘，以文信國自擬而明志全節。但官方則必報病故，因如報自殺則必欲追究其自殺之因，究係畏罪，或有其他凌虐致死情事，豈非自找麻煩？地方官縱不明此中訣竅，但司刑名的幕友則必如此辦理。

　　於此可知，方以智自裁，地方官報病故；而案情亦原已明瞭，方以智與吳三桂無涉，與方學詩或方學士不過音聲近似的誤傳，則此案實已不了而了。但案牘未結，所以方以智的靈柩不能歸葬。因就司法的手續而論，或恐須開棺相驗，以及查察當時的情況，靈柩須留置於原地。

　　疑問是案牘何以不結？此須就兩個角度來看，在官方，案子已了，形式上的結與不結，無關宏旨，而所以不結者，因別有關礙。在方中通，則案牘不結，無正式官文書宣示方以智被誣，則各節不能昭雪，因而不肯出獄，「憐我不肯脫羅網，委屈導我真纏綿」，「非是不遵宛轉之深情，乃深痛吾老親之不測」，不測者非生死不測，而是名節被污。

　　然則關礙為何？當康熙十年時，朝廷對吳三桂雖已有作最後制裁的決心，但表面仍作優容之狀。方以智一案原為祕密防範措施中所發生的波瀾，自不便公開其事。否則，便適足資吳三桂以口實，而道路流傳，吳三桂將反，朝廷防制甚力，則影響民心，影響甚鉅。至兩年後「題結」，已是康熙十二年七月，吳三桂踵尚可喜之後，自請移藩之時。廷議中康熙諭群臣：「三桂蓄異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發，猶可制也。」瀕臨決裂階段，無所顧忌，故方案不妨題結。

　　最後，要破釋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何以方中通抵死要辨清其父與吳三桂無涉，更不會為吳三桂效任何奔走？此即因永曆帝為吳三桂所殺，昆明五華山平西王府即為永曆故宮。當三桂決意反清時，曾議出師之名，不可假借，劉健《庭聞錄》云：

　　「三桂集請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遐謂：『明亡未久，人心思奮，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願為前驅矣！』方光琛云：『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可解於明。永曆已竄蠻夷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

　　由此可知，恢復明室的名義，連吳三桂的謀士亦知不可假借，可以想見明朝遺民對吳三桂的剿絕明後之深惡痛絕。方以智曾為永曆拜為大學士，雖君臣之道不終，但名分既定，舊恩難忘，則與殺永曆的吳三桂，其仇不共戴天。而謂之為竟為吳三桂所用，無異認賊做父，一生名節，盡皆掃地。此所以方中通如有人子之心，必不忍坐受坐視。而方中通所一再強調其父的志節，固不在反清而在存明，表其始終為盡忠明朝的遺臣。必明乎此，始知方以智所保的晚節何在？

　　方以智三子，皆學行醇謹。尤其難得的是，如鄧石如所云：「方氏閨門所富文采」。《清詩紀事》陳舜英條前記：

　　「陳舜英字玉佩，溧陽人，名夏第三女，適方中通，在順治八年。撰《文閣詩選》一卷，有中通姊方御序。清言娓娓，如敘家常，不作議論，才女也。舜英詩亦超脫，惟觸事興悲，蓋境遇使然。附其女如環如璧和章，婉約可誦。方氏閨門多富多采。方孟式妹維儀有《清芬閣集》七卷；方孔炤妻吳令儀有《黻佩居遺稿》一卷，最有名。」

　　按：朱竹垞《明詩綜》錄方維儀、方維則詩，記方維儀：「桐城人，大理卿大鎮之女，適姚孫棨，再期而大，遂請大歸守志，有《清芬閣集》。」方維則：「大理卿大鉉之女，嫁生員吳紹忠，有《松茂閣集》。」又記：「方氏三節，一為孟式，字如耀，大理卿大鎮之女，嫁山東布政使張秉文，濟南城潰，同其夫殉節，贈一品夫人，有《紉蘭閣集》；一為維儀，年十七而寡，壽八十有四；一為維則，十六而寡，壽八十有四。」此外《方以智晚節考》曾記中履妻張瑩亦為才女。張瑩即張秉文之姪；亦為康雍年間貴盛無比的張英的堂妹。

　　張秉文殉難事見《明史忠義傳》，秉文有兄弟二，一名秉彝，即張英的父親；一名秉貞，明朝崇禎四年進士，官至浙江巡撫。入清於順治十年由兵部右侍郎調升刑部尚書，不久改兵部，死於順治十二年。其女張瑩即方中履的妻子。

　　張瑩亦有詩集，而見稱於鄉黨者，德勝於才，《方以智晚節考》引方中履《亡妻行略》述辛亥之禍云：

　　「君處之坦然不亂。與余書札往還，惟大節是礪。君最孝於母，至是絕不歸寧！曲：『吾生死方氏，豈跬步離哉！』」所以「坦然不亂」，正因方以智之禍，罪嫌雖重，而情節固一剖即明，無所用其張皇。至於「絕不歸寧」，亦為避免株連及於母家之意。類似案情，最忌不可與言而言，勢必揣測多端，反致紛擾而益難澄清，張瑩跬步不離方氏，確為明哲之計。

　　方中通的岳父，亦為顯貴，即清初南派的首腦溧陽陳名夏，已見前述。《清詩紀事初編》錄其詩二首，皆為五律，第一首題為《聞亂》：

　　「烽火傳來急，風生滿目塵。何方為樂土？此地慰慈親。患難尋常事，艱危疾病身。長安消息遠，愁殺未歸人。」

　　玩味此詩，乃甲申之變時所作。「未歸人」者，其父名夏。陳名夏崇禎進士，官至戶、兵兩科都給事中。李自成破北京，降附，為阮大鋮列入「順案」，以致不能南歸，次年在大名降清。其時輾轉流離，消息不通；家人不卜其存亡，所以舜英有此詩。清初南北兩派，皆倚滿人為重。陳名夏獲罪，出於寧完我所劾，而論死則因「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則究非良心已死者可比。如果阮大鋮不因私嫌有意辦「順案」以排擊東林、復社中人，則陳名夏可能南歸隱居。小人行事，往往逼人為惡，而不能與人為善，類皆如是。

　　第二首即為《粵難作夫子被羈》，復引一次如下：

　　「世外猶遭難，人問敢惜生？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君指天為誓，余懷刃是盟。一家知莫保，不用哭啼聲。」

　　「世外」指方以智出家，而「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二語，最為顯豁，即謂方中通決心以死為父辨誣，成就老親的名節。

　　此詩雖懷必死之心，亦有「一家知莫保」的絕望，但從容冷靜，實有易於辨白的把握。大致方以智案初起，不明內情者，談虎色變，而了解誤會之由來者，則皆有不難昭雪的把握，如方家宗老臣梅，據方中履記：

　　「宗老臣梅先生乃奮身舉幡，慷慨對簿，雖黃門北寺，有所不畏。三木囊頭，有所不撓。所親危之，更進迭諫，而先生不為之奪；家人藏匿衣冠，而先生不為之沮。笑謂人曰：此吾家忠臣，吾得與之同盡，足矣！復何所恨？」

　　按：臣梅所謂之「忠臣」，非謂以智是明朝的忠臣，不附蓄志謀反已久的吳三桂，則是清朝的忠臣，對簿公堂，亦可侃侃而言。而要證明方以智不附吳三桂，毫不困難，此所以臣梅泰然自信如此。

　　《方以智晚節考》云：「桐城方氏自密之以降，兩代四人皆能不虧民族大節……若密之三子，則皆可謂世襲遺民者矣！然今觀陳、張二女之行誼，則方氏弟兄之苦節，實半成於閨房之內也。」

　　按：方氏一門，忠孝節義，四字俱全，方氏弟兄之成苦節，閨人的激勵固有影響，主要的還是家庭環境的陶育。茲據《桐城耆舊傳》等書，略考方氏家世，以表彰我國第一等的詩禮之家，作為本文的結束。

　　朱竹垞《明詩綜臣士下》：

　　「方學漸字達卿，桐城人，貢生，有《連理堂集》。」又云：「方氏門才之盛，甲於皖江，明善先生實濬其源。」明善先生為方學漸的私諡，即方以智的曾祖。

　　方學漸三子，長大鎮、次大鉉、又次大欽。《明詩綜》記：

　　「方大鎮字君靜，萬曆己丑進士，除大名推官，擢江西道御史，遷大理寺丞，歷左少卿，有《方大理集》。」又云：「少卿與鄒忠介、馮榮定、高忠憲、顧瑞文諸公，講學首善書院。書院毀，筮得『同人於野』，遂乞休，自號野同翁。年七十廬母墓而終，鄉人私諡曰文孝先生。」按：首善書院即鄒忠介（元標）所辦，今北平天主教南堂舊址，天啟年間為閹黨所毀。

　　大鎮兩女，長孟式，嫁山東布政使張秉文，濟南城潰，同夫共殉。孟式博學工書善畫。次維儀，嫁十七而寡，歸母家守節，壽八十四。陳其年《婦人集》：「桐城姚夫人名維儀，無大師（原註：方簡討以智，法號無可）姑母也。酷精禪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宏瞻，亞於曹大家矣！」

　　大鎮之子，即以智之父孔炤。妻名吳棣倩，或即以智之母。從維儀學詩，有《黻佩居遺稿》一卷，又與維儀共作《宮閨詩史》，分正邪二集。棣倩年未三十而逝，所育一女名子耀，亦即以智的大姊，由維儀撫育長大。

　　方子耀的丈夫名孫臨，字武公，兵部侍郎孫晉之弟。當南都不守時，唐王聿鍵已自立於福州。楊文驄與唐王交好，而鄭鴻逵又上章保薦，唐王因拜文驄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楊文驄招孫臨入幕府，師唐朝藩鎮自辟僚佐的故事，奏薦孫臨為職方主事。

　　明史二百七十七《楊文驄傳》：

　　「明年（順治三年）衢州告急，誠意侯劉孔昭亦駐處州，王令文驄與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驄不能御，至浦城為追騎所獲，與監紀孫臨俱不降，被戮。」

　　其時方子耀隨夫在軍中，清兵一至，全軍大亂，遂至相失。方子耀投水為人所救，後歸母家守節。

　　方中履之妻名張瑩，兵部尚書張秉貞之女。秉貞之兄名秉彝，即張英之父。但秉貞、秉彝與秉文不會是兄弟，至少不是五服之內的兄弟，否則張瑩與方以智行輩相同，不當為其子媳。

　　大鉉官至戶部主事，女即維則，朱竹垞所謂「方氏之節」之一。子名爾止，詩名甚著，畫「四壬子圖」，以陶靖節、杜子美、白樂天居上座，而已傴僂於前，示詩學瓣香所在。名「四壬子圖」者，以陶、杜、白及爾止均生於壬子之故。相傳爾止死後不久降乩壇作七絕一首，後兩句為：「初到黃泉無所見，閻羅猶戴舊烏紗」，宛然遺民口吻，此雖拈手所作，而論者謂酷肖爾止詩格，則其人風致，亦可想見。

　　方以智孫輩甚多，中德三子，中通四子，中履一子，「正」字輩排行，下一字取玉字旁。有正珠者，字浦還，為中通次子，亦通數學。康熙三十一年南巡，正珠召對，問律呂之學，因進其父所著《數度衍》並自著《乘除新法》。《桐城耆舊傳》云：正珠諸昆季，皆能敦行力學。而三房大欽次子仲嘉之後，最為昌盛，與本文無關，可以不必往下寫了。

冒辟疆

　　明末四公子中，以冒辟疆的名氣最大。都謂此公是亂世中一大有福澤之人，享高年、享清福、享大名。其實不然。先摘錄清史稿本傳，以明生平：

　　「冒襄，字辟疆，別號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使。襄十歲能詩，董其昌為作序。崇禎壬午副榜貫生，當授推官，會亂作，遂不出。……甲申黨獄興，襄賴救僅免。家故有園池亭館之勝，歸益喜客，招致無虛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襄既隱居不出，名益盛，督撫以監軍薦；御史以人才薦，皆以親老辭。康熙中，復以山林隱逸及博學鴻詞薦，亦不就。著述甚豐，行世者有先世前徽錄、六十年師友詩文、同人集、樸巢詩文集、水繪園詩文集。書法絕妙，喜作擘窠大字。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諡潛孝先生。」

　　冒辟疆著作雖富，而當時後世，流傳最廣的，卻是一本小冊子，名為「影梅庵憶語」，乃追憶愛姬董小宛自始識至死別，九年之間的患難恩情。其人其文，足稱哀感頑艷。嘉道年間吾鄉有無聊文人陳文述，墮入隨園惡道，以一門風雅自命；其子陳裴之仿影梅庵憶語作「香畹樓憶語」，真所謂「肉麻當有趣」，遂開「鴛鴦蝴蝶」一派的小說，至今流毒未已。推原論始，則冒辟疆無異使作俑者；九泉有知，不知悔有此作否？

　　明末有四公子；亦有四名妓：柳如是歸錢牧齋、顧橫波歸龔芝麓；李香君與侯方域交好；而董小宛則因傳說與順治「出家」有關，成為一時無兩的傳奇人物。孟心史先生作「董小宛考」、「世祖出家事考實」，力闢其誣。我早年亦深信孟說；近年方知不然。董小宛即順治董鄂妃，鐵案如山；別見「董小宛入清宮始末詩證」一文，此不贅。

　　世間多知冒辟疆與董小宛的姻緣，罕知冒辟疆與陳圓圓亦曾有嫁娶之約；讀「影梅庵憶語」者類多忽略所謂「陳姬」。摘憶語有關者如次：

　　「辛巳早春，余省覲去衡嶽，由浙路往。過半塘訊姬（按：指董小宛），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講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真如孤鸞之在烟霧。是日演戈腔『紅梅』，以燕俗之劇，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

　　按：吳梅村「圓圓曲」：「教就新聲傾座客」；又陸次雲「圓圓傳」：「群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眾音。」陳圓圓善歌，好淡妝，與冒辟疆初見所得的印象皆相合。

　　「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越旦偕我遊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於虎邱叢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

　　四鼓風雨，必欲駕小舟去，正為藉此以邀冒辟疆偕歸，邂逅傾心，其情如見；所以然者，冒辟疆是當時第一美男子，冒辟疆的金蘭之交張明弼，對冒辟疆的丰采，有相當深刻的形容。

　　張明弼作「冒姬董小宛傳」，中有一段記冒辟疆：「其人姿儀天出，神情徹膚，余嘗以詩贈之，目為『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為貴人婦，願為夫子妾者無數。」然則陳圓圓之一見傾心，董小宛之九死靡他，亦就無足為怪了。

　　冒辟疆省父衡嶽，奉母南歸，已在中秋節後，虎邱叢桂盛放，而伊人則已為「竇霍豪家掠去。」冒辟疆聞之慘然。「竇霍霍家」者外戚，明朝稱之為「皇親」；崇禎朝最煊赫的兩位皇親，一是「周皇親」，后父周奎；一是「田皇親」，田貴妃父田宏遇。

　　陸次雲圓圓傳記，田貴妃為解帝之憂，商於其父，因進陳圓圓；是則劫陳者為田宏遇。其實不然，陳圓圓乃為周皇親所劫，進於宮內；目的在分田貴妃的恩寵。周奎蘇州人，賜第在葑門；因而得以在蘇州橫行。只是崇禎不好聲色，以圓圓國色，竟難邀一顧；「吳詩集覽」：「嘉定伯已將圓圓進，未及召見。旋因出永巷宮人，貴妃遂竄名籍中，出付妃父田宏遇家，而吳（三桂）於田席上見之也。」田貴妃設計逐陳圓圓出宮，正是為固寵作預防。此說與陸次雲相反，而合於情理事實。

　　不過陳圓圓被劫，不在此時。憶語記：

　　「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嘆。友云：『子誤矣！前以勢劫者膺某也。某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

　　「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爐香，留子傾倒於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

　　吳三桂反清之前，陳圓圓以年長色衰，長齋供佛；其實秉性恬淡，早歲即然。此亦陳姬即陳圓圓之一證。至於「所商」則為終身大事；是在第二天月下。憶語記：

　　「相見，卒然曰：『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而事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飲甘露，真得所天。子毋辭！』余笑曰：『天下無此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棄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即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誤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晝錦旋。』余若曰：『果爾，當與子約。』」

　　嫁娶之約，至此而定。當時陳圓圓「驚喜申矚，語絮絮不悉記」；冒辟疆「即席作八絕句付之」，以詩為盟，亦以詩為別。不意從此竟不得再見。憶語云：

　　「至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音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

　　按：冒辟疆的父親冒起宗，本以衡永兵備副使調赴襄陽、樊城一帶，監左良玉軍；其時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三大股流寇，正匯集在河南、湖北、陝西一帶，大肆荼毒，襄樊是最危險的地帶。冒起宗備兵湖南衡州、永州，而無端北調於千里之外，自是有人故意與之為難；冒辟疆「辛巳早春省覲去衡嶽」，秋歸至杭州，得信「調已破之襄陽，心緒如焚」，所以雖得與陳圓圓復見，並訂嫁娶之約；但中間陳圓圓屢次函促冒辟疆相會，冒皆未覆。自道「歸歷秋冬，奔馳萬狀」，乃是為父營謀改調。張明弼「董小宛傳」記：「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於是而有第二年「仲春」的「量移」。其時周延儒復起未幾，因張溥的要約，對東林、復社中人，另眼相看；所以冒起宗得以改調寶慶。冒辟疆的心事得釋，因由常州至蘇州訪陳圓圓。豈知遲來十日，緣盡三生，憶語云：

　　「至則十日前，復為竇霍門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暱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為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為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

　　此「竇霍勢家」，確然為嘉定伯周奎。鈕琇「觚謄」有「圓圓」一篇，中云：

　　「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甚。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閒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籍隸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

　　「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

　　今按憶語所記，可以推想中間尚有一波折，即陳圓圓先被劫入葑門嘉定伯賜第，而有「暱之者集千人譁劫」；所謂「譁劫」即聚眾在周家門外鼓噪，使周奎生懼，不得不放出圓圓。

　　所謂「勢家復為大言挾詐」，無非要挾地方官，倘不將陳圓圓歸還，則必以蘇州有人聚眾作亂入告，興起不可收拾的大獄；「又不惜數千金為賄」，則地方官既為威脅，又為利誘，乃不得不如其願。「劫出復納入」之解釋如此；但不知「暱之者」誰何？

　　冒辟疆與陳圓圓的這一段因緣，是個歷史性的事件。研究歷史常會遇到些意味深長而又令人迷茫的問題，此即所謂「際遇」，一個偶然的因素，可以改變歷史的方向，如果冒辟疆早到十日，載美以歸水繪園，則陳圓圓無由至北；無由遇吳三桂；自亦無由而有「衝冠一怒為紅顏」之事，歷史也許就要改寫了。

　　但清初諸家文集筆記，除陳其年「婦人集」外，記陳圓圓者，罕及於與辟疆的一段舊情；即憶語中亦只言「陳姬」，不載其名，此因吳三桂方開府滇中，勢燄甚熾，有所忌諱的緣故。

　　失此因緣，在冒辟疆是件極痛心的事。雖是為小宛而作的「憶語」，亦不諱言「悵惘無極」；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旋踵間，即有奇遇。憶語云：

　　「明日……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為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戶不見客。』」

　　由此可知，周奎選色進御，初無特定目標，凡屬名妓，皆不放過。董小宛竟因此受驚，「危病十有八日」，可以相像此「劫」是如何嚴重的一場大風波。憶語接云：

　　「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啟戶，燈火闃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為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在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神怡氣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陽，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處，詰旦不能報平安，俟發使行，甯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誠殊異，不敢留。』遂別。」

　　此為冒辟疆與董小宛第二次見面。第一次在崇禎十二年。當方以智為薦董時，數數往訪，最後始得一見；董小宛薄醉未醒，扶出曲欄，只如驚鴻一瞥，冒辟疆記當時情狀：「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但董小宛則因被酒之故，可必其無甚印象。因為衡諸第二次相見，董小宛於危病母死，生趣索然之際，一見冒辟疆，便覺「神怡氣王（旺）」，「屢別屢留」，傾心之狀如見；如果「良晤之始」不是因醉眼迷離，觀望不切，則早就「願為夫子妾」了。

　　這夜一別，到第二天冒辟疆不願踐約，而他的「友人及僕從」皆以為不可；因而仍往話別。但董小宛已經有了打算，不但「妝成」，而且收拾了行李，在樓頭凝望；一等船到，不待冒辟疆上岸，便「疾趨登舟」，只說「隨路祖送」，其實是決定就此跟冒辟疆回水繪園。

　　冒辟疆卻還無法作金屋藏嬌之計，因而歸舟不肯直放如皋，只在太湖附近兜圈子，由蘇州經無錫，到常州，轉往宜興，再折回江陰，方到鎮江，舟行「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辭」，董小宛只是不肯走；在鎮江逛金山時，彼此攤牌了。憶語云：

　　「姬……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迫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歸經理一切。且姬吳門責逋甚眾；金陵落籍，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妨無益。姬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於船窗；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卒不臧，反僨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歸。」

　　據此記可知，冒辟疆此時不納小宛，非不願，是不能；原因有三：第一，老父雖得調寶慶，其實仍「滯危疆」，此時納妾，頗遭物議；其次，功名未立，只是一名秀才，至少要等中了舉，才能作藏嬌之想；復次，董小宛在蘇州欠下了一大筆債，冒辟疆無力為之清償。第一因，為全局的前提；最後一因，為好事的癥結；至於第二因則無關宏旨。

　　這年是大比之年，秀才在赴鄉闈之前，需先經學使「科試」；明朝在江蘇設兩提學使，一在江南，一在江北；江北提學使駐泰州，冒辟疆試畢回如皋，已在六月間。憶語云：

　　「六月抵家，荊人對余云，姬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姬返吳門，茹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場；事後無不可耳！』余感荊人相成相許之雅，遂不踐走使迎姬之約，竟赴金陵，俟場後報姬。」

　　「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闈，姬猝到桃葉寓館。蓋望耗不至，孤身挈一嫗，買舟自吳門；江行遇盜，舟匿蘆葦中，船損不可行，炊煙遂斷三日。初八抵三山門，又恐擾余首場文思，復遲二日始入。姬見余雖甚喜，細述別後百日，茹素杜門；與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則聲色俱淒，求歸逾固。」

　　「時魏塘、雲間、閩、豫諸同社，無不高姬之識，憫姬之誠，咸為賦詩作畫以堅之。」

　　按：魏塘為浙江嘉善，雲間為江蘇松江，兩地接壤，文風皆盛。所謂「諸同社」不必盡為復社中人；大江南北、浙東浙西，南及福建，北至河南，皆有文社，而與復社聲氣相通，所以冒辟疆稱之為同社。崇禎十五年中秋，在桃葉渡水閣為冒董預祝良緣的公宴，裙屐聯翩，為一時盛會。自此以往，風流雲散，為秦淮艷跡盛極而衰的起點。

　　到了八月十七日，冒辟疆有意外之喜；他的父親辭官歸里，舟適金陵，冒辟疆「遂不及為姬謀去留」，隨父而歸。憶語云：

　　「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鑾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鑾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燕子磯阻風，幾復罹不測。重盤桓鑾江舟中，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眾口狺狺；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即諧，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鐵心，與姬決別，仍令姬返吳門，以厭責逋者之意，而後事可為也。」

　　觀此段記述，很顯然地，好事難諧的最大原因，在董小宛的債務；債主且追來討帳，為冒辟疆招來許多煩惱，所謂「眾口狺狺」，乃親見親聞之語。冒家為如皋世族，家有花木園林之勝；但未必富饒，如果要花兩三千銀子為董小宛還債脫籍，恐非一時所能籌措。而況僅中副榜，老父又休致而歸，家運不振，更難啟齒，此所以「冷面鐵心」，自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董小宛，對冒辟疆深情專注，之死靡他，情感上的衝力至大，固為事實；但最初亦不無責望冒以貴公子能援手助其脫困的打算在內。至此，浮沉情海，無由自主；高居債台，更不得下，是故一半無奈，一半負氣，十月間尚「不脫去時衣，方空在體」，如果冒辟疆坐視不救，心甘「凍死」。「方空」者薄紗；「去時」已在中秋之後，亦非穿紗衣之時，此言自未免過實。而冒辟疆則因此而受朋輩指責；他的盟兄劉漁仲奮袂作古押衙，卻以不善調停，債主大譁，竟至決裂。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始有絕處逢生，豁然開朗的轉局；憶語云：

　　「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縉紳，下至市井，纖悉大小，三日為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邱，旋買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灑灑，始悉其狀。」

　　「虞山宗伯」者常熟錢謙益，字牧齋；本為東林中人。崇禎初復起為禮部侍郎，所以稱之為「宗伯」。致冒辟疆一書，信筆揮灑，文采亦頗可觀；錄如次：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為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闈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始不足高朋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孟心史引「嘉貺種種」數語，以為此事乃出於冒辟疆的干求。言「虞山宗伯聞之」如何如何，彷彿牧齋好事，實為裝點門面的話。此一看法，不甚正確；按：錢牧齋始而以狀元為浙人所奪；繼而以典試浙江，在闈中誤中穽局；復以崇禎初會推閣臣，為周延儒與溫體仁所排擠，而溫則所謂「浙黨」魁首，因而結不解之怨。告歸居鄉，頗善居積；崇禎七年溫體仁授意言官參劾其居鄉不法事，多至四十款，大致為蓄奴經商，奪人田產，干預考試訴訟，操縱知府縣官如傀儡之類，皆有形跡可指。奉旨逮捕嚴問；據說向馮銓行賄四萬，輾轉拜託司禮監曹化淳，方得免禍。錢牧齋坐擁鉅資，脫手萬金，視如無事；故能成此快心之舉。

　　不過，錢牧齋雖有力量行此快心之舉而願不願援手是另一回事；欲明此中因果，首當有一時間的觀念，即此事發生在崇禎十五年，與三年以後時異世變，幾人升揚，幾人沉淪的局面大不相同。

　　錢牧齋與龔芝麓入清「貳臣傳」，錢牧齋之降清，「絳雲樓俊遇」記：

　　「乙酉豫王（多爾袞之弟，豫親王多鐸）兵渡江南，在京諸臣，相率迎降，致禮幣有至萬金者。牧齋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柬端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拜叩首，謹啟上貢。計開……』是日錢捷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詞王前；王為色動，接禮甚歡云。」

　　「乙酉五月之變，柳夫人勸牧翁云：『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柳奮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與柳如是適相反者，則有顧橫波，「冷廬雜識」記：

　　「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如是也，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偽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顧媚也。」

　　錢龔雖晚節不堪，而在崇禎末年則為江南的士林魁首。錢牧齋一方面志在復起，自必廣收物望；一方面亦確有愛才之心，何況以冒辟疆的俊才重名，自然樂予援手。而此外則與董小宛別有一段香火因緣，憶語云：

　　「庚辰夏……欲過訪姬，客從吳門來，知姬去西子湖，兼往遊黃山、白嶽。」又，冒辟疆和人「寓桃葉渡口，即事感懷原韻」詩，後有長跋：「牧齋先生以三千金同柳夫人為余放手作古押衙，送董姬相從，則壬午秋冬事。董姬十三離秦淮，居半塘六年，從牧齋先生遊黃山，留新安三年，年十九歸余。」孟心史先生以為「留新安三年，亦即在居半塘六年之內。」按：冒辟疆與董小宛初晤在崇禎十一年己卯秋天；庚辰夏欲過訪，知其去黃山，則計其時至早亦不過己卯冬天；而辛巳（十四年）初夏，錢牧齋與柳如是「行結縭禮於芙蓉舫中」，則已歸常熟；董小宛似無獨留新安的可能，所以三年之說，計算未確，大致為一年半左右。一年半的偕遊，因緣不淺，則斥三千金為之償債，實亦等於錢牧齋自己了卻所欠董小宛的一筆債。

　　董小宛雖得錢牧齋的斡旋，終得如願；但冒辟疆一時卻還不敢稟告老父，所以董小宛「在別室四月」，至崇禎十六年癸未三月，始得「入門」居側室；憶語述小宛歸水繪園以後，先稱其德，後稱其才，道深閨閒情，患難相共之狀，委宛曲折中見至情。沈三白作「浮生六記」，體裁仿自影梅庵憶語；但憶語語出以古文筆法，而遣詞造句，務求尖新，不免奧拗，不如浮生六記的深入淺出，明白如話。而論意境，憶語自高出六記多多，試錄一段：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夏夜納涼小宛，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簞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希逸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鼾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李長吉詩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誦此三字，則反覆迴環，月之精神，氣韻，光景，盡於此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橫波，氣如湘烟，體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復似人，是一是二，覺賈長江倚影為三之語尚贅。」

　　又記相與品茶的光景：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荊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岕片；每歲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鼒鼎』，姬為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為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沉香泛，真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其實九年之中，這種享清福的日子，亦並不多。自甲申之變，舉家逃難，避阮大鋮尋仇，避清兵南下，甚至欲避官軍，吳梅村詩：「亂梳雲髻下高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忘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即遭高傑部下搶劫之謂。

　　避仇則避阮大鋮的小人得志，思一逞其毒手以為快；吳梅村詩：「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阮大鋮曾任宏光朝兵部尚書，所以稱為「阮司馬」。是故他人避清兵之難，需在乙酉春間，而冒家避難，則早在甲申冬天。所避之處為浙江海鹽陳則梁家；則梁與張明弼、劉漁仲，皆為冒辟疆異姓手足，崇禎九年結盟於顧橫波的香巢「眉樓」；與盟者五人，則梁居長，辟疆最幼。

　　董小宛隨冒辟疆避難、避仇、避兵以外，數歷坎坷，其間辟疆大病三次，甲申秋至乙酉春，病凡一百五十日；順治四年丁亥夏，便血「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病兩月餘；順治六年己丑秋病疽，百日方愈。憶語云：

　　「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此亦寫實之語，愛情的力量，確有不可思議者；古來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或激烈捐軀，或忍死須臾，以強烈的生命意志，操縱個人的死生，耿耿精誠，非天地鬼神所能奪，自有由來。冒辟疆以必死之疾，待以不死之心，乃由於在至慘至苛的境遇中，而有至性至情的安慰為之鼓舞之故。憶語記董小宛甲申秋在海鹽侍疾的情形如此：

　　「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按：指海鹽寄寓；在此以前，曾移寓城外，又曾流離。）余則感寒，痢瘧沓作矣！橫白板扉為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為衛。爐煨霜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關破舟，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江蘇泰州）；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

　　「此百五十日中，姬僅捲一破蓆，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為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為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

　　「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詣誶之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

　　冒辟疆不是淡泊自甘的人；自稱「名心」甚重，而居然不作清朝之官，以隱士著稱，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人人可作清朝官，只有冒辟疆因為董小宛入宮的緣故，不能受清朝的徵辟，否則就太沒有骨氣；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最可玩味的一件事是，以錢牧齋於冒辟疆有恩，竟不通往還，則其人行誼，必有大欠缺之處。（請參閱「董小宛入宮」一文。）

　　冒辟疆歿於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享壽八十三歲。一生屢遭家難，其幼弟竟欲殺之，不知是何孽緣？歿後韓菼為撰墓誌，另有輓詩六章，錄其第一、二、四、五等四首，以為結束。

　　「春光雜樹亂飛鶯，風月揚州舊主盟。人到老成常易盡，命應多難輒更生（自註：先生屢絕復甦）；暮年枯柳悲開府，天上芙蓉失曼卿。最是夜闌燈炤後，白頭往往說西京。」

　　「南朝瓊樹久埃塵，桃葉當年燕賞頻。青眼詞人高入座，紅綃狎客避逢嗔（自註：先生曾於高會唾罵阮司馬）；風流咳唾真名士，離亂滄桑一黨人。墨妙筆精餘遣興，玉山鐵笛是前身。」

　　「載得佳人字莫愁，染香亭子木蘭舟。繭絃待久方成匹，紈扇無緣得聚頭；花鳥湘中餘粉墨（自註：『染香』、『湘中』皆姬所居），人琴座上亦山邱。白楊未種俱消歇，何處春風燕子樓？」

　　「秣陵一曲即霓裳，詞客衰遲合斷腸。最恨飛箋傳燕子，更憐摻鼓入漁陽（自註：燕子箋劇為司馬筆。先生晚年喜令摻漁陽鼓）；善才不死輕投跡，賀老猶存久擅場。浮世偃師從變幻，梨園散盡月如霜。」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