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作品集」自序
天下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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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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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漫談
命中注定作傀儡的溥儀

《大故事》高陽

《二○一六年七月一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高陽作品集」自序

　　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二十餘年心血所積，得書若干；計字又若干？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約略而計，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年得百萬，保守估計，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所謂「著作等身」，自覺無忝。

　　上下五千年，史實浩如煙海，所以我的小說題材，永遠發掘不盡；更堪自慰的是，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有些讀者獎飾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慚感交併」四個字來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可說並未老化；與筆續盟、廿載可期。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一方面從事創作；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特綴數語，敬告讀者。

　　是為序。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

天下第一家

一、四大世家

　　世世有祿秩之家，稱為世家。全世界有四大世家，以年代由近而遠而言，一是英國皇室。現在是漢諾威王朝，一七一四年由喬治一世所開創，往上推是一六○三年詹姆士一世的斯圖亞特王朝；一五○九年亨利七世的都鐸王朝；一四一三年的蘭卡斯達王朝；一一五四年亨利二世的金雀花王朝；以及一○六六年威廉一世的諾曼王朝。有「征服者」之稱的威廉一世應是英國王室的始祖。

　　二是回教創始者穆罕默德。他死於公元六三二年，生年不可考，約為五七一年。無子，由他的自徒弟變為女婿的阿里接續香煙；阿里即為回教什葉派的領袖。其後裔有阿里漢里，是有名的花花公子。阿里漢里之父，久居印度，遇到生日，其信徒奉獻金銀珠寶，以與體重相等為度，此皆世人所熟知，但乾隆的「香妃」亦為阿里的後裔，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據魏源的「聖武記」載：「隋唐之際，其國王（天方國）謨罕騫德者，生而神聖，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齊戒。傳二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國，始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為新疆有回酋之始。」瑪墨特的孫子叫阿布都實特，生子瑪罕木特；他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布那敦；次子叫霍集占，就是清朝官書中的「大小和卓木」，和卓木或稱和卓，在回語中為掌教之意。

　　乾隆十大武功中「平回部」就是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亂。香妃的正式稱號為容妃，是大小和卓木的妹妹；在他們兄弟未叛亂以前，清朝於其有恩，因而進妹以示效順。相傳由兆惠俘獲此女以獻，是不實的記載。

　　容妃由於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亦不相同，譬如說滿洲風俗有喜慶大宴賓客，都是「喫肉」；坤寧宮每天祭神，宰豬兩口，而二月初二宮中「喫肉」，皇帝皇后奉太后親臨，是很虔誠鄭重的禮節，容妃如在後宮，豈能避而不食？因此，乾隆特為替她造一座「寶月樓」，御製「寶月樓記」云：

　　「寶月樓者，介於瀛台南岸適中，北對迎薰亭，亭台皆勝國遺址，歲時修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闊以四丈計，地既狹，前朝未置宮室，每臨台南望，嫌其長鮮屏蔽，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椓。鳩工戊寅之春，落成是歲之秋。」

　　「奉宸」即「奉宸苑」，為內務府專管離宮別苑的機構。戊寅為乾隆二十三年，可知容妃入宮，必在一兩年以前，得乾隆之寵，故特造寶月樓藏嬌。

　　乾隆之寵容妃，還有一事可證。寶月樓外即是西長安街，乾隆為安慰容妃的鄉思，特准回回建西城風味的屋子居住，並造一座清真寺，正對寶月樓，以便容妃遙拜。此地即是老北平都知道的「回子營」。

　　不過寶月樓已經不存，袁世凱竊國，拆去寶月樓另造一座「新華門」；王壬秋攜周媽進宮去看「袁四少爺」，有意裝作老眼昏花，指著門額問道：「怎麼，叫『新莽門』？」將袁世凱比作篡漢家天下的王莽，便是此門。

　　三是日本皇室。日本的古代史只有兩部，一部叫「日本書紀」；一部叫「古事記」，成書於七世紀及八世紀，記日本開國的情況，連日本的史學家，都認為是神話。

　　據說日本的開國之君叫「神武天皇」，在位七十六年，即位之年為周惠王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所以在一九四○年舉行「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其實，不但神武天皇子虛烏有，以下八代天皇，亦無其人──其中有個孝安天皇享祚一百另二年之久，更是奇談之尤。

　　據日本通李嘉兄告訴我，日本有些學者認為「古事記」中的第十代崇神天皇，可能是日本開國的第一代天皇。我覺得這話有點接近事實了。崇神天皇元年為公元九十七年，在中國便是漢武帝天漢四年。江戶時代九州博多灣志賀地方，掘出來一方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據說是後漢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遣派使者第一次覲見漢光武，受贈此印；加一「漢」字，顯然是受封，而不是平行地位的相贈。

　　陳壽「三國志」的「魏志」卷三十，專記外國，彷彿「清史稿」的「邦交志」，此記最後一目為「倭人」，李嘉兄告訴我，日本的史學家大森志郎博士，以畢生精力完成一部鉅著：「魏志倭人傳研究」，力闢日本人為「太伯後裔說」。太伯即泰伯，周太王的長子；太王第三子季歷，亦有賢名，尤其是有子名昌，更為傑出，太王想立老三，以便傳位給昌，但長幼有序，這話說不出口。太伯跟老二仲雍，仰體老父之意，斷髮文身，自我放逐到現在的太湖流域一帶；表面上好像自甘下流，實際上是成父之志，以便傳位給季歷，再傳於昌──周天子姓姬，姬昌便是周文王。

　　太湖流域如今在全中國是精華所萃的東南財賦之區，當時是尚未開化的「荊蠻」之地；一直到清初，南方人叫蒙古人為「韃子」，而蒙古及滿州人稱南人為「南蠻子」，意即本此。不過蠻雖蠻，卻很講義氣，佩服泰伯、仲雍讓天下的至德，有一千餘家擁護他，立之為君，尊為太伯；太伯死後，仲雍繼立，這就是吳國的兩始祖，延陵掛劍的吳季子，及為西施亡國的夫差，都是仲雍的子孫。

　　在自我放逐時，據說泰伯、仲雍有一部分親屬逃到了日本，自稱為泰伯之後。這件事在日本歷史上，幾度引起軒然大波，「愛國」的日本人，不承認此說，因為一承認，就不能對中國展開侵略。大森志郎即攻擊「魏志倭人傳」中的這段記載，指「太伯後裔說」為「邪說」，為「危險思想」。有志氣的中國人，並不打算跟日本人認親戚，這且不去說他；但我要指出，日本不管當時是何國名，而受過中國的封，曾為中國的藩屬，是賴都賴不掉的一件事。

　　「魏志倭人傳」說，帶方郡──今平壤以南之地，漢末曹操置帶方郡，其東南大海中為倭人所居，有一百餘國，最大的是「女王國」，距帶方郡一萬二千餘里。

　　此國本來亦以男子為主，其後因互相攻伐，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叫「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並無夫婿，只有一個弟弟幫他治國。女王有婢千人，見過她的人很少，只有一個男子為她採辦飲食，傳達命令，居處有宮室成柵，守衛極嚴。景初二年六月倭國女王派遣她名叫難升米的大夫等人到帶方郡，請太守劉夏送他到京都──洛陽，以便向天子朝獻。後漢書「東夷傳」所記，大同小異。

　　這段敘述非常重要，由此可以推斷，傳中所說的女王，實際上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神功皇后，日本古史記：神功皇后，名息長足媛命，父親是開化天皇的曾孫；仲哀為開化的第五世孫，照此計算，仲哀是娶了他的姑母為妻。日本皇室一直是近親婚配，到現在的明仁太子才打破傳統。

　　仲哀天皇在位只有九年，死於一次內亂中；有孕在身的神功皇后，執掌政權自漢獻帝建安六年至晉武帝泰始五年，達六十九年之久。景初則是曹子建的初戀情人甄后之子魏明帝的年號；景初二年為神功皇后執政的第三十八年，她的遺腹子，即以後的應神天皇，至少亦有三十七歲了，「魏志」中所謂「有男弟佐治國」，此男弟實為其子之誤。

　　景初二年十二月，神功皇后的正副貢使到達洛陽，朝見進貢；貢品是中國歷史上最薄的：「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班布便是粗布、再加上可作僮婢的十名倭人而已。

　　但晉武帝的報答則甚厚，「魏志倭人傳」錄有「制詔」全文，稱之為「汝」；封之為「親魏倭王」，賜金印紫綬以外，物質方面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交龍錦」五匹，毛織地毯十張，紅色、青色綢緞各五十匹，是「償汝所獻貢直」；另一部分是「特賜」：文錦三匹，地毯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兩把、銅鏡一百面、真珠及鉛各五十斤。自漢唐以來，藩屬進貢每每屬於「打秋風」性質，神功皇后便是如此。

　　至於日本皇室到底姓甚麼？我還弄不清楚，有人說「卑彌呼」，日文寫作「ヒメコ」或「ヒミコ」就是他們的姓，是耶、非耶，要另外請教專家了。

　　這三大世家，近者不足千載，遠者亦不過兩千年；若論年代久遠，譜系分明、名望之大、人材之眾、影響之深，不能不推中國的孔子家，居四大世家之冠。

二、孔子的家世及生平

　　孔子為殷商後裔，本姓為子；據「竹書紀年」，商朝三十王、五○八年，末代紂王無道，為周所滅。周武王封紂王之子武庚，讓他奉祀祖先，至成王時，武庚叛亂為周公所誅，改封紂王的庶兄啟於宋國，即是宋微子。宋國在今河南商邱縣。

　　宋微子死後，其弟微仲繼立，八傳至孔父嘉，應該分出自成一族，立姓氏為孔。所以孔父嘉為孔家的始祖。

　　孔父嘉的曾孫叫防叔，由於仇家宋國太宰華督的逼迫，遷避於魯國；防叔的孫子叫叔梁紇，便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鄒縣大夫，是個大力士。他的原配姓施，生了九個女兒，有個庶出之子，名叫孟皮，是個跛子，不足以撐持門戶。他說：「雖有九女而無嫡子，等於無子。」因而求婚於顏家。

　　顏家有三個女兒，他們的父親問說：「鄒大夫是殷商的後裔，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我很希望有這麼一個女婿。雖然年紀較大，性情亦比較嚴厲，但不算缺點；你們三個人誰願意嫁他？」

　　長次兩女不作聲，只有名叫徵在的小女兒答說：「父親要誰嫁他，就是誰嫁他，何必問？」

　　「不錯，就是你！」

　　於是徵在嫁了叔梁紇。婚後雙雙到曲阜東南的丘尼山去祈禱，果然得子，生具異相，頭頂四周高起，中間下陷，此名「圩頂」。叔梁紇因為禱於尼丘而生子，命名曰「丘」，行二，所以字之曰「仲尼」。

　　孔丘就是孔二先生孔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己酉，也就是魯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公元前五五二年。三歲喪父，十五歲有志於學，十九歲娶幵官氏為妻，二十歲生子，恰好魯昭公派人送了一條鯉魚給孔子，為了紀念這份光榮，命子名為鯉，字伯魚。二十四歲喪母，六十八歲喪妻，七十一歲喪子，七十四歲逝世。孔子一生的行誼、出仕、講學、遊歷，都有專書，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三、孔子的封號

　　孔子晚年已成王者之師，所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逝世後，哀公尊稱為「尼父」，這是公認的孔子第一個封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第十六世孫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此為孔子封公的由來。唐、宋、元三朝，均追封孔子為王，但孔家一直認為孔子是公，一切體制，均按公爵身分行事。

　　北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孔子為「文聖尼父」；北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隋文帝開皇年間，尊為「先師尼父」，稱孔子為「先師」，首見於此。

　　唐朝對孔子的封號，變化最多，首先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四十年後的高宗乾封元年，駕幸曲阜，追贈孔子為三公之首的「太師」。武則天做皇帝時，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次王一等，追封為「隆道公」。及至玄宗嗣位，於開元二十七年降詔：「孔子既稱先聖，可諡曰文宣王。」此為孔子封王之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下泰山後幸曲阜，加諡孔子為「元聖文宣王」，五年改諡為「至聖」，此一諡號為後世公認為最允當。

　　到了明朝嘉靖年間，孔子的封號及祀典，有一極大的變更；其事非無因而生，與世宗入承大統以後所面臨的問題有關。

　　正德十七年三月，武宗崩於「豹房」，無子。大學士楊廷和擬遺詔，經張太后同意後頒布，說：「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孝宗最長之弟興王，封於湖北安陸，興王薨於正德十四年，諡獻，故稱興獻王。獨子厚熜，入承大統，即為世宗。

　　興獻王妃蔣氏，與十五歲的厚熜，母子二人都是厲害角色。厚熜一路進京，架子極大，屏絕貢獻，地方大吏輕易不得進見，已儼然有出警入蹕的皇帝派頭。到得良鄉，禮部進「禮儀狀」，是承楊廷和之命所擬，抵京「先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翌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勸進的箋文，及「令旨」的格式，都如皇子嗣位的程序。

　　厚熜看完，對他的長史袁宗皋說：「我奉皇兄遺詔接位，不是皇子。」因此，一到京城先不進城，召見楊廷和，拒絕接受禮儀狀中所定的儀制，由大明門而入，日中即位，定明年為嘉靖元年。

　　即位第三日，嘉靖遣人赴安陸迎母來京，同時命群臣集議崇祀興獻王的典禮。禮部尚書毛澄向楊廷和請示，楊廷和說：「以漢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故事為根據，有異議者，就是奸臣，當斬。」

　　漢宋兩故事是，漢成帝無子，以其弟定陶共王之子為太子，嗣位即是哀帝，追尊其父為定陶共「皇」，另以楚王之孫為定陶共皇之子，承繼香煙。宋仁宗亦無子，以其兄濮王之子為子，四歲時，即育於宮中，嗣位即為英宗。議尊濮王祀典時，司馬光與歐陽修成為兩派，司馬光認為英宗既繼承為仁宗之子，則對本生父濮王不當再服三年之喪，廷議多主此說，認為英宗對濮王應稱「皇伯」。

　　歐陽修不以為然，認為出繼之子由三年之喪降為一年之喪的「期服」，於理可通，但「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根據。」

　　因此崇奉之議，久而未定，而英宗卻已駕崩，其事不了了之，但後世皆視司馬光之議為正論。這重公案名為「濮議」，以後濂洛學派巨擘的程頤，發一議論說，當時的大臣，只知道不應再稱濮王為父之非，而不明尊崇之道，以致濮王在英宗看來，與其他叔伯並無分別，如果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一方面對生父尊崇之極；另一方面亦對得起仁宗的養育成全之恩。後世視此為濮議正確的結論。

　　毛澄受教以後，主持廷議，都以為然，但禮部侍郎王讚，獨持異議。

　　那是受了他的一個小同鄉張璁的影響。此人是浙江溫州人，中舉人後，七次會試皆落第，準備找一個官做。有個叫蕭鳴鳳的御史為他排了八字說：

　　「你三年以後會中進士；再過三年會突然大貴。」張璁聽了他的話，打消了就一小官的念頭。果然到了正德十六年中了進士，年已四十有七了。

　　在廷議以前，他去看王瓚說：「今上不是繼統，不是繼嗣，這情形跟漢哀帝與宋英宗不同。」王瓚認為很有道理，所以在廷議時唱反調。楊廷和見此光景，將王瓚調為南京禮部侍郎，覆奏仍照原議。

　　原議是：

　　第一、皇帝對孝宗稱「皇考」，對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自稱姪，具名。

　　第二、興獻王別無他子，以憲宗第六子益王六子崇仁王入繼興獻王為嗣，奉祭祀，崇仁王稱益王為叔。

　　嘉靖一看便說：「父母可以換來換去的嗎？再議。」

　　再議時，楊廷和及武英殿大學士蔣冕、文淵閣大學士毛紀等三「閣老」讓了一步，以為程頤的「濮議」最得禮義之正，將來生了皇次子，作為興獻王的孫子，將崇仁王改封為親王。

　　此外尚書侍郎共六十餘人，聯名上奏，大致亦如三閣老所議，而世宗仍舊不聽，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

　　於是君臣爭禮儀，進入第三回合，首先三閣臣合奏，說舜不追崇其父瞽叟；漢光武亦不追崇其父南頓君，願「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這話已隱然有指責之意，舜有賢名，受堯的禪讓；光武中興漢室，猶同開國之主，尚且未曾追崇生父，你不過命好，現成撿了個皇帝做貪心不足，還要節外生枝，有所主張，未免太不知趣了。

　　禮部尚書毛澄等七十餘人，合詞上疏，說得更為露骨，說武宗「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只以輩分相同，無法分為兩世，但孝宗以上，昭穆井然，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之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

　　這就是說不能再稱興獻王為皇考。同時還錄了魏明帝曹叡的一道詔令附在奏疏中，這道詔書便是申明大宗、小宗之義，首言：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等於當著和尚罵賊禿，借魏明帝之口指責世宗不是。魏明帝詔令結尾，則用以嚇阻王瓚之流：「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典令。」

　　這第三回合，世宗挨了兩悶棍，無話可說。而當在此時，張璁大概想到了蕭鳴鳳的話，福至心靈，上了一道「大禮疏」，平心而論，文章寫得極好，駁群臣的論據，極其有力，歸納而言，大致可分為四點：

　　第一、漢哀帝、宋英宗都是已預立為皇嗣，與目前的情形不同，所以司馬光的議論，不適用於今日。而且遺詔說得很明白：「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並未指明，應繼承為孝宗之子。

　　第二、稱興獻王為「皇叔父」，人已經死了，無法不承認，更不會提出抗議；但「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易言之，母親不能向兒子稱臣。

　　第三、禮記、「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只生皇帝一人，如果說「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這幾句話是刀筆，彷彿在說，為了貪圖皇位，為人之後，不認父母，這還算是人嗎？張璁之為士論所輕，就是這種挑撥的話，說得太惡毒了。

　　第四、繼統與繼嗣不同，自古以來，不一定父死子繼，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說明白些，就是應尊興獻王妃蔣氏為太后。

　　世宗得此奏，喜不可言。親自下一道手諭：「卿等所言俱有見，第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

　　世宗的祖母，也就是興獻王的生母邵氏，其父名邵林，浙江昌化人，因家貧之故，把女兒賣給杭州鎮守太監，由此得以進宮，成化十二年封宸妃，後進為貴妃，位號既尊，所以不能隨興獻王入藩，仍住宮中。世宗入承大統時，她已雙眼失明，聽說孫子做了皇帝，將世宗從頭摸到腳。宋仁宗生母李氏封宸妃，亦是家貧而來自杭州，身世封號，與邵太后頗有相似之處。平劇「斷太后」，本出於元朝雜劇「仁宗認母」；後來又改為「正昭陽」，由於有邵太后失明的故事，移用到「斷太后」上，所以包龍圖所遇到的，亦是目盲的太后。

　　情勢演變至此，成為「君權」與「相權」之爭。恕我孤陋寡聞，我不知道研究近代史以及專攻明史者，對「大禮議」這個專題，是否重視？在我個人來說，我認為君主的絕對權威，起於明太祖及成祖，而成於嘉靖之世。關鍵所在，即在「大禮議」之爭中，君權著著進占，相權不能制衡。明世宗是古今以來最貪的一個皇帝，僅次於秦始皇，既以意外得帝位，復又修道冀長生，寵道滅僧，西遊記「車遲國」的那一段描寫，即是諷刺嘉靖事。此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略而不論；即嘉靖尊生父的始末，亦不在本文範圍，但更定祀典，對孔子的定位，則至今為學者認為允當，其故何在？即在對尊崇其生父興獻王的過程中，發現了好些不合乎禮及情理的現象，孔子祀典的一大變革，亦緣於此。因此，仍不能不對嘉靖為尊崇其父母，亦即是私「小宗」而不顧大宗的經過，作一簡述，以見其對孔子尊稱及祀典的更易，確是有他的道理。

　　先說「君權」與「相權」之爭。明朝自洪武十三年因「左丞相」胡惟庸謀反，罷相不設；但永樂以後，內閣大學士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在楊廷和想：「十五歲孺子而得為天子，還不是我宰相所定的大計？而且這也不是爭名分的時候。」因此，封還手敕，以示不奉詔；而且一聲號召，朝士紛紛上言，圍剿張璁。

　　君權與相權之爭，第一回合沒有結果，因為此一爭也，宰相天生有不利之處，即在為君者可以擱置。擱置到兩個月以後，亦即是九月間，興獻王妃蔣氏到了通州，在此以前，禮部具奏「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世宗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在禮部實際是內閣，因為「東安門」在側門居首；而「大明左門」則為正門之一，但非「正門之正」而已。世宗斷然降敕：「由中門入，謁見太廟。」

　　由此開始，世宗得寸進尺，先是「兩考並尊」，稱興獻王為「本生父興獻帝」；接著加一「皇」字為興獻皇帝，再接下來去「本生」字樣，而稱孝宗為「皇伯」。興獻王未做過皇帝，不能入太廟，則另立一廟，稱為「世廟」，以後「世廟」又改稱為「獻皇帝廟」，甚至還加了尊諡，稱為「睿宗」，並修「獻皇帝實錄」。

　　嘉靖七年修了一部書，專敘「大禮議」的經過，名為「明倫大典」，並詔定功罪，張璁居功為首，職銜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廷和則為罪魁禍首，原以告老還鄉，說他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本應處死，「特寬宥，削籍為民」。

　　在此以前的嘉靖三年七月，群臣以伏闕爭禮而得罪者，計戍邊八人，廷杖而死十七人，謫降杖責約四百人。

　　楊廷和的長子楊慎是個神童，正德六年狀元。至是亦因伏闕力爭獲罪，充軍雲南永昌，遇赦不赦。不過，這一來反倒成全了楊慎。明史本傳說他「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

　　楊慎字用修，自署升庵，所著「升庵集」八十一卷，計賦及雜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外集四十一卷，另著有一部「二十一史彈詞」。楊慎的雜學，古今第一，但亦不免有英雄欺人之語，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是我讀「升庵集」的感想。

　　平心而論，張璁論繼統、繼嗣，亦自有他的見地。毛病出在楊廷和率爾定策、顧慮不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清穆宗以「天花」崩逝後，兩宮太后定策，迎醇王之子載湉入繼大統，其事與世宗完全相同，因而定為以載湉繼文宗為子，為嗣皇帝，俟嗣皇帝有子，即承繼大行皇帝，亦即是為穆宗之子。這一來，繼嗣繼統，兩事合一，便無爭議。

　　在大禮議的擾攘數年中，世宗對中國的禮制已頗下了一番工夫，嘉靖九年因給事中夏言之奏，集群臣會議，更定祀典，而仍由張璁主持其事。

　　世宗親撰「正孔子祀典說」，頒錫群臣，而張璁則著「孔子祀典或問」作進一步的解釋，更定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諡號，論孔子封王之非；孔子生為人臣，並非王爵，豈可死後諡之為王。尚書云：「天降下命、作之君、作之師。」師者，天子不得視之為臣，因此，以為王爵貴於師，是習俗之見。

　　又有一段精采的議論說：「歷代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當萬代之祀？稱帝稱王，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因此，孔子的尊號，由「大成至聖文宣王」改為「至聖先師孔子」。

　　二是塑像，早在宋朝，朱熹便曾說道：「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此時提出來討論，反對塑像的理由是：

　　第一、塑像是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事，非中國祀聖人之法。而且各府各縣皆有文廟，孔子的塑像，不一其狀，或長或短、或豐或瘠、老少美惡，只憑匠人的手藝，殊嫌褻瀆。

　　第二、天子常臨國學祭孔，孔子坐而不起，猶有可說，從祀諸儒，不過前代縉紳，或者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臣坐於上，於禮不合。於是改塑像為木主，以地位不同而定木主尺寸的大小；但曲阜孔廟，始終保持塑像，孔家另有一種說法。

　　這個說法是早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漢景帝末年，廬州人文翁在四川當地方官，大興學校，他所築的石室中，已有孔子坐像。

　　左丘明所著的國語說：「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宋玉的「招魂」，則有「像設君室，靜安閒兮」之句，足以證明春秋戰國，便有設像相祭的制度。而況闕里是孔子的家廟，後世子孫出入得睹孔子形容，油然起孺慕敬仰之心，亦是祭神如神在之義。

　　問題是孔子到底是何相貌、如何才能傳真？有一部書叫「祖庭廣記」，說「先聖生有異質」，有四十九項特徵，諸如「河目海口」、「龍形龜脊」等等，如湊合此四十九項特徵造像，孔子變成一個無法形容的妖怪了。

四、孔子的家鄉

　　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明清屬兗州府，傳說神農氏曾建都曲阜，黃帝之子少皞在窮桑（在曲阜之北）登帝位，遷都於曲阜。

　　不過，這些古史的正確性很難說，所可確定的是，在周朝為魯國，魯為楚所滅，至項羽自封為西楚霸王時，曲阜為其所有。劉邦漢王五年，大破項羽於垓下，盡得楚地，只有原魯國諸地為項羽堅守，劉邦以項羽的首級示魯地父老，方始投降。劉邦以「魯公」禮葬項羽於穀城（今東河縣），但曲阜城東北漢下村，有一處古家，俗稱「霸王頭」，相傳即為葬項羽首級之處。

　　曲阜在漢初稱為魯縣，景帝三年吳楚七國之亂以後，徙其子淮陽王劉餘為魯王，此王好治宮室，作靈光殿。至王莽之亂時，國不存而靈光殿巍然獨存，這就是所謂「魯殿靈光」的典故。

　　曲阜一直是魯國的都城，孔子住在王宮附近，名為「闕里」。縣城於宋初遷至闕里之東，約八里之處，至明朝正德七年，流賊作亂，地方官奉准將縣城遷至闕里；嘉靖元年新城落成，周圍八里又三十六步；城牆高兩丈。城內最主要的建築，便是「衍聖公府」及其西面的孔廟。

　　託庇於聖人，曲阜一直未遭劫火；但民國十九年，終於遭受了四百年以來未有的災難。「中原大戰」晉軍進攻山東，在曲阜東北與國民革命軍發生遭遇戰，晉軍三師之眾而革命軍只得一旅，眾寡不敵，退入曲阜縣城固守；晉軍以大炮轟擊，曲阜東西北三城樓及東北角女牆，均為炮火所毀。孔廟及孔府亦落有炮彈，孔廟內共有十五處嚴重損毀，大成殿的天花板亦被打穿；有一發炮彈就落在孔子神像之前，幸而未曾爆炸。

　　曲阜被圍十一晝夜，以革命軍援軍趕到，擊退晉軍而得解圍。孔府以年方十歲的孔德成先生的名義，發出電文，呼籲保廟曲阜，電文中說：「曲阜聖林附近，發生戰事，炮彈射擊，飛入林內，城關逼近，廟亦震驚，危險萬分，莫知所措。查耶路撒冷為耶穌基督聖地，往年歐戰，均畫在三十里以外；萬國均經公認孔聖為中華文化所關，曲阜是孔聖林廟所在，先總理繼承孔子，屢經發為言論，極端尊崇，我總司令亦曾發布告，明令保護」云云。「我總司令」指先總統　蔣公，事後曾致電慰問。

　　曲阜的古蹟，首推尼山，本名尼丘山，因避孔子的名諱，略去一丘字，即顏母所禱之處。山在曲阜東南六十里，五峰連峙，名「五老峰」，中峰之下有「尼山書院」。尼山的山神為宋仁宗封為「毓聖侯」。此外有顏母山、昌平山、防山；防山即叔梁紇所葬之處。

　　孔子葬在曲阜城北二里許，後世稱此處為「孔林」，前面是洙水、後面為泗水。出曲阜縣北門，即是一條其直如矢，直通孔林的神道，夾道森森古柏，氣象肅穆，林中古樹，相傳為孔門弟子所植；復有各種奇花異草，相傳亦為孔門弟子會葬時，自各地移植至此。

　　最有名的，便是楷木，全中國只有孔林有這種樹，枝疏而不屈，上無鳥巢，下無荊棘，可以作杖。孔林中有一楷樹，為孔子弟子子貢所植，樹圍一丈，枯而不朽，真是神物。

　　楷木的用處很多，通常除了製杖以外，亦可製棋子；木上有癭，挖空了便是水瓢；葉子可食，亦可代茶；子可榨油，用來供夜讀的膏火。

　　再有一種「蓍草」，亦是孔林的特產；不過史書上記載的蓍草，半屬神話。蓍之為蓍，言其長壽；可至一千歲，幹可長至一丈，說文：「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通常長三尺至五尺，莖作對稱，大約三四十莖，春夏開黃白色蝶形小花。蓍草因為壽命長，所以古時與龜甲都用作卜卦之用。據孔家的人說，蓍草必須五十莖以上，占筮才靈驗；但五十莖以上的蓍草，下有靈龜看守，名為瑞草，不能常有。又有一種「文草」，冬夏不凋，根葉花實具五色五味──五色異草，且有香味，而又冬夏不凋，足為園林生色；但此僅見於孔東塘「出山異數記」中的敘述，在植物學上不知何名。

　　出曲阜北門，要經過好幾重橋與牌坊，方能到達墓門，經列有翁仲的墓道，而到達享堂；堂後有一道周圍一里的圍牆，拱護著高一丈三尺、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的「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其東約十步許為孔鯉之墓；其南十步許為孔鯉之子、字子思的孔伋之墓。

　　在享堂以北、聖墓以南、墓道之東，有三座亭子，自北而南，依序為宋真宗駐蹕亭；清聖祖駐蹕亭；子貢手植楷木的「楷亭」。聖墓之西為「子貢廬墓處」；子貢名端木賜，他的事蹟很多，照「越絕書」中說，越王勾踐獻西施於吳王夫差這條美人計，就是子貢想出來的。子貢是不是孔子最喜歡的弟子，難以考查，但子貢無疑是孔子最得力的弟子。

　　孔子的後裔即曾有這樣的評論：「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以後介紹孔門高弟時，再詳談子貢，此處不贅。

　　到過孔林的皇帝，有宋真宗、清聖祖；但到過孔廟的就多了，第一個是漢高祖，最後一個是清高宗，他到過不止一次，當然也到過孔林。清高宗與孔家，別有神祕特殊的淵源，也留到後面再談。

　　孔廟、孔府一西一東，一牆之隔，與孔林合稱為「三孔」。孔廟遭遇過兩次火災，第一次是在明朝孝宗弘治十二年六月，朝廷發庫帑十五萬二千六百兩銀子重修；開工於十三年二月，至十七年五月方始落成。正殿大成殿為九間；後面的寢殿為七間。大成門、家廟、祀叔梁紇的啟聖祠，以及「金絲堂」、「詩禮堂」各為五間。此外還有許多改築遷建，如前面談過的，尼山山神「毓聖侯祠」，本來在孔廟之內，遷建於尼山書院，原處改為土地祠。

　　第二次大修是在雍正二年六月，被災以後。

　　起火原因似乎是由於「風雨震電」，大成殿及兩廡，後面的寢殿、啟聖殿、金紅堂全毀，只有啟聖祠巍然獨存。當即命山東巡撫陳世倌鳩工重修，但採辦木料稽延，直至雍正七年二月，始命署理山東巡撫，岳鍾琪之子岳濬，積極興工，大成殿的圖樣，經雍正親自審核，特旨──正殿正門用黃琉璃瓦；兩廡則用綠琉璃瓦，而以黃瓦鑲砌屋脊。並飭內務府特選良匠，用「脫胎之法」裝塑聖像。

　　按：雍正得位不正，所以對兩件事格外重視。一件是重父之所重，以示其為繼志述事，聖祖所選定的繼統之子；一件是籠絡士林。而尊孔一事，恰好符合這兩個目標。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聖祖駕幸闕里，以三跪九叩，祭天祀祖的大禮祭孔，表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此為「三藩之亂」以後，得以徹底獲得漢人擁戴的關鍵之一。所以雍正在即位以後，即降詔追封孔子五代王爵，高、曾、祖、父曰「裕聖」、「詔聖」、「昌聖」、「啟聖」；裕聖祈父之父木金父，則為「肇聖」、五聖同堂，祠名「崇聖」。

　　雍正二年命避先師諱，在「丘」字旁加一個耳朵，成「邱」──這個字是雍正創造出來的，本字作「𨚑」。凡姓，都是「丘」沒有「𨚑」，而在雍正二年以前，也沒有人姓「邱」，自從有此避諱之詔以後，姓丘的都變了姓「邱」，以致長春真人丘處機變成「邱處機」了。

　　謂予不信，我可以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燕京學社編印的「清朝進士題名碑錄」，凡姓丘的進士都在順治、康熙年間，如丘象升等；姓邱的進士，則都在雍正以後，如雍正二年三甲第二十二名進士邱上峰即是。但以後編「館選錄」，丘象升也變成邱象升了。

　　重修的孔廟，落成於雍正八年秋天；雍正原有親自至曲阜上祭的明詔，但其時適在病中──他的病是心病，名為「怔忡」，用現代的醫藥名詞來說，即是「神經衰弱」。

　　雍正奪位，大殺功臣，但他自覺如他的胞弟皇八子胤（左礻右巽）、皇九子胤禟，以及「舅舅隆科多」、皇貴妃年氏之兄年羹堯等，都有取死之道，惟有他的胞兄廢太子理親王胤礽幽廢而死於非命，為他心所難安，因此一閉上眼睛，就會看到胤礽向他索命，搞得日夜不能安枕。

　　後來有人向雍正建議，說「二阿哥」之騷擾不休，是因為孤魂無主；倘有祭享之處，為魂所憑依，自然安靜無事。

　　於是雍正封胤礽為「潮神」，立廟浙江海寧；廟用藍琉璃瓦，如王府規制，當地人稱之為「廟宮」。海寧耆老蔣復璁先生語我，在他少年時，猶及親見「廟宮」。雍正八年時，怔忡之症，雖已少愈，但尚待休養，特遣皇五子和親王弘晝至曲阜致祭。

　　弘治年間所修的大成殿雖已全毀，但「盤螭石柱」猶存；孔德成先生胞姊孔德懋女士記述：

　　「孔廟有三百多畝，古木參天，碑碣如林，廳、堂、殿、廡四百六十六間。在正殿大成殿前的平台上，圍著曲曲折折的漢白玉欄杆，雙層飛簷下有十根龍柱，每根都雕鐫著石龍，以及明珠雲頭，鏤空雕刻，功力極深，在陽光照射下，只見雲龍飛舞而不見石柱，連北京故宮龍柱也不能媲美。據說每當皇帝來此出巡，十根龍柱都要用黃綢包裹，以免引起皇帝忌諱。」此「龍柱」的正確名稱，即為「盤螭石柱」；所說的「皇帝」指乾隆。

　　孔廟的附屬建築，最主要的有三處。

　　一為詩禮堂。為當時伯魚趨庭，得聞詩禮之處，堂前有株槐樹，據說是唐朝所植；又有一塊「太初石」，則為史前遺蹟。

　　二為金絲堂。據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孔子的九世孫孔鮒，預藏尚書、論語、孝經諸書於壁中。到漢朝魯恭王封於曲阜，拆孔子故居以擴建其宮，聽得壁中有金石絲竹之音，掘開牆壁，發現孔鮒的藏書，因名之為「金絲堂」，又稱「魯壁」。

　　這批藏書的發現，造成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即是今古文尚書之辨。

　　列為「五經」第二目的「尚書」，是一部上古史，本有一百篇，為孔子所授；秦始皇焚典籍，其書不傳於世，而無獨有偶者，濟南有個秦朝的博士伏勝或稱伏生，也在牆壁中藏了尚書，而毀於兵火。劉邦定天下後，伏勝搜求遺書，尚書僅存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派鼂錯去向伏勝求教；其時伏勝已九十多歲，口齒不清，命他的女兒羲娥代為傳授，鼂錯是河南穎川人，不大聽得懂山東話，記述多誤；古書中尚書最難讀，就是這個道理。

　　及至魯壁遺書出世，尚書便有了兩部，鼂錯受自伏勝的尚書，用漢朝通用的隸書錄出；而魯壁中的尚書，則用比秦篆更古的蝌蚪文所寫，因而區分為「今文尚書」、「古文尚書」。

　　出世的「古文尚書」，為孔子十二世孫，亦可能就是當初藏書於壁的孔鮒的曾孫、諫議大夫孔安國所得。孔安國是伏勝的再傳弟子，識得蝌蚪文，以今文尚書來校讀，較伏勝所傳者多十六篇，承詔作「古文尚書傳」，獻於武帝，恰以發生宮廷倫理之變的「巫蠱事件」，以致「古文尚書傳」亡失不存。

　　到了晉元帝時，有個豫章內史梅賾上奏，說發現了孔安國的原著及古文尚書，獻於朝廷。唐太宗時，國子祭酒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尚書所用的即是「梅本」。但後人一直懷疑，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是偽作；但有系統的辨證其偽，則始於清初的閻若璩，此人字百詩，山西太原人，曾為雍親王（雍正居藩的封號）的門客。

　　閻若璩在古文尚書上下了三十年的工夫，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舉證極詳；至乾隆朝常州大儒孫星衍，復改孔穎達「正義」之例，作「尚書今古文注疏」，古文尚書為梅賾偽作，更為明確。

　　三是奎文閣。孔德懋稱之為「十大名樓之一藏書樓」，這未免過譽；奎文閣的藏書，絕無東昌府的楊氏海源閣來得宏富。築這座樓的主要用意，是為了庋藏內府頒來的御製碑記祭文之類。皇帝的文章，稱為「奎章」；奎文亦即奎章之意。不過奎文閣的漢碑，則為中國書林瓌寶，漢隸中有名的「禮器碑」、「史晨碑」、「孔宙碑」、「乙瑛碑」等，原石均在奎文閣前。

　　孔廟的東南為孔府，占地兩百餘畝，以私人第宅而言，面積為海內巨宅之冠。孔府通稱「公府」，為衍聖公府的簡稱。在以前，並非王八鴇兒有了錢，即可在生活享受上為欲為，所以「公府」之能擁有占地兩百餘畝的巨宅，必須先明瞭「聖裔」身分。

　　孔子嫡系子孫的封爵，應始於漢元帝封孔子十三世孫孔霸為關內侯，襲封至十六世孫孔均，由閒散的「爛羊頭、關內侯」，改封為有名號的「褒成侯」，再改為「褒亭侯」，那跟關雲長的「壽亭侯」，爵位相等。

　　北魏年間改封聖裔為「崇聖侯」。此後封號雖改，始終為侯，直至唐朝開元二十七年，詔諡孔子為「文宣王」，則後裔亦當進爵；孔子三十五世孫孔璲之，進封為「文宣公」。傳至第四十二世，當五代篡弒相尋之際，孔家遭遇了一次「奴欺主」，幾致滅門的大危機，後當有專章敘述。

　　孔子第四十三世孫，叫孔仁玉，孔家稱之為「中興祖」。孔仁玉的曾孫孔聖佑，當宋真宗泰山封禪之時，年三十五而卒，以從弟孔宗愿襲爵。孔家本乎長幼有序的祖訓，昭穆分明，所以在聖裔系統中，孔聖佑、孔宗愿均列為第四十六世。宋仁宗至和二年、太常博士祖無擇上言，祖諡不可以加後嗣；這也就是文宣王之後不可封做文宣公，因而改封號為衍聖公，世襲。這個封號一直襲用至民初，歷時幾九百年。

　　改封衍聖公者，為孔子四十六世孫孔宗愿，本來襲封文宣公，兼知曲阜改名的仙源縣事。早在改封的十餘年前，開始建立公府，歷代均有擴建，成為現在的規模。據孔德懋的描寫，孔府門前的馬路，名為闕里街，「坐北朝南三啟六扇鑲紅邊的黑漆大門，門額上高懸藍底金字『聖府』豎匾，兩側一副金字對聯，上聯是「與國戚休，安富尊榮公府第』；下聯是『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門板上有獅子頭形的大銅門環，門前蹲著一對精雕的大石獅子，迎面是寬大的粉白照壁。」

　　孔府亦如故宮，分為東、中、西路。中路二門中有座「重光門」，等於蹕道，只有帝皇駕臨時開啟。大堂是一座公堂，中央暖閣，公案上大印、金箭、令旗，一應俱全；兩旁是儀仗及高腳牌。大堂除了作為宣讀聖旨之用以外，衍聖公倘或到此坐堂，必是審理重大案件。

　　大堂兩旁是「六廳」，京中有六部、縣中有六房，皆區分為「吏、戶、禮、兵、刑、工」；不過衍聖公府的「六廳」，名目為「典籍、司樂、掌書、知印、管勾、百戶」，最後兩廳，有如戶、兵兩部。

　　二堂為衍聖公接見四品以上官員，及代替朝廷舉行特種考試，如禮生、樂生等等之處。三堂也叫「退廳」，為衍聖公處理家族糾紛，及召集僕役議事的地方。四品以上官員，起碼是知府；七品縣官到孔府，除非特許，是不准進入二門的。

　　東、西兩路，東為家廟、祠堂，及一部分親屬的住所；西為衍聖公會客、讀書之處。內宅在中路後面，禁制極嚴，男僕絕對不能入內；看門的當差，亦只能在門廳內活動，大門上還掛著好些奇形怪狀的刑具，據孔府管事人說，這些刑具皆出於御賜，以此殺人，不須負責。倘真有其事，必是明朝留傳下來的。

　　由於內宅只有女僕，遇到災難，應變的能力，極其薄弱。光緒年間，內宅因蠟燭燒到帳幔，發生大火；男僕聽得呼救之聲，亦不敢入內，以致火勢蔓延，一發不可收拾。燒了三天三夜，七座木造樓房，盡付一炬；傳說曲阜知縣向大火長跪不起，求祝融氏開恩，整整跪了三天。這場大火，沒有人喪生，但損失慘重無比；歷代貯存的細軟、古玩，及其他珍貴財物，價值無從估計。事後重建，所花的銀子，據說足夠修建一座曲阜城。

　　孔廟、孔府救火的辦法，亦是別樹一格的；一遇火警，先開錢庫，將一串串的制錢，拉去「串頭繩」，堆置在火場上，誰挑來一擔水澆在火上，就可以抓一把錢，能抓多少抓多少，並無限制。因此曲阜城裡城外農民、工人、作小買賣的，一看縣中心起火，都擔起空水桶，趕來救火。

　　孔府的家法，嚴如秦始皇；荊軻刺秦時，由於規定殿下武士不准上殿，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著身不滿五尺的秦始皇，無法拔出腰間的長劍抵抗而繞柱急走；孔府經過這一場大災難以後，仍無意在內宅用男僕防衛。挑水夫亦不得進內宅，水挑至牆外，倒入石槽，另用管子接至廚房等處。

五、世系與分府

　　以孔子為第一代，傳至孔德成先生為第七十七代，以歷代世系而言，連孔子在內，春秋戰國傳八代；西漢傳八代；東漢傳三代；魏晉傳六代；南北朝傳六代；隋傳一代；唐傳十代；五代傳一代，這一代的衍聖公叫孔仁玉，承先啟後，非常重要，孔家稱之為「中興祖」，有一段很傳奇的故事，留待下一節再談。

　　宋朝傳十代，由於宋室南渡，所以孔家分南宗、北宗，情況比較複雜，容後詳談。元朝傳兩代；明朝傳九代；清朝傳十二代，加上德成先生共七十七代。

　　孔德懋女士說：「在孔府的詩禮堂，貼著一張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告示，是乾隆皇帝賜給孔府三十個字作為行輩，凡孔氏家族都要遵照三十個字行舉取名，如果有不依字序，隨意取名的，不准入家譜。這三十個字是：『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令德維垂佑、欽昭念顯揚。』這話稍有錯誤，這三十個字，並非乾隆所賜。」

　　按：第五十五代衍聖公孔克堅，於元順帝至元六年襲封；以後為宰相荐為司禮儀的長官，命其長子孔希學襲爵。入明後，於洪武十四年九月去世，年四十七。

　　孔希學的獨子孔訥，字言伯。於洪武十六年，到南京參加馬皇后的葬禮，其人魁梧厚重，言笑不苟──而謙恭好學，深為太祖所欣賞，遣禮部尚書劉仲質去慰問，準備讓他襲爵，孔訥以父喪未滿辭謝。父母之喪三年，照規矩只算二十七個月；洪武十六年年底服滿，十七年正月朝京師，太祖命欽天監擇吉日親自授爵，儀節隆重；衍聖公受爵之風光，以孔訥為最。其時由於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造反，有詔罷相不設，朝儀列班，以衍聖公為文官之首，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亦只有孔訥有此尊榮。

　　孔訥歿於建文二年，長子公鑑襲爵，建文四年病歿，年二十三歲，獨子年方三歲。孔訥去世後兩個月，燕王破南京，奪了他姪子的天下，是為成祖，年號永樂。永樂二年立長子高熾為太子，即後來的仁宗。他的年齡與孔公鑑相仿，視孔公鑑的獨子如子姪，為他取名彥縉，字朝紳。孔德懋所說的三十字的行輩，應定於此時：但第二字的「言」為「言伯」，是字非名。「希言公彥承」的承為孔彥縉的長子孔承慶，歿於景泰元年；長子宏緒年方三歲，至景泰六年，孔彥縉去世，八歲的孔宏緒，猶如建文帝繼承太祖的帝位那樣，以「大宗」長孫承襲為第六十一代衍聖公，其父孔承慶則追封為第六十代衍聖公。

　　當孔公鑑去世時，孔家正在鬧家務，其詳不得而知，只知道幼弱的孔宏緒飽受欺侮，他的庶祖母江氏，訴諸朝廷，特遣禮部官員為孔公鑑治喪；並命孔公鑑的堂弟，新科進士而丁憂在籍的孔公恂，處理衍聖公府的家務。

　　後來孔宏緒作了大學士李賢的女婿，李賢在英宗復辟後，得君甚專；憲宗嗣位，亦尊禮有加，所以孔宏緒凡有所請，由於老丈人的照應，無不如願。但亦因此而有過舉。成化五年以「宮室踰制」被劾，靠山李賢已經去世，因而「奪爵」，但孔家承襲，是所謂「世嫡相傳」，長房為「大宗」，只要有子孫在，衍聖公永遠是長房的；長房絕嗣，則二房成為「大宗」，因而禮部議定，衍聖公由孔宏緒之弟孔宏泰「代襲」。將來孔宏緒生子，則為第六十二代衍聖公。其時孔宏緒才二十二歲，夫人李氏新歿，繼娶熊氏、袁氏，至三十五歲方始生子，名聞韶，於孝宗弘治十六年襲爵。第六十代衍聖公「缺位」；第六十一代衍聖公則有兩位，凡此皆是任何侯門所無的特色。

　　由於大宗襲爵，所以衍聖公府嚴格規定，只有「公爺」及他的子孫才能居住；「老公爺」去世，「小公爺」襲爵，他的胞弟就得搬出去，甚至本人讓爵與子或孫後，亦不能再住公府，如第六十八代衍聖公孔傳鐸，雍正元年襲爵，雍正九年因病乞休，奉准由長孫孔廣棨承襲。孔傳鐸即出居府外。

　　這種制度類如清朝皇子的「分府」，所不同的是，孔家小宗的分府，是有現成的房屋，稱為「十二府」，但實際上只有九個府。其中與衍聖公府關係較近的，為五、十、十二等三個府，以及建築在衍聖公府東路的一個不列次序的府。這四府堂名都有一個「凝」字；而衍聖公府則名「凝緒堂」，所以五府合稱「五凝堂」。孔子後裔，僅在曲阜的，即有十萬人之眾；但孔氏子孫，如說出於「五凝堂」，便意味著是孔家有頭有臉的人物。

　　五凝堂中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尤以五府和十二府居多。五府的房舍最大也最講究；明朝嘉靖年間，嚴嵩的孫女兒嫁到五府，怕她想家蓋了一座房子，稱為「南五府」，格局如她娘家。

　　按：嚴嵩家住京師宣武門外繩匠胡同，為有名的大第，中有一座「聽雨樓」為其子嚴世蕃賞鑒書畫之處；入清後，分成數區，屋主亦皆為達官貴人，如王熙、徐乾學等。嚴嵩只有一子，嫁到孔家的孫女，自是嚴世蕃的女兒。因為有此親戚關係，孔府演戲，不唱「打嚴嵩」。傳說嚴嵩被劾時，曾至曲阜想托衍聖公去求情；在孔府大堂通往二堂的通路上，靠牆有一張放了幾百年的紅漆條凳，就是嚴嵩當年候見衍聖公時所坐，孔府稱之為「閣老凳」。

　　十二府中孔繼汾、孔繼涑的故事，則是一大悲劇。六十八代衍聖公孔傳鐸，共生六子，長子繼濩早死；孔傳鐸於雍正九年讓爵位與其長孫孔廣棨後，攜其繼配徐氏及四五兩子孔繼汾、孔繼涑出居十二府，孔繼汾字體儀、號止堂，乾隆十二年舉人，以內閣中書充任軍機章京，但不久便辭官居家，專門考訂孔氏家乘。乾隆幸闕里時，亦總是他充任「引導官」。他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名為「闕里文獻考」，共一百卷；第七十一代衍聖公孔昭煥曾於乾隆二十七年，以此書進呈御覽。

　　孔繼涑字體實，號谷園，是乾隆早期的文學侍從之臣張照的女婿，並從張照習書法。包慎伯「藝舟雙楫」，將張照的行書，列為「能品」；孔繼涑為「佳品」。孔繼涑刻了一部「玉虹樓法帖」，鈎勒極精；其中除了張照及他本人所書的十六卷以外，另有十種，總計一百另一卷，書家稱之為「百一帖」。

　　孔繼汾、孔繼涑，先後遭遇了飛來橫禍。茲據孔德懋所述，並作考證補充如下。

　　據說有一年在京中發現紫微星發暗，而另有一星特別明亮，不知怎麼一算兩算，算到孔繼涑頭上，據說派人到曲阜去抄孔繼涑的家，發現「十二府」的房屋，是按八卦的樣式所興建，八卦加中間的太極，一共九間屋子，只有一個屋頂；又去掘孔傳鐸的墳墓，亦發現了不正常的跡象。但雖說有罪，卻未入獄，只是為孔家出族而已。

　　孔繼涑的書齋，名為玉虹樓，自獲罪後，步門不出，十年之久，以刻碑打發歲月。據孔德懋說：「他晚年去北京，病死在那裡，直到死後，也沒解除罪名；所以棺材是用三道鐵鏈鎖著，運回曲阜，埋在孔林外野地裡。」十年螫居，至晚年忽又有京師之行，當然不是動了遊興；很可能是為應訊，甚至可能瘐死詔獄。孔繼涑案文獻無徵，只能作出推測。

　　孔繼汾是繼「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以後，研究孔家禮儀的權威，致禍亦由於此，他著有「孔氏家儀」十四卷；「家儀答問」四卷，後為其族人孔廟五品執事官孔繼戍出首，說家儀中所述禮儀，與「大清會典」不符，又指摘「家儀」自序中「余區區復古之心」一語，為對時勢不滿的表示。

　　山東巡撫不敢隱瞞，據實上聞；結果是拿交刑部，由大學士會同九卿，嚴加訊究。孔繼汾自辨「家儀」是家庭行事，與會典無關；「復古」也者，是恢復孔家的祖風，朝廷不也尊孔嗎？

　　這些辨解未為朝廷接受，大學士等議奏，孔繼汾身係聖裔，曾登仕版世受國恩，乃妄著「家儀」一書，冀邀虛譽。誠如聖諭：「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孔繼汾應從重發往伊犂，充當苦差，以為在籍人員無知妄作者戒。除「家儀版片，現經山東巡撫收繳銷燬以外，所有孔繼汾其他著作，亦應毀版。」孔德懋說：「當時孔繼汾已六十多歲，身戴枷栲，充軍到遙遠邊疆伊犂，定案後十六個月就死了，大概是死在路上。」孔繼汾案，同樣是文獻無徵；而且據孔德懋說：「在孔府數以萬卷的檔案資料中，幾乎沒有提到孔繼汾。」她的記述，得自先輩傳說，應該是可靠的，不過有一點是錯了，孔繼汾死在杭州、清朝有名的書法家梁同書家中，梁同書字山舟，與孔繼汾是乾隆十二年的鄉榜同年。

　　孔繼汾定罪後，衍聖公孔憲培向全族下達了「牌令」，收繳「家儀」及孔繼汾其他著作，如有匿藏及瞻徇觀望者，一經查出，從重究辦。他的著作中最有價值的是「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力闢司馬遷「史記」中「孔子世家」之謬；並根據「春秋三傳」中公羊、穀梁兩傳，考定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亦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並非如司馬遷所說的周靈王二十一年。民國四十一年重訂孔子生日，與議諸學者，可能未見過「闕里文獻考」；孔德成先生即有此書，恐亦不便出示，以致錯到今天。這個漢學上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問題，我將另撰專文求教於學術界，這裡就不談了。

　　孔繼汾到底因何獲罪？照孔德懋的說法是，孔傳鐸讓爵後，他的孫子小「衍聖公」孔廣棨，每天要到十二府去給祖父請安；以後是孔廣棨之子孔昭煥向兩位叔祖，亦即孔繼汾、孔繼涑請安，這樣持續到孔昭煥之子孔憲培，同樣的情況保持了數十年，同時衍聖公府的一切大權，亦都掌握在「二繼」手中，因而引起了孔憲培之妻，乾隆所生的公主的不滿，在乾隆面前，說了他們的「壞話」，才惹出這場大禍。

　　按：孔憲培之妻，在孔氏家乘中，稱之為「于夫人」，實為乾隆與傅恆夫人之私生女，交于敏中之妾張氏撫養，託姓為于；拙作「狀元的故事」中曾有考證，請參閱。「于夫人」在孔家具有特殊地位及性情之驕恣，固為不爭的事實，但我以為孔繼汾的被禍，實為自取之咎。於此，我先要談一段孔家的往事。

　　「清稗類鈔」有一條：「清初入關定鼎，首奠山東，薙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謤奏：『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逢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得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謤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條，著革職，永不敘用。』」孔氏家規，犯罪者家有紅白喜事，不准用樂器，自亦不入家譜，故孔文謤的生平，文獻無考；但看出奏的語氣，顯然為孔氏族長。其時的衍聖公名孔衍植，書作「元植」，不知是筆誤抑或有意為之；但「清史稿」書作「孔蔭植」，則決非筆誤，是否因「衍」字犯重而改，待考。

　　孔繼汾所犯的錯誤，正就是蹈了孔文謤的覆轍，所謂「復古之心」，在雄猜之主的乾隆看來，不啻「復明之心」。

　　乾隆以庶孽之子，澤承大統，即位之初，處處委曲求全；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在德州舟次，赴水自盡，乾隆的形象益損，因而殺大臣立威。自此以後，恩威並用，賞罰由心，維持了強大的權勢與地位。晚年則惑溺於和珅、福康安，意氣自恣，果於誅戮，如殺柴大紀等，不能為史家所恕。孔繼汾以精研孔氏家乘知名，而竟不能懍於孔文謤之戒，豈非咎由自取？

　　除十二府以外，孔家在曲阜尚有所謂「六十宗戶」。曲阜孔氏，分為「內孔」與「外孔」兩類，內孔為孔子的後裔；外孔本姓劉，不但不是孔家的親人，且是孔家的仇人，其詳見於後文談「中興祖」。這裡所要說明的是，外孔或稱「偽孔」，不入孔氏家譜──但亦有真正內孔，不入家譜，而且不姓孔的；衍聖公府有許傭僕，原為同根相生的族人，只以一操「賤業」，便須改姓，當然摒於家譜以外了。

　　孔家的人丁，自五十五代起，突然大見興旺，原因是五十五代衍聖公孔克堅，有九個兒子，都用「希」字排行，三十字派，即自五十六代開始。附帶補充的是，三十字派，原來只有十個字：「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六十五代衍聖公孔衍植，續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又續十字曰：「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七十六代衍聖孔令貽，則續二十字曰：「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煥景瑞，永錫世緒昌。」

　　六十宗戶都是「中興祖」孔仁玉的後裔，為首的是「大宗戶」，即是衍聖公本支，其餘五十九支，分布城內城外，皆為小宗戶。每戶都設「戶頭」及「戶舉」，後者等於地保。這些小宗戶都由族長按照「禮度」管理。

　　中國世家大族的族長，例由輩分最高、年齡最長的充任，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孔氏的族長則由衍聖公委派，所以只有衍聖公才是六十宗戶的最高統治者。

　　在族長以下，另由衍聖公委派近支中德高望重的長輩「四十員」，議辦族中一切大事；如修家譜，即由「四十員」在族長率領之下，主持其事。

　　孔氏建譜，始於宋神宗元豐八年四十六世的孔宗翰，是年干支乙丑，因而後來規定每逢乙丑前一年的甲子之年，亦即六十年大修一次；每逢甲午之年，亦即三十年小修一次。在民國之前，孔家最後一次大修家譜，是在乾隆九年甲子，由孔繼汾負責，及至孔繼汾出事，家譜即未再大修。越一百八十年為民國十三年甲子，孔德成的嫡母陶氏，與「四十員」商議大修家譜，但實際時間後於甲子約三四年，民國十九年陰曆十月初十開館，至抗戰爆發以前才完成。

　　這一回大修家譜中，添了位非常烜赫的人物，即是財政部長孔祥熙。孔家自漢至末，曾居相位者，共有四位──

　　第十四代孔光，漢成帝時，以僕射尚書令，典機務；第十九代孔抉，漢順帝陽嘉二年拜司空；第四十代孔緯，唐僖宗時，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第六十三代孔貞運，崇禎九年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典機務。至是得一孔祥熙，雖尚未至相位，但權勢財富，為孔子以來所未有。

　　孔祥熙這一戶名為「紙坊戶」，在曲阜城北小孔家村。此戶中五十六世孔希翥，在明朝初年遷至山西太谷，其子孫一直按照「希言公彥承」的字派起名；所以孔祥熙是聖裔，應無問題。但也有人說，孔祥熙是「花了兩千元，買了個紙坊戶」，其事有無，清官難斷，不必多談。

六、孔家的中興祖

　　我有考據癖（我的朋友趙岡說我生有「考據鼻」）因此，對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內宅軼事」，最感興趣的一章是「世代恩親張姥姥」，為歷史提供了一千年以來連續不斷的活見證，真是不可思議。

　　且讓我先作一回「文抄公」，孔德懋說：「在孔府眾多的親友中，有一門很特別的親戚，既不是書香門弟，也不是官宦之家，而是世代種田的莊稼人。

　　「這家姓張，住在林前張羊村（高陽按：羊應作「楊」），主人是一位老媽媽，人們都叫她張姥姥。每逢孔府有紅白喜事，張姥姥就帶著她家的大人孩子們到孔府來吃喝。

　　「別的客人都是王孫貴族，滿身珠光寶氣，只有她一身藍粗布衣裳，農人打扮；別的客人都彬彬有禮，只有她土裡土氣，而且最特別的是，她卻比所有的客人都神氣，當差的雖然穿著打扮都比她講究，但卻要小心翼翼地侍候她、很像紅樓夢中的劉姥姥，但又比劉姥姥硬氣得多。孔府上上下下都這樣敬著她，是甚麼原因呢？」

　　這個原因根據歷史記載，與孔德懋得自家族世代相傳的說法有出入。當然，傳說比信史有趣得多是一定的；我把有趣的留在後面談，先談信史。

　　在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西元四二四至四五三），朝廷撥了五戶人家，免其徭役賦稅，專門擔任孔廟的灑掃之役。其中有一戶叫孔景，在孔廟世代相傳，到了唐朝末年，出了一個子孫叫孔末，眼看黃巢造反，殺人如麻，唐亡以後，天下大亂，他起了一個念頭，想冒充孔子的後裔。

　　以假亂真，先要殺光真孔。其時孔氏後裔，流散四方，在曲阜的真孔不多，為孔末「戕滅既盡」，最後去殺四十一代衍聖公之子，任泗水縣令的孔光嗣，時為五代梁末帝乾化三年，孔光嗣得年四十二歲。

　　孔光嗣的夫人姓張，家住張楊里，前一年的五月二十九日，生一子名為孔仁玉；當孔末殺到她家時，孔仁玉才九個月大，孔光嗣夫人抱子逃往外家，獲其父張溫的庇護，直到十九歲時，方得出頭。

　　這段史實經孔家一千年來遞相傳述，變成了崑腔的「趙氏孤兒」；平劇的「搜孤救孤」，據說孔末原姓劉，殺孔光嗣時，孔仁玉已經九歲，正巧在他乳母張媽媽家；孔末追到張家，而張媽媽一子與孔仁玉年齡相仿，而且都是禿子，於是張媽媽李代桃僵，以親生之子穿上孔仁玉的衣服，結果為孔末所殺。

　　孔末回到孔府，奪了大印令箭，自荐襲爵，冒充孔子後裔。孔仁玉則改名換姓，發憤讀書，十九歲那年赴京趕考，朝廷授為太學生，因上奏後唐明宗，細述孔末亂孔真相；明宗遣官查實，誅孔末而由孔仁玉襲爵。孔家後人尊之為「中興祖」，建了專祠，名為「報本堂」。

　　這後半段故事，與文獻亦有出入，孔仁玉為母張氏「抱匿於外家，既長，身長七尺，姿貌雄偉，通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果斷。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魯人訴於官曰：『曲阜令（孔）末非聖人後；光嗣有子仁玉，育於張氏，今十九歲矣。』事聞於朝，乃誅（孔）末，以公（仁玉）主孔子祀，授曲阜主簿。」孔仁玉除襲爵文宣公，後來並以曲阜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贈兵部尚書。

　　孔仁玉對外家的報答是「歲時祭其外祖張溫之墓，為置祭田，立奉祀生，請蠲其徭役以報之」。至明朝永樂年間，五十九代衍聖公孔彥縉，偕孔氏族長五十四代的孔思楷，請曲阜的文人張敏，撰了一篇「孔氏報本酬恩記」，敘述此事始末，孔彥縉之言如此：「張氏子孫家在張陽者，至今猶稱張溫焉。今雖優待其家，恐後世子孫，或有遺忘，不能以禮相待，甚非報本酬恩之意，茲欲立石於張氏之塋，俾吾子子孫孫，世加存撫。」

　　這塊碑石，不知可還存在？但孔家優待張氏子孫，則相沿勿替，孔德懋記述張姥姥，非常生動。

　　據說張姥姥有一支楷木製的「龍頭拐杖」，是孔仁玉所送，並規定：「張媽媽死後，這『姥姥』的官稱和龍頭拐杖，由長房兒媳繼承，世代相傳。」

　　龍頭拐杖是「權杖」，可「用來管教孔府的衍聖公一品夫人。」因此，孔德懋的嫡母陶氏，對張姥姥亦很畏憚，總是悄悄吩咐聽差：「張姥姥來了，要甚麼給甚麼，別得罪她。」而有一次聽差稍有怠慢，張姥姥居然「站在大堂前破口大罵，沒有一個人敢哼聲」。

　　敢在衍聖公府大發脾氣的張姥姥，是怎麼個人呢？「是一位農家婦女，五十來歲，粗布袴褂，緊紮著肥大的袴腿腳，一雙小腳、挎著個竹籃子。酒席筵上在達官貴客中，毫不在乎，呼三吆四，大吃大喝，臨走時，竹籃裡還要裝滿吃食。」但她「每次都只要兩樣，饃饃、酒」。看來倒是個安分知足，深知持盈保泰之道的賢婦人。

　　在續曲阜縣志中，亦有關於張溫的記載，說孔家的表親，著聞者以顏氏為最，「然衍聖公與顏博士論師生而不敘表親」，按：孔子之母顏氏，所謂「論師生而不敘表親」則顏回應該是孔子的表姪，因為顏回比孔子小三十歲。

　　「闕里文獻志」於「聖門弟子」，首列顏回，說他「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歲而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顏回之為人，可以見魯定公一事而想像得之，魯定公問顏回：「你聽說過有個善於駕馭馬匹的東郭畢嗎？」顏回答說：「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佚者逃逸，說東郭畢的馬會逃走，魯定公不悅，向左右說道：「君子固有誣人。」──正人君子亦會胡說八道。

　　三天以後，果然有人來報，東郭畢的馬走到半路上，不願再拉車而逃回馬廄。魯定公大為驚異，立即找顏回來問，何以前知。

　　顏回答說：「從前大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但都不窮其力，不會超過人或馬的負擔，所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不會怠工。東郭畢馭馬駕車，馬已盡了它的分內之事，而猶不斷有額外要求，因而推斷其馬必佚。」魯定公請他再作進一步的推論，顏回回對：「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此言為政之道無他，親民而已。

　　我讀到「闕里文獻志」的這段記載，特感親切。少年時好騎馬逛西湖；從清波門賃馬，經蘇堤至岳墳，再沿白堤繞回來，進錢塘門回原處。那些「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走得極慢，一步懶似一步；但如掉轉馬頭，步上歸途，馬就走得極快了，這與東郭畢的馬，逃回馬廄是同樣的道理。

　　顏回是孔廟「四配」之一的「復聖」，自明朝開始，顏氏後裔，例授「五經博士」，所以縣志中稱之為顏博士。孔顏一表三千年，不知前台北市警察局顏局長，與孔院長是如何稱呼？

　　在曲阜，則「惟張羊村唐張溫之裔孫與衍聖公及諸孔氏稱表親，而男女通呼曰親戚，婦人老年稱姥姥。遇喜慶事不盡來，遇衍聖公有喪，以內外張親戚皆來為榮。遇衍聖公祭四十三代公時，則張姓以嫡孫陪祀，祭四十二代張夫人亦然；亦有時請張姓代行掃墓之禮。張姓嫡裔孫，由衍聖公奏准恩賜一人為監生，世襲奉張溫祀以報其孔仁玉之功」。這段續縣志上的記載，與德懋所述，大致相符；但恩賜張家一人為監生，孔德懋說她「從未聽說過」，這也是無怪其然的，因為入民國後已無國子監，自然也就沒有監生這個頭銜了。

　　孔氏「中興祖」之為中興，還有一重極重要的意義是，自孔仁玉以後，孔氏方始聚族而居，孔繼汾在「闕里文獻志」卷七之下，有一段附記云：「中興祖去今未三十世，子孫繁衍已二萬餘人，乃其先一夫肆逆，九族崩頹，孔氏之危，不絕如髮，蓋緣唐室陵遲，鎮藩跋扈，兵戈擾攘，民不聊生，重以黃巢朱李之亂，戶口日益凋喪，而士大夫之仕於外者，又多輕去其鄉，不歸井里，以致門祚衰弱，禍起家奴，雖亦天數，抑亦人事之過也。使當日聚族而居，其勢又以相維，而力又足以相敵，雖百孔末亦奚為哉？」

　　於此可知，在孔仁玉以前，孔氏世爵雖尊，但係寒族；至孔仁玉以後，方始發展為天下第一家。現在曲阜孔氏，族眾十萬，較乾隆時代又繁衍了五倍，除偽孔以外，皆係孔仁玉的子孫。

　　孔氏除曲阜本支以外，其別支在宋有「南宗」；在唐則為「河西派」，始祖為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原住河北正定府衡水縣，為唐太宗的「十八學士」之一，並曾圖形凌煙閣，贊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飆起。」

　　孔穎達所著「五經正義」，列代均為五經的「標準本」，明清鄉會試，考五經題，皆以「正義」為準，否則為「不中程式」，雖佳不取。歿於貞觀二十二年，下一年太宗崩，遺命──將孔穎達的棺木，遷葬於昭陵左右；孔穎達的遺族，同時移居昭陵附近守墓。因而稱為「河西派」──陝西在黃河以西，故稱「河西」。

　　「河西派」至宋初移居甘肅涼州，仍為河西；明初遷至直隸河間府南柯營，分為八支；現在河北姓孔的，大多屬於「河西派」。此外，在五代以前，如孔繼汾所說「輕去其鄉、不歸井里」者，共有十派，分布在山西、湖南、廣東、河北等地。

　　自「中興祖」以後，記取孔末的教訓，本支聚居曲阜；中興祖四子，二三早死，長子襲爵的孔宜、四子孔勗的後人，便都是「六十宗戶」。但到宋室南渡，衍生「南宗」，而實為長房。

七、南宗

　　孔仁玉長子孔宜為四十四代衍聖公，有子三人，延世、延澤、延渥，長子延世襲爵，復傳長子聖佑，無子。衍聖公爵位傳承的原則為「嫡長」二字，如衍聖公無子，除非生前即正式以胞弟之子為嗣，仍算「嫡長」，否則即應輪由二房最長者襲爵；聖佑無子，爵歸二房，由延澤之子，亦即他的從弟宗愿承襲，所以四十六代衍聖公共有兩位，類此情況，不一而足。

　　宗愿共生四子，若蒙、若虛、若愚、若拙。若蒙襲爵，生二子，端友、端操。孔端友於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無子，以弟端操的幼子玠為嗣──孔端操的長子名璠，但長子無為人後之理，故以幼子出嗣。

　　金兵入侵，宋室南渡，孔端友奉子貢手雕的孔子楷木像，隨政府行動，定居在浙江的衢州；曲阜祖廟，由孔端操奉祀，宋高宗紹興三年，金兀朮所立的偽組織的頭子劉豫，封孔端操為衍聖公；而他的幼子出嗣到長房的孔玠，則已於前一年襲封，父子二人同時為衍聖公，在孔家的歷史上為僅見。

　　為了易於區別，我稱孔端操為北宗衍聖公；紹興七年，金人廢劉豫，孔端操的衍聖公亦當不成了。三年以後的金熙宗天眷三年，孔玠的長兄孔璠受封為北宗衍聖公，兄弟同時為衍聖公，又為孔家歷史上的一個特例。

　　南渡後的衍聖公，孔端友以下為孔玠，孔搢、孔文達、孔萬春、孔洙，自四十八代至五十三代，共傳六世；孔洙自宋入元，身居兩朝，無子。

　　回頭再來談北宗衍聖公，孔璠生三子，長子孔璠襲爵後無子，以弟孔摠承襲，孔摠傳子孔元措；元措無子，以弟元絃之孫孔湞承襲，時為元憲宗元年，不久，北宗大鬧家務。

　　前面說過，孔宗愿共生四子，衍聖公不管在南在北，皆為長房孔若蒙之後；二房孔若虛四傳至「元」字輩，絕嗣；三房孔若愚四傳至「元」字輩，弟兄三人，元直、元孝、元用。孔元用為元朝滅金，立過功勞，卒於軍中，因而他的孫子，得於元憲宗二年充任「曲阜管民長官」，亦即他的堂弟孔湞襲爵的下一年。

　　孔湞自幼失教，襲爵後日事遊獵，不修祖祀，孔治看不過去，率領族人，群起而攻，但手段過於激烈，說他不是孔子的後裔。原來孔湞是庶出，嫡母任氏奇妒，當孔湞初生時，任氏將他們母子都趕出家門；孔湞的生母改嫁了一個姓李的，此人是「驅口」；所謂「驅口」，即蒙古人俘擄了漢人，役使為奴婢，猶如清初的「包衣」。元朝的典章規定：「驅口不嫁良人，驅口不娶良人」，孔湞隨母改姓了李，聖裔淪為賤民。後來雖由他的伯祖孔元措育之為孫，但戶籍未消，所以孔治說他是「驅口李氏子」，因而奪爵。孔湞的嫡母任氏，大為懊悔，上書為他辯白，但無結果；因而北宗衍聖公的世爵，中斷四十三年之久。

　　至於南宗的孔洙，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奉召至都，自願讓爵於北宗；元世祖頗為嘉許、說他寧願「違榮而不違親」，讓爵之事，擱置不談。及至元成宗即位，始以孔治襲封，孔治傳子思誠，又起了風波。

　　前面說過衍聖公爵位傳承的原則為「嫡長」，長房至孔洙而絕；二房無嗣，應傳三房，而三房中的嫡長，應該是孔元孝的曾孫孔思悔；當元成宗元貞元年，大臣上言，其祖元用有功於國，當襲爵時，孔氏族人明知其非，但因孔治權至祀事三十餘年，且治理曲阜，頗有政績，因此暫且讓他當一次衍聖公。但名器不可久假不歸，他死了以後，應將爵位歸還孔思悔才是正辦，傳給他的兒子思誠，亂了宗法，形同篡竊，自然不服，而且孔思悔簡重端默，且是孝子，亦賢於孔思誠，是故孔氏族人公請於朝廷，請改由孔思悔襲爵。其時元仁宗在位，雅好儒術，詢問大臣的意見後，親自查閱孔氏譜系，確定孔思悔為嫡長，下詔改封；至此南北兩爵，合而為一，接承孔洙而為五十四代衍聖公。

　　孔思悔是孔仁玉之後，另一中興之祖，三十字派第一字的「希」字輩，兄弟九人，便都是他的孫子。

　　孔家南北宗子孫，自明朝中葉開始，即不甚和睦，事起於南宗的孔彥繩，修家譜修出了一場大風波。前面說過，孔家的「中興祖」孔仁玉，共生四子，長子孔宜襲爵；二三兩子早死無子，四子孔勗的元孫孔傳，隨衍聖公孔端友，扈從宋室南渡，孔端友五傳至孔洙絕嗣，在浙江衢州的南宗孔氏，便都是孔傳的子孫了。

　　孔傳之子名端問，則孔傳應為孔端友的族叔；自孔端問開始，世系如下：

　　端問──璹──攄──應發──言──津──思許──克忠──希路──議──公誠──彥繩

　　傳到孔彥繩，已在明朝成化年間；孝宗弘治九年，朝廷授孔彥繩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典。兩年以後，孔彥繩刊行家譜，將他這一支的世系，移在孔洙之後；而將北宗孔宜的子孫移在孔傳之後。弘治十七年甲子，是大修家譜的年分，孔彥繩的荒唐，很快地被發現了。

　　北宗不能不辨這件事，因為孔彥繩如為孔洙之後，則衍聖公不應在北而在南。於是北宗的孔子五十八代孫，也就是孔彥繩的族叔孔公璜寫了一篇「嫡裔考」，最後一段指責孔彥繩，其詞甚厲，他說：「今彥繩於弘治十一年刊行家譜，乃擅移宗祧，將身及子承美等，列南渡宗子之後，以繼孔洙；而北宗若愚子孫，世次嫡長，反附孔傳裔孫之下，既不祖孔傳，而又僭承端友，以疏間親，以庶奪嫡，推此一端，奚所不至？昔聖祖（按：指孔子）為政，正名為先；彥繩敗祖宗之成法，負朝廷之恩意，已移牒浙藩，改正為偽譜，立石儒學，猶恐吾宗後人，不辨南北嫡庶絕續之由，故詳述於右以正之。」

　　孔彥繩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可能連博士的銜頭都被革掉了；因為「闕里文獻志」記：「武宗正德元年夏六月，命南宗孔彥繩為世襲五經博士，奉衢州孔子廟祀。」與孔公璜的敘述不同，合理的解釋是，孔彥繩的博士，已革而失而復得。正德十六年詔，「改建孔子家廟之在衢者」，那正是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親征寧王宸濠之時，明史王守仁傳：「守仁先俘宸濠，發南昌……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到錢唐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守仁乃以宸濠付永。」改建衢州孔子廟，我相信是出於陽明先生的陳請，而張永助成其事。武宗好武，想到改建山西解州關帝廟，或有可能；決不會關心孔子的家廟。

八、四配十哲

　　配享之制，起於殷朝盤庚，歷代皆有功臣配享於太廟；聖門弟子列於孔廟祀典，始於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以七十二弟子從祀。至三國時魏少帝（齊王）正始二年，「以太牢祭孔子」，太牢即是牛：在此以前只請孔子吃狗肉，即所謂「牲以犬」，東漢桓帝元嘉三年，魯相乙瑛，請為孔廟置「百石卒吏」一人典守，「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足證狗肉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在改請孔子吃牛肉的同時，詔「以顏淵配」，此為孔子弟子配享之始，由此發展為「四配」，其次序如下：

　　一、魏志少帝紀：「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始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二、唐書禮樂志：「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回（淵）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三、宋史神宗紀：「元豐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軻配食文宣王。」

　　四、宋史度宗紀：「咸淳三年春正月壬戌，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孔伋即孔子之孫，孔鯉之子，字子思。

　　四配至此確定，七百餘年來，相沿不替。四配中的顏淵，前面已經談過；曾參之能與於配享之列，主要的原因是，夫子之道，得曾參而傳。孔子門徒眾多，但孔門四科，各得一藝，孔子自己對及門高弟作過一番評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而惟獨曾參得孔子學說的精義。

　　曾參字子輿，是孔子晚年所收的一個小徒弟，原是魯國的一個農夫，而且是佃農；魯王送他一方田，他不受。使者說，這不是你自己要來的，人家送你，你為何辭謝？曾參答說，受人施與者常畏人；施與之人常驕人。即使魯王有賜而不驕我；但我能不畏嗎？我以為與其富而畏人，不如貧而無屈。孔子因此很欣賞他。文獻中說：「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傳得其宗，能通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曾參對孝道有非常精闢的見解，最富於哲學趣味的兩句話是：「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父母與子女之間，只有一段時間並生於世，而這段時間，在孝子看是最寶貴的，「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存也。」即所謂「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他說他曾在齊做小官，俸祿甚薄，而欣然色喜，不是覺得待遇甚厚，而是雙親在堂，得以微祿供養；後來南遊楚國，做了大官，生活得很闊綽，但望北而泣，不是得福不知，無故興悲，傷心的是「不見吾親」──父母不及見他今日之富貴。這些說法，真是將人子思親之心，層層深推，至於極處。

　　但曾參之偉大，並不在於他的孝，而是將孔子的學說，整個保存下來，至孟子而益昌大。曾參是孔子之孫孔伋（子思）之師；而孟軻則是子思的高弟。孔孟之道，一以貫之，其間關鍵，即在曾參的承先啟後。

　　子思的名著為「中庸」，此當與「大學」皆為「禮記」中的一部分，後世逐漸獨立成篇。至南宋由朱熹整理後，與「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原來的次序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但因大學、中庸，篇幅無多，兩書合印為一冊，次序便變成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明朝科舉出四書題，則以述作者的年代為先後，論語皆是「子曰」，自應在子思所作的中庸之前，不過並不因此而變更了原來的次序。

　　到了元文宗至順元年，四配都成了「聖人」，顏淵為「兗國復聖公」；曾參為「郕國宗聖公」；子思為「沂國述聖公」；孟軻為「鄒國亞聖公」。至明世宗更定祀典，除易神像為木主外，爵位並皆取消；四配改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四配之位東西各二，復聖、述聖，東位西向；宗聖、亞聖，西位東向。次序應為復一、宗二、述三、亞四。

　　配享以外，復有從祀，位在兩廡，從祀的孔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於昌明聖學有功者，稱先儒。從祀的先賢先儒，歷代均有增入，最後一位是光緒三十四年加入的顧炎武。

　　孔子的弟子究竟有多少人，傳說不一，世人習知者七十二人，為宋初所裁定。孔門高弟中，其尤賢者為「十哲」，這個名詞在唐朝就有了。

　　十哲之首本為顏淵，後來升為四配，補上一個有若。十哲是：

　　一、閔損字子騫，少於孔子十五歲，以孝見稱，孔子稱之為君子。

　　二、冉耕字伯牛，危言正行、後來死於惡疾；是何惡疾，不得而知。

　　三、冉雍字仲弓，冉耕的族人；比孔子小二十九歲。他如本省的諺語：「歹竹出好筍。」其父賤而「行惡」。

　　四、宰予字子我，故或稱宰我。為了他上課打瞌睡，孔子說了句：「朽木不可雕也。」後人誤會他是「放牛班」的學生，其實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有口才，而且不是華而不實，徒託空言，頗為孔子稱道。

　　五、端木賜字子貢，前文曾介紹過，他平生的事蹟很多，政治手腕極高明。要進一步了解，請讀戰國策、越絕書。

　　六、冉求字子有，亦為冉耕的同族，少於孔子二十九歲，多才多藝，也是個政治家。

　　七、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歲，在同門中年齡最長，因而後世以子路為孔子的大弟子。仲由好勇力、重義氣，在衛國作地方官，政聲卓著，死於衛國的內亂。

　　八、言偃字子游，他是蘇州人，其後裔至今猶居蘇州府屬的常熟。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在魯國作地方宮，以禮樂化民。

　　九、卜商字子夏，衛國人，與子游同年。孔門弟子中，學問最淵博的，可能是子夏；孔子曾預言，他死以後，子夏仍會繼續進步，因為子夏與子貢性情相反，子貢善友不如己者；而子夏樂與賢人相處。晚年定居河西，為魏文侯的老師，因哭子之死而失明。孔子作春秋，傳給子夏；子夏傳門生公羊高、穀梁赤，所以春秋有三個本子：公羊傳、穀梁傳及左邱明所述的左傳，合稱「春秋三傳」。

　　十、有若字子若，為孔門中年齡次長者，少孔子十三歲。他說話很像孔子，所以孔子既歿，門生思慕不已，要以師禮奉有若，以曾參的反對而作罷。

　　此外的孔門弟子，非飽讀四書五經，不能道其人；我只知道四個人，即是兩廡從祀先賢的前四名，第一位是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就是指他。臺靜農先生即為他的後裔。

　　第二位是宓不齊，字子賤，是個循吏。宓字音伏，入聲屋韻，但杭州人念如密字，有家賣皮絲菸、旱菸的宓大昌，名氣很大，但問路說「伏」大昌，對方就瞠目不知所對了。

　　第三位是原憲，亦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為人如顏淵。

　　第四位公冶長，關於此人的傳說最多，說他懂禽言獸語；又說他是孔子的女婿。都是伶人編出來的。原來清朝在殿試發榜以後，新進士照例公請老師，謂之「團拜」；咸豐以後，亂彈取崑腔而代之，團拜演劇，必由「四大徽班」承應，當時有兩個名丑，都行三，一個是崑班出身的開口跳楊三；一個是文丑劉三，又名劉趕三，在此一性質的堂會中，劉三照例要演一齣玩笑戲：「連陞三級」，以曲解闈墨，資為笑樂。

　　同治四年乙丑殿試以後，劉三唱「連陞三級」，忽然翻老帳，取笑前一年北闈鄉試第三名舉人的試卷。這一科的頭場題是「上老老而民興孝」，因為穆宗方在沖齡，如能尊老則百姓自然重視孝道，即是以孝治天下之義，題目出得很切時。其中有一卷說：「天子有老，庶人亦有老，天子之老聚於一堂，庶人之老散於四境，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這一卷取中第三名，闈墨照例發刻；朝士一看這種近似「天地者宇宙之乾坤」的八股爛調，無不大譁。劉三即在這上頭「抓哏」。

　　「連陞」原是旅店的招牌，劉三飾店主；上來數位老者，劉三一一請教年歲，說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不等。其中有一個說：「我們都老了。」另一個接口：「雖說都老了，可是張三比李四大；李四比王五大：王五又比趙六大，不能一概而論。」

　　劉三搖頭晃腦，用念文章的調子道曰：「『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台下哄堂大笑；前一科北闈的正副主考共三人，不是大學士就是尚書，頓時侷促不安，逡巡逃席；呈荐此卷的房官徐桐，亦復如此。

　　劉三亦常曲解經文，或者拿孔門弟子開玩笑，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問趕考的舉子說：「聖門七十二大賢，娶了媳婦的有幾位，還沒有娶的有幾位？」舉子答說：「誰知道啊？」他說：「我知道。已婚的三十人，未婚的四十二人；證據就是論語『先進』章中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冠者成年，五六得三十，自然娶妻了；未婚的童子六七四十二，合計七十二人。」

　　幼時在上海堂會戲中聽蕭長華的「連陞三級」，對這一段，印象特別深刻，而實出於劉三所傳。有關公冶長的種種傳說，相信亦是劉三開玩笑開出來的。

九、孔子生在那一年

　　「天下第一家」寫到最後，要提出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問題；亦可能掀起一場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爭議。

　　在拙作刊出第三節以後，十月三日，接到讀者趙繼璧先生來函，說「歷代通鑑輯覽」記載：「庚戌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為魯襄公二十有二年。」

　　何以我說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問我「根據」在那裡？趙先生復又致函孔德成先生，說明其事，又云：「孔子乃萬世師表，其誕辰都要經過審慎考證而告確定，生年自然未可差誤；而高陽先生係有名歷史小說家，其作品影響面極為深遠，如有錯誤，亟宜及時加以辨正。」但孔先生並無任何辨正的表示。我可以近乎武斷地奉告趙先生，孔德成先生心裡知道，高陽沒有錯。

　　關於孔子出生的年月日，有三種不同的記載：

　　一、春秋「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春秋「穀梁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三、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公羊、穀梁與史記的記載差一年。這也就是說，照史記，孔子享壽七十三歲；而照公羊、穀梁則孔子應為七十四歲。

　　史記作者司馬遷，名氣太大了，不必我作介紹；要介紹的是公羊高、穀梁赤。公羊高齊人；穀梁赤魯人，皆受春秋於子夏，各著一傳，至漢武帝時，遂有「魯學」、「齊學」兩派。

　　公羊高、穀梁赤既為子夏的弟子，則為孔子的再傳弟子，亦即所謂「小門生」，去時未遠，甚至亦可能見過孔子，而司馬遷後於孔子約三百五十年。試問趙先生，你應該相信司馬遷的話，還是公、穀的話？

　　至於公羊高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此「十有一月」係後人傳鈔之誤，早有辨解，因為照董作賓先生由他的名作「殷曆譜」擴充開來的「中國年曆簡譜」來看，是年十一月並無庚子，月日應以穀梁傳為準。這一層，前人亦早有考證，十月朔庚辰日食，經有明文，則庚子應為二十一日；須至十二月始再有庚子。

　　那麼，一直相傳孔子的生日為陰曆八月二十七日，又是怎麼回事呢？這個問題要分月與日兩部分來談。

　　中國古代，為了要讓人民獲得一個改朝換代的深刻印象，特別規定某一個月為正月，名為「建正」。主要的建正共十一次，亥、子、丑、寅即現在陰曆的十、十一、十二、正月等四個月，而以建子、建寅為最多，夏朝建寅、周朝建子，即以建寅的前一年十一月為正月，因此，孔子所生的周朝的十月，即為漢武帝太初二年恢復建寅以後的八月。至唐朝武則天載初元年，復又建子，但僅歷時十年，後又建寅，以迄於今，所以我們的陰曆，稱為「夏曆」。

　　至於公羊傳中的「十有一月」，就情理分析，可以肯定「有一」二字是傳鈔時的衍文，非公羊的原文。道理很簡單，是年十一月既無庚子，公羊高就不可能這麼寫；猶之乎，任何一個正常的人，不可能在非閏的年分，開出二月「二十九」日交換的支票一樣。而況公羊高是傳述歷史，豈能不慎；更何況是小門生記述太老師的生日，豈能不慎之又慎？

　　總而言之，孔子出生的月分，可確定為周曆的十月，即夏曆的八月。至於若干辨解，或則不合邏輯；或則有如鄉愿，不值一提。但談到孔子出生的日子，問題就大了，因為所差的不是數天，而是一歲。

　　提出孔子生於八月二十七日這個日子的，是兩宋之間的一位學者羅泌，此人字長源，是歐陽修的小同鄉，他著有一部上古史，名為「路史」；爾雅訓路為大，所以「路史」即為「大史」。紀曉嵐撰「四庫提要」對此君頗致推崇，評「路史」為「引據浩博，文采瑰麗」，其「發揮」六卷，「餘論」十卷，「考證辨難、語多精核，亦頗有祛惑持正之論」。我手頭無此書，但有趙繼璧所提到的「歷代通鑑輯覽」，其中關於孔子生日，注解即引羅泌之論，轉引如下：

　　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子家譜」、「祖庭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今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孔子生日。

　　為甚麼呢？因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朔為甲戌，則十一甲申；二十一甲午、數至庚子為二十七日，照干支推算，固無錯誤；問題是基本上站不住，亦即他的根據不可靠。

　　羅泌的根據是甚麼？是司馬遷的「孔子世家」。司馬遷古今史家第一，但聖人尚有失誤，他的史記不可能每一個字都是正確的，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便指出司馬遷傳述孔子生平，頗多誣罔之處，我認其說甚是，如「世家」謂「（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雖後世學者想出種種理由，為司馬遷辨解；但事實上司馬遷自己就是矛盾的，他說：「禱於尼丘得孔子。」世間只有懷了私孩子，千方百計遮隱、或設法流產、唯恐人知；豈有「野合」而祈求生子之理？

　　即此一端，可以證明史遷所述，未足全以為據；但司馬遷亦非故意誣罔，孔繼汾有一段平情之論，說得很好：

　　司馬遷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其尊聖也，至矣！故後世言孔子者，多本史記；顧遷去春秋既遠，戰國秦漢之間，百家並起，卮言稗說，人各異辭，而遷據群書述往跡，擇焉不精，逐不免有舛錯誣謬之處。

　　「盡信書不如無書」；況盡信一書，盡廢他書，更為不可。孔子生年，至今將錯就錯而不改，為後世學者之失。「天下第一家」雖亦近乎「卮言稗說」，但談到考證，我不是能讓人牽著鼻子走的人；中外漢學家皆無視於研究孔家權威之作的「闕里文獻志」，而我認為孔繼汾考定：「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亦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是絕對無法推翻的。

　　現在要談孔子的陽曆生日。於民國四十一年定為九月二十八日，事實上還是根據羅泌之說的換算。關於此事，教育部暨有關機關，頗為慎重，邀請董作賓、高平子、程發軔三位專家學者，開會兩次而決定；董、高兩位，曆法權威，只負責換算問題的正確；至於孔子到底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還是二十二年，則由程教授作考證；因此由程教授提出一篇書面「說明」。

　　程發軔全文絕大部分在說明「推算」，而「依據」只有兩三句話：「依據宋元豐八年，孔子四十六世孫孔宗翰所撰『孔氏家譜』，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庚子。」

　　事實上，說根據孔宗翰之書，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孔宗翰所撰的「孔子家譜」，不是首創，而是擴充，「闕里文獻考」說他：「嘗以孔氏宗譜，止載大宗，而遺支庶為缺憾，乃合而修之。」於此可知，孔宗翰對於孔子生日仍沿舊說，並無新考。

　　因此，孔繼汾的考定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為突破司馬遷以來，一千八百餘年陳陳相因、固結不解的謬誤，就學術的觀點而言，真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事。可惜，這份非凡的成就，竟因帝制的淫毒而埋沒不彰，直至民國四十一年，帝制早不存在，而猶不得昭雪，受到應有的珍視，令人扼腕三嘆！

　　孔繼汾的「闕里文獻志」，在他生前死後，皆獲得高度的評價，如七十一代衍聖公孔昭煥序云：「門分類別，薙繁辨誤，言不越六十萬而二千三百餘年之事，燦然大備。」所謂「辨誤」，最要者莫如孔子的生年。而此書於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進呈御覽，書前附有「進書摺子」。如眾所知，乾隆是最喜歡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的，如孔繼汾「辨誤」的理由不夠充分，孔昭煥即不敢貿然進呈，否則輕則遭乾隆駁斥訓誡，重則可以誣罔論。

　　至於身後，由於孔繼汾此作，成為禁書，罕見流傳，四庫全書固摒而不錄，私人著作中亦未見有論述者，直至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始見鐘鼎文化出版公司據初刻本景印，孔德成先生做學問的同道，且為知友的屈萬里先生，為此書作跋，以為在所有專述闕里文獻之作，「網羅弘富，剔抉精審，卓然邁越前修者，則止堂先生此書是已。」

　　「止堂」為孔繼汾別號，屈萬里先生根據他所能獲得的資料，述其成書經過如此：「其輯是編也，參稽群書，提要鉤玄無論矣；即殘編脫簡，金石斷爛之文，亦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錄；又復稽之故家遺老，以辨證所聞；凡歷十六載而後成。蒐討之勤如此，撰述之慎又如此！」這樣一部書，如還不能獲得肯定，試問，學術的是非何在，人間的公道何在！

十、重新認定孔子的生日為國曆十月九日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周靈王二十年，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應已成為無可爭議的定論。這一天推算為國曆，應是雙十國慶前一天的十月九日。

　　程發軔教授所提出的「孔子誕辰換算為國曆九月二十八日之說明」全文載於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中央日報，最後一節為「三種推證」：即用「儒略周日」、「庚子干支」、「諸宿七曜」三種方法，推算以證明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換算國曆為九月二十八日。其第三種「諸宿七曜」為推算星期，暫置勿論，我現在用同樣的方法，來推證魯襄公二十一年周正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為國曆十月九日。

　　一、程發軔說：「孔子誕生之日（襄公庚戌年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為儒略周日一五二○四四七日，今年（民國四十一年壬辰）國曆九月二十八日之孔誕，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八四日，兩數相較為九一三八三七日，是孔子自降生到今年孔誕共九十一萬三干八百三十七日，以癸卯元之歲實除之，恰為二千五百另二周年，而無餘日（小餘在前算八二六一三六五內），是為日數與年數之密合，自不能有一日之增減。」

　　高陽說：我亦以民國四十一年為推算的座標，孔子誕生之日（魯襄公己酉年國曆十月九日）為儒略周日一五二○○八七；民國四十一年壬辰國曆十月九日孔誕，為儒略周日二四三四二九五，兩數相較為九一四二○八日，是孔子降生至是年誕日，共九十一萬四千二百另八日，以雍正癸卯元之歲實除之，恰為二千五百另三年，而無餘日（小餘在雍正癸卯所算之八二六一三六之內），是為日數與年數之密合。

　　按：日月運行，不能恰如曆法所定的日與時故年有餘日，謂之大餘；日有餘分謂之小餘，積餘成閏，但陰曆積大餘，陽曆積小餘，凡在九百四十分以下，皆暫可不記。茲將程發軔說與高陽說的數據，列逆推的公式如下：

　　A913837÷2502＝365.2426

　　B914208÷2503＝365.2449

　　以上AB兩式的小餘，僅差零點零零二三分，則以照孔繼汾的考定，孔子得年七十四，而司馬遷將他少算了一歲，一年之差，小餘亦隨之而小了。

　　二、程發軔說：「孔子生於庚戌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子除九一三八三七日，得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個甲子周，尚餘三十七日，由庚子順數至三十七日而為丁丑，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其干支恰為丁丑日，是為日與干支相合。」

　　高陽說：孔子生於己酉年周正十月庚子日，以六十甲支除九一四二○八日得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六個甲子周，尚餘四十八日，由庚子順數至四十八日為戊子，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九日，恰為戊子日。

　　談論至此，產生一個既嚴肅亦有趣的問題，為學如積薪，後來居上，譜錄之作，向來後勝於前，亦幾成定則，那麼，既有孔繼汾這部較孔宗翰進步之作，何以不用？

　　我以為這「不用」絕非故意摒拒，而是根本未經寓目。其時正當倉皇播遷，喘息甫定，文物未備，而「闕里文獻志」既為禁書，除非藏有此書且為有心人，才會攜帶來台；程發軔教授一定未見此書，否則，考據以新說易舊說，必先破而後立，孔繼汾既已否定了「孔子世家」所記，則程發軔以為孔繼汾主穀梁所記為不足據，理應先有所破，而竟隻字不提，可見根本不知有孔繼汾之書。

　　有趣的疑問是，孔德成先生是否知有此書？我想一定知道的，知而不言，其故何在？或許孔先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衍聖公府最重家法，「闕里文獻志」既成禁書，為孔憲培下「牌令」收繳，任何人不得收藏，自亦包括衍聖公本人在內；如孔德成先生出示祖遺此書，豈不表示孔憲培先已知法犯法？是否有此層難言之隱，姑作懸揣，要請孔先生賜答解惑。

　　現在回到嚴肅的一面，儒非宗教，但孔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與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同等，日本、德國皆有奉祀孔子的殿堂。孔子的年齡對於漢學界的研究工作，有相當的影響關聯。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歷史以求真為依歸，司馬遷所造成的謬誤，既經孔繼汾廓而清之，乃復以乾隆的淫威而使得已告澄清的真相，重受蒙蔽，政府主管教育文化的部門，以及學術界人士，允宜對孔子的年齡及生日，重新考正認定，透過適當的管道，明告天下，咸使聞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狀元的故事

一、金殿射策

　　狀元或稱狀頭，這個名稱起於唐朝武則天做皇帝時，但誰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狀元，已無可考。

　　本篇所談的是清朝狀元的故事。清朝自順治三年丙戌開始，至光緒三十年甲辰末科止，正科恩科共計一百一十二科。恩科為前朝所無，起於康熙五十二年聖祖六十萬壽時；此後遇皇帝、皇太后整壽，以及其他慶期，皆開恩科。

　　狀元是怎麼產生的呢？我將最後一個過程作一簡單介紹。

　　清朝的考試，共分三級：縣、省、京師。「童生」入學為「生員」，俗稱秀才，每年都有機會；省的考試稱為「鄉試」，得中者即為「舉人」，除恩科外，三年一舉，逄子、午、卯、酉年分的八月間舉行，故稱「秋闈」。京師的考試集合各省舉人，稱為「會試」，亦是三年一舉，逢辰、戌、丑、末年分，亦就是鄉試的第二年三月舉行，故稱「春闈」；又以由禮部主持試務，故亦稱「禮闈」。會試取中，實際上已是「進士」，但理論上稱為「貢士」。

　　會試通常在四月中旬發榜，尚須經過一次覆試，於四月廿一日殿試。其規制與鄉、會試不同，主要各點如下。

　　第一、殿試只試「策問」，即所謂「金殿射策」。策問題大多與時務有關，先一日由「讀卷大臣」擬「標目」，或四字或二字，共計八條，御筆圈定四條後，由讀卷大臣再擬策題，連夜寫就發刻、印好題紙；第二天一早發題，每人一紙。

　　第二、殿試照例在「三大殿」最後的保和殿。自備試桌、用光面細布蒙於薄板，下加四根活絡的鐵條，攜入殿內，找明亮之處支起來便是一張小桌；坐具則是代替「考籃」的小藤箱。

　　第三、鄉、會試皆是三場，殿試只是一天，例不給燭，如果寫得太慢，就要看監試的王公大臣，是寬是嚴了。大抵嚴的多，一到暮色初合，不管你是否寫完，一律收繳，於未寫完之處，鈐一印章為證，其名謂之搶卷。但遇到平和忠厚的，不但不搶卷，甚至拿吸水煙的紙煤，為人照明，這是惜士憐才，不算助人作弊。

　　第四、殿試卷糊名而不易書，事實上書法亦是考試的一部分；因為如此，軍機章京參加殿試，往往占盡便宜，其故無他，讀卷大臣每由軍機大臣派充，而軍機章京的筆跡，是他們所熟悉的，徇情提攜，人之常情。

　　第五、殿試的考官，既不像鄉試稱為「主考」；亦不像會試稱為「總裁」，而名之為「讀卷大臣」。因為就理論上說，天子臨軒策士，是唯一的主考，所以狀元有「天子門生」之號。

　　讀卷大臣例定八員，殿試前一日宣示後，即時入宮擬策題，奉欽定後，至內閣大堂寫題，封前後門發刻，往往終夜不能閤眼，及至殿試之日，方能休息，在文華殿住宿。

　　殿試的第二天，齊集文華殿，每人一張小桌，由收卷官分卷，按官階高低、依次分布，一人一卷，周而復始，分盡為止，每人大約分到三十卷。

　　詳閱試卷，共分五等，記號是「○」、「△」、「、」、「─」、「×」；讀為「圈」、「尖」、「點」、「直」、「叉」。

　　每人看完所分到的全部卷子後，留置原處，再至第二桌看另一人所分到的卷子，這樣一桌一桌看過去，看完全部試卷，名為「轉桌」。

　　「轉桌」需要兩天的工夫，然後公推在科名中資望最高者一人，主持評定前十本；這十本卷子是要進呈欽定的，名次大致不動，在御前拆彌封後，前三名為三鼎甲；第四名至第十名，為二甲第一至第七名。但例外的情形，亦復不少；升沈決於皇帝一念之間，此在乾隆朝，尤為常見，「狀元的故事」便不妨從「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趙翼談起。

二、得而復失

　　談趙翼以前，先要談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正科的狀元畢沅，此人字湘蘅，別號秋帆，江蘇鎮洋人，乾隆十八年中舉人以後，捐了個內閣中書，在京當差；迷戀名伶李桂官，債臺高築，正業俱廢，後為李桂官所知，大為感動，盡其力之所及，助畢秋帆上進。及至畢秋帆大魁天下，李桂官亦因而名滿天下。袁子才曾賦長歌詠此一段佳話，內有句云：「若教內助論勳閥，合使夫人讓誥封」李桂官遂為人稱作「狀元夫人」。

　　畢秋帆不善書法，他之能中狀元，頗出人意外。原來他在乾隆二十二年考取軍機章京，同事中有諸重光、童鳳三，亦皆是舉人，而且一起在庚辰科的會試中了進士；到得殿試前一天，原該諸重光在軍機處值宿；諸重光對畢秋帆說：「今晚上應該你代我值夜。」同僚互相換班是常事，但何以說是「應該」呢？諸重光指著童鳳三說：「我們倆的書法都很拿得出去，有鼎甲之望，今天應該早點回去，養精蓄銳，一躍龍門；像你老兄的一筆字，我想你自己也不會作非分之想吧！」

　　原來如此！畢秋帆性情寬和慷慨，一諾無辭。到了傍晚，發下一件「交議」的奏摺，是陝甘總督黃庭桂所上，以準噶爾、回部之亂平定，應如何在新疆興辦屯田事宜，以期一勞永逸。入夜枯坐無事，他將黃庭桂的奏摺細看了幾遍，對於新疆屯田是怎麼回事，大致已了然於胸。

　　及至第二天殿試，所發下來的策問題中，正有一題談屯田，在許多應試者尚不知新疆位在何處的情況下，畢秋帆得心應手，將這一道策問，發揮得淋漓盡致。進呈的前十本中，畢秋帆原列第四，高宗親手拔置第一；而原為第一的諸重光，被壓成第二，到手的狀元，拱手讓人。童鳳三亦在十本之內，中了二甲第六名。

　　第二年辛巳，皇太后六十萬壽開恩科，同為軍機章京的趙翼，上年會試鎩羽，這年捲土重來，禮闈得意。殿試以前，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劉統勳及左都御史劉綸，已內定派為讀卷大臣，私下計議，去年狀元、榜眼，皆出於軍機章京，外間嘖有煩言，說軍機章京占盡便宜；本年為避嫌疑，進呈的前十本之內，絕不能有趙翼的卷子。

　　趙翼字雲崧，別號甌北，文名甚盛，自視亦高，當然亦有掄元之想。及至聽說二劉有此約定，怕他們認出字跡，決定變更字體。趙翼初入京時，在劉統勳家當西席；劉統勳之子劉墉字石庵，寫顏字有名；趙翼學他的書法，平時偶作正楷，亦寫顏字。其實，他本來擅長的是歐陽詢的「率更體」；這天殿試的大卷子，以率更體來寫。

　　及至轉桌已畢，九圈的只有一本。不是說讀卷大臣共八人嗎？何來九圈？其中有個緣故，平定回疆的定邊將軍兆惠，班師還朝；高宗為示榮寵，特為派他充任讀卷大臣。兆惠面陳，身為武夫，不諳文事；高宗跟他說：「不要緊，你看圈多的，也給他圈好了。」其中有一本八圈，兆惠錦上添花，便出了一本九圈的卷子。

　　將進呈時，劉綸跟劉統勳說，九圈一卷，疑心是趙翼的卷子。劉統勳笑道：「趙雲崧的筆跡，燒了灰我都認得。」

　　「不然。」劉綸答說：「今年一共二百另七卷，我每一卷都檢查了，沒有找到趙雲崧的筆跡；如說此卷非趙，那麼他的卷子在那裡呢？」

　　此言有理！劉統勳將趙翼的卷子要了來，聚精會神地覆閱了一遍說：「趙雲崧才氣縱橫，但常有不中繩墨之處；這一卷嚴謹修潔，絕不是雲崧的手筆。」

　　話雖如此，劉綸終以為疑，及至進呈後，正好有御史建議，前十卷請先拆彌封，再定名次；目的即在抵制軍機章京因軍機大臣徇私而得鼎甲，高宗降旨，准予試行。

　　及至一拆彌封，果不其然，第一本即是趙翼；第二本是杭州人胡高望；第三本王杰，字偉人，號惺園，陝西韓城人。

　　高宗於王杰的筆跡很熟，因為王杰曾先後在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陳宏謀幕府中專司章奏；而且他曾問過尹繼善，知道王杰人品高潔，決定拔擢他為狀元。

　　「本朝有沒有陝西人得過狀元？」高宗問劉統勳。

　　「沒有。」

　　「趙翼是常州人，江浙狀元很多，得失看得輕；如今西征之師平定回部，我想給陝西人一個狀元，以示偃武修文之意。你們看如何？」

　　大家當然沒有話說，趙翼與王杰的名次互易，即成定局。這就是趙翼的狀元，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曲折經過。至於王杰，確是不負高宗的識拔。乾隆末年，和珅當政，勢燄薰天，軍機大臣中除了首輔阿桂以外，只有王杰持正不阿，有一回和珅執著王杰的手說：「這雙手好軟，真好。」王杰答說：「這雙手雖好，不過不會要錢。」和珅為之面赤。嘉慶七年告老還鄉時，仁宗御詩贈行：「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還韓城。」傳誦一時。

三、失而復得

　　有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便有得而復失、失而復得。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狀元張書勳的故事，與趙翼是個有趣的對照。

　　張書勳字西峰，蘇州人，家貧力學，但會試不利，常出意外。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會試，張書勳原已取中第三名，但到填榜時，發現試卷違犯程式；科場條例，嚴格苛細，一切均須照功令程式行事，譬如御名避諱等等，一不小心，便遭黜落。但到填榜時發現出了問題，是個很大的麻煩，因為名次均已排定，第三名黜落，如以第四名推陞，則以下的名次皆須更動，會搞得一團糟。

　　因此，不知誰發明一個辦法，在黜落的卷子中抽一本「補缺」。這在科場中是件很鄭重的事，由主司擺設香案，對天祝告，然後在抖亂了的上千的落卷中抽取。那一回抽中的是秦大成，江蘇嘉定人；秦大成的運氣好得難以相信，殿試後居然中了狀元。

　　三年以後的丙戌科，張書勳捲土重來，這一年一面應試，一面應「大挑」。凡是三科會試落第，而有意入仕，可應大挑；定制每六年舉行一次，欽派王公親貴挑選，十個人一排，十取其五，一等二人用為知縣；二等三人，用為學官。大挑主要的是看相貌，長方的「同」字臉；四方的「國」字臉；圓圓的「田」字臉，都可望取中。上豐下銳的「甲」字臉；反過來的「由」字臉，以及兩頭尖的「申」字臉，就難望入選了。

　　張書勳先應會試，後應大挑；會試的文章，自己覺得不壞，那知闈中失火，偏偏燒的就是他那一「房」，卷子也燒掉了。禮部奏明原因，准予補試，由高宗親自出題。張書勳已經認命了，此生與進士無緣，補試以後，到吏部領了大挑知縣的文憑，摒擋出都。走到良鄉地方，有他的同鄉好友追了上來，說補試發榜、榜上有名。於是重新回京，參加殿試，居然又是狀元。上一科得而復失、這一科失而復得，而且是知縣中狀元，成為科場中獨一無二的佳話。

四、倒楣的狀元

　　科場中有這麼一句話：「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照畢沅、王杰、秦大成中狀元的例子看，這句話實在不無道理。此外靠運氣而得中狀元者，還可以談兩個故事。

　　先談一個簡單的，光緒廿一年乙未正科，四川的駱成驤，在進呈十本中，原列第三，只因策論中有「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一語，使得因甲午大敗而飽受刺激的德宗，大為感動，拔置第一。第十本的喻長霖，亦因策論中有忠勇奮發之氣，改為第二。原來可當狀元的王龍文，就此變為探花。

　　另一個故事，則是真的要點運氣了。乾隆十六年辛未正科，高宗奉皇太后首次南巡，啟蹕前密囑刑部尚書劉統勳主持本科會試；殿試則以南巡之故，延期至五月下旬，高宗回京後，親自發策。進呈的第一本，為補行殿試的劉統勳之子劉墉，他那一筆名聞海內的顏字，一望而知。

　　其時劉統勳正在大紅大紫，高宗可能以為讀卷大臣有意奉承劉統勳，要讓他的兒子中狀元，所以拿劉墉的卷子與第五名對調，拆彌封一看，狀元變成杭州的吳鴻；而劉墉降為二甲第二名，凡前一科已中進士，因事未能參加殿試，而於下一科補行者，不得入一甲，由此立下一個例子。

　　其實吳鴻這本卷子，根本就不能列入前十本，因為多寫了一個「而」字，當時讀卷大臣及高宗都沒有看出來，直到好幾年以後，方在琉璃廠為人發現。

　　怎會在琉璃廠發現呢？原來琉璃廠有一家專門供應考試用具的文具店，名為榮祿齋。當發榜前夕，在寫榜時，名條陸續由貢院門縫中傳出，榮祿齋彙印成紙，公開發售，名為「紅錄」；光緒十八年壬辰科會元劉可毅，本名毓麟，更名應試，得中會元，本是喜事，不意紅錄將他的名字誤刻為「劉可殺」，都訝為不祥，劉可毅本人更是耿耿在懷，他自己想，身為翰林，如何「可殺」？除非當考官，下人借他名義舞弊，始有可死之道。因此每逢有「考差」，他都敷衍了事，根本就不想當考官。那知拳匪之亂，由京南歸時，中途遇害，「可殺」竟成惡讖。

　　榮祿齋為了招攬生意，每每託人設法從內閣大庫中偷出墨卷，張貼店壁，供人觀摩，吳鴻策文中多一「而」字之所以未被發現者，因為前一頁未一字為「而」；次頁第一字又書一「而」字，衍文在絕不同的兩個地位，容易忽略，如果當時為讀卷大臣發覺，照例要加貼黃簽，打入三甲，決無列入前十本之可能。

　　狀元雖為讀書人至高無上的榮耀，但中狀元並不就表示榮華富貴，萃於一身，倒楣的狀元亦有的是。康熙三十八年順天鄉試，正副主考為三十六年丁丑科的狀元李蟠、探花姜宸英。姜為江南老名士，聖祖久知其名，當進呈十本時，聖祖問其中有姜宸英否？禮部尚書韓菼回奏：「姜宸英在史館甚久，臣識其字，二甲某卷當是。」拆閱果然，聖祖拔置為一甲第三名，年已七十有二。

　　及至鄉試過後，京中流言甚盛，說情弊不一而足；同時傳出一副諧聯：「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

　　不論鄉會試，每次發榜後，總有落第的舉子製諧聯罵主司以洩憤，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未足以驚動九重；但這一科除了罵「老姜」、「小李」以外，還有一道四六的「揭帖」公然出現在通衢大道上。最駭人聽聞的是，正文之下的許多小註，公然指明朝貴大臣的子弟，以何因緣得以中舉，有的是憑交情，有的是作交換──甲放乙省主考、中丙之子；丙主北闈、中甲之子──最多的是行賄，銀數若干，中介何人，指得歷歷分明，如廣東巡撫年遐齡之子年羹堯，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後數科中狀元的趙熊詔，皆以孔方兄之力，得登賢書。

　　於是聖祖降旨查問。他大概亦知道這一案牽涉的大臣太多──連他最信任的，曾為順治草遺詔，了解宮闈祕密最多的首輔王熙亦不免；如果只指派某數大臣徹查，不僅不能查明真相，而且亦使被派的人為難，所以上諭中只派九卿會勘試卷；而對首先發難的御史鹿祐，特予褒獎，以示希望勘卷的九卿能秉公辦理。

　　這是這年十一月初的話，到了月底，九卿覆奏，請將正副主考李蟠、姜宸英革職。聖祖旨在杜絕倖進、改革風氣，認為如此糊塗了結，並非治道，降旨全榜舉人，一律覆試。

　　覆試於第二年正月底舉行，結果大出意外，聖祖命人宣示，認為試卷並不如想像中那樣惡劣，只黜落四等數名；三等以上皆准予參加會試。但亦並不認為主考弊絕風清，李蟠充軍，而姜宸英已瘐死獄中。

　　當時輿論都認為姜宸英是冤枉的。照我的看法，那副諧聯道出了真相，即是「小李大有甜頭」，而姜宸英不能隨事匡正，卻不過情面，勉強同意取中，即所謂「全無辣氣」。桐城派古文名家，曾有一文，記姜宸英生前曾跟他說過，平生有三事，自信可傳，第一件是他曾作過權相明珠家的西席，媲美李後主的大詞人納蘭性德是他的學生；有一天納蘭性德跟他說：「家父信任我，不及信任『某僕』，先生如能向『某僕」致禮，則想要甚麼就有甚麼。」姜宸英勃然大怒，拂衣而去。此「某樸」便是原籍朝鮮的安歧，通稱安三，為明珠經營鹽業而致鉅富，在康熙朝是有名的收藏家，鑒賞力之高，不遜於梁清標。姜宸英人品如此，謂其古稀以後得鼎甲，主北闈而竟納賄自汙，似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當時王漁洋當刑部尚書，自言：「吾為刑官而令姜西溟（姜宸英字西溟）非罪而死，何以謝天下？」

　　這一榜的榜眼嚴虞惇，亦因此案被議，照揭帖中說，嚴虞惇不但子姪在此科得雋，為人居間，過付賄銀，亦有多起。他是神童，入翰林後，館閣文字多出其手，而因此案涉嫌，革職閒居，至康熙五十年始復起，以大理寺寺丞充四川鄉試副主考；陞太僕寺少卿後，又充湖廣鄉試正考官，旋即病歿。這一榜的三鼎甲，都很倒楣。

　　六年以後的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科，亦是很倒楣的三鼎甲，榜眼趙晉以江南副主考舞弊下獄，自縊而死。向例犯人入獄，以紙捻作褲帶，紙捻不能承重，用意即在防止自縊，是以趙晉之死，成為疑案，謠諑紛傳，說同榜狀元王式丹入獄探視趙晉時，以丐屍調包，掩護趙晉脫逃，因而吃上罣誤官司。

　　王式丹、趙晉同榜的探花錢名世，字亮工，江蘇常州人。錢名世詩文皆工、詩為王漁洋所激賞，文則為主修明史的萬斯同所欽服。雍正四年，不幸無端捲入當時最嚴重的政治風暴中。

　　錢名世有首投贈年羹堯的詩，說他當立碑於聖祖「平藏碑」以後。贈詩達官是常事，頌揚過分，亦不算甚麼了不起的大過失，但以世宗深惡年羹堯，在年死後，依然株連不休。錢名世一案交議後，大學士九卿將順世宗的意旨，科以「甚屬悖逆」的罪名，「應革職交刑部從重治罪。」而世宗以精神虐待，作為懲罰的手段。他說，錢名世「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烱戒。」除革職發回原籍以外，御書「名教罪人」四字，交常州地方官製成匾額，張掛錢名世住宅。同時又發動朝士一起來痛罵錢名世，他諭知軍機處說：「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共為詩文，紀其劣蹟，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為詩文，一併彙齊，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此事後來並無下文，可能是經人奏諫後，收回了成命。

　　此外，三鼎甲都倒楣的，還有乾隆四十年乙未正科一榜，狀元吳錫齡，安徽休寧人，探花沈清藻，杭州人，都在授職一年後去世，吳錫齡只有二十五歲，是清朝唯一的短命狀元。榜眼汪鏞，山東歷城人，金殿臚唱那一天，不知何故，竟致缺席，未受職先罰俸，仕途蹭蹬，編修一幹幹了三十年，垂老始改官為御史。

　　以上是談一榜三鼎甲皆不利的情形，至於狀元個人最倒楣的，莫如嘉慶十九年甲戌正科的龍汝言；功名富貴都斷送在「雌老虎」手裡。

　　龍汝言安徽桐城人，字錦珊，一字子嘉。他在作秀才時，在旗下一個都統家作西席，旗人素輕西席，目之為「教書匠」，龍汝言鬱鬱不得志好幾年。

　　嘉慶十四年，仁宗五旬萬壽，龍汝言受都統之託獻祝詞，集康熙、乾隆兩朝御製詩，作五言排律一百韻進呈。仁宗大為驚異，排律一韻即是一聯，一百韻便是一百副對聯共兩百句，加上前後散起散結，共兩百另四句，實在難能可貴。

　　旗下都統不認識漢字的都很多，居然能集先皇詩句，成此鉅製。仁宗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於是召見都統垂詢，都統據實回奏，仁宗更為感動，因為他知道，南方士子多不屑讀御製詩集，尤其是乾隆的三萬四千首詩的「樂善堂集」，如果引用，必是資以取笑。如今龍汝言能集成排律一百韻，非熟讀細讀不可，即此足見愛君之誠，立即賞給舉人，准予一體會試。

　　仁宗五旬萬壽，例開恩科，但壽期是在十月初六，早過春闈試期，因此龍汝言參加嘉慶十六年辛未殿試，不幸落第，四總裁之一文華殿大學士董誥覆命時，大受申斥，說「今科闈墨不佳」。

　　其實這一科所取，頗多佳士，林則徐就是這一科的二甲進士。狀元叫蔣立鏞，湖北天門人。新進士發榜後，照例要謁見國子監祭酒，猶如今之研究生見校長；祭酒高坐堂室，三鼎甲率同榜羅拜於下，有個規矩，祭酒受禮時，絕不能有何動作，頭動則不利狀元，左右手動則不利榜眼、探花。其時的國子監蔣丹林，正就是蔣立鏞的父親。父子行此隆重的大禮，一時傳為佳話，有朝士贈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拜起遲。」此亦狀元故事之一。

　　回頭再談外號「董太師」的董誥，他是很受仁宗尊禮的老臣，即使真個闈墨不佳，天顏亦不敢為此不悅，此中必有蹊蹺。

　　仔細一打聽，才知道仁宗是為龍汝言落第而遷怒。因此到了下一科甲戌，四總裁入闈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將龍汝言的字號找到，關照房考呈荐，榜發高高地中了。

　　到得殿試，讀卷大臣仰承意旨，將龍汝言取中第一，進呈後，仁宗雖看出是龍汝言的筆跡，還不十分放心，私下拆開彌封看過，復又封好。以萬乘之尊有此偷偷摸摸的行逕，亦算奇聞。

　　到臚唱時，仁宗比龍汝言本人更得意，向左右表示，賞識不虛。嘉慶二十一年奉派為湖北鄉試正主考，差滿回京，立即派在「南書房行走」。南書房翰林猶如皇帝的清客，向例非資深翰林如侍講、侍讀等不能充任；龍汝言其時尚未「散館」，獲此差使，殊為罕見。

　　不久，龍汝言又奉派為實錄館纂修，這更是一個優差。因為修先帝的實錄，等於民間富貴之家請人為先人撰墓誌銘，諛墓之金必豐，所以除了實錄告竣，照例優予議敘以外，平時亦常有賞賜。到得二十四年，實錄告竣，繕出清本以後，實錄館的執事送到龍汝言家中，請他校對。第二天取回以後，隨即進呈御前，仁宗打開一看，高宗的廟號尊諡竟寫成「高宗『絕』皇帝」──應該是「高宗純皇帝」；純字誤書為絕，龍汝言竟未校出。

　　仁宗既驚且怒，最後則是傷心，因為他覺得待龍汝言如此之厚，而龍汝言竟絲毫沒有感恩圖報之心，失望極了。但仁宗猶不忍宣布真相，僅降一硃諭：「龍汝言精神不周、辦事粗忽，無庸交部議處，著即革職回籍」。如果「交部議處」，則「純皇帝」誤書「絕皇帝」而未校出，事屬「大不敬」，起碼也是個充軍的罪名。

　　那麼到底是不是龍汝言「辦事粗忽」呢？不是。龍汝言家世寒素，少年時常受岳家周濟，因此而懼內。其時夫婦反目，龍汝言避居友人家，實錄館送件來時，他的妻子漫然置之；第二天來取件，原封不動交給了來人，以致出了這麼大一個紕漏。

　　第二年仁宗駕崩。龍汝言因為曾充南書房翰林，內廷行走人員，算是皇家的「自己人」，例應奔喪，叩謁几筵時，龍汝言想起仁宗的恩德，亦痛自己的遭遇，更有無可言宣的委屈，三副眼淚併作一副，哭得搶天呼地，聲震深宮，嗣君道光皇帝問明經過，說此人很有良心，特旨賞內閣中書，以微官而抑鬱以終。

五、狀元應不應有才

　　狀元應該不應該有才？答案是肯定的，但亦有例外，在清朝至少可以找出兩個。

　　一個是同治十三年甲戌正科的陸潤庠。曾孟樸著「孽海花」第十一回，有個「磨勘官」陸菶如不知有「公羊奉秋」、更不知注公羊的何休，甚至不知「說文」的作者是誰？此人就是影射陸潤庠。曾孟樸與陸潤庠同鄉而相熟，必不致厚誣。當然，四書五經是讀熟了的，只不知四書五經以外，尚有學問而已。

　　陸潤庠之中狀元，有個很有趣的傳說。他的父親叫陸懋修，字九芝，號稱儒醫，好著醫書，醫德更是過人，每每深夜到病家去探望動靜，真所謂「醫家有割股之心」。所以陸潤庠中狀元，蘇州人都說是他的父親陰功積德所致。

　　但陸懋修的醫道實在不高明，同治十三年將一家富家三世單傳的一個遺腹子醫死了，其家大憤，將陸懋修的招牌卸了下來，劈成兩半丟在茅廁中。不道「一報二報連三報」，聽說陸潤庠中了狀元；那家人家趕緊將陸懋修的招牌從茅廁中撈起來，洗刷乾淨，包金鑲補，花紅鼓吹，送歸陸家。這是我幼年聽老輩所談，不見於任何記載。

　　另一個不通的狀元，笑話很多。「清朝野史大觀」有一條云：「乾隆初有粵東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敭歷中外，頗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嘗讀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讀矍為瞿，人皆笑之為『瞿圃狀元』云。」按，乾隆初年出於廣東的狀元，只有一個乾隆四年己未正科的莊有恭，字容可，號滋圃、而適有讀矍為瞿這個笑話，因而得了「瞿圃狀元」這個外號。

　　莊有恭曾任浙江巡撫多年。其時的書院，一月有三次考課，其中兩次為「官課」，即由督撫司道出題主考；有一回莊有恭主持「官課」，為防止生童交頭接耳，異想天開地命人以白紙條，一端黏附生童的前額；另一端黏在桌上；令人俯首、不得動彈。

　　莊有恭為人很刻薄，不但出了這麼一個虐待的花樣，而且還用文字損人。這天是考試帖詩，出的題目叫做「萬馬無聲聽號令」，明明貶人為馬。

　　杭州的秀才也很不好惹，整人的法子很多。正當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之際，有人突然擊案說道：「奇哉！天然絕對。」略停一下，大聲念「萬馬無聲聽號令」的對句：「一牛獨坐看文章。」

　　一時哄堂大笑，黏額的紙條，盡皆繃斷，莊有恭無可如何，類此自取其辱的笑話不一而足。還有一回，有個秀才考到一半，忽然腹痛想如廁。那時的規矩，先要領一支籤，進出都要照一下，名為「出恭入敬」，所以讀書人家的子弟，都管大解叫「出恭」。

　　此人去領籤時，莊有恭疑心有何作弊的行為，不肯給。此人便說：「生員是真有恭，不是『裝』有恭。」裝者假裝，意謂真的要大解，不是假裝要大解。有恭之恭，變成別有所指；這回是輪到莊有恭敢怒而不敢言了。

　　莊有恭與陸潤庠，除了四書五經，別無學問；除了八股，別無文章，但狀元中做學問的人實在不少，如彭定求、龍啟瑞，皆入清史稿儒林傳，青史留名，在他們治學的成就，而不是因為他們曾經大魁天下。

　　彭定求字勸止，蘇州人。他的父親彭瓏是規行矩步，淡泊自甘的道學君子。彭定求天性純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中狀元授職修撰後，便請假省視老父，居家兩年，直到彭瓏催促，方始入京銷假。服官一年餘，復又請假歸省，未到家彭瓏便已病歿。彭定求自此告病在家。聖祖南巡時，特派太監賜御札，有「汝學問好、品行好、家世好。」其時江南的紳士，在鄉多喜歡包攬是非，只有彭定求閉門讀書，不管閒事，特為聖祖所稱許；特命他到揚州校刊曹寅所主持刻印的「全唐詩」，照現任官陞轉。彭定求在揚州兩年，全唐詩告竣後，仍回蘇州，既不進京、亦不銷假，一意講求陽明之學。他曾從理學名臣湯斌受業；湯斌當江蘇巡撫時，清廉無比，外號「豆腐湯」。彭定求晚年感念師門，常作「豆腐會」，邀老友講學論道。平生著作甚豐，歿於康熙五十八年，享壽七十五歲。

　　彭定求歿後第八年的丁未，他的孫子彭啟豐中了會元，殿試在進呈十本中，居第三。這與他的祖父「兩同」，彭定求亦是會元，殿試本為第三，由於策論中對聖祖有規諫之語，拔置第一。世宗得位之初，事事要學「皇考」，因而亦將彭啟豐由第三改為第一，祖孫同為會元、狀元，有意製造一重佳話。彭啟豐一生的經歷，多在考試、教育方面，五典鄉試、三主學政，官至尚書，享壽八十有四。生當承平盛世，富貴壽考，不必有赫赫之功，亦不負一生了。

六、父子叔姪六狀元

　　由祖孫狀元聯想到父子叔姪，是否亦有先後奪魁的佳話？有的，父子狀元有一對，叔姪狀元有兩對。且從後者談起。

　　第一對叔姪狀元是浙江湖州府德清縣的蔡啟僔、蔡升元。蔡啟僔於康熙八年冬天赴京會試時，路經淮安府山陽縣，縣令是他的鄉試同年，投刺拜訪。那縣令只以為是來打抽豐的，在名刺上批了四個字：「查明回報。」門房少不得加以盤問，蔡啟僔一怒而去。第二年庚戌科，先中會元，後中狀元，山陽縣令才知道得罪了貴人，具了一份厚禮補過。蔡啟僔拒而不受，在禮帖上寫了一首詩：「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

　　唐熙二十一年壬戌正科，其姪蔡升元殿試奪魁，上距啟僔臚唱十二年，故蔡升元賦謝恩詩；有「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之句。一說此詩為升元之父啟賢所作。

　　另一對叔姪狀元為翁同龢、翁曾源。翁同龢為咸豐六年丙辰正科狀元，兩為帝師，得君甚專。晚年為剛毅、榮祿所排擠，被逐回常熟、悽涼以終。我曾為他寫過傳記，這裡就不多說。

　　翁同龢為大學士翁心存幼子，其長兄翁同書，翰林出身；咸豐三年幫辦江北軍務，以克瓜州功、獲賞黃馬褂。八年授安徽巡撫，同治元年，節制五省軍務的欽差大臣曾國藩，奏劾翁同書於定遠失守時，棄城走壽州，而壽州復陷。其時的曾國藩，所請無不准、翁同書被逮至京下詔獄。會王大臣會審，恭王岳父大學士桂良主從嚴，因而定罪為「斬監候」。

　　其時翁心存年逾古稀，何能承受這樣的刺激？雖然這年同治建元，照例「停勾」，翁同書這年可以不死，但明年又如何呢？老年人有這樣一個痞塊橫亙在胸中，真有生不如死之感。入冬終於臥疾不起。兩宮懿旨，特釋翁同書回家視疾；到得出獄，父子得見最後一面，但翁心存已入於彌留狀態，是否知道長子暫釋，不得而知。

　　翁心存身後的恤典甚厚，除准翁同書在家穿孝百日再入獄以外，特賞翁心存的長孫，亦就是翁同龢的長子翁曾源為進士，准一體殿試。這翁曾源書念得很好，但有一樣要命的毛病──羊角風。而且相當嚴重，說來就來。有了這項毛病，注定不能參加考試，否則，闈中發病，難保沒有性命之憂。因此只是捐了個監生在家讀書。咸豐六年，宣宗實錄告成，在事諸臣優敘，翁曾源因而蒙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實際上並未入闈。及至蒙賞進士後，第二年癸亥恩科，殿試只有一天，家人決定讓翁曾源去試一試。

　　入宮以後，一直到天黑，未見翁曾源的蹤影，翁同龢及其他接場的親族，都焦急得不得了，一直到「戌初三刻」，也就是七時四十五分，才見他出宮。顯然天黑以後還能寫大卷子，保和殿中是有人照應的。

　　問起翁曾源殿試情形，是身體很好，大卷子沒有錯字，這就有前十名之望了。三天以後，進呈十本拆彌封，前十名即時召見，名為「小傳臚」。翁曾源一早入宮聽宣，居然中了狀元。這是八員讀卷大臣於翁心存、翁同書、翁同龢都有相當的淵源，有意幫忙。但亦只有嗣君沖齡，太后臨朝，才敢於如此。且不說在雍乾兩朝，斷乎不敢；即在嘉、道兩朝，亦不見得敢輕易嘗試，因為出了個羊角風狀元，不但是個笑話，而且有此疾者，絕不能服官，然則拔之以魁多士的作用何在？皇帝只要如此詰責，而無法「明白回奏」，則嚴譴立至。

　　翁曾源之中狀元，在中國科舉史上，創造了好幾項紀錄：第一、是從未進過貢院（鄉會試闈場）的狀元。第二、是唯一由監生一躍而中的狀元。第三、是唯一未曾任過官職的狀元──在他中狀元時，他為他祖父所服的喪未滿，自然不能到翰林院受「修撰」之職，以後亦始終只領虛銜。

　　最後要談一對父子狀元，都是具神秘色彩的人物。父名于振，字鶴泉，江蘇金壇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狀元。這一科三鼎甲俱命在南書房行走，事屬特例。世宗得位不正，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措施，需要在南書房親自指揮處理，凡奉派在南書房行走的翰林，如果縝密小心，則一路榮升，官符如火；否則便有殺身滅門之禍。如雍正四年江西主考查嗣庭，原來即是南書房翰林，當他奉派至江西時，世宗另派副主考俞鴻圖監視，途中可能搜查到查嗣庭洩漏機密的確據，以致被禍。

　　雍正二年甲辰補行元年癸卯正科會試，于振奉准為河南鄉試副考官，四年十一月提督湖南學政，未幾降調為行人司副。明朝的官制有行人司，長官正副二人，行人司副從七品，清沿明制，於乾隆十三年廢止。于振原為修撰從六品，改行人司副則為降二級調用。原因要查「雍正硃批諭旨」才知道，他未經奉准，擅增武秀才的學額，且已取中，事情搞得很尷尬。世宗硃批：「新進小臣，無知孟浪，未經奉示，何得專擅？已交該部察議矣。」獲咎之因如此。

　　如果從六品的修撰，降調為從七品的檢討，則仍在翰林院；一調行人司副、何能再成翰林？說來也是造化弄人，于振居然復為翰林──雍正十一年踵康熙十八年己未故事，舉「博學鴻詞」制科，除現任翰林以外，無論已仕未仕，經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撫學政保荐，即可應試。于振符合舉薦資格。

　　這一次的詞科，延到乾隆元年丙辰九月，方始舉行。但丙辰詞科與己未詞科，用意完全不同，前者旨在將隱於巖壑的前明義士延攬出山，所以錄取從寬；而丙辰詞科，原就是世宗的一種「陽謀」，想引出曾靜、汪景祺這類人物，以便剷除，所以下詔一年以後，尚僅河東總督舉一人、直隸總督舉兩人。世宗降旨，切責諸臣觀望，於是舉列兩百餘人，誥命一年之內督集京師，先至者月給錢米，及至齊集，已在乾隆建元以後，特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吏部侍郎邰基閱卷。

　　凡是三考出身的進士，對於未受場屋之苦，一飛衝天的「徵士」，都採取排斥的態度，此在康熙時已然，以朱竹垞的淵博多才，尚且被目之為「野翰林」，可見此輩的心態。因此由張廷玉主持的丙辰詞科，託慎重之名，行擯棄之實，應試者一百九十三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七月補試二十六人，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總計一等六名，授職編修；二等十三名，授檢討、庶吉士不等。淹通經史，或文章詞賦知名海內的績學能文之士，如入清史稿儒林傳的程廷祚、桑調元、顧棟高、沈彤等；入文苑傳的厲鶚、劉大櫆、李鍇、胡天等均未入選，頗失士林之望。

　　于振很運氣，取在一等之末，復回翰林院當編修。清朝以狀元而應詞科獲高第，具此雙重資格者，只于振一人。老師提拔，是其主因，于振的狀元，原就是張廷玉取中的。

　　到了第二年──乾隆二年丁已，于家又有喜事。于振之子于敏中，殿試一甲一名。高宗很欣賞于敏中，乾隆二十五年入軍機後更是大紅大紫，他一直掌度支，三十八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後，仍兼戶部尚書。所當過的差使都是闊極一時，如四庫全書館總裁、上書房總師傅、翰林院掌院。又因平金川，他以參贊廟謨之功列為功臣，賞戴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身後並得諡文襄，文臣非有安邦定國之功，不能諡「襄」，在他以前諡文襄者，只有一個洪承疇。

　　于敏中卒於乾隆四十四年，享年六十六歲，而生前之榮忽然轉變為身後之哀。事實上他的死因，便很可疑。據說于敏中以微疾告假時，高宗遺醫診視，忽賞「陀羅經被」，這是來自西藏喇嘛，歿後覆蓋於棺中的殮具，凡一二品大臣歿於京師者，例賞陀羅經被，不是甚麼希罕的榮典。因此，傳聞高宗賜此被於于敏中生前，是暗示他自裁。

　　于敏中身後，兩次嚴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高宗讀嚴嵩傳，想到乾隆四十六年「甘肅捐監折收」一案，于敏中庇護乾隆朝有名的貪官王亶望；恤典中原曾入祀賢良祠，此時降旨撤出。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國史館進于敏中傳，高宗復又想到于敏中結交太監的往事，命將于敏中之孫所承襲的輕車都尉世職撤革。

　　高宗何以追論舊惡如此？已覺可怪。近年讀孔德成先生令姐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內宅軼事」，探究有關史料，發現高宗與于敏中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私人關係。「孔府內宅軼事」中有一章，標題為「公主下嫁孔府」，一開頭就說：「衍聖公的兄弟不能住孔府，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住，但在孔府裡卻世世代代住著一戶外姓親戚，人稱『于官親』，住在東學，占有一大片房屋院落。」

　　這于官親是誰呢？就是于敏中的眷屬。孔府相傳：乾隆有個女兒，是孝賢皇后所生，對她十分鍾愛。這位公主臉上有塊黑痣，據相術說，這塊黑痣主災；破災的唯一辦法，是將公主嫁給比王公大臣更顯貴的人家，這就只有遠嫁孔府了。因為只有衍聖公可以在皇宮的御道上和皇帝並行。皇帝到曲阜後，也要向衍聖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這都是別的王公貴族所沒有的榮耀。

　　乾隆第一次來孔府時，就說定將女兒下嫁孔府。但滿漢不能通婚，為了避開這個族規，乾隆便將女兒寄養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後又以于家閨秀的名義，嫁給第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孔府的後人稱她為于夫人。

　　公主嫁到孔府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

　　這段敘述，真假攙雜。清朝的家法極嚴，公主不可能寄養在大臣家，此且不論；要指出的是，高宗十女，孝賢皇后生第一女、第三女；第一女早殤，未封；第三女封固倫和敬公主，雍正九年生，乾隆十二年出嫁，年十七歲，此外，能養大的四、七、九、十等四公主，出嫁的年齡、非十六即十五。乾隆十三年三月東巡回鑾時，舟次德州，孝賢皇后與高宗在一次激烈的衝突後，憤而投水自殺；然則于夫人如為孝賢皇后所出，至少應生在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三十七年、已二十六歲；斷無公主至二十六歲始出嫁之理。

　　那麼，于夫人是不是高宗的女兒呢？是的。不過她的母親並非后妃；而是孝賢皇后之弟大學士傅恆的夫人。高宗與傅恆夫人私通，福康安就是高宗的私生子，這種公案，我曾有考證；孝賢皇后在德州自盡，亦就是醋海生波所致。

　　因此，于夫人應該是福康安同父同母的胞妹。出生後即由于敏中認之為女，說是由于敏中之妾張氏所生，「東華錄」載乾隆三十七年上諭：「于敏中之妾張氏，於例原不應封，但于敏中見無正室，張氏本係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係應承襲公爵之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

　　張氏受封的理由，完全說不通；而且大臣家的姬妾、皇帝又何以知其為「伊家得力之人」？說穿了一句話，無非酬謝其撫養「公主」之功而已。

　　「孔府內宅軼事」中說，「公主」自恃「毓德高門」，與婆婆不和，想來脾氣不大好。于敏中死後兩次獲咎，很可能是「公主」告的狀；而于敏中微恙而蒙賜陀羅經被，暗示其自裁，則更可能是于敏中口舌不謹，洩漏了「公主」的身世之謎之故。

七、狀元的兄弟

　　清朝的文風，以乾隆年間為最盛，兄弟聯翩入詞林、膺鼎甲者，不一而足。主試大臣，所以能秉公取士者，高宗的英察，有極大的關係。

　　乾隆六十年乙卯，以登極周甲、特開恩科。會試正總裁為左都御史竇光鼐；取中的第一、第二兩本卷子，都是浙江人。另外兩名副總裁，認為浙卷連中兩本，似乎太多，最好換一本。竇光鼐以脾氣固執出名，當時表示「論文不論省」拒絕更換。及至填榜時，會元浙江湖州王以銜，第二名即其弟王以鋙。榜發後，群情譁然，說竇光鼐兩督浙江學政，事必有私。

　　其時和珅的勢燄正盛，以竇光鼐的脾氣，是絕不會賣他的帳的。乾隆五十一年竇光鼐第二次當浙江學政時，奉命會同戶部尚書曹文埴盤查各州縣倉庫虧空。和珅關照曹文埴含糊了事，但竇光鼐不聽，單獨上奏，嚴劾不法州縣，平陽知縣黃梅假彌補虧空苛歛，母死之日演戲。高宗得奏震怒，特派首輔亦為軍機大臣領班的武英殿大學士阿桂，到浙江查辦。

　　阿桂覆命，說黃梅九十歲老母生日演戲，當夜病故，竇光鼐所言不實。竇光鼐不服，奏明阿桂只是派屬員至平陽查訪，本人未到；竇光鼐則親自赴平陽覆查，取得黃梅勒派富戶的捐票，母死不肯發喪，託辭老母生日演戲，表示他並未丁憂，以便仍舊在任。於是阿桂二次赴浙查辦，這回證明了竇光鼐所奏不妄；黃梅斬決，阿桂等亦都得了處分。

　　和珅在竇光鼐手中栽了這麼一個觔斗，久思報復，這回機會來了，在高宗面前告了他一狀。高宗亦有些懷疑，覆試之日，稽察特嚴。及至名次揭曉，王以銜二等第四，王以鋙三等第七十一，覆試凡列等者，皆准殿試。和珅吹毛求疵，說會試卷子中，王氏兄弟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一語，就是關節。高宗便准王以銜殿試，王以鋙不准。及至殿試拆彌封，王以銜中了狀元，而讀卷官中即有和珅與主纂四庫全書的紀昀，高宗便說：「這莫非亦是你們給了王以銜關節？」至此，他確信竇光鼐無私，和珅原想借此興起大獄，傾陷竇光鼐，亦就變成枉費心機了。

　　除了王以鋙、王以銜弟兄會狀外，還有弟兄狀元榜眼，更為難得。最不可思議的是，哥哥先成榜眼，而弟弟確信後來居上，必中狀元，果如所言。

　　哥哥是莊存興，江蘇常州人，乾隆十年乙丑正科榜眼。弟弟叫莊培因，當莊存興得鼎甲後，莊培因賦詩有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宋祁。」

　　宋朝宋郊、宋祁並稱「二宋」，以大小為別。莊培因以小自居，但當年的狀元則是大宋；所謂「他年令弟魁天下」，無非自勉更要爭氣，以期媲美二宋之意，並不算狂妄，而莊培因的妻子便小氣得可議了。

　　原來向例三鼎甲得於住宅前建立旗桿，莊存興中榜眼後建旗桿於住宅之東，莊培因之妻，即指莊存興「不留餘地」；因東居上首，而莊氏兄弟尚未分炊，如莊培因大魁天下，建旗桿於西，豈非狀元屈居於榜眼之次？

　　這話有沒有道理呢？不妨拿李鴻章兄弟間的一個故事來比較。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奉派為賀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特使，由北京抵達上海，候船放洋。上海道以下的在滬官員，公宴李鴻章於天后宮行轅；其時適李鴻章之兄，卸任湖廣總督李瀚章亦在上海，因而亦成為被邀貴客之一。李瀚章先到，坐於次席，李鴻章後到，昂然獨居首座。事後有李氏兄弟門下微言以諷，認為「二先生何妨對大先生略讓一讓」。李鴻章斥之為「公私不分」，他說：「今天是上海官場公宴，非私人應酬可比。我是當朝首輔，又是欽差；如果我論私情，讓大先生居我之上，朝廷體制何存？」

　　就此公私之辨而言，顯然莊培因的妻子，大錯特錯。狀元雖貴，只是一人一家之榮，既言家庭，長幼有序，弟不可居兄之上，而且科名講先後，莊存興早於莊培因四科，不論兄弟，亦是前輩。何況殿試人數，常在三百人左右，其中變數甚多，何能有必中狀元的自信？所謂「不留餘地」之說，實在是很荒唐的。但造化弄人，居然說大話兌了現，以致荒唐的指責，變成振振有詞而已。

　　此外狀元的兄弟而居鼎甲者還多，最難得的是「崑山三徐」，順治十六年狀元徐元文、同胞兩兄乾學、秉義，皆為探花。至於彭定求之弟彭寧求，潘世恩之弟潘世璜；張之萬之弟張之洞亦皆為探花，但亦皆為堂房的兄弟。

八、三元及第

　　鄉試解元，會試會元、殿試狀元，謂之「三元」，是科舉史上最高的榮銜。唐、宋、金、元、明、清六朝，三元及第的總數，不會超過十五人。宋祁之兄宋郊（改名宋庠）；「錯把馮京作馬涼」的馮京，都是三元及第。明朝唯一的三元商輅，浙江淳安人，三元及第後建坊省城，杭州商業區的「三元坊」，即由商輅而來。

　　清已有兩個三元，一個是錢棨、字湘舲，初名錢起，因為與唐朝「大歷十子」之一的錢起同名，照功令必須更名，因改為棨。他是蘇州人，是個割股療親的孝子，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鄉試解元；四十六年辛丑正科會元，殿試奪魁，高宗特製三元詩紀瑞。

　　歷來凡有特異的人物，往往附有神奇的傳說，錢棨亦然。錢棨高祖叫錢中諧，康熙己未詞科，取在一等十四名，授職編修。他的詞科同年湯斌，當江蘇巡撫時，贈他一方「奎璧凝暉」的匾額。錢棨中解元後，入京會試，途中夢見五色雲中，有一條蒼龍，蟠舞而前，錢棨了無所懼，攀住龍角，在龍頭上書「奎璧凝暉」四字，就這科連中會狀。

　　「奎星」為二十八宿之一，俗作魁星。「璧」同「辟雍」之辟，「奎璧凝暉」一語，可解作為國子監增光之意。按：士人入仕，名為「釋褐」，褐即布衣，釋褐者易布衣為官服。非兩榜出身的官員，得官則走馬上任，無任何禮節，只有進士殿試傳臚後三日舉行「朝考」，是一種任用考試，或點庶吉士入翰林，或分部用為主事，或分省用為知縣，官職既定，乃於五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舉行「釋褐禮」。

　　行釋褐禮之前，先在國子監之東的文廟行「釋菜禮」，亦即最簡單的祭孔典禮，孔子及四配由狀元主獻。東南十哲由榜眼、探花分獻；東西兩廡，則由二甲、三甲的第一名分獻。禮畢釋褐，更換補服；然後至國子監彝倫堂釋見祭酒及司業，進酒三爵，三鼎甲各簪金花一枝。向例有一枝備用的金花，由管理國子監的大臣攜歸；這一回是例外，因為錢棨是國子監司業翁方綱在當江南主考取中的解元，所以管理國子監的大學士蔡新，特以這一枝金花相讓。

　　另一個三元是廣西桂林的陳繼昌。時在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仁宗賦詩誌喜，有「大清八百載，景運兩三元，舊相留遺澤，新英進正論」。抗戰以前，掌故名家徐一士引此語，首句誤作「大清百八載」；因為清朝如自順治入關算起，至嘉慶庚辰，為一百七十七年；若以前一個三元起算，則乾隆丁丑至此，僅四十年。「八百載」乃是以周朝八百年天下自期。

　　「舊相」謂乾隆朝東閣大學士陳宏謀。陳繼昌是他的玄孫。巧的是兩三元都曾改過名字，錢起改錢棨；陳繼昌本名守壑，會試以前曾得一夢，夢見報子到他家報提，但名字為陳繼昌。問他是不是錯了，報子說不錯，今年的會元、狀元，就是這個名字，於是陳守壑改名陳繼昌，居然連中三元。

　　由於陳繼昌不但連中三元，而且清朝廣西四狀元，都出在桂林，而自陳繼昌開始，所以有關他的靈異傳說特多。桂林有一處名勝，叫做還珠岩，中有石筍下垂，相傳「石筍到地，狀元及第」，其時恰是「石筍到地」之時。

　　最不可思議的是，前明朝正德二年，有個雲南按察副使包裕，遊還珠岩作了一首詩，刻在岩石上，詩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喆出，廟廊繼步策華勳。」

　　此詩首二句即言「石筍到地，狀元及第」的傳說，巢鳳山、飛鸞峰亦為桂林名勝，王世則桂林府永福縣人，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的狀元。趙觀文不知何許人，但必為桂府所出的狀元，讀者欲知其人，請查「桂林府志」。後四句則有「繼昌」二字，陳繼昌又號「喆臣」，與第三句詩意亦合，所以有人寄詩相賀，說「三百年前讖早成」，正德二年丁卯至嘉慶廿五年庚辰，已在三百年以上。

　　又有一宗巧事是，廣西貢院的門樓，傾圮已久；看風水的說宜改建，剛落成而陳繼昌中三元。當時兩廣總督阮元賦詩云：「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聖朝得士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第六句即指改建貢院門樓。末兩句則嘉慶十三年起，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龍汝言、吳其濬、陳沆、陳繼昌共七科，除倒楣狀元龍汝言以外，其餘六人都是阮元的「小門生」，得意可想。吳其濬河南固始人，雖無赫赫政績，但在植物學界，赫赫其名，所著「植物名實圖考」為研究樹木花草的權威之作。

　　這一榜的榜眼是我的伯高祖滇生先生（諱乃普）。探花陳鑾字芝楣，湖北武昌人，他有段軼事，堪稱佳話。陳芝楣的父親，是江寧一鹽商家的帳房，陳芝楣十八歲那年進學以後，特地到江寧省親，鹽商看他器宇軒昂，又是「宰相根苗」新秀才，將女兒許了給他。第二年遭父喪，三年服制滿後，家已中落，奉母命至江寧，稱貸於鹽商，那知鹽商一口拒絕，而且要退婚。陳芝楣是很有骨氣的人，一諾無辭。

　　借錢沒有借到，盤費倒用光了，困居逆旅，不知何以為計？江寧的客棧，多集中在貢院前面的「狀元境」，附近便是秦淮豔藪的釣魚巷；陳芝楣有一天從那裡經過，恰逢名妓李小紅出門送客，少不得多看一眼；李小紅看他憔悴之中有英爽之氣，一念憐才，將他請了進去，細問因何落拓如此？陳芝楣據實相告。李小紅動了俠義之心，送他五百兩銀子，勸他趕緊回武昌應試。這年是嘉慶二十四年己卯，鄉試得意，進京會試，聯捷中了探花。這年七月，仁宗崩於熱河行宮，皇二子智親王即位，明年改元道光。

　　道光二年壬午鄉試，陳芝楣放了浙江主考。不過三年的工夫，一個幾乎流落他鄉的窮秀才，竟主一省的文衙，鹽商之女自恨福薄，鬱鬱而終，鹽商亦悔恨莫名。於是有人替他出了個主意，說秦淮名妓李小紅杜門謝客，正等待陳芝楣來娶她，不妨為小紅脫籍，認作義女，通知陳芝楣來迎娶，復為翁婿如初。鹽商如言照辦，將小紅從釣魚巷接到家裡當小姐。

　　及至陳芝楣在杭州出闈，媒人已經等在主考公館外面了，自然一說即成；鹽商備了一副值十萬兩銀子的妝奩，將小紅嫁了給探花郎。

　　於是陳芝楣具摺請假，在江寧成婚。滿月回京銷假，又將老母接到京裡奉養；小紅克盡婦道，一年以後生了個白胖兒子。

　　李小紅交了一步幫夫運，陳芝楣的宦運，一帆風順，道光五年外放松江知府，自此扶搖直上，由府道至監司，升巡撫、署總督。道光十九年三月；小紅到江寧時，已是起居八座的一品夫人了。

　　這年己亥鄉試，陳芝楣以監臨入闈；中秋那天，小紅重遊釣魚巷，遍訪舊識，昔日手帕交至今仍有不曾從良的，小紅為之一一脫籍，擇年輕未娶的「戈什哈」為之婚配，總計二十一人之多。

　　「清稗類鈔」亦載有此故事，但謂陳芝楣是兩江總督陶澍的表弟。陳在陶幕府中，陶太夫人成全陳芝楣，為娶小紅作妾，其後扶正，顯然錯誤；陶澍早年喪母，容或不為人知，但當陶澍督兩江時，已在道光十年，陳芝楣方任廣東鹽運使，豈有入兩江督署幕府之理？

　　文三元以外，還有武三元。附帶可以談一談所謂「武科」。科舉時代一向有「窮文富武」之說，窮書生薄粥果腹，攻習舉業所下的本錢甚輕；習武則花費甚大，起碼飯要吃飽，而且非營養充足不可，所以非小康之家子弟，無力習武，但進學以後，同為秀才，身價不同。

　　從前有個笑話，有一縣官看本縣的武秀才，憑仗幾斤蠻力氣及一個秀才銜頭，往往欺侮鄉下人，思有以重懲。一日縣衙門「放告」，有一武秀才扭一鄉人告狀，說此鄉人擔糞時，汙染其衣，請主持公道。縣官罰鄉人磕頭一百賠罪，當堂執行，命差役唱數；磕至六七十時，縣官忽然「叫停」，問武秀才：「你是文生還是武生？」答說是武生；縣官急言：「錯了，錯了；武生要打對折，只能磕五十，如今被告多磕了，你要給他磕還，方是兩得其平。」武秀才不服，但不由分說，命差將鄉下人捺坐在椅上，強按武秀才下跪磕頭。一縣大快，稱頌「青天大老爺」不止；而武秀才的氣燄大殺，欺侮鄉里的風氣，為之一變。

　　武科鄉會試舉行的年分與文科相同，但武會試是秋闈，於十月間舉行，分內外場，外場試武藝，計有馬步箭、掇石、舞大刀、開弓等項，其中以開弓為最重要，因為是考驗膂力。開弓的強度，以「力」為單位，一力為十斤，起碼開三個力才夠格；強者可以開到十二三個力。

　　內場試文藝，先還有策論等名目，但至嘉道以後，已成具文。武會試以後，亦有武殿試，光緒十八年十月，翁同龢、汪鳴鑾師弟奉派為武殿試讀卷大臣，翁題汪像詩云：「今朝微雪點鎖廳，上堂對案校武經。」註云：「默寫孫子九十六字。」孫子兵法稱為武經，指定其中一段默，所謂「校武經」者，即是校對默寫孫子有幾多錯字，隻字不誤者，即膺上選。

　　武舉人、武進士例授綠營武職。至雍正年間，武進士頗為吃香，武狀元授一等侍衛、正三品，一等滿侍衛，放出去可當駐防的將軍，一等漢侍衛放出去，便是綠營參將，如有戰功，升副將，升總兵就可以戴紅頂子了。

　　武狀元亦常有奇奇怪怪的遭遇。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武探花馬瑔，用為綠營游擊，派至福建，與同官言語失歡而互毆，雙雙墜水，為總督參劾革職，年未三十。乾隆二十四年改名馬全，復中武舉，會試聯捷，至殿試外場時，高宗親臨紫光閣校閱，識得此人，問說：「你不是從前的馬瑔嗎？」答奏：「是。」以其技勇冠場，中了狀元。

　　一人而為兩榜的鼎甲，已是奇事；更奇的是順治年間的天津鎮總兵王玉壂，他是武三元，但在明朝崇禎年間，已經中過武狀元，可說是「四元及第」，一人而中兩狀元，亦是一個新紀錄。

　　文三元、武三元以外，還有「小三元」，亦為人所豔稱，因為難得之故。

　　原來童生入學，須經過三層考試，縣試、府試、最後是一省學政的院試。三試的第一名都稱為「案首」。入學與否，權柄雖操於學政，但向例縣、府案首，必定取中。因此縣試案首，到了府試，有時文章再好，亦不會取成案首，為甚麼呢？

　　就因為縣試案首，鐵定可成秀才，府試再取作案首，錦上添花，對本人無所助益，而主試的知府喪失了一個選拔他人的機會，倒不如雪中送炭，取一個文章好的寒士，反倒合乎造就人才之義。因此，就理論上說縣案首，為全縣之冠。院案首為通省之冠；而府案首不一定為一府之冠。因為如此，所以縣府院三試皆第一的「小三元」，就很難得了。

九、滿洲狀元、蒙古狀元、長毛狀元

　　八旗分滿洲、蒙古、漢軍三類，共二十四旗。漢軍與包衣同為漢人，但漢軍為清朝入關前後，所收容的明軍，而包衣則隸屬於滿洲。

　　這二十四旗原來是不准參加考試的，至順治八年吏部奏准，滿洲、蒙古、漢軍各旗子弟，有通文義者，准取入順天府學，鄉會試別成一榜，滿榜取一甲三名、二甲七名、三甲四十名。

　　滿漢分榜的會試，只行了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兩科，原因是見「八旗人民崇尚文教，怠於武事，以披甲為畏途」。而由科舉出身者，既免軍役、升遷亦易，所以降旨停止。

　　因此，滿洲狀元，只得兩人，一個叫麻勒吉，姓瓜爾佳氏，漢名馬中驥，隸屬正黃旗，兼通滿漢文字；康熙六年授為江南、江西總督，在任頗有政績，歿後得在江寧雨花台立碑紀功，並入祀名宦祠。另一個叫圖爾宸，隸屬正白旗，平生事蹟無可稱。

　　至康熙二十六年以後，復准八旗參加鄉會試，但不分榜，而且有個不成文的禁令，旗人不得中鼎甲。這個禁令，至同治四年打開，出了一個蒙古狀元，就是同治皇帝的老丈人崇綺。

　　崇綺字文山，姓阿魯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他的父親便是以文華殿大學士奉派為欽差大臣，花光了清朝自國庫發軍費，最後一筆二百萬而剿洪楊無功的賽尚阿。

　　清史稿本傳：「文宗震怒、詔斥賽尚阿調度無方，號令不明，賞罰失當，以致勞師糜餉，日久無功，褫職逮京治罪，命大學士等會鞫。賽尚阿伏地流涕，自言不忍殺人，辜負聖恩。論大辟、籍其家、三子並褫職。」其後免死充軍，復又釋回，歿於光緒元年。

　　崇綺是賽尚阿的長子，其時方任工部主事，革職後又以軍功自筆帖式升至兵部員外。同治四年乙丑正科殿試，列於前十本第一名，進呈後拆開彌封一看，才知道是旗人。

　　當時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而往往由慈禧作主，她們亦知道鼎甲不中旗人的例規，但當時的慈禧，還沒有毅然更換狀元的魄力。交軍機大臣與讀卷大臣會商，據翁同龢日記，交議後「諸公相顧不發，延樹南曰：『但憑文字，何論滿漢？』逐覆奏定局。」延樹南即延煦，他是宗室，為翁同龢同年，其時以禮部侍郎充任讀卷大臣。

　　翁同龢又記：「文山來請，遂攜舊帳往。文山學程朱十年，至是氣為之浮動，功名之際難言哉！」這段日記，需要加以解說，才能明白。

　　原來新進士的謝恩表，例由狀元領銜，文字有一定的格式，新科狀元須向前一科的狀元遞個門生帖子，請出示格式。崇綺前一科的狀元，即是翁曾源，翁同龢是代他的姪子應崇綺之請，所謂「攜舊帳往」，是指新科狀元拜老師，開賀請客，以及到國子監釋褐、翰林院上任，各種花費開銷。

　　崇綺一向從當時保守派領袖，亦是蒙古人的大學士倭仁講學，應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修養，但一中了狀元，氣性浮動，成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所以翁同龢有些感慨。

　　同治十一年穆宗大婚。

　　在此以前，王公大臣都認為崇綺之女阿魯特氏，必膺中宮之選。崇綺親自課女，德容兼備，共許為八旗淑女第一。選后時，慈安太后亦中意於阿魯特。但穆宗生母慈禧太后，認為江西藩司鳳秀之女，明慧可喜，決之於穆宗，他站在嫡母這邊，因而使得穆宗失生母之歡，皇后亦連帶成了慈禧的眼中釘。

　　大婚後，慈禧干預小夫妻的房幃。穆宗賭氣獨宿於乾清宮──中宮本為坤寧宮，但滿州風俗「祭於寢」，所以坤寧宮其實是屠宰場，每天半夜裡現殺兩口豬祭神。坤寧宮除了作為大婚的洞房、合卺之夕住一夜以外，皇后的寢宮隨即移往養心殿後的隨安室。是故穆宗在乾清宮是獨宿，小太監引誘他搞同性戀，竟因而送命。

　　別以為穆宗是死於愛滋病，那時還沒有這種「天譴」。穆宗是小太監導之微行冶遊，而頭等娼寮，不論外城八大胡同、內城磚塔胡同，都是內務府司官的天下。此輩常有內廷差使，熟識天顏，穆宗不敢去，只好逛「三等下處」，因而染患惡疾，在出痘時引起併發症而崩，「可憐天子出天花」一語中，包含了無數祕辛。

　　當穆宗病危時，相傳慈禧與皇后婆媳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皇后一句「是大清門抬進來的」，觸怒了慈禧。

　　因此，穆宗崩後，光緒入繼，奉懿旨封為「嘉順皇后」。這個封號，不知是誰擬的，「嘉順」二字，兆已不吉。福康安先封「嘉順貝子」、嘉慶元年歿於軍中，以太上皇之命，晉封郡王，配享太廟，仁宗親政後，雖因先帝之故，既未奪爵、亦未撤出太廟，但每言軍務，詔書中必痛斥福康安。

　　嘉順皇后旋於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崩逝，尚在穆宗升遐百日之內，故李慈銘賦輓詞有「玉皇天上自攜家」之句。

　　嘉順皇后之崩，「道路傳聞，或稱傷悲致疾，或云絕粒殞身」，御史潘敦儼貿然上言，兩宮太后以其言無據，斥為謬妄，因而丟官。但道路傳聞，較之潘敦儼所奏，更為駭人聽聞。

　　相傳慈禧下令斷絕皇后飲食之供應，不過后家向例可以送菜，嘉順皇后得以勉強續命，但此非長久之計，嘉順皇后在退回食盒時，寫信問父，何以自處？崇綺答了四個字：「皇后聖明。」

　　向例皇帝有所垂詢，大臣不便明言，便答以「皇上聖明」，意謂盡在不言。嘉順皇后知道已絕不能自母家得何助力，自處之道，舍死別無他途，於是悄然自裁。

　　皇后的祖父賽尚阿素為宮中所惡，當他的孫女被立為后，照例后父封承恩公，后家擡入「上三旗」，由正藍旗而入鑲黃旗時，賽尚阿不知趣，竟上表為子謝恩，詔斥其荒謬，說擡入上三旗僅限后父，賽尚阿是有罪之人，何得擡旗？仍舊在下五旗的正藍旗。至此痛愛孫之逝，念處境之艱，憂傷成疾，不久下世。

　　崇綺以后父例封承恩公，是自有狀元以來，祿位最高的，此時女亡父死，憂讒畏譏，也成了個倒楣狀元，此後一直鬱鬱不得志，曾放出關去當都統。

　　光緒十年出任吏部，旋即調任戶部。其時正當大政潮以後，恭王逐出軍機，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在太平湖府邸中遙控政局；接著以大辦海軍為名，廣開捐納，海軍經費則移為修建頤和園之用。

　　掌管國庫的戶部，既有帝師翁同龢為漢尚書，復有「管部」的東閣大學士閻敬銘看得死死地，內務府需索，往往致壓力於崇綺身上，而徒呼奈何，崇綺只好再一次告病，而復起之心仍在。

　　戊戌政變，光緒被幽，頑固的保守派抬頭，惇王之子載漪，密謀廢立，先將一向作為羽林軍的神機營抓在手中，改名「虎神營」，取「以虎撲羊」之義。逐漸縱容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拳，釀成大患。

　　崇綺看時機已至，與徐桐一起策動內務府與宦官集團，立載漪之子溥㑺為「大阿哥」，準備代替光緒。但此事非取得慈禧最信任的十學士榮祿同意不可；崇綺擬好一個奏摺，去找榮祿簽署，榮祿躲了他好幾次，終於躲不掉了。

　　原來廢立之說，甚囂塵上，但封疆大吏，多不以為然，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南通狀元張謇的建議之下，打了個密電給榮祿，表示不宜輕舉妄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電文中的警句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暗示此舉不僅大違民意，甚至將引起列強干預。

　　榮祿不是個糊塗的人，自然不會認同保守派的胡作非為；但亦不願顯然得罪載漪及這班昏憒的老朽，所以崇綺一上門，他總設法擋駕。有一回讓崇綺排闥直入逮住了。

　　談未數語，榮祿忽然大叫一聲：「哎唷，我這肚子到底不饒我啊！」說完，捂著肚子，匆匆入內；他是偽裝腹瀉，回到簽押房內跟門客商量應付的辦法。

　　計議已定，復出會客，時值隆冬、圍爐促膝而談，崇綺喚著他的號說：「仲華，我擬了個請定國本的摺子，想邀你聯名同上，你先看看。」

　　說完，他從靴頁子裡掏出一張紙來，榮祿接到手中，說一聲：「我不敢看吶！」接著，將那張紙投入爐中，崇綺的心血，頓時化為灰燼。

　　崇綺勃然變色，但無可奈何；咕噥一句：「且有此理！」拂袖而去。

　　這是光緒廿五年冬天的話，第二年庚子，義和團日益猖獗，終於在夏天招致了八國聯軍之禍，慈禧處死了珍妃，帶著光緒及大阿哥匆匆出奔，京師大亂。

　　其時明達之士，已預見咸豐庚辛之際，文宗倉皇出狩的故事，或將重演，我的曾祖姑丈陳夔龍先生，時官順天府府尹，承大學士榮祿之命，暗中調集大車數十乘備用；兩宮及王公親貴，大多率眷扈從，出居庸關西幸，得免受辱。及至洋兵破城，不及先逃的朝官，尤其是一班自命為道學的頑固保守派，遭到了重大的考驗；此派的首領有二：一為徐桐，一即崇綺，遭遇皆極慘，但歷史上的評價不同。

　　先談徐桐。此人屬於漢軍，家住東江米巷，此地後來一部分闢為使館區，改稱東交民巷；徐桐一生最恨洋人，出城拜客，為了不願經過洋樓，繞地安門而出，自言：「望洋興嘆；與鬼為鄰。」但此人實在是個假道學，人格的感召不足，所以他的兒子徐承煜成了個表裡不一的奸詐小人。

　　徐桐是載漪一幫的中堅分子，義和團設壇請神時，徐桐曾經為「大師兄」題了一副對聯：「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祇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及至聯軍入京，徐承煜勸他父親，如為洋人所獲，因為庇護拳匪有名，必不能倖免，不如殉國以全大臣之體；當時表示「父殉國、子殉父」，他願同死。及至大廳上結好兩繯，徐承煜扶他父親上了吊，自己逃走。不過終為日軍所捕，後來論罪時，奉旨正法，仍難偷生。

　　崇綺則先隨榮祿同行，至保定在蓮池書院自縊而死。崇綺之妻，亦即嘉順皇后之母瓜爾佳氏，死事壯烈無比，她是在家預先掘好兩個深坑，與她的兒子葆初及四個成年出仕的孫子，分別男女，入坑生瘞──活埋，閤門死難。清朝狀元下場之慘，無逾於崇綺。

　　洪楊的太平天國，在清朝的官文書中，稱之為「粵寇」；而民間則呼之為「長毛」，所謂「長毛狀元」就是太平天國開科取士所取中的狀元。

　　太平天國早在入「天京」──江寧之初，即出有將「衡文取士」的布告，但一共開過幾科，文獻無徵。據零零碎碎的資料可知，科場最看重的「制義」，不是四書五經，而是耶穌教「舊約」；試亦三場，但每場相隔一月之久；第三場內外懸燈結綵，中堂供香花及十字架。試卷很講究，紅綠黃三色，四周描金龍鳳紋，中作方格，格大及寸。

　　相傳別署「天南遯叟」的王韜是「長毛狀元」，此說非是。王韜字紫銓、蘇州人。曾策於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為官府所搜捕，遁至香港，故而有「天南遯叟」的別號。光緒初年回至上海，文名甚盛；他有一部書叫「海陬冶遊錄」，是研究當時社會史很有用的史料。

　　「長毛狀元」見諸記載的，是個女狀元，名叫傅鸞祥，江寧人。大概「男女平等」的觀念，已引進到太平天國，所以洪秀全特開女科，考官當然亦是女人，正主考為洪秀全之妹洪宣嬌。

　　江寧因為受袁子才隨園女弟子的影響，閨中能文者很多，居然有二百多人應試，考題是「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傅鸞祥力闢「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之說，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作證，為洪秀全所激賞，拔置狀元。花冠錦服，鼓吹遊街，並招入「天王府」掌簿書，代洪秀全批答文書，地位有如明朝宮內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傅鸞祥對這份工作，頗能勝任愉快。但太平天國相繼發生內訌，報到洪秀全那裡的文書，彼此醜詆，看了叫人生氣，傅鸞祥便在批示上大罵一頓，罵到後來竟罵到了洪秀全頭上，因而被枷號在「女館」，結局如何不得而知。

十、末代狀元

　　清未自經庚子之亂，創鉅痛深，連慈禧太后亦感覺到非自強不足以圖存，而立國以人才為本，於是廢科舉、辦學堂之議，日益繁興，儘管科舉出身的大老，為王文韶等全力反對；但實力派內則袁世凱，外則張之洞都持全力贊成的態度。新官制中的管學大臣張百熙，說科舉不停、學堂斷不能多辦，定為遞減之法，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三科計九年，完全減盡，科舉自然停止。

　　但這個折衷的辦法由於不徹底，觀望而不願進學堂的人，仍舊很多。因此，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之志，民間相率觀望，私立學堂絕少。」「請宸衷獨斷，立罷科舉。」於是下詔，自丙午科起，停止各省鄉、會試及生員歲試科試。

　　這一來前一年借河南闈舉行的甲辰科會試，即成了最後一次全國性的考試；而殿試一甲一名的劉春霖，亦成了「末代狀元」。

　　這劉春霖字潤琴，是魏忠賢的小同鄉，直隸肅寧人，他之得中狀元，在會試時已露消息，完全是因為小楷出色。

　　劉春霖中舉時，正當全國大辦中小學堂，學生練字、須用仿格，又正當石印盛行，劉春霖便是寫石印仿格的專家。中狀元後還將他的殿試策論，石印發售，末頁警告：「翻刻究罰。」這個狀元之俗，可想而知。

　　怎麼說，他之得中狀元，在會試時已露消息呢？

　　原來甲辰科會試，因京師貢院於八國聯軍破京，毀於兵火，假開封的河南貢院舉行。向例主持闈務者，鄉試名為「監臨」，由地方大吏充任，會試名為「知貢舉」，派禮部侍郎主持，甲辰科會試改在河南，因而特派河南巡撫陳夔龍「知貢舉」，此為有清一百一十二科會試中唯一的特例。

　　甲辰會試所派的四總裁是協辦大學士裕德、吏部尚書張百熙、左都御史陸潤庠、戶部侍郎戴鴻慈，按官位序列，稱之為「正大光明」，向例取中會元為四總裁居首者的特權，但亦並非不可商量。

　　「正大光明」四席居次的張百熙是湖南長沙人，取中一本湖南的卷子。

　　其時試卷已廢謄錄之制，與殿試卷相同，所以文章好壞以外還看得出書法高下，但以張百熙的官位而論，只能取中會試第二名的會魁，他跟裕德商量：

　　「科舉將廢，我湖南三鼎甲都有，獨缺會元，能否以此卷冠場，庶幾可彌補我湖南在科舉中的缺陷？」

　　裕德慨然相讓。此卷即是翁同龢的同年，兩廣總督，湖南茶陵譚鍾麟之子；即今經濟部長陳履安的外祖父譚延闓。

　　事後張百熙與裕德都很失悔此舉。

　　因裕德相讓的一本卷子，是前一年癸卯科福建解元林志烜，如果林志烜由解元而會元，則殿試時必定在進呈十本中，取為第一，以製造第三個「三元及第」的祥瑞，這一改，便失去了一個取悅慈禧太后的機會。

　　劉春霖的卷子為陸潤庠所欣賞，在至公堂拆彌封時，他就向「知貢舉」的陳夔龍說：

　　「此卷書法工整，為通場冠，廷試可望大魁。」

　　及至殿試時，劉春霖在進呈十本中，列為第二。第一本是朱汝珍，廣東人，及至發下，朱劉互易，劉春霖果如陸潤庠預測，居然大魁。

　　所以互易之故有兩說，一說是光緒整理試卷時，偶然顛倒。另一說是德宗認為劉春霖的書法較佳，而這年春天乾旱，「春霖」之名，是個好兆頭，故拔置第一。

　　而朱汝珍的名字，有「你是珍妃」的意味，且又是慈禧所惡的廣東人，以致屈為第二。照我看，以前說較為可能，而且也可能是陸潤庠動了手腳，因為這天「小傳臚」──宣布欽定名次的，就是陸潤庠。

　　甲辰的第七年便是辛亥，入民國後，劉春霖的聲光事業遠不如他的同年譚延闓、蒲殿俊、湯化龍、張其鍠；甚至還不及賈景德、關賡麟、沈鈞儒，且以打著狀元的招牌到處打秋風為人所譏。不道打秋風打出一頭姻緣，是狀元的故事中別開生面者。

　　話要從滄州一個叫張慶澐的人說起，此人曾於光緒年間在浙江以候補知縣奉派辦理寧波釐金；亦即是收貨物通行稅，是個極有油水的好差使，因而在滄州頗有富名。

　　有一天門上遞進來一張尺許長的大紅名帖，赫然「劉春霖」三字，新科狀元來拜，張慶澐受寵若驚，延入客座，備道仰慕，然後取出一把從杭州帶回來的扇面，「敬求墨寶」。

　　而劉春霖面有難色，但禁不起主人家親自磨墨殷殷相求，只好坐下來動筆，看他開頭「黃河遠上」四字，便知寫的是一首唐詩；但以下「白」字未曾寫完，他的跟班悄悄上前，附耳數語，劉春霖逐即擱筆說道：「舍間來了遠客，有急事要談，改日再寫。」然後匆匆別去。

　　這行徑非常突兀，張慶澐不知是怎麼回事，看留下的「黃河遠上」四字，雖還工整，卻離一個「好」字還遠得很。他的大女兒平時便是寫劉春霖的石印仿格的，喚她出來一看，這位張大小姐一口斷定：「絕不是劉狀元的字。」然則此人也就不是劉狀元；那麼是誰呢？

　　過了幾天，張慶澐跟朋友談起這件怪事。

　　此人對劉春霖頗有所知，他說劉春霖喜打秋風，必是有人冒了他的名想來弄幾文；一看要考他的字，怕露了馬腳，只好託詞遁去。

　　又說劉春霖原配已故，在天津候家後眷戀一名南妓，名叫黃錦華，納之為妾，及至劉春霖大魁天下，黃錦華以狀元夫人自居；而劉春霖在朋友面前，依舊稱之為「小妾」，黃錦華一怒下堂，至今中饋猶虛，接著又說：「大小姐年過摽梅，我來做個媒，老兄招個狀元女婿，豈非大妙！」

　　張慶澐大喜，婚事亦很順利，劉春霖大登科後小登科，十分得意。

　　劉家還有韻事，劉春霖的元配留下一女，閨名沅穎，平時讀書寫字，自命為才女，又是狀元的小姐，自視更高，誓非才子不嫁，以致年將三十，仍然待字閨中。

　　漸漸地，劉春霖發覺女兒起居有異，茶不思、飯不想，每每長吁短嘆，終於懨懨成病。劉春霖探問病因，這位劉大小姐從枕頭下掏出一本書來，遞到老父手裡，迴面向裡，不發一語。

　　這本書叫「玉梨魂」，是用文言寫的「言情小說」；是寫一個貌美多才約莫三十歲的寡婦為子延師，與西席兩相愛慕，而格於禮教，只能作「精神戀愛」的故事。

　　情節文字，哀感頑豔，不知風魔了多少青年男女。我十三四歲時，從先兄遺麓中檢得此書；亦曾為之廢寢忘食。

　　劉大小姐因書及人，對作者徐枕亞大為傾倒。這徐枕亞是江蘇常熟人，為「鴛鴦蝴蝶派」的巨擘──這一派的小說家，作品內容，不脫「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的格局，故稱之為「鴛鴦蝴蝶派」。其時徐枕亞恰巧斷絃，寫了許多王次回體的悼亡詩，登在報紙雜誌上，劉大小姐由愛才而憐才，寫信去安慰徐枕亞，由此開始通信，不知不覺陷入情網，害起相思病了。

　　劉春霖從家人口中得知這些曲折，頗不以為然，認為門第既不相配，而且婚姻亦沒有從女家發動之理，劉大小姐探明老父心意，籌畫出一個辦法，示意徐枕亞拜樊樊山為師，再由老師出面作伐。樊樊山是翰苑前輩，又是連大總統徐世昌都要賣帳的大名士，他肯玉成好事，劉春霖自無不允之理。徐枕亞北上就婚，入贅「狀元府」，是個五十歲的老新郎。

　　這段故事，先有張恨水寫入他的「春明外史」，後有高拜石寫入他的「古春風樓瑣記」。據高拜石記，婚姻並不美滿，原因是劉大小姐吃「玉梨魂」女主角的醋，且容我作個抄公，錄高拜石原著如下：

　　「第一天洞房花燭，第一句便問徐郎，書裡寡婦是誰？和你有無關係？現在那裡？要徐枕亞從實招來，說得不對勁，便伸出麻姑之爪，渾身亂抓。

　　「枕亞受了許多委屈和磨折，雖然花稱並蒂，但小姐疑心太重，有時歡愉正永，忽而記起書中一段，又盤問了起來。最後隨枕亞到南邊來，因枕亞生活不裕，她也不慣南方的生活，鬱鬱而死。」

十一、狀元夫人

　　「清朝野史大觀」有一條「蔡以台鬻妻養母」云：

　　閩中蔡殿撰以台，赤貧至孝，無以為養，將鬻其妻，夫人不忍拂，請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執炊役，主人感動，遂如指。

　　「一日，召墨客人書齋，適遇夫人相對泣，主人駭詰之，知客即蔡也，乃送還夫人，未幾，蔡聯捷會狀，屢典文衡，激勵寒畯，現身說法，初不以此事為諱。見童通副師『過庭筆記』。」

　　這一段文字，不知出自誰何手筆？作者的老師「童通副」，當指嘉慶十年乙丑進士童槐，曾充軍機章京，官至通政司副使。「過庭筆記」一書未見過，但可斷言，如有此記，必不確。

　　不論敘述其事，不甚合情理；明顯的錯誤，即有兩點：

　　第一、乾隆廿二年丁丑正科，會狀蔡以台，是浙江嘉善人。

　　第二、蔡以台從未放過考差。

　　通常狀元在下一科鄉試就會放主考，而蔡以台是極少的例外；所謂「屢典文衡」，莫非是當房考？但亦不能用「典」字，而狀元當會試房考，只有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正科，總裁于敏中、王杰是狀元；房考則秦大成、陳初哲、黃軒、金榜，分別為乾隆廿八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的狀元？在京狀元，無不入闈，但此榜人才平庸，徒成其為佳話而已。

　　另一個有名的狀元夫人，是陸潤庠的妻子

　　蘇州關於陸潤庠的傳說最多，先母幼居蘇州，亦曾習聞其說，曾跟我談過陸狀元夫人「免荒」的故事。因為蘇州人認為地方上出一個狀元，拔盡秀氣，會遭荒歉。禳解之法，是由狀元夫人，盛裝乘轎，在城上繞一周，謂之「免荒」。

　　我曾請教過世居蘇州的朋友，不知其事，自疑記憶有誤，或先母聽聞不真。近閱葉昌熾「緣柳廬日記」，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七日記：

　　「鳳石（陸潤庠字鳳石）夫人遊街，傾城縱觀，僕病未能也。」

　　則記憶不誤，先母聽聞亦極真，陸潤庠中狀元的捷報到蘇，當在端午節前後，而遲至十月初七遊街，由是秋收以後，祈求瑞雪，庶幾可免來年之荒。

　　不過我的蘇州朋友，跟我另外談了個陸狀元夫人的故事，頗為有趣，描寫如下。

　　陸潤庠微時以為人寫狀為業，即是所謂「代書」。收入微薄而家累甚重，全靠陸太太賢惠，以各種當時婦女正當謀生的方法，自刺繡至浣滌，謀取微利，維持家用，而對陸潤庠的起居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因此，陸潤庠在執業之餘，還能在「舉業」上好好下工夫，晨出暮歸，習以為常。

　　有天晚上，陸潤庠回家，陸太太開門一看，立即又將雙扉閤上，在門內說道：

　　「你今天一定做了一件傷陰騭的事，我不能讓你進門。」

　　陸潤庠一頭霧水，想一想說：「沒有啊！」

　　「你再想，一定有。」

　　陸潤庠細想了好一會，方始想起。

　　有一對患難夫妻，做丈夫的經商發了財，嫌妻子醜，捏造妻子犯了「七出」之條，以重酬請陸潤庠寫了一張狀子，預備告官休妻。

　　「若說傷陰騭，大概就是這件事。」陸潤庠約略談了為人寫狀休妻之事。

　　「這就對了！你怎麼可以拆散人家夫妻！」陸太太問道：「狀子遞了沒有？」

　　「明天一早去遞。」

　　「趕快拿回來！『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轉。』一遞進去，你的陰騭就傷定了。」

　　陸潤庠唯命是從，趕到託寫狀子的人家，說內有兩字不妥、要改。等那人將狀子拿了出來，陸潤庠扯碎了，吞在口中；然後將酬金退還，道明緣故。

　　及至再回家時，陸太太開出門來，含笑相迎。陸潤庠少不得要問：

　　「你怎麼會知道，我今天做了傷陰騭的事？」

　　「平常你晚上回來，我總看到你後面有兩盞燈籠照在那裡，我曉得你將來一定會大貴，所以再苦都是心甘情願的。今天，你頭一趟回來，我開門一看，一片漆黑；一定你做了傷陰騭的事，神道菩薩都不保佑你了。」

　　「那麼，第二趟呢？又有燈籠在照了？」

　　「當然，不然我怎麼會放你進門。」

　　蘇州人講究真才實學，而且凡事總要講出個道理來，只由於陸潤庠無狀元之才，而居然中了狀元，如葉昌熾憑空來一句「僕病未能也」，藐視之意顯然。為了證明其來有自，所以本乎「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這個說法，在渲染陸潤庠之父的醫德之外，復又編造了這麼一個陸潤庠本人陰功積德的故事，此亦「借神道說教」之一端。

　　但陸潤庠夫人助夫成名的賢慧，是必可肯定的。龍汝言、陸鳳石這一龍一鳳，前者一蹶不振、潦倒以終；後者狀元宰相，身名俱泰，妻之賢與不賢，關乎一生榮辱如此，奉勸剛剛擠入大學窄門的青年朋友，千萬慎談戀愛，尤其不可輕作婚姻之承諾，古人今事，皆足垂戒！

科場弊案知多少？

　　中國自唐初開科取士以來，直至清末廢科舉，歷時一千兩百餘年的考試制度，構成了文官制度的骨幹；因此考試制之是否公平合理，科場風氣紀律之是否良好，影響於政治之是否清明，至深且鉅。

　　清朝的一切制度，皆沿襲明朝已有的規模，加以改良，尤以考試制度，更為周密完備。對於科場紀律之整飭，遠較明朝為注重；考官及士子舞弊，罪至大辟，乾隆以後，執法更嚴。因為非弊絕風清，真材不出；亦非弊絕風清，不能使寒士奮發向上，揚眉吐氣。考試的公平，人人機會平等，為政治上極重要的安定力量。中國歷代的變亂，其起因不外乎貪官污吏搞得民不聊生，農民不得不起而反抗；但如此種反抗出於知識份子的領導，亦即農民與知識分子結合的變亂，往往就會威脅到一個政權的生存。清朝的變亂，大致都是農民與邪教的結合，從無知識分子參預，故皆能危而復安；不能不歸功於考試制度的公平，及考官的不敢輕易以身試法。

　　清朝的科場弊案，以順治十四年丁酉科場案，及咸豐八年戊午科場案，為最駭人聽聞。此兩案雖皆具有政治因素在內，但對端正科場風氣，確實是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尤其是戊午科場案，大學士柏葰畢命西市，更具嚇阻作用；同光得有短暫的中興，人材輩出，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即為戊午科場案所顯示的，至少在考試制度方面，法治的權威未墮，從而產生的激勵作用使然。

　　清朝的科舉制度，分為三級，第一級每年舉行，童生經過考試及格，「入學」者為「生員」，俗稱「秀才」；第二級每三年舉行，即逢子午卯酉之年，在各省行「鄉試」，生員或在國子監肄業的監生，報考取中者即成「舉人」，鄉試多在秋天，故稱「秋闈」者，即指鄉試；第三級亦每三年舉行，逢辰戌丑未之年春天，召集各省舉人集中京師「會試」，是為「春闈」，取中者即為「進士」，復經「殿試」，方始評定正式名次。

　　在這三級考試中，都可舞弊，但通常以鄉試的弊端為多。最基層的童生入學為生員，比較無足輕重，故所謂科場案，皆指鄉會試舞弊事件而言；在談這些科場案以前，應先介紹考官的職稱、任務以及產生的經過。

　　鄉試主考除順天為一正兩副以外，其他各省，均為一正一副。順天鄉試在北京舉行，稱為「北闈」，主考特簡翰林出身的一、二品大員充任；江南鄉試稱為「南闈」，包括江蘇、安徽兩省，正主考往往特簡侍郎充任，文風較盛的浙江、江西等省有時亦派侍郎或內閣學士為正主考，此外則皆自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正途出身的京官中點放。這些具備鄉試主考資格的京官，如果希望擔任主考，須先經一次考試，名為「應考差」，考差及格，記名點放。

　　除順天鄉試以外，各省主考，在鄉試之年的四月初起，按照途程遠近，陸續點放，點放先後，大致以恰能於試期前數日到達為準，順天鄉試則於八月初六日點放，命下之日，立即入闈，使得考官與士子之間，沒有時間來勾結舞弊。

　　主考在途，關防極嚴，出京照例由兵部頒發准許使用驛站交通工具的「勘合」，按站而行，名為「馳驛」。經過之處，由地方官供應伕馬、招待食宿，皆有一定的程序；不准攜眷，理所當然。沿途亦不准遊山玩水、接見親朋。一入主試省分的邊境，由總督或巡撫派文武巡捕（文巡捕等於副官；武巡捕等於衛士）來迎接；並在轎門加封條。將入省城時，派新輿迎接，以主考官的銜牌（高腳牌）執事（鼓樂）前導，迎至張燈結綵的接官廳；督撫司道，迎候於此，照例有「請聖安」的儀節。行禮如儀後，將考官送至行轅，隨即封門；每天開門進一次食物什用後，復封如故，直至八月初六日入闈。

　　考試地點，名為「貢院」，各省皆有，規制大致相同，大門兩旁為鼓樓；大門之後為儀門、為龍門。龍門之後為甬道，中有高樓，名為「明遠樓」，樓凡三層，一登頂層，全闈皆在目中；甬道兩旁，即為士子應試的「號舍」，人各一間。

　　號舍最後，東面各有一座「望樓」，供警戒之用。自望樓開始，為另一部分，是外簾官辦公之處。辦理鄉試的官員，分考官、闈官兩類，闈官即辦理行政工作的官員，又分外簾官、內簾官兩種；內簾官隨考官入內簾門；此門與外簾門相對，如有緊急事故，監臨（總攝闈場事務，例由巡撫充任）須與主考會商時，開內簾門，隔門相語。

　　外簾的大堂，號為「至公堂」，各省一律，內簾的大堂，則題名各異，或稱「鑒衡堂」；或稱「文明堂」；或稱「聚奎堂」。

　　鄉試舞弊的方法，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雇人代考，俗稱「槍手」：槍手除了八股文做得好以外，還要能揣摩風氣及主考的好惡。所謂風氣是文風，有時頹靡，有時剛健，隨世運而轉移；主考欣賞文章的口味，亦各不相同，有的喜歡華麗，有的喜歡簡樸，如能投其所好，高中的希望就會大增。

　　做一回槍手，時價不一，大致可得三千到五千銀子；這三年的生活過得很優裕，但他必須有所犧牲，即是自己本可中舉而必須放棄，因為倘非秀才的身份，即無法報考入闈。在闈中槍手與雇主先互換試卷，槍手親筆所寫的履歷，自然是雇主的履歷；同樣的，雇主所寫的履歷，實為槍手的履歷。

　　第二種是在場外找槍手，這需要先勾通闈中的執事人員，題紙發下後，包一塊石子，丟出牆外；接應的人連夜找槍手起草，用同樣的方法，將草稿傳入闈中，送入號舍。這個槍手，當然沒有身份的限制。至於致送槍手酬勞，大致先送一筆定金；餘數寫一張借據，具名是「新科舉人」某某，下署發榜以後的年月日，如果不中，即非「新科舉人」，這張借據，自然無效。

　　第三種便是主考「賣關節」。所謂「關節」，是約定幾個常用的字，分嵌在某一篇文章的某幾個地位；試卷雖然彌封，但主考仍知是某人所作。有些主考愛才，故意暗示題目範圍，說起來亦是關節，不過不「賣」而「送」而已。

　　送關節常有趣聞，有個「眉壽鼎進士」的故事，可以一談。光緒十五年己丑科會試，工部尚書潘祖蔭已內定為會試「四總裁」之一，由於科名、地位最高，得以主持全局。試期將近時，他在家宴客，客人一共八位，除了吳大澂以外，其餘都是即將入闈的舉人，其中之一是南京人許鶴巢，由舉人捐了個內閣中書，文名甚盛，而會試屢次不利，愛才的潘祖蔭，每每為他惋惜。

　　及至開宴時，鶴巢派人送了一封信來，說他臨時腹痛甚劇，不能應邀，特意致歉。潘祖蔭只好開席；酒至半酣，他開口說道：「我最近得了一座戰國時代的鼎，細加考證，是魯國的眉壽鼎；特此做了一篇圖說，大家不妨細讀鼎上的銘文，很有趣的。」說完，每人獲贈圖說一份；吳大激將它拿回家，正好有個江西的舉人王同愈來訪，他亦是愛好金石的，將這篇圖說借回家，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

　　到得會試第二場，照例考五經，詩經的題目是「以介眉壽」；獲贈圖說的人，恍然大悟，無不引用眉壽鼎的銘文入試卷，王同愈亦復如此。果然潘祖蔭已經交代十八房的房官，凡有引用眉壽鼎銘文的卷子，一律呈荐──取中與否，是主考之權；房考初閱，建議錄取，稱為「荐卷」。結果，許鶴巢坐失良機，而王同愈則撿了一個大便宜。

　　不過，科場弊案，在會試中很少發現。因為會試取中，接下來是殿試；殿試只有一天，特派王公大臣監視，決無作弊的可能，如果殿試卷子文理荒謬，再調出會試卷子來一看，原形畢露，那時會有身家性命之禍。

　　清朝的科場案，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順治十四年丁酉，即是所謂「丁酉大獄」。

　　丁酉科場案，共有三闈出了問題：順天、江南、河南。順天闈通稱「北闈」；江南闈包括江蘇、安徽兩省，通稱「南闈」，是最大的兩闈。且從南闈談起。

　　這一科江南的正主考為翰林院侍講方猷；副主考為翰林院檢討錢開宗。發榜以後，輿論譁然，好事之徒，作詩文嘲罵；這本是落第舉子，為了洩憤，常有之事，但這回有人作了一部雜劇，名為「万金記」，方字去一點為「万」，錢字留邊旁為「金」，其中描寫兩主考納賄情狀，至為不堪。又有老名士尤侗，亦作了一部傳奇，名為「鈞天樂」，主考名叫「胡圖」，為「糊塗」的諧音，其內容可想而知。這兩個劇本，不幸傳入禁中，順治皇帝便有了先入之見。

　　到十一月給事中陰應節，具奏參劾兩主考，說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如取中的方章鉞，是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與方猷相知有素，乘機滋弊，請立賜提究嚴訊。得旨：據奏南闈情弊多端，方猷、錢開宗並同考官，俱皆革職，並連同中式舉人方章鉞，著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加詳審。其他情弊，著江南總督郎廷佐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

　　在此以前，北闈的弊案已鬧得滿城風雨，這一科順天鄉試，共有十四名房考官，大理寺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亦皆入選，李振鄴膽大妄為，經他的手而通關節者，達二十五人之多。這二十五人的卷子，不可能都分到他那一房，因而用房考專用的藍筆，開了一張名單，命他的書僮靈秀，到各房去搜覓，結果查出能中的只有五個人。事後，李振鄴忘了將名單索回，靈秀以示他的同事馮元。李振鄴待馮元刻薄寡恩，所以，馮元將這張名單密密搜藏，準備必要時作為挾制勒索之用。

　　榜發以後，人言籍籍。其時漢人有「南北之爭」，這一科順天的主考曹本榮、宋之繩的籍貫，一個是湖北黃岡；一個是江蘇淶陽，都是所謂「南士」。而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雖是江蘇高鄞人，卻依附北派，為了打擊曹宋二人，唆使山東籍的刑科給事中任克溥，於十月十六日疏劾科場大弊，列舉舞弊之人，包括李振鄴在內。世祖震怒，降旨將疏中有名的人犯，拿交吏部會審。

　　李振鄴到堂後，坦承受賄不諱，又攀出張我樸及國子監博士蔡元曦等人。王永吉為了討好北派，蓄意要興大獄，將馮元喚了來，用好言騙出那張名單，不道所中的五人之中，第二名就是他的胞姪王樹德。於是王永吉上疏自劾；世祖批的是：「王樹德審明處分，不必先期陳知。」

　　由任克溥指名參劾，經審問屬實者，官員有李振鄴等五人；行賄的舉人二人，「俱著處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著流徙尚陽堡（在吉林省）。」此為前朝所未有的嚴厲懲罰。

　　此外馮元名單中人，以及在第一次審問口供中牽涉到的人，盡皆拿問。其中大部分已回家鄉，刑部行文各省督撫，逐一逮捕進京，同時世祖降旨，所有順天鄉試取中的舉人，加以覆試；日期是順治十五年正月十五，地點在太和門，由世祖親自命題，結果有八個人文理欠通，革去舉人，其餘皆准會試。

　　但各省舉人，雖已雲集京師，只以南闈的弊案，正在辦理，而御史上官鉉又奏請江南新榜舉人，照北闈成例，請皇帝欽定試期，親加覆試。這一來會試便無法按期舉行；因而禮部上奏，說「直省士子雲集，闈務不便欠稽，其江南新科舉人，懇停止會試。」批諭照准。江南新科舉人無辜者，遭受了池魚之殃。

　　三月十三日，在西苑瀛台覆試，江南新科舉人，除八股文兩篇以外，另考一篇賦，一首試帖詩，賦題即為「瀛台賦」。每一名舉人，有護軍二人，持刀監視；堂下復羅列各種刑具，氣氛極其恐怖。江蘇吳江名士吳兆騫、字漢槎，與兩兄並稱「江左三鳳凰」，赴試時戰慄不止，竟繳了白卷，命運可想而知了。

　　江南覆試結果，最幸運的一個叫吳阿嗚；其時會試已過，特准參加殿試，亦就是未參加會試而取得了進士的資格。另外，有七十四人准仍作舉人，但已耽誤了本科的會試；有二十四人，雖仍准作舉人，但罰停會試二科，按會試的年分為辰戊、丑未，本年順治十五年為戊戌不算，下一科辛丑，再下一科甲辰，停科須至丁未年方得參加會試；至於文理不通，革去舉人者，亦有十四人之多。

　　這是丁酉科場案風波的第一波；第二波則為問罪判刑，而北闈輕，南闈重，此為「南北之爭」，北派占了上風之故。茲分述如下：

　　一、四月二十二日突傳上諭，北闈繫案諸人，皇帝要親自處分。生死決於一言，如果問成死罪，照例「立決」，所以刑部預備了綁索四十副、「口啣」──一塊長方形小橫木，兩頭繫索，自嘴部橫過，繫於腦後，小橫木恰好啣在口中，目的是禁止犯人在臨刑以前，口出悖逆之言；劊子手四十名。這表示，預計有四十個人將被處死；而事實上繫獄的犯人，總計還不到四十人，因此這樣從寬預備，意味著全體犯人，都有駢首就戮的可能，因此起解入太和門之時，犯人都嚇破了膽，膽汁綠色，因此「便溺皆青」。

　　那知雷聲大，雨點小，上諭：「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即於長安街重責四十板，候旨。」

　　於是刑部遵旨，在長安街行杖；下杖極重，彷彿打算拿他們「立斃杖下」似地。刑部左侍郎杜立德雖是北方人，但極富正義感，喝住隸役罵道：「皇上天恩，特賜寬宥，你們是必欲置之於死地，辜負皇上的恩典嗎？我告訴你們，止可示辱，不准重責，有甚麼責任，我一個人擔當；你們如果不聽我的話，我一腳踢死你們！」幸虧有這番仗義執言，才沒有發生慘劇。

　　第二天，刑部擬定諸犯罪名，計分「斬立決」、「絞立決」、「絞監候」三等，上諭「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王樹德本在「斬立決」之判，此時可以不死。北闈弊案，至此告一結束。

　　二、南闈案結於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原擬至考擬絞，同考充軍尚陽堡，舉人方章鉞等革去舉人。向來刑部擬罪，都比較重一點，留下為皇帝減刑的餘地，以示恩出自上。不意刑部擬輕，皇帝改重，正副主考方猶、錢開宗「俱著正法」。所謂「正法」即明正典刑、公開處決；絞刑只在監獄中執行並不公開，因此「正法」便是由絞刑改為斬決。

　　房考共十七員，除一員已死亡，其餘十六員均處絞；舉人方章鉞、吳北騫等八員，責四十板，充軍寧古塔。至於所有人犯「家產籍沒入官」，亦就是所謂「抄家」，不消說得。

　　凡定罪，刑部擬輕，皇帝改重，必有特殊原因，乾隆最喜為此，每有長篇大論的上諭，說明理由。但通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恰好遇到皇帝情緒不好，罪犯便成了他的發洩遷怒的對象。

　　丁酉科場案所以鬧得如此之大，是因為適逢順治最拂逆抑鬱之時，為順治封為皇貴妃的董小宛，生了一個兒子，尚未命名，即封為「榮親王」，顯然就是將來的皇太子，那知此子福薄，十五年正月就夭折了。自此以後，案情就一步一步昇高了。

　　更不幸的是，董小宛不僅痛子，而且順治已經跟他不同床，今後再無生育之望，後顧危危，生趣索然，以致抑鬱成病。順治跟她不同床，並非失寵，而是覺得「夫婦之誼，義同老友」，看她懷孕時仍舊強自掙扎，執行「代理皇后」──「攝中宮」的繁重任務，非常辛苦，所以決定分床。事實上寵信更甚，看她久病不癒，心裡煩得不得了，以致多殺了十七個人。

　　自順治十四年丁酉以後，康熙五十年江南辛卯科場案，也鬧得很大。這一科鄉試，南闈的主考是副都御史左必蕃，廣東順經人；副主考編修趙晉，福建閩縣人。重陽日榜發，士論大譁，因為其中文理不通者，頗不乏人。

　　於是江寧、蘇州、提州都有人鬧事。江寧「貢院」匾額，為人蒙上一層紙，大書「賣完」二字；蘇州則秀才千餘人集會玄妙觀，叫人將五路財神像抬入蘇州府學，學官勸導不聽，將財神像鎖在明倫堂，象徵財神貪贓要受孔聖人之罰。至於嘲笑的歌謠聯語，不計其數，流傳最廣的一副是：「左丘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由此可知左必蕃失察，而趙晉是賣舉人的主角。

　　清朝的江蘇，督撫分治，兩江總督噶禮駐江寧；江蘇巡撫張伯行駐蘇州。噶禮是旗人，能幹而貪；張伯行河南人，家境很不錯，而又是講道學的人，辦事的才具有限，而且性情有些剛愎，但極廉，為康熙譽為「天下清官第一。」這樣兩個人在一起做官，不能和睦相處，是可想而知的。

　　張伯行看秀才鬧事，不能不管，一打聽下來，這一科南闈的監臨是藩司；但賣舉人的醜聞，噶禮亦脫不得干係。不過他在奏摺中並未指出噶禮的名字，只報告有此鬧事的情形而已。

　　緊接著正主考左必蕃的奏摺也到了，說「臣典試江南，撤闈後，聞輿論喧傳，有台客縣知縣王曰俞所荐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荐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臣不勝駭愕，或係傳遞代作文字、或與房官打通關節，亦未可定，祈將新中舉人吳泌、程光奎或提至京覆試，或發督撫嚴訊，以正國法。」同時自請處分。得旨：交部議。

　　鄉試的房官，定制在本省舉人以上出身的知縣充任。王曰俞、方名所荐的卷子，既有問題，便不無納賄的嫌疑。禮部議奏，先將吳泌、程光奎解京覆試，果然文理不通，再進一步嚴究。但康熙的批示，交由在江南出差的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西江總督、及江蘇、安徽兩省巡撫，在揚州地方「澈底詳察，嚴加審明是奏。左必蕃、趙晉但著解任，發往質審。」

　　為甚麼指定在揚州審問呢？這個疑團我最近才在偶然之間打破。原來江寧織造曹寅兼巡鹽鄉史曹寅，是康熙的心腹，其時正在揚州刻書，「全唐詩」刻成後，正在籌備開雕「佩文韻」，常駐揚州，可資以為耳目。

　　這件科場案，噶禮確有嫌疑，但張鵬翮因為他的兒子現在安徽當知縣，是噶禮的屬下，因而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張伯行主張嚴審，因而與噶禮發生衝突。五十一年正月，張伯行便上了一道摺子說：「鄉試前風聞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迨後取中不公，正考官左泌蕃疏中有或發督臣嚴審語；又風聞總督欲索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及揚州會審，既得副考官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旋得安徽布政使馬逸姿當役家人，為吳泌行賄供證，督臣震怒。輒令夾脛箝口。尚書張鵬翮因其子張懋誠現任安徽懷寧縣知縣，恐遭陷害，亦瞻顧掣肘。總緣督臣權勢赫蠻，莫敢攖其鋒，臣不敢顧及身家，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逢聖明在上，督臣雖甚淺險，未必能加害無辜，亦何憚而不言？仰祈敕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藉，承審之官，亦無贍顧，慶真情得出。」

　　張伯行做事很潑辣，出奏以後，以咨文致噶禮，暫停會審。噶禮當然要反擊，列舉七事，奏劾張伯行失職，並表示張伯行冤枉他貪污、「臣不欲求得生」，結下了不解之仇。

　　上論是噶禮與張伯行並皆解成聽勘，仍交張鵬翮與赫壽審明具奏。總督，巡撫一起吃官司，是難得的奇聞，有人特為花了盤纏到揚州去看熱鬧，結果看到一齣精彩的鬧劇，噶禮與張伯行在揚州府衙門前，由互罵而互毆，兩人滿地打滾，畢竟張伯行年輕，占了上風。

　　不久，涉嫌的房考官涇縣知縣陳天立，在看管期間，突然自殺，案情由此逐漸明朗。原來張鵬翮雖蓄意想將此案由大化小，由小化無，但皇帝別有獲悉真相的特殊管道，即是責成江寧織造兼兩淮巡鹽御史曹寅秘密奏報。曹寅即曹雪芹的祖父，內務府的包衣出身；曹寅的母親為康熙皇帝的保母，關係密切而且曹寅能幹忠誠，深獲寵信；他受命私下偵察其事、密奏直達御前，所以皇帝對此案的內幕，甚至比主審的張鵬翮與赫壽還清楚。

　　案起於揚州一個鹽商的子弟吳泌，願意花八千兩銀子買一名舉人，找到一個名叫員炳的人設法。員炳是安徽巡撫葉九思的門生，便備了一份重禮去見葉九思，假託吳泌是他的表弟，求「老師栽培」。

　　葉九思不肯收禮，但是答應幫忙，關照吳泌寫一個「記號」來；所謂「記號」便是關節，當時員炳通過介紹人在布政司書辦李啟家中，商定了關節，用「共寶有」三字，嵌入第一場八股文的「破題」中。

　　這個關節送給葉九思以後，他關照員炳去見涇縣知縣陳天立。向例鄉試房考官由本省督撫保荐舉人以上出身的知縣充任，陳天立即係葉九思所保荐；但葉九思要員炳去託陳天立，另有一個原因，陳是副主考趙晉的親戚。

　　於是此案中的關鍵性角色，便由員炳轉到了陳天立身上。吳泌既肯出八千兩的鉅數，事情便很好辦了；入闈以後，陳天立向趙晉言明，臥中吳泌，送銀五百兩。房考那裡，他自己去料理。闈中錄取的程序。分層負責房考有推荐，即所謂「荐卷」之權；而主考則有取中之權。趙晉只等房考荐卷，寫一個「中」字，便可得銀五百兩，輕鬆之至，欣然同意。

　　到第一場下來，由謄錄房「糊各易書」，分發各房後，陳天立便大事搜尋，尋到句容縣知縣王曰俞那一房，看破題中嵌了「共寶有」三字，便知是吳泌的卷子了。當下跟王曰俞說：這本卷子跟副主考趙晉有關，拜託他呈荐。當然也許了好處。吳泌便是經過這麼一番曲折，而成了新科舉人。

　　程光奎則是另一案，舞弊的方法很笨，但現在卻很通行，即是「試前猜題」，預先請人模擬了許多篇八股文；如果肯花死工夫，將這些模擬的八股文都讀熟在肚子裡，臨場默寫出來，這不算舞弊。程光奎不願下死工夫，事實上亦沒有足夠的工夫；他是請託山陽縣知縣方名，將這些文稿帶入闈中，埋在一個冷僻的特定地點；程光奎經搜檢入闈後，取出這些文稿，帶入號舍，等題目發下來，找一篇相同的，抄寫交卷。說也很巧，他的這本卷子，恰好分入方名房中，方名也已看過這篇文章，那就更順利了，加上一個極好的批語，一荐即中。事後程光奎為「恩師」方名還了八百兩銀子的債，當然也算受賄。

　　及至事發會審，噶禮蓄意袒護，凡關鍵之處，均略而不審；張伯行則一概從嚴，在刑訊王曰俞時，迸出陳天立曾來查尋破題中有「共寶有」三字的卷子；陳天立知道事將敗露，畏罪自盡。

　　這件案子由於牽涉到督撫互訐，拖延甚久，最後定讞，趙晉、王曰俞、方名都定了斬監候的罪名；吳泌、程光奎及參與行賄的人充軍。其後還發生了一個撲朔迷離的插曲，定讞以後，趙晉在揚州監獄中自縊身死，而傳出來的消息，說死者並非趙晉，是他的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的狀元，揚州府寶應人的王式丹，入獄探視時，在轎子中，藏著一具丐屍，冒充趙晉自縊。至於趙晉，則由屋頂上逃走了。此案又查了三、四年；事後雖證明不確，但王式丹大受訟累，可說是無妄之災。

戊午科場案

　　康熙以後，雍正、乾隆、嘉慶三期，科場案極少，查嗣庭任河西主考，曾興大獄，但屬於政治清算範圍，不歸於科場案。乾隆朝對此格外注意，真可說弊絕風清，得人亦最盛。但自和珅當國後，風氣漸壞；至道光朝則「遞條子」之風，幾乎公然無忌，於是而有咸豐八年的戊午科場案。

　　咸豐八年順天鄉試，正主考為大學士柏葰，蒙古正藍旗人：副主考為戶部尚書朱鳳標，吏部侍郎程廷桂。發榜後，軍機大臣焦估瀛，為母稱壽，在湖廣會館，大宴賓客；席間，程廷桂談起，正主考柏葰有在闈中改換試卷情事。其時文宗所信任的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弟肅順；此即後來「辛酉政變」為慈禧太后所誅的所謂「三凶」。在「三凶」中以肅順為尤受寵信，而肅順此人介乎邪正之間，愛才重士，而專與毫無作為，坐享厚祿的大老作對；聽得程廷桂的話，對柏葰頗多不滿，準備找機會發動攻擊。

　　不久，有個御史叫孟傳金，參劾新科第七名舉人平齡的試卷，「硃墨不符」。外間傳言，平齡是個票友，八月間在某處堂會，粉墨登場，時值試期，如在外票戲，則顯然並未入闈，何能得中舉人？於是文宗降旨，派載垣，端華、兵部滿漢兩尚書全慶，陳孚恩認真查辦，不准稍涉迴護。在此之前，文宗派侍衛至禮部，調來本科中試的全部硃、墨卷，派大臣會勘，卷中詩文悖謬者達五十餘本之多，所以有「不准稍涉迴護」之諭。

　　文宗震怒，肅順等危言聳聽，大獄將興，已可預見；但其間的關鍵人物為陳孚恩。此人籍隸江西新城，是個陰險無恥的小人，先以趨附道光朝的權相穆彰阿起家。其時朝中正人君子，首推情操絕俗的東閣大學士王鼎，鴉片戰爭既起，宣宗心無定見，忽戰忽和，措置乖方；最後聽信穆彰阿的主張，忍辱求和，而歸罪於以前所全力支持的林則徐。王鼎憤憤不平，力爭不得，自草遺疏，嚴劾穆彰阿誤國，然後閉戶自縊。這是所謂「死諫」，對穆彰阿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其時陳孚恩當軍機章京，一向為穆彰阿倚重，這天看王鼎未曾入朝，心知有變，趕到王家，入門便聽得全家號哭之聲；而屍首尚未解下，因為凡大臣自縊，必先奏聞，派大員檢驗之後，方可解下。陳孚恩擅作主張，率領王家僕人，將王鼎的屍首解了下來，在衣袋中發現遺疏，劾穆彰阿而荐林則徐，於是陳孚恩對王鼎的兒子，翰林院編修王沆說：「皇上最近的脾氣很大，不願再聽到任何主戰的話。尊公的遺疏一上，恤典必不可得；老兄只怕亦將終身廢棄。如果你願意回老家了，不必說它；否則，此奏決不可上，另草遺疏，可得優恤。」

　　這時，「穆門十子」之一，且亦為王鼎的同御門生張芾亦到了，與陳孚恩一起力勸王沆，終於勸服，由陳孚恩別草遺疏，以累疾不治奏上。宣宗有些疑心，但是無從進一步查詢；不過恤典甚優晉贈太保，入祀賢臣祠。

　　王鼎的原疏，為陳孚恩私下帶走，向穆彰阿表功，不十年當到兵部尚書；但王沆不能成父之志，為他的陳甘同鄉所鄙棄，請假回籍後，不復再出，鬱鬱以終。

　　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駕崩，皇四子接任，是為文宗，年號咸豐。文宗久知穆彰阿之奸，這年十月予以罷斥，永不錄用。陳孚恩頓失奧援，且與怡親王載垣曾有衝突，不安於位，辭官歸里，奉旨在籍幫辦團練，雖因守城之功，獲賜花翎，但於咸豐七年到京後，並未再授官職；咸豐八年初、御史錢桂森保荐陳孚恩才識明敏、宜入值軍機，或辦理洋務；詔斥錢桂森朋比。由此可知文宗對陳孚恩的印象，仍舊很壞。

　　見此光景，陳孚恩一改初衷，原來與載垣、端華、肅順格格不入，此時刻意趨奉，尤其是對文宗最信任的肅順；果然，「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到了七月裡，由於肅順的援引，得以「頭品頂戴暫署兵部右侍郎」；不久，便發生了科場案。

　　肅順此人非常跋扈，個性亦很偏激，不過，他沒有滿漢之見，唯材是視，很喜歡提拔年輕而有才氣的人；相反地對那些以科第起家，暮氣沉沉的大老，極其痛恨，認為國事都敗壞在這批盤踞高位，只重私利；不求進取，亦無力進取的老朽昏庸手裡，總想去之而後快。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柏葰，就是他心目中想剷除的人。

　　陳孚恩看到了這一點，等科場案發，在他便如當年王鼎死諫那樣，又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但要扳倒柏葰，非興大獄不可；欲興大獄，又必須從程庭桂身上下手，因為傳說程庭桂接了許多條子，能打聽出內幕，就不愁無波瀾可翻。

　　因此，陳孚恩在未奉上諭，參預審訊以前，特地去看程庭桂，他們是好朋友，儘可直言相詢，「聽說本科因為遞條子而中的人很多。」他問：「有這話沒有？」

　　「條子之風，不始於今日，何足為奇？」程庭桂坦然說：「有的人遞條子中了；有的人遞了條子不中，可知條子並無多大用處。吾輩衡文，都靠自己的眼力；一個人要中，文章之力居八九，條子之力不過一二而已。」

　　「那末，亦有人給老兄遞了條子沒有？」

　　程庭桂笑了，「不下百餘條之多。」他打開抽斗，將一大把條子擺在桌上。

　　「我從來沒有入過闈。」陳孚恩是拔貢出身，無論「內廉」、「外簾」的差使，都無資格充任，所以見了條子，露出很新奇的神色，「借給我去開開眼界。」

　　程庭桂不疑有他，讓他帶去了，不久，由於肅順的奏請，陳孚恩派為問官；同時禮部覆奏「磨勘官」──特派御史將試卷的硃卷與墨卷調齊，仔細審查，硃墨卷是否不符，或者試卷中有錯誤，而考官未曾看出，名為「磨勘」；這一科順天鄉試卷中，磨勘不合要求的達五十本之多，這顯示主考有重大失職之處，上諭：正考官柏葰先行革職，聽候傳訊；副考官朱鳳標、程庭桂暫行解任，聽候查辦。而奉旨查辦的大員，雖有四人，實際上是由陳孚恩一手主持。

　　由於陳孚恩手中握有一大把條子，按名傳訊，株連甚廣，首先查出兵部主事李鶴路，代刑部主事羅鴻繹勾通同考官編修浦安；呈荐後又託柏葰的家人靳祥代為求情，得以取中，事後浦安得銀三百兩；李鶴路得銀二百兩。浦、李、羅三人均處斬，浦安有一子，後來大貴，即是光緒末年入閣拜相的那桐。

　　其時由於靳祥聞風潛逃，將無法從他身上去追究柏葰；於是陳孚恩辦案的方向，轉向程庭桂。那一大把條子，大部分是程庭桂次子程秀所經手，而程秀並未受賄，只是一班貴公子聽說他父親點了副考官，交條子請他轉遞；因此問心無愧的程庭桂，認為不會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對他的長子程炳采說：「你弟弟的脾氣不好，到堂以後，如果出言衝撞，就會出事；你代你弟弟去過一堂，陳公跟我交情很厚，決不要緊。」

　　那知「陳公」不講交情，等程炳采到案，嚴訊不已，而且下令用刑，程炳采對那些條子的來歷，並不十分清楚，那就必須要問程庭桂了。

　　及至一問程庭桂，問出一個絕大的意外，程庭桂說：「你知道不知道，令郎亦有條子交在我手裡？」

　　這一下陳孚恩問不下去了，回去一問他的兒子刑部候補員外郎陳景彥確有其事；陳孚恩不能不奏請迴避，並自請嚴議，將伊子革職；奉上諭：「陳景彥著即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並不知情，著改為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彥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審，毋庸迴避全案。」這自然是肅順的曲意迴護。

　　於是陳孚恩主稿，以載垣的名義具奏：「程庭桂接收關節案。俟人證齊後再行審理。」又說：「此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逮問，不能徹究。」於是柏葰、朱鳳標、程庭桂皆下獄。同時潛逃的靳祥，在潼關為陝西巡撫曾望顏拿獲，解京歸案，案未結而庾死獄中。

　　全案於咸豐九年二月及七月間，分兩次處分，第一次是殺柏葰，文宗於二月十三在圓明園勤政殿召見王公大臣宣諭：

　　本日據載垣等奏，會審科場案內，已革大員，定擬罪名一摺，朕詳加披覽，反覆審定，有不能不為在廷諸臣明白宣示者：科場為掄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嚴，自來典試大小諸臣，從無敢以身試法，輕犯刑章者。

　　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員，乃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學士，在內廷行走有年，曾任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且係科甲出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請，輒即撤換試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夾訊，何難盡情吐露？既有成憲可循，朕即不為已甚。但就所供情節，詳加審核，甚雖可原，法雖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柏葰著照王公大臣所擬，即行處斬，派肅順、趙光，前赴市曹監視行刑。

　　在京現任的大學士、軍機大臣處斬，在清朝開國以來，尚無前例，即令和珅犯了十款大罪，亦不過賜令自盡。柏葰操守清廉，出使朝鮮時，朝鮮李王曾餽銀五千，堅辭不受，所以決無受賄情事，則縱犯科場條例，決不致斬立決。肅順弄權，可畏如此！在廷聽宣諸臣，除了陳孚恩以外，無不震慄失色，刑部潘尚書麟魁，竟至失議。

　　同案處斬的，尚有已革編修浦安，已革舉人羅鴻繹、已革主事李鶴齡。處決之地自明朝開始，即在宣武門大街與廣安門大街交叉的鬧區，地名「藥市口」；南面的胡同名為「北平截胡同」、口子上有一座官龐，是監斬官休息之處，如為犯官，亦在此處等候行刑。

　　這天上午，柏葰照例，戴設有「頂戴的大帽、穿著沒有「補字」的外褂，由監獄中提到藥市口，先朝北磕頭、名為「望闕謝恩」然後在官龐中，與他在等候訣別的親友見面；大家都是形容悽慘，但柏葰卻很鎮靜，他跟他的長子說：「皇上必有恩典！我回頭在夕照寺等候部文起解，你趕緊回家，把長途應用行李什物，收拾好了，送到夕照寺。」

　　原來柏葰意料中文宗一定會將他的死刑改為充軍新疆，照例在廣安門外夕照寺等候兵部的解差。那知話剛完，只見刑部尚書趙光，下了車一路痛哭而至，柏葰知道事情壞了。

　　趙光與肅順同為刑部尚書，奉旨監斬。當天在圓明園勤政殿宣旨已畢，肅順、趙光則在園稍留等候最後的消息；因為清朝沿明制、處決欽命要犯、宣了旨不算，要發了「駕帖」才算。駕帖猶之乎執行命令，皇帝如果最後一刻，改變心意、可扣住「駕帖」不發，作為赦免犯罪的表示。結果那天「駕帖」還是發了，不過不是由趙光帶來；照定制由京畿道御史賷到刑場。

　　「完了！完了！」柏葰頓足說道：「皇上斷不肯如此，一定是肅六從中作祟。」

　　「皇上原不肯下筆批駕帖、說了句『罪無可逭，情有可原。』肅六在旁逐接口：「『雖是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逼著皇上批了駕帖。」趙光說完後又痛哭。

　　其時肅順跟京畿道御史都已到了，下令開刀；劊子手打個扦說：「送中堂升天。」一刀下去，即使了帳：不過腦袋在咽喉之處，一塊皮還連著頸項，這是劊子手「刀下留情」，因為這樣不致於身首異處，腦袋比較容易縫得起來。

　　七月十七，文宗復在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軍機大臣等宣諭：

　　本日據載垣等奏，科場案內審明已革大員並已革職官等，定擬罪名一摺、科場為掄才大典、考試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節等弊，問實斬決，定例綦嚴，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別已成未成。此案已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於伊父程庭桂入圍後，竟敢公然接收關節條子，交家人胡升轉遞場內，即係交通囑託關節，情罪重大豈能以已中未中，強為區別。程炳采著照該王大臣等所奏，即行處斬。已革二品頂戴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身任考官，於伊子轉通關節，並不舉發，是其有心蒙蔽、已可概見。雖所收條子未經中式、而交通已成，確有實據，即立予斬決、亦屬罪有應得，惟念伊子程炳采已身罹大辟，情殊可憫，若將伊再置重典、父子概予駢首，朕心實有不忍，程庭桂著加恩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其他舞弊諸人，包括陳孚恩之子陳景彥在內，都是充軍的罪名。宣旨已畢，程炳采隨即處決，充軍諸人當日起解。陳孚恩趕到廣安門外，一見程庭桂伏地痛哭，程庭桂說：「不用如此，不用如此！你總算還留了我一條老命」。

　　此案縱不能說是冤獄，但處置之嚴酷，實為罕見。尤其是不分已中未中，概置之於重典、有失其平。不過，科場風氣則由此而大為改善。此後約有三十餘年，科場幾近乎弊絕風情不能不說是嚴於執法之功。

　　到了光緒十九年，科場又起風波。光緒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旬萬壽，例開恩科；前一年癸巳為恩科鄉試；浙江副主考周錫恩，接受條子，行賄的是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此案始末經過敢說只有高陽一人完全瞭解。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辛未科三甲進士，點了翰林；三年散館，外放為江西金谿縣知縣。光緒四年因案降調，改為教職。翰林去當教諭、訓導的「學老師」，情所難堪，便捐了個內閣中書去做京官。

　　兩榜出身的「內閣中書」，出路甚寬，可應考差放主考；亦可報考軍機章京；當差勤慎，可升六部主事。但周福清那一樣都不是，當了十五、六年的內閣中書，直到光緒十九年三月丁憂回籍。

　　那末周福清以何為生呢？京官光靠微薄的俸祿，是無法養家活口的，可想而知別有生財之道。原來江西金谿出紙，名為「清江紙」；這種紙的品質不高，適於印製蒙童所用的「三、百、千、千」以及「闈墨」等等價格較廉的印刷品。因此，京師的書舖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琉璃廠，為達官朝士所光顧；另一類集中在前門外打磨廠，專賣前述的廉價印刷品，以批發為主。這些書舖的店東，大都是金谿人；他們還有一樣副業，便是作科場的「經紀人」，誰要想買個關節；謀個考差，他們都有門路可鑽。

　　周福清因為做過金谿知縣，跟這班人很熟；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行業的「經紀人」。

　　光緒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十萬壽，例開恩科；前一年癸巳，舉行鄉試。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錫恩。丁憂中的周福清，表示與周錫恩相熟，可以設法通關節，於是有五家人家相託，講定銀數後，周福清帶同「銀主」所派，用意在查證周福清是否與周錫恩相熟，真有打通關節一事的傭僕陶阿順，追蹤正副主考的坐船，到了蘇州。

　　殷汝璋、周錫恩各有坐船；周福清交代陶阿順，先到周錫恩船上投帖，如果不見；再將預先備好的一封信投遞。

　　這陶阿順是個蠢人，連名帖帶信，一起投到了殷汝璋船上；而且索取收條。殷汝璋的家人懂官場的規矩，考官出京到所派省分，一路上關防嚴密，不得接見賓客、交際應酬。如果收信出收條，便是「交通」的一項證據，自然不肯，因而吵了起來。

　　這一吵驚動了船中的殷汝璋，查問究竟，家人將封面上並無受信人姓名的一封信送了上去；拆開一看，內有一張紙條，一張名片、黏在「憑票支銀一萬兩」的所謂「空票」上。名片自然是周福清的姓名；紙條上寫的是：「計開：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樣。」

　　這就是說，用一萬銀子買六個舉人。這六個入闈者，「小兒用吉」很清楚，就是魯迅（周樹人）、周作人，以及周建人三兄弟的父親。「馬；官卷」者，表示此一姓馬的秀才（生員）是現職官員之子，自不難查獲姓名，此外就不知是甚麼人家的子弟了。我以為這票「買賣」，那五家各出正價兩千銀子，另付周福清居間的佣金，大概二至三成；而周福清則在「整批交易」中，將他的兒子周用吉夾帶在內，信手檢個便宜。

　　「宸衷茂育」四字便是所謂「關節」；簡言之就是暗號，可由對方授字，亦可由自己設計。周福清的關節，屬於後者；通常事先有接洽的關節，多為兩個字，因為字一多，嵌入某處比較麻煩，如果是常用到兩個字，可指定嵌入八股文的「承題」。因為八股文的體裁，已公式化，起頭「破題」限兩句，以下承題限四句，約廿五字，在這個範圍內，嵌常用的兩字，不致於太困難；如嵌四字，而不落斧鑿之痕，則大可憑真才實學一搏，無不必買關節了。所以自定的四字關節，往往嵌於「起講」之中；起講多少句，並無定法，通常以十句為準，字數在六七十之間。

　　周福清的運氣很壞，不但有陶阿順這個蠢材僨事；更糟的是蘇州知府，光緒三年丁丑正科的狀元王仁堪在座。殷汝璋明知道信是投錯了，但他不能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而當著王仁堪，又不能默無表示；當下將信交給了王仁堪，請他依法處置，以示無私。

　　這一下，陶阿順當然被捕了，周福清一見事敗，趕緊逃回紹興。事雖出在江蘇，但主犯是紹興人，所以江蘇將陶阿順解送浙江審辦。其時科場風氣已遠非咸豐戊午以後那二、三十年可比；又以第二年為慈禧六十萬壽，自軍機處到地方大吏都不願掀起大獄來殺風景，所以對周福清這一案，有個共識，就是「大事化小」。

　　「大事化小」的唯一法門，就是避免株連；尤其是不能連累到殷汝璋。因此，經過周詳的考慮設計了一套只是周福清一時之誤的說法，在浙江巡撫崧駿呈奏本案發生經過及處置辦法的奏摺中，強調了如下幾點：

　　一、周福清緝拿未獲，出而自首。

　　二、周福清將所有的罪過都攬在自己身上，他的說法，據浙江巡撫崧駿奏述是如此：「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攜僕陶阿順由紹興起程，進京探親。二十三日路過上海，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與伊有年誼，周福清一時糊塗，起意為子求通關節，並願為親友中馬、顧、陳、孫、章、五姓有子弟應試者囑託，希圖中式，俟主考允諾，再向各親友告知，擇其辦理請通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親友家道殷實，不患無人承應，事後必有酬謝之資。即由上海催船開駛，二十五日晚至蘇州停泊」以下即敘投函正考官船上的經過，與周錫恩隻字無涉，即殷汝璋及那五姓人家亦毫無干係，因為事前一無所知，完全是周福清一廂情願的想法。

　　因此，崧駿認為自首既應「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而「中途求通關節，較之交通關節已成而未中者，情節似有區別」，意謂又應減等科斷。如此一減再減，周福清可無死罪。

　　此奏到京，已在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年是慈禧太后六十萬壽，刑部題奏，有種種基於吉凶而來的限制，所以類此有關生死的大案，必須在年內辦結。刑部完全同意崧駿的法律見解：「請於斬罪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各人包括陶阿順在內、因概不知情，「均無庸議。」

　　按：照斬罪減一等的理由是：「雖有交通賄買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賄買之計，其事尚屬未成，若竟照交通賄買關節例，擬以斬決，未免過嚴」、所以衡情酌斷，量予末減。至於自首減等，尚未計算在內；這便是為皇帝留下再予減刑的餘地。向來的慣例是，刑部議罪議得重、留待皇帝減輕，以示恩出自上。所以照常情來說，周福清還不致充軍新疆；那知事有不然，刑部擬流三千里，硃筆批示是斬監候。

　　　　　　一九八八年九月

紫禁城蒐秘

一、西洋畫家在清宮

　　清史稿「藝術傳」，列畫家五十人，內有西洋畫家兩人，郎世寧、艾啟蒙。前者名氣極大，後者鮮知其名；其實，還有一個王致誠。藝術上的評價，雖遜於郎世寧，但在艾啟蒙之上。

　　這三個人有三項相同之處，都是「耶穌會」教士，都受知於乾隆，亦都死於中國。「耶穌會」是天主教之中，最有名的一個「男修道會」，創設於西元一五三四（明朝嘉靖十三）年；而於一七七三（清朝乾隆三十八）年為教宗所解散，此可能是王致誠、艾啟蒙老死中國的原因之一。

　　「耶穌會」以在異教世界傳教為職志，利瑪竇、湯若望都屬於該會。郎世寧原名Ciuseppe Castiglione，出生於其時為義大利第二大都市的米蘭。康熙五十四年二十七歲時，由耶穌會的葡萄牙傳道部派來北京，住在東華門外甘雨胡同的天主教堂，此堂在老北京稱之為「東堂」。不久成為「如意館」的「供奉」，他的作品藏於清宮，最早者是雍正元年所作「嵩獻英芝圖」，署款稱「臣」，可知他已受官職。

　　郎世寧的畫風，以精細逼真著稱，人物鳥獸，皆具有現代照相的效果，後世流傳甚廣的乾隆元年的御容，相信即出於他的手筆。此外妃嬪親貴，亦曾由郎世寧寫生畫像，但親貴則署款，如雍正十三年為果親王允禮畫像，即有「郎世寧謹繪」的下款；妃嬪之像則不署款，定制如此。

　　為甚麼有這樣的制度呢？因為清沿明制，康熙以後，宮規大備，內外之防極嚴，清史稿后妃傳敘言：「先朝妃嬪，稱太妃、太嬪，隨皇太后同居，與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見。」家族之間尚且如此，何況外臣？是故除皇太后之外，群臣與后妃，皆無任何直接、間接的關聯。明史禮志「中宮受朝儀」云：「明制無皇后受群臣賀儀」。清史稿禮志「皇后三大節朝賀儀」亦云：「皇后向無受群臣賀儀」。至雍正六年「始令皇后千秋節，王公百官咸蟒袍補服」。蟒袍俗稱「花衣」，太后、皇帝萬壽，共著花衣七日，稱為「花衣期」，皇后千秋節，則僅著一日。聊誌慶祝，並無朝賀。

　　為妃嬪畫像，卻求其真，自應對面逼視，此為褻瀆；而事實又必須如此，故雖畫而不署款，使不辨畫者為男為女？同時中國男子向來好談人閨閣，如署款則知其人曾識某妃嬪，問其容貌如何，交談何語？蜚短流長，好事者造作不經之談，有失皇家尊嚴。畫既如此，詩亦云然，若謂命某大臣題某妃嬪像，試問應作何語？婦德有四，而形容畫中人物，則「德言容工」中，唯有「容」之一字，可以著墨，言醜不可；言美則不免反映觀感，試問可用「目眩神搖」之類驚艷的字樣否？

　　「故宮文物」月刊第六十七期起，連載韓北新先生「郎世寧繪畫繫年」大作，中謂乾隆元年郎世寧繪有「心寫治平」長卷，現由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收藏，但殘缺不全，故「未見其下款」，但「應屬郎世寧真蹟」。事實上這個「未見著錄」的手卷，問題極大；卷有上款「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年代既然確定，人就不可解了，最明顯的是令妃與惇妃。

　　令妃即仁宗生母孝儀皇后魏佳氏，據清史稿「后妃傳」，孝儀由貴人累進為令皇貴妃，乾隆二十五年生仁宗；四十年正月薨，年四十九歲，則乾隆元年為十歲，尚未到選秀女的年齡，安得入宮為妃。

　　同傳：惇妃汪氏，女一，下嫁豐紳殷德。則其女自為乾隆所鍾愛的幼女和孝公主；而按清史稿「公主表」，和孝公主生於乾隆四十年正月，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豐紳殷德。如惇妃於乾隆元年即為妃，則生和孝公主時，已在望六之年，安有是理？

　　言歸正傳，郎世寧畫馬更勝人物，遙想曹霸、韓幹，亦不過如此，真恨不得起杜工部於九泉，以詩寫之。雍正六年，他畫過一幅「百駿圖」，千姿百態，生動無比。郎世寧又善於處理人物眾多、景物複雜的場面，所以乾隆每年在熱河做生日，招宴外藩，或者行圍打獵，郎世寧必在扈從之列。所作的「萬樹圍賜宴圖」、「馬術圖」、「哨鹿圖」等都是三四公尺長，兩公尺高的鉅製，將乾隆全盛時期雄厚的國力，充分反映出來了。

　　郎世寧的作品現存外雙溪故宮博物院者，共六十六件，除少數山水、人物以外，畫作題材最多的是花卉、走獸、翎毛三大類，走獸以馬和狗最多；翎毛則鷹占了大部分。不過有名的「十駿圖」，郎世寧只畫了「紅玉座」、「大宛騮」、「如意驄」三幅，其餘七幅為艾啟蒙的手筆。

　　「十駿犬圖」則為郎世寧一手所繪，故宮博物院曾印有明信片發售，非常可愛。有趣的是，乾隆為馬、為鷹題詩，卻從未為「駿犬」題過，猜想其原因，題馬寫其忠，題鷹寫其鷙，皆可喻之於文臣武將；為狗題詩，則以帝王的身分，很難著墨。

　　乾隆二十二年，按照中國年齡的算法，他是七十歲，乾隆特為「賜壽」；九年以後，病歿北京，特賞侍郎銜，由內務府為他治喪，葬在北京阜成門外，外國教士公墓。

　　王致誠是法國人，原名Jean Denis Attiret，康熙四十一年生，他的父親亦是一位名畫家，王致誠除了家學以外，並得一位貴族的資助，赴羅馬深造，三十三歲時加入耶穌會。

　　當時的北京，共有三座天主教堂，最古老亦最著名的是宣武門內的那一座，明朝萬曆二十八年為利瑪竇所建，入清則由孝莊太后的教父湯若望所主持，稱為「南堂」；與前述的「東堂」，為耶穌會葡萄牙教團的據點，法國籍的教士，則多集中在西什庫的「北堂」，他們看到郎世寧以畫受知於中國的皇帝，不免心懷妒嫉，因而要求法國耶穌會，亦能派遣一些擅畫的教士來華，以利傳教。王致誠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於乾隆三年抵達北京。

　　王致誠一到便呈獻了一幅「三王來朝圖」的油畫，頗得乾隆賞識，立即也成了如意館的供奉，與郎世寧住在一起，並結成好友。

　　不久，乾隆下了一道手諭：「水彩畫意趣深長，處處皆宜。王致誠雖工油畫，惜水彩未愜意，苟習其法，定能拔萃超群也，願即學之。至寫真傳影，則可用油畫，朕備知之。」對於強迫他改變作畫的技巧，在王致誠實在心不甘，情不願。郎世寧勸他看在傳教的分上，一定要忍耐順從。由於郎世寧的多方鼓勵，王致誠終於也能用毛筆、宣紙和中國的顏料作畫了。

　　不過王致誠畫人像，仍用油畫，通常只畫「臉像」，另配衣飾，或許是他人配合所畫，亦未可知。現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尚存有八幅，蒙古王公的畫像，雖都採取正面對光，臉部並無強烈的明暗對比，但仍掌握了面部肌肉骨骼的生理結構，具有很鮮明的立體感，尤其可貴的是人物的性格，能從表面深入內涵，這是比郎世寧更為高明之處。

　　王致誠的作品，流傳下來的不多，見諸著錄的，只有一部「十駿圖冊」，共十開，每一開約二十二公分高，二十五公分寬，是郎世寧與艾啟蒙合作的「十駿圖」，縮小臨摹，但據專家的評論，運用短線條構成的輪廓，其立體感與皮毛的質感，猶勝於如真馬大小的原作。

　　乾隆常到如意館去看他作畫，一度要授他官職，王致誠堅辭不就，看來人品亦是非常高潔的。他在華三十年，於郎世寧下世兩年以後，亦病歿北京，享年六十六歲。

　　艾啟蒙原名Ignatius Sickeleart，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當時名波希米亞），亦是耶穌會的教士，乾隆十年來華，照例取個中文名字，還起了個別號，叫做醒庵。他比郎世寧小二十歲，入如意館後，修後輩之禮，向郎世寧請教畫藝。並隨同郎世寧及王致誠，共同完成一套平定準噶爾及回部的「乾隆平定西域戰圖」，共十六幅，送往法國，由法蘭西皇家藝術院，動員雕版名家，刻製成銅版，印了兩百套版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皇太后八十萬壽，舉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慶典，祝嘏的臣工中，有「三班九老」，三班者文職一班；武職一班；致仕一班，年齡皆在七十以上，最大的是致仕刑部尚書錢陳群，年已八十有六，特自原籍浙江嘉興進京慶壽，乾隆賜遊香山並賜宴；又命齊集乾清門，由艾啟蒙繪圖。

　　艾啟蒙在「十駿圖」外，另畫過八幅「八駿圖」，大小也是與真畫相仿，不過這八駿與十駿毫無關係；大致為乾隆三十年以後，藩屬所進貢，其中有一匹「寶吉騮」，最為乾隆所珍視，因為牠是遠徙至俄國伏爾加河的蒙古部落、新土爾扈特部酋長渥巴錫等人歸附的貢品。此外，他也畫過「十駿犬圖」，仿郎世寧原作，只是背景不同。據專家的評論，他跟郎世寧、王致誠的畫風雖然相同，但藝術成就上，有高下之別，同樣是寫生，郎、王之作，栩栩如生；而艾啟蒙的作品，讓人感到是在描摹標本。郎世寧的「十駿犬圖」藏外雙溪；艾啟蒙的「十駿犬圖」藏北平，我曾對照過照片，確如專家之所言。

　　艾啟蒙的性情比較隨和，不似王致誠那樣耿直，所以很能獲得乾隆的歡心，乾隆四十二年七十歲，特蒙賜壽頒御筆「海國耆齡」扁額一方，及好些珍物；賜宴後，特許乘坐八抬大轎，巡行京城，一時傳為美談。又三年，歿於北京。

二、體和殿上三才宴

　　光緒十年，慈禧太后五十萬壽，由西六宮的長春宮移居穆宗誕生之地，費銀六十三萬兩重修落成的儲秀宮，自此大興土木，修西苑、修頤和園；光緒十九年六十萬壽以前，又費銀六十餘萬，重修乾隆準備歸政以後頤養之地的寧壽宮，竟是以太上皇自居了。

　　寧壽宮的膳房，擴充為慈禧專用的私廚，稱為「壽膳房」；但不知何故，又稱為「西膳房」。

　　壽膳房下分五局：葷局、素局、飯局、點心局、以及專做滿洲餑餑的餑食局。現在食品店買得到的薩其馬，就是滿洲餑餑之一。

　　壽膳房網羅了許多名廚，能做點心四百多種，葷、素菜四千多種。進膳的氣派驚人，尤其是年初一晚上的那一頓，伺候的人號稱「四大金剛」、「五百羅漢」。這一頓晚膳，亦有個專門名稱，叫做「三才宴」。可能皇太后年初一的晚宴，都稱為「三才宴」，但宮史上從無記載，只有慈禧此宴的排場，見諸近人的口述筆錄。

　　天地人謂之三才，是故三才宴為同樣的三桌，宮中稱為「天一桌」、「地一桌」，前者設於太后座東，後者則座西。慈禧在歸政之後，每每在體和殿進三才宴──體和殿原為儲秀宮前面翊坤宮的後殿，重修儲秀宮時，拆去宮前大門及圍牆，與體和殿成為一個相通的大院落，毓秀為寢宮，體和殿便是專用的飯廳。中間改為穿堂，東面兩間，裡間大致作儲藏之用，次間才是飯廳；西面兩間，次間為慈禧用膳前後休息之處，裡間為更衣之處。三才宴的「天一桌」設於東裡間，「地一桌」則設於穿堂。

　　太后用膳，每逢朔望，照例由帝后侍膳。三才宴之前，奉到慈禧「傳膳」的口諭，開始上菜，等擺滿一桌，侍膳的太監，高唱一聲：「膳齊！」慈禧入東次間，帝后後隨，入座之先，先向東西兩桌合十致意，表示謝天謝地。皇帝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我想這是因為太后不能參預，故有此「私祀」。

　　太后的座位坐東朝西，帝后左右侍立，座前是三張方桌連接在一起的一張長桌，另外橫置一張半桌，名為「接手桌」，作為撤菜、上菜暫置之處。

　　現在要談「四大金剛」與「五百羅漢」了。「四大金剛」是伺候過先帝有功的老太監，如其中之一，曾是道光的書僮；平時不當差，只有行三才宴時，才站在東次間的四角，代祖宗「執行家法」。甚麼「家法」，如何「執行」，容後文交代。

　　「五百羅漢」是五百名年輕，穩重的太監，專司從寧壽宮東的壽膳房至體和殿的傳遞膳盒之職。為求迅速，身子不動，用單手托遞，不能出一點差錯。所以每年臘八以後，便開始訓練，用白布托著磚塊傳遞。每至三才宴時，五步一盞燈籠，蜿蜒火龍，自東徂西，蔚為大觀，宮中稱之為「四金剛五百羅漢伺候西天太后老佛爺歡宴瑤池」。

　　膳盒木製，盒蓋上描畫藍龍紅珠的二龍戲珠圖案；盒中有夾層，中間嵌一個上有凹槽的錫座，恰容食器，或盤或碗，上加銀蓋；槽下墊水，蓋上復有棉墊，所以經五百人之手轉遞，猶能保溫。

　　每到「傳膳」，例由大總管李蓮英指揮；膳盒遞到宮門，由門外的二總管崔玉貴接住，交給門內的李蓮英，奉上桌子，當著慈禧打開盒蓋，奉菜上桌。平時「侍膳」的是，管毓秀宮「小茶爐房」的太監張福；但在三才宴時，他是光緒的「副手」。

　　現在從三才宴慈禧入座開始，先是站在四角的老太監垂手請安──一腿下跪、雙手下垂，俗稱「打扦」，同時，宮門外的五百羅漢齊聲高喊：「老佛爺萬壽無疆！」一波一波由西而東遞相傳呼，「西二長街」及周遭通路上，鞭炮及「響鞭」交作，繁響一片，賡續不斷，直到宴畢。

　　「侍膳」的規矩是不准開口，看眼色行事，「食前方丈」當慈禧注視那一樣菜時，便將這樣菜移到她面前，如果表示欣賞，便用銀匙舀一匙布在空碟子裡，任由她用銀鑲烏牙筷，夾菜進口。吃過一筷，倘或說一句：「不錯！」或有其他願意再嘗的表示，就再舀一匙──沒有第三匙，這便是「家法」。

　　在三才宴時，看慈禧眼注何處，移菜近前的是張福，而布菜的是皇帝。菜分三大類，第一類是應節令的「吉祥菜」，都有特定的名稱；當光緒布菜時，站在慈禧右面的皇后配合著報菜名，其實是「念喜歌兒」，譬如皇帝布一個肉圓，皇后便念：「江山一統。」第二類是封疆大吏進貢的山珍海味，熊掌、鹿脯等等；第三類才是壽膳房選取時鮮、精心烹製的佳肴。

　　到得相當時候，就要上演一齣由張福連導帶演，演員包括「四大金剛」、皇帝、皇后、甚至慈禧自己在內的「執行家法」的戲了。

　　明朝宮闈多故，謀害之事，層出不窮；清沿明制，但防範特嚴，對於在食物中下毒一事，防微杜漸，訂下一個原則，就是皇帝在飲食上的愛好，誰也不知道，實行此一原則，又有積極與消極的兩種做法。積極的是，菜的樣數多，其中一定有皇帝喜愛之物，而不必專門交代要吃那樣菜；消極的就是每樣菜至多吃兩匙，讓人看不透他有何偏嗜，同時由於分量少，即令中毒，亦不致太深而有挽救的可能。因此，侍膳的太監，絕不能開口獻殷勤，譬如說一句「這個菜是新下來的，老佛爺嘗嘗鮮」之類的話，否則輕則受罰，重有不測之禍。所以宮中太監一脈相傳的心法是「侍膳不勸膳」。

　　四名老太監來代表執行的家法，便是申明不可因貪口腹之欲而予人以在食物中下毒的可乘之機。在「演戲」時，由張福先用手勢或眼色打暗號，光緒便故意在第二匙以後，又去舀第三匙，只聽得為首的老太監，大喝一聲：「撤！」

　　這一聲裡外皆聞，慈禧將筷子一停；皇帝持匙發楞，皇后垂眉歛手，張福嚇得打哆嗦，趕緊將這樣菜撤了下去、「撤」與「斥」同樣，等於慈禧受了申斥；清朝帝后視「家法」為神聖不可侵犯，所以慈禧也不敢改這個規矩，表示以身作則守家法。

　　最後所進的一樣膳食，禮節特別隆重，由李蓮英捧著膳盒頂在頭上，雙膝下跪。張福打開膳盒，奉出一盤餃子，遞給光緒，擺在慈禧面前。這盤餃子是年前包好凍了起來，隔年第一天所煮的；關外稱之為「煮餑餑」，是八旗人家過年必備的食物。所以有此隆重的禮節，是表示吃飯不忘祖宗。

　　御膳剩下來的食物，照例分賞妃嬪親貴，而得寵的近侍，往往亦能蒙此恩典，李蓮英家就常蒙受賜。賜食的食盒極大，上面描畫的圖案與膳盒相同，綑食盒的麻繩染成紅綠兩色；抬食盒的扁擔亦是兩頭綠，中間紅；食器則不准用御用的明黃，而是藍色或豆綠色。對挑食盒的太監，照例要打賞，賞錢遠超過受賜食物之所值，是天經地義之事。

三、慈禧太后坐火車

　　慈禧太后正式乘火車旅行，共有兩次，一次是光緒二十七年冬天，自西安回鑾，行程與她庚子逃難，倉皇北走，經山西到西安不同。回鑾是取道河南，自洛陽至開封，渡黃河北上，入直隸境，由正定循蘆漢鐵路至北京。

　　第二次是光緒二十九年三月，由北京南下，至涿州以南的高碑店，由一條支路至易州謁「西陵」。但在這兩次以前，早於光緒十四年冬天，慈禧太后便在西苑坐過為遊覽方便而設置的輕便小火車。

　　中法戰爭以後，為圖自強，大修鐵路之議漸起。封疆大吏中主張最烈的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台灣巡撫劉銘傳、湖廣總督張之洞，但朝中的反對聲浪，高唱入雲。尤其是造鐵路，不免破壞民間墳塋的風水，連慈禧太后亦不敢硬作主張。

　　其時鐵路歸以醇親王奕譞掛名，而由李鴻章主持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主管。李鴻章已修了一條由天津至唐山的鐵路，還打算由天津往北展延至通州的津通路，反對者就更多了。

　　於是有策士獻計，說目前頤和園正在興修，重修西苑的工程，快將竣工。西苑三海，中南海比較熱鬧，北海則嫌冷落，巡遊不便，如能自紫光閣開始，修一條輕便鐵路往北，那裡好些具景觀之處，亦能邀慈輿一顧，必為慈禧所欣許。及至離宮禁苑亦有了鐵路、朝士又何敢再唱反調？

　　在徵得醇親王同意後，由李蓮英等人進言，終於獲得慈禧的允許，西苑可造鐵路。工程分兩期進行，第一期工程為「紫光閣段」，完工於光緒十四年十月，旋由李鴻章進呈「火輪車」。據翁同龢是年十一月六日記：

　　合肥（李鴻章安徽合肥人）以六火輪車進呈，今日呈太后御覽。今紫光閣鐵路已成，未知可試否也？

　　同月十一日又記：

　　觀新進之火輪車，約長三四丈，狹長，對面兩列，可容二十八人，凡三輛。又觀機器車，不過丈餘，此天津所進。

　　六節車廂係由津海關道周馥經手，向法國所訂購，運抵京師後，由海軍衙門檢驗並提出報告云：「坐車六輛內，上等極好車一輛，上等坐車二輛，陳設華美，製作精工；中等坐車二輛，行李車一輛，亦俱材質光潔。」顯然的，這是為慈禧特製的花車一輛，及頭等車、二等車各兩輛。

　　試車的確切日期無可考，但相信是在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日之間，因為十一月二十日起，李鴻章派員查勘津通鐵路路基，可視作慈禧試車後，表示滿意的證據。其間雖因宮內失火，保守派大臣奏請「修省」，停造津通路，但未及兩月，即有上諭命兩江總督曾國荃，及劉銘傳、張之洞等人「議興辦鐵路事」，可知西苑這一條輕便鐵路，對中國現代交通的發展，具有極重要的關係。

　　西苑鐵路的展開第二期工程，更為慈禧滿意的明證。第二期工程須通過金鱉玉蝀橋西的福華門及陽澤門，沿宮牆一直往北，至闡福寺與五龍亭之間，折而往東，經浴蘭軒、大西天而至靜心齋止。

　　以靜心齋為終點，是因為此處是三海最北端的一處大景觀。靜心齋原名鑑清齋，背山面水，東西皆有圍牆，自成獨立的格局；乾隆二十四年所建，為高宗至「西天梵境」禮佛時，駐蹕的行宮，故有「乾隆小花園」之稱。

　　這個小花園的面積，不到七千平方公尺，但結構極其精巧，慈禧遊北海時，一定在此休憩進膳；也曾作過德國皇太子訪華的行館。民國初年，袁世凱全家住此，他覺得園中主要建築「鑑清齋」頗為刺耳，因而改名靜心齋。外交部招待外賓的宴會，每每假此舉行，徐世昌當總統時，為邀集名流觴詠之地。

　　據清宮檔案記載，這條西苑鐵路全長四百七十二丈，約合三華里，為法國規格的窄軌，其中有三段為「活按鐵路」，亦就是平交道。平時拆除，以便橫向的車馬通行，到使用時才臨時接通。這三段「活按鐵路」，兩段在福華門、陽澤門，因為金鱉玉蝀橋是交通要道，一段在闡福寺前，因為那是「神路」，經常有鐵軌橫亙寺前，似乎對佛不敬。

　　在八國聯軍內犯時，西苑鐵路遭到極大的破壞，靜心齋前黃瓦屋頂的站廊，拆毀無餘；路段連通車庫的岔道，被拆六處；大小車廂十三節，各有不同程度的損傷。

　　宣統三年三月，一向對洋玩意極有興趣的隆裕太后，命管理奉宸苑事務的慶親王奕劻，迅速修復。但遷延了五個月，直至八月間方始完成勘驗估價的手續，總計需銀十一萬兩，奉宸苑無款可籌，只有請戶部改名的度支部撥給。不久，武昌起義，愛新覺羅皇朝垮台，重修西苑鐵路之議，自然就無疾而終了。

　　至於西苑鐵路，慈禧所乘坐的「上用」專車，內部陳設，並無記載，不過可由其他資料中，推想得之。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慈禧謁西陵所用的花車，由蘆漢鐵路督辦盛宣懷所派的道員陶蘭泉負責改裝，事先曾請教過李蓮英。茲據陶蘭泉日記中所述的情況，及其他資料，介紹如下：

　　車廂共兩輛，第一輛登車門後，是一道玻璃屏風，旁開一門，大間正中設寶座，四周設長桌，上加黃緞繡龍桌圍。壁縵黃色絲絨，內襯白氈，地上鋪五色洋毯。車中陳設，華麗非凡，古玩、玉器、法書、名畫，一應俱全，設法釘實，不使搖動。寶座後左右各有一門，左面是下車的後門，右面進門，即第二輛所改裝的臥室。

　　臥室中首先入眼的，便是一架橫擺的西洋鐵床，因為只有橫擺才是正而不偏，要用西洋鐵床，是經李蓮英格外指點，原來慈禧此時已吸「福壽膏」，西洋鐵床用席夢思，躺下來比較舒服。而橫擺之床，床前有足夠的空間，便於太監跪在床前打煙泡。

　　英國人濮蘭德於慈禧死後，為其作傳，中文譯名作「慈禧外紀」，台灣曾經出版。內言慈禧辛丑回鑾時，其臥床乃一「歐式之榻」，且有鴉片煙具；原文曾載倫敦泰晤士報，與陶蘭泉之記相印證，若合符節。但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並未談到慈禧吸鴉片，從而可知「福壽膏」上癮是在西安行在那一年多的事。

　　鐵床旁有一門，內設「如意桶」，供慈禧解溲之用。桶內下鋪黃沙，上注水銀；「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所以排泄物一落，即沒入無跡。

　　改裝妥當後，由盛宣懷及地主直隸總督袁世凱先來檢視。袁世凱發現骨董掛屏後，對盛宣懷說：「點景雖好，但怕車行震動，掉了下來就是『大不敬』的罪名，那個敢當。」盛宣懷的答覆是：「請我公來試一試最快的車，如有移動，再想辦法。」

　　於是以高速開車至定興，往返兩百華里，只用了兩小時，所有陳設，文風不動。袁世凱滿意，對他所用的北洋路局局長梁如浩說：「上用花車，一切以此為法。」又問：「一時之間，那裡去辦這麼多珍品？」盛宣懷說：「由內舖承辦。」

　　所謂內舖是內務府或太監所設的古玩舖，專門經手向宮中及掌權的親貴大臣行賄。這回陶蘭泉找的是後門劉麻子，全部陳設總值十四萬兩銀子。

　　接著又請李蓮英來看，亦表滿意，但對上車的方法，認為尚欠妥當。研究結果，另造一座鋪彩色地氈的「橋道」，將慈禧太后用軟橋平擡入車。李蓮英又說：「皇上坐車內，陳設亦照此辦理，不可有絲毫差異，一則怕皇上不痛快；再則，老佛爺不願意擔負忽視皇上的名聲。」

　　到了傍晚，李蓮英派人送信給盛宣懷說：「回宮面奏車中景象後，老佛爺交代，陳設如此華麗，應嚴促從行之人小心，不要毀壞了，以致增加賠累。」又說：「在上既有此恩旨，貴大臣當有所知。」這是暗示，所有陳設，應當進獻。於是盛宣懷製了許多黃籤，標示在每一樣陳設上，標籤上寫的是「臣盛宣懷恭進」。

　　盛宣懷陳設光緒的坐車，又花了十四萬兩，總計二十八萬兩銀子，內中虛頭極大，歸李蓮英及有關人員朋分。

四、釣魚台滄桑

　　中共在北平的國賓館，地名「釣魚台」，我友康白（何偉康）曾兩宿於此，並在尼克森、伊莉莎白女王坐過的座位上，接受吳學謙的款待，為文刊於「聯副」，其詞若憾，而沾沾之態如見。有讀者來信說：「近年世人習聞釣魚台之名，而莫知其究竟，既為前清宮禁，曷勿一蒐其祕？」感其雅意，作此文付「繽紛」。

　　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名勝辭典」頁三十四「釣魚台」條：「在北京海淀區三里河路南。傳說金章宗曾在此釣魚，後人稱『金章宗釣魚古台』。」這個傳說是有根據的。

　　釣魚台當元、明、清三朝，都在阜成門（元朝名平則門）外三里許，而遼金則在城內。北平於遼聖宗開泰元年，號為「燕京」，入金後，海陵稱內城。據「金圖經」記載：宮城四圍九里三十步，亦如清朝規制之區分為外朝、內廷，內廷九重共三十六殿；外朝稱為南城，東曰宣華門，西曰玉華門，出玉華門為同樂園，有瑤池、蓬瀛、柳莊、杏林諸勝處。

　　「大金國志」載：「大定十年，燕群臣於同樂園之瑤池，語及古帝王成敗之蹟，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稍蘇，獨貪殘之吏去朝稍遠，恐為百姓蠹，宜時加稽察。知中書省貝勒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按：「大定」為金世宗完顏雍的年號，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數的有道之君，號稱「小堯舜」，在位二十九年。

　　此「同樂園」即為釣魚台，或言瑤池即魚藻池，上有魚藻殿，「金史章宗紀」，泰和三年五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我以為釣魚台總名「同樂園」，實寓君臣同樂之義。因為當時西苑的三海，只開發了北海，大定十九年興建了一座離宮，初名大寧，屢次更名，最後名為萬安宮。太液秋風，瓊島春陰，風景雖佳，但妃嬪所居，如所謂「遼后梳妝台」，實乃金章宗為寵妃李元妃所建，「目為遼蕭后梳妝樓者誤」，此「堯山堂外紀」的說法，且經朱彝尊考證肯定。試想妃嬪樓頭晨妝，外臣遙遙窺視，自為漢化程度已很深的金國之主所不許，故選擇釣魚台為與群臣宴遊之地。

　　按：金章宗名完顏璟，其父完顏允恭為金世宗第二子，立為太子，早死。大定二十五年，章宗被立為「皇太孫」，即位後，追尊其父為帝，廟號顯宗。章宗之母，為宋徽宗在五國城所生的公主，是故金章宗有一半漢人的血統，而且稟承了他的外祖父的氣質，愛好文學藝術，亦愛好土木遊觀，他有一首宮詞：「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書捲，東風無處不楊花。」但自元滅金後，「三千歌舞繁華歇，一片風煙慘淡愁，宮室盡皆瓦礫填塞，荊棘成林」，釣魚台亦不例外。

　　劉侗「帝京景物略」云：釣魚台「元時謂之玉淵潭，為丁氏園池」。此因元朝改金之中都為大都，重建的都城，周圍六十里、分十一門，與金城比較，東、北兩面擴張，而西南兩面內縮，東面一門名齊化門，西面一門名平則門，入明後改稱朝陽門、阜成門，但至今猶有沿用元朝稱呼者，足徵元、明、清京城、東西所屆，完全相同。

　　由於西面內縮之故，釣魚台已在平則門外三里許，禁苑成為民居，故能為丁氏所有，終元之世，釣魚台默默無聞，只有「歸潛志」中一段記載：「王鬱飛伯，少居釣台，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台，得其所著賦及碑，大驚，遍薦於諸公。自此去釣台，遊四方，後為兵所殺。」按：王鬱字飛伯，金史有傳，年輩略後於元遺山。但他中進士已在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年號正大）在位時，釣魚台猶為禁苑，故居釣台潛心著述，應是入元以後的事。

　　到了明朝，釣魚台仍名玉淵潭，「大明一統志」云：「玉淵潭在府西，元時郡人丁氏故池，柳堤環抱，景氣蕭爽，沙禽水鳥多翔集其間，為遊賞佳麗之所。」明人詩集中，不乏遊玉淵潭的題目，巖嵩亦曾遊此，有七絕一首：「金代遺蹤寄草萊，湖邊猶識釣魚台，沙鷗汀鷺尋常在，曾見龍舟鳳舸來。」

　　由上引文字中推許，釣魚台一帶應該是一處低窪的沼澤地帶，而另有一深潭，由於跟地面高下的差距甚大，所以岸邊看來似高台。因為低窪，所以「泉脈隨地湧現」的西山，除正脈「注御園以匯於昆明湖」以外，其餘諸源，皆流向釣魚台一帶，春夏水盛，急注於玉淵潭，逐如瀑布，王漁洋「玉淵潭詩」云：「九十九飛瀑，一門爭萬軌。」又云：「雪浪如車輪、凸凹忽奔駛、激射為深潭、神物潛尺咫、夜黑風雨來、鱣鮪皆避徙。」當然，這是因為明末清初，水利失修之故，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便大為改觀了。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九十五：「釣魚台在三里河西北里許，乃大金時舊跡也。台前有泉從地湧出，冬夏不竭。凡西山麓之支流，悉灌注於此。元時謂之玉淵潭。為丁氏園池。乾隆三十八年命濬治成湖，以受香山新開引河之水。復於下口建設閘座，俾資蓄洩湖水。三十九年始命修建臺座，台西面匾石恭懸御書釣魚台三字，東面匾石恭勒御製詩。」

　　乾隆的御製詩是一首七言古風，內有「亦受西山夏秋潦，漫為沮洳行旅艱」之句，可知流潦漫溢，行旅為艱，不成其為遊賞之區。詩中又有註，謂將玉淵潭開拓成湖、復建水閘，在阜成門外分水兩支，一入西便門為正陽門前的護城河；一支南下轉東為永定門前的護城河，而皆匯入通惠河，以利舟運。

　　當然，一生沉溺於營建的乾隆，曾在釣魚台大興土木，修建了十幾所亭台樓閣，主要的建築為養源堂、瀟碧齋、澄漪亭等，金亡至此五百四十年，釣魚台復成為一座行宮，乾隆及以後諸帝謁易州西陵時，每在此駐蹕進茶。

　　辛亥革命，清帝遜位，但仍保持著「小朝廷」。釣魚台行宮在咸豐年間，已逐漸荒涼，如樊增祥詩句中的描寫：「白藕無花池水涸，堆餘荒柏摩高天。」光緒六年張之洞遊釣魚台時戲言：「此在朝廷為閒廢之所，何不以賜小臣乎？」四十年後，「戲言」成為事實，但受賜者不是小臣，而是「小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大臣」，宣統的師傅，當年與張之洞齊名的「太傅」陳寶琛。

　　陳寶琛重修釣魚台後，當然要邀集勝朝俊侶同遊，飲酒賦詩；他的同鄉周愈曾繪有「陳太傅釣魚台賜莊圖詠冊」，共計二十三開，首開由先伯寶蘅先生篆書「陳太傅釣魚台賜莊圖詠」十字，款署「庚寅嘉平既望」，是民國十六年的事。題詠者共十七人，包括樊增祥、林紓、陳衡恪等人，陳衡恪之父三立，為陳寶琛放江西主考所取中，所以稱之為「太老師」，這首律詩的起句是：「望海樓如綠野堂。」則釣魚台一名望海樓。其名起於何時，可就無從考證了。

五、塞拉西與養心殿

　　塞拉西曾是非洲最悲慘的一個國家衣索比亞的皇帝，他跟養心殿有甚麼關係？且容我暫時賣個關子，先介紹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座院落：清宮養心殿。

　　為甚麼說養心殿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座院落？因為自雍正即位至清朝之亡，約兩百年之久，養心殿一直是政治上的神經中樞及皇帝的寢興之地；這裡所作的決定，關乎四海蒼生的禍福。不論漢唐宋明，中國歷史上從無一座宮殿，具有養心殿的地位。

　　清宮以乾清門為外朝與內廷的界限，與乾清門平行的兩門，東曰內左門，西曰內右門，進內右門為貫通南北的西一長街，街東第一座門為月華門，門內屬於乾清宮的區域；月華門對面稍北為遵義門，門內即是養心殿。

　　養心殿的全部面積約四千二百六十四平方公尺，東西寬約七十三公尺；南北長約五十八公尺，略呈正方形。我現在根據舍姪許以林所繪，發表在「紫禁城」雙月刊的平面圖，作紙上導遊。

　　入養心殿從圖示19的遵義門開始，入門即為一座黃底，中心有鴛鴦戲水圖案的琉璃影壁（18），繞過影壁是一個狹長的院落，南牆一排森森松柏，其中有一項特殊的陳設，便是嵌在屏座上的一塊大玉壁，從壁孔中向北望，恰好看到「養心門」的匾額。

　　院落的東西兩端，建有格調不大的直房（16、17），原是總管太監辦事之處，但大臣進見，亦往往在此等候「叫起」。

　　養心門規制不大，門外有兩座鍍金的銅獅；門內有一道朱紅雙扉的木影壁門。繞過此門，便可看到養心殿的正殿，或稱前殿，東西配殿（12、13）闢作佛堂，平時緊閉，朔望有喇嘛十人入內念經。正殿（6）進深約十一公尺，寬約三十三公尺，分隔成三大間，恰好每間都成為約一百二十平方公尺的正方形，中為正間，左右為東西暖閣。圖示5的部分為一座抱廈。所謂抱廈，即是敞廳，其作用有如觀光旅館的Lobby，為入殿的待命、疏散、緩衝之地，亦為正殿的延伸。長度占西暖閣及正間，當整個正殿的三分之二。抱廈之前的陳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座三頭鶴香爐，造形之奇特美妙，嘆為觀止。

　　正間中設寶座，上懸雍正御筆「中正仁和」匾額一方，所以正間又稱「中正仁和殿」。寶座之後的木製屏風，刻上乾隆御製的一聯一詩，對聯是：「保泰常欽若，調元益懋哉。」中間御筆中堂，五音六韻排律，起句「西師歸振旅」，下署「乾隆庚辰」，即二十五年，「西師」於這年正月凱旋，乾隆御午門行「獻俘禮」。自雍正二年，討平青海，初行獻俘禮以後，至乾隆二十年削平準噶爾，俘獲兩名叛亂首腦，「一歲中兩行斯典」，至此又以底定回疆，復行盛典，正是乾隆最得意之時，由養心殿正間的詩屏，可以想見他的躊躇滿志。

　　東暖閣本來亦為寢宮，乾隆題名「隨安室」，養心殿有好幾座寢宮，初意是因為明朝嘉靖年間，宮婢楊金英深夜弒帝，不道套在世宗脖子上的繩子，誤打死結，無法抽緊；皇后聞驚來救，世宗方得倖逃一命，因此後世帝皇，多設寢宮，宿處不定，以為防範。但不知何時開始，養心殿的寢宮，設於後殿，但仍有東西兩間，繁簡不同。東暖閣雖也保留著「隨安室」為寢宮，但已非當年原狀，因為辛酉政變以後，兩宮垂簾，女主聽政，自不能御中正仁和殿，而西暖閣分隔成好幾部分，不夠寬敞，因而將東暖閣加以改裝，使其適合聽政。

　　現在所見的東暖閣，寶座設於東面、西向；寶座之後為槅扇，懸黃紗簾，簾後御榻，為太后坐處。寶座之右，亦即北面槅扇，入內轉北即為隨安室。寶座之左，設軟匟，當然亦有匟几及各種陳設。匟後是極大的玻璃窗，由於外無遮蔽，採光充分，極其明亮，故名之曰「明窗」，自雍正年間開始，皇帝元旦開筆，例在「明窗」之下。

　　西暖閣基本上是皇帝的辦公室，為批閱章奏及召見近臣之地，每逢殿試，欽定「前十本」的名次，亦在此處。西暖閣頗具神祕色彩，有好些小小的套間，還有設在畫軸後面的暗門，大概都是雍正奪嫡以後所改建。其中主要部分是中間一大間的「勤政親賢殿」，以雍正題有「勤政親賢」的匾額而得名，並有一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其下即為軟匟式的寶座；對面即為抱廈、柱子之間安半截板牆，以防偷窺。屏門及壁上懸有兩張表，一張是各省文官總督以下，知府以上，武官將軍以下，總兵以上的姓名表；一張是外官缺分繁簡的區分表，自乾隆朝開始，作為用人及調遣的參考。至於最西側的「三希堂」，為兩個四平方公尺的小間所組成，外雙溪故宮博物院照實景仿建，讀者看過的一定不少，這裡就毋庸贅詞。

　　正殿之後的寢宮，由一道短廊，或稱「穿堂」連接（7），寢宮分為三部分，中間最大的一座，是皇帝的寢宮（8），一共五間，中間三間打通，但每間都有雕鏤極為精細的紫檀「花罩」，以為間隔，陳設之精美，自不在話下，陳設以時更換，內務府有專檔記載，國之重寶「散氏盤」、「祖丁鼎」，即為陳設在養心殿的彝器。

　　後殿寢宮的臥室有兩間分居東西之末，有牆有門，入門沿北牆砌「暖床」，床前紫檀條桌，上置西洋自鳴鐘、風燈等物。在「清宮之鐘」拙文中，英國女王所觀賞的「群仙祝壽鐘」即置於東梢間的寢室。

　　養心殿的內部是不開放的，遊客只能在玻璃窗外窺看。我那次得能登堂入室，還照了些照片，在東寢室牆上還發現了我的伯高祖（許乃普，謚文恪，官至吏部尚書）的墨跡。暖床極大，褥子不厚，床裡推置摺成長條形的五床錦面薄被，帳子上綴著好幾個錦繡荷包。床尾與房門之間，有兩扇黑漆小門，我想拉開來看一看，不道是上了鎖的，陪伴人員告訴我：「是皇帝解溲的地方，鑰匙沒有拿來。」

　　及至我去參觀西梢間的寢室時，有人來說：「鑰匙拿來了。」請我復回東室，門內靠後有一個馬蹄形的木架子，與現在大小便兩用的抽水馬桶上的木圈，形狀相似，前有缺口，圈邊覆黃緞軟墊。圈下是一個有蓋的橢圓形錫盒，據說皇帝方便以後，錫盒隨即取走，所以室中無絲毫氣味。

　　這就要談塞拉西的故事了。據說中共政府成立不久，塞拉西應邀訪問北平，他說：「你們把我的頭銜翻譯為『皇帝』，既是皇帝，我要住皇宮。」中共外交部跟故宮負責人在商量，故宮告訴他說：「宮中沒有廁所，皇帝個人方便容易解決，他的隨從怎麼辦？」據此轉告塞拉西以後，他才打消了住養心殿寢宮的要求。

　　寢宮東西，另有進深一樣、寬度稱狹的兩幢五開間的屋子，東曰「體順堂」是皇后的寢宮；西曰「燕禧堂」是妃嬪奉召侍寢暫居之處。兩堂前面各有一座小院子，恰在正殿的兩端，燕禧堂的院子裡有花木竹石點綴；體順堂的院子裡，只有極大的一塊水晶石，晶瑩明亮，正好象徵了林洋港先生所說的「皇后的貞潔」。

　　在體順堂東、燕禧堂西，各有一道小門，題名「吉祥」、「如意」（20、21），這兩道門為住於東西廡房（14、15）的太監與宮女的通路，亦為后妃往「西六宮」的捷徑。但兩堂與皇帝的寢宮，並無室內可通的門戶，奉召時須出門經通往穿堂的走廊至皇帝寢宮，門戶非常謹慎。

　　這座工字形建築的養心殿，在整個紫禁城內，是最宜於居住的好地方，緊湊、嚴密而活潑，道路的聯貫，關係明確，便利而不擁擠，尤為設計的優點。

　　「養心」取義於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故知此殿原為皇帝避囂習靜而建，但明朝從無一個皇帝住過此殿。至於與養心殿鄰近的建築，最有關係者共有三處，一是內右門西的軍機處，在明朝是「司禮監經廠直房」，貯存宮中日用的紙張。二是遵義門對面月華門內的南書房；南書房翰林，在設立軍機處以前，為皇帝最重要的私人助理，至乾隆以後，成為文學侍從之臣，在內廷的地位頗為特殊，同光年間，兩宮太后視南書房翰林為「西席」，是當一家人看待的。三是御膳房，與養心殿一牆之隔，原為明朝隆道閣及世宗煉丹藥的無樑殿舊址，入清改為御膳房，有康熙御筆「膳房」二字的匾額，只供應御膳及軍機處、尚書房、上書房（皇子、皇孫讀書之處）。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的膳食，妃嬪另有自己的小廚房。

六、香妃的真面目

　　故宮首次開放於民國三年，只限於包括三大殿及文華、武英兩殿的「外朝」；乾清門以北的「內廷」，則仍為溥儀的「小朝廷」。當時「外朝」是由袁世凱政府的內務部管理，成立「古物陳列所」，陳列品包括由「盛京」（瀋陽）清宮及熱河行宮所藏的文物，其中有一幅「香妃戎裝像」的油畫，懸於武英殿側的浴德堂，並有一篇「事略」，原文為文言，譯成語體如下：

　　香妃原為回部的王妃，貌美而生來體有異香，回部稱之為「香妃」。乾隆皇帝聽說以後，在討伐回部叛亂時，特為叮囑將軍兆惠，探究真相。回疆平定，兆惠俘獲了香妃，獻入深宮，乾隆特地在西苑建寶月樓，供香妃居任。樓外亦即紫禁城外的西長安街，造一座回子營，一切建築，俱如西域，藉慰香妃的鄉思。又武英殿之西的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築，相傳亦為香妃沐浴之所。

　　但是，香妃雖受殊寵，並不感恩，曾經從袖中抽出一把利刃對人說：「國破家亡，死志早決，但絕不願如弱女子，徒受委屈，死得不明不白；一定要挑一個最值得的死法，以報故主。」旁人無不大驚，乾隆亦知香妃不宜接近，但心終難捨，只是嚴加防範而已。

　　這樣過了數年，皇太后亦知道了這件事，告誡乾隆不可再赴寶月樓，乾隆不聽。於是太后有一天趁乾隆為有郊祭大典，住在齋宮時，召香妃入大內，賜死。

　　這段事略，是根據多少年來民間的傳說所寫成；稍明史學，並了解乾隆性情、作風者，都知道其中大有疑問。其後北大教授、名史學家孟森先生作「香妃考實」一文，澄清了「委巷荒唐之語」。茲就孟文的主要論據，稍作引伸，概述如下：

　　一、香妃之名不見官書，實為乾隆的容妃。亦非回部王妃，而是回教中掌教之女；掌教在回語謂之「和卓」，逐以為容妃之姓，清史稿后妃傳及唐邦治所輯「清皇室四譜」，皆作「高宗容妃和卓氏」。

　　二、和卓或作和卓木，回部叛亂的大小和卓木兄弟，大概是容妃之兄。兩和卓木先屈服於準噶爾，失其故土；乾隆二十年平準噶爾後，兩和卓木照共產黨的說法是「解放」了，不意復國以後，旋即叛亂，此種忘恩負義的行為，自不容於乾隆，遣大軍討伐，於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為乾隆「十大武功」之一。

　　三、容妃入宮，約在乾隆二十二年，不能再早，亦不能再遲。因為「寶月樓」建於乾隆二十三年，而容妃初入宮的封號為「貴人」，尚未擅寵，乾隆不可能特為她建金屋；推測容妃之入宮，乃其兩兄為感激皇恩而進獻。及至擅寵以後，由於容妃的語言、宗教、生活習慣，皆與滿漢蒙不同；尤其是飲食方面，宮內雖不用牛肉，但豬肉則為主要食料，每年正月初二在坤寧宮「吃肉」，為祭祀大典之一；皇后率妃嬪在東暖閣受胙分嘗，容妃如居住東西六宮，豈能例外，唯有移居別苑，才有豁免的理由。

　　按：寶月樓在瀛台之南，原是一片長約二百丈，寬僅四丈的狹長空地，逼近皇城，建寶月樓以後，乾隆復命在京的回部移居西長安街，稱為「回子營」，並有清真寺一座，亦是為了容妃在寶月樓上，朝夕禮拜之便。民國初年，袁世凱設公府於中南海，建新華門為正門，寶月樓適當孔道，因而拆除；此一艷屑流傳的高樓，成了歷史的名詞。

　　據清「皇室四譜」，容妃先為貴人，至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始冊封為容嬪；三十三年十月進位為妃；五十三年去世。而皇太后崩於乾隆四十二年，享壽八十六歲，太后卒於容妃之前十一年，則所謂「賜香妃死」之說，不攻而自破。

　　香妃即容妃，身世雖已明白，而所謂戎裝像則大成疑問。這幅像現藏外雙溪故宮博物院，但北平故宮亦有一幅，是民初一位名叫俞滌凡的畫家所臨摹。此像在稍明歷史者，均表懷疑，明顯的破綻是，所著戎裝根本為歐洲古代武士的甲冑；因此有人說，很可能是高宗最幼之女，嫁和珅之子豐紳殷德的和孝公主的肖像，但此說並無足夠的證據支持，無法成立。

　　五年以前，北平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先生（可能便是楊新先生，楊先生是中國繪畫史專家），發現了容妃的真面目；這樣便聯帶發生了一個問題，那相傳出於郎世寧手筆的「香妃戎裝像」又是怎麼回事？在介紹容妃的真面目以前，先讓我來澄清這個問題。

　　北平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先生，浙江蕭山人。他是清朝同治年間體仁閣大學士朱鳳標的玄孫，今年我去北平，初次識面時，曾敘世交；但先前我曾聽李翰祥談起過他，因為他曾任「火燒圓明園」一片的顧問，做學問很紮實，絕不妄言，亦不輕下結論。

　　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他親口問過曾在「小朝廷」的內務府工作過，民國三年成立古物陳列所時，曾經首到瀋陽及承德，承辦起運文物，後來並擔任該所古物保管科科長的曾廣齡先生，這幅香妃戎裝像，是承德避暑山莊運回來的一幅油畫，畫上甚麼標籤都沒有，原帳上亦只寫「油畫屏一件」。然則何以定之為「香妃戎裝像」呢？曾先生的回答是：「總之是『官大表準』，當時文物運到北京後，內務部朱總長看見這幅畫像，就說『這大概就是香妃吧！』其實他也沒有甚麼根據，只是順口一說而已。」所謂「官大表準」，我記得是清末軍機大臣張之萬的故事，他的表上的時刻，與他人都不同，但以他的官大，時刻就以他的表為準了。「內務部朱總長」即朱啟鈐；我友秦羽是他的外孫女。朱啟鈐另有一個外孫叫章文晉，曾任中共駐美大使。

　　至於這幅油畫像中的人物到底是誰，為何會出現在熱河行宮？我認為可以不必深考，視作當時「供奉」宮廷的西洋畫家的一幅習作好了。不過，我認為不可能出於郎世寧之手，郎的畫筆細緻，遠逾此像。清朝自康熙至乾隆，傳教士而以畫名者，除郎世寧、王致誠以外，還有艾啟蒙、賀清泰、潘廷璋等人，由於流傳的作品不多，所以能明確分析他們的畫風的專家，少之又少，所以這幅香妃戎裝像的作者是誰，亦無從查考了。

　　楊伯達先生是從一個題名「威弧獲鹿」的手卷中發現了容妃的真面目。此圖在清宮書畫著錄中，未見記載，據楊先生在一篇題為「清代回裝嬪妃像」中的記述是：仿宋錦卷套，貼香色紙簽，題「威弧獲鹿」四字，除夔鳳青玉別子。白綾裡，繪仿黃公望淺絳山水，右下題「子臣永瑢恭畫」，楷體墨款。下鈐「子臣瑢」，自文篆印；「敬畫」朱文篆印，共兩方。右上鈐「乾隆御覽之寶」，橢圓篆朱文鑑賞章。

　　光是一個手卷的套子，便如此講究，楊先生據此判斷：「可知弘曆（按：乾隆皇帝御名）還是比較看重此卷，並妥善保存的。」信然。

　　最重要的，當然是畫的本身，楊先生記述手卷畫心是：絹地彩繪，長一百九十五點五公分；寬三十八點五公分，無鈐印款識，全圖以楓柞松柳，坡砣山崖為背景，描繪乾隆皇帝馳騎扼弓而射，矢中鹿肩，即將倒斃，一回裝妃嬪騎馬緊追乾隆，並遞上一矢。

　　楊先生的研判是，這是乾隆木蘭秋獮，一次獲鹿的真實紀錄。宮內所藏乾隆獲鹿之圖尚多，但由妃嬪陪同射獵，尤其是回裝的妃嬪，僅此一件。

　　此圖「引首」用藏經紙，御書行楷「威弧獲鹿」四字，右上鈐「乾隆宸翰」朱文方章。照圖中的御容並以他圖比較來看，乾隆時年五十餘歲，而容妃則三十上下，約當由貴人封為容嬪以後五六年內，兩者年齡相合。按：乾隆即位時二十五歲，照楊先生的分析，此圖中的情況，應發生於乾隆二十七年容妃封嬪以後，至乾隆三十五年，六十萬壽以前。

　　當然，最重緊的是，容妃的服飾和容貌。原圖彩繪，照楊先生的描寫，容妃頭帶紅絨纓冬冠，身穿正黃色地「拜丹姆」紋長袍，外套立領褙子，胸前掛一長方形盒。衣服形式花紋，均出自回部，即維吾爾族。至於容貌的描寫是：面白淨，前額稱凸、目深陷、翹鼻頭、高額骨、唇厚。照局部放大的側面像來看，容貌並非太美，但維吾爾婦女面相的特徵，則很明顯。如果說，乾隆後宮別無來自回部的妃嬪，則此回裝妃嬪像，可以確定為容妃，也就是俗傳為「香妃」的真面目。

　　乾隆做過一篇「寶月樓記」，也在這座樓上做過許多詩，從那些詩中可以發現：第一、寶月樓是他的避囂之地，常在這裡思考重大的問題；第二、如果說他有寵妃，容妃應是其中之一。

　　容妃得寵的原因，細看這幅「威弧獲鹿」圖，便思過半矣！乾隆好武，精嫺騎射，「火器」則等於是他的祖父康熙所親授；他的生日是八月十三，常常在熱河做壽，大宴外藩，行圍打獵。他的最寵愛的幼女和孝公主，十歲即曾跨「果馬」隨父行圍，而妃嬪中相從者，只有容妃，那就自然另眼相看了。

　　其次，大小和卓木叛亂時，正是初藏容妃於寶月樓時，回部的消息是封鎖的，所以她不會有甚麼家國之恨。兆惠平回部，前後只有兩三年的工夫，清朝自康熙至乾隆，將在外必受君命，否則斬於軍前的情況都發生過。乾隆常自詡「指授方略，萬里如見」，這必須對用兵之地的山川地理、風土人情，非常熟悉才行；回部為中國極西之地，輿地書中，有關的記載極少，乾隆在這方面的知識，很可能來自容妃口中。就此層意義而言，則容妃不僅為妃嬪，亦是助乾隆成「十大武功」的功臣，她的圖像應該出現在紫光閣中才是。

附錄：

　　容妃不是香妃　　■姜龍昭

　　拜讀高陽先生「紫禁城蒐秘」──「香妃的真面目」，讀後卻感失望，為免以後再有人把香妃忠貞愛國殉節的事蹟否定，以訛傳訛，特寫此文，以向高陽先生就教。

　　十四年前，民國六十四年，我在中國電視公司策劃製作了「香妃」的國語連續劇，當時，對「香妃」的故事，曾翻閱了不少有關她的書籍、文章、劇本，以及郎世寧所繪的不同的「香妃」畫像，其中有中文，也有英日文，發現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其一：香妃確有其人，為回人小和卓木霍集占之妻，體有異香，為乾隆平定回疆時俘獲，乾隆十分喜愛，欲納為妃子，但香妃懷有國破家亡之恨，堅決不從，且身懷利刃，隨時準備自殺，以保名節，乾隆帝為討好她，特築「寶月樓」，造「回回營」，仍難獲其芳心。最後，太后恐其有害於乾隆，乃乘乾隆去祭天時，賜白綾命其自盡，此一故事十分悲壯動人。一般小說家、戲劇家，均以此為劇本題材。

　　其二：說香妃在清史並無有關的文字記載，清史上只記載乾隆有一回人「容妃」，經過正式之冊封，她並未被太后賜死，是太后死後十年才死的，由此證明「香妃」的故事，是違背史實，無中生有的，歷史權威學者孟森先生首創此說，一般學者也認同此說。

　　其三：說香妃，確有其人、確有其事。因有香妃的畫像，墓塋可資證明，清史沒有文字記載，是因她未從乾隆，且被賜死，故沒有冊封。至於容妃，亦確有其人，也是回和卓氏之女，霍集占之妻，因回人採多妻制，她從了乾隆，受到冊封，故清史上有其名，二人並非同一人，不能混為一談。

　　上述三種說法第一種與第二種一說從、一說不從，但各有所本，而第三種，則同時承認了上兩種說法，且解開了其中的矛盾，比較之下更合情理。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我首先要說的是清史上，從沒有文字記載：「容妃，即是香妃。」硬將二人混為一人，是錯誤的，因為香妃不從乾隆，未被正式冊封，清史上無其名，但絕不能因而否定這個人。

　　我最先看到主張二人不能混為一談的文章，是六十四年二月在「藝文誌」雜誌上胡旦先生寫的「香妃──究竟有無其人？」一文，他提出容妃是容妃，香妃是香妃，不能因二人同為回人，就認定是一個人。

　　六十五年又有征鴻先生，在大華晚報發表「乾隆艷事話香妃」一文，也贊成第三種說法。

　　我又去國立中央圖書館求證，究竟孰是孰非，意外發現，早在民國五十一年，即已有湖南先生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香妃事蹟考異」一文，說明以容妃為香妃是：「將蝦蟆帳算在田雞譜上，完全錯誤的。」

　　更在五十一年二月的「暢流」雜誌上，讀到陳作鑑先生寫的「香妃與容妃之辨」，陳先生廣徵博引，肯定證實了「香妃」與「容妃」，絕對是兩個人。

　　此外，我更找到了三項鐵證，為前人所未發現的。

　　第一，我在日本昭和四十四年（民國五十八年）出版的鈴木勤所編之「中華帝國之崩壞」（日文）一書中，看到一張彩色圖片，是一片象牙的鑰匙牌子，共有四塊。第一塊牌子上寫「皇上鑰匙」，第二塊牌子寫「皇后鑰匙」，第三塊牌子寫滿文「皇太后鑰匙」，第四塊牌子寫「香妃鑰匙」。若果真「容妃」即「香妃」，何以不寫「容妃鑰匙」？這些牌子，現存日本，不可能是偽造。

　　第二，我找到一張容妃陵寢掛在墓前饗殿的一幀遺像，這是民國三年徐相國之女，親至皇貴妃陵寢拍攝，與香妃戎裝像上的相貌，並不相同，證明二人絕非一人。容妃葬在皇貴妃陵寢，香妃因被賜死，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東的「香塚」，後又被移葬至新疆喀什噶爾，香妃之故鄉。此處回人稱之為「香娘娘廟」，如今被中共修築成一觀光古蹟名勝。

　　第三，我看到收藏家李鴻球先生擁有的一幅郎世寧所繪的「武列行圍圖」，上有「高宗純皇帝偕香妃山莊行圍」之文字，係用金線繡在包裹該圖之龍緞上，絕非偕「容妃」山莊行圍。

　　為了證實「香妃」確有其人，我花了三年再繼續多方蒐羅資料，於六十九年元月在「幼獅文藝」發表了「香妃之畫像」一文，據我所獲之資料，證實郎世寧身前曾為香妃畫了十一幅畫像，香妃單人的有五幅。一幅「戎裝像」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幅「漢裝像」，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所收藏，一幅「採花圖」，為日本人收藏，一幅「宴居圖」，為香港張姓收藏家所有，一幅「種花圖」為台北某一收藏家所有，聞現已遷往美國居住。

　　香妃與乾隆及其他侍從人員畫在一起的畫像共有六幅，其一為李鴻球先生所收藏，二幅為日本收藏家所有，一幅「木蘭獲鹿圖」為法國巴黎居美博物館收藏，一幅流落在海外，一幅下落不明，可能為國外博物館所藏。

　　高陽先生說，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那幅「香妃戎裝像」大有疑問，他說：「明顯的破綻是，所著戎裝，是歐洲古代武士的甲冑。」而我看到的那幅畫像，乾隆與香妃並轡出獵，香妃穿的也是那套服裝，當時回疆因有「絲路」，穿歐洲式甲冑去打獵，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香妃的真面目」一文中，特別提到「臣永瑢恭畫」的「威弧獲鹿」的手卷，高陽先生認為發現了「容妃」的真面目，文中對於該畫之裝裱，以及圖章印記，及大小均有詳細之記述，並引述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先生的研判：「這是乾隆木蘭秋獮，一次獲鹿的真實記錄，宮內所藏乾隆獲鹿之圖尚多，但由妃嬪陪同射獵，尤其是回裝的妃嬪，僅此一件。」

　　可惜的是，未有任何文字記載，說圖上回裝之妃嬪是「容妃」或是「香妃」。

　　我所獲得的有關「木蘭獲鹿圖」畫像的資料，是郎世寧所繪，並非永瑢所繪，其全名是「秋獮木蘭御妃扈蹕獲鹿圖」，與「春蒐大閱愛烏罕恭進四駿圖」，同裝裱為一卷，統名之曰：「西鄙歸化圖」。

　　秋彌，是秋天打獵之意；木蘭是滿州文Muran一字音譯，漢文意譯為「哨鹿」，即以哨聲仿鹿鳴，以引來雄鹿的一種獵法。此處之木蘭，係指木蘭園場，該園場成立較避暑山莊為早，康熙皇帝時造，每年陰曆七八月間，均由漢蒙王公隨侍到木蘭園場去打獵，乾隆時，此一位於熱河省之木蘭園場，是他最喜愛的獵場。

　　此圖中，香妃全副戎裝，一人騎馬疾駛，伏身張弓，追射小鹿，其奔追之狀，躍然紙上。此圖後有乾隆親題之七言律詩一首，後有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詩中提及畫中之女子為「聖妃」，及繪此畫者為郎世寧。

　　我曾於英文之「郎世寧宮廷畫專集」一書中，見過此畫，下注明現為法國居美博物館Musee Guinet所收藏。

　　六十五年十二月，此間「雄獅美術」月刊，曾派記者赴法國該博物館採訪，並拍攝該館珍藏此圖之照片在月刊上刊出，據該館表示，此珍藏之畫像是法國胡雷將軍逝世前，立下遺囑贈給法國政府的。最初收藏於羅浮宮博物館，一九四五年，始移交給該館，我猜想，當年一定是英法聯軍之役時，被法人所奪去之戰利品，此圖當較高陽先生所看到的那幅「威弧獲鹿圖」珍貴多矣，二圖不同的是打獵的均是「回妃」，一著回裝，一著戎裝，一未見文字注明，為容妃，一種見文字題詩為「聖妃」，前者為永瑢所繪，後者為郎世寧所繪，而戎裝與香妃個人打獵之戎裝像相同，顯見二人非同一人也。

　　我希望「香妃」「容妃」的說法，不再繼續錯誤的「傳播」下去，因為是非，總要有弄清楚的一天。

七、對容妃不是香妃一文的回應

　　姜先生的大作，我用他的『三項鐵證』就可以將它全盤推翻，無須再看他的著作。」下面談他的「三項鐵證」：

　　第一項，四枚象牙鑰匙的問題（原文恕不照引）這是一項不明宮禁規制者所造的假骨董。所謂『皇上鑰匙』，試問此鑰匙是皇帝自己掌握，還是指皇帝所居宮殿的鑰匙？若是前者，皇帝莫非跟齊白石老先生那樣，親自將家中所有的鑰匙懸在腰間？宮殿鑰匙，例由各宮的總管太監掌管，帝后妃嬪是不管的；其重要宮門的鑰匙，則由「敬事房」掌管。如是後者，皇帝的寢宮不止一處，這把「皇上鑰匙」，到底是乾清宮呢？還是養心殿？

　　又，姜文中說「清史沒有文字記載，是因她未從乾隆，且被賜死，故沒有冊封。」既未冊封，何來「香妃」的封號？此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不知姜先生何詞以解？再者明清妃嬪封號，從無用「香」字這種不莊重的字眼者。

　　第二項，香妃「葬在北京南城下之陶然亭東的『香塚』（高陽按：應作「南下窪」，亦曰「下窪子」，其地在先農壇以西）。在乾隆年間，只有陶然亭，並無香塚，而所謂「香塚」者，不過出土二尺的一方小石碣；相距尺許另有同樣的一方，題曰「鸚鵡塚」。「骨董瑣記」引「越縵堂日記」謂：「丹陽張春陔御史盛藻所作」。而「天咫偶聞」則進一步謂：「相傳香塚為張春陔侍御瘞文稿處；鸚鵡塚則諫草也」。（高陽按：張盛藻字春陔，湖北枝江人，拔貢出身，同治二年補江南道御史。見「清朝御史題名錄」，李蒓客所記微誤。）

　　關於香塚的傳說甚多，或曰葬八大胡同名妓蒨雲；或曰葬湖北女子李窈娘。謂葬「香妃」亦是其中一說，但此說最不可信。珍妃之死，時人以詩詞悼誌者，不計其數；是故倘真有「香妃」之如姜先生所說的「忠貞愛國殉節」事蹟，如此大好題材，豈有不付諸吟詠之理。但我讀過同光年間詠陶然亭的詩，有李慈銘、張之洞、梁鼎芬、鄭孝胥、黃節等五家，詩皆七律，但沒有一個字提到所謂「香妃」。豈非是「香妃」子虛烏有的反證？

　　第三項，說郎世寧為「香妃」畫過十一幅像，其中有一幅為台北李鴻球先生所收藏，我曾為李先生題過他的藏品，原想把他手中的「香妃」像，借來一觀，但看到姜文後面一段，心想不看也罷。

　　十一幅「香妃」畫像中，以有乾隆御題七言律詩，及「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這一幅最值得注意，但翻一翻「清史稿」伍彌泰傳，不禁啞然失笑，這幅偽畫就歷史來說，荒唐得豈有此理；但相信在藝術上，一定具有相當的水準，不然騙不過「雄獅美術」月刊的編輯。

　　現在指出荒唐之處如下：

　　㈠郎世寧歿於乾隆三十一年，而如有「香妃」打圍獲鹿之事，應在回部初平以後的二十五六年，至遲不會超過乾隆三十年，而伍彌泰授東閣大學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這年分上的差異怎麼說？

　　㈡或謂畫在乾隆三十年以前，題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後，則試問乾隆何以找出二十年前被賜死的「香妃」畫像，命大臣題詩？有甚麼明確的證據及理由？就算一時高興，不必找理由，但亦絕不會命伍彌泰題，因為伍彌泰認不認識漢文都是疑問。遑論題詩；更遑論為詩雖做得不好，但眼界極高的乾隆題詩？

　　伍彌泰何許人？蒙古正黃旗人、雍正二年襲伯爵，方在幼年，他從當佐領起，一直都是在軍旅中服務，一任理藩院尚書，只要懂蒙古文即可；乾隆四十八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上書房總諳達，更為不通漢文的明證。

　　甚麼叫諳達？雖亦是皇子的老師，但只教騎射，在上書房是沒有座位的，與教漢文的師傅，坐而授書，身分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入閣拜相的伍彌泰，能奉旨題詩，他應該當上書房的「總師傅」，而非「總諳達」。

　　再舉一個反證：徐世昌所輯的「清詩匯」，計二百卷，收詩人六千一百五十九家，但翻遍雍、乾、嘉三朝的目錄，無伍彌泰之名，可知他不會做詩。

　　更舉一個反證：伍彌泰是和珅的外祖父，而伍入閣時，和珅正得寵；乾隆何不命和珅題詩，而要派伍彌泰這個差使？和珅亦會做詩，但清詩匯收其弟和琳、其子豐紳殷德的詩，獨遺和珅，因為他的詩近乎「里諺村謠」。乾隆可以讓他當翰林院掌院，但從未叫他題過畫，做官與學問是兩碼事，這一點乾隆是最清楚的。

　　總而言之，有關「香妃」的文物，都是假骨董，北平專有這麼一班高手造假來騙洋人及二百五的「專家」，如十幾年前，大陸的紅學專家將紅樓夢炒熱了以後，即有大批與曹雪芹有關的假骨董出現，為我「捉賊捉贓」捉出來的有好幾起，大陸紅學專家，皆無異詞；今年初夏我在北平時，大陸紅學領導人馮其庸為我召集了兩次眾會（無周汝昌。這個胡適之先生的『關山門』的『小徒弟』，似乎跟台灣投過去的馬璧那樣，在我從上海到北平，所接觸到的文教界人士，從無人提起過他們），對我的指斥藉曹雪芹來歛財的行徑之可鄙可笑，皆持肯定的態度。

　　「香妃」的傳說，流播里巷已久；及至「官大表準」的朱總長認為此即「香妃」，而又由等於國立博物館的「古物陳列所」，公然陳列於武英殿側的浴德堂，並詳加說明，何能令好奇多金的西洋觀光客不信？於是假骨董大批出籠矣！

　　走筆至此，我認為此重公案辨之已明，但猶有不得已於一言者，因為姜龍昭先生最後的一段話，無異指著鼻子罵我造謠生事。如果他僅是罵我，我不在乎，高陽「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挨的罵很多，本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義，不作申辯。但是以對考據的基本修養尚不具備；於清朝的制度人物亦復茫然的姜龍昭先生，居然武斷輕率地說，容妃不是香妃，香妃另有其人，那是對孟心史先生及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們的一種侮辱。他們，或則幽明異路，或則形同敵國，皆不能直接向姜先生作何爭辯；不過，他們的蒙謗，事由我起，因此，我不得不向姜龍昭先生提出抗議。如果姜先生對我所駁的「三項鐵證」，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駁，高陽從此不搞考據，也不寫歷史小說了。

附錄：

　　我為香妃說句話　　■姜龍昭

　　我研究有關「香妃」的事蹟，前後花了十幾年工夫，近完成了「香妃考證研究」一書，原想請高陽先生給我指教，想不到的是他僅以「臭蛋」來比喻之，這似乎有點「過分幽默」，但拜讀了他的「三項鐵證、原來如此」一文後，我也有話要說，希望讀者能對此事，深入探討，作一個公正的論斷。

　　首先，我所提到那串象牙鑰匙，高陽先生說，這是一項不明宮禁規制者，所造的「假骨董」；我不管這是誰掌管的鑰匙，也不問是那兒用的鑰匙，我只強調，我在日本的雜誌上，看到鑰匙的照片。高陽看也沒看到那些牌子，就一口咬定說：「這是假骨董。」這公平嗎？合理嗎？再說，日本人造這樣的假骨董，又有什麼用呢？

　　其次，高陽先生說：「明清妃嬪封號，從無用『香』字這種不莊重的字眼。」

　　這裡，我願向高陽先生作如下說明：

　　最先將「香妃」的故事，見諸於文字的，是在王闓運先生（晚清文學宗匠）所撰的「今列女傳」中，及後黃鴻壽著「清史紀事本末」卷廿一，記述「準部及回部之平定」，文末有「編者曰」之記載：「又霍集占妃香妃者，高宗聞其美，兆惠陛辭時，囑為生致之。」可見香妃為霍集占小王爺之妃，該時即已名香妃，並非乾隆所冊封。

　　民國三年故宮博物院開放供人參觀，浩德堂懸掛有郎世寧所繪之「香妃戎裝像」（此像現在外雙溪故宮博物院保藏中），像下有「香妃事略」；上明白寫著：「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體有異香，不假薰沐，國人號之曰香妃。」

　　以上所說「香妃」，可見並非是乾隆所封。

　　再進一步說明，香妃是回人，漢人叫她香妃，據親自去過新疆的唐紹華先生說，新疆維吾爾族人提及「香妃」，都叫她瑪弭兒阿孜沁，說她是波羅弩丁人孜沁的女兒，在一場民族戰爭中，被滿人擄去北京，查考「地方史」上確有一位叫「瑪合雄」，姓阿孜沁的貴族，他的兒子為阿帕阿孜沁，做過康熙帝的御醫。

　　香妃按突厥字母拚音法，直譯音為「姬月夷妲氏」，意義是形容最真最善最美，亦可解作最圓最亮最美之光，如以維吾爾族語的音直譯，則為「伊帕爾罕」，「伊帕爾」是香，「罕」是女人的通稱名尾。

　　因此，在平劇中她叫「沙天香」，在話劇中叫「馬天香」，在電視劇中叫「伊帕爾」，在小說中又叫「璣月依妲什」，在電影劇本中叫「羅披亞」，事實上，都是一個人。

　　民國卅二年二月梁寒操先生曾親訪「香妃墓」，據其記載稱：「場上大小墓數約廿餘，香妃之高曾祖考兄嫂姪輩，均葬於此，是一家族墳場，香妃之墓甚小，僅附乃父墓側，寢宮東南角猶存祭旗靈轎，因西北亢旱，物尚完整，轎中藏狹長木櫝二具，為兄妹二人遺體同時運回故鄉，轎頂四周有竹蓆為簷，藉避雨雪，可斷為來自中原無疑。」歷史學家黎東方教授亦曾去過該處，訪問守墓的回人，他向黎教授說：「這便是香妃乘坐回來的轎子。」黎東方問守墓的回人：「香妃葬在那裡？」他說：「就葬在這裡。」

　　梁寒操在疏附後又遇見一阿洪，（即回教之牧師也），以「香妃姓氏世系考錄」給他看。知香妃實名「馬漠爾阿孜沁」，漢人呼曰「香娘娘」，父名群和加，為教中名宿，有言出自烏孜別克族者，因名帕的夏阿孜沁，祖名和甲莫名和加，曾祖名依大葉提拉和加，人稱之為登士烈巴克和加，高祖名馬漢馬提於蘇甫和加……這世系考錄我想不會出自阿洪假造吧！

　　香妃之兄圖的和加，漢人稱曰圖圖公，曾護妹入京，死於北平。圖圖公妻名「底下代漢阿孜沁」，為清某大臣愛女，漢人稱曰圖夫人，圖夫人於香娘娘葬後，捐巨款修此墓場，並建清真寺、廣園及購田為寺產。

　　此一「香妃墓」十七世紀後又不斷修築、擴建，現包括了主墓室、四座禮拜堂和一所教經堂的一組大型建築群組，成為當地出名的遊覽勝地，若仍堅持要說香妃並無其人，能使人信嗎？

　　高陽先生引同光年間，李慈銘、張之洞、梁鼎芬、鄭孝胥、黃節等五位名家的七律詩，均沒有一個字提到所謂「香妃」，就肯定香妃為「子虛烏有」。同光年間的詩人，仍是滿清時代，他們當然有所顧忌！若以清朝的詩人無詠香妃之詩，就咬定沒有香妃其人，則何以晚清的文學宗匠王闓運又會把「香妃」列入「今列女傳」中來撰述呢？

　　我現在來說的是第三項印證，也就是名收藏家李鴻球先生所藏的那幅郎世寧所繪的「武列行圍圖」。

　　李老先生曾告訴我說此畫當年是他在大陸出高價向一字畫商購得，由其美國友人保管，不過他手邊有一套照原圖拍攝的黑白照片，係分段拍攝，我曾見過。有關該畫之資料，亦是他親口告訴我，他說全畫是一長的橫卷，畫由藍綢黃裡的綢布包袱包裹，裡之中央書「神品上」三字，下蓋木質龍紋大印，中書「原藏古香齋移弆（音舉，密藏也）靜寄山莊莊苑苑字第拾壹號」等字，解開包袱，為古銅色團龍錦套，簽書「御製山莊行圍圖」，脫去錦套，即為全卷，包首用金錦繡雲龍緞，簽繡雙龍，中繡「高宗純皇帝偕香妃山莊行圍」，此畫軸之兩端及帶插，俱用翠玉刻花，極為細緻。這裡我特別要強調的，就是上面繡的這行字，明明是偕「香妃」山莊行圍，並非「容妃」，這當是證明有香妃其人，最有力的「物證」。

　　展圖首見乾隆御書「武列行圍」四大字，中蓋「乾隆宸翰」印，次為漢、滿、蒙、回、藏五體所書「灤陽觀圍圖」，中蓋「古希天子」小圓印。次即全圖，圖中乾隆偕香妃戎裝乘馬徐行，香妃戎裝式樣與單人之「香妃戎裝像」完全相同，可證明出諸郎世寧手筆也。

　　圖之中央蓋「古香齋寶」，末尾下端書「海西臣郎世寧榮繪」之款，圖後題跋，首為乾隆御書詩，次為梁詩正之頌讚駢文，中有注云：「皇上與聖妃觀獵於灤陽，循舊制也。」又次為沈德潛五言律詩，殿卷為滿文跋語。

　　為求證這幅畫是否「假骨董」，我特與李老先生家人聯絡，不幸的是，他已於數年前過世，這幅畫被美國友人轉售他人，已不知去向，真是十分可惜。

　　我前文中提及「木蘭獲鹿圖」後面有乾隆親題的七言律詩一首，另有東閣大學士三等誠毅伯伍彌泰題詩一節。高文指出，乾隆香妃打獵在乾隆廿五六年，而伍彌泰授大學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似乎不可能相隔了廿幾年，再叫伍彌泰來題詩。再說伍彌泰是蒙古人，可能不通漢文，再查徐世昌所輯的「清詩匯」計兩百卷，亦無伍彌泰之詩，因此證明伍彌泰不會做詩。

　　我現在要申辯的是，郎世寧所繪的「香妃畫像」，多半在乾隆廿五六年間完成，但有些畫是若干年後，重加裝裱的，如乾隆五十五年，他八十歲過壽時，香妃早已死去多年，但乾隆對她一直念念不忘，有一幅香妃個人的「宴居圖」，畫像上蓋有「八徵耄念之寶」的印章亦是郎世寧所繪，並書有「御賞郎世寧繪香妃宴居圖萬壽聖典重裝奴才耆齡監工」等字，即是一例。「木蘭狩獵圖」完成於乾隆廿五六年，過了廿多年，又重加裱裝，請伍彌泰題詩，並非不可能。再說伍彌泰題的詩，可能是蒙文，或滿文，予以漢譯的，也是可能的，因伍彌泰他處很少看到他的詩，確是事實。

　　乾隆蒐藏的那些郎世寧所繪的畫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裝裱時，在畫後都有大臣在後面題詩，並且例有漢、滿、蒙、回、藏等五種不同文體的文字。我所認識的，只是漢字，其餘四種文字，都看不懂，伍彌泰的詩，是否蒙文漢譯，或由他人代為捉刀，我不得而知。

　　最後，我要聲明的是，我強調「容妃不是香妃」，香妃確有其人其事，並不是在罵高陽。我只是引用我所看到的一些文字資料、物證、人證，來證明一件事。孟森先生過去弄錯了，我們不能跟著盲從，再繼續錯下去。

八、我也為所謂香妃再說幾句話

　　姜龍昭先生還要「為香妃說句話」，越說越奇，也越說越荒謬，只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些甚麼？譬如，既肯定「香妃」為「霍集占小王爺之妃」，乾隆囑兆惠「生致之」，而後文又說「香妃之兄圖的和加」，「曾護妹入京」，豈非又是個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

　　雖然姜先生引了好些例證來支持他的說法，但稽諸可靠的記載，則殊不然，如說有一「阿洪」，向梁寒操先生出示「香妃姓氏世系考錄」，但乾隆年間戍守新疆的旗人七十三，著「回疆風土記」（中華版古今遊記叢鈔卷四十二）則謂：「回子無姓氏宗譜」。至於「香妃墓」及「香娘娘廟」，同時及稍後之人，如七十五著「新疆紀略」；洪亮吉著「伊黎日記」；倭仁著「莎車行紀」；林則徐著「荷戈紀程」，描寫風土極詳，而皆無一字涉及。請問讀者，你是相信年代久遠、記述傳說的梁寒操的話呢？還是求證於名士、名臣的洪亮吉、倭仁、林則徐的親身經驗？

　　倘謂爭辨的焦點是郎世寧所作，伍彌泰題詩的那幅「木蘭獲鹿圖」，說伍彌泰的詩「可能是蒙文，或滿文，予以漢譯」；以及「乾隆蒐藏的那些郎世寧所繪的畫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裝裱時，在畫後都有大臣在後面題詩。並且例有漢、滿、蒙、回、藏等五種不同文體的文字。」直可謂奇談之尤，根本就不必作甚麼辨解了，不過我還是想告訴姜先生，我們的「故宮文物」月刊，連載過一篇韓北新先生所作「郎世寧繪畫繫年」的文章，凡是郎世寧存在清宮的作品，每一幅都有詳細的紀錄，你不妨檢查一下，你所說的，郎世寧為香妃所作的十一幅畫像，在不在內？韓先生是何說法？

　　大約三十年前，我作了一個考據，請胡適之先生看；適之先生以微帶呵責的語氣說：「這種考據做不得的。」我明白他的意思，「大膽的假設」必須有一個「有可能」的前提，如果根本無此可能，先存成見於胸中，則「求證」必不能「小心」，經不起駁斥，豈非枉拋心力，自討苦吃？

　　現在我又多明白了適之先生的一層意思，像這種無中生有的考據，往往會發生誤導讀者認不清歷史人物及真相的後遺症。乾隆一代英主，極重威儀及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他常譴責科舉出身而行止卑汙的臣工：「此豈讀書人之所應為？」若謂承平之世能殺其夫（霍集占）；奪其妻（所謂「香妃」），此不但不是讀書人之所應為，而且何以服藩屬之心，而能令其帖然效順？果然如此，以後幾次甘回、陝回作亂，天山南北路及青海的藩部早就起而響應了，乾隆又有何英主令名之足稱？

　　最後要作個聲明，關於「香妃」的問題，在我來說，辨之已明，不必再談；姜先生如仍有話說，我不想再奉陪了。

　　　　　　一九九○年十一月

萬園之園話圓明

　　清朝最鼎盛時期興建的皇家林園「圓明園」，於英法聯軍時毀於大火，最近中共整修遺址部分景區，並開放參觀。

一、三山五園

　　作為太行山支脈的北平西山，巍峨秀拔，自遼金以來，便是帝皇經常巡幸遊覽之地；離宮別苑以外，權貴大臣，亦往往在此建造別業。在明朝，這裡最有名的一座別墅，是明神宗的外祖父武清侯李倖的清華園，在海甸以西，地名很怪，叫作「丹陵沜」。

　　入清之初，清華園已經荒廢。康熙甲子年第一次南巡以後，清聖祖就清華園廢墟建了第一座皇家的園林，名為「暢春園」，同時在附近的玉泉山的香山亦各建一園，題名「澄心園」及「靜宜園」。澄心園後來改名「靜明園」。

　　康熙四十八年，在暢春園之北一里許，地名後華家屯的地方，為皇四子胤禎建了一座賜園，胤禎就是以後的雍正皇帝，這座賜園便是在國際上有「萬園之園」美名的圓明園。

　　不過圓明園起初的規模並不大，占地約六百畝；雍正即位以後，加以擴充，面積增達五倍，不但已有二十八景，而且構建了衙署。因為自雍正年間開始，除了過年由於祭太廟、祭「堂子」，以及各種典禮，必須回宮以外，其餘時間，大都住園，隨扈官員自須有個辦公的處所。

　　及至乾隆即位，適當清朝物力最充沛的時期，這位精力過人，而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對園林具有高度的興趣，先後擴建了暢春園、圓明園、靜明園、靜宜園；又在圓明園西的甕山與西湖之間，建了一座清漪園，以後，甕山改名萬壽山，西湖改名昆明湖，合稱為「三山五園」；清漪園便是頤和園的前身。

二、圓明四十景

　　「五園」中，乾隆尤重圓明園，在位六十年可說沒有一天不是在經營圓明園。經營的重點是向正東及東南方面發展，興建兩個「附園」，題名長春園和綺春園。

　　這一成為倒品字形的「圓明三園」，面積擴增至五千兩百餘畝，以圓明園東面的大湖福海為中心，共有四十景之多。但景中有景，如多稼軒另有十景，所以總計不下一百餘景。

　　這一百餘景，就天然形勝而題名的極少極少，絕大部分是人為的造景，創意的來源，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模擬全國名勝，如「上下天光」模擬洞庭湖景色；而「西峰秀色」則彷彿廬山的一部分；「坐石臨流」仿紹興蘭亭。「西湖十景」則不但模仿，甚至名稱都原封不動地移了過來。如「平湖秋月」、「麯院風荷」、「雷峰夕照」為四十景中的三景；而在景中之景的小景中，又有「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南屏晚鐘」等。

　　第二類，取材詩情畫意，如「杏花春館」由「清明時節雨紛紛」這首唐詩而來；「夾鏡鳴琴」是從李白詩句「雨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中得來的靈感；「武陵春色」則顯然為「桃花源記」的寫照。

　　以名畫為範本的景致，如「蓬島瑤台」仿自李思訓的「仙山樓閣」圖；「北遠山村」則為王維「輞川圖」的翻版，此外五代的荊浩、關仝；元朝的倪瓚、黃公望；以及仇英、唐寅等各家的畫幅，亦往往成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第三類，仿造海內名園，尤其以江浙兩省為主，乾隆六次南巡，都有「如意館」的畫師隨行，所謂「行所流連賞四園，畫師仿寫開雙境」，王壬秋「圓明園詞」中所說的四園是：

　　㈠杭州「小有天園」，園在杭州淨慈寺之西，南屏山下，面臨西湖，乾隆十六年初次南巡時，賜名「小有天園」；廿六年二次南巡回鑾，命在長春園思永齋東仿建。

　　㈡海寧「安瀾園」，此園來歷甚遠，本為南宋一位郡王的故園，明朝萬曆年太常寺少卿陳興郊就廢址重建；園址甚廣，西北兩面即以海寧縣城牆為界，所以題名「隅園」。雍正十一年大學士陳元龍告老返鄉，擴建隅園，改名「遂初園」；乾隆第三次南巡，駐蹕此園，因地近海塘，賜名「安瀾園」，回京後仿建，又名「四宜書屋」，內含十景。

　　㈢蘇州「獅子林」，相傳為元朝名畫家倪雲林所監造，倪並有「獅子林圖卷」傳世，入清歸於內府。乾隆第二次南巡時，特攜此圖在蘇州實地印證；並命「吳下高手堆塑小景」，驛送回京，在長春園眾芳榭之東，照樣建造，內含八景。

　　㈣南京「瞻園」，此園本為明朝開國功臣中山王徐達的西園，入清後改為藩司衙門；乾隆在長春園中仿建，題名「如園」。

三、特別介紹

　　四十景中，有幾景具有特殊意義，不妨單獨介紹：

　　㈠九州清晏──園明園有好幾個湖，除最大的福海以外，作為正殿的正大光明殿後有「前湖」；對岸隔兩座殿，又有「後湖」，湖由九個小島所環繞，所謂「九州」即指此九島，其中最大的一個島上，建大「九州清晏」殿。由大宮門開始，筆直的一條軸線，穿越各殿，直至九州清晏，稱為「圓明園中路」，兩旁為帝后妃嬪的寢宮住所，艷屑流傳的「天地一家春」，即在這一區域。

　　㈡長春仙館──在正大光明殿以西，雍正七年，皇三子弘曆賜居此處，弘曆便是乾隆。他的別號「長春居士」即由長春仙館而來。

　　㈢萬方安和──這是形式很奇特的一座水榭，由三十三間房屋，構成一個卍字形，為雍正最喜愛的一個地方，寢宮設在卍字形的中心。而正屋在卍字形右下角，也就是東南方入口之處，上懸一匾，題「萬方安和」四字，即以為名。

　　雍正之喜愛萬方安和，不僅因為它藏風聚氣、夏涼冬暖，而且也因為曲徑通幽，安全縝密。附近有「枕流漱石」、「洞天深處」等共含九景。

　　㈣山高水長──在萬方安和西南，是四十景中面積最大的一景，正殿九間，殿後山岡連綿，殿前是一片極大的廣場，可供士兵操演。乾隆初年定制於上元前五日觀煙火於山高水長，王公親貴、宗室外藩、文武大臣，以及內廷行走人員，皆得入座，拜果盫之賜，賞魚龍之戲，天家富貴，絢麗繁華，非民間所能想像。

　　在四十景以外，還有兩處，亦值得一提，一處是「舍衛城」。佛經中說，在釋迦牟尼時代，印度北部有一座「無物不有」的名城，即是「舍衛」。圓明園內的舍衛城，供奉佛像十萬尊；城前的南北長街，即是有名的所謂「買賣街」，據當時曾供奉內廷，擔任畫師的法國天主教士格羅西，記述所見的舍衛城及買賣街的情況是：「宮苑另一部有一城，上有墻坦、城垛、廟宇、法庭、公眾集會所、市場、街道、店舖、商號、旅館、碼頭、船舶等等，俱備大城之規模，僅無居民而已。但清帝一啟口謂遊此城，宮監即時更換服飾、化裝為兵士、法官、商人、驛卒，及各種手藝之工人。

　　「清帝親臨此城，市場已充滿食品瑣物；須臾間，全城市聲喧囂，熙熙攘攘，街道之中，人眾肩摩踵接。各處貨物叫賣聲、音調不諧，震人耳鼓。此處賣技者，說書者，吸聚閒蕩之旁觀者；彼方，一賊正施剪綹之技，當時擒獲，送往監獄。稍遠之處，鼓樂聲揚，結婚之儀仗，或則喪葬之執事，皆吸引好奇者之眼光。總之，種種情景，表現一熱鬧喧囂之城市；於此假城中，皆一一演來，頗能像真也。

　　「清帝御駕親臨，全朝文武官員，隨侍於後，步入商店，購買珠寶、瓷器、綢緞等，分賜后妃及隨從人等。」

　　按：此僅為新年中的買賣街，平時並非如此。我認為乾隆有此買賣街的構想，很可能來自「清明上河圖」。

　　另一處是文源閣。乾隆三十八年詔修「四庫全書」，前後歷時十年告竣。除以繕正本庋藏文淵閣以外，另鈔六部，分貯六處，建閣以藏，合之文淵閣，即世所艷稱的「四庫七閣」。文源閣即七閣之一；其餘為瀋陽故宮文溯閣、熱河行宮文津閣、鎮江金山文宗閣、揚州文匯閣及杭州行宮文瀾閣。

四、西洋樓

　　圓明園中最大的特色是，在長春園北面有四座「西洋樓」，及三座稱之為「大水法」的噴泉。

　　宮中稱之為「西洋樓」的歐式建築，實際上是為了配合大水法而興建的，其中並不住人。乾隆十二年，高宗觀賞義大利籍畫家郎世寧所進獻的西洋畫時，對噴泉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經由郎世寧說明原理後，高宗詢問，在京的西洋人中，有善於此者否？郎世寧乃推薦法國天主教士伯諾；高宗召見後，命其建造，人力、經費，皆不限制。

　　伯諾的中文名字叫作蔣友仁，本來是位數學家，受命以後，在郎世寧及其他西洋教士艾啟蒙、馬國賢、王致誠等人的協助下，費了十三年工夫，完成了命名為「諧奇趣」、「方外觀」、「海宴堂」、「遠瀛觀」四座西洋樓、三座噴泉，以及附屬建築的蓄水樓。

　　諧奇趣是最先完成的一座，樓高三層，兩翼各有一座六角形的塔樓；前為噴水池，蓄水樓則在諧奇趣的西北。

　　海宴堂是最大的一座西洋樓，也是最精彩的一座噴泉所在地。也許是為了日光照映噴泉的需要，這座兩層樓、十一開間的海宴堂，一反宮殿坐北朝南的傳統，而是坐東朝西。安放水車並作為水庫之用的是同樣大小的一間工字樓，磚砌的水庫，長八丈五尺、寬一丈八尺、深五尺；為了防止滲漏，池外包以錫板，所以這座水庫，命名為「錫海」。

　　噴泉實際只是一座時鐘，位於地面以下的長方形水池，兩側建石台，台上相對各有六座人身銅獸，一面是鼠、牛、虎、鬼、龍、蛇；另一面是馬、羊、猴、雞、狗、豬。這十二生肖，便代表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辰。中國的一個時辰，包括兩個小時，如前一天的十一時，至第二天的一時為子時；一時至三時為丑時。一進入某時辰，「值時」的銅獸就會從口中噴水，因此一看何獸噴水，便知是何時辰。到得正午則十二銅獸，一起噴水，蔚為奇觀。

　　遠瀛觀坐北朝南，實際上只是襯托噴泉的一座西式門樓，用漢白玉作建材，有極精美的裝飾性雕刻；樓前半圓形水池，中間是一隻銅鹿，作向南奔馳狀；東西兩面各有五隻銅狗、口中噴水，皆以銅鹿為目標、有個名堂，叫作「十狗逐鹿」。南面砌一座有屏風的石台，上設面北的寶座，是特為高宗觀賞大水法的設備。

　　蔣友仁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他一死，大水法的設備無人管理，逐漸損壞，且亦無人會修，以致形同廢棄；每當高宗欲至西洋樓時，先期以人工將「錫海」灌滿，勉強利用地心吸力，使噴泉保持出水狀態。

五、劫火以後

　　圓明園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時，劫掠焚燒，大火兩日兩夜不止，四十美景剩下的只有十來處。

　　同治十二年，穆宗大婚親政後，以翌年為慈禧太后四十萬壽，決定重修部分圓明園，以為頤養之地。結果朝野大譁，引起穆宗要將恭王「革去親王世襲罔替」的軒然大波，穆宗則因「視察園工」之便，微行冶遊，以致患惡疾；故園工雖於十三年七月間，以親貴、大臣、言官力爭而停工，穆宗亦於是年十二月由天花引起併發症而夭折。

　　「文革」期間，圓明園遺址再一次被摧殘，砍伐老樹，拆光圍墻，連山頭都被削掉十分之四。「四人幫」垮台以後，於一九八○年由一批建築學家倡議「保護、整修和利用」；一九八五年七月開始規劃，獲撥專款人民幣四十萬元；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開工，當時的規劃是，整理福海區域，清挖福海及周圍水系、整修環湖路，興建兩座便橋、一座水閘、十座涵洞，清理部分遺址等。

　　據六月間來自北平的消息，「圓明園遺址公園已整修一新」，除福海以外，報導中說萬春園景區，亦已整理。但基本上不過如參觀羅馬露天圓形劇場等廢墟，只能發思古之幽情；要恢復如王壬秋圓明園宮詞中所說的「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的舊觀，就不知在何年何月了。

　　　　　　一九九○年八月

明十三陵漫談

　　明朝皇帝的陵寢共分四處：一、鳳陽的皇陵；二、南京太祖的孝陵；三、昌平州自成祖長陵以次的十三陵；四、湖北鍾祥縣的顯陵。嚴格而言，只有南京及昌平州兩處；鳳陽的皇陵葬太祖的父祖，是追尊皇位，並非真的皇帝；顯陵亦然，葬的是世宗生父興獻王。倒是真的做過皇帝的景泰帝，本已開始經營壽陵，由於英宗的奪門復辟而廢止，歿後以親王之禮葬西山，不在十三陵之列。

　　十三陵的名稱是：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憲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陵、思宗思陵。都集中在以長陵為中心，方圓約四十平方公里的天壽山內。論規模自以長陵為首；其次是世宗的永陵及神宗的定陵。定陵工費，明史有記載，高達八百餘萬兩銀子之多。最簡陋的自然是思陵，李自成破京後，將崇禎──思宗及周皇后的梓宮送到昌平州衙門，吏目趙一桂向百姓募捐歛錢，打開田貴妃的墳墓合葬。清兵入關後，多爾袞命以帝禮改葬，名為思陵。其實是田貴妃的寢園。

　　我早在二十年前，就看過一部中共官方出版有關發掘定陵經過的紀錄，但記憶已不真切，彷彿記得中共原來準備發掘長陵，而先以挖定陵作為一種試驗，但後來長陵似乎並未發掘。不過在這部紀錄中，有兩幀圖片予我極深的印象，一幀是神宗「重見天日」的遺骸，身材瘦小、兩撇鼠鬚，向右側臥，為明人「側殮」之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另一幀是一個金臉盆──金子的比重極大，與日常用具要求輕便的條件不合。看了這幀照片，才知確有其事；原來所謂金盆，並非通體皆實，而是空心的，盆底標明用赤金重三十餘兩；而且中灌鐵砂，想像中宮娥潑水時，會琳瑯作響，清越可聽。

　　　※※※

　　四月二十八日我應「文聯」編輯部主任白舒榮小姐之邀，登長城後，轉道遊十三陵。在這個觀光區內，正式開放的是長陵與定陵，後者更為重點，只有這裡才有寬廣的停車站及大小餐館，可供遊客憩止。

　　進入陵區，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五間六柱十一樓」的石牌坊，高約二十公尺，雕製精緻，氣象宏偉。此坊建於嘉靖十九年，據說是全中國現存石坊中最大的一座。過此便是「大紅門」，為長陵的正門，據說原來由大紅門開始，左右延築圍牆，包括整個陵區，號稱「二門十口」，十口即出入圍牆的十條通路；二門為大紅門、小紅門。如今圍牆早已拆毀，小紅門亦不知何在？但應該是在碑亭以前。

　　碑亭在大紅門以北約一里處，重檐四敞的方亭，中立二丈餘高的石碑，逕尺大字「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車過不停，未得細觀，但記得某書中曾言，清高宗曾在此碑後題有長句，回台北後查到了，是乾隆五十年春天巡幸湯山，取道昌平，循康熙南巡謁明孝陵之例謁長陵，作「哀明陵詩三十韻」，頗可考見當時情事，節要介紹如下：

　　北過清河橋，遙見天壽山，勝朝十三陵，錯落兆其間。太行龍脈西南來，金堂玉戶中天開，左環右拱實佳域，千峰後護高崔巍，昌平黃土誠福地，永樂曾以親臨視，英雄具眼自非常，豈待王廖陳其藝。（原註：日下舊聞載…水樂初卜陵眾議欲用潭柘寺，永樂獨銳意用黃土山，即天壽山也。又西京求舊錄稱，明陵擇地，或云山東王賢，或云江西廖均卿，所聞異辭。據此，則永樂卜考說較可信。）

　　按：潭柘寺為燕京第一古剎，坐落京西門頭溝深山中。此寺建於晉朝，故有「先有潭柘，後有幽州」這句俗語。天壽山原名黃土山，永樂七年營壽陵於此，十一年工竣，命名為長陵，封黃土山為天壽山。王賢、廖均卿皆當時勘輿名家。

　　永陵制乃如長陵（原註：世宗永陵規制如長陵，外多一周垣；享殿明樓皆以文石為砌，壯麗雅致、長陵不及。後神宗定陵，侈飾又過之。）定陵效之侈有增，忘其前世艱開剙，徒計身後營堪輕（原註：日下舊聞載，永陵成世宗顧謂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倉皇對曰：「外有周垣未作，乃築重垣。定陵效之。」）

　　按：明太祖、成祖父子，無限制擴張君權，產生了許多可怕的後遺症。其中之一，便是造成了貪恣任性，毫無責任感的不肖子孫、如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神宗（萬曆）、熹宗（天啟）等皆是。

　　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統，刻薄寡恩，極端自私，為明朝皇帝之最。永陵規制，已如長陵，而猶以為不足，真是貪壑難填。

　　神宗以沖齡接位，張居正當政十年，太倉存糧可支十年；內庫積金四十餘萬。張居正歿後，神宗又大事苛斂，徵收礦稅，天下騷動，故修建定陵，用銀至八百餘萬。神宗生前，唯恐身後棺槨被盜，故工料特別堅固，豈意三百餘年後，仍不免屍骸暴露。清朝乾隆、慈禧皆厚葬，而孫殿英盜東陵，即以乾隆、慈禧為目標，骸骨狼藉，慘不忍睹，慈禧則「上身附體之衣已去」（據寶熙「東陵于役日記」），身後之辱，無以復加，而皆由自召，亦可謂天道報施不爽。

　　碑亭之後，即為「神道」，有神道就有翁仲，計分勛臣、文臣、武將三類。每類四人，兩兩對稱，皆是立像；其前有獅、獬豸、駱駝、象、麒麟、馬等六種獸像，每種四頭，兩立兩臥。人獸總計三十六，稱之為「石雕群」。

　　神道已經修成寬廣平坦的柏油路、夾道榆柳、濃蔭交蔽，車行其間，頗為舒暢。至長陵時，已過正午，乃先折回一里許，由道西分山路，先至定陵，就一家名為「御膳廊」的館子，進餐休息。

　　定陵始建於萬曆十二年八月，也就是張居正死後抄家的第二年，神宗廿二歲時；陵工曆時六年告成，據說神宗曾在他的「壽宮」內，大宴群臣。

　　定陵的發掘，始於一九五六（民國四十五年）。自明樓之西開掘，掘至地下約八公尺處，發現了石砌的隧道，呈斜坡狀，自東而西，長十六丈，盡頭處已在入口三丈五尺之下，有一座高約九公尺的「金剛墻」亦可稱之為「金剛門」，用廿三層城磚封閉。卸除封磚，迎面是一座漢白玉石製成的大門，高約三公尺，寬約兩公尺，形製與一般宮門無異，門釘、門環一應俱全，只不過是石雕而已。

　　如何進入這座石門是個難題，當然，最簡單的辦法是用炸藥轟，但中共的考古學家，當然不能效孫殿英的行徑，幾經勘察、查考文獻，請教名匠，終於用鉛絲套塞入門縫，鈎起作為一塊門閂之用的石塊，放倒了稱為「自來石」的頂門石條，推動雙扉，在隆隆聲中，揭開了定陵的秘密。

　　這座地宮，在當時官文書中，稱為「玄宮」，大小石門共七座。進第一重石門，即是前殿，地面用「金磚」鋪砌；所謂「金磚」即是用桐油浸泡過的特製磚──這些磚由設在山東臨清的磚廠承製，每塊長四十四公分，寬二十二公分，厚十一點五公分，重二十四公斤，磚上刻有「壽工」二字，並有年分、製磚匠人、密戶與「作頭」的姓名，驗磚的官員，先要敲擊，有淵淵金石之聲，才算初步合格；然後選樣擊斷，其中如有氣泡，仍不合格。規格之嚴如此！

　　第二重石門的形製，與第一重完全相同，入門即為中殿，亦即享殿，中有漢白玉石雕成的三個寶座，象徵神宗及兩后魂魄之所憑依，寶座前各有一套香爐、香瓶、燭台的「五供」，用黃琉璃燒製，再前面是一口嘉靖年間燒製的青花雲龍紋大瓷缸，內貯香油，油面有個銅瓢，瓢中燈草──這就是「長明燈」，任何皇陵中皆有；從前不知道氧氣助燃的道理，總以為油乾方始燈盡，所以滿貯的香油，燃而不盡，輒成乳化狀。

　　中殿兩側，各有一條甬道，通向左右配殿，亦有石門，但規制較簡。配殿中各有棺床，象徵為兩后的寢宮。

　　進第三重石門為後殿，是三殿之中最大的一座，呈橫長形，高約十公尺，寬度與高度相仿，長則為寬度的三倍餘。中間略微偏西，砌出高約三尺的「棺床」，上置三具已呈暗紅色的棺槨；槨中之棺，亦即所謂「梓宮」，則不可見。棺槨又高又大，據說是因為置放了三百餘件衣服之故；此外又有二十六口朱漆木箱，放置的是帝后的金冠鳳冠，以及金錠、銀錁、玉器、瓷器等等。

　　　※※※

　　以上是就原來的規制，按部就班作一敘述，事實上我們首先見到的是後殿。

　　中共於一九五九年開放定陵，作為一個觀光目標時，特為造了一部寬約三公尺的扶梯；我去參觀的那天，適逢周末，遊客如雲，下扶梯時，前湧後擠，無法留步，因此記不起一共經過幾道轉折，估計定陵自墳頭的「寶頂」至地宮的地面，約為現代建築的七層樓高，後來有人跟我說：「你錯了！應該是十三層樓高才是。」

　　想想真是不可思議，挖到這樣深的程度，建築一座面積數千平方公尺，完全以磚石砌造的地宮，無論設計施工，似乎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最令人驚異的是，地宮內部毫無破損，而定陵自竣工至發掘完成，已歷時三百七十年了。

　　在這三百七十年中，京畿不知經過多少次地震，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康熙十八年，地震引發海嘯，海水倒灌，逆河而上，京師地震，人馬活埋，崇文門外三里河因而湮塞；北海白塔竟亦震垮。時值盛夏、宮中自孝莊太后以下，皆在殿外設行幄露宿，然而這種駭人聽聞的大地震對定陵毫無影響。

　　同樣地，我遊故宮，細心觀察，從未發現任何在那年大地震所留下的創痕。建築最易於表現一個民族的背景、潛力與文化，我相信康熙在他接位十八年所遭遇的這場大災難，已深刻體會到漢文化的深厚，而於五年以後，以親察明孝陵及以祭天的禮節祭孔，作為認同漢文化的具體表示，不是沒來由的。

　　　※※※

　　在長陵，只有稜恩殿可看。稜恩殿即是享殿，為供奉神牌，及歲時祭祀之處，嘉靖年間改定今名，「稜，神之福也。」

　　十三陵中的稜恩殿，惟有長陵巍然獨存，三層高的石基上，一座九開間的楠木大殿，總面積約兩千平方公尺。殿中陳列由定陵出土的殉葬物品，但彩繡的綢緞，均為仿製品，原物已經風化，無法保存；不過，玻璃櫥中陳列的銀錠，一望而知是錫製鍍銀的假貨，表面已呈斑駁，有兩名遊客在研究，甲說：「莫非當初殉葬是用假的銀子？」乙說：「怎麼會？」甲問：「那末，怎麼會成了這樣子呢？」乙笑一笑，幽默地說：「大概也是風化的緣故吧！」側耳旁聽，為之失笑。

　　稜恩殿中，又有不可思議之事。殿中有金絲楠木柱三十二根，中間最大的四根，兩人合抱不交。據清初筆記載：這四根巨柱，原來畫滿了金蓮花。如今已無絲毫痕跡，自然是有人將泥金刮走了；但楠木柱上連條裂縫都沒有，材料之堅實，可想而知。

　　令人驚嘆不止的，還不在木料的本身，而是如何能運到工地。十三陵的漢白玉石及艾葉青石，大多採自百里以外的房山，據記載，一塊長三十尺、寬十尺、厚五尺的大石料，前後需民工兩萬多人，拖運二十八天，才能到達。拖運必須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因為拖運方法是在沿路打井、汲水潑成冰道，才能滑過，當時老百姓管這些井叫「萬人愁」。房山不過百里，已如此費事，而這些幾丈長的楠木，採自雲貴深山，萬里之遙，關河重重，我實在不能想像，是用甚麼辦法，才能運到長陵？

　　　　　　一九八九年八月

命中注定作傀儡的溥儀

一、「末代皇帝」代序

　　在大陸拍攝的電影「末代皇帝」，創造了自有奧斯卡金像獎以來，最輝煌的業績。這部電影改編自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自出生至為蘇聯俘虜，移交中共，加以思想改造後「特赦」為止，前後涵蓋了五十四年的歲月（一九○六──一九五九）。

　　溥儀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好幾項紀錄，細算一算，共有如下八項：

　　一、結束了中國四千餘年帝制之局，即所謂「末代皇帝」。

　　二、唯一曾做過三次皇帝的皇帝（包括丁巳復辟）。

　　三、唯一由於非征伐的原因而曾到過外國的皇帝。

　　四、唯一在亡國後還能居住深宮，保持朝廷體制的皇帝。

　　五、唯一能通外語的皇帝。

　　六、唯一能廣泛接觸到現代文明的皇帝。

　　七、唯一為自己作傳的皇帝。

　　最後，由於「末代皇帝」這部電影之得獎，勢將造成極高的票房記錄，因而他將是中國歷代皇帝中，最為全世界所熟悉的一位。

　　　※※※

　　溥儀的一生，充滿了離奇曲折的情節，但都是身不由己，無時無刻不是在做傀儡──太平洋戰爭期間，汪精衛訪問「滿洲國」，兩個傀儡相見，為人製為文虎的謎面，打西片名一，謎底是「木偶奇遇記」；因為汪精衛曾行刺過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殺父之仇，握手言歡，不能不謂之奇遇。

　　溥儀是命中注定要做傀儡的；這只要看他的命造就可以知道。他生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午時：八字是：

　　火火

偏財丙午　正財

　　金木

偏印庚寅　食神

　　水火

旦元壬午　正財

　　火火

偏財丙午 　正財

　　　※※※

　　他是水命，而唯一的一點水源庚金，為丙火所制，日元無根，只能棄命從財，一生受人擺佈。我甚至認為，他即令不是這樣一個八字，只要生下來是個男孩，就必然要當傀儡。

　　此話怎講？要從慈禧太后談起。光緒二十七年十月，慈禧在回鑾途中，撤銷了「大阿哥」的名號，自此開始，慈禧就必須考慮皇位的繼承問題，因為光緒絕嗣，已可肯定；身體羸弱，將不永年，亦可預見，而慈禧則健康狀況一直很好，在她自己看，將會比光緒活得更長。易言之，她自信還有以太皇太后的身分，再度垂簾聽政之一日。

　　這樣，她就必須預先選定一個皇位繼承人。這個人應該是醇賢親王的孫子，因為醇王是最忠於她的，而醇王福晉是她的胞妹，「便宜不落外方」，皇位為甚麼不給胞妹的孫子？及至以榮祿之女「拴婚」給襲醇王的載灃後，等於已經預定好了載灃生子，必將入繼大統；因為這也是「便宜不落外方」，榮祿是慈禧言聽計從的寵臣。當然最要緊的是，嗣君必能對她效忠；載灃之子出於這樣一種血統背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對她絕對尊重。

　　因此可以說，溥儀是慈禧特意製造的一個傀儡。現在已有各種證據，得以證明光緒死於慢性謀殺，而此慢性謀殺，很可能始於溥儀出生以後。

　　　※※※

　　溥儀之第二次做日本軍閥的傀儡，則黃郛應該負大部分責任。民國十三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倒戈，導致奉軍大勝，曹錕被幽，吳佩爭一蹶不振；此事為黃郛一手所策畫，稱之為「首都革命」，自道為平生得意傑作，但依我看，魯莽割裂，跟翁同龢一樣，都是「書生誤國」。

　　何以言之？第一、其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正在進行與張作霖、段祺瑞結成「三角聯盟」；馮玉祥亦表示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孫中山先生，既然如此，在發動首都革命以前，至少應該先通知廣州的革命政府，俾中山先生有北上參預大計的準備，而事先竟一無聯絡，結果便宜了段祺瑞，而段褀瑞基本上是願意承認列強所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維持清室的地位的。

　　第二、便是不謀善後，只讓鹿鍾麟將溥儀趕出故宮了事。當時或許還看不出溥儀是潛在的禍水，但民國十六年以後，日本謀滿蒙日亟；尤其是在十七年二月黃郛擔任外交部長以後，應該對天津日本軍人及浪人與溥儀的交往，加以注意，而竟疏忽了。溥儀在出宮前夕，曾約晤胡適之先生，事後又致函適之先生，表示贊成「國家主義」，又盛道日本「不惜巨費，派人留學泰西，不數年歸國，改革一切政治，逐一躍而為大國」，嚮往之情，溢於言表。當時教育界人士，亦有主張送溥儀至歐洲者，如陳寅恪先生；此事在他人可以疏忽，黃郛不能，因為僅就他對溥儀個人而言，亦有道義上的責任，應有以善其後。

　　溥儀的「前半生」，可說是現代中國革命過程的反映；他的「後半生」，只是日暮崦嵫的餘年。有個筆名「秦雲」的前軍統人員，以約四萬字的篇幅，記述溥儀自「特赦」，以迄死於「文化大革命」的七年日子，題名「溥儀的後半生」，刊載於日本「中央公論」一九七一年四月號。

　　這篇文章純以旁觀者的立場來描寫，我覺得其價值並不比溥儀的自傳來得低；甚至有些地方還要超過。因為人苦於不自知，溥儀性格上的缺點，他自己不知道，或雖知而諱言；尤其是因為從小做皇帝而養成的特殊的生活習慣，在他認為理所當然，更必須有個客觀的人指出來，才能活生生地顯出他的全人格。

二、「末代皇帝」跋

　　我是第四次看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二十年前，此書在大陸出版後，我就弄到一部；以後在臺灣出過刪節本，就像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那樣，所刪去的「礙語」，實在都是精彩部分。我那部大陸初版的「我的前半生」，為一個朋友久借不歸，後來據說他將此書送給一個德國留華學生了。於今復得一窺全豹，快慰可知。

　　「我的前半生」，大致可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家世、追敘他的祖父、父親與慈禧太后及德宗的關係與矛盾；第二部分為入承大統，以迄第三章第十節「紫禁城的末日」，描寫他童年以迄成年，十餘年小朝廷中的形形色色，包括曇花一現的「丁巳復辟」在內；第三部分是敘述他從北平逃往天津，在日本租界卵翼之下，如何從事復辟運動，而終於「白河偷渡」到了旅大；第四部分為在東北當「滿洲國皇帝」十四年的生活；最後一部分則是被俘以後，由蘇聯移交給中共，在「改造」後，得蒙「特赦」的經過。

　　這部溥儀五十四年歲月的紀錄，涵蓋的人與事至為廣泛，因此具有適合各類讀者的高度而複雜的可讀性，嘗鼎一臠，各賞其味。就我以一個愛好探索歷史真相的人來說，最注意的是第四章「在天津的活動」。我在序文中曾說：溥儀命中注定要作傀儡，而第二次作日本軍閥的傀儡，則黃郛要負大部分責任。此非過苛之論，因為黃郛發動所謂「首都革命」，最主要的動機是「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業」。照黃郛的想法，對一個朝代，非要它的宮殿被接收，皇帝被俘或被殺，才算是完全成功；因此他們憧憬的便是掃穴犂庭，滿清的小朝廷在他手中歸於消失。此舉可以使他成為全國性的新聞人物；以及真正結束了四千餘年帝制之局的歷史人物，主意沒有錯，可惜為英雄主義所迷惑，想法做法都太簡單了些，以致變成養癰貽患；此患之深之大之久，迄今未已。

　　其實，自袁世凱以來，將溥儀養在宮中，供以歲費，實亦不失為羈縻之道。須知清朝之對士大夫及百姓、遠勝明朝；所謂「深仁厚澤」，並非虛語，曾左胡之作為皆出於主動，即為「深仁厚澤」所發生的回饋作用。洪楊事起，軍需浩繁。而朝廷仍堅守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賦」的祖訓，是故洪楊平後，殘破的農村得以迅速重建，與明朝末年情願將田地送人的情況，完全不能比。民國肇建，二次革命失敗，北洋軍閥當道，不但遺老疾首，民間懷念有皇帝的日子的人，亦復不少。「丁巳復辟」，事實上在「徐州會議」時，督軍團大多贊成；只是張勳狂妄幼稚，以致不旋踵間失敗，但這並不證明溥儀毫無利用價值。因此，黃郛只將他趕出宮，而毫不考慮會引起政治後遺症；好比神怪小說上所描寫的張天師捉妖，將牠拘禁在一個酒罎子裏，上加符籙，永遠幽閉，而有人不識輕重，隨隨便便就將符籙撕去，以致妖精逃逸，復禍人間，這就是黃膺白闖的禍。後來軍統之對某些有潛在號召力的人物，如張學良、龍雲、孫立人等等，格外敏感，監視特嚴，未始不由於溥儀出走的教訓，創距痛深之故。

　　有人說：「我的前半生」為老舍所捉刀。我看不然，因為溥儀的心路歷程，曲曲道出，非他人所能體會；而感情上的波動激盪，亦有非本人不能道隻字者，如「東陵事件」──孫殿英盜東陵，清高宗及慈禧太后，骸骨狼籍，為人後者，悲憤之情，固不難想像；但像這樣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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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蔣介石政府的反應還好，下令給閻錫山查辦此事。孫殿英派到北平來的一個師長，被閻錫山扣下了。隨後不久，消息傳來，說被扣的師長被釋放，蔣介石決定不追究了。……我心裏燃起了無比的仇恨怒火，走到陰森森的靈堂前，當著滿臉鼻涕眼淚的宗室，向著空中發了誓言：「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我此時想起了溥傑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見面時說：「有溥傑在，大清就一定不會亡！」我也發誓說：「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　　我的復辟、復仇的思想，這時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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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非溥儀本人，不能說得這麼深刻。世人多以為溥儀甘為日本軍閥的傀儡，是帝王榮華富貴之夢未醒；殊不知為祖宗報仇的那股怒火，才是他的行動的力量的源泉。

　　說溥儀甘為日本軍閥傀儡的「甘」字，是有點問題的。「滿州國」是鄭孝胥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勾結製造，鄭孝胥甘為第二號傀儡，而溥儀似乎心有未甘；曾擬以張作霖的舊部臧式毅代替鄭孝胥為國務總理，命宮內府秘書處長胡嗣瑗及總務廳長許寶蘅（先四伯、字季湘，清末曾任軍機章京，他們沒有做過國民政府的官，不認為被召輔佐「舊主」為失節）往說臧式毅；溥儀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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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式毅的態度尚在猶豫、鄭孝胥的兒子鄭垂來了。

　　「聽說上頭派人到東京找武藤信義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沒頭沒腦地來這麼一句。說罷，望著我，看我的反應。不用說，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認這件事的，於是跟著又說下去：「柬京在傳說這件事，說上頭打算改組國務院，臣聽了，不得不跟上頭說說，但願是個謠傳。」

　　「你怎麼但願是個謠傳？」

　　「但願如此。這個打算是辦不到的。即使辦到了，一切由滿人作主，各部長官也駕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還是誰，全辦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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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心境、寫情況如此生動，亦非本人不可。武藤信義為即將接替本莊繁的關東軍司令部，兼日本駐偽滿大使，是偽滿的太上皇。

　　這部書的對白部分對歷史連續劇的作者，是很好的一種參考資料。不論那個朝代的帝后，說話都是很生活的；為臣子者，除了稱謂及措詞比較莊重雅馴以外，此外並無他異。「上頭」本為人臣私下稱皇帝的代名詞，而公然用作尊稱，在我亦是初次得聞。

　　「溥儀的後半生」作者，如序言所述，筆名「秦雲」，據說就是「沈醉」，是為中共所俘的軍統局人員。一九五九、六○兩年，中共先後特赦了兩批「戰犯」；溥儀在第一批；秦雲在第二批，都被安排在「政協」當文史專員，兩人結成了很好的朋友。

　　秦雲的文筆很不錯，他以旁觀者的身份，看經過「改造」以後的溥儀的最後七年生活，刻畫得栩栩如生，如說：「他為了表示自己早放下了皇帝架子，一早起床便去大門口掃地，掃著掃著轉了一個彎，他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此為生活習慣使然，據我所知，溥心畬、陳散原都是一個人出門，便認不得回家的路的。但這些由出身背景，生活環境所養成的習慣，如吃飯時「目中無人」、「沒有一點禮貌」，這在他自己不會知道；因為他生來就是這樣的。

　　因為如此，秦雲的文章，顯得別有價值，與溥儀的自傳映照著一起來看，所發生的對比作用，格外強烈；同時他的全人格的變化的軌跡，亦格外明顯。最後一段寫溥儀為「紅衛兵」迫害，竟致醫生嚇得不敢為他治病、含恨而歿；在他因腎癌而必須以人工排尿，而護士經常躲開時，他還必須表示：「他相信共產黨一定會給他好的醫治，也相信祖國的醫藥能治好他。」這是他的真心話嗎？也許他會在心裏說：「寧願做傀儡還好些！」

　　　　　　一九八八年四月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