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章　頑童，還是天才？
第二章　無私，還是抓權？
第三章　英勇，還是退縮？
第四章　練兵，還是抓權？
第五章　告密，還是無辜？
第六章　元兇，還是智者？
第七章　變法，還是投機？
第八章　立憲，還是抓權？
第九章　歸隱，還是蓄勢？
第十章　共和，還是憲政？
第十一章　專制，還是民主？
第十二章　虛偽，還是懷柔？
第十三章　元兇，還是無辜？
第十四章　英才，還是梟雄？
第十五章　公心，還是私利？
第十六章　陰謀，還是巧合？
第十七章　奸雄，還是能臣？
第十八章　宿命，還是必然？
尾聲
代後記：歷史的意義
附：袁世凱年表

《袁世凱》趙焰

《晚清三部曲之三》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引言

　　對於袁世凱的認識，是最能挑戰既成歷史觀和道德倫理，甚至是最能挑戰歷史學本身的；它甚至涉及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面，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意義。

　　※※※

　　提筆寫袁世凱，一直是猶豫不定的。這樣的猶豫，曾讓我持續兩年之久。我的顧慮在於，如果說曾國藩和李鴻章在現今尚有充分結論的話，那麼，袁世凱這個人，從現在到今後的很長時間裡，都是很難評說的。對於袁世凱的認識，是最能挑戰既成歷史觀和道德倫理，甚至是最能挑戰歷史學本身的；它甚至涉及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面，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意義。

　　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是無是無非的結果。人與時代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呈現出複雜的雙重性：當一個人得不到命運垂青的時候，這個人看起來就孱弱渺小，可有可無，隨時可被拋棄；而當時代被賦予某種使命，必須借助於某個人來實現目標時，這個人就會表現得強大無比，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似的。以晚清的歷史來看，在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身上，似乎都充分體現了命運的雙重性：當他們為這個時代實現某種願望時，他們耀武揚威，不可一世；而當他們被這個時代剝奪使命，無情拋棄的時候，他們會變得沮喪孱弱，弱不禁風。只不過相較前兩者，袁世凱身上所體現的時代輪轉力量更強──貌似強大的袁世凱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後，立即如懸掛在樹上的一片樹葉一樣，被風雨席捲得無影無蹤。

　　的確是這樣。相較於曾國藩和李鴻章，袁世凱更複雜，更具有某種象徵意義──首先，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影子，中華傳統文明尤其是中原文化的諸多特質，在袁世凱身上表現得異常充分；其次，袁世凱還充分地體現了人性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袁世凱身上，既有儒、道、法的氣場，正與邪的混合，也有陰與陽的起伏。寫作和研究袁世凱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一直以來，我們自以為是的評價標準和方法，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歷史的發展和評價，從來就不像教科書那樣涇渭分明，在很多時候，總是業績和罪惡交織在一起，榮光和恥辱交織在一起，善良和凶殘交織在一起。從袁世凱的經歷來看，這個人從來就不是一個平庸之徒，串起他一生的，是無數個驚歎號和問號：少年時桀驁不馴，像天才，也像頑劣之輩；年輕時，為國家出生入死，青雲直上；在此之後，他勇於創新，練新軍，變軍制，首倡軍事改革，成為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領頭人；他的行事風格雷厲風行、敢作敢為、大包大攬，在那個垂垂欲倒的朝代裡，絕對堪稱一個另類；他勇敢地廢除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也得罪了一個階層；他在任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間，在轄區大推新政，把經過八國聯軍入侵之後經濟慘遭破壞的直隸治理為全國的「模範省」……更為重要的是，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順應共和潮流，與革命黨人聯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間，袁世凱在加強專制集權的同時，大力發展經濟，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和刺激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經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起色；在此之後，他卻昏招迭出，最後竟不顧很多人的反對，甘心墜入一個龐大的陰謀執意稱帝……袁世凱的一生，就這樣充滿驚歎號，也充滿問號。他的終結方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也造就了後來研究者的滿腹狐疑。

　　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命軌跡，往往是以驚歎號開頭，以省略號和破折號收場的。歷史人物總是匆匆忙忙，以至於在他的一生中，總是無法從容地給自己畫一個句號。這些留給後人的困惑和懸念，既是歷史的特性，也是歷史本身具有的哲學意義。它就如同存在於這個世界的無所不在的「悖論」：實現一個目標，並不都是通過接近的方式來實現，相反，在很多時候，卻要通過遠離的方式來實現；建立一個新世界，並不都是以建立的方式，有很多是通過毀滅的途徑才能實現……通俗的比喻就是：當年歐洲大航海，向東，是可以到達印度的，達．伽馬即是走這一條道路，但向西，同樣也可以到達印度，並且，由於哥倫布的矢志不移，還附帶地發現了美洲；同樣，一個法制社會的建設，不是以加強法制而形成，卻是以加強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實現的……這個「悖論」顯示出的道理是，無限地接近，是目標實現的一種方式；以另一種方式破壞和遠離它，也是另一種方式──世界就是以這種螺旋上升的方式，展示它的至理：看似南轅北轍，實則柳暗花明。

　　哲學不會讓人得到最後的清晰。歷史也是。或者說，只要是時間範疇內的東西，就存在著絕對不確定性，也沒有最後的答案。義大利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的意思在於闡明，歷史永遠是當代視角，它總是和當代之間構成相生共倚的關係。對歷史清醒的探究，是由歷史感決定的。歷史感的培養，從來不只局限於歷史本身，有關當今乃至人生的知識，更能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對瞭解過去形成幫助。現實當中永遠存在一個神秘的通道，連接著今天和昨天。一個人，如果能夠對現實加以清醒地甄別，就如同獲得一副長焦距的望遠鏡，可以更清晰地目睹消逝的時光。

　　當然，這樣的清晰程度，取決於我們身處的現實──現實的成熟和真實，決定了對歷史的認識是否成熟和真實。捫心自問，我們身處的時代和國家，能達到成熟和真實的程度嗎？回答是猶豫而膽怯的。多年以來，浮躁而武斷一直在持續著──當年的浮躁，可能集中在道路的選擇上；今天的浮躁，則由於更多的慾望和偏見。這樣的結果，必定導致對歷史認識的孱弱，也導致人云亦云，簡單武斷。我的任務就是嘗試著拿出一塊乾淨的布，擦拭手中的工具，也擦拭人們的眼睛。讓人們既能目睹不遠處的真實，也能意識到自己的內心世界。

　　歷史還是這樣構成的──它不僅僅取決於曾經發生的事實，同時也是現實世界，以及我們的內心對它的呼應。

第一章　頑童，還是天才？

　　少年袁世凱還是有著鴻鵠之志的，也透著一股濃烈的草莽之氣。當然，少年的狂妄、蠻橫以及志大才疏都無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沒有在宏大目標之下的不斷精進，以及用一種準備好的姿態，等待命運的垂青。

　　※※※

　　那是一個腐朽的年代，也是一個破落的年代，更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年代。龐大的中華帝國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在經歷了數千年的風吹雨淋之後，以不可逆轉的勢頭坍塌了；然後，泥沙俱下，萬物萌發。如所有的改朝換代一樣，這樣的過程既有史詩般的雄壯，也極易被陰謀和殘酷所玷污。在這樣的轉化中，人們興奮、惶恐、哀怨、無奈、遷怒、驚悸、急躁……人類的所有情感，在這樣的動盪中，都會不可遏制地激發出來……外部世界如此捉摸不定，人們自保的最好方式，就是隨波逐流，聽天由命，挨過時間和危險，然後艱難地爬上岸來，尋找一隅之地，消磨自己的人生光陰。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也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生活在這樣的激流之中，是最容易被犧牲，也是最容易被漩渦席捲而走的。

　　袁世凱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裡──它應該是所有中國人的故事，因為袁世凱的故事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警惕和自省。當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強人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躺在靈柩裡回歸故土的時候，他甚至付不起自己的安葬費。儘管北洋政府在財政巨大赤字的情況下，撥了五十萬元用於陵墓的建設，但這一筆費用由於袁克定和田文烈控制規模不力，遠遠不能滿足安葬的需要。最後，他的弟子和手下，不得不又個人湊了二十萬，用於彌補他安葬的漏洞。這個生平一直幻想著流芳千古的河南人，最後竟淪落到如此尷尬的地步：看起來莊重肅穆，其實只是敷衍了事。尷尬地躺在「袁林」之中，面對如此結局，袁世凱若地下有知的話，會永遠合不上眼睛的。

　　很多時候，一個人的故事開始與結束於同一個地方。袁世凱似乎也是。袁世凱的問世，似乎就具有某種代表性，也具有某種象徵意義──袁世凱出生於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中原地區。這個歷史上一直兵荒馬亂的地方，從文化的角度來說，一直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這裡的人們，既有老莊的高蹈和智慧，也有管子的務實和詭變，同時也有著商鞅和韓非的心狠手辣，以及李斯的見風使舵。中原文化薰陶出來的每一個人，即使是最底層的民眾，都不可小覷。當然，這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三國時的曹操。這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將人情世故和權謀之術結合得天衣無縫，將人格當中的那種高蹈、雄奇、陰鷙和殘暴合而為一。曹操身上所體現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高峰，也是中原文化的高峰。

　　由於自小耳濡目染，在袁世凱身上，無所不在中原文化的影子：既具有謀略和集體意識，又擁有強悍的性格和堅韌的意志力忍耐力。袁世凱在晚清登上權力的巔峰，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上天的有意為之：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然後，讓他擇機沖天而起，有所作為；最後，又毫不留情地讓他一敗塗地，遺憾終身。袁世凱一生中的大起大落，更像是有意設計的一個巨大謎語，暗示和孕育著某種無限的啟迪。

　　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凱出生在河南項城一個大戶家中。項城隸屬河南省陳州府，與安徽的臨泉縣接壤，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的交通要道。袁世凱出生的地方，距曹操的家鄉亳州，只有數百公里。後來，有很多人聯繫到袁世凱的出生環境、多變的性格以及末代權臣的地位，以為袁世凱在整體上像極了曹操。真實的情況是，袁世凱的性格和命運，與其說像曹操，不如說更像其遠祖袁紹（袁世凱家族，就是三國袁紹的遺脈）。袁世凱和袁紹，在性格和命運上似乎更具相似之處──曹操一生不稱帝，挾天子以令諸侯；袁紹一心稱帝，最後落得家破人亡。袁世凱與其遠祖袁紹，雖然所處時代大相逕庭，但他們的殊途同歸，不由令人歎腕。

　　從袁世凱這一代上溯，袁家四代當中，最榮光的，是袁世凱的二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的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與曾國藩以及李鴻章父親李文安是同年，並且交情甚厚。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曾國藩任江西主考官，赴任途中走到現在安徽太湖縣境內一個叫做小池驛的地方，突然接到了母親去世的噩耗。曾國藩一邊改道趕往湖南老家奔喪，一邊寫信給在京的十三歲的兒子曾紀澤，告知此訊，要兒子處置完家產之後，舉家遷徙，回湖南老家奔喪守制。在這封信中，曾國藩特意交代兒子去找他的幾位老友幫忙並籌措旅費。列舉的名單之中，就有袁世凱的二叔祖袁甲三。由此可見曾國藩與袁甲三的關係非同一般。這樣的背景，使得後來的袁世凱獲得了很多便利，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門派和親緣是很能促成一些事的。

　　一個家族就像一條河流一樣，先是細流涓涓，流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變成滔滔江水了。袁氏家族到了袁世凱曾祖父袁耀東這一代時，似乎得到命運之神的關注了，袁氏家族呈現出興旺趨勢，也集體墜入一個宿命──袁耀東自幼讀書求學，十八九歲時，同郭姓女子結婚成家，成婚之後，袁耀東一直堅持負笈在外求學，郭氏在籍持家教子。十年之後，屢試不第的袁耀東終於考中了秀才。科舉之路眼看開始啟航時，不料天有不測風雲，袁耀東突然死於一場大病，死時，年僅三十五歲。不僅如此，自袁耀東到袁世凱這一代，四代袁家男性主人，幾乎沒有活過六十歲的，這四代的三十餘個男人當中，先袁世凱而死的十四人當中，有十三人都是死於虛齡五十八歲以前，僅袁世凱的四叔祖死於六十歲。袁家的男子就這樣陷入了一個怪圈之中，恐怖也隨著年齡與日俱增。由此，也可以想像這樣的事件給袁世凱等人留下的陰影。袁世凱步入天命之後，一直對於這個事情頗為忌憚，時刻琢磨著去改變自己家族的命運。與此相反的是，袁家的女性壽命都很長，最長的就是袁耀東的妻子郭氏，一生操勞的情況下，竟然活到了九十九歲。這真是一件怪事！袁耀東死後，留下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共五兄妹，長子才十五歲，小兒子、女兒還在襁褓之中。袁家四個兒子分別是袁樹三、袁甲三、袁鳳三以及袁重三。他們就是袁世凱的祖父輩，袁世凱的祖父是排行老大的袁樹三。

　　袁世凱的家世，就像袁家屋前屋後枝丫繁多的大槐樹一樣，茂盛複雜。這一點，從圖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晰一點。袁耀東死時，郭氏才三十五六歲。與中國農村幾乎所有勤勞善良的婦女一樣，郭氏忍辱負重，獨自支撐起了這個家庭。郭氏知書達禮，對中國社會出人頭地的路徑心知肚明，這個堅韌女子培養兒子的目標，並沒有因丈夫早逝而改變。在生活極其困苦的情況下，郭氏仍讓她的幾個兒子心無旁騖地讀聖賢之書，堅持走科舉之路。舊時代的科舉就像一場暗無天日的馬拉松，而一旦跑過了終點，即是魚躍龍門，翻天覆地──經過近二十年的奮鬥，老二袁甲三率先考取了舉人，然後，又成為進士。他的三個兄弟也先後考中了秀才，成了廩生、貢生。由於四個兒子都很有出息，守寡多年的郭夫人在五十歲以後，像《紅樓夢》中的賈母一樣變得德高望重。在此之後，由於袁甲三的榜樣力量，袁家第三代，也就是「保」字輩這一代，袁保恆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保齡、保慶中舉人，保中取副貢。這樣，連同以前的袁甲三，一門共有兩個進士、兩個舉人。袁家終於揚眉吐氣了，大宅的門樓上也高懸起「一門兩進士」的巨匾。到了袁家最鼎盛的時期，袁甲三任欽差大臣、河道總督；袁保恆任頭品頂戴的部院侍郎，並先後任李鴻章淮軍的翼長即參謀長、左宗棠湘軍的會辦；袁保慶任一個實缺的鹽法道員；袁保齡也官至四品候補道；袁鳳三也為陳留縣訓導。當然，這一切，都是在袁世凱出生前後的事情了。

　　袁世凱呱呱墜地之時，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他的童年，正巧趕上劇烈的社會大動盪。袁世凱出生前的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擄走了兩廣總督葉名琛。自此，這個清廷高官一直在印度度過了他悲慘的餘生。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攻下北京城，咸豐皇帝倉皇出逃。與此同時，在與太平軍的對壘中，清軍陷入窘狀，清軍的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接連被破。在中原地區，受太平軍節節勝利的鼓舞，大量捻軍出沒無常，馳騁黃淮平原。這個帶有很大迷信和宗教色彩的地下組織，在中原和北方地區一直根深蒂固，在清政府呈現出衰敗之氣時，它適時地公開了，星火燎原一般遍地開花。袁世凱的家鄉河南項城一帶，成了捻軍最活躍的地方之一。袁世凱出生之前，袁家一直住在祖居地張營，由於捻軍不斷侵擾，袁家不得不在袁世凱出生之前，搬到了相對偏僻的袁寨。在此之前，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被朝廷委任協助工部侍郎呂賢基督辦安徽團練，不久，呂賢基被捻軍擊斃，袁甲三奉旨接統駐宿州的清軍，兼督辦安徽團練大臣。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差事，身處太平軍和捻軍活動之中，人單勢薄，腹背受敵。但這個文弱的書生一直堅持在北方跟捻軍周旋，全力配合他的同年曾國藩在長江沿岸跟太平軍作戰。袁甲三的堅韌與果敢，給曾國藩的正面戰場以有力的支持，以至捻軍無法南下給太平軍直接支持。袁甲三死後，曾國藩在給袁甲三撰寫碑文時，對袁甲三表示了充分肯定。

　　袁世凱誕生的那一年秋天，袁氏家族喜事不斷：袁甲三大勝捻軍，收復了臨淮關；凱旋班師後，被朝廷實授漕運總督、欽差大臣，督辦安徽、河南、江蘇三省軍務。這一連串的好消息讓袁家非常高興，於是袁保中將剛剛出生的第四子取名為世凱。袁世凱出世之後，他的家族並沒有像他名字一樣變得一帆風順，反而，在短暫地攀上一個高峰之後，又開始走下坡路──袁世凱四歲的時候，家族的棟樑袁甲三去世；在此之後，鳳三和重三又相繼去世。至此，郭老太的四個兒子全部先她而去。袁保中因為是長子，便承擔了袁氏家族「管家人」的職責，放棄了科舉。這個留著山羊鬍鬚的縉紳，自此一直性格溫和而嚴謹地管理著袁氏家族的大業，他做事精細，在自己的家族和當地，享有很高的威信。

　　曾國藩攻下金陵之後不久，應朝廷的徵召，北上剿捻。曾國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等人的失敗教訓，所到之處堅壁清野，讓捻軍得不到供給。在袁寨，袁家深挖溝壑，高築寨牆，架設炮樓、吊橋，抵擋捻軍馬隊的衝擊。捻軍馬隊一來，袁家人全部遷徙到圍子裡面，鳴槍放炮，進行抵抗。袁世凱五歲那年，大批捻軍進攻到袁寨附近，與清軍展開廝殺，家裡人帶袁世凱登上圍牆眺望，小小的袁世凱看著雙方人仰馬翻，毫無懼色。自幼生長的環境，對於袁世凱的性格塑造，是至關重要的。

　　袁世凱七歲左右的時候，捻軍基本被平息。廣袤的北方農村暫時恢復了平靜，人們繼續在貧瘠的土地上耕耘，以維持基本的溫飽。袁世凱的家族也恢復了正常生產，孩童們重新攻讀千年不變的科舉。不過袁世凱自小養成的野性未改，就如同當年的袁紹和曹操一樣，不愛讀書，到處惹是生非。這時候，袁保慶應朝廷的徵調，赴山東濟南候補知府。袁保慶年屆四十一直無子，夫人牛氏在袁世凱出生前後，也曾生過一個小孩，但早早夭折。而袁保中卻育有六子，一大家人在商議之後，決定把袁世凱正式過繼給袁保慶。在此之前，由於親生母親劉氏奶水不足，袁世凱一直吃袁保慶妻子牛氏的奶水長大，情同母子。袁世凱到了濟南之後，袁保慶特地為袁世凱物色了位頗有名望的舉人做他的啟蒙先生。但自小養成的野性，加上嗣母的溺愛，令袁世凱根本無心讀那些八股文，整日裡遊手好閒，極喜歡惡作劇。有一次，袁世凱故意裝作肚子疼向先生請假，然後埋伏在先生回家的必經之地。晚上，等先生路過這裡時，袁世凱將早已準備好的大把螢火蟲搓碎，抹到臉上，悄無聲息地向先生走來。夜色之下，教書先生見到一個臉上閃爍著白光的怪物，以為是鬼魂，嚇得扭頭便跑。袁世凱遠遠地看著先生的狼狽樣，大笑不止。教書先生慌不擇路地跑到家中之後，又驚又嚇，在床上躺了好幾天。

　　濟南生活兩年後，曾是袁保慶戰友的馬新貽升任兩江總督，將袁保慶從濟南調至揚州，後又調至金陵，署理江南鹽法道，督銷官鹽。這一個收入頗豐的肥缺很快改變了袁保慶的生活。在揚州，袁保慶帶著袁世凱拜訪了自己的老友、昔日湖南巡撫張亮基。張亮基見少年袁世凱異常聰慧，便向袁保慶提出，讓袁世凱留在揚州，和他三個兒子一道讀書。因為當時張府的私塾老師是江南名儒王伯恭，袁保慶便同意讓袁世凱留下。陌生的環境裡，袁世凱一開始還循規蹈矩，但幾天下來，袁世凱的老毛病又犯了，除了調皮搗蛋之外，袁世凱還食量驚人不講禮貌，常常是張家人剛剛端上飯碗，袁世凱便已風捲殘雲將桌上的飯菜吃得一乾二淨，弄得張家人大眼瞪小眼。有一次，袁世凱與張家一個親戚比食量，由輸者付錢。袁世凱一口氣吃了十個饅頭，二十個雞蛋。那人認輸了，但不願付錢。袁世凱不依不饒，硬讓對方吃了同樣數量的食物，結果對方一下吃撐了，大病一場。一段時間之後，張亮基實在容忍不了袁世凱的調皮搗蛋，便找了一個藉口，將袁世凱送出揚州，去了南京袁保慶身邊……少年袁世凱就這樣一副闊少和衙內的味道，「無厘頭」的程度，讓人匪夷所思。這個時期的袁世凱，連後來專門為他當大總統製造輿論，抬轎子吹喇叭的《容庵弟子記》一書都無法為之掩飾。

　　在南京，袁世凱過上了五年相對安定的生活。這一段時間是從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也是袁世凱十歲到十四歲的時候。此後，袁世凱再沒去過江南，即使是在朝鮮後期，朝廷冊封了他一個溫處道員的職務，袁世凱也未去上任。為了讓袁世凱好好讀書，袁保慶特地聘請了江南名儒張曲治給袁世凱授課，並把袁世凱的哥哥世敦、世廉從家鄉接來同讀。但此時的袁世凱仍舊喜歡騎馬、打拳、飲酒、下棋、賭博；或者，跟一幫小兄弟策馬登覽清涼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勝景，所到之處一片雞飛狗跳。不過袁世凱這時候已顯現出很強的組織能力了，那幫小弟兄無論長少，都願意聽袁世凱的指揮。袁保慶見此狀，便有意識地培養袁世凱為人處事上的能力，讓袁世凱幫他料理一些事務，經常提醒袁世凱做人要有大志向、大雄心。在袁保慶的言傳身教之下，袁世凱這方面倒是有了很大提升。與幾乎所有傳統青年書生一樣，在南京的那一段時間，袁世凱也寫了好幾首詩來抒發自己宏大的志向，他在七律《雨花台懷古》一詩中寫道：

　　　　我今獨上雨花台，萬古英雄付劫灰；

　　　　謂是孫策破劉處，相傳梅鍋屯兵來。

　　　　大江滾滾向東去，寸心鬱鬱何時開？

　　　　只等毛羽一豐滿，飛下九天拯鴻哀。

　　另外一首則是：

　　　　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干雲霄。

　　　　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

　　平心而論，袁世凱的詩很一般，沒有平仄，也不講對仗。不過從詩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凱還是有著鴻鵠之志的，也透著一股濃烈的草莽之氣。當然，少年的狂妄、蠻橫以及志大才疏都無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沒有在宏大目標之下的不斷精進，以及用一種準備好的姿態，等待命運的垂青。這時候的袁世凱，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攀上那麼高的位置，也沒有想到命運會在茫茫人海中挑中了自己，讓他一生像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

　　一八七三年七月，袁保慶突感霍亂死於南京。這對年僅十四歲的袁世凱來說，無疑晴天霹靂。極度悲傷之下，袁世凱臥床不起竟達五個月。袁保慶的喪事由生前好友劉銘傳、吳長慶代辦。年底，刺骨的寒風之中，袁世凱陪伴嗣母牛氏，乘馬車扶著靈柩回到了項城。安葬了袁保慶之後，在郭老太太的主持下，袁氏家族又將袁世凱和袁世廉教育的重任轉交給袁保恆。袁保恆是袁甲三的兒子，早年一直跟袁甲三征剿捻軍，智勇雙全，戰功卓越，曾被清廷授予「巴圖魯」（勇士）稱號。平定捻軍之後，袁保恆又隨左宗棠參加陝甘平叛。這個時候的袁保恆，剛剛離開西北，赴北京就職。他富有雄才大略，頭腦清晰，對於國際國內的一些大事，提出過很多好建議。在俄國人強佔伊犁之後，他就未雨綢繆，上書朝廷，要求加強東三省的防務，指出俄國才是清廷最大的危險，提出國家應精選良將，負責東三省的練兵事宜，既可以加強對東三省的保護，同時可以拱衛京城。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了袁保恆是極富戰略眼光的。袁保恆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一八七六年向光緒皇帝建議，在台灣設置巡撫。這一點，後來也為清廷所採納。

　　袁世凱跟隨叔父袁保恆來到京城。袁保恆先是以翰林院侍讀學習補用，然後又被提拔為內閣學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的弟弟，即袁世凱的另一個堂叔袁保齡不久也當上內閣中書，來到了京城。為了幫助袁世凱兄弟應對科舉，袁保恆、袁保齡兄弟在北京辦了私塾，聘請了三位舉人做老師，全力教授袁世凱兄弟。一年之後，袁保恆受命幫辦左宗棠轉餉，進駐肅州（今甘肅酒泉），監督袁世凱兄弟讀書的責任落在了袁保齡的身上。這個時候，袁世凱仍不改頑劣，不用心學習。袁保齡很生氣，對袁世凱的評價是「資分不高而浮動非常」，決定對袁世凱進行嚴加管教：首先，不准袁世凱隨便外出，將袁世凱的書桌放在老師的書案旁，又將袁世凱弟弟袁世廉的書桌安排到裡面，將兩人隔開，不讓他們交頭接耳；袁保齡還將袁世凱住宿的房間安排在老師隔壁，讓老師監督他晚上用功，早睡早起。袁世凱學習期間，在河南老家的生父袁保中去世，袁保齡因為怕耽誤袁世凱學習，以袁世凱已過繼給袁保慶為理由，不讓袁世凱回老家奔喪，依舊留京苦讀。在袁保齡的嚴厲監督之下，袁世凱的學業有了明顯進步，個性也收斂了不少。在與其兄袁保恆的書信中，袁保齡高興地談到袁世凱的變化，說袁世凱雖然「文章尚不入門」，但「竟是中上美才」了。又過了一年，袁保恆回到了北京，更是加緊督促袁世凱學習。就這樣，兩個叔叔硬是緊逼袁世凱苦讀了三年。

　　科舉學習，以及所有的應試教育，要求的都是一種馴服的學習態度。這種態度，不僅是行為上的順服，更重要的，是內心的稱臣。否則，那種油然於內心的牴觸，就會讓教育的滲入大打折扣。雖然袁世凱這時候已竭盡全力適應科舉，但在內心當中，那種由性格而產生的牴觸力量無疑是強大的，這也決定了袁世凱很難成為這種教育方式的佼佼者。一八七六年秋天，鄉試的日子到了，袁保恆因為擔任順天武鄉試正考官，為了避嫌，袁世凱只好回河南開封參加鄉試。儘管袁世凱對自己充滿信心，結果公佈時，袁世凱卻名落孫山。首次科舉的失敗，讓袁世凱心灰意懶。年底，按照長輩們的意思，袁世凱在老家把婚事辦了，迎娶了大他兩歲的陳州淮寧縣的于氏。不久，于氏生下了兒子袁克定。後來，袁世凱恢復帝制，于氏也自然而然成為皇后。

　　一八七七年二月，袁世凱再度回京城讀書，準備三年後的第二次考試。這一回，有了家室的袁世凱懂事了不少，在學業上自覺了很多。到了這一年秋天，天降大災──黃河以北的地區大旱，其中河南旱災更嚴重，全省九十多個州縣，重災達到七十五個，很多地方顆粒無收，麥收最多者，也僅是往年的四成；與旱災並行的是蝗災──勉強種上的一點秋禾，也被鋪天蓋地的蝗蟲吃完。在這種情況下，災民們只好吃野菜、草根、樹皮、樹葉、麥苗、豆苗等，甚至以吃觀音土果腹。中原沒辦法生存了，災民們就流浪逃荒。每天渡黃河南逃的人，黑壓壓的一大片；河南西部數十萬人逃到陝西，陝西同樣無以為生，災民們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輾轉之中，死者不計其數。由於災情太重，民間竟有人以吃人肉維生。官方和民間的報告，不斷披露這一類的駭人事件。由於腐敗，朝廷和官府的一些有限的救濟糧，也到不了災民手中。在這種情況下，清廷下詔，將賑荒不力的河南巡撫李慶翱革職，以東河河道總督李鶴年兼署河南巡撫，同時調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恆幫辦賑務，從京城回河南主持賑災。

　　袁保恆接到朝廷的調令時，有人好心地勸說袁保恆推辭，袁保恆堅決回絕了。袁保恆以當時最莊重的形式，對天明誓，以報朝廷，盡瘁桑梓。然後，袁保恆特意將袁世凱帶在身邊，悲壯地上路了──當年，為了使袁世凱安心讀書，袁保恆在袁世凱生父去世時，仍不放他回籍奔喪，而這一次回故鄉賑災，袁保恆硬是將袁世凱帶在了身邊。袁保恆的用意很明確，就是讓袁世凱在大災之時，體恤民情的疾苦，也讓他做點什麼。在河南期間，這個忠誠的舊官僚全身心地投入到賑災之中，不分晝夜。袁保恆還利用人脈資源，向各地撫督化緣。在當時僵化低效的體制之下，袁保恆的辦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層層阻礙。由於心力交瘁，袁保恆常常在夜深人靜時無言枯坐，通宵達旦。重壓之下的袁保恆很快變得心力交瘁，不僅頭髮變得花白，甚至開始吐血。目睹叔父的狀況，袁世凱心裡很痛苦，但又幫不上忙，只得悄悄寫著家信，把所見所聞告知自己的二姐，讓家人替他分憂。幾個月後，袁世凱嗣母牛氏病重，袁世凱只得暫時離開袁保恆，從開封趕回項城探視。袁世凱到家後不久，就收到了袁保恆的病危告急信。等袁世凱趕回開封時，袁保恆已染上了瘟疾，病死在河南省城開封賑務公所。袁保恆的死，對於袁世凱無疑晴天霹靂，那一段時間，袁世凱整日以淚洗面，悲慟之中，袁世凱將自己的用具搬到袁保恆墓地邊上，搭了一個草棚，一個人守了近一個月。

　　袁保恆死後，清廷給出的謚號為「文誠」，這是很高的榮譽了。袁保恆的弟弟袁保齡，此時剛剛晉陞為侍讀，欽命以知府即補。聽到兄長的噩耗之後，急赴河南，與袁世凱一道料理了袁保恆的喪事。然後，袁保齡向朝廷報告，要求辭去現任官職，以一個在籍紳士的身份，留在河南賑災，以完成兄長未竟之事。袁保齡的毅然決然，也讓袁世凱深受感動。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段在河南的非常經歷，對袁世凱青年時代的性格、道德、政治素質產生了很大影響。或許，正是從兩位叔叔的舉動中，袁世凱覺得人生不應碌碌無為，而是要有使命感，活出大丈夫的氣概來。

　　值得一提的還有──後來，李鴻章興辦水師，袁保齡同樣承擔了重任，具體負責旅順軍港的興建。袁保齡擔當此任，是在李鴻章發現海防營處道員黃瑞蘭貪污的前提下。李鴻章將黃瑞蘭撤職查辦，將此重任交付袁保齡。由此，可見李鴻章對袁保齡人品的認可和信任。史書對袁保齡的記載是：在建設軍港的五年中，「每日奔走不知疲倦……所歷艱苦，實為四十年所未有……方來之始，萬事瓦裂。今則公帑節省數萬金，海防軍容漸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膚瘦，形容憔悴，鬢髮漸已白矣」。袁保齡在經費極其不足的情況下，操持的工程包括：海門疏浚、攔潮大壩、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與口東海岸炮台、陸路炮台、水雷營、魚雷營、電報局、水陸醫院、道路、庫房、碼頭、機器廠，等等。袁保齡曾連續二十多天晝夜工作，不肯休息，終於引發中風昏厥。李鴻章特地為他請來了慈禧太后的御醫進行醫治。袁保齡恢復後，因為身體原因請辭。急於用人的李鴻章沒有同意。一八八九年，袁保齡死於任上，時年四十八歲，朝廷追贈他為內閣學士。旅順軍港也於袁保齡逝世一年後全部竣工，成為當時遠東地區最先進的海軍基地。

　　一八七七年袁保恆的去世，對於袁家的打擊是致命的。這不僅僅是精神的大樹倒下了，在經濟上，袁家也開始面臨拮据。這一年，袁家按照袁世凱父輩的人數分了家。袁世凱繼承了嗣父袁保慶的一份遺產，也繼承了一部分責任──三頃左右的土地，還有一些積蓄；同時，袁世凱得負責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以及三個妹妹的陪嫁。年紀輕輕的袁世凱明顯感到生活的壓力，也感到前程的渺茫，他從項城搬到了陳州。心情鬱悶之中，袁世凱開始嗜酒，常常跟一幫年輕後生日飲數斗，成了一個真正的高陽之徒。喝酒之餘，袁世凱喜歡策馬馳騁郊野，一洩心中的不快。酒與詩總是聯在一塊的，袁世凱自己出資，在陳州組織了兩個文社，一個叫做「麗澤山房」，一個叫做「勿欺山房」，跟當地的文人一起，喝酒撫琴吟詩。在這一段時間，袁世凱結識了後來他一生中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一個瘦瘦的、文質彬彬的讀書人，正好與矮壯的袁世凱相反。當時，徐世昌在淮寧縣辦理文牘，因為家境貧寒，無錢北上應試。袁世凱與這個落魄書生結拜兄弟後，慷慨解囊饋贈紋銀一百兩，資助其北上應試。

　　一八七九年，又是三年一度的鄉試之期。這時候的袁世凱，已經對科舉產生濃烈的排斥心理。在他心目中，這種扼殺人性的考試就如同蛇蠍一樣可惡。袁世凱一翻開那些厚厚的典籍，就有一種嘔吐的感覺。這一次，袁世凱沒有像三年前一樣認真準備，他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一方面熱衷於組織文社、結交朋友，另一方面，還幫助自己的姑父道員忙一些賑災事務，甚至不甘寂寞地幫鄰居寫狀子打官司。可想而知的是，袁世凱以這樣的態度來對付科舉，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一八七九年秋天，袁世凱再次名落孫山。積怨終於爆發了，一氣之下，桀驁不馴的袁世凱將有關科舉書付之一炬，發誓說：「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安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耳？」

　　這一年，袁世凱正好二十周歲。

第二章　無私，還是抓權？

　　袁世凱就像一尾魚一樣，終於游進了自己的海洋。相比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袁世凱更喜歡軍營生活，在這裡，他可以縱馬馳騁，不受約束。袁世凱天生世故練達，性格豪爽，沒有一般讀書人的膽怯和酸腐，並且善於察言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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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八七九年秋天到一八八一年，袁世凱的很多精力用在了刻苦研究兵書上。袁世凱從書肆購買了大量兵書，整天啃著《孫子兵法》、《六韜》、《三略》、《兵經》、《陰符》什麼的，有時候也從一些報紙雜誌上支離破碎地讀一點西洋軍事文章。原先的毛頭小伙袁世凱，在飽讀兵書之後，慢慢有了機心和城府。當然，地處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中原，那裡的人們，本來就有這樣的潛質。袁世凱暗暗立下志向，希望像古代名將一樣，沙場秋點兵，馳騁疆場上。不過讓袁世凱感到失望的是，這時候太平天國和捻軍已經平息，本土範圍內戰爭已經消失。不打仗，學兵書哪有用武之地呢？在河南陳州待了一段時間之後，一無所獲的袁世凱只好苦惱地去了京城，想在京城捐一個官作交待。到了北京之後，袁世凱這才知道，朝廷已停止捐納，買官也沒有路徑了。袁世凱只好悻悻地在北京、天津等地轉溜，想碰碰運氣。有一次，袁世凱去了賭場，一賭之下，把自己攜帶的盤纏輸得一乾二淨。

　　像當時所有失意書生一樣，袁世凱也在煙花女子身上尋找安慰，也收穫愛情。在一家妓院，袁世凱結識了名妓沈氏。沈氏見袁世凱相貌舉止不凡，頭腦清晰，意氣風發，不由愛上了袁世凱。沈氏不僅不收袁世凱的錢，還將自己的私房錢偷偷拿來資助袁世凱，讓他早謀出路，立功立名。袁世凱深受感動，答應若陞官發達，一定為沈氏贖身。這一段兩人之間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的露水愛情，就像《三言二拍》中描寫的情景一樣。袁世凱還是一諾千金的，幾年之後，袁世凱在朝鮮平叛陞官發財後，立即派人將沈氏從妓院贖出，接到朝鮮，轟轟烈烈地迎娶沈氏當了自己的大姨太。

　　落魄的袁世凱遊蕩了一大圈之後，仍舊兩手空空。此時的他，就如同站在一個四周佈滿門洞的迷宮中央，身前左右沒有任何標牌指明方向。自尊心很強的袁世凱已沒有顏面回河南老家了，此時，袁家的財務狀態已處於窘狀，家境每況愈下，不僅自己的小家如此，大家族也是如此──支撐袁氏大家族的，僅有袁保齡一人。袁保齡這時候尚在北京，月收入一百兩銀子，雖然不菲，但開支也很大，辦公費用包括在內不算，還有兩房妻室、七子三女的生活，都得支出。無論是在經濟上或精力上，袁保齡已無力照料袁世凱了。正好吳長慶寫信給袁保齡詢問袁世凱的情況，並要袁世凱來他處。袁世凱於是便來到山東投奔父親的好友淮軍吳長慶。

　　袁世凱之所以提出投奔吳長慶，是因為吳長慶與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是鐵桿交情。吳長慶是安徽廬江人，咸豐年間，吳長慶的父親吳廷襄在籍辦團練對抗太平軍，遭到太平軍的圍困，吳廷襄命吳長慶突出重圍，向駐守在皖北的袁甲三求救。袁甲三接到告急後，徵詢袁保恆和袁保慶的意見。袁保恆認為，現在軍隊正跟捻軍正面交鋒，勝負未定，不宜分兵。袁保慶則表示，吳廷襄以紳士辦團練，勢單力薄，現在兵圍危城，應分兵救援。袁甲三見兩人意見不統一，一時拿不定主意，幾天以後，廬江城被破，吳廷襄戰敗身亡。

　　因為袁保恆不主張救援，吳長慶從此與袁保恆結下了樑子，但對袁保慶，吳長慶一直心存感激。二人相處得很投緣，還結拜為兄弟。不久，李鴻章組建淮軍時，吳長慶率五百人前往安慶加盟。此後，就一直跟著李鴻章轉戰蘇南。太平天國平定之後，吳長慶由於戰功赫赫，官至提督，成為一品大員。袁保慶在南京就職的時候，吳長慶正好駐兵浦口，兩人經常見面。對於虎虎有生氣的袁世凱，吳長慶很喜歡，還收了袁世凱做乾兒子。

　　袁世凱來到吳長慶軍營，應該是一八八○年的事情。當時國內局勢已發生了明顯變化。經過一段時間的洋務運動和休養生息之後，清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清政府有意識在軍事上進行變革，以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面。在李鴻章等人的進言之下，清政府決定塞防與海防並舉，實行「全面抵禦」：詔左宗棠出駐哈密，指揮收復新疆；派吳大澂幫辦吉林邊務；以曾國荃坐鎮山海關；諭兩廣、雲貴總督加強西南邊防；命李鴻章加強海軍建設，統籌海防。李鴻章即開始創辦北洋水師，奏調廣東水師提督、淮軍宿將吳長慶，率軍駐防山東登州，加強對山東半島的防務。

　　袁世凱就像一尾魚一樣，終於游進了自己的海洋。相比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袁世凱更喜歡軍營生活，在這裡，他可以縱馬馳騁，不受約束。袁世凱天生世故練達，性格豪爽，沒有一般讀書人的膽怯和酸腐，並且善於察言觀色。吳長慶交辦的事情，袁世凱都能辦得很好；很多複雜的事情，到了袁世凱手中，也能迎刃而解。吳長慶很賞識袁世凱，不久即委任袁世凱為慶軍營務處幫辦（相當於軍訓處作戰參謀之職），還給了袁世凱一筆豐厚的俸祿，讓他養家餬口。

　　不過吳長慶那時候還是想讓袁世凱繼續科舉之路的，畢竟，在當時的社會，科舉之路才是正途。吳長慶雖是行伍出身，但一直知書達禮，對於文人與文化很尊重。吳長慶安排他的幕僚，也就是後來在甲午年一舉中狀元的張謇，去教授袁世凱。和袁世凱一起跟張謇學習的，還有吳長慶的次子吳保初。雖然張謇當時也不過二十多歲，但學問和見識，高過袁世凱一大塊，袁世凱從張謇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一段時間之後，袁世凱有了明顯的進步，在與家人的通信中，袁世凱也流露出重新走科舉之路的想法。畢竟，科舉兩試不中，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只要咬緊牙關接著考就是。不過接下來的事情，連袁世凱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一生就這樣與科舉永遠失之交臂。科舉，成了他一輩子的遺憾和心病。

　　一八八二年，也即光緒八年壬午發生的朝鮮內亂，對於袁世凱來說，是改變他個人命運的一次大事。關於這次內亂的原因和詳情，目前有很多版本，莫衷一是。得到公認的一點是，此次內亂是由當時朝鮮國王生父李昰應和王妃閔氏之間的權力鬥爭引發的。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熙，是由旁支入繼的，即位之初，年僅十二歲。因其未成年，朝廷商定由李昰應執政，稱為大院君。大院君富有才略，思想上卻相對守舊。執政十年之中，雖然朝鮮社會秩序安定，王室的威望提升，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及王公大臣的貪污腐化，一直沒能得到有效約束和改變，依舊是閉關鎖國。朝鮮政治的因循守舊，在鄰國日本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自然成為國內改革和激進派的攻擊目標。國王李熙親政之後，由於性格懦弱，朝政大權很快被王妃閔氏攬走。閔氏以國王的名義，效仿日本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雖有良好的初衷，但由於控制不力，親日勢力日見膨脹，諸多勢力渾水摸魚。一時間，朝鮮物價飛漲，人民怨聲載道。

　　大權旁落的大院君一直盤算著東山再起，動亂的形勢正好給他提供了機會。不久，閔氏政權的軍事改革，又因拖欠軍餉，引起了廣大士兵的不滿。大院君抓住時機開始反擊了，他一方面派人在社會上散佈流言，一方面組織力量準備反撲。一場發生在父子之間的爭鬥開始上演，大院君發起暴動，唆使叛軍圍攻王宮以及敵對勢力的宅第，殺死政敵閔鎬謙、金輔鉉等，閔氏毫無防備，只好倉皇逃跑，藏匿於民間。漢城的局面變得不可控制，叛亂的朝鮮軍隊又襲擊了日本使館，日本公使逃至仁川，乘英艦返回日本。朝鮮的動亂，正好給覬覦朝鮮半島的日本找到了藉口，日本內閣立即開會研究朝鮮形勢，決定派兵至朝鮮問罪。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得知這一消息後，急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上報朝廷，火速派兵增援朝鮮。這個時候，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適逢母親去世，開缺回到合肥老家守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職，暫由李鴻章的老部下、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張樹聲在接到電報後，立即與總理衙門進行了商議，決定派兵前往朝鮮平亂，調吳長慶所部六營開往漢城，並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戰艦接應。

　　一八八二年八月十六日，吳長慶率六營官兵及水師提督丁汝昌的主力鎮東、泰安、日新、拱北四艦，從登州向朝鮮開拔，行駛到半程的時候，颱風大作，吳長慶只好帶人馬回威海衛暫避。八月十九日，慶軍再次出發。袁世凱的職責是在「前敵營務處」負責軍需和勘定行軍的路線。此前，精明的袁世凱就通過朝鮮使者金允植，把朝鮮的政治、軍事以及地理情況瞭解得一清二楚。八月二十日早晨，船隻到達朝鮮南陽馬山浦港後，袁世凱帶領前敵營務處數人率先登陸，選定了大軍登陸地點及進抵朝鮮的行軍路線。第二天，吳長慶指令某營為先鋒率先上岸，該營官表示士兵不習航海，多數暈船，請求稍緩。吳長慶大發雷霆，將該營官當場撤職，命令袁世凱接替。袁世凱接管後，立即部署登陸，很快就完成了任務。

　　在此之後，袁世凱在嚮導金允植的帶領下，以前敵營務處第一營代理管帶的身份，率部向朝鮮京城挺進。這個時候，當年李鴻章的精銳部隊淮軍已呈出暮氣沉沉的狀態了，由於久疏戰事，清軍行軍緩慢，紀律鬆弛。行軍途中，竟有士兵對朝鮮民眾進行姦淫搶掠。袁世凱知曉之後，一口氣殺了七個違紀士兵，提著違紀士兵的腦袋去見吳長慶。清軍士兵被震懾住了，再也不敢胡亂違紀。吳長慶見袁世凱如此果敢，對袁世凱更信任了。

　　清軍進駐漢城之後，依照事先商量的方針，決定繼續維持朝鮮的現狀，支持現任國王。對於大院君，按照上峰的要求，押解至中國；對於其他勢力的暴動，採取堅決鎮壓。考慮到大院君手下尚有數千武裝，吳長慶在與袁世凱等人商議之後，決定先拜訪大院君，穩定他的情緒，然後用計生擒。八月二十六日，吳長慶等人專程來到大院君住處拜見，雙方言談甚歡。大院君很高興，主動提出回訪看望。吳長慶回到營地之後，立即安排袁世凱部署親軍抓獲大院君。當天下午，大院君率領數十位隨從來到清軍駐地。袁世凱設計將大院君的衛隊阻攔在中軍之外，吳長慶對大院君宣讀了朝廷旨意，然後請大院君入轎，強行轉移到軍艦上，押解到了天津。

　　由於大院君束手就擒，群龍無首，朝鮮的內亂很快就平息。日本此時還沒來得及派兵，沒了藉口，也就不好派兵了。接著，閔妃也回到了宮廷，對清國恢復她的地位和統治，非常感激。朝鮮國王和閔妃設宴招待吳長慶、張謇、袁世凱等，又單獨會見了袁世凱，聆聽他對朝鮮事務的意見。朝鮮事件平息下來之後，清廷獎賞有關人士，袁世凱自然也在其列──袁世凱從七品「中書科中書」的虛銜，一躍為正五品的同知。這一年，袁世凱才二十四歲。

　　朝鮮平叛後，袁世凱按照清廷的要求，繼續駐軍朝鮮。幾個月後，朝鮮國王向朝廷提出，希望派人幫他們組建一支帶有現代化意味的新軍。這個時候，因外交形勢吃緊，李鴻章已接到朝廷的召喚，提前結束了丁憂，重新回到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接到朝鮮的要求後，李鴻章把這項任務交給了駐守朝鮮的吳長慶，吳長慶也就把任務交給了袁世凱等人。

　　袁世凱接到命令後很高興，自己很長時間研究軍事，終於有了一個用武之地。因為對西方軍事科學已有所接觸，袁世凱在訓練朝鮮軍隊時，以自己熟悉的淮軍訓練方式為主，也借鑒了一些英國德國的操法陣法等。袁世凱在當地招募了一千人，分為左右兩營，配備了新式火槍、大炮等彈藥裝備，親自對這些士兵進行訓練。一個月以後，朝鮮國王在春塘台進行檢閱，在袁世凱口令的指揮之下，這一千名昔日的農民和自由職業者，無論是出操隊列，還是射擊搏鬥，一個個有模有樣。李熙非常高興，對袁世凱的才幹讚不絕口，又將自己的舊軍調撥五百人給袁世凱。不久，國王李熙再次閱兵，看到這支新軍又有很大進步，大為讚賞，竟要封袁世凱為全國陸軍大元帥，由於李鴻章的干涉，這項動議不了了之。這一支朝鮮新軍，在後來的「甲申政變」中，幫了袁世凱的大忙。

　　在此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袁世凱的生活與經歷，就跟這個一衣帶水的鄰國有關了。從一八八二年開始，一直到一八九四年，除去當中回國的兩年時間，算起來，袁世凱一直在朝鮮生活了整十年。從現在的資料看，袁世凱在朝鮮這十年的情況，一直含混而模糊，沒有翔實記載。也的確，那一段時間袁世凱只是一個影子，他最大的任務，就是按照李鴻章和朝廷的意思，遏制日本和俄國的勢力，阻止可能來臨的危險。

　　到了一八八四年，風雲突變，由於中法戰爭硝煙再起，國內防務空虛，李鴻章不得不將吳長慶部從朝鮮撤回一部分，以加強遼東半島的防務。李鴻章命吳長慶帶三營兵力回國，其餘在朝鮮的三營，由吳兆有擔當統帥，袁世凱輔助。清國撤出一半兵力之後，日本人認為機會來了，這時候清國正跟法國作戰，哪有精力來處置朝鮮事務呢？在日本勢力的直接支持下，朝鮮國內親日派「開化黨人」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計劃發動政變，奪取政權。對於朝鮮「開化黨人」的行蹤，精明的袁世凱瞭解得一清二楚。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日，金玉均等人向吳兆有、袁世凱、張光前等人遞上請柬，想在宴會上見機行事，突然動手，殺了吳兆有等人。吳兆有、張光前心生疑慮，準備回絕邀請。袁世凱不同意，說，如果我們全部不去，等於向對方示弱。於是，袁世凱讓吳兆有和張光前留守，自己輕騎簡從，上門赴約。袁世凱提前一個小時到達，在主人還沒到齊的情況下，獨自要了份酒菜，大吃大飲，談笑風生。等桌上酒菜席捲得一乾二淨時，袁世凱對朴泳孝等人說：我今晚有事，不能久待，要立即回營。沒等朴泳孝反應過來，袁世凱攥住朴泳孝的手，一直走到自己馬前，飛身上馬，帶著幾個隨從絕塵而去。這樣的情景，就像是當年關雲長「單刀赴會」的再現！

　　兩天後，政變爆發了，清廷的史書把這一次暴亂稱為甲申政變。「開化黨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攻佔了王宮，活捉了國王李熙及閔妃，殺死了執政六大臣，宣佈改組政府，逼迫國王用鉛筆書寫了「日使入衛」四個字，送至駐日使館，為日本入侵朝鮮製造理由。袁世凱在第一時間得到政變的消息後，當即和吳兆有、張光前商討對策，吳兆有和張光前主張等候北洋命令，袁世凱認為時不待人，極力主張用武力保護朝鮮國王。商議後的結果，是由吳兆有致函朝鮮國王，請求允准率兵保護。信函送達朝鮮國王手中後，由叛亂分子挾持的國王李熙當然下詔，不許清國軍隊進行干涉。朝鮮大臣金允植、南廷哲來到清兵大營求救，袁世凱要求見國王也受阻。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當機立斷，決定帶兵強行進宮。吳兆有率兵入左門，袁世凱率兵入前門，張光前殿後策應。日軍見清軍入宮，首先開槍，袁世凱立刻進行了還擊。叛軍抵禦不住，挾持國王且戰且退。袁世凱帶兵追擊，將日軍團團圍困在一小山坡上。晚上，日軍和朝鮮叛黨堅持不住，突圍而逃。吳兆有與袁世凱將國王李熙搶回。然後，國王召集文武大臣，宣佈日本陰謀及亂軍罪狀，宣佈改組政府，抗議日本公使勾結作亂。日本駐朝公使竹添一看形勢不妙，自焚使館，狼狽逃回日本。眾叛臣金玉均、朴泳孝等也隨之逃往日本。甲申政變遂告平定。

　　袁世凱在朝鮮經歷的描述，資料一般出自沈祖憲、吳生的《容庵弟子記》。這一本由袁世凱親信和弟子編撰的書，當然不乏溢美之詞。但不能否認的是，袁世凱在朝鮮的事跡還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有著凜然大義的。這同樣可以從清廷對於袁世凱的屢次嘉獎中看出。肩負使命的袁世凱在朝鮮英氣勃發、堅定勇敢，雖然有些方面做得過於激進，但在總體上，袁世凱對於朝鮮時局的把握是準確的，也是妥當的。

　　甲申事變之後，朝鮮國王李熙請袁世凱居於王宮偏殿，代為主持內政、外交、軍事等一切政務。不過經過兩場政變之後，袁世凱對於朝鮮的局勢明顯憂心忡忡。年輕氣盛的袁世凱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請求清國大軍全面入駐朝鮮，以斷絕日、俄等國侵略的念頭。袁世凱建議說：總之，示以必戰，則和局可成；示以為和，則戰事必開。由於中法戰爭此時正如火如荼，清廷顯然不想因為朝鮮問題激怒日本，以致腹部受敵，因此，袁世凱的建議被擱置一邊。不過李鴻章對袁世凱關於朝鮮局勢的分析還是認可的，對於袁世凱的能力，也更加賞識了。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卻讓袁世凱灰頭土臉：先是袁世凱在叛亂平定之後，未經請示，即挪用軍餉撫恤被親日派殺害的朝鮮大臣閔台鎬等人的家屬。袁世凱打報告要求李鴻章將這筆款項作為正當開支給予報銷，遭到李鴻章的嚴厲呵斥，要求吳兆有責令袁世凱自己解決這筆費用。袁世凱的堂叔袁保齡也寫信批評袁世凱，讓他自己賠償。再一件事就是袁世凱過於抓權和自作主張，引起吳兆有、張謇等人對袁世凱的不滿，吳兆有寫信揭發袁世凱蓄養官妓、販賣煙土、貪污軍餉。不僅如此，袁世凱還面臨日本方面對清廷的施壓──日本致函清廷，認為袁世凱尋釁挑事，是此次中日衝突的罪魁禍首，要求清政府追究袁世凱的責任；同時派外相井上馨帶團來朝鮮，與朝鮮政府商談賠償一事。針對各方面的攻擊，清廷派會辦北洋防務吳大澂、鹽運使續昌，赴朝鮮查明甲申事變的真相。袁世凱再次顯示了他處變不驚、辦事幹練的才能。赴朝調查人員來之前，袁世凱就將甲申事變的經過及證據材料整理好，彙集成冊。使團一到朝鮮，袁世凱立即將書面報告及有關證據呈上。吳大澂、續昌根據事實認定，袁世凱並沒有蓄養官妓、販賣煙土等行為，所採取的軍事行動，也是從捍衛清廷利益的立場出發，是正確的。吳、續因此並沒有責備袁世凱，反而表揚袁世凱勞苦功高。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日本只得悻悻地承認失敗。考慮到中法戰爭正在進行，朝鮮在與日本談判時，也有意識作了一些讓步，雙方達成共識：朝鮮派使者赴日本謝罪；賠償日商損失十一萬元；賠償日本兩萬元重修日本使館等。雖然給了日本面子，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這一回，日本還是輸得體無完膚。

　　儘管事實真相得到了澄清，但清廷的軟弱低效以及腐朽陰晦，讓意氣風發的袁世凱很是失望。這個時候，袁世凱的養母牛氏在老家河南，聽說袁世凱身處危地，嚇得舊疾復發，急函敦促袁世凱回國。袁世凱考慮到自己集各種矛盾於一身，也不便久留，於是以養母牛氏生病為由，向吳大澂提出請假回國。接到袁世凱的請求，吳大澂頗有感慨：這個年輕人有如此大局意識，拿得起，放得下，真是上天的造化啊！得到批准之後，袁世凱於一月三十日早晨離開了漢城。一日，到達馬山浦時，丁汝昌親自駕著小船來迎接。對於袁世凱這個晚輩，丁汝昌不吝溢美之詞：功成退歸，君捨得開，走得出，偉人也！

　　袁世凱的朝鮮摯友金允植也作詩一首《送慰廷歸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眾所忌，

　　　　此事古今同，處世諒不易。

　　　　曩值危急日，人皆斂手避，

　　　　黠者懷首鼠，懦夫常惴惴，

　　　　事定反免疵，利口交漸漬，

　　　　遂將功為過，摧折丈夫志，

　　　　君今浩然歸，俯仰無所愧，

　　　　天日照孔明，賢才豈中葉？

　　　　相見知不遠，努力勉王事。

第三章　英勇，還是退縮？

　　對於袁世凱來說，當年在朝鮮所做的一切，的確是鞠躬盡瘁──清國畢竟是弱國，在那種情況下，能與西方列強及日本周旋十多年，已屬相當不易。

　　※※※

　　雖然朝鮮的兩次叛亂被平定，但這個半島國家的境況，並沒有得到緩和，而是變得更加複雜了──一八八五年三月，繼日本外相井上馨恫嚇朝鮮得手之後，日本政府又派宮內大臣伊藤博文來中國，對清政府在朝鮮的做法提出抗議。伊藤博文到達天津之後，清政府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之談判。伊藤博文覺得李鴻章很難對付，逕直跑到北京總理衙門，要求直接跟清政府進行對話。總理衙門在接待了伊藤博文之後，令其返回，仍跟李鴻章交涉。接下來的會談中，日本方面除提出道歉和賠償要求外，還要求中方嚴懲朝鮮事件中的「罪魁禍首」袁世凱。日本方面提出，朝鮮之所以陷入混亂，完全是袁世凱一手挑起的。經過近一周的討價還價，雙方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內容共有三條：中日兩國四個月內撤出駐朝軍隊；兩國均不許派員教練朝鮮軍隊；朝鮮今後若發生事變，中日兩國或一國向朝鮮出兵，必於事前相互告知。至於懲處袁世凱一事，經過「太極高手」李鴻章的一番敷衍，也就不了了之。

　　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天津條約》的簽訂上，尤其是關鍵條款「朝鮮今後若發生事變，中日兩國或一國向朝鮮出兵，必於事前相互告知」這一條文上，李鴻章還是上了小字輩伊藤博文的「套」，為後來甲午中日戰爭埋下了禍根。

　　日本勢力蠻橫向朝鮮滲透之時，俄國、英國及其他列強，對朝鮮也蠢蠢欲動。對於當時清國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列強有意睜一眼，閉一眼，不予承認。與此同時，隨著自主意識的增強，朝鮮也對這種不成文的宗藩關係心存不滿，一直盤算利用矛盾，爭取獨立和自由。在俄國的誘使下，朝鮮背著清國，與俄國簽訂了《通商條約》，規定：締約國有權將軍艦開到另一方的任何港口，不管這些港口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這等於宣告俄國對朝鮮的獨特地位。英國在知曉了這一項協議的內容後，先下手為強，以防止俄國入侵朝鮮為由，強佔了朝鮮的巨文島。

　　到了一八八五年七月，由於中、日兩國已從朝鮮撤回軍隊，俄國對朝鮮的干涉越來越多。俄國使者面見朝鮮國王，要求朝鮮接受俄國保護，並且幫助朝鮮訓練軍隊。國王李熙一邊報朝廷，一邊致函李鴻章，要求清國對此事給個說法。顯然，朝鮮方面想以強大的俄國，對清廷進行施壓。清廷和李鴻章無奈之下，只好打出大院君這張舊牌──李鴻章與已在中國的大院君進行了會談，又跟朝鮮國王李熙進行溝通後，從維護宗主國的利益考慮，決定將比較親近清國、思想趨向於保守的大院君派回朝鮮國內。在李鴻章和清廷看來，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舊派的大院君對於維護中朝現有關係都是有好處的，大院君回國後，不僅能增加親中派的勢力，也能有效制衡他的兒子、朝鮮國王李熙，以及變化無常的閔氏。大院君歸國的消息在朝鮮傳出之後，閔氏家族感到惴惴不安。閔妃竟派人攜重金來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門，以行賄來乞求李鴻章阻止大院君回國。這樣的舉動讓李鴻章啼笑皆非。閔妃集團的堅決反對，使得送還大院君歸國的計劃不得不推遲。朝鮮統署大臣金允植向李鴻章建議，讓朝鮮國王李熙親自寫一封信給父親大院君，懇請他回國協助事務。這樣，大院君的歸國，就有了充足理由。

　　在等待李熙信函的過程中，李鴻章一直考慮讓誰來承擔護送大院君回國的重任。一開始，李鴻章準備派一個心腹將領率五百人馬護送，但隨即，李鴻章想到了正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凱，覺得還是由熟悉朝鮮國情的袁世凱擔當比較合適。於是急招在河南陳州的袁世凱火速趕到天津。袁世凱接到電報後，一路兼程，晝夜狂奔，甚至因此累死了一頭騾子。到了天津之後，李鴻章見到袁世凱的第一句話就是：「現在的局勢就如同演戲，觀眾已到，只等你出場了。」袁世凱問明情況之後，請求與丁汝昌一道帶兵前往，李鴻章搖了搖頭，笑著說：「韓人聽說大將軍去，肯定會歡聲雷動，誰敢抗拒呢？至於其他人，就不需要了，你只需帶數十個隨從就行了。」

　　九月下旬，朝鮮國王李熙懇請其父歸國輔政的信函到達。大院君李昰應和袁世凱可以名正言順上路了。袁世凱一行分乘北洋水師的兩艘軍艦啟程。十月三日，袁世凱一行到達仁川後，受到朝鮮民眾的熱烈歡迎。到達漢城之後，袁世凱對閔妃和李昰應之間的矛盾作了排解調處，規勸李熙不要親近俄國。數日後，袁世凱離開了朝鮮回天津覆命，算是圓滿完成了李鴻章交代的任務。

　　到了年底，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這樣，時年二十六歲的袁世凱再度回到朝鮮，重新開始他在朝鮮的生涯。李鴻章特意致書朝鮮國王李熙，稱袁世凱「奉旨命漢城充辦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後貴國內治外交緊要事宜，望隨時開誠佈公，與以商榷，必於大局有裨」。可以看出，袁世凱這一次在朝鮮的身份，較過去大不一樣，享有很大的權力。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朝鮮半島形勢變得更加複雜：西方列強的勢力已波及朝鮮，各國已向朝鮮派遣了駐朝使節，朝鮮閉關鎖國的局面不再。東西方列強儘管在朝鮮的矛盾與角逐日趨尖銳，但他們共同的態度是不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因而故意不把袁世凱視做清政府駐朝的全權代表。這樣在朝鮮的外交圈子內，清國的勢力就成了最受排斥、最受歧視的人物和機構。列強們各懷心思：日本一心想讓朝鮮擺脫清國，投入自己的懷抱，甚至想一下子吞併朝鮮；俄國則想把朝鮮當做南下的一個基地；英國等其他列強，也想利用朝鮮的不穩定，慢慢蠶食朝鮮，從而控制遠東。與此同時，作為朝鮮王國本身，李熙一方面想擺脫清國，圖謀自強自立；另一方面，又對日本和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感到害怕，唯恐擺脫了狼，卻引來了虎，行動上一直首鼠兩端，拿不定主意。同時，對於袁世凱的強勢，既恨又怕，表面順從，但在背地裡，一直希望能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達到自己的目的。

　　袁世凱正是在這樣的擠壓中，艱難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袁世凱專門寫了一篇《朝鮮大局論》，呈交朝鮮政府，闡述朝鮮「依中國」有六大好處，「背中國」有四大害處。在行動上，袁世凱一直顯出強硬的「上國」風格，以區別於其他國家，在很多事情甚至是一些細枝末節上，強硬堅決，毫不相讓。一八九○年，朝鮮趙太妃病逝，按照清國禮節，藩屬國國王、王妃去世，需派「訃告使」到北京，向禮部告訃，然後由清廷派使節前往賜祭，並賜謚號。趙太妃病逝，朝鮮遲遲沒有派「訃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凱毫不馬虎，不斷敦促朝鮮王室派使者去北京告知。在袁世凱嚴格敦促下，朝鮮只好派使者前往。袁世凱的武斷和專橫，自然引起了其他國家公使的不滿，尤其是日本，本以為朝鮮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沒想到斜刺裡殺出一個袁世凱，讓他們如芒在背。日本致書清政府，請清政府命袁世凱訪問東京，與日本大臣面商有關朝鮮事宜。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十二條忠告，讓袁世凱不要干涉朝鮮的主權，讓朝鮮自主變法，以圖自強。

　　袁世凱在朝鮮的鐵腕政策，讓日本恨之入骨，其他國家的公使，對於袁世凱也頗有微詞。尤其是俄國，因為幾次與朝鮮的密約被袁世凱識破，也對袁世凱咬牙切齒。美、英、俄等國聯合起來向清廷告狀，指責袁世凱干涉朝鮮內政，要求處理袁世凱。對於袁世凱在朝鮮所處的地位和境況，李鴻章當然很清楚，他知道袁世凱在朝鮮獨斷專橫、情緒暴躁，也明白袁世凱竭力維護清國「上國」地位的一片苦心和難處。一八九○年袁世凱赴朝鮮擔任辦事大臣三整年時，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給袁世凱寫下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的十六字考核評語，稱袁世凱駐朝三年，辦事得宜，仍留朝鮮，並賞以道員升用，加二品銜。清廷同意了李鴻章的請求。

　　李鴻章重用袁世凱是有充足理由的。除了在外交上據理力爭外，袁世凱在朝鮮經濟、交通、財貿的發展上面，也顯示了自己的才能。尤其是華商在朝鮮的滲透上，袁世凱做了很多工作。他設置了巡警，專門保護華商在朝的利益，設立各商幫會館，建立董事，制定了很多有利於華商的政策、措施，以促進華商經濟的發展。袁世凱還奏請總稅務司撥款萬元，招租商局輪船一艘，來往於仁川、上海之間，打破了日本在中朝之間商貿運輸的壟斷。後來，又鼓勵同泰順商行集資購買貨輪兩艘，每年接運朝鮮漕運糧十萬擔以及中國貨物，發展了中國在朝鮮的運輸業務。並且，在龍山、仁川、釜山、元山四處設立中國在朝商務理事，管理華商在朝的商務，既增加了關稅，也促進了華商的有序發展。到了袁世凱任職的後期，在朝華商的實力已經超過了日本。在袁世凱離任的前一年，僅在漢城的華商就有八十多家，人數達六千以上。

　　袁世凱在朝鮮的努力工作，也贏得包括閔氏在內的朝鮮最高層的尊重。閔氏也由最初的親日，轉向了親中。朝鮮國王也曾幾次對袁世凱予以嘉獎。一八九三年，袁世凱再一次三年期滿。朝廷授予袁世凱浙江溫處道職官位，但讓袁世凱暫免赴任，仍留駐朝鮮。

　　現在論及袁世凱在朝鮮的表現，有兩種鮮明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袁世凱擔任駐朝公使期間，就像一個「近代班超」一樣，為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以及清國的利益，與歐洲列強、日本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如果不是袁世凱，朝鮮很可能在甲午戰爭前就被日本吞併。袁世凱在朝鮮所做的一切，功不可沒。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甲午戰爭的爆發，跟袁世凱在朝鮮的做法有關，正是袁世凱在朝鮮的頤指氣使，嚴重傷害了朝鮮官員的民族自尊心，促使其產生了嚴重的離心傾向，也使日本找到了藉口，發動了甲午戰爭。這兩種爭鋒相對的觀點，其實都有偏頗。對於袁世凱來說，當年在朝鮮所做的一切，的確是鞠躬盡瘁──清國畢竟是弱國，在那種情況下，能與西方列強及日本周旋十多年，已屬相當不易。至於甲午戰爭的爆發，這實際上是崛起的日本旨在侵略中國和朝鮮的陰謀，即使沒有袁世凱，他們還會找出另外的藉口吞併朝鮮，進攻中國。實力的改變，意味著過去的均衡肯定會被打破。從這一點上看，中日戰爭的爆發是必然的，它即使不是發生在甲午年，也肯定會發生。

　　後來公佈的資料顯示，甲午中日戰爭的爆發，絕不是偶然。在此之前，日本就為迎戰中國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制定了詳細的《征討清國策》，實施了為期十年的擴軍備戰。到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已擁有一支六萬餘人的新式陸軍，海軍的噸位也達到五萬噸。日本大力擴軍備戰之時，俄國也在實施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意味俄國也將遠東擴張列入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決定：要在俄國西伯利亞鐵路竣工及歐美各國擁有遠征東洋實力之前，吞併朝鮮，打敗中國。《征討清國策》的既定目標，是將清朝勢力逐出朝鮮，向中國本土進攻，佔領中國「蓋平以南的旅順半島、山東登州島、舟山群島、澎湖列島、台灣及長江兩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因此，甲午中日戰爭終於在一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中爆發了。直接的導火索，就是在朝鮮不斷發生的小摩擦。

　　到了一八九四年，日本為戰爭所做的準備工作已暗中就緒，接下來，就是想方設法挑起對清國的戰爭了。恰巧這時候朝鮮境內爆發了「東學黨」人起義，這一回，日本反應神速，他們立即以此為藉口，要求出兵幫助朝鮮平亂。袁世凱火速向李鴻章建議，立即派大批清軍進駐朝鮮，以免日本趁火打劫。一八九四年六月四日，李鴻章一面命直隸提督葉志超及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選帶淮軍一千五百人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一面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調濟遠、揚威兩艦赴仁川掩護，同時，根據《天津條約》電告駐日公使汪鳳藻，將中國出兵朝鮮之事照會日本。這個時候，日本內閣已經在兩天前就決定出兵朝鮮了──六月五日，先遣日軍七千人已分批秘密進發。日方明確答覆，不承認朝鮮為中國屬邦，並告知日本已派兵赴朝。到了八日、九日、十日，日本大軍陸續開進仁川。袁世凱見此情景，一方面敦促朝鮮要求日本撤回軍隊；另一方面，緊急召見各國駐朝公使，要求聯合敦促日本撤軍。在日本鐵心進行這場戰爭的形勢下，袁世凱的努力當然沒有效果。袁世凱只好向李鴻章再次建議，盡可能地多調集清軍來朝，方能給日本以震懾。

　　這個時候，行動相對遲緩的李鴻章還沉湎在自己「以夷制夷」的思路中，一直試圖通過俄國與英國的施壓，避免戰爭的發生。李鴻章知道清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弱點，如果要打這一場戰爭，根本沒有取勝的把握。但在西方列強眼中，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古老帝國，日本則是一個向西方學習頗有成效的新銳國家，這兩者之間的爭鬥，應該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就心理上來說，列強們還稍稍同情日本。對於兩國之間的爭鬥，列強們都隔岸觀火。當李鴻章一直遲遲下不了增兵決心時，日本軍隊源源不斷地開到了朝鮮。六月二十四日，袁世凱在十萬火急之下，連發四份電報向李鴻章要求增加軍隊。李鴻章仍是想通過外交努力來解決問題。這個時候，袁世凱知道朝鮮不可能保住了。到了七月五日，日本駐朝鮮公使大烏向朝鮮政府提出照會，要求朝鮮在制度、財政、律法、兵務、學政五方面進行改革，這實際上就是要求朝鮮遵從日本旨意。同一天，袁世凱在電報中向李鴻章提出，要麼進兵朝鮮，要麼撤出在朝鮮的軍隊，以免日軍挑釁，引發衝突，後果將不堪設想。對於袁世凱的建議，李鴻章一直猶豫，撤兵吧，似乎有損大國的體面；增兵吧，似乎又易引發衝突。就這樣，在猶豫中，李鴻章喪失了很多機會。

　　李鴻章一直不發佈增兵的命令，袁世凱意識到事態的緊急了。袁世凱當然知道日本人對自己的仇恨，如果自己再待在這個地方的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因此得趕快離開朝鮮。袁世凱趕忙給李鴻章打報告，以自己生病發燒周身疼痛為由，讓李鴻章速調自己回國內。同時，袁世凱又致電好友盛宣懷，讓他勸說李鴻章調自己回國。在給盛宣懷的電報中，袁世凱打了個比方，妻子被人蹂躪，急呼丈夫，丈夫卻無力相爭，只有坐視，情何以堪！他請求調任自己回國，讓別人來代理。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完全可以想像袁世凱心情的忐忑。到了七月中旬，鑒於俄、英調停的失敗，光緒皇帝決定迎戰。可能李鴻章還是想保留袁世凱這個人才吧，宣戰的同一天，致電駐朝公署，將袁世凱調回國內，將其經手之事，交給唐紹儀。這個時候，漢城已戰雲密佈，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有人告知袁世凱，日本方面正在佈置一個刺殺他的計劃，得先走為上。於是，在英國駐朝領事朱爾典的幫助下，袁世凱先逃到英國駐朝領事館，然後易裝從後門騎馬離開。唐紹儀手持雙槍，腰佩雙刀，護送著袁世凱一直來到江邊，登上英國船隻返回國內。

　　在此之後的朝鮮形勢風雲突變：日軍以朝鮮方面只承諾改革內政，不允諾與清政府斷絕藩屬關係為理由，攻入王宮，擄獲朝鮮國王李熙和閔氏。之後，又將閔氏活活燒死。名義上以大院君李昰應為監國，實際上日本全權控制了朝鮮一切政治和軍事，下令廢除朝中一切條約，驅逐中國軍隊。同時，對清政府駐朝鮮總理公署進行了圍攻。

　　緊接著，黃海大戰爆發，日本海軍突襲了牙山口外豐島海面的中國運兵商船，擊沉中國運兵船「高昇」號，中國官兵兩千人罹難。日本陸軍又向牙山中國駐軍發動進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清政府被迫對日宣戰。甲午中日戰爭正式爆發。

第四章　練兵，還是抓權？

　　在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裡，誰握有軍權，誰就能夠左右政局，主宰天下。在培植軍隊對自己的忠心上，袁世凱比曾國藩和李鴻章更進一步──在新軍的建立和訓練過程中，袁世凱就向部隊暗自輸送了一套理念，這一支部隊的絕對權威，就是他本人。

　　※※※

　　甲午戰爭的潰不成軍，對年輕氣盛的袁世凱來說，打擊是巨大的。清朝的軍隊由早期的八旗和綠營，到晚清時曾國藩湘軍、李鴻章淮軍，建制上發生了很大變化，裝備和作戰能力有了很大進步，在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中，摧城拔寨，攻無不克，沒想到遇到小小的日本，竟如此不堪一擊。這一點，讓清軍上下感到震驚。熟讀兵書的袁世凱感到怎麼都不能理解，也嚥不下這口氣。

　　戰爭期間，袁世凱的差事是：前往山海關外處理前線軍務，協助周馥向前線轉送軍需物資。因為不在前線，袁世凱有力使不上，只好給有關部門不停上書，談及自己軍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袁世凱的這些建議，大都石沉大海。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因為被朝廷認定為消極作戰，同時又作為替罪羊簽訂了《馬關條約》，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滿，全國上下一片聲討。袁世凱也朝議不佳，有不少人將中日戰爭的爆發怪罪於袁世凱在朝鮮的肆意妄為。重壓之下，李鴻章只好躲進北京的賢良寺避風頭，袁世凱也灰溜溜地告假回河南省親。

　　甲午風雲的硝煙散去之後，袁世凱一方面招集了一幫幕友，靜居於京城的河南會館，參考一些現代軍事著作，嘗試撰寫現代兵書；另一方面，袁世凱還有意拜訪了不少富有名望的大臣。湘軍名將劉坤一，就是在與袁世凱的交談中，發現這個年輕的河南人是個人才。劉坤一很快向光緒皇帝力薦袁世凱，認為袁世凱堪用。很快，光緒正式召見了袁世凱，以示鼓勵。袁世凱在見到光緒之後很激動，寫了洋洋萬言上書，想通過翁同龢遞交給光緒。在萬言書當中，袁世凱首先表明甲午戰敗並不可怕，只要能破除積習，因時變通，便是一個大的轉機；袁世凱陳述了改革軍制、採取西法的重要性；圍繞著向西方學習的中心，對清廷用人、理財、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設想。在文中，袁世凱無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還是對改革方案的設想，都顯出遠見卓識，思路清晰，翔實具體。從這一部萬言書可以看出，袁世凱當時對於西方政治、法律、軍事和經濟的瞭解，並不在康有為之下；而且袁世凱的措施和手段，遠比康有為的想法更切實可行。遺憾的是，袁世凱的上書，並沒有引起習慣於傳統思維的翁同龢的重視，上書仍是石沉大海。

　　因為竭力主張變法，袁世凱對於甲午戰爭之後興起的各種力量極其關注。袁世凱上書後不久，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第一個維新政治團體──強學會。袁世凱積極參與其中，並為強學會捐納了五百金。在當時，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由此可見袁世凱對於維新的熱衷。當然，袁世凱對於康有為等的做派稍稍有點看不上，認為他們畢竟是書生意氣，很難成大事。很快，天賜良機，袁世凱的鑽研有了用武之地，清廷此時打算組建一支現代化部隊，讓各大臣推薦人才。在李鴻藻、翁同龢、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人的聯合舉薦下，光緒帝下旨，任命袁世凱為新建陸軍督辦大臣。

　　關於袁世凱的陞遷，後來長期駐中國的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在他一九○九年出版的《袁世凱》一書中，曾經記述過這樣一段軼聞：馬關談判時，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談判之餘閒聊，說到中國人才難得的話題。伊藤博文就問李鴻章：「袁世凱現任何事？」李鴻章說：「小差事無足輕重。」伊藤博文就說：「以袁世凱之才，僅任無足輕重小事，無怪無人才也。」如果這段談話屬實的話，從中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對袁世凱還是有敬畏之感，知道袁乃難得人才，清之能臣。

　　一八九五年底，袁世凱奉旨前往距天津六十餘里、離北京三百里左右，素有京津南大門之稱的潦水套，這裡是天津與大沽口之間的一個小站，所以也稱小站。後來，這個地方被正式命名為新農鎮。在這裡，袁世凱接管了舊式定武軍，按照朝廷的旨意，督練清廷的第一支新建陸軍。小站練兵的重任，讓時年三十六歲的袁世凱意氣風發。從少年起，袁世凱的志向就是帶兵打仗，現在有了這個機會，袁世凱內心的激盪就可想而知了。當年編練朝鮮親軍，袁世凱主要以淮軍操練法為主，吸納了一些英美和德式操練法。此番小站練兵，袁世凱的目標是打造全新的現代軍隊，自然不能採取訓練淮軍的舊辦法，而是全盤更新，以西方和日本現代陸軍的方式，對這支軍隊進行改造。

　　一是編制上：新建陸軍以過去四千七百五十名定武軍為基礎，又在河南、山東、皖北、蘇北、奉天等地招募二千二百五十人，共計七千人，編為一軍。聘請了十多名德國、日本、美國軍事教官教學；成立了陸軍督練處，下設參謀、執法、督操三個營務處及糧餉局、軍械局、轉運局、軍醫局、教習處等，訂立各種章程，完善軍隊的組織制度；建制以德國和日本軍隊為準，分為步、炮、馬、工程、輜重五個兵種。各兵種內部分工明確，職責分明。各基本戰術單位既能獨立作戰，又能彼此協同；既能充分發揮機動性、靈活性，又能集中、統一應付大規模、複雜的戰鬥局面。

　　二是軍官的使用與培養上：建軍伊始，袁世凱「用人唯賢」，把大批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受過系統西方軍事教育的年輕人網羅到小站，比如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王懷芝、王英楷、王占元、何宗蓮等，都被委以重用。這樣，新軍的高中下級軍官全是武備學堂畢業的。袁世凱的「同鄉故舊」，只有徐世昌、阮忠樞、劉永慶、雷震春、江朝宗、沈祖憲等十數人，淮軍舊人更是屈指可數。大量具有近代專門軍事知識和技能的人充當軍官，保證了新軍指揮體系的科學化、職能化、正規化。袁世凱制定的《新軍官制》，明確規定了軍官資格、官階、考核、晉陞等條例，以培養和引導新軍軍官迅速成長。正是從他編練的新軍中，走出了四個民國總統（袁世凱、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六個民國總理、陸軍總長（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貴、唐紹儀、張懷芝、靳雲鵬），以及三十四個督軍。

　　三是士兵的訓練和教育上：在提高新建陸軍軍官素質的同時，袁世凱也著力於士兵素質的提高，對士兵進行系統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袁世凱根據中國國情，將西方操典、軍規、條規進行認真篩選，制訂和頒佈了數十種章程、法規，如《操場暫行章程》、《夜戰章程》、《行軍暫行章程》等，通過規範化的軍事訓練，提高士兵的戰術和體能水平。為了激勵士兵成材，袁世凱分別在炮兵、步兵、騎兵三營及軍部開設了炮兵學堂、步兵學堂和德文學堂，選拔優秀的士兵入學，經過兩年的學習，考試合格者，除獲得相應的軍階職位外，成績突出者還送國外留學。後來名噪一時的孫傳芳就是由此送到日本留學的。針對新軍士兵文化偏低的特點，袁世凱繼承了前輩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帶兵經驗，主持編撰了適合新軍的《行軍歌》、《對兵歌》、《勸兵歌》等，融軍規、軍令、軍紀及教育於一體，通過通俗、易懂、易記的歌詞，對士兵進行了潛移默化的教育。比如《勸兵歌》這樣唱道：

　　　　諭爾兵，仔細聽：

　　　　為子當盡孝，為臣當盡忠。

　　　　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餉來養兵。

　　　　一兵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為國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將相多行伍，休把當兵自看輕。

　　　　一要用心學操練，學了本事好立功，

　　　　軍械是爾護身物，時常擦洗要乾淨；

　　　　二要打仗真奮勇，命該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縮干軍令，一刀兩斷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糧餉全靠他們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幫忙功自成；

　　　　四莫姦淫人婦女，哪個不是父母生，

　　　　爾家也有妻和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見財生歹念，強盜終究有報應，

　　　　縱得多少金銀寶，拿住殺了一切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違令罪不輕，

　　　　要緊不要說謊話，老實做事必然成；

　　　　七戒賭博吃大煙，官長查出當重刑，

　　　　安分守己把錢剩，養活家口多光榮。

　　　　你若常記此等話，必然就把頭目升。

　　　　如果全然不經意，輕打重殺不容情。

　　看得出來，這樣的《勸兵歌》通俗易懂，也透露出袁世凱的喜好和性格。

　　四是武器裝備上：袁世凱的做事還是有氣魄的，新建陸軍的武器裝備，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裝備全部從德國進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槍、馬槍、手槍和格魯森速射炮；裝備了電台、手錶、帳篷、雨衣、雨帽、毯子、軍樂器、望遠鏡、指南針等；各營軍官除配刀外，還配六發左輪手槍一支。

　　五是在新軍餉銀上：袁世凱認為充裕的軍餉，是提高新建陸軍戰鬥力的重要條件，此所謂重餉之下方有勇夫。新軍的餉銀標準很高：一個普通士兵的餉銀足以養家餬口，而一個統帶（營長）每月可領一百兩白銀。為了保證不欠餉，袁世凱規定餉銀必須由糧餉局發放，嚴禁營官插手舞弊。每到發餉之日，袁世凱都會親自抽查，保證讓每一分餉銀發放到普通士兵手中。新軍的不欠餉，很鼓舞官兵的士氣。

　　如果說袁世凱發跡於朝鮮，那麼他真正起家，便是小站練兵。在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裡，誰握有軍權，誰就能夠左右政局，主宰天下。歷經十多年的摸爬滾打，早已深諳官場之道的袁世凱自然深曉這個道理，所以，袁世凱十分看重這個機會，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培植軍隊對自己的忠心上，袁世凱比曾國藩和李鴻章更進一步──在新軍的建立和訓練過程中，袁世凱就向部隊暗自輸送了一套理念，這一支部隊的絕對權威，就是他本人。新軍各營都供奉袁世凱的長生祿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時，將領都要大聲問道：「咱們吃誰的飯？」士兵會回答：「吃袁大人的飯！」問：「咱們穿誰的衣？」答：「穿袁大人的衣！」問：「咱們為誰出力？」答：「替袁大人出力！」袁世凱的目的就是把新建陸軍變成「袁家軍」。此外，新軍的軍官袁世凱多用自己親信；至於一部分由陸軍大臣蔭昌與李鴻章推薦來的軍事骨幹，袁世凱千萬百計通過拜把兄弟、收義子門生等方式，以親情為紐帶將他們網羅。在日常訓練中，袁世凱每天都全副武裝，足蹬馬靴，腰扎皮帶，斜掛佩刀，堅持觀操巡營。新軍的管理、訓練和生活是極其嚴格的，嚴格得幾乎到了殘酷的地步。袁世凱制定了《簡明軍律》，規定了十八條斬罪，比如：臨陣進退不候號令及戰後不歸伍者斬；臨陣回顧退縮及交頭接耳私語者斬……據說，有一天晚上袁世凱巡營時，發現一名士兵偷吸鴉片，袁世凱當即抽出佩刀將這個士兵砍死。

　　一八九八年，英國海軍司令貝思福受英國聯合商會主席的委託，前來中國考察政治軍事，在此期間，貝思福在天津小站參觀了袁世凱的新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貝思福曾在有關書籍中談到了這一次考察的深刻感受：

　　當各隊操練之時，各兵類皆年輕精壯，身材適中，操法靈熟，步式整齊。先在本營操場操演陣式，後至曠野操練兩軍攻擊陣式，各將弁與兵丁等皆嫻習口號，熟諳行陣，可想見該軍紀律之嚴明矣。惟炮隊則尚待整頓。若照現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時聊備一格，未足以為臨陣之用也。

　　　　◇

　　貝思福又評價說：

　　中國兵之弱，其源由於發餉之多剋扣，此弊幾於通國皆然。但我觀袁公發餉之情形，而歎袁公之清廉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於發餉之日，親自督率委員，按名給發，無絲毫剋扣之弊。假使中國統兵大臣皆能傚法袁公之發餉，則兵無缺額，餉不虛糜，華人何嘗不可成勁旅耶？

　　　　◇

　　袁世凱就這樣展示了他在軍事理論和操作上的過人之處，賞罰分明，使這支新建陸軍成為國內最具戰鬥力的近代化軍隊，而袁世凱也正是憑藉這股軍事力量，一躍成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勢力。

　　袁世凱練兵於小站，立志恢復清國軍事力量，以改革期待這個古老帝國煥發生機之時，正是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此時，這個龐大而腐朽的帝國，仍舊處於尋尋覓覓而又前途未卜的狀態中：新與舊的因素並存，傳統與開放互相抗爭；變革的腳步勢不可當，守舊的力量仍然頑固而強大。在長江，蒸汽輪船開始川流不息；在上海，外灘的西方銀行接二連三地聳立；中國軍事學堂成立了，用源源不斷印刷的西方戰術和科學教材訓練年輕的軍官；電報得到了應用，各地大臣們的奏摺快速地從各省傳到軍機處；思想界活躍了，一些關於華盛頓、拿破崙和彼得大帝的小冊子開始流傳……當然，受西方影響正在發生變化的，只是局部地區和局部階層，在廣袤的農村，教育模式仍舊不變，可憐的士子們仍在研讀儒家經典，努力獲取生員資格；然後，像螞蟻爬台階一樣，慢慢地進行舉人和進士的考試，做夢都尋求脫穎而出。女性仍沒機會得到正規教育，她們依舊用長長的棉布極不人道地纏著自己的雙足，聽從別人主宰自己的終身大事……人與土地的關係依舊緊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後，將土地出產的農副產品運至市場出售，換取基本的生活品。在無數中國人眼中，那些黃頭髮白皮膚的外國人仍舊是異類，關於他們膝蓋不能彎曲的秘密仍在流傳……

　　一部分人決意走激進之路了，目睹現狀的不能改變，那些痛心疾首的人決定以暴力的方式來打碎這個世界──一八九四年，二十八歲的廣東青年孫文，上書李鴻章要求改良石沉大海之後，出走美國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和幾位年輕人聚首論政，創立了「興中會」，決意走破舊立新之路。在他們眼中，為之奮鬥的新中國，是與過去的中國一刀兩斷的，是一個充滿活力充滿希望的國度。他們莊嚴地宣誓：

　　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傚尤於接踵，瓜分豆制，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傾！用特集會以興中，協賢豪以共濟，抒此時艱，莫我華夏。……

　　　　◇

　　在創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次次武裝暴動開始了。籌款、起義、暗殺、失敗、流亡，宣傳、再籌款、再起義……在十六年屢敗屢戰的奮鬥中，在五次環行海外各國的宣傳中，在無數次的死亡威脅和窮困潦倒中，孫文（中山）這個名字已隨著清政府賞銀的提高聞名天下。在孫文自己看來，他就是一隻蚍蜉，他的使命，就是要把清廷這棵大樹撼動；而在人們看來，這個勇敢的南方人一直傳遞一種信息，那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準備誓死與這個腐朽政權對抗了。這個垂垂欲墜的朝廷，總有一天，會轟然倒下的。

　　從一開始起，孫文選擇的道路，就跟袁世凱南轅北轍。這兩個人在理想、信念以及推進社會的方式上的大相迥異，也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合作，最終只能以破裂而結束。

第五章　告密，還是無辜？

　　有關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的表現，焦點就是袁世凱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九日這一天，到底有沒有向慈禧或者榮祿告發，以致直接引發了二十一日早晨慈禧的重新歸政。

　　※※※

　　在天津小站期間，除了專心練兵之外，精力充沛的袁世凱還對國家大事進行了冷靜思考。袁世凱本來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無論是在見識上，還是辦事能力上，在那個時代中，他一直是出類拔萃的。跟當時的很多中國人一樣，對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凱進行了深刻反思。當多數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傳統的框架，一心只想走洋務運動的捷徑時，袁世凱已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袁世凱琢磨的是如何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達到變法圖治，從而改變清國腐朽墮落的狀況。這個時候，李鴻章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在朝廷內外招致了冷遇，甚至招致一片聲討。朝野主持朝政的，是當初的「主戰派」翁同龢。這個時候，相對賦閒的袁世凱選擇了挾策以進、上書言事這一舊式文人普遍採用的干政形式和進身之路，闡述他對於時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因為當時的袁世凱的官職是直隸按察使，在這個級別中，沒有直接上書皇帝的權力，袁世凱只好通過主持朝政的翁同龢，給光緒皇帝連上了兩個帖子，主張新政，倡議變法。

　　從這兩個條陳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於當時的形勢和變法的必要性有著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頗有建設性的解決辦法。《條陳》指出：當時的中國，處在被列強包圍並不斷蠶食的危難境地，振興的唯一道路，就是傚法西方，實行變法。袁世凱批評了反對變革的「用夷變夏」之說，指出西方國家的富國強兵之道，已被實踐證明卓有成效。在這種情況下，清國必須借用各國新法，擇善而從。相比較而言，清國從三代以來，一直沿用的是舊制，很難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因時制宜，應是大勢所趨。袁世凱認為，國門既然打開，想閉關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種主動的姿勢去變法，去改革。袁世凱認為，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後，應該傚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頭趕上。

　　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包羅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設想，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於中國的變革狀況，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蓋了袁世凱的早期思想。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學習，在此大前提下，對清廷的用人、理財、經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這本萬言書裡的思想，既有實際措施，也有解決辦法。在具體措施上，袁世凱提出了一些想法：（一）設立館院。設想它是一種既像學校又像議事組織一類的機構，聘請一些精通各種學問的西洋人、旅外華人，聽取或採擇他們的學問和主張。（二）改革八股考試，講求實學，新開特科，廣取深通洋務之士。（三）開辦學堂，培養理財、建造諸方面的新式人才。（四）注重外交，慎選駐外使節。「必須能勝其任，素知彼國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慎擇幹員，辦理邊疆各地交涉事宜。（五）裁汰冗員，精簡吏治。

　　在經濟方面，袁世凱提出的振興主張為：（一）學習西方現代經濟，鑄銀錢、設銀行、造紙幣。（二）繁興商業，設立商會。（三）廣集商股、舉借外債修築鐵路，實行官督商辦。注重發展鐵路沿線的商務和礦務。（四）開發礦藏，鼓勵商辦，保護礦主。（五）鼓勵、扶助開設工廠。資力不足者，國家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給予貸款，以資扶持。（六）發展郵政。（七）以海關管理方法清理釐卡。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都是著眼於實際提出的一些有力措施，並沒有提到時人動輒倡言的「以夷制夷」等小聰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過《萬國公法》來限制列強的擴張等。在袁世凱看來，甲午戰敗後的中國，同列強已無平等可言，無公法可據，談不上真正的睦鄰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視現實，依靠自己，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否則很容易在別國的利益爭奪和妥協中被犧牲。

　　有人曾評價說：就袁世凱的這兩件條陳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凱無論是對國際局勢的分析，還是改革方案的設立，都比當時的京官顯得有遠見卓識，變法的道理也講得頭頭是道，極具說服力。相比較當時的一些建言，可以說，幾乎沒有人能達到這樣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曾有人將袁世凱當時的主張和康有為的改革主張作了比較，分析說：袁世凱改革側重於地方，而康有為一直幻想從中央開始，從可能性上來說，康有為的主張很難付諸實施。從對朝廷老臣勳舊的態度來看，袁世凱主張懷柔對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為對此卻非常魯莽，「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相比較而言，以實行政治的方法來說，康有為就顯得幼稚得多，容易使改革產生對立面。從動機上看，袁世凱的新政措施，明顯地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沒有個人謀私利的色彩；而康有為的主張，很多都含有個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機構的設置上等，個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確。

　　袁世凱上書翁同龢，後來有人認為，那是因為袁世凱看到李鴻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尋找一個新主子，便以上書的方式去接近翁同龢。這樣的評價，怎麼都有點太聰明的意味。中國的史書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都有這樣的聰明之處，聰明得就像一本本兵書，隨處都埋藏著殺機和陷阱。對作為朝廷命官，同時又跟甲午戰爭的爆發有著很大干係的袁世凱來說，在清國遭受日本重創的情況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了。至於上書翁同龢，那也是讓皇帝閱示的唯一路徑。至於個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國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暫時放在一邊。因此，袁世凱通過翁同龢對光緒的上書，完全沒有必要考慮得過於細緻。只不過這兩次上書讓袁世凱感到失望的是，他的意見並沒有引起軍機大臣、帝師翁同龢的重視。也許，對於一直在傳統框架裡思索的翁同龢來說，袁世凱的意見顯得過於生猛，也很難付諸實施。

　　不過這一段時間袁世凱的積極表現，還真引起了賦閒賢良寺的李鴻章的不快。有一天，袁世凱來到李鴻章的住所看望，閒聊之際，袁世凱安慰李鴻章，如果告老還鄉頤養天年，不也很好？敏感的李鴻章不高興了，在他看來，袁世凱分明是想替翁同龢當說客，勸李鴻章出讓清廷最高級別的文華殿大學士的位置。沒等袁世凱說完，李鴻章氣不打一處來，大聲呵斥道：

　　慰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辦，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一個協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臣子對君上，寧有何種計較？何為合與不合？此等巧語，休在我前賣弄，我不受爾愚也。

　　　　◇

　　老爺子發脾氣，袁世凱自然臉上掛不住，只好諾諾告辭。李鴻章仍不解氣，對親信幕僚們又發了一通牢騷：

　　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天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佈？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等捉弄耶？

　　　　◇

　　這一段話見於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吳永是曾國藩的孫女婿，很長時間裡一直跟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這一本書，寫於袁世凱死後。從內容看，這樣的言語，倒像是李鴻章親口吐出的。李鴻章一直富有草根氣息，言談舉止，有時頗有點官痞的味道。對於權謀與世俗，李合肥從不陌生，數十年的官場經歷，早已練就一身的金鐘罩與鐵布衫功夫。當時的李鴻章失勢於官場，心情上也壞極了，發一下脾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李鴻章對於袁世凱的看法都是一時的氣話，此後的李鴻章並沒有因為這一件事，改變對袁世凱的看法。在李鴻章眼中，袁世凱還是自己線上的人，仍是精明能幹、辦事老辣、不可多得的人才。

　　到了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歲的光緒皇帝正式詔告天下，宣佈變法。從這一天起，至當年的九月二十日（八月五日）止，光緒帝發佈了一系列改革詔令，史稱戊戌變法，因前後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稱百日維新。

　　詔書發佈當天，光緒特意去了一趟頤和園，為的是告訴慈禧。光緒還給慈禧帶去了幾份關於變法的奏摺，其中就有康有為介紹世界強國變法的宏論。光緒皇帝在慈禧的榻前匯報，慈禧斜倚在榻上瞇著眼睛聽，感嘆這些奏摺說得很透徹，可以一試。光緒見慈禧高興，就建言把這幾本摺子的內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們人手一冊。慈禧點點頭：就這麼辦吧。

　　光緒皇帝的變革令涉及政治、經濟、文教、軍事等各個方面，其中光經濟體制變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勵民間對農工商業的投資，大力發展鐵路和礦業，發展銀行，減免稅收，變革財政制度等，設立農工商總局、礦務鐵路總局、郵政總局，興辦商會、農會，鼓勵私人創辦新式工業，獎勵發明創造，創辦國家銀行，編制預算。文教變革令八十多件，明令變革過去按照書本選拔人才的方法，廢除八股文，以後的考試要考三場：一為歷史政治，二為時務策略，三才是四書五經。同時創辦京師大學堂，改各省書院為學校，選學西學，派遣留學等。政治變革令最多，達九十多件，包括精簡機構，裁減官員，立即撤銷通政司、光祿司、太僕寺、大理寺等。在變革令中，還大力倡導鼓勵「官民論政」。在軍事方面：裁汰綠營，改革武科考試制度，編制陸軍，增辦兵工廠和武備學堂。

　　一直堅持學習英語、堅持自主獨立的光緒的此番變法，更像是他跟慈禧在為某一件事賭氣。很明顯，年輕的光緒皇帝缺乏政治經驗，變法內容之多，涉及之廣，是前所未有的；這麼多新政同時出台，不僅社會始料不及，似乎連他自己，也因如此之多的新政引起的動盪，感到不堪重負。各個環節對於新政的反應很快傳到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大約突然意識到如此新政過於草率，也過於匆忙了，對於變法表示極為不放心。就在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之後的第三天，慈禧太后下旨：一是免去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內閣大臣職務，讓其「開缺回籍」，翁氏被黜，讓光緒失去了一個首席謀臣、一個中間橋樑和一個翼護維新黨人的家長；二是命榮祿代理直隸總督；三是命授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到她面前謝恩。

　　維新政策推不動，光緒自感壓力很大，整日在宮中大發雷霆，手下大臣和太監惶惶不可終日。朝廷老臣們不敢怪罪光緒皇帝，便遷怒於那些變法的維新黨人。變法後不久，曾有一個外國人這樣描述光緒：「大清國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實際年齡衰老得多。他額部凹陷，臉色發黃。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傷的、疲憊的和帶有孩子氣的笑容。當他咧開雙唇時，嘴裡露出的是參差不齊的長長的黃牙齒，兩側臉頰上都出現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並非缺乏同情心，不過更多表現出的是麻木不仁。從他的容貌上，我們看不到一點生趣。事實上，光緒皇帝給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無趣、缺乏精力、疲憊不堪，整個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樣子……好像生活對他來說已成為一種負擔，這樣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接下來的形勢很快就驗證了袁世凱的擔心。由於變法令過於繁雜，難以付諸實施，同時，地方督撫對於政令既缺乏瞭解，也缺乏支持，所以，各省督撫除湖南巡撫陳寶箴外，都對變法詔令持觀望態度，或者乾脆置之不理。詔書下發一個月後，頗有名望的兩江總督劉坤一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頗能代表地方大員們的心理：時事之變幻，議論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亂，不知其然，無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員都對變法困惑，更何況平民百姓了。於是，變法很快就陷入困頓。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還扭曲變形。

　　時間到了九月的時候，北京的政局變得更加微妙了。光緒已方寸大亂，他的行為看起來有點匪夷所思，從一系列前後矛盾的行為來看，似乎誰都不知道這個年輕的皇帝到底要做些什麼──他變得一意孤行聽不得別人的意見，經常暴跳如雷，甚至一個人悄悄地哭泣……在變法最關鍵的時刻，光緒突然下旨，讓康有為離開京城；緊接著，在小站的袁世凱也接到榮祿的通知，說光緒皇帝命他來京與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見面。聽到這個消息，袁世凱費神思考了很久，袁世凱不知道光緒讓他一道見伊藤博文的真正意圖。外界都在傳聞光緒擬聘伊藤博文為清國維新顧問；同時擬邀擔任顧問的，還有美國人李提摩太。這樣的說法讓袁世凱感到震驚，畢竟，伊藤曾是清國的仇人。如果這樣安排，不知道慈禧會有什麼感受，想必，自尊心極強的老佛爺是不會同意的。

　　九月十四日，袁世凱與伊藤博文同時抵達北京。九月十六日，光緒皇帝於頤和園毓蘭堂召見了袁世凱。光緒先是詢問了袁世凱一些軍事情況，接著話鋒一轉，問道：「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能矢忠於朕否？」袁世凱的答覆是肯定的，但心裡不由忐忑，畢竟，這樣的詢問太不正常。當天，上諭下，袁世凱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補侍郎，專辦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這樣，袁世凱便從一個中級地方官，升為一個正二品的中央大吏。九月十七日，光緒皇帝又一次召見袁世凱，光緒帝對袁世凱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這個時候，無論是誰都能看出光緒的用意了，他這是在爭取力量，拉攏袁世凱，讓他直接聽命於自己。

　　在光緒接見袁世凱的同時，形勢突變──這當中極可能是慈禧覺察到什麼，畢竟，袁世凱的手中，有一支極有戰鬥力的新軍──九月十八日一早，榮祿即下令：一是調直隸提督聶士成的武毅軍一萬七千人進駐天津陳家溝，切斷袁世凱新軍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凱有變；二是調集甘肅提督董福祥部一萬二千人，進駐宛平、長辛店一帶，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強慈禧住地頤和園的拱衛；三是致電總理衙門及袁世凱，謊稱軍情，說英俄開戰，英艦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凱立即返回天津聽候調遣；四是授意御史楊崇伊等到慶王奕劻府，呈遞奏請太后訓政摺，以便到時給朝臣們一個說法。部署完成之後，不僅北京衛戍軍總數超過了四萬八千人，而且，從山海關至北京沿途駐軍也達到十三萬人，總兵力是袁世凱的新軍的二十倍。

　　與此同時，維新黨人也清楚感受到危機的來臨，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選擇孤注一擲──十八日深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住處法華寺，拿出光緒皇帝「密諭」的草稿，要求袁世凱舉兵，先殺直隸總督榮祿，然後帶兵圍攻頤和園，清除后黨。顯然，維新黨人已把袁世凱當做最後的救命稻草了。維新黨人如此冒失行事，也是錯認了袁世凱，袁世凱主張變法，但他一直是個緩進的改革派，並不主張激進。譚嗣同以這樣的方式來見袁世凱，顯然是鋌而走險了。這當中的原因極可能是維新黨人聽到慈禧恢復「垂簾聽政」的消息後，與光緒之間有過密議並取得了一致意見，認為唯一可以挽救時局、扭轉乾坤的辦法，就是說動袁世凱興兵勤王。這個計劃，維新黨人之一的畢永年後來在《詭謀直紀》中，曾有過涉及。在維新黨人看來，袁世凱如能效忠皇上，則時局或許能夠改變。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想法，維新黨人決定讓譚嗣同去力勸袁世凱。譚嗣同見袁世凱的情景，一直流傳著兩種版本，一是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追記，另一個，就是袁世凱在被貶的那一年所撰寫的《戊戌紀略》。康有為對於這一天的記載，是這樣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起程出京……籌劃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乃囑譚復生（譚嗣同）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

　　　　◇

　　從康有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凱當場回絕了譚嗣同，表態說圍攻午門不太現實，只有等光緒去小站閱兵時，才有可能以上命殺榮祿。

　　對於譚嗣同與袁世凱的密談，梁啟超的描述顯得現場感更強，也更為生動：

　　初三夕日，君（譚嗣同，下同）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曠代之聖主也。

　　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意即太后把光緒騙至榮祿兵營宣告廢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聞。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慈禧住處）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

　　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所聞也。

　　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惟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之後，竭死力以補救。……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殺榮祿如殺一狗耳！

　　　　◇

　　康、梁的說法，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袁世凱當時表態得非常果敢，表示堅決站在光緒一邊，口口聲聲「殺榮祿如殺一隻狗一樣」。不過袁世凱提出殺榮祿必須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皇上必須到自己的營中來親自下令。

　　袁世凱又是怎樣說及這一段密談的呢？袁世凱《戊戌紀略》中，是這樣寫的：

　　（初三日晚）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持名片來，稱有譚軍機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用譚嗣同也。

　　余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

　　　　◇

　　袁世凱隨後寫道：一段寒暄過後，譚嗣同先說了一通他與康有為曾怎樣向皇上力薦袁世凱，但都因榮祿阻礙，使得袁世凱的晉陞緩慢。之後，譚嗣同話鋒一轉，出示了在袁世凱看來非常可疑的光緒手諭：讓袁世凱在榮祿前宣讀皇上的命令後，誅殺榮祿，然後，「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營，大事可定」。

　　予（袁自稱）聞之魂飛於天外，因詰之：圍頤和園欲何為？

　　譚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予謂：皇太后聽政三十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譚云：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

　　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見其氣焰凶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如明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

　　　　◇

　　以袁世凱一向處事的冷靜風格，在沒有看到上諭之時，肯定是不會動手的。袁世凱當然知道，在這場帝后衝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動，則帝黨就必然束手就擒，全軍覆沒；如貿然加入帝黨，興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緒，有可能自己的腦袋也不保。袁世凱自述道，當時他強調了兩點：一是殺榮祿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舉事不易，因為營中槍彈均為榮祿控制，必須先設法預貯彈藥，然後方能依策行事。天津為各國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殺了總督，會引起動亂；並且，在自己的新軍周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城內也有旗兵數萬人，自己的軍隊只有六七千人，怎麼能辦成此事？對於袁世凱提出的第一條，譚嗣同回答說：二十日早晨袁世凱請訓時，光緒帝自然會親自下達命令。而對袁世凱所說的第二條，譚只好表示同意，並且，認為袁世凱是「奇男子」。

　　有關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的表現，焦點就是袁世凱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九日這一天，到底有沒有向慈禧或者榮祿告發，以致直接引發了二十一日早晨慈禧的重新歸政。當日袁世凱直接告密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沒有確切資料表明這一天袁世凱見到了慈禧。剛剛擢升為二品候補侍郎的袁世凱即使見到慈禧，也不敢妄自說此大事。慈禧的召見，也只會是例行公事。除了覲見，袁世凱也沒有資格、沒有可能再見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凱來京後謁見過的后黨權臣剛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見」他覲見慈禧太后。唯一能讓袁世凱見到慈禧的，只有奕劻。不過當時袁世凱跟奕劻交情並不深，他們的交好，也是後來的事。所以，奕劻當時也不可能帶袁世凱去見慈禧。總而言之，慈禧和榮祿很可能是通過其他的渠道，對於光緒和維新黨人「圍園殺后」的計劃瞭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過袁世凱的告密。不過九月十九日那一天，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從時間上來說，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榮祿密報，再通過榮祿電報告知慈禧。當然，這只是推測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記中，也沒提見到榮祿的事。假如袁世凱通過徐世昌告密的話，慈禧在收到榮祿的急電後，決不會等到兩天後的二十一日才動手。在此緊急情況下，按照慈禧的風格，應該會當機立斷。

　　九月二十日這一天的情況記載得比較清楚：早晨，光緒在宮中第三次召見袁世凱。袁世凱後來在《戊戌紀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見，袁世凱並沒有得到譚嗣同所稱的密諭，光緒帝也絕口不提兵變的事情。這當中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光緒對於譚嗣同勸袁世凱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緒在權衡了自己的實力後，放棄了反抗。袁世凱利用了這次請訓機會，大膽向光緒帝進言道：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過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勇猛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縝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諫。

　　　　◇

　　袁世凱這一番話可以說確切表明了態度。在骨子裡，袁世凱是看不上康有為等自命不凡的書生的，也覺察到年輕的光緒皇帝在性格、經驗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點，所以力勸光緒穩妥行事。可以判斷，袁世凱這一番話的確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實看法。

　　光緒召見袁世凱的同時，康有為離開了生活數年的南海會館，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凱登上去天津的火車。下午三點左右，袁世凱到達天津。當時報載，袁世凱回津後的歡迎場面十分熱鬧，很多文武官員都去車站迎接。這個熱鬧非凡的場面並不能說明什麼，當時官員出行都有類似的迎來送往。到達天津之後，袁世凱見到了榮祿，有可能向榮祿述說了一番「內情」。榮祿以讓袁世凱代理直隸總督為名，不讓他回小站，這樣的行為，可以看做是對袁世凱的懷疑，也可以看做是對他的保護。下午五點左右，榮祿帶著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的關防大印，乘專車起程入京。同一天下午，光緒接見了伊藤博文，在會客廳屏風的那邊，慈禧細細地聆聽雙方的談話。

　　二十一日一早，慈禧宣佈重新訓政，下令捉拿「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二十四日，朝廷宣佈將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革職治罪。二十六日，上諭派御前大臣會同軍機大臣、刑部、都察院審訊此案。譚嗣同本可以逃走，但是他覺得自己是新政先鋒，新政失敗，自己有殉難的義務。至於另一個維新派楊深秀，在舉朝戰慄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的緣故，抗疏慈禧歸政。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傳諭刑部，將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六人一起綁赴菜市口正法。被殺的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

　　史界以往盛行的袁世凱告密引發政變之說，是根據袁世凱在事後為后黨重用而飛黃騰達的歷史現象的推斷。其說法有兩種：一是榮祿二十日接到袁世凱的告密後連夜報京，慈禧即於二十一日晨發動政變；二是袁在十八日夜送走譚嗣同後，十九日即告密。這兩說都沒有確鑿的證據。二十日夜報，被史實證明時間來不及，榮祿不可能當晚趕到北京見到慈禧。如果袁世凱十九日告密，慈禧也決不會拖到兩天後動手收回政權。

　　在這個過程當中，朝廷對於袁世凱的處理，可謂是頗費一番工夫──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榮祿赴京的第五天，上諭公佈，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榮祿還讓天津知府李蔭梧等人送來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關防大印。此時，光緒皇帝已被囚於瀛台，維新黨大多被捕入獄，北京的政局已為保守派控制。三天後，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殺的那一天，慈禧太后任命榮祿為軍機大臣，仍節制北洋各軍；任命裕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的這一舉動顯然是針對袁世凱來的，表明還是信不過袁世凱，當初讓袁世凱代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只不過是為了安撫袁世凱，讓他服下一粒「定心丸」。

　　很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來天津上任。袁世凱交出關防大印，重新回到小站。小站的周圍，也就是天津蘆台一帶，佈滿了新調來的董福祥的甘軍和宋慶的毅軍。派軍牽制袁世凱的同時，慈禧又以取消原定天津閱兵的理由，給袁世凱部送來了獎賞新建陸軍的白銀四千兩，以示體恤。袁世凱不失時機遞交一個奏摺，表明了自己的效忠。緊接著，袁世凱又向慈禧上了另一道奏摺，對洋人武裝力量隨意進京一事，作了提醒，並提出應對的辦法。不久，慈禧連續幾次召見了袁世凱，袁世凱也向慈禧作了軍事上的建言。袁世凱畢竟是個能臣，對於軍事尤其在行，他的有條不紊、思路敏捷以及對中外軍事力量的洞察，給慈禧留下了深刻印象。袁世凱的危機初步解除了。一八九九年朝廷的考核當中，朝廷發出上諭，對於袁世凱訓練新建陸軍的三年，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讓慈禧覺察到袁世凱有過人能力的，是袁世凱處理山東日照的一起排外事件。一八九九年四月，德國工程師三人在山東日照被當地民眾毆傷，德國以此為藉口，侵佔沂州、日照等地，沿途燒殺搶掠。朝廷命袁世凱率所部，由天津開赴德州一帶實行保護。在德州那一段時間，袁世凱接連給朝廷上了好幾個奏摺，論證了中國的病因以及根治辦法，再次引證了甲午中日戰爭數十萬中國軍隊一潰千里的慘痛教訓，提議在東北各省增練五萬新軍，加上原有北洋武衛軍五萬人，就可以達到十萬人，以這樣的軍事實力，國家防衛力量會有一個明顯的改觀。袁世凱還提議，讓自己參考模仿各國軍事，詳擬兵法、操法、軍規、器械等方面的章程，請旨頒發各省軍營，一體遵照執行。慈禧當然同意了袁世凱的這一請求，對於慈禧來說，她這一輩子的心結，就是練兵了。現在，出現了袁世凱這樣的現代軍事人才，慈禧當然很高興。袁世凱很快擬定了有關軍事要略，上報朝廷下發；還撰寫了《訓練操法詳晰圖說》計十二冊，另附陣圖等，呈送朝廷。主要內容包括：戰法、戰規、行軍、攻守、駐紮等，步兵、炮兵、騎兵、工程兵的操法、陣法、戰法，並插繪了許多簡明圖解，附錄了各種章程、條規、餉章、格式等。後來，朝廷正式出版了這部軍事著作，下發全國作為訓練新軍的軍事教科書。

　　到了這個時候，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所受到的懷疑和冷落，算是徹底煙消雲散了。這個冷靜而精明的中原漢子，又一次憑著自己的機智和冷靜涉險過關。在危險和災難面前的屢屢逃脫，讓袁世凱徒增了很多勇氣，也平添了更多信心。

第六章　元兇，還是智者？

　　袁世凱在八國聯軍進軍北京前後的表現，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鋒作用，不僅贏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評，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好感。在西方列強看來，袁世凱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中國官僚，他用他的行動表明對於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沒有敵意。

　　※※※

　　百日維新的經歷，對於袁世凱來說，就如同一場驚險無比的走鋼絲一樣，儘管走得心驚膽戰，但還是憑藉著過人的冷靜和狡猾平安著落。這樣的艱險，直到很多年後，袁世凱想起來還心有餘悸。也算是上天對於他的垂憐吧──或許，還想留給袁世凱一點時間，讓他繼續完成一些事業，畢竟，對於雄心勃勃的袁世凱來說，一切都是開了個頭。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義和團事件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歷史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隨著西方勢力的不斷滲透，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開始滋生湧動──自道光時代開始，歷經咸豐、同治，一直到光緒，落後的農業大國在與西方的角力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時，人們開始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希望。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國農村，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機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激起底層廣大民眾的憤怒。中國人多年來積鬱於胸的民族情緒被點燃，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文化衝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一股帶有仇恨的強大力量終於迸發了。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產物。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情緒、經濟困窘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沒有約束和控制。當這種情緒以一種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轟轟烈烈表現出來的時候，實際上已誤入歧途。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可以說是這種現象的典型表現，之後北方捻軍的興起同樣可以這樣認為。這種帶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眾運動，既有史詩般的雄壯，也跟迷信與殘酷糾纏在一起。它的興起，根源於人類存在的本質──人們困惑於貧窮，疲於衝突，畏於神秘，懼於死亡，這些客觀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產生了諸多非理性的認識。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否承認，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亂神」也佔有相當的成分。中國歷史上無數循環往復的暴力，證明了這一點。也因此，完全可以認為，自明朝之後，實際上對於中國廣大的百姓來說，《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的影響與四書五經一樣深遠，它們根深蒂固地影響普通百姓的心理狀態，也影響著民族的性格和行為。

　　因為有著這樣的文化傳統和大眾心理，當社會上的精英階層對於社會的走向顯得蒼白無力的時候，這種暴力和「怪力亂神」相結合的東西便會在社會的底層自然而然地顯靈了。它們或以單純的暴力方式表現，或以怪力亂神的方式顯形，或者兩者糅雜在一起，難分彼此。在暴力和怪力亂神中，人們找到了安慰，不滿情緒得到了宣洩，然後墜入一種自欺欺人的境地中。這樣的變形，從根本上說，既是缺乏科學和理性的結果，同時也是群眾運動所無法控制的結果。

　　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他們將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雜糅了民間信仰、通俗小說和街頭戲劇中的因素，製造了諸多的生靈和保護者：他們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薩，相信關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國歷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著淋漓盡致的發揮。義和團還將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術，相信鬼神附體，相信刀槍不入，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子彈無法穿透……因為有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那些從不懂得現代化，不懂得科學精神，也不懂得現代戰爭的農民，就這樣模糊了戲劇和生活的區別──在此情景下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登台表演。

　　義和團的發源，應該是從一八九七年開始的。在山東曹州，也就是當年「水泊梁山」的所在地，由於當地百姓與教民的衝突，引發了暴動。一批自稱為義和拳的百姓，殺死兩名德國神甫，砸毀了教堂。駐青島的德國軍隊以此為由，佔領了膠州灣。自此之後，在山東境內的義和拳運動，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勢。當時的山東按察使毓賢在捕殺了早期義和拳最有名的大師兄朱紅燈和本明和尚後，因為兵力不足，無奈之下採取了安撫和招安政策，將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成為官方正式認可的「民團」組織。一八九九年秋天毓賢升任巡撫之後，山東各地的義和團運動愈發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個州縣，各地燒殺教堂的事屢屢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擔憂山東政局進一步混亂，以防範德軍的理由，令袁世凱帶領軍隊進駐山東。袁世凱帶兵進駐山東之後，面對如火如荼的義和團運動，保持冷靜和克制。袁世凱向朝廷建言，以四點對策保持山東的穩定：一是慎選守令。袁世凱認為山東教案迭出，究其原由，是地方官未能公正辦事，有的敵視洋人，有的害怕洋人。如果發生教案，要保持冷靜的態度，一方面抓足證據，把情況調查清楚；另一方面，據理駁斥，按照有關條例，請上司照會有關國家的領事、公使，並轉照總理衙門進行外交配合。如果各州縣能做到辦案公正、不偏不倚，人心就會得到安撫。二是講求約章。袁世凱認為內地官吏，多半不熟悉各種條約，遇事無所依據，給辦事和外交帶來諸多不便。袁世凱請求總理衙門選派明晰練達的官員，將各國條約公法及有關文件，多加刊印，分發給各州縣地方官員及候補人員，加強對他們的培養，讓他們盡快熟悉業務法規。三是分駐巡兵。袁世凱認為，德兵由海上登陸時，一遇到中國方面的攔阻，即起糾紛。應選擇一些素質較高的士兵，分駐在膠州各縣及膠濟鐵路經過處，往來巡查，並在一些關鍵的地點，駐紮精兵以應援，這樣，德國人見我軍巡兵周密，重兵扼紮，既不能藉口遣兵，也不好任意尋釁。四是派員駐膠州。袁世凱認為，應與德方交涉，派兵駐紮在膠州地區，遇事既可以會商，又能隨時刺探德兵的意向動靜。

　　袁世凱的這四點看法，對山東當時面臨的外交難題，可以說既有針對性也有可操作性。到了年底，慈禧乾脆將山東巡撫毓賢調往京城，讓袁世凱代理山東巡撫一職。

　　袁世凱畢竟見多識廣，他既有在朝鮮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經驗，對於西方的瞭解始終處於前沿狀態；同時，也富有草根經驗──自小的耳濡目染，使袁世凱對那些「怪力亂神」的把戲並不陌生。袁世凱當然知道這樣的群眾運動一旦興起，結局將不可控制。一九○○年一月，袁世凱上了一個奏摺，表達了自己對於義和團的看法，中心意思有兩層，一是認為義和團盲目排外，給社會造成極大破壞，也給國家帶來了重大損失。奏摺列舉了山東各地發生教案的情況以及相關損失數據。二是認為義和團係烏合之眾，毫無戰鬥力，絕不可用來對付洋人，如果控制不好，反被洋人作為侵略藉口，大局將不堪設想。在奏摺中，袁世凱陳述了已經採取或將採取的措施，分為治本和治標兩種：治本就是調和民教，頒示約章，整頓吏治，讓人們清楚，教民雖入了西教，但仍是中國百姓，要守中國之法；同時照會洋教士，謹守教規，不准違背約章，橫生枝節……至於治標，就是以武力和勸導結合，取締義和團，恢復地方秩序。

　　有一個故事，似乎能說明袁世凱處理義和團事務的不動聲色──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後，一些義和團的首領尚不清楚袁世凱的態度，他們相約去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像前任巡撫毓賢一樣，對義和拳積極支持。坐定之後，義和團首領們照例吹噓自己法力無邊，刀槍不入。袁世凱不動聲色地聆聽著，不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到了吃飯時間，袁世凱盛邀首領們一道進餐。餐桌上，首領再次吹噓自己的法術。袁世凱提議讓義和團當場演示法力。盛情之下，那些義和團首領也不好意思拒絕。於是袁世凱讓那些說大話的義和團首領站成一列，又叫來軍中最好的神槍手──結果可想而知，那些吹牛的義和團首領哪裡擋得住槍子的穿透力呢！這種不動聲色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是典型的袁世凱風格。很快，在全省範圍內，袁世凱命令廣貼告示，宣佈義和團為非法組織，嚴禁設壇習拳，「倘再目無法紀，恃眾抗官，大軍一臨，玉石俱碎」。

　　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也遭遇到諸多「教案事件」。因為吸取了各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袁世凱的處理顯得幹練多了──有一次，山東平陰縣教堂英國牧師在由泰安府回平陰縣的途中，突然失蹤。消息傳至袁世凱這裡，袁世凱一方面急報總理衙門，照會英國駐華使節，表示會盡快妥善處理好此案；一方面調集有關人員，懸賞通緝案犯。很快，案犯被抓獲，這是一樁搶劫行兇案。袁世凱很快在濟南公開審理此案，並特意邀請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旁聽。由於證據確鑿，審理公開，判決公正，英方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也沒有提出過分的要求。轟動一時的肥城教案，就這樣順利終結，結案之快，賠償之少，都是歷次教案中少有的。

　　在外事矛盾與糾紛中，袁世凱也不算一味地傾向洋人。一九○○年一月至三月，高密縣數百民眾聚集，武力抗拒德國人建設的膠濟鐵路從境內通過。德國人調集海軍陸戰隊三百多人進駐，揚言要以武力護路。雙方各不相讓，戰事眼看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火速調集大批軍隊進入現場維持秩序。經過調查，袁世凱認為當地的民眾雖然愚昧無知，但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國人對於徵用田地賠償不夠。於是，袁世凱親自擬定了有關條件，與德國人進行談判。由於袁世凱據理力爭，德方作了讓步。在此基礎上，袁世凱還對德國人築路用地、路礦公司設局、雇工、火車運載貨物、徵收釐稅等事項，作了明文規定，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當地群眾的利益和國家主權，袁世凱在山東的威望也因此大增。

　　當然，由於袁世凱在山東對義和團的大肆圍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滿。為了殺雞儆猴，朝廷一幫人找了一個理由，將同時在山東做官的袁世凱的胞兄袁世敦革職回籍。壓力之下，袁世凱仍冒著風險，上了一封《遵旨籌議官練私團事不可行據實覆陳摺》，再次闡述自己對義和團的認識，提醒朝廷不要受騙上當。袁世凱聲稱：經過調查，義和團實際上就是離卦教中所稱的義和門，與當年抗清的白蓮教同出一源。只有拳會之名，並無拳會之實。嘉慶年間，已奉旨嚴禁。這些拳民不只仇恨洋教，還聚眾鬧事，掠害平民，騷擾地方，危害很大。義和團也沒有什麼本領，屢戰屢敗，怎麼可能用來抵禦西方強大的軍事力量呢？袁世凱強調，自古以來，絕無利用旁門左道邪教來抵禦外敵的，也沒有把這些搶劫拒捕之人當做良民的。因此，朝廷企圖倚重義和團，實屬不可行。

　　由於袁世凱堅持不放棄對義和團的強有力打擊，到了一九○○年，山東境內已無義和團的蹤跡。義和團越境到了直隸境內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帶地區，得到了迅猛發展。尤其是在河北境內，義和團的活動達到了高潮。直隸總督裕祿原本與袁世凱約好，對義和團南北夾擊，但此時朝廷對於義和團的縱容態度，讓他不再敢輕舉妄動。於是，義和拳設壇焚香，毀鐵路、折電線、燒教堂、殺洋人的活動愈演愈烈。這時候，對於義和團到底採取什麼辦法，清廷還是拿不出主意，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然，義和團的口號轉變也是清國統治者看法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由最初與清廷的不共戴天，變成擁護清廷驅除洋人了。在這種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股民間力量可以利用。在朝廷優柔寡斷下不了決心的時候，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北方的廣大地區越發處於無政府狀況中了。

　　清廷上上下下對於義和團的判斷缺失，明顯地是缺乏常識所造成的。當歐洲在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東方古國，義和團民以及清國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無論是那些大權在握的官宦們，還是沒權無勢的百姓，既缺乏基礎的科學常識，也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他們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滿幻想，也缺乏想像力；既老謀深算，又自作聰明。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后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這種怪力亂神，相信那些帶有神功的義和拳民是「天兵天將」下凡，相信他們可以刀槍不入，相信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洋人。以當時清廷自作聰明的想法，先縱容民間義和團力量打擊洋人，給洋人施壓，然後，再跟洋人談條件。在官方的縱容之下，這股自發的農民運動變得有恃無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趨勢。在河北等北方地區，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為一片火海。

　　時間到了一九○○年六月，義和團各股勢力開始向北京和天津進發。他們頭纏紅、黑、黃等各色頭巾，綁著紅色裹腳，手腕上繫著白色咒符，服裝五顏六色。北京的城門被莫名其妙地打開，十多萬義和團民湧進了城中。他們滿街逡巡，搜捕和殺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殺無赦；三毛子以下的，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之人……義和團證實一個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簡單──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義和團的祭壇前，然後點燃一張寫著上呈給義和團保護神的話語的紙條，根據紙灰的上升還是下落，來判斷這個人是否有罪該殺。義和團揚言要拿獲「一龍二虎」來祭天，以償背祖叛國之罪──「龍」便是主張變法的光緒，「二虎」則是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甚至有一度，幾十個義和拳民在兩位親王的帶領下，到皇宮想殺死光緒，最後被慈禧阻止……矛盾就這樣被激化了，戰爭也變得不可避免。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英、德、俄、法、美、日、義、奧八國聯軍，攻下大沽炮台。這個時候，由於李鴻章遠在廣東，朝中無人與外國公使接觸斡旋，朝廷數次徵調李鴻章北上處理事務，李鴻章拒不應詔。慈禧太后方寸大亂，不知道如何面對。這期間，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八旗軍官恩海槍殺。在京的義和團又組織起來，圍攻各國使館。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后像一頭孤獨的母狼一樣，不顧一切地下詔對十一國宣戰。

　　清廷孤注一擲宣戰之時，那些朝中元老及地方大員們，知道這一場戰爭的失敗不可避免。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聯合在一起，力求「東南互保」，以宣戰的詔書為「矯詔」、「假上諭」為托詞，拒絕執行慈禧對外宣戰的詔令。此時身在山東的袁世凱，雖然在看法和立場上與李鴻章等一致，但不敢直接與朝廷相悖，只是把山東境內的外國人送至煙台避亂，使山東免遭列強蹂躪。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後，慈禧急命袁世凱帶隊或派得力將領赴京增援，袁世凱接到上諭後左右為難，不派兵，開罪於慈禧，後果不堪設想；派兵的話，明顯是以卵擊石。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無奈何只好原地踏步，擺出出兵的架勢，對戰事的格局持觀望態度。戰爭期間，華北交通、電訊中斷，袁世凱主動承擔了通訊中轉的職責，東南各省督撫、駐外各使節的奏摺、函電等，都是先發至濟南，然後由袁世凱發電代奏；朝廷的上諭、電令也是經袁世凱，轉發至各地督撫、各駐外使節。紛亂的事務之中，袁世凱處變不驚指揮若定。除此之外，袁世凱還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補救工作，比如說密電榮祿，建言設法妥善保護各國使館，不讓各使館受更大的損失；在萬不得已之時，要派遣軍隊護送各國公使安全離京，避免給國家帶來更大的損失。

　　接下來的事情稍有中國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了：儘管義和團士氣高漲，駐守在津京地區的清軍也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全副武裝的聯軍面前，只得節節敗退；八國聯軍很快逼近京城，十多萬義和拳民不知所蹤。八月十四日，也就是慈禧宣戰不到兩個月，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第二天凌晨，慈禧穿著藍布大褂，梳著巴巴頭，像一個農村老太一樣，攜著光緒皇帝扮成難民模樣，混在人群之中，由德勝門北逃。逃亡的第一天，慈禧等在一個叫做貫市的小村鎮歇下腳，這個村鎮距京城僅七十里。村鎮裡的百姓誰也沒認出大車裡的人是皇室成員，也不相信那個披頭散髮看似農家老太的人就是慈禧。大太監李蓮英捧著碎銀子到處求購食物，只要是能吃的，不論生熟，一收而盡。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賞給手下的。就這樣，慈禧一行，如喪家犬一樣一路逃到了太原。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後不久，機敏的袁世凱很快摸清了慈禧太后的動向。當慈禧九月十日到達太原時，袁世凱特意派人給慈禧送來了二十五萬兩白銀。這一筆巨款對於大難之中的慈禧來說，無疑雪中送炭。慈禧想到了袁世凱之前的諸多建言，心中如打翻了五味陳醋一樣。此後，袁世凱又陸續給落難的慈禧送來了很多錢物。袁世凱的這一番情感投資，無疑已打動了慈禧。

　　經過清國全權談判代表李鴻章的全力抗爭，清國和八國聯軍最後簽訂了《辛丑條約》，僅賠款一項，就有四．五億兩，「人均一兩，以示警告」，加上四厘利息和三十九年付清，達到了九．八億兩，再加上各省教案的單項賠款，總數超過十億兩，相當於清政府十二年的財政收入。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條約》談判特命全權大臣李鴻章在悲憤交集中去世，朝廷發佈上諭，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四十三歲的袁世凱幾乎是毫無爭議地接替了李鴻章的位置。此次袁世凱的陞遷，現在很多資料都說是因李鴻章在臨死之前推薦了袁世凱，傳言最廣的，是李鴻章舉薦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認真查詢起來，這句話並沒有明確出處。李鴻章去世之時，正是中俄談判最關鍵的時期，只有他的副手、《辛丑條約》談判助手、直隸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後來周馥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說：李鴻章去世時，自己由於極度悲傷，已不能親自擬稿向朝廷報告，而是由其他人代筆的。也就是說，李鴻章去世的消息，是由周馥口述，別人記下後，報告給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不存在引用李鴻章話語一事。實際上李鴻章一病不起時，慈禧已對李氏的病情有預感，對接任之人也有考慮。聽到李鴻章去世的消息時，慈禧太后正在西安回京的路途上，周馥的電稟很簡單：「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於本日午刻出缺。所有總署關防，敬謹封存。特電稟。」電文隻字未提李鴻章對袁世凱的保薦。慈禧太后在接到電報的當天下午，即明發上諭：袁世凱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護理。袁世凱的陞遷，與其說是李鴻章推薦，不如說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袁世凱之所以順理成章地接替李鴻章，除了在此之前他的能幹以及感情投資深得慈禧信任之外，還在於他在清末新政中所扮演的「先鋒」角色──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中國軍隊的再一次潰不成軍，自己如喪家犬般的逃亡，使得年過花甲的慈禧感到從未有過的恥辱。由於決策錯誤，西逃的慈禧既遭受了巨大的壓力，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慈禧不得不於西逃途中的宣化雞鳴驛，公佈了《罪己詔》：承認自己「負罪實甚」，表示要「滌慮洗心」，重新變法圖強。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也就是慈禧生日的當天，在西安，痛定思痛的慈禧下詔，承諾對清廷政治進行全面改革。兩個月後，仍是在西安，慈禧又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發改弦更法詔，表示「母子一心」實行變法，要求各省督撫，各抒己見，在兩個月之內提出改革方案，以備朝廷參考實行新政。慈禧的改弦更張，讓大臣們捉摸不定，不少人都持觀望態度。慈禧急了，下詔成立新政督辦政務處，將各要臣全部納入，這當中有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地方大員劉坤一、張之洞等，規定督辦政務處總攬一切新政事宜，並且對各地方政府的新政實行督察。

　　由於慈禧太后的新政頒佈在辛丑年的紛亂之中，時局不明，頒佈的地點又是偏於一隅的西安，所以，慈禧太后的這一系列改革聲音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和重視。只有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覺察到這當中的變化，接到詔書的第四天，袁世凱即上書《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摺》，提出了慎號令、教官吏、崇實學、增實科、開民智、重遊歷、定使例、辨名實、裕度支、修武備十條革新方案，內容涉及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財政、軍事六大方面，全面啟動山東省的各項新政。當然，作為袁世凱本人來說，這樣做並不完全是投慈禧所好，作為一個開明的地方官，袁世凱早就想對境內的一些事務進行改革了，現在，朝廷有明確的旨意，正可以因勢利導。很快，山東的各項新政都走到了全國的前列，尤其是山東境內的教育改革，動靜很大──一九○一年九月，清政府命將各省所有的書院，在省城的改設為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的改為中學堂，並多設蒙養成學堂。號令頒佈一個月後，袁世凱即在山東省城濟南，創立了中國第一所省立大學，並制定了中國第一份地方教育法規──山東學堂章程。章程大體涵蓋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學內容。袁世凱還高薪聘任了美國人赫士擔當總教習。袁世凱的這一番舉動自然得到朝廷的賞識，清廷發佈上諭，命各省仿照袁世凱所定山東學堂章程，立即舉辦學校，不得延誤，袁世凱因此也成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先鋒人物。

　　袁世凱在八國聯軍進軍北京前後的表現，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鋒作用，不僅贏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評，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好感。在西方列強看來，袁世凱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中國官僚，他用他的行動表明對於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沒有敵意。而且，在西方人看來，袁世凱也是比較好溝通的一個人，是一位現實主義者，既清楚中國國際地位的弱點，又知道中國政府財政的拮据及其他真實狀況。總之，袁世凱應該是一個很自知的人，而絕大多數的中國官員，則是自我封閉與狂妄自大。於是，西方列強也有意無意地向清廷表示，袁世凱才是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最佳人選。正因為慈禧的賞識，以及西方列強的推崇，袁世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直隸總督。

　　劉體智的《異辭錄》一書中，有一則李鴻章無意舉薦袁世凱自代的記述頗值得玩味。劉體智是淮軍名將劉秉璋的兒子，深曉李鴻章幕中機密，其民國初年的政治態度接近倒袁。劉說：李鴻章暮年染病之初，有人勸他保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繼任人選。李鴻章說：繼任有人在，我不想保舉了。李鴻章說的就是袁世凱。在李鴻章看來，袁世凱深得朝廷信任，是接替自己的不二人選，幹嗎要多此一舉呢？李鴻章知道，無論是才幹還是性格，袁世凱是最像他的一個。李鴻章也明白，自己未竟的事業，肯定會在袁世凱手中完成。

　　袁世凱也深曉自己與曾國藩、李鴻章的沿脈關係──無論李鴻章有無舉袁自代的薦摺，袁世凱都不否認。並且，在很多場合下，袁世凱還坦然不諱地承認自己是李氏衣缽的繼承人。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的輓聯就這樣寫道：

　　　　公真曠代偉人，旋乾轉坤，豈止勳名追郭令；

　　　　我是再傳弟子，感恩知己，願宏志業繼蕭規。

　　上聯是用郭子儀、李光弼並肩平定安史之亂，中興唐朝的典故，比喻李鴻章是清朝「同光中興」的柱石。下聯用的是漢初名相曹參繼承蕭何開創的局面的典故，以「蕭規曹隨」來比喻自己是李鴻章的追隨者。

　　天津李鴻章祠堂建成後，袁世凱又撰聯：

　　　　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詡臨淮壁壘；

　　　　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

　　上聯仍說早年即深受李氏之栽培，再用郭子儀推薦李光弼的故事自喻。雖然輓聯與祭文一樣多半是諛墓之詞，但從中仍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李鴻章的追慕和尊敬。無論從派系上，還是革新變法的實際舉動上來說，袁世凱都可以算是李鴻章的正宗繼承者。李鴻章逝世之後，袁世凱追隨著李鴻章的腳印，登堂入室正式進入清廷的權力中心。這一年，袁世凱只有四十三歲。

　　一個人，無論他承認不承認，他總是長長鏈條中的一環。對於曾國藩、李鴻章以及袁世凱來說，這樣的比喻更為貼切。他們一步一步地走來，前仆後繼，就像是鏈條中的一環又一環。從總體上來說，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連接得那樣緊密，就如同一個人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一樣。

　　一個人，就是這樣生活在時代中，也生活在歷史的延續之中。

第七章　變法，還是投機？

　　這個時候的慈禧，就像當年離不開李鴻章一樣，已離不開能幹的袁世凱了。不僅僅因袁世凱能給她帶來相對進步的信息，能做實事，還因為袁世凱能與外國人打交道，幫助她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外交問題，而這是當時諸多大員所不具備的。

　　※※※

　　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袁世凱交出了山東巡撫印信，兼程北上，正式到直隸走馬上任。到了十二月中旬，當慈禧太后率領流亡朝廷的全班人馬，浩浩蕩蕩地進入直隸境內時，袁世凱親率大批護駕軍隊在直隸和河南交界的順德府迎接。當慈禧太后走下大轎，見到迎接她的，不是白髮蒼蒼的李鴻章，而是敦實精幹的袁世凱時，心中自然感慨萬千。

　　袁世凱當然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思。慈禧太后一輩子極愛面子，最喜歡熱鬧和風光，尤其是這一番回鑾，很想風風光光地掩飾灰溜溜的形象。慈禧首日在順德下榻之後，袁世凱前去拜見，送給慈禧作為見面禮的，是一對非常漂亮的鸚鵡，一隻會說「老佛爺吉祥如意」，另一隻會說「老佛爺平安」。人老了，就是想圖個吉利和快樂，對於袁世凱的心細，慈禧自然很滿意。在此之後，袁世凱親率軍隊護駕，陪同慈禧一行經內邱、柏鄉、趙州、欒城、正定等地一路巡視，第二年的一月三日到達直隸首府保定。慈禧在保定一共住了三天。看到袁世凱上任僅僅一個多月，就將直隸境內各項事務處理得有條不紊，慈禧更對袁世凱增添了幾分賞識。在保定，慈禧幾次與袁世凱談話，瞭解他的思想和打算，尤其關注袁世凱新政的實施情況。慈禧太后一點都沒看錯，袁世凱的確是精明過人，而且，在具體落實方面，很有一套辦法。袁世凱不僅比行動遲緩、工於心計的曾國藩強多了，甚至要比老成持重的李鴻章還強。李鴻章到了後期，也變得如所有年邁的老臣一樣，韜光養晦，懶得去處理眾多煩心事了。當然，李鴻章所做的，在當時情形下，也夠多了。在慈禧眼中，袁世凱是一個非常幹練的人，百廢待興的時候，正好需要這樣的急先鋒，才能在各方面取得突破，為改革和變法獲得一些美譽。慈禧對於袁世凱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帶頭下好自己晚年安排的最後一局棋。

　　一九○二年一月七日，慈禧一行由保定乘火車回京。袁世凱專門為慈禧定做了列車。當慈禧一行到達保定火車站時，站台上彩旗飄飄，軍樂隊奏起了響亮的「馬賽曲」──袁世凱並不知道這首樂曲是法國國歌，他只是感到這首歌很好聽，很振奮人心，所以定下演奏這首樂曲歡送太后。慈禧太后同樣不知道這首曲子的出處，置身於音樂之中，她彷彿將一年來的煩心事都忘卻，也變得心曠神怡起來。當長達三十多節的火車進入北京站之後，站台上響起了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紫禁城裡的皇家儀仗隊全部出動了，所有的京官都來到車站跪迎。中午，慈禧乘轎入永定門、正陽門，所到之處人山人海，人們爭先恐後向慈禧招手，那些外國公使們也攜他們花枝招展的太太們前來迎接，對慈禧微笑、脫帽示禮，說著慈禧聽不懂的語言。慈禧也矜持地向圍觀的群眾以及外國使節招手示意。不僅如此，慈禧還命隨從拿出上百萬兩白銀當場散發給歡迎的人群。似乎所有人都把曾經的災難忘得乾乾淨淨，只當它是一個噩夢似的。

　　因為得到慈禧的賞識，袁世凱的幹勁更大了。袁世凱延續了自己在山東的思路，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政。正值盛年的袁世凱如魚得水，他彷彿天生就具備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以及做事的能力，除督練新軍外，在警政、實業、教育、官制、憲政五個方面進行全面改革。由袁世凱主持的新政，無論是從動作上還是效果上，都顯得比李鴻章當年的改革力度更大。

　　袁世凱主持的新政，重點是繼續開展洋務運動。袁世凱主持或委派周學熙等人創辦了大批實業。一九○二年，創辦天津銀元局，後開辦天津官銀號，又代戶部經營戶部銀地，活躍了資金市場，並為北洋集團開闢了財源。次年，開辦直隸工藝總局，同時開辦工藝學堂、種植園、教育品製造所、實習工場、勸業會場、勸業鐵工廠、紙廠、種植園、工商研究所等機構。扶持獎勵官紳興辦實業，引進機器、技術、人才。一九○六年，開辦啟新洋灰公司，次年成立灤州礦務（煤礦）公司，均為全國大型民族工業企業。此外，從比利時人手中收回臨城煤礦。交通方面，取得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的經營權，獲得關內外鐵路督辦督修權。農業方面：在保定創立農務局、農事實驗場、農業學堂，各縣設立農務會，引進西方農務家學器藝。為發展機器工業和市政建設，引進機械設備、知識技藝、管理方法，並仿天津租界設立「華界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袁世凱還大力推進了天津城的市政建設，是推動天津城市近代化過程中最有力的一人。

　　除了繼續洋務運動之外，袁世凱還做了一系列「石破天驚」的事情。

　　一是親自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袁世凱頂著極大的壓力，自己做主向國外貸款，修建自己的鐵路。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這樣的舉動，在當時幾乎是令人震驚的，當時的中國已是千瘡百孔，國庫空虛，還有大量的賠款、外債。海關等稅收已進行了抵押，仍填不滿賠款的虧空，哪裡還有餘款修築鐵路。主動舉借外債修路，是人人談虎色變的畏途，更何況從文化習慣和傳統上，中國人很少主動向洋人借債。

　　著名的京張鐵路，就是在袁世凱的力主下一手修建的。當時聘任詹天祐的，正是直隸總督袁世凱。京張鐵路修築在直隸境內，袁世凱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當時北京向東、向南已經由外國人修築了鐵路。張家口，是北京的北方門戶，京張一路為聯絡內蒙古的通道。袁世凱派詹天祐進行了技術查勘，京張線全長三百六十餘里，其中有數十里山路。全路工程通盤估算，買地、填道、購料、設軌、鑿山、建橋、購置車輛，共約需銀七百多萬兩。當時，關內外鐵路進款除養路各費開支之後，餘額全部存入匯豐銀行，作為歸還外國借款的擔保，還本息之後，仍有剩餘。袁世凱即奏請清廷諭准，用來做京張鐵路的資本。袁世凱同時提出「此路即作為中國籌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經理，自與他國不相干涉」。也為清廷所批准。一九○五年五月，袁世凱正式任命陳昭常為京張鐵路總辦，詹天祐為京張鐵路總工程師兼會辦局務。四年後，詹天祐不負眾望，按期高質量完成了工程。此時，袁世凱已不是直隸總督了，正在河南洹水畔賦閒。但詹天祐仍惦記袁世凱對鐵路的功勞，他將鐵路主要工程竣工的照片一套，特遣專人送到彰德洹上村。照片送到之日，已是十二月二十八日，臘末歲除。撫今追昔，袁世凱感慨萬端，回信一封，對於詹天祐的貢獻，大加褒揚。

　　袁世凱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那就是在他的一手努力下，廢掉了長達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

　　廢科舉一事，難度也是極大的。隨著西風的漸進，人們自然會發現中國科舉制度的滯後。對於這一項僵而不死的制度，朝野上下早已議論紛紛。不過因為牽涉面太廣，朝廷遲遲不敢動手，其中最忌諱的，是廢除這一項制度後，所引起的巨大社會反響和動盪。畢竟，這要觸發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會徹底摧毀無數人畢生的努力和追求。因此，雖然廢科舉一直有動議，但誰也不肯當這個「出頭之鳥」，唯恐樹敵過多，也怕動搖制度的根本。這個時候，袁世凱挺身而出了。當清末新政實行，廢除科舉被視為「破冰之舉」時，袁世凱毫不猶豫地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袁世凱先是借助一九○二年冬請假回籍安葬生母之時，乘火車到武漢，然後沿長江東下，再北上，沿途與代理湖廣總督端方、兩江總督張之洞等商量，達成分科遞減的共識，同時約定第二年春天聯合起來向朝廷建議。返回天津之後，袁世凱又進京活動，就此事跟大學士、軍機大臣榮祿、鹿傳霖等人交換意見，聆聽了他們的想法。一九○三年新年剛過，袁世凱就致電張之洞，商議起草會奏摺稿。以常理來說，張之洞時為「當代文學之宗」，起草奏摺理所當然，但張之洞顧忌責任過於重大，堅持不擔任主稿，袁世凱只好親自擬稿。十天之後，袁世凱給張電傳了摺稿全文。張之洞表示同意，讓袁世凱聯絡其他各省，領銜上奏。

　　一九○三年三月，袁世凱主持撰寫的《請遞減科舉中額專注學校摺》正式出台，由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領銜，聯合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周馥，四川總督錫良等將奏摺遞交朝廷。袁世凱等人本以為此事會得到通過，沒有想到的是，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王文韶堅決反對這一改革。此項計劃就被迫擱淺。

　　雖然遭遇到阻力，袁世凱仍是堅持不懈。兩年後，王文韶軍機大臣一職被罷黜，袁世凱再次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盛京將軍趙爾巽、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湖南巡撫端方等聯名上奏摺「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這一回，朝廷批准了袁世凱等人的建議，宣佈從一九○六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同時停止。這樣，從隋唐以來實行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舉考試制度終結。它的終結者，仍是袁世凱。

　　一切不出袁世凱等人的預料，廢除科舉在當時所引起的巨大震盪，對於全社會各階層人士，尤其是對讀書人來說，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絕不為過。不過好在袁世凱等人也為這些士子留下了一些出路──創設各種學堂，選派學生赴國外留學。對於已經取得舉、貢、生員資格的讀書人，分別不同年齡段，做不同安排：三十歲以下者，易於改業，均令入學堂學習深造；三十歲至五十歲，可入仕學堂和速成師範，以謀出路；五十歲至六十歲，以及其他年齡段，不能入速成科者，為他們寬籌出路；六十歲以上者，酌給職銜以示安慰；等等。對於新式學堂畢業的讀書人，則分等次，讓他們同科舉出身掛鉤，以滿足當時的社會心理狀態。設計共分五級：

　　第一級，通儒院畢業，給予翰林身份，按三等分別授以較優越的京、外官職。

　　第二級，大學堂及相應學校畢業，給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各部主事等官。升學可入通儒院。

　　第三級，大學堂預科，各省高等學堂、高等實業學堂，優級師範學堂畢業，給舉人出身，授官知州、知縣、內閣中書等，或相同級別的官職。升學可入大學堂分科。

　　第四級，中學堂、中等實業學堂，初級師範、初級簡易師範畢業，給拔貢、優貢等貢生身份，除中學畢業者外，其他可授州縣學官等。升學可入第三級學堂。

　　第五級，高等小學堂畢業，給廩生等生員身份，升學可入第四級學堂。

　　這種獎勵新式學堂出身，將之作為得官條件的方式，後來一直為人詬病，認為這是科舉制度的變相遺留，是「換湯不換藥」。批評無疑是對的，但這種方式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阻力和震盪是巨大的，必須有充分的緩衝才行。

　　雖然袁世凱在廢科舉過程當中，竭力想造就變革的「軟著陸」，但從實際效果來看，負面影響仍是巨大的──數量龐大的傳統士子，在科舉的大門封死之後，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也引起了這一部分人的強烈不滿。曾經有數百名讀書人，集體聚集在翰林院門口絕食，以示抗議；在地方上，好幾個舉人自殺身亡。晚清和民國初年所引起的巨大動盪，應該跟這一部分人有很大關聯。那些指望經科舉魚躍龍門的士子們，一旦無法從事他們的事業時，無所事事的他們自然將手中的筆對準朝野，盡顯嬉笑怒罵之事，唯恐天下不亂。對於面臨「斷頭路」的書生來說，廢除科舉的「始作俑者」袁世凱，自然成了首選的攻擊目標。行伍出身的袁世凱也被想像因為無法及第，所以對科舉懷有刻骨仇恨，他的廢科舉自然成了「公報私仇」。在他們筆下，袁世凱儼然一個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因為不讀聖賢書，故而聲色犬馬、喪盡天良、心懷鬼胎……完全可以想像出這股「集體無意識」給袁世凱帶來的麻煩。歷史本來就是在文字的道場裡生存的，一個被大量文字玷污的形象，是很難恢復到本來面目的。袁世凱直到死，似乎也沒明白這一點。

　　袁世凱所做第三項「石破天驚」的事情，就是創辦了中國的警察。這也是袁世凱全面引進西方軍事思想和制度這一思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袁世凱也因此成為中國警察的創始人。

　　一九○二年五月，袁世凱剛剛署理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後不久，即著手建設地方警察部隊了。袁世凱仿照西法，擬訂章程，在直隸省城保定創設警務總局一所，分局五所，聘任日本警視廳警官三浦喜傳為警務顧問，以原李鴻章淮軍前敵營務處幹員趙秉鈞為警務總辦兼警務學堂督辦，從直隸地方各軍中首批挑選五百人組成巡警，分佈城內外，按章程維持地方治安。為了提高警察的業務和個人素質，袁世凱還創辦了保定警務學堂，對警察進行分批輪訓。

　　對於警察的設置，袁世凱自有想法。袁世凱在奏請創設保定警務局、警務學堂的奏摺中，根據現代國家概念的需要，建議把國家武裝力量分成常備軍和巡警軍，前者「禦外侮」保衛國家安全，後者「清內匪」維護地方治安。這樣的觀念，已跟當時西方國家接軌了。袁世凱審定的《警務章程》共分五章八十五節，吸收了西方特別是日本警察條例的主要部分。第一章招募，對充當警務人員的條件、服役年限、家屬待遇等都作了具體規定。第三、四章參照西方警察條例，制定了較為完備的適合中國國情的職守準則。第五章為賞罰，對警官的處罰分為記過、撤職、詳參三種；對警兵的處罰分為責、革、斬三類。獎賞的細則、章程也作了詳細的規定。各級各類警務人員的薪水待遇，按照袁世凱一貫的思想，也十分優厚。

　　袁世凱創辦的警務學堂也有詳細的《章程》，對學校性質、任務、生源、機構、課程設置、休息時間、畢業年限等都作了細緻的規定。章程規定：保定警務學堂是專為培養全省警察而設，實為全省警務基礎。學堂分設警官班和警兵班。警官班旨在培養全省警務官長，學習警官的要義，限三個月速成，畢業後派往各局充當官長。普通班以培養警兵為方向。

　　袁世凱創辦警察的初衷，是跟當時西方以及日本接軌，維護治安。與此同時，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用這一支警察部隊，全面接管天津。八國聯軍自攻佔天津之後，一直遲遲不肯歸還，並把總司令部設在這裡。在清政府和袁世凱的一再敦促下，八國聯軍同意歸還天津，但提出天津周圍十公里範圍內，不得駐紮中國軍隊，否則就不予歸還。清廷被迫接受了附加條件。不讓駐紮中國軍隊，警察總得駐入吧──按照西方軍事設置，警察和軍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袁世凱就把自己在保定剛剛訓練好的二千名警察調進了天津，對天津進行接管。聯軍一下子吃了啞巴虧，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袁世凱新建的警察部隊派上了大用場。在此之後，袁世凱在天津成立了南北兩個巡警局，又創辦了天津巡警學堂以及水警、偵警，將西方警察制度全面引入中國。一九○二年十月，清廷發佈上諭，命各省督撫仿照袁世凱所定的警務章程加以推廣。於是，警察制度在全國推廣開來。

　　除此之外，袁世凱還進行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金融、郵政、商務、通訊等等。在金融方面，創辦了第一家由中國人自己開辦的銀行──大清戶部銀行。戶部銀行一九○四年正式開業，一九○八年改為大清銀行，一九一一年易名為中國銀行。袁世凱又辦了銀元局、銅元局、天津銀行等。在通訊方面，袁世凱於一九○七年將西方無線電技術引進到了中國，使中國的通訊業上了一個新台階。

　　在直隸短短的數年時間，天津逐步恢復了華北商貿集散地以及金融和實業中心的繁榮局面，確立了在全國的經濟龍頭地位。袁世凱本人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即使是一些對新政有看法的人，也不得不歎服直隸的巨大變化。一九一○年，第一次南洋賽會在南京舉行，直隸地區共提供產品一萬二千件，其中六件獲得特別優秀獎，一百四十二件獲得銀獎。會後，直隸又有二十七件產品被選赴義大利參賽，一百二十九種產品被選赴德國。同年，直隸地區又以浩大的聲勢參加了南洋勸業會。這是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國際性實業博覽會，博覽會期間，當時著名的實業家，也是曾與袁世凱有近二十年齟齬的張謇，在參觀了直隸館之後，頗有心得。張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袁世凱確實能幹事，此人與別人畢竟不同，在工業上尤有擅長過人之處，遠遠勝過了江蘇。」後來，張謇在其《自訂年譜》中，再次提到了這件事：「觀看了勸業會直隸館，深感袁世凱的才能在諸督之上。」

　　袁世凱的改革不僅在軍事、經濟以及教育領域上，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袁世凱同樣不甘寂寞。這一點，袁世凱顯然比李鴻章等走得更遠。袁世凱認為，地方的改革，應該在中央改革之前進行；只有地方政府進行一系列改革，並形成經驗之後，中央的改革才變得切實可行。圍繞這個思路，袁世凱全力進行地方自治的改革，一九○六年，袁世凱派天津知府擬定自治章程，成立自治局和議事局，試辦天津地方自治。次年，正式舉行天津地方選舉，成立了天津議會。這樣的政治改革，在當時的中國，可說是破天荒之舉，不管它的實質怎樣，最起碼，在形式上開闢了民主選舉之先河。隨後，袁世凱下令在直隸各州推行地方選舉，要求自治三年完成。天津、直隸的自治選舉運動幾年後，雖然隨著袁世凱的離任和下台而不了了之，但袁世凱的大膽行動，還是在某種程度上迎合和推動了民主潮流。從袁世凱在直隸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袁世凱的政治思想，看出他在探索政治改革上曾經做出的努力。

　　袁世凱在直隸投入精力與物力最大的，還是練兵。袁世凱最懂得慈禧的心思，清軍在外國軍隊面前越是不堪一擊，這個老太太練兵的心情就越迫切。當年，慈禧把曾國藩從兩江調任直隸，也是看曾國藩訓練湘軍有術；後來，讓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同樣也是為了練兵。這些，都是老皇曆了。將袁世凱調任直隸，首當其衝，還是這個心思。從一九○二年一月，一直到一九○五年，在袁世凱的直接操作下，北洋六鎮的編練計劃全部完成。這樣，在直隸的新式軍隊，已達到近十萬人，這在當時的中國，可以算是首屈一指。一九○五年以及一九○六年，袁世凱分別調動數萬新軍，先後在直隸河間、河南彰德地區進行了兩次軍事演習。河間會操總兵力達四萬五千多人，彰德會操總兵力為三萬四千多人。以如此大的規模在華北大平原上進行軍事演習，對於清政府來說，是空前絕後的。這兩次演習充分展示了北洋軍的兵強馬壯。會操期間，袁世凱和閱兵處的官員觀操於高坡之上，躍馬於兩軍之中，指點得失，評判優劣，出盡了風頭。這兩次軍事演習，因為向西方媒體公開，集中向東西方展示了中國軍事改革的成就，也使袁世凱的威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說，這個時候的慈禧，就像當年離不開李鴻章一樣，已離不開能幹的袁世凱了。不僅僅因袁世凱能給她帶來相對進步的信息，能做實事，還因為袁世凱能與外國人打交道，幫助她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外交問題，而這是當時諸多大員所不具備的。李鴻章之後，是袁世凱處理了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諸如結束八國聯軍對天津的佔領，日俄戰爭之後與日本簽訂的條約，還有大量路礦合同的簽訂，等等。在慈禧太后看來，年富力強的袁世凱還是值得信賴的：一方面他總能堅定捍衛國家的主權免遭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又能讓那些列強接受他的方式，避免災難性衝突的發生。國家的統治者是少不了實幹家的，就如同少不了聰明可愛的弄臣一樣。就這樣，袁世凱憑著自己的精明能幹，成了慈禧不可或缺的助手。

　　回過頭來研究袁世凱推行的新政，真是別有一番感慨，很難想像，當年在袁世凱領導下所推行的新政，竟然是全方位的，這樣的改革，完全不亞於當年戊戌變法時的初衷。袁世凱的努力，比他一脈相承的「老師」曾國藩和李鴻章，要走得更遠。袁世凱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後被推選為民國臨時大總統，跟他這一段時間的政績是分不開的。

第八章　立憲，還是抓權？

　　雖然袁世凱跟眾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樣，身懷一種自以為是的使命感，湧動強烈的權力意識，但作為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漢臣，袁世凱攬取權力的目的，既是為了個人的榮光，也是為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施，在這個亂世之中，轟轟烈烈幹出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來，以期促成委頓迷離的國度的某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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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初期的中國，各方面的形勢就如六月的天氣一樣，讓人捉摸不定。與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的情況不一樣，這個古老的帝國在蹣跚走進二十世紀之後，不知不覺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有一些騷動發生，有一些情緒激越。在上層和官場，仍是一如既往地腐敗，體制仍是一如既往地僵化。由於各級掌權者掌握著下屬的命運和意志，順從和諂上成為上下關係的主要特徵，正確的建議無從上達或被扼殺，腐敗作為無法阻遏的趨勢愈演愈烈。晚清除了具有末世專制的共同特徵外，又恰逢社會處於宗法關係向金錢關係蛻變的過渡期，腐敗更成了席捲上下的狂潮。加上軍政官員的薪俸不足以維持正常的開支，沒有建立正常的預決算制度，又缺少現代分權制約和大眾傳媒的監督，於是，整個官場從大小官員到衙役，貪污、受賄、侵吞公款、包賭、包娼、敲詐勒索已成為習以為常的事情。在文化上，那種自以為是的心態，以及對本民族傳統文化喪失自信心的弱者心理，促成了在僵化體制下形成的高壓，產生了一種維護本國文化尊嚴的特殊方法──以政治的壓力去維護文化的權威，凡敢越雷池半步者，即視為非聖無法，大逆不道。在社會上，那種因不斷打壓而產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持續反彈，開始源源不絕地釋放能量──義和拳運動只是開了一個頭，一九○三年鄒容《革命軍》的出版，一九○五年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以及隨後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的運動，都充分顯示了這一趨勢。遍佈全國的通商口岸的興起，連同輪船、火車、電報、報紙、雜誌的創辦，以及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郵政局網絡狀的鋪開，使得中國人緩慢的生活得到了改變；文化與信息的快捷傳播，對生活形成了衝擊；新式教育不知不覺地在推廣，文盲減少了；一些人慢慢開始覺醒，開始接受並且支持維新運動；鴉片、纏足、蓄婢、賣淫、賭博等社會舊俗遭到了聲討。與此同時，集鎮慢慢城市化，孔孟之道逐漸喪失威信，舊有的「三綱五常」遭到了唾棄，婦女解放的呼聲變得越來越大，主權意識也有所加強。在沿海沿江的一些地方，新型民族工業資本出現了，既改變著勞動方式，也改變著生活方式……

　　有關袁世凱在二十世紀初所進行的改革，一直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袁世凱在當年慈禧的新政中，一直扮演「急先鋒」的角色；對於中國當時的改革，袁世凱是有系統思考的，也謀求積極的進步方式。另一種看法是，袁世凱當時的行動，只是打著改革的幌子，以他職業政客的方式，來爭取更多的權力。實事求是地說，雖然袁世凱跟眾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樣，身懷一種自以為是的使命感，湧動強烈的權力意識，但作為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漢臣，袁世凱攬取權力的目的，既是為了個人的榮光，也是為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施，在這個亂世之中，轟轟烈烈幹出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來，以期促成委頓迷離的國度的某種改變。可以說，袁世凱以辦實業搞洋務進入革新的孔道完全是不自覺地──是不知不覺地上了「賊船」，並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歷史過程──從革新的孔道引入機器進而需要引用技術，從引入技術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制度……這種進程，彷彿被巨大的規律力量吸附，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到後來，騎虎難下的袁世凱不得不考慮深層次的西化，由單純的洋務，發展為立憲維新的政治改革了。

　　當然，清廷的立憲改革，是西方列強的要求。當年慈禧太后在西安所頒佈的改革詔書，就有這樣的號召和承諾。但無論從哪方面說，袁世凱後來試圖做的，都是主動而堅決的。袁世凱一直是這樣一個人：看起來胸有城府，實際上銳氣仍在；看起來老謀深算，實際上火候尚欠。這樣的性格，使得袁世凱在推進立憲改革中，一意孤行，堅決強悍。一九○三年，袁世凱初步提出了清廷立憲的建議，要求清廷在憲政、官制、地方自治三方面，實行改革，而核心內容是憲政改革。袁世凱的建議，就像一粒石子擲進沉寂的深潭一樣。一片軒然大波之後，很快就變得無聲無息了。當一項具體措施觸及制度和政權的根本時，就像馬車撞上高高的柵欄，會立即委頓地減緩甚至停滯下來。袁世凱最初的建議，也是如此。

　　一九○四年，日俄大戰爆發。老牌帝國主義和新興帝國主義的戰爭，引起了西方列強和清國的關注。朝廷上下急切關注這場戰爭，不僅僅因為戰爭的地點是中國的東北，也是因為這是一場被看做兩種不同國體之間的戰爭，意味著「國家強弱之分，不是由於種而是由於制」──日本代表君主立憲，而俄國象徵傳統的君主專制。戰爭在持續了幾個月後，終於以日本的獲勝而結束。如果說在此之前的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還讓清國不服氣的話，那麼，此番日本輕鬆地打敗更為強大的老牌帝國，一下讓古老的帝國震驚。思考中，帝國首先想到了君主立憲國體給日本帶來的變化，朝廷在總結原因時分析道：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以及日本，都是君主立憲的受益者。那些試圖反對實施憲政的保守派一下子失語了。在此之前，這些保守派一直以專制俄國的強大，來駁斥立憲的必要性。在袁世凱等諸多對西方政治略知皮毛的人看來，似乎君主立憲就是國家強大的靈丹妙藥，只要一服下，就可以立即包醫百病。於是，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的背景下，憲政的改革，遂變成刻不容緩的事情。

　　一九○五年七月，袁世凱見奏請立憲的時機成熟，便聯合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請立憲。按照袁世凱的計劃，這一項措施從現在起進行基礎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正式實行；同時奏請清廷派出親貴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憲法，變通施行。為了讓更多人瞭解自己的想法，支持憲政，袁世凱還悄悄把奏摺內容透露給了當時影響力很大的《時報》發表，以形成社會的壓力。

　　這個時候，慈禧已有了她的新考慮；或者說，已沒有什麼主意，聽任事態的發展了。袁世凱等人上書後不久，慈禧同意委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行。十天之後，朝廷又增派商部右丞紹英加入。古老的帝國就這樣猶猶豫豫地邁出了仿行憲政的第一步。這關鍵的一步，可以說是袁世凱發揮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清廷將進行政治改革的消息傳出後，立志推翻清廷的革命黨人，當然會想盡辦法全力阻止。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準備啟行時，遭到革命黨人吳樾的自殺式炸彈襲擊。吳樾當場死亡，五大臣中的載澤、紹英等受傷。這樣，出行之事只得暫緩。一個多月後，清廷重新委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出國考察政治。袁世凱的親信徐世昌由於加緊籌辦巡警一事，此次未能成行，替代者是他的老部下尚其亨、李盛鐸。十二月中旬，清政府的立憲考察團兵分兩路由上海赴美，一組由端方、戴鴻慈帶隊，先後考察了美、英、法、德、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俄國、荷蘭、瑞士、義大利等國；另一組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帶隊，考察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與此同時，袁世凱在天津成立了「憲政研究院」。兩組考察隊伍歷經幾個月回到國內後，與天津的袁世凱進行了溝通，形成的一致意見是，立憲最大的好處有三點：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內患可平。考察報告認為清廷的政治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建議在憲法上效仿日本，在兵農工商上效仿日本和德國。

　　朝廷和慈禧接到報告，多次召開了立憲議決會議，對是否「仿行憲政」開展討論。激烈的爭論中，以袁世凱的立憲態度最為堅決，袁世凱一再表示「官可不做，憲法不能不立」，「當以死力爭」。可能是「皇位永固」的動議打動了慈禧，在袁世凱、出洋五大臣以及奕劻、張之洞、張百熙等眾多大臣的努力下，清廷終於頒佈了「預備立憲」的詔旨，並且確定了立憲的準備期為十二年。

　　對於立憲的目的，不可否認的是，袁世凱可能是有自己小算盤的，這個算盤就是，如果朝廷實行立憲，慈禧百年之後，如果光緒復出的話，也是一個虛君，不會有什麼危險了；並且在首先進行的官制改革上，清廷如果成立內閣，奕劻極可能擔任總理，那麼，袁世凱至少可以是協理。內閣制與軍機處畢竟不一樣，在這種新的立憲制中，內閣是一個完全的政府，大權在握，不像軍機處，只是一個辦事機構。並且，這時候的君主，已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大權都在內閣總理以及協理手上。在推進社會進步的同時，袁世凱有一些自己的算盤，也屬正常。這個人從來就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也是一個熱衷於權力遊戲的人。不過以袁世凱的思想軌跡來看，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投機者，推行君主立憲，的確是他想做的。在袁世凱看來，君主立憲，君主是國體，立憲是政體，有了這樣規範的國體和政體，很多事情就要好辦得多。

　　改革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哪怕是不傷筋動骨的改革。改革方案還沒有出台，消息卻被秘密傳出了，袁世凱很快變得四面受敵：那些皇室中的王公、貝子、將軍等，得知袁世凱提出不讓他們干預政事，一個個義憤填膺，有人甚至準備策劃暗殺袁世凱；太監們聽說袁世凱要裁去太監，也恨之入骨──有一天，袁世凱剛下朝，便被幾名太監截住，後來越聚越多，竟有上百太監之多，將袁世凱團團圍住，有的出言謾罵，有的在後面偷偷地塞黑拳。袁世凱急得團團轉，只好大呼奕劻來解圍……廢除科舉的消息傳出後，同樣也招來了社會上的一片不安和聲討。

　　清廷發佈預備仿行憲政詔旨的第二天，又頒發了籌備改革官制的上諭。袁世凱與載澤、世續、那桐、榮慶、載振、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葛寶華、徐世昌、陸潤庠、壽耆等十四人，被任命為官制大臣。袁世凱借「仿行憲法」，提出設立總理，舉行選舉，分建上下議院，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同時讓君主成為虛君，不勞而治。方案一提出來，就石破天驚。有一次，在政務處召開的會議上，就圍繞設內閣總理、協理以及廢除軍機處等問題，袁世凱與醇親王載灃發生了爭吵。年輕的醇親王載灃是光緒皇帝的親弟弟，情急之下，對袁世凱破口大罵，甚至拔出腰中的手槍，準備向袁世凱射擊。《時報》比較詳細地報導了袁世凱與載灃的衝突；袁世凱在給家人寫信時，也透露了這一情況。對於袁世凱來說，為了全力推進朝廷的政治改革，的確付出了很多，也得罪了很多人。到了一九○六年十一月，歷時四十多天的中央官制編制工作，在吵鬧聲中告一段落。奕劻將袁世凱等人起草議定的中央官制方案上報朝廷，其內容包括：內閣官制，各部官制，各部官制通則，各院官制，軍諮府官制，閣部院官制節略，法部節略等。袁世凱提出的建立責任內閣的主張得到了堅持，從內容上看，新官制和舊官制的不同之處有四點：

　　一是仿照西方國家的官制，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於各部之外單獨設立了大理院（由大理寺改）、審計院和資政院。大理院專司審判（類似西方最高法院）；法部（由刑部改）作為單純的司法行政機構；原都察院保留，行使監察權。這樣，舊的三法司制度廢除了，昔日的九卿科道會審制度也廢除了。審計院獨立各部之外，負責審理各部賬目。資政院在國會未成立之前，試做立法機關。

　　二是採用西方責任內閣制，內閣作為最高行政機關，設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二人；各部尚書均為內閣政務大臣。

　　三是各部建立了單一的領導，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實行一長負責制。

　　四是按照現代政府的操作方式，合併了一些職能重複的官署。

　　新方案的巧妙之處在於對軍機處隻字未提，這正是袁世凱匠心所在。如果新官制的構架得到批准，軍機處就會自然消亡，這也意味著皇權失去控制內閣的有效機構。不過袁世凱的用心明顯被慈禧看透──三天之後，經慈禧裁定的中央各衙門官制方案正式發佈：責任內閣被否決，恢復軍機處；其餘十一部四院一府設置照准。對於袁世凱的方案，老謀深算的慈禧還是留了一手。這個老人精對於風生水起的變動還是明察秋毫，採取的也是她習慣用的平衡術，不偏不倚，相互制衡。

　　這一次官制改革，就這樣以一種中庸的方式而結束──朝廷不設內閣，袁世凱擔當內閣總理或協理的願望落空。半年後，袁世凱也調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同時被任命為軍機大臣的，還有湖廣總督張之洞，軍機大臣的地位比總督高，但卻無總督那樣的實權；載灃的死黨鐵良擔任了陸軍部尚書，掌握中央軍權；袁世凱交出北洋六鎮的指揮權，不過接任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楊士驤，算是袁世凱一手提拔的心腹……一切都算是打了個平手吧，不輸不贏。不過，經過這一場折騰，興沖沖的袁世凱不免有點沮喪。袁世凱上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的第二天，慈禧召見了他，談及立憲，慈禧感慨得幾乎流出了眼淚，心事重重地對袁世凱說：「內亂外患，日急一日，究竟如何是好呢？有云立憲即可安靖者，有云立憲必有大亂者，真無法可施。」看得出來，這個向來極果敢的女強人，在是否立憲面前已變得束手無策了。袁世凱只好回答說：「與其與以待亡，不如立憲，即使無益，也可避免後悔。」其實袁世凱心裡明白，這個垂暮的朝廷，已不可能有能力和膽量，給自己動手術了。而且，袁世凱意識到，慈禧對於他，可能也開始警惕了。一切都很正常，一個女人帶領著一幫遺老遺少輔助年幼無知小兒的政權，會有多少健康的心理呢？岌岌可危的局面之下，當然是一顆虛弱的內心。

　　官制改革之後，袁世凱軍權旁落，在那些習慣從蛛絲馬跡中嗅出一些苗頭的人看來，極可能是一個失寵的信號，並且，有可能帶來更深層次的危機。於是，很多原先對袁世凱改革不滿的人，或者那些見風使舵、唯利是圖的人，開始在暗地裡對袁世凱進行攻擊了。袁世凱不得不一一接過向他襲來的明槍暗箭，也發射一支支明槍暗箭。在這個過程中，以袁世凱、奕劻等人與瞿鴻禨、岑春煊等的爭鬥為最激烈。這當中的事，由於太複雜，就不贅述了。這樣的方式，是專制制度下不得不玩的政治遊戲。舊式權臣袁世凱對這一切並不陌生，在某些時候，他甚至可以說是玩得爐火純青、駕輕就熟。在這一場爭鬥中，袁世凱和奕劻聯手，獲得了大勝。

　　時間過得很快，袁世凱到任軍機大臣一年後，迎來了他的五十歲生日。儘管軍權部分旁落，但袁世凱畢竟位居當朝一品宰相之一。各方人士刻意逢迎就可想而知了。袁世凱心情正巧不佳，就由著他們來往恭賀了。那一段時間，位於北京錫拉胡同的袁府，整日車水馬龍，高朋滿座。

　　以當時清廷的風氣，對於祝壽之類的人情來往，一向是缺少約束的。除了收到諸多禮品禮金之外，袁世凱還收到壽聯五百餘副，壽屏一百二十餘堂，全部都是泥金箋（用金箔和膠水塗飾的書、畫紙張）製作的，沒有較次的紅蠟紙。那段時間，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箋、壽屏銷售一空，名副其實地成了「洛陽紙貴」。其中，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寫道：「有猷有為有守，多福多壽多男」；慶親王兒子載振的對聯寫道：「相我國家尚書北斗，錫公純嘏天保南山」。「錫公純嘏」是從「錫爾純嘏」演化而來，有天賜大福的意思。「南山」指《詩．小雅．南山有台》，用來比喻朝廷樂得賢人。慶親王父子的壽聯可謂給足了袁世凱面子。

　　當朝最顯赫的漢臣張之洞也給袁世凱送了一副對聯：「朝有王章威九譯；壽如旦召佐重光」。「九譯」，指外國，上聯意指袁世凱是稱職的外務部尚書；下聯用周公旦、召公聯合輔佐周成王的典故，隱喻張、袁二人如周公、召公聯合輔佐大清王朝。北洋官報局總辦丁象震的壽聯是：「五嶽同尊唯嵩曰峻極；百年上壽如日之方中」，上聯是用嵩山比喻袁世凱這個河南人；幕僚阮忠樞的壽聯是：「赤手擎天星拱北，黑頭參政日方中」……力盡吹捧，一團祥瑞。

　　袁世凱生日的大操大辦，招致了政敵的攻擊。御史江春霖向朝廷上書，列舉袁世凱的「十二大罪狀」：一是奕劻為袁祝壽，不稱王而書寫名字；載振自稱如弟，違背禁例；二是袁世凱干涉都察院封進條陳，「把持台諫」；三是袁世凱「引進私屬」，保舉民政部侍郎趙秉鈞，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外務部侍郎梁敦彥和右丞梁如浩，大理院正卿定成，順天府府尹凌福彭，直隸總督楊士驤，出使大臣唐紹儀，吉林巡撫陳昭常，安徽巡撫朱家寶……這「十二條」，都有「莫須有」的臆度，甚至把袁世凱同宗十人吸鴉片都算進去了，要求朝廷將袁世凱視為權奸，查辦其罪。慈禧太后看過這份奏摺後，沒有表態，只是把袁世凱招了過來，批評了一通。

　　那時候的袁世凱，還沒有意識到，一場大禍將要從天而降。

第九章　歸隱，還是蓄勢？

　　志得意滿的袁世凱怎麼也沒想到，正當他躊躇滿志致力於清朝全面改革之際，風雲突變，差一點將其打下萬劫不復的深淵。得勢之時，袁世凱叱吒風雲，不可一世；失落之時，能在名花遍佈、茂林滴翠的養壽園內韜光養晦，在表面上回歸寧靜，也算一個不錯的選擇了。

　　※※※

　　袁世凱就任外交部尚書之後，很快就給當時的清廷外交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袁世凱擔任外交部尚書時辦成的──一九○七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宣佈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建議此款用於中國派遣留學生到美國，以及美國人在中國辦理教育事業之用。袁世凱還跟美國初步達成協議，將兩國外交關係由公使級升為大使級。與列強建立大使級關係，對於中國來說是首例，這一方面能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也為中國與他國的外交，提供了榜樣。袁世凱特派唐紹儀為赴美專使，在促成此舉的同時，還跟美商洽談借款一事。中國與美國的密切接觸，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力圖扼制中國的日本坐不住了，在唐紹儀赴美途中，日本從中作梗，將唐紹儀滯留在東京的同時，做工作讓美國政府改變態度。很快，中美兩國升格一事，變得不了了之。不過，從這一事情中，可以看出袁世凱的外交政策以及良苦用心。

　　在這裡，援引一九○八年六月十四日美國《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袁世凱的專訪，在美國記者托馬斯．Ｆ．米拉德的筆下，袁世凱理性、溫和、精力旺盛、意氣風發，對於中國當時的佈局，儼然成竹在胸。雖然欲說還休，但從中可以感覺到，袁世凱對於中國的很多事情，考慮得是非常周全了。

　　　　◇

　　……我接到一封官函，說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我到了那裡後，被領進了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我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地，隨我之後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後才發現他是童凱生。童一八八五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身著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著的變化時，童先生笑著說：「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麼開化，這裡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對清國的領袖們來說，操勞過度是在所難免的。

　　過了一會兒，袁世凱走了進來。早就聽說袁非常沉溺於他那艱苦的工作，並且這工作也極大地耗損了他的體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別注意觀察他的容貌，指望能從中發現一些跡象。但讓我驚訝和感到滿意的是，袁看去比我上次見到時好許多。實際上，現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壯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銳的眼神顯示出他對於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關切。袁的整個面貌都顯示出了他身體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袁說他每天清晨五點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九點才休息，其間只有短暫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除非偶爾有別的任務讓他離開日常工作。大清國缺乏能幹的官員，這是清國政治一個最大的缺陷，也使清國官員中有限的幾位先進人物都被委以重任並不得不過度操勞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認了這點，然而他似乎不以為苦，倒更像是樂在其中。

　　正像常常發生在清國官員身上的情況那樣，袁通過詢問我的近況來開始我們之間的交流。他問我這次是從哪裡來北京的？當我告訴他我剛剛到過滿洲時，他就我在那裡的情況問了一大堆問題，而這也是我非常樂意談論的事。

　　我非常非常願意與袁討論，因為這讓我有機會瞭解在東方危機的問題上袁自己的觀點。但正當我準備記錄時，袁卻把話題轉到了美國總統的競選上。他說雖然他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崇拜者，但同樣也相當推崇塔夫脫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脫先生在上海發表了對大清國很友好的講話，這給清國上下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袁熱切地期望塔夫脫先生能有機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並說很多清國人都有這樣的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塔夫脫先生對遠東的情況非常瞭解，並且真誠地倡導要尊重大清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談到美國時，袁說道：「我一直期待著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裡，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覺得，儘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大清國人民，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我們國內的管理。並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我國政府極為相似。」

　　我向袁世凱閣下保證，我自己對大清國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國的管理體制和民眾從本質上都是趨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歷程一經起動，就將極大地增加帝國復興的可能。」另外，我還就大清國的現狀以及他對改革的期望向他發問。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說道，「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行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麼呢？」我問道。

　　「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

　　我問袁，在完成這三項改革的過程中，像日本人那樣引進外國顧問以求援助，這樣的做法他是否認為有益？他對此避而不答，而是說，他認為大清國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向西方學習，並且大清國將感謝任何善意的建議和忠告。我相信，事實上，袁確實認為應該引進能幹的外國財經顧問和法律顧問，但是，如果在當前情況下公然迫切地提出類似建議，只能對他的政治敵人有利。因為時下諸如「復興的權利」以及「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等等觀點甚囂塵上，而袁則是一個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會反對這些觀點的。雖然他主張他的國家能真正地適應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國也許還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它們。袁說，日本人僅僅是在時間上比大清國早一些通過某些純物質的外來幫助方式（大清國有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區的內部利益調整方面也與日本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不太可能採用這種幫助方式），就取得了某種物質上的進步，但這並不能證明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就比我們優越，也不能證明在指導我們未來的方針上，日本人的做法從根本上就是正確的。

　　袁強調說：「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做法就更加聰明。日本人在完成他們國家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純粹是由於地理和政治環境對他們一直有利。而我們的事情，卻比他們更加艱鉅和繁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自己就不能指望達到類似於日本現在所取得的成績。日本外有大國的友好支援，並且在其國土上也不存在來自列強的私慾和野心去牽制和阻撓他們。當把所有這些情況詳加考慮之後，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走向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過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國在改革的具體部署上進行明確的對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對大清國多加賞識和鼓勵，並能在大清國面臨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除非遭到某個列強的肆意進攻，在一般情況下，大清國政府並不要求更多的外來援助。但我確實認為，在評估我們的發展進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到，大清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我們正處在現代化進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得過於嚴厲和苛刻。」

　　　　◇

　　從這個訪談中，我們可以管窺到袁世凱的真實想法，也可以揣測幾分袁世凱的內心世界。那就是，這個精明的中年人對於身處大清國政治舞台的危險是非常清楚的，不僅十分明白危險的源頭所在，也知道這些危險在前進道路上會發生怎樣的作用。在很多時候，袁世凱只是無力左右罷了。這時候的袁世凱，就像一個行走於獨木橋上的人一樣，只有努力平衡自己，至於是否成功，已經左右不了了。

　　清末最後十多年中，袁世凱銳意改革，大力推行新政，自然而然地成為革新派的首領。清廷的新政也使得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十五的高速度獲得增長，九世紀末，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每年只有七八千萬兩白銀，到了一九一○年，財政收入已達到三個億。由於大力推行新政，袁世凱博得了中外各界人士的讚譽和擁戴。孫中山也在一些場合認為袁世凱「是一個能幹的人」，「他是為國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確一直奉獻於他對於革新的信念」。袁世凱在這段時間內所做的業績和口碑，也為他後來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奠定了政治與社會基礎。當然，袁世凱的這一系列新政，打破了諸多的平衡，傷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得罪了一大批各種各樣的勢力。他們暗地裡對袁世凱懷恨在心，一直渴望著尋找機會，狠狠地撲上來，將袁世凱置於死地。

　　志得意滿的袁世凱怎麼也沒想到，正當他躊躇滿志致力於清朝全面改革之際，風雲突變，差一點將其打下萬劫不復的深淵。

　　一九○八年底，一切都因為慈禧太后的去世變得嚴峻起來──十一月，慈禧太后在度過了她七十三歲生日之後，突感身體不適。年老體衰的慈禧太后這一次對於自己的身體有著驚人的覺察力，她斷定自己的大限就要來了。慈禧聽從了達賴喇嘛的進奏，打發奕劻去東陵查看她的陵墓工程，放入佛像驅邪；另一面就光緒皇帝的接班人問題，徵詢主要大臣的意見。說是徵詢，以慈禧的政治經驗，就是把幾個要臣一起拉上賊船，讓他們參與決策，同擔責任。慈禧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在她死後，年輕的光緒會東山再起。在慈禧心中，早已選好了人，那就是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這一年，溥儀只有三歲。

　　十一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發佈三道諭旨：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在宮內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醇親王載灃，授為攝政王；朝會大典、常朝班次，攝政王著在諸王之前。

　　十一月十四日，宮廷內外已悄悄傳言慈禧病危的消息。到了黃昏太陽落山之時，另一個消息卻傳出：幽禁多年的光緒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突然病逝，年僅三十八歲。宮廷內外，噤若寒蟬。同一天，清廷公佈慈禧最後兩道懿旨，以載灃監國，任攝政王，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與此同時，慈禧太后病勢沉重，進入彌留狀態。御醫們手忙腳亂，開了一劑益氣生津之方：老米一兩，人參五分，姜冬五錢，鮮石斛五錢，水煎溫服──這樣的藥方，明顯地在告訴人們，一切都是無力回春了。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二點，也就是光緒去世後的十多個小時後，慈禧崩逝！消息傳出之後，驚悸的同時，人們不由自主地鬆了口氣。真是不容易啊！一個女人，自二十六歲起，就一直守著這個偌大腐朽的江山，就像《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一樣，全力料理那個風生水起的大觀園。在西方人的印象裡，這個唸佛、吃水煙，喜歡畫畫、聽戲的女子聰明異常，最擅長的，就是駕馭各種各樣的人──既很懂得政治就是施捨和妥協，也懂得政治就是抗爭；既能讓那些大臣們認識到給予的恩惠，同時也讓他們對於自己服從和害怕……現在，她終於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離開了。

　　光緒皇帝和慈禧在兩天之內的接踵病逝，引起了民間的紛紛議論，說是慈禧授意殺死了光緒，甚至有人猜測說，是袁世凱具體執行了這一計劃。專制政治總是與大片陰影相伴而生的，這些陰影就是大量的傳說和猜測，還有見諸文字的野史。針對光緒死因的最近研究結果表明，光緒的確是被人下了毒，罪魁極可能就是慈禧，但是不是袁世凱具體執行，並沒有明確定論。一些人幸災樂禍，一些人如喪考妣，稍稍有見識的人都明白，這種搖搖欲墜的統治，肯定不會長久了。

　　慈禧的死，讓袁世凱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局勢的不可捉摸，也讓他惴惴不安──改朝換代之時，總有力量希望打破均勢，謀求新的平衡。袁世凱知道按照歷代君王登基的慣例，手握重兵的大臣，在權力交替之際，是很難有好下場的，自己就像康熙朝的鰲拜，以及咸豐朝的肅順一樣，身處凶險之中。更何況袁世凱本來就與載灃有隙。因此，那一段時間，袁世凱深居簡出，盡量不引人注目。攝政王載灃主辦喪事之際，有很多人建議，袁世凱就是昔日野心勃勃的曹操，慈禧在世，他還有所忌憚，如今慈禧已逝，袁世凱肯定要謀反，何不先下手為強，除去袁世凱？建議者當中，最為激烈的是滿族的少壯派，那些心理不平衡的八旗弟子本來就看不慣袁世凱的行事作風，也對袁世凱的西化改良反感。遠在日本的康有為也不甘寂寞，率先向袁世凱發難了。康有為在日本發佈討袁檄文，一口咬定，是袁世凱毒殺了光緒皇帝。康有為將這一篇題為《討毒弒捨身救民聖主之逆賊袁世凱檄》的文章，遍寄滿朝文武和各省督撫。檄文中，康有為把自戊戌以來中國所有的壞事都說成是袁世凱幹的，請求朝廷除掉袁世凱，為先帝復大仇，為國民除大蠹。巨大的壓力下，袁世凱百口難辯，惶惶不可終日。

　　這時候載灃因為位置沒有坐穩，也不敢急於向袁世凱動手，唯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十一月二十一日，載灃特別邀請袁世凱、奕劻、那桐與自己一起接見各國公使。這樣的舉動，既是穩住異己，又是對外闢謠。畢竟，載灃對於袁世凱還是很忌憚的。

　　十二月二日，溥儀即皇帝位，改元號為宣統，載灃以監國攝政王身份開始主持朝政。新皇帝上台之後，照例對得力的大臣加官晉爵，此次也不例外。袁世凱與張之洞一起，加太子太保銜、用紫韁。當天，又規定諭旨必須由軍機大臣共同署名之制。

　　十二月初，必須除掉袁世凱的想法已在載灃、善耆、載濤等人之間達成共識，但在採取何種方式上產生了分歧：有的主張暗殺；有的提議在袁世凱上朝時，宣讀上諭後推出午門斬首。載灃同意後一種建議，覺得方式穩妥名正言順。至於罪名，欲治之罪，何患無辭。寫好上諭之後，由於諭旨必由軍機大臣共同署名，上諭在交給軍機大臣奕劻傳閱時，奕劻堅決不同意，警告說萬一北洋軍隊造反該怎麼辦？朝廷另一個重臣張之洞也反對說，皇帝年幼時局危險，不可輕誅大臣。兩位重臣的對決態度，加上袁世凱在軍隊中有強大的影響力，以及西方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讓載灃拿不定主意，唯恐殺袁世凱不成反遭其害。無奈之下，載灃只好傚法當年罷黜翁同龢的方法，發佈上諭，說朝廷本來對袁世凱擬重用的，無奈袁世凱一直患有足疾，所以不得不忍痛割愛，讓袁世凱立即回籍養痾。「宮門抄」傳出來，人們大吃一驚，袁世凱早年跟隨袁保慶在南京時，曾經墜馬傷足，雖然一直算沒有好透，但日常行動根本不受影響。這個時候，把幾十年前的問題提出來，讓他回家養病，這明擺著就是一個藉口。

　　對於袁世凱來說，那段時間，京城上空一直似烏雲密佈，氣氛緊張得好像隨時都可以燃燒似的。從慈禧太后病逝一直到袁世凱被罷黜一共四十八天，袁世凱基本上足不出戶，在家補寫《戊戌紀略》，為自己在戊戌年所做的一些事進行辯護。袁世凱重點想表明的，是自己從未向慈禧告發譚嗣同對自己策反一事。在文章中，袁世凱通過對慈禧、光緒、榮祿以及譚嗣同等人的褒貶，表達自己的清白以及對朝廷的忠誠。在離京之前，袁世凱把這本《戊戌紀略》交給了幕僚張一麐保存。袁世凱交代說，萬一哪天遭遇到不測之禍，一定要想辦法把這本書公開，以換取自己的清白。

　　袁世凱離京之時，滿漢樞臣，一個個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張之洞無所畏懼，特意趕到袁府為袁世凱送行。雙方促膝談起了很多事情，言談之際，都不禁為這個垂暮的朝代唏噓唉歎。袁世凱初任直隸總督時，孤傲的張之洞倚老賣老，對袁世凱時有怠慢。袁世凱一直忍辱負重、謙虛謹慎地對待這個三朝元老。後來，兩人在推行新政、編練新軍中配合日益默契，也有了很多共同語言。張之洞算是徹底接納了這個晚輩，對袁世凱一直倚重異常。張之洞曾有詩句「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心同」，意指與袁世凱的同心同德。這一番袁世凱遭貶，張之洞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覺，他無限感慨地說：危機即將接近我了！因為不知道這個偌大的帝國將要何去何從，這個時候，人人都有一種不能自保的危機。

　　一九○九年一月六日，袁世凱匆匆離京南下。前往北京火車站送行的僅有學部侍郎嚴修以及楊度等人，這兩人，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往往是真正的書生，才會表現出驚人的膽略。此番出行的冷清，與平日裡袁世凱迎來送往門庭若市的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袁世凱感慨世態炎涼，不禁啞然苦笑。袁世凱不由自主想起了幾年前翁同龢遭貶的情景──翁同龢被放逐時，朝堂之上，竟無一人敢為之說話。已過花甲之年的翁老先生在轉道天津時，時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手書一封信，附贈不薄的銀票，托親戚帶給翁老先生。翁老先生讀到袁世凱的信時，幾乎老淚縱橫。翁同龢沒想到袁世凱如此有情有義，人情寡薄之際，只有這個並不算親密的晚輩，算是給了他一點溫暖。

　　火車呼嘯著一直南下，到了河南境內之後，袁世凱按照事先的安排，在衛輝府車站下了車。袁世凱不願意回老家項城，除了項城天高皇帝遠，朝廷不放心外，還因為項城對於袁世凱來說，實在是回不去了──當年袁世凱為母親出殯的事情，把家族中的很多人都得罪了，此番遭貶，自然是不想回去看族人的白眼。袁世凱做山東巡撫的時候，親生母親劉氏病死在濟南，袁世凱要求開缺回籍葬母守制。沒想到義和團事起，形勢嚴峻，慈禧太后要求袁世凱移孝作忠，給假百日在巡撫衙內守制，不允他回籍葬母。因此，袁世凱母親的遺體，一直沒有正式安葬。等到《辛丑條約》簽訂，袁世凱做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京津一帶的形勢得到穩定後，朝廷這才批准袁世凱回籍葬母。因為袁世凱的母親劉氏是庶母，按照當地風俗，不准正門出殯，也不能埋入祖墳的正穴和父親袁保中合葬，只准附葬在墳所的地角。個性倔強的袁世凱執意不從，跟主持家政的二哥袁世敦大吵起來。袁世凱甚至跪求二哥開恩，袁世敦仍不同意。袁世凱一氣之下，乾脆坐上了棺頭，以朝廷總督大人的身份發令，強行安排地方官和軍士，把自己生母的靈柩從正門帶出了袁宅大門。不過袁世凱也只得另買一塊地安葬了母親。從此之後，袁世凱也跟袁世敦斷絕了關係。

　　下車之後，袁世凱在事先購下的一處房產落下了腳。由於屋舍太小，家人不夠居住，第二年夏天，袁世凱又遷到了彰德府也就是安陽。彰德在太行山腳下，地處冀、魯、晉、皖四省交界處，京漢鐵路穿行而過，風景優美，交通十分便利，堪稱「四省通衢，九州咽喉」，自古以來，這裡就是中原重鎮，有好幾個朝代把國都設在這裡。袁世凱在洹上村的住宅是一座經過重修的別墅，最初是袁世凱的親家，也就是袁世凱第四個兒子袁克端丈人何炳瑩的一處房產。何炳瑩是天津有名的大鹽商，也是一個實業家，這一處房產，是在彰德辦實業時買下的。袁世凱下野之後，何炳瑩便把這一處房產半贈半賣地給了袁世凱。這裡位於洹水邊上，尤其是園中有一個十畝左右的小池塘，種滿了荷花，看起來如詩如畫。袁世凱住下之後，見到如此勝景，不禁有了一絲安慰。袁世凱讓人對別墅進行了修繕，在洹水上架了一座小橋，題名為「圭塘」；在池塘邊蓋了一些樓台亭榭；在園子裡，又種植了一些名貴的花草樹木，蓄養了一些珍禽異獸……待修好之後，袁世凱將這裡命名為「養壽園」，又將園內的主樓命名為養壽堂，另一座主要建築稱做謙益堂。袁世凱親筆書寫了「謙益堂」的匾額和跋文。因為「養壽」和「謙益」之字，都是當年慈禧太后賜給袁世凱的。現在，拿來為主樓命名，大有深意。慈禧太后還真是很會識人啊，當年她就看出了袁世凱的弱點，一個是壽命；還有一個，就是謙遜了。這個精明的老太太一不留神間，一下子就找到了袁世凱的命門。

　　中國文化一直在儒與道中尋找著平衡點，進取時是「儒」，失落時是「道」，這樣的「儒」與「道」，就像雙槳一樣，讓一個人「中庸」地前行。袁世凱同樣也不例外。得勢之時，袁世凱叱吒風雲，不可一世；失落之時，能在名花遍佈、茂林滴翠的養壽園內韜光養晦，在表面上回歸寧靜，也算一個不錯的選擇了。袁世凱自稱為「洹上老人」，「洹上老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早晨六點起床、盥洗，六點半吃早點，早點總是一大碗雞湯麵條。然後，袁世凱就出門了，有時候，是去洹水邊釣魚；有時候，則是去散步。散步一大圈回來後，袁世凱會在自己的書房讀書、練字，有時候也會到客廳會客。十一點半的時候，袁世凱開始吃午飯，所吃的菜，總是那麼幾種，不僅花樣不變，擺的位置也不變。袁世凱最喜歡吃的，就是清蒸麻鴨了，入冬之後，幾乎每天都要吃這個菜，位置一直要放在菜的中央。袁世凱最喜歡吃鴨肫、鴨肝和鴨皮。吃鴨皮時，用象牙筷子把鴨皮一掀，轉一轉，就能揭下一大塊來。至於其他的菜，一個是韭黃炒肉絲，另一個就是紅燒肉。除此之外，袁世凱還愛吃三姨太做的高麗白菜以及二姨太所做的熏魚。至於主食，除了米飯和饅頭之外，還要給他準備好幾種稀飯，大米的、小米的、玉米的，都要準備一點。午飯後，袁世凱一般要午睡一個小時，下午兩點多起來後，袁世凱又讀書和會客。到了下午五點以後，袁世凱又要出門走一圈，這一次，一般都是帶著姨太太以及兒女們。矮胖的袁世凱走在他們中間，神情也不似平時那麼嚴肅，和全家隨意說笑，也和兒女們逗著玩，盡享天倫之樂。到了晚上七點左右，是晚飯的時間了，晚飯仍是比較豐盛，袁世凱一般都和家人在一起吃吃說說。袁世凱不喝酒，只是節日的時候，才喝一點黃酒。就這樣把飯吃完之後。晚上九點，袁世凱要上床就寢了。值得一提的是，跟很多中國農民一樣，袁世凱除了過年前之外，從不洗澡，他只是洗個臉，泡一泡腳，然後，就上床睡覺了。

　　袁世凱在洹上的那段時間，兄長袁世廉也恰好解職在家，身體也變得虛弱，下身有較嚴重的半身不遂。袁世凱聽說後，特意讓袁克文將袁世廉和姨太太接到洹上養病，又花重金聘請了一名法國醫學博士長住在洹上專門替他看病。袁世凱整天陪著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者和妻妾子女共享天倫之樂；或者就是與幾個文人騷客，吟詩鬥酒，風花雪月……袁世凱最喜歡的，就是把戲班子請到家裡，一大家人，把院落塞得滿滿的，呷著茶，聽著高亢的梆子戲。聽到入迷處，袁世凱會不由自主地大叫「好」。等到戲散了，袁世凱還會把戲班子的頭叫到跟前，問幾句話，給幾個賞錢。

　　忙裡偷閒詩言志。在洹上，袁世凱倒寫了不少詩，從詩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在那一段時間的所思所想。比如這一首剛到洹上時所寫的詩：

　　　　曾來此地作勞人，滿目林泉氣勢新。

　　　　牆外太行橫若障，門前洹水喜為鄰。

　　　　風煙萬里蒼茫繞，波浪千層激盪頻。

　　　　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蚤浣帝京塵。

　　客觀地說，袁世凱這一首詩，寫得相當不錯。詩與人，本來就是相聯繫的。一個人的心胸博大了，濕潤了，肯定會有一種鮮活的詩情生長出來。後來，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把這些唱和詩彙集成冊，以《圭塘唱和詩》為名刊印，合計共有袁世凱的詩十八題二十二首。這些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在隱居生活中的心態和思索。比如說《登樓》：

　　　　樓小能容膝，簷高老樹齊。

　　　　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

　　《雨後遊園》：

　　　　昨夜聽春雨，披蓑踏翠苔。

　　　　人來花已謝，借問為誰開？

　　《次王介艇丈遊養壽園韻》：

　　　　雕倦青雲路，魚浮綠水源。

　　　　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

　　因為這些閒雲野鶴的日子對心情的滋養，袁世凱的這些詩，已很有點王維詩的禪意和境界了。比如《春日飲養壽園》：

　　　　背郭園成別有天，盤餐尊酒共群賢。

　　　　移山繞岸遮苔徑，汲水盈池放釣船。

　　　　滿院蒔花媚風日，十年樹林拂雲煙。

　　　　勸君莫負春光好，帶醉樓頭抱月眠。

　　在此之間，袁世凱也有對於時局的思索和追憶，這一篇《憶庚子舊事》算是懷舊之作：

　　　　八方烽舉古來無，稚子操刀建遠謨。

　　　　慚對齊疆披枳棘，遠臨燕水補桑榆。

　　　　奔鯨風起驚魂夢，歸馬雲屯感畫圖。

　　　　海不揚波天地隸，共瞻日月耀康衢。

　　當然，讓袁世凱耿耿於懷的，是清廷以「足疾」為藉口讓他告老還鄉，趕他出朝廷。這樣的藉口讓他啼笑皆非。袁世凱直接以《病足》為題，接連寫了兩首詩，聊以自嘲和宣洩。

　　其一：

　　　　採藥入名山，愧予百健步。

　　　　良醫不可求，莫使庸夫誤。

　　其二：

　　　　行人跋而登，曾惹齊官笑。

　　　　扶病樂觀魚，漁翁莫相誚。

　　在此期間，袁世凱所寫的最著名的一首詩，是《自題漁舟寫真二首》，其二為：

　　　　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變缺甌。

　　　　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對這一首詩，袁世凱頗為自得。聯想到清廷還有人對自己的「退下」不放心，袁世凱索性請人將他與兄袁世廉泛舟河上、怡然垂釣的情形拍了一張照片。在照片中，袁世凱蓑衣斗笠，手執釣竿，怡然自得，儼然當年的姜子牙和莊子。袁世凱將照片印製了上百張，分送親友，同時派人將照片連同詩文送至上海報紙刊出。昔日大權在握的重臣袁世凱，一下子成為一個超塵脫俗的隱士，這樣的變化，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一片議論。

　　儘管幻想著有朝一日東山再起，但此時的中國時局，又有誰能夠左右呢？對於自己是否能夠復出，袁世凱並沒有百分百的把握。當報紙將照片和詩文刊出後，袁世凱看著自己的身影，不由自主地搖頭苦笑。畢竟，以袁世凱的性格和思想，這樣的方式實屬無奈，袁世凱畢竟不是當年的莊子，他才不想跟莊子一樣，長年累月地釣於濮水呢！他的志向，就是在塵世間，實現自己的抱負和價值。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袁世凱的生日又臨近了。那些昔日的老部下，紛紛串聯起來，要去洹上村拜見袁世凱，這當中既有北洋部屬張勳、段祺瑞、王英楷、劉冠雄等，也有北洋衙門、直隸省屬官言敦源、齊耀琳、蔡紹基等，另外還有袁世凱在山東的一些老部下，比如說按察使胡建樞等。他們全都趕到了洹上村，小小的洹上村，一下子變得車水馬龍。

　　這些部屬老友們動議集體來洹上的時候，袁世凱就寫信勸阻他們不要來。袁世凱很明白部下們的心理狀態：自己沒來由地被罷官，部下們自然會憤憤不平，尤其是那些舊日北洋六鎮的將領們，更是一肚子怨氣。現在慈禧死了，清廷由一個黃髫小兒掌握，攝政王載灃根本就不會權謀之術，那些大臣們，知道清廷的氣數到了，一個個膽子也大了起來。對於此，袁世凱是有忌諱的：一怕招來後禍；二怕此時還是光緒、慈禧「國制」期間，不宜大操大辦。於是，當部下們來到洹上之時，袁世凱乾脆閉門不見，「祝壽」不便拒絕，「躲壽」總可以吧。前來祝壽的部僚們見袁世凱閉門不出，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資格最老的張勳等不及了，乾脆帶著一幫年輕軍人，硬闖袁世凱的上房，一哄而入。袁世凱只好出來接見了眾人，也接受了眾人的祝賀。樂哈哈的袁世凱端坐在太師椅上，觀看著眾多身著戎裝的弟子們，心裡有說不出的開心。

　　在此之後，袁世凱忙裡偷閒，乾脆在避居彰德的那段時間，把該辦的私事，都一股腦地辦了：先是自己納了第八房姨太太郭氏；然後是嫁長女，娶三兒媳婦；不久，袁世凱同父異母的二哥，也就是那位不許袁世凱生母與其生父合葬的袁世敦死了，袁世凱主辦了二哥的喪事；三哥袁世廉又不幸感染傷寒去世，袁世凱悲慟萬分，又親自主辦了葬禮；接著，袁世凱又將弟弟世輔接來同住。人情來往中，袁世凱吸取了當年大辦慶典遭致慈禧批評的教訓，特地立了一個規矩：宣佈所有親朋、故舊、袍澤、部屬，凡是銀兩錢財之贈，已送來者堅持璧還，一一退回；未送到者，致函婉拒。至於賀壽衣服、食品，嫁娶的奩具、衣料、幛軸、冠服以及弔喪的輓聯、挽幢等，都屬禮尚往來無法拒絕了。不僅如此，袁世凱在洹上之時，索性還同風水先生一道，把自己的墓地也選好了。墓地靠著太行山，面朝洹水，倚山面水，邃而高曠，是典型的「牛眠之地」。袁世凱對於自己墓地的風水，異常自得。

　　袁世凱在洹上期間，忙碌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跟徐世昌一起，領頭為輝縣百泉重修募捐。百泉一直是個風景名勝之地，傳說晉代高士孫登曾在此隱居，後來北宋理學家邵雍也在這裡隱居數十年。袁世凱和徐世昌各認捐了兩千三百兩白銀，張鎮芳、端方和蔡紹基等，各認捐一千兩；袁世凱的北洋舊部及河南紳士百餘人也捐銀不等。這樣，一共募集了一萬五千兩銀子。一九一一年八月，百泉修繕得煥然一新。袁世凱親自撰寫了《重修百泉祠廟碑》一文，記述了百泉修繕的初衷，強烈表達了自己不甘蟄居山林、希望復出的心情。

　　洹上期間，袁世凱還順便處理了一些「小事」──有一天，袁世凱突然接到來自鎮江的一封信：原來，袁世凱童年時隨嗣父袁保慶在南京讀書時的老師，也稱「業師」的申天騏去世後，家人一直沒錢將他的遺體遷回原籍安葬。申家無奈之下，只好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信。雖然申天騏教授袁世凱的時間並不長，而且，自袁保慶去世袁世凱離開南京後，就跟申天騏失去了聯繫，但接到信後，袁世凱仍對此事很關心，三次親筆寫信給鎮江關道道員劉燕翼，讓劉查明情況。這個時候做這事，應該是很難得的，因為袁世凱畢竟下野，各方面的情形又很敏感。劉燕翼瞭解情況屬實後，向袁世凱作了報告。袁世凱立即派人給申家送去了四百兩銀子，又讓劉燕翼幫助料理申氏歸葬之事。受袁世凱的委託，劉燕翼還為申天騏的兒子安排了一個抄抄寫寫的事情，以解決生活來源。

　　非比尋常的一九一一年說來就來了，袁世凱下野之後，垂垂欲倒的清廷失去了最後的動力，只有在麻木中靜候毀滅。──剛跨入新年，在廣州，就發生了廣州將軍孚琦被刺事件以及黃興領導的黃花崗起義；到了四月，由於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各地資本聯合廣大群眾發起了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各省代表進京，抗議憲政遲遲不動，請求朝廷盡快頒佈憲法，組織責任內閣，重整清廷內政。清政府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被迫宣佈撤銷軍機處，成立了以奕劻為總理大臣的責任內閣，內閣大臣多是滿族貴族，其中皇族貴胄就佔了五位。清廷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讓越來越多的人對於責任內閣失望，也對改良派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既然立憲無法實行，那麼，留著這樣的腐朽政權又有何用？人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揭竿而起，而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人們一直是有著這樣的傳統的。在此前後，革命黨人先後成立了「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組織，接二連三地發動了起義，革命黨人汪精衛和黃復生竟然把炸彈埋到了攝政王載灃的家門口……此時的中國時局，已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佈滿炸藥的大倉庫，那些權傾一時的人物，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樣終日惶恐。烏雲壓城城欲摧，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這時候的立憲派也坐不住了，為了共同的利益，當年曾與袁世凱鬧翻的立憲派首領張謇在北上赴京途中，專程從彰德下車，前往洹上會晤賦閒的袁世凱。當年吳長慶幕府麾下的兩個年輕人，一個是權傾朝野；另一個，只是暫時虎落平陽而已。雖然二人曾經很長時間鬧得不快，但志向和觀點的相同，加上互相利用的關係，讓他們再度走到一起。當張謇走下火車時，袁世凱的副官已準備好大轎，前呼後擁地把張謇接到洹上村。見面後，二人回首同在朝鮮的時光，一陣唏噓唉歎，畢竟，二十年的時光，一晃就過去了。談及政局，兩人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這個搖搖欲墜的朝廷必須實行君主立憲了，只有採取君主立憲，組織責任內閣，進行政治改革，才能緩和危機。當然，兩人的話題還不止這些，他們甚至談及對多災多難的淮河的治理。張謇一再勸袁世凱出山，袁世凱的回答是：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當一切遵從民意而行。顯然，年紀剛過半百的袁世凱對於政事，還是有相當興趣的，關鍵點在於，朝廷以怎樣的方式來對待他。夜裡十二時過後，張謇因要進京，執意返回。袁世凱見留不住，只好派人將張謇送至彰德火車站，當張謇到彰德火車站時，已是凌晨三點時分了。

　　一個人的一生，總有一些重要的關節點。這個關節點，不是指人的經歷和起緣，而是指人在思想上的重大衝破和飛躍。對於一個人來說，思想的攀援以及內心力量的培育，是成大器的關鍵所在。思想的飛躍騰空，往往有石破天驚的震撼。當年，曾國藩離開江西戰場回到家鄉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其中的意義，絕不亞於王陽明的「龍場悟道」。當曾國藩再次從白楊坪出山之時，一個新的曾國藩誕生了──由於悟出了人生進取和虛無的雙重意義，從此之後的曾國藩悲憫、達觀、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無時不在的蒼涼感，精神上早已上了一個台階。而在洹上，袁世凱似乎根本無暇對自己的行為和思想進行系統反思和盤整，他只是在等待、盼望和焦急中，陰鬱地度過了兩年多時間。功名心極強的袁世凱總是難以擺脫自己的政治情結，也無法擺脫政治。在此期間，袁世凱平均每天寫一封信，處理各種各樣的事情。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來拜訪，有的是商討國策，勸他出山；有的則是人情交往，求他辦事。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哪裡能閒得住呢？這時候的袁世凱既沒有對外部世界的失望，也沒有自我困惑的掙脫。他就像一個癮君子一樣，對於權力和地位欲罷不能。雖然袁世凱在表面上刻意裝著從容淡泊、若無其事，但在內心裡，他一直以一個政客所具有的特殊的嗅覺和洞察力，敏銳地觀察分析著時局的發展與走向，以期尋找時機東山再起。

　　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快得幾乎連袁世凱都沒有估料到。一九一一年十月的武昌起義，很快就將袁世凱從洹水之畔拉了回來。

第十章　共和，還是憲政？

　　三百年歷史的清朝就像一棵老樹，不可強用猛力，而要先左右搖晃，待根基鬆動之後，才能連根拔起。袁世凱考慮如何以一種最恰當的方式，讓抵抗力量變得更孱弱一些，讓他們在壓力下以一種壽終正寢的方式自動退位，然後，以中國歷史上的禪讓方式進行改朝換代，召集全國議會以取而代之。

　　※※※

　　千瘡百孔的大清王朝，到了一九一一年時，已經蒼老得沒有氣力再向前邁出一步了。《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闡述：「在滿族的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舊秩序結構極為牢固，自我維護極為巧妙，能夠經受住一個世紀的民眾叛亂和外國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對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運動的適應，對科學和民主的適應是如此緩慢，以致最終必然讓位。」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不僅袁世凱沒有想到，甚至，連革命黨人孫文、黃興等人都沒有想到。看起來，這實在不算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事件，同盟會在當中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當中，幾乎沒有一個是同盟會會員。更讓人覺得偶然的是，武昌起義如星星之火，點燃了全國各地的革命烽火──一月之內，全國二十二個省，竟有十七個省宣佈獨立。那些平日裡看起來不可一世的撫督們，在洶湧的革命態勢面前，根本無法組織像樣的抵抗，完全是樹倒猢猻散，非降即逃；最壯烈的，也不過是走投無路地自殺，或當了俘虜後被處死，只有個別是戰死。用什麼來解釋這種現象呢？只能說，大清的氣數真是盡了。

　　武昌起義的爆發，讓本來就搖搖欲墜的清廷亂了方寸，遺老遺少們只是長吁短歎，根本就沒有辦法力挽狂瀾。一開始，清廷還沒打算起用袁世凱，只是派陸軍總長蔭昌率領北洋軍去鎮壓，可那些北洋軍哪裡肯聽蔭昌的指揮呢？「袁家軍」表現得磨磨蹭蹭，毫無鬥志。情急之下，清廷只得想到起用最後的救命稻草──在洹水之上賦閒的袁世凱。在此之前，當日俄加強對東三省的侵略，形勢吃緊之時，以奕劻為首的滿族十大臣，就開始力保袁世凱出山了。協理大臣那桐在奏請辭職的報告中，說袁世凱的才能高自己十倍。除此之外，在保舉他的人當中，還有皇族載濤、載洵；大學士、軍機大臣、皇族內閣大臣鹿傳霖、陸潤庠、載澤、唐紹儀、梁敦彥、鄒嘉來、盛宣懷、端方；地方封疆大臣趙爾巽、錫良、李經羲；立憲派首領張謇；還有袁世凱的死黨、北洋將領姜桂題、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可以說，當時有權有勢的人，全都在說袁世凱的好話，都在呼籲他出山。現在前方整個形勢吃緊，請袁世凱出山的呼聲更高了。

　　與此同時，西方列強也唯恐全國各地的革命發展為一場類似義和團的運動，由於彼此利害的衝突，也不好採取軍事行動。他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主持中國政府工作。在這些西方列強看來，袁世凱是最合適的人物了，他有著強大的精神力量，目光開闊，天性勤奮，善於溝通，而且不太自私。於是，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提議清政府讓袁世凱出山，駐華公使團一致擁護這個提議，集體照會了清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攝政王載灃顯然無法抵禦壓力，只好同意讓袁世凱出山。

　　十月十四日，清廷詔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赴武漢節制各軍。袁世凱稱病不接受上諭。十月十八日，清廷指派袁世凱老友徐世昌趕到洹上，敦促袁世凱就任。這一回，袁世凱向朝廷攤牌，提議朝廷加快立憲改革的步伐：一是明年開國會，二是組成責任內閣，三是解除黨禁，四是寬容武昌起義之起事黨人。與此同時，袁世凱要求清廷充分地撥給他軍費，授予他前線指揮軍事之全權，不對他的指揮橫加干涉。

　　這時候的清廷，哪裡還有跟袁世凱討價還價的資格呢，一切都是火燒眉毛。情急之下，清廷只能順依了袁世凱。十月二十七日，清廷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陸海各軍。國庫空乏之下，隆裕太后無奈何拿出百萬私房錢，撥給袁世凱的北洋軍，以暫緩武漢方面的局勢。十一月八日，清廷資政院召開會議，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趕赴京城，接受了清廷的委派。當袁世凱意氣風發地出現在紫禁城大殿時，由兩旁射過來的目光複雜無比，就像目睹不可知的命運之神似的。

　　那一段時間，一切的一切都如六月裡的天氣一樣，風雲變幻。與前任李鴻章不一樣，老謀深算的袁世凱知道清朝的氣數已盡，對於這個腐朽的政權，袁世凱也懶得盡孝盡忠了。此番東山再起，精於權謀的袁世凱已心中有數：如果有機會的話，他會挺身而出，讓這個朝代結束在自己手中，當然，這一切最好是在體面的狀態下進行，畢竟，袁世凱受清室恩惠太多，不能讓世人覺得他從孤兒寡母手中巧取豪奪了江山，必須平穩過渡才行。同時，在袁世凱看來，清廷上下還是有一定反抗能力的，至少，他們的反抗會讓中國分裂，一大片邊疆地區將會難保。袁世凱從來就是不主張革命的，雖然他算是一個軍人，但袁世凱一直不太喜歡用暴力來解決朝代更替的問題。在熟讀兵書的袁世凱看來，不戰而屈人之兵，方為上策。因此，袁世凱竭力使光緒皇帝的遺孀隆裕太后相信，要避免國家分裂和動亂，擺在清王朝面前的唯一一條道路，就是正式退位。除此之外，袁世凱投鼠忌器的原因還有：中國的混亂會給虎視眈眈的列強，尤其是日本以藉口，加快引狼入室的步伐。出於這樣的考慮，上任伊始，袁世凱一方面命令馮國璋、段祺瑞領第一、二軍赴武漢前線，先擊潰革命軍，佔據戰爭的主動權；另一方面派唐紹儀準備跟革命黨人進行接觸，摸清革命黨人的實力和意圖。與此同時，對於孤兒寡母的清廷，袁世凱盡可能地把形勢說得嚴峻複雜，讓搖搖欲墜的清廷誠惶誠恐。雖然袁世凱的主要出發點是「通吃兩家，唯我獨大」，但在此亂世之時，國家和百姓如果少受兵燹之苦，也是一件好事。

　　這邊袁世凱「機關算盡」，而那邊，武昌起義之後的「革命派」，也是一個複雜紛紜的團體，當中既有激進的革命黨人，也有由改良派或者清廷遺老搖身一變的，還魚龍混雜了諸多泥沙俱下的勢力。很多人都沒有想到，一個看起來龐大堅固的政權，竟然如此不堪一擊。因此，那些沒有充分準備的革命者也對擔當領袖缺乏信心和底氣，努力尋找最具負責精神、表現最英勇、貢獻最大、威望最高的人。也就是說，需要一位能「鎮」得住局面的人來統治天下。以這樣的標準，強人袁世凱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了。革命黨人首先伸出了橄欖枝，袁世凱會心一笑地投桃報李──立即委派自己最信任的唐紹儀擔任全權談判代表。一切都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經過跟革命黨人的接觸和談判，形勢趨於明朗──革命黨人作出承諾：如果袁世凱能夠讓清帝退位，他們將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共和制的總統！

　　清楚地明白革命黨人的態度之後，袁世凱仍舊不動聲色。袁世凱心有餘悸的是，一個政權是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台的，如果過於激怒他們，必定會遭到垂死的抵抗，畢竟，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這個龐大的帝國，還是有相當實力的。三百年歷史的清朝就像一棵老樹，不可強用猛力，而要先左右搖晃，待根基鬆動之後，才能連根拔起。袁世凱考慮如何以一種最恰當的方式，讓抵抗力量變得更孱弱一些，讓他們在壓力下以一種壽終正寢的方式自動退位，然後，以中國歷史上的禪讓方式進行改朝換代，召集全國議會以取而代之。這樣，不管是君主立憲也好，或者是共和制度也好，只要自己能登上政治最高舞台，最大程度地體現自己的意志，就是理想的結局。那一段時間，歷史的風雲變幻，像在雨點般的鑼鼓聲中走馬換燈一樣：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袁世凱致書黎元洪，首提和議。

　　十月三十日，袁世凱自彰德南下，離開了隱居兩年的養壽園，進駐湖北孝感，親自督促北洋軍猛攻漢口。

　　十一月一日，清廷詔袁為內閣總理大臣。

　　十一月四日，朝廷下詔准許袁世凱令前敵各路清軍停進。

　　十一月七日，第六鎮統制、同盟會會員吳祿貞起事，被袁世凱派人刺殺。

　　十一月八日，黎元洪覆袁書，勸其歸附起義軍，並允諾力推袁世凱為大總統。

　　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凱抵達北京，詔令各路軍兵，全部接受自己的調遣。

　　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凱授意剛出獄的汪精衛與楊度等在北京組建「國事共濟會」，提倡與革命軍議和。

　　十一月十六日，袁內閣正式成立，軍政大權獨攬。

　　十一月二十七日，清軍攻佔漢陽，民軍死傷三千人。馮國璋擬乘勝渡江攻武昌，袁世凱親撥長途電話勸其停止進攻。

　　十一月二十九日，袁世凱電告武昌答應停戰；汪精衛按照袁世凱的意思，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張南北聯合，清帝退位，選舉袁世凱為總統。

　　十二月一日，武漢停戰。

　　十二月二日，江浙革命黨聯軍克南京，清軍守將、袁之嫡系舊屬張勳，連發電報給內閣求援，袁世凱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議決，袁世凱如反正，即公推其為臨時大總統。

　　十二月五日，攝政王載灃被迫引咎退位。

　　十二月七日，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和談代表去武漢與國民軍議和，暗示贊成共和。

　　十二月九日，袁世凱宣佈全國停戰十五日，後延長；黃興回覆汪精衛電：袁如反正，將選舉他為總統。

　　十二月十八日，袁世凱派全權代表唐紹儀與民軍代表伍廷芳會晤於上海。

　　十二月二十日，袁世凱調馮國璋返回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衛兵統領；唐紹儀按照袁世凱的意見提議：先達成和議，再由國民大會決定國體。

　　一直到這個時候，所有的事態的進展，都是按照袁世凱意願向前的。應該說，在南方革命軍根本無法與袁世凱的北洋軍抗衡的情況下，袁世凱要想贏得戰爭的勝利，儘管會費一些周折，但總體上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但袁世凱卻沒有急著去打垮革命軍，而是考慮如何借助這股革命的烽火，逼迫清帝國退出歷史舞台。袁世凱知道清政府的氣數已盡，這個數百年的封建政權，已是藤枯瓜落的時候了。

　　這個時候，對於南方各省的起義軍來說，在巨大的軍事壓力之下，成立一個統一的政府以及軍事指揮機構，迫在眉睫。但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國體，對於全體革命黨人，以及全體中國人來說，都是從未涉及的新課題。對於黎元洪等舊軍人來說，因為從未接觸過西方思想，對於西方的政治一無所知；而對於革命黨人來說，原先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上，一下子進入到操作階段，未免會顯得手足忙亂無所適從。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已經宣佈獨立的上海都督陳其美通電全國獨立的各省，請派代表在上海開會，希望盡快結束群龍無首的局面，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民國政府來代替帝國政府。至於民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原則，希望以美國制度為藍本。陳其美在通電上說：

　　自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我國他日之模範。

　　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國之幟，內伏渙然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

　　　　◇

　　模仿美制架構建立政權的建議，隨即得到武漢方面的完全贊同。民國初的開國元勳們之所以鍾情美國制度，也非偶然。在當時看來，美國在各方面是最為優秀的，與中國的關係也最好，心理上最為親近。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之後，光緒和慈禧逃往山西下落不明的情況下，當時各地方大員也有意自組美國式共和國體，選舉李鴻章為總統，李鴻章也有意擔任。後來由於慈禧和光緒又在西安出現而作罷。一九○三年，青年革命家鄒容在他名噪一時的著作《革命軍》當中，也力主中國政治全面美國化。

　　南方軍隊在與袁世凱的北洋軍進行戰爭的同時，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組織建設。讓袁世凱更沒想到的還有──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突然回到國內，在上海外灘的十六鋪碼頭，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身著黑色西裝的孫中山向歡迎的人群頻頻揮手致意，很有點領袖的風采。當有記者問孫中山帶回了多少錢支持革命時，孫中山的回答顯得既有豪情又有無奈：「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孫文的從斜刺裡殺出，讓民眾群情激奮，畢竟，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孫中山都是首屈一指。在那些青年學子以及底層群眾看來，布衣出身的孫文似乎更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在孫中山、黎元洪、黃興三位候選人中，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共十七票，象徵十七個省）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黎元洪以全票當選為副總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晚十時，細雨霏霏之中，孫文於中華民國大總統府，也即曾經的南京太平天國天王府和兩江總督府前，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宣誓道：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

　　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法律依據是各省都督代表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制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由於無法召開具有上下兩院的國會，只有變通為由各省都督代表會暫時作為立法機構選舉臨時總統。這種做法是特殊時期的產物，值得理解和尊重。接下來，就是各總長的任命了：順利通過黃興為陸軍總長；但宋教仁任內務部長的提議遭到了拒絕，孫中山不得已，只好改薦原江蘇巡撫、親立憲派老官僚程德全擔任了內務部長。這也決定了這一屆中華民國政府不完全是一個革命派的政府，只是各派勢力的拼盤。當然，這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很正常。不過，中央各部的次長，除湯薌銘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齡在三十歲左右的同盟會青年骨幹。由此也可見，從長遠的角度來說，這一屆政府將是同盟會主政的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時，曾就採用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的問題，展開過激烈爭論。孫中山根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起步較晚，資產階級勢單力薄，以及農民、文盲半文盲佔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國情，主張實行總統制，並且提出了「三年軍治，六年約法，然後進入憲政」的民主過渡期。也就是說，在臨時政府的初期，要求總統的絕對權力和很大程度上的集權。討論過程中，同盟會另一位著名人物宋教仁，主張採用內閣制，實行西方議會政治，對總統權力實行抑制，這樣可以避免中國重新走向專制。辯論的結果，孫中山佔了上風。這樣，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確立了將採用美式國體，也就是在政治運轉之中，以總統為中心樞紐進行運轉的方式。總統在政治架構中享有很大權力，國務卿為中央各部之首，不過考慮到中華民國仍處於戰爭狀態下的緣故，作了稍稍變通，以陸軍總長為首席部長。

　　孫中山的突然歸國，以及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打亂了袁世凱的步驟，袁世凱感到非常惱火。本來，到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底，隆裕太后已聽從袁世凱的上諫，下懿旨召集國會，決定國體了。在袁世凱看來，這意味著清朝即將退出歷史舞台，自己一直主張的君主立憲就要成功。而現在，革命黨人先行一步，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且選舉了在革命黨人和南方民眾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這些，都是袁世凱所不願意看到的。儘管孫中山就職的當天，不僅在就職演說中，同時也電告袁世凱，自己只是暫時代理臨時大總統，如果清帝退位，會隨時讓出總統位置。但袁世凱知道，革命黨人對於他，還是不相信的，有相當一部分人明顯不想拱手讓出政權。一月二日，袁世凱公開宣稱，不承認南京政府。袁世凱表示，自己決不會接受共和體制，他深信共和只會導致國家的分裂和毀滅。

　　不僅僅是袁世凱對於共和制持不同意見，從一開始，很多關注中國政局的國家也對在中國的國情下實行共和制抱有疑問。關注中國政局的倫敦《泰晤士報》發表的一篇政治評論這樣認為：

　　……歷史上很少見到如此驚人的革命，或許可以說，從來沒有過一次規模相等的、在各階段中流血這樣少的革命。

　　革命的最後階段是否已經達到目的，這是未來的秘密。一些最瞭解中國情況的人不能不懷疑，在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國家裡，自從最遙遠的歷史早期以來，皇帝就像神一樣統治著他們；在這樣的國家裡，是否能夠突然用一個同東方概念和傳統格格不入的共和國政府形式，來代替君主政體……

　　　　◇

　　日本《上海信使報》業主兼主編佐原篤介，在給英國駐華記者莫里循的信中，也對中國革命的選擇充滿了失望：

　　無論如何，我對共和制的中國沒有信心，因為中國人不論地位高低，就其稟性氣質來說，個個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國人幾乎滿腦袋都是可以從共和制得到賜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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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時間裡，事情開始變得紛紜複雜了。孫中山上台之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國庫空空，幾乎不名一文，不僅辦事，甚至連維持基本的運轉都不可能。按照孫中山的《革命方略》的設想，革命時所需軍費將通過沒收、徵購、公債、捐輸以及發行軍票等方式籌措，但實際上，在革命之後，這些措施並未得到施行。獨立的各省，徵收機關林立而各自為政，關鹽、茶稅和大部分田稅就地截留，根本不向南京國民政府上繳。而國民政府發行的一億公債，根本不被認可，市場不能流通。一個著名的故事就是：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孫中山硃筆一批，撥二十萬元救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總統手批去財政部要錢時，發現國庫之內，只有銀元十枚。如此拮据的政府如何運轉？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只好想方設法，盡最大的努力向日本等國，以秘密外交方式謀求借款。但這一項運作，遭到了臨時參議院、獨立光復各省，以及被抵押的公司股東大會的一致反對，實業部長張謇甚至以辭職相抗。由於時間太短及一些其他原因，孫中山的這一想法最終未獲得成功。如果孫中山有錢在身，又有列強支持的話，那麼，也許他會改變自己的想法了。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南北軍第六次停戰，唐紹儀密電南京臨時政府，詢問：孫文讓位於袁世凱，有何把握？孫再次表示，肯定會讓賢。

　　一月十六日，同盟會刺客三人，在袁世凱退朝回錫拉胡同的路上，車到東安門大街時，突然由街道右側向馬隊投來炸彈，當場炸死袁世凱的護衛營長袁振邦等三人，袁世凱在馬車御手劉二的掩護下逃脫，下車後笑著說：「今天有人跟我開玩笑。」同盟會刺客三人被捕殺。袁世凱密奏太后，等於發出了最後通牒：早順輿情，贊成共和，以免事態變化，引起叛亂，到時候，後果就來不及了。

　　一月十七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隆裕在議事時抱著宣統大哭：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有槍炮，沒有軍餉，萬不能打仗……勝了固然好，要是打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麼？

　　一月十八日，良弼等人發表激烈宣言，成立了以保衛清室、反對議和為宗旨的宗社黨。

　　一月二十二日，清駐外各使館電請清帝退位。

　　一月二十六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宗社黨激進首領良弼，震驚北京。隆裕太后只好放棄了所有的指望，懇請袁世凱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將領五十餘人聯名通電，請清帝退位。

　　這個時候，在南京的孫中山等人也意識到清帝退位是遲早的事情，按照事先的約定，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要交給袁世凱。一直把天下當做己任的革命黨人，當然信不過袁世凱這個舊式的官僚，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多地利用規則，去限制袁世凱的權力，就成為擺在革命黨面前的新課題。革命黨人能想到的，是如何把「美式的共和體制」，轉變為「法式的共和體制」，從政體上對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所謂的法式共和體制，是一種「內閣制」，雖然內閣上有總統，但政治的運轉是以內閣總理為樞紐。也就是說，在法式政體中，總統只是一個虛職，大權實際上掌握在總理手上。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最高立法機關參議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議員林森為議長。參議會制定了各項法律規章數十種，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抓緊制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取代《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一項後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產生了極大作用的《臨時約法》，破天荒地規定了一系列關於公民的權利，一共列舉了「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等十項「自由權」，極具進步價值。當然，《臨時約法》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將臨時政府最初的美式總統制模式，改為法式的內閣制了。《臨時約法》共七章五十六條，中心內容就是限制總統的權力，它雖賦予臨時總統總攬政務、公佈法律、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官員等大權，但同時規定，內閣總理直接向國會負責，總統不得獨立行使職權，須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副署（簽名），且咨送參議院審議批覆才行。在這種情況下，大總統就變成了國家的虛位元首了。

　　二月十二日，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歷時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在完成了自己的榮光與腐朽之後，壽終正寢地謝幕。退位詔書為洪述祖按照袁世凱的意思擬寫的，洪述祖當時的身份是直隸候補道員，也是內政大臣趙秉鈞的秘書。隆裕太后在閱過之後，吩咐一定要加上「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之句，很明顯，隆裕太后最擔心的，還是革命黨人。這個時候，可以看出的是，袁世凱已勉強接受共和制了。中國就這樣看起來輕而易舉地走進了共和，就像輕易地翻過一頁紙一樣。讓更多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悠久的封建專制國家所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竟然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有很多人為新招牌興高采烈，只是人們沒有想到，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哪會如此輕鬆地結束呢？在很多時候，它只是換了一個招牌。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人們只知道「共和」這個名詞，至於「共和」怎麼個「共」法，怎樣建立新局面，新局面將是如何，似乎誰也不知道。與此同時，舊制度巨大的陰影並沒有隨之消失，前方，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當天晚上，袁世凱就在外交大樓剪去了自己長長的、已顯花白的長辮子，剪的時候，袁世凱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談話中顯出異乎尋常的高興。對於袁世凱身邊的人來說，袁世凱如此興高采烈，還真是從未看到過，以後也沒有再次見過。第二天早晨，當袁世凱留著齊耳的短髮，有點不習慣地走出自己的房間時，他看到那些隨從和軍政大員們，大都已按照他的要求剪去了髮辮。雙方對視之間，都啞然失笑，彼此都有點不自然，一個個好像魂不守舍似的。

　　清帝雖然退位，但國際社會對於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持冷淡態度。列強紛紛表態，拒絕承認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美國公使公開認為，孫中山並不是一個「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勢是大可懷疑的」，仍舊強調袁世凱是「當今中國最強有力的人」。孫中山試圖通過中間人士不斷跟美國接觸，呼籲美國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但美國一直不鬆這個口。孫中山得到的信息是：「趕緊同意你對手的意見吧！」「我對你實話實說，即使你竭盡努力，你也是沒有出路的。」各國政府依舊通過他們所控制的海關和照原訂的種種借款契約，資助袁世凱。駐北京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遜的斷言是：指望對中國國情一無所知的孫中山去爭取外國對中國的盡早承認是癡心妄想，只有袁世凱才能得到列強的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只得兌現他對國民的承諾，表示願意讓位袁世凱。二月十三日，孫中山向參議院提出書面辭職，推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同時附帶三個條件：一、南京為中華民國首都，不得更改；二、新總統親到南京就職後，本總統及各部總長、次長始行解職；三、新總統必須遵守（正在制訂中的）臨時約法。

　　二月十四日，南京臨時參議院表決首都議案。讓孫中山沒想到的是，大多數議員主張定都北京，其中，章太炎、宋教仁等強烈反對建都南京，認為此舉無異於自棄東三省和內外蒙古。孫中山在主張受挫後十分憤慨，要求參議院復議。第二天，黃興親臨參議院解釋、疏通，經過再次激烈辯論，以十九票對七票，改變了原先的決議，通過南京為民國首都。同一天，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表決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提案，入會十七省代表，袁世凱以十七票全票當選。

　　當天，參議院將選舉結果致電袁世凱，在電文中給予袁世凱以高度評價：「本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滿場一致，選定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統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務請得電後，即日駕蒞南京參議院受職。」

　　袁世凱在第一時間得知南京政府選舉自己擔任臨時總統的消息後，且喜且憂──喜的是，自己終於登上了權力的巔峰，完成了自己的夙願；憂的是，自己原本並沒有打算跟革命黨真正合作，對於共和制，也不認可。按照袁世凱的初衷，是想在逼退清帝之後，由他承接隆裕太后的最後旨意，在北京召集成立國會，決定國體，然後由國會選舉他做總統。簡而言之，袁世凱就是想撇開革命黨和南京革命政府另起爐灶。袁世凱的這一想法當然被革命黨人所察覺，因此，革命黨人選舉孫文為臨時政府總統，同時又虛席以待，明顯地就是針對袁世凱的。革命黨人就是不想讓袁世凱在北京另立政府，先下手為強，逼袁世凱就範。緊接著，孫文及南京革命政府去電袁世凱，表示明確反對袁世凱另起國會的設想。南京的同盟會報紙也得到授意，對於袁世凱不願南下進行抨擊。在大勢已定的情況下，為了爭取更多人的支持，消除革命黨人的敵對情緒，袁世凱不得不作出讓步，表示同意南京革命政府的說法，認為由一個被推翻了的政權授意成立國會是不妥的。袁世凱回電孫中山、黎元洪以及各部總長、參議院、各省都督、各軍隊長等，聲稱共和既定之後，當以愛國為前提，絕不能因為大總統問題，釀成南北分歧乃至分裂的局面；待局面穩定之後，自己立即退隱田裡，為共和之國民，但在未接受之前，當竭智盡愚，暫維秩序。袁世凱信誓旦旦的一席話，在同盟會主辦的《民立報》及全國各家公私報刊發表之後，贏得了南北輿論的廣泛支持。

　　為表明自己堅決的態度，袁世凱通令軍政各官，限二月十八日（正月初一）前，一律剪去髮辮。

　　這時候南北雙方的形勢就像圍棋進入了中盤階段，雙方落子飛快，都在搶時間，搶速度，以贏得時局的主動權。袁世凱的優勢在於實力，在於西方列強的支持，他不僅手握重兵，有地方大員的支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前朝的遺老遺少也能接受。至於革命黨人，優勢在於對西方的瞭解，態度激進，能爭取到社會上一批激進分子的支持；並且，革命黨更善於鼓動民眾，利用輿論，為人們描繪相對美好的藍圖。從效果上看，南京方面似乎出手更快，二月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宣稱，已安排好由教育總長蔡元培領隊，宋教仁、汪精衛、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宸組、曾昭文、黃愷元等八人組成的迎袁專使，專程趕往北京，迎接袁世凱赴南京就任總統──當天，專使團就由孫文授命出發，二十二日偕同唐紹儀自滬起程，取海道北上。

　　二月二十七日，南京臨時政府專使團以及唐紹儀到達北京，受到了隆重熱烈的歡迎。袁世凱接見了專使團，雙方談得還算比較融洽，袁世凱很誠摯地聆聽了專使團的意見，對去南京上任及遷都一事，未置可否。然而專使團在北京那幾天，北京突然發生士兵嘩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大街上，槍聲一片，很多士兵和社會閒雜人員乘機搶劫，波及數千家店舖、錢莊、民宅。專使團住地附近也槍聲一片。接著，騷亂繼續擴大，連天津、保定等地也捲了進去。別有用心的日本駐軍急忙從山海關、東北南部抽調一千五百人趕到北京。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明確地向專使團表示：現在北京局勢不穩，去南京一事，只得暫緩。

　　這一次北京的事變，最終查明是曹錕部因為欠餉事件釀成的。具體是不是袁世凱授意，無從稽考。當時士兵因為欠餉發生的兵變，的確出現了很多起。當然，也有看法認為兵變是袁克定的授意，想以黃袍加身的辦法，在皇城劫持溥儀，逼乃父稱帝。不管具體情況如何，這一次事變在客觀上正好給了袁世凱不想離開北京的藉口。南京的很多議員，本來就不同意定都南京，事變也正好為他們找到了藉口。很快，臨時政府的黎元洪副總統以及諸多南北將領，也表示擁護定都北京。在這種情況下，專使團只得致電孫中山以及參議院，匯報北方局勢，建議確定臨時政府之首都為北京；同時提出具體辦法：袁世凱在北京就職，由總理到南京組織政府，然後與參議院一起遷往北京。

　　一九一二年三月六日，南京參議院通過了六項決議：一、由參議院電告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就職；二、袁大總統接電後，即電參議院宣誓；三、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後，即覆電認可就職，並通告全國；四、袁大總統受職後，即將擬派之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姓名，電知參議院，求其同意；五、國務總理及國務員任定後，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六、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

　　三月八日，袁世凱覆電南京參議院，對六項決議全部認可，並遵照第二條辦法，電達宣誓，請參議院代為公佈。誓詞為：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遵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大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八日袁世凱。

　　　　◇

　　三月九日，南京參議院覆電承認，並通電佈告全國。十日，袁世凱於北京原外務部禮堂，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代表南京參議院接受誓文的是迎袁專使蔡元培。蔡元培同時代表孫中山宣讀了熱情洋溢的祝詞。「無疑他是靠著無限的耐心，識人的睿智和政治的卓見贏得了權力」──一位同時代的西方觀察家在第二天的報紙中如是說。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也就是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第二天，孫中山在南京，仍以大總統的身份，頒佈了匆匆擬就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的匆匆出台，明顯就是針對袁世凱設計的。也就是說，從三月十日一直到四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辭去中華民國大總統職務，在中華民國歷史上，竟有兩個臨時大總統！

　　那個時代的一切就是這樣，粗糲無常，亂花迷眼。由於一切都撲面而來，包括政治、文化以及社會領域的很多事情，都顯得雜亂無章。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後的南方，在革命的口號之下，到處都是拉虎皮作大旗，各省向清廷獨立，又各自為政。阿Ｑ們層出不窮，如果能聚眾三五百人馬，就可以自封為都督，一個省甚至有九個都督，然後，就為爭地盤爭稅收大打出手：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闓殺了焦達峰；在北京，黎元洪以借刀殺人之計讓段祺瑞殺了張振武……至於秋瑾的被殺以及後來王金髮發的被殺，只是這無數殺來殺去遊戲當中的一個。至於東施效顰以及生吞活剝的事情，就更多了，連後來對這一段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感到無比困惑。這個時候，如果在一些環節上，人們能夠以國家利益為重，以公心為重，以民主和法制為重，摒棄黨派和私利的話，那麼，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時間慢慢推進的過程之中平穩過渡，局面也將會得到改善。只可惜的是，除極個別人之外，人們錙銖必爭，斤斤計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種浸淫數千年的專制陰謀傳統，在社會轉型之中，大行其道。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各種勢力的存在狀態，決定了南北之間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是面和心不和的；決定了他們必定要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明爭暗鬥，也決定了這是一場不獲全勝絕不罷休的對抗。

第十一章　專制，還是民主？

　　這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以天下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舊式權臣，從一開始，無論是《臨時約法》，還是內閣國會，都是他在那一場交易中被迫和無奈接受的附屬品，對於這些外國制度和觀念，袁世凱是極為模糊淡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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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二年北京的春天，氣候一直是乍暖還寒，從二月起，天氣就變得忽冷忽熱。熱的時候，市民們都可以穿薄布衫出門了，天氣也特別晴朗，胡同裡拐角上的老槐樹都透出青枝了；可熱了三五天後，寒潮說來就來；然後，就是近一個月的淫雨，整天淅淅瀝瀝下個不停。

　　這個春天的徵兆，注定了剛剛建立的中華民國並不一帆風順。清廷雖然被推翻，但國內的局勢依然很糟糕。在北京，雖然王府井大街被袁世凱下令改名為莫里森大街，但大街的面貌仍是破舊，北京的市民們從不拿這個古怪的名字稱呼他們自己的街道，儘管在街口豎立著鮮明的標牌。與這具有相同意義的是，在一些省份，紙幣仍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逐月貶值，物價飛漲，政府卻聽之任之，束手無策；各派之間的對抗非但沒有降溫，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撫們仍舊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權威，千方百計擴充自己的軍事力量；北京城裡，前清的舊朝廷躲進紫禁城的紅牆之內，繼續每日出版《邸報》，自我感覺良好地回憶依稀往事，並不斷給遺老遺少們加官晉爵；在西北、東北以及蒙古，「宗社黨」一直密謀東山再起，以期恢復已經土崩瓦解的王朝舊族，雖然這種密謀從未達到足以危及國家的程度，但日本的特務機構一直秘密支持他們。除此之外，外蒙古的問題也讓中央政府頭痛不已，庫倫（外蒙首府）活佛呼圖克圖，利用南北對抗的天賜良機，擺脫了對北京的俯首稱臣，這一大片遼闊的區域陷入了全面混亂。當俄國正式承認外蒙獨立之後，混亂更變得不可收拾；英國也在西藏加快了分裂措施，以「護僑」的名義，派兵入藏，其後又照會中國外交部，準備組織西藏「自治政府」；沙俄繼策劃外蒙獨立之後，又出兵侵佔新疆的伊犁等地區……這一切，都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也讓這個古老國度難以應對。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不久，曾有一位西方的外交官如此描繪當時的袁世凱：

　　……他身材矮胖，但臉部表情豐富，舉止敏捷，粗脖子，圓腦袋，看起來精力充沛。他的兩隻眼睛長得優雅而明亮，敏感而靈活，經常帶著機警的神情。他銳利地盯著來訪的客人，但並不顯露敵意，而老是那樣充滿著強烈的興趣。他的眼睛顯示他多麼敏捷地領悟（或者通常是料到）談話的趨向，雖然，他總是聚精會神地聽著，似乎對每一個細節都能作出判斷……他一點也不像冒險家，也絲毫沒有赳赳武夫的樣子。他現在看起來只是一個行政長官，而不是一個軍事將領了。

　　　　◇

　　袁世凱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和態度正式進入角色。精力旺盛的他每天睡得越來越遲，起床也越來越早。但即使是這樣，袁世凱也覺得時間根本不夠用，自己就像一個永不停息的陀螺一樣，被無形的鞭子抽打得一直在旋轉。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面對的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嚴重失衡，社會矛盾極其尖銳，尤其表現在政治上，政黨林立，國會內部混亂和各地的獨立傾向日益加劇。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統一了政權，對於南方為國民黨人以及其他勢力所控制的省份鞭長莫及。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政府」，卻要忙「大政府」都忙不過來的事情，是何其艱難。原先緩解社會矛盾的，是倫理道德以及村規民約的體系，而現在，綱常崩潰，君王不再，所有的矛盾都轉移到各級政府面前。而各級政府是如此孱弱，他們根本就沒有智力和能力去處理每天發生的事情。於是，那些地方政府處理不了的大小事件就層層疊加到袁世凱的案頭。迫在眉睫的仍是財政，中央和地方僅有的一點財源，在各方勢力的虎視眈眈之下混而不分，名義上為中央集權，實際上一切財源皆為各省截留。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間，中央政府支出平均每月需要二千四百萬元，而收入僅一千萬元。巨大的黑洞，幾乎全賴外債填充。這樣的局面，怎麼不讓袁世凱煩心呢！

　　三月十三日，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全權組織中華民國政府。由唐紹儀擔任總理，看起來，似乎是最合適不過了。這個自小留學美國的廣東人，很長時間一直在朝鮮擔任袁世凱的副手，主持外交和財政。袁世凱在清廷不斷陞遷，唐紹儀也水漲船高。在袁世凱看來，唐紹儀具有現代政治家所具有的國際知識和經驗，辦事幹練，對自己也忠心耿耿。很快，唐紹儀懷揣已擬定好的內閣名單抵達南京，與同盟會領導人商議內閣人選。政治就是討價還價的過程，雙方的談判焦點集中在陸軍總長、財政總長人選上，在這兩個職務上，雙方有很大分歧：南方提名黃興為陸軍總長，北方則主張由段祺瑞擔當。與此同時，南方提出，唐紹儀必須加入同盟會，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組織內閣。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唐紹儀同意加入同盟會，並且許諾南方派人物王芝祥擔任直隸都督一職，以換取段祺瑞擔當陸軍總長一職。

　　在接下來的參議院表決中，唐紹儀提出的十人內閣名單，通過了九人。他們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趙秉鈞，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陳其美。在這些人當中，段祺瑞、劉冠雄、趙秉鈞為袁系人物；陸徵祥、熊希齡分屬無黨派和立憲派人士；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陳其美是同盟會人物。三月三十日，唐紹儀由黃興、蔡元培介紹，填寫盟書，簽名畫押，宣誓忠於同盟會綱領，保證執行同盟會決議，從而成為同盟會員的內閣總理。同一天，袁世凱按照程序委任各部總長，並任命黃興為參謀總長。這樣，以唐紹儀為總理的內閣正式成立。從結構上說，這一屆內閣中，同盟會員佔半數以上，但外交、內政、陸海軍、財政和交通等實權人物，都由袁世凱的人擔當；同盟會員擔當的，只是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各相對權力輕微的部門。由此可見袁世凱的用心良苦。

　　四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正式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遷至北京；參謀總長黃興仍留守南京，意在為革命黨人保留一個陣地。

　　從一開始，袁世凱政府的建立，從構成上來說，就具有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就如同在鬆軟的沙漠之上，想建立一座摩天大廈一樣。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制度能否建立，關鍵有四個條件：一是政治制度的設計比較合理，使得各項矛盾能在體系內得到解決。二是民間社會比較強大，並有比較發達的大眾傳媒，能監督和牽制政府，形成「第三種權力」，一方面使政府官員不敢為所欲為，同時也可以監督在野的政治家通過政治論爭和法治的途徑實現自己的訴求。三是通過各種途徑「開官智」，讓執政的官員和在野的政治家都不敢和不願離開法治的軌道。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智的水平。從某種程度上說，民智的水平，決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夠實現，以及民主發展的水平。

　　就中國當時的現狀來說，在構成民主政治的上述四個條件中，相對而言，只是第二條狀況比較好。當時的新聞媒體相對獨立，言論相對自由，報刊雜誌不僅可以發出獨立的聲音，甚至可以無中生有攻擊政府。袁世凱及其下屬官員，孫中山和其他政治家或政客，無一不在媒體監督的範圍內；結社也是自由的，民眾對事關國計民生和自身利益的各項事務，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和意見，並且依理陳述依法抗爭。但除此之外，無論是政治制度的設計，還是官智、民智的水平，都遠沒有達到實現民主政治的階段，整個社會基礎、文化基礎、法律基礎等等，都決定了當時的民主政治羸弱無比。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最先進的民主思想所設計的共和體制的運作，對於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無異於生吞活剝，勉為其難，那種運轉之中的艱澀和生硬，就完全可以想像了。

　　從袁世凱臨時政府的組成結構來看，這個政府本來就是幾派政治勢力，也即革命黨、立憲派以及北洋軍事強人妥協的產物。從執政官員的素質來看，那些身居高位號稱開明的官員，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現代教育，只是通過逐步積累經驗而提高的。這類人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很不全面，知識基礎仍舊是中國傳統文化。即使是當中的佼佼者袁世凱，也是落第秀才出身，雖然思想比較開化清明，但無論對軍事還是現代政治、經濟，都是一知半解零敲碎打，缺乏整體上的認識，因而在關鍵時刻，總是缺乏明晰的判斷力。並且，對於袁世凱等人來說，即使擁有新思想，在實現新思想的路徑上，也是通過舊手段來達到目的的。在革命黨一方，總體上也跳不出武力解決問題的造反邏輯，不懂得現代政治就是法治和選票政治。各種政治力量都沒有形成對民主規則的敬畏和信仰，沒有學會以妥協、折中的方式處理彼此之間的意見分歧，只把民主看成是工具，希望民主只為己所用。這樣的先天不足，使得這個政府，以及同時存在的參政兩院，在面對現代社會運行機制以及民主、法治時，缺乏應有的認識。這也決定了在袁世凱與革命黨人之間，自覺不自覺地，要運用一些非正常和極端手段。雙方之間，是很難真正合作的。

　　袁世凱政府才啟動，革命黨人針對袁世凱所制定的《臨時約法》就起到作用了。《臨時約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凱的權力，但由於限制太嚴，很多時候幾乎是人為地製造袁世凱與唐紹儀之間的矛盾，也使國民政府的運轉出現了很大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內閣制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適時地緩和轉型時期湧現出的複雜矛盾──可以用內閣的更替緩解矛盾，以及總統的壓力。但袁世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以天下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舊式權臣，從一開始，無論是《臨時約法》，還是內閣國會，都是他在那一場交易中被迫和無奈接受的附屬品，對於這些外國制度和觀念，袁世凱是極為模糊淡薄的。袁世凱所熟悉的，仍舊是長期以來舊的專制政體下形成的長官意志和集權操作。因此，當袁世凱接手民國新政權之後，他肯定會和舊時代的君主一樣，相信只有自己，而不是國會和內閣，才能帶領這個國家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這樣的心態，使得袁世凱當然不允許權力游離於自己之外。從一開始，由他的理解力和習慣所賦予的行動造成他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他的挺身而出，將自己直接地暴露在公眾面前，從而使自己成為公眾的一個靶子，也使這種政體沒有了障礙物。

　　最初，袁世凱對唐紹儀維護《臨時約法》，堅持責任內閣制度的行為，雖然很不情願，但還是接受了，並且，小心翼翼地按照革命黨設計的政治體系行事。但不久袁世凱就發現了，這樣的體制安排，似乎潛伏著某種別有用心，有意在跟自己過不去。一直習慣於大權獨攬的袁世凱，在此後的行動中，不斷地感受到《約法》和議會的約束，這樣的約束讓他感覺異常不爽。雖然《約法》看起來賦予總統相當大的行政權，理論上總統是全國海陸軍的統帥，擁有廣泛任用官吏的權力；並且，彈劾總統是不容易的。但同時，這個《約法》又有一個同總統共同承擔責任的內閣總理和內閣，責任內閣直接代替總統對國會負責。這樣的矛盾，使得實際操作上就變得相當不易，勢必使總統和內閣總理為事情的決策產生糾紛。究竟誰來行使行動權力，就變成了一個問題。袁世凱這時候才意識到，革命黨人之所以邀他出山，只是在利用他的威信和聲望來降服人心，並不打算真正地聽命於自己。對於如此形式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當然不滿，這個舊時代以軍事勢力起家的一方諸侯，在骨子裡都能覺察到權力的重要性，他當然不肯讓出自己的權力，想把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袁世凱與唐紹儀首先發生衝突，是由於向「六國銀行」借款一事。

　　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國家秩序被破壞，騷動不斷；財政陷入困境，稅收異常困難，國家和民族已陷入崩潰的邊緣。國民政府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擁有充足的經費以保證運轉。一九一二年初，首當其衝的，就是國民政府得遣散南京附近的數萬官兵，光這一項，最低限度的遣散費，就得二百五十萬兩銀子。面對捉襟見肘的局面，唐紹儀無奈何之下，準備向外國銀行借錢。他先在參議院發表演說，尋找各方面的支持，闡述國家財政困難，需要舉借外債，需要一筆二億一千五百萬兩的款項，才能滿足年度各項事業的開支。然後，唐紹儀正式向英、法、德、日、義、俄、美六國銀行提出了借款要求。六國的條件很苛刻，並且，以唐紹儀曾經與比利時銀行借錢用途不明為理由，提出要對借款進行嚴格監控，還表示，不願跟唐紹儀打交道。唐紹儀一氣之下，準備拒絕借款。但不借款又該怎麼度過呢？這時候，袁世凱插手了──袁世凱見唐紹儀出面不便，便讓財長熊希齡直接跟六國銀行商洽。不明事理的同盟會員們，見唐紹儀被摒出大借款之外，紛紛通電，打著維護國家主權的旗號，強烈反對借款，並對熊希齡口誅筆伐。而熊希齡所在的另一大黨共和黨，見本黨部長無端遭到攻擊，轉而遷怒唐紹儀，也對唐紹儀進行攻擊。一時間，雙方通過報章、遊行等手段，吵成一片。六國銀行代表見中國政府為借款一事，弄得如此大動靜，也不想趟這個渾水，立即宣佈貸款談判無限期推遲。借款不成又遭攻擊，個性倔強的唐紹儀向袁世凱提出辭職。袁世凱好言相慰，唐紹儀暫時收回了辭呈。

　　借款不成，最受打擊的，莫過於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了。中央財政已無力支付各省自辛亥革命以來迅速擴充的軍隊開支，只好下令各地軍費開支完全由地方政府支籌。這時候，全國共有九十五萬軍隊，南京附近也有近十萬隸屬革命黨人的軍隊。由於經濟負擔過重，到了六月，黃興從減輕人民負擔的角度出發，自請解除南京留守之職，同時將所屬的十萬軍隊，三分之一撤回各省，三分之一編成了三個師，交江蘇地方財政負擔，三分之一就地遣散。革命黨軍隊的改組，自然遭到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黨人的反對。與此同時，矛頭也對準了唐紹儀為首的內閣。唐紹儀頓感無顏見人。這個時候，恰好王芝祥上任直隸，又被袁世凱否決。這樣的結果，激化了唐紹儀與袁世凱的矛盾，也使唐紹儀一氣之下，辭職走人了。

　　王芝祥就職直隸，是唐紹儀在南京組建內閣時，與革命黨人談判時承諾的。革命黨人的意圖是想通過唐紹儀，將王芝祥安插在鄰近京城的地方。唐紹儀回到北京後，兌現諾言，電令直隸以省議會的名義，召王芝祥北上就職。而直隸警察廳長楊以德等人，向中央政府發出抗議電，以直隸五路軍人的名義，反對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這些人的主張，暗合袁世凱的心理，袁世凱以總統的名義，一方面斥責軍人干預政治，另外一方面又強調各地都督統轄文武責任重大，任免之權理宜操自中央。於是，袁世凱任命直督愛將馮國璋任直隸總督，改派王芝祥為南方軍隊宣撫使。任命書發佈時，要求唐紹儀共同簽字。唐紹儀不同意袁世凱的做法，堅決不簽字。唐紹儀強調王芝祥任直隸總督，是自己定下的，應該執行。袁世凱則以直隸那麼多人反對，勢必會引起矛盾來反駁。最後，雙方都強調《臨時約法》賦予自己的權力──袁世凱說，你發佈任命書我不蓋印；唐紹儀則聲稱，你蓋印，我不簽字。

　　在這種對峙之中，袁世凱當然不肯退縮，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王芝祥，將未經過唐署名的委任狀交給王芝祥，派王芝祥赴南京遣散軍隊。同時，又給了王芝祥一筆不小的經費。王芝祥接受了命令，很快去南京上任了。王芝祥這一走，讓唐紹儀顏面頓失，威信掃地。《臨時約法》的副署制度是內閣特權，也是責任內閣的主要標誌，副署制度遭到破壞，關係到內閣的職權和信譽，也關係到民國法制。唐紹儀氣憤難平，不辭而別去了天津稱病不出。袁世凱看這下事鬧大了，只好派段祺瑞、梁士詒趕至天津，好言勸慰唐紹儀復出。唐紹儀堅持要求辭職。袁世凱無奈，只好同意唐紹儀辭去總理一職，聘請他出任高級政治顧問，並在其辭職書上頗動感情地寫道：

　　該總理於共和宣佈以前，南京奔馳，為民國效勞甚至。及就任總理，經營擘畫，錯節盤根，困苦艱難，非可言喻。民國草創，正賴長才，豈容聽其退休，失慈臂助。特以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得不諒其苦衷……免國務總理本官，任為高級政治顧問。仍望趁此寬閒，勉自調護，以養痾之餘暇，備政治之諮詢，將來倚重正多，當有以副國民之望。

　　　　◇

　　從文中可以看出，袁世凱似乎對唐紹儀的退出，無限眷念，表之切切。當然，對於政治家來說，這樣的批文是否是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國民政府剛剛成立，就發生了總統與總理衝突導致總理稱病辭職事件，可想而知所引起的軒然大波了。唐紹儀辭職之後，袁世凱考慮再三，他先是想讓宋教仁出任總理，但宋教仁不為所動，一心想著組成政黨內閣。同盟會很快作出決議，要求全體盟員退出內閣；張耀曾、李肇甫等人代表同盟會面見袁世凱，提出不參加混合內閣，建議組織一黨內閣或者無黨派內閣。袁世凱不同意。於是，宋教仁辭去了農林總長職務，蔡元培也辭去了教育總長的職務，至於另一個總長陳其美，因為一直未來北京就職，也談不上辭職了，代替他執行職務的次長也辭職。宋教仁辭職後，移居在京郊農林實驗場，全身心致力於把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在此期間，袁世凱派人給宋送去五十萬元。宋教仁寫了一封感謝信，拒絕了袁世凱的好意。

　　在隨後的《政府公告》中，袁世凱通電全國，重複了他的政治觀點：以現在中國的情況，兩種內閣都不適合，如專取共和黨或同盟會或超然無黨派之人組織內閣，任何一方均不能得許多人才，所以，以我之見，不聯合數黨及無黨派人士共同組織，就不能成完美的內閣。袁世凱聲稱：余的主義在於得人，但問其才不才，不論其黨不黨，余之主旨在於建設民國，諸君如熱心建設者，余皆引為同志，否則，余不能強人所難。余奉告諸君，當放大眼光，從中國全局著眼，從世界大勢著眼，斷不可沾於一黨之關係，亦不能硬以和平時代政黨更代清長之成例，適用於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總須大家破除成見，協力同心，共同建設。

　　袁世凱的這一篇談話，看起來光明磊落，言之鑿鑿，大公無私，擲地有聲。通電發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一片讚歎，也得到了共和黨和進步黨的聲援。一些人紛紛在報刊上發表談話和文章，指責國民黨的內閣成員不以國家利益為重，搞小集團，耽誤國家大事。

　　接著，袁世凱提議在新內閣中，由外交總長陸徵祥出任第二任總理。陸徵祥一八七一年出生在上海一個基督徒家庭中，精通外文，曾擔任過清廷駐俄國和荷蘭的參贊和公使，辛亥革命後曾發動外交使節聯銜通電，要求清帝退位。從派別上來說，陸徵祥既不算同盟會的人，也不算袁世凱的死黨。因此，袁世凱推舉陸徵祥當總理，估計參議院會更容易接受一些。事情果然如袁世凱所料，雖然陸徵祥遭到了同盟會議員的反對，但由於共和黨及進步黨等大多數議員還是能夠接受他，陸獲得參議院通過。當日，袁世凱任命陸徵祥為中華民國政府第二屆總理。

　　陸徵祥順利地當選為總理，袁世凱總算是暫時鬆了口氣。與此同時，新一屆國會議員的選舉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一直被各種事務弄得焦頭爛額且不諳現代政治的袁世凱，對於議員的選舉沒有太放在心上。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疏忽之中造就的國會局面，在此之後給自己帶來的麻煩，一點也不比《臨時約法》小。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因為急於做正式大總統，自然對這事緊鑼密鼓。很快，《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公佈：國會分為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各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做選舉人。另外，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按法定名額，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制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至於眾議員的名額，按照各地區人口多少來決定。每八十萬人員選眾議員一人，但每省至少得有眾議員十人，人口不足八百萬的小省份須有十人。唯蒙古、西藏、青海三地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任期三年為一屆，三年一選。選舉分初選和復選。按法定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這樣，加上參議員人數，共八百四十一人。

　　《組織法》公佈之後，就是大選了。這種全國大規模的選舉，對於中國來說，算是開天闢地頭一回。情形之混亂與嘈雜，可想而知。各種派別和政黨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全國各大小黨派，一下子就發展到數百家。這些黨派和個人，都把參眾議員當做是從政當官的絕佳機會，他們拉大旗，佔山頭，盡一切之能事，希望得到一個參眾議員的位置，一步登天。亂世即舞台，各方勢力粉墨登場，他們從不明白怎樣的程序和規矩，也懶得去遵守民主選舉的規則。一個個就像去趕廟會一樣，爭先恐後地去上演這場民主政治的遊戲。從全國各地傳過來的亂七八糟的信息，紛紛聚集在袁世凱那裡，面對這從未遇到過的情況，袁世凱也顯得束手無策，也不知下一步究竟要做些什麼。各黨派的拙劣表現，不僅引起了軍界、知識界的不滿，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批評。

　　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聲嘶力竭地呼籲了，袁世凱再一次呼籲大家放下黨派之爭，精誠團結，以國家利益為重了。袁世凱說：「我國政黨，方在萌芽，其發起之領袖，亦皆一時之人傑，抱高尚之理想，本無絲毫利己之心，政見容有參差，心地皆類純潔。惟徒黨既盛，統系或歧，兩黨相持，言論無不激烈，深恐遷流所及，因個人之利害，忘國事之艱難。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何種政黨，均宜蠲除成見，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懷挾陰私，激成意氣，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為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因此，袁世凱呼籲：「凡我國民，務念鬩牆禦侮之忠言，懷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攜，忍此小嫌，同扶大局。」

　　儘管袁世凱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但他為著國家的穩定和團結，也算是煞費苦心。但在當時那種紛亂的局面中，袁世凱的聲音顯得孱弱無比，根本就沒有起到作用。人們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立場，自以為是地體現自己的價值和判斷。七月的北京，剛剛當選為總理的陸徵祥向參議院提名增補同盟會退出後的內閣部長人選，同樣遭到了同盟會議員的阻擊。書生意氣的陸徵祥由於在海外待的時間長，受西方文化影響挺大，在演說措辭中，自視不凡，幽默風趣。這樣的做派，明顯跟當時的政治氣氛不相融，講台下面噓聲一片，眾議員認為陸徵祥態度不莊重，有失官場體面。袁世凱一看情況不妙，趕忙想做工作，要求延期投票，但參議院不予理會，投票中將六部總長人選全部否決。這樣，陸徵祥的內閣無法組織，政府無法開展工作，混亂的局面也無從收拾了。

　　民國之初民主政治所呈現的一切，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轟動。在那樣不習慣於民主和議會制度的社會各階層的人看來，所謂的共和制就是不斷地開會扯皮，吵鬧甚至打架。諸如此類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出之後，人們開始以斜眼的方式看待這一切，對這個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怪胎」，表達不滿和不屑。自古以來就信奉和習慣於皇權的中國民眾們，對於這種新引進的政治制度，更多地表現出擔心和質疑。政府組閣陷入停頓的同時，日俄第三次《密約》以及英國在西藏的所作所為由全國報章披露之後，舉國上下群情憤怒，尤其是北方的軍警界對於議員們不顧國家大局、自行其是的做法氣急敗壞，通電全國，散發傳單，號召廢除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制度。一些社會名流，如原同盟會的章太炎、張紹曾、孫毓筠等人，也感於時局的危迫，聯名致電副總統黎元洪，建議倡議袁世凱簡化程序，便宜行事，不要太拘泥於《約法》，以待危亡。章太炎抨擊說：「借款不成，東使西行，處分支那，已在商議，往返四月，勢即瓜分。原其藉口，在中國政府之無能力；政府之無能力，在參議院之築室道旁，議在錐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名曰議院，實為奸府。……宜請大總統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章太炎等人的這一看法，實際上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對於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屑態度。

　　這時候，袁世凱親自出面做工作了。他將參議院各黨派中最有影響的參議員接到總統府，親自接待，勸說議員們顧全大局，以國事為重，共扶危局。同時，袁世凱發佈總統令，重申嚴禁軍警「干涉政治」，要求軍人恪守軍律，守法奉公。然後，一個新的六總長名單送交參議院，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除一人被否決外，其餘五人獲得通過。幾天後，參議院通過了袁世凱第三次補交的另一位總長的名單。至此，陸徵祥內閣終於在幾個月之後宣告成立。沒想到的是，參議院又不甘寂寞，很快又啟動彈劾陸徵祥的「失職案」。陸徵祥未來得及施展自己的本領，即遭到這樣的打擊。這樣的內閣總理，實在是無法擔當。陸徵祥一氣之下，乾脆效仿他的前任唐紹儀，稱病不出。這樣，國民政府的第二任內閣又一次處於癱瘓狀態。

　　一個新誕生的共和國的起步就是這樣舉步維艱。當所有矛盾歸根結底聚集在了袁世凱面前時，袁世凱也感到束手無策。雖然這個河南人從不畏懼複雜多變的環境，也習慣於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挺身而出，但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的如此局面，不僅對於袁世凱，甚至對於這個古老的帝國，都是聞無所聞的。袁世凱所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作為一個國家元首，在眾多紛亂的勢力面前，該如何決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山嶽之中的激進派中間，還是同山谷裡的溫和派在一起？或者，是躲在眾人的後面，傾向於回頭看的保守派？這一些，都是讓袁世凱頭痛無比的事情。不僅僅是國事，在這一年的春天，袁世凱的家庭也呈現出了混亂──本來，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開始安排家眷們從河南洹上遷居北京。雖然局勢不太明朗，但能從河南回到京城，畢竟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沒想到的是，長子袁克定在送次子袁克文等乘火車赴京後，騎馬返村途中，馬莫名其妙受驚狂奔，袁克定從馬上摔落，傷勢嚴重人事不省。送到當地醫院後，一診斷，不僅腿骨斷裂，而且大腦受損嚴重。消息傳到北京後，袁世凱非常震驚。一直對命運忐忑不安的袁世凱，唯恐這是個不好的先兆。袁克定是袁世凱的嫡妻于氏所生，時年三十四歲，曾任清廷農工商部右丞，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後，讓他暫時回河南料理家務。幾個兒子當中，袁世凱最看重袁克定，袁克定辦事幹練而穩重，不像次子袁克文，放蕩不羈，是一個頹廢的享樂主義者，讓袁世凱傷透了腦筋。袁世凱一直把袁家的希望寄託在袁克定身上，甚至有把袁克定作為接班人的考慮。袁克定受重傷，讓袁世凱寢食不安。袁世凱一方面給相熟的外國醫生聯繫，詢問相關病情的處理辦法；同時，袁世凱接二連三地給在洹水村老家的五弟袁世輔等人寫信，詢問袁克定的病情。在信中，袁世凱直言不諱地說，只有袁克定，才能支撐門戶。袁世凱交代說，對於這種摔傷，不能完全相信中醫，只用一些草根樹皮進行治療，一定要請西醫進行診治，還得送醫院會診治療才行。讓他們迅速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等地治療。袁世凱很詳細地吩咐道，在路途中，一定要緩慢行走，另外要安排醫生一路進行照料。在袁世凱的親自關注下，袁克定由一行人專程護送到天津，治好了病，但一條腿再也無法復原，成了一個瘸子。

　　民國成立之後的袁世凱就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不得安寧。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煩心，當然，他最為擔心的，是不知道古老的帝國是否適應民主共和這個舶來品？這個西方的政體制度究竟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袁世凱實在是沒有底。雖然袁世凱一直雄心勃勃，表現得從不畏懼，但這個時候，面對著不可捉摸的一切，他感到自己就像身陷一片泥潭一樣，一切都在不知不覺地下陷，泥潭正在慢慢地吞噬他。袁世凱的信心在一點點動搖，畢竟，自己所走的，是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太難了，太難了，所有的一切，都太難了！

第十二章　虛偽，還是懷柔？

　　在武昌起義之後的一段時間，袁世凱在處理與革命黨的關係上，以及從清廷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都是做得相當不錯的。袁世凱努力使自己以一個開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畢竟，他算是這個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有雅量來應付各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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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端詳袁世凱各個時期的照片，很明顯的一點是，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彷彿突然之間變得衰老了。袁世凱四十歲左右時的照片，還顯得目光炯炯、神采飛揚。而當他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才五十開外的人，一下子就顯得老態龍鍾、鬚髮花白，彷彿色彩不足的繪畫；目光看起來也沒有先前的堅韌和鋒利了，甚至顯得笨拙而愚蠢。這個曾經堅強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時看起來就像是個疲憊虛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時候，袁世凱還顯得風華正茂、氣定神閒，但幾年共和制的總統當下來，袁世凱真的有點不堪重負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臨的壓力。處在大變局之中的袁世凱，已經被風雲變幻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和矛盾壓得不堪重負了。雖然袁世凱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滄桑，但在收拾具體的殘局中，他還是傷透了腦筋。袁世凱清楚地知道，這一次改朝換代，與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不一樣，那不單單是重打鑼鼓重開台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進入了一種沒有現成經驗的局面。未來對於國家以及他個人來說，都是前途未卜。一個人，處在這樣的新舊交替時期，面對眼前的龐雜和混亂，既無法拿出道德和宗教來凝聚人心，也無法用理想和行動讓人們振奮，更不願用自我犧牲來平息矛盾，那麼，他所依賴的，只是千年來固有的舊手段。用權謀和心機來對付眼前的一切，他當然會顯得捉襟見肘了。

　　由於社會轉型的慣性過於強大，民國成立後，局面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這個沒落的帝國看上去像個巨人，但時間正一點點將它摧垮，它的創傷和皺褶，自然而然地已成為各種細菌和寄生蟲熱衷的場所，各種病症，在不被察覺中活躍滋生。接手總統的位置之後，袁世凱很快發現，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變得越來越複雜。那些地方上的都督們，越來越不聽從中央政府的號召，在《臨時約法》下，中國實際上已變成各省聯邦的形式，各個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態出現，無意放棄已得到的特權，包括統率軍隊的權力，截留稅收、選任省級和省內地方官吏的權力等。這種狀態部分是由革命環境所造成的，因為革命是採取分權，反對中央集權，各省在革命之後的自治，被認為最符合國家的利益。

　　除了政治上的難以控制以及經濟的重壓之外，在袁世凱看來，同樣給他巨大壓力的，還有道德的淪喪、綱常的崩潰以及社會陷入一種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榮，一方面是內地農村的貧寒破敗。貧富的差距，以及知識和文化上的隔膜，越來越大。因為綱常崩潰，年輕人變得越來越無法無天。黨禁解除之後，被壓制幾個世紀的組織政黨和社團的熱情，頃刻之間噴湧而出，民國剛建立的頭數個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幾十個政治團體，似乎每一個人都想佔山為王，他們拉大旗、佔山頭，名義上是要通過代議制為取得政權進行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一直游離在法律邊緣，讓人防不勝防。社會上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剝，食洋不化。所謂的婦女解放和平等破壞使得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穩定，隨之引起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報紙數量的激增，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在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各種各樣的勢力粉墨登場，爭先恐後肆無忌憚地表達意見，也表達怨恨。農田拋荒現象嚴重，很多人已不專心種莊稼……整個社會頓然陷入了雜亂無序的狀態。以至於袁世凱的英國顧問莫里循曾寫道：「至於中國，事情並未好轉，很少或全無成就。這裡看不見有作為的政治家氣魄，沒有始終一貫的目標。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擬那無盡無休的規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頭上說說。」

　　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讓原先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變得雜亂無章，還讓一代人變得尷尬無語：社會上那些多年苦讀科舉的書生們，一旦失去了久遠的目標之後，一個個變得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亂；少數激進的帶有西化色彩的知識分子，也對這樣的政治格局不滿，力圖呼喚新的秩序，渴望通過一場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運動，全盤西化。除了麻木的大眾之外，那些被革命的炮聲喚醒了的人，一個個顯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陣，彷彿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凌空一躍，登上政治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們看來，社會的運轉，完完全全地取決於政治，似乎只要一個口號，一種政體，就可以把這個世界輕輕鬆鬆地改換了局面。報章的興起，使得一大批指甲骯髒、飢腸轆轆、文筆粗俗的失業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隨時準備應別人的要求撰寫一切東西：蜜糖或毒藥，歌頌或誹謗，長的或者短的，尖銳的或者溫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謾罵，有的是挑撥離間……在這些人群當中，只有極少數新型工商業主和文化自由主義者，還有系統的思想，有明確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會改良、基本民權，但他們的聲音，在一片嘈雜之中，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注意。這種混亂的局面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在這裡，可以試著將中國當時的情景，與美國獨立之後的情況相比較。儘管這種比較是生硬的，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命運的機緣──一七七六年，美國在費城起義之後，誕生了《獨立宣言》，大陸會議把軍權正式授予華盛頓。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美國贏得了獨立並面臨新的問題：新的國家出現了，昔日的功臣們是不是理所當然地坐享其成？國家是屬於功臣的，還是屬於全體美國人的？這個時候，華盛頓的回答是：他們該回家了。

　　華盛頓不是沒有受到權力的誘惑，也不是沒有自以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種合理的制度，比個人的力量要偉大一萬倍。獨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當面或者寫信給他，請求他看在國家的面子上，擔任這個國家的國王。為此，華盛頓曾寫了「致尼古拉上校書──一七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寄自新堡」。在這封「尼古拉上校大鑒」的信中，華盛頓憂心忡忡地說道：

　　您所說的軍隊裡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視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暫守秘密，若再有妄論，定予揭發。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解至此，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您之建議，誰也沒我這樣感到厭惡……若您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仍為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謬念，毋再任其流傳。

　　　　◇

　　在此之後，華盛頓解甲歸田，雖然後來應國民的一再邀請出山，並被選舉為首任美國總統。華盛頓擔任總統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為美國設計一個更合理的政治制度。華盛頓提出了「國家絕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理念。華盛頓的政治信仰是：憲法至高無上。雖然美國政治制度的確立也是一個複雜而紛亂的過程，美國第一部憲法光討論就花費了十六個月，但由於華盛頓等人的竭力堅持，美國終於實行了當時社會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雖然華盛頓居功至偉，但他從沒有「捨我其誰」的想法，而是真誠地相信，別人一樣能把美國治理好。基於這樣的想法，華盛頓在連任兩屆後，堅決辭去了總統職務，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了，在憲法之下，別人同樣也可以把國家治理好──這個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即國家的命運，並不取決於最高領袖，而是取決於法律和民眾……離職後不久，華盛頓在故鄉平靜地去世。

　　應該說，對於袁世凱而言，當他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時，他有著一個最好的榜樣，那就是美國總統華盛頓。美國在贏得獨立戰爭之後，面臨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中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經濟崩潰、社會紛亂，百廢待興，無從下手。等到袁世凱登場之時，那些對於美國革命頗有點瞭解的人，還真的從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處，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於袁世凱，把他當做是中國的「華盛頓」了。在他們看來，袁世凱是這一塊土地上難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務實人才，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力和強健身體的另類。雖然袁世凱面臨的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是一場關係到四億人的巨大變革，並且這個人在判斷社會走向，以及現代政治的知識儲備上有弱點，但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非凡的學習能力，因此肯定能帶領中國人通過改革和開放的關口，幫助他們獲得智慧和經驗的寶石。持這種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也有西方各國的使節們。

　　很快，袁世凱就讓持這種看法的東西方人士失望了。人們後來明白，與華盛頓相比，袁世凱最缺乏的，就是無私的人格，相應的偉大理想，以及對憲法，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的敬畏。袁世凱的人生觀、倫理觀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對西方現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談不上根深蒂固的現代人文理想和精神。傳統儒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色彩，不知不覺地造就了追逐權力的藉口和動力；根深蒂固的「權謀文化」決定了袁世凱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只能是一個清末版的「曹操」。權力追逐的傳統，對於這個新生的共和國來說，可以說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國就像一個早產的嬰兒，整個機制還需要在實踐中修補和完善，還需要一個正反饋的幾度循環。如果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權力的慾望淹沒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麼，權力鬥爭的惡性循環會很快摧毀這個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場在虛假理想旗幟之下的爭權混戰。一切的一切，都會隨之扭曲，最終成為這場混戰的陪葬品。可以說，致力於改革的袁世凱推進社會進步的事業，是被另一個落入傳統專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凱給親手葬送了。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是誕生不了華盛頓的。

　　當然，如果以華盛頓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來要求袁世凱，會顯得很過分。中國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現實的土壤，決定了當時的中國很難產生華盛頓這樣的人物；也決定了那時候的中國，不可能成為獨立戰爭之後的美國。當然，美國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獨立戰爭結束之後，它同樣也經歷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動盪期。在這段時間裡，人們爭吵、結黨營私，甚至黑幫捲入，陷入無止境的兇殺和爭鬥，但社會對於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變──這樣，在經歷了很長時間的運轉之後，這個政治制度顯示了它自身的糾錯功能和完善機制，社會也安定下來，人們終於開始學會並習慣了按規則進行遊戲和運轉。

　　應該說，在武昌起義之後的一段時間，袁世凱在處理與革命黨的關係上，以及從清廷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作了忍讓，也作了妥協，並且以自己過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將政治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遊刃有餘、進退自如，充分地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謀略和手腕。袁世凱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讓清帝體面地退位，讓百姓少受塗炭，讓社會少受動盪，是值得肯定的。在與革命黨的對抗中，袁世凱也作了忍讓，最終實現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儘管被亂七八糟的事情纏身，袁世凱還是保持克制，努力適應社會各方面的巨大變化：適應報章的嬉笑怒罵，適應政黨如雨後春筍一樣地出現，適應與持不同政見者相處，適應總統的話不再是金口玉言……

　　在袁世凱看來，這一切都是社會轉型期間不可避免的。袁世凱努力使自己以一個開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畢竟，他算是這個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有雅量來應付各種局面。當各方人士採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時，袁世凱進行了策略上的謙遜和退卻，對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是反對派，表現出一定的寬容。有時候，袁世凱甚至表現出忍辱負重，頗下了一番功夫去爭取各種勢力的精誠團結，以期使國家發展有一個相對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說先後三次親擬電稿邀請康有為進京，就頗有代表性。

　　自戊戌變法之後，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就與袁世凱一直有過節。在此之後，康、梁只要一有機會，便對袁世凱大肆攻擊。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梁同樣沒有放棄對袁世凱的指責。南北議和時，康有為發表聲明，認為袁世凱是為「窺竊神器」取代清廷，因此打算聯絡滿蒙親貴推倒袁世凱內閣，控制中央政權。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康有為仍舊對袁世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進行抨擊，說袁世凱對英、俄窺視蒙、藏交涉不力，其政府是最終使國家遭瓜分的「讓地政府」，說善後大借款是「賣身為奴」，等等。對於康梁的不斷指責，袁世凱一直沒有進行正面回應，而是孜孜不倦地進行籠絡。袁世凱先是勸說梁啟超回國，組織進步黨參加「第一流人才內閣」。梁啟超從日本回國後，袁世凱立即給梁啟超每月三千大洋補貼家用。梁啟超要組織進步黨，袁世凱一出手，就給了梁啟超四十萬。康有為母親去世後，袁世凱抓住康有為不得不回國奔喪的機會，致電康有為示好，在電文中，袁世凱對康有為進行了高度評價，邀請他回國主持孔教，充當精神領袖。此外，袁世凱還佈置廣東當局龍濟光等，對康氏優禮有加，邀請康有為北上議政。對於袁世凱的盛情，康有為抹不下面子，當即覆電表示謝意，但以母喪家難，婉拒袁的北上邀請。

　　袁世凱並沒有顧及到面子問題，收到康有為覆電的當天，又親擬電稿，發去了第二次邀康北上電報。袁世凱從戊戌分別開始敘舊，苦口婆心地談到當前的形勢，認為「百廢待興，方思與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正是需要棟樑之才的時候，力邀康有為北上「論道匡時」。袁世凱一片苦心，讓康有為有點心動，康有為當即覆電，對袁之「搜岩訪獻，求治之盛心」萬分感激，不過又一次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申明自己確實是有困難，不能北上。

　　八天之後，袁世凱第三次發出邀請電，再一次對康有為進行高度評價，懇請他出山「共贊」時局。康有為再次回電，表示感謝，訴說了自己不能應邀的理由，同時獻上了「親拜文廟，或就祈年殿尊聖祀天」、「令學校讀經」的經國之策。袁世凱三次致電康有為，宛如一個民國初年的「三顧茅廬」版。應該說，作為頗有資歷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如此降低姿態，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康有為雖沒有接受袁世凱的邀請，但他將政治主張和盤托出，那就是尊孔讀經、救世拯民，將孔夫子的學說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康有為的主張，對於朝代變更時期的人心安撫有一定好處，但這樣的主張，對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的中國而言，並不算什麼靈丹妙藥，只不過是無可奈何地回頭看罷了。康有為對於現代社會的政治格局，還是沒有深入的理解。袁世凱心裡也明白這一點，但對於這樣的老人，袁世凱要穩定局面，就必須盡力懷柔，最大限度地爭取他們在道義上的支持。實事求是而言，無論是從文化、主張、性格以及行事風格來看，袁世凱與康有為是不相融的，這也決定了稍有風吹草動，兩人之間必定會呈現裂痕，果然，袁、康的「蜜月」，亦僅僅短短的兩年而已。不過在此之後，兩人卻同樣以試圖恢復帝制「殊途同歸」，想一想，這真是一件令人費解，也同樣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安撫康、梁的同時，袁世凱還努力對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進行安撫，消除人們對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阻力。對當時最著名的「反骨」章太炎，袁世凱一直優禮有加。有一段時間，章太炎也被袁世凱的行為感動了，性情的他，到處說袁世凱的好話。有一次，章太炎酒後失態，在袁府上大吵大鬧，袁世凱也好言相勸。對於一些能力較強、身體較好的大臣，袁世凱授予他們參政的名義，給他們優厚的待遇，他們當中有趙爾巽、李經羲、樊增祥、馮煦、瞿鴻禨、增韞、李盛鐸、唐景崇、蔭昌、聯芳、寶熙、薩鎮冰、于式枚、周學熙、李國傑等等。在袁世凱看來，這些原清廷的要臣，對社會都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必須得到足夠尊重才行。對於那些明顯不適合民國政體的，袁世凱也一一安撫，比如說清朝的遺老遺少們，如載灃、那桐、世續，封疆同僚周馥、錫良等，也尊以「舊侶」（老朋友之意）稱號，讓他們享受充分的待遇。對已經出任民國高官的前清內閣大臣、邊疆大吏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等，袁世凱也表現出極大的尊重，用人不疑。袁世凱還努力跟岑春煊這個老對頭重修歸好……政治從來都是妥協的產物，袁世凱所沿用的方式，明顯地是舊時改朝換代的習慣，不過對於袁世凱來說，能做到這一點也相當不容易了。畢竟，以當時形勢下各種勢力的互相抗衡和抵犄，袁世凱為了爭得穩定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也只能這樣了。

　　袁世凱的懷柔、妥協以及寬容，決定了袁世凱的共和制在最大程度上團結了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人，也決定了袁世凱所領導的中華民國絕不是一種現代的政治制度，而只是新與舊妥協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四不像」。這樣的中華民國，更像是前朝政權的某種後續，而不是開天闢地的新時代。

　　一九一二年八月底，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促進會正式合併成立國民黨，以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等為理事。這次成立大會是經過袁世凱同意的，並且，袁世凱看起來對國民黨成立一事，始終表現得很熱衷也很積極。不僅如此，袁世凱在知悉孫中山將來京參加成立大會後，便向宋教仁要求與孫中山舉行會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點半，北京火車站禮炮齊鳴、鼓樂聲聲，稚嫩的童聲唱起了歡快的歌聲；總統府秘書長、國務院代總理及各部總長、參議院議長、議員、各黨派、各界人士列隊迎接孫中山。孫中山走下火車時，掌聲雷動，人們紛紛揮動手中的旗幟。歡迎儀式之後，孫中山坐上了袁世凱那輛金碧輝煌的朱漆金輪馬車，由三十位騎馬的憲兵開路，從正陽門直入外交部街迎賓樓。迎賓樓是袁世凱為了歡迎孫中山特意下令用外交部辦公室改建的。當晚，袁世凱親自來到了孫中山下榻的賓館，同孫中山進行會談。這一次會晤，也是民國初年兩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見面。隨後，另幾位革命黨人黃興、陳其美、李書城等趕到北京，也受到了袁世凱的熱烈歡迎。在北京的二十多天裡，孫中山跟袁世凱共舉行了十三次會談。談話都是秘密進行的，除了孫與袁外，只有袁世凱的秘書長梁士詒在場。兩位政治巨頭的會晤，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報章紛紛猜測會談內容，想從各種各樣的蛛絲馬跡上，分析一些變化。人們希望這兩大巨頭通過這一次會晤，制定一些有利於古國變遷的良策，使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能夠迅速從紛爭中平靜下來，給新歷史展示一個良好的開端。

　　這一番在京的多次會談，雙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孫中山看來，袁世凱精明強幹，為人謙和，思路敏捷而清晰，是一個棟樑之才。以袁世凱的目光來看，孫中山則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者，富有幻想和熱情，意志堅定，精力充沛；但其思維方式，卻明顯地不著邊際，書生氣太足，拙於行動。孫中山公開發表談話表示，在當前的社會，要治理民國，非得具有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的人不可，袁世凱大總統正好是一個合適人選。孫中山表示，袁大總統應該練兵百萬以強中國，而他自己，則願意專門負責修鐵路，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里。袁世凱聽了很高興，當場表態授孫中山籌劃全國鐵路的全權，月薪高達三萬元，並將當年為慈禧太后回鑾時特別製作的豪華列車，撥給孫中山專用，以便巡視全國鐵路現狀。袁世凱還下令各地方官員，服從孫中山的指令，對巡視路政的孫中山熱情接待，聆聽教導。看起來，雙方進入了一個蜜月期。某一天會談之餘，黃興甚至還半開玩笑地動員袁世凱加入國民黨。一直奉行「君子不黨」的袁世凱微笑著拒絕了，袁世凱很委婉地說：「加入政黨誠然不錯，但現在不是時候。」不過，袁世凱還是指派趙秉鈞等人加入了國民黨。在內心裡，袁世凱對於政黨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後來在致安徽都督柏文蔚書信中這樣寫道：「入甲黨，則乙黨為敵；入乙黨，則丙黨為敵。」以袁世凱自己的理解方式，自己既然在總統的位置，那麼，就應該堅守「不黨主義」。

　　九月十六日，袁世凱、孫中山以及黃興共同制定的《政治綱領》以政府公告的方式頒佈：一、立國取統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

　　《政治綱領》公佈之後，舉國為之振奮。在那些單純的民眾眼中，中國的未來一片光明，當前存在的諸多困難很快會迎刃而解。人們相信，如果這個綱領能夠實施，不僅有利於結束全國分裂狀態，實行國家的統一，而且，還能從發展基礎產業入手，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不久，時局的發展，讓每一個興高采烈的人感到了失望──蜜月很快就結束了；或者說，蜜月尚未開始，爭鬥便已開始了。人們很快發現，將這兩個什麼也不一樣的人硬生生地捆綁在一起，實在是太難了。他們就像兩隻刺蝟一樣，是很難靠近的。雖然他們也曾為暫時的坦誠所感動，並且表達過自己的坦誠。但他們之間，太多的不同就像深深的鴻溝一樣橫亙在面前：主義、理想、觀念、性格、背景、環境……一切的一切，都預示著他們不可能聯合在一起，而他們誰也不肯退縮和忍讓。那個看起來堂而皇之的共同政體，很快，就不被人們當回事了。無論是在朝之人，還是在野之士。

第十三章　元兇，還是無辜？

　　趙秉鈞的死，使得「宋教仁案」更成了人們注目的「驚天大案」。有人推測，袁世凱極可能就是幕後的元兇；另一些人則不以為然，認為以袁世凱自身強大的實力、難以撼動的地位和聲望，以及做事從不魯莽的風格，根本不會出此下策暗殺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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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三年的「宋教仁」事件，可以看做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直到如今，有關這起案件的真實情況，依舊是撲朔迷離。焦點在於：宋教仁的死，究竟是不是袁世凱下令或者示意趙秉鈞執行的？宋教仁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算是一個異類，這是因為他書生氣較重，不太主張暴力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後，宋教仁也一直被他的同志視為親袁派，原因是袁世凱對宋教仁一直很器重，甚至視為子侄。宋教仁從國民政府辭職，在南方巡講時，雖然有抨擊民國政府的言辭，但那都是泛泛而談，並沒有針對袁世凱個人。在此期間，袁世凱也幾次電報召他到北京議事。有人分析說，袁世凱很有可能讓宋教仁取代趙秉鈞出任民國總理。所以，宋教仁被刺，是否有其他勢力介入其中，比如說國民黨內部的激進派？或者居心叵測的日本組織？這個，也不應忽略。在確鑿的證據發現前，所有的爭論都只是一種猜測。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是袁世凱也好，趙秉鈞也好，甚至包括孫中山也好，在中華民國創建之初，對於那種以和平民主方式進行的競爭，一直不是太熟悉，也缺乏把握的能力。於是，對於眾多敏感而警惕的軍人和革命黨人來說，動亂紛爭的共和國，就像是建立在火藥桶上，稍稍的一點火苗，都會引起轟天巨響。

　　國民黨成立初期，由於孫中山正致力於實業建設，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實際上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英氣勃發的宋教仁很想借助於國民黨，幹出一場轟轟烈烈的大事。在他起草的《國民黨宣言》中，明確提出：中國雖號為共和立憲，而實無強健而良善之政黨焉，因此，國民黨決心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根本宗旨，在中國完成共和立憲政治，組織志同道合之政黨內閣。

　　國民黨成立之時，袁世凱一直持觀望態度。觀望，是因為袁世凱對於現代政黨政治缺乏經驗，一時把握不準。袁世凱畢竟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權臣，他對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以及權力的控制，堪稱經驗老到，但在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制議會這套新鮮玩意上，就顯得很外行了。正當袁世凱與孫中山言談甚歡，雙方合作愉快的時候，國會的選舉進入了高潮。在宋教仁的親自策劃和領導之下，國民黨利用強大的組織力量，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國會議員選舉中，擊敗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大獲全勝，在眾參兩院八百七十個議席中獨佔三百九十二席，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國民黨人的勝利，使實際負責國民黨事務的宋教仁躊躇滿志。按照《臨時約法》建立責任內閣的規定，議會第一大黨當然組閣，其黨魁當然出任內閣總理。於是，年輕的宋教仁奔走於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發表競選演說，抨擊時弊，指責政府，極力鼓吹政黨政府。

　　宋教仁這樣的方式，自然遭到了另一種政治理解方式的牴觸──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時四十五分，上海老火車站，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準備乘火車前往北京，參加第一屆國會開幕大會。在檢票口時，突然一個人迎面走來，連開三槍。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兇手從容不迫地離去。到了第二天凌晨，由於子彈攜有劇毒，宋教仁搶救無效，死於上海鐵路醫院，時年三十一歲。

　　宋教仁被刺後，神志還很清楚，掙扎著口述一封信給袁世凱。從信中看，宋教仁一點也沒懷疑袁世凱。宋教仁的信原文為：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窮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佈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

　　　　◇

　　宋教仁的死，引起社會輿論大嘩。袁世凱看起來十分著急，接連發電慰問，又幾次責成江蘇地方當局，懸重賞偵破此案。偵破過程中，有人舉報，警察根據舉報人提供的線索，趕到一家妓院，將主謀應夔丞（亦名應桂馨）抓獲。應夔丞曾任國民黨上海都督陳其美府中偵探。通過應夔丞的招供，又抓獲了兇手武士英。武士英是一個失業軍人，係原雲南七十四標四營管帶。主謀應夔丞交代幕後指使者為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洪述祖曾為台灣巡撫劉銘傳的幕僚，曾經在採購軍火時，侵吞公款被下獄。採購拿回扣，是當時的「潛規則」，並不能說明什麼。民國之後，洪述祖以自己的幹練和能力，成了內務總長趙秉鈞的秘書。袁世凱對他也很信任，隆裕太后頒佈的退位詔書，就是洪述祖草擬的。──看起來，這一回幕後的黑手似乎追到了北京政府，連原來的內務總長、現任代理國務總理的趙秉鈞也逃不了干係。雖然沒有充分證據顯示此事為趙秉均指揮，但人們推測出，如果宋教仁回到北京，極可能取代趙秉鈞擔任總理，因此，趙秉鈞參與謀殺的理由最充分，況且他本來就是特務和警察出身，習慣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案情發展到這一步，種種跡象顯示，袁世凱也脫不了干係了。

　　幾天後，在日本的孫中山趕到上海，在黃興寓所召開緊急會議。極端憤怒的情緒下，孫中山提議拋開法律程序，聯合日本，舉兵討伐袁世凱政府。陳其美和戴季陶也擁護孫中山的主張。雖然黃興極度悲憤，但還是理智地認為，民國已建，應冷靜採取法律途徑處理此案，努力克制事端。況且此時南方武力已不足以言戰，如果發難，則大局混亂，局面不可收拾。黃興提出，既然袁世凱和趙秉鈞已經表態，提議組成一個公正獨立的法庭來調查此事，那麼，一切都有待法律的定奪。在鼓動不力的情況下，孫中山只好聽從黃興的意見，暫時放棄了戰爭。

　　「宋教仁案」在隨後的調查中，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首先，宋教仁被刺殺時，情景令人費解，一個北上即將組閣的中國國民黨代理理事長，身邊一個衛士都沒有；而且，兇殺案發時，車站警察也不見蹤影，兇手僅憑一把手槍行刺後就能從容逃逸。人們無法想像，這事發生在上海這個國民黨的地盤上。其次，兇手武士英被捕後，忽然暴斃獄中；已抓捕的直接主謀應夔丞在數月後，竟然越獄逃之夭夭；最後只剩下了被供出的主謀，原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洪述祖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承認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他辯解說：之所以策劃殺宋教仁，是「滿懷報國之情」，是為了揭露宋教仁，「使世人認清這位革命領袖的真面目」，一切與他人無關。一番調查之後，沒有一項確鑿證據能證明洪述祖所做，是趙秉鈞或者是袁世凱暗中指使。即使是在應夔丞處查到的與趙秉鈞的通電和信件，也是圍繞取締共進會和秘密結社的主旨，不能直接推論趙秉鈞參與指揮刺殺宋教仁一事。上海地方檢察院曾幾次通過北京地方檢察院傳趙秉鈞來上海對質，趙秉鈞都以走不開為托詞推脫。雖然案件一直沒有突破性進展，但社會上的輿論已明顯對趙秉鈞和袁世凱不利。趙秉鈞和袁世凱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三月三十日，國民黨本部在北京召開宋教仁追悼大會，一千多人參加了追悼會。趙秉鈞特派親信王治馨為代表參加。悲慟的國民黨人看見趙秉鈞的代表，群情激憤，紛紛指責宋案為趙秉鈞所為，要求趙秉鈞到會說明情況。王治馨情急之下，大聲辯白說：「洪述祖雖然是內務部秘書，但他的行為係個人行為，與趙總理無關，總理對此毫無預聞。我這裡有洪述祖與應夔丞的來往電文，請主持會議的吳景濂先生查收。現在有人要殺宋先生，但絕不是趙總理！趙總理不能對此事負責，此責自有人負！」王治馨的說法顯然意有所指。這一事件被登到報紙上後，又引起了一番新的騷動。

　　四月三日，趙秉鈞在北京《新紀元報》上發表了一段談話，說：「我和宋教仁，一任內務總長，一任農林總長，以同僚而為至友，他住在西直門外的農事試驗場，離城十里，有時天晚來不及出城，他總住到我家中，我們感情甚洽，無話不談，他離北京南下時，欠了五千餘元的債，都是我替他還的。」趙秉鈞的這段自白，又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為了避免更大的紛爭，不久，趙秉鈞稱病，向袁世凱遞交了辭呈，住進了一家法國醫院。袁世凱解除了趙秉鈞的總理職務，安排他離開北京去天津就任直隸都督。一段時間之後，趙秉鈞突然暴斃而亡。雖然社會上傳聞說袁世凱在給趙秉鈞送去的新疆葡萄裡注射了劇毒，從而殺了趙秉鈞，但袁世凱在趙秉鈞逝世後的沉痛態度，又使很多人對這種說法半信半疑。畢竟，趙秉鈞得罪人太多，即使是被殺，誰殺他都有可能。趙秉鈞的死，使得「宋教仁案」更成了人們注目的「驚天大案」。有人推測，袁世凱極可能就是幕後的元兇；另一些人則不以為然，認為以袁世凱自身強大的實力、難以撼動的地位和聲望，以及做事從不魯莽的風格，根本不會出此下策暗殺宋教仁。畢竟，宋教仁在當時並沒有對袁世凱造成直接威脅，袁世凱犯不著為此丟棄形象和聲望。還有一些人對事件持無所謂態度，因為當時社會民主並沒有形成風氣，皇權和專制的思想仍在，在他們看來，如果總統要殺一兩個「臣子」，不管方式如何，不值得大驚小怪。由於沒有確鑿證據，特別法庭遲遲無法判決，巨大的問號一直高懸，人們拭目以待事情的真實面目。

　　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正式開幕。中心議題是開始制定憲法，並且以憲法之規定選舉正式大總統，建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由於會議程序不明，絕大多數議員角色定位不明，對職責和權力一無所知，對民主政治不明事理，會議一如既往地胡亂爭吵，甚至大打出手。袁世凱一如既往地搖頭嘆息。不過國會開幕的當天即有好消息傳來：巴西承認了中華民國，這是世界上最早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袁世凱心花怒放，畢竟，這是一個好兆頭，相比去年南京國民政府的無人承認，顯然進了一大步。

　　很快，新成立的國會發現了袁世凱有一件大事在瞞天過海，那就是，袁世凱正在操作一項「善後大借款」──以政府的鹽稅作擔保，與五國銀行簽訂了一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合同──借款本來是與六國銀行簽訂的，但美國總統威爾遜認為那些將被接受的條款過於苛刻，對中國主權是嚴重的傷害，因而加以拒絕。袁世凱之所以以如此苛刻的條件借款，並不向國會報告此事，也實屬無奈──如果向國會報告的話，借款根本就辦不成。當年在唐紹儀手上，正因為向國會報告此事，遭致一片反對，六國銀行也取消了借款。這個借款，正是去年借款不成的延續，是袁世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歷經兩年之久的談判才爭取到的。如果這筆借款到位，最起碼，政府可以正常運轉了。

　　善後大借款的消息傳出之後，國民黨人嘩然，在他們看來，袁世凱的這一舉動，公然違背憲法，是對國會權威的挑戰。國民黨人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黃興通電，公開反對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孫中山則向五國銀行寫信，要求拒發借款。國民黨參眾兩院的議員，紛紛表達對袁世凱的不滿，要求以蔑視國會罪的名義，彈劾袁世凱，並向銀團和報界聲明，借款未經國會同意為無效。善後大借款的風波越鬧越大，不過讓袁世凱感到慶幸的是，五國銀行不顧國民黨的反對，很快預付給民國政府二百萬英鎊。

　　儘管善後大借款的事情引起了軒然大波，但西方列強不顧反對，仍對袁世凱政府鼎力支持：五月二日，美國和墨西哥承認袁世凱政府；五月三日，古巴承認了袁世凱政府。英、法、義等老牌強國向袁世凱表態，等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後，也將給予承認。這等於給袁世凱服用了定心丸。有了國際力量的支持，袁世凱的膽子更壯了。不過善後大借款的事繼續成為紛爭的藉口，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五月五日，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聯名反對袁世凱大借款。同一天，國會參、眾兩院否決了袁世凱的借款議案。到了五月中旬，一件更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由一些國民黨激進分子組織的「血光團」準備刺殺袁世凱的行動在京被破獲，案件顯示，黃興跟這個組織有著密切關聯。情急之下，袁世凱氣急敗壞地發表公開談話，痛斥孫中山與黃興：「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同盟會誠非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嘗不能平之。」袁世凱似乎忍無可忍了，在他看來，中國獨特的國情之下，這種扯皮的民主共和制度根本就辦不成事，也無法讓國家迅速強大。袁世凱鐵定心思要施展一貫的鐵腕作風了。

　　這時候的袁世凱，已經意識到黨派和國會力量的重要了。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以立憲派人士為主的民主、共和、統一三黨進行了合併，成立進步黨，理事長為黎元洪，理事為梁啟超、湯化龍、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等。進步黨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跟國民黨相抗衡，在國會中抱團支持袁世凱。針對國民黨控制的五省都督的聯名反對，袁世凱也不示弱，以中央名義，下令免去李烈鈞的江西都督之職，調京聽候任用，以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廣東都督胡漢民調任西藏宣撫使，以陳炯明為廣東都督；安徽都督柏文蔚調任陝甘籌邊使，任命孫多森為安徽民政長兼安徽都督。

　　袁世凱對五省的鐵腕政策，自然激起五省都督的反抗。七月，李烈鈞在孫中山的一再催促下，宣佈獨立；黃興也在南京成立討袁軍；接著，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先後宣佈獨立。國民黨人宣稱的「二次革命」正式爆發。

　　實事求是地說，「二次革命」並沒有贏得廣泛社會力量的支持，當時的各階層，對於各黨派之間的紛爭，已表現出沒有太大興趣。多年以來封建正統的觀念，使得普通民眾更願意寄希望在當朝的袁世凱以及中華民國身上。所以，儘管「二次革命」看起來聲勢浩大，但除了江西、江蘇兩地具有一些軍事力量之外，其餘地方，只不過是虛張聲勢。「二次革命」的爆發，也使「宋教仁被刺案」不了了之：特別法庭很快解散，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移，漸漸地把這件事淡忘了。袁世凱終於鬆了一口氣，算是從這一事件中緩過神來，重新贏回了主動權。

　　袁世凱很快利用他的軍事優勢，在江西戰場，水陸並進，一鼓作氣攻下九江、湖口；在南京戰場，馮國璋以張勳部為前鋒，勢如破竹，很快攻下南京。袁世凱大獲全勝。轟動一時的討袁軍，不及兩月便全線潰敗。無奈何之下，孫中山、黃興敗走日本。不久，袁世凱又平定了豫皖鄂陝交界處的白朗起義。

　　輕鬆地取得了對南方革命黨的勝利，袁世凱深感得意。正是這一場勝利，給了袁世凱信心，讓袁世凱認識到革命黨的真實實力，那些革命黨，也不過如此嘛！此後，袁世凱乘著軍事上的勝利，乘勝追擊，開始對各地方勢力進行「削藩」，基本上實現了對南方的統一：袁世凱先後以不同的藉口解除了湖南譚延闓、浙江朱瑞、雲南蔡鍔、廣西岑春煊的兵權；在長江中下游一帶，袁世凱以湯薌銘督湘，李純督贛，倪嗣沖督皖，馮國璋督蘇；在東南，任命雲南的龍濟光出任廣東都督；又將黎元洪調至京城，以北洋將領段芝貴任湖北都督。其他的地方「諸侯」們，像徐州的張勳、山西的閻錫山、奉天的張作霖等，在袁世凱的恩威並施之下，也變得戰戰兢兢、小心謹慎。袁世凱在操作這一切時，顯得遊刃有餘，駕輕就熟。在這個過程當中，袁世凱總算找到了一點當年的感覺。小心翼翼地當了兩年多的共和總統，袁世凱一直感到憋屈無比，就如民諺中所說的「虎落平川」。現在，乘著軍事上的高歌猛進，袁世凱終於感到心花怒放，可以一釋胸懷了。袁世凱畢竟是一個舊制度之人，一旦能夠大權在握，充分地運用謀略應對各種各樣的事務時，他就會樂在其中不知疲倦。這樣，到了一九一四年，袁世凱已基本將全國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強權政治已初露端倪。

　　袁世凱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輕而易舉地平定了「二次革命」，不僅贏得了國內一片叫好之聲，也贏得了英、美等西方列強的讚許。英國報章在評價這一事件時，把這一事件定性為「決定中國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來統治，還是各省各自為政」，《泰晤士報》的社論讚譽袁世凱「是能使中國免於土崩瓦解的唯一人物」。美國《紐約時報》也在社論中認為：那些舉兵反袁的人，「與其說是人民對北京政府的不滿的起義，不如說是失意政客、干祿之徒要自行上台的一種努力」，並預言「內戰不可能持續很久，其結果是，袁世凱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地位將更加鞏固。這是世人應當引以為幸的事」。可以說，經過這一次洗禮，袁世凱的威信在國內外得到了有效提升。

第十四章　英才，還是梟雄？

　　這個專制政體下培養出的新舊參半的人物，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舊的一面：他還是決定走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過傳統的專制方式，控制住這個國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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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袁世凱一九一三年前後的表現，應該說，「二次革命」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如果說「二次革命」前，袁世凱還在立憲與共和之間猶豫不決的話，那麼，「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便一步一步地顯示他的「司馬昭之心」，決意施展鐵腕與專制。

　　「二次革命」儘管很快得到平息，但卻引起了全國震驚，在很多人看來，自清康熙之後，中國就沒有發生過地方大員起兵造反的事情，現在民國初立，共和剛興，就有國家分裂的內戰爆發。人們自然而然地把這一切，歸罪於「舶來品」共和體制。同時，對於袁世凱來說，輕而易舉地挫敗「二次革命」，讓這個強人收穫了巨大的信心，也使他的「使命感」空前膨脹。這個時候，袁世凱已明顯地表現出對西方共和制以及民主議會道路不認同了。在袁世凱看來，這種以歐美為師的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明顯地不適合中國的土壤。袁世凱決意重拾權威，建立強權，以保證中國進入發展經濟的正常軌道。而他的想法，就是建立一個大權在握的中央集權的「總統制」，這個總統制，甚至比美國總統制的權力更大更集中。

　　如果說最初的《臨時約法》還有著過分限制袁世凱權力的動機，那麼，一九一三年之後的袁世凱，明顯地，就是矯枉過正回歸老路了。這個專制政體下培養出的新舊參半的人物，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舊的一面：他還是決定走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過傳統的專制方式，控制住這個國家的走向。正是出於這種初衷，袁世凱不斷地跟內閣，跟革命黨，跟清廷的殘餘勢力，跟任何一種勢力全力掰著手腕。

　　一九一三年二月，光緒皇帝的遺孀，兩年前在袁世凱的勸說下同意退位的隆裕皇太后出人意料地死了。她的死，引發了社會上很多人對她個人的同情，也引發了一些人對一個逝去朝代的懷念。袁世凱在得到隆裕皇太后的死訊後，臂纏黑紗，下令將已故皇太后的靈柩在紫禁城的大殿裡停厝三天，舉國志哀，萬民同吊。袁世凱想用這樣的方式說明，所有的朝代都是有聯繫的，沒有誰能夠割裂歷史。隆裕皇后的去世，使袁世凱的位置變得更加鞏固，那個已逝去的朝代，又在光影中淡化了許多。

　　袁世凱上台之後，仍是延續了清末新政的路子，在政治和經濟上，推出了一系列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的政策和法規，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了法治框架。比如，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等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了保息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攤還。政府還在整頓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上做了很多工作：收回各地亂發的紙幣，統一鑄造了銀幣（袁大頭），奠定了統一幣制的基礎；制定了銀行和證券交易法規，各種證券和期貨交易所開始在各地湧現；降低稅收，簡化開辦廠礦的手續。制訂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完善了市場機制，諸如《公司條例》、《公司註冊暫行章程》、《獎勵工藝暫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這些政策實施一段時間後，很快獲得了成效──幾年後，很多大公司、大工廠應運而生，社會上興起了一股創辦實業的熱潮，民族工商業迅速向前發展，發展速度也超過以前任何時期。據統計，到政府註冊的工業公司，一九一二年為十四家，一九一三年為二十五家，一九一四年增加到八十九家，到了一九一五年，則增加到一百零二家。還有一些企業，因為當時註冊制度尚不健全，未到政府註冊，因此，當時的工業公司實際數目遠遠不止這些。一九一三年，袁世凱又簽發了《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規定凡各處僑民投資回國興辦實業者，應由各省行政長官通飭所屬從優待遇，協力維持。大大刺激了華僑回國投資的熱情。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僅華僑回國投資企業就達一千零四十二家，後來民國的一批知名企業，如無錫榮氏兄弟、南通張謇所辦的實業等，都是在這個時候創辦並奠定基礎的。統計數字表明，歐戰前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較快，大戰爆發後，發展速度更是很快。到了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竟然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並且略有盈餘，「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這樣的狀態，在晚清乃至民國初年，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奇蹟。當然，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說，社會的進步，並不完全取決於上層建築，人們的需求，以及社會自由度的擴張，本身就是動力。歷史的走向不僅僅是皇帝、大臣、軍閥、梟雄、權勢者和革命者書寫的，各個領域一直努力不輟的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從某種本質的意義來說，後者往往對歷史的進步更具有積極作用。是他們，默默地為中國歷史的進步起著積極推動作用。

　　袁世凱還在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法治的建設方面，推行一系列措施，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訴訟法，以及各種各樣的經濟方面的立法，頗具規模。一九一二年六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不到兩個月，即推行《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廢除了大清刑律中過於殘忍的肉刑、酷刑，對於社會上賭博、吸鴉片及其他一些損害秩序的行為，明確了自由刑和罰金刑。這對於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有效杜絕歪風邪氣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袁世凱政府還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公佈了《文官考試法》，有意為建立現代國家招攬和培養人才。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和財政學等七種為主科，為必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章約法五種為副科，應試者自擇其一。此外，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袁世凱還積極推行軍民分治，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公開宣稱司法獨立，把建立法治國家作為應該堅持的目標。

　　袁世凱自繼任臨時大總統，一直到一九一三年的十月以前，幾乎一年半的時間裡，一直是臨時大總統。從嚴格意義上說，中華民國創立之初，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與當初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一樣，只是地方代表的選舉，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元首選舉，在法律的完備性以及程序上，都有所缺失。因此，袁世凱在國內外局面相對穩定，自己威信不斷攀升的情況下，開始積極穩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了。這項事務的中心，就是要迅速地當選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只要當選為正式大總統，一些法令法規才能得到正式頒佈，並且，也不會忌憚那些自以為是的議員了。出於這樣的想法，平定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的中心工作就是：一面組建新政府，一面籌備提前進行大總統選舉，力圖以一個新政府的形象，爭取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和支持，從而真正地掌握住這個國家。

　　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袁世凱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之後，首先要召集國會成立大會，待國會正式成立之後，組織一個立憲委員會制定《憲法》。國會表決通過後，以《憲法》之規定，開始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的選舉。袁世凱深知，按照目前國會的運作方式，制定憲法肯定是一個馬拉松的過程，如果等到《憲法》通過，自己當總統還不知道猴年馬月呢。因此，一九一三年國會成立之後，袁世凱以正式政府不成立，對外得不到列強承認，對內處理事務不便為由，要求先選大總統，然後再討論立憲法。這樣的方式，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的。國會同意了袁世凱的要求，準備先推出憲法的一部分《大總統選舉法》，然後，定於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進行正式大總統選舉。

　　選舉大總統之前，國會先通過了內閣人選：以進步黨人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由名流梁啟超、張謇、汪大燮等出任部長的號稱「第一流內閣」宣告成立。具體成員為：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內務總長朱啟鈐，外交總長孫寶琦，交通總長周自齊，司法總長梁啟超，教育總長汪大燮，農商總長張謇。

　　一九一三年十月四日，國會憲法會議公佈了《大總統選舉法》。十月六日，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宣佈開場──上午八時，眾參兩院七百五十九名議員，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下進入會場；會場之外，有近千人自稱「公民團」，自動維持院外秩序。第一次投票結果很快出來：得票最多者為袁世凱，得四百七十一票；其次為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最少為孫文、伍廷芳，各得一票。因為沒有達到法定投票人數的四分之三，又依法進行第二次投票，結果，仍沒有人過四分之三票數。這當中，一些國民黨激進派議員一直抱著抵制的態度，投票分散自在情理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只得依據《總統選舉法》：當兩次投票無人當選時，復就第二次得票較多的二人決選，以得票投票人數過半者為當選。根據此項規定，袁世凱、黎元洪被確定為第三次決選候選人。投票結果，袁世凱得票超過投票人數七百五十九名的半數，當選為中華民國正式總統。

　　袁世凱當選總統的當天，英法德日俄等十三國宣佈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次日，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也就是中華民國第二個國慶之日，袁世凱在宏偉壯觀的紫禁城太和殿，面對文武百官及各國駐華使節，宣誓就任總統。袁世凱身著大元帥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主張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將採取漸進，而不是急進的方式，以國家人民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擲，「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澤，尤不可使斫喪無餘也！」號召全國人民精誠團結，集中精力，建設強大的中華。原先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是時的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就職演說。」當天，還舉行了隆重的國慶慶典和盛大的閱兵式，袁世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北洋精銳部隊精神抖擻地從天安門廣場走過。這一天，袁世凱還向有功於中華民國的人員，分別授予了一、二、三級勳位；接見了外國駐京使團；舉行盛大國慶宴會……活動一個接一個，結束時東方已破曉了。

　　當上正式大總統之後，袁世凱開始重塑自己「政治強人」地位，向中央集權的總統制進軍了。袁世凱的首要動作，就是對不利於自己的政治架構動手，在袁世凱眼中，這些互相扯皮和推諉的國會、責任內閣和政黨政治都是束縛自己手腳的桎梏，效率的低下，水平的參差，動機的不純，使得袁世凱深感這種無序的民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尤其讓袁世凱感到頭痛的，是政黨和議會對事務的操縱，以及各省對中央政府的不尊重──在那些政黨、議會、地方政府眼中，中央政府缺少權威，也沒有權力，因而竭力不把中央政府當回事。袁世凱覺得最迫切的，就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來推進中國的改革，也保證中國不四分五裂。主意拿定之後，袁世凱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準備重拾自己的中央集權了。

　　平心而論，袁世凱重拾中央集權的舉措，從加強統治的角度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很快奏效的。在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在「官智」和「民智」尚未開啟，也就是說，在社會大多數成員尚不明白自由、民主的權利和義務，不願意也不能夠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情形下，所謂的責任內閣、政黨政治等形式只不過是徒具虛名。民主的背後，很容易被少數人操縱。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最高權力的多元化結構模式，固然有助於防止個人獨裁，但在中國急需恢復秩序與穩定的時候，這種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已將政府的權威抵消，並不利於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甚至，有可能導致中國的分裂與滅亡。

　　如果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客觀地來看，「二次革命」之後的袁世凱，彷彿置身一個十字路口，所面臨的是艱難的選擇──如果重拾集權的方式，雖然可能在短時間內初顯成效，但從長遠角度來說，這樣的方式，無疑對於中國民主土壤的培育是一種致命的創傷；而如果選擇繼續擴大民主，又必須面對國內一段時間的混亂，甚至，這種混亂會持續很長時間，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堅持對於中國的進步，又是極具積極意義的。這樣的兩難選擇，讓袁世凱絞盡腦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明顯地就是一種悖論，根本就沒有最佳選擇。在無法獲得完美結果的前提下，以袁世凱的知識背景和習慣，當然會孤注一擲地選擇專制和獨裁。袁世凱還是想以一種重回老路的方式，以短時間的集權，來換取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畢竟，在袁世凱看來，這個古老國度所缺少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有序。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只有犧牲民主和自由了。袁世凱最推崇的政治模式，還是如日本天皇、德國皇帝、俄國沙皇那樣，既有無上權威，也能成功地推進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
　　很快，因為利益和認識上的分歧，袁世凱與議會的矛盾凸顯。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袁世凱跟「代表民主」的國會掰手腕了。在此前後，袁世凱以一些同盟會議員與「二次革命」有聯繫為藉口，逮捕、槍殺了四名同盟會議員，不過，由於同盟會議員基數大，以依法遞補原則，同盟會議員依然居半數，袁世凱一時也奈何不得。袁世凱又向國會提出，組織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修改中華民國當初制定的《臨時約法》，制定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很快，起草委員會成立了，並且在天壇合影留念。但讓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憲法起草委員會完成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十一章一百一十三條，在對總統的限制和擴大國會權力方面，可謂有增無減，除了堅持責任內閣外，還準備特設「國會委員會」一章，意在國會閉會期間，對袁世凱的緊急命令、財政處分等，進行限制。

　　袁世凱在得知憲法草案內容後很不高興，他一方面調集中外法律專家進行逐條研究，一方面向眾議院提出增修原《臨時約法》的咨文，要求增加大總統的權力，以利國家的運轉。國會對袁世凱的要求置之不議。袁世凱惱羞成怒，通電各省地方軍政長官，要求對憲法草案，明確表示政治態度。各省都督、民政長紛紛致電，表示要求解散同盟會，修改約法。

　　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發佈總統令，以同盟會發動「二次革命」為由，下令解散同盟會，收繳同盟會議員證書、徽章。這一命令是由國務總理熊希齡及全體國務員（各部總長）共同署名的。這樣，同盟會共四百三十八人被剝奪議員資格。國會不能達到法定人數，已名存實亡。到了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袁世凱乾脆連裝模作樣的國會也不允許存在了──他與國務總理熊希齡共同署名，發佈總統令解散國會，停止各議員職務，每人發給四百元路費飭令回籍。這樣，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成立到正式解散，只存在了九個月。國會解散之後，袁世凱又另起爐灶，下令組成政治會議暫行國會職能，由各省區、國務院、總統府三部分人組成，具體辦法為：各省區各二人，國務總理派四人，各部各一人，總統府十人，計六十九人。袁世凱的代表中，有李鴻章的侄子前清雲貴總督李經羲，民國元勳之一的蔡鍔，頗有名氣的法學專家楊度，以及梁敦彥、樊增祥、寶熙、趙惟熙、饒漢祥、馬良、楊士琦等。一個政治上與總統保持一致的、中國式的「國會」正式誕生了。與此同時，袁世凱宣佈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修訂約法。三月二十四日，經修改過的《中華民國約法》十章六十八條終於出台。重要修改為：一、採用總統制，大總統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二、取消參議院、眾議院，立法以人民選舉之議員組織立法院行之；三、取消國務院，行政以大總統為首長，署國務卿一人贊助之；四、大總統經參議院同意，解散立法院；五、參議院應大總統之咨詢，審議重要政務；六、憲法經參議院審定後，由總統提交國民會議決定；七、國民會議由大總統召集並解散之；八、憲法由大總統公佈之；等等。五月二十六日，袁世凱下令停止政治會議，成立御用的咨詢兼代行立法機關參政院。

　　至此，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加給袁世凱的一切羈絆，都被這位強有力的舊式官員掙脫了。在西方政體與舊式集權的爭鬥中，前者一敗塗地，後者大獲全勝。

　　《約法》公佈的同時，袁世凱對中央政府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一、取消國務院，改設政事堂，任命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為國務卿。政事堂直接對總統負責，協助總統行使職權。國務卿僅對大總統負責。這樣就解決了民國以來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權限爭論，將權力更有效地掌握在總統手中。袁世凱又公佈了各部部長名單：外交部長孫寶琦，內務部長朱啟鈐，財政部長周自齊，陸軍部長段祺瑞，海軍部長劉冠雄，交通部長梁敦彥，司法部長章宗祥，教育部長湯化龍，農商部長張謇。二、改總統府秘書廳為內史廳，內史廳的實際權力，比秘書廳要大很多。

　　參政院還通過了經修訂的《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十年，連任不限；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三名，預先將其姓名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臨選時取出，交選舉會選舉。這樣的方式，看起來已沒有現代民主政治的清新氣息了，所有的一切，在不知不覺中，已飄浮著濃烈的陳腐氣息。

　　收回行政大權的同時，袁世凱在軍事方面也大權獨攬：先是成立了「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約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大總統為陸海軍大元帥，統率全國陸海軍。這樣，袁世凱就成了這個辦事處的法定首長，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的權力被削弱。為了進一步控制軍隊，袁世凱又以北洋軍已顯暮氣為理由，在統帥辦事處另行編練模範團，由大兒子袁克定親自掌握，企圖通過這種方法，倣傚新建陸軍的思路，重新栽培服從自己的軍事骨幹，陸續派到各支軍隊之中，以控制各地的武裝。

　　一九一四年很快就到了，隨著諸多絆腳石的除去，袁世凱大權在握，變得專橫獨斷。很多人都有著相同看法，今日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看起來越來越像三國末年的曹孟德了，既擁兵自重，又大權獨攬。一部分人開始擔心，另一部分人則為袁世凱的初顯強權叫好。

　　這一年，袁世凱還恢復了中斷一段時間的天壇祭拜儀式以及官方的祭孔儀式。跟歷史上所有集權者一樣，袁世凱一直在尋找一套跟他的專制相匹配的意識形態。袁世凱不可能看得很遠，他依舊是向後看，還是想通過重樹孔孟之道的權威來恢復秩序。畢竟，「三綱六紀」的道德倫理讓中國人馴服了幾千年。當鬢角花白的袁世凱身著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禮服像模像樣地祭天時，看起來怎麼都有點滑稽的感覺。那些熟悉袁世凱的人突然意識到，這哪裡是一個民國時期的大總統呢，這分明是一個前朝的舊式人物。袁世凱就像是從墓穴中爬出來的人物一樣，周身散發出的，是濃重的腐朽氣息。當年這個人身上的強悍與銳氣，就如同他身上的青春氣息一樣，一去不復返了。

　　到了這個時候，可以說，經過三年的苦心經營，袁世凱按照中央集權原則所做的一切已有了回報，一套高度集權的行政統治秩序已初顯端倪。袁世凱東山再起後的權力獨攬，以及他為加強中央集權所做的努力，《劍橋中華民國史》一書作了系統分析：

　　袁建立的獨裁統治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軍事上佔領中國的廣大地區，袁的軍隊以前被排斥到這些地區之外。戰勝二次革命給他提供了這個機會。在打敗了革命黨人之後，袁得勝的機會不僅繼續留了下來，而且還伸展到許多沒有參加起義的省。最後，除六個省外，所有內地省份都這樣被佔領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邊遠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國的四分之一──也受到脅迫，省的領導只得遵照袁的方案辦事。而軍事佔領只不過是重新改組的總體計劃的最初步驟。因此，第二階段就要剷除辛亥革命以來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現形式。省裡任命官吏的權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當官的規矩──一九一二年實際上已被顛倒──又復活了，並逐漸得到了施行。這兩項改變的影響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職。甚至在浙江，儘管它是北洋軍沒有進駐的六個內地省之一，並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腦，但在獨裁統治下，浙江籍的縣知事的比重也顯著地下降了。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中國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從未被超過，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一九一三年末的一段時間裡，內閣宣佈的政策是，為完全撤銷省經行政單位而努力。最後證明是不願意走得那麼遠。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春的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職責中，袁頒佈條例，在削弱各省軍方權力的情況下，加強各省巡按使的權力，頭銜改變了；確立了有利於文職官員的地位先後次序；軍方不再參與民政事務，包括收稅和任命縣知事。頒佈這些條例，還不等於就達到了根本目的──恢復十九世紀中葉太平軍叛變以來已經降低了的、辛亥革命基本喪失了的文職官員在政治上的優勢。例如，主要的北洋將領、南京的馮國璋就難以被限制在軍營內。然而確曾試圖這樣做；他的作風受到了北京控制的約束，足以使他心懷不滿。袁在全國範圍內的勢力網，開始時是用軍事行動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就轉變為純粹的文官政府。但獨裁統治有計劃地要朝那個方向行動。

　　　　◇

　　這時候的局面是，袁世凱雖以強人的姿勢登上最高權位的寶座，但他並沒有確立上通下聯、運作有序的政權架構。從總體上來說，對於袁世凱，所有的一切仍顯得嚴峻無比。在這種百廢待興的無序之中，每一種利益集團，都想為自己爭得最大利益，將問題弄得更加複雜化。而袁世凱全力推進他的中央集權時，不可避免地遇到方方面面強大的阻力。這些阻力來自於革命黨，來自於手握重兵的地方總督，也來自於那些廢除科舉後斷了生路無所事事的士子──那些各省的都督本來就不是依靠袁世凱攀上地方大員位置的，所以對袁世凱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不僅不買賬，相反還要求中央再擴大他們的權力，否則就進行抗議或從中作梗。而那些擲出了很多年光陰，最後卻走投無路的舊式讀書人，對於袁世凱，更是恨得咬牙切齒。當然，這當中還牽涉到袁世凱原先的老部屬段祺瑞、馮國璋等，這些完全靠槍桿子起家的軍閥們，當他們的權力遭到削弱時，完全可以想像他們的恨意和不快。與此同時，潛在的敵對因素還有無數在一旁看熱鬧，對於中國的嘩變感到無所適從，只喜歡人云亦云或者隨意起哄的人，他們也懷著天生的惡作劇心理，等待著一場活報劇的上演。

　　看起來不可一世的強人袁世凱，就像一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泥菩薩一樣，四周皆是風生水起。所有轉型時期的矛盾就這樣潛伏著，覬覦著，它們蠢蠢欲動，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出洞，就會宣洩和放大。它們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也終於等來了一個好機會。

第十五章　公心，還是私利？

　　袁世凱回想起當初的決判，一直覺得恍惚莫名。自己在群魔亂舞之中，怎麼就突然失去主意了呢？原先袁世凱的果敢、堅定甚至鐵血的品質，彷彿突然被一陣風刮走，留給他的，只有軟弱、優柔寡斷、患得患失以及聽之任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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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心平氣和地回顧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過程，研究其產生、出籠、嘩變，實事求是地說，袁世凱所做的一切，並不完全出於個人偶然的動機或者私心，這樣的結果，是由當時還佔據支配地位的封建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可以說，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一個不滅的皇帝夢。袁世凱也是如此。只不過就身居高位的袁世凱來說，皇帝的夢想指日可待，似乎只要願意伸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既然如此唾手可得，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一個古老的封建國度，由皇權轉入民主代議制度，這當中的過程，絕非只是廢除一個皇帝，或者三五年數十年就可以改變的。它甚至要數百年的時間，才能慢慢消除習慣和影響。中華民國推翻了數千年的帝制，對於社會民眾來說，當然大快人心。但同時，自然而然地，整個國家和社會也會遇到帝制沉沒後的很多問題──中國運轉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從政治實踐和生活實踐中慢慢形成的文化整體。在這個整體結構中，帝王只是其中一個環節，還有相應一整套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以及與它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系、道德倫理、社會生活方式以及價值系統。現在，皇帝垮台了，那種支離破碎的體系卻有強大的慣性，依舊左右很多中國人的行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對於很多人來說，天子消失之後，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也彷彿亂了套似的。很快，人們變得不習慣了，不習慣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生活。人們感到困惑的是：以選舉方式推舉出的國家元首，總是缺少思想意識上的公認權威，讓人不由自主地疑心政府的合法性。

　　經濟的衰敗，道德的淪喪，士子的失落，以及各種各樣的危機所引起的人心浮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可想而知。讓普通民眾感受最深的，是道德和秩序的混亂──民國政局的社會風氣，比清末時更為敗壞，儒學和道德變得鬆弛，人們在掙脫封建綱常禮教之後，變得無所適從，社會在短時間內處於一種失範狀態。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力更重要。眾多沒有安全感，對於這個時代感到困惑和失落的人，或哀怨，或抱屈，競相發洩自己對現實的不滿，或者沉湎於對逝去時光的懷念。在他們看來，舊的皇帝被推翻了，新的權威建立不起來，普通國民如喪考妣，社會精英一籌莫展。新建的中華民國，更像是開張時掛出的一面空招牌，不僅店舖內什麼都沒變，而且社會秩序遠遠不如革命前平靜、安寧。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湧動著一種渴望，那就是，中國急需建立新的權威，以穩定紛紜複雜的社會秩序。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以回望昔日盛世為特徵的復辟派應運而生了。袁世凱，這個曾經的激進和改良派，自然而然向後轉，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復辟派目的很明確，就是在新秩序不穩定甚至瀕臨崩潰的時候，重新恢復舊秩序，以穩定社會。一開始，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復辟者，是試圖從對道德的尋覓中復古的。面對綱常崩潰的局面，尊孔團體大量湧現，強烈的尊孔復古思潮開始反彈。這些民間組織試圖以扶翼聖道為宗旨，力挽當時的道德頹勢。袁世凱對於秩序的維護自然持贊同態度，他不僅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正式發佈尊孔令，宣稱孔子為「萬世師表」，「放之四海而皆準」，還親自參加了好幾次祭孔儀式，以示支持。很快，由恢復孔孟之道為宗旨的活動開始延伸──以康有為、勞乃宣為首的孔會，轉變成了擁清復辟派，他們開始活動，鼓吹還政於清，進行立憲。「復辟」提法一出，就激起了一些人的共鳴。但在復辟的對象上，人們表現得並不一樣。恢復滿族的皇權地位，顯然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所不願意的。雖然大多數人對於擁護清廷不感興趣，但對於帝制本身，依舊有很深的情結。人們都在激越地探討重新立一個皇帝的可能性。慢慢地，這股潮流越來越大，整個社會一片呼喚帝制之聲。人們都把民國之初社會動盪不安、道德淪喪、人心渙散等問題，歸結為沒有絕對權威的緣故。中國文化一直是習慣於向後看的，在現實的壓力之下，人們不約而同地對於過去的時光進行集體緬懷了。

　　這時候的袁世凱，也從這種越來越氾濫的思潮中，找到了共鳴。袁世凱本來就一直對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的鬆散局面感到不滿，尤其是對共和制的辦事拖沓、扯皮忍無可忍。在習慣於專制和集權的袁世凱看來，這種國體，在社會轉型的節骨眼上，根本就無法凝聚人心，無法對社會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形成推動力。並且，當時的狀態是，各省名義上揮舞著共和制的旗號，但在暗地裡，都不把新生的共和國當回事。在袁世凱看來，中央政府雖然號稱中央，但南方各省各自為政，根本控制不了。除了外交一事外，其他諸如人權、財權、軍權都由南方各省都督操縱，已很難控制，袁世凱一直不得過問，也不敢過問。先前鬧革命的各省中，多數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當地安插人員。僅在北方三省，即直隸、河南、山東，以及可以勉強算上的東北，袁才能夠行使職權，安排人事。不僅如此，甚至連他一手培植起來的北洋舊部，自段祺瑞以下，也都羽翼豐滿，不太聽招呼了。一個類似歷史上「藩鎮」割據的局面粗具雛形。

　　讓袁世凱最為頭痛的，是共和國的經濟受困於各省的各自為政：據財政部的報告，自民國元年到二年十二月，各省實際交納到中央的款項才二百六十萬元，而且，這些款項基本上還是北洋集團勢力所及的幾省所交納的。不交納款項，受惠最大的是地方，各省截留的稅收、田賦，用於養兵養政，而吃虧最大的是中央。這同樣也說明中央集權的必要。袁世凱當然把這一切歸罪於共和制。基於這樣的想法，袁世凱開始湧動恢復帝制的願望。當然，袁世凱將自己的想法一直深埋，不讓它露出一點頭來，他擔心的是帝制恢復所引起的震動。作為一個老辣的職業政客，袁世凱當然知道政治的遊戲規則，一項改變的成功，非得天時、地利、人和不可。

　　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中國一個強大的信號，大戰期間，原先被壓抑了的各種矛盾，彷彿點燃了導火線似的，變得瘋狂起來。一些人開始對民國以來的政局進行反思，並公開發表政見。原先一直蠢蠢欲動的君主與民主之爭，一下子成為熱門問題。

　　擁袁世凱為帝，最開始，是由湖湘才子楊度奠定理論根基的。楊度曾拜湖湘大儒王運闓為師，後來東渡日本學習政法，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制度。在日本期間，孫中山曾經勸楊度參加革命，特立獨行的楊度拒絕了。清末時袁世凱倡導立憲，一直視楊度為智囊，親自題匾稱楊度為「曠代逸才」。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確立民主共和，楊度一直持有異議。一九一五年四月，楊度完成論著《君憲救國論》，該文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論述君主立憲救國的理由，中篇論述總統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憲。楊度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終歸亡國而已。在楊度看來，共和國必須有很深的民主自由傳統，一般意義上的共和國，經濟強盛，軍事實力相對較弱，比如美國和法國等；共和國的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往往導致政局不穩。至於君主立憲國家，一般都有服從和等級的傳統；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來說軍事實力比較強大，比如英國和德國。楊度還根據中國國民認識的現狀出發，認為中國人多數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因此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

　　以楊度一知半解的理解，君主制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政局能夠長期保持穩定。因為君主制不存在最高權力的更替，僅憑血統繼承，這樣就避免了因共和制所引起的變更紛爭。很多國家因為共和制所產生的紛爭，幾年就會出現一次，此聯彼抗，會引起全國性的動盪。如果加上有野心的外國乘機縱橫於各派之間，挑撥離間，那麼就會出現如此局面：一是各國瓜分中國；二是各國出兵代中國平亂，最後也是亡國。所以，楊度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實行君主立憲制是救亡圖強的最佳方案。

　　應該說，楊度這篇論述君主立憲制的文章，既考慮到了中國國情，也考慮到了文化傳統，並且列舉了中國實行共和制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如果單純從學理角度進行探討，本來也無可厚非。但這篇文章在中國已經轉入民主共和國體的情況下拋出，可以說是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引起了一片動盪。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具體實行什麼國體，是否共和與立憲，與其說是理性的安排，是各國根據自己實際情況所做的自我選擇，還不如說是時勢的產物。也許，在中國沒有選擇共和制之前，君主立憲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中國既然已經選擇了共和的道路，那麼，這個龐大的古國在負重前行一段時間之後，就不容易，也無法再掉頭走回頭路了。歷史前行中的反覆，很容易授人以柄，並引發混亂。這樣的情況，就如同一輛負重前行的車輛一樣，既然已經行駛了，而且提速了，又突然轉向，那種巨大的離心力，是很容易導致翻車出事的。這種改弦更張所造成的巨大的後果，是楊度沒有考慮到的。

　　楊度完成這一篇鴻文之後，一方面呈送袁世凱，另一方面，又在軍政各界中廣為散發，繼而又在報章上公開發表，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和共鳴。袁世凱在讀到楊度的這一篇文章之後，深有感觸，一方面是中華民國成立後的一系列問題，讓袁世凱大傷腦筋；另外一方面，是袁世凱一直有君主立憲的情結，對於這種國體相對親切和熟悉。袁世凱最崇尚的，是德國的君主政治制度。在他看來，中國和德國在傳統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強調國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集體利益至上，對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較少給予考慮。德國之所以能在短時期內迅速崛起，與它擁有強大專制力量的立憲政治制度有關。只有相對專制的制度，才能保證一個孱弱的國家排除各種各樣的干擾，全身心地投入經濟建設，迅速走向富強。

　　無獨有偶，如果說楊度的觀點代表一部分國人觀點的話，那麼，同樣在這個夏天，美國人古德諾闡述的理論，似乎更能代表國際上一些人的看法，因而對袁世凱更具參考價值。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凱的憲政顧問、極富名望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應邀到中國考察一番後，根據考察成果寫成《共和與君主論》一文，發表在《亞細亞報》上。古德諾的這篇文章，從純學理、法理出發，對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一一進行了評述。主要觀點是：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並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分，關鍵在於是否適合本國國情，因為政治制度的決定，關鍵在於本國的歷史沿脈和傳統。古德諾所言，也是考察歐美各國的實際情形後得出的結論。在論及中國國體時，古德諾論證道，中國有數千年的帝制，大多數人民智識不高，也沒有參政習慣。四年前中國由封建專制一舉變為共和，顯得太突然，跨越太大，因而很難有良好結果。古德諾認為，君主國體比共和政體更適合中國，這點不容懷疑。以中國歷史、傳統、經濟狀況及其與外國列強的關係狀況，採取君主制比採取共和制更有利於國家的發展。與楊度的看法一致，古德諾認為，君主制還可使中國政治趨於穩定，避免在總統繼承問題上釀成禍亂，因為中國人不太懂民主，很難保證在民主政治的實施過程中不使用武力。如果這樣，中國就會有分裂的危險。如果要保持國家獨立，中國必須發展立憲政府。

　　與楊度、古德諾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中國政府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有賀長雄也寫了一篇《新式國家三要件論》，認為一個新式國家必須具備三大要素：一是以民主規則運行的國會，二是司法獨立，三是小學教育之發達。有賀長雄認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三大要素，因此還是以「舊式」帝制為好。接著，有賀長雄又寫了《日本立憲而強》一文，鼓吹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強，就是因為採取了君主立憲政體。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如果實行君主立憲，一定會很快強大起來。楊度、古德諾以及有賀長雄之流的鼓與呼，很讓中國當時一批政要，尤其讓遺老遺少以及舊式知識分子找到了共鳴。很多人從簡單化概念化的理解出發，以為國體一變，只要中國出現皇帝，有新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很多社會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當中，最積極鼓吹和響應的，就是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袁克定這時候已從德國療傷歸來，一直向袁世凱大肆鼓吹德國的先進制度，包括君主制等等。袁克定鼓吹君主制，是有私心的，君主制為世襲，袁世凱如果當皇帝，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袁克定自己。

　　一九一五年八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動下，由楊度領銜，聯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共同發起成立了「籌安會」，時稱「六君子」。在這六個人當中，除了楊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劉師培和嚴復是學術泰斗；孫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會的骨幹，辛亥革命時都是衝鋒陷陣的人物，曾經當過省都督。在他們當中，嚴復的思想較有代表性──在嚴復看來，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中國最好還是保留帝制，但應進行適當的憲法約束，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找平衡點；況且，民智的淺深與君權的輕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開化的情況下，倉促實行西方民主，可能會引起社會的激變。個性怪戾的嚴復對袁世凱也有「一針見血」的評價，在嚴復看來，袁世凱充其量只是帝制時代一個能幹的總督或者巡撫，如果要帶領國家與列強相抗衡，則太缺乏科學和哲學知識，也太無世界眼光；但嚴復又認為，只有袁世凱才是當下中國唯一的強者，代表著秩序和集權，即使不能立即採取強國的措施，至少也能盡快結束讓人瘋狂的無政府狀態，制止中國走向分裂。

　　「籌安會」在發表的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時，全國人民激於一時情感，倉促成立共和國體，沒有人敢於提出不同意見，以致很多「深知之士」明知其後患無窮，也「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宣言援引了拉丁美洲各國內戰不止的事例，證明共和制的不切合實際。宣言同時表明，籌安會的宗旨，就是以學術團體，「籌一國之安」，「將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己見，以盡切磋之議」，希望「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

　　「籌安會」開始的宗旨是對帝制進行單純的理論探索，但隨著事態的進展，很快就發展成為帝制搖旗吶喊的組織了。籌安會在北京成立之後，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隨後，籌安會組織了會員進行國體投票，投票的結果自然是贊成帝制。接著，籌安會發出第二次宣言，準備組織各界公民請願團，向參政院遞交更改國體的請願書。

　　恢復帝制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在這種形勢下，參政院開會，研究處理公民請願問題。政事堂左丞楊士琦代表袁世凱發表書面講話，聲稱：「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這種吞吞吐吐的表態，對於變更國體態度不明，似乎既是贊成又是反對。不過弦外之音顯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國人民硬要袁世凱做皇帝的話，他也會尊重和服從國民的意願。

　　袁世凱的半推半就，明顯地就是慫恿人們繼續努力。人們看出了袁世凱的心思，爭先恐後地開始「進諫」了。粵系首領、被調離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親自領頭發起和組織了「全國請願聯合會」，會長為沈雲霈（梁士詒親信），副會長為蒙古親王那彥圖以及袁世凱的表親張鎮芳。該組織很快成為帝制運動的指揮中心。局面已變得不可控制了，人們懷著各種各樣的目的，紛紛成立團體，聯名請願──這當中有將軍府請願團、軍警請願團、商會請願團、學界請願團、教育請願團、人力車伕請願團……甚至還有乞丐請願團與妓女請願團。值得一提的，在將軍府請願團中，第一個在贊成帝制請願書上簽名的，就是後來第一個豎起反袁大旗的蔡鍔將軍……這團那團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敦請袁大總統順從民意早日稱帝，以恢復中國自古就有的君主制！

　　面對如火如荼的請願浪潮，袁世凱很難保持冷靜。最讓袁世凱感到壓力的，是各地將軍和護軍使的聯合勸進文，在勸進書上簽字的，都是各地手握重兵的將軍。勸進文錚錚寫道：「芝貴等實見中國國情，非毅然捨民主而改用君主不足以奠長久之治安，是以合詞密懇元首，俯仰輿情，扶植正論，使國體早得根本解決，國基早定根本之地位。」在勸進書上簽字的北洋及地方軍人有：雲南蔡鍔、廣東龍濟光、奉天段芝貴、河南趙倜、山東靳雲鵬、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沖、四川陳宦、江西李純、雲南唐繼堯、陝西陸建章、甘肅張廣建、湖南湯薌銘、浙江朱瑞、山西閻錫山、吉林孟恩遠、黑龍江朱慶嗣、福建李厚基、綏遠潘矩楹以及察哈爾張懷芝等。各地鎮守使也不甘落後，也聯合搞了一個《鎮守使聯合呈文》，文中更是肝腦塗地勸說袁世凱改變國體。

　　即使這個時候，袁世凱看起來尚未表現出對恢復帝制的迫切熱情，他的態度一直搖擺曖昧，給人感覺他還是沒有拿定主意。袁世凱還是擔心國體的改變可能會給國家和國民帶來巨大動盪。袁世凱對馮國璋等人說：「以事實論，民國總統既無異人任，且今日行總統責任制，權利無所不足，何故為此？」「即使改為君主，也未必比現在更好！且所謂君主者，不過為世襲……我對於我的兒子，即使是給他們一個排長的職務，也難以放心，怎麼可以以天下之重任交給他們呢？而且自古以來，君主傳不了幾代之後，子孫往往遭受到不測之禍，我何苦要把這樣危險的事情加於我的子孫呢！」袁世凱的這些談話，雖然有虛偽的成分，但他絕不是一個愚蠢的笨蛋，當然知道當皇帝的風險。如果以巨大的風險作代價，僅僅換取一個皇帝的名頭，這對於一個年屆花甲、子孫繞膝的老人來說，是很難下得了決心的。

　　龐雜的帝制浪潮中，只有極少數人發出不同聲音。這當中最為堅決的，就是梁啟超。梁啟超在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時，就跟袁世凱有接觸了，當時的清廷洋顧問李提摩太從日本來中國，梁啟超還讓李提摩太帶了自己的近作給袁世凱。袁世凱很快投桃報李，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廷讓袁世凱復出擔任總理大臣，袁世凱任命梁啟超為法部副大臣。梁啟超雖沒就任，但對袁世凱心存感激，雙方也一笑泯恩仇。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盛邀梁啟超回國。梁啟超回國後先後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約法會議議員等。袁世凱為加強中央集權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大都也得到了梁啟超理論和實際的支持。此後，梁啟超雖然沒跟袁世凱唱反調，但對袁世凱的越來越專制，也表示出警惕。袁世凱試圖改變國體，梁啟超是不贊成的。帝制運動高潮之時，梁啟超寫下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全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梁啟超表示，國體的問題，不是自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結果，既然中國已經走上共和，那麼，也就不宜人為地改變；如果進行人為改變的話，那麼，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動盪，遭到歷史的唾棄。

　　應該說，梁啟超的眼光是相當獨到的，他對中國國體的看法，與其他諸多觀點一樣，相當清醒，具有強烈的思辨精神。但梁啟超的這點看法，在眾人皆睡的情況下，如星光濺出，早已被周圍的黑暗淹沒。

　　與梁啟超持相同看法的還有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袁克文是一個才子，也是一個名士，這個享樂主義者一向對政治若即若離，但對底層狀況和知識界比較瞭解。帝制活動甚囂塵上時，袁克文寫了一首詩，諷諫袁世凱不要去做政治冒險，詩云：

　　　　乍著微綿強自勝，荒台古檻一憑陵。

　　　　波翻太液心無住，雲起蒼崖夢欲騰。

　　　　幾向遠林聞怨笛，獨臨虛室轉明燈。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袁世凱帝制運動中，最重要，也是心思最複雜的群體，就數段祺瑞、馮國璋等手握重兵的北洋軍人了。雖然袁世凱對這些手下大將一直很倚重，也有很深的私人情緣，但段祺瑞和馮國璋知道，袁世凱一旦稱帝，皇位世襲，他們的「總統夢」便會隨之破滅，就得終生俯首稱臣。從內心當中，這些老部下也是有牴觸的。並且，袁世凱自當政後，一直強調「軍人不得干涉政治」，要求各省的都督只管軍事，各省又另設一個民政長，相當於現在的省長。這樣的方式，也讓軍人出身的段祺瑞和馮國璋很不感冒。馮國璋因跟袁克定關係一直不睦，對袁世凱的稱帝更是心有忌諱。馮國璋在梁士詒等人的聯名勸進之下，一直不表態，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而段祺瑞呢，袁世凱取消國務院改設政事堂，任命徐世昌當國務卿，段祺瑞心中大為不快；袁世凱設立統率辦事處，回收軍權，段祺瑞就更不開心了。此番袁世凱想當皇帝，更讓人難以接受，段祺瑞乾脆向袁世凱稱病，去西山療養。

　　如果說袁世凱稱帝是一場大戲正在上演的話，那麼，全社會的人，都自發參與進來了。起先是圍觀，然後，一個個不甘寂寞，躍躍欲試想登台表演。他們一邊聲討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一邊讚頌自己數千年的君主制，武斷地把當今社會的一切不妥之處，都歸結於沒有皇帝的緣故；異口同聲地強調如果一日無君，必定國將不國、綱常不再、四分五裂……歪嘴和尚唸歪經的事情變得層出不窮：在京城，警視廳通知全市賣元宵的人，改「元宵」為「湯圓」，並在店舖前書寫「湯圓」二字，以便利市民叫買。這當中的原因是警視廳自覺接受「社會賢達」的意見，認為「元宵」音同「袁消」，於袁世凱不吉。有人為此撰寫打油詩謂：

　　　　偏多忌諱觸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條。

　　　　放火點燈都不管，街頭莫唱賣元宵。

　　袁世凱的老家項城也傳來消息，父親袁保中墓旁，已長出了一條長達一丈多、形似龍形的紫藤。頗信風水的袁世凱聽後半信半疑，悄悄派袁克定回鄉察看。袁克定到達項城後，寫了一封信告知袁世凱：「藤滋長甚速，已粗逾兒臂，且色鮮如血，或天命攸歸，此瑞驗耶！」……除了這件事外，各種祥瑞現象出現的消息也紛紛傳到袁世凱耳中。京城的一位天文學家呈文給袁世凱，說他夜觀天象，發現一顆大星高照，呈帝王之相，經勘測研究，大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項城。現在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將達北京上空，照臨袁大總統的皇帝寶座……那些居於中南海的家僕們，也不斷地為本已濃烈的帝王氛圍「增光添彩」──有一天，茶童送茶給袁世凱，袁世凱正在睡覺。茶童一不留神，將手中的上等碧玉杯打碎，這隻杯子，是朝鮮國王當年送給袁世凱的。袁世凱驚醒後，茶童怕怪罪，慌忙說剛才看見睡在床上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全身閃閃發光的大金龍。茶童這樣一說，袁世凱自己也變得迷糊了。其他僕人也捕風捉影，說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龍掠過，又編出很多故事和徵兆。還有一次，袁世凱正準備睡覺，忽然聽見院內人聲嘈雜，一個侍從滿頭大汗、驚慌失措地跑來──原來，在居仁堂旁邊，竟然出現了一條大蛇。袁世凱忙趕過去，果然看到一條大赤蛇，通體呈深紅色，正伏在假山的角落裡。待袁世凱走近，那條大蛇還朝袁世凱點點頭，然後順著假山慢慢遊走，鑽入洞穴之中。後來有人認為這條蛇是袁克定等一幫人故意隱匿的，以騙取袁世凱相信天命。也可能，這一條蛇還真的讓袁世凱動了心。畢竟，那個時代的中國官員們，因為知識結構的原因，很少有不迷信的。

　　這個時候的袁世凱，在私利與幻想中，內心已不堪重負，方寸有點亂了。袁世凱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做事方法也越來越奇怪，尤其對於相命、風水、堪輿之類的東西更加迷信。當選大總統後，袁世凱特意請了一位「青鳥大師」，對即將入住的中南海一卜吉凶。這位風水大師裝模作樣地一番測試之後，認為中南海居震、離兩方，而震為雷，為龍，為玄黃，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無一害。袁世凱聽後大喜過望，於是在「青鳥大師」的指點下，選了個「黃道吉日」搬進了中南海。除此之外，袁世凱還找了一位郭姓堪輿家，專程到河南項城去觀察袁氏祖墳的風水。郭某看了十處墓地後，認為第七塚袁世凱母親的墓最不同凡響，他說：「此墳外形，來脈雄長，經九迭而結穴，每迭上加冕，應九五之象，左右邊送護衛，羅列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勢。」袁家人聽後，皆興奮不已。郭某回到京城後，袁世凱問「東興之運」有多少年，郭某心裡沒底，不知如何回答，忽然想起了「八卦」與「陰陽二氣」，乃應聲說：「八二之數。」袁世凱問：「是八百二十年，還是八十二年？」郭某故弄玄虛，只強調：「八二之數，天機不可洩露。」袁世凱於是自言自語說：「就算是八十二年，已歷三代，我也滿足了。」

　　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郭某的預言驗證了，不是八百二十年，也不是八十二年，而只是八十三天！

　　袁世凱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危險的邊緣，就像一隻飛蛾朝著火光在飛舞，越飛越急躁，越走越愚蠢。後來，袁世凱回想起當初的決判，一直覺得恍惚莫名。自己在群魔亂舞之中，怎麼就突然失去主意了呢？原先袁世凱的果敢、堅定甚至鐵血的品質，彷彿突然被一陣風刮走，留給他的，只有軟弱、優柔寡斷、患得患失以及聽之任之了。這一切，還是因為私利吧？！一個人的心房被私慾充塞之時，他的大腦肯定會凝固，政治智慧也蕩然無存。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做出愚不可及的舉動，就不足為奇了。

　　各種勢力就是如此心懷鬼胎，簇擁著袁世凱，一起走向帝制的祭壇。在帝制風潮中，還有一個插曲，這個插曲，是後來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披露的：袁世凱當時最把握不住的，是日本的態度。因此，每天都要看親日報紙《順天時報》披露的有關信息。袁克定為了說服袁世凱稱帝，暗地裡糾合一班人馬，生產了一個假版的《順天時報》。假版《順天時報》不斷向袁世凱透露日本贊同中國恢復帝制的消息。有一次，袁靜雪無意之中發現袁克定的陰謀後，便和袁克文商議，決定向袁世凱報告。袁世凱得知後，氣急敗壞，把袁克定狠狠地鞭打了一頓。但這時候，袁世凱已同意恢復帝制，騎虎難下了。

　　九月下旬，請願聯合會發動第三次請願，要求代行立法機關參政院，迅速召集國民會議，公決國體問題。與此同時，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有賀長雄從日本返回北京，捎回了日本首相大隈支持中國帝制的口信。日本的表態，讓袁世凱徹底放鬆了警惕。這個時候，袁世凱已躍躍欲試，滿腹心思都是想做皇帝了。

　　到了一九一五年十月，鼓噪、擁戴、勸進、支持、慫恿的民意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強大的社會壓力，已經讓袁世凱感覺到，如果再不恢復帝制的話，就會有悖民意，甚至會被民意拋棄。袁世凱還是覺得有點不放心，十月二日，袁世凱再一次單獨約見了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兩人又一次就改國體之事進行了會談。庚子賠款之後，中國政壇每一次重大政治決策或者人事安排，事先總要有意無意地聆聽列強們的意見。袁世凱也是如此。袁世凱之所以專門約見朱爾典，除了因為英國是當時最大的列強之一，在中國事務中最多話語權之外，還因為英國對於自己一項支持和看好；並且，英國公使朱爾典跟袁世凱一直是好朋友，二人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朝鮮期間，袁世凱出使朝鮮時，朱爾典也是英國駐朝公使。在朝鮮時，兩人私交就一直不錯。甲午戰爭期間，就是朱爾典幫助袁世凱登上英國船隻逃回國內。朱爾典就任駐華公使後，對老朋友一直鼎力支持。慈禧逝世之後，載灃企圖除掉袁世凱，朱爾典就出面警告清廷不要對袁世凱輕舉妄動。在此之後，無論袁世凱是復出，還是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朱爾典一直持積極支持態度。

　　有必要將袁世凱與朱爾典的對話譯成白話，供閱讀和判斷：

　　袁、朱見面寒暄一番後，朱爾典問：君主立憲問題實行之日，應該不遠了吧？

　　袁世凱回答：近兩天以來，各省將軍、巡按使，以及文武行政各官，有的當面來說，有的發來電報，都說非君主立憲不能鞏固國基，維持大局。這幾個月以來，各省商會、民團也紛紛來電，主張立憲。甚至一些年輕軍官、革命偉人，也提倡以強力解決。一些所謂的有經驗的政治家，也以為當初的強行共和，不是永久之計，所以出現了現在的局面。全國贊成君主立憲的人，都主張急速進行。我也費盡心力，以對付各方面的要求，讓他們不必多事。然而這些人主意堅決，我如果強行制止他們，也可能會出事。所以一直想把這個問題來聽聽民意，看看有什麼好辦法。如果全國仍舊擁戴共和，那麼依舊辦事。如果決定君主立憲，那麼，我擔心的是，現在也不是非常好的時機。

　　朱爾典說：如果國中無內亂，那麼隨時可以實行。此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英國對於此事，極為歡迎。因為中國現時政府，是一人之政府，權繫於大總統一身。大總統即時離任，如果沒有好的繼承人，中國大局不堪設想。像這樣的局面，怎麼能長久？現在中國的共和制度，是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既非共和，又非專制，又非君主立憲，這一種特別政體，是很難長時間維持的。如果早日議定君主立憲政體，則跟中國人民的思想習慣，絲毫不悖。所以三年前，在英國的中國研究會，有秘密文件遞交給英國外交部，請英國設法鞏固中國政體，以防止中國混亂，以保護英國旅華人民的性命和財產。這一個秘密要件文稿，曾由英外交部使館存檔，隨時研究。今天中國討論君主立憲問題，正合駐英中國研究會之意，所以，英國不但歡迎，且絕無反對之意。又不但英國歡迎，凡英國聯盟諸國，也沒有損害中國的意思。

　　袁世凱說：不知日本有什麼舉動？中國內地治安，已得各將軍、巡按使切實擔任。……所以我認為在內部沒有問題，但在外部，不可以不搞清楚。

　　朱爾典說：沒有聽說日本有半點反對之意，或者想乘機獲取利益，或者有損害中國之陰謀。

　　袁世凱說：大隈伯對我駐日陸公使說，關於君主立憲之事，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日本很願意幫助一切。從這一點來說，即使是出於面子上，日本看起來大概也沒有什麼企圖了。

　　朱爾典說：大隈這樣說，是想表達他的美意啊。

　　袁世凱說：我在被授正式大總統時，曾經發誓維持共和政體，若變為君主立憲，會不會讓人覺得失信於天下？

　　朱爾典說：國民議決共和政體，選舉你為大總統，你當然要發誓維持共和政體。如果國民又議決君主立憲政體，恭舉大總統為新帝國之大皇帝，則又是本國民的意思，發誓維持君主立憲之政體，這也是順應民意，於信用毫無損失。

　　袁世凱說：如長時期實行共和政體，那我將來滿任時，可以休息養老。如果改為君主，則責任太重，非我一人所能為也。

　　朱爾典說：你推辭的原因，不是因為責任太重，可能是不肯放鬆現在的權力吧。我看現在的各國，不論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都不如現在你的權力大且重。英國皇帝的權力就不說了，即使是德國皇帝、日本皇帝、美國大總統的權力，都沒有你的權力大。你如果能放棄現有之責任而推行君主立憲之政體，以救中國，如果仍實行共和制，那麼將來退休之後，實際上還是要勞累的。如果你實行君主立憲，那麼現在的權力，可以分於各部行政長官，而你卻可以不時休息休息，做事也變得從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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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說：如果推行君主立憲，必須另請宣統皇帝才可以。

　　朱爾典說：再選滿人為皇帝，各國必不承認。如果大總統你肯順民意擔此責任，英國必大歡迎。因大總統的名譽，在英國十分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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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說：此次君主立憲問題，風聲一起之後，竟像當年的義和拳和革命一樣，勢不可當。所以這個問題必須移歸各省被選人員議決方合正軌。如果取決於武力，則跟民意相違背了。如果使用武力的話，我必然以武力來對付它。

　　朱爾典說：取決民意，才是正當辦法。對於各國的信用，必有加無減。哪怕只是稍稍涉及武力，以勢相逼的話，也會損害政府和你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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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爾典說：……至於各國承認這個環節，可不必另派專使，即以駐京各公使為慶賀專使。這個方式簡單便利，沒有絲毫難處。推行君主立憲的政體，是中國不能逃避之舉，也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當初中國人熱衷於共和、非共和不可，那是推翻清廷的得力口號。當時你以為君主立憲比較接近於中國百姓的理想和習慣，我與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也主張君主立憲，前駐京的美國大使柔克義，也屢次這樣說。南北討論之時，唐紹儀出於一時之感動，沒有覺察到國家萬年之計，主張共和，不可以說不是失策啊。我與大總統你有三十多年的交情，沒有一天不盼望著中國富強，將來大總統為新帝國大皇帝，即使我們有私交，除了召見，離三丈遠，行三鞠躬外，不敢來府與你談話。從這一點上看，我也失去很多啊。今日我說得很直接，請大總統不要見怪。

　　袁世凱說：公使你直言相告，我非常感謝。我以為，無論國體如何解決，禮不可太繁。那種跪拜之禮，以及凡有礙於上情下達的禮節，都是可以廢除的。

　　　　◇

　　國力最強大的英國支持自己稱帝，最陰險也最具威脅的日本同樣暫停了反對，那麼，此時，就是稱帝並且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好時機了。十月六日，參政院根據各省代表請願書八十三件，咨文袁世凱，決定以原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選出國民代表，組成國民大會，以決定國體。兩天後，袁世凱正式公佈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規定：各省各行政區域之代表人數，以其所轄現設所治之數為額，內外蒙古為三十二人，西藏十二人，青海四人，回部四人，滿蒙漢八旗二十四人，全國商會及華僑六十人，有勳勞於國家者三十人，碩學通儒二十人。一般代表由各縣選舉會選舉產生，進行初、復兩次選舉；特別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會議單選產生。選出代表後，依法投票決定國體。組織法則照例是官樣文章，僅是一塊遮羞布而已，袁世凱的態度既然明朗了，那些習慣溜鬚拍馬的地方官們，自然會察言觀色投其所好。各地選舉完全是在帝制派和地方官僚的嚴密控制下進行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這樣的選舉，所到之處，就像一場活報劇的上演一樣。至十一月二十日，全國投票一律完成。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開會，匯總票數，各省國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投了君主立憲的贊成票，且眾口一詞：「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當大會秘書長林長民公佈選舉結果後，會場起立，雷鳴般三聲「萬歲」之後，當場通過了「擁戴書」。

　　當天中午，擁戴書送交袁世凱處。袁世凱謙慎地表示自己無功、無德、無信，不能接受擁戴：自辛亥之冬曾居要職，「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生民」，「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

　　當天晚上，參政院遞交了第二次擁戴書，諄諄稱頌袁世凱在經武、匡國、開化（新政）、靖亂、定亂、交鄰方面，有六大功勳，完全是合格的新君。並特別強調「時代兩更，星霜四易」，「興廢各有其運……」中心意思是勸慰袁世凱，之所以要實行帝制，無非是順應天意，順應人意……一切都像是登台演戲，袁世凱就這樣在第二次擁戴後，欣然或者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了。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賀。這一次朝賀，實際上是預備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正式登基前的綵排──東方破曉之時，臃腫緩慢的大員們便各懷心思在門前等候了。參加朝賀的文武官員有：大總統府、政事堂、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及各部司局長以上各員，軍隊警察師長以上各員，以及京城附近的地方官等等。由於時間倉促，對朝賀禮服也沒統一要求，朝賀者有穿軍服的，有穿長袍馬褂的，有穿西服的，甚至有人別出心裁穿起了戲服。一切看起來很有點怪誕和滑稽。九點整，袁世凱在四名武官的引導下，身著大元帥服緩緩走來。袁世凱沒有戴帽子，光著頭，心事重重缺乏生氣。袁世凱走到御座邊，沒有坐下，只是用左手握住扶手，右手掌心向上，臉上強作微笑，面南而立。待袁世凱在御座旁站定之後，典禮官高呼：「行禮。」儘管事先作了不再行跪拜禮的交代，但還是有不少人情不自禁地跪了下來。袁世凱站在那裡對著人群點頭示意，接受眾人的致敬。那些站立或跪拜的大臣們，心裡都有五味雜陳的感覺。

　　禮畢之後，袁世凱發表了講話，聲音緩慢而低沉。不知怎的，從袁世凱的話語中，人們感覺到一股憂傷的氣息：

　　現在全國人民以我國不適共和，議定改建國體為君主，此為人民心理所趨向，予自當以民意為重，已無討論之餘地。予被全國人民推戴為中華帝國皇帝，自顧實不勝慚悚。……故皇帝實為憂勤惕厲之地位，絕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且歷代皇帝子孫鮮有善良結果，即平時一切學問、職業皆有限制，不能自由。予今為救國救民計，犧牲一身，犧牲子孫，亦義不敢避……

　　　　◇

　　講話結束之後，袁世凱匆匆地離開了居仁堂。綵排就這樣在一種不祥的徵兆中結束了。很快，「大典籌備處」正式成立，根據袁世凱的指示，以赤色為新朝的代表色，所有的宮簷屋頂一律改用紅瓦。紫禁城太和殿改名為承運殿，將在這裡正式舉行登基典禮。殿內圓柱一律改漆紅色，當中八大柱加髹赤金，並飾以盤龍雲彩。御座扶背各處一律雕龍，上披繡龍黃緞……很明顯，到時候，這是一片金色的天空，也是一片紅色的海洋。袁世凱還下令將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以一九一六年為洪憲元年，易總統府為新華宮，同時恢復爵位，大封群臣。重申滿、蒙、回、藏待遇條件繼續有效。袁世凱還發佈了一系列表明洪憲帝制的綱領性政令：改革舊有典章制度；擯棄前朝朝儀程式，廢除跪拜禮，覲見一律採取鞠躬禮；掃除繁文縟節，尊重人道、民權；廢止太監、宮女；整頓稅收釐卡；實行文官考試；等等。袁世凱忘不了的，還是想用德國君主的模式，來改造中國。

　　袁世凱就這樣再一次把自己擺在了改朝換代的風口浪尖。這一次，讓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當無數人簇擁著他走向皇帝的寶座時，突然驚天動地，天翻地覆；周圍的人群彷彿齊發一聲喊，然後鳥獸般散去，只剩下自己一個孤家寡人。一切都像是事先設計好的一個陰謀似的，一個被慾望、時局以及命運同流合污設計的陰謀。然後就是，寶座突然塌陷，袁世凱重重地跌入一個冰窟，一個深不見底的歷史和道德的萬丈冰窟。

第十六章　陰謀，還是巧合？

　　袁世凱在執政後暴露出越來越多的鐵腕，以及想做一個政治新強人的野心後，日本政府對袁世凱越來越不放心，對華政策很快調整為：明裡向袁世凱示好，慫恿袁世凱稱帝，然後借機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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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在稱帝過程中所中的魔咒，更像是一個欲擒故縱的棋局。棋局的設計者，就是陰險、凶狠的日本政府。

　　一直以來，人們在研究晚清以及民國歷史時，往往有意無意忽略了一個關鍵之點，那就是：從庚子事變之後，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的政治實際上已不是單純的中國政治了，它在很多實質問題上，已被西方強國以及東鄰日本左右。在此情況下，國家的運轉所呈現出的矛盾、內部鬥爭、人事起伏以及結果等等，已不單單是國家自主範圍之內的事情了，也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它牽涉到很多錯綜複雜的國際背景，牽涉到一些國家對中國政治走向的掌控，以及對中國其他勢力的暗中支持、操縱和隨之衍生的陰謀等等，甚至牽涉到列強之間為中國政治格局的平衡所進行的交易。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各種政治派系，也出於自身壯大以及奪權篡位的考慮，一個個爭先恐後尋找國際勢力的支持，有的甚至不惜喪權辱國，向外國作出承諾……局勢紛紜複雜，史書和結果所呈現的，往往只是一個現象。至於本質，一直潛隱在歷史的深處，不為人們所知。

　　袁世凱的復辟帝制，本是中國政治制度轉型期間的一次波動和反覆，屬於中國內政；而且，這樣的反覆如果放在數百年轉型過程中來看待，也屬正常。一開始，列強們對於中國行共和還是行帝制，並沒有表示出熱衷和干涉的態度。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國體選擇並不是個大的問題，關鍵是實質。而且，英、德、奧、日、俄等國因為是君主制，對中國恢復帝制，從文化心理上是比較接近的。美國也公開宣佈，中國是否實行帝制，是中國的內政，美國不予干涉。對這些國家來說，只要中國不因帝制引起混亂，損害他們在華利益就可以。因此，袁世凱最初想改變國體的一些試探，並沒有真正引起西方列強們的警覺和關注。

　　這個時候，袁世凱顯然忽略了日本對他深埋的敵意。從袁世凱的經歷來說，袁世凱一生中一個重要的敵人，就是日本；而日本，自始至終把袁世凱當做一個很重要的對手來看待。在日本看來，當年朝鮮之所以排斥日本，完全是袁世凱從中作梗。對於日本來說，贏得甲午戰爭的勝利並簽訂《馬關條約》，只能算侵略中國的第一步。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下，將中國等東亞地區納入它的版圖。當日本打敗歐洲老牌強國俄羅斯，取得沙俄讓出的中國東北南部的利益之時，又逢袁世凱任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個性倔強的袁世凱對於老對手日本的心懷叵測，仍採取強硬的抵制態度。袁世凱的強人風格，以及對日本的警惕，一直讓日本耿耿於懷。日本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日本首相山縣有朋曾直言不諱地說：「日本不希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裡有一個成功的共和國，日本所希望的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中國。一個受日本影響的弱皇帝統治下的弱中國，才是理想的國家。」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日本認為機會來了，一開始，日本就竭力干擾中國南北雙方和談，更希望革命黨人和北洋軍互相廝殺，然後伺機趁火打劫。袁世凱復出後，成功策劃了南北和談，然後又以和平手段逼清帝退位，取代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一系列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於英國以及西方列強的支持而獲得的。袁世凱上台之後，日本對袁世凱採取了主動爭取的手法，出台了一些對華有利的政策以示好：第一，在一定條件下，將膠州灣歸還中國；第二，保證袁大總統及其政府之安全；第三，取締日本保護下之中國的革命黨、宗社黨、留日學生的活動；第四，請日本當局給袁世凱及其政府各總長授勳；第五，同意中國提出的修改稅率建議。對於日本伸出的橄欖枝，袁世凱明裡表示感謝，暗地裡卻懷有警惕，並沒有投桃報李主動投靠。袁世凱政府初期的外交政策，明顯地親英美疏日本。這一點讓日本很惱火。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一方面授意日本民間人士和軍人中的強硬派，組織反袁陣營，積極支持和培養反對袁世凱的勢力；另一方面，加強對中國時局的研究，積極尋覓機會扭轉中國政局。

　　袁世凱在執政後暴露出越來越多的鐵腕，以及想做一個政治新強人的野心後，日本政府對袁世凱越來越不放心，對華政策很快調整為：明裡向袁世凱示好，慫恿袁世凱稱帝，然後借機行事──在日本政府看來，如果袁世凱稱帝成功，中國採取君主制，跟日本國體相一致，也不失為一件好事情；另一方面，如果袁世凱稱帝遭到強大的阻力，那麼，正可以落井下石，推翻袁世凱統治，為日本對華外交掃清障礙。由於中國政局一直不太明朗，日本對華政策也呈搖擺態勢，既沒有明確表態支持袁世凱改變國體，也沒有明確表態反對。不過，日本政府一直在暗地裡保持跟段祺瑞、馮國璋、張勳、孫中山等人的接觸，以探討取代袁世凱的可能性。

　　一九一四年，奧匈帝國太子在塞爾維亞的被殺事件，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隨後，以德奧同盟國為一方，以俄英法協約國為一方，在歐洲戰場展開了大廝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了一直覬覦中國的日本一個絕佳的機會。這個時候，日本可以徵調的陸軍達百萬，海軍總噸位逾六十萬噸，已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連歐洲老牌列強也不敢小覷。世界大戰爆發後，擁有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日本自然成了大戰雙方爭奪的對象，日本的地位一下子變得舉足輕重。為了贏得日本參戰對抗同盟國，英國對於日本利用戰爭期間進行勢力擴張，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與英國狀況和心理相同的，還有其他歐洲列強。

　　不僅如此，任何一個大國此時都成了天平上的砝碼。英國等協約國列強也希望中國加入協約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幾次做工作，力勸袁世凱加入對德奧的戰爭，最起碼從道義上支持英美。朱爾典暗示，如果袁世凱加入協約國，英國政府會支持袁世凱稱帝，否則有可能會反對。袁世凱一直沒有鬆口，他的想法是，在戰局不明朗的情況下，不加入任何一方的戰爭，而是韜光養晦搞好國內建設。因此，中國一直在外交上宣佈中立。袁世凱中立的外交政策，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不過這種中立的態度，也讓英國政府對袁世凱惱火和不滿。戰爭開始後，英國因忙於歐洲戰事，對於遠東事務，包括袁世凱的政權穩固，以及中國事態的發展，已沒有精力顧及。歐洲列強們的無暇東顧，正好為日本放手侵略中國提供了天賜良機。

　　這個時候，日本已覺察到若此時推翻袁世凱政府，可謂是天賜良機。日本帶有軍國主義性質的組織黑龍會在當時一份《解決中國問題意見書》中這樣闡述道：「一旦內亂果真發生而沒有外力幫助鎮壓，我們相信袁世凱絕不可能以單獨的力量恢復和平與統一全國。」「我們應該使中國革命黨人、宗社黨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騷動。整個國家將陷入混亂，袁政府將因之垮台。那時我們將從四億中國人中選擇一位最有勢力、最著名的人物，幫助他組織新政府，統一全中國。同時我國軍隊必須協助恢復全國的和平與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這樣中國人便樂於順從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並依靠日本。」日本黑龍會一直算是日本半官方且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它的使命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直接開展對中國以及其他遠東國家的活動。黑龍會的對華態度，一直影響和左右著日本對華政策。由黑龍會的態度，完全可以管窺日本政府對袁世凱政府的政策變化。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破壞中國的「局外中立規定」，派軍艦封鎖膠州灣。很快，日軍又與英軍聯合攻佔了青島，完成了對中國山東半島的控制。但日本顯然不滿意只是對中國局部的控制和佔領，在大戰和袁世凱恢復帝制的節骨眼上，適時而陰毒地向袁世凱政府拋出了「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的用意，就是「一箭雙鵰」──如果中國政府接受此協議的話，日本不僅可以從中牟利，袁世凱政府也會大跌顏面；如果中國政府不接受，必將給日本進攻中國提供理由，同時對西方列強也是一個交代。這樣，「二十一條」的提出，令袁世凱無論答應不答應，都將面臨尷尬和艱難的局面。

　　一九一五年一月一個陰暗寒冷的日子裡，日本駐中國大使日置益在與袁世凱的會晤中，逕直遞交了《覺書》文本，也即「二十一條」。

　　本應向外交部遞交的國書，卻逕直遞交給總統，可見日本的倨傲態度。《覺書》的文本共分五號二十一款，所以後來一直稱為「二十一條」。值得一提的細節是，這一本《覺書》的水印圖紋是兵艦和機關鎗──顯然，這不是無意的巧合，而是有意為之。《覺書》的內容主要有：

　　第一號共四款，關於山東問題。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包括對膠州灣、青島的佔領，膠濟鐵路及沿線的利益，並加以擴大。

　　第二號共七款，關於南滿洲及東部蒙古問題。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包括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和南滿鐵路期限要求展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在兩地享有土地租借或所有、居住往來以及經營工商業、開礦、築路等各項權利。

　　第三號共二款，關於漢冶萍公司問題。要求公司由中日合辦，該公司附近礦山，未經同意，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

　　第四號共一款，關於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問題。要求中國政府聲明，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共七款，關於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各項顧問及其他問題，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中國財政、政治、軍事等各方面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有在江西、福建修築鐵路、開礦等權力。

　　日本公使日置益在遞交《覺書》時強調：這些條款，是給中國一個機會，向日本國民表明對日本的親善。日置益還半是恫嚇、半是利誘地說：日本政府對袁大總統表示誠意，願將多年懸案和衷解決，以達親善目的。慈奉政府訓令，面遞條款，願大總統迅速商議解決，並保守秘密，否則要負一切嚴重後果之責。日置益同時話裡有話地威脅說：「中國革命黨與日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則日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又說：「日本人民皆反對袁總統，彼等相信總統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採取遠交近攻之政策。總統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人民將感覺友好，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也。」這明顯地就是要袁世凱拿國家利益跟日本做交易。

　　袁世凱當然知道日本公使的目的何在，袁世凱不卑不亢地回答說：「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願，但至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汝霖）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說完之後，袁世凱將《覺書》往桌上一擱，並未當場展閱。

　　從十八日晚到二十一日，袁世凱連續召開了由外交總長、各部總長、參議院議長等參加的會議，商談對策。袁世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事已定，隱懷疑忌，故提出《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袁世凱徵詢政界和軍隊將領的意見：如果拒不接受「二十一條」，同日本開戰，一決高低如何？得到的答覆是，如果開戰，必敗無疑。雖然民間勢力反日的情緒高漲，但如果沒有實力的保證，一腔熱血又有什麼用呢？只會帶來更大的損失，造成無謂的犧牲。戰爭，畢竟是靠實力說話的，這一點，袁世凱最清楚不過。據說，當袁世凱詢問戰爭的可能性時，僅段祺瑞一人主張一戰。袁世凱問可以打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可以堅持一天，以後的事就交給大總統親自處理了。這樣的回答，等於宣告根本無實力應戰。嚴峻的形勢擺在袁世凱面前：如果答應「二十一條」，中國將跟朝鮮的地位相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不答應，以目前中國的軍事實力，實在是難以抵擋日本的全面進攻。兩難的境況下，只有通過談判力爭主權少受損失。

　　外交從來就是以實力說話，沒有實力，談判又何從談起呢？從有關資料來看，袁世凱全程指揮了「二十一條」的談判過程。袁世凱採取了當年李鴻章的方法，一邊拖延時間，一邊寄希望「以夷制夷」，將日本的計劃透露出去，以引起西方列強的注意，形成干涉──袁世凱讓談判團逐條逐項與日本進行談判，慢慢地磨，慢慢地拖，規定每週談一次，每次談一個下午，一直從一月談到五月。在這個過程中，袁世凱甚至以調整外交人員的方式來爭取時間──中途將主談的孫寶琦改任審計院院長，調陸徵祥代為主持。陸徵祥是個有名的慢性子，每次談判時，先要寒暄、泡茶，一番周折耗去很多談判時間，急得日本人呱呱亂叫。對於袁世凱政府來說，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方式。袁世凱給談判團明確的原則是：涉及領土完整的內容不讓步；第五號明確拒絕；先從第二號內容（即涉及南滿和東蒙地區有關內容者）逐條力爭，不連及其他條款。袁世凱細細地對「二十一條」進行了逐條手批，作為外交部談判的依據。至今尚可見到袁世凱對於「二十一條」完整的手批件三份（一份原件，一份修改稿和最後通牒），上面除了袁世凱用硃筆黑筆圈點的注重號外，逐條批的長短文字達七十六條之多，許多細節都給予了明確意見。

　　因為「二十一條」是秘密交涉，談判的同時，袁世凱指示陸徵祥、顧維鈞、蔡廷幹以及中國政府的洋顧問莫里森等人，暗中將「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出去。「二十一條」的有關內容在美、英等國的報紙上公佈後，全球嘩然，抗議聲一片。湖南學生彭超留下血書後，憤然投江自盡；年輕的毛澤東寫下了《明恥篇》，手書「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正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發出了《告全國父老書》，呼籲抵制「二十一條」；北京二十萬人到中央公園集會，捐款一百萬作為救國基金；上海國民外交後援會等致電袁世凱誓死反對……全球華人同仇敵愾，聲討日本的罪行。連被袁世凱通緝的同盟會諸元老黃興、陳炯明、柏文蔚等，也公開呼籲暫停革命，一致對日。黃興還寫信勸慰孫中山：應即放棄討袁工作，免為日本所逞。值得一提的是，群情激憤之下，當時剛滿二十四歲，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卻異常冷靜，他在《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顧騷擾、不被動搖地讀我們的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了這個危機之後──我們深信她必須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裡復活過來……」

　　強大的輿論和國際壓力之下，日本人想盡快結束談判，主動就一些條款作了讓步，並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向袁世凱發出了四十八小時必須滿足日本要求的最後通牒。與此同時，日本海軍艦也開進了中國渤海，準備向中國發動進攻。黑雲壓城之際，袁世凱仍在最後通牒的文本中手批：「顧問、兵器、兵廠大損主權，中國政府絕難承認。雖四月二十六日修正案重為修改，性質略變，但中國政府視之仍有影響主權之慮，故請全行刪去，斷難留此糾葛之點。」堅持拒絕第五號的內容。

　　不過袁世凱盼望以拖延戰術爭取歐美列強抑制日本的願望最終還是落了空，在世界大戰的生死關頭，那些西方列強當然不願意因此得罪亞洲新勢力日本。歐美列強沒有一個站出來聲援中國，反而順水推舟勸袁世凱接受日本的條件，甚至考慮趁火打劫。只有美國態度還算積極，表示希望中日雙方保持克制。這個時候，日本的最後通牒已發出，一切努力都沒有實際意義了。

　　在外無援助，內乏支撐的情形下，袁世凱只得屈辱地表示接受修改過的《覺書》。這樣，「二十一條」的談判，從一九一五年二月二日正式開始，到五月七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時止，歷時一百零五天，交鋒二十餘次。最後一刻，袁世凱同意除第五號的七條以外，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五月二十五日，陸徵祥與日置益正式簽訂所謂《中日條約》，其內容已經刪去了原第五號、第四號，實際上僅為十三條，已經算是挽回很多了。看起來，「強人」袁世凱竭盡全力所能做的，只能是這些了。

　　五月八日上午，袁世凱召集中央政府會議，副總統、國務卿、各部總長、參謀總長、政事堂左右丞、各院院長、參議院參政、外交次長等均參加。袁世凱以悲憤的心情向各方通報進展。外交總長陸徵祥也通報了英國公使朱爾典剛剛跟他面談的情況，朱爾典讓他傳話給袁世凱：以他在中國四十年，並且與袁世凱三十年的交情，勸說中國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陸徵祥說，朱爾典甚至聲淚俱下，要中國忍氣吞聲等待十年後再與日本一決高下。熟悉中國歷史的朱爾典，很明顯是讓袁世凱以當年的勾踐為榜樣，「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徹夜未眠的袁世凱聲音低沉地宣佈有條件接受日本的《覺書》。會議期間，袁世凱表情陰森得可怕，甚至由於悲憤難遏而泣不成聲。人們發現，一夜之間袁世凱突然變成一個真正的老人了。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語云：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

　　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之後，中國之危險，更甚至於今日。

　　　　◇

　　不等社會輿論稱「二十一條」為「國恥」，袁世凱自己就認為是一個「奇恥大辱」。可以肯定的是，極不情願地接受「二十一條」，給予袁世凱內心的傷害是巨大的。弱國哪有外交呢？只有讓人生生宰割的份。硬生生嚥下這個奇恥大辱，袁世凱內心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經歷了這一場事件之後，袁世凱心中復仇的砝碼又加重了很多。

　　儘管袁世凱接受了《覺書》，但日本仍是惱羞成怒，本是中日之間秘密進行的談判，讓袁世凱一張揚之後，世人盡知，日本稱霸企圖暴露在西方列強面前，讓日本政府很丟臉面。並且，袁世凱打算實行的君主立憲，也讓日本政府擔心，因為相對於共和，這種專制的方式更讓日本沒有安全感。在這種情形下，日本外交政策繼續保持對袁世凱政府的施壓，而此時，正是袁世凱試圖恢復帝制如火如荼之時，日本乾脆故伎重演，導演了一起「欲擒故縱」的陰謀──

　　與袁世凱談判「二十一條」前後，日本就由首相、外相出面，向袁世凱暗送秋波，信誓旦旦地表態支持袁世凱稱帝。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對中國外交次長曹汝霖說：「敝國向以萬世一系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敝國必贊成。」日置益在見到袁世凱之後，也當面說：「袁大總統，我還是認為中國復辟帝制好，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中日兩國為近鄰，若貴國君臣易位，我大日本天皇也受影響啊！」但在暗地裡，日本又以民間名義，支持、資助中國民間勢力的反袁活動，給袁世凱增加壓力。

　　一九一五年九月底，日本首相大隈公開發表談話，聲稱：以今日中國民情以及國民知識發達程度的實際情況觀之，均未達到共和程度。聲言袁世凱可以做中國皇帝而無愧。他通過駐日公使致意袁世凱，關於君主立憲事，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日本願意幫助一切。

　　袁世凱在確信日本首相大隈支持自己恢復帝制後，加快了復辟進程──這個時候，手持釣竿的日本覺得袁世凱上鉤了，開始收線並張開羅網了──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告知英國駐日公使：「在中國南方，反對袁世凱之宣傳正在擴大。故很清楚，倘若試圖恢復帝制，則將爆發起義，英日兩國蒙受之損失將比其他國家更大。無論如何，至少要勸告中國放棄帝制之打算，以防遠東發生動亂。」十月二十八日，日本駐華代理公使小番酉吉又在本國政府的授意下，串通英、俄、法、義，向袁世凱口述五國警告，同時發表警告全文，鼓動中國反對黨聲討袁世凱。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凱的參政院開會，匯總票數，各省國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投了君主立憲的贊成票，眼看中國恢復君主立憲不可阻擋之時，日本又串通五國向袁世凱發出第二次警告，聲明五國政府不同意袁氏恢復帝制行為。日本這時候的突然反對，很明顯是向袁世凱示威，日本對中國問題是有發言權的，中國的一切問題，包括中國與其他各國的交涉，須取得日本同意才行，否則就要強行干涉。這等於是向世界宣告，日本已視中國為其保護國，中國的內政外交均無獨立自主的權力了。

　　五國聯合提出警告的同時，協約國的敵對方──德國也不甘寂寞，駐華公使辛慈公開表示贊成中國改行帝制。德國發出的信號，更激怒了英、俄、法、義等國，他們的干涉力度更大了。袁世凱夾在兩股勢力中間，一下子變得無所適從。這個時候，在歐洲，勝利的天平已傾向了協約國。袁世凱也改變了立場，想通過加入協約國的方式，贏得英國等的支持。袁世凱向協約國成員英國等提出三項條件，希望在三項條件得以滿足的情況下，加入協約國參戰：一是保證將來不受德國報復；二是保證中國佔領天津、漢口的德國和奧地利的租界；三是安排從上海引渡政治犯。袁世凱的外交牌打得太精明了，對於軍事力量薄弱的中國，英國已懶得進一步爭取了，只是傳下話來，要求日本政府跟他們一起邀請中國加入協約國。很顯然，英國想把這個順水人情丟給日本，讓日本來進行決斷。對於中國的申請，日本根本不做努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遂未能加入協約國，也無法贏得英國等國家的支持。

　　而在此時，對於袁世凱來說，為恢復帝制所做的一切已是騎虎難下，這時候如果貿然停止，同樣會引起很大的騷動。袁世凱只得派特使準備趕赴日本，詢問日本確切的態度。日本的回答是：以前答應的事一律不算數，還是希望袁世凱不要恢復帝制。這時候的袁世凱已來不及應對眼前的變化了，所有的一切，就像大幕已經拉開，展示在演員面前的，沒有舞台，只是一根懸空的鋼絲──袁世凱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了，而他的身前左右，都是劫數難逃的萬丈深淵。

　　在此之後，由於各方面的反對，袁世凱宣佈推遲帝制。但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日本內閣會議仍正式作出決定，對袁世凱真正地「亮劍」：一、確定日本在中國的優勢地位，使該國國民意識到日本之強大勢力，以創造「日中親善」之基礎。二、袁世凱仍在中國掌權，確為妨礙日本推行上述政策之障礙。無論何人掌權都比袁世凱更符合日本在中國的長遠利益，故必須使袁世凱退出中國的政壇。三、使袁氏退出中國政壇，以靠中國自身形勢的發展為得策，這要視中國國民民心將來的歸向而定。日本密切關注中國的形勢發展，以決定對華方針。四、上述如若不能實現，因為排袁會與袁世凱直接衝突，要求其中止帝制或退位，反而會為已陷入窘境的袁世凱開出一條活路，並且要為救出陷入窘境的袁世凱之善後承擔責任。日本以與歐美協調為得策。若干涉中國內政，難以得到其他國家的贊同。五、等待適當的時機承認南軍（南方反袁護國起義軍）為交戰團體。六、日本民間志士對以驅逐袁世凱為目的之中國人寄予同情，彼等擬資助中國人金錢武裝，政府雖不便負起責任公開鼓勵此等人士，但將予默許。

　　應該說，這時候日本的對華方針已很明確，就是全力支持中國國內反對黨，運用各種手段，讓袁世凱下台。在此方針下，日本一面干涉袁世凱恢復帝制，一面支持各種反袁勢力，想乘中國政局混亂之際，造成中國分裂。恢復帝制最關鍵的時期，青木中將奉命來華「考察」，策動反對袁世凱的各派勢力。蔡鍔從北京逃到天津後，也是先到日本，再轉道赴雲南參加護國起義。護國戰爭爆發後，日本通過越南境內轉運武器彈藥和軍用品給護國軍，同時通過雲南接濟四川反袁勢力步槍大炮。護國軍策劃與組織者之一的梁啟超離開上海趕往廣西，途經香港越南，也是日本武官青木中將一手安排。在此之後，日本還貸款給岑春煊一百萬元，成立肇慶軍務院；又貸款給孫中山，支持上海和山東中華革命軍起義。青木宣佈：日本願以大宗軍火及巨款接濟反對袁世凱的武裝力量，在長江沿線發動起義。除支持南方反袁勢力外，日本還在東北、內蒙古支持滿蒙親貴和宗社黨暴動；策動在南滿東蒙建立特別獨立國，以在大連的遜清肅親王善耆為皇帝，幫助這一地區實行獨立和自治……後來，日本內閣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在《日支衝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認日本「出於擾亂支那全國之策，捲起支那各地抗袁運動」，「凡上海民黨奪取軍艦，山東起事，雲南舉兵」，「無非我國間接左右於其間」。日本在推翻袁世凱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袁世凱就這樣陷入了一種陰謀之中，就像一隻飛蛾，落入蜘蛛張開的網。儘管袁世凱試圖全力掙脫，但還是無可奈何地敗下陣來──時間不給他任何機會了。

第十七章　奸雄，還是能臣？

　　當袁世凱小心翼翼地走向帝制寶座，以為萬無一失時，命運根本就沒依從他的想法，而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將他拋棄。

　　※※※

　　一直以來，我總試圖根據袁世凱的言行，判斷他的性格，也探究他的本質。

　　判斷一個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內心，從來就是有難度的。難度在於，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很難斷定是出於本心，還是出於權術。政治往往是個博弈的過程，是各種力量之間的鬥爭和妥協，這種鬥爭和妥協不是以某個人的善良或殘忍為轉移的。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往往是出於利益，或者是為了贏得什麼，才去做表面文章的，至於他的真實內心，跟自己的行為往往南轅北轍。儘管如此，在大量的行為中，還是可以暴露出一個人的真實思想和心理的，問題的核心在於去偽存真的判斷。這對我們的要求就是，必須睜大眼睛，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認表象後面的真實。這一點，對於研究和判斷歷史，是極其重要的。

　　一九一六年，梁啟超幫助護國軍聲討袁世凱時，曾經發表了一篇政論文章《袁世凱之解剖》──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啟超，以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對袁世凱進行了犀利的解剖。在梁啟超看來，袁世凱有七大缺點，具體表現為：缺乏現代國家觀念；驕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經驗治國，凡事臨時對付；法律觀念薄弱；專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攬諸己，過推諸人，萬事不負責任等。梁啟超對袁世凱的評價，雖然稍顯片面而絕對，但在總體上來說，還是中肯和貼切的。梁啟超對袁世凱的定位，跟人們對袁世凱長期以來形成的印象基本吻合，那就是：這是一個功名心和權力慾非常強的人，就像當年的曹孟德；他最熱衷和最喜好的，就是權力遊戲；政治手腕異常嫻熟，培養黨朋；不捨不棄，直至爬到權力的最高點。

　　但問題在於，袁世凱本來就是舊制度下的官僚，他所具有的缺點和弱點，既是那個制度本身的缺點和弱點，也是那種文化本身的缺點和弱點。處在那種封建專制社會之中，受這樣的文化薰陶的人，有哪一個，沒有這樣的軟肋呢？

　　一直以來，人們在探討袁世凱恢復帝制運動時，有意無意忽略的一個根本點是：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究竟是為了君主立憲，還是為了恢復封建專制？雖然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同為擁有君主，但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而是有著質的區別。君主專制是落後的封建方式，而君主立憲，卻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意義。只有搞清這一點，才能對袁世凱的洪憲運動作出正確判斷。

　　從個人角度來分析，袁世凱在恢復帝制的運動中始終表現出猶豫和遲疑，說明他內心是有所顧忌的。如果袁世凱出於獨裁目的，想獨攬國家大權的話，他根本就不必去當那個皇帝。一九一四年以後的袁世凱，已經是權傾天下了。按照朱爾典等人的看法，袁世凱當時的政治權力架構，已超過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國總統的權力都要大很多。袁世凱要成為君主立憲的君主，首先必須得拱手讓出很大一部分權力，只成為國家的象徵。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袁世凱還是要當皇帝呢？合理的解釋只有兩種：一是袁世凱在內心當中極其看重皇帝的名號──畢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啊！是人生的巔峰，是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最高理想。每一個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一個皇帝夢。就袁世凱而言，他當然有這樣的夢，並且，比別人強烈得多。在這理想追求下，袁世凱要實現個人的最大價值，當然是當皇帝，成為民眾的皇帝，成為一個現代的、仁慈的、公正的、開明的國君。並且，皇帝是世襲制，如果當上了皇帝，整個家族也會永垂不朽。二是袁世凱當皇帝的確有很大的無奈成分：一方面是舉國上下一片要求他當皇帝，「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另一方面也是為中國政治尋找一種最適合的模式，為政權尋找表明合法性基礎的象徵符號。出於對「中國傳統」的妥協，袁世凱最終決定挺身出任「虛君」，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從總體上來看，袁世凱是有得也有失的。至於真實想法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袁世凱才清楚；或者說，連袁世凱自己也不清楚，怎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動著，恍惚之中，就像坐上了過山車，經歷了人生之中的大起大伏。

　　應該說，洪憲帝制自始至終是在君主立憲的旗號下進行的，但就其機構而言，袁世凱所做的，似乎缺乏某種系統性──恢復皇權的同時，袁世凱所進行的以「三權分立」為特徵的工作表現得並不充分，他只是在恢復皇帝，相關的立法機構和內閣並沒有同時恢復。雖然從頒佈的「新皇室規範」中可以看出某些對於皇權的監督機制和法律，比如：

　　……自親王以下至於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一律；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府官員；永廢太監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

　　這樣的條例，對於皇權的限制，是比較接近於君主立憲制的，也與封建君主專制有本質的區別，但這樣的條例，從一開始，就不是旗幟鮮明的，它一直淹沒在紛繁的條例之中，很難讓人看出袁世凱的真實企圖。袁世凱在這上面所表現出的模糊和優柔，應該是引起形勢混亂的重要原因。

　　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儘管袁世凱在君主立憲以及君主專制的概念上，表現出某種模糊性，但看得出來，袁世凱所想實行的，還是一個與以前的封建專制不一樣的制度。從袁世凱的所作所為來看，他還是想先為這個國家找一個皇帝，然後，再實行君主立憲，推行一個適合中國國情、自己操作起來相對容易的君主立憲制。這個君主立憲制度，也是袁世凱從中年之後，一直努力研究，並想付諸實施的。君主立憲之後的皇帝，是國家的象徵，而不是以前封建專制掌握絕對權力的皇帝。這個皇帝雖然仍有很大的權力和榮譽，但總體上管理國家事務的，仍是內閣制度，是總理事務大臣。正因如此，袁世凱取年號為「洪憲」──也就是「弘揚憲法」的意思，「洪」是帝德之大，「憲」是民主憲政。當然，從袁世凱後期的思想來看，袁世凱關於君主立憲的構架一直遲遲未清楚確定，有可能是袁世凱故作聰明地打著自己的小算盤，那就是，袁世凱想建立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帶有很大成分的專制性，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憲一樣：雖然日常事務由內閣處理，但在重大事情上，在軍隊的統治上，天皇還是有重大的影響力和決斷力，並且，在意識形態上，竭力推行忠君愛國的儒家道德……

　　看起來袁世凱似乎已把機關算盡，但聰明的他沒有想到的是，往往只要繼續往前半步，真理就變成了謬誤。當袁世凱小心翼翼地走向帝制寶座，以為萬無一失時，命運根本就沒依從他的想法，而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將他拋棄。而且，現在看起來，袁世凱為做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那麼的處心積慮，就像一個蓄謀已久的陰謀，正被巧妙地、一步一步地實施，以致他縱有萬口，亦無法申辯。

　　袁世凱的確輸在輕舉妄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韜光養晦的極佳時機：西方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中國新興的工業正可以乘機擺脫外商的壓制，加快發展的速度。當時中國的棉織品、麵粉、火柴、捲煙、水泥、罐頭食品以及其他類似的大眾商品的製造工業，獲得了迅猛發展。尤其是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比如紡織等行業，發展飛速。在一些鐵路交叉點，逐漸形成了如濟南、徐州和鄭州等一批新型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漢也成為工業中心，擁有人數越來越多的產業工人階級；大小工業城市的成長，給鄉村農民大眾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農村婦女也開始走出家門；舊的中國家庭制度出現了裂紋；一些吸收了西方思想的資本家也在慢慢形成，並嶄露頭角……在各種胚芽形成的關鍵時期，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如果保持各方面的穩定，肯定收益頗多。任何動盪，哪怕是預示著良好開端的動盪，都帶有相當的危險性。──也許，袁世凱就是沒有想到自己的改換國體會引起這麼大的動靜，也讓一直窺視的國內外敵對勢力找到了一個最好的理由。袁世凱顯然低估了這當中的別有用心以及暗藏殺機。還有就是，中國人一向的思維習慣，一種重「名」不重「實」的文化傳統。

　　袁世凱就這樣跌入了自己挖掘的墳墓。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就那樣被當做時代的犧牲，放在了歷史的案板上任人宰割。袁世凱的悲劇在於，他幾乎是愚蠢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晾在敵人面前，就像在山坡上高高地豎立一個標靶，毫無掩飾地袒露在敵人的槍口下，讓人從容瞄準，一槍命中！

　　袁世凱的確算是生不逢時──如果從中國傳統政治的角度來說，這個能力極強、敢作敢為，同時也算是具有濟世思想的人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一個少有的治世之能臣。以舊式標準來看，雖然袁世凱離孟子所說的「內聖外王」還有很大距離，但在政治理想和抱負，以及治世水平上，在李鴻章之後的晚清中，都可謂出類拔萃。並且，袁世凱非常勤勉，從不懈怠，也從不放棄；他知人善任，不貪圖個人利益，不貪污，不斂財；個人生活也頗健康，不喝酒，不抽煙（只象徵性地抽雪茄），不玩物喪志，雖然妻妾成群，但從不沉湎於女色；雖然不是科舉出身，也頗具文人情懷，對詩詞歌賦也略通一二，所寫的文章詩詞即使算不了一流，也有境界和情懷。這一點，跟三國時的曹操，都很相似。並且，袁世凱遠遠沒有曹操殘忍──他雖殺過不少人，但處於那樣的位置，在舊式法制環境中，帝王將相哪一個不殺人如麻呢？袁世凱從不算是一個凶殘的人，甚至稱得上心慈手軟。

　　如果將袁世凱跟曾國藩和李鴻章比較，明顯地可以看出三人的一脈相承，以及彼此在文化上的落差。這三個人，都是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官僚型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當中，就單純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智慧的高蹈程度，曾國藩顯然獨領風騷。曾國藩更像是傳統知識分子官員的典範。即使是號稱「不學有術」的李鴻章，以他的文化底蘊和認知水平，也是袁世凱難以望其項背的。曾國藩高出二人的，還有強烈的自省意識，曾國藩經常性地會對自己的行為和思想進行盤整，並及時改進。在這方面，李鴻章就缺了很多，袁世凱缺得就更多了。與曾國藩相比，袁世凱更像是一個行動的人，他的思想和修養要淺薄得多，但卻更具實用性。袁世凱的優點在於，精力充沛、辦事敏捷，似乎天生就有處理各種複雜事務的能力，不放棄，也不厭倦。他的人情練達有天生的成分，一點也不顯老謀深算，甚至還帶有點忠厚和魯莽。與曾國藩和李鴻章相比，袁世凱還更像是一個粗人，一個不具幽默感，內心缺少迂迴和伸縮性，但卻富有勇氣和狡黠的粗人。袁世凱的這些特質，決定了其性格上的弱點。當然，從總體上說，袁世凱最缺乏的，還是大局觀及現代思想和意識。

　　在政治風格上，袁世凱與中國傳統士紳、官僚精英們都是一致的。袁世凱是典型官僚世家出身，雖然他一直沒有科舉功史，但早年，袁世凱的身邊人，主要是他的兩個叔父，給他樹立了中國士大夫的榜樣；袁世凱成年後，周圍都是一些出類拔萃的飽學之士，如徐世昌、嚴修等。因此，袁世凱一直有堅實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背景，身上也具有傳統士大夫的精神。雖然袁世凱的同黨和門生中有很多是西學人士，比如唐紹儀、陸徵祥等，也有一些軍隊高級官員，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幫助袁世凱處理事務的。相比較而言，袁世凱還是跟那些中國傳統之士在心理上更為接近。從總體思想上，袁世凱還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精英分子。

　　袁世凱一輩子最熱衷追求的，就是官場。雖然袁世凱談不上學而優，但他當官入仕的願望，一點也不比別人弱。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所提倡的進取精神，以及袁世凱的個人性格有關。袁世凱沒什麼業餘愛好，他最大的願望或者說興奮點，就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袁世凱一直「以天下為己任」，這樣的追求，來自於他旺盛的精力，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袁世凱從不畏懼困難，任何時候都相信自己有對付複雜局面、戰勝困難的能力和勇氣。這種權力慾望，與他對個人使命的認知，是聯繫在一起的。袁世凱從來就將自己看做是創造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所不可缺少的強權人物，他的人生目標就是拯救國家，創立一個與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為實現這個目標，袁世凱願意採取盡可能快速、有效的方法，甚至在某些方面對列強作出恥辱妥協，以犧牲國家和人民利益來完成。

　　從個人品質上來說，袁世凱對於個人利益，對於金錢，顯得沒有太多慾望。錢對於袁世凱來說，從來就是一個工具，他總是慷慨大度，更樂意以金錢來鋪設道路，達到目的；或者用金錢來建立一個牢固的關係網。這一點袁世凱與慈禧、李蓮英、奕劻相處時，表現得非常充分。辛亥革命後，因為隆裕太后遲遲不發佈《遜位詔書》，袁世凱為了保持施壓，向奕劻和大太監張蘭德（小德張）每人送去三百萬兩銀子，讓他們做工作。這六百萬兩就成了民國更替的成本。袁世凱行賄受賄的習氣，是跟晚清的社會風氣相一致的。那時候的社會環境就是這樣，「人情來往」已到了無處不在的地步。物質上的送禮進貢，對上是表忠心，同級之間則是交往的潤滑劑。精明的袁世凱自然會把這一切運用得爐火純青。袁世凱是深知金錢的力量的，但他個人從不貪錢。對於生活本身，沒有過多要求。袁世凱從不奢侈，也從不鋪張，對於金錢，一直抱有可有可無的態度。中華民國建立之初，按照有關規定，大總統的年俸為三十六萬元，公費每年一百五十萬元，交際費每年五十四萬元。在當時來說，這是一筆很高的收入了。對此，袁世凱拿了幾個月後，很快表示，國家財政困難，自己願意躬行節儉減少薪水。袁世凱每月只拿俸金的八成，也就是兩萬四千元；此外，袁世凱還將公費月支減少到四萬元，交際費月支四萬元，這樣，加起來只有每月十萬四千元。雖然袁世凱的花費仍舊很多，但作為總統，能有這樣的高姿態也屬不易。有一個說法是，袁世凱逝世之後，家人只從他的筆筒裡找出二十元。袁世凱一點現金都沒留下，以致袁世凱安葬的費用，都是段祺瑞他們募捐的。不管這個說法是真是假，但袁世凱的錢都用在了「刀刃」上，袁世凱對於權力的追逐，一直勝於對金錢的熱愛。這一直為各界人士所公認。

　　袁世凱遭人非議最多的，就是他做人八面玲瓏，多方討好，很少講原則。袁世凱對人際關係的處理，比李鴻章顯得更圓滑靈活，更能「海納百川」。袁世凱一直走的是政壇的「多頭路線」──他先是依靠淮軍和李鴻章系走入政壇的，然後，又得到湘系劉坤一、軍機處李鴻藻的支持。對於李鴻章的對手翁同龢，袁世凱也表現得很尊敬。李鴻章死後，袁世凱以自己的精明能幹贏得了慈禧太后、慶親王奕劻、醇親王奕譞、端方、榮祿等一批滿族當權者的信任，從而不斷陞遷。另一方面，袁世凱又與張之洞、張謇等漢臣也相處不錯。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後，對於當年維新變法的人士明顯示好。袁世凱對「戊戌六君子」進行了昭雪，在北京建立祠宇，將事實宣付清史館立傳。袁世凱處人，在很大程度上對事不對人。袁世凱這種無派系、無「操守」，看起來見風使舵的做法，自然遭到很多人的詆毀。人們詆毀袁世凱最多的，就是袁世凱的「反覆無常」──在戊戌變法當中出賣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中背叛清廷，在帝制運動中背叛共和。這樣，袁世凱最後終於「裡外不是人」──幾方面的勢力，最後都把復仇的標靶鎖定在這個翻雲覆雨的河南人身上。

　　如果單就個人私德來說，袁世凱還是有諸多可取之處的。袁世凱算是個有情有義的漢子，他對自己的親屬家人，對自己的朋友和部下，可謂忠誠有信。袁世凱是個有名的大孝子，無論是對生父袁保中，生母劉氏，還是對養父袁保慶，養母牛氏，一直以孝為先。年輕的袁世凱赴朝鮮後，尤其掛念身體多病的母親，每隔一段時間，袁世凱就要寫封家信回老家噓寒問暖，細心地詢問母親的生活和身體情況，交代一些注意事項，如春後不可多脫衣服，不可多喝茶，不可多吃熱性食物等細枝末節，並且經常捎錢物分送家人。一八八五年三月袁世凱從朝鮮請假回河南，養母牛氏居陳州，生母劉氏居項城袁寨，袁世凱就在兩地之間奔波，二老都十分滿意。一八九一年，牛氏病重的消息傳到朝鮮，袁世凱立即趕回，到處張羅請醫生給養母就診。牛氏去世後，儘管朝鮮形勢非常嚴峻，袁世凱仍堅持把喪事辦完後，才趕回朝鮮。一八九○年，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後，立即將生母劉氏接到濟南，親自奉養。袁世凱對於兄長袁世廉也是盡心盡力，袁世廉患上傷寒症之後，袁世凱把兄長特意接到洹上，整天陪著他散心。袁世廉臨死之前，袁世凱在病榻前日夜相伴，困極了，就在袁世廉的床頭靠一靠。袁世廉去世前的六天六夜，袁世凱一直守候在病榻前。

　　袁世凱一生先後有一妻九妾，三十二個子女。之所以娶了這麼多姨太太，最根本的動機，恐怕還是袁世凱的虛榮心。可以看出，袁世凱骨子裡還是一個舊人，是個大男子主義者，缺少新生活的觀念，既缺乏情調，也缺乏對婦女的尊重。可能在他看來，納妾還是為了幫助那些可憐的女子。比如袁世凱的二夫人沈氏，曾經是煙花女。雙方情投意合時，袁世凱還是一個布衣青年。袁世凱發誓有朝一日當官發財，一定為她贖身並明媒正娶。幾年以後，袁世凱在朝鮮發達，立即派人將沈氏從妓院贖出，迎娶她做了自己的二夫人。除沈氏之外，袁世凱的九姨太，也是一個風塵女子。在朝鮮時，朝鮮國王曾饋贈袁世凱一妾二婢（另一說法為袁買來的），袁世凱將這三人全部納為自己的姨太太。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即是跟金夫人所生。袁世凱在朝鮮之所以一口氣納了三個妾，同樣跟他的舊觀念有關──早年袁世凱所娶的結髮之妻，在生了長子袁克定之後，一直在老家服侍袁世凱養母牛氏；袁世凱在娶了二房沈氏之後，沈氏一直不能生育。袁世凱很可能是為了多子多孫的考慮，一口氣納了三個妾。跟那些農業專制社會的士大夫一樣，袁世凱熱衷於排場，喜歡迎來送往，子女成群。在潛意識當中，還是在炫耀他男性的陽剛。儘管妻妾成群，但袁世凱生活並不糜爛，他不縱慾，對性生活也保持節制。袁世凱與姨太太們平時是分居的，袁世凱住在中間的大屋中，各個姨太太分居周圍的屋子裡。袁世凱規定，凡是兒子娶了媳婦的姨太太，都不得跟袁世凱同房。其餘的輪流值宿，每人一周。輪到哪一個姨太太當值，就由她本房的女傭把她的臥具及生活用品搬到袁世凱的臥室裡。因此，袁世凱雖然妻妾成群，但一切也井井有條。

　　袁世凱的妻妾如此之多，但彼此之間卻一直能和睦相處，極少發生爭吵之事。袁世凱的家規很重：不准家裡人吵嘴打架，不准搬弄是非。稍有違背，或犯了其他錯誤，除了當面訓斥之外，還要根據情節的輕重，停發一月或數月的月錢，甚至給予更嚴厲的處罰。新來的姨太太要服從早進門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禮數和規矩，均由資格老的教導指點，新的不得違背。前一時期，負責教育的是二夫人沈氏；後一時期，負責教育的，是五姨太沈氏。袁世凱給眾姨太的月錢，基本是平均的。如果姨太太要去買首飾或者衣料，要寫條子請袁世凱批准才行。雖然袁世凱對於姨太太的申請一般都會批准，但這樣的方式，對於姨太太們也是一種約束。

　　袁世凱喜歡小腳女人，這同樣可以說明他觀念守舊。在他的女人當中，除了朝鮮籍的三個姨太太是天足外，其餘的都是小腳。袁世凱最喜歡五姨太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姨太有一雙「三寸金蓮」。三個朝鮮籍姨太太為了討袁世凱的歡心，平日裡只好倣傚京劇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辦法，做出纏足的樣子來取悅袁世凱。四姨太因為死得早，少受了一些罪。二姨太和三姨太，一直到袁世凱死，雙足才離開「寸子」。她們離開「寸子」時，一段時間都不會走路了。從袁世凱這番習好就能看出，這樣的人，哪裡能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呢？

　　在舊制度的背景下，婚喪嫁娶也一直是政治。袁世凱成群的子女長大成人之後，袁世凱同樣也要打他的「兒女牌」──長子袁克定，娶吳大澂女；次子袁克文，娶天津鹽商捐官候補道劉尚文之女；三子克良，娶管學大臣、郵傳部尚書張百熙之女；四子克端，娶天津大鹽商、近代實業家、捐官候補道何炳瑩之女；五子克權，娶直隸總督端方之女；六子克桓，娶江蘇巡撫陳啟泰之女；七子克釗，娶山東巡撫孫寶琦之女；八子克軫，娶周馥之幼女；九子克久，娶黎元洪之女；十子克堅，娶徐世昌之女；十一子克安，娶天津富商李士銘之女；十三子克相，娶曾任軍機大臣的那桐之孫女。長女嫁張人駿之子，次女嫁端方之侄，三女嫁楊士驤之弟士聰之子，五女嫁清末吏部尚書陸寶忠之子，六女嫁孫寶琦之子，七女嫁曾任清廷陸軍部尚書蔭昌之子……這些兒女親家，很多都是袁世凱的政治同道或親朋好友：徐世昌、曹錕、陸建章、周馥、端方兄弟等，是袁世凱北洋時代的好友；那桐、張百熙、蔭昌等是清廷中比較接近的同僚；孫寶琦、張人駿、楊士驤、陳啟泰、陸寶忠等，則是袁世凱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時的下屬。兒女的婚事，有意無意地為袁世凱的勢力擴張結下了一張大網。

　　當官從政，一個很重要的行為就是用人。袁世凱的用人，同樣值得一提。袁世凱很看重一個人的能力，他所用的，都是比較能幹的人。在這一點上，袁世凱跟曹操又有幾分相似。袁世凱也基本做到了「任人唯賢」，而不是「用人唯親」。清末民初，袁世凱幾乎籠絡了國內各方面最優秀的人才，他的北洋集團就是一個人才集團。比如軍事方面有號稱「北洋三傑」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警察方面有趙秉鈞、段芝貴，經濟方面有周學熙、梁士詒，教育方面有嚴修、林墨青、盧本齋、傅增湘，法律方面有金邦平、黎淵等。這些人都是當時的人傑。袁世凱沒有像當年的曾國藩和李鴻章一樣，組織一支「鄉黨」的隊伍，他的手下很少與他有地緣和血緣關係。袁世凱的家族是一個大旺族，兄弟六人，子侄輩數十上百人，光袁世凱自己就有十七個兒子。但袁世凱極少讓他的兄弟子侄在政府中做事，他的兒子，只有大兒子袁克定，曾在清末年間擔任了左丞，而且時間不長，自己下野之後，袁克定也隨之辭職。袁世凱擔任民國大總統之後，他的兒子們一個也沒在政府中任職。袁世凱用人的另一個特點是大膽提攜新人，比如袁世凱在朝鮮時，就大量任用清廷第一批學成歸來的留美學生，開銷了前任留下的工作人員，一連調來八九位留美後生，分別在漢城的總理署及各地分署任翻譯。這當中，就有唐紹儀、吳仲賢、周長齡、梁如浩、蔡紹基等。袁世凱所用的留美學生人數，幾乎佔全部留美歸國學生人數的十分之一，為延納留美歸國精英最多的機構。唐紹儀跟隨袁世凱後不久，袁世凱即破格遴選唐紹儀做他的政治副手兼漢城郊區龍山分署員，地位甚至超越了很多一直跟隨他的親信隨員。袁世凱第三任期滿後，即舉薦唐紹儀替代自己，後由於甲午戰爭爆發未能實現。戰爭爆發之後，袁世凱內調國內，仍舉薦了唐紹儀主持留守事宜。

　　對於手下之能人，袁世凱既大膽提攜，也善於籠絡──天津小站練兵時，袁世凱的文案，也是他的老朋友阮忠樞在天津某妓院結識了一個妓女小玉，二人相處感情日濃。阮忠樞欲納小玉為妾，便向袁世凱報告。袁世凱表態說有礙軍隊聲譽，不同意阮忠樞納小玉。阮忠樞只好作罷。一段時間之後，袁世凱覺得這事也沒什麼，便派人秘密將小玉贖出，在天津購置了房產和傢俱，將小玉安頓好。然後，袁世凱和阮忠樞去天津，乘著暮色，袁世凱帶著阮忠樞來到了一家大院。阮忠樞見院子裡高掛紅燈籠，屋中鋪陳富麗堂皇，堂前點著朱燭，擺著豐盛的酒席，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正詫異間，就聽見有人喊道：新姑爺到！從裡屋出來了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佳人，定眼一看，原來正是朝思暮想的小玉──原來，袁世凱把這一切都辦好了，正等著他入洞房呢！如此籠絡人心的舊手段，袁世凱運用得爐火純青。怎麼看，這都像是一個精通人情世故的「曹操」。

　　以袁世凱的做事做人風格來看，最大的特點就是手腕圓熟，看起來「人情味」很重。袁世凱決意改變國體，昔日的同人和兄弟，一下子變成君臣關係，這些人接受得了嗎？經過一番深思熟慮，袁世凱向政事堂列出一批「舊侶」、「故人」、「耆碩」名單，列入「舊侶」的有黎元洪、奕劻、載灃、世續、那桐、錫良、周馥；列入「故人」的有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列入「耆碩」的有王闓運、馬相伯等。對這些人，袁世凱的態度是可以不稱臣。對於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四人，除了列入「故人」，受到不臣的優待外，袁世凱又發申令，尊此四人為「嵩山四友」，給予更優厚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在「舊侶」中，還有當年差點致袁世凱於死地的載灃。對於這個死對頭，袁世凱也沒痛下殺手，給予了寬大待遇。這可以說是袁世凱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說是他的肚量。

　　促成袁世凱改變國體的動機中，還有一個埋在袁世凱心底的隱秘，不足為外人道。袁世凱一直是很迷信的，這也難怪，在那個時代，由於科學和理性的薄弱，很少有中國人不迷信的。袁世凱心中一直有一個死結，那就是袁家四代以來，先袁世凱死去的十四個人，有十三個人死於虛齡五十八歲以前，只有袁世凱的四叔祖父死於六十歲。當年袁保慶和袁保恆的英年早逝，更是給袁世凱留下了陰影。一些風水師也議論紛紛，說什麼袁家祖墳穴位不正，掌祿不掌壽等，讓袁世凱的記憶尤深。袁世凱為此有一段時間曾拚命研究風水，有一次袁世凱的兒女親家周馥從安徽至德老家北上，到袁世凱隱居的洹上村拜訪。袁世凱興之所至，便與周馥、風水先生楊煥之一起，前往項城觀察自家祖墳。可以判斷的是，袁世凱在他五十八歲這一年，突然地想當皇帝，恐怕也跟這樣的心結有關。袁世凱還是想用稱帝這一非凡的方式來沖一沖袁家的「坎」，以自己的「天子命」來沖一沖懸掛在袁家男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可能正是由於這樣的賭徒動機，袁世凱決定孤注一擲，與命運進行一次擲骰子遊戲。

　　宿命的意義在於，即使你再想改變，你也只能無奈何對待撲面而來的一切。袁世凱也一樣，他想拚命地反抗命運，結果，還是倒在終點線之前。

第十八章　宿命，還是必然？

　　在很多人看來，袁世凱絕對是一個有「命」無「運」的人，命運垂青於他，給他恩惠，給他勇氣，把他推上前台，讓他結束這個時代；同時，命運也無情地戲弄他，也讓這個時代結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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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五年春天過後，袁世凱的身體顯得明顯地虛弱了。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袁世凱的睡眠變得越來越差。原先的袁世凱精力過人，白天從不知疲倦，夜晚只要一倒下，就鼾聲如雷。而現在不行了，伴隨著身體一天天的臃腫，袁世凱感覺到一天天衰老了。不僅精力不濟，夜裡也開始失眠了。由於睡眠不好，袁世凱在很多時候變得憂鬱而急躁，愚蠢的舉動也日益增多。當然，這一切，都是搬入中南海之後的事情──自從住進中南海之後，袁世凱就沒有再出過新華門一步，在這個到處都是帝王遺跡的園子裡，袁世凱總是感到內心不太踏實，這裡的每棟樓宇、每棵樹木、每塊石頭、每處墨跡，都是昔日王權的符號與象徵，昭示著皇家的霸氣與夢想。浸淫在濃濃的帝王氛圍之中，袁世凱會不由自主地壯懷激越，他想學古代的盛世君王，將這個古老的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強盛壯大；但每到夜深人靜時，袁世凱回想起昔日榮光的南柯一夢，有時候會不由自主地頹然，畢竟，居天子大不易啊！那種巨大的孤獨與悲涼，也不是凡人所能承擔的。

　　事態的發展果然如袁世凱擔心的──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洪憲帝制的一片喧嘩聲中，年輕的雲南將軍蔡鍔在京都名妓小鳳仙的掩護下，改裝悄悄逃出京城，住進了天津共立醫院。此後，在日本人的幫助下，蔡鍔轉道日本、香港、越南，返回昆明。十二月二十五日，唐繼堯、蔡鍔、戴戡等通電全國，宣佈雲南獨立，並請各省聯電勸袁世凱取消帝制，擁護共和。

　　因改變國體一事而引起動亂，這是袁世凱最不願意看到的。雲南宣佈獨立後，袁世凱不得不再次強打精神，調兵遣將征討護國軍。起初，在袁世凱看來，這一次唐繼堯、蔡鍔們發起的所謂獨立，跟前幾年革命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一樣，很快便會平定。但出乎袁世凱意料的是，這一次護國軍的力量比上一次要強得多，而且，背景要遠遠複雜得多。當然，對於袁世凱來說，叛亂並不是他所忌憚的，就軍事而言，他手中的部隊足以打贏一切戰鬥。戰爭進行過程中，袁世凱很快發現，自己的內部出現問題了──那些原先對自己唯命是從的將領們，此時一個個也有了「小九九」，不約而同地以一種磨磨蹭蹭的方式，對自己進行消極的抵制。這當中的原因，當然是他們對袁世凱的某些做法不滿──從擔任正式大總統後，袁世凱就一直按照「軍人不得干預政治」的思路，一方面削弱北洋諸將的兵權，擬建立模範軍代替北洋軍；另一方面在地方上進行了「削藩」。此次平叛徵召，正好讓這些人有了發洩情緒的機會。於是，陽奉陰違者有之，紙上談兵者有之，渾水摸魚者有之，真正死心塌地聽從袁世凱的，變得少之又少。連先前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因為不滿袁世凱大權獨攬，此時也稱病不出，不願擔任前敵總指揮的職務。

　　段總長稱病不出，袁世凱只好動用另一顆棋子馮國璋。當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命他出任征滇軍統帥一職時，沒想到馮國璋同樣以有病為名，托詞不就。馮國璋的舉動，讓袁世凱非常生氣。因為袁世凱一直把馮國璋當做自己人，其現任妻子周道如也曾是袁世凱的家庭教師，並且，每一次馮國璋來北京，袁世凱都把他召喚到自己家，留他共進午餐，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袁世凱知道馮國璋對自己有不滿情緒，因為馮國璋權力過大，軍人習氣重，袁世凱一直考慮對馮國璋「削藩」──為了牽制馮國璋，袁世凱把鄭汝成擺在上海，楊善德擺在松江，又有意識地造成張勳與馮國璋的對立和矛盾；袁世凱甚至還考慮過把馮國璋調到京城，任命他為陸軍總長，以解除馮國璋的實際兵權。馮國璋的不聽徵調，明顯地，就是對袁世凱不滿。

　　袁世凱手中一下無「牌」可打了──在「北洋三傑」中，除了段祺瑞、馮國璋之外，另一個具有帥才的，就是王士珍了。王士珍一直對清廷持忠誠態度，清廷退位之後，王士珍也慢慢淡出。無奈何之下，袁世凱只得親自掛帥，重用資歷相對較輕的曹錕等，分三路進兵雲南。這實際上就向全國上下傳達了一個信號：在袁世凱的政府中，已經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高層已不抱團了。這樣的徵兆，給了反對派以足夠信心，也使得北洋將士在臨陣打仗時很難形成凝聚力。

　　到了一九一六年的三月，袁世凱的處境更為不妙了。先是外交方面的壓力──日本公開干涉帝制，揚言將承認南方護國軍為交戰團體。在日本公使的鼓動下，五國公使接連提出口頭警告，認為袁世凱政府已無力量平定雲南，如果戰事擴大，必將影響全國秩序和外僑安全，他們不能坐視；而且，讓袁世凱感到惱火的是，這些國家一致拒絕袁世凱用「洪憲」標誌發出的公文。外交上的捉襟見肘，導致無法獲得列強的財力支持，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國庫空空，之前通過發展生產、鴉片煙稅以及救國儲金積聚的一點錢，戰事一開之後，幾乎被用得精光。對內無法開源節流，對外借款不成，這個仗實在是無法打下去了。

　　三月中旬，廣西陸榮廷也在梁啟超和其老上司岑春煊的策動下，宣佈獨立。袁世凱的第三路軍司令龍覲光也被陸榮廷俘虜並投降，通電宣佈擁護共和。政局變得更亂了。有人向袁世凱告發，在南京的馮國璋正在密電有關各省軍政要員，建議發出一個逼迫袁世凱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的聯名電報，內容共有八條：一、承認袁世凱仍居民國大總統地位；二、慎選議員，重開國會；三、懲辦奸人，以謝國人；四、各省軍隊以全國軍隊依次編號，並實行征名制；五、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用民國元年約法；六、民國四年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一律仍舊；七、川、湘前敵北軍，一律撤回；八、大赦黨人。這明顯就是要求袁世凱取消帝制，回歸到以前的內閣制。當時回電馮國璋表示同意的，已有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雲鵬和湖南將軍湯薌銘。馮國璋可能覺得五人聯名聲勢還不夠大，又以五人聯名密電的形式，尋求更多將軍的支持。與此同時，來袁府或致函以朋友身份勸袁世凱取消帝制的社會名流，還有湯化龍、唐紹儀、伍廷芳、康有為等。讓袁世凱最擔心的是，駐日大使陸宗輿也傳來了日本內閣的決議，要利用中國內亂之機，擴大在華權益。

　　這個時候的袁世凱，悔得連腸子都青了。袁世凱根本沒想到改變國體竟會鬧出如此大的動靜。早先的稱帝運動，看起來那麼眾口一詞，萬眾一心。自己甚至是在整個社會力推的情況下，才半推半就決定恢復帝制的。袁世凱恢復帝制，最根本的是想恢復中央的權威，而現在，中央權威不僅沒有恢復，「藩鎮」割據局面反而一發不可收了。人心真是險惡啊！那些當年積極為帝制搖旗吶喊的人，此時就如同霜降過後的昆蟲似的，隱匿得無影無蹤。袁世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回，自己是中了別人的「套」了──似乎從一開始，各種勢力就默契地將他引入一個陷阱，然後不約而同地落井下石。這個陰謀的策劃者是誰呢？是日本？是革命黨？還是不可確定的中國文化？袁世凱不敢肯定。但無論怎麼說，這一次鬧出的動靜，罪魁禍首還是自己。畢竟，當皇帝看起來總是他個人的事情。如果因此造成天下大亂，袁世凱無論怎樣是承擔不起的。

　　袁世凱決心取消帝制了，並且頹唐地對恢復帝制行為表示了後悔。袁世凱的猶豫，更加強了反袁勢力的堅定。儘管袁克定力勸袁世凱不要取消，理由是西南各省軍隊並不可怕，軍費也不充足，內部也有問題；北方大局已趨穩定，如果決策反覆，反而會引起動亂。但袁世凱再也不想聽袁克定的意見了，袁世凱只想快速地解決問題。三月二十一日，袁世凱召開了有特邀人員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參加的各部總長會議，主要議題是撤銷帝制，會議作出五條決議：一、撤銷承認帝制，取消洪憲年號；二、召開參政院會議撤銷帝制決議案；三、以徐世昌為國務卿，解除陸徵祥國務卿之職，回任外交總長；四、任命段祺瑞為參謀總長；五由徐世昌、馮國璋、黎元洪主持南北和談。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發佈申令，撤銷承認帝位案。這一篇申令，是袁世凱的機要局長張一麐起草的。張一麐一直反對袁世凱改變成體，為此，袁世凱還曾對張一麐直有看法，現在，袁世凱幾乎是無顏見張一麐了。袁世凱感慨地說：我昏聵，不能聽你的意見，以至於到了這個地步。今日這個申令，非你不可。袁世凱又說：我的意思還是取消帝制，並且將擁戴書焚燬。張一麐說：這一件事，是你為小人蒙蔽。袁世凱說：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張一麐為袁世凱起草了撤銷帝制的申令。在申令中，袁世凱這樣自責道：

　　民國肇建，變故紛乘，薄德如予，躬膺艱鉅。憂國之士，怵於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癸丑以來，言不絕耳，予屢加呵斥，至為嚴峻。自上年時異勢殊，幾不可遏。僉謂中國國體，非實行君主立憲，決不足以圖存，倘有墨、葡之爭，必有越、緬之續。遂有多數人主張帝制，言之成理，將士吏庶，同此悃忱，文電分陳，迫切呼籲。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國體之責，一再宣言，人不諒之。嗣經代行立法院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合詞推戴。

　　中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予更無討論之餘地。然終以驟躋大位，背棄誓詞，道德信義，無以自解，掬誠辭讓，以表素懷。乃該院堅謂元首誓詞，根於地位，當隨民意為從違，責備彌嚴，已至無可諉避。始終籌備為詞，借塞眾望，並未實行。及滇、黔變故，明令決計從緩，凡勸進之文，均不許呈遞。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開會，徵求意見，以俟轉圜。

　　予憂患餘生，無心問世，遁跡洹上，理亂不知。辛亥事起，謬為眾論所推，勉出維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國，不知期他。中國數千年來，史冊所載，帝王子孫之禍，歷歷可證，予獨何心，貪戀高位？乃國民代表既不諒其辭讓之誠，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為權利思想，性情隔閡，釀為厲階。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苦我生靈，勞我將士，以致群情惶惑，商業凋零，撫衷內省，良用矍然。屈己從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轉陳推戴事件，予仍認為不合事宜，著將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認帝位之案，即行撤銷，曲政事堂將各省區推戴書，一律發還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轉發銷毀。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誠，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滌慮，息事寧人。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為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使人神州華裔，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為祥和。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認之案，業已撤銷。如有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本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而不顧也。方今閭閻困苦，綱紀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進，言念及此，中夜以擾。長此困循，將何以國？嗣後文武百官，務當痛除積習，黽勉圖功。凡應興應革諸大端，各盡職守，實力進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見。予惟以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為制治之綱。我將吏軍民當共體茲意。此令。洪憲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

　　從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接受擁戴承認帝制，到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下令撤銷，洪憲帝制共運行了八十三天。八十三天中，袁世凱沒有舉行登基大典，沒有戴皇冠，沒有穿龍袍，充其量只是一個閉門天子。為了緩和矛盾，避免「秋後算賬」，袁世凱親自指揮，焚燬有關帝制文件，讓所有參加「勸進」的政客和帝制派人士解除後顧之憂。做完這一切後，袁世凱的八十三天皇帝夢宣告結束。

　　在宣佈撤銷帝制，依舊恢復共和後，袁世凱全力轉向和談。這個時候，袁世凱已明顯表現出心力交瘁了，他已明顯地流露出憂鬱的狀態，行動也變得越來越愚不可及，甚至像一個棄婦一樣變得囁嚅數落。袁世凱想得太簡單了，他還指望自己在撤銷帝制後，依舊能待在大總統的位置上。在發給浙江將軍朱瑞的電報中，袁世凱為自己辯護說：恢復帝制，一直不是自己的願望，歐戰尚未結束，在接替人難得其人的情況下，只要能救國，自己無論如何犧牲，將在所不辭；只是潔身清退，只愛一身，也不是自己的性格。看得出來，這個權力慾和使命感尤強的河南人，仍舊戀戀不捨自己的「責任」。但這一次，人們已下定決心要將他拋棄了，決意不讓袁世凱在這個位置上存在了。四月一日，袁世凱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義，向護國軍提出六條和議方案：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獨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長官負責維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往戰地的兵士一律撤回；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與官兵交戰；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來京籌商善後。這樣的和議方案，帶有不屑和強制的口吻，護國軍方面當然不同意，並且針鋒相對提出了六條方案：一、袁世凱於一定限期內退位，可免其一死，但須逐出國外；二、誅帝制禍首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三、帝制大典籌備費及此次戰爭軍費六千萬元，應由查抄袁世凱及楊度等十三人財產賠償之；四、袁世凱子孫三代，剝奪公權；五、袁世凱退位後，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六、除國務員外，文武官吏均照舊供職，但關於軍隊駐地，須接受護國軍都督指令。很明顯，護國軍的這六條，就是硬生生要與袁世凱過不去了。

　　接下來的事情，讓袁世凱更覺得有「四面楚歌」的滋味了──不，不僅僅是「四面楚歌」，而是眾叛親離了。袁世凱的老友徐世昌見此情形，向袁世凱提出辭去了國務卿一職，把這個位置讓給段祺瑞，以此為條件，讓段來收拾殘局。自己則南下河南輝縣老宅，去經營自己園中的蔬菜、果樹。徐世昌的歸隱還真頗有當年老子的意味，走之前，這位冷靜而緘默的「旁觀者」對袁世凱意味深長地說：自己實在是沒有精力捲入這次風雲變幻了，等塵埃落定之後，他會歸來幫他收拾殘局。徐世昌的話語真是一語成讖，沒多長時間，他就從河南返回，替他的這位老友主持了葬禮。袁世凱請段祺瑞重新出山，委任他為國務卿。段祺瑞的精明和強悍，一直是袁世凱所欣賞的。段祺瑞一上任，就跟袁世凱討價還價，決不做一個有名無實的國務卿，而要做有職有權的實力派人物。段祺瑞向袁世凱提出，改政事堂為責任內閣，恢復民國三年前的政治體制，也就是法國政體的內閣制。袁世凱答應了段祺瑞的要求。這個時候的袁世凱已心灰意冷，能退讓的，乾脆都退讓了，自己還是做一個名義上的大總統吧，至少可以少有過失，也不用負責任。到了四月份，袁世凱下令：委任國務卿總理國務，組織政府；其後，又下令取消政事堂，恢復國務院和國務總理名稱。

　　第一步成功之後，段祺瑞步步緊逼，希望袁世凱將軍事大權也交到自己手中，要求撤銷總統府的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將辦事處所管事務，下放到陸軍部、海軍部以及參謀各部。隨後，段祺瑞又提出將模範團和拱衛軍收歸陸軍部管轄的意見。袁世凱看後很不高興，不由自主地想起武昌起義後自己對於清廷的步步「逼宮」，歷史真是循環得厲害啊，才幾年工夫，一切就換了個位，輪到自己遭別人的擠壓了。真是「現世報」啊！

　　時間很快到了五月，局面變得更無法收拾了──前方戰事一直沒有進展，後院卻不斷起火。一直騎牆的馮國璋，在「前八條」的基礎上，修正後又提出一個「新八條」，最關鍵的是總統問題：馮國璋認為，民國中斷，大總統地位消滅，副總統亦當回歸消失，所以由副總統代行職權不能成立，應該承認袁大總統對於民國暫負維持責任，一俟國會開會，袁應即行辭職，依法產生大總統，實行責任內閣。馮國璋的用意很明顯，就是不想讓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而是承認袁世凱為過渡總統，然後召集新國會以選舉總統。如果將黎元洪排除在外，馮國璋自以為在總統選舉中會居於優勢地位。馮國璋的提法公佈之後，輿論大嘩，人們斥之為「袁世凱第二」。在上海的二十二省區知名人士由唐紹儀領銜，包括譚延闓、張繼等一萬多人聯名發出通電，對馮國璋提出的八條痛加駁斥。馮國璋的聲望一落千丈。

　　各省統兵大員的苦苦相逼，表明原北洋系將領離心傾向的加劇。袁世凱陷入了和談不成，用兵也不成的泥淖之中。各地的呈文、檄文如冰雹一樣向袁世凱砸來，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似乎都要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對政治的興趣。讓袁世凱啼笑皆非的是來自於家鄉河南的通電，竟有河南四道一百零六縣一千二百八十四人的簽名。看了這樣的電文，袁世凱覺得自己彷彿成了一隻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袁世凱內部混亂分崩的時候，南方已獨立的四省卻加強了團結和聯繫。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四省共同在廣東肇慶成立了軍務院，以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副撫軍長（代理撫軍長），梁啟超為政務委員長，蔡鍔、李烈鈞、陸榮廷、龍濟光等各獨立省份的督軍、總司令為撫軍。其組織宣言宣稱，軍務院統籌全國軍事、庶政，這實際上是與袁世凱中央政府對抗的臨時政府。之後，蔡鍔代表軍務院，提出解決時局的四條措施，主要是：一、袁世凱退位，以副總統繼位；二、考慮到黎元洪難當重任，建議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攝政；三、撤退前敵北軍，由南北代表商定善後；四、以特別條件之規定，選舉段祺瑞為大總統。

　　南方軍務院成立的同時，陝西陝南鎮守使陳樹藩也宣佈陝西獨立。接著，袁世凱的另一位心腹陳宦也通電全國，宣佈四川獨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湖南將軍湯薌銘也宣佈湖南獨立。二陳一湯的倒戈，就像兩把匕首一樣，插在袁世凱的心尖上。這幾個人，在平日裡，都是袁世凱的心腹，而且都是情意切切地勸說袁世凱稱帝的。世態如此炎涼，袁世凱傷心欲絕。這個時候，袁世凱已經知道，大勢已去，自己已很難挽回局面了。

　　讓袁世凱感到悲涼無比的，還有梁啟超不斷發出的「檄文」──南方的梁啟超接連寫下了《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袁世凱之解剖》，對袁世凱展開了猛烈攻擊。紙筆的確可以殺人啊，讀著這樣的文字，袁世凱感到周身透涼：

　　袁氏一生，其言與行，無一不相違；其心與口，無一而相應，彼袁氏蓋古今天下第一愛說謊且善說謊之人也。以前清托大臣而盜賣前清，以民國服務之公僕而盜竊民國。既假借外人言論以劫持吾民，復冒用吾民名義以欺罔列國。不自量度而貿然嘗試，一遇挫折則靦然乞憐。以總統未足則覬覦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則又將謀保總統。險詐反覆，卑劣無恥，一至此極。以此等人而為一國元首，吾實為中國人羞之；以此等人而全世界人類四分之一歸其統治，吾實為全世界人類羞之。

　　　　◇

　　在《袁世凱之剖析》之中，梁啟超繼續寫道：

　　袁氏誠不失為一大人物，然只能謂之中世紀黑暗時代東方怪魔的人物，而決非在十九、二十世紀中有價值的人物……中國禍亂之種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統治一日，則禍亂之程度加深一日……蓋國中任舉一極惡之人，其惡卻不能有加於袁氏。故無論如何不適於統治中國，而其不適之程度，也決不能有不加於袁氏也。

　　　　◇

　　不僅僅是梁啟超，這個時候，似乎全社會人都被激怒了，爭先恐後地加入對袁世凱的攻擊之中。他們把政權的孱弱、外交的無能、財政的赤字以及社會的無序，全怪罪於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的無能。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南京的報章似乎成了流言蜚語的加工廠，袁世凱所做的，以及沒做過的蠢事，包括他的私生活，全都被一點一滴地製造出來，裝瓶外運，飛往全中國。在這片生長著革命者、新生的資產階級、退位者、墮落者以及麻木者的地方，那些沒牙的遺老遺少們，因為再也咬不了人，只好胡亂發洩對當下的怨氣；危險的是新生代，因為從未掌過權，不甘心一直待在黑暗中，於是懷著鋌而走險的目的崛起；新生的資產階級也在覺醒，對於進步的緩慢也大為不滿……人人都有著怒氣，人人也有著心思。一些人群情激憤，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亂，一些人大惑不解，一些人落井下石……無數種神秘力量，就像一隻隻陰毒的小獸一樣，悄悄地潛伏在袁世凱的周圍，包括每天吞噬袁世凱身體的病菌。終於，有一把火點燃了無數人。人們的一個共識就是：國力在衰弱，債台在高築，陸海軍在減少，主權在丟失，而鄰近的國家卻呈欣欣向榮的景象。這種真誠的愛國的情緒和民族的感情所產生的不滿情緒，終於落在了試圖稱帝的袁世凱身上。在人們看來，一個古老的帝國已經衰敗到如此地步了，這個人居然還為著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想君天下、家中國──這樣的行徑，真是太可恥了！這種局面，必須終止！

　　這時候，身處中南海的袁世凱，已能看到四周熊熊的火焰了，也感受到眾叛親離。不，不僅僅是眾叛親離，而是整個國家都背叛了自己；並且，叛變自己的，還有自己的身體──他的膀胱結石症導致的尿毒症越來越嚴重，每到小解時就疼痛難忍。巨大的壓力之下，袁世凱也沒有心思關注自己的身體了，他只是讓中醫開了一些利尿的中藥，服用一段時間再說。異常愛面子的袁世凱很是忌諱自己生病的部位，他實在是無法面對醫生。雙重壓迫之下，袁世凱的精力急劇下滑，虛弱的他甚至沒有精力和能力去應付眼前的局面，只能聽任事態的發展了。這個時候，在袁世凱周圍，局面已變得很混亂了，袁世凱的一個兒媳婦，竟將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來一塊，然後燉湯讓袁世凱服用。袁世凱生氣地拒絕了。到了五月下旬，袁世凱已經不能吃也不能尿，尿毒已在全身蔓延開來了。這個時候，袁世凱已經意識到自己真的不行了，袁世凱心有不甘的是，自己為這個國家做了這麼多，也不情願去當這個皇帝，為什麼大家就這樣競相指責自己，怎麼會落得這個下場呢？袁世凱覺得自己滿身都是委屈，就像戲劇中的竇娥一樣。袁世凱讓人擬定了一個《帝制始末案》，訴說著帝制的前因後果，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一步步控制、身不由己同意恢復帝制的，在這當中，他有著「苦衷」和「委屈」……袁世凱氣急敗壞地表明：如果再有人無事生非，他將公佈各省區軍民以及一些個人要求改變國體和擁戴他早登大位的電文。袁世凱想，那都是些白紙黑字呀，怎麼有些人那麼缺乏誠信，說不承認就不承認了呢？然後，就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自己踹倒，再踏上一隻腳。

　　六月一日，袁世凱召見外交部長蔡廷幹，沉默了半晌，問：「聽說整個外交使團都認為我應該或將會辭職？」蔡廷幹想了一想，回答說：「大家都認為您應當進行休養，這是亟須要的。政府財政前景黯淡，困難非但未減少，而且在增加。所有的人都為您的健康擔憂。」袁世凱聽後，半天說不出話來，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這個時候，袁世凱已經決定退位了。袁世凱讓段祺瑞擬定了一份退位後的優待辦法，共有六條：一、往事不追；二、公權不褫奪；三、私產不沒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國人民予以應有的尊重；六、民國政府每年給以歲費十萬元。也許，只有退出政治舞台，才能得到人們的諒解，才能使這個國家重新歸於穩定，儘管他極不願意。既然身敗名裂，就只有認了吧，重要的是，讓人民重新接受自己，也讓自己體面地結束。袁世凱終於明白了，這種始料未及的變故，是由於在面對這個亙古未遇的大變化時，自己沒有準備好，所在的國家以及人民都沒有準備好。一切都是陰差陽錯，自己和這個國家根本就沒有踩準歷史的步點。節奏雜亂無章，千變萬化，太難以掌握了，以至於他再怎麼努力，都顯得拙劣而頑固，就像舞台上一個踏不準步點的小丑在跳舞似的，周圍是一片亂哄哄的嘈雜和騷亂。在如此動亂的時代之中強出頭，又怎麼會有好結果呢？一切都結束了。對於袁世凱來說，此時的他只想歸於常人，真正地，過一種平常人的生活。袁世凱確認的一點是，在自己這一生當中，除了在洹上的那一段時間，自己還真沒有認真地品嚐過日子的滋味呢！

　　六月六日上午，一個驚人的消息傳遍北京城：袁世凱不行了！最初，沒人相信這個消息，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整個使館區都傳開了：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六月六日上午十點過幾分死亡。稍後法國醫生簽發的死亡證明公佈，證實袁世凱的確死了，是死於尿毒症。接著，所有的報紙都以大篇幅登載了袁世凱死去的消息。不過人們對於袁世凱的死因半信半疑，有傳言說袁世凱是自殺的，也有傳言袁世凱是被日本人或者革命黨暗殺的……至於袁世凱臨死前的情景，也有很多種版本：

　　一個版本是：六日晨，袁世凱已處彌留之際，老友徐世昌特地從河南趕來，兌現了當初留下話來幫他處理殘局的諾言。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袁世凱的表弟張鎮芳，乾兒子段芝貴，守護在居仁堂的病榻前。一針強心劑過後，袁世凱睜開雙眼，吃力地掃視身邊的每一個人，似乎想表達什麼。徐世昌、段祺瑞急切地詢問，並把耳朵貼在袁世凱嘴邊。袁世凱氣若游絲地吐出「約法」兩個字，就再也說不出話來，然後停止了心跳。袁世凱所說的「約法」指的是什麼？是指早期孫中山手上制定的《臨時約法》？還是指後來自己炮製的《中華民國約法》？這已成為一個永遠之謎。

　　另一個版本是：袁世凱斷氣前幾分鐘，一直喃喃自語：「我不想要這個結局，我不想當皇帝，是那一個人害了我！我信了，結果被騙了。」「那一個人」到底是誰？後來有人推測是楊度，有人認定是袁克定……是有這樣一個確切的人，還是袁世凱內心當中的慾望害了他？這同樣也是個不解之謎。

　　袁世凱去世了，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張鎮芳四人立即打開金匱石屋，找到了袁世凱留下的繼承者的提名，只見上面親筆寫著：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前任總統所推薦的三人，將作為總統的候選人，從三人中選出一人為總統──袁世凱如果將他三個兒子的名字同時列出的話，那麼，最終擔任總統的，也將是他三個兒子中的一個──從這一點看，袁世凱還算是有良心的，他沒有繼續自己的皇帝夢，沒有把這個尷尬的問題，拋給後人。一個逝去的舊時代也是有著氣節的，雖然這樣的氣節那麼不合時宜。

　　袁世凱死後，北京流傳著一副對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六君子」和「二陳湯」一語雙關，既是中藥名，又確有所指──「六君子」指的是「籌安會」的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這六個人；籌安會，可以說是袁世凱恢復帝制的始作俑者。而「二陳湯」則指陝西陳樹藩、四川陳宦以及湖南湯薌銘，這幾個人原先都是袁世凱的心腹，且是擁護帝制的幹將。陳宦被袁世凱派往四川，告別之時，還在袁世凱面前一邊哭一邊表忠心，希望袁世凱早日登基，以正國體。到四川之後，陳宦又兩次打來電報，請袁世凱早歸大位。「二陳湯」的倒戈，可以說，是在身後刺向袁世凱的致命一刀──它不僅讓袁世凱對帝制徹底失望，也對人心徹底失望。

　　中國文化仍是一如既往地傳奇化，不習慣於探究事件的實質，僅僅滿足在戲劇中一唱三歎。在袁世凱之死上，仍是如此。慢慢地，連袁世凱的死，也變得具有傳奇意味了。人們口口相傳的是袁氏家族的咒語和秘符──這個精力旺盛、機敏過人、拳法高超，壯實得如同一頭牛似的人，怎麼說沒了就沒了呢？而且，是死於微不足道的尿毒症。這就是命啊！袁世凱是逃脫不了袁氏家族男性的那個坎的──再好的運，也是敵不過命的！

　　死之前，袁世凱留下了一則正式「遺囑」，看得出來，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裡，袁世凱還是想消除人們對於自己的巨大誤解，努力與人們重歸於好：

　　民國成立，五載於茲。本大總統忝膺國民付託之重，徒以德薄能鮮，心餘力絀，於救國救民之素願，愧未能發攄萬一。溯自就任以來，蚤作夜思，殫勤擘畫。雖國基未固，民困未蘇，應革應興，萬端待理；而賴我官吏將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寧，列強邦交，克臻輯治，撫衷稍慰，懷疚仍多。方期及時引退，得以休養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彌留。顧念國事至重，寄託必須得人，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忠厚仁明，必能宏濟時艱，奠安大局，以補本大總統闕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軍警士民，尤當共念國步艱難，維持秩序，力保治安，專以國家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為不死。」本大總統猶此志也。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六日。國務卿、陸軍總長段祺瑞。外交總長、交通總長曹汝霖。內務總長王揖唐。財政總長周自齊。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農商會總長章宗祥。教育總長張國淦。

　　　　◇

　　讀過這樣的遺囑，人們自當明白，其實袁世凱的死，哪裡是尿毒症呢，分明是「憂鬱而死」──憂鬱到極致了，生命也就如燈芯一樣脆弱，一陣微風拂過，它就會灰飛煙滅。

　　後人在分析和總結袁世凱的人生時，曾有很多精闢的見解──在很多人看來，袁世凱絕對是一個有「命」無「運」的人，袁世凱波浪般起伏的人生中，每一個重要階段都呈螺旋狀循環上升──憑著勤勉、機智和堅忍，他一點一點向上攀援，可到了一定程度，會一腳踩空急劇下墜；然後，袁世凱又一邊舔著傷口，一邊開始又一輪攀援……命運就這樣垂青於他，給他恩惠，給他勇氣，把他推上前台，讓他結束這個時代；同時，命運也無情地戲弄他，也讓這個時代結束他。袁世凱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命運的遊戲意味，始終自信滿滿，渾然不覺。對於袁世凱來說，最為殘酷的，是惡作劇的力量連喘息的時間都沒留給他，就那樣乾淨利落地畫上了句號……袁世凱就這樣帶著羞愧，帶著恥辱，帶著不屈和無奈，帶著不明不白的困惑，離開了這個世界。一直到死，袁世凱的心猶有不甘──時間，再也不給他翻盤的機會了。

　　袁世凱就這樣被人們拋棄了，也被那個時代拋棄了。一個舊時代的人，在人們企盼之中，哪裡能代表新紀元的曙光呢？新的勢力瞧不起他，因為他身上帶著濃郁的腐朽氣息；舊的勢力更是怨恨和憎惡他，因為他是毀滅一個時代的罪魁禍首。袁世凱的經歷和命運，注定了他會有悲劇性的滑落，像流星一樣，從歷史的天空裡滑落；又像夢魘，從人們的記憶中滑落。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新時代排闥而來的時候，那些舊時代的精英們，肯定會被人們作為犧牲品，送上新時代的祭壇。

　　袁世凱徹底地跌入了歷史的不測之淵中。在歷史以及人們的眼中，這個矮壯的河南人是那樣污濁，彷彿一個徹頭徹尾的不仁不義之人──在變法中，他背叛了維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而他當上大總統後，又背叛了中華民國。與這「三叛」同時並存的，還有一系列醜惡的行徑：卑劣，欺騙，玩弄陰謀，暗殺，收買，暴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袁世凱彷彿成了二十世紀初大轉型時期道德低下、政治墮落的集大成者，就像被粗魯地抹上了糞便一樣。袁世凱就這樣死死地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像一具行屍走肉，晾在朔風曠野之中。

　　也許袁世凱悲劇的唯一價值，就是讓這個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在經過那一場反覆後，從此走上共和的不歸路。它從另外一方面證明，在這個國度裡，人民再也不需要皇帝了。

尾聲

　　當這個古老的帝國巨大的轉型過程啟動，中國歷史挪動笨重的身軀，艱難地從中世紀跨入現代的時候，巨大的落差勢必激起滔天巨浪，那些試圖駕馭這艘船的人們，不可避免地會落水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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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幾乎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義及以後的四個月內完成的。改朝換代如此迅速，使得絕大多數國人一時反應不過來。其後，權力的更替更是節奏頻繁，各路人馬粉墨登場，如走馬燈一樣讓人眼花繚亂。袁世凱去世之後，在短暫的時間裡，出現了平靜的局面。不是在於人們還沉湎於憂傷之中，而是各派勢力一下子失去了聲討的目標，也失去了洩憤的情緒，矛盾得到了緩和，無法再讓人們熱血沸騰了。一個盹恍過來之後，人們突然發現，最終控制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卻是那些胸無點墨的軍人。這樣的局面不由讓大家失望──原先人們的初衷，是建立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散發著活力和熱情。沒想到最後呈現的，卻是一個由軍閥執政、武力維繫的不倫不類的政府。不僅僅是在中央，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軍方當家說了算。於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人們紛紛要求參軍，因為參軍不僅可以養家餬口，還可以參與政治，成為地方的控制者。很快，人們又開始不滿意了，道統和法統打作一團，派系紛爭接連不斷，地盤和養兵問題成了政治糾葛的關鍵所在。一邊是戰爭和割據，各種勢力繼續爭吵；另一邊則是外國勢力的咄咄推進。伴隨這一切的，無形之中，還有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的破壞。

　　一個群龍無首、紛爭亂鬥的軍閥時代到來了。在既無王朝，又缺少強有力人物和執政黨的情況下，中國變成了一盤散沙。崛起的願望正被各種各樣的干擾牽扯，道路在選擇中變得混亂，狹隘卻很頑強的民族主義，以及生怕本國文化被消滅的弱小民族心態如野草一樣瘋長。這也難怪，當一個古老而優秀的民族淪落到任人隨意欺凌的地步時，那種自尊的強烈反彈是最自然不過的了。在此之後的情形是，當思想遭遇思想，野心面對野心之時，……就只有靠槍桿子說話了。在戰爭暴力以及弱肉強食的商業競爭面前，原先柔弱的智力以及安逸的文明被淘汰了，人們不得不去發揮體力、精力、勇氣，以及被長期壓制的男性氣質。暴亂和反抗日益增加，破壞遠遠大於建設。人們等不及了，人們等不及合乎正義的事情和道理被接受，等不及公眾的福音降臨；而正義，常為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半路搶劫，或者被一些難以理解的法律秩序所犧牲。在那些苦大仇深的人看來，所謂的法律秩序，看起來冠冕堂皇，都無非是拱衛帶有私利的公共權威壓迫弱者的工具，它們的目的，就是加深當權者的邪惡……這樣的社會現狀，在人們心目中撒下了仇恨的種子。這種情況下，革命的到來，是注定的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當所有的道路都插著「此路不通」的標牌時，人們只能選擇鋌而走險。以夢想來代替理性；以暴力，來抵抗時間的折磨。

　　一九一九年初，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見證者和參與者梁啟超來到了歐洲。此時的歐洲，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滿目瘡痍，一片荒涼。戰爭的倖存者沮喪，彷徨。梁啟超原本是帶著希望來到歐洲的，看到如此情景，聯想到中國正在效仿西方進行的制度改革，不由失望和震驚。在《歐遊心影錄》中，梁啟超這樣描述道：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去了羅針的海船迎著風遇著雪，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中國人視為學習對象的歐洲已然如此，那麼，中國怎麼辦？中國的前途在哪裡？人類，又該怎麼辦？

　　後來，梁啟超在歸納中國近代發展，總結中國人思想變化時，曾把國人的思想發展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外國的船堅炮利確是我們所不及，對之有捨己從人的必要，於是有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之所作，福建船政學堂、上海局等也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甲午敗於日本，想到堂堂中國衰敗到這田地，都因為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所為。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漸漸覺出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決計不可能，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新近回國的留學生，鼓起勇氣開始了全部解放的新文化運動，從此也分化出不同的解放道路。

　　梁啟超是從中國現代思想的嬗變來歸納這一過程的。梁啟超沒有想到，當絕大多數中國人置身於漫長的轉型之中，面對現實的緩慢改變時，都不由自主地失去了耐心。這個時候，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了中國，完全可以想像身處迷茫之中的中國人在得知俄國革命勝利後的興奮和激越，以為又找到了改朝換代的最佳方式。這個時候，中國已不再是孤立的了，中國此時對道路的選擇，已完全取決於世界當時的形勢。於是，不可避免地，一股年輕的情緒控制住了整個社會，當理性變得過於依賴時間的時候，人們選擇了反抗，選擇了破壞，選擇了速成和走捷徑的冒險。人們呼喊著揭竿而起，不顧一切開始了否定，開始了對思想、文化、經濟以及一切的否定，也開始了不斷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也正是在這樣的情緒之中，革命以不可逆轉的洪流激盪，在這片古老土地的上空，轟鳴著輾過。

　　一切看起來似乎都是不可避免，文化的缺失，傳統的孱弱，就只好用血來彌補。等到有朝一日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終於恍然大悟的時候，面前早已屍橫遍野、白骨如山了。

　　很多時候，我在想的一個問題是：袁世凱個人的命運，或許正好印證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潛在規律：當這個古老的帝國巨大的轉型過程啟動，中國歷史挪動笨重的身軀，艱難地從中世紀跨入現代的時候，巨大的落差勢必激起滔天巨浪，那些試圖駕馭這艘船的人們，不可避免地會落水淹沒。激流如此強大，中國已不可能從容不迫，也不可能依附某種政治和理論的指引，選擇理性的道路。踩在起伏不定的舢板上，那些政治家們只好慌不擇路地開弓射箭──箭鏃呼嘯而出，卻總是脫靶落水。有好幾次，那些看似瞄準古老帝國軟肋的箭頭就要命中，但船頭稍稍一顛簸，箭矢還是輕輕滑過，一頭栽進歷史和時間的縫隙之中。

　　袁世凱，就如同那個箭鏃一樣，悄悄地滑落，然後，被命運拋棄。

　　歷史，進入了一個無法主宰的年代。

代後記：歷史的意義

　　這一本《袁世凱》寫完了，「晚清三部曲」也寫完了，不想再寫了。關於歷史的困惑，也隨著清晰度的增加，變得越來越多。

　　歷史是什麼？從字面上看，歷史（ｈｉｓｔｏｒｙ），似乎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他的」，另一個，則是「故事」。那麼，歷史到底是誰的故事呢？是曾經發生的故事，還是某種旨意確定的「理」的故事？在時間不能倒流的前提下，一種不可否認的推測就是，歷史一直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它只是歷史學家對於事情的描述，在那種對不可再現的事實的描述當中，歷史已不可避免地夾雜上一相情願的臆度了。

　　有關歷史的內涵，就是在如此深究之後，變得越來越讓人困惑。這種困惑，跟我們身邊的很多困惑一樣，都是屬於時間範疇的。時間，是一切困惑的本源。一般情況下，歷史是對於過去事件的記載，但過去時光所具有的萬千氣象，又豈是靠單純的文字或者影像所能記載和描述的？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會不可避免地被取捨和歪曲，整理成對現實有意義的過程，以自己的認識加以貫串，用所能夠理解的邏輯組織一個對於過去的詮釋。這樣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按照某種要求架構的一幢房子，或者一具僵死的標本──那種機械而僵死的房子和標本，是代替不了活生生的歷史的。

　　一個大膽的說法油然出自我對於歷史的直覺，那就是，如果我們身處的當代，本身即是由一些不可預知、無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因而無法把握和判斷的話，那麼，以往歷史學家相信，並且簡單而武斷地總結，更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現實如此無法判斷，對歷史就能夠輕而易舉地下結論嗎？歷史和現實一直有著關聯，它從來就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儘管社會飛速發展日新月異，但「萬物由心生」，那種由人心而滋生的各種各樣的關係，卻有相同的本質。也因此，古今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是雙向的，對現實的曲解，往往來源於對歷史的無知，而對現實漠然無知的人，要瞭解歷史也是徒勞無功的。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應該盡可能地生活在當下，他必須與全部的生活之源泉──現在，保持不斷的接觸，必須在找到所有可能被發現的重要證據之外，還要有最敏銳的領悟力和洞察力，有最豐富的同情心，以及最高超和最合理的想像力。

　　在很大程度上，歷史的研究一直是有問題的，尤其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數千年的中國歷史。它的問題，就如同文化和社會存在的問題一樣──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開闊的視野，在很多時候，它既迂闊封閉、自以為是，又索然無味、小氣侷促；既帶有制度的專制性，也帶有認識的單一性、情緒的焦躁性，以及結論的武斷性。

　　對於我來說，我一直喜歡的是那種活著的、散發著呼吸氣息的歷史。這樣的歷史，不是從一個墳墓到一個墳墓，一段竹簡到一段竹簡，或者像擺放骨灰盒的架子一樣，把那些歷史人物分門別類。我喜歡的，是那種浸淫過心靈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歷史，才是在這個世界上真正活過的歷史。歷史所顯示的「真」，只是由某一個角度觀察的「真」，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而對於一個歷史領悟者來說，他一定要有一種吹氣成活的魔力，讓這個「真」活起來。這種「點石成金」的魔力，來源於對歷史的理解力，也來源於對於生活、現實以及人性的洞察力。

　　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歷史學失去了詩意。」在這位歷史年鑒學派的一代宗師看來，一聽到歷史具有詩意便感到惶恐不安，或者以為在歷史中訴諸情感便有損理智和客觀的態度，都是荒唐而愚蠢的。歷史的真實應該永遠向心靈開放──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應該尋找自由自在、人們喜聞樂見且有文學氣息的歷史學傳統，就像當年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樣。歷史感的培養，並非局限於歷史本身，當今的知識、現實的生活往往會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幫助人們瞭解歷史，在過去與當下之間，是有屬於因果律的會通性的。

　　進入歷史的最好方式是什麼呢？對待歷史，放下天使或者審判者的架子，少一點人為的標籤，多一分理解和明白。只有在明白之中，才能找到歷史的真實路徑。

　　我的寫作《袁世凱》，也基於此。

　　是為後記。

附：袁世凱年表

　　◆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

　　九月十六日（陰曆八月二十日）　出生於河南省項城縣袁寨的一個地主家庭。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過繼給胞叔袁保慶為嗣子。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　隨嗣父袁保慶往山東濟南，入塾讀書。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　隨嗣父赴揚州，不久移居江寧（南京），繼續讀書。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嗣父袁保慶死於江寧鹽法道任所；同嗣母牛氏返河南項城。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　隨堂叔袁保恆去北京讀書。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　回河南應鄉試，落第而歸。隨袁保恆去河南賑災。

　　◆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　袁氏大家族分家，袁世凱在嗣父名義下分得一份可觀的財產，發起組織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　應鄉試，又不中。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　到山東登州投奔淮軍統領吳長慶，在軍中幫辦文案。

　　◆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

　　八月（陰曆七月）　被委執行前敵營務處事，負責軍需供應，勘探行軍路線。隨吳長慶東渡朝鮮。參加誘捕朝鮮大院君李昰應。

　　十月　經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保，以同知補用，並賞戴花翎，並開始代朝鮮訓練新建親軍一營。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　奉命總理留駐漢城淮軍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兼帶護衛兵一營。帶兵擊敗日軍，粉碎朝鮮金玉均等人發動的政變。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　因吳兆友揭發挪用軍餉而心灰意冷，請假回國。至天津謁李鴻章，獲李賞識。

　　十月　護送大院君李昰應返朝鮮，對閔妃集團與李昰應之間的矛盾予以調解，規勸國王李熙不要親近俄國。以知府分發，俟補缺後以道員升用，賞加三品。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

　　八月五日、二十日（陰曆七月六日、二十一日）　兩電李鴻章，要求派兵朝鮮，廢黜國王李熙，另立新君。李未允。

　　◆一八九○年（光緒十六年）

　　二月（陰曆一月）　奉旨免補知府，以道員分省歸候補班儘先補用，並加二品銜。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

　　八月（陰曆閏六月）　以海關道記名簡放。

　　◆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

　　五月（陰曆四月）　補授浙江溫處道員，仍留朝鮮。

　　◆一八九四年　（光緒二十年）

　　五月（陰曆四月）　幫助朝鮮統治者出謀劃策，鎮壓東學黨起義。

　　六月一日（陰曆四月二十八日）　電請李鴻章答允朝鮮請中國派兵助剿東學黨起義的要求。並云日本無出兵朝鮮之意。

　　六月十二日（陰曆五月九日）　為日本駐朝公使大烏圭介不再繼續增兵的允諾所欺，電阻李鴻章增兵。

　　六月十八日（陰曆五月十五日）　電李鴻章請增兵，籌備戰事。

　　六月二十九日（陰曆五月二十六日）　因朝鮮形勢險惡，日軍揚言將押其出境，電請回國。

　　八月五日（陰曆七月五日）　仍任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兼赴平壤辦理輯撫事宜，聯絡各軍，協籌糧運。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陰曆一月）　辭總理朝鮮交涉通商大臣職，接辦總理前敵營務處。

　　五月七日（陰曆四月十三日）　上書軍機大臣李鴻藻，提出汰冗兵，節糜費，退庸將，肅軍政，聘請外國教官，按照西法練兵；成立軍事學堂，培養軍事人才。

　　八月二日（陰曆六月十二日）　被召見，奉旨著交督辦軍務處差委。

　　八月底（陰曆七月上旬）　在北京參加康有為創立的愛國團體強學會，捐款五百金。

　　十二月八日陰曆（十月二十二日）　奉旨接管定武軍，作為改練新軍的基礎。

　　十二月十六日（陰曆十一月一日）　至天津小站鎮接練新軍，自任督練官，設立機關，制訂章程，網羅軍官，招募壯丁，改定武軍名新建陸軍。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

　　七月二十四日（陰曆六月二十五日）　因練兵有功，晉陞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事宜。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

　　九月十六日（陰曆八月一日）　光緒皇帝召見，諭令開去其直隸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補，仍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

　　九月十八日（陰曆八月三日）　深夜接見維新派譚嗣同。

　　九月二十一日（陰曆八月六日）　慈禧囚禁光緒，重新訓政，變法失敗。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

　　四月五日（陰曆二月二十五日）　以新建陸軍訓練有效，交部優敘。

　　四月（陰曆三月）　奉旨帶兵赴山東德州、沂州各處操演行軍陣法。七月上旬回津。

　　五月二十日（陰曆四月十一日）　上摺陳述時局難危，亟宜講求練兵。

　　六月十六日（陰曆五月九日）　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八月二十三日（陰曆九月二十七日）　主持僚屬編纂《訓練操法詳晰圖說》畢，進呈御覽。

　　十二月六日（陰曆十一月四日）　署理山東巡撫。

　　◆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

　　三月十四日（陰曆二月二十四日）　實授山東巡撫。

　　四月六日（陰曆三月七日）　奏請將山東原有三十四營勇隊裁併，改編為武衛右軍先鋒隊二十營，重加訓練。鎮壓山東義和拳運動。

　　◆一九○一年（光緒二十七年）

　　四月二十五日（陰曆三月七日）　條陳籌辦「新支政十條」，即慎號令、教官吏、崇實學、增實科、開民智、重遊歷、定使例、辨名實、裕度友、修武備。

　　九月（陰曆八月）　於濟南創辦大學堂，擬定試辦章程。

　　十月六日（陰曆八月二十四日）　開設課吏館，令候補正佐各員入館學習。

　　十月三十日（陰曆九月十九日）　設立籌款總局。奏請設局製造銀元。

　　十一月四日（陰曆九月二十四日）　奏請設立山東商務總局。開設校士館，准舉貢生監入館學習。

　　十一月七日（陰曆九月二十七日）　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保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陰曆十月十八日）　以「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畫」，「卓著勳勞」，賞加太子少保銜。

　　◆一九○二年（光緒二十八年）

　　一月十日（陰曆十二月一日）　兼任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

　　一月十九日（陰曆十二月十日）　兼任參與政務處大臣。

　　二月二十日（陰曆一月十三日）　制訂募練新軍章程十一條，募兵格式八條。

　　四月五日（陰曆二月二十七日）　奏請在京設立仕學院。

　　五月（陰曆四月）　在保寧創設警務總局一所、分局五所，並開辦警務學堂。

　　六月八日（陰曆五月三日）　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六月二十一日（陰曆五月十六日）　在保定成立軍政司，負責訓練新軍，自兼督辦。制訂北洋常務軍營制餉章。設立行營將弁學堂。

　　八月初（陰曆七月）　在保定設立農務局和農事試作場一所。設立學校司，領導全省教育。

　　八月十五日（陰曆七月十二日）　將八國聯軍佔領的天津接收過來，此後督署移津。帶三千巡警開進天津，設立南段巡警局和北段巡警局。

　　九月上旬（陰曆八月上旬）　通飭道府州縣一律不准私自接受陋規，酌給公費。

　　十月二十六日（陰曆九月二十五日）　兼充督辦商務大臣，會同辦理並會議各國商約事宜。

　　十二月六日（陰曆十一月七日）　受命訓練京旗常備軍。

　　十二月八日（陰曆十一月九日）　從盛宣懷手中奪取設在上海的中國輪船招商總局。

　　十二月三十日（陰曆十二月一日）　奏請在直隸實行印花稅。

　　◆一九○三年（光緒二十九年）

　　一月十五日（陰曆十二月十七日）　兼充督辦電政大臣。

　　三月十三日（陰曆二月十五日）　奏請收回開平煤礦礦權，以後又屢次奏請，終因英國阻撓，不果。

　　六月（陰曆五月）　練在京旗常備軍一鎮。

　　十月（陰曆九月）　委周學熙在天津創設直隸工藝總局。

　　十二月四日（陰曆十月十六日）　清政府成立練兵處，兼任會辦練兵大臣。

　　◆一九○四年（光緒三十年）

　　二月（陰曆十二月）　日俄戰爭爆發，電請外務部宣佈局外中立，劃出交戰區和中立區，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是年，練成北洋常備軍兩鎮。

　　◆一九○五年（光緒三十一年）

　　一月二十日（陰曆十二月十五日）　奏請在直隸試辦公債。

　　三月十三日（陰曆二月八日）　奏已從比利時人手中收回臨城煤礦礦權，並訂立借款合辦合同。

　　三月二十八日（陰曆二月二十三日）　奏設軍醫、馬醫、經理、軍械四個專門學堂。

　　五月（陰曆四月）　在天津小站鎮開辦電訊學堂。

　　六月（陰曆五月）　在大沽籌辦憲兵學堂。同周馥、張之洞聯名奏請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

　　八月三十一日（陰曆八月二日）　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

　　九月底　建議清廷設立巡警部，預防革命黨，推薦徐世昌、趙秉鈞為該部尚書、侍郎。

　　十一月至十二月（陰曆十月至十一月）　在京參加同日本關於東三省事宜條約的談判，並作為清政府代表之一，在條約上簽字。

　　十二月（陰曆十一月）　同德國商定膠州、高密撤兵善後辦法，奏設膠濟鐵路巡警，開設濟南、濰縣、周村為商埠。是年，將武衛右軍、武衛右軍先鋒隊、自強軍和新募壯丁改編為北洋常備軍兩鎮。

　　◆一九○六年（光緒三十二年）

　　二月二十五日（陰曆二月三日）　上摺奏請改革學務；請飭翰林院選派讀講編檢人員出洋考察學務。

　　四月（陰曆三月）　改編淮軍、巡防各軍。

　　六月二十日（陰曆閏四月二十九日）　奏在保定設立軍官學堂，在天津韓家墅成立講武堂、學兵營各一所。

　　七月（陰曆六月）　在陸海軍中開始設置使用無線電報。

　　八月二十八日（陰曆七月九日）　進京參加憲政會議。

　　八月二十九日（陰曆七月十日）　成立天津自治局，試辦地方自治。

　　八月（陰曆七月）　批准成立啟新洋灰公司。

　　十一月十八日（陰曆十月三日）　上摺奏請辭去八項兼差；將第一、三、五、六四鎮陸軍交陸軍部管轄，第二、四兩鎮仍歸自己統轄督練。二十日奉旨，第二、四兩鎮仍歸陸軍部統轄，暫由該督調遣訓練，餘著照所請。

　　十一月（陰曆九月至十月）　首次選送直隸紳士赴日本學習法政。

　　◆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三年）

　　一月（陰曆十二月）　飭令周學熙開辦灤州煤礦。

　　二月八日（陰曆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陳防制革命黨。

　　三月二十三日（陰曆二月十日）　試行改革司法，成立天津府高等審判分廳、天津縣地方審判廳和鄉讞局四處。

　　七月二十五日（陰曆六月十六日）　以日法協約成立，事機危迫，奏請趕緊認真預備立憲。並密陳政見十條：國信必須昭彰，人才必須善任，國勢必須振興，滿漢必須融化，賞罰必須並行，黨派必須分明，政府必須早建，資政院必須設立，地方自治必須試辦，教育必須普及。

　　七月二十八日（陰曆六月十九日）　奏請選派大臣赴德國、日本考察憲法，並派王公近支赴英國、德國學習政治、兵備。

　　八月十八日（陰曆七月十日）　成立天津縣議事會。

　　五月至八月（陰曆四月至七月）　夥同奕劻掀起「丁未政潮」，將軍機大臣瞿鴻禨、郵傳部尚書岑春煊排擠出政界。

　　九月四日（陰曆七月二十七日）　調任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

　　九月至十二月（陰曆八月至十一月）　堅持借款修築蘇杭甬鐵路，壓制江蘇、浙江兩省人民反對讓英國築路的運動。

　　◆一九○八年（光緒三十四年）

　　二月二日（陰曆一月一日）　獲賞在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

　　十二月十九日（陰曆十一月二十六日）　賞加太子太保銜。

　　◆一九○九年（宣統元年）

　　一月二日（陰曆十二月十一日）　奉旨開缺回籍。

　　一月六日（陰曆十二月十五日）　攜眷返河南，後定居彰德北門外洹上村。

　　◆一九一○年（宣統二年）　居彰德洹上村。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

　　九月七日（陰曆五月十一日）　接待立憲派首領張謇，商談立憲之事。

　　十月十四日（陰曆八月二十三日）　被任命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鎮壓武昌起義，但未出山。

　　十月二十日（陰曆八月二十九日）　與徐世昌密商，提出就職六個條件，謀掌清政府軍政全權。

　　十月二十七日（陰曆九月六日）　任欽差大臣，督辦湖北剿撫事宜，節制水陸各軍和馮國璋的第一軍、段祺瑞的第二軍。密令北洋進攻漢口。

　　十月三十日（陰曆九月九日）　離開彰德南下視師。

　　十一月一日（陰曆九月十一日）　授為內閣總理大臣；聲稱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不敢奉詔。

　　十一月七日凌晨（陰曆九月十六日深夜）　派人刺殺吳祿貞於石家莊。

　　十一月八日（陰曆九月十八日）　被資政院公舉為內閣總理大臣。

　　十一月十日（陰曆九月二十日）　正式派劉孫恩、蔡廷幹為代表，與民軍議和。

　　十一月十六日（陰曆九月二十六日）　就任內閣總理大臣職，組成內閣。

　　十一月十七日（陰曆九月二十七日）　命張錫鑾統兵進攻山西。

　　十一月十八日（陰曆九月二十八日）　奏請皇帝降旨必須內閣署名。

　　十一月二十七日（陰曆十月七日）　晤英國駐京公使朱爾典，請其電告駐漢口領事葛福，向民軍提議停戰三日。

　　十二月六日（陰曆十月十六日）　迫載灃辭去攝政王，奪取清廷大權。

　　十二月七日（陰曆十月十七日）　兼任對民軍議和全權大臣，即日委唐紹儀為總代表南下與民軍和談。

　　◆一九一二年

　　一月三日　命曹錕、王懷慶剿平王金銘等領導的灤州起義。

　　一月十六日　與內閣大臣聯銜上奏，挾制隆裕皇太后承認共和。出朝行至東華門外，遇革命黨人炸彈襲擊，未傷，從此稱病不朝。

　　一月十九日　會見英使朱爾典，提出由清廷授其全權組織臨時政府，或臨時政府暫設天津，作為清帝退位後解決全國政權的辦法。遭到清廷和南京臨時政府的反對。

　　一月二十六日　授意段祺瑞等四十餘名高級將領電奏，指斥親貴阻撓共和，要求降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奏隆裕太后懿旨，封一等候爵，上摺懇請收回成命。後又連辭三次。

　　一月二十九日　上摺催逼清廷迅速決定國體。

　　二月三日　受命與南方民軍商議清帝退位條件。

　　二月五日　暗囑靳雲鵬攜電稿至前線交段祺瑞，以前敵將領名義拍發，指斥王公敗壞大局，聲言將率將士全體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

　　二月十一日　致電孫中山等表明政治態度，宣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二月十三日　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首領的名義，佈告文武官衙和軍警。

　　二月十五日　由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

　　二月二十九日　曹錕第三鎮士兵在北京東城發生兵變。

　　三月十日　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職，宣誓：「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

　　四月　頒佈《暫行新刑律》。

　　六月十七日　迫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破壞責任內閣。

　　八月十六日　凌晨，令軍政執法處秘密處決湖北著名革命黨人張振武和方維。

　　八月二十日　任命親信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變責任內閣為總統的附屬機關。

　　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　與孫中山、黃興會談，籠絡孫、黃。

　　九月二十五日　宣佈八大政綱：統一制度；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工廠；資助國民辦實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兼採地方分權主義；整理財政；調和黨見，維持秩序。

　　九月二十九日　申令嚴禁一切秘密集會結社，十一月九日又予重申。

　　十一月二十六日　命令各省嚴懲倡言革命者。

　　十二月十五日　頒佈《戒嚴法》。

　　◆一九一三年

　　三月二十日晚　同盟會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刺於上海車站，並於三月二十二日因傷重逝世。

　　四月二十六日夜　命趙秉鈞、周學熙、陸徵祥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合同。

　　五月二日　具文咨告參眾兩院，否認借款違法。

　　五月三日　命令各地逮捕嚴究「潛謀內亂」者。

　　五月五日　命李純的第六師由保定南下河南信陽，開始部署軍事力量。

　　五月六日　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確定對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四省作戰的總方略，和進攻的主力部隊。

　　五月八日　通電申斥帶頭反對違法借款的同盟會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湖南都督譚延闓不服從中央命令。

　　五月十日　令李純部第六師移駐武昌，擺好沿江東下進攻江西的態勢。

　　五月二十一日　公開叫囂，如同盟會「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

　　六月二十二日　發佈尊孔令。

　　七月十二日至九月上旬　同盟會的二次革命。

　　七月二十七日　命軍警監視國會議員。

　　七月三十一日　限令同盟會三日內將黃興、陳其美、李烈鈞、陳炯明、柏文蔚等除名。

　　八月六日　下令解散江西省議會。

　　八月七日　下令解散社會黨和一切「煽亂」的政黨。

　　八月八日　下令解散廣東省議會。

　　八月十五日　逮捕江西籍國會議員徐秀鈞，後解往江西殺害。

　　八月十六日　解散湖南省議會。

　　八月二十二日　殺害國會議員伍漢持。

　　八月二十七日　逮捕參議員朱念祖等五人，眾議員劉恩格等三人。

　　十月六日　密令數千軍警偽裝成「公民」，脅迫國會議員選舉自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十月十日　宣誓就任正式大總統之職。

　　十月十三日　下令拿捕江西省議會議員四十餘名。

　　十月十六日　提出增修《臨時約法》草案，要求擴大總統職權，打擊憲議會議。

　　十月十八日　提出憲法公佈權應歸總統，企圖將《天壇憲法草案》扼殺。

　　十月二十二日　派遣施愚、顧鰲等八個委員出席憲法會議，強行干涉制憲工作，遭拒絕。

　　十月二十五日　通電攻擊憲法會議和憲法草案，授意各省文武官員起而攻擊。

　　十一月四日　下令解散同盟會，取消同盟會議員資格，追繳四百三十八名國會議員的證書徽章，迫國會因人數不足不能開會。

　　十一月十二日　下令追繳隸籍同盟會的各省議會議員證書徽章。

　　十一月二十六日　發佈尊孔告令，吹捧「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宣揚「允宜益致尊崇」。宣佈衍聖公和配祀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祀典，均仍其舊。授予孔令貽一等嘉禾章。下令召集政治會議。

　　◆一九一四年

　　一月十日　解散國會，停止議員職務。

　　一月二十六日　公佈《約法會議組織條例》，召集約法會議。

　　二月三日　停辦地方各級自治會。

　　二月七日　下達祭天令、祭孔令。

　　二月二十八日　解散各省省議會。

　　三月二日　公佈《治安警察條例》。

　　五月一日　公佈《中華民國約法》。該法賦予袁與皇帝相等的權力。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其專制獨裁。廢除國務院。於大總統府設政事堂，集中政權。

　　五月八日　撤銷前總統府軍事處，成立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集中軍權。

　　五月二十三日　改變地方官制，由省、縣兩級機構變為省、道、縣三級機構。省民政長改稱巡按使，道署道尹，縣設縣知事。

　　五月二十六日　停止政治會議，成立御用的咨詢兼代行立法機關參政院。

　　六月三十日　裁撤各省都督，改設將軍，於京師建將軍府，任命各省將軍。

　　七月　公佈文官官秩，分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九等。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行。

　　七月　剿平歷時二年之久，縱橫五省的白朗起義。

　　九月二十八日　親率文武官員至北京孔廟祀孔。

　　十月　建立模範團，自兼團長。

　　十二月二十三日　率文武官員至天壇祭天。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公佈重新修訂的大總統選舉法。該法使其事實上成為終身總統。

　　◆一九一五年

　　一月十八日　接見日本駐京公使日置益，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二月二日　令陸徵祥、曹汝霖與日置益就「二十一條」問題舉行秘密談判。

　　五月八日　召集文武高級官員開會，宣佈接受日本五月七日最後通牒中提出的要求。

　　五月十三日　以命令形式宣佈日本要求的中國沿海港口、灣岸、島嶼一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五月二十五日　與日本正式簽約，除第五號日後另行協商，第四號以命令形式發表外，二十一條其他各號均予承認，大肆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

　　六月二十二日　公佈《懲治國賊條例》，企圖轉移人民反對其賣國罪行的鬥爭視線，鎮壓革命人民。

　　六月二十九日　禁止人民抵制日貨，壓制人民愛國運動。

　　八月十四日　授意楊度組織團體，鼓吹帝制。是日，楊度等發表組織籌安會宣言。

　　八日下旬　秘密組織發動帝制的領導班子，授意各省將軍、巡按使利用民意，組織請願，改革國體。

　　十月八日　公佈《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發佈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以決定國體的告令。

　　十月下旬至十一月　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強姦民意，議決改變國體，並推戴其為中華帝國皇帝。

　　十二月十二日　申令接受國民總代表參政院的推戴，承認帝位，籌備登極。

　　十二月十三日　在中南海民仁堂接受眾官敬賀。

　　十二月十五日　冊封副總統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黎拒之。

　　十二月十六日　宣佈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將來附列憲法之中。

　　十二月十八日　重申滿、蒙、回、藏各族待遇條件繼續有效。宣佈舊侶、耆碩、故人均勿稱臣。

　　十二月二十日　申令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四人為「嵩山四友」，特加優禮。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下達錫爵令，對軍政各界的親信黨羽、實權派分別冊封為公、侯、伯、子、男及輕車都尉等爵位。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下令將宣佈雲南獨立、興師討袁的蔡鍔、唐繼堯、任可澄褫職，一併聽候查辦。

　　十二月三十一日　申令改元，以明年為洪憲元年。

　　◆一九一六年

　　一月一日　改總統府為新華宮，對內稱中華帝國，改用洪憲紀元。

　　一月五日　命鄰近雲南各省對雲南護國軍一體嚴籌防剿，曹錕統率兩路軍隊進剿。

　　一月十五日　派周自齊為特使乞求日本支持帝制，日本初表歡迎，因密約洩露，是日拒絕。

　　二月二十三日　被迫暫時從緩辦理帝制，宣稱雲南起義未平以前，決不登極。

　　三月十一日　公佈《頒爵條例》。

　　三月二十二日　被迫發表撤銷帝制令。

　　三月二十三日　申令廢止洪憲年號，仍以中華民國紀年。

　　三月二十九日　命銷毀帝制文件八百餘件。

　　四月一日　向護國軍提出議和條件六項。

　　四月十一日　同美國波士頓銀公司簽訂借款二千萬元的合同，作為戰費。

　　四月二十一日　公佈《政府組織令》，宣佈實行責任內閣制。

　　五月八日　改政事堂為國務院。

　　五月二十九日　公佈《帝制始末案》，推卸罪責。

　　六月六日　在舉國討伐聲中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