扉言
再版前言　　戰場歸來二十年　唐師曾
序．２００７　　籠中之豹　唐師曾
序．１９９８　　夢迴世紀之戰　唐師曾
序．１９９４　　直面死亡的記憶　唐師曾
序　　豁出命的唐老鴨　蕭乾
從雪山到火海
上下同欲
飛往巴格達
並非天方夜譚
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
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六百記者雲集安曼
「打起來了！」
安曼祈禱和平
魯威謝德難民營
貝卡難民營
告別約旦
另紙簽證
從拉納卡到本古里安
生活在面具後面的以色列
「飛毛腿」襲來之際
戒嚴中的加沙
西岸──沒有攝影的攝影採訪
坦克，進攻！
耶路撒冷
重返拉納卡
「我要上前線！」
烙餅
我和河野
「死亡之路」
我們的家
劫後巴格達
去南部──什葉派地區烽煙又起
去北部──庫爾德難民逃難記
撞車、撞車、再撞車
海灣戰爭中的北大人
羅伯特．卡帕！
新聞檢查
再見巴格達
跋　　多餘的話　許延濱
附錄１　大街上揀回一個寶
附錄２　鴨子這傢伙
附錄３　中國記者在海灣
附錄４　紅色在行動
附錄５　唐師曾印象

《我從戰場歸來》唐師曾

《二○一六年十一月四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扉言

　　緬懷戰火中喪生的無名英雄

　　　　獻給他們的母親

再版前言　　戰場歸來二十年

　　唐師曾

　　老鴨《戰地三部曲》都是老書，其中最老一本已誕生二十年，先後被知識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大學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四次再版。儘管時過境遷，但因獨家、客觀、親臨一線而不可替代。

　　老鴨這輩子做對兩件事：上對一所大學；選對一個職業。亦做錯兩件事：誤入一個組織；錯結一次婚。或許人生本來就沒有對錯，否則也不會有今天的我。

　　老鴨在新華社有兩大發明：（１）閃擊，將古德里安的「閃擊戰」應用於突發事件，在孕育期潛入，在爆發時採訪；（２）語像，利用「語言＋圖像」跨界敘述，產生熱核武器的聚變效果，突破傳統單一表達的局限。

　　老鴨以往的兩位責編都是比我大十來歲的北大中文系學姐，退休前給老鴨極高的文學滋養。此次再版，責編陳曦是比老鴨小二十多歲的機械系小妹，高中四中、本科清華，人生的基礎是靠「高中＋本科」澆築的。

　　我就是從「高中＋本科」開始崇拜卡帕的，亦步亦趨一直走到現在，ｃａｐａ＠ｓｏｈｕ.ｃｏｍ已經堅持了十多年。我為海南出版社《卡帕傳》寫序，為中國攝影出版社《世界的眼睛──馬格南前沿五十年》《〈生活〉畫報和〈生活〉攝影師》……等書寫序。義大利使館讓我代表中國參加「中義戰地記者論壇」，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命我為《戈雅，所有戰爭的新聞記者》寫前言。日本共同社河野把價值連城的「Ｌｅｉｃａ　ＩＩＩ」送給我這個「中國卡帕」（河野語），它是卡帕在越南踩地雷時最後一剎手中的「名器」，通過旁軸取景器偷窺槍口，感到毫無遮擋的恐懼時按下快門。

　　家族和北大的綜合教育，使我養成獨特的寫作習慣：親臨現場、自然定位、社會延展、獨立思考、文學描述，五個維度缺一不可。作為新聞記者，我只對獲取的信息進行基本加工，簡單處理後，以新聞的特點、速度即刻傳播。不計時間成本地對某個問題深入研究，不是我的本職工作。

　　上星期，我和北大中文系學長河野徹在東京久別重逢，彼此慶幸都還活著。一九九○年我們相識於戰火下的巴格達，當時我們初出茅廬、滿腔熱血、無所畏懼，為一張獨家照片可以出生入死。現在，河野是共同社國際局次長，老鴨因「再生障礙性貧血」「海灣戰爭綜合症」原地踏步二十多年。運氣更差的是在巴格達結識的巴薩姆．庫巴，他二○○四年六月歿於汽車炸彈，時任伊拉克副外長。庫巴出任駐華大使六年期間，每到週末都和我去密雲水庫游泳，還為我的《重返巴格達》寫序。

　　改革開放之初，受傳統等多重桎梏，中國新聞採集方式嚴重落後，妄加評論者多，親臨一線者少，複製轉帖，「愚樂」大眾，誤導政府。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海灣戰爭爆發之際，時任中辦秘書局會議處處長的陳佐夫告訴老鴨，某中南海會議上，新華社社長穆青拍案而起，「巴格達沒中國人了，只有一個新華社的唐老鴨！」

　　十二億中國人中，我是被選中進入巴格達拍攝海灣戰爭的唯一者，年輕氣盛，血性方剛。憑與生俱來的新聞本能追逐「異動」，用鏡頭捕捉畫面，以文字交代因果，國際視野、職業素養，合成有生命的新聞「語像」。新華社副總編王文卿看了我的傳真說：唐老鴨寫的乾草都帶著露珠。

　　以科學的眼光，用藝術的語言，講人的故事──這是我的書二十年後仍能以不錯的印數和版稅再版的基礎。

　　唐師曾　於什剎海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序．２００７　　籠中之豹

　　唐師曾

　　海灣戰爭以來，我就像隻殘廢的豹子，被人鎖在籠子裡。

　　本書是海灣戰場舊作，一九九○─一九九一年寫於中東。一九九四年世界知識出版社首次出版，大受歡迎，迅速售罄。一九九八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再版，旋即銷售幾十萬冊。此次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重新編輯，第三次出版，為尊重歷史，我對文字內容不作修改，只補充一些我拍的照片，以助理解。

　　感謝為再版付出大量勞動的谷望寧、開來、呼延華、章開元、歐陽冰清、劉牧雁、霍雲、林源、唐勤、唐子千。感謝為本書畫插圖的凌晨。

　　感謝本書的歷任責編：一版甘琦，二版任幼強，三版孟慶曉、江林。

　　遙祝我的兒子唐亞述六歲生日。

　　二○○七年六月六日

　　於解放軍三○一醫院

序．１９９８　　夢迴世紀之戰

　　唐師曾

　　作為戰時唯一反覆往返交戰國雙方的記者，在海灣戰爭遠去多年之後還津津樂道自己年輕時親歷的世紀之戰，不覺汗顏。之所以厚著老臉重拾自己牙慧，懷著極大痛苦回憶逝去的青春，主要是受了一撥又一撥年輕朋友的慫恿，他們在讀了我的另一本書《我鑽進了金字塔》後，更想知道我在中東的前一半生活。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的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天賜──二十世紀僅次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海灣戰爭。從部隊正規化、裝備、訓練、實戰經驗看，伊拉克軍隊的鋼鐵含量遠遠高於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時的中朝、越南部隊。伊拉克飛機、坦克在數量質量上的相當優勢，使其可動用空軍和上千輛坦克進行以師為單位的坦克戰。

　　我總覺得把四年前的一本小書原樣再版太有負於喜歡我的讀者。除更正原書的錯誤外，我補充了一些鮮為人知又被我忽略了的細節，共約三萬字，同時增加了五十餘幅照片──它不僅變厚，也更為豐富，從而成為《我鑽進了金字塔》的姊妹篇。

　　再次感謝每一位朋友。

　　一九九八年六月

序．１９９４　　直面死亡的記憶

　　唐師曾

　　我是攝影記者，按傳統不該寫文章。海灣戰爭中，由於戰時法規對攝影採訪的諸多限制，逼得獨居虎穴的我不得不另闢蹊徑，在拍照、沖洗、放大、傳真之餘操起鋼筆，想不到因此受到新華社總編室通報表揚、萬千讀者的歡迎而勢成騎虎。其實我寫得很臭，只不過代表十二億中國人在恰當的時間到了一個恰當的地點，偶作蛩鳴而驚天下。如果沒有新華社攝影部不停地踢我的屁股，我絕不可能趴在吉普車的引擎上，蹲在長途採訪的旅途中以膝代案，一篇一篇地炮製戰地飛鴻。

　　由於斯巴達式的身體健康、生活簡單和心情上的海闊天空，海灣戰爭爆發前，我被選作新華社越境作戰的「傘兵」單槍匹馬派往巴格達，從此成為戰時涉足國家最多的中國人。只可惜我資質愚鈍，不得不傾全力於戰事而無暇他顧。我到過伊拉克沒遊覽空中花園，到過以色列沒拜謁伯利恆，到過約旦沒游死海，到過埃及卻不知金字塔為何物……聊以自慰的是，作為最後一批撤離伊拉克的中國人，我堅持用「新華社巴格達」電頭發稿到最後一刻，使我的國家及時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

　　在與伊拉克共和國衛隊行完吻腮禮之後，我又戴起紙疊的猶太帽與以色列國防軍並肩縮在「愛國者」陣地後等「飛毛腿」，從而幸運地成為往來交戰雙方並與這時宿敵同食共飲的唯一者，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使用「以色列特拉維夫」電頭發稿的中國人。

　　回到北京，我國唯一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戰地採訪的新聞界老前輩──蕭乾先生鼓勵我將戰時激情擴寫成一本小書。可我生來有個坐不住的尖屁股，沒幹兩三天就洩了氣。關鍵是我已失去了戰時的激情。我深知，一個人只有面對死亡時，才能表現出超凡脫俗的品質和能力。呆坐燈前，昔日的記憶無比奇妙：血汗、夢想、死亡、榮譽……夜靜更深，我日復一日徒勞地等候再赴前線的軍令。

　　多虧一幫朋友軟硬兼施地逼我，幾經增刪，總算做完了這份比打仗還折磨人的功課，從而使我這個世紀之戰的見證人得以將個人的所見、所聞、所觸、所感看似慷慨地拿出來與更多的人分享。我不要求本書成為一部既有註釋、又有索引的鴻篇巨著，我只想把我那點兒不摻假的玩意兒，老老實實地奉獻給大家，以對得起我所經歷過的歷史，並以此感謝幫助過我的同學、同事和朋友。

　　一九九四年一月

序　　豁出命的唐老鴨

　　蕭乾

　　五十年代，每當學習會上聽到有人振振有詞地批判個人奮鬥時，我心裡就嘀咕：難道這社會只容得下「叫幹啥就幹啥」的聽話幹部嗎？七十年代初在咸寧幹校有位專攻古典文學的「五七戰士」在床鋪底下藏了幾本線裝書，於是，早晨「天天讀」時就有積極分子十分激動地指責起他的「白專道路」。在「鬥私批修」時，甚至任何個人興趣都在貶斥之列。

　　那時我常想，社會有如一輛大篷車，個人的追求也是輪子的轉動。倘若輪子都成方形的了，這社會還如何前進！

　　命運（或者說組織上的安排）原是要「唐老鴨」──師曾站在黑板旁執教鞭的。偏偏這不盡合乎他的理想。他嫌那天地太窄，變化太少。他的志向在於背上一台攝影機去闖四方。

　　照過去，這可是上好的批判對象。呵，分配你教書，你不安心工作，竟敢胡思亂想，豈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來示眾以儆傚尤的反面教員。

　　可是當他闖進新華社攝影部的大門時，徐佑珠主任不但沒硬趕他走，更沒通知原單位叫他上大批判欄，反而對他表示熱情歡迎，為他創造最好的條件，重用他，放手讓他去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事實證明，他個人的理想與集體事業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大篷車與輪子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

　　理想只是個目標。實現理想則還有賴於毫無保留地拿出個人的才智、天賦和血汗。這也正是有所追求與好高騖遠的不同之處。

　　「唐老鴨」進入新崗位之後，可以說是豁出命來幹的。山西地震，淮河水災，尤其是比高技術的海灣戰爭，他都背了相機，站在第一線上。他不但攝影技術好，筆頭快，能吃苦，有膽識，而且善於同人（包括洋人）打交道。誰不喜歡這個高大結實、親切、爽快的小伙子！

　　如今，他要我為他這個集子寫個序。

　　我向來最怕為人寫序了，總是千方百計地推辭。然而這位非凡的年輕同行一定要我為他寫個序，實在不容推托。

　　世界在前進，祖國在前進。他還有幾十年可闖蕩，我這名新聞陣線上的老兵祝他路子越闖越寬，同時，越寫越有深度。希望繼「唐老鴨」之後，還將出現「張老鴨」「李老鴨」。讓中國的新聞事業真正走向世界。

　　蕭乾

　　寫於一九九二年夏

從雪山到火海

　　只有先會飛，才能擁有翱翔的翅膀。

　　　　──以色列傘兵

　　※※※

　　一九九○年的整個春季夏季，我都在海拔五千─六千米的世界屋脊探險。與北大師兄、《民族畫報》的攝影記者「米老鼠」凌風同住雙人尼龍帳篷，吃軍用罐頭，喝冰山融水。當時我健壯得像頭大牲口，心比珠穆朗瑪峰還高。

　　我之所以到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完全是聽了北大一位女學生的煽動。她是我初戀的女孩，我一直對她言聽計從，因為她學的是科學，我又迷信北大的民主、科學傳統。我的朋友、美籍華人作家趙浩生教授教導我，人的一生有兩件事最重要，一是鬧革命，一是談戀愛，如果兩件事攪和到一起，那就是極致人生。我猜我當時五迷三道就是這樣。果然，我的老闆、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對我當時的烏托邦思想大為不滿，而我又是個有戀母情結的乖孩子。既然老闆認為我的居京生活到一九八九年底已至盡頭，我便義無反顧地在一九九○年初離京去了西藏。

　　可可西里是蒙古語，藏文叫「阿欽公加」，原意為高山環繞的上百個湖，位於青藏高原腹地，新疆、青海、西藏接壤的夷蠻之地。大體位置在青藏公路以西，唐古拉山以北，崑崙山以南。在我們進入之前，幾乎沒有人類痕跡，被稱為地球上「最後一塊處女地」。

　　我們的北京吉普咆哮著衝上封凍的通天河，堅冰在腳下隆隆震響。雖然早已是盛夏，可在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還是大雪紛飛。眼前，長江之源格拉丹冬雪峰傲然聳立，鉛灰色的冰塔林閃爍著沉重的寒光。腳下，晶瑩透明的西金烏蘭湖平和如鏡，宛若一塊藍色的冰。

　　此次探險，我是作為替補司機加入可可西里探險隊的。為此，行前特地在警察學院強化訓練了三個多月。此時，熾熱的陽光穿過吉普車風擋，強烈的紫外線將我的臉剝去了一層皮，用手一碰便紛紛揚揚。由於空氣稀薄，一行人全都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紅細胞增多症。７５馬力的北京吉普由於缺氧，輸出功率竟不足四十馬力。持續的高寒缺氧加上沒有新鮮蔬菜，嘴裂開一道道血口，高高腫起。為止痛，我不時將臉貼到冰涼的相機上，萊卡的冷鋼激起我無限的遐想：從「乞力馬扎羅的雪」到「走出非洲」。

　　一九八三年大學畢業時，我曾找到燕山腳下「萬歲軍」坦克六師申請當裝甲兵，可他們硬說我是近視眼，在給了我兩個包子一碗雞蛋湯之後，禮貌而堅決地把我送出了兵營，使我這個胖乎乎的自由主義分子終生失去了參加陸軍的機會，只能遠遠羨慕那些因戰鬥致殘的英雄。我龜縮在中國政法大學講授了近四年的戰爭史，終於在一九八七年通過新華社攝影部招聘考試，被當作「大街上撿回來的孩子」開始了我的記者生涯。我崇拜富於冒險精神的悲劇式英雄，愷撒、隆美爾、巴頓和踩上地雷還要再摁一下快門的卡帕。我生性執著地追求親身體會，為了獲得某種體驗而不惜冒險，以此顯示自己的勇氣。

　　十八歲時，我讀到以色列傘兵２０２旅的一句格言，這句話印在綠身紅翅的飛蛇軍徽上：「只有先會飛，才能擁有翱翔的翅膀。」（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ｅａｒｎ　ｙｏｕｒ　ｗｉｎｇｓ，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ｆｌｙ！）人生就是如此，直到我三十歲從海灣歸來，受聘裝甲兵學院上校研究員時，才有資格成為一名貨真價實的裝甲兵。

　　幾天前，派我來世界屋脊玩命的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林川，托補充給養的油罐車給我帶來一箱膠卷，想不到中間還夾帶著一台松下ＲＦ─１０短波收音機。八月三日，我和《民族畫報》攝影記者凌風正縮在帳篷裡聽新聞，「美國之音」乾癟的聲音播送了一條令我靈魂出竅的消息：「一九九○年八月二日中東時間凌晨一時，伊拉克共和國衛隊三個師越過邊境，僅有二點○三萬人的科威特軍隊稍作抵抗即全軍崩潰，除五千名散兵撤至沙特，全軍覆沒。」

　　伊拉克吞併了科威特！我屏氣凝神生怕漏掉半個字，直到轉播《時事經緯》，我才一個貓跳鑽出帳篷，在雪地上連打三個滾，面對雪山長跪不起……

　　新華社社長穆老頭把「攝影」比作新華社的一個翅膀，我做夢都想當翅膀上的硬羽毛。縮在鴨絨睡袋中，我打著手電起草去海灣的申請。

　　尊敬的部領導社領導：

　　新華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訊社的行列，中東是最好的突破口。中東位於三洲交會、五海包圍之地，集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矛盾於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倫與石油命脈糾纏一處。帝國主義殖民經濟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聯、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國受歡迎。

　　我一九八三年畢業於北大國際政治系，曾在中國政法大學執教「現代國際關係史」「世界大戰史」近四年，並獲講師職稱；一九八八年畢業於新華社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一九九○年畢業於警察學院駕駛學校。身體健康曾達北大鍛煉標準。盛夏走過長城，嚴冬爬過雪山抓熊貓，在世界屋脊探過險，在攝影部新聞中心從事突發事件報導三年半，有豐富的「閃擊」經驗。無妻兒、戀人拖累，最適合飛往中東採訪戰爭。我決心為新華社爭光，報答人民哺育之恩。

　　就是這篇用軍用「小八一」電台發出的明碼電報，日後竟被嗜血的人傳為血書。其實我這個人最怕見血，更何況在海拔六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六千八百六十米的布喀達坂峰腳下，連氧氣、淡水都不夠，哪擠得出多餘的鮮血。

　　我又連夜起草了兩封電報。一封請新華社軍分社王建民幫我準備防彈背心；另一封讓技術局傳真員袁滿到北大國際政治系預借有關海灣危機的書籍。

　　熬過一個不眠的寒夜，我彷彿已飛過寒光閃爍的布喀達坂雪山，來到熾熱的中東沙漠。

　　西方國家在歷史上以歐洲為中心，把由近而遠的東方各地稱為「近東」、「中東」和「遠東」，這一政治地理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東範圍沒有明確的界限，一般指以西亞為主，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廣大地區，包括伊朗、阿富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敘利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也門、沙特阿拉伯、阿聯酋、阿曼、科威特、卡塔爾、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

　　這一片遼闊富饒的土地約七百四十萬平方公里，是東西方交通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石油資源，其出口量約佔世界石油出口總量的２／３，故有「石油海洋」之稱。

　　美國總統五星上將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直言不諱地宣稱，「僅僅從地理學上講，整個世界戰略沒有比中東更重要的地區」。而海灣又是中東的核心。

　　海灣位於西亞南部，是印度洋伸入阿拉伯半島與伊朗高原之間的陸間海。伊朗稱之為波斯灣，阿拉伯國家稱之為阿拉伯灣，統稱海灣。海灣地區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曼、卡塔爾八個國家，統稱海灣國家，總面積四百八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一百五十九點六萬。

　　海灣地區處中東中部，北扼高加索山、黑海，南瀕阿拉伯海，東臨南亞次大陸，西接紅海，是連接亞、非、歐三洲要道。此外，擁有世界上最豐富、最優質的石油，埋藏淺、產量高、油質好、儲量大。已探明儲量六千五百一十七億桶，佔全球儲量６５％。中東五大產油國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聯酋均在海灣。

　　中東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和豐富的石油資源使其一直處在激烈的動盪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東地區發生的局部戰爭和規模較大的武裝衝突將近五十起。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從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五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蘇伊士運河戰爭、「六日戰爭」、「十月戰爭」、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以及歷時八年的兩伊戰爭。阿以爭端是中東動盪的重要根源，其中的關鍵是巴勒斯坦問題。另外，塞浦路斯問題、黎巴嫩內戰也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風雲多變、衝突迭起的中東，一直是舉世矚目的動亂地區，也是國際新聞界追蹤的熱點。儘管當時國內大多數人不認為海灣要打一場大戰，可根據我的知識和直覺，一場大戰非打不可。我祈禱茫茫宇宙，促成我的海灣之行。

上下同欲

　　上下同欲者勝。

　　　　──《孫武．謀攻》

　　※※※

　　從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熱火朝天的亞運會，我冷一陣熱一陣地處在焦慮的等待中。「去海灣玩命非我莫屬」，我心裡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壓倒性優勢」。

　　鑑於多年打打殺殺，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遠，新華社讓我負責「突發事件」，意思是一旦炸個什麼東西，我應立即出現在現場。可見當時我無孔不入的天才已為官方所認可，可整個亞運會並沒有出現「敵對勢力」期望的響動。唯一凸現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孫王效芝。

　　我強耐野性坐在亞運會主新聞中心新華社攝影部大工作間，向美聯、路透、法新、共同社的同行兜售新華社照片。自從拍完亞運會開幕式，我就宣告失業，因為我分管「團結、友誼、進步」和突發事件。可掛在脖子上的四個胸卡卻無助於我在亞運村內的任何活動。兩天前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薩馬蘭奇，趁張百發向陳希同、伍紹祖介紹我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六部口的膽大包天之機，我就參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給他發了四頁文傳申訴我在亞運村內寸步難行。今天上午亞運會新聞發言人吳重遠通知我，張百發已給予我這樣的「駐村記者」特權，可剛才的經驗告訴我：就連丁維峻指著鼻子說列為第一照顧的「新華社唐老鴨」也休想跨越警戒線一步。我的「特權」與所有採訪亞運會的中外記者別無二致。

　　「鴨子，買賣來了！」這天，萬伯搖晃著一頁文傳，壞笑著朝我咧嘴，示意讓我過去。萬伯是攝影部亞運報導組的「總協調人」，我以為他又在逗我，將信將疑地接過文傳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當服務員的照片。「沒戲」，我脫口而出，可萬伯卻惡狠狠地命令道：「你給我想招兒。」黑亮的眼睛狡猾萬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線索，終於弄清毛主席女兒李訥有個十八歲的兒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職業高中二年級學生，現在亞運村內當服務員。可面對處處禁地、龐大複雜的亞運村，我簡直無從下手。我規規矩矩地先到村長辦公室提出申請，工作人員開門見山：「王效芝不許採訪。」任我拿出蘇秦、張儀的本事解釋王效芝最能體現「團結、友誼、進步」，就是毫無效果。足足在村裡遊蕩了一整天，我才打聽到「王效芝好像在十號樓」。可亞運村內全是按ＡＢＣＤ排列的，根本就沒有十號樓。

　　嗅著運動員餐廳的菜香，當了一天馬路天使的我拖著疲憊的雙腿往回走。猛聽到有人在身後齊聲大喊「唐老鴨」，循聲望去，竟是乒乓球隊的馬文革和喬紅。聯邦德國四十屆世乒賽時我和他們混了三個多月，情誼頗深。這幫傢伙連拖帶拽地要我去中國隊駐地Ｊ樓，可我戴著的四枚胸卡無一能讓我進入村內任何建築物。望著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為英文第十個字母的Ｊ樓莫非就是十號樓？

　　次日，我和文字記者梁金雄趁採訪王震送給中國隊禮品之機再次來到Ｊ樓門口，陪同我們的亞運村禮賓官員王大波是我北大國政系的校友，儘管他已安排好中國隊的官員在樓口迎接，可硬是不許我們進樓。我一屁股坐在台階上，掏出無線電話找村長，警衛見狀說他再請示一下。又過了五分鐘，我們終於進了Ｊ樓，可樓內根本沒有王效芝。結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廣告」──印有我隨身電話號碼及《中國青年報》、香港《明報》、聯邦德國《魯爾報》等採訪我的複印件──分發給保安人員，這才悻悻離去。

　　剛回到辦公室，電話就響了，聽筒中一個惡狠狠的聲音點名找我：「剛才你在亞運村散發非法印刷品，馬上給我到Ｊ樓指揮部來。」我覺得聲音挺熟就問：「你是誰呀？」「我是你大哥！」我一聽就樂了。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寢室的好友，畢業後當了警察，可做夢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亞運村安保指揮部。從大哥那裡得知，王效芝在Ｋ樓。

　　天剛亮，我就跑到Ｋ樓門口拍樓長為日本體操隊送行，之後又拍了在此服務的職業高中學生。次日，我拿著登了我照片的亞運快報找到Ｋ樓樓長，希望再拍些更生動的畫面，但樓長表示必須有警方發的進樓證。

　　當天中午，我設法弄到村辦同意我到Ｉ、Ｊ、Ｋ樓採訪「團結、友誼、進步」的介紹信，拿著它找到安保指揮部申請進樓。事也湊巧，我還未能坐穩，指揮部就進來了幾位高級警官，為首的一見我就大喊：「唐老鴨怎麼又鑽到這兒來了。你們可得注意，這傢伙能幹好事，也愛捅婁子！」來人正是警察學院院長劉尚煜。此時，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機歷數我的「劣跡」，眾人跟著起哄，弄得皆大歡喜。這麼一折騰險些衝了我的大事，我連忙大喊：「劉主任（劉原是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邊命令來拍團結友誼的，手續齊備，不是炸長城（兩年前，一對婚外戀者在八達嶺用炸藥自殺，我發的獨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於懷），您要不放心，讓我大哥看著我。」說著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著，我找倆弟兄給你背機器。」就這樣，我得意洋洋地進了Ｋ樓。

　　我們乘電梯直上Ｋ樓頂層，這裡設有安保人員的工作室。沒想到在這兒又碰上西城刑警隊的熟人，一再讓我「稍崩」（待一會兒），足足聊了半個多鐘頭才開始幹活。我先從十三層幹起，煞有介事地見人就拍，其實這隻相機根本沒膠卷。我發現，這裡每層有四個服務生，等拍到第十層時，跟著我的兄弟早已失去興趣。此時，我才進入臨戰狀態，大哥剛剛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層，可到現在我還不知王效芝長得什麼樣。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樓，四個正在打掃衛生的服務生一見我就匆匆向樓的另一頭走去。我故意慢騰騰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樓那頭了。待我追到另一端時，四個服務生只剩下了一個。這小伙子緊靠著一扇門，警惕地看著我。

　　「這活兒真沒法幹，」我先朝他開了口，「我是新華社的，上邊讓我反映『團結、友誼、進步』，我哪兒找去？多虧這幾位警察哥們兒幫我扛機器，要不早累癱了。」小伙子朝我禮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從攝影背心中掏出一張《亞運快報》，指著上面的一張照片說：「昨天多虧碰上你們孟璟，小哥們兒挺幫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還沒米下鍋呢。」小伙子接過我手中的報紙，「還真是孟璟。」我們就這樣聊在一起。看到他羨慕地盯著我脖子上的尼康Ｆ─３，我索性摘下來讓他摁幾下。

　　快門聲引逗得他身後的門開了一條縫，三個服務生魚貫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樣圍上我的相機。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對相機所知頗多，自稱家裡有架「潘泰克斯」，其純真聰明的樣子令每個人回憶自己的中學時代。我已經注意到他的胸前沒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規規矩矩地別在上衣口袋上。我們從相機聊到海灣的Ｍ─１艾布拉姆斯坦克，我發現這位無胸卡者有豐富的課外知識，指甲修剪得很整齊。最後我問他們，能否像孟璟那樣配合我一下，小伙子們異口同聲：「沒問題！」

　　我跟在他們身後，打掃房間、疊被子、送冰塊……我手中的尼康Ｆ─３咔咔咆哮，激動得我雙手顫抖。可能是我在九層逗留時間太長，一位老師模樣的人叫走了沒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詭秘的神情嚇得我心驚肉跳。我故作鎮定地感謝服務生們的合作，表示要給他們送報紙和照片，為此我一一記下他們胸卡上的名字：蘇燕君、買小雷、李梁。接著漫不經心地問：「剛才走的那哥們兒叫什麼來著？」此時，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兒，屏氣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們中的一個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飄浮的雲端裡。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層，一頭扎進電梯裡，先向上到了十二層，又匆匆地鑽進樓另一頭的電梯。在電梯中，我打開ＭＤ─４馬達的快速倒片開關，迅速拆出剛照的膠卷，塞進南極褲的夾層裡。之後，又將一個新膠卷裝進相機「啪啪啪」過了三張。走出Ｋ樓讓冷風一吹，我才發現自己的襯衣早已濕透，可兩條腿卻格外地輕快。我平端著相機在Ｋ樓樓下又拍了一陣友好場面，這才悄然離去。路上，我用無線電話叫通了總部，接電話的又是萬伯。

　　「萬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點慰勞品。」

　　「行，小子！」

　　萬伯「咔嚓」一下掛了電話，可以想像他的得意樣兒。我敢打賭，我們又鎮了美聯、路透一次。事後我才知道，這張「王效芝」是亞運期間賣價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覺中，北京市公安局「價撥」給我的防彈背心已經到了。我一邊在閒暇之餘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一邊加緊和北大國政系幫我推薦的幾位阿拉伯留學生發展友好關係，事實上，他們友好得簡直讓人受不了。

　　終於，社長穆青一聲令下，「逐項落實」，把我送進五彩雲端裡。攝影部同事柯林渭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新華社」。柯林渭的父親柯華，畢業於燕京大學，是新中國首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也是首任中國駐英國大使，柯林渭的妹妹叫柯小明。國際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妞兒，從三○一醫院她老公那兒弄來了急救包，預備我「不測」時用。我堅持不懈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大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著鐵門質問我為什麼要申請三個月的簽證。我說估計我的採訪用不了三個月。沒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嚇得我連稱「一年、一年」。這位外交官隨後貓瞧耗子般緊盯我半天，才從牙縫裡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麼看也不像個「搞情報的」。

　　新華社一位曾在巴格達遇險的記者拍著我肩膀，神態黯然，「鴨子，巴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彷彿為我下地獄送行。因採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而聞名的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爭。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外事局長闡述外事紀律的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我心裡盤算著這句言簡意賅的最高紀律在實戰中的權威性和靈活程度。

　　我找到新華社人事局長，硬逼著這位柬埔寨戰火中歷練過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採訪與紀律衝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話。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一九八二年馬島戰爭伍德沃德向戰時內閣要求「委託指揮法」的形象。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反覆闡述，「戰爭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發揮成：「戰爭只有勝利。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即使在當時，我也深知，執中國新聞牛耳的新華社的龐大機構和光榮傳統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下的戰爭。一九九○年八月，我的大多數同事並不認為一場大戰迫在眉睫。而到一九九八年初海灣局勢再度緊張時，許多人卻認為一場大戰已經降臨，以至於在新華社攝影部為曉果赴海灣的壯行宴上，對我「打不起來」的狂言嗤之以鼻。

　　當時對我一再堅持此次危機僅是危機（Ｃｒｉｓｉｓ），不是戰爭（Ｗａｒ），甚至不是戰鬥（Ｂａｔｔｌｅ）的推斷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電視台來採訪我的小姑娘。戰爭是門科學，不是摸個腦袋就能算數的起哄架秧子。直到兩個月後，同在上海菜館為曉果乾杯送行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政府津貼享有者官天一才不無欽佩地說：「鴨子說過打不起來！」但精力、經費已付之東流，逗得全國的納稅人也跟著花錢買心跳，勞民傷財。幸虧中央英明，沒被弄暈了跟著跑。

　　說來令人心寒，一九九○年我聲稱海灣將有一場戰爭（Ｗａｒ）時，除新華社社長穆青、郭超人等高層對我的癡人說夢表示支持外，各種官僚體制對我無法理解，我最後的參戰申請，是通過《中國青年報》一位記者轉呈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才獲批准的。由於我的理論在一九九○年八月的確可疑，以至於最終只同意我單人匹馬飛往海灣，當時我只領到三百美元的經費。以後若不是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給我一萬美金，我屁也幹不成。和平環境中的人總以愛好和平自詡，可托洛茨基嘗言：「也許，你對戰爭毫無興趣，但是，戰爭對你卻興趣甚濃。」列寧稱托洛茨基是唯一能在三個月內建立一支紅軍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華社的托洛茨基。

　　幾年中，攝影部新聞中心在總編室指揮下，打了數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於該中心未列入新華社幹部序列不得不雞鳴狗盜。副社長郭超人給我裝備了無線電話，我是全中國最早使用ＢＰ機、大哥大的新聞記者，北京地區的重大突發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務副局長劉鎮山在六國飯店火場說：「一見唐老鴨，非有大麻煩不可。」我估計和我共同奮鬥的幾位老總，會放開手讓我往前打，「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說到此，容我先介紹一下快速反應理論。那是一九八七年，攝影部主任號召「一人一文」，我寫《對我們現有攝影裝備的看法》得了獎；一九八八年我又寫了一篇《建立新華社新聞閃擊隊》，不料再次得獎，並得到社長、副社長們多次召見。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時候使用平治汽車，「司機可以到你家裡去接你」。其實，「閃擊思想」全部來源於一幫職業軍人，我只不過將其移植到新聞採訪上。

　　二十世紀初，杜黑的「空中制勝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隨飛機等運載工具的發明而誕生。拿破崙的「巨炮理論」、馬木留克的「騎兵突進」已成歷史。英國劍橋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國聖西爾軍校的戴高樂、美國西點的巴頓和當時正在哈佛留學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種全新的軍事學說。這集中體現在戴高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寫的《職業軍人》一書中，即少數素質優秀的軍人，掌握廣博的文化技術知識，擁有豐富實戰經驗、健康心理和裝備，快速反應，可以起到千軍萬馬起不到的作用。

　　德國裝甲兵總監、普魯士貴族、「閃擊戰」創始人古德里安將取勝法則歸納為「通訊＋機動性＋火力」。他組建的裝甲軍在吞併奧地利、捷克，佔領波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進攻蘇聯諸戰役中，將突破理論完善地運用於進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閃擊英雄》一書中，堅決反對把坦克與步兵混編。他認為只有單純的坦克衝鋒才能將「通訊、機動性、火力」充分發揮。坦克的任務是在敵人防線上撕開一道口子，迅速揳入敵人後方。至於處理潰亂之敵、對陣地實行佔領則是後續步兵的事。他畢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險的飛毛腿海因茨」著名。

　　拋開山本五十六等海空軍不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少勝多、出奇制勝的快速反應戰例不勝枚舉。諾曼底馬修．李奇微的８２空降師、巴斯托尼泰勒的１０１空中突擊師和巴頓集團軍艾布拉姆斯裝甲搜索營都是快速反應、「閃擊」理論的產物。越南戰爭期間，美軍首創以ＵＨ─１「休伊」武裝直升機為機動手段的「騎兵師」；第二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的沙龍組建了「２０２」特種部隊，這些全是「閃擊」理論的絕好實踐。

　　攝影部新聞中心成立三年來已積累了國內的突發事件快速反應經驗，大火、撞車、地震、劫機等突發事件我都能第一個趕到現場。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中國青年報》以《紅色在行動》為題用一大版介紹了我和我的閃擊行動。海灣危機發生後，根據北大國際政治系四年、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四年的國際問題訓練，我堅信戰爭非打不可。在我建議下，攝影部決定推遲已有四年中東採訪經驗的張郇回國，並向中東增派攝影記者，我有幸成為進入「風眼」巴格達的頭號人選。在我「海灣必定有一場大戰」的蠱惑下，攝影部認為「海灣戰爭非打不可，為此應在開羅、巴格達和利雅得三個方向各有一枚棋子」。為了將這三枚棋子連成一張網，攝影部趁機從技術局接管了圖片傳真室，我的徒兒傳真員袁滿成了提綱挈領式的人物。

　　三年來的攜手奮戰，同志情感是打贏這一仗的基礎。我想起了《孫武．謀攻》中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

　　當時還有一件頗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到巴格達調停，薩達姆．侯賽因竟很給他面子，答應釋放曼蘇爾飯店的人質。新華社攝影部又吹起了一陣和平之風，新聞中心圖片編輯劉東山與我打賭，說：「唐老鴨，除非你能與希思合張影，否則我就不信海灣能打起來。」我當即以一頓大餐為賭注慨然允諾。半個月後，我懷揣一九八七年在人民大會堂為希思拍的一張照片，通過《新觀察》攝影部主任李曉斌進了釣魚台，與希思雙雙合影。當然，戰爭也終於打了起來，現在劉東山東山再起平步青雲，不過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沒兌現。

　　大約我的「閃擊」由理論到實踐與傳統新聞採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戰後中東總分社竟拒絕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雲蒸霞蔚：小廟養不了大神。偏偏攝影部老闆堅決不退讓，結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東報到。

　　兩年後，組建有二十多人參加的「國際熱點快速反應報導組」，我被摒於二十人之外。這次勇於替我請命的是攝影部林老闆，不久他被調往亞太總分社任副總編。其繼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說話，王自我進攝影部傳真組伊始，就是我的頂頭上司。他為人木訥公正，北外畢業澳洲留學，不諳官場之道。一年後被調至《人民畫報》社任總編兼社長。我始終沒能參加一九八七年新華社老社長讓我嘗試「閃擊」的閃擊隊，而這支龐大的閃擊隊閃了幾次也沒擊中要害，遠不如ＣＣＴＶ們在類似行動中的動靜大。這是因為世界變化太快，我將自食惡果歸於德國閃擊戰創始人、坦克總監卡爾．海因茨．馮．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經驗：「過早地開花，到結實的時候就是苦果了。」

飛往巴格達

　　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蘇沃洛夫

　　※※※

　　出發的前兩天，我終於有空穿著亞運會發的大紅運動衣風風火火跑到北大二十五樓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繪我的軍事思想。她低眉順眼聽我白唬了半天，才說：「你怎麼總在做夢？」的確，我一直如俄國元帥蘇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九○年。北京，國際機場。

　　沒有比此時飛往巴格達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媽媽幹嗎抱著我大哭。也許戰爭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僅失去生命和肢體，女人則失去靈魂和心。對於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我深知，除非你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則就別去冒險。

　　海明威《永別了，武器》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都準備獻出我們的生命，但只有少數人中選，對這些少數被選中獻出生命的人，也無須給予殊榮，因為他們是幸運兒。為祖國獻身的人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值得驕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兩重含義：一是明知有危險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錢、權力等物慾驅使。我的冒險就屬於這一種，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動起來才有活力。

　　臨行前，我把我的財產──從《簡氏武器年鑑》到各種軍裝，分送四位同事的兒子們。像去可可西里探險時一樣，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師傅拉著哥們兒一直送到機場，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鴨子，一定回來，三個月後我在這兒等你。」

　　由於國際封鎖，目前進入巴格達的唯一通道只有約旦，我得先乘中國民航飛到伊斯坦布爾，至於以後的路，只有天知道。八點十分起飛，中國民航ＣＡ─９４３航班蔡機長雙手緊抓我的雙肩，「小伙子，有什麼要求直說，趁還在祖國的飛機上。」他見我一人帶了這麼多行李，特地給民航伊斯坦布爾孔站長寫信：「老同學，設法幫助這位記者，他要去巴格達……」烏魯木齊邊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費，並送我一張入境費交訖的憑單，「希望你還從我這兒入境，入境費我先替你交了。」

　　十九點二十分途經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見霍爾木茲海峽外點點油輪游弋於印度洋上。

　　臨近煙波浩渺、戰雲浮動的波斯灣，一股慷慨別燕薊的孤獨感油然而生。海水中總是浮現我老媽隨風飄舞的花白頭髮，出發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對著我拚命地洗我換下的一大堆髒衣服。

　　連續飛行了十七個小時後，我在伊斯坦布爾著陸。雨夜朦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機場，民航伊斯坦布爾辦事處幫我寄存了放大機、傳真機和裝有鋼盔、防彈背心的兩隻大箱子。

　　土耳其，這個地跨歐亞的文明古國，悠久的歷史可溯源到公元前七○○年，曾歷經東羅馬、拜占庭及奧斯曼等盛極一時的帝國，隨著軍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淪為英、法、德、俄、奧諸國的紛爭之地。

　　這次我匆匆逗留並在那兒轉機的城市──伊斯坦布爾，就曾是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佈局與我國的長江重鎮武漢有點相似，分隔歐亞兩大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金角灣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呈鼎足之勢。博斯普魯斯海峽北通黑海，南達愛琴海和地中海，地勢相當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根據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和一九三六年的《蒙特勒公約》，博斯普魯斯海峽歸土耳其管轄，但外國包括黑海沿岸國家如蘇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峽被封鎖，黑海頓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這裡比北京時間晚六小時，早晨起床對錶，烏黑的煤煙裊裊而來，空氣中瀰漫著穆斯林的祈禱聲。想不到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還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貯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飲用水得去買。在伊斯坦布爾大橋旁，停泊著一條三十萬噸級的伊斯坦布爾自來水公司的大船，它是專門用來運水的油船。

　　幾隻棕頭鷗在小樓上盤旋、降落，小雨猶未絕。大喇叭傳來禱告聲，莊嚴神聖。

　　土耳其是個穆斯林國家，伊斯坦布爾這個土耳其最大的城市裡的清真寺更是數不勝數。我有幸走進了著名的古跡──「藍色清真寺」和與其隔街口對峙的「聖索菲亞教堂」。建於十七世紀的藍色清真寺高四十三米，全寺共有二百六十個窗門，屋頂呈圓拱形，名實一致，寺內主要色調是藍色，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六座宣禮塔的清真寺。與它遙遙相對的是被譽為「世界七大建築奇蹟」之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這座代表東羅馬帝國建築藝術高峰的教堂，外觀宏偉，內部裝飾精緻富麗，為伊斯坦布爾最大的教堂。我對伊斯蘭清真寺與基督教教堂在一個廣場上和睦相對大為讚嘆。

　　托普卡珀宮則是奧斯曼帝國時期留下的建築，距今約有五百多年歷史。據說，宮內有很多房間，可住四千人以上。與北京故宮一樣，托普卡珀宮也設有「珍寶館」，陳列歷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裡，我驚喜地發現還有中國明清兩朝送給歷代蘇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約旦航空公司波音─７２７飛往安曼。安曼機場的警察將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開，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煙亂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樂趣在於這一秒鐘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我的巴格達之行則飽嘗這種提心吊膽的樂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飛往巴格達的伊拉克班機，遇到的安檢更加嚴厲。儘管我已把防化服和傳真機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託運的行李還有四十八公斤重，按規定伊航只許託運二十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ＮＨＫ記者大把地從西裝上衣口袋中揮灑出成疊的綠票子繳超重託運費，我卻分文沒有。我耐著性子娓娓動聽地給工作人員解釋為什麼我現在沒錢，其窘態不亞於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他同情地將四十八公斤改成了三十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涼油之後，又改成二十公斤。

　　自聯合國安理會第六六○、六六一號決議（八月三日，安理會通過第六六○號決議，譴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並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撤軍；八月六日，通過第六六一號決議，下令對伊實行貿易禁運及國外資產凍結）生效以來，安曼成了伊拉克與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為了保住這條生命線，伊航別出心裁地要求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機貨艙，以免有炸彈混入，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電器工程師埃爾薩第，是回來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財產的。聽說我要在巴格達待上三個月，他猛地吹了一聲口哨，說一月十五日以後巴格達就不存在了。在飛機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樣得到一張白色的指令：「根據革命指揮委員會第二二九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五天之內，必須到指定地點做血液檢查。」我這才發現，此時逆著外逃的人流進入巴格達，決不是件輕鬆事。

　　一下飛機，我和日本ＮＨＫ記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記者就被帶到候機室一角填寫各種表格，並交了一張標準像。我們被告知，所有記者必須住進指定的拉希德飯店，每天費用一百八十美元。日本人「嘿嘿」地連連點頭，可我全身上下僅有三百美元。因為按慣例新華社外事局僅給我三百美元現金。也許這的確能阻止貪污，可對我這樣的戰爭暴徒則無異於送死。窘極無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國人，我沒有那麼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機場外等我。」一位西裝男子轉身去請示。日本記者榎木趁機對我說：「Ｗ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我們被軟禁了）。」我忙朝他擠了一下右眼，「Ｈｅｌｐ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互相幫助）。」

　　在中國使館幫助下，我終於獲准暫住新華社巴格達分社，一座英國式的三層洋房。巴格達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國駐巴格達使館的小客廳卻溫暖如春。大使鄭達庸是北大東語系校友，他熱情地表示「歡迎小字輩」，對我這個膽大包天又四處搗蛋的小師弟自然格外照顧。武官曹彭齡亦北大畢業，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風，怎麼看也不像武官，更像個文化參贊。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帶擺了態勢圖，向我介紹一觸即發的戰爭。在最近的一百四十天裡，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二千二百公里的甲級公路。在北緯三十一度線集中了它的全部裝甲單位，如著名的「麥地那光明師」、「大漢謨拉比師」；「依賴真主師」則進駐庫特，擺出決戰的架勢；北部三省庫爾德人居住區僅部署了一個輕裝甲師。我不禁對這種面對進攻卻分散兵力的防禦表示意外，懷疑這種依靠三條縱向公路的戰術原則。曹武官點頭同意，因為僅從圖上作業看，伊拉克將一戰即敗。

　　呼吸著冰涼的夜風，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日本海軍將領的詩句：「戰未畢，雨季之鬱悶天空，猶在頭上。」

並非天方夜譚

　　這座城市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因為我平生不曾到這樣的海洋中航行過。

　　　　──《一千零一夜》

　　※※※

　　怎麼也想不到真有不許拍照的城市。當一位曾常駐巴格達的記者給我講到某位攝影記者的傳真機被扣在薩達姆國際機場、他本人在街頭拍照被沒收相機的故事時，我曾將其歸結為「天方夜譚」。四年來，我徒步走過長城，在秦嶺抓過熊貓，上世界屋脊探過險，洪水、大火、騷亂、地震……連轟動一時被警方嚴密警戒的「長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獨家新聞都弄過的人，會有什麼「不可能」？可與巴格達通了一次長途後，我頓時傻了半天。巴格達分社的李大偉說：「你在北京碰得到的危險頂多一百八，而這裡至少三百六。」

　　我飛到安曼，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給我講了他在巴格達因為拍照被安全人員抓住、器材被沒收的經歷，勸誡我在大戰爆發前夕更不可魯莽行事。經與總社林老闆電話磋商，決定把我的寶貝傳真機暫存在約旦。我脖子上掛著快門輕得不能再輕的萊卡Ｍ─４進了巴格達。

　　頭一天，一位常駐巴格達的記者就對我進行形勢教育：在這裡幹活得守規矩，否則極易出事。比如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的馬蒙就被取消了簽證，七個月前絞死了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英國記者巴佐夫特，還有一名不守規矩的蘇聯塔斯社記者死於車禍，一名好搶獨家的義大利記者……最後是這位記者本人，他因與英美記者過從較密被巴格達「提示過」。說話間另一朋友又插進來一個笑話，說是半年前他們商量每星期五早上五點起床去釣魚，可擔心早上起不來。想不到星期五早上五點，客廳裡的電話響了，拿起聽筒，卻無人講話。以後接連幾個星期五的早上五點，電話鈴都響，這位記者稱之為「帶耳朵的友誼的小鬧鐘」，聽得我後脊樑直冒冷汗。老兄看我臉發青、眼發直，忙說不是絕對不可以拍，只要找個新聞官員陪著就行，新聞官員會指點你拍什麼，告訴你怎麼拍。

　　中東歷史總如中東遊牧民族異彩紛呈的服飾，讓我頭昏眼花。其疆界大概又由於遊牧民族的遊走而變化多端。這一帶歷史最悠久的首推伊拉克，遠古便以兩河文明、空中花園、《漢謨拉比法典》聞名於世，公元前二○○○年的巴比倫王國是這一帶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元六世紀建立的阿拉伯帝國，統一了中東地區，阿拔斯王朝的曼蘇爾把巴格達建成帝國的都城。

　　今天的伊拉克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北角，與土耳其、敘利亞、約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為鄰，東南為波斯灣。可全世界的穆斯林全把波斯灣叫作阿拉伯灣，波斯灣是操波斯語的伊朗人的說法。伊拉克現有面積四十四點四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一百八十萬，阿拉伯人佔４／５，庫爾德人佔１／５，先後掙脫奧斯曼、英國人的統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建立伊拉克王國。同一時期，大沙漠中內志王國（Ｎｅｊｄ）納季特省酋長伊本．沙特擴張至海灣，一九二四年吞併漢志王國，自稱漢志內志蘇丹國王，一九三二年改名沙特阿拉伯王國。

　　巴勒斯坦地區十六世紀後一直為奧斯曼帝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接受英國委任統治，一九二一年英國以約旦河為界將巴勒斯坦一分為二，西稱巴勒斯坦，東稱外約旦酋長國。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英國才承認外約旦獨立，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改稱外約旦哈希姆王國，一九五○年四月與西岸合併，定名約旦哈希姆王國。哈希姆家族原在阿拉伯半島遊牧，後被沙特擊敗經伊拉克輾轉到了此地，今天的約旦國旗上還保留著當年阿拉伯半島王旗的顏色。

　　今天的科威特國（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Ｋｕｗａｉｔ）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北部，波斯灣西北岸。面積一點八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百萬。歷史上的科威特一直歸伊拉克屬下的邊遠蠻夷之地，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帝國將其劃歸都城巴格達下的一個省，以後歸奧斯曼帝國統治，一八九九年英國與科威特訂立條約，令其不得與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科威特淪為英國保護國，直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才獲獨立。中東發現石油後，科威特與沙特對一塊油田發生爭執，一九七○年和平劃定邊界。奧斯曼帝國時期，科威特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個縣。第一次世界大戰《洛桑條約》在英國干預下成立了伊拉克王國和科威特埃米爾王國，可是伊拉克一直不予承認，一直叫嚷要祖國統一。在歷史悠久的伊拉克人看來，不論古代史還是近現代史，科威特對伊拉克猶如台灣屬於中國一樣。而科威特人則視自己為脫離馬來西亞的新加坡。

　　總之，老奸巨猾的英國人不論從哪裡撤走，都一定留下一屁股屎。新、馬、印度、巴基斯坦乃至整個亞非拉，為的是讓獨立的國家越亂越好，以所謂「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從中牟利。英國人得意洋洋地自詡為「均勢外交」（Ｂａｌ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即迪斯雷利首相「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聖誕之夜，我在拉希德飯店伊拉克新聞部的辦公桌旁拍攝身穿黑袍的阿拉伯婦女在薩達姆畫像前歌舞昇平、購買聖誕禮物。我的陪同滿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擠到我旁邊，用低沉的英語命令我：「聽著，我不許你拍我的姐妹在那個人畫像下歡笑。」我莫名其妙，連連表示歉意。回到分社，我請教老朱，他說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當晚，巴格達所有教堂在九點關閉。此時距聯合國最後通牒生效期還有整整十天。

　　次日，我奉命到美國使館前拍「萬名婦女兒童抗議美帝」。幾個剛會走路的兒童身掛「要薩達姆不要布希」「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跚而行。一位緊靠在我左邊的白人記者邊拍邊問我是哪天來的，我倆肩並肩地跟著人群大喊口號「打倒布希」，義憤填膺聲嘶力竭，此舉深得伊拉克人民敬意。事後才知道，這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搶新聞的經驗再次印證了《培爾．金特》中的真理：「當狼群在外邊嗥叫時，最保險的是跟著一起嗥。」

　　順著薩東大街往回走，看著兩側空空如也的玻璃櫥窗，我膽子大將起來。我用右手捏著裝了三十五毫米廣角的萊卡，漫不經心往前走，估計差不多就摁一下，從不敢把相機端到眼前。拐過兩條街，一個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還臭的英語問我是不是拍了路邊的櫥窗，我說絕對沒有。我說我始終拎著這隻破相機，準備趕回新聞部發稿，相機裡僅有婦女兒童反美大遊行的壯觀場面。警察說他剛接到舉報，有日本人偷拍商店。我說那有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是兄弟，你沒見我身上大寫著「人民中國」嗎？說著翻出衣領下寫有中、英、阿文的身份識別牌。警察將信將疑地讀完我的血型Ｂ，說可能是弄錯人了。我又喊了幾聲「打倒布希」，弄得警察肅然起敬，這才問警察怎樣才能叫到去新聞部的計程車。

　　卡迪西亞廣場位於巴格達市中心。廣場四角各有一柄高達幾十米的巨劍，握劍的大手分別是按薩達姆和尼布甲尼撒（即那位一把火燒了耶路撒冷、把猶太人擄為巴比倫之囚的國王）的右手成比例放大的，劍柄的流蘇由成千上萬個伊朗士兵的鋼盔堆積而成。四柄巨劍兩兩交叉，像橫亙蒼穹的彩虹，矗立在廣場兩頭。據介紹，「卡迪西亞大捷」原指古巴比倫戰勝波斯的一次戰役。公元六三七年（回曆一六年），十二萬波斯異教徒侵犯巴比倫，波斯人以三十三頭戰象為前導殺到海拉。被囚於卡迪西亞監獄的死囚埃布納赫吉戴罪請戰，率三千六百名穆斯林大敗十二萬波斯人，史稱「卡迪西亞大捷」，這也是歷史上阿拉伯人唯一揚眉吐氣大敗波斯人的勝利。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拉克人認為打敗了伊朗人，伊拉克一方認為法奧之戰可與卡迪西亞大捷相媲美，特建此廣場以示慶祝。據說一旦臨戰，卡迪西亞廣場可作軍用機場使用，所以自然被列入頭號保護目標，擔任警衛任務的有陸軍、傘兵和精銳的共和國衛隊。

　　我脖子上掛滿了尼康，右手捏著醜陋的萊卡Ｍ─４逕直向帶班的共和國衛隊走去。一位少尉命令我停止，可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口唸「薩拉馬利空」（穆斯林間的問候語）與他行了吻腮禮，他的大鬍子弄得我挺癢。接著是「愛赫蘭，雅嘿，西尼夏比，索哈菲（好啊，兄弟！人民中國記者）。」他也極有禮貌地向我問候。我對他舉起萊卡，比劃著摁了一下，「素拉蒙肯（照相可以嗎）？」他連連擺手，「木須蒙肯（不行）。」接著雙手一合，做了個戴手銬的姿勢。我溫順地將一堆相機扔在地上，從他們手中的ＡＫ─４７衝鋒鎗侃起，說中國軍隊用的也是同族步槍，不過叫「５６式」。山南海北亂侃，直侃到敘利亞的女孩最美。「暴力色情」迅速扭轉了士兵對相機的注意力，可我心裡明白，我有了獨家的卡迪西亞廣場照片。

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

　　我來了，我看見了，我贏了！

　　　　──愷撒

　　※※※

　　一月十二日夜，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當時我已和指揮我的新華社攝影部失去聯繫一個多星期。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嚴厲指責我沒拍到聯合國秘書長在巴格達的照片。其實所有到過巴格達的人都知道，在這個天方夜譚的國家我已盡了最大努力。

　　伊拉克，這塊土地在學者們眼裡被看作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古代巴比倫文化的發祥地」。人類早在六○○○年前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富饒的新月形土地上，建築了城市，發明了輪子，創建了灌溉系統，創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並將各種法律編纂成冊。據說有證據表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出現的複雜的社會結構要比古埃及早一○○○年，比中國的夏朝早一千多年。巴格達作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於伊拉克中部，橫跨底格里斯河兩岸，距幼發拉底河僅三十餘公里，四千多年前就是一個重鎮，公元七六二年成為阿拉伯帝國都城。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馬亞王朝統治兩河流域後，出身哈希姆家族的曼蘇爾王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修建都城「巴格達德」（Ｂａｇｈｄａｄ）──該字源於波斯語，「巴格」意為花園，「達德」意為真主，即真主花園。巴格達一名沿用至今，它是阿拉伯歷史上第一座圓形城市，由城中心的中央木蘭巴廣場輻射出東北呼羅珊門、西北敘利亞門、西南庫法門、東南巴士拉門。以後又在底格里斯河東岸修建魯薩法衛城，形成今天的大巴格達。七八六─八三三年成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文化與貿易中心。不同膚色的民族──阿拉伯人、庫爾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持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四方雜處，各種衣著千奇百怪，使巴格達充滿奇異的魅力。世界古典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許多動人的故事都以巴格達為背景，因此人們稱巴格達是《一千零一夜》的故鄉。

　　可今天，這座世界文化遺產的寶庫卻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在巴格達，拍照之難好比上青天。剛擺脫八年兩伊戰爭又面臨多國部隊轟炸的伊國人草木皆兵。這裡英文不流行，計程車司機、百姓、士兵甚至連長途電話台都說阿語。不光是獲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難，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陪同，你根本就別想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你就對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張亞洲人的面孔，我的攝影背心上的五星紅旗和中、英、阿文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又使我區別於日本人。我面帶微笑不停地向四周大喊：「我是伊拉克人民的兄弟，安拉最偉大！」

　　巴格達數不清的政府各部、國家機關、商店、醫院、銀行、煤氣站、加油站、超級市場、重要路口、立交橋、集市、廣場、車站、機場一律不准拍照，生怕記者把樓頂上的高射炮拍了去。荷槍實彈端ＡＫ─４７步槍的士兵滿地都是，數不清的眼睛緊盯著你，不時有槍聲劃破長空。我成了隻兩耳直豎、四處亂蹦的兔子。

　　所有來巴格達的外國記者全部被當作「客人」住進了拉希德飯店，該飯店與因人質而聞名於世的曼蘇爾飯店遙遙相對。日本記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二百多美元，而且只許在此停留十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聞部負責。

　　伊拉克不許外國記者攜帶傳真機入境，我不得不把我的寶貝傳真機扔在了安曼。不過，據說也有神通廣大的，美聯社的多米尼克就在美國使館有台可以用衛星發照片的機器，聽得我直走神。《巴黎競賽畫報》的勃魯諾壞笑著說他壓根兒不用傳真機。而跟隨日本社會黨代表團來訪的共同社大河源利男則的確帶進一台底片傳真機。大概慘的只有我了，我發傳真照片必須依靠伊拉克通訊社，花美元且不說，要命的是線路根本沒保障。一月九日，國際穆斯林大會在巴格達開幕，我雇了輛計程車顛前跑後地折騰了半天，手捧著十寸傳真照片傳了三個小時就是傳不出去，還白繳了六十美元。不過抱怨歸抱怨，可不能真讓美聯把咱們鎮了。

　　一月十三日天一亮，首席老朱就幫我打聽來訪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行蹤，毫無結果。在伊通社傳完兩張照片後，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飯店十四層的共同社河野。在這裡黃種人相見就有一種親切感，更甭說我們還是北大校友，並在北京一起跑過新聞，這老兄也在為聯合國秘書長的來訪急得團團轉。我們倆約定：互通信息，患難與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麼線索也沒弄到，我拖著疲憊的雙腿走回分社。老朱在洗菜做飯，我一邊打下手，一邊給河野撥電話，可老佔線。差一刻晚八點，老朱說再找你那位北大師兄問一問，我決定再試最後一次，通了。河野張口就問我機場怎樣了。「什麼機場？」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麼還待在家裡？德奎利亞爾八點到機場！」我扔下電話衝進廚房大喊：「老朱，快開車上機場！」

　　分社的平治２３０Ｅ前幾天才找回來。偷車的給斃了，可打碎的車門玻璃由於禁運全巴格達也配不上。據說這種１９９０款平治的玻璃只有歐洲才有。我們只好開豐田克羅納，可這輛破車在高速公路上時速一過八十公里就哆嗦。車燈劈開雨霧，引擎蓋上蒸氣騰騰。老朱把油門踩到底，車輪在雨水中飛轉，水花四濺，雨夜中持槍站立的軍警一閃而過。老朱已經接連三天沒睡覺，此時似睡非睡地問我：「剛才咱們關了煤氣沒有？」一邊問一邊大口大口地吸煙提神。我挪到車座右側，抓緊安全帶，生怕車子一個急轉彎，滑出積水的路基。

　　晚八點十二分，我們駛入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老朱讓我先去佔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車。足足有二百多名記者擠在這裡，貴賓樓入口薩達姆像下的沙發上，還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幾個攝影記者。靠牆的地毯上，或躺或坐黑壓壓的一大片也是記者，偌大的一個大廳被香煙薰得霧氣騰騰。老朱用阿語向伊拉克人一打聽才知道，德奎利亞爾還沒有到。我們倆趁機緊靠在一起坐在牆旮旯，昏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條大漢正從我身上跨過去，我的頭又暈又重，使勁兒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來。人流正湧向門口，我抄起這把幫我站起來的椅子衝向門口。幾十個人在門廳擠成一團，攝影機、三腳架、鋁梯交叉在一起，罵聲連天。我用力將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連豎大拇指。軍警已封閉了出口，命令記者列隊進入臨時準備的另一個小會場，在那兒可以見上聯合國秘書長一面。我扔下椅子向牆邊運動，緊貼著牆像壁虎一樣往前蹭，直到摸著橫在門口的鐵欄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膽小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帖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儘管聽到背後士兵的怒罵和追趕我的皮鞋聲，我兀自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裡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後背上大寫著中、英、阿文「人民中國．新華社」，更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正是給中國露臉的時候。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森帕克」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卷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膠卷，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卷，可剛到面前，被後面一衝，眼看手中的膠卷順著前邊一位金髮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縫擠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十二點，睡眼朦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凌晨一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駕汽車扔炸彈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美聯圖片傳真機，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聯合國的全面制裁使巴格達成了一座孤島，以往我與外界的聯絡全靠我那當傳真員的徒兒袁滿為報導戰爭在國際長途上「侃」出的一幫「女朋友」。袁滿是戰爭前夕唯一能將國際長途從北京輾轉香港、紐約要進巴格達的人，攝影部副主任林川為此在總編室會議上得意洋洋地稱之為秘密武器。但此時此刻，我開始懷疑袁滿和他的國際娘子軍是否也加入了聯合國軍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經睏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煙。萬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這張傳真照片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於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讓共同社攝影記者「折」了一回，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我的照片再次從「風眼」巴格達傳向世界，佔領外國報紙。香港《明報》已稱我為「新華社攝影大師」，《商報》稱我是「新華社攝影部二十年來最大的發現」。這還不算德國和美國報紙。到今天我仍然堅持，衡量一個記者價值的唯一標準，是看他發出的新聞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體採用，而不是其他。

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這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這裡肯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丘吉爾

　　※※※

　　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聯合國安理會第六七八號決議：如果伊拉克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會准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離聯合國決議規定的期限還有一個星期，英、美、法各國駐巴格達使館都加強了戒備。美國使館圍牆上新加了蛇腹式鐵絲網，大門緊閉，聽任圍牆外口號震天。

　　一月七日一大早，分社英文記者李大偉和我還有一幫記者擠在美國使館門口，請求採訪美國外交官。直到中午十一點，我們才獲准進入使館大門。

　　門房不許背相機進去，我奉命將器材交給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所有記者排隊魚貫而入通過安檢門。過道裡，一名戴太陽鏡穿海魂衫的大鬍子操縱著六台監視器。我們奉命在一樓簽證廳坐等。這裡新置了三排長椅，兩名使館工作人員居高臨下警惕地注視著入座的十幾名記者。大廳左側是簽證繳費處，中間用英文寫著「這裡不辦理經商、留學、旅遊簽證」；接著是一行漂亮的印刷體「歡迎來美國」；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國地圖；右側有一個大箭頭「聽到喚你名字時，請穿過大廳去見露絲」。

　　十一點十五分，我們奉命跟一個身著筆挺西裝的男子走，穿過一層的一個工作室，兩名婦女正在用兩台文件粉碎機銷毀文件。兩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將粉碎的紙屑裝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數，已堆起了九個，還有兩個正在裝。

　　二樓大使辦公室門上掛了一個半米大的美國國徽，女秘書正坐在門口的皮轉椅上緊張地打字，一頭金髮在門外射進來的燈光下飄拂，猶如黎明時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寫「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後，掛著一幅挺大的薩達姆卡通畫，畫中的薩達姆被人從椅子上掀翻在地，透著美國人的天真、隨和、霸氣。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已經回國，在大使辦公室接見記者的是臨時代辦威爾遜，他正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手托一大杯礦泉水。代辦身後有一隻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櫃，鑲著鏤花的金屬片。櫃上擺著一枚迫擊炮彈，彈體上塗滿了各色油彩。靠牆的高桌上擺滿了大使家人的照片，還有一張巨幅的性感小貓瑪麗蓮．夢露的照片，照片經電子分色處理，臉部顏色簡化到黑、紅和深綠。與其相對的牆上是紀念美國什麼博物館二百週年的招貼畫，畫面雜亂，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甘迺迪、正在著陸的８２空降師傘兵和一頂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紅、綠、藍色充滿了畫面。大使的辦公桌空著。皮轉椅旁是一面美國國旗，旗桿頂端是一隻展翅的金色白頭鷹。當一位白人記者問：「美國使館與一個月前相比有什麼變化」時，代辦懶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變化是，一個月前我們有四十多名工作人員，而現在只有五名。」另一位記者又問：「你對昨天薩達姆的建軍節講話有何看法？」代辦面無表情，「當時我睡著了。」接著，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還沒睡醒。」

　　一月十三日二十二點十分，當面帶倦容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出現在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入口時，等了一天的二百多名記者蜂擁而上，當局不得不出動軍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亞爾表情憂鬱，說話略帶口吃，他只用英語簡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沒有人翻譯。站在他左側的是時任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身穿黑大衣，面帶訓練有素的微笑。五分鐘後，德奎利亞爾消失在會議室右角的一扇門後。發瘋的記者衝上去，但馬上被身材高大的軍警驅回。記者們齊聲用英語朝阿齊茲大喊：「戰爭要來臨了嗎？」阿齊茲不作回答，依然面帶微笑，在一群著暗綠色軍便裝的持槍警衛護衛下，鑽進一輛黑平治揚長而去。

　　入夜，機場至巴格達市區的高速公路實行區域燈火管制。路旁滿是手持ＡＫ步槍的士兵和縮在灰色蘭德羅孚吉普中的共和國衛隊。我們將車開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經高度緊張的士兵。街面上靜悄悄的，一掃往日的繁華，商店很早就關了門。

　　天明，我上街搶拍戰前的巴格達。巴格達富人居住的曼蘇爾區排起了買奶的長隊，商業部購物中心大門緊閉。軍警不許記者拍攝排大隊購物的人群和空空蕩蕩的櫥窗，貨架上有些貨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樣的包裝紙。

　　在巴格達附近的薩達姆城裡，黑市麵粉每公斤七伊拉克第納爾，比八月二日入侵科威特時上升了一百二十九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一名丹麥士兵和一名馬來西亞士兵正在以一美元五伊拉克第納爾的黑市價格與當地人換錢，與一第納爾三點二二八美元的官價相差近十五倍。按黑市價，一美元可購得近三罐雀巢咖啡。

　　街頭士兵明顯增多，手端ＡＫ─４７步槍的軍警甚至鑽到公路立交拐角處的水泥洞裡。銀行、政府機關、慶祝廣場、無名烈士墓、超級市場門口還站上了頭戴紅色貝雷帽的共和國衛隊。總統府大門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裝直升機在空中盤旋，驚得鴿子無目標地亂飛。

　　由於英、美、法、德等使館撤離，去那裡的遊行已明顯減少。我想起前幾日在美國使館門口的一次示威活動。六七個人組成的「和平團」在雨中示威，一個操英文的小伙子對著攝影機慷慨激昂講著什麼。一個澳洲人頭戴牛仔帽，手握兩把手槍，問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這兩把手槍賣給布希和薩達姆，「Ｎ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不要使用化學武器！）一位德國老太太高擎一塊大牌子，默默佇立，我只認識德文「Ｉｃｈ」是「我」的意思，似乎還有個詞是紐倫堡。

　　傳真照片發回北京，讓精通德語的攝影部副主任林川一翻譯，才明白是借用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一句唱詞：「我們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倖存者。」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一九七三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預備役報到。看著才滿十七歲的半大孩子鬥志昂揚奔向徵兵處，我的心情怎麼也明快不起來。政府已開始向民兵發槍，機場小賣部的售貨員得意地向記者炫耀屁股上的柯爾特手槍。

　　計程車司機驚奇地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因為這個城市和它的三百五十萬人口將不復存在」。

　　與年輕人的激動相對應，老年人則出奇地平靜和悲觀。我們的房東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蘇爾有親戚，可多國部隊已將那裡列為攻擊目標，因為那兒有化學武器基地。

　　醫院開始把藥品集中清點，裝箱隱蔽。巴格達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現了軍車，開往科威特方向的軍人，在這裡盡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給他們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納爾。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業務，奉命開赴前線。一位憲兵將幾台名貴相機賤價拍賣給外國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夢都想當攝影記者的傳真員徒兒，我僅用二百美元就從這位憲兵手中買了台帶馬達鏡頭、口徑為１．２的尼康ＦＥ，準備戰爭結束後如果還能活著回去，就把這台相機帶給他。

　　一些政府部門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二點三十分，伊拉克通訊社就有人下班，三點鐘辦公室已空空蕩蕩。

　　薩東大街的巴勒斯坦書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圖：科威特是它的一個省。街上飛跑的科威特汽車也換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卡迪西亞廣場，四座按薩達姆和尼布甲尼撒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西亞之劍」。裝備精良的共和國衛隊警衛著這座廣場，看上去他們對即將爆發的戰爭充滿必勝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綠白相間的售票廳冷冷清清，因為外國人已幾乎走光，往日雲集於此的外國記者如鳥獸散。住在拉希德飯店的外國記者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討論去留問題。共同社只留下資深的中東首席記者近藤一人，美國之音記者據說已到開羅。瑞典電視台的記者正倉皇離去，連我打招呼都顧不上回答。

　　我們在一家商店遇見一位伊拉克畫家，他早年曾留學義大利，現在妻兒還在義大利。他自稱是最早在義大利獲獎的伊拉克留學生，現在薩達姆城還收藏著他的畫。他得意地將他用的中國鋼筆給我看，筆帽上畫了一匹徐悲鴻的奔馬。我抓過筆，隨手也畫了一匹馬，他很驚奇。李大偉逗他：「這種畫每個中國人都能畫。」說話間，《巴黎競賽畫報》的攝影師勃魯諾闖了進來。我問他這幾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說除非薩達姆先生和他有什麼交情。

　　中國使館僅留下以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餘的工作人員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員在中國大使館樓頂上，畫了一面大五星紅旗，面積佔滿整個樓頂，冀以免遭轟炸。我和首席記者老朱作為「留守人員」處理「後事」。老朱用老虎鉗剪斷了三台新電傳機的電纜，又剪斷了另外幾台暫時不用的老電傳機的電纜線。我則將這幾台電傳機、打孔機、英阿文打字機搬下樓，裝進一輛考斯特汽車，又將一些別的物品分放在平治和豐田後備箱裡。老朱開平治，我開豐田，運了兩趟。我的脊背疼極了，重東西我搬，首席管細軟。凌晨四點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機之類，半小時內完活兒。我又去叫醒房東，將防化服、食品等送給她。房東老太太問道：「Ｙｏｕｌｌ　ｌｅａｖｅ　ｒｅａｌｌｙ？」（你們真的要走嗎？）說著嗚嗚哭了起來。

　　一月十三日凌晨，我和老朱將撤走的同志送到機場。幾名修女正與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別，她們計劃飛往梵蒂岡。機場安檢沒收了英文記者李大偉的手錶，「因為懷疑是爆炸物」。李大偉指著我說：「這個戴眼鏡的大個兒是拉馬丹（伊拉克副總統）的朋友，他的武裝帶都是拉馬丹送的。」我就勢撩起上衣，露出地攤上買來的有飛鷹搭扣的共和國衛隊軍用腰帶。李大偉見士兵不信，忙著打開手提行李，摸出一張拉馬丹敬軍禮的十寸傳真片。這張照片是一月九日世界穆斯林大會開幕升國旗時，我鑽到拉馬丹前面用二百毫米鏡頭拍的，彷彿是拉馬丹朝我敬軍禮。值勤士兵接過照片細細一看，頓時傻了，轉過身來「啪」的一個立正。

　　黑雲壓城。拍攝、沖曬、放大、傳真之餘，我開始採寫文字新聞。戰爭狀態下，我越來越感到僅靠圖片已無法勝任大戰在即的特殊要求。隨著巴格達走向戰爭深淵，它日益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我的狗屎文章裹挾著照片登上了國內外報刊的版面。連當時很少用新華社通稿的《北京晚報》也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頭版刊登了我的《臨近攤牌的巴格達》。事後，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創始人辛少瑛問我在通訊阻絕的巴格達是怎麼把稿子發出來的，我說這有賴於我一流的漢語拼音。

　　進入到一九九一年一月，伊拉克國際通訊全部中斷，由於沒有了電話，以往新華社向外界發稿的傳真機無法工作。此時，唯一能與外界交流的僅有大使館的無線電台。可惜電台僅能發密電碼，這讓平素以文傳發稿的新華社記者束手無策。就在我熱鍋上螞蟻般四處亂撞之際，鄭大使把我招進了官邸。他問我是否可以用漢語拼音寫文章並用打字機編碼打孔。我說我的漢語拼音至少在新華社中東地區名列第一，至於打字、編碼、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聽罷說：「小子，從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館電台幫你發一篇稿子。不過報務員只管發打完孔、編好碼的紙帶。每天下午五點前把你的紙帶給我拿來。」於是從此，我每天把所見所聞都縮編成一厘米寬的紙帶，幾十米長捲成一卷，輸進使館的發報機，通過高揚的無線天線變成電波，發往世界。萬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後，再將其還原成一厘米寬的紙帶，火速送往北京新華社總社，交譯電室將漢語拼音翻譯成漢字，再編發給各家報紙。這一招兒是任何記者沒有的，戰時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鳴而驚天下，我的老學長、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功不可沒。

　　可好景不長，新華社中東分社社長把電話打進巴格達命令我立即撤出。我盡量和聲悅色地解釋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東分社社長一言九鼎，命令我把電話交給巴格達分社社長：「馬上把電話給首席記者，不要耽誤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夠與他理論的級別。我跑到使館大罵新華社派駐中東的封疆大吏只領俸祿，墨守成規。武官曹彭齡夫婦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來也當過新華社記者。兩位前輩勸我千萬不可以小抗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服從，他們就是這麼一輩子服從過來的。直到一九九八年中央電視台請大使、武官和我做嘉賓紀念海灣戰爭，武官與我在ＣＣＴＶ大演播廳相遇，他突然雙眼含淚，「當初我也許不該勸你。」

　　一月十四日凌晨，我們全上了「考斯特」直開機場，撤離巴格達，飛往約旦。我手提鋼盔和防彈背心，這樣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進機場拍些撤退的場面，可士兵攔住不讓，一個小特務惡狠狠地說：「為什麼讓你進？！」我突然發現一夥西方電視記者走進來拍電視，一個新聞部的傢伙在前面引路，他們長驅直入。我也把三個相機全掛在身上，晃著往裡走。小特務又出來擋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記者。」我推開他就往裡走。

　　在機場，我由於沒辦離境簽證手續而被扣押。在戰時伊拉克，常駐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辦簽證手續。我由於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沒有隨其他同事辦出境手續，打算潛伏下來，現在被大使「押解」著前往約旦，交給新華社約旦分社，不想在邊境上被捕。使館幾位同胞上前理論毫無用處，還被趕出辦公室。鄭大使不得不親自出馬：「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格達大使，我擔保這個人……」我已經數次看到大使躬親擔保勞工等人，鎮靜、靈活、耐心、堅定而又不失風度。

　　中午時分，我們抵達安曼機場，全體去使館吃飯，我沒去，先回分社趕發傳真照片。下午英文記者李大偉與首席老朱繼續飛往開羅，約旦分社的老楊去大馬士革，我則留守約旦──這次海灣戰爭的「瑞士」，伺機而動。

六百記者雲集安曼

　　他們都是些有一技之長的硬漢子。

　　　　──傑弗里．邁耶斯

　　※※※

　　多國部隊加緊空襲巴格達之際，被驅趕出伊拉克的各國記者紛紛飛至素有「前線國家」之稱的約旦首都安曼。

　　為此，約旦新聞部在安曼的約旦洲際飯店開設了接待部，歡迎各國記者光顧。洲際飯店成了各色記者的總部，工作性質各異、身著奇裝異服的記者們衝勁十足地上躥下跳，從上至下充滿了一種令人興奮的投入氣氛。

　　在這裡，只需填寫一張包括姓名、國籍、單位、職業、最後一次到約旦的時間以及發表過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個月的簽證。儘管記者們每天都必須到這裡登記註冊，領取當日有效的採訪通行證，但對那些剛剛飛離巴格達的西方記者來說，還是大大鬆了一口氣。在這裡，到過巴格達成為一種榮耀，共同社近藤由於一月十六日才離開巴格達而被視為英雄。

　　在洲際飯店主樓八層，美國ＣＢＳ租用了半層樓作演播室，僱員們手持對講機神氣活現地奔上跑下。在巴格達和我一塊玩兒過命的共同社河野也在五層包租了一個大套間作為工作室，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在這裡架起了自己的ＡＰ─Ｌｅａｆａｘ底片傳真機，坐鎮聽電話的是共同社中東首席近藤。二十一日，共同社河野和大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約旦傘兵扣留七個半小時，約旦軍方弄不懂，記者為什麼對死海感興趣，而按規定死海因與軍事沾邊不得採訪。最後竟驚動了日本大使館。可肇事的日本記者卻洋洋得意，「因為每扣一次，就等於一枚勳章。」

　　我自己的遭遇並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經無法統計相機被扣的詳細次數。我早已習慣雙手舉著相機緊貼在後腦勺上走向端槍的大兵聽從處理。不過，就在大兵收走我的相機時，我也還是忍不住來點小動作。

　　為了自我保護，唯恐天下不亂的各國記者高招紛呈。日本ＮＴＶ電視台的記者買了阿拉伯人的包頭「哈代」裝扮起來，希望為此博得好感，方便採訪，但仍寸步難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賽因清真寺前，ＮＴＶ被人推來搡去，險似風雨中一葉小舟。

　　美國記者斯蒂芬．拉赫曼胸佩兩枚加拿大楓葉徽章，站在約伊邊界難民營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大講反對戰爭。在他的前衣襟上還別了一枚大鋁牌，上寫「Ｎｏ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Ｏｉｌ」（不要為石油流血）。這位自稱一九八九年在西單路口認識我的美國佬，指著我胸口上的五星紅旗，讓我當眾證明他是加拿大人。

　　台灣有三十多個記者住在約旦洲際飯店，可彼此封鎖消息，競爭自然激烈。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國駐約旦使館呈報名單，懇請予以照顧。章大使在接見台灣記者時還幾次讓我作陪，讓我神氣不少。時報報系、聯合報系、自立報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時報報系的攝影記者林少岩是剛從亞運會上撤出來的，一見我連稱「世界真小」。時報的張升日前又爆冷門，居然得到一張前往巴格達的簽證，引得西方記者又羨慕又嫉妒。

　　瑞典電視台攝影師在自己前胸後背掛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寫：「血比油貴．瑞典電視。」財大氣粗的路透社在約旦洲際飯店通過閉路電視向所有房間播放它的英文快訊，一幫膽小的白人記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兩眼發酸。這裡還可以看到以色列電視台連續二十四小時的節目，引得一些記者跟著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習。老牌的軍事記者則權威地指著屏幕上出現的場面：這是Ｆ─１４公貓戰鬥機，那是Ｍ─１艾布拉姆斯坦克。

　　一些嗅覺靈敏的記者正暗中準備去以色列，英國戰地記者錢德勒就是一個。他連聲解釋說是因為英國關閉了駐伊拉克大使館他才沒能進巴格達的，並一再追問我在巴格達是否弄到什麼「絕的」。幾位台灣記者也在暗中籌劃去塞浦路斯，據說那裡很容易得到以色列簽證，而在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旦護照上印有以色列的痕跡，整本護照就告作廢。我的好朋友近藤也將於日內去特拉維夫，安曼的工作由一個新手接替。近藤認為一個好記者必須有天賦、學校教育和豐富經驗。他由於多年戰亂經驗而扮演共同社中東「救火隊員」的角色。

　　連續三天的陰雨給安曼帶來一絲喜悅，因為謠傳化學武器最怕大雨滂沱。但軍事專家勸告大家不要盲目樂觀，地中海的西風會把以色列上空的空氣原封不動地吹到約旦，現代戰爭中沒有倖存者，嚇得約旦人舉家外遷，以避戰禍。各國記者則作壁上觀，注視中東風雲。

「打起來了！」

　　我下令把「一切能飛的東西」都動員起來。

　　　　──尼克遜

　　※※※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約旦首都安曼。

　　中東時間凌晨二點十分，我被新華社約旦分社的小陳叫醒：「打起來了！」新華社安曼首席記者老符跑上四樓看電傳。我們則用膠條將傳真室和小陳、老符及我的臥室封起來。老符發給我一支Ｅｖｅｒｅａｄｙ牌手電，紅色的。

　　二點三十分，我給洲際飯店的河野打電話，打不通。ＢＢＣ報導說，海灣戰爭的第一槍是由美國戰列艦打響的。現代戰爭沒有前線，也沒有後方。在一月十七日凌晨多國部隊的飛機發起攻擊之前，「密蘇里」號戰列艦和「威斯康星」號戰列艦向伊、科境內的目標發射了上百枚「戰斧」式巡航導彈。據美軍宣稱，命中率達９０％以上。

　　「密蘇里」號戰列艦是艘歷史名艦，以杜魯門總統的老家密蘇里州命名。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就是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當時美國五星陸軍上將麥克阿瑟將軍代表盟國在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按美國人的說法，他共用了五支鋼筆才簽完他的大名。他首先用第一支筆寫了「道格」，將筆送給了母校西點軍校；又用第二支筆簽上「拉斯」，將筆送給了國會圖書館；之後又用兩支筆簽上麥克阿瑟，將兩支筆分送給當年丟失新加坡的英國白西華特（Ｐｅｒｃｉｖａｌ）將軍和丟失菲律賓的美軍中將溫萊特；最後，他用一支小紅筆簽上他的軍銜，這支小筆送給了麥克阿瑟夫人。該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唯一未被美國海軍封存的戰列艦，改裝後曾在海灣為科威特油輪護航。今天，這名「老將」又立下新的戰功。

　　四點，美國總統布希發表電視講話：這不是越南，我決不會束縛將軍們的手腳，直打到獨裁者垮台，打到科威特解放，合法政權建立。

　　四點三十分，小陳給他的約通社朋友打電話，得知約伊邊境的伊導彈基地被擊中，伊拉克只有一枚導彈發射到沙特。

　　開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出動各型飛機，發射「Ｔｏｍａｈａｗｋ」（戰斧）巡航導彈等實施大規模襲擊，重點是攻擊對美軍和多國部隊造成嚴重威脅的伊拉克戰略性目標：防空陣地、雷達系統、指揮中心、通訊樞紐、導彈基地、核生化設施、空軍機場、交通樞紐等。

　　多國部隊的空軍作戰飛機主要由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和土耳其起飛，從伊拉克南部和北部進入。海軍作戰飛機由波斯灣的三艘航母和紅海的三艘航母上起飛，從伊東南部和西南部進入。Ｂ─５２戰略轟炸機由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島和沙特的吉達機場起飛，從伊南部進入。「戰斧」巡航導彈由波斯灣的戰列艦、其他水面艦隻、紅海及地中海的潛艇發射，從伊東部和西部進入。

　　五點五十分，接新華社總社總編室來電，通報表揚我。

　　六點，房東老太太來電話問到底出了什麼事：「誰打誰了？」

　　七點三十分，到使館吃飯，街上靜悄悄，不見異常。

　　上午九點，與小陳去敘利亞使館辦事。街頭出現戴鋼盔的士兵，警戒重要部門和使館。我在車上用８０─２００加倍ｆ４、１／１０００「掃射」。車走到半路拋錨了，請約旦人幫忙。問我們會阿語嗎？我們答「Ｓｈｉｗａｙ─Ｓｈｉｗａｙ」（一點點）。問我布希壞不壞，我揣摩著他的心思，頭由右上向左下，似擺似點。他挺高興，「撒狄克（朋友）。」修車的小伙叫哈利德，我剛拿起相機，就衝過來一個人朝我們怒罵，小陳勸我快收起相機。

　　十四點，總社攝影部來電，要求拍機場，可無交通工具。傳了一張四個大兵的十寸傳真。

　　晚上，無錢無權的我開始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與「日本鬼子」聯手出擊。北大師兄河野建議千萬帶上一面中國國旗。我與河野約定，明早七點半去洲際飯店拉上大河源利男、近藤一起去邊境。

　　夜裡，河野來電，不去了。因為伊拉克襲擊了以色列。共同社的近藤準備沿十字軍阿倫比將軍開闢的阿倫比小道偷越國境去以色列。我將自己想與近藤合夥的想法報告了中東總分社的上司，結果又被訓斥一頓。

　　老符讓打行李，拆機器，凌晨搬到使館。整個約旦彷彿已被化學武器擊中了似的，印度駐約旦大使跑到中國使館問章大使要塑膠薄膜。家家戶戶都在用塑膠布構築防毒室。

安曼祈禱和平

　　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化劍為犁。

　　　　──《聖經．舊約》

　　※※※

　　一月十八日，週五。

　　今天是伊斯蘭教「主麻」日（阿拉伯文ａｌ　Ｄｊｕｍａｈ的音譯，意為「聚會」。伊斯蘭教定星期五為聚禮日，通稱「主麻」。這一天正午後教徒舉行的集體禮拜稱主麻禮拜。穆斯林習慣稱一周為一個主麻）。在安曼最大的清真寺──阿卜杜勒．侯賽因清真寺，數千名穆斯林在此聚禮，祈禱和平。下午一點整，這座以侯賽因國王祖父命名的清真寺裡座無虛席，前來參加聚禮的人一直排到清真寺外的廣場上。穆斯林們人手一席，富有的用毛毯，貧窮的以一張硬紙墊在身下，幾個小孩專門給赤手空拳者送舊牛皮紙。數千名穆斯林或坐或跪，口中唸唸有詞，雄偉壯觀。幾位正在值勤的警官也暫停自己的公務，虔誠地匍匐在地，引得幾十名外國記者爭相拍照。日本ＮＴＶ電視攝製組也穿著阿拉伯民族服裝，頭纏花頭巾，在祈禱的人海中穿行。

　　與此同時，在美國使館門前，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退休教授艾倫．羅塞爾博士正在靜坐絕食，抗議布希政府動用武力解決海灣危機。她高舉一塊用英阿兩種文字寫滿上帝和耶穌教誨的紙牌，朝過往行人大喊：「上帝讓我們人人相愛。」在艾倫身旁是一位不肯透露自己姓名的約旦人，他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這位中年男子手捧《古蘭經》，帶著妻子和四個孩子來此靜坐。他對我稱讚「中國是熱愛和平的」。青年們則被突然爆發的戰爭弄得不知所措。計程車司機穆罕默德說到激動處竟雙手離開方向盤，任憑汽車像脫韁野馬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他雙手模仿端槍姿勢，口中「噠噠噠」地大喊「我真該去打仗」。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痛苦地說：「我們不是不要和平，他們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中國人知道。」

　　我也真該去前線！作為一名戰地記者，鄰國硝煙滾滾、戰火紛飛，我卻安然坐等在這塊「中東的瑞士」，在街上逛著，在屋裡窩著。

　　我想起這樣一個故事，說是康熙帝在暢春園射箭，忽有大臣來報，廣西反了吳三桂，福建反了鄭經（鄭成功之子）。康熙帝僅說了聲「朕知道了」，就繼續射箭。

　　事後有人問康熙為什麼不立即調兵平叛，康熙從容答道：「福建、廣西距京師數千里，奏章往來傳遞需半個月之久，而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朕遠離前線降旨指揮未必得當。他們不執行御旨是抗旨不遵，盲目執行御旨則非打敗仗不可。我既已委派他們為督撫鎮守地方，高官厚祿的封疆大吏理應知道自己的職責。」不久，兩處叛亂果然平定。可我覺得現在的「封疆大吏」未必有康熙時代官員的覺悟。我想，我必須越級告訴北京我所處的態勢，使北京同意我開赴一線。於是，我忍無可忍提起了筆：

　　總社攝影部值班室：

　　在安曼待命的指令已收到，作為士兵，我以極不贊成的心情執行這項命令，像一周前服從由巴格達撤出的決定一樣，我再向你們申訴一下。因為，從工作考慮，安曼可上鏡頭的東西已經沒有，將戰地攝影記者放在一個中立國等待轉機，有點浪費時間。在這裡已很難碰到從巴格達撤下來的攝影記者，他們已分數路進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安曼太安全、太平靜了。

　　１．安曼已不是重返巴格達的跳板。伊拉克已關閉了約伊邊界，並停止辦理簽證。我已去過伊拉克駐約旦使館和約伊邊境地區。

　　２．巴格達水、電、交通癱瘓，無法攝影、採訪、發稿。ＣＮＮ有衛星發稿，而我什麼也沒有。

　　３．除非以色列假道伐虢，一般在約旦拍不到戰爭場面，這裡太安全了。理由有三：（１）伊拉克不願失去西部安靜的邊界，為把陸軍裝甲單位集中在北緯三十一度線防範美軍登陸，伊希望西部無戰事；（２）以色列不必自己冒激怒阿拉伯國家之險，從國家利益考慮，不會主動進攻約旦河東岸；（３）約旦既要維護自己利益，保住哈希姆王朝，又要以「前線國家」自詡，滿足經濟上的好處。因此，約旦很可能成為中東的瑞士，因此不適合戰地攝影。

　　４．以色列參戰與否完全視其國家利益而定。除非遭到伊拉克化學、生物武器襲擊，傷亡重大，否則一般不會因一兩顆「飛毛腿」而反擊。而伊如要動用生化武器應在盟國陸軍深入伊境內、伊瀕臨崩潰時。而盟國在炮火準備未達一個月之前，不會貿然登陸。所以安曼無戰事。

　　５．如以色列進攻伊無外乎兩種手法：（１）空軍轟炸。這點不可能，因為以的空軍不可能比盟國空軍優秀，一向以出奇制勝聞名的以空軍現在已不可能取得一九八二年「巴比倫行動」轟炸伊核反應堆的奇襲效果；（２）坦克奔襲。這點現在也不可能，由於補給線太長，以色列無力保障二千公里的油料供應。按每小時推進四十公里的速度，也無法造成突襲效果。故作為戰地記者，在安曼意義不大。

　　我現在處境就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巴斯托尼的巴頓。山本五十六反對向美開戰，可既然天皇讓打，他就拼了命打好。我會服從在安曼待命的決定，就像一周前我被撤出巴格達一樣。

魯威謝德難民營

　　駝背到了墳墓裡自然會直的。

　　　　──俄國諺語

　　※※※

　　海灣戰爭爆發後，大批戰爭難民逃離伊拉克，混亂之際大多未辦理合法的護照、簽證手續，因而在伊拉克、約旦邊境受阻。茫茫大沙漠中，成千上萬的各國難民在伊拉克、約旦邊境一帶風餐露宿，饑寒、瘟疫開始流行……聯合國難民救濟組織迅速在邊境上遣送、救助戰爭難民，在伊、約邊境修建起三座戰時難民營，因為靠近邊境驛站魯威謝德，故命名「魯威謝德難民營」。

　　一月十七日戰爭爆發時，新華社攝影部即電告我設法採訪位於伊拉克、約旦邊界附近的難民營，可直到一月十八日晚上，我才獲准採訪。這封用英阿兩種文字簽署的文件註明：「茲有新華社記者唐師曾一人獲特許前往魯威謝德（Ｒｕｗｅｉｓｈｅｄ）難民營（沿途一切軍事地點除外）。此證僅供一天使用，必須於當日下午二時前離開魯威謝德邊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臨的是交通問題，難民營離我所在的安曼有二百九十六公里，分社的兩位文字記者因工作需要必須日夜照看幾台電傳機，收發文字消息，無法送我去。儘管分社有兩輛平治轎車。可都跑了有十萬公里，車況不好，而且我的國內駕駛證還沒有換成約旦執照，無法一人跑長途。可我決不想坐失首批進入難民營的良機。此時，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達工作過的共同社記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興致還大，他立即出錢包了一輛計程車，並在電話中告訴我，明早六點整到我住宿的中國駐約旦大使館來接我，我只負責準備食品。

　　一月十九日凌晨四點，我悄悄地起床，發動了白色平治，先趕回分社傳照片，可使館的兩條德國黑背一陣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凌晨六點，河野的計程車準時來到中國駐約旦使館門前，我們立即出發。車內除約旦司機、河野和我外，還有共同社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約旦司機聲明，沿途嚴禁照相，必須把相機放進包裡。

　　汽車駛出安曼，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時速向正東飛馳，迎面而來是一輪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紅通紅，公路像一條連結我們和太陽的金色飄帶。河野詩興大發，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條金光大道！」大河源激動得端起佳能相機就要拍太陽，嚇得司機連忙制止，弄得我們的滿腔柔情全沒了！

　　因為擔心多國部隊轟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時有載重四十噸的巨型油罐車迎面駛來。河野問是不是從伊拉克來的，約旦司機堅決否認。這些「平治」、「沃爾沃」和「曼」牌載重車被壓得輪胎邊緣凸起，鋼板彈簧緊繃，顯然是重車。

　　在安曼以東八十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龐大的無線電陣地，天線塔密如蛛網。遠處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車載移動式雷達，雷達天線飛速旋轉，附近是一群群草綠色的拱形掩體，估計是防空導彈發射器。沿途關卡林立，不斷查驗我們的證件，並在記事本上記下我們的姓名、國籍、服務單位、通過時間等。我不斷地用僅會的幾句阿拉伯語與他們打招呼：「薩拉馬利空，西尼夏比，索哈菲，孰克蘭。」（人民中國記者，你好，謝謝。）他們一聽說中國，總是連聲說：「西尼，撒狄克。」（中國，朋友。）這些值勤的士兵頭戴美式盂形鋼盔，鋼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義大利造的Ｍ式步槍，腰繫帆布武裝帶，腰右側掛子彈袋，穿黑色高腰皮靴，兩腿叉開，呈警戒姿勢。公路上，塗迷彩的蘭德羅孚軍用吉普不時飛馳而過。公路兩側有藍灰色的輕型輪式裝甲車，車身下半截埋在黃土掩體裡。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在阿茲拉克附近，我們迎頭碰上從伊拉克方向開來的三輛外交車，上前一問才知道是剛從巴格達撤出來的埃及外交官。這位開白色平治２８０的外交官說：「巴格達情況糟極了，各國使館間不能彼此聯繫，我們只能聽廣播，看電視。據我所知除蘇聯使館外，各國在巴格達的使館全都撤空了。」當我們問到邊境地區難民狀況時，這位外交官搖著頭說：「不能說。」河野追問：「為什麼不能說？」外交官回答：「不能說就是不能說。」我忍不住鑽進汽車拿出相機拍下這些場景。共同社大河源也拿出他的佳能Ｔ─９０一陣猛拍，繼而摁下快速回片裝置，將照完的膠卷退出。

　　就在這時，一名端Ｍ─１６步槍的士兵大踏步走來，一把奪走我的尼康相機，同時沒收了我們約旦司機的駕駛證。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覆用阿文說：「中國，人民中國！」這傢伙才稍有鬆動，但堅定地說：「只許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內拍照！」說罷強行打開照相機後蓋，沒收了我的膠卷。

　　計程車司機已嚇得臉上沒了血色，半蹲在地。多虧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顏悅色地向士兵講好話，士兵扭頭走回五十米外的哨位，河野堅定不移地緊跟著他，我拎著被曝了光的相機，遙望河野指手畫腳地懇求那個士兵。約摸過了十分鐘，河野終於要回了計程車司機的執照，可計程車司機蹲在沙地上再也不肯往前開了！在河野再三央求下，直到逼著我把相機裝入器材包，拉緊了拉鏈，才嘟嘟囔囔地發動了車子。我暗自讚嘆河野的三寸不爛之舌，更佩服大河源快速裝膠卷的功夫。

　　在魯威謝德邊防檢查站，我們先到軍方辦理了手續，之後又到邊防站警方辦理手續。這裡十幾輛伊拉克汽車正排成一條長龍等待進入約旦，車頂上捆綁著各種行李。一輛大雪佛蘭的右後輪胎扎了，幾個人正在修輪胎。

　　一位自己驅車由伊拉克進入約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著她的老式別克休息。她告訴我們：她和她的父母是昨天下午離開巴格達的。「巴格達到處是飛機、槍聲和導彈。我的朋友親眼看見美國飛機被擊落，跳傘的飛行員被抓。」這位少女咬著美麗的嘴唇說，「可我一點兒也不怕。美國人發動的是一場對整個阿拉伯的戰爭。」

　　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入口處，邊防警察查驗我們的證件後告訴我們，我們的文件上缺少一位長官的簽名和軍銜，為此我們必須返回三十公里外的指揮部補簽。我們只好順原路返回。

　　共同社大河源準備用佳能相機偷拍，立即被一名穿灰制服的安全警察制止。我們拿出軍警簽發的允許拍照的文件給他看，他說：「只許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內，難民營再向前開三十公里。」眼巴巴看著列隊的汽車長龍擦肩而過，我和大河源相視苦笑，默默無言。

　　魯威謝德難民營位於約伊邊境的中立區，沿公路共有三座大型臨時營地，每個營地有面積近一百平方米的帳篷二三十頂，上百名埃及難民在列隊辦理登記手續。幾名蘇丹人正圍著臨時架設的自來水龍頭洗腳。在一座草綠色帳篷門口，四個蘇丹兒童在吃一種白麵做的薄餅。婦女們用黑紗裹得緊緊的，不許記者靠近她們的帳篷。

　　我畢恭畢敬地走到一輛蘭德羅孚警車前，問一位警官我可以拍什麼。他用緩慢的英語說：「營地中的難民。但不許把警察拍進去！」我告訴他那些難民拒絕拍照，「如果他們攻擊我怎麼辦？」警官面無表情地說：「我想你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抓緊時間小心翼翼地拍照，竭力避免拍進警察或激怒神經質的難民。我盡量朝每一個人微笑，迅速判斷這個對象是否會允許我摁下快門。我耳旁迴盪著大河源佳能Ｔ─９０快速過卷和回片的馬達聲，緊張而有秩序。河野此時已遠離我們去採訪營地的國際紅十字會官員。

　　一刻鐘後，河野跑過來喊我和大河源，已經到返回的時間了。我對準肩扛行李步入營地的埃及難民，摁完最後幾張，才戀戀不捨地鑽進汽車。窗外，一隊天藍色掛有聯合國標誌的卡車正駛入營地。可我不敢再冒膠卷曝光的危險了。我摸出帶來的大橙子，用瑞士軍刀切開，遞給河野、大河源和約旦司機。「好吃，真好吃！」河野連聲讚嘆。

　　這裡離安曼近三百公里的路，河野伸了伸懶腰說：「還要開幾個鐘頭呢，咱們睡會兒吧！」夢中，我夢見我向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哭訴士兵搶走了我的尼康Ｆ─４。

貝卡難民營

　　狠心的人把煙末子撒在獼猴眼睛裡，平白無故……

　　　　──索忍尼辛

　　※※※

　　陰雨已持續了四天，到今早（二十五日），已變成紛紛揚揚的小雪。約旦一年中最冷的季節終於來臨，氣溫是負一度 。此間大股的外國記者已分幾路進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記者待在洲際飯店中作牛蛙狀冬眠。只有個別不安分的記者不顧風雪，策劃著新的冒險。

　　美國ＣＢ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麥克．克持是我在巴格達的老朋友，他約好我今早去街上轉轉。在洲際飯店門口，精神抖擻的麥克身背索尼錄音機，穿一件黑色羽絨夾克。在他身旁縮頭縮腦地站著一個小巧玲瓏的亞洲女孩，麥克介紹說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麗，是印尼《坦波》（Ｔｅｍｐｏ）雜誌的文字記者。麥克早已雇好了計程車，他得意洋洋地告訴我司機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這樣可以保證我們的絕對安全。我們四個不同種族的人，組成了一支小聯合國軍。

　　我們先到伊拉克駐安曼使館，使館大門口站著三個安全警察。一輛深灰色輪式輕裝甲車堵在使館正門，車上的重機槍上包著綠色防雨套，操縱機槍的士兵縮在雨衣裡抽煙。我們敲開伊拉克使館的小鐵窗，聲稱要去巴格達。小窗內有三個伊拉克人，他們一言不發地從小窗中遞出一塊硬紙板，上面用黑色記號筆寫滿了英文字：「親愛的旅客，由於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和美國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侵略，我們不得不遺憾地通知您暫停辦理簽證。我們歡迎您在不久的將來到伊拉克遊覽。」任憑麥克和尤麗怎麼說，裡面的人就是不吭聲。

　　計程車司機穆罕默德自告奮勇地要帶我們去約旦河東岸的巴勒斯坦貝卡難民營，他保證絕對沒問題，他的家就在那裡。

　　由安曼驅車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車玻璃蒙上一層厚厚的哈氣，司機穆罕默德從汽車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紙，讓尤麗幫他不停地擦前擋風玻璃上的水汽。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司機穆罕默德告訴我們已進入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搖下汽車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說：「你儘管照相，警察來了也不用怕，這裡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這時，他突然踩住剎車，招手喊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漢子過來，扔給那漢子一枚硬幣。司機穆罕默德告訴我們說，這漢子是個瘋子，「想回家都想瘋了」！

　　司機穆罕默德幾乎認識這裡所有的人，路旁一家雜貨鋪的老闆竟是他的親家。他把我們帶到一座圍有鐵欄杆的清真寺門口，就一頭扎進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禱告了。我和麥克、尤麗也分頭行動：我要的是照片，麥克要的是錄音，尤麗自稱有個什麼專訪。

　　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同時在幾條戰線上開戰，一舉摧毀了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等「不友好國家」的空軍。以色列裝甲兵向西一直跨過蘇伊士運河，向北揳入敘利亞，向東攻至約旦境內。大批阿拉伯難民流離失所，流向中東各國。其中約十萬巴勒斯坦難民滯留在約旦河東岸約旦境內，聯合國為此修建了貝卡難民營。

　　這裡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巴勒斯坦人。當地居民每家一般有兩三間小平頂屋，屋頂堆放著木柴，拉滿晾曬衣服的細鐵絲，屋內用小煤油爐取暖，家家戶戶都有電視，婦女不許外人照相。聯合國還為難民營修建了簡單的醫院和學校。

　　凱米爾說一口漂亮的英語。他一家共有三間平頂屋，一間是廚房，一間正在裝修，我和麥克脫掉沾滿黃泥的球鞋，被引進他家的客廳兼臥室席地而坐。凱米爾年輕美麗的妻子在屋內正中的煤油爐上為我們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夾著只有中國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麥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絲絲的，帶點薄荷味。我雙手緊捧滾燙的咖啡杯，生怕灑到嶄新的羊毛地毯上。凱米爾說，地毯是沙特製造的。沿屋內四壁牆根是疊放整齊的毛毯，供晚上睡覺用。房屋正東牆壁上掛著一張巨幅畫像，上面薩達姆懷抱一個巴勒斯坦兒童。畫像右下角貼了一張五寸彩色照片，是凱米爾的漂亮妻子。三個蹣跚學步的小孩縮在凱米爾妻子的身後看電視，二十寸的索尼彩電正播放美國轟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輪，石油散佈到海面上和海鳥死亡的鏡頭。凱米爾說他用了二千約旦第納爾（大約二千五百美元）買了這座房子，這還得感謝約旦當局，而科威特則拒絕了他買房子的請求。

　　凱米爾兩手平伸，「薩達姆並沒有給我一分錢，我也並不特別喜歡他，問題是他想著我們巴勒斯坦人。我沒有別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說到這裡，他朝妻子一努嘴，溫順的小妻子立即跳起來，爬到櫃頂上取過一個小布包。凱米爾拿出一個暗綠色的小本，說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證。他說他感謝聯合國在貝卡難民營開辦了學校，儘管水平僅僅「ＯＫ」，談不上好，但畢竟是免費的。說到這裡，他朝我鞠了一個躬，「中國也出錢為我們建了一所學校。」說著他叫過四歲的女兒里奇．哈丹給我們表演用英文數數，小哈丹可以數到「十」。凱米爾說，她的英文全是跟著電視學的。

　　此時，街上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難民湧上街頭開始示威遊行。他們高呼和平、支持薩達姆和打倒布希的口號，隊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大畫像。凱米爾說這裡「有十五萬巴勒斯坦難民」，這種規模的遊行是經常性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圍著貝卡難民營緩慢行進。

告別約旦

　　單獨旅行的人走得最快。

　　　　──吉卜林

　　※※※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蟄伏約旦的我，終於盼來攝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領導和總編室批准了我進以色列的申請。原來這天晚上新華社例行的編務會，總編南振中展示了我要求去以色列的文傳申請。副總編王文卿說：「唐老鴨的乾草都有露珠。」攝影部副主任林川趁機列數我的忠勇。正巧新華社副社長兼中宣部副部長曾建徽此時走進來，問：「誰要去以色列？」眾人說：「唐老鴨！」曾建徽當即指示：「唐老鴨！應該去！」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曾建徽曾帶我和幾位軍隊記者採訪過六部口被圍的汽車。當時我幾進幾出完成拍攝任務，給老人家留下極深印象。攝影部副主任林川通過國際長途電話朝我大喊：「鴨子，力爭當第一個用『特拉維夫』『耶路撒冷』電頭發稿的中國記者。你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的，應該懂我們的立場。我只要你快！給我拍『飛毛腿』『愛國者』導彈，還有被佔領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約旦分社用電話幫我預訂了二月一日飛往塞浦路斯的機票。約旦與以色列是敵對國家，沒有任何交往，連電話都不通。約旦河谷阿拉伯人與以軍的流血事件，幾乎每天都發生。由約旦首都安曼開車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兩個多小時，可兩軍對峙，我只好繞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於地中海東部，扼亞、非、歐三洲海上交通要衝，為地中海第三大島，主要由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族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族人組成。

　　中午，約旦分社小陳陪我去取機票。一看，戰爭保險金竟比機票本身還貴。機場的售票小姐說：「飛機隨時有被擊落的可能。」交款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竟有一班飛往塞浦路斯拉納卡的飛機，這意味著可以爭得三天時間。我請求換乘這班飛機。小陳用電話請示了分社首席記者後，幫我改了機票。小陳說，別人是看好了落腳點再起跳，你這隻鴨子是跳到空中再找立腳點。這趟航班要求三點以前到達機場。

　　我回到分社，老符開上平治就往機場趕，此時只差十分鐘就三點了。老符把車開到時速一百五十公里，結果被警察截住，罰了二十美元。趕到機場才知道，飛機推遲起飛。

　　約旦安曼阿麗亞國際機場外，坐滿了難民。一群一周前在魯威謝德難民營認識的蘇丹難民一見我就齊聲大喊：「西尼，索哈菲！」（中國，記者！）我忍不住端起萊卡摁了兩張。正想變換角度，走過來一個身著深灰制服的警察、一個戴紅色貝雷帽的士兵和一個戴黑色貝雷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氣地說了句：「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話，他卻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機。任我百般解釋，毫無效果。面對他那雙酷似強姦未遂者的肉眼和四周無所事事跟著瞎起哄的難民，我氣得臉色發白，雙手發抖，不再解釋，只想盡快結束。我在約旦碰到此類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長記性，恨自己捨不得扳幾張就把膠卷退出來。現在只能為這個膠卷流淚，恍惚記得這卷有偷拍的伊拉克駐約旦使館、約旦航空公司售票處和剛才的難民。

　　離起飛還有五個小時，我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旁邊是幾個菲律賓小保姆，一個自稱是敘利亞人現在美國當僱傭兵的傢伙用誰也聽不懂的英語嘮叨個不停，非纏著我讓我解釋菲律賓人、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區別。我不耐煩地揮揮手，「中國人長得最高，像我這種一米八幾的在中國算是矮的，其他幾國一個比一個矮，羅圈腿。」

　　我情緒壞到極點，找了輛行李車推著自己的五件行李往裡走。一個雞胸駝背、獐頭鼠目、就像剛丟了驢的阿凡提似的約旦人搶著幫我推車，任我怎麼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開，傻呆呆跟在我身後寸步不離，直到我朝他大吼一聲：「沒有美元！」才悻悻離去，果然他不想學雷鋒。

　　三道安檢過後，我的防毒面具、鋼盔、防彈背心等弄得滿地都是。英國ＷＴＮ電視編輯古斯塔斯走過來幫我收拾行李。作為回報，我給他講了一下巴格達的戰前形勢。

　　耗到晚上九點，本應下午五點起飛的航班才開始滑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納卡機場著陸。可直到這時，我還沒有塞浦路斯入境簽證。塞浦路斯是個歐化國家，由於我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而無需隨大隊旅客排隊。我先到移民局申請入境簽證。我的鋼盔和防毒面具鎮住了海關，我對移民局講，我是從巴格達過來的，準備繞道這裡去以色列，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辦簽證，請高抬貴手，幫我入境。移民官員連說問題不大，但先得給他們講講伊拉克、約旦那邊的形勢。一刻鐘後，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國土。

另紙簽證

　　我時常跨到敵對陣營去，不是當逃兵，而是做偵察員。

　　　　──赫胥黎

　　※※※

　　以色列駐塞浦路斯使館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市中心的一條胡同裡。為防備恐怖分子，胡同兩頭已被鐵絲網路障封死。我們的平治轎車奉命停到兩條街口以外的停車場。把守路口的兩位肩扛ＡＫ─Ｍ式衝鋒鎗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細盤查後，放我和新華社駐塞浦路斯首席記者陳德昌穿過路障。

　　踏著積水的石子兒路，呼吸著清新的地中海空氣，心中卻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陳就給以色列使館二秘梅隆先生打了電話，將我姓名的英文拼寫和護照號碼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層小樓就是以色列駐塞使館，一面藍白相間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飄舞。四五個塞浦路斯武裝警察平端著衝鋒鎗往來巡邏。使館鐵門緊閉，我們通過裝在門上的對講機與樓內的保安人員對話三分鐘後，鐵門才「咔嚓」一聲自動打開。接著我們來到第二道自控門，經過同樣程序後，進入使館會客廳。

　　會客廳不大，正面和左側牆壁上各開了一個半平方米大小、裝有數層防彈玻璃的窗口，我們隔著十厘米厚的玻璃，通過對講機與裡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語對話。我奉命將填好的表格和護照，通過防彈窗下側的特殊暗道遞到裡面。

　　坐等回話的時候，我開始打量這間罐頭盒般的小屋。屋內的陳設簡單到不能再簡單，除了書架上的旅遊介紹和宣傳品外，什麼也沒有。門旁整齊堆放著十幾支藍色包裝的滅火器。右側牆上有一個小佛龕樣的東西，上蓋一塊絲絨簾，繪有六角形的「大衛星」。撩起簾子，是個小櫃子，我沒敢打開看裡面裝的是什麼寶貝。

　　對講機裡一個男低音命令我進去，我以為這下子可以見到梅隆了，不料從自控門進去又是一間小隔離室。一名安檢人員用對講機隔著同會客廳一模一樣的防彈玻璃開始盤問，聲稱「為了你本人和我們大家的安全」，從我的職業、畢業的學校、訪問過什麼國家、發表的作品、宗教信仰、使用的器材、在伊拉克幹了什麼一直問到我有什麼慢性病。最後問我，為什麼頭一次到中東地區，護照上就填滿了塞浦路斯、土耳其、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幾乎所有中東國家的簽證。我直視著大禿頂的眼睛，緩慢地說：「我是個和平主義者。這個古老的學派誕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創始人叫墨子，主張『非攻』。其歷史可能比猶太教還長。基於和平觀點，我走遍中東各國，拍攝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喚醒人們熱愛和平的本能。為此，我計劃走遍所有有戰火的角落，所以這本護照已經快簽滿了。」禿頂猶太人似乎很感動，也許是被中國歷史的悠久懾服。他用對講機招呼被隔在會客廳的老陳進來，打開最後一道自控門，讓老陳和我通過，輾轉上了二樓。

　　二秘梅隆是個三十多歲的小伙子，舉止文雅，說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語。他請我們坐下，表示歡迎中國記者去，並答應盡快幫我辦簽證。我翻開護照印有巴格達簽證的那頁指給他看，上面有一段紫色的英文：「該證件一旦印有以色列印記全部作廢。」梅隆只瞟了一眼，說：「我知道。阿拉伯國家全不喜歡我們，我給你做『另紙簽證』，保你不留絲毫痕跡。」

　　梅隆說，由於戰爭，飛往以色列所有的航班全中止了。目前，只有一家私人小飛機後天（二月一日）中午飛以色列，可有一定危險性。為保險，可以乘船去海法。

　　老陳問我意見，我說：「越快越好。」

從拉納卡到本古里安

　　速度可以彌補任何弱點。

　　　　──摩西．達揚

　　※※※

　　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是我北大老學長，經參處二秘小陸是我北大師兄，他開著使館的平治２６０一直把我送到拉納卡機場。新華社分社的老陳夫婦像囑咐三歲的孩子，關照個沒完沒了。

　　我早就讀到過「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的一段話：「速度可以彌補任何弱點。」這與我的「閃擊」哲學不謀而合。在候機廳問詢處旁的長沙發上，我們終於找到那家搞私人飛行的Ｓｕｎｎｉｔ公司的代表。這位西裝革履的瘦高男子建議我們先去咖啡廳坐坐，一會兒他會找到我的。

　　二十分鐘後，瘦高男子鬼鬼祟祟地進了咖啡廳，像接頭的地下工作者一樣示意我跟他去。在候機廳廁所旁，已聚集起十來個旅客，兩位便裝的猶太男女逐一檢查旅客們的行李。一位戴眼鏡的禿頂猶太男子正用一箱儀器探試旅客們的行李。一位大鬍子阿拉伯旅客的箱子的夾層被撕開，東西散落一地。一位要到特拉維夫當保姆的波蘭女人正被女警察盤問。

　　輪到我，那位禿頂戴眼鏡的猶太人並不動手檢查我的行李，只是說他是警官，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必須配合他一下。他先問我從哪裡來，在巴格達幹什麼，在約旦去了哪裡，住在尼科西亞什麼地方。這些行李是不是全是我自己的，有沒有什麼陌生人碰過我的行李，是否有人送我電子玩具和巧克力。當他聽說我是乘中國大使館的車到機場的，且從未與任何陌生人接觸，便表示沒有問題，感謝我的合作。我端起萊卡想要拍一張安檢的場面，這位禿頂猶太人立即制止了我，讓我為他和大家的安全考慮一下。

　　一刻鐘後，那位漂亮得像《三個偵探》中的波蒂的女便衣走到我面前：「我是警察，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請回答我的問題。」接著，把剛才的提問幾乎重複一遍。提問過程中，美麗的大眼睛直逼我，一眨不眨，猶如尼康照相機幽深的微距鏡頭。回答完問題，我早已出了一頭冷汗。女便衣說感謝合作，之後掏出一卷不乾膠紙，撕下幾片一厘米見方的小黃紙，在上面用記號筆畫上個希伯來符號，逐一貼在我的五件行李上。整個安檢結束，既未開包也未用探測器。

　　直耗到晚上七點多飛機才起飛，據說這種不定時的改變時間也是為了防範恐怖分子。幾十年來，數不清的針對以色列的劫機犯罪令人不寒而慄。飛機是老式的螺旋槳飛機，像二次世界大戰時的Ｂ─１７轟炸機。機內很簡陋，算上安檢人員、兩個駕駛員和包括我在內的旅客共有十四人。飛機滑跑時震耳欲聾，我就坐在駕駛員背後。越過他的肩膀，可以看到發出綠色螢光的儀表板。地中海上空細雨濛濛，小飛機在風雨中上下顛簸，窗外漆黑如墨，只能看到雨滴打在我左側舷窗上劃出的直線和前排駕駛員膝蓋旁雷達屏幕上飛轉的綠色影像。我感到我像秋雨中的落葉，飄飄搖搖。

　　飛行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左前方四十五度天際出現一線金光，駕駛員說那是海法。舉目望去，以色列籠罩在一團橘黃色的燈光之中，若隱若現，神秘安靜。

　　特拉維夫是以色列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聚集點。它位於巴勒斯坦西岸中部，大致北起雅爾貢河下游，南到雅法灣，面積在五十平方公里以上。

　　差一刻晚九點，我們的破飛機吼叫著在本古里安機場大雨淋過的跑道上著陸。當飛機起落架平穩地接觸地面，機上旅客齊聲鼓掌。

　　大鬍子的駕駛員扭過頭問我：「飛得怎麼樣？」

　　我問：「你是問駕駛技術還是問飛機？」

　　「兩者。」

　　「飛絕了！」我豎起大拇指，「可美國飛機造得也不錯。」

　　沒想到，這傢伙竟大為不滿，「嘿！這飛機可是我們自己造的，型號叫『阿爾法』。」

　　偌大的機場內靜悄悄空無一人，剛才的旅客眨眼間如水銀瀉地不見蹤跡。循著英、阿、希伯來文路標，我扛著被雨水弄得濕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樓敲開移民局辦公室的大門。一位著土黃軍褲瘦得像眼鏡蛇似的中年漢子開門發給我一個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藥粉，揮動著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飛毛腿」，中毒後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將藥粉塗到被糜爛型化學武器弄傷的皮膚上。

　　機場問詢處的小姐聽說來了個中國人，一聲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幫人圍著我看新鮮，刨根問底地研究中國人與日本人、朝鮮人的區別。我只得把先前的理論重又兜售一遍：凡是像我這樣一米八幾的大漢一般都是中國人，其他各國一個比一個矮。

　　深夜，在我落腳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我濕淋淋地趕到以色列新聞部辦公室。

　　一位官員正在鎖門，「你是蘇聯人？」他指了指我攝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紅旗。

　　「不，中國，北京。」

　　他「哦」了一聲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對不起，我從未見過北京來的中國人。我馬上就給你辦採訪證。你打算待多久，十天？我先給你開十五天，如果不夠，我再給你延期。」

　　二月一日是夜，特拉維夫沒有遭到伊拉克「飛毛腿」導彈的襲擊。

　　在剛剛過去的一天裡，僅有一架小型私人飛機載著十四人在特拉維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灣戰爭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飛行。

生活在面具後面的以色列

　　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猶太諺語

　　※※※

　　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兩國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區，古稱迦南（Ｃａｎａａｎ）。迦南是《聖經》上的國家，在《聖經》中它是一塊遼闊無垠的土地，所有讀過《聖經》的人都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點。而現實中的迦南即巴勒斯坦地區並不比海南島大。它的最北端是黎巴嫩冰雪覆蓋的赫門雪山（Ｈｅｒｍａｎ）腳下的旦城（Ｄａｎ），南端以「南地」內格夫（Ｎｅｇｅｖ）為限，西為地中海，東是約旦河谷地。現在以色列國都的特拉維夫坐落在這塊土地西沿中段的地中海海濱。

　　二月二日早晨，特拉維夫陽光明媚，西臨碧波萬頃的地中海，氣候溫濕。也許由於是週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我怎麼也找不著飯吃，我住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的法國大菜貴且不說，我連菜單都看不懂。

　　指揮我的攝影部讓我餓了上街找小飯鋪，渴了喝洗手間的自來水。攝影部副主任林川說，歐洲自來水符合衛生標準，要我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看著往來腦滿腸肥、西裝領帶、眼鏡背頭的大胖子矜持莊重地邁動鋥亮的皮鞋，我覺得自己既不幸又堅強。

　　位於市中心的華人餐館Ｔｅｎｌｉ　Ｃｈｏｗ的主人因為怕轟炸不知去向。一位名叫Ｈａｙａｒｋｏｎ的、出生於巴格達的猶太人自告奮勇地推薦我去他朋友開的小館子Ａｖａｚｉｎ吃「希希利克」（一種炸雞塊），好歹填飽了肚子。

　　街頭，行人很少。特拉維夫的「王府井」──阿蘭布大街也沒有什麼人。到處是「請隨身攜帶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馬特岡（Ｒａｍａｔｅ　Ｇａｎ），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圍著一處前一天被「飛毛腿」導彈炸毀的民宅發呆。

　　計程車司機說：「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四人死亡，一百九十二人受傷。」

　　廢墟上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衛星旗」，旁邊豎立起一塊高四米、長十餘米的藍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書寫著該區區長的一句話：Ｒａｍａｔｅ　Ｇａｎ　ｓｔａｎｄｓ　ｆｉｒｍ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ｔ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拉馬特岡在公民們的支持下堅強挺立）。

　　廢墟旁，一台推土機正在平整土地，計劃重建一座新屋。

　　豪華的希爾頓飯店的第六層修建了防毒室。住在這裡的賓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襲警報，應立即進入六樓防毒室。我的好朋友、美國《新聞週刊》日本僱員、攝影記者村田信一由於忘帶防毒面具而不許回希爾頓飯店。

　　猶太計程車司機Ｈａｉｍｅ的車裡也放了防毒面具。望著明亮的藍天，他自言自語道：「但願今夜平安無事。」

　　當晚，我和加拿大記者喬正漫步德里希沙龍大街，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鬼哭似的警報聲在四周嗚咽，猶如魔鬼耶利哥的喇叭。抬頭仰望，只有高樓叢中一線青天，家住該街９９─Ｇ─９號的小伙子嘉迪連拉帶拽地把我倆弄上他家的二樓。這是一間大約只有十平方米的空屋，門窗縫上貼滿了塑膠密封膠條。小伙子最後一個進屋，手忙腳亂地用膠帶紙封死身後的大木門。接著他命令我們戴上防毒面具，見我沒有，就大聲訓斥：「如果讓警察碰上，非罰你二百謝克（合一百二十美元）不可。」嘉迪是拐角上義大利餐館的小老闆，受過民防訓練，是名志願人員。

　　其實並非我有意以暴力試探以色列法令的穩固性，因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鏡不可，而這樣整個世界就「月朦朧，鳥朦朧」了。況且單憑一個防毒面具，對薩達姆的兩元化學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裡清楚，防毒面具只不過是穩定民心的鎮靜劑而已。

　　與此同時，十七層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裡，工作人員正將所有旅客趕入設在六層的防毒室，就像驅趕一群步入傳送帶待宰的呆豬，然後用黑塑膠布和棕色膠條封閉進入六層的所有通道。

　　可對幹記者這行的，警報聲就好比興奮劑。每逢警報一響，各國記者各執採訪器械衝出房間，聚集在希爾頓門外仰望星空，屏氣凝神靜候「飛毛腿」劃破夜空。記者們賽著炫耀各自的軍用品，「台視」朱增有左腿綁著一隻防雨軍包，上面用黑漆噴著「Ｔ３─７５式防護面具」，原是準備防備「共軍」的，不想竟與海峽這邊的我擠在一起拍「飛毛腿」。他自稱這種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從巴格達地攤上買來的一條共和國衛隊腰帶也頗使他們羨慕。美國ＣＢＳ的約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裝，好似一個陸戰隊隊員，頭戴藍色美軍防毒面具，綠毛線軟帽，緊裹防雨夾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攝影機，腰纏電池塊，憋得他接連在原地做蹲下站起，還向我招手：「唐，來一張，讓我媽媽看看我有多威風。」

　　一個名為「Ｉｓｒａｅｌ─Ｌｉｆ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ｋ」（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後）的影展二月八日中午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開幕，四十幅黑白、彩色照片從不同側面展示了海灣戰爭以來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幾乎每張照片上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郵報》曾刊登過一張漫畫：堅守前線的士兵給自己家中頭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電話，詢問戰況如何。這是一場全新的不分前方與後方的戰爭，連特拉維夫海灘上纏綿春宵的情侶也片刻不離防毒面具。

　　據該影展組織者說，他們試圖通過圖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間被拖入了一場戰爭，老人、婦女、兒童全成了士兵，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裝自己……這是一個不是戰場的前線」。

　　二月八日是伊拉克「六三革命節」，也恰逢猶太教安息日。由於巴格達宣稱它擁有比「飛毛腿」射程更遠、威力更大的ＳＳ─１２地對地導彈（ＳＳ：地對地導彈簡稱，原文為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使參加影展開幕式的來賓更加膽戰心驚，人人屁股後面掛著一包防毒面具，撅著屁股擠在展廳裡發呆。

　　在耶路撒冷猶太教聖殿內和哭牆下，成千上萬的猶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禱。人們擔心夜裡會有「飛毛腿」來訪，因為巴格達一定會以此紀念自己的「六三革命節」。

「飛毛腿」襲來之際

　　如果你是好樣兒的，出了倒霉事就該怪你自己。

　　　　──海明威

　　※※※

　　每當防空警報響起之際，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工作人員都將所有旅客趕到設在第六層的防毒室，用黑塑膠膠條將旅客密封在避彈室裡。住在這裡的各國記者據理力爭，終於有幸享受「豁免權」，他們首推ＣＮＮ（有線電視）、ＡＢＣ（美國廣播公司）、ＮＢＣ（全國廣播公司）的一幫攝影師，ＣＢＳ的約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攝影師喬、美國《新聞週刊》的村田信一和我，總是待在一起，腳邊的防毒面具玉體橫陳，就像一堆骷髏頭。

　　我從未穿新華社給我的防化服，這倒不是我勇敢。早在撤離巴格達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將全套防化服連同面具送給了房東。路過安曼時，試穿補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險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從未用過。現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對付警用催淚彈，連第一次世界大戰糜爛皮膚的芥子氣也擋不住。鋼盔我卻從不離身，從北京出發的前一天，《解放軍報》攝影記者喬天富特別關照我，８０％的戰傷是被彈片擊中頭部，要想多活就別怕沉。

　　兩天前，我站在陽台上首次拍到了迎擊「飛毛腿」的愛國者導彈騰空而起的英姿，由於用的１／４秒，彈道軌跡極短，在十寸傳真片上不足二寸，但這也引起了村田和喬的大力稱讚。喬為了表彰我的勇敢，還送了我一個名牌攝影包，村田在一旁羨慕地說這種「多姆克」專業包在東京賣二百美元。

　　這裡的攝影記者５５％用尼康，３０％用佳能，１５％用其他相機，如萊卡。主要型號有尼康Ｆ─４Ｓ、尼康Ｆ─３Ｐ、佳能新Ｆ─１、佳能Ｔ─９０和萊卡Ｍ─６。他們都隨身掛有外接高壓電瓶，清一色地背村田說的那種在東京賣二百美元的美國「多姆克」牌攝影包。這種包可裝兩台加ＭＤ─４的尼康Ｆ─３，四個中等體積的鏡頭（如尼康８０─２００ｆ４），兩隻閃光燈，此外還有兩個大口袋可供裝其他物品，開關簡單，有防水夾層。在國內我只見《中國青年報》賀延光背過這個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當我背著美聯圖片傳真機到一樓新聞中心傳照片時，都引來一大堆外國同行圍觀，這使我很難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裝上機器，生怕給中國人丟臉。澳洲Ｎｅｗ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攝影記者Ｒａｙ　Ｓｔｒａｎｇｅ笑稱我用的是十九世紀的機器，問我為何不用美聯底片傳真機ＡＰ─Ｌｅａｆａｘ呢？

　　這裡的美聯、路透、法新、共同、時事、讀賣新聞清一色地用美聯底片傳真機ＡＰ─Ｌｅａｆａｘ。我在巴格達就曾向共同社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借用過這種機器。其體積只有一台電動打字機大小，在東京賣一點五萬美元。可用英文打說明，傳一張黑白底片（亦可用彩色底片）只需六分半鐘，而我用的圖片傳真機傳一張照片需十分鐘。據東京新聞攝影記者吉岡逸夫講，尼康公司正在試造一種比美聯ＡＰ─Ｌｅａｆａｘ更小巧的機器，估計打完仗時會投放市場。

　　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說過：「讓一個攝影師拍兩種以上膠卷簡直不可思議。」英國自由攝影師尼爾．錢德勒說：「只拍彩色負片再好不過。第一，可以專心致志。第二，既可傳真，又可給畫報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時快沖店四處可見，而Ｄ─７６顯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絕跡。可以這麼說，凡是有電話機的地方全有快沖店。」

　　日本攝影記者村田說：「紅色中國也應該給你裝備這種機器。」不想，這話惹惱了站在一旁的希爾頓飯店保安人員Ｙｏｓｓｙ，「什麼紅色中國！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一個，懂嗎？」

　　言歸正傳。一連幾夜，喬、村田和我都站在陽台上迎著地中海的寒風，仰望夜空，靜候「飛毛腿」的光臨。由於白天跑新聞，晚上眼睛都睜不開，可在強烈的競爭心理驅使下，誰都不肯認輸。村田說最好的辦法是我和喬支好相機打開Ｂ門，他用煙頭給我們畫一個「愛國者」撞擊「飛毛腿」，我們仨一塊兒領普利策獎。喬則氣得大罵薩達姆不配合。

　　等到二月八日午夜，村田和喬終於熬不住了，回到各自的房間去睡覺。可我堅信今夜「飛毛腿」必定光臨，因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的結束，猶太教安息日的開始（希伯來文ｓｈａｂｂａｔｈ，意為第七，猶太教每週一次的聖日。根據《聖經．創世紀》，上帝在六日內創造天地萬物，第七日完工休息，故尊第七日為聖日，名安息日。猶太教規定在該日停止工作，禮拜上帝，名曰守安息，基督教承襲這一說法稱禮拜日），正好與巴格達的「六三革命節」連在了一起。為此，我還與村田打了賭，可連響兩回警報，卻一無所有。

　　大約凌晨二點三十分，我第三次被淒厲的警報聲吵醒。我將頭鑽到枕頭底下，認為這次還是「狼來了」，電話鈴又響起來，聽筒中一個男人用英語命令我閉燈、關水，迅速隱蔽。我摸黑爬上陽台，可特拉維夫全城仍是燈光燦爛。我返回房內拉上落地式大窗簾，這樣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橫飛。我抄起萊卡、戴上鋼盔重新返回陽台上，俯瞰沉睡的城市。

　　城市中的燈光一片一片地熄滅，我感到腎上腺素直往上湧，心臟狂跳不止，我正面臨我職業記者生涯中最富於挑戰的幾分鐘。我不知道我能否堅持下去，不知道能拍到什麼東西，我只是盡量地深呼吸，極力穩定自己的情緒。正北方一條火龍騰空而起，直衝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幾秒鐘後，再度出現。繼而傳來兩聲沉悶的巨響，樓板跟著一抖，「飛毛腿」真來了！強忍住襲來的恐懼，我哆裡哆嗦地摁下了萊卡相機的Ｂ門。

　　我從防火梯跑下一樓大廳，已經沒有絲毫的恐懼，往日經歷過的興奮與刺激再度回歸到我的全身。這裡空無一人。門口竟沒有計程車。兩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絕我的搭車請求，絕塵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廳。這時迎面跑出一個法國人，先用法語，後用英語問我看到了什麼。我說，開上你的車，我知道在哪兒。

　　出飯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隊消防車，我們緊隨其後，更多的消防車、救護車閃著紅黃藍色的警燈匯入我們的隊伍。

　　空中瀰漫著焦糊的氣味，自來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衛─本古里安街的路中央有一個直徑七八米的彈坑，幾輛汽車已燒作一團烏鐵。數名消防隊員正用水龍滅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後一輛看上去嶄新的Ｏｌｄｓｍｏｂｉｌ牌車被炸壞的水泥預製板砸破了車頂。牽著德國黑背軍犬的工兵救護隊在廢墟中尋找受難者。

　　附近沒有燈，只有消防車頂上的探照燈和亂成一片的手電光，紅黃藍各色警燈閃爍不停。士兵的軍車首尾相連形成路障，上百名背Ｍ─１６步槍的志願者手拉手配合軍警將所有記者趕離現場。救護隊員將五名輕傷員抬上救護車，我衝過去，消防水龍噴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個士兵幾次用手擋住我的閃光燈，氣得我破口大罵。一位呼呼大喘的大白胖子指手畫腳地指揮滅火，滿頭白髮在夜風中飛舞，竟是以色列住房部長阿里爾．沙龍。

　　路邊一對可憐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臉，求我別照了。一條壯漢朝電視記者大吼：「告訴薩達姆！我們要扔原子彈，炸得他屁滾尿流！我們自己打，我們不用美國人！」

　　這是一周來伊拉克導彈首次攻擊拉馬特岡，也是彈頭第三次落入該城。共有五座住宅被毀，一百五十座受損，二十六人受傷，無人死亡。被毀的建築物包括緬甸使館。這是猶太安息日凌晨首次遭受的攻擊。

　　對於以色列的反應，外界一直頗為注意。上周公佈的民意測驗表明，超過７０％的市民主張克制。以色列總理沙米爾今晨亦在收音機裡發表講話，表示以色列對此次襲擊仍將克制。可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後果可就難料了。他指出，過去五次「飛毛腿」襲擊每次都僅發射一枚導彈，說明伊拉克的發射能力已大為減弱。到目前為止，「飛毛腿」導彈已使四名以色列人死亡，二百七十人受傷。

　　一位住房被毀、名叫Ｒｏｎｄｉ的男子說，警報響後約一分鐘他看到四面牆壁都向內壓來，玻璃碎片向四面橫飛，他以為自己死定了，但是儘管房子塌了，可自己僅僅是手臂受傷，還算幸運。在現場協助救護的一名女軍人說，這次襲擊十分萬幸，因為該區不少居民已離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二十六人受傷。

　　我找了輛計程車趕回希爾頓飯店，甩掉鞋趕緊沖膠卷。趁顯影之機，寫了篇《「飛毛腿」襲來之際》的短文，送到新聞檢查處。再跑回房間，用濕淋淋的底片放傳真照片。攝影部值班室聽說此時我僅剩一張塗塑傳真相紙，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時候再用。

　　我拎著傳真機和水淋淋的十寸傳真照片跑到新聞檢查處，要回審定的《「飛毛腿」襲來之際》文字稿，傳往新華社巴黎分社。等到穿軍裝的以色列新聞檢查官在我的送審照片上蓋完審查章，北京新華社攝影部的林川、袁滿已要通了我。我裝上圖片，只聽袁滿大喊一聲：「調幅１２０轉，開發。」濕淋淋的圖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畫出一條線。我抓起另一台電話向林川口授了圖片說明。林川指示：戰爭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佔領土。

　　發完照片，已是早上五點鐘。我收起傳真機，將兩卷彩色負片交給新聞中心的小姐，請她幫我沖一下。我得抓緊時間睡一會兒，天一亮好去被佔領土。爬上樓才發現，剛才放完照片忘了關放大機，濕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據官方說，昨夜發射的「愛國者」攔截「飛毛腿」導彈沒有成功。

戒嚴中的加沙

　　夜幕降臨的時候，泊在岸邊的漁船上燈火在空中搖曳，主宰了夜，隔開了海。

　　　　──史蒂文斯

　　※※※

　　加沙（Ｇａｚａ）位於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邊境，瀕臨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門戶。「加沙」一詞為迦南語，意為「強有力者」。十八世紀末，拿破崙遠征埃及時，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戰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三○○○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臘文化鼎盛時，這裡成為傳播希臘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幾個世紀裡，這裡的學校被認為是講授哲學、修辭學和講演學最好的學校，甚至希臘學生也來這裡留學。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園環抱，盛產葡萄、香蕉、野無花果、柑橘和橄欖等。加沙城附近長約四十公里、寬六─八公里，面積約三百平方公里的地區，稱「加沙地帶」。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後由埃及管轄，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後被以色列佔領。加沙地帶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為主，還有少量以遊牧為生的貝都因人（Ｂｅｄｏｕｉｎｓ，阿拉伯地區和北非沙漠地區從事遊牧的阿拉伯人。「貝都因」阿拉伯語意為「住帳篷的遊牧者」）。一九七八年，薩達特與貝京達成埃以停火協議，以色列宣佈加沙自治，但一直未履行諾言。

　　二月四日，以色列政府同意部分記者進入戒嚴的加沙地帶。我和《東京新聞》的松川貴、吉岡逸夫、印尼《坦波》雜誌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亞洲新聞》的袁國強合租一輛車前往加沙。

　　出特拉維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見成群的「愛國者」導彈群，挖土機正在構築新的發射陣地，天空不時有ＵＨ─１Ｈ休伊武裝直升機掠過。公路上偶爾可以碰到運送輕型坦克的輪式運輸車。右前方一架Ｃ─１３０大力神運輸機正向加沙方向飛去。

　　在加沙地帶入口，已經有二三十位各國記者聚在崗亭旁等候辦理進入加沙的手續。這裡有一家設在麵包車上的快餐店，價格貴得驚人。我買了一塊類似三明治的餅和一聽可口可樂，竟要了我四十謝克，合二十多美元。等得無聊，台灣《中國時報》的王麗美小姐索性與端Ｍ─１６步槍的以軍合影。一位名叫阿米爾的以色列兵纏著王麗美要通訊地址，「因為這是頭一回與姑娘合影」。

　　看到我對步槍很好奇，阿米爾乾脆摘下自己的「加里爾」讓我過過癮。這種仿製美國Ｍ─１６的新式步槍具有極好的防風沙性能，口徑與Ｍ─１６一樣，也是５．５６毫米，而美式Ｍ─１６自動步槍是六十年代後開始裝備美軍的一種小口徑步槍，它集中了許多步槍在結構方面的優點：口徑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輕、殺傷力強。目前，小口徑步槍已成為步兵武器的發展趨向。以色列軍隊裝備的步槍主要是Ｍ─１６和以色列自產的加里爾。我國通用的「５６」「６３」步槍是蘇聯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改進型，與華約集團一樣，口徑為七點六二毫米，其中以ＡＫ─４７、ＡＫ─Ｍ式最為著名。

　　在數輛裝有四米多長鞭狀天線的軍用吉普的護衛下，記者車隊進入神秘的加沙地帶。路邊是一望無際的橘子林，三個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婦女坐在一輛驢車上，車上裝滿了成筐的橘子。路中央，兩個貝都因兒童趕著一群髒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幾乎看不到行人，四處全是開著近光燈疾駛的軍車，汽車風擋上裝了鐵絲編的防護網。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地隱沒在橘林裡，旁邊是一群駱駝，還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們的車隊始終以一百公里的時速飛馳，聽任兩側景色轉瞬即逝。《東京新聞》的松川貴請求司機開慢點兒，好飽覽秀色。司機說不行，我們必須緊隨車隊，否則會有危險。再向前，成群的駱駝越來越多，司機說這都是貝都因人的，每峰駱駝可以賣一點六萬美元。我當時的感覺猶如鬼子進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員。

　　下午一點，我們抵達Ｎｏｓｓｅｒａｔ小鎮，這裡的街上看不到一個行人，只有頭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鋼盔、平端Ｍ─１６步槍的以軍士兵。保護我們的幾輛吉普封鎖了路口，士兵跳下車，平端加里爾步槍，叉開雙腿，隨時準備格鬥。這裡的牆壁上塗滿了五顏六色的反以標語，臨街二層小樓樓頂的一個小窗戶裡，閃爍著幾十雙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關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記者告訴我，自海灣危機以來，加沙實行戒嚴，巴勒斯坦人由於不能離家外出做工，食品來源基本斷絕，每天三五小時的外出時間無法謀生。

　　為了更好地工作，我離開記者車，找到我剛認識的那位叫阿米爾的士兵，請求使用他的軍用吉普。阿米爾很高興，爽快地讓我擠進吉普車隨他們巡邏。吉普車內裝有一部破舊得看不出牌號的軍用電台，嘰哩呱啦亂叫。阿米爾的紫色貝雷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緊握橫在膝蓋上的加里爾步槍，左手握著麥克風守護著車隊。在我腳旁扔著一支加了榴彈發射器的步槍和幾聽百事可樂。吉普車風擋和車頂架著鐵絲護網，以防「恐怖分子」的石頭。可以想像得出，當恐怖分子的石塊雨點般飛來的時候，阿米爾猶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響的鼓裡。

　　我和阿米爾聊起創建以色列二○二突擊隊的前國防部長阿里爾．沙龍，他問我是否仇恨沙龍，我說我討厭他的殘暴，但喜歡他的性格：誠實、勇敢、狂熱地愛著自己的國家，還有他走險棋的軍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規定，十八歲以上的高中畢業生必須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則無法找到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好職業。阿米爾對自己的軍旅生活很滿意，他讓我多拍些照片，送給他在耶路撒冷的媽媽。

　　在埃爾伯利格，我親眼看見一個黑衣人倒剪雙臂被以軍拳打腳踢地押進一間小屋。這裡的氣氛更緊張。街頭站滿了端Ｍ─１６步槍、持大木棒、身背無線通訊裝置的以軍士兵。這些士兵除了頭頂鋼盔外，還穿了「凱福拉」式防彈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記者身旁環繞一周，虎視眈眈地警戒著四周。我們腳下遍地是雜亂的石塊和彈殼，可以想像這裡剛剛發生過一場惡戰。街上看不到行人蹤影。

　　正當大家四處張望之際，突然背後飛來幾塊石頭，我們紛紛四散隱蔽。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正砸在《東京新聞》記者松川貴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聲怪叫。四名以軍士兵撲向飛出石塊的樹叢，我和加拿大記者喬緊隨其後。翻過一堵矮牆，眼前是一大片靜悄悄的橘子林。

　　一位以軍士兵用槍點著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鎮中的保護圈裡去，見我就是不動，摘下自己的鋼盔扔給我。以軍不敢貿然進入橘林，我和喬在士兵保護下，退回到埃爾伯利格小鎮中心。以軍的吉普車圍著我們組成一堵車牆，車頭向外，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突然，離我不遠的一扇小門猛地打開，一名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舉著一隻活老鼠，衝上街頭，邊跑邊用英語大喊：「我們的生活不如老鼠，老鼠還能上街！」記者見狀蜂擁而上，但被以軍驅回。我爬上一輛被炸毀的吉普車頂，用８０─２００毫米鏡頭連摁兩張，三名以色列士兵按住這個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將其推回到院門裡，可他仍在屋裡跺腳大喊：「我們不如老鼠！」我緊張地倒回膠卷，藏在汽車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軍沒收。但以軍並沒有找我們的麻煩，只是命令我們立即回到車上。我像個在刑場上突然被劊子手私放了的死囚，一邊奔向自由，一邊提心吊膽等著背後致命的一槍，可槍就是沒響，因為採訪已經結束。

西岸──沒有攝影的攝影採訪

　　巴勒斯坦……這是一個沒有希望、沒有歡樂、令人心碎的地方。

　　　　──馬克．吐溫

　　※※※

　　應以色列政府安排與眾多的外國記者參觀罷約旦河西岸的小鎮傑里科（Ｊｅｒｉｃｈｏ）後，我深信西岸的宵禁已經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卻怎麼也不同意。這傢伙已經在中東跑了許多年，一年前曾與日本名記者淺井久仁臣一起在西岸遇險。那次淺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軍事區名義被捕。可淺井面不改色，掏出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指著上面的日文說：「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協會的，我來這裡是考察地形，準備建一所醫院。」以軍被呆頭呆腦的淺井弄得暈頭轉向，結果淺井獲釋。

　　村田說我身上的新華社記者證和以色列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的阿拉伯記者證。從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以東到整個約旦河西岸，大鬍子的村田無人不知，甚至沒人知道他是日本人「Ｓｈｉｎｉｃｈｉ」（村田）而稱他為「Ｍｏｈａｎｍｅｄ」（穆罕默德）。村田自稱如此玩命地拍照不是勇敢而是為錢，因為他愛上了巴勒斯坦女人，「巴勒斯坦女人一是眼睛大，二是腿長」。可聘禮需要挺大一筆黃金首飾，再有兩個月他就能賺夠買黃金的美元。可直到一九九三年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看見村田還賴在大馬士革門前。擁抱、喝酒之後，我問他「美目長腿」怎麼樣了，他苦嘆道「一言難盡」就沒了下文。

　　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東北角一座僻靜的小樓，我領到了一張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記者證。我的標準相片被壓上紫色的飛鷹圖案，上寫：「外國記者，請予幫助。」

　　二月十八日清晨，村田把我帶到耶路撒冷「美國殖民飯店」附近的一座小樓。一位三十多歲的巴勒斯坦婦女接待了我們。她命令我將相機裝進包裡，然後帶我們鑽進一輛燒柴油的加長平治２４０Ｄ轎車，駛出耶路撒冷，向東北方向開去。

　　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中，以總參謀長拉賓指揮的以色列空軍一天摧毀了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等所有敵對阿拉伯國家的空軍。號稱「以色列長臂」的以空軍控制了中東的制空權。其後，以陸軍向西打過蘇伊士運河佔領整個西奈半島，向北佔領戈蘭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領土，向東佔領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約旦河西岸整個巴勒斯坦地區。以色列人稱西岸為Ｊｕｄｅａ，由於位於約旦河西岸而被稱為「約旦河西岸被佔領土」，簡稱西岸，這裡也包括泛指的約旦河谷地。西岸被佔領土有五千八百七十八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納布盧斯、伯利恆和希伯倫。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告訴我：「今天我們去拉姆拉。」

　　中午時分，我們到達拉姆拉，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將我和村田交給一個身穿橄欖綠防寒服的男青年。據說男青年叫阿里，長著一對鬥雞眼。阿里說這裡戒嚴仍在進行，照相是絕對不許的，被以軍抓住就麻煩了！他瞇起有些斜視的雙眼，凝視著我身後無窮遠的天際：「你會看到真正的戰鬥。」讓我猛然想起兒時看過的阿爾巴尼亞電影，恐怖血腥而心驚肉跳，令人興奮。

　　在阿里陪伴下，我們蒙上阿拉伯花格頭巾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這裡的牆壁像加沙、傑里科和耶路撒冷東城一樣用油漆噴霧器塗滿了反以口號，還有伊拉克、巴解、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及「飛毛腿」導彈。我們頭頂上是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手持Ｍ─１６步槍和加里爾式步槍，有的槍口上加了催淚瓦斯發射器。村田說他挨過很多瓦斯彈，有一次還碰上了「聲彈」，這種炸彈靠發出巨響震暈敵人。街頭三輛加了鐵絲防護網的軍用吉普緩緩駛過，車門大開，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槍，像豪豬身上的長刺。村田說這裡隨時都可能開槍，比我經歷的「任何危險都危險」。阿里似乎認識這裡的每一個人，神秘地貼著牆根一躥一躥地疾行，接連不斷地朝四處點頭，他把我們帶到一家雜貨鋪內，命令我們待著別動。

　　突然，拐角處冒出三個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將兩個汽車輪胎滾到路中央，變戲法似的澆上汽油和一些黃色的液體，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濃煙直衝雲霄。淒厲的警笛呼嘯而起，以軍的吉普車飛馳而來，空中石塊如雨，打在吉普車的防護網上乒乓作響。士兵們發射了催淚彈。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機衝出雜貨鋪，可還沒等我摁下快門，一輛以軍吉普逕直朝我衝過來，車上的士兵用槍指著我喝令別動，食指緊壓在扳機上，黑洞洞的槍口猶如地獄的大門。我高舉雙手走向士兵，回頭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見蹤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記者證，我背靠吉普躲閃著從四面八方不斷飛來的石塊。突然一聲口哨響，石雨戛然而止，把我從前有步槍後有石雨腹背受敵的窘境下解放出來。以軍士兵奪走我的記者證，記下我的姓名、證號後問我是否照了相，我指著尼康相機的膠卷計數窗「１」給他看，以示我的無辜，可我瞭解我的相機，這小子在「０」的時候已經行動了。然後，我畢恭畢敬地告訴以軍士兵，我是個旅遊者，想去死海，可計程車司機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這裡，之後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虧你們來救我，請您幫我找輛回耶路撒冷的計程車行嗎？以軍士兵將信將疑地說這裡是關閉的，不許人進來，你給我馬上離開！別再讓我碰上你！

　　我轉身返回，耳邊響著不斷的哨聲。我低著頭向右側的店舖瞥了一眼，一位黑紗蒙面的婦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與遠處的哨聲連成一片。轉過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緊跟著他們鑽進一輛白色轎車。

　　汽車東拐西拐，來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兩個兒童正坐在一扇鐵門前咬手指。阿里說這兩個兒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二歲半；小的叫塞爾，女孩，一歲半。他們十七歲的大哥納賽爾由於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燒瓶而被捕，為此以軍用焊槍封死了他們的家門。

　　在Ａｌ　Ａｍａｒ難民營，一位名叫Ｎａｆｙ的巴勒斯坦婦女正在一座廢墟旁的帳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圍是一群髒兮兮的孩子和一隻小黃狗。Ｎａｆｙ說，她二十一歲的兒子一九九○年十二月組織了一個刺殺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漢奸」的行動小組，為此被判一百二十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軍炸毀。據她說，三年來以軍在這一帶已拆毀三百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難民營五十三歲的穆罕默德．優素福，因為他十個孩子中有四個從事反以活動而被捕並被沒收了身份證。由於宵禁和沒有身份證，他只有待在家中。他給我們看他一家的午飯，只有兩盤炒菜花。

　　在難民營，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們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帶領下通過無人知曉的「秘密小路」才得以進入這座村莊。遠處制高點上修有以軍的工事，由於擔心被以軍的望遠鏡發現，我們不能拍照。

　　下午三點鐘，當我們準備返回耶路撒冷時，在整個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輛計程車。因為四點鐘宵禁又將開始，而掛藍色牌照的巴勒斯坦計程車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掛以色列黃色牌照的車才能外出。

　　我們只好出示隨身攜帶的阿拉伯記者證，求助於當地的阿拉伯記者。一位女記者終於找到一輛肯冒險的藍牌巴勒斯坦計程車，但說好只把我們送到Ａｌ　Ｒａｍ，在那裡可以找到黃牌計程車。這位女記者記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她說十二小時後若我們還沒有返回飯店，她就向外「報告」。她嚴肅地說，記者「失蹤」在這裡並不奇怪。沿途，司機命令我打開車內的車燈，摘去頭上的阿拉伯大頭巾，露出身上大紅的運動衣。我問他何故，他說這樣可以讓車外人一眼看出車內坐的是非戰鬥人員，而且是外國人。巴勒斯坦人不會朝外國人扔石頭，以軍也不會向外國人隨便開槍。

　　在戰爭中，並非任何一個出色記者都能當好戰地記者，勝任世界各熱點地區的採訪工作。戰地記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夠的知識為後盾。初學乍練者在戰場上不僅因為無知使採訪舉步維艱，而且因為沒有適當的戰地保護經驗，淪為戰爭的犧牲品。據一九九一年五角大樓公佈，當時僅在沙特東部就有一千六百名各國記者，他們不懂軍事，採訪技術拙劣。一位來自艾奧瓦的電視記者竟然問嚴肅的美軍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線的口令是什麼？」通常在戰爭中採訪交戰雙方、置身雙方火力之下的記者，應該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戰鬥身份，可許多記者偏穿上迷彩戰鬥服，而且迷彩的花紋也風馬牛不相及。熱帶叢林迷彩只適用於柬埔寨，在中東沙漠上顯然是狙擊兵的活靶。

　　傍晚，我們終於回到耶路撒冷。在東城的Ａｓｅｅｌ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我們獲知以政府今天又關閉了兩家設在西岸的阿拉伯記者辦事處。我真擔心今天下午幫我們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記者，也許她的辦公室將列在明天的名單上。

坦克，進攻！

　　給我一個裝甲師，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爾．沙龍

　　※※※

　　從我踏上以色列國土之時起，一位只聞其聲未見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無時無處不在關心著我。據介紹，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亞洲司中國處的負責人。二月一日，我剛住進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她的電話就追進了我的「戰地指揮所」，建議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為特拉維夫「天天都受『飛毛腿』攻擊，太危險了」。我只是禮貌地謝絕，告訴她我是攝影師，來這裡的唯一目的是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只要特拉維夫還有一個人，我就會堅持下去。

　　以後每天晚上，我都會接到本─阿巴的電話，一直到我在特拉維夫堅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過春節的邀請，可我還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欽佩猶太人的聰明、禮貌、勤勞和民族意識，可諸如奇襲貝魯特行動、「巴比倫襲擊」之類的流血事件，卻讓我總把以色列同布痕瓦爾德和奧斯維辛連在一起。在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刻骨銘心的仇恨四處可見。我總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無寸鐵挨槍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絕不想同猶太人太接近。

　　鑑於此時此地僅我孤身一人在這片神秘的國土上，以我一個小記者，最安全的辦法是少說多看，奉行大英帝國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一時不慎，我命送黃泉事小，給我的「新華」惹麻煩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趙寶煦教授嘗言：「外事無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幾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採訪，可我始終以「鄙人乃攝影記者，忙於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無暇他顧」而婉拒。

　　二月七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報》記者袁國強再次找來，轉達設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國記者採訪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對袁說，我還是不能去，因為我計劃去加沙地帶等正在戒嚴的被佔領土。袁國強說，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沒那麼大意義了。我說，香港不也是中國嗎？你去就行了。你採訪完的筆記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國強真還挺夠哥們兒。

　　次日，我根據他的採訪筆記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向北京發報：

　　新華社特拉維夫二月八日電（記者　唐師曾）

　　以色列副外長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報》特約記者袁國強採訪時表示：以色列極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兩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分歧不應成為建交障礙。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對《明報》說，外交關係及政治見解不應混在一起，縱使政見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外交是溝通工具，雙邊可保持不同意見，但若將政見和外交混為一談，實際上剝奪了自己的溝通媒介。法國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問題政見不同，但兩國關係良好」。

　　他說他極希望與中國建交，「但什麼時候建立外交關係則視中國而定，我們已準備就緒」。在對台問題上，莫士耶加說以色列在一九五○年就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以色列仍希望與台灣保持商業往來，「貿易活動增加兩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與台灣亦無外交關係，只保持民間、學術、商業往來。以色列在北京設有學術交流機構。在香港設有領事館，莫士耶加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能繼續保存其在香港的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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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後，我的老朋友、警察學院院長劉尚煜告訴我，戰爭期間他在「大參考」上看到我寫的這段消息特別振奮。也許是中國警方一直對高效率高權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別關注吧！

　　二月十一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飯館」去吃晚飯。這是特拉維夫一家價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飯鋪。我每天傍晚都在這兒花二十美元吃一頓蔬菜沙拉加一種叫「希希利克」的炸雞塊，喝一聽可口可樂。這頓僅有七八塊草莓大小的猶太炸雞，是我每二十四小時補充的唯一一次動物蛋白，直到連沾了雞油的香菜、辣椒也吞下肚去。之後揣起吃剩下的兩隻「皮塔」餅當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則在街上買大餅吃。這樣就可以把撥給我用十天的經費用上二十天。指揮我的林老闆命令我盡量節約每一美分，爭取在以色列堅持到最後一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戰解放歐陸時的巴頓一樣：「進攻！進攻！！再進攻！！！直到汽油用盡，再他媽開步走。」以色列的物價實在太貴，我住的飯店僅住宿費一天就要一百八十美元。

　　飯後，我和村田照例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層的ＩＤＦ（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以色列國防軍）辦事處轉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新聞。一位以軍少尉告訴我們，可能要有一次裝甲演習。我和村田立即在登記處報了名。

　　可直到二月十二日夜，我要求採訪以色列國防軍裝甲演習的申請還沒批下來。這時，新華社文字記者朱界飛也由開羅經陸路進入以色列。經與他協商，他去大學搞專訪，我則設法採訪裝甲兵演習。

　　以色列從立國之日起就離不開它的裝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康布雷─亞眠之戰以來，坦克部隊就因集炮火、機動性、通訊能力於一身而成為地面戰場起決定作用的兵種。戰爭史上，凡是掌握坦克戰精髓的軍人都獲意外的成功：像德國的古德里安、隆美爾；美國的巴頓、蘇聯的馬利諾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龍。以色列製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據稱是與美國Ｍ─１艾布拉姆斯、英國奇伏坦、德國豹式─Ⅱ同樣優秀而神秘的坦克，能一睹以軍的裝甲演習令我振奮不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圖卡飛行員坐在衝鋒的坦克分隊前導車上以達到空地協同作戰的目的，德軍坦克在衝鋒中一旦遇到敵人戰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圖卡飛行員就呼叫施圖卡飛機空中壓制，從而協同突破敵軍防線。德國國防軍所向披靡。

　　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國防軍把空地協作、步坦配合發揮到盡善盡美、戰無不克的程度，直發展到一九八二年阿里爾．沙龍率以軍揳入貝魯特，將巴解總部驅趕到北非的突尼斯。

　　為了一睹以軍裝甲集團的真容，我最後不得不求助於那位只聞其聲不見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二月十三日清晨，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松川貴合租一輛車加入以色列國防軍的一支車隊。此次成行，可能有賴於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預，我成為二十名記者中的第十八名。

　　在我們車隊前面是一輛雪佛蘭大吉普，車尾兩根四米多高的鞭狀天線被尼龍繩勒向斜後方。緊貼其右後方的是一輛敞篷吉普，車上坐著端加里爾步槍、戴盂形鋼盔、穿凱福拉背心的警衛。

　　進入內格夫大沙漠後，我們沿著一條用以色列國旗和紅白、綠黑、紅黑、綠白、黃黑相間的標誌旗指引的一條簡易公路飛馳。

　　我們租的「桑巴路」底盤不斷地碰到地面，隨著車隊，我們爬上一處高地。放眼四望，周圍佈滿了雪佛蘭吉普。我們被安排在山坡朝陽的一面，頭頂上架好了尼龍防空網。不遠處，幾輛拖曳式炊事車正準備早餐。我走過去，隨手拍了輛炊事車，問做飯的士兵哪兒可以撒尿。一位以軍士兵禮貌地帶我走進沙漠上一處用白鐵修的小屋，這就是野戰廁所，令人吃驚的是廁所還準備了綠色的手紙。所有垃圾全部裝入黑色塑膠垃圾袋內。只有如此熱愛自己所處環境的部隊才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取。很難想像一支隨地吐痰的部隊能攻取什麼，又能保衛什麼。

　　以軍為參觀的記者準備了免費早餐，飲料從橙汁、熱牛奶到咖啡一應俱全，熱氣騰騰，全是那台炊事車變出來的。吃罷早餐，有以軍士兵將丟棄的垃圾雜物裝入黑塑膠垃圾袋運走，高地又恢復了整潔。我只在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古德里安的「Ｇ」坦克軍中看到過如此整潔的部隊。小時候看《說岳全傳》中宗澤考岳飛的一段台詞至今還能背誦：

　　令行閫外搖山嶽，隊伍端嚴賞罰明。

　　將在謀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常施愛，計重生靈不為名。

　　獲獻元戎歸土地，指日高歌定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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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治軍精髓與以軍不謀而合，只可惜今天如此嚴整的部隊並不多見。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別著貝雷帽的上校，他正倚著一輛雪佛蘭吉普用希伯來語派兵遣將。我走過去，一位衛兵告訴我不能拍這位軍官。

　　一位自稱「希蒙上校」的軍官用英語簡要介紹今天的演習科目。遠方簡易公路上平板拖車載著南非製造的一百五十五毫米Ｇ─５加農炮沿公路快速突進，消失在遠方的山包後面。五分鐘後，這群Ｇ─５加農炮開始向遠方轟擊。炮火持續十分鐘左右，我們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動，迷彩布驟然揭去，原來數十輛Ｍ─６０坦克和Ｍ─１１３裝甲車一直潛伏在我們眼皮底下。

　　掛著主動式裝甲的Ｍ─６０噴著白色煙幕衝向前，行進中利用地勢迂迴躍進，互相掩護作抵進射擊。Ｍ─１１３裝甲車則緊隨其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護。

　　我們分乘三輛十輪重型卡車緊隨其後，觀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衝鋒。偏就在沙漠鏖戰之際，我的一台尼康ＦＭ─２突然停止工作。我開始以為是電池沒電，就拆下ＭＤ─１２馬達，可用手過卷還是搬不動。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照相機、傳真機是我賴以為生的貴重器材，一旦毀壞，我就徹底完了。因為僅一九八九年一年我就拍了七百個膠卷，等於快門開合了二萬五千二百次。從一九八七年起，我可憐的尼康們已這麼幹了四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擰下鏡頭，痛苦地發現反光板已翻上去，連結鈦合金鋼片快門的螺絲釘早已磨斷，快門碎成幾片……美聯社攝影部主任宣稱：「我必須給那些用生命做賭注的好小伙子裝備一流的設備，傾家蕩產在所不惜。」可我的相機全是用了多年的舊貨，而且ＦＭ─２從來就不是專業型機種。

　　幸虧我還背著離開北京前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給我的一台萊卡。可這台萊卡只有三十五毫米廣角。為了拍到大一些的圖像，我跳下十輪卡車，趟著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惱了身後一個自稱給法新社幹活的小子：「山本（ＹＡＭＡＭＯＴＯ），你再往前走，我就燒了你的護照！」我不知道這個白人崽子是在喊我，逕自爬上一輛Ｍ─６０坦克，不料這小子竟直追過來，用食指點著我的鼻子，「嘿，拿萊卡的，你再往前衝，我們可要合夥兒揍啦。」我猜這小子的爸爸或是爺爺準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就是他媽被太君蹂躪了，弄出他這個雜種，否則他不會把一切黃種人都叫山本。看著我兀自不服的樣子，這小子轉過身對一個打扮得像大花蘑菇的大白妞兒感慨道：「哪兒有日本人，哪兒準壞事！」

　　兩架ＡＨ─１「眼鏡蛇」式反坦克直升機呼嘯著掠過我們的頭頂，用火箭攻擊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於相機壞了而興致大減。從Ｍ─６０坦克往下跳時，我不知掛在什麼地方，牛仔褲腿被撕開一道半尺長的大口子，我像隻中了箭的兔子大頭朝下墜落在地。

　　我坐在光禿禿的沙包上，滿嘴全是沙土，放眼望去，乘Ｍ─１１３裝甲車的以色列國防軍已跳出裝甲車開始衝鋒，硝煙四起，加里爾自動步槍低沉的點射聲聲迴盪，ＡＨ─１「眼鏡蛇」在山脊上懸停，螺旋槳捲起遮天蔽日的黃沙，虎視著步兵掃蕩殘敵，引擎震耳欲聾。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康布雷─亞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已看不到一點兒舊時的痕跡。第二次世界大戰壓制敵軍火力掩護坦克進攻的「施圖卡」式強擊機也蕩然無存。自越南戰爭期間美軍將ＵＨ─１直升機配備給美陸軍騎一師以來，軍用直升機就成了陸軍作戰必不可少的運載工具。火力、通訊、機動性更強的武裝直升機已直接參與坦克進攻。

　　我眼前的這支部隊充其量不過是個裝甲旅，可在短短的一個小時的軍事行動中，參加的兵種涉及偵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電子干擾兵、通訊兵、工兵、運輸兵和陸軍航空兵。

　　在當代陸軍中，以色列國防軍是唯一屢戰屢勝從未吃過敗仗的軍隊。這一點在半年後我應聘為裝甲兵工程學院研究員後得到專家許延濱將軍的證實。難怪以色列的沙龍狂稱：「給我一個裝甲師，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迄今為止，我是唯一與這支號稱「世界第一陸軍」的驕傲的部隊一起行動過的中國人。

　　我沒有看到諸如以製梅卡瓦式坦克，或美製Ｍ─１艾布拉姆斯式坦克，甚至連Ｍ─２布萊德雷式步兵戰鬥車也沒有，更沒有ＡＨ─６４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機。由此可見，這場演習，不過是對伊拉克「飛毛腿」襲擊虛張聲勢的政治反應而已，但由此更堅定了我認為以軍不可能從陸上攻擊伊拉克的估計。因為即使是Ｍ─１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襲速度，也只有每小時七十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於六十公里的時速，在穿越一千幾百公里的阿拉伯領土之後攻入伊拉克。因為五百個摩托小時需檢修的坦克主機、坦克單車一千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戰補給線都是無法克服的障礙。從軍事角度上講，這種奔襲將失去以軍神出鬼沒的沙漠突襲效果和主動權，從政治上講失去的將更多。

　　三天以後，我終於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機，為換這個該死的快門，用了我近三百美元！我只恨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時候拋棄了我。

耶路撒冷

　　聖地是不賣的。

　　　　──《聖經．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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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內格夫沙漠採訪以色列裝甲兵演習回來那天，想發回去幾張以軍演習的傳真照片，可耶路撒冷到北京的國際長途無論如何也接不通，急得我手捧四張照片抓耳撓腮。萬般無奈，我撥通了以色列國際電話局，一聽我要中國，接線員們萬分驚喜，用英文連說：「請您稍候，請您稍候。」俄頃，聽筒裡傳來使我感到親切的漢語：「我叫奧麗特，我現在就幫你接北京。」

　　晚上回到房間，我收到一張飯店服務員送來的便條：「請給２４４１０１奧麗特小姐回電話，她是今早和你講漢語的人。」我又好奇又狐疑：莫非碰上摩薩德女間諜了。我按條子上的號碼一撥，電話就通了。「我是奧麗特，請您在大廳裡等我，我和我的朋友想認識從北京來的中國人。」清晰的中文使孤軍奮戰了兩個多月的我好似回到了北京。

　　在一樓大廳，我那電話中認識的美麗的女朋友已經來了，她的雙腿可真長，彷彿直接長在肩膀上。希伯來語中奧麗特是「光」的意思，她生得果然光芒萬丈，笑起來燦若朝霞，千嬌百媚。奧麗特和她的三位女伴熱情邀請我參加當晚的舞會。我說對不起，我從不跳舞，只侃大山。她們一聽迅即改變了主意，開始就中國提出一連串誠懇而又愚蠢的問題。

　　奧麗特是希伯來大學語言文學系的學生，曾到台灣大學學過中文，現在正回國唸研究生，業餘時間在電話局當接線員掙錢。奧麗特的最大夢想是爬長城。這幫女孩子告訴我，這裡有位青年一年前去中國爬過長城，還去了西藏。回來後把在中國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於是成了以色列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可惜這位青年英雄從西藏得來一種怪病，不幸夭折。說到此，這幫姑娘個個珠淚潸然，就像一群紅眼白兔。我見她們這麼喜歡中國，就給她們講一九八七年我隨中國著名的長城攝影師成大林由八達嶺走到山海關的經歷，講一九八八年冬天在秦嶺跟蹤野生大熊貓，講一九九○年在青藏高原無人區探險……聽得她們大眼瞪小眼，彷彿我就是聖保羅。奧麗特說她特別想拍一部關於中國的電視片，還問我是否願意入伙。我說我巴不得與如此美麗的女「上帝的選民」為伍。按猶太教說法，猶太人為上帝的選民（Ｃｈｏｓ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次日，應奧麗特之邀，我來到她們在Ｑｕｅｅｎ　Ｈｅｌｅｎｎｙ　Ｎｏ．５的住處。她和一個學建築的女孩合租這套公寓，滿屋色彩艷麗的物件製造出平和幸福的氣氛，瀰漫著大學女生宿舍特有的氣味。那個學建築的女孩正蹺腿蹲在椅子上畫圖，見我進來朝我齜牙一笑。

　　奧麗特給我看她拍的黑白照片，大都放成八寸，多為風光和老人、兒童，之後又給我看她在台灣的紀念照。她的屋裡滿是中國貨。天花板上吊著一把巨大的油紙傘，上面畫的是達摩祖師十年面壁的故事。地上一個巨大的黑色床墊，上面扔了張辛欣的《北京人》《有趣的漢字》等，牆上掛滿了中國畫，有潑墨山水，也有工筆重彩的鳥蟲。她說這些全是在台灣大學留學時買的。我說學中文得去北大，北京的琉璃廠的字畫才是最出名的，比如榮寶齋。

　　從奧麗特的窗口望出去是一座天藍色屋頂的俄國東正教教堂。教堂旁邊是一座圍著鐵絲網的警察局。我指著警察局門口長廊上排隊的數百人，問她那是幹什麼的，奧麗特說是等候探監的，這些人全是巴勒斯坦人，他們的親屬由於「參與恐怖活動」而被捕。奧麗特責怪我說：「你這個人怎麼那麼沒勁啊，把我的滿腔興致全弄沒了。」我這才恍然今天是去參觀聖城。

　　耶路撒冷是一座集《聖經》《古蘭經》和好萊塢於一身的聖城。這座舉世聞名的古城，一直被視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共同聖地。它位於巴勒斯坦中部猶地亞山區之巔，海拔七百九十米，居民主要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全城面積約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古稱耶布斯城。

　　約在公元前三○○○年，迦南人耶布斯部落從阿拉伯半島遷來，定居於此，因此命名「耶布斯」。相傳公元前一○二○年，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了第一個希伯來王國，耶布斯國王麥基洗德在位時建立都城，並把它命名為Ｊｅｒｕｓａｌｌｅｍ（耶路撒利姆），即後來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詞來自希伯來語，意為「和平之城」，猶太人曾先後在這裡興建規模宏大的聖殿，成為古猶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阿拉伯人則習慣稱它為「古德斯」，即聖城。

　　耶路撒冷分東西兩城區，西區是十九世紀起新建的市區，佈局別緻，景色秀麗。東區則包括集中了許多宗教聖跡的老城，是西區的兩倍。老城歷經戰爭創傷，始建以來，已經重建和修復過十八次之多。公元前一○四九年，曾為大衛王統治下的古以色列王國老城。公元前五八六年，新巴比倫（今伊拉克）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此城，把它夷為平地。公元前五三二年，又為波斯大流士王侵佔。公元前四世紀後，耶路撒冷相繼附屬於馬其頓、托勒密、塞琉古諸王國。公元前六三年羅馬攻佔耶路撒冷時，他們驅逐了城內的猶太人。羅馬人在巴勒斯坦對猶太人的暴政，引起了四次大規模的起義，羅馬人進行了血腥鎮壓，屠殺了一百多萬猶太人，並有大批猶太人被掠往歐洲，淪為奴隸。劫後餘生的猶太人紛紛外逃，主要去向是現今的英、法、義、德等地區，後來又大批流向俄國、東歐、北美等，從此開始了猶太人悲慘的流散史。公元六三六年，阿拉伯人打敗了羅馬人，此後，耶路撒冷長期處於穆斯林統治之下。

　　十一世紀末，羅馬教皇和歐洲的君主們以「收復聖城」的名義，多次發動十字軍東征，一○九九年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隨後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國」，延續近一個世紀。一一八七年，阿拉伯的蘇丹薩拉丁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赫澱一役，大敗十字軍，收復了耶路撒冷。從一五一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耶路撒冷一直處於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

　　一九一七年盟軍佔領耶路撒冷，一九二二年起由英國「託管」。一九四七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第一八一八號決議，規定耶路撒冷由聯合國管理。

　　一九四八年五月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後，以色列旋即佔領了耶路撒冷西區，並在一九五○年宣佈耶路撒冷為首都。耶路撒冷城東區遂由約旦控制，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進而佔領全城。一九八○年七月以色列議會通過法案，將耶路撒冷定為以色列「永恆和不可分割的」首都。此舉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和國際輿論的強烈反應。

　　更有意思的是，三大宗教根據各自的傳說，都奉耶路撒冷為聖地。

　　公元前十世紀，古以色列王的兒子所羅門繼位後，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猶太教聖殿。教徒們來此朝覲祭神，耶路撒冷從而成為古猶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建有猶太教聖殿的錫安山由此成了聖山。

　　公元一世紀，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出現。傳說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穌生於耶路撒冷南郊的小鎮伯利恆，長大後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區傳播上帝「福音」，後被猶太教當局拘送給羅馬總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據說耶穌受難後第三日復活，四十日後升天。公元三三五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倫娜太后巡遊耶路撒冷時，在耶穌受難處及墓地建造聖墓教堂，因而這裡也是基督教的聖地。

　　公元七世紀，傳說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在他五十二歲時的一個夜晚，隨天使由麥加來到耶路撒冷，踩著一塊岩石，升上七重天，接受天啟，黎明趕回麥加。這次神奇的「夜行與登霄」，記載在《古蘭經．夜行》中。這樣，耶路撒冷又成為伊斯蘭教僅次於麥加和麥地那的第三個聖地。

　　耶路撒冷城有三個安息日，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分別是穆斯林、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安息日。市內街道路標和商業櫥窗裡至少標以三種文字──猶太人用的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和英文。

　　耶路撒冷悠久的歷史留下了許多宗教聖跡。《聖經．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中提到的人名、事件和有關地方，城中幾乎都有相應的痕跡可循。在西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有大衛王之墓和「晚餐室」，後者據說是耶穌被釘死前夜和十二個門徒舉行「最後的晚餐」的處所。老城區的聖跡更多，東部有塊伊斯蘭聖地，雄踞於摩利斯山，佔地二十六萬平方米，略呈長方形，四周圍的院牆有十座敞開的大門和四座關閉的大門。聖地內南側是宏偉的阿克薩清真寺，中央是絢麗的薩赫萊清真寺（即岩石或聖石清真寺）以及四座聳入雲霄的宣禮塔、一座圖書館和一座伊斯蘭博物館等。而城東的橄欖山，則是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又一聖地，不同宗教信仰的墓地遍佈整座橄欖山。

　　從Ｑｕｅｅｎ　Ｈｅｌｅｎｎｙ大街拐出來就到了耶路撒冷老城。我想進著名的大馬士革門，可奧麗特堅決不幹，因為那裡聚居著阿拉伯人，她說她從小就不去大馬士革門，那裡的巴勒斯坦人會用石塊砸她，猶太人只走猶太人的加法門。我只好跟在她身後亦步亦趨。

　　耶路撒冷老城由四個城區組成，其中東南區最大，在這裡居住的全是阿拉伯人，狹窄的街道上便是著名的阿拉伯市場。到處在賣新鮮水果、蔬菜和各種叫不出名字的阿拉伯小吃。菜花、橙子、香蕉都是二謝克（合一美元）一公斤。金光閃閃的首飾店四處都是。

　　舉世聞名的黑頂阿克薩清真寺與金碧輝煌的聖石清真寺並肩矗立在這裡。阿克薩清真寺僅次於麥加的聖寺和麥地那的先知寺，是伊斯蘭教第三聖寺。「阿克薩」在阿拉伯文裡是「極遠」的意思，這個名稱來源於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那次神奇的登霄夜遊七重天的傳說。該寺始建於公元七○九年馬利克哈里發時代，公元七八○年毀於地震，後幾經翻建，現保存的大部分建築是公元十一世紀扎希爾哈里發時代留下來的。這座清真寺主體建築高八十八米，寬三十五米，內聳立五十三根大理石圓柱和四十九根方柱。圓頂和北門為十一世紀增建。一○九九年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時，把清真寺的一部分改為教堂，另一部分當作神廟騎士團的營房和武庫。一一八七年，埃及蘇丹薩拉丁從十字軍佔領下收復耶路撒冷，下令修復這座清真寺，重建神龕，用彩石鑲嵌的圖案修飾圓頂，並在寺內安置木製講台。

　　清真寺裡還有一座長方形的大禮拜寺──歐默爾禮拜寺（歐默爾是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死後的第二位哈里發）。清真寺的北門有一座高大的門廊，係阿尤王朝的蘇丹伊薩於一二一七年所建，由七個獨立的拱門組成，每一座拱門又與清真寺大殿的一扇門遙遙相對。清真寺前有「卡斯」水池，人們常常聚集在池邊作禮拜前的小淨（小淨為阿文Ｗｕｄｕ的意譯，原意為「潔美」。按伊斯蘭教義規定，教徒在嘔吐、流血、睡眠之後，作禮拜時須先洗手、洗臉、洗肘、漱口、洗鼻孔，用濕手抹頭、沖洗雙足等；如入廁還須洗下身，俗稱「淨下」。以上統稱小淨）。

　　以色列軍警在這座清真寺門口檢查進入寺內的阿拉伯人，年輕的阿拉伯男子必須把身份證抵押給軍警換得一張白色卡片後才許進入。奧麗特不敢靠近，一個勁兒催我快走，彷彿這裡就是地獄的入口。

　　緊貼著阿克薩清真寺的西牆，有一條長約五十米的隧道，持加里爾步槍、身穿防彈背心的以色列士兵正在入口處檢查一位阿拉伯女人的菜筐，其態度怎麼也難以用「和善」兩字形容。可姑娘卻「脈脈含情」凝視著張著血盆大口的槍口。一位士兵粗粗翻看了一下我的攝影包，就放我和奧麗特過去。穿過隧道，就是著名的猶太教聖跡──Ｗａｉｌｉｎｇ　Ｗａｌｌ（哭牆，又稱西牆）。

　　奧麗特告訴我說，公元前十一世紀古以色列王大衛統一了猶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色列王國，定都耶路撒冷。到了公元前十世紀，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繼位，他用了七年時間，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猶太教聖殿，即壯觀華麗的所羅門聖殿。所羅門親自主持了聖殿的落成典禮，並代表全體臣民向神主祈禱，這一盛大節日延續了兩星期。聖殿的建成，不僅使所羅門威望大增，而且使耶路撒冷成為以色列人崇拜的聖地。教徒們來此朝覲和獻祭者不絕，從而成為古猶太人政治和宗教活動的中心。公元前五八六年，巴比倫人攻佔耶路撒冷，將聖殿付之一炬。以後重建，可又被古羅馬人燒燬。阿拉伯人在此基礎上蓋了阿克薩清真寺，所羅門聖殿僅剩這一堵殘牆。可猶太人仍然珍惜之，這段牆被視為猶太人信仰和團結的象徵。據說羅馬人佔領耶路撒冷時，猶太人常聚在這裡哭泣。此後千百年來，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常從各地來此號哭，以寄託其故國之思。這與中國古代《詩經》中所抒寫的黍離之悲相似，此牆因名「哭牆」。如今，每逢猶太教安息日，成千上萬的人到哭牆去表示哀悼，進行祈禱，將寫有心願的紙條塞入哭牆牆縫，以求神助。奧麗特說她小時候就常常跑到這裡偷看猶太人許願的紙團。應奧麗特之邀，我亦偷偷寫了自己的心願：「當個好記者，娶個好姑娘，生個好兒子。」畢恭畢敬地塞進哭牆。

　　「哭牆」有鐵柵欄把前來的男女分開，幾位身著黑衣、留小辮子、身後拖兩條長繩的「黑衣猶太」朝我大吼Ｓｈａｂｂａｔｈ（安息日），一群只有六七歲的小孩指著我身上的相機，頗認真地說「沙巴」。一幫「黑衣猶太」圍著奧麗特大喊大叫並做怪樣。我大惑不解，問奧麗特怎麼了，她臉紅紅的不肯說。在我再三追問下她說他們在罵她，極難聽的罵人的話，因為她在安息日拍照。「沙巴」希伯來文意即「休息」，猶太教每週一天的「聖日」。據《出埃及記》所述，上帝訓示摩西：以色列人應該勞作六日，第七天休息，作為與上帝所立的盟約；凡褻瀆聖日者，應受死刑。猶太教規定該日停止工作，專事敬拜上帝。

　　奧麗特說，這些「黑衣猶太」自詡為最純正的猶太，他們只講希伯來語和Ｉｄｉｓｈ（意第緒語，一種與德語接近的語言）。正宗的「黑衣猶太」除了唸經和與老婆睡覺之外一無所長，而他們的女人除生孩子做家務外，還外出工作掙錢。他們在安息日不工作，因此也不許我們拍照。

　　在「哭牆」以北的猶太人居民區闢有一處記錄猶太人歷史的遺跡陳列區。穿過該區是著名的大衛王塔。大衛，是古代「以色列─猶太王國國王」（約公元前一○○○年─約公元前九六○年），本為猶太部落首領，繼承掃羅的事業，打敗腓力士，合併以色列北方地區，建立了統一的「以色列─猶太王國」。在位期間，他加強國家政權，建設常備軍，對約旦河以東各部落作戰，定都耶路撒冷，興建華麗王宮和耶和華神廟，力圖統一宗教信仰。《聖經．舊約》中把他描寫成戰勝腓力士人的英雄，統一「以色列─猶太」的賢君，並被譽為編製獻神頌歌的音樂家和詩人。

　　再往前是猶太死難者紀念館，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納粹屠殺的六百萬猶太死難者。紀念館旁邊是著名的大衛王之墓。同樣，由於是安息日，嚴禁拍照。

　　走出大衛王之墓，我指著門框上的一條小木塊問奧麗特這是什麼。因為我發現在以色列的所有門框上都有這樣的小木條，甚至在現代化的希爾頓飯店也不例外。奧麗特告訴我這是一種古老的神符。公元前五八六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佔耶路撒冷，滅猶太王國，燒燬聖殿，俘大批猶太人而歸，史稱「巴比倫之囚」，從此結束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歷史的最後一頁。

　　公元前六四年，羅馬帝國的鐵騎闖進了巴勒斯坦，對猶太人實行野蠻統治，倖存的猶太人絕大部分被驅趕或逃出巴勒斯坦，流向世界各地，從而結束了這個民族在巴勒斯坦生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大批猶太人流亡北非，受盡埃及人的欺侮。上帝為猶太人的苦難所感動，決定懲罰埃及人，降以十大災難，其中一條就是殺盡埃及人的長子。上帝告訴猶太人的首領摩西，讓他在所有猶太人的門框上貼上神符，以保他們的長子無恙。以後，摩西率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神符的習俗傳流至今。據《出埃及記》載，摩西率猶太人出征埃及時，上帝命令宰殺羔羊，塗血於門楣之上，以便天使緝殺埃及人長子時，見有血之家即越門而過，故亦稱「逾越節」。

　　在基督教居民區，奧麗特帶我看了耶穌見母處、耶穌墓及耶穌墓所在地──聖墓教堂。聖墓教堂又稱復活教堂，聳立於東耶路撒冷老城的卡爾瓦里山上。耶穌的墳墓和墳墓的進口都在此教堂之內。故基督教徒不分教派和所屬教會，都把耶路撒冷奉為聖地。

　　在聖墓教堂，一位身著黑衣的神父問我信耶穌嗎？我搖頭。他又問信穆斯林嗎？我又搖頭。「那你信什麼？」他目光炯炯地逼視著我。我說我信科學，信歷史，信人的價值。他掏出十字架掛在我脖子上，接著問：「我的孩子，你有兄弟姐妹嗎？」我說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又摸出兩個十字架塞進我手裡，「耶穌保佑你們。」接著伸手跟我要三十謝克（十五美元）。我說：「我的錢全放在計程車裡了。」他當即毫不猶豫地收回了剛以上帝名義給我的三個十字架。

　　聖墓教堂外的花崗石牆壁上塗滿了標語，還有約旦、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國旗，其中最大的一面是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奧麗特說這些全是巴勒斯坦人幹的。我還拜謁了古色古香、由花崗岩石砌成的大衛王飯店。四十年前，搞復國運動的以色列前總理貝京在大衛王飯店曾用炸彈刺殺了七十名英國人。

　　由於天降暴雨，時間不夠，我們沒能去亞美尼亞教的城區。春雨如酥，奧麗特小姐在雨中美麗地狼狽著，迷離了我的眼。奧麗特把我領進一家基督教堂避雨。這裡空無一人，靜得可以聽見彼此的心跳聲，我們坐在一排長椅上默默無言面對上帝，萬籟俱寂，天地純潔。我雙目緊閉，享受緊張工作中這短暫的寧靜，彷彿自己變成了一股蒸氣，上升，上升……耶路撒冷這座幾千年的古城，不僅孕育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也孕育了這裡神奇古怪的民族。為了爭奪這塊土地，幾千年血流成河……難怪《聖經．舊約》講：「聖地是不賣的。」

　　出耶路撒冷老城加法門西去，可以看見一架古老的風車和一片紅房子。奧麗特說這是最早離城索居的猶太人的家。遠古時代，所有猶太人都集體住在城裡，只有極個別的勇士才敢住到城外，為了緬懷他們的勇敢，這些建築保留至今。現在那一帶已闢為藝術家住宅區：「因為人一旦住在那裡，便會有創作激情。」

　　黃昏，我拖著疲憊不堪的雙腿走回住處。明天就要告別這裡飛往塞浦路斯，之後輾轉開羅重返巴格達。我的行裝裡增加了一件奧麗特送我的畫有薩達姆像的雪白的大背心，上書一句黑體英文：「當海灣戰爭正酣之際，我在以色列。」

重返拉納卡

　　睡夢中的冒險和醒著的冒險間沒有絕對的界限。

　　　　──米蘭．昆德拉

　　※※※

　　二月二十一日，我好不容易訂上了飛往塞浦路斯的機票，全以色列只有這一家私人飛機肯飛，條件是如果遇特殊情況比如由於戰事或其他原因，一切聽天由命，飛機主人不作任何賠償。售票處拐角處，一對即將開往前線的戀人正在忘情地吻別，以至於顧不上我的相機的存在，使我這個就要飛離這塊是非之地的匆匆過客一陣心酸。

　　次日早上五點起床，分兩次把行李搬出房間。六點十分趕到本古里安機場。見我到問詢處前探頭探腦，一位乾瘦的男人用更乾瘦的英語問我是不是去拉納卡，他讓我跟他去那邊檢查行李。一位自稱是安檢官員的女警官過來問我從何來，行李是誰打的，是否離開過，一直住在哪兒，是否有人給我送禮品，到過什麼地方，有無記者證。之後又來了一個比她醜得多的穿長筒皮靴的女人，左顧右盼就像一個輕佻的西部吧女，她又重問一遍上述問題。我問是否要開包檢查，她們說不必，這是為了我們大家的安全，請我諒解，然後給我的行李貼上了合格標籤。

　　輾轉到二樓，還是只有我一個乘客。三個美國空軍在免稅店買寶石，這裡有一個特大櫃檯售「以色列鑽石」，可我只有有數的美元，連條褲子都買不起。一周前我的老闆在電話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給我買褲子，感動得我真想哭。

　　終於可以登機了。這次的飛機更小，只有七個座位。二個飛行員、二個安全警察和三個乘客，只有我們七個人。我最後一個擠進機艙，飛行員是從我身上爬過去的，他幫我關上門，說千萬別碰門旁的機關，不然門一開我就掉下去了，「摔下去可是地中海」。

　　小飛機搖搖晃晃顛簸著升了空，上下抖動，向地中海上空飛去，左轉彎的時候，左翼朝地，右翼向天，我整個身子全壓在機艙門上，緊張得不行，生怕小門禁不住我的份量把我漏出去。我的座位椅背已經斷了，沒有上半截，我只得用保險帶使勁捆住自己，綁附在破座椅上。看著煙波浩渺的地中海，我本想忙裡偷閒抒抒情，可由於太疲倦，沒過多久已酣然入夢，千奇百怪地與巴頓將軍喝起啤酒。

　　醒來時，小飛機已經在拉納卡機場上滑跑，機場上風很大，夾有小雨。小飛機像隻雨打的耗子似的鑽到候機樓旁。我們還未站穩，一輛塞浦路斯警察的輪式裝甲車就停在身旁，注視著我們三個乘客的一舉一動。安全警察把我帶進一間小屋，命令我脫去上衣，仔細檢查隨身的各種物品，用槍托輕敲我防彈背心上的鋼板，懷疑藏有海洛因，使我油然產生我是黑手黨教父的錯覺。

　　海關給我兩周簽證。

　　分社老陳已在機場門口等候。老陳問我飛機飛得如何，我說我睡著了，反正我已經把自己綁在座椅上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陳夫人已經把飯做好，吃得我胃直疼，因為很久沒吃中國飯了。老陳給我留了不少剪報，還有好多不認識的人也來了。由於《人民日報》登了我的「尊容」，他們都想看一眼我這個頭號大渾蛋。這是有史以來《人民日報》頭一次吹捧一個新華社記者，而且還是一個沒有犧牲的活物。看得我自己也不由對報上頭頂鋼盔、手捏萊卡的鴨子肅然起敬。

　　很睏，很累。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

「我要上前線！」

　　上吊去吧！我們已經在郎德勒西打起來了，而你卻不在。

　　　　──亨利四世

　　※※※

　　二月二十三日，小雨。中午吃魚湯，我吃不下。老想起沙特的戰事，讓一個精通二戰史和美軍的戰地記者站在圈外看一○一師真不是滋味。在最需要用快刀凱普的時候竟不用。

　　我從無貶低他人之意，只是說我有幹得更好些的主觀條件。我老闆怪我太張狂得罪了領導。我這才知道是我無意中得罪了中東大法老，可又萬般無奈。社會主義國家壞人本來不多，我更不能懷疑我上司。一九八三年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時，三十人投考二次大戰史研究生，我在社科院因一分之差名落孫山。我一直懷疑自己是十九世紀的普魯士騎兵轉世，或是隆美爾的裝甲兵再生。因為我總是身不由己地融入軍警之中。我堅信我前生一定在北非沙漠與巴頓作過戰，我能輕而易舉地將美軍將官姓名拼寫無誤。我會像在以色列那樣博得美八十二師的好感而與其一起行動，拍來真正的獨家。

　　晚上看ＣＮＮ，覺得陸上已開始接觸。茫茫黑夜像一團墨，我終於在黑暗中發現點點星辰，我徒勞地等了一夜。東方開始泛白，迎面飄來一團團滾動的紅雲，像剛切開的三文魚。美軍馬上就要表演「黎明前的揳入」了。我猜一○一師和八十二師將降落到伊拉克境內，海陸戰一師將在晚些時候搶佔灘頭，「從長灘到牛軛湖」。

　　十幾年的準備將付諸東流。

　　現在《人民日報》會用巴格達廢墟嗎？人們感興趣的是戰鬥、格鬥、俘虜，和勝利後的美軍大閱兵、科威特人的狂歡……可我卻在做夢！

　　我最煩等，什麼在約旦待命、在哪哪哪待命。奉行全面防守的軍官打不了勝仗，傷十指不如斷一指。有快刀就該現在用。我堅信進攻是永恆的軍事原則，最好的防禦是進攻。巴頓說：「進攻！進攻！！再進攻！！！直到汽油用盡，再他媽開步走。」

　　夜裡寫戰地特寫，一度挺興奮，但老想八十二師，我瞭解李奇微和這個師，李奇微上前線腰上總帶手榴彈，背春田式步槍。

　　唉，做夢都想科威特。

　　我又忍不住給攝影部及社領導打報告，力陳南線的重要，希望派我上前線：

　　昨天曾向北京匯報現在形勢極似一九四四年的歐洲和一九四五年的日本，布希一個月前就曾說過：「我決不會束縛住將軍們的手腳。」美國是要徹底摧毀中東一切強大而又不友好的軍事機器。

　　美國將領九成是西點的畢業生，一成來自弗吉尼亞軍校或奔寧堡。裝甲部隊、騎兵師、空降師受的全是巴頓教育。施瓦茨科普夫已喊出巴頓一九四四年八月「眼鏡蛇」行動時的名言：「進攻！進攻！！再進攻！！！」這幫西點們決不會就此住手，他們的信條是佔領，否則無法改變伊拉克的現政體，像他們的學長巴頓對德國、麥克阿瑟對日本一樣。因此，去巴格達的大門不在安曼，而在一○一師的搜索營。

　　巴頓一直以為自己是拿破崙的騎兵元帥，一九四三年七月與英軍將領蒙哥馬利競爭著解放了南義大利，以後由於痛打怕死的士兵被調往英國，連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諾曼底「霸王計劃」都不能參加。他憤而上告羅斯福總統，喚醒西點校友艾森豪威爾的同情。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指揮「眼鏡蛇」行動，解放了巴黎、德國、捷克，最後死在曼海姆。當時由於巴頓酷愛攝影而允許卡帕等人隨軍參戰（德國隆美爾亦然），因而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貴精彩的史料照片。我想申請與一○一師、八十二師一起行動，這種可能性很大。一位美八十二空降師阿帕奇武裝直升機營的駕駛員曾送給我一枚該營的軍徽，那是一隻展翅騰空的飛馬，原因僅僅因為我知道他們的師長是加文將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一師師長馬克斯韋爾．泰勒，八十二師師長馬修．李奇微（前者當了越戰司令，後者當了朝鮮戰爭司令，兩人全當過陸軍參謀長，寫了《劍與犁》《不定的號角》《朝鮮戰爭》等書）的奇聞逸事我如數家珍。他們極可能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樣作戰，即西點標榜的「從長灘到牛軛湖」。英裝甲七旅是蒙哥馬利阿拉曼時的「沙漠鼠」，法國裝甲部隊源於一九四四年的勒克萊爾。

　　在這種狀況下，多有幾個戰地記者隨英、美、法軍分頭行動，則可以拍得一手的照片，強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請去戰場，爭取隨軍行動，鑽進一輛「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戰地照片。我想我能爭取和美軍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點進攻。

　　　　服從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師曾

　　　◇　◇

　　我想起二次大戰中受了二百處戰傷的尤金．史密斯曾質問不許他上火線的老闆：「你們憑什麼不讓我去死！」戰爭中除了戰傷和勳章之外一無所有，可我至今還未受過一次傷，想想真沒勁。

　　二月二十四日，格林威治時間凌晨一時，北京時間上午九時，海灣地面戰爭終於爆發。海灣戰爭進入最後階段。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海、空軍火力支援下，分東、中、西路對伊拉克軍隊發動了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面戰爭。與此同時，我接到中東分社社長的命令：「馬上回到伊拉克去！」我彷彿聽到亨利四世在阿克爾得勝後嘲笑格里永公爵的那段話：「上吊去吧！我們已經在郎德勒西打起來了，而你卻不在！」

烙餅

　　地下的事情從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腸。

　　　　──歌德《浮士德》

　　※※※

　　我自作主張地從塞浦路斯撤至開羅、假道約旦回伊拉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洗乾淨從頭到腳的猶太味。我一直懷疑被我頂撞了的中東分社社長這麼指揮是想把我交到伊拉克人手中弄死，其實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上司根本不知道以色列與伊拉克在「漢謨拉比法典」「巴比倫之囚」時就結了仇，更不知道伊拉克把一切與以色列發生過關係的人都視作匪諜，而我奉旨進巴格達大有晉見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聽說我要返回放「飛毛腿」的巴格達都大為驚駭，小姑娘奧麗特眼淚汪汪地送我一件大Ｔ恤，上書「我是海灣戰爭倖存者」，拉著我的手求我三思而後行，「千萬別聽坐辦公室的渾蛋瞎指揮」。我那當了四十年美國佬的二伯從加州打電話到新華社約旦分社，讓首席記者老符轉告我：「研究一下該任務的可行性。」可我多年受的教育都說唯有上司高瞻遠矚，神聖不可抗拒地發佈聽來正確的命令。

　　在開羅，我把奧麗特送我的大Ｔ恤和鋼盔、面具存在英文編輯張海燕處，張是位光長心眼不長肉、英文極佳中文平平的老小姐。與她一同畢業於蘭州大學的英文編輯水均益與我同樣是個口似攔江網的酒鬼。我在開羅停滯的兩夜幾乎全是與這兩位大仙喝酒度過的。這兩位散仙當時並不開心，整天埋怨沒人派他們去前線，酒後罵的粗口髒話絕不在我之下。以後鳳棲梧桐一個嫁到加拿大，一個去了中央電視台。我猜整個海灣戰爭期間他們在電腦前坐井觀天是其不滿的最大原因。戰後油田滅火張海燕好歹去了回科威特，總比水均益運氣好些。與二位相比，我真不該再怨天尤人。

　　三月三日，我憋著一肚子委屈從開羅飛往安曼。與我同機的有共同社攝影記者小原洋一郎，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記者淺井久仁臣是他的「仲人」（證婚人）。當我呈上我的名片時，他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理由是唐老鴨大智大勇，現在只能在科威特，不可能飛回伊拉克。我由於情緒不好，一路緘默不語。聽任身旁兩位自稱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個薩達姆倒下去，千萬個薩達姆站起來」。最後，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問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沒完沒了，就說：「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卻讓我回巴格達。」這位巴解一聽竟哈哈大笑：「別難過了兄弟，你用不著去沙特、科威特了。它們已經是美國的第五十一、五十二個州了。」

　　重返安曼，中國駐約旦章大使一見我就喊：「講故事的唐小鴨回來了。」當晚擠在他的小屋裡侃了一晚上。大使說我講什麼他都愛聽，但千萬別讓約旦人知道我去過以色列，否則小命非得丟了。大使約定以後每晚講一回。我當時只有一個請求，求大使盡快安排我回巴格達。大使則讓我多講故事好好表現，並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地下的事情從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腸」。意思是欲為諸佛龍象，先為眾生牛馬。其實，牛馬不過是多講故事而已。

　　約旦使館由於戰時疏散，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華社三位記者和我，十個人輪流做飯。我由於無所事事，乾脆頓頓飯全跟著摻和。我本是個大懶蛋，可炒菜捨得放好東西，馬馬虎虎大家還挺滿意。使館的大狼狗黑背和牠兒子對我特親，因為我總偷偷給牠們大塊的肉吃，母子倆一見我就往我身上撲。

　　三月五日，巴格達的鄭大使由開羅飛到安曼，摟著我連轉了好幾圈。鄭大使不僅給彈盡糧絕的我帶來一萬美金，還保證一定帶我進巴格達。

　　次日，鄭大使領著我們「六條巴格達漢子」，到安曼檢疫所注射了疫苗，左臂傷寒右臂鼠疫，疼得我兩眼冒金星。回到使館就發低燒，由於兩種疫苗同時作用，一會兒就升到三十八點二度。我午飯也沒吃，回到分社就蒙頭大睡。

　　傍晚，輪班做飯的阿文記者老楊趴在我耳邊，輕聲喊：「老鴨。」我迷迷糊糊坐起來，問他是不是又來了「飛毛腿」。老楊說約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鄭大使稱讚我烙的餅好，可我昨天做的餅剩得不多了，故只有請駕了。

　　我雙手撐床坐了起來，兩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腦子卻清晰得像塊剛擦過的玻璃。老楊哆裡哆嗦地幫我抻袖子，不知是冷還是疼，弄得我眼淚都出來了，直想我媽。老楊看我頂不住，只得委屈地一個人先走了。我試著披上件薩達姆的軍服，眼前的寫字檯彷彿旋轉著朝我砸過來。

　　我找出車鑰匙，一個人深一腳、淺一腳地摸到了車庫，發動了白色平治，搖搖晃晃往使館開。可兩眼發黑雙手鬆軟，幾次險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掛著一檔往前蹭，氣得跟在我後面的汽車一個勁兒按喇叭。

　　黑背和牠兒子已經在使館門口等我，兩個站起來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東西一齊向我撲過來以示敬意。

　　我鑽進廚房揉麵，四肢無力，猶如死去重生一般。閉著眼睛高一腳、低一腳往來地烙餅，胳膊彷彿是別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說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飛機著陸，似汽車撞車，似與姑娘接吻，麻絲絲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沒了知覺。

　　直烙到第七個，鄭大使的司機王師傅進來了，我可盼來了救星。我說：「王師傅，您慢慢烙吧。」一個人開白平治回分社接著睡。知道我喜歡青菜，使館半夜給我送來了黃瓜、蕃茄。我說免了吧，掉頭又睡。一夜連做怪夢。眼前的國旗桿不停地旋轉著向我砸過來，我則被人捆住，無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來吃飯。傍晚與老陳去安曼機場，等歐共體三外長來訪，可等到晚上十點半還沒有人。老陳說「咱們回吧」。說著拍了一下我挨了針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話也說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戰，眼冒金星。我說，今夜星光燦爛，的確金光燦爛。一直到現在，我也沒再看見過那麼多金星。

　　半個月下來，我做飯技藝大長，黑背和牠兒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體重增長了五公斤，兩位大使都說我比剛從開羅來的時候壯多了。我說是廚子全胖，事實上，我自己也感到自己越來越像雙下巴的羅馬皇帝。

　　三月十四日，我們重返巴格達的前夜，鄭大使揪住我的攝影背心，「鴨子，明天我就帶你回巴格達了。可你哪兒也不像個外交官，倒像個馬戲團的。」我攔住約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換給我得了，我願出一條共和國衛隊腰帶。」章大使是個極嚴厲的老頭，在使館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愛聽我講故事，還老笑話我：「唐小鴨不敢吃魚怕扎刺，長不大，乳臭未乾！」我質問：「那你還愛聽我講故事。」他說：「我喜歡你這孩子。」

我和河野

　　同舟共濟的每個人互稱兄弟。

　　　　──海明威

　　※※※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我從河南災區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徹從北京外交公寓打來的電話，想不到這老兄竟真的調到北京任常駐記者。電話中他迫不及待地要來一睹我是不是還完整無損，念念不忘海灣戰爭期間我前胸後背的五星紅旗。我弄不清是誰編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話，乃至在開羅機場碰到一個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攝影記者，遞給他一張我的唐老鴨名片時，他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

　　河野徹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也是我上北大時的校友，我唸國際政治系，他唸中文系。一九八九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亞運會時他又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配寫過文章。想不到在海灣戰爭爆發前一個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達拉希德飯店門廳裡再度相會。當時，他身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我著一件土色攝影背心，前胸後背各縫了一面五星紅旗，讓他羨慕得不行。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稱此為「世界級搗蛋鬼」的又一次大聚會。

　　戰時巴格達的政府機關、商店、銀行、醫院、加油站、煤氣站、機場、車站、立交橋、重要路口、集市、廣場一律不准拍照。荷槍實彈平端ＡＫ─４７步槍的士兵遍地都是。頭頂上是編隊巡邏的ＵＨ─１休伊武裝直升機。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陪同，你乾脆別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你就對付不了。經驗豐富的河野對我的裝束大為讚賞，我說這全是新華社我老闆的主意，如果戰爭打完你我還勉強活著，我一定也送你一面這樣的新旗，不過我老闆絕不會在你後背繪上新華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難與共。」

　　在巴格達的日子裡，河野無私地與我共享新聞線索，還將共同社的ＡＰ─Ｌｅａｆａｘ底片傳真機無償供我使用。新華社播發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作最後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廣泛採用。

　　戰爭爆發後，河野不顧轟炸，花重金租了一輛汽車，計劃驅車七百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魯威謝德邊境地區採訪。我當時囊中羞澀，正發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經心地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車，快去買些咱們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機被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用「皇軍」硬通貨千方百計營救，把士兵請到一邊「單獨談話」，我才得以繼續上路。只有在不斷的危險中，才能體會到朋友的重要。

　　在魯威謝德邊境，一位高舉尼康Ｆ─４的白人記者被群情激憤的難民圍在核心，任憑他怎麼搖晃胸前的大號楓葉紀念章還是被推來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態，這傢伙像看見了救星，「唐！快告訴他們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麼認識我，他竟拼了命擠到我身邊，氣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蒂芬，那年在天安門交換過名片。」我終於想了起來，不過，這小子上次可是美國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住我的攝影背心，「中國人能證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ＣＢＳ的麥克、印尼《坦波》雜誌的尤麗、法國嘎瑪圖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約旦河東岸貝卡難民營。熱情的麥克已找好巴勒斯坦計程車。途中麥克得意地說我們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國組成的聯合國軍絕沒有被綁架的危險。聽他這麼一說，我暗暗地為單槍匹馬去死海採訪的河野擔起心來。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趕回安曼洲際飯店，只見共同社的近藤正守著電話發呆。看到我一頭撞進來，他兩手一攤，「河野與攝影記者大河源被約旦傘兵抓走了。」與我兩天前的遭遇一樣，大河源在死海邊照相，被傘兵抓住，河野上前營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說河野在被抓之際，通過電話喊了一聲：「過七小時後通知日本使館。」現在已經七小時了，說著站起來畢恭畢敬地給日本使館打電話。我將電視音量擰小，ＣＮＮ正播「飛毛腿」襲擊以色列。

　　深夜，在一家不知名的小飯館，近藤做東為恢復自由的戰友壓驚。大河源咧著大嘴說這回總算平了上次在東亞某國被拘七小時的紀錄，河野說今天等於又得了枚勳章。

　　這是海灣戰爭中我們最後一次一起吃飯，大家都挺傷感。河野與大河源明天將經倫敦回日本，近藤則將穿過阿倫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淚將一大包止血繃帶、鎮痛片和不知名的美軍戰地急救品塞給我，「以後就剩你一個了。遇事要多想，千萬別太猛了。防彈背心、鋼盔、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見面呀。」

　　我們手挽手擠在一起合了張影，可幾個小時以後，我這個膠卷就被約旦警察沒收了。

　　河野他們走後，我孤身一人經塞浦路斯進入以色列，親歷了「飛毛腿」的襲擊、加沙地帶的戒嚴和約旦河西岸的鎮壓與反抗。為洗掉我從頭到腳的以色列痕跡，我重返塞浦路斯、繞道開羅飛安曼再進巴格達。每當恐怖襲來之際，我總是想起和我幾經生死的河野。由於烽火連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東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種神話。直到回到北京，見到一九九○年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隊的隊友，才平息了探險隊風傳的我已中彈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華社新聞大廈頂層，久別重逢的河野與我緊緊擁抱在一起，我甚至懷疑這是在夢中。河野指著我衣服上的小紅旗，追問給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紅旗在哪裡。攝影部副主任林老闆當即送給他一面五星紅旗。當我的編輯同事們感謝共同社在海灣戰爭期間對新華社的幫助時，河野辭之以「互相幫助，我們也得到了你們的幫助」。勇敢機智的河野，此時竟滿面通紅，紅得像我送他的小紅旗。

「死亡之路」

　　我撤出來了。可別忘了：我還要回來！

　　　　──麥克阿瑟

　　※※※

　　我們終於在三月十五日凌晨四時告別打擾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達的征程。整整兩個月前，我被中國駐巴格達大使、北大校友老鄭揪著右胳膊最後一個邁出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海關。今天，鄭大使又率隊重返故地。而僅在三天前，包括ＣＮＮ彼得．阿內特在內的所有外國記者被限令四十八小時內離開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鄭大使御駕親征，我特興奮。我們一行共有四輛汽車，開道的是伊拉克駐安曼使館的一輛白色豐田，車上滿載著大米、白麵，遠遠地跑在前頭。我坐第二輛車，同車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並不感到寂寞。第三輛車坐著大使和其他隨行人員。最後一輛是二十噸平治卡車，裝了滿滿一車食品和四百箱礦泉水。

　　太陽就在我們的前面，安曼至魯威謝德高速路好似奔騰的伏爾加河蜿蜒而去，這段路長二百九十二公里，我已跑過兩趟，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層層盤查，不過比前兩次客氣得多，因為我們車上插了中國國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開道，後有中國大使作後盾。

　　上午十點，來到魯威謝德邊防站，在這裡辦完出境手續，再穿過七十八公里的中立區就要進入伊拉克國境了。公路上，十幾輛四十噸的集裝箱車正在等候過關，車身上掛著整幅白布，上用硃筆寫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說寫的是「阿拉伯運輸協會」，運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資。其中一輛白色工具車尤為醒目，車身上畫有紅十字。我過去一問，是兩個說法語的比利時醫生，他們是志願為伊拉克送醫藥的醫務人員。邊防站外，所有開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車都裝得滿滿的，連小轎車的頂上也堆滿了糧食和汽油，用尼龍繩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車都在這裡加足汽油，將備用油桶灌得滿滿的，因為自一月十七日戰爭爆發以來，伊拉克就停止給市民供應汽油，黑市汽油比官價油貴九十倍。

　　十點三十分，我們駛入約伊之間的中立區。兩個月前，國際紅十字會在這一帶沿公路修了三座難民營，專門收容伊拉克難民，我前來採訪過這裡的國際紅十字會代表Ｐｅｔｅｒ　Ｆｉｅｒｚ。可現在這裡已經空空蕩蕩，僅剩穿深灰色制服的約旦警察照看著空空如也的大地。路口有一堆炸彈皮和其他爆炸遺物，全是美國轟炸伊拉克的產物，被集中在這裡，向人們展示「美國的罪惡」。其中一個挺新挺大的傢伙，塗著草綠色的無光漆，由於車速太快，我沒看清是副油箱還是沒爆炸的巡航導彈。

　　十一點，我們駛入伊拉克邊境，雄偉的伊拉克海關在路北傲然聳立，疲憊的士兵四處可見。趁辦入境手續之機，我想把憋了一路的一泡尿解決掉，可就是找不到廁所，找士兵問，他們全然不懂英語，急得我原地打轉兒。情急生智，我解開褲子模仿撒尿的姿勢，士兵們頓時恍然大悟，甩手一指，我進了一座小樓。這裡根本不分男女，廁內「遍地人遺矢」，毫無立錐之地。我踮著腳尖，看看尋找淨土無望，只好就地解決，得意時吹著口哨四下亂望，猛抬頭，抽水馬桶的陶瓷水箱上赫然四個大字「中國製造」。一種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沿途的種種不快也隨著排泄出去。

　　返回汽車，只見四個阿拉伯人正往我們車頂上裝麵粉，非要搭我們的車，任憑我們怎麼制止也無濟於事。最後還是鄭大使親自出馬，用阿拉伯語嘰哩呱啦一嚷，他們才作罷。聽司機講，這幾個伊拉克人由於食品短缺才到約旦來弄糧食，這會兒準備運回伊拉克，可沒想到「劫」了外交車。按伊拉克法律規定，伊拉克人不准搭乘使團車輛，這幫穆斯林兄弟原想撿便宜，險些惹了禍。

　　十一點三十分，我們進入伊拉克境內，大路豁然洞開，又寬又平，與剛才約旦境內的狹窄公路頓成天壤之別。這裡全是完好的高速公路，雙向車道至少有六條快速分道線，交通標誌也醒目，路中央設有水泥隔離裝置和鋼板防護牆，路兩側是停車線和防護網。整齊的防護網將高速公路完好地封閉起來。公路上很清靜，看不到其他車輛，只有我們的車隊以一百公里的時速風馳電掣。再向前，公路的中心隔離帶被拆掉扔在路北的沙丘上，形成八十多米寬的寬廣路面，曹武官說這完全可以闢作臨時機場，供大型飛機起降。小李則提醒人們注意觀察四周，這一帶常有人持槍搶劫。這條自約伊邊境開往巴格達的高速公路修得盡善盡美，每十公里一座立交橋，像一條金線將沿途城鎮連接起來，完全不亞於我見過的波恩到科隆的聯邦德國公路。

　　曹彭齡武官是北大世家、俄語系主任曹靖華之子，文學造詣頗高，家學淵博，睹物言志，不時大發感慨，動人心扉。武官助理小李在北大與我同年級，我在國際政治系，他在法律系，其連襟陳剛是冰心之外孫，亦是我的攝影朋友。侃起居京朋友，感嘆世界真小，海闊天空一通神侃，不知不覺出去幾百公里。

　　車到魯特巴附近，立交橋下出現加偽裝網的雙聯二十三毫米高炮陣地，操炮的士兵頭頂鋼盔，懶洋洋地在陽光下打盹兒。公路兩側的高壓輸電線像被刀砍過一樣散亂一團，巨大的架線鐵塔被炸翻在地。路上被炸毀的四十噸油罐車和翻在路旁的巨型集裝箱卡車不時可見。公路上有美國空軍標準裝備二十毫米火神機炮掃射的痕跡，一枚火箭命中路中央的隔離帶，鋼板斷裂，扭曲一團，一輛公共汽車斜在路基上，大火後風吹雨打，早已銹跡斑斑，失去了本來顏色。我們的汽車竭力躲閃著彈坑，不料還是軋在一塊炸彈皮上，右後胎爆裂，司機緊踩剎車，橫扭著衝出一百多米才停住。

　　鄭大使指著我鼻子說：「唐老鴨，出門前你胡說八道什麼來著，看你們的車，先撞壞車門，再讓人走私麵粉，現在又車輪放炮，全是你『妨』的！」我朝他大喊：「我是福將。半個月前撞斷十二根隔離樁都沒事！這全賴你們小李昨夜看見黑貓『妨』的！」

　　趁換車輪之機，大使、曹武官、小李和我跑到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武官揀了一塊魚形彈片說要拿回家做盆景，我拍了張負片對武官說：「我要把這張照片投給北大校刊，讓北大看看她培養出的這幫東西！」

　　車到Ｒａｍａｄｉ和Ｈａｄｉｔｈａ立交橋，突然拐下普通公路，司機說前方的路面被徹底炸斷。武官告訴我，西方將Ｈａｄｉｔｈａ列為化學武器基地，屬重點轟炸目標。我們車隊沿一條鐵路緩行，前面是一個小編組站，一列球型油罐車裝的不知是什麼寶貝液體，正靠在站台上。車站未遭襲擊，一群兒童赤著腳在站前沙地上踢足球。十字街頭，一輛大拖曳車正拉著兩輛輪式裝甲車向北開去，裝甲車上的加農炮直指藍天。在一幅巨型薩達姆像前，幾個共和國衛隊士兵攔住我們的去路，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曹武官用阿拉伯語回答說：「中國使館！」一位民兵竟用標準的英語說：「歡迎來巴格達！」曹武官說，這座城就是安巴爾。

　　十六點四十八分，我們緩緩駛上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舊橋，橋頭掩映在樹叢中的五十七毫米單聯高炮歷歷在目，我們已進入巴格達遠郊。成行的樹被攔腰斬斷，露著雪白的新茬兒，有人正用自行車馱著樹幹往家運。遍地是士兵，荷槍實彈，還有戴紅肩章的退伍軍人和持ＡＫ─４７步槍的民兵。不斷有人檢查我們的證件，我們彷彿在千萬雙眼睛中行走。

　　城區一片漆黑，路口站崗的士兵餓得直向我們要阿拉伯大餅。一張烏黢黢小臉上全是髒兮兮鬍茬子，嘴唇乾裂，雙睛如豆。乾瘦的小手有如貓爪。可見多國部隊打擊下的阿拉伯弟兄已經餓得小鬼不如。

　　使館內沒水、沒電、沒汽油。車庫中所有汽車的油箱全被撬開抽乾，我們摸黑卸完車上的二十噸貨物，每人泡了一包即食麵。武官助理小李和我兩個一米八幾的大個兒擠在一張單人床上共度良宵。入夜，我不堪屈辱搬到地板上，一覺到天明。

　　睜眼一看，鄭大使司機老王和報務陳林已在使館上空升起一面嶄新的五星紅旗，藍天白雲，分外鮮艷。晴空裡馬達轟鳴，例行偵察的美軍Ｆ─１５戰鬥機正劃過巴格達上空，故意在拉煙層拖著長長的尾流，像一隻鉛灰色的蒼蠅。

我們的家

　　過早地開花，到結實的時候就是苦果了。

　　　　──卡爾．海因茨．馮．古德里安

　　※※※

　　一到巴格達，頭一件事是打掃衛生。昔日天方夜譚中美麗的巴格達，此時僅是一堆沾滿污泥的、骯髒的水泥建築。美國人高興什麼時候轟炸就派飛機來轟炸一番。由於戰爭停了兩個多月的電，我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四隻冰箱全臭了，山珍海味成了十足的動物的屍體。魚肉化作膿血流得遍地都是，腐肉用手一觸，就化作一攤爛泥，蒼蠅成團地往臉上撞，有一隻竟飛進我嘴裡。清理足足用了一整天。

　　我們院子裡也落下過一枚「炸彈」。一個直徑三米多的土坑早已被人填上。可房東說這是一架無人駕駛的偵察機幹的，憲兵在上面發現了個高級照相機。

　　夜裡沒有電，房東送來兩包蠟燭，是伊拉克自己產的，長得像我的大拇指，忽粗忽細，蒼白無力，用火柴一點，噼啪亂響，火苗忽大忽小，黑煙騰騰。房東老太太笑著說她家裡還存有中國蠟燭，可捨不得用。她再三感謝一月十四日凌晨撤離前我送給她的防化服和防毒面具。

　　清理完我們分社，首席朱少華和我開車出去看看其他中國單位。市中心的解放廣場靜悄悄的，部分商店照常營業。人們在彈坑前做著各種交易，一架帶液晶後背的「佳能小霹靂」相機才賣三十美元。

　　從外觀看，中國成套設備出口公司完好如初。可中國民航辦事處的玻璃被打碎了一塊，用木板頂住。存在屋後水池中的十幾桶汽油已蕩然無存。我找來一根木棍撈了半天，連空桶都沒撈著。中建公司可就更慘了，我和老朱翻牆跳進院內，養魚池中一條黑狗想朝我們呼救，可餓得已經叫不出聲來。這傢伙大概餓極了跳進乾涸的水池抓魚吃，可體力消耗太大，再也爬不上來。老朱幫我把這黑傢伙抱上岸，弄了我一身臭泥。這黑狗長得很像我在秦嶺拍熊貓時候的獵狗「魁恩」，當時「魁恩」每夜都和我一個被窩睡覺。可眼前這傢伙卻是一條十足的可憐蟲，牠把嘴緊貼在我鞋上，兩隻前爪平伸，喉嚨呼呼響，不停地舔我鞋上的污泥。我找來一盆清水給牠喝，這傢伙一對水汪汪、亮晶晶、清澈見底的大眼睛純潔天真，真像我在北京養的老貓「大咪」。

　　中建公司後院車庫中的汽車油箱與中國使館內的汽車一樣全被撬開，汽油抽得一乾二淨。２９０８豐田皇冠車僅剩一隻車輪，它旁邊的一輛「平治３００」連引擎蓋上的平治標牌也被人掰走。

　　正對總統府的「７．１４」鋼索橋被整個摧毀，「自由者」橋還算完好無損，可離它不到八百米的「共和國」橋被炸成四段，墜落江中。事後聽一位朋友講，橫穿巴格達的底格里斯河上共有十座大橋，其中三座被摧毀。

　　與中國使館毗鄰的阿富汗使館外的空地挨了一顆炸彈，鐵絲網圍牆被撕開一個七八米的大口子，樹木焦糊，扭曲的彈片嵌進樹幹。曹武官和我在樹幹上剝下許多彈片。

　　街頭靜悄悄，汽車很少，大都靜靜地停在路邊，開動的幾乎全是軍車。自一月十七日戰爭爆發以來，伊當局下令停止向市民供油，每輛車每二十天可憑卡購買汽油三十升，這僅夠我們平治油箱的一半。黑市汽油每升七─十第納爾，比官價汽油貴九十倍。

　　汽車靠邊，人們紛紛以自行車代步。連巴格達市中心富人區──曼蘇爾區的富豪子弟也開始學騎自行車。我為了照相而去與他們交朋友，與他們一起騎車兜風，發現他們中除伊拉克自產的「巴格達」牌外，還有不少中國的「飛鴿」和「金鹿」。「齋月十六日」大街一家自行車店的普通中國造２６飛鴿男車售價竟達四百─五百第納爾，合官價美元一千五百多，而稍好些的台灣造變速軸的自行車售價則在二千官價美元以上（官價一第納爾等於三點二二八美元）。

　　糧食因短缺已不得不實行配給制，黑市議價糧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漲了幾十倍。拉希德大街上的白麵（精製麵粉）黑市價每公斤七第納爾，比八月二日入侵科威特時的每公斤○點○五四第納爾上漲了一百二十九倍。在巴格達最繁華的拉希德大街的薩達姆像下，黑市交易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四百克裝ＮＩＤＯ奶粉原價零點六第納爾，黑市價九第納爾；二點五公斤裝奶粉原價三點六第納爾，黑市價五十第納爾。

　　自來水奇缺，新華社只有花園裡的自來水夠得上細水長流，用它沖完的膠卷掛著一層莫名其妙的白霜。外國記者一度居住的拉希德飯店一層大廳的洗手間全上了鎖，唯有靠近餐廳的廁所開著。我進去撒了一泡尿，可是沒有水沖。富人居住的曼蘇爾區二樓以上斷水，只有一樓的水管才有涓涓細流。在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人們手端塑膠盆、水桶，圍著街心細細的自來水管排隊取水。中東的烈日高懸當頭。據當地德高望重的哈爾米醫生講，由於缺少消毒劑和殺菌劑，巴格達的自來水已不符合衛生標準，無法飲用。隨著夏季來臨，巴格達白天氣溫可達四十度─五十度，伊拉克南部一些地區盛夏時最高氣溫達七十度，那時缺水現象將進一步嚴重。拉希德飯店的噴水池現已乾涸見底，亭亭玉立的阿拉伯少女噴水雕塑銹跡斑斑。

　　入夜，我們驅車橫穿巴格達，但見點點燈光寥寥無幾，即便是這些燈光，也有許多是私人小發電機發的電。由於巴格達南郊的都拉煉油廠和都拉發電廠被徹底摧毀，巴格達成了黑暗之城。據曼蘇爾區一位著軍裝佩手槍的負責人講，政府正設法集中巴格達附近的中小電廠向巴格達供電，但由於能源不足，情勢仍很緊張。拉希德大街的發電機市場由此興隆起來，一台四千瓦的二手本田柴油發電機賣價八千第納爾（合二萬五千官價美元）。

　　中國人稱阿卜杜．瓦哈卜廣場為「劉文學廣場」，因為這裡矗立著一座酷似劉文學的雕像，其實這是薩達姆等人當年行刺卡塞姆的紀念碑。這裡的黑市美元一日一變。戰前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丹麥人曾用五點五六的價格拋出美元，而今已上漲到六點六八美元。而官方規定一第納爾為三點二二八美元，倒掛竟為十八倍（到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四次去巴格達時，一美元竟可換一百第納爾）。形形色色的「倒兒爺」們把千奇百怪來路不明的各種物品拿到黑市上換美元。

　　一月十三日我曾光顧的乍巫拉影院已經關門，往日流行的歐美片和電視連續劇已經絕跡，巴格達電視台只播放一套節目，信號極弱，顏色忽有忽無，彷彿下小雨，除政府聲音外，全是阿拉伯歷史劇。

　　原來十六版的官方《共和國報》已減至八版，紙張質量低下，油墨黯淡，照片模糊不清。英文的官方報紙《巴格達觀察家報》已經停刊。

　　全城已沒有電話，因為所有的通訊中心、電話局全被美軍摧毀。與外界聯繫全靠架在拉希德飯店的三部衛星電話，分別屬ＷＴＮ、ＡＰ和ＶＩＳ　ＮＥＷＳ（Ｒｅｕｔｅｒｓ，ＮＢＣ，ＢＢＣ）三家所有，對外開價每分鐘一百五十美元到二百美元不等。

　　在薩東大街路口，兩個神色詭秘的青年攔住我，問我支持美國還是支持伊拉克。我說我聽不大懂，我是個攝影師，不懂政治，但我媽說我一生出來就是伊拉克人民的忠實朋友。這兩人一聽惡狠狠地問：「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應該知道，我們庫爾德人快餓死啦。」

　　市內所有的路口，都有安全警察、士兵、共和國衛隊和民兵把守，盤查過往車輛。我們由於是中國人而備受禮遇，獲免檢待遇。警衛拉希德大街拉菲丹國家銀行的士兵見我們重返倍感親切，擁抱不止，並忙著索要上次我給他們拍的照片。

　　入夜，美國飛機轟鳴而來，吵得人睡不著覺，沒有地面武器還擊。戰後德國總理阿登納說過：「忍耐是戰敗者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

劫後巴格達

　　忍耐是戰敗者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

　　　　──阿登納

　　※※※

　　三月十八日，我們重返巴格達的第三天。

　　一大早，我像餓紅了眼的惡狼，坐在中國駐巴格達使館門口的馬路牙子上等計程車。可巴格達的計程車好像全跑到爪哇國去了，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連個車影子都沒有。

　　直到中午十一點，我總算到了聞名遐邇的拉希德飯店。飯店大門口一扇鐵門緊閉，客房大廈的玻璃自動門被一扇僅可一人通過的三合板木門取代。所有的玻璃全貼上了「米」字形防空膠條。

　　飯店裡沒有電，當然也沒有電梯。３１２房間ＮＢＣ的不乾膠紙依然五彩斑斕，可屋內已易主人，幾個伊拉克官員正坐在裡面喝茶。１１６房間居然還住著個「巴解」記者，正在吃午飯，桌上地下擺滿了各種即食食品，其豐盛程度令我驚訝不已。

　　伊拉克新聞部的「小鬍子」見我一頭撞進來，不由得大吃一驚，「唐，你怎麼又來了，不是所有外國記者全離境了嗎？」我說我是上個主麻日（三月十五日）隨中國大使一起重返巴格達的，這傢伙聽罷竟有些肅然。

　　我說作為人民中國「新華社」的攝影記者，我有義務拍戰爭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苦難，並將其展示給世界人民。「小鬍子」一擺手，「我明白了，你得等我去請示一下。你知道，現在全城沒電話。」

　　我一個人被「曬」在大廳裡坐等，又冷又餓又憋得夠嗆，連推了幾個廁所全鎖著門，最後才找到靠近餐廳的廁所，總算有個沒鎖的。

　　踱出大廳，美聯社記者正狗撒尿般蹺著大腿用衛星電話發稿。我挺在行地問「美聯」，一分鐘多少錢？他翻了翻白眼：「至少一百五十美元，但不能傳圖片。」我衝他隨手摁了下快門，拍了張這小子的尊容。

　　返回大廳，「小鬍子」還沒回來。我半躺在大皮沙發上養神，仰面朝天數著天花板上的吊燈，盡量提醒自己要耐心等待。猛然一陣香風拂面，不知何時對面坐了兩位阿拉伯少女，我們彼此無言，各想各的心事。

　　這時又過來一個小伙子，一臉的無知相可偏戴了一副名牌的羅登斯德眼鏡，他坐在我旁邊情不自禁地和那兩個姑娘套磁。大概想露一手，他竟用英語問我：「日本人？」我搖搖頭。「朝鮮人？」我又搖搖頭。「台灣人？」我朝他大喊：「怎麼你沒見我身上的五星紅旗嗎？！」小伙子說：「對不起，原來是俄國的。」

　　儘管我愛搭不理，小伙子並不生氣，面帶微笑地問我在這兒幹什麼。我說在等新聞部官員，那位官員答應帶我去拍美國人轟炸民房的現場，讓我等「Ｓｈｉｗａｙ─Ｓｈｉｗａｙ」（阿語：一會兒），可我已坐了兩個鐘頭。小伙子一聽說：「那邊是主管阿拉伯事務的頭兒，你為什麼不直接去請示大人物呢？」

　　這個大人物身著筆挺的灰西裝，五十歲上下年紀，頭戴阿拉伯花格頭巾，兩撇鬍子挺像阿拉法特。我用英語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一遍，他聽罷大吼一聲，「小鬍子」變戲法似的跳了出來，連說「Ｎａｍ　Ｎａｍ」（是，是）。

　　「小鬍子」把我交給一個高個兒、戴眼鏡、花白頭髮的斯文男子。「小鬍子」一走，斯文男子就問我餓不餓，儘管我早已餓得看什麼都是雙影，可硬挺著咕嚕作響的肚子說不餓。他拍了拍他的肚子，「可我餓了。」我說：「哦。」他又問：「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去吃午飯嗎？」我堅決地說：「我吃過了，我可以在這裡等你。」由於我口袋中根本沒有夠我一個人在外面吃一頓飯的錢，一個人餓著肚子站在瀰漫著食物香味兒的大堂裡，儘管腥膻之氣不合口味，可仍然充滿了誘惑，讓我想起飢腸轆轆的大學時代。原來任何人在飢餓面前都有淪為乞丐的可能。

　　又過了半個小時，斯文男子終於回來了，告訴我一小時一百個伊拉克第納爾（合三百三十二官價美元），我說行。他捅了我胸口一下，「換美元嗎？」我說：「對不起，我的美元已經換給拉菲丹銀行了。不過明天我可以幫你想辦法。」

　　我們雇了輛紅色「皇冠」，看樣子司機是斯文男子的朋友。我們先到了被炸成四截兒的「共和國」橋。斯文男子從西裝口袋中掏出個小本子一晃，守橋的共和國衛隊閃開了一條路並告訴我只許站在哪個位置、朝哪個方向拍。

　　照完後，我爬上了斷橋，兩個共和國衛隊士兵仍然緊跟著我，我用腳掌走路，後仰著身子，沿斷裂後墜向底格里斯河的瀝青橋面往下走，直到陡得往下滑時，才連滾帶爬地回來。士兵見狀哈哈大笑，讓我站直了別動，圍在我背後讀我攝影背心上的阿文字「人民中國．新華社」，連豎拇指，「中國，好。」

　　地方政府部和司法部坐落在同一街口，都已被徹底炸毀，持槍士兵和民兵正檢查過往車輛，一群小孩在廢墟上撿木頭，髒兮兮令人心酸。司法部看似完好的廢墟門口有一座十來米高的薩達姆畫像，可惜太側了，二十四毫米鏡頭收不進去，我變換著角度，試圖將其和被炸毀的大樓拍在一起。這時來了幾個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抓住我的胳膊不許照相。幸虧斯文男子走過來，掏出個小白牌向他們一晃，老百姓才立即散去。

　　市中心長途汽車站附近的一座百貨商店被炸散了架，根根鋼筋直指晴空。由於有斯文男子保駕，我爬上炸爛的混凝土塊鳥瞰腳下清理雜土的推土機。正得意時，只聽「叭」的一響，不好，褲襠裂了。我的第一條牛仔褲在以色列內格夫沙漠演習爬坦克時剮爛一條褲腿，第二條昨晚幫使館清理冰庫中的臭肉弄了一身膿水，沒水洗扔在了分社，第三條太瘦，致使如今登高現眼，逗得看熱鬧的阿拉伯人哄堂大笑，窘得我頓時英雄氣短。

　　此次海灣戰爭，美國及盟國使用了激光制導的「靈巧炸彈」，它可以精確地命中目標，鑽入建築物腹內爆炸，造成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觀：建築物的外部主體結構安然無恙，而腹內則被炸得一乾二淨。

　　英國聖桑切斯特軍校的一位教官曾把八十年代初的馬島戰爭比作「昨天的戰爭」，而把以色列攻打貝魯特的黎巴嫩戰爭比作「明天的戰爭」。當年，以色列就曾使用過類似的炸彈將巴解炸出貝魯特。

　　中國使館附近的一座「阿米里亞」地下掩蔽所鑽進了兩顆「靈巧炸彈」，炸死了一千五百人（伊通社數字，西方媒介報導為四百人）。掩蔽所附近的住家門口都掛著黑色挽幛，上書白字。斯文男子說，這些人家就近躲入掩蔽所，結果舉家蒙難。看到有我這個外國人在此拍照，一群排著隊的受難者家屬慷慨激昂地向我控訴美帝罪行，好像我就是喬治．布希。

　　外國記者居住的拉希德飯店安然無恙，可與其只隔一條馬路的伊拉克議會大廈被炸掀了屋頂。許多建築物表面看來完好無損，只是窗口有煙燻火燎的痕跡，腹內卻已被炸空。據傳，巴格達的能源基地都拉煉油廠和都拉發電廠全是這樣炸毀的，可惜這兩處不許參觀。

　　在ＩＢＮ─ＳＡＬＭ大街，Ｂｉｓｈｉｒ　Ｐｅｔｅｒ一家被夷為平地，僅他一人倖免，拄著枴杖瘸瘸地走。陪我的斯文男子見我面露憐憫之色，便義憤填膺地朝對面的ＡＨＲＲＡＡ　ＧＥＲＣＨＯＲ教堂一指，「他們還轟炸教堂。」

　　在廢墟中撿木柴的伊拉克兒童見我照相，競相圍上來，高擎著手中的破木塊，興高采烈地大喊「索拉，索拉」（照片，照片）。望著他們純真美麗的大眼睛，我不禁珠淚潸然，心酸欲碎。

去南部──什葉派地區烽煙又起

　　假使法軍不在杜穆裡茲大敗，山嶽黨人也不會奪取政權。

　　　　──約米尼《戰爭藝術》

　　※※※

　　與友惠小姐約好，三月二十六日一起去看轟炸現場，所以不到七點就匆匆起來做早飯，沒有煤氣沒有電，只能用礦泉水沖奶粉。

　　友惠小姐是位日本姑娘，他們十位日本人組成了一個「海灣和平團」，帶了一車藥品和食物來援助巴格達，可來後又挺失望，她「擔心物資到不了需要的人的手裡」。

　　與分社文字記者江亞平一道趕到拉希德飯店，江去樓裡找日本人，我則守在門口，以防與日本人走岔了，北京警察管這一手叫「蹲坑」。我這人總喜歡邊想邊幹，手腳眼耳口鼻並用，隨機應變，在等待中盤算著下一步怎麼辦。我最精彩的靈感總是在無意中產生。江進去了好久，我忽然看到伊拉克新聞部的「小鬍子」走了進來，他朝我一咧嘴，「唐，去不去，一千五百伊拉克第納爾。」我說太貴了，我還是跟日本人走。可轉念一想，他要去幹什麼我還沒弄明白，怎麼就拒絕了呢。正巧這時日本朝日電視新聞（ＡＳＡＨＩ　ＴＶ　ＮＥＷＳ）的伊拉克僱員侯賽因．馬根走過來，我拉住他問今天要去哪兒，侯賽因朝我大喊一聲：「去南部。」就抱著攝影機鑽進一輛紅色「皇冠」，尾隨「小鬍子」的另一輛紅色「皇冠」飛馳而去。

　　好不容易等到江從飯廳裡出來，我一把揪著他跑到飯店門口，告訴他有更好的買賣了。一位西裝筆挺的男子走過來，張口開價「１７５０，這是新聞部定的官價」。一輛乳白色「皇冠」開過來，我們一頭紮了進去，一看手錶，早上八點整。

　　出巴格達向南，都拉煉油廠和都拉發電廠已成廢墟。兩輛Ｔ─７２型坦克扼守著通往南方的八號公路，炮口對準公路盡頭。沿途不斷地有憲兵攔住我們，司機用阿語一解釋，立即放行。司機名叫蘇海爾，車開得挺猛，時速一直沒下過一百二十公里，甚至敢鳴著喇叭超軍車。江亞平嘰哩咕嚕地與司機交談，弄得本來會不了兩句半英語的司機蘇海爾直分神，車到尤斯費厄竟開錯了方向。幸虧我瞄了一眼坦克車後面的路標，大喊「Ｓｔｏｐ」，才撥亂反正。

　　沿八號公路南下，不時可見路旁虎視眈眈的Ｔ─７２坦克。這種蘇製Ｔ─７２主戰坦克是七十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戰後第三代坦克。火炮為一百二十五毫米滑膛炮，可發射穿甲彈、破甲彈及榴彈等多種炮彈，採用自動填裝機，火炮發射速度可達每分鐘八發。火控系統則配備有電子計算機、紅外夜視儀、激光測距儀等裝置。火炮口徑大，火力強，初速高，裝甲防護性好，外形低矮，不易被擊中，最大時速六十公里，涉水深可達一點八米。其前裝甲位置有一塊三角形鋼板，與Ｔ─６２及中國的「５９」和「５９改」型迥然不同，極易識別。

　　在泰菲安橋頭，竟看見一輛法國造ＧＣＴ─１２０毫米裝甲自行火炮。巨型油罐車不時從我們車旁咆哮而過。成隊的大型平板拖車載著雙聯三十七毫米高炮、Ｔ─６２坦克向北疾馳。路旁可見軍用帳篷和帳篷旁拾柴禾的黑袍阿拉伯婦女。

　　九點，我們離開八號公路向東拐入一條岔路，兩輛不明型號、重心極低的履帶裝甲車緊扼路口。右前方四十五度是一個龐大的無線電陣地。一隊軍車迎面飛速駛來，一輛平架著三十七毫米高炮的蘭德羅孚吉普開道，操槍的士兵頭戴尼龍軟帽，只露雙眼，大風鏡上是塗了迷彩的鋼盔，令人不寒而慄。

　　十點鐘，我們由岔路拐上巴格達到巴士拉的六號公路。顯然這條路正在運兵。大型平板拖車正將數不清的Ｔ─６２、Ｔ─７２和「５９」「５９改」式坦克由南方運往北方。為了節油，軍用卡車則由直徑七八厘米、長五六米的鋼管做硬牽引，三四輛卡車一個編隊，由大馬力的ＭＡＮ或平治、斯堪尼亞牌卡車牽引，餘車熄火滑行，緊隨其後。路旁沙地上，一輛Ｔ─７２坦克和一輛履帶裝甲車沿著公路往北狂奔，弄得飛沙走石，征塵滾滾。

　　十點四十五分，進入巴格達南一百六十公里的庫特，關卡告訴我們，的確有伊拉克新聞部的兩輛紅車開過去。庫特城裡的大轉盤上停著一輛巨型坦克，好像是英國的「百人酋長」式。奇怪的是，由巴格達到庫特這段通向巴士拉的公路竟未受到盟軍的空襲，連路旁的高壓輸電線也完好無損。

　　十二點，距南部屯兵重鎮阿馬拉還有六十公里，我們再次被共和國衛隊截住，司機蘇海爾打開車門鑽出車去，與士兵耳語了什麼，我們立即被放行。藉停車撒尿之機，我仔細打量了我們的白色「皇冠」，居然掛的不是紅色出租牌而是白色私車牌。我們的司機是個特務。

　　繼續前進，依然是數不清的坦克、自行火炮，右前方四十五度居然還有一架「米─４」直升機在盤旋，顯然，裝甲部隊正在這段瀕臨洩湖區的快速路上集結，然後搭乘大型平板車北上。我注意到，一些軍車上畫有白底紅字的「紅新月」標誌，一輛法製ＧＣＴ自行火炮的側裝甲上竟畫了直徑一米的「紅新月」。

　　十二點三十四分，我們駛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一座舊橋，進入位於巴格達東南四百五十公里處的軍事要塞阿馬拉。底格里斯河從該城穿流而下，經過巴士拉後注入波斯灣。阿馬拉不僅扼守巴格達到巴士拉的水陸路交通，而且東距伊朗邊界僅四十公里，是伊拉克南部的重要軍事要塞。據伊拉克當局介紹，不久前一些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穆斯林控制了該城，直到三月十六日伊政府軍才收復了該地。

　　阿馬拉城外，一座五米高的伊拉克士兵塑像被榴彈打成三截兒匍匐在地。像沿途一樣，這裡也嚴禁照相。雕像背後的十字街頭有槍戰過的痕跡。一座兩層樓被火箭彈擊穿一個一米見方的圓洞，屋角坍塌下來。伊拉克政府軍士兵蹲在雙聯二十三毫米高炮後面，炮口平伸，當作戰防炮使用。

　　在阿馬拉市電訊中心的廢墟旁，我們終於追上了載有伊拉克政府新聞部官員和其他外國記者的兩輛紅車。而所謂其他「外國記者」不過是西方新聞媒介僱用的伊拉克僱員而已，因為伊拉克早已下令所有外國記者必須離境，連ＣＮＮ大名鼎鼎的皮特．阿內特也被趕到了耶路撒冷。

　　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官員不客氣地拉開我們的車門，一屁股坐在司機旁邊，揚起右手，讓我拍阿馬拉市被炸毀的電訊中心，「這些全是美國人幹的，所以伊拉克沒有電話了。」我跳下車，蹲在路邊，等有幾個伊拉克士兵進入畫面時按下快門。不料阿卜杜拉鑽出汽車直指我的鼻子，「不許拍軍隊，我警告你，你拍了兩張。」我解釋說我需要有些活動的人作前景，可阿卜杜拉強硬地說：「這我不管，但決不許拍軍人。」

　　在阿馬拉市政府門前，我們奉命停車。此次我學乖了，先問阿卜杜拉可以拍哪兒。市政府斜對面馬路中央，一輛掛黑色軍牌的汽車被燒成一堆烏鐵。阿卜杜拉說：「從現在開始全是穆斯林什葉派的暴行。」據他介紹，「三月二日至十六日，受伊朗支持的穆斯林什葉派叛亂分子在此燒殺搶掠。他們乾脆就是伊朗人，連阿拉伯話都不會講。」

　　在中東地區，伊朗人（即古波斯人之後）與伊拉克為首的阿拉伯人矛盾由來已久。歷史上這兩大文明古國的種種衝突，阿拉伯帝國穆罕默德逝世後由於繼承權問題形成的宗教矛盾。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故意在兩伊間製造矛盾以便從中漁利，伊朗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的兩伊在政治、宗教、領土諸方面的矛盾有所緩和。一九七九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霍梅尼上台，兩國間一度鬆弛的局勢再次劍拔弩張。

　　一九八○年四月一日，亞洲學聯在伊拉克穆斯坦兩大學召開「世界經濟討論會」，發生兩起爆炸，險些炸死副總理阿齊茲，傷亡數十人。行刺者是名伊朗裔伊拉克人。隨後伊拉克開始驅逐伊朗人，提出收回歷史上隸屬阿拉伯人現為伊朗佔領的大通布、小通布、阿布穆薩三島。一九八○年四月五日，薩達姆首次將兩伊衝突上升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衝突」，其實在我這樣的外人看來，兩者種族上很難區分，宗教上都信仰安拉，只是分屬遜尼、什葉兩大派別。今天的波斯已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只是語言上差別大。就像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書寫也是由右向左，許多數字、單詞發音幾乎一樣。此後雙方互相攻訐，伊朗往往更激烈，甚至製造了薩達姆已被刺身死的謠言。當初霍梅尼遭巴列維國王鎮壓時，伊拉克曾允許他避難，一九七五年兩伊《阿爾及爾協議》後，伊拉克、科威特表示不宜繼續收留霍梅尼從事反政府活動，霍梅尼極為不滿。霍梅尼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後，自以為可以在伊拉克、科威特等其他阿拉伯國家繼續成功。不料由於霍梅尼的宗教國家概念、拒絕歸還三島、堅持「波斯灣」名稱令阿拉伯國家大為不滿。由於三島傳統上歸阿聯酋所有，阿聯酋人少力薄。阿拉伯國家中最富強的老大哥伊拉克自視肩負著維護阿拉伯大家庭的重任。從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開始到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兩伊戰爭打了八年，動用了生物化學武器，戰爭結束時薩達姆出人意料地歸還了佔領的伊朗土地。薩達姆總統繼而實行民主改革，被視為富國強民改革開放的偉大領袖。

　　瑞士軍事家約米尼在《戰爭藝術》一書中稱：「假使法軍不在杜穆里茲大敗，山嶽黨人也不會奪取政權。」伊拉克的形勢就像當年的法國。據伊拉克政府官員介紹，二月二十八日，布希宣佈多國部隊實行停火、海灣戰爭基本結束後，在伊拉克南部什葉派地區出現了反對薩達姆政權的騷亂，它幾乎蔓延到南部和中南部的所有城市，嚴重威脅和動搖著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導的薩達姆政權。伊拉克兩大穆斯林教派──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又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伊拉克兩派穆斯林的矛盾紛爭由來已久。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三二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圍繞繼承權問題，教徒們發生了爭執。多數人贊成阿拉伯的選舉傳統，挑選了巴克爾、奧馬爾、奧斯曼和阿里四位哈里發為穆罕默德的繼承人，以《古蘭經》和六大《聖訓集》為自己的學說，並以此作為立法根據，這一派被稱為遜尼派，也叫正統派。遜尼派由於得到歷代哈里發或政府的大力支持，流傳甚廣，世界穆斯林的８５％屬於遜尼派。

　　另一派則堅持穆罕默德的領袖地位應由其後裔繼承，認為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才是合法繼承人，其餘三人是非法篡位者。支持阿里的這一派被稱作什葉派（什葉，即追隨之意）。什葉派代表了兩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貴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主流階層的願望。就這樣，遜尼派和什葉派正式分裂為兩大教派，兩大教派的鬥爭貫穿了以後整個伊斯蘭教的歷史。

　　在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中，伊拉克是僅有的幾個什葉派佔多數的國家之一，什葉派佔全國穆斯林總數的６０％，聚居在伊拉克南部地區。雖然什葉派人數多於遜尼派，可後者卻地位優越，在伊拉克政府機關及軍隊裡佔有重要位置，歷史的結怨加上現實的矛盾，如兩派因社會地位懸殊，造成了尖銳的利益矛盾與權力之爭，使得伊拉克兩派穆斯林難以調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伊朗宗教領袖、什葉派的霍梅尼曾流亡到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對伊拉克什葉派造成很大影響。這使伊拉克當局十分氣惱，其間將四萬什葉派教徒驅逐出伊拉克。而一九七九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在伊朗取得成功後，伊朗成了海灣國家唯一的什葉派穆斯林掌權的國家，這對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是極大的鼓舞。伊拉克當局為此又清洗鎮壓了上萬名反政府活動分子。在兩伊戰爭中，伊拉克反政府組織曾策動過什葉派反對薩達姆活動，但都遭鎮壓。現在，一度被壓下去的伊拉克什葉派反政府勢力在海灣戰爭後又冒頭了，它趁伊政府軍潰退之機迅速在南部活動起來，並一度控制了南部重鎮巴士拉。伊拉克當局不得不抽調軍隊來對付這股反政府勢力。

　　在奪回的阿馬拉市政府門口，一門二十毫米四聯高炮橫在路中央，幾位頭戴乳白色鋼盔穿作戰服的伊政府士兵虎視著過往行人。他們身後有一輛架著無後座力炮的美式吉普。市政府樓頂一面伊拉克國旗在烈日下懶洋洋地飄舞著。樓前小廣場的四角則佈滿了八十二毫米迫擊炮，不知是戰利品還是防守武器。

　　在一位戴黑色貝雷帽的陸軍少校陪同下，我走進這座兩層樓的建築物。一進樓門，迎面高懸著一個一尺見方的嶄新玻璃鏡框，裡面是一幅薩達姆的黑白照片，在四壁滿目瘡痍中分外顯眼。阿卜杜拉指著滿地的灰燼讓我拍，我一通猛拍以示合作，可光線太暗，我的ＳＵＮＰＡＫ─３０００領時就是二手貨，此時怎麼也不肯「賞光」亮一下。

　　出得樓來，陪我們的陸軍少校指著二樓一個被火箭彈擊穿的大洞讓我「索拉」（照相），我朝那邊望去，幾個伊拉克士兵正持槍站在洞口，擺出姿勢等我照。我得先請示阿卜杜拉，他把眼睛一瞇，「我已經警告過你。」其嚴厲的表情和斬釘截鐵的手勢使我知難而退。陸軍少校一縮脖子，再也沒敢吭聲。

　　門外廣場上，乘另外兩輛「皇冠」到此的伊拉克新聞官、司機及四位為外國新聞單位僱用的伊拉克人，讓我走慢點兒。朝日新聞電視台的侯賽因．馬根和ＶＩＳ　ＮＥＷＳ的小瘦猴爭著拍我，還讓我亮出左胸上的五星紅旗及後背上的中、英、阿文「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侯賽因．馬根說：「唐才是徹頭徹尾的外國記者，紅衣服也很漂亮。」

　　下午一點三十分，我們奉命離開阿馬拉返回。三點三十分，途經庫特停車參觀一座被燒燬的建築物。門口一巨幅薩達姆像，雙手平端一個大簸箕，一副勞動人民的模樣，高達五六米，居然完好。一位一瘸一拐頭纏阿拉伯頭巾的老頭兒，拄著枴杖領我們進去拍照。老頭手腳亂抖，義憤填膺地大罵穆斯林什葉派。

　　再往前是庫特的商業街，許多士兵正在喝加香料的土耳其咖啡，旁邊居然還有烤羊肉串的，腥膻之氣刺鼻，這在食品短缺的巴格達是看不到的。滿街都是兵，可陪同的新聞官只讓我們拍對面被燒燬的超級市場，但我和侯賽因．馬根對此不感興趣。我們的陪同阿卜杜拉買了一大塑膠袋食品帶上車，準備帶回巴格達，顯然這裡的食品比巴格達充裕。

　　阿卜杜拉示意開車，向左伸出的大毛手勾住司機的椅背，左腕上一塊金光閃閃的大金錶赫然在我眼前，上面印著「Ｃ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我故作崇拜地問：「阿卜杜拉，你陪過ＣＮＮ？」他吐了口煙，「當然，皮特．阿內特。」他左腕動了動，「在中國也能看到ＣＮＮ嗎？」

　　沿六號公路返回巴格達，路旁仍是裝甲兵陣地，大約每一公里就有一輛裝甲車在路旁警戒。士兵們在夕陽中生火做飯，炊煙裊裊，金烏西墜，令我產生一種「斷腸人在天涯」的思鄉惆悵。

去北部──庫爾德難民逃難記

　　一盎司的成功，需付一加侖的鮮血。

　　　　──喬治．巴頓

　　※※※

　　四月一日，凌晨四點，巴格達首席老朱把我叫醒，沒電，我們摸黑用涼水擦了一下臉，然後扛起鐵鍬去拉屎。由於水電無保障，樓內的沖水馬桶根本沒法用。夜漆黑如墨，我們打著手電仔細挑選地面，因為附近已被我們「拉遍」。

　　五點整，我們趕到拉希德飯店。記者們正在樓下靜立，等候伊拉克新聞部官員到來。除約旦記者自己開一輛「尼桑巡邏兵」外，所有西方記者俱財大氣粗，掏出整打的美元，雇伊拉克新聞部的汽車。戰時伊拉克規定，所有外國記者外出，必須乘新聞部的車，不許隨便自己僱車，連狂得不行的ＣＮＮ也得服從。我們則受到優待，獲准開自己的平治２６０，但必須讓一個新聞官員「全陪」，服從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給我們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周他曾陪我拍過挨炸的兒童奶粉廠。穆罕默德檢查了我們後備箱裡的一百五十升備用汽油後下令上車待命。

　　直耗到六點鐘，我們才接到出發的命令。所有汽車全編了號，必須依次行駛，不得超越。約旦記者被編在我們前面，大鬍子攝影記者朝我揮了一下特大號煙斗，「但願路上別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剛學的法語：「Ｂｏｎ　ｖｏｙａｇｅ（一路平安）。」

　　由於通往基爾庫克的二號公路正在運兵，我們不得不向右繞行走另一條低等級公路。

　　駛過小扎卜河大橋，左側叢林中有幾十輛燒燬的ＩＦＡ牌軍用卡車。路邊開始出現燒燬的建築物。持ＡＫ─Ｍ步槍的愛國民防團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檢查過往車輛的證件。

　　天氣仍很陰晦，像雨後的湘西張家界，霧氣迷濛，令人懷舊、憂怨、傷感。公路兩側被火燒燬的ＩＦＡ軍車連綿不斷，公路沿線的制高點都築有碉堡，上插紅、綠、白、黑四色伊拉克國旗。向陽的山坡上架滿了雙人帳篷和班用帳篷，窪地中有Ｔ─６２坦克和法製ＧＣＴＩ２０毫米自行加榴炮。路邊所有的薩達姆畫像全被毀壞，上面佈滿ＡＫ式步槍七點六二毫米的彈洞。槍炮聲不絕於耳，我們的車隊在軍車中蜿蜒穿行。

　　中午時分，跟在我們後面的皇冠車直閃大燈，示意停車。原來我們瀟灑的大平治右後輪被彈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氣。趁老朱換備用車胎之機，我又給我們的「大平」加了六十升油。

　　經過六個多小時的飛馳，我們抵達巴格達以北四百公里的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這裡是前天剛收復的。街頭不時可見被擊斃的庫爾德人屍體。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庫爾德農民，誠惶誠恐像驚了槍的兔子一樣四處亂跑。由於天氣轉暖，有的屍體已經開始腐爛，招得成團的蒼蠅亂舞，絳紫色的污血在柏油路上龜裂，臭氣沖天。

　　一向被視為伊拉克騷亂根源的庫爾德問題再次引起了國際關注。很多中東問題專家認為，庫爾德問題不但關係到薩達姆政權存亡，而且正在成為關係到伊土、兩伊和敘伊關係的地區性棘手難題。

　　庫爾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亞庫爾德斯坦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庫爾德斯坦地區包括土耳其東南部、伊拉克東北部、敘利亞東北部、伊朗西部和蘇聯的亞美尼亞。庫爾德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絕大多數庫爾德人是伊斯蘭教遜尼派教徒。

　　庫爾德人在歷史上主要以遊牧為生，受居住國或居住地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影響，庫爾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經濟、文化呈現出不平衡發展的態勢，謀生手段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山區居民一般定點放牧或繼續遊牧，平原居民則從事農業，而居住在伊拉克基爾庫克油田地區的庫爾德人則多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約有二千五百萬庫爾德人，他們的大體分佈是：土耳其約一千二百萬，伊朗約五百五十萬，伊拉克約五百萬，敘利亞約五十萬，其餘的則分佈在蘇聯、黎巴嫩、約旦、阿富汗等國。庫爾德人居住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主體民族與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因此說這是個地區性問題。而歷史上殖民主義統治遺留的種種因素，使這種矛盾在伊拉克表現得最為強烈。

　　據同行的西方記者介紹，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蘇萊馬尼亞和埃爾比勒省，其餘的則居住在基爾庫克、摩蘇爾和迪亞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戰期間，排外情緒極強的庫爾德人與英國佔領軍發生過武裝衝突，規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義雖屢被鎮壓，但產生了庫爾德人的民族英雄巴爾扎尼。二次大戰後，從五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巴爾扎尼領導其追隨者屢屢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請求，遭拒絕後又幾次揭竿而起，幾次簽訂停火和平協議。兩伊戰爭中，各派庫爾德反政府勢力再次發起獨立運動。薩達姆不顧戰況吃緊，冒險從前線抽調重兵對庫爾德人進行大規模驅趕，從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約有二十五個庫爾德鎮及四千個村寨被毀，五十萬庫爾德人被驅逐境外，一百五十萬人過著流浪生活。面對庫爾德人的反抗，伊政府軍甚至不惜動用化學武器。海灣戰爭使薩達姆的戰爭潛力和軍事機器遭到嚴重削弱，趁共和國衛隊和伊軍主力東調之機，北部蘇萊馬尼亞、基爾庫克和埃爾比勒三省的庫爾德人再次舉行武裝起義，攻克了蘇萊馬尼亞和埃爾比勒省省會並對基爾庫克油田形成了包圍，伊政府被迫緊急調用精銳部隊平息暴亂。

　　在記者叢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Ｆ─４、一台萊卡Ｍ─６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繡著「ＡＦＰ」，我倆對視了一下對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華」，「你好法新」。

　　八十萬人口的埃爾比勒幾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攔住逃難的車輛檢查，竟從一輛豐田的行李箱中搜出五個孩子。人們似匆匆過客，面無表情，四處全是持槍的士兵，把守路口的傘兵戴著巨大的白框架風鏡，身後軍車上的識別符號用黃泥塗抹蓋住。市內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雙聯二十三毫米高炮，當作戰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彈頭彈夾，扎鞋硌腳，全無立足之地。

　　沒有任何商店營業，幾位政府軍士兵在櫥窗前張貼薩達姆畫像。民房則門窗緊閉，毫無生息。埃爾比勒購物中心門前的巨幅薩達姆像被挖去雙眼，商店遭劫後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們拍攝被破壞的薩達姆像。

　　當地警察局長穆罕默德．諾瑞向我們控訴暴徒的罪行：「三月十一日，暴徒佔領了警察局，燒燬了文件。」薩拉丁大學管理系主任阿戴爾稱：「埃爾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戰鬥即將停止，一切都將結束。」他聲稱至少有十萬「伊朗歹徒」越過邊界到伊拉克來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門口放眼望去，炸彈炸起的黃塵平地而起，炮聲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農炮陣地。坦克拖著沖天的黃色煙塵衝向庫爾德人陣地。

　　市政府左方的十字街頭，五位著黑衣的庫爾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彈孔還在冒血。各國記者蜂擁而上，立即被新聞官員制止。帶隊的伊政府新聞部官員薩東先生大喊，當他數到「五」時，所有記者必須回到車上去，言罷開始數數。各國記者聽到「三」，就紛紛跑回車上。我因動作稍慢，又遭警告：「新華！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四月五日，我們迎著灰霧中冉冉升起的太陽向伊拉克東北部的蘇萊馬尼亞奔馳。基爾庫克的藍天、綠草、小河在我們身旁掠過。石油工人居住的點點英國式小屋，單門獨戶，內帶花園，溫暖恬靜。豐富的石油資源、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條大河橫穿大沙漠中的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倫文明。

　　隨車隊入山，這裡的景色頗似巴格達的宿敵以色列耶路撒冷。路旁班用帳篷連綿不斷，與公路平行的高壓電線全被炸毀，公路上全是軍車，行人都是軍人。一個至少由五十輛軍車組成的車隊，正在路旁休息。車門上的軍徽被黃泥塗抹遮蓋住，偶有剝落，則露出紅三角上的黃色降落傘標誌，這支戴紅色貝雷帽的部隊，顯然是共和國衛隊的一個傘兵師。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向前推進，四十噸集裝箱拖車上擠了上百名士兵，從齊肩高的車幫向外探著腦袋，像運往菜市場的竹簍裡的一群鵝。這些士兵還穿著橄欖綠的冬裝，戴著大風鏡和毛線風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爾。沒有風鏡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圍巾裹住頭，僅露雙眼，渾身上下全是黃土。車身上捆縛了許多白塑膠桶，裝的是備用汽油和水。一些擠在軍車頂上的士兵為防止打盹時摔下來，用帳篷繩將自己身體捆綁在車頂上。

　　二十幾輛軍車組成的小型車隊四處可見，蘭德羅孚吉普上平架著十二點七毫米高射機槍，車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彈發射器，頭戴蘇式鋼盔。路邊向陽的山坡上，Ｔ─７２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曬著軍毯，士兵躺在草綠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陣地旁是蘇製四十管車載火箭炮。空中有編隊飛行的四架米─２４雌鹿武裝直升機，沿公路呼嘯而過。右側是一個簡易前進機場，一架法製ＳＡ─３小羚羊直升機正在降落，吹得黃沙蔽日，像ＶＣＤ盤上的越戰。

　　行至蘇萊馬尼亞市阿德納斯廣場，「全陪」命令所有記者下車照相，我驚喜若狂。此處的軍車與難民擠作一處，亂成一團，以致我連車門都打不開。我的８０─２００毫米鏡頭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環怎麼也擰不動。

　　由此到山口幾十公里被軍車與難民擠得水洩不通。水牛、阿拉伯馬和毛驢拖曳著滿載被褥、縫紉機、大鬧鐘等的木板車在軍車間緩慢挪動。惡臭撲鼻，哭喊之聲震天。由山裡逃出來的難民目光呆滯，疲憊不堪，肩扛各種破爛行李，一個滿臉鼻涕淚水、天真可愛的小孩竟懷抱一隻死去的老鷹。突然身旁響了幾槍，可人頭攢動，並不見有人倒下。

　　我和ＢＢＣ的吉姆雙手一撐，爬上一堵矮牆，這時槍聲不斷，人群大亂，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聞聯播》還播了我站在軍車上的一個鏡頭，媽媽因為沒看清楚，直等到《晚間新聞》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納斯廣場被擊毀的薩達姆像下，一個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國衛隊上校拄著枴杖指揮士兵往前走。在他旁邊有一個懷抱嬰兒的小丫頭，還沒有我的腿高，瑟瑟發抖。我把攝影背心裡能吃的東西全掏給了她。

　　在通往Ｃｈｏａｒｔａ的立交橋下，Ｔ─７２主戰坦克和裝甲車封鎖了橋面，逃難的人似潮湧，軍隊猶如防波堤。士兵們仔細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後方許通過。空中的ＳＡ─３小羚羊直升機用庫爾德語大喊：「一切安全，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ＢＢＣ的攝影師吉姆爬上立交橋頂，從這裡俯瞰前進的軍隊和逃難的難民相對而行，似滾滾蟻群，所不同之處僅是兵蟻與工蟻之別。我不由得想起《悲慘世界》中的一段話：「士兵和市民的屍體並排靜臥，因為他們同屬於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輛Ｔ─７２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進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乾脆摘下昨天摔壞的那台尼康相機遞給他們，任其亂摁一氣，我用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幾句阿拉伯語，得寸進尺地上了Ｔ─７２坦克。可剛摁了兩張，跑過來一個少尉，大聲命令我下來，兩手比劃著戴手銬的樣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國）。」我被帶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動交出相機，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

　　「你不知道上面是軍事機密嗎？」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個影。」

　　「是人民中國嗎？」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國。」說著我轉了一個圈，讓他看清我前胸後背上的字。

　　「下次別往上爬。」

　　「知道了。你沒聽昨天的新聞，人民中國正提議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藥品糧食呢。」

　　上尉連連點頭，「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麼，因為這條新聞是我剛從ＢＢＣ吉姆那兒聽說又添油加醋發揮的，我趁機收起相機，朝他連揮了三遍「Ｖ」手勢，就像我拍反美遊行一樣。

撞車、撞車、再撞車

　　戰地記者的命運賭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這匹馬或那匹馬上，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抽回來。

　　　　──羅伯特．卡帕

　　※※※

　　臨行前，北大一位氣功師哥們兒石松給我占了一卦，說我海灣之行無大凶，但車禍不斷。這一算可嚇壞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師妹、日本留學生平島由美，她特地讓弟弟從日本找了個小蛤蟆要我掛在身上，因為日語蛤蟆唸「凱露」，與「回家」發音相同。

　　我頭一次撞車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災情不重，僅撞癟了計程車的右門。我一看卦算得挺靈，從此坐車只坐後排，而且總是繫緊安全帶。

　　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的小陸是北大７５級的，為人特仗義，開車技術也高，四年來從未出過事，眼看一筆數目可觀的行車安全獎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轉飛機、辦簽證，他沒少義務幫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亞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陸開的是使館的沃爾沃７４０ＧＬ，據說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車。小陸輕車熟路，可我總是習慣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遠處海面上三塊巨石，就是司愛與美的女神阿佛羅狄忒誕生處。可由於滂沱大雨，什麼也看不清。眼看離尼科西亞還有二十英里，我們就要到家，不料斜刺裡鑽出一輛粉紅色的小福特，沒亮轉向燈就上了快行線。當時我們的時速至少有九十五英里，一下子就頂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來的情景一連有好幾年我怎麼也揮灑不去：眼前彷彿是在演慢鏡頭，小紅車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轉著滑去，掃斷十二根中心隔離樁，車內雜物飛得滿天都是，小陸一腳剎車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麼從後排座位上飛起來，撞斷前排枕頭的靠墊，又打在小陸脖子上的。碰巧路過這裡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長目睹了全過程，立即用他車上的無線電話通知了中國大使館。警方當即裁決，責任全在小紅車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陸的脖子全不能行動自如了。

　　第三次撞車是在伊拉克。當時聽說美軍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難民營，我們就開始摩拳擦掌，由於路途太遠，得幾個人輪著開。首席老朱技術最精，從凌晨五點開到上午九點三十分，跑的全是沒有燈光的夜路，險情叢生。我照例坐在後排，將自己緊緊捆在座位上，估計我們的新式平治２６０不會撞不過別人，除非有人撞我們屁股，那我可就慘了。因為行李箱裡裝了二百升備用汽油，一著火我先得變烤鴨。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盤交給了英文記者江亞平。江是新華社駐開羅文字記者，自稱有兩年開車經驗，老朱關照他先把速度搖起來，再上快車道。當時老朱誤以為所有年輕人都擁有和我一樣的車技，其實戰後我到開羅供職才發現，當時全分社十四輛車僅有六人有駕照，而有駕照者開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這是因為在國外的中國人唯一有危險的營生就是開車，所以分社領導不開放學車的「車禁」，以免出了事承擔責任。在我開闢大吉普天馬行空以前，從沒有人敢單人駕車開長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會大到可以殺頭的罪名──「違制」。

　　前方視野很好，自動換擋的大平治眨眼速度就上了１３０，速度錶電子音響發出動聽的鳴叫聲，我雙目微合，盡量保存體力以待惡戰。就在這眨眼之際，只聽一聲「咩」，幾團黑乎乎的東西就越過平治的風擋，從我們頭頂呼嘯過去。車身猛然一抖，安全帶勒得我心臟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來傲視群車的平治，前臉五官全挪了位，僅剩左前角還殘留一隻轉向燈。冷卻系統徹底撞壞，擠在引擎中。車身上滿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開外，兩隻死羊倒臥路中，幾隻傷羊正落荒而逃，氣得老朱大罵開羅派來個廢物。

　　老朱老跟我說，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氣溫可逾八十度。我說這不可能，並要與他打賭。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無際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氣騰騰，金光萬丈，彷彿有十萬個太陽從三百六十個角度圍著我轉，弄不清哪邊是地，哪邊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條曬乾了的死帶魚，泛著死光。剛才開著空調不覺熱，可現在一切全來了。

　　烈日下無處躲無處藏，眼看著平治２６０內的液晶溫度計已經跳到了六十度，可還在穩步上升。連截了幾輛小車，都說拖不動這個大個兒的平治。昨天我還為我們車有六個缸而得意，今天卻恨它為什麼不是輛「飛鴿」，騎上就可以走。

　　終於來了一輛大拖車，我穿上攝影背心，模仿標準的交通警察姿勢，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輕微向左揮動。這輛大車還居然停下了。老朱誇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來了勁，「是魅力。」

　　拖車司機一聽我們是中國人，很願意幫忙，但翻遍全車僅找到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好歹把我們的平治２６０與他的龐然大物連在了一起。

　　汽笛一聲長鳴，我們總算顫顫巍巍上了路。可由於繩子太短，前面大車尾燈一亮，我們就得手忙腳亂踩剎車，生怕給已經無顏見人的前臉再錦上添花。就這樣，還是險象環生，三拖兩拽丈把長的繩子上又打了兩個結。

　　車速只敢維持在六十公里上下，車內的空氣總算又流通了。可撲面而來的全是熱風，液晶溫度計降到五十五度就停滯不前了，體內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壯的汗毛有如乾柴根根直立。這種感覺不知算蒸還是算烤。似睡非睡，從曼蘇爾到巴格達二小時的路程卻足足花了五個半小時，我們幾乎也全似涅槃了的烏鴉，肉體乾癟，只剩下一絲遊魂。等見到巴格達鄭大使，我只剩下說「水」的勁兒。

海灣戰爭中的北大人

　　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海明威

　　※※※

　　一九七九年，我是稀里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民主科學、樂於助人。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孩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竟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六十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３７樓學生宿舍，我沖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卷。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十八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無所不包。直到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他還不忘按下快門，終於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轉世。

　　我兒時皈依的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慾不外為「名、利、色」。可像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

　　一九八三年我從北大畢業。久居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一九八六年底，我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明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如果沒攝影部老闆們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貿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高懸五星紅旗的平治３００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四日，我正式接到開羅中東分社社長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唯一沒辦此手續的，因為我一直想尋機脫離組織，在巴格達潛伏下去。由於在戰爭期間違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國衛隊看管起來。我猜自己大概也會被押往曼蘇爾飯店當作人質充當人肉炸彈。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７４７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在這個世界上壞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時，好人並沒有減少。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們今天缺少的正是這種勇於承擔責任的人。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ＢＰ機、無線電話和一張到處是朋友的老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徹。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並肩合作，結下兄弟般的友誼。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一月二十九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訴我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三月一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三月十五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上帝啊！

　　請賜予我，

　　不為金錢所動的人，

　　不為權力所害的人，

　　講真話愛思考的人，

　　擔責任珍視榮譽的人，

　　勇敢的人。

羅伯特．卡帕！

　　一個有趣的、穿大兵服裝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麗．褒曼

　　※※※

　　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當學生時，我就不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為了應付以苛刻聞名的北大考試，我不得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往圖書館跑。然則「其東走者同，其所以東走者異也」。英國的《簡氏武器系統年鑑》《簡氏艦船年鑑》《簡氏戰機年鑑》成了我的寵物。那套「時代─生活」版的十四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我們課本中種種令人費解的闡述產生了懷疑，身不由己地被這批用相機記錄歷史的傳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發現在種種版本的歷史書中，眾多驚心動魄的戰爭照片的右下角，經常標有一行細小的黑字：Ｒｏｂｅｒｔ　Ｃａｐａ（羅伯特．卡帕）。顯然，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產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好萊塢影后英格麗．褒曼的自傳中又看到了這個名字。褒曼把這位與她有過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寫成「一個有趣的、穿大兵服裝的、拍照片的人」。

　　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我終於在書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這位遊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為安德烈，十八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可畢業那年正趕上納粹黨上台，匈牙利霍爾蒂亦傚法德國實行法西斯主義，迫害進步青年，逼得他遠走巴黎。由於窮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機賣照片為生。但時運不濟，儘管拚死工作，收入僅勉強餬口。

　　就在這尷尬時分，一位名叫塔羅的小妞兒從半空中掉了下來，心甘情願地給流浪漢做搭檔。塔羅人小鬼大，自稱是子虛烏有的「美國攝影大師羅伯特．卡帕」的圖片經紀人，而她那窮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攝影大師羅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儷「狼狽為奸」，照片卻以五倍於以往的價格成批地拋售出去，法郎美金滾滾而來，而憑空杜撰出來的「羅伯特．卡帕」成了從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一九三六年，蘇聯肅反成功，宣佈進入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中與列寧並肩站在鐵甲列車上向蘇俄紅軍揮手致意並被列寧稱為「唯一可以在三個月內組織起一支攻無不克的紅軍」的托洛茨基，此時卻成了「革命的敵人」，被驅逐出境。他的形象被史達林從列寧身旁抹去。社會主義蘇聯開闢了用暗房技術隨意更動歷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驅逐到小亞細亞，輾轉到北歐，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揚自己的「不斷革命論」。從革命副統帥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為國際傳媒追逐的熱點。可托洛茨基像討厭拔牙一樣憎恨攝影，每逢公開演說，必先將所有持相機者逐出圈外方才開講。全歐洲的攝影記者都無法拍到托氏尊容。歐洲當時最著名的《ＶＵ》雜誌總編輯重金懸賞天下勇夫，並親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學現場聆聽托兄侃山。

　　講演即將結束，被繳了械的攝影記者們，徒恨殺龍有技，拍照無門，《ＶＵ》總編大失所望，而在這時，身著管子工破夾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鑽了進來，當眾裝模作樣地拆開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腳往回裝。

　　當夜，小妞兒塔羅一個電話打到《ＶＵ》總編輯的臥室，「老總，卡帕先生已經獨家拍得托洛茨基……」席夢思上的總編輯一躍而起，「嗨，小妞兒，別再囉嗦了！快讓你那個髒兮兮的小伙子來我這兒上班！」

　　髒兮兮的小伙子從此乾脆公開改名為羅伯特．卡帕，挽著小鬼塔羅的胳膊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以一幅《士兵之死》開始職業戰地記者生涯。直到今天，人們也弄不清這幅力作到底出自這一對兒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兒塔羅死於戰火後，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內戰》，扉頁赫然一行黑字：「獻給塔羅，她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並永遠留在了那裡。」

　　這以後，羅伯特．卡帕流著眼淚告別了西班牙，輾轉來到中國，採訪了台兒莊大戰。在諾曼底登陸中，卡帕是三百萬盟軍中最先在諾曼底猶他灘登陸的先頭部隊的一員。

　　隨著科技的發展，卡帕敏銳地預見未來戰爭愈來愈不適合攝影採訪，「戰爭就像女人，已經愈來愈老，失去魅力。」儘管如此，對當代的每場戰爭，他都要御駕親征。卡帕說如果未能參加進攻，「就猶如在美國星星監獄關了五年的囚徒，連與艷星蓮娜端娜的幽會都沒有興趣」。

　　在參加了所有現代戰爭之後，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熱帶叢林中踏響了地雷。就在他的軀體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際，還本能按下快門，這張照片就是著名的《羅伯特．卡帕眼中的最後世界》。他生來一文不名，死時兩袖清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在獻給這位好友的輓詞中寫道：「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正如卡帕畢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靠得不夠近。」

　　羅伯特．卡帕只活了四十歲，短短的一生中參加了五次戰爭。卡帕嘗言：「那些在勝利到來之前壯烈犧牲的人們是最傑出的，可活著的人卻馬上忘了他們。」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讓歷史永遠記住那些西班牙內戰中衝鋒陷陣、飲彈身亡的普通戰士，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時在萊比錫陽台上中彈倒地的美軍大兵……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就是卡帕轉世的錯覺，彷彿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我滿身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倆都是十八歲那年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還有，就是我們倆都有著同樣狹隘的自負，彷彿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

新聞檢查

　　謹慎和大膽可以交替表現，但不可同時表現。

　　　　──丘吉爾

　　※※※

　　一九八八年，新華社攝影部送我到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學習。筆試之後是口試，該中心主任鮑勃．希區科克親自主考。老鮑勃問我為什麼來這裡學習，我回答說，我從未想過到這兒來，全是我老闆硬逼著我來的。老鮑勃大惑不解，問我想去哪兒，我從牙縫裡迸出「Ｂｅｉｒｕｔ（貝魯特）」。想不到老鮑勃一聽竟跳了起來，用缺了指頭的右手指著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訓練得能去貝魯特。」

　　以後我才知道，老鮑勃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輕時曾是個大出風頭的戰地記者。幾個月後，當我從湯姆森畢業時，老鮑勃竟主動為我寫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薦信，聲稱要推薦中國最好的新聞攝影師到英國艦隊街上學。可我由於要到秦嶺拍野生熊貓而作罷。

　　老鮑勃教了我許多皮肉上磨煉出來的絕招，如面對開槍的軍警應往人多的地方鑽之類，並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好記者不僅要能快速到達現場，還得善於對付新聞檢查。果然不出兩年，從北京到巴格達，老鮑勃的預言我全碰上了。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當我飛抵巴格達之時，由於戰爭迫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電傳機已被切斷，文傳機也因與伊拉克規定的型號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記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轉，寫好的稿子就是發不出去。至於我的圖片發稿則更是困難萬分，首先我得將放大好的十寸標準傳真照片打好英文說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聞部，經審查合格後再送至伊拉克通訊社圖傳室，由伊通社圖傳室向伊拉克郵電部要國際長途，再傳至新華社巴黎分社，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傳回北京。

　　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盡量擦著邊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作為「雅嘿」（兄弟）我場場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瞭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絕對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項政策的立場，因此沒惹什麼麻煩。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匯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採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導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導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導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就因報導了「飛毛腿」導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製「愛國者」反彈道導彈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導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導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像被蠍子蟄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導彈部署的位置，那麻煩就大了。

　　我和法國Ｌｅ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ｐｒｅｖｏｔｏ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當日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愛國者」導彈四枚一組裝在巨型發射車上，昂首而立，每十餘台發射車排成一個足球場大小的方陣。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Ｆ─１機身＋ＦＮ馬達＋３００ｍｍｆ４，我用尼康ＦＭ２機身＋ＭＤ─１２馬達＋８０─２００ｍｍｆ４，隔著計程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沖膠卷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卷上的「愛國者」導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偌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導彈、沒有任何環境的十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十寸傳真照片趕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裡發呆。原來村田那卷用３００ｍｍ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導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通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２００ｍｍ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用放大機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氣得大哭起來。我壞笑著勸村田，拍負片有拍負片的好處。我的照片順利地通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這是首張出自中國人之手的「愛國者」照片。

　　在特拉維夫「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下，我結識了許多勇敢風趣的西方記者。他們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經驗豐富，不僅愛錢，更愛榮譽，有強烈的職業自豪感。對他們來說，僅千把塊的普利策獎遠比六位數的年薪更重要。這些人對付新聞檢查有著豐富的經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約翰．海古德說：「在危險襲來之際，自始至終的鎮定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鎮定建立在經歷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勇敢，那是瞎說。臨危不懼不是膽量問題，而是經驗問題。好記者每戰勝一次危險，就對自己的能力增強一份信心。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場危險之中。」

　　二月十一日夜，我第二次拍到「愛國者」導彈劃破夜空迎擊「飛毛腿」。前一次我用萊卡Ｍ─４＋３５ｍｍｆ１．４、１／２秒，拍到的「愛國者」導彈劃破長空的彈道軌跡由於太短，被新華社攝影部值班室的老歐槍斃。在電話裡，老歐說若用Ｂ門會更好些，但叮囑我千萬別再站在樓頂上拍導彈了。可我賊心不死，這次還用萊卡Ｍ─４＋３５ｍｍｆ１．４，Ｂ門，總算拍到了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報解除，文字記者朱界飛從掩蔽部跑出來看我是否肢體完好時，我早已沖完膠卷並放好了一張傳真照片。放照片時我故意讓底片藥膜朝上，這樣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張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無法根據「愛國者」導彈的飛行軌跡推算出愛國者導彈的位置，以免給以色列人民帶來災難。來不及關閉放大機，我和朱界飛跑到一樓大廳，他去查看外國通訊社如何報導剛才的空襲，我則提著美聯傳真機衝進新聞檢查辦公室。令人遺憾的是辦公室空無一人，估計躲避空襲的檢查官還沒從避彈室回來。我拎著水淋淋的照片衝到電話機旁，邊裝我的美聯圖片傳真機，邊撥００８６１３０７３４２６（這是當年的新華社傳真照片接口）北京新華社，我朝聽筒中的袁滿怒吼：「袁滿，快收！」美聯社傳真機飛速旋轉起來，水珠灑了我一眼鏡，我這才大鬆了一口氣。因為這種老式的美聯圖片傳真機沒有監控，滾筒一轉誰也看不到滾筒上發的是什麼東西。我又做了個局，將幾張前一天通過檢查已蓋章簽字的照片擺在一旁，彷彿傳真機上傳的是它們中的一張，然後提心吊膽地守著我的寶貝照片。可就在這張「愛國者」截擊「飛毛腿」的照片即將傳完、滾筒行將停下來時，一名新聞檢查官突然撞了進來，他走到我面前，隨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著問我為什麼拍了這麼多男女士兵接吻、摟抱的照片，我說因為我還沒有女朋友，挺羨慕他們的。說話時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兒。在這關鍵時刻，一向沉穩得讓我著急的朱界飛踱著方步搖搖擺擺進來了，我頓時像老羊倌見到了毛主席。我面帶微笑不動聲色地用北京俚語快速地說：「快他媽讓他走，我要河北省『完縣』了（玩現了）。」朱界飛手持稿子，指指點點把眼前的瘟神請了過去，我的圖傳機也恰在此時戛然而止。待到這位檢查官回過身來看我時，我早已換上了另一張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時，現實殘酷得讓我流淚。我剛才忙於放照片，把那張水淋淋的底片始終藥膜朝上卡在放大機集光箱下，現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著沒趴下。我記得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諾曼底登陸時的羅伯特．卡帕也碰上過這麼一回。

再見巴格達

　　玩耍後睡眠，暴風雨中航行後入港，戰爭後休整，生之後死，這都是最大的快樂。

　　　　──斯賓塞《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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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日，我終於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簽發的離開伊拉克的特許證和路條。在此之前，辦理離境申請足足花費了我兩個多星期。由於伊拉克的藥品試劑嚴重短缺，單是血樣檢驗就得等十天。而出入境的常駐外國人必須不停地提供血液證明。

　　而約旦駐巴格達使館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裡胡哨、似乎進化得不夠年頭的囫圇小姐卻拒絕給我辦理過境簽證，原因僅僅是幫我辦手續的老朱對她叫了聲「夫人」。幸虧老朱應變能力極強，馬上感慨道：「我真沒想到至今還沒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這樣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轉怒為喜，「現在就簽。」

　　由巴格達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通道，長約九百多公里，由東向西穿過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記者稱之為「死亡之路」。

　　老學長鄭達庸張開熊臂擁抱了我之後，讓他的司機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毀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彈坑也填上新鮮的沙土，汽車殘骸堆在路邊銹成團團烏鐵。我們嶄新的「巡洋艦」雖然輕快，可因為是新車，引擎耗油極厲害，才跑一半路，車頂四大桶備用汽油就已見底，此時離約伊邊境還有上百公里。為節油，我們不敢開空調，撲面而來的熱風至少五十度。太陽照在沙漠上，濛濛霧氣中，遠處忽然出現一片碧綠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陽在天上還是地下，其實這全是幻覺。長達五個半月的緊張採訪已經使我對危險的感覺變得遲鈍。

　　車到卡迪西亞邊防站，我和司機四處找人買油，回答都是「麻庫」（沒有），正在走投無路之際，發現一輛掛著使團標誌的「平治」。一打聽，是斯里蘭卡駐伊拉克大使的車。這位佛國大使雙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機立即給我們抽油，並堅決拒絕收款，只收了我們兩罐茶葉。他說「互相幫助，友誼第一」，之後是阿彌陀佛之類。我亦虔誠地背誦起「般若波羅蜜多」。

　　駐安曼使館的小李曾在敘利亞留學，說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有他送我到安曼阿麗亞機場，辦理各種手續格外順利，直到第三道安檢，小李才被擋在了線外，高大魁梧的邊防警察對旅客逐一搜身。我規規矩矩地先把傳真機遞上去，然後是一大摞傳真照片。幾名安檢官員一擁而上，爭相傳看照片，竟把我曬在一邊。這時走過來一位上校，一聲斷喝，大兵立即畢恭畢敬地將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張辦公桌後坐定，戴上眼鏡，一張張仔細翻看。待聽得上校一聲低吟，我趁機走上前去給上校講解照片的內容。「７．１４」大橋、飢餓的兒童、被美軍炸毀的兒童奶粉廠、被政府軍擊斃的庫爾德武裝分子……我抬頭朝玻璃門望去，見小李還在緊張地注視著我，我高舉右手做了個「ＯＫ」手勢。上校終於將照片全部還給我，「很好，應該讓全世界知道戰爭的罪惡。」

　　安曼時間五月十二日二十二點三十分，我搭乘的約航班機開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問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國人，人民中國。」小姐嫣然一笑，「中國飯好吃。」

　　當地時間五月十四日十一時三十分，我飛抵曼谷。我的土黃色的沙漠迷彩褲和笨重的傘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驚異。我看著泰國人的面孔，與中國人非常相近。面對無數張「中國臉」的海洋，我無法辨認誰是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同胞。我擔心自己身上的「新華」標誌還不夠醒目，就拿出幾張十寸傳真照片，在其背後用「詩德樓」記號筆寫了一尺見方的三個字「新華社」，把它豎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總想翻看方塊字背後的畫面，我可沒心思在這裡辦影展。正當我急不可耐、準備叫計程車的時候，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小邵在人群中發現了我。

　　中午，我們在乍都扎公園門口吃了頓海鮮火鍋，這是我參加海灣報導五個多月以來吃得最美的一頓。曼谷分社要留我住兩天，可我們攝影部老闆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則就要扒我的「鴨皮」。當年腐敗還不盛行，攝影部不許記者利用採訪之便遊山玩水。在我撤離巴格達時就已接到老闆要我「保持晚節」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國、回到親人身邊了，心情卻比在戰火下的海灣時更不平靜。戰爭鍛煉了我異於常人測知哪裡將要發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過嚴格訓練的眼睛，才能觀察到細緻入微的東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確結果。泰戈爾老人詩云：「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可我驕傲，我飛翔過。」

　　回首戰時的五個半月，我想念曾與我一起日夜奮戰在海灣的各國同行：共同社的河野徹、大河源利男，ＣＢＳ的約翰．海古德，美聯社的多米尼克，東京新聞的草間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們採訪基爾庫克前幾天的三月二十九日，美國《新聞週刊》攝影記者加德．格羅斯永遠長眠在那裡，他只有二十七歲。我曾在約旦河谷貝卡難民營與他有過一面之交。

　　新華社社長郭超人曾對我說：「攝影記者應該是最勇敢、最忠誠的人。新華社攝影記者更應該如此。」我不過是想當新華社「攝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夢青年，歷史成全了我，讓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好的集體。並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訓。我幹得並不很好，只是盡了力而已。

　　飛機將我和祖國的距離不斷拉近，我就要見到日夜指揮我採訪的老闆們、幫我保障傳真線暢通的傳真員袁滿和新聞中心的哥們兒了。

　　走出機場，我一眼就看見了我的老闆，我邁開傘兵靴衝上去，把我髒兮兮的阿拉伯包頭蒙在她的頭上。我心裡默唸：緬懷戰爭中喪生的無名英雄，獻給他們的母親。

　　戰爭結束了，我們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沒有休息。

　　戰爭結束了，我們回家了，

　　可我們的兄弟沒能回來。

　　戰爭結束了，我們還活著，

　　……

跋　　多餘的話　許延濱

　　有師曾的書，有蕭乾先生的序，有德生老的題詞，我的話似乎是多餘的。但年輕的編輯說，既然老一代文人武將都如此讚賞師曾，作為中年坦克兵指揮官，且熟識鴨子，又何必避諱說幾句多餘的話呢？在我們的這個古老的國度，缺的怕就是肯為鋒芒畢露的年輕人說些多餘的話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人。詞鋒如此犀利，我只有從命。

　　認識師曾是在一九八九年夏天，說來偶然，也不盡然，像人生中的許多相識一樣，似乎包含著某種緣分。後來，我們多次作長夜談，論軍事、戰爭，談生活、社會，道歷史、人生……我感到，這個稟賦特異的年輕人對這一切有著驚人的知識、敏銳的思考和判斷力。長時間靈感不啟動的我被他刺激得不斷更換視角，來審視我的職業、我的觀念乃至我的思維方式。而潛意識中，彷彿還存在著某種更為深層的東西使得我和這個年齡閱歷極為不同的年輕人如此投緣。是什麼呢？

　　當我看到編輯提供在案頭的原稿及照片時，這個疑問迎刃而解。這種聯結我們心靈的更為深層的東西就是對共和國的熱愛和忠誠，是為維護民族尊嚴不惜生命的性格和基因，這一點正是我們從老一輩那裡承襲下來的最為寶貴的東西。而完善自我、超越時代、實現跨世紀理想的勇敢與堅韌，又恰恰是時代的呼喚。

　　我是在烈士們的鮮血哺育下、在馬背上的搖籃裡成長起來的。當年同喝延河水、同吃陝北小米的那一代同輩，目前已活躍在共和國的各條戰線和領導崗位上，但兒童少年時期對多災多難的民族歷史的深切感受卻不能不在這代人的潛意識中刻下烙印，使我們對共和國的成長懷有一種急切的心情。而這種急切心情在新一代年輕人唐師曾的書中得到了再現，我在欣喜的同時，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作為戰地攝影記者，唐師曾為民族贏得了國際榮譽，他和他的同輩正在傾心盡力使我們的民族獲得另一種意義上的新的崛起，使我們看到了共和國的精神血脈在新一代青年身上的延續。為了那個令他無限驕傲的「人民中國．新華社」，為了「和美聯、路透們比個高低」，為了使「新華」早日步入世界一流通訊社的行列，他用勇氣、智慧和生命在中國新聞史上寫了一筆。一份份請戰報告，一次次臨危涉險，他有如一員虎將，而「謹慎和大膽可以交替表現卻不可同時表現」的狡黠又使他儼然是一位戰術家；軟磨硬泡、省吃儉用時他絕不冒充英雄，拳打腳踢搶新聞的架勢又全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鬥公雞」……當我們翻看這本小書為其智識的深廣所感嘆、為其輕描淡寫的情節所吸引、為其幽默頑皮的口吻而忍俊不禁時，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卻不能不為這個非凡的青年對共和國的忠誠、對民族尊嚴的維護和對事業的獻身精神所震撼。難怪當年指揮過上甘嶺戰役的德生老人看過書稿後感慨地說：「這麼能幹的年輕人，是我們中國的寶貝！」於是他以八十高齡奮筆疾書了「我從戰場上歸來」！

　　海灣戰爭是一場現代突發的高科技戰爭，它為我軍研究現代戰爭提供了一個實在的模型。其變化萬千的態勢、軍人處境的極度孤獨、新式裝備的千奇百怪有如現代遊樂場中的種種「玩具」，這一切構成了現代戰爭的特點。而唐師曾的這部小書正是這場世紀之戰的目擊式報導的合集，它使我們這些未能親臨前線的職業軍人得以取得對這場戰爭的實感，也使軍隊教育工作者得以據此為參考塑造新一代的軍官和士兵。

　　當今世界是一個多變的世界，我們又身處一個變革的時代，新的東西太多了。當職業軍人研究現代高科技戰爭時，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許許多多的新問題，因此迫切需要一切有關現代戰爭的新的見聞、新的視角、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相信師曾的這本小書不僅能鼓舞軍隊指戰員對於共和國的獻身精神，同時能激發職業軍人研究現代戰爭、提高業務水平的使命感和緊迫感。《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等多家媒體在報導了唐師曾的事跡後，號召青年人為國爭先，那麼在我們的軍隊裡更需要倡導這種精神，使我們的新一代軍人將高度的愛國熱情和高超的駕馭現代戰爭的能力結合起來，在未來的衛國戰爭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行動中為維護民族和人類的尊嚴作出應有的貢獻。這就是我們將這部小書推薦給大家的初衷。

　　當然，這部書遠非盡善盡美，它的長處是顯見的，短處也是顯見的，就像被許多年輕人視為傳奇人物的「唐老鴨」其人一樣。但它真誠、樸素、率直、坦白，使讀者和作者同等地作為活生生的人來交流。比如當我讀到「『飛毛腿』襲來之際」，主人公「強忍住襲來的恐懼，哆裡哆嗦地摁下萊卡相機的Ｂ門」時，我一下子聯想到我在前線戰火中的親身體驗。當炮火響起、看到戰友流血的時候，我也產生過類似的恐懼，但當看到戰友犧牲的時候，恐懼變成了憤怒。恐懼是人的本能，真正的戰士不是沒有恐懼，不過是沒有被恐懼嚇倒。而真誠和坦率卻是當代青年最可愛的品質。因此，在我和編輯共同商討後，決定保留書中的種種短處，將這本戰地札記以它的原貌真實地呈現給我們的軍官和士兵，有如把「唐老鴨」作為一個普通的朋友介紹給我們的年輕軍人。

　　富蘭克林說過：「你想知道未來的樣子麼？那麼請你看看身邊的年輕人。」當我讀到全書的最後一章，這個被視為傳奇英雄的年輕人樸素地說「我不過是想當新華社攝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夢青年，歷史成全了我，讓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好的集體。並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訓。我幹得並不很好，只是盡了力而已」時，我想我看到了未來的樣子。

　　（本文作者為陸軍少將、軍事學教授、裝甲兵工程學院副院長。）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北京

附錄１　大街上揀回一個寶

　　新華社攝影部主任、中國照片檔案館館長　徐佑珠

　　《人民攝影報》連續發表了唐師曾從海灣發來的文字和圖片報導之後，《人民日報》二月三日又在「每週文摘」版摘登了唐師曾的戎裝照片。一名專事新聞報導的記者一時成了新聞人物，他的相片被幾家報紙轉來摘去，這本身就極具新聞價值。

　　「唐師曾是怎麼來新華社的？」

　　因為據《人民攝影報》介紹，唐師曾一九八三年從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後，分配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所以人們有這樣的疑問。

　　「從大街上揀的。」

　　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一九八六年冬天，一位在新華社工作的北大畢業生走進我的辦公室，引薦一位想當攝影記者的校友。沒待我開口，這校友便虔誠地捧過一本貼了他幾十張見報照片的大本子，證明自己在新聞攝影方面的建樹。我接過來翻了翻，未見佳品，隨即就遞還給他。也許是我漫不經心的態度傷了他的自尊心，他頓時漲紅了臉，急切地介紹自己如何愛好新聞攝影，說如果讓他當新華社記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樣玩命地幹活，而且什麼要求都沒有，除了兩台萊卡或尼康……

　　「來了就想當記者？還要兩台相機？」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沒有，也不能來了就當記者。如果新華社要你，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哦，不給相機，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讓我來新華社。」

　　他從我辦公室出去後，走廊上滿打招呼。奇怪，攝影部怎麼這麼多他的熟人？一問，有個把是校友，多數都是大街上採訪時認識的。小伙子們說，到哪兒都有他，這人一見背相機的就親，見面熟，又挺謙虛，所以對他都挺有好感，聽說他想來新華社，都幫他說好話。

　　政法大學也願意成全他，儘管捨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員，但他實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幾個月後，他如願以償。那些在大街上認識他的「老新華」逗他說是揀來的。

　　只看照片未謀其面的人可能以為唐師曾很魁梧，其實這個形容詞對他不合適。他雖說是一米八三的個頭，但有些羅鍋，不著意挺起胸脯，得減去三厘米，身材偏細長。一張清秀白淨的臉上架副近視眼鏡，摘掉鋼盔，一副書生氣概。可在我們攝影部，誰要把「書生」這個概念和唐師曾的形象連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腦軟體出了毛病。有誰見過唐師曾穩穩當當地走路、按台階爬樓呢？他什麼時候都是急匆匆的，彷彿屁股後面永遠跟著追兵。

　　「下雨啦！」剛來的那年夏天，一個下午，他衝進一間又一間辦公室，興奮地大叫。

　　下雨誰看不見？下雨有什麼可激動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煩，罵他「神經病」！

　　他生氣地嘟噥：久旱下雨，就是新聞……轉身背起相機衝向大雨滂沱的大街小巷。晚上回來，渾身濕透，卻眉飛色舞，捧給編輯一摞千姿百態的雨中人物照片，連罵他神經病的小姑娘也高興地誇他「唐老鴨真聰明」。一組《雨中曲》專題照片發到香港，大受報紙歡迎。

　　這以後，他仍然經常犯「神經病」，又經常在挨罵之後得到誇獎。

　　他拍的照片越來越多，他的要求也隨之多了起來。兩台尼康已經不在話下，他還要ＢＰ機，要無線電話，要汽車，車上還要有麥考爾用的那種警燈，遇到緊急情況，能像麥考爾那樣，把警燈往車頂上一放，紅光閃爍，警笛長鳴，通行無阻。這過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罵。但他堅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長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傳，這些東西都是記者必備的。他的要求終於被理解，除了麥考爾的警燈沒指望，專用汽車在國內暫時也沒條件。ＢＰ機和無線電話到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個字：「晝夜工作。」攝影部成立新聞中心的頭一年，幾乎每天都有他「晝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沒完沒了，從要設備，轉而要任務。

　　山西大同至河北陽原間發生地震，電台廣播後剛半小時，他已從家裡騎車到新華社，連蹦帶跳地衝進攝影部值班室，全身顫抖地抓起電話要國家地震局。買十包餅乾，乘一輛「大發」，飛車千里，趕在救災的解放軍之前到達震中地區。連續三十八小時工作，向全國和世界各地發出第一批獨家新聞照片。

　　北大生物學家到秦嶺考察野生大熊貓，正是秦嶺山區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他穿著普通的羽絨衣跟了去，在海拔兩三千米的林海雪原跟蹤搜索。人過竹林中的大熊貓通道必須爬行，竹叢上一寸多厚的積雪灌進脖子，兩層防寒服都濕淋淋地貼在脊樑上，大頭鞋也灌滿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狀態下的野生大熊貓，就足以補償一切。當大熊貓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淚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積雪。他珍惜這年冬天的經歷，說一輩子也忘不了。

　　為了揭開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紗，他隨國家科考隊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無人區。那裡嚴寒、缺氧、乾旱、強輻射，由於從來無人涉足，被稱為「神秘的死亡地帶」，輕微的感冒就可能導致肺水腫，幾小時內喪命。死亡的威脅擋不住他對那「野生動物樂園」的嚮往。為了追拍雲端裡的野犛牛，走幾步就得趴在岩石上喘粗氣，肺像在油裡煎，幾乎要炸裂。這光景，他竟能生出無限的遐想：從「乞力馬扎羅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灣戰雲密佈，他一份報告又一份報告，以至於直接上書社長，要求派他去拍攝第一手戰地照片，和美聯、路透們比個高下。四十天工夫，他從巴格達到安曼，又從安曼到特拉維夫，單槍匹馬，拳打腳踢，已經有近三十幅照片和六篇文章見諸報端。

　　在新華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沒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唯有一次例外，一九八九年初春去德國多特蒙德採訪第四十屆世乒賽，是組織派遣的。

　　他整天東跑西顛，看不見他有安分的時候。攝影部辦青年記者培訓班，請他講講採訪社會新聞的體會，早就跟他打過招呼，但從不見他坐下來準備，辦班的人提醒了幾次，果然準時上講台，帶著厚厚的講稿還有若干張卡片。從中國講到外國，從魯迅講到黑格爾，旁徵博引，滔滔不絕，有理論，有實踐，令聽課的老少同行折服。

　　講課的時候，離他去巴格達還有五天，他在課堂上說，要去巴格達，要當卡帕，最好是單身男青年，別結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預見有巴格達之行，才沒談戀愛，甚至以為他會為事業抱獨身主義，那可就上當了。

　　他剛來新華社那年，有人給他介紹對象。當時兩伊戰爭還沒結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貝魯特。他問介紹人，姑娘有尼康嗎？她能去貝魯特嗎？具備這兩條，我就同意。態度挺誠懇，氣得介紹人罵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點兒傻。

　　裝傻，是他應付難題的絕招兒，這招數到巴格達還真用上了。臨戰的巴格達，不許任何外國記者隨便拍照，背相機上街被視為「違法」。老百姓不懂英語，他不會阿語，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國記者好朋友），說完這句話，就衝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樣子和氣，便朝他友好地揮揮手，不再糾纏。

　　在巴格達機場採訪聯合國秘書長時，他又一次靠裝傻得逞。軍警命令所有記者列隊進入一間屋子與德奎利亞爾見面。他俯首聽命，規規矩矩，趁其不備，一個急轉身，邁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秘書長一行，緊貼著貴賓往裡走。這回真的是後有追兵，他卻佯裝不知，搶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聯、共同記者望塵莫及的鏡頭。

　　有道是大智若愚。識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載《人民攝影報》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三日頭版）

　　（新華社《經濟參考報》轉載）

附錄２　鴨子這傢伙

　　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　劉憶分

　　鴨子這傢伙，有時跟他在一起，你會覺得真累。一米八三的大個兒，坐不住，老在你面前晃悠。盯著你，滔滔不絕，高興處，不僅眉開眼笑，還舞之，蹈之，手腳恨不能全比劃上，簡直能把人侃暈乎。這時，你會驚訝，這傻鴨子會有這思路、這學問、這口才。

　　京城攝影圈裡有句極精闢的話，叫做：唐老鴨是寫的比拍的好，說的比寫的好，幹的比說的好。作為一個攝影記者，此話不知是褒是貶，反正他聽了挺樂乎。這人，就喜歡聽好聽的。要是滿臉烏雲，準是誰說到了要害，也不管周圍人多人少，高興與否，一屁股坐一旁發呆。可有一點，這傢伙幹起活來，真是不要命。一九八七年他剛進新華社，就和法國記者一起徒步走長城，照片居然被西帕、西格瑪們買了去。一九八八年他為美國一家公司拍野生熊貓的照片，進入人跡罕至、冰天雪地的秦嶺。人們印象中的國寶都是一副溫馴可愛的模樣，坐在地上啃著竹葉，悠哉悠哉，偶爾還能表演個節目什麼的。可在高山大林中，熊貓卻野性十足，靈敏輕捷，奔跑跳躍在鋒利的竹叢與冰硬的雪石之中。給牠拍照片，你得在茫茫雪嶺中細心尋覓，雙腿不時要泡在刺骨的雪水中，而且一蹲就是幾十分鐘。一有動靜，恨不能用百米衝刺的速度，追著那野物跑上幾里地，可累得你都喘不上氣來時，熊貓又已無影無蹤。當他的老闆專程去美國捧回那精美的大畫冊時，他又像個孩子似的只知道嘿嘿傻樂。只是在夜深人靜時，他會躺在床上不停地揉著貼著虎骨膏藥的雙腳。

　　一九九○年他又從海拔五十米的北京移師到海拔五六千米的青藏高原，加入了可可西里無人區科學考察隊。可可西里，被稱為世界第三極，蘊藏著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也以嚴酷的自然條件聞名於世。剛去的一段日子裡，他每早穿衣服都得十幾分鐘。一個大小伙子，愣是氣喘吁吁抬不起胳膊套不上衣服。三個多月，沒有新鮮蔬菜。回到北京，多了個習慣，吃個水果，恨不得把籽兒也全嚼了嚥下去。可是新華社有了一套完整的關於這地區的照片資料。

　　一九八九年山西地震，他聽到廣播就從家裡衝到社裡，鑽進他老闆備好的汽車，成為震後首位進入震中的記者，連續工作了三十八個小時。「新華」的照片不僅佔領《人民日報》等國內大報，就連美聯、法新、路透用的也全是「新華」的。

　　外交部招待所大火，被警方嚴密封鎖的「長城情死」，不願見中國記者的阿蘭．德龍到京，蒲黃榆火車相撞，故宮宋牆倒塌，盧溝橋獅子被雷擊劈，採拍押送回國的劫機犯……他要麼風風火火趕到現場，要麼能在機場上守一夜。追蹤轟動一時的京石公路事件，追捕殺害北大學生兇犯案件，他能星夜驅車趕到外地。

　　在可可西里雪山上，他聽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立即給社領導打了請戰報告，並迫不及待地拍電報讓好友準備資料。下山後，他就顛兒顛兒地部裡、社裡、外事局、北大東語系、公安局、使館……一關又一關到處說好話、表決心。累極時，撩起褲腿發愁，「這兩條腿越發的一條細，一條更細，怎麼辦喲。」於是每天用那條細腿練蹲下站起。明知道該上醫院治療，可就是不敢，怕耽誤時間，上不了前線。就這樣，他邁著粗細不一的雙腿，走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

　　這回從雪山到火海，他身著縫有五星紅旗、塗寫著「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的攝影背心，隻身轉戰於伊拉克、約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五個多月，憑著幾句現炒現賣的阿文，操著半生不熟的英語，居然跑遍了大半個中東。

　　朋友們說，他那股風風火火的勁兒來源於辦公桌上掛的那張卡帕照片。他常說，這位踩著地雷還不忘摁下快門的羅伯特．卡帕，似乎在天天催促他：鴨子，別閒著，快，出去幹活去。

　　幾年新聞跑下來，不僅京城的新聞圈熟悉了他，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同行們也漸漸知道了這個為「新華」、為搶新聞玩兒命的唐老鴨。為拍片，為給中國爭臉，對老外他照樣不買賬。第一次領教這種厲害的可能是法新社的凱瑟琳。那次他們為一個最佳拍攝位置互不相讓，鴨子一急，差點連北京痞話都出口了。結果贏了，法新、西帕、西格瑪買下了「新華」的片子。活兒完了，凱瑟琳也成了他的朋友。鴨子去中東後，這位金髮女郎還打聽他的情況，為他的安全擔憂呢。

　　因報導愛滋病而獲世界新聞大獎的瑞寧格、英國湯姆森國際培訓中心的老鮑勃……這些資深的名記者都不知為什麼被這個中國的年輕人迷住了，他們樂於與他神侃，教授他一些用皮肉之苦甚至是生命危險換來的拍照「絕招」。在海灣時，各國各大通訊社都紛紛派出自己的最佳陣容加入到這場世紀之戰也是新聞大戰的角逐中。在巴格達，在以色列，日本共同社的老朋友河野幾次提供了無私的援助；關鍵時刻，美國的斯蒂芬把他當作「救命的稻草」，加拿大的喬與他患難與共；印尼的、法國的、英國的、巴基斯坦的記者們在共同的採訪中也不得不對中國記者刮目相看了。河野說：「新華發的德奎利亞爾為和平斡旋來到巴格達機場的照片，是各大通訊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也是『新華』的。」他對各類武器、裝備型號、性能的熟悉，對世界軍事戰況的把握，使他成了這幫外國同行的「軍事顧問」。遇到個什麼坦克、導彈，不時有人要拉住他問個長短。

　　可是，為了這一切，他準備了十幾年。上高中時，他從家傳的一台老「祿來」開始接觸攝影，看著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柯達公司的英文小冊子《如何拍好照片》，他依樣畫葫蘆給自己釘個印像箱，天天盼著日落西山好關門印照片。五外公邵力子的好友黃翔成了他的啟蒙老師。這位大攝影家告誡他，攝影功夫在攝影技術之外，可他當時似懂非懂。

　　一九七九年他進入北大國政系學習，耳目頓覺一新。喜好讀書的鴨子在北大圖書館熟知了斯諾的好友──那位曾拍過「台兒莊大捷」「宋慶齡和周恩來在武漢」的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卡帕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幾乎拍遍所有的現代戰爭。鴨子為卡帕的經歷、卡帕的精神深深感動。他認為，卡帕精神就是一種為人類進步拚命工作的獻身精神。從此，他迷上了卡帕。

　　一九八三年畢業後他被分往中國政法大學任教。講台成了釋放、施展他才能的起點，努力勤奮的敬業精神、活潑生動的授課方式、廣博深厚的學識，使他成為受歡迎的教師。正課之餘，他還開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選修課，讀了三年在職研究生。這是段自在輕鬆的日子，至今他常懷念政法大學那寬鬆的學術環境，小小課堂給他起飛前的自信與預演。但教課的同時，他始終不忘他的相機，他的卡帕。他仍在積累著，準備著──從理論到實踐。

　　終於，一九八七年初，他叩開了新華社攝影部的大門。從此他如魚得水，天天奔走於北京的大街小巷，而什剎海邊的那個家，就簡直像個旅館了。他白天黑夜不著家，家人理解：為新華社幹活去了。他要是有一天在家閒著，家裡人倒不習慣了，還得提防著躲著點兒，一沒活兒幹，他就難受，瞧著誰都要橫眼運氣。可他媽媽樂意：不管咋的，看著兒子在身邊就安心。可以讓他喝上碗熱粥，吃上幾張娘親手烙的餡餅。要不這幾年跑新聞跑出來的胃病怎麼好得了呢。

　　可要一聽見腰間的ＢＰ機嘀嘀作響──準是又有新聞了。他頓時像隻候食多日的老虎，渾身一抖，精神大振，衝將出去。

　　他喜歡紅色，因為「騎自行車撞不著」，於是不管走到哪裡，一襲紅衫成了他的標誌。那個紅色的身影一出現，人們就知道又有麻煩了。《紅色在行動》──一九八八年《中國青年報》上刊登的關於他的一篇特寫表明了圈內人對他的認可、國外人對他的瞭解。

　　他人緣不錯，那滿臉的燦爛，贏得了上至部長下至平民男女老少的信任和友情，可是他那憨憨的眼神中不時閃過的一絲狡黠告訴你：這小子不傻。為達到目的，他會使盡渾身解數。那年，他就是夾著一卷登有他拍的頭版照片的破報紙，穿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服，一副極誠懇的青年樣兒，來到我的辦公室，得到了一張記者採訪證。就連北京市公安局長蘇仲祥、副市長張百發也成了搭肩摟腰站在一起合影的朋友。翻開他那破破爛爛、貼了又貼的通信錄。看看那分門別類排列的上千個地址與電話，就知道這傢伙幾年下的功夫。

　　不知底細的會以為他有多大背景，同齡人則羨慕他的好運氣，其實，他就想當個好記者，是中國的好記者。在這個金錢與權勢被相當一些人信奉至上的社會裡，記者，尤其是國家級通訊社的攝影記者，本是個很不錯、相當有油水可撈的職業。憑他的相機、他的名氣，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大把的人民幣、美元或港鈔。但他信奉的是：我要忠於我的「新華」。他能放棄參賽得獎的機會，聽命於「老闆」的調遣；為了「新華」，他能扔下發大財、得大件、出國旅遊、休假的好事，就知道忙於那不來錢的拍照、沖卷。有時晚上一個活動結束了，別人都回家睡覺了，他還是回社裡沖卷發稿，因為「新華的稿是新聞稿，要當天的」。當今，大批年輕人都往美利堅、法蘭西、英格蘭湧去，他卻主動申請去那整天不得消停的中東。海灣打起來時，他迎著炮火去那兒玩了一趟命，回來後，沒立功沒授獎，沒漲工資沒分房，可他也沒吭聲，照樣背起相機，從前線到了洪水災區。他那股要獻身理想的真誠，那股認真得近乎學究的憨勁兒，使我在第一次見到他時竟驚訝：在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京城，從事著這時髦、現代的行當，居然還有這麼書卷氣的記者。如果說，不凡的家世、良好的家教，薰陶了這位年輕人比同齡人更深厚的文化功底，四年的北大教育培養了一種信仰與精神，四年的執教生涯訓練了他的思維與表達能力，並且給予他一種理論的修養與準備，那麼，四年「新華」的經歷與環境對他的成長與成功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念念不忘「新華」對他的「恩情」：「新華」老總們對他的關懷、老小記者們對他的幫助教誨，「新華」為他提供了ＢＰ機、手攜式移動電話，送他進湯姆森國際新聞中心培訓，送他學開車……要是「新華」有誰誇他一句，他能樂得屁顛屁顛的，恨不得能記一輩子。

　　生活中，他有時顯得很有些迂，有些不合時宜。他能把應得的禮品全送給隨車司機，因為「他比我更辛苦」；他能在刺骨的冰水中背著老人與女孩過河，一聲不吭；他能為大獎賽中弄虛作假、欺負百姓的罪惡「慣常」行為痛苦得輾轉難寐；他能為一篇小說感動得涕淚交加，在火車上出盡洋相；他能傾盡身上所有給飢餓的孩子；他能為與一隻小狗的分離而珠淚潸然；他還會踩縫紉機，家裡的縫紉機還是買來後他自己裝配成的；他會彈吉他，他會下國際象棋，興起時還願教你一兩手。他閒暇時會給你吹上一段不成調的口哨，唱上一曲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侃上一段令人捧腹的民間故事……

　　是的，他熱愛生活，熱愛自然，更愛他的祖國、他的人民。去年他申請赴海灣前線的報告批准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攝影背心的前胸後背分別縫上鮮艷的五星紅旗。在海灣的一百多個日日夜夜裡，不管多苦多累多難，他牢記的是：絕不給中國人丟臉，要為「新華」爭光。

　　今天他又踏上赴中東的行程，背負著中國新華社的使命：他成為新華社中東分社常駐記者。他又開始活躍在開羅的街頭巷尾、古跡遺址，用自己的鏡頭去捕捉、去反映埃及人民的古今生活。他往往是一上班就駕車出去「野」，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分社沖卷做片子。從國內各大報紙不斷亮相的照片、文字，朋友們又好像見到了他。這小子還是閒不住。半年來，鴨子不僅在埃及境內轉悠，從開羅到南部的阿斯旺到北部的阿拉曼，還和他的同事在利比亞被聯合國制裁的當間冒險進入利比亞。兩周內，他們克服重重障礙，搶拍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還意外地受邀採訪了卡扎菲，參觀了利比亞女子軍事學院。前不久，他又千里單騎穿越埃及的大沙漠赴以色列採訪，收穫又是大大的。當朋友們羨慕他能親臨目睹吉薩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驚呼「這小子居然和大名鼎鼎的卡扎菲坐在一起照相」時，人們可曾想過，這段日子他碰到了多少困難：語言不通，像個「聾子」、「瞎子」似的與阿拉伯人比比畫畫，連蒙帶猜，彼此才似懂非懂；生活習慣相異，在京城他最怕牛羊肉的膻味，可如今只能天天湊合，愁得他媽老想給兒子包頓豬肉餡的餃子送去；還有，遇上中東這塊動盪之地，人的神經總是緊張兮兮，「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格外緊，略有不順眼，相機就要遭殃，膠卷被強行拉出曝光，人也得挨刺兒受辱。碰上個非常事件、是非之地，還老得後腦勺上長隻眼，以提防那不長眼的槍彈。可鴨子不願提這些，整日還是「嬉皮笑臉」的。就是有一點他很認真，讓他「深情」：「我想我的祖國。真的，我不想家，但想我的祖國。」──跟真的似的，可這時他的確樂不起來了，好像有許多許多往事在回憶、在追憶……

　　瞧，忘了介紹大名了，鴨子人稱「唐老鴨」，中國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也。

　　（本文原載《大學生》雜誌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附錄３　中國記者在海灣

　　《北京青年報》副總編輯　孫偉

　　海灣戰爭中，本來在中國新聞界就已小有名氣的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一下子成了新聞人物。從去年十二月底到戰爭停火的兩個來月時間裡，他從戰區發回一百餘幅傳真照片，其中五十多幅發表，全國各大報紙幾乎天天都有他拍攝的照片，登來載去，尤其是那張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機場的照片，人物表情、攝影角度都絕了！據說當時香港十二家報紙全部採用了這張照片。

　　特殊時期，在巴格達拍照可太困難了。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的帶領，背相機上街都是違法的。士兵、警察，甚至老百姓都可以沒收你的相機，揪出膠卷曝光。唐師曾便將五星紅旗縫在攝影背心上，前後還都用中、英、阿三種文字寫上了「人民中國．新華社」。他特意學了一句阿拉伯語：「西尼夏比撒狄克！」意思是：「中國記者好朋友！」逢人便講，講完就笑。這一招兒還真靈。人家看他挺和氣，就不太和他「較真兒」。藉機，他搶到了不少珍貴的鏡頭。

　　一月十二日夜，唐師曾接到北京的命令：設法拍到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的照片。然而，要找到這位秘書長談何容易！十三日他和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朱記者整整奔波了一天，直到晚上八點才追到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

　　大廳裡聚集著二百多名各國記者，都在等待著秘書長的出現。

　　德奎利亞爾終於在官員們簇擁下來到機場。一時間記者擠作一團，相機、三腳架互相碰撞，叫聲響成一片。在這種情況下，鋁梯、三腳架根本支不住。唐師曾順手將早已物色好的一把椅子搶過來，一步跨了上去。本來他就一米八多的大個兒，再站到椅子上，角度太有利了，饞得美國記者翹著腳直問：「怎麼樣？」他邊拍邊得意地說：「絕啦！」

　　德奎利亞爾進了一個專門的小廳，記者們被攔在門口的鐵欄杆外，唐師曾擠在前排，他顯出規規矩矩的樣子，還不時衝警衛微笑。於是，警衛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幾個西方記者身上。就趁他們稍不留意的機會，唐師曾猛然抬腿跨過欄杆，三步兩步追上了德奎利亞爾一行。他聽到了身後警衛的怒罵和追趕的腳步聲，但他頭也不回，緊貼著官員們往裡去，終於抓到了最好拍攝機遇。事後，外國同行問他：「你就不怕他們開槍？」唐師曾樂呵呵地答：「不會的，我離阿齊茲那麼近！」

　　開戰後，唐師曾隨最後一批記者離開了巴格達，後經安曼飛抵塞浦路斯，從這裡辦了進入以色列的簽證。

　　此時，飛往以色列的班機全停了。但唐師曾一分鐘也不想等，因為每一分鐘以色列都可能爆發新聞。他冒險搭乘一架小型私人飛機。二月一日，天下著雨，這架螺旋槳飛機在風雨中顛簸，窗下一片漆黑，只能看見窗戶上疾下的雨滴。突然，飛機猛一下沉，唐師曾心裡也一沉，不由自主地把「尼康」緊緊抱在懷中。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考驗，好不容易到了特拉維夫。在以色列政府新聞部辦公室裡，一位官員驚奇地盯著他胸前的五星紅旗感慨道：「我第一次見到北京來的人，您打算待多久？我馬上給您辦證件！」

　　在特拉維夫十四天，天天趕上空襲警報，警報一響，工作人員便將所有客人趕入設在六樓的防毒掩蔽室。唐師曾卻沒有一次進掩體，而是一聽警報便抄起傢伙往外跑。有時在大街，有時在陽台上仰望天空，等候「襲擊」。二月九日凌晨二點多，警報再響，唐師曾照常爬上陽台等待，這次「飛毛腿」真來了，一條火龍劃破夜空，接著兩聲巨響，樓板都震得顫抖。唐師曾拍下這珍貴鏡頭後，立即衝下樓，往爆炸點趕去。那裡，房屋炸塌，煤氣管、水管崩裂。前來搶救的人亂成一團，唐師曾立即舉起相機。但一個以色列士兵卻上前擋住他的鏡頭。這下他急了，再也笑不出來，破口大罵……

　　在電話裡，唐師曾這樣對採訪他的記者說：「我絕不會給中國人丟臉。我會給新華社玩命幹活！」

　　新華社攝影部的徐佑珠主任對她的這個兵十分滿意。她帶有幾分得意的口吻補充說：「除了拚命的精神以外，還有一點特別重要，唐師曾是『全天候記者』，會外語，能拍照片，又能寫文字稿，還會開車。為此，新華社下了不小的『本』。但如沒有這些條件，他們海灣報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載《北京青年報》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

附錄４　紅色在行動

　　──記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

　　　　　　新華社記者　羅更前

　　影星阿蘭．德龍到京，在一個不允許任何記者拍攝的場合，卻有一台相機硬是擠了進去，操作這台相機的是個穿紅色上衣的青年記者。

　　京津公路上，一輛「平治」牌轎車，以一百四十英里的時速，緊緊尾隨著公安局的警車，車上坐的又是這個身著紅上衣的青年，在抓獲殺害北大研究生的兇犯時，他摁下了快門。

　　外交部招待所起火，迅速到達現場，衝進火場，端起相機的，還是紅色上衣……

　　這個經常身著紅色上衣活躍在新聞現場的青年是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他喜歡紅色，需要紅色，他認為紅色有緊迫感，紅色熱情、好勝，容易給人留下記憶，為下次採訪提供方便。

　　一年半之前，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再往前，他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學生。憑著他的勤奮，憑著他那一張張用草板紙裱糊的半生不熟的作品，去年一月，他敲開了新華社的大門。從那時起，攝影部的發稿欄裡出現了一個新的名字，幾乎每天都有。同行們很快就將這個名字和那來去匆匆的紅色身影對上了號。就在小唐擔心自己的潘太克斯相機不定哪天就會因勞累過度而罷工的時候，他領到了尼康。

　　「發我兩台尼康……」他激動得像范進中舉一樣逢人便講，以致在工作時不慎被裁刀鍘破了手。幾天後，他又因如願地領到了鏡頭，高興地一躍，頭撞在門框上，打了「補丁」。小唐的確興奮過度，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過戰火的士兵才懂得武器精良的重要。

　　就在大家認為唐師曾躊躇滿志、如魚得水的時候，小唐突然感到心虛了。他拚命向有經驗的記者學習，希望能集眾家之長於一身，他有一大幫師傅。他一面向周圍的同行拜師求教，一面像當年著迷於世界戰爭史一樣開始津津有味地研究世界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是如何工作的。

　　他敬佩美國的羅伯特．卡帕，在踩上地雷的一瞬間還不忘摁一下快門，並含笑死去，他覺得為自己所酷愛的事業獻身是值得的。

　　他把路透社駐菲律賓首席攝影記者維科所說的「我為我的傳真線拚命」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只著眼於他每天的發稿量，只關心他的「老闆」需要什麼樣的新聞照片、人民想看什麼新聞、自己怎樣拍到這樣的新聞。他希望他的讀者能在採訪現場、在見諸報端的新聞照片署名中結識他、承認他。從他領到相機到現在的四百多天裡，他已經向國內外發出了七百多張照片，這樣的工作效率確實令新華社的同行們刮目。

　　有人覺得他不像是官方通訊社記者，這大概是因為他不夠氣派，或許是因為他的採訪途徑太不正式。確實，小唐獲得的許多採訪線索是有點邪門兒，這是因為他的人緣兒好、交際廣，從掌握實權的政府官員到某傳達室的看門老頭都是他的結識對象，都有可能成為他的「眼線」。

　　人們看他憨厚、滑稽，而且又姓唐，便給他冠以「唐老鴨」的外號，他欣然納之。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他的機敏。誰能相信他曾經採用被值勤人員抓進去的方法接近採訪對象，他曾經大敞著鏡頭，風風火火地將一張張新華社攝影部的廣告煞有介事地塞進值勤人員手裡，當人家展開閱讀時，他已混進了包圍圈，到達了拍攝現場。

　　唐師曾這位二十七歲的年輕記者，儘管所拍攝的照片水平還有待提高，儘管他還很不成熟，但他那紅色的身影畢竟在行動……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

附錄５　唐師曾印象

　　中央電視台導演　辛少瑛

　　一九九四年末，在我赴南美拍片的前一天，意外地收到了你寄來的這本小冊子《我從戰場上歸來》。由於這是一個小開本的「口袋」叢書，我沒有多想就把它順手塞進了已很滿的行囊中。飛行途中，當我不經意地翻開它時，卻一下子被你的清新生動的敘述風格所深深地吸引了。那跳動在字裡行間的詼諧與亢奮，活脫脫地把你躍然在紙上，彷彿我又聽到了你那滔滔不絕的訴說……說實在的，你的確有一種魔力，凡接觸過你的人，都會被你的真誠和熱情所感染，你似乎也特別願意把你那旺盛的精力盡情地揮灑給你所有的朋友們。在異國他鄉的漫漫征途中，你的這本小書好像有一種神奇的魔力！後來我們的攝製組開始傳閱這本書，它成了我們旅途中的最好的伴侶。儘管你並不陌生，儘管我曾不止一次地聽你繪聲繪色地談起你那不平凡的經歷，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被你的小書給拽了進去，拽進了你那特有的情感世界和你幻想中的戰爭狂想曲，就像我第一次見到你時的那樣……

　　一九九三年，埃及的開羅，我們中央電視台攝製組正在此拍片。這天傍晚，中國駐埃及大使朱應鹿先生邀請我們來到大使官邸。在昏暗的廚房中，我偶然發現了一位正在胡吃海塞的愣頭小伙子，那樣子活像一隻飢腸轆轆的狼，這就是你給我的第一印象。我記得你是這樣介紹自己的：「我叫唐師曾，外號『鴨子』，剛從西奈採訪回來。」我心裡一震，這就是在海灣戰爭中從炮火紛飛的巴格達不斷發回獨家報導的那位新華社記者？因愛穿紅色Ｔ恤而被中青報稱為「紅色在行動」的那個唐師曾？不錯，這一天你當然還是穿著紅色的Ｔ恤，那褶皺的襯衣上浸著汗漬。我連忙向你打聽西奈島的情況，因為第二天我們將奔赴那有著著名的巴列夫防線的昔日中東戰場拍攝。談到戰爭，你的話匣子一下子就打開了：你自詡為「沙漠之狐」隆美爾，以當年德國皇家軍校給隆美爾的評語「熱情、堅強、守時、自覺、智力超人、高度責任感」而自律。你推崇的是隆美爾作為一個軍人所具備的卓越的指揮才能和與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獻身精神。你還把自己喻為巴頓再世，在形容你自己隻身開車闖進以色列時，說是「就像當年的巴頓強渡萊茵河」。我覺得你一定是精通世界戰爭史的，因為你如數家珍地一一列舉了發生在北非沙漠中的歷次戰事，從當代由拉賓指揮的那奇蹟般的「六日戰爭」、二戰期間驚心動魄的阿拉曼之戰、一直到古羅馬的著名統帥愷撒和安東尼，你都有極生動的描述和獨到的見解。我猜想著，你之所以崇尚紅色，可能就是因為當年的愷撒大帝身披紅色戰袍，打贏了一場場戰爭的緣故。我記得你曾經巧妙地把德軍閃擊戰的理論騰挪到記者的採訪方式上：最好的通訊設備、最強的體力加上靈活機動。正是根據這種理論，你於一九八七年就裝備了「大哥大」，同時你也是全新華社最早安上ＢＰ機的記者。正是通過這台ＢＰ機，朋友們為你提供了無數的信息，你也正是憑藉著靈通的信息和年輕強悍的體魄，閃電般地四處奔波，為我們拍回了《故宮的牆塌了》《盧溝橋的獅子被雷劈了》等不為他人所在意的好新聞。你把自己比喻成一輛坦克，具有極強的突破能力。這一點早已從你一次次突破重圍、終於採訪到那些世界風雲人物的成功經歷中得到證實……

　　在開羅的那一晚，我們過得特別地愉快。我記得那是一個月光皎潔之夜，你開著吉普車送我們回飯店，已沉靜下來的開羅街頭和月光粼粼的尼羅河散發出更加神秘和迷人的景色。伴著陣陣和煦清涼的晚風，你邊開車邊喋喋不休地說著希望回國後能去拍攝中國的珍稀野生動物……以至於這周圍寧靜而優美的和平環境根本不能使你所動似的，我知道，你所神往的似乎只有戰場和冒險。

　　不過，我更覺得你從來都像是個富於幻想的大男孩兒，你好像只認得武器裝備和各種類型的汽車，就像你所說的那樣，吉普車和尼康相機早被你當成了不能割捨的一妻一妾。

　　後來，我曾經請你作為嘉賓，參加了《正大綜藝．埃及專集》的節目，我記得在演播室內，在強光照耀下的嘉賓席上，你顯得極為侷促不安，你的手腳一直在動。當時，我在導播台上就想，這裡不是你自如馳騁的地方，只有廣闊的大自然和炮火連天的戰場，才真正屬於你。

　　儘管平日裡我們接觸不多，但我總是從《世界博覽》裡你的文章中，追蹤你的足跡，知道你後來真的為拍攝野人去了神農架自然保護區，知道你去了美國嘗試當農民，而且還驅車橫貫了美利堅……你是那樣的天馬行空，來去無蹤，以至於連《世界博覽》雜誌的任幼強主編都曾經無奈地說：「我們只能等待他的消息。」

　　去年，在著名的諾曼底戰場遺址和巴頓將軍墓，我都不由得想到了你，因為你對戰爭的幻想和對軍事天才的狂熱和執著追求，於是我又想到，或許你此刻正把你的這輛極具突破能力的坦克，轟轟隆隆地駛向一個個採訪的戰場，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你居然會住進了醫院！

　　作為同行，我欣賞你的才華，敬重你為事業獻身的精神；作為朋友，我享受你坦誠的友誼，喜歡你那孩子般天真純潔的心靈。此刻，在病床上，你還能是一輛突破能力極強的坦克嗎？我想，如果真有上帝保佑的話，那我一定會虔誠地為你祈禱。但我更堅信，你還會創造奇蹟的，我期待著你奇蹟般的康復，期待著你所有美好的一切。

　　一九九八年六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