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切歷史皆是當代史
第一部分　法史奇聞笑古今　　古代律師：刀筆之下斷生死
　　　　　　　　　　　　　　少林寺曾公然抗拒朝廷「拆遷令」
　　　　　　　　　　　　　　引發商朝滅亡的三大奇案
　　　　　　　　　　　　　　解決財產糾紛的古代幽默判詞
　　　　　　　　　　　　　　關於男女那點事的古代雷人判詞
　　　　　　　　　　　　　　蘇軾弟弟嫁女為何嫁得傾家蕩產
　　　　　　　　　　　　　　宋代進士們為什麼老被捉去當女婿
　　　　　　　　　　　　　　梁山好漢們為什麼不怕坐牢
　　　　　　　　　　　　　　具有法律效應的巫蠱奇術
　　　　　　　　　　　　　　驚堂木裡學問多
　　　　　　　　　　　　　　古今中外幾次十分荒唐的禁豬令
　　　　　　　　　　　　　　唐宋徒刑為什麼很少超過兩年
　　　　　　　　　　　　　　包公判案時鮮為人知的糗事
　　　　　　　　　　　　　　因一場版權官司而熱銷的「武侯秘籍」
第二部分　千秋法治誰引領　　誰是史學家公認的法家始祖
　　　　　　　　　　　　　　歷史上法律界真正的平民代表
　　　　　　　　　　　　　　指導皇帝怎麼收拾大臣的法學家
　　　　　　　　　　　　　　認為法律無用的偉大哲學家
　　　　　　　　　　　　　　唯一提倡法治的儒學宗師
　　　　　　　　　　　　　　讓秦始皇瘋狂崇拜的法家牛人
　　　　　　　　　　　　　　最早反對祖宗之法的青年學者
　　　　　　　　　　　　　　第一個用儒家經典判案的法官
　　　　　　　　　　　　　　逆天而行的法家狂人
　　　　　　　　　　　　　　狄仁傑是如何成為「中國福爾摩斯」的
第三部分　叱吒風雲法天下　　春秋第一相管仲的法治創舉
　　　　　　　　　　　　　　中國律師行業的祖師爺
　　　　　　　　　　　　　　同時玩轉政治、軍事、法律的戰國達人
　　　　　　　　　　　　　　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大改革家
　　　　　　　　　　　　　　助秦始皇一統天下的法治能臣
　　　　　　　　　　　　　　古代首位言出法隨的絕代女強人
　　　　　　　　　　　　　　唯一廢除殘酷肉刑的皇帝
　　　　　　　　　　　　　　諸葛亮是如何「依法治國」的
　　　　　　　　　　　　　　曹操「割髮代首」的詐術表演
　　　　　　　　　　　　　　連罵兩任皇帝的狀元法官
　　　　　　　　　　　　　　白居易竟然曾是唐朝大法官
　　　　　　　　　　　　　　成吉思汗鮮為人知的法律智慧
　　　　　　　　　　　　　　于成龍：偵查高手與斷案奇才
第四部分　法海溯源踏浪行　　象徵法律的神奇獨角獸
　　　　　　　　　　　　　　世界上最文明的監獄制度
　　　　　　　　　　　　　　古代最早公之於眾的法律
　　　　　　　　　　　　　　中國最早的財產稅法
　　　　　　　　　　　　　　古代法律是如何懲罰盜賊的
　　　　　　　　　　　　　　十惡不赦究竟是哪「十惡」
　　　　　　　　　　　　　　古代法律中的婚姻規則
　　　　　　　　　　　　　　古代超越法律的免死金牌
　　　　　　　　　　　　　　世界史上水平最高的古代法典
　　　　　　　　　　　　　　古代斬首為何選在「午時三刻」
　　　　　　　　　　　　　　毀滅文化脈絡的可怕法令
　　　　　　　　　　　　　　古代違反戶籍法的「高考移民」
後記

《非常法史：歷史上的法律趣事》劉典

《二○一六年二月五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自序　　一切歷史皆是當代史

　　天行健，不以堯存，不以桀亡。一切逝去了的，都是歷史。

　　自從人類社會漸漸步入文明，法律就作為社會的一種規範，隨著國家的建立進入了社會意識的核心領域。法律的形態，揭示著社會運轉的自在規律和結構形式；法治的興衰，主宰著一個民族繁榮與衰落的命運。

　　現如今，中國法律人向西方學習法治理念，不斷完善和重建中華民族的法律體系，自清末以來，已有百餘年的歷史。落後與腐朽的標籤已經牢牢地打在了封建制度的身上，現在的我們很少知道，中華民族的先賢們曾經構建起一套無比輝煌的法律體系，完備的法律曾經代表著地球文明法治的最高水平。

　　兩千年來，西方法學家在羅馬帝國的殘骸裡追尋羅馬法昔日光輝的同時，東方中華民族的智者早已將法律的觀念上升為國家的意志，用具體的律法與政策保障法律的實施。當西方法學家艱難地進行治國法律體系的理論探索，在黑暗的中世紀踽踽獨行時，中華法系早已發揚光大，波及四海，朝鮮、日本等周邊國家紛紛效仿中國的律法，推動了整個東亞文化的發展。

　　王朝興衰，政權更迭，中華法系在一次次社會變遷中涅槃重生、與時俱進，中國社會也在中華法系的維繫下，一次次從衰落走向復興，鑄造了中華文明一千多年的輝煌歷史。

　　時間是殘酷的，一切先進的制度與理念都會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步走向衰落，中華文明如此，中華法系亦如此。一千多年的歷史耗盡了中華法系的生命力，使它失去了自我修復與更新的能力，在時代潮流的發展中，已經不再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社會。隨著清末修律運動的開展，全面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之後，中華法系壽終正寢。

　　今天的我們站在昔日中華法系的文明遺跡之上，應當更加客觀地審視過去的那段歷史，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國歷史上的法律。

　　法律是嚴肅的，但是圍繞著法律發生的很多事情卻很好玩，而這種真實歷史的幽默，比那些文學作品創作出來的幽默更具有時間維度的厚重感，更能引起讀者心靈的震撼。

　　當年儒法兩家治國理念的衝突與對抗，古代法官判案時的趣聞，古代法律法規之中的貓膩，還有很多的有趣的地方。領略當年叱吒風雲的政治家們在法治上的創舉，感受引領時代潮流的法學家們對法律獨到的思想與見解，笑談中國古代法律的奇聞軼事，為大家提供新鮮的歷史見聞。

　　正如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皆是當代史。」我們在品讀古代法律時，可能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為讀者帶來一些新的思考。用清新的語言敘述那段厚重的歷史，用現代人的眼光揭開籠罩在古代法律身上的歷史迷霧，為大家帶來全新的歷史視角，對今天的我們更深層次地理解當代熱點法律事件有所裨益。

　　如果說寫作是十月懷胎，出版就是一朝分娩。拙作《非常法史──歷史上的法律趣事》如今由法律出版社出版面世了，這對我來說自然是一件幸事。兩千年浩蕩的法律歷史，史海鉤沉，耗費我太大的心血。各位看官閱後如果有小小的收穫，則是對我莫大的鼓勵與鞭策。因水平有限，書中未盡如人意之處自是不在少數，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劉典

　　二○一二年六月

第一部分　法史奇聞笑古今

古代律師：刀筆之下斷生死

　　律師，一向是高收入的代名詞，而且在社會上都有不錯的聲譽和地位。可是在古代，有一群人做著和律師一樣的事業，卻被當成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即使是被幫過忙的百姓也對之不待見。這些人究竟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出力不討好，社會地位如此之低？

　　律師在中國的古代，叫做訟師。訟師是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以寫狀紙為職業的人，相當於履行現在律師的部分職能。

　　在中國古代，訴訟本身就被聖人認定是件不該發生的事。孔夫子說過：「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意思是主持審判，我和其他人差不多，應該做的是讓訴訟無從發生。這句話後來成了儒家有關訴訟問題的宗旨，後代儒生出身的官員總是宣稱，為官一方的首要大事是「息訟」。而訟師卻為民間提供幫助訟者打官司的服務，自然就成了各級官員的眼中釘。

　　按照儒家精神制定的古代法律，也從不承認訟師的地位，因此訟師在古代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古代打官司不准代理，有身份的官員、士大夫、婦女可以由家人代為訴訟，訴訟雙方當事人必須親自到庭。也不准「教唆詞訟」，不准教別人如何打官司。為人起草訴狀是可以的，但是不得加減情節和訴訟請求。當然有的訟師也會頂他人名字出庭，如被長官看破，免不了挨一頓打，「臀堅耐杖笞」就是如此而來的。教別人打官司的訟師、代他人出庭打官司的訟棍，以此為職業的，都要被判充軍。印賣教導訴訟的書籍的，也要判三年徒刑。

　　因為訟師的行為違背了古代讀書人所尊崇的儒學精神，所以近代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的訟師形象大多醜陋不堪，最典型的是清初方汝浩《禪真逸史》第二十四回「伏威計奪勝金姐，賢士教唆桑皮筋」裡描寫的訟師管賢士，原文描述他的能耐是這樣的：「槍刀不見鐵，殺人不見血。棒打不見疼，傷寒不發熱。毒口不見蛇，蜇尾不見蠍。苦痛不聞聲，分離不見別。世上若無此等人，官府衙門不用設。」如此惡毒的人物，簡直集世間原罪於一身。

　　雖然許多流傳下來的訟師的形象十分不堪，但也有一些訟師確實辦了不少實事：

　　曾六如的筆記《小豆棚》卷八記載一個湖州的女訟師「疙瘩老娘」就是這樣一位訟師。她是個寡婦，也是個遠近聞名的刀筆訟師，文筆言辭十分犀利，許多經年不結的大案子，憑她一紙數筆，就可以力挽狂瀾而結案。她靠這個本事發了大財。

　　湖州有一個富家的年輕兒媳，丈夫死了後想改嫁，而公公不允許，想強迫她守寡。兒媳向疙瘩老娘求援。疙瘩老娘要求一個字一百兩銀子，總共向她要了一千六百兩銀子，寫了一張十六字的狀子，狀子上是這樣的：「氏年十九，夫死無子，翁壯而鰥，叔大未娶。」意思大致就是這個兒媳年齡才十九歲，丈夫死了，沒有給她留下兒子，公公正值壯年，小叔子長大了尚未娶親，都是單身。

　　在古代，影響一個女子在家族中地位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所生養的兒子的多少，俗話說：「養兒防老。」有兒子的話，即使是寡居，以後的生活和在家裡的地位就都有了保障。沒有兒子的女子守寡，無論是從家庭因素還是經濟條件等多方面來說，未來的生活沒有任何保障。同時，家裡的兩個至親都是單身，按照當時的法律，公公與兒媳私通是死罪，而弟弟娶寡嫂也是死罪。更重要的是，古時的治政理念是以德治國，一旦出現這種亂倫的案件，會對地方官的政績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這張狀子呈上去，縣官立即命令允許兒媳改嫁。

　　還有一次，江北地方連年歉收，米販紛紛到江南地方收購糧食。江南人怕米價高漲，禁止大米出境，結果形成訴訟。米販也去向疙瘩老娘幫助，疙瘩老娘索要三千兩銀子，寫一張狀子呈上，第二天縣衙門就下令不得阻止糧食出境。那張狀子寫得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列國分爭，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統，何分江北江南。」對仗工整，說理透徹，實在是讓人拍案叫絕。

　　諸如此類事件不勝枚舉，由此可以看出，古時的訟師們的智慧的確不容小視。訟師在古代訴訟中，有時能夠獨當一面，在案件的勝負中起到關鍵作用，當然這與當時的訴訟程序不完備，重口供而輕調查，缺乏辯論程序有很大關係，因而在訟師的刀筆之下往往發生以一詞一句而定乾坤的效果。

　　訟師的刀筆之功不僅在於其文筆之犀利，更是在於其對於事情的理解、解析有過人之處。雖然許多訟師品行不端，但是其中也有像疙瘩老娘那樣的訟師，其存在對於那些面對高深莫測的衙門束手無策的百姓而言，無疑是遇到了救星，使百姓的意願得到聲張，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利的。

少林寺曾公然抗拒朝廷「拆遷令」

　　近來有個很時髦的名詞，叫做「強拆」。二○○七年三月初網上開始流傳《史上最牛的釘子戶》的圖片：一個被挖成十米深大坑的樓盤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著一棟二層小樓，猶如大海中的一葉孤舟，重慶網友將其命名為「史上最牛釘子戶」。

　　隨後媒體披露，圖片拍攝的是重慶市九龍坡區楊家坪鶴興路十七號的房屋產權人拒絕拆遷，開發商將周圍房屋拆除後的場景。該房建築面積為二一九平方米，屬於營業用房。當地房管局稱，該房是二○世紀四五十年代修築的，屬於舊危房，當時周圍已經拆遷，該房四周被挖下十多米的坑，成了「孤島」。

　　和以上事例有著相同境遇的人和事還有很多，這就引得一大批「釘子戶」迅速躥紅，他們苦大仇深，全是政府拆遷令下的「苦主」，因不肯搬離住房而遭到強拆，這一現象引起公眾的廣泛爭議，有人從英語單詞中找到靈感，戲稱中國不僅是「Ｃｈｉｎａ」，還是「拆哪」。

　　拆遷之議論，隨著國家頒佈新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取消了行政強拆而告一段落。其實說起拆遷，歷朝歷代都不乏「苦主」。哪裡有強拆，哪裡就有「釘子戶」，就連大名鼎鼎的少林寺也因此牛氣了一把，公然抗拒皇帝下發的「拆遷令」，開歷朝歷代「釘子戶」的先河。

　　真正的史上最牛釘子戶

　　說起「釘子戶」，什麼是「釘子戶」呢？《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在城市建設徵用土地時，討價還價，不肯遷走的住戶。

　　在古代那樣「天老大，皇帝老二」的年代，要當一個「釘子戶」，所面臨的壓力遠遠不是現代社會所能比擬的。也就像少林寺這樣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龐然大物，才經得起這麼折騰。

　　大唐武德五年五月，皇帝李淵下詔，責令拆毀少林寺，解散眾僧。

　　這很令人驚奇，少林寺不是有功於唐朝嗎？怎麼會遭到強拆呢？就在一年前，也就是武德四年的四月底，少林寺剛剛為大唐平定夏國和鄭國立下大功，並被秦王李世民親書嘉獎並賜寺田四千畝，少林寺惠場、曇宗、志堅等十三立功僧被晉封為將軍僧。怎麼政治風向一夜之間就完全改變了呢？

　　原來，當時唐朝初立，問題繁多，擺在李淵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要收回河南大地上的土地使用權，那時河南的土地兼併極其嚴重，佛教寺院也都是兼併土地的大戶。於是，李淵頒佈的減寺疏僧詔，洋洋灑灑古文數千言，只有一個意思，就是偽鄭之地（即今天的河南和河北的一部分）範圍內的所有寺觀著其盡令廢除。

　　這裡面當然包括少林寺，而少林寺的下院十三立功僧人修行的地方，距偽鄭的帝京洛陽只有十幾公里。儘管少林寺出淤泥而不染，但一棍子打翻的可是一船的人，少林寺的眾位高僧當然不幹了，這不是「砸我們的飯碗」嗎？

　　接到詔書後，全寺上下數百僧人俱不肯服從。上座善護把少林寺僧劫救秦王並助唐軍擒拿鄭王、攻克轘州之事擬表後，命慧瑒曇宗二人前往覲見秦王，並請代為詣闕進表，懇乞留置少林寺。

　　李淵看到其他寺院的拆遷「成果」極為顯著，而這些寺廟中最大的「老虎」還在「磨蹭」，於是雷霆大怒，再次下詔，希望從前王世充所據的「偽鄭」之地民心向化，要「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寇等」，這其實就是向少林寺下達了「強制拆遷令」。

　　但是少林寺上下團結一心，眾志成城，集體抗令，李淵沒有辦法，畢竟唐朝剛剛建立不久，不能因此得一個殘暴不仁的名聲，於是默許了少林寺的「留置」。但是皇帝不順心，少林寺當然也不好過，一紙詔令收回了秦王賜予少林寺的四千畝寺田。這樣，就使數百修行的和尚們斷了炊，沒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來源。

　　在一五○○年前的帝王時代，也就是絕對專制的年代，大唐皇帝親自下詔，寺院和眾僧竟敢不聽從，不拆遷，不離寺，堪稱史上最牛的釘子戶。

　　上頭有人好辦事

　　少林寺之所以能成為史上最牛的釘子戶，最大的原因就在於，他上頭有「人」。在唐朝政權內部有一個大大的「靠山」，這個「靠山」，就是李世民，也就是後來的唐太宗。

　　上文有提到，少林寺是有功於唐朝的。在唐朝出兵攻打鄭國的時候，少林寺出手相助唐軍不費吹灰之力就收復了幾座城池，當時唐軍的總指揮就是李世民，也就是說，李世民是少林寺送上軍功的直接受益者，於是少林寺就此與李世民結下了不解之緣。

　　正是有這個「靠山」，少林寺才能一直穩穩當當，「有驚無險」，在少林寺遭「強拆」的時候，當時的秦王李世民正被太子一黨擠兌，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直到後來收走了四千畝田地，眾僧們的三餐都無以為繼。儘管如此，當年以十三棍僧為首的少林寺僧人仍舊團結一心，堅持不懈，不肯妥協。

　　這樣的情況持續四年以後，發生了玄武門之變，太子李建成被秦王射死，李淵禪位，少林寺的後台大老闆──秦王李世民終於當上了大唐國的第一把手之後，少林寺才又被重新賜地四千畝。李世民登基後還封曇宗和尚為大將軍，並特別允許少林寺和尚練僧兵，開殺戒，吃酒肉。寺內有一塊《唐太宗賜少林寺主教碑》，記述了這一段歷史。

　　由此可見，「上頭有人」就是好辦事啊！

　　公權力行使需適度

　　不管是李淵強拆少林寺無果，還是現在強拆逼苦主自焚，其出發點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並不是完全出於一己私利。李淵是為了平抑土地兼併，今天的政府是為了推進城市化進程或改造舊城區。

　　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本意是好的，到頭來卻使一些人感到脆弱而無助，這與初衷大相逕庭，自然讓人無法理解。物極必反，正確的決定也要採取正確的方法，上面執行人員的行為顯然已超過理性範圍。他應該認識到：權力執行者，身負重任，不僅需要用心，更需要用腦。如果以自己掌握權力而膨脹，由此導致極端行為，最終會喪失行為的彈性。

　　政府執行部門如果不把握執行權力的尺度；老百姓的安全感何以體現？不合理的要求，是不能無原則地接受，也包括必要的衝突、果斷的拒絕、嚴厲的批評。但像上述採取「強拆」的方式真是太不可取了。

　　凡事都是有「度」的，一念造福蒼生，一念為禍世間，政府的確需要把握好這個「度」。

引發商朝滅亡的三大奇案

　　一本薄薄的《封神演義》將一場王朝更替的盛大變革演繹得神乎其神，各路神仙紛紛登場，共同演繹了一場可歌可泣的社會鬧劇。

　　雖然小說的作者運用誇張的想像力將真正的史實改得面目全非，但是卻使當年的那場鬥爭變得家喻戶曉。

　　我們都知道殘暴的商紂王以及禍國殃民的妲己，他們的所作所為與後來的商朝滅亡有著扯不清的關係，可是今天的我們卻很少知道，直接引發商朝滅亡的，卻是除妲己之外的另外一位女子。她的死，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奏響了商朝滅亡的序曲，她所引發的「九侯受女牽連案」、「商紂脯鄂侯案」、「紂王囚周文王案」被稱作商末三大奇案。

　　自古紅顏多薄命

　　商朝的時候，在紂王的政府裡，有三位大臣的地位最高，被稱為「三公」，他們分別是九侯、鄂侯和西伯昌。西伯昌我們很熟悉，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姬昌。

　　紂王即位之初也是個有為之君。據《史記》記載，商紂王博聞廣見，思維敏捷、身材高大、膂力過人。他的才智足以對複雜的事情迅速作出準確的判斷，他的力氣足以徒手殺虎。他一手抓住九頭牛的尾巴，往後一拉，九頭牛只能向後倒退。

　　他曾經攻克東夷，把疆土開拓到我國東南一帶，開發了長江流域。從此以後，中原和東南一帶的交通得到發展，中部和東南部的關係密切了，中原地區的文化逐漸傳播到了東南地區，使當地人民利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發展了生產。這時的紂王應該說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極大的貢獻。

　　可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掌握無數人的生殺大權，越發讓他驕縱殘暴，長期驕奢淫逸的生活，腐蝕了他曾經積極進取的心。於是，他建酒池肉林，設炮烙之刑，沉溺酒色，奢靡腐化，殘忍暴虐，荼毒四海，國勢也日漸衰微。

　　作為親眼目睹紂王變化的老臣子九侯，看到商朝因紂一人而江河日下，心中的傷痛難以言表，於是想出一個辦法。他針對紂王好色的本性，把他自己貌美如花的女兒獻給紂王，希望以女兒的「枕邊風」來挽回那個昔日英姿勃發的紂王。

　　九侯的女兒蕙質蘭心，願意為父分憂，在入宮後很快博得紂王的歡心，紂王放在妲己身上的一顆心，漸漸轉移到她的身上。

　　妲己蛇蠍心腸，暴君辣手摧花

　　九侯女的到來，奪走了原本屬於妲己的寵愛，妲己自然對此大為不滿。但是，長居於宮中的她老謀深算，心中早有定計。她先是假意呵護，讓九侯女對自己喪失了防範之心。而後，妲己又故計重施，向紂王密言九侯女之父有謀反的野心。後紂王為了測探實情，問九侯女想不想當皇后，九侯女畢竟心思單純，自然高興得跳了起來，認為自己的付出開始有回報了，成為皇后之後更能影響到紂王了。

　　可是她的態度使紂王起了疑心，紂王逼著九侯女去酒池，逛肉林，九侯女破口大罵紂王，紂王火冒三丈，大聲罵九侯女「淫婦」。召集了十幾個身強力壯的男奴輪姦九侯女，在一旁冷笑著說：「妳是貞潔的女人嗎？」後來，九侯女被折磨致死。

　　九侯女芳魂已逝，妲己的目的達到了，可是紂王心裡卻越想越窩火，自己心愛的女人竟然敢管教自己，女人乖乖地不就行了嗎，都是家長沒教育好。於是，可憐的忠臣九侯由此受牽連，被紂王處以死刑，死後的屍首也被紂王剁成了肉醬。此案震驚朝野，史稱「九侯受女牽連案」。

　　仗義執言受牽連

　　眼見自己幾十年的老友就這麼被紂王處死，甚至連屍首都無法保全，無論是幾十年的情誼，還是心中仍未泯滅的正義之心，都無法讓鄂侯繼續坐視下去。為此，他與紂王發生了劇烈的爭執。

　　鄂侯在朝會上據理力爭，想為九侯洗刷冤屈。紂王看著鄂侯竟然敢在朝會上當面頂撞他，心想，好啊，這些老傢伙一個個翅膀都硬了，我剛處理了九侯，就讓我赦免九侯的罪行，這不是讓自己打自己的臉嗎？這是居心何在？

　　心裡越想越膩歪的紂王再也無法忍受鄂侯的喋喋不休，直接將鄂侯下了大獄，你不是覺得我把九侯剁成肉醬不對嗎？讓你嘗嘗更狠的！

　　於是，同樣是忠臣的鄂侯，被紂王做成了肉乾。此案更是令整個商朝的朝臣見識到了紂王的淫威，史稱「商紂脯鄂侯案」。

　　誰讓你背後唧唧歪歪

　　自從紂王將鄂侯做成了肉乾，群臣再也不敢當面言論此事。身為「三公」中的最後一位，西伯昌對此當然感慨頗多，免不得在背後發些牢騷。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早就對西伯昌不滿的寵臣崇侯虎以此為據，向紂王進獻讒言說：「西伯昌一直以來都在發展實力、積累威望，諸侯大多都心向著他，現在又有了不臣之心，怕是將來會不利於大王啊！」

　　不同於日漸衰敗的大商，生活在陝西渭水流域的周族首領西伯昌廣施仁德，禮賢下士，發展生產，深得人民的擁戴，周族也日漸昌盛。對此早有警覺的紂王頓時藉題發揮，好啊，早就看你不順眼了，你還敢撞槍口上，於是就將姬昌抓了起來，囚禁在當時的國家監獄──羑里。這時的姬昌已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這一關就是七年。此案史稱「紂王囚周文王案」。

　　多行不義必自斃

　　後來，「九侯受女牽連案」、「商紂脯鄂侯案」、「紂王囚周文王案」被稱作商末三大奇案。通過這三大案，紂王的目的達到了，他向自己的反對者們充分地展示出自己殘暴的力量。

　　可惜，有道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紂王雖然通過這三大案打擊了自己的敵人，可是卻無法撲滅這星星之火。被關進大牢後，西伯昌臥薪嘗膽，多方賄賂，引得紂王將其赦免。

　　回到周族的姬昌有如龍入大海，更是積極發展自己的實力，這才有後來的武王伐紂，結束了商朝數百年的統治。

　　至此，三大案奏響的序曲落下了帷幕，商紂王最後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代價，也許他鬧得歡的時候，忘記自己會有被拉清單的一天。畢竟，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解決財產糾紛的古代幽默判詞

　　法官結案時，自然要草擬案情，作出判決。大多數判詞是刻板冗瑣的，但也有少數才華橫溢且詼諧幽默的官員，給後人留下了一些短小精悍的判詞佳句，使人讀之不禁拍手稱妙，其語鋒機巧令人忍俊不禁，值得今天的我們去細細品讀。

　　一

　　北宋崇陽縣縣令張詠發現管理錢庫的小吏每日都將一枚小錢放在帽子裡帶走，便以盜竊國庫罪把他打入死牢。小吏認為判得太重，遂高喊冤枉。張詠提筆寫下判詞：「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小吏無話可說。

　　二

　　南宋清官馬光祖擔任京口縣令時，當地權貴福王強佔民房養雞餵鴨，反狀告百姓不交房租，示意地方官代他勒索。官司到了衙門，馬光祖實地勘驗後，判決道：「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缽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

　　三

　　明朝代宗時，江西南昌寧王府飼養了一隻丹頂鶴，為當朝皇帝所賜。一天，寧王府的一位僕役帶著這隻鶴上街遊逛，不料被一戶平民家飼養的一隻黃狗咬傷。狗的主人嚇壞了，連忙跪地求饒，周圍的百姓也為之講情。但那位僕役不顧眾人，拉扯著狗的主人到府衙告狀。狀詞上寫著八個大字：「鶴係金牌，係出御賜。」知府接狀，問明緣由，揮筆判曰：「鶴係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不關人事。」判詞堪稱絕妙，給人入情入理之感，僕役無言以對，只得作罷。

　　四

　　明朝末年凌濛初編著的《初刻拍案驚奇》第十三卷《趙六老舐犢喪殘生張知縣誅梟成鐵案》中，講了一個兒子深夜打賊誤殺父親，本來殺賊可恕，但卻因不孝當誅而被判死罪的故事。

　　某地有一財主趙聰，甚為富有，與其父趙六老分開生活。一天夜裡，一人在牆上鑽洞，爬進財主家，被家人發現，一陣亂棒，活活打死。待到舉燈一看，被打死的賊子竟是財主的父親！報了官，當地有關官員覺得甚難判決：兒子打死父親，本應判死罪；而當時只知道是賊人並不知是其父，按理又不應死罪。知縣張晉判道：「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死何辭焉？」隨即將趙聰重責四十，上了死囚枷，押入死牢。

　　五

　　明代天啟年間，有位御史口才頗佳，一名太監心懷嫉妒，設法取笑御史，便縛一老鼠前去告狀：「此鼠咬毀衣物，特擒來請御史判罪。」御史沉思片刻後判曰：「此鼠若判笞杖放逐則太輕，若判絞刑凌遲則太重，本官決定判牠宮刑（閹割）。」太監自取其辱。

　　六

　　明代時，一年仲春，湖南長沙農村兩戶農民的牛頂鬥在一起，一牛死去，一牛受傷。兩家主人為此大吵大鬧，不可開交，當地的縣令也難斷此案。這天，兩家主人聽說太守祝枝山察訪民情路經此地，便攔路告狀。祝枝山問明情況，當即判道：「兩牛相鬥，一死一傷。死者共食，生者共耕。」雙方一聽，覺得合情合理，於是爭端平息，兩戶人家來往比以前更加親密。

　　七

　　宋元豐年間，蘇東坡在徐州任太守時，接到一法號懷遠的和尚告鄉民無端毆打出家人的訴狀。經查，此僧身在佛門，心戀紅塵。一日，懷遠偷偷下山喝得酩酊大醉，回寺途中，見一少婦貌美，便動手調戲猥褻，被眾鄉民撞見痛打了一頓，懷遠為免遭寺規懲處，謊稱「鄉民欺負出家人」，告到徐州府。蘇東坡悉情後在原訴狀上寫下十四字判狀語：「并州剪子蘇州絛，揚州草鞋蕪湖刀。」讓懷遠回去自悟。懷遠回寺後想了幾日，仍不明判詞其義。後請教塾館先生，那先生說，這兩句話是歇後語，其後半部分是「打得好」。

　　八

　　蘇東坡要到杭州來做通判。這個消息一傳出，衙門前面每天擠滿了人。可是，大家伸著頭頸盼了好多天，還沒盼到。

　　這天，忽然有兩個人，吵吵鬧鬧地扭到衙門裡來，喊著要告狀。衙役出來吆喝道：「新老爺還沒上任哩，要打官司過兩天再來吧！」那兩個人正在火頭上，也不管衙役攔阻，硬要闖進衙門裡去。

　　這時，來了一個騎毛驢，戴方巾，穿道袍，臉上全是絡腮鬍子的大漢，他嘴裡說：「讓條路，讓條路！我來遲啦，我來遲啦！」小毛驢穿過人群，一直往衙門裡走。原來他就是新上任的通判蘇東坡啊！

　　蘇東坡沒來得及貼告示，也沒來得及放號炮，一進衙門便坐堂，叫衙役放那兩個告狀的人進來。他問道：「你們兩個叫什麼名字？誰是原告？」兩個人都跪在堂下直磕頭。

　　一個說：「我是原告，叫李小乙。」另一個說：「我叫洪阿毛。」蘇東坡問：「李小乙，你告洪阿毛什麼狀？」李小乙回答說：「我幫工打雜積下十兩銀子，借給洪阿毛做本錢。講明不收利息；但我什麼時候要用，他就什麼時候還我。如今，我急等著銀子娶親，他不還我銀子，還打我！」蘇東坡問洪阿毛道：「你為啥欠債不還，還要打人？」洪阿毛磕頭分辯道：「大老爺呀，我是趕時令做小本生意的，借他那十兩銀子，早在立夏前就買了扇子。想不到今年天氣涼！這幾天又陰雨，扇子放在箱裡都霉壞啦。我實在沒有銀子還債。他就罵我、揪我，我在火頭上就打了他一拳！」蘇東坡聽了，在堂上皺皺眉頭，說道：「李小乙娶親要緊，洪阿毛應該馬上還他十兩銀子。」洪阿毛一聽，在堂下叫起苦來，說道：「大老爺呀，我可是實在沒有銀子還債呀！」蘇東坡在堂上捋捋鬍鬚，說道：「洪阿毛做生意蝕了本。李小乙娶親的銀子還得另想辦法。」李小乙一聽，在堂下叫起屈來，說道：「大老爺呀，我辛辛苦苦積下這十兩銀子可不容易呀！」蘇東坡笑了笑，說道：「你們不用著急，現在洪阿毛回家去拿二十把發霉的摺扇給我，這場官司就算兩清了。」洪阿毛高興地抱來二十把白摺扇交給蘇東坡。

　　蘇東坡將摺扇打開，挑那霉印子大塊的，畫成假山盆景；揀那霉印子小的，就題上詩詞，寫好畫好後，他拿十把摺扇給李小乙，對他說：「你娶親的十兩銀子就在這十把摺扇上了。你把它拿到衙門口去，喊『蘇東坡畫的畫，一兩銀子買一把』，馬上就能賣掉。」蘇東坡又拿十把摺扇給洪阿毛，對他說：「你拿這十把摺扇到衙門口去賣，賣得十兩銀子當本錢，去另做生意。」兩個人磕了頭，道了謝，心裡似信非信，誰知剛剛跑到衙門口，只喊了兩聲，二十把摺扇就被一搶而空了。李小乙和洪阿毛歡天喜地各自回家去了。

　　蘇東坡「畫扇判案」的事，一下就在民間傳開了。自從東坡畫扇之後，人們也學起來。因為這一種有畫有字的「杭扇」，既可以取涼，又可以觀賞，很受顧客歡迎，所以從北宋一直流傳到現在。

關於男女那點事的古代雷人判詞

　　中國古代地方官員大都科舉出身，他們肚子中墨水多，即便是「判詞」這種公文書牘，依舊文采可觀。

　　過去甚至還有判詞著作，如樊增祥便刊行過《樊山判牘》，將自己認為得意的司法文書收錄其中，其中就有八篇判詞；清末董沛著《汝東判語》，內收判詞一百多篇，儼然是另一種文學創作了。

　　而在古代判詞中，最好看的又莫過於關於婚嫁的判詞，現挑選出十二則精彩的婚案判詞，與諸君共賞。

　　一

　　唐代名臣顏真卿在做刺史時，曾經為一件離婚案寫過判詞，見於他的《文忠集》中。

　　秀才楊志堅之妻嫌丈夫貧寒，要求改嫁，顏真卿判詞曰：「楊志堅素為儒學，遍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觀。愚妻睹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侮辱鄉閭，敗壞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帛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楊妻為了自由只好委屈自己的屁股挨了二十大板，卻不知道其後楊秀才是不是像同樣被妻子拋棄的王歡和朱買臣那樣，先窮困而後發達起來。

　　二

　　南宋清官馬光祖擔任京口縣令時，有一個書生翻牆進入所愛少女房間，於是被押至官府。

　　馬光祖問過案由之後，便出題《逾牆摟處子詩》對書生進行面試，那書生秉筆疾書：「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逾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

　　馬光祖一見，大加讚賞，不但不責罰書生的非禮之舉，反填一首《減字木蘭花》詞，判二人結婚：「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

　　三

　　南宋理宗年間，蔡公謨任某地郡守。桃溪鄉有個黃舍生，也就是太學學生，狀告自家小妾小蠻，娶她到家三年多了，卻生不出兒子來，想把她逐出家門，並要她賠付三年飯錢十千銅錢，雙方不能達成協議故來告狀。蔡公謨看完狀紙，提筆寫下一首判詞：

　　實封狀子判何難，試問因何訴小蠻？只為鳳毛無所出，故論鵝眼不曾還。三年蜜意知多少，十索飛蚨亦等閒。寄語桃溪黃上舍，留些陰騭赴閻關。

　　詩中「鵝眼」、「飛蚨」都指錢，「鳳毛」指先人遺留下的風采，「陰騭」即陰德。這件離婚案件怎麼處理下文沒有記載，有可能是准予離婚，而要黃舍生生再賠付小蠻三年「青春損失費」十千錢吧。

　　四

　　明代福建龍溪縣張松茂，與鄰女金媚蘭私通，被金家「捉姦成雙」，把張松茂捆將到福建巡撫王剛中的大堂上，金媚蘭跟著也跑來了。

　　王剛中一看二人外貌，都是眉清目秀，舉止儒雅，不像是放蕩奸邪的小人，便有心成全二人，便問道：「你倆會做詩嗎？」張、金二人驚魂未定，聽了這句有些莫名其妙的問話，都趕緊點了點頭。王剛中便指著堂前簷下蜘蛛網上懸著的一隻蝴蝶對張松茂說：「如能以此為詩，本官便可免爾等之罪。」

　　話剛說完，就聽張松茂吟道：「只因賦性太癲狂，遊遍花叢覓異香。近日誤投羅網裡，脫身還藉探花郎。」探花出身的王剛中心想此人才思敏捷，而且詩中有悔過之意，很是難得。便又指著門口的珠簾子對金媚蘭說：「妳也以此為題賦詩一首吧。」

　　金媚蘭略加思索，隨即念道：「綠筠劈成條條直，紅線相連眼眼齊。只為如花成片斷，遂令失節致參差。」

　　王剛中聽罷，不覺擊掌讚歎。見他二人郎才女貌，年齡相當，便提筆寫判詞道：「佳人才子兩相宜，致富端由禍所基。判作夫妻永偕老，不勞鑽穴窺於隙。」二人磕頭拜謝。金家見事已至此，也就息事寧人，很快為二人辦了喜事。

　　五

　　清朝康熙年間，福建泉州城外的「風月庵」中住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尼姑，該尼姑與一位姓孫的公子相愛，想還俗嫁給孫公子為妻，但又怕人說三道四。思前想後，便向州府呈狀，請官府恩准。州太爺接狀一看，覺得有些可笑，便在小尼姑的呈狀上批道：「准准准，准你嫁夫君。去禪心，超梵心，脫袈裟，換羅裙，免得孫（僧）敲月下門。」

　　六

　　清乾隆年間，一寡婦想改嫁，但遭到家人與鄰居的阻撓，她就向官府呈上狀子：「豆蔻年華，失偶孀寡。翁尚壯，叔已大，正瓜田李下，當嫁不當嫁？」知縣接狀，揮筆判了一個字：「嫁！」

　　七

　　清代鄭板橋任山東濰縣縣令時，曾判過一樁「僧尼私戀案」。一天，鄉紳將一個和尚和一個尼姑抓到縣衙，吵吵嚷嚷地說他們私通，傷風敗俗。原來二人未出家時是同一村人，青梅竹馬私定了終身，但女方父母卻把女兒許配給鄰村一個老財主做妾。女兒誓死不從，離家奔桃花庵削髮為尼，男子也憤而出家。誰知在來年三月三的濰縣風箏會上，這對苦命鴛鴦竟又碰了面，於是趁夜色幽會，不料被人當場抓住。

　　鄭板橋聽後，動了惻隱之心，遂判他們可以還俗結婚，提筆寫下判詞曰：「一半葫蘆一半瓢，合來一處好成桃。從今入定風歸寂，此後敲門月影遙。鳥性悅時空即色，蓮花落處靜偏嬌。是誰勾卻風流案？記取當堂鄭板橋。」

　　八

　　清代江西某地有一孀婦要求改嫁，她遞交的訟詞只有三句話：「翁壯叔大，瓜田李下，嫁與不嫁？」縣令立批三個大字：「嫁！嫁！嫁！」可謂言簡意賅至極。

　　九

　　光緒年間也有一寡婦要求改嫁，但因家裡公公和小叔子反對而未能，她遞交縣令的狀子上寫著：「……翁無婆，年不老；叔無妻，年不小……」縣令閱後在卷上判了八個字：「留則危險，嫁則乾淨。」雖沒什麼文采，但簡潔明快，不失為一件好判詞。

　　十

　　福建莆田縣有一寡婦求批改嫁，太守易大人問她嫁給誰，寡婦答：擬嫁給東鄰裱畫的陳二官。易大人戲判道：「批改嫁，批改嫁，嫁與東鄰陳二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

　　十一

　　哲學家馮友蘭的父親也曾判過一件偷情案件，馮父時任湖北某縣縣令。待問明案情後，判決道：「嗚呼，玷白璧以多瑕，厲實階離魂倩女；棼朱絲而不治，罪應坐月下老人。所有兩造不合之處，俱各免議。此諭。」

　　短短幾句話，有傳說、成語、典故，文采斐然，處理得當，以不涉入私人感情糾紛為原則，難怪此判詞當時在縣裡傳誦一時。

　　十二

　　公元八四一年，即唐會昌年間，做了半輩子皇帝老師的白居易被任命為刑部尚書。他在任期間，有這樣一個案情：某甲與妻子離婚後，妻子犯了罪，請求根據兒子的「恩蔭權」（親屬立功可以替自己減刑）贖罪。某甲懷怒，斷然拒絕。之後，妻子將向白青天做了匯報。

　　二性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有，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鳴，鳥豈忘於反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弦未續；孔氏出母，疏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恩，何患難之不救？況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岵」之無情？想《芣苡》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不忍庇於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

　　白大人是站在中國古代倫理綱常的基礎上，結合早在《詩經》出現以前就存在的普遍道德規範而得出的結論：那女子的請求是對的，兒子有義務庇護母親。

　　為了把這道理講明白，他先是找了兩種鳥說明問題：鳳凰雖然因為失去配偶不能和鳴，烏鳥卻不會忘記反哺。

　　然後，他把西漢人王吉搬了出來（王吉因為他的妻子摘取了鄰居家的棗而被王吉休棄，後來在眾鄰里的勸說下王吉才讓她回家），接著搬出了中國封建禮教的最敏感部位──孔子家族（家族規定，子孫不許參加被休棄的母親的葬禮，但是，如果孩子要求盡孝，還是可以通融的）。

　　白大人似乎言猶未盡，開始在為世人所熟知的《詩經》中尋找典故：即便前夫（「下山」代指前夫）萬般憤怒，也不應該阻撓兒子思念母親（「陟岵」喻思念母親）的情懷。想想《芣苡》之歌吧（芣苡，就是車前草，古人相信它的種子可以治療婦女不孕），你就知道婦女喜愛自己兒子的心情了；再好好想想《葛藟》的含義吧（《葛藟》一詩表達子女思念母親的感情），難道你還忍心不讓兒子庇護母親？

　　在白大人那裡，判詞文體全用四六字的句子，非常工整，這份高級判官的工作讓白大人過足了癮，時間一長，遠近聞名。當時不少準備考官入仕的人都以他的判詞應答考問。

蘇軾弟弟嫁女為何嫁得傾家蕩產

　　大文豪蘇軾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蘇門三學士」一時被傳為佳話。

　　宋徽宗初年，蘇軾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要嫁女兒。為了給女兒籌辦嫁妝，蘇轍特地賣了他在河南新鄉購置的一塊好地，湊了「九千四百緡（ｍｉｎ，古代計量單位）」，讓女兒帶進了婆家。

　　「九千四百緡」就是九四○○貫，雖說當時已經是北宋後期，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但是一貫也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三○○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那麼九四○○貫相當於現在的多少？二八二萬元！之後，蘇轍在日記裡說，他這是「破家嫁女」。換言之，為了給女兒辦嫁妝，他幾乎傾家蕩產。

　　能夠考中進士，並且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境自然不會差到哪裡去，那麼蘇軾的弟弟蘇轍為何嫁一個女兒就嫁得傾家蕩產呢？

　　古代就有婚前財產公證制度

　　蘇轍嫁女傾家蕩產卻與最近熱炒的「婚前財產公證」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最近因為一系列婚前財產公證而議論紛紛的「輿論界」，隨著《婚姻法》新解釋的出台，論戰逐漸白熱化。

　　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三）》徵求意見稿。根據意見稿，婚前所買房屋將可能成為個人財產，而非夫妻共同財產。這條意見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和熱議。人們覺得現在的婚姻就是「愛情買賣」，一切都被物質化了。

　　其實，婚前財產公證沒什麼可討論的，在最講道德倫理的古代，早就有成熟完備的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制度。宋朝時，父母在嫁女兒之前，也會替女兒立好婚前財產公證，以便一旦離婚，女方的嫁妝及嫁妝換錢後置辦的房子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婚前所買房屋是個人財產，而非夫妻共同財產。」這一規定古已有之，而且，在宋朝時就已經出現相當完備的法律規定，打離婚官司分割財產的事情均有法可依，且有執行過的案例記錄留世。

　　宋朝的司法部門明確支持，女方的婚前財產包括婚前所買房屋在離婚後仍歸女方所有。父母在嫁女兒前，會替女兒立好「婚前財產公證」，約定如果以後離婚，女兒婚前的房子和地全都要一個不少地帶回來。僅憑這一點，宋朝就無愧於歷史上最具人文關懷的時代之一。難怪金庸等許多現當代名人在接受採訪時都說，如果能回到古代，最願意做宋朝人。

　　財產原來是誰的，離婚時就是誰的

　　「離知」是宋朝的法律術語，也叫「兩離知」或「離」。大家都知道，休妻一般是男方主動，而「離知」則是男女雙方平權，相當於現在的離婚。

　　宋朝時期規定，男女雙方如果鬧離婚，女方當初陪嫁過來的嫁妝仍然全部屬於女方，不管婚後男方給了女方多少錢，也不管夫妻雙方婚後擔負了多少債務，都不能用女方的嫁妝去還。

　　同樣，離婚時女方不得拿走男方的一點家產，只能拿走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嫁妝。

　　宋朝時期的嫁妝是一個相當特殊的財產種類。嫁妝並不是單獨註冊在妻子名下的產業，官府要求財產都要以戶為單位登記在男戶主名下，不管實際上他是否活著。然而，雖然女方的嫁妝全部要登記在男戶主的名下，但是具體的產業則要求明確地標示出來，這個事實關係到對嫁妝的恰當使用，不僅女人有生之年有權掌管它，而且還與確立的所有繼承人有關。

　　在兄弟同財共居時期，妻子的嫁妝被視為「妻財」，分家時不在分割的範圍內；在夫妻「離知」時，法律將保護女方的婚前財產，即嫁妝或嫁妝換錢後置辦的房子、田地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宋朝有一本著名的法官判詞大全，名為《名公書判清明集》，係判牘彙編，輯錄了南宋時期朱熹、真德秀、吳毅夫、陳子華、徐清叟、王伯大、蔡抗、趙汝騰等二十八人擔任官吏期間所作的一些判詞。本書現僅存「戶婚」一門，共二十二類，計一一七條，絕大部分屬於民事案件的判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條南宋法官的判決案例：

　　南宋時期有一個姓陳的老頭，一紙狀紙把他的兒媳蔡氏告上公堂，言其兒媳蔡氏把他家的田地多少多少畝和三間房子賣了，他要追回這個損失。判案的官員調查之後發現，這些田地和房子是蔡氏以前用自己的嫁妝換了錢後買的，後來又把它們賣了，而陳老頭卻說兒媳婦嫁到自己家，房子就是自己家的。

　　最後，這個官員依照宋朝的律例判決說，凡是女方用自己嫁妝購買的田產，包括從自己娘家陪嫁過來的田產，都不屬於男方家族，不管婚前還是婚後，都是女方的個人財產，因此判決陳老頭敗訴。

　　不僅如此，這個主判的官員還給蔡氏寫了一個證明，叫「田宅契」，相當於今天的土地證和房產證，官方證明這個田產就是屬於蔡氏個人所有，「以杜絕他日之爭」。就這樣，這場官司就此息事寧人。

　　宋朝的法律有效地保護了在婚姻中很容易處於劣勢地位的女方。《名公書判清明集》裡還有一例妻子譴責丈夫未經她的同意賣掉女方嫁妝的案件，這對丈夫侵吞妻子嫁妝後，再去休掉女方的惡行進行了制約。

　　由此可見，對婦女財產的保護不只是一紙空文，在具體的實踐領域，這項法律條令早已開始適用。

　　嫁女兒比娶媳婦貴多了

　　婚前財產公證是一把「雙刃劍」，它保護了婦女的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反過來，婦女也不得染指夫家的財產。

　　要知道，古代的婦女是不事生產的，不生產，也就沒有新的財富，所以說，真正一輩子屬於婦女自己的財產，只有婚前陪嫁過來的嫁妝。女方父母怕女兒去了婆家受欺負，或嫁妝少了在姑嫂之間無地位，都拚命地增加陪嫁。所以，宋朝姑娘出嫁，往往帶著大量的土地和房子。

　　因此，宋朝嫁女陪嫁甚豐，與歷代相比，宋朝人的財富相對比較富足，所以宋朝人很要面子，做什麼都講排場，所謂「風俗奢靡，日甚一日」，在婚嫁方面更是花樣百出。從北宋中後期開始，女子的嫁妝越來越多，不僅有傢俱、首飾、銅錢，還有土地、房子，有時候多得嚇人。特別是有錢人家嫁女兒，那陪嫁絕對是「富二代」的標準，動不動就是多少間房、多少畝地。

　　由此看來，也難怪貴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老先生，嫁個女兒都快傾家蕩產了，畢竟蘇老先生是個文化人，自然比不得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

　　如此大量的財富流轉，自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所以婚前財產的歸屬最後由國家正式出台了一個古代版「《婚姻法》司法解釋」，很早就確立了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制度。

　　嫁妝如此厚重，相比之下娶媳婦的彩禮自然遜色多了，范仲淹老先生有一條家規，可以很明確地說明這個問題。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范仲淹，曾任宰相這樣的高官，自然積蓄不少。范仲淹發家之後，一個人把整個家族全養了起來，家族裡不管誰家辦紅白事，都是范仲淹出錢資助。為了做到不偏不向，范仲淹定了一個規矩：凡是族裡男孩娶親，彩禮都要按二○貫的標準去送；凡是族裡女孩出嫁，嫁妝都要按三○貫的標準去置。很明顯，給女孩辦嫁妝要比給男孩送彩禮負擔重。

　　按照當時的購買力來換算的話，范仲淹所說的一貫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四○○○元，二○貫即八萬元，三○貫即十二萬元。也就是說，在范仲淹的家族裡，男孩娶親需要送八萬元的彩禮，女孩出嫁則要帶十二萬元的嫁妝。

　　可以說，嫁個女兒比娶個媳婦貴多了，如此反差巨大的性價比，更是給重男輕女的學說增添了市場。

　　「佳婿」太金貴，一般人嫁不起

　　嫁女需要豐厚的嫁妝，娶媳婦者自然就有一夜暴富的機會。

　　南宋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後，做了汝陽王的女婿，便「得奩具五百萬」，頓時「化窮薄為富豪」。

　　可見，在宋代想得到一個「佳婿」，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在當時就連宋神宗的弟弟楊王趙顥，都因為女兒太多，又差不多都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齡，然而楊王趙顥畢竟私產有限，不得不向宋神宗伸手，提前預支一些俸祿。

　　因此，南宋袁采在《袁氏世範》卷中說：「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為嫁資。」家裡生了女兒如果不早種杉樹做準備，等到女兒長成之時，不是債台高築，就是嫁女失時。這也是為何宋朝盛產「剩女」的原因之一。當時可真是富了一群女婿，窮了一幫丈人。

　　同樣，婚前的財產對於女人來說至關重要，如果女方出嫁時，沒有任何嫁妝，一般的家庭是不會答應迎娶的。

　　在宋人劉府的筆下，曾記錄了一個官員女兒王瓊奴的故事。她曾錦衣玉食，擅長刺繡且會作詩，十幾歲時父親被免職，返家途中父母雙雙過世。瓊奴的兄嫂掌握著大部分家產，因為沒有嫁妝，未婚夫拒絕娶她。最終，留在瓊奴身邊的一個老僕人說服她給一位富官做了妾。劉府描寫了瓊奴此時的慘狀，經常被富官的正室妻子毆打。

　　在宋朝，為了界定婚前財產的歸屬，女方的父母會在女兒出嫁前，也就是雙方訂婚的時候，將嫁妝清單列好，上面一條條地寫著「某物有多少」。男女雙方要把所有陪嫁的田、房、財產一個一個寫清楚，然後雙方共同簽字。萬一以後夫妻離婚，這張紙上的所有東西女方都要帶回娘家，一個都不能少。這就是我國較早的婚前財產契約，也就是現在的婚前財產公證。

　　婚前財產公證不一定是好事

　　以史為鑑，雖然婚前財產公證能夠省卻很多的麻煩，但是帶來的麻煩也不少。拋除夫妻之間的信任問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這都不見得是好事。

　　如果任其發展，就像宋代一樣，平時疼愛自家千金的老丈人們個個比賽看誰給的嫁妝多，社會上又像古代一樣「男貴女賤」，難道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嗎？到時有什麼男女平等可言？而且現在有的女人比男人還能賺錢，未來社會是不是「女尊男卑」，猶未可知，如果真是那樣，更成一鍋粥了，社會哪有什麼秩序可言？

　　在選擇婚姻的道路上，需要更多的理性，畢竟，只有最適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兩人合不來，錢再多有什麼用呢？家和才能萬事興啊！

宋代進士們為什麼老被捉去當女婿

　　科舉制，作為古代最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一直是古代社會中優秀人才的聚集地。在這樣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進士們，個個都不是一般人，如此優質的鑽石王老五當然引得各家長輩們紛紛使出渾身解數，釣一個金龜婿就賺大發了。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

　　宋代的時候，有一個新及第的年輕舉人，相貌堂堂，舉止不凡，為一權勢之家看中。揭榜之日，權勢之家便派出十多個壯丁將青年簇擁至其家，該青年無奈，只好被裹挾著前往。不多時，一位著高官袍服的人來到青年面前，問道：「我只有一個女兒，長得並不醜陋，願意嫁與公子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辭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說，如何？」圍觀眾人見狀哄堂大笑，隨即散去。

　　還有一個叫韓南的人，剛考中了進士，很快便有人來向他提親，問到他的年齡時，他苦笑地作了一首絕句：「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其回答不可謂不幽默。這位韓南老先生在七十三歲的高齡仍會有繡球拋來，真是莫大的諷刺。

　　在宋代，這樣的「榜下捉婿」的例子不勝枚舉。所謂「榜下捉婿」，即在發榜之日各地富紳們全家出動，爭相挑選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簡直就是搶，坊間便稱其「捉婿」，宋人筆記對「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為攀新科進士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稱人文史上奇觀了。朱彧《萍州可談》卷一載：「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於『榜下捉婿』，厚捉錢以鉺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餘緡。」

　　剛直不屈的正直進士

　　「捉婿」者中還不乏當朝高官。宋真宗時河北人范令孫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為女婿。有位新科進士叫高清，品學平平，宰相寇準卻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他，寇女死後，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將女兒為他續絃，時人稱這些幸運兒為「天子門生宰相婿」。

　　當然，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權勢者，宋仁宗時，頗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的叔父張堯佐看中了剛及第的馮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欲嫁小女於他，並冒稱是皇帝的旨意，還擺出了豐厚的嫁妝，而馮京只是「笑不視，力辭」。

　　宋高宗時著名的「六賊」之一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時遭挫：他欲把女兒嫁給新科進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京大不快。

　　「六賊」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輪考試──殿試時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洪皓謝絕了他。登第後，朱勔再次向洪皓請婚，而且送給他大量的錢財，並許以顯官，不過洪皓依舊是堅決拒絕了這門婚事。

　　法律規定的高收入高待遇

　　宋代為何會出現「榜下捉婿」的婚配奇觀，且這樣的奇觀還屢屢上演？

　　這得從宋代文官地位說起。

　　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後還要經過考試合格才有資格擔任官職，到了宋代，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陞遷的速度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馬光與蘇軾的恩師陳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勸學文》裡這樣寫道：「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休蔭子弟，豈不為盛事？」

　　宋朝是中國科舉制度最完善的時代，考試取士為朝廷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科舉勝出者名利雙收待遇豐厚，致使人們把趕考走仕途作為人生奮鬥的終極目標，一旦金榜題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燭」也就馬上接踵而至了。

　　宋太祖時就有「不殺文臣」的條訓與崇文抑武的國策，以後的宋代歷任統治者都一以貫之，導致無論從物質還是精神意義上來說，宋朝都堪稱文人士大夫如魚得水的時代。他們多出身於庶族寒素之家，全憑個人奮鬥才突破逆境，躋身於統治集團成員之列。現代有很多文人都很嚮往宋朝，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俠大師金庸先生與學者余秋雨等。

　　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賞賜也重。不僅如此，還可以蔭及家人，差科全免，成為社會上享有特權的「官戶」階層。而這些待遇，在宋朝的相關法律文件中都有明確的規定，可謂法律保障的高收入、高待遇。

　　連宋真宗趙恆都有些眼紅，在詩中表達了這層意思：「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誕生於宋代的一組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君看為宰相，必用讀書人」。「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而相天下，窮則善其身」。更是將讀書博取功名贏得遠大前途渲染得淋漓盡致。

　　宋代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佔了壓倒優勢。就拿北宋時期的正、副宰相來說，科舉出身的人就佔到了９０％以上，南宋比例更高。當時評價一個家族興盛與否，有無美好的未來，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看其有幾人登科或幾個女子嫁給士子。這樣，金榜題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擇婿的首選，屢屢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大宋官位畢竟有限，經不起天下人爭搶，只有佼佼者才有望勝出。

　　這便造就了眾多未婚大齡青年乃至大齡壯年。這也影響了大宋的女士們，「女怕嫁錯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閨秀們便擠破頭爭當「官夫人」，於是出現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擇婿」說成「捉婿」，又戲稱為「臠婿」，「臠」乃肉塊，可謂比喻形象，又頗帶諷刺意味。

　　捉的不只是女婿，更有家族的前途

　　雖然前一個「鑽石王老五」的標準是主要的，但是其背後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視的。

　　因為在古代社會中，女性出嫁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走進另一個家庭，也不僅僅是個人角色從女兒到妻子的轉變，她還肩負著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擔當聯繫兩個家族的紐帶。這一作用在當時人眼中是被重視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為女兒選擇理想的婚配對象常常是使父母傷腦筋的大事。不過，所謂的理想對象既不是女兒的個人意願，也不是從女兒的角度來考慮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親從維繫和發展家族的角度來考慮的。

　　基於這個角度，古代社會中的婚姻關係並不是簡單的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兩個家族未來的休戚與共，由此產生的一些包辦婚姻，這與當時社會觀念對婚姻認識的影響有關。

　　婚姻不只是財產的結合

　　「榜下捉婿」其實也透露出這樣一個訊息，即宋代的婚姻觀念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從魏晉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於門閥制度盛行，婚姻對象的選擇是有著嚴格的門第限制的。

　　到唐中後期門閥觀念開始衰落，經歷五代，到宋代，門第觀念已經淡薄，婚配更注重個人才能和錢財，而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則與宋代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

　　所以，對於宋代此種婚姻觀念的評價應該辯證地看，較之前代的門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不過對於後世的論財婚而言也可謂一種濫觴，對今天所謂的「婚姻經濟學」更是一大警鐘。

梁山好漢們為什麼不怕坐牢

　　我們在看《水滸傳》時，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梁山好漢們殺人放火十分隨意，談起坐牢來，更是如吃飯喝水般簡單，就像去旅遊了一番回來，這十分令人費解。

　　最典型的是梁山的大哥宋江，他在殺了閻婆惜被抓住之後，被判刺配滄州。他的父親宋太公在他被抓時就教導他，你到江州去，不要去做強盜。宋江知道父親是什麼意思，就回應道：「皇上新立太子，已大赦天下，必當減罪。孩兒服刑也有期限，將來還可回來看望父親。」

　　林沖的老丈人在林沖被發配前也對林沖說：「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璧。」他所指的，也是讓林沖等皇上大赦。同樣地，許多梁山好漢在一有了人命案後，大多選擇出去避避風頭，實在不行，就老老實實地吃官司，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官司往往都吃不久，坐一會兒牢就出來了，到時還是一條好漢。如此一來，這牢獄之災何懼之有？

　　不怕坐牢的背後奧秘

　　那麼梁山好漢們為什麼知道他們的牢獄之災往往不會長久？他們不怕坐牢的底氣在哪呢？

　　在許多反映古代帝王生平的電視劇中，我們總能夠聽到一個熟悉的名詞，叫大赦天下。

　　大赦天下是一種中國古代獨特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古代封建帝王以施恩為名，發佈大赦令，對全國已判罪犯普遍赦免或減刑。

　　中國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殺予奪大權，常以施恩為名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皇帝駕崩、更換年號、皇帝生兒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勝仗等情況下，常頒佈赦令。天下大亂或者自然災害，也會大赦，因為自然災害的時候，民不聊生，犯罪現象就會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也有一些情況正好倒過來，大豐收，經濟形勢很好，然後皇帝一高興，也宣佈大赦，來緩解社會矛盾。

　　通俗一點講，就是將大赦令中提到的天下所有的罪犯，赦免他們全部的罪行，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因此說古代大赦還有一種說法，叫做與民更始。

　　哪天高興就大赦一下

　　大赦這種政治制度是從漢朝開始的，從此，歷朝歷代都將這種制度延續下來。大赦的理由十分廣泛：有關於皇帝私生活的，如皇帝生了一個兒子或者女兒、冊封了皇后或冊立了太子、新皇帝登基等；還有是關於朝政的，如朝廷打了勝仗、大豐收、人口連年增長等；反過來有時也同樣大赦，如天災、皇帝駕崩、打了敗仗等。因此在古代的中國，大赦的頻率相當得高。

　　從漢朝到隋唐，大赦的頻率在逐步的增加，到了唐宋時期達到了頂峰。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唐宋時期，平均十八個月，皇帝就會發佈一次大赦令。在法治社會的今天，徒刑的年限一般都比較長，有期徒刑的期限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還有無期徒刑。可是在封建社會的唐朝，徒刑最高期限只有三年，的確有一定的道理。在大赦的頻率高達一點五七年一次的情況下，刑期未滿就被赦免放出的事情並不少見，所以定更高的年限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

　　在唐宋之後，大赦的頻率就開始逐步遞減。元朝的時候大概平均兩到三年一次。到了明朝，降為平均五年一次，最後清朝的時候大約平均十四年才會有一次大赦，並且將全部赦免罪行改為減刑一等。

　　無法赦免的十類「惡棍」

　　大赦，並不等於將所有罪犯都赦免。在我國古代的封建刑法制度中有「十惡」之名，它是在西漢的「大逆不道不敬」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隨著制度的發展，「十惡」之罪名遂逐步形成，後在隋朝正式出現。

　　自隋代在《開皇律》中首次確立「十惡」之罪以後，歷代封建法典皆將之作為不赦之重罪，因此，民間遂有「十惡不赦」之說。除此「十惡」不赦以外，通觀大赦歷史，歷代帝王罕有赦免貪官污吏。

　　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下詔大赦最頻繁的朝代之一。唐太宗時，國力強盛，四夷臣服，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唐太宗下詔大赦天下，規定不論罪惡輕重，包括死罪在內，都予赦免。但赦令中卻特別申明：官吏枉法受財者不在赦免之列。貞觀九年，雨水成災，西戎擾境，太上皇（高祖李淵）死，唐太宗認為是德澤未遍所致，於是再次下詔大赦，但仍然強調不赦贓官。緊接著的歷代唐朝皇帝在大赦之時，無一不強調官吏犯贓不予赦免的規定。

　　宋王朝亦規定官吏貪贓枉法為不赦之罪。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期間，曾兩次下詔大赦天下，但都規定：「官吏受贓者不赦。」不僅如此，還將贓官定為與「十惡殺人者」同罪。

　　大赦制度的前世今生

　　大赦並不是古代所獨有，近代的律法中也同樣有大赦。近代各國也有大赦，但與中國古代的大赦已大為不同，不是出於恩典，而是國家的刑事政策。

　　大赦的適用範圍很廣，凡在某一時期內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適用，而不以特定的人為限。由於大赦是國家的一項重大行動，通常是由國家元首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機關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四年於憲法中也規定了大赦，並將大赦決定權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赦令由國家主席發佈。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所修改和現行的中國憲法則都只有特赦的規定，這表明中國已經取消了大赦制度。但在其他國家，大赦仍然廣泛存在。

　　在司法實踐上，我國已經停止了特赦的實施，使大赦這種制度僅限於形式，不再具有實質上的法律效力了。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刑事制度，從最早的中國漢朝直到今天，大赦制度已經綿延了約兩千年之久。雖然性質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依然值得我們去學習其中的道理，感悟歷史的變遷。

具有法律效應的巫蠱奇術

　　提起巫蠱，人們一般會想到苗疆少數民族神秘莫測的巫術，影視作品中也常有這樣的情景：巫師用一根根細針扎在一個人偶上來詛咒仇敵，然後被詛咒者百病纏身，災禍頻發，厄運不斷，這就是巫蠱之術。

　　巫蠱之術的奧秘

　　巫蠱，是一種古代信仰民俗，即用以加害仇敵的巫術。起源於遠古，包括詛咒、射偶人（偶人厭勝）和毒蠱等。詛咒在原始社會已很盛行，古人認為以言語詛咒能使仇敵個人或敵國受到禍害。

　　巫，原意為祝，指向鬼神祝禱祈求。但是「巫蠱」的巫，卻是指祈求鬼神加害於人。蠱有二意，一為器物被蟲咬壞；二為使人受迷惑，昏狂失性。「巫蠱」的蠱，是後一義。

　　《後漢書．皇后紀》中顏師古注曰：「巫師為蠱，故曰巫蠱。」一言道明了巫蠱的關鍵在於「蠱」。

　　蠱，音同古，相傳是一種人工培養而成的毒蟲。隋唐以來，就有史料記載造蠱之法。據《通書．六書略上》說：「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為蠱。」《嶺南衛生方》也如此記載：「製蠱之法，將百蟲置器密封之。使其自相啖食，經年後，獨存者為蠱。」也就是說，將不同種類的多隻毒蟲（俗稱百毒）放在瓦罐或壇中，使其互相咬殺，並吞食屍體，最後存活下來的毒蟲就叫「蠱」。

　　用蠱術害人的迷信方法有許多種：有的用木刻成仇人形象，然後刺心釘眼，以為這樣就能夠禍及仇人；有的假裝鬼神依附，藉以欺弄或恐嚇他人，等等。

　　其實蠱就是一種毒蟲，所說的巫蠱之術就是用這些毒蟲的毒素去害人，但由於傳說中蠱是從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邪術，人們迷信它的效力。又因為古時候缺乏醫學知識，所以人們才將這一現象和巫術聯繫到一起，成為一種流傳很廣的巫術。

　　無處不在的巫蠱之術

　　巫蠱的傳說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原始社會，接下來的歷朝歷代都有關於巫蠱的記載。

　　據《左傳．隱公十一年》記載，鄭伯伐許，潁考叔被本國大夫公孫閼（子都）用暗箭射死。戰爭結束後，鄭伯為懲治射潁考叔的兇手，命軍隊出貑（公豬）及犬、雞，詛而射之。傳世之《祖楚文》，據考為秦惠王詛咒楚懷王的告神之辭。

　　「太康文學」的主要代表、西晉時期著名文學家潘岳，也就是成語「貌比潘安」中的潘安，曾在他的《西征賦》中寫道：「吊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

　　《續資治通鑑．宋太祖乾德二年》中有云：「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中第二十五回及第八十一回，趙姨娘買通女巫馬道婆剪紙人和做木偶人陷害鳳姐與賈寶玉，也屬此類。

　　諸如此類的史料不勝枚舉。但其中最著名的確是漢武帝時期的「巫蠱之禍」以及隋文帝時期的「貓鬼之獄」。

　　戰國晚期及漢代，由於民族的遷移與混合，巫術之風由草原地區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層流行至上層。京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市）成了神巫聚集之地，漢初有梁巫、晉巫、秦巫、荊巫等，漢武帝時又立越巫，甚至還有胡巫。神巫教人埋偶人、行咒詛，還進入宮廷活動。戰國後期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鄒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書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術。儒家一向以理性見稱，但漢儒則多信巫術。可見其時巫風浸潤之廣。

　　兩漢時期，詛咒術十分盛行，蠱禍頻發。武帝元光年間，皇后陳阿嬌失寵，曾使用巫蠱之術詛咒其情敵衛子夫。武帝覺知後將她廢黜，《史記．外戚世家》有詳細記載：「（陳皇后）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而其中的「挾婦人媚道」，唐朝史學家司馬貞在《索隱》中解釋道：「《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咒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人。』」就是指巫蠱之術。

　　雖然株連三百多人，但比起漢武帝後期的「巫蠱之禍」來，還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因巫蠱之術而斃命的倒霉太子

　　事件起於征和元年，即公元前九○年，公孫賀是當時漢朝丞相。為了替兒子贖罪，他答應為漢武帝捉拿陽陵大盜朱安世。朱安世被捉後，為了報復，向漢武帝寫了一封揭發公孫賀的信，朱安世在信中寫出了公孫賀的種種罪行，甚至說公孫賀密謀要取代皇上；在皇上經常出入的甘泉宮路下埋下木偶，巫蠱皇上。很快，這封信便轉到武帝劉徹手中。

　　本性猜忌多疑的劉徹看了這封信，雷霆震怒之下下令火速查究，查究的大事自然由江充負責。江充派手下羅織罪名，趁機把公孫賀的人馬一網打盡。公孫賀與敬聲一同被捕入獄，嚴刑拷打，蔓引牽連，使很多人無端獲罪。最終，公孫賀父子慘死獄中。江充還不過癮，還要滅公孫賀全家，甚至皇后的姐姐衛君儒也未能倖免。

　　這一巫蠱案使武帝更加疑神疑鬼，總懷疑有人用巫蠱術來暗害他。因此，這種迷信猜忌之心又被江充利用了。江充除去了公孫賀後，把矛頭指向別的手握重權的皇親國戚。諸邑公主、陽石公主、衛青的兒子長平侯衛伉也都受到牽連，並全部被殺。江充非常得意，又把仇恨的利劍指向曾得罪過自己的太子劉據。

　　一天，武帝神思恍惚，隱隱約約看到幾千個木人，手拿著兵器，凶神惡煞般向他襲來。他驚醒後，覺得渾身酸軟，毫無力氣，銳氣精力蕩然無存。此後的劉徹，精氣散逸，身體一天不及一天。武帝認為此乃巫蠱所致，命江充從速查實。

　　江充和心腹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率領大量爪牙進入後宮，對每一個宮都掘地三尺，搜查木偶，甚至武帝御座下的地面也被挖掘了。太子東宮和皇后中宮，也要挖地三尺。

　　太子劉據和皇后衛子夫惱怒萬分，但有聖旨在，太子、皇后也只能聽之任之。江充分部挖完之後，奏報劉徹，聲稱在東宮和中宮挖出的木偶為數最多，並且每個木偶身上都寫了許多咒語，詛咒武帝，言辭不堪入目。武帝劉徹龍顏大怒，可仔細想想又不至於此，便召太子入宮，想要問個究竟。

　　太子得知自己被江充誣告，非常恐懼。劉據清楚武帝偏信江充，打算出城面見父皇，解釋清楚。他又有些畏懼，唯恐劉徹不問是非曲直，就置自己於死地。

　　劉據真的無計可施，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採用了少傅石德的計策，派人佯稱天子使者，收捕江充，一舉把江充及其死黨殺死。

　　江充被殺死後的當天夜裡，太子派心腹假稱天子使者，進入皇后居住的未央宮，告知皇后大禍臨頭，情況危急萬分。劉據調用皇后御廄車馬、射士，私自派人打開長樂宮中貯備武器的倉庫，緊急調用長樂宮衛士，大肆搜捕江充黨羽。京師長安烏煙瘴氣，宮中血雨腥風，一時天下大亂。

　　太子劉據最終戰敗，帶著殘兵敗將逃出京城長安。丞相劉屈耗率軍佔領京師後，把這次叛亂的主謀全部緝拿，眾多的太子賓客和太子少傅石德以及太子家小全部被殺。皇后衛子夫感到脫不了干係，也自殺身亡。

　　不久太子的行蹤被發現，太子被迫自縊而死。

　　太子劉據全家死亡殆盡，但武帝想不通，依然派人調查此事。一年後，此事才真相大白。太子真的是無辜，皇后也是冤死，這純粹是由佞臣江充策劃的一場宮廷巫蠱冤案。史書記載，漢武帝時期的這些巫蠱案使兩位太后被殺，兩位丞相被腰斬，太子劉據和兩位公主、皇孫罹難，遭牽連的人前後超過十萬人，晚年時漢武帝已感到巫蠱術的危害，瞭解到太子被巫蠱所害，遂誅滅江充家族，繼而築「思子台」，並在太子蒙難處築「歸來望思台」。武帝在思子台上老淚縱橫，品嚐自己一手釀成的苦果。

　　這次起於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蠱之禍，延綿數年，牽連誅死者有帝國的繼承者皇太子、衛皇后，公孫賀及劉屈氂二丞相，諸邑、陽石二公主及三皇孫，還牽涉許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韓說、章贛、蘇文、石德、趙破奴、任安、暴勝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張富昌、李壽、馬通、馬何羅、景建等，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數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治上層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釀成武帝後期政局空前之巨變。

　　小小的巫蠱之術，竟然產生如此強烈的法律效應，甚至一度影響了一個王朝的命運，真是令人感慨。

　　貓鬼隨行，命不久矣

　　隋朝宮廷也發生過一次無形的蠱亂。隋代大將軍獨孤迤的家裡，有一個名叫徐阿尼的丫頭，有拜貓鬼的習慣。

　　貓鬼，就是古代行巫術者畜養的貓，有鬼物附著其身，可以咒語驅使害人。就這樣，每天深夜子時，她都偷偷地起床，備供品焚香向貓鬼祭拜，因為子屬鼠，子時拜貓，暗示以鼠祭貓。她越拜越靈，貓鬼常把別家的財物搬給她。獨孤迤還沒有做官的時候，在家閒居，有飲酒的嗜好，他的妻子不肯給錢買酒，獨孤迤只得向徐阿尼討酒。阿尼回答說：「沒有錢買酒。」獨孤迤說：「妳為什麼不叫貓鬼到越公家取錢買酒？」阿尼只得暗中祈禱，不到一個時辰，買酒的錢就送到了，獨孤迤就這樣貪而無厭地不斷叫阿尼向貓鬼取錢買酒。

　　獨孤迤因內戚關係做官以後，有一天他在花園裡向徐阿尼說：「妳叫貓鬼向獨孤皇后（獨孤迤同父異母的姊姊）說：我家沒有錢，請皇后常常賜錢給我。」阿尼就照他的話向貓鬼祈禱，貓鬼果然走到隋宮，向獨孤皇后取物。徐阿尼有一次在宮中一間空房裡，安排一張桌子，桌上置放香粥一盆，湯匙一隻，用湯匙敲響了粥盆說：「貓小姐，妳快來吃粥。但是妳不能住在宮裡。」她一面叩頭祈禱，口裡唸唸有詞，沒有多久，她的面色鐵青，四肢像是有鬼在牽她，並說：「貓鬼到了。」這件事被人向隋文帝參了一本；文帝說：這是一種妖怪，下令把徐阿尼趕走，不久獨孤迤被處死刑，他的弟弟向文帝哀求，才免官為庶人，貓鬼也消失了。這個故事在《隋書．外戚傳．獨孤迤》中有詳細記載。

　　正因為巫蠱之術為禍十分嚴重，歷代封建王朝對巫蠱罪都是嚴刑懲治。漢《賊律》規定，巫蠱者處死。北魏律規定：「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宋朝四大部書之一的《冊府元龜》記載隋開皇十八年即公元五九八年五月詔：「畜貓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於四裔。」唐律規定：「諸有所憎惡而造魘魅，及造符書咒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以故致死者，各依本殺法。」元律規定：「諸魘魅大臣者，處死」，「諸妻魘魅其夫，子魘魅其父，會大赦者，子流遠，妻從其夫嫁賣。」

　　此外，因為蠱毒與巫蠱含義不同，所以歷代律令對此有特別規定。北魏律規定：「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左傳．昭公元年》唐孔穎達疏：「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令律謂之蠱毒。」隋律、唐律都以「造畜蠱毒」（用毒蟲製藥害人）為不道，在十惡之列。唐律判絞，隨後元明清基本沿襲了這些法令。

　　現代也有巫蠱

　　巫蠱之術不僅在封建社會影響深遠，即便在當代，它的影響仍沒有完全消除。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起因施巫蠱術惹出的侵權糾紛案作出終審判決。

　　案件內容是這樣的，六十歲的喬峰與四十九歲的高山是江蘇省如皋市某鎮同組村民，兩家南北近鄰素有矛盾。二○○四年十月，高山在自家房屋後樹立四扇石磨，正對喬峰家樓房大門。石磨外側有鏡子對著喬峰家，其中一面鏡子上寫著一「死」字。

　　喬峰認為，高家在其屋後正對自家安置四扇石磨及寫有「死」字的鏡子，以巫蠱手段詛咒自己及家人，使自己整天感到心神恍惚，無心農事，給自己及家人造成精神痛苦和心靈創傷，並影響了自己在外工作的子女的正常生活，並因此將高山起訴至法院。

　　石磨及鏡子本是日常生活用品，本身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但在特定條件下會被賦予特定的內涵。在本地習俗中，石磨及鏡子有一種磨人之類的迷信說法，有時被作為一種詛咒他人的巫蠱之物。高山在其樓房屋後正對喬家豎立石磨，安置鏡子，鏡子上寫有「死」字，其設置石磨、鏡子的行為應認定為針對喬峰及其家人進行詛咒的巫蠱行為，其主觀惡意明顯。巫蠱行為是一種封建迷信，有悖於社會之公序良俗，其本身雖不會對他人造成實質性的傷害，但對於相對人而言無疑會心存疑慮、顧忌，感到精神壓抑、鬱悶等，由此而造成精神痛苦和創傷。

　　因此，法院認為，高山應當立即停止一切巫蠱行為，並給予喬峰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以使喬峰達到一定的心理平衡，其數額由法院衡情酌定。法院最後判決高山立即停止對喬峰的所有巫蠱行為，將石磨及鏡子移走，高山賠償喬峰精神損害撫慰金五○○元。

　　作為一種曾經具有法律效應的宗教邪術，巫蠱之術直到今天依然留有痕跡，就其本身來說，卻是人類復仇心態的體現，具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驚堂木裡學問多

　　說起法官判案，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後宣判時敲的一下法槌，頓時全場肅靜，一場官司接近尾聲。雖然現代的許多法律制度都是「舶來品」，但是法槌可不是「洋貨」，在古代，「法官」都手持一個另類的「法槌」，威風不可一世，這個法槌是什麼呢？

　　另類的「法槌」

　　古時候，發生的案件都由縣以上的衙門受理，衙門負責案件的審訊、處理和宣判。在許多歷史題材的電影電視劇中，我們可以經常看到古時候衙門在審案子的過程中，縣太爺坐在公案後發問，無論是在哪部影視作品中，公案上有兩樣東西是必不可少的。一樣是籤筒，裡面裝著很多由竹片或者是木片做成的簽票，而另一樣，則是一塊長方形的硬木。使用時，縣太爺用中間的手指夾住，輕輕舉起，然後在空中稍停，再急落直下，「啪」的一聲巨響，吆喝之聲震盪公堂，使聽審的人產生一種心理畏懼，還沒有用刑就把堂下之人嚇得魂飛魄散，對接下來的審訊不敢怠慢。這塊用來震懾犯人的硬木就是俗稱的驚堂木，它就是古代法官判案的「法槌」。

　　驚堂木的正式名稱叫「氣拍」，又名醒木，也有叫界方和撫尺的，是一塊長方形的硬木，有角兒有稜兒，取「規矩」之意。因其一響之下，滿堂皆驚，具有嚴肅法堂、壯官威、震懾受審者的作用，所以俗稱「驚堂木」。

　　驚堂木的歷史源遠流長，相傳「驚堂木」為虞舜時以正直著稱、掌管刑法的士（獄官之長）「明五刑，弼五教」的皋陶首創，距今有四千多年悠久歷史。《國語．越語》中記載：「驚堂木，長六寸，闊五寸，厚二寸又八。添堂威是也……」由此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開始使用。

　　現代影視的穿幫鏡頭

　　現代影視作品中，不管是什麼歷史背景，所用驚堂木大多都有一些精美的龍紋。其實，唐代之前，「驚堂木」並無圖案，只是為方便起見，將其頂面做成弧形而已。

　　唐太宗時期（公元六二七年─六五○年），開始有人為了美觀，在驚堂木上雕刻動物圖案，有龍，有虎，有獅，不一而足。武后（武則天）永昌年間（公元六八九年），朝廷把驚堂木圖案規定為龍形，取龍乃皇權之象徵意。宋代為臥龍，龍、龍紋大都是三爪或者四爪，張牙舞爪；元代刻三爪或四爪龍形，嘴尖頭大，頸細身肥。

　　明代龍形略有變化，嘴凸頭大，頸粗身肥，刻有五爪，且頭上有角。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公元一六六二年），又將驚堂木上的龍形加以統一修改，使之嘴縮身瘦，看起來就像一條小蛇。

　　驚堂木的選料極為講究，以結實耐用為本，多為質地堅硬，紋理細膩的高檔紅木，如檀木、酸枝、黃花梨、雞翅木、黃楊木等，敲擊桌案時聲音響亮。但北方也有用桑、棗、黑槐木製作驚堂木的。

　　驚堂木的重量也有一定之規，淨重應該是二斤十三兩五錢四分。兩斤代表南北兩京，十三兩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五錢四分則代表五湖四海。從這些寓意來看，驚堂木重量的定規應該是在明朝永樂遷都北京以後，只有那時的行政區劃才符合醒木定規的寓意。

　　身份不同，稱謂也就不同

　　「驚堂木」經歷代制度的沿革與演變，從開始只是官員才能使用，後來流傳到民間，成為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三教九流」的藝人，皆沿襲使用的物事。只是由於使用人身份不同，「驚堂木」大小不同，名稱亦隨之各異。有民間流傳的一首《驚堂木》詩，其詩曰：

　　「君稱龍膽鳳翥妃，

　　文握驚堂武虎威；

　　戒規振壇僧道津，

　　喚醒壓方緊相隨。」

　　詩意是說，皇帝使用的「驚堂木」稱「龍膽」，又稱「震山河」，其意是天子一拍，四海皆聞，以顯示其至高無上的權威；皇后使用的「驚堂木」稱「鳳翥」，又稱「鳳霞」，以顯示高貴；丞相使用的「驚堂木」稱「運籌」，亦稱「佐朝綱」，以顯示其宰輔重任身份；將帥使用的「驚堂木」稱「虎威」，又稱「驚虎膽」，用以壯軍威；御史、知府、縣令等文官使用的「驚堂木」稱「驚堂」，以助聲勢，嚴肅氣氛；和尚、道士使用的「驚堂木」稱「振壇」、「驅邪」、「戒規」、「醒木」、「令牌」，都用以醒神；私塾先生用的「驚堂木」稱「醒誤」，亦稱「呼尺」或「戒尺」，用以維持課堂紀律；當鋪用的「驚堂木」稱為「喚出」；中藥鋪、醫生使用的「驚堂木」稱為「慎沉」，又稱「審慎」；客棧櫃房使用的「驚堂木」稱「鎮靜」；說書藝人使用的「驚堂木」稱「醒目」，又稱「過板石」、「拎兒」、「止語」等，開篇前一拍，是在告訴聽眾保持安靜，說書馬上就要開篇了。

　　據一些老藝人說，「驚堂木」共有十三種說法，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有糕點店餑餑鋪也有一塊，稱為「茯苓」，舞台演戲時用的小木頭，謂之「如意」，南方叫「響堂」。這些「驚堂木」已經不是原來嚴格意義上的驚堂木，但它們都能輔助使用人強化渲染氣氛，用處大同小異，只是封建社會等級森嚴，隨著使用者身份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稱謂，故將它們劃為一類。

　　連闊如老先生曾在他的《江湖叢談》一書中用一首詩來描述此事：

　　一塊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

　　君王一塊轄文武，文武一塊轄黎民。

　　聖人一塊管儒教，天師一塊警鬼神。

　　僧家一塊勸佛法，道家一塊勸玄門。

　　一塊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勸世人。

　　江湖朋友不供我，如要有藝論家門。

　　戲說「法槌」的緣起

　　因為「驚堂木」的走入民間，有些野史記載驚堂木的來源與明太祖朱元璋拉上了關係。

　　明太祖朱元璋小時候有五個要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放牛，一起打鬥遊玩，還結拜為兄弟，朱元璋是大哥，分手時，朱元璋拿了一個扁木頭，鋸成六截，每人一截，朱說：「這是一根木鋸出來的，就作結拜兄弟的憑證吧。」

　　後來，朱元璋做了明朝開國皇帝，而他結拜的五個兄弟，分別做了武將、知府、醫生、教書先生和說書藝人。他們聚在一起，上京見朱大哥。

　　朱元璋見少年時期的結拜兄弟來了，非常高興，便設宴款待。席間，大家拿出當年結拜的物證──那截木頭，意思要大哥封官。朱元璋為難了，封得太小嘛，兄弟的情面又過不去，封大些嘛，那些跟自己打江山的開國功臣怎會服？朱元璋心生一計，便說：「別急，還是先封木頭吧。」他先封自己的那塊叫「龍膽」，將軍的那塊叫「虎威」，知府的那塊叫「驚堂」，醫生的那塊叫「壓方」，說書藝人的那塊叫「醒木」，教書先生的那塊叫「戒尺」。

　　於是，皇帝的誥封便一直流傳下來。各式各樣的「驚堂木」就此產生。

　　中國「法槌」的歷史與淵源

　　一直到民國初年，法院的法官使用的依然是驚堂木，直到今天，還能看到它的影子。我國從二○○二年六月一日起，全國人民法院都使用「法槌」，以維護法庭秩序、體現法律尊嚴、控制庭審節奏。這是在重新審視我國古代「驚堂木」的作用，並借鑑於西方國家在法庭中使用法槌的基礎上採用的新舉措，實際上是屬於古代「驚堂木」引申與革新的產物。我國「法槌」兩頭為對稱的半圓形，材質採用黑檀木，底座以整塊硬木刻挖而成，敲擊聲音清脆響亮。

　　「法槌」雖然是從古代「驚堂木」引申、脫胎而來，有其繼承與創新關係，但又其有現代時代的民主特色，所以當今的「法槌」與古代「驚堂木」兩者之間又有顯著的區別：古代「驚堂木」時代，審案官吏是主體，當事人是審訊對象，往往容易給人產生恐懼感；現代「法槌」時代，當事人是主體，法官是裁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槌」是公正的象徵。

　　歷史在進步，舊有的制度在時代的潮流中延續下來的背後，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銘記歷史，並不意味著拘泥於歷史，仰望星空，我們才能看到前路。

古今中外幾次十分荒唐的禁豬令

　　盤點數千年歷史，你會發現不少十分荒唐的法律。今天所說的禁豬令，也是其中的一種。而在歷史上幾次荒唐的「禁豬令」中，以明朝明武宗朱厚照的最為雷人。

　　愛玩「猥瑣」的「瀟灑哥」皇帝

　　說起明武宗朱厚照，數遍中國歷朝歷代的帝王，也很難找到像他一樣有特色的皇帝了。

　　明武宗朱厚照是公元十六世紀中國的一位封建皇帝。他生於公元一四九一年，降生五個月後就被封為皇太子。十四歲登極，統治王朝國家十六年。公元一五二一年在他將及「而立」之年時死去。

　　當年明月在他的《明朝的那些事兒》中評價朱厚照是「號稱明朝二七六年來最能鬧的一位皇帝」。能鬧到什麼程度呢？清朝的史料反映，在清朝時期，如果皇子們讀書不認真，就會被師傅訓斥一聲：「你想學朱厚照嗎？」由此可見朱厚照的「獨特魅力」。

　　朱厚照這傢伙很有意思，放著全天下最豪華寬敞的別墅──皇宮不住，偏偏喜歡「另起爐灶」，住在「小家碧玉」的豹房。瞧不起全天下最大的官──皇帝，於是自封了一個「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壽」的官銜。把全天下最尊貴的女人──他的后妃們打入冷宮，就是喜歡玩點「小猥瑣」，四處追求霸佔民女、寡婦、孕婦、歌女、妓女，以尋歡取樂。

　　諸如此類的搞怪事件不勝枚舉，在封建社會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下還如此隨心所欲，不愧是史上第一「瀟灑哥」皇帝，有一次去南方收拾一個造反的親戚──寧王，走到路上這位「瀟灑哥」突發奇想，下了一個神奇的詔令，把整個大明朝搞得雞犬不寧。

　　荒唐皇帝的荒唐法律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下旬，明武宗朱厚照南巡從揚州到南京的路上，發佈了一道聖旨。這道聖旨既不關乎南征寧王朱宸濠，或叛亂平息的善後事宜，更不關乎國家重大的政策舉措。皇帝聖旨竟是禁止民間養豬、殺豬、吃豬肉的事。

　　這詔令一下，全天下的人也跟著雞飛狗跳，《明實錄》記載：「時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豬，遠近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儀真（縣）丁祀，有司以羊代之。」

　　什麼意思呢？農民被迫把家裡養的豬，殺淨吃光，小豬也一起扔掉。豬肉作為食品，也是一種商品。禁豬使生豬和豬肉在市場上絕跡。儀真縣逢丁祀日祭孔，祭品中必須有豬肉給孔夫子吃，現在豬肉絕跡，只好讓孔夫子嘗羊肉了。

　　很快，這一紙禁令使明朝的家豬變得差不多像現在的華南虎一般金貴，險些斷了香火。若是相機發明得早，恐怕那時還會發展出幾個周正龍來。到了第二年清明節皇上要用豬來祭祀時，一時竟然無處可尋。

　　為什麼朱厚照突然要下達這樣一個荒唐的法令呢？原來是因為這位「瀟灑哥」突然想明白一個問題，姓「朱」與「豬」是同音的啊，要避諱！而是他恰好出生於豬年，雙「豬」同慶啊，看來豬和我的緣分實在是不淺啊。因此，朱厚照認為養豬、殺豬、豬瘟、豬狗不如一類的詞都不利於他這位朱姓皇帝，於是便下令禁止百姓養豬。

　　武宗「禁豬令」發佈後，受影響最大的是江北地區，後來一直蔓延到京師。一個月後，留守京師的內閣大學士楊廷和才知道這件事，於是他於正德十五年二月專門就此事上了一道《請免禁殺豬疏》。

　　他從崇尚科學和關心民生的大局出發，逐條駁斥了明武宗所有的禁豬理由，並建議重新頒詔天下，廢止禁豬令，讓百姓安於生計。正德十五年（一五二○年）三月，禮部上奏說國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豬、羊「三牲」，如今豬肉絕跡，無法按常例進行，請求更改。迫於各方面的種種壓力，明武宗不得不悄悄取消禁令，「內批仍用豕」，只是在聖駕所過地方稍為迴避即可。一場只堅持了三個月，卻被後人笑話了近五百年的荒唐的禁豬鬧劇宣告結束了。

　　禁豬是假，心慌是真

　　類似於「禁豬令」的荒唐法令，並非明武宗首創。如唐朝李姓皇帝因為「鯉」與「李」同音，就禁止人們烹食鯉魚；宋徽宗因為自己生肖屬狗，曾下令天下臣民禁止殺狗。明武宗頒行的「禁豬令」，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

　　那麼，明武宗為什麼要頒行「禁豬令」呢？表面上看，明武宗生於辛亥年，生肖屬豬，且「豬」與「朱」同音，所有人都應該避諱。顯然，明武宗已經把養豬、殺豬這件民間尋常事視為對皇帝的大逆不道行為。為此，明武宗還拋出了吃豬肉會生瘡，會對健康不利的荒誕觀點。

　　「禁豬令」充滿愚昧迷信的思想和滑稽可笑的邏輯。而實際上，明武宗之所以要不顧一切地禁豬，是由他當時的危急處境和失衡心理所造成的。

　　正德年間，宦官專權，吏治敗壞，土地兼併嚴重，武裝起義頻發，國家極度動盪，政權危機四伏。各地藩王見明武宗一直沒有子嗣且不理朝政，大都蠢蠢欲動，伺機取而代之。

　　正德五年的寧夏安化王朱寘鐇的叛亂，正德十四年江西寧王朱宸濠的起兵，雖然均被鎮壓下去，卻讓明武宗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同時，明武宗身邊的不少近臣也紛紛反水，另尋新主，如其最寵信的「豹房」大管家錢寧就與寧王勾結密切。

　　在這種眾叛親離的形勢下，明武宗的心理逐漸失衡，心理負擔日漸加重，即使在南巡途中肆意尋歡作樂時，其神經仍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他看到人們殺豬吃肉，就會覺得不舒服，就會聯想到自己被殺的慘狀。通過禁止人們殺豬，可使自己在心理上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慰藉感和安全感，這是明武宗發佈「禁豬令」的真實心態。

　　因為一頭豬引發的法案

　　關於「小豬」威力，法國的皇家成員們的確深有體會。早在中世紀的時候，許多家豬在巴黎城中漫步，自由散漫。這種無視王權、不知自律的做法的確危害到了皇家安全。誰能想到，歷史風雲際會，一隻小豬竟然也會顛覆或者改寫一個王朝的歷史？

　　一一三一年，一頭豬鑽到了法國國王胖子路易六世的兒子的馬蹄之下，結果導致了這位王位繼承人墜馬身亡。豬在巴黎的發展史從此也被改寫了。自由的行走是不可能的，牠們紛紛被圈養起來。到十四世紀的時候，法律還專門規定小城堡的專員們有責任殺死在街上閒逛的豬。

　　當然，並非所有的豬都是平等的。比如，聖安東皇家修道院裡的豬仍然可以盡情享受巴黎街道上的榮華富貴，可以在巴黎的爛泥裡嬉戲、覓食，談情說愛，因為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先生恩准了這項特權。幾百年後，我們在奧威爾的《動物莊園》讀到的「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動物更加平等」，便可以從這裡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這項法令一度影響到了幾百年後的法國。

　　一五三九年，法國當政者是弗朗索瓦一世，被稱為「法國文藝復興之父」。這一年，這位皇帝頒佈了一道赦令，解決巴黎的衛生問題──「蒙上帝之恩，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告示從今往後的眾人，我們充分認識到我們的巴黎城及其郊鎮十分惡臭，如此破敗乃至於一些地方騎馬和乘車均有極大的險難和不便……」

　　第二十四款：「為此，我們要求和命令各街警衛官、區長和民團五十人隊長向巴黎司法官及其刑事官在法令公佈一周內書面匯報各街區所有沒有茅廁下水溝的房屋。一周後，命令所涉房屋領主和業主，門房和租戶，讓其知曉在接到書面在冊命令三個月內必須修建茅廁下水溝，否則將沒收其房屋……」

　　第二十九款：「命令在上述地區持有和飼養小豬、母豬、公豬、鵝雛、兔子和鴿子的所有上列人等，不得有任何藉口，一律將所提到的小豬、母豬、公豬、鵝雛、鴿子和兔子親自或者讓人送到巴黎城外和近郊飼養，否則將處以沒收上述物品並且進行體罰……」

　　不過，事與願違的是，弗朗索瓦一世的「環保風暴」並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直到兩個半世紀以後的十九世紀，巴黎仍是一幅世紀末的圖景，污穢仍然佔據著相同的地位。

　　「意猶未盡」的禁豬令

　　由此看來，對於豬的「痛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立場完全一致，不同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是放不下心裡的這點「疙瘩」。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開的第三十二次廣東省東莞市黨政領導班子聯席會議研究決定，從二○○九年一月一日起，東莞在全市範圍內禁止養豬，仍進行生豬養殖活動的場所發現一個、清理一個、查處一個，直至豬場徹底消失。

　　後面對全國媒體和網友的質疑，東莞市市長李毓全在全國「兩會」期間透露，東莞市政府已經取消「禁止養豬」政策。他表示：「本來我們認為這個想法是比較符合東莞實際的，但後來我們聽了很多意見，再根據有關的政策，覺得這個做法不恰當，所以我們就取消了！」

　　看來直到今天，我們對豬還是「恨猶未盡」啊，為此荒唐幾把又「何妨」呢？

唐宋徒刑為什麼很少超過兩年

　　對於「坐牢」，在常人眼裡肯定是一個不吉利的詞語。它的背後，是長年累月的牢獄之災。其實我們俗稱的「坐牢」，有個比較正式的稱謂，叫做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現有刑罰中較為常用的一種。即在一定期限內剝奪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並監禁於一定場所的刑罰。有期徒刑的期限各國規定不一。我國《刑法》規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數罪並罰的可以延長到二十五年；死刑緩期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減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時不得少於十三年，也可延長到二十年。

　　相對於動輒數年、十數年的有期徒刑，比較一下唐宋時期的司法狀況，就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當時的犯人坐牢，很少有超過兩年以上的人，有的甚至被判了幾年，不過幾個月就把他放了出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這其中有什麼奧秘嗎？

　　法定刑期就很短

　　翻看唐朝、宋朝的法律文獻，就會驚奇地發現，當時的徒刑，他們的刑期最高都不超過三年。徒刑以三年為刑期上限，一至三年分為五個刑法等級。

　　為什麼呢？其一，受當時的醫療條件、生活水平所限，人均壽命普遍不高，能活過四五十歲，已經算是長壽了，一下子判個十幾年，很有可能大多數都老死獄中了，客觀上不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

　　其二，古代不像現在一樣人力資源及其低廉，當時人口總量並不多，每一個人都是寶貴的人力資源，用於生產和耕作，如果大面積長期地拘禁起來，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其三，古時候的刑罰目的是讓犯人知錯，而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法定刑期較短，給予犯人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知道犯錯以後的嚴重後果，以後就不會再犯。

　　最後，古時候的徒刑，不僅僅是把人關在監獄裡，還有強制性的高強度勞役，相當於現在的有期徒刑再加上勞動改造，刑期過長的話，很多體質較弱的犯人很容易累死獄中，這也是刑期較短的客觀因素。

　　實際上的刑期更短

　　那就奇怪了，雖然法定刑期較今天的水平大大縮短，那也是最高不超過三年啊？為什麼說是很少有超過兩年的呢？

　　這個就與我國古代獨有的一種奇特的司法現象有關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是一種法律上的赦免制度，具體實施起來，有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詞，叫大赦天下。

　　中國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殺予奪大權，常以施恩為名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皇帝駕崩、更換年號、皇帝生兒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勝仗等情況下，常頒佈赦令。天下大亂或者自然災害，也會大赦，因為自然災害的時候，民不聊生，犯罪現象就會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也有一些情況正好倒過來，大豐收，經濟形勢很好，然後皇帝一高興，也宣佈大赦，來緩解階級矛盾。

　　具體實施起來，即效力及於全國的赦宥。對於一定時限內的犯罪，不問已否發覺，已否結正，都予以赦免。已經赦免的犯罪，不許他人再向官府控告。誰以赦免的犯罪事告發別人，就以所告的罪懲罰原告。赦前犯罪已執行的，不認為有前科。

　　這種大赦天下，除了一些特殊的犯罪不能赦免以外，其他的罪名一律在大赦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皇帝一大赦天下，全天下大多數犯罪分子的罪名就都赦免了，正在行刑的就此完事，正在坐牢的回家慶賀一下。

　　大赦之外還有特赦

　　大赦之中，也有許多門道。

　　有一種大赦，叫郊赦，即皇帝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後頒行的大赦。漢文帝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

　　這是比較早的記載。自晉以後，一般都在南郊祭天時行大赦，郊祀年年舉行，並不是每次都行赦。到宋代，郊赦成了定制，皇帝每三年一次親祀南郊，同時頒行大赦。

　　還有一種叫恩常赦，也就是指恩赦和常赦。

　　恩赦是遇到非常慶典進行的赦免。一般除謀反大逆、謀殺故殺、十惡等真犯死罪以及軍務獲罪、隱匿逃人、侵貪入已不赦外，其餘一概赦免。

　　常赦是指尋常的或按常例進行的赦免。一般限制較嚴，凡刑律中「常赦所不原」條開列的罪名，除非詔旨臨時有特別規定外，都不赦免。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赦免制度，叫特赦，古時又叫曲赦，即局部地區的赦宥，亦稱「赦」或「特赦」。

　　曲赦的名稱，最初見於西晉泰始五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歲刑」。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有關於宋代赦宥制度的記載：赦免只限於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的，稱曲赦。

　　而頒佈赦令的詔令，被稱為赦書，五代、唐、宋亦稱「德音」。唐、宋時，赦書須在舉行赦典的公開儀式上宣讀，然後由宰臣交刑部頒發各地方，廣為宣佈。

　　赦書有一定的體式，須寫明赦宥的原因、期限、赦罪的範圍等內容。《唐律疏議．名例》載，發出赦書當天黎明以前的犯罪一律赦免。

　　《舊唐書．刑法志》載，行赦那天，宮城門外右邊設置金雞和鼓，將罪犯集中到門前，擊鼓一千下，宣讀赦書，然後將他們釋放。該赦書用絹寫好，頒佈到各州。

　　有這麼多赦免的門道，犯人們想坐長久一點的牢獄都比較困難，更別談高出兩年以上的徒刑了。

　　到了元代，大赦的頻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兩三年來一次，還是比較頻繁的。到了明朝就大幅度降下來了，平均五年多才來一次大赦，然後到了清朝，大赦就越來越少，平均十四年多才會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採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給予普遍的減刑。

　　人治干涉法治，人命大於法令

　　對於中國古代的赦免制度，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在他的名著《論法的精神》裡曾談到中國古代的皇帝大赦，對之批判了一通。

　　他說，中國皇帝不講道理的，沒有邏輯性，因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麼又去赦免他，他覺得這個不正常，因為在歐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後國王作為最後的公正主持者，來赦免罪犯。

　　的確，皇帝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卻總是在親手破壞自己所指定的法律，讓法律成為一紙空文，說到底，中國古代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法律更多是一種擺設，它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意義，刑罰成為統治者施恩的手段，法律還有什麼權威可言呢？

　　近代各國也有大赦，但與中國古代的大赦已大為不同，不是出於恩典，而是國家的刑事政策。大赦的適用範圍最廣，凡在某一時期內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適用，而不以特定的人為限。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僅免除刑的執行，而且使罪、刑從根本上消滅，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由於大赦是國家的一項重大行動，通常是由國家元首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機關決定。

　　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也是中國古代法治狀況的一種悲哀。

包公判案時鮮為人知的糗事

　　包拯在民間文化中一直佔據著一個獨特的地位，從熱播的《少年包青天》等影視劇中可以看出其人氣之高。近千年來，包拯在歷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剛正不阿、為民請命的包青天。他斷案如神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流傳下來的許多大案奇案中顯示出過人的聰慧與膽識。

　　包拯年輕時，曾當過天長縣（今屬安徽）縣令。一日，有個農民到縣衙告狀，說他的耕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宋代為保護農業，曾頒佈法令，嚴禁屠宰耕牛。）但是由於兇手是趁著夜間休息的時候作案的，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因此判斷起來非常困難。

　　包拯問：「你來告狀，別人知道嗎？」那人回答：「不知道。」

　　「耕牛被割去舌頭，鄰居知道嗎？」「我沒有跟別人說過，別人也應該不會知道。」

　　包拯心裡一下有了計策，對告狀的農民說：「聽我的吩咐，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殺了，把肉賣出去。但切記一定不要聲張。我會有辦法找到那個割牛舌的人。」農民雖然心裡有些疑慮，但仍然按包拯的囑咐去做。隔了沒幾天，有個人跑到縣衙告那個農民私宰耕牛。包拯知道這個人就是割牛舌的兇手，看到他自投羅網，心裡很高興。他聽完訴狀，大喝道：「大膽刁民，你為什麼要割掉耕牛的舌頭？」

　　那人萬萬沒有想到包拯會查出自己，頓時呆若木雞，只得供認出割牛舌的經過。

　　原來，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想害牛主，便偷偷地割了牛舌頭。他以為牛沒了舌頭便不能吃草，牛主人只能將牛殺死，這樣就要觸犯私宰耕牛的法令，想藉此陷害牛主人。聰明過人的包拯，將計就計，找到了割牛舌的人，並依法治了他的罪。

　　此案的順利告破，使包拯贏得了斷案如神的美名。

　　但是歷史上真正的包拯並不像小說戲劇描寫的那麼神，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在判案的過程中也有判斷失誤、上當受騙的時候。

　　怒斥惡吏，重罪輕罰

　　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時，有個人犯了罪，被官府緝拿歸案，按刑律，將受杖打懲罰。

　　古時候的杖刑是五大刑罰之一，可不是老師體罰學生的教鞭，每一杖都是實打實的，幾杖下去皮開肉綻那是常有的事。那人被判杖刑，頓時就慌了，就托關係找到包拯手下的一個小吏，「意思」了「意思」，希望能夠免傷筋動骨的刑罰。

　　那個小吏見犯人如此「上道」，於是就支了一招，與犯人約定：「等府尹（包拯）審案時，肯定要我來記錄你的罪狀，到時你大聲呼冤自辯，我自有辦法為你減輕刑罰。」

　　犯人心領神會，等到包拯一上堂，犯人便照小吏的吩咐，拚命為自己分辯。這時，小吏擺出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大聲呵斥：「別再多說了，快快受了杖責，滾回牢房去吧。」

　　包拯一生中最見不得的就是貪官污吏恃強凌弱，見這書吏賣弄權勢，便要打擊這個小吏的囂張氣焰。於是將那小吏當堂責罰一通，而反過來將那個犯人的脊杖改成臀杖，從輕發落了。

　　包公的一頓數落，卻正中小吏的下懷，包拯為弱者伸張「正義」的時候，卻不知道那小吏正低著頭偷笑呢。

　　包公被蒙蔽，小人很得意

　　號稱嚴明的包拯被如油猾吏蒙住了眼睛，堂堂的朝廷命官卻在一個小吏面前栽了大跟頭，稱得上包公一輩子數得著的糗事了。

　　包拯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有一顆嫉惡如仇的心，這顆心不因外物所動，即使是皇帝的親戚，他照樣秉公處理。

　　可是，包公這顆「嫉惡如仇」的心，卻為小人所利用，這小吏可是個「人精兒」，他對包拯的脾性可是摸得「門清」。包拯平時最看不慣官吏仗勢欺負囚犯，懷疑小吏打算敲詐囚犯，說不準他還認為書吏不替犯人求情，反而對犯人態度生硬，大約是沒有受到什麼好處，因而基於對書吏職業道德的評判，一時衝動，代替了法律的評判，作出了違背事實和法律的判決。

　　於是，他叫人當場打了小吏一頓，轉而對囚犯寬大處理。不知道這正中了小吏的計謀。小吏利用包拯嫉恨官吏苛刻的心理，達到索賄營私的目的，實在是狡猾透頂。

　　最後，整個案件的結果就是：包公伸張了「正義」，罪犯成功減刑，小吏有了筆「外快」，「皆大歡喜」。

　　公正之心不容有失

　　在我們譴責那個狡猾的小吏的同時，有沒有想過，讓這件案子變成鬧劇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疾惡如仇，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所應有的道德品質。懲惡揚善，社會才會穩定、發展，法律正具有這樣的社會功能。司法官面對人世間的種種惡行，如果無動於衷，放縱犯罪，無疑將為道德所不齒、法律所不容。

　　然而，法官審案不能以道德的評判來代替法律的評判，不需要疾惡如仇之情，疾惡如仇也需依法進行，要準確地舉起手中的法律之劍，使正義得以弘揚，邪惡得以懲處，這才是法官應有的品質。

　　這案件看上去是狡猾的書吏猜透了包拯的心思讓包拯上當受騙，但是包拯為了有意打擊小吏的囂張氣焰，主觀武斷，輕易改變刑罰，雖出發點是好的，但結果矯枉過正，不知道自己被小吏給賣了。

　　我們敬包公，敬的不只是他為了公道而嫉惡如仇的高尚品德，更多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心，而非為了「嫉惡如仇」而有失公正。法官依據的是法律事實，而非道德評價，因為道德評判與法律評判的事實基礎不一樣：道德評判不需要對事實進行充分、嚴謹的核實，而法律評判卻要建立在被證據證明的事實基礎之上。

　　因此，在對一件事的道德評判與法律評判在許多時候有不一致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就成為一些人牟利的「溫床」。比如案中的小吏，就是一個很鮮活的例子，而提供這個「溫床」的，卻是我們偉大的包公。

　　懲惡揚善需依法

　　但這並不是說，包公疾惡如仇錯了。問題的根源在於，包拯過多地將個人的道德情感帶進審判，不利於公正審理案件，罰不當罪。

　　歷史上犯同樣錯誤的法官，並不只有包公，有的甚至意氣用事，喪失理性，辦了冤假錯案。比如宋朝的理學大師朱熹，也曾有這樣的糗事。

　　朱熹任浙東提學時，浙江臺州太守唐與政因為官妓嚴蕊有詩詞上的才華，兩人時相往來，但並沒有什麼不軌的行為。唐與政自恃才華，批評朱熹「字也不識」。

　　結果朱熹很生氣，跑到臺州來找碴，認為唐與政這樣的風流官員肯定和官妓嚴蕊有通姦這一道德問題，於是藉此彈劾唐與政。為了取得證據，對嚴蕊嚴刑拷打，逼取口供，造成了冤案。具有強烈道德情感的朱熹，因為道德價值上的評判遮住了眼睛，導致了法律評判上的錯誤。

　　這就是我要說的，法官不能依道德的善惡標準來評判案件，而要依法律的規定來判決案件，儘管有時你在道德情感上有所傾向，但你在辦案時絕不能因為疾惡如仇而失去公正性。

　　將公正放在第一位，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才能避免先入為主，理性地公正司法。道理雖然簡單，可是縱觀古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如包公這樣的人物，因一時失察，也鬧出這樣的糗事，直到今天，為諸君笑耳。

因一場版權官司而熱銷的「武侯秘籍」

　　近年來，不少人在炒作「小月月」、「九○後賤女孩」、「鳳姐」、「著姐」等新聞屢屢見諸媒體，用所謂的「行為藝術」來標新立異，其實，眾位讀者在新奇過後不免有些反胃。這樣炒作的低水平已經夠丟人現眼的了，更別說還有傷風敗俗之嫌。

　　說起書商中的炒作高手，現代人比民國人差得很遠，如小巫見大巫。且看民國年間發生的「武侯秘籍」炒作事件，當事三方對「武侯秘籍」版權的激烈爭奪，瞞天過海，引得天下人隨起心動，真是大氣魄、大手筆，令人對其厚黑之術感慨不已。

　　突然冒出來的「武侯秘籍」

　　在二○世紀二○年代的上海，在市場上頗具影響力的《申報》、《新聞報》等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刊登同樣內容的廣告，其內容是：

　　關中某世家子，祖先曾在陝西某縣西南石壁中發現一批古代帛書，其中數卷經專家考證審定為蜀漢丞相諸葛武侯所著，乃武侯在行軍途中用以占卜戰事勝敗的秘籍，與時下社會流傳的金錢神課等算命書絕不相同。

　　其中預測的漢代以來重大事件與後來的歷史事實完全相符，如能認真閱讀，大到國家休咎，小至個人吉凶，盡可籠於一袖。現因家道中落，且有重大變故，急需款項，故將該書特地從關中攜來申城，待價而沽。如有興趣者，請速來某地聯繫洽談，過期不候！

　　正在大家對此將信將疑之際，後續的東西跟進了。數日後，在兩報同樣版面，又刊出了某書局委託某大律師代表購買該書版權的聲明：前日關中某姓出售諸葛武侯秘籍一事，其版權已由本書局與該姓協商訂立契約，以重價購得。因無書名，故委請某史學家定名為《諸葛武侯未來預知術》。本書局考慮到該珍籍係某姓世代相傳，恐有族人異議而發生爭執，故特登報聲明。如有異議者，請在一個月內由族人共同洽商解決，凡有利權出入與本書局概不相干。逾期即按契約規定，將該書公開出版發行。

　　石擊水中層層波。兩則煞有介事的廣告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時成了熱點，讀者都在靜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果然不出一月，報上又有關中某姓族人代表刊出啟事稱：諸葛武侯秘籍係本族共有的鎮宅之寶；先祖遺囑，倘有關涉全族安危的重大變故，經族人開祠堂公議，得到全體同意，才可出讓，此外任何個人均無擅自處理之權。因此某人與某書局所訂的版權契約，顯係無效，該書局如貿然出版，決當對簿公堂云云。

　　版權之爭難解難分

　　版權之爭不斷升級，火藥味越來越濃，看來少不了打官司來解決，這更加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筆戰仍在繼續。數日後，某大律師又代表某書局登報警告說：「關於《諸葛武侯未來預知術》一書，該姓族內對出售版權發生爭執，純係某姓族內私事，與書局買主概無牽涉。且局方已預付定金，訂立出版契約，完全符合法律手續，豈可因族人內訌而任意毀約。本律師特此警告，今後如再發生任何影響本局利益的事端，即當依法呈請法律解決，追究肇事者的責任。」

　　三方各執一詞，都不妥協。接下來只能去對簿公堂了，此時，自然是賺足了眼球。很快，某書局以關中某姓「詐取錢財、製造事端」為由，委託某律師向租界會審公廨提起訴訟，被告為出讓該書收取定洋者與反對出售者。

　　鹿死誰手，讀者們都在拭目以待。

　　開庭時，大家都蜂擁而至。三方當事人都委託律師代表，原告、被告沒有一個親自出庭。在法庭上，律師們唇槍舌劍，唾沫飛濺，法庭辯論十分激烈，旁聽席上坐滿了好奇的看客。但開庭多次，均未判決。最後由法官調解，達成三方和解協議：該書版權仍由某書局收購，但為照顧該族利益，書局自動增添售價若干，所得由該族公議，在族內按股均分。於是，一場熱鬧異常的官司，就此宣告結束。

　　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和解協議簽署後，該書局很快就在各報刊登巨幅廣告，內容為：「本局為將武侯珍貴秘籍公之於世，不惜花費巨資，幾經周折，終於購得版權並於近日出版。該書已經由專家考定，確係真品；一冊在手，料事如神。欲購者勿失良機。」

　　到這裡，我想各位看官都明白了：此書要想不熱銷都不可能了。因為經過半年多新聞媒介的「熱炒」，上海對該事原委幾乎是婦孺皆知了，且又藉重諸葛丞相之名，所以即使老於世故者也認其為真。該書面市廣告後，頓時洛陽紙貴，來購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初版數千冊迅即銷售一空，以後再版十餘次，始終供不應求，出版商賺得盆滿缽滿，數錢數到手抽筋。

　　真相，總有一天是要大白於天下的。後來，人們終於知道了，所謂的「武侯秘籍」，純屬假貨。原來，這是兩個窮困潦倒的文人處心積慮的自拉自唱的鬧劇。他倆為了脫貧致富，動起了歪腦筋，將流行的各種占卜書改頭換面，匯總選編，而偽託「武侯秘籍」。所謂關中某顯宦後裔的出讓者及反對者，都是子虛鄉里的烏有先生；報上所刊廣告及律師聲明，其實都是他倆瞞天過海一手炮製的；法庭上原被告三方，都是他們聯手書局在幕後操縱的。最後，這兩個窮文人靠這本欺世盜名的書而鹹魚翻身，躋身於富人行列。

　　民國的牛人就是多，連騙子都如此高智商，炒作炒得也是高水平，令人不齒之餘，也不得歎其騙術之高明。相比之下，現在那些「標新立異」的「沽名釣譽」之徒，實在是相去甚遠啊。

第二部分　千秋法治誰引領

誰是史學家公認的法家始祖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有許多思想流派，它們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有一種學說貫穿了整個封建歷史，在許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這個學說就是法家。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在這些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相當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偉大思想的精神導師

　　任何一種影響頗廣的學說，其中都有一些貢獻巨大的人物，比如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構建起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理論框架，樹立起一種可貴的精神，成為思想理論發展的脊樑。類比而言，是誰構建起法家學說的理論結構，最後形成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學說呢？

　　法家的痕跡早在春秋時期就有所表現，追溯到春秋時的鄭國相國子產，最著名的莫過於助齊桓公稱霸天下的管仲。他們的所作所為可謂後來法家理論的身體力行者，雖然他們的思想發跡很早，但嚴格地說，他們只是法家思想的萌芽，是思想的先驅，他們的思想學說只是他們自己初步總結出的經驗，還沒有形成一個大的思想流派，更別說有「法家」這個概念了。

　　而真正集法家的學說與思想的萌芽於一身，自立宗派，開百家之先河的，是戰國時期的李悝。

　　李悝（前四五五年─前三九五年），也稱李克，戰國初期魏國著名政治家、法學家，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編撰《法經》，被史學家公認為法家始祖。

　　他之所以能成為法家鼻祖，主要緣於他主持的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這場運動將弱小的魏國推上霸主的神壇，拉開了整個戰國波瀾壯闊的時代序幕。

　　變法艱難何其多

　　當時的魏國，在變法之前面臨的局面，也可以用內外交困來形容。外部環境上，諸侯之間的征戰日烈，魏國的格局卻比較尷尬。不比別的，只看韓趙魏三國，魏國是既沒有韓國財大氣粗，又沒有趙國兵多將廣。打不過別人還比別人窮，高不成低不就的，在戰國這樣吃人的亂世，魏國的「老大」魏文侯真可謂「壓力山大」啊。

　　這樣的壓力下，魏國必須採取措施，走變法圖強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這個使命的最合適人選。

　　在魏國立國的早期，李悝並不在魏國的權力中樞之中，他曾經擔任過中山相和上地守，這兩個地方，都是在毗鄰秦國的西北邊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經多次率軍和秦國交戰，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賞識，一是因為他的老師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是因為他的變法思想，切中了魏國的時弊。

　　在經歷了數年地方官磨礪後，李悝最終成為魏國重臣，開始全面推行他的變法主張。

　　收拾的就是那幫官二代

　　首先，他要廢除奴隸制時代的世襲制度。

　　李悝認為一個人做錯了要懲罰，做好了就要獎勵，同時對那些靠著爹媽給自己掙下的產業的懶惰的紈袴「官二代」們，應該將他們的產業全部收回，讓他們明白要以好逸惡勞為恥，接受一下「社會大學」的摧殘，知道社會的「陽光」是多麼的「燦爛」，好好改一下一身的懶惰毛病。

　　然後從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如果他們幫助國家獲得了成功，就獎勵他們，因此，李悝專門設立了一種有賞有罰，唯才是用的用人制度，根據能力來選拔官吏，取消舊貴族原本享受的世襲俸祿，用來招募賢才，發展生產。

　　包產到戶的開荒、分田地政策

　　其次，提出了「盡地力」的農業政策，革除舊有的阡陌封疆，鼓勵自由開墾土地，提倡在一塊土地上雜種各種糧食作物。

　　李悝給魏文侯算了一筆經濟賬：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民，種一百畝地，其收穫的糧食要繳租、納稅、留下口糧，就基本沒有剩餘的了；倘遇到天災人禍咋辦？臨時攤派集資咋辦？年景不好咋辦？地是靠農民種的，改善農民生活，必須增加糧食產量。

　　魏國有幾百萬畝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六百萬畝，農民好好種，每畝可增產三斗；相反，則減產三斗。這一增一減，全國就相差一百八十萬石糧食，故提出「務盡地力」。由此可見，李悝是歷史上最早的「重農主義」的實踐者。

　　宏觀調控也是要有的

　　接著，根據「盡地力之教」的政策，創立了著名的「平糴」法，可以算作最早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了。

　　李悝認為「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怎樣妥善解決呢？即豐年，國家平價購進糧食，不讓農民吃虧；荒年，國家平價把糧食賣出，保持糧價穩定。保持了糧價穩定，也就保持了國家的穩定，保持了政權的穩定。這也許就是最早的市場經濟樸素思想的具體應用吧。

　　李悝的平糴政策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是現實的穀物價格的昂貴，所以他著重豐年收購以備荒年拋售，從而才能壓低穀物價格。

　　他認為影響穀物價格上漲的原因，除自然災害而外，農民在乎常年份因生活困苦，提不起生產積極性以致農業減產，也是原因。可天災之下，「人禍」更甚，「農民常困」的原因更多的是過分受到剝削，這也許是居廟堂之高的李相國沒有想到的。

　　槍桿子裡出「革命」

　　李悝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麼事業，如果手裡沒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改革是無法貫徹落實下去的。

　　於是，他任用吳起改革軍制，精選武士。創建了一支強大的軍隊──「武卒」，使「秦兵不敢東向」，保證了魏國改革過程中外部環境的穩定。

　　他建立「武卒」制，即對軍隊的士兵進行考核，獎勵其中的優秀者，並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戰特點，重新將他們進行隊伍編排，發揮軍隊的作戰優勢。

　　「魏武卒」是吳起訓練的精銳步兵。吳起當年訓練魏武卒，「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可見其戰鬥力之強大。

　　通過武卒制度的確立，魏國擁有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在當時的戰國軍事界，有「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說法，即魏國的武卒戰鬥力，一度是整個戰國版圖上最強大的。

　　變法更要立法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實行法治，建立完備的魏國法律，對於國家法令、政府職能、官員的陞遷獎懲、軍功的獎勵，都做了最完備的規定，這個法律的名字叫《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

　　李悝制定的《法經》，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雛形法典，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方方面面的建制，雖然其內容在今天已經失傳，但是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裡，它都是被後世各類學者推崇的法律典範。

　　《法經》早已不存，唯桓譚《新論》中有關於《法經》內容的簡述，《晉書．刑法志》也有類似的記載。《新論》已亡佚，桓譚介紹《法經》的一條保留在明人董說《七國考》之中，是我們今天瞭解《法經》的重要依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法經》，夾雜了天尊、佛像等語，當是誤引他書所致，故難以憑信。

　　第一個敢於吃螃蟹的大佬

　　作為戰國時代最早的變法，李悝變法的效果是成功的。李悝在魏國的變法，不但影響了魏國的歷史，更影響了整個戰國的歷史。

　　從某種意義上說，魏文侯時代魏國的李悝變法，其實就是整個戰國時代變法的試驗田，列國諸侯從魏國的強大過程裡，看到了變法對於國家崛起的重要意義。從此之後，列國的變法轟轟烈烈地展開。當時幾乎所有開展變法的國家，都把魏文侯和他治理下的強大魏國，作為變法的楷模和目標。

　　而魏國也同樣是戰國變法人才的「培訓學校」，早期在其他國家主持變法的人才們，許多人都在李悝變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如後來主持了楚國變法的吳起，早年就是魏國李悝變法的助手。而列國變法中最徹底的商鞅變法，也基本是以李悝變法為藍本。這時期的各類變法中，唯一和李悝變法無關的變法行動，應該就是燕國的「復古」改革，這種歷史倒退的做法，引發了燕國本國的一場內亂，險些淪亡於齊國之手。

　　作為戰國諸侯中第一個吃變法「螃蟹」者，魏國的國勢，在魏文侯在位時達到了一個高峰。他在位的五十年，是魏國雄霸天下，稱雄於諸侯的五十年。西面的秦國被他打得服服貼貼，東面的齊國唯他馬首是瞻，南方的楚國遭到他聯合三晉勢力的一次次沉重打擊。雖然與北方的趙國發生過摩擦，但韓趙魏三國中，魏國卻是當之無愧的老大。而在當時整個戰國大勢中，也是國力最強者。

　　歷史的豐碑

　　李悝生於周定王五十四年（公元前四五五年），卒於周安王七年（公元前三九五年），生平事跡幾無記載，不能確知其詳，但這並不影響他中國法家思想精神導師的地位。

　　公元二○○二年，佔地四千公頃的中國第一座法制公園在北京密雲落成，公園由神路、歷史法典長廊、中國古代法典廣場、中國現代法典廣場、現代法律區域、外國古代法典廣場、外國現代法典廣場、歷史法學名人趣味群雕、憲法廣場九大部分組成，構思獨特，富有創意。公園的核心部分就是三千平方米的中國古代法典廣場，也稱李悝廣場。

　　廣場上聳立著兩座大型雕塑，前面是以竹簡為造型的我國古代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法典即李悝編著的《法經》雕塑；後面是用九十多塊漢白玉和青石組合而成的高八米、重三○○多噸的李悝坐像。這是一個象徵，也是對一個人的紀念。有意思的是，我們的魏文侯到現在可還沒有享受到這麼高的待遇。

　　歷史是最無情的，「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多少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至今早已作古。歷史又是最慷慨的，那些傳承與發展文化的先哲，他們的思想至今依然讓我們受益匪淺。時代雖然變了，但不管是什麼時候，總有一些人承擔起傳承文化的責任，「為往聖繼絕學，為盛世開太平」，這才是中華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源所在，才是中國崛起的最強動力。

歷史上法律界真正的平民代表

　　中國歷史，就是一部高層人物的鬥爭史，因為都是高層人物之間的二三事，所以草根們都只是個看客，就像放在案板上等人宰割的魚，只是看最後是哪把屠刀臨身罷了。

　　學術思想也是如此，平民百姓根本無法支付昂貴的學習成本，也就沒有資本去談論學術，因為文化是需要不斷積澱的，所以學術也就成為達官顯貴的理論工具，雖然少數學說表達了對草根百姓的關心，但更多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

　　可是，在中國歷史上，真的有人「為民請命」，他的法律思想流溢著對草根的溫馨關懷，他的司法理念體現了百姓心底最真實的心聲，這個人，他究竟是誰呢？

　　草根出身的哲學家

　　中國出現過許許多多偉大的哲學家，但他們都是出身於較好的家庭環境，才能有相關的家庭底蘊進行文化薰陶。可是有一位異類卻完全不同，他崛起於草根中的草根，幹過木匠、種過莊稼，他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

　　墨子，名翟，戰國初期魯國人。墨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墨子精通手工技藝，可與當時的巧匠公輸班相比。墨子擅長防守城池，據說他製作守城器械的本領比公輸班還要高明。

　　他自稱是「鄙人」，被人稱為「布衣之士」。《史記》記載說墨子曾做過宋國大夫，墨子很可能是一個有相當文化知識，又比較接近工農小生產者的士。自詡說「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是一個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

　　墨子曾經從師與儒者，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學習《詩》、《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後來逐漸對儒家煩瑣禮樂感到厭煩，最終捨掉了儒學，形成自己的墨家學派。

　　墨家是一個宣揚仁政的學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列「顯學」。《韓非子．顯學》記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可見，墨家是當時的主流學派，聲名顯赫。

　　可惜的是，墨家到了漢初突然銷聲匿跡。直到近代西學東漸，人們忽然發現墨子當時就曾論述過邏輯、科學等有關內容，才再次受到人們的關注。墨子及其門徒的思想主要記載於《墨子》一書。

　　自然法的最早追隨者

　　墨子的法律觀念十分特殊，與其他諸子的絕大不同，在於其思想體系有一個「天」的存在，甚至把天作為一種信仰。

　　墨子的觀點與老子有些相似之處，認為「道法自然」，自然形成的法律有他內在的道理，暗中符合了社會發展的道理，如有人用人的意志強行干涉法律的制定，有違天和。所以，墨子反對人造法，即法學家們根據社會現狀制定的法律，比較遵循由風俗人情演變而來的法律。

　　以至於梁啟超認為「墨子非哲學家，非政治家，而宗教家也。」因為「墨家所謂天，與孔老所謂天完全不同。墨家之天純為一『人格神』，有意識、有感覺、有情操、有行為，故名之曰『天志』。」墨子「因此創為一種宗教，其性質與基督教最相逼近。其所以有絕大之犧牲精神者全恃此。」從邏輯關係上看，「天志」是貫穿墨子思想的主線。

　　墨子認為天是有意識、有思想、有好惡的。墨子的「天志」是以「義」為轉移的，「義」是價值準繩，「天志」有了「義」，便成了判斷是非善惡的尺度和標準。

　　墨子提倡的「天下之明法」，指的就是「天志」。將之與《墨子．天志下》中「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法儀」一語相聯繫，不難發現，「天志」其實就是墨子藉助或寄託於天而塑造設計的社會法則，這似乎可以視為中國古代的「自然法」思想。

　　最早維護百姓私權的法學者

　　墨子作為一個出身草根的傑出人物，無時不刻不為草根考慮。而這一切理念，凝結在他「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中，同時，這也是墨子一切政治法律觀的出發點和歸宿。

　　「兼相愛」要求一視同仁地愛所有的人，無分親疏、貴賤與貧富，所謂「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即將別人的國、家、身當作自己的國、家、身一樣尊重和愛護。

　　顯而易見，墨子的「兼愛」與孔、孟的「仁者愛人」不同，後者以「親親」、「尊尊」為原則，主張愛有等差區別；前者以泛愛為原則，主張「遠施周遍」，不分親疏厚薄。儒家的愛重「別」，而墨子的愛重「兼」，而「兼」意味著平等，意味著相互的尊重，這就涉及了人的平等性問題，應該說，墨子「兼愛」說中包含了一種朦朧的平等權意識，這是墨子思想中最有價值之處。

　　墨子的兼愛思想裡蘊涵了一個重要的法律觀，即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墨子．兼愛上》說：「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不尊重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才會去偷盜他人的財產。如果「視人室若其室，誰竊？」兼愛導致對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尊重，自然也就沒有人去偷盜了。

　　同樣，墨子的非攻也包含了反對侵犯個人所有權之意。罪行的大小與所侵犯的財產的價值成正比。小到竊人桃李，大到攻人之國，都是不仁不義的犯罪，而原因在於不能兼愛，不能尊重他人的財產權。郭沫若說墨子兼愛和非攻的核心在於「尊重私有財產權並保衛私有財產權」。

　　最早提出國際法思想的牛人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步深入，國際法，作為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準則備受人們的關注。其實，國際法並不只是西方智慧的產物，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人提出國際法的思想原則，並為之奮鬥終身，這個人就是墨子。

　　春秋戰國時期，各大諸侯國之間兼併與爭霸戰爭頻繁，社會動盪。這些攻伐掠奪戰爭，貽誤農時，破壞農業生產，使百姓饑寒凍餒而亡；殘殺無辜、掠民為奴，使國家失去了勞動力；老百姓不能從事本業，被迫參與征伐，由此導致死亡不可勝數。

　　所以，這種兼併爭霸戰爭，對交戰雙方的百姓來說是巨大災難。墨子作為從草根崛起之人，是小生產者階級的思想代表，他深切地知道百姓心中最渴望的是什麼，他的思想當然要反映這一階層的迫切渴望穩定和平的生存環境。

　　因此，墨子認為，天下的所有國家並沒有大小強弱之分，都是「天」的城邑，從地位來說是平等的，由此提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準則：相愛、平等、互利。

　　墨子認為國與國之間攻伐掠奪戰爭的根源在於不相愛。他認為社會混亂的根源是由於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不相愛，之所以不相愛完全是出於個人自私自利和國家狹隘的愛國主義。

　　古今中外，各國之間只有存在對等的愛，才能消除此之間的敵視、掠奪和侵略之意，從而實現睦鄰友好、和平共處。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世界各國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民帶來的慘重災難，為避免類似災難重演，故在《聯合國憲章》序言中說明：「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不堪言之災禍，各國必須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

　　這就十分明確地要求國家之間應當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得以武力威脅或其他方法侵犯他國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干涉彼此內部事務，在此基礎上發展國家間和平容忍關係。墨子在論述國與國之間關係準則時，其起點和落腳點所反映的思想和今天的國家準則不謀而合。

　　現代律師的精神領袖

　　先秦之前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光芒四射澤被後世，影響人類之深之遠永無止境，法律作為階級社會的產物，被統治階級精心雕琢了二千多年，法律的實質內核哲理性、真理性和邏輯性卻傳承至今成為當代最為璀璨的上層建築明星。

　　在三千年的中國文明中，儒家、墨家雖統屬顯學，兩者境遇卻懸差驚人，一個被世人尊為「人聖」，受人類敬仰千秋萬代，一位鮮有哪代帝王推崇頌揚，甚至也沒有哪個社會階層崇尚墨家文化。對於中國法律民主日趨完善、科學的今天，出身工匠的墨子，同律師匠有著諸多同源成分，墨子的生平、學識和思想對律師執業很有借鑑意義。

　　中國這麼多哲學大家，為什麼律師界獨愛墨子，原因是墨家倡導大愛無疆，提倡愛國、愛家、愛民，這是律師深至骨子裡的理念。律師每日思維的常態和工作模式運用的是墨子學派創建的中國第一個邏輯思想體系。

　　雖然是完全不同於傳承法律思想的法家，但墨家的法律思想也有它的獨到之處。可惜的是，作為一種平民的學術，自秦朝以來就從歷史中銷聲匿跡了，原因雖然不甚了了，但我們也能猜到一些，沒有哪個統治者願意這樣一個準軍事組織整天「為民請命」，這樣的「不和諧」因素當然要趁早拔除，我覺得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不可能想不到這一點，於是，顯赫一時的墨家就成了歷史的塵埃，今天的我們只能從片言隻語中領略他的獨特魅力。

　　雖然墨家被「封殺」了，但是他的思想流傳了下來，值得今天的我們去細細思考其中的道理。

指導皇帝怎麼收拾大臣的法學家

　　在漫長的中華歷史中，皇帝這一特殊的角色總是吸引了太多的眼球。皇帝管理宇內群臣，如此龐大的工程，沒有兩把刷子是幹不起來的。做皇帝也有做皇帝的學問，這門學問被稱為「帝王心術」，是皇帝駕馭天下的制勝法寶。

　　其實早在沒有皇帝的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人對這種「帝王心術」進行專門系統的研究，這種研究主要集中於法家，被後人概括為「術」，成為法家理論三大派系之一，而法家之「術」的創始人申不害，也就成了中國歷史上研究「帝王心術」這種特殊管理學的鼻祖，專門指導皇帝怎麼收拾大臣。

　　顛沛流離的「天涯淪落人」

　　申不害，亦稱申子，鄭韓時期人，戰國時期韓國著名的思想家。作為法家人物，以「術」者稱，是三晉時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申不害身世坎坷，他在歷史上總被蔑稱為「賤臣」，這緣於他特殊的人生境遇。

　　鄭國是法家的故鄉之一，子產、鄧析等都屬法學大家，申不害受法家思想影響較深，同時，與當時很多法家一樣，申不害也深受道家無為而治理想薰陶。申不害曾做過鄭國的小官。

　　但鄭國本來就是小國，子產去世後，國勢式微，公元前三七五年，在申不害二十─三十歲的時候，鄭國為韓國所滅，申不害從此成了韓國人，據說鄭國戰敗後，申不害成了奴隸，但至少剛淪為亡國奴的時候，地位卑賤。是金子總是會發光的，後來，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才學，逐漸地又在韓國嶄露頭角，成為一名低級官員，後來獲得韓昭侯的賞識，成為韓國的相國，可謂位極人臣，完成人生的華麗轉身。

　　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在治學的過程中，申不害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圍繞君主如何管理人的核心命題展開，他將自己的這種思想理論稱為「術」。

　　什麼是「術」？申不害沒有進行明確的解釋。「術」是君主的專有物，是駕馭驅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卻是隱藏在君主心中，專門對付大臣的。

　　申不害說，「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對付大臣是由複雜的社會鬥爭所決定的。春秋戰國時，臣下弒君，釀成習氣。現實告訴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民眾或敵國；而是來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誡君主，對君臣關係要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的管理學思想，其核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任免、監督、考核臣下之術，史稱「陽術」，這就是《韓非子．定法》篇所說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二是駕馭臣下、防範百官之術，人稱「陰術」。

　　看你們怎麼敢玩貓膩

　　首先，要求君主掌握生殺大權，「操殺生之柄」，強調君主在國家政權中的獨裁地位，要求臣下絕對服從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獨斷，要把生殺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絕不能大權旁落。具體工作可以交給臣下，國君不必事必躬親。

　　接著，君主要有「課群臣之能」，就是對群臣進行監督、考察、防範。國君任命了臣下，理所當然地要求臣下忠於職守、嚴格遵守法令，並要防止臣下篡權奪位。因此，臣下是否真正勝任所擔負的任務？工作業績如何？其屬下臣民有何反映？有沒有違法亂紀、以權謀私的現象？有沒有人要搞陰謀詭計？

　　所有這些都必須進行考察。這是保證行政工作效率和國治民安的重要手段。以上主要是「陽術」。

　　背後再來點「陰的」

　　但只有「陽術」還不夠，還必須有「陰術」。因為做國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輪流做，今日到我家。」這是從古至今的一句口頭禪。君主要集權，某些權臣、重臣也會想攬權、篡權。

　　因此，在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防止某些權臣專權、攬權，甚至進行篡權活動就成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這就要求國君善於控制臣下，及時發現臣下的毛病和陰謀。為此，君主就需要設一些耳目，及時瞭解、掌握臣下的情況，後來就發展到搞特務活動。

　　申不害認為，要管理好群臣，必須要用兩種手段，將陽術與陰術結合使用，「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才能牢牢地確立君主的無上權威，保持統治秩序的有序進行。

　　哥玩的不是革命

　　很多聞名於世的法家人物都有一次驚天動地的變法，申不害也不例外。他在韓為相十九年，通過變法使韓國走向國治兵強。

　　但是，相比較起其他的變法，申不害的變法獨樹一幟。我們理解的變法，是變動原有的社會規則，打破現存的利益集團，影響幅度大，打擊層面深，本質上是一次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申不害的變革特殊就特殊在，他變法的對象主要是針對官僚，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沒有其他變法那麼強烈。具體的表現就是推廣他的君主之「術」。

　　他的這一主張自然是針對韓國最要緊的內部問題，從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在申不害剛剛成為韓國大臣的時候，有一次，魏國發兵攻打趙國，一直打到了趙國的都城邯鄲，但攻了很久，也沒有攻下邯鄲，魏、趙兩國都派使者來想與韓國聯合，韓昭侯想聽聽大臣們的意見，結果大臣們的意見都不統一，雙方都爭執不下，於是朝會陷入了停滯。

　　韓昭侯問申不害：「你看我與哪國聯合好一些呢？」申不害剛接觸韓昭侯不久，不知道韓昭侯是怎麼想的，怕說錯了話韓昭侯不高興，便推托說要好好考慮考慮。申不害私下裡卻找到了趙卓、韓晁兩位大夫，讓他們分別勸說昭侯，一個說助魏，另一個說助趙，申不害則在一邊注意觀察韓昭侯對這兩種意見的反應。

　　根據觀察，申不害發現韓昭侯傾向於其中一種意見。當昭侯再次問他的時候，申不害就說出了韓昭侯所傾向的那種意見。韓昭侯聽過之後，果然很高興。

　　在這個故事中，申不害所運用的就是「術」。在當時，「術」確實能夠非常有效地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很好地維護王權。這種「術」也正是韓昭侯所需要的，因為他看到了直接導致韓國弱小的原因，並不是來源於國外的侵略，而是在蕭牆之內的火併，而「術」正是對付這種內部矛盾衝突的有效辦法。所以，他在發現申不害這個善於用「術」的人才後，馬上委以重任，令申不害為相。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

　　人亡政衰的歷史迷局

　　申不害在韓國實行以「術」為主的法制，經過１５年改革，加強了君主集權，使韓國「國治兵強」，政治局面比較穩定，國力也有所增強。但實行這種政策也產生了另一個後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這種改革弊端十分明顯，「術」取決於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較正確，有能力，國家就會比較興旺；相反，國家就會陷入混亂，老百姓就會遭殃。正因為申不害與韓昭侯用「術」有餘，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因此，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韓國的問題。韓昭侯一死，韓國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術」的法制思想卻為歷代封建帝王加強君主集權提供了理論和經驗，也為一些人搞陰謀詭計開了先河。

　　可惜改革並沒有徹底地推行下去，在一次與魏國的戰爭中，韓國元氣大傷，多項改革措施給恢復經濟建設讓位，後來申不害去世，改革後繼無人，申不害的改革就此無疾而終了。

　　韓昭侯此時也變得怠惰，疏於朝政，在國都修築高大的城門，一直到死，再也沒出城門一步。韓國的國勢又衰弱下去，再次成為任人欺凌的國家。能夠果斷地任用申不害變法，韓昭侯應該是個有作為的君主，可惜不能善終，應了一句古話，善始者眾，善終者寡。

　　歷代帝皇之先師

　　申不害以術治國，對韓政權的鞏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後世帝王中，首先是秦始皇利用這種領導學一統天下。歷代帝王在其統治政策中，也或多或少地用申不害的術去治御臣下，從而加強帝王的權力，成為申不害之「術」的具體實踐者，申不害可謂歷朝歷代皇帝的老師了。

　　司馬遷在《史記》中充分地讚揚了申不害的變法成績，說申不害在韓國變法的十幾年裡，國家太平、富強，兵力也非常強大，使別的國家對韓國不敢有吞併之心。而且，韓國還擴大了自己的疆土。

　　公元前三五三年，韓國攻打東周，佔領了好幾個城池，公元前三四六年，韓國又和魏國聯合出兵，佔領了楚國的上蔡。

　　因此，申不害是歷史上一個不容忽略的改革家，尤其是他提出的官員考核制度，給後代的君主選拔官員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認為法律無用的偉大哲學家

　　說起法律的作用，不說法治觀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就是人治盛行的古代，也沒有人敢說法律沒有任何作用。無論是要貫徹法律到底的法家，還是提倡德治的儒家，都不否認法律在統治中的積極作用，在自己學說中，對法律的論述一直是諸子百家爭論的焦點。

　　但是，有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卻認為，制定法律還不如不制定法律的效果好，反對一切人為的法律，提出如此另類的「異端學說」，這個人是誰呢？

　　想化作蝴蝶讓自己飛的思考者

　　莊子，戰國時哲學家，姓莊，名周，也有說是叫子沐。漢族，宋國蒙人，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東北，做過蒙地方的漆園吏。

　　莊子是我國先秦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原係楚國公族，楚莊王後裔，後因亂遷至宋國蒙，是道家學說的主要創始人。與道家始祖老子並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思想體系，被思想學術界尊為「老莊哲學」，然文采更勝老子。代表作《莊子》並被尊崇者演繹出多種版本，名篇有《逍遙遊》《齊物論》等，莊子主張「天人合一」和「清淨無為」。

　　莊子最著名的言論，莫過於「莊周夢蝶」這個神奇的命題。

　　在《莊子．齊物論》中記載：「過去莊周夢見自己變成蝴蝶，很生動逼真的一隻蝴蝶，感到多麼愉快和愜意啊！不知道自己原本是莊周。突然間醒過來，驚惶不定之間方知原來是我莊周。不知是莊周夢中變成蝴蝶呢，還是蝴蝶夢見自己變成莊周呢？」

　　莊周化為蝴蝶，從喧囂的人生走向逍遙之境，是莊周的大幸；而蝴蝶夢為莊周，從逍遙之境步入喧囂的人生，恐怕就是蝴蝶的悲哀了。這種似懂非懂的神秘思想境界，也許是莊子所堅持的「道」之所在吧。

　　自然之道的不雅之處

　　說起莊子之「道」，看著玄之又玄，其實有著它內在的高深哲理，突然讓我想起《莊子》裡的一則故事。

　　一個很喜歡道學的人請教莊周：你所說的道在哪裡，為什麼我看不到？莊周答：「道無所不在。」那人不解，要求說具體一點，莊周就說：「在螞蟻身上。」那人說：「道那麼高深的東西，怎麼可能在螞蟻這種卑賤的小生命上面呢，大師您在開玩笑吧，請告訴我真正的答案，我可是真心來學道的。」

　　莊周聞言，說道：「那換個說法吧，道就在廁所裡的大便中。」那人見莊大師越說越粗俗，覺得是對自己心中的神聖的道的褻瀆，憤然拂袖而去。

　　事實上，莊周一開始就已經告訴他真正的答案：道無所不在，既然無所不在，那小螞蟻身上，人的排泄物中，自然都有天道了。可惜的是彼人既無悟性亦無靈性，我們的莊大師只好黑色幽默之後轉身到夢裡追蝴蝶去了。

　　沒有法律會更好

　　雖然莊子是道家的傑出傳人，但是他對法律的見解也凝聚了他的道家思想精髓。

　　莊子生活在一個亂世，所謂「福輕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殘酷的現實讓莊子深深思考：怎樣才能消解人生苦痛？什麼樣的社會才是理想的？為此，莊子提出了回歸自然的思想。他想藉此擺脫世俗名利的誘惑和道德仁義的束縛，從而達到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目的。莊子和老子一樣，認為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弊端都是由人類文明造成的，人類只有放棄改造自然的企圖和人為的仁、義、禮、智等，變有為為無為，才能恢復淳樸的人性和真實的自我，保持原始、寧靜、和諧的社會生活狀態。

　　在法律思想方面他繼承了老子的清淨無為的思想，並且進一步發展為法律虛無主義。莊子的法律思想是批判型的，他對封建統治者的仁、義、禮、法、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並主張人要回歸自然，才能維持社會的和諧狀態。

　　莊子和老子一樣，也認為在人定法之外，還存在一種來源於自然的自然法則或自然秩序。他把這種自然法則或自然秩序也稱為天道。在《莊子》各篇中，都充滿了對天道的讚美與頌揚。

　　莊子認為人們必須傚法與遵循天道，要循道而趨，而不可背道而馳。莊子的自然法思想和老子的自然法思想是一致的。不同之處在於，老子崇尚自然法，並不一概反對人定法。而莊子則對人定法則持基本否定的態度。莊子認為法並不像法家所說的那樣神聖，刑罰也並非治國之良策。

　　為什麼會這樣？莊子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法律與刑罰破壞了自然，擾亂了人心，違反了人性。在莊子眼裡，只有自然法才是公正無私的，而一切人定法都是對自然的破壞，也是最不公正和自私的。

　　所以說，莊子認為法律是無用的，甚至是在起一定的副作用，沒有法律，這個社會會更美好。

　　「醉翁」之意不在「酒」

　　莊子曾經說過，「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偷竊細微之物的小偷遭受刑殺，而盜竊整個國家的大盜卻成了掌握國家權柄的諸侯。

　　法律與刑罰對竊國大盜不但毫無約束力，反而成為他們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和維護其一己之利的工具。這樣的法律與刑罰是有害無益、荒謬絕倫的。莊子分析指出，人民犯罪是由於統治者實行暴政和徵發無度造成的；要防止犯罪，就必須取消法律與刑罰和一切違反「天道」的人為的行為規範。莊子對封建法與刑的抨擊，在當時卻很有針對性。

　　據史籍記載，商鞅之法刑及三族，在道路上揚起灰塵的人就得給臉上刺字；齊宣王時，齊國都城郊外有一處狩獵場縱橫四十里，專門為達官顯貴娛樂所用，而當時，齊國的刑法規定，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像這樣過於嚴厲的刑罰以及雙重標準地區別對待造成了極大地社會矛盾，莊子的上述言論，就是針對這種酷刑濫罰而發的。

　　莊子猛烈抨擊儒家、法家及各學派的法學主張，將法律、教化與軍事、音樂、禮制並列為「五末」，認為：「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同刑）名比詳，治之末也」。

　　莊子實際上是藉否定法律、道德來抨擊統治者利用法律、道德欺騙、愚弄、鎮壓人民的現實。從這點來看，莊子的法律思想還是有其積極因素的；但他將此推向極端，導致「法律無用論」，對後世也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中西自然法思想的異同

　　莊子的自然法思想的平等自由觀和西方資產階級古典自然法學派代表之一的盧梭的觀點有許多相似之處。

　　盧梭出身低下，一世窮困，終身未仕。他十分同情社會最底層的廣大人民，主張人性自然說。認為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是一律平等的。他在《民約論》一書中開宗明義「人是生而自由的」，而「沒有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因為在自然狀態下人類並沒有君王、臣子、富人，彼此一律平等。以此反證不平等是與自然本性相悖的。

　　莊子在論說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某些現象上是和盧梭一致的，但在消除不平等的途徑和手段上卻和盧梭的主張大相逕庭。

　　在盧梭看來，使人重新得到平等的途徑是找出一種理想的政治結合形式。在這種政治結合形式中，人類能獲得更高階段的平等和自由，這樣一種形式就是基於社會契約的實行法治的民主共和國。而當暴君蹂躪法律和人民時，使人重新得到平等的手段是以暴力反對暴力。

　　在莊子看來，消除不平，首先要根除人的情欲。因為人有所思，有所慮，才出現彼此、是非，物我只有「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談而無為，動而以天行」，即排除一切雜念，置七情六慾於度外，順任自然，無為以行，斷七情，絕六欲，超脫世俗之外，才能達到人類復歸平等自由的自然狀態。

　　莊子和盧梭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和時代背景，莊子的法律思想也無法和盧梭的理論比出個高低。雖然他們的思想基礎建立在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之上，但在抗議社會黑暗、幻想一個自由平等社會、尊重自然等方面有相似的趨向，他們都是東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先驅。

　　莊子思想的現代意義

　　莊子，一個時代的異人，在命定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與古代中國思想家自由觀完全不同的絕對的、個體的、精神的自由。

　　這種蔑視權勢、淡泊名利和脫離現實的「虛無」是《莊子》自由觀的表現形式；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精神自由，是《莊子》自由的最有價值的內容；而「坐忘」等消極方式，則是其達到精神自由的途徑。在封建社會形成的初期，《莊子》首先從思想上向這一剝削制度挑戰，在批判、揭露封建法制的罪惡和否定其理論依據方面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同時也標誌著中國古代個人意志的覺醒。

　　莊子的「反法律」給予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審視現代法律運行中的得與失。

　　現代法治社會的法律並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東西，相反的，既然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全民遵守的行為規範，而國家是全體社會成員依契約合意而建立的，那麼，法律的存在，源於民眾的意志，法律的靈魂條款，就應該是泥巴條款而不可能是帝王條款。

　　只有公眾對法律不再表現為畏懼或疏遠時，遵守法律並不是害怕懲罰而是出於內心的敬畏之情，才意味著真正的法治社會。中國法治化的進程，某個意義上也是法律去神聖化的過程。

　　法治要從我們每一個人做起

　　老子和莊子都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他們生活的時代，先於秦始皇，所以他們沒有總結出「失禮而後法」。

　　法律必須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一個沒有誠信的民族，有什麼前途可言呢？

　　一個沒有誠信的法官，會踐踏法律；一個沒有誠信的律師，會踐踏法律；一個沒有誠信的原告或被告，會踐踏法律；一個沒有誠信的監管者，也會踐踏法律；一個沒有誠信的立法者，還會踐踏法律。

　　法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最後的規則底線，而今天的我們卻總是喜歡去看看這法律的底線有多淺。很多人甚至不希望去了解法律、接近法律，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去深思。

　　現在的法律已經不僅僅是國家統治的工具，更是公民維護自己合法權利的有力護盾，法律智慧保護有心人，不會袒護那些漠視等待法律去救他的人，只有每一個人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正確認識法律的作用，法治才能真正地落到實處。

唯一提倡法治的儒學宗師

　　中國古代的歷史，自秦朝以來，基本就是儒家的發展史。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政策的實施，儒家開始正式作為封建帝國的官方哲學而流傳於世。儒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提倡人治，靠聖哲、賢人的力量感化眾生，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可就是這樣一個提倡人治的學派，竟然誕生出一個提倡法治的儒學宗師，他的思想學說，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是儒家先秦時期最負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此獨樹一幟而驚才艷絕的人物是誰呢？

　　「三進三出」的最牛校長

　　這個人我們多多少少聽過他的一些名頭，他叫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周朝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人，也就是今山西安澤人。戰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

　　荀子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後人對荀子爭議頗大，有的說他是孔門嫡傳，有的說他是儒門異端；有的說他是法家，是黃老思想家，有的說他是經師，是專制主義理論的祖師……

　　荀子之所以如此引人非議，在於他思想之駁雜。先秦諸子的思想傾向都很鮮明，學派歸屬一般不成問題。只有荀子是個例外，在他的統一的理論體系中融匯了不同學派的思想觀點。正是這種「海納百川」的學術氣象，奠定了荀子思想巨人的獨特地位。而他這種駁雜的思想來源，與他在稷下學宮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稷下學宮可謂中國最早的綜合性學術機構，齊國稷下之學正盛，齊王招集天下賢才而「尊寵之」。田驕、慎到、接子這些著名的學者，都齊聚齊國稷下學宮，號為列大夫，享受優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不治而議論，作書以刺世。荀子來稷下遊學，但他對諸子之事都有批評，認為「非先王之法」，當時的他已經五十歲了。

　　公元前二八六至前二八五年，齊王滅掉了宋國，荀子曾進行諫諍要重視德治，但當時剛取得軍事勝利，正在高興頭上的齊王怎麼會掃自己的興呢？荀子的主張當然不獲採納，於是失望的荀子就離開了齊國，結束了他第一段稷下學宮的生涯。

　　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將樂毅率燕、趙、韓、魏、秦王國之師攻齊，陷齊都臨淄。齊襄王復國後，吸取先王的教訓，又招集亡散的學士，重整稷下學宮，「修列大夫之缺」。這時，荀子在楚國，正逢秦將白起攻楚，陷郢燒夷陵，舉國大亂，楚人倉惶遷都於陳。

　　荀子在戰亂中離楚來齊，參加稷下學宮的恢復重建工作。由於田驕等老一輩的學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齊國，荀子憑他的學識和才德，在復辦的稷下學宮中「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可謂稷下學宮的領袖，成為稷下學宮有史以來最牛的校長。

　　一生漂泊，客死他鄉

　　齊襄王死後，荀子在齊國鬱鬱不得志，秦國於此時聘請他入秦，荀子遂離齊赴秦，對秦國的政治、軍事、民情風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進行了考察。他建議秦昭王重用儒士，「力術止、義術行」。秦昭王雖然口頭稱善，但他事實上正忙於兼併戰爭。所以，荀子的學說在秦國無法得到推廣，於是，荀子只好離開秦國而往遊他國。

　　後來，荀子到了趙國，曾在趙孝成王前與臨武君議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張，以「王兵」折服了臨武君的「詐兵」，使趙孝成王和臨武君都不得不稱「善」。但處於「爭於氣力」的當時，趙王「卒不能用」。於是，他只好離開家鄉而又回到齊國。

　　齊國這時齊王建在位，但朝政由齊襄王的皇后控制。荀子向齊相進言，論述齊國內外大勢，勸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並對「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的弊政進行了批評。

　　結果，正如《史記．孟荀列傳》所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子冷言進諫反而受到了讒言的攻擊，因此他在齊國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他轉而赴楚，正碰上楚滅魯新得蘭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為蘭陵令。

　　荀子在楚為蘭陵令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任職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進讒，於是，他只好離楚而回到趙國。在家邦，荀子這次得到了較高的禮遇。任他為「上卿」或「上客」。楚人聽到後，就勸諫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請孫子於趙」。荀子致信辭謝，對楚政多所批評。春申君深為後悔，又一再堅請。可能是為春申君的誠意所動，荀子又回到楚國，復任蘭陵令。

　　前二三八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死於政治鬥爭。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廢官居家於蘭陵。「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最後客死於蘭陵，結束了他短暫而又輝煌的傳奇人生。

　　「法律和道德一樣重要」

　　在春秋戰國的戰亂年代，學者們的觀點大多「非黑即白」：有的覺得道德至上，道德能讓統治更穩定和諧，如儒家；有的認為法律是萬能的，一切問題用法律都能得到圓滿地解決，如法家。

　　作為獨樹一幟的傳奇人物──荀子，一個儒家的「宗師級高手」，他思想最大的亮點就在於，在強調德治的同時，並沒有處於學派觀點的偏見，清晰地認識到法律可以彌補許多道德「管不到」的灰色地段，德治與法治應該放在同等的地位，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是他「隆禮重法」的著名思想。

　　「隆禮重法」，是荀子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而提出的新思想，這是基於人性惡的理論。他認為，人生來就有欲，「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有欲必有爭，因此人性是惡的。「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要發揮「禮義」的教化作用，藉以改造生來不良的人性，同時還要並用刑罰制服性情頑劣之人。他在性惡論的基礎上，把儒、法兩家對立的政治主張結合起來。

　　在國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禮」。荀子認為禮從區分與調節不同人的利欲關係中產生。在治禮的過程中，不能只顧及人的欲望，而要讓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在物質的增長和欲望的增長之間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來，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欲的無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間不免有衝突。為了確保公共秩序的正常運轉，禮的遵循不免要訴諸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為法。因此，荀子常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禮法並稱。在荀子那裡，禮是介於義和法之間的一個範疇。在義禮並稱時，禮多是指道德。

　　在禮和法並稱時，禮多指制度。荀子說禮是法之大分時，既是指禮為立法的原則，又是指禮作為原則的道德立場。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純屬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有一個道義問題；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禮的持守卻仍然使有學養的人們不至於沉落。荀子可以說是顧及現實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堅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也就是說，在禮法關係上，「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是法律制定的來源依據，法是對禮的必要補充。「寬猛相濟」，禮法結合，王道霸道並用，提示出維護統治秩序的真諦，既需要暴力的強制，更需要說教的教導。

　　將「霸道」與「王道」雜之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辯題，就是霸道為上，還是王道為上的問題。這也是儒家和法家爭鋒的焦點。「王道」是說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霸道」指以武力、刑法、權勢等統治天下的政策。

　　對禮法、王霸之爭，荀子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命題。

　　他認為，「王道」和「霸道」並不是不能兼容。由此提出了禮法並舉、王霸統一的主張。他認為「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禮以定倫」，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為用。只是法的特點表現為通過賞罰來維護等級秩序。

　　荀子畢竟是一位儒家的學者，他認為在禮與法的關係上，還是禮高於法，禮為法之大本。只講法治，不講禮治，百姓只是畏懼刑罰，一有機會仍會作亂。他把「法治」稱為「暴察之威」，「禮治」稱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極也不過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禮義為本，則法治就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了：「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會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也就是說，禮義是立法的精神，是立法的原則。如果人們愛好禮義，其行為就會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罰，百姓也能自然為善。總之，荀子的禮法兼施、王霸統一，是對禮法、王霸之爭的總結，開創了漢代儒法合流、法儒並用的先河。

　　思想光輝照古今

　　荀子「隆禮重法」的政治學說，對於維護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專制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

　　譚嗣同說：「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縱觀歷史，我們發現譚嗣同說的基本屬實，歷朝歷代的皇帝，雖然都尊崇儒學，但都基本沿用了荀子「隆禮重法」的主張。

　　事實上，漢王朝建立後，經過漢初黃老之學的盛行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至漢宣帝時，荀子「隆禮重法」的政治學說遂被確立為「霸王道雜之」的基本國策而延續下來，也被稱為「儒皮法骨」，就是外表包裝了層儒家思想，其實奉行的是法家學說。

　　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與法家文化互為表裡，以禮治與法治、王道與霸道兼施並舉，作為維護和鞏固封建政權的基本國策，這充分反映了荀子學說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深遠影響。

　　直到今天，「隆禮重法」的思想依然具有借鑑意義。我們從近代走到今天，打破了人治的尊崇，實現了法治的普及。雖然現狀依然不容樂觀，很多人對法律依然存在誤解，但我們需要警醒的是，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法律並不是萬能的，我們不能從一個「人治」的極端，又走向一個「法治」的極端。

讓秦始皇瘋狂崇拜的法家牛人

　　說起秦始皇，掃滅六國，一統天下，千古功過，任人評說。從偏安一隅的諸侯，到混一宇內的偉大帝國，真可謂完成了前無古人的世紀偉業。

　　能讓秦始皇崇拜的牛人

　　秦國能統一天下，離不開秦始皇嬴政本人的雄才大略。但是，作為一個生於侯庭大院、長於婦人之手的公子哥，最後成為殺伐果斷、統一中國的「始皇帝」，他憑藉的，不僅是秦國強大的軍隊，還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吸收了各種先進科學的學說，這些都成為他最後能夠統一中國的思想根源，而其中有一種學說對他的影響最為深刻，甚至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也對這種學說的開創者推崇備至，可謂真心的「鐵桿頭號粉絲」。

　　公元前二三四年，秦王嬴政看到了他的大臣李斯獻上的一本巨著，見其文而讚歎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是什麼人竟然有如此魅力，他的著作竟然能引得始皇帝能生出「能一起遊玩就死而無憾」的感慨呢？

　　「結巴」的雄辯者

　　這個人名叫韓非，戰國晚期韓國人，韓王室諸公子之一，他以前是李斯的同學，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

　　韓非子口吃，雖然不善言談，但是善於著述。韓非與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子博學多能，才學超人，思維敏捷，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子寫起文章來氣勢逼人，堪稱當時的大手筆。凡是讀過他的文章的人，幾乎沒有不佩服他的才學的。

　　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認為是陰謀學家，韓非的著作一大部分是關於陰謀的。

　　韓國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身為韓國公子，目睹韓國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採納。這使他非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於時的憤懣。

　　鐵桿粉絲的瘋狂追星

　　韓非的書流傳到秦國，由老同學李斯獻給了年輕有為的秦王嬴政。嬴政博覽群書，可是沒有一部書能給他如此說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

　　作為一個玩弄政治的行家裡手，看到《韓非子》的嬴政大有一種「吾道不孤」的感覺。

　　嬴政大體廓清了《韓非子》概貌，一時萬般感慨。通過多年政治鬥爭練就的「火眼金睛」，年輕的秦王認定，《韓非子》無疑將成為傳之千古的法家巨作。這部新派法家大書前所未有地博大淵深，初讀之下難以揣摩其精華所在，精讀之後方能領略其堅不可摧。特別是將法家法、術、勢熔於一爐而重新構築出一個宏大的法家學陣。

　　對於以商鞅為軸心的法治派，《韓非子》一如《商君書》明晰堅定，除了更為具體，倒看不出有何新創。這一點，很令景仰商鞅的秦王欣慰，認定韓非是繼商鞅之後最大的法家正宗。很多自己想到了的，書中說得很明白，很多還沒有想到的，《韓非子》為秦王的思緒指明了道路。一時之間，一種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感慨道：「這輩子如果能和他一起遊玩，人生都沒有什麼遺憾了。」

　　嬴政畢竟不是一般人，想到就要付諸行動。於是，史上最「興師動眾」的追星行動開始了。

　　霸氣外露的秦王為了能見到「偶像」，虎軀一震，秦國軍隊頓時雲集秦韓邊界，下達了最後通牒：「交出韓非，或者戰爭！」

　　韓國君臣登時就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七雄之末」如何抵擋秦國日益強盛的兵鋒？於是乖乖地交出韓非，為了兩國之間的「和諧」，派他出使秦國，其實就是作為人質。這樣，秦王也就圓了他的「追星夢」了。

　　受人崇拜的優質內涵

　　韓非能讓秦王如此推崇備至，自然有他的過人之處。

　　牛頓曾經說過：「我之所以能取得現在的成就，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韓非同樣也如此，韓非站在春秋戰國法家先賢的肩膀上，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體。

　　韓非認為，「法」與「術」兩者缺一不可，都是國君進行統治的手段。他認為商鞅注重法，使秦國「國富兵強」。但是不懂得國君使用「術」的重要，沒有「術」來察知臣下的不軌行為，因此國家雖然富強，只是增加了大臣的財富和勢力。

　　申不害注重「術」，而「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也就是說，他不長於法，不注意統一法令，因而引起了社會混亂。所以，韓非批評商鞅、申不害說：「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

　　韓非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的論點。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法家對「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思潮的有力回擊，倡導人與人面對法律都是平等的。

　　人生下來就欠收拾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說起這些思想的來源，他的這些思想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荀子「性惡論」思想，他的「法治」，對付的是人惡性的一面，因為他認為人性本惡，所以就需要去規範。

　　而他的這些思想，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人君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德」二手，便民眾畏威而歸利。

　　王圖霸業自此始

　　綜上所述，韓非綜合了法家三大思想，以商鞅的法治理論為起點，吸收了慎到的勢治，申不害的術論，並把三者融為一體，建立了一個法、術、勢三者結合的君主專制理論。不僅如此，他還對其政治理論進行了哲學上的論證，從世界觀、歷史觀、人性論上為其學說找到了理論根據，他吸收和改造了老子的辯證法和荀子的唯物主義，發展了性惡論。

　　他的政治理論，實際上為秦統一天下，實行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做了理論上的準備，成為此後中國封建主義政治體制的指導思想。就其主體而言，它實是一部主要論述君主如何才能管好臣民、穩坐江山、富國強兵乃至稱王稱霸的「帝王之學」。

　　這些帝王之學可謂撥開了嬴政心中的迷霧，嬴政這些年所做的，不就是《韓非子》中所說的那樣嗎？而且韓非的學說更加系統，更加科學，更加先進。如此學說，自然被嬴政奉為治國的法寶。韓非本人自然也受到「始皇帝」的瘋狂崇拜了。

　　具有國際影響的帝王學說

　　自秦始皇運用韓非的學說一統天下後，韓非的治國思想成為歷代達官貴人、公子王孫、王儲君主秘藏的必讀之書，對歷代君王和近現代政治家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毛澤東在讀史時經常提到韓非子，他的一些重理論著作中的某些觀點亦發端於韓非子，譬如著名的《矛盾論》、「陽謀」等。

　　在各國的學者中，人們往往將《韓非子》與另一個號稱影響西方歷史進程的十大名著之一，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一譯《君王論》）相對比。眾多的漢學者普遍認為，《君主論》與《韓非子》相比，《君主論》無論是從政治學上，還是從文化意義都遠遠比不上《韓非子》。可以說，《韓非子》是韓非獻給帝王的統治術。

　　可惜的是，《韓非子》之命運，與韓非本人的悲劇命運如出一轍：在一個以求變圖存為主流的時代，在變革家手中，它是焚燬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闊守成的保守時代，在陰謀家眼中，它是權術之道的猙獰利爪。用之於變革大業，《韓非子》是開山利斧。用之於權術陰謀，《韓非子》是一劑鶴頂紅！

　　韓非其人其書，被銳意進取者們一代又一代地揣摩著、發揮著，被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們一代又一代地詛咒著、謾罵著，不能以公法滅其學，則必以口誅筆伐追誣其人，追誅其心。但是，不管如何咒罵，《韓非子》始終都是揭示權力場變革法則的歷史鏡鑑，當道者盡可以公然反對，然卻不得不悄悄地按照其法則運行。

　　亡也秦王，興也始皇

　　在秦王的想像中，韓非應該是一個羽扇輕搖、滿腹經綸的俊逸名士。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見到韓非期期艾艾、說話不利索的真實形象時，頓時偶像的形象如從雲端跌入低谷。

　　雖然對偶像的外觀很失望，但秦王看重的是韓非的才華，對韓非還是予以重任，但是這種信任反而害了他的「偶像」。

　　雖然韓非的到來是李斯出謀劃策。但是李斯很忌妒韓非，因為韓非的到來威脅到了他的地位。

　　在秦國東進戰略中，韓非一力主張先對付較為強大的趙國，然後再對付韓國。這一主張正好與秦王本人的想法背道而馳，秦王有些不悅。李斯看到了這點，於是對秦王說：「韓非是韓國公子，最終都要為本國利益著想。現在您不用他，又讓他在秦國長期逗留再回去，這不啻是自留後患啊，還不如將他除掉。」

　　秦王認為李斯說得有理，便把韓非交司法官吏治罪。李斯又派人送毒藥給韓非，讓他及早自殺。不久秦王有些後悔，派人去赦免韓非，可是韓非已經死了。

　　雖然韓非被秦王殺死了，但是他的思想卻被秦王完整地繼承了下來，並且身體力行，運用這種思想一統天下，從此，他的思想成為歷朝歷代皇帝的必修課。

　　韓非的身體被秦王殺死了，但他的思想卻被始皇發揚光大，倘若韓非泉下有知，不知該是哭，還是笑？歷史總是有一些惡趣味，讓今天的我們瞭解其中的奧妙，領略歷史的獨特魅力。

最早反對祖宗之法的青年學者

　　看過有關宋朝、明朝或清朝政治題材的歷史劇，我們或多或少都聽過一句話，叫：「祖宗之法不可改！」這往往是守舊派為了反對改革者進行變法時，提出的最強論調，這與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有關。

　　崇拜祖先那是老傳統啦

　　「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後世帝王對其開國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態，也力圖總結並繼承他們的治道家法。在家國同構的封建政體下，家法族規作為「準法律規範」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形成家法補充國法、國法混同家法的獨有的歷史現象。

　　我國從原始氏族社會開始，就流行「祖先崇拜」，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這種思想留下了許多足跡：從春秋時期的孔子開始，他提出「克己復禮」，恢復的就是「周禮」，而孔子崇拜的，是著名的周公旦；到後來歷史上的不少變法，打的旗號就是「托古改制」，其實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種模式。

　　這種思想發展到極致，就成了「祖宗之法」，一個王朝的開國皇帝為了使自己制定的制度能夠長久維持下去，不讓子孫後代胡搞，就定下了一個大原則，叫「祖宗之法不可改」，把話先說絕，認為這樣他所建立的帝國就能長治久安了。

　　可是，「祖宗」已經作古，他制定的「成法」也經不住時間的打磨，世事變遷，滄海桑田，當初的「良法」過了幾十年說不定會變成「惡法」。但是，「祖宗們」不只說了這麼一句話，還制定了相應的法律，非議「祖宗之法」者，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即使有「祖宗之法不可改」的禁令，但也擋不住智者對於真理的追求。有一位年輕的學者，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漢朝初期，就提出了一種思想，堅持與時俱進，可謂是反對「祖宗之法」的第一人。

　　閃耀一時的政壇新星

　　這個人，我們在課本上曾學習過他的文章，文章名為《過秦論》，他就是賈誼。

　　賈誼，漢族，洛陽人，也就是今河南省洛陽市。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法學家。

　　年輕的賈誼由他的老師河南郡守吳公推薦，二十餘歲被文帝召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為太中大夫。年輕的他一時成為政壇上最閃耀的明星，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得漢文帝的賞識。

　　但是，這些改革措施觸動了大批老臣們的利益，同時年輕就得居高位更是招致許多人的嫉妒，尤其是得罪了漢文帝的寵臣鄧通。於是，外有大臣攻擊，內有鄧通進讒，內外夾攻，使賈誼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負，連在西漢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沒有了。其結果是，賈誼被貶出京師，到長沙國去當長沙王的太傅。

　　長沙國地處南方，離京師長安有數千里之遙。當時交通不發達，長途跋涉，歷盡千辛萬苦，自不必說。更使賈誼難受的，是心中的悲憤。他有滿肚子的學問，心中有遠大的抱負，本想輔佐文帝幹一番大事業。如今受讒被貶，受到這樣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獨和失望。

　　居安思危的「盛世」明白人

　　雖然賈誼所處的時代，正是後來史家稱頌的「文景之治」的輝煌時代。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各種新的社會矛盾也正逐漸暴露出來並日益突出。

　　漢文帝時，諸侯王割據勢力同漢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劉邦在世時，封了九個同姓王，這九個王封地面積的總和，超過了漢中央政府直接統治的地域，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這些諸侯王都有徵集軍隊、徵收賦稅、鑄造錢幣、任免官吏的特權。他們是地方軍閥勢力在漢初政權中的代表，他們大都和高層貴族相勾結。他們利用封國的「合法」身份，招降納叛，培植黨羽，網羅孔孟之徒，無視中央權威，妄圖篡位奪權，嚴重地威脅著漢初的中央集權制。

　　賈誼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指出漢中央和諸侯王的關係，就像一個人得了手足腫脹病一樣，小腿腫得像腰粗，手指腫得像大腿，平坐著不能伸屈，一二個指頭抽搐，全身則跟著疼痛，若不抓緊解決，必為難治之症。

　　可惜的是，西漢當時一般的臣吏只是頌揚文帝的順治功德，忽視或有意忽略當時已出現的以上社會矛盾，最後賈誼只能抱著遺憾離開人世了。

　　時勢是在不斷變化的

　　賈誼面對當時貌似「和諧」的政治形勢，進行強烈的抨擊。首先就是反對由漢朝建國以來確立的「祖宗之法」──黃老之學。

　　他認為正是黃老之學長期過於放鬆的治國理念，導致地方權力做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漢初統治者所採取的黃老「無為而治」思想進行的統治，此時已不能適應這種緊迫形勢。

　　為了論證他的思想，他提出了「變法因時」的思想。在總結秦王朝二世滅亡教訓的基礎上，得出了關於秦亡的重要結論：「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認為，奪天下是攻，需要暴力；治天下是守，需要非暴力。君主奪取天下以後，「進取之時去矣，併兼之勢過矣」，但秦王朝仍襲舊制，守著「祖宗之法」，沒有與時俱進，也就是說，秦王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它用打天下的方法來治天下。因此，秦不可能不走向傾覆。

　　賈誼在當時總結秦亡的教訓，其目的在於為西漢的統治者提供施政借鑑，不要再犯秦王朝曾犯過的悲劇性錯誤。

　　賈誼清楚地認識到法律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適應時勢的變遷。黃老之學鑄就了漢帝國「文景之治」的輝煌，卻也埋下了地方割據的禍根，賈誼認為，不應該抱著「黃老之學」不放，而應創造出適合時代需要的法律制度。

　　與時俱進，才能開拓創新

　　雖然賈誼一直不認為自己是個法學家，但是我認為它卻貫徹了法家思想最精華的一部分。

　　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什麼呢？它不是「法治」，也不是「術勢」，而是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韓非的「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說得明白一點，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

　　《五蠹》還有一句話：「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無論是上古施行仁義，還是中古追逐謀略，或是當今注重強力，這都是不錯的，因為這些措施都是適應了各自時代特點，都是符合當時時代的要求的。

　　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過程中和鞏固國家政權的建國初期，仍然堅持採用一些弱民、防民的嚴刑峻法措施也是必須的，但是畢竟「馬上得天下，安能馬上治天下」？而此時秦始皇仍然奉行嚴酷殘暴的統治，還死抱著自以為是的法家思想，而不知他已完全背離了法家思想的核心而變得頑固守舊了。

　　漢朝的情況同樣也是如此，長期自由放鬆的經濟政策的背後，是地方軍閥的崛起，時局的發展印證了賈誼的預言，後來漢武帝的諸多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或多或少地運用了賈誼的思想，賈誼雖然活著沒有見到自己的思想成為治國方略，但我相信他九泉之下也是可以瞑目的。

　　治國方略「禮」為先

　　雖然秦朝滅亡了，但它依法治國的思想依然深深鐫刻在這片曾經統治的土地中。但是，法律畢竟是種剛性的統治秩序，許多領域法律無法涉足，比如道德，等等。只靠法律來治理國家，會產生很多問題。

　　賈誼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來自道德的力量，具體的形式，就是奉行儒家的學說。因此，他提出「禮」是治國之本，提倡德教化民，相比較起刑罰，用一種柔和的方式更容易讓民眾接受。

　　同時，「道德」的力量是可以在行為形成前就積極預防，實施治理的時空環境寬裕，工作可以全面設計、系統實施，不像刑罰那樣只能在行為形成、產生之後才開始運行，管控方很難主動、全面、系統實施因而十分被動。

　　並且德教化民是實施與行為發生之前，行為者個人、管控方、社會都不會受到這些不應當發生的行為的拖累、糾纏和耗費，比滯後實施的刑罰給個人、管控方、社會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

　　除了行之以禮之外，賈誼也注重法，他認為禮與法各有不同的作用，「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意即「禮」的作用是在行為發生之前，把罪惡消滅在萌芽狀態，也就是阻止人們犯罪，「法」是在行為發生後給予懲罰，從而使人們畏法而不敢再犯。

　　軟硬兼施方為上

　　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法制權勢比禮義更為重要，「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而澤之，故德佈而天下有慕志。」只有掌握了「權勢法制」，才能談行仁義的問題。這就是說，權力是實行政策的前提，沒有權勢，仁義只能流於空談。

　　可見，賈誼很看重「法」的作用。賈誼的主張是，治國不是不要刑罰，但應約法省刑；刑法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以禮義為主，即把「禮義」作為治國安民的主要手段，「禮」制約不住時再制之以「法」。

　　賈誼同時也說明了德教化民的缺陷，德治的作用不具體、不直接、不及時，因此，往往在個人、管控方、社會三個方面都不容易得到承認，更難以高度重視，因而會有操作不到位因而效果更差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德教化民的同時，也必須要堅持刑罰懲戒的功能，必須實現兩者有主有輔卻相輔相成。

　　賈誼的這些思想主張將「禮」與「法」相結合，禮法並用，可謂傳承了荀子「隆禮重法」的思想。後來，漢武帝正是遵循了他的思想，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依然沒有放棄法家的主張，實行一種「儒皮法骨」的治國方略，到東漢形成了「霸道」與「王道」雜之的統治思想。

　　早亡的「先知」

　　公元前一六八年，賈誼在憂鬱中死去，當時他才三十三歲。

　　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了的；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碌的公卿們所不能比擬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說的：「一時謀議略實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賈誼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景帝劉啟時，晁錯提出「削藩」政策，是賈誼主張的繼續；景帝三年吳楚七國之亂，證明了賈誼對諸侯王的分析的正確性；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之後，漢王朝就乘機削弱地方諸侯王的力量，使他們僅得租稅，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國的權力。

　　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時候，頒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許諸侯王將其封地分為若干塊，分給自己的子弟，從而實際上分散和削弱了諸侯王的力量，這更是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的全面實行了。

　　賈誼關於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統一鑄錢的主張，漢武帝時也實行了。漢武帝還進行了對匈奴的戰爭，拋棄了賈誼引為恥辱的和親政策，受到打擊的匈奴從此一蹶不振。賈誼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作出了如此傑出的貢獻，使漢武帝十分感念，為了紀念他，就提拔了他的兩個孫子為郡守。

　　這位反對「祖宗之法」的學者最後還是取得了勝利，打倒了盛行一時的「黃老之學」，為漢帝國迎來了新生。由此可見，權力的強制力並不能阻擋人對真理的追求，直到今天，歷史的車輪依然在滾滾向前。

第一個用儒家經典判案的法官

　　當今世界的法律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分，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承不承認司法判例的法律效力，即以前判過的案子能不能像法律一樣，後世的法官可以參照案例的刑罰適用進行宣判，於是，判例成為一個特殊的法律淵源，和明文的法律條文一樣，具有同等的地位。

　　大陸法系是不承認判例的司法效力，它只認制定出來的法律條文。而以上所述卻是英美法系的重要特徵，所以英美法系又被稱為是「判例法」。

　　由此聯想到我國古代的判案方法，說起來竟與英美法系的特徵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我國古代的法官在判案時，遵循的不是基於法律條文產生的判例，而是先秦時期的儒家經典。法官們往往根據儒家經典中的片言隻語定罪量刑，成為中華法系的一大特色。

　　這種方式成為古代法官判案最重要的司法原則，而他的發明者也因此名垂青史，他的光輝不只閃耀在法律的領域，更是照亮了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天空。

　　博學多才的鴻儒大家

　　董仲舒，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漢族，漢廣川郡，也就是今河北省景縣人。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這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

　　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世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

　　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

　　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學之路的。

　　董仲舒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一直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

　　《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

　　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佔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局面，就像當初的周公制禮一樣，構建出屬於大漢王朝的和諧社會。

　　給皇帝頭上戴個金箍

　　董仲舒的發跡，來源於他為漢武帝獻上的「天人三策」。這「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繼承了先秦的天命思想，又汲取了陰陽五行的理論，創造的「天人合一」的神學體系。

　　這種神學體系的價值，不僅在於說明宗法禮制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於論證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的神聖性，通過這種「神聖」，董仲舒為至高無上的皇帝頭上戴上了金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王的胡作非為。

　　與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和荀子「天人相分」的理論不同，董仲舒提出了最高精神本體──「天」的學說。

　　「天」是董仲舒的神學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最高範疇，也是他的思想體系的基礎。董仲舒繼承了殷周人格化的「天」，吸收了思孟學派的「天人合一」的觀點，還利用和發展了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創造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系統地論證了「君權神授」的問題，滿足了漢武帝的政治需要。

　　在董仲舒看來，天是有意志的、至高無上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自然界的變化，四時的運行，都是天的有意志的行為，比如天有木、火、土、金、水五行，它們分別對應了自然界春、夏、季夏、秋、冬的季節變化，也分別象徵著生、長、養、收、藏這五種現象與人類活動。由於天和人相類相通，所以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也能感應天。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有著兩種不同的含義。

　　首先，這種「天人感應」要求君主「法天而立道」，對於人民不僅要有「威勢」，也要重視「教化」，積善累德。這樣，天下人就會視之若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就會有各種祥瑞的事件發生，這就是所謂「天瑞說」。

　　其次，倘若君主逆天，不行德政，就會激起天的震怒，出現各種災異現象如水旱災、火災、蟲災、地震、日月蝕等，以示天對國君的譴告和懲罰，這叫「天譴說」。

　　董仲舒的「災異譴告」說實際上是先秦「天罰」論的翻版。不過它的現實意義更明顯，它告訴君主，天對君主行為的好壞都會有所表示，如果謹慎地按照「天意」行事，就可以防民作亂；如果違反「天意」，恣意妄為，就要受到天的懲罰。這種理論警告國君要約束自己的行為，就像給皇帝頭上戴了個「金箍」。

　　思想統一，是為了法律的統一

　　董仲舒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不是他的「天人三策」，而是說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很多人認為這一政策埋葬了多少優秀思想，用極端手段斷送了其他學說生存的土壤，是中華文化史上的災難，簡直就是儒家版的「焚書坑儒」。

　　漢武帝和董仲舒這麼做有他們自己的道理所在。他們都看到了當時社會上的「亂象」，人心紊亂，思緒不定，社會持續動盪，武帝時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但政治上的大一統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統才能長期維繫下去。

　　於是，漢武帝要穩定的統治秩序，董仲舒要統一各方的學術觀點，為構建大漢「和諧社會」鋪路，兩者一拍即合，「新焚書坑儒」就此上演。

　　其實，董仲舒不僅提出了要統一思想，獨尊儒術，禁止其他的學說和思想；更重要的是，通過統一思想，進一步統一國民對法律的認知。

　　首先，董仲舒強調法律思想必須統一，這樣才能「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法律思想統一的前提是「邪辟之說滅息」，奉儒家學說為尊，畢竟董仲舒是吃儒家這碗飯的，不能把飯碗砸了。所以，這裡要統一的法律思想是儒家的法律思想，而不是其他學說的法律思想。

　　隨後，董仲舒闡述了統一法律思想的重要性。他認為，在「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情況下，會出現「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的局面。儒家學說的確立，使儒家的法律思想的地位同時確立，儒家的法律思想要求避免不確定的、常變的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常變，會形成「民不知所從，下不知所守」的局面。據此，董仲舒所主張的是國家要有確定不變的法律。確定不變的法律制度的前提是法律思想的統一性，它對鞏固國家的統治、穩定社會、安定民心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然後，董仲舒認為法律必須明示於天下，這樣才能做到「民知所從」、「下知所守」，起到安定社會和維護統治的作用。神秘的、不公開的、少數人掌握的法律對國家的統治副作用極大。董仲舒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將它作為治國方略提出，這也成為儒家法律思想的一個特點。

　　當法官得多看看《春秋》

　　董仲舒開判案風氣之先，成為漢朝以後法官判案方式的典範，他的判案方式被稱為「春秋決獄」。

　　所謂「春秋決獄」，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其中所載的事例、判例作為分析案情、定罪量刑的依據。要求將《春秋》大義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經義作為裁判的依據；凡是法律條文與儒家經義相違背的，則儒家經義具有高於現行法律的效力。

　　可以說，「春秋決獄」，是以儒家思想指導司法審判，把儒家經典法律化的一種表現形式。董仲舒是引經斷獄，把儒家經義應用於法律的第一人。

　　《春秋》決獄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了儒家的刑罰思想已隨意識形態領域的「獨尊儒術」而取得正統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漢中期封建法制還不夠成熟和完備，「三綱五常」所體現的封建宗法等級原則尚未具體化為法律規範，因而在綱常原則與司法實際之間還存在不少矛盾，需要用經義決獄的方式予以調整。董仲舒身體力行，積極參與了《春秋》決獄的實踐，直到老病家居以後，漢武帝還常派廷尉張湯到他家「問其得失」，他「動以經對」，並作《春秋決獄》，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判例法專著。

　　《春秋決獄》共收錄典型判例二百三十二事，但該書已失傳，其他史籍保存了少量的春秋決獄案件。

　　從這些案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法官在判案時，是根據案件的事實，追究犯罪人的動機來斷案。如果他的動機是好的，那麼一般要從輕處理，甚至可以免罪。如果動機是邪惡的，即使有好的結果，也要受到嚴厲的懲罰，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處罰。首犯要從重處罰。這是「春秋決獄」中最重要的司法原則，被稱為「原心定罪」。

　　舉一《春秋決獄》中的案例可以具體說明：父親和別人因口角發生鬥毆，對方用刀刺父親，兒子拿棍子相救，結果誤傷了父親。兒子為幫父親打架，誤傷了父親。

　　兒子的本意是為了救父親，如果機械地引用漢律的「毆父者當梟首」規定處理，將兒子處死，太有違情理。董仲舒依據《春秋》經義認為：「父子至親」，兒子眼見父親生命受到威脅，出於孝心持杖救助，其主觀動機不是故意傷害父親，故不能處以死刑。相反，依據「原心定罪」的原則和儒家經義，應無罪免刑。

　　從以上幾個案例可以看出，董仲舒在處理具體案件時，不是按照法家偏重於客觀歸罪的定罪量刑標準，而是從客觀事實出發，遵照儒家精神，推究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動機、目的、故意與過失等），在綜合權衡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的基礎上，裁量刑罰。如果行為人出於善的動機，而其行為雖然導致了危害性的後果，但可以減輕處罰或免予處罰，從實際出發，根據《春秋》精神，比較恰當地處理案件。

　　古代司法界的「潛規則」

　　兩漢「春秋決獄」最盛行，但僅是政治、司法慣例，尚未形成法律制度。漢武帝時，儒家理論成為國家的政治法律指導思想，因統治者的提倡，又因依秦律而制定的漢律與儒家精神的諸多衝突，故以董仲舒為始，「春秋決獄」逐步形成風氣。司法官以經義為依據判決，被告及其親友也以經義進行辯護。

　　雖然如此，兩漢時期的「春秋決獄」僅僅是一種政治和司法上的慣例，尚未形成法律制度。因為從現有的史料中尚未發現關於「引經決疑」或者「春秋決獄」直接的法律規定，只是統治階層提倡或認可，在政治、法律領域流行而已。

　　由此可見，「春秋決獄」這一中國最早的判例法傳統，其實一直只是司法界的「潛規則」，只是具有實際的法律效力而已。

　　作為法律不完善時期的特殊產物，「春秋決獄」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在「春秋決獄」的同時，漢以後的各王朝通過頻繁的立法活動，將儒家的精神不斷地滲入封建法律之中去，到唐代，禮與法完全融合在一起，達到「禮法合一」的程度。因法律已體現了儒家的精神，「引律決獄」與「春秋決獄」已沒有什麼區別，「春秋決獄」因沒有必要而不再流行，所以，至唐代，春秋決獄基本結束。

　　「判例法」傳統的影響

　　今天看來，像「春秋決獄」這樣，法官判案不看法條而去看幾本有關哲學的名著，根據上面的話來判案，想想挺荒唐的。但是，根據原心定罪的原則細看案例，的確有它的道理所在，要不也不會成為兩千多年法官判案的傳統了。

　　不可否認，「春秋決獄」在當時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引經決獄是漢代儒生實現其公平正義之社會理想的一個途徑。另一方面，「春秋決獄」同時彌補了制定法的滯後和不足，在當時法律、法規都還不健全的情況下，依據儒家經義使案件得以妥善處理。此外，「春秋決獄」也為當時已經甚為酷烈的司法實踐注入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嚴刑峻法的弊端。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春秋決獄」這種方式也有其自身的缺陷：

　　首先，因為儒家的經典並非法律，它不具有法律條文的規範性和確定性，其簡約的文字和深奧的含義常使人作出不同的解釋，而且司法官也不可能完全通曉儒家經典。

　　其次，董仲舒在引經決獄中確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則，即使對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極具破壞力的。這項原則賦予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權，尤其是該原則運用到極端之後，「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這就必然給不法之吏舞文弄法、上下齊手提供條件，從而帶來司法的隨意性，容易導致「罪同而論異」的嚴重後果。這正是「所欲活，則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的司法腐敗現象。

　　最後，在引經決獄的過程中，用封建正統的世界觀任意改變法律的規定，以致引經破律，從而使本來就不穩定的法律進一步失去應有的嚴肅性、公正性和權威性，法律最後就成了擺設。另外，「春秋決獄」使儒家思想中許多消極因素得以擴張，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對人們思想的控制。

　　這些嚴重後果歸結起來就一句話，法治沉淪於人治，司法處處是人情。這其中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有太多給人鑽空子的空間，在中國這樣重人情的社會尤為明顯，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法律體系不採納英美法系的重要原因。

　　「春秋決獄」以儒家思想作為法律上定罪量刑的依據，在融合了儒家、法家等諸多思想主張，確立了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標誌的同時，也因其判案的主觀性強，司法官員經常以自己的個人好惡任意定罪，擴大了法律的隨意性和任意性，背離了法律的公正性、正義性的要求。

　　當代的法治建設在借鑑吸收傳統法律思想精華的同時，必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完備的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按照法律的要求規範法律技術和完善法律實踐。

逆天而行的法家狂人

　　曹操因《三國演義》飛入了千家萬戶，千秋事跡任人評說，隨著今天我們對史料的進一步解讀，又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浮現於當今的學術界，為我們的茶餘飯後增添了許多談資。

　　儒法兩家摻和著玩

　　假如有人問：「曹操的思想屬於哪一家？」一般人大多會回答：法家。

　　這也難怪，曹操崇尚嚴刑峻法，因此，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法家，曹操的思想應該是以法家思想為主也不足為怪。但是，在逐漸深入瞭解到魏武帝曹操的具體事跡中的細節後，發現不少有趣的事情，值得今天的我們對曹操姓「儒」還是姓「法」進行一些新的探討。

　　早期的曹操「任俠放蕩」，喜歡當一名「遊俠」，同時代的袁紹、張邈等許多人也如此。這個時期應該說法家思想對曹操影響並不深，因為韓非子對遊俠一類人是排斥的，包括在他「重本抑末」的思想裡。

　　隨著他「舉孝廉為郎」，開始進入官場後，法家思想在他的行動中初見端倪，如棒殺蹇碩之叔，整治貪官污吏。後來有一段時間，曹操「托疾病，輒告歸鄉里」，其原因便是因為「權臣專朝，貴戚橫恣」，突然讓我想起孔子說的「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政府腐敗無能，就捲鋪蓋回家吧！

　　由此比照，可見曹操思想中受儒家影響不小。

　　學儒家，先把學習搞上去

　　建安八年五月，曹操頒佈的《修學令》，表明了他要實施以禮教化民眾的決心，這與曹操的一位謀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位謀士，叫袁渙。

　　袁渙初歸曹操，便對曹操說：「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提倡以道德仁義教化民眾，曹操深納其言。袁渙歸曹操是建安三年呂布覆滅之後的事，可見曹操最遲在這個時候就有實施以禮教民的想法，大概由於戰事頻繁所以沒有出台具體政令。

　　魏國建國初，曹操升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袁渙又上言曹操：「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曹操「善其言」。其治下，劉馥於揚州「聚諸生，立學校」；杜畿在河東「親自執經教授」；楊俊治南陽「宣德教，立學校」。因此可見，曹操並非在說空話，而是有實際行動的。

　　以禮教民，以德化民是儒家一貫的主張。觀先秦幾位大儒，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孟子有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荀子亦云「勸教化，趨孝弟」。至漢代董仲舒也認為「教，政之本也」，主張君主應該「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由此觀之，以禮教民的政策體現了曹操儒家思想的一面。

　　仁教之中不忘法家「本色」

　　在實施以禮教民政策的同時，曹操同樣不忘推行他崇尚的嚴刑峻法。首先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制新科下州郡」，何夔上言曹操：自從喪亂以來，人民流離失所，現在雖然稍稍安定，但是歸服教化的時間很短。所下達的新法令，都是用嚴明的刑罰來整飭法令，統一國家的教化。我所管轄的六縣，轄界剛剛劃定，加上鬧饑荒，如果一律用法律禁令來整治，恐怕會有不服從教化的人。有不服從教化的人就不得不誅殺，那麼就不是觀察民情設立教化順應時勢的意圖了。

　　古代帝王把京都以外的地區劃分為九等徵收賦稅來區別遠近，制定三種輕重不同的刑法來平定治理社會混亂的局面，我的愚見認為這個郡應該遵從邊遠地區、新封王國的法律，這裡的民間小事，派主管官員臨時根據情況靈活處理，對上不違背公正的法度，對下順應百姓的心願。等過了三年，老百姓安居樂業，然後用法令整治他們，那麼就沒有什麼地方行不通了。

　　曹操聽從了何夔的建議，將新科推廣至治下各縣。不僅如此，曹操還將教刑結合，曹操曾對高柔下令說過：「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表明了曹操實施教刑結合的思想。

　　王修治魏郡時，「明賞罰」；蘇則在金城設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等等。足以說明曹操崇尚的法治也在其治下各縣得到實施。

　　此外，曹操甚至「議復肉刑」，並且得到陳群、鍾繇的贊同，但由於王朗等眾多參與議會者反對，加上軍事繁多，暫且罷議。

　　教刑結合的思想來源於董仲舒「德主刑輔」的思想，只不過在社會動盪的背景下，曹操必須採取「德刑並重」方能更好地治理其轄下郡縣。

　　儒法皆施抑制土地兼併

　　曹操的另一土地政策是抑制土地兼併，其中最有名的政令莫過於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頒佈的《抑兼併令》。

　　土地兼併一直是王朝興衰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先秦的儒學大家孔子說過：「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然而，孔子卻沒有明確的抑制土地兼併的主張。之後的孟子、荀子也沒有明確的抑制土地兼併的主張。商鞅、韓非子等法家流傳於後世的相關著作，皆主張重農抑商，但對於抑制土地兼併的思想的敘述則很少。

　　直到西漢孝景帝時期，開始出現「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併兼」，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武帝時期，董仲舒上言請求「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併之路」。儒家有比較明確的抑制土地兼併的思想主張，大約始於此。以此觀之，曹操抑制土地兼併的思想直接來源於董仲舒的思想，而董仲舒的儒學是包含了一些道家、法家思想在內的新儒學，畢竟要抑制土地兼併光靠德治是不行的，更需要有法治作後台，這也就是所謂的「陽儒陰法」，也因此曹操抑制土地兼併的指導思想是儒家思想，行政手段則體現法家思想。

　　儒家思想主張「德主刑輔」，而法家思想則主張「刑主德輔」，曹操則取了平衡點。

　　唯才是舉顯「儒法合流」之思想

　　曹操的用人思想十分著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唯才是舉」。

　　儒家是非常重視道德的一個學派，所以當時有「才能」跟「性格」可不可以分開的爭論，儒家說不能分開，儒家賢能這個「賢」字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好人，另一方面是能幹的人。儒家認為，一個能幹的人沒品德的話，越能幹，越會做壞事，這不叫賢人，叫奸人。

　　曹操用人政策，易中天教授較為完整地歸納出了五點，具體特點就是「德才皆重，以才為先」。即注重所用之人的才能，即便其品行稍差，也可以接受，最重要是有才。

　　譬如魏種，他曾經背叛過曹操，曹操也發誓抓到嚴懲他，結果等到真正抓住他的時候，卻只是說了句「唯其才也」便饒恕了他，對他依舊給予重用。

　　譬如郭嘉，郭嘉平時「不治行檢」，陳群非常看不慣郭嘉這種不注意品行的習慣，於是「數廷訴嘉」，而郭嘉依舊「走自己的路，讓陳群去說吧」，曹操也沒有因此責怪過他們中任何一人。

　　這樣看來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思想似乎不是儒家思想，其實不然。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觀的根本指導思想還是儒家的「任賢」的用人思想，只不過為適應當時社會，他必須做出調整，但這種調整並非放棄了對「德」的要求，因為觀曹操一生的用人事跡，他並非完全放棄對人才的「德」的要求。

　　不拘一格的政治狂人

　　在一個代表儒家思想的貴族勢力空前發展的時代，在儒家的思想已經滲透到這個社會的骨髓的時候，曹操卻掄起法家的「大棒」，橫掃八荒，反社會發展潮流而雄起，無異於逆天而行。

　　縱觀曹操的一生，他堅持了一輩子的法家主張，被他的兒子曹丕一一推翻，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變成了「九品官人法」，從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雅士」，世家大族壟斷國家人才錄用渠道長達幾百年，除此之外種種措施不勝枚舉。

　　曹操的人生際遇讓我想起另一個鼎鼎大名的儒學宗師──荀子，作為儒家的標桿和旗幟，培養出來的學生卻一個一個都是最純粹的法家人士，如韓非、李斯等，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

　　曹操和荀子，如果我們片面地將其貼上標籤，覺得曹操姓「法」，荀子姓「儒」，這都是不妥當的，他們的思想融貫儒法，開創了一條新的思路，很難說有明晰的界限，他們的思想超脫儒法之爭，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就像現代基因學的研究成果：雜交品種更具優勢，曹操和荀子將儒法兩家雜交而用，成就了一番偉業。於是，曹操橫掃北方，統一天下的大部分地區，荀子的學生韓非、李斯助秦始皇一統天下，成就亙古未有之事業，令無數後人觀瞻和仰望。

　　但是，隨著自東漢以來世家大族經濟政治勢力的強勢崛起，儒家思想隨著士族政治時代的來臨，擺脫西漢時「王霸道雜之」的窘境，真正成為實質上的官方哲學，曹操的一些法家之舉自然成為這股歷史潮流的「眼中釘肉中刺」，以司馬家為首的大貴族利益集團群起而攻之，於是，最堅持法家思想的曹魏最先消亡了。

　　曹操因「法」而興，最後曹魏卻因「法」而亡，就算穿了一件儒家思想的「馬甲」，也擋不住歷史潮流的動盪。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歷史總是這麼無常。

狄仁傑是如何成為「中國福爾摩斯」的

　　狄仁傑字懷英，唐代并州太原人；唐（武周）時傑出的政治家。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後，不畏權貴，輔國安邦，對武則天弊政多所匡正，可謂推動唐朝走向繁榮的重要功臣之一，後人稱為「唐室砥柱」。

　　作為曠世奇才，狄仁傑一生政績顯赫，剛正嚴明，其主要功績有：第一，勸說武則天立李顯為太子，並為恢復李唐天下作出重要貢獻。在狄仁傑死後，他的學生張柬之發動政變，恢復了「唐」國號；第二，為唐朝舉薦了一批優秀人才，如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時人謂之：「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狄仁傑回答說：「薦賢為國，非為私人也。」一時傳為美談。

　　久視元年（七○○年），狄仁傑病故，朝野淒慟，武則天聞訊泣言之：「朝堂空也！」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唐中宗繼位，追贈司空；唐睿宗即位之後又封之為梁國公。

　　與其他宰相級的大政治家不同的是，狄仁傑還以擅長法治而名世。唐高宗儀鳳年間，狄仁傑升任大理丞，他剛正廉明，執法不阿，兢兢業業，一年中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一點七萬人，無冤訴者，一時名聲大振，成為朝野推崇備至的斷案如神、摘奸除惡的大法官。

　　有關狄仁傑親身參與訴訟斷獄的記載，在《舊唐書》上有記載，最著名的就是斷「權善才（大將軍）誤砍昭陵柏」案件。據載，權善才時任武衛大將軍，誤砍了昭陵（李世民陵墓）上的柏樹，這個在今天看來只需處以罰款的事卻被高宗李治無限「上綱上線」，說什麼使他（高宗）不孝，要殺權善才。狄公據理力爭，以律法為依據，以委婉卻不失力度的議論語言為武器與高宗辯論，最終以「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以及「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這樣兩方都可接受的語言化解了這場訴訟，救了大將軍權善才的性命。

　　第二件則是「智鬥來俊臣」。這次是狄公入獄，為自保而為的。武后稱制，重用周興、來俊臣等人施以酷吏，他們羅織罪名，陷害殘殺李唐舊臣，狄仁傑亦未能倖免。他入獄後，為避免來俊臣等人施以酷刑，先承認了自己謀反的事實，而後以天氣變化，送冬衣讓家人取出棉花為由，寫下血書，上呈武皇。畢竟，武后是相信狄仁傑的，經過一番討論，狄公終於脫險，被貶彭澤令。

　　狄仁傑任侍御史期間，負責審訊案件，糾劾百官。任職期間，狄仁傑恪守職責，對一些巧媚逢迎，恃寵怙權的權要進行了彈劾。調露元年（六七九年），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寬敞壯麗。

　　狄仁傑上奏章彈劾韋弘機引導皇帝追求奢泰，韋弘機因此被免職。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傑毫不留情地揭露其為非作歹的罪行，請求交付法司審理。唐高宗想寬容包庇王本立，狄仁傑以身護法：「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王本立最終被定罪，朝廷肅然。

　　由於審案公正嚴明，狄仁傑在民間的知名度、美譽度甚高，其形象被民間美化與拔高。清初的時候，已經有一本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風行於世，其主人公就是狄仁傑。雖然裡面也有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但內容基本都是編出來的一個個破案故事。後來有所謂「四大公案」小說，即《狄公案》（狄仁傑）、《包公案》（包拯）、《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綸）這一類的「偵探小說」，在社會上影響很大。

　　這裡面，包公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不過走出國門，名滿全球的，還是狄仁傑。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得歸功於一個荷蘭作家，他叫高羅佩。

　　高羅佩，字芝台，是羅伯特．漢斯．古利克的中文名。高羅佩是荷蘭漢學家、東方學家、外交家、翻譯家、小說家。作為荷蘭職業外交官，他通曉英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德文、法文、印尼文、馬來文、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古希臘文和阿拉伯文等十五種語言，曾派駐泗水、巴達維亞、東京、重慶、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大馬士革、吉隆坡等地，職務從秘書、參事、公使到大使。儘管仕途一帆風順，但流芳後世的卻是他的業餘漢學家的成就，荷蘭人對中國的瞭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應歸功於他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作為一個西方人，高羅佩不但能用白話文和文言文寫出漂亮的文章，還擅長用中文寫作律詩、絕句等近體詩詞。

　　由於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認同和沉迷，高羅佩一心想找一個有教養的中國女子終身為伴。二○世紀四○年代在重慶任荷蘭使館一秘時，他愛上當時在大使館任秘書的江蘇名媛水世芳女士。水世芳為清代名臣張之洞的外孫女，其父親水鈞韶曾在中國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工作，後來任天津市長。水世芳不僅是名門之後，而且是齊魯大學畢業生。一九四三年，高羅佩與當時二十二歲的水世芳結婚，以後共有四個子女。

　　在重慶時，高羅佩除了俘獲中國美人的芳心，還讀到了清代無名氏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對這部小說中主人公狄仁傑屢破奇案大為折服，繼而把西方偵探小說和中國公案傳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較後，高羅佩認識到書中所描寫的中國古代法官的刑事偵訊本領，無論在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偵破奇案的能力方面，還是在犯罪心理學的素養方面，比起福爾摩斯、格雷警長等現代西洋大偵探來，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還發現中國公案小說在西方偵探小說問世前，就已在東方盛行了好幾百年，而以探案為題材的短篇故事甚至在一○○○多年前就在中國廣為流傳，其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早出現在若干個世紀以前古代中國的舞台上，或被當時的說書人描述得栩栩如生。

　　他也驚奇地發現中國讀者喜歡讀西方的偵探小說，這些小說在西方水平很低，而且當時翻譯成中文後水平更低了，中國源遠流長的公案傳奇在西方卻屢遭訛傳和貶低，中國古代法官的形象在西方也常受到歪曲和損害，高羅佩對此深為不平。

　　於是，他想到了將中國文化傳播到國外的一個切入口，開始著手翻譯《武則天四大奇案》──因為西方人特別喜歡偵探小說。高羅佩先是將之譯為英文，又以狄仁傑為主角用英語創作了《銅鐘案》。

　　他原本準備在中國出版《銅鐘案》的中文本，但由於中國出版商尚未意識到該作品的巨大價值，表現並不積極，高羅佩只好先出版英文本。

　　沒想到《銅鐘案》在西方大獲成功，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高羅佩只能繼續收集和組織當時中國民間流傳著的狄仁傑斷案故事。但寫著寫著，他感覺故事性太差，於是乾脆自己來編，這下一發不可收拾，一口氣寫了十六個中長篇和八個短篇，所以有了《迷宮案》、《黃金案》、《鐵釘案》、《四漆屏》、《湖中案》等。高羅佩將這些故事集在一起，統稱《狄法官的破案故事》，即《狄公案》。它們在西方引起了轟動，狄仁傑遂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被譽為「中國的福爾摩斯」，贏得了盛譽。二○世紀八○年代，這部巨著翻譯成中文回到中國，成為「出口轉內銷」的經典產品，在讀者中反響很大。

　　這部經高羅佩重新編排的中文小說《狄公案》，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唐代的司法、政治、行政、吏治、外交、軍事、工商、教育、文化、宗教、民情、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全書均以仿宋元話本體裁寫成，這在世界漢學著作中是獨一無二的，這也是高羅佩對世界漢學發展的一大貢獻。

第三部分　叱吒風雲法天下

春秋第一相管仲的法治創舉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在春秋戰國數不清的名相中，有一位相國的光輝穩壓群雄，毫無壓力地獲得「春秋第一相」的寶座，這個人就是管仲。

　　管仲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名相，他輔佐齊桓公，以法治國，涵及治農、治政、治軍、治貪、治商工等方面，使齊國由弱變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的身上有太多的光輝事跡，他的一生取得了太多的成就，鑄就了太多的史上第一。本文謹以他對中國法律方面的貢獻進行剖析，為大家展示管仲鮮為人知的法律方面的建樹。

　　齊國本就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重視法制建設的國家，管仲承襲了自齊太公以來一直保持的重農耕、重工商、尊賢尚功、寬厚愛民思想，在齊國頒佈了一套新的法律措施，其中不少舉措堪稱中國史乃至人類史上的「第一」。

　　第一個公佈土地私有法

　　在管仲以前的數千年中，自從有國家這個概念以來，土地一直都屬於國家所有。自周朝以來實行的井田制的基礎，也是土地國有制。

　　這種制度雖然在一定時期內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不適應國家經濟發展的進一步需要。但井田制作為大周王朝的立國之基，即使在春秋這個「不把天子當皇帝」的年代，諸侯們再如何「禮崩樂壞」，也沒人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時代呼喚一位有大毅力、大氣魄的政治家站出來。於是，管仲迎難而上，在為相的期間，頒佈了一項法令，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土地私有制，這項法令叫做「相地而衰徵」。

　　管仲「相地而衰徵」的法令並沒有明文規定承認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但他把土地分為「陸、阜、陵、謹、井、田、疇」幾個不同的等級，按照農民實際佔有土地的質量來確定其不同稅率的分別徵稅。這樣的法令實施的前提，就是土地的所有權是屬於私人的，只有私人的土地才能說是徵稅。這實際上是承認了私人佔有土地的社會現實。

　　它雖然並未宣佈廢除公田，但根據以上幾種土地等級的劃分，可以看出管仲已完全突破了井田制模式。此令一出，農民即可放心耕種私田，只要他們依法繳納稅賦，國家就不干預他們所佔有耕地的「公」與「私」，土地能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是多少代農民不敢奢求的夢想啊，幹起農活來別提多有勁了。

　　這個措施不僅穩定了人心，而且因差額稅率較合理地調劑了農民的財稅負擔，從而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齊國農業生產的效率，為齊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

　　第一個制定農業保護法

　　農業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管仲十分重視農耕。中國古代的農民除了種地養活自己外，還要服徭役，就是為國家做義務勞動。但是，農業發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此勞動力使用上產生了矛盾，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

　　管仲及時地發現了這個問題，運用立法的手段，以法律的形式保護農業和農民的利益。他除將全國農村劃分為「五屬」供農民定居及實行「相地而衰徵」的政策外，還規定了「無奪民時」的農業保護法，即不許各級官府、富人在農忙季節徵用勞役，以保護農業生產適時順利地進行。同時，也發佈了「犧牲不略」的法令，即不准富人掠奪平民的牛羊牲畜，以保護耕牛的繁殖和牧業的發展。對無法維持生活的窮人，政府要實行「遂滋民、與無財」的救濟措施。

　　第一個制定貿易法免除關稅

　　管仲在重視農業的同時，也不忽視商業的發展。齊國的商業一直十分發達，齊國的貨物流轉天下，但是自管仲之前，隨著市局的混亂，齊國的貿易額持續下滑，經濟一直呈萎縮狀態，導致了市場的低迷。

　　面對這一困境，管仲的舉措體現出了他超越常人的大氣魄。管仲不僅在國內發展商業，而且還開關通市，廣招天下客商入齊貿易。為此，他制定了優惠的貿易法，即「關市譏而不征」，對國外客商只進行必要的盤查，而免除其關稅。

　　列國通商竟然還免稅，有這樣的好事當然使天下商賈雲集齊國，齊國因此得到了本國所缺乏的物資，又將多餘物資賣出國門，這當然對齊國經濟極為有利，促進了市場的繁榮。

　　第一個確立了法定的貨幣

　　在我國歷史上，雖然「國家」的概念出現得早，但一直沒有確立由國家正式頒佈發行的貨幣，貨幣尚無統一形式，用作貨幣的有貝、布、金（銅）、帛、皮、幣（過去由官方或民間所鑄的不規範金屬幣等），這些貨幣混亂地流通於市場，對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礙。

　　管仲修齊太公「九府圜法」，在齊國設立了專管貨幣的機構──「輕重九府」。齊國由政府統一鑄造貨幣，這種規範的貨幣呈刀形，名為「齊法化」或「節墨法化」，俗稱「齊刀」。

　　作為法幣的齊刀，其價值是固定的，可按一定比例與上述貨幣兌換，如齊刀一枚值二十朋貝，一朋貝為兩串，每串四五個。

　　像齊刀這樣國家保值的法定貨幣出現後，既使交換整齊，又使國家成為掌握交換的總樞紐，有能力調劑物價、控制市場，極大地提高了市場交易的效率。

　　齊刀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法幣，它不僅在法制史上，而且在經濟思想史上都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

　　第一個制定環境保護法

　　在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今天，無法想像世界上第一部環境保護法竟然誕生在兩千六百年前的中國。

　　人類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基礎上，在齊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一定程度影響到了生態的平衡。對環境的過度開發，不僅破壞了環境，同時也限制了經濟的長期發展。

　　管仲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一條「山澤各致其時」的法令。這就是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准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維持生態平衡、保護人類生存環境乃是現代人在接受了無數慘痛教訓後才產生的意識，而管仲在兩千六百多年前就開始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合理利用自然資源，與自然和諧共處，其睿智和遠見不能不令人歎服。

　　第一個確立法定的國有資產，打造史上第一「國資委」

　　在國內自由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管仲並沒有放鬆警惕。因為他知道，市場必須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必須對市場擁有強有力的干涉力度，才能保持整個國家經濟秩序的穩定。

　　政府要有控制市場的能力，就必須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實力，而這些經濟實力來源於國家的重要產業。在當時，鹽和鐵作為生活的必需品，其中蘊涵的暴利無法想像，同時也為了擴大財政收入的需要，管仲首創了一項名為「官山海」的法令。

　　「官山海」，是中國古代理財家關於由國家設置官員、機構控制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的經濟政策。說白了，「官山海」中的「山海」，意是「山海之藏」、「山海之業」、「山澤之利」，主要指藏於大海中的食鹽和藏於山嶺中的鐵礦兩項重要資源。所以說「官山海」就是實施製鹽業和冶鐵業的國家壟斷性經營，實施食鹽和鐵器的國家專賣。

　　這項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國家對鹽鐵實行專賣的合法性，保證了國家的壟斷地位，民間商人不得經營。專賣的盈利，作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充實國庫。這種極具特色的財稅政策，被後世統治者所繼承，他所設立的管理國有資產的部門，可謂歷史上第一個「國資委」了。

　　第一個被儒家和法家共同讚賞的人物

　　管仲的眾多政策歷來為人所稱道，他的著作，收入《國語．齊語》和《漢書．藝文志》。《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五篇，今存七十六篇，內容極豐，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輿地、經濟和農業等方面的知識，其中《輕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見的經濟文作，對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財政等均有論述，是研究我國先秦農業和經濟的珍貴資料。管仲的傳記，載於《史記．管晏列傳》。

　　儒家和法家，作為兩個背道而馳的學派在很多方面都意見不合，但是關於對管仲的評價上，卻少有地達成了共識。管仲不僅重視法律的作用，也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這使後世的法家和儒家都視管仲為先賢。

　　法家自然不必多說，很多法家的思想就是來源於他的著作，可謂是法家思想萌芽的園丁，很多人認為管仲是法家最早的創始人。

　　孔子曾稱讚管仲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意思是：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

　　歷史興亡，管子一歎

　　管仲有句著名的格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解釋說，有禮，就不會越軌；有義，就不會一心只想往上爬；有廉，就不會掩飾過錯；有恥，就不會跟隨壞人。斷了一維，國家就不安穩；斷了兩維國家就危險；斷了三維國家就顛覆；斷了四維國家就滅亡。不穩可以扶正，危險可以挽救，顛覆可以再起，而滅亡了就再也沒有辦法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這句格言被我們遵循了幾千年，常常被中國古今的許多政治家懸掛於書房、廳堂之中。孫中山先生建立中華民國，作為國服的中山裝，其所寓意義是：前身四個口袋表示國之四維，服飾的設計中寓有治國的大道理。毛澤東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初年曾說過這樣的話：「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

　　的確，管仲奮鬥一生所鑄就的大齊王國強勢鼎盛，數天下群雄誰敢掩其鋒芒。可管仲死後幾年，齊國就開始衰敗，百年後為田氏所取代。他的一言，道破了千百年來王朝興衰的本質原因，值得今天的我們去深思。

中國律師行業的祖師爺

　　當今世界，法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為從事法律工作主力軍的律師，也越來越得到社會的尊重和認可。律師這個職業，其實並不是近代以來才從國外進口的「洋職業」，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操作起同樣的買賣，幫助老百姓打官司，可謂中國律師行業的祖師爺。

　　雄辯春秋的辯論家

　　鄧析（前五四五年─前五○一年），河南新鄭人，鄭國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辯之學」倡始人。與子產同時，名家學派的先驅人物。

　　鄧析所處的時代，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時代。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解釋，就是說當時的社會根據兩條原則辦事：一條是「禮」，另一條是「刑」。禮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貶來控制貴族的行為。刑則不然，它只適用於庶人也即平民。禮最早是一種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儀式，後來這種祭祀儀式引申為一切行為之規範。

　　鄧析的青少年時期，正是子產執政鄭國之際，深受子產鑄刑書的影響，鄧析喜歡學習研究法律，對古老的禮制持反對態度，認為在「彼竊財誅，竊國者為諸侯」的時代，所謂的禮不過是假仁假義而已。所以，荀子批評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鄧析主張「事斷於法」，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一律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事，君王治國要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賢人，各級官吏各司其職，君王垂法而治，不需勞形傷神就能治理好國家。鄧析的這些思想可以說是法家思想的先聲。

　　鄧析雖然深受子產的影響，但同時鄧析又認為子產改革的步子太小，只是對過去的法律進行了小修小改，不能反映時代和民眾的要求，需要進行更深刻的改革。

　　小作坊也能產出好法律

　　為了闡釋自己的法律思想，鄧析在沒有官方授權的情況下，起草一部法律草案，並把這些法律草案刻在竹簡上，廣為散發，史稱「竹刑」，相當於今天我們說的法律草案專家建議稿，這應該是我國第一部專家建議稿。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其中這名家我們聽說得較少。名家大致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邏輯家。「名家」之稱，始於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東漢史學家班固也有對名家的敘述。漢代學者所稱呼的「名家」，先秦時代多被稱為「辯者」或「察士」。名家在先秦人數眾多，著述豐富，鄧析為開山鼻祖，逮至戰國中期，名家蔚為大觀，湧現出惠施、公孫龍這樣最著名的領袖人物。

　　作為名家的開山鼻祖，鄧析的辯論思想自有其獨到之處。鄧析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兩可說」。其實就是同時肯定事物正反兩方面的性質，並且都言之有據，令人信服。

　　《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洧河發大水，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沖走淹死了。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屍體，富人的家人得知後，就去贖買屍體，但得到屍體的要價很高。於是，富人家屬就來找鄧析，請他出主意。

　　鄧析對富人家屬說：「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將屍體賣你的，別人是不會買的。」死者家屬以為有道理：對啊，我是那遺體的獨一買主，我若不買，得屍者便一無所獲，那我就耐著本性再等一等，看他如何！於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屍者買屍體了。

　　得屍體的人著急了，也來請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對他們說：「你放心，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屍體了。」得屍者以為沒錯：是啊，我是那遺體的獨一賣主，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我再耐心等一等，死者家屬早晚會來的。

　　同一個事實，鄧析卻推出了兩個相反的結論，每一個聽起來都合乎邏輯，但合在一起就荒謬了。鄧析是不是希望他們僵持一段時間後，雙方都可以找到一個可以接受的價格平衡點？我們只能猜測。

　　反正我說的全有理

　　從這個故事來看，鄧析對買賣屍體雙方所說的話，確實有一點詭辯的嫌疑。但是，鄧析在這件事情中只是一個中立者，他沒有義務和責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說話。而且，得屍者和贖屍者各有正當的理由，鄧析也沒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雙方在向鄧析諮詢的時候，他就只能為對方出有利於其權益的主意。鄧析的回答都是正確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經具有了相當完整的樸素辯證觀念。

　　鄧析樂於為民講理，他常常以自己的博學和雄辯，幫人書寫訴狀，幫助老百姓打官司，當然少不了收些禮物作為酬金。據《呂氏春秋》記載，在鄭國，鄧析時常與有官司在身的民人訂立契約，為其代寫訴狀或者辯護，並且約定「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作為代理訴訟的費用。在法庭上，鄧析利用其法律知識與辯論才能，經常能夠「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當時凡是鄧析代理的官司每場必勝，一時聲名鵲起，當時，拿著外衣、短袴前來找鄧析律師代理打官司的人絡繹不絕。

　　為什麼鄧析總是能夠在法庭上獲得勝訴呢？原因在於，鄧析就是運用自己的「兩可說」的思想，善於利用言辭和邏輯關係，以達到將對方陷入無言以答之兩難境地。因此，有人評價道「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就像先前所說的對屍體得失的辯論，鄧析總是可以在矛盾之中敏銳地洞察到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因此可以持「兩可之說」，而立於不敗之地。

　　玩弄法律如探囊取物

　　從鄧析以幫人打官司和教人學訟為業看來，他無愧為一位辯術相當高明的刑名大師。但是律師的天性，就是利用法律的漏洞來鑽營，長袖善舞，「舉著紅旗反紅旗」。作為當時的執政者子產，面對鄧析這樣的人物就頭疼了。子產命令無窮，鄧析對付之術無窮。

　　有一次，鄭國頒佈法令，照例要寫在牌子上，掛在城門口，這叫「懸書」。假設國王有一天忽然認為走路先邁左腳是不對的，應該禁止，那麼好，他只需要寫一句：「行路左足先者，笞五十！」然後掛出去。第二天，全國的老百姓抬腳之前就會捂著屁股反覆思量。

　　這本來很好，令行禁止，可謂大治。但是偏偏出了一個鄧析，此人有研究法律的愛好，而且生就一張鐵嘴，如此的尖牙利齒必然是個人來瘋，你看他，站在人群裡，手指告示，搖頭晃腦地評點：左足先者笞五十，那麼只好右足先，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後怎麼辦？不是還得左足先？照此說來，豈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屁股？

　　本來一清二楚的事，讓他一攪和，大家全糊塗了，鄭國的百姓都不會走路了。怎麼辦？子產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他的辦法是取消「懸書」，以後法令不再公示，官府說什麼就是什麼，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板子，那麼你肯定觸犯了某條法律，至於是哪一條，你不要問，你如果問了你就觸犯了另外一條法律，又得再打五十板子。

　　這確實是個好辦法，極大地提高執法效率，同時增強百姓對法律的敬畏。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連挨幾頓五十板子的倒霉蛋們屁股朝天被抬回家，哭爹叫娘之餘想來想去，壓抑不住對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熱情，總得知道屁股因何而開綻吧，怎麼辦呢？找鄧析去。

　　於是鄧析家門口擠滿了要求普法的百姓。如果鄧析是個聰明人，他就會在他的鐵嘴上掛一把鐵鎖，把鑰匙扔到井裡去，可是他的人來瘋是必然要犯的，他口沫橫飛如雨，告訴人家前五十板子是依據某一條，後五十板子是依據某一條，根據你的情況，前後五十板子都於法無據。

　　子產很有政治智慧，對鄧析的種種挑戰，都能輕鬆應對。子產的繼任者子大叔是個厚道人，對鄧析的所作所為都當做不知道。子大叔的繼任者駟顓開始執政後，他既沒有子產的智慧，也沒有子大叔的厚道，無法應對鄧析的挑戰。

　　此時，鄧析在鄭國民間的名聲和威望越來越大，駟顓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於是就找了個藉口把鄧析殺了。

　　相同的結局，不同的原因

　　鄧析是一個優秀的立法者，而他卻用智者的方式在破壞法律。這讓我們想到了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都用一種哲人的智慧在破壞政治共同體的習傳倫理。雅典城邦都能處死蘇格拉底，那麼鄭國也能殺死鄧析。

　　可是，蘇格拉底和鄧析之間還是有區別的，蘇格拉底是地道的哲人，因而蘇格拉底對個人說話，他並沒有在公開意義上牴觸城邦律法，鄧析不一樣，他在公開意義上玩弄法律，「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人沒有了自己的準則，就容易迷失方向。所以，死在子產的刀下，我相信鄧析沒什麼怨言，如果他是明智的話，因為他觸犯了倫理，危及政治。

　　在肉體上殺死鄧析的是駟顓，但他在殺死鄧析的同時也繼承了鄧析的精神遺產。由於「竹刑」符合時代潮流，早已深入人心，駟顓殺鄧析後不得不宣佈鄭國正式採納鄧析的「竹刑」為國家的正式法律。自己的理想在死後得以實現，相信這位先哲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離我們遠去的時代背影

　　鄧析雖然倒下了，他的人生以悲劇而收場，但他的法治思想和主張，跨越了歷史的輪迴，多為後世所繼承發揚，他取得了思想上的最後勝利。時至今日，鄧析仍然受到後人的崇拜，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的學術報告廳，就特意被命名為「鄧析堂」，鄧析堂大門口立有一塊碑，碑文對鄧析作了高度概括性的介紹──

　　鄧析：春秋末鄭國法學家。他反對「禮治」，主張「事斷於法」，並「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是為《竹刑》，被國家採用……他是我國第一個私家法典草案的起草人，第一位「律師」，第一位私人法律教育家，也是第一個因講求法律邏輯而犧牲的人。

　　鄧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法律而獻身的律師，他無疑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座永恆的豐碑。

同時玩轉政治、軍事、法律的戰國達人

　　史書中誇讚一個人能打仗的時候常常用到一個詞，這個詞叫「孫吳在世」。「孫」，我們大家都耳熟能詳，當然是春秋時期創作《孫子兵法》的孫子了，可這「吳」是誰，很多人就不甚了了。其實這個「吳」就是戰國時期魏國著名的戰神──吳起。

　　吳起是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軍事家、統帥、軍事改革家。漢族，衛國左氏人。

　　百戰不殆的戰爭之神

　　吳起的軍旅生涯充滿了傳奇。

　　吳起為魏國河西守，一生之中與大大小小的諸侯打過七十六場戰爭，其中六十四場大獲全勝，十二場打了個平手。不敗，並且一生不敗，這個紀錄也只有孫武能跟他有一拼。後世把他和孫武連稱「孫吳」，著有《吳子》，《吳子》與《孫子》又合稱《孫吳兵法》，在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佔有重要地位。

　　吳起常勝的背後，不僅僅是魏國日趨強大的國力，更是有科學嚴謹的治軍思想。

　　「以治為勝」是吳起的治軍名言。吳起不僅是與孫武齊名的軍事理論家，而且是以治軍有方著名的將帥。吳起治軍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軍、恩威兼施，主張依靠嚴格的管理，建設一支紀律嚴明、團結一致的「父子之兵」。這與孫武的「合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吳起認為，軍隊有沒有戰鬥力，不在於數量的多少，而在於「以治為勝」。他認為，「治」由「法」生，令行禁止，紀律嚴明，軍隊才能做到平時秩序井然，戰時威武雄壯，前進後退都有節度，左右運動服從指揮，雖然處於絕境仍能陣勢不亂，雖然分散行動也能保持戰鬥序列；將領與士卒同安樂，共危難，軍隊「上下同心」，「發號佈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這樣的軍隊，就會所向無敵，「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否則，「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吳起治軍，言出法隨，賞罰嚴明，「愛兵如子」，與士卒同甘共苦。在魏軍與中山國的戰鬥中，有一個士卒生了毒瘡，吳起為了挽救他的生命，就用嘴把毒瘡中的膿血吸出來。這位士卒的母親聽說後痛哭流涕，說他的丈夫從前也生過毒瘡，吳將軍為他吸出膿血，他以死相報，戰死疆場；現在兒子又將以死相報，不知又要身亡何處。

　　在魏軍與秦軍的一次戰鬥中，吳起尚未發令衝鋒，魏軍中一個士兵就衝向敵陣，並且斬獲敵軍兩個首級。返回魏軍陣地後，吳起立刻下令處以死刑。執法官說這個士卒作戰勇敢，請求不要殺掉。吳起惋惜地說：「他的確很勇敢，但是沒有按照命令行動，只好殺了他。」吳起的以法治軍、恩威兼施的治軍思想和實踐，被後世將帥視為治軍準則和行動楷模，並不斷豐富和發展。

　　出將入相的政壇達人

　　吳起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為了達到出名的目的，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吳起曾經在孔子弟子曾參門下求學，在魯國為臣。周威烈王十四年（前四一二年），齊國進攻魯國，魯國國君想用吳起為將，但因為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對他有所懷疑。吳起由於渴望當將領成就功名，就毅然殺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傾向齊國，史稱殺妻求將。魯君終於任命他為將軍，率領軍隊與齊國作戰。

　　吳起依靠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在戰爭中大獲全勝，就此嶄露頭角，一躍成為政壇新貴。但吳起的得勢引起魯國群臣的非議，一時流言四起。

　　魯國有些人在魯王面前中傷吳起說：「吳起是個殘暴無情的人。他小時候，家資十全，他想當官，從事遊說活動沒有成功，以致家庭破產。鄉鄰都恥笑他，吳起就殺了三十多個誹謗他的人。逃出衛國而東去。他和母親告別時，咬著臂膀發誓說：『不為卿相，不復入衛』。此後他就在曾參門下學習。過了不久，他母親去世，他竟然沒有回家。曾參為此很鄙視他的為人，和他斷絕了關係。吳起這才跑到各國，學習兵法奉事魯君。魯君對他有懷疑，他就殺了自己的妻子以爭取做將軍。魯國是個小國，一旦有了戰勝的名聲，就會引起各國都來圖謀魯國了。而且魯國和衛國是兄弟國家，魯君用吳起，就是拋棄了衛國。」魯君因而疑慮，就辭退了吳起。

　　吳起離開魯國後，聽說魏文侯很賢明，於是向魏國表達了善意。文侯問大臣李悝說：「吳起為人如何？」李克說：「吳起貪榮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馬穰苴也不能超過他。」這樣魏文侯就任命他為將軍，率軍攻打秦國，攻克五座城邑。

　　魏文侯因吳起善於用兵，廉潔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擁護，就任命他為西河的守將，抗拒秦國和韓國。通過多年的戰爭，特別是公元前三八九年的陰晉之戰，吳起以五萬魏軍，擊敗了十倍於己的秦軍，成為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也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大的諸侯國。

　　吳起任西河的守將，威信很高。魏國選相，很多人都看好吳起，雖然最後被半路殺出來的田文拔得了「頭籌」，但是並不影響吳起在魏國數一數二的政治影響力。

　　後來，吳起被相國公叔使陰謀手段被迫離開了魏國，流離到了楚國。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楚悼王平素聽說吳起很能幹，吳起一到楚國就被任為相。真可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幾十年間，流轉三個國家，在魏國艱苦奮鬥、所求多年的相位遙不可及，流浪到楚國卻輕而易舉地就當上了相國，我想吳起當時心情一定五味俱陳，難以言明吧。

　　轟轟烈烈的變法先驅

　　天上沒有白掉下來的餡餅，吳起得到的這個相位也是一樣的。吳起走馬上任，立刻意識到了時局的嚴峻。

　　戰國初期，楚國民不聊生，餓殍遍野，楚聲王竟至為「盜」所殺。而此時北方三晉正在興起，國力強大，對楚步步緊逼，楚國處於十分困窘的境地。

　　值此內憂外困之際，吳起整頓政務，休養生息，加速恢復國力的同時，也施展了一系列改變舊有秩序的政令，史稱「吳起變法」。

　　吳起變法的兵鋒直指當時的爵位世襲制。

　　楚國爵祿是世襲的，即先輩如有功受爵祿，後代子孫雖無功，亦可承襲享有爵祿；而後來一些在戰爭中立大功者卻無爵祿，極大地傷害了將士的積極性。吳起乃「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

　　楚國的守舊勢力極其強大，其中以屈、景、昭三家為首。屈、景、昭等舊勢力的反對，並沒能阻止吳起的變法。

　　吳起首先以李悝《法經》為藍本，制定頒佈了統一的成文法，將權力最大限度地收歸君主，實行地主階級專政。吳起還提出了「明法審令」的主張，就是要讓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瞭解國家法令，從而使法令得到切實貫徹執行。此舉的目的在於以「法」為武器，保護新興地主階級利益，打擊反對派勢力。

　　然後，吳起向楚國世世代代執行的分封制提出了挑戰，準備以此削弱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他做出規定：凡受過分封爵位和領土的貴族，只要爵位已傳了三代，就要將爵位、俸祿、土地一併收歸國有；他又著手廢除了一大批國君遠房親戚的宗室譜籍，取消了這些人的世襲特權；對於那些堅決反對變法，代表保守舊勢力的大臣，吳起則採用「蠶食」的辦法，慢慢地降低他們的職位，漸漸地收回他們的權力，以期將權力最終集中於君主，從而達到鞏固王權和維護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

　　緊接著，吳起又廢除無用、無能的官職，來了個戰國版「精簡編制」，剝奪王室貴族的威權，使他們不能徇私情，因私廢公。這又是一記對貴族特權的沉重打擊。

　　與此同時，吳起在政府機構中大力推行「法治」，對那些貪贓枉法、目無法紀、一心只知搜刮民脂民膏、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的貪官污吏，一律予以法辦。此舉使官吏逐漸廉潔起來，為楚國樹立了良好的社會風氣。

　　此外，吳起又在官吏中提倡為官的要公私分明，不能因為私事妨礙公事；不要受讒言迷惑，要保證忠臣不遭誣陷；不聽隨聲附和的話，不用苟且於世的人。要求官吏們辦事，只要符合道義就大膽去辦，不要管別人是誹謗還是讚揚這一系列措施，嚴厲打擊了保守舊貴族的囂張氣焰。

　　吳起為鞏固勝利果實，開始乘勝追擊。他意識到，那些被奪了爵位或還沒被奪去爵位的舊貴族大都聚居在都城附近，便於相互勾結伺機反撲，破壞變法。為此，他與楚悼王商議之後，向聚居在都城的舊貴族發佈了一條命令，責令他們限時收拾東西，舉家遷居到有待開發的邊區去。這道命令對舊貴族勢力的打擊非常沉重，使他們伺機大舉反攻的機會大大降低了。

　　吳起在楚國的改革卓有成效，使楚國國力大增，由弱變強，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併了陳國和蔡國，並擊退了韓、趙、魏的擴張；向西征伐了秦國。諸侯都害怕楚國的強大，為後來稱雄戰國奠定了基礎。

　　吳起之殤

　　正在吳起的變法大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楚悼王突然暴病身亡。吳起只好將變法的事情暫時停了下來，為楚悼王治喪。以屈宜臼、陽城君等為首的舊貴族勢力乘此時機，相互聯絡，在吳起最大後台已經倒下的情況下，集結了大批私人武裝攻進了都城。吳起死於舊貴族勢力的瘋狂反撲之下，他所進行的變法也就此夭折，所有被廢除的舊制度重又恢復了起來。楚國又回到了混混沌沌之中，以致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吳起變法雖然失敗，但變法卻在楚國貴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瀾。吳起變法所採取的各項措施在楚國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促進了楚國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化。

　　吳起在楚國的變法作為法家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實踐，直接影響了後世的法家。商鞅後來在秦國的變法正是總結了李悝、吳起等前輩法家的經驗教訓才得到了「商鞅雖死而秦法不變」的最終勝利，從而為秦王完成統一六國的大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吳起算是我國軍事歷史上一個很牛的將軍了。但最終結局卻死得很慘。看來軍人參政確實不是什麼好事。

　　作為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我們，可以從吳起變法的失敗中看到任何時候的改革都必將會受到守舊勢力的頑固抵制，在改革中新舊勢力之間的衝突，也許沒有刀光劍影，但也都綿裡藏針，一個不小心，便是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當今時代需要變革，時代也在呼喚一位如吳起一般剛烈如火的改革者，來撬動這片天空的桎梏，為明天迎來新的希望。

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大改革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流傳千古的法律諺語一直都是古今中外的法學家們所畢生追求的政治目標。直到今天，這句名言已作為一種司法原則寫入了各國的法律，這種理念已經深入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

　　但是，我們心裡很明白，「貴人」和「平民百姓」在面對法律時終究還是不同的，不管是在中國還在國外，有權勢有能量的人在面臨法律的制裁時，有諸多的手段降低法律的懲治力度，也可以花大量錢來請律師，規避法律風險。而一般的百姓則勢單力薄，天下有多少家庭能經得起一兩場官司的折騰呢？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只能低頭伏法。這樣的潛規則大量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又能如何呢？只能仰天嘆息一聲了。

　　可是在中國的古代，有不少牛人真的身體力行，貫徹落實了「法不阿貴」的科學含義，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什麼叫「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其中，有一人做得最為徹底，竟然真的按照法律割了當朝太子的鼻子。如此之牛人，他是誰呢？

　　刻薄寡恩的鐵血宰相

　　「改革」和「變法」一直是當今社會最熱門的詞語，但是細數中國歷史，敢於改革的仁人志士不勝枚舉，但是真正成功的卻是寥寥無幾，而今天所說的這位牛人，就是歷史上第一個成功者，他的名字我們耳熟能詳，就是商鞅。

　　商鞅的發跡，來自於秦孝公的《求賢令》。

　　當時秦國並沒有後來「戰國七雄」的威勢，國勢日衰，民生緊迫，士無鬥志。剛剛繼位年僅二十一歲的秦孝公，面對咄咄逼人的六國，憤然說道：「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張榜招賢，「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強秦的決心溢於言表。

　　壯志未酬的商鞅，終於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對秦孝公大講「帝道」，勸他要「順天而成」，秦孝公幾度瞌睡，責備景監竟推薦這樣的「妄人」；五天後，商鞅又向孝公推銷「王道」，類似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他依然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極力宣揚「霸道」，終於合了秦孝公急於富國強民的心意。

　　得到秦王信任的商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秦孝公在自己地位穩定後，就立刻開始實施商鞅的「霸道」學說。

　　全面改革，齊頭並進

　　商鞅的主張太嚇人了，他無比激進。激進到什麼程度呢？在他那裡，「從容易改的地方著手」等全是廢話。他絕對沒有「增量改革」的計劃，絲毫沒有考慮過「漸進」這個字眼，也不需要論證什麼「社會承受力」。商鞅要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領域全盤出擊，一個也不落下，齊頭並進，銳意突破，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通過上述所有方面，把秦國全盤改變，徹底改變，變出一個你從來不認識的秦國。

　　如果有誰出來阻擋，對不起，大刑伺候！你跳出來說不好，當然沒好果子吃。你如果稱讚他的改革也不行。《史記．商君列傳》說，改革進行到某個階段的時候，有一幫人聚集起來前往京師獻辭說好。結果，這些唱讚歌的人全家都被發配到邊遠地區。

　　為什麼呢？商鞅說：「唱讚歌也是搗亂！」他要你徹底閉嘴，領導說什麼就是什麼，說全盤改變，就馬上全盤改變，一個字也不許議論，說好說壞都不行。全國所有臣民的責任和義務，就是啞巴一般地沉默執行，而且要全盤徹底。

　　富國強兵的偉大魔法師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力行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改變了秦國連年戰爭帶來的滿目瘡痍，民風刁蠻，私鬥成風，軍隊殘弱，貴族奢靡的貧困混亂局面，使秦國從最貧窮的國家變成戰國最富強的國家。據《史記》記載，商鞅在秦國推行改革十年之後，「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商鞅這個魔法師上台的時候，對舊的秦國施展了他獨特的法術。

　　舊秦國是什麼樣呢？地處偏遠，默默無聞，落後而貧窮，再加上長期內鬥，「兵弱而主卑」，就如一個侏儒，不時受到強鄰魏國和楚國的欺負，誰都不把它放在眼裡。中原各大國談到秦國的時候，竟稱之為「夷狄」，這是蠻荒不開化的同義語，秦國人怎能忍受？

　　十九年之後，魔法開始展現它的效果，奇蹟就此誕生──秦國從一個侏儒變成了巨人！一個嶄新的秦國，軍事實力強大的秦國，出現在戰國舞台上。十九年，在歷史上算起來，可稱為一瞬。你說是不是魔法？在這個意義上，稱商鞅為魔法師不為過。

　　從此，秦國從一個偏安一隅、受人欺凌的二流國家，一躍成為天下數一數二的強國，打敗了當時第一的強國魏國，奪回了曾經失去的土地，國力不斷發展，為後來掃滅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皇親國戚又如何？該殺的時候照樣殺！

　　我們常說：「生命在於運動。」法律也同樣如此，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只有被實施的法律才具有效力，否則就是形同虛設。

　　商鞅主張治理國家「一斷於法」，就必須貫徹落實下去。但和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維新一樣，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更是一種利益的重新分配，既得利益集團總是會反對變革。商鞅新法一實施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有數以千計的人認為新法不好，太激進，不適應。被剝奪了特權的貴族們更是強烈反對，對新法陽奉陰違，新法執行的阻力很大。

　　在新法實施的過程中，商鞅發現反對勢力中的很多貴族都集結在一個叫季虎的一個大貴族的周圍，以他為首，公開抵抗國家實施的新法律，而這個季虎，就是國君秦孝公的小舅子。

　　秦王的小舅子又能如何呢？打虎就要打最大的「老虎」！商鞅決定以季虎為突破口樹立新法的權威，殺一儆百，殺雞給猴看，他決定親自到季虎的封地咸陽去檢查一番。

　　聽說商鞅要來檢查，季虎決定給商鞅來個下馬威。當商鞅坐著牛車，率領三百步兵來到渭河邊時，發現季虎正坐在馬車上，穿著華麗的衣服，帶著一千家兵在「迎接」他呢。商鞅知道那一千家兵不是儀仗隊和軍樂隊，而是想威脅他。但商鞅也不是嚇大的，何況還有國君授權並有三百正規軍撐腰呢，厲聲質問季虎說，「季虎你知道你違背了兩條國家法令嗎？新法不允許沒有軍功的人，穿著華麗的衣服，乘坐馬車，你違反了；再有，你組織家兵就等於叛國，等於另立政府。如果你不馬上解散你的家兵，脫去你的華服，我就要執行法律，拿你問罪。」季虎說，「我的封地裡面，我就是法律，我一直是這樣的生活，你有本事就來拿我好了。」

　　商鞅見季虎執意要挑戰新法，就對手下的三百步兵說：「士兵們，季虎私自組織軍隊叛國，叛國者就是我們的敵人，凡是能殺敵人的，將按軍功爵記功。」畢竟商鞅的三百步兵是正規軍，再加之軍功爵的巨大誘惑，人人奮勇爭先，很快就解決了季虎的家兵，活捉了季虎。

　　畢竟季虎是秦孝公的小舅子，商鞅沒有馬上處死季虎，而是把他帶回國都，交給了秦孝公來處置。秦孝公在看到商鞅的報告書以後，他翻都沒有翻，說：「季虎雖是我的小舅子，可他違反新法，按照法律去辦就是了。」有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就依照秦國的法律，將季虎全家抄斬。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當朝太子照樣收拾

　　商鞅嚴格執法、懲辦皇親的事跡一時震動朝野，很多貴族敢怒不敢言。有些開始採取合作的態度，有些仍然不死心，他們就鼓動年幼的太子犯法。

　　不知道是故意犯法，還是年幼無知中了別人的圈套，太子稀里糊塗就犯了法，而且是死罪，依法當斬。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罪，理當伏法，但太子是儲君，此事須謹慎」。

　　變法剛剛起步，如果一下子就把太子處理了，就捅馬蜂窩了。而且太子年幼，觸犯新法是因為太子的師傅沒有教育好太子，所以應當處罰太子的師傅，把矛頭對準師傅，這樣阻力就小多了。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都治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臉上刺字。

　　新法實行四年後，公子虔再次犯法，這時新法已經深入人心，商鞅毫不留情，遇到這種事情再也沒有任何顧慮，按律直接割掉了他的鼻子。於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

　　處理了太子犯法案件以後，很多貴族認識到秦孝公是完全支持商鞅，而商鞅在執法方面絕不會容情，不再敢對抗商鞅，新法的實施越來越順利。幾年之後，秦國簡直變了個樣，百姓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山無盜賊，一片繁榮景象。

　　國力強盛之後，秦國開始考慮收復被魏國佔領的地盤。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國和趙國交戰，秦國乘機進攻魏國，由於軍功爵規定斬首一個升爵一級，親兵個個都奮勇爭先，銳不可當，打敗魏國，攻下了少梁城，取得了變法後的第一次重大勝利。前三五二年，商鞅因變法有功，被任命為大良造，這個職務相當於中原各國的相國，同時兼任大將軍，統帥軍隊。這一年，商鞅親自率軍進攻魏國，包圍了魏國的舊都安邑，迫使魏軍投降，取得了變法後又一次重大勝利。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對於「王子」犯法，同樣繩之以法的不只有商鞅，在共和國成立後，也同樣有這樣的案例。一九八三年「嚴打」期間，建國元勳之一朱德元帥最小的孫子被查出犯有強姦罪。

　　朱德的親孫子當時是天津市人民銀行的行長，權也大，官也大，人也長得不錯，又很有地位，很討女孩子們的喜歡。於是，他天天晚上換女孩子，被查出來的女方也並不是被迫的，在現在達官顯貴司空見慣的事，二十年前可是一個大罪。

　　事發之後，鄧小平親自詢問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意見，告訴了整件事的基本情況，這位傑出的女性革命家大筆一揮，直接在判決書上簽了字，最後她的孫子在天津被處以極刑。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法律與宗教》一書中發出了「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的著名呼籲。法律要被信仰，首先得取信於民，必須讓立法者做出表率，自己遵守法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法律是一種信仰

　　如果說商鞅南門立柱是政府信仰法律的一個著名例子，那麼和孔子一個時代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則是公民信仰法律的一個著名例子。

　　公元前三九九年，當蘇格拉底被指控違反城邦宗教、瀆神和腐化青年等罪被判處死刑時，他本有機會逃脫，但他對希望他逃走的弟子和朋友說：「我一生都致力於城邦的法律維護，如果我現在選擇違背法律的方式逃亡，豈不是對自己一生的嘲弄嗎？逃監是毀壞國家和法律的行為，如果法庭的判決不生效力、被人隨意廢棄，那麼國家還能存在嗎？逃監是蔑視法律的行為，是踐踏自己立下的契約，是最下賤的奴才幹的勾當。如果我含冤而死，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由於惡人的蓄意。如果我無恥逃亡，以錯還錯、以惡報惡，毀傷的不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國家。」

　　最終，蘇格拉底堅持一個公民必須遵守法律的信念，喝下了毒酒，平靜地離開了人間。

　　法律是一種信仰，不僅民眾要信仰，政府更要信仰。也只有政府信仰法律，民眾才能信仰法律，南門徙木正是告示天下，秦國是信仰法律的國家，老一輩革命家親自下令處死自己的子孫更是告示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屬於人民的共和國！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老一輩建國者的不斷凋零，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政府的威信受到空前的挑戰，這不僅是外部環境的壓迫，更多的病因還在於自身。

　　在這個奇怪的年代，信仰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缺乏的東西，信任危機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危機，而在這種信任危機中，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官員的公信力下降，更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逾越和克服的問題。

　　我們提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距離「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助秦始皇一統天下的法治能臣

　　秦朝統一天下，建立起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大一統帝國，完成了這前無古人的歷史偉業，固然離不開秦始皇本人的雄才大略，但是即使在戰爭年代，只有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有一個科學嚴謹的法制體系在背後支撐，才能維繫起秦國一場場統一天下的戰爭。

　　在秦帝國的締造者中，有一位元勳的作用不可或缺，秦始皇依靠他的才能完善秦國的法制，建立起穩定有效的法律秩序。

　　帝王之術，志在天下

　　這個人名叫李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後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

　　李斯很有追求，為求得榮華富貴，辭去小吏職務，前往齊國，去拜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荀子為師。

　　荀子雖是繼承了孔子的儒學，也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但他對儒學進行了較大的改造，較少傳統儒學的「仁政」主張，多了些「法治」的思想。對於學生的培養，也沒有任何強制性的約束，兼容並包，所以，李斯這樣的儒家門徒，發展了老師法家思想的一面，和同學韓非都成為法家傑出的代表人物。

　　李斯究竟向荀子學什麼呢？《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帝王之術，就是君主如何治理天下的辦法。李斯不是君主，學這個有什麼用？當然有用，他可以向君主進言獻策，提供治國的謀略，以獲得君主的賞識，進而受到提拔、重用。李斯學習用功，收效很大，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史記》說他「學已成」，即完成了學業。

　　應該指出的是，李斯以荀子為師，學到了荀子思想中的從政之道和帝王之術，為他以後從政打下堅實基礎。與荀子不同的是，李斯對法家思想更有興趣，有較深的理解，這為他後來幫助嬴政推行以法治國的政策奠定了基礎。

　　平步青雲的官場新貴

　　學而優則仕，經過長時間的刻苦學習，滿腹經綸的李斯不甘心一生平淡，想出仕做官一展心中所學，幹出一番事業。首先，他把目標定為秦國。

　　臨行之前，荀卿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李斯說：我聽說一個人若遇到機會，千萬不可鬆懈錯過。如今各諸侯國都爭取時機，遊說之士掌握實權。現在秦王想吞併各國，稱帝治理天下，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動家和遊說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負的好時機。地位卑賤，而不想著去求取功名富貴，就如同禽獸一般，只等看到現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長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強直立行走。所以，最大的恥辱莫過於卑賤，最大的悲哀莫過於貧窮。長期處於卑賤的地位和貧困的環境之中，卻還要非難社會、厭惡功名利祿，標榜自己與世無爭，這不是士子的本願。所以我就要到西方去遊說秦王了。

　　於是，李斯告別了老師，到秦國去實現自己的願望了。

　　秦莊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七年），李斯來到了秦國國都咸陽。這時，正趕上莊襄王嬴子楚（異人）病逝，秦王嬴政剛剛即位（前二四六年，為秦王政元年），嬴政當時十三歲，由呂不韋輔政，秦國大權全掌握在呂不韋手中。呂不韋為招納各國賢才，也效仿東方的四公子，養了許多士。李斯看到呂不韋在朝中權勢很大，決定投到呂不韋門下，做了一名舍人。什麼是舍人呢？舍人是戰國時期高官顯貴的侍從或親信，類似賓客，而不是一種官員。漢代以後成為正式職官，但也有大臣養舍人的，如衛青就私養舍人百餘人。

　　李斯做舍人不久，呂不韋發現他很有才幹，《史記》說「不韋賢之」，就是很賞識他。把他提拔為郎。所謂郎，是郎官的泛稱，擔任君主的侍從官，負責宿衛宮廷，雖是一個小官，但有接觸國君的機會，藉此機會，李斯抓住機會，在官場中順風順水，可謂平步青雲。

　　「一個中國」原則的最早提出者

　　李斯利用經常接近秦王的機會，給秦王上了《論統一書》，提出要建立一個中國。勸說秦王抓緊「萬世之一時」的良機，「滅諸侯成帝業」，實現「天下一統」。

　　他對秦王說：凡是幹成事業的人，都必須要抓住時機。過去秦穆公時雖然很強，但未能完成統一大業，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自秦孝公以來，周天子力量衰落下來，各諸侯國之間連年戰爭，秦國才乘機強大起來。現在秦國力量強大，大王賢德，消滅六國如同掃除灶上的灰塵那樣容易，現在是完成帝業，統一天下的最好時機，千萬不能錯過。

　　李斯的話從秦穆公講到秦孝公，又講到眼下的秦王，分析問題有理有據，令嬴政心服口服。不過，此時嬴政還沒有親政，呂不韋把持秦國大權，所以，李斯的話實際是說給呂不韋聽的。呂不韋很重視李斯的主張，認為李斯真是難得的人才，又任命他為長史，長史負責顧問參謀，是一個有實權的官。李斯從這時起開始進入政壇。

　　李斯不僅在大政方針上為秦王出謀劃策，還在具體方案上提出意見。他勸秦王拿出財物，重賄六國君臣，使他們離心離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國各個擊破。這一謀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為客卿，李斯在秦國開始崛起。

　　戰國「人才超限戰」的發動者

　　李斯除了在宏觀上規劃秦統一天下的藍圖，還多次向秦王獻計，提出削弱、瓦解六國的計謀。而爭霸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為了籠絡天下人才，李斯軟硬兼施，歪招迭出，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正當秦王下決心統一六國的時候，韓國怕被秦國滅掉，派水工鄭國到秦鼓動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國的人力和物力，牽制秦的東進。後來，鄭國修渠的目的暴露了。這時，東方各國也紛紛派間諜來到秦國做賓客，群臣對外來的客卿議論很大，對秦王說：「各國來秦國的人，大抵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來秦國做破壞工作的，請大王下令驅逐一切來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給秦王寫了一封信，勸秦王不要逐客，這就是有名的《諫逐客書》。他說：「我聽說群臣議論逐客，這是錯誤的。從前秦穆公求賢人，從西方的戎請來由余，從東方的楚國請來百里奚，從宋國迎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了這五個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國家富強，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國強大起來。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抗秦，迫使各國服從秦國。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貴戚力量，加強了王權，蠶食諸侯，秦成帝業。這四代王都是由於任用客卿，對秦國才做出了貢獻。客卿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如果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會使國家沒有富利之實，秦國也沒有強大之名。」

　　李斯還說，秦王的珍珠、寶玉都不產於秦國，美女、好馬、財寶也都是來自東方各國。如果只是秦國有的東西才要的話，那麼許多好東西也就沒有了。李斯還在信中反問：為什麼這些東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來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東西，而對人才卻不能重用，其結果是加強了各國的力量，卻不利於秦國的統一大業。李斯的這封上書，不僅情詞懇切，而且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狀的實際情況，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見解。因此，這篇《諫逐客書》成為歷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斷地採納了李斯的建議，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為廷尉。

　　這時，即將被殺的鄭國也向秦王進言：韓國讓秦國大興水利建設工程，當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國實力，但水渠修成之後，對秦國也是有利的。儘管興修水利，減輕了秦國對東方各國的壓力，讓韓國多存在幾年，但修好渠卻「為秦建萬代之功」。秦王覺得鄭國的話有道理，決定不殺鄭國，讓他繼續領導修完水渠，這就是後來聞名於史的鄭國渠，它對發展繁榮秦國的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經過這一次反覆，秦國仍舊堅持招攬和重用外來客卿的傳統，這些外來的客卿在秦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反對舊制的革新人士

　　秦統一後，用什麼方法管理土地遼闊的國家？是擺在秦始皇面前的新問題。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與大臣在朝廷上商議這個問題。丞相王綰等進言說：「諸侯剛剛被打敗，燕國、齊國、楚國地處偏遠，不給它們設王，就無法鎮撫那裡。請封立各位皇子為王，希望皇上恩准。」始皇把這個建議下交給群臣商議，群臣都認為這樣做有利。

　　只有廷尉李斯發表了反對的意見，他說：「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親屬很多，可是他們的後代逐漸疏遠了，互相攻擊，就像仇人一樣，諸侯之間彼此征戰，周天子也無法阻止。現在天下靠您的神靈之威獲得統一，都劃分成了郡縣，對於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賦稅重重賞賜，這樣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讓天下人沒有邪異之心，這才是使天下安寧的好辦法啊。設置諸侯沒有好處。」

　　秦始皇對李斯的話表示同意，說：「以前，天下人都苦於連年戰爭無止無休，就是因為有那些諸侯王。現在我倚仗祖宗的神靈，平定了天下。天下剛剛安定如果又設立諸侯國，這等於又將挑起戰爭，想要求得安寧太平，豈不困難嗎？廷尉李斯說得對。」

　　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意見，在全國實行郡縣制。郡是秦朝地方的最高行政機構，秦初設置了三十六個郡，後來隨著國土擴充，有所擴大。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一書中統計是四十六個郡。各郡大小不一，有的屬縣三十多個，有的僅兩三個。

　　最純粹的實幹家

　　李斯一生在法家的法律理論上並沒有什麼建樹，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踐派。

　　李斯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實踐著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嬴政的重用後，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是秦國發動統一戰爭時，後方最堅實的後盾，輔助秦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

　　秦朝建立以後，李斯升任丞相。他繼續輔佐秦始皇，在鞏固秦朝政權，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建議秦始皇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又提出了統一文字的建議，之後又在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和車軌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為指導的。

　　李斯在他生平的後期，將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極端化，嚴刑峻法，「使天下苦秦久矣」，也許多年的權力鬥爭讓他疏於研究法家理論了吧，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持，李斯最終還是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因此，李斯歸根到底是法家最純粹的身體力行者，雖然這種方式值得後人商榷。

古代首位言出法隨的絕代女強人

　　在中國古代，自秦始皇橫掃六國，威震八方，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以嚴刑峻法統治天下。皇帝集大權於一身，對任何國家事務都享有最終的決定權。

　　皇帝說的就是法律

　　由於國家權力的過於集中，中國古代的法律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歷史現象，即將統治者的言論也當做法律最重要的淵源之一：法律原本沒有規定的，皇帝說了怎麼辦，這就形成了一條新的律令；法律規定了的，皇帝說的和法律規定不一致，按皇帝說的辦，也就是說皇帝的話具有比一般法律更高的效力。這就是所謂的「言出法隨，口含天憲」。

　　雖然皇帝的話具有極高的法律效力，但這些言論的法律效力都只是暫時的。為了進一步加強皇帝手中的立法權，國家有專門的部門每過一段時間就將皇帝較為重要言論和治國方針總結起來，收錄成冊，形成正式的律令，這些言論藉此脫離「臨時編制」，「正式上崗」，具有了長久而穩定的法律效力。

　　像以上由皇帝的言論形成的法律條文，它有一個正式的名稱，叫「制」。制，原意很明確，就是指皇帝的命令，具有崇高的法律效力和源遠流長的歷史背景。

　　皇帝上面還有老婆

　　古代的皇帝大多是男性，有男人的地方就有女人，作為皇帝的配偶，繼任皇帝的母親，在中國這個極重孝道的國家，皇后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她是皇帝權力的直接獲益者，也是最容易參與角逐國家最高權力的重要角色之一，在老皇帝駕崩、新皇帝新立的特殊時期，升為太后，很容易就成為帝國的實際最高統治者。

　　按傳統儒學和大男子主義觀點，身為女性的后妃只能待在內宮中，而不能上外朝，即所謂「男主外、女主內」，所以后妃要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當然就要「臨朝」，即「當朝處理國政」之意；從秦始皇開始皇帝的命令專稱「制」、「詔」，佈告公文稱「誥」，后妃掌權後代理皇帝職責，其命令自然上升到皇帝的級別，所以叫「稱制」，即「行使皇帝權力」之意；兩者合稱，即臨朝稱制。由此，女性攫取了原本屬於皇帝的權力，代領皇帝的職責，因此也具有了和皇帝一樣的立法權，即「言出法隨，口含天憲」，說的話也就具有了法律的效力。

　　臨朝稱制在正史中最早出現於班固的《漢書．高后紀》：「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這裡的太后，就是漢高祖劉邦的正牌夫人，歷史上三大女強人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武則天、慈禧），大名鼎鼎的呂后──呂雉。

　　說起呂后的事跡來，大家都耳熟能詳，什麼設計誅殺韓信、將情敵戚夫人做成「人彘」，「人彘」就是斬斷手足，去其眼睛，以藥薰耳使之聾，以藥飲之使之啞，讓她居於窟室之中的殘酷刑罰。其心狠手辣，殺伐果決，現已廣為人知。

　　公元前一九五年，高祖劉邦駕崩，漢惠帝立，尊呂后為皇太后，但是惠帝仁闇弱，實際由呂后掌政。呂后隨劉邦起家，可謂吃盡了苦頭，在處理異姓諸侯王的事情上表現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在統治機構內部擁有巨大的威望。

　　夫家的親戚一個一個收拾

　　呂后雖實際掌握大權，但她是遵守劉邦臨終前所做的重要人士安排遺囑的，相繼重用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開國功臣。而這些大臣們都以無為而治，從民之欲，從不勞民。在經濟上，實行輕賦稅，對工商實行自由政策。因長期戰亂導致凋敝的民生持續恢復。在呂后統治時期，不論政治、法制、經濟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均全面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呂雉為人有謀略而性殘忍，在劉邦翦除異姓諸侯王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高帝十年，陳豨謀反，劉邦率兵親往平定，呂雉留守長安，聽說韓信陰謀詐赦諸官徒奴發兵策應陳豨，遂與蕭何商議，騙韓信入宮後處死，並夷三族。劉邦擊陳豨，至邯鄲，向彭越徵兵。彭越稱病不往，被劉邦廢為庶人，徙居蜀地。呂后認為不可遺患，又指使人誣告彭越謀反，夷滅其宗族。

　　呂后生漢惠帝劉盈及魯元公主。劉邦嫌劉盈柔弱，生前曾打算另立寵姬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由於大臣反對，呂后又多方設法為劉盈輔翼，廢立太子之事未成。劉邦死後，呂雉以惠帝年少，恐功臣不服，密謀盡誅諸將；后畏懼諸將擁有兵力，不敢下手。她毒死趙王如意，砍斷戚夫人手足，挖眼薰耳，用藥使之變啞，置於廁中，名曰「人彘」。對其他劉氏諸王，亦加殘害。惠帝不滿呂后所為，憂鬱病死後，呂雉臨朝稱制，封侄呂台、呂產、呂祿等為王，擅權用事，排斥王陵等老臣，拔擢親信。但其稱制的八年期間，繼續執行漢高祖以來與民休息的政策，獎勵農耕，廢除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法。因此，人民生活比較安定，殘破的社會經濟也得以恢復。

　　由於劉邦曾與諸大臣共立「非劉氏不王」的誓約，呂雉封諸呂為王，遭到劉氏宗室和大臣的強烈反對。她病危時告誡諸呂部署應變，命呂祿領北軍，呂產居南軍，嚴密控制京城和皇宮的警衛。諸呂在呂后死後陰謀作亂，被太尉周勃、丞相陳平和朱虛侯劉章等迅速翦滅。

　　呂雉雖已去，還有後來人

　　其實追訴起臨朝稱制這種行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秦國宣太后，但是當時秦朝法治並不完善，因此雖然宣太后也擁有巨大的政治權利，但達到「言出法隨，口含天憲」的地步，與呂后的性質並不相同。

　　自呂后之後，臨朝稱制爭相被歷朝歷代不甘寂寞的後宮「達人」們學習模仿，更有後來居上者如武則天，甚至登基稱帝更改了國號。

　　細數中國歷朝歷代，自西漢呂后始，西漢高祖呂太后、孝元王太后；東漢章德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東晉明穆庾太后、康獻褚太后；北魏文明太后、靈太后；唐朝則天皇太后、順天皇太后；遼朝應天皇太后、承天皇太后、法天皇太后；西夏沒藏太后、大梁太后、小梁太后；北宋劉太后、高太后；北遼蕭德妃；西遼感天皇后、承天太后；南宋楊太后、謝太后；元朝乃馬真后、海迷失后、卜答失里后；清朝慈安太后、慈禧太后、隆裕太后，綜上所述，共達三十二位女性曾登上國家權力的最高峰，「言出法隨，口含天憲」一言一行莫不具有崇高的法律效力。由此觀之，即使在對女性極度壓抑的古代，仍然有無數優秀的女性脫穎而出，而以上的三十二位，只是她們的代表。隨著近代以來男女平等觀念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女性發揮出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這的確是一種社會的進步、歷史的進步。

唯一廢除殘酷肉刑的皇帝

　　說起古代的刑罰體系，我們就想起舊時代的辣椒水、老虎凳，最有名的就是滿清十大酷刑，其中的手段你想都不敢想。而這也成為近代外國竊取治外法權的論證，認為中國的刑罰太黑暗，需要他們來「拯救」。

　　其實，說起刑罰體系的文明程度，我們中國的刑罰體系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刑罰體系，只是自明清時期以來，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步腐朽而走向黑暗。這個最文明的刑罰體系，出自一位偉大的皇帝之手，他就是史上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的奠基者──漢文帝劉恆。

　　漢朝崛起的真正奠基人

　　漢文帝的名字在中國歷史上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對他政績的充分肯定。文帝名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個兒子。

　　人們通常熟悉的都是漢武帝的法律思想，認為他是西漢繁榮的功臣。其實，漢文帝才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改革家，一個西漢王朝的忠實維護者。正是在他的清靜無為的法律思想指導下，漢朝才得到了休養生息，為西漢王朝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從而把漢王朝推上了強盛的頂峰。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后都著力於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時，不僅國家財力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還相當困頓。這是為什麼呢？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社會物資的極度匱乏和土地兼併的愈演愈烈。

　　為了振興漢朝經濟，漢文帝採取「藏富於民」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大幅度降低了農民的「個人所得稅」，文帝二年和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納１／３０的土地稅，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制。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一二○錢減至每人每年四○錢。兩次直接將稅收減半，這是何等的大手筆！

　　可以說，漢朝騰飛的原動力正是漢文帝這顆體恤民情之心，有一個故事可以充分體現他的這顆善心。

　　有一次，他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計算費用，需要黃金一百斤。文帝說：「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以小見大，一個小故事的背後，是一顆兼濟天下的胸懷，如此一來，漢朝的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經濟放寬，刑罰同樣要放寬

　　漢文帝為人「寬仁」，他的「寬」和「仁」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對百姓的體恤，更重要的，是在推動法律領域的改革，這次改革開天闢地，使他成為封建社會唯一一個廢除肉刑的皇帝。

　　漢文帝篤信黃老學說，反對法家的「重刑輕罪」主張，不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因此，漢文帝在「絕秦之跡，除其亂法」的思想指導下，對刑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他就廢除了收孥相坐法，也就是俗稱的「株連」制度。

　　中國古代盛行親屬株連制度，即連坐，當一個人犯罪之後，不僅要對犯罪者本人處以刑罰，還要殃及犯罪者的家屬甚至更廣泛地範圍。秦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官府為奴，稱為「收孥相坐律令」。

　　公元前一七九年十二月，繼位僅月餘的漢文帝躊躇滿志，「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下詔召見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御史大夫張蒼等人。

　　漢文帝在詔書中稱：「法律的作用在於懲治惡人，引導善人。在罪犯已經被處以刑罰的情況下，其無罪的父母妻子兄弟等還要連坐受罰，這是很不妥當的。群臣應當議論一下解決的方法。」

　　周勃等人並不同意漢文帝的意見，紛紛表示：「百姓是不能夠自我約束的，必須要通過嚴酷的刑罰限制他們的行為。當他們知道，如果自身犯法，親人也將受到株連時，他們才會遵守律令。而且連坐法自古有之，行之有效，以保持不變為宜。」

　　漢文帝不為所動，二次下詔，措辭嚴厲：「對於公正的法律，百姓是不會觸犯的。不公正的法律是害民之法。官吏們有教育百姓棄惡向善的職責，如果使用害民之法，則是官吏們的失職。對於這種殘害百姓的暴吏，該如何處置？群臣應當再議論一下解決的方法。」

　　看到新皇帝如此有決心，再牛的老臣子畢竟還是拗不過皇帝，周勃等人只能立即著手廢除收孥等法。

　　罵了皇帝照樣無罪

　　在廢除「株連」的刑罰制度後，漢文帝又開始燒「第二把火」。漢文帝聽歌功頌德的話聽得耳朵都起繭了，於是想聽點不一樣的。

　　說到就要做到，漢文帝開始鼓勵百姓向朝廷提意見，即使咒罵皇帝也不治罪。這在幾千年的封建皇帝中也是極其罕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就是廢除誹謗妖言之罪。

　　今天的我們知道一個很熟悉的詞叫「大不敬」，是中國古代侵犯皇帝人身、權力及尊嚴的一種罪名，但是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成為皇帝「維權」的強力工具，什麼是大不敬？具體什麼行為是大不敬？還不都是皇帝說了算？於是百姓大臣如履薄冰，連一些小動作都怕得要死，何況是批評、誹謗皇帝呢？

　　其實，早在我國夏、商、周三代，「誹謗」一詞，原是個褒義詞，意指民眾對於國家政事的自由議論。然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得天下後，聽從丞相李斯的上書增加了誹謗罪。秦法，犯誹謗罪者，在斬首之前，還要先割掉舌頭。「誹謗」二字，也就從此成了貶義詞。

　　漢承秦制，漢王朝建國伊始，諸事草創，基本上都是模仿秦代朝廷制度。相國蕭何將秦法稍加刪節，就成為漢法，所以秦代若干嚴刑峻法，包括誹謗罪，在漢初都保留進漢法了。

　　秦律和漢律均規定，對於皇帝不能隨便議論，更不能有所怨恨，否則就是犯了「誹謗妖言罪」。即使有人不高興時詛咒天地，由於事關「天子」，也是犯了「民詛上罪」。漢文帝認為，如果推行開明政治，這些阻塞言路的罪名必須廢除。

　　公元前一七八年，漢文帝燒起了「第二把火」，下詔廢除妖言、誹謗等罪。

　　詔書中稱：「古代聖賢的君王治理國家，在朝堂中同時設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無所顧忌地向君主進言，讓君主聽取不同的進諫，使國家日臻昌盛。現在我們的法律不許人議論朝政，長此以往，人們都不敢對我提出意見，我又如何得知自己有沒有過失呢？又怎能吸引賢達的人來輔佐我呢？這條法律應當廢除。」

　　漢文帝廢除妖言誹謗等罪後，又採取了「通治道」等措施，言路廣開，政治氣氛寬鬆，大批優秀人才得以被選拔入仕。也應了唐太宗時代的一句話：「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而漢文帝在幾千年前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一位女子引發的社會變革

　　孟姜女一哭，長城就倒了，女性威力可見一斑。同樣，漢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善良美麗的女性，為了一片孝心，用一紙滿含淚水的文字，感動了漢文帝，也改變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刑罰制度。

　　先秦時期，當時的刑罰是極其野蠻和殘酷的，這些刑罰統稱為「肉刑」，是中國古代殘害肢體肌膚、破壞身體機能的刑罰，包括墨、劓、刖、宮等。這種原始野蠻的酷刑，從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漢初。

　　直到一次事件的發生，改變了這種狀況，這次事件，史稱「緹縈上書」。

　　公元前一六七年，臨淄地方有個小姑娘名叫淳于緹縈。她的父親淳于意是一名醫生。

　　有一次，有個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請淳于意醫治。那病人吃了藥，病沒見好轉，過了幾天死了。大商人仗勢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狀，說他是錯治了病。當地的官吏判他「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長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個女兒，可沒有兒子。他被押解到長安去離開家的時候，望著女兒們嘆氣，說：「唉，可惜我沒有男孩，遇到急難，一個有用的也沒有。」

　　幾個女兒都低著頭傷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兒緹縈又是悲傷，又是氣憤。她想：「為什麼女兒偏沒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親一起上長安去，家裡人再三勸阻她也沒有用。

　　緹縈到了長安，托人寫了一封奏章，到宮門口遞給守門的人。

　　漢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書的是個小姑娘，倒很重視。那奏章上寫著：

　　「我叫緹縈，是太倉令淳于意的小女兒。我父親做官的時候，齊地的人都說他是個清官。這回兒他犯了罪，被判處肉刑。我不但為父親難過，也為所有受肉刑的人傷心。一個人砍去腳就成了殘廢；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後就是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了。我情願給官府沒收為奴婢，替父親贖罪，好讓他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漢文帝看了大受觸動，就下詔要廢除肉刑，實施仁政。後來，這條詔令付諸實踐，形成明確的法令。於是，自夏商周以來擁有一千多年歷史的「肉刑」制度，開始成為歷史。

　　高深的治國智慧

　　作為一個英明的帝國掌舵者，自然不會因個人的喜好而隨意制定一項影響重大的政策，他廢除肉刑的背後是有很深的社會背景的。

　　在漢文帝實施刑罰改革以前，漢代的刑罰制度按「漢承秦制」的體制格局，基本承襲了秦代的刑罰體系。而秦代的刑罰制度，不僅方法嚴酷，體系也比較混亂，肉刑、徒刑常結合使用，刑種之間的輕重等差亦不是很嚴格、固定，因而從整體上看顯得既嚴且繁。

　　秦亡之後，後人在總結評價有秦一代的政治得失時，一般均認為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刑罰嚴酷，史書上有所謂「劓鼻盈車」，被處劓刑的人犯眾多，割下的鼻子裝滿了一車又一車；「履賤踴貴」，被處斬趾刑的人犯多到正常的鞋已很少人買，因為多數人均受刑罰而被砍去了腳趾，大家爭相購買適合無腳趾人穿的仿照正常鞋做的「踴」，遂使鞋賤而「踴貴」。如此誇張記述並不是個例。

　　以肉刑為代表的傳統刑體系，背負著亡秦的惡名，成了社會指責的焦點之一。從而為改革肉刑提供了一個很現實的誘因。

　　西漢初期由於政治上和經濟上條件的限制，無法對繼承而來的秦代刑罰體系中的弊端進行系統的改革，僅僅針對一些典型的酷刑與相關制度加以廢止。到漢文帝時實際已經成熟，就果斷廢除了肉刑。

　　歷史的遺痕

　　歷史上的「肉刑」被漢文帝廢除了，將社會注入了繁榮昌盛的原動力，同樣的刑罰制度改革，讓我想起當今世界「去死刑化」的思潮。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從明文或者實踐中廢除了死刑，我國作為所謂的「刑罰最重國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後，死刑罪名仍然高達五十五個，現今司法界對此問題極為關注，最近影響全國的大案中的爭論焦點，無一不與死刑的存廢息息相關。由此可見，社會各界對死刑的改革方略仍未達成共識，死刑在中國的存廢進程，依然需要細細考量。

諸葛亮是如何「依法治國」的

　　俗話說：「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在如今的訊息化的世界，不管是熱血未盡的年輕人，還是暮年初顯的高齡者，古典四大名著永遠是茶餘飯後說不完的談資。

　　作為《三國演義》中重點描述的主角之一，諸葛亮身上的傳奇色彩背後，隱藏著高人一等的處世哲學與治國智慧。在此，我們從法律的視角重新解讀這位卓越的政治家，領略他鮮為人知的法律智慧。

　　「不求聞達於諸侯」

　　諸葛亮，字孔明，號臥龍，漢族，琅琊郡陽都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在世時被封為武鄉侯，謚曰忠武侯；後來的東晉政權為了推崇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特追封他為武興王。代表作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誡子書》等。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等。諸葛亮在後世受到很大的尊崇，成都有武侯祠，大詩人杜甫也有讚揚諸葛亮的《蜀相》名篇傳世。

　　雖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但他在未發跡前，卻是一個在鄉間「不求聞達於諸侯」的草民。

　　史書記載，諸葛亮於漢靈帝光和四年出生於琅琊郡陽都縣的一個官吏之家。新版《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諸葛氏是琅琊的漢族，先祖諸葛豐曾在西漢元帝時做過司隸校尉，諸葛亮父親諸葛圭東漢末年做過泰山郡丞。

　　但是，後來家道中落，諸葛亮三歲母親章氏病逝，諸葛亮八歲喪父，與弟弟諸葛均一起跟隨由袁術任命為豫章太守的叔父諸葛玄到豫章赴任，東漢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諸葛玄職務，諸葛玄就去投奔荊州劉表，安家於南陽郡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也就是諸葛亮高臥的隆中之地。

　　一步登天的金牌面試攻略

　　諸葛亮本是布衣，躬耕於南陽，他怎麼就一步登天做了劉氏集團的二把手了呢？諸葛亮的上位，來源於一次極為成功的「面試」考核，這場面試後來載入了史冊，成為後世無數讀書人求職的「金牌」攻略，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三顧茅廬」。

　　建安二年，諸葛亮的叔父諸葛玄病逝；漢獻帝已從長安李傕手中逃出，遷到了曹操的許縣。諸葛亮此時已十六歲，平日好唸《梁父吟》，又常以管仲、樂毅比擬自己，當時的人對他都不屑一顧，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相信他的才幹。人稱「臥龍」。他與當時的襄陽名士司馬徽、龐德公、黃承彥等有結交。

　　適逢劉氏集團ＣＥＯ劉備將公司遷移到荊州，新興的集團充滿朝氣，需要大量的人才。劉備向當地教育界的大佬水鏡先生諮詢人才訊息，這時，諸葛亮的人脈發揮出它的強大效應，司馬徽當即就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讚譽他有「經天緯地之才」。

　　後來，劉備手下的重要謀士徐庶也強力推薦，一句「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矣」讓劉備茅塞頓開，急問：「此人比先生才德如何？」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常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

　　聽了徐庶這一番話，劉備更是如夢初醒，喜曰：「願聞此人姓名。」然後同關、張前往南陽請孔明。就這樣，雖未與主考官謀面，諸葛亮已利用輿論的力量，起到了先發制人的作用。

　　草廬中的「隆中對」讓諸葛亮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自己的遠見卓識和過人才幹，使劉備感激涕零，攜諸葛亮回歸新野。

　　在「情」與「法」兩個雞蛋上跳舞

　　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諸葛亮早已被歷代史籍所稱頌和被後代各階層人士所推崇，但他作為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成功的法治實踐家的巨大成就，卻尚未被人們廣泛地熟識接受。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與「人治」始終是一對矛盾。同是出於維護封建政權，儒家系統強調的是人治，法家系統強調的是法治。

　　所謂人治，並不是不講原則，儒家所主張的「道」，就是他們所理想的社會原則，《論語》中提出「守死善道」，荀子則明確地說過「從道不從君」、「從道不從父」。但他們立足於宗法血緣關係，又主張「尊尊」「親親」，所謂「尊尊」「親親」就是講「情」。所以當「情」與「法」相衝突的時候，他們就只有讓「法」屈從於「情」，孔子就明確地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所謂「隱」，就是包庇。因此，在整個封建時代，徇情枉法是自然而普遍的現象，讓國家的法規很多時候成了一紙空文。

　　所謂「法治」，核心的特點就是排斥「情」的干擾作用，在中國古代的法家是如此主張，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曾極其明確地強調：法律「是全沒有感情的」。但是完全地拋棄「情」，又是違背人類天性的，所以在中國古代的輿論上，法家並不怎麼受歡迎，連司馬遷也批評他們「刻薄寡恩」。

　　比較來看，無論是過於「人治」，還是過於「法治」，對於整個國家的長久穩定都不是好事，但是其中的「度」，千百年來很少有人能夠把握，就像在兩個雞蛋上跳舞，踩碎哪個都會引發嚴重的後果。而諸葛亮治國思想中最大的特點，恰恰是做到了既嚴於法，又重於情。

　　作為具有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諸葛亮，在東漢末年軍閥混亂，諸侯爭立的時代，在他跟隨先主劉備輾轉創業和託孤輔政的二十餘年治理蜀漢的政治和軍旅生涯中，形成「德主刑輔」為主，仁政與法治並舉，恩德與威嚴兼用的以正統儒家思想為核心、法家思想為手段的完整系統的思想體系。內儒外法、厲行法治、適勢定法、並存剛柔、執法嚴明、寬嚴有度、刑不擇貴等方面的立法精神及執法準則，既是其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其法治思想的明顯標誌。

　　危急時刻，方顯英雄本色

　　雖然諸葛亮在劉備集團很早就居於高位，但真正掌握大權，成為實質上的「一把手」是在劉備去世之後。

　　夷陵之戰後，蜀漢內外交困，形勢愈加危急。曹魏從北方窺視，欲乘蜀之新敗加以攻滅；孫吳扼守荊州，使諸葛亮不能東向。以匡扶漢室旗號起家的蜀漢苟安一方，進退兩難。內部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越來越錯綜複雜，特別是益州舊地勢力待機而行，樹欲靜而風不止，領受先主遺詔的諸葛亮十分清楚當時的局勢。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推行法治、增強國力、鞏固政權已成為蜀政的迫切要求，諸葛亮這時總揆百官、獨擔大任所面臨的任務就十分艱鉅。同時也應看到，正是因為局勢的危殆，修明政治的難為，方顯出諸葛亮的英雄本色，其封建法治才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可貴的亮點。

　　建國之初，諸葛亮受劉備之命，會同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共造《蜀科》，開始了立法工作。由於文獻無征，我們今天已無從知曉《蜀科》的具體內容。不過，有學者利用其他材料進行了推測，我們可以據此窺知《蜀科》的大略情況與諸葛亮的思想相一致。同時，諸葛亮還曾作「八務、七誡、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

　　治軍方面，則在《武侯兵法》中立有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禁，並且對這「七禁」作了詳細的說明，有此者斬之。這樣，諸葛亮的法治政策就有了法律條文上的保證，首先做到了有法可依。

　　諸葛亮急症猛藥，重典治國，時人譏為「惜赦」，即在赦免他人罪行方面十分吝嗇。面對這種非議，諸葛亮溯古察今，闡明隨便赦宥的危害，要求赦不妄下，體現了其法治的嚴肅性。

　　誠然，赦宥作為調整社會矛盾的一種手段，有時也會起到收攏人心、穩定社會的作用。但是，如果不去嚴明法治，公平賞罰，而只寄希望於通過頻繁的赦免來求得臣民歸心，那只能是捨本逐末，根本無法消弭固有的矛盾，反而會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歷史上這類教訓很多，諸葛亮之前的劉表如此，其後的後主劉禪也是這樣，這也就是老祖宗「刑亂國用重典」政治智慧的最好體現。

　　嚴刑峻法下的人性光輝

　　諸葛亮以用法嚴峻著稱，但奇怪的是，被諸葛亮「嚴刑峻法」懲罰過的人卻都在聽到諸葛亮去世時垂淚涕零。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呢？現在就以幾個人為例，研究一下諸葛亮可貴的執法精神與方法。

　　比如我們都熟知的「揮淚斬馬謖」就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據《三國志》及裴松之注，諸葛亮與馬謖關係非常好，在平定南部的少數民族時，馬謖還曾提出過極有益的建議，馬謖是諸葛亮極為看好的青年才俊。

　　但是因街亭的失責，諸葛亮堅決地依法將其處死。另外，在他死後，諸葛亮又「親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以至於使「十萬之眾為之垂涕」。再從諸葛亮整個政治上看，他在蜀國以「立法施度」、「科教嚴明」著稱，所謂「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他的這種做法，得到百姓的擁戴，據陳壽說，亮死後，「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諮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何以會如此呢？陳壽總結說：「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又引孟子的話說：「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所謂「用心平」也即「開誠心，佈公道」，就是清楚地表明嚴格的執法，是出於國家的利益，而非出於私心私利。所謂「勸戒明」、「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人」，就是對被處罰者來說，也使他能清楚地明白，嚴格地執法，是從根本上對他的關愛和維護。

　　在馬謖被斬之後，諸葛亮未株連家人，而是將馬謖的後代視若己出，安頓好馬謖的家庭生活，他實現了「情」與「法」的完美交融，其人性的光輝由此可見。

　　蓮花盛開獨此處

　　在一個本質上「非法治」的時代，諸葛亮能夠「依法治國」，如同淤泥之中盛開的蓮花，十分了不起。諸葛亮卻不但做到保證了法律的正常運行，堅決貫徹用法律來治理國家，還做得非常好，數千年歷史，就此一家，別無分號。

　　陳壽評價諸葛亮是「用心平而勸誡明」。「用心平」就是公平，「勸誡明」就是公開，公平、公開，也就公正。雖然諸葛亮用法嚴厲，卻造就了一個三國中治安最好的國家，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法律智慧也值得後人去深思。

曹操「割髮代首」的詐術表演

　　作為歷史名人的曹操，其功過是非自有評說，不過觀其一生，真可謂是「亂世之梟雄」。作為以「奸詐」出名的梟雄，自然少不了一些表演的把戲，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典故，把許多人都蒙在鼓裡，卻為他拍手叫好，今天所說的，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割髮代首」。

　　頭髮等價於人頭

　　三國時期，曹操發兵宛城時規定：「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

　　這一嚴明的軍令立刻顯示出它的效果，曹操的官兵在經過麥田時，都下馬用手扶著麥稈，小心地蹬過麥田，這樣一個接著一個，相互傳遞著走過麥地，沒一個敢踐踏麥子的。老百姓看見了，沒有不稱頌的。有的望著官軍的背影，還跪在地上拜謝呢。

　　曹操騎馬正在走路，忽然，田野裡飛起一隻鳥兒，驚嚇了他的馬。他的馬一下子躥入田地，踏壞了一片麥田。

　　曹操立即叫來隨行的官員，要求治自己踐踏麥田的罪行。官員說：「怎麼能給丞相治罪呢？」

　　曹操說：「我親口說的話都不遵守，還會有誰心甘情願地遵守呢？一個不守信用的人，怎麼能統領成千上萬的士兵呢？」隨即抽出腰間的佩劍要自刎，眾人連忙攔住。

　　這時，大臣郭嘉走上前說：「古書《春秋》上說，法不加於尊。丞相統領大軍，重任在身，怎麼能自殺呢？」

　　曹操沉思了好久說：「既然古書《春秋》上有『法不加於尊』的說法，我又肩負著天子交給我的重要任務，那就暫且免去一死吧。但是，我不能說話不算話。我犯了錯誤也應該受罰。」

　　於是，他就用劍割斷自己的頭髮說：「那麼，我就割掉頭髮代替我的頭吧。」

　　曹操又派人傳令三軍：丞相踐踏麥田，本該斬首示眾，因為肩負重任，所以割掉頭髮替罪。

　　至此，曹操手下「眾軍皆驚」，沒有一個敢違背曹操命令的。

　　子虛烏有的「春秋」經義

　　曹操「割髮代首」以正軍紀，「三軍悚然，無不懍遵軍令」，的確達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三國演義》在這個故事後加了一個有趣的評論，原文如下：

　　後人有詩論之曰：「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拔刀割髮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曹操的詐術在哪兒呢？看原著的意思，是曹操用頭髮替代了頭顱，不遵守自己制定的軍規，顯得十分狡詐。但是從今天看來，羅貫中老先生還是有點低估了曹操的智慧，曹操更大的詐術或許應該是那個「罰不加尊」的所謂《春秋》之義了。

　　在漢代，《春秋》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那點儒家智慧，這本原本不過是魯國紀年簡史的書，但在大儒董仲舒的身體力行下，成為一本不是法典的「法典」。上至大臣們議論政治問題，下至法官們處理疑難案件，都會援引這本經典裡的片言數字當做依據，其效力遠遠高於法律。

　　可是，仔細檢索《春秋》以及它的三部解說大全《公羊傳》、《左傳》、《穀梁傳》，裡面根本就找不到郭嘉所引用的那條經義。所以，很有可能是曹操和他的謀士郭嘉或者是那個主簿串通好了演這齣戲來威懾全軍。

　　這一騙，就是一千多年，真是「小騙」騙一時，「大騙」騙一世，曹操不只是個大騙，他還騙得了大半個天下。

　　剪個頭髮也不容易啊

　　後來，很多史學家在分析曹操「割髮代首」的故事時，無不咬牙切齒，大罵曹操真是「奸雄」：好你個狡猾的曹操，死刑你就這樣給自免了！

　　但是，分析歷史人物需要更客觀、更理性的思維，也不能用太苛刻的眼光去審視，畢竟曹操也非聖賢，讓他就這樣自裁，實在有點強人所難。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曹操雖然狡詐了一把，用頭髮代替了頭顱，但他這頭髮理起來還真不容易。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理髮不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嗎？每月一小理，一年一大理，催生出一個欣欣向榮的理髮業，成為今天第三產業中不容小覷的一部分。

　　可是在古代可完全不同，在當時，很多民族都把頭髮視為具有神聖意義的器官，甚至被認為是一個人全身力量的來源。

　　孔子有云：「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損。孝之始也。」保持頭髮和皮膚的完整，是最基本的孝道的要求，不能有絲毫的故意損壞。否則就是「不孝」，這可是古代最嚴重的罪名之一，誰要被扣上這個帽子，一輩子的光明前程瞬時就化為烏有，這樣的雷區，何人敢犯？

　　不僅如此，在古代，「理髮」更是一個相當沉重的刑事處罰，叫做：「髡刑」。頭髮短是一種身份低賤的象徵，後來更是成為奴隸的代名詞。曹操手下的崔琰就被曹操罰為奴隸，受的正是這種刑。

　　這種刑罰對人身沒有傷害，但卻是心靈上的極大處罰，尤其在古代，階層分工明顯，「士可殺不可辱」，這種刑罰施予到士人身上，更甚於殺掉他！

　　曹操沒有殺掉崔琰而僅僅是對他施予這種刑罰，由此可見一斑。他違反了自己制定的軍法，能夠對自己施加這樣的刑罰，對於像曹操這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者，有這樣的執法精神，雖然這種公正打了折扣，但仍然是難能可貴的。

　　「割髮代首」不可「抓大放小」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萬個人眼中的曹操也是不同的。記載「割髮代首」這個故事的原文見於《三國志》裴松之作注時引用的《曹瞞傳》，很明確地描述曹操的這個行為是「自刑」，也就是自己對自己施加刑罰的意思。

　　羅貫中將這個故事的情節改動為「割髮代首」，把割髮當做最重要的詐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解讀資料時所產生的見解是不一樣的，也是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尊劉反曹」的寫作意圖的體現。

　　到了今天，「割髮代首」這個詞又有了全新的含義，成了百姓對官場腐敗現象的處罰捉小放大的調侃。

　　比如在有些部門、有些地區，執紀執法一旦要動真格時，就有人專藉這個「代」字做文章。該紀律處分的用口頭批評「代」之，該撤職查辦的用調動工作「代」之，該用法律處理的改用黨紀「代」之，該自己承擔責任的讓別人「代」之，等等。這樣「代」來「代」去，把黨紀、政紀、法律「代」得走了樣、變了形，「代」得國家的形象和政府形象受到嚴重損害。

　　這讓我想起了古希臘一個「卡龍達斯自刎」的典故。卡龍達斯是公元六七世紀古希臘著名的立法者，他當時制定了一條法令：「公民參加集會時不得攜帶武器。」有一次，他不慎佩劍走進了一個會場，被人指責違法。他知道自己的錯誤後莊重地說：「我向宙斯發誓，堅決維護這條法律。」說完就拔劍自刎了。

　　像卡龍達斯這樣有地位的人，有的是機會「割髮代首」，甚至「抓大放小」，轉嫁責任免予處罰。但他卻為了維護法律毫不猶豫地獻身，比曹操狠多了。

　　反觀今日的個別執法者，知法而犯法，被揭露後既做不到曹操那樣的「割髮代首」，更別提卡龍達斯的「拔劍自刎」了。雖然曹操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減輕懲罰，但畢竟對自己還是做出了實質性的刑罰，但是今天的我們看到的現象有的連「理個髮」的姿態都懶得作秀，抓大放小，不痛不癢地就過去了。以史為鑑，今天的我們需要警醒了。

連罵兩任皇帝的狀元法官

　　作為我國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選拔體制，科舉制度從隋朝大業元年（六○五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狀元的含義

　　狀元是中國科舉制度諸多名詞中最光彩、最炫耀的一個。始創始於唐代，完備於宋代，延續至元、明、清，長達一千三百年歷史。進士第一名為之狀元。

　　「狀」取自「投狀」，「元」即為第一，居首之意。唐朝時規定，各州貢送到京城的舉子，應試之前要向禮部呈遞州裡的解狀和本人的出身履歷等親狀，統稱為「投狀」，也就是報名。考試及格後，禮部將新進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績一起呈報給皇帝，稱為奏狀。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狀頭。當時只分甲乙等，無狀元之名。到武則天天授元年首創殿試之例，對禮部的考試再行覆試，這才開始把按成績排在最前面的稱狀頭或狀元。狀元之名，自始而起。從唐朝到清朝的一千三百年中，共開科考試七四五次，有據可查的文狀元共錄取六五三人。

　　一張張狀元榜的背後，敘寫著無數的傳奇故事，而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狀元，他的人生軌跡值得我們去學習思考。

　　第一狀元的「非人」履歷

　　孫伏伽，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生年不詳，卒於唐高宗顯慶三年（六五八年）。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年）壬午科狀元。為唐代第一科狀元，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狀元。

　　隋朝初立之時，雄才大略的隋文帝大舉改革落後腐朽的門閥人才選拔制度。孫伏伽就是抓住了這次歷史的機遇，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

　　孫伏伽參加科考之後初顯身手，就將進士頭銜收入囊中。但是，對於當年眾多的考生而言，考中進士並不等於就此當上了公務員。當時科舉考試給獲雋者發榜，就像現在舉辦高等學歷考試給合格者頒發證書一樣，只是認可了考生具有報考公務員的一種資格。至於這個人能不能捧上金飯碗，權力不在教育部而在人事部，也就是設置「四試三選」的吏部。這一類吏部舉辦的定期考試，才算是真正的公務員錄用考試。

　　所以，孫伏伽只得默默走回書房，撥亮黝黑的油燈，繼續備考。從斑斕的燈花裡，他隱約看到了遙遠的家，斑駁的牆壁，屋簷上破舊的草氈，心中頓時升騰起進取的渴望。他的目標是考進朝廷的最高審判機關──大理寺。

　　在隋代，科舉士人、貴族子弟、軍功人員、基層幹部等都可以報考大理寺公務員。出身不一樣，試卷亦有別，但都要測試「疑案」的處理能力。已有工作經驗的基層幹部自然佔便宜，但孫伏伽依然憑藉自己在「理刑斷獄」方面的天賦殺出重圍，競爭上崗。

　　公元六一八年，隋朝國戚李淵在晉陽易幟，起兵反隋。不日長安即克，唐政府定都於此。孫伏伽順應時勢，投奔到李淵麾下。剛開始，李淵並沒有把這個縣級法官放在眼裡，只是考慮到孫在萬年縣很有政績，才順水推舟，讓他在原來的崗位上繼續發揮才幹。至於那些早就看不順眼的官場混混，則全被新皇帝掃地出門。

　　唐朝平定天下後，李淵頒佈了大赦令。但是不久之後，李淵又要處罰農民起義軍的將領。孫伏伽進諫說：「王者無戲言。」往昔攻打天下時，應該隨機應變，現在四方已定，應該制定法律與天下人共同遵守。「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這樣天下百姓才能相信而畏懼啊。「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自己做事不講信義，而要天下的人相信你，怎麼可能呢？

　　敢罵皇帝的牛氣法官

　　為了汲取隋煬帝拒絕受諫而亡國的教訓，李淵下旨，鼓勵大小官員上書言事，可以指責君王過錯，評議朝政得失。眾大臣明白，這是開國皇帝常有的姿態，所以沒人願意當出頭鳥。李淵正洋洋自得於一片讚美聲中時，突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區區一介縣級法官，居然趁此機會，連上三摺，把皇帝近期的失誤兜了個底朝天。

　　孫伏伽在奏摺中義正詞嚴地說：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一言一行都會被史官記錄下來，怎能不慎重？您起兵晉陽不久，就接受了下屬獻上的獵鷹、琵琶、良弓等物品，還予以重賞。您有沒有想過這就是前朝的弊風，隋煬帝就是因為「恣其心」而亡國毀身的啊！

　　李淵閱摺大愧，趕緊放飛了獵鷹，封存了琵琶、良弓，下詔蕩滌前朝弊習，同時表示自己要率先垂範。可沒過幾天，前線傳來了捷報，李淵一高興，決定在玄武門搞重大慶典。又下旨讓太常寺全權辦理相關事宜。太常寺卿極欲美化政績，哄皇帝開心，就想出了「五百歌妓獻舞玄武門」的餿點子，可眼下朝廷草創，連演出的服裝都甚是匱乏。

　　無奈之下，太常寺只得下達行政命令，在民間緊急借調婦女裙襦五百套。這件事被孫伏伽知道了，又上一摺：百戲散樂，是隋末淫風，獻舞玄武實在有損陛下形象，陛下應當為子孫後代做榜樣，做到《論語》中所說的「放鄭聲，遠佞人」，那麼天下興甚！李淵覽摺無語，不過稍後太常寺就接到皇上口諭：罷慶典。正當唐高祖致力於規範自身行為雅正社會風氣之時，孫伏伽又上書提醒他，隋朝亡國的另一個原因是皇帝身邊的人誤國，因此皇儲及諸王身邊的人一定要慎重挑選。

　　李淵撫摺大悅，下詔說：「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並賞賜錦帛三百匹。從此，孫伏伽從一個基層小法官一躍而成為中央政府紀檢幹部，正式邁上了平步青雲的仕途。

　　不走尋常路

　　就在人們都認為孫伏伽一定會按皇帝的意願誠言直諫、當好御史時，孫卻做出了一個令眾同僚大惑不解的舉動──他竟以從六品官員的身份，請求參加唐王朝首次「進士試」。大家都認為這是自討苦吃，孫伏伽卻說：

　　「我現在工作如魚得水，全仰仗聖上的恩寵提攜。可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倘若自己他日不慎犯了錯誤，成為庶民，也依然可以憑藉本朝進士的身份，投考吏部，東山再起。」聞者無不被他的就業遠見折服。李淵聽說之後，也十分感動，特旨恩准孫伏伽參加只有生徒和鄉貢才能報考的「進士試」。接下來，在唐朝政府舉辦的科舉角逐中，孫伏伽再次脫穎而出，被主考官申世寧判為第一，中國歷史上有文獻記載的首位狀元就這樣誕生了。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知人善任，將孫伏伽從言官崗位上調回大理寺，升任少卿，發揮其「理獄」專長。

　　說完老子說兒子

　　唐太宗在繼位之前，南征北戰，經常打仗。後來天下太平了，沒仗可打，於是就迷上了打獵，幾天不打獵心裡就癢癢。

　　孫伏伽在辦案之餘，發現唐太宗特別喜歡騎射打獵，又上書諫諍說：「陛下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少年諸王之所務。豈能既為天下，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天下社稷何！」

　　唐太宗讀後很是讚賞，說：「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謬乎？」孫伏伽一聽，膽氣更足了，居然當面「逆龍鱗」起來。

　　一天，唐太宗又要去打獵，他領著幾個侍衛，背弓插箭，帶著獵鷹和獵犬，正要出發。這時孫伏伽匆匆趕來，一把拉住馬韁說：「陛下打獵，遊戲林中，騎馬射箭，沒有必要的保護措施是很危險的。一旦有個三長兩短，誰來主持政務？勸陛下為了國家百姓，不要貪圖一時痛快，任著性子幹這種無益的營生。」

　　正在興頭上的唐太宗好像被人當頭潑了一盆冷水，又掃興又尷尬，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但是，他又不想破壞大唐朝虛心納諫的傳統，於是，就耐著性子說：「我今日閒著無事，又不貪戀女色，只喜好打獵，想藉機會出去走走。再說我打獵都繞著村莊，從不驚擾百姓，另外侍衛也帶了十來個，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說完就要登鞍上馬，並向隨從揮揮手，準備出發。

　　哪料到，孫伏伽把馬韁繩繞在腰間，跪在馬前說：「陛下今天出門，就請從老臣身上踏過去，我願意用死換取皇上對誠實忠告的採納。」

　　唐太宗大怒，說：「我本來認為你是一個誠信勇敢的人，能夠以誠言進諫，不好損你顏面；哪知你卻不知好歹，目無高低，限制起我的行動來了。我連這點兒事都做不了主，還當什麼皇帝？來人，把他給我拖出去斬了。」

　　幾個高大強壯的武士立刻聞聲而來。把文弱的孫伏伽像抓小雞一樣抓在手裡。孫伏伽面無懼色地說：「夏朝的關龍逢因直言進諫而被殺，我情願和他在九泉之下相見，也不願意再侍奉你了。」

　　這時，唐太宗笑了，說：「我不過是試一試你的膽量，你還真是一個誠信有勇的君子，有你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啊！好，那朕今天就不出去了。聽說你棋藝很高。朕要和你下一盤，享受一下和高手下棋的快樂。」

　　不久，唐太宗封孫伏伽任諫議大夫。

　　可貴的執法精神

　　有一次，在與大臣聚會時，太宗問張玄素是什麼出身？張玄素在隋朝時當過小吏，在唐朝人眼中，小吏是十分卑微的人，張玄素也為之慚愧，一時答不出話來。孫伏伽立即提醒太宗說：「陛下，您好像在羞辱別人。」太宗頓時意會到張玄素出身低微，就當眾向張玄素道歉，並於貞觀十二年（六五八年），提拔孫伏伽擔任大理寺正卿。

　　孫伏伽一生為人忠直誠懇，敢於直言上諫，有魏徵之風。其性格寬宏大量，處事從容，寵辱不驚。拜治書侍御史時，自己先從朝中得旨，歸家後秘而不宣，待朝廷制文到來，閤家狂喜而孫伏伽若無其事。

　　他曾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這句話記載於《新唐書》卷一百三《孫伏伽傳》，是孫伏伽在勸告唐太祖執行法律要一視同仁時說的一句話。此話的大意是說：國家進行獎賞和處罰，不分貴賤親疏，唯一的標準是正義國法。這反映了孫伏伽執法護法的可貴精神。

白居易竟然曾是唐朝大法官

　　白居易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的詩歌閃耀於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整個歷史，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詩歌發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後世詞人所推崇。

　　不管是《長恨歌》、《琵琶行》，還是《賣炭翁》、《憶江南》，這些名篇我們從小耳濡目染，在記憶的深處留下了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象，可以說，白居易的詩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當之無愧的國之瑰寶。

　　可是，隨著我們對史料的不斷解讀，逐漸走進那個歷史上最真實的白居易，縱觀他的一生，我們發現，白居易最引以為豪的，不只是他的詩歌，更多的在於他在法學研究上的成就，但是由於他的文學光輝過於璀璨，白居易影響一時的法律思想就稍顯黯淡。

　　本著對史實的執著追求，今天，我們揭開歷史的迷霧，走進那個在古代法治領域踽踽獨行的鬥士，還歷史一個更真實、更完整的白居易。

　　宦海浮沉的唐朝大法官

　　法律與政治，一般是不分家的，白居易與法律正是在他追求仕途中的政治夢想中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生於中唐代宗大曆七年，德宗貞元十六年第高郢榜進士，貞元十八年登書判拔萃科，歷任校書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憲宗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以後又任刺史、太子少傅等職。

　　在他生活的七十五年中，李唐王朝由安史之亂引起的衰敗仍在發展，長期兵連禍結造成的社會動盪日趨嚴重。社會的政治、經濟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對中唐士大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白居易顯然也不例外，白居易官終於刑部尚書，也就相當於今天的司法部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可謂是唐朝數得著的大法官了。一生中，白居易曾長期從事司法實踐工作。官場的浮浮沉沉，使詩人對唐代的律令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思想。

　　並且，尤為使人稱頌的是，他在法律思想方面的議論豐富而精闢，許多言論是發前人所未發。可以說，這些法律思想對於中國法制的發展，特別是唐朝律令的發展，都借鑑了白居易的思想，其影響力遍及整個封建法律的歷史。

　　禮法結合「刑」為先

　　作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有一大獨有的特色，就是「禮」與「法」的結合及強調法律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但是更重視道德的力量，即所謂的「德主刑輔」，「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道德的力量更重於法律的力量，這是古代社會實施「人治」的重要理論基礎。

　　唐朝把德主刑輔奉為法制指導思想，縱觀歷史，很少有人對此思想提出質疑。然而，繼承了儒學思想的白居易從唐中期社會政治形勢出發，卻提出了「刑禮道迭相為用」的思想，主張刑與禮應交替作為統治的主要手段，把「法」上升到與「德」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

　　白居易曾對「禮」與「法」的關係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白居易認為，法律只能禁止人們為惡；禮教只能防止人們產生不良情緒；道雖然能使人修身養性，卻不能禁止人為惡。所以各有各的用處，主要目的都是改變人的性情，達到治國安天下的目的。

　　所以，用普通農民的農活打比方，刑罰法律用來開荒，德禮教化用來種植，而道德無為用來收穫，用處各有不同，在不同形勢下應分別應用。既然治國如農耕，法律是開墾荒地的利器，自然而然地被放在救世治國中的第一位，這就有別於傳統的禮法思想。

　　傳統的理論都講「出禮則入刑」，禮教與刑罰雖各司其職，但也是「先禮而後刑」，而白居易卻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像法律這樣的「醜話」應該說在前頭，強調刑罰對於推行教化的作用，刑罰被當做施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禮教淪喪要靠刑罰來撥亂反正，而禮教復歸也靠刑罰來推動。

　　這樣強調「法治」的言論竟然是從一個飽受儒家學說薰陶的詩人提出的，這在兩千年的歷史上是獨樹一幟的，這也是白居易法律思想的獨到之處。

　　提高法學地位，多培養法律人才

　　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藩鎮割據、朋黨傾軋和宦官專權，使唐王朝固有的法律根基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雖然唐代前期設立各項制度，訂有種種規定，但到了此時，已基本形同虛設，士大夫普遍輕視法學，視為刀筆吏術，司法人才奇缺，認為從事法律行業有辱身份，進一步導致社會法治的衰落。

　　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有見識、有遠見的士大夫提出了匡救時艱、改革弊政的主張，認為首先要提高法學的地位，選拔法律人才。白居易正是該觀點代表人物之一。

　　白居易認為，當時國家政府威信掃地、百姓道德淪喪，是「朝廷輕法學，賤法吏」的緣故，要改變這樣的亂局，必須更加重視法律的作用，要想讓法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就需要一大批優秀的法律人才推動整個國家法律制度的發展。

　　那麼，如何解決該問題呢？白居易認為，應該「懸法學為上科」，提高明法科舉士的地位。

　　也就是說，要在科舉考試的時候，加大法律內容的比重，通過這種形式，使整個國家的人才更加重視學習法律。同時提高法律職業的升值空間，讓當時的法律專業畢業生，也就是明法科的士子分配到更好的崗位，使更多的優秀人才湧入法律行業，這樣整個國家的法治水平都會有極大的提高。

　　詩情話法律，更添無數精彩

　　白居易確實是一個現實主義詩人，他關注廣大的平民百姓，切身體會民眾痛苦，力舉革新，努力替國家分憂，他的所作所為，無不是為天下著想，替蒼生祈福。

　　智慧要求白居易飛昇，而生存、發展所依附社會狀況卻一次次地將他拉回現實，這就是蘇東坡在《水調歌頭》中所說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吧。正是關注民生、報效家國的偉大情懷，成就了白居易的法律思想，這種思想超脫於法律之外，形成白居易獨特的文化精神，成就了千秋的詩情佳話。

成吉思汗鮮為人知的法律智慧

　　說起成吉思汗，的確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統一了蒙古，統帥蒙古鐵騎，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所建立的蒙古帝國，其疆域之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是西方人眼中的「上帝之鞭」。但是他的功績卻是建立在無數百姓的血淚之上，他的手上沾滿了同胞和異族的血，屠城滅國如喝水一般輕鬆。

　　冷血無情的變態屠夫

　　最深刻的，就是他曾經自己定義的「世界上最大的快樂」：「當我騎著我的白馬、揮舞著我的彎刀追擊我的敵人，當我粉碎他們的城池、割掉他們的頭顱、燒燬他們的宮殿、沒收他們的財產，當我看到他們的親人在流淚，當我把敵人的妻子和女兒摟在懷裡做我夜晚的褥子，這個時候，我總是能體驗到世界上最大的快樂！」

　　短短的一段話，一個殘暴、貪婪、嗜血、狂妄不可一世的屠夫形象躍然紙上，一輩子將他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不得翻身。他帶領一群野蠻人出現於完全文明化了的時代，而在幾年之間突然地把羅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國世界變成一堆廢墟。他們的來臨，他們的動作和他們的失蹤似乎是難以解釋的，以至於實際的歷史，將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來的災難，是對古老的各種文明的一種懲罰。

　　但是，歷史的真相就是這樣的嗎？成吉思汗只憑蒙古帝國不足千萬人口的蠻力就征服了數以億計的生靈？這其中的智慧和奧秘又在哪裡呢？

　　公元一二○六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在斡難河（今鄂嫩河）源頭召開庫里爾台大會，即蒙古大汗位，號「成吉思汗」，國號「大蒙古國」，蒙古草原結束了長期混戰的局面。由此，史上版圖最大的帝國，蒙古帝國就此誕生。與蒙古帝國強大的武力相比，帝國成立的同時頒佈的法典卻尤為低調。

　　世界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法典

　　《成吉思汗法典》，即大扎撒，蒙古帝國的根本大法，包括總則、分則、附則三大部分。涉及基本法、國家制度、社會管理制度、役稅制度、驛站制度、軍事法、行為法、訴訟法等，共六十五條，是由成吉思汗頒佈、實施、修改而成的具有社會規範性、普遍約束力的訓言和命令的總稱。用畏兀兒文字寫在卷帙上，是為《扎撒大典》，「是蒙古民族的第一部成文法」。

　　在此之前，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依舊是對各種具體行為進行規制的社會規範。成吉思汗卻以法律的形式，明文對國家權力進行明確的定義和劃分，將行政權及司法權分開，建立了一套有部落民主色彩的君主政體制度，這種以兩權制約的判例制度，比英國十九世紀的判例制度早約六○○年。因為《成吉思汗法典》的內容與近代憲法的內容性質相似，所以有專家就稱之為世界第一部憲法性法典。

　　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法典》頒佈以前，蒙古社會屬於無政府狀態下的不穩定、鬆散的部落社會，沒有法律，沒有文字，依靠古老的習慣法維繫部落內外關係。

　　《法典》為當時蒙古草原的民族和解與部落統一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確立了大蒙古國的政體、國家權力分配制度、民眾的基本權利義務，構築了大蒙古的基本社會秩序、基本倫理關係和基本道德準則，可以說「《成吉思汗法典》從根本上塑造了蒙古民族」；用魯保羅的話來說，蒙古征服者所到之處，「以至於『蒙古式的和平』留下一種幾乎可與『羅馬式的和平』相媲美的記憶。」因而，「這支來自蒙古大草原的遊牧民族」，也並非像拿破崙讚美的只是「有著嚴密的軍事組織和深思熟慮的軍事指揮」，他們「比他們的對手高明得多」的，並不只是戰爭藝術。

　　法典是一個民族或政權文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古印度的《摩奴法典》，古代西亞的《摩西十誡》，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蒙古政權的《成吉思汗法典》，以及大家熟知的《拿破崙法典》，可以說代表了不同文明、不同時代的特點。

　　《成吉思汗法典》（以下簡稱《法典》）是由成吉思汗親自制定或認可的一部法典，是成吉思汗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即使在他離世後，這部法典依然在蒙古族政權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頒佈和實施，不僅標誌著蒙古民族從原始部落社會走向了共和政體的國家，也標誌著蒙古民族自此進入了世界法制民族的行列，可以說，成吉思汗開創了英雄造法的時代。

　　法典首先確立了統治者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威，這種權威，是神權與王權的結合，既可以有效實行思想上的控制，又可以強化世俗的權威。法典第一條明確規定，天賜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不容置疑。

　　將野蠻帶向文明的綱領性文件

　　接下來，成吉思汗大扎撒對基本倫理關係、基本道德準則、基本社會秩序、基本社會關係、基本行為準則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例如，第二條，一個民族，如果子女不遵從父親的教誨，弟弟不聽從兄長的勸誡；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順從丈夫；公公不讚許兒媳，兒媳不尊敬公公；長者不管教幼者；幼者不尊重長者；那顏（官員）只寵信其親屬而疏遠陌生人；富有者吝惜私有財物而損害公有財物的，那麼必將導致被敵人擊敗、家戶衰落、國家消亡。因此，成吉思汗頒佈大札撒，提醒所有民眾必須提高警惕，所有那顏和哈剌楚（平民）都必須遵守，這樣長生天就會保佑我們完成大業。大札撒不能改變，必須千年、萬年、世代遵守下去。這是對以上各種社會關係進行規制的總體原則。

　　《法典》中也反映出蒙古帝國中嚴重的奴隸制殘餘，如第五十五條，主人應對奴隸的行為負責。奴隸偷盜他人財物的，將其本人和主人都處以死刑，並將他們的妻子、兒女和財產沒收後送給被盜的人。

　　《法典》規定了「蒙古七刑」：死刑、流放刑、杖刑、鞭刑、罰沒刑、恥辱刑和監禁刑，這些刑種有輕有重，寬嚴相濟，構成了一個相對嚴密的刑罰體系。《法典》的刑罰具有嚴厲性特點，但同時又不失寬仁。如在鞭刑、杖刑行刑過程中，處罰的基數為７、１７、２７，這樣規定是因為本應處罰１０、２０或３０，但是統治者恩威並濟，覺得應該「天饒你一下、地饒你一下、我饒你一下」──這就是著名的「蒙古減三罰則」。

　　構建國家的法律文件

　　在《成吉思汗法典》中，更多的條文是關於國家管理的。通過這些條文，成吉思汗創立了行之有效的政權體系。

　　《法典》第三條規定，大蒙古國選舉汗位繼承者、任命札爾忽赤（斷事官）、發動戰爭和進行重大決策實行忽里勒台（會議）制度。忽里勒台由黃金家庭主要成員、萬戶長、千戶長和主要那顏組成。各汗國確立汗位及作出重大決策也按照該規則進行。

　　也就是說，忽里勒台是蒙古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忽里勒台原是蒙古部落或部落聯盟首領參加的一種議事制度。）忽里勒台的職權主要包括選舉汗位繼承者，行使決策權等。

　　在這種制度下，既有集權（忽里勒台掌握汗位繼承，任命札爾忽赤，發動戰爭和進行重大決策），又有分權（行政權由大汗行使，司法權由札爾忽赤行使，重大決策權由忽里勒台大會行使）；也有相對的民主（實行忽里勒台制度。忽里勒台由黃金家庭主要成員、萬戶長、千戶長和主要那顏組成）。

　　有意思的是，法典極其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對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極為嚴厲的處罰：第五十六條，保護草原。草綠後挖坑致使草原被損壞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燒的，對全家處死刑；第五十七條，保護馬匹。春天的時候，戰爭一停止就將戰馬放到好的草場上，不得騎乘，不得使馬亂跑。打馬的頭和眼部的，處死刑；第五十八條，保護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於水中。

　　由此可見，成吉思汗也是要搞「可持續發展戰略」，倡導構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這一理念的確十分先進。

　　有點「重口味」的法律規定

　　更有意思的是，法典甚至對「同性戀」這一亙古不變的熱門話題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男子之間雞姦的，並處死刑。」這樣的條文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裡，的確讓人瞠目結舌。

　　《法典》最有意味最「超前」的是對信託制度的規範：「以信託資金經商累計三次虧本的，處死刑。」何以至此，是因大帝國內商業發達而委託人玩忽職守者太多？還是因為征戰的首領將士也要發財，受託人亂搞會動搖軍心？不得而知。如今那些證券和投資公司主管、國企經理人，若受這樣的嚴刑峻法約束，不知我們的經濟秩序將如何？

　　《法典》最高明、最有現代性的內容就是宗教寬容：「尊重任何一種宗教信仰，任何一種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權。每個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征服範圍，現有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已具有相當大的勢力，還有在蒙古人中盛行的薩滿教，還有摩尼教、祆教，中原的道教、儒教，一些較小族群的原始宗教更是五花八門。

　　成吉思汗一碗水端平，既不偏袒，也不打壓哪一家，儘管他本人先是信奉薩滿教，後尊道教的長春真人為師。這種政治胸懷並非成吉思汗所獨具，中原王朝一向實行政教分離、多教並立，比蒙古人更早的草原霸主契丹人的大遼國亦復如此，甚至吐蕃人（今藏族人）強勢期間也是實行宗教寬容政策的。這比起前現代歐洲人和西亞人的「聖戰」，當然更文明。

　　成吉思汗比中原帝國的統治者實行宗教寬容更難得的是，他是一個十分強勢的征服者，卻很明智地守住了權力的邊界。

　　推行疆域最廣的法典

　　在制定《成吉思汗法典》之後，成吉思汗在征服世界的一生中，不斷用強制力推行自己的規則和規則背後的理念，使他的法典一度成為世界上適用範圍最廣的法典。

　　成吉思汗當然以為這是開萬世基業的政治制度。可是，與秦始皇一樣，開國強人萬年帝國的願望只是黃粱一夢。大蒙古帝國很快就分崩離析，這樣的律令便只有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價值了。

　　今天的我們回顧那段歷史，更多的是被成吉思汗一次次輝煌勝利鑄就的偉業晃花了雙眼，卻很少看到這豐功偉績背後高人一等的法律智慧。

　　就像在聖赫勒拿島上被囚禁的歲月裡，拿破崙對編寫《聖赫勒拿島回憶錄》的作者說的那樣：「戰場上的所有勝利都隨著滑鐵盧一戰的失敗煙消雲散，但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那部民法典。」可惜的是，成吉思汗一生鮮有敗績，所以他的《法典》就被輝煌的軍事勝利所掩蓋了。

　　成吉思汗自己也說過：「身軀之堅勝寡，手足之力只鎮一二，心機之力可征世界；身軀之英雄稱一代，智慧之英雄稱萬代。」我們在審視他的豐功偉績的同時，不能忽略這背後高深的法律智慧，這才是真正的成吉思汗，文明與野蠻的完美結合，一個偉大而卑鄙的「野蠻人」！

于成龍：偵查高手與斷案奇才

　　廉吏是指清廉守正的官吏，能臣是指治世有方的幹才，能將此二者集於一身者，無疑是為政者之楷模。歷史上的廉吏不少，能臣也很多，但廉到家徒四壁，能到佳績迭出者，可謂鳳毛麟角，于成龍就是這樣的難得的好官。鮮為人知的是，于成龍還是個歷史上少有的偵查高手與斷案奇才。

　　于成龍鐵面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百姓稱其為「于青天」。他出仕之初，正是清初社會動盪之時，百廢待興，盜案迭出，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親自訪察，對當地盜情瞭如指掌，辦案時頭腦敏銳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盜案屢屢被他破獲。

　　于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曾經參加過鄉試並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順治十八年，四十四歲的于成龍才以明經謁選清廷吏部開始做官，離開家鄉山西永寧州，到遙遠的邊荒之地柳州羅城為縣令。此後，他歷任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康熙皇帝曾稱讚其「咸稱居官清正，實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九年，于成龍就任黃州府同知，鎮守歧亭。歧亭位於大別山南麓，新洲、麻城、紅安三縣交界處，三不管地帶，素有「十八蠻縣」之稱，白天歹徒打劫，晚上盜賊橫行，可官府卻置之不理，並不立案。為什麼？因為這裡的盜賊久盜成性，十分狡猾，難以捕獲，又以報復為能事，辦理盜案十分棘手。若立了盜案，上司就會限期破獲，如若到期不能告破，輕則遭斥責，重則丟官治罪。

　　這樣一來，盜賊更是肆無忌憚，往往明火執仗，光天化日之下也敢搶劫殺人。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上任伊始，于成龍便一改前弊，一方面，他總是親自訪察，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瞭如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另一方面，他命令將接連不斷發生的盜案一一上報，並責成各縣加緊偵破，違者治罪。

　　消息傳出，各縣嘩然，大小盜賊看了官府的捕盜告示，更是惶惶不可終日，歧亭盜賊都從此收手，于成龍「歧亭息盜」的故事至今還流傳在鄂東一帶。

　　于成龍對待案犯主張慎刑，以教為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龍推廣和完善保甲法，對穩定社會治安，起了根本的作用。于成龍鐵面無私，能謀善斷，被百姓呼為「于青天」。由於在黃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績，于成龍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升任武昌知府。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于成龍由武昌知府調任為福建按察使，上船前，他買了幾十斤蘿蔔放在船上。人們覺得奇怪又好笑，問他：「這種便宜的東西，買許多幹什麼呀！」他說：「此去水路航程很遠，我要用它當飯吃。」

　　在福建，于成龍辦案公允，無論屬員或百姓有訟情獄案，一律不徇私情。當時福建有不少外國商人，常以送樣品試用為由，向他行賄，結果都被他嚴辭拒收了。外國人看到于成龍如此廉潔紛紛讚歎說：「我們走遍世界各地，從未見過這樣廉潔自律的長官。」所以，他辦的案子，無人不服。

　　康熙十九年，于成龍升任直隸巡撫。官場中有句老話：京官難當。京畿之地，八旗豪強橫行不法，有法不能治。康熙特意將于成龍放在這個位置上。在任上，于成龍支持清官廉吏，打擊貪官污吏，八旗豪強見勢不妙也不得不收斂。于成龍把直隸治理得井井有條，很受康熙的賞識。第二年，康熙在紫禁城懋勤殿親自召見他，表彰他是「今世清官第一」，賞賜白金、良馬、御製詩等，以此嘉獎他的廉能。

　　康熙二十年，于成龍升任兩江總督，成為主管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大員。上任時，久聞于成龍大名的當地文武官員全部早早地到南京城外迎候，場面非常壯觀。可是，眾人一直等到天黑也未見這位新總督的影子，大家紛紛議論是不是把總督到達南京的日期搞錯了，這時，有人跑來報告說，總督大人早已單騎進府啦。百官頓時驚慌失措，急忙回府。原來，于成龍僅僅帶了一個小兒子，雇了一輛騾車，沿路查訪而來。

　　在兩江總督任上，于成龍常常化裝私訪，瞭解民情，暗察官吏，以致江南官吏每遇到白髮偉貌者，即互相轉告，無不震懾。

　　作為清朝一品大員的于成龍貌似嚴厲，其實待人非常隨和，沒有官架子。公務時間，他的衙署大門始終敞開著，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進入他的寢室。他的桌案上左邊放著生薑、豆豉，右邊放著案卷文書，就像農村的教書先生一樣，隨便與人交談。

　　江南生活比較富裕，許多官員以紙醉金迷為榮。于成龍以總督身份作表率，生活淡泊儉樸至極。因每日食粗糧、青菜，而被江南人稱為「于青菜」。遇上荒年，他即以糠屑雜米為粥，全家人都這麼吃，客人來了也不例外。客人問他，為什麼要這麼清苦？他答道：「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賑濟一些饑民。」于成龍吃飯簡單，喝茶更是簡樸得令人掉淚：他的僕人無錢為他買茶葉，每日採摘衙後槐葉給他代茶用，樹竟為之禿！

　　在他的影響下，江南各地的社會風氣發生了明顯變化。官僚、巨商都脫下綾羅綢緞，改穿布衣；高門大戶，將大門樓改築成小門樓……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在兩江總督任上只工作了三年的于成龍病逝，享年六十八歲。署中的官員去他家弔唁，看見他的遺物只有床頭一個破箱，裡面有一套官服、官靴，瓦缸中粗米數斛和幾罐鹽鼓。眾人無不相哭失聲。

　　于成龍去世的消息一傳出，「民罷市聚哭，家繪像祀之」。後來，凡是他做官的地方──江寧、蘇州和黃州等都為他建立了祠堂，以緬懷這位真正的「青天」。康熙稱于成龍是「天下廉吏第一」，加贈太子太保，予謚「清端」，並御書「高行清粹」為祠額。于成龍傳世之作有《于清端政書》，又名《政書》。此書被《四庫全書》收錄。

　　對於古代官吏來說，破案與審案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二○○一年三月，山西省文水縣發現一部出版於清末民初的《于成龍判牘菁華》。這部書輯錄了于成龍在任廣西羅城知縣期間審理案件的批示及判詞，全書共有三十三個案例。

　　現引于成龍上任頭一年所審的當地一樁罕見的招妓案。「原案牘判詞」如下：「審得蕭立三者，借開設客棧為名，招留外來娼妓，藏垢納污，無所不為。如此不法，實為全地方害馬。須知今日可以因利藏妓，明日即可因利藏盜；今日可以代妓引誘狂童，明日亦可代盜引探富室。貪區區之金錢，竟甘心傷風敗俗。苟有心肝，疇忍出此！況本邑民情剛健，淫風絕鮮，士凜喪德之心，女懷失節之戒。本縣蒞位一載，訟案千餘，而因奸起釁者，百不獲一。乃蕭立三膽敢招來娼妓，紊亂風化，情無可宥，法應嚴懲；應重笞一千，拘禁一年。淫妓方媛媛、王寶寶、愛之花，既非家長逼迫，又無鴇母督責，淫僻無恥，甘心墮落；應各掌頰五百，驅逐出境。蕭立三客棧一所即予發封，以肅風化，而儆邪僻。」判詞條理清晰，正氣凜然。由此亦可窺見一代廉吏之一斑。

　　由襟霞閣主編的《清代名吏判牘七種匯編》一書，選有清代名吏于成龍、曾國藩、李鴻章、袁子才、張船山、胡林翼、端午橋共七人的判案精華。由此也可見于成龍在有清一代的影響之大。

　　《清代名吏判牘七種匯編》一書中記錄了于成龍辦的一個案子，讓人不得不佩服其斷案之公。

　　羅城東街的錢氏，已過花甲之年，但人卻很精明。這天是八月十四，第二天便是中秋節了，她於是去「月中桂」糕點鋪買月餅。「月中桂」的月餅在當地很有名氣，中秋前夕，買賣十分興隆。錢氏買了六十個月餅，每個五文，共計三百文。不想忙亂中，雙方發生爭執，錢氏說已經付款，店夥計卻說沒有付款，鬧得不可開交，竟至發生揪扭。這時恰好于成龍路過此地，雙方都攔住轎子喊冤。于成龍聽了雙方的供說，覺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是旁人也各執一詞。

　　于成龍於是判旁觀者每人出一文錢，代付店主。並判道：

　　「月餅六十，制錢三百。人多擁擠之時，必有錯誤；聲音嗷嘈之際，易至混淆。錢氏年至六旬，看似誠懇，絕不是空手套白狼之人；糕店名馳通省，頗負信譽，也不會做訛詐老婦之事。就說夥計有詐，詐錢不能歸己；應是有機可乘，他人順手牽羊。若判錢氏再出三百，未免無辜受累；若判糕店已收三百，豈不糕店太冤？不如社會贊助，大家慷慨解囊。一人一文，並不傷你元氣；你幫我助，息此無益之爭。為善莫過如此；決訟只為公平。此判。」

　　對此判決，後人們費了許多筆墨稱頌不已。

　　不僅如此，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跡，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也被廣為稱頌，甚至被神化，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誌異》的《于中丞》一節中，就曾惟妙惟肖地記述了于成龍辦案的例子。

　　《聊齋誌異．于中丞》中記載了于成龍睿眼識盜的一則故事：有一次，于成龍在城外看見兩個男人用床抬著一個女病人，病人身上蒙著大被，側臥在床上，還有三四個壯漢在床兩旁緊跟著，時常輪換著用手掖被子，好像是怕風吹進去。抬了不大一會兒，就把床放在路邊歇息，再換兩個人去抬。于成龍派公差去問，對方說是妹子病危，要送她回夫家。

　　于成龍想了想，又派公差回去，看這些人進到哪個村子。公差跟在後面，見到他們將床停在一所房子門前，有兩個男人出來把病人接了進去。公差回來將情況報告了于成龍。于成龍囑咐隨從人員詳細查訪城內有無失盜的，果然查到有個富戶被搶，主人還被強盜打死。

　　于成龍即派出身強力壯的公差，四更出城，直奔那個村舍，當場捕獲八個人，一經審問，都招供了，原來果真是這夥人搶了富戶。又問那個有病的女人是誰？盜賊們供認：那天晚上住在妓院裡，同妓女串通，把搶劫來的財物放在床上，叫她裝病躺在上面，送到窩贓的地方，然後分贓。

　　案子破獲後，有人問于成龍：「怎麼看出那些人就是強盜呢？」于成龍說：「這很容易解釋，只是一般人不去注意罷了。一個年輕婦女躺在床上，怎麼能讓男人把手伸進被子裡？而且時常換人抬著床，看樣子很沉重，又用手交叉護衛著，可見其中必有財物。如果婦女患病危急，必然由婦人在門口接應，為什麼卻只有男人出來，且又不見他們驚問一句。由此可以斷定，他們是一夥盜賊。」

　　于成龍觀察如此細緻入微，使盜賊無處遁形。我們在佩服其睿智的同時，也深有感觸。

　　于成龍的睿眼識盜之故事，對今天的審案工作依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法官審案，要察言觀色，這是一個優秀法官必備的庭審能力。有些法官不重視庭審，將「過堂」當做「走過場」，不注意庭審時當事人的言行舉止，以至於對一些有用的訊息置若罔聞，失去了進一步查清事實真相的機會。當事人雙方作為利益對立的兩方，其陳述和提供的證據往往是相互對立的，誰真誰假，需要法官明察秋毫，仔細審查，法官只有抓住細節，層層逼問，抽絲剝繭，方能辨別事實真偽。

　　古時法官審案，十分強調司法官的觀察力，「五聽」就是通用的審訊之法，通過「五聽」獲取並辨別當事人供述的真偽，從蛛絲馬跡中發現案件線索，從而為查明案情提供依據。所謂「五聽」，一曰「辭聽」，即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即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即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即觀其聽聆，不直則感；五曰「目聽」，即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五聽」的關鍵就在於司法官對當事人辭、色、氣、耳、目五方面表現的觀察，通過觀察來審查判斷其陳述是否確實，並據以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進行定罪量刑。

　　觀察力對於準確查清案件事實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當下的法官要跳出重視庭前書面審查、不重視當庭審查的誤區，逐步提高庭審的有效性；要不斷地通過庭審實踐，鍛煉出于成龍一樣的睿眼，則對於審案工作來說是大有好處的。

第四部分　法海溯源踏浪行

象徵法律的神奇獨角獸

　　韓國首都在將名字由「漢城」改為「首爾」之後似乎仍難擺脫中華文化的印跡，在二○○八年時確定的城市象徵物「獬豸」曾經引起了韓國專家學者有關「象徵物是否源自中國」的熱議。那「獬豸」到底是什麼？牠又蘊涵著什麼深意呢？

　　非同一般的神獸

　　獬豸，也稱解廌或解豸，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上古神獸，體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類似麒麟，全身長著濃密黝黑的毛，雙目明亮有神，額上通常長一角，俗稱獨角獸。

　　牠擁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是中國古書中常見的一種神獸，能辨曲直，漢楊孚《異物誌》對獬豸特性的概括最有代表性：「性別曲直。見人鬥，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意思是說，獬豸能區分好人壞人，看到兩人打架，牠會用角抵理虧者。聽到有人吵架，牠會用口咬挑起是非的一方。

　　相傳，先秦官員斷案折獄，曾用獬豸辨別其中曲直，其中聲明最盛者莫過於帝堯時期的刑官皋陶。傳說中皋陶曾飼有獬豸，凡遇疑難不決之事，悉著獬豸裁決，均準確無誤。所以在古代，獬豸就成了執法公正的化身。

　　我們的祖先在創構「法」字上，其淵源頗具智慧和神話色彩。在古代，現在的「法」字被寫作「法」，其中蘊涵著深刻的寓意。從字的架構上看，「法」字的左邊是三點水，代表著取法平如水之意。它的右邊是「廌」下邊一個「去」，「廌」，即神獸獬豸，將「廌」編成「法」字的一部分，取的就是獬豸代表判斷曲直的法律的含義。

　　傳統文化中隱含的投影

　　由此，獬豸在漢字文化中又與「法」結下了不解之緣。之後多方面文化的影響，獬豸在古代作為法律象徵的地位就這樣被認定下來。

　　後來，出於便於書寫和記憶的需要，「廌」字從「法」中被隱去，簡化為「法」，然而它所象徵的中國法律傳統文化並沒有隨之消失。獬豸在我國古代法制監督史上仍有著非凡的含義。

　　作為中國傳統法律的象徵，獬豸一直受到歷朝的推崇。相傳在春秋戰國時期，楚文王曾獲一獬豸，照其形製成冠戴於頭上，於是上行下效，獬豸冠在楚國成為時尚。秦代執法御史帶著這種冠，漢承秦制也概莫能外。

　　到了東漢時期，皋陶像與獬豸圖成了衙門中不可缺少的飾品，而獬豸冠則被冠以「法冠」之名，執法官也因此被稱為獬豸，這種風尚一直延續下來。至清代，御史和按察使等監察司法官員一律戴獬豸冠，穿繡有「獬豸」圖案的補服。

　　不僅在服裝，在皇家建築方面，獬豸的形象也必不可少，如明孝陵和十三陵的鎮墓神獸，還有故宮太和殿、乾清宮內威嚴的獨角獸，都是獬豸的化身。直到今天，在我國一些法院門口佈置的代表法律的護門神獸也是獬豸。獬豸文化的源遠流長可見一斑。

　　歷史傳奇中的法律神獸

　　獬豸在我國古代文化中影響十分深遠，許多故事和傳奇都有獬豸的身影出沒：曾在古潁州做過太守的北宋大文學家、書畫家蘇軾在《艾子雜說》中講了「獬豸辨好」的寓言故事。

　　早在戰國時期的齊國，有一次，齊宣王問艾子道：「聽說古時候有一種動物叫獬豸，你熟悉嗎？」艾子答道：「堯做皇帝時，是有一種猛獸叫獬豸，飼養在宮廷裡，牠能分辨好壞，發現奸邪的官員，就用角把他觸倒，然後吃下肚子。」艾子停了停接著感慨地說：「如果今天朝廷裡還有這種猛獸的話，我想牠不用再尋找其他的食物了！」

　　這諷刺當時的官場奸臣和貪官太多了。

　　還有關漢卿《玉鏡台》第一摺中「生前不懼獬豸冠，死來圖畫麒麟像」的戲詞就運用了獬豸的形象。還有四大名著《西遊記》所描述的地府中的「諦聽」神獸，牠在辨別真假美猴王時也是用的同獬豸類似的異能。

　　民間文化顯真跡

　　在民間，許多地方的文化都深受獬豸的影響。比如說客家人，在長期遷徙和生產生活中，客家人以古代獬豸崇拜為基礎，創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閩西「獬豸」文化，其核心內容即聰靈、剛強、公正、誠信。

　　「獬豸」文化主導著閩西客家人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思想方法、審美情趣、道德規範等各個方面，客家人亦是「獬豸」文化的忠實踐行者。在國家前途一片灰暗之時，以劉亞樓、楊成武、傅連暲、張南生、鄧子恢、張鼎丞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共和國將軍，為了民族和國家，秉承已經融入血液的「獬豸精神」，為中國的未來前仆後繼，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作為法律的象徵，「獬豸」文化不僅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在新時期更為其賦予了新的內涵和使命。在積極倡導法制建設的今天，「獬豸」文化所體現的價值觀符合「中立、公正、獨立、民主、效率、公開」的現代司法理念；其所提倡的公正、誠信的社會道德價值觀，有利於祛除各種「庸俗文化」、「腐朽文化」，營造廉潔清正的社會氛圍；其所提出的樹立廉潔理念、提倡廉潔精神、營造廉潔環境的重要任務，對於推進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深遠的積極影響。

　　弘揚「獬豸文化」，對於社會的和諧，法制的進步無疑是一針「強心劑」，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的文化財富，我們應當珍惜這筆財富，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世界上最文明的監獄制度

　　二○一○年對於中國的司法界來說是個不平靜的年份，其中不少案件引發了公眾的廣泛爭議。先是藥家鑫，後是李昌奎，他們的判決受到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在這些案件中，死刑的適用與否是爭論雙方的核心焦點。

　　對此，中國司法界在關於死刑的適用尺度上一直議論紛紛，有人認為中國應該追隨世界潮流，徹底廢除死刑，並由此抨擊中國監獄制度的「黑暗」。什麼「躲貓貓」、「喝水死」、牢頭惡霸、刑訊逼供，除此之外還有諸多不和諧現象，都成為批判中國法治現狀的現行「證據」。

　　我的老師曾介紹過他去參觀北歐監獄時的經歷，那裡簡直就是個三星級賓館！什麼設施都有，幾個人一套「公寓」，「吃香的喝辣的」。跟這樣的外國監獄相比，中國的監獄制度的確夠「黑暗」啊，十來個人擠一間牢房，飲食狀況也不盡如人意，受人爭議也是在所難免的。

　　說起最文明的監獄制度，其實在我們中國的古代，而且誕生在距今兩千多年的奴隸制時期，當時刑罰野蠻，肉刑適用廣泛，但就是在這樣一個野蠻的時代，卻產生了世界上最文明的監獄制度，也許最黑暗的地方孕育著光明吧。

　　這項監獄制度幾千年來深深地印在了中國文化的土壤裡，一個成語高度地概括了它，那就是「畫地為牢」。

　　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就曾記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相傳上古時刑律寬緩，人們都很自律，道德高尚，如果有人犯了錯誤，就在地上畫個圈把他限制住以示懲罰，即使這樣，哪怕他身邊空無一人，他也絕不會提前走出圈子半步。

　　據說，畫地為牢是上古四聖之一的皋陶發明的，他是舜帝執政時期的士師，即司法長官。

　　皋陶在掌管司法時，「畫地為牢」成為最初監管犯罪之人的囚禁場所，我國從此有了監獄。從此，「皋陶造獄，畫地為牢」正式流傳下來，而造獄的先驅皋陶，則被尊為獄神，被全國上下多數監獄立為自己的神靈。

　　但真正將「畫地為牢」發揚光大的，是孔子所推崇的周文王。

　　《封神演義》第二十三回：「文王曰：『武吉既打死王相，理當抵命。』隨即就在南門畫地為牢，豎木為吏，將武吉禁於此間。」原因是打柴的武吉到西岐城賣柴。在南門，正趕上文王車駕路過。由於市井道窄，將柴擔換肩時不知塌了一頭，翻轉扁擔時把守門的軍士王相打死，被捉來見文王。

　　文王說：「武吉既打死王相，理當抵命。」命在南門地上畫個圈做牢房，豎了根木頭做獄吏，將武吉關起來。三天後，大夫散宜生路過南門，見武吉悲聲痛哭，問他：「殺人償命，理所當然。你哭什麼？」武吉說：「家有七旬老母，孤身無人照顧，怕被餓死！」散宜生入城進見文王，說：「不如先放武吉回家，等他辦完贍養母親的後事，再來抵命。不知如何？」文王准許，就讓武吉回家去了。文王是明君，把武吉畫圈囚禁是因為武吉誤殺了人；文王是賢君，允許武吉先贍養母親然後償命。這也是我們最熟悉的典故了。

　　雖說是小說演義，但也取材自真實的故事，這種用高尚的道德，約束犯人的自由，然犯人心甘情願地待在畫的一個「小圈圈」裡，沒有任何強制的行為拘束，真可謂世界上最文明的監獄制度了。

　　這項舉措在民間影響巨大，衍生出無數的說法。在古典四大名著《西遊記》第五十回就描述了孫悟空給唐僧畫地為牢的故事：「古人畫地為牢，他將棍子畫了圈兒，強似畫地為牢，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如何擋得他住？」

　　歷史上有周文王「畫地為牢」的傳說，犯了法的人還能夠在給他畫的圈圈裡老老實實地服刑，那是一個多麼理想的文明國度。想想當前的法治狀況，我們不得不發出一聲嘆息。

　　「畫地為牢」雖然美好，但是是建立在聖人高尚的道德感化下的產物，是不能推廣成為國家的制度的，而廢除死刑同樣如此，這樣的措施本身沒錯，但錯的是現在就把它推廣，這是不適應當下中國法治現狀的超前舉措，但仍然需要我們在將來去努力實現。

　　回顧古代的歷史，像「畫地為牢」這樣文明的刑罰方式不在少數，值得現在的我們去回味、反思。

古代最早公之於眾的法律

　　現在，我們想看法律的具體條文，瞭解國家對相關問題是如何規定的，可以去書店買一本精裝價廉的法條，或者在網上輕而易舉地搜索到相關法律的具體條文，我們想了解法律的途徑不勝枚舉。

　　不公開的法律最可怕

　　可是在兩千多年以前的中國，這是無法想像的，因為當時的法律秘而不宣，是不向平民百姓公開的。

　　古代國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經歷過一個秘密法的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隱蔽越好，絕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才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

　　在我國春秋時期以前，夏商與西周的法，是一種完全依附於禮的法。奴隸主貴族進行判斷的時候，往往會標榜自己是遵從「禮」的原則，自己是以禮治國，依禮治國。「禮不下庶人」，所以老百姓們犯什麼法都任由貴族官僚們宰割。更何況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法，稀里糊塗的，任由貴族官僚們擺佈了。

　　有古籍記載的很多事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張三和李四同村，有一天，張三進城趕集，回來的時候，李四發現，他被人砍去了左腳，就問張三：「你的左腳呢？」張三說：「我犯法了，被官府砍了！」李四又問：「那你做錯什麼了？為什麼被罰啊？」張三說：「我也不知道。」於是兩個人一起於莫名其妙中鬱悶著、恐懼著。這就是刑法不為百姓知曉，則其威懾深不可測！不知道自己怎麼做才是守法良民，這可真是恐怖，想遵守都不知道遵守啥規矩！

　　就像張三的事例一樣，「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如果法律不公佈的話，那麼法律的威力將是無窮盡的。你不知道什麼叫犯法，也不知道會受怎樣的懲罰，惶惶不可終日，根本不敢與政府對抗。這就形成了貴族官僚巨大的司法特權，貴族可以隨意出入人罪，定罪量刑沒有任何限制，冤假錯案和家常便飯一樣隨意，導致百姓們談「法」則色變。

　　子產鑄刑書

　　但是，這一情況在春秋時期發生了變化，公元前五三六年三月（陰曆），鄭國執政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象徵諸侯權位的金屬鼎上，向全國公佈，史稱「鑄刑書」。

　　子產，即公孫僑，字子產，又字子美，春秋時期鄭國傑出的政治家。鄭簡公十二年（前五五四年）為卿，二十三年（前五四三年）子產執政鄭國。

　　子產執政前，晉楚兩強爭霸，鄭國身處兩強之間，內部貴族矛盾重重，鄭國貧弱而混亂。子產執政後，一方面，運用其政治智慧在列強之間穿梭外交。另一方面，開始在鄭國內部變法圖強，大力改革鄭國的土地和稅賦制度。規定城市和鄉村各有一定的制度；貴族和平民各有不同的服色；廢除土地定期分配使用的井田制，劃清田地疆界實行土地私有，挖好溝渠；把村組織編制起來；按土地面積免徵首賦稅等，史書稱之「作封洫、作丘賦」。

　　子產執政後一年，剛開始時變法，阻力很大，社會上流傳一首歌：「硬逼我把好衣服收藏在家，硬把我的田地左編右查，誰要去殺子產啊，我一定參加！」執政三年後，社會上又流傳一首歌：「我家有子弟，子產來教育開導；我家有田地，子產使產量提高。要是子產去世了，誰能像他一樣好？」子產執政共二十一年，鄭國大治，國勢由弱變強，國人稱頌，諸侯賓服。

　　子產命令把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到鼎上，公佈於眾，令國民周知這是國家常用的法律，其實也是對他從公元前五四三年以來所進行的諸項改革的總結。他通過法律的形式鞏固自己改革取得的成果，向全社會公佈，以後有人要推翻他的改革措施遇到的阻力將是空前的。

　　他對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這個基礎上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將其公之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由於子產鑄刑書打破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政治傳統，受到了一些貴族的猛烈抨擊。

　　有維新就有守舊

　　例如，晉國大夫叔向就非常不滿，不惜冒干涉別國內政之嫌，派人送給子產一封信表達了他的強烈抗議。

　　歷史卻給了這位自命不凡的老先生一個響亮的耳光：在子產改革七八年後，又有突出成就顯現出來的時候，叔向還閉眼不看事實，一味指責子產不該公佈法律而放棄「禮」的說教，對這種頑固守舊、盛氣凌人的做法，子產不客氣地回答說「吾以救世也」。事實上，到子產於公元前五二二年（鄭定公八年）去世，鄭國一直治理得很好，周旋於晉楚兩霸之間，處置得宜，維護了鄭國的利益和尊嚴。孔子聽到子產死，流著眼淚說：「古之遺愛也。」稱讚子產的仁愛，有古人的遺風。鄭國也並沒有衰敗。足見叔向的看法是錯誤的。

　　子產公佈法律，限制了貴族特權，促進了鄭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開啟了中國古代公佈成文法的先例，也順應了當時歷史發展的潮流。因為春秋時期，宗法貴族減弱了氣勢，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濟條件都在發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展的新需求。

　　還有後來人

　　子產其實並不孤單，子產的理念也被後人繼承下來。就在子產鑄刑書的二十三年後，也就是昭公二十九年（前五一三年），晉國的趙鞅、荀寅佔領汝濱，命令晉國民眾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鑄造一個刑鼎，把晉國前執政范宣子所作的刑書刻在鼎上公佈，作為社會的行為規範。

　　這樣的舉措理所當然地迎來了新一輪的強烈抨擊，可奇怪的是，這次抨擊的主力卻是對子產大加讚賞的孔子。孔子如當年叔向攻擊子產鑄刑書一樣，對趙鞅鑄刑鼎進行了如出一轍的攻擊。孔子說：「晉國拋棄了法度，恐怕要滅亡了。當年晉國恪守唐叔制定的法度，民眾尊敬貴族，貴族管理百姓，貴賤有序，因此晉文公得以成為諸侯盟主。今天的晉國卻拋棄這個法度，搞了一個刑鼎，民眾都依照刑鼎的規定生活，再也不害怕和尊敬貴族了，我們這些貴族的飯碗豈不是要砸了嗎？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予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追求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孔子的確有他自己的道理所在，可是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就如同開篇所說，貴族官僚的刑事裁量權不受任何制約和監督，「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最終的結果就是司法的極度不公正。

　　晉鑄刑鼎畢竟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進步，它打破了統治階級專斷刑律、任意處置剝奪百姓權利的不合理局面，像孔子開辦私學打破學在官府的教育體制一樣，它在開啟民智、喚醒人們自我意識，以至打破舊的政治格局、推動社會改革進步方面意義是不可低估的。晉國之所以在春秋時代霸業長盛不衰，主要原因不是國君代代都是明君，而是卿大夫中精明強幹者隨時推翻消滅專政弄權危及晉國以及多數卿大夫利益的豪門強族，欒氏、范氏、中行氏等的相繼滅亡及削弱，都是這種新陳代謝的表現。而三家分晉，韓、趙、魏成為戰國時代法家的主要發源地，應當與晉國的這個重視法制建設和普及的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

　　中西成文法之比較

　　其實，鑄刑書、刑鼎也並不是中國特有的事情，其他的古文明也有類似的事情。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是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比我們子產的刑鼎要早一千三百多年，在二十一世紀初被法國人在伊朗挖了出來。

　　羅馬著名的《十二銅表法》因為據說刻在十二塊銅牌（也有說是著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比我們子產的刑鼎晚八十四年。在高盧人入侵羅馬的戰火中銅表全部被毀，原文散佚，但也能從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見梗概。人類的祖先不約而同地尋找一種永久堅固的方式來留存和公佈法律，大約就是為了不讓任何一個字磨損，為了讓法律的權威不受執政者個人意志的影響，為了讓民眾有個穩定可預見的行為規範，使人民免受法律朝令夕改、避免官吏玩弄辭令的禍害。

　　可惜的是，不知為什麼人家的石柱法、銅表法都以各種形式流傳下來了，偏偏我們的刑鼎找不到實物，也不知曉其內容。幾千年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精心保存了很多東西，包括各式各樣的鼎，卻單單遺失了子產的那口鼎。也許，它還在中原鄭州一帶那厚厚的黃土層裡埋藏著，記錄並目睹著黃土地上數千年來上演的一幕一幕。

　　當前，我國正在努力推進依法治國進程，強調「公開、公平、公正」。其中，「公開」包含的內容很廣泛，有法律公開、庭審公開、判決結果公開，等等。「公開」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法律的實質就應使人人皆知、人人遵行，並人人會用。現在，「公開」制度已成為我國依法治國中一項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制度，現實中還存在許許多多的阻礙，歷史遺留的問題依然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

　　當代法律之濫觴

　　有則笑話說得生動形象：一位行人在街上走，突然一群警察將他按倒在地再踏上數隻腳，行人哭喊：「為啥抓我！我犯了什麼法？！」警察答曰：「你自己心裡清楚犯的什麼法！那麼多人我怎麼就抓你一個？！」行人無語問蒼天，我真的不知道啊……

　　學期中，我們去社區進行普法宣傳，看到一個老大爺走過來，我們正想上前宣傳我們的活動。那位老大爺一聽我們是在說法律，脖子一縮，連連擺手道：「我是良民，我沒有犯法！」然後行色匆匆地躲我們而去，似乎有一隻洪水猛獸在他背後追趕。

　　現在的新聞報導中，依然有許多奇怪的字眼，如什麼「有關部門的相關規定」，模糊其詞，混淆視聽，不知其所云。企業拒絕員工要求時，也說什麼「這是我們公司的內部規定」，這是「內部」的什麼規定？

　　這樣的實例還有很多很多，現在的我們對於法律仍然有許多的誤解，很多人現在依然對法律是敬而遠之，我們國家的訊息公開程度依然有待發展，我希望我們也要向先賢一樣，敢於打破長期以來腐朽思想，大膽創新改革，推動法治建設，促進社會發展。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沒有那麼多的疑問和顧慮，才能更幸福更美好。

中國最早的財產稅法

　　稅收一直是個敏感問題，它影響到每一位公民的收入。二○一一年《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最終以三五○○元作為起徵點，曠日持久的爭議算是落下了帷幕。可是，仍然有不少稅種飽受爭議，其中關於財產稅的廢立，社會輿論已經爭論得面紅耳赤了。

　　漢朝就有財產稅

　　財產稅並不是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後才產生的事物，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漢朝，我們的祖先就發揮出自己的聰明才智，實施了一項法令，對富有者徵收財產稅，來達到平抑社會貧富差距和擴大政府財政收入的目的，這項法令，當時稱作算緡令。

　　經過長期的戰亂，新立的大漢王朝面臨的是一個百廢待興、民生凋敝的局面，為了發展國力，漢初的領導者以黃老之學作為指導思想，無為而治，實行一種較為自由的經濟體制，由此經濟蓬勃發展，幾十年間一躍成為世界一流的超級強國，是「文景之治」盛世形成的主要源動力。

　　可是，自由經濟體制的背後，是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均，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大儒董仲舒曾在給漢武帝的信中曾說道：「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可見當時的情景。

　　在漢武帝時期，北征匈奴，西通西域，東伐朝鮮，南撫夷越，國家發動了一系列歷時長久、規模巨大的戰爭。其中，武帝一朝對匈作戰持續時間之長，戰爭規模之大，可謂空前絕後。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元朔四年後七年時間裡，僅築衛朔方、賞賜將士等軍費開支，就達到了二三百億，還不包括所謂的「兵甲轉漕之費」。要支持這些龐大的軍費開支，單憑政府的一般財政收入是不可能的。

　　為此，漢武帝在經濟領域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利用國家政權干預、管理戰時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支持對匈奴作戰。這些措施主要包括鹽鐵官賣、均輸平準、改革幣制、算緡告緡、增加算賦甚至賣官鬻爵。

　　但是，這些收入依舊無法緩和越來越嚴重的財政赤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武帝將目光瞄準了已經「養肥」的商人階級。

　　宰的就是「奸商」

　　武帝選擇拿商人階級開刀不是沒有緣由的。中國古代是以農立國，一向就有重農輕商的傳統，把農看做是本業，把商看成是末業。到秦漢大一統的時代，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封建地主階級政權，更是不能容許商業的畸形發展。因為商人剝削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尤其是富商大賈，肆意兼併農民，使農民貧困化，這樣就破壞了封建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因此，先秦以來的一些地主階級思想家、政治家，大都主張重農抑商，並進一步形成秦漢兩代的重農抑商政策。

　　一般商人掠奪農民的主要辦法，是在買賤與賣貴之間進行勒索。一方面，小農經濟薄弱，經不起任何風浪，國家的急徵暴斂、私人的債務以及婚喪、疾病、凶荒等，都強迫他們把自己的產品「半價而賣」。而另一方面，當農民迫於饑寒，急需糧食、種子、衣服之時，商人又以加倍之利售與。所謂「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正反映當時商人任意控制價格的情況。而「商則長詐，工則飾篤（弄虛作假）」，又說明在買賣過程中進行欺騙，也是商人剝削農民而獲利的重要手段之一。這種情況必然要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會引起大規模動亂。

　　漢武帝看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為了解決財政危機，鞏固封建統治，加強對匈奴的防禦和反攻力量，他開始重用「興利之臣」，並決定首先向商人開刀。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據御史大夫張湯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議，頒佈了打擊富商大賈的算緡令。

　　按財產比例上稅

　　史書記載：「諸賈人末作貰貸買賣，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佔，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意思就是除有市籍的「賈人」之外，其他的「商以取利者」也同樣要繳納算緡錢，即對所有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徵稅。算緡的徵稅對象是商人的「物」，即對財產徵稅。《正義》：「一算，百二十文也。」「二千而一算」，則每二千錢抽取百二十錢，稅率為百分之六。

　　「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從事手工業勞動的「工」這一階層，收取稅率為百分之三的財政稅。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這是徵收的車船稅，對「非吏比者」即非官吏的車船所有者徵稅。其中，「非吏比者」每輛車收稅百二十文，「商賈人」每輛二百四十文。「船五丈以上」，統一徵收百二十文。其中「三老」出於敬老，「北邊騎士」出於戰爭需要，不在徵收之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這是對逃稅者的懲罰規定。逃稅者除沒收財產以充緡錢外，更是要戍邊一年，罰做苦役。

　　大公無私的義商標兵

　　誰願意將自己的財產白白上交給國家呢？算緡令一出台就遭到大工商業主的激烈反對。《史記．平準書》記載，算緡令公佈之後，「富豪皆爭匿財」，與政府相對抗。但是正在這時，卻有一個人表現了與眾不同的態度。這個人的名字叫卜式。

　　卜式是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洛陽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餘頭，十幾年間，增殖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早在漢與匈奴開戰之後，卜式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輸作邊用。武帝頗為驚異，派遣使者問卜式：「你是想當官嗎？」卜式回答道：「我從小就是一個放羊的，不懂當官，不願意。」使者又問：「那麼你是有什麼冤情，需要朝廷來替出洗清嗎？」卜式答：「我平生與人沒有什麼爭執，鄉里關係和諧，沒有冤情。」使者又問：「那麼既然這樣，你到底想要得到什麼？」卜式說，「天子討伐匈奴，國民自當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只有這樣，匈奴才可被滅。」

　　後來，卜式幾次要求把自己的財產捐給國家。到了「算緡令」公佈的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二十萬錢，以濟國家之急。武帝聽到後，當即對他特別嘉許，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同時佈告天下，以示百姓。後來，還讓他當上了僅次於丞相之位的御史大夫。

　　「竭澤而漁」的惡法

　　儘管有卜式這樣的例子，然而榜樣的力量卻很有限，商賈們仍然無動於衷。這件事讓武帝十分不高興，為了將算緡令貫徹到底，武帝想出了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於是頒佈了告緡令。

　　告緡令的實質，就是鼓勵舉報，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的一半。

　　這個「告緡令」等同發動了一場「挑動群眾告發群眾」的「人民戰爭」。此令一出，幾乎所有中產以上的家庭全數被舉報，社會秩序頓時大亂。朝廷內部對這一法令頗多非議，武帝不惜用殺戮的辦法來對付所有的反對者。這場舉報運動持續推行三年之後，「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都被告發抄產，政府沒收了難以計數的民間財產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沒收的田地更多，大縣有幾百頃，小縣百餘頃，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賈因而傾家蕩產。而政府的收入卻大大增加了，國庫也稍稍充實起來，皇家上林苑裡充滿了沒收的財物，並專設水衡官來管理其事。

　　在民間集體破產的同時，國庫為之一飽，漢武帝滿足了他的戰爭預算，卻斷送了整個帝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中產階級全部破產，帝國經濟由盛轉衰，不復文景之治的盛況了。

　　漢朝財產稅的反思

　　徵收財產稅這個舉措本身沒有錯，但是過於急促的步伐，過於粗暴的手段，將原本優良的法令演化成了赤裸裸的暴政，這又是誰之過呢？歷史已離我們遠去，現在我們探究一下其中的問題：

　　首先，從稅率的角度來看，財產稅的設置不僅要考慮公平，也要兼顧效率。然而，西漢時期的算緡、告緡制度只是考慮了社會公平，而沒有兼顧效率。西漢初年的「抑商政策」並沒有壓抑住商人勢力的發展，這些造成了當時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大。通過算緡制度來調節收入是必要的，但是由於告緡制度的懲罰過於苛刻，造成了商人承擔的實際稅負過於沉重，最終導致商賈中產以上的人都因此破產，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算緡對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無效率，成為西漢衰落的一個原因。

　　其次，從稅種性質來看，財產稅應當作為地方稅而不是中央稅。然而，西漢時期漢武帝卻將財產稅作為中央稅，這直接導致了財產稅的徵收遭遇了很大的困難。單純從正當激勵上來看，地方政府對此的積極性並不高。根據史書記載：「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可見，算緡制度剛開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雖然史書中將其歸咎於商賈隱匿財產，但是本人認為基於理性的「經濟人」假設，每個人都有隱匿自己財產的激勵。所以，算緡制定初期推行不善的關鍵因素在於政府的征管，導致征管不利的原因是地方官員缺乏積極推行該制度的激勵。

　　再次，從稅收歸屬來看，財產稅作為受益稅，漢武帝卻僅將商人的財產納入徵收的範圍，這明顯造成了稅負的不公平，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據史書記載，西漢時期的商人勢力在經受嚴重打擊後並沒有銷聲匿跡，而是與官僚、地主逐漸合流，加劇了土地兼併的發展。這充分說明了只對一個階層徵收財產稅會導致該階層通過隱匿階級身份的方式逃避稅負，而這種隱匿階級身份的行為容易造成社會混亂，稅收征管的成本增加。

　　最後，從稅收的征管來看，財產稅的征管可以鼓勵舉報，但是應當制定合理的激勵機制。漢武帝在推行算緡制度時感受到了很大的困難，於是，巧妙地推出了告緡制度作為補充。告緡制度激勵了對於隱匿財產的舉報，促使了算緡制度的順利進行。然而，西漢的懲罰制度過於嚴厲，舉報獎勵過於優厚，造成了很大的問題：一方面容易形成一個專門以舉報為業賺取收入的階層；另一方面容易造成舉報數量的過多，增加了稅收監管成本。根據現代舉報制度運行的實踐經驗來看，舉報還會引起被舉報人對舉報人的報復，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後來者居上

　　「算緡令」和「告緡令」，因其產生後果之惡劣，在後世臭名昭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很少有人再敢嘗試。不過過了將近一千年，又有一位英武皇帝重新把它們撿了起來。

　　公元七七九年，那是中唐時期，三十七歲的李適即位，是為德宗。當時帝國剛剛經歷了安史之亂，地方藩鎮力量雄厚，德宗想要徹底割掉藩鎮割據這顆大毒瘤。要削藩就要有錢，於是，德宗決定學習漢武帝。公元七八三年，朝廷宣佈徵收兩個新的稅種，分別是「稅間架」和「除陌錢」。

　　所謂「稅間架」，實際上就是房產稅，它規定每棟房屋以兩根橫樑的寬度為「一間」，上等房屋每年每間徵稅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稅務官員拿著紙筆算盤挨家挨戶實地勘算，若有瞞報者，每隱瞞一間杖打六十。而「除陌錢」則相當於交易稅，無論公私饋贈還是各種商業收入，每緡徵稅五十錢；若是以物易物，亦當折合時價按照相同稅率徵收；隱瞞一百錢的杖打六十、罰錢兩千。

　　為了足額徵收，朝廷還出台了舉報有獎的政策，這一制度無疑是從「算緡令」和「告緡令」脫胎而來的，推行之後，民間怨聲載道。中唐之後帝國輝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國者改變了盛唐時期所推行的輕賦簡政政策，稅收越來越重，以致扼殺了民間的活力。

　　歷史的聲音

　　以上兩次歷史上徵收的財產稅可謂是臭名昭著，當然，作為老百姓的我們自然希望政府能夠少徵稅，或讓財政的支出更加透明化和公平化。

　　近幾年來，國家財政收入不斷再創新高，中央及各級政府徵收的稅收、土地收入以及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已經超過了十二萬億元，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這個比例在中國歷代最高。以史為鑑，現今的社會財富分配模式應當進一步向民生傾斜，畢竟，百姓才是國家興旺的根基。

古代法律是如何懲罰盜賊的

　　盜賊這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耳熟能詳，在馮小剛的電影《天下無賊》裡，黎叔說他最看不起打劫的，「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為何？因為黎叔是「偷兒」，而「偷」裡面可是大有文章的。

　　不管是打劫的，還是「偷兒」，在古代，有一個詞概括得好，叫「盜賊」。

　　盜本是「賊」，賊本是「盜」

　　我們經常說「偷盜」，可見在現代漢語詞義中，「盜」這種行為通俗地講，就是小偷，可是在古代卻完全不同。

　　嚴格而言，「盜」和「賊」是指兩種不同的行為，古之「盜」多為竊盜之人；古之「賊」，皆謂強盜。中國古代，經常用「賊」來稱呼強盜；「盜」則不同，雖然有時它能夠同時指稱小偷與強盜兩種人，但主要是指後者。古之「盜賊」只是偶爾才會指稱盜與賊兩種人；今之盜賊則往往既指稱小偷，也指稱盜賊。

　　古今「盜賊」區別如此之大，詞義正好相反，真可謂盜本是「賊」，賊本是「盜」。

　　像「盜賊」這樣一個人人喊打的角色，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卻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只看人類法律的發展史這一方面，「盜賊」在法律中的地位，就可以構成一部「法律發達史」。

　　過街的盜賊，人人喊打

　　人類的世界自從脫離了原始社會，就有了私有財產的概念，於是，不少人急功近利，想「不勞」而獲，於是盜賊這個「光榮」的職業就此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盜賊的出現，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別人辛辛苦苦的勞動所得，被盜賊或「妙手空空」，或明火執仗的一陣工夫就拿走了，這事情擱誰身上能受得了啊？誰都想偷懶，你能偷我就不能偷？

　　這下，社會的統治者著急了，如果人人都幹盜賊去了，整個國家的人吃什麼喝什麼啊？於是，盜賊這個行當早就上了黑名單，法家的創始人李悝在制定中國第一部法典的時候就明確提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很不幸地被列入了「盜賊」的行列，成為國家重點打擊的對象。

　　盜賊之流還算「人」嗎

　　其實，深受盜賊荼毒的，是廣大的勞動者，他們對盜賊可是「愛得深沉」。作為公認的代表平民思想的學術流派──墨家，它所提出的法律思想比法家、儒家等懲戒盜賊的學說更進一步，這種思想歸結起來就六個字──「殺盜人，非殺人」。

　　什麼叫「殺盜人，非殺人」？顧名思義，學術一點就是殺了盜賊，不同於殺一般無罪的人，不以殺人罪論處。通俗地說，就是盜賊不是人，正當防衛殺死盜賊不受什麼處罰。

　　這個理論是怎麼來的呢？墨家學者運用類比的方法進行了邏輯推理：

　　車是木頭做的；乘車卻不是乘木。盜賊是人；盜賊多並不是人多；沒有盜賊，並不是沒有人。厭惡盜賊多，並不是厭惡人多；希望沒有盜賊，不是希望沒有人。這是世人都認為正確的，那麼雖然盜賊是人，但愛盜賊卻不是愛人；不愛盜賊，不意味著不愛人；殺盜賊，也不是殺人。看似沒有相關的政治、法律理論做支撐，得出了這樣一個法律格言。

　　收拾盜賊那是應該的

　　連主張「慎刑」的老好人墨子，對於盜賊卻毫不手軟，聲稱要「殺之無罪」。墨家本身的許多成員都是社會底層的普通大眾，對侵犯財產權的行為自然有一種特別的憤慨。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視勞動的國家，「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理念已經深入我們每一個人的骨髓。根據這種理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像盜賊這樣的「不賴其力者」，自然無人可憐，在他們遭受國家打擊的時候，只會人人叫好，誰會去主張他們的人身權利？

　　這種思想發展到極致，就剝奪了盜賊在法律上的人格權，殺了盜賊，不按殺一般無罪的人論處。法律上的如此規定，使社會上對盜賊的否定性評價就更為不堪了，甚至沒有了完整的人格權，可以說是「裡外不是人」了。

　　盜賊也有個三六九等

　　社會主流思想的基準如此，縱觀古今，盜賊們可謂沒有過上一天的「好日子」。《尚書》中記載了嚴重的懲罰，警告軍隊不能偷竊百姓財物，說明西周時法律已經有明確的嚴懲盜賊行為的規定。

　　後來，戰國時期的李悝制定《法經》，認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行於盜賊」。也就是說，在傳統的政治智慧中，治理國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打擊「盜賊」。

　　秦漢兩朝沿襲了這一思想，並有所發展，後來的歷朝歷代大多傳承了漢朝的法律，對於盜竊，都加以重罰。

　　後來隨著法律的進一步發展，對盜賊行為的認定進一步細化。

　　首先，把「盜」分為「強盜」與「竊盜」兩種。凡以威力強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謂「強盜」；凡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謂「竊盜」。

　　然後把「賊」也分出了「殺人不忌」及「逆亂者」兩種。可見，古代的「賊」罪也分為一般殺人賊和「逆亂」賊兩類。所謂的「逆亂」賊，主要指以武裝形式進行反抗鬥爭的人民群眾及統治階級內部叛逆行為。

　　那時候的人們已經把「盜」與「賊」看作是一種漸進的關係，經濟反抗往往會轉化為政治鬥爭，在「盜」與「賊」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說「盜」罪是「賊」罪的最初形態，「賊」罪則是「盜」罪的發展結果。

　　重上加重的嚴酷刑罰

　　因此，自北齊之後，歷代統治者都把「盜」與「賊」視為一體，在立法中合為一篇，並且從刑罰的角度來看，對「盜賊」的懲罰也越來越重。

　　北宋初，宋太祖為緩和階級矛盾，穩定政權，標榜「仁政」，曾多次更定「竊盜律」和「強盜法」，以減輕「盜罪」的處罰。又定「折杖法」，以杖作為流、徒、杖、笞的代用刑。並立「刺配法」，以代雜犯死罪。此舉皆有輕刑之意。

　　但是，強劫賊罪，特別是謀反、謀叛、謀大逆等直接威脅、損害皇權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的處罰，則通過《宋刑統》中的附令敕進一步加重了，這也是對「盜」與「賊」兩種不同性質行為的區別懲罰。

　　但隨著盜賊的增多，宋太宗在調兵遣將進行軍事鎮壓的詔書中說：「其賊黨等，或敢恣凶頑，或輒行抗拒，即盡加殺戮，不得存留。」開始舉起屠刀。於是，宋仁宗首創「窩藏重法」；宋英宗別立「盜賊」重法：宋神宗頒發《盜賊重法》，到了宋哲宗時「重法」更加嚴酷，但效果十分之差。

　　由此，到了宋徽宗時期，開始征剿並用，矛盾才稍有扭轉。不過，平心而論，宋朝打擊的對象主要還是劫掠，而非竊盜。而且，還曾經減輕饑民盜竊之罪，「故饑民可憫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

　　到了元朝，許多原始社會保留下來的野蠻刑罰自然不需多提，簡直駭人聽聞。而以「重罰」而聞名於史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磨刀霍霍」，盜賊們行動起來更得夾著尾巴了。

　　歷史的進步，法律的革新

　　不只是在中國的古代法律，古巴比倫法、古代希伯來法、古羅馬法中都有著類似的規定，不同形態的社會，在對待盜賊這件事情上，難得達成共識。「殺死夜間盜賊」成了一種正當行為，面對百姓們手持的屠刀，盜賊們只能嗚呼哀哉了。

　　這一情況直到近代以來才有所轉變。隨著人權運動的興起，法律對盜賊的人身權利也有所保護。中國在一九五七年法律改革後，盜賊的生命健康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不過，法律的保護程度較低。

　　到一九八四年，盜賊的法律地位進一步提升，在損害賠償案件中，被告對盜賊的生命安全承擔「人道的責任」，也就是一種公平的責任。盜賊法律地位的提升被認為是一種法律的進步，體現了法律對人身權的重視與保護。

　　古代沒有原則的殺死正在行竊的盜賊是不為罪的，而現在法律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只有當盜賊的行為直接威脅被告生命的情況下，被告才可以使用致命的武器對付盜賊，否則，被告要對盜賊承擔賠償責任，可以看出，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這不只是法律理念的革新，同時也是社會走向文明的一個標誌。

十惡不赦究竟是哪「十惡」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的社會，其實就是一個人情的社會，一個人犯了什麼罪，有許多種辦法干涉司法程序的審判，如請皇帝下個詔令啦、上書喊冤不合情理啦、法官於心不忍高抬貴手啦，甚至法律明文規定，可以按官的品級來抵罪，或者用錢抵罪，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但就是這麼多的減刑手段，卻有十類人是什麼樣的辦法都不適用的，就算皇帝下令都無法赦免，究竟是什麼人竟然如此不招人待見？究竟是造下多大的罪孽才能遭受如此的境遇呢？

　　十惡不赦的來龍去脈

　　說起這十類人，有一個我們十分熟悉的成語就是來源於有關這十類人的法律制度，這個成語就是「十惡不赦」。

　　「十惡不赦」，常用來形容惡貫滿盈、罪無可恕之人。其中的「十惡」指的是什麼呢？有不少人以為是「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其實這就大錯特錯了。

　　在現代漢語中，成語「十惡不赦」中的「十惡」並非實指，而是泛指重大的罪行。但是，在我國古代的刑罰律令中，「十惡不赦」中的「十惡」卻是實有所指的，這是一項明文規定的法律制度，也是司法實踐中，進行減刑時必須注意的最重要的原則。

　　「十惡」，最初佛教中的一個用語，指十種當招致地獄、餓鬼和畜生這「三惡道」苦報的惡業，故又稱「十惡業道」。

　　「十惡」作為古代刑法中的罪名，它是在西漢的「大逆不道不敬」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隨著制度的發展，最早出現在由北齊尚書令、趙郡王等撰寫《北齊律》中，當時稱為「重罪十條」。

　　《齊律》曰：「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

　　八議制度也是《齊律》首創的被後世廣泛借鑑的律令之一，是專門為封建特權人物犯罪減免處罰的法律規定，也就是先前所說的一些可以減刑的法定門道。但是《齊律》明文規定：犯重罪十條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

　　「重罪十條」把以上十條罪行稱為「十惡」，並且規定絕不赦免，到了隋唐，經過隋代《開皇律》與唐代《唐律疏議》對之進一步的修訂，就正式形成了「十惡不赦」的罪名說法。

　　無法饒恕的十種行為

　　「十惡」究竟是哪十類惡棍？這十類惡棍做了一些什麼事才夠得上不赦的「十惡」呢？

　　首先，對於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們來說，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直接對他們做一些「小動作」，什麼「小動作」呢？首當其衝的，就是百姓造反了。所以，「十惡」第一條，就是「謀反」，很好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指企圖推翻朝政的行為。這歷來都被視為十惡之首。

　　之後的兩條也是大同小異，謀大逆，是指毀壞皇室的宗廟、陵墓和宮殿。謀叛是指背叛朝廷。

　　其次，也是「十惡」之中的主要成分，就是觸犯人倫道德底線的一些出格行為，這些行為，凡是有自己人格尊嚴的人，都不會允許這樣的行為發生，下面一一列舉：

　　惡逆，指毆打和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等尊長的行為。

　　不道，指殺一家無辜百姓達三人以上，或者是用肢解身體等殘酷手段致人死亡的舉動。這種行為不僅觸犯了道德，更是跨越了做人的底線，人到這份上了，和野獸有什麼區別呢？

　　不孝，指不孝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間結婚、作樂等。

　　不睦，即謀殺某些親屬，或女子毆打、控告丈夫等。

　　不義，指官吏之間互相殺害，士卒殺長官，學生殺老師，女子聞丈夫死而不舉哀或立即改嫁等。

　　內亂，親屬之間通姦或強姦等。我覺得碰到這樣的事情，作為受害人，無論男女都無法忍受吧。

　　最後，還有一個著名的罪名，叫做大不敬，指冒犯帝室尊嚴的行為。通常為偷盜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偽造御用藥品以及誤犯食禁。這也是皇帝維護權威的看家本領，你對皇帝尊不尊敬，皇帝說了算，皇帝說你冒犯了他，你沒冒犯也只能當做是冒犯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呢？於是，拿這招收拾起看不順眼的官員來，那是一抓一個準，當官的都怕你，皇位才坐得安穩。

　　由於「十惡」之罪直接危害了封建專制制度的核心──君權、父權、神權和夫權，十類惡棍的十種惡行，更是威脅到整個封建社會最根本的社會秩序，如果任其發展，人與人之間都沒有什麼道德可言了，可以說人類社會直接退化到了原始時期。

　　因此，自隋代在《開皇律》中首次確立「十惡」之罪以後，歷代封建法典皆將之作為不赦之重罪，因此，民間遂有「十惡不赦」之說。

　　歷史上，文學作品中第一次出現「十惡不赦」這個詞，是在元曲大家關漢卿《竇娥冤》第四摺裡：「這藥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惡不赦。」

　　其實將這「十惡」放到今天，一樣不能赦免這些罪行，我國現行的《刑法》對這十類行為都制定了十分嚴重的罪名和適用刑，可見，不管人類社會如何發展，有些東西其實是共通的。

古代法律中的婚姻規則

　　婚姻，古學謂之「昏姻」或「昏因」。《說文解字》曰：「禮，娶婦以昏時，故曰昏。」何以要在昏夜娶婦呢？原來，我國最初的婚姻是掠奪婚，掠奪的婦女要在黑夜裡才能得手。後世結婚便沿用了這個習慣，都在夜裡迎娶，由此逐漸形成了婚姻的概念，同時把婚姻之禮稱為婚禮。

　　娶老婆必備的一套手續

　　此外，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須符合「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納采為六禮之首。《禮記．昏義》有云：「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下達，納采用雁也。」就是男方家請媒人去女方家提親，女方家答應議婚後，男方家備禮前去求婚。納采禮物用「雁」，其中有兩層含義：一是取陰陽往來，婦人從夫之義。所謂「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為陽，婦為陰，用雁者，取其婦人從夫之義。二是不失時，不失節。雁為候鳥，秋去春來，從不失信。

　　問名，即男方家請媒人問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名有兩種，一為名字之名即女子出生三月時所命之名。二為名號之名，即以姓氏為名之類。至於男子之問名，在納采時先已通報，故問名只問女名而不及男者。問名禮物仍用雁。禮序為「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防止同姓近親婚姻；二是利用問名得來的生辰年月日，占卜當事人之婚姻是否適宜。

　　納吉，就是男方家卜得吉兆後，備禮通知女方家，決定締結婚姻。納徵，亦稱納幣，即男方家以聘禮送給女方家。

　　「納吉」和「納徵」，這兩項禮目往往併在一起進行。這是訂婚的主要手續，寧波人對此稱做「文定」，寧海人稱「下定」，也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金，一般都使用實物和代金。寧波習俗按女方當事人年紀為依據，一歲用老酒一擔，以十六歲計，送酒十六擔。約合四十八塊銀元的聘金。有些地方也用稻穀計算的，每歲一擔稻穀，價值與老酒差不多。這一禮目中雙方都用紅綠描金書帖，也叫「龍鳳書帖」。帖上寫的都是一些吉利話，但有一定的程式，男方寫「素仰壼範，久欽四德，千金一諾，光生蓬壁」；女方回帖則寫：「一枝幸附，三生契合，七襄愧極，九如慶祝」等話。

　　請期，就是男家擇定婚期，備禮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請吉日將迎親，謂成禮也」，即近代意義上的擇日。《禮儀．士昏禮》云：「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男家通過卜問神靈，確定了娶親吉日後，即派人告之女家，徵求女家的意見。

　　親迎為六禮最後一道程序，即新郎親自去女家迎娶新娘。親迎意義有二：一則表現由從妻居制向從夫居制轉變以後，母系風俗的傳承。男子親自去女家迎接新娘，表現出對女子的尊重。但同時，它也含有從夫居這一婚制的到來是不可扭轉的事實，表現出男子要求從夫居的強烈願望。

　　親迎被看成是夫妻關係是否完全確立的基本依據。凡未親迎而夫死，女可以改嫁。然而，一旦舉行了親迎之禮後而夫死，按禮俗規定，新婦就只能認命，「從一而終」了。

　　六禮已畢，只意味著完成了成妻之禮，還須在次日完成「謁舅姑」，即成婦之禮；若公婆已故，則於三月後至家廟參拜公婆神位，稱「廟見」。之後，婚禮就宣告完成，婚姻關係也最終成立。

　　合法離婚的必備要件

　　同時，關於婚姻的解除也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同婚姻的締結一樣，婚姻解除的決定權也完全操縱在男方家長方面。據史籍記載，西周婚姻的解除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被稱為「七出三不去」。

　　七出，是在中國古代的法律、禮制和習俗中，規定夫妻離婚時所要具備的七種條件，當妻子符合其中一種條件時，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七出」一詞到唐代以後才正式出現，但其內容則完全源自於漢代記載於《大戴禮記》的「七去」，又稱做「七棄」。內容如下：

　　（一）「不順父母」，即妻子不孝順丈夫的父母。理由是「逆德」，在傳統中國，女性出嫁之後，丈夫的父母的重要性更勝過自身父母，因此違背孝順的道德被認為是很嚴重的事。

　　（二）「無子」，即妻子生不出兒子來，理由是「絕世」，在傳統中國，家族的延續被認為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妻子無法生出兒子來使得這段婚姻失去意義。以《唐律》為例：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聽立庶以長。疏議據此認為四十九以下無子，未合出之。隨傳統中國「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逐漸成熟，真正是以無子的原因而休妻的情形大為減少。

　　（三）「淫」，即妻子與丈夫之外的男性發生性關係。理由是「亂族」，也就是認為淫會造成妻所生之子女來路或輩分不明，造成家族血緣的混亂。

　　（四）「妒」，指妻子好忌妒。理由是「亂家」，亦即認為妻子的凶悍忌妒會造成家庭不和，以及「夫為妻綱」這樣的理想夫妻關係的混亂，而許多看法中，更認為妻子對丈夫納妾的忌妒有害於家族的延續。

　　（五）「有惡疾」，指妻子患了嚴重的疾病。理由是「不可共粢盛」，是指不能一起參與祭祀，在傳統中國，參與祖先祭祀是每個家族成員重要的職責，因此妻有惡疾所造成夫家的不便雖然必定不只是祭祀，但仍以此為主要的理由。

　　（六）「口多言」，指妻子太多話或說別人閒話。理由是「離親」，在傳統中國家庭中，女性尤其是輩分低的女性，被認為不應當多表示意見，而妻子作為一個從原本家族外進來的成員，多話就被認為有離間家族和睦的可能。

　　（七）「竊盜」，指妻子擁有自己的個人財產，即存有私房錢。理由是「反義」，即不合乎應守的規矩。

　　保護婦女的婚姻法規定

　　三不去，則是因為七出所包含的範圍甚廣，可資夫家利用為藉口的可能甚大，因此，西周婚姻制度中訂立了三不去，用以保障妻子不被任意休掉來保障婚姻的穩定。三不去指：

　　（一）有所娶無所歸，指妻子的家族散亡，假如妻子被休則無家可歸；（二）與更三年喪，指妻子曾替丈夫的父母服喪三年；（三）前貧賤後富貴，指丈夫娶妻的時候貧賤，但後來發達富貴了。

　　在這三種情形下，即使是妻子符合七出的條件，丈夫也不能任意要求離婚。

　　七出在古代中國，代表了一種在婚姻制度中，一方面防止婚姻任意被結束，但另一方面卻同時能保障丈夫及其家庭的利益的規定。這規定使得在婚姻關係中，妻子一方處於弱勢，丈夫一方能較主動地決定婚姻的延續與否。另外，對於傳統中國原本就處於弱勢，難以獨立生存於社會的妻子來說，七出的規定也最低限度地保障她不至於因丈夫個人的好惡喜好，而任意被拋棄。除此之外，在一些案例中，由於受到丈夫欺虐的妻子缺乏主動要求離婚的手段，同情妻子的地方官員，會以七出的法律來要求雙方離婚，使妻子能脫離惡夫。

　　但是，與自身有密切利害關係的丈夫在封建家長制束縛下亦無離婚自由權。離婚權實質上操縱於男方家長手中，男女雙方只得聽任其擺佈。《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不願劉蘭芝離開焦家，但是在焦母的堅持之下，劉蘭芝依然被休，充分地體現了這種封建家長制的弊端。

　　這一法律制度影響極為深遠，以致各朝法律中關於解除婚姻的條件和限制的有關規定，大體上都沒有超出「七出三不去」的範圍。

　　古今「婚姻法」的驚人相似

　　近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釋，讓大家對「離婚」的含義有了新的理解。

　　其實，最新「解釋」的司法初衷還是好的，維繫家庭穩定是基本。「勸和不勸離」、「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新的解釋對婚姻投機者進行了警告。比如，「婚姻致富」的可能性就小了。因為，公婆給兒子買的房產，離婚後媳婦是無份的，而這也是遵循法律理論上的財產分割原則，從道理上客觀地來說，是很公道的。

　　媳婦離婚後分不到夫家買的房，讓我想到古代婚姻中的「休妻」。就像先前所介紹的，被「出」的女人不享有財產分割權，夫家的一根草都不能拿走。而今天的《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釋也是這樣，與古代的離婚竟然有驚人的相似，可以說是承繼了古代離婚後在財產分割上的傳統觀念。

　　《婚姻法》新司法解釋與古代婚姻法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不意味著正式實施的《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釋是一種歷史的倒退，這樣的財產分割規定反而更為合理，符合國情。東西是誰的就是誰的，本來就是夫家的嘛，它與離婚妻子沒有財產分割權是兩回事。

　　在古代同樣也是這樣。過去妻子被「出」後，也不是說一點兒財產也不能分割，但較為有限，如當年嫁到夫家時陪嫁的嫁妝、衣服什麼的，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帶走。允許帶走嫁妝的「條例」，在歷代婚姻法規中幾乎都是不變的。

　　所以，《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釋中，「公婆給兒子買的房子，離婚後兒媳婦沒份」，頗有點古代「休妻」的味道，但兩者又有本質的區別。雖然說有些將婚姻物質化的意味，但是符合傳統的中國婚嫁家庭倫理和市場經濟中財產的處置規則。

　　《婚姻法》新解

　　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年代，《婚姻法》新解釋的出台堵死了一些人的生財之道，人們對此也議論紛紛，很多人覺得這是對女性權益的侵害。

　　對此，我認為當前爭論的焦點本身是很不「靠譜」的，因為法律是一個社會的最後底線，不是說平時的家庭矛盾都需要法律來解決，法律是一種解決矛盾的辦法，並不是平時生活的道德風向標。前一段時間，微博上瘋傳的一段老太太的話，我覺得挺有道理的：「現在說婚姻法好的男人，都是想離婚的男人；說婚姻法不好的女人，是沒本事的女人；真正居家好好過日子的夫妻用得著婚姻法嗎？」

　　是啊，如果一對夫妻還沒結婚就想著離婚的退路，我覺得這段婚姻能存在多長時間實在是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一對夫妻好好過日子，何須琢磨「婚姻法」是怎麼規定的，不離婚研究它幹什麼？

　　一場《婚姻法》的爭論，暴露的不是中國立法水平的問題，卻是直接揭露了當今社會婚姻關係的紊亂和脆弱，浮躁的婚姻，浮躁的社會，這才是問題的本質，這才是我們需要真正反思的問題。

古代超越法律的免死金牌

　　古代是一個人治的社會，皇帝為了拉攏臣子，保證臣下的人對自己的忠心，鞏固自己的統治，將一些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發給自己的功臣和忠臣，以示寵幸，這些憑證類似於現代普遍流行的勳章（或獎章），只不過其形制稍有不同內涵較為寬泛。其中有一部分憑證尤為特殊，皇帝為了表彰一些功臣的傑出貢獻，它上面的文字主要著錄受賜者的顯赫功勳，頌其美德，是鐫刻在鐵製的器物之上，賦予了功臣所在家族以後犯下殺身之罪時，可免去刑責，這種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通過授予一定的憑證來體現，起到向全社會的公示作用，這種憑證，就是大名鼎鼎的丹書鐵券。

　　小旋風的「看門」法寶

　　讀過《水滸》的人，都知道「小旋風」柴進有一件護身護家的寶貝，名叫「誓書鐵券」。

　　「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予他『誓書鐵券』，無人敢欺負他。」第五十二回，寫柴進被知府高廉抓進衙門，柴進說：「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後，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此回的另一處，則稱為「丹書鐵券」。

　　這樣一塊護身的「寶貝」，因為其具有免死的特權，所以民間又把丹書鐵券稱做「免死金牌」。連死罪都能免，更何況其他的法律呢？因此，丹書鐵券除了為持有者帶來無上榮光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隱形特權。

　　我國古代「丹書鐵券」制度始於漢代。據史料載，漢高祖劉邦奪取政權後，為鞏固統治籠絡功臣，頒給元勳「丹書鐵券」作為褒獎。劉邦建立了漢王朝後，「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帛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於宗廟」，這是有關丹書鐵券的最早記載。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契」，即皇帝與功臣、重臣之間信守的憑證。「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即以鐵為契，以丹書之，以金為匱，以石為室，將皇帝與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寫在「鐵券」上，裝進金匱藏於用石建成的宗廟內，以示鄭重和保證「鐵券」安全。

　　「誓約」的法律產物

　　鐵券的出現絕不是孤立偶然的因素，而是有它的淵源和原因。

　　鐵券具有盟誓信諾性質，因而，鐵券的出現與古代的盟誓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所謂盟誓，是指人們用言辭共相約束。盟誓由來已久，起源於原始氏族社會，那時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對自然、生命等認識有限，人們產生了靈魂不滅、萬物有靈的原始世界觀。對神靈和祖先的崇拜，使盟誓的存在有了思想基礎。與盟者向神靈祖先禱告、訂約，並發誓遵守。利用鬼神的威力加強盟誓的雙方的約束力。《詩．衛風．氓》中云「信誓旦旦」。

　　在盟誓的過程中司盟或詛祝要撰寫盟誓的言辭，即「載辭」，並將盟辭記於簡冊上，作為憑證。之後，「既盟則貳之。」可見，盟誓的載書有兩份，一份作為存檔的副本收藏保存，以後若有糾紛，以為憑據。另一份埋於地下或沉於河中。盟誓雖是當時社會發展的產物，但其實質是為統治者政治服務的。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和中央權威、維護社會穩定起到積極的政治作用，所以，盟誓制度一直被後世沿襲。鐵券是盟誓制度演變的一種新形式，丹書鐵券作為盟誓制度的文化載體之一，同樣也分為兩部分，受券人與朝廷各執一半。

　　鐵券自肇始後，名稱亦有所不同。西漢時，稱為「丹書鐵契」，也稱為「符」。史載：「跡漢功臣，亦皆割（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漢書．高帝紀》載，「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從「鐵契」這個名詞來看，體現了很明顯的盟誓契約性質。而將鐵券稱為「符」，也是側重於鐵券作為盟誓信物的特徵。可見，在西漢初期，「丹書鐵契」和「符」稱法上雖有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

　　在「鐵券」誕生之初，還無免罪和免死等許諾，僅作為一種加官晉爵、封侯納妾的憑證。獲賜鐵券的功臣及其子孫常因細故獲罪，直至被處死。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北魏孝文帝頒發給皇室宗室、親近大臣的「鐵券」是作為護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齊、梁、陳四代，頒發「鐵券」已較為普遍。隋唐以後，頒發「鐵券」已成常制，凡開國元勳、中興功臣以及少數民族首領皆賜予「鐵券」，也給寵宦、宦官頒發「鐵券」。到宋、元、明時期，「鐵券」頒賜逐漸趨於完備。

　　不靠譜的「免死金牌」

　　自鐵券制從漢初肇始後，歷代帝王總是把它作為「固皇權」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因為帝王們的賢愚不同，喜惡差異大，所以由鐵券也引發了幾齣悲喜劇。

　　南北朝時，割據勢力對峙，城頭經常變換大王旗。史載，北魏巴州刺史「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梁武帝遣使以詔書、鐵券衣冠等賜之」。結果梁武帝不損一兵一卒，就擴大了自己的兵力和地盤，後人評論說：「蓋鐵券之力也。」

　　唐德宗時期，中央集權衰弱，藩鎮雄悍崛起，不聽皇帝調遣。當年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不獲朝見，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諭旨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甚，投券於地」。結果皇帝想用高官、鐵券籠絡也不奏效，反而加速了李懷光的反叛。李懷光叛唐不久，因失人心，終為部將所殺。

　　五代時，後唐莊宗滅後梁頗得力於大將朱友謙，莊宗曾親「賜之鐵券，恕死罪」。但事態的發展，令莊宗一改初衷。後來他聽信奸侈的讒言，逐漸感到朱友謙有反骨，終於捏個罪名，將朱本人及其族人二○○餘口一併斬絕。朱妻張氏臨刑，要劊子手從腰間取莊宗所賜的免死鐵券，嘶聲呼叫：「此皇帝所賜也。」抬出鐵券來討饒也無濟於事，劊子手們獰笑道：「正是今上叫斬耳！」

　　歷史上還有些「功高震主」或擁兵覬覦皇權的將相，皇帝對其猜忌時，常把頒發鐵券作為防範措施。遼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後，皇室權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搜權威，野心勃起。道宗雖察其心跡，但「欲擒故縱」，除不斷褒獎外，又「冊為皇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這枚金券恍若麻醉劑，更使耶律重元志驕氣滿，膽大妄為，最後被道宗抓住他的罪狀，一舉剪除。

　　《水滸傳》第九回提到一位小旋風柴進，他是前朝周世宗柴榮的子孫。宋開國後念柴家「禪位」有德，也頒發了鐵券給周世宗的後人。但北宋末年，柴進的叔父柴皇城雖有鐵券在手，高唐州知府高廉（高太尉的叔伯兄弟）的親戚殷天賜竟霸佔柴家花園，並將柴皇城打死。

　　帝王常以頒賜鐵券作為一種特殊的恩寵，賞賜給勳功、重臣和將帥，對維護統治者政治，社會穩定，起到一定積極的、重要的作用。鐵券自出現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鐵券不僅成為神聖君權的象徵，也成為時人建功立業的標誌和理想追求。

　　鐵券是一把雙刃的利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免除死罪成為鐵券最重要的內容和特徵，用鐵券誓詞公然規定受賜鐵券者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就在客觀上允許擁有鐵券者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恃權犯法，這既體現了君權的至高無上，又與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相矛盾、相衝突。在古代封建禮法制度森嚴的社會，很多時候，鐵券免死只是流於形式。統治者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並未真正兌現鐵券免死功能，擁有鐵券的勳功之臣被誅殺的例子屢見不鮮。

　　可見，鐵券並非是萬能的護身符。另外，鐵券賞賜的同時還有大量物質上的獎賞，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王朝中央財政的負擔，鐵券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免死金牌」不一定能免得了死

　　有一句話說得極好：「不要隨便相信承諾，因為承諾只有在當時是真的。」看來，即使是帝王丹書鐵券的承諾，也很難保證。而在貪官酷吏惡霸地頭蛇的眼裡，「縣官不如現管」，就像先前所說的殷天賜，當朝太尉叔伯兄弟的小舅子，純屬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就能將柴家這樣顯赫的前朝皇族逼到如此境地，可見，丹書鐵券在某些人眼裡甚至可能一文不值。從某種意義上講，還真得「感謝」殷天錫，畢竟是他們使丹書鐵券缺牙豁嘴，顯示了它的本色，使眾多有恃無恐的「金枝玉葉」不再自我感覺良好。

　　古人曾經倡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理念，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一個個丹書鐵券暴露出了現實生活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帝王們紛紛將「丹書鐵券」賜予功臣，搞「法外施恩」，「鐵」了心地偏袒愛護手下功臣，無他，只是權衡政治利益之後的緩兵之計罷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一旦坐穩江山，牢控權力，「丹書鐵券」又能奈何？承諾是手段，爭取對方信任和賣命維護自己的統治是目的。

　　現代的社會，法治觀念已深入人心，但現實生活中還是有許多人在面對法律的時候具有一些隱形的特權，這值得我們去反思。雖然沒有絕對的平等，但我們希望將這種可能趨於無窮，正視現實中的不平等，我們的國家才能走向更為輝煌燦爛的明天。

世界史上水平最高的古代法典

　　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水平高低，往往從它頒佈的法典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法治情況。因為法典就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書面體現，法治的進程與立法水平的發展是休戚相關的。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曾經鑄造了無數的輝煌，其中唐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之一。一個社會繁榮昌盛的背後，有一套優良的法律制度在支撐運作，中華法系作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內涵和精神令人稱道。在唐朝，中華法系在發展到巔峰的同時，一部偉大的法典見證了這段歷史，這部法典就是《唐律疏議》。

　　最牛法典的牛氣之處

　　《唐律疏議》，又稱《律疏》，是指唐朝高宗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編定的唐律。由長孫無忌等十九人編定，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頒行。這取代了自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所編定的《唐律》，成為唐朝的根本法典。

　　《唐律疏議》正式的名稱是《永徽律疏》，《唐律疏議》為後世對其之通稱。宋元時稱做《故唐律疏議》。其後有唐一代再無更改，一直使用，對後世之立法如《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等有深遠影響，並直接影響東亞及東南亞多國的立法。

　　任何一部經典的法典，都需要深厚的歷史積累和繁複慎重的制定過程，《唐律疏議》同樣如此。《唐律疏議》集中國法律思想之大成，繼承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成就，進一步推進「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將禮與法完美結合，使漢代肇始之「春秋決獄」正式廢止。

　　《唐律疏議》的誕生，唐朝執政者不斷發展、完善法律制度和思想的產物。

　　《唐律疏議》的結構形式和大部分律名，與隋《開皇律》基本相同，這是因為唐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襲隋朝。唐高祖於武德元年（六一八年）六月詔廢隋《大業律》，暫用隋《開皇律》。同年十一月頒佈五十三條新格，對隋《開皇律》中的部分內容進行修改、補充；同時命令尚書僕射裴寂等人，以《開皇律》為基礎，更撰新律。至武德七年三月編成，四月頒下施行，此即為《武德律》，這是唐朝的第一部法典。

　　不要繼續搞「山寨」

　　《武德律》實質上就是對隋朝《開皇律》的照搬照抄，也就是個唐朝版「山寨」《開皇律》。這部法典已經有些不適應當時的社會現實。於是，貞觀元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參酌隋律，以「寬簡」、「平允」和「劃一」為原則，對《武德律》加以修訂，於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是為《貞觀律》。

　　《貞觀律》的刑罰有所減輕，律條也比較完備。《貞觀律》改變了「一準開皇之舊」的面貌，確立了獨立的風格和體系，是《唐律》的奠基，《唐律疏議》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

　　而後，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永徽元年正月，唐高宗下詔：「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由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刑部尚書唐臨、大理卿段寶玄、尚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敏行等人，「廣召解律人」，編定了《永徽律》，分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鬥訟、詐偽、雜律、捕亡和斷獄等十二篇，共五○二條。

　　永徽二年閏九月完成新律十二卷，奏上頒行。顯慶二年前後，唐高宗根據實際需要，又進行了一次小的調整，《永徽律》就是《唐律疏議》的主體。

　　《永徽律》制定後，由於律文追求寬平簡明，而現實的情況是複雜多變的，實施過程中，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對於怎樣理解唐律的條文以及用哪條律文更合適都沒有統一的標準，法官在定罪量刑時缺乏具體的裁量幅度，在科舉考試的法律內容也缺乏統一的標準，這就影響了唐律的實施效果，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

　　所以，唐高宗就下令，對《永徽律》的法律條文逐條進行「司法解釋」，這些「司法解釋」是以律疏的形式體現，與《永徽律》合為一體，這些律疏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司法解釋，體現了立法者高超的立法技術。

　　因此，《唐律疏議》是由兩部分組成的，當時的立法者創造性的於律條之後附上註疏，使得「疏在律後，律以疏存」，被認為是中國法制史上之立法典範，也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大創舉。

　　道德其實也是法律，玩的就是「禮法合一」

　　《唐律疏議》作為封建法典，有著濃厚的封建思想意識，體現著封建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它反映了禮制、君主專制、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內容。《唐律疏議》的法律思想有以下兩個特色：

　　第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倫理道德和法律相結合，前者為主，後者為輔，體現了古代「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

　　第二，簡化法律條文，減輕刑罰。如《貞觀律》中的刑罰，與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九十二條，減流為徒者七十一條，其餘變重為輕者也很多，這點與當今的「去死刑化」趨勢不謀而合，看來不管是古代還是在當今，減輕刑罰的強度都是歷史發展的潮流。

　　唐律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時代較為寬簡的法律。《唐律疏議》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現代法律的總則，表達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其餘十七篇相當於現代刑法的分則，具體規定了什麼行為構成犯罪以及犯罪後如何處罰的各種條款。

　　《唐律疏議》規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統稱為五刑。十惡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所以列於首篇。犯十惡罪者皆處以重刑，不享有贖、免等特權，所謂「十惡不赦」就是這個意思。

　　八議，八議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則規定得更為詳備。八議的對象主要指以下幾種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總之，不外乎皇帝的親戚故舊，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貴族。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惡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減輕或免予處罰。這種特權制度，反映了等級和階級差別。

　　唐律《名例律》還規定了一些原則，對如何認定犯罪性質和確定刑罰方面具有指導意義。劃分公罪與私罪，關於自首減免刑罰的規定，關於共同犯罪的處理原則，關於合併論罪的原則，關於累犯加重的規定，關於區分故意與過失，關於類推的一般原則，等等。關於老幼廢疾減刑的規定，關於同居相瞞不為罪的規定，關於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

　　這些基本原則的規定，充分證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當完備和相當細密的。

　　國家強盛的最強動力

　　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被稱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的代表，在中國以及東南亞法制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唐律的完備，標誌著中華法系走向成熟。

　　唐代作為強大的封建帝國，曾是亞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先進的文化（包括法律），被來往於長安的外國商人、僧侶、留學生傳播到四方，是唐律對古代東南亞等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東南亞各國封建立法的淵源。日本文武天皇大寶元年（七六一年）所制定的《大寶律令》，有律六卷，共分十二篇，其篇名與次序都與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內容也多有相似。朝鮮的《高麗律》不僅在篇目體系上與唐律相同，在內容方面，如刑名種類和對特權階級的優待條款等，也都與唐律極為相似。在越南，歷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以中國封建時代的唐律為內涵，以周邊封建國家法律為外延，構建了區域性的法律系統。中華法系與世界其他四大法系並稱為世界五大法系。法系是指根據法律的歷史傳統，對法律所作的分類。凡具有同一歷史傳統的法律就構成同一個法系。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的體系，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華法系與其他法系既有共通之處，又有自身固有的特點。他以自己獨特的風采影響著亞洲與其有交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國際法制史學者將《唐律疏議》與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並視之為古代「中華法系」的代表著作，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法典，其立法精神和水平廣受古今中外學者的讚譽。

　　法典專美於前，後人怎能落後？

　　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所需要的因素是多元的，法治建設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盛唐威加四海，宇內臣服，靠的不僅是強大的軍隊和繁榮的經濟，還有國家科學嚴謹的法律制度維持優良的社會秩序，這樣國家才能得到更好地發展。當今世界的美國同樣如此，其經濟軍事實力之強，放眼地球，沒有一個國家可與之抗衡，但日益強大的國力背後，有著世界上最先進的法律體系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動力，其三權分立的體系原則在當今世界諸國中，可謂執行得最為徹底，令人稱道。

　　相比以前，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很奇怪的是，這個國家的成就和問題好像在進行賽跑一樣，巨大成績的背後，社會問題也同樣突出。作為世界五大國之一，我國的法治進程舉步維艱，各項法律制度並不健全，我國至今也沒有制定出自己的民法典，立法水平相比起歷史的輝煌也略顯黯淡。所以更需要進一步加強推進法制建設的力度，構建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修好「內功」，畢竟「內剛」才能「外強」，否則，只能是「ＧＤＰ世界第二」的花架子。

　　明白人心裡很清楚，我們不需要什麼「虛榮」的好名聲，什麼時候我們的人均收入能達到世界第二，什麼時候我國的法制健全、司法獨立，讓老百姓切實感受到國家進步的好處，得到百姓的認可，我們的國家才算真正崛起，才能算是完成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名聲是可以買來的，但成績都是做出來的，沒有百姓的認可，就算買到「ＧＤＰ世界第一」的名聲，又有什麼用呢？

古代斬首為何選在「午時三刻」

　　小時候看《水滸傳》，覺得最精彩、最激動人心的情節就是「劫法場」：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裡，宋江、戴宗被押到法場，「報導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正在此時，梁山好漢一齊發作，「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

　　又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盧俊義要被處斬，也是在十字街頭法場上，也是「午時三刻到了」一聲喊，劊子手就要動手。等在酒樓上的石秀吼一聲「梁山泊好漢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拖起盧俊義就走。

　　為什麼梁山好漢們總是在「午時三刻」開始動手呢？為什麼當時行刑總是選在「午時三刻」？

　　完全不同的「時」與「刻」

　　這個得從我國古代的計時辦法說起。現時每晝夜為二十四小時，在古時則為十二個時辰。古時的時辰不以一二三四來算，而用子丑寅卯作標，又分別用鼠牛虎兔等動物作代，以方便記錄。

　　具體劃分如下：子（鼠）時是晚上十一時到凌晨一點，以晚上十二點為正點；丑（牛）時是一點到三點，以兩點為正點；寅（虎）時是三點到五點，以四點為正點；卯（兔）時是五點到七點，以六點為正點；辰（龍）時是七點到九點，以八點為正點；巳（蛇）時是九點到十一點，以中午十點為正點；午（馬）時是十一點到下午一點，以中午十二點為正點；未（羊）時是下午一點到下午三點，以下午兩點為正點；申（猴）時是下午三點到下午五點，以下午四點為正點；酉（雞）時是下午五點到下午七點，以晚上六點為正點；戌（狗）時是晚上七點到晚上九點，以晚上八點為正點；亥（豬）時是晚上九點到晚上十一點，以晚上十點為正點。

　　古代除了用圭表、日晷計時外，還以漏刻計時。這種計時方法分一晝夜為一百刻（一刻相當於今天的十四點四分鐘）。「漏刻」中的「漏」指漏壺；「刻」指刻劍。漏刻是一種比日晷用途更大的計時器，它可以用來計時、守時，而且不受夜晚和天氣變化的限制。

　　最早的漏壺很簡單，就是一把帶提梁的壺，在壺的下邊留一小孔，箭稈上有刻度。看水退到哪一刻度就知道是什麼時間。經過不斷改進，漏刻的結構日臻完善。我國目前現存最完整的一件古代計時漏刻，是元代所造，現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這套漏刻由四個漏壺組成，安放在階梯式的座架上，高二點六四米。

　　由上而下，最上層的漏壺叫做日壺，第二層的叫做月壺，第三層的叫做星壺，最下層的叫做受水壺。日、月、星壺的下部都有一個滴水龍頭，水依次沿龍頭下滴。在受水壺銅蓋中央，插著一把固定的銅尺，自上而下刻有子到亥時，共十二時辰。另外還有一個木質的浮箭，固定在浮舟上，緊靠銅尺，指向時辰刻度。

　　漏刻在中國古代計時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直到近代西方鐘錶傳入並在中國推廣，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綜上所述，「時」和「刻」實際上是兩套計時系統單位，換算比較麻煩，平均每個時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

　　「午時三刻」的奧秘

　　「午時」一般約合今天的中午十一點至十三點之間，午時三刻是將近正午十二點，太陽掛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陰影最短的時候。這在當時人看來是一天當中「陽氣」最盛的時候。

　　中國古代一直認為殺人是「陰事」，無論被殺的人是否罪有應得，他的鬼魂總是會來糾纏作出判決的法官、監斬的官員、行刑的劊子手等和他被處死有關聯的人員。所以在陽氣最盛的時候行刑，可以壓抑鬼魂不敢出現。

　　於是，午時三刻成為古代執行死刑的主要時間，這應該是習慣上「午時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在古典文學中，不只是《水滸傳》，其他的古典小說裡也常常會有「午時三刻」行刑的情節。比如，《古今小說》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為神」，講任珪被判凌遲處死，押赴刑場，「只等午時三刻」。結果任珪居然在刑場上端然坐化。

　　其實，不只在中國，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國家在執行死刑時都是要求在白天進行。比如，二○世紀以前歐洲國家普遍都是在「日出之時」處刑。這裡的共同考慮因素顯然有防範上的理由，也有威懾民眾的理由。不過像中國那樣考慮鬼魂陰氣因素的卻很少。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報應」，得到「福報」是善事積累的結果，得到「惡報」則是惡事積累的結果。對於強調「香火傳承」、恐懼「斷子絕孫」的中國人來說，「報應」是影響人們行為的最重要的因素。

　　佛教傳入後，因果輪迴的說教和傳統的「報應」觀念相結合，更在民間根深蒂固。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的俗諺就是最典型的表述。

　　按照清代長隨的教科書《公門要略》的說法，當時的法官在死刑執行令上簽字時，是由刑房書吏將死囚的犯由牌（也稱姓名標子）倒呈長官，長官提筆，刑房書吏就勢往上一拖，讓死囚姓名上勾到紅筆痕，這就算是那支筆簽發的死刑執行令，法官不直接對此負責。那支筆就此拋棄，再也不用。而監斬官為了辟邪，出發監斬時總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紅斗篷來避邪。行刑結束後，總要繞道城隍廟去燒香，讓城隍老爺管住可能跟在身後的鬼魂。回衙門後還要大放爆竹，官轎再進大門。全體衙役出動，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齊，揮動棍棒「排衙」，驅趕鬼魂祟氣。

　　《水滸傳》第一百一十回講處死王慶，「劊子手叫起『惡殺都來』，恰好午時三刻」。所謂「惡殺（煞）都來」，是讓死者記住是惡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來纏劊子手。而行刑結束後，就如第四十四回病關索楊雄在市心裡行刑後，就有一批幫閒朋友上來給他披紅掛綵，弄點鼓樂吹吹打打，到城中熱鬧的酒店喝酒，以趕走可能跟隨而來的鬼魂陰氣。

　　說起來，中國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濃，可是實際上鬼魂因素卻總是在民眾乃至於官府的日常活動中表現出來，文學作品中「午時三刻」殺人時辰，就是這種鬼魂因素起作用的例證之一。

　　「午時三刻」問斬犯人還有另一層意思。在「午時三刻」，人的精力最為蕭索，往往呈現昏昏欲睡的狀態，處於「伏枕」的邊緣，所以此刻處決犯人，犯人在被砍頭的瞬間，也許痛苦會減少很多。如此看來，選擇這樣的時間來處決犯人，也有一些體諒犯人的考慮，體現了古代嚴酷法治下尚存的一絲人道主義。

　　不只是「午時三刻」才殺人

　　那麼，是不是古代法律規定在「午時三刻」行刑的呢？並非如此。

　　比如，唐宋時的法律規定，每年從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齋戒日，二十四節氣日，每個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殺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在此期間都不得執行死刑。

　　而且還規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況下也不得執行死刑。有人計算後認為，按如此規定唐朝一年裡能夠執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時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確規定，只能在未時到申時這段時間內，也就是在大約合今下午一時到五時之間行刑，其實並不是「午時三刻」。

　　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規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對於行刑的時刻並沒有明確的規定。

　　實際上在清朝的小說裡，這種「午時三刻」行刑的描寫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裡說：「當時秋盡冬初天氣，凡各府州縣監牢內，有那十惡不赦的重囚，例於此時處決。是日雙流縣知縣高捷，接得聖旨到來，開讀過了，即把處決有名的幾個斬犯，到了五更時分，綁到十字街坊行刑。」這說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相反，也有黃昏行刑的。清人筆記《夢廠雜著》裡記載了梅州的一樁奇案。當地一個強姦殺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釘封文書（死刑執行令）到達時，恰好知州公出，州裡只有一個吏目（管治安和監獄的小官），無法監斬。吏目找來當地駐軍的遊擊（軍官）商量，那遊擊說：「文武一體，我為什麼不能監斬？如果按制度請鄰州的知州來監斬，至少要三天，會延誤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兩人商議停當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時已近黃昏，來到城外刑場，天下起雨來，天色更暗。

　　那挑來臨時充當劊子手的營兵從來沒有殺過人，行刑前一杯連一杯地灌酒壯膽，持刀上場人已大醉，聽到一聲「斬」，揮刀一砍，見死囚倒地就報「斬訖」。吏目和遊擊都躲得遠遠的，不敢上前驗看，派一個千總（軍官）驗看。那千總上前馬馬虎虎瞄了一眼，就說：「身首分離一丈多遠，還活得成嗎？」於是草草收場。可第二天收屍，卻找不到屍首。遊擊和吏目驚惶失措，在刑場附近懸賞搜尋，總算在一個茅坑邊上找到了蔡阿三。

　　原來，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來掙扎逃走，無奈傷重走不遠。吏目叫來劊子手再補幾刀，才算完事。這事被上司發覺後，兩廣總督親自審訊，定劊子手和千總是「得賄賣放」，判絞立決；吏目決囚漫不經心，處絞監候；知州和遊擊都為玩忽職守，判充軍。

　　可見，「午時三刻」並不是法律明文規定的行刑時間，明清小說裡「午時三刻」行刑的說法就應該只是當時官府的慣例，或者是說書人、寫書人的普遍看法。

　　本身不存在的午時三刻

　　先前說了，除明朝以外，其他朝代其實並不是嚴格按「午時三刻」這個時間段執行死刑的，更有意思的是，從嚴謹的角度來看，「午時三刻」這樣的說法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

　　為什麼呢？因為過去根本不存在「午時三刻」這麼一個時間，要麼就是午初三刻，那就是１１：４５；或者是午正三刻，則為１２：４５。在古代，提時間時，必提到某初或某正，而某時，僅為對一個時辰的籠統說法而已。所以「午時三刻」的說法實際不存在。

　　先前所提到的「午時三刻」，其實就是「午初三刻」，可能是小說家們或者民間認為「午初三刻」不順口，就叫成「午時三刻」。

毀滅文化脈絡的可怕法令

　　文化一向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在文化的領域裡，各種思想極其活躍，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就對文化界進行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但是，「矯枉過正」一向是我國歷史上政策實施的光榮傳統，於是，對文化的限制措施走向了極端，誕生出一個可怕的怪胎，它就是文字獄。

　　專門整知識分子的法令

　　文字獄，顧名思義，就是因為文字而產生的刑事案件。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裡，專制統治者往往藉「疑似影響之詞」，羅列罪狀，濫殺無辜，製造「文字獄」以達到消除異端，鉗制思想，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而文字總是出於文人之手，受文字獄之苦的，自然是知識分子。在封建統治下，君權神聖不可侵犯，文字獄的發動不受任何約束，形式也十分殘酷。所以，可以說文字獄是專整知識分子的「特種刑庭」。

　　一般獄訟，總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為，然後據以判處的。文字獄卻不是這樣。文字獄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對象，而又沒有相應的條款定他的罪名，於是就從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證據。也就是說，文字本來無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統治者今天看這個人順眼，這個人的文字就沒有問題；明天看這個人不順眼了，這個人的文字中就有問題一大堆。只要是筆頭下寫出來的文字都可以作為文字獄的罪證。大到幾十本的專門著作、文集詩集，小到一篇短文、一首詩、一封書信甚或一兩句詩的斷句、一兩句寫下來的言語。自己作的，傳抄別人的，以至傳抄古人的，發展到後來，戲曲、音樂、繪畫以至於刻圖章等，一個都不放過，凡是與文字有關的，也都列入文字獄的羅網了。

　　斷章取義，微言「大罪」

　　在羅織罪名的時候，就在「有罪者」的文字中一個個地咬文嚼字：先是給文字添加一些牽強附會的象徵義，或者是文字之間有一些不敬之詞，也能給個「大不敬」的帽子，諸如此類手段都挑不出毛病來的話，查出錯字也是能夠殺頭的了。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堯，因為他的功勞大，難下毒手，這就指責他在奏摺裡，把「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該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稱「古稀皇帝」；有個不識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銓，也自稱「古稀老人」。乾隆認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於是造了一個「為父請謚並從祀文廟案」這個文字獄，把他絞殺。就像這樣的案件，只要一經挑剔，立刻就能羅列出一大堆罪狀，這就是所謂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文字獄的處理，也是相當殘酷的。總是被逮捕，被抄家，坐監牢，受審訊。審訊的時候，常用酷刑；審訊的結果，總歸重判。至少是終身監禁，流放邊荒，充軍為奴；大多是殺頭處絞，碎剮凌遲。如果人已經死了，還免不得從墳墓裡刨取棺木，拖出屍身，碎剮焚燒。而且一人得禍，株連極廣，往往一殺一大片。所有近親家屬，不管知情不知情，識字不識字，一概得「連坐」。文字獄一構成，就意味著血淋淋的一場滅家的慘禍。所以一人被捕，常常舉家自殺，以免受辱而終難逃一死。

　　文字獄的歷史，大概從文字誕生之日起已經開始。在文字誕生不久的夏朝，就發生了一起文字獄。《韓詩外傳》中有記載云：「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這是中國最早的有史料可證的文字獄，足以可見文字獄的源遠流長。

　　看你不爽就滅了你

　　自此之後，歷朝歷代都或多或少地發生過文字獄。《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因創作史記而得罪了漢武帝，結果被處以宮刑。他的後人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漢書》記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魏末「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師「聞而惡之」而被斬於東市。

　　在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四五○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編纂的國史直書揭露了北魏統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恥屈辱的歷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誅，同時株連被殺的還有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稱「國史之獄」。

　　北宋大詩人、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罪名是包藏禍心、謗訕時政。主要的根據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史稱「烏台詩案」。

　　以上列舉的，都是歷史上明清以前影響力較大的文字獄，其他的小案更是不勝枚舉。文字獄真正的「輝煌」時代是明清兩朝，其中，尤以康雍乾時期為最。隨著明清兩朝封建專制的不斷發展，君主集權逐步踏上巔峰，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於思想界的嚴厲統治，而其主要手段就是製造文字獄。

　　其中最為甚者就是乾隆皇帝，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熱衷搞文字獄的皇帝，製造的文字獄案件總數在一四○次以上，連瘋人說瘋話都不放過。就編寫《四庫全書》一事來說，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餘萬部，總共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乾隆皇帝的目的的確達到了，他獲得這樣的一種無上威嚴，一種絕對的權威，百姓們都不敢留字跡，不敢說話，整個社會都死了，真正到了「萬馬齊喑」的地步。與此同時，他為自己驕傲的王朝敲響了喪鐘，也為中華曾經最為璀璨文化的衰落撰寫了最後的墓誌銘。

　　文字獄的反思

　　很多人將文字獄產生的原因歸結於儒家君權至上的思想上，認為儒家就是靠依附於權力生存的，沒有獨立的學術人格，只知道不斷討好君權，支持君權的擴張，同時它又從來就沒有制約君權的能力，造成君權的無限氾濫，由此產生了文字獄。的確，文字獄誕生的根源在於權力的過於集中，但是權力的過於集中真的是儒家帶來的嗎？如果是這樣，那孔子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思想為何備受冷落？秦始皇焚燒的著作主要是哪家的經典？坑殺的書生又大多數是誰？

　　還有許多人認為文字獄是中國封建專制特有的產物，並以此作為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論證，甚至有的詞典也如此定義。可是，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是在中國封建專制影響下設立的嗎？數以千計為真理獻身的科學家是葬身在中國的封建專制之下的嗎？

　　文字獄的背後，最根本的，是國家公權力「撈過界」，國家權力極度膨脹以後，就想把它的威力，施加到人的精神領域，於是，就產生了文字獄這樣的極端手段。

　　即使在號稱民主的美國，每年被查禁的書無法統計，在海峽的對岸，也曾經有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文字獄，並沒有埋葬於歷史的煙塵之中，它仍然是孳生在中華文化肌體上的一顆有害的「毒瘤」。

　　以史為鑑，我們不能把文字獄的原因歸結得過於片面，我們應當正視文字獄，它為後人提供的警示與教訓是絕不能忘記的。謹記文字獄給我們的國家、民族、社會等各個方面帶來的危害，才能免於重蹈覆轍。

古代違反戶籍法的「高考移民」

　　近來教育界那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內地高考狀元們組團奔向香港大學，讓已經是老牌名校的「清華北大們」顏面失盡，引起人們對現行教育制度的討論。緊接著，包括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著名法學專家郭道暉等在內的十五名學者及社會人士，聯名提請國務院，呼籲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戶籍限制，引發了全國網民們新一輪的「頭腦風暴」，大家各抒己見，一時風起雲湧，好不熱鬧。

　　「高考移民」是非多

　　說起高考戶籍限制所產生的問題，就不得不說起其中最典型的「高考移民」了。

　　產生「高考移民」這種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國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地域之間的教育發展水平差距懸殊，所以實行各省、市、自治區分別進行評卷和劃定高考錄取分數線的政策。

　　不平等的教育政策自然有漏洞可鑽，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數線的差異及錄取率的高低，通過轉學或遷移戶口等辦法到高考分數線相對較低、錄取率較高的地區應考，這被稱為「高考移民」。

　　大體而言，高考移民的移入地區分為三類，一是京、滬等經濟水平高而高考錄取分數線低的直轄市，二是海南、安徽等經濟水平低且高考錄取分數線也低的東部省份，三是海拔高、經濟和教育水平低而高考錄取分數線更低的西部地區，包括西北和西南省區。

　　中國自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有關高考移民的現象愈演愈烈，教育部、各省招考辦也採取多種措施遏制高考移民現象的發生，但所起的作用有限。

　　其實在科舉盛行的古代，早就有「高考移民」一說，由此可見「高考移民」的確為我國教育界的一個老大難問題。仔細研究歷史，你會發現古代參與「高考移民」的有我們認識的「熟人」呢！

　　靠「高考移民」出頭的大詩人

　　其中，大名鼎鼎的詩人白居易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讀《白居易年譜》，瞧出來一點小貓膩：白居易祖籍山西，生在河南，戶口則隨他爺爺，屬於陝西省渭南縣下邽鎮的居民，這廝參加科舉考試，應該去陝西渭南才對，但他鄉試那年沒去渭南，而是去了安徽宣城報考。這在唐朝可是違法行為，因為唐朝法律規定，所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必須在其戶口所在地報考。

　　白居易不傻，絕不會無緣無故以身試法，他之所以去安徽報考，一定是因為當時安徽的錄取率比較高。

　　要知道唐朝科考跟現在高考一樣，各地錄取率高低不等，有的地方考生多、錄取得少，競爭激烈；有的地方則考生少、錄取得多，輕輕鬆鬆就能考中。

　　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說過：「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意思就是首都地區錄取率非常高，一個長安城取中的人數竟然跟一個大省取中的人數差不多，想想今天的教育界，不也是這樣嗎？歷史總是會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不光唐朝，兩宋和明清也是這樣子。北宋時江南考生多而錄取少，很難考中；北方考生少而錄取多，容易考中。明清時內地考生多而錄取少，很難考中；邊疆考生少而錄取多，容易考中。

　　宋朝文壇大腕歐陽修曾經給皇帝寫信說：「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錄取率低的省份一○○比一，錄取率高的省份一○比一，地域差別如此之大，自然讓考生們眼紅，紛紛玩起舊版的高考移民小遊戲，白居易只是玩家之一罷了。

　　清末狀元實業家背後的貓膩

　　「高考移民」未必是真的移民，很多考生只是弄一假戶口，為了取巧投機，假冒他省之籍投考者，稱之冒籍。

　　這招兒在過去風險不小，因為古代考生必須互相做保，一個考生犯了事兒，其他考生也跟著倒霉，為了自身安全起見，大伙檢舉揭發的積極性都非常高，很容易把你弄假戶口的事兒給捅出來。

　　即使你跟同學們關係鐵，那監考的老師也不是吃乾飯的，他們還有一道「審音」程序，就是要聽聽你說話的口音。「這位同學，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ｆｒｏｍ？」「阿拉是老北京啦。」得，一張嘴就露餡兒，你分明是上海人嘛，打回原籍，取消考試資格。

　　但是，無論多嚴的制度嚴防死守，總是會有幾條「大魚」漏網，像我國近代的實業家、政治家、清末狀元張謇，在參加童生試時，也是冒籍考中的。

　　張謇是江蘇省海門縣常樂鎮人，那時海門屬於通州，由於其世代務農，祖上沒有參加科考之人，在其老師宋璞齋的建議下，認一如皋人為祖父，更名張育才，在同治七年，在如皋參加科舉考試，並順利通過童生試中的縣試、州試，並且在最後院試時名列前茅，獲得秀才稱號。

　　本來考中秀才是很高興的事，誰知道遇人不淑，他冒認的祖父，是一個抽大煙的破落戶，為人陰險狡詐，藉機向張家勒索財物，為此張家負債纍纍，原本的小康之家幾乎傾家蕩產。這還不算，一遭拒絕，「祖父」還會向官府告發張謇不孝，同治十年四月，張謇聽說官府要拘押他，就連夜冒雨潛逃。

　　最後，終於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主動請求革黜秀才身份，讓其回通州原籍考試。他的這種做法得到了一些正直官員的支持，最後經禮部核准，同治十二年，張謇被劃歸通州本籍秀才。光緒十一年，張謇中順天鄉試，成為舉人。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舉行恩科會試，張謇得中狀元。

　　由此，我們也能看出，冒籍的類型和冒籍的案件都是多種多樣的。但不管哪種類型，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通過冒籍這種方式金榜題名，這樣一來，必然給冒籍地的士子造成不公。

　　與國際接軌的「高考移民」

　　把視角拉回到今天，「高考移民」奇招迭出，甚至走上了國際化道路，有的學子為了上大學放棄中國國籍，成為「國際高考移民」，在讓人拍案驚奇之餘，給予人們看待問題的新視角，更值得人們從本源上去探究現象的原委。

　　雖然同為高考移民，但是這種「國際化」的「高考移民」，相對於國內的「高考移民」，負面作用更加嚴重。

　　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內高考的公平性。如果說國內高考移民只是利用區域分數差來增強高考競爭力的話，那麼「出國轉內銷」式的「國際高考移民」則乾脆繞過考試本身，這對於高考公平原則的漠視更為徹底。

　　其次，當國內考生青燈黃卷夜半苦讀時，那些憑藉資本優勢、跨國移民的學生卻可優哉遊哉地跨入大學校門，受到損害的不僅是客觀的錄取結果，更是人們對資本強勢下實現教育公平的信心；同時，對外國真留學生也構成「不公平競爭」，這些「假洋學生」在「中國漢語水平考試」中，勢必會構成對其他國家考生排他性的競爭優勢；進一步來說，留學生作為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如果這方面都受到「作假」的侵襲，不論是對於學校還是國家，國際形象都將受到極大損害。

　　無論是哪種高考移民，都是憑藉各種政策漏洞、利用各種資源進行「曲線救國」，其實質是文憑崇拜、名校崇拜在資本優勢下衍生出的怪胎。出現「國際高考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離不開當事人主觀的原因，也離不開現有制度的缺漏。

　　專家初試招，敢問戶籍之輕重

　　面對當今中國教育問題中的諸多亂象，總有一批人在湍急的暗流中上下求索。十五位專家上書，建議取消高考中的戶籍限制，取消分省份命題，恢復全國統一考試，就是對當今教育制度改革的一種嘗試。

　　因為現今的戶籍制度不僅限制了許多人的權利，更是為很多人帶來了不少的特權，最典型的就是北京戶口，其背後的隱形福利是其他省份的戶口難以望其項背的，只受限於中國沉重的人口壓力，戶籍政策一直沒有放鬆對人身的控制，中國的流動人口一旦不受控制，所引發的社會後果實在太可怕了。

　　這只是權宜之計，這樣的窘境會慢慢改善，不能因此漠視因其產生的新問題。時代需要國家保障公民更多的權利，在二○一二年的「兩會」上，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副主任譚志娟代表建議，取消高考戶籍限制，以學籍認定高考資格。越來越多的聲音在呼喚，或許在不遠的將來，高考戶籍制度的限制將越來越寬鬆，以上可以說是新一輪改革之前奏，之後引發的改革會逐步深入到更深的層次，我們拭目以待，看它如何潮起潮落。

後記

　　耗費數年的心血，《非常法史──歷史上的法律趣事》一書終於出版。

　　從小到大，一直執迷於歷史，喜歡泛舟書海，尋找蒼茫寰宇下的神秘規律。每讀到一本好書，總是會興奮好多天，一時忘乎所以，就像挖掘古墓的摸金校尉，總是無法抗拒寶藏的誘惑。

　　後來，就喜歡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寫下來，自娛自樂。上了大學，學了法律之後，感覺中國歷史上的法律挺好玩，想用自己的筆去演繹出一個生動的中國法律史。

　　於是，就開始自己看書，自己琢磨，用所學到的專業知識對法律史進行剖析。當然，課本上的知識實在是枯燥無味，需要自己多查資料下工夫。

　　看多了法律史上著名人物、事件，還有苦心孤詣的法學家們，領略他們獨到的治國智慧。直到今天，他們的思想與理念仍未落後，值得今天我們借鑑的地方很多，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現了許多有趣的地方。

　　本書以古代法律及其文化脈絡為主線，對法律史上一個個鮮活的人、一件件引發強烈反響的法律事件就行還原。還原這些有趣的歷史現象後，引經據典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凝聚成一篇篇文章，匯總起來即成本書。

　　當然受自己的水平限制，只能將逝去的歷史用自己的話描述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帶讀者一同品味歷史文字背後的奧秘。也許未必有什麼學術深度，但是只要讀者覺得看過本書有所收穫，帶來一些全新的感受，就足以慰藉。

　　在這裡，十分感謝對我寫作給予大力支持的家人、同學以及出版社的編輯們，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可能堅持不到今天。

　　前進的道路上佈滿荊棘，我很慶幸自己能夠趕上這樣一個時代，我很慶幸我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追求是什麼，自己想走什麼樣的路，於是有了這本書的出現，於是有了一段難忘的奮鬥歷程。

　　這是一段難忘的回憶，承載著一曲青春的旋律，也許每個人的青春都有所不同，但前進的我們不曾孤獨。

　　　　　　本書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