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篇　初試牛刀──刀筆小吏嶄露頭角　　第一章　名門望族
　　　　廬郡望族出英才
　　　　發家源於熊磚井
　　　　父親原是司法官
　　　　良善之人結姻緣
　　第二章　初出茅廬
　　　　少年聰穎露端倪
　　　　有為少年入翰林
　　　　受君命回鄉剿匪
　　　　無家可歸進曾府
　　　　負氣而走棄恩師
　　　　無奈何輾返曾府
第二篇　投身官場──四十年榮辱與共　　第三章　建軍固防
　　　　再出江湖得時勢
　　　　招兵買馬練淮軍
　　　　扶搖直上任蘇撫
　　　　顧大局天京讓功
　　　　講求洋器欲自強
　　　　固我邊防建海軍
　　　　心狠手辣殺降將
　　　　滅東捻封賞太低
　　　　剿西捻拜閣入相
　　　　仿恩師重理舊案
　　　　封疆大吏第一人
　　第四章　外交事務
　　　　常勝軍的終結者
　　　　立約制法護華工
　　　　洋提督事件始末
　　　　合縱連橫護顏面
　　　　中俄斡旋身價增
　　　　朝鮮忍讓埋禍患
　　　　甲午硝煙亂紛紛
　　　　消極防禦失國土
　　　　北洋艦隊全覆沒
　　　　忍辱負重簽契約
　　　　不敗而敗留怨言
　　　　罵聲一片被撤職
　　　　誤入陷阱簽密約
　　　　出訪歐美開眼界
　　第五章　洋務運動
　　　　傚法古人欲革新
　　　　上書朝廷辦洋務
　　　　興辦軍工求自強
　　　　欲求富強軍轉民
　　　　創辦輪船招商局
　　　　為挖煤開平建礦
　　　　落陷阱煤礦易主
　　　　捍衛主權開金礦
　　　　海軍衙門修鐵路
　　　　通訊服務開先河
　　　　開辦棉紗紡織業
　　第六章　晚年生活
　　　　曉大義支持變法
　　　　變法失敗遭彈劾
　　　　八國聯軍進北京
　　　　喪權辱國命歸西
第三篇　後世影響──眼光長遠手段絕　　第七章　學識教育
　　　　恆久努力得成功
　　　　培養人才為己用
　　　　用人不疑信為先
　　　　三顧茅廬求人才
　　　　教育從娃娃抓起
　　　　派留學生學造船
　　第八章　為人處世
　　　　大樹底下好乘涼
　　　　交情融洽助成長
　　　　能屈能伸成大事
　　　　名師指導有幫助
　　　　對待他人要寬仁
　　　　大家都醉我也醉
　　　　交往要有自主性
　　　　不義之財不可取
　　　　不到最後不翻臉
　　　　做事決絕手段辣
李鴻章一生大事簡表
參考書目
後記

《李鴻章全傳：從刀筆小吏到第一重臣》趙凡禹、孫良珠編著

《二○一六年一月一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前言

　　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年），本名章銅，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軍創始人和統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李鴻章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氏先世本姓許，明朝時避亂由江西湖口遷至合肥。九世祖李心莊無子，同莊姻戚許迎溪將次子子慎過繼給其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讀為生，至李鴻章高祖時才「勤儉成家，有田二頃」，一直與科舉功名無緣。直到李鴻章父親李文安於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考中進士，李氏一族才「始從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舉入仕前，長期在家鄉以課館為業。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他入選優貢並奉父命入京應翌年（甲辰）順天鄉試，一舉中試；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進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鳳標、福濟，其房師則為孫鏘鳴。

　　李鴻章在赴京途中，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願。入京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的引領下，遍訪了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於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係。就科舉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於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曾國藩可以說是李鴻章生命中的貴人。曾國藩身為清朝的重臣，在為官處世方面頗有一套。李鴻章拜曾國藩為師，對他個人的發展起到了極關鍵的作用。

　　初出茅廬的李鴻章想抓住一切時機成就一番事業。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初，李鴻章得知太平軍大舉入皖的消息後，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奏上，咸豐帝命呂擔任安徽團練大臣，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李鴻章與呂賢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十月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復無為、巢縣、含山的戰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里。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皖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翌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瀚章處。他本人遂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末投奔建昌曾國藩湘軍大營，充當幕僚。

　　通過曾國藩有意教導，李鴻章經過一番誠心學習後漸漸地改掉了自己身上一些不好的習氣，為人更加成熟穩重，做事更加老練穩妥。李鴻章的有些思想也是受到曾國藩的影響的。

　　在歷史的拐角處，李鴻章又一次抓住了機會。

　　咸豐十年（一八六○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經制軍」主力。在太平軍的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僱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曾國藩原本打算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願去上海。隨後，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傑出山，但陳以「母老」力辭。在曾國藩把身邊的人都派了個遍卻都不願去的情況下，他想到了李鴻章，而李鴻章欣然應命。於是，他開始組建自己的嫡系部隊──淮軍。

　　綜觀李鴻章的一生，他最為重要的事就是興辦洋務運動與外交活動。

　　「洋務運動」興起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由於太平天國的崛起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一些遠見卓識之人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事務的主張。他們雖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摒棄中國的固有傳統。在朝廷內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務運動」。其中，較有名氣的有奕訢、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等。這些倡導「洋務運動」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稱為「洋務派」。李鴻章自從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後，就開始購買洋人的武器，可是買來的武器又貴又不夠使用。於是，李鴻章產生了建立中國自己的軍工企業的強烈願望。而且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一大批相應的軍工人才。「才大心細」的李鴻章曾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三十兩銀子，一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十九兩銀子。大清國憑什麼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了洋人？

　　李鴻章這種美好的願望，立即遭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反對。李鴻章寫信給以奕訢為首的總理衙門說：中國的士大夫每天沉醉於文章的詞句和練習寫小楷字，而武將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對於外國的武器，有人認為沒有必要學習，有人認為學不會。在奏摺中，李鴻章力陳己見，還這樣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神妙：鏇木、打眼、絞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綰皮帶，繫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帝國裡，李鴻章能夠如此細緻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李鴻章為辦洋務運動，費盡心血，操勞不已。在閉關鎖國的環境裡，在頑固派的層層阻撓下，洋務運動最終失敗了。但李鴻章的這一行動是值得肯定的，洋務運動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它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創造了諸多「中國第一」的歷史記錄：第一家機器製造局、第一家機器織布局、第一家電報局、第一個海軍基地、第一支遠洋海軍、第一支洋槍隊洋炮隊、第一家外文翻譯館、第一條鐵路、第一批官派留學生。這些都是可圈可點的業績。

　　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事件。

　　在清政府這座即將傾倒的大廈面前，他又顯得那麼無奈，明知是不可為之事，卻又無可奈何地走下去，明知是喪權辱國的條約，他卻無奈地簽了。做這些事情，有他為了保住自己官位的成分，但更多的，則是不得已，無奈。

　　李鴻章的一生，是悲壯的、淒涼的。他雖然以外交能手自負，但沒能改變大清國被動外交，割地賠款的局面。最終，他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

　　編者

　　二○一○年九月

第一篇　初試牛刀──刀筆小吏嶄露頭角

第一章　名門望族

　　每個人的家族都有其歷史淵源，名人的家族背景更是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越是名人，其家族背景可能越顯赫、離奇。本書的主人公李鴻章家的背景便是如此，他降臨到人間的那天是「財神」的生日，他的父親原是司法官，他們家發端於一口傳說具有神奇魔力的熊磚井……

廬郡望族出英才

　　按照傳統習俗，過了陰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裡最重要的日子，因為正月初五是「財神」的生日，人們一年的財運似乎都是由「財神」決定的。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曆一八二三年二月十五日，正當人們忙著置酒席、接「財神」、歡慶「財神」生日的時候，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磨店鄉（現屬肥東縣）李氏宗族更是歡聲笑語，沉浸在喜悅的氣氛之中，因為又有一個小生命呱呱墜地了。這位在「財神」誕辰降臨人世的嬰兒，就是後來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時的李鴻章。

　　李鴻章先世本姓許，自江右湖口遷至合肥。合肥位於長江、淮河之間，在美麗富饒的巢湖北岸，屬於巢湖盆地，土地廣沃，溏水停注，旱澇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儉而崇節義」。

　　李鴻章八世祖許迎溪與同莊李心莊既是姻親又是好友，心莊無子，請求收養迎溪次子慎所為嗣，迎溪欣然應允，慎所的子孫便改襲了李姓。因而李門祖規為：「許李二姓不准通婚，而與族外之李姓通婚則不禁止。」跟中國一般傳統的中上農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讀」為業。

　　李鴻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於「處家恭儉」，從最初「清貧無田」發展到後來擁有二百餘畝土地。但因李家有錢無勢，缺少政治靠山，所以時常受到人家欺凌。

　　李鴻章的曾祖父李椿，字鳳益，處事「不畏強禦，申辯得直」，從而逐漸改變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狀況。

　　李鴻章的祖父李殿華，在兩次參加省裡組織的舉人考試不中後，退居鄉間課率子孫耕讀，足跡不出家鄉幾乎達五十年之久。李殿華雖然憑藉祖先餘蔭，繼承了一部分土地財產，但因李氏宗族繁衍眾多，家大業卻不算大，所以他能夠分得的財產為數不多。所以在現存文獻中，往往有殿華役使佃戶、雇工和家境貧困的似相抵牾的記載。其子追憶說：「凡田畝近墳塚，春耕（其父）必督佃戶雇工墳旁多留隙地，無主者亦培土於其塚，使無傾塌。」殿華可能是個小地主，在封建社會中，這種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謂「耕讀之家」。

　　李殿華生有四子，依次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家庭人口眾多，經濟負擔沉重，但李殿華堅持「耕讀」之家的根本，一刻也不放鬆對子弟的督教課讀。

　　李文安即是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字式和，號玉泉，生於一八○二年。李文安啟蒙後，與其兄一同由李殿華親自督課，每當作文寫成之後，李殿華必先加以詳細審閱，指出其中需要改進的地方。由於李文安少時多病，天資「中下」，所以李殿華讓他隨長兄李文煜讀書。在長兄的嚴格督教之下，李文安專心攻讀，初步奠定了做學問的根基。

　　李文安自號愚荃，為人「剛方厚重」、「事親至孝」，對子女影響頗深，造就出「一門兩代三進士」的輝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長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鴻章。自一八二二年起，李文安一面繼續刻苦攻讀，一面設館授徒。

　　從一八二五年開始，數次參加江南鄉試，多次名落孫山後，終於在一八三四年考中舉人，四年後又成了戊戌科進士，朝考入選，分發刑部任職，後官至督捕司郎中，記名御史。

　　在封建社會，「權」能轉化為「錢」，政治上得勢，同經濟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從此，一向以「力田習武」為業的合肥李氏宗族，由於李文安「以科甲奮起」，一躍而成了廬州一帶的望族。李鴻章母親李氏，是合肥李洪漠的女兒，「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堪稱封建士人的賢妻良母。她生有六男二女，經濟負擔比較沉重，但她克服種種困難，勤勞節儉，「尺布寸縷，拮据經營」。有人擔心她家人口眾多，生活艱難，而她卻坦然以對，聲稱：「吾教諸子發憤讀書，皆嶷嶷有立，豈憂貧哉！」她克服經濟上的種種困難，讓諸子「發憤讀書」，她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方設法為幾個兒子創造條件，讓他們朝著「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拚搏。她經常教導兒子「致事報國」，女兒勤儉持家。李氏兄弟發達後，母親亦「時時以盈滿為誡」。李文安有六個兒子二個女兒，李鴻章在兄弟間排行第二：長兄瀚章，三弟鶴章，四弟蘊章，五弟鳳章，六弟昭慶。

　　瀚章本名章銳，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年自號鈍叟，生於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文安說他「性本敦篤」，「幼彌精勤」。因父親在京任職，他作為長子挑起家庭重擔，侍奉祖父，照顧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訓，專攻舉業。他雖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場不順，鄉試受挫。一八四八年文安還賦詩寄情說：「願即策遠志，捷足出風塵。」不料，第二年即獲得拔貢，朝考一等，以知縣分發湖南。據說，湖廣總督裕泰一見李瀚章，「奇之，曰：『他日繼吾位業必李令也。』」因理財能力突出，被曾國藩提拔負責湘軍糧台事務，漸至湖廣總督、兩廣總督等職。李鴻章初創淮軍時，李瀚章為其在香港代購洋槍三千支。李鴻章北上「剿捻」及鎮壓陝甘回民起事時，李瀚章又多方為他籌措軍餉。李瀚章可以說是李鴻章最重要的政治奧援。

　　鶴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談，號季荃，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生。凜貢生出身。據說他「生而英毅，自幼讀書，穎邁不群」，博通經史，有意在科舉仕途上與兩位兄長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屢應鄉試不第。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抱著懷才不遇的悲憤心情，放棄舉業，專心「研摩經世致用之學，銳意奮於功名。」他通過舉辦團練鎮壓農民起義的途徑，終於擠進了清朝統治階級行列。李鶴章自己雖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經羲卻成為清末民初政壇上的翹楚人物。辛亥革命時，李經羲任雲貴總督。民國初年，李經羲、徐世昌、趙爾巽、張謇四人成為清朝遺老的代表，時稱「嵩山四友」；「府院之爭」時曾任國務總理。

　　蘊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鈞，號和荃，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生。因單眼失明一直留在家鄉。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李蘊章主持撰成《續修廬州府志》，計有正編一百卷、補遺一卷。據說，他「性孝友」，能夠「先意承志」，深得雙親的歡心。他「以殘廢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做官在外的兄弟們的內顧之憂。當然，他因「好談經世務善理財」，也曾外出做過瀚章、鴻章的幫手。

　　鳳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銓，號稚荃，資質中人，個性倔強，落筆潦草，曾隨其父入京讀書，弱冠南旋應試不果。他「究心於經世有用之書」，幫助其父辦過團練，總理過霆軍營務，還在江南製造總局做過事。他後來「乞假引退，僑居蕪湖」，專心經營土地、商業和高利貸事業，成為鴻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慶排行第六，本名章釗，號幼荃，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生，比李鴻章小十二歲，自幼聰穎過人。監生出身。據說，他「少通經史，博學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直氣」，但在科舉仕途上卻不甚得意，只好花錢買了個員外郎頭銜，以求進身。他後因投靠曾國藩，講求兵法，馳逐軍旅，才在政治上嶄露頭角。

　　曾國藩督師「剿捻」時，曾對李鴻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滅，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國藩特意提拔李昭慶，令其負責濟南運河防務。然而，昭慶不堪軍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慶仕途不暢，三十九歲便鬱鬱而終。

　　李鴻章本名章銅，父親後改其名為鴻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後能「鴻圖大展，文章經國」。李鴻章沒有辜負父親的殷殷期望，二十一歲考中舉人，二十四歲中了進士，成為當時安徽最年輕的翰林。

　　李鴻章先後有三房妻室。李鴻章啟蒙老師周菊初的侄孫女周氏是其原配，比李鴻章大兩歲。倆人在李鴻章進京趕考前完婚。李鴻章考中進士後，兩人天各一方，鴻雁傳書。李鴻章在京任職時，周氏則待在安徽老家。周氏於一八六一年在南昌湘軍大營病故。原配周氏病故後，趙小蓮成了李鴻章的繼室夫人。這位繼室夫人的家世顯赫，四代人均有高中進士者。趙小蓮祖父趙文楷是嘉慶元年的狀元，曾任冊封琉球國王正使。其父趙畇是道光朝進士，做過咸豐帝的陪讀。哥哥趙繼元為同治朝進士，侄子趙曾重是光緒朝進士。周氏夫人病故後一年，李鴻章實授江蘇巡撫，不久與二十四歲的趙小蓮結為伉儷。此外，李鴻章五十歲時還納一比他小三十餘歲的莫姓女子為妾。趙小蓮死後，莫氏被扶正，被誥封為一品夫人。

　　總之，李鴻章就出生於這樣一個典型的耕讀之家，家庭經濟狀況、政治地位、文化素質等諸多因素，都在其身上留下了深深印記，就連他在對生活道路的選擇上也深深打上了家庭的烙印。首先，這個家庭屬於官僚地主階級，但經濟狀況拮据，促使李鴻章知道生活艱辛，刻苦自勵，銳意奮發向上；這個家庭政治權勢不大，具有較為強烈的提高家庭政治、經濟地位的願望，促使李鴻章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其次，這個家庭推崇儒家倫理道德和「學而優則仕」思想，希望子孫「策遠志」「出風塵」，成為清朝統治階級的忠誠衛士。

　　這種特定的家庭環境和條件，推動著青少年時代的李鴻章按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條傳統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邁出一步又一步，並對他終生處世為人、服官治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也決定了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歸宿。

發家源於熊磚井

　　在中國，幾乎每個名人的發家都與神話故事有關，以此來襯托他與別人的不同。李鴻章的發跡也有著這樣的傳說。據說，李家最初的發家得助於一口神奇的井，這口井在合肥市以東三十里。現在從合肥市中心乘中巴向東走，大約一個多小時，就會來到一個過去叫肥東縣磨店鄉的地方。這個地方論實際規模，似乎算不上個鎮，頂多是個集市，現在雖已劃入市區，但「開發」還遠遠沒有跟上，舉目望去，仍是農田和村舍居多，腳底下還是坑坑窪窪的泥巴路，空氣中瀰漫著農村常有的稻草和牛糞的混合味道。集市的北部有個不大的，只有幾十戶人家的村莊，現在叫祠堂郢村。

　　這個村莊就是本書主人公李鴻章的老家，因為李鴻章在清朝的官銜，所以早在一百多年前，這個村莊就是個了不得的地方。村裡不僅有李家老宅、李家池塘、李家的拴馬樁，村外還有大面積的李家的墳塚和護墳田。那座雕龍畫鳳、器宇軒昂的李家祠堂，雖說只有三進，但供應這祠堂日常開銷的義田就有上千畝。久而久之，那村莊的名字也就因李家的祠堂而成了祠堂郢村。每年前來燒香祭祖的李家人，春秋兩季，馬拉騾馱，前呼後擁，動輒遮天蔽日……

　　隨著歷史車輪的轉動，轉眼一百年過去了，現在它很少被人提起了，因為原先的李氏祠堂已經不復存在了；祠堂裡的「神主」早被砸個稀巴爛了；不僅是李家的墳頭，所有的墳頭都被平掉了。自然，這個家族的高牆深院和榮華富貴，也伴著遠去的歲月，早已煙消雲散了……現在唯一還「值錢」、還時常被提起的，就是村頭路邊的那口古井。

　　說起這口井，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這是當時明朝一位姓熊的地方官員帶人挖掘的，所以史稱熊磚井。無論是明清時代的肥東地方志，還是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獻，都有記載。這樣一口井，若是在大城市，恐怕早就被罩上了鐵絲網，旁邊豎了牌子，要想一照芳影還得收費也說不定。可這是在鄉間，凡事似乎都打了折扣，沒人來保護它，沒人豎牌子，每天早晨晚上，村民們仍來挑水做飯，它的使用價值和別的水井沒什麼兩樣。

　　這口井在人們眼裡，跟其他井的用途雖然沒有區別，但是據說這口井有著非凡的法力，能給人以福音。正因如此，當年就有一個官員，為求保佑，特意從井欄上敲下一塊石頭，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現在看到的熊磚井，的確有一處豁口特別大。至於那個官員後來有沒有高昇，不得而知。但在這井旁邊生活了多少代的李家，最後倒是真的發家了。

　　李家人認定這口熊磚井有法力，所以他們活著的時候依井而居，死了之後就繞井而葬。他們中有的人在外闖蕩了若干年後，到了「葉落歸根」的時候，又回到了這裡。還有些人即便活著的時候並不住在井邊，但死後也葬到了井邊！

　　李家的三世祖就葬在熊磚井以西的大老墳，是片離熊磚井僅半里地的松樹林；四世祖也葬在大老墳；五世祖葬在熊磚井附近的小老墳，離井只有一里路；六世祖李殿華即李鴻章的祖父，葬在熊磚井以北的棗樹林，李家人稱之為井上墳；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葬得也不遠，離井數里路。到了李鴻章要入土為安的時候，他葬得雖遠一點，但也沒出肥東，在從熊磚井到合肥市的大路邊上，離城十五里，地名叫大興集。在這前後，他的兄弟、兒子，以及侄子、侄孫許多人都回到這裡長眠，只有李鴻章的大兒子李經方這個駐英公使、「海派」人物，葬入上海的萬國公墓。

　　李家人就是從這兒走出安徽，走向華北、華東、華南和沿海一線，進而走向世界的。

　　當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是沒有回來。二百年間，天翻地覆，物是人非，後代早已散居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國大陸，還在美國、加拿大、德國、澳洲、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安居樂業，和他們的老祖宗一樣，從事「洋務」的居多，幹文教事業的也不少，但無論走到哪裡，只要講起安徽合肥，只要說是姓李，他們就會掰著手指頭「文章經國，家道永昌……」地計算一番，然後判定你是哪一房，是不是他們老李家的嫡系。年紀大的，還會提起「熊磚井」。這口熊磚井，現仍蹲在那個原先的地方，蹲在那個無數李家人走向新天地時的村口路邊。過去是這個姿勢，現在仍是這個姿勢，遠遠的，用它那殘缺的井欄，切割著鄉間的風景。它已傷痕纍纍，最深的繩溝已能伸進一隻成人的手……每天，仍向村民們奉獻著清清漣漪。第一個背井離鄉去闖天下的李家人，就是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他是李家「文章經國，家道永昌」八代人中的第一代人。

父親原是司法官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個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個很不錯的詩人。

　　李文安時的李家，還是「家風寒素」、半耕半讀的境況。李文安曾做塾師，一邊謀生，一邊準備參加科舉考試，謀求仕途。道光十四年，他在江南鄉試中舉，為第九十六名，接著又在四年後進京參加會試，中了第一百一十二名進士。報子到家中來報喜，她的夫人一點兒也不相信，仍舊耕著田地。文安高中進士，使他的家庭由「力田習武」轉變為當地「望族」。李文安當上戶部主事，已儼然一個朝廷大員，成為許氏改為李姓之後做官的首人。

　　李文安在刑部為官多年，盡忠職守，非常認真。據說每逢斷案，他都會夜以繼日地工作，不查出案情的真相絕不罷休。為此，常要與人「庭諍面摺」，被人稱為「包公再世」，但他也因為剛毅的脾氣，常常得罪上司。後來，他管理牢獄時，同樣嚴守規章，禁止獄卒虐待囚犯，為在押的囚徒準備衣被、藥餌，冬天給粥，夏間給席，還不時親自檢查督促。

　　要不是後來太平天國興起，他們父子必須放下公文簿去打仗，這個職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這個職位得來實屬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拚命讀書的結果。

　　李文安的父親李殿華（即李鴻章的祖父）是個「五十年不進城」的鄉下讀書人，家有幾十畝地。他總不進城，但總想從黃土地上走出去，於是對科場功夫甚為在心。但是他考試總不順利，科場屢次失意，後來就在家設館教學生和孩子讀書，把希望寄託在兒子們身上。

　　李殿華的家庭條件並不算好，他家是一處三進的小瓦院，至多相當個中農，年成不好的時候，日子過得就很緊張。他的孫子李鴻章曾揭過家裡的「老底子」，曾在信中和他弟弟鶴章懷舊：「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償，唯有支吾以對。支吾總非長久之計，即向親友商借，借無還期，亦漸為親友所厭。其時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積蓄，時為周濟，並勸祖父以勤儉，並亟命兒孫就學，吾祖父從其言，得有今日……」可見早年李家日子並不好過。但是李殿華心氣很高，立志讓四個兒子都能讀書做官，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為此，不惜工本地請來科場高手當家庭教師，助兒子們攻讀、備考。

　　四個兒子中總算小兒子李文安實現了老父的理想，於江南鄉試中舉，四年後又考中了進士，從而躋身於京城袞袞諸官之列，使李家這個淝水邊的中農之家，一夜之間「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李文安即是這個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場、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譜記載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個進士。

　　別人家聰明的孩子四歲就開始啟蒙了，而李文安到八歲才讀書。他早年讀書讀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從小身體很弱。到了十三歲，別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讀完「四書」和「毛詩」。李文安的這些表現在父親李殿華看來就是貪玩不用功，根本就沒看出這是個大器晚成型的人才，後來，李殿華就叫大兒子李文煜來督陣，專門管著他讀書。

　　李文煜科場也不順心，考中秀才後就再無長進，也學父親的樣子，在家開館收徒教書。這個大哥對付小弟也真厲害，每年正月初三就開學，一直要唸到大年夜為止，毫不放鬆。畢竟嚴師出高徒，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結果李文安中了舉而大哥未中，幾年後李文安又中了進士，而他幾個哥哥都名落孫山。

　　不過李文安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讀到三十五歲那年（一八三四年）才江南鄉試中舉。在這之前，他已經歷了十數年的寒燈煎熬，期間也當教書先生，或收徒，或館於人家，但自己的功課絕不放鬆。中舉後又過了四年，終於考中了進士。這時，他已快四十了，度過了他人生的大半截。

　　但最要緊的，還是他的「命」好。他這個進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與數年後大紅大紫的曾國藩同一年考中，這種關係過去稱為「同年」。在那個時代，這是一種極其微妙又極其重要的人際關係。從「實惠」的意義上說，遠遠超過了同鄉、同學、同族，甚至超過同胞的關係，因為同時考中進士就意味著要同時做官，有著共同的聯繫和參照。初做京官的他們無形中就是一個整體，除了他們的考官，他們之間往往比官場上的其他人更親近，更能夠理所當然地相互幫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雖然性格比較內向，「資性中下」，但他萬事心中有數，眼力不差，同年中與他關係最緊密的便是曾國藩。當時的曾國藩還沒有發達，只是個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不過是個編編史書的閒官，後來才當上禮部、兵部、吏部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副部長）。雖然李文安直到中年才考中進士，進入仕途，但是他對兒子的安排是有超前意識的，也許這也是李鴻章日後能做出一番事業的原因之一。李文安在和曾國藩的關係得到確認之後，便早早地安排兩個兒子李瀚章和李鴻章去拜曾為師，跟其學「經世之學」，一旦到了他們要奮發進身的時候，就派上大用場了。這大概是李文安貢獻給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李文安作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剛厚重，堅持依法斷案，每到秋審最後斷案的時候，披覽案卷總到深夜，力求準確地量刑，不冤枉一個好人，「庭諍面摺，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強不苟合，不獲於上官」。其實，歷來官場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認真，又不能太認真，要看是什麼事。你什麼事都太認真了做官就不討巧了。問題是李文安凡事都太認真了，就必然不討上司的喜歡，所以他始終沒能當上「部級幹部」。他們同年中別人都升得挺快，他弄來弄去還在看監獄。

　　儘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們看得清楚，用詩的形式記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獄囚的舉動，這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是極其難得的。那年頭連無辜的老百姓都沒人關心，誰還去關心那些獄囚呢？

　　有《詠李玉泉先生為提牢詩》數首為證。其一曰：

　　　　一湯一飯淺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嘗。

　　　　甘苦可推軍十萬，獄中留得姓名香。

　　　　晚飯散過號腹來，雙眸炯炯不勝哀。

　　　　獄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開。

　　　　棘牆深閉見天遙，溽暑熏蒸未易消。

　　　　賴有仁風吹隔座，蒲葵五萬共招搖。

　　　　託缽沿門醵俸錢，秋深檢點補黃棉。

　　　　先生更給病囚被，寒到圜扉不聳肩。

　　是說他管提牢廳時，下屬兩個監獄，他每天都要巡視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獄，竟然關押了五萬囚犯！每個監獄從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兩個監獄每天走一遍就是十來里路，他總是堅持每天親自到場巡視，僅僅這一點就很不容易。

　　他嚴禁獄吏虐待囚犯，規定囚飯每人要保證給足一滿勺飯，為了防止獄吏剋扣斤兩，遇到開飯他就要親自檢查，並且親自嘗嘗生熟。獄中開支有限，晚飯後伙房關門，而遇到那些晚飯後才押解到獄的囚犯，他不忍其飢腸轆轆，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節獄中易發傳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藥做好準備。甚至夏天買來扇子和蓆子，冬天捐獻棉衣，還在每個「所」備置十二條棉被，供生病的犯人發汗養病之用……可見他除了心地善良，還是個非常仔細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間，獄中沒發生過意外死亡之事。他對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滿意的，在其詩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

　　　　每思工部千間廈，更愛香山萬里裘。

　　　　我且按囚給大被，鋪黏草刈（ｙì）野塘秋。

　　　　南北奔馳十里程，衣冠整肅踏沙行。

　　　　給籌魚貫分餐際，堪念嗷嗷待哺情。

　　　　衣冠整肅待衙參，每日平安竹報諳。

　　　　常願兩監無病帖，論功不厭紀窗南。

　　他的《愚荃敝帚二種》付梓於同治年間（一八六六年），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後。那時，他的兩個兒子李瀚章和李鴻章早已是清政府的命官，一個是兩江總督，一個是湖南巡撫，為之寫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維，大吹大捧，寫序人本可以是當朝大吏，或皇親國戚，然而不然，為之寫序的不是親戚就是同事，人們一再稱頌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

良善之人結姻緣

　　善良的人總是有好報的。李文安的善良為他促成了一樁不錯的婚姻。

　　當初在磨店老家時，有一年，李殿華抱回一個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邊啼哭不止，渾身發燙，顯然是個被遺棄的病孩。李殿華雖身在鄉下，畢竟是個小知識分子，略懂些醫道，尤擅長兒科，見了心憐之，於是抱回家收治，幾番調治後居然治癒了。女孩病雖好了，但臉上卻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點，這對女孩來說是個不小的缺陷。女孩沒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員，長大後就在李家幫著幹活，她要以辛勤的勞動來報答李老太爺的養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進跑出地幹活，也就沒有必要像深閨裡的小姐一樣裹小腳了，同時也沒有親生母親在旁監督她裹腳，那雙自由自在的大腳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幫手，什麼重活兒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們的笑料。

　　在封建社會，女人們是以小腳為美的，大腳板子根本就不能被大眾所接受的，另外，臉上又長了麻點，又整天在地裡幹活兒，這樣的姑娘長大之後是無法找到一門好婆家的，何況還是個被丟棄的孩子，親爹娘還不知在哪裡。但她不知道，有一雙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這就是李家的四少爺李文安。李文安是個心慈面善的人，見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從外面回來，看見姑娘勞累得倒在灶門口就睡著了，就順手脫下外衣蓋在姑娘身上。其父聞知後，知道兒子對姑娘有情，遂命之結為夫婦。

　　但世事難預料，新娘子非凡才能在婚後不斷地表現出來，她有很強的幫夫運。特殊的身世使她不僅吃苦耐勞，潑辣能幹，遇事有「豁出去」的氣概，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善於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後半生極其享福，應驗了中國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老話。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時要讀書備考，在外時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負責打理。她還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鴻章、李鶴章、李蘊章、李鳳章、李昭慶兄弟；兩個女兒，大女兒嫁記名提督、同縣張紹棠，二女兒嫁江蘇候補知府、同縣費日啟，都嫁得十分風光。她的大智慧還在於，每當丈夫和兒輩遇有陞遷，別人總是喜笑顏開時，她卻不然，她總是不露喜色，反而沉靜地時時以盈滿為戒，顯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蒼也回報了這位苦心的女人，讓她在後半生大富大貴，活到八十三歲，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二十八年。她晚年跟著兩個當總督的兒子過，在總督衙門裡當她的太夫人，享盡天下榮華富貴，根本不在乎鄉下的那幾進小院了，所以他們在熊磚井的老土地上，並沒留下她的大宅院。她的兒子們幫助清政府打敗太平天國後，有一年總督「換防」，李鴻章從湖廣總督的位子上北調京畿，去任直隸總督，留下的湖廣總督的職位恰好由他的哥哥李瀚章接任。當時她正跟兒子住在總督署內。總督要掉換了，而老母親是同一個，老太太是不需要「挪窩」的，走了一個總督是她的兒子，再來一個總督還是她的兒子。鄉間鄰里不無羨慕地傳出話來：「人家李家是總督換防而老太太不用換防。」其福分真是人人仰之，無以復加。此後兩個總督又有過幾次這樣的「換防」，老太太仍是「他們換他們的防，不關我事」。

　　她的後半生，不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榮華富貴，還屢受皇恩。她七十五歲生日時，適逢慈禧太后四十壽辰，清帝為籠絡漢臣，推恩及親屬，特下《褒賞諭旨》：「內閣奉上諭，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湖廣總督李瀚章之母年近八旬，特沛恩施，著賞給御書『松筠益壽』匾額一面，紫檀三，鑲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綢袍褂料二匹，大卷八絲鍛袍褂料二匹。」一八八二年，老人家年紀大了，身體久病不癒，皇上又下諭旨，賞李鴻章一個月假期去湖北（李瀚章的督署）探望，並賞其母人參八兩，以資調理。可是那八兩人參並沒有養好老太太的病，老太太於聖旨下達的當日就去世了。於是清帝再下一道諭旨：「內閣奉上諭：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李瀚章之母，秉性淑慎，教子有方，今以疾終，深堪軫惻，朝廷優禮大臣，推恩賢母，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到籍後，賜祭一壇，以昭恩眷。欽此！」

　　在封建社會，這是沒有幾個老太太能夠得到的至高恩寵。

　　次年三月，載著李母靈柩的大船從漢口沿長江而下，一路上各地官員迎接送往不敢怠慢，中經巢湖、店埠河、全羊河水路運至磨店鄉，合葬夫墓。在磨店來說，無疑又是一次盛大的典禮。

　　這還沒完，在她去世二十多年以後，清政府還追封她為一品夫人，晉封為一品伯夫人，晉贈一品侯夫人。那時她所有的兒子都已去世了，清政府仍念記著她，可知她的身價在晚清歷代皇帝眼裡，都是不低的。

第二章　初出茅廬

　　一個人事業上的成功總是伴隨著磨煉與苦痛的。李鴻章初出茅廬，盡情地揮灑著他的才華與智慧，從科場上的翩翩少年，到大清朝的年輕翰林，他可謂是春風得意。但，人生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時代的車輪把他拽進了征戰的大棋盤上，讓他在曾府度過了終生難忘的日日夜夜……

少年聰穎露端倪

　　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末世時，也正是本書的主人公李鴻章的青少年時代。當時，清王朝面臨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西方殖民主義者把侵略觸角伸進神州大地。社會環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響，封建思想的束縛，使這個時候的李鴻章把自己的前途寄託於科舉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過科舉的門徑登上仕途，擠進統治階級的行列。

　　李鴻章小時候天資聰穎，聰明異常。五六歲的時候，他和幾個小朋友在池塘邊玩耍。正好，私塾先生周菊來池塘邊洗澡。他把衣服脫下掛在樹杈上，隨口吟道：「千年古樹為衣架。」李鴻章一邊玩一邊接了一句：「萬里長江作浴池」。周老先生看這孩子出口不凡，心裡很喜歡，想教他讀書。周先生打聽到這孩子原來是自己的好朋友李殿華之孫，於是找到了李殿華的四子，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告訴他說李鴻章聰穎過人，很有文采。於是李文安把老大李瀚章和李鴻章一起叫到自己的書房考試。李文安看到書房的賬本，隨口說出上聯：「年用數百金，支付不易」；李鴻章隨口對出：「花開千萬朵，色彩無窮」。李瀚章沒有對出。李文安又出上聯：「風吹馬尾千條線」，李瀚章對：「雨灑羊皮一片腥」。李文安搖頭說，意境不美。李鴻章又對出：「日照龍鱗萬點金」。李文安聽後大喜，覺得這句子不但工整，而且自有一番氣魄。

　　李文安決定讓李鴻章隨同哥哥李瀚章一起接受啟蒙教育。李鴻章本來名叫章銅，李文安給他改了新名字叫「鴻章」。意思是希望他「鴻圖大展，文章經國。」後來，李鴻章真的實現了李文安的願望。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

　　李鴻章小時候的學習，側重於應付科舉考試。他的義理、經濟之學進步很快，制藝技巧也不錯。雖然李鴻章的父親和後來李鴻章的三位老師都崇尚宋學，但是從李鴻章早年遺留下來的著作中，人們沒有看出李鴻章對「宋學」或者「漢學」、「經世之學」有什麼興致。他寫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主要作品是詩和賦，內容多反映友情和親情，詞句優美華麗。有研究者發現，李鴻章早期的詩詞中有一種「雄健的風格」，是「一種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擾、技巧臻於完美的得心應手的大手筆。」

　　一八四○年，十八歲的李鴻章考中秀才。那時候的李鴻章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十分出眾。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時年二十歲的李鴻章看了父親的信之後，心情特別興奮。這是他一直企盼的，也是一直在為之努力奮鬥的目標。於是，揮毫作《入都》十首。他的這些作品，當時曾廣為流傳。下面是其中之一：

　　　　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

　　　　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即今館閣須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

　　　　馬是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

　　　　篇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處，天涯須報李陵書。

有為少年入翰林

　　京城的人物風景與地方自然大有不同。李鴻章來到京城之初，感嘆京城車水馬龍、商舖林立的繁華氣派，但對他更有吸引力的，是京城的諸多名士和像他一樣來京應舉的各地的莘莘學子。

　　入都不久，在京擔任刑部郎中的父親便命李鴻章晉謁曾國藩。如前所述，他的父親與曾氏係戊戌科同年。因有這層特殊關係，曾國藩名正言順地成了李鴻章的老師，對他畢生的發展影響極大。各省學子們齊集京城，交際攀附之道是他們非常熱衷的。因慕曾國藩之聲名，他們還特別組織了文社，邀請曾國藩擔任社長，定期舉行活動。大家在一起談文論道，指點江山。李鴻章在其中結識同好，交遊學問，並經常向曾國藩請教詩文。

　　李鴻章在父親的引領下，遍訪了呂賢基、王茂蔭等皖籍京官，並認識了不少與他後來同榜中第的舉人、進士。後來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擔任了要職。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北京的李鴻章經常給母親寫信，習稱為《稟母》函。在家書裡，李鴻章詳細地向母親介紹了自己在京城的所見所聞，思想情感，李鴻章堅持寫《稟母》函多年。這些信涵蘊含真情真意，真實生動，可謂是李鴻章的一部心路成長史。

　　一八四四年，李鴻章在鄉試中成績優秀，考中舉人，排名四十八位。一八四五年，李鴻章參加乙未恩科會試，恰逢曾國藩出任本科會試的同考官。雖然李鴻章這次會試落第未果，但其詩文卻博得曾國藩的青睞。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說：「令弟少荃，乙未之際，僕即知其才可大用。」一八四七年，李鴻章再次參加會試，被點為二甲第十三名進士。朝考後改翰林院庶吉士（進修）。一八五○年，庶吉士散館（畢業），因為成績優秀，李鴻章改授翰林院編修。一八五一年，李鴻章任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一八四六年，李鴻章的祖父李殿華去世，李文安回家丁憂。一八四九年，李文安返回京城做官，父子一同在京城生活了五年。父子二人經常在一起研究學問，結交朋友，一起吟詩作賦，喝酒賞花。翰林院的職任，使李鴻章有機會讀到大量的宮廷藏書，豐富了他的學識。他開始潛心於經史研究，並寫《通鑑》一書，書中有他不少心得和見識。

受君命回鄉剿匪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在焦急不安中被欽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奏准回籍探親。曾國藩選擇了六月二十四日這天出京，李鴻章當天起得很早，專程把老師送到盧溝橋。

　　李鴻章在盧溝橋送別老師曾國藩以後，不消半年，太平天國革命烈火便迅猛地燒向北方，太平軍捨棄久攻不下的長沙，出洞庭，佔岳州，順江而東，攻打武昌。翰林院表面上依然那麼沉靜悠閒，然而翰林們畢竟也沉不住氣了，無心再編史撰文，見了面都不免議論起戰事來。

　　這天，李鴻章正憂鬱地背了手獨自站在窗前仰天沉思戰局，同屋的翰林檢討湖北鄧文恭忽然慌慌張張從外面走了進來，說道：「武昌失守了。湖北巡撫常大淳和滿城藩台、臬台司道都已殉難。」

　　李鴻章沒想到太平軍的氣勢如此洶湧，他已無心處理公務，背了手在室中來回蹀躞沉吟，腦中思緒很亂，朝廷所派督師大臣賽尚阿大學士已因作戰失利，被革職拿問，廣西提督向榮所帶綠營官兵也攔不住太平軍這頭猛虎。天寒地凍，洪秀全也許會在武昌度歲，若是過了年從武昌順江而下，計算水程，不出十日，便可危及安慶。「明年正月安徽要遭大難了。」李鴻章憂慮地喃喃嘆息。

　　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大舉進入安徽。還是二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李鴻章吃完飯在琉璃廠閒逛，偶遇一位安徽同鄉。從他口中得知，省城安慶已陷，撫台蔣文慶已然斃命，家鄉很快就要被太平軍全部佔領了。情急之下，李鴻章逕直來到了呂賢基的家。

　　呂賢基也算是李鴻章的老鄉，字鶴田，安徽旌德人，先時任職於翰林院，以編修轉御史，旋任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李鴻章為翰林院編修時，時常為呂氏捉刀為文。一見面，李鴻章就痛陳剛剛得到的全部情況，並建議呂趕快請求清政府迅速發兵救皖。呂賢基隨口說道：「還是由你來寫，我負責上呈就是。」

　　李鴻章回到翰苑立即寫了一個奏摺，連夜差人送呈呂賢基。第二天，咸豐帝詔諭呂賢基從籍，與皖撫負責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無奈，只好奏請朝廷讓李鴻章和自己一起回籍，說是他熟悉鄉情。下朝歸來，他對等候他的李鴻章直言說：「你讓我上奏是害我，皇上讓我去安徽幫辦團練；我也害你，我上奏請求你和我一同去安徽。」不過，說到底，呂賢基之所以選中李鴻章，還是因為他知曉李鴻章有才華，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朝廷很快應准呂賢基的請求。不久，李鴻章即跟隨呂賢基回到家鄉，開始了戎馬生涯。

　　李鴻章本是書生出身，原本對團練之類的武事不感興趣。可是皇命在身，別無選擇。回到安徽之後，李鴻章首先面對的是安徽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官宦之間的傾軋和爭鬥，讓一直在墨香書冊和學問堆裡浸泡多年的李鴻章有了很多新的體會和教訓。更讓李鴻章苦惱的是，組織團練指揮戰役，這些都是未曾接觸過的新事。雖然古代有不少投筆從戎成為一代名將的先例，但是李鴻章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會成為這樣一個「以儒生而起家軍旅」的典範。

　　李鴻章認為，辦理團練防剿工作是暫時的，只是迫於大清國的目前局勢而已，等到內患消除，國家安定，自己還是要回到京城的廟堂中去的。但是，如果不能勝任目前的工作，那麼自己能否回到京城將是一個未知數。李鴻章對於目前究竟怎麼工作，怎麼實施戰略計劃，心裡是一片空白。再則，李鴻章手中一無權、二無兵、三無餉，連究竟如何著手，也是一片茫然。儘管如此，李鴻章心中仍然充滿了報效朝廷和保衛家鄉的熱望。

　　安徽也同江南其他某些階級鬥爭激烈的省區一樣，地主士紳紛紛舉辦團練，站到反對農民鬥爭的最前線。其中凶悍著名的有：桐城馬三俊，廬江吳廷香、吳長慶（字筱軒，世襲雲騎尉出身）父子，合肥張樹聲（字振軒，廩生）和張樹珊（字海珂）兄弟、周盛波（字海舲）和周盛傳（字薪如）兄弟、劉銘傳（字省三）、潘鼎新（字琴軒，舉人）、解光亮、李鶴章等人。據說「廬郡團練整齊」，同遠在京師的李文安有著密切關係。他基於階級本能，「寄信回里，勸諭鄉人先為恩患預防之計」。團練頭子們築圩練兵，自稱圩主，所謂「寇至則相助，寇去則相攻」，有的「藉團練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菅人民，搶奪民財，焚掠村莊，無異土匪」。

　　抵達廬州的李鴻章，面對這樣內外交訌的局面，內心的震動是可想而知的。他雖然血氣方剛，有意大顯身手，力挽狂瀾，但怎奈自己無權、無兵、無餉，又係儒生從戎，對軍事一竅不通，因而展望前途，憂心忡忡。

　　當時安徽政局上有三個重要人物：巡撫李嘉端，幫辦團練的兵部侍郎周天爵，還有一個就是呂賢基。

　　李鴻章首先在周天爵處入幕。入幕是清朝當時的一個重要的官場現象。一般有地位的官僚，手中都要培養幕僚，即所謂養士。一般有學問有才幹的人都有過當幕僚的經歷。幕僚既是官僚的學生，也是官僚的得力助手，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智囊團」。很多有才學的青年通過入幕的機會，對官場政治會有很深入的瞭解，同時，也在一些具體事務的操辦中鍛煉了自己的能力。所以說，入幕與養士是一件對雙方都有利的事情，這也是中國的幕僚制度能夠久盛不衰的緣故。

　　在周天爵處，消滅捻軍是李鴻章的主要任務。捻軍，原稱捻黨，起於清朝初年，由淮河兩岸的窮苦老百姓組成的反抗壓迫的結社。後來逐漸發展到山東、河南、蘇北等地。捻軍的成員複雜，有農民、漁夫、手工業者、船夫、饑民等等。他們最早做的事情就是抗糧、抗差、吃大戶、劫富濟貧。活動的時候，數十人或者數百人為一「捻」，各部自號為捻，各不相同。首領被稱為「捻頭」。本來捻黨主要進行的是經濟方面的鬥爭，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但是，隨著太平天國的壯大，安徽、河南等地的群眾紛紛結捻響應，捻黨逐漸發展成為捻軍，規模和組織日益嚴密。所以消滅捻軍也成為清政府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李鴻章跟隨周天爵參加了兩次較大的消滅捻軍的戰役。一次是鎮壓定遠陸遐齡起義。

　　陸遐齡（約一八○三─一八五三年）是定遠縣荒陂橋旗桿村（現屬長豐縣沛河鄉）人，為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受到某個案件株連被關押在安慶監獄。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軍首克安慶，把他從監獄中拯救出來，並派他返回定遠組織群眾起兵響應。約在三月上旬，陸在家鄉造反，豎立「隨天大王」等旗，聚眾萬餘，打擊土豪，抗擊清軍。據時人記載：定遠知縣督兵進犯，「兩戰兩敗」，而城內團練，更「事同兒戲」，甚至公然乘機漁利，「有用竹槍一支，開支公項八百文者」。是時，合肥夏村夏金書聯絡陸遐齡「約期大舉」，南北呼應。李鶴章聞訊，立即率領團練百餘人前往圍捅，殺害金書父子，解散千餘，「增立東北鄉團防」，堵塞了陸遐齡南下的通路。接著李鴻章、李鶴章督團隨同周天爵在定遠荒陂橋、壽州東鄉等地擊敗陸遐齡起義軍。四月中旬，周天爵誘捕並殺害了陸遐齡父子。周天爵奏獎李鶴章六品銜。

　　另一次是鎮壓活躍於潁州、蒙城、亳州交界處的陳學曾、紀黑壯起義。據記載：

　　（咸豐三年三月）有巨捻陳學曾、紀黑壯等嘯聚潁州之王市集，官軍節次被挫，周天爵率編修李鴻章督團堵剿。五月初，安徽巡撫李嘉端行抵廬州，不久即將李鴻章從周天爵處調來，協辦團練。這位新任皖撫把「靖內變而禦外侮」作為首要任務。周天爵把鎮壓境內以捻軍為主體的群眾鬥爭叫做「靖內變」。把堵截太平軍進入安徽叫做「禦外侮」。其實，本地的造反群眾已經搞得他們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哪還有什麼力量阻止太平軍破門而入呢？就在李嘉端行抵廬州不久，太平天國先後派兵大舉北伐和西征，而安徽則首當其衝。率先挺進安徽的，是以林鳳祥、李開芳為首的北伐軍。五月十日，北伐軍佔領滁州，十八日，北伐軍攻克臨淮關，直逼鳳陽。面對北伐軍的凌厲攻勢，李嘉端等膽戰心驚，寢食難安，哀嘆：「現在鳳陽以南均無重兵，各城團練亦單，一無足恃。」因而一面籲請咸豐速調江西、湖北官兵趕赴廬州救應，「並堵賊回竄之路」；一面表示要「號召兵勇親援鳳陽」。他令候補直隸州知州李登洲帶勇三百先行，繼令戶部主事王正誼於梁園鎮會合李鴻章，「號召練勇，勸借軍餉」，他隨後帶兵二百餘名陸續進發。五月二十八日，北伐軍一舉攻下鳳陽。剛剛帶勇進至定遠、鳳陽交界的李登洲，忽聞鳳陽失守，手下「民夫盡逃」，又怕所帶合肥鄉勇「思歸驟散」，於是率部慌忙退卻。李嘉端「一籌莫展，五內如焚」，踟躕於護城驛。他雖然沒有勇氣率兵直逼鳳陽，但又「不能不虛張聲勢」。他令王正誼、李鴻章「分諭各團首，自店埠至麻布橋排日點驗練勇，使槍炮之聲聯絡不絕。」只是由於北伐軍繼續北上，並沒有揮師南下，李嘉端、李鴻章才得以逃脫滅頂之災。

　　隨後，安徽巡撫李嘉端開始指派李鴻章獨立指揮軍事。一八五三年六月，李鴻章手下已經擁有兵勇一千人。這些人都是李鴻章從地方團練和其他部隊徵集來的。八月，在安徽北部巢縣附近，李鴻章的這支軍隊首次戰勝了一小股太平軍，使得李鴻章初博小名。為此，安徽巡撫李嘉端還專門上奏清政府，請求給予李鴻章「六品頂戴、藍翎」的獎勵。其實，當時李鴻章雖然恪守職責，但仗卻是打得毫無章法。李嘉端為之請功，不過是老官僚為自己臉上貼金。

　　皇上的獎勵並沒有讓清軍的士氣有所振作。就在李嘉端為李鴻章請功後不久，太平軍大將石達開率部到達安慶，主持太平軍的西征軍事。石達開大軍所到之處，清兵潰不成軍，望風而逃。隨後，石部步步進逼，直取集賢關、桐城，呂賢基所死守的舒城危在旦夕。李鴻章慌忙在合肥拼湊了幾百兵勇，趕往舒城大營。眼看太平軍就要打進來，呂賢基做好了以死報效皇恩的準備。看到這種情況，李鴻章很是為難，他想：自己總不能和那些士兵一樣逃跑吧？可是，不跑的話自己也很難活命。在李鴻章關於逃與不逃，無法決斷之際，一個叫劉斗齋的人給他解了圍，勸說李鴻章快點逃跑，開始李鴻章不好意思。也許劉斗齋已經看出了李鴻章的心思，他已經把馬牽出來了。這時，李鴻章索性上馬連夜跑回了家。十一月，就在李鴻章逃跑的第二天，太平軍攻下舒城，呂賢基投水而死。次年一月，太平軍攻克廬州，新任安徽巡撫江忠源也被迫投水自殺。

　　咸豐帝急命福濟為新任安徽巡撫。福濟，滿洲鑲白旗人，字符修，道光進士。是李鴻章考進士時的副考官。福濟不懂用兵之道，所以到達安徽之後，立即召李鴻章入幕。福濟對李鴻章很重用，一同商量軍事大計。福濟對於李鴻章的每一建議，都認真考慮。由於太平軍實力雄厚，援軍和糧餉不斷，致使清軍連連敗北。福濟決計不再強行攻打，而是等待太平軍失去外援，彈盡糧絕，發生內亂時再伺機進攻。

　　一八五五年二月，李鴻章帶兵佔領含山，殺死太平軍千餘人，得清政府賞賜知府銜。李鴻章乘勝配合副都統忠泰攻打巢縣太平軍，雙方僵持不下。這時他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一八五五年七月，李文安在合肥去世。李文安是一八五四年回到安徽帶團練的。當時，安徽廬州的團練在李氏父子的帶領下，整齊有序，堪稱是團練的典範。李文安身體很好，喜歡喝酒。一八五五年七月，酒後無疾而終。李鴻章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悲痛萬分，急忙趕回去料理喪事。就在這時，巢縣的太平軍發動了猛烈進攻，副都統忠泰戰死沙場，全軍覆沒。李鴻章因不在軍中而倖免於難。

　　李文安的死，給李鴻章以很大的思想打擊，我們在李鴻章很多詩文中都可以看到他對父親的深深想念和沉沉悼念。李鴻章對父親的遺訓銘記在心，一刻不敢懈怠。一八五五年十一月，福濟、和春等督兵勇攻陷廬州，李鴻章從戰有功，受到嘉獎。其後兵分兩路，西南直指舒城、三河、廬江等地；東南則進犯巢縣、和州、東關等地。這次戰役除了舒城小勝之外，其他各地均以失敗告終。李鴻章參與的東南戰事，也是一路潰敗。他極為鬱悶，以詩賦志──

　　　　四年牛馬走風塵，浩劫茫茫剩此身。

　　　　杯酒藉澆胸磊塊，枕戈試放膽輪囷，

　　　　巢湖看盡又洪湖，樂土東南此一隅。

　　　　我是無家失群雁，誰能有屋穩棲烏。

　　其悲涼之情，溢於言表。一八五六年九月，太平天國發生空前內訌。福濟、和春等趁機督軍打通廬州東南和西南通路。李鴻章參與了巢縣、和州、東關等戰役，因有功而加按察使銜。一八五七年二月，太平軍的青年將領陳玉成和李秀成又向安徽北部發動進攻，攻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鴻章部潰敗，他帶領母親倉皇北逃。一八五七年秋，李鴻章向清政府請求為亡父丁憂守制。因為李鴻章征戰有功，清政府將李鴻章交軍機處記名，等到有道員缺出，給予簡放。就這樣，李鴻章結束了五年的團練生涯。

　　在李鴻章幫辦團練的過程裡，既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困惑，又有實踐中的探索和積累。他雖然有「專以浪戰為能」的不良記錄，以及「翰林變綠林」的惡名；但是從清朝統治階級的立場來看，他的確在為維護大清帝國的江山而苦鬥不已。

　　在五年的「牛馬走風塵」裡，李鴻章逐漸懂得了一個道理：為將之道，在於洞察先機，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不能在乎一時的成敗，要通觀大局，萬萬不能逞匹夫之勇。而對自己潰敗的種種經歷，落魄倉皇的心情，李鴻章是深感羞愧的。這種羞愧，比起他在仕途上不盡如人意的坎坷，更深刻地刺痛著他的心。這種羞愧感並不會因為受到朝廷的幾次嘉獎便能平息。

　　一八五九年一月，李鴻章投到曾國藩的門下做了一名幕僚。曾國藩和李鴻章除了早年在京城的多次會晤，一直有書信往來。當時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在曾國藩統率的湘軍裡做事，很受曾國藩的重用。

　　就在李鴻章幫辦團練期間，曾國藩多次寫信給李鴻章，直接建議他效仿湘軍的成功經驗，別開生面的鍛煉出一支有戰鬥力的隊伍。李鴻章的守制丁憂即將結束時，一次次盤算著出路。漫漫人生無常，冷冷官場無情！這麼多年來的閱歷告訴李鴻章，那無法預測的政壇風雲變化和人物沉浮獎懲，說到底還是人際關係的爭鬥。把握好可以依靠的人，才是最為關鍵的。此時同是回家為父守制結束的李瀚章，被曾國藩派到江西總理糧台事務。臨行，身為長子的瀚章決定帶著母親一起去南昌任上。李瀚章攜母走後，太平軍再破廬州。李府祖傳宅院盡為太平軍燒燬，家中所藏也被掃蕩一空。看著殘垣斷壁，看著家宅被毀的痕跡，看著驚慌失措的家眷，李鴻章不禁又想起父親「此賊不滅，何以家為」之遺訓，心中蔓延著無盡的悲淒。

無家可歸進曾府

　　一八五九年一月，懷著悲涼心情自稱「書劍飄零舊酒徒」的李鴻章，終於受到命運之神的惠顧，從一個潦倒失意客一躍而成為湘系首腦曾國藩的幕賓，從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李鴻章無家可歸，只好收拾簡單的行囊攜帶老婆孩子出逃。他輾轉來到南昌看望母親，在哥哥的幫助下，他見到了在建昌的曾國藩。當時曾國藩的局面也不好，正面臨三河慘敗的情勢。雖說湘軍在曾國藩的帶領下是兵多力壯，一派朝廷之師的威武氣象，但湘軍旗下真正可用的人才並不多。曾國藩迫切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一個有才華、善通變，能夠處理具體事務的幹將。而此時，在李瀚章的安排下，曾國藩驚奇地發現，端坐他面前的李鴻章言談舉止卓越超群。他那評判政事的尖銳深刻，那軍旅生涯磨礪出的求真務實，那敢於面對失敗的勇氣，那追求上進施展才華的抱負，都讓曾國藩欣賞有加。曾國藩知道，現在的李鴻章，已經不再是京城翰苑中的那個文弱書生，他的身上既增添了幾分成熟，又激盪著年輕人的豪氣，同時也有渴望幹一番大事業的雄心壯志。這次會面之後，曾國藩決定把李鴻章留在身邊。於是，李鴻章成為曾國藩的幕僚，並從此開始了他們之間長達數十年的師生之情。

　　一八五三年，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幫辦湖南團練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決心獨樹一幟，改弦更張，編練一支新式武裝，以挽救清朝統治。一八五四年二月，他編成並督率湘軍水陸兩軍，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軍。湘軍有別於清朝常備軍，它是漢族地主武裝，「以招募易行伍，盡廢官兵，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曾國藩「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他採取傳統的「以上制下」的戰略方針，先清兩湖，穩定後方，繼而把軍鋒指向江西和安徽。一八五八年七八月間，曾國藩先後奉命馳赴浙、閩，進擊分裂出走、放棄江西根據地、盤旋浙閩的石達開部太平軍。十月，他率部到達建昌，未及入閩，石達開部即由閩入贛，轉進湖南，鋒銳大挫。是時江南軍情漸鬆，而江北卻風雲突變。面對江南、江北大營進逼天京、湘軍圍攻安慶、三河、威逼廬州的嚴峻形勢，陳玉成、李秀成兩支主力太平軍聯合作戰，首先摧毀江北大營，解除天京北面威脅，繼而在安徽三河全殲李續賓所部湘軍精銳六千餘人，擊斃李續賓和曾國藩胞弟曾國華以及文武官員四百多人。包圍安慶的湘軍，見勢不妙，慌忙逃跑，安慶之圍不戰而解。曾國藩因「江北軍情變幻」而驚恐萬分，哀嚎「嗚呼慟哉！」十二月奉命移師援皖。

　　在這種形勢下，李鴻章趕到建昌拜訪了曾國藩。李瀚章是曾國藩與李鴻章結合牽線搭橋的人，李瀚章於一八四九年以拔貢朝考出曾氏門下，一八五三年署湖南善化知縣，當時在衡陽帶兵的曾國藩檄調來營，襄辦糧台，遇有戰陣，也督隊指揮。曾國藩稱讚他「內方正而外圓通，辦事結實周詳，甚屬得力。」一八五七年一月，湘軍糧台裁撤，歸併江西省局，瀚章回籍為其父守制，安徽巡撫福濟奏留辦理團防捐務。一八五八年，曾國藩檄調瀚章赴江西總理糧台報銷，瀚章遂奉母同住。曾國藩十分器重瀚章，而瀚章也把曾國藩倚為靠山。瀚章既經常向曾國藩通報鴻章在皖情況，有時甚至將其弟家書轉呈曾國藩過目；又時時向鴻章介紹曾國藩的宦海浮沉和吹捧其道德學問。瀚章在其弟與曾國藩之間起著溝通情感、增進瞭解的作用。時值鴻章到南昌看望老母，曾國藩便乘機通過瀚章邀請鴻章前來會晤。一八五八年十二月，曾國藩函告友人說：「筱泉家被賊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內亦即來營，少荃亦約來此一敘。」曾國藩與李鴻章早就結下了師生之誼，曾國藩稱譽弟子為「偉器」，李鴻章敬佩其師如「神聖」。他倆有相似的追求：撲滅太平天國烈火、維護清朝統治以期封侯蔭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國藩希望藉助李鴻章之才以成「大業」，李鴻章企圖依靠曾國藩援引以立功名。

　　對李鴻章的才識，曾國藩早有所知，但認為他性情不穩，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見他。一個多月後，李鴻章又托人說情，曾國藩說道：李鴻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這裡局面窄狹、只是一條淺溝，容不下他這條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職？經反覆說情，李鴻章終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入曾國藩幕，成為曾的幕賓。其實，曾國藩並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氣，讓他更加內斂沉穩。

　　在曾國藩幕，李鴻章辦理行文、批閱公文，起草書牘、奏章。曾國藩最負盛名的參摺《參翁同書片》，即出自李鴻章之手。任安徽巡撫的翁同書是咸豐皇帝和恭親王的老師，歷任工部、戶部尚書翁心存的長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這道參摺指責翁同書舉措不當、守城不力、棄城而逃，應予嚴懲。以翁家的權勢，要將其扳倒談何容易，所以曾國藩極其重視，要文案房多擬幾份草稿備選。在好幾份草稿中，他選中李鴻章稿。如此重要之摺，卻只區區不到六百字，可謂字字千鈞，句句見血。此摺歷數翁同書忠奸不辨、誤用歹人、措置失當、貪生怕死、連失兩城的罪狀，然後指出翁的幾道奏摺的自相矛盾之處，反駁他的種種自辯，令其無繼續辯解的任何餘地。此摺最後寫道：翁同書有如此行為「豈宜逍遙法外？應請旨即將翁同書革職拿問，敕下王大臣九卿會同刑部議罪，以肅軍紀而昭炯戒。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一句「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即將朝廷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本想「瞻顧遷就」從輕發落的「後路」封死，委實老辣。朝廷只得並不情願地按規定將翁同書判「擬斬監候」。所以曾國藩稱讚說：「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諮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而李鴻章也向人表示自己從前也輔佐過其他將帥，但「芒無指歸」，入曾幕才「如識南針，獲益匪淺」。

　　曾國藩生活極有規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營，然後在黎明時分與幕僚共進早餐，或談一天工作安排或隨意談天說地。初到曾國藩幕時，比較懶散的李鴻章很不適應這種規律、刻板的生活，深以為苦。一天早晨，他以頭痛為名想多睡一會兒，但曾國藩知道他是裝病多睡，所以幾次派人請李鴻章起來一起吃飯，最後告訴李鴻章必須所有幕僚全都到齊才開飯，李鴻章匆忙披衣「踉蹌前往」。曾國藩吃飯時一言不發，飯後嚴肅地教訓他說：「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唯一『誠』字而已。」說罷生氣地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曾國藩素知李鴻章「才氣不羈」，故對他要求格外嚴格，盡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養其道德。許多年後，李鴻章對人回憶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

　　李鴻章入幕不及一旬，曾國藩就決定請他主持編練皖北馬隊，附於湘軍。編練馬隊之舉，發軔於左宗棠的提議。左宗棠（字季高）是湖南湘陰人，舉人出身，初入湖南巡撫駱秉璋幕，後來成為湘軍首領之一。曾國藩就左氏提議同胡林翼協商。胡林翼〔字貺生，號潤芝，道光進士〕時任湖北巡撫，為湘軍二號首領。胡氏支持編練馬隊，曾國藩隨即上疏清政府，慷慨陳詞。曾國藩所以力主編練皖北馬隊，是鑒於太平軍和捻軍的騎兵「多而且悍」，湘軍陸軍如無馬隊配合，難以制勝。他通報左宗棠：「閣下去年囑弟留心馬隊，弟以調察哈爾之馬練淮南之勇人奏。」他原擬調察哈爾馬三千匹，令李鴻章招募亳州一帶「善馬之勇」千人。清政府對曾國藩編練馬隊持肯定的態度，但又下令「斟酌採買」馬匹。根據朝廷的命令，曾國藩修改了募勇計劃，決定先招五百，試行操練，如其可用，再行續招三千。李鴻章雖然承認編練馬隊確係當務之急，但卻深感事體重大，缺少經驗，勝敗難卜，考慮再三，未敢輕許。李鴻章專程前往南昌與哥哥相商。李瀚章贊成其弟意見，致函曾國藩，代為辭謝。曾國藩堅持既定方針，寫信勸勉李氏兄弟「不必遽以往事之難為慮」。話已至此，李鴻章只得應命，派「專人至淮上招募馬勇」。然而當時兩淮地區太平軍和捻軍協同作戰，聲勢較壯，清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動盪的局勢，人心的向背，迫使招勇之人空手而歸。這樣，曾國藩建立馬隊的計劃就流產了。

　　六月，早已移駐撫州的曾國藩，鑒於太平軍猛攻景德鎮，擔心湘軍張運蘭部不支，急派曾國荃率部往授，並命李鴻章同往。曾國荃（字沅浦）是曾國藩胞弟，所部為曾國藩嫡系。李鴻章心高氣盛，希望獨統一軍，不願寄人籬下，心情鬱鬱，有意他去。曾國藩賞識李鴻章之才而不滿其虛驕之氣，於是一面借用上方寶劍阻其去路，疏留說：李鴻章「久歷戎行，文武兼資，堪以留營襄辦」；一面對其曉之以理，誘之以利，說「閣下閎才遠志，自是匡濟令器」，「倘為四方諸侯按圖求索，不南之粵，則東之吳，北之齊豫耳。」李鴻章既不敢抗旨，又感戴其師「薦援」之恩，因而決計前往。

　　就在這個時候，湖廣總督官文根據胡林翼之請而提出的命曾國藩入川防堵石達開部太平軍挺進四川的建議被清政府批准了。原本，胡林翼是打算藉此為曾國藩謀取川督一職，並確保湖北餉源。不料清政府只令曾氏援川，卻不肯授予地方實權。曾國藩自然不願前往，覆奏「兵力太單，難以入蜀，且景鎮未克，不可這行抽動」。李鴻章支持曾國藩，函請督辦皖南軍務張芾奏留曾國藩守贛。三月，由於清政府催促，曾國藩只得帶領李鴻章等幕僚擬經鄂入川，行至武穴，又接到官文關於「已奏請會剿皖賊」的通報。原來，胡林翼鑒於曾國藩沒有撈到川督一職和石達開軍鋒業已南指，「蜀中無事」，便說通官文奏准曾氏暫緩入川，全力圖皖。九月，曾、李先至黃州會晤胡林翼，後抵武昌晉見官文，商討行止，決定四路進兵安徽的計劃，而其中心目標則是奪取安慶。曾國藩負責從宿松、石牌進取安慶一路。十一月，李鴻章奉旨授福建延建邵遺缺道。曾國藩看到李鴻章「新放福建道，無缺可補，進退頗難自決」，便以「贊襄需人」為由，奏准帶著他自黃州東下援皖，駐軍安徽宿松，與屯軍太湖、潛山的陳玉成部太平軍相峙。

　　太平天國「上下夾攻，南北合擊」的戰略決策讓清政府頭疼不已。一八六○年初，清政府根據當前戰事，命令江南大營和湘軍分別圍困天京和「進攻安慶，分搗桐城」。太平軍則採取了先救天京、後保安慶的方針。是年五月，李秀成、陳玉成聯軍一舉擊潰江南大營，隨即揮軍東指，挺進蘇杭。江南北大營本來是咸豐與曾國藩矛盾的產物。咸豐帝的如意算盤是：既要依靠曾國藩對抗太平軍，又不肯給他以軍政實權。咸豐的計劃是湘軍出力，江南北大營收功。江南北大營的相繼覆滅，使咸豐的幻想徹底落空。咸豐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國藩來支撐危局，於六月初給他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的軍政實權。八月實授兩江總督。此間，曾國藩曾奏保李鴻章為兩淮鹽運使，黃翼升為淮揚鎮總兵，籌辦淮揚水師。對於曾國藩的奏請，清政府並沒有全部恩准，只任命黃翼升為淮揚鎮總兵，沒有授予李鴻章兩淮鹽運使一職。李鴻章吃了一記悶棍，抑鬱寡歡，暗自嗟嘆，只得繼續留在曾氏幕中。

負氣而走棄恩師

　　李鴻章出任兩淮鹽運使的美夢沒有實現，太平軍為了挽救安慶，他們對上游的湘軍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鉗形攻勢，分兵南北兩路，沿江西上，「合取湖北」，準備在武漢會師。這次攻勢確實打中了曾國藩的要害。因為當時在安慶及其周圍地區集結了曾國藩的湘軍主力，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防務非常空虛。然而湖北卻是湘軍的戰略基地，武漢尤為全局根本。太平軍「合取湖北」，把戰火引向敵人後方，避敵主力，打其虛弱，攻其必救，既可解安慶之圍，又能殲滅湘軍主力。太平軍的這一策略讓曾國藩膽戰心驚，他立即採取應變之策，決意不撤皖圍之兵以援鄂，反而督軍猛攻安慶，企圖迫使太平軍盡快地從上游回顧下游，並進行決戰。他把所謂旋轉乾坤的賭注，全押在安慶圍點打援上面了。南路西征太平軍路經皖南時，曾經攻佔寧國、徽州等地，並「環繞祁門作大圍包抄之勢」，致使坐困祁門的曾國藩「日在驚濤駭浪之中」。

　　這時曾國藩除了招致太平軍的環攻外，還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門內訌兩個棘手的問題。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發動侵華戰爭，即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六○年九月，英法聯軍攻佔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豐皇帝在逃往熱河途中命孤駐祁門的曾國藩派湘軍精銳鮑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後，曾國藩左右為難，舉棋不定。因為北上「勤王」責無旁貸，無可推諉，但他又想留下鮑超所部對抗太平軍；如不北上護主，將被責為天下罪人。但此時正是剿殺太平軍的關鍵時刻，一旦抽掉精銳，於戰局大有影響，而且這時正值徽州失守、祁門危急之時。曾國藩急得幾個晚上不能入眠，於是令下屬每人提一種方案，結果幾乎都主張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鴻章力排眾議，不同意調兵北上。李鴻章認為英法聯軍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調兵北上保衛京城已毫無意義；而且英法聯軍侵略最終將「金帛議和」了事，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聯軍，而是造反的太平軍。

　　李鴻章比清政府更早看出這一點，眼光確非尋常。他進一步論述湘軍鎮壓太平軍是關係「天下安危」之事，對北上馳援應「按兵請旨」，靜觀局勢變化。經過仔細權衡，曾認為李說的確有道理，於是採用此議。他上疏朝廷表示願意北上，但提出鮑超人生地不熟「斷不能至」，所以請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間「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其實是在拖延時間，因為往返奏報大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議」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國藩對李鴻章更加器重。李鴻章對曾國藩雖以師相待，但他畢竟是極有主見之人，經常因固執己見而時有衝突，李鴻章有幾次想離曾國藩而去。一八六○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並決定將大營遷往安徽祁門時，李鴻章認為祁門地勢如同「釜底」，沒有進退餘地，從戰略上看，移營至此十分危險。在太平軍攻擊下，的確險情不斷，李鴻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師他處。而曾國藩堅持己見，甚至對李鴻章等人說：「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

　　不久，雙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銳，終導致李鴻章負氣出走。李元度（字次青）是曾國藩「辛苦久從之將」，曾國藩在靖港、九江和樟樹鎮敗績後的艱難歲月中，曾經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曾國藩自稱與李元度的「情誼之厚始終不渝」。李元度擅長文學而不知兵，只因曾國藩私情薦舉，才升任徽寧池太廣道，領兵駐防徽州。當太平軍李侍賢部來攻時，李元度違反曾國藩堅壁自守的指令，出城接仗，一觸即潰，徽州易手。李元度徘徊浙贛邊境，經久不歸，後來雖然回到祁門，但不久又私自離去。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定具疏劾之，以申軍紀。曾國藩此舉本來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他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生氣地說：「聽君之便」。十月二十五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日內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鬱不平，遂不能作一事。」從曾國藩手書日記原稿看，曾國藩在「而」與「又見」之間圈掉「少荃」二字，他的原意可能要寫「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其實，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李鴻章鑒於自己意見被拒和祁門奇險萬狀形勢，便憤然辭幕，離開祁門，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

無奈何輾返曾府

　　李鴻章一怒之下憤然離開曾國藩幕府，回到南昌他哥哥家中閒住了一年之久。此事使曾國藩大為惱火，認為李鴻章不明大義，不達事理，在自己困難時藉故離去，得出「此君難與共患難」之結論。此事也使李鴻章憤怒異常，他對人說自己原認為曾國藩為豪傑之士，能容納不同意見、各種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鴻章回到老家之後，因為局勢惡劣，他發現自己竟然走投無路了。他想去福建補缺，可是他在福建的朋友沈葆楨勸他不要去，說福建政事「糜爛」。李鴻章走後，曾、李二人並沒有中斷友情，仍有書信往來。胡林翼在二人之間做了很多調解的工作。而且，曾國藩切實地感到身邊少了李鴻章，猶如少了左膀右臂，不禁又想起李鴻章的種種好處來。特別是祁門果然遇到了大麻煩。太平軍佔領徽州之後，忠王李秀成直逼祁門。曾國藩猶如甕中之鱉，他寫好了遺書，準備一死了之。所幸李秀成沒有進攻祁門，曾國藩才倖免於難，所部也不得不撤離祁門。此外，身為曾、李二人好友的郭嵩燾聞知李鴻章出走，給李鴻章寫信說：當今之下，能依靠個人力量崛起是非常艱難的，只有依靠可以信賴的人。你應當心胸寬闊，以功名為重，還是重新回到曾國藩身邊為好。

　　李鴻章本來就很後悔自己的負氣行為，看到好友如此勸說，不覺感嘆郭嵩燾的遠見卓識。在李鴻章成為顯赫的大人物之後，唯有和郭嵩燾之間的友情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郭嵩燾沒有派系成見，獨往獨來，眼光深遠，「能言他人所不能、所不敢、所不知之言」。一身兼具新學和舊學的兩大本領，卻長期背負著「獨醒之累」，猶如楚大夫屈原，很難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認識，是一個孤獨的前行者。

　　此時，曾國藩也給李鴻章寫信，懇切邀請他回來。一八六一年七月，李鴻章又回到曾國藩的大營，二人又開始了密切的合作。

　　從此以後，李鴻章忠心師事曾國藩，在老師的言傳身教下，在個人修養及政治上都得到了曾國藩的著意栽培和極盡薰陶。

第二篇　投身官場──四十年榮辱與共

第三章　建軍固防

　　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的日子裡，得到了系統的培訓與歷練，他變得更加理性與成熟，做事更加老練與穩重。

　　在軍事上，他看到了建軍固防的重要性，建立了自己的嫡系部隊，建立了北洋水師；在政治上，重出江湖的李鴻章正趕上了時勢，他順勢而上，官運亨通，在仕途上扶搖直上，做到了拜閣入相，成為了封疆大吏第一人……

再出江湖得時勢

　　古人云：「時勢造英雄」。重返曾幕的李鴻章雖然算不上什麼英雄，但是急劇變化的時勢卻為他實現掌握軍權、獨樹一幟的野心提供了良機。

　　這期間，形勢發生了轉變。一八六○年，太平軍摧毀了清政府圍困南京的江南大營，並進一步攻取了江蘇南部大部分地區，只剩上海和鎮江還在清軍的控制之下。

　　清軍在對太平軍的作戰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無能，腐朽的軍隊根本不是太平軍的對手。

　　因此，清政府不得不依靠曾國藩和他的湘軍了，以前咸豐帝還對曾國藩存有戒心，現在也是無可奈何了，只得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第二年，咸豐皇帝為了躲避英法聯軍，從京城逃到熱河之後病死，他的兒子載淳繼位，就是同治皇帝。

　　九月，曾國藩在這時攻下了太平軍在安徽的重要據點安慶城，清政府賞加曾國藩為太子少保。李鴻章隨同曾國藩自東流進駐該城，朝夕會商進軍金陵和進攻太平軍的計劃。

　　十一月，載淳生母慈禧太后勾結恭親王奕訢發動宮廷政變，殺害和罷黜贊襄政務王大臣，奪取清朝最高統治權。

　　慈禧為載淳舉行登基大典，改明年為同治元年，任命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主持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稱總署、譯署），隨即宣佈垂簾聽政。

　　慈禧、奕訢為了鎮壓太平天國，維護清朝統治，進一步依靠漢族地主勢力，於是進一步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這些地方都交給曾國藩管轄。

　　當時的軍事態勢，江蘇、浙江的大部分地區仍為太平軍所有，湘軍要進攻金陵，非有大支勁旅分別進駐蘇、浙不可，但湘軍力量是顯然不足的。所以為補湘軍力量不足，利用兩淮風氣剛勁，編練淮勇，是曾國藩醞釀已久之事。

　　恰好這時，太平軍在「合取湖北、保衛安慶」的戰役失利後，採取西線防禦、東線進攻的戰略，擊潰東線清軍，進克浙東、浙西大部分地區，直搗杭州，威逼上海。

　　上海當時是全國最大商業城市和中外反革命勢力匯聚之地。上海官紳面對太平軍的凌厲攻勢，惶惶不可終日，便通過各種手段尋求保護。他們一面倡議向英、法等國「借師助剿」，建立中外會防局；一面通過湖北鹽道顧文彬向江蘇巡撫薛煥、團練大臣龐鍾潞建議，請求派人立即赴安徽向曾國藩求援。

　　他們派出代表錢鼎銘等一行人，前去安慶面請曾國藩派兵援滬。錢鼎銘拿出當年春秋時期楚國貴族申包胥請求秦兵援助的招式，每日到曾國藩處痛哭，弄得曾國藩一看見他就頭疼。

　　錢鼎銘還提出，上海的豪紳願意每月籌集軍餉六十萬兩給湘軍。但是曾國藩考慮上海地處偏遠，又恐分兵不利，所以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

　　錢鼎銘是個公關的良才，他利用自己的父親是李文安同年的關係，開始轉而遊說李鴻章，並終於把李鴻章說動了心。

　　李鴻章勸說曾國藩，說現在湘軍軍費緊張，上海豪紳肯每月給我們六十萬兩，能幫我們很大的忙。另外保住上海，對我們也是好事，我們何必要將他們拒之門外？

　　於是，曾國藩同意派兵入滬。曾國藩對於入滬人選進行了仔細的分析，開始，他選派自己的弟弟曾國荃。

　　可是，曾國荃一心想拿攻克天京的首功，對上海之事根本沒有興趣。曾國藩又邀請湘軍老將陳士傑出山，可是陳士傑以老母需要照顧為理由，拒絕了曾國藩。

　　曾國藩想到了李鴻章，也該派這個得意門生出去歷練歷練了。於是他找來李鴻章單獨談話：「少荃啊，這次的任務不輕，你可要有心理準備啊。你現在手下的部隊不多，到時候我再給你撥一些。但是這還不夠，你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另外，我會保舉你任江蘇巡撫，這樣就好辦事了。你到了江蘇之後，可以把主力部隊駐紮在鎮江，將小股部隊放到上海，因為畢竟鎮江的位置十分重要，上海只不過是一個偏僻的地方，沒必要坐鎮那裡。」

　　李鴻章一聽，心裡十分高興，李鴻章想到上海人地生疏，不如直接回老家安徽招募淮勇。

　　趕忙回話：「老師，謝謝你的栽培和信任！軍隊的事情我會想辦法的，以前我在協辦團練的時候積累了一些經驗，還交往了一些朋友。先前您命我以您的名義在那裡招募了一些淮勇到湘軍裡面來訓練，我想這次我可以再回到皖北去招募一批力量。」

　　其實曾國藩很早之前就有建立淮軍的計劃，此次讓李鴻章擔當此任，應了天時地利人和。李鴻章有在安徽幫辦團練的基礎，加上在曾國藩身邊多年，耳濡目染，學習到很多帶兵之道，所以信心百倍，覺得自己一定能做好這件事情。

　　曾國藩點點頭，說道：「嗯，我看這次就以你自己的名義去招人，到時候你的部隊就叫做淮軍。另外我把湘軍裡面的淮勇張遇春的春字營交給你，他原本就是你的嫡系，程學啟統領的開字營兩營兵力也給你，還有，再撥兩營我的親兵營給你，由韓正國統領。」

　　李鴻章對老師的周密安排十分滿意，千恩萬謝，於是急匆匆地到了合肥。

招兵買馬練淮軍

　　合肥可是李鴻章的天下，親朋好友都在那裡。李鴻章原本就是個出名的人物，這幾年在曾國藩幕府接受訓練，更是名聲在外了。因此這次回合肥招募部隊，簡直是一呼百應。

　　李鴻章把合肥西鄉的一些辦的不錯的團練都聚集了起來。

　　當時西鄉三山的一些比較有名的民辦團練分別是：周公山下的張樹生、張樹珊兄弟的張老圩；大潛山北的劉銘傳的劉老圩；大潛山西南的唐氏兄弟的唐老圩；大潛山南的董鳳高董老圩；紫蓬山的周氏兄弟的周老圩。

　　此外還有一些官辦的團練，如紫蓬山就有解先亮帶領的葉志超等人。

　　在上述團練隊伍中，最能打仗的是張氏兄弟、劉銘傳和周氏兄弟的三支。先此，他們三人曾效仿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發誓要做出一點功業來。

　　當聽說李文安的兒子李鴻章在輔佐曾國藩，張樹生曾寫信給曾國藩表達過豪情壯志。當時，曾國藩看完信後，對李鴻章說，此人猶如東晉的祖逖。張樹生年齡較大，得過廩生的功名，是三個人中間的老大。

　　李鴻章在安慶招募的團練中，最早編練的就是張樹生統率的樹字營，劉銘傳統率的銘字營。隨後是周氏兄弟的盛字營和李鶴章招募的人。還有三河潘鼎新和廬江吳長慶的隊伍分別被編為鼎字營、慶字營。

　　樹、銘、鼎、慶等各支隊伍到達安徽安慶集合後，曾國藩提出要接見這些團練的頭目。

　　在張樹生和劉銘傳等十幾個人來到曾國藩的大廳之後，二月二十二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曾國藩一直躲在屏風後面一個多時辰就是不出來，暗中觀察他們的反應。

　　這些人當中，劉銘傳表現得最為憤怒，一直在大罵，而張樹生表現得最有耐心。曾國藩認為這兩個都是不錯的將才。由於招來的人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實際作戰經驗，人數也不多，自然不足以保護上海。

　　於是，李鴻章又從曾國荃那裡挖來了程學啟的開字兩營，並請求曾國藩從湘軍中調撥兵力給自己。這樣，淮軍初具規模，有了十三個營，共六千五百人。

　　三月四日，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騰嗣林等營，標誌著淮軍正式建成。從此李鴻章有了一支自己獨立領導的隊伍，這支軍隊是幫李鴻章正式走上清末政治軍事舞台的「拳頭產品」。

　　一八六二年的上海，清明。天氣暖暖的，還泛著點早春的潮氣。街上的人們悠閒地享受著春天的氣息，互相打著招呼，客客氣氣地各自行路，彷彿上海從來就是這般太平清靜。

　　其實，從年初開始，太平軍就對上海展開了猛攻。在高橋和七寶兩大戰役中，慕王譚紹光將上海道台吳煦打得潰不成軍。上海告急！上海城裡的洋人決定幫助清軍，他們組織了一支擁有四百人、三門炮的洋槍隊。聯軍很快與太平軍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開得勝，殺了千餘太平軍，俘虜了三百人。可隨後發生的第二次戰役，洋人就神氣不起來了。太平軍雖然傷亡不少，聯軍也死傷慘重，甚至英軍司令都腿部中彈。

　　照此情形看來，上海是不會安寧了。表面上悠閒的上海人暗地裡都在議論著，究竟會是太平軍佔領上海，還是清軍和聯軍把他們打退？人們紛紛猜測，聽說太平天國裡女人不裹腳，男人不剃頭，野蠻得很，上海人不喜歡；現駐上海的清軍腐化墮落，一點軍人的樣子都沒有，上海人也不喜歡；賴在上海的洋人飛揚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歡。究竟哪種勢力統治上海比較好，成為街頭巷尾人們的談資。

　　「突突突突……」的聲音從江面上傳來，戰爭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們心裡一緊，慌忙朝黃浦江上望去。

　　只見有二艘，又像是三艘，又好像更多的火輪船冒著濃濃的黑煙，從遠處慢慢駛來。這是誰的船？是商船還是戰船？船上運的是什麼？人們紛紛揣測著。

　　船駛近了，人們漸漸肯定這不是商船，因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滿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輪，因為甲板上的人都穿著同樣顏色和款式的衣服。

　　岸上的人也終於看清了船上的人，這些人的衣服破破爛爛的，上面佈滿了汗漬和油膩，已分辨不出原來的顏色。

　　上海人注意到，船上來的人雖然大多衣不蔽體，但一個個倒是挺注意用布把頭包得嚴嚴實實的。從他們衣服背部依稀綴著個「勇」字。看來，這是一支軍隊。

　　這是誰的軍隊呢？駐上海的清軍絕對不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官穿袍，兵著褂，腰間氣派地插著排刀，身穿顏色鮮艷的號衣。這些人的長相又顯然表明他們是中國人，並非洋軍隊；他們頭頂前部也沒有留頭髮，因此也不會是太平軍。

　　所有這一切，都讓上海人摸不著頭腦。他們奔走相告：「叫花子兵來了，叫花子兵來了！」

　　這支「叫花子兵」即後來大名鼎鼎、成為大清主力國防軍的淮軍，首領便是李鴻章。

　　李鴻章從家鄉招募了這支其貌不揚的軍隊，專程來支援上海清軍對付太平軍。李鴻章因個子瘦高及為人清高，還得了個「雲中鶴」的雅號。

　　李鴻章組建淮軍時，雖得到曾國藩支持而較為順利，但也遇到了許多困難。總的來說有三點：一是軍心不穩；二是缺乏統帥；三是糧餉不繼。

　　但總的來說，淮軍的建立不僅擴大了湘軍力量，而且也使李鴻章擁有了兵權，為其今後的軍旅生涯奠定了基礎。

　　淮軍倉促成軍，同湘軍相比較，有不同的特點。

　　湘軍初創之時，兵將均出自湖南，其組建原則是「選士人，領山農」。其將領主要是一些名利薰心而政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人生信念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忠君」思想極為濃厚。

　　而曾國藩就是依靠程朱理學，以忠君報國的「真誠」、「血性」為精神支柱來統率湘軍的。

　　在組建淮軍的過程中，由於急於求成，隊伍中成分複雜。李鴻章在任命統領時，看重能力，至於他們是否出身貧寒，是否有文化，都不是很在意。

　　他鄙棄那些空有一肚子才學而不知世事之人，也不認為出身貧賤就低人一等，他甚至敢於任用鹽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軍的降將。

　　在淮軍主要將領中，只有潘鼎新一人是舉人出身，其餘的如程學啟是太平軍降將，品德低下；劉銘傳是販賣私鹽的頭子，唯利是圖觀念相當濃厚，卻不知多少忠君報國的大道理。

　　至於兵勇來說，湘軍士兵一般是山村樸實無華的農人，他們易於接受傳統思想的灌輸。而淮軍主要兵源來自於團勇和太平軍降眾，可謂「兼收並蓄」，雜湊而成。因此，淮軍雖也有濃厚的地方鄉土色彩，但較湘軍為淡，且其將領不學者多，無共同的最高理想，唯以功名利祿是圖，因而軍紀與精神遠遜於湘軍。

　　但是，湘淮「本係一家，淮出於湘，尤有水原木本之誼」，因而湘軍和淮軍有基本一致性。如營制餉章、編制訓練以及武器裝備上，淮軍與湘軍是一脈相承的。總之，淮軍既是對湘軍的繼承和發展，又不是簡單重複；淮軍既與湘軍有相同之處，又具有本身特點。這與淮軍所處客觀歷史條件和環境有關，也是由它的統帥李鴻章的建軍、治軍思想決定的。

　　淮軍既已組成，如何從安慶開拔到上海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安慶、上海兩地不僅相距遙遠，而且間隔太平天國控制區，要突破太平軍防線，千里躍進上海，其艱險程度可想而知。曾國藩原擬令李鴻章率軍由陸路進軍，後因上海紳商出銀十八萬兩，雇得洋商輪船七艘開到安慶，為順應上海紳民之情，李鴻章與曾國藩經過商議，最後決定「由水路東下，直赴上海」。

　　一八六二年四月五日至六月上旬，李鴻章統率的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分三批由安慶順江而東，躲過太平軍的監視，抵達上海。臨別安慶前夕，曾國藩擔心李鴻章因缺乏閱歷而擺不正「練兵學戰」與「吏治洋務」的位置，因而他告誡李鴻章要把軍事放在首位。在他看來，只有練就精兵，學會作戰，才能站穩腳跟，飛黃騰達，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有喪失生命的危險。

　　他又針對李鴻章心高氣盛、急躁、傲慢、任性的致命弱點，特以「深沉」二字相勸，其他好友也紛紛提出忠告。李續宜以「從容」二字規之，沈葆楨、李桓以「勿急」相戒。李鴻章深受教益，對於師友們的勸誡，「當奉為枕中秘」。

扶搖直上任蘇撫

　　李鴻章到達上海十七天，清政府即於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任命他署理江蘇巡撫，僅僅過了七個月，又由署理而被實授為江蘇巡撫。「從此隆隆直上」，幾與恩師曾國藩「雙峰對峙」。

　　李鴻章所以能夠從一個遺缺道而驟膺封疆重寄，主要是由於他手握重兵和曾國藩舉薦的緣故。清政府既欲藉重李鴻章的淮軍絞殺蘇南太平軍，又要依靠曾國藩集團保全東南大局。早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就在《查覆江浙撫臣及金安清參款摺》中，指責江蘇巡撫薛煥「偷安一隅，物論滋繁」，「不能勝此重任」，並附片奏保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清政府自然懂得曾氏用意，而李鴻章也十分清楚箇中奧秘，於是致書曾國藩說：

　　十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戌刻接奉廷寄，十二日（十二月三日）奉旨補授蘇撫，恩綸獎勵，非分寵榮。自顧何人，愧悚無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積年訓植，隨事裁成，俾治軍臨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塗轍，不速顛覆，……實不知所以為報，伏乞遠賜針砭，免叢愆咎。當時清政府任命薛煥為通商大臣，專辦交涉事宜。但只過兩月，清政府就調薛煥赴京簡候，而令李鴻章署理通商大臣。這樣，李鴻章就成為手握重兵、身兼巡撫和通商大臣要職的江蘇實權人物。

　　人到中年的李鴻章，此時已是手握兵權、政權和財權的一方封疆大吏，其仕途「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壇上縱橫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妥善解決軍事、吏治、籌餉和洋務等問題。於是他下決心衝破「險阻艱難」，闖出一個新局面，使出渾身解數，盡快扼殺農民起義。

　　李鴻章初到上海，就面臨太平軍第二次攻打上海。李鴻章知道，如果沒有上海，自己的一切都將化為虛無。李鴻章也知道有太多的目光關注著自己，所以他絲毫不敢懈怠。他給自己提出「不要錢、不怕死」的六字方針，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鞭策著自己。由於淮軍中大部分人都是農民，他們初到上海的時候，上海的官員商紳和外國人看到這支腳穿芒鞋、布帕包頭、土裡土氣的隊伍，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們懷疑這樣一支隊伍能否擔當起保衛上海的重任。為了自己也是為了這支剛剛建立的隊伍將來的命運，李鴻章始終對淮軍嚴格治理，加大訓練強度，整頓軍中紀律。

　　訓練的內容主要有陣法操練和紮築營盤。淮軍每天在營房四周做防禦工程，築高牆，挖深溝。他們築的牆高八尺，厚一丈，用土塊和草袋壘在外面，裡面是實土。牆上還有四尺高的子牆，上面有槍眼，士兵就守在子牆上面。牆外修了壕溝，配合絆馬樁、梅花坑、鐵蒺藜等障礙物。此外，淮軍還有嚴格的體能訓練，例如要求士兵能跳上一丈高的房屋，越過一丈寬的壕溝，拋火球要二十丈遠，腿綁沙袋一天要走一百里。

　　紀律整頓方面，每天中午晚上各點名一次，規定士兵不許擅自出營。絕不允許吸食鴉片。李鴻章還不斷設法鼓舞士氣，士兵的精神狀態良好，都盼著快點開戰，好試試身手。

　　李秀成率領十萬大軍對上海進行第二次圍攻時，上海的英法聯軍一再要求淮軍協同作戰，李鴻章對他們不予理會，要帶領淮軍進行獨立的戰鬥，一八六二年六月，上海流行瘟疫，太平軍很多人染上疾病，李秀成決定撤離上海。撤退之前，李秀成先圍攻虹橋的程學啟部。李鴻章帶領隊伍前去救援。

　　這是淮軍和太平軍雙方第一次交戰，當時李鴻章帶來的是樹字營、春字營等。春字營很快就抵擋不住往橋邊逃跑，李鴻章正坐在虹橋橋頭督戰。他一把抓住帶隊的張遇春對士兵下令道：拿刀來把他的頭砍了！張遇春只好又帶人往回衝。張遇春是李鴻章的舊部，是李鴻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李鴻章就毫不留情了。經過虹橋、北新涇、四江口三場戰役，李鴻章率領淮軍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恥笑淮軍是「乞丐兵」的人開始對淮軍刮目相看。

　　立足之後，李鴻章開始整頓江蘇省的吏治，並多方延攬人才。李鴻章認為，江蘇和各省一樣，官場腐敗到極點，而上海尤為突出。

　　其特點是官吏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為了貪財撈錢，他們不惜媚外賣權，從中以飽私囊；為了滿足一己之私欲，他們相互勾結，巧取豪奪，置國法而不顧。主觀上李鴻章雖很想把江蘇一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場腐敗風氣扭轉過來，但在客觀上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他初到上海，強龍難鬥地頭蛇，但為了求得淮軍生存，他採取了「有選擇地加以懲治」的辦法，盡自己的能力對吏治進行了一番整頓。同時，李鴻章還起用了一批務實肯幹、能力出眾的人才，例如郭嵩燾、丁日昌等人。與此同時，李鴻章開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幕府中很快召集了一大批各種各樣有能力的人才。其中有精通數學、天文、機器製造的科學家；有懂得會計、錢穀之事的經濟學人才；有熟悉兵法懂得計謀的軍事人才等等。李鴻章用人是從實際需要出發，而且能做到人盡其才，最大限度地發揮調動幕僚們的積極性和能力。李鴻章還善於發現人才，上海那個錢鼎銘，也被李鴻章收歸旗下，讓他為淮軍辦理營務。這些人被李鴻章聚集在一起，齊心協力做好江蘇的事情，做好淮軍的事情，做好李鴻章交辦的事情。

　　李鴻章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徵集軍餉。

　　曾國藩極力舉薦李鴻章援滬，除了單純的軍事和政治目的外，還存在著以上海稅收支助湘軍的打算。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後，工商業在外國貨物的刺激之下日趨繁榮，海關洋稅的收入日漸增多，但仍入不敷出，與所需差距甚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鴻章果斷採取了海關釐稅分收分用的政策。

　　李鴻章用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會防局和鎮江綠營的費用，用釐金承擔湘軍和淮軍的軍費。當時上海的釐金收取是全國最高的。釐金的稅額是按照商品價格的百分比收取，值百抽一，百分之一為一厘。李鴻章認為，從商人手中多收點錢，勝過從農民身上收稅。釐金的用途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比從民間收稅更方便。在李鴻章的多方籌措下，釐金大筆地進入了湘軍和淮軍的銀庫，從而使得軍餉有專撥之款，更主動而有效地控制了餉源。不僅基本上解決了淮軍的餉需問題，還以大批金錢和物資支助了湘軍在西線戰場的作戰。

　　然而，曾國藩還不滿足，希望李鴻章能籌集更多的軍餉。李鴻章對於曾國藩的推舉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對於曾國藩交辦的事情盡心盡力地去做，並未因自己得勢就棄曾國藩而去。相反地，他比當幕僚的時候更加服從曾國藩，體現了顧全大局的一貫行為方式。在上海半年，李鴻章就為曾國藩籌集到軍餉九萬兩。此外，他還給曾氏兄弟送去大批武器，支持他們的軍需裝備。

　　當時，江蘇的吏治特別壞，其中以前江蘇布政使王有齡（時為浙江巡撫）為罪魁禍首。王有齡提拔的幾個幹部如蘇松太道吳熙、蘇州知府吳雲、蘇松糧道楊坊等都是貪污腐化分子。做了一番深入調查之後，李鴻章開始採取行動。他讓吳熙管理關稅，以前歸吳熙管理的釐金改由幕僚薛書常管理。接著要求吳熙要做出明確的賬目定期匯報，吳熙只好開始做假賬，以求矇混過關。

　　有一天，李鴻章喝酒之後，來到吳熙家中。對吳熙說：有人說你賬目不清，現在總理衙門正要查你呢。你告訴我實話，你的賬目有沒有問題？如果你真有問題，那我想辦法幫你找人疏通一下。吳熙看李鴻章喝多了，於是心裡沒有任何懷疑，拿出賬本交給李鴻章說，你看看吧。李鴻章看了一會兒說，我今天喝酒喝得頭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幫你看看賬面怎麼樣？吳熙就這樣把自己的罪證交給了李鴻章。李鴻章回去後，馬上找了幾個精通會計的幕僚仔細審核，發現了賬目中的很多問題。第二天，李鴻章就輕易地收拾了吳熙，改派黃芳和劉郇膏掌管海關和布政使司。劉郇膏以前在上海當縣令的時候的聲譽較好，被百姓稱為「劉青天」。他還是李鴻章的同年，李鴻章對他比較瞭解。楊坊看到李鴻章收拾了吳熙，嚇得主動辭去了蘇松糧道的職務。李鴻章把這個職務交給了自己的老同學郭嵩燾。

　　雖然李鴻章使用一些被他稱為「君子」的人管理財政機構，但是出於策略上的需要，他還任用了一些例如金鴻保這樣聲名狼藉的人物幫他做事，因為金鴻保同地方上的各種要人都有廣泛的關係。李鴻章需要利用這些關係維持和壯大自己在江蘇地區的勢力。此時，作為地方行政最高長官，李鴻章注意到了一個問題，就是地方經濟建設的問題。由於連年戰爭，百姓生活窮困，還有大批無家可歸的流民。李鴻章首先在戰後地區恢復農業經濟，減免田賦，還給農民發放耕牛和種子，給饑民發放米錢。在未直接受到戰爭影響的地區，向地主官紳收取新稅，用這些稅金補貼對農業費用的開支。

　　李鴻章還向朝廷提出舉措，指出大戶和小戶之間的稅率差別一定要改正，建議取消對大戶的一些優惠政策。李鴻章在財政管理上一直傾向於從商人、地主、豪紳的手中獲取錢財。他的這些措施多少減輕了當地百姓的負擔，人民生活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在整個經濟建設中，仍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說大戶抗稅，一些貪官污吏趁機橫徵暴斂，還有很多無法得到保障的百姓仍然生活在顛沛流離之中。

　　李鴻章還使科舉制度重新煥發了活力，他增加上海及臨近地區的鄉試名額，並在蘇州設立新科。他還在蘇州重建了兩個書院。一八六一年之後，忙於政事軍務的李鴻章已經很少寫詩，還放棄了收藏書法作品的愛好，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實際工作中，放在那似乎永遠也處理不完的事情上。在以後洋務運動時期，李鴻章在給朝廷寫的一封信上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的士大夫每天沉醉於文章的詞句和練習寫小楷字，而武將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由此可見，這個時期的李鴻章已經看出：一個永遠把精力放在練習寫小楷字上的民族是不可能強大起來的。

　　在外交上，李鴻章盡力利用洋人勢力以為我用。淮軍抵滬之初，太平軍勢力銳不可當，李秀成的部隊包圍了上海附近的青浦，進逼虹橋，距上海城僅二十公里。

　　上海形勢一度處於危急之中，李鴻章決定趁太平軍尚未立定根基之時，一八六二年六月中旬親督淮軍「春」字、「樹」字等營分路堅守苦戰虹橋、徐家匯等地。

　　結果連戰皆捷，三百餘名太平軍將士被捕殺。隨後，李鴻章率兵進佔泗涇，迫使李秀成部太平軍退棄廣富林軍處，松江之圍遂解。此戰，是李鴻章在沒有洋兵協助下駐滬第一場勝仗，不但使清政府在上海的統治秩序得以穩定，而且使李鴻章對於統率新成立的淮軍提高了信心，同時也為淮軍在洋人面前爭得了面子。

　　一八六二年十月，正當曾國藩兵圍南京，李秀成奉命率所部太平軍由蘇州回援的關鍵時候，李鴻章勾結英法侵略軍和常勝軍合攻嘉定獲勝。不久，李鴻章又親赴前線調集常勝軍和淮軍各路與太平軍激戰於四涇口處，迫使太平軍譚紹光等部再次退回到蘇州。

　　通過此次戰役，淮軍進一步鞏固了上海周圍的統治地位。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對東線太平軍的瓦解工作。一八六二年，李鴻章利用早就與太平軍敗類暗約裡應外合的徐佩瑗等人密謀策劃，蓄意製造太平軍內亂。太平軍將領譚紹光發現有異，逮捕了徐佩瑗，但駱國忠於一八六三年一月發動叛亂。此時，李秀成從天京返回蘇州。針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採取了四處出擊戰術，一面令駱國忠堅守常熟，一面攻打太倉，於五月攻佔太倉。太倉失守後，李秀成部被迫放棄原定「進北攻南」計劃，趕回救蘇州。一八六三年六月，李鴻章決定採取兵分南北中三路，「以剿為堵」、「規取遠勢，以剪蘇州枝葉，而後圖其根本」的戰略。

　　這個戰略計劃在獲清政府允准後，各路展開了全面合圍蘇州的攻勢。太平軍方面，李秀成從天京趕回蘇州制定了兵分四路進攻上海、崑山、常熟、江陰的主動破敵計劃，但由於太平軍內部分化，此計劃未能付諸實施，太平軍陷入消極防禦，被動應戰境地。

　　一八六三年七月，蘇州與杭州的陸路通道被常勝軍和淮軍程學啟部切斷；九月，江陰又被淮軍李鶴章、劉銘傳部攻佔。十一月下旬，各路淮軍與常勝軍配合，猛攻蘇州婁門，但久攻不下，於是李鴻章策動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等於十二月發動叛變，殺害了譚紹光及手下兵將數千人，郜永寬等公開投入李鴻章懷抱。然而，當時淮軍軍心不穩，加之蘇州城內尚有十萬太平軍立誓決一死戰，李鴻章背信棄義，把郜永寬等投誠兵將統統殺了。這時，李鴻章因功被清政府賞賜太子少保銜。

　　後期太平天國政權失去外圍最後一個堅強軍事據點蘇州後，使得清軍能集中兵力圍攻天京。天王洪秀全錯誤估量形勢，仍決定固守嬰城，與清軍硬拚到底。一八六四年五月，李鴻章採取主動的戰略部署，攻佔了常州。隨後，李鴻章感到太平軍敗局已定，於是除了把「常勝軍」精銳歸為己有外，其餘的都盡行遣散。

　　李鴻章在蘇撫期間，還與趙家締姻，完成了再婚這樁終身大事。他的原配夫人周氏生有二女，名曰鏡蓉、瓊芝，因膝下無子，其弟昭慶便把經方（李昭慶之子）過繼給他。一八六一年夏，李鴻章在重返曾幕路經萬年（江西饒州府）時，曾賦詩寄懷，詩云：

　　　　半生失計從軍易，四海為家行路難。

　　　　唯有嬌癡小兒女，幾時望月淚能乾。

　　　　阿爺他日卸戎裝，圍坐燈前問字忙。

　　　　天使詩人臥泉石，端教道韞勝才郵。

　　他以生動的筆觸，抒發了投筆從戎、前路崎嶇的感慨和思念女兒的骨肉之情，反映了渴望早日結束戰亂、重享天倫之樂和嬌女成長為像東晉女詩人謝道祖那樣「詠絮才」的心聲，情真意切，淒楚動人。不料，是年九月周氏去世，兩個女兒失去了母親，愛妻去矣，嬌女孤，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李鴻章肝腸憂煎，感傷不已。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裡，由於戎馬倥傯，使李鴻章無暇顧及個人婚事。一八六三年十二月，李鴻章在奪取並移駐蘇州之後，認為蘇南戰事即將勝利結束，重建家庭的時機已經到來，因而便於一八六四年一月迎娶趙氏為繼室。

顧大局天京讓功

　　湘軍攻打天京許久了，一直沒有什麼結果。清政府看到淮軍作戰有力，便讓李鴻章部前去協助。在解散「常勝軍」後，李鴻章本可以全力以赴會攻天京，而當時統軍攻打天京的湘軍大將，正是曾帥的胞弟曾國荃，他害怕因分功而得罪曾國藩，於是僅派遣淮軍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等營援攻天京，他本人及淮軍主力卻駐防天京外圍一帶。說起曾國荃，他和李鴻章還有一點小過節。

　　早在李鴻章剛投奔曾國藩的時候，曾國藩派李鴻章去曾國荃處辦理營務。李鴻章為了對這位老師的弟弟表示尊重，特意拿出一把紙扇，請曾國荃題字留念。曾國荃居然得意洋洋地寫了「門多將相文中子，身繫安危郭令公」十四個字，而且字體欠佳，歪歪扭扭。李鴻章看了之後嗤之以鼻，心想你不過是個秀才，還敢自比郭子儀！真是大言不慚。所以沒待幾天他就告辭了。

　　李鴻章到上海後，曾國荃一再向李鴻章催促糧餉，弄得李鴻章很煩。再加上在幾次調用人才的事情上，和曾國藩兄弟意見不一致，李鴻章和他們鬧的不是很愉快。有這樣幾樁事情壓著底兒，可急壞了向來好大喜功的曾國荃。一方面，他擔心李鴻章來攻天京，會和自己搶功，這是他不能允許的；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現在淮軍的力量已經今非昔比，可能會很快收復天京。這樣一來，自己這兩年多的苦戰不就白費了嗎？殊不知，這時的李鴻章並不想因此得罪曾氏兄弟。於是，李鴻章就裝起病來，在蘇州、常州按兵不動，寫信催促曾國荃快點行動。並說，自己準備掉頭南下去攻打浙江。結果這又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認為李鴻章是有意越境和自己搶功，這樣，左、李二人之間又產生了矛盾。

　　李鴻章實在抵抗不住清政府的再三催促，於是寫信給清政府報告自己的攻城日期，然後告訴曾國藩讓他們早些行動，自己繼續觀望。李鴻章手下的將領不知道他的心思，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大將劉銘傳對李鴻章說，我們淮軍的大炮只要一開，不到三五天就一定能將天京拿下！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就在李鴻章出兵的前一天，曾國荃部用地道埋炸藥，轟塌了城牆，一舉攻克天京。曾國荃終於拿到了夢寐以求的「首功」。事後，曾國藩拉著李鴻章的手說：我弟弟的面子，是靠你給保住的，我們得謝謝你。

　　李鴻章雖然沒有會攻天京，但卻對湘軍攻陷天京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後清政府「論功行賞」晉封李鴻章為一等毅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至此，李鴻章從一個懷才不遇的儒生，一個手中無兵無權的幕僚，踏著太平天國將士的鮮血，最終擠進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集團的核心，成為一個令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由此看出，李鴻章做事很有原則，他不願意為了爭奪眼前的小利益，就去破壞已經存在的某種秩序或者關係，這也顯示出了他的高瞻遠矚和大將氣度。就這樣，曾經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終於被清政府鎮壓。然而，「內患」卻還沒有消除。南方的太平軍餘部，北方的捻軍，還有西北的少數民族起義還在繼續活動著。

講求洋器欲自強

　　還是在安慶的時候，李鴻章就開始接觸外國人的洋槍洋炮，還有那些威力無比的遠洋戰艦與船隊。到達上海之後，李鴻章不無驚異地發現，堂堂大清上海的防衛力量，竟是由英國人、印度人、法國人組成的三千人的洋人軍隊。這支軍隊是由上海商人和紳士出錢養著的外國僱傭軍。該軍一八六○年正式組建，由美國人華爾出任指揮。一八六二年，被清政府命名為「常勝軍」。這個華爾，後來還娶了楊坊的女兒，加入了中國籍。

　　「常勝軍」的武器都是西式的來復槍和榴彈炮，李鴻章看著這些硬邦邦、冷冰冰的「利器」，不禁驚嘆它們的神奇力量，並逐漸對這些「利器」產生了極其熱烈的嚮往。為此，他還化妝成百姓，親自到上海的外國軍艦上參觀。李鴻章在文章中寫道：我觀察我們中華民族和外國人的種種，包括歷史、制度和文字等等方面，外國人唯一比我們強的就是他們先進的武器裝備。如果我們中國人將來也有自己的先進武器，那我們就再也不用害怕外國人了。

　　由華爾所率領的「常勝軍」連連挫敗雄風依舊的太平軍這一事實，使李鴻章深深地感受到了洋槍洋炮的巨大威懾力，同時也不得不生出空前的危機感。李鴻章明確提出：大清現在的大患是太平軍，將來更長久的大患必是洋人無疑。所以他要求自己的軍隊不能依靠洋人，一定要「自強」，而最初的自強之道，就是所謂「講求洋器」。

　　在李鴻章著手以「洋器」裝備淮軍時，首先遭到曾國藩的反對。曾國藩一向認為，用兵在人不在器，而且懷疑洋槍洋炮的作用是否有李鴻章說得那麼厲害。李鴻章不便強烈回駁自己的恩師和統帥，只是在回信中委婉地表示，我是想學習洋人的一點兒「密法」，希望能增強淮軍的戰鬥力。

　　在一八六二年五月給曾國藩的信中，李鴻章談到世界歷史說，以前俄羅斯和日本因為不知道大炮的厲害，所以國力日益衰退，自從他們從英法學到武器的製造術後，便逐漸能和英法比高下。除此之外，李鴻章日益感到淮軍勢單力薄。他考慮到從老家招兵不方便，所以除了在當地招募了一些新兵之外，把淮軍主要來源放在改良以前的防軍上。他還收編了一大批太平軍的人馬，用以擴大和充實淮軍力量，而且收編的降軍力量遠遠超過改編的防軍。這是李鴻章有意採取「以毒攻毒」之策。

　　此時李鴻章還開始組建自己的水師。最早的淮軍水師起建於安慶時期，那時候有五隻大船。到達上海之後，李鴻章改編了上海舊的水師防軍和蘇嘉地區的部分船隊，還有其他一些零散的力量。他還統率著淮陽水師和太湖水師。這樣，李鴻章的淮軍便達到了水軍四萬人，陸軍七萬人的規模。

　　最初李鴻章訓練淮軍，基本上也是按照以前訓練湘軍的那一套辦法，特別是每天要帶領士兵唱「愛民歌」，這都是曾國藩的創意。湘軍雖然擁有洋槍洋炮，但是很少使用。李鴻章則請洋軍官進入淮軍大營，幫助實際操練，讓士兵學習洋槍洋炮的使用方法。從此以後，淮軍這支湘軍中最早的分支部隊，開始和湘軍有了諸多的差別。李鴻章就率領著這樣一支隊伍，開始了對太平軍更猛烈的進攻和更瘋狂的剿殺。

固我邊防建海軍

　　一八四○年，英國殖民者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朝政府在英國侵略軍的艦炮威逼下，接受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中國由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清朝軍隊在鴉片戰爭中的屢次失敗和《南京條約》的嚴酷現實，促使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睜開雙眼，開始觀察外面的世界。

　　抗英名臣林則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膽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吶喊，要學習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等先進的科學技術以抵禦外來侵略，並初次提出了創建近代海軍的草案。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年，英法兩國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的海軍艦隊在中國萬里海疆如入無人之境，清政府在又一次的「創巨痛深」的危局中，開始著手興辦近代海軍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此一時期，我們的東鄰日本，正是「明治維新」之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逐漸發達強大起來的時期。當李鴻章還在江蘇的時候，日本就多次派員到淮軍軍營考察學習，李鴻章也曾受到日本積極學習西方軍事的啟發，發展洋務。同時，他又隨時關注著日本的不斷強大，感到日本對於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中國應該提高警惕。明治政權在不斷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同時，開始蓄謀向亞洲鄰國進行侵略擴張，對中國、朝鮮、琉球等國虎視眈眈。同治九年（一八七○年），羽翼尚未豐滿的日本看到列強紛紛在中國謀取利益，便派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到中國來試探，李鴻章接見了這位外交使臣。

　　柳原前光只是試探性地提出請求兩國友好通商，李鴻章這時的心思是，中國近年來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要是與日本建立合作關係，就可以聯手對付西方侵略者。

　　柳原前光回去之後，日本政府又派代表來中國與清政府談判，但是並沒有像李鴻章想像的那麼簡單，日本提出要求中國給予片面最惠國待遇，在中國內地通商，與西方諸國一體利益均沾。李鴻章一看日本如此狂妄，氣不打一處來，他堅決不理會日本的要求。這時的日本雖然野心勃勃，但是畢竟羽毛未豐，沒有實力對中國施加武力。最後雙方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除了在指定通商口岸貿易之外，還規定雙方不得侵犯「邦土」，遇有外敵侵略應該互相幫助。這一條約基本是按照李鴻章的設想簽訂的，打破了日本染指中國的幻想，還在表面上建立了中日聯合的東方陣線，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抵禦西方侵略。

　　不過日本政府對此非常不滿，隨後又派柳原前光來找李鴻章交涉，要求改簽條約，謀求更多的利益。李鴻章大為光火，將柳原大罵一頓，柳原見無隙可乘，只得灰溜溜地跑回國。但是日本並不甘心，暗地裡伺機另找突破口。

　　機會終於來了，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底，有琉球船隻因遇颶風漂到台灣，被台灣高山族誤殺船民五十多人。第二年初，日本小田縣四人漂到台灣，也因被誤認為是外敵入侵而被島民所殺。琉球是中國的藩屬國，台灣則是中國的領土，本來與日本無關，但日本卻趁機要挾中國，企圖進佔台灣。

　　日本政府派柳原來中國換約，柳原知道李鴻章的態度強硬，所以他沒有與李鴻章接觸，而是直接跑到總理衙門指責台灣島民殺害琉球船民，並聲稱琉球不是中國的藩屬國，而是日本領土，並要求中國嚴懲台灣兇手。柳原的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了總理衙門的駁斥。日本見無理要求沒有奏效，就開始尋求武力解決。一年後，在美國的幫助下，日本悍然出兵佔領了台灣的東部琅嬌。

　　英國駐華公使見美國幫助日本獨自插手侵略中國，大為不滿，一方面提出抗議，一方面將這一消息告知清政府。清政府在李鴻章的建議下，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率軍萬人前往台灣彈壓，並帶淮軍劉銘傳及船政監督法國人日意格協助。

　　日本此時並無實力與中國正面交戰，於是又派柳原前光與清政府談判，企圖通過外交手段獲取利益。他們除了要求所謂懲凶之外，還索要軍費白銀二百萬兩。結果又被李鴻章一頓臭罵，柳原灰溜溜跑回日本。

　　日本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繼續與李鴻章談判，此時清政府與李鴻章也想盡快和平解決，加上西方列強為各自的利益也出面調停，最後雙方簽訂了《北京專條》：日本從台灣撤兵，中國承認日本侵台是「保民義舉」，給日本撫恤銀五十萬兩。

　　《北京專條》的簽訂，除了讓日本試探到了清政府的底細之外，還給日本吞併琉球留下了隱患。因為條款當中，清政府並沒有明確中國與琉球的宗藩關係，而是承認了日本的「保民義舉」，同時也使得列強更加感到清政府的無能。

　　一八七四年，日本尋找藉口出兵侵犯台灣。此事雖以和議告終而未開啟更大戰端，卻在中國朝野上下引起更強烈的震動。由此，在內部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海防大討論」。一八七四年十一月，總理衙門的文件中強調了海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辦法。請沿海各省的督撫和將軍進行討論。

　　此時身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呈交了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摺》，陳述了海軍海防大業的重要戰略意義，要求大舉興辦近代化的海軍海防。李鴻章首先分析了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酷形勢：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萬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李鴻章還痛切指出了處理國際關係的根本是在於國家之實力：「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等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他又指出歷史時機的緊迫性──「正值海防吃緊之際，不特為外人所竊笑，且機會一失，中國永無購鐵甲之日，即永無自強日！」

　　李鴻章在奏摺中還闡述了關於海防的具體實施辦法。提出中國應以陸軍為主，海軍設立南洋、東洋、北洋三支水師。左宗棠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現在大清國應該實施「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的意見。他認為，如果設立三支水師，那麼將導致領導的不統一，三支水師會各自為政。他建議，海軍應該統一領導。

　　李鴻章和左宗棠的分歧在於，李鴻章認為西北塞防可有可無，甚至可犧牲新疆作為代價。而左宗棠認為西北邊疆十分重要，塞防不固，則西北屏障盡失。當時清政府面對的局勢是沙俄侵佔伊犁，阿古柏佔據新疆，收復新疆迫在眉睫。一八七四年底，同治帝病死，光緒帝繼位，慈禧再次垂簾聽政。次年，海防討論進入了廷議階段。以奕訢為首的總理衙門既沒有採納李鴻章的意見，也沒有贊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張，最後作出「海防」、「塞防」並重的方針。令李鴻章負責海防，令左宗棠去負責「塞防」問題。

　　左宗棠在稍後的奏摺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見，實際是主張全力西征。在他看來，海防沒有現實的危險，「竊維泰西諸國之協以謀我也，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媒……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難端。自輪船開辦，彼挾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廣求善事利器益為之備；謂彼猶狡焉思啟，顧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顯然，左宗棠認為西方各國無意侵犯，而中國已有足夠的準備，海防不足為慮。言外之意就是應該全力西征。

　　李鴻章則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來自漫長的海疆，尤其是京津和滬寧是國家的腹心所在，一定要以海防為重點。但是，李鴻章沒有考慮到，西陲有事應在短時間內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決。左宗棠的成功就在適應了這一需要，雖然他對海防形勢的估計未免過於樂觀。當時清政府的財政非常困難，只好把能夠動用的財力主要用於西征。李鴻章在「海防大討論」以及後來關於海軍海防的竭力倡言，為近代中國海軍海防建設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在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務實派高級官員們的努力倡導下，清政府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和廣東四支小規模的海軍艦隊。然而，法國侵華遠征艦隊於一八八四年八月中法馬尾海戰中，竟然全殲了最早組建的整個福建海軍。中法戰爭剛一結束，光緒帝就鄭重發佈了大力擴充海軍的上諭：「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我之籌劃備禦，亦嘗開立船廠，創立水師。而造船不堅，製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上年法人尋釁，迭次開仗，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處處牽制。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隨即，光緒帝下諭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簡稱海軍衙門。

　　海軍由此成為國家的正式軍種，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事業開始步入正軌的發展時期。光緒帝的生身父親醇親王奕譞親自出任總理海軍大臣，而一直力主大舉興辦海軍的李鴻章出任會辦海軍大臣，具體掌管全國海軍海防建設大業。

　　李鴻章在擔起籌建北洋水師的任務後，全身心投入海防建設，購買船艦，興辦水師學堂，建設大沽口、旅順口、威海衛軍港基地，起用著名科學家徐壽之子徐建寅等一大批中外專業人才。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日本入侵中國的另一個藩屬國朝鮮，第二年逼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解除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係；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併琉球，改設沖繩縣。慘痛的事實一次次震動著清政府朝野，從而也促使了海軍建設的加速。尤其是中法戰爭期間，馬尾軍港被法軍炸毀，福建水師全軍覆沒，促成了海軍衙門的建立，慈禧命醇親王奕譞授總理海軍事務，慶郡王奕劻、李鴻章為會辦，漢軍都統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為幫辦，其陣容相當龐大，而李鴻章則是北洋海軍的實際權力掌握者。

　　要建立近代海軍，必須解決船艦問題。李鴻章最初主張自己製造，後來轉向從英國和德國買船為主，造船為輔的方針。因為當時在中國造船，造價要遠遠高於從國外買船。李鴻章在買船的同時，還將閩滬兩廠製造的一些輪船調入北洋海軍。除了船艦之外，還須建立海軍基地。李鴻章在大沽建造了船塢，在旅順口修建了口西、口東海岸炮台、陸路炮台，還有大連灣炮台；在威海衛岸上的要隘建立炮台，在水面建築鐵碼頭。一時間，威海衛堪稱「東海屏藩」。旅順口和威海衛由此成為北洋海軍的基地，守衛著渤海和天津。李鴻章還意識到要培養一大批海軍人才。福建船政學堂的學生，幾乎都被李鴻章所用。此外，李鴻章還僱傭了一批洋人擔任技術人才。

　　此時，威妥瑪希望英國軍官能夠獨攬對北洋海軍的教習任務，遭到了李鴻章拒絕。李鴻章一直採用英國軍官和德國軍官並用的原則，使得列強沒有能夠達到控制中國海軍的目的。一八八八年十月，在李鴻章的苦心籌辦下，海軍衙門上奏慈禧太后並獲准頒行《北洋海軍章程》，標誌著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

　　這是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發展的輝煌頂點。由於北洋海軍的龐大陣容，中國海軍作戰艦艇的總噸位達到四萬多噸，一度躍居海軍世界大國的行列，在亞洲地區則是首屈一指。北洋軍事工業的重要企業為旅順魚雷製造所。

　　北洋海軍的建設一直以日本為假想敵，到甲午海戰之前，其實力已經達到了當時世界的領先水平。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充斥著清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北洋海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諸多致命弱點。如在防禦體系的建設、海軍的訓練以及軍隊的體制等問題上都存在很多問題，尤其是在經費問題上，慈禧太后多次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舉行壽慶活動，更有戶部尚書翁同龢不但處處為李鴻章設置障礙，還公開反對北洋水師建設，拖欠、拒絕給付海軍經費。因為財力的限制，中國的海軍遠遠無法和外國的軍隊抗衡。李鴻章曾經感嘆道：北洋只有半支海軍。不久之後，李鴻章的擔憂真的變成了殘酷的現實，那就是甲午海戰的失敗。一系列問題導致了中日之爭的最後結果──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以慘敗告終。

心狠手辣殺降將

　　從一八六三年初到一八六四年五月，李鴻章率領淮軍一路收復崑山、常熟、蘇州、常州，向世人顯示了這支軍隊的作戰能力。在此期間，「常勝軍」也協同淮軍一起作戰，但都是遵從李鴻章的部署。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李鴻章親自率軍攻打蘇州，與忠王李秀成部抗衡，雙方相持不下。此時，太平軍內部一些動搖分子產生叛降之念。當戈登率領的常勝軍攻城陷入埋伏之後，太平軍將領納王郜永寬等為了贏得叛降的資本，故按兵不動，放了戈登一馬。否則，戈登必然全軍覆沒。李秀成見力敵無望而率軍撤退，把守城的任務交給了慕王譚紹光。淮軍副將鄭國魁是郜永寬的結拜兄弟，在程學啟的鼓動下，鄭國魁對郜永寬做了許多勸降工作。一天深夜，在蘇州附近的湖上，郜永寬等人秘密和程學啟簽下協議，由戈登作證，商議投誠事宜。

　　李鴻章得知消息後，一面安撫戈登，讓他在北門外待命；另一方面假意接受郜永寬等人的投誠。李鴻章之所以假意接受他們的投誠，是因為郜永寬等人要以殺死堅決守城的譚紹光為條件，自己仍然率舊部留守蘇州。當時太平軍在蘇州城內約有十萬餘人，他們答應讓出蘇州城的一半給清軍，而自己的部隊不能被拆散，要保持整個建制編入淮軍。程學啟看到他們這樣的條件，於是向李鴻章獻計，將降將殺掉。李鴻章認為，他們幾人今天能降我，明天也可能降他人。如果他們投降之後再反叛，我豈不是自討苦吃？如果不允許他們自帶舊部，那麼蘇州城仍然不可得。所以，他依了程學啟之計，在蘇州城外威武的座船上大擺鴻門宴，乘機將投誠的太平軍八大降王一併殺掉了。

　　曾國藩對此事評價說，李鴻章心狠手辣，眼疾手快。李鴻章在其他事情的處理上也有類似的做法，有人說這是「厚黑」。李鴻章做事通常比較注重結果，而不在意過程，這也算是他的某種風格吧。

滅東捻封賞太低

　　在湘軍攻陷天京之後，曾國藩與清政府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清政府深切地感到自己統治的最大威脅並不是太平天國餘波，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當時曾國藩總督兩江，督辦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他所創建的湘軍已增至三十萬眾，他直接指揮的湘軍包括其嫡系曾國荃部在內亦多達十二萬人。他還控制著皖、贛等省釐金和數省協餉。他因「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選者震驚，近者疑忌」。而權勢遠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鴻章等同清政府的矛盾則降到次要地位。清政府為了防止曾國藩的權勢繼續膨脹而同自己分庭抗禮，便採取了壓抑曾國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與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湘軍攻陷天京尚不到四個月的時候，清政府突然命令曾國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其迅速前進，勿少延緩」，而改派李鴻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趙烈文為此發出「殊咄咄可怪」的驚呼，曾國藩本人也「意殊寥落」。雖然不及一月清政府就收回了成命，但此舉卻是明顯的揚李抑曾。

　　曾國藩太精於權術，也深諳官場之道。此時的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督辦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軍務，他統率的湘軍已經達到三十多萬，親自指揮的湘軍就有十二萬人。此外，他還控制著四個省的釐金和糧餉。如此巨大的權勢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身上，豈能不讓清政府猜忌！「功高震主」這四個字不時地敲擊著曾國藩的心。他不由得琢磨起後路來。

　　曾國藩開始主動裁撤湘軍，以保住清政府對他的信任。他還希望通過保留李鴻章的淮軍，作為自己和清政府之間平衡的砝碼。曾國藩把手中的十二萬人分給了左宗棠、沈葆楨二人，對於朝廷最為擔心的曾國藩的嫡系部隊（即胞弟曾國荃所部），曾國藩也進行了大批裁撤，並安排曾國荃以生病為藉口回老家調養。

　　一八六五年五月，清政府的「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在山東菏澤全軍覆沒。僧格林沁死在一個十幾歲的童子兵張皮梗的手下，場面煞是驚人。清政府馬上任命當時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讓李鴻章以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這意味著李鴻章即將掌握兩江的軍權和政權。李鴻章在各方面給曾國藩的剿捻活動以支持。首先是在兵力上，湘軍已經被裁撤的差不多了，李鴻章調給曾國藩三十三個營的淮軍。李鴻章又派出十個營的精銳部隊航海前往天津然後轉戰到景州、德州。李鴻章在糧餉上也給予曾國藩很多支援。他知道，在「剿捻」的大計面前，湘軍和淮軍必須團結一致。

　　曾國藩的此次剿捻，先後調集淮軍六萬。這些淮軍一律裝備著洋槍洋炮，還有堪稱完備的獨立炮隊。可是，曾國藩在指揮淮軍時卻很不靈光，因為淮軍只聽從李鴻章的調遣，而這一點他並不是不知道。曾國藩心中即使有一些怨恨和牢騷，也只好徒自興嘆。他此刻最大的感嘆，就是湘軍的盛況已去……曾國藩剿捻並不盡如人意，一八六六年九月，捻軍大破開封附近湘軍戰線。曾國藩得知後，十分憂慮，一下子病倒了。曾國藩給朝廷寫了請罪書，還把李鴻章叫到身邊幫忙。可是，清政府卻發來了聖旨，讓曾國藩返回兩江總督任內，令李鴻章為新的欽差大臣，接替剿捻重任。曾國藩臉都氣紫了，真是太有失顏面了。他為了平衡心態，一再要求留下來維持軍心，可是清政府卻讓他趕快回到兩江去。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政府實授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專辦「剿捻」事宜，李鴻章成為「剿捻」主帥。

　　李鴻章派人到曾國藩那裡去取大印，曾國藩本來就生著病，看到此景格外感傷和落寞。他無奈地說，這麼快就拿走了？我還以為得辦個交接儀式呢！

　　李鴻章接任後，得意忘形，根本沒有把捻軍放在眼裡。不久，他就嘗到了接連四次潰敗的苦滋味。這四次分別在羅家集、倒樹灣、尹隆河、六神港。捻軍突破曾國藩的河防之後，在一八六六年十月分為東西兩部：賴文光和任化邦率東捻軍在河南活動，張宗禹率西捻軍攻打陝西。

　　捻軍和太平軍不同，他們人數較少，沒有根據地，作戰靈活，採取遊擊戰術。湘淮軍則人數眾多，調動起來很困難，經常被捻軍牽著鼻子走，疲於奔命。和李鴻章交手的東捻軍將領賴文光足智多謀，任化邦驍勇善戰，二人配合得相當默契。淮軍各營統率又各自為政，爭功心切，互不相幫。所以，李鴻章吃了不少苦頭。李鴻章吸取教訓，重新改組隊伍。他把淮軍改編成四支精銳部隊，即銘、武毅、鼎、勳四個營。此外，李鴻章還增加騎兵的力量，嚴加訓練。因為捻軍在北方平原上慣於騎馬，來去無蹤，飄忽不定，淮軍的騎兵怎麼也追不上他們。

　　為了盡快地訓練騎兵，劉銘傳採取了一個辦法。他把一個金元寶吊在大營門口，並點上一炷香。下令說，在一炷香的時間裡繞著營盤騎馬跑三圈，誰第一個到達就給誰這塊金子。這個辦法十分有效，騎兵們奮勇操練。三個月之後，跑得最快的兵士，已經能在一炷香的時間裡，繞著十四個營盤跑三圈了。

　　在對付捻軍的戰略上，李鴻章採取了「倒守河運」的方法，意圖是：捻軍已經在一八六七年的夏天突破運河防線，進入山東，李鴻章決定守住運河西線，不讓捻軍回師。決心已定，李鴻章不顧山東巡撫丁寶楨的不滿，把大營搬到濟寧。這樣，山東就成為主戰場。李鴻章還採用了「進扼膠萊」的方針。膠萊河位於山東半島中部，是元朝時候的一條運河，用於溝通東海和渤海。當時捻軍已經進入登州和萊州。李鴻章命淮軍各部分守膠萊河。捻軍識破李鴻章的意圖，多次反撲膠萊河各處，八月，突破東軍王心安部防線。李鴻章別無他法，繼續死守運河防線。可是，運河防線卻一再被攻破。曾國藩對他這招兒失去了信心，勸李鴻章另想辦法。可是，李鴻章卻不為所動。他對曾國藩說，我相信，堅持到底一定會勝利。後來，捻軍多次想過運河而不成，只好改去魯南、蘇北一帶遊擊。劉銘傳買通任化邦手下的一個小頭目開槍射死了任化邦，於是捻軍大亂。最後，賴文光也英勇就義。

　　消息傳到北京，朝野上下歡天喜地。曾國藩也跟著淮軍沾光了。一干人馬統統論功行賞。李鴻章一聲令下，八萬湘、淮軍全部會合於濟寧，共慶李鴻章剿滅了東路捻軍。

　　同治六年歲末，李鴻章各路大軍都回到濟寧慶功度歲，日日狂歡。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論功行賞的聖旨下來，卻猶如一盆冷水，把湘、淮兩軍的歡慶氣氛滅下去了。首先是直隸提督劉銘傳，北上轉戰兩年多了，立功也多，幾乎送了性命，原以為這次可以撈個男爵，但朝廷卻只賞了個正三品的三等輕車都尉世爵。其他將領都不過是個正四品的騎都尉或正五品的雲騎尉。最吃虧的要數李昭慶了，因李鴻章命其去金陵城提餉，面見曾國藩。等他急匆匆趕回一線時，正好戰鬥剛剛打完，賴文光被俘了。時運不濟，李昭慶幹了兩年多，最終什麼世爵也沒有撈到。

　　李鴻章召集全體將領宣讀聖旨時，剛唸完了對劉銘傳的封賞，劉銘傳就蹦跳起來了，一臉的麻子急得一點一點通紅發亮。他喊道：「歇作罷（合肥語），這還有什麼幹頭！我們這兩年多東征西戰，如今把東捻一舉全殲了，沒有想到朝廷如此不講義氣。給我一個輕車都尉，還是三等的。我可要回合肥老家帶孩子去了！留著這條命回老家享享清福吧！」說著，他當場就要離開，抬頭見李鴻章正拿眼瞪著他，才低了頭站住腳了。

　　郭松林在這之前已授了江蘇福山鎮總兵，這回也才撈了個正四品的騎都尉。他當場就罵開了：「只要李大人點一個頭，我步行上紫禁城與慈禧太后論理去。她憑什麼只給我們兄弟們這麼低的封賞？是沒有幹頭了！」

　　周盛波咕嚕道：「太后、皇上這回的確不像話。湘、淮兩軍立了這麼一個大功，全殲了五萬人馬，封賞起來卻小氣得令人嚥不下去。還要去打西捻呢，打了西捻又能怎麼樣？」

　　李鴻章從心裡也覺得朝廷這一次賞功不高。但眼下這幫將領們也太出格了，不僅牢騷滿腹，還公開罵娘。這些罵娘的話若要是傳出去，那可不是鬧著玩的。於是，他拍案而起，把發牢騷的將領都訓了一通。見大家都不吭聲了，他才心平氣和地說：

　　「我以為朝廷這一次為何封賞偏低呢？因為我們雖然平了東路捻匪，還有那麼一大股西路捻匪。西路捻匪未平，都不算得了全功。朝廷一下子把諸位都封賞到頂了，你們還有勁頭去打西路捻匪麼？」

　　經李鴻章這麼一講，將領們好似反應過來了。心想朝廷或許真是這樣想的。於是，大家都把勁攢到了剿滅西捻的戰鬥上去了。但西捻當時還在河南濟源一帶，左宗棠派出一路軍馬前堵後追，西路捻軍因東路全軍覆滅，人心渙散，不敢向東，只好在河南西部一帶維持著。正值新年期間，淮軍裡不少將領都想回鄉看看。李鴻章准了劉銘傳、周盛波等人一個月的假期，嚴限準時返回前線。

　　劉銘傳、周盛波各帶五十名親兵回合肥家鄉去了。李鴻章與眾將領在濟寧城中過年。正巧錢鼎銘特地到濟寧來同李鴻章和其幕僚們賀歲。錢鼎銘已保舉為布政使銜道員，在清江浦主持淮軍糧草軍械轉運局。劉秉璋也有了山西布政使一銜，離開大營，將所屬部隊交給吳長慶統領，自己則以布政使銜回到李鴻章身邊參謀軍事。一時間，李鴻章的濟寧大營裡又是文武齊全，十分興旺，振奮人心。

剿西捻拜閣入相

　　李鴻章雖然對清廷盡心盡力地辦事，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得到更多的賞賜。很顯然，朝廷有意壓制日益壯大的淮軍。這從淮軍成功地剿滅東捻軍之後沒有得到太大的封賞就能看得出來。

　　此前，西捻軍採用圍魏救趙的策略攻打河北，希望解救東捻軍的危急。他們衝破壺口河防，進入冀南，再經順德、保定、易州，直逼北京附近的房山縣。但是，他們還是晚來一步，這時的東捻軍已經全軍覆滅。然而，京師附近沒有兵力，防務空虛。捻軍北上，頓時讓清政府上下一片驚駭。於是，朝廷連下五道詔令，要求李鴻章速來京城保駕。可是，淮軍將領們誰也不肯帶兵北上。李鴻章因為這次救援不利，受到處罰，被撤銷剛剛加封的騎督尉世職，革去雙眼花翎。一天晚上，李鴻章正冥思苦想難以入眠，忽然聽見外面吵鬧喧嘩。原來一些淮軍將領正在吵吵要帶兵北上，拿下京師，造清政府的反。李鴻章聽到這裡，趕緊跑出來勸他們不能有這種造反的想法，可是沒有人理會他。李鴻章十分苦惱，朝廷本來對自己不滿，如果淮軍再鬧下去，真不知該如何收場。即將離營的劉秉璋悄悄對李鴻章說，現在大家都不聽你的，你找潘鼎新想想辦法。潘鼎新是個讀書人，深明大義，又是您的學生，你如果做通了他的工作，其他人就好辦了。劉秉璋又去找潘鼎新說，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你又是老師的學生，如果老師真的被你們鬧的倒台了，對你們有什麼好呢？你們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呢？

　　第二天，李鴻章找到潘鼎新說，你知道我被處罰了嗎？潘鼎新說知道了。李鴻章說，你不為我的前途擔憂嗎？潘鼎新說：這有什麼好擔憂的，只要以後再立功勞，朝廷還會給你加官晉爵的。李鴻章說：那你就趕快帶兵北上護駕，幫我將功補過吧！潘鼎新帶著人馬先走了，於是，其他的人也紛紛跟著北上了。只有劉銘傳請了三個月的假回到家裡。李鴻章費了一番周折終於將內部矛盾解決。接下來又面臨著剿滅西捻軍的任務。李鴻章依舊主張重視河防，可是自比「當今諸葛」的左宗棠，卻一意主張全力追剿捻軍，二人就此爭執不下。李鴻章一直看不上左宗棠用兵，他寫信給曾國藩說：這個當今的諸葛亮，總是跟著諸多將領後面尋賊。這時，朝廷派來恭親王督陣，要求他們一個月內必須破賊。

　　一個月之後，張宗禹率捻軍一路攻到天津南郊。李鴻章、左宗棠二人由於作戰不力，都遭降職兩級處罰。經過這次的教訓，李鴻章和左宗棠終於達成一致的戰略主張，即河防和追剿並重。可是，前方缺少力敵的主將。當時，劉銘傳由於常年的騎馬，得了一種病叫「跨馬癰」，大腿上長了毒瘡。經醫治後，雖然病癒，但身體十分虛弱，加上沒有得到應有的獎賞，心中總是不平，所以當其他將領都帶兵北上的時候，只有他告病在家休息。曾國藩得知情況之後，派人前去慰問，並捎去一封信勸說他：你和李鴻章是人間難遇的知己，你應當早日奔赴前線，幫助他建立這個歷史功勳，你自己也會名垂青史。劉銘傳看完信後，大為震動，馬上奔赴前線，率部殺敵。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淮軍把張宗禹圍困在山東茌平縣南鎮，張宗禹帶著親兵八名（一說是十八名）來到徒駭河邊，他脫下衣服，跳入水中。追來的劉銘傳部士兵看見地上的衣服，輕信張宗禹的親兵之言，認定他已經淹死。李鴻章上奏朝廷稱張宗禹已死。左宗棠卻認為，張宗禹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懷疑李鴻章撒謊向朝廷騙功，派人到處搜索。李鴻章知道後，特別氣憤，覺得左宗棠此舉是嫉妒，找茬兒。於是兩人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從此做了一輩子的仇人。

　　李鴻章滅了西捻，朝廷原定的賞封，就是一個協辦大學士。大學士屬內閣職位，兩殿兩閣，一共也是四人。大學士兩人，協辦大學士兩人，也都是滿人漢人各佔一半。一年前，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出缺，讓曾國藩以協辦大學士身份升補了進去。這樣便空出來一個協辦大學士，慈禧把這個位子給了四川總督駱秉璋。不料到了年底，駱秉璋病故了，由慈禧的心腹吳棠充任了。而另一個協辦大學士的空缺，就作為「懸賞」，這會兒非李鴻章莫屬了。

　　秉承兩宮太后的聖旨飛速送達李鴻章的行營。李鴻章與諸將領鄭重地跪接了聖旨。聖旨道：

　　「李鴻章等平捻有功，積年巨寇，從此肅清，朕甚嘉慰。除著悖親王奕誄至定陵祭告文宗（咸豐）皇帝在天之靈外，李鴻章、左宗棠、官文俱官復原職，賞還花翎和黃馬褂。加李鴻章、左宗棠太子太保銜。李鴻章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丁寶楨加太子少保銜，晉劉銘傳一等男爵，潘鼎新、郭松林一等輕車都尉，以郭松林為湖北提督。」

　　李鴻章終於入閣拜相了。這是讀書人的第一等的功名，李鴻章得到了。

仿恩師重理舊案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清政府在剿滅捻軍的軍事行動結束之後，對李鴻章的態度有了明顯的冷落。李鴻章看出了朝廷對自己的猜忌，於是效仿恩師曾國藩，開始裁撤淮軍。

　　李鴻章為了保留淮軍的精銳，求助於新上任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希望在軍餉上能夠繼續得到他的支持。湘軍和淮軍的軍餉一直主要來源於兩江地區。馬新貽不敢得罪李鴻章和曾國藩，爽快地答應了李鴻章的要求。李鴻章還把湖廣的釐金和關稅的百分之四十充作軍餉，使淮軍的軍餉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李鴻章在湖廣期間，清政府給他安排了很多雜事。一會兒被派去四川，一會兒被派到貴州，還派他去協助左宗棠到陝西鎮壓回民起義。李鴻章實在不喜歡左宗棠這個人，不願意再與左宗棠合作，他寫信給曾國藩說，和左宗棠共事的滋味如同嚼蠟。於是李鴻章找種種理由拖延去陝西的時間，直到接受命令的四個月之後，才趕到西安。這時候，是一八七○年的七月。

　　一八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教案的起因是這樣的：在此前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的嬰兒由於傳染病死了三十多個，老百姓紛紛謠傳，說是教會的人僱人用迷藥拐騙兒童，然後把孩子弄死，挖出心肝做藥。這一天，天津的群眾抓了一個拐騙兒童的人販子叫武蘭珍。武蘭珍交代說，賣給自己迷藥的是一個名叫王三的教徒。群眾群情激憤，跑到教堂去要人，結果教堂裡沒有王三這個人。聞訊趕來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氣勢洶洶地要求崇厚（當時的三口通商大臣）鎮壓，崇厚沒有答應。豐大業氣急敗壞，朝崇厚連開兩槍，崇厚躲開了。豐大業後來遇見了前來勸和的天津知縣劉傑，又向劉傑開槍，打傷了劉傑的助手。群眾見豐大業如此蠻橫，衝上去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然後，衝進教堂，打死了二十名洋人和傳教士，並放火燒燬了法國教堂望海樓和育嬰堂、法國仁慈堂、美國佈道堂、英國講經堂等多處。

　　事後，法國聯合美、英、俄、德等多國向清政府提出抗議，各國軍艦聚集於天津和煙台，進行武力恐嚇。在剿捻成功之後，清政府因為曾國藩的赫赫軍功，同時也是懼他坐大地方，就以褫（ｃｈǐ）奪兵權、明提暗抑之手段，將他直接調來中樞，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教案一發，朝廷即派曾氏前去處理。曾國藩深知，此事事關洋人，干係十分重大。臨行前，他甚至給兒子寫好了遺書，並買好一口楠木棺材，準備以死赴任。曾國藩這一生，自殺多次，多次寫過遺書。也許，這是曾國藩內心深處的那種強烈的悲觀主義色彩的體現。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曾國藩迫於洋人的壓力，先後逮捕了八十多人，其中定為死罪的二十人，流放的二十五人。還把天津知縣劉傑、知府張光藻革職充軍。一時間，輿論嘩然，紛紛指責曾國藩「賣國求榮」，「為洋人獻媚」。曾國藩面對內外壓力，支撐不住，希望朝廷另請高明。

　　事實上，這個時期的李鴻章也沒閒著，他自天津教案發生之後，就一直在觀望曾國藩的處理方式。事實上，他對曾國藩的做法也是不甚滿意。恰在這時，李鴻章忽然接到詔令，朝廷讓他火速帶兵到京畿一帶備戰，並任命他為直隸總督以接替曾國藩。李鴻章馬上渡過黃河，到達直隸邊境，但是他並不急於馬上去天津接任。他給朝廷寫信說，淮軍只能在直隸邊境駐紮，如果離北京、天津太近，容易引起列強的疑心，引發戰爭。

　　李鴻章到達保定之後，又給曾國藩寫信說，自己的肝病復發，需要調養一段時間。李鴻章把自己處在一個可進可退的位置，並不去理會曾國藩的煩惱。這時候的李鴻章，在官場使用手段謀略遠遠超過自己的老師。這也應驗了曾國藩當年對李鴻章的評價。當年，提到對李鴻章未來的展望，曾國藩曾對李瀚章說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話。

　　李鴻章在奏摺中明確提出：

　　第一，說教堂拐賣兒童、挖心肝、挖眼並沒有確鑿的證據。

　　第二，崇厚平時對外國人獻媚的行為早就深深引起了百姓的不滿，所以此事是個導火索。

　　第三，豐大業開槍射的是朝廷命官，也是罪不可赦。

　　第四，群眾僅打死二十個洋人。

　　可見，中外雙方各有不是。所以處理時應本著和平解決的原則，一是必須捉拿兇手，一是應當賠錢。但是，賠錢一定要有限度，更不能以割地為要挾。李鴻章在奏摺上還說，如果我方在於情於理都站得住腳的原則下妥善處理之後，洋人還敢無理取鬧，我們就和他們決一死戰。李鴻章和外國人巧妙周旋，據理力爭。他通過談判，把死刑犯人數減少了四名。有人提出火燒望海樓的主謀是陳國瑞，李鴻章多方努力，保住了他。

　　此外，協助辦理教案的丁日昌偷偷用大牢裡的死刑犯換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領袖。

　　據說，這也是李鴻章授意所為。李鴻章還籌集各方面的捐助並和曾國藩拿出自己的積蓄，總共湊了兩萬兩銀子送給張光藻和劉傑，算是對他們經濟上的一點補償。

　　李鴻章後來給曾國藩寫信說，和洋人交往，不妨稍微用一點「痞子腔」，不要輕易用死來逃避責任。說起「痞子腔」，還有一個故事。李鴻章在接辦教案前，曾國藩問他，去天津之後會經常和洋人打交道，你準備用什麼方式和洋人交往呢？李鴻章回答說，和洋人交往，我不妨就用點「痞子腔」（安徽話，就是耍一點青皮流氓的手段）。曾國藩勸慰道，我認為，洋人也是人，你和洋人交往還是應該篤信一個「誠」字，以誠待人。李鴻章總結多年和洋人交往的體會，好像並沒有聽從老師的話。

　　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曾國藩因病去世。臨死前，他對「天津教案」一事的處理悔恨交加，自責不已。

　　曾國藩一輩子都講究處事原則，講究品德和修行的重要性，未料到自己晚節不保，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李鴻章聞訊悲痛不已，熱淚盈眶，他提筆寫下輓聯：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封疆大吏第一人

　　一八七○年，這一年是李鴻章政治生涯中的轉折點。九月初六日，他正式接直隸總督大任。雖然直隸在各行省中最為重要，應重點防備，但這裡的問題卻是不少，吏治、民政、防務等問題都很棘手，都等著新上任的直隸總督李鴻章來處理。

　　一八七一年五六月間，直隸下了嘉慶六年以來的最大的一次暴雨。永定河上游發生了八處漫口，盧溝橋下的石堤也被洪水沖毀。夏季到來時，整個直隸一片澤國，僅有少數高地有點收成。李鴻章奏請朝廷後得以截用漕糧十萬石賑災；同時，又在江浙各買米二萬石補充。然而七八月之交的一場持續了三十六晝夜的大雨，讓高地也沒有了收成。李鴻章只好先從直隸藩庫撥銀三十萬兩，同時借出兵餉三十萬兩，再預截京餉五萬兩救急。他幾乎要筋疲力盡了，在給過去的幕僚丁日昌的信中寫到自己的身體情況已是：「冬春患咳，入夏稍癒，精力大不如前，時賴藥餌滋補」。從此以後，他開始注意保養自己的身子了。九月二十一日，他給曾國藩寫信說：

　　「現屆立冬，水退僅二三尺，平原尚有數尺，須來春解凍後可漸涸復。饑黎滿目，生計毫無，殊深悚具！唯督飭印委盡力籌辦，總想做到『實惠及民』四字，以副藎懷。」

　　他對民眾疾苦表示了同情，同時也對小民生計十分關懷，極力想要實現「實惠及民」，這非常值得肯定。

　　工部尚書毛昶熙於十月上奏朝廷請求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他提出海防和洋務本應由直隸總督負責處理，只是因為當時山東河南「匪縱未靖」，總督一直在保定駐紮，遠離三日，這才設立了駐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方便管理，這是權宜之計，如今天津的洋務和海防的重要性遠勝保定的防務，應該讓總督一人統一籌劃。

　　十月二十日，清政府同意了毛昶熙的主張，裁撤了三口通商大臣一職，命李鴻章兼任北洋大臣，處理一切北洋洋務和海防事宜。同時任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山東登萊青道所管的東海關、奉天奉錫道所管的牛莊關都歸北洋大臣統轄。此外，朝廷還下令將原通商大臣衙門改為直隸總督行館。規定要在每年春季海口開凍後移駐天津，入冬封河時再回省城保定，如遇緊急情況可以例外。朝廷把此重擔交給了李鴻章，並叮囑李鴻章認真籌劃洋務和海防，「尤須統籌全局，選將練兵，大加整頓……」

　　顯然，李鴻章對這個任命是非常滿意的。為了更好地完成朝廷交給的任務，他建議添設專管中外交涉事件和新、鈔兩關的稅務的津海關道，還自己兼任直隸總督的海防行營翼長。提出了在運河北岸修築天津新城計劃。他還舉薦有多年總署經驗的陳欽為津海關道道員。

　　十月二十七日，李鴻章離開天津前往保定，順路對治河和救災的情況做了瞭解。到保定後，朝廷升直隸布政使錢鼎銘為河南巡撫的詔令也隨後來到。錢鼎銘任李鴻章幕僚多年，工作非常得力，他的離開讓李鴻章「如失左右手」。

　　一八七二年正月初五日，親僚們在保定總督公署裡，設宴慶賀李鴻章的五十大壽。其中，他的至交、學者俞樾寫了一幅壽聯：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為相公壽；

　　　　治內用文，治外用武，長城萬里，殿天子邦。

　　翰林院編修黃彭年則在自己的《合肥相國五十壽序》中，將李鴻章與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召公和韓琦並列，說：「相國之早達與召公、韓公同，其封爵官太保開府於燕，與召公同；其見垂於外夷與韓公同。」「若當大難初平，國家所依賴，中外所翹首而企望」。雖然都是美言，但也還是有一定正確性的，因為召公地位的重要僅次於周公，曾國藩當時還是國家所依賴的第一中興名臣。

　　二月初四日，曾國藩去世了。李鴻章剛接到消息時還半信半疑，以為只是昏迷不醒，但是得知朝廷也發出了唁文並追贈曾太傅後才相信。李鴻章是曾國藩門下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國藩對他的恩情也是最深最親切的，一想到此他不禁悲痛萬分。然而，他能夠冷靜下來，決心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曾國藩的遺志，支持國事，讓恩師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李鴻章自視為曾國藩第一門生以及曾氏衣缽傳人，準備在自強的運動中領導群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皇權專制已是封建社會的頂峰，在其二百六十多年的歷史裡有幾百個大學士和軍機大臣，然而都是空有宰相之名而無宰相之實。而且清朝由少數貴族統治，故而又採取以親貴王公和滿族大臣牽制這些人的舉措，讓這些人成了「燈映相公」、「招鶴宮保」，與皇帝的侍從近臣無異，不及六部尚書尚能夠主管本部，做些實事並有所建樹。

　　同治時代，同樣是內憂外患頻繁，清政府仍然依賴重臣，一等肅毅伯、大學士──也就是通稱為爵相的重臣李鴻章也因而成了清朝的真正宰相。特別是當曾國藩和左宗棠相繼去世以後，李鴻章獨撐大局，是「以一身負天下之重」的人物了。

　　朝中重臣，當時時勢，都構成了李鴻章成為真正宰相的條件。軍機處是政府中樞，由幾位王公大臣組成，這幾人同時又兼任總理衙門大臣，而這兩個機構都由恭親王主持。恭親王原任「議政王」，權勢很大，但是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慈禧太后打擊了他並免去了他的議政王職位，縮小了他的權力；而且慈禧太后還加緊扶植他的反對派以牽制他，讓他難以實施大力改革。這樣他只好在提出決定之前要先與外臣商議並達成一致，讓下面提議，而自己帶領樞臣加以支持的方式達到目的。這樣做減少了他在中樞內部的摩擦，日子也好過一些。

　　此外，中樞人物雖然負擔決策研究，並草擬諭旨，但他們都待在京城裡，對外情知之甚少，所以在做決策之前只能求助於封疆大吏，對封疆大吏中的首席──直隸總督自然更為倚重。

　　還有，樞臣的氣度和性格也有影響。恭親王周圍的人有文祥、寶鋆、桂良、勝寶等，他們思想先進，認真負責，面對外國的侵略威脅，他們準備著臥薪嘗膽，以振興中華，對於內政外交的重大問題，極少有獨斷獨行、剛愎自用，採取的多為「博採周諮」，「謀定後斷」。這樣，封疆大吏積極建言進策就有了良好的環境保障。此外，他們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人相似，內外相維以推行洋務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洋務集團，相互關係十分融合，故而李鴻章的意見較為容易被採納。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文祥逝世後竟出現李鴻章不出主意，他們就不作決策的局面。在曾、左、沈相繼去世後，李鴻章更成了他們的核心和精神領袖。

　　直隸總督位居各地封疆大吏之首。巡撫是其他各省的最高長官，兩三個省之上置一總督；而直隸省一省就置一總督。此外直隸總督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衛京師，這比各省重要。朝廷一般讓重臣擔任此職務並兼任內閣大學士，人稱「宰相級總督」。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之前就有了協辦大學士的頭銜。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他晉陞為武英殿大學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一八七四年），他再被晉陞為內閣大學士之首──文華殿大學士，成為首席閣揆。在李鴻章之前，該職位一直是由滿人擔任的，李鴻章是第一個得到這一職銜的漢人。因此，他穩坐封疆大吏的頭把交椅，是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的領袖，一幹就是二十五年。

第四章　外交事務

　　弱國無外交。清朝政府後期，統治者昏庸無能，朝廷上下一派烏煙瘴氣。西方列強趁此時機，進行了瘋狂的侵犯與掠奪。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西方列強節節退讓，到處簽協議、訂和約，這時，勢必要有個人出來主持這方面的事物，他們選擇了李鴻章，把他推上了中國外交的舞台……

常勝軍的終結者

　　李鴻章和洋人打交道是從他到達上海之後便開始的。一八六二年九月，「常勝軍」的第一任頭目華爾被太平軍打死，引發了由誰來繼任的問題。英侵華海軍司令何伯向李鴻章推薦了華爾的副手美國人白齊文。李鴻章多方周旋提出條件，「常勝軍」屬於中國的軍隊，要由他統一調遣。不久，李鴻章派白齊文去援助南京的湘軍，可是白齊文卻不聽命。

　　白齊文不敢和李鴻章直接作對，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楊坊出氣。他跑到楊坊家裡，將他毒打一頓，同時將楊府中搜到的四萬塊洋銀搶劫一空。白齊文幹了壞事自覺理虧，逃到英國軍隊中隱匿起來。曾國藩對李鴻章援軍未至一事倒不怎麼在意，因為他要求增援只是想招回程學啟部。至於「常勝軍」，曾國藩說過這麼一段話：「『常勝軍』不來南京沒什麼不好，來了倒沒有什麼好處！」李鴻章卻對白齊文不聽調遣、毆打朝廷命官且入室搶劫之事不能容忍。當然，這種棘手之事老奸巨猾的李鴻章不會親自處理，他令吳煦限期將白氏捉拿歸案，要求「常勝軍」轉由中國官員接管，外人不得干涉。英國軍隊見李鴻章真動了怒，覺得不便為一個白齊文破壞中英兩國關係，決定交出白齊文。然而，英國駐華水師司令迪佛立與白齊文私交甚篤，強硬堅持不肯交出白齊文。李鴻章決心以此為突破口，改組「常勝軍」。李鴻章改組「常勝軍」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削減「常勝軍」的經費，將錢省下來發展淮軍；二是收回「常勝軍」兵權。無理也硬三分的英國人當然不會同意李鴻章的改組方案。英國政府任命戈登為新任「常勝軍」統領以取代白齊文。

　　戈登的到來使李鴻章心中著實「咯噔」了一下。他意識到英國絕不會輕易放棄「常勝軍」領導權的險惡用心，不能與其硬碰硬。李鴻章遂托人調查戈登的底細，得知戈登出身於軍官世家，對軍事地形學和步炮聯合作戰有精深的研究，性格弱點是愛慕虛榮、貪財。戈登一到中國，便受到李鴻章的熱烈歡迎。

　　戈登來中國之前聽說李鴻章是一個鐵腕人物，將前任嚇得躲在軍艦裡不敢出來，早已做好應對的心理準備。但見到李鴻章後，戈登改變了看法，他在給英國政府發去的公函中極力稱讚李鴻章，稱其是中國最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為人正直、思想先進，熱心發展西方軍工業，我們英國政府不但不應與之作對，而且應全力幫助支持。

　　戈登和李鴻章最初的合作還不錯。可是，由於「蘇州殺降」一事，導致戈登對李鴻章極為不滿。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在戈登和郜永寬等人私下交易之後，戈登自認有功，要求李鴻章給常勝軍發兩個月的恩餉，並威脅李鴻章說如果不給，就要辭職。李鴻章回答說他會考慮。然後，戈登去看望蘇州城中的郜永寬等人，郜永寬表示對戈登的安排很滿意。後來，戈登聽說李鴻章只答應給一個月的恩餉時，他就真的開船準備走了。戈登剛剛走出城門，就聽到有槍聲，他感覺很奇怪。有人告訴他說，李鴻章不允許郜永寬他們保留舊部，在派人鳴槍示威。戈登感覺事情不妙，於是派人去抓李鴻章。可是他沒抓到李鴻章，自己反而被淮軍扣留。第二天早晨，戈登得知郜永寬等人已被李鴻章殺掉！戈登怒不可遏，他覺得李鴻章不但不給恩餉，還在郜永寬等人的事情上把自己給玩弄了，大英帝國軍官的顏面往哪裡放？他氣急敗壞地拿著一隻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說要殺了他。之後，戈登提出要李鴻章辭職，把李鴻章交由北京政府審判，否則，就要率領「常勝軍」把淮軍已經收回的地方再奪回來，交給太平軍。

　　李鴻章派出「常勝軍」的軍醫即後來幫助李鴻章興辦洋務的馬格里出面調解。英國也派人做李鴻章的工作，要求李鴻章給戈登寫道歉書，被李鴻章拒絕。後來李鴻章撥給「常勝軍」七萬兩軍餉，又派出朝廷新任命的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前去調停。赫德的前任、英國人李泰國因為和李鴻章作對，沒有落得好下場。戈登聽了赫德的話，想想自己離開「常勝軍」之後也是沒有更好的著落。於是，他又回到了「常勝軍」。

　　此後，戈登和李鴻章的關係一直不錯。戈登還多次對人誇讚李鴻章，說他是個有頭腦的軍事家。一八六三年，淮軍攻打常州。常州將領吸取蘇州的教訓，拚死守城，不肯投降。李鴻章請來戈登協助，戈登用大炮轟開了城門，協助淮軍收復常州。由於戈登事先沒有徵求英國官方的同意，英國感到難以控制「常勝軍」，英國駐軍司令伯郎向英國政府提出解散「常勝軍」。上海防務由駐滬英軍承擔。

　　李鴻章雖有思想準備，卻萬萬沒料到英國會同意解散「常勝軍」。機不可失，李鴻章當即宣佈解散「常勝軍」。李鴻章一宣佈此消息，英國人倒不滿起來。駐華領事巴夏禮發出照會，稱解散「常勝軍」一事只有英國公使方可辦理，李鴻章無權作出決定。李鴻章深知英國人的脾性，如果錯過這次機會，想徹底擺脫「常勝軍」就困難了。戈登又猶豫不決。李鴻章知道戈登一向好名，便以躲在軍艦中的白齊文為例，曉以利害，告誡戈登，人生在世名聲最為重要，不要為別人的利益把自己給毀了。李鴻章派出丁日昌勸告戈登要吸取白齊文被解職的教訓，說「常勝軍」現在名聲不好，你留在這裡對你的名譽也有影響，你要為自己考慮。李鴻章迅速籌集遣散費十九萬兩（超出三萬兩），全部交給戈登。只留下炮兵六百人和洋槍隊三百人，外國教官十一人，其餘全部解散。戈登拿著錢，還得了清政府頒發的提督榮譽軍銜，風風光光地回英國去了。事後，曾國藩讚嘆李鴻章居然能夠駕馭外國人。

立約制法護華工

　　從十九世紀中葉起，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很多西方國家從中國沿海口岸掠賣華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島充當奴隸。華工在國外受著非人的待遇，飽受了種種苦役和刑罰。

　　秘魯就是當時極力進行這種活動的主力。一八五四年，由於秘魯頒佈了解放黑奴法令，造成了本國勞動力的極度缺乏，因此秘魯開始實行「中國人法令」，採取鼓勵掠奪中國勞動力的活動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

　　這樣一來秘魯大大地加強了掠奪華工的力度，一八六四年有六千多人，到一八七五年已達十一萬人。華工在異國他鄉遭到了非人的殘酷待遇，這引起了李鴻章的深切同情和高度關注，他說，在秘魯，華工「十人有九人死於非命」，要是還不制止這種非法的活動，那麼「荼毒人民，將何以了期」。

　　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一年，總理衙門分別接到秘魯華工聯名寫的求救信和控訴信。李鴻章得知此事後，十分同情在外華工的遭遇。他認為朝廷應該為他們做主，應該保護華工的合法權益。

　　一八七三年八月，秘魯與日本簽訂了友好條約，其全權大使葛爾西耶隨後來華。他想在北京與中國簽訂條約，結果未能如願。

　　十月中旬，葛爾西耶到了天津，與李鴻章談判長達八個月之久。李鴻章想藉此機會「嚴定招工章程」。而葛爾西耶卻想著使拐運華工合法化。兩國的想法截然對立。

　　十月二十四日，在第一次談判中葛爾西耶拒不承認秘魯迫害華工，反倒狡辯說秘魯有保護華工的法律。李鴻章又舉出歷年來的案例為據，其中包括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一年華工先後聯名所寫《訴苦公稟》，敘述了華工在秘的悲慘遭遇：他們不分晝夜地工作，有時甚至在工作時還戴著枷鎖，他們吃不飽，穿不暖，工作環境十分惡劣；僱主也不把華工當人看，任意刑殺，很多人無辜死去。這一切都「疊經控發有案」，中國人是不會視而不見的。只有秘魯首先無條件送回被拐的十萬華工，而且不再進行這種非法活動，中國才同意簽約。李鴻章態度強硬得很。

　　葛爾西耶自恃有英法的支持，談判時飛揚跋扈，以為這樣能使李鴻章乖乖就範，然而卻碰了一個硬釘子，吃了一驚。

　　十月二十六日又開談判。葛爾西耶繼續為迫害華工進行辯解，同時還要到北京呈送國書，想藉助各國公使的力量迫使清政府就範。李鴻章拿出了華工《訴苦公稟》原件，葛爾西耶不得不在事實面前低下頭來。隨後，李鴻章又說：「汝國凌虐華工，我大皇帝久有所聞，亦必不喜爾遞國書。」這有力地打擊了葛爾西耶的企圖。後來他告訴李鴻章，秘魯與日本訂約也不過七個月，所以也想與中國盡快簽訂條約。李鴻章反駁道：「汝來中國即耽擱三年，恐仍議約不成。」因為「拐去華人十萬之多……交涉三年如何說得清楚。」這殺了葛爾西耶個措手不及，無言以對。

　　此後的數次談判中，雙方仍是爭執不下。李鴻章告訴他中國的原則是先訂立保護華工章程，由中國派員赴秘調查，然後再訂約。但葛爾西耶對此積極的建議置之不理，拒絕送回被害華工。他揚言：對華工「保護不保護，全繫立約不立約，欲得一言，以定行止。」他還以回國斷交來威脅清政府同意簽約，而李鴻章還是堅決不予讓步。葛爾西耶在天津待了兩個月，根本無法達到目的，他抱怨天津是「不好的地方」，便前往北京。但總理衙門仍讓他回到天津與李鴻章繼續談判。葛爾西耶請來英國威妥瑪、梅輝立、美國的施博和法國的林椿等各國公使和領事來調停。這些人表面上好像是中立的，實際上卻是向著秘魯一方的。

　　英國公使威妥瑪讓梅輝立來天津轉告李鴻章：秘魯不遠萬里遣使來與中國談判訂約，「若中國置之不理，必為各國所輕視」，催促他盡快簽訂條約，而且「毋庸請用御寶，亦毋庸定期互換」。李鴻章認為這是私訂條約的事，堅決不答應，說：「此層實難遽允。」他對英國公使袒護秘魯一方很是不滿，對著梅輝就把威妥瑪批了一通，還讓梅輝立轉告威妥瑪，「若必強中國以難行，萬萬不能從命」。

　　一八七四年五月，葛爾西耶又回到了天津，重新談判。

　　李鴻章十分清楚這次談判的重要意義，知道自己擔負著華工今後的命運，只能竭盡全力為他們爭取權利。他在重大問題上「逐層辯論」、「再三駁改」，終於簽訂了《查辦章程草案》，在華工的保護問題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之後，葛爾西耶提出了條約的草稿，共五十一條，說要按國際習慣簽訂條約，態度很強硬。李鴻章也不示弱，也針對性地提出二十條，這回葛爾西耶還是反對，雙方都堅決不讓步，談判毫無進展。後來李鴻章考慮到如果不盡快達成協議，「在彼華人十多萬人不免更受毒害」，總理衙門也示意可作一些讓步。最後，李鴻章依國際法與葛爾西耶就通商條約十九款和已經訂立的查辦專條進行磋商，在雙方都作出讓步的前提下，於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簽訂了保護華工的《中秘查辦華工專條》和《中秘友好通商條約》十九款。

　　條約使得華工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為了徹底解決販賣華工和迫害華工的問題，李鴻章與葛爾西耶「反覆爭論，幾乎舌敝唇焦至往覆數十次」，終於有了令人較滿意的結果，他一邊向朝廷奏報，一邊等著中秘建交，準備在第二年正式簽約。

　　李鴻章接下來要解決秘魯、古巴華工悲慘處境的問題了。年底，陳蘭彬、容閎分別提交了古巴、秘魯華工情況的調查報告。早在中秘談判時，李鴻章已派遣容閎秘密赴秘魯調查。這次調查取回了呈詞、照片、口供以及證人，全部都顯示華工的待遇比黑人更加悲慘，他們被賣開山、糖寮、種蔗和鳥糞島等處，許多人還沒有到合同年限就被打死或自盡，或是投入火爐、糖鍋而死。血淋淋的事實證實秘魯根本不執行條約。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六月初八日，秘魯換約大使艾勒莫爾來華，立即遭到了李鴻章的嚴厲指責，說秘魯言而無信，不履行條約，現在只有先落實查辦和保護的辦法，「或加訂條款，或添用照會，再將前次議定和約一併互換」。李鴻章準備讓秘魯對保護華工作出書面保證，然而沒有成功，於是他不再直接與密使談判，而是奏請清政府改派丁日昌代替自己，自己則在幕後指揮。

　　丁日昌根據李鴻章的方針展開了外交交涉。然而，雙方難有共識，談判幾乎陷於破裂。就在這時，英美提出擔保，說秘魯在換約之後肯定會交出照會。李鴻章還是強硬地堅持原先的意見，同時他致函總理衙門說：從前尚未深熟該處凌虐華工情形如此真切，尚可含容將就，自陳、容二員節次分往詳查，始熟該國虐待華工甚於犬馬，受虐自盡者，每日不知凡幾。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切齒。今若不於照會內剴切議明，即含混與之換約，則是從前既往之華工不能使生，而隨後復往之華工又將就死，而十數萬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無來蘇之望矣。

　　他提出，為保護華工的利益，必須慎重換約。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見。他向秘魯大使提出了最後通牒，宣佈如再不讓步，中方將採取行動：

　　一、暫緩批准條約；

　　二、將秘魯違約及虐待華工情況公諸各國；

　　三、若依然拒絕於換約時添入照會，則不必去北京。

　　艾莫勒爾非常被動，他懊惱地說：「看來莫若立即去日本好了。」

　　有了容閎的調查材料，李鴻章和丁日昌在談判中更顯強有力了，對艾莫勒爾說：「華工受苦之地方，受苦之時候，及欺凌人之姓名，皆確可憑。」

　　在事實面前，艾莫勒爾只好承認「容閎所言華工受虐情形算得憑據」。這樣，他開出了相關的照會，李鴻章也在一些無關大局的問題上作了讓步。七月初七日，艾勒莫爾發表了一項聲明，要保護華工：秘魯將給予「中國移民以最積極的保護，防止他們遭受最低限度的虐待」；保證他們「能安居樂業」以及「他們的人身安全與財產」；並保證對中國所派使者給予密切合作，與之切實商議華工事宜。中秘條約也在這一天於天津正式簽訂。

　　《中秘查辦華工專條》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保護僑民的條約。李鴻章要讓所有在外的華工都知道，朝廷還沒有忘記他們。大清國雖然力量微弱，但還是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自己的臣民。李鴻章說，海外華僑如果知道朝廷還惦記著遠在異國的他們，那麼一定會激發他們的愛國之情，激起他們效忠中華的正義之心。李鴻章由此想到，華工在外距離中國遙遠，朝廷根本無法知曉他們的情況和安危。於是，李鴻章還考慮到如何向海外各國派遣使者。清政府深以為然，決定派陳蘭彬為出使美、西、秘國大臣，容閎幫辦一切事宜。不過直到一八七八年初，在清政府簡派公使已將近三年的時候，陳蘭彬才磨磨蹭蹭地出洋赴任。

　　《中秘查辦華工專條》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秘魯華工的待遇。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護僑條約。從開始談判到正式換約，經歷了激烈的辯論，長達兩年之久。事實證明李鴻章是近代史上保護華工政策的首倡者，也是積極的推動者。

洋提督事件始末

　　一八六三年，清政府從英國購買的一支艦隊，一八八二年李鴻章聘任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為北洋海軍艦隊的總監察，負責訓練。

　　琅威理（Ｌａ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是近代海軍史和中英外交史上的一個關鍵人物。他畢業於英國皇家海軍學校，本是英國海軍的一個低級軍官。光緒初年，李鴻章奉命創建北洋水師，戰艦多購自外國，且海軍人才缺乏，不得不借才異域。

　　北洋海軍創建伊始，李鴻章為物色一位理想的統帥傷透了腦筋。一八七八年，中國已擁有新式艦艇二十餘艘，可外國人仍然認為中國「並沒有海軍」。重要原因在於海軍的組織訓練全無章法，不堪一戰。李鴻章寫信給駐英公使郭嵩燾，囑託他在英國幫助尋覓北洋統帥。郭嵩燾回信說，有一個叫琅威理的英國人符合李鴻章的要求，專業技術十分精通。當年六月，琅威理受聘為中國護送所購炮船。李鴻章得知後令船政大臣丁日昌暗中觀察琅威理。丁日昌回報，琅威理是不可多得的帥才。李鴻章心中對琅威理頓生好感。琅威理護送船艦來華，任務完成後便返回英國，並未與李鴻章謀面。琅威理雖然符合條件，然遠在英倫，海軍的組織和訓練卻是刻不容緩。李鴻章希望「老朋友」赫德能夠推薦合適的洋人充任海軍教習。精明的赫德見海軍教習一職既沒錢又沒權，對李鴻章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一八七九年，李鴻章只好將此事再次託付駐英公使，此時公使已不是郭嵩燾，而是曾紀澤。不久，曾紀澤回信，保薦之人還是琅威理。這年九月，英國海軍統帥古德訪問天津，李鴻章詢問有無合適人選可推薦來中國做海軍總教習，古德推薦的依然是琅威理。正巧這時李鴻章得到確切消息，不久有一批炮船要運抵天津，負責押送的正是琅威理！李鴻章與琅威理雖未謀面，對其大名卻已耳熟能詳，決定親自會會這個眾口交讚的琅威理。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琅威理受雇率清政府第二次在英國訂購的四艘船（即鎮東、鎮南、鎮西、鎮北）來華，於十月初六日抵達大沽口。當時的四艘炮船均為英軍的淘汰武器，技術要求很低。琅威理在萬里波濤一番操練，弄得李鴻章心花怒放。操演完畢後，李鴻章當即聘請琅威理為中國海軍總教習。李鴻章當時正為母守孝，但仍馬不停蹄地為琅氏辦理來華任教事宜。那種熱切的心情彷彿得到琅威理就為中國海軍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琅威理見李鴻章如此急切，反倒不急不忙，開始提出各種條件，如海軍總教習擁有調派兵勇之權；其在中國服役期間不能影響在英國軍隊的年資和陞遷；其借聘須經赫德之手辦理，否則拒絕受聘；最後，琅威理簡直和敲詐一般開出天價的年薪待遇。對琅威理的各種無理要求，李鴻章盡量滿足。然而，英國政府卻不答應。英國海軍部一是不願現役軍官到中國任教，防止洩露本國軍事機密；二是英國政府認為琅威理既然到中國任職，在英國的年資應自動停止；三是琅威理在中國的服役年限不符合英國法律。清政府虛位以待，英國政府卻不願放人，雙方就此事僵持不下。在這期間，有兩個人為此事使出渾身解數，急於促成此事。他們是英駐華公使威妥瑪和總稅務司赫德。兩個人紛紛勸說英國政府。威妥瑪幾次向英國政府發去密電，曉以利害。他說，如果中國聘不到英國軍官，就會在法國、美國、德國中尋找合適人選，那會極大損害英國在遠東的利益。琅威理只不過擔任教習職務，如兩國開戰，隨時可將其召回。此事我們不願意做，法國、德國和美國都搶著想幹！他們早就準備好了人選，就等著李鴻章要人了。只要中國政府允許琅威理為清帝國服役，海軍控制權遲早會落入我們手裡！赫德比威妥瑪還著急，在給朋友的信中說，琅威理之事本不應該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應該由私人來安排，因為中國人最不喜歡和官方打交道。他十分擔心李鴻章母親的突然去世會給琅威理來華帶來不利影響。他說，不知道這個偉人要為母親守孝一百天（短喪），還是二十七個月。如果是一百天，這件事還有希望，要是二十七個月，此事就可能要泡湯。幸運的是，清政府最終只准了李鴻章三個月的假期。在二人的努力斡旋下，英國海軍部最終曖昧地表示琅威理在中國任教「既不有所妨礙，也不有所促進」。李鴻章和琅威理正式簽約，聘其為北洋海軍副提督。一八八二年秋，琅威理正式來華任職。他的任務是負責北洋海軍的操演、訓練及教育事務，直接對北洋大臣負責。琅威理的年薪定為紋銀六百兩，但沒有規定聘用年限。李鴻章本打算長期聘用琅氏，不料後來也正因此漏洞，琅威理任職一年後便隨隨便便地辭職跑掉了。

　　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按照英國政府規定，大英帝國臣民不得為第三國作戰，英國政府保持中立，琅威理為避嫌而去職，改由德國人式百齡擔任總教習。中法戰爭後，清政府接受海戰失利的教訓，痛定思痛，決定大辦海軍，於一八八五年九月初五日，成立中央海軍機構海軍衙門，所有水師係歸其節制調遣。一時各國政府紛紛派本國軍官前來應聘，希望接替琅威理的職務。英國政府也意識到琅威理的重要性，晉陞其上校軍銜和艦長，要求其返回中國繼續任職。李鴻章電請琅威理回華復職，赫德等也極力懇勸，並請英國外交部代為敦促。琅威理要求在訓練中採用英制，僱傭英人，並授予其訓練全權，在得到李鴻章同意後，一八八六年春，琅威理重返北洋海軍，受到李鴻章、丁汝昌和北洋官兵的熱烈歡迎。其時正是用人之際，北洋統帥丁汝昌乃陸軍出身，對指揮海軍毫無經驗，海軍官兵甚至很多人連「經緯儀」、「指南針」都分不清。琅威理回任後，三個月內使一盤散沙的海軍變得整齊可觀，得到清政府頒發的二等寶星勳章。同年四月，醇親王大閱海軍，因海軍建設卓有成效，賞賜琅威理提督軍銜。李鴻章在電文裡也經常用「提督銜琅威理」或「丁、琅二提督」的稱謂。在北洋海軍的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頭銜也全是「提督」。可是後來經過「撤旗事件」後，琅威理發覺這個頭銜是空的，自己沒有一點實權。

　　一八九○年三月，北洋艦隊至南中國海例行操巡。提督丁汝昌率鎮遠等四艦巡查海南島，總教習琅威理則留守香港。香港乃英人匯聚之所，琅威理忙不迭地下船去和同鄉炫耀自己的官位和成績，直到天黑才回到船上。按海軍慣例，提督離船降提督旗改升總兵旗。

　　琅威理的校友──海軍留學生劉步蟾下令升起總兵旗。琅威理看到提督旗撤下，非常不悅，因為在他心目中，自己和丁汝昌平起平坐，提督旗是倆人共同擁有的。他還經常和部下說：「北洋海軍有兩個提督！」於是他跑去問劉步蟾，丁汝昌走了，我還在，我也是提督，提督旗怎麼能撤下呢？劉步蟾畢業於英國海軍名校，他平時便看不上這位洋提督，加上海軍中多為閩籍，琅威理曾上書李鴻章，提出「兵船管駕，不應專用閩人」，大家早就對他憤恨。於是劉步蟾對琅的質問不做理會，琅威理只好致電李鴻章，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李鴻章對此事並未重視，擱置不理。琅威理卻感到備受侮辱，跑到天津威脅李鴻章，如果不嚴懲劉步蟾，他馬上辭職！李鴻章偏偏不信邪，留下一句話：願走願留，悉聽尊便。琅威理一怒之下，再次辭職。

　　琅威理辭職後，在華的外國報紙紛紛為琅氏鳴不平，譴責李鴻章背信棄義。《中國時報》報導說，琅威理純粹受騙上當。因為聘任合同寫得明明白白，琅威理必須擁有實權。升旗事件絕非偶然，而是李鴻章和北洋軍官的卑鄙陰謀。《北華捷報》描述得更為悲壯：外國人以辛勤勞動和忠誠人格換來的卻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除非外籍軍官與中國人同流合污，慵懶墮落，否則便會遭到嫉妒和排擠。事件不斷升級，漸至超出李鴻章和琅威理的個人矛盾，上升為中英兩國間的外交衝突。英國政府態度強硬，禁止英國軍官為中國軍隊服務，驅逐英國海軍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中英關係因琅威理辭職事件陷入僵局。

合縱連橫護顏面

　　就在中秘換約前半年，因「馬嘉理案」而引發了持續一年半的中英交涉。如果說在中秘訂約談判和換約中，李鴻章的特點是執意抗爭的話，那麼在中英交涉中，李鴻章就以「委曲求全」而著稱了。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清政府認為列強意在通商而不是要推翻其統治取而代之，意識到可以利用列強來鎮壓太平天國，因而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同時，出於種種原因，列強之間對中國實行了被稱為「合作政策」的聯合侵略政策。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然而，各帝國主義國家實際都想實現自己在華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的合作之下暗中卻各自加緊侵略活動，所以它們對華侵略的「合作政策」根本不可能持久。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列強紛紛加緊在華的侵略活動，中國西北、東南和西南的邊疆危機幾乎同時出現。如俄、英染指爭奪新疆，日本開始侵台試探，英、法兩國分別加強了對緬甸和越南的侵略，其意在侵入我國的西南邊陲。這些，標誌著邊疆普遍危機的開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馬嘉理案」。

　　事情起因是這樣的：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老牌殖民者英國在工業發展上開始落後於後起的美國和德國，優勢地位逐漸喪失，對華貿易也陷於困境。

　　因此，英國殖民勢力想要在中國擴大市場，他們企圖打開一條自印度、緬甸到長江流域的通道，向中國西南地區擴張勢力。當時在雲南大理存在一個反清政權，是由回民起義領袖杜文秀建立的，英國為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便向杜文秀出售武器，同時牟取暴利。

　　一八七三年，杜文秀政權被清軍剿滅。英方加緊實施滇緬邊境地區的探路計劃。第二年夏，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到總理衙門申請護照，告訴總理衙門英國將派遣考察隊經緬甸前往雲南境內考察，並派上海的翻譯官馬嘉理前往接洽。總理衙門提出邊境地區難保安全，但英方執意堅持，當時日本侵略台灣致使時局緊張，總理衙門不願此時引起英方不快，便最終同意了英方要求。

　　總理衙門即發給旅遊護照，並指示沿途地方官員給予照顧。馬嘉理到達雲南後，巡撫岑毓英等當地官員護送他經騰越進入蠻允，都司李珍國派人護送馬嘉理到達新街，與勘探隊頭領柏郎上校會合。

　　英方決定派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官員馬嘉理到雲南迎接柏郎的探路隊。馬嘉理從上海動身，經湖北、湖南、貴州進入雲南，然後入緬，於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七日到達緬甸八莫，與已在八莫的柏郎等人會齊。二月初，他們開始向中國邊境進發。二月二十一日，先行進發的馬嘉理一行在中國雲南蠻允附近，為邊吏李珍國率部和當地士紳所阻，雙方頓起衝突，馬嘉理開槍打傷中方一人，中方隨後將馬嘉理及其隨行的幾名中國人打死。柏郎未敢繼續前進，率探路隊退回緬甸八莫。這就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馬嘉理事件」。

　　事後，雲南巡撫岑毓英向清政府報告說，殺死馬嘉理的是當地「野人」。但英方認為岑毓英素來仇視洋人，李珍國為岑的部下，如無岑的指使，李珍國不敢擅自阻攔，更不敢殺死馬嘉理。不管究竟是否岑毓英指使，此事確給英方攫取更大侵華權益提供了口實。

　　英國政府很快得到了消息，便令威妥瑪同清政府交涉此事，並指示他藉此擴大聲勢，完成勘探隊沒有完成的任務。威妥瑪隨即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並提出了許多與馬嘉理事件毫不相干的無理要求：

　　中英雙方派員共同勘查此案；

　　同意英印政府另派探測隊入滇；

　　償款白銀十五萬兩；

　　商訂辦法「保證英國貿易得免除關稅及半稅以外一切課稅」；

　　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第四款所給予英國駐華公使的「特權」，應解釋為清帝應予合適的接待；

　　「因中國官員的行動而產生的一切賠償要求」應立即予以滿足。

　　這時正是中國的西北、東南邊境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因此聽說馬嘉理被殺，清政府大吃一驚，急忙向威妥瑪表示將盡快通知雲南當局進行調查。隨後，上諭嚴令岑毓英迅速確查究辦此案。對於威妥瑪的六條要求，清政府斷然拒絕。由於一時沒有強有力的手段強迫中國就範，同時其他國家也反對英國單獨擴大在華權益，威妥瑪於是改變策略，集中要求實現前三條要求，並以與清政府斷交相威脅。在威妥瑪的威逼下，清政府開始妥協，原則上同意英方的前三條要求。由於當時只有上海可與倫敦通電報，為便於與本國政府聯繫同時與柏郎到滬商議，威妥瑪於一八七五年四月初到達上海。為表示重視，清政府則在六月十九日任命李鴻章的哥哥、湖廣總督李瀚章為欽差大臣，和前總理衙門大臣薛煥一同前往雲南查辦。

　　清政府的態度是大事化小，主持總理衙門事務的恭親王奕訢心知威妥瑪明擺著是要訛詐勒索，他上奏光緒帝要謹慎行事，清政府即令雲貴總督劉岳昭、雲南巡撫岑毓英急速勘查。岑毓英上報結果聲稱元兇是當地山民野人，威妥瑪當然不肯罷休。清政府只得命湖廣總督李瀚章、總理大臣薛煥前往雲南審查此案，英方觀審官員參與會審，經過多次公開審訊，李瀚章得出結論：李珍國就是英方要求追究的策劃組織人員。

　　威妥瑪對此結論當然不滿意，他反駁道：「李珍國絕不敢阻殺洋人，就算是岑撫台指派，也不是他敢做的，肯定還有更深的幕後主使。現在滇案處理不合事實，如果只懲辦野人，我不答應；如懲辦李珍國及吳同知等人，我不答應；如只懲辦岑撫台，我也不答應。其錯在中國朝廷及總理衙門。」將矛頭直接對準清政府，並提出要求將岑毓英一干人等提往京城審訊，同時懲辦查案不力的李瀚章、薛煥兩位大臣。

　　岑毓英好歹也是一級地方行政首長，堂堂的二品大員，李瀚章、薛煥兩位更是朝中重臣了，要清政府公開懲處這些官員，那大清國豈不是會顏面掃地？

　　在中國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出面在總理衙門與威妥瑪之間周旋調停，其實忙於與秘魯交涉的李鴻章也一直關注著馬嘉理事件的發展，威妥瑪在與李鴻章見面時，暗示希望李鴻章出面調停此事，後來他通過赫德暗示清政府，希望由李鴻章全權處理。

　　採取退讓和息事寧人的方針，是清政府對此案的基本態度，從曾國荃給其侄曾紀澤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情狀：「京師城裡以威妥瑪拂衣出京，大家恐懼情狀，亦頗露醜。」稍後介入此事的李鴻章採取委曲求全的態度，自不使人感到意外。

　　一八七六年夏，光緒帝降旨，派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全權便宜行事」，前往煙台與威妥瑪舉行談判，並特別指示李鴻章，萬不能答應將岑毓英提往北京審訊的條件。其實威妥瑪故意提出這個條件的本意是要挾清政府答應其他條件，盡早「和平」了結此案，為此，英方還調動了海軍艦隊停泊於大連，做出武力威脅姿態。

　　李鴻章接到命令後，他仔細分析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以及當前面臨的局勢。他明白英方目的是小題大做，藉以敲詐勒索，並希望盡快達到目的；而朝廷則是怕與洋鬼子打交道麻煩，更怕懲辦大臣丟了大清國的顏面，所以也希望吃點虧盡快結束談判。但是威妥瑪既然放出那些話來，一時也是不好改口的，必須想個法子逼他收回這個條件，好給朝廷挽回點顏面，至於其他苛刻條件，也需要盡力去爭取。

　　其實，威妥瑪近期向清政府提出的蠻橫要求也遭到了其他在華國家的非議，因為他在沒有跟其他國家打招呼的情況下，擅自向清政府提出額外利益要求，這已經破壞了各國在華勢力均衡的潛規則了，所以他們也想找機會表達各自意願。當李鴻章到達煙台的時候，各國公使也以避暑為名來到了煙台。

　　李鴻章敏銳地發現了這其中的蹊蹺，很快有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作出了反應。他開始跟美、德、俄、法、日、奧等國公使頻繁會晤，還到一些國家軍艦上參觀，故意孤立威妥瑪。

　　七月十二日是慈安太后的生日，李鴻章又把這個日子派上了用場，他以為太后舉辦「萬壽聖節」為由頭，宴請英、美、德、俄、法、日、奧七國公使，還有英國海軍艦隊司令賴德、蘭伯。在酒席間，為了刺激英國公使，他故意發表演講：「我中華先聖從來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本大臣見諸位貴國都十分富強，都是為了與我大清國交好而來，畢竟一個國家的財力智力有限，須得各國合力取長補短，才能實現共同繁榮。至於通商一事，各國互通有無，本大臣早知此中道理，為此，鄙人當盡心竭力，為與會諸位謀求在華利益均沾。」各國使臣聽得李鴻章此番話語，紛紛鼓掌附和，在場的威妥瑪雖然知道這是李鴻章耍的手段，但也只得強作言笑。

　　李鴻章這一招果然奏效，在接下來的談判中，威妥瑪不得不放棄將岑毓英提京的要求，至此談判才得以順利進展。雖然李鴻章在其他具體條款上為了中國利益做了最大努力，但最終還是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煙台條約》。

　　在清政府看來，不將岑毓英提京，保住朝廷顏面，就是最大成功，就連當時的外國媒體也評價說中國能在與英國的談判中抵制英方部分要求而達成協議，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中俄斡旋身價增

　　一八七一年，俄國乘阿古柏侵擾新疆之時，出兵佔領了新疆伊犁。一八七八年，左宗棠督軍肅清阿古柏勢力，收復了新疆絕大部分領土，只剩下沙俄佔據的伊犁了。清政府再三忖度，決定以外交手段解決，於是派崇厚赴俄對歸還伊犁一事進行交涉。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八月十五日，中俄簽訂《里瓦幾亞條約》，伊犁南境大片土地落入沙俄手中，中國還支付俄國五百萬盧布作為「守城費用」；此外，俄國還獲得了許多商業特權。條約對中國主權和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損害。而崇厚簽訂了割地賠款條約，不等朝廷調令就私自返回了中國。

　　朝廷對這樣的結果自然難以滿意，下令讓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挽回損失。同年十月初五，李鴻章向朝廷提出建議，說條約的簽訂雖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害，但是中國一旦違約，「恐為各國所訕笑」，應予以批准。

　　這時，朝野上下都知道了崇厚對俄交涉的失敗，故群起而攻之。崇厚被革職候審，後來又被定為斬監候。同時曾紀澤擔負起赴俄再進行交涉的任務。

　　然而俄國根本不同意重訂條約，擺出了一副武力威脅的架勢。英國公使威妥瑪告訴李鴻章：「俄已增兵，勸減崇厚之罪，則英國可調停俄國，使之接待特使曾紀澤。」

　　李鴻章回答道：「通常情況下，平常有五個彈劾的摺子，就可以丟掉官，有十五個到二十個摺彈劾就可以要命了，太后可以不罪崇厚，但現在已經有四十個人要求斬崇厚以謝天下，崇厚命在旦夕。」

　　俄國為了使中國不毀約，以中國不友好為藉口調兵遣將進行軍事威脅。俄國海軍增派艦隊威脅大沽口；伊犁駐軍也增加了一萬人，海參崴邊境上也駐紮了一萬二千人的俄軍，中俄戰爭幾乎是一觸即發。

　　這時，軍機大臣沈桂芬因害怕自己推薦崇厚與俄談判受牽連，竟一夜白頭。

　　李鴻章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他為了避免恭親王為主戰派撐腰，導致兩國交兵，秘密致函於他，說：「軍心不固，外強中乾，設與俄議決裂，深為可慮。尚祈鈞處主持大計，勿為浮言所搖惑，斯全局之幸也。」希望能從寬處理崇厚，以緩和雙方情緒，為重開談判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他向恭親王建議加緊備戰，計劃採購鐵甲艦以鞏固海防。

　　此時，英國公使將法國希望中俄開戰以收漁人之利的情況向國內回報，提出英國應給予中國支持。

　　中國也知道，列強們都會眼紅中俄糾紛，趁火打劫。

　　面對危急形勢，總理衙門開始積極備戰，以李鴻章的名義邀請戈登來華，協助處理中國糾紛。

　　俄政府對「戈登到中國助戰」向英國提出抗議，英國也不願因此直接捲入爭端，於是禁止戈登協助中國。

　　因此，戈登以來華「助和」而非助戰為名，從英國出發了。

　　英國公使為了不得罪沙俄，讓赫德轉告戈登不要與李鴻章見面。

　　然而戈登還是在天津與李鴻章見了面。兩人曾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並肩作戰過，有不淺的交情。李鴻章告訴他，自己是主張和平解決問題的。於是戈登進京與醇親王奕譞及總理衙門的官員們會見，力主和談。他勸說清政府放棄，「俄國人可以在兩個月內佔領北京」。奕譞提出大沽炮台可以阻止俄軍登陸，戈登則以「俄人可從陸路奪取」相對，戈登還指責醇親王對地理知識是一無所知，連翻譯官都不敢翻譯。最後戈登警告說：「和俄國打，將來賠款割地，損失更大於今日。」

　　戈登回國之前到天津跟李鴻章告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大致的意思是：中國應「速成立近代化陸軍，勿與俄國開戰。如要戰，則遷都與俄人作持久的游擊戰，不要與之作正面戰。中國軍隊吃空額的惡習必須革除」。後來，香港報紙登載了戈登的條陳。戈登的日記裡說明他此行完全是因與李的私交，是助朋友一臂之力：我願犧牲我的性命為鴻章服務。就為了李鴻章而佔領北京（即推翻清政府），使鴻章成為皇帝，則鴻章全無此心。我也不願陷鴻章於不可能之地位。……鴻章乃中國今日的唯一救星，所以雖未被鴻章所召，此次到中國，卻是為了鴻章。

　　又記道：「若中國以選舉方法使鴻章在位，願竭力以赴，但以武力奪取，亦有違我心。」

　　很明顯戈登希望李鴻章能取代清帝，更好地領導中國。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李鴻章負責處理歸還南京法國教產的事宜。由於他一直拖延，對法國的無理要求置之不理，法國公使伯洛內便藉機向恭親王進讒言，說李鴻章有篡位之心，對他進行了攻擊和誹謗：「且李鴻章之敢於誤國，是自矜其有為有獻，慰官憋賞，曰碑譽頌，驕氣日盈，又見貴親王事事優容，不加勉強，是以其有跋息之勢，欲於南方自雄焉。本大臣看上海及香港新聞紙，早有人說過，李鴻章有自由自主之意」，想利用這種卑劣的手段將他拉下台。

　　《景善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樁事：光緒六年（一八八○年），上海的《華報》根據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提出李鴻章有可能取代清帝，說：「中俄若開戰，俄人將佔領北京。只有鴻章可代中國與俄人談和，鴻章必允俄人要求，俄人退出必立鴻章為帝。」李鴻章得知此事，氣得不得了，馬上查禁了該報。

　　當時的外國人大多認為李鴻章已具備了左右中國的實力，因而對他是否會做皇帝，作出了許多評論。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戈登返英，寫了一封信給英國的遠東問題專家，說：「歐人多願李鴻章自立為帝。實則滿清若倒，中國或將大亂，英國更不能通商。若鴻章果能自立為帝，則中國必在鴻章之英明領導下，聯合一致，於英國利益更為不利。法國亦然。英人以通商為主，鴻章若自立為帝，豈不禁止英人售煙（鴉片）運貨，更何利之有？中國實不應與法戰。」

　　此時，清政府的守舊派給外國人留下的全是迂腐、盲目、不切實際的印象，所以李鴻章更顯出深謀遠慮，是個務實的人才，具備領導中國的能力。一旦他登上最高權力的地位，中國必將納入正軌，各國的在華利益也將得到保障。然而這只是西方人按自己的價值觀作出的評判，他們不能瞭解，李鴻章開明的一面是受到腦子裡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所限制的。

朝鮮忍讓埋禍患

　　清流健將張佩綸對李鴻章說：「能柔朝鮮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鴻章在朝鮮和日本問題上所扮演的正是這類角色。

　　朝鮮一直是中華帝國的藩屬國，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清政府也一直重視朝鮮，因為朝鮮是距離北京最近的鄰國。如果朝鮮發生事變，直接影響著大清帝國的安危，正所謂唇齒相依，唇亡齒寒。

　　一八六八年，日本歷史上一名傑出的天皇──睦仁登基。睦仁就是中國人熟悉的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有著強烈的海外擴張傾向，就任伊始，他就宣稱要「開拓萬里之波濤，宣佈國威於四方」。睦仁天皇所說的「四方」，最鄰近的是朝鮮、大清（當時最主要的是台灣及澎湖列島地區）。

　　當時，日本的國力還不足以與大清抗衡，因此，對大清帝國還不敢不敬。但對朝鮮，日本人的態度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首先，是所謂的「文交」。一八六八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帶著一份「國書」，興致勃勃地去朝鮮，一是向朝鮮人通報「日本內政改革情況」；二是表示想建立友好邦交關係的願望。

　　日本人的這種用意應該不壞，但在那份「國書」中，有一段話讓朝鮮人看了極不高興：「愛我皇上登極，更張綱紀，親裁萬機，欲大修鄰好而貴川之於我也，交誼已尚矣，宜益篤懇款，以歸永好，萬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誠意也。」

　　日本人稱，在明治天皇剛剛登極之際，舉國上下，百廢待興。明治天皇不顧日理萬機之疲睏，念念不忘與鄰居各國重修友好關係，可見其對搞好鄰國關係的重視。日朝兩國的友情雖然已很不錯，但還應該更上一層樓。

　　日本人在這段話中，兩次提到他們的皇上。他們恐怕不知道，這就觸犯了朝鮮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經。朝鮮政府一直比較守舊，他們除了承認大清國有皇上之外，其餘大小諸國誰都不要在朝鮮人面前稱皇上。而且，日本人與朝鮮交往的文書中，一直沒有用過「我皇上」這個詞。這在朝鮮人看來，也是「有違舊例」的。因此，朝鮮人決定拒絕接受這份「國書」，也不願意接待日本的使臣。

　　朝鮮人的這一舉動令日本人極其尷尬，通報內政改革情況，簡直成了自作多情，致使日本社會各界對朝鮮產生了一種怨恨：什麼「有違舊例」？是不是有點不識抬舉？但對日本人的怒不可遏，朝鮮人一點也不含糊！朝鮮人不僅不怕打仗，而且常打勝仗：一八六六年，法國人藉口朝鮮人反對傳教士傳播「文化」，挑起了與朝鮮的戰爭，但結果被朝鮮人打敗；同一年，美國人也氣勢洶洶地想在朝鮮半島上搶得一塊立足之地，結果也被朝鮮人打退；此番小小日本──一個實力遠不如美國和法國的「蕞爾小邦」，朝鮮人哪把它放在眼裡？

　　日本人碰了這一鼻子灰後，並沒有氣餒。在兩年後的一八七○年，日本先與大清政府搞「邦交正常化」，遣使修約──《中日修好條約》，約定「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接著，日本人又派了一個名叫「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出使朝鮮，結果再次遭到朝鮮人的拒絕。

　　這一下，日本的面子算是被掃盡了。難道朝鮮人比大清國人還傲慢？部分日本人嚥不下這口氣。

　　佐田回國之後，即向政府上書，稱朝鮮認為日本的「國書」出現「皇上」，即是對他們的不敬，難道日本人必須要「敬」他們？反之，他們對日本人的「不敬」就是應該的？佐田說，朝鮮人「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固隨傲頑」，沒什麼了不起，不用武力征服它，「則必不為我用也」，主張「征韓」，而且佐田還說，出兵「征韓」有利可圖，雖然發動戰爭需要經費，但不出五十天，這筆軍費就能奪回來。他認為朝鮮是個「金穴」，糧食也很多，「一舉拔之，征其人民與金谷」，實在是「富國強兵之策」！佐田還分析說，現在出兵朝鮮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認為，四年前法國和美國在朝鮮吃了敗仗，這兩個國家不會就此罷休，俄國人現在又把軍隊開到黑龍江口了，也想來吃朝鮮這塊肥肉；日本再不下手，這塊肥肉就會被別人叼走了。最後，佐田得出結論說：「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今菲律賓）、台灣可唾手而得。」

　　可見，以佐田為代表的日本強硬派不僅藐視朝鮮、呂宋，就連大清國也不放在眼裡，他們毫無顧忌地談論著奪走台灣的事。這是一種典型的「黷武主義」論調，在當時日本國內受到緩進派的嚴厲批評。

　　其次，日本人對待朝鮮的態度就是「武攻」。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日本海軍少佐井上良馨帶領一艘軍艦駛至朝鮮江華島附近，在這裡測量海口，以作戰備之需。

　　接著，日艦靠近江華島，放下小艇，準備派士兵去島上取淡水。這時，守衛領海的朝鮮軍隊發現日艦已侵入朝鮮境內，並發射大炮，向日軍提出警告。日本人聽見炮聲，立即還擊，將岸上朝鮮人的炮台擊毀，並衝上島嶼，攻城燒殺。朝鮮軍民傷亡慘重，但日本只有兩人受傷。這就是「江華島事件」。

　　日本蓄意製造江華島事件，就是「誘導朝鮮開化，使朝鮮屈服，並予吞併」的藉口。

　　「江華島事件」發生後，日本軍艦很快回國，日本政府為此發佈公報，稱日本軍艦在經過朝鮮附近準備去大清時，遭到朝鮮人的突然襲擊，日本人準備登陸詢問原因，結果遭到朝鮮炮火更為猛烈的轟擊。日艦迫不得已，進行還擊，並於次日登陸，佔領了朝鮮人的炮台，繳獲了朝鮮人的器械，其間，兩名日本水兵受傷。

　　這一公報發表後，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氣了，呼籲日本立即出兵朝鮮。其中有個名叫「木戶孝允」的向政府遞交申請，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鮮「探詢原因」。木戶孝允在申請中說：如今朝鮮人向日艦開炮，事實上，是已經正式與日本人開戰了。但考慮到多種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動武：朝鮮人一直奉行大清國的正朔──年號紀元與大清國一致，兩國關係如何，日本人暫不清楚，對「江華島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詢問底細，將事件的始末詳細向大清政府作匯報，如果大清政府能本著朝鮮是其「邦屬」之國的意願，「代我責罪」，批評朝鮮的行為，並責令其向日本帝國道歉，妥善處理好此事，那麼，日本人可以適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願意「居中代辦」，那麼，日本就可以自行處理。怎麼處理？首先是責成朝鮮承擔責任；如果朝鮮方拒不承擔責任，那麼日本人定當問個水落石出，日本人應審時度勢，出兵一事，應慎重考慮。

　　木戶孝允的主張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並付諸實際。後木戶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領事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鮮交涉此事。同時，派遣外務少輔森有禮赴大清，探詢大清態度。

　　一八七六年一月，森有禮到達北京，與總理衙門奕訢等進行洽談。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中朝宗主藩屬關係問題。森有禮斷言朝鮮之為中國屬國，「徒空名耳」，否認《中日修好條規》適用於朝鮮事務，企圖「在與朝鮮直接交涉之際，杜絕中國方面的干涉」。奕訢則表示「朝鮮為中國所屬之邦，與中國所屬之土有異，而其合於修好條規『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則一。」坐鎮津、保的李鴻章，密切地注視著中日會談，總理衙門也不時地「抄示往復議論朝鮮節略」。李鴻章認為日本對於朝鮮，以議和為名，實則備戰，而朝鮮並「不願議和，誠恐釁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鮮「不足以敵日本」，《中日修好條規》無法束縛日本手腳，日本侵佔朝鮮使中國「有唇亡齒寒之憂」，又不願傚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議採取「息事寧人之計」，勸誘朝鮮忍辱負重，允許日本「通商往來」，以期「暫弭兵釁」，避免中國捲入糾紛。

　　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李鴻章在保定會見了森有禮。森有禮專程拜訪李鴻章，是想「復申各說」，通過李鴻章影響總理衙門，打破談判僵局。李鴻章接見並宴請了森有禮。森有禮絮聒不休，聲稱「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李鴻章針鋒相對，指出「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有禮堅持強權的邏輯，而李鴻章卻迷信「萬國公法」，殊不知「萬國公法」並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強違約」。森有禮還否認朝鮮為中國「屬國」；李鴻章駁斥說：朝鮮「奉正朔，如何不是屬國」？他倆關於朝鮮是否中國「屬國」的爭論，其實質是西方殖民觀念與東方封貢觀念衝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圖排擠清朝勢力、打開侵略朝鮮的通路和清朝方面為維護宗藩關係、防止日本侵略朝鮮的鬥爭。森有禮在「酒酣面熱」時，曾說「取了高麗有何益處？」李鴻章乘機對他曉以利害，並揮筆疾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個字送給他。森有禮再三央求李鴻章轉商總理衙門，設法勸說朝鮮接待日本使臣。事後，李鴻章果然不負所托，向總理衙門詳細地報告了與森有禮會談的情況，並建議「將奏請禮部轉行朝鮮一節作為收場，以示格外和好，藉答來意，而略緩其逞強黷武之心，更於大局有益。」

　　由此可見，李鴻章對於朝鮮，既抱住所謂宗主權不放，又對日本侵略採取「息事寧人之計」，其結果勢必引進日本侵略勢力，損害清朝的既得利益。

　　一八七六年二月，朝鮮見中國無心出力保護自己，於是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在條約裡，朝鮮同意開放口岸，日本則聲稱朝鮮是「自主之邦」，和日本享有平等的權利。清政府沒有對此發表疑義，日本暗自得意。

　　當時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並非真正維護朝鮮獨立主權，而是企圖否定中朝的宗藩關係，開拓侵略朝鮮的道路。清朝統治者基於傳統觀念，以為只要朝鮮承認中國為宗主國，第三國承認與否無關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議，又未詰問朝鮮。殊不知如果與第三國引起外交問題，那麼第三國是否承認中朝宗藩關係，就會直接影響事態的發展了。此後，日本藉口朝鮮為「自主之邦」，遇事與朝鮮直接談判，竭力排除中國的干涉，處心積慮地把侵略的觸角伸進朝鮮。

　　一八八一年六月，美國派薛斐爾來中國聯繫和朝鮮簽立通商條約，找到李鴻章幫忙。李鴻章正擔心日本會藉機侵略朝鮮，薛斐爾的出現讓他心中暗喜。如果美國和朝鮮簽約，就會牽制日本的行動。所以，李鴻章對於此事十分積極。

　　一八八二年，朝鮮和美國簽訂條約。此後不久，英、法、德、義也紛紛和朝鮮簽訂條約。除美國特派一人作為駐朝公使之外，列強皆任命駐華公使辦理與朝鮮的外交事務，這等於承認了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對於這樣的結果，李鴻章十分滿意。

　　一八八二年，李鴻章回家為母親辦理喪事期間，朝鮮發生「壬午兵變」。

　　日本侵略勢力在朝鮮的膨脹和朝鮮統治階級的禍國殃民政策，激起了朝鮮人民的憤怒反抗，加劇了朝鮮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鬥爭。一八八二年七月，京城侍衛部隊聯合城市貧民發動起義，襲擊日本公使館，殺死幾個日本官員，並闖入王宮，閔妃化裝出逃。國王父親大院君李是（ｓｈì）應乘機入宮，自稱國太公，出掌政權。史稱壬午兵變。壬午兵變發生後，日本採取以武力為後盾的談判方式，加緊侵略朝鮮。日本派出一支艦隊赴朝，企圖脅迫朝鮮政府答應「懲凶」、賠款、增開商埠、使館駐兵、割讓土地等無理要求。

　　中國和日本都迅速作出反應。李鴻章派出淮軍先於日本進駐朝鮮，日本也派出軍艦來到朝鮮。清政府擔心的是，朝鮮因為內部的動亂而導致日本有機可乘，所以採取軍事行動，幫助李熙恢復王位。日本由於晚來一步，沒能藉機侵佔朝鮮，心裡十分懊惱。日本只好藉機提出朝鮮賠償損失。朝鮮同意給日本賠償損失，並允許為維護安全，日本使館可以駐兵。

　　守孝百日的李鴻章回到天津，他深深感到日本對於朝鮮的威脅近在眼前，開始著手加強對朝鮮的控制。清政府與朝鮮簽訂新的條約，在朝鮮取得宗主國的諸多特權。此外，李鴻章還派兵駐紮朝鮮，並在很多方面給朝鮮以支持，希望能牢牢地把朝鮮控制在自己的手裡。

　　日本看到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強硬態度和果斷措施，暫時收斂了對朝鮮的行動，轉而等待下一個合適的時機。日本人還對朝鮮要員鼓吹朝鮮應該獨立自主，應該放棄和中國的藩屬國關係。日本可以退還部分賠款，幫助朝鮮獨立。這樣，在朝鮮內部逐漸地形成了一股親日勢力，他們決定效仿日本，開始政治維新。

　　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下，一八八四年十二月，朝鮮發生「甲申政變」。親日派的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兵的幫助下打入皇宮，劫持國王李熙，並準備另立幼主。在沒有得到李鴻章命令的情況下，駐朝鮮的幾位清軍事將領商量對策。在袁世凱提議下，清軍迅速採取行動。袁世凱帶領朝軍和清軍在三天之內打敗日軍，平定政變，李熙又回到王位。袁世凱在此次行動中的出色表現，開始受到李鴻章的重視。「甲申事變」之後，袁世凱向李鴻章建議說，應該抓住時機穩穩地控制朝鮮。具體辦法是對朝鮮設立「監國」，並派重兵進入朝鮮，然後再和日本談判。袁還指出：日本並不比中國強，它敢於如此囂張是因為知道清政府懦弱，不敢開戰。如果我們強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事情果然讓袁世凱說對了，日本人要求朝鮮賠償損失。當時，和法國開戰的福建水師在馬尾全軍覆沒，李鴻章和清政府對於朝鮮問題並沒有及時打擊日本囂張氣焰，而是息事寧人，任由朝鮮和日本簽訂了對日本賠禮的條約。

　　李鴻章的一味忍讓並沒有換取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和平共處，反而大大激起了他們的狂妄野心，李鴻章的忍讓讓他們感覺到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和害怕打仗的弱點，於是在一八八五年二月派出伊藤博文來到中國，專門和李鴻章進行朝鮮問題的談判。在談判中，李鴻章同意：如果朝鮮發生事變，中日雙方如若派兵到朝鮮，一定要照會對方政府。這樣談判的結果，一方面是中國允許日本可以在朝鮮事變時派兵到朝鮮，另一方面是中國失去了只有宗主國才應有的派兵特權。伊藤博文為日本瞭解中國對朝軍事動向找到了最好的機會，為日本侵略中國做好了埋伏。在和伊藤博文的交往中，李鴻章感到伊藤博文並非等閒之輩，中國防範日本侵略十分必要。但是李鴻章沒有預想到在以後和日本的交往中，日本的狡詐多變遠甚於西方列強。這種耽於忍讓的錯誤認識與行為，實在是李鴻章「一生事業掃地無餘」的源頭，它把李鴻章一次次逼進了人生的絕地。

　　一八八五年四月，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了《天津條約》。條款大意是：「朝鮮再不是中國的附屬國，中日共管朝鮮大事」。這樣日本就獲得了隨時向朝鮮派兵的特權。此後，李鴻章把袁世凱派到朝鮮，加強對朝鮮的控制。袁世凱不負眾望，把朝鮮的政治局面控制得很牢，並在經濟上給予朝鮮很多幫助。

　　一八八九年，美、德、俄等國先後與日本簽訂新約，放棄對日本的特權。一八九○年，英國也同意廢止英國在日本的領事裁判權。這時候的日本，經濟發展很快，已經成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就要同列強一起，來爭奪中國這塊肥肉了。

甲午硝煙亂紛紛

　　一八九四年，即陰曆甲午年，在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帶有災難性的年頭。日本利用朝鮮問題，把缺乏警覺的李鴻章拖進了預設的戰爭陷阱。

　　甲午戰爭並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當時日本大體上確立了以軍事工業和輕工業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並完成了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計劃；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政潮迭起，局勢不穩。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地位和滿足地主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需要，伊藤博文內閣走上了發動侵華戰爭的道路。

　　正當日本加緊準備侵華戰爭的時候，清朝統治層卻正在忙於內部權力之爭。一八八九年，光緒年屆十九，並已完婚，按照清朝慣例，已經成人，慈禧覺得不便繼續「訓政」，只得宣佈「撤簾歸政」，由光緒「親政」。所謂「親政」和「訓政」的不同處，只是光緒先看奏摺，然後再請慈禧懿旨。由於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權，與光緒接近的朝臣未免憤憤不平，光緒也不甘心於傀儡地位，於是在光緒周圍逐漸形成一個並無正式組織形式的小集團，與集合在慈禧周圍的龐大官僚集團隱然相對。時人稱前者為「帝黨」，後者為「后黨」。帝黨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後為同治、光緒師傅，歷任刑、工、戶部尚書和軍機大臣，是一個「尊王攘夷」論者。帝黨的主要成員是光緒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舊門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禮部侍郎志銳、珍妃的師傅侍講學士文廷式，以及經筵講席官李文田、侍讀學士陸寶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鳴鑾，門生張謇，還有被稱為「後清流」的編修黃紹箕、丁立鈞、國子監祭酒盛顯、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黨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當權勢外，其餘無拳無勇，多是詞館清顯，台諫要角，議論風生，沒有實權。帝后兩黨都是封建統治集團，雙方矛盾的焦點是爭奪最高統治權。當然，帝后兩黨在內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與守舊、抗爭與妥協的差異。后黨以利祿籠絡李鴻章，企圖藉助淮系集團的軍事、政治、經濟實力，鞏固既得權勢。李鴻章雖然讚許帝黨革新內政的主張，但是既不滿於帝黨在「抵禦外侮」中「一意主戰」的態度，又鑒於后黨掌握著清政府實權、主宰著自己宦海浮沉的現實，因而傾向后黨。帝黨因無軍隊作支柱，積極籠絡湘系集團，而劉坤一等湘系首領基於同淮系集團爭奪權勢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黨。

　　一八九四年是慈禧六十大壽之年。慈禧一心舉辦盛大慶典，藉以滿足個人虛榮心和擴大后黨權勢。從年初開始，慈禧就指派首席軍機大臣世鐸等「總辦萬壽慶典」，廣徵獻納，肆意揮霍，準備在生日那天，在頤和園接受百官朝賀，然後回宮。自頤和園到西華門，沿路搭建龍棚、龍樓、經棚、戲台、牌樓、亭座及點設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壯觀瞻」。她還「殊恩特沛」，用加官晉爵的辦法，籠絡親貴和文武大臣，封奕劻為慶親王，賜李鴻章三眼花翎，以下賞賜有加。慈禧的舉措，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帝黨的不滿。及至日本入侵朝鮮之後，帝后黨爭就因外交問題而日趨複雜和激化。

　　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鮮南部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朝鮮統治者極為恐慌，請中國出兵助剿起義軍。日本政府認為這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好機會。為了誘使清政府出兵干涉，以製造侵略藉口，便通過日本駐朝使館翻譯官鄭永邦向袁世凱表示：「如果清朝出兵干涉朝鮮內亂，日本一定不會干涉。」這使得袁世凱堅信日本不會派兵干涉，從而一再致電李鴻章迅速派兵援朝。

　　六月四日，李鴻章又接到朝鮮政府關於「酌派數隊，速來代剿」的請求。於是李鴻章決定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統兵一千六百人進駐朝鮮漢城以南的牙山，會同朝鮮政府鎮壓「東學黨」起義，並按照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條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通知日本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消息。日本政府見清政府已出兵，便以「保護」日本使館和僑民為名，命第五師團大舉進入朝鮮，並於六月十日佔領了漢城。袁世凱針對日本同時派兵入朝的異常情況，電告李鴻章拿主意。這時李鴻章也看不出日本侵略的最終目的，寄希望於外交上解決，一廂情願地避戰求和，在軍事上防備考慮不充分。朝鮮「東學黨」起義被鎮壓後，李鴻章以「韓亂」已經平息，向日本提出中日同時撤兵。日本非但不允許，反而繼續增兵，一月之內派到朝鮮的軍隊達萬餘人，企圖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已昭然若揭。李鴻章知日本居心叵測，只好一面電告中國駐朝軍隊：「日內外俱備，我備未齊，不宜先露心機。」一面緊張地進行外交活動，幻想西方列強尤其是英、俄等國出面調停，促使日本撤兵。日本則以默許英、俄等國的在華利益為條件，換取了列強各國在中日兩國衝突中採取有利於日本的「中立」立場。李鴻章的外交活動宣告失敗。

　　中日軍隊在朝鮮對峙，戰爭一觸即發。七月十二日，葉志超致電李鴻章請示是進還是退，並提出了上中下三個對策：上策為增加軍隊，準備同日本作戰；中策為自動撤兵，下策為坐守絕地。同時，李鴻章上奏朝廷，建議採取葉志超的中策，撤後，行文各國公使並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約，如彼不依，秋初再圖大舉。但「親政」不久的年輕皇帝光緒力圖有所作為，不同意李鴻章的建議，決定採取葉志超的上策，援兵朝鮮同日本作戰，並於七月十四日下諭令：「現在事機緊迫，著李鴻章速為籌備，先派一軍由陸路前往邊境駐紮，以待出發。」

　　李鴻章奉旨後，十分猶豫，電請養病在家的劉銘傳「督辦朝鮮軍務」，劉銘傳託病不出。此時光緒帝對李鴻章的遲疑態度極為惱火，於七月十六日又下了一道嚴諭：「責令李鴻章不可畏縮不出派，否則如果耽誤戰機，定治罪於他。」

　　李鴻章受到嚴斥，被迫無奈只好匆忙著手部署，分別由天津、旅順、奉天等地抽調總兵衛汝貴、左寶貴、記名提督馬玉崑、副都統豐升阿等軍一萬四千餘人，取道遼東過鴨綠江進軍朝鮮平壤，另由天津抽調仁軍、北塘兵二千餘人，取海道進援牙山，並派北洋艦隊的濟遠、廣乙、威遠三艦護航。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聯合艦隊在豐島海面偷襲中國護航的海軍船隻，並擊沉運兵船高昇號，不宣而戰。二十八日夜，日本陸軍又偷襲牙山清軍，在成歡接仗，清軍大敗。八月一日，光緒皇帝正式頒佈宣戰上諭，甲午中日戰爭於是全面爆發。

消極防禦失國土

　　從甲午中日戰爭總體看，日本精心策劃，採取戰略進攻態度，相反地，清政府是被迫應戰，事前缺乏充分準備，事後也沒有制定合乎實際的戰略計劃，完全處於戰略防禦地位。這決定了清政府以後所採取的一系列方針以及北洋海軍逐步走向全軍覆沒的結果。

　　制定、實施「保船制敵」方針直接導致了平壤戰役的大敗。早在中日宣戰之前，日本戰時大本營就已經制定好入侵中國的戰略方針：以主力在渤海灣登陸，於直隸平原同清軍主力決戰，奪取北京。而在清軍方面，事先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方針，直到正式宣戰，清政府才在宣戰詔書中，提出一個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繼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根據這一方針，清政府決定再增調陸軍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後南下驅逐入朝日軍，以海軍各艦隊分守各自防區內的海口，北洋艦隊即游弋於黃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峽，策應入朝清軍，並確保京都門戶的安全。

　　不久，日軍得知大批清軍將於平壤集中南下，決定命第三師團赴朝，與第五師團合編為第一軍，北攻平壤，先佔領朝鮮全境，作為進攻中國的橋頭堡。命聯合艦隊「從海上接應陸軍，使其完成進擊平壤之功」。根據這一部署，日本聯合艦隊放棄同北洋艦隊決戰，改用牽制北洋艦隊的辦法，控制仁川、大同北口，阻止清軍從海道增援朝鮮，以策應日本陸軍北攻平壤。

　　豐島海戰之前，李鴻章十分重視控制仁川、大同江口，但豐島海戰後，李鴻章懾於日本艦隊的威力，不僅主動命丁汝昌將艦船撤回，而且每當丁汝昌率艦隊往巡，總告誡他，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以保全船為主。中日雙方正式宣戰後，李鴻章既害怕艦隊遠出有失，又怕敵軍艦隊突然闖入北洋各口。一八九四年八月九日，丁汝昌奉命率十艦赴朝鮮海面巡擊，但日本聯合艦隊不與他作戰，而是駛進威海、旅順港口，假裝要攻擊，實際目的是要北洋艦隊回航，把制海權讓給他們。而此時，光緒皇帝獲悉日本艦隊深入威海、旅順一帶活動之後，擔心他們會入侵大沽口，於是於八月二十三日電諭丁汝昌，要他在大沽門戶附近巡航，不得遠巡。這樣，拱手將仁川、大同江口的制海權讓給了日本。

　　因丁汝昌受李鴻章「保全堅船」的束縛，多次出巡無功，引起朝野不滿，光緒皇帝於八月二十六日將其革職，為此，李鴻章上奏為丁汝昌辯護，並乘機正式提出「保船制敵」的作戰方針。從此以後，「保船制敵」就成為北洋海軍對敵作戰的基本方針。按照這一方針，主動放棄與日本海軍爭奪黃海制海權，而退守「北洋各口」，不出渤海一步。這使日軍得以從海上順利地應援侵朝陸軍。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五日，日軍對平壤發動總攻，當夜攻佔平壤。十九日，李鴻章電告葉志超駐守義州，三天後，又令其全線撤回，退出鴨綠江，日軍隨即佔領了朝鮮全境。

　　在平壤戰役前夕，李鴻章為了及時增援平壤，決定將駐防大連一帶的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八營四千人，由海道運至大東溝，然後轉由陸路開赴朝鮮，並命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護航。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北洋水師十一艦護送增援平壤守軍開抵鴨綠江口大東溝登陸後準備返航。途中遇到十二艘懸掛美國國旗的軍艦。突然，十二艘船艦上的美國國旗全部換成日本旗幟，向北洋軍艦發動襲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雙方激戰了五小時，北洋艦隊損失慘重：五艦被擊沉，六艦負傷，死傷官兵千餘人。日軍有五艦受到重創，死傷六百餘人，並先行撤離戰場，北洋水師也返回旅順。至此黃海大戰結束。

　　水陸兩線作戰清軍全部潰敗，一時議和輿論甚囂塵上。慈禧令戶部尚書翁同龢到天津同李鴻章商談和戰之事。翁同龢是當時主戰派的領袖，見到李鴻章後嚴厲責問其為何遲遲不肯發兵，以致貽誤戰機！李鴻章怒目而視，冷笑道：「翁師傅主管戶部，平時向您要經費時總遇冷臉，事到臨頭才來責問。我倒想問問您，那幾條軍艦能靠得住麼？」翁同龢反問道：「為臣者本應盡職盡責，為何不再向朝廷請求？」李鴻章答曰：「朝廷疑我飛揚跋扈，大臣彈劾我貪財舞弊，我若繼續索要經費，今天還有李鴻章麼？」翁同龢爭他不過，把話題引到戰局問題：「東北乃龍興之地，如果失守如何是好？」李鴻章坦白道：「奉天軍隊實靠不住，我鞭長莫及，東北防務一點把握都沒有。」半個月後，遼東半島淪陷，奉天危急！

　　而此時，北京城內歌聲悠揚，鼓樂沖天，正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紫禁城和頤和園張燈結綵，喜氣洋洋，絲毫看不出戰爭的痕跡。「老佛爺」五十大壽時就因法國人作祟沒過好，這次可要好好慶祝一番。總管太監李蓮英下令，這段時間內凡可能令「老佛爺」不高興的事一律不准奏報！這一做法果然有效，慈禧下令，大赦天下，放假三天。李鴻章可沒閒著，前線救急電報雪片似的發來。李鴻章加緊了求和步伐：一面派人以祝賀俄國新帝即位為名請求俄國出面調停；一面委託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赴日議和。李鴻章對德璀琳充滿期待，對外宣稱：如果德璀琳和伊藤博文談判順利，中日可先停戰，再議和。日本政府此時全無議和之意，認為德璀琳不符使者資格，拒絕與其談判。德璀琳在日本待了幾天，連伊藤博文的面也沒見著，覺得很沒面子，便找了個藉口：「本日接到恭親王電報，說日本政府已承諾由美國政府來仲裁，所以本人沒必要在日本逗留，即刻返回中國。至於李鴻章的信函，我已在日本郵寄給伊藤伯爵。」隨後灰頭土臉地回到天津。日本報紙評論德璀琳此次斡旋是：「貿然而來，悵然而返，真是好生奇怪！」

　　李鴻章焦急等待德璀琳和美、德外交調解時，日軍連續攻陷金州、大連，向旅順猛撲。旅順口與威海衛隔海相望，是渤海門戶。日軍決定以「重大傷亡代價攻取旅順」。日軍攻佔旅順後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城行動，全城僅留三十六人負責掩埋屍體。負責旅順船塢工程的龔照璵，金州失陷後逃回天津。李鴻章令其回旅順前線效力。然日軍進攻旅順時，他棄船廠於不顧，喬裝改扮混在士兵中逃跑了。當時人們編了「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的歌謠諷刺淮軍逃跑之快。李鴻章一生都以淮軍為榮，此次敗逃實使其遭受了不小的打擊。

　　這次黃海大戰，是中日雙方海軍的一次主力決戰，規模大，戰鬥激烈，時間長。在戰鬥中，北洋艦隊雖損失大於日方，但也給日艦以重創，使日軍要「聚殲清艦於黃海中」的狂妄計劃未得逞。但客觀上講，黃海大戰中雙方海軍就實力而言，中國並不遜於日本。北洋水師如果準備充分，指揮有方，不至於損失那麼重。即使如此，日本是長線作戰，經費及武器供給和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因素均不利，如果黃海大戰後，北洋艦隊積極調整戰略部署，有可能挽回不利戰局。可惜的是，李鴻章進一步陷入畏懼、妥協之境地，積極尋求西方列強出面調停，想盡快結束戰爭。此外，由於李鴻章視北洋艦隊為私人資本，對於這次海戰損船較多，他大為憤怒，再次強調「保船」方針，使得丁汝昌不敢再戰，致使日本海軍基本上掌握了黃海制海權，對以後戰爭進程及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產生了重大影響。

　　日軍的下一目標是威海。李鴻章令丁汝昌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守住威海衛。當時朝野均指認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貪生怕死、畏敵避戰，要求將其立即撤職。北洋海軍總教習德國人漢納根評價道：「有人責備北洋海軍，殊不知這不是北洋海軍的過錯，也不是丁提督的過錯。有人鉗制海軍，丁汝昌不能做主。」這個人就是李鴻章。李鴻章認為中日軍隊實力懸殊，攻打旅順時，丁汝昌曾請求艦隊與日本決一死戰。李鴻章堅決反對，對丁汝昌說：「你在威海衛守住那幾隻船，其餘不關你的事！」

　　日本此時突然改變戰略，在報紙上公開刊登議和「價碼」：中國賠償軍費四億兩，並將日當時所佔之區割讓日本。清政府認為條件雖苛刻，卻有議和的希望，任命邵友濂、張蔭桓為全權大臣，赴日談判。一向主張議和的李鴻章對此次議和態度並不積極，他認為日本此時提出議和，其中定有蹊蹺。果然，清方使臣還未踏上東瀛，日軍便發動了更大的攻勢。二人使團的迅速成行明確顯示出清政府無心戀戰、急於求和的真實意圖，也使日本政府堅信，戰爭越擴大就越有利可圖。

　　黃海海戰後，日軍戰時大本營為了首先實施侵入遼東半島的作戰計劃，令第一軍盡快打過鴨綠江，入侵遼寧，威脅瀋陽，以牽制正面清軍，並掩護由第一師團和第十二混成旅組成的第二軍於遼東半島進行登陸作戰；而清軍方面，為了阻止日軍向中國本土進攻，已由海守陸攻轉變為全面防禦。針對當時敵我態勢，李鴻章提出了所謂的「單純防禦作戰」方針。而光緒皇帝雖抱負很大，但他既動員不了全國力量，又受到慈禧的牽制，難有所作為，因此，清政府採取了李鴻章提出的單純防禦作戰方針。但即使採取這一方針，由於未弄清楚日軍主攻方向，對敵人重點進攻的遼東半島非未加強防禦力量，反而不斷把守軍調赴他處，這就給日軍在這裡登陸提供了有利條件。

　　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軍第一軍首先在鴨綠江發起進攻。同一天，第二軍在日本海軍護航下，沒有受到北洋艦隊的任何阻攔，也開始順利地在花園口登陸。十月底，當登陸日軍緩慢向前推進之際，丁汝昌率艦隊由威海抵達旅順，但未敢前往日軍登陸地點進行任何必要的襲擊。十一月七日，登陸日軍因駐守大連清軍潰逃而不費一槍一彈便佔領了大連灣。同一天，丁汝昌也率艦隊返回威海。後由於受到李鴻章訓斥，十一月十二日下午，率艦隊開赴旅順，稍事游弋，於十三日晚即離開旅順折回威海。二十二日，旅順即被日軍攻佔。此後不到一個月，日軍即攻佔了遼東半島大部分要地，為進行直隸平原決戰，奪取了前進陣地。

北洋艦隊全覆沒

　　日軍在攻佔旅大之後，準備進行威海衛戰役，但由於威海衛軍港正面設防十分堅固，不易攻取，於是決定選擇清軍防禦薄弱的榮成灣一帶登陸，從側後奪取威海衛。而清軍方面，因遼東半島潰敗，清政府責怪李鴻章救援不力，下詔將其革職留任，命他親赴大沽、北塘等處巡視、佈置。同時，把兵力多調到遼沈，而忽視山東半島。結果，京都多達二百餘營，近十萬人，而敵人進攻重點山東半島僅四十多個營，不到二萬人。特別是榮成方向，兵力最弱，僅四營一千四百多人。鑒於威海衛後路兵力單弱，守將戴宗騫曾經向李鴻章建議採取「雖佈近局、仍扼外險，寧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的戰守之策，但李鴻章仍堅持採取單純防禦方針，使得陸岸守軍只好坐等敵人來攻，海軍艦隻則被降為要塞的活動炮台或輔助炮台，完全失去了艦隊所具有的機動性能，為日軍全殲北洋艦隊提供了條件。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日，威海衛失陷。統帥丁汝昌早已做好與北洋艦隊同存亡的準備。豐島海戰後，他將兒子丁代禧留在身邊，兒媳張氏和孫子丁旭山送回原籍。臨行前他交代張氏：「我的生命已交給了國家，你一定要照看好我的孫子！」劉公島保衛戰開始後，丁汝昌向李鴻章表示：「唯有船沒人盡而已！」丁汝昌派人將鴉片送到船上，以備如果不能戰死就服毒自盡。為防止受傷軍艦落入敵手，丁汝昌用廣丙艦的魚雷炸沉了已擱淺的靖遠艦，又在定遠艦中部裝上火藥，將其炸毀。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吞鴉片自盡，實踐了「艦隊亡則人亡」的誓言。丁汝昌向廣大官兵許諾的最後一天終於來到了。傍晚，丁汝昌收到李鴻章的電報，上面寫著「援兵無期」！

　　最後的希望破滅了。深夜時分，水陸兵民萬餘人向他哀求活命。丁汝昌嘆口氣，道：「與軍艦同生死是我的職責。但我的死可以救你們的命。」他向大家暗示自己死後可投降日軍以求活路。並交代部下牛昶昺銷毀北洋水師的提督印。丁汝昌服下事先準備好的鴉片，次日清晨氣絕身亡。

　　牛昶昺等推舉楊用霖出面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楊用霖當場嚴詞拒絕，口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走入船艙，飲彈身亡。護軍統領張文宣同時自盡。美國人浩威建議以丁汝昌的名義投降，牛昶昺在投降書上蓋提督大印。幾人將責任推到丁汝昌身上。可憐丁汝昌死後蒙羞，家產全被沒收，子孫流離失所。直到宣統二年（一九一○年），在威海商民聯名提議下，方由袁世凱上奏為其平反昭雪。

　　北洋艦隊尚存的十艘艦船和劉公島各炮台軍資器械，全部為日軍所擄。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日本艦隊徐徐駛入威海港。中國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等十艘軍艦換升日本國旗。只有康濟艦仍懸掛黃龍旗，載送著丁汝昌、劉步蟾、楊用霖等六人的靈柩。下午一點，十艘中國軍艦全部編入日本艦隊。四點，康濟艦在汽笛的哀鳴聲中，冒著瀟瀟冷雨，淒然離開威海。

　　至此，李鴻章經營了十多年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了。此時，李鴻章也結束了權傾朝野的日子，不僅朝廷對他不再寵信，在文武百官以至百姓中，他也威信一落千丈。甲午戰爭，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是李鴻章大搞洋務的終點。

　　北洋海軍自一八七五年開始籌建，一八八八年正式成軍，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為日本海軍完全摧毀，李鴻章的努力付之東流，同時也使中國喪失了制海權。北洋艦隊的毀滅，可以部分歸咎於清政府、李鴻章所採取的消極防禦戰略，但北洋海軍本身存在的若干缺點也不容忽視。首先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軍名義上隸屬於北京海軍衙門，但實際上卻歸李鴻章節制。李鴻章此時已成為全國督撫的領袖，集內政、外交、洋務、海防於一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於應付每日遇到的政治問題，以致不能對北洋海軍諸多問題給予更多注意；其次，指揮系統不清：由於李鴻章未能經常顧及海防，北洋海軍由丁汝昌負責。但丁汝昌未受過海軍正規訓練，因此他常為部下所輕，他們大多數人是由中國水師學堂畢業。另外，北洋艦隊中的外籍軍官有的傲慢自負，要求過分。這些外國軍官和中國軍官之間關係緊張，時有衝突發生，它導致北洋海軍進一步衰敗和腐化；第三，經費不足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最初海防經費預算每年二百萬兩，但從未如數收齊。北洋海軍改隸於海軍衙門以後，艦隊每年預算減至不及一百三十萬兩。

　　最糟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戶部建議停購艦上大炮、裁減海軍人員。這些建議得到朝廷准許。這使艦隊及其裝備的更新成為不可能。以上北洋海軍自身所存在的弱點以及甲午中日戰爭中李鴻章一貫主張「防禦」的方針，導致了北洋艦隊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被日軍全部殲滅。

忍辱負重簽契約

　　李鴻章對日戰爭的失敗，使清政府極不滿意，光緒帝決定給予他革職留任的處分，並褫奪其黃馬褂。隨著威海衛戰敗、遼陽戰敗，清政府非常擔心北京失守，於是清政府派出多人去和日本談判，但是均被驅回，日本方面暗示說，只有讓李鴻章來才可以。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朝廷命令李鴻章為頭等議和全權大使，取消處分賞還黃馬褂，讓他火速來京議事。李鴻章知道事關重大，接到命令之後，急急趕往北京。李鴻章無法做到讓自己置身於事外，高高掛起。此時的李鴻章只有一個念頭，只要大清帝國需要，就要為大清帝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此刻，自詡為泱泱大國的清朝，似乎除了李鴻章就沒有第二個人能擔當起這樣的使命。事實上，恐怕也沒有第二個人肯去擔當這樣的使命了。李鴻章在心裡已經做了最壞的準備，在和朝廷談話時，表示自己無法擔當割地這樣的責任。最後朝廷給予他全權處理的權力。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午後二時半，李鴻章與李經方和美國顧問科士達一行到達馬關，登上春帆樓。春帆樓上放著一張長方形會議桌，旁邊擺放著十多把椅子。日方還特別在李鴻章的座位邊安置了一隻痰盂，大約是有意無意地提醒著大家，這位清國全權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為談判頒佈了四條規定：一是除談判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會場；二是各報報導必須要經新聞檢查後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廳外，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須由官廳稽查。此外，伊藤博文還特別宣佈：清政府議和專使的密碼密電，均可拍發，公私函牘概不檢查。從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對李鴻章和清國使團非常客氣，其實，日本人已成功破譯清廷的密碼，而且，在談判過程中甚至瞭解到清國使團此次來日本的賠款底線是二萬萬兩白銀，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三月二十一日，在與李鴻章的首次談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鴻章提出的停戰條件是：日軍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一線所有城池和堡壘，駐紮在上述地區的清朝軍隊要將一切軍需用品交與日本軍隊；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由日本軍官管理；停戰期間日本軍隊一切駐紮費用開支由清政府負擔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關、天津一線如果被日軍佔領，將直接危及北京安全。這個停戰條件是清政府萬萬不會答應的。如果這一停戰條件被清政府駁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戰。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時隱藏了日軍正向台灣開進的事實，企圖在日軍佔領台灣既成事實後，再逼李鴻章就範。

　　春帆樓上，中日兩國代表唇槍舌劍，談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時，一樁突發事件改變了談判的進程。在馬關的春帆樓上，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開始談判。經過三次談判之後，李鴻章感覺身心憔悴。因為耗費這麼多天的精力，居然沒有什麼任何意料中的進展。然而，意外卻不期而至──這天，同以前一樣，李鴻章無奈地走出春帆樓，即將到達所住的行館時，忽然，一個年輕的男子從人群中衝了出來，隨即以手槍向李鴻章射擊，子彈擊中了李鴻章的左頰。周圍自然是一片慌亂。原來，此人名叫小山，是一個極端的日本侵華分子。他希望中日戰爭一直打下去，不願意和中國議和，所以決定刺殺李鴻章。李鴻章被刺，昏厥過去。隨行的西醫馬上採取急救措施。李鴻章醒來之後，表現得很鎮靜。李鴻章看著衣服被血染紅，長嘆一聲說，「此血可以報國矣」。由於子彈卡在他左眼下的骨頭縫裡，沒有醫生敢在這個位置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

　　李鴻章遇刺之後，國際輿論嘩然，紛紛譴責日本。日本害怕列強干涉，只得宣佈無條件休戰。日本本來想見好就收漫天要價，結果行刺事件的發生使得日本的計劃被破壞。伊藤博文惋惜地說：此次事件的嚴重性，超過在戰場上一兩個師團的潰敗。日本天皇和皇后分別派出御醫和護士，讓他們好生給李鴻章治療。伊藤博文也以私人身份前去探望。順便說一下，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二人，在人生經歷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更為巧合的是兩個人都曾經遇刺。雖然發生了遇刺事件，李鴻章還得堅持談判。面對日本人割讓遼東、台灣、澎湖，賠款軍費三億兩白銀的漫天要價，李鴻章實在難以認可。清政府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均是模稜兩可的「著鴻章酌量辦理」。

　　四月十日，李鴻章傷勢稍好轉之後，中日雙方又就甲午戰爭展開第五次談判。中國的和約修正案送達日方。由於李鴻章的傷勢漸癒，親自參加了會議。陸奧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員有李鴻章、李經方、伍廷芳、馬建忠、羅豐祿。日方出席人員有伊藤博文、伊東巳代治、井上勝之助、中田敬義、陸奧廣吉、楢原陳政。

　　在最後簽字的前一天下午，日方的要求極其苛刻。只允許中方回答「允」或者「不允」，李鴻章沒有絲毫討價還價的餘地。李鴻章一直磨到天黑，希望能夠再減少兩千萬兩，最後，甚至含淚請求伊藤博文說，就算給我這個老頭子回家的旅費吧。伊藤博文根本不予理會。晚上，伊藤博文還威脅李經方說，如果明天你們還不簽字的話，你們這些代表能否安全回家，我怕都不能真正保證了。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與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割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及附屬島嶼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兩；增開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開闢內河新航線；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產品運銷中國內地免收內地稅。

　　一八九五年之後，李鴻章像被水淹過的一座土山一樣坍塌了，在此之前，這座山巒曾經氣衝霄漢，巍峨矗立。從某種意義上說，李鴻章猶如一個賭徒一樣，輸掉了自己畢生的積蓄。但李鴻章還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傷，像一個職業外交家一樣，盡力用外交彌補自己的過失。而後，他把自己封閉在冷靜的沉默中，就像一隻受了傷的老虎，一邊舔著自己的傷口，一邊思考著對策，隱忍，等待，夢想著伺機一擊。只可惜，李鴻章沒有等到出擊的那一天。以後的日子更加陰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煩和鬱悶；是寒冷，那彷彿來自極地之側的冰寒。

　　一八九五年四月，李鴻章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還有懊惱沮喪的心情回國時，發現自己早已成了舉國之「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民間傳說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更有人公開聲明說，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只有那一句話，讓李鴻章聞後不能不老淚縱橫。其時，全體軍機大臣集體上奏給光緒帝，奏摺中有此一語：「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當舉國上下一片討伐李鴻章之時，沙俄突然跳出來聲稱要幫助清政府討回遼東半島，這讓清政府眼前一亮。本來，俄國就一直打著朝鮮和中國東三省的主意，它是想伺機奪取不凍港，擁有自己的東方出海口。為此，沙俄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就開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他們夢想著鐵路能從中國東三省穿過，利用旅順和大連這兩個不凍港。中日戰爭爆發，李鴻章請求沙俄調解，沙俄也是抱著觀望的態度，直到中國戰敗。

　　俄國並不希望這樣的結局。如果日本在控制朝鮮後，再控制了遼東半島，沙俄在華利益就會受到極大的損失。於是，沙俄聯合了德國和法國為清政府說話，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德國和法國是出於什麼目的呢？法國是想通過俄國牽制德國，德國是想討好俄國，讓俄國把目光放在遠東地區，自己好在歐洲下手。這就是所謂「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之起因。後來，「三國干涉還遼」成功了。《馬關條約》最後是這樣的收場：清政府賠款二萬萬兩巨銀，並付給日本「贖遼費」三千萬兩白銀，割讓台灣、澎湖。雖然今天我們可以客觀地看待李鴻章，不能把賣國的罪名安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但是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李鴻章從晚清政府的利益出發，和晚清政府一起出賣了中國的部分主權和領土。

　　由於簽訂《馬關條約》而被免去顯赫職務的李鴻章心裡並不怨恨清政府的處罰。李鴻章知道，大清帝國必須要懲辦一個「賣國賊」以平息眾怒，李鴻章必然成為大清帝國賣國的替罪羊。

不敗而敗留怨言

　　中法戰爭是由於法國資產階級推行殖民擴張政策，侵略越南，並以越南為基地進而侵略中國引起的。中國和越南有著悠久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清朝封建統治者與越南封建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封建的宗主與藩屬關係。清朝皇帝要越南國王接受「冊封」，並定期派人到京「朝貢」，而清政府則對越南負有保護的責任。這種關係屬於東方封貢體系，同西方殖民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關係，既不為政治統治，又不為經濟掠奪，而主要是著眼於軍事國防，維護西南邊疆的安定。及至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越兩國人民都面臨著遭受殖民者奴役的命運和反對殖民者的共同任務。清朝統治者在越南方面要求給予援助的情勢下，也不能不有所行動。

　　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法國就用武力脅迫越南阮氏王朝簽訂《西貢條約》，將南圻變為殖民地。一八七三年法國派安鄴率軍侵犯河內地區，留駐在中越邊境的中國農民武裝黑旗軍及其領導人劉永福響應越南政府的號召，馳援河內，大破法軍，陣斬安鄴。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卻在法國的訛詐下，與之簽訂《越法和平同盟條約》，承認法國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護權」。一八八○年以後，法國開始計劃奪取越南的北部，這直接影響著中國西南邊疆的局勢。總理衙門和李鴻章商討之後，李鴻章認為應該先派遣兵船到越南紅江以壯聲威，然後派出外交使者做議和的準備。清政府決定要做好備戰、議和兩手準備。

　　一八八二年，法軍佔領河內，中法關係急劇惡化。馬建忠才將朝鮮兵變理畢，又被李鴻章遣赴上海與法國公使寶海談判。十月十七日，馬建忠按照李鴻章的指示，與法使寶海訂立三條越事辦法：中國將滇、桂軍撤回國內；開闢邊界通商；越南紅江南北分別由中法兩國控制。次日李鴻章向總署報告了情況，並建議下令滇桂前敵將領不再深入越地。

　　總署批准，通知前敵將領酌量退兵。法國公使寶海留在上海等候巴黎的批准。就在中法的談判就要取得最後的成功時，法國內閣改組了，重新實行極端侵略擴張主義，中法關係再次惡化。

　　一八八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鴻章發了急電給總署，說據馬建忠從上海發來的報告，法國已改變了對和議的態度，請朝廷趕快準備加強滇桂前線的防務。

　　當時朝廷上下幾乎是一致反對法國對越南侵略的。大臣們有的說要保護越南，覺得應重視保護越南，外藩解體不可避免，不但琉球不能恢復，而且朝鮮、蒙古也會出現危情，提出一定要維護封建的宗主權；有的則強調越南與中國的唇齒相依的關係，認為「保越」才能「固邊」。

　　然而，這時又出現了日本利用法國侵越侵略朝鮮的問題。因而朝廷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意見，覺得朝、越均為藩屬，兩者相較，應以朝鮮為先為重。滿族名臣寶廷說：「即失雲貴，不可失朝鮮。」漢族名臣鄧承修也指出直隸渤海的戰略地位並非滇粵可比。李鴻章所持的正是這樣一種觀點。

　　不久，李鴻章因為母親去世，回家料理喪事。此時，由曾紀澤處理中法交涉事宜。曾紀澤的態度很強硬，強調中國和越南的藩屬國關係，強烈向法國提出抗議。而法國報以冷漠的態度，不予理睬。按照傳統的慣例，李鴻章應該為母親丁憂三年。可是清政府鑒於局勢緊迫，特「奪情」要求李鴻章守滿百日即回。

　　清政府命李鴻章趕到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授權他節制全部廣東、雲南、廣西邊防軍。

　　但李鴻章心裡卻想著越南不如朝鮮重要，不願去廣東。他想讓袁保齡從中幫忙，讓朝廷收回成命。袁保齡為袁世凱族叔，與中樞中的李鴻藻乃是師生。三月裡，袁保齡寫信建議李鴻藻派李鴻章的大將劉銘傳做「保越之將」，去負責指揮前線的部隊；還極力誇李鴻章「志力宏闊」，不減當年，近來更加「親賢遠佞」，用人取捨都做得很好。四月初，袁保齡又寫一封信給李鴻藻，內稱：「重臣宜外示鎮靜，內顧根本，伐越人牽制之謀，則駐津便；即謂暫助聲威，密通各國線索，為可和可戰之地，則駐滬亦便。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視駐粵遠勝矣。」想讓李鴻章在天津或上海坐鎮，而不是待在廣東。此乃向中樞人物疏通以助李鴻章之舉。

　　四月初七，朝廷讓李鴻章坐鎮上海，統籌全局。十六日，李鴻章離開合肥前往南京。到南京後又停留了三天，和左宗棠就調兵運餉等事宜進行了討論。二十日，他向總署說：「我現在正在和左宗棠討論軍隊和糧餉的有關問題，左宗棠提出調動軍隊是可行的，然而不能再給被調走的部隊發餉，但我覺得就連調集軍隊也並非易事。」

　　五月初四，李鴻章和法國新任公使脫利古（又譯為德理固）在上海會晤。脫利古拒不承認越南與中國的臣屬關係，堅決要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李鴻章掌握了之前劉永福已在河內附近大敗法軍的情況；而且當時法國已向越南增兵，派遣了四艘鐵甲艦、軍艦和三千名陸軍士兵；法國議院已作出無限制增加軍費的決定，準備一血恥辱，而脫利古此行目的就是取消寶海原訂協定。因此在結束了與脫利古的談判後，他馬上向總署報告，說：中國只有北洋的揚威、超勇和南洋的揚武、超武幾艘可以用於保衛海疆，軍隊是兵單餉匱，海軍還在籌建和訓練之中，與法國開戰無異以卵擊石，如今之計應先與之周旋拖延，爭取時間想別的法子。第二天，他又給張之洞寫信，說明法國是想要因越南「孱小」而「逞強貪利」，拒不承認越南的中國屬國地位，中法關係破裂是「意中事也」，但一旦開戰，中國勝算不大。

　　十七日，李鴻章向朝廷提出備戰求和的建議並進行了分析：法國佔領越南對中國構成威脅還是以後的事，而一旦中法開戰，那麼中國將面臨直接的威脅。如果中國出兵越南，法國將以此為藉口攻入中國，影響整個國家。因此滇粵防務應以加強戰備為主，同時應遣使赴法與之談判。朝廷先讓李鴻章到廣東，後來又調他到上海，對此李鴻章頗有微詞，他給張佩綸寫信說：「樞廷調度輕率，令人寒心。」但當得知朝廷已於十六日讓他回任北洋總督籌劃全局時，他滿意了。他在回天津的途中順便巡視了煙台、旅順、威海的防務，於六月初六回到天津。李鴻章已經發覺中國海防不足，在六七月間連上三摺，提出三點要求：展修到通州的電報線；購鐵甲艦，造鐵路火車；開採煤礦。他聲稱中國的現代化一旦實現，「外人斷不敢輕於稱兵恫嚇」。七月二十三日，越南被迫與法國簽訂《順化條約》，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這表明越南國王已經倒向法國。這是公然對中國宗主權的侵犯，清政府十分惱火，九月二十日，發佈上諭：

　　法人已與越南立約，必將以驅逐劉團為名，專力於北圻，滇粵門戶，豈可任令侵逼。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剿匪，力為保護，為天下各國所共知，今乃侵陵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倘竟侵入我軍駐紮之地，唯有開仗，不能坐視等語。此後法人如欲逞兵於北圻，則我之用兵。固屬名正言順。……倘法人竟以兵力來華尋釁，必應先自戒備，著左宗棠、李鴻章、張樹聲、倪文蔚、裕寬，迅籌佈置，不可視為緩圖。天津密邇京師，關係尤重，李鴻章籌辦海防有年，為朝廷所倚重，為天下所責備，尤應勉力圖維，不得意存諉卸。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李鴻章和曾紀澤分別與法國方面進行了持久的談判，由於法國的諸多要求無法讓中方接受，談判破裂。

　　在朝將領吳長慶曾提出調部分兵力回煙台。李鴻章於九月初三回信分析當前形勢，說法越新約簽訂表明，雖然越南國王號還在，但是越南已經投降了法國，朝廷裡主張一旦出現危急情況將調回駐朝之兵，但我認為不應慌亂，再過兩月冬季到來，北方的各港口都封凍，自然就阻擋了在越南的法國海軍北進的步伐。而且日本加緊侵朝，朝鮮的王公大臣們對中國的態度有所動搖，正在觀望越南局勢，想以此決定下一步的決定，這樣，中國駐朝大軍更不應輕易回撤，而應留駐，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

　　這些情況都說明，李鴻章認為朝鮮的戰略地位遠比越南重要，這也是他為什麼不想在廣東和上海停留，而極力要回到天津的真正原因。一般人們都指責李鴻章此舉是要保護自己在北洋地區的勢力，然而實際上此時朝鮮的局勢也是極為動盪不安的，而且其問題的確遠比越南嚴重得多。客觀地說，正是因為李鴻章及時返回天津，而且力主保持中國在朝鮮的駐軍數量，才確保了北方的穩定。

　　總署也準備向各國通報法國對越南的侵略情況，同時命令邊防部隊迎擊進犯的法軍。九月二十六日，李鴻章向總署提出自己的意見，說中國一直對藩國實行的政策都是只注重虛文，光是進行一些冊封和朝貢的虛務，沒有採取實際有效的舉措，而且也沒有對法越《西貢條約》進行嚴厲的駁斥，以致讓法國鑽了空子。當前中國還不具備推翻本年七月的法越《順化條約》的力量，建議朝廷暫時不要將中法爭端照會各國，而應盡快以和談的方式解決問題。但總署不予理睬，仍照會各國：中國堅決保護越南藩屬。

　　這時清議派核心人物李鴻藻實際左右著總署，他「竟欲東討日本，西擊法蘭西」，他們根本看不到實際的情勢，一味盲目要求排斥外國。這樣，在八月的時候，廣東沙面洋人聚居區裡就發生了中國人焚燒洋人房屋的事件。而地方官也聽之任之。朝廷派彭玉麟赴粵辦理防務，他也不對此事進行追究。此外，彭玉麟對來訪的外國人是概不接待。這樣一來，二十多天洋人都不敢來訪。

　　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眼看就要保不住了，李鴻章很擔心，於是在十月十五日寫信告知彭玉麟：「沙面毀洋房之案，尚未辦結，各國紛紛猜疑，日有謠諑。目前必須鎮壓民心，勿令妄動，免致因風生火。」二十八日，又向總督報告，說現在中法還沒有正式開戰，而彭玉麟卻已在廣東發出告示煽動人民仇外情緒；而且禁止各國商船進口會引起國際公憤，故請求朝廷讓彭取消告示，要不然就把他調離廣東。三十日，朝廷批准了這個建議，下令彭玉麟不許張貼告示，不讓他挑起仇外事端。

　　十一月十二日，法軍海軍中將孤拔指揮法國陸、海軍由河內向越南北圻的山西省進攻。由於有越南官民做內應，法軍於十七日拿下山西，駐守的黑旗軍劉永福部退守興化，中法戰爭正式爆發，清軍潰不成軍。於是，朝廷內部又爆發了一場主戰和主和的大爭論。主戰派表示，當前的局勢都由一味求和釀成，必須給法國以嚴厲的打擊；主和派則表示，現在中國戰敗就說明了萬萬不能和法國開戰，開戰必敗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經驗和事實。

　　李鴻章一貫主和，現在一下子變得強硬了。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李鴻章寫信向翁同龢解釋這次變化中的原委說：「越事之興，尚冀迎刃而解，息事寧人。今則局勢屢更，彼此皆騎虎難下。自不得不堅持，以待機會。然岑（毓英）、徐（延旭）皆非能了事者，仍在樞軸之相時操縱耳。若僅在越地鏖兵，利鈍無甚關係，波及內地，則各省強弱不齊，民窮財匱，實大可虞……我公憂國如家，知必長慮卻顧也。」在十五日給軍機大臣李鴻藻的信中又說：「鴻章於事初不敢力主進取，實見得各省戒備，未盡精整，或至一發難收。今山西挫退，敵焰正張，我軍已扎北寧。洵如遵旨，只有增軍繕備，一意堅持，以待事機之轉。」戰事未開，自然要盡力爭取和平，現在既然已經訢諸武力，又吃了敗仗，求和這條路已經徹底堵塞，那就只能加強戰備了。很快他又請求朝廷派宋慶添募四營人馬在營口駐防，派曹克忠選勤奮六營在煙台和威海一帶駐防，以加強北洋的防務。

　　一八八四年二月，越南北寧、太原相繼落入法軍手中，駐越清軍敗回國內。朝廷震怒，下令將負責前敵指揮的廣西巡撫徐延旭和雲南巡撫唐炯革職查辦，另調潘鼎新和張凱嵩分別署理。同時，清議派也藉此大肆攻擊主持中樞的軍機大臣們。慈禧太后於是改用禮親王世鐸為首的新人，全部裁撤了原班軍機大臣，總理衙門也都改為慶親王為首的人控制。這樣一來，軍機處和總署兩處大權都為奕劻把持，而慈禧在幕後操縱奕劻，把一切大權都牢牢地握在手裡。

　　二十六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被任命為總理衙門行走，奉旨前往天津和李鴻章就越南戰事進行商討，十二月初一日回京。李鴻章根據兩人所議奏上了《妥籌邊計摺》和《妥籌前敵軍事片》，認為雖然清軍在越南吃了敗仗，但是用不著立即將其調回，而應當向越南增兵，提高武器裝備，在相持中尋找最佳戰機。應由岑毓英統一指揮黃桂蘭部和劉永福部、趙沃部，由天津撥給桂軍十尊山炮，四千五百支後膛槍。末尾他表示了堅決抗擊法軍的決心，說國家養兵千日，現在正是用以解決國家危急的時候了。

　　一八八四年五月，李鴻章和福祿諾簽訂《李福協定》，規定：中國承認法國和越南訂立的條約，法國不索賠款，中國同意在中越邊境開埠通商，中國軍隊自北越撤回邊境。條約簽訂之後，清朝大臣們紛紛反對，認為此條約過於辱國。李鴻章遭到主戰派的聯名奏劾，御史與翰林也聯名上書彈劾。清政府不得已下令讓左宗棠重新回到軍機處。六月二十三日發生了「北黎事件」。法軍向諒山前進，諒山清軍表示沒有接到撤防的命令而加以阻止。法軍在北黎打死清軍代表，炮擊清軍陣地，清軍打退法軍。法國政府故意用「北黎事件」向中國方面挑釁，誣蔑中國破壞《李福條約》，藉以索要軍費二億五千萬法郎，並派出軍艦前往福建和基隆。

　　清政府內部慌亂不已，大臣們一時間都沒了主意。左宗棠說中國不能總是示弱，不如拿賠款作為戰費。李鴻章則還是主張議和。八月二十三日，法國艦隊突襲福建水師，清政府不得已下了宣戰書。十月，法軍對台灣和北越發動進攻，中國又開始新一輪的議和。

　　一八八五年三月，清軍在老將馮子材的帶領下收復鎮南關，使中國佔據了戰爭的主動權。於是，中國和法國於四月四日在巴黎簽訂《中法停戰條件》。中國在勝利的情況下，竟在條約裡作出妥協和讓步，這讓法國當局都感到十分驚訝。而前線清軍將士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一個個忍不住仰天長嘆。六月九日，李鴻章和法國代表簽訂《中法新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

　　１．清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並在條約簽字後六個月內，中法兩國派員到中越邊界「會同勘定界限」；

　　２．法軍退出台灣、澎湖；

　　３．中越陸路交界開放貿易，中國邊界內開闢兩個通商口岸，一在保勝以上，一在諒山以北，允許法國商人在此居住並設領事；

　　４．降低中國雲南、廣西同越南邊界的進出口稅率；

　　５．以後中國如修築鐵路，「自向法國業此之人商辦」。

　　《中法新約》是晚清政府有史以來在對外戰爭中唯一一個沒有割地和賠款的條約。李鴻章採取的是見好就收的策略。在他看來，馮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勝利沒有改變敵強我弱的全局。中國海軍剛剛建立，實力很薄弱，如果繼續打下去，後果還是難免打輸了就賠款的結局。此外，台灣一直被困，澎湖已被法軍侵佔，如果派軍到台灣，法國必會增派軍力封鎖台灣，中國水師無法解救。當時，日本正著手侵略朝鮮。李鴻章認為朝鮮的地理位置比越南重要，應棄越南而保朝鮮。李鴻章把原定增援台灣的軍艦調去保護朝鮮，以對付日本。如果一味地和法國作戰，不僅勝負難料，日本人還會藉機侵略朝鮮，那就更不妙了。

罵聲一片被撤職

　　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被解除了擔任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務。一八九五年八月，清政府命令他留京入閣辦事。此後，李鴻章的權力雖然被削弱了，但他仍是清政府倚以同列強各國進行對外交涉的中心人物。

　　甲午戰爭之敗與《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李鴻章遭到全國上下的強烈抨擊和痛垢，一時間，罵聲四起，不絕於耳。當朝理政的慈禧太后雖然深知他的苦衷，卻無奈於各方輿論壓力，只好讓他從仕途的頂峰上跌落下來：先後失去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要職，只為他保留了文華殿大學士的頭銜。

　　李鴻章在北京沒有房產，他閒居在北京東安門外冰盞胡同的賢良寺內。賢良寺是由雍正時怡賢親王的房子改建而成，這裡環境優雅，安靜宜人。

　　這時的李鴻章，忽然脫離了數十載繁巨忙亂的政治生活，雖然有些不太習慣，但心態還是很好的。李鴻章覺得，自己竟一下子落得一個自在，雖然身後有勢如潮湧滾滾而來的罵名，那又如何？又能如何？

　　李鴻章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保持著在軍營時的習慣。早晨六七點起床，早點之後看看文件，寫寫字。要知道，很久以來，他都沒有時間能夠安下心來練練書法了，寫字就得心靜。他最喜歡的是王羲之的書法，這段時間李鴻章主要書寫懷仁所集的碑帖。午飯之後，李鴻章就在走廊裡散步。散步時他從來都是穿著短衣，特別冷的時候才穿長衫。散步後午睡一兩個小時，然後召開幕僚會議。晚餐之後，讓幕僚隨意，自己再看看書寫寫字，然後就睡覺了。李鴻章生活如此有規律，得益於他的老師曾國藩。這一點，我們在前面的章節裡已經有所表述，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在這段悠閒的時間裡，李鴻章想了很多問題。一次，他對曾國藩的一位孫女婿吳永說：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靜室，雖明知為紙片裱糊，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仍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這番意味深長的話，讓吳永聽後感慨良多。

誤入陷阱簽密約

　　甲午之戰和《馬關條約》之後，清政府對日本的政策主流認識慢慢變成了「聯俄抗日」。因為沙俄在大清帝國最艱難的時候跳出來幫忙要回了遼東半島。另外，清政府也想利用沙俄牽制日本。其中以兩江總督劉坤一說得最為明確：「威脅大清國的國家以日本為最，日本企圖佔領東北的野心積蓄已久，而俄國因與大清帝國東北接壤必最不願意。所以『我若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便宜，俄必樂從我』。」

　　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割取了遼東半島，觸犯了沙皇俄國準備要搶佔的地方，沙俄便聯合法國、德國出面干涉。當時，日本雖然稱霸東方，但它不敢與西方三列強相抗，只好同意讓出遼東半島，不過中國必須為此付出一筆巨額贖金。一八九五年十月十四日，清政府以李鴻章為「歸還遼旅議約全權大臣」，與日本駐北京全權大臣林權助談判。十一月八日，最後議定簽字，由中國付銀三千萬兩「贖回」了遼東半島。這樣，在清政府眼中，沙皇俄國簡直成了「救星」，被當做「恩人」來看待。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俄國開始修築橫貫歐亞兩大洲、西起莫斯科、東達海參崴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企圖藉此在遠東取得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大的優勢，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國際商業活動。一八九四年，西伯利亞鐵路修到外貝加爾地區，關於鐵路走向問題，沙皇批准了財政大臣維特提出的橫穿中國東北的方案，因為這不僅可以縮短路程，節省經費，加快進度；而且便於對中國和遠東地區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擴張。方案既定，便開始設法實施。一八九五年六七月間，俄國未經清政府同意便擅自派員赴中國東北勘測路線。十一月，維特向中國駐俄大使許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與中國訂立合同」的主張，企圖以所謂中俄合辦、「無礙主國事權」為幌子，誘騙清政府上鉤。不久俄國外交部電令其駐華公使喀西尼與總理衙門商辦「公司之議」。維特還奏准撥出「一筆適當的款子」，供駐華公使用以賄賂「清帝親信近臣」。但後來俄國考慮到北京眾目睽睽，不利於秘密談判，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將要舉行加冕典禮，於是便選定彼得堡作為談判地點。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禮定於一八九六年五月舉行，各國均派特使致賀，慈禧太后和奕訢都認為，只有派李鴻章去最為妥當。一是因為洋人們說，對於十九世紀的中國，他們只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皇帝；二是與沙俄的密談，也只有李鴻章才能勝任。

　　一八九六年二月，清政府決定派李鴻章出使俄國。另外，考慮到李鴻章賦閒在家，慈禧決定藉機讓他出遊歐美，聯絡和列強的感情。

　　李鴻章奉命使俄，本來頗為「得意」，但表面上卻又故作姿態，以年老體弱、路程遙遠、「儻隕越於禮儀，殊有傷於國體」為藉口，並以在馬關被刺為由一再推辭，而清政府則堅決不准。當李鴻章認為確實到了「眾望所歸」的時候，才表示自己「非敢愛身，唯虞辱命」，只要「一息尚存，萬程當赴」。

　　二月二十八日，慈禧召見李鴻章，兩天後李鴻章請訓陛辭，三月三日離京南下，三月十四日抵滬。當時，英、法、德諸國紛紛邀請李鴻章首先前往訪問，以便漁利。李鴻章也曾有過經由法、德轉赴俄國的打算。但是，俄國擔心李鴻章首先出訪法、德，有損於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與李鴻章商定路程：乘法船從上海出發，穿越紅海和蘇伊士運河，在埃及塞得港換乘俄船，由地中海進入黑海，到達俄國港口城市敖德薩，然後乘車前往莫斯科。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已是七十三歲高齡的李鴻章，帶領隨員李經方、李經述、于式枚、羅豐祿、柯樂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維德（美）等四十五人，乘法國郵船「愛納斯脫西蒙」號，從上海放洋，開始了周遊列國之行。李經方負責協理事務，李經述負責照料李鴻章的起居。此外還有兵部主事于式枚及各國洋顧問等，李鴻章還帶了一名英國醫生。他們從上海出發後，經過東海、南海、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穿過紅海和蘇伊士運河，到達埃及的塞得港。沙皇派遣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專程前往塞得港迎候，換乘俄國輪船，由地中海前往黑海。

　　李鴻章在上海臨行前，曾對來訪的黃遵憲說：「聯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這既反映了李鴻章的心聲，又道出了清政府的意圖。不求自立，而欲「以夷制夷」，其結果必將為「夷」所制。

　　李鴻章先到達的是俄國。他們於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到達俄國港口城市敖德薩。李鴻章電告總理衙門說：「頃抵敖德薩，俄水陸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

　　李鴻章此行的一個重要任務，即與俄國結盟。

　　沙皇讓李鴻章先赴彼得堡，而不逕往莫斯科，是為了在舉行加冕典禮之前著手進行談判，「因為在加冕禮期間舉行談判就很困難了。到那時，每天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慶典。」四月三十日，李鴻章乘坐專列快車抵達彼得堡，住進巨商巴勞輔的豪華私邸，從飲食到室內陳設，「無一非中國物」，巴勞輔「起居言語，又無一不似中國人」。李鴻章「顧而樂之，幾忘身在異鄉。」沙皇指派維特同李鴻章談判。當時有人告誡維特說：「同中國官員談判首先就是不要著急，因為一著急他們就會以為是風度不好，什麼事都要幹得從容不迫，一切都要遵從各種中國禮儀。」維特終於把李鴻章推進了預設的陷阱。

　　在彼得堡，李鴻章開始與俄國人商談《中俄密約》。

　　五月三日，維特向李鴻章提出「借地修路」問題，他把「借地修路」同俄國「支持中國的完整性」聯繫起來，維特企圖以俄國「支持中國的完整性」的承諾為釣餌，來誘騙清政府對「借地修路」這種侵害中國主權的要求讓步。他說：「本欲借路速成，藉紓倭患，今中國雖認自辦，但素習顢頇，恐十年無成。」俄國提出可代薦公司承辦鐵路事宜。對於維特的要求和解釋，李鴻章提出了「種種異議」，指出：「代薦公司實俄代辦，於華權利有礙，各國必多傚尤。」

　　維特在與李鴻章的初步談判中雖然碰了釘子，但卻從李鴻章的談話中瞭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這條鐵路的話，是會同意的。因此，維特建議沙皇接見李鴻章。

　　五月四日，李鴻章在皇帝行宮拜會沙皇，「面呈國書，寶星，並讀頌詞」。五月七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見李鴻章，「令帶經方傳話，不使他人聞知。」沙皇把李鴻章引至便殿，賜坐暢談，說：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佔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為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滬俄華銀行承辦，妥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李鴻章在會談後電告總理衙門，認為沙皇的主張比維特「前議和厚」。所謂「和厚」云云，無非是指沙皇承諾「不侵佔人尺寸地」、東省接路「由華節制」、援助中國對抗英、日而言。李鴻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諾。在他的心目中，作為國主，一言九鼎，怎能會騙人呢！從五月八日開始，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和維特一起，繼續與李鴻章談判。李鴻章將談判情況隨時電告總理衙門請代奏，總理衙門內部多由翁同龢、張蔭桓經辦，會商奕訢、奕劻等，請旨電示李鴻章。羅拔諾夫和維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圖以簽訂「華有事俄助」的密約來換取「東省接路權」。而李鴻章和清政府則主張「自辦接路」和簽訂互助條約，以期確保路權和爭取外援。羅拔諾夫和維特步步進逼，李鴻章節節退讓。他們之間的談判，是從彼得堡開始在莫斯科結束的。

　　李鴻章於五月十八日到達莫斯科，隨後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應邀「入宮慶賀」，「居各國專使首班，頗蒙溫語」，並被授予寶星「頭等第二，大小兩枚，皆鑽石密嵌」。沙皇對於李鴻章的接待，既優禮有加，極盡籠絡之能事，又不事張揚，以免引起外國的猜忌。維特說：在《政府公報》上，關於李鴻章的消息最少，「根本沒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沒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禮後受到接見的情況。」

　　五月下旬，李鴻章認為事已至此，無法再爭，致電總理衙門，說「時促事煩，求及早請旨，電覆遵辦。」翁同龢、張蔭桓同奕訢、奕劻、李鴻藻、榮祿等「會商聯俄事」，「將所有密電錄稿公閱，遂議照辦。即定議，乃擬旨一通。」二十八日請旨允准，二十九日翁同龢親至張蔭桓處拍發電旨，既批准在條約上「畫押」，又要對「約內字句」做些改動。六月三日，李鴻章與羅拔諾夫、維特代表兩國政府在《禦敵互相援助條約》俗稱《中俄密約》上簽字。維特在回憶錄中敘述了當時發生的一個戲劇性情節：由羅拔諾夫起草的《中俄密約》第一款，本來規定中俄軍事同盟要對付「日本國或與日本同盟之國」。維特認為這會使俄國承擔不必要的風險，招致許多歐洲國家的反對。他向沙皇建議刪去「或與日本同盟之國」這幾個字，沙皇表示贊成，並令羅拔諾夫照辦。及至簽字那一天，當雙方代表已經在桌旁就座之後，維特突然發現正式文本上這幾個字並沒有刪去，大吃一驚，於是立刻將主持儀式的羅拔諾夫叫到一旁，小聲告訴他這件事。羅拔諾夫猛擊一下前額，說：「唉，真糟糕，我忘對秘書講了，忘記要他們把這款改寫成初稿那個樣子。」不過，他終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隨機應變的本領。他看了看錶，已經十二點一刻了，他拍了幾下巴掌，有幾個人進來，他便說：「我們現在進餐！」接著他就對李鴻章和在場的其他人說「現在已經過十二點了，讓我們先進餐，否則菜就不好吃了，我們吃完後再簽字。」當大家去進餐時，他特地留下兩位秘書，將條約文本做了必要的改正，這樣一來，餐後擺在桌子上的已經不是剛才那兩份條約文本，而是有一款已做改動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鴻章中了維特和羅拔諾夫串演的江湖騙子式的「掉包計」而絲毫沒有察覺，立即在「改動的文本」上簽了字。

　　《中俄密約》共六條，主要內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國遠東或中國、朝鮮領土時，中俄兩國共同出兵並互相接濟糧食、軍火；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應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兩省修築鐵路直達海參崴……

　　這個條約是俄國精心策劃的侵略陰謀和清政府推行「聯俄制日」政策的產物，它使俄國在中俄共同防敵的幌子下，不僅騙取了在中國東北建築過境鐵路的特權，而且為其海陸軍侵入中國領土開了方便之門。

　　李鴻章在和俄國簽訂有失中國主權的《中俄密約》後，對外秘而不宣，便回到了中國。李鴻章心滿意足地說，《中俄密約》能保證我大清國的邊疆二十年無事。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密約居然連一年的時間都沒有保住。

　　一八九七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訪問俄國，向尼古拉二世暗示染指膠州灣問題，尼古拉二世表示沒有興趣。是年十一月，德國的兩個傳教士在中國被殺，此後又有德國水手被殺，德國終於找到藉口，派兵佔領了膠州灣。十二月，俄國藉口幫助清軍抗德，把軍艦開進了旅順和大連。

　　李鴻章這才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引狼入室」的大錯誤。最後，清政府只得同意把膠州灣租借給了德國。接著，沙俄更是無恥地提出要租借旅順、大連。清政府只得同意。隨後法國提出要租借廣州，這時候的清政府除了同意之外還能如何呢？此後，英國又提出拓展香港。從此，列強開始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有關這些租界的條約，都是李鴻章去簽訂的。李鴻章晚年的外交生涯，居然除了恥辱就是恥辱。想當初，他曾經成功地對洋人使用所謂「痞子手段」；現在對付洋人已經手段全無，無法招架了。

出訪歐美開眼界

　　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一日，李鴻章離俄赴德。於十三日乘火車抵達德國柏林，住在愷撒大廈。

　　在德國，迎接李鴻章的是空前盛大的歡迎儀式。德皇派御車來接李鴻章。

　　六月十四日下午，李鴻章拜見德皇威廉二世，代表中國皇帝向德皇酬謝其干涉還遼之事。德皇表示，希望兩國友誼長存，希望大清江山永固。十五日，李鴻章拜訪了德國外長馬歇爾，談及英國放棄中國，短見自私，中國不能不與俄國友好。

　　此後數日，應德皇的邀請，李鴻章參觀了德國軍隊。德皇特意為李鴻章準備了一把虎皮椅。看到德國軍隊的精良裝備與高昂士氣，李鴻章不禁失聲說，我如果有十營這樣的軍隊，我就不怕小日本了。

　　此外，李鴻章還會見了已退休的前首相俾斯麥，進行了簡短會談。李鴻章在訪問德國的二十多天中，總想請教德國富強的秘訣，對於有關增訂洋貨進口稅的使命並未完成。

　　李鴻章被西方人稱為「東方的俾斯麥」，此次在李鴻章下榻的行館裡，牆上就掛著李鴻章和俾斯麥的照片。

　　俾斯麥，一八一五年出生於普魯士，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年期間一直擔任首相，在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的支持下，俾斯麥大力推行他的「鐵血政策」，經過發動與丹麥、奧地利和法國等的一系列戰爭，一八七○年，最終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使得德國一躍成為與英國、沙俄並列的世界強國。

　　在這一過程中，「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名號享譽歐洲大陸。但是到了一八九○年，因與新德皇威廉二世政見不一致，產生嚴重意見衝突，俾斯麥被迫辭去了職務，賦閒在漢堡宅第，養花種草，頤養天年。

　　李鴻章的經歷雖比不上俾斯麥那樣傳奇，但也有相似之處，他早年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後當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出將入相，在職務上應該說與俾斯麥相當了。只不過前兩年在中日甲午海戰中折戟沉沙，丟盡了顏面。

　　李鴻章之所以被稱為「東方伸斯麥」，這有一段來歷。那是當年他在籌建北洋水師的時候，有一次德國海軍大臣柯納德到天津拜見李鴻章，告訴他：「中堂大人，我這次乘坐的軍艦，是世界一流的軍艦，技術裝備最為先進，歡迎您有時間過去參觀。」李鴻章對武器船艦是最感興趣的，他滿口答應，約好日期前去觀看。

　　不巧的是，正好那一天颳風下雨不利於出海，李鴻章冒著風雨來到大沽口，但是德國軍艦離港口還有幾十海里，他們的船隻在風浪中很難前行，這時柯納德派了一隻小艇前來聯絡，並帶來口信：「今天風雨太大，在海中行船會有危險，您這麼大年紀，就不必冒此危險了，可以改日再來參觀。」

　　隨行人員也紛紛勸阻，但李鴻章參觀心切，加上不想讓洋人看不起，毅然帶著翻譯下了自己的船，登上小艇就去了。柯納德見到李鴻章的到來很詫異，他很感慨地說道：「中堂大人真是守約之人啊，這麼大的風雨都如期前來，這樣堅毅的性格，真像我們的首相俾斯麥。」從此之後，柯納德逢人便說李鴻章是東方俾斯麥，「東方俾斯麥」的名號就從中國和德國傳播開來。

　　在公務之餘，李鴻章想起了要拜見一下那位神交已久的「鐵血宰相」俾斯麥。

　　聽說「東方俾斯麥」李鴻章要來漢堡，當地百姓奔走相告，紛紛走到道路兩旁駐足相望，期盼能親眼目睹這位東方大國的傳奇宰相，漢堡官商還準備了豐盛的宴席準備款待李鴻章一行。俾斯麥自然也十分高興，他戴上威廉一世賜給他的冠冕，佩上十字勳章，穿上盛裝，以最高規格的禮儀準備迎接李鴻章的到來。

　　李鴻章和俾斯麥二人相談甚歡。在雙方交談之中，李鴻章說起自己被稱為「東方的俾斯麥」。俾斯麥隨即笑著說：可是我沒有希望成為「西方的李鴻章」啊！

　　這裡還有一個關於他們的小故事──俾斯麥對中國的箭術十分好奇，所以想看看中國的箭術是什麼樣子，李鴻章很痛快地答應了。李鴻章派人表演了步箭和馬箭等等，看得俾斯麥十分高興。表演結束之後，衛隊長報告李鴻章說，總共發了一百支箭，九十九支箭都在靶上，少了一支箭。過了一會，衛隊長又報告說，射手二十人，現在只有十九人，少了一個。於是俾斯麥派人去找，結果發現這個射手頭上中箭躺在地上。原來，這個射手叫張樂堂，因不小心被別的射手誤傷了，箭正好穿過了他兩邊的太陽穴。李鴻章立即命人給張看病。外科醫生把這名射手太陽穴兩邊的箭鋸掉，並說已經治好。李鴻章生氣地問：那腦子裡的箭怎麼辦？醫生說：那是內科的事情了。大人可以讓他去找內科醫生。李鴻章說：他現在都不能站起來，怎麼找醫生？外科醫生說：只要大人吩咐的事情，誰敢不從？於是，李鴻章命令道：張樂堂站起來！於是張樂堂果然站了起來，去找內科醫生了。俾斯麥看到這一切，覺得十分驚奇，於是問李鴻章：是什麼力量讓這位士兵站起來的？李鴻章不無得意地說：這就是中國軍人的服從精神，他們以服從長官的命令為天職。俾斯麥聽了之後，佩服得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李鴻章此行不是前來閒敘的，他是要來向俾斯麥討教治國治軍方略的。他很快切入正題，說道：「我此次專程來拜訪閣下，實是有一問題請教。」俾斯麥問：「什麼事情？」李鴻章接著問道：「要想實現中國的復興大業，請問有什麼可行之道？」俾斯麥沉吟了一下答道：「實在抱歉，我們兩國相去甚遠，我平時也沒有怎麼關注貴國的情況，現在又年老昏聵，確實不敢妄下斷語。不過，鄙人以為要想使國家富強，必須要做到上下一心。」俾斯麥想起了自己與先皇威廉一世的君臣默契關係，不禁感慨萬分。

　　這話也觸動了李鴻章的心弦。這些年，后黨與帝黨之間從沒停止過鬥爭，大臣之間也是互相傾軋，有幾個人出來真正為國家做些事情呢？何談上下同心呢！

　　想到這裡，李鴻章有了下一個問題：「那麼再請教閣下，怎麼才能在與政府的角逐中取勝呢？」當然，李鴻章所指的政府並不是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而指的是軍機處裡面那些保守派，因為他們處處與自己為敵，阻止興辦洋務。俾斯麥當然不明白李鴻章心裡想的，他只泛泛地答道：「為人臣子，總不能與政府相爭。萬一與政府有意見與分歧之處，要麼聽從政府的安排，要麼就直言以諫。」

　　俾斯麥的這兩個答覆其實都讓李鴻章感到失望，怎麼號稱「鐵血政策」的俾斯麥如此軟弱呢？是不是因為老了沒有了銳氣？李鴻章不死心，接著問道：「如果為國家著想，該怎樣進行治理為好呢？」這一下可問到俾斯麥的專長上了，他立即答道：「鄙人根據多年的經驗認為，軍隊是國家的根本，捨此並無更好的依託。」李鴻章很贊同這一觀點，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在努力建設自己的陸軍海軍，但是朝廷和那些腐儒，不是挪用拖欠軍餉，就是消極對待軍隊建設，更有甚者，八旗子弟、滿蒙旗兵靠著祖宗的蔭功，遊手好閒，不學無術，哪談得上去戰場衝鋒陷陣呢？

　　李鴻章接著說道：「閣下言之有理，願聞其詳。」俾斯麥一看李鴻章有興趣，於是答道：「練兵不在於數量之多，而貴乎精，全國上下五萬人足矣，而且要年輕力壯的，軍事技藝要過硬，這樣的部隊就會無往而不勝。另外，全國只需一支主力部隊，不必將兵力分散到各地，當然，一些關隘要塞需要派兵把守，這樣一來，一旦需要部隊，就可隨時調動，快速出兵。」俾斯麥的觀點主要是基於那些小國家而言的，他當然不知道中國地域廣闊，區區五萬兵力怎麼能解決問題呢？李鴻章對此自然不能苟同，但是人家正在興頭上，也不便反駁。於是他客氣地說道：「感謝閣下的教誨，讓我受益匪淺。我國其實並不缺乏優秀的青年軍人，缺乏的是教練人員和先進的軍事知識。三十年來，我苦心孤詣，為建設軍隊奔走遊說，只可惜敝國能理解我的人很少，所以至今沒有什麼成就，實在是遺憾。這次我到貴國訪問學習，看到了貴國的精兵強將，實在是堪稱楷模。我想回國後按照貴國的軍制訓練新兵，當然，所需軍事教官，還望貴國予以幫助支持。」俾斯麥聽得李鴻章的吹捧，心中高興：「自然，自然，以後貴國有需要鄙人的地方，儘管吩咐就是，我當效全力。」

　　會晤很快就結束了，二人合影留念，俾斯麥還讓李鴻章留下墨寶作為紀念。

　　經一天的旅途，七月五日李鴻章一行到達荷蘭首都海牙。當晚他出席了荷蘭政府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和晚會，使他感到異常高興和感激。由於時間緊迫，李鴻章只在這個低地國家訪問了三天，就於七月八日離開荷蘭到達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來到比利時的第二天，李鴻章就覲見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二世，並同比利時國王商談了盧漢鐵路的修築問題。在比利時期間，李鴻章觀看了比利時軍隊的軍事演習，參觀了軍工廠，看到了「克革烈」槍炮公司的最新產品，這些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比利時的裝備感到美不勝收，倍加讚賞。這位廠長看到李鴻章十分喜歡一種新式的大炮，就表示願意贈送一尊給李鴻章。李鴻章擔心一路上行程遙遠，自己的船無法負擔，就表示希望能送給中國。此後，這位廠長特奏請比利時國王派出專使把這門大炮運往北京。

　　在結束了對比利時的考察訪問以後，李鴻章一行於七月十三日來到法國巴黎。其時恰逢法國國慶前夕，第二天他就前往愛麗舍宮覲見法國總統富爾，應邀參觀了法軍為國慶而舉行的軍事表演，參加法國國慶活動。晚上李鴻章夜遊塞納河，感受到了法國人的浪漫。李鴻章同法國外交部漢諾多就「照鎊加稅」一事進行磋商，先後參觀了報社、學校、博物院和廠礦企業，這些參觀考察活動使他甚為滿意。直到八月二日他才結束對法國的訪問，然後乘坐法國政府派出的專輪渡過英吉利海峽，開始對英國的訪問。

　　在到達英國後，李鴻章覲見了維多利亞女皇，拜訪了英國前首相格萊斯頓，同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就「照鎊加稅」問題進行了會談。為了瞭解西方政治制度，李鴻章還訪問了英國議院，先是到下議院旁聽議員們討論國事，再到上議院觀看了院中特設的「君主御座」，並同議員們交談。在樸茨茅斯軍港，他參觀了英國海軍艦隊，盛讚英國海軍「行列整肅，軍容雄盛」。他還先後參觀了英國的造船廠、槍炮廠、鋼鐵廠、電報局、銀行等，英國先進的科技和軍備使他讚嘆不已。大清國要員的訪問，引起了英國人極大關注。一位英國人這樣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七十三歲的李鴻章：他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異鄉人。他藍色的長袍光彩奪目，步伐和舉止端莊，向每個人投以感激而優雅的微笑。從容貌看來，人們都會認為李鴻章難以接近，這不是因為他給你巨大的成就感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給人以威嚴的感覺，像是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面對苦苦掙扎的芸芸眾生的優越感。李鴻章還興致勃勃地參加了匯豐銀行的招待會，當英國商人們表示要到中國去開拓市場的時候，思想開明而深諳經濟之道的李鴻章，立即脫口而出：「實具同心。」

　　八月二十二日，李鴻章一行結束了在歐洲考察訪問的最後一站英國，乘船橫渡大西洋前往美國訪問。經過六天的海上航行，於二十八日抵達美國紐約。當李鴻章乘坐的客輪到達紐約港時，美國海軍最強大的艦隊依次列陣港灣，鳴炮致敬以歡迎大清國的重臣。為迎接李鴻章的到來，正在海濱度假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特地趕到紐約，第二天便會見了李鴻章。會見過程中，雙方討論了「照鎊加稅」問題。而後，李鴻章進行了一系列頻繁的訪問和考察活動。九月三日，他在紐約會見美國基督教教會領袖，讚揚了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功德。離開紐約後，李鴻章到達費城，在那裡參觀了美國獨立廳、自由鐘，接著又從費城到達華盛頓，參觀了美國國會和圖書館。到九月五日，李鴻章一行才離開華盛頓前往英屬加拿大。

　　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路經美加邊境時，他參觀了美加邊境的尼亞加拉大瀑布，盡情觀賞了這裡的自然風光，然後才前往多倫多。在多倫多稍事停留後，李鴻章一行來到加拿大西海岸城市溫哥華。至此，李鴻章訪問歐美的活動全部結束。

　　九月十四日，李鴻章及隨行人員搭乘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的輪船橫渡太平洋，踏上了回國的航程。到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李鴻章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換船時，當他看到周轉的是一艘日本的船隻時，堅決不肯上船。他決心不讓自己的精神和肉體再與日本國土發生一絲關係。侍從們無奈，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之間搭起一塊跳板，冒著掉到海裡的危險將他扶上招商局的輪船。

　　李鴻章這次出訪歐美，從三月二十八日離開上海，到十月三日到達天津，歷時一百九十天。期間，經過四大洲，橫渡三大洋，水陸行程九萬多里，遍訪歐美八個國家，尤其是訪問了當時歐美五大強國，作為七十多歲的高齡，實屬不易，這在清代歷史上也是無先例的，可以說他是清代大臣中第一個進行環球訪問的人。他的這次訪問有得有失。得的方面，是他思想上的收穫。在這次訪問中，由於他親自考察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親眼看到了西方的社會現實，打開了眼界，深切地體察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深感西方「各國強盛，中國貧弱，須亟設法」，如實地向光緒皇帝和慈禧陳述了在歐美的所見所聞，希望中國能趕上西方列強，在思想上也產生了對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同情，這是他出訪成功的一面。但是這次出訪也有他所失的一面。由於他代表清政府和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有損中國主權，造成嚴重後患。就在這一密約簽訂一年多之後，德、俄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先後在中國租借了膠州灣、旅順、大連，建立了勢力範圍，其他西方列強也緊隨其後，把中國拖到了被瓜分的邊緣。當然，中國面臨的這種被瓜分的危機原因不能完全歸罪於李鴻章個人，但他訪問歐美在外交方面的失計，不能不說是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導火索之一。

　　時光流逝，日月如梭。李鴻章已死去近百年，他的功過是非，歷史早有評說。他的這次環球訪問，也像他的其他言行一樣，永久地留在了中國近代的歷史上。

第五章　洋務運動

　　在清政府還沉迷於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中的時候，西方國家早已經過了工業革命的洗禮，進入了工業時代，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作坊的落後模式。發展的速度早已超過了清政府，而清朝統治者們對此還一無所知。國內的有識之士發現了中西方的差距，便興起了學習西方的熱潮。在朝中，對學習西方有著濃厚興趣的人，便是李鴻章，他為了讓大清國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先進技術，辦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

傚法古人欲革新

　　李鴻章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裝備起來的淮軍。與此同時，他還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以求得中國之「自強」。可以說：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起，主要是由李鴻章開始的。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主持總理衙門的奕訢、文祥等人，鑒於清王朝內憂外患頻紛，就積極提倡以「練兵」、「製器」為主要內容的所謂「自強之道」。

　　在地方上倡導這一主張的則有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鴻章倡導最力，動手最早，經辦最多。

　　李鴻章初次來到上海租界時，被租界那種不同於京城的繁華所吸引。那異域風格的場所，那高大雄偉的建築，又讓李鴻章隱隱約約感受到了一種壓力。洋人在領事館內還養了很多動物，有牛、馬、羊、鹿，還有很多鳥。這些體形高大的動物悠閒地在館內散步，神情舉止也好似那些高傲的洋人。街上不時有身穿西式長裙的女士走過，她們舉止優雅的神態和外國小孩燦爛的笑容，都使李鴻章強烈感覺到西方人生活的富足悠閒。此後，李鴻章多次考察比較中國和外國的情況，終於得出了中國如果想自立於世界列強之間，必須先「富」而後才能「強」的結論。

　　經過初步的洋務實踐，李鴻章漸漸瞭解了西方。他驚奇地發現，西方不僅軍事強大，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是國人想像的那種蠻荒之地，而是驚人的富庶之地。

　　原來，十八世紀中葉，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引發了一系列的技術革命。機器生產逐步取代手工勞動，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了個體工場手工生產，並迅速由英國波及整個歐洲大陸，十九世紀又傳播到北美地區。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引發了煤炭開採、鋼鐵冶煉、船舶製造、鐵路運輸、武器軍火等各方面的飛速進步，歐美國家因此在短短幾十年裡一個個都強大起來，把閉關自守的清王朝遠遠地拋在了後面。

　　在鎮壓了南方起義軍之後，李鴻章到天津出任直隸總督，但他時刻不忘洋務之事。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底，在清政府開展的海防大討論中，他上了著名的《籌議海防摺》。在摺中，李鴻章指出：「目前各國對中國虎視眈眈，隨時準備侵吞中華，我們面臨著幾千年來未有過的變局；外國船堅炮利，武器精良，鐵路運輸一日千里，電報傳訊瞬息萬里，中國目前的軍事裝備和海陸關隘根本不能抵擋洋人的入侵，我們正遭遇著幾千年未有過的強敵。」為此他強烈呼籲，必須加強海防，發展軍事工業，修建鐵路電報，改革科舉考試，興辦新式教育。

　　對於那些保守的傳統儒家官員來說，李鴻章的言論無異於癡人說夢，杞人憂天，荒誕離奇，驚世駭俗。因為他們還沉浸在幾千年以來的天朝大國之夢中，從沒睜眼看過世界的萬千變化。在他們眼裡，華夏文明幾千年，中國地大物博，古有漢唐氣象，今有康乾盛世，難道還比不上那些蠻荒之地？有什麼需要向他們學習的？甚至那些愚昧無知的頑固派叫囂道：「我們儒學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以文教行天下。道為本體，器為末用。難道西方那些奇技淫巧學來餓了能當飯吃？冷了能當衣服穿？」

　　李鴻章對於這些迂腐的說教已經聽得耳朵都生出繭子來了，深感跟這些無知之人沒有必要做無休止的辯論，他感嘆道：「儒家經典之首《易經》都說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們這些讀死書的腐儒能幹些什麼呢？憑什麼說祖宗之法不可變？你們只說秦朝因為實施了變法，很快就滅亡了，於是千百年來都不敢談變法，以墨守成規為能事。商鞅、王安石都因變法而致身亡，於是自此臣民都害怕談變法，甚至還炮製出什麼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理論來，真是十足的荒唐。如今世界各國紛紛變法自強，而我中華卻還在津津樂道於祖宗舊法，這些年被強盜們打得頭破血流了還不知道清醒，這難道是天意嗎？到了亡國亡種的邊緣了還這般糊塗，為了我中華萬世事業，我李鴻章今天就要學一學商鞅、王安石。」看來李鴻章是豁出去了，他要與其他那些頭腦清醒的同僚冒死倣傚古人實行變法圖強。

上書朝廷辦洋務

　　李鴻章立志於經辦「洋務」。後來被史家稱為「洋務運動」中許多轟轟烈烈的事件，都與他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他的很多活動和功績，成為「洋務運動」中最重要的部分。「洋務運動」興起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由於太平天國的崛起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一些有遠見卓識之人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事務的主張。他們雖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摒棄中國的固有傳統。在朝廷內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務運動」。其中，較有名氣的有奕訢、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等。這些倡導「洋務運動」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稱為「洋務派」。李鴻章自從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後，就開始購買洋人的武器，可是買來的武器又貴又不會使用。於是，李鴻章產生了建立中國自己的軍工企業的強烈願望。而且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一大批相應的軍工人才。「才大心細」的李鴻章曾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三十兩銀子，一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十九兩銀子。大清國憑什麼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洋人？

　　李鴻章這種美好的願望，立即遭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反對。李鴻章寫信給奕訢為首的總理衙門說：中國的士大夫每天沉醉於文章的詞句和練習寫小楷字中，而武將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對於外國的武器，有人認為沒有必要學習，有人認為學不會。在奏摺中，李鴻章力陳己見，還這樣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神妙：鏇木、打眼、絞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綰皮帶，繫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帝國裡，李鴻章能夠如此細緻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李鴻章給總理衙門寫的這封長信有三千餘字。這封信是近代中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重要文獻，是洋務思潮最初的表現，自然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李鴻章在「講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訢讚賞，在奕訢給皇上的奏摺中，他對李的「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不惜重貲，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制」誇讚不已，認為「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事也」。因此，他對「洋器」也饒有趣味，「臣等聞其製造此器業有成效，隨即專函往詢。」李鴻章的這封長信就是對恭親王「專函往詢」的回覆。

　　此信雖長，看似鬆散，卻有嚴密的內在邏輯。更重要的是，從中可以看到對一種新知識引進的觀念變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鴻章對炸炮、炸彈和蒸汽機作了詳細介紹，其繪聲繪色、淺顯直觀，猶如一個對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學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講解。現在想來，這些曾是最嚴肅認真的官方文牘，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經地認真閱讀這些文字，確使人忍俊不禁。從中可以看出當年那些相對稍稍開明的王公大臣，開始「睜眼看世界」時懵懂初開的幼稚，亦可看出他們想瞭解「奇技」奧秘的迫切心情，而這與當時從上到下大多數人仍將「奇技」視為「淫巧」形成鮮明對照。而李鴻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筆墨描述「洋器」，當有更深的目的。

　　李鴻章在介紹完「洋器」之後，便順理成章地開始探觸到「洋器」背後更深的知識和技術背景，雖然淺白，卻是中國官員對「西學」的知識譜系認識進一步深化的標誌。而且，他開始把中西之「學」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較，也是中西文化比較的重要標誌。因此他的這番論述確實格外重要，其實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他指出，「查西士製器，參以算學，殫精覃思，日有增變，故能月異而歲不同」。而中國以往對西洋槍炮的介紹不僅數量極少、極為簡略且「皆不無浮光掠影，附會臆度之談」，若以此作為瞭解「西器」的門徑，結果只會「失之愈遠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強大精確，「其中皆有至當一定之理，非可淺嘗而得」。他強調「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他進一步指出，這種製器之學在西方發達的原因之一，是「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而製器之學在中國的知識譜系中從不能列為「正宗」，所以其「創製之員匠」地位低下，「曲藝」同流。這種比較，頗有「知識社會學」的意味，在當時實屬難得。李鴻章不得不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為了強調「獨火器萬不能及」；而強調「火器萬不能及」的目的是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國傳統「理」與「事」分離：「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能對「儒者」有某種非議，當時至為不易。相反，西學則不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說，其實西方更符合中國傳統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製器」才能發達。「製器」，並非中國傳統鄙視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蘊涵其中。

　　其時，日本「開國」向西方學習未久，但李鴻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為例鞭策國人：日本前些年也為英法等國侵略，但現在「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此時國人大都仍視日本為微不足道的「蕞爾島國」，而李鴻章卻已看到日本今後將對中國造成嚴重威脅：「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傚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

　　讀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備感遺憾，近代中國的歷史被李鴻章的後一種預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國「無以自強」，迅速強大的日本豈止是「傚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而是成為中國最瘋狂的侵略者。不過，幾年後當他初掌全國「外交權」時，卻一度忘記此言，居然主張「聯合日本」對抗西方！這說明，當時他提出日本對中國的潛在威脅主要是為了激勵國人。

　　他痛心國人對世界大勢蒙昧無知，拒不變改，語重心長地引用蘇東坡的話說：變革「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也就是說，當形勢從容足可以變革時，人們總不相信危機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機來臨時，人們才相信應當變革，只是這時往往已沒有時間了。縱觀晚清歷史，清政府就是這樣被形勢步步緊逼，一誤再誤，最終喪失變革圖存機會的。

　　最後，李鴻章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的確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因為世界工業發展史表明，從手工製造機器到用機器製造機器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李鴻章提出「覓製器之器」直接進入用機器製造機器的階段，將大大縮短從手工製造機器到用機器製造機器的歷史過程。「覓製器之器」自然要有「製器之人」，而中國傳統考「八股」文章的科舉制度根本培養不出「製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舉考試中把自然科學知識「專設一科」以培養「製器之人」，確屬洞見，但當時卻是驚世駭俗之論，恭親王奕訢在呈皇上的奏摺中對此也隻字不提。然而四十餘年後，科舉終被完全廢除，不知在白白浪費四十年時光後，人們是否想起李鴻章的這番建議。

　　但對李鴻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營兵弁到江蘇學習炸炮的建議，恭親王卻讚賞有加，並奏准實行。值得一提的是，恭親王在奏摺中特別強調「京營學成後，只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制。緣旗人居有定所，較易防閒，仍禁民間學習，以免別滋流弊」。而慈禧當即下諭說：「該弁兵等到蘇後，該撫務須加意稽查，妥為防閒，俾秘妙之傳不至稍有漏洩，方為妥善。」清政府對民間深抱警懼的心態，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

興辦軍工求自強

　　和老師曾國藩一樣，李鴻章的洋務活動也是從軍事開始的，而他在中國軍事近代化方面的貢獻，要遠遠超過他的老師，也超過了他同時代的其他洋務大臣。這一方面和他不拘成法的辦事風格有關，同時也是和他剛一出山就被派往列強盤踞的上海，推行「華洋會剿」政策的特殊情況有關。這一點，又是曾國藩有意為之的了。

　　一八六二年，李秀成率領大軍攻打上海，上海派人向曾國藩緊急求援，經過仔細考慮，曾國藩決定派李鴻章前往上海，同時編練淮軍，一方面抵抗太平軍，實現戰略包圍，同時也是派得力幹將，搶佔這個重要的軍餉來源地和洋務的橋頭堡。

　　到達上海之後，李鴻章看見外國槍炮性能優越，殺傷力強，而中國自己生產的卻質量低劣。同時他又發現，太平軍專用洋槍，尤其是李秀成所部用洋槍最多。為了在戰場上爭得主動，李鴻章決定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裝淮軍。

　　李鴻章通過兄長李瀚章，在廣州購買了大量的西方新式槍炮，不僅用來武裝改編後的淮軍，而且分撥給曾國藩、曾國荃的湘軍使用。從這年的六月開始，李鴻章的淮軍裡面也出現了「洋槍隊」。從此以後，湘淮軍開始了新式武器的裝備，後來曾國藩多次說，湘淮採用洋槍，是李鴻章倡導的。

　　事實上也是如此。對洋槍洋炮，曾國藩並不迷信。當時曾國荃屢次要求李鴻章為他代買洋槍洋炮，曾國藩就表示，打勝仗「在人不在器」，關鍵還是訓練好。這種認識當然存在一定的誤區，這是曾國藩受條件限制的原因。但他並不保守，一旦發現洋槍洋炮的威力後，對於李鴻章的行動，他不但同意，而且還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在他的積極扶持和指導下，李鴻章才走上了洋務強國的道路。

　　在奕訢的幫助下，李鴻章的意見終於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允許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學習製造軍火。

　　隨後，李鴻章開始跟有軍工經驗的英、法軍事人員接觸，目的是要模仿他們的生產。由於李鴻章與外國軍隊的頻繁接觸，使他對外國武器的效力更為推崇。

　　在實踐中，李鴻章的洋務自強思想也在不斷深化。不久，他就認識到，長期依靠購買西方軍火，只能增加對外國的依賴性，要想自立自強，就必須學習外國的生產技術，創辦和發展自己的軍工企業，實現自主生產。從此，他開始與有經驗的外國軍事人員接觸，學習有關知識。經過不斷地瞭解，逐漸堅定了生產西式武器的決心。

　　一八六二年十月，由韓殿甲領導的技工在李鴻章的軍費資助下，開始生產炸藥及雷管。

　　一八六三年，李鴻章僱用英國人馬格里，會同直隸州知州劉佐禹，首先在松江設立了一個洋炮局，主要製造炮彈銅帽等軍用品，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洋炮局。

　　這一年的九月，李鴻章調丁日昌到上海，又建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種新式炮彈。三個洋炮局先後成立，李鴻章將其合稱為上海「炸彈三局」，當時又稱之為上海洋炮局。

　　丁日昌，字雨生。廣東豐順人。他曾任江西萬安知縣，當時李瀚章是丁日昌手下的贛南道。丁日昌因為萬安失守被革職，投奔到曾國藩處當幕僚。曾國藩很欣賞丁日昌的才幹。李鴻章組建淮軍的時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國荃則提出要丁日昌跟自己去攻打天京。曾國藩誰也沒有給，把丁日昌和李瀚章一起派到廣東去辦理釐金了。當時還在到處尋找人才的李鴻章聽說丁日昌在廣東軍營，已經督製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彈二千多顆，十分羨慕。心想如果能讓他來主持炮局就好了。李鴻章於是使勁追著曾國藩要人，終於奏請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調到上海主持炮局。

　　事實表明，丁日昌辦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製造「田雞炮」（迫擊炮），還有能發射八十磅炮彈的「開花炮」。後來，丁日昌一直在李鴻章身邊做他的得力助手，成為「洋務運動」的積極實行者。

　　一八六四年五月，和太平天國的戰爭已經接近尾聲。按理，洋槍洋炮的製造也該放鬆下來，但是，李鴻章不但沒有放鬆，反而認為更應當加強。在仿製洋槍洋炮的基礎上，他強調，不但要仿造，而且還要逐漸學會製造「製器之器」，刻不容緩。建議朝廷向日本學習，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加強國家的國防力量，在世界上站起來。

　　韓殿甲和丁日昌分別主持的炸彈局，「都不僱傭洋匠，只選中國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分別用手工鑄造炸炮。這三個炸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於輕便的短炸炮，炮重不滿五十斤，每月只造六至七尊。炸彈則每月可出產萬餘顆。

　　「炸彈三局」生產出來的各種炸彈源源不斷地被送到前線，給李鴻章消滅太平軍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並為李鴻章日後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積累了經驗。江南製造總局又稱上海機器局，成立於一八六七年九月，以生產槍炮彈藥為主，後來能修船造艦，成為綜合性的新式軍用企業。金陵製造局，是把以前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遷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後，規模擴大了，生產能力也提高了。主要生產各種口徑的大炮、炮彈和子彈，還生產其他軍用品。江南製造局和金陵製造局，都是製造軍用器械的兵工廠。它們用蒸汽機作為動力，以機器為工具，僱傭了一批工人，這表明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生產力。這兩個局的資金都來自清政府的財政劃撥，生產的武器彈藥都歸湘軍和淮軍以及其他各省軍隊使用。它們不參與市場競爭，不產生直接利潤。這種先進的生產力結合官僚專制式的管理，實際上是一種官僚資本。有些研究者認為，在社會生產力極為低下的某種特殊環境下，這種官僚資本的介入，對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有益的。

　　一八六四年，淮軍攻佔蘇州，李鴻章把馬格里、劉佐禹主持的洋炮局遷往蘇州，成立了蘇州洋炮局。地址設在太平天國納王府，佔地比上海大得多。這期間，馬格里通過李鴻章的允准又從外國購買了一批機器，規模擴大，生產也頗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產一千五百到二千枚槍彈和炮彈，還製造了規模不同的開花炸炮。對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訢在一八六四年五月奏請朝廷允准，從保衛宮廷的火器營中選出了八名武弁、四十名兵丁前往蘇州洋炮局學習。於是李鴻章成了讓人們刮目相看的洋務派首領之一。

　　一八六四年五月，同太平軍作戰即將結束，李鴻章再次強調製器之不可緩。他在致總署函中說：「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日本製造，現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嚇，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由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

　　一八六五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他看到，原來所設立的三個洋炮局設備不全，就在曾國藩的支持下，購買了上海虹口美國人的一座旗記鐵廠，將它和原來設在上海的兩個洋炮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總局。江南製造總局規模極大，該局用兩江海關二成的洋稅作常年經費，主要製造軍械。此外，江南製造總局還附設譯書局，專門翻譯外文科技書籍。

　　該局堅持「自立」、「自強」的主旨，從經費的籌措、機器設備的購置、管理人員的委派到洋匠的僱傭、機構的設立等問題，李鴻章和曾國藩都要過問，可謂費盡心機。一八六七年夏天，江南製造總局從虹口一帶遷至高昌廟，規模又有所擴大。經陸續擴充和添置設備，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已擁有各種工廠十餘座，船塢一座。一八六七年，用原有購置的設備，並自造一部分機器，每天已能生產毛瑟槍十五支，十二磅開花彈一百發；每月平均生產發射十二磅炮彈的開花炮十八門。自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九四年二十七年間，該局共計生產各種槍支五萬多支，大炮五百八十五尊，水雷五百六十三枚，炮彈十二萬發以上。這些武器彈藥除供應淮軍外，還供應南洋系統及各地的炮台、軍艦，各總督所轄地區的軍隊。這些軍工產品統一由清政府調撥，不具有商品性質。

　　在製造槍炮之外，江南製造總局同時還生產「製器之器」也就是生產造機械。同時，還專門設立了一個製造輪船的分廠。李、曾二人都清醒地認識到，要對付西方列強，實現自強，對海域的爭奪是關鍵，因此就要多造船，防禦好沿海各個重要港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曾國藩又奏請另外劃撥兩江海關的兩成洋稅，其中一成作為江南製造總局專造輪船的費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江南製造總局終於造出了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輪。中國近代的船舶製造業也從此開始發軔起錨。

　　從江南製造總局的成立可以看出，「自立自強」是其主旨，這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師徒二人的主要目的，因此事無鉅細，二人都十分關注，從經費籌措、機器設備的購置、管理人員的委派到洋匠的僱傭、機構的設立等題，他們都要過問，這使得江南製造總局從一開始就有了強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赴徐州前線為欽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務，李鴻章也移至南京。這樣，蘇州洋炮局又遷移至南京，改為金陵機器局，又稱金陵製造局。該局局址設在南京中華門外的瓷塔山，規模又有所擴充，設備有所改進，到一八七九年計有三個機器分廠，翻砂、熱鐵、柞廠各二個，還有火箭局、洋藥局、水雷局等；能夠製造炮位門火，車輪盤架，子藥箱具，開花炮彈、洋槍、抬槍、銅帽、大炮、水雷等。

　　一八七○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對崇厚所辦天津機器局進行了接管並加以擴充。天津機器局在李鴻章的經營之下，分設東西兩局，規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產火藥、槍彈、炮彈、水雷等，輔之以修造船艦等。產品主要供應淮軍以及北洋水師之武器裝備。

　　李鴻章創辦及接辦的這幾個製造局，再加上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建船政局，成為中國早期軍事工業的主幹。幾年間，製造局規模粗具，奠定了中國軍事近代化的根基。在李鴻章和曾國藩的帶領下，許多省份也先後用「機器局」、「製造局」的名義，不斷設立軍火工廠。儘管其中存在一些缺點，但是畢竟引進了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已經和原來的官營工場手工業有了根本的區別，打上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烙印。而通過幾年的努力，中國開始有了自己生產新式武器的能力，從根本上改變了清朝軍隊的落後狀況，走上了國防近代化的道路。

　　綜觀李鴻章為實現「自強」而興辦近代軍用工業的過程，從他購買船炮到仿而製造，其性質究竟是為了鎮壓國內人民反抗還是為了「自強」而抵禦外侮呢？從以下幾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後者是主要方面。

　　第一，不論是金陵製造總局、江南製造總局還是天津機器局的興建和擴大，都是在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所以，如果李鴻章為對付農民起義而製造槍炮，是沒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從前述促使李鴻章設廠製器的原因來看，「自強禦夷」的目的是主流。

　　第二，李鴻章等人從購買船炮到自行製造的舉動，為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新生產力，並且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產生開了新風氣。

　　江南製造總局開局之初，就有過「各委員抨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的事實。

　　這種先進的製造之器，雖然由船炮引入，並在生產船炮的過程中被複製出來，但它一經出現，就會在數量上積累，而且按照自身規律運動，或遲或早突破其倡發者狹隘的預想。這是李鴻章等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所作出的一大貢獻。

　　第三，因製造船炮並為其服務的各項專門化技術工業的產生，對促進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和新的近代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發展，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可是，中國當時社會生產力相當低下，雖然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已經出現了一些工礦企業，但它們基本上是由買辦資產階級所創立，並且規模很小，為縮小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不可否認，李鴻章主持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內生產的槍炮，在最初當然主要是運往前線對付農民起義軍；但這些工廠的主要宗旨卻是製造兵船，目的是防禦海口用以「自強禦夷」。再加上這些工廠由中國人擁有主權，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這些工廠儘管屬於軍事工業之類，卻具有「禦侮」性質，並且為中國近代工業打下了最初基礎。

　　總之，在十九世紀末年，中國近代工業雖發展緩慢，底子薄，基礎不牢，並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外國資本主義，多少帶有買辦性，但在由李鴻章主持下的江南製造總局等企業的倡導、支持以及影響下，中國近代工業已經誕生並緩慢而艱難地前進，所以李鴻章設廠製器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

　　第四，這些軍工企業雖在「靖內」方面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但在「禦外」方面的實際效果也極為明顯，我們不能把李鴻章主持興辦的軍事工業看成絕對的壞事。而也應看到其積極作用。如一八七○年李鴻章接管並擴充的天津機器局，起初雖然是為鎮壓農民起義而製造軍火的，但隨民族矛盾上升，這些軍事工業所製造的槍炮彈藥在加強邊防、抵禦外來侵略戰爭中發揮了作用。又如，在江南製造總局內專設的輪船工廠，為中國近代海防和海軍建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雖然李鴻章一開始辦工廠是為了鎮壓太平軍、捻軍等農民起義，但他的洋務思想在不斷深化。他後來的活動表明，他辦工廠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對抗外國侵略，用以「自強禦夷」，維護清朝的統治和國家的安全，也就是實現曾國藩所說的「自強」。這一點上，李鴻章不但沒有背叛曾國藩，而且比曾國藩走得更遠，貢獻也更大。

欲求富強軍轉民

　　李鴻章除了經營以「求強」為目的的軍工企業外，還開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他從所謂「求強」出發，把西方軍事工業移植過來，力圖加強清王朝的武裝力量。然而，軍工企業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整個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環節，把這個環節孤零零地摘取下來，移植到中國，由於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結果發生了許多畸形現象和一連串的困難。

　　經費來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應求，轉運維艱，技術落後，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亂等等，堵塞了軍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通道。為了解決這一些問題，就必須為軍事工業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體系。因為「武器的生產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於是圍繞軍事工業而興辦民用企業的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來。

　　李鴻章知道，要辦稍大一些的工廠企業必須得到總理衙門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總理衙門，陳說辦廠造船的必要。他曾這樣說道：「各國洋人不但輳集海口，更且深入長江，其藐視中國，非可以口舌爭，稍有釁端，動輒脅制。中國一無足恃，未可輕言抵禦，則須以求洋法、習洋器為自立張本，或俟經費稍裕，酌擇試辦，祈王爺大人加意焉。」由於當時風氣未開，李知道用大機器生產遇到的阻力過大，擔心總理衙門有獨木難支之慮，故致書威望較高的御史陳廷經，闡明中國學習西方技藝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抨擊頑固派抱殘守缺、昧於世界大勢。他感嘆自己略知國家富強的「底蘊」，故「每於總理衙門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從者，天下事終不可為矣。吾丈知愛素深，究心機要，附陳一一，伏希心鑒」。陳為信中的說理透徹和情真意切所動，於一八六五年一月奏陳變兵制、籌海防，在廣東等海邊城市設局製造外洋船炮以「靖內患，禦外侮」。朝廷將此摺發下，要曾國藩、李鴻章會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廠造船的建議，得到總理衙門的贊同。對於開辦方案，李鴻章也有具體的考慮。以往的經驗使他認為，如果委託洋商從國外購買機器不僅價高而且難於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國機器廠學習，他也認為「其功效遲速與利弊輕重」也難以判斷。由於上海已有一些外國人開辦的機器廠，他認為最穩妥的辦法是以適當價格就地收購一家，因此囑咐下屬丁日昌著手經辦此事。一八六五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準備出售，而且該廠能夠修理製造輪船槍炮，在徵得李鴻章的同意後，丁以銀六萬兩買下該廠及其所存儲的全部原材料，合併原來建立的兩個洋炮局後，終於奏准成立。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首先陳述了辦廠理念和就地購廠的理由，然後就提到陳廷經的奏摺，「雖語焉不詳，未得要領，而大致與總理衙門暨臣所籌議不謀而合。曾國藩平時亦持此論，自應遵旨商酌辦理。」這樣一來，他現在籌辦江南製造總局就順勢成為「遵旨商酌辦理」、呼應陳奏的結果。顯然，陳廷經早先在他力勸下給朝廷的那則奏疏猶如一枚早已佈下的棋子，在關鍵時刻發揮如此重要、具體的作用，不能不讓人深嘆李鴻章的老謀深算。緊接著他就簡述購買此廠的具體情況，並強調「此項外國鐵廠機器，覓購甚難，機會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盡快批准。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記鐵廠買過來之後，李鴻章把它原來的名字改為「江南製造總局」，稱此係「正名辨物，以絕洋人覬覦」。其實，如果深究一下，李鴻章把原來的廠名改成江南製造總局可能還有其他的意義。這明明是座兵工廠，它的英文名稱即「Ｋｉａｎｇｎａｎ　Ａｒｓｅｎａｌ」（江南兵工廠），但他卻不像此前辦的「洋炮局」、「軍械所」那樣，名正言順地給工廠冠以軍工之名，其原因就在於他認識到「洋務」遲早要突破「求強」的「軍工」範圍，進入「求富」的「民用」領域，這種認識極為超前。他明確寫到軍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還在於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項鐵廠所有，係製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製，即用以製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鑄造槍炮藉充軍用為主。」「臣尤有所陳者，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

　　此時的李鴻章，儼然成了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預言家。他預言，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即將來臨。當時連恭親王和曾、左、李等實權人物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創辦這類官營軍工企業都如此阻力重重，連他們此刻尚且無權創辦生產民品以求富的企業，根本無法想像民間可以用大機器生產日用品謀利。而李鴻章卻認識到大機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而且民間必然要用機器生產以「自求利益」且官方無法阻攔這一歷史趨勢，確實識見深遠。他之所以能有此認識，因為他認為機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其理與法亦確然可解」，其中的道理應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華洋隔絕，雖中土機巧之士，莫由鑿空而談。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將自發其復」。而「天下至奇至異之事，究必於本於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則推之必不能遠，行之亦不能久」。

　　最後，他再次借陳廷經摺提出自己的洋務思想：「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倫理綱常等均超過「外洋之俗」，只有機器技藝不如西方。而「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國文化是「全體」應該為「本」，西方技藝是「偏端」應該為「末」，所以學習機器製造並不會傷害中國之本，不必擔心「中學」之「本」會因此受到傷害。這就是洋務派對反對學習西方機器技藝的頑固派的回答和反駁。

　　另外，此摺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設立機器製造局之事，他仍是在應付朝廷。曾經在一八六五年五月，京城受到捻軍嚴重威脅，清政府要李鴻章幫助天津設廠但被他找理由拒絕。但隨著捻軍的發展，清政府在津建廠心情更加迫切，於是接連發出幾道上諭，一再索要李鴻章在上海、蘇州等地辦廠的部分機器設備和工程技術人員，甚至要李鴻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開局」。對此要求，李鴻章還是拖延敷衍，實際決心機器與人員均不外放。在此摺中，他僅承諾將「廠中機器仿造一份以備運津」，同時「一面由外購求添補」，但接著他又聲明：「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仍是行拖延之計。不過隨著職位的變化，後來他對「津局」的態度又大有變化。

創辦輪船招商局

　　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李鴻章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運業，抵制外輪的侵奪，委派沙船富商、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朱其韶兄弟在上海洋涇浜永安街設局招集商股，定名為「輪船招商公司」，這個公司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輪船招商局是洋務活動由軍工企業轉向民用企業，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一八七二年八月，李鴻章令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負責籌辦輪船招商局。根據李鴻章的囑咐，朱其昂很快擬定了《招商章程》二十條，主張官商合辦。但李鴻章認為現在沒有官府的輪船在內，不必官商合辦，應當實行官督商辦。一八七二年十月在上海開始籌備。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奏請試辦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運動中由軍工企業轉向兼辦民用企業、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也是中國近代早期各類工礦交通企業中規模最大和最早引進西方技術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業。

　　一八七三年一月，輪船招商局正式獲准設立，朱其昂任總辦，官督商辦，經營江浙漕糧運輸及各種客貨生意，既辦公又辦私，既運貨又載人。眼看著輪船招商局一步步走上了正軌，李鴻章心裡又欣慰又擔心，欣慰的是自己又一個傑作問世了，擔心的是它會不會像其他洋務企業那樣多災多難。果然，開張不到半年，問題出現了。

　　問題出在總辦朱其昂身上。

　　朱其昂，字雲甫，居高橋。世業沙船，為淞滬巨商，捐資為通判，累至道員。清咸豐十年（一八六○年）起同美國商人在山東煙台合夥開設清美洋行，往來上海、煙台、天津各口岸經營貿易，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各地設有華裕、豐匯銀號，承辦海運多年，任浙江港運局總辦、海運委員。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由李鴻章授意，與朱其韶共同擬定輪船招商局章程。從天津回上海，會集李振玉、胡光墉等人，以身家作抵，任招商局總辦。朱其昂熟悉漕運業務，卻對兜攬生意、運貨載客一竅不通，加上他用人不當，濫用權力，商股沒有招足，輪船招商局隨時都有陷入困境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朱其昂被迫辭職。一八七三年七月，李鴻章改輪船招商公司為輪船招商局，並採納孫士達、盛宣懷的建議，任用英國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為總辦，寶順洋行買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辦理招商局事務。

　　至一八七五年，輪船招商局已有自製輪船，加上承領閩廣輪船八艘，又添招股份，向英國購進二艘，分往南北洋各海口及外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等處貿易，又承運江浙漕糧。從此中國輪船開始暢行中國海域，成為海防洋務的一大業績。

　　一八七六年有輪船十一艘，一八七七年又以二百二十二萬兩銀子買進美商旗昌洋行的舊船十六艘，及其碼頭、倉庫等財產，招商局初具規模。招商局總局設在上海，分局設在天津、牛莊、煙台、漢口、福州、廣州、香港以及國外的橫濱、神戶、呂宋、新加坡等處，資本共計四百二十餘萬兩，是民用企業中最有成績的企業之一。

　　朱其昂代表官方主管漕運，唐廷樞和徐潤代表商人負責招攬生意和商人入股事宜，誰也不代表的盛宣懷則既過問生意，又過問漕運，拉攏協調兩邊的關係，成了李鴻章的代言人。

　　唐廷樞和徐潤不光是招商局資本的經營者，更是局內主要資本的所有者。二人傾盡全力，將在商界打拼多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在社會各界的聲望全用在了對輪船招商局的管理經營上。招商局的股金和業務蒸蒸日上，李鴻章又舒了一口氣。

　　李鴻章在辦洋務的過程中，他的發明創造的潛能也得到了極大的展示。官督商辦可以說是他的專利，它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官有官的職責，商有商的任務，官商配合，公私都受益。事實上並非如此。官有官的職責，商有商的追求，出發點不一樣，追求不一樣，讓二者密切配合，這本身就充滿了矛盾。唐廷樞和徐潤在加入輪船招商局之前就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局中有官難辦事」，官權太重，弄得商人們什麼也幹不成。所以他們在建局的章程中就要求規定：所有管理人員應當盡量精簡，不得機構龐大、人浮於事，也請官府免派委員！李鴻章說：「好！一切都由你們自己做主，盈虧也和官方沒有關係。」所以有人向他推薦某人到輪船招商局管事的時候，他一口回絕，說：「招商局本沒有委員，又沒有薪水，你叫我把他安排在什麼位置上？」李鴻章自己堅決執行章程，招商局內部卻總是私自進人。招商局的大宗業務來自對官方漕糧的運輸，賺了官家的錢，官方推薦一個人來，實是難以拒絕，管理漕務的官員推薦來的人，更不能抗拒，不但不能抗拒，還得安排又輕鬆又高薪的位子。這讓招商局苦不堪言。而唐廷樞和徐潤也有三四個要好的朋友，七八個姑姨叔舅，十來個鄉里鄉親，求到頭上，不能不給個面子。這樣，招商局還是個擴大了的「親友團」。

　　官和商有矛盾，李鴻章只是和稀泥。盛宣懷在招商局幹得不得志，態度消極，後有人向朝廷投訴他有貪污嫌疑，他乾脆離開了輪船招商局。唐廷樞雖然有種種毛病，但工作能力強，又和商界人士打得火熱，對輪船招商局的發展有很大貢獻。一八八七年，李鴻章欲開發中國的礦業，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又讓唐廷樞兼理開平礦務局的事務。輪船招商局已經走上了正軌，而開平煤礦剛開始籌備需要大量的精力去策劃管理，唐廷樞不自覺地把大部分的精力轉到了開平。就在唐廷樞兼理開平煤礦事務的第二年，輪船招商局元老、官方代表和精通漕運業務的會辦朱其昂去世了。四駕馬車只剩下了徐潤一人，他開始琢磨為自己謀利。當時上海房地產正熱，徐潤將招商局的款項提出投了進去，他本以為很快就能賺到大錢，不但還上公款，還能撈上一大筆。可不久，上海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徐潤宣告破產並虧欠輪船招商局白銀十六萬兩千兩。李鴻章只得將其革職。

　　朱其昂去世後，李鴻章命江蘇候補道員葉廷眷接任。

　　葉廷眷（一八二九─一八八六年），字顧之。吉大鄉人。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任山陽縣丞，清咸豐十年（一八六○年）被派委江北團練，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作戰驍勇，得清統治者賞識。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受李鴻章委派，主持上海會捕局。制訂《中外會捕章程》，加強法紀，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葉廷眷被委為上海知縣，旋調任南匯知縣。

　　據光緒《南匯縣志》與《上海縣志續志》記載，葉在任期間，多次輸資以解民困，對外國侵略者的罪惡行徑，亦能予以抵制，維護民族權益。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葉廷眷晉陞道員，任淞海同知候補道三品銜花翎，授榮祿大夫贈內閣學士。旋丁憂返鄉，在吉大建榮祿第，創辦學校，修葺古跡，凡有益於鄉者即立捐款項以資所需，鄉人均感其德。

　　因為有這樣出色的表現，所以李鴻章把他調過來主持輪船招商局的工作。

　　葉氏到任後，發現賬目不清，隨即進行了詳細核查。核查結果是輪船招商局明虧暗耗，已經面臨破產的邊緣。他立即向李鴻章報告。李鴻章只有招商集股擴大資金。精明的商人早看出招商局內部的齷齪，沒人願意投資。商款招不到，或借官款，但官款一向利息很重，招商局本來難以為繼，哪裡來的錢歸還巨額利息。葉廷眷提出不如仿福州船政局，索性將輪船招商局收歸國有，變成國營企業。既是國營，官方出的錢就算投資，不能再要利息，此外，官方再出二百來萬兩幫招商局把債務還清，此後一切船棧碼頭都歸官家所有。葉廷眷的建議使李鴻章老大不高興，幹了不到一年，就被撤了。

　　李鴻章再任鄭觀應負責招商局業務。

　　鄭觀應（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署羅浮偫（ｚｈì）鶴山人等，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

　　鄭觀應原是太古洋行的買辦，在李鴻章手下幹了多年，歷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和上海電報局總辦，洋務經驗豐富。他在接受了李鴻章的任命後，鑒於前任的經驗教訓，正式脫離太古洋行，全身心地投入到輪船招商局的事務中。鄭觀應一上台就向李鴻章提出了十六條整頓方針，在他看來，輪船招商局想要向前發展必須從人才的使用、職責分工、賞罰分明等方面進行徹底改革。鄭觀應對招商局的最大貢獻是他利用自己多年從事商務的經驗和人際關係，為招商局和太古、怡和等公司簽訂了齊價合同。所謂齊價合同就是幾個公司一起商定船運的具體價格標準，並簽訂合同保證各公司都遵守這一價格，未經其他各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船運價格。這樣就避免了各公司之間互相競價爭取客戶，避免因此給自己和其他公司帶來損失。有了統一的價格，輪船招商局就不再擔心外國公司聯合起來排擠中國船運業，從而為招商局的順利發展創造了一個較為平穩、寬鬆的環境。

　　鄭觀應到輪船招商局兩年，局內的業務平穩上升，原先瀕死的招商局看起來又有了生機和活力。而在這兩年中，鄭觀應並沒有什麼大的實權，李鴻章似乎是要考察他的工作能力，沒有給他什麼實際的官職。兩年後，李鴻章正式任命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的總辦，沒想到鄭觀應卻一口回絕了。

　　表面上看來，鄭觀應拒絕接受任命，是因為他管理經營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破產，已無心氣再接受大的委任。而實際原因並非如此。他在招商局待了兩年，將招商局內部的各種關係看得很透，官督商辦說起來好聽，商方負責贏利，官方負責監督，可實際上官方控制很嚴，商人發展很難。他在一封給唐廷樞的信裡道出了自己的心聲：招商局雖說是官督商辦，可各個總辦、會辦、幫辦都是由北洋大臣任命的。雖然如今李公任北洋大臣，器重我，支持我的工作，可李公總不會永遠擔任北洋大臣，掌握實權。我恐怕將來招商局有了起色的時候，北洋大臣已經是張公、王公、趙公了，他們可不會像李公那樣信任我們，聽了別人的讒言，很容易不問是非就輕易把我們扒拉到一邊了，那我們這麼多年不是白幹了嗎？再說像我們這種人，每天只知道幹活，說話辦事也不懂避嫌，又不會幹溜鬚拍馬的行當，一旦有個好歹，連個援助的人都沒有啊！

　　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台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台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藥。

　　與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於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於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餘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於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於外，父兄妻子怨於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唯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於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部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一八九四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

　　鄭觀應離開輪船招商局之時，盛宣懷回來了。盛宣懷回來的直接原因是徐潤在上海金融倒賬風潮中破了產，盛宣懷受李鴻章指派來招商局查處整頓。查處完畢，盛宣懷調任天津海關道，但沒有放手輪船招商局。他堅持「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新認識，堅持自己的官督商辦。盛宣懷的官督商辦與以前不同的是設了由他自己擔任的官方的督辦，取消了以前商方的總辦，幾個會辦也都帶有官的性質，看起來更像是官督官辦。幸好盛宣懷本人有錢，有強烈的商人傾向，對上述的缺陷起了一定的彌補作用。

　　既任督辦，盛宣懷決心「借鑒補救前人的錯誤，逐漸恢復招商局的宏圖」。

　　第一是清理賬目。以前招商局賬目不清，無法考核。盛宣懷命令把前後賬目劃清歸類，並且實行賬目公開，不論過多少年之後，每筆賬目多了還是少了，多了因為什麼原因，少了花到哪裡都能一目了然。

　　第二是贖回典賣給旗昌洋行的招商局船產。中法戰爭爆發後，為保住招商局，盛宣懷把船產賣給了美國旗昌洋行。賣出去容易，贖回來難。出賣船產時，契約上只寫明了賣出的條款，忘了提買回的事，旗昌洋行趁機想把船產據為己有。盛宣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使旗昌洋行同意招商局以原價把船產收回。招商局剛剛復興，萬事都需銀兩，盛宣懷決定向匯豐銀行借款三十萬鎊。匯豐提出了很多苛刻條件，盛宣懷在大的方面據理力爭，不至關緊要的方面都表示接受。他之所以如此，是對招商局的發展充滿信心，後來的結果也證明盛宣懷是正確的，招商局的經營發展良好，匯豐的苛刻條件大都沒有實現。

　　另外，盛宣懷高喊「官督商辦」的口號，也並非只是為了強調自己這個督辦的權利。在當時的條件下，官方確切地說就是李鴻章的參與，給輪船招商局帶來了許多實惠和優惠，沒有這些關照，招商局根本就不能存在這麼久，並且斷斷續續一直在發展。李鴻章也說：「每當此局危急的時刻，都是官方出面維持，或是投入資金，或是減免關稅，才使得招商局日見起色。」

　　李鴻章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確有其事。清政府當時有這樣的規定：空船過各關口的時候和滿載的船收稅是一樣的。輪船招商局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運輸漕糧。但每次運輸米糧到湖北，回來的時候總是空船而歸，故此，李鴻章下令，在他所管轄的北洋範圍內的三個關口，招商局的空船免去二成的關稅。儘管免去二成，空船而歸還是不合算，李鴻章又網開一面，規定湖北運往外地的茶葉，如果是搭載招商局的輪船，每百斤茶葉只交六錢銀子的出口稅就行了，如果再進口則不必交稅。這項優惠只適用於輪船招商局的船隻，其他船隻不可享受。在中法戰爭期間，外國公司為了擠垮輪船招商局，一起壓低船運費用，他們所開的低價實際上是賠本的。李鴻章允許招商局在為國家運輸漕糧的時候，可以把價格略微抬高，比外國公司高一點，以保證不虧本。輪船招商局從建立至此時，虧欠官債和洋債加起來將近二百萬兩。如今雖然經濟好轉，但官債洋債一起歸還還是有困難的。於是，官債可以先不還，先還洋債，以免多交利息。至於官債嘛，都是一家人就把利息免了吧，等洋債還完了再說……所有這些優惠在輪船招商局的發展和恢復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盛宣懷一定要堅持官督商辦、堅持跟著李鴻章走的好處。他把這種關係叫做「宣懷在下面堅持，老師（李鴻章）在上面批准」。

　　招商局在盛宣懷接管以前就僱有一些洋技師，他自己在辦理其他洋務的經歷中也認識到聘請洋技師是十分必要的，可問題在於局裡原來的洋技師多而且濫，分工不明，約束不嚴，極難管理。盛宣懷當上督辦後，拿這些人開刀整頓局裡的風氣。比方說他查出總大車羅貝一點本事也沒有，就派尉霞當總大車，而且還兼任船主，一人負責兩份工作。盛宣懷沒有因為尉霞是老外給他面子，規定他同樣有幾個月的考察期，考察期間只給工錢，不簽合同，如果考察不合格，立即開除出局！一旦通過考察，盛宣懷就給予外員同樣的信任。有人說許多人對尉霞有微詞，盛宣懷不以為然：「好多事務都由尉霞一人調動，沒有流言倒奇怪了！」盛宣懷還規定洋人不准飲酒，如果發現醉鬼立即開除。經過他的調教，招商局的洋員數量少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每年節省下來的洋工資就近萬兩！

　　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盛宣懷和李鴻章的共同努力，輪船招商局把洋債和國債全部還清了。但對手並不想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債務危機終結之後，新的危機又來了。以前和太古、怡和兩個老對手所簽的齊價合同到期。本應談判續約，太古、怡和卻毫無誠意，並聯合起來展開了跌價競爭，排擠招商局。盛宣懷制定了「對外表現出姑且與他們應酬的樣子，內部則抓緊招攬客貨生意，準備同他們決鬥到底」的戰略方針。

　　太古首先在漢口展開攻勢，運費從七八折降到五六折，接著是三四折，最後竟跌到一折、五厘的低度！怡和也不甘示弱，跟著跌到了一折。鷸蚌之爭，漁翁得利。運輸商搞價格戰，最終得實惠的自然是它的下家了。他們看到太古、怡和的價格如此低廉，便一窩蜂地到他們那裡去運輸貨物。這樣，招商局的生意幾乎被搶光。盛宣懷面對壓力鎮靜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認為不可能所有的業務都跑到太古、怡和，總會有因航線不合適等原因的客戶到我們這裡來，招商局的折扣只打到三點五到四折，只要有生意來，我們就坐看太古的一折、半折能堅持到什麼時候。他還注意到太古和怡和之間不是鐵板一塊，太古一直就看不起怡和，而怡和負氣對太古不能相讓。盛宣懷決定利用二者之間的矛盾，聯合怡和對付太古。他始終堅信，做生意以贏利為主，沒有哪一家公司會離開「利」空談「義」。太古的折扣以排擠招商局為主，談不上贏利，絕對堅持不了多長時間。他總結商戰的經驗說：「能戰然後能守，能守然後能和，沒有不能戰不能守就和的道理。古人說得好，只有勢均力敵才有和談的基礎，如果我們事事遷就，委曲求全以求和好，他們見我們底虛了，必定要提出許多非分要求，那樣我們就勢必吃虧才能求得和議。」

　　最後的結果是太古、怡和坐到了談判桌前，與招商局再一次簽訂齊價合同。齊價合同簽訂後，招商局的贏利猛增了二十多倍，以後更是逐年穩步上升。輪船招商局經過官商的共同維持、李鴻章和盛宣懷的共同努力，終於在自己的國家站穩了腳跟，和外國輪船公司爭利了，這正是李鴻章開辦民用企業的目的。

　　李鴻章對盛宣懷的工作很滿意，然而他更滿意的還是自己首創的「官督商辦」企業形式的成功。

　　招商局的開辦，目的在於擴大財源，但卻突破了外國侵略勢力對中國航運業的壟斷。它自創辦之日起，得到了李鴻章的多方關注，該局成立之初，只有輪船三隻，到一八八七年達三十三隻。此後始終徘徊在這個水平上，至一八九三年擁有輪船二十六隻。這個時期，它主要經營沿海與內河航運，水腳收入每年平均為二百萬兩左右，除去輪船費用、折舊提成等開支外，每年淨利達三十萬兩左右。輪船招商局開業後三年，從外國輪船公司手中擠掉一千三百萬兩的利潤，迫使美國旗昌洋行退出競爭。輪船招商局為爭回中國的航運權、發展民族經濟和保衛國防方面產生了積極作用。但輪船招商局也存在不足並最終導致了它的失敗。在輪船招商局存在的二十多年間，從整體上說它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但其經營管理技術卻存在嚴重的缺陷，從而使企業失去生命力，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導致最終失敗。

　　本來，輪船招商局在一八八七年收購美國旗昌公司產業之後，擁有輪船三十三隻，總載運量達到約二點四萬噸，成為該局發展規模的頂點。但這期間，它很少進行資本積累，它的總辦和會辦等人只顧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忽略了企業的長遠前途。這使得輪船招商局無法憑藉雄厚的資金擴大再生產，沒有能力長時間與外國航運公司相抗衡，更沒有能力在遠洋航線上和外國資本競爭。所以，經營管理不善和對資本積累的忽視，是導致輪船招商局遠洋航運完全失敗的原因所在。此外，封建頑固勢力的鉗制和掣肘，也是輪船招商局失敗原因所在。

為挖煤開平建礦

　　洋務運動開始後，各地興辦的軍事工業和後來興起的民用企業，對煤鐵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土法生產的煤鐵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質量也較差，所以，只得向外商購買才能維持正常生產。根據當時一些材料統計，中國各通商口岸每年共進口煤炭數十萬噸，以供應本國的軍事工業及其他少數民用企業的需要。於是，在大宗煤鐵從外國購運而來的同時，大筆銀錢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外國人的腰包。

　　因此，不論是從抵制外商侵略還是從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的角度來考慮，採用近代化手段來開採中國的煤鐵礦藏都是一個刻不容緩的急需解決的問題。

　　當時西方列強，就像獵狗一樣盯上了中國煤炭資源這塊肥肉，他們都想來咬一口。英國駐華大使館一個叫柏卓安的翻譯經過一番勘察後，建議英國政府來中國用西法開採煤炭。美國大使蒲安臣勸說清政府設法開採北京西山煤礦。英國駐北京使館參贊威妥瑪建議清政府開發各省五金煤炭等資源。雖然西方列強急於知道清政府的態度，但清政府卻並沒有正面回應，這讓列強們摸不清頭腦了。直到中英重修《天津條約》，英國方面強烈要求在條約內寫明允許英國人在中國開採煤礦一條，這才引起清政府的重視。上層官員特別是洋務派，紛紛對中國自辦西法採煤發表看法。

　　曾國藩含蓄地表示：「借用外國人的機器來為中國謀一個永遠的利益，似乎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沈葆楨務實地說：「在中國開煤礦，應該首先由官方開設一個工廠，僱傭洋人的工匠，購買或者製造挖煤的機器，挖出的煤先按照平價進行交易。如果有利，再大舉開辦，如果沒利也可就此罷手，這樣我們就不致失掉主動權，而外國那些饒舌的人們也自然會閉嘴了。」

　　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急需煤鐵，上海、南京幾個製造局製造洋槍洋炮所用煤鐵都是從洋人那裡購買的，輪船也是這樣，每年光在購買煤炭上就花了不少錢。既然洋人都說我們廣東、福建、江蘇等地方有好煤，與其我們購買洋人的煤，不如購買洋人的機器自己開挖呢？到時候讓洋商來購買、販運我們的煤不好嗎！實在不行，也可允許洋人開挖，我們趁機學習他們的技術、收他們的稅，還能用挖出的煤供應軍需，這豈不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李鴻章在實踐中感到：「天地之間，大自然賦予的寶藏，才是老百姓日用的來源。」他認為每年都要拿出大筆銀錢來向外國購買煤鐵，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於是，李鴻章從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角度，給朝廷上了一個摺子，要求興辦新式礦業。

　　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清政府，對錢字是相當敏感的。清政府最怕臣子們提花錢的事。而李鴻章提到的，是一個最有魅力的話題──掙錢，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他說，西方一個小國，面積沒有我們一個省大，財政收入卻動輒以萬萬計，無非靠煤鐵五金的礦藏、鐵路電信的稅收。中華帝國的疆域比他們廣闊得多，礦產資源比他們豐富得多，為什麼老是窮困不堪？就是因為沒有及早開發財路，挖掘地下的寶藏。只要倣傚洋人開辦新式礦業，馬上就可以擺脫財政困境。一方面節省購買洋煤洋鐵的大量開支，一方面還可以把礦產品出口國外，改變貿易入超的不利局面。同時，開礦有利於改善小民生計生活。開了礦山，就得招募工人來挖煤，挖出來的煤，要有人運輸，要有人銷售。這樣的話，礦山附近的很多行業便可以為衣食無著的窮人提供就業機會，如：飯店、旅店、客運等。

　　一八七五年，李鴻章的請求被清政府批准了，李鴻章開始在直隸磁州試辦礦業。李鴻章派自己的親信、江南製造總局馮焌（ｑū）光和天津機器局吳毓蘭負責籌建；資金則由江南、天津兩局墊銀十萬兩，招商集股十萬兩；設備委託英國商人海德遜到英國訂購，並在英國聘請工程師。李鴻章的願望是美好的，但試辦礦業卻以失敗告終。因為當時的守舊勢力處處從中作梗，奸商謀利欺哄，加上交通不便，磁州煤鐵礦沒能開辦起來。直隸礦業未成，李鴻章又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李瀚章奏請在湖北興國開辦煤礦，再獲清政府允准。

　　李鴻章委派洋務派得力幹將盛宣懷為興國煤礦礦務督辦，總管湖北礦業開發之事，並從直隸練餉直接撥給二十萬串錢以為資金。盛宣懷翌年即在興國開挖煤窯四十多座，但他沒有像李鴻章期望的那樣購買新式機器、以西法採煤，而仍用土法，只採表層，採光了就換一個礦重新開掘，不但生產能力低──四十多座煤窯半年產煤不過二十噸，不如西方國家一口礦井一星期的產煤量多，而且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如此陳舊落後的生產方式根本不是李鴻章所提倡的新式礦業。沒過多久，李鴻章就忍痛關掉了湖北興國煤礦。沒有錢就無法購進先進的採煤機器，無法聘請經驗豐富的外國礦師，無法採用建礦井時即消耗巨大的西式開採方法。如果全部採用西法，當年大約需要經費六萬兩。從正式開掘到贏利這段時間，所有資金都得墊付。清政府允准李鴻章開辦新式煤礦時只想到會增加收入，沒想到也根本無法承擔這些賠墊。國家、地方都拿不出錢，更不用說李鴻章個人了。李鴻章認為，開礦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經費問題。

　　湖北受阻並沒有降低李鴻章的積極性，他又想在別處試試。他聽說開平一帶自古就有許多小煤窯，那裡的人多靠挖煤為生。既然有挖煤傳統，在這裡興辦大型煤礦較有可能成功。他委派經驗豐富的候補道員、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協同一個叫馬立師的英國技術人員，前往開平進行了周密的現場勘查。李鴻章從他的報告中得知，開平周圍有鳳山綿延數十里，其東北的古冶、正北的馬家溝、西南的唐山，都蘊藏著豐富的煤礦資源，煤窯遍佈，煤質、產量、利潤等不遜於西方。當地百姓的挖煤歷史，已經有些年頭兒了，他們自明代始即自行挖煤，技術熟練者一天可以挖四五百斤。照當時通行的煤價計算，除去運輸費用，每十五噸煤即可獲利七萬五千兩。更妙的是此地煤鐵雙全，鳳山一帶有數量可觀的鐵礦。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完全可以因地制宜，一舉兩得，先就地採煤，再用採出來的煤煉鐵。不利之處是運輸條件惡劣。開平附近山路崎嶇不平，交通極為不便，煤鐵外運主要依靠牛馬畜力。民間生產數量有限，畜力尚可維持，如開辦大型新式礦業，產品外運則成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修築一條由開平到蘆台的鐵路，以動力代替畜力，增大運載量和流通速度。唐廷樞建議為開平煤礦投資八十萬兩，一半用來採購設備、引進先進技術，另一半作為修築鐵路的開支。

　　李鴻章興奮不已。為保證萬無一失，他又委託馬立師礦師帶著從開平採集來的煤鐵標本回英國，請著名的化學師戴爾等人進一步嚴格化驗煤鐵的成分。不久，結果出來了：所驗標本雖稱不上世界最優等，但開採該礦應當沒有任何問題。李鴻章的開礦夢想就要實現了。

　　其實，早在李鴻章要開採開平的煤炭資源之前，已經有人注意到這兒的礦藏了。他就是英國商人庵特生。庵特生前往開平實際勘察了多次，覺得開平是個值得開發的地方。他還把自己的感想寫進日記，說：「此地挖煤的方法比北京西北各煤窯的方法進步得多，如果他們能夠使用蒸汽機和抽水機，再挖得更深一些，這些煤礦就會更有價值。但現在他們只能挖取頭層煤，把最上面的一層挖完了，這個煤窯就放棄了，再開其他的礦井挖掘。他們幾乎每年都在開新井，而且當地的人告訴我，一個新井最長時間也不能挖到十年以上。但凡質量較好的煤層都蘊藏在地下深處，開平人這樣挖煤既浪費，又得不到好質量的煤炭。其原因就是開採方法太落後，如果學習西方的方法，使用機器開採，效果就會截然不同。」

　　那麼，西方的先進方法究竟是怎樣的呢？

　　與閉關鎖國的清政府相比，十九世紀的西方人的採煤方法已經很先進了。他們尋找煤礦時，先觀察地勢，等確定煤礦的位置後就鑽探一個洞來測定煤礦的虛實，如果確實有煤，而且煤質合乎開採標準，就同時開兩個井口。兩個井都深入到煤礦的最底層，再在兩個井之間開一個橫道，使兩井相通，這樣氧氣就可以進入礦井，供礦工呼吸和點燈用，但燈必須是用玻璃密封起來的。整個礦井內用粗大的木頭支撐起來，在井底還開出一條小路，路的旁邊挖一道小溝，使水匯聚到小溝裡，而不至於滿坑亂流。從小井裡放入抽水機，有水就立即抽乾，既可以通風又沒有發大水的危險。這是對礦井的技術處理。至於挖煤的方法，是先挖煤底和兩邊，用大鐵錘敲擊煤層，煤塊自然震落下來，然後用手推車或者肩挑擔運到大井底下，再用機器運出礦井。此法每天可採煤四到五噸，且採到的都是深層的好煤。而同時期中國開採方法最先進的開平人，每天拼了命地挖，也只能採到四五百斤淺層的次煤而已。

　　唐廷樞素有辦事快捷、講究效率之名，他很快便向李鴻章提交了具體的開礦計劃。在這份計劃裡，他著重指出中西勞動力價格差問題。在開平開設煤鐵礦，除了以前所提到的優勢外，中國礦工和英國礦工的工資收入也有很大差距。具體地說，就是在每噸煤的單位構成中，中國礦工工資所佔比例僅為英國礦工工資所佔比例的一半。煉鐵也是一樣。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可能比這個預算還要省。因此，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必然使開礦大獲其利！

　　工資上的優勢，讓李鴻章徹底解除了顧慮，他派人訂購鑽機、聘請煤鐵專家的節奏也加快了。李鴻章於一八七六年派了唐廷樞前往開平勘察煤鐵礦產資源。經營方式採用官督商辦，具體集資章程由唐廷樞即刻擬訂。李鴻章還特意交代：所請的專家必須有真才實學，如不精通本行，立即開除重聘。

　　唐廷樞草擬的《開平礦務招商章程》，盡量體現「官督」和「商辦」兩個特色，兼顧官商雙方的利益。李鴻章對這一章程表示滿意，但還是從官方立場對商人做了一些限制。如規定商人所投資金，只能用於辦礦，不准移作他用等。

　　開平礦務局原計劃第一期招商集股八十萬兩，每股一百兩，分八千股，到一八七九年六月之前招齊。生意興旺之後，再招第二期二十萬兩，總計招商一百萬兩，分為一萬股。可官僚與買辦的結合在當時畢竟屬於新生事物，國內中小商人大都持觀望態度，不肯輕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賭在上面。礦務局費盡力氣才集得二十萬兩銀子。這二十萬兩還主要是唐廷樞等人的投資。不管資金夠不夠，開平礦務局以最初的二十萬兩訂購機器、買地造房，熱熱鬧鬧開張了。

　　一八七七年，唐廷樞提出的開採開平煤鐵的計劃被李鴻章批准了，李鴻章委派他負責該項工作。

　　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還增派前天津道丁壽昌和天津海天道黎兆棠會同督辦。

　　一八七八年正式成立開平礦務局，官督商辦。一八七九年，也就是開平煤礦開張的第二年，原定八千股資金才招到七千股，煤鐵的挖掘工作很難全面展開。針對這種情況，李鴻章經過認真分析，認為煤礦與鐵礦兼開會導致兩者不成，只有放棄成本較高、需求又較緩的鐵礦，集中精力專開煤礦，才能取得初步勝利。只要成功邁出第一步，將新式礦業在中國推廣，以後再開發開平鐵礦也為時不晚。

　　李鴻章當機立斷決定暫停對鐵礦的開採。資金集中在單一的煤礦上，自然寬裕了許多。開平煤的產量迅速提高。按照唐廷樞的設想，應當立即修一條鐵路，將挖出的煤及時運出，以免產品積壓，資金周轉不靈。用鐵路運輸煤炭，不僅運輸量大，運速快，比牛馬運輸節省許多人力，而且開平所生產的煤可以解決火車的燃料問題，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事。但在當時，這樣的事情很難得到支持。首先是在資金上，清政府拿不出錢來修路。其次，社會輿論也不支持。開平煤礦剛剛出煤，還沒有進入贏利階段，拿不出修建鐵路所需要的大筆費用，頭腦靈活的唐廷樞建議在離礦井二里遠的地方開挖一條小運河，將蘆台和胥各莊聯繫起來，從水上把煤運出。小運河不需要太深，只要在河上建個閘，水多時把水積蓄起來保證河水不氾濫，水少時開閘放水，保證航運，就可以免去牛背馬拉這些最笨的運煤辦法了。不久，這條全長七十里，每天可行船十二個小時的小運河挖成了，雖然河水比較淺，但也初步解決了煤炭的運出問題。在唐蘆鐵路築成之前，這條小河一直承擔著主要的運輸任務。

　　一八八一年初，開平煤礦正式開鑽出煤。當時的權威媒體《申報》對此進行了報導：

　　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煤礦──開平煤礦已經開鑽出煤。在技術上，它採用國外先進鑽探機器、僱用西方有經驗的技師做指導；在體制上，採取官商合辦、公開招股的形式，是脫離、不依靠外國的完全由中國人自辦的企業；在開採方法上，也採用了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同時開兩井的方式，一口小井深三十丈，用來抽水灌風，保證井下的安全，新式的抽水機每分鐘可抽水千斤；另一口大井深六十丈，是專門向外提煤的井口，機器提煤每天可達到百萬斤（實際日產量只有三百噸）。

　　李鴻章對開採煤礦的發展非常關注，每走一步都離不開他的視野。他聽說開平已經出煤，考慮到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組織管理開平煤礦的各項事務，即決定正式成立開平礦務局，並親自主持了開平礦務局的成立儀式。為了給開平煤礦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他向清政府請求降低煤稅。李鴻章在奏摺中說：過去中國同洋人簽訂條約，總是被他們欺騙，以至於洋人進口的貨物我們只收很低的稅，而中國的貨物想要出口卻被他們徵很高的稅。這就在無意中造成了壓制中國商人而保護外國商人的後果，使我們自己的商人在國外沒有市場，在國內也無法和洋人競爭，生存境況十分艱難。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我們稅收政策中的一個大弊端。現在開平煤將要大批投入市場，如果還按照以前的收稅方法，則很難和進口煤競爭，我們官商合辦的第一個大型煤礦將面臨被洋人聯合起來擠垮的危險。為扶持我們中國自己的企業，應該把國內的煤稅降低，好讓它到國際市場上和外國人爭利，為中國人爭光。這樣，原來每噸六錢七分二厘的煤稅硬生生降為一錢。如此一來，開平煤礦的生產成本再次大大降低。

　　朝中有人好辦事。開平煤礦的產量迅猛上升，開鑽一年日產量就達五百噸，三年以後長期穩定在九百噸左右，到一八九四年時，日產量據說已經達到了二千噸！

　　高產、低稅、低酬，使開平煤礦的利潤直線上升，一八八七年五到十月僅幾個月間就有盈利一萬三千餘兩。李鴻章得意而快慰地說：「想要贏大利，必須捨得下大本錢。開平煤礦當初花了二百萬兩，現在才經營了十年就開始源源不斷地收取利息。我早就說過，幹一件大事情怎麼能指望早晨開工，晚上就贏利呢？」

　　接著，李鴻章又趁熱打鐵，上奏朝廷在開平附近再增開林西煤礦作為附屬礦區，不久便被批准。開平煤礦逐步走向系統化、規模化，人氣也不斷上升，原每股一百兩轉眼間升到了一百四十兩、一百五十兩，還有人願意以每股二百三十七兩的高價大批買進。當初猶豫觀望、未敢入股的商人紛紛後悔不迭，大嘆自己目光短淺沒有遠見，沒能把握住商機。

　　開平礦務局開辦的直接目的就李鴻章等人的初衷來說，一是為了解決國內輪船、機器的燃料問題；二是同洋人「爭利」。從實際情況看，第一個目的完全達到，第二個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各通商口岸所需煤炭差不多全為洋煤所壟斷，整個天津市場都是日本煤炭的暢銷場所。開平低價優質的煤炭迅速佔領了市場後，不但國內中小商人無法與之競爭，在華洋商也受到了衝擊。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日本以每噸七到八兩紋銀的高價將廣島、三池的煤運到天津傾銷，幾乎壟斷了天津市場。開平煤在天津上市後，以每噸四兩五錢到五兩的價格出售，使日本煤兩年之內削減了三分之二，不到十年就基本沒什麼市場了。不僅是在天津和其他內地省市，開平煤還不斷地運往香港和國外，每年銷往國外五百多噸，而香港則達到數千噸。李鴻章所期望的，也就是開平煤到國際市場上與洋商爭利的這個願望，真正地實現了。

落陷阱煤礦易主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開平煤礦發生劇變。

　　「唐景星（唐廷樞）在一八九二年去世，他的死標誌著開平煤礦滋生大量貪污和企業逐漸官僚化的開始。」海外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一書中以晦暗、低沉的語調勾勒出了「龍旗事件」發生前十年，開平礦務局從輝煌走向沒落的開端。

　　江蘇候補道張翼成為唐廷樞的繼任者。張翼接任開平煤礦後，急功近利，全面擴大生產和銷售。他新開了西山礦井及三號礦井，使開平煤礦的產量猛增，八年間從原來的每年二十五萬二千五百三十八噸增加到七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噸，翻了三倍還多。為了把這些多挖出來的煤全部賣出去，張翼在全國各地特別是沿海沿江的要埠，如天津、塘沽、煙台、牛莊、上海、香港、廣州、漢口、蘇州、秦皇島等地全都設置了辦事處、碼頭和倉庫。以秦皇島為例，秦皇島港口吞吐量大，終年不凍，唐胥鐵路已修到距秦皇島五英里之地，開平煤炭可從鐵路直運秦皇島，再裝船出口，銷往國外，比大沽等地方便得多。張翼派人在當地購買四萬多畝土地，準備建設碼頭，並由總理衙門出面奏請將秦皇島作為中國自開的通商口岸，當天就獲得允准，使秦皇島成為中國因工商業發展需要而自己主動開放的通商口岸。這段時間的開平，在局外人眼裡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比唐廷樞時代的穩步發展熱鬧得多。而實際上張翼的盲目擴充、開採、投資，引發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由於消耗資金過大，沒過多長時間，開平礦務局的老本就掏盡了。張翼只好四處借錢。張翼無法籌集到擴建秦皇島碼頭時所需要的足夠資金，只得將希望寄託於外國洋行。他先是通過曾任海關稅務司的英籍德國人德璀琳，以天津、上海等地的碼頭煤棧作抵押，向德華銀行借款六十萬兩。此後，德璀琳又將一家名為墨林的國際財團引薦給了張翼。

　　他們的合作是愉快而充滿前景的，墨林公司先是慷慨地提供了二十萬英鎊貸款，接下來又提出了一項籌集新股擴大礦山開發的宏偉計劃。對於西洋夥伴的慷慨，張翼感激不已。鑒於開平礦務局所存在的問題，墨林開始幫忙為開平礦務局在全球幫助物色一名工程師。不久後，他們的目光集結到了一個美國年輕人的身上。

　　他的名字叫做赫伯特．胡佛，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父親是一名鐵匠，在胡佛六歲時去世，又過了三年，母親也去世了。成為孤兒的胡佛先是寄居在叔叔家，兩年後遷居舅舅家。胡佛白天在伯父開辦的俄勒岡土地公司裡當辦公室雜役，記賬、打字，晚上讀商業夜校。畢業後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當了兩年礦工，每班工作十個小時，卻只能掙到可憐的兩美元。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正是這樣一個孤兒會在一九二九年那個全球經濟最晦暗的春天走上美國權力的頂端，成為白宮的主人。儘管他的傳奇經歷在那場經濟風暴的遮掩下已經顯得涓埃之微，但是他的發跡史又與開平礦務局的倒賣是如此密切相關。

　　一八九七年，一紙招聘廣告改變了胡佛的命運，英國礦業巨頭「畢威克─墨林」公司計劃招聘一名經驗豐富的地質學家，並特別要求了應徵者的年齡為三十五歲以上。當年只有二十三歲的胡佛，決定虛報年齡。

　　命運之神眷顧了他。他被錄用了，並且擁有了一個中文名字「胡華」。之後的工作經歷順暢而又充滿機會，胡華先是被派往澳洲和南非的一些礦區工作，憑藉他的精明、圓滑賺取了墨林的賞識。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四歲的胡華來到中國，在「墨林公司─中國機礦公司」任經理兼煤礦技師。他公開的身份是直隸、熱河兩省的礦務技術顧問，實際上是墨林公司在中國天津的代理人。

　　胡華到中國後，奔走於華北各地，廣泛搜集有關開平礦藏的情報，僅用短短五個月就向墨林先後呈報改組開平礦務局的兩個方案。「開平煤礦實際資產按大大壓低了的估計也有七百一十五點九六萬兩，折合一百零四萬鎊。」並由此得出結論：「這項產業肯定值得投資一百萬英鎊；這個企業絕不是一項投機事業，而是一個會產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實業企業。」就在這份報告完成的同時，一件足以影響近代中國命運的變亂發生了。

　　一九○○年，義和團運動發展得轟轟烈烈。一九○○年一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佈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並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桿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萬名拳民佔據。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為了保護各國在華利益，列強決定武裝干涉。五月三十日，各國炮艦陸續集結於天津的大沽海面，戰爭隨之爆發。

　　幾天之後，八國聯軍侵佔了開平礦山、秦皇島港以及天津城。駐守天津的英軍巡邏隊在租界內的一處民房裡逮捕了張翼，罪名是「疑與拳匪相通，飼鴿傳遞消息」。張翼被關進了怡和洋行地下室的一間屋子裡，這位平日裡驕奢淫逸的督辦大人陷入恐慌之中。

　　老朋友德璀琳的出現使張翼緊繃的神經多少感覺到了輕鬆。德璀琳設法解救其脫離險境的保證，使得張翼對於這位異邦朋友的品德更加深信不疑。當德璀琳提及天津煤棧被焚而唐山、林西又不通消息時，神色莊重、表情憂鬱。他說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條件下，俄軍正在伺機南下侵佔礦區，如要保住煤礦只能依賴英國。至於如何保全，他提出──「中英合辦」。雖然張翼對於中英合辦煤礦的提議有些遲疑，但考慮到自己當下的處境，還是勉強答應了下來。

　　隨即，德璀琳向張翼出示了一份手據，上面寫著賦予德璀琳「便宜行事之權，聽憑用其所籌最善之法，以保全礦產股東利益」。事實上，自從張翼簽字那一刻起，德璀琳就已成為了開平礦務局事實上的總辦，無論是借款還是讓洋人入股，都由德璀琳說了算。

　　次日，張翼被釋放。在驚魂未定之時，德璀琳再次到訪。他聲稱目前局勢混亂，僅憑空洞的一紙手據很難達到保護礦權的目的，如果想徹底保住礦權，必須得到更大的權力空間，隨即兩個札委和一份備用合同被簽訂了。兩個札委分別從企業性質和運作手段上對於開平礦務局的原有形態徹底作出了否定，一則聲稱「或借洋款，或集外國股本，將唐山開平礦局作為中外礦務公司」；另一份札委寫的則更加直白「廣招洋股，大加整頓」；然而，弔詭的卻是備用合同中，最為重要的一則條款的賓語處竟留下了明顯的空白「將該礦務局的一切土地、房屋、礦山、輪船以及其他一切財產之所有權與管理權全行交給──。他將有權按其意願出售，抵押、租賃、管理、經營及管轄該項產業」。顯然，這是德璀琳有意而為之。何人具有如此之權利？待定！

　　隨後，事情的發展完全偏離了張翼的原始初衷。德璀琳在取得了張翼的全權委託之後，並沒有如約去借款或募集外國資本，而是找到了墨林公司的美籍僱員胡華，他們商定將開平礦務局的全部產業移交給英國註冊公司，並委託英國律師伊美斯起草了一份賣約。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德璀琳代表開平礦務局，胡華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塘沽簽字，並由伊美斯和德國商人、德璀琳的女婿漢納根見證。由此，一樁倒賣中國資產的惡性事件在中國政府全然不知的情況下發生了。

　　十月，回到倫敦總部的胡華將賣約交給了墨林，老謀深算的墨林考慮到中國政府肯定不會輕易放手這家企業，而俄、法等國際勢力也勢必將阻撓侵吞開平。於是，他將礦權轉移到了國際財團「東方辛迪加」的名下。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依照英國公司條例，一家名為「開平礦務有限公司」的跨國企業在倫敦誕生了，而註冊者正是大財團──東方辛迪加。

　　次年二月，胡華按照公司的指示，陪同比利時人吳德斯來到中國，從事開平礦務局的財產接收工作。他們依據賣約的條款，要求張翼將開平礦務局一切權利移交給新公司，並要求其補充簽署一項移交約。

　　張翼因事關重大，未敢應允。胡華對張翼反覆施壓，一方面聲稱要將他倒賣國家資產的行為公之於眾，另一方面通過外交手段相威脅，甚至以外國軍隊重新佔領礦山逼迫其就範。最後，雙方妥協，商議擬訂了一個副約作為備忘錄，與移交約一起，同時簽押。在張翼的要求之下，合同中訂立了如下條款：「張翼仍為開平駐礦督辦，並有權委派一中國總辦，管理開平事務；華洋股東議事之權無異；華洋各股平沾利益等。」

　　當月，依照開平礦務有限公司董事部委任，胡華和吳德斯分別出任了礦務局的正副總辦，並以新股票兌換舊股票的模式完成了資產的轉移。就這樣，開平煤礦淪為了西方人的企業。

　　事件傳出以後，舉國嘩然，輿論諷刺曰：「不特為環球所稀聞，抑且為萬邦所騰笑」。

捍衛主權開金礦

　　開平建礦時，因為經費有限，煤鐵只能開發一種。李鴻章運用統籌全局、抓大放小的戰略決策，只開發了煤，而放棄了鐵。但煤和鐵是相輔相成之物，李鴻章對金屬礦的開發熱情並沒有減少。從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一年，李鴻章奏請並被允准開辦的金屬礦有：熱河平泉銅礦、山東登州鉛礦、山東平度金礦、黑龍江漠河金礦、山東淄川鉛礦、熱河承德鉛礦、吉林樺川縣三姓金礦、熱河建平金礦。只是這些金屬礦有的開發方法不對，沒產出大量的金屬，有的經營方法不對，籌集不到資金和股份，所以只好關門。其中辦得較為成功，也最有影響的莫過於漠河金礦。

　　最先提議開辦漠河金礦的人是黑龍江將軍恭鏜，而非李鴻章。所謂黑龍江將軍，是清朝設在東北邊疆的一種行政建制，將軍並不只管理軍隊，而是統管當地的行政、軍政大權，與督撫職能大致相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人偷偷越過國境線，跑到中國漠河一帶挖金子，被黑龍江將軍恭鏜派兵驅逐。恭鏜上奏清帝：漠河所蘊黃金，與其由外國人偷挖，不如我們自己光明正大地挖；與其任民間私挖，不如由國家出面開設金礦，有組織地挖。如此，於國於民都有利。此時，清駐俄公使劉瑞芬得到情報，被趕回去的沙俄人為了得到漠河金礦，他們已大規模組織官紳集股，不奪得漠河金礦誓不罷休。清政府從鞏固防邊、充實國庫的角度出發，命熱衷於開發礦業、又有開辦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等企業經驗的李鴻章全權負責籌辦此事。李鴻章則派道員李金鏞負責此事。

　　李金鏞是江蘇無錫人，年輕時經過商、參加淮軍打過仗，後曾在琿春屯墾，又曾在璦琿與沙俄打過交道，對黑龍江和沙俄的情況都比較熟悉。李金鏞受到委派後，立即前往黑龍江漠河實地勘查，將樣品送到外國化驗。化驗的結果是：一千分中盡得金八百七十一分，銀七十一分，鉛、硫磺、鐵五十四分，其成分與美國舊金山之金相當。李金鏞隨即向李鴻章呈交了開辦漠河金礦章程，包括招集股本、延請礦師、購置機器、開通道路、開支利潤等十六條。

　　李鴻章與黑龍江將軍恭鏜就李金鏞呈交的章程進行了反覆磋商。有了開平煤礦的辦礦經驗，李鴻章明白，初辦之時，商人都不敢輕易投資冒險，何況是黑龍江這樣偏遠的地方。於是他自己先代籌商款十萬兩，恭鏜撥庫銀三萬兩，作為金礦最初的籌辦資金。同時在上海、天津、吉林設立分局招商集股，預計集資二十萬兩，分為二千股。由李金鏞全權負責金礦事宜。

　　漠河金礦在李鴻章的關愛下迅速發展，礦工人數兩年之內由五百多名增加到二千多名，產金量在第一年就達到一萬八千餘兩。此時洋務興辦在國內已初具規模，礦中所用機器不用從國外購買，均由吉林機器局製造，節省了不少資金。吉林機器局還為漠河金礦製造了兩艘小輪船，以便於水上運輸。

　　一八九○年十月，李金鏞病逝。總辦由袁大化接任後，立即著手趕製機器、擴充生產、整頓內務、擴大招商，一年之內，各方面都頗見起色，不久就有能力歸還了黑龍江官款三兩和李鴻章代墊的十萬兩。一八九三年春，袁大化在觀音山籌建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分廠，金礦的產量大幅度提高，利潤滾滾而來。後來，依克唐阿接任黑龍江將軍一職。依克唐阿見漠河金礦肥得流油，自己身為這一地區的最高長官卻沾不著什麼利益，大為不滿，指稱觀音山礦的開採影響珠河等處牧場放牧，欲關掉此礦。袁大化向李鴻章求援。為了能讓漠河金礦順利地開下去，李鴻章命袁大化把觀音山金礦每年向國家上繳的利潤和它並不妨礙牧場的情況詳細匯報，由自己轉奏朝廷，讓戶部、總理衙門裁定，同時在朝中廣為宣傳觀音山金礦不僅利潤可觀，而且對岸就是俄國城鎮，該礦既保證了中國的財源，又防止了俄人偷挖金子，是一舉兩得之事云云。戶部和總理衙門最終給了袁大化滿意的答覆，漠河金礦得以平穩發展，並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擴大。一八九三年，投資金礦的商人每一股就可分到二十兩銀子的股息，從而產生了不少暴發戶。

　　李鴻章對漠河金礦取得的成就很滿意，他上奏朝廷，要求對前後兩個總辦，也是金礦的功臣李金鏞和袁大化給予追恤和獎勵。他把漠河金礦贏利以外的好處歸結為：自開辦以來，招回了流落到俄國的流民數千人，穩定了邊疆的生產生活秩序；開礦以前，由於漠河地處邊遠，人口稀少，俄國人經常覬覦這塊寶地，自開礦以後，從奇乾河到璦琿，黑龍江沿江二千餘里，員工、兵丁往來不絕，使得偏僻的地方驟然繁華起來，斷絕了俄國的覬覦。

　　漠河金礦的蓬勃發展，讓清政府感到，自己終於找到了聚寶盆，搖錢樹，於是他們反覆向漠河金礦勒索敲詐，一會兒要求捐助軍餉，一會兒又要錢賑濟災民，光是報銷費一項就累計達八十五萬兩之多。沒有一個企業能夠經得起這樣的折騰，漠河金礦開始走向衰落。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和李鴻章一蹶不振，洋務事業也隨之走入低谷。一八九八年之後，漠河金礦沒有了李鴻章的庇護後，更加事事不順，迅速衰敗，每年的黃金產量只有幾千兩，這個數字連應付清政府的勒索都不夠，更不要說維持自身的發展了。

　　一九○○年，垂涎漠河金礦已久的沙俄趁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清政府無暇北顧之機搶佔了漠河金礦，直到六年後，經多方交涉才勉強歸還。這時的漠河金礦已遭到無法修復的重創，像折斷了翅膀的鳥兒，再也無法起飛了。

　　從以上所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李鴻章在中國近代礦業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首先，他開辦的眾多礦業，有成功的、失敗的。但都促使人們擴大了政治視野，從關心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出發，認識到只有以開礦為契機，建立起龐大的重工業體系，中國才有希望走上民富國強的道路。其次，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在興辦礦業過程中，不僅為中國社會帶來了西方國家新機器、新知識、新技術，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礦業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而且開始改變了人們頭腦中那種手工採挖的落後經營方法和滿足自給自足的思維方式。第三，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所辦的新式礦業，不但保護了中國工礦權益，而且因在國際市場上獲取利益為中國爭得了榮譽。

　　總之，李鴻章在興辦中國近代礦業問題上，主張向西方學習，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是不多見的。他為近代中國礦業的興辦所進行的反覆宣傳，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所產生和形成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為二十世紀中國礦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李鴻章的功績是磨滅不掉的。

海軍衙門修鐵路

　　前面已經提到過，按照唐廷樞的設想，開平煤礦應當立即修一條鐵路，將挖出的煤及時運出，但因為當時條件有限，並沒有付諸實施，暫以七十里的小運河代替。

　　其實，在中國最早主張興修鐵路的人並非中國人，而是入侵中國的西方列強。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為便於在華推銷商品，掠奪原材料，擴張侵略勢力到中國內地，他們開展計劃在中國修築鐵路。可見西方列強在中國修建鐵路，並非要幫助中國富強，只不過是為了擴大它們的在華侵略罷了。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李鴻章就堅持應以中國人來修築鐵路，不能讓外國攫奪路權。據肯德在《中國鐵路發展史》一書中記載，李鴻章曾向英法等國領事團表示：「只有中國人自己創辦和管理鐵路，才會對中國人有利；並且中國人堅決反對在內地僱傭許多外國人；而且一旦因築路而剝奪中國人民的土地的時候，將會引起極大的反對。」他認為有反對外國人追求鐵路讓與權的企圖的責任，因為這種讓與權將使他們在中國取得過分的勢力。可見，很早李鴻章就有自辦鐵路的想法了。但因考慮到財力和物力有限，一時鐵路不能由中國人來製造。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洋務運動的進一步深化，李鴻章這個由中國人自辦鐵路的念頭進一步深化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李鴻章倡導修建鐵路也經歷了坎坷道路。由於遭到極端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進展十分緩慢。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國際上，自由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加劇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邊疆危急局勢到了空前的程度。為了加強國防建設和解決洋務軍事工業原材料的供應問題，李鴻章決定倡導建造中國鐵路。

　　一八七四年，李鴻章趁赴京叩謁同治皇帝梓宮之機晉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訢，「極陳鐵路利益，請先造清江至北京鐵路，以便南北轉載運輸」。但奕訢卻以「天下無人敢出來主持這件事」及「兩宮太后也不能決定此等大計」為由，拒絕了李鴻章的想法。

　　李鴻章感慨萬千，發誓「從此就絕口不談修鐵路」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國交通阻滯，調兵運餉，緩不濟急，同時他考慮到軍事工業尤其是煤礦之類民用企業，產品產量激增，急需解決運輸問題，並且此時的他逐漸意識到「求富」與「求強」的內在聯繫，意識到經濟力量是國防力量的基礎，只有發展經濟，才是中國由弱變強的主要途徑之一，因此，儘管他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一再碰壁，但仍在等待時機興建鐵路。

　　一八七六年，丁日昌受命為福建巡撫後，秉承李鴻章的旨意，上疏建議在台灣修築鐵路以防外安內。

　　李鴻章和沈葆楨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張。一八七七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議，要他「審勢地勢，妥速籌策」。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灣修建鐵路的命令。

　　李鴻章非常高興，寫信支持和鼓勵了丁日昌。但這次修築台灣鐵路的計劃，雖經清政府批准，終因費絀而中止。此後，李鴻章又多次主張在東南和西北兩個地區修鐵路，以解決海防和邊防問題。由於阻力過大，一直未能實現。一八八○年，淮軍大將劉銘傳上摺請求修建鐵路。李鴻章見自己授意之事業已提出，立即寫了一篇四千字的奏摺，支持劉銘傳的建議。

　　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強大，鐵路的四通八達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欲富，也應抓緊修建鐵路。他們的建議，遭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頑固派提出幾十條理由反對修鐵路，他們甚至搬出先輩祖宗及山川之神來威嚇。

　　雖然修築鐵路的阻力重重，但是李鴻章並沒有退縮。就在爭論最激烈的一八八○年，他就悄悄開始試探性地動工修建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莊鐵路，以便運煤。一八八一年，這條約十公里的短短一段鐵路建成後，他才正式奏報清政府，並有意將其說成是「馬路」。李鴻章真不愧是後來「遇到紅燈繞開走」的前輩。李鴻章汲取了在「大爭論」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敗的教訓，所以在修路的同時積極活動，尋求權貴的支持。此時，醇親王奕譞早已取代恭親王奕訢，最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鴻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給奕譞寫信，說明興辦鐵路的種種好處，奕譞有所心動，所以李鴻章才敢將唐胥路修完。但李鴻章一直認為修路應是舉國興辦，所以在給奕譞的信中說，修鐵路在中國「阻於浮議」，一直未能興辦，並且明確表示希望由奕譞直接出面「主持大計」。

　　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結束，戰爭中暴露出海軍調度協調的問題，清政府最終同意成立「海軍衙門」；同時陸軍調兵遣將行動遲緩的嚴重問題也暴露出來，清政府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重新考慮是否應當修鐵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奕譞、李鴻章的努力，清政府終於在一八八六年決定將鐵路事宜劃歸由奕譞為總理、李鴻章等人為會辦的海軍衙門辦理。由「海軍衙門」負責修建鐵路，也可說是當時的「中國特色」。

　　同年，奕譞到天津巡視北洋海口，與李鴻章具體商訂修路辦法。奕譞後來說他對修鐵路以前也曾「習聞陳言，嘗持偏論」，反對修路，但經中法之戰，又「親歷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談與局中實際，判然兩途」，於是支持修路的態度更加堅決。但以奕譞此時的權位之重，卻也不敢大張旗鼓地主張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視北洋海口與李鴻章商議時，也不得不想方設法避開強烈的反對意見。他對李鴻章說，如果修鐵路，還必須從已修成的胥各莊一路修起，因為修唐山到胥各莊的鐵路是為了運開平礦的煤，關係不大，反對的意見可能會小一些，這樣此事才有可能辦成。李鴻章也認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更加在唐胥鐵路基礎上逐年修建，相當一段時間內所經之地都在他管轄的直隸境內，更易辦成。

　　據此，李鴻章採取一點點來、穩步前進的策略。開平礦務局在李鴻章的授意下就在這一年便以要運煤以方便商業為理由，將唐胥鐵路延長到蘆台附近的閻莊，總長從十公里延長到約四十多公里，改稱唐蘆鐵路。同時，李鴻章趁熱打鐵，成立了開平鐵路公司，招集商股二十五萬兩。就在一八八六年底，李鴻章又與奕譞相商，提出將唐蘆鐵路延長修建到大沽、天津。一八八七年春，由奕譞出面奏准動工修建，強調這段路是「為調兵運軍火之用」，並將開平鐵路公司改名為中國鐵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這條從唐山到天津的鐵路全長終於達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從一八八○年修唐胥路到一八八八年延長到天津，幾年間李鴻章一直緊鑼密鼓，不放過任何「可乘之機」，硬是一點點修成了鐵路。其間當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剛修成時，一位英國工程師用礦上的廢舊鍋爐改造成一台蒸汽機車拉煤時，卻遭到頑固派的反對，曾不得不改用騾拉運煤車皮，幾經周折，方許蒸汽機車運行。唐山天津線修通後，李鴻章視察了這條鐵路。他在校閱北洋海軍之後，從山海關乘坐火車回天津，他懷著異常興奮的心情說：「自山海關至天津六百餘里，半天就可以通達，極為便速。沿途閱視所作橋軌工程，均極堅穩，每里工價，較之西方國家更為節省」。

　　這時的李鴻章信心大增，想趁熱打鐵，再把鐵路從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於是，李鴻章於一八八八年十一月通過奕譞主管的海軍衙門奏請修築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將沿海與內陸聯結起來，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內備徵兵入衛之用」，有利於軍事、防務。這一奏請得到朝廷批准，沒想到卻捅了馬蜂窩。頑固派本來可能是對醇親王有所顧忌，對李鴻章悄悄修路忍而又忍，並未大張旗鼓表示反對，現在他又要把鐵路修到天子腳下，豈可容忍！反對聲於是像炸開鍋一樣，一時彈章蜂起，紛至沓來，掀起了近代關於鐵路的又一次大爭論。頑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譞，想爭取他而拆掉李鴻章的後台。為了聳人聽聞，頑固派與前幾次一樣，首先指責修路是「開闢所未有，祖宗所未創」，還將修路與「災異」聯繫起來，認為清宮太平門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體而言，頑固派的意見集中於以下幾點。

　　一、修鐵路有利於外敵入侵。認為如修築津通路，一旦外敵入侵即可經由鐵路直達京師。

　　二、修路擾民。鐵路所經之地，要拆毀民間田廬墳墓，必致民怨沸騰。

　　三、修築鐵路奪民生計。

　　鐵路修通後，將導致成千上萬原來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貧困失業，斷了他們的生計。面對眾多位高權重的大臣的強烈反對，李鴻章這次因有醇親王支持，所以與頑固派針鋒相對，反覆辯駁，毫不示弱。對於鐵路「資敵」的責難，他反駁說敵人前來也必須用機車、車廂運兵，我方可先將機車、車廂撤回，使敵無車可乘；另外，到時還可以拆毀鐵軌或埋下地雷，使敵人不可能利用鐵路長驅直入。相反，鐵路將使中國運兵更加快捷。針對「擾民」觀點，他以修築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鐵路為例，認為修路應當盡量避免拆毀民間房屋墳墓，萬一無法避免時，只要給居民以「重價」，民眾就不反對修路。

　　至於說到鐵路「奪民生計」，他認為更沒有道理，從國外和國內已修通的鐵路沿線來看，鐵路沿線生意發達，修鐵路、通火車只會增加各種職業。

　　後來，由於清政府隨意挪用經費籌辦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慶典，所以關東鐵路無法進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全路接續工程被迫停止。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近代鐵路建設是在李鴻章的倡導和努力之下揭開序幕的。換言之，近代中國第一條鐵路和第一個鐵路的公司與李鴻章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封建勢力空前強大，反對鐵路的呼聲甚囂塵上。在這種背景之下倡導和主持修建鐵路，體現了李鴻章的遠見卓識和追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氣。李鴻章作為洋務運動的主持者之一，敢於承認中國不如西方的地方，勇於學習西方長技。

　　為了中國早日自立、自富、自強，他認識到興造鐵路有利於抵抗外國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即使是遭受到種種人身攻擊，處於極為不利的困境之中，他也沒有灰心和退卻，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聲和諸多關係，頂住逆流，充分捕捉各種有利時機，將近代中國鐵路建設逐步推向前進。尤其是在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多年時間裡，李鴻章主要依靠中國自身力量，總計在北方修建了三百多公里長的鐵路線。儘管在修建鐵路的過程中，他曾僱傭少數洋人工程師，可是這些人僅從事技術工作，無權過問招工購料、人事安排等屬於中國主權方面的事務；儘管為修路舉借過洋債，但數額不大，期限不長，利息也不太高，並無折扣和趁此損害中國主權的附加條件。

　　總之，鐵路所有權和經營權以及管理權屬於中國，外國人無權插手，這些都反映了李鴻章的愛國民族意識。此外，儘管近代中國鐵路建設的步伐非常緩慢，經濟效益一時未能在較大程度上發揮出來，但其意義卻遠不止於建造鐵路的成效本身。更為深遠的影響在於：鐵路的興辦對中國傳統封建思想文化是一個有力的衝擊，促進了煤礦業和其他工業的發展，為近代中國社會培養和造就了第一代鐵路工人和技術人員。李鴻章所做的這些貢獻，是不可抹殺的，我們必須加以肯定。

通訊服務開先河

　　在近代中國，向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學習，創辦近代化的電話、電報等通訊服務事業，亦是洋務運動中一項重要內容。它的最初提倡者是沈葆楨、丁日昌等人，而首先實辦的，卻是李鴻章。

　　電報真正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戰爭結束後，俄、英、美等國為了利用電報這種全新的通訊工具，提高政令軍情傳達的速度和效率，加強對中國進一步的侵略、控制，不約而同地提出在中國鋪設電線的要求，這種無理要求一時成為中外交涉中引人注目的焦點。

　　清政府在對電報電線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使出了慣用的斡旋伎倆──「嚴正拒絕」。時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藉口為朝廷獻計獻策，寫下著名的《局外旁觀論》，極力鼓吹全國應普遍鋪設電線。清政府疑懼交加，密函封疆大吏商計對策，封疆大吏則大多持堅決反對態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認為，鋪設電線「於中國毫無所益，而徒貽害於無窮」；福建巡撫李福泰更視電報為洪水猛獸，稱其「驚民擾眾，變亂風俗」。只有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提出因勢利導的觀點。他認為，洋人如此「積極熱心」，強行堅持不允其架線，其實無法阻擋。銅線花費並不大，與其任由外人控制，不如自行舉辦。

　　從這一認識出發，李鴻章曾親手破壞外國人在中國鋪設的電線。一八六五年，英國駐華領事巴夏禮向李鴻章提出鋪設淞滬電線的要求，遭到婉拒。英商決定先斬後奏，暗地在浦東自行鋪設電線數十里。消息傳來，李鴻章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密令上海縣令動員鄉民，乘夜拔毀所有英商舖設的電線。天亮後，英商看到昨日還林立路旁的電線桿，一夜之間蹤影全無。因屬私設，無從告官，徒落得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一八七四年，日本發動侵台戰爭。清政府由於通訊工具落後，消息閉塞，戰前僅從洋人那裡風聞日本將攻打台灣；欽差大臣沈葆楨通過書信與駐直隸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商討調兵事宜，用了一個月才初步確定作戰計劃，到調動士兵、起運輪船等準備妥當，已經整整過了三個月。軍機遲誤，注定了不幸的戰爭結局。這給沈葆楨極大刺激，使他從最初反對鋪設電線，轉而堅決支持李鴻章的主張，將電報比作萬里長城，提出鋪設由福州經馬尾、廈門至台南一線電線的建議。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楨的建議，卻未予以應有重視。加之當時風氣不開，各級官吏並不瞭解電報的巨大作用，相反大多數人認為鋪設電線發展電報，會讓列強侵略更加便利；甚至有人危言聳聽，指稱鋪設電線會斷絕地脈、打擾祖宗清寧等。最終，沈葆楨東南架線的宏圖未能實現。

　　正當清政府上下對電線鋪設與否爭論得不可開交之時，列強加緊了使電報進入中國的行動。一八七○年，英國人在香港和上海之間鋪設了電線。專事洋務之總理衙門消極應對，允許洋人鋪設水線，卻仍反對鋪設陸線。

　　沈葆楨反對這種消極政策，認為既然抵擋不住洋人鋪設電線，不如立足現實，自行舉辦電報事業。他積極呼籲李鴻章倡辦此事，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寫道：從天津到上海、再到廣州，洋人均設電報。國外信息盡在洋人掌握而我未知，尚可交代；然而，國內信息洋人盡悉而我不明，如何說得過去？

　　終於，李鴻章在一八七九年改變了態度，認為電報事業不僅對「富國」有重大意義，而且是「強兵」的必要手段。他曾說：「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他曾未經清政府允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間架設了一條長約四十英里的軍用電線，從而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較大規模地舉辦電信事業積累了一定實踐經驗。

　　一八八○年九月，李鴻章以電報有利於防務、便利通訊為由，奏報天津至上海架設電線，以使南北信息靈通。由於李鴻章把架設津滬電線的道理說得具體明確，也由於電報在防務和洋務交涉中的重要性日益顯示出來，清政府很快批准了這一請求，即命「妥速籌辦」。於是，李鴻章於一八八○年設立了天津電報總局，任命盛宣懷為總辦，並設立了七個分局。經過幾年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達半個中國的電報網。一八八一年李鴻章接受盛宣懷的建議，仿照輪船招商局的辦法，募集商股，決定自建津滬陸線。同年，津滬陸線建成，使南北信息相通，「調兵饋餉」，大為便捷。此外，李鴻章以加強防務為由，又先後奏設了許多軍用線。如天津至旅順口線、營口至盛京線、奉天到吉林線、福州到台灣線、新疆南北兩線等。

　　總之，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一八九五年止，經過十多年的修建與擴充，中國的電報（電訊）事業有了長足的進展。初步形成了一個「殊方萬里，呼吸可通」的電報網。電報局不但承接本國業務，而且還兼辦洋人通訊的電訊網，範圍不斷擴大。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電報局成為規模僅次於輪船招商局的新式企業，業務遍及南北各省。李鴻章興奮地說：「五年來，中國創設沿江沿海各省電線，總計一萬多里，國家所費無多，巨款來自民間。當時正值法人挑釁，將帥報告軍情，朝廷傳達指示，均相機而動，無絲毫阻礙。中國自古用兵，從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來問答，朝發夕至，相隔萬里好似同居庭院。舉設電報一舉三得，既防止外敵侵略，又加強國防，亦有利於商務。」

　　必須看到，李鴻章並非重商主義者，他舉辦電報的初衷不是振興商業，而是加強國防，希圖藉官商合力抵拒洋人，以免洋商染指中國利權。李鴻章擔心電報局常年花費太過龐大，單純依賴官方難以生存，且官方經營有與民爭利之嫌，因主要採取了商辦、官督商辦的形式。商人承辦則使官方不耗巨資而盡收其利，減少風險性；官方給予必要保護和扶持，則可鼓舞商情，增強商人入股信心。

　　另外，以李鴻章為首自行舉辦電報事業，在引進外資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方面，面臨更大的困難。一方面需要引進真正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外人藉此干涉中國內政。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丹麥大北電報公司作為合作對象──大北公司作為在中國最早鋪設電線的外國公司，技術不成問題；丹麥是歐洲小國，比俄、英、法、美諸強似更易駕馭。李鴻章與大北公司合作十分愉快，曾將御賜三等第三寶星頒發給大北公司主辦恆寧生。在李鴻章的運作下，清政府將二十年海線專利讓與大北公司，大北公司則協助興辦中國的電報事業。

　　自此，近代中國的電報業發展起來。

開辦棉紗紡織業

　　中國近代棉紡企業，與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局等新式企業一樣，也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棉紡織業的欺凌刺激下產生的。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前夕，機器紡織品在中英雙方貿易中地位並不十分突出。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棉紡織品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對華輸出的商品中日益佔據重要地位。由於外國棉紡織品侵入內地，中國棉紡織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陷入破產或半破產境地。此外，西方列強還勾結買辦勢力，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勞動力，非法在中國設工廠，以獲更大利潤。針對這種危及中國輕紡織業生產的嚴酷現實，李鴻章越來越認識到與西方列強進行「商戰」的必要性。基於這種認識，李鴻章積極著手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

　　一八七九年初，中國近代第一家棉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購買了虹口一家銀行的貨棧作為基地，著手興辦。李鴻章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唐汝霖、卓培芳、長康為幫辦。在籌辦過程中，因會辦鄭觀應挪用股本進行投機暴露，曾一度停頓。一八七九年秋天，李鴻章又委派浙江候補道戴景馮「就近兼理」上海機器織布局事務，委派吳仲春、龔壽圖兩個道員會同辦理。但由於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業的經驗，在主持局務的一年時間裡，招股集資的工作毫無進展。

　　到一八九○年十月，李鴻章改派輪船招商局會辦之一的馬建忠接辦局務，允許他挪用仁濟和保險公司公積金三十萬兩作為周轉基金。馬建忠接任後，墊付舊款，添買新機，修造廠房，終於使上海機器織布局在經過十餘年的籌備之後開機生產。所用機器包括由英、美購置的軋花、紡紗、織布各機全套，紡錠三點六三五萬枚，布機五百三十台，僱傭工人約四千名。投產後，營業興盛，利潤豐厚。一八九三年十月，由於經營管理混亂，工廠失火，全廠被毀，在艱難中發展起來的中國近代第一座大型紡織廠毀於一炬。

　　上海機器織布局雖被大火焚燬，但它的豐厚利潤及與洋人爭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著李鴻章重整旗鼓、繼續開辦的決心。經過一年時間的緊張籌備工作，一八九四年九月，華盛機器紡織總廠成立並部分投入生產，有紗錠六百一十五萬枚，布機七百五十架，工人四千餘人，規模比上海機器織布局更大。但由於商人不敢貿然入股，李鴻章只得動用官款加以扶持。從而使原來上海機器織布局那種官督商辦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逐漸轉變成官辦為絕對優勢的企業。一九○一年李鴻章去世之後，盛宣懷藉口華盛機器紡織廠虧本太多，要實行招商頂替，改名為「集成紡織總廠」，不久又改名為「又新紡織總廠」。所謂招商頂替，實際上是盛宣懷個人資本居多。至此，華盛機器紡織總廠由官辦又轉化為買辦資本性質的企業。

　　李鴻章倡辦、支持開辦的中國近代棉紡織業，不僅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而且也表明李鴻章作為封建統治集團的一員，能夠在當時那種守舊氣氛相當濃厚的環境和條件下，比較自覺地引進西方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促使人們進一步擺脫小農經濟、重農抑商觀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由此，李鴻章在中國棉紡織業發展史上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

第六章　晚年生活

　　進入晚年的李鴻章，並沒有像大多數老人那樣安享天倫之樂。為了大清國，他雖是老邁之身，仍為國事奔走、操勞。他雖已進入晚年，但他並不昏聵，他深明大義，支持戊戌變法，雖然遭到頑固派的多次彈劾，但初衷不改。他雖是滿腔激憤，卻無可奈何地代表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在人們的一片罵聲中，他謝幕了，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帶著遺憾與悔恨，永遠地離開了讓他憂慮的大清國……

曉大義支持變法

　　甲午戰爭後，在清政府結強鄰以為外援的同時，國內朝野人士由於受到戰敗的刺激，一時要求變法的呼聲高漲。此種呼聲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要求加快加大洋務的進程。因為在李鴻章看來，這次中國戰敗，主要是由於洋務事業受到極端守舊勢力的阻撓而未能放手地進行所造成的。他希望通過這次戰爭的失敗，能使「中國僥倖得從長夜之迷夢中覺醒」，「促成中國發奮圖強」。所以在簽訂《馬關條約》回國後，他便極力勸說光緒皇帝，變法自強以戰勝敵人。二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家要求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在李鴻章呼籲「變法自強」之際，在神州大地上憤然興起了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多次上書光緒皇帝，痛陳變法的迫切性。無論康有為提出的「再立堂構」，還是梁啟超主張的「變官制」，都是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以上兩種變法呼聲，雖有重大差別，前者是代表封建營壘中洋務派官僚的主張，後者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但兩者主要的衝擊對象都是封建營壘中的極端守舊勢力，這使李鴻章非但未感到來自後者的嚴重威脅，反而認為由於維新變法思潮的高漲，對其願望的付諸實踐是有利的，因此他對康、梁首先產生的不是對立情緒，相反，在某些能夠容納的方面，則給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秋，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國考察，由於親自接觸了西方文明，目睹了歐美各國的富強，思想為之一變。他認為：外國的物質文明是先進的，政治制度也比中國強，他對中國進行變法的必要性有了進一步認識，這也促使他在變法運動中傾向於維新派。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家奔走呼號以求變法維新。從一八九四年起，他們就指陳舊弊，抨擊科舉、呼籲變法、提倡民主、出版書刊、結社講演，極力主張倣傚西方開議院，立制度，興民權，重民權。這些主張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終於導致了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運動。一八九五年八月，經康有為多方聯繫，帝黨大臣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發起了強學會，推行維新變法。該會「講中國自強之學」跟李鴻章的思想是不謀而合，於是他「自願捐金二千入會」。康有為在十一月又創立了上海的強學會，舉辦《強學報》，李鴻章又慷慨捐助金一千。然而強學會中卻有許多人抱有這樣的看法：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喪權辱國，已落下千古罵名，因而都拒絕李鴻章入會，以保學會的聲譽。當時維新思想家陳熾在強學會中任提調，他最終拒絕讓李鴻章入會。這很令李鴻章難堪，大為惱火。

　　雖然強學會拒絕李鴻章的加入，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懷恨在心，伺機報復維新派。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李鴻章和其他幾位總署大臣翁同龢、榮祿、張蔭恆、廖壽恆在總署西花廳與康有為見了面，「以客禮相待」，就變法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針對榮祿提出的「祖宗之法不能變」，康有為答以「因時制宜，誠非得已」。

　　廖壽恆在詢問變法的具體舉措時，康有為回答：「宜變法律，官制為先」。

　　李鴻章又問：「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

　　康有為明確指出：「今為列國並立之時也，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由此可見，榮祿是保守派，不贊成變法，但是李鴻章並沒有表現出要反對變法，而翁同龢、廖壽恆皆為變法派。這次約見一結束，變法就進入了積極籌備的階段。

　　六月十一日，光緒頒佈了《定國是詔》，維新運動達到了高潮。六月十六日，光緒召見並任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

　　榮祿曾經與剛毅一起壓制康有為，現在又企圖聯合李鴻章將其剷除。然而李鴻章不僅把這兩次陰謀密告康有為，指出「榮祿老辣」的真面目，而且不與榮祿同流合污，他以叩頭「稱皇太后聖明」來應付榮祿的威逼，是明顯支持康有為的。

　　在百日維新期間，李鴻章始終沒有公開、單獨地支持維新派，沒有向朝廷提出主張和見解，他對變法維新的態度和意見是通過與朋友密談、信件以及隨同總署、內閣集體議覆事件時表現出來的。在分別寫給駐俄公使楊儒、署湖南藩台陳伯平的信中，他很高興地說：「朝廷有意更新」，「薄海爭傳新政」，要達到中國的富國強兵，「唯在亟圖變計而已」。對戊戌維新他十分讚賞，但幾乎沒有直接參與實際活動。李鴻章的侄婿孫寶瑄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輒語云：『康有為吾不如也，廢制義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為康黨。」

　　事實上，李鴻章對變法的措施並不完全贊同，他把自己的真實想法掩蓋了。然而，這些想法常在不經意中流露出來。當時伊藤博文來華，私下裡對李鴻章說：「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李鴻章表示同意，說「侯言良是」。李鴻章與伊藤都覺得維新派經驗不足，急於求成，而舉措過於偏激，肯定失敗。後來，維新派失敗，李鴻章又指出這是「變法太急，用人不當」之故。

　　對戊戌政變，李鴻章「未預機要」，反倒採取保護「新黨」之舉。當他得知直隸八股士人企圖刺殺康有為時，馬上讓親信幕僚于式枚讓康有為「養壯士，住深室，簡出遊以避之」。康有為奉命出京，李鴻章還派人保護。

　　政變發生後，張元濟去見李鴻章，說：「現在太后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李鴻章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不論慈禧幽禁光緒，或是設法救援光緒，李鴻章都沒有參與，其侄婿孫寶瑄說他「朝綱紛變，身居事外」。政變後他向慈禧表示：「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公開表示自己不會參與宮廷權力鬥爭。但是，當慈禧準備大肆捕殺維新派鎮壓維新志士時，李鴻章卻「言捕新黨之謬」，同時採取暗中保護的措施。如張元濟被革職，李鴻章先派于式枚慰問，又讓盛宣懷給予合適的安置。此外，李鴻章對康有為的意見也不同於慈禧。九月二十四日，李鴻章宴請伊藤博文及其隨員大崗育造，席間提到了康有為。

　　李鴻章（以下簡稱李）：「康有為一人恐逃往貴國，倘果有其事，貴侯必能執獲送回敝國懲辦。」

　　伊藤博文：「不然，康之所犯如係無關政務，或可遵照貴爵相所諭。若干涉國政，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是辦理，當亦貴爵相所深知。」

　　大崗育造（以下簡稱大崗）：「請問康有為究犯何罪？」

　　李：「論其罪狀，無非煽惑人心，致於眾怒。」

　　大崗：「擗僕愚見與其將康有為搜拿懲辦，不如加以培植以為振興中國地步，近日中國創行新法，大都出自貴爵相之手，乃歷久未見成效何哉？以無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誠然。」

　　大崗：「近日康有為之事，無非擴充貴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若令卒其業之為善。」

　　李：「洵如君言，康有為日後可大有作為，唯據目下觀之，了無異能耳。」

　　這足以表明，李鴻章表面上是要求引渡懲辦，其實仍是寄予願望。慈禧稱康有為「亂臣賊子之尤」，而李鴻章卻只是覺得他「煽惑人心，致於眾怒」，實際上並不覺得有什麼「罪狀」。慈禧要對康有為「極刑懲治」，而李鴻章卻對大崗育造關於培植康有為以振興中國的建議十分讚賞。

　　不僅如此，李鴻章還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梁啟超致以問候，表達對康梁的關心。與此同時，梁啟超回信表示感激之情。該信敘說了他自己出國後日本人伊藤博文侯爵、天津日本領事館領事鄭某以及東亞同文會的井深先生先後三次帶來了李鴻章的慰問。李囑咐梁要「精研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梁啟超流亡在外，仍得到高官李鴻章的關懷，自然十分感動，他在一九○○年的《上粵督李傅相書》中說：

　　去國輕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並教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啟超也，毋亦發於愛才之盛心，以為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於域外以沒世耶。啟超自顧愚陋，固不足以當我公之期許，雖然，公之所以待啟超者，不可謂不厚，所以愛啟超者，不可謂不空，每一念及，載以為報。竊聞之，君子愛人以德，仁者贈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啟進退者在是，啟超所欲還以報公者，亦即在是，故敢竭盡其愚，唯垂採焉。

　　由於李鴻章不便於親自回信，便讓侄婿孫寶瑄代覆一信給梁啟超以表達自己的萬分惜愛。

　　李鴻章雖然同情支持康梁，但在慈禧面前卻極力貶低維新說：康、梁輩「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當慈禧問起：「何外人庇之，與予為難？」李鴻章則回答：「外人不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鴻章的深通官場之道，兩面派的手段既保存了自己，又掩護了康梁。一九○○年李鴻章受命赴任兩廣總督，途經上海，與侄婿孫寶瑄的談話就有所表露。

　　李鴻章（以下簡稱李）：「奉懿旨捕康梁。如獲此二人，功甚大，過於平髮捻矣，吾當晉爵。」說完哈哈大笑，隨即問道：「你是不是康黨？」

　　孫寶瑄（以下簡稱孫）：「是康黨。」

　　李：「不畏捕否？」

　　孫：「不畏，中堂擒康黨，先執余可也。」

　　李：「吾安能執汝，吾亦康黨也。瀕陛辭時，有人劾余為康黨。」

　　慈禧拿著彈章對李鴻章說：「有人讒爾為康黨。」李鴻章十分鎮定地答道：「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於是無言以對。

　　李鴻章一直沒有「恐高症」。雖然李鴻章屢受攻擊，但仍獲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對於曾國藩晚年的求退，李鴻章就批評是「無益之請」，極力提倡戀戔苟安、爭權奪勢的思想。他說：「今人多違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

變法失敗遭彈劾

　　維新變法失敗後，頑固派更加猖狂了。而李鴻章連遭彈劾，被調任閒職。然而，他沒有萌生引退之意，反而對失去大權憤憤不平。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

　　戊戌政變後，李鴻章的親家楊崇伊奏請「宣召北洋大臣榮祿來京，以資保護」，同時讓李鴻章「前往暫行署理」，說李鴻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將領皆其舊部，緊要之際，似乎呼應較靈。且李鴻章公忠自矢」。然而慈禧早有打算，命榮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擔任直隸總督，掌管北洋各軍。李鴻章因此不得不向榮祿求助。李鴻章與榮祿之間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是政治傾向和利益上的一致又把他們聯繫到了一起。當時慈禧謀害光緒沒有成功，決定廢掉光緒，命榮祿從速辦理。榮祿向李鴻章傳達了慈禧的旨意，表示「天位當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為所惑，夙知公嫻習外情，煩一探其向背」，請李鴻章試探一下各國的意見。李鴻章藉機提出讓他擔任兩廣總督，說「此係內政，先詢人，失國體，如必欲詢，當授我以兩廣總督，屆時外賓必來祝賀，即可順便探詢」。榮祿覺得有理，稟報慈禧。李鴻章如願以償，當上了兩廣總督。

　　李鴻章前往廣東之後，一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孫寶瑄到了由章太炎等人創辦的鼓吹維新變法的上海昌言報館。章太炎問起李鴻章此番路過上海的情形時，孫寶瑄便一五一十地講了與李鴻章交談的經過。

　　章太炎聽了覺得很有意思，覺得康有為一個六品官竟有一個做宰相的黨羽，真不可思議。

　　李鴻章一直不願對變法派採取慈禧一樣的殘酷態度。如一九○○年二月，朝廷讓李鴻章將康梁的祖墳剷平以洩憤，而李鴻章遲遲不肯動手，他經過一番思考，想出一條妙計，在三月二十七日上奏，聲稱香港近來有新黨勤王，正欲襲擊廣東省城起事。臣已密商港督查禁，但恐過激生變，剷平康有為本籍墳墓似宜稍緩。這引起了朝廷的極度不滿，強令他必須「力遏亂萌，勿瞻顧彷徨」。

　　康有為就說過，李鴻章曾三次讓人來勸他起兵勤王，對此寄予希望。康有為的弟子陸用翔證實李鴻章認為保皇會有實力完成起兵勤王。

　　正是由於這樣，康、梁很希望能利用李鴻章。四月十二日，梁啟超就寫信給康有為提出：一旦在廣東起義，「得省城不必戕肥賊，但以之為傀儡最妙。此舉有數利：示人以文明舉動，一也；借勢以寒奸黨之心，助我聲威，二也；西人頗重此人，用之則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縣地方安靜，四也。」

　　為了阻止清廷建儲，康梁屢次致書李鴻章請他從中出力。康有為在準備自立軍起義的同時也勸說李鴻章不要打擊保皇會：去年廢主，則聯電力爭；平居講求，則救國同憤，會人但以保教聖主，豈有他哉！此外，康有為又和李鴻章套近乎，取得好感，說：「昔者與公綢繆恩誼，助吾革政，虎率以德，榮祿相攻，敗入室告，八月出走，則遣人慰行，固感公相與之厚情，更深知公維新之同志。頃者徘徊隱忍，蓋狄仁傑、張柬之之將有待也。老臣謀國之深，忠臣救主之義，計公豈一日忘之哉！」

　　又通過英國公使交給李鴻章寫著「誅拳匪而清君側，扶聖主而輯邦交」的摺子，請其代遞。

　　然而，李鴻章上任後，開始嚴厲打擊勤王活動，又鏟了康有為的祖墳。他不但迫害保皇黨在廣東的親屬，而且也改變了對康、梁的態度，清政府緝拿康、梁的賞銀被他以十萬兩提到十四萬兩。一時間，保皇會人心惶惶，許多人都被迫退了會。雖然這些做法都有朝廷逼迫的成分，但還是徹底改變了變法派對李鴻章的看法。

八國聯軍進北京

　　對於慈禧太后的鎮壓維新變法，西方各國很是不滿，都覺得應讓太后下台。這樣一來，慈禧太后也對洋人極為不滿。義和團運動在北方的廣大地區爆發了，義和團破壞教堂，殺死外國人，規模迅速擴大。正是義和團的排外性質，使得與其有同樣要求的慈禧太后開始利用義和團來打擊洋人。她下令清軍停止鎮壓義和團，用義和團攻打北京的各國使館。這一下可把各國的怒火點燃了，他們組成了八國聯軍，迅速攻佔了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帝逃到了西安。中華大地東至山海關，北起張家口，西南至正定，東南至滄州之間，一時間列強橫行，肆意蹂躪，人民飽受痛苦。八國聯軍在東北殺害的中國人是數百上千倍於被殺的洋人，中華民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朝廷對此危局已無對策，只好讓兩廣總督李鴻章北上向列強求和，請列強退兵。

　　李鴻章對此次八國聯軍入侵是痛心疾首的，他早就覺得慈禧太后藉義和團打擊洋人是根本行不通的。當時是一九○○年六月，李鴻章從軍機處命令直隸總督裕祿停止鎮壓義和團的廷寄密旨時，就覺察到太后企圖利用義和團對抗洋人。六月九日，他發電報給盛宣懷說：「有密諭，裕勿進剿。國事太亂，政出多門，鄙人何能為力？」

　　六月十二日，聯軍與義和團在廊坊大戰。十七日，大沽炮台落入八國聯軍手中。十五日，朝廷發佈命令讓廣東巡撫署理兩廣總督，而李鴻章馬上入京負責與各國交涉。李鴻章很不情願，想一想當初自己只是沒有支持太后發動政變鎮壓變法派，就被逐出軍機處，外放兩廣總督，現在有難了卻又來找他；此外，他對自己入京後與各國交涉的方針還琢磨不透，因為太后的態度還在和戰之間動搖。因此，李鴻章沒有赴命，只是坐觀局勢的走向，要以靜制動。

　　十七日至二十日之間，清廷一連進行了四次御前會議，討論應如何應對局勢。太后決心對外宣戰，因為她受到了偽造各國公使勒令太后歸政的照會的影響。而主戰派鼓動說義和團有神術，可滅洋人，力主圍攻各國使館。光緒帝等人則反對圍攻使館的挑釁行為。雙方爭持不下，最後主戰派一意孤行，鼓動太后下令將主和的五位大臣誅殺，徹底掃除了開戰的障礙。

　　二十日，李鴻章向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發送緊急電報，提出：「眾義非自清內匪，事無轉機。」雖然朝中主戰派佔了上風，但李鴻章還是將義和團定義為匪和內亂，建議慈禧太后「宸衷獨斷，先定內亂，再弭外侮」。然而當日德公使克林德就被殺死在北京崇文門大街。

　　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各國正式宣戰，下令各省召集義和團消滅洋人。當時北京的義和團以「殺一龍二虎三百羊」為口號，光緒就是其中的「龍」，他要學習西方搞維新變法；二虎是指李鴻章和慶親王，慶親王時任總理衙門大臣，而群眾不知道李鴻章不在京，只認為他是個大漢奸；三百羊則泛指辦洋務的人，像總理衙門裡和海關裡的都是「洋奴」。義和團認為只要殺光中國「崇洋」的人，再把洋人全部趕回老家，中國就好了。這一主張，正中慈禧太后下懷。

　　清政府已正式對外宣戰，各地方大吏都不知如何應對朝廷的政策，於是紛紛來電詢問李鴻章。李鴻章十分堅決地回答說：「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李鴻章為官多年，自然知道此舉是公然抗旨，但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措施，完全是經過對局勢的深刻全面的分析的，他知道中國根本不是強大的八國聯軍的對手，慈禧太后不久就會招架不住，反過來向八國聯軍求饒。因此，他建議朝廷先不要讓董福祥軍輕舉妄動，只要使館得保，危局還是能夠挽救的。同時，又與袁世凱、張之洞等聯名電請朝廷對洋商、教士、使館等進行保護。後來，實現了東南自保，避免了戰火向江南十幾個省蔓延。

　　此時，盛宣懷電告李鴻章說：「初十以後，朝政皆為拳黨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自出者，欲全東南，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二十四日李鴻章回電答覆說：「二十一日矯詔，粵斷不奉，希密致劉坤一、張之洞。」一下子中外人士都請他出山，紛紛來電勸他北上。五月三十日，中國駐德國公使呂海寰到德國外交部就義和團問題交換了意見，德國外交部副大臣李和芬說，只要李鴻章出面就沒問題了。

　　呂海寰：「李中堂已奉派赴北。」

　　李和芬：「聞李中堂粵省堅留，恐未必成行。」

　　呂海寰：「中國禮法最重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李中堂既奉內詔，斷無停留之理。李中堂久任北洋大臣，直隸情形最熟悉，直津之民亦十分愛戴，本大臣料李中堂一到京門，內亂自平，諸事當可商量。」

　　李和芬：「恐中堂未必能到京都，聞有人欲害之。」

　　呂海寰：「李中堂威望素著，斷無有人相害之理。」

　　六月二十二日，兩江總督劉坤一給李鴻章來電：「危局唯公可撐，祈早日啟節，以慰兩宮焦盼，天下仰望。」李鴻章回電推辭：「水陸梗阻，萬難速達。」呂海寰又致電相請：「竊思北事危急，務請中堂早日北上，以維大局，而孚夷望。」李鴻章還是推辭，回電說：「政府尚無主見，鴻即繞道前去，無濟於事。」七月一日，李鴻章再次覆電劉坤一，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自己不願北上的原因：「政府悖謬如此，斷無挽救，鴻去何益？」

　　七月三日，朝廷又發來詔命，讓他「懍遵前旨，迅速來京，毋稍刻延」。但還是沒有給他承諾，因此，李鴻章還是推辭不從。他的這種態度終於開始發生作用，朝廷在七月七日發來電令：「前迭經諭令李鴻章迅速來京，尚未奏報起程，如海道難行，即由陸路兼程北上，並將起程日期先行電奏。」又在第二天作出了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決定。九日再次來電：「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國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為殷盼，否則即由陸路兼程前來，勿稍刻延，是為至要。」

　　十二日，清廷又做讓步，電稱：「無分水陸兼程來京。」李鴻章見朝廷已經軟下來了，於是在七月十七日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揆、福州將軍善聯、大理寺少卿盛宣懷、安徽巡撫王之春、浙江巡撫劉樹棠、陝西巡撫端方、山東巡撫袁世凱等聯名上奏，提出四個請求：

　　一、請明降諭旨，飭各省將軍督撫仍照約保護各省洋商教士，以示雖已開戰，其不預戰事者皆為國家所保護，益彰聖明如天之仁。且中國官員商民在外國者尤多，保全尤廣。

　　二、請明降諭旨，將德公使被戕事切實惋惜，並致國書於德王，以便別國排解，並請致英、法兩國，以見中國意在敦睦，一視同仁。

　　三、請明降諭旨，飭順天府尹、直隸總督，查明除因戰事外，此次匪亂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損失人命物產，開具清單，請旨撫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無辜之恩義。不待外人啟口，將來所省實多。

　　四、請明降諭旨，飭直隸境內督撫統兵大員，如有亂匪亂兵，實係擾害良民，焚殺劫掠，飭其相機力辦，一面奏聞。從來安內乃可攘外，必先令京畿安謐，民心乃固。必先紀律嚴肅，兵氣乃揚。

　　二十二日，李鴻章在廣州公開表示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拳民僅係愚民，起事原因教民與教士不能辭其責。清廷未備戰，不能認為宣戰，清廷將懲首，遣散拳民，與各國議和，慈禧係受人愚惑。」

　　二十三日，朝廷又催促李鴻章趕快入京：「現在事機日緊，各國使臣亦尚在京，迭次電諭李鴻章兼程來京，迄今並無起程確期電奏。該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諸大臣比，豈能坐視大局艱危於不顧耶？著接奉此旨後，無論水陸，即刻起程，並將起程日期速行電奏。」

　　經過朝廷的再三催促，李鴻章終於同意北上。出發前，南海知縣裴景福與他進行了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

　　李鴻章當時身著藍布短衫，倚在小藤榻上，問裴景福：「廣州斗大的城中，緩急可恃者能有幾人？你能任事，取信於民，為地方弭患，督撫不如州縣也。能遏內亂，何至招外侮，勉之！」

　　裴景福（以下簡稱裴）說：「公已調直督。」

　　李鴻章（以下簡稱李）問：「何以知之？」

　　裴說：「外洋有電，諸領事皆額手稱慶。當不妄。」

　　李自負地說：「捨我其誰也。」

　　裴又問起李鴻章對當前局勢和國家命運的看法。李鴻章回答：「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朝聖德，人心未失，京師難作，雖根本動搖，幸袁慰亭（世凱）支拄山東，香濤（張之洞）、峴莊（劉坤一）向有定識，必能聯絡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

　　裴又問：「公看京師如何？」

　　李說：「論吾國兵力，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聶功亭（士成）已陣亡，馬（玉崑）、宋（慶）諸軍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速，英國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李鴻章說到情急之處不免痛心疾首，越發激動，不禁感嘆說：「內亂如何得止？」

　　這一問裴景福自然難以回答，兩人沉默了好久。

　　還是裴首先發話，說：「論各國公法，敵兵即入京，亦不能無禮於我。」

　　李說：「然！但恐無人主持，先自動搖。」

　　裴問：「萬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辦法？」

　　李答：「我不能預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緩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說到自己的傷感之處，李鴻章忍不住哭了。

　　裴景福準備走了，又問事件平定後該怎麼辦，說：「國難既解，公將奚先？」

　　李也頗感困難，但還是說：「事定後中外局面又一變，我國唯有專心財政。償款不清無以為國，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國地大物博，歲入尚不及泰西大國之半，將來理財須另籌善法。」

　　裴問：「多取多用，各國皆然，取天下之財仍還之天下，出入相敵，萬端就理，有何不可，但須利不外溢耳！」

　　李指出：「聯軍不足亡中國，可憂者恐在難平之後。」

　　裴說：「公憂及此，天下之福也，竊有一言為公陳之，中國之弱於人，非弱於法也，人有行失，法無新舊，果得其人，因時損益，法雖舊亦新也。不得其人，雖博採古今，組織中外，適亦滋弊。」

　　李說：「八股舊也，策略為新；策略得也，八股為失，我與爾皆八股匠，故說舊話。」

　　當李鴻章抵達上海時，八國聯軍已佔領了天津，正威脅著北京。因此，李鴻章暫時待在上海，觀察局勢的發展。二十五日，他電請袁世凱轉奏朝廷說：「奉命於危難之中，深懼無可措手，萬難再當巨任。連日盛暑馳驅，感冒腹瀉，衰年孱軀，眠食俱廢，奮飛不能，徒增惶急。」建議朝廷護送各國使臣前往天津。

　　七月二十九日，清廷發電報答覆李鴻章：「現在事機甚緊，著仍遵前旨迅速北來，毋再借延。」八月四日，李鴻章向軍機處發電報稱病推辭：「抵滬後觸暑腹瀉，本擬稍痊即行，乃連瀉不止，精神委頓。因念國事至急，理當盡瘁，唯半月以來元氣大傷，夜不成寐，兩腿軟弱，竟難寸步，醫藥雜投，曾無少效，擬懇聖慈賞假二十日，俾息殘喘。」

　　後來，八國聯軍經過北倉、楊村向通州進軍，李鴻章又被朝廷任命為全權大臣，同時，清政府已向各國請求停戰。劉坤一給李鴻章來電祝賀，說：「恭賀全權大臣，旋乾轉坤，熙天浴日，唯公是賴。」這時候李鴻章與袁世凱等人向朝廷建議：「聞各洋報及上海領事言，若使臣皆殲，各國即不以公法待中國。竊思殺使無纖毫之益，有無窮之害。」但清廷置之不理，沒有下令停止攻打使館區。

　　八月十五日，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太后攜光緒帝向西出逃。太后在宣化給李鴻章發來電報，說：「諭全權大臣李鴻章：准其便宜行事，將應辦事宜一迅速辦理，朝廷不為遙制。接奉此旨後，先行覆奏，以慰廑系。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喪權辱國命歸西

　　慈禧帶著光緒帝和部分大臣出逃，途中，授權李鴻章「便宜行事」，讓他與帝國主義商談投降。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被任命為「議和全權大臣」，收拾殘局。但奕劻貪財而無能，真正與外國交涉的，又是李鴻章。

　　起初，英、德等國態度強硬，拒不承認李鴻章為合法代表，甚至不承認慈禧為首的清政府。俄、法等國擔心德國在華勢力的擴大，同時，一向以「親俄」出名的李鴻章，又私下與沙俄代表進行交易，答應給天津一塊租界，並滿足沙俄在東北的侵略要求，於是沙俄同意從中協調。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底，所有侵華公使舉行會議。十二月二十四日，各國代表商定一個《議和大臣》，共十二條，交給李鴻章。李鴻章連忙電告在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見各國未追究自己，喜出望外，忙致電奕劻、李鴻章，全部答應了十二條要求。

　　《辛丑條約》的談判長達九個月之久，李鴻章為之費盡了心血。

　　九月二十二日，身在病榻之上的李鴻章，上奏《議和會同畫押摺》，再呈朝廷以逆耳之忠言──「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如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這一番話，真可謂畫龍點睛，字字珠璣。

　　一九○一年九月七日，侵華十一國在利益和權利分配上進行多次爭論後，取得一致意見。李鴻章代表大清帝國與十一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

　　這個條約計十二條，另有附件十九個。主要內容為：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三十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計九點八億多兩；在北京東交民巷設使館區，外國可駐兵把守，中國人不得入內；拆毀大沽至北京的炮台，外國人可在北京至山海關一線駐軍；清政府保證中國人民以後永不反帝。《辛丑條約》是帝國主義列強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鎖，這個條約的簽訂，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國家主權已喪失殆盡，清朝統治者已完全投入帝國主義懷抱，成為列強各國統治中國人民的馴服工具。

　　從此以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地位完全確立了。儘管造成這種局勢的根源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但李鴻章作為朝廷命官、一位議和全權大臣，作為這一喪權辱國條約的決策者和主要執行人之一，自然負有不可原諒的罪責。

　　簽字回來之後，李鴻章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朝廷特給李鴻章放假二十日，要他安心調理。

　　李鴻章本人也在《辛丑條約》簽字半個月後的九月二十二日，在上《和議會同畫押摺》中，除了匯報交涉經過，條約內容外，隱約地表現出為簽訂這個條約而感到心愧的意思。

　　李鴻章病情稍微好轉之後，又與俄國談判東北問題。義和團運動興起後，使俄國在中國的利益受到衝擊，俄軍開始大舉進入東北，控制了東北的局勢。在聯軍進入北京的時候，俄國也參與進來。在和八國會談的時候，俄國表示東北問題不納入會談內容，囂張的氣焰不可一世。

　　《辛丑條約》簽訂之後，聯軍都離開了北京。只有俄國還賴著不走，他們向清政府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和條件。無奈的李鴻章，又開始與俄國人艱辛的談判。逃亡在西安的慈禧給李鴻章發來電報說：李鴻章是為國操勞，憂愁和勞累導致的生病。希望他早日痊癒，「榮膺懋賞」。但是，李鴻章沒有等到「榮膺懋賞」的那一天。

　　俄國為了避免列強干涉，玩弄花招，要求在中俄兩國政府間訂立撤軍條約，在中國政府與華俄道勝銀行之間訂立「私方」協定，將東北三省路礦及其他權利全部讓給華俄道勝銀行。一九○一年十月十日，華俄道勝銀行駐北京代表向李鴻章提出一份銀行協定草案，堅持以先訂銀行協定作為訂立撤軍條約的條件。

　　李鴻章不贊同沙俄這一無理要求，他明確表示只能就礦產資源的租讓權同俄國談判。十月三十日，當他前往俄國駐華使館議事時，受到俄使多方恫嚇脅迫，從此病情惡化。

　　李鴻章臨終前的六七天已經不能吃東西了，他躺在床上，容顏憔悴。這位在晚清政壇上呼風喚雨，周旋於列強之間的大人物，如今竟是那樣的虛弱不堪。人們看不到那個奮鬥了一輩子，堅強了一輩子，想用自己的最後力量來挽救大清國的一代名臣的力量了。

　　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李鴻章已經不能說話了。但是，家人輕聲的呼喚，他還能答應。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就在李鴻章逝世前的一個多小時，俄國公使還拿著文件來到李鴻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鴻章在中俄交收條約上簽字，甚至想強迫李鴻章的助手拿出李鴻章的官印。

　　李鴻章臨終前，氣若遊絲。家人問他還有什麼家事要交代，李鴻章沒有說話。這時候，守在李鴻章身邊的周馥和馬玉崑二人，在旁邊輕輕問起李鴻章：中堂大人，還有什麼國事要交代的？仍是無語，但見兩行濁淚，慢慢地從他緊閉的眼睛裡流了出來。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李鴻章心中充滿了深深的遺憾和苦苦的酸痛。他似乎在自責對沙俄的輕信，他在悲嘆自己犯下的錯誤，他在擔憂大清國今後的命運。

　　看到李鴻章閉上了眼睛，周馥大哭起來：「我還有話要對中堂說，您不能就這麼走了啊！」誰知他這麼一喊，李鴻章的眼睛突然又睜開了，把周圍的人都嚇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後，絕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

　　李鴻章睜著眼睛張著口似乎還想說什麼，身邊的周馥再三對李鴻章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李鴻章「目乃瞑」，享年七十八歲。李鴻章帶著太多的遺恨和牽掛走了。

　　自從帶淮軍出征，李鴻章剿滅太平軍、捻軍，創辦洋務外交，整理內政，清政府的內政、外交、軍事、經濟，無一不倚仗李鴻章，他身繫著清朝的安危。活著的時候，他頗受攻擊。他最瞭解當時的國際形勢，有敏銳的洞察力和過人的見解。無奈朝廷中慈禧太后獨斷專橫，自以為是，王公大臣愚昧無知，只懂得爭權奪利，使他的主張難以為國家所用。可是他的死，卻讓清廷發現自己的統治變得更加風雨飄搖。

　　朝野上下都十分震動，有如擎天柱塌，再無依靠。那些平時極力攻擊李鴻章的人都感到了惋惜。人們到現在才明白，元老大臣對於國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鴻章畢生致力於洋務事業，到頭來卻因為中日甲午一戰被打敗而受到世人唾罵。然而，他此次入京與外國談判時，大家都已知道只有他一人能救此危急，於是稱讚他的聲音又多了起來，可以說他是死得其時了。慈禧也降下懿旨：

　　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李鴻章，器識湛深，才猷宏遠，由翰林倡率淮軍，戡平發捻諸匪，厥功甚偉。朝廷特沛殊恩，晉封伯爵，翊贊綸扉。覆命總督直隸兼充北洋大臣，匡濟艱難，輯和中外，老成謀國，具有深衷。去年京師之變，特派該大學士為全權大臣，與各國使臣妥立和約，悉合機宜。方冀大局全安，榮膺懋賞，遽聞溘逝，震悼良深。李鴻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學士例賜恤，賞給陀羅經被，派恭親王溥偉（奕訢之孫）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箛，予謚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以示篤念藎臣至意，其餘飾終之典，再行降旨。

　　謚號「文忠」僅次於「文正」。晚清的林則徐、胡林翼、文祥等曾獲此贈謚，他們個個生前都是朝廷重臣，立下不朽功勳，故而要想像他們一樣獲得「文忠」之謚，名望和功勳都不得比這幾人遜色。賜李鴻章謚「文忠」，正是根據李鴻章一生的顯赫政績及崇高威望地位而定的。

　　李鴻章的去世給滿清王朝的打擊是難以挽回的。是晚清朝廷最震動的一件事。

　　十月初三日，行在（指天子所在的地方）中牟收到李鴻章的遺疏。

　　十月初七日，行在再下撫恤詔書，進一步指示了治喪事宜，同時加恩恤賞李鴻章子孫。

　　從封建主義的人才標準來說，李鴻章稱得上是一個忠臣之士，尤其是在他晚年，處於大清王朝大廈將傾的危難之際，幾乎都是由他出面同資本主義列強周旋。儘管在這一過程中，他往往採取妥協退讓的態度，對國家民族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創傷；但在他本人看來，則是「盡心報國」了。總結李鴻章一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他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代君王，在風雲變幻的政治舞台上活躍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是晚清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他的一生是著名的，然而又是複雜的，他的功與過難以定論，只能由後人加以評說。

第三篇　後世影響──眼光長遠手段絕

第七章　學識教育

　　在學識教育上，李鴻章有自己的深切感觸。早年，他曾經在曾國藩幕府受到曾國藩的嚴格訓練，這對他的一生都有深遠的影響。在學習教育以及用人上，他堅持持之以恆的態度，認為堅持到底就能成功。並且，他還提倡，教育要從娃娃抓起，把小孩子作為留學生送到國外留學……

恆久努力得成功

　　選準一條正確的人生之路，好比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另一半的成功，就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很多人都是由於經受不住考驗，才半途而廢的。曾國藩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為他勤奮與執著。李鴻章本性疏懶，如果不是在曾國藩幕府中的磨煉，想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李鴻章投入到曾國藩的幕府以後，曾國藩就對他進行了全面的教導和錘煉。在日常生活上，逼迫他起早吃早飯，對人講究誠信。在嚴厲的督責下，李鴻章的懶病終於治好了。李鴻章曾經對曾國藩的女婿吳永說：「我老師實在厲害。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早起來，六點鐘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沒法，只得勉強趕起，胡亂盥洗，艨艟前去過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強慣了，習以為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由此可見，改變了懶惰怕吃苦的習慣，為李鴻章後來擔負艱鉅的使命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在軍事上，曾國藩認為李鴻章在安徽團練的時候敗多勝少，主要是能浪戰而不耐戰，不善防守，所以就特地傳授他深溝高壘的「站牆子」之術，以及保餉道糧道自立不敗的堅守之法。並且，曾國藩還先後讓李鴻章辦馬隊，練淮揚水師，給他提供實踐鍛煉的機會。李鴻章曾說：「我以為湘軍有異術，今天曉得，不是別的。只不過聽到長毛來站在牆子前罷了。」正是這種防守戰術，使當年淮軍在關鍵的虹橋之戰、北新涇之戰中沒有被太平軍擊敗，反而反敗為勝，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曾國藩任命李鴻章編練淮軍，救援上海，這時他年僅四十歲。李鴻章剛出山就肩負重任，到上海後，更是面臨著嚴峻局勢，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島人疑謗，屬吏矇混，逆眾撲竄，內憂外侮，相逼而來」。淮軍剛到上海的時候，衣衫襤褸，像是一群叫花子進城，無論是當地的官紳，還是外國人，無不恥笑。這種情況只能用「苦」字來形容。

　　李鴻章知道，自己的成敗榮辱在此關頭，只有保住上海進而奪取蘇、常，才是轉危為安的關鍵，也是他成就功名的唯一機會。要達到這一點，只有按照老師的傳授來做。曾國藩出山，標榜「不要錢，不怕死」，李鴻章則接過了這六個字，「刻刻自訟」，臥薪嘗膽，不苟慕榮利，衝破艱難險阻，闖出一個新局面。他「日處營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披，口不息辦，心不輟息」。他幾乎無暇與四方友朋交遊和書信來往，但是卻始終同曾國藩保持聯繫。對於大小事務，他幾乎都要向老師請教，而曾國藩也是有問必答，悉心指導。二人在短短兩三年中，就留下了數百封信。教導加上實踐，李鴻章的能力突飛猛進，自己也踏上了仕途的直通車。一年以後，淮軍迅速壯大，人數激增到五萬餘人，頂住了李秀成的多次大規模進攻，掌握了有利的形勢，最終收復了江蘇大部分地方。

　　後來李鴻章鎮壓捻軍，遇到過更加危險的局面。由於屢次失敗，損失慘重，受到了朝廷的嚴厲指責。這個時候，他進行戰略大調整，提出了「倒守運河」的方案，守住運河西岸，不讓捻軍回師。曾國藩雖然遠在後方，也來信告誡李鴻章：除了倒守運河，別無良策，應及早定計。

　　經過一番苦戰，李鴻章終於把東捻軍鎮壓了下去，完成了老師沒有完成的使命。

培養人才為己用

　　在封建社會，幾乎每個做官的都有自己的幕府，也就是今天的智囊團。幕府成員們為他們的主子出謀劃策，謀取利益。幕府也為他們提供出人頭地的機會，李鴻章便是在曾國藩的幕府中真正成長起來的。他充分地認識到了幕府對一個人成功的重要性。所以當他奉曾國藩之命出幕獨當一面的時候，就開始組建自己的幕府──也就是自己的人才庫。他的幕僚中，有很多是曾國藩的「遺產」，也就是曾國藩借給他或者是推薦給他的。由於有了曾國藩的成功經驗，李鴻章在這方面膽量更大，步子也更快。

　　一八六一年底，李鴻章受命招募淮軍，就開始籌建幕府，到他去世，他的幕府前後延續了整整四十年，一直長盛不衰。據歐陽躍峰《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一書研究，李鴻章的幕府至少有五百六十多人，無論是存在時間的長短，入幕人員的眾寡，設置機構的多少，承擔事務的繁簡，李鴻章幕府都遠遠超過了曾國藩幕府，而堪稱晚清第一幕府。

　　李鴻章幕府人才濟濟，其中既有官宦子弟，如潘曾瑋之父潘世恩官至內閣大學士，是李鴻章的座師。也有不少人出身平民，如周馥「世業農商，無顯宦」，吳汝綸幼年因家貧以雞蛋換松脂照明。此外，還有學徒商人等，如朱其昂、朱其韶兄弟，祖上累世經營沙船業，嚴信厚早年在寧波恆興小錢肆做學徒，李金鏞年輕時即以經商致富，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吳懋鼎等則擔任過洋行買辦。在近代頗有影響的伍廷芳，出生於新加坡，是華僑，也被李鴻章收羅進來。

　　曾國藩去世以後，他的集團也產生了分裂，其中主要的勢力是左宗棠、沈葆楨，曾國荃、曾紀澤，劉長佑、劉坤一，而勢力最大的則是李鴻章的淮系。

　　淮軍將領中，張樹聲曾由江蘇、貴州兩省巡撫升任兩廣總督，一度署理直隸總督。劉秉璋由江西、浙江兩省巡撫升任四川總督。潘鼎新歷任雲南、湖南、廣西三省巡撫。劉銘傳先授福建巡撫旋改台灣巡撫。李鴻章的兄長李瀚章歷任湖南巡撫、浙江巡撫、四川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李鴻章的侄子李經羲歷任廣西巡撫、雲南巡撫、貴州巡撫、雲貴總督。

　　除了武將劉銘傳等紛紛登上高位外，李鴻章的幕僚也先後出任高級官員，形成了可以左右政局的龐大勢力。

　　李鴻章的幕僚中，薛允升是近代著名的法學家，他曾兩次擔任刑部尚書，主持晚清的法制改革。此外，官至封疆大吏的還有許多人：

　　郭嵩燾曾經擔任廣東巡撫；劉郇膏以江蘇布政使護理江蘇巡撫；郭柏蔭先後任署理江蘇巡撫和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丁日昌先後任江蘇、福建巡撫，後來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王凱泰擔任過福建巡撫；錢鼎銘官至河南巡撫；塗宗瀛擔任了廣西、河南、湖南三省巡撫，後升任湖廣總督；倪文蔚歷任廣西、廣東、河南巡撫；沈秉成先後任廣西、安徽巡撫；李秉衡先後擔任署理廣西巡撫，安徽、山東巡撫；邵友濂歷任湖南、台灣巡撫；劉瑞芬官至廣東巡撫。

　　在甲午戰爭之後，袁世凱由山東巡撫升任直隸總督；李興銳歷任江西巡撫、廣東巡撫、閩浙總督、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女婿聶緝規（下木）先後任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巡撫；周馥歷任山東巡撫、署理兩江總督、兩廣總督；楊士驤由山東巡撫升任直隸總督；吳廷斌以山東布政使署理山東巡撫；袁大化以河南布政使署理山東巡撫，後來實授新疆巡撫；孫寶琦升任山東巡撫。

　　李鴻章的幕僚中，還有十幾位擔任過晚清的駐外使節，控制了外交領域。而司、道、府、州、縣等各級地方行政官員，出身李鴻章幕府的更加不勝數。由此形成的強大政治勢力，不但延伸到全國大部分省區，而且在很多方面影響晚清政局長達數十年之久。所以，他的幕府堪稱中國當時最大的近代人才庫。

用人不疑信為先

　　我們經常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不相信他，那還用他幹嗎？所以，用人的首要條件是信任他。一八六一年，曾國藩及其弟曾國荃率軍圍安慶，由於安慶城防守嚴密，一時難以攻下。曾國荃打聽到守將之一程學啟曾是清軍降將，有爭取過來的可能，於是他秘密與程取得聯繫。

　　經勸說，程同意作為內應，約期獻城投降，但是不慎走漏了消息，程學啟只得連夜率親兵千人投奔湘軍。

　　曾國藩是不喜歡投降將領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他認為投降沒有氣節，不符合他的理學道德標準；二是他認為既然這次他投降你，說不定下次他又會投降他人，所以不能重用。正因如此，他不願意收留程學啟在自己帳前，而將他派到曾國荃手下效力。

　　而這時的李鴻章正因為準備開赴江蘇太平軍戰場而四處招募淮軍。因為程學啟是安徽人，而且勇猛善戰，李鴻章一貫的用人原則是一要對自己忠誠，二要善於打仗，所以他很想把此人挖過來。他向老師提要求，曾國藩自然樂意程學啟離開湘軍編入淮軍，但是此事還得曾國荃同意。

　　於是李鴻章特向曾國荃解釋：「老師命我招募淮軍，但我部除張遇春一營是熟手外，其餘都是剛招來的新兵，我這次要勞師遠征，恐怕沒有幾個老將幫帶著是不行的。貴部程學啟所率兩營，英勇善戰，紀律嚴明，而且多是安徽人，不如先借給我淮軍。我這也是徵得了老師同意的，所以程學啟離開您那裡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思。希望您能玉成此事，好讓我在江蘇也建一些功業吧。」曾國荃雖然心裡有些捨不得，但既然人家開口了，也就不好回絕了。

　　李鴻章得到程學啟，簡直就是如虎添翼。經過很快的集訓，一支嶄新的隊伍──淮軍正式成立了，即刻開赴上海，投入蘇南戰場。淮軍到了上海之後，李鴻章先是設法站穩腳跟，並不急於上陣作戰。淮軍在上海學習洋務，購買新式武器，程學啟也積極參與學習研究。由於程學啟所部是李鴻章最看好的精銳之一，所以配備的基本都是新式槍械大炮，稱得上是重裝師。

　　不久，機會來了，太平軍忠王李秀成率部攻佔杭州後，直接進逼上海，英法軍隊及知府李慶深主動出兵，結果被李秀成痛擊，法軍提督卜羅德被擊斃，李慶深部全軍覆沒。李秀成率軍直逼上海的青浦、松江、虹橋一帶，形勢十分危急。

　　李鴻章派程學啟、韓正國等部進駐虹橋，與小股太平軍遭遇，首戰告捷，雙方在虹橋形成對峙局面。李鴻章親自率軍，坐鎮指揮淮軍幾度擊敗太平軍，李秀成部下大將郜永寬負傷敗退。

　　虹橋一戰，淮軍取得了到上海以來第一次勝仗，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戰略局勢，更使得淮軍的聲譽得到了提高。程學啟也因功升任副將，賜號勃勇巴圖魯。隨後，程學啟又與太平軍猛將慕王譚紹光打了幾次惡仗，太平軍傷亡慘重，淮軍取得了一系列勝利。程學啟又從副將升任總兵，加提督銜，這可是從一品官銜了。

　　一八六三年夏，淮軍發起對蘇州太平軍老巢的總攻，兵分三路，程學啟率淮軍主力與戈登的常勝軍從中路直取蘇州。到了冬天，蘇州城破，程學啟率部入城，譚紹光死，李秀成棄城逃走。攻佔蘇州是一次決定性勝利，程學啟因統率有功，獲賞正一品封典，賞穿黃馬褂。據說洪秀全得知蘇州戰事後，悲憤地寫下批語：「毀我天朝基業者，必程方忠也……叛逆不除，天朝難固。」

　　一八六四年春，淮軍兵分兩路，一路向西進攻常州、一路南下浙江與左宗棠夾擊浙西太平軍。入浙淮軍又分兩路，程學啟率部進攻嘉興。進攻嘉興一戰打得十分辛苦，淮軍遭遇太平軍的頑強抵抗持續了一個月後，嘉興才被攻下，守將劉得功被打死，榮王廖發受被擒殺。不過不幸的是，這次戰役中，程學啟太陽穴被子彈打中後經醫治無效，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驍勇猛將就此隕逝。李鴻章得知程學啟的死訊，頓時感到無異於失去一支膀臂，十分悲痛。直到甲午戰爭之後，他還不忘程學啟：「要是程方忠還在的話，我還會怕什麼小日本呢？」常勝軍戈登平時也最佩服程學啟的勇猛，對於程的死，他更是感到惋惜，後來他從李鴻章那裡求得了當時程學啟部的兩面大旗帶回了英國作為永久紀念。

　　曾國藩當初把程學啟借給李鴻章帶走，後來得知程在戰場上作戰十分勇猛，立下赫赫戰功，而且對李鴻章忠貞不貳，才感到吃了虧。於是他向李鴻章索要程學啟，但李拖延不還。曾國藩致信程學啟，程也答應等平了江蘇的太平軍就重新回到湘軍。沒想到沒等戰局結束，他就馬革裹屍，戰死沙場了。

三顧茅廬求人才

　　李鴻章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的幕府招攬人才，他到了上海之後，就開始為淮軍幕府網羅更多人才。在安慶的時候，他就聽說了馮桂芬在上海，因為那封乞師信就是馮寫的。他與馮桂芬早在十幾年前就相識了，馮桂芬是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榜眼，先前曾入江蘇任巡撫林則徐幕府，後在翰林院與姚瑩等人研究經世之學。李鴻章考中進士之後也進入翰林院，那時他就對馮桂芬的學識非常佩服。

　　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這一天，李鴻章親自來到馮桂芬的家。馮桂芬一看李來了，趕緊抓住他的手：「哎呀，李大人軍務繁忙，今天怎麼有空到我這個閒人家裡來了？」

　　李鴻章哈哈一笑：「景亭兄難道不歡迎嗎？不是你出的主意把我從安慶誑到上海來的嗎？今天我來看看十幾年未見的老兄台，難道不行嗎？」

　　馮桂芬被他說得很尷尬，趕忙說道：「豈敢豈敢，李撫軍百忙中來到寒舍，肯定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吧？」

　　李鴻章轉入正題：「開玩笑了兄台，今天我是特意來拜望你的。要不是你那封寫給曾帥的《公啟曾協櫻》，我哪能到上海來見世面呢？那封信我是拜讀過多遍的啊，洋洋灑灑數千言，曾帥看了也為之動容啊。尤其是聽說你還策劃了哭請的法子，派錢鼎銘、華翼綸到安慶那裡一番哭訴，要不曾帥怎麼能這麼快派我出兵上海呢？還是你高啊。」

　　馮桂芬被李鴻章這麼一忽悠，心裡確實有些飄飄然了。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他就奉旨回鄉辦團練，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馮桂芬舉家逃往上海，處境一直很沮喪，雖然胸中有無數經世致用的報國願望，但一直苦於無處施展。時常感到自己已經年過半百了，還一無所成，心中頗不是滋味。

　　李鴻章看到馮桂芬有些動容，加緊了攻勢：「兄台應該長我十四歲吧，小弟我不才剛從曾帥幕府出師，在上海是初來乍到，一切還得仰仗兄台指點迷津啊。我知道馮兄一生醉心經世致用之學，兄弟我也是好學之人，還望兄台今後能不吝賜教。」

　　雖然李鴻章比自己年齡小，資歷淺，但畢竟此時他是領導，卻能如此禮賢下士，求賢若渴，馮桂芬心裡確實有些感動，不過他對李鴻章還不是很瞭解，所以答道：「撫軍大人過譽了，我馮某一介老朽，豈敢承受大人的厚愛，我雖有一些淺見，但恐怕也不一定合閣下的心意啊。」

　　李鴻章一看馮桂芬還有些遲疑，忙拋出定心丸：「兄台過慮了，難道還真的要我三顧茅廬不成？我李某人是不講俗套的，在我淮軍幕府裡面，既有文人雅士，也有先前為雞鳴狗盜之輩，只要有真才實學，我都待若上賓。馮兄如不嫌棄，不妨先屈就幾日，看看我說的可是事實。」

　　這時與李鴻章同去的程學啟趁勢說話了：「李大人所說乃發自真心，如我程某人本為一介草莽，蒙李大人不棄，才隨軍來到上海效力。馮大人乃經世高才，何不趁此亂世一展身手呢，還請三思啊。」

　　馮桂芬一看他們說得真切，也就不好再推辭了：「既然李大人如此厚愛，那我馮某就卻之不恭了，今後要是有用得著的地方，撫軍大人儘管吩咐就是。」

　　馮桂芬出生於江蘇吳縣的名門望族，年輕時得到林則徐的賞識，他比李鴻章大十四歲，而且是一位名播四方、孤傲清高、才華橫溢之人，卻甘願進入他的幕府，這不能不說與李鴻章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人才戰略有關。

　　馮桂芬博學多才，除精通經史掌故之外，還對天文、地理、算學、水利、農田以及河漕、軍事、鹽鐵等問題都頗有研究。而且早年就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先進理念的影響，主張「採西學」、「製洋器」，以中國傳統學問為根本，外國富強之術為輔助。

　　一八六三年，李鴻章接受馮桂芬的建議，在上海籌建「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奏摺由馮桂芬草擬，很快得到了批准，這就是後來的同文學館、廣方言館，是一所近代新式學堂。馮桂芬著有《校邠廬抗議》一書，其政治觀點及洋務主張盡在其中，這些主張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後又被改良派奉為先導。

　　李鴻章後來的許多政治、洋務、外交思想和行動，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馮桂芬的影響，比如他在著名的《籌議海防摺》裡的名言：中國正經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正是《校邠廬抗議》裡面的觀點。

　　自從李鴻章北上鎮壓捻軍之後，馮桂芬因年老多病，就沒有繼續幫助他了。後來有人保薦他再次出山，朝廷就此諮詢李鴻章，李鴻章據實上奏，對馮桂芬大加褒揚，雖然馮桂芬始終以年老多病為由不肯赴京出仕，但是朝廷最後還是給他賞加了四品卿銜。

　　一八七○年，李鴻章在湖廣總督任上又給朝廷上奏摺，說馮桂芬在家講學著書，對東南諸省影響很大，希望朝廷再賞他三品卿銜，不過被吏部駁回。這一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成為首屈一指的總督，他再次奏請嘉賞馮桂芬，這次終於獲得了批准。

　　隱退後的馮桂芬在上海全心主持纂修《蘇州府志》，但與李鴻章的聯繫不斷，李鴻章為治理河道之事傷透了腦筋，馮桂芬再次為他出謀劃策，指陳利弊，對治河之事幫助很大。

　　一八七四年，馮桂芬去世，李鴻章深感痛惜，為此他專門上疏，請求在江蘇吳縣老家為馮桂芬建立專祠紀念，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教育從娃娃抓起

　　我們知道，李鴻章是一個從科舉考試中嚴格訓練出來的封建士大夫，維護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傳統文化的中心地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在他的心目中埋下了較深的根基；然而隨著時勢的推移，尤其是對西方文化的逐漸瞭解和接觸，對比中國落後受辱的嚴酷現實，李鴻章對八股取士制從懷疑發展到厭惡。而在當時，隨著對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舉辦，李鴻章認識到要把洋務運動推進到「富強相因」的階段，就必須培養懂得西方先進技術的人才。但原有的科舉制度已經適應不了這種需要，因而李鴻章認為必須積極地倡導改革科舉，興學育才。要麼在國內設立洋學堂，聘請外國教師傳授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知識；要麼選派中國學生出國留學。

　　早在一八六三年，李鴻章就奏請在上海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他在奏摺中說：「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俾助。」

　　這一思想得到清政府讚許，於是李鴻章挑選上海近郡十四歲以下兒童，聘西人教習外國語言文字。一八六九年，該館移入江南製造局，改名為廣方言館。至光緒初年，廣方言館除培養了一批外語人才外，還在中國學者和外國傳教士學者的合作下，翻譯了西文書籍近百種，其中自然科學佔四十七種，工藝軍事類佔四十五種，還有許多著作，如《實用化學入門》、《運規約指》等等。

　　為了培養技術人才，李鴻章於一八六四年即建議改革考試制度，提出了「專設一科取士」的思想。

　　李鴻章開始積極倡導改革科舉制度，提出了很多具體意見。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摺》中列舉小楷試帖的弊端，大膽提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建議。除了傳統的教育之外，李鴻章還提出要使用精通其他學科的人才，例如測算、火炮、兵法、化學、電器等等實用學科。還提出，在海防省份，要設立洋學局。但是，李鴻章的這些言論仍然遭到反對。

　　辦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學生出洋的困難更不難想像，所以派學生出洋留學的一些重要奏摺、函件，均由曾國藩、李鴻章這兩位重臣聯名，足見其對此事的重視，亦可見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聯名而難成。

　　曾、李或許早就有派學生出洋留學的念頭，但將此事提上議程、付諸實施，則是接受了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譯員容閎的建議。容閎是廣東人，早年受美國傳教士的資助到美國留學，畢業於耶魯大學。對外國的深入瞭解，使他認為中國要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派學生出洋留學。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他就不斷為此努力，但四處碰壁，均以失敗告終。但他對此並不灰心，一直全力奮鬥。一八六八年，他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個派遣留學生的條陳，但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一八七○年，「天津教案」發生，曾國藩奉命前去處理，容閎擔任他的譯員。容閎充分利用這次機會，通過參與辦案的丁日昌向曾國藩提出派人出洋留學的具體計劃，並表示自己願意帶隊前往。他的建議切實可行，終獲曾國藩同意，即與李鴻章聯名上奏，請求恩准。一八七○年冬，朝廷正式恩准曾、李關於派遣留學生的建議。

　　由於這類事屬於總理衙門管理，所以曾、李一直與總理衙門充分溝通，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們又聯名致函總理衙門，論述了派人出洋留學的必要性、正當性與可行性。他們認為留學可以「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這也符合「我皇上徐圖自強之至意」。對中國已辦有新式學堂，故不必費資巨大派人留學的反對意見，他們反駁說「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興之基也」，而「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中國不可能盡購外國兵船機器，只能派人出去學習，同時還以百聞不如一見，「欲學齊語者，須引而置於莊岳之間」等中國古訓加強自己的論點。他們認為派人留學所費雖巨，但有二十年時間，所以每年負擔並不算重，「遠適異國，儲才備用，更不可以經費偶乏，淺嘗中輟」。他們特別提出，一八六八年中美兩國簽訂的《中美續增條約》第七條早就規定：「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為赴美留學提供了條約依據。當然，這些學生在國外還要配備中國教習，「隨時課以中國文義，俾識立身大節」。

　　同時，他們將具體制定的十二條章程作為附件送上，徵求意見。除經費問題外，這十二條的主要內容大都是關於留學生的選派、管理和使用。規定每年選派三十名十二三歲的幼童赴美，分四年共派一百二十名；學生所學專業要由清政府決定，留學期限為十五年，畢業後要回國聽候政府派用，不得在外入籍他國，不得在外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謀職業；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規定在外留學仍要學習中國儒學傳統經典，並定期由正、副監督傳集學童宣講《聖諭廣訓》等，若發現有品行不端或身體不適者將隨時送回國內。

　　而後曾、李又幾次上奏，再三強調派遣留學生的意義，並提出具體措施。

　　在人們想方設法出國留學或讓子女出國留學的今天，人們可能很難想像當時派遣留學生之困難，所遇阻力之大。那時在國內上「洋務學堂」都被視為有辱祖宗門楣之事，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為師，更是被認為「背宗叛祖」，所以願意、敢於出國留學的人很少。

　　當時的人多以參加科舉取得功名、光宗耀祖、陞官發財為正途，對於到外洋學些洋學問則嗤之以鼻。免費學習十五年，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再說，誰也捨不得把自己的骨肉置於「虎狼」之地。這樣一份留學計劃，應該說考慮得較為完備，可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它的實行仍然受到各種阻力。來自朝中頑固派的阻力自不待言，老百姓也多持懷疑態度。

　　為了完成留學任務，只得在窮人一向有出洋傳統的東南沿海地方作為任務「攤派」。為了完成任務，一些地方官甚至挨家串戶做勸說工作。本來「官派」就是出國所有費用全由政府負擔，但願意去者仍然不多，地方官不得不再許給這些窮苦人家更多好處。有些貧苦人家原本出於生計已經報名同意，但又聽說西方的野蠻人會把他們兒子活活剝皮，再把狗皮貼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於是立即反悔，取消報名。

　　結果，只有三十個名額的首批留學任務竟然沒有完成。首倡留學並且具體負責此事的容閎焦慮不已，只得回到老家廣東香山縣說服動員，同時又在香港的新式學堂招收學生留學。首批留學生中的許多人都有家人、親戚出洋闖蕩的經歷。後來大名鼎鼎的詹天祐，其父也是非常勉強地送他出國的。詹家雖不富裕，但非赤貧，所以詹天祐之父詹興洪自然也要他走科舉功名的「正途」，根本沒想要他留學。詹家有位譚姓鄰居長期在香港做事，對西方情況有所瞭解，他非常喜歡年幼聰穎的詹天祐，便力勸詹家送詹天祐留學。沒想到詹興洪一口拒絕，在譚的反覆勸說下，並且譚還同意將女兒許配給詹天祐，詹興洪才勉強同意詹天祐出國留學。

　　由此，也可看出曾國藩、李鴻章首創留學事業的艱難。

　　一八七二年二月，曾、李奏准上海廣方言館總辦陳蘭彬任出洋局委員（監督）、容閎為副委員（副監督）。經過容閎的精心安排，第一批留學幼童起初大都被安排在新英格蘭的一些家庭中，讓他們與美國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學習，同時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孩子畢竟是孩子，第一批留學幼童腦子裡的中外區別沒有那麼深，他們說英語、吃西餐，很快融入了美國家庭之中。但寄居不是長久之計，一八七四年，李鴻章授權容閎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柯林斯街興建一座房屋，作為「幼童出洋肄業局」的駐美總部。房子很快修起來，而且條件不錯，學習、休息、洗澡的地方一應俱全，幼童們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家。

　　隨著時間的推移，留學生們陸續從中學畢業，他們大多按照李鴻章的要求，選擇了各類工科專業學習。而多年的國外生活使他們轉變了許多，中西文化的衝突和鬥爭也在他們身上表現得越來越明顯。有的留學生喜歡教堂中那種安寧神聖的氣氛，隨著所在的美國家庭去教堂做禮拜，為基督教義所感染，加入了基督教；有的學生厭惡樣式繁瑣陳舊的長袍馬褂，穿起了西服、繫上了領帶，要求在體育活動時能和美國孩子一樣穿上運動衣，甚至偷偷剪了辮子；有的學生受西方較為平等的禮節影響，提出見到長官時不再下跪磕頭，改為鞠躬或別的表示尊敬的方式；更有許多學生希望在安排課程時，多上一點科技課，少上一點沒有實際用處的封建倫理課，在科技之外，他們更喜歡讀些西方的哲學、歷史、小說、詩歌等書，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薄伽丘的《十日談》都是留學生們喜愛的作品。正如《紐約時報》所報導的：「中國的學生們，除去書本和老師傳授的知識外，同時受到美國政治及基督教的影響，這是可以意料中的事情。如果認為這些聰明的幼童，僅僅由工程、數學、科學的領域中已得到滿足，而他們對美國政治及社會的影響無動於衷，則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實際上，留學生這些變化和愛國並不矛盾，他們只不過是想改變一些中國文化中陳腐的、壓抑的東西，想多見一點世面，多接受一些其他種類的知識和文化，這些都是極正常、無可厚非的。

　　李鴻章根據洋務事業的需要，積極主張和大力贊助中國留學事業，說明他與頑固守舊論者不同，能夠因時而變，敢於突破中國傳統文化的藩籬；不像頑固守舊論者那樣迂陋拘虛，冥頑愚昧，說出「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那樣荒唐可笑的話，做出見洋人「掩面以避之」那樣供西方人茶餘飯後引以為笑的事來。這是中國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吸收以及中國近代文化複雜多變這個基本特徵，在李鴻章等有識之士身上的反映。

派留學生學造船

　　上海的江南製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分別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的兩家造船廠。江南製造總局雖生產小型船隻，但主要產品是槍炮軍火，船艦不過是副產品。

　　福州船政局，又名福建船政局、馬尾船政局（今福州馬尾造船廠），清末由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於一八六六年，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軍艦生產基地，李鴻章贊其為「開山之祖」。後在繼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的苦心經營下，船政成為當時遠東最大的造船廠。福州船政局素有「海軍的搖籃」之稱，不僅製造各種船隻，還附設「船政學堂」，專門培養製造、駕駛船隻的人才。福州船政局本是閩浙總督左宗棠所創建，然他不久調任陝甘總督，其起步發展主要是靠繼任者沈葆楨完成。

　　沈葆楨（一八二○─一八七九年），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則徐之婿。一八六一年，曾國藩請他赴安慶大營，委以重用。不久，推薦他出任江西巡撫，倚用湘軍將領王德標、席寶田等鎮壓太平軍，一八六四年捕殺太平天國幼天王、洪仁玕等。一八六七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辦福州船政局。當時，正是舉辦洋務時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馬尾創辦造船廠，尚未來得及開工，就被調往陝甘任陝甘總督。臨行前左宗棠上疏說：非沈葆楨不能任其職。所以沈葆楨一上任即建船塢及機器廠，並附設藝童學堂。造成船艦二十艘，分佈各海口。

　　沈葆楨深知要科技強軍，必須要培養人才。他提出「船廠根本在於學堂」。為此，他首先在福建創辦船政學堂即「求是堂藝局」，培養自己的海軍軍官，學習西方近代造船技術。其首先開辦的是法語學堂（前學堂），開設有法語、基礎數學、解析幾何、微積分、物理、機械學、船體製造、蒸汽機製造等課程。優等生後被派往法國學習深造。後學堂為駕駛學堂，亦稱「英語學堂」，旨在培養海上航行駕駛人員和海軍船長；主要專業為駕駛專業，以後增設了輪機專業。下設英語、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論學等課程，學習優異者選送英國留學。以上學堂先後高薪聘請了二十多位外籍教師到船政學堂專職任教或兼職授課，另有四十名左右的外國技術員、工匠。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為洋務運動之最。但是，按照沈葆楨的策略，必須給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監督日意格和副監督德克碑月薪是一千兩白銀，而沈葆楨自己是六百兩。所以，代價還是頗高的。

　　其次，他們深知光在國內培養，無異於閉門造車。於是，沈葆楨推動了中國第一波出國學習（海軍）的浪潮。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後，朝野一片叫停之聲。一八七二年一月，以內閣學士宋晉為代表的頑固派發難，上疏要求停辦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沈葆楨與左宗棠、李鴻章共同奮起反擊。左宗棠上疏力陳必須繼續造船。他認為「此舉為沿海斷不容已之舉，此事實國家斷不可少之事」，決不可「功敗垂成」。沈葆楨捍衛他「死生以之」的船政，不顧丁憂服喪，於一八七二年五月七日隨左宗棠之後上疏抗辯。恭親王奕訢表示支持，乃於八月二日進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摺》，當日奉旨「依議，欽此」！駁斥停止造船的輿論獲得成功。

　　沈葆楨繼續其未竟之業，積極推動留學。後因日本侵台事件，導致計劃擱淺一段時間。直到一八七七年初，沈葆楨才正式提出選派聰穎學員出洋學習的章程。當年三月三十一日，該計劃正式實施，第一批出國留學生在華監督李鳳苞和洋監督日意格率領下，由香港搭乘法國郵船赴西方學習。

　　這批留學生以船政學堂第一屆畢業生為主，間有少數第二屆畢業生，一共三十八人，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國學習。

　　海軍留學生注定要經歷坎坷，到英國後仍諸事不順。按照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的規定，外國留學生比例不得超過２０％，這樣十二名中國學生不能一次性全部進入學校。經駐英公使郭嵩燾一再交涉，英國海軍部才勉強答應放寬標準。然而英國皇家海軍學校又規定，學校課程分六個月和九個月兩種，無論哪一種都得在九月一日前提出申請，通過英文考試後才能於十月一日入學。到達英國的時間是五月，離英國政府規定的考試日期還有時日。當時，這些留學生的英語水平很差，為了通過考試，他們首先選擇了進行語言學習。海軍留學生很快投入到如饑似渴地學習當中。他們參觀英國的造船工廠和海軍學校，親自登上艦艇實習設防、備戰、佈雷、放炮等技能。勤奮很快得到回報，留學生們都融入了英國海軍生活學習當中，除腦後海軍帽下拖了一條辮子外，幾乎看不出他們與英國海軍學員的分別。

　　進入世界聞名的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繼續深造，是這些海軍留學生們的最大夢想。然而因名額和英語水平的限制，第一批的十二人中僅有一半通過入學考試，於當年十月一日進校，次年六月以優異成績畢業。六人中嚴復英語學得最好，李鳳苞請求英國允許嚴復繼續留校深造，以便日後回國擔任教師。其餘五人都被派到英國艦隊實習，並於實習期滿後回國。在中方監督李鳳苞的報告中，最為出色的是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和嚴復。

　　首屆留學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國內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國外，其餘學生均於一八八○年陸續學成回國。留學生中，後來成為海軍將領的有劉步蟾、林泰曾、葉祖珪、薩鎮冰等。十四年後，他們參加了中日甲午海戰，在十艘參戰的艦艇中，出身該學堂的有九人任管帶，其中有五人是第一屆的留學生（劉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黃建勳、方伯謙）。其中，「濟遠」管帶方伯謙於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被清廷以「首先退避」、「牽亂隊伍」、「攔腰衝撞揚威」三條大罪處斬於旅順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戰爭中殉國了。此案有爭議。值得一提的是，後來殉國的「鎮遠」號管帶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係林則徐胞弟，故林泰曾稱沈葆楨為姑丈。他隨福建船政學堂總教習日意格赴歐，入英國海軍實習，曾於不同種類軍艦上工作。

　　一八九四年，林泰曾指揮北洋艦隊主力之鎮遠號與日本聯合艦隊力戰，為日軍圍攻。鎮遠雖中彈極多並曾一度起火，但仍沉著應戰而未曾退避。黃海海戰後北洋艦隊不再輕出。鎮遠號於十二月十七日從旅順撤入威海時觸礁，林泰曾自認失職，憂憤下於十九日清晨服毒自殺。他繼承了林則徐的報國之志。

　　至一八九七年，船政學堂共派出四屆留學生。船政學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十四歲考取船政學堂、一八七七年被首批選送到英國學習的嚴復。今人多拿他和大約同時代留學英國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認為嚴復回國後沒有從事軍政尤其是海軍，是中國的損失，也是中國體制的失敗。

　　嚴復回國後接任福州船政學堂總教習一職，後成為中國第一代的翻譯家。嚴復在翻譯方面的成就還與李鴻章有關。首批赴英海軍留學生中，嚴復一直被公認為最優秀的學員。其他學生學習期滿後，李鳳苞特意將嚴復留在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繼續深造。嚴復果然不負重望，成績優秀，尤其顯示出在外語方面的天才。李鳳苞回國後特意向李鴻章保薦嚴復，認為此人可擔大任。李鴻章對這個留學回國的年輕人很感興趣，決定親自召見。一天下午，李鴻章辦完公事，斜臥於榻，「吧嗒、吧嗒」地抽著水煙。嚴復進來向李鴻章問安後，很拘束地站立一旁。李鴻章一口一口地吸著煙，半晌才睜眼問道：「你從英國都學到哪些本事？」不等嚴復回答，又問：「哪一項最為精通？」嚴復忙答：「英語學得最精通。」李鴻章問：「什麼詞都可以翻譯麼？」嚴復謙虛地說：「一般的詞彙都能翻譯。」李鴻章把手一伸，舉著手中的水煙袋問：「這個你給我翻譯一下。」嚴復在英國鑽研了各種翻譯技巧，掌握了大量詞彙，可水煙袋這個詞還真沒見過，一時語塞。李鴻章正襟危坐，道：「連水煙袋都不能譯，你還要好好學習。」嚴復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胸中的傲氣一掃而光，暗暗憋一口氣，定要將翻譯學好。

　　李鴻章決心把派遣海軍留學生之事堅持下去。經費上不再光讓福州船政局出，北洋海軍自願承擔一部分。第二、第三批留學生先後赴英，共計三十餘人。當第四批留學生準備赴英國去學習時，中英之間發生了琅威理辭職風波，這件事直接影響到了留學生赴英留學問題。英國政府將怨氣發洩到留學生身上，拒絕接收中國海軍留學生。因此，中國向英國派遣海軍留學生一事從此就中斷了。

第八章　為人處世

　　作為一個在清朝政府服務了四十年的漢人，他被譽為政壇的「常青樹」、「不倒翁」，能夠長久地屹立於政壇而不倒，必然有他獨到的處世藝術與為官之道……

大樹底下好乘涼

　　一八五八年七月，太平軍再度佔領合肥城，李鴻章帶著老母及妻小一路倉皇往北逃竄，剛剛出來辦團練幾年就遭遇了這樣的慘痛，不僅父親死在戰場，而且老家也被太平軍燒得精光，李鴻章感到前途渺茫。父親死了，京城已經沒有了安身之所了。這時候他又想起了老師曾國藩，先前在合肥的時候，他就曾托人帶話給老師，表示希望繼續投靠在老師的麾下。對於李鴻章的請求，曾國藩當然表示歡迎。這年年底，李鴻章來到江西建昌，正式投靠到曾國藩的幕府。對於李鴻章來說，曾國藩算得上是一棵真正的大樹。曾國藩經過五年的努力，建立了一支與清軍不同的新型部隊──湘軍，麾下網羅了大批軍事將領和形形色色的幕僚，這支部隊在清末實際成了朝廷上的一根「救命草」。

　　而曾國藩的學問、才能、魄力和意志，都是李鴻章在安徽碰到的那些官員所無法比擬的。幕府中那些幕僚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洋務、工程技術等各方面最優秀的人才，李鴻章能置身於這麼好的環境之中，對於自身成長自然是極其有益的。曾國藩對李鴻章這個學生也十分看重，十幾年前，他曾經指導李鴻章經世之學及科舉考試之學，後李鴻章果然不負期望，順利考中進士。

　　所以這次李鴻章到來，曾國藩著意要對他進行進一步的培養，因為畢竟時世不同了，現在要緊的不是寫文章做學問了，他要培養李鴻章在政治、軍事等多方面的素養，甚至想要培養他作為自己今後的接班人。

　　在功名利祿問題上，曾國藩教導李鴻章不能急功近利，要有耐性，等待時機。有一次，曾國藩派李鴻章協助曾國荃到景德鎮去增援湘軍老營，李鴻章一看還是跟在別人後面湊熱鬧，心裡就不痛快。曾國藩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少荃啊，你現在初來乍到，許多東西還需要好好學習，就算讓你獨當一面你能承擔得起這個任務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但要學會忍耐啊。」隨後還把自己的一部「秘傳心法」──《挺經》傳授給了李鴻章。

　　當然，曾國藩也慢慢地讓李鴻章獨立完成一些小的實踐任務。另外，他還讓李鴻章參與幕府的機要活動，使李鴻章能有機會接觸一些軍機、參與一些決策，這對於李鴻章的快速成長當然是極其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培養擔綱挑梁的能力了，因為要作為曾國藩的衣缽傳人，必須進行全面的素質培養，具備把握全局戰略的能力。

　　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攻佔了天津，矛頭直逼京城，咸豐帝慌忙向熱河逃跑，同時命令湘軍猛將鮑超率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之後，曾國藩召集幕僚開會，就是否應該北上勤王展開了討論。

　　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見，有的主張北上，有的則說北上無益，互不相讓。這時李鴻章發言了：「聯軍雖然來勢洶洶，揚言要進攻京城，我看那是說大話嚇人，京城就那麼容易被攻佔的嗎？他們不過是想訛詐點金銀財寶罷了。我們這邊的軍隊正在跟太平軍及捻軍交戰，哪能抽出主力到北方去呢，一旦太平軍趁勢捲土重來，後果不堪設想。我看還是寫一個請示，說明情況，再請皇上定奪為好。」

　　曾國藩一聽李鴻章言之有理，非常高興，採納了李鴻章的建議。果然，不久便接到了清政府與聯軍議和的通知，叫不用北上救援了。這印證了李鴻章的判斷，說明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具備了掌控全局的思維能力。

　　經過幾年的學習培養，李鴻章各方面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已經不再是先前的莽撞青年了。同時，對老師曾國藩也更加佩服了，以後凡是他對人說起曾國藩時，開口必稱「我老師」，恭敬如神聖。

交情融洽助成長

　　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如果能夠有人指引他的話，那麼，他就會有很大的進步，更容易迅速地成長。在李鴻章的成長過程中，曾國藩便起到了指引的作用。李鴻章到了京城，在曾國藩的指引下，逐漸打開了交際的視野，結交了不少有志之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國藩原來的朋友班底和不斷擴大的曾門弟子。李鴻章為人灑脫，比老師更善於交際。曾國藩擔心他擇交不嚴，不斷加以誘導。曾門弟子和同年進士是李鴻章最重要的人際資源。

　　在這些人中，李鴻章與沈葆楨同門同房，交情最為融洽。沈葆楨生於道光元年（一八二○年），比李鴻章大三歲，但進士及第的名次卻排在李鴻章之後。沈葆楨考中進士後，和李鴻章一同被點為翰林，當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當了三年翰林院編修。一八五三年，李鴻章回鄉辦團練，沈葆楨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兩年後，沈葆楨被任命為九江知府，但當時九江不被清政府控制，已被太平軍佔領，他不能赴任，便被曾國藩留在湘軍大營幫助照料營務，成為曾國藩的幕賓。

　　一八五六年，沈葆楨改任廣信知府，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平軍輔王楊輔清率領數萬大軍前來進攻。當時城中守軍僅四百人，頓時作鳥獸散。沈葆楨正在城外公幹，有人勸他的夫人林普晴出城暫避，她堅決拒絕，並寫下血書向鄰縣清軍守將饒廷選求援。當沈葆楨從河口鎮馳回時，城中四處起火，府衙內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紅，林普晴仗劍立在外邊，對丈夫說：「現在正是你報效朝廷、為國捐軀的時候，你如果死了，我也不苟活，這口井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後來幸虧饒廷選率領救兵來得及時，廣信城才得以保住。

　　這件事後，曾國藩對沈葆楨更是刮目相看，在一八六二年上奏力薦，破格提拔為江西巡撫，成為封疆大吏。李鴻章和沈葆楨從同學、同事到同僚，往來非常頻繁。李鴻章在一八五八年底投奔曾國藩時，特意繞道廣信，與沈葆楨徹夜長談。

　　後來李鴻章和曾國藩鬧矛盾，在湘軍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葆楨的家鄉福州當道台。沈葆楨得知後，立刻寫信勸李鴻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國藩身邊等待機會。

　　不久，二人在曾國藩的秘薦下，幾乎同時當上巡撫，李鴻章與沈葆楨分別擔任江蘇巡撫和江西巡撫。在以後的內政外交中，二人更是互相呼應，推動了晚清的近代化進程。

　　沈葆楨在維持湘淮兩系的關係，特別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的關係上，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李鴻章的密友當然不止沈葆楨一人，其他如郭嵩燾、陳鼎等，都對他的起家給予了重要的幫助。可以說，他在京城這段短短的日子，在曾國藩的引導下，結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是他後來事業的人際基礎。

　　李鴻章加入曾國藩幕府，對曾國藩的交際之法有了更深刻的領會。曾國藩上馬殺敵，下馬講學，幕府中供養「三聖七賢」十位名儒。但是這些人並不是純粹的書獃子，而是胸懷天下的有志有學之士，是曾國藩的人才庫。

　　李鴻章獨當一面後，完全仿照老師的辦法，和所在地方的商紳打成一片，擴大了自己的權力基礎，同時也儲備了大量的人才。

　　在這方面，李鴻章受益頗深，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講述曾國藩的教導之恩：「我跟從的師輩多了，沒有一位像這老翁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除了軍事政治方面外，人際關係的學問也是重要的一環。只憑單打獨鬥，做不成大事。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豐富自己的人際資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當做一項重要的工作來辦。

能屈能伸成大事

　　古往今來，凡是能成大事的人，必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在這一點上，李鴻章得到了曾國藩的真傳。在曾國藩幕府的時候，李鴻章從老師那裡得到了一部口傳心法《挺經》，關於這部秘法，李鴻章是這樣描述的：「老師傳授給我的秘傳心法，有《挺經》十九條，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處世的寶訣。」這部秘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裡面有這麼個故事。

　　從前有個老翁，一天請了貴客，要留客人在家吃午飯，一大早就吩咐兒子到市鎮上買一些水果菜餚，但是快到中午了，兒子還沒有回來。老翁急著要做飯待客，心裡十分地著急，就跑到村口去看兒子回來沒有。

　　到了村口，老翁發現兒子就在前面不遠，挑著菜擔，在田埂上迎面與一個挑著擔子的賣貨郎相遇了，田埂很窄，只能容一個人挑擔通過，但是他們倆彼此誰也不肯讓，雙方就在那裡僵持了很久。

　　老翁趕忙上前解圍，對貨郎客氣地說道：「老哥，我家中有客人，急等著要這些東西做飯待客，您能不能先下到水田裡讓一步啊，等我兒子過來了，您老哥不是也就可以過去了嗎？」不料那人卻說：「你叫我下水，怎麼不叫你兒子先下水呢？」老翁接著解釋說：「我兒子身材矮小，如果下到水田裡，恐怕擔子兩頭的菜就浸著水了。您老哥身子高長，可以不至於沾水。就是因為這一點，我才請您先讓的。」那人又說：「你兒子那擔子裡，不過是一些普通的菜蔬果品，就算浸濕了，也還可以將就用的。我這擔中都是京廣來的貴重貨物，萬一被水泅了，就一文不值了。所以怎麼能讓我下水呢？」

　　老翁一看不是辦法，索性自己脫下鞋子，挽起褲腳，準備下到水田裡面：「好好好，既然你們都不方便下水，還是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給我，我頂在頭上，請你光人從我兒子旁邊側身過去吧，等你過去了，我再將擔子奉還，怎麼樣？」那人見老翁都這樣了，過意不去，就只好說：「既然老先生這麼客氣，我也不好意思爭了，我下水田吧，讓你兒子先過去。」當即下田避讓。老翁就這樣著意挺了一挺，一場僵持之爭，就此消解了。

　　《挺經》是曾國藩口傳給李鴻章的衣缽秘法，可惜並無其他文字材料傳世，今日看不到它的全貌了。不過李鴻章在今後的仕宦生涯中，一直將這部秘訣奉為至寶，作為自己為人處世的指南。

　　一八九四年，蓄謀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發動戰爭，腐朽的清王朝不堪一擊，李鴻章籌建的北洋水師在這次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全國上下為之震動，這就是歷史上的甲午戰爭。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清王朝不得不屈膝乞和。

　　一八九五年，年已七十二歲高齡的李鴻章又一次被迫推上了歷史舞台，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命他為全權代表，赴日本求和。李鴻章再一次與老對手伊藤博文交鋒，雖然他在談判時百般維護中國主權，但弱國無外交，光緒帝求和心切，迫不及待地指示李鴻章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簽訂，對李鴻章的打擊非常大，雖然條約的內容完全是日本強行提出，經光緒皇帝首肯的，但似乎歷史的罪責全都落在了李鴻章身上，他成了全國上下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李鴻章成了腐敗清王朝的替罪羊！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職務被革除了，年邁體衰的李鴻章孤獨地住在賢良寺，閉門反思，門可羅雀。

　　半年之後，李鴻章終於又挺過了這一關，朝廷給了他一個重大的任務，那就是到俄羅斯談判，並前往歐美考察學習。

名師指導有幫助

　　李鴻章到上海後，是承擔「借師助剿」任務的主要官員。針對這個問題，曾國藩給他寫了多封密信，用自強自立的思想對他加以指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他在書信中說：「洋人纏嬲頗難處置，尊處只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他處也，皆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薛公各營挑兩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明知薛營為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閣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剿』五字，自非賊匪逼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在信中，他明確地指出了和洋人相處的原則，那就是只能在上海會防，在其他地方，列強不得插手，以維護中國的主權。他告誡李鴻章，首先要做到自立，即使沒有洋人，自己也完全能完成任務。但是在與其相處的過程中，卻不能因為自立自強而顯出傲慢的神色來，以免造成新的矛盾。

　　此後的三個月內，他接連寫了四五封信，教導李鴻章自強之道和與洋人相處之法。他在信中說：「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為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尚不為晚。」「吾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龍言服……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遍囑全軍勇夫，切勿自誇兵精，不稀罕洋人幫助云云。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ｍò）、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跡總以疏淡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暱。此一定之情態也。」

　　由於曾國藩的反覆告誡，朝廷也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於是打消了借師收復蘇、常的念頭，把借兵助剿限於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寧波兩處。

　　李鴻章作為執行者，完全按照曾國藩的教導去做。洋人的力量不可不用，但是卻盡量加以限制。由於他在上海站穩了腳跟，成為太平軍的真正對手，列強對他也不敢輕視。而李鴻章也得以利用洋兵的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曲意籠絡，俾為我用」，而不是為人所用。即使是華爾和戈登指揮的洋槍隊，也在李鴻章的牢牢控制下。鎮壓太平軍後，李鴻章果斷地解散了洋槍隊，把其中精銳納入了淮軍，完全解除了後顧之憂。他以自己為出發點，利用了洋人的力量，卻避免了受制於人的結局，正是曾國藩自強思想指導的結果。

　　與此同時，曾國藩認識到，真正實現自強，必須要學會洋人的長處，發展自我。於是他指導李鴻章，這也是李鴻章後來在洋務運動中有所作為的一個因素。

對待他人要寬仁

　　慈禧為了維護自己獨攬大權的地位，一度想學漢朝的呂后和唐朝的武則天，密謀廢除光緒帝；而光緒帝也想擺脫慈禧的控制，獨立行使皇權，幹一番事業，做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於是各自拉攏一些親王、朝臣及在野人士，暗地裡較著勁。光緒年間，慈禧太后集團與光緒帝黨之間的明爭暗鬥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舉國上下為之震動，紛紛指責朝廷的腐敗無能。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維新變法的主張，一時造成很大反響，史稱「公車上書」。

　　隨後，康有為聯絡一批帝黨官員，成立強學會，梁啟超、袁世凱、徐世昌、楊銳、張權（張之洞之子）等人也在會籍，另有帝黨高級官僚翁同龢、孫家鼐、李鴻藻、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等政要紛紛出面贊助強學會。

　　李鴻章一直是主張變法的，從洋務運動開始，他就親身實踐著變法活動，但是他原先的想法並沒有康、梁這些人這麼徹底，這麼大膽。所以李鴻章很想結識這一批思想比較激進的人士，在強學會剛剛成立的時候，他托人去跟康有為說，願意出三千兩白銀入會，但是由於這時李鴻章名聲很臭，加之強學會是由帝黨支持的，所以他的請求被毫不留情地拒絕了。

　　兩年之後，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德國乘機出兵侵佔膠州灣，隨之俄國進佔旅順、大連，法國進佔廣州灣，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香港九龍新界。強盜一系列赤裸裸地入侵，無情地給清王朝上下再次敲響了警鐘。一時間，包括維新派在內的舉國上下各界人士紛紛要求清政府實行變法自強，慈禧太后只得同意光緒帝進行朝政的改革。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初，朝廷派李鴻章、榮祿、翁同箭等要員召見康有為，詢問變法之事。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光緒帝頒佈了《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百日維新開始。

　　但是，維新派的最終目標是要推行君主立憲制，這實際上是要進行一次權力的重新分配，這次變法自然從一開始就會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是保守派的頭目，而慈禧太后則是保守派的後台。

　　光緒帝為了藉助變法取得真正的皇權，便在頤和園召見統率北洋新軍的袁世凱，隨後又派譚嗣同密令他準備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包圍慈禧太后住的頤和園。哪知袁世凱卻把這一密旨報告了榮祿，慈禧太后得知後，十分震怒，隨即下令幽禁光緒帝，廢除新政，宣佈重新「訓政」，並搜捕維新黨人。持續了一百零三天的維新運動就這樣夭折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

　　雖然維新派瞧不起李鴻章，但是戊戌政變發生後，慈禧大肆捕殺維新黨人，打擊帝黨集團，李鴻章卻對這些失敗人士十分同情，並盡力庇護營救。

　　光緒帝被囚禁之後，當時任總理衙門章京的張元濟去求見李鴻章說：「中堂大人，您是國家的重臣，於今太后和皇上不和，您應該站出來調停才是啊。」李鴻章見這個年輕人說話很天真，就客氣地回答道：「你這孩子哪知其中的險惡，還是早做打算去吧。」張元濟是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進士，戊戌變法時曾被光緒帝破格召見，所以有帝黨嫌疑，政變後也遭到了革職。

　　張元濟被革職後，李鴻章就派助手于式枚前去安慰這個年輕人。于式枚找到張元濟之後，就問道：「李中堂讓我來問問你的情況，今後有什麼打算？」張元濟告訴他想去上海謀生。過了幾天，于式枚又找到張元濟說：「李中堂已經給你安排好了，你去上海可以找盛宣懷，到了之後自然有人接待你。」

　　張元濟到了上海之後，果然得到了盛宣懷的盡力幫助，後來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成為近代中國出版大家。

　　維新變法失敗後，雖然康有為等人逃到日本，但慈禧太后仍千方百計要追殺維新黨「餘孽」。李鴻章多次在慈禧面前為康、梁辯護，他在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談之後，更加感到康有為一批人所要實行的維新變法，正是自己想幹而幹不了的事情。

　　到了廣東之後，慈禧太后催促李鴻章設法刺殺康、梁，但李鴻章拖延不辦，慈禧氣急，要刨他們在廣東的祖墳，李鴻章又竭力推托。對此，康有為、梁啟超非常感激，他們還寫信給李鴻章，稱他是「維新之同志」。

大家都醉我也醉

　　不可否認，李鴻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才華橫溢，見識高遠。但聰明人未必就能把事辦漂亮，因為聰明人愛自恃聰明而無視一切，為了折磨他，他剛投身到曾國藩幕府中時，曾國藩並沒有立即應允，而是百般刁難。曾國藩曾對手下人說，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書卷氣，使他知道世事艱難，學會收斂。後來李鴻章留下充當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許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才華很賞識，但覺得他稜角太分明，聰明外露，應當改正。為了幫助李鴻章改掉，曾國藩一直將他留在身邊，加以教導。直到他認為已經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練兵，獨當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時寫信教導。

　　一八六二年八月，李鴻章辦理洋務，曾國藩對他說：和洋人打交道，「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當時敵強我弱，與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負重的差事。洋人言語有欺侮之處，若太在意，必將引起爭執，結果可能更不利。曾國藩所說的「癡氣」，即佯為糊塗之意，但並非真糊塗。「若知之」，則使洋人不要以為我傻，「若不知之」，示意不與之計較，讓雙方都有台階下。李鴻章後來辦外交，也多用此道。不過如果不分情況一味如此，也有很大的消極作用。

　　在曾國藩的精心調教下，李鴻章逐漸由稜角分明的書生變成官場老手，深諳「糊塗」之妙，其水平甚至已經超過曾國藩，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李鴻章接曾國藩之任指揮鎮壓捻軍。他打了幾次大敗仗，好幾員猛將喪生，一時議論紛紛。後來他遵循老師所定的「河防大計」，無論別人怎麼說，他都置之不理，最終將捻軍鎮壓下去。曾國藩寫信給他，極力稱許，信中說：「自去秋以來，波瀾疊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為可敬。從此益宏偉度，渾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於密。古人所稱勳績蓋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後來許多人都說李鴻章為官圓滑，卻不知他是從曾國藩那裡學來的。

交往要有自主性

　　李鴻章的童年是在安徽老家度過的，接受的教育也是儒家理學的正統文化，剛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對這個炫目的城市感到十分陌生和茫然，而他帶來的「叫花子軍」也是處處都與這裡格格不入。

　　大上海是洋人的天下，要想在上海紮下根，不跟洋人打交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逃避與牴觸肯定不是辦法。李鴻章對洋人在中國作威作福、橫行霸道十分痛恨，自他懂事以來，就知道了洋人跑到中國來肆意侵略的事實，所以從心底裡就存在著極強的牴觸情緒。

　　另外，也有很多中國官員崇洋媚外，處處討好洋人，上海本地的一些人，吳煦和楊坊就是兩個典型的代表，他們經常剋扣拖欠淮軍餉銀，而對洋鬼子的常勝軍洋槍隊則是極力討好，銀子給得足足的，尤其是那個楊坊，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洋槍隊頭子美國人華爾。

　　為此李鴻章十分苦惱。朝廷的政策是要與洋人搞好關係，因為要「借師助剿」太平軍，花很多錢養著洋槍隊常勝軍。另外，洋人的武器也確實很先進，這一點不服也不行，自己淮軍的那些大刀長矛、土槍土炮與鬼子的洋槍洋炮比起來其威力簡直是天壤之別。

　　所以李鴻章心裡是又恨又急，他寫信給老師，請教與洋人打交道的秘訣。曾國藩回信說：「可以與洋人合作地方防務，但不能讓他們進入內地插手剿滅太平軍的戰事；與洋人要保持距離，不能輕易與之推心置腹。」這其實就是要中國軍隊在戰事上掌握主動權。

　　洋人為了能夠繼續深入中國內地實行進一步的侵略，便積極要求參加會剿太平軍。而朝廷則是剿滅太平軍心切，不顧飲鴆止渴的危險，極力要求李鴻章允許洋人參與會剿。

　　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國官紳也迎合響應洋人這一陰險要求，吳煦還親自跑到李鴻章跟前勸說：「撫台大人，既然洋人老爺自願幫助我們打太平軍，而且總理衙門也是支持的，這麼好的事情，咱們幹嗎不同意呢？」

　　李鴻章聽著十分來氣：「你懂個屁！洋人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他們有那麼好心幫咱們？你們這些吃裡扒外不知好歹的飯桶！」把吳煦一頓臭罵，再也沒人敢來提這事了。

　　不過，這只是權宜之計，不能老這樣下去。後來，李鴻章動了一些腦筋，想出了用攪渾水和瞞天過海的法子。你朝廷和洋人不都要會剿嗎？行。我派幾千人專門到松江、徐家匯這些地方駐紮操練，你洋槍隊也合併進來一起操練，等需要的時候就去會剿，而我淮軍大部隊則單獨行動。其實當大部隊行動的時候，就不一定派這個聯軍參加了。

　　朝廷三番五次地警告李鴻章要注意籠絡洋人，不要把事情鬧僵。於是李鴻章又想出了一招，就是同意先前設立的會剿專門部隊參與上海周邊的戰鬥，但決不允許摻和到淮軍的主力戰事中，另外那支會剿部隊也要聽從李鴻章調遣。

　　但是常勝軍始終是李鴻章的眼中刺、肉中釘。在淮軍沒有到上海之前，常勝軍可是上海官紳的救星，他們對這支洋槍隊百般逢迎。李鴻章是何許人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在我淮軍的跟前，哪能容忍你洋槍隊囂張。

　　恰好不久，華爾在浙江慈溪被李秀成的軍隊打死，由副手白齊文接任統領，白齊文出生於美國，是一個冒險家。李鴻章趁機安插了一個英國人浩倫德做常勝軍的秘書，對白齊文掣肘。

　　恰好此時，李秀成撤兵回南京攻打曾國荃，曾國藩連忙命令李鴻章派兵增援弟弟。李鴻章一看機會來了，於是任命這時已經被整下台的吳煦和楊坊二人統帶常勝軍前去南京支援。楊坊這時候正憋著氣，加上自己的洋女婿華爾也被打死了，就把氣到處亂撒，不給常勝軍及時配發經費。

　　常勝軍平時作威作福慣了，哪受得了這氣，於是全體官兵抗令，說要等領到欠餉才走。但是上頭有令，軍機大事可拖延不得。楊坊叫人喊來白齊文問話：「你們想造反還是怎的？我是這次行動的統帥，常勝軍應該聽你的還是聽我的？」

　　這白齊文也不是好惹的：「那又怎的？我們常勝軍是為錢打仗，你不給錢，我們憑什麼聽你的？」楊坊一聽氣急敗壞：「混賬話！這是李撫台的命令，到時候誤了事你可要負責。」白齊文根本不理這一套：「我們要錢，是不是你和吳煦兩個老混蛋把錢私吞了？」

　　楊坊見他辱罵自己，大發雷霆，用手指著白齊文罵道：「好你個洋鬼子，我姓楊的怕你不成，有本事你就來拿錢！」

　　爭吵逐漸升級，白齊文這時候氣血上湧，他上前左手抓住楊坊的手腕，右手啪地打了他一記耳光，這白齊文人高馬大，楊坊哪是對手，撲通一下摔倒在地。白齊文招呼手下衝進了後庫，搶走了楊坊現款四萬兩銀子。

　　這事鬧大了，李鴻章卻高興了，這下可有文章做了。於是將吳煦、楊坊二人撤職查辦，然後與英方進行了交涉，革了白齊文的職。

　　白齊文不服這口氣，跑到北京去向英、法兩國公使申訴，兩國公使轉報恭親王奕訢，奕訢去函要李鴻章慎重考慮，但李鴻章堅決不同意恢復白齊文的職務。李鴻章一方面將常勝軍的人數由四千五百人裁減到三千人，同時收回一些權限，另一方面請英國陸軍司令斯泰夫萊保舉一個繼任人選，斯泰夫萊保薦戈登，在戈登到任之前，暫由浩倫德代理。浩倫德接管以後，在打太倉時吃了敗仗，死傷三百多人。常勝軍從此一蹶不振。

　　第二年，淮軍攻佔蘇州，江蘇戰事宣告基本結束，已不需要洋人參與上海防務和會剿之事，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終於名正言順地解散了常勝軍，將軍事主動權收回到自己手中。

不義之財不可取

　　李鴻章剛到上海出任江蘇巡撫的時候，巡撫是一個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按照當時的官場規矩來說，地方士紳以及下級官吏都要前來拜賀的。當時李鴻章正是虛齡四十歲，一些地方官紳紛紛到他的府上祝壽，簡直是踏破了門檻。上海是富裕之地，帶來的壽禮自然是相當可觀的了。

　　但是李鴻章到上海是想要幹一番事業的，上海是個魚龍混雜的地方，要想在這裡站住腳，首先要做到潔身自好，要是輕易就被拉下水，那將來還有什麼作為？他還記得臨行時老師曾國藩對他的吩咐：要小心從事。於是他想了一個辦法：寫了兩個通知，一張貼在衙門前面的照壁上，一張貼在淮軍的大營轅門外面。通知上寫道：「本撫台今年不做壽，不收禮，不請客，不擺酒，但歡迎本地士紳人才及外國朋友前來交流時務。」對於先前已經收到的賀禮，李鴻章派手下一一原封不動地退回原主。這樣一來，送禮攀附的風氣總算被剎住了。

　　後來李鴻章被派往俄國簽訂密約，當時的歐洲人就謠傳李鴻章收了俄國的賄賂，中國人裡也有不少人持這種觀點。但據俄國財政大臣維特的回憶，俄國為了爭取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曾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紅利中劃出三百萬盧布作為「李鴻章基金」，不過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鄭重地聲明：「李鴻章當時在彼得堡沒有得到任何賄賂。」

　　有一次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也問起了這件事情：「聽說俄國為您設立了基金，現在我們急需用錢，為什麼不把這錢取出來用用？」李鴻章回答說：「要是動用了這錢，那我不是真的成了漢奸了？」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交通、財政高級官員梁士治曾經說起過這麼一件事情：

　　梁士治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來到北洋幕府的時候，每月由北洋編書局給一筆車馬費，這筆錢是由淮軍錢糧所送來的。他覺得很奇怪，淮軍早已不存在了，怎麼還有錢糧所的名目呢？後來兵部左侍郎李鴻章的老友王文韶把實情告訴了他：「甲午海戰之後，李文忠公赴日本議和，北洋大臣一職由我接替，在交接時，確有淮軍錢糧所存銀八百萬兩，這是文忠公帶兵數十年由各項雜費中存下來的。如果我王某人帶兵存這些錢，能不能交出，我還得考慮考慮，然而文忠公卻淡然置之。後來這錢一直作為公款，我離任後交榮祿，榮祿又交袁世凱，經過庚子之亂，此款仍能保存。現在袁世凱小站練兵花的就是這個錢，這都是托李文忠公的福蔭啊。」

不到最後不翻臉

　　李鴻章被曾國藩和胡林翼等中興名將們公認為是一個出眾的人才，否則，曾國藩絕對不會把自己辛辛苦苦創建的事業交給他繼承，何況他並不是湖南人，在眾多應運而生的俊傑中，曾國藩偏偏選擇了他，可見李鴻章的確有過人之處。

　　但是李鴻章在性格上也有重大的缺陷，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曾國藩才苦心孤詣地對他進行教育，直到他能獨當一面。李鴻章的一個重要缺點，就是圓滑有餘，誠信不足，這給他在人際關係中，特別是對外交往中，製造了不小的障礙。

　　容閎專門對李鴻章進行過評價，他說：「李文忠雖為曾文正所薦舉以自代之人，顧其性情品格，與文正迥不相忤。其為人感情用事，喜怒無常；行事好變遷，無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聞人之譽己。其外貌似甚魯莽，實則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遠不追文正；即其人之忠誠與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設有燃犀史筆傳之，則其一生行為，如探海燈燭物，秋毫無遁形矣。」

　　歸結為一點，就是說李鴻章的道德修養遠遠比不上他的老師，特別是在為人不夠忠誠上，李鴻章仍然沒有改掉老毛病。

　　曾國藩針對李鴻章不夠忠誠這一缺點，在李鴻章剛到自己幕府時，就給了他當頭棒喝，告誡他為人要講一個「誠」字。即使當李鴻章創立淮軍，獨當一面時，曾國藩仍沒有放鬆對李鴻章的教育，不過這時發生了新的情況。李鴻章自己領兵後，是奉命救援上海的。上海當時是列強盤踞的地方，因此，與洋人打交道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面對新情況，李鴻章不知所措。洋人是沒有開化的蠻夷，沒有文化，更沒有禮節，當然也就沒有信譽，和他們打交道，也用不著遵守誠信的法則。這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的洋人。李鴻章到了上海，也有這樣的考慮。但是曾國藩卻旗幟鮮明地教育他，無論是誰，都要講究誠信，「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欽之。」「無論中國外國，無論古人今人，無論大官小官，有才無才，危急之際，言而無信，便一錢不值矣。」

　　在短短幾個月內，李鴻章就向曾國藩寫信請教了好幾次，而曾國藩也毫不厭煩地給他講解，真有苦口婆心的味道。

　　曾國藩始終堅持誠信的原則，在與外國交涉問題上更是如此，他曾說：「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為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肇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

　　「信」字與「誠」字相通，曾國藩將「信」解釋為：信者，不偽不誇之謂也。同樣在洋務方面，曾國藩認為：「凡中外交涉之事，總以必誠必信為主。稍涉欺飾，為其所窺，則以後雖千言之實，不能挽回一次之虛。」又說：「唯洋務宜守條約，乃有準繩，不敢失信於外夷。平居無事，則大小各官勤廉自勵，求所以自強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氣盛而邪氣自衰，外夷懾服，亦不敢多所要求也。」

　　曾國藩從當時清政府所處的實際環境出發，認為當時敵強我弱，所以在洋務中應委曲求全。他希望通過「誠」、「信」來取得外國人的信任，以保不再提出更多的、過分的要求。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寫信給李鴻章，告誡他與洋人相處要以誠信相待，不要因小事兒滋生事端，曾國藩說道：「洋人近日如何？不至惱羞成怒否？吾輩唯諄戒各將士以忠信篤敬四字為主。為封疆將帥者，雖內懷勾踐棲會稽、田單守即墨之志，而外卻十分和讓。為中國軍民者，則但有和讓，更無別義。」

　　這年四月，曾國藩再次告誡說：「與洋人交際：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四月，曾國藩給郭嵩燾的信中也表明了這樣的觀點：「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給李朝斌的信中也說：「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為重。該洋行倘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之相處矣。」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種觀點，是認為「洋人最愛財利，最講交情」，只要信守承諾，不輕變更，就可獲取信任，相安無事。當時由於中西文化的差別，許多洋人認為中國人不講信用，曾國藩以信相待，確實減少了不少麻煩。

　　李鴻章與洋人交涉期間，各種事情都處理得比較妥當，這與曾國藩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從此，作為清政府的一個外交家，李鴻章逐漸脫穎而出。

做事決絕手段辣

　　在做事手段上，李鴻章的毒辣程度比老師曾國藩更上一層樓。這也是曾國藩喜歡他的原因。

　　李鴻章天生就有一股子剛狠勁兒，從他小時候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來：

　　李鴻章十一歲的時候，家裡養過一缸金魚，活潑可愛，非常漂亮，一家人都很喜歡。有一天，父親李文安和家人在閒談中說，今年金魚產仔多，孩子考取秀才的也會很多，一邊扳著指頭數說這個可以考取，那個也可以考取。誰料第二天，金魚全部死光了。仔細詢問，原來是李鴻章幹的。李文安問他為什麼害死金魚，李鴻章仰著腦袋說：「這麼多人都考取，為什麼單單沒有我，這魚不可留。」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鴻章心氣高，手段也夠毒辣。在他後來的戎馬生涯和官場仕途中，他從小養成的這種剛強狠絕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李秀成會集十萬太平軍進攻上海，張遇春、劉玉林所部淮軍大敗，劉玉林陣亡。不久，李秀成派愛將譚紹光率三萬太平軍，與程學啟、郭松林、周盛波、張樹珊等部淮軍激戰。淮軍將領韓正國受傷，其餘淮軍各部都遭受重創。隨後在太倉、嘉定、青浦三次戰役中，淮軍接連大敗。

　　但當時的形勢對太平軍依然不利，因為長江上游據點相繼丟失，天京也被湘軍長期圍困，在洪秀全的多次催逼下，這年十月，李秀成領兵回援南京。淮軍趁太平軍在江浙防務空虛之機，聯合常勝軍攻佔嘉定，威脅崑山、太倉。留守蘇杭的譚紹光、陳炳文等部太平軍，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以攻為守，分別從崑太和青浦出發，會攻嘉定、南翔，進圍四江口。

　　李鴻章利用湘軍在西線牽制李秀成之機，雙管齊下，在東線一面調兵遣將攻城奪地，一面招降納叛。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六月，李鴻章統籌全局，決定以淮軍分兵三路，向太平軍經營多年的蘇福省根據地進攻。

　　十一月下旬，淮軍與常勝軍在蘇州婁門外發動猛烈進攻。包圍了蘇州城。

　　李秀成為了能挽回敗局，在淮軍合圍前夕，從天京前線趕回。但到達之後，他憑藉自己豐富的鬥爭經驗，卻發現郜永寬等懷有「他心」。他深知形勢不妙，就與譚紹光慟哭而別，深夜離開蘇州。

　　在這些軍將中，以納王郜永寬、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為首的八員守將，已經心懷異志，只是懾於忠王的威勢，不敢下手。只有譚紹光忠心耿耿，但他勢力單薄，孤掌難鳴。由於郜永寬和已經當上淮軍副將的鄭國魁曾經拜過把子，所以程學啟便授意鄭國魁加緊策反。鄭國魁原籍合肥，巢湖鹽梟出身，因觸犯族規殺死族長，流落到蘇南，成為太湖搶船土匪武裝的頭目。他一度加入了太平軍，這時又投靠了淮軍。經過他的牽線搭橋，一天深夜，在蘇州城東北的陽澄湖一隻小船上，程學啟在戈登的陪同下，秘密會見了郜永寬和汪安鈞，程學啟向他們提出以殺死譚紹光、獻出城池為條件，可以封給他們二品武官。雙方由戈登作證，折箭為盟。程學啟還和郜永寬相互交換生辰帖子，八拜為交，結為兄弟，以表示誠意。

　　幾天以後，郜永寬等八人趁譚紹光召開軍事會議之際，突然發難，刺殺了這位天國名將，打開城門將程學啟的部隊迎了進來。但是郜永寬等人對淮軍也抱有戒心，當時城裡太平軍老弱精壯共有十多萬人，他們讓出城裡的一半地方給淮軍，而自己集中在另一半，並且要求所屬的部隊不能拆開，要成建制地整編進淮軍，至少要編二十營。

　　程學啟一看情況不妙，當晚就出城到李鴻章的大營密商，認為這八個降將靠不住，應該及早誅滅。李鴻章猶豫不決，說：「自古以來，殺降都是不祥之事，這樣做，會使得常州、嘉興的太平軍拚命死守，我們再要往下打就困難多了。」

　　程學啟怒氣沖沖地爭辯說：「這些人都是從兩廣一帶過來的積年悍賊，而且軍隊的數量比我們多幾倍，雖然表面上投降，其實心裡並不服氣。如果我們不把他們的首惡分子殺掉，聽任他們帶著軍隊和我們同住一城，萬一變生肘腋，後果不堪預料。到時候，腦袋丟了還不知為什麼呢？」說完，拂袖而去。

　　李鴻章急忙追出去，挽著他的手說：「方忠老弟，不要生氣，我聽你的還不行麼。」於是連夜佈置城外淮軍在四門外埋伏。

　　第二天上午，李鴻章來到城裡程學啟的軍營，傳令召見八降王，並說要當場封賞他們為總兵、副將，八降王不知是計，興高采烈地來到軍營。李鴻章早已擺好酒席，還裝模作樣唸了唸封賞的名單，就請他們入席。酒宴剛開始，忽然有校弁送來緊急公文，李鴻章便趁勢離開了。過了一會兒，正當八降王酒酣耳熱之際，進來了八個武弁，每人手裡拿著一套清軍的頂戴官服，跪到酒席桌前說：請大人更衣換頂戴，八個人洋洋得意地站了起來，自己用手解開頭上的黃包布，就在這一剎那間，八個清軍武弁從冠服下拿出鋒利的匕首，八顆血淋淋的人頭，就落在了武弁的手中。

　　程學啟在誅殺了「八降王」以後，立即派兵闖進蘇州，「無門不破，無處不搜，無人不魄飛天外」，僅在城內雙塔寺庭院就殺害太平軍三萬人，用無數太平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自己頭上的頂戴。

　　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說：「吳門雖復，潑街難民，遍地骸骨，須一年後方有生發。」可是為了解決數倍於己的降敵，他在這件事上，用的是先斬後奏、快刀斬亂麻的手段。連有「曾剃頭」稱號的曾國藩也自嘆不如。

　　雖然殺降的建議不是李鴻章提出來的，但是他畢竟接受了程學啟的提議，事後雖然覺得太不仁義，不過從大局著眼，他並不後悔。他在給母親的信裡坦誠地說：「男等自克崑山、太倉後，上海軍又迭克吳江、江陰各縣，並攻克沿太湖之各卡，遂合力進逼蘇州。李秀成力謀解蘇州之圍，然吾軍奮勇攻擊，又奪得滸墅關。李賊知難以為力，遂入城與譚逆紹洗，堅守不出。吾軍以炸炮轟城外石壘皆破，秀成魂喪，無復當初瓢悍之象。適以洪賊秀全，待援迫在眉睫，遂留紹洗駐城巡守，乘夜遁去。我軍中程學啟等，攻城晝夜不息。偽納王部雲官等，因副將鄭國魁通款於學啟，遂刺死紹洗，開齊門請降。男入城撫視。學啟初與雲官等約為兄弟，至是恐降眾復叛，力請於男，盡殺雲官等八偽王，及其黨數百人。此事雖太不仁，然故關大局，不得不為。」

　　而程學啟則不然，因為他本身就是太平軍的降將，卻對同樣是太平軍降將的郜永寬等下如此黑手，是絕對說不過去的。所以儘管他一再自我標榜：「殺降負盟，為國無私，此心可質鬼神。」但從來不許別人在他面前再提殺降的事。

　　有一次，李鴻章酒後和他開玩笑，說：「你也是投降過來的人，怎麼對你的同類這樣殘忍。」程學啟勃然大怒，回到軍營裡召集了一幫親兵，要找李鴻章拚命。李鴻章只好在其他淮軍將領的護送下，親自登門謝罪，才算平息了事態。

　　不久，程學啟在攻打嘉興的戰役中，被流彈射中腦部，重傷而死。有的筆記記載，他臨死前，口中一直在喃喃自語，重複著李鴻章對他的責備。

　　不過，李鴻章對程學啟的評價還是非常高的，他在給四弟李昭慶的信中說：「滌生夫子令懷寧人程學啟，投兄處立功。所向克敵，奮勇先登，實國家難得之人才。」程學啟死後，他上書朝廷，陳述程學啟在兩年之間，奪回江、浙名城十數座，其中攻克蘇州是東南第一戰功，請求給予優恤。朝廷批准，特詔賜恤，並稱讚他智勇雙全，贈太子太保銜，賜祭一壇，在安慶、蘇州、嘉興為他專門建立祠堂，贈謚「忠烈」，同時授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襲職位，又加恩授予世襲三等輕車都尉，合併封為三等男爵。

　　對此，曾國藩很滿意，在給曾國荃的信裡說：「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唯撥去程學啟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為過鬱，兄亦不必過悔。頃見少荃為程學啟請恤一疏，立言公允。」

　　曾國藩也是殺降的專家，從太平軍中投誠的將領，很多都沒有得到好下場。在這個方面，李鴻章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曾國藩對李鴻章乾淨俐索地解決了八個降將，還收復了蘇州城，非常高興。他在給弟弟曾國演的信中說：「此間近事，唯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記中也說：「閱本日文件，見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為眼明手辣。

李鴻章一生大事簡表

　　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出生於安徽合肥。

　　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北京參加會試，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改授翰林院編修。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回家鄉參與幫辦團練，抵抗太平軍。

　　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入曾國藩幕，襄辦營務。

　　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奉曾國藩之命組建淮軍。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率淮軍調上海，升任江蘇巡撫。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奏准設立上海廣方言館，培養外語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人才。

　　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署理兩江總督，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為欽差大臣，負責鎮壓捻軍。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授湖廣總督。

　　一八七○年（同治九年），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創辦上海輪船招商局，實行官督商辦。俄國出兵侵佔我國伊犁，藉機提出改「土車為鐵路」的主張，因反對者甚眾未能實行。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與日本代表簽訂《北京專約》。奉召進京見恭親王奕訢，力陳中國修建鐵路的重要，亦因阻力太大，未能實行。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因「馬嘉理案」與英國代表簽訂《煙台條約》。奏設開平礦務局，官督商辦。受命督辦北洋海防事宜，開始著手組建北洋海軍。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架設大沽北塘與天津之間電線。奏設上海機器織布局，官督商辦。

　　一八八○年（光緒六年），奏設電報總局於天津，一八八二年改為官督商辦。奏設天津水師學堂。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未經奏報修成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莊鐵路，約十公里。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與法國代表簽訂《中法新約》。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朝廷正式同意修鐵路，但否定李鴻章修津通路主張。

　　一八九○年（光緒十六年），以日、俄等國窺伺朝鮮、亟須加強東北防務為由，提出修山海關內外關東鐵路建議，獲朝廷批准。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關東鐵路因經費被挪作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慶典之用停建。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戰爭中國軍隊戰敗，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赴日本談判，與日本代表簽訂《馬關條約》。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投閒散置。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訪問俄、德、荷、比、法、英、美諸國。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同情維新變法，暗中維護個別「新黨」人士。年底被任命為勘河大臣，履勘山東黃河工程。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署理兩廣總督。

　　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奉命北上與八國聯軍談判議和。

　　一九○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與英、美、俄、德、日、奧、法、義、西、荷、比十一國代表簽訂《辛丑條約》。十一月病逝。

參考書目

　　〔１〕宋路霞．細說李鴻章家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石齋．曾國藩秘傳李鴻章．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張全海．李鴻章家訓．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雷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豐吉．李鴻章與淮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趙焰．晚清有個李鴻章．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牛貫傑．原來李鴻章．重慶：重慶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寒波．李鴻章與曾國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閔傑．晚清七百名人圖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７．

後記

　　每一本書的出版，都是許多人用辛勤付出換來的。本書從策劃開始，就受到各方人士的關照與幫助，在編寫時更是得到了不少老師和作者的鼎力支持。特此向參與本書編寫的人員致以誠摯的謝意，他們是：

　　杜金霞、劉俊義、高濤、董芳、謝海崢、滕龍江、金源、馬宏宇、章艷芬、侯春奇、陳榮賦、于向勇、張宇浩、陳艷軍、孫良珠、楊威、魏鳳蓮、孫豆豆、楊麗麗、郭育彩、于超英、于娟、張巧利、劉文極、曹敏、趙雪紅、戚浩、沈海霞、谷偉偉、袁鈺、劉揮、張曉萍、陳妙、張娜、張傑楠、王道應、余春榮、尹培培、裴向敏、張建霞、沈建菲、王藝潞、張凱、宋洪潔、鮑翠芳、陳旭、林天翔、劉堅、王海山、王豹、孫恩棣、楊運成、張文娟、肖冉、鄧明、羅宇、劉振中、楊文忠、盧志丹、郭海平、胡建軍、吳力強、續金健、馬樹全、張廷偉、張廷職、張春蓉、孟凡祥、鄒之蘊、范德勝、廖小微、于富榮、王秀清、李瀚洋、代學峰、房茂利、朱彤、王琳、劉惠芳、陳德中、曹曄暉、霍啟軍、郭曉雷、劉朝輝。

　　本書編寫過程中借鑒和參閱了大量的文獻作品，從中得到了不少啟發和感悟。得益於前人的勞動成果，才使本書能夠有如此之多的翔實案例和如此豐富的理論基礎。在此向各位專家、學者以及資料的提供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另外，凡被本書選用的材料，我們都將按出版法有關規定向原作者、譯者支付稿酬。但因為有的作者、譯者通信地址不詳，尚未取得聯繫。懇請您見到本書後及時來電、來函，以便支取我們為您留備的稿酬。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