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一九四三年序
第一章　﹁荊州張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渦
第五章　內閣中的混鬥︵上︶
第六章　內閣中的混鬥︵下︶
第七章　大政變
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設︵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擊以後
第十一章　從奪情到歸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
第十三章　鞠躬盡瘁
第十四章　尾聲
後記
附文：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讀朱東潤︽張居正大傳︾有感

︽張居正大傳︾朱東潤

︽二○一四年九月五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作者簡介

　　朱東潤︵一八九六｜一九八八︶，江蘇泰興人，中國古代文學及各體文學專家。一九一六年英國倫敦西南學院肄業。一九一八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任通州師範，南通中學英文教員。建國後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全國寫作學會名譽會長等，是復旦大學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之一。他為中文系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陸游研究、梅堯臣研究、中國文學等課程，並培養了數十名碩士、博士生。其研究領域涉及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歷史，尤其專長歷史人物傳記文字的創作。善於將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歷史結合起來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實的分析考辨，著有︽張居正大傳︾、︽杜甫敘論︾、︽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陸游傳︾、︽元好問傳︾等傳記文字作品，其︽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我國最早的文學批評著作之一。他還是一位書法家，篆、隸、行、草無不精善。

一身傲骨朱東潤

　　｜｜本文摘自︽中國青年︾第２０１０００５期，作者：佚名

　　朱東潤常言：﹁人不可以有傲氣，但不可以沒有傲骨。﹂瞭解他的人知道，他不只是說說而已。文革初期，朱東潤是復旦大學第一批被揪出來批鬥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不過他的回答則是：﹁我嘛，﹃權威﹄勉強算一個，﹃反動﹄嘛，則未必。﹂隨著批鬥逐漸升級，朱東潤遭遇的折磨亦更加厲害。有一次，一個造反派頭頭率領幾個紅衛兵來抓朱東潤﹁殺頭﹂示眾，他們找到一把日本戰刀，兩人撳頭壓肩，兩人用軍刀當鋸子拉頸項。幸虧戰刀年久生繡，頭才沒掉下來。他們還惡狠狠地問：﹁你是什麼東西？﹂他們原以為這次朱東潤一定會求饒，承認自己是牛鬼蛇神反動分子。不料，朱東潤卻昂然抬頭說道：﹁我是中文系系主任！﹂朱東潤是如此堅貞不屈，以至於當時批鬥者中有人喊﹁砸朱東潤的傲骨﹂。

　　朱東潤一身傲骨，自信且自負，在復旦是出了名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曾轉述過一個有關朱東潤先生的故事，說的是朱先生曾作學術報告談傳記文學，認為世界上只有三部傳記作品是值得一讀的，一部是英國包斯威爾的︽詹森傳︾，一部是法國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還有一部就是他自己的︽張居正大傳︾。

　　朱東潤完全有理由如此自負，因為他是我國公認的現代傳記文學的拓荒者。他把自己的︽張居正大傳︾列為世上最好的三部傳記作品之一，而世人則讚譽︽張居正大傳︾為二十世紀﹁四大傳記﹂之一。除了︽張居正大傳︾外，朱東潤一生還有著有︽陳子龍及其時代︾、︽杜甫敘論︾、︽陸游傳︾、︽梅堯臣傳︾、︽李方舟傳︾、︽元好問傳︾等。

　　朱東潤在開創現代傳記文學寫作體例時，曾強調，除了文學性，傳記文學首要的是真實。他說：﹁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原則，在他的第一部傳記作品︽張居正大傳︾中得到了堅決貫徹，所有的事實，都經過極其詳密的考證，做到了﹁信而有證﹂。

　　七十二歲那年，朱東潤卻完全違背了自己曾經定下的傳記文學標準，他竟然把洋洋灑灑一篇大作，獻給了一個虛構的名叫﹁李方舟﹂的平凡女子。不過，批評家並沒有就此責難他。因為，這是一本獻給他愛妻的作品。當朱東潤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後，他的妻子鄒蓮舫女士因不堪精神與疾病的雙重折磨自殺身亡。朱東潤把對這名溫柔賢淑、剛強果斷、為丈夫和子女奉獻了一生的家庭婦女的思念，寄託於﹁李方舟﹂。他在︽李方舟傳︾的序言中寫道：﹁這本書是在驚濤駭浪中寫成的，但是我的心境卻是平靜的，因為我相信人類無論受到什麼樣的遭遇，總會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

　　向前進，道路是曲折的，光明依然在前。朱東潤對此深信不疑。他在抗戰困難時期完成的︽張居正大傳︾一書最後寫道：整個中國，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時，總會發現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赫一些，有的暗淡一些。但是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經為自由而奮鬥，為發展而努力，乃至為生存而流血，我們對於過去，固然是看到無窮的光輝，對於將來，也必然抱著更大的期待。前進呵，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歷經清王朝的覆滅、民國、抗戰、解放、文革等政局的變遷，朱東潤始終嚮往光明，執著進步。一九七九年，已至耄耋之年的朱東潤選擇了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做到了﹁永遠前進﹂。上世紀八十年代批判周揚時，報社記者問及他對周揚的評價以及對異化問題的看法，朱東潤的回答總是那麼一句：﹁我活到現在九十歲了，相信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

　　朱東潤曾希望人們在他死後能說一句﹁我國傳記文學家朱東潤死了﹂，如此足矣。不過，在他逝世後，世人對他的評價是：朱東潤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傳記文學家、文學史家和書法家。

一九四三年序

　　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於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文學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只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只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只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盪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幹︽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瞭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像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面，起了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採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採取那一個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這裡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才有敘述的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裡面，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里。這裡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只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裡面。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丰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里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歷，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儘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決定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只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儘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作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惟有談到第三個作法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歷，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在這兩點，從斯特拉哲的著作裡，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只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只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作法既經採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家的手裡，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惟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面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瞭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只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面，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裡面，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只能從偉大人物著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偉大了，但是他的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瞭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瞭解的，但是資料方面，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困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的時代太遠了，我們對於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面，對於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佔有政局的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瞭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志在聖人。他只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鎔而同時又想陶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瞭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於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筆記裡面，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採用，這一個缺憾，幾於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為他佔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瞭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麼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家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地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的制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余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用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了，他們不會明白；說多了，他們會嫌煩凟：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困難的後面，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了間見徵引以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偽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制：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回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只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踳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嶽集︾，卷數同。在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制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卷，為文十四卷︵合︽女誡直解︾計之，故言此︶，為書牘十五卷，為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詞。余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出彈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學傳︾︶；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後裔，斥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果，只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卷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卷，前十三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卷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卷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的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書牘凡例敬題︶，嗣修認為書牘標題，出於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辭。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范溪書︾，其時鄭洛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書︾，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尚多。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但是標題方面，還是非常凌亂；有一部分出於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出於事後的追題，至其或出於書記之手，或出於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只給一個先後的順序，並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於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的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面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便利了許多。

　　要為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於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的文集，對於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了材料的空虛。我感到徬徨了，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於竟把這本傳記寫成。這是為的什麼？我認定傳記文學的寫成，不完全是材料的問題，同時還有寫法的問題。蒙尼辨耐的︽狄士萊里傳︾寫成六大厚冊，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面，可稱毫髮無憾，但是莫洛亞的︽狄士萊里傳︾繼此出版，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的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現，關於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的傳記，已經出到五百種以上，並沒有因為材料的不完備而停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家知道有一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對於﹁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於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於國家的關係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只要傳記文學的風氣一開，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並不是不能想像的事。那麼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個前驅，未嘗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

　　其次關於文字的方面。我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常時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需運用新的筆調，才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憾。後來寫︽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的不諧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的語彙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彙或另行創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成為風氣，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也就覺得無可非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後，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罷。

　　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對話是傳記文學的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項羽本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項羽和項梁往觀，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這是兩個人的對話。項羽要殺宋義，他說：﹁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這是項羽誓眾的宣言。其後鴻門之宴，項羽、范增、項莊、沛公、張良、樊噲，都有說話，文字非常生動，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項羽按劍說：﹁客何為者？﹂這是問樊噲的，偏偏樊噲不答，張良說道：﹁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才說﹁壯士，賜之卮酒﹂，這又是吩咐侍從了。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使人感覺異常地活躍。

　　這個寫法，在小說家手裡，成為最好的工具。現代傳記文學家也常時採用這個寫法。但是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點沒有看清，便會把傳記文學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許生動一些，但是出的代價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只要是有根據的對話，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像的話。這裡另外也有一些困難。從前人記對話，往往不用活的言語，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應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後，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升等計議的一節：

　　階固已豫如，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廷，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升等是這樣說法的。明白一點說，從前人把白話翻成文言，現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翻回白話。這一類翻譯的方法，在經史方面有相當的根據。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驩兜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籲，囂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籲，靜言庸違，像恭滔天。﹄﹂這是一段詰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紀便完全改過了，我們看到﹁堯曰：﹃誰可順此事？﹄驩兜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籲，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過一番翻譯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暢。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麼看到我們把谷應泰的文言，翻回白話，一定不會感到詫異。

　　在把文言翻回白話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而不是翻成現代人常用的語言。我們對於明代人的說話，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認為明代人不會用現代特有的語彙，不會用現代變質的文法，不會用現代稗販的幽默。在這幾方面加以注意，也許可以得到明代人說話的大概。稍為困難的是明代帝后的說話。封建帝后早已隨著時代而消失了，我們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觸。他們是和普通人一樣地說話嗎？還是同劇本所寫的一樣，平時也是稱﹁孤﹂道﹁寡﹂嗎？從我所見到的，大致他們還是和普通人一樣。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說過：﹁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張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諭疏︾︶。神宗自己也說過：﹁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奏疏九︽處治邪佞內臣疏︾︶。這都是極普通的說話，我們可以從此看到帝后說話的大概，在敘述對話的時候，也有一個根據。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間留下許多對話的記載，如︽謝召見疏︾︵奏疏二︶、︽召辭紀事︾︵奏疏七︶、︽召見紀事︾︵奏疏八︶、︽召見平臺紀事︾︵奏疏九︶，︽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奏疏十一︶。在記載的當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對話寫成文言的時候，但是最大多數都能保存當日的語氣，即如︽謝召見疏︾記隆慶六年六月間居正奉召入朝以後，神宗說：﹁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說：﹁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其後居正奏請遵守祖宗舊制，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神宗答稱：﹁先生說的是。﹂居正再請神宗慎起居，節飲食，神宗說：﹁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吃。﹂在這許多地方，我們看到當日的語調，正是最有價值的記載。

　　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記的說話，有時雖寫成文言，其實文言和語體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而在說話之中，為求語言的簡練，常時有由語體轉成文言的傾向。授課的時候，教師有時採取近乎文言的語句，以便學生筆記，正是平常習見的事，何況奏對之時，更覺﹁天顏﹂咫尺，不許冗長煩瑣呢？

　　這本書的大體計劃，是在一九四一年決定的。次年春間，寫成﹁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今年春間，重行寫定﹁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為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四種、第五種。在這幾年之中，一切剩餘的時間，都消耗在這本書上，實際著筆是從今年一月三日開始，八月六日終了，是為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六種。

　　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裡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尚書有︽尚書大傳︾，禮記也有大傳；但是在史傳裡從來沒有這樣用過。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的史學，發源於經學，一百三十篇的︽史記︾，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紀模仿十二公，七十列傳模仿公羊、穀梁。﹁傳﹂的原義，有注的意思，所以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七十列傳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紀或其他諸篇的人物，加以應有的注釋。既然列傳之傳是一個援經入史的名稱，那麼在傳記文學裡再來一個援經入史的﹁大傳﹂，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幾年以來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學力，僅僅達到這個階段，原是無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來只是供給一般人一個參考，知道西方的傳記文學是怎樣寫法，怎樣可以介紹到中國。我只打開園門，使大眾認識裡面是怎樣的園地，以後遊覽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園亭的也有，只要園地逐日繁榮，即是打開園門的人被忘去了，他也應當慶幸這一番工作不是沒有意義。︽法顯行傳︾記法顯經過沙河的一節：﹁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在一個茫無邊際的境界，我們惟有踏著前人的足跡，作為自己前進的路線。前人對於我們所盡的責任，正是我們對於後人所有的義務。無論成功或失敗，現在的努力，對於後人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我應當趁這個機會，對於遠方的兩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二十餘年的生活，養成我不事家人生產的習慣。我獨自漂流異地，難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對日作戰以後，我從越南入國，繞到抗戰的大後方，從此沒有看到故里。家事的處分，兒女的教養，以及環境的應付，一向我不過問，現在更落在一個人的肩上。我沒有聽到抱怨，也沒有聽到居功。尤其在故鄉淪陷以後，地方的情形更壞，斗大的一個縣城，充滿最複雜的事態，天涯遊子的家屬，剩得舉目無親的境地，但是我始終沒有聽到怨恨和愁訴。正因為有人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家庭，我才能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這一點點，但是在我歷數這幾種撰述的時候，不能忘懷數千里以外的深閨。我認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侶。

　　還有一個更遠在萬里之外，現正在作一次國外的旅行。我們的認識遠在三十餘年以前。我們曾經共同受過小學教師的訓導，共同聽過泰晤士河的波聲；之後，在同事十餘年之中，又共同欣賞過東湖的初月，樂山的暮鐘。在我們同事的中間，他的著作，我都曾經看過；我的作品，也沒有一本不曾經過他的商訂。這本書寫成的時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計劃，曾經和他討論。從他那裡，我得到不少的鼓勵，不少的協助；但是以前因為時常見面的關係，沒有感覺致謝的必要。現在我得告訴他，萬里波濤的重洋，遮斷不了平生許與的友誼。

　　努力啊，我願有更好的成就，報答一般友好的關切。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朱東潤自序於重慶柏溪寓齋

第一章　﹁荊州張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臨安陷落，皇帝成為俘虜。宋代遺臣，立益王昰為帝，改元景炎，繼續鬥爭：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們再立衛王昺為帝，改元祥興。整個的鬥爭，開始向南轉進，南宋王朝的根據地，剩得海南島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軍失敗，天祥也成為俘虜。祥興二年，崖山的鬥爭又失敗了，陸秀夫抱帝昺投海。張世傑還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鬥爭的火焰，但是驚天動地的風浪，沉滅了這一個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鬥爭就這樣慘痛地結束了，從此整個的中國，第一次開始受韃靼族的統治。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興起來了。但被壓在底層的廣大貧苦人民，地位並沒有改善，他們過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國境內，仍然是只見到荒淫、暴虐、屠殺和滅亡。部分的統治階級沒落了；曾經統治中國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產生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間，也喊不出一個百折不回的志士。剩餘的只是月泉吟社這一流的詩人，借著﹁春日田園雜興﹂的詩題，流露一點改朝換代的嘆息。

　　整個的中國，便隨著上層階級的沒落而沒落，四千年的歷史，從此便成為統治者腳下的灰塵嗎？不會的。和西方傳說中的長命鳥一樣，中國人民正從毀滅裡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毀的。統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們自己挖掘墳墓，但是人民大眾不會隨著垂死的統治者走向滅亡，他們要用自己的力量掙斷身上的枷鎖，爭取生存的權利。他們正準備力量給騎在頭上的統治者以狠狠的打擊，而他們中間，也正在產生領導人物，領導全人民作鬥爭。這便是元順帝以後中國的情態。順帝至正十一年販布的徐壽輝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兒子郭子興起兵，十三年販鹽的張士誠起兵，十五年白蓮會的韓林兒稱帝。在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個是皇覺寺的和尚朱元璋，一個是沔陽的漁夫陳友諒。朱元璋把握著最後的勝利，成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遠人李善長到了軍門，只是說，﹁從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陸仲亨才十七歲，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懷著最後的一升麥，躲在草中，惟恐被亂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見了，太祖喊一聲﹁來呀﹂，仲亨從此投軍。這裡看到當時的慘狀，和一般人對於這一番動亂的期待。以後善長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為開國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裡，徐達、湯和是濠州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長、馮國用、馮勝是定遠人，鄧愈、胡大海是虹縣人，常遇春是懷遠人，廖永安是巢縣人，他們以外還有許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領導下，淮水流域出了許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時期，也幸虧淮水流域一個無名英雄的後裔，再從人民中間出來，重新領導國家的事業，為明王朝的統治，延長了七十二年的存在︵自穆宗隆慶六年張居正為首輔起，至思宗崇禎十七年為止︶。這是明代的大學士張居正。

　　居正出生的時候，明室已經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沒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沒有了，接後便是正統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韃靼人包圍，大軍數十萬遇到殲滅的命運，連皇帝也成了俘虜。在這個困難的階段，幸虧于謙出來，擁立景帝，支持了當日的天下。以後是英宗復辟，于謙被殺，再下便是憲宗即位，全國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時代。憲宗的兒子孝宗，總算是一個賢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裡﹂；皇宮住膩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厭了，他自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太子沒有，東宮也不要了，他有無數的義子，把積慶坊、鳴玉坊毀去，改建他的義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寧王宸濠造反，總算沒有成為大亂，但是明室的元氣，已經衰耗了。武宗歿後，他的從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個有名的幹才，但是聰明當中帶著癡呆的氣息，儘管一面制禮作樂，處處表現太平盛世的現象，可是建齋興醮，也處處流露荒誕無稽的思想。整個政治的提示是偏執和專制；大臣常有的機遇是廷杖和殺戮。因此到處都是諂諛逢迎的風氣。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會的腐化和動搖。這是張居正出生的時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張關保，鳳陽定遠人︵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實︾，則稱始祖福，廬州合肥人︶。關保是太祖初起時的一個兵士，以後渡江，破采石磯，從大將軍徐達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廣東，最後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居正的祖先，只是定遠一個無名的英雄，以後入了湖廣的軍籍。軍籍是明代的一種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設所，諸府要害之地設衛，大致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兵士和官長都有世籍，所謂軍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後又世隸軍籍，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許國的夙願。

　　關保在史冊上沒有留下怎樣的功績，死後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縣許印峰說：﹁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書牘十︶，大致即指此。關保的子孫，在居正︽先考觀瀾公行略︾裡，僅僅傳下兩個名字，但是到了關保的曾孫，便有事蹟可考。他名誠，字懷葛，是居正的曾祖。

　　張誠只是次子，世襲千戶的尊榮，當然與他無關，因此從歸州遷到江陵，入江陵籍。張誠到了江陵以後，不得不靠自己謀生，有餘的時候，他便施捨窮人，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遠處在困頓的中間。張誠有點口吃，江陵人給他起一個外號﹁張謇子﹂︵︽方言︾︻訁寋︼、吃也，謇子二字出此︶。謇子儘管謇子，但是他的話特別多，江陵人常常引﹁張謇子﹂的話，教訓子弟。居正自己也引過這樣幾句：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為蓐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中父老，以自炫其閭里︵書牘三︽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閭︾︶。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書牘三︽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

　　答吳堯山書作於萬曆元年，上溯二十年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歲，正在居正為翰林院編修，大學士徐階深相期許之後，也正在他以相業自期的時代。宰相的抱負，直溯到一個﹁謇子﹂的教訓，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實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願，作為自己的宏願，這不是蹈襲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個兒子：鉞、鎮、釴。鎮字東湖，是居正的祖父。鉞長於治產，家道日漸殷實；釴讀書，補縣學生；偏偏張鎮既不讀書，又不治產，只是一味放浪，最後在江陵遼王府充當護衛︵見王世貞︽首輔傳︾。周聖楷︽楚寶．張居正傳︾、︽觀瀾公行略︾、︽文忠公行實︾皆諱其事︶。從張關保從軍到張鎮當護衛，總算是一線相傳，克紹箕裘。但是中間已隔四代，一切的觀念都改變了，這裡沒有慷慨從軍的氣概，沒有英雄事業的聲譽，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氣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歡他。這不是因為張鎮的可喜，而是因為父母對於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別愛護的意趣。居正稱﹁謇祖顧獨愛之，逾於伯季遠甚﹂︵︽觀瀾公行略︾︶，其因在此。張鎮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裡，留下一些痕跡：專權、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後的形態。

　　儘管﹁謇子﹂對於張鎮特別愛護，但是始終感到一點失望。第二個兒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個好孩子。所以張鎮生子文明的時候，﹁謇子﹂說：﹁我這一生，幫人的忙多了，應當出一個好子孫，也許就是這個孩子罷！﹂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二十歲上，補上府學生，在科舉的時代，總算是一種發展，但是考過七次鄉試，始終沒有錄取。一直到居正點了翰林，三年秩滿以後，文明才擲下考籃，嘆道：﹁我從小讀書，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沒有什麼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頓到現在，這是命呀！﹂其實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學問﹂不夠。居正說：

　　先君幼警敏，為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為詩，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繩墨，循矩矱，以是見詘於有司。︵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

　　四十年的讀書，畢竟不能使文明認識自己的不就繩墨，這正是他的倔強。居正又說他﹁性任真坦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亦無怨恨之者。……喜飲酒，善談謔，里中燕會，得先君即終席歡飲。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莫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這裡寫的當然是文明父以子貴以後的形態，但是也看出他那種放浪不羈的意境。他畢竟是張鎮的兒子，也正是張居正的父親。

　　﹁謇子﹂對於文明的期望，顯然還是一個泡影，但是最後他看見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濟世的﹁報應﹂嗎？未見得，但是他有那種發心濟世的宏願，當然他的子孫會有一天實現他的志願。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張誠，祖父張鎮，父張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歲，母趙氏，比文明小兩歲。

　　大人物的懷孕和出生，照例有許多傳說。據說居正的母親，夜中看到房間裡突然發亮，一陣火光，一直連到天上，接後一個青衣童子，大約五六歲的樣子，從天上慢慢地下來，在房間裡繞床盡轉，於是趙氏懷妊了。這個大約是居正大貴以後，他的母親編出來的，以後透過自我催眠的作用，本人竟信以為真了。這正是知識不健全的鄉間婦女常有的事。敬修︽文忠公行實︾還指出趙氏懷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好像也認為貴徵。這大致不會假的。本來在妊十月，雖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個強壯的少婦，第一次懷妊期常會加長，這是每個醫生知道的事實。

　　敬修還指出兩個夢。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張鎮夢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滿屋子。張鎮驚惶的了不得，問奴輩道：﹁那兒來這許多水？﹂奴輩說：﹁水是從張少保的地裡流出的呀。﹂同夜張誠也夢到月亮落在水甕裡，照得滿甕發亮，隨後一個白龜跟著水光浮上來。

　　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但是小的時候，名為白圭，這是﹁謇子﹂因為他的幻夢，給他起名的結果。白圭只是白龜的諧音。嘉靖十五年，居正考生員的時候，荊州府知府李士翱看見居正，認為白圭兩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

　　居正的家庭，只是一個寒傖的家庭。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請假自京回籍，上徐階書說起：﹁竊念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書牘十五︽謝病別徐存齋相公︾︶；萬曆中與王世貞書也說：﹁僕先世單寒，非閥閱衣冠之舊﹂︵書牘十五︽答廉憲王鳳洲八︾︶，都顯出他對於這個家庭環境的認識。但是他存心要掙脫這個環境的約束。本來明太祖是從下層階級出身的人物，這便給他一種啟示。居正︽西陵何氏族譜序︾說：﹁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采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憔恢；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閻巷之士，化為望族﹂︵文集八︶。這篇文章，大約作於嘉靖三十七年，其時居正是翰林院編修，正在準備國家的重用。

　　不過即在居正小時，張家經濟狀況方面，已經改進了，有奴，有乳媼，總是綽有餘裕的形態。居正二歲的時候，大家都看出他是一個聰明孩子。一天他的同堂叔父龍湫︵張鎮一子文明，即觀瀾公。︽行實︾稱世父龍湫公，似非文明兄弟。︶，正在讀孟子，居正在旁，龍湫和他開頑笑道：﹁孩子，不要誇聰明了，要認識﹃王曰﹄二字才算本領。﹂又過了幾天，龍湫讀書的時候，乳母和居正又來了。龍湫把居正抱在膝上，要他認﹁王曰﹂二字，居正居然認識。因此得到神童的名稱。五歲居正入學讀書，十歲通六經大義，在荊州府很有一些聲名。

　　嘉靖十五年，居正十二歲，在荊州府投考。據說荊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個夢，夢見上帝給他一個玉印，吩咐轉給一個孩子。第二天荊州府點名的時候，第一個恰恰是張白圭，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細一看，正是夢中所見，因此替他改名居正，還囑咐許多自愛的話。荊州府考過以後，湖廣學政田頊來了。李士翱見到田頊，告訴他荊州府有這樣一個聰明的孩子。田學政把張居正招來面試。試題是﹁南郡奇童賦﹂，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學政和荊州府都驚異的了不得。這年居正補府學生。︵︽明史．張居正傳︾稱十五為諸生與︽首輔傳︾同，當係嘉靖十五年之誤。︶

　　大致就在次年發生居正和遼嗣王憲㸅中間的一段故事。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為衛王，二十六年改封遼王。起初遼王府在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建文年間，遼王渡海南歸，改封荊州，這是遼王府在荊州的由來。張鎮為遼府護衛，張家和遼府從此發生關係。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年，第六代遼王襲封，這是莊王致格。次年莊王妾生子憲㸅，正和居正同年。致格是一個多病的人，府中大小一切，都由王妃毛氏管理。毛妃有主張，有辦法，在當時很有聲望。嘉靖十六年，莊王死了，憲㸅因為還在喪服中間，當然不能襲封，而且年齡很小，所以大權還在嫡母毛妃手裡。毛妃看到憲㸅只是一個放蕩不羈的少年，但是居正已經是名震荊州的小秀才了。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賜食，吩咐憲㸅坐在下面。毛妃對憲㸅說：﹁你這樣不上進，終有一天給居正牽著鼻子走呀！﹂憲㸅充滿了慚憤，但是沒有發作。他和居正，從此成為相識，但是在友誼的後面，深深地滋長了仇恨。

　　居正十三歲的這一年，從荊州到武昌應鄉試，這次要是試中，便是舉人了。詩集留下兩首最早的作品，錄一首於此。

　　題竹︵十三歲應試作於楚王孫園亭︶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鳳毛叢勁節，只上盡頭竿。

　　這首詩很幼稚，也不像應試的格式。大致這時居正的聲名，在湖廣已經很大，所以主考給他臨時的口試，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單憑居正的年齡和聲名，原有中舉的希望。但是因為湖廣巡撫顧璘的主張，這次卻沒有成功。

　　顧璘，應天府上元縣人，是當時有名的才子，和同縣陳沂、王韋稱為金陵三俊，其後又加入寶應朱應登，稱為四大家。︵見︽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傳四︾。︶他認為十三歲的孩子就中舉人，以後便會自滿，反而把上進的志願打銷，這是對於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張趁此給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奮發。他和監試的馮御史說：﹁張居正是一個大才，早些發達，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最好還讓他遲幾年，等到才具老煉了，將來的發展更沒有限量。這是御史的事，一切請你斟酌罷。﹂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廣按察僉事陳束的欣賞。陳束極力主張錄取，但是監試御史想起顧璘的吩咐，竭力拒絕，居正竟沒有錄取。這件事對於居正發生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居正對於顧璘，始終感激。委實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要是居正就在這年中舉，不過早了三年，以後也許在湖廣添一個唐寅那樣的人物，而一生的事業，便會在詩酒風流中消逝。他自己也曾說：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為敝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為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為故人子也。﹂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書牘十五︽與南掌院趙麟陽︾︶

　　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歲，再應鄉試，這次居然中式。十六歲的舉人，畢竟很年輕了。恰巧這時顧璘正在安陸督工，居正到安陸進見，顧璘很高興，把自己的犀帶贈給他，說道：﹁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這是為中材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個中材，上次我對於馮御史的囑咐，竟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誤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遠大的抱負，要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年少成名的秀才。﹂其實顧璘對於居正十六歲中舉的事，畢竟還以為太早。

　　就在這年，遼嗣王憲㸅三年喪服已滿，照例襲封，成為第七代遼王。居正的發達，當然會加重母妃的督責，也增添憲㸅的慚憤。一切的怨恨，都發洩到遼府護衛張鎮的身上。據說憲㸅把張鎮召進遼府，賜他喝酒。張鎮看到孫兒中舉，遼王又賜酒，正得開懷暢飲。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實喝不下了，憲㸅還要他喝。最後，張鎮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憲㸅中間，又添了一件大仇，然而表面一切，還是非常的親近。居正的曾祖﹁謇子﹂，大致已經死了，沒有看到居正的發達。

　　居正鄉試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會試的一年，這次居正曾否入京會試，不可考。明代的制度，鄉試的次年便是會試，新科的舉人都要入京，也許居正因為年齡太小，沒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會試，這次卻失敗了。他曾說到失敗的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為，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苑也。︵書牘十五︽示季子懋修︾︶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會試，會試以後，再與殿試。這次成功了，中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明史．選舉志︾言：﹁成祖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居正這時，已經身居儲相之列了。

　　居正會試時，座主是孫承恩、張治，因為他考︽禮記︾，所以他的房師是閱︽禮記︾試卷的陳以勤、吳維嶽。進士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後與居正同時為大學士，同科還有殷士儋、王世貞、汪道昆、王宗茂，吳百朋、劉應節、王遴、殷正茂、凌雲翼、陸光祖、楊巍、宋儀望、徐栻、楊繼盛。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邊疆的大帥、彈劾權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為庶吉士，從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裡。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只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詔召他嗣位。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禮部尚書請用皇太子即位禮，世宗立即拒絕，堅持著遺詔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確實是一個英主的舉動。即位以後，為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爭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為皇考，伯父孝宗為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號，只稱先師，撤除塑像，只設木主，究竟不失為開明的舉動。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他只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的年齡，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於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內也不去。一切的政務，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銷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別，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領袖。可是世宗對於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持著，一步不會放鬆。他是洞內的虎豹，發怒的時候，會從洞內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內，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裡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裡，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假如這是當時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內閣。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現代西方的內閣，是議會政治的產物；它的權力是相當地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的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內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於一個政黨，便出於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內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內閣的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明代的內閣便完全兩樣了。整個的內閣只是皇帝的秘書廳，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秘書：內閣的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的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詔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於皇帝的任命，而不出於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常時紛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致，這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內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詔諭，都由首輔一人擬稿，稱為票擬；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只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刪定；首輔的產生，常常是論資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輔數年，忽然來了一個資格較深的大學士，便只能退任次輔；首輔、次輔職權的分限，一切沒有明文規定，只有習慣，因此首輔和其餘的閣員，常時會有不斷的鬥爭；政治的波濤，永遠發生在內閣以內，次輔因為覬覦首輔的大權，便要攻擊首輔，首輔因為感受次輔的威脅，也要驅逐次輔；同時因為維持內閣的尊嚴，所以他們的鬥爭，常是暗鬥而不是明爭；又因為內閣閣員，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鬥爭的第一步，便是破壞皇帝對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貶斥或降調，而此種鬥爭的後面，常常潛伏著誣衊、讒毀、甚至殺機。這樣的政爭，永遠是充滿血腥，而居正參加政治的時代，血腥正在內閣中蕩漾。

　　嘉靖二十六年，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後，嚴嵩曾經當過一年有餘的首輔，但是因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這是曾經當過三年首輔、資格較深的人物，所以退為次輔。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他們雖然同是來自江西，卻是屬於兩個範疇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嚴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時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時候，自己戴著香葉冠，一時高興，製了幾頂香葉冠，分賜大臣。第二天嚴嵩把輕紗籠著香葉冠，顫巍巍地戴進西苑來。夏言竟沒有戴，世宗問起來，他只說大臣朝天子，用不著道士的衣冠。在他們同在內閣的時候，有一次嚴嵩跪在皇帝面前，淚水像雨一樣地落下，說夏言欺負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這是夏言第一次落職。以後便是嚴嵩的專權；貪污放恣成為政治的風氣，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內閣以後，他們兩人仍把以前的作風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內監到他們家裡去的時候，夏言只是坐著，把他們當奴才看待；嚴嵩卻拉小內監並坐，數長數短地問著，等到小內監告辭的時候，更是滿把的金錢塞到他們袖管裡。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給玉皇大帝的表章，｜｜因為寫在青紙上，當時稱為青詞，｜｜便吩咐夏言、嚴嵩擬上來，夏言只是潦草塞責，嚴嵩便聚精會神，把他的文學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詞上面。這是第二次夏言、嚴嵩在閣內的鬥爭，但是這次夏言的失敗，卻失敗在內閣之外。

　　自從明代開國起，直到神宗中世，國家的邊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後裔都在北邊，在他們分散的時候，對於國家，本來不成為多大的問題；但是一旦團結起來，常會給予國家一種嚴重的威脅。最初韃靼騎士，未入河套，所以國家西邊還比較安靜。英宗天順六年，韃靼開始侵入河套，以後逐漸視為他們的給養地，不時再從河套出擊，國家西邊遂感覺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設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謂三邊，便是指陝西省甘肅、延綏、寧夏三邊，一切的佈置，都是對付河套的韃靼，以後稱為﹁套寇﹂。第一任三邊總制王越曾經主張以十五萬大軍窮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邊總制楊一清主張奪回河套，上言：﹁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但是楊一清的計劃，也沒有貫徹。到嘉靖年間，盤據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邊永無寧日。夏言當政以後，二十五年夏間用曾銑總督︵嘉靖十九年，改總制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曾銑，江都人，雖然出生在風華綺靡的地方，但是卻充滿報國的熱情。到任不久，十餘萬套寇衝入邊牆，大掠延安、慶陽，曾銑一面以幾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卻另派大軍，直搗套寇的根據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銑認定最切實的辦法，只有把韃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為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雷火炮擊，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

　　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間曾銑的計劃。他主張一面修築邊牆，一面收復河套，他又說：﹁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銑的奏疏交兵部議覆。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兵部尚書陳經議覆，認為築邊、復套，都不容易，比較起來，復套更是困難。他說：﹁夫欲率數萬之眾，賚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這是審慎，但是審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詔斥責兵部，同時策勵曾銑道：﹁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復，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這一道詔書，正是夏言的手擬。

　　夏言的岳父蘇綱，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裡，稱道曾銑，首輔與邊臣同心，要立千載一時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張居正中進士兩個月以後，曾銑再在陝西發動戰事，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接觸，一切正在做大舉的準備。十一月曾銑連同陝西巡撫、延綏巡撫、寧夏巡撫，以及三邊總兵上疏，決定收復河套。世宗還是說﹁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夏言、曾銑都準備立功。

　　但是暴風雨來了。嚴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機會，忽然一天世宗手詔輔臣：﹁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這是猶豫，猶豫的後面便是動搖。機會畢竟來了。嚴嵩是不會放過機會的，他立刻說河套決不可復。夏言質問嚴嵩為什麼不早說，要是有異議，就不應當遲到現在。在夏言盛氣淩人的習慣裡，這是常事。但是世宗的個性，比夏言還要強，於是從夏言和嚴嵩的對立，突變為世宗和夏言的對立。嚴嵩再上疏認為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夏言表裡雷同，淆亂國事。皇帝的暴怒，是沒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罷職，一面逮捕曾銑入京，政府官吏主張復套者一概罰俸。最後曾銑竟因交結近侍的罪名棄市，夏言則因為蘇綱和曾銑同鄉的關係，被誣為由蘇綱居間，受曾銑贓賄，也在十月間棄市。從此河套永遠受著韃靼騎士的蹂躪，卻葬送了一個內閣大學士，一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嚴嵩復為首輔，再在那半清客、半權臣的局面下，維持十五年的政權。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進的結果，對於整個政治，發生重大的影響。翰林院的新科進士，對於實際的政治，不負任何職任，只是在悠閒的歲月裡，給自己以充分的修養。這裡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討詩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裡研討朝章國故。文學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養。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文學，給以一種正確的估價，我們不能不承認翰林院的成績，同樣地，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細考察為什麼在許多昏君庸主下面，還能維持二百七十餘年的存在，我們對於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張居正入翰林院的時候，多數的進士們，正在討論怎樣做西漢的文章，和盛唐的詩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卻集中到實用上面。居正的目光，似已遠遠地看到二十年以後的將來。

　　在夏言和嚴嵩的鬥爭裡，一個新科進士是沒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對於當時的時局有了些微的認識，夏言已經失敗了。居正和嚴嵩的關係怎樣，我們沒有切實的把握；但是內閣大學士，是翰林院的長官，在翰林院設內閣公座，而且一切公務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內閣、翰林稱為同官，事實上居正和嚴嵩是不會不發生關係的。文集中︽聖壽無疆頌︾、︽得道長生頌︾，以及奏疏中︽代謝賜御制答輔臣賀雪吟疏︾，這一類的文章，固然是代嚴嵩做的，沒有疑問；就是在嚴嵩失敗以後，分宜縣知縣替他經營葬事，居正給他說：﹁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為報哉？﹂︵書牘一︽與分宜尹︾︶，可見居正和嚴嵩，是有相當的感情。不斷的政治鬥爭裡，居正在那裡揣摩著：他知道在怎樣的環境裡，應當怎樣維護自己。他也知道，在學習的期間，應當怎樣地從容緩進。他和蝸牛一樣，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觸角，尋覓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盤據河套、隨時領導韃靼騎士向陝西出擊的時候，他的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東北部不斷地進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進犯大同，九月進犯宣府，深入永寧、懷來。這時夏言、曾銑久已罷職了，嚴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的進攻，完全是夏言、曾銑計劃收復河套的結果，再給與世宗以一種新的刺激。其後二人的被殺，便在九月間決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舉入侵，進略大同，直抵懷來。總兵周尚文率兵萬人，和俺答大戰；宣大總督翁萬達也向敵人進攻，居然殺了五十五個韃靼騎士：算是數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義上，庶吉士只是一種學習的官員，在翰林院中稱為館選，三年期滿，稱為散館，凡是二甲進士及第的，例賜編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編修了，還是一個清銜，沒有實際的政務。這一年，他有︽論時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腫痿痹之病五，繼陳血氣壅閼之病一。他說：

　　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疾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其他為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
　　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繫。臣伏睹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捨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轢有司，朘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為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

　　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於人材，素未嘗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為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

　　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捨，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核，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為急務，承望風旨為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為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為？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汙隆，孰有留意於此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還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為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為萬世之利，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為豫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溪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

　　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為此特臃腫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針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奏疏中，這是初次，也許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這一次。這裡充分地表現居正的政治才能。他看定當時政治的癥結，應當說的已經說了，然而沒有得罪世宗，也沒有得罪嚴嵩。這便和楊繼盛、海瑞不同。楊繼盛攻擊仇鸞，攻擊嚴嵩；海瑞攻擊世宗：從直言極諫的立場看來，當然沒有絲毫的遺憾，但是在事實方面，繼盛所得的是棄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獄，這是居正所不願為的事。蝸牛的觸角伸出了，但是覺得空氣不利，終於還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頭於朝章國故的探索，對於時政，便不更置一辭。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時候，才二十五歲，我們因此遙想到漢文帝時一個二十餘歲的洛陽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賈誼。賈誼︽治安策︾論眾建諸侯以遏亂萌，這是漢代政局的對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時候，要說宗室驕恣，真是太可憐了。武宗的時候，親藩造反確有兩次，但是即以寧王宸濠那樣的聲勢，也是不久即滅，親藩的威力，已經過去了，其實沒有什麼尾大不掉之勢。在這個時期裡，世宗正在崇奉道教，於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輔元宣化真人；遼王憲㸅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這只是討皇帝歡喜的一種可憐相，還有什麼遠大的志趣呢？也許居正念念不忘憲㸅，在這個機會裡，給他放一枝冷箭，但是他卻忘去關於宗藩的一個大問題。

　　明代宗藩的問題是宗祿。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餘皆封王，王的長子當然也是王，其餘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遞降，除長子襲封以外，便有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王和郡王的女兒是公主、郡主，遞降還有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公主的丈夫是駙馬，郡主以至鄉君的丈夫是儀賓。這一切人都有歲祿，從王的一萬石到鄉君及儀賓的二百石，單單一個王府的歲祿，已經是非常駭人。而自成祖以後，每經過一個皇帝，當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沒有限制的時候，他們的子女，也沒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經是很大的數目，但是晉府慶成王奇湞便有子七十人，雖然沒有打破田常七十餘男的多子記錄，比太祖已經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將軍、中尉，真把整個的國家吃窮了。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才指出﹁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字應作下，︽明史．食貨志︾引作上︶，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林潤的見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後神宗萬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這方面，才建立了一些規模。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莊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莊敬太子輓歌︾︵詩三︶，但是這一件事留給居正的不是一首五律而是畢生的事業。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只有次子載壑、三子載垕、四子載圳。嘉靖十八年立載壑為太子︵︽明史．莊敬太子傳︾誤作嘉靖八年︶，載垕為裕王，載圳為景王。十年以後，太子死了，諡為莊敬。這時當然是裕王晉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認為冊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無形地耽擱下來。當時得寵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龍不能見面之說，皇帝是龍，太子當然是小龍，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們的父親，從此裕王們便真真莫睹龍顏了。在太子的地位沒有確定以前，裕王、景王成為急切的競爭者，幸虧他們都只是平庸到無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宮廷以內，不曾演出流血的慘劇。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歸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才算告一段落。但是從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這個段落中，裕王的地位，實在是非常地不安。景王奪嫡的計劃，在宮闈中已經是公開的事實。首輔嚴嵩對於裕王也是相當地冷淡。裕王應得的歲賜，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當然不敢和父親世宗提起，只得由左右先送銀一千兩給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才能補發。可是嚴嵩對於裕王，還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對裕王講官高拱和陳以勤兩人說：

　　﹁聽說裕王殿下對於家大人有些不願意，是怎樣一回事呀？﹂

　　這是一個霹靂。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見面，嚴嵩在世宗面前說一聽一的時候，要是嚴嵩感到裕王的威脅，一切的演變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設法移轉世蕃的注意，以勤只是沉靜地說：

　　﹁國本久已決定了。裕王殿下的諱字，從后從土，明明是土地之主，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親王講官，舊例只有檢討︵見︽明會典︾︶，但是裕王講官，兼用編修，和其餘諸府不同，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說惟有首輔才算得社稷之臣，請問不願意的話從何而來呀？﹂

　　這一席話，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其後高拱、以勤入閣，都是因為裕邸講官的關係。嘉靖四十三年居正為裕邸日講官，其後隆慶元年，居正入閣，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學士嚴嵩七十歲了，這正是他炙手可熱的時候，居正有︽壽嚴少師三十韻︾︵詩六︶。從﹁握斗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劍履逼星纏，補袞功無匹，垂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幾句，可以看出世宗對於嚴嵩信任之專。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也指明嚴嵩那一番謹慎小心的態度。直到這時，居正對於嚴嵩，還保持相當的好感。

　　這一年春間，居正曾經請假回江陵一次。︽宜都縣重修儒學記︾︵文集九︶：﹁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可證。明弘治間規定兩京給假官員，除往回水陸程外，許在家兩個月。那時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難，所以往回水陸程期再加在家兩個月，居正回京的時候，已在秋間，因此有名的庚戌之變，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間，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薊州，攻古北口，同時從黃榆溝潰牆入境。巡按順天御史王忬出駐通州，調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來從成祖初年，棄福餘、泰寧、朵顏三衛以後，北京已經站在國防第一線了。薊州失陷以後，敵人再從古北口取道通州進攻，對於北京，完成圍攻的形勢。北京原是明代第一個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戰時體制。成祖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加以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中部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一共八十餘萬軍隊，當然不會感受任何的威脅。但是成祖的規模已經不在了，京軍由三大營改為十二團營，再改為東西官廳，額軍由三十八萬再減為十四萬，世宗初年京營額軍只剩得十萬七千餘人。武備是一天一天的廢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時候，兵部尚書丁汝夔清查營伍，只有五、六萬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駐紮，但是這一群殘兵，一個個只是愁眉苦臉，長吁短嘆。戰爭沒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詔勤王。第一個奉詔的，是大將軍咸寧侯仇鸞，從大同帶了大軍二萬入援，以後各地勤王軍一共來了五、六萬，總算有了一點聲勢。但是給養方面，沒有什麼辦法，餓死的兵士，正是日常習見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鸞不敢開戰，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麼條件都可以承認。俺答當然有他的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國侵略者東來的故事一樣，稱為要求﹁入貢﹂。世宗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和禮部尚書徐階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貢書，問他們的辦法。

　　﹁這是一群餓賊，皇上用不到操心，﹂嚴嵩說。

　　徐階鄭重地說：﹁軍隊一直駐到北京城外，殺人和切草一樣，不僅是餓賊了。﹂

　　世宗皇帝只是點首，一面問嚴嵩看到﹁求貢書﹂沒有。嚴嵩也有一份，從衣袖裡遞出說：﹁求貢是禮部的事。﹂

　　﹁事是禮部的事，但是一切還請皇上作主，﹂徐階說。

　　﹁本來是和你們商議的，﹂世宗說。

　　﹁敵人已經到了近郊，要開戰，要守城，什麼都沒有準備，目前只有議和，但是惟恐將來要求無厭，這是困難，﹂徐階的話逐漸地具體了。

　　﹁只要於國家有利，皮幣珠玉都給得。﹂世宗慨然地說。

　　﹁只是皮幣珠玉，事情便好辦了，﹂徐階說，﹁萬一還不滿意，怎樣處分？﹂

　　世宗竦然地說：﹁卿可謂遠慮。﹂

　　計劃是決定了。徐階主張，指出俺答的﹁求貢書﹂，是用漢文寫的，日後不能做討論的根據，而且也沒有臨城求貢之理，只要他開出長城，改用韃靼文寫，再由大同守將轉達，一切可以商量。當然這是一個緩兵之計。日子拖長了，四方勤王的軍隊開到北京，朝廷便有決戰的實力。日子拖長了，韃靼的騎士，擄掠已多，俺答也失去決戰的熱情。終於有一天，俺答整頓輜重，作退卻的準備。這時世宗正在接二連三地催促兵部作戰。丁汝夔問嚴嵩，嚴嵩說北京和邊疆不同，在邊疆打了敗仗，不妨報功，在北京近郊打敗了，皇上沒有不知道的，那時怎樣辦？嚴嵩決定等待俺答擄掠飽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決定趁此大變殺戮大臣，﹁振作綱紀﹂！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獄。汝夔向嚴嵩求救，嚴嵩肯定地說：﹁我在，你決定不會死。﹂然而世宗的決心，沒有挽回的餘地，嚴嵩也沒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棄市的時候，汝夔才知道被嚴嵩出賣了。兵部尚書受訊，兵部的參謀長官｜｜職方司郎中王尚學例當連坐，汝夔只說﹁罪在尚書一人，與郎中無預﹂，因此尚學免死遠戍。汝夔還沒有知道，臨刑的時候，很關切地問左右道：﹁王郎中已經免死嗎？﹂王尚學的兒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尚書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嘆了一聲道：﹁你的父親屢次勸我速戰，但是我為內閣所誤，以至於此。現在你的父親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的冤枉，是當時大眾俱知的事，後來到了隆慶初年，才得追復原官。

　　經過這一次大變，居正認清了兵備是怎樣地廢弛，邊備是怎樣地重要，以及應付俺答的對策是怎樣地急迫。他認清了嚴嵩誤國賣友，對於嚴嵩，確是斷念了。蝸牛的一個觸角及時收回，但是另一個觸角就趁此時伸出。他已經發現一個友人，這是他任庶吉士時的翰林院掌院學士，現任禮部尚書徐階。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階是居正的老師，但是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居正的政友。他們間的友誼，一直維持到萬曆十年居正身歿為止。

　　徐階、松江華亭人，短小白皙，一個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嚴嵩的敵手。嚴嵩柔佞，夏言剛愎，柔能克剛，所以夏言失敗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樣，便喚不起信任。大難臨頭的時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責任，這樣最容易引起輕視。徐階不是這樣。他不是鋼鐵，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堅強的壓力，能屈服，能退讓，但是在壓力減輕的時候，立即恢復原狀。對於外來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遠不採取決裂的態度，即在退讓的時候，他也永遠不曾忘去撐持。這是政治上的一種風度，以後張居正、張四維，都曾經採取過。申時行維持九年的政權，也是採取這個風度。

　　這個時代，恰是陽明之學盛行的時代，徐階不是王守仁的學生，但是他的朋友很多陽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聶豹、歐陽德、程文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的人有時多至五千，是北京講學的盛會，但是他的良知之學，和他的侍從世宗，修治齋醮，好像不曾發生衝突。他講求經世之學，但是他也精心結撰青詞，好像也沒有矛盾。他正在準備在政治上和嚴嵩爭鬥，然而表面上只有和平。時機還沒有來，他正跧伏著。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對外關係中可以紀念的一年。二十九年俺答入侵，終於在飽掠以後退出長城了，但是對於北京正是一個隨時可發的威脅。大將軍仇鸞不敢開戰，只有設法避免戰爭，主張採取馬市的辦法。馬市是由俺答歲進若干馬，朝廷歲給若干幣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實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資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戰的馬匹。三十年三月，開馬市。第一個反對的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奏言十不可、五謬。世宗召集大臣會議，仇鸞大聲地說：﹁楊繼盛沒有看過戰爭，把事情看得這樣容易！﹂最後的決定還是認為既經和俺答約定了，無從反悔。繼盛也就在這次貶為甘肅狄道典史。繼盛是徐階掌國子監時的門生，但是徐階看到仇鸞結納嚴嵩，正在得寵的時候，一句話沒有說。就是居正，也在這個時期為嚴嵩賦三瑞詩：一篇稱頌嚴家瑞竹、瑞芝、瑞蓮三物的詩。最後的幾句：

　　扶植原因造化功，愛護似有神明持。君不見，秋風江畔眾芳萎，惟有此種方葳蕤！

　　這時是夏言已倒，徐階未起的時候，世宗的力量，正在維持著這一本江西分宜的瑞蓮。

　　馬市的事實，對於朝廷畢竟是一種侮辱。世宗衰邁了，也許有一些苟且，然而經不起這一個刺激。高傲的血液裡，激盪著復仇的氣息。仇鸞沒有知道，還在慶賀自己的成功；俺答也沒有知道，還在和平的氣氛中，不斷地進攻大同、懷仁。戰爭的呼聲又起了，沉沒了世宗苟安的雜念。三十一年三月，他一面派仇鸞赴大同巡視邊防，一面用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徐階看清世宗對於仇鸞的信任已經起了變化，首先便把仇鸞貽誤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鸞入京，八月收仇鸞大將軍印，九月罷馬市，朝廷和韃靼間，恢復作戰的體制。世宗對於仇鸞的反感，一切都看在嚴嵩的眼光裡。嚴嵩本來也感到徐階的威脅，正在打算借徐階、仇鸞平時接近的關係，給他們一個一石兩鳥之計，卻想不到第一個推翻仇鸞的卻是徐階，被他占了先著。於是他把一腔仇怨深深地埋藏下去，再伺候適宜的機會。徐階也趁此時機，結納居正。周聖楷︽張居正傳︾稱：﹁時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沉毅淵重，深相期許﹂，便是這個時候。︽明史．張居正傳︾稱﹁嚴嵩為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徐階和居正，方在計劃推倒嚴嵩的政權，但是表面上還是平和。嚴嵩看到居正在那裡做︽賀靈雨表︾、︽賀瑞雪表︾、︽賀冬至表︾、︽賀元旦表︾那些不痛不癢的文章，有時便吩咐他代擬一道，居正那些﹁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稱賀﹂︵奏疏十三︽賀元旦表︾二︶，﹁臣等叨塵密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既多，感寵恩之愈厚﹂︵同卷︽賀元旦表︾五︶，都是在嘉靖三十一、二年代輔臣擬作的。在嚴嵩的眼中，居正只是一個應酬詩文的作家，這又證實嚴嵩不如徐階的敏感。

　　嘉靖三十二年，居正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但是他的抱負，已經把他壓迫得喘不過氣來。詩集︽擬西北有織婦︾一首，大致是這年作的：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投杼忽長吁，惄焉中自傷。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春風卷羅幙，明月照流黃，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安得隨長風，翩翻來君傍，願將雲錦絲，為君補華裳。

　　究竟是少年人，在一首通篇比興的詩後，透出志在宰輔的抱負。幸而嚴嵩不會看到此詩，可以不必顧忌，他只在那裡等待江南來的長風，把他送進內閣。

　　二十九年俺答包圍北京的時候，仇鸞不敢開戰，是嚴嵩的同志；馬市開了，世宗一意聽信仇鸞的話，仇鸞便成為嚴嵩的威脅，所以楊繼盛攻擊仇鸞，間接也給予嚴嵩一種安慰。三十一年仇鸞失敗，繼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東諸城知縣，再升南京戶部主事，三升刑部員外郎，四升兵部武選司；從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歲四遷，嚴嵩看清這次繼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繼盛也看清嚴嵩只是一個辜恩誤國的權奸。到任一個月，他彈劾嚴嵩十大罪，又說：

　　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輾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為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饋贐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牢籠，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佈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

　　繼盛上疏之前，齋戒三日，滿以為一誠上達，為國除害。但是他卻忘去了世宗的存在。世宗任用嚴嵩，這是世宗的認識；繼盛指摘嚴嵩的奸賊，便是指摘世宗的認識錯誤。這一點徐階看得清，但是徐階對於繼盛的上疏，也是無可如何，只有坐看嚴嵩的挑剔，和刑部尚書何鼇的羅織。繼盛經過廷杖一百以後，繫刑部獄三年，最後在嘉靖三十四年，附著毫無關係的都御史張經案中棄市，這是後話。

　　居正是一個深沉的人，從繼盛下獄以後，處處感到危機。對於時局，他的憤懣已經達到極點，可是偏偏不許流露。他的抱負是偉大的，可是在這個政局裡，只要他做不關痛癢的文章，用不到他的抱負。平生的知己，剩得徐階，然而徐階只是那樣地小心翼翼，縱使居正有什麼主張，他一概不問，永遠是靜靜地待著；而嚴嵩的政權，正在日新月異地，因為受著世宗的栽培而滋長。

　　這是做詩的時機罷！居正充分地把一腔哀怨交給他的詩囊。

　　述懷

　　豈是東方隱，沉冥金馬門？方同長卿倦，臥病思梁園。蹇予柄微尚，適俗多憂煩。側身謬通籍，撫心愁觸藩，臃腫非世器，緬懷南山原。幽澗有遺藻，白雲漏芳蓀，山中人不歸，眾卉森以繁。永願謝塵累，閒居養營魂，百年貴有適，貴賤寧足論。︵詩一︶

　　適志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羲和振六轡，駒隙無停留，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脫若雲煙浮。芙蕖濯清水，滄江漂白鷗。魯連志存齊，綺皓亦安劉，偉哉古人達，千載想徽猷。︵同上︶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葉何離離，秋風不相借，靡為泉下泥。四序代炎涼，光景日夜馳，榮瘁不自保，倏忽誰能知。愚暗觀目前，達人契真機，履霜知冰凝，見盛恒慮衰。種松勿負垣，植蘭勿當逵，臨市嘆黃犬，但為後世嗤。︵同上︶

　　在那個時代裡，政治界的人物，大都是熱中的。無疑地，居正的整個政治生活，充滿熱中的氣息。然而這時他居然恬淡了。他沒有忘去魯連存齊、綺皓安劉的偉業，但是眼前正留著種松負垣、植蘭當逵的炯戒。歸去罷，歸去罷，江陵的山水正在向他招手。

　　據敬修︽文忠公行實︾，居正元配顧氏，繼配王氏。他第一次結婚在那一年，不可考。從詩集編次看，大致嘉靖三十二年，顧氏已經死去一年了。詩題：﹁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愴然有感。﹂這首詩很流露了居正夫婦間的愛戀：﹁蹇薄遘運屯，中路棄所歡，嬿婉一何促，飲此長恨端﹂四句，指明他們相處的時期，並不太長，然而已經永別了。﹁離魂寄空館，遺嬰未能言﹂，正寫出寄櫬北京的情形，遺嬰是否就是敬修，也不可知。︵王世貞︽首輔傳︾卷七言居正以妻喪請急歸，與居正言不合。︶

　　顧氏死後，不久居正又結婚了，這是王氏。正和一切再娶的情形一樣，人生的缺憾是無法彌補的。居正詩集中︽朱鳥吟︾的最後兩句：﹁仙遊誠足娛，故雌安可忘﹂，是一個證明。

　　歸去罷，歸去罷！平生的抱負無法實現，當朝的權奸無法掃除；同年的楊繼盛已經下獄，自己的前途毫無保障；少年的伴侶，已被死亡奪去；感情的創痕，又無從彌補。嘉靖三十三年的居正，只是一個三十歲的青年，然而已經認識了人生的痛苦，縱使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疾病，他已經感覺到衰病纏綿。︵詩集︽送黎忠池︾二首之二：﹁余有歸與興，抱病淹朝秩﹂可證︶。終於在這一年，他告了病假，仍回江陵。臨行的時候，他對徐階留下一千幾百字的一封長信。他說：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仕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博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謨巨典，猶未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名者？況今榮進之路，險於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顑頷而竊嘆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祿，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眾，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其蓍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書牘十五︽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究竟經驗是跟著年齡來的。三十歲的翰林編修，已經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歲的內閣大學士，卻認清楚還得忍耐，還得忍耐。﹁披腹心，見情素﹂，固然是一個辦法，但是在固執己見、呵護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嚴嵩，便是激怒皇上。楊繼盛的例子在那裡，這個使不得。﹁抗志浮雲，遺世獨往﹂，也很好，可是在和嚴嵩決裂以後，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事實，不是徐階的過慮；徐階去位以後，遇到高拱當國，高拱去位以後，遇到張居正當國，都經過很大的危難，何況嚴嵩是一個比高拱更有辦法，比張居正更無顧忌的人呢？不錯，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自己的安全，徐階一步造次不得，他終於還是跧伏著，一切還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後的幾句，簡直有些諷刺自己固位希寵了，他只是深切地沉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臨去的時候，連辭行的禮貌都沒有，那麼，就讓他去罷。徐階依舊是﹁內抱不群，外欲渾跡﹂。

第三章　休假三年

　　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請告歸江陵，暫時脫離了政治生活。在這一年，俺答還是不斷地向大同進攻。東南方面，倭寇的侵擾更加積極。由太倉潰圍的殘賊，奪海船再入江北，大掠通州、海門、如皋這一帶，前鋒直到山東境上。江南一帶、海鹽、嘉興、嘉善、松江、嘉定，到處都是倭寇。總督浙福南畿軍務張經和巡撫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寵正在積極地堵禦。到冬天，嚴嵩的義子趙文華上奏，倭寇猖獗，請禱祖東海，鎮壓暴寇。異想天開的對策，從專事齋醮的世宗看來，正是合理的策略。趙文華奉命南行，沿路騷擾，一面上疏彈劾張經，不肯辦賊。張經正在調兵殺敵，等到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涇大破倭寇，斬賊一千九百的時候，趙文華上疏的結果也揭開了。張經被逮入京，不久李天寵也被逮，十月間，二人棄市，附帶著楊繼盛也趁此被殺。彈劾嚴嵩的和不善伺候文華的，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當時的政治。東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敵人同時進攻，這是當時的情勢。這一個有抱負、有主張、有辦法的三十歲的青年，已經退出政治生活，在詩酒往還中消磨他的歲月。

　　居正︽先考觀瀾公行略︾，自稱﹁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志。﹂六年指從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為止，只是一個大概的計數。其實三十六年，居正已經銷假，︽種蓮子戊午稿序︾︵文八︶稱﹁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又稱﹁丁巳，不佞再忝朝列﹂，可證。實際上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居正整整度了三年的悠閒生活。三十七年便道歸家，大致三十八年仍回北京，連同以前的時期，稱為前後山居者六年。

　　敬修︽文忠公行實︾對於前期三年的生活，有以下的記載：

　　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告。既得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插土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啟，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灑掃，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壯，遂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為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翛然無當世意矣。

　　周聖楷︽張居正傳︾亦稱﹁終日閉關不起，人無所得望見，久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當然是根據敬修之言。︽明史︾本傳對於此節，完全略去。其實居正的生活，並不這樣恬淡。詩集、文集裡面，留下許多斷片，我們可以看出他怎樣消遣歲月。

　　在這個階段裡，他有過許多的遊宴，最後在三十五年遊衡山，生活中有過不少的波瀾。但是最使他關心的還是整個的政局。︽登懷庾樓︾︵詩一，約三十三年作︶有這幾句：

　　但恐濛汜夕，餘光不可留，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如惄，顧望但懷愁，且共恣嘯歌，身世徒悠悠。

　　這是熱中。居正對於整個的政局擱不下。自己沒有機會把握政權，但是眼看政權落在人家手裡，國家踏上不幸的命運，真是萬分的不甘。︽修竹篇︾︵詩一︶又說：

　　永願老煙霞，寧知勞歲移，但畏伶倫子，截此凌霄枝，裁鑿豈不貴，所患乖天姿。亭皋霜露下，淒其卉草衰，願以歲寒操，共君搖落時。

　　這好像是恬淡了，然而還是熱中。歷史上的政治家，常常在熱中的情緒上，蒙上一層難進易退的色彩。其實真真有抱負的人，用不到這樣地做作。長沮、桀溺耕田的時候，看到子路，桀溺只顧諷刺孔子，孔子悵然地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說既然是人，便得為人類謀幸福，孔子決然不肯和長沮、桀溺那樣做個辟︵同避︶世之士。這是孔子的熱中。熱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用不到諱飾。居正也是不容諱飾的熱中。他曾說起：﹁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書牘十二︽答福建巡撫耿楚侗︾︶，這是怎樣的景象！在這個時期，自負清流的君子們，也許只是優遊林下了，偏有不辭赴湯蹈火的人，縱在林下，還是不斷地悵念，他的熱中，還不值得後人同情嗎？

　　居正又有聞警一首：︵詩五，約作於嘉靖三十四年︶

　　初聞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間道絕須嚴斥堠，清時那忍見氈裘。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觳誰當萬戶侯？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後，進犯懷來，北京戒嚴，這首詩大致指此。國家已經亂到這個地步了：皇帝在那裡齋戒禱告，祈求長生；商賈式的嚴嵩在那裡繼續﹁貨財上流﹂；清醒的徐階只是束手無策，把整個的心力，精治青詞，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沒有辦法，何況在野！他的心緒，只向詩集裡傾瀉，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賢詠敘：︵詩一︶

　　余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為人，常嘆以為微妙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軌，無取同塗，故有謗讟盈於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為悔，沉機晦於千載，而孤尚者不以為悶，斯皆心有所愜，遊方之外者也。夫幽蘭之生空谷，非歷遐絕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蘭不以無采而減其臭；和璞之蘊玄岩，非獨鑒冥搜者，誰得而寶之，而和璞不以無識而掩其光。蓋賢者之所為，眾人固不測也。況識有修短，跡有明晦，何可盡喻哉？今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沉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謂有累名教，貽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獨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者也。嘗試論之。︽易．翼︾有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語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張異用，其旨歸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謨，並容於堯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諍，俱獎於宣尼，豈有異議哉！余觀七子皆履沖素之懷，體醇和之質，假令才際清明，遇適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贊興王之業，下可以流藻垂芬，樹不朽之聲，豈欲沉淪滓穢，無所短長者哉！

　　等待罷，到了﹁遇適其位﹂的時候，居正決定要做出一番大事業。為國家致太平，為個人求不朽，一切都待著適當的時機。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經請告回籍了，國家大事，只有交付給﹁貨財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準備做一個﹁沉淪滓穢﹂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沒有清明的時候，要在外省找一片乾淨土，事實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遠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沒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荊州府以後，他只覺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間，荊州的情況還好，但是：

　　其繼也，醇俗漸漓，網亦少密矣，變而為宗藩繁盛，骫權撓正，法貸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偽權詐，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為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任而愉快矣。︵文集九︽荊州府題名記︾︶

　　事情是顯然的。宗藩亂政，當然給宗藩以限制；大地主兼併土地，貧民失業，當然給大地主以制裁，機巧變詐的人多，當然只有痛快地施行法治。一切都在居正的眼裡，但是他只是一個在野的人，儘管有加以制裁的決心，但是沒有加以制裁的權勢。他只有種田了，一篇︽學農園記︾，寫著他的生活：

　　余少苦篤貧，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病，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即田中辟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愜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前田夫、傭叟，測土地燥濕，較穜稑先後，占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凶。每觀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壟，歲時伏臘，野老歡呼，相與為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冀缺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詠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膬以養父母，庶獲無咎。︵文集九︶

　　田賦以外，還有商稅。洪武十八年令：﹁各處稅課司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不得多收。﹂︵︽明會典︾卷三十五︶，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原則是原則，執行是執行，商稅的額外苛求，無形轉嫁，更加重一般人民的負擔。這也在居正的眼中。他說：

　　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盈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於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捍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於是徵發繁科，急於救燎，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於數矣。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

　　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

　　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弊甚矣，當時在位者，皆㧖掔言榷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困？﹂今不務除其本，而競效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文集八︽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居正只是一個在野的人，但是對於政治，他的主張已經很清楚地留下一個輪廓。要解除民眾痛苦，便得減輕負擔。嘉靖三十年來最大的負擔：第一是對外的國防經費，其次是皇宮的建築。在政治方面有抱負的人，對國防，對皇室，都要有一番佈置。居正看清楚了，慢慢地在伺候他的機會。

　　在他休假三年的當中，遼王憲㸅是一個往還甚密的同伴。真不幸，這兩個同年同歲的人，眼看他們的命運，永遠糾結在一處。毛妃死了，憲㸅自由了，在遼王的崇銜以外，他是清微忠教真人。這是一重保障，對於崇奉道教的世宗，他是一個徹底的同道。修道只是一個名義，憲㸅最喜歡的還是女人，是遊戲。親王是不許擅自外出的，但是憲㸅有時會到數百里以外，追求他的愛好，誰也管不著。你管得著皇帝的同道遼王殿下嗎？居正回家，憲㸅又添了一種歡愉，他雖然不是什麼遊朋浪友，但是既是翰林院編修，詩是一定會做的了。憲㸅也喜歡做詩，嬲著居正做詩。唱和、催句，凡是酸秀才愛做的事，都做到了。在喝酒、追女人這一類的生活以外，又添一種新的娛樂，這可夠憲㸅高興了。居正想到當日祖父被憲㸅灌酒的創痕，料不到自己又身受這催詩的虐政。一切且忍耐著，他只得抽取空閒的時間，追陪這一個自命曹子建、李太白的遼王殿下。遼王自然有遼王的詩才。居正曾說：

　　蓋天稟超軼，有兼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踵躡陳跡，自不外於矩矱。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韻限句，依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累數百言，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累累不匱。︵文集八︽種蓮子戊午稿序︾︶

　　這是一種諷刺。所謂﹁越在意表﹂，﹁靡不奇出﹂，當然是一種不上家數的態度。但是居正還得和他唱和。一杯苦酒，只得慢慢地咽下。詩集有︽同貞庵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詩一︶，︽味秘草堂卷為貞庵王孫賦︾︵詩五︶，︽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詩五︶，︽贈貞庵王孫二首︾︵詩五︶，貞庵即貞一，又詩中屢言﹁瑤章驚錫蓬萊闕，羽節高懸太乙宮﹂︵︽味秘草堂卷︾︶；﹁江上初聞小有洞，年來不住大羅天﹂︵︽贈貞庵王孫︾︶；顯然是指憲㸅。李羅村名憲卿，湖廣巡撫，嘉靖三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開府江陵。

　　居正文集裡有兩篇關於遼府的文章：一篇是︽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文集五︶，一篇是︽王承奉傳︾︵文集九︶。墓誌銘是休假中作的，對於憲㸅稱為﹁英敏聰達，才智絕人﹂。︽王承奉傳︾作時，居正已經還朝了，直言﹁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鬥爭已經開始了，當然用不到諱飾，這是後事。在休假中，居正對憲㸅，還是妥協。對於遼王的不法，一句沒有提到。甚至憲㸅的私生子冒充嫡子的事，也沒有說。︽王承奉傳︾便盡情地揭露，並且指出在呈報的時候，照例應由承奉正署名，但是在王大用︵承奉正為王府內監官名，大用為人名︶拒絕以後，憲㸅偷偷地把承奉印蓋上，其後大用竟因此氣死。一切的事，居正在應酬唱和中，都看在眼裡。直到隆慶二年，才得到一度的結束。

　　休假之中，居正曾經一度到過武昌。︽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殊恩序︾︵文集八︶稱﹁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即指其事。鎮山朱公即朱衡，潯陽董公即董份。

　　最使居正感到興趣的，還是衡山之遊，文集有︽遊衡嶽記︾、︽後記︾兩篇︵文集九︶，詩集便有十篇左右。居正自言：

　　余用不肖之軀，弱冠登仕，不為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垓，亦當遍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今當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遊衡嶽記︾︶

　　這一次的旅行，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同遊者有應城李義河、湘潭王會沙、漢陽張甑山，山中盤桓八日，下山後遇長沙李石棠。他們看到嶽廟、半山亭、祝融峰、觀音岩、上封觀、兜率寺、南台寺、黃庭觀、方廣寺、二賢祠。錄兩詩於次：

　　宿南台寺

　　一枕孤峰宿瞑煙，不知身在翠微巔，寒生鐘磬宵初徹，起結跏趺月正圓。塵夢幻隨諸相滅，覺心光照一燈然，明朝更覓朱陵路，踏遍紫雲猶未旋。︵詩五︶

　　出方廣寺

　　偶來何見去何聞，耳畔清泉眼畔雲，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卻憐君。瘦筇又逐孤鴻遠，浪跡還如落葉分，塵土無心留姓字，碧紗休護壁間文。︵詩五︶

　　在遊山中間，居正的心緒，仍舊是在矛盾中的。這兩首詩顯見得他是無意功名了，但是︽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詩一︶說：

　　願我同心侶，景行希令猷，涓流匯滄海，一簣成山丘，欲騁萬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貽白首羞！

　　什麼是﹁萬里途﹂、﹁日新志﹂？當然不會是﹁遍遊寰中諸名勝﹂之志。居正的心永遠是熱的。在他到上封觀的途中，他的目光永遠是向北方。

　　最奇怪的是他一邊請告回籍，一邊還認定﹁欲騁萬里途，中道安可留﹂！請病假的是他，自稱﹁齒壯力健﹂的也是他。號稱﹁閉關不啟﹂的是他，約李義河遊山的也是他︵詩三︽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嶽不至奉嘲二首︾︶，病假當然應當取銷了；他的心緒，正在不斷地計劃早日還朝。敬修︽文忠公行實︾解釋嘉靖三十六年秋間居正出山的動機：

　　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臥不起，常邑邑不樂。前問﹁大人所為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行若不顧，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父心，遂出。

　　假如不是有意的曲解，這一定是敬修的無知。

　　居正的請告，完全是因為對於政局的不滿，也許還有一點懼禍的心理。︽謝病別徐存齋相公書︾已經給我們一些啟示。他請告中的詩句，更顯然地指出：

　　民生各有性，迭用異柔剛，羨君倜儻概，千里何昂昂。而我荏弱姿，忍垢俱發鋩，偏智守一隅，語默互相妨。︵詩一︽再寄胡劍西二首︾之一︶

　　昔我圖南奮溟渤，身逢明主遊丹闕，作賦恥學相如工，干時實有揚雲拙。一朝骯髒不得意，翩翻歸臥滄江月。故人知我煙霞心，遙傳毫素寄雲林，看圖仿佛猶龍面，使我跌宕開塵襟。塵襟已消豁，世網誰能侵？休言大隱沉金馬，且弄扁舟泛碧潯。他日紫閣如相憶，煙水桃花深更深。︵詩二︽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謝之︾︶

　　江陵的山水看厭了，他開始發現自己懷戀的只是北京的城闕。危險也許有一些危險，但是顧不得。不相知的也許要責備他的熱中，但是也顧不得。居正終於毅然決然地回北京了。︽獨漉篇︾︵詩一︶、︽寶劍篇︾︵詩二︶，大致都是嘉靖三十六年北上途中的著作。

　　國士死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獨漉篇︶

　　君不見，平陵男子朱阿遊，直節不肯干王侯，卻請上方斬馬劍，攀檻下與龍逢遊，大夫磥砢貴有此，何能齷齪混泥滓！︵寶劍篇︶

　　最透出居正個性的，是他的︽割股行︾。

　　割股行

　　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捐軀代親尚可為，一寸之膚安足惜？膚裂尚可全，父命難再延，拔刀仰天肝膽碎，白日慘慘風悲酸。吁嗟殘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憐。我願移此心，事君如事親，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詩二︶

　　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從此以後，他沒有家庭，沒有戀愛，只有國家。他熱戀政權，一直到臨死的時候，沒有一天放下，然而他的熱戀政權，主要的還是為的國家。他犧牲朋友，遺棄老師，乃至阿附內監；只要能夠維持政權的存在，他都做得，因為維持自己的政權，便是報國的機會。從此以後，他十九年不曾看到父親一面，父親死了，不奔喪，不丁憂，不守制，不顧一切人的唾罵；政權是他唯一的戀人，政權是他報國的機會。﹁欲報君恩，豈恤人言！﹂居正大聲地吼著。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渦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從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漩渦。這一次他的出山，多分是因為不甘寂寞。整個的政治局面，絲毫沒有改進，世宗還是一意修玄，嚴嵩還是大權在握，徐階還是精心結撰青詞，不動聲色。新起的政治勢力還有嚴世蕃｜｜嚴嵩的兒子。嚴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內伺候世宗，一切的官員，要和他接洽政務的，他都吩咐和他的﹁小兒東樓﹂商量。東樓是世蕃的別號，父親對人稱呼兒子的別號，在當時是一件詫異的事。世蕃從太常卿升工部左侍郎；這是一個名義，事實上，他是嚴嵩的代表。當時的政治社會裡，嚴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這個時期裡，對外的方面，還是沒有辦法。俺答不斷地向北京外圍｜｜古北口、通州、薊州、大同、宣化｜｜進攻，國家的政治中心，成為他的最後的目標。東南的倭寇，也是不斷地進犯。他們沒有遠大的計劃，但是全國富庶之區，長時期受到他們的蹂躪。內政方面，當然也談不上什麼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後，曾經說起：

　　長安碁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為群，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為慨嘆也。︵書牘十五︽答耿楚侗︾︶

　　這個磊落奇偉之士，正在那裡等待時機。徐階是他的知己，但是徐階沒有用他的機會。嚴嵩把他當一個文士，沒有注意。世蕃認為自己和陸炳、楊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沒有注意。居正對於嚴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維。後來嚴嵩的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稱頌他們父子：

　　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帷幄，基命宥密，忠貞作幹，終始唯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像賢，篤其忠藎，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夕惟謹。︵文集十︽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這是後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對於嚴嵩父子是怎樣地應付。

　　正和居正所說的一樣，翰林院是一個﹁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其所有為﹂︵文集六︽翰林院讀書記︾︶的地方。在這裡他做過培養的工夫，也曾想到實際的事業。儘管別人當他一個文士看，但是他的個性，在書牘裡，已有不少的流露：

　　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為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證，皆教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略像忘詮，真超玄詣，詎可易言。然宗由頓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捨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為是；才欲略像，而不知已涉於像；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於詮。此豎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於世也。︵書牘十五︽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同卷︽寄高孝廉元谷︾︶

　　︽易︾所謂﹁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詁之習，獨取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同卷︽答胡劍西太史︾︶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裡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同卷︽答羅近溪宛陵尹︾︶

　　居正的時代，恰是陽明之學盛行的時代。這一派的學問，融合儒家、釋家的言論，而最後的目標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現。居正所謂﹁本覺可以照了﹂，正是陽明學派的啟示。但是他對於這一派的講論，始終採取不妥協的態度。嘉靖三十二｜四年間，聶豹在北京講學的時候，居正直謂﹁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復，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孤孑迄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書牘十五︽啟聶司馬雙江︾︶。其後居正當權，禁止講學，只是這個態度的演變。但是他說﹁信心冥解﹂，其實還是心學的學風。用這個學風治經，當然只有﹁脫去訓詁之習，獨取昭曠之原﹂。萬曆八年，居正答朱睦㮮論春秋云，﹁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啟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書牘十二︽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主張還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𨰜︻金爵︼襲封，居正奉命到汝寧冊封崇王。汝寧去江陵不遠，居正便道回家，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到他的父親。萬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歸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愛臣尤篤。自違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訃聞，遂成永訣。﹂其言指此。在他回家的時間，依然免不了遼王憲㸅的糾纏。︽種蓮子戊午稿序︾，是一篇奉命的文章。序言﹁今年秋，以使歸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可證。﹁種蓮子﹂是遼王憲㸅的別號。

　　就在這一年，嚴嵩和徐階的鬥爭，逐漸具體了。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和董傳策同日上疏，彈劾嚴嵩。時來疏稱：

　　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群軍朘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寀為文選郎，方祥為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秉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利，虛官帑以塞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張墱，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為也。︵用︽明史卷二一〇吳時來傳︾節錄本︶

　　張翀疏稱：﹁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逾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謀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耗弱矣。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駔儈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從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傳策疏中，更列舉嚴嵩壞邊防、鬻官爵、蠹國用、黨罪人、騷驛傳、壞人才六罪。三人同日上疏，同樣著重邊防，很容易引起嚴嵩的猜疑。

　　嚴嵩看見吳時來、張翀，都是徐階的門生，董傳策是徐階的同鄉，認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撥。世宗不聽，後來時來遣戍橫州，張翀遣戍都勻，傳策遣戍南寧，比楊繼盛的慘禍，顯然不同。徐階的地位，已經逐漸提高了，對於他們，隱隱地成為保障。以後穆宗即位，徐階當權的時候，三人都起復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階晉吏部尚書。這是一個崇銜，因為實缺的吏部尚書還有吳鵬。三十九年徐階再從少傅晉太子太師，就在這一年，居正從翰林院編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翰林院編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階上進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請、啟箋及講讀之事，長官為春坊大學士，其次則有庶子、諭德、中允、翊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後來都成為翰林官升轉的虛銜，沒有一定的職務。所以居正實際的職務，只是國子監司業。明代南北兩京都有國子監，是當時的國立大學，但是因為只有兩個國子監，所以比現在的國立大學，地位更加隆重。國子監的長官是祭酒，其次是司業，就是國立大學校長和副校長。在居正當司業的時候，國子監祭酒是高拱。徐階、高拱、張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慶六年政治界的三個主要人物。

　　高拱新鄭人，字肅卿，又號中玄。嘉靖二十年進士。曾為裕王侍講九年，和裕王的關係很深。世宗自莊敬太子死後，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實際的太子。東宮官僚，照例是大學士的候補人，所以嚴嵩、徐階當政的時候，對於高拱，都是非常地器重，以後高拱升國子監祭酒，便是他們的主張。高拱和居正在國子監同事的時候，他們互相瞭解，都看到日後兩人在政治界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關。十一月俺答的侄兒吉能犯寧夏，進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兒犯遼東蓋州。這一年韃靼的攻勢雖不特別緊張，但是範圍很廣泛，正面的北方以外，東北和西北都受到他們的蹂躪。敬修︽文忠公行實︾，特別提到﹁四十年犯薊﹂的記載。這一年韃靼的進攻，給與居正一個新的刺激，大致他和敬修父子間常時談到，後來便留下這個記載。

　　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為所住的永壽宮被毀，只得暫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嚴嵩、徐階計較。嚴嵩勸世宗仍還大內，不料觸動了世宗無限的傷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夜間，世宗宿在曹端妃宮裡的時候，宮婢楊金英定謀，幾乎把世宗勒死，幸虧方皇后來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時他在驚惶的中間，話都說不出來。方皇后傳聖旨，把楊金英、曹端妃都殺了。楊金英的死不說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殺，連申辯的機會也沒有。端妃的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是卻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一個溫馨的好夢，剩得血腥的回憶。從此以後，他不再回宮了，西苑是他的世界。﹁啊，嚴嵩，﹂世宗想，﹁大內是回不得的了！﹂在世宗沉吟的當中，徐階早看到神態的不安。

　　﹁那倒不必，﹂徐階說，﹁最近重蓋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所餘的材料很多，交給工部尚書雷禮，用不到很久，盡可重蓋一座。﹂

　　﹁就這樣罷，﹂世宗高興地說，一邊加派徐階的兒子徐璠為工部主事，負責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萬壽宮蓋好了，世宗住進以後，很得意，升徐階為少師，兼食尚書俸，徐璠也升太常少卿。從此嚴嵩的勢力，逐漸地低落；徐階的勢力，便逐漸的高漲。

　　就在這年，御史鄒應龍給嚴嵩一個嚴重的打擊。初夏是多雨的時節，一個陰雨濛濛的日期，應龍在內監家裡躲雨。淅淅的雨聲在窗外打個不住，應龍和內監說：﹁近來內裡有些什麼事咧？﹂

　　內監當然知道的。但是說，﹁啊，說不得，說不得！﹂

　　這一來便引起鄒應龍的追問。內監只得說道：

　　事情是這樣的。內裡來了一個藍道士，叫藍道行，扶得一手好鸞。皇上相信的了不得。一天皇上問乩仙，﹁天下為什麼不治呢？﹂那時乩盤沙沙地動，你看上面留著幾個什麼字？啊，說不得，說不得！九個大字，﹁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驚，便問賢不肖是那幾個。乩仙判著，﹁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皇上又問﹁那麼乩仙為什麼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陣，乩盤上還是六個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樣？當時皇上著實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個什麼意思。

　　一場雨聲，透漏了內裡的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鄒應龍謝過主人，在風雨料峭中回去。這一晚他對著燭光發愁。嚴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給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煉、楊繼盛、吳時來的前途，何嘗不值得擔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軍三千里。可是也許皇上已經動心，只要再動一下，還愁倒不了一個嚴嵩！應龍真有些躊躇。朦朧之間，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個夢。據說是在東風中，他帶著隨從出去打獵。遠遠地看見一座高山，他對準放了一箭，那箭颼颼地不知那裡去了。加上一鞭，他騎著馬迎著東風走去，當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樓，下面全是田。田裡只看到一堆米，米上蓋了草。他曉得北方沒有稻田，就算有一點罷，也不會在春天把米苫在田裡。奇怪得很。不管他，且發一箭。不發還好，一發以後，只聽到嘩喇一聲，像天塌下一樣，米堆倒了！樓倒了，小山倒了，連帶大山也倒了。這一場大亂，嚇得應龍渾身大汗，原來是做了一個夢。

　　燭光在東風中搖晃，因為燭花長了，顯見得黯淡了許多，滿桌都是燭淚。應龍把燭花剪過，重新對著燭光沉思。據說當時他在桌上亂畫著﹁高山，高山﹂幾個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連到﹁高﹂字，正是嚴嵩的﹁嵩﹂！﹁好啊！﹂應龍拍著案，得到了新的啟示。事情是容易了。東面的樓是﹁東樓﹂。他在桌上寫一個﹁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個﹁蕃﹂字。他明白了，這一枝箭，不讓它颼颼地落空，一定對準了射去。在燭光搖晃的當中，他起草，他謄清，一分鐘沒有放過。這是御史鄒應龍的奏章：

　　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群小競趨，要價轉巨。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贓賄，為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羅龍文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為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為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鄉里又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豔姬，恒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為奇貨，所至驛騷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為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為人臣兇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嚴嵩的政權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慰嚴嵩，一面卻叫他回籍休養；嚴世蕃交法司訊問，最後判決世蕃、嚴鵠、羅龍文，充軍邊遠。世宗對於嚴嵩還是不時地眷戀，在西苑奉道修醮的時候，永遠捨不下這一個撰進青詞的老臣。但是徐階和新進的大學士，那個慈溪才子袁煒，不還是一樣嗎？

　　嚴嵩的政權終於倒了。從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內閣中只剩徐階、袁煒兩人。袁煒是徐階的門生，但是這是老遠的過去了，袁煒當然不再退讓，一切的章奏，他要過問。徐階的經驗多了，在微笑中，一切的事務，都和袁煒商量。徐階在大學士直廬貼著標語，﹁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捨刑賞還公論。﹂他不做嚴嵩，他只要做賢相。他贏得一般的好感，但是他也正在計劃怎樣殺嚴世蕃，怎樣餓死嚴嵩。對於袁煒，他只是一味地微笑：﹁小孩子啊，﹂他想，﹁待我慢慢地計劃。﹂無疑地，在風和日暖的狀態中，整個的政權是徐階的了。

　　在嚴、徐政權的遞嬗中，我們不要忘去張居正。他曾經勸過徐階和嚴嵩明白地幹一下。他的計劃失敗，然而徐階的計劃成功了。他正在重新跟老師學經驗。徐階認識居正是國家棟樑之才，他捨不得讓他做楊繼盛、吳時來，甚至也捨不得讓他做鄒應龍，冒著最後一次的危險。他只讓居正在幕後活動。嚴嵩失敗以後，居正感覺到無限的高興，對於自己的政治前途，抱著無限的希望。四十一年的秋天，他有這樣幾句詩：

　　狂歌嫋嫋天風發，未論當年赤壁舟。︵詩四︽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次韻︾︶

　　佳辰已是中秋近，萬里清光自遠天。︵詩四︽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這年他才三十八歲，究竟還是年輕。他的希望激動了，但是﹁天風﹂只是一層虛響，﹁清光﹂也不免有些遲疑。﹁是老師忘去了嗎！﹂他立刻又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和失望都交給詩卷。

　　賦得秋色老梧桐

　　涼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尋殊可憐，蕭蕭落葉當寒井，瑟瑟悲風起暮煙。疑有鳳凰鳴碧干，不堪哀怨付清弦，皎月夜窗閒對汝，外人誰識子云玄！︵詩四︶

　　這一首詩裡﹁鳳凰碧干﹂是期望，﹁哀怨清弦﹂是失望：從期望到失望，正是最大的痛苦。﹁外人誰識子云玄﹂，一語道破。居正只是怨切地說，﹁你們不認識，不認識啊！﹂究竟年輕，他還不免有些躁急。顧璘對於居正十六歲中舉的事，認為太早，倘使再遲五六年，也許他可以更沉著一點。

　　其實徐階把居正留在幕後，一切的政治秘密，居正都有與聞的機會。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吳維嶽調任貴州巡撫，在明代貴州還是蠻荒，維嶽一肚皮不高興，居正給他說：

　　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接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群材所望乎？︵書牘十五︽答貴陽開府霽岩吳老師︾︶

　　這裡很可看出居正說話的地位。關係更大的是景王奪嫡之事。徐階掌握政權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後的事，景王雖然已經歸藩，︵嘉靖四十年︶但是因為裕王的名分，始終沒有確定，所以還是不斷地計劃。居正說過：

　　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為治平，皆其力也。是時先帝潛居藩邸，世廟一日忽有疑於先帝，命檢成祖之於仁宗故事，階為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則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奏疏十一︽請乞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成祖曾經一度決心廢太子，立漢王高煦，所謂﹁故事﹂者指此。宮廷的秘密，徐階都和居正商論，他們間的關係可知。景王死於嘉靖四十四年，這是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間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個多難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還是不斷地進攻，幸虧劉顯、俞大猷、戚繼光幾個名將，打了幾次勝仗，把他們堵住了。北方的韃靼，正月裡在俺答領導下面，進攻宣府，南掠隆慶。十月把都兒和俺答的兒子辛愛，破牆子嶺入寇，北京戒嚴，直到十一月解嚴，中間他們曾經大掠順義、三河。嘉靖年間，北京經過幾度戒嚴，這是最後的一度。

　　世宗還是沒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他從安陸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陸州為承天府，命文學侍從之臣，為︽承天大志︾。徐階當國的時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學士徐階、袁煒，都是︽承天大志︾總裁。四十二年，徐階薦居正為副總裁。居正集中留下一篇︽承天大志紀贊︾︵文集一︶，還是些不痛不癢的文章。︵敬修︽文忠公行實︾言嘉靖四十一年居正領副總裁，甫八閱月，手自脫稿，為十二紀以獻。今案︽承天大志︾成於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以書成進官諭德，前八閱月為四十二年，不應言四十一年。﹁十二紀﹂之說，亦與本集不合。︶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進官右春坊右諭德︵從五品︶，為裕邸日講官。諭德是一個虛銜，居正的職務是裕王府講官，為日後進官大學士，留下一個基礎。一切看出徐階為居正作一個從容不迫的佈置。其後居正給徐階兩子書中，一再說：﹁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書牘十四︽答奉常徐仰齋︾又同卷︽答符卿徐繼齋︾︶，流露了他中心的感激。

　　裕邸進講的事，居正自己曾經留下下列的記載：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歆事，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嘆息光武以明聖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冊，甚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傾聽。︵奏疏一︽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這是隆慶二年的奏疏，所稱皇上，即是嘉靖年間的裕王。︽文忠公行實︾稱﹁太師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諭，詞極剴切，以故皇考︵指裕王︶往往目矚太師，加禮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潤再劾嚴世蕃，逮世蕃下獄。四十四年，林潤上疏數世蕃父子罪，世宗發三法司審訊。世蕃只是得意地說，﹁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的計劃，認定自己的罪狀，只要承認受賄的事，其餘還不難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時候，提到嚴嵩坑陷沈煉、楊繼盛的事實。兩人的被殺，固然是嚴嵩的策動，但是都取過聖旨。一經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發怒，這樣一來，一切的判決都推翻了，世蕃不但會免罪，而且還有蒙恩的可能。計劃好了，世蕃的黨徒只是一味地數說，﹁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煉、楊繼盛的前事，嚴世蕃沒有活命了。﹂空氣在北京城裡激動，刑部尚書黃光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果然中計，他們正要上疏，把嚴世蕃父子陷害沈煉等的罪狀，痛快地數責一番。草稿起好了，三個人去拜訪徐階。

　　徐階早知道了。﹁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嗎？﹂他說。

　　三位法司把疏稿遞給徐階。

　　徐階只是說，﹁法家的斷案，再好沒有了，欽仰得很。﹂一邊領著三人到內室裡去。大家靜靜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門也掩上。

　　﹁諸位的意思，還是要嚴公子死呢？還是要他活？﹂徐階問。

　　﹁這是死罪，﹂三位都說，﹁當然要他死。﹂

　　﹁那麼，辦這件案子，﹂他又問，﹁還是殺他，還是救他？﹂

　　﹁在奏疏裡，提到沈煉、楊繼盛，正是給他死罪的根據。﹂他們都說。

　　﹁話是不錯的，﹂徐階慢吞吞地說著，﹁可是另外有一層道理。殺沈煉，殺楊繼盛，誠然是犯了天下的眾怒。但是沈煉攻擊嚴嵩以後，嚴嵩把沈煉的名字，放在白蓮教徒的供詞中，只算殺了一個白蓮教徒。這是聖旨。楊繼盛，因為疏中﹃召問裕、景二王﹄一句，嚴嵩認為﹃詐傳親王令旨﹄，聖上大怒，傳旨定罪，成為日後被殺的張本。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會認錯。諸位的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歸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問罪，嚴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諸位以為怎麼樣？﹂徐階又問。

　　這一問，大家愕然了。最後決定還是由徐階主稿，不提沈煉和楊繼盛，只說世蕃﹁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機密，非常敏捷。終於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殺了。不久嚴嵩也抄了家，得銀二百萬兩以外，在當時幾乎和國家一年的總收入相等。

　　有人稱讚徐階剷除大奸，徐階蹙了眉頭，慨然地說，﹁嚴惟中︵嵩︶殺夏公謹︵言︶，惟中的兒子，又由我殺了，必然有人不會見諒，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罷。﹂嚴嵩的政權完全沒落了，整個的政局，都在徐階手裡。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諭德進翰林院侍讀學士︵從五品︶，掌翰林院事。在官階上沒有進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讀書說︾︵文集六︶，大致是這一年的作品。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間，內閣又起了變化。本來是徐階、袁煒二人的內閣。四十四年三月，袁煒病重罷歸，四月，補嚴訥、李春芳二人；就在這年十一月，嚴訥又病了，內閣只剩徐階和李春芳。春芳是一個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階又引進郭樸和高拱。郭樸從嘉靖四十年起，已經是吏部尚書，在資歷上，久已應當入閣；高拱在當時是數一數二的人才，而且曾經做過裕王府講官，大學士本來是他的本分，徐階及早引進，認為這是一種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對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階卻看錯了。

　　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為多病，齋醮得更積極，一切的目標只是長生。﹁啊，長生，長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國政，自然有人擔負著﹂，世宗這樣想。二月裡戶部主事海瑞委實看不過，決定上書直諫。直諫！一切直諫的榜樣都在那裡，世宗的朝廷裡，正充滿了血腥。海瑞買好棺材，準備後事，一邊吩咐妻子，﹁這條性命，就獻給皇上罷！﹂他慨然地說。他回頭一看，書僮和長隨都跑掉了，大禍臨頭，他們平時伺候主子，現在用不到逗留，什麼人願意陪主子坐監呢！海瑞點點頭，他很明白。終於他上疏了，他還記得最激昂的幾句：

　　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

　　這不僅是一個刺激，簡直是一個霹靂！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下，大聲地說：﹁把他捉住，不要讓他走了。﹂內監黃錦接著道：﹁奏明皇上，這人不會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撿起，讀了一遍又是一遍，長嘆了一聲：﹁我雖不是紂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的衰邁，顯然地增加了。有時他想傳位裕王，讓自己安心養病。他和徐階商量。他說，﹁海瑞說得也不錯，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樣辦得？﹂徐階是明白的，他不敢勸皇帝退位，只是請皇上顧念祖宗基業，天下蒼生。當然世宗不再談傳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嗎？前年五月的夜裡，正當世宗坐在天井裡的時候，御座上﹁降﹂下一個仙桃。內監們都看得清清楚楚，從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後，又﹁降﹂下一個。這不是上天的賞賜是什麼？五月的天氣，北京會有仙桃麼？以後的以後，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進過奏章，還不相信麼？上帝的恩賚多著呢！只要耐心等著。

　　皇上正在修玄，道士們的工作，越發積極。王金、陶仿、陶世恩、劉文彬、高守中紛紛地進仙丹，進丸藥。他們是道士，也有的是醫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說巫醫嗎？一概升官。太醫院使、太醫院御醫、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士：一切齋戒禱祀，望聞問切的官兒都給他們。然而皇上的病只是一天一天的沉重。除了從這些道士和太醫的嘴裡，看不出一點痊癒的現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時候，大學士們都在各人的辦公室裡徘徊。徐階的直廬裡，常看到居正的蹤跡。他們是在那裡計劃。一天，長隨報告，﹁高閣老從直廬搬出去了。﹂徐階只是微笑。他曉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廬以後，把家眷接到西安門外，得空的時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這幾天宮內的消息不好，不曉得他想什麼心事，也許以為有些長短，要準備搬家罷。﹂徐階一邊想著，一邊搖頭，﹁也難怪，肅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兒子沒有一個，誰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這一年的冬間，世宗的病勢越發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階的忠諫，終於搬回大內乾清宮。徐階想起武宗死於豹房的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宮外，究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一力奉勸世宗回宮。當然，在昏沉的中間，世宗不會知道這事的究竟。就在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經過無數的齋醮，服過無數的仙丹，同樣地也蒙過無數的上帝﹁恩賚﹂，終於在寒風凌厲的中間，捨棄了六十年的歲月而逝世了。

　　皇帝逝世以後，第一件事是發表遺詔。在明朝，遺詔常是大臣們的手筆。遺詔草成的時候，皇帝早已一瞑不視，所以實際和皇帝沒有什麼交代。但是在一個渾亂的局面以後，久負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當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遺詔的名義，來一個總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遺詔往往發生重大的影響。武宗逝世以後，楊廷和草遺詔：罷威武團練諸軍，散遣入衛邊軍，守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罷遣番僧，釋南京逮繫罪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這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現在是徐階的機會了。他和居正計劃一切。在遺詔中間，他們決心要掃清嘉靖一朝的弊政。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寶、營織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遺詔的名義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興獻王，朝中發生爭執，這是所謂﹁大禮﹂。嘉靖五年，李福達因倡彌勒佛教，﹁誘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書顏頤壽主張殺李福達，但是武定侯郭勳為福達代辨，引起政治中的大波，這是所謂﹁大獄﹂。大禮、大獄兩案，連累了許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僅僅罷官遣歸的還算是大幸。徐階用遺詔的名義，把大禮、大獄兩案言事得罪諸臣一概復官。這都是世宗遺詔的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階身上，然而徐階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樸。他們痛切地感到徐階的疏忽，他們的憤怒，慢慢地凝結成怨恨和仇視，終於在穆宗一朝，種下內閣紛爭的種子。

第五章　內閣中的混鬥︵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載垕即位，這是後來的穆宗。他即位的時候，年三十歲。

　　世宗是一位幹練的君主。他崇信道教，從事齋醮，然而他永遠沒有忘去他是君主。楊廷和、楊一清、張孚敬、夏言、嚴嵩、徐階，｜｜這一群有名的首輔，固然曾經掌握政權，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裡。穆宗和他的父親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個範疇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時候，他只是一味地謹慎小心，甚至連父親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的威權，在他簡直是一種痛苦的經驗。朝會的時候，他照例是不發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過去。起初還不妨說是什麼﹁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還沒有感覺到說話的必要。這確有些駭人了。隆慶三年，尚寶丞鄭履淳上疏：

　　陛下御極三祀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

　　隆慶四年刑部主事陸樹德上言，﹁上下交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訓萬機？﹂但是一切的規諍，對於穆宗，沒有發生什麼影響。

　　當然，穆宗不是白癡，他只是對於實際政治發生厭倦。在宮廷裡面，他有他的愛和憎。他愛女人，愛喝酒，愛和內監們一起遊玩，愛鼇山，愛宮苑，愛秋千，愛龍鳳艦，愛金匱玉盆；一切消閒的娛樂他都愛，一切實際的政治他都憎。事實上，實際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幹練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陳以勤、郭樸，這些忠讜的大臣。政權交給他們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連駕馭大臣的威柄，也一齊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內閣裡面只見到不斷的混鬥。

　　穆宗是一個寬厚的君主，這是他和世宗絕對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詔令戶部購買珠寶，戶部尚書馬森執奏，不聽；給事中、御史們進諫，不聽。最後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說：﹁陛下玩好之端漸啟，弼違之諫惡聞，群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可勝言者。﹂這是直接攻擊皇帝了，穆宗只給他一個不答覆。穆宗對陳皇后日漸疏遠，皇后遷居別宮，慢慢地鬱出病來，仰庇又上疏道：

　　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

　　這樣地切直，在世宗的時候，久已應當受到廷杖的處分了，穆宗只批著，﹁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卻疾。爾何知內廷事，顧妄言！﹂在明代，這真是難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個平庸的，然而寬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時候，內閣大學士是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四人。徐階是首輔，內閣中最不平靜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過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慶元年。開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侍郎是正三品，這已是進官了，但是只是一個階梯。二月居正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同時入閣的還有他的房師陳以勤。二人入閣，當然都是因為曾為裕邸講官的原故。

　　這一年居正四十三歲了，也許他還記得荊州張秀才那兩句詩，﹁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後的今日，他已經直上盡頭竿了，但是他還得努力，他要一直趕上盡頭竿的頂點。

　　奉詔入閣以後，他有︽辭免恩命疏︾，這是一篇可以紀念的文章，全錄於次：

　　奏為辭免恩命事，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敕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內閣，同徐階等辦事，如敕奉行。欽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濫及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內閣之職，幾務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載，必有宏深奧衍之學，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皇猷，弼成聖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既無才望，又鮮舊勞，徒以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機遇，驟被恩慈，擢貳銓衡，晉參密勿，力微於蚊蝝，任重於丘山，退自省循，若為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主於藩邸；先臣楊溥、劉健，事仁、孝兩廟於青宮：咸以舊勞，遂躋台席。然當時不以為幸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蓋以四臣聞望素隆，勳庸茂著故也。臣之譾劣，何足以遠企前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廁跡於老成耆舊之間，以庸眾之流，濫竽於俊乂英賢之列，將何以致物情之允協，昭天鑒之無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況聖明臨御之始，正海內觀聽之時，倘舉措不愜於公評，則激勸有虧於國典，隮顛之咎，寧獨在臣！伏願皇上察臣悃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覆之憂，為官擇人，在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戰慄鄖越俟命之至。︵奏疏十二︶

　　當然地，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關於大臣的任命，到了中葉以後，演成會推的制度。︽明會典︾：﹁閣臣，吏、兵二部尚書，會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請自上裁。﹂︵萬曆重修本卷五︶，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議會選舉制的意味了。不過名為會推，其實主持者自有其人，其餘的只有承認，未必公開地取決於多數的贊同。所以後來顏繼祖論為﹁會推但六科掌篆者為主，卿貳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諫，止選郎傳語，有唯諾，無翻異，何名會推！﹂︵︽明史︾卷二四八顏繼祖傳︶，這是指的主持之權落在六科都給事中︵明代六部皆有都給事中掌科印故曰掌篆又稱科長。︶以後的情形。但是萬曆以來，大權只在吏部尚書和文選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個形式︵︽明史︾卷二四︽陳有年傳︾︶。其實即在西方議會制盛行的國家，選舉也只是公開的形式，一切的決定，還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體方面，本來有不少的類似。

　　但是會推的制度以外，還有特簡。任用大臣的時候，會推和特簡，是兩種迭用的方式。有時大臣認為特簡是一種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絕皇上的榮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稱﹁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明史︾卷一八五︽徐恪傳︾︶，這是一個好例。可是特簡的制度，永遠和會推的制度並存。幹練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時候，甚至大都出於特簡。在寬厚平庸的君主手裡，特簡的大權依然存在，但是簡用的大臣，不是出於首輔的推薦，便是出於近幸的引進。居正這次入閣，全是徐階的力量。居正自言﹁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管蒯﹂︵書牘一︽答中丞洪芳洲︾︶，所謂﹁元翁﹂，即指徐階。

　　入閣以後，便有入閣以後的措施。無疑地，居正是熱戀政權的。自隆慶元年入閣以後，直到萬曆十年身死為止，在這長長的十六年之中，他沒有一天不在積極地鞏固他的政權，也沒有一天曾經放棄他的政權。政權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為。隆慶元年，他還只是一個新進，閣中充滿他的老師和前輩，只有李春芳是他的同年，但是在他入閣以前，春芳已經是二年大學士了。可是居正既經入閣，便有一番抱負。也許在做翰林學士的時候，他還預備做一個文人，現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的眼裡。入閣之初，他有這樣的幾封信：

　　僕以淺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跡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書牘一︽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深惟譾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為稱塞。惟當堅平生硜硜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耳。︵同卷︽答中丞洪芳洲︾︶

　　僕以譾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躋三事，束櫨作柱，用荷為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況高明耆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賀，獎借過情，重增其愧。至勉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蹤古昔，乃欲責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倦倦納誨之心，朝夕俟袞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同卷︽答宗伯董潯陽︾︶

　　關於居正入閣之初，還有一段記載，應當辨正的。王世貞︽張居正傳︾，稱﹁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六人，……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其後︽明史︾居正本傳亦稱﹁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明史︾本傳的記載，完全根據王傳，連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實兩傳都是錯誤的。

　　這段記載的錯誤，是時間的錯誤。居正倨見九卿，為眾嚴憚的時候，是有的，但是這是萬曆以後的事了。萬曆元年九月，吏部尚書楊博致仕，十二月禮部尚書陸樹聲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老成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的親戚，居正身為首輔，連帶閣中的呂調陽、張四維，都幾乎成為他的僚屬，何況九卿！﹁倨﹂是誠然有的，﹁憚﹂也理有固然。但是隆慶元年，居正入閣之初，楊博為吏部尚書，葛守禮為戶部尚書，都是居正平時嚴憚的人物，在官階方面，都在居正之上，本來談不到﹁倨﹂。隆慶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當國，七月用陸樹聲為禮部尚書。樹聲是嘉靖二十年進士，比居正前兩科，居正見樹聲，用後輩見先輩禮。有一次樹聲到內閣拜訪居正，因為客坐稍偏，簡直不肯入坐，直待居正親自改正席次以後，方肯接談。這裡固然看到樹聲的嚴正，但是同樣也看出居正的禮遇。居正當然有居正的氣魄，但是要說入閣之初﹁倨見九卿﹂，這是時間的錯誤。

　　隆慶元年四月，居正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據︽文忠公行實︾，這次進官，因為﹁永樂大典成﹂的原故，當然這是指重修︽永樂大典︾的故事。

　　就在這短短的時期裡，內閣裡發生一次閣潮。隆慶初年的內閣，實際是三個名臣的內閣，｜｜徐階、高拱、張居正。居正和徐階、高拱，都有相當的關係，現在還沒有到他出露頭角的時機，但是徐階、高拱的對立，正在逐日地尖銳。

　　第一個攻擊高拱的，是吏科給事中胡應嘉。世宗病重的時候，高拱從直廬裡，偷偷地回去，準備搬家。應嘉知道了，提出彈劾，世宗在昏眩的當中，一切不問，但是高拱認為胡應嘉和徐階同鄉，一定受了徐階的指使，事態便擴大了。高拱有仇必報，本來談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機會。隆慶元年，吏部尚書楊博主持京察。

　　﹁京察﹂是明代的制度，憲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舉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確定了，但是萬曆以前，有時還來一個特別考察，這便是所謂﹁閏察﹂。

　　本來明朝的文官制度，是終身制，像那些﹁改組﹂、﹁裁員﹂，以及﹁手諭﹂開除這一類的制度，都還沒有發明。在大臣手裡的威柄，只是﹁京察﹂。這個威柄，照理握在禮部尚書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隨時過問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現在權柄在楊博手中了，這一次的京察，連御史、給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厲風行。偏偏楊博的同鄉，山西人沒有一個降黜的。這一來動了御史和給事中的公憤。第一個攻擊楊博的，又是胡應嘉。

　　應嘉彈劾楊搏挾私憤，庇鄉里，錯是沒有說錯，可是恰恰錯在應嘉的吏科給事中上面。在吏部辦理京察的時候，吏科給事中應當參加，事前沒有提出異議，事後偏要提出彈劾。連寬厚的穆宗也認為抵牾，下令內閣商量處罰。這一來高拱報復的機會到了。

　　內閣當中，郭樸和高拱同鄉，這一次首先發言的是郭樸。他毅然地說：﹁胡應嘉出爾反爾，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應當革職。﹂

　　﹁應當革職為民。﹂高拱也說。

　　徐階看了郭樸，再看高拱，兩位閣老都緊張的了不得，沒奈何，只得點點頭。胡應嘉的革職，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們是一窩胡蜂，你動了一個，他們會來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裡有的是給事中，你瞧罷！京察的時候，吏部尚書對於言官，照例談不到降黜。偏偏楊博給他們一次降黜，偏偏郭樸、高拱又主張胡應嘉革職為民，胡蜂窩驚動了，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先劾高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傑直攻高拱﹁無宰輔器﹂。事態更加嚴重了。一切的責任都在徐階身上。徐階擬旨調胡應嘉為建寧推官，處分減輕了，但是一般的言官們還不滿意。歐陽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高拱當然不能承認，便來一次答辯。事情又到徐階手裡了。徐階擬旨一邊慰留高拱，一邊斥責言官：他滿心以為從此結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沒有滿意。高拱希望徐階擬旨，給言官們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記得世宗的時候，言官們彈劾大學士以後，通常是一次廷杖，說不定還有更壞的在後面，杖一下，算什麼？徐階也記得這是嚴嵩掌握政權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嚴嵩，至於為了高拱，再和言官們結怨，那更犯不著；他再三考慮，只是搖搖頭。徐階決定不和言官們結怨，但是高拱卻決定和徐階結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兩個﹂。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齊康。在應嘉事後不久，齊康便對徐階提出一次彈劾。可是這一次卻犯了言官們的眾怒，大眾聚齊了，痛痛快快地先給他一次唾罵。一敬劾齊康，齊康也劾一敬。﹁你說我是高黨，我便說你是徐黨。﹂北京城裡有的是紙張，彈劾，彈劾！但是齊康這一邊人數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歐陽一敬的氣勢。從此高拱成為眾矢之的。但是最後的一枝箭，卻從南京放過來。

　　京察的大權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裡，在京察的時候，得到貶黜處分的，連皇帝也留不得，神宗萬曆以後，偶然還留幾個，這真是偶然了。隆慶以前，京察是無上的威權，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經﹁察典﹂，便是終身的恥辱。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個平衡，有了﹁上剋下﹂，當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們在京察這一年，每人照例﹁遵詔自陳﹂。自陳便是陳述個人的闕失，聽候皇帝的處分。當然這是一種形式，自己不妨來一個﹁學疏才淺﹂，用不到直抉隱微，自行攻擊。但是給事中、御史們，可以提出﹁京察拾遺﹂；經過﹁京察拾遺﹂的，沒有倖免的機會。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鬧翻了，因為要顧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遺。拾遺的責任，落在南京的給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慶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後，言官對於郭樸還是不斷地攻擊，到九月間，郭樸也致仕。這一次閣潮裡，徐階又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當然這是一個嚴重的閣潮，然而居正畢竟度過了，在左右為難的當中，總算沒有得罪老師，也沒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對於言官們的囂張，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認為﹁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書牘一︽答少司馬楊二山︾︶，正在計較怎樣地給他們一個處分。言官們得到徐階的保障，議論逐日地激昂起來，穆宗感覺厭倦，吩咐徐階懲誡，徐階只是傳諭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這樣度過隆慶元年。

　　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發生了一些波浪。內閣裡面，除了徐階、居正，只有李春芳、陳以勤，都是忠厚長者，本來不會有什麼波浪的。波浪卻發生在皇帝的宮中。穆宗是一個寬厚的人，但是他愛玩好，愛遊幸。這算得什麼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對於皇上私人的行為，負有政治上的責任。徐階一再諫阻，免不了皇帝左右的厭惡。六月間，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階再來一次切諫。也許穆宗委實有些厭倦了，也許他還不十分清楚，他畢竟往南海子去了。

　　七月間，給事中張齊又給徐階提出一次彈劾。終於徐階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學士，七年的首輔，就在隆慶二年七月間捨棄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鄉。臨行的時候，徐階把朝廷大事和個人家事，一切都託付給居正。朝廷大事，居正當然應當擔當的。徐家的事，也許還有一些曲折。徐階三個兒子，當徐階在朝的時候，在家鄉委實有些作威作福。儘管父親在那裡高講心性之學，但是兒子們所愛的只是錢財。親戚陸家的家長死了，孩子還小，巨萬的家財，都到了徐家。家鄉的怨讟，正在那裡滋長，連在北京城裡，也成了公開的消息。齊康不曾為此提出彈劾嗎？高拱致仕了，但是會不會長在林下，誰都不能說。徐階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處處都得提防。他只有吩咐居正，他知道惟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惟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擔當這些大事。︵參書牘三︽答上師相徐存齋十八︾︶

　　和徐階分別以後，居正給他一封信：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沉几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閡。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為別也，嘆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一︾︶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發遺詔的事。這一書看出徐階和居正中間的密切關係。其後隆慶四年，居正又有一書，述及在兩度政潮中自己的立場：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於毫末。元年之事，選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讒言外哄，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旦遠避流言，於今三年，不能以一語寤主，使金滕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積慝而釋大慚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為愧。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繒繳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同卷︽答上師相徐存齋七︾︶

　　此書大致作於隆慶四年，最遲不出五年。三年十二月高拱召還，兼掌吏部。所謂﹁世局又當一新﹂者，自指高拱復政事。﹁冥鴻跡遠﹂兩句，給徐階一些安慰。大致高拱復政以後，徐階寒心，所謂﹁台翰﹂，當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與安慰。此書又可見出隆慶二年徐階的失敗，完全是因為內監們的攻擊，所謂﹁中人內構﹂者指此。明白了徐階失敗的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復政的原因。一個寬厚的皇帝，自己不能親政，和士大夫間失去了應有的聯繫，一切的耳目，寄在內監身上，政治上的波瀾，都從宮廷中發出，這是穆宗的失策。明史責備穆宗﹁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明史︾卷一九︽穆宗本紀贊︾︶，只是一個平庸的論斷。

　　徐階去位，李春芳代為首輔，政權應當是春芳的了，但是春芳只是一個好好先生，談不上什麼作為。到八月間，居正上陳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核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這是居正的大政方針。有什麼遠大的政見？沒有的，這裡只有平凡的見地，沒有高超的理論。居正不是政論家，他只是一個現實的大臣。一切的主張，都針對當時的需要。省議論，核名實，飭武備三事，對於現代的國家都有相當的價值，移錄如次：

　　一、省議論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蹠，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捨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采聽於眾口耳。讀其辭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並其自言者而忘之矣。

　　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眾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嘩於伍，異論繁興，訛言隆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

　　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速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之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

　　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筐，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行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核名實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捨而已。欲用捨賞罰之當，在於綜核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為古今人材，不甚相遠，人主操用捨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核，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士之爵祿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
　　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告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捨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核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指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
　　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嚬笑之微，敝絝之賤，亦勿輕予。仍乞敕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冊、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捨進退，一以功實為准，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
　　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九年任滿者，亦照吏部升授官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升參政，全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敕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聖裁。

　　一、飭武備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莫如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
　　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並其財力，以撫養戰鬥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並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敕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邊事，著實舉行。候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
　　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三條以外，振紀綱條則言：﹁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絢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高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重詔令條則言﹁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復，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裡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發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

　　固邦本一條，從國家經費的立場立論。本來居正對於嘉靖以來，民窮財盡的情形，目睹心傷，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一面又說：﹁吟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氣乎？﹂

　　居正二十五歲有︽論時政疏︾；上︽陳六事疏︾的時候，他已經四十四歲了。二十年的當中，固然有許多前後一貫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經驗，在他的主張裡，發生不可磨滅的變化。他的議論，已經擺脫少年文士的習氣，一切扼著要點，他所陳的六事，我們不妨分為兩大項：第一是論政本，第二是論急務。

　　第一條到第四條是論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張，有決斷，一切的詔令要實現，一切的政策要貫徹，一切的議論要控制。用現代的術語，他希望穆宗實行獨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的內容的人，也許以為君主政治都是獨裁的，其實這是觀念的錯誤。君主政治只能加強獨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獨裁政治。在一個優柔寡斷的君主手裡，整個的政局，常有多頭政治的傾向，這不是獨裁。居正的主張，是希望穆宗獨裁。振紀綱，崇詔令兩條，增進君主的地位；省議論一條，取締一般的言論；核名實一條，完成獨裁的機構。獨裁，獨裁，惟有獨裁，才是居正的理想。他歌頌成湯，歌頌秦始皇，歌頌明太祖。他曾說過：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辟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變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
　　至於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為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雜著︾︶

　　︽雜著︾不知是那一年度著作，從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慶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這一段是隆慶二年以後寫的了，或許是和︽陳六事疏︾同時或略後。在這一段時間裡，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湯，他自己也準備做伊尹。但是居正的︽陳六事疏︾，和︽論政事疏︾一樣，沒有達到應有的希望。事情再簡單沒有，穆宗不是成湯，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連帶不是世宗，他只是一個寬厚的君主，談不上﹁總攬乾綱，獨運威福﹂。當然，居正顯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謙的故事。那時只要有一個負責的大臣，國家一樣地可以轉危為安，但是隆慶二年，整個的國家，在粉飾太平的當中，皇帝對於居正，未必像景帝那樣的信任，而且內閣還有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臣，一切的大權也輪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還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二十個字。

　　成效不能說是沒有的。都御史王廷復振紀綱，重詔令二事，分為八條。戶部尚書馬森議固邦本事，言財用之當經理者十條。兵部尚書霍冀議飭武備事，一議兵，二議將，三議團練鄉兵，四議守城堡，五議整飭京營；又奏請親臨大閱。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成績，這便是省議論。隆慶二年八月以後，議論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屢次說過：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書牘一︽答中丞梁鳴泉︾︶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沉靜，斡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同卷︽答御史顧公曰唯︾︶

　　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羅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書楊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來從嘉靖末年起，內閣裡面，種下鬥爭的種子，許多議論發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蹠﹂，這是事實。現在高拱去了，徐階去了，吏部尚書有老成練達的楊博，內閣首輔有寬和沉靜的李春芳。一切的風波平定下來。不過這只是暫時的停止，到隆慶三年的秋天，風波又起，以後波濤洶湧，直到隆慶六年的秋天。隆慶四年，居正曾說：﹁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睹也。﹂︵書牘二︽答藩伯施恒齋︾︶居正當日的處境，我們由此可以想像。

　　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學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動亂的當中，他們談不到幹濟。相傳徐階致仕以後，春芳長嘆一聲；

　　﹁徐公致仕了，我說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說。

　　﹁只有這樣，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說。

　　據說因此春芳連上三疏，請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傳︾︶事情也許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對於當時的朝政，委實十分地憂慮。後來他也說﹁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書牘十︽答司空雷古和敘知己︾︶他真不料到在這個困難中，﹁一起而振﹂的抱負只存在自己的腔子裡。當他看到這幾位雍容進退的大臣時，他會想起孔子的議論：﹁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過激，他只覺得處在有責任的地位，應當把責任切實負起來。孔子又曾經提起質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居正當然記得︽朱嘉︽集注︾﹁典守者不得辭其過。﹂猛獸從籠子裡出來，寶貝在櫃子裡毀掉，這都是負責任者的罪過。居正慨然地感覺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當時第一重責任，便是國防。明朝的制度，完全是戰時體制，國家的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戰線上，永遠脫離不了戰爭的威脅；憂國的大臣，當然也抱定國防第一的方略。萬曆三年，北邊的大局，已經漸漸地穩定，居正還說﹁僕內奉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馳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書牘七︽答吳環洲淪邊臣任事︾︶那麼在隆慶初元，他對於邊境的憂慮，當然更可知。他的方針，是先行整理邊防的佈置，隨時再作出擊的計劃。

　　從明朝初年直到張居正時代，最大的敵人只是北方的韃靼。明朝對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築北方的邊牆，這是有名的萬里長城，當時的國防工事。在長城以內設有九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太原、固原。用現在的術語，便是九個軍區，居正所謂﹁神遊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帶，敵人的勢力比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鎮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內長城以內，也還安定。吃緊的是遼東、薊州、宣化、大同四鎮。嘉靖二十九年，設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一員，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一員，簡稱薊遼總督，宣大總督。這是北京的左、右兩翼，拱衛國家的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為薊遼總督、宣大總督；總督入京，便是兵部尚書；有時特任兵部尚書，出為總督。從一切的體制裡，都看出對於薊遼、宣大的重視，四鎮之中，最吃緊的還是薊州。

　　最初，遼東還沒有受到外來的威脅以前，這裡距離韃靼的中心還遠，所以不十分吃緊，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險可守，所以最危險的還是薊州。自從放棄三衛以後，北京東北直至山海關，中國和韃靼的交界，只剩一條邊牆，敵人可以隨時從喜峰口、黃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敵人入境以後，他們可以隨時包圍北京，薊遼總督只能在外線掙扎。情勢真是最危險了，所以隆慶五年，薊遼總督劉應節上言﹁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臂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廷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成，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借鄰鎮，亦目前苟安之計。﹂應節三計，上策是戰略的大成功，恢復大寧以後，東北的國防線縮短，東西聲息相通，北京的外圍，增加幾重的保障。但是自從成祖放棄大寧，整個的明朝就沒有恢復三衛的決心。於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薊州。

　　嘉靖年間，楊博早看到薊州的重要；三十八年楊博上疏：﹁今九邊薊鎮為重，請飭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他看定當時沒有大舉進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張堅守。隆慶五年，楊博再起，任兵部尚書的時候，他說：﹁議者以守牆為怯，言可聽，實無實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鬥，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眾，以為當守牆無疑。﹂他和劉應節的議論，都是隆慶五年的議論。那時薊州已經有一番佈置，中國和韃靼，也暫時維持和平的局勢。

　　隆慶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的中部。同時土蠻進犯薊鎮，掠昌黎、盧龍，直至灤河。整個的北京又陷入戰爭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嚴。穆宗下詔群臣議戰守事宜。居正︽陳六事疏︾所稱﹁眾言盈庭，群策畢舉﹂者指此。這時吳時來已自橫州回朝，進工科給事中了；時來上疏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他主張用這三位討破倭寇的大將，練兵薊州，抵抗北方的敵人。一則時來是徐階的門生，二則譚綸等也是當日第一等的人材，這個主張終於實現了。譚綸本來總督兩廣軍務，立即召回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大猷老了，仍舊駐紮廣西，為廣西總兵官，沒有動。繼光召為神機營副將，隆慶二年五月，奉令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從此譚綸、戚繼光都到北邊練兵，居正也和他們結下深切的關係。隆慶六年，居正當國，譚綸人為兵部尚書，直到萬曆五年四月病歿為止；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歿以後，方才調往廣東。

　　譚綸就任薊遼總督以後，第一著便是練兵，疏稱：

　　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眾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為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為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

　　一切的計劃都照准，一切的困難都解決，在內閣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繼光到鎮以後上疏備言練兵之害七，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繼光又言﹁臣官為創設，諸將視臣為綴疣，臣安從展布？﹂﹁綴疣﹂委實是﹁綴疣﹂，有了薊州、昌平、保定三個總兵，又有成繼光的總理。總理只能練兵三萬，名為總兵官受其節制，其實三鎮額兵十餘萬，總理無從節制。所以繼光的地位，正是非常困難。在困難當中，兵部尚書霍冀想到解決的方法。

　　假如我們認識明代的政治，我們不妨認為當時的政治中心組織，完全是二元制。中葉以後，內閣的地位，漸漸地形成為政治中心，但是名義上只是皇帝的秘書處，大學士的責任，在名義上，至多只能﹁票擬﹂，他們對於六部，在名義上，也談不到統制。用人的大權，在吏部尚書手裡，國防的大權，在兵部尚書手裡，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兩部尚書的實權，有時在大學士之上：景帝的時候，國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書于謙手裡，這是一個實例。吏、兵尚書的實權，有時完全在大學士之下，居正大權獨攬的時候，也是一個實例。但是事實上內閣和吏、兵二部，永遠在牽制和摩擦的當中。有時還能妥協，有時竟會衝突。在困難的當中，只有賦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穩地度過。

　　戚繼光的問題來了，恰巧薊遼總督譚綸對於薊州鎮總兵郭琥有不滿意的消息，這是兵部的職權。兵部尚書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簡單沒有，他奏明瞭，郭琥解職，調戚繼光補薊州鎮總兵。但是事情偏不這樣簡單。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將官，譚綸對他沒有什麼不滿意，戚繼光由節制三鎮的總理，改為一鎮的總兵，實權儘管增加，名義上只是降黜。三個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書不管，內閣中的李春芳、陳以勤也不管，調處的責任只得由居正負起。我們看到他給譚綸的幾封信，怎能不欽服他的苦心孤詣呢？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雲，﹁公本欲論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薊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鎮守為優，今既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復，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為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加優藉以鼓舞之。︵書牘一︽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為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復，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為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為言。不但體面降抑，為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為力也。倘得如意，當於敕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同卷︽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戚帥復總理，不載疏中，諒公有難言者，已據部疏，擬特旨行之，即有言者，無足慮矣。︵同卷︽與薊遼總督︾︶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奢，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為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以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既力為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為感奮，頗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為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為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即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同卷︽與薊遼督撫︾︶

　　﹁閣中二老﹂指李春芳、陳以勤，虞坡是吏部尚書楊博，思齋是兵部尚書霍冀。薊鎮的事情和吏部無涉，但是因為楊博是中樞的軍事專家，當然要聽取他的意見。從一切的佈置裡，看出居正對於繼光，是怎樣地維護。譚綸不便申請，終於由居正用特旨改薊州鎮總兵官為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見萬曆︽明會典︾卷一二六，︽明史．戚繼光傳︾不載。︶這是隆慶二年的事。居正與譚綸書，稱﹁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群望，僕亦與有光焉。﹂︵書牘一︽與薊遼總督︾︶又說﹁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暌貳，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同卷︶其後一般的議論，對於繼光，還是認為人地不宜，居正盡力調護，︽與淩參政書︾又稱﹁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變者。且既已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為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眾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於國家矣。﹂︵書牘一︽答淩參政︾︶淩參政是凌雲翼，居正的同年進士。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的當中，雖然沒有赫赫的戰績，但是整個的北邊，從此安靜，這是繼光的大功，當然也是居正的大功。

　　居正對於北邊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譚綸提議增築敵臺，居正立即答覆：

　　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即擬復行。但據大疏謂一台須五十人守之，則千台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即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腳，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內，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狹乎？便中仍望見教。︵書牘一︽又與薊遼總管譚二華︾︶

　　關於薊鎮軍糧之事，他又說過：

　　僕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為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負戴，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采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沖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廒或頗圯壞，而其制猶有，其官猶在，獨不可並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書牘一︽與薊遼督撫︾︶

　　大致因為居正和譚綸關係較深，所以對於薊遼方面的書牘特多；但是對於宣大方面，他並沒有忽略，所以又說：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鎮，督撫將領，尤為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鎮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即破格優賚，豈足為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慉縮疑畏，而不敢為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一、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為國家用哉？辱教，容與本兵議之。督、撫寬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沉勇，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知云中事體，得如宣鎮否也？︵書牘一︽與薊鎮巡撫︾︶

　　督、撫指宣大總督陳其學，宣府巡撫王遴，馬、趙指宣府總兵馬芳，大同總兵趙岢。本兵即兵部尚書霍冀，﹁慉縮疑畏﹂，當然是他一貫的作風。隆慶二年以來，國防的重任，都落在居正的肩頭。也許他想到幾個分擔責任的大臣，但是時機還早，一切還得等待。

　　隆慶二年十二月，廢遼王憲㸅。本來隆慶元年，御史陳省彈劾憲㸅，詔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號，事情還很簡單。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憲㸅十三罪，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選徹查。憲㸅倘是崇信道教的，不妨等待皇天上帝的保佑，但是他來不及等待，也不敢相信洪侍郎的徹查，有什麼有利的報告。現在他是四十四歲的人了，但是他還年青，他愛遊戲，愛女人，一切的生活，久已戲劇化了，也許他想起︽竇娥冤血灑旛竿︾這一類的雜劇。﹁管他呢，﹂他想，﹁不妨試一試。﹂他樹起一面白旗，寫著﹁訟冤之纛﹂四個大字。這一來事情便不簡單了。按察副使施篤臣正在江陵，認定遼王造反，立刻調軍遣將，五百個兵士，整整把遼王府圍住，直待刑部侍郎的光臨。﹁訟冤﹂不成，惹上造反的大冤，據說篤臣平時和遼王不和，所以趁此陷害。

　　造反要有造反的氣魄，也要有造反的佈置。憲㸅只是一個貴族的無賴，他的佈置也只有一面白旗，這是什麼造反呢？洪朝選一看便明白了，在他的覆奏裡，他指實憲㸅淫酗暴虐，甚至也指實憲㸅僭擬不法，但是他沒有說到憲㸅造反。朝選只把事實奏明，伏候皇上的聖裁。詔書降下了，憲㸅廢為庶人，禁錮高牆，同時廢遼王，所有遼府諸宗，一概改屬楚王管轄，由廣元王管理遼府事。這件大案解決以後，大家都指目居正。居正還記得他的祖父張鎮的死吧，處分也太嚴厲了一點。三十一年以前的預言沒有錯，憲㸅終於給居正牽著鼻子走！但是事情還不止這樣。萬曆十年，居正死了；憲㸅的次妃王氏還在，她看到御史羊可立正在追論居正，於是出面訟冤，指實居正公報私仇，成為居正身後抄家的張本。經過這個挫折以後，議論更多了。有的說居正因為羨慕遼府壯麗，所以陷害遼王。有的又說居正因為洪朝選不肯誣報遼王造反，所以萬曆八年吩咐福建巡撫勞堪，陷害朝選，朝選下獄，絕了三天飲食，死在獄中。一切只是傳說，不可盡信。康熙十二年，居正曾孫同奎進京，請求刪正，︽明史．張居正傳︾的記載因此修正了，但是︽遼王傳︾︵︽明史︾卷一一七︶、︽孫瑋傳︾︵︽明史︾卷二四一︶，還留下不可磨滅的敘述。從嘉靖十六年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這一件公案還沒有確定。倘使毛妃看到這老遠的將來，也許她在兩個十三歲的孩子中間，不種下這樣的禍根。

　　隆慶三年的幾件大事：第一，趙貞吉入閣；第二，大閱；第三，高拱再入閣。

　　貞吉、內江人，和南充人陳以勤同鄉，但是科名卻早了兩科，他是嘉靖十四年進士，所以不但二十六年的進士李春芳和張居正是他的後輩，連二十年的進士陳以勤也是後輩。他有才具，有氣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圍困京城，要求﹁入貢﹂的時候，大家正在束手無策，第一個反對的是他。這一次貞吉出了名，也因為這一次，受到嚴嵩的嫉忌，貶為荔波典史。以後他又慢慢地升起來，隆慶初年，他做到禮部左侍郎，廷推南京禮部尚書。明代，南京和北京一樣，也有六部，有尚書、侍郎，可是南京官沒有實權，只是一種養老的位置。穆宗看到貞吉議論侃侃，把他留下。隆慶三年八月，命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貞吉入閣以後便有一番規模。他謝恩的時候，指出朝綱邊務，一概廢弛，準備拼此一身，整頓國事。他和兵部尚書霍冀發生衝突，隆慶四年二月，霍冀解職，這是後話。貞吉的才具是有的，熱心報國也是真的，但是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眼看內閣裡的同僚都是自己的後輩，一切的舉措，難免帶些傲慢的心理，因此引起一般的怨恨。居正覺得貞吉可厭，同時也難免覺得他可笑。後來萬曆二年，他和宣府巡撫吳兌說：﹁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牆擺守，京師亦為之戒嚴。廟堂皇皇，即議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笑，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費以數十萬計。﹂︵書牘六︽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進賞︾，按吳兌為薊遼總督事在萬曆九年薊鎮二字誤題。︶，庚午為隆慶四年，內江、興化指趙貞吉、李春芳。從這封信裡，我們可以看出春芳的無能，貞吉的專橫，以及居正的冷眼。隆慶四年的內閣，正在醞釀另外一個變局。

　　居正︽陳六事疏︾，提起大閱之事，以後兵部覆奏，認為大閱之禮，宣宗、英宗都行過，仍請親臨校閱。當時穆宗批道：﹁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事情是決定了，隆慶三年，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只得奏稱：

　　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厘革整傷，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措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輯之列朝實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具奏冒昧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奏疏一︽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居正乞下兵部，再加詳議，當然只是一種形式。大閱仍在隆慶三年九月舉行︽明史︾︵卷五十七︶，留下一篇隆慶大閱的儀注。以後萬曆九年，神宗再舉行一次，當然也是居正的主張。

第六章　內閣中的混鬥︵下︶

　　隆慶三年十二月，內閣中的大波來了。吏部尚書楊博致仕，穆宗召高拱復入內閣，兼掌吏部事。從此內閣和吏部的大權集中到高拱手裡，他成為事實上的首相。

　　高拱的復起，據王世貞︽首輔傳︾及︽明史．張居正傳︾，完全出於居正的策動，居正和司禮監李芳勾結，由李芳提出高拱入閣，兼掌吏部。據說居正的計劃，不但要引進高拱，抵制趙貞吉，而月，要借此剝奪首輔李春芳的大權。其實春芳在位，始終不曾獨攬政權，居正對於薊遼的佈置，也始終不曾受到春芳的牽制。貞吉入閣以後，因為個性倔強，居正當然感到不快，但是引進高拱，抵制貞吉，簡直引虎拒狼，居正不會做這樣的笨事。而且穆宗二年十一月間，李芳因忤旨，已交刑部監禁待決，四年四月，發充南京淨軍︵︽明史︾卷三〇五︽宦官傳︾︶。要說刑部監禁的內監，能夠推薦內閣大臣，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的故事。

　　高拱這一次入閣，出於內監的力量，是無可疑的。穆宗是一位寬厚的人，但是因為他和大臣，失去了應有的聯繫，左右的內監，處處影響他的主張。隆慶初年最得意的內監是滕祥、孟沖、陳洪。引導穆宗遊幸、玩鼇山燈、作長夜飲的，都是他們。隆慶二年，徐階致仕，便是因為和內監不和，也許便是滕樣、孟沖、陳洪這一群人作祟。高拱入閣以後，司禮掌印太監出缺，馮保認為應由自己頂補，偏偏高拱推薦陳洪。以後陳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薦孟沖，再給馮保一次失望。因此馮保和高拱結下不共戴天的大仇，成為隆慶六年居正勾結馮保，推翻高拱的張本。

　　假如我們認識徐階失敗的原因，同時再推求高拱甘心結怨馮保，一再推薦孟沖、陳洪的原因，顯然地便會知道高拱第二次入閣，完全得力於滕祥、孟沖、陳洪這一群人；而且因為以後的故事，也知道高拱入閣與馮保無涉，與居正也無涉。那麼，為什麼隆慶元年高拱會罷相呢？事情也很顯然，一則徐階的首輔大權尚在，二則高拱和內監們，還沒有發生相當的關係。隆慶三年，徐階和高拱失職家居，丹陽﹁大俠﹂邵方先和徐階接洽復職的事，徐階不用；邵方再和高拱接洽，妥當以後，邵方立刻入京，不久高拱也入閣了︵︽明史︾卷三〇二︽列女傳．邵氏︾︶，這是當時﹁名傾中外﹂︵︽明史︾原文︶的故事。所以這一次高拱入閣，推薦的人有了，居間的人也有了，一切都見於︽明史︾，但是︽明史．居正傳︾卻認為居正策動，不能不算是荒謬。﹁大俠﹂只是一個交通中外的惡棍，隆慶六年六月居正當國以後，吩咐應天巡撫張佳胤把邵方殺去，確是一件痛快的事。

　　居正對於高拱的入閣，雖然沒有什麼策動，但是也沒有任何的反感，毋寧說，他對於高拱，還有相當的期待。自己和徐階的關係，這是公開的事實，但是自己和高拱，不是也有相當的關係嗎？在國子監同事的時候，他們有過相互的瞭解，他們也知道日後在政治界應有的地位。高拱死後，居正說，﹁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書牘十四︽答司寇曹傅川︾︶，又說﹁不穀與元老為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同卷︽答司馬曹傅川︾︶。這時居正已經當國多年了，用不到諱飾，所言自有可信。即在高拱炙手可熱的時候，居正也曾說過：﹁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內外，皆蹻足抗手，歌頌盛德。即余駑下，幸從公後，參預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宮府之事，悉以諮之，期於周、召夾輔之誼，以獎王室，此神明所知也。﹂︵文集七︽門生為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高拱六十歲生日，是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這時內閣只有高拱、居正二人。﹁周、召夾輔﹂，恰恰適合，也可看出高拱對於居正，還給予相當的地位，所以居正提到周、召的故事。但是高拱錯了，﹁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書．君奭序︾︶，何嘗不是經傳的成文？﹁專權﹂雖然成為史冊的貶詞，但是大權獨攬，便不願意共攬，留著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在左右，而自己又沒有卓越的地位，可以籠罩一切，必然會引起政治上的不安。居正親眼看到了，所以後來當國的時候，只肯引進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強這一群三等的人材；他引進的申時行，也許高明一些，但是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進士，和居正的輩行，差得太遠，不能構成威脅。高拱的失敗，正是居正的借鑒。

　　高拱入閣，同時兼掌吏部，用人行政的大權，一手包辦，在政府裡，成為最大的勢力。內閣中最感受威脅的是趙貞吉。恰巧左都御史王廷在隆慶四年正月致仕，貞吉和首輔李春芳說明了，在二月中兼掌都察院。一邊是行政權，一邊是監察權，真是旗鼓相當。從隆慶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閣以後，到四年十一月趙貞吉致仕為止，他們是內閣中兩個對峙的勢力。首輔李春芳和陳以勤只是旁觀，居正比較和高拱接近。這是這一年中內閣的大勢。

　　高拱真是第一流的吏部尚書。以前吏部當局，照例不和外間來往，算是避嫌疑。到徐階為吏部侍郎的時候，才打破這種慣習。高拱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員的姓名籍貫，編造成冊，同時在下邊注明賢否，所以對於當時的人材，竟是按圖索驥，一求便得。他認定國防的重要，以後兵部侍郎出為總督，總督入為兵部尚書的計劃，便從此確定。他認為軍事行政，需要專門人才，所以對於兵部司官，不輕加更動，以後兵備道和邊方督撫，也常用兵部的人員。這是他的主張。

　　在國家大政方面，他的第一著便是和徐階為難。他還記得徐階不經商量，發表世宗遺詔的故事！等待三年了，現在他要報復。世宗因為大禮，曾經貶竄許多人，徐階用遺詔起用了，高拱對於他們，再來一次罷黜。他疏稱：﹁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臣以為未可。﹂世宗垂死的時候，相信王金、陶仿、陶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這一群人的醫藥，他們一個個升官。世宗死了，徐階發表遺詔，歸罪他們，於是他們一齊入獄，等待死刑的執行。從隆慶元年到隆慶四年，事態遷延下來了，也許是皇天上帝的﹁保祐﹂罷。高拱入閣以後奏稱：﹁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為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穆宗批准了，王金等因此免死，改編口外為民。遺詔當然只是大臣們的主張，但是主持世宗遺詔的，除了徐階，還有居正。現在遺詔推翻了，我們看到居正的文章，﹁肅皇帝︵世宗廟號︶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不聞，而論者乃罪及方士，污蔑先皇，規脫己責，公為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文集七︽門生為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這是隆慶五年的事；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咽下。隆慶六年政變的種子，正在他胸中逐日滋長。

　　隆慶三年，高拱起用的時候，居正曾經說過，﹁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為也。﹂︵書牘一︽答山西按院饒成山︾︶四年之初，他也曾說，﹁中玄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即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幸此公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為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書牘十四︽答同卿徐敬吾︾︶這一封信，便是非常地閃爍。什麼是﹁其中人心﹂？何以去留﹁不能自必﹂？高拱的勢力，正在逐日發展，居正已經感覺到威脅，然而他要掙扎，他不肯放棄政權。

　　第一個放棄政權的是陳以勤。在混鬥的內閣中，他永遠是中立。酣鬥的戰士們，高拱是裕邸的舊同事，趙貞吉是同鄉，張居正是自己的門生，你教我怎樣辦？當國家大事的人多著呢，自己也不眷戀這一個地位。隆慶四年七月，以勤致仕了。

　　這年十月，高拱提議考察科道，科是六科給事中，道是十三道監察御史。高拱上次去職，失敗在言官手裡，現在便要考察言官。考察當然是一種臨時京察，照例由吏部和都察院會同舉行的，於是兼管吏部的高拱，便和兼管都察院的趙貞吉來一次正面衝突。貞吉疏稱：﹁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核言官，並及升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愕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穆宗接受高拱的提議，事情還得辦。考察的時候，高拱主張斥逐貞吉的左右，貞吉當然有他的辦法，凡是高拱的左右，主張一概斥逐。僵局形成了，需要調解，調解的結果，雙方人員，一概保留，但是高拱的政敵，只要與貞吉無關，還是貶斥。這一次考察，貶斥二十七人；御史王圻貶斥了；曾為給事中已遷大理少卿的魏時亮，去了；曾為御史已遷大理寺右丞的耿定向去了，曾為給事中已遷廣東巡撫右僉都御史的吳時來也去了。其他還有因為曾劾高拱，此時不待考察，自行去職的御史郝傑。一切都很痛快。高拱手下，有的是言官：韓楫、宋之韓、程文、塗孟桂。誰不同意，便給誰一次彈劾。居正到了現在，慢慢地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吳時來是徐階的門生，耿定向是自己的朋友，他們都去了，居正當然有些不安。但是高拱還得先行對付趙貞吉。這一次是韓楫出馬。調解儘管調解，攻擊還得攻擊。韓楫彈劾貞吉庸橫，考察有私。貞吉上疏答辯，自稱：﹁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眾黨。﹂貞吉決定致仕回籍了，他只是請求解除高拱兼掌吏部的大權，以免私黨的建立。但是在他解職之前，國家大計，因為意外的轉變，一切還待貞吉的贊襄。

　　中國北邊的韃靼，從明代開國之初，直到隆慶年間，永遠和中原處在戰爭的地位。韃靼的領袖是小王子，但是從世宗以後，領導權落到俺答手中。進攻北京的是他；京師屢次戒嚴，為的是他；世宗殺兵部尚書，殺薊遼總督，也為的是他。他手下有的是韃靼武士，但是同樣也有漢人。在已往的時代，四鄰的文化，比中原低，各個戰士的戰鬥力，也許比中原強，但是組織的能力，不如中原，所以戰事還是處於劣勢。漢人去了以後，組織力加強了，更加影響到戰鬥力，中原的地位，便從優勢轉到劣勢。這便是內奸的﹁成績﹂。明世宗的時候，邱富、趙全這一群人投了韃靼，慢慢地誘合沿邊的漢人，一直到幾萬人，成為內奸集團。他們在豐州築城堡，開水田。這個地方稱為板升，板升是韃靼語的房屋。他們替俺答計劃戰爭，有時也領導敵人進攻長城。

　　邱富死在進攻祖國的戰役裡，但是，還有趙全。趙全引導俺答進攻大同。趙全計劃尊俺答為帝，自己也準備稱王，一切的進行，順利得和流水一樣。但是禍難來了，趙全終於失敗在一個女人身上。

　　俺答的第三個兒子鐵背台吉死了，遺下一個小孩把漢那吉。俺答把他交付妻子一克哈屯，長大以後替他娶妻比吉。偏偏把漢那吉還不滿足，他又愛上姑母的女兒三娘子，把她娶了。事情應當滿足了，不幸俺答也愛上他的外孫女。三娘子便轉移到外祖的懷抱裡。嫉妒、羞憤、慚恨、怨毒，都集中到這一個青年的身上。韃靼的帳幕，容不下失戀的痛苦。他詛咒韃靼，終於攜同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幾個人脫離了北邊。

　　十月的霜風裡，十幾匹韃靼馬匆匆地趕到長城的邊界。他們要到大同，和大同巡撫方逢時見面。最近的過去，宣大邊外，勉強偷安了幾時，現在降人到了，大家曉得後邊必有追兵，所以方逢時通知宣大總督王崇古的時候，便有人主張不受，他們認為孤豎無足重輕，但是逢時以為機不可失，崇古也以為奇貨可居。在督撫同心的情態下面，終於由方逢時派了騎士五百人迎接把漢那吉。這一個失戀的青年，暫時成為巡撫衙門的上賓。

　　崇古、逢時都是這一年調到宣大的。崇古還記得在從三邊總督調任的時候，居正和他說過：

　　但此中事惰，與關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廷，板升叛逆，倚虜為患，二也。士無鬥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為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療乎！願熟計而審圖焉。︵書牘二︽答薊鎮撫院王鑒川論薊邊五患︾。按官銜及標題皆誤。︶

　　崇古看定這一次是非常之事。把漢那吉來了，其實是一個俘虜，崇古的計劃是交換俘虜。一個韃靼少年的失戀，值不得考慮，他和方逢時決定要趁此索回趙全。逢時準備派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和俺答接談。事情正在進行，居正已經得到消息，他立刻和崇古說：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即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即密示，以信所聞。︵書牘二︽與撫院王鑒川訪俺答為後來入貢之始︾按題銜誤。︶

　　居正的情報很快，但是還不甚精確。等到崇古的報告到了，居正才決定對策：

　　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冷。︵嘉靖三十六年，俺答子辛愛之妾桃松寨降，兵部尚書許論紿其西走，陰告辛愛執而殺之，見︽明史︾卷二二七︽韃靼傳︾︶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奏聞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人馬，非復往年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之！……﹂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為眾言所淆。……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真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同卷︽答鑒川策俺答之始︾︶

　　一切都應了居正的策劃。崇古、逢時聯名上疏：﹁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圍。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這個奏疏上去以後，朝廷立刻起了一次激烈的辯論。御史葉夢熊、饒仁侃、武尚賢主張不受降：他們認為宋代受郭藥師、張瑴之降，以致引起最大的戰禍。現在應當送把漢那吉回去，以免引起北方的戰禍。但是王崇古、方逢時主張受降，張居正主張受降，高拱也主張受降。事情決定了，把漢那吉授指揮使，阿力哥授正千戶，各賞大紅𦆭︻糸寧︼絲衣一襲。

　　葉夢熊等的見地並沒有錯。果然韃靼騎士來了！俺答統領大軍進攻平虜城，同時分令兒子辛愛統兵二萬入弘賜堡，侄兒永邵卜統兵趨威遠堡。整個的北邊緊張起來。死亡和虜掠的空氣又在蕩漾。但是當初為什麼用王崇古、方逢時呢？薊遼有的是譚綸、戚繼光；陝西三邊有的是王之誥，也是一個不怕戰爭的總督。那麼，來罷！這裡已經有了最好的準備。居正知道，自從隆慶以來，對於北邊的國防，正在逐日加強，準備和他們決戰。

　　俺答何嘗不知道。他要把漢那吉，他禁不住一克哈屯的催促。事情也怪不得，這個孫兒，是妻撫育大的，怎能怪她的迫切要求呢？但是他對於戰爭沒有把握，也沒有決心。這個時候，方巡撫派的鮑崇德來了。

　　﹁我的大兵一到，你們的將領。立刻便會死亡，﹂俺答憤然地說。

　　﹁不錯，﹂崇德說，﹁但是我們的將領，究竟不比你自己的孫兒。朝廷待你的孫兒，真是寬厚，戰事一動，你的孫兒便沒有了。﹂

　　俺答還不知道把漢那吉的消息。他派人打聽，把漢那吉果然活著。鮑崇德進一步和他提議，只要俺答交還趙全這一群內奸，把漢那吉隨時可以回去。俺答雖然不肯承認，但是對於崇德表示非常的好感，臨別的時候，吩咐他選擇一匹韃靼的好馬。這些消息，由崇古傳到居正，居正又有一番佈置。他復信說：

　　承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為市。誠然！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即為吾人，若謾然而納之，率然而與之，事屬挾取，跡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駑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為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卻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為眾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書牘一︽與王鑒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明王朝和韃靼都有作戰的準備，但是都沒有絕對的把握。在朝廷方面，內閣和督撫都不願意開啟邊釁。韃靼方面，俺答進攻是不難的，但是戰事一動，朝廷便會立即殺去把漢那吉；自己不是為索取孫兒動兵嗎，決沒有自行置之死地的道理。戰爭與和平，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趙全的主張沒有錯，他勸俺答屯兵邊外，以資要挾。但是趙全估錯了王崇古。崇古不但不怕要挾，而且把漢那吉在手，隨時可向俺答索取一個不太小的代價。趙全知道只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放棄把漢那吉，但是他不敢和俺答提起；第二個辦法趙全想起了，他打一個寒噤，不敢往下再想。這一個辦法，王崇古、方逢時想到，鮑崇德說到，最後俺答也居然承認了。但是居正還不放心，他和王崇古說：

　　降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歸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卻責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為日久矣，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墩之人，亦豈無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一語泄，彼得而謀，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
　　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平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為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既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交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虞者二也。
　　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為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於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為今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穡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金湖︵方逢時︶兢兢圖之。︵同卷︽與王鑒川謀取板升制虜︾︶

　　一切的處置都很機密，但是消息已經透露了一半。巡按御史姚繼可上疏，彈劾方逢時通敵，事情又意外地緊張起來。幸虧高拱、張居正都是局中人，總算安然無事。居正再吩咐王崇古安慰逢時：﹁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同卷︽與王鑒川計送歸那吉事︾︶。俺答營中，也正在機密進行。趙全奉召來了，他有許多的計劃，要和俺答商量。但是俺答無須趙全的計劃了，他吩咐手下出其不意地把趙全、李自馨十幾個漢人︵︽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傳︾作十餘人，卷三二七︽韃靼傳︾作數人。︽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十二月的朔風裡送到雲石堡。這一次他們回國了，由雲石堡送到大同，由大同轉送北京。穆宗在午門樓受俘以後，祭天，告太廟，以後才把他們磔死。受俘、祭天、告太廟，都是當時最隆重的典禮。趙全、李自馨經過幾度隆重的儀式，最後傳首九邊，也許不懊悔罷！

　　因為這一次的成功，王崇古升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宣大總督如故；方逢時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兵部尚書郭乾，待郎谷中虛、王遴，一概升賞。連帶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趙貞吉已經在十一月致仕了，但是因為贊襄這次的大計，所以一同加恩。士儋、歷城人，和居正同年進士，隆慶二年禮部尚書。高拱入閣以後，士儋想起陳以勤、高拱、張居正，都因為裕邸講官的關係，先後入閣了。自己不曾也在裕邸和他們同僚嗎？他希望高拱提攜，但是高拱正預備提攜翰林學士蒲州張四維，談不到提攜殷士儋。他知道四維恭順，士儋倔強，當然要用一個恭順的同僚。這條路顯然不通，但是另外還有一條大路。士儋終於取得內監陳洪的援助，十一月間由穆宗特旨入閣了。高拱厭惡士儋，士儋也怨恨高拱，隆慶五年的內閣，仍舊充滿不平靜的氣氛。

　　隆慶四年的成功，完全出於意外。把漢那吉的投降是意外，俺答承認以趙全這一群人交換把漢那吉，也是意外，然而意外的終於實現了。把漢那吉經過方巡撫的款待以後，穿著特製的𦆭︻糸寧︼絲大紅袍，再回到韃靼的帳幕。祖父、祖母都感動的了不得。三娘子久已是祖父的人了，現在不管她。俺答的眼角，掛著感激的眼淚。他派人謝謝王崇古，他說從此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了。居正、崇古本來不曾希望講和，居正還和崇古說過：﹁彼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場，知軍中有﹃王太師﹄︵韃靼人稱明代臨邊大臣為太師，不必其人官為太師也。︶，亦必避公三舍矣。﹂︵書牘二︽與王鑒川計送歸那吉事︾︶。俺答立誓不侵大同，當然又是一個大意外。一切都走上了崇古的計劃，他只是踹穩一步，再踹上第二步。他派人和俺答說，要他請求入貢，重行開市。打仗，有什麼好處呢？虜掠的好處，是部下的，不是俺答的；失敗的危險，是俺答的，不是部下的。那麼為什麼要冒極大的危險，替部下爭取一些與己無關的好處呢？一切的主張，都是替俺答打算。俺答也明白崇古是好人，不然，他會讓孫兒穿著簇鮮的紅袍回來嗎？他決定入貢了。崇古要他和土蠻、昆都力哈、吉能一齊入貢，士蠻是自己的主人，原談不得；昆都力哈是弟弟，吉能是侄兒，俺答都代他們承認了。

　　意外當然是意外，然而也何嘗不是意內？朝廷和韃靼，永遠是對立的：韃靼強了，可以進攻中原；朝廷強了，也可以脅制韃靼。這是實力的問題。其次，我們不要以為俺答屢次進攻北邊，有什麼極大的野心。他和英宗時代的也先一樣，他有武力，他可以屢次進攻北邊，但是他只是韃靼中的一個首領。也先上邊有脫脫不花，俺答上邊也有土蠻小王子。假如他們的野心太大了，野心便應當先從韃靼部落以內發展。但是他們所爭並不在此。他們只要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妨承認主人的存在。那麼，趙全不曾尊俺答為帝嗎？其實這只是趙全的一種作法，俺答並沒有因此要取消小王子。俺答既然承認主人的存在，王崇古、張居正的主張便容易實現了，他們要俺答請求入貢，只是要他承認明朝是他的主人。也許有一些不舒服嗎？但是，不妨事，主人換了姓名，關係原屬不大，而且還有重行開市的好處在後面。只要值得，俺答當然願意。

　　困難不在韃靼而在朝廷。正在王崇古誘令俺答入貢的時候，朝廷方面的議論一齊發動。他們認為封貢不便，他們記得仇鸞開馬市的故事，他們要做楊繼盛，他們也提起世宗最後曾經禁開馬市，最後的最後，他們要主張封貢的人，擔保百年之內，邊境不至生事。然而他們卻忘去現在不是世宗的時代，高拱、張居正不是嚴嵩，王崇古不是仇鸞。至於擔保百年以內，不至生事，那麼世界上除去不負責任的預言家，誰能保證呢？居正真激動了，他兩次和王崇古說；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顛躋是懼，乃辱華翰遣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娼嫉之心，持庸眾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此輩，真犬馬之不如也。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況處降納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疏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書牘二︽與王鑒川議堅封貢之事︾︶

　　金湖是方逢時，在把漢那吉回去以後，逢時因為丁憂回里了，沿邊的責任都落到王崇古身上，在言官們眾議紛壇的時候，崇古也感覺棘手，但是居正一力挽留，直到萬曆元年，居正當國，才把他調回北京為戎政大臣，擔負一個更重要的責任。逢時離任以後，繼任者是劉應箕，巡撫都帶都察院職銜，或是副都御史，或是僉都御史，下文稱劉院者指此。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禦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並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同卷︽答王鑒川計貢市利害︾︶

　　朝廷和韃靼的關係到了現階段，共有三個關鍵：︵一︶是封，指封俺答為王及其昆弟子侄為官之事；︵二︶是貢，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貢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貢以後，明代北邊和俺答所屬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貨物以內，實行擇地通商之事。
　　這三個關鍵，又有當前種種不同的難題。俺答只是一個首領，固然不能指揮土蠻，就是對於自己的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絕對指揮。假如一部通市，一部不通市，那麼因為韃靼是整個的，難免以交易所得的資源，供給尚在敵對狀態中的部落。而且即是對於俺答直接的部下，誰也不能擔保將來不發生意外的變化，所以互市以後的困難，還是不少。從好的方面講，要顧慮到封貢、互市成立以後，中國的邊防，不至因此頹廢，以致引起後來的外侮。從壞的方面講，也還有一部分邊將，指望每年秋天向韃靼方面抄掠，以飽私人的欲壑。顧慮愈多，障礙愈多，事情困難了。但是為整個國家的利害計算，不能不有一個切實的決定。
　　兵部尚書郭乾指出世宗禁止馬市的故事，反對互市；給事中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近功，忽遠慮﹂。但是居正在內策動，再由崇古上疏。崇古說：﹁朝廷若允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又說：﹁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磚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投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崇古這一次上疏，和居正平時的主張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樣地要省議論︵參居正︽陳六事疏︾︶，同樣地指摘隆慶四年的守城之策︵參居正︽答薊鎮吳環洲書︾︶，是居正的手筆嗎？我們不敢說，但是不免給我們一種曾經商討的印象。

　　崇古的奏疏裡，又議封貢八事：︵一︶議封號，︵二︶定貢額，︵三︶議貢期，︵四︶立互市，︵五︶議撫賞，︵六︶議歸降，︵七︶審經權，︵八︶戒狡飾。內閣方面，李春芳、高拱、張居正贊同了，殷士儋不反對。兵部尚書郭乾認識有關國防的事，都是兵部的事，但是沒有方法解決，最後還是由皇帝下詔，召集廷議。廷議是當時的大臣會議，每人都有發言權，但是決定權卻屬於皇帝。這一次的大臣會議當中，定國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以為封貢、互市可許；英國公張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為不可許；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可許，互市不可許。用現在的術語說，封貢是多數通過了，但是互市還是不能通過，一切又成了僵局。郭乾把會議的結果奏明皇上，只候皇帝的決定。

　　這是穆宗裁決的時候了。他和大學士商量：居正是策動人，當然認為可許；高拱也在後邊策動；通過封貢，全是高拱指揮，張四維四處活動的結果。在這幾個人的慫恿之下，穆宗決定﹁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便是一面詔許封貢、互市，一面整頓國防的政策。政府的大政方針決定了：詔封俺答為順義王，賜紅蟒衣一襲；昆都力哈、黃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賜紅獅子衣一襲；其餘授官的，一共六十一人，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現代的中將，指揮使是現在的上校。從此以後，韃靼騎士都成為中國的貴族和軍官，有王，有中將，有上校。他們的鐵蹄，不再踐踏中國的田野；他們的刀槍，不再濡染中國的膏血。當然，朝廷談不到使用韃靼作戰，但是朝廷也用不到對於韃靼作成。高拱、王崇古、方逢時是嘉靖二十年的進士；譚綸是嘉靖二十三年的進士；李春芳、張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他們回想到在自己出身的時代，正是俺答屢次南下，北京屢次戒嚴的時代：京師九門被圍，僥倖沒有失守；如今的國家，在他們手裡蘇醒過來了，整個的北邊，解除了敵人的威脅，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不再感受壓迫的時候，可以從容佈置。他們感覺到一種特有的愉快。朝廷方面，所費的只是幾十件紅袍；讓紅蟒、紅獅子安慰韃靼罷，當時所得的是北方的安全。

　　隆慶五年辛未會試，居正為主考，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呂調陽為副主考。居正嘉靖三十二年曾為同考官，那一次的進士如龐尚鵬、梁夢龍、陳瑞、曾省吾都是居正的門生，以後成為有名的人物。辛未科第一名進士張元汴，和第三名進士鄧以贊同入︽明史．儒林傳︾，但在事功方面，同樣沒有什麼表現。同科惟有徐貞明留下一部有名的著作和一件偉大而始終沒有完成的事業。他認定北方只知水害，不知水利。他也認定水害未除，正由於水利未興。在他謫居潞河的時候，著︽潞水客談︾，列舉修北方水利十四利。萬曆十三年，貞明遷尚寶司丞，兼監察御史，奉詔墾田永平，於是招南人，大興水利，次年墾田三萬九千餘畝。一切計劃，正在逐步完成，但是北方人惟恐水田成功以後，江南的漕糧，必定派到北方，於是御史王之棟奏稱水田必不可行，又稱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事。經過這一個打擊，貞明的計劃，終於功敗垂成，但是他不能不算是辛未科傑出的人才。最有表見的是劉台、傅應禎、吳中行、趙用賢。他們都是隆慶五年進士，都是居正的門生，其後對於居正，都曾經提出彈劾，因此在歷史上都留下不朽的盛名。居正的不樹立黨羽，和劉台等的不阿附座主，都是可以稱道的事件。不過從大體講起，辛未一科的人才，還是貧乏；這一科裡，任何方面，都沒有第一流的人物。

　　俺答封貢的決策中，兵部尚書郭乾的表現太差了；沒有辦法，沒有決斷。五年三月，郭乾免職。高拱想起第一流的軍事專家楊博，但是楊博曾經做過吏部尚書，他已經是六部的領袖，也許不願意回兵部。不妨事，官銜仍是吏部尚書，由他管理兵部的事。整個的政局，因為高拱以大學士管理吏部事，楊博以吏部尚書管理兵部事，顯見得畸形，但是高拱和楊博都算是用當其才。

　　政權是高拱的了，首輔李春芳一切放任，自己既不眷戀政權，為什麼要爭權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學士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首輔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沒有明顯的規定，一切都是演變的結果，既然是演變，根本就說不上固定，那嗎，由他去罷。但是高拱決定不能容許春芳的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階的夙仇，正要報復，都被春芳擋住了，因此決定攻擊春芳。春芳也看見了，認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疏請求致仕，一次不行，再來一次。穆宗還在留他，經不起南京給事中王禎又提出一次彈劾，五月間，春芳終於致仕而去，他從隆慶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二年十一個月的首輔。據說王禎這次的彈劾，完全是仰承高拱的意旨。從此高拱是首輔兼管吏部尚書事。憑著穆宗的信任，和他自己的才具，以及那有仇必報的氣度，他已經成為事實的獨裁者。

　　在封貢、互市的爭論中，居正佔據主要的地位。這次決策的大功，當然應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卻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郭乾徬徨歧路的時間，向皇帝請旨召集廷議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決定的時間，檢出成祖敕封和甯、太平、賢義三王的故事以為前例的是他。決定以後，擬旨敕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計議四件事：
　　︵一︶開市之初，民間不願和韃靼交易，所以最初必須由官中佈置，使人知有利，自易樂從；
　　︵二︶韃靼要求買鍋，鍋是鐵鑄的，日後便是武器的來源，輕易賣不得。廣鍋不能鑄造兵器，不妨出賣廣鍋，但是買的時候要拿破舊的鐵鍋掉換；
　　︵三︶韃靼使者一概不許入朝，也不許入城，只許在邊堡逗留；
　　︵四︶朝廷和韃靼休戰，沿邊將士失去擄掠的機會，不免生怨，應當加意防備。
　　種種方面，他都顧慮到了。講和也罷，封貢也罷，這是一個名稱；居正只認為是停戰。停戰是繼續戰爭的準備，他要修城堡，開邊荒；他要消滅趙全這一群漢奸的餘黨，他要訓練將士以防韃靼的進攻。︵參書牘三︽與王鑒川計四事四要︾︶

　　居正對於國事的籌措，沒有使他忘去對於老師的維護。徐階是一位有能力，有辦法的首輔，但是對於自己的三個兒子，竟是毫無辦法。隆慶三年應天巡撫海瑞到了，這是有名的鐵面御史，他對於屬內的大紳巨室，一概不買賬。最先感覺威脅的便是徐階的三位少君。他們寫信給居正，居正一邊告誡，一邊安慰他們說：

　　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為可駭，俟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恃在通家，敢爾妄及。︵書讀十四︽與符卿徐仰齋︾︶

　　這一陣風波過去以後，高拱再相，徐階更感覺不安，居正和應天巡撫朱大器說：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於海剛峰︵瑞︶之在吳，其施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同卷︽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隆慶五年，事態更加嚴重。這年，徐階生日，居正去信，自稱﹁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說，﹁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同卷︽答上師相徐存齋九︾︶。內閣的大權，完全在高拱手裡，言官們又聽他指揮，一步走錯不得，一句說錯不得，這是隆慶五年居正所處的地位。徐階的地位更壞了。三個兒子同時被逮，田產充公了，兩個兒子也問了充軍的大罪，只留得徐階慢慢地回味會不會得到和嚴嵩一樣的結果。在嚴重的局勢下面，居正還是苦心調護。他不願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階；集中留著下列幾封信：

　　憶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高拱︶，有憾於徐，故為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於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而過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為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書牘十四︽答松江兵憲蔡春台諱國熙︾，按國熙承高拱旨，窮治徐階事，見王世貞︽首輔傳︾卷六︶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為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往者奉書云云，蓋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欲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靳！︵同卷︽答應天巡撫︾︶

　　這三封信，都很閃爍，尤其是後面的兩函。高拱和徐階結怨，急圖報復，久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所指高拱給蔡國熙的信，大致是解釋仇怨的話，這是表面文章，居正認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順水難舟，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答梁鳴泉函︾，不知是否誤題，梁夢龍︵即鳴泉︶為居正門下士，函中語氣，似不類。徐階、松江人，高拱、新鄭人，所謂﹁全吳﹂﹁愛鄭﹂者指此。答應天巡撫函所謂﹁辱回示業已施行﹂，正指來函﹁無可挽回﹂的表示，至於﹁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對於居正的一種謠言，正取一種欲說不說的姿勢？現在不管他，但對於居正，還是一種威脅。﹁是僕之所樂聞也﹂，是一句掙扎的話。

　　高拱入閣以後，居正所處的是一個最困難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審慎。熱中的人不肯輕易放棄政權，但是要想維持政權，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慶五年居正還遇到一個問題，然而也居然被他度過了，這是膠萊河的問題。

　　隆慶四年九月，黃河在邳州決口，從睢寧到宿遷一百八十里河水驟淺，江南來的糧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這是一個異常重大的問題。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經濟中心卻在南京。一切的資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萬石糧食，全賴南方的接濟。從南方到北方，唯一的生命線是運河，運河發生了問題，南方和北方失去聯絡，整個的國家，立刻受到影響。偏偏運河不是我們所想像到的那一條安全的水道，從瓜洲渡江，要經過邵伯湖、高郵湖、氾光湖、寶應湖、白馬湖，這些地方還好；再上去便是洪澤湖，淮水從安徽來，在清口和黃河交匯，這是最大的難關。再上去，從清口到徐州茶城，黃河就是運河，運河要靠黃河的接濟。水量太大了，南方來的糧船隨時有漂沒的危險；可是水量太小了，糧船便要膠擱半途。國家的前途，完全寄頓在這一條毫無辦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險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視河道總督和漕運總督的職責，一面仍是不時提出海運的問題。海運是從太倉、嘉定沿東海繞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條航線。在現代當然是一條很簡單、很安全的航線，但是十六世紀的中國，航海和造船的技術不比現代，所以一路的危險還是很多。有了危險，便不免要犧牲。犧牲人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明代，連皇帝殺一個罪犯，還要經過法司五次的執奏，何況是平常的官吏！隆慶年間，漕運總督王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為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給事中張煥的彈劾。三千二百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損失，本來不算太大，但是張煥質問，﹁米可補，人命可補乎？﹂便無從答覆了。運河既然時常發生困難，海運又危險太大，因此便有縮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議。這便是膠萊河。

　　膠萊河出自山東高密縣，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至掖縣海倉入海，這是天然的水道。單憑這一條水道，當然談不上漕運，因此便有人提議在中間另鑿新水道，溝通南端的膠河，北端的萊河，這便是所謂膠萊新河。膠萊新河始終不曾完成，但是卻不斷地湧現在明人的腦際。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舊事重提，上疏請開膠萊新河。恰恰在隆慶四年黃河再決，高家堰大潰，運河水量不足，漕運中斷以後，這一個問題，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極力主張重開膠萊河，這不是他的好大喜功，而是他的公忠體國。有了膠萊河，漕運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膠州灣入膠萊河，再由海倉口出海直入天津，漕運便利了，北邊的糧餉有了把握，國防問題、經濟問題，跟著膠萊河一同解決，為什麼不要開！居正的公忠體國，和高拱一樣，但是他不能不顧慮到水源的問題。膠河和萊河的分水嶺要鑿，已經夠困難了，還不算是困難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從那裡來？山中不是沒有水，但是不夠行船，更談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時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樣辦？這些問題，居正都顧慮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顧慮自己的問題。他的境遇已經困難，他不願意和高拱衝突，最後他想起胡檟。胡檟也是給事中，是高拱的一系，不過他是一個有定見、不隨聲附和的人。居正提議派胡檟查勘，高拱當然同意。胡檟到了山東以後，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張不開膠萊河。居正又安穩地度過一次難關。他和胡檟說起：

　　新河之議，原為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罄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書牘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臆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即過玄翁，言其不可成之狀，玄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憂運道艱阻，為國家久遠計耳，今既有不可，自難膠執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國家，以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社稷之福也。︵同卷︽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李貴和提議的時候，梁夢龍尚在山東巡撫任內。地方官當然有地方官的立場，照例是不願多事，他曾經上疏反對。現在事情是決定打銷了，居正給他一函，因為這是自己的門生，所以把政治上的秘密，一齊告訴他。

　　膠萊新河，始即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玄翁，未敢速行阻閣，故借胡掌科︵檟為給事中，故稱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眾以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止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為可用？統希見教，不悉。︵同卷︽答河南巡撫梁鳴泉︾，﹁河南巡撫﹂四字誤題。︶

　　王敬所即王宗沐，時為山東左布政使，也是反對開膠萊新河的一個。

　　隆慶五年的冬天，內閣中又是一次風浪，這一次卻發在殷士儋身上，士儋入閣，完全倚仗內監的力量，因此和高拱形成對立。高拱正要提攜張四維，偏偏御史郜永春給四維一次彈劾。是誰主使的？高拱計算到士儋。於是他的部下動員了，御史趙應龍彈劾士儋由陳洪進用，不可以參國政。士儋正在答辯，高拱部下第一員大將都給事中韓楫出動。韓楫還沒有提出彈劾，他先行揚言威脅。士儋忍耐不住了，終於在一個適當的機會，任情暴發了一次。

　　明朝的故事，每月初一、十五，給事中都到內閣和大學士們見面，大家作一個揖，稱為﹁會揖﹂，原是一個溝通聲氣的辦法。這一次都給事中韓楫到了，會揖以後，士儋對韓楫說：

　　﹁聽說科長對於我不滿意，不滿意是不妨的，可是犯不著給別人利用！﹂

　　真想不到大學士會在內閣裡發出這樣的議論，韓楫倒有些楞住了。高拱看看不像話，只是忿忿地說：﹁這算什麼體統！﹂

　　高拱一發言，事態立刻單純化，不成體統的體統多著呢！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殷士儋撩起袖子，一手指著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高拱，痛痛快快地大罵：

　　﹁驅逐陳閣老的是你，驅逐趙閣老的是你，驅逐李閣老的也是你；如今因為要提拔張四維，又來驅逐我！內閣永遠是你一個人的！﹂

　　就在內閣裡面，少保撩起雙拳，準備給少師一頓毒打，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看不下了，正要替他們勸解，冷不防少保也給少傅迎頭一頓痛罵。真熱鬧，堂堂的內閣變成全武行的戰場。幸虧穆宗是一個懈怠而且寬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華殿，看到少師、少傅、少保們的活劇，不知道會給怎樣一個處分。

　　經過這一次的武鬥，御史侯居良對於士儋又提出一次彈劾。士儋也厭倦了，一再上疏請求致仕，終於在十一月間，這位山東來的大學士，悄然離開內閣。

　　士儋一去，內閣便成為高拱、張居正二人的聯立內閣，一直維持到六年四月高儀入閣為止。﹁周、召夾輔﹂，真正只剩周公、召公了！高拱一連驅逐了四位大學士，氣概正是逐日發揚。居正單憑那套謹慎小心的作風，還是時時感覺到不安於位。殷士儋這一場痛罵真冤枉，高拱手下這一群人的目光，正在轉移到居正的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來不錯，但是現在他們的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種威脅，高拱當然不會愉快，而且高拱有他的一群人，他們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製造敵人，然後再把敵人打倒。政治的主張，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陰謀，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後，居正和高拱的親戚說：﹁不榖與元老為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叵耐中遭憸人，交構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於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書牘十四︽答司馬曹傅川︾︶。黑暗中的動物，永遠在黑暗中蠢動。

　　高拱對於居正，固然感到威脅，但是居正對於高拱，也時時感到危險。﹁爾詐我虞﹂，成為高、張聯立內閣的標語。最容易引起誤會的，還是徐階的家事。居正已經是一路提心吊膽，﹁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為什麼他要幫助徐階說話呢？﹂黑暗中的聲音要問。黑暗中的動物沒有道義，沒有感情；他們也不相信人類還有道義和感情。﹁勢利呀！﹂他們要說，﹁一切都是勢利，在朝的首輔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輔便踢他一腳：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動機！﹂黑暗中的動物又動員了，他們要報效高閣老，便得搜求居正幫助徐階的動機。他們把發明當做發現，終於認定已經發現居正的動機。

　　很順利地這個消息傳達到高拱。事情是這樣說的。徐階的兒子送三萬兩銀子給居正，於是居正承認替他們維持。在大學士的朝房裡，高拱看見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譏刺了一頓。這一個刺激太大了，居正變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認這件事。經過這樣剖白以後，高拱承認誤會，事情勉強結束。

　　內閣的政潮，正在準備著新的發展。隆慶六年三日尚寶卿劉奮庸上疏條陳五事：︵一︶保聖躬，︵二︶總大權，︵三︶慎儉德，︵四︶覽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條和第四條都很活躍。奮庸說：﹁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捨，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說：﹁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忠矣。﹂奮庸請穆宗總大權，大權旁落，必有所在；又說權奸蔽壅，﹁權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時給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據說這是居正的主使。政治的鬥爭，從言官發動了。高拱的部下立刻應戰，給事中塗夢桂劾劉奮庸動搖國是；給事中程文再劾奮庸、大埜﹁漸構奸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結果奮庸謫興國知州，大埜謫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勝利。

　　在不斷的政治戰爭中，端拱無為的穆宗皇帝，終於感覺厭倦，在隆慶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歲。

第七章　大政變

　　世宗在位的時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後來諡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繼妃通州陳氏，穆宗即位以後，封皇后，後來諡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歲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鈴，母氏無考，不滿一歲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鈞出生的時候，因為他是獨子，特別得到裕王的寵愛。

　　裕王愛女人，最得意的是漷縣李氏，後來諡為孝定皇后。李氏入宮的時候，只是一個宮娥；當時稱為都人。這是翊鈞的母親，隆慶元年，穆宗即位以後，封貴妃。李貴妃是一位有能力、有辦法的人。她的父親李偉，漷縣人，因為鄉間不安靜，避到北京，後來索性把女兒送進裕王府，做一名宮娥，卻想不到以後的富貴，都從這裡來了。穆宗即位，禮部尚書高儀請立皇太子，大臣們都認定翊鈞是一位聰明的皇子。事實是顯然的，這一位五歲的孩子已經讀書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這是一個特例。隆慶二年，內閣大學士合疏公請立翊鈞為太子，三月間，實行冊立。穆宗也委實喜歡。他記得一天自己正騎著馬在宮中遊玩，皇太子和他說：

　　﹁爸爸，你一個人騎著馬，摔下來，怎麼辦？﹂

　　穆宗看見兒子的關心，真愉快，連忙下馬，著實撫慰一下。這時期陳皇后因為多病，住在別宮裡，每天早晨，李貴妃挈帶太子，到皇后宮中請安，皇后聽到小靴子在階道上橐、橐、橐！便連忙起來。自己沒有兒子，但是看見這樣聰明的孩子，也實在高興。皇后把經書取出來，一句一句地問他，太子對答如流，因此更加討得皇后的歡心。皇后和貴妃中間，儘管有一些利害衝突，但是當陳皇后看到李貴妃的知禮，和皇太子的聰明，心地也平靜下來。皇太子的稚弱的心理，正在逐漸意識到政治的作用。

　　隆慶六年四月，高拱推薦前禮部尚書高儀入閣。是月穆宗命儀為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禍變來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時候，突然站起來，走了幾步，不知說了什麼，只是嘴上不斷地歪動︵見敬修︽文忠公行實︾，︽明史︾不載穆宗病狀。︶，顯然地這是中風，內監馮保在旁，趕上扶住，居正也搶前去扶。在大眾誠惶誠恐的當中，穆宗入宮。隨即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貴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的左邊。三位大學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內監馮保宣詔：

　　朕嗣統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將不起，有負先帝付託。太子還小，一切付託卿等。要輔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對於國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慘淡的景象。看見朋友託孤，尚且目不忍睹，何況他們是裕王府中的講官，六年以來的內閣大臣！但是乾清宮不是他們痛哭的地方。高拱、張居正含了滿眶的熱淚，和正在嗚咽的高儀，叩了頭，回到內閣，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們在內閣裡痛哭。高拱嚎啕地嚷著：﹁十歲的太子，怎樣治天下啊！﹂他益發感覺到責任的嚴重。

　　穆宗逝世以後，政治上躍起一個新興的勢力。這是馮保。馮保在世宗朝已經是司禮秉筆太監，穆宗登極，馮保屢次想升掌印太監，但是因為高拱反對，始終沒有達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結下了不解之仇。明朝的政治，本來充滿了彈性，因此司禮監的職權，沒有確定的範圍。名義上司禮掌印太監是﹁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太監﹁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硃﹂。事實上他們的職權，可以無限地擴大。掌理章奏是一個﹁上下其手﹂的機會。照閣票批硃，是對於內閣票擬的諭旨，用硃筆加以最後的判定。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參奏疏五︽進世宗御筆疏︾︶後來皇帝不負責任，﹁批硃﹂的事落到司禮秉筆太監手裡，於是大學士雖是皇帝的私人秘書，而秉筆太監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明史．職官志︾︵卷七十二︶稱﹁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在明代政制裡，這正是變態中之常態。武宗時候，司禮監劉瑾甚至把章奏帶回私宅，和妹婿孫聰、食客張文冕共同批答。皇帝的機要秘書，可以隨時邀集親友，同參國政，更是變態中的大變。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間，劉瑾成為事實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劉瑾失敗以後，武宗下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一概如舊；其實只是對於這三年中劉瑾的地位，加以實際的認識。

　　從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於神宗即位，這十五天中，是馮保活躍的時期。馮保的策劃，是驅逐司禮掌印太監孟沖，奪取他的位置，因為皇后、皇貴妃的同情，這一個策劃實現了︵︽明史︾卷三〇五︽馮保傳︾︶，但是實現的時期卻不能確定。︽馮保傳︾稱為剛剛在穆宗逝世以後︵傳稱穆宗﹁甫崩﹂︶，胡涍傳︵︽明史︾卷二一五︽陳吾德傳︾附︶稱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間有二十天的距離。其實神宗即位以前，執行詔旨的機構，尚未完成；至於神宗即位的第六天，這是大政變的一日，沒有馮保事前的活躍，根本不會發生政變。所以我們不妨假定馮保升掌印太監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後，至遲必早於第六日。這個策劃的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履行發表的手續。

　　︽明史．馮保傳︾稱：﹁保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明史紀事本末︾則稱馮保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這也是一個駭人的記載。內監和大臣同受顧命，在明代本來不是一件沒有的事。嘉宗天啟中，御史王允成劾魏進忠疏：﹁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傳︾︶，確實指出大臣、內監同受顧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儀同受顧命，並無他人在內，這是事實。穆宗逝世的時候，孟沖尚為掌印太監，亦無越過孟沖、託孤馮保的理由。所以馮保矯遺詔是有的，但是只是矯遺詔用為司禮掌印太監，並不是矯遺詔同受顧命。最切實的證據見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於肅祖︵世宗︶常呼為﹁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即超拜司禮，關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蔭其弟、侄數輩。穆宗不豫，召輔臣至御榻前，受顧命。公宣遺詔，音旨悲愴。今上踐祚，奉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文集九︽司禮監太監馮公豫作壽藏記︾︶

　　這一篇文章，作於萬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權，結好馮保的時候，假如馮保曾經矯詔同受顧命，記中何以不把他的地位提清；而且後段又稱馮保掌司禮監，﹁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顧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據居正的記載，可以證實馮保沒有矯遺詔同受顧命，同時也可以證實馮保為掌印太監，在神宗即位以後。︽馮保傳︾又稱：﹁穆宗得疾，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及︽居正傳︾皆不載。︶顯然也是一件莫須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風以後，隨即召大臣入宮，面授顧命︵︽文忠公行實︾記扶持還宮以後，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師榻前，執太師手，囑託甚至﹂。︶，第二天隨即逝世，其間更無猶豫的時期，可以給馮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的機會。而且以居正那樣地精細，決無密草遺詔，更容高拱看見的道理；同樣地，以高拱那樣地強幹，也不會在揭破居正勾結馮保的秘密以後，隨即把自己推翻馮保的計劃，更和居正商榷。︵參︽明史．高拱傳︾︶處處都露出矛盾。本來這一次政變，是一件突如其來的大事，以後居正當權，不免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馮保更加是眾矢之的，於是以訛傳訛，發明成為發現，傳說成為事實。到了清初修史，沒有整理史實的決心，所以在記載裡，不但充滿許多矛盾，而且描寫高拱、居正，有時竟至忘去本來的面目。

　　從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這七天之中，整個朝廷，沉沒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機構方面，是司禮監和內閣的對立，在人的方面，是馮保和高拱的對立。馮保的後盾，是皇后、皇貴妃，尤其是皇貴妃，神宗只有十歲，當然和母親站在一面。高拱的後盾，是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監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鬥士了，他戰勝了幾位元老，當然看不上一個新進的掌印太監。他後面有的是輿論和群眾；內閣的內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儀和張居正。高儀是自己引進的，入相僅僅兩月，當然惟自己﹁馬首是瞻﹂，至於居正，高拱認定這是十幾年以來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夾輔﹄，居正不是曾經說過嗎？﹂高拱想著。後方的佈置，沒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準備和馮保作一次生死的決戰。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的手諭。在現代的立憲君主國，一切的詔令要經過內閣的副署。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有中書省等的時代，詔令要經過中書省等，明代改為內閣，詔令便要經過內閣。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亂了，但是當時人還能提出﹁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詔﹂的口號︵武后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台。︶。明代在內閣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對於皇帝的詔令，都有隨時復奏封駁之權，因此皇帝隨時頒佈手諭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約束。不過法制是法制，事實是事實，在不上軌道的政治狀況中，手諭仍舊不免出來，成為史冊所記的﹁斜封墨敕﹂和﹁中旨﹂。這正是負責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經即位，中旨隨即頒到內閣，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遺詔，授馮保為司禮掌印太監。高拱痛恨極了，對傳旨的太監說：

　　﹁中旨是誰的旨意？皇上的年齡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們做的，早遲要把你們趕走。﹂一番聲色俱厲的言論，小內監都傳達給馮保。這可使馮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貴妃那裡去攛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內閣裡嚷著：﹁十歲的孩子，怎樣做皇帝啊！﹂

　　﹁這是什麼意思？﹂馮保把高拱的語句改造以後，又提出質問。皇后、皇貴妃都吟味著﹁這是什麼意思？﹂她們感到悚惕，連十歲的皇帝，也突然變色。在這方面，馮保正在佈置他的陣線。

　　高拱取的攻勢，當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認定自己和居正、高儀，是顧命大臣，他要報答穆宗皇帝，也要輔佐神宗皇帝；自己是首輔，更加責無旁貸。馮保的氣焰一天大似一天，他是司禮掌印太監，現在又用中旨提督東廠。司禮掌印管的宮內，提督東廠便管到宮外來了。特務工作又落到他手裡，馮保不是成為獨裁嗎？高拱容不得，他決定進攻了。第一道火線由六科給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一齊向前。他們的奏疏和排炮一樣地發出了，共同的目標只是一個馮保。第二道火線是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吏部都給事中雒遵。樹德攻擊馮保掌司禮監一事，他的奏疏說：

　　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

　　這是用的最合邏輯的論法。唯一的答案，當然是既非穆宗，又非神宗，而只是馮保矯詔。矯詔便有矯詔的處分，高拱正準備著。雒遵是高拱的門生，更是一員大將，他看到神宗坐朝的時候，馮保站在御座旁邊，於是提出攻擊。

　　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沖，無禮至此。

　　兩道奏疏又一齊發出了，共同的目標也只是馮保。這時已經是六月十五日己巳，是神宗即位的第六日。奏疏接二連三地發出了，馮保是司禮掌印太監，掌理內外章奏，沒有不知道。不關事，戰爭是戰爭，用不到秘密。一切的計劃，是高拱發動的，給事中和御史們，也受高拱主使，這也用不到秘密。隆慶四年以來，高拱和言官們打成一片，久已是公開的事實，何況馮保提督東廠，偵緝的特權和機構，都在他手裡，那還有什麼秘密？高拱只準備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打倒一個橫行跋扈的內監。他曉得奏疏上去了，皇上便會發交內閣擬旨，權柄在自己手裡，不愁馮保有什麼辦法。他自己也曾上疏，請把司禮監掌理章奏的大權，交還內閣。他準備負全責，當然他可以要求攬全權。他認定在縝密的佈置之下，這一來可把馮保打倒了。

　　他所顧慮的還是內閣的同僚。四月中高儀入閣的時候，他就稱病，再三推阻。居正也曾給他去信：﹁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夷猶，殊失朝野之望。茲溫綍再頒，敦勸愈篤，恐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書牘三︽答宗伯高南宇︾︶後來高儀果然來了，然而他也果然病了。在同受顧命的時候，高儀曾經豫聞，但是現在他確是病倒了，在這一方面，高拱看不到什麼援助。還有張居正呢！在皇上即位以後，他奉詔到大峪嶺視察葬地，這是準備穆宗皇帝的葬事，當然應由一位得力大臣去的。天又熱，路上又辛苦，據說他回來以後又病倒了，這幾天正在請病假，沒有到內閣。高拱看到兩位同僚都病倒了，一切的責任都在自己肩上。不要緊，他準備一個人擔負著。

　　居正這幾年以來，逐漸地感到岌岌不安的情況。內閣中的同僚都去了，這是為的什麼？六年三月間，禮部尚書潘晟又去了，又是為的什麼？潘晟去位以後，曾經來一封信，居正答覆道：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劍也，況他人乎？然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書牘四︽答宗伯潘水簾︾居正有︽義命說︾，見文集六。︶

　　那時他認為高拱的目標，只是自己，鬥爭沒有把握，劉奮庸、曹大埜又去了，所以只得靜以俟命。他的心緒正從煩悶轉為恬淡。萬想不到穆宗逝世以後，政治方面又躍起新興的勢力，演成內閣和司禮監的決鬥。﹁什麼內閣？﹂居正想到，﹁只是高拱一人！﹂他明白馮保和自己沒有什麼淵源，高拱的策略，馮保不是沒有耳目，自己也犯不著去告密。︵︽明史．高拱傳︾稱拱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馮保傳︾稱保與居正定謀逐拱。︶他採取的方式，只是坐觀成敗。高拱勝了，居正自然還有他的﹁義命之學﹂；馮保勝了，居正明白收拾政局，便非自己不可，而且對於馮保，居正也自信還有對付的本領。穆宗逝世只有二十天，神宗即位只有五、六天，空氣已經緊張的了不得，暴風雨就要發作了，等著罷。在這個情況之下，居正只說是受了暑，在內閣請假幾天。

　　六月十六日庚午，天還未明，神宗召集大臣到會極門。高拱去了，滿心以為這一次就是驅逐馮保的機會。居正還在假中，沒有去。︵︽明史紀事本末︾言﹁促居正至。﹂︽明史．高拱傳︾言﹁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似居正是日曾至會極門。以周聖楷︽張居正傳︾考之，則言居正卜視陵寢，﹁比歸而拱已去位矣，﹂又似居正是日尚在大峪嶺未回。周︽傳︾作於崇禎間，應可信。再考居正奏疏二︽謝召見疏︾則言﹁祗役山陵回還，中暑致病，具奏請假調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聞中使傳奉聖旨，宣召臣入﹂，是十六日居正實已還京，尚在假中。︶高拱向上一看，少年的皇帝旁邊，正立著自己的敵人馮保。這一刹那的注視，高拱知道已經失敗了。馮保傳皇后、皇貴妃和皇帝的諭旨道：

　　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原文︶

　　高拱果然失敗了。高拱的後盾是外廷，馮保的後盾是深宮；高拱只能主使言官，直攻馮保的罪惡，馮保便能攛掇后妃，懷疑高拱的忠誠。高拱這一次失敗，深深地給居正一個教訓，以後居正當國，在主持國政以外，對於奉承後宮和聯絡內監兩件事，都化費不少的工夫。

　　明朝大臣解職回里的時候，有給驛的故事；所謂﹁給驛﹂，便是在驛站裡支使車馬人夫，由國家供給。這本來是特許，但是後來慢慢成為常例了。偏偏這次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許逗留，驛站的馬車談不到了，他只得自己雇車，有的說是乘牛車出北京︵︽明史紀事本末︾︶，有的說是騾車︵︽明史．高拱傳︾︶，押行的兵役還在後面一路追逐，成為當時的新聞。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見以後，再為高拱請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間無謂的困頓。七月間居正有信給王崇古說：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壼，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元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為之營訴，為之請驛，僅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新皇聰穎異常，雖幼沖已具大有為之度，區區愚忠，幸蒙俯鑒。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安可忽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易得聞此？三復三嘆，敬佩良箴。︵書牘四︽答王鑒川︾︶

　　所謂﹁冒死為之營訴﹂，必有所指。據王世貞︽首輔傳︾，馮保在皇后面前，曾經提起高拱謀廢太子，迎立周王的謠言；又說馮保還買通其他的內監，造成同樣的空氣，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這一件故事，︽明史紀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載，但是證以六月十六日傳諭﹁通不許皇帝主管﹂，和居正﹁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兩句，後面的情形，決不簡單。萬曆六年高拱死後，妻張氏請求恤典，神宗將奏疏發下內閣，派文書官田義口傳聖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開復原職，給與祭葬，但是還說：﹁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沖年，罪在不宥。﹂這時神宗已經十六歲，他對於高拱的痛恨，真是深切。假使不是馮保造出廢立的謠言，不會給神宗這樣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居正對於六月十六日的政變，事前定有所聞。高拱的作風，他是知道的。馮保雖然只是一個生疏的內監，但是內監們那一貫的陰賊險狠的手段，居正也不會不知道。他看定暴風雨要來了，所以他只是託病請假。等到風暴過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時候，高拱久已離開北京，內閣中的資望，更沒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為首輔，而且因為高儀隨即於二十三日逝世的原故，居正成為唯一的顧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鞏固。這一次政變的結果，居正是最大的收穫者。對於雙方的策劃，他不是不知道；對於馮保的誣衊，他不會不明白；高拱固然沒有擁立周王的陰謀，而且從宗支親疏的關係方面講，周王也沒有入承大統的可能。從政體的立場講，司禮監一部分的職權，應當交給內閣，﹁宮府一體﹂，原是居正的口號。從友誼的立場講，居正更應當援助高拱，他們不是十幾年的同僚嗎？然而他們的友誼已經生疏了！這不能不責備高拱，但是也何嘗能放過居正？他只是坐觀成敗，希望高拱的失敗，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權的目標。他給王崇古說：﹁冒死為之營訴﹂，是一句遁辭，為什麼要請假規避呢？不在會極門營訴而只憑事後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的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話又說回來，徐階失敗以後，居正曾經自咎以為﹁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對於曾受大恩的老師，還談不到剖心營訴；那麼對於中經生疏的同僚，更從那裡說起！﹁政治家﹂不是聖賢，而只是﹁政治家﹂；誰願意為著別人，犧牲自己的政權呢。

　　這一次的政變，高拱的政權推翻了，居正的政權樹立起來，一切只是人事的變動，不是政策的變動。高拱是一個強幹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書，上午到內閣，下午到吏部，沒有一件積案，這是他辦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對於內閣和六部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曾洞察，他的精明，正抵上高拱的強幹。高拱對於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為謙抑；高拱對於政敵，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報，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錄用。不過這個分別，只是一個大概。最初掌握政權的時候，居正還有一些籠絡人才的意味，以後便日漸高亢，到了萬曆六年以後，簡直和高拱一樣。在這方面，他們中的區別，只是年齡的區別，等到居正過了五十以後，他的行為，便和高拱沒有分別。在應付宮廷和內監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遷就，他知道走曲線，然而他永遠認清政治目標，宮廷和內監對於實際的政治，沒有過問的餘地。高拱提高內閣政權的目標，在居正手裡完成，但是居正沒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過這是高拱失敗以後，居正所得的教訓：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閣的機會，以他那樣的能力，不是辦不到的。簡單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範疇的人物，因為環境的不同，不免有少許的差異。不明白實際政治的人，也許因為他們不能合作，發生詫異，其實整個的政權不能容許兩個﹁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個的家庭不能容許兩個主婦共同主持一樣。

　　六月十六日過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見居正。這時是辰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遲一點。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寶座面前，他說：

　　﹁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國家事重，只在內閣調理，不必給假。﹂

　　居正叩頭，承認在閣調理，神宗又說：

　　﹁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對於居正的言論，稱為忠臣之後，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視，俯伏奏稱：

　　﹁臣叨受先帝厚恩，親承顧命，敢不竭才盡忠，以圖報稱。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伏望聖明留意。﹂

　　﹁先生說的是。﹂神宗說。

　　﹁今天氣盛暑，望皇上在宮中，慎起居，節飲食，以保養聖躬，茂膺萬福。﹂居正說。

　　﹁知道了。﹂神宗又說，﹁與先生酒飯吃。﹂︵奏疏二︽謝召見疏︾，對話用原文。︶

　　居正在召見以後，有︽謝召見疏︾，歷稱：﹁臣之區區，但當矢堅素履，罄竭猷為，為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捨：此臣忠皇上之職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締造之艱，念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這一次的召見，是居正為首輔以後，第一次的召見。他發表大政方針，只說﹁遵守成憲﹂。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時候，安石充滿了一頭腦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創制；但是明神宗的時候，居正只是充滿了一頭腦的﹁成憲﹂，他只要循名，要核實。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現實的政治家。居正所稱的祖宗舊制，便是太祖的舊制，一年以前，他為會試主考的時候，曾經說過：

　　夫高皇帝之始為法也，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眾之所為，乃以今之庸眾，而欲易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為法壅者，其病有四：
　　愚請頌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為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
　　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於卑寡，勢之所阻，常在於眾強。下挾其眾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
　　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
　　夫屢省考成也，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於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
　　四者之弊，熟於人之耳目，而入於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文集三︽辛未會試程策︾二︶

　　以上所說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說過，﹁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捨。﹂這一點見出居正的精明。高拱掌握政權的時候，異己的人一概排斥，這是高拱的偏私，以後高拱得到攬權擅政的惡名，未始不由於此。居正從這方面，得到教訓，決不重蹈覆轍，這是一。其次高拱是一個幹練的吏部尚書，他所提拔的人，沒有不是當時的人才。隆慶三年的冬天，內閣決定進攻廣西古田﹁叛﹂僮的時候，高拱用殷正茂為廣西巡撫。正茂有才，但是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說：﹁給他一百萬，正茂也許吞沒一半，但是只有正茂會把事情辦好。﹂後來正茂果然﹁平定﹂古田。隆慶五年遼東巡撫李秋去職，高拱主張任用張學顏。旁人不以為然，高拱說：﹁張學顏的才具，大家沒有知道，遇到盤根，自然會認識利器。﹂正在說著，吏部侍郎魏學曾來了，高拱向他要遼東巡撫。學曾思索很久以後，答覆道：﹁張學顏去得。﹂高拱得到這個印證，隨即提出學顏，後來在遼東也有極好的成績。高拱賞識的人才，不用，那才胡塗，這不是居正做的。居正曾經說過：

　　孤雖不肖，其於人之賢否，略窺一斑，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上心，消弭偏黨。︵書牘十一︽答南列卿陳我度︾︶

　　最有興趣的是張佳胤。佳胤是當時有名的才子，也是有名的能臣。但是他和高拱關係太深，又因為在應天巡撫任內，辦事棘手，他很有些消極，居正接連去過兩次信：

　　自公在郎署時，僕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為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己？且僕於前宰︵前宰指高拱︶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為之昭雪，區區用捨之間，又何足為嫌哉？﹁蔡人即吾人﹂，況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勳名，以副素望。︵書牘五︽答總憲張崌崍言公用捨︾︶

　　惟公俊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旗常，勒鐘鼎，乃顧戀廷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茲屬休明之會，方將招遺佚於薖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疏已屬部復，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徇國事。︵同卷︽答總憲張崌崍︾︶

　　但是居正對於高拱的爪牙，決然不能容忍。他和汪道昆說：﹁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繫，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馬南溟︾︶

　　高拱去了，政治中樞當然重有一番佈置。要求幹練如高拱的吏部尚書，是不可能的，但是當時有一個最負重望的大臣，這是管兵部尚書事的楊博。楊博自嘉靖三十四年以來，三任兵部尚書，嘉靖四十五年，調任吏部尚書，隆慶五年復以吏部尚書起用，在資望方面沒有比楊博再高的了。因此提出楊搏仍還吏部尚書。居正說過：

　　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先帝遺託，方欲與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文集五︽襄毅楊公墓誌銘︾︶

　　居正又說到楊博歷佐三朝，以及自己和楊博始終相與的關係：

　　桓桓世廟，經武緯文，公媚天子，耆定策勳。穆穆莊皇︵穆宗︶，垂衣拱手，公佐太平，聲色不有。迨於今皇，兩作繼明，詢茲黃髮，還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與，不吊昊天，奪我心侶。有謀孰諮，有難孰夷，山頹木壞，滄矣其悲。︵同上︶

　　楊搏調回吏部，遺下兵部尚書，照高拱定下的原則，應由總督繼任。當時的口號是國防第一，北邊第一。北邊三位總督：前任薊遼總督譚綸，現任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前任三邊總督王之誥，都有重望。楊博和居正商定，起譚綸為兵部尚書。居正給崇古去信說：

　　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王之浩︶，乃太宰︵楊博︶謂渠復銓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書牘四︽答王鑒川︾︶

　　正在佈置的當中，高儀死了。內閣只剩居正一人。問題又到了面前，應當補怎樣一個人呢？在不知明朝政體的人，也許以為既是楊博的資望最好，當然應補楊博。但是事實不是如此的。明朝的中樞，是二元制：吏部尚書的地位，本來在內閣大學士以上，即使到了內閣權重以後，吏部尚書，終於不曾落到內閣以下。當時的故事，吏部尚書在路上遇到大學士，照例不避道，便是顯然的證據︵見︽明史︾卷二二四︽孫鑨傳︾︶。
　　孝宗弘治年間，吏部尚書王恕的聲望，始終不受內閣的壓制，更是實例。還有，由吏部尚書入閣的，不是沒有，但是這是特旨。在推舉的時候，通常是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學士。因此，神宗吩咐居正推舉閣員的時候，居正不能推舉吏部尚書楊博︵推舉吏部尚書入閣非故事，見︽明史︾卷二二四︽陳有年傳︾︶，只能推舉禮部尚書呂調陽。其實居正的經驗多了，他知道內閣裡除了自己，只需要一位忠厚老實，和衷共濟的長者，並不需要一位雄才大略、器度恢宏的重臣。這是居正的私心，但是這是隆慶年間內閣混鬥的經驗。為國求賢，固然是對的，但是為內閣謀安定，也何嘗不是為國家？居正對於調陽，在辛丑會試主考的時候，已經認識了，現在正準備和他長期合作。萬曆七年調陽死後，居正說過：

　　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呐呐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羠其間？無論彼己懻忮，即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齗齗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雲﹃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劃，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文集五︽豫所呂公墓誌銘︾︶

　　呂調陽入閣，遞遺禮部尚書，居正便起用陸樹聲。樹聲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嘉靖中，屢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國子祭酒，後來召為吏部右侍郎，稱病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仍不就。這是一位聲望隆重的大臣，現在居然來了，居正用後輩進見先輩之禮待遇他。

　　七月間戶部尚書張守直、刑部尚書馬自強致仕。守直在封貢的一件事，意見和居正不一致，自強也有些不滿意，他們去了，居正便補進王國光、王之誥。王國光原來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現在調回管部，後來在任內完成︽萬曆會計錄︾，是一部有關國計的著作。王之誥是居正的親家，︵居正第四子簡修娶之誥女︶但是之誥隆慶三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進南京兵部尚書，資望久已夠了，而且卓然自守，並不附和居正，因此更得一般的推重。

　　諸人以外，工部尚書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禮留任；朱衡在河工方面的成績，和守禮的操守，都是當時物望所歸。明朝的內閣，當然不是現代的內閣，對於閣中同僚和六部首長以及都察院的人選，首輔沒有進退的大權，但是居正對於人選的佈置，確曾費了一番苦心，而且也確曾達到自己的主張。後來他曾經自負地說：

　　︽書︾曰：﹁無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幼主當陽，而朝多長者，豈非盛事乎？︵書牘六︽與南台長言中貴不幹外政︾︶

　　大政方針既經發表，中樞人選也分別確定，居正準備負起國家的重任。從隆慶六年六月起，到神宗萬曆十年六月為止，這整整的十年當中，他逐漸完成他的政治理想。在他掌握政權的期間，除了當前的政治問題以外，他還得應付三個重要的人物：第一，皇貴妃｜｜後來的慈聖皇太后；第二，馮保；第三，神宗。這三個都是他的主人，三個人各有自己的立場，因此在應付方面，不時地發生困難，幸虧居正有他的政治天才，總算安穩度過了，但是畢竟因為沒有應付完全得當，在他身後，發生意外的波折。

　　皇貴妃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居正還記得穆宗病重，馮保宣讀遺囑的時候，皇妃在帷中的口諭：

　　江山社稷要緊，先生每要盡忠為國。︵參奏疏六︽謝皇太后慈諭疏︾︶

　　這是一個有決斷的呼聲。神宗即位以後，不久召居正至平臺面諭：

　　皇后是朕嫡母，皇貴妃是朕生母，尊號上先生可多加幾字。

　　問題立刻提出了，皇后當然尊為皇太后，但是皇貴妃也要稱皇太后！這個還不要緊，以往還可以對一位皇太后加上尊號，以示分別，但是現在辦不到了。居正疏稱：

　　仰稽我祖宗舊典，惟天順八年憲宗皇帝尊嫡母為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貴妃為皇太后，則與今日事體，正為相同，但於嫡母特加二宇，而於生母止稱皇太后，則尊尊親親之別也。然今恩德之隆，既為無間，則尊崇之禮，豈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諭，欲兼隆重其禮，各官仰體孝思，亦皆樂為將順。今擬兩宮尊號，於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並示尊崇，庶於祖制無愆，而於聖心亦慰。︵見奏疏二︽看詳禮部議兩宮尊號疏︾︶

　　就這樣決定了，皇后陳氏尊稱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尊稱慈聖皇太后，一切透露居正遷就事實的心理。居正是一個幹練的政治人才，但是他在政治方面所受的訓練，還是世宗嘉靖年間的訓練，對於皇室，永遠是那樣誠惶誠恐，有時竟不免有些阿諛附和。萬曆元年翰林院產生白燕，居正把它和內閣所開並蒂蓮花一並進獻。神宗隨即下一道手渝：

　　白燕、蓮花俱進獻聖母，甚是喜悅，卻獨產翰林院中，先開於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見先生為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賴先生啟沃，固不敢顛縱，何德之有！︵見奏疏三︽謝宸翰疏︾︶

　　︽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學傳︾稱居正進︽白燕、白蓮頌︾。︽白蓮頌︾不可考，︽白燕頌︾大致即是︽白燕曲︾：

　　白燕飛，兩兩玉交輝，生商傳帝命，送喜傍慈闈。有時紅藥階前過，帶得清香拂繡幃。︵詩四︽白燕曲︾四首之一︶

　　這是一篇貢諛慈聖太后的詩句。詩集中如︽恭頌母德詩︾：

　　猗歟我聖母，世德宜重光，扶天致升平，毓聖纂靈昌，履盛彌勤烙，秉禮日矜莊。內廷政無嘩，外家恩有常，明達信如此，馬鄧豈足望？︵詩一︶

　　如︽皇上祝聖母詩︾：

　　女中頌德稱堯舜，膝下承歡有帝王。︵詩四︶

　　文集中如︽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文集二︶︽聖母圖贊︾，︵文集二︶都是同樣的作品。居正受的訓練太久了，他自己無法擺脫這個形態，然而也正憑這種訓練，博得慈聖太后的好感。

　　馮保是司禮掌印太監，在內廷他只是一個奴才，但是正因為掌握章奏的大權，他也成為居正的主人。馮保的大權，全靠慈聖太后，所以居正更不能不結好太后，借此減輕馮保的壓迫。李太后要做功德，建涿州二橋，馮保主持，居正便有一篇︽敕建涿州二橋碑文︾，李太后建承恩寺、海會寺、東嶽廟、慈壽寺、萬壽寺，又是馮保主持，居正又是每一處來一篇碑文。︵皆見文集四︶他甚至說：

　　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翊皇度，而我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廣大，雖盡恒河沙數，不足以喻其萬分也。︵文集四︽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居正不是不曉得這是胡誑，但是他只有胡誑。隆慶初年，江西龍虎山張真人的道號革去了；萬曆五年張國祥入京，透過馮保，走通李太后的路線，復封張真人，居正無可如何，只說：

　　張真人事，委為過舉，初時發自慈闈，不穀未敢驟諫。︵書牘十二︽答南科吳公琯︾︶

　　居正對李太后是將順，對馮保是敷衍。正因為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所以在居正當國的十年之中，內閣和司禮監沒有任何的衝突。馮保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他在北郊郊祭的時候，甚至傳呼直入，北面拈香。︵︽明史︾卷二一〇︽鄒應龍傳︾︶在當時委實有些駭人聽聞，但是居正不管，他只要馮保不干政，就滿足了；他曾說：

　　主上雖在沖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己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君德，出理庶務，咸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在北時所親見也。︵書牘六︽與南台長言中貴不幹外政︾︶

　　在大體上把握住了，居正在其他方面都可以遷就。馮保引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入宮，代閱章奏，擬詔旨；居正吩咐僕人游七和徐爵結為兄弟，以資聯絡。徐爵、遊七，後來都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馮保要在故鄉深州建坊，居正甚至吩咐保定巡撫孫丕揚代建。馮保自建生壙，居正便有一篇︽馮公壽藏記︾，稱為仁智忠遠。在記中他又說：

　　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於壽藏而後永乎？︵文集九︽司禮監太監馮公壽藏記︾︶

　　這裡在推許以外，便有一層期望。他期望馮保繼續努力，永保令名。居正身後，他的兒子懋修收集居正遺著的時候說起：

　　懋修謹案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宮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為罪端。今觀其於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可見先父當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

　　居正當國的時候，他要應付三個重要的人物，｜｜李太后、馮保、神宗。從表面看，當然是十歲的神宗，最容易應付了，但是事實上這是最大的困難。居正身後發生種種的波折，完全因為這一方面的失敗。

　　神宗這時只有十歲，無論高拱當時在內閣裡怎樣說的，﹁十歲太子﹂畢竟只是﹁十歲孩子﹂。但是神宗年齡雖小，已經開始明瞭政治；他知道他是主人，然而他也知道在他沒有支配實際政治的時候，他還得受人支配，甚至對於他的支配者，還得博取應有的好感。在當國的十年之中，居正是首輔，是獨裁者，是皇帝的師傅，實際上他是神宗的支配者；神宗當然時時感到博取居正好感的必要，但是同時他也知道他是居正的主人。他對於自己的地位，正感到一種不平，他甚至要希圖報復；所以他對於居正的好感，因為自卑心理的缺陷，日後突變為對於居正的惡感。居正是一個精明不過的人，但是正因為神宗年紀太小，一切都被瞞過了。假如歷史的重演可信，我們不妨說居正和明神宗的關係，很有一些與霍光和漢宣帝的關係類似，但是正因為重演不會是完全的重演，所以還有許許多多的不同。

　　穆宗和他的父親世宗全不一樣，但是神宗和他的祖父便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這是所謂﹁隔代遺傳﹂。世宗十六歲即位，享國四十五年，神宗十歲即位，享國四十八年；世宗是一個全權的統治者，神宗親政以後，也是如此；世宗自嘉靖二十年以後，不親朝政，神宗中年以後，也是怠於國政。在這些方面，神宗正和他的祖父一樣，然而他也是李太后的兒子。他從母親那裡所得的是謹慎小心，是膽怯，是恭順，但是在政權到手的時候，他便知道怎樣運用。他一步不肯退讓，甚至因為滿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打破慣例，給對方以不必要的難堪。母親不是曾領導自己，在清晨的雨道上，走到嫡母皇后那裡去請安嗎？但是現在母親和嫡母還不是同樣的皇太后？這小小的心靈，正在遺傳的本能以外，又加上一些習得的經驗。

　　李太后對於神宗，正是一個最能幹，最負責任的母親。穆宗逝世以後，皇上所住的乾清宮，照理只能由皇帝住了。仁聖太后本來是住在別宮的，現在退居慈慶宮；但是慈聖太后因為神宗年幼的關係，仍舊陪著兒子住在乾清宮，直到神宗大婚為止。平時她督責兒子讀書，在書沒有讀熟的時候，便罰在地下長跪。皇帝跪在地下，還像什麼皇帝，但是這是太后的懿旨，所以他還是跪下了。在講官們講書以後，神宗回到宮中，李太后又得下令復講，當然還得復講。三、六、九這幾天，是早朝的日期，天亮還遠得很呢，一聽到五更柝、柝的聲音，李太后自己來了，把十歲的孩子，從睡夢朦朧中喊起，宮娥給洗過臉以後，便得趕緊坐上肩輿上朝。做皇帝真不是一份好差使，但是神宗也明白，﹁誰敢違背母親的意旨呢﹂？

　　居正在神宗即位以後，隨即請御日講，他和呂調陽疏稱：

　　臣等謬以菲陋，職叨輔弼，伏思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當今第一要務。臣居正又親受先帝顧託，追惟憑幾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賢為囑，用敢冒昧上請。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可親。︵奏疏二︽乞崇聖學以隆聖治疏︾︶

　　明代皇帝的教育，一種是經筵，一種是日講。經筵是最隆重的，每月逢二的日期舉行。照例盛暑和嚴寒的時候都停止經筵，用現代術語，就是放寒假、暑假。舉行經筵的時候，勳臣、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等都要到齊，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國子監祭酒進講經史。一切的典禮很隆重，不過皇帝不御經筵，自動放假的事，不是沒有。但是神宗的最初十年，談不到自動放假。由萬曆元年規定以後，每年春講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講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題請。簡單說，就是上學期九講，下學期九講，都有固定的日期。

　　神宗的經筵，雖自萬曆元年二月起，但是隆慶六年八月間，日講就開始了。日講在文華殿舉行，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只用講讀官、內閣學士待班。開始日講的功課，居正給神宗規定如次：

　　一、伏睹皇上在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皇上進暖閣少憇，司禮監將備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皇上，進字畢。若皇上不欲再進，暖閣少憇，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皇上不進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按正字官﹁掌繕寫、裝潢、詮其訛謬而調其音切﹂，見萬曆本︽明會典︾卷五十二︶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鑒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即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皇上早膳畢，出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傳旨暫免。︵奏疏二︽擬日講儀注疏︾︶

　　這是神宗的課程表。後來︽通鑒節要︾講完，續講︽貞觀政要︾。

　　神宗這時還不足十歲，但是居然擔負這樣繁重的課程。他對於張居正，真是十分親近和尊崇。在這一年，居正曾經屢次說到神宗和自己的關係：

　　所幸主上年雖幼沖，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即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愧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悃誠，恒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書牘四︽答兩廣殷石汀︾︶

　　幸主上雖在沖年，已具大有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榷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同卷︽與王鑒川言虜王貢市︾︶

　　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內，藹然如春，肅然如冬。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輟，造膝諮訪，史不殫書。︵同卷︽與河道萬巡撫淪河漕兼及時政︾︶

　　隆慶六年十二月，居正進︽歷代帝鑒圖說︾，自稱：

　　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奏疏三︽進帝鑒圖說疏︾︶

　　這是一種繪圖立說的故事書，對於不滿十歲的皇帝，不能不認為富有教育意義的著作。神宗在文華殿看到居正捧著這兩冊故事書，快活得站起來，忙教左右把︽圖說︾揭開，居正從旁指點講解。一次講到漢文帝勞軍細柳的故事，居正說：﹁皇上應當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神宗聽到，只是一連地稱﹁是﹂。居正把自己整飭武備、抵禦外侮的主張，完全提出。

　　還有一次關於居正進講的事實，在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這一年神宗十四歲。神宗早些時在習字的時候，進講官寫好太祖的︽大寶箴︾作為影格，居正看見便說：

　　﹁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關切。皇上不僅是摹寫，還要能背誦；不僅是背誦，還要能講解。﹂

　　隨後居正進︽大寶箴注解︾一篇。二十九日神宗在文華殿，召居正到御座面前，自己站起來，高高地舉起︽大寶箴︾交給居正。居正站著，神宗把全文高聲背誦一遍。背誦以後，居正再行講解，關於︽大寶箴︾引用的故事，神宗全明白。最後講到﹁縱心乎湛然之域﹂一句：

　　﹁這不過說人應當虛心處事。﹂神宗說。

　　居正拱起兩手稱賀說：﹁正是虛心兩字，可以解釋這一條的意義。人心所以不虛的原故，全是因為私意的混雜。水是最清的，混了泥沙以後，水便不清；鏡是最明的，蒙上灰塵以後，鏡便不明。皇上只要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和明鏡、止水一樣，自然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萬事都辦好了。﹂︵奏疏十一︽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

　　居正對於神宗，正和一位尊嚴的小學教師一樣，利用一切的機會，要把自己的學生，領上理想的境界。他看到小學生正在一步步地跟著自己邁進，心裡感覺到無限的喜悅。然而他忘去學生只是一個人，是人便有人的無限的光精，同樣也有人的必然的缺陷。何況神宗是世宗的孫子，穆宗和李太后的兒子，在他的血管裡，正動盪著倨傲，頹廢，和那委曲遷就，伺機圖逞的血液！

　　神宗在講官們的教導中，逐日成長了，但是小學教師的眼光裡，只看到一個馴伏聽話的學生。一次神宗朗誦論語的時候，失於檢點地竟把﹁色勃如也﹂讀作﹁色背如也﹂。在旁站著的居正厲聲說：﹁應當讀作﹃勃﹄字。﹂這一下神宗真有些﹁勃如﹂，但是居正沒有看到。

　　性質倔強的人，遇到壓迫的時候，常會感到非常的煩悶，成人如此，小孩子也如此。有時小孩子受到父母和師長的壓迫以後，便對弟妹發作一番；再不然，看到小狗、小貓，也得踢一腳，這是方向的移轉，發作還是發作。神宗對於居正，真是恭敬到萬分，慈聖太后要他這樣，他能不恭敬嗎？還有司禮監馮保呢！這是管理宮內一切事務的人，慈聖太后都聽他的話，自己更得聽話了，神宗稱他﹁大伴﹂，連名字都不便提，正和只稱居正為﹁先生﹂一樣。小小的心靈，對於﹁大伴﹂已是非常地悚敬，何況在文華殿的時候，連﹁大伴﹂也肅然地站在那裡，自己能不用心聽話嗎？居正講到國家大事，﹁大伴﹂又那樣耳提面命地道，﹁﹃先生﹄是先帝託孤的忠臣，﹃先生﹄說的話，皇上要得仔細聽啊！﹂於是居正面上，又蒙上一重特有的莊嚴，神宗馴服得和小羊一樣。

　　但是神宗常時感到異常的煩悶。十歲的時候，慈慶宮後房毀了，御史胡涍請放歸後宮宮人，內稱﹁唐高不君，則天為虐﹂。神宗大怒，要他明白回奏，經過居正再三解釋，胡涍還得到斥逐為民，永不敘用的處分。十二歲的時候，內監張進醉酒放肆，言官交章彈劾，神宗勃然大怒，認為言臣干涉宮內瑣事，完全是欺蔑皇上。︵書牘六︽與南台長︾︶十四歲的時候，看到奏疏中提到江洋大盜﹁縛王劫印﹂一句，神宗震怒非常，認為撫按處罰太輕。居正說：﹁蓋主上恒以沖年，惡人之欺己，故以失事為可道，而以隱匿為深罪也。﹂︵書牘八︽答操江王少方︾︶居正看到神宗因為自己年幼，常時痛恨諸人之相欺，但是居正沒有豫料到這和萬曆十年以後，神宗痛恨居正，是有同樣的心理根據。

　　經過隆慶六年的政變，居正所得的是國家的重任，同時他還得應付慈聖太后、馮保和神宗，｜｜這三位不能輕易應付的主人。

第八章　初步的建設︵上︶

　　隆慶六年六月以後，政權落到居正手中了。他的志願，是把整個的生命貢獻給國家。他還記得在五年冬天，正在內閣中的鬥爭，愈演愈烈，自己的政治生活，岌岌不保的時候，他曾經有過兩句偈語：

　　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

　　他對於政治的認識，是只有把握，沒有放棄；只有前進，沒有後退；只有犧牲，沒有畏縮。現在是他的時代了。萬曆元年，他曾講到這時的心理狀態：

　　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為己有。︵書牘五︽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他認定嘉靖年間的廢弛，和隆慶年間的混亂，一切的癥結只是紀綱不振。所以他入手的方略便是整飭紀綱。明代掌握政權者的武器是京察，京察的大權在手，便可以澄清吏治，整肅官常。就在隆慶六年七月間，居正奏請舉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四品以上的責令自陳。京察終了，十六日神宗下詔戒諭群臣，這是居正的手筆：

　　朕以幼沖，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群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窺隙竇，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儔，公肆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遝翕訾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舊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見奏疏二︽戒諭群臣疏︾︶

　　在舉行察典的當中，居正對於﹁以言干政﹂的人，確實去了幾個，他自己也說﹁芝蘭當路，不得不鋤﹂。但是在執行的時候，居正自有相當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張佳胤的書中，引用韓愈﹁蔡人即吾人﹂一句；後來︽與南台長書︾︵書牘六︶又言﹁或曰，﹃某為新鄭︵高拱︶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為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他在當時，曾把自己的主張和楊博說起；後來又和李漸庵說：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銓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管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群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核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為刻核者。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書牘五︽答冏卿李漸庵論用人才︾︶

　　居正進用人才，要求﹁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這是為的國家，但是何嘗不是為的士大夫。但是從那一群不能辦事、履進履退、坐食養望的人看來，便是剛很刻核。直到萬曆四年，居正已經當國五年，大眾還不能體諒，居正曾說：

　　僕一念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省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書牘八︽答奉常陸五台論治體用剛︾︶

　　儘管隆慶六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萬曆四年的士大夫不能體諒，甚至永遠不能體諒，但是居正抱定決心，為國家擔負這一個重大的責任。他的待人是﹁旁求賢哲，共熙帝載﹂，︵書牘四︽答杜晴江︾︶他的自稱是﹁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同卷︽答鄖陽巡撫凌洋山︾︶忍耐，忍耐！這是他從徐階那裡學到的秘密：徐階忍耐著應付貌合神離的同僚，居正忍耐著應付千頭萬緒的政局。七月間舉行京察，上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尊號。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趕到大峪嶺，﹁周視山川形勢﹂。︵見奏疏二︽山陵禮成奉慰疏︾︶煩真是煩極了，居正還忍耐著。

　　居正準備實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實行大政。他們讀過聖賢之書，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們要行王政。他們還記得建文帝在位的時候，烽火已經照遍南、北二京，皇帝還和方孝孺這一群人討論周禮應門、皋門的制度：固然那一次還是失敗了，但是現在是太平時代，為什麼不可以再試一下？然而居正的行為又使得他們失望了，他們甚至公然說道：

　　我們以為張公在朝，當行帝王之道。現在看他的議論，不過是富國強兵，僅僅這樣，真真使人失望。

　　居正聽了以後，只是一笑道：﹁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到萬曆七年，在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才昌言道：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維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理之間，在心不在迹，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嘆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書牘十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居正對於國事的認識，是富國強兵，但是這一群人要行王政，要談堯舜，談周孔。居正便提出堯、舜、周、孔的議論和他們辨難。他們有時談到宋朝周、程、張、朱的主張，居正便不客氣地認為﹁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餘談﹂。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沒有公開喊出，只是說，﹁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事實上，居正還是感覺很大的困難。難在那裡？難在嘉靖、隆慶以來，積弱之勢已成。世宗時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時代，又因為內閣中的鬥爭，幾個名臣的力量，都浪費在正負相消的局面中。居正說過；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文集十一︽雜著︾︶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針貶，咸得收功：元氣衰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同上︶

　　幸虧隆慶末年的積弱，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境界，這是一個關鍵，居正決不能放過。他正預備實現自己的主張：﹁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同上︶

　　富國強兵，其實只是一件事：富國是中間的過程，強兵是終極的目標；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才談得上國防建設。居正當國之初，在軍事方面，廣東廣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斷起義，情勢固然相當嚴重，但是這些無關國防。重點只在北邊，這是對於韃靼的防禦。隆慶五年，俺答封貢的事情已經確定了，接後，吉能、切盡台吉這一群西部首領的貢市又告成功。北邊是安靜了，但是居正始終只認為這是停戰，不是和平。他永遠主張﹁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他認為對於韃靼的方略，是﹁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加焉。﹂︵書牘三︽答吳環洲策黃酋︾︶大杖始終要握在手裡。他的計劃，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說過：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強兵而務為去兵，則唐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繈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書牘三︽答王鑒川言邊屯︾︶

　　這還是隆慶五年的事。居正對於北邊的國防，永遠沒有鬆手。但是他對於一般人談守邊設險的計劃，總還不能放心。隆慶初年，有人提議沿邊種樹，居正就說﹁種樹設險，固是守邊要務，但如議者所言，決無成效。﹂當時大家不以為然，但是儘管種了多年的樹，一株也沒有長成。居正只有切實地說：

　　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同卷︽答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這也是隆慶五年的話。就在這一年，居正說過：

　　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同上︶

　　隆慶六年十月，一切煩雜的事，都有了頭緒，居正實行派遣大臣巡邊的計劃：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視薊、遼；第二，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大、山西三鎮；第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遴巡視陝西四鎮。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恰恰是居正的同年。這一次閱視的成績，並不十分完滿，在居正和百朋、王進的私交上，更發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薊、遼去，事情很簡單。臨去的時候，居正給戚繼光一封信：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啟侮。昔李愬屬櫜鍵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甚有關係，幸留意焉。︵書牘四︽與戚繼光︾︶

　　道昆去後，一切很順利；事畢上疏，議額餉，議增設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給他去信說：﹁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嘆挹彌襟。﹂︵書牘五︽答汪司馬南溟︾︶道昆本來只是一個文人，文人的才能，只有在文辭方面表見；所幸薊遼是譚綸、戚繼光經營的局面，居正沒有什麼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陝西去後，把巡閱的事情辦妥，不久便告病還鄉，這個當然是有些不滿了，居正去信說：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為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躬履貫魚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於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譬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為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書牘五︽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吳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時候，便發生困難。宣大總督王崇古惟恐百朋要來掣肘，百朋的朋友又認為這是一種貶謫，居正無法，只有向雙方解釋；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尊指，屬所司復行矣。堯山少司馬︵吳百朋︶行時，已屢囑之云：﹁宣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核，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朗闊大，必能成也。︵書牘四︽答王鑒川︾︶

　　辱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堯山奉命閱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托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為國家措一臂否也？︵同卷︽答參議吳道南︾︶

　　百朋去後，著實做出一番成績。他以︵一︶糧餉、︵二︶險隘、︵三︶兵馬、︵四︶器械、︵五︶屯田、︵六︶鹽法、︵七︶番馬、︵八︶逆黨，一共八項考核邊臣。他對於宣大總督王崇古、宣府巡撫吳兌，以及山西總兵郭琥這一群人，都分別指出功過，奏請升黜。同時他對於大同總兵馬芳，嚴重地提出彈劾。他認定馬芳行賄，當然非嚴加懲處不可。百朋是閱視大臣，這一點完全沒有做錯；但是居正是首輔，便不免有無限的遲疑。

　　明代的軍隊，久已是一個腐化的機構，從下層到上層，是層層的剝削。總兵官是最上層的了，他再把剝削所得，分潤京官。科道受賄，兵部受賄，有時大學士也受賄。舞弊貪贓，成為一般的風氣。遇到清明的高級長官，談不到賄賂，總兵官便和長官的家丁聯絡，高級長官也難免受到一些嫌疑。明朝中葉以後，武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正在逐日地低落。當他們到兵部領取公文的時候，三軍司命的總兵官，都要長跪，這是奴才，不是長官。他已經取得奴才的身分，那麼和大官的家丁聯絡，也正是恰巧適合，整個國家的命運，付託給這一群人物，不能不算是前途的大慮。居正看到這一點，所以到萬曆元年便有西北邊用書生為將的意念。︵書牘五︽與王敬所論大政︾︶書生受的文化陶冶多了，自然會比較地注重名節和操守。這是後話。但是隆慶六年，居正還是遲疑。吳百朋彈劾馬芳的奏摺到了，言官們又在彈劾宣府總兵趙奇，居正只是說：

　　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啖者。自僕任事以來，內外隔絕，幸門盡墐，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間語譖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即此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將，部下又多獷少，代者未必能馭，即有瘢纇，猶可驅策而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為保全，徒以為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謂之何哉！︵書牘五︽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但是居正保全不得了。吳道南正在攻擊居正，認定他是包蔽馬芳，忽略吳百朋。怎樣辦呢？馬芳免職了，同時居正再給百朋去信：

　　馬帥褫職，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謬肩重任，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天地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吳少參︵指吳道南︶有書，甚為公不平，其辭怨憤，使人難堪。今九邊之事，宣大為重，不以付之他人而托公者，以公為心知故也。又面請於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僕此心為何如哉！渠乃以僕為厚猾帥而薄故舊，豈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同卷︽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居正的一番苦心，沒有得到同僚的諒解，但是他對於北邊的佈置，始終是著著不懈。對於九邊重鎮，他派人巡閱；對於九邊督撫，他注重人選：這是對內的事。他對外的策略，也是不斷籌措。北方的韃靼，除了土蠻一支以外，俺答這一個系統，已經通過封貢手續，和明朝處在停戰狀態中了。俺答對於幾個重要的領袖，如他的胞弟昆都力哈，胞侄永邵卜、吉能，以及他的兒子黃台吉，本來是可以指揮的，但是因為那時的韃靼，是一個組織不健全的部族，實際不能合作。居正的計劃是要儘量地使他們分離為無數的單位，單位的增加，便是力量的減小。韃靼沒有聯合向北邊進攻的能力，國家的安全便增加一層保障。

　　隆慶五年，謠傳昆都力哈︵即把都︶和吉能死了，居正準備扶植把都的兒子青台吉，使他和黃台吉對抗。他說：

　　把酋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並，今當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並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敝而歸命於我。︵書牘四︽咎總督王鑒川計處黃酋︾︶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之亡彼，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釁構，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同卷︽答王鑒川論東運之衰︾︶

　　俺答的問題解決了，但是一個桀驁不馴的黃台吉，連俺答也無可奈何。昆都力哈之妻，又聯絡永邵卜，不肯進貢，事情有些棘手。隆慶六年居正當政以後，又說起：

　　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為所牽，終貪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為輕重，第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為薊鎮害，足矣。︵同卷︽與王鑒川言虜王貢市︾︶

　　就在這一年，昆都力哈提出要求來了，他要和俺答一樣封王。封王只是一個名義，在中國沒有什麼損失，但是中國不能受他的威脅。居正明白現在不是世宗時代了，中國有的是準備。所以他再和王崇古說：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為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於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絏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為之，比之黃酋，反為難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佈流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為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為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朝廷嘉其悃誠，故厚賚而王之。汝頻年為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我皇上並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畀，但於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封王加賚。若欲借此事以啟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書牘四︽答總督王鑒川計處黃昆二虜︾︶

　　居正對付韃靼的計劃，是充實邊防，準備隨時出擊，同時利用一切機會，使韃靼分裂。這樣一來，北邊的敵人，只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個的集體，無形中減輕北方的威脅，北方的軍隊，便隨時有決勝的可能。在這一點，很有些類似帝國主義﹁分而滅之﹂的政策，但是中間有一個絕大的區別。帝國主義的目標，是對於敵人，加以奴役或剿滅；居正的目標，是容許敵人的存在，而消弭敵人的威脅。帝國主義是攻勢的，居正是守勢的；帝國主義只希望片面勝利，居正卻希望雙方共存。中國強盛的時候，對外採取的方略，經常和居正的主張一致，這是中國文化和近代帝國主義的區別。

　　隆慶六年過去了，次年改元萬曆，是年正月庚子，發生王大臣之獄。

　　事情本來很簡單。這一天神宗在乾清宮，看到一個人，神色倉惶地走過，吩咐左右把他拿下。經過訊問之後，才知道這是王大臣，從薊州來的一個逃兵。逃兵的處分也還簡單，但是消息到了馮保，便不簡單了。馮保認定這是一個機會。他想起高拱，真是恨之切骨。高拱已經卸任回籍了，但是馮保的怨恨沒有消滅。惟有血、血、血，才能洗盡馮保的怨憤。王大臣送到東廠了，經過東廠的搜檢，王大臣身上，果然搜出刀來。證物有了，這一定是行刺，而且在乾清宮外走過，不是謀刺皇上是刺誰呢？誰主使的？東廠所錄的供詞裡明明寫著，是高拱主使的。兇手有了，凶刀有了，主使的人也有了，馮保決定要徹查這一件案子。

　　徹查又怎樣呢？東廠的威權在馮保手裡，要殺王大臣，殺高拱，不是很容易麼？但是馮保手中的東廠，和憲宗時代汪直手中的西廠，以及熹宗時代魏忠賢手中的東廠相比，差得遠了。馮保的人品，不知道比汪直、魏忠賢究竟怎樣，但是神宗初年的朝廷，確實比憲宗、熹宗時代高明了。居正曾經說過，﹁朝多長者﹂。在這個環境之下，即使馮保有作惡的意志，他也沒有作惡的機會。﹁朝多長者﹂，一切出於居正的佈置，這裡更顯出居正的作用。

　　不幸居正和馮保的關係太密切了，而且高拱的解職，居正又是最大的收穫者。﹁馮保的陰謀，有居正參豫嗎？甚至還是他主謀罷！驅逐高拱已經過分了，現在又要殺高拱！﹂一般人的懷疑，又集中到居正身上。從嘉靖二十七年殺夏言以來，掌握政權的人，最後都發生身家性命的危害。嚴嵩當權，殺夏言，徐階當權，殺嚴世蕃，八十幾歲的嚴嵩，也被平白逼死；高拱當權，徐階的兒子充軍，徐階也旦夕莫保。二十五年的傳統了。惟有血，才是政權的代價，現在大致又是高拱支付代價的時候了。這個傳統，真是又慘酷，又兇暴。大眾指著居正，認定他正要壓迫高拱，支付最後的血債。

　　大臣中最有聲望最有氣魄的是楊博和葛守禮。守禮約楊博一同去訪居正。

　　﹁已經和他說過了，﹂楊博說。

　　﹁一般的輿望都在楊公，﹂守禮說，﹁認定只有楊公能不殺人媚人。目前事情更吃重了，談不得已經說過，不便再說啊。﹂

　　他們一同拜訪居正。他們替高拱辯護，他們指明東廠沒有良心，他們惟恐株連大眾，他們甚至於以全家百口，擔保高拱的無辜。

　　也許他們說得太熱切了一點，居正有些氣憤了。他不期望一般人的諒解，然而他不能想像平生所欽佩的人也會對自己懷疑。

　　﹁兩位以為我也願意這樣嗎？﹂他憤憤地說。

　　﹁不是的，﹂楊博說，﹁但是只有相公，才有回天之力。﹂

　　居正決定了辦法，東廠的訊問只是初審，居正奏明神宗，交掌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和左都御史葛守禮以及馮保復審。葛守禮和馮保當然責無旁貸。希孝是第二名靖難功臣成國公朱能之後，第六代成國公朱希忠之弟。明朝自成祖以後，特別看重靖難功臣，第一名靖難功臣淇國公丘福的後代削除了，所以成國公是當時的第一世家。加以希忠、希孝，自世宗以來，都是特蒙思寵的勳臣，居正提出希孝，正是看重他的資望。但是事情卻把希孝難住了，他和希忠商量。遵照馮保的計劃吧，他們不願意得罪士大夫；遵照良心吧，他們又不願意得罪馮保。希孝認定了事情的困難，他向居正請教，居正教他再和楊博、葛守禮商量。審訊的經過相當複雜，但是這件事情的結果非常簡單。萬曆二年，希孝逝世，居正在他的神道碑記著：

　　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官門，驚蹕。捕得，下東廠治，賊冀緩死，妄言有主者。於是內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廠雜治之。上曰：﹁可。﹂公既受命，即獨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是時，微公，搢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矣。︵文集四︽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朱公神道碑︾︶

　　王大臣灌下一杯生漆酒，啞了；他不能誣賴高拱指使，也不能陳述馮保唆供，就這樣胡塗地交給刑部擬罪，得到斬首的處分。王大臣的無辜的血液，洗清高拱的被誣，但是沒有洗去居正的嫌疑。居正在給總理河道萬恭的信中說起：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眾情洶洶，獨公以為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相去，豈不遠哉。︵書牘五︽答司馬萬兩溪︾︶

　　居正對於當時士大夫之不相知，真有些憤意了。他對於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沒有置之死地的意念。他在這一年曾和吳百朋說起：﹁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同卷︽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這幾句話，透露他對於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沒有意思要殺高拱。居正︽雜著︾︵文集十一︶裡，痛責王猛計陷慕容垂的錯誤。他說：﹁猛蓋自揣才略，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為足以弭將來之患，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妒寵忌能者之所為，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他知道高拱已經倒了，自己有控制的力量，何必得罪清議，更揭示自己的不能容物。居正的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強。

　　萬曆元年六月，內閣上疏請隨時考成。在居正的一生，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業。居正平時常說遵循祖宗成憲；假如我們要探求居正創制的行為，那便只有他的考成法。全文如次：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復，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託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著﹂，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
　　臣居正當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款，亦嘗亹亹言之，隨該吏部題復，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行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
　　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復奏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理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核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注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注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法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
　　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逾於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奏疏上去以後，奉聖旨：

　　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係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係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同上︶

　　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現在他創制了，這是他的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簡單異常。他只要各衙門分置三本賬簿。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劃，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無須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樣造成兩本賬簿：一本送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內閣查考。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賬簿。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的表現。十六世紀的中國民族血液裡，已經滲入因循的成分，﹁置郵而傳之四方﹂，成為一切政令的歸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紙筆的浪費。幾個腦滿腸肥的人督率著一群面黃肌瘦的人，成日辦公，其實只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裡出來，送進衙門，辦過以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後，另進一個衙門歸檔，便從此匿跡消聲，不見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況，真是不勝警惕。

　　居正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務的辦不通，不是機構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張增加政治機構。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張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紙筆的浪費。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個交代。辦法在紙上說過了，究竟辦到沒有？他要在各科的賬簿上切實注明。在內閣裡，他自己也有賬簿，可以隨時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這是居正的政治系統。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機構。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對於六部的封駁、糾劾之權，完全在六科手裡。明朝的大官可以統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樣可以牽掣大官，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各科給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對於國家大事，同樣地可以建言；對於奉旨會推內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及在外總督、總兵的場合，各科都給事中同樣地可以參加；至於光宗逝世的時候，楊漣以從七品的兵科右給事中，和內閣同受顧命，更是特有的創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內閣控制六科，便是一種創制。內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以後，內閣實權顯然擴大，所以萬曆四年劉台劾居正疏，稱﹁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內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劉台的言論其實沒有說錯。

　　考成法的實施，在整理賦稅的方面，發生的影響最大。中國人受聖經賢傳的影響太大了。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又勸梁惠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政治家談到理財，好像做了一件虧心的事。漢武帝時代，桑弘羊領大農，在整個國家，因為對外戰爭，已經走上經濟崩潰的路線以後，居然靠著平準政策的運用，﹁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這是多麼大的貢獻，但是卜式對他的批評，只是﹁烹弘羊，天乃雨﹂。
　　其實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不能沒有國家的經濟政策。沒有經濟，便沒有政治。孟子的主張，是十分取一。白圭問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說：﹁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說無組織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組織的國家，不能不十分取一。這是孟子的經濟政策。他那﹁薄稅政﹂的主張，用現代的術語，其實只是﹁養稅源﹂。國家對於人民的賦稅，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謀經濟發展，人民的經濟發展了，國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機會。孟子的主張，其實不是﹁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桓寬︽鹽鐵論．利議第二十七︾︶那一套。

　　居正當國以後，他的主張是富國強兵。要強兵便先要富國。富國不外是開源、節流。在這兩方面，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開源，在考成法以外，當然還有節流。

　　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入二百五十餘萬兩，支出四百餘萬兩。︵見奏疏一︽請停取銀兩疏︾︶這是一個岌岌可危的預算。當時沒有屋上架屋的構機，也談不到親戚故舊的汲引，所以要節流便不僅是裁減﹁駢枝機關﹂、﹁閒散人員﹂。隆慶年間的節流是從皇帝和國防入手。這是大處著墨的方法。所以隆慶三年穆宗向戶部索銀三十萬兩，內閣便把歲入、歲出的狀況奏明，請求停取銀兩，其結果穆宗只是說：

　　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附前疏︶

　　這時的內閣大臣，真是負責任的大臣，穆宗的態度，有一些憊賴，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慶六年居正當國以後，在節流方面，真是﹁錙銖必較﹂。神宗開館纂修︽穆宗實錄︾，居正上疏，請求免循舊例賜宴。他說：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為此飲食宴樂之事，非唯於禮有不可，於心亦實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費，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奏疏二︽辭免筵宴疏︾︶

　　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講的時候，請求次年正月早開日講，不必設宴，並免元夕燈火。神宗真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他說：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聖母用膳的時候，都很簡單，逢到節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祿寺春節的供應又省去七百餘金。萬曆元年十月，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愛珠飾：

　　﹁賢臣才是寶貝，珠玉有什麼用處！﹂神宗說。

　　﹁是呀，﹂居正再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

　　﹁皇上說到這一點，真是社稷蒼生的福澤。﹂居正切實感到少年皇帝的﹁聖明﹂，同時也替戶部寬心。他知道歲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開支。這年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上疏請買金珠，奏疏發交內閣，居正看到以後，立即封還，切實給他一個否認。

　　居正的對付韃靼，也隨時考量到國家的財政問題。宣大邊外，俺答的問題解決了。隆慶五、六兩年的撫賞，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己百餘萬，居正在給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經說起：﹁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為國謀者，忠乎否耶！﹂︵書牘四︽與王鑒川言虜王貢市︾︶他真有些自負。但是他對於薊遼，又是一種感想。薊遼邊外的﹁屬夷﹂請求加賞，他認為不值得。他說：

　　今戶、兵二部，已議為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為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賦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顣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為國乏，固亦無怪其頻顣也。幸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拆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書牘四︽答劉總督︾︶

　　應當節省的錢都節省了：光祿寺採辦的錢，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萬，現在只用十三四萬，節約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的御廚。但是節流只是一個方面，主要的方面還是開源。考成法實行了，開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場。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的目標是督促一切政務的進行。但是在財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績最顯著。居正說過：﹁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書牘七︽答山東撫院李漸庵言吏治河漕︾︶這一句揭開居正的懷抱。

　　﹁不加賦而上用足﹂和桑弘羊的﹁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似乎神秘，實際上一點也不神秘。弘羊的武器是平準法，他打倒當時的富商大賈，把一切囤積居奇的利益，收歸國有，這樣應付了漢武帝時代的財政困難。居正的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實收糧賦，停止減免；這樣便可以摧殘當時的一部分大地主，維持國家的歲收。

　　明朝對於江南和浙西的稅額特重，尤其是蘇州府。明初蘇州府歲徵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和浙江全省相等，實在是一個駭人的數字。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勢。貧農的生活困難了，田地賣給富家；富家的勢力擴大了，不但坐食田租的收入，而且因為地位優越，可以獲得減免的特惠。大地主的地位從此形成。大地主在減免的時候，可以優先享受；在科役的時候，可以設法避免；甚至在徵稅的時候，可以任意拖延。一切的利益都歸大地主；一切的負擔都歸貧農。到了貧農擔負不了的時候，於是便把田地賣給地主，從小農的地位，降為佃農。有的貧農索性連同土地和自由，一齊賣給地主，於是成為農奴；農奴對於主人，固然喪失平等的身分；但是對於國家，反而獲得意外的自由，催租科役的差人，從此不會上門。就是這一點，便可以引起小農的羨慕。有時小農的經濟狀況，還不十分困難的時候，自己也會到大地主家裡，請求收為農奴，這就是所謂﹁投靠家人﹂。
　　所以從經濟的立場講，國家和大地主顯然地成為對立的形勢。大地主的勢力愈擴大，國家的歲入便愈減少。因為大地主的拖欠賦稅，以及投靠家人的逃避徭役，於是國家不得不把賦稅徭役分攤到無力拖欠或逃避的小農。其結果更把小農驅入佃農或農奴的地位，越發增加大地主的勢力。國家的力量，只增加事態的嚴重。

　　這時是十六世紀，社會革命的呼聲沒有發動，平均地權的主張沒有提出。有心的當局只有從﹁摧豪強，抑兼併﹂的途徑入手。隆慶三年海瑞為應天巡撫，他的目的便是摧殘大戶。貧農的田產併入大戶的，海瑞設法替他們奪還，實行他所看到的社會政策。後來萬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罷市，當他的棺樞出城的時候，沿江號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絕，但是隆慶四年，海瑞就因為﹁魚肉搢紳，估名亂政﹂的名義被劾，解除應天巡撫。這裡看出當時的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衝突，而為了國家對付地主的大臣，又常常因為地主階級的勢力而終歸失敗。居正和海瑞的立場，本來不是絕對一致的，但是他對於海瑞的去職卻絕對同情，所以他說：﹁至於海剛峰之在吳，其施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書牘十四︽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現在是居正的時代了。他用不到奪田還民，那些不易實行的政策；他有的是考成法，他發動政治的力量，增加歲入，打擊地主，同時也減輕貧民的負擔。他給應天巡撫宋儀望的信，是當時一篇有價值的文獻：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核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
　　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併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依法為私，割上為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通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設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為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逾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為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暗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
　　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併，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為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為？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為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為人穿鼻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書牘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居正對於江南的大地主，印象太壞了。他還記得徐階和他談起的話，﹁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為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創之﹂。他說：﹁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為人之所不敢為故也。﹂︵書牘七︽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但是他對於他的辦法，具有信心；他不怕時人的攻擊，而且也相信終會得到大眾的諒解。他說：

　　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逾，汰其太甚，而無至於︻足炙︼盭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為怨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不㨽痤則浸疾，然剃頭、㨽痤，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為橫議，欲以搖撼國是，如昨南餘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不得不一創之。今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無為山鬼所惑。︵書牘七︽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居正的時代，國庫的主要收人是田賦，惟有對田賦有把握，才談到整理財政，才談到富國。隆慶五年已經有過徵賦不及八分，有司停俸的詔令。︵︽明史︾卷｜二七︽蕭彥傳︾︶神宗登極以後，下詔：隆慶元年以前的積欠，一概豁免，隆慶四年以前的積欠，免三徵七。︵︽明史︾卷二二九傅應禎傳︾︶換一句講，便是隆慶五年以後的積欠，一概追繳，同時還得追繳以前三年的七成積欠。考成法實行以後，規定徵賦不足額的，巡撫和巡按御史聽糾，府、州、縣官聽調。事態確實有些嚴重了。從書生的立場看，一切只覺得操切，但是除了整理田賦以外，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彌補歲入、歲出的巨大的差額？

　　元年，戶部尚書王國光奏稱：

　　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為災患。今一遘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明史︾卷二二五︽王國光傳︾︶

　　這是一個整理地方財政的計劃。王國光主張由地方當局整理田賦收入，除去規定截留作為地方經費者以外，一概呈報中央，再由戶部統籌，作為國防的經費。這一個計劃的提出、批准和實行，當然都有居正在內。經過嘉靖、隆慶兩朝虛耗以後，從神宗登位起，直至萬曆十年，國家稱為富庶，︵︽明史︾卷｜二二︽張學顏傳︾︶不能不認為居正的大功。

　　萬曆元年，六部的人事發生了兩次變動。九月間吏部尚書楊博因病致仕，不久逝世。楊博的去位，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居正說過：

　　自余登朝，則見故少師太宰楊公，心竊向慕之，公亦與余為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遍歷諸鎮，躬履戎行，練習兵事。余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夷狄之策，及九塞險易，將士能否，公悉為余道所以，如指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畫兵事，蓋得之公為多。︵文集五︽吏部尚書襄毅楊公墓誌銘︾︶

　　楊博逝世以後，延推吏部尚書，候補人第一名、左都御史葛守禮，第二名、工部尚書朱衡，第三名、南京工部尚書張瀚。守禮資望最好，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績最著，但是居正認定張瀚清貞簡靖，獨用張瀚。本來第三名稱為陪推，照例是用不到的。因此張瀚對於居正，真是感激，在人才進退的方面，不免受內閣的影響。

　　禮部尚書陸樹聲因為對於內閣感到不愉快，請求致仕，居正託樹聲的弟弟樹德去挽留，但是樹聲去志堅決，只得由他去了。居正自己到樹聲家中，要他椎薦替人，樹聲推薦南京禮部侍郎萬士和。十二月間，禮部尚書也換了人。

　　在邊疆方面，最重要的變動是宣大總督的更換。宣大是當時最重要的地方，對付俺答封貢，王崇古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崇古需要休息了，居正提出方逢時。一次在文華殿上，神宗問道：

　　﹁宣大重鎮，為什麼要取回王總督？﹂

　　﹁朝廷用人，不宜把他的力量用盡。王崇古在宣大久了，應當休息一下，他日不妨再用，﹂居正說。

　　﹁誰可以代王崇古？﹂神宗又問。

　　﹁方逢時可代，﹂居正答。︵參書牘五︽與王鑒川言兢業邊事︾︶

　　這樣決定了王崇古入理京營戎政，方逢時補宣大總督的詔令。逢時本來是和崇古共事的，一切都很順利。

　　北邊的問題，暫時穩定了，但是廣東、廣西和四川還需要處分。處分的方法，第一便要使得地方負責官吏，感覺地位的穩定。居正和神宗也說起：

　　﹁現在南北督撫，皆臣親自選用，能為國家盡忠任事之人。皇上宜加信任，不要聽浮言，加以苛求，使他們無從展布。﹂

　　﹁先生的話說得是，﹂神宗說，﹁先生公忠為國，所用的人那有不當的。﹂︵參書牘六︽答殷石汀言終功名答知遇︾︶

　　廣東離北京太遠，地方又太富庶了。中央鞭長莫及，吏治不能澄清，貪官愈多，民憤愈大。政治的不良，成為地方治安的大禍。嘉靖中年以後，和平、龍南一帶，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都稱王，佔據江西、廣東交界的地方，但是政府因為受到倭寇的牽掣，始終無力應付，直到四十四年，才算稍為安定一下。隆慶年間，惠州藍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都起事了，整個的社會，不能安定。居正曾經說過：﹁嘉、隆之間，廣州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形勢真是非常的嚴重。隆慶五年八月，高拱和居正商定，調殷正茂總督兩廣軍務，決定進兵。居正和正茂說起：﹁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畏，良民無依。﹂︵書牘四︽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以後募浙兵，發馬價，一切都由正茂放手去做。居正當國以後，更和正茂說：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朝廷既以閫外托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不為搖也。︵書牘四︽答兩廣殷總督︾︶

　　萬曆元年，潘季馴又和居正談起，也是懸念廣東的兵事。居正肯定地說：﹁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蕩定。﹂︵書牘五︽答潘總憲笠翁︾︶果然就在這一年中，將廣東方面，逐步安定，只剩諸良寶、林鳳未平，不幸廣東軍隊，在進攻中，受到一些意外的挫折，居正和正茂再說：

　　諸良寶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一撮許殘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再起，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譬之蔓草，鏟盡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蕩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芟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者，宜照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書牘五︽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統治者下了鎮壓的決心，正茂當然出力，萬曆元年四月，潮州一帶的軍事成功了，只有林風和部下出海，在福建、廣東的海岸線活動，最後完成他在海外發展的使命。

　　在廣西方面，當殷正茂由廣西巡撫調任兩廣總督的時候，繼任的是郭應聘。這時府江瑤也起了一次大動亂。府江是從桂林到蒼梧的桂江，在陽朔到昭平三、四百里這一段，兩岸都是瑤山。瑤人進攻永安州、荔浦縣，擄去知州楊惟、都指揮胡潮。桂江交通中斷，各縣城門，白天都不敢開，形勢嚴重極了。居正一面吩咐應聘調集大軍，一面說；

　　兩江寇盜，︵廣西有左江道右江道，故云兩江︶為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今廣西古化縣。隆慶四年殷正茂、郭應聘平古田︶用足下之妙算，殲此狐鼠，諒不為難。但炎荒瘴病之地，屯數萬之眾，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並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欽、岑之間，使賊跧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采擇焉。︵書牘四︽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應聘正在調集大軍六萬，進討府江瑤的當中，懷遠︵今三江縣︶的瑤人又起義了，殺知縣馬希武，情勢也很吃緊。這時已經是隆慶六年的秋後，居正當國，更有決定的全權。他和應聘商定，先定府江瑤，一面招撫懷遠，等到府江平定以後，隨即進兵。冬天以後，府江已經安定，但是萬曆元年正月進兵懷遠，又因為雨雪的關係，發生停頓。居正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舉。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亦未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構，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朝廷廑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啟釁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推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書牘五︽答巡撫郭華溪︾︶

　　但是戰事已經決定，沒有徘徊的餘地。應聘調兵十萬，積極進行，居正只是說：﹁不謂其怙惡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眾，亦難中止矣。一切剿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書牘五︽答郭華溪︾︶就在這一年，懷遠兵事結束，廣西平定。居正主張徹底蕩平。他說：﹁兵己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同卷︽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萬曆元年，四川方面發生平定都掌的軍事。都掌﹁蠻﹂盤據敘州府高、珙、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六縣地方。﹁蠻﹂首據九絲山、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峰、四出擄掠，成為四川心腹之患。四川巡撫曾省吾決心進兵，居正也認為﹁都掌為害多年，不容不除﹂。︵書牘五︽與蜀撫曾確庵計剿都蠻之始︾︶省吾調兵十四萬，奏留總兵劉顯統兵出發。劉顯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繼光齊名，但武官的積習太深了，貪贓行賄，不守法紀，一切的事都有，這時正被劾罷。居正和省吾說：﹁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並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熟計之。﹂︵同上︶三月中，劉顯準備完成，一舉擊破凌霄峰；居正再寄書省吾，督促追擊：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丑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蕩定之功。計蠻眾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搗其虛。……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為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為愈也。︵書牘五︽與蜀撫曾確庵計剿都蠻︾︶

　　九月中，劉顯平定都掌。捷音到京，居正說起：﹁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國家神氣，借此一振，四方有逆志感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同卷︽答蜀撫曾確庵︾︶這裡看出他心中的喜悅。

　　居正對於國事的計劃，是在穩定中求進展。他整頓賦稅，節省支出，為國家安定經濟的基礎。對於北邊的國防，他是一面分化韃靼，一面整理軍實。對於南方的動亂，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鎮壓，勞師費財，一點都不顧惜。這些動亂的原因，他明明知道是由於政治的不良，因此他的責任應當是努力改進當時的政治情況，但是他的措施，止是對於起義農民和少數民族的無情鎮壓。居正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這裡完全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兇狠面貌。

第九章　初步的建設︵下︶

　　萬曆元年，居正進︽帝鑒圖說︾，第二年就發生效力。神宗這時才十二歲，他和吏部尚書張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說，要召見廉能官員，面加獎諭。居正隨即請定面獎廉能儀注，他在疏中說：﹁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奏疏三︽請定面獎廉能儀注疏︾︶二年正月，神宗在會極門，召見廉能官員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便是這一次的結果。

　　九月間，刑部秋審，判定重囚應處死刑的，一概上奏。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難從宮內發生了。

　　﹁慈聖太后的懿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華殿和居正說，﹁先生以為怎樣？﹂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居正說，﹁皇上即位以後，停刑已經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兇惡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來，還是不必停。﹂

　　神宗聽了以後，奏明太后，應處死刑的，一概准予執行。

　　這一點牽涉到古代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問題。不負實際責任的人常常主張寬大，但是負擔實際責任的人，便認為這是一個難題。鄭子產臨死的時候和子太叔說：

　　﹁我死後，國家大政是你的事了。有德的人，也許能夠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的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燒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覺得可愛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寬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產死後，政權落到子太叔手上，這是一位官僚主義的統治者。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得到這個機會，發動起來，爭取他們的自由。子太叔懊恨極了，他認為早聽子產的話，一定不至於此，這才調動軍隊，把起義的人民鎮壓下去，仍走上反動統治者的老路。

　　居正是主張猛的，他曾說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他看到元末的大動亂，完全因為當局的寬縱，以致演成不可收拾的慘劇。所以他認定﹁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文集十一︽雜著︾︶他又說過：

　　﹁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為矣。﹂︵書牘八︽答總憲吳公︾︶關於捕﹁盜﹂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規定。後來萬曆七年，因為﹁盜犯﹂中途脫逃的事，他說：

　　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著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賄逃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挨查，於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尚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書牘十一︽答河漕薑按院︾︶

　　居正的主張是﹁盜﹂者必獲，獲則必﹁誅﹂，這是考成法的規定。但是如︽明史︾所載，居正當國之時，﹁大辟之刑，歲有定額，﹂︵︽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又稱﹁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明史︾卷｜二九︽艾穆傳︾︶都難免有些以訛傳訛。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額，就在當時，也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是︽艾穆傳︾稱艾穆為刑部員外郎，到陝西復審的時候，艾穆決定只有兩個人處死刑，同審的人惟恐太輕了，要受到政府的處分，艾穆慷慨地說：

　　﹁我可不會拿別人的生命保障自己的地位。﹂

　　在居正大權在握的當中，地方官吏奉行過甚，也是不免的事。

　　二年十月遼東大捷，除了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進左都督以外，薊遼督撫以及內閣諸臣一體加恩，居正具疏力辭，神宗親筆下諭：

　　敕諭元輔張少師：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啟沃，四方治安，九邊寧靖。我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不為過。乃屢辭恩命，唯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特賜坐蟒衣一襲、銀錢五十兩，以示優眷，申成先生美德，其欽承之。︵奏疏四︽御札獎勵疏︾︶

　　自從俺答封貢事定以後，戰事的中心逐漸東移。東部的韃靼，在土蠻的領導下，繼續和朝廷作戰，最困難的問題是﹁屬夷﹂。喜峰口、宣化境外有朵顏衛，錦州、義州、廣寧境外有泰寧衛，瀋陽、鐵嶺、開原境外有福餘衛，這是所謂大寧三衛；迤東還有建州衛。在名義上他們都服屬中國，所以稱為﹁屬夷﹂，但是事實上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朵顏部長董狐狸、長昂，以及建州衛都指揮王杲都和土蠻相通，成為薊遼一帶的邊患。要對付土蠻，第一便得對付﹁屬夷﹂，所以萬曆元年，居正就認定處置﹁屬夷﹂之策，為國家大事，急宜經理。︵書牘五︽與王敬所論大政︾︶這一次遼東大捷，李成梁斬建州部落一千一百餘人，後來連王杲也殺了，當然是對付﹁屬夷﹂的一次﹁成功﹂。

　　戰事中心到了薊遼，但是薊遼最大的遺憾，便是地形的缺陷。整個三衛，盤據在熱河和遼寧的西邊，薊州和遼東兩鎮，失去應有的聯繫。居正的計劃，是遵守楊博固守邊牆的遺策，一面整理薊州一帶的邊牆，︵書牘六︽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以備韃靼的進攻；同時也計劃反攻。他聯絡遼東、宣府、薊州三鎮，主張由薊州堅守，由遼東、宣府雙方夾擊。他給方逢時說起：

　　比者遼左之功，固為奇絕，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為重，以其為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為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冀其為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加之以威，彼固未肯俯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為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為易。今擬於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卻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求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台以守，遏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為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眾潰牆而入，則亦勿遽為倉皇，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據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蹙擊。彼既饑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惰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為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從隗始之意也。︵書牘六︽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萬曆元年，居正和薊遼總督劉應節說過，要﹁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見前︶這便是居正的長策了。但是這一條計策，在居正手裡，始終沒有用過。戰事的中心逐漸東移，遼東成為中國的重鎮，這是後事。萬曆最初十年，戚繼光坐鎮薊門，是當時的一重保障，土蠻不敢南侵，未必不由於此。居正對於三衛，始終設法羈縻。他用的方法，自己說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以骨，狂吠則擊之以棰，既棰而復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宜書諸紳。﹄誠然。﹂︵書牘八︽答吳環洲︾︶居正手上有的是大棒和骨頭，這是他﹁羈縻﹃屬夷﹄﹂的方法。對於﹁撫賞﹃屬夷﹄﹂的段布，正和對於賞賜俺答的段布一樣，居正逐件看過，都要美好經用，這是骨頭。朵顏部長董狐狸、長昂，和青把都是親戚，居正吩咐宣府巡撫吳兌：﹁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勿復作歹，自取滅亡。﹂︵書牘六︽答薊鎮吳環洲︾。薊鎮誤題，吳環洲即吳兌。︶這是大棒。這一年他又說過：

　　辱示薊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書牘六︽答吳環洲︾︶

　　居正曾經自稱別無他長，但能耐煩，這是一句謙虛的話，但是耐煩確是能使居正成功的品德。耐煩的人，對於一切事務，有佈置，有步驟。他不會一暴十寒，然而他也不求一勞永逸，只是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去幹。我們所不能滿意的是居正對於起義的人民，沒有正確的認識，因此止知道如何去鎮壓；同樣地他對於沿邊的少數民族，除了利誘威服以外，沒有採取進一步靠攏和爭取的方法。

　　對於用人行政方面，他也是一步一步幹著。萬曆二年四月，實行久任之法，這是他在隆慶二年︽陳六事疏︾中已經說過的。十二月內閣進職官書屏。居正上疏：

　　仰惟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親獎廉能；頃者吏部奏除，躬臨銓選，其加意於吏治人才如此。顧今天下疆里，尚末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德意，發達聖聰者，謹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備查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為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為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升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即張設於文華殿后，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其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親賜詢問，細加商榷，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理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於聖鑒之下。不惟提綱掌要，便於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其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於高聰：其賢者將兢兢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於上，不才者亦將凜凜焉畏上之知而不敢為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奏疏三︽進職官書屏疏︾︶

　　在職官方面，明代定都北京以後，南京六部諸寺，實際成為贅疣。嘉靖、隆慶間已經開始裁革了。萬曆三年二月裁南京官，以後再經過九年的裁革，除了養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屬官以外，差不多已經調整，這都是居正任內的成績。

　　三年四、五月間，居正上︽請飭學政疏︾，這是一個極大的改革。明朝的學制，兩京國子監是直轄中央的國立大學，與地方無干。各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都有一定學額，歸各省提學官管轄。鄉村之中又有社學，民間子弟自由入學，不受學額的限制，但是沒有強迫入學的規定。當時的問題，集中在地方學制的府、州、縣學。

　　太祖洪武年間規定，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稱為廩膳生員。洪武十五年定令，廩膳生每人每月領米一石，魚肉鹽醯，由官供給。宣宗宣德三年規定，府、州、縣學各設增廣生員，學額與廩膳生員相同，他們沒有領米的權利，但是和廩膳生員一樣，一家之內，除本身外，優免二丁差役。換一句話，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學，可以三人免役。以後增廣生員以外，又添附學生員，現代術語稱為特別生，他們當然更談不到廩米，但是免役的權利，還是一樣。廩膳生員，增廣生員，附學生員，簡稱廩生、增生、附生；有時只稱廩、增、附。通常人用漢朝科日秀才異等的名稱，稱為秀才。這些秀才，有米可領，遇役可免；文理通順，學問優長的，當然還可以考取舉人、進士的出身，為國家做事；但是大多數永遠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縣學主員，領米免役，成為地方的特權階級。這一群特權階級人物多了，發生連帶關係，在地方上隱隱成為一種勢力，可以欺侮一般民眾，同樣地也可壓迫地方官吏。他們儘管滿口孔子、孟子，聖經、賢傳，講道德，說仁義，但是事實上只是地方的禍害。這便是所謂學霸。嘉靖十年題准：﹁生員內有刁潑無恥之徒，號稱學霸，恣意非為，及被提學考校，或訪察黜退，妄行訕毀，赴京奏擾者，奏詞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問。﹂︵萬曆本︽明會典︾卷七十八︶便指的這些人。

　　萬曆二年，特敕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去今已經一年了，但是還沒有看到成績。居正認定惟有控制各省提學官，才可以控制生員，疏稱：

　　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為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為虛譚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幸門，明招請託；又憚於巡歷，苦於校閱，高座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敝，民偽日滋，以馳騖奔趨為良圖，以剽竊漁獵為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幾具員耳。去年仰荷聖明，特敕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為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眾口，因循頹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蓋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奏疏四︽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疏後附列十八款，目標都在振飭當時的學風，列四款於次：

　　一、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又何必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而啟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

　　一、我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即為昭雪，其事不干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須嚴加校閱。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養者，即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拿問，照例發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行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為少。若鄉宦勢豪，干託不遂，暗行中傷者，許逕自奏聞處治。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為民。

　　這是居正整飭學風的計劃；他要打倒遊談之士，所以不許創建書院；他要肅清學霸之源，所以裁減學額；至於禁止糾眾，考驗文理，固然是明初以來的遺規，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實行，因此儘管只是舊話重提，但是重提的舊話，到了萬曆初年，便增加新的意義，不能再當具文看待。關於書院一方面，到萬曆七年詔毀天下書院，局勢的推演，更加積極：在學額方面，因為考成的關係，有司奉行，也是非常嚴格。︽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言：﹁嘉靖十年，嘗下沙汰生員之命，御史楊宜爭之而止。萬歷時張居正當國，遂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大致這不是一句誣衊的話。

　　假如居正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關於整頓學風的事，也許還要重行考慮。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領導階層，得罪這個階層，往往會發生極大的風波。周武帝滅高齊，統一北方，對於南方的陳國，隨時可加撲滅，只因為沙汰沙門，得罪當時的領導階層，這一群僧侶消極反抗，武帝死後，不過數年，整個的國家移轉到一個委瑣平庸的楊堅手裡，智識階層，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聲。明朝以來，秀才成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政府的官吏，出身於這個階層，地方的輿論，也操縱在這個階層的手裡。他們固然壓迫一般民眾；然而一般民眾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聲，民眾中的優秀分子，又往往因為知識發展的關係，隨時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所吸收；因此秀才們不但沒有受到民眾的反對，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眾的擁護。人民大眾的認識沒有提高以前，有時會把騎在頭上的惡霸，看作領導的人物，何況在居正的時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張沙汰生員，但是畢竟沒有沙汰。居正以後，思宗時，大學士溫體仁又提出同樣的主張，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彈劾，疏言體仁﹁又議裁減茂才︵即秀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傳︾︶溫體仁固然是一個庸人，但是主張裁減生員，何嘗得罪於聖賢？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盂子也說﹁往役、義也﹂。孔子、孟子沒有造成特權階層，也沒有提出領米免役的要求，為什麼主張裁減生員，為民眾減輕負擔，為公家平均勞役，就算是得罪聖賢呢？傅朝祐的議論，只是擁護特權階層的既得權利，不肯放棄。

　　居正提出整頓學風的計劃，正是抱了最大的決心。萬曆八年，他曾經說起：

　　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於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願吾賢勉之而已。︵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這封信中，大致也是關於整頓學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毀譽關頭，所以能有當日的成功，也正因為他不顧人情物議，所以不免招致身後的詆毀。

　　萬曆三年五月，還有一次遼東報警的事。﹁屬夷﹂傳來的消息，韃靼武士又出動了。這一次的主謀是土蠻，他糾集青把都，率同二十餘萬騎士，準備向遼東開發。消息緊張的了不得。遼東巡撫立刻申報兵部，敵人已經開到大寧，所以請兵請糧，一刻也緩不得。兵部尚書譚綸隨即上奏。神宗雖然只有十三歲，但是對於國家大事，不容他不關心。驚惶極了，他問居正怎樣辦。

　　﹁請皇上寬心，﹂居正說。﹁暑天不是敵人猖狂的時候，大致不會有什麼大事。﹂

　　居正儘管這樣地寬慰神宗，但是言官們已經驚動了。一位給事中上疏，主張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他恨不得立刻宣佈戒嚴。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慶四年李春芳、趙貞吉那一番倉皇失措的情形。他嘆了一口氣，但是同時也吩咐薊鎮戚繼光和宣府巡撫吳兌打聽虛實。不久，繼光的報告來了，據說韃靼諸部﹁酋長﹂，久已解散，沒有集合的行動。吳兌更說青把都始終沒有出動，更談不到進兵遼東。居正的估計沒有錯，一切只是虛報。但是北京城裡的空氣，從五月以來，已經緊張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準備秋防的時候。居正上︽論邊事疏︾：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沖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復公牘，謂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徵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奏疏四︽論邊事疏︾︶

　　萬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撫及巡按御史，對於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這也是整頓吏治的一個表現。明初用人的制度，分為三途；第一是進士，第二是舉人、貢生，第三是吏員。這是所謂﹁三途並用﹂。後來因為長官都是進士出身，進士出身的官員，特別蒙到關切，舉人、貢生出身的，已受歧視，更談不到吏員出身了。於是吏員上進無門，自甘暴棄，就是舉貢也決不輕易就職，他們唯一的目標，是考進士，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後自有合理的發展，考不中，他們準備三年以後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紙堆中。浪費精力，埋沒人材，科舉制遂成為大害。隆慶年間，高拱提議，明初舉人為名臣者甚眾，以後偏重進士，輕視舉人，積弊日甚，請求自今以後，惟論政績，不論出身。這是一個有見地的提議，但是沒有實行。隆慶四年，吏科給事中賈三近上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明史︾卷二二七︽賈三近傳︾︶賈三近的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實際上這個計劃沒有實現。這兩件事，居正都在大學士任內看到，現在自己當國，更積極地要想實現，但是即在居正任內，並沒有顯著的效果，居正身後，當然更談不到。科舉的制度，永遠成為整頓吏治的障礙。

　　隆慶六年六月以後，內閣只有居正和呂調陽兩人，到現在三年了。萬曆三年八月，居正疏請增加閣員。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居正推薦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及馬自強、申時行二人入閣。御批﹁張四維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著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因此四維在內閣中，名為居正的同僚，其實只是居正的屬員。首輔的權力，無形中又提高一層。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他是楊博的同鄉，王崇古的外甥，和居正也有相當的關係。這是一個有辦法，能忍耐，而且捨得化錢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許多意外的方便。隆慶年間，是一個盛談邊務的時期，四維當然很清楚，以後俺答封貢事起，朝議未定，奔走關說，主張封貢的便是四維，因此深得高拱的器重。高拱準備引進四維入閣，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間的衝突。其後四維也因為言官彈劾，乞假家居。但他和當道要人，還是不斷地連絡。隆慶六年，高拱失敗，這是四維潛伏的時期了，但是因為王崇古的關係，不久他和居正又發生聯繫。四維知道政治中樞，還有馮保和慈聖太后，於是他再連絡馮保和李太后的父親、武清伯李偉。萬曆二年，四維入京，以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待郎，三年八月，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做官的欲望，當然滿足了。至於爭權，四維很清楚，在居正當國的時候，談不到爭權。呂調陽入閣三年了，除在內閣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慶典，照例進官、蒙賞以外，還有什麼？四維知道自己只是﹁隨元輔辦事﹂。這是聖旨，也不妨說是一個條件。大學士固然名為大學士，其實只是居正的一條尾巴。在這一點，居正和四維成立一種默契。但是居正沒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華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呂調陽，也許可以遵守這個默契，並不感覺痛苦；才華的人如張四維，便完全兩樣了。他遵守這個默契，但是心裡卻充滿怨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的恭謹，只能增加他的仇視。這便成為居正身後，四維極力報復的張本。萬曆十年，居正逝世；十一年抄家，他的長子敬修自殺，在他的血書後面寫著：﹁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四維別號︶，今張家事︵敬修自指︶已完結矣，願他輔佐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到了這時，敬修才知道四維是自己一家的大仇，但是在居正生前，居正只覺得四維是一個恭謹的同僚。

　　萬曆三年，在江浙海外，發生一次小規模的國際戰事。嘉靖中年，是倭寇猖獗的時代。經過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劉顯這一群人戡定以後，大局稍為安靜，但是小股的倭寇，還是不斷地擾亂，隆慶年間，廣東方面的動亂，也有倭寇參加的蹤跡。中國和日本是接近的鄰國，本來應當好好相處，為國際爭取和平，為人民爭取幸福，但是那時雙方的統治階級，都沒有認識這個道理。遠在北京的皇帝，高高在上，沒有貫徹保衛祖國的職責；而日本方面，無數的封建主，一邊率領虜掠成性的武士，一邊勾結中國沿海的漢奸，不斷向大陸進攻。這是當時中國和日本相處的情勢。居正也曾說到中國和日本的關係：

　　倭奴自元以來，為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沒於海。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良懷不奉朝貢，寇掠直、浙，至遣某某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只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侵侮之漸，有自來也。︵文集十一︽雜著︾︶

　　居正看到日本的禍害，但是居正認識當時國家的敵人，還是北方的韃靼，所以在﹁北邊第一﹂的口號下面，對於倭寇，談不到根本解決，只能對於沿海督撫，尤其蘇、浙、閩、廣諸省，加以不斷的戒飭。他的計劃是用兵船巡弋近海，隨時和倭寇在海面決戰。萬曆三年，倭寇又到江浙海外黑水洋一帶了。應天巡撫宋儀望調兵船和他開戰，打了一個勝仗，居正一邊奏請加官，一邊致書獎勵，同時警戒浙江巡撫謝鵬舉。他說：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為憂，故昨年擬旨申飭。賴公偉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哉！慰甚。彼前鋒既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書牘七︽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好。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折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剿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之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沉毅有遠慮，賊不足患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同卷︽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萬曆三年，居正決心整頓驛遞，這也是居正招怨的一件大事。

　　明代從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幹線都有驛站，驛站是當時的唯一交通制度。驛站有主管官吏，有馬，有驢，有夫役；水驛有紅船，有水夫：都很完備。馬、驢從那裡來？馬、驢來自民間。船隻從那裡來？船隻也來自民間。馬、驢的草料，船隻的裝備，莫不來自民間。民間還要按糧出夫，馬夫、水夫當然也來自民間，自備工食，三年一輪，周而復始。除開馬夫、水夫以外，各驛還有館戶，專為過往人等，治造飯食，不許片刻稽留：當然館戶也是來自民間，自備工食。最初的時候，夫役還享到免糧的特權，從嘉靖二十七年議准以後，連這一點特權也取消，於是夫役不僅沒有權利，只有義務，而且還要供給馬、驢、紅船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備。交通幹線附近的人民，實際成為國家的奴役。

　　對於交通幹線附近的人民，這不能不算一種虐政，但是國家如此龐大，為維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起見，在交通工具尚未發達以前，驛站制度，縱是需要合理的調整，不是沒有存在的理由。一切全看這個制度的運用。太祖時代，關於使用驛站的規定，非常嚴密，非有軍國大事，沒有使用的權利，即是公、侯、駙馬、都督奉命出差的時候，也只許隨帶從人一名。所以驛站制度雖然存在，人民的痛苦，還得到一些緩和。有一次，吉安侯陸仲亨從陝西回京，擅行使用驛站車馬，給太祖知道了，太祖痛責道：

　　中原兵燹以後，百姓開始復業，買馬出丁，非常艱苦。倘使大家和你一樣，民間賣兒鬻女，也供給不起啊！

　　太祖時代究竟是老遠的過去了。以後的條例，便逐日地寬大！太祖時代，給驛條例只有六條：到嘉靖三十七年，便擴充到五十一條。五十一條的使用者，都有勘合，現代稱為護照。勘合分為五等：溫、良、恭、儉、讓。北京的勘合由兵部發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撫和巡按發出。填發的機關，總算還有相當的限制；但是在填發的時候，便來一個寬大的作風！兵部可以填發勘合送人，各省也可填發勘合送人。領用勘合的人，沒有繳還的限期，一張勘合，成為終身的護照，而且自己不用，還可轉贈旁人，姓名不合，更不妨洗去重填。寬大之外，還有寬大！交通幹線附近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領用勘合的官員，大都既不溫良，也不恭儉，更談不到讓；勘合的五個號碼，只成為刻骨的諷刺。官員到了驛站以後，百般需索。他們要糧食，要柴炭，要酒席，要疏菜，要夫，要馬。有時在拉到夫馬以後，人民也可按照道路遠近，講明價值，經過一番磋商，索性繳納銀兩，放走了事。於是官員們在沿站滋擾以外，連帶也成為擄人勒贖的強盜。這一點，官員們久已視為他們應有的特權。在寬大的政體之下，沒有人敢於侵犯他們的特權，以至引起自身的不利。

　　直到萬曆三年，居正提出整頓驛遞的計劃：

　　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非係軍務，不許擅用金鼓旗號。雖係公差人員，若轎扛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撫、按有違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該科指實參治。若部、科相率欺隱，一體治罪。
　　撫、按、司、府各衙門所屬官員，不許託故遠行參謁，經擾驛遞；違者撫、按參究。
　　有驛州、縣，過往使客，該驛供送應得廩糧蔬萊，州、縣止送油燭柴炭，不許重送下程紙札，如有借此科斂者，聽撫、按官參究。
　　凡經過官員有勘合者，夫馬中火，止令驛遞應付，有司不許擅派里甲。其州、縣、司、府官朝覲，給由入京，除本官額編門皂，量行帶用外，不許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長行夫、馬，及因而計路遠近，折干入己。
　　凡官員經由地方，係京職方面以上者，雖無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護出境，仍許住宿公館，量給薪水燭炭，不許辦送下程心紅紙札，及折席折幣禮物。
　　凡內外各官丁憂、起復、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萬曆本︽明會典︾卷一四八︶

　　這年又規定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給內勘合；其中仍須回京者，回京之日繳還勘合；無須回京者，即將該項勘合，繳所到省分撫、按衙門，年終一併繳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撫、按衙門給外勘合，至京以後，一併繳部，其中有須回省者，另由兵部於回省之日換給內勘合。

　　居正的規定，較之太祖時代的給驛條例，已經太寬，但是從太祖到神宗，這二百年間，整個的時代變了，一切只能做到﹁去泰去甚﹂。就是這樣的規定，也還有成為具文的危險，嘉靖、隆慶年間，都曾有過類似的規定，其後只成一張廢紙！但是居正手中有的是考成法，他用六科控制撫、按，用內閣控制六科，章程、條例都要切實執行，不容成為具文，這是考成法的作用。

　　對於萬曆三年整頓驛遞的心情，居正自己說過：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主上赫然思以厘振之，明旨屢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教，謂外而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付。若如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祖宗之舊，蘇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於故常，牽於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書牘九︽答總憲李漸庵言驛遞條編任怨︾︶

　　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日寡。天啟聖明，雖在幼沖，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為務，鋤強戮凶，剔奸厘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眾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書牘十二︽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驛遞條例既經整頓，以後便是執行的事了。居正認定這是一件致理安民的大業，所以始終沒有放鬆。執行的時候，當然從自己做起。兒子回江陵應試，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過生日，吩咐僕人背著壽禮，騎驢回里祝壽。萬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調理，保定巡撫張鹵發出勘合，居正隨即繳還，並附去一封信：

　　亡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行飛票，騎坐官馬，即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發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皇上子惠窮民，加意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食逆旅，蓋上之約己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敢驚擾有司，此台下所親見，即亡弟歸，亦皆厚給募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妄意干澤者，即煩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徇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旨查朝覲官遣牌馳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書牘十二︽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惟有始終不懈，從自己做起，才算得﹁綜核名實﹂，這是居正給我們的教訓。在整頓驛遞的當中，一切都從大官做起。外勘合由撫、按衙門發出，所以便先行整頓撫、按。甘肅巡撫侯東萊的兒子擅行馳驛，言官提出彈劾了。甘肅雖然不是最吃緊的地方，但是究在北邊，而且東萊是一個應付韃靼號稱得力的邊臣。居正確實感到一點困難，但是不能因為一個巡撫的原故，破壞國家的定法。沒奈何，把東萊的兒子應得的官蔭革去了，以後再慢慢地設法補救。保定巡撫張鹵奉到居正的催促，恰好保定正在交通幹線的要點，只得實行稽查。他發現違反規定的，一共十幾人，一齊都奏報上去。這一次太嚴重了，居正只得稍行容忍，先把太僕寺和太原府的官員處分一下。他和張鹵說：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覲遣牌馳驛者，即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概及其他，恐干連人眾，所傷者多。今姑為隱涵，後若再犯，即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頹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為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於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敢廢格詔令可耳。今台諫諸君屢奉嚴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頗損，故願諸公之毋捨己以徇人也。至於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之自不為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於薊遼，則地隔兩境，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敕者，則不在此例矣。︵書牘十二︽答順天張巡撫︾︶

　　這一次的處分，有一點出人意外的，是太原府知府上書兵部和都察院，聲明並非本人有意違例，因為山西巡撫派人護送，所以竟在省外使用驛站車馬。責任落到山西巡撫身上。居正當然犯不著因為這個問題，動搖邊疆大臣，所以只得去信加以嚴重的告誡：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台即欲據揭並參，不穀喻之乃止。原揭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施德於人，而又有累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為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尚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若此，未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強毅，而猶若此，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於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諒。︵同卷︽答山西徐巡撫︾︶

　　整頓驛遞，當然不是一年的事。最感覺棘手的是內監和衍聖公。內監是宮內的親信，輕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們的領袖去設法。︵見書牘十二︽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衍聖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尚賢。大聖的後人，因此更應為世表率，偏偏尚賢忘去這一點。每年衍聖公自曲阜入京朝貢，沿途騷擾不堪。山東布政據實直告居正。居正說：

　　承示大監、聖公橫索驛遞。今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被虜賊，有司亦莫之誰何，以其為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為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為持法之公也。︵書牘十二︽答藩伯徐中台︾︶

　　這是萬曆八年的事。次年，衍聖公家庭發生風波，尚賢的庶母郭氏攻殲尚賢，朝廷派員查勘。一面由居正和山東巡撫何起鳴把衍聖公每年入朝的故事，重行商定。居正說：

　　中間處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為得中。然僕竊以為今親王俱不朝貢，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借此為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啟行，此豈為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為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簡便。公如以為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何萊山︾︶

　　商定的結果，衍聖公入朝定為三年一次。這樣一來，對於衍聖公的走私夾帶，當然不免發生稍許的不便，但是交通幹線附近的居民，卻減少了不少的驚惶。

　　萬曆三年，發生了水利問題；這一年舊事重提，再行發動疏鑿泇河和膠萊河，這兩件事，居正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都沒有成功。本來明朝的水利問題，集中在黃河，這不是因為明朝人對於水利有特別的興趣，而是因為政治和軍事的關係，不能不著重漕運；著重漕運，便不能不著重黃河。明朝的京城在北京，整個的國防形勝，也著重在北邊，因此每年由南而北的漕運四百萬石，成為國家的生命線。隆慶六年，居正曾和港運總督王宗沐說過：

　　今方內乂安，所可慮者，河漕為最。茲賴公之力，經理十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書牘四︽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萬曆元年，四百萬石又安穩地北上，居正又說：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語及今歲漕事，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上深以為然。︵書牘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次年，漕運還是如期北上，居正說起：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可以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書牘六︽答河漕王敬所︾︶

　　居正方作國儲充實以後的計劃，就在這一年，黃河在邳州決口，淮河也決口。萬曆三年，黃河又在碭山決口，黃水不斷南流，一部分由淮安入運，直灌長江，淮、揚一帶因此發生極大的恐慌。但是當局的注意還是集中運道。這時從宿遷到韓莊的運河還沒有，從淮安到宿遷，再從宿遷到徐州茶城，黃河就是運河，明朝人稱為﹁借黃為運﹂，在借黃為運的情形下面，黃河的通塞，和漕運有關，也就和國防有關。明朝人治河有幾條牢不可破的原則。第一，黃河到開封以後，不許向北，因為向北便不能向南，淮、徐一線的漕運便發生問題。第二，黃河到徐州以後，不許向南，因為向南便影響明朝鳳、泗一帶的祖墓。第三，即使在這個範圍以內，也不許輕易改道，因為改道便會發生淺灘，必然妨礙糧艘向北，空船回南的路線。在這幾個原則之下，明人對於洪水橫流，挾沙俱下的黃河，只有夾岸築堤以防黃水的潰決。他們築堤的技術非常發達，單就堤岸的名稱，便有遙堤、縷堤、月堤、格堤的不同，但是最後總有橫潰的一日。黃河屢次決口，河水流入運河，復在高郵決口。事態嚴重極了，種種的主張都提出，一切等待居正解決。

　　居正只有給河道總督傅希摯去信。萬曆二年，他說：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揚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為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書牘六︽與河道傅後川︾︶

　　希摯的復信來了，居正覺到遊移，又去一信：

　　辱示︽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據公所言，皆為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遙堤又不必築；開泇口，則恐工巨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為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於上而行之。︵同上︽答傅後川議河道︾︶

　　最後希摯決定請求重開泇河。泇河二源，一出嶧縣，一出費縣，稱為東、西二泇河。隆慶四年，翁大立總理河道的時候，就提議開泇河，他主張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貫東、西泇河，下合沂水，過宿遷駱馬湖，再入黃河。在隆慶萬曆年間，稱為新水道，其實就是現在韓莊、宿遷間的運河水道。這一個計劃︽明史︾稱為﹁引泗合沂﹂，當然不是專指泇河本身。大立的計劃沒有實現，希摯重行提出。萬曆三年二月，希摯疏稱：
　　﹁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以資河為漕，故強水之性以從吾，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為永圖耳。﹂他提出工程計劃，最後說，﹁若拚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黃河無慮潰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有省，尚有餘抵也。故臣以為開泇河便。﹂

　　奏疏上去以後，發戶、工二部看議，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請求召集廷臣會議。居正認定會議只是虛文，一面奏派于趙和希摯會勘，一面再給希摯去信：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群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慎，期在萬全無害可也。︵書牘七︽答河道總督王敬所︾。按王敬所三字誤題︶

　　于趙勘後，認定要開泇河，勢必經過良城，良城伏石實勘五百五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戶部又謂﹁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數年不成，故治河為急，開泇為緩。﹂居正準備承肩﹁艱大之任﹂，但是戶、工二部都不贊同，希摯的態度，又不堅決，事情只得擱下。萬曆三年六月，奉旨：

　　侯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謾興此役，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肆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城伏石，徐議興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今人平日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著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悠遊無事，捱日待時，詎肯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泇口之議，止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說治河即可以兼漕，便著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議。

　　萬曆三年開泇河的計劃失敗了。直到萬曆三十二年，總河侍郎李化龍、曹時聘的手裡，才能完成。每年三月，糧船由泇河北上，秋天以後，空船仍由黃河南下，泇河、黃河，成為徐州、宿遷間往還分途的水道。但是居正沒有看到！居正所看到的，只是一個大計劃的失敗。三年六月的上諭，充滿焦急和憤恨，我們不難想像是誰的手筆。

　　開泇河的計劃失敗了，四百萬石的漕糧，重行寄託給全無把握的黃河。國家的運命，真是非常地渺茫，居正方在躊躇著。這年九月，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右侍郎徐栻上疏請開膠萊河。這兩位都是居正的同年，尤其是劉應節，在他任薊遼總督的時候，居正曾經和他有過不少的磋商。應節，山東濰縣人，對於膠萊一帶的情形，更應當熟悉。居正記得隆慶五年，自己曾經反對膠萊新河的計劃，曾經慮到水泉難濟，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黃河屢次決口，泇河計劃不成，除勘探膠萊新河以外，他沒有其他的辦法，而且經過幾年以來的開源節流，在經費方面，他有相當的把握。所以他毅然地不待覆勘，派徐栻前往山東開浚，會同山東巡撫李世達辦理，一面再囑世達極力協助。他對應節、徐栻、世達等說起：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以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忘私徇國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徐栻︶肯身任之，尤為難得，今即以屬之。漸庵︵李世達︶亦曾有疏云，開泇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興，大事可就也。︵書牘七︽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按題銜誤。︶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為浮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既開，糧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為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為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即面奏於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台李公書，謂開泇口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主上英明天啟，志欲有為，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遘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同卷︽答河道徐鳳竹︾。按題銜誤︶

　　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泇口，未逞論也。今泇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主上虛己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略舉，惟清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巨，不敢輕動，清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即納管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同卷︽答山東撫院李漸庵，言吏治河漕︾︶

　　萬曆三年，膠萊新河的開鑿，是一件最迫切的事。神宗上諭：﹁這膠萊河議，即經行勘，俱為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著徐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吏，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浚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來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拿來重處。﹂在這道上諭後面，我們看到居正具了最大的決心。居正對於運河工程，不一定明白，但是他假定劉應節、徐栻應當明白，再加以李世達的贊同，他認為成功的希望，可以看到，所以排除一切障礙，集合一切力量，為國家開闢新水道，替四百萬石漕糧找一條安全的交通線。

　　但是這一次又是一度嚴重的失敗。山東方面，一則惟恐運河改道，對於西部的繁榮，發生影響；二則眼見開鑿新河，東部的勞役，非常煩重；山東的輿論動搖了，山東巡撫李世達也動搖了，連帶徐栻也起了動搖。居正立刻去信：

　　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明主方勵精圖治，詢事考成，豈宜以未定之議，嘗試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眾庶之情，莫不欲苟安於無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於泥塗橫潦之中，此眾議之所以紛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為國，畢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滯顧忌，調停人情之說，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若憚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聞於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熟圖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眾心，則亦宜明告於上，以謝昔建議之為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有。︵同卷︽答河道徐風竹︾按題銜誤。︶

　　這是萬曆三年冬間的事。四年正月，徐栻奏稱估計鑿山引水，築堤建閘，工費該銀九十餘萬。在國家歲出歲入，都在三百萬上下的時候，這不能不算一個不小的數字。居正認定這是徐栻﹁故設難詞，欲以阻壞成事﹂，這時劉應節已改戎政尚書，二月間，再著應節暫解營務，赴山東會同徐栻開河。事情似乎有了辦法，但是應節到了山東以後，和徐栻發生重大的異議。同樣一條膠萊新河，應節主張通海，徐栻主張引泉，關於水源方面，有了絕對不同的主張。但是在分水嶺方面，勢必動工開鑿，這是應節和徐栻都不能不應付的問題。山東巡按御史商為正奉命挑驗。據他的結論，﹁雖二百餘萬金，不足以了此﹂，經費方面，困難極大。應節主張通海，但是海水一來，海沙連帶也來，因此應節主張建閘障沙。
　　山東巡撫李世達認為海沙和海水同來；他說，﹁竊以謂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啟則又安從障也。﹂全河長二百七十里，據應節所計，海潮自南口入，凡五十里；自北口入，凡一百八十里：這是說在二百七十里之中，可以通潮的二百三十里。但是據世達所計，除大風迅烈，海潮狂湧的時候以外，南潮所及，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所及，距海口六十里，和應節的估計，便有很大的距離。當然，在海潮不及的地方，可以引泉，但是世達論及泉水，以為﹁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脈微細，適值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設閘，以時啟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海潮不能來，泉水不敷用，水源發生問題，那麼二百餘萬金，還不是等於白費？

　　但是還有一個根本的問題。膠萊新河原是為著海運提出的動議，本來的計劃是漕船由淮入海，再取道膠萊新河入渤海灣。所以必須淮安以下的運河沒有問題，才談到這個計劃的實現。但是萬曆三四年間，運河沿岸高郵、寶應一帶，正是問題的中心。商為正說：﹁況海運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寶其所必經，高、寶不治，此河雖通，亦不能越而飛渡。﹂李世達說：﹁今當緝高、寶之堤，無徒殫財力於不可必成之膠河也。﹂他們也許有一些成見，但是他們的邏輯，不容人不重加考慮。居正沒有辦法，只有交工部集議。工部尚書郭朝賓覆稱﹁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萬曆四年六月，罷膠萊新河，這是居正在漕運方面第二次的失敗。以後他的注意，便集中到運河和黃河。

　　居正的兩次失敗，本來不是意外。他自己沒有治河的經驗，而且平生沒有經過這一帶，他憑什麼可以構成正確的判斷呢？他有堅強的意志，他能充分地運用政治的力量，但是在他沒有找到得力的幹才以前，意志和力量只能加強他的失敗，所以在無法進行的時候，他便毅然地承認失敗，這正是他的幹練。最可惜的，萬曆二年工部尚書朱衡致仕，失去一個有經驗、有魄力的大臣，假如居正能夠和他和衷共濟，也許可以減少一部分的失敗。萬曆三年，工科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議，認定河北、山東一帶都可興水利，供軍實。但是在交給工部尚書郭朝賓查覆以後，朝賓只說﹁水田勞民，請俟異日﹂，打銷了一個最有價值的提議。假如居正能夠給貞明一些應得的注意，再推動政治力量，作為他的後盾，也許可以根本解決北方的糧食問題。

第十章　第一次打擊以後

　　萬曆三年遼東大捷，遼東巡撫張學顏還沒有奏報的時候，巡按御史劉台的捷奏先到北京。從程序上說，這是一種手續的錯誤。然而不僅是錯誤，這是越權。巡按既可越權，巡撫便可卸責，對於封疆大事，當然發生不良的影響。從﹁綜核名實﹂的立場看來，這是一個不能容許的錯誤。因此居正擬旨嚴加申斥。居正記得就在這一年，三邊總督石茂華，曾因御史督戰太急，魯莽進兵，以致受到不小的挫敗。自己還曾去信告誡過：﹁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於群議也。﹂︵書牘七︽答陝西督撫石毅庵︾︶居正認定邊疆督、撫，不應受御史的牽掣。

　　劉台也有劉台的看法。遼東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張學顏是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變，形成監察權高於一切的狀態。地方長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以及鎮守沖要的總兵官。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後來添了巡按以及巡撫和總督。巡按、督、撫雖然各有疆域，但是他們只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們的官階不一定高，但是地方官不能不受他們的節制，這是監察的權威。劉台看到同是代表監察權的中央官，為什麼一個可以調度軍隊，一個連報捷都不可呢？所以他的捷奏還是發出去。

　　但是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撫究竟不同。英宗正統四年巡按御史出巡事宜有這樣的規定，﹁總兵、鎮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禦侮，凡調度軍馬，區劃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干預。﹂所以巡按不得過問軍事，曾有明文的規定。遼東巡撫的全銜是﹁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因此調度軍隊，正是巡撫的職權。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據。明代巡撫和巡按的職權最容易混淆，居正對於這一點，時時感覺到有糾正的必要。萬曆九年他說過：

　　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奸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傷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捨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書牘十三︽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居正認為封疆大吏，不應受到牽掣，在法制有成規，在事理有根據，不能不認為正確。假如我們想到萬曆四十七年，楊鎬經略遼東，因為受到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紅旗督戰的迫蹙，以致倉皇進兵，造成遼東空前大敗的事實，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居正的主張。

　　劉台經過這一次嚴旨申斥，充滿怨憤，就在萬曆四年正月上疏彈劾居正。這是居正當國以來所受的第一次打擊，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擊。原疏如次：

　　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租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賄狼藉，及驟列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所援引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台諫無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告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陳，部、院題復，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啖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捨其便利，甘彼齮齕，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岩、李禎矣。摧折言官，仇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為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為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鼇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官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幸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嘆，而無敢為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

　　臣舉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

　　劉台的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開國二百餘年，從來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故事，偏偏自己在隆慶五年所取的進士，竟對自己提出彈劾，這是一個異常的刺激。三、四年來，當國的苦辛，劉台不一定明白，但是劉台既請皇上抑損相權，自己以後怎樣辦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劉台所提出的幾點，不一定是對的，然而也不一定全無根據。是劉台的誣衊呢，還是他的不能體諒？自己的門生，一手提拔的人，還不能體諒，以後又怎樣辦事？自己是大臣，當然談不到和劉台辯駁，他和神宗說：

　　依法，巡按御史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劉台違制妄奏，法應降謫，彼時臣僅請旨戒飭，劉台已經憤憤不已。後來御史傅應禎妄言下獄，請旨窮詰黨與，當時並不知道劉台和傅應禎同鄉親近，從中主持，因此劉台妄自驚疑，全不顧忌，對臣洩恨。二百年來，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惟有一去以謝劉台。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御座前面，眼淚簌簌地直下，只有自己扶他起來，和他說：

　　先生起，朕當責台以謝先生。

　　居正仍是具奏請求致仕，神宗下旨慰留道：

　　卿赤忠為國，不獨簡在朕心，實天地祖宗所共降監，彼讒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為念，速出輔理，勿介浮言。

　　皇上的恩意很顯然了，但是居正還是感覺到辦事的困難，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讀恩綸，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託，既矢以死報矣。今皇上聖學，尚未大成；諸凡嘉禮，尚未克舉；朝廷庶事，尚未盡康；海內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先帝者，未盡其萬一也，臣豈敢以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皇上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親相倚，依然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為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今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為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逭於負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況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為作威，事事皆可以為作福，睊睊之讒日嘩於耳，雖皇上聖明，萬萬不為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於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皇上憐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賜罷歸，以解群議：博求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既有益於國而又無惡於眾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屢讀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奏疏四︽被言乞休疏︾︶

　　神宗隨即再下聖旨；

　　卿精誠可貫天日，雖負重處危，鬼神猶當護佑，讒邪陰計，豈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貞心不貳，決非眾口所能動搖，已遣司禮監隨堂官往諭朕意，卿宜即出視事，勉終先帝顧託，勿復再辭。

　　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還不放心，再差司禮監太監孫隆前往慰留，並降手諭；

　　諭元輔：先帝以朕幼小，付託先生。先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鑒知。獨此畜物，為黨喪心，狂發悻言，動搖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為重，即出輔理。朕實惓惓佇望。特賜燒割一份、手盒二副、長春酒十瓶，用示眷懷，先生其欽承之，慎勿再辭。

　　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沒有再辭的理由，他只有重行出來輔理國事。居正對於政治，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政權是貫徹這個理想和抱負的工具，他決不輕易放棄政權。在他認定神宗對於自己的信任，不但沒有動搖，而且更加堅定的時候，他慨然地說；

　　夫事推求諸理之至當，心豈必於人之盡知。況臣區區之愚，既特孚於昭鑒，則諸呶呶之口，誠無足為重輕。謹當仰體聖懷，益殫赤悃，冰霜自保，雖嫌怨以奚辭，社稷是圖，何發膚之敢惜。︵奏疏四︽謝恩疏︾︶

　　政權在自己手中，居正準備繼續貫徹自己的主張。﹁你們諒解也好，不諒解也好，我的行為，自然有我的標準，﹂他想。

　　神宗說起對於劉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劉台這廝，讒言亂政，著打一百充軍，擬票來行。﹂擬旨是內閣的職務，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難。居正具疏論救，其結果劉台免去廷杖，只得﹁除名為民﹂的處分。這一點，當時頗有人認為是居正的寬宏。但是居正卻堅決地否認，他說：

　　古之聖賢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橈。︽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橈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為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嘉、隆以來，議論滋多，國事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眾正之路，杜群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為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俯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為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為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剚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污蔑，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啟高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復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為沽名之事也。︵書牘八︽答奉常陸五台論治體用剛︾︶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階書，︵書牘十五︽上師相徐存齋十九︾︶答胡邦奇書；︵書牘八︽答廉憲胡公邦奇︾︶他說：﹁顓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上存齋︾︶他又說：﹁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己：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答胡邦奇︾︶經過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對於自己，充滿了自信，他認定惟有自己，才能擔當國家的大任。因此從居正看來：攻擊居正，便是攻擊國家；摧毀居正，便是摧毀國家。這是必然的邏輯。居正說：﹁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自信力的擴大，已經到達驚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當國十年的政局，和萬曆十年以後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較，我們不能不承認居正見地的正確。

　　居正對於劉台的怨憤，真是深刻萬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運用。他不願意給一般人以強烈的刺激，所以劉台倖免廷杖的處分。萬曆八年，張學顏為戶部尚書，揭發劉台在遼東受賄的事實，再經過遼東巡按於應昌，江西巡撫王宗載的徹查，劉台終於得到流戍潯州的處分。嫌疑的陰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說：﹁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況冤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跡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答胡邦奇︾︶話雖說得淡泊，但是事實上居正不是一個淡泊的人。孔子說過：﹁以直報怨。﹂什麼是﹁以直報怨﹂呢？︽禮記．表記︾又記孔子之說：﹁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直﹂只是應得的價值，因此﹁以怨報怨﹂和﹁以直報怨﹂，適成為同義的語句。也許居正認為劉台只得到他應得的價值罷！從近代的政治風度看來；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劉台攻擊居正的貪污，不是沒有根據的誣衊。居正當國以後，曾說：﹁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卻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書牘五︽答司馬王繼津︾︶又說：﹁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語，即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客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同卷︽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居正對於自己的生活，不算沒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為居正對於政權的熱中，我們更可想像他對於貨利的淡泊。在言論自由的時期，一旦貪污有據，經人指摘，往往不但成為終身的沾辱，而且會引起政權的動搖。這是一個熱中政權的人所不願意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氣，已經彌漫了，腐化的勢力，侵蝕一切，籠罩一切，何況一個全權在握的首輔，更易成為腐化勢力的對象。北京只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潔身自好，但是居正有僕役，有同族，有兒子，有弟弟，還有父親。腐化的勢力，在北京找不到對象，便會找到江陵。居正也許還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親嗎？尤其張文明那一副放蕩不羈的形態，更不會給一個十幾年不曾見面的兒子以說話的機會。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儘管認為習慣，但是一經指摘以後，立刻又成為貪污。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這是政治生活的創傷。隆慶六年，湖廣巡撫、巡按提議為居正建坊。大學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個尋常的事，但是建坊的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廣民眾身上。居正極力辭免，他說：﹁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睊睊，口詛祝而心咨怨，將使僕為榮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們便準備照工料折價，送給張家，這可算是異想天開，不過居正並不覺得離奇，他只說：

　　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為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擊鮮為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饋，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凟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書牘四︽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我們不能認居正為﹁穿窬之徒﹂，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堅決的拒絕。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價，而希望以建坊之費，准作廢府納價。在運用的方面，縱使不同，但是接受只是接受，還不是同樣的民脂民膏？廢府即遼王府，隆慶二年遼王憲㸅被廢以後，張家據為己有，直到隆慶六年，才想起納價的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稱﹁居正攘以為第﹂，指此。居正曾孫張同奎對於此事的否認︵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上六部稟帖︾︶只是沒有根據的說話，其後︽明史︾根據同奎的言論，重行刪訂，便上了一次大當。

　　建坊不僅是建坊，坊價送到張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築工人，由錦衣衛軍士包辦。這個原是明代的敝風，但是在這一點，似乎居正也不覺得離奇。他說；

　　新構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便差用借，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為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即給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後逐年賜責，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為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為重，廣廈不為安也。︵書牘五︽與楚中撫台辭建第助工︾︶

　　這是萬曆元年的事。這一座第宅的規模，著實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擬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摹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垂念，給與頻蕃，既乖本圖，復益罪過，赧怍之衷，口不能悉。﹂︵書牘五︽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第宅之中，有堂有樓，神宗賜名為純忠堂、捧日樓，又頒御筆大字二幅，對句一聯，御前銀一千兩。︵奏疏三︽謝堂樓額名並賜金疏︾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聯曰正氣萬世，休光百年。見王世貞︽首輔傳︾卷七。︶這次建坊、建第的計劃，發動的是湖廣巡撫汪道昆，︵書牘四︽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完成的是繼任巡撫趙賢，︵即汝泉︶恰恰做到﹁官於楚者，必慕為之﹂的地步。﹁給與頻蕃﹂，適成為﹁營私第以開賄門﹂的注腳。以後萬曆六年，有人提議替張家創山勝；︵書牘十︽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創山勝事︾︶萬曆八年，提議建三詔亭；︵書牘十二︽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萬曆九年，提議重行建坊表宅，︵書牘十三︽答鄖陽巡撫楊本庵︾︶而且一切動工進行，都不待居正的同意。所以無論居正是否默認，這一個賄門，在他當國的時期，永遠沒有關上。

　　賄門當然不僅在此。荊州江濱的沙灘出水，荊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攛掇張家出來報領。居正自己說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眾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饑寒，老親高年，子弟駑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也。﹂︵書牘六︽與荊南道府二公︾︶居正的話沒有說錯，但是廣地積財的事，仍是不斷地進行。居正身後，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沒產，︵︽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常洵傳︾︶恰恰證實居正積產的成績。

　　最直接的辦法，是把賄賂一直送到江陵張家。居正書牘裡，屢次提到。︵書牘六︽答總憲劉紫山︾、書牘七︽答劉虹川總憲︾、書牘九︽答向台長︾、︽答四川總兵劉草塘︾、︽答吳總憲︾。︶最闊綽的是兩廣的長官。萬曆七年，居正曾說：﹁自不穀待罪政府以至於今，所卻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大致古來兩廣一帶，腐化的空氣，特別濃厚，所以岑參看到朋友往廣東做官，仔細吩咐他，﹁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送張子尉南海︾︶明朝的腐化空氣，本來很盛，最盛的還是廣東，︵見︽答劉凝齋書︾︶吏治的腐化，當然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和地方的治安。兩廣動亂最多，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在賄賂的進行中，也有幾次特別的趣事。一位知縣的賄賂送來，居正拒絕了，知縣認為嫌少，便設法加添。經不起再來一次拒絕，他索性借上一條玉帶，一併獻上。居正復信說：

　　往者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卻不已，愈至愈厚，豈以區區為嫌少而加益耶？至於腰間之白，尤為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書牘七︽答傅諫議︾︶

　　這僅是小小的告誡。還不嚴重。最離奇的是一位鄖陽巡撫。他在解任以後，到處活動，聲名已經不佳，偏偏又活動到居正門上來了。這是一件笨手笨腳的事，居正怎樣提出呢？他只有開一次頑笑，說道已經給吏部提起，但是吏部因為空氣不利，只有極力避嫌，不敢起用。說過以後。居正更重重地教訓一頓：

　　僕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沉於下僚，或身蒙訾垢，眾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為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為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饋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而又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為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為，捨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厚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於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既陷於薄德，而公亦永絕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書牘七︽答劉虹川總憲︾︶

　　這次居正的地位真是尷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數責。所謂﹁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也許是指送到江陵張文明的手裡，但是這只是懸想，沒有證明。

　　文明是一個放浪不羈的人，居正當國以後，當然增加文明的威風。萬曆初年御史李頤前往廣西，路過江陵，看見文明氣焰太大了，和他頂撞一下，居正便取消李頤的御史。居正不是不曉得文明的放恣。他說過：﹁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淩鑠鄉里、混擾有司者，皆不能制。﹂︵書牘五︽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在﹁子為父隱﹂的社會中，居正只能這樣說，但是文明的放恣，已經顯然。參與這一切的有居正的弟弟，有他的兒子敬修，也有他的族人子弟。萬曆二年，居正說過：﹁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混，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書牘六︽答總憲廖春泉︾︶這裡透露族中的情態。至於僕役的橫肆，在書牘中看到的更不只一處。

　　從這許多方面看來，劉台所稱﹁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又稱居正﹁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這是明代的風氣。在腐化的空氣中，居正曾經和兩廣總督劉堯誨談起：

　　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為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同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嚴旨，獎廉飭貪，欲庶幾以身帥眾，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墐也，雖饗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於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冥頑弗率，重懲勿貸，至於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人是畢竟不免受環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氣中，或即生在這個空氣之中，而沒有那樣的父親，也許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會有更大的成績。

　　居正當國以來，整頓財政，到現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在他整頓的時候，追比田賦積欠，每年帶徵三成。納稅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當然認為負擔太重。萬曆三年，居正的門生，御史傅應禎疏稱﹁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促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嘆，上徹於天。﹂這是一種讜論。在應禎上疏的時候，居正當然有許多不快，但是到了萬曆四年，他知道財政方面，已經穩定，同時他也看清賦稅方面，有改革的必要。七月居正疏稱：

　　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詔書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並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銀不計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於淮安、徐州以水旱，廣東惠、潮二府以兵傷，則並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恩至渥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於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三分而民猶以為苦。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徵求過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概嚴刑追並，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嘆盈閭，咸謂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於必不可免之中，又為之委曲調處，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於上，則有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頃賴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纖，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敕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者，除金花銀遵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蘇民困。至於漕運糧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將萬曆五年酒糧，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糧多及災傷地方徵納。夫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強，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本，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奏疏五︽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疏中所稱，除豁免積欠以外，還有漕糧改折的事。糧是實物的徵收，因為北京、通州一帶存糧已足，所以居正提議在漕糧定額太重和災荒的地方，折價收銀，減輕人民的痛苦，同時也增加銀兩的存儲。這一年積糧足支七八年，積銀四百餘萬，︵︽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國家財政，遂造成不可動搖的基礎。

　　萬曆四年，在水利方面，也有相當的成績。當時管理水道的大臣，一位是河道總督，一位是漕運總督。漕督本來是管漕糧的，但是水道發生問題，漕船便無從北上，所以對於黃河和運河水利，都不容不過問。二月間漕運總督吳桂芳疏稱：

　　淮、揚二郡，洪潦奔沖，災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汊港，歲久道湮，入海止恃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寶，不復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為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

　　雲梯關是當時黃河入海的海口，老黃河、草灣都在附近，是黃河屢次決口的所在。桂芳主張多開黃河入海之道，黃水去了，淮水隨同出海，高郵、寶應的水患，便可減輕。多開海口，不是整理黃河的根本大計，但是在當時淮、揚一帶民生痛苦的時候，不能不算救時的方法。居正沒有治河的經驗，但是他有治河的決心。在他看到吳桂芳的奏疏的時候，他決定發動整個的力量，做桂芳的後盾。他說：

　　淮、揚之民，歲苦昏墊，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礙眾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復允，惟公堅定而力圖之。︵書牘八︽答河道吳自湖︾。按題銜誤。︶

　　得到居正支撐以後，桂芳便開始做疏浚草灣的工作。這時議論來了，大家惟恐草灣一開，對於漕運發生問題。居正再給桂芳一度支持，他說：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被發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跡，為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書牘八︽答河道吳公桂芳︾。按題銜誤。︶

　　在疏浚黃河入海水道的當中，桂芳曾經有一個大膽的提議，他認為要救上游的水災，惟有犧牲安東縣城，︵今漣水縣︶他請求交工部議覆，疏中說道：

　　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眾流匯圍以來，獨文廟縣衙，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趨之，亦不過一家哭耳。況勢又不得不然耶？創始為作事所難，獨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議。

　　工部尚書郭朝賓復奏：﹁委一垂陷之安東，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聽。﹂上諭立即俞允。︵︽明神宗實錄︾云﹁報曰可﹂。︽明史．河渠志︾言帝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者，誤。︶居正對於國家大事，只有果斷，沒有推諉；只有全力的推進，沒有兩可的遊移。在這個情形之下，桂芳當然可以放手辦事。萬曆四年七月，草灣功成；八月工部復奏。上諭賞吳桂芳銀幣，居正去信說：

　　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人存政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賚，侯元圭既告之日，仍當有殊錫焉。︵同卷︽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按題銜誤。︶

　　草灣功成以後，桂芳便進行修築高郵湖堤的工作。但是在工作進行的當中，淮水沖下來了，興化、泰州一帶，又是一片汪洋。居正說：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微聞興、泰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浚。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泛地，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為國家萬年之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為一家，同心共濟也。議定，幸即疏聞，此既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年來方內乂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而當事諸公亦既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於平成，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按題銜誤。︶

　　桂芳提議挽淮入河，牽涉到河道總督傅希摯身上來。居正再給希摯去信：﹁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亦宜各陳，以俟高斷，不宜默默而已。國之大事，不妨公議。事君無隱，豈為失忠厚之道耶？﹂︵書牘九︽答河漕傅後川︾。按題銜誤。︶這是萬曆五年的事。但是希摯和桂芳的主張，絕對不能融洽，到萬曆六年初，居正不得不出以斷然的處置，這是後話。關於淮水的問題，自從至元二十年，黃河改道以來，黃河奪了淮水出海的水道：在黃河水落的時候，黃、淮並流，一切沒有妨礙；但是到了黃河水盛的時候，淮水被逼，倒灌運河，再加以高郵、寶應諸湖的激盪，遂成淮、揚一帶的大禍。因此在萬曆五年便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主張挽淮入河，吳桂芳便是其中的一個。萬曆六年潘季馴總理河槽，徹底貫徹這個主張。一派如給事中湯聘尹等，主張縱淮入江，他們要黃、淮分背而行，黃河不再妨礙淮河，淮、揚地方，便有相當的安全。在地方言地方，這個不失為一種有力的主張，但是黃、淮兩條水道，中間不能沒有運河。假如沒有運河，四百萬漕糧，怎樣北上？假如保留運河，即使築堤設閘，如何能使黃河在洪水期不至倒灌入運，重新破壞淮河的水道？居正真有些茫然了。他聽了淮、揚京官的主張，也認為縱淮入江，是一個方法。他立刻告給桂芳，但是他還是說：﹁但僕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采擇。﹂︵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按題銜誤。︶桂芳當然是明白情形的，他看到黃河洪水已退，淮水歸流，便據實見告，根本打銷縱淮入江之議。居正取消自己的動議，只提出治水的苦心。他說：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嘆哀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淮水既已會河，則導江之說，無煩再議。︵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按題銜誤。︶

　　居正的負責和虛心，在這一次裡，完全表現出來。他不是水利專家，但是他能任用專家，並且發動政治的力量，做專家的後盾。因為不是專家，所以他的主張，不一定正確，但是在他發現錯誤以後，他立刻修正，這正是他的優點。關於黃、淮水利的事，萬曆六年，潘季馴提出他的定律。他說：﹁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浚，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到季馴手裡，理論方面有了根據，事業方面也有了成績，這才不愧為水利專家，而任用季馴的，也是居正。

　　萬曆四年十月，居正因九年考滿，奉旨加特進左柱國，升太傅，支伯爵俸。一切當然只是循例的升轉，但是居正四辭恩命，中間還曾一度奉到神宗手詔：

　　諭元輔，先生親受先帝遺囑，輔朕沖年。今四海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祐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歷九年考績，特於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見奏疏五︽考滿謝手敕加恩疏︾︶

　　最後居正還是堅決地辭卻，他說：

　　緣臣前歲以遼東大捷，荷蒙聖恩，欲加升蔭，臣具疏辭免，中間引古俠士酬報知己之義，以及人臣敬事後食之心，每欲事過所受，功浮於食，犬馬之誠，於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逾格之賞，無復濫及，庶大義克盡，微志獲伸等因，已荷聖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綸獎，風勵臣工，是臣之微忱，既已仰孚於聖鑒，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許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於食之心，而非分之恩，逾格之賞，又復濫及，則臣向之所以陳辭者，不過矯飾之虛言，而皇上之所以許臣者，亦未為相信之深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煩瀆，瀝血陳誠，必望聖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終伸，即通侯之爵未為榮，萬鍾之樂不為富矣。臣屢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奏疏五︽三辭恩命疏︾︶

　　經過這樣地懇切陳辭，神宗准予辭免太傅及伯爵俸，其餘特囑接受。這一次居正的奏疏，令人聯想到諸葛亮︽與李嚴書︾。諸葛亮的大志，是輔佐後主，討平曹魏，在大功沒有完成的時候，李嚴論為諸葛亮宜受九錫，封王。諸葛亮和他說道：﹁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三國志李嚴傳注︾︶居正的屢辭恩命，也許不是模仿諸葛亮，但是也許竟是模仿。他們同樣地輔佐幼主，同樣地有絕大的抱負。在抱負沒有實現以前，他們同樣地拒絕過分的恩賜。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諸葛亮，畢竟他找到一個絕好的榜樣。正因為自己力辭厚賞，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的上進。在這一點，更發生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為宣府巡撫吳兌請求恩賜部屬，和他說起：

　　辱翰示，一一領悉，即囑本兵為之區處。但有功必敘，有勞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於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逞食，夕不逞息，形神俱瘁，心力並竭，於國家豈無尺寸效？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蔭，獨守舊官，每一蒙恩，輒夔夔栗栗，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為，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為諸君處者，自見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為人臣之所當知也。冒昧吐瀝，惟高明采之。︵書牘七︽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在萬曆四年、五年的中間，國家大事須提及者尚有邊防和條編。

　　實際講，到了這個時候，邊防的局勢已經大定。韃靼首領俺答已經歸順了，因此北方減少一個最大的威脅。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沒有些少的侵擾，但是對於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煩的宗旨。他認為即在本國，不時還有﹁盜賊﹂突發，對於韃靼武士的小騷擾，他有時竟是置之不問，不過大棒還在手中，他準備隨時出擊，因此宣大北邊，永遠得到安寧。一切的勝著，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總督方逢時說：

　　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即為之動搖，譬之低棋，隨敵嚮往，應手即下。今則不然，吾審勢已定，窺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書牘八︽與總督方金湖以弈諭處置邊事︾︶

　　但是儘管勝算在握，他對於俺答還是主張待之以誠。為什麼待之以誠？因為俺答已經不是明朝的敵人，所以居正主張開誠佈公。山西的窮民，逃到韃靼去了。山西巡撫崔鏞和居正說，要向俺答討回：他還豫備萬一俺答拒絕送回的時候，種種的對策。居正只和他說：﹁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為一家，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樣派人向俺答討回；他要通事對俺答說：﹁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為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說：

　　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么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為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同卷︽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居正對於俺答，完全是一邊開誠，一邊佈置，因此在威德兼濟的形態下面，俺答和明朝，永遠處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於他對整個韃靼的形勢，還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時說：﹁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書牘八︽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萬曆四年，俺答和察罕鬧反了，居正便說：﹁近聞虜酋與察罕，構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總之韃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的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對於朝廷的依賴便愈加深刻。這是這一個時期中居正對外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他甚至吩咐沿邊督撫，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發生戰禍的時候，給他假道的便宜。︵見書牘九︽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居正感到棘手的，還是遼東。這方面的土蠻和中國處在敵對的地位，他們隨時可以聯絡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韃靼可以並成大幫，進擊遼東的時候，薊鎮和遼東，因為三衛所隔，始終不能呵成一氣，這是地形上的劣勢。因此萬曆四、五年間，居正的目光，完全集中到遼東。他在隆慶初年注重薊鎮，隆慶中年注重宣大，現在注重遼東，一切都是時局的結果。在注意到遼東的時候，遼東巡撫張學顏，遼東總兵李成梁，都成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學顏說：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為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留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向，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喻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為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書牘八︽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按題銜誤。︶

　　居正對於韃靼的政策，有利誘，也有威脅。在鬥爭的狀態中，朝廷有的是大將和邊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威脅。朝廷有的是韃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資，在和平的狀態下，可以互市；韃靼以剩餘的馬匹，換取必需的物資，博得絕大的利益；這是利誘。俺答和河套韃靼在這個狀態中屈服了。但是遼東邊外的土蠻採取一種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們也要開市，但是不肯屈服。他們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憑他們的武力，壓迫朝廷開市。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為什麼要開源節流，練兵籌餉呢？居正不但準備抵抗，而且準備隨時出擊。這是他對們士蠻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來。不過他對於武人，儘管重視，只是親如子弟，和思宗以後那種尊如父兄的態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時代，便談不上指揮；當一國的武人，不聽指揮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走上亡國的路線。

　　居正對付土蠻的主張，在萬曆五年上半年他給張學顏的信裡可以看到：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御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為不可許，僕獨以為可，皆以盟約為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於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於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為重：今若輕許於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於我，啟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約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為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為大患；是吾一舉而樹德於西，耀威於東，計無便於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沖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於不虞，益姑釋此以為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略陳其概。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為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書牘九︽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萬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變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以陳瓚為左都御史，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致仕，以馬自強為禮部尚書，刑部尚書王之誥致仕，以王崇古為刑部尚書。老成凋謝，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的地位，已經穩定，這些變更，對於政局不發生重大的影響。但是萬曆五年，卻發生一件與兵部有關的變更。四月兵部尚書譚綸死了，改刑部尚書王崇古為兵部尚書，以戎政尚書劉應節為刑部尚書。譚綸是一位威名卓著的督撫，調任兵部尚書以後，因為居正負的責任太多了，似乎沒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這一死，引起一點小小的波瀾。自從明代注意邊防，著重薊遼和宣大方面以後，薊遼和宣大隱隱成為兩個系統的對立。這個決然不會有近代直系、皖系，或是日本長閥、薩閥那樣嚴重，而且相差的程度，還是非常之遠，但是隱隱約約地有一些淡微的影子。這個當然不是國家之福，眼光銳利的政治家，便應當立即把這個影子沖淡。薊遼出身的譚綸死了，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同時更調薊遼順天巡撫王一鶚為宣府巡撫。起用致仕的陳道基為順天巡撫。居正給一鶚說：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於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於宣者，所以為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為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啟之。去歲微聞閱視君︵指閱視大臣郜光先，見書牘八。︶亦有此言。今去公於薊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薊台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於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為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於總兵，且不利於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於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於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陳其概。新本兵雖頗不悅於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況今大事，皆僕面奉高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即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書牘九︽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自從隆慶二年，譚綸、戚繼光二人改調薊遼以後，他們成為北方的重鎮。居正始終對於薊鎮極力維護，所以假如薊遼成為一個系統，那麼這個系統的後面，便有居正的影子。居正生前，對於一切攻擊繼光的人，都提出嚴正的論駁，因此居正身後，對於居正、繼光不滿的人，甚至質問兩人相結，﹁意欲何為，莫非要造反？﹂︵見書牘十二︽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懋修注︶當然這是妄說。居正的心理，只是為的國家。然而他對於繼光的愛護，委實有些使人嫉妒。萬曆四年部光先巡邊，繼光又托譚綸提出總理和閱視大臣見面的禮節問題，居正一邊吩咐光先，一邊和繼光說：

　　竊意今日，當以欽命為重，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部公，當預為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眾相待也。︵書牘八︽答總兵戚南塘︾︶

　　這一個短簡後面，流露無限的好意：﹁親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說過。郜光先去了以後，對於數年以來，薊鎮沒有邊功這一點提出了，他也說到南兵調北，沒有存在的理由。也許他不能認識居正當日的用心，所以有這一番議論。居正只有和他說：

　　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為守，此地以守為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為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為功，其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為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為虛費而無用，即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與本鎮地方抽換。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同卷︽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功伐︾︶

　　當時主持議論的人，已經忘去南兵的作用了。他們只覺得在太平的時期，北方的軍隊同樣能擺邊，那麼要南兵做什麼？議論多了，連居正也無法遏止，他甚至說：﹁人嘗笑南兵無用，徒靡厚切。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群呼自息，而虜亦寢謀。﹂︵書牘九︽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但是當時的人，卻忘去在繼光初到薊鎮的時候，北方的兵士，不守軍令，後來看到在大雨如注的當中，浙兵三千，從早晨到下午，立在雨地下面，一動也沒有動，這才知道軍令的嚴肅。薊鎮的安定，一切都從訓練著手，這三千南兵，便是當時的模範軍。時代推演得真快，這已是將近十年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無用，認為薊鎮不能打仗；得空的時候，大家還得到薊門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紹幾個山人去拜訪戚總兵。凡是京城來的人，戚總兵只得竭誠招待，有吃有喝，甚至還要陪著做一、兩首詩，提倡風雅，臨到告別的時候，當然再是一大筆程儀。有什麼辦法呢？繼光只有敷衍他們。

　　苦心維持繼光的，只有居正。在薊遼和宣大這兩個系統對立的時候，居正甚至特別維護宣大。借此減輕一般人對於薊遼的嫉視。宣大的督、撫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萬曆五年，林下的陳道基起用為順天巡撫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夢龍調任薊遼總督，萬曆九年，宣大總督吳兌調任薊遼總督。這是為的什麼？居正曾經指出好事者﹁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這樣，才能免去無味的議論，才算是真真愛護戚繼光。一切都是為的國家。在大眾指摘繼光的時候，居正說：﹁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辟鼠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為能也。﹂這是居正的見地。

　　萬曆四年，居正開始推動一條編法。為用語便利起見，有時也稱為條編法。研究賦稅的人，常時談到條編，認為這是明代賦稅方法的改進。在大體上，這句話是不錯的，其實還有稍許的不同。賦稅是賦稅，條編法只是徭役方法的改進。明代認定人民有替國家服役的義務。這項義務分為兩種。一種是力差，這是當真為國家做事。府、州、縣有銀庫，看守銀庫的稱為庫丁；各驛有廩給庫，看守的也稱為庫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好差使，但是銀有銀耗，糧食也有糧耗，一切的虧折，都責成庫丁包賠，便成為最大的苦差。庫丁總算在社會上保持相當的身分，還有人充當。其餘看門的有門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維持治安的有弓兵：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鄉間的老農，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於是被雇的人不時下鄉，向老農們討索工食，﹁雇員﹂壓迫﹁雇主﹂，成為老農的禍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還有銀差。州、縣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眾身上；要養馬，馬草、馬豆也派在民眾身上。儒學是教官和廩、增、附生講學的場所，他們吃的是國家的廩米，但是齋夫、膳夫這些差使，也派在民眾身上。當然這不是直接要民眾做事，只是要民眾出錢，所以稱為銀差。州、縣官是替國家辦事的，儒學的教諭，訓導，和這一批廩、增、附生們是研究聖經賢傳的，但是他們第一還得先替自己辦事，建築私經濟的基礎。誰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員們審查和編制銀差的時候，各人都得儘先挑選殷實而沒有勢力的富戶，替本衙門辦差。被官員瞧得起的民眾，實際成為官員手下的肥羊、大豬，聽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員們，其實只是穿靴戴帽的強盜，審查編制，只是盜匪們請財神的手續。這是所謂銀差。︵見︽圖書集成．食貨典︾一五一卷︽劉光濟差役疏︾︶

　　力差、銀差成為民眾極大的痛苦，於是國家推行均徭法。各縣把民眾分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當本縣的一切徭役。在理論上這是最公平的了，從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復始，輪流當差，還有什麼不平的？但是在審編的時候，這十甲民眾的經濟能力，未必能夠編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時常變動：經濟能力和經濟負擔，不能支配得當，便成為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內，各戶的經濟能力不同，社會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擔負的方面，更發生種種的歧視。還有一點，在不當差的九年中，民眾因為不受政治的壓迫，樂得生活稍為優裕一點，當然談不上積蓄；但是到了當差這一年，一切的苦難都來了，官員的壓迫，廩、增、附的壓迫，地痞的壓迫，都落到民眾頭上，這一年便是他們典妻鬻子，傾家蕩產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的不良，一齊造成最大的人禍。

　　隆慶初年，江西巡撫劉光濟上︽差役疏︾，歷指均徭之弊六點：

　　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丁糧，多則派銀數少而徭輕，少則派銀數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編之差，有正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此必勢豪勢緣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數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戶無勢力者當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則門丁事產肆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其弊三也。糧多殷實之家，平日則花分詭寄以圖輕差，及至審編，則營求賄囑以脫重差，其弊四也。歲歲審編，公門如市，官吏開賄賂之門，里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剩利歸於官，小民不蒙輕減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極。且應直之年，役重費繁，力不能勝，大抵人情皆安於目前，既不能積十年之費以待一年之輸，是以一年當差，即九年未得蘇息，而傾家蕩產者相比也。

　　在這個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個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他主張把往年編某為某役的辦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無糧者，編為下戶；有丁有糧者，編為中戶；糧多丁少，和丁糧俱多者，編為上戶。在這個計劃下面，一縣差役，完全由州、縣官募人充當。力差按照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按照交納之費，略加銀耗，一縣的總數決定以後，按照丁、糧比例，完全派到丁、糧裡面，隨同完納。這就是一條編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鵬在浙江曾經推行過這個辦法。周如斗在江西巡撫任內，也奏請推行條編，但是不久如斗死了，到隆慶初年，由繼任江西巡撫劉光濟再行奏請，隆慶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萬曆本︽明會典︾卷二十︶是年十月，龐尚鵬為福建巡撫，奏請推行一條編法。︵︽明紀︾卷三十九︶所以條編法的推行，是從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開始的。

　　條編當然有條編的利弊。隆慶元年戶部尚書葛守禮便曾經揭出﹁吏書夤緣為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守禮是當時有名的大臣，他的議論，當然有相當的價值，但是他只看到條編的陰影。從大體方面講，條編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徐希明曾經說起：﹁丁糧差重者派銀亦重，差輕者派銀亦輕，輕重均派於眾，未嘗獨利獨累於一人，雖善於規避者無所用其計，巧於營為者無所施其術。﹂︵︽平賦役序︾見︽圖書集成．食貨典︾一五一卷︶因此條編的推行，固然由於官吏的提倡，同時也出於當時人民的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廣茶陵推行條編以後，攸縣人民便要求推行條編，正是一個實例。不過我們應當記得，條編於小民有利，便不免損害許多人既得的權利。希明不曾說過嗎？﹁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於小民而不便於貪墨之官府，便於貧乏而不便於作奸之富家，便於里遞而不便於造弊之吏胥。﹂希明親眼看到隆慶、萬曆間的情形，這是他的結論。

　　居正不是條編的發明者，對於條編的推行，他不會感到發明家的那種母愛的熱忱。而且實行條編，對於居正個人，也許未必有什麼利益。他是當時的首輔，即使不實行，誰能把力差、銀差派到首輔家中嗎？徭役派入丁糧，只增加居正私人的負擔。但是居正代表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他必須從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必須設法緩和階級矛盾，因此，條編法的推行，正與統治階級有利，所以萬曆四年，居正推行條編，當然有他的理論根據。

　　龐尚鵬、劉光濟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條編了，居正的計劃，要把它推行到全國。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只是慢慢地推行，從容地解釋，他一步一步地前進，不像安石那樣的急迫。讓我重說一遍罷，居正不是王安石，他只是一個現實的大臣。

　　萬曆四年，居正先把條編推行到湖廣。他和湖廣巡按說起：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為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為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為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書牘八︽答楚按院向明台︾︶

　　果然有人提到條編的不便，他們甚至說條編便於士大夫而不便於小民。怎麼辯論呢？居正只有由他；居正說：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不便者，有極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若僕之於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順天下之公而已。︵書牘九︽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這是萬曆五年的事。經過一年的推行，居正對於條編，更加感到興趣。萬曆五年，他不再說﹁法貴因地﹂，只是說：﹁條編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書牘九︽答總憲李漸庵言驛遞條編任怨︾︶以後經過幾年的推行，到萬曆九年正月，再用詔旨通行全國，一條編法，遂成為通行的法制。

　　居正六個兒子，敬修、嗣修、懋修、簡修、允修、靜修：尤其是敬修、嗣修、懋修這三個，居正對於他們盼望更切。懋修的天資最好，居正曾和他說：﹁汝少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為千里駒。﹂︵書牘十五︽示季子懋修︾︶居正看到當時有才學的人，便羅致給兒子們做朋友，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敦促他們上進。第一個羅致的是沈懋學，後來萬曆五年丁丑科進士第一人；其次便是︽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不料顯祖卻拒絕了，居正死後萬曆十一年癸未，顯祖才成進士。敬修是萬曆元年癸酉科舉人，次年甲戌科會試下第。據說居正因此大為生氣，甲戌科不選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的結果。萬曆四年丙子科鄉試，懋修失敗，︵見︽示季子懋修︾︶所以五年丁丑科會試，只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試。這次敬修依舊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為一甲第二人及第。

　　嗣修登第的事，對於居正，當然是一種快慰。他在這一年和王之誥說起：﹁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躐登上第，則出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書牘九︽答司寇王西石︾︶大致他對於敬修、懋修的希望，還很熱切；對於第四子簡修，便冷淡了。以後簡修由武職出身，所以居正在給之誥信上又說：﹁簡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信上又提及他的父母，和繼配王夫人，這時都在江陵。居正曾說﹁門巷闃然，殆同僧舍﹂；他在北京的寓居，真有些僧舍的意味。

　　嗣修登第，畢竟是一件不厭眾望的事。明代輔臣在位的時候，兒子會試及第的，不止一次，但是除楊廷和當國，其子楊慎以會試第一人及第，群情翕服以外，其餘沒有一次不發生許多非議。尤其在居正當國十年之中，萬曆五年會試，嗣修第二人及第，萬曆八年會試，懋修第一人及第，敬修同時及第：兄弟三人先後及第，更引起不少的責難。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輔臣王錫爵之子王衡第一名中式，當時的風波又來了，大家指摘錫爵，錫爵恨極，次年會試，不許王衡就試，直到錫爵去位多年以後，萬曆二十九年會試，王衡始以第二人及第，這才證實王衡的才學，同時也表明錫爵的坦白。自此以後，輔臣當國的時候，其子不應會試，成為科舉制度的故事。

　　這裡的是非，本來一言難盡。明代的制度，對於大臣的兒子，有文蔭或武蔭。在大臣建功或是幾年任滿以後，照例可以蔭子。文蔭從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起，以後補尚寶司丞，尚寶司卿，這算是一條路。武蔭從錦衣衛百戶、千戶起，以後補指揮同知、指揮僉事，這也是一條路。這兩條是怎樣的路呢？大學士的兒子不能補大學士，尚書的兒子不能補尚書。由蔭生升到大學士、尚書的，沒有看見一個。明朝一代，父、子大學士惟有陳以勤、于陛父子二人，但是于陛的大學士，是從鄉試、會試掙扎出來的，並不靠以勤的庇蔭。惟有鄉試、會試才是出身的大路，蔭生不但不是大路，甚至反是一件障礙。這是居正始終迫促敬修、嗣修、懋修由鄉試、會試出身的原因。居正自己曾經說過：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第，王、謝子孫，與六朝相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蔭，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為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蔭，為備身千牛；或勸之應舉，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為宰相。蓋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借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隸，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蔭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臣恩蔭，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即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膴仕，為國家展采宣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文集十一︽雜著︾︶

　　︽雜著︾是居正隨時的雜錄，其中所載的事實，有年、月可稽者，最後為萬曆七年賜廣寒殿鎮殿金錢四枚之事。因此不妨假定論世家子弟應舉一節，正為嗣修等諸人登第而作。居正︽西陵何氏族譜序︾︵文集八︶曾言﹁采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憔悴﹂，大致是仕宦未遂之作，現在他說﹁喬木世臣﹂，顯然是仕宦已遂之後的言論。居正對於國家是大臣，對於嗣修等是父親。是大臣便應當為國家求人才，是父親便只能為兒子謀出路。也許在嗣修等幾次會試的時候，他把父子的關係看得太重一點罷。但是我們眼前看到有些國家，當國的人物正在不斷地替兒子爭取地位，那麼即是居正不免有一些舐犢之情，我們不妨認為這只是人類社會共有的弱點。

　　萬曆五年五月，總督兩廣軍務右僉都御史凌雲翼進攻羅旁瑤，對於少數民族，又來一次壓迫。羅旁在德慶的南面，東西數百里，都是瑤山。憲宗成化年間，韓雍經略兩廣的時候，曾經討平一部分，但是後來瑤人不斷起兵，成為兩廣的禍患。殷正茂提督兩廣軍務，又提議討伐羅旁。萬曆三年，正茂去職，雲翼繼任，於是這個責任，落到雲翼身上。萬曆四年，居正去言說：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誠為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宜使之跳樑於臥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為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為便也。︵書牘八︽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雲翼到任以後，從容佈置，廣西總兵李錫，廣東總兵張元勳的軍隊都調齊了，萬曆五年進攻，不久就打一個勝仗，居正再去一信說到：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即有伏逸，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部，開其生路，隨宜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書牘九︽答兩廣凌洋山︾︶

　　這年五月，﹁大功告成﹂，雲翼在這次﹁戰功﹂裡，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確實是一個大役。雲翼上疏，主張開闢州、縣，招徐農墾，經過一度遲疑以後，居正接受這個建議。他說：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兵部尚書王崇古︶亦以此為言，遂從再議。近來彼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廛者眾，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是以知再議之為迂謬也。佇俟大疏至，即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偽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飼，將復為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方鄰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界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償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附，數年之後，可盡化為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為難，當此重開再辟之時，即宜為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同卷︽答兩廣凌洋山計羅旁善後︾︶

　　這是廣東羅定州︵本為瀧水縣、萬曆五年升為羅定州、今羅定縣。︶的來歷。羅定州新開二縣，東為東安縣，︵今雲浮縣︶西為西寧縣。︵今郁南縣︶從此廣州、高州、肇慶、梧州四府交界的原野，又添了國家的新壤。

　　萬曆五年五月宮內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慈慶、慈寧兩宮，著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這只是一件不重要的工程，而且是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的住所，談不到駁回，但是居正認為這是不急之務，立刻拒絕。在神宗尚在沖齡的時候，實際的政權，在皇太后手裡，然而居正顧不得，他認定大臣有大臣的身分。居正疏稱：

　　臣等再三商榷，未敢即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為先，耗財之原，工作為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歲已久，敝壤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於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於其可已而不已，謂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慶、慈寧，乃兩宮聖母常御之所，若果規制有未備，敝壤所當新，則臣等仰體皇上竭情盡物之孝，不待聖諭之及，已即請旨修建矣。今查慈慶、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偕閱視，伏睹其巍崇隆固之規，彩絢輝煌之狀，竊謂天宮月宇，不是過矣！今未逾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況昨該部、該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給為言，已奉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端又興此役，是明旨不信於人，而該部、科，必且紛紛執奏，徒彰朝廷之過舉，滋臣下之煩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撙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兩宮聖母，欲皇上祈天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為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豈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黎民，萬口同聲，祝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皇上之大孝也。伏望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之後，稍有敝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嚴，無任悚慄之至。︵奏疏五︽請停止內工疏︾︶

　　這一個奏疏上去，文書官隨即口傳聖旨，﹁先生忠言，已奏上聖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對於居正，到了言聽計從的時候，居正認定自己的責任，所以不得不說。萬曆五年，整個國家的財政，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居正認為國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經費，在有餘的時候，還要計劃怎樣輕徭薄賦，使百姓們得到實在的利益。他捨不得把銖積寸累的資財，浪費在瓊樓玉宇上面。他知道這次修理兩宮，是皇太后的意思，但是為了國家著想，他決定在皇太后面前頂一下。

　　萬曆二年，︽穆宗實錄︾修完，神宗加恩居正，蔭一子做中書舍人，居正兩疏辭免。萬曆五年，︽世宗實錄︾修完，神宗因為居正是實錄館總裁，再行加恩，吩咐內閣擬敕，居正把加恩同官的敕書擬定奏上，但是沒有提到自己。神宗隨即著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

　　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我盡知道，先生恩該首加，卻怎的不擬這敕？著令改擬了才行。

　　這一次居正在覆疏裡，痛切地把自己的心境說清。他說：

　　臣以羈單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親握臣手，屬以大事。及遭遇聖明，眷倚彌篤，寵以賓師之禮，委以心膂之托，渥恩殊錫，豈獨本朝所無，求之前史，亦所希覯。每自思惟，古之節士感遇知己，然諾相許，至於抉面碎首而不辭，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況君臣分義，有不可逃於天地之間者乎？用是盟心自矢，雖才薄力僝侵，無能樹植鴻巨，以答殊眷，惟於國家之事，不論大小，不擇閒劇，凡力所能為，分所當為者，咸願畢智竭力以圖之！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惟務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覬恩謀利之心，斯於臣子分義，庶乎少盡云爾。故自皇上臨御以來，所加於臣，文武祿蔭，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領。昨以九年任滿，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給臣以五等之祿，臣亦懇疏陳辭，必得請而後已。豈敢異眾為高，以沽流俗之譽哉？蓋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來，君臣之義不明，敬事之道不講，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輒懷︻垂夬︼望，若執左券而責報於上者，臣竊非之，每欲以身為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筆供奉之役，即叨橫恩握澤之私，則平日所以勸勉者，皆屬矯偽，人孰信之？此臣所以輾轉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聞人臣事君，無隱情，無二辭。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腸，辭理俱竭，借惟皇上復申前命，臣亦不過再執此辭，而章奏屢騰，言語煩瀆，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義也。萬仰聖慈俯覽愚衷，特賜停寢，俾臣微志獲伸，雖疏食沒齒，有餘榮矣。所有改敕一節，萬不敢擬，謹將原稿封進，伏乞聖裁施行。︵奏疏五︽纂修書成辭恩命疏︾︶

　　經過這樣地剴切陳辭，神宗只有俞允。

　　這一年神宗十五歲。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這一年，已經替他定下王偉的女兒，準備舉行婚禮。中國的舊俗，婚禮便得選擇吉日，皇帝的事，自有欽天監負責。據欽天監推測，十二月大利，又說一年之中，惟利十二月，其餘皆有礙。宮內文書官傳達皇太后聖旨，一切交給居正決定。居正又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要在萬曆五年十二月舉行婚禮，新郎只有十五歲，新娘只有十四歲，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間停頓一年，未免太遲，惟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這兩個時期的中間，欽天監又認為月份不利。這便怎樣呢？但是居正卻輕易地解決了。他奏明皇太后，因為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歲成婚，所以應當是十六歲；他說他也知道要等待萬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遲；因此他認為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遲不早，最為妥貼。欽天監不是說月份不利麼？居正說：﹁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儘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為，時勢之可為者，即為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利。況皇上為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奏疏五︽奏請聖母裁定大婚日期疏︾︶他奏明皇太后，一切只要太后作主。隨後文書官口傳太后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個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間，慈聖太后的難題來了。太后派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聖旨，今歲大喜，命內閣擬旨暫免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審，現在正是判罪執行的時期，眼看又要因為太后這一點婦人之仁，停頓下來。一切都和居正的主張根本背謬了。居正認為國家之亂，完全因為有心寬縱，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說，﹁天下之事以為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書牘六︽與操江宋陽山︾︶他認為﹁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為矣。﹂︵書牘八︽答總憲吳公︾︶萬曆五年，有人和他說起孔子的話：﹁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季康子愁到盜賊太多的時候，孔於不曾這樣說過嗎？居正反駁道：

　　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逾於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為非者，惟夷、由、曾、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剚刃於上，以毒其仇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眾。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奸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書牘九︽答憲長周松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現在的難題來了，慈聖太后固然要﹁暫免行刑﹂，明天子也不再﹁振提綱維﹂，怎麼辦呢？居正立即上疏。他說：

　　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鬥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復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時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評鞫，皆已眾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眾，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奏疏五︽論決重囚疏︾︶

　　這個奏疏上去以後，文書官口傳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年照舊行刑。﹂居正認定﹁殺以止殺﹂；惟有嚴厲執行法律，民生才可以安定，國家才得到保障。統治階級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起見，有時必須嚴厲執行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法律。這裡看到他們的面貌。

第十一章　從奪情到歸葬

　　嘉靖三十七年，居正曾經看到父親一面。十九年的日月了，居正從一個平凡的翰林院編修，成為當國的首輔，文明也從一個平凡的府學生，成為首輔的父親。在北京的掌握政權，在江陵的掌握利權。誰能說文明的不是呢？遼王府到手了，重行翻造，純忠堂、捧日樓都蓋好了，沙洲來了，劉總兵送來的銀子，也從瞿塘三峽下來了。快得很，李太白不曾說過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一位七十歲的府學生想起。其餘的，還有許多許多數不清的事件。七十歲的人，應當休息一下，但是這一家的事，交給誰呢？不錯，還有居易、居敬，但是文明究竟放心不下。居正也談起要迎養到北京，可是老年人擱不下江陵的山水，擱不下自己的姬妾，擱不下一切的家事。

　　萬曆三年神宗忽然問起左右的人來：﹁張先生的父母還在嗎？﹂﹁先生的父母已經七十幾歲了，﹂大家說，﹁還是好好的。﹂

　　神宗高興得很，吩咐準備賞賜，一面親筆寫信給居正：

　　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匹，乃奉聖母恩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齎之。

　　大致是萬曆五年夏間，文明病了，有時連走路都困難，居正準備請假省親，偏偏神宗大婚的問題來了，後來婚期決定在萬曆六年三月，居正看到暫時走不得，索性定在大婚以後再行回去。他在給王之誥的信上提起：﹁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顓擬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乞身﹂二字不可信。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作﹁擬俟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覲，﹂語較翔實。︶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遙望此期，以日為歲，奈何？﹂︵書牘九︽答司寇王西石︾︶

　　文明這一年七十四歲，疾病纏綿，︵敬修︽文忠公行實︾言﹁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粲樓，蒙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與居正︽答王西石書︾不合。︶終於在九月十三日逝世了。那時從江陵到北京，交通困難，九月二十五日，居正才得到訃聞。內閣同僚呂調陽、張四維奏明神宗，神宗頒賜御筆給居正說：

　　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理！然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歡妥，今宜以朕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見奏疏六︽聞憂謝降諭宣慰疏︾︶

　　神宗賜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匹。兩宮皇太后也是照樣賜唁。二十八日禮部奉聖旨，文明﹁著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身後恤典，一切從厚。

　　但是重大的問題來了。明代內外官吏人等有丁憂的制度，在遇到承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計閏，守制二十七月，期滿起復。英宗正統七年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原籍為民﹂；十二年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丁憂﹂指親喪二十七個月中，必須解職的事；期滿而後，照舊做官，稱為﹁起復﹂。在二十七個月中，由皇上特別指定，不許解職，稱為﹁奪情﹂。奪情之事，平常很少見，但是在軍隊中，尤其是在作戰的時候，原談不到﹁丁憂﹂，這一類的事，古人稱為﹁墨絰從戎﹂，又稱﹁金革之事不避﹂。在宗法社會裡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師長；主持教化的師長，在教忠、教孝的社會裡，自己先行履行對於亡父、亡母的義務，不能不算是一種合理的行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題請放回原籍守制。吏部隨即奉到聖旨：

　　朕元輔受皇考付託，輔朕沖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裡即往諭著，不必具辭。︵見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訃，這道不許守制的上諭，也在九月發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間之事，沒有回旋的餘地。本來居正奪情的事情太嚴重了，居正身後，經過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這個很長的階段，一般人因為後來神宗對於居正的反感，無從追求正確的結論；等到神宗死後，討論可以自由的時候，奪情的經過已經成為長遠的過去，時日不清楚了，事實不清楚了，偽造的根據，曲解的現實，到處作祟。於是奪情的是非，遂成為一個謎。

　　據說第一個主張奪情的是戶部侍郎李幼孜，馮保主張奪情，居正也有意奪情，因此造成奪情的局勢。其實幼孜第一個提出這個呼聲，只提出時代的要求，而造成這個時代要求的，卻是居正本人。

　　自從隆慶六年六月，居正當國以來，這五年三個月的時間，整個國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軌道，經濟有了把握，太倉粟支十年，太僕寺積金四百餘萬；北邊的俺答屈服了，土蠻雖然沒有屈服，但是不斷地潰敗，解除了東北方的威脅；內閣裡面，安靜到沒有一點波浪，更是嘉靖、隆慶以來沒有的現象；這一切是誰的大功？居正去了，這個局面，交付那一個？徐階七十五歲了，高拱更和馮保結下生死大仇，都談不到回朝，在野的還有那一個幹練的大臣？呂調陽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他自己沒有大的抱負；張四維也許還有些才氣，但是資歷太差，而且也沒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給誰？居正固然有三個主人，但是慈聖太后和馮保，都說不到自己掌握政權，明代根本沒有太后臨朝和宦官執政︵王振、汪直、劉瑾、以及後來之魏忠賢、皆未直接掌握政權。︶的前例；至於神宗，這時才十五歲，慈聖太后還把他當小孩看待呢，更說不到自己負責。一切的形勢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這一個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學士丁憂起復，不是沒有故事的。成祖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起復。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憂，隨即起復。四年八月楊溥丁憂，隨即起復。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憂，九月起復。憲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賢丁憂，五月起復。這都是故事。五人之中，惟有李賢是首輔，而李賢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太平的時代，成化二年，憲宗已經二十一歲，即使李賢丁憂，也還和現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這一切，慈聖太后、神宗、馮保，連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許守制的上諭下來了，居正再行上疏請求，自稱﹁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皇上﹂，但是語氣並不十分堅定，他甚至說：

　　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餘年，受先皇顧託之重，荷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即頃者聞憂之日，兩宮聖母為臣憫惻，聖心感動，為臣淒惋，慰吊之使，絡繹道途，賻賵之賚，充溢筐篚，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璽書，中間慰藉之勤篤，勉喻之諄切，尚有溢於聖言之外者。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觀近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誥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微軀，摩頂放踵，粉為微塵，猶不足以仰答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為；不幸而相值，難以並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不容並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況奉聖諭，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酌其輕重乎？︵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無疑地，居正是在考慮應否守制的問題了。十月初二日奉聖旨：

　　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屬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見上︶

　　奉旨以後，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復奉聖旨：

　　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為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見奏疏六︽再乞守制疏︾︶

　　神宗甚至和呂調陽、張四維說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守制的請求，已經成為僵局，居正只得再從旁面提出，他說：

　　仰窺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舉天下之重，盡屬於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意指，將謂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辦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豈真有卓犖超世之才，奔軼絕塵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將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廟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將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閭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鬱鬱懷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養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同卷三︽乞守制疏︾︶

　　神宗的聖旨又下了，他說：

　　朕為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著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見前︶

　　這道聖旨，由內閣傳下，神宗再命司禮監太監何進帶去親筆諭旨：

　　諭元輔：朕以幼沖、賴先生為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啟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為朕，實所以為社稷，為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見同卷︽謝降諭慰留疏︾︶

　　這時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都上疏，請留居正了。吏部尚書張瀚奉上諭慰留居正，連忙和左侍郎何維柏商議。

　　﹁丁憂守制，﹂維柏說，﹁是天經地義的事，遷就不得的。﹂張瀚的宗旨決定了，索性給他一個不理。吏部司官們和尚書說，請他覆奏，張瀚只是一味地裝糊塗。他說：

　　大學士奔喪，應當加恩；這是禮部的事，和吏部有什麼相干！

　　皇帝奪情的詔書屢次下來了，官員們正在紛紛請留居正，張瀚只是捶著胸膛嘆息，他認為從此以後，綱常掃地，對於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諭，始終置之不理。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啟上疏彈劾張瀚、何維柏，其結果張瀚勒令致仕，維柏罰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奪情的局勢既成，居正沒有回旋的餘地，他只有承認了。他說：

　　凡朝士大夫，見者聞者，無不恫切嘆頌，皆以大義責臣，謂殊恩不可以橫幹，君命不可以屢抗，既以身任國家之重，不宜復顧其私。臣連日枕塊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託，與國家之大典禮，莫此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雖居田里，於心寧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請，謹當恪遵前旨，候七七滿日，不隨朝，赴閣辦事，隨侍講讀。︵同卷︽乞暫遵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他提出五個條件，︵一︶所有應支俸薪，概行辭免；︵二︶所有祭祀吉禮，概不敢與；︵三︶入侍講讀，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紅袍玉帶為吉服，故言青衣角帶。︶︵四︶章奏具銜，准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來京。條件提出以後，奉聖旨：﹁卿為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還候旨行。﹂︵見前疏︶

　　居正奪情之事，雖然是局勢造成的，但是造成這個局勢的，何嘗不是居正？張瀚勒令致仕的時候，居正還沒有承認在閣辦事，但是他已經推薦王國光繼任吏部尚書了。他和國光說：﹁銓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以為用捨也。﹂︵書牘九︽答太宰王疏庵︾︶在苫塊昏迷的當中，居正何嘗有一日忘去政權？居正稱道伊尹，︵文集十一︽雜著︾︶也許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點，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熱中政權的一個解釋。

　　從居正十九年沒有看見文明一面的事實看來，父子之間的感情，委實已經生疏了。居正和文明中間，無論在志趣上，在事業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場所。十九年的日月，三千里的距離，在父子之間，造成最大的隔閡。居正當然知道丁憂只是二十七個月的請假，在這個時間以後，隨時可以起復。但是起復只是一個理論。徐階致仕了，陳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來以外，其餘沒有一個再看到北京的城闕。政權正和年光一樣，是不輕易回轉的。居正自從二十三歲舉進士以後，經過三十一年的政治奮鬥，才取得現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戀呢？

　　明朝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把座位，從內閣的右邊遷到左邊，翰林院後輩和內閣僚屬都穿紅袍到內閣道賀。這一次他們穿紅袍到內閣來了，大家向次輔呂調陽道賀。調陽是一個老實人，他雖然沒有把座位移到左邊，但是居然接受大眾的道賀。一切增加居正的恚忿。他認識自己還沒有去位，人情已經變了，將來當真去位，那還了得！夏言、嚴嵩對於當日的政權，都曾經支付血腥的代價；以後徐階、高拱，也都經過最大的危險。現在會不會需要自己償還這一筆血債！

　　留戀、畏懼，這兩種強烈的情緒，佔有居正的胸中。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他捨不得當時的國家。在自己當國的五年三個月中間，整個明朝，已經從困頓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成為富強的國家；自己去位以後，會不會重行回到困頓中去？這一切，只為了一個十九年不曾見面的父親，代價未免太大了。居正覺得李幼孜的語句還在自己耳朵裡響著：

　　皇帝沖齡，天下不可一日無相公，相公怎樣忍得回去守制呀！

　　這樣他才決定辭俸守制的辦法。萬曆八年他在奏疏中說過：

　　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博、李賢等，皆從服中升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臣，事體原自不同。︵奏疏九︽辭考滿加恩疏︾︶

　　居正辭俸守制，但是神宗沒有讓他枵腹從公的道理，所以萬曆五年十月傳旨：

　　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滿日止。︵見奏疏六︽謝內府供給疏︾︶

　　居正曾和順天巡撫陳道基談起當日的心境：

　　唁貺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託，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書牘九︽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辭俸守制﹂是居正發現的名辭，但是一般人目光中，只看到他不奔喪，不守制，怙權貪位。居正曾經談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這句話更引起他們的反感。︽論語︾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書，那一個不曾讀過？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喪更行縮短的時候，孔子生了大氣，︽論語︾裡還記著：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子的邏輯，認定小孩在出生以後的三年中，全靠父母的愛護，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後，應當守制三年，報答父母的恩愛。現在居正照舊入閣辦事，還說什麼守制，照舊賜酒賜飯，還說什麼辭俸？一切只是名辭的簸弄，還談什麼聖賢道理？最可恨的是負著言論責任的御史、給事中，現在不但不曾彈劾，反而陳請慰留，甘心成為權門的鷹犬！一般人正痛恨著。

　　萬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發現彗星，從西南方直射東北，蒼白的色采，像一道幾丈長的白虹，從尾星、箕星，越過牽牛，一直掃射到織女星。這真是一個很大的變異。不錯，荀子曾經說過：﹁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天論︾︶但是荀子的話，一般人不一定讀過，他們看到的只是這個非常的大變。彗星出見以後，神宗下詔修省。修省是一種反省的工作，皇帝要百官修省，百官當然也可以請皇上修省。第一個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他說：

　　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訐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速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係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逾此者。

　　中行隆慶五年進士，是居正的門生，上疏以後，進謁老師，連同的稿也遞上了。

　　﹁這一道奏疏，﹂居正愕然地問道，﹁已經奏上了嗎？﹂﹁沒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師提起的，﹂中行說。

　　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居正另外一個門生，隆慶五年進士，現任翰林院檢討趙用賢上疏：

　　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勳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痛也。國家設台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為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事之日淆也。

　　用賢上疏的第二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名上疏了。中行、用賢上疏請令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艾穆、思孝則請令居正回籍守制。他們說：

　　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為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例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親，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為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

　　北京御史、給事中請留居正的奏疏來了，南京御史、給事中請留的奏疏來了，南京尚書潘晟也上疏請留了，偏偏居正的門生和刑部兩個屬官上疏請令奔喪，甚至請令守制。這是為的什麼？是反動的勢力，還是另外有什麼陰謀？居正正在痛恨和憤慨。外邊的風聲愈來愈緊張了。從嚴嵩時代起，凡是攻擊輔臣的，常得廷杖的處分，高拱時代不是也準備廷杖言官嗎？一切都在人們的記憶中。居正在七七以內，本來沒有入閣辦事，他在出處方面，原有周旋的餘地，神宗要留居正，便不能不給居正滿意。杖、杖、杖，惟有廷杖才是滿足居正的辦法。然而廷杖是怎樣一種處分呢？受刑未畢，隨即死在廷中的故事，大家也還記得。血腥又蕩漾起來。

　　禮部尚書馬自強晉謁居正，居正匍匐在孝幃裡面。自強極力為中行等解釋，他說這一群少年人，固然是年少氣盛，冒昧無知，但是他們只是為的國家，並不是有意攻擊首輔；他說皇上盛怒之下，惟有居正上疏，為他們營救，才可免去一場大禍。自強真有些黯然了。

　　﹁居喪之中，管不了外面的事，請馬尚書原諒罷，﹂居正匍匐著回答。

　　翰林院的官員們一齊上疏救援了。侍講趙志皋、張位、於慎行、張一桂、田一俊、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都具名，但是這一次上疏，只是石沉大海，一點影響也沒有。眼看吳中行等四個都要受刑了。他們焦急的了不得。新科狀元沈懋學想起居正的兒子嗣修，他寫信給嗣修，請他和居正說情，一連去了三封信，但是嗣修不敢向居正說。懋學惶急了，他知道李幼滋和居正接近，幼滋不是提倡講學的嗎？和他談一些綱常之道，一定可以生效，因此懋學又去信了。幼滋的答覆只是這幾句：﹁若所言，宋人腐語，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豎儒安足知之！﹂居正最初請求守制，現在簡直是有意不奔喪，從被動成為主動，甚至認為聖賢中道。幼滋這一番言論，更引起一般人的不滿。

　　廷杖的執行更加迫切了。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約齊十幾位翰林院同僚，拜訪居正。居正託辭不見，眼看又成僵局。錫爵急了，一直奔到孝闈前面，他又向居正疏解了。他為吳中行等辯護，他請居正申救。

　　﹁聖怒太嚴重了，說不得，﹂居正說。

　　﹁即是聖怒嚴重，﹂錫爵侃侃地說，﹁也是完全為的相公。﹂

　　居正伏著叩頭道，﹁大眾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許我走，我有什麼辦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讓我把自己殺了吧！﹂︵見王世貞︽首輔傳︾卷七。又︽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云，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明史稿．張居正傳︾云：居正至引刀作自剄狀，以脅之。︽明史．王錫爵傳︾言居正徑入不顧。今按世貞與錫爵往還甚密，言較可信，其餘則傳聞之辭也。︶

　　錫爵駭然地退出了。就這樣決定吳中行等受杖的命運。十月二十二日行刑。中行、用賢各杖六十，杖畢，拖出長安門，再用門板抬出北京。中行已經氣絕，幸虧中書舍人秦柱率領醫士把他救活，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幾十塊。用賢是一個胖子，總算受得起，但是大腿上割下來的腐肉有手掌大，後來他的妻索性把這塊肉風乾，留給子孫，作為傳家的教訓。在他們兩人逐出北京的時候，日講官右庶子許文穆送給中行一隻玉杯，上面鐫著幾行字：

　　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

　　用賢所得的是一隻犀角杯，上面也有幾行字：

　　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刻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

　　艾穆、沈思孝所受的待遇更慘了。廷杖八十以後，手足加了鐐梏，收監三日，再得到充軍的處分，艾穆遣戍涼州，思孝遣戍神電衛。艾穆、平江人，在湖南、湖北沒有分省以前，和居正算是同鄉。居正痛切地說：﹁從前嚴分宜︵嚴嵩，分宜人︶當國的時候，沒有同鄉對他攻擊，如今我比不上嚴分宜了。﹂他回想到門生和同鄉都向自己攻擊，真有些感慨係之。

　　氣量寬宏的大臣，遇到這個局面，用不到憤激，更談不上廷杖，爭是非本來是很平常的，為什麼要流血呢？但是明朝的政局，本來不是一個心平氣和的局面，居正也不是一位氣量寬宏的大臣。他總以為這樣便可以壓抑當時的輿論，偏偏中行等四人血流滿地，氣息僅屬的形態只激起了一個志士的憤慨。這是萬曆五年新科進士，觀政刑部的鄒元標，後來嘉宗天啟年間一位有名的大臣。元標看到廷杖以後，隨即上疏：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氾濫為災，民有駕蒿為巢，啜水為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奏疏上去兩天以後，元標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天啟年間，元標為左都御史，一次在進侍經筵的時候，跌倒下去。燕宗連忙派內官去慰問，大學士朱國祚說道：﹁元標在先朝，因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猶艱。﹂四十餘年的事了，這一次的廷杖，留下不滅的遺跡。元標後來也曾說過：﹁大臣和言官不同：言官只要風裁卓絕，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那能和少年一樣地輕動？﹂大致他對於萬曆五年的建言，感覺到一些懊悔。萬曆十年，居正身死，次年，革除官蔭諡號，直至天啟年間，才能追復官職，那一次卻完全得力於元標的建議。

　　在這兩次廷杖中間，福建巡撫龐尚鵬有書到居正，為諸人營救；南京操江御史張嶽上疏請令居正奔喪。西南方的彗星，還是直射到東北，蒼白色的光芒，造成萬曆五年十月間的恐怖。群臣都感覺不安，謠言好比沒有根蒂的柳絮一樣，正向四圍激盪。有的甚至說居正豫備造反，情形離奇到不成樣子。神宗的上諭又下了：

　　朕承天明命，為天下君，進退予奪，朕實主之，豈臣下所敢自擅。元輔張居正，受皇考顧命，輔朕幼沖，擄忠宣酸，迅成化理，以其身任天下之重，豈容一日去朕左右！茲朕體其至情，厚加恩恤，凡人子所以榮親送終之典，備極隆異，元輔孝思，已無不盡，亦不在此一行。且綱常人紀，君臣為大，元輔既受皇考付託，義不得復顧其私，為朕倚任，義不得恝然自遂。朕為社稷至計，懇切勉留，群臣都當助朕留賢，才是同心為國。叵耐群奸小人，藐朕沖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擠排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為悻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茲已薄示處分，用懲奸罔，凡爾大小臣工，宜各明於大義，恪共職業，共成和衷之治。如或黨奸懷邪，欺君無上，必罪不宥。欽哉，故諭。︵見奏疏六︽乞恢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這一道鎮壓的上諭，果然奏效，不但謠諑寧靜下來，連群臣進言，也因此稍息。誰願意﹁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擠排之計﹂呢？居正隨後疏稱：

　　今言者已詆臣為不孝矣，斥臣為貪位矣，詈臣為禽獸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為恥也。夫聖賢之學，有遁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雖被惡名，不難受也。臣之所懼，獨恐因是而益傷皇上之心，大虧國體之重，鑿混沌未萌之竅，為將來無窮之害耳。今諸臣已被譴斥，臣不敢又救解於事後，為欺世盜名之事；前已奏稱遵諭暫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請乞，以自背其初心：但連日觸事驚心，憂深慮切，故敢陳其縷縷之愚。伏願皇上恢宏天地之量，洞開日月之明，察兆心仰戴之誠，憫迂儒拘攣之見，卓然自信，盡揮群疑，今後凡有言者，諒其無知，勿與較計，寧使愚臣受辱，毋致有傷聖心。仍乞鑒臣初請，俟大禮既成，放臣歸葬，則紛紛之議不俟禁諭而群喙自息矣。︵同上︶

　　居正疏中雖請神宗恢宏聖度，但是居正的度量，委實亟待恢宏。假如他認識吳中行等只是﹁迂儒拘攣之見﹂，那麼為什麼不能救解於事後？為什麼認為上疏救解，只是欺世盜名之事？居正只是心地窄隘，談不上容人之量。

　　在七七之中，居正雖然不入閣辦事，但是對於國事，始終不曾放手，內閣的公文，一直送到孝闈批閱，十月過去，到十一月初，七七已滿，聖諭於初六日吉期，入閣辦事。這一天，文書官孫斌宣召居正到平臺入見皇上。

　　﹁臣父不幸，仰荷聖恩，賜吊賜賻，﹂居正叩頭以後，面奏道：﹁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於國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思，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盡了，﹂神宗說，﹁朕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始終，才是大忠大孝。﹂

　　居正的眼淚落下了，他說：﹁伏奉皇上前後諭旨，委曲懇切，臣愚敢不仰體？又昔承先帝執手顧託，誓當以死圖報，今日豈敢背違？但臣賦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為國，不能曲徇人情，以致叢集怨仇，久妨賢路。今日若得早賜放歸，不惟得盡父於微情，亦可保全晚節。﹂

　　﹁先生精忠為國的心，﹂神宗說，﹁天地祖宗知道，聖母與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機排擠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懷。﹂

　　殿上沉嘿了半晌，神宗又繼續地說：﹁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閣辦事。﹂︵奏疏六︽謝召見疏︾。對話用原文。︶

　　居正叩頭謝恩。神宗加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裡、酒飯一桌；同時再著文書官孫斌送居正到閣。張文明這一死，經過幾度的波折，終於在十一月初六日，居正青衣角帶，仍回內閣辦事。

　　在奪情起復的中間，還有一件意外的故事。寧國府生員吳仕期聽說首輔不奔喪，認為這是人心世道的大變。也許是一種好名的衝動，也許只是衷心的刺激，他決定上疏諫止。事情還沒有做，太平府同知龍宗武知道了，立刻告給操江御史胡檟，胡檟再轉告居正。恰在此時，南方流傳海瑞︽劾張居正疏︾。海瑞自從隆慶四年罷官，久已回到瓊山，只因在應天巡撫任內，聲名太大，所以這篇惝恍離奇的奏疏，居然流傳一時。居正、胡檟當然知道沒有海瑞上疏的事，但是在揣摩偽疏作者的時候，大家都想到吳仕期。居正一面把胡檟的奏疏擱起。一面再和他說：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於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偽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為世望人，故托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知先陷於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汙，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群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於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蟣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於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惟高明裁之。︵書牘十一︽答操江胡玉吾︾︶

　　仕期這時已入太平府獄中，胡檟正在等待上疏的結果。居正覆書來了以後，胡檟看清居正不願株連的意思，當然他再給信宗武。七天以後，仕期果然在太平獄中被笞身死。一件刑事重案就算用政治處分結束了。對於這一件事，胡檟、龍宗武都應當負責，就是居正也不免要負道義的責任，但是他最初只是不願株連，卻想不到會發生嚴重的後果。

　　萬曆五年十一月到了，黃星的蒼白色的光芒，還是向東北直射。就在這一月，再由神宗下詔考察京官。本來京官是照例六年考察一度的；不在京察之年，舉行京察的，稱為﹁閏察﹂。武宗時代，宦官劉瑾當權的時候，閹黨吏部尚書張彩請不時考察京官，留下一個惡例，現在是居正運用這個惡例的時候了。居正本來不相信自然界的現象對於人事會有什麼關係的。他自己不曾說過嗎？﹁夫天道玄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茫昧。﹂︵書牘九︽答河道吳自湖︾︶所以他假借星變的名義，舉行閏察，排除異己，不能不算是一種褊狹的行為。在這一次京察，主張維持綱常名教的調任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柏罷職了，請令居正馳驛奔喪的南京操江御史張嶽罷職了，疏救吳中行等的侍讀趙志皋，調任南京國子司業張位也罷職了。居正死後，吏部尚書楊巍疏稱﹁六年京察、祖制也，若執政有所驅除，非時一舉，謂之閏察，群情不服，請永停閏察。﹂萬曆十三年，永停閏察，便是這一次的後果。

　　萬曆五年九月以後，居正在百感俱集的當中，決定了兩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機構的合併，第二是各省田畝的清丈。

　　明代對於河、漕的事務，最初分屬於兩個機構，河道總督專管黃河，漕運總督專管漕運。其後漕運總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屬河道總督。但是從淮安到茶城，借河為漕，河道總督的職權，只能管到這一段的黃河，對於河南以上的黃河，其實沒有管到，當時也沒有整理黃河上游的主張。因此河、漕兩個機構，永在摩擦的當中。這是一向的事實。萬曆四、五年間，河道總督傅希摯更和漕運總督吳桂芳不斷地爭執。五年九月，調山東巡撫李世達為河道總督。調河道總督傅希摯為陝西巡撫。居正以為有了辦法，但是隨即發現這是制度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十月中，再把世達調開，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升桂芳為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提督軍務。︵︽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為工部尚書兼理河漕。﹂語誤。兼理河、漕在五年、進工部尚書在六年。明︽萬曆實錄︾、︽明史稿︾及︽明史．吳桂芳傳︾語皆合。︶河、漕兩個機構，到此正式合併。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給桂芳說：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為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險蒙謗，亦無悶焉。顧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反為人所搖，自乖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障於垂成。此豈廟堂不為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為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眾議，居中握算，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書牘十︽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隨後再命潘季馴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個正當的解決。

　　明代以前，國家歲入，以賦役為大宗，賦是田賦，役是丁役。要整頓國家的收人，便要從調查田地和戶口人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畢戰問孟子，請他指示井地的辦法。孟子說：﹁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這幾句話，固然透露他對於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經界始，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話。當時推有把田地、丁口，調查清楚以後，人民的擔負才能平均，不至於有一部分逃避責任，另一部分加重擔負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調查；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調查的時候，中間經過九十八年的休養生息，貴州又經開闢，無論丁口和田地方面，都應當有巨額的增加，但是實得的只有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田土調查在弘治十五年。︽明史．食貨志︾載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嘉靖八年霍韜言天下額田已減強半，其言皆誤。蓋嘉靖間修︽會典︾設以六百餘萬頃為四百餘萬頃。今以萬曆本︽會典︾考之，應作六。︶這裡的結論不是丁口、田地的減少而只是擔負賦稅的丁口、田地減少了。豪門的家奴，兩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的義務，於是便有賣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賈四方，舉家舟居，調查戶口的也就無從著手。至於田地，也有撥歸王府的，也有隱托豪宗的；再不然，在治安有問題的地方，當然更談不上徵收。擔負賦稅的丁口、田地減少，一切的責任又加到其餘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萬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請調查戶口、田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一概從實丈量，限三載竣事。︵︽明史紀事本末︾作萬曆五年十一月，︽明史．食貨志︾作萬曆六年，︽明紀︾作萬曆七年十一月。按萬曆本︽明會典︾卷十七有萬曆六年田土實數。蓋疏請在五年，而開始調查則在六年。︶這一件事業的完成，在居正歸葬以後，姑且不談。萬曆九年，蕭廩為陝西巡撫，儘管詔書嚴催調查隱田，蕭廩吩咐部下只要和舊額相等，無須多報。︵︽明史︾卷二二七︽蕭廩傳︾︶史冊流傳，以為美談。其實對於少數人的寬容，恰恰增加多數人的擔負，這一點最簡單的政治常識，當時人沒有看到，反而認為居正的主張，過於苛刻，不能不算是歷史上的怪事。

　　萬曆六年到了，大婚改在二月，籌備的程序，著著進行。正月間司禮監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奉聖母慈諭：﹁這大禮，還著元輔一行，以重其事。﹂又說：﹁忠孝難以兩盡，先生一向青衣角帶辦事，固是盡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還宜暫易吉服，在閣辦事，以應吉典，出到私宅，任從其便。﹂大婚便得欽定問名納采使兩人：按當時的資望，正使當然是英國公張溶，副使便是居正。慈聖皇太后賜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襲，吩咐自正月十九日起，吉服辦事。不料戶科給事中李淶上疏，認為居正有服，不宜參加吉禮，請求改命。神宗隨即諭示居正：

　　昨李淶說，大婚禮不宜命先生供事。這廝卻不知出自聖母面諭朕說，先生盡忠盡不的孝。重其事，才命上公元輔執事行禮。先生豈敢以臣下私情，違誤朝廷大事。先朝奪情起復的，未聞不朝參居官食祿，今先生都辭了，乃這大禮亦不與，可乎？看來今小人包藏禍心的還有，每遇一事，即借言離間。朕今已鑒明瞭，本要重處他，因時下喜事將近，姑且記著，從容處他。先生只遵聖母慈諭要緊，明日起暫從吉服，勿得因此輒事陳辭。︵見奏疏六︽請別遣大臣以重大禮疏︾︶

　　這是正月十八日的事，經過一度疏辭以後，居正暫從吉服，照常辦事。

　　穆宗逝世以後，慈聖皇太后一向住在乾清宮，對於神宗，盡監護的責任。現在大婚期近，皇太后退居慈寧宮，一面諭示神宗：

　　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爾一身為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個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見奏疏六︽乞遵守慈諭疏︾︶

　　同時慈聖太后賜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襲、彩段八表裡、銀二百兩，又頒慈諭：

　　皇帝大婚禮在邇，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時常常守著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學勤政，有累盛德，為此深慮。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比別不同。今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先帝付託重義，庶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諭。︵見奏疏六︽謝皇太后慈諭疏︾︶

　　慈聖太后把監護的責任，完全移交居正。居正對於神宗，是擔當國事的大臣，同時也是朝夕照管的監護人。直到神宗大婚以後，居正的雙重職責，依然存在。奉到慈諭以後，居正疏稱：

　　茲奉誥諭，以慈駕還宮，慮看管之少疏，恐聖德之有累，委臣以師保之責，勉臣以匡弼之忠，寵錫駢蕃，開諭懇切。臣捧讀未竟，涕泗橫流。念臣昔承先帝顧託之重，既矢以為國忘家，捐軀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擄忠藎，圖報國恩。但內禁外廷，地勢自隔；臣謨母訓，聽納懸殊：尚冀我聖母念祖宗基業之重，天位保守之難，凡所以擁護聖躬，開導聖學者，尤望時加訓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純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於進盡忠言，弼成聖政，則臣分義所宜自盡者，雖微慈諭，猶當思勉，況奉教督諄諄，敢不罄竭愚衷，對揚休命，臣誠不勝感激祈望之至。︵奏疏六︽謝皇太后慈諭疏︾︶

　　大婚典禮正在進行的時候，遼東巡撫張學顏的捷報到了。土蠻約同泰寧衛速把亥進犯遼東開原，大營紮在劈山，遼東總兵李成梁得到消息，隨即出寨二百里，進搗劈山，斬敵四百三十，這便是所謂﹁劈山大捷﹂。捷報到了，神宗奏知慈聖皇太后，太后對神宗說：

　　﹁賴天地祖宗默祐，此時正爾行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才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

　　﹁聖母慈諭的是，﹂神宗恭敬地答覆。︵見︽遼東大捷辭免加恩疏︾。對話用原文。︶

　　在大捷聲中，神宗婚禮舉行了，所娶的王皇后，後來諡為孝端皇后。大捷和大婚，對於輔臣，都有照例的賞賜，經過謙辭以後，居正兩次各受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裡，對於升蔭，仍堅辭未受。

　　現在是居正力援前疏，請求給假歸家葬父的時候了，但是神宗還是不允，上諭說：

　　卿受遺先帝，輔朕沖年，殫忠宣勞，勳猷茂著。茲朕嘉禮初成，復奉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況前已遣司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諭旨，勉留匡弼，用安朕與聖母之心，乃為大忠至孝，所請不允。︵見奏疏七︽乞歸葬疏︾︶

　　居正再行上疏，辭旨非常迫切，他說：

　　夫盡忠所以盡孝，而死者不可復生，臣豈不知今日之歸，無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為之造葬，送終之禮，已為極至，臣今雖去，亦復何加，但區區烏鳥私情，唯欲一見父棺，送之歸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雖強留於此，而心懷蘊結，形神愈病，必不能專志一慮，以圖國家之事；公義私情，豈不兩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擇於四月十六日，如蒙聖慈垂憐，早賜俞允，給臣數月之假，俟尊上兩宮聖母徽號禮成，即星馳回籍，一視窀穸，因而省問臣母，以慰衰顏。儻荷聖母與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無病，臣即扶侍同來。臣私念既遂，志意獲紓，自此以後，當一心一慮，服勤終身，死無所憾。是今雖暫曠於數月，而後乃畢力於終身，皇上亦何惜此數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終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憐，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謂臣畏流俗之非議，忘顧託之重任，孤負國恩，欲求解脫，則九廟神靈，鑒臣之罪，必加誅殛，人亦將不食其餘矣。︵奏疏七︽再乞歸葬疏︾︶

　　這次神宗准奏了，但是因為不能遠離居正，所以限期回京，上諭說：

　　朕勉留卿，原為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暫准回籍襄事。還寫敕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著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著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見前疏︶

　　三月初，仁聖皇太后加尊號仁聖貞懿皇太后，︵︽明史．后妃傳︾作貞懿，︽張文忠公全集︾作懿安。︶慈聖皇太后加尊號慈聖宣文皇太后。事情都停當了。居正想起回去以後，閣中只剩呂調陽、張四維兩人，誠恐聞見有限，辦事不易，隨即疏請簡用閣臣。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據說居正自念高拱和自己不和，殷士儋在宮內有奧援，都不敢推，最後決定推薦徐階。居正已經發信給徐階了，後來想起徐階還朝以後，官階和科第都在自己之上，自己葬畢回京，只有把首輔奉讓；所以還把這個計劃打銷。︵︽明史．張居正傳︾、︽明紀︾卷四十。據王世貞︽首輔傳︾張居正遣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似為徐階諸子之大言，居正未必有信。︶揣測之詞，不甚可信。居正想起在萬曆三年八月請求增補閣員的時候，除張四維以外，曾經陪推馬自強、申時行二人，因此再行上疏，內稱﹁今臣等公同評品，堪任是職，似亦無逾於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聖明，再加審酌。﹂神宗隨即批准，馬自強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升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著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萬曆六年的內閣，人才充實了，但是其實還只是居正一人。

　　自強，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萬曆三年為吏部左侍郎，九月升禮部尚書，是一個老成幹練的人物。平時自強的主張，和居正不一致，所以這次入閣，自強覺得有些出於意外，因此對於居正，十分感激。時行，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萬曆三年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後來升吏部右侍郎。這一位蘇州狀元，在萬曆十一年至十九年間，曾任八年有餘的首輔，此時只是後生新進，經過居正兩次推薦，所以對於居正，更是非常親近。萬曆六年的內閣，一切只是居正的局面。六年七月，調陽病重回籍，十月自強病卒，於是內閣只剩居正、四維、時行三人，一直維持到萬曆十年。

　　居正回籍的日期決定在三月十三日。神宗賜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裡，仁聖太后賜銀三百兩、紵絲六表裡，慈聖太后賜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裡。之外，神宗又給﹁帝齎忠良﹂銀印一顆，另賜手諭：

　　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但先生情詞迫切，不得已，准暫給假襄事，以儘先生孝情。長途保重，到家少要過慟，以朕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萬勿遲延，致朕懸望。又先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先生﹁帝齎忠良﹂銀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即實封奏聞。︵見奏疏七︽謝賜敕諭並銀記疏︾︶

　　司禮監太監王臻到居正宅中，口傳聖旨，著居正於三月十一日到文華殿面辭。這一天居正到文華殿，神宗在西室裡坐著。居正面奏道：

　　﹁臣仰荷天恩，准假歸葬，又特降手諭，賜路費銀兩、表裡及銀記一顆。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軀難報。﹂

　　﹁先生近前來些，﹂神宗吩咐道。

　　居正向前挪近幾步。

　　﹁聖母與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說，﹁只因先生情辭懇切，恐致傷懷，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居正叩頭稱謝，又說：﹁臣之此行，萬非得已。然臣身雖暫違，犬馬之心實無時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愛聖躬。今大婚之後，起居食息，尤宜謹慎。這一件，是第一緊要事，臣為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聖明，萬分撙節保愛。又數年以來，事無大小，皇上悉以委之於臣，不復勞心；今後皇上卻須自家留心，莫說臣數月之別，未必便有差誤。古語說：﹃一日、二日萬幾，﹄一事不謹，或貽四海之憂。自今各衙門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覽，親自裁決。有關係者，召內閣諸臣，與之商榷停當而行。﹂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

　　﹁臣屢荷聖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宮門前叩謝，伏望皇上為臣轉奏，﹂居正說。

　　﹁知道了，﹂神宗說，一邊又叮嚀道，﹁長途保重，到家勿過哀。﹂

　　居正感動的了不得，伏地嗚咽，話也說不得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安慰他，但是神宗也嗚咽了。

　　居正叩頭，退出西室，在他退出的時候，聽得神宗和左右說：﹁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奏疏七︽召辭紀事︾。對話用原文。︶

　　一直到十六歲，神宗還是一個天真的孩子。他看到這個當國多年的老臣，長長的一絡長須，現在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居正居喪中情狀，見書牘十四︽答徐存齋二十四︾︶眼看又要回去，固然二、三月以內，居正還要回朝，但是神宗心裡，畢竟有一點戀戀不捨。居正辭出以後，神宗再著文書官孫斌等賜居正食品八盒。慈聖太后也派慈寧宮牌子太監李旺賜居正銀八寶豆葉六十兩，途中賞人。李旺口傳皇太后聖諭道：﹁先生行了以後，皇上無所依託。先生既捨不得皇帝，到家事畢，早早就來，不要待人催取。﹂︵見奏疏七︽召辭紀事︾及︽謝召見面辭疏︾︶

　　三月十三日居正出京，神宗特著司禮監太監張鯨，到郊外餞送，又賜甜食二盒、幹點心二盒。文武百官一概出郊遠送。

　　據王世貞的記載，居正這一次回去，真有些威風。轎子是特製的。前面是起居室，後面是寢室，兩廊一邊一個書僮焚香揮扇。三十二名轎夫抬著一架大轎，赫赫煊煊地從北京南下，一路還有薊鎮總兵戚繼光派來的銃手、箭手隨同保護，沿路巡撫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縣官跪著迎接，開路辦差，更加忙得不亦樂乎。三月十九日過邯鄲，隨後入河南界，開封城內的周王已經派人迎到界上，禮物奠品，一齊送上，居正收了奠品，其餘一概璧謝。渡過黃河，路經新鄭，高拱住在這裡，這是二十年來的舊交，六年以來的政敵。高拱有病，帶病出來迎接。他病得太厲害了，說話都不十分清楚，這兩個敵對的政治家，只有對面痛哭。居正記得上年嗣修匆匆南歸的時候，曾派他到高拱那裡問候，彼時已經聽說有病，真想不到竟是這樣地狼狽。

　　三十二名轎夫的膂力，就在四月初四日，把這一位首輔送到江陵了。到家以後，他有一封信給高拱：

　　相違六載，只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也。別後歸奔，於初四日抵舍。重辱遣奠，深荷至情，存歿銜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謝，苦悰痛切，不悉欲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書牘十四︽答中玄高相公三︾︶

　　四月十六日，張文明下葬，地址在太輝山。會葬的官員有司禮監太監魏朝、工部主事徐應聘，這兩位是欽遣經營葬事的；有禮部主事曹誥，這是諭祭的；還有護送居正回籍的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地方官有先任湖廣巡撫、升刑部右侍郎陳瑞，撫治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司、道等官。一切都很煊赫，也許這一位不第秀才、荊州府學生可以瞑目罷。

　　四月眼看過去了，神宗限定五月回朝，居正想起七十三歲的老母，經不起暑天的跋涉，只得請求寬限，準備八、九月間，天氣涼爽，扶侍老母，一同赴京。這一來可把神宗急壞了，神宗一面吩咐內閣擬旨，著太監魏朝留待秋涼，伴送張母入京，仍著居正務須於五月下旬，回閣辦事，一面另下手諭：

　　諭元輔張先生：自先生辭行之後，朕心日夜懸念，朝廷大政，俱暫停以待。今葬事既定，即宜遵旨早來，如何又欲寬限？茲特遣錦衣衛堂上官，齎敕催取。敕到，即促裝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熱難行，還著太監魏朝將先生父墳未盡事宜，再行經理，便候秋涼，護送先生老母同來。先生宜思皇考付託之重，聖母與朕眷倚之切，早來輔佐，以成太平之治，萬勿耽延，有孤懸望。先生其欽承之。︵見奏疏七︽奉諭還朝疏︾︶

　　居正還南，整個的政府機構停止下來，神宗吩咐揀重要的公事，送到江陵，其餘都待居正入京處理。次輔呂調陽感覺到有些難堪，從前有過伴食中書，自己不成為伴食大學士嗎？因此他索性請了病假，難得到內閣辦事。例行公事由張四維處辦，稍關緊要的公事，都送到江陵，聽候居正決定。得、得、得！從北京到江陵的大路上，正有無數的公文，在馬背上送來送去。

　　三月間，遼東又報大捷了，這是所謂﹁長定堡之捷﹂，捷報一到北京，神宗高興極了，立即告謝郊廟，感謝天地和祖宗的保祐，同時吩咐內閣大行賞齎。神宗和內閣提起慈聖太后的話：﹁賴天地祖宗默訪，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見奏疏七︽奉諭擬遼東賞功疏︾︶四月十一日，神宗派兵部差官把上諭送到江陵，他還說起：﹁著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敘錄，比前再加優厚。﹂︵同上︶同時呂調陽等四位大學士的信也來了，內閣的題稿，遼東的捷報，都送給居正看。這一次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捷，怪不得神宗高興。事情是這樣的。韃靼的武士們，大致是七、八百人罷，帶了牛羊向遼東邊界像風暴一樣地沖過來。他們口口聲聲說是投降。誰相信！韃靼的詭計多得很，這一定是詐降。遼東副總兵陶成嚳看定以後，一馬當先，率領部下的將士，也是狂風一樣地殺過去。這一次的韃靼真無用，像割草，像切菜，殺、殺、殺！一共殺去四百七十幾個韃靼，陶副總兵的刀柄濺滿了血腥，手腕也有些酸痛，看看只剩少數的敵人，哭喪著臉，狼狽地抱頭鼠竄，這才點驗人頭，三百，四百，斜斜的韃靼眼，半睜半閉地在血泊裡瞧著長定堡的青天。最奇怪的是自己的部下一些損傷也沒有！自古以來，有過這樣的勝仗嗎？這才把陶副總兵樂得忘去了殺人的疲倦。經過幾次申報以後，現在這些公文完全在江陵張府的案上。

　　居正沉吟了，皇上已經告謝天地祖宗，還有什麼說的！他上疏說：﹁竊照遼東一鎮，歲苦虜患，邇賴聖明加意鼓舞，屢奏膚功。乃今以裨將偏師，出邊遏剿，斬馘至四百七十餘級，而我軍並無損失，功為尤奇。況當嘉禮美成之會，兩月之間，捷報踵至，而今次所獲，比前更多，此誠昊穹純祐，宗社垂庥，我皇上聖武之所致也。﹂︵奏疏七︽奉諭擬遼東賞功疏︾︶皇上要他從優敘錄，他只有從優擬議。陶成嚳升官，遼東總兵李成梁升前世襲指揮僉事。薊遼總督梁夢龍，遼東巡撫周詠升級，兵部尚書方逢時，和左、右侍郎也加俸加級，連帶內閣大學士呂調陽、張四維特加武蔭，馬自強、申時行特加文蔭，其餘照例升賞的大小官員，尚不在內。四百七十幾位韃靼武士啊，你們不是枉死的了，你們那半開半閉的眼睛，會從血泊裡看到別人得了這麼多的賞賜！

　　但是這一次的勝仗，未免勝得太容易，太離奇了，居正總有些不放心。他一面函囑薊遼督、撫查究，一面函詢兵部尚書方逢時。他給逢時說起：

　　遼左之功，信為奇特，伏奉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既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準備；我偏師一出，即望風奔潰，駢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勢，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功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書牘十︽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核︾︶

　　居正在奏疏裡留著一句：﹁雖其中有投降一節，臣未見該鎮核勘詳悉。﹂這是一個活著。明朝是監察權高於一切的時代，遼東有巡按御史，未經核勘以前，其實算不得定局。遼東巡按安御史一經查實，隨即函告居正，這才明白真相。韃靼七、八百名武士是真的，他們因為得罪土蠻，所以攜帶牛、羊，拚命東奔，準備向朝廷投降，卻想不到遇著一位殺人不眨眼的陶副總兵，給他們一個死不瞑目。但是怎麼辦呢？天地祖宗都謝過了，恩賞一直蔭到大學士的子、孫，難道都要推翻。居正還準備息事寧人，但是口口聲聲，抱怨呂調陽等的糊塗。他和薊遼督撫說起：

　　向者南歸，奉聖諭遼東大捷，命孤擬議恩賞，比時心竊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即巡按御史︶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於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為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秘存。︵書牘十︽答邊鎮督、撫︾︶

　　這是萬曆六年居正還朝以後的事。不久，給事中光懋上奏，指實陶成嚳殺降要功，請求治罪，並請將大學士，兵部尚書、侍郎及薊遼總督、遼東巡撫、總兵恩賞一併剝奪。這真是一個有力的奏疏，事情已經揭開，當然只有徹查。居正立即函致巡按御史，切實說起：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旨並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真偽，以俟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為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鑒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穀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核冊，須使人密探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諸人之怨恨而托之不穀以自解也。然執事有糾察之責，為朝廷明功罪，慎賞罰，何嫌何畏，惟當核實，作速勘明，則公諭自昭，人心自定矣。︵書牘十︽答遼東安巡按︾︶

　　經過居正的支持以後，安御史的奏疏來了，一切和光懋的話一樣。兵部尚書和薊遼督、撫還在設法隱飾，但是事情已經隱飾不來了。最後的結果，內閣、兵部、督、撫、總兵的恩賞一齊革除。居正在萬曆七年曾經說起：﹁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幸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又說：﹁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書牘十一︽答總憲吳近溪︾︶經過這一番振飭，韃靼武士們可以瞑目了。

　　居正這一次的作風，真有些操切，莫說已降之恩一概革奪，似乎不近人情，最初報捷的梁夢龍，題請的方逢時，擬旨的呂調陽等，不感覺難堪嗎？這裡有的是內閣多年的同僚，心腹相共的朋友，和一手提拔的門生，然而居正顧不得，在為朝廷整飭綱紀的前提下面，居正不顧私人的關係。國家賞罰倒置，還成什麼國家，居正在這方面，當然有他的決心。

　　話又說回來了，在文明葬事既畢以後，居正又匆促地準備入京。從前人說：﹁身在江湖，心在魏闕﹂，正是居正這時的心境。御史周友山給他的信上，說他﹁戀﹂。居正坦然地答覆道；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聖慈特允，獲遂夙行，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茲奉翰示，﹁戀之一字，純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非切見該聞所可規也。︵書牘十︽答憲長周友山︾︶

　　﹁戀﹂是不肯放棄。在古代的政治術語上，不肯放棄成為一種罪惡，所以罵人久於祿位，說他﹁戀位﹂，﹁戀棧﹂。在﹁戀﹂字的意義，經過這樣地轉變以後，政治界最高超的人生觀，便是那悠遊不迫，漠不關心的態度。做小官的說是﹁一官如寄﹂，做大官的便想﹁明哲保身﹂。至於國家的事，倘使有人在那裡切實負責，那麼，罵他一聲﹁戀位﹂，背後也可以指手劃腳，詛咒﹁俗吏﹂；倘使沒有人負責，那麼，也好，天下事自有天下人負責，風雅的官長們不妨分韻賦詩，何必管這麼多的俗務？居正對於﹁戀﹂字，直認不諱，正在那裡提倡當時政治界的一種新人生觀。

　　在辭別老母和吩咐司禮太監魏朝護送太夫人秋季入京以後，居正又從江陵出發了。從此以後，他再沒有看到江陵。三十二人的大轎，在五月二十一日，仍向北京開拔。但是夏天的道路，經過淫雨以後，更不易走，眼看五月的入京的限期無法遵守，居正只得再請寬限道：﹁臣已於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縗，星馳就道。伏念臣違遠闕廷，已逾兩月，今恨不能一蹴即至，仰覲天顏。但臣原籍去京師，幾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迍邅，哀毀餘生，難勝勞頓，今計五月中旬之限，已屬稽違，私心惶惶，不逞寧處。除候到京之日，伏槁待譴外，謹先奏知，以仰慰聖母、皇上懸念。尤冀聖慈曲垂矜憫，特寬斧鉞，稍假便宜，俾孱弱之軀，獲免困僕，裂肝碎首，殺不敢辭。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這一奏疏上去，神宗下諭：

　　覽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悅。炎天遠道，宜慎加調攝，用副眷懷，便從容些行不妨。︵見奏疏七︽奉諭還朝疏︾︶

　　居正還京的行程，因此從容下來。路過襄陽，襄王出城迎接；以後再過南陽，唐王也同樣迎接。明朝的故事，臣民遇見藩王，都行君臣之禮，但是現在不同了，只行賓主之禮。從南陽向北，不久便到新鄭。居正再去訪問高拱，這一次高拱更頹唐了。居正到京以後，還去過一次信：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祗領。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悉鄙悰，統容專致。︵書牘十四︽答中玄高相國四︾︶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所說二事，大致是指高拱立嗣，和身後請求恤典的事。高拱的暮年真淒涼，六十幾歲的人了，連嗣子還沒有確定；身後的恤典，一切還得仰仗自己的政敵。立嗣是高家自己的事，恤典畢竟要由居正維持，在這方面，居正沒有忘去多年的交誼。

　　從新鄭北上，渡過黃河，六月十五日未時以後，居正到達北京郊外真空寺，神宗已經派司禮監太監何進在那裡賜宴。本來在居正上疏請求寬限以後，皇上固然盼切，內閣、六部、都察院、各寺、六科，連同南京部、院、寺、科，聯名請求催促居正還朝。現在果然到了，皇上派員設宴，兩宮皇太后也派管事太監賜銀八寶，賜金錢、川扇，賜點心、果餅、鮮果、清酒。何進口傳聖旨：

　　若午時分進城，便著張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見於平臺。若未時分進城，著先生徑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見。︵見奏疏七︽謝遣官郊迎疏︾︶

　　十五日來不及入朝，居正回宅安歇。第二天十六日是早朝的日期，上諭免朝，神宗到文華殿，仍在西室召見居正。

　　﹁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居正叩頭道，﹁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聖恩，特留司禮監太監魏朝，候秋涼伴行。臣一門存歿，仰戴天恩，不勝感切。﹂

　　﹁先生此行，忠孝兩全了，﹂神宗說。

　　﹁臣一念烏鳥私情，若非聖慈曲體，何由得遂？感恩圖報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居正說。

　　神宗安慰居正說，﹁暑天長路，先生遠來辛苦。﹂

　　居正叩頭謝恩，一面又請求違限之罪。

　　神宗把請罪的事擱下，只說﹁朕見先生來，甚喜。兩官聖母亦喜。﹂

　　﹁臣違遠闕廷，倏忽三月，﹂居正慨然地說，﹁然犬馬之心，未嘗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圖今日重睹天顏，又聞聖母慈躬萬福，臣不勝慶忭。﹂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經過一度停頓以後，神宗又問，﹁先生沿途，見稼穡何如？﹂

　　居正奏明往來道路所經畿輔，河南地方，二麥全收，秋禾茂盛，實豐登之慶。

　　神宗又問道，﹁黎民安否？﹂

　　﹁各處撫、按、有司官來見，臣必仰誦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諄諄告誡，令其加意愛養百姓。凡事務實，勿事虛文。臣見各官兢兢奉法，委與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樂業，實有太平之象，﹂居正說。

　　﹁今邊事何如？﹂皇上又關心地問道。

　　﹁昨在途中見山西及陝西三邊督、撫、總兵官，俱有密報，說虜酋俺答西行，為挨落達子所敗，損傷甚多，俺答僅以身免。此事雖未知虛實，然以臣策之，虜酋真有取敗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此皆皇上威德遠播，故邊境乂安，四夷賓服。﹂居正又在下面叩頭稱賀了。

　　神宗說，﹁此先生輔佐之功。﹂

　　居正看定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所以愈說愈高興，連古代那些聖王之道，都說上了，語句中間，也越發文縐縐的。他說：﹁虜首若果喪敗，其運從此當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敗而輕之。蓋聖王之制夷狄，惟論順逆，不論強弱：若其順也，彼勢雖弱，亦必撫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勢雖強，亦必震之以武。今後仍望皇上擴並包之量，廣復育之仁，戒諭邊臣，益加恩義。彼既敗於西，將依中國以自固，又恐乘其敝而圖之。若我撫之，不改初意，則彼之感德益深，永為藩籬，不敢背叛，此數十年之利也。﹂

　　神宗聽到這一篇議論，很高興地點頭道，﹁先生說的是。﹂停了一下以後，又說，﹁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見後，且在家休息十日了進閣。﹂

　　居正叩頭稱謝，神宗賜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裡、新鈔三千貫，還有兩隻羊、兩瓶酒，連帶茶飯一桌，燒割一分。神宗又差司禮太監張宏，引導居正到慈慶宮、慈寧宮叩謝兩宮皇太后。

　　居正回內閣辦事之先，第一還得辦自己的事。在居正葬父的時候，湖廣的大官都來會葬，偏偏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沒有到。應元自稱出差已滿，正在襄陽和新任巡按郭思極辦理交代，所以不能來。理由儘管舉得出，但是居正總有一點不舒服。應元巡按事畢，照例當回都察院聽候考察。明朝是一個重視監察權的時代，巡按御史當然有巡按御史的本分；但是中期以來，把這個聽候考察的故事，視為具文的，不止一人，在逐漸鬆懈的局面下，這並不是意外。應元告了病假，回籍養病，沒有回院。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炌是主管官，負有整頓紀綱的責任，立即提出彈劾，認為託病規避，應予罷斥。應元隨即受到除名的處分。這是居正還朝以前的事。但是問題來了。據說這一次陳炌提出彈劾，受了僉都御史王篆的指使，王篆是居正的門客，平時和應元不睦，現在更要討好居正，以致挑逗出這一個局面。於是事情又集中到居正身上。戶部員外郎王用汲上疏攻擊陳炌，但是主要的對象還是居正。他說：

　　陛下但見炌論劾應元，以為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台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皋，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嶽，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為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采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焰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炌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眾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訴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

　　用汲這次奏疏，完全是對準居正的。在他上疏的時候，居正還沒有回朝，內閣諸人，呂調陽在病假中，張四維擬旨，用汲革職為民。居正六月十五日入京，十六日召見，事後會見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知道事情原委，這才調出用汲原疏細看。不看猶可，看了增加不少的憤慨。居正隨即上疏請求鑒別忠邪。他指明用汲微意所在，只在居正一人；他說用汲的本心，只在離間君臣；他甚至說用汲請皇上獨攬乾綱，只是要皇上為剛愎自用之秦始皇，讒害忠良之隋文帝。然後他慨然地說起：

　　夫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今但當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臣為不肖耶，則當亟賜罷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臣為賢也，皇上以一身居於九重之上，視聽翼為，不能獨運，不委之於臣而誰委耶？先帝臨終，親執臣手，以皇上見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誰任耶？羈旅微賤之臣，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若不得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知負重，而得有所展布耶？況今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聖覽而後發票，及臣等票擬上進，亦無一不請聖裁而後發行，間有特出宸斷，出於臣等智慮所不及者：今謂皇上漫不經意，一切委之於臣，何其敢於厚誣皇上耶？臣自受事以來，排赤心以盡忠帝室者，神明知之矣。賴我皇上神聖，臣得以少佐下風，數年之間，紀綱振舉，百司奉職，海內之治，庶幾小康，此市人田夫，所共歌頌而欣慶者也。今乃曰，﹁人人盡私，事事盡私，﹂又何顛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於用汲也，而謀不止於用汲也。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施一概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疏遠不遺；又務綜核名實，搜剔隱奸，推炌善良，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恿攛嗾，冒險釣奇，以覬幸於後日，為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台為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借勢乘權，恣其所欲為，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凟，一控於聖明之前，遂以明告於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台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充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於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皇上之職分也。尤望皇上大奮乾斷，益普離明，大臣之中，有執法奉公如陳炌者，悉與主持裁斷，俾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無所畏忌，則國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誠不勝懷忠奮義，憤發激切之至。︵奏疏八︽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奏疏上去以後，奉上諭：

　　朕踐祚之初，方在沖幼，賴卿受遺先帝，盡忠輔佐，以至於今，紀綱振肅，中外乂寧，此實宗社之靈，所共昭鑒。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計，假公伺隙，肆為讒譖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再有訛言侜張，撓亂國是的，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終輔朕，僅臻於盛治，用副虛己倚毗至懷。︵同上︶

　　居正這次上疏，是一篇獨裁者政治立場的宣言。居正有綜核名實，整頓綱紀的決心；同樣也有修明庶政，安定內外的能力：然而居正採取的政治路線，在當時不是平常的政治路線。他曾經希望穆宗實行獨裁政治，現在付諸實行，獨裁者便是他自己。居正的路線，實際是從一般的君主政治走向獨裁政治，但是對於這一點，居正自己沒有意識到。他只覺得這是﹁報先帝而忠皇上之職分﹂。其實他那種﹁皇上以一身居於九重之上，視聽翼為，不能獨運，不委之於臣而誰委耶﹂的口吻，從神宗聽來，未必怎樣悅耳。當然，十六歲的皇帝，談不到和居正爭權，但是事態正在逐日地演變，神宗也正在逐日地長大。獨裁者和君主的對立，成為必不可免的結果。假使萬曆十年，居正不死，我們很難推測他的前途，而居正一死，神宗立即成為他的最大的敵人，從政治關係看，正是最易理解的現象。這一切，在萬曆初年，神宗、居正都沒有看到；而劉台、王用汲這一流人只覺得居正太專擅了，希望神宗給他一些應有的制裁。

　　九月間，居正母趙夫人入京。司禮太監魏朝一直伴送到京，神宗又命司禮太監李佑出郊慰勞，隨即護送趙夫人直至居正私宅。兩宮皇太后都派宮中管事太監一同慰勞。不久以後，皇上和太后的賞賜頒下了。皇上賜金累絲鑲嵌青紅寶石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蟒衣一匹、青紵絲蟒衣一匹、紅羅蟒衣一匹、青羅蟒衣一匹、裡絹四匹、甜食二盒。仁聖皇太后賜金累絲首飾一副、織金閃色紵絲六表裡、葷素盒八副。慈聖皇太后賜金累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花頭面一副、珍珠寶石環一雙、紅羅蟒衣一匹、青公絲蟒衣一匹、紅綢蟒衣襖兒、綠膝襴裙一套、青紵絲蟒衣襖兒、綠紵絲暗花裙一套、銀八寶豆葉三包、每包二十兩、葷素盒八副。居正感激涕零，在上疏稱謝的時候，說起：

　　驚傳閭巷，榮感簪紳，實臣子不敢覬之殊恩，亦載籍所未聞之盛事。欲酬高厚，惟當移孝以作忠，苟利國家，敢惜捐軀而碎首。︵奏疏八︽謝賜母首飾等物疏︾︶

　　趙夫人年齡太高了，而且疾病連綿，沒有入宮叩謝，仍由居正至會極門叩頭代謝。︵見奏疏八︽謝兩宮聖母疏︾及︽文忠公行實︾︶王世貞說神宗和皇太后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假如趙夫人入宮，這是很可能的待遇。

　　居正的感激，在書續中常時流露。五年十月，他和致仕的王崇古說起：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聖主垂念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兩宮聖母慰問勤惓，賜賚優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況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永肩一心，矢死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書牘十︽答王鑒川︾︶

　　在居正歸葬、入京的中間，曾經兩次和高拱會晤。到十月間，高拱死了。隆慶六年和萬曆之初，政治界的三大人物是徐階、高拱和張居正。徐階是前輩，隆慶元年，年六十四歲，他已經開始感覺到政治生活的厭倦，所以不久便致仕了，剩下高拱、居正。他們是多年的朋友，六年的政敵。在能力方面，他們正是敵手，在性情方面，他們也許有一些不相同，但是這僅是很幾微的一點，在大體上，他們是一致的。這樣的兩個人物，倘使在同一的局面裡，他們必然會從摩擦而衝突；但是在不同的局面裡，他們也許會從瞭解而傾慕。隆慶六年六月以後，高拱失敗了，他好比一匹負傷的猛獸，回到草莽間呻吟，他那部︽病榻遺言︾，對於居正加以攻擊，原在意中。但是居正對於高拱的情感，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六年，正在不斷地移轉，道過新鄭的訪問，流露出內心的好感，在他目中只看到一位二十年的舊交。現在高拱死了，居正寫信給他的弟弟，談到恤典的事：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於恤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廷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托其具奏報也。︵書牘十四︽答參軍高梅庵︾︶

　　高拱的嗣子務觀確定了，恤典還沒有把握。居正是高拱的政敵，但是居正始終沒有仇視高拱。仇視高拱的馮保，也還有轉圜的餘地：最困難的是這一位﹁十歲孩子﹂。居正所謂﹁多方調處﹂者指此。最後決定由高拱妻張夫人上疏請求恤典，果然神宗拒絕了。

　　居正這才委婉上疏；

　　看得高拱賦性愚戇，舉動周章，事每任情，果於自用，雖不敢蹈欺主之大惡，然實未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誤犯天威，死有餘戮。但伊昔侍先帝於潛邸，九年有餘，犬馬微勞，似足以少贖罪戾之萬一。皇上永言孝思，凡先帝簪履之遺，猶不忍棄，況係舊臣，必垂軫念；且當其生前，既已寬斧鉞之誅，今值歿後，豈復念宿昔之惡？其妻冒昧陳乞，實亦知皇仁天復，聖度海涵，故敢以匹婦不獲之微情，仰幹鴻造也。……夫保全舊臣，恩禮不替者，國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納，記功忘過者，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冒昧，妄為代請，不獨欲俯存閣臣之體，實冀以仰成聖德，覃布鴻施，又以愧死者，勸生者，使天下之為臣子者，皆知竭忠盡力，以共戴堯舜之君也。︵奏疏八︽為故大學士高拱乞恩疏︾︶

　　神宗批道：﹁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沖年，罪在不宥。卿等既說他曾侍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原職，給與祭葬。﹂︵見前疏︶這一次所得的葬，只是﹁半葬﹂；在祭文裡面，還帶著不少的貶詞。︵︽明紀︾卷四十︶居正和高梅庵說起：﹁玄翁恤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諡尚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遇此一番應得之例，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書牘十︽答參軍高梅庵︾︶半葬是由國庫擔任葬費的一半，居正特為函囑河南巡撫周鑒從速發出。︵書牘十︽答河南周巡撫︾︶等到葬事有了頭緒，梅庵又請居正為高拱作傳，作墓誌銘。居正說：﹁僕與元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為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委微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俟。﹂︵書牘十︽答參軍高梅庵︾︶這幾句話，透出居正對於高拱的情感。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萬曆六年六月居正回京以後，這是大功告成的時期了。內閣方面，七月呂調陽致仕，十月馬自強病卒，只剩居正和張四維、申時行三人；四維、時行一切唯唯聽命，大權只在居正手中。六部方面，五年十月吏部尚書張瀚免職，王國光繼任，六年六月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張學顏繼任；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馬自強入閣，潘晟繼任；五年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致仕，方逢時繼任；五年八月刑部尚書劉應節致仕，吳百朋繼任；六年五月百朋病卒，嚴清繼任；五年十一月工部尚書郭朝賓致仕，李幼滋繼任。都察院方面，五年十月左都御史陳炌病免，陳價繼任。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除了嚴清以外，都和居正有私人關係，在這個局面之下，政治方面的發展，當然不會有任何的障礙。

　　第一件要實行的，還是清丈的事，這是一件有關當時國計民生的大事，自從五年提議以後，到六年才實行，又因為原案有限三載竣事的規定，清丈的大事，在不慌不忙的狀態中繼續前進；大家對於實行開始的時間，反而有些茫昧了。居正死後，敬修作︽文忠公行實︾說起在勞堪為福建巡撫實行度田以後，居正才和張四維、申時行、張學顏等上疏提議清丈。其實這是錯的。清丈固然從福建開始，但是在耿定向的時期，不在勞堪的時期。六年定向為福建巡撫，八年始去，勞堪繼任，中間便差了兩年。居正曾和定向說起：

　　丈田一事，按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之於僕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於國家實為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於浮言也。︵書牘十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同卷又與定向言及﹁丈地畝，清浮糧，為閩人立經久計，須詳細精核，不宜草草。﹂︵答福建巡撫耿楚侗︾︶這是萬曆七年之事。

　　到萬曆九年，限期將滿，照例給事中可以按限徹查，指名提劾；但是居正還是吩咐各省慎重將事，一面叮囑科臣從緩提劾。他屢次說起：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於眾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鮮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為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為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同卷︽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即以告，今事己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冠之餘，非精核詳審，末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個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將此件不必入參，正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內，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奏未晚。人旋，賤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同卷︽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萬曆九年九月，居正抱病，答王宗載︵即王又池︶書，大致在九月以後，江西全省清丈通完具奏，大致已在十年之初，不及半年，居正即逝世了。居正對於清丈之事，屢稱宜及自己在位，做個一了百當，這裡流露他對於此事的熱心，同時也流露內閣其他諸人對此的缺乏認識。當他把考成法擱置，吩咐科臣不必提參的時候，我們很可看出他對於此事寄與最大的期望。

　　孟子說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在田畝沒有清丈以前，人民的負擔不能公允，便是最大的不平。居正認為﹁小民實被其惠﹂，認為﹁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確是不錯，但是這一次的清丈，和弘治十五年的清丈一樣，還是一次失敗。

　　居正對於清丈，曾經發動政治力量，但是結果沒有成功，最大的原因，還是當時的官吏，對於政治的認識不夠。有的主張只和舊額一樣，無須多報；有的看到清丈條例對於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規定，索性一例填報下田，認為清丈是一種愛民的政策，不當填報上田，以致加重民眾的負擔。︵息縣知縣鹿久徵事，見︽明紀︾卷四十︶這些官吏在當時都認為是愛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聲名是﹁掊克﹂，是﹁以溢額為功﹂，再加以嘉靖間計算數字的錯誤，於是誤認弘治十五年清丈只有四百餘萬頃，萬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三百萬頃的增加，證實居正的掊克。數字的錯誤，更增加他的罪狀。

　　其實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數字，只增加八十一萬頃，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數字，即連後開的雲南、貴州在內，尚差一百四十九萬頃，這又算什麼﹁掊克﹂呢？民間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勳爵、官吏和大地主的手裡，大地主又倚仗他們的社會地位，對於國家逃避賦稅的負擔，以致造成國窮民困的現象。居正原有的計劃，是要大地主同樣盡國民的義務，他自認﹁於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們把萬曆六年清丈的成績，加以分析，我們更可看出這裡沒有什麼﹁掊克﹂的氣息。萬曆六年的數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數字，在總數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減少的也有六省；南、北兩京直隸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兩州，減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見居正沒有﹁以溢額為功﹂的成見，否則在他大權在握的時候，決沒有這許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長官。其次如福建巡撫耿定向、勞堪，江西巡撫王宗載，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對於福建、江西兩省的清丈，也顯見特別關心，但是這一次清丈的結果，福建從十三萬五千餘頃，減到十三萬四千餘頃，江西從四十萬二千餘頃，減至四十萬一千餘頃，差額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額究竟是差額，證實居正沒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蘇州田土從一十五萬五千餘頃，減至九萬二千餘頃；更是很大的差額。

　　這次清丈之後，田額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東三處；全國增加八十一萬頃，單這三處，便增加五十一萬餘頃。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計田土二十六萬九千餘頃，現在是四十九萬三千餘頃；河南舊係四十一萬六千餘頃，現在是七十四萬一千餘頃；山東舊係五十四萬二千餘頃，現在是六十一萬七千餘頃。除這三處以外，廣東舊係七萬二千餘頃，現在增至二十五萬六千餘頃，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在百分比上更加顯著。

　　廣東方面，主要的還是﹁治安﹂問題。中央力量加強，地方秩序良好，擔負賦稅的民眾和田土，當然會逐漸增加，事情本來簡單。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之地，除去建文年間，曾經發生一度的內戰，以及長城一帶，偶然遭受敵人的破壞以外，從開國以來，始終保持良好的秩序，現在的增加，當然與﹁治安﹂無關。那麼這是怎樣的呢？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輜輔，三處的田土，不斷地被勳戚、權貴吸收了，一經集中以後，他們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納稅的義務。居正的政策，是要打擊他們的特權，使他們對於國家，有同樣的負擔。陽武侯便是一個好例。成祖時代，薛祿從征有功封侯，傳到萬曆年間，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還有自置田土，是否應當納稅，這是一個問題。居正決然地說：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尊裁。︵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楊本庵︾︶

　　萬曆六年清丈，除雲南、貴州因係新辟地方本應增加，及陝西、四川和南京所屬八府、州所加無多，不待研討外，其餘河南、山東、廣東三省，和北京所屬八府，共增七十萬頃，占去增加額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從政令不易貫徹的廣東，奪獲擔負國稅的田土，這一點也許人還瞭解；但是他從勳貴盤據的畿輔，奪回擔負國稅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議。他們不說他得罪勳貴，而說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員的時候，一般人不說他整頓學政，而懷疑他得罪聖賢一樣。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覺悟沒有提高的時候，他們對於大地主階級的危害，認識不夠，甚至還會受到大地主階級的利用。張居正主張清丈，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直接發生衝突，他在身後，招致不少的詆毀，也許這也是一個原因。但是居正說過，﹁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居正對於一般的毀譽，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這一次的清丈，無意中代表一個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國人民，對於國家的義務，要求公允的負擔。但是事實上的成績還是很小，畿輔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萬二千餘頃，山東七十二萬四千餘頃，河南一百四十四萬九千餘頃，其實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餘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勳戚權貴手裡，居正無如之何。二百年來積累的政治勢力，在當時不是片時可以剷除的事物。

　　萬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為國家的大害。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條例︾，對於宗室，大加裁損，減少國家支出，當然是一種補偏救弊的方策。但是減削太甚，立法太嚴，出乎情理之外的條例，徒然增加執行的困難，於事實無所裨益。居正列舉九條未妥的地方，他說：

　　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現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為准，因時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劑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奏疏八︽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萬曆七年正月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已下，凡六十四處，明朝講學的風氣甚盛，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諸生布衣，到處召集徒眾，號稱講學。所講的最初是聖經賢傳，以後轉到明心見性，這還是好的；有的成為一哄之市，書院講學只增加號召徒眾的機會；最下的甚至借此斂財，斯文掃地。居正在萬曆六年就說：﹁若今之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書牘十︽答鄭藩伯︾︶這裡已經透露他鄙視講學的意見。次年他又說起：

　　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偽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於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離是非，絕取捨，而直認本真之為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書牘十一︽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同卷居正又有︽與友山論學書︾自稱﹁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居正論學，直認本真，這是在陽明學派的空氣中所得的認識，但是居正不愛空談，欲求實際。他說：﹁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書牘十︽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對於講學，當然只覺得空言無補，徒資叫囂。萬曆七年罷天下書院，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萬曆六、七年間，藏僧鎖南堅錯致書居正，居正答謝；在對藏交通上，是一件有興趣的文件。此事的關節，卻在俺答。萬曆六年，俺答糾合青把都一部，大隊西行，當時盛傳土蠻部下，同時出發，聲勢浩大。北邊頓時感覺緊張。居正一面吩咐宣大總督吳兌勸導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邊總督郜光先，甘肅巡撫侯東萊，妥為佈置。俺答到了甘肅境外，遇到瓦剌部下，吃了一個敗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見過活佛。在這次遇面以後，俺答上書，請求中國代為建寺供佛，御賜名額；同時又代西藏僧人，請求補貢。﹁補貢﹂二宇，當然只是譯文的好看，其實是請求增加對藏貿易額，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資源。時間已經是萬曆七年了。居正的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下面，酌量許可，但是決不給他要挾的機會。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朝廷只能資助物料，談不到代為興建。居正對於韃靼的控制，始終不曾疏忽。

　　六年十二月，甘肅巡撫侯東萊，差人把鎖南堅錯的書信寄來了，原書是西藏文，譯文如次：

　　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祐循皇上，晝夜念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為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贊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氆氌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寫。︵見奏疏八︽番夷求貢疏︾︶

　　這封書到達以後，居正具奏，已經是萬曆七年了。他說：

　　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即虜酋俺答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為名，實欲西搶瓦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乃可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窮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奏疏八︽番夷求貢疏︾︶

　　疏中又稱鎖南堅錯所致禮物，不敢私受，﹁仰乞聖明俯賜裁奪，敕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向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隨奉聖旨：

　　卿軸理勳獻，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饋，以慰遠人向風慕義之誠。︵︽見前疏︾︶

　　據敬修︽文忠公行實︾，鎖南堅錯即闡化王答賴剌麻。敬修以闡化王與達賴喇嘛，並為一人，這是觀念的混淆，居正本人對於其中的分別，看得清楚。︽明史．西域傳︾記鎖南堅錯事，又言﹁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大致作者認定鎖南堅錯即達賴喇嘛，亦知其與闡化王為二人。

　　居正雖知鎖南堅錯非闡化王，但是對於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似乎不很清楚。他所注意的，只是鎖南堅錯的政治作用。他和侯東萊說：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卻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饋孤以馬匹、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為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為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為，自生煩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為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處蟒衣二匹，紵絲二匹，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書牘十︽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這還是六年年的的事，次年，居正又屢次提起此事：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穀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並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之，托掖川公量為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喻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即為請行。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賓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書牘十一︽答貴州巡撫何萊山︾按萊山即起鳴，後調山東巡撫。在貴州時無從預聞俺答事，疑標題有誤。︶

　　答藏僧鎖南堅錯遍金紵絲二端、銀紵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費，煩即於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為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吝借。此後中華番虜，合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遺以食物，亦即撫賞內處給亦可。︵同卷︽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明史．韃靼傳︾稱賓兔為俺答之子：﹁俺答常遠處青山，二子：日賓兔，居松山，直蘭州之北；日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並求互市，多桀驁，俺答諭之，亦漸馴。﹂俺答諸子，自黃台吉以下，凡有數人：在西邊的只有賓兔、丙兔。居正的計劃，要俺答把賓兔帶到宣大塞外，甘肅便可得到暫時的安寧。總之，對付鎖南堅錯，無論何如，居正的目光，始終落在韃靼身上。七年他又說起：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啟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費上矣。俺酋折北於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眾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虜之征也。請和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只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為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為重，而示威於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為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同卷︽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萬曆七年二月，神宗發疹。慈聖太后看著病勢嚴重，下令僧侶開壇，設法度眾。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認為做些功德，可以﹁保祐﹂皇上早日痊癒，本來是一件可笑的事。居正隨即疏稱﹁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眾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原疏不見︽張文忠公全集︾，略見︽明史紀事本未︾卷六十一。︶經過這一度駁回以後，戒壇只有停止。三月初，神宗病體大愈，禮部奉旨擇於初九日請皇上視朝。初八日，文書官到內閣，對居正口傳聖旨：

　　聯明日早朝，切欲與先生一見，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參之列。明日未朝之時，先於平臺召見，說與先生知之。

　　初九日黎明，居正至文華殿伺候。神宗召見，居正叩頭稱賀道：﹁恭惟聖躬康豫，福壽無疆，臣犬馬微衷，不勝欣慶。﹂

　　神宗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費心。﹂

　　﹁臣久不睹聖顏，朝夕仰念，今蒙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歡忻，但聖體雖安，還宜保重。至於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皇上免勞掛懷。﹂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一面吩咐賜銀五十兩、彩幣六表裡、燒割一分、酒飯一桌。

　　居正俯服在下面叩頭。

　　神宗又說：﹁先生近前，看朕容色。﹂

　　居正奉命，在晨光嘉微的中間，向前挪了幾步，又跪下了。神宗握著居正的手，居正這才抬頭仰看，見得神宗氣色甚好，聲調也很清亮，心裡不由地感覺快樂。

　　﹁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神宗告訴他。

　　﹁病後加餐，誠為可喜，但元氣初復，亦宜節調，過多恐傷脾胃，﹂居正說。這位老臣的態度越發嚴肅了，他鄭重地說，﹁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疹後最患風寒與房事﹄，尤望聖明加慎。﹂

　　﹁今聖母朝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神宗說，﹁三宮俱未宣召。先生忠愛，朕悉知。﹂

　　殿上又是一度沉寂。

　　神宗吩咐道，﹁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行。﹂居正叩頭以後，退出。︵奏疏八︽召見紀事︾。對話用原文。︶

　　神宗和居正的關係，真是密切。居正是皇上的臣僕，同時也是皇上的監護人。平時對於年輕的朋友和晚輩所不便說的話，居正都說了。﹁先生忠愛，朕悉知，﹂這七個字出口的時候，神宗也是十分地感動。君臣間這樣深切的情感，誰會想到還有變動的一日！

　　萬曆七年，宮中的用度，又開始增加。本來宮中金花銀，按年由戶部送進一百萬兩，自六年起，已經增為一百二十萬了，七年以後，神宗又開始需索。居正看到戶部尚書張學顏感覺困難，便毅然地把責任負起，疏稱：

　　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可為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核實考成，有司催徵以待，逋負者少；奸貪犯贓之人，嚴治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計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銷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奏疏八︽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

　　萬曆六年還朝以後，居正在對內對外方面，都有相當的把握。北邊的敵人分散了，俺答只是一個降王，替明朝約束韃靼的部落。東北邊也許還有一點問題，但是仗著李成梁的朝氣，和遼東十幾萬大軍，一切都有辦法。整個的內政，已上軌道，只待清丈完畢，把人民的負擔，重新調整。內外的困難已經沒有，但是居正的困難，正在不知不覺地加強。問題只在神宗身上。

　　做父母的常說：﹁小的子女好養，大的子女難教。﹂為什麼？小的時候，子女的個性還沒有發展，原談不上獨立生存的能力，因此他們聽從父母的指揮，馴伏得和羔羊一樣，引起父母的憐愛。等到大了以後，他們的個性發展了，他們開始發現自己，在生活上，也許需要父母的維持，但是他們盡有獨力生存的能力，為了這一點維持的力量，當然不願接受太大的委屈。於是家庭之內，父母的意志和子女的意志並存，有時從並存進到對立，甚至從對立進到鬥爭。假如一家之中，父母的意志不一致，子女又不只一人，小小的家庭，無形中會成為多角形的戰場。

　　不過親子之間，究竟有親子之間的天性，而且經過幾千百年以來的禮教，子女或多或少地總覺得在父母面前有屈服的必要。儘管家庭之中，有不斷的鬥爭，但是親子之間，不一定會決裂，這是一個理由。

　　但是居正和神宗的關係，究竟不是親子的關係。在十歲的時候，小小的神宗，對於居正，只看到一位長須玉立的大臣，這是自己的監護人和老師。神宗覺得他可敬，有時不免有點畏懼，但是在大半的時候，居然覺得他可愛。天熱了，看見老師在講書的時候，汗流滿面，神宗吩咐太監們替他掌扇；天冷了，看見老師立在文華殿的方磚上，寒氣森肅，神宗便吩咐太監們拿氈片把方磚遮上，免得老師受寒。有一次，居正在上直的時候，忽然發寒熱，神宗趕忙自己凋好椒湯，送給老師。神宗是一個好孩子，待老師真是非常殷勤。

　　然而現在他已經十七歲了，在早熟的環境裡，他已經娶了親，而且不久以後，他便要做父親。他久已是皇帝，現在更開始發現自己。他有他的意志，這個意志，必然地有和居正的意志鬥爭的一日。關於這一點，姑且不論，而且因為居正垂死的時候，神宗的意志，還沒有達到十分堅強的程度，他們兩人，沒有經過實際鬥爭的階段，所以也可置之不論。但是在神宗發現自己以後，他的意志已經存在，不久以後，逐漸形成和居正對立的地位。這個神宗沒有覺到，居正沒有覺到，但是兩個意志的形成對立，是無法否認的現實。

　　從明太祖到神宗，這一個血脈裡，充滿偏執和高傲，這是無可諱言的。孝宗有一些柔和，武宗有一些妄誕，但是這一枝中斷，皇位落在世宗手裡。世宗還是偏執，高傲；中年以後，有些頹廢，不過頹廢的中間，常時露出高傲的本色。穆宗看到父親的模範，更加頹廢，不過他還有些高傲。到了神宗，又在這高傲的血液裡，增加新的成分。他的母親是山西一個小農的女兒。小農有那一股貪利務得的氣息，在一升麥種下土以後，他長日巴巴地在那裡計算要長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麥。成日的精神，集中在這一點上面。經過幾世幾年的薰陶，小農的氣息養成了。慈聖皇太后把這一股氣息帶進北京皇宮裡面，再把這成斛成石的觀念，灌輸到神宗的血液裡。明朝的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於天性，也許只可這樣地解釋。以後傳到熹宗、思宗，嗜利的血液，經過幾度的沖淡，已經不十分顯著，但是國事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熹宗的昏憒，思宗的操切，明朝的覆亡，成為必然的形勢，而一切的禍根，都在神宗好利的時期，已經種下。神宗中年以後，大理寺評事雒於仁疏獻酒、色、財、氣四箴，曾說：

　　競彼鏐鐐，錙銖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馨。武散鹿台，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財箴︶

　　御史馬經綸也曾上疏神宗，直言﹁陛下好貨成癖﹂。萬曆三十年的時候，神宗病重，看看死日已近，這才下詔把自己發明的那些剝削人民，無補國用的商稅、礦稅，一概取消，召首輔沈一貫入宮，親自把手詔交付他。一貫出宮以後，大臣們一面悲痛皇上的病危，一面也不免慶幸民生的復蘇。第二天神宗突然好了，還是捨不得這一大注民財，再派太監們到內閣追還聖旨。大學士方在設法掙扎，太監們來了一個又一個，最後連來二十位，拼命坐索。神宗派司禮太監田義去，田義不肯，神宗從床上爬起來，拿刀子戳上去。內閣裡這二十位太監，磕頭懇求，額角都磕破了，血流滿面，沈一貫無法，只有把聖旨繳進，一切礦稅、商稅照舊徵收，銀兩不斷地向宮中流進，才能滿足這位小農的外孫。

　　在萬曆七年的時候，這粒嗜利的種子，雖然沒有成長，但已經在那裡萌芽。金花銀增加了，這是一筆收入。其餘的需索，經過張居正、張學顏的諫阻，受到一些挫折。不要緊，神宗的心靈，想到辦法了。他吩咐文書官姚秀到內閣傳諭擬旨，著戶部鑄錢，供給內庫使用。誰能禁止皇帝使錢呢？明朝的貨幣制度，本是一言難盡的事。大體講來，銀兩是當時的本位硬幣，銅錢是輔幣，鈔是紙幣。從洪武以來，新鈔不斷地增發，紙幣和硬幣久已脫離聯繫，成為不換紙幣，只有在頒賞的時候，數量激增，成為意外的壯觀。銅錢和銀兩，雖然多少有些本位幣和輔幣的關係，但是中間並沒有固定的兌換率，錢少了，錢和銀兩的比率便提高，錢多了，錢和銀兩的比率便降低。所以實際上錢和銀兩的關係，不是輔幣和本位幣的關係。洪武年間，每錢千文換銀一兩；到了嘉靖年間，錢太多了，且私鑄盛行，形式薄劣，落到六、七千文換銀一兩。在錢法既壞已後，於是通令對於錢的行使，分出等級來；嘉靖錢七百文換銀一兩，洪武以來諸朝的錢千文換銀一兩，古錢三千文換銀一兩，一切濫惡小錢禁止行使。法律雖然有了明文的規定，市場上還是無從整頓。錢法混亂，事態已經非常嚴重。偏偏神宗傳旨鑄錢行使，他看到化費工部的工本，而增加內庫的儲藏，真是一件便宜的事。但是他卻沒有曉得通貨的濫發，只能增加市場的混亂。四月十九日居正上疏道；

　　臣等查得萬曆四年二月，奉聖旨：﹁萬曆通寶製錢，著鑄二萬錠，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題鑄造事宜，節奉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著以一千萬文進庫使用。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製錢，又奉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製錢二萬錠，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太倉銀庫，此奉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鑄造製錢，原以通貨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上用者也。今若以賞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內庫，大失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曆製錢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為苦。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今若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於小民甚為不便。又與原奉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措度事體，似為未便。伏望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之旨，待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為晚。仍乞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敦尚儉德，撙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省，庶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明亮察。︵奏疏八︽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神宗得疏以後，傳旨停鑄。是月，居正上雝肅殿箴：

　　北極紫宮，惟皇宅中，身為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發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敕；欽厥止，日謹萬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滅德。無作好，無作惡，藹藹熙熙，如春斯煦；無荒色，無荒禽，兢兢惕惕，如淵斯臨。勿謂燕間，人莫與觀？一喜一怒，作人燠寒。弦急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衷，為君實難。勿謂宥密，人莫與弼？一動一言，恒為度律，危懼則存，驕泰則失，昭昭神明，相在爾室。在昔成周，宇內太和，由雝雝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祖考。我皇睿哲，是謂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皇撫運，是謂開泰，匪豐亨之丕臻，懼此心之或佚。樂以平其情，雖鐘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沖和者養威，淡泊者養祿，惕勵者養安，優勤者養樂。以古為師，於何不儀？平平周道，惟皇建之。以心為鑒，於何不見？穆穆文王，惟皇所憲。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可忘，慎終如始，萬壽無疆。︵文集二︶

　　萬曆七年四五月間，發生兩次封爵的問題：一次是皇親王偉封永年伯，︵︽明史．外戚恩澤侯表︾作萬曆五年封，誤︶一次是遼東總兵李成梁封寧遠伯。王偉是王皇后的父親，神宗的岳父。神宗大婚，授王偉都督同知，現在命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王偉著進封怕爵，吩咐內閣擬旨。神宗連正德二年，武宗岳父夏儒封爵，嘉靖二年，世宗岳父陳萬言封爵的故事，都送來了。居正無從拒絕，他說：﹁但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係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但是他也指出：

　　臣等恭照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連姻帝室，彭城、惠安，雖托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昨上剖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宏治以來，遂為故事，然實非高皇帝之舊制也。︵奏疏八︽論外戚封爵疏︾︶

　　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詔各府、部衙門會議封拜事體的結果，彼時諸臣公疏：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待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官，即時舉劾，以為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同前︶

　　嘉靖八年奉旨批准。以後嘉靖、隆慶兩朝外戚封爵，只能及身為止，不准世襲，便是嘉靖八年會議的結果。現在居正重新提出，對於王偉的封爵，給與應有的限制。直到居正身後，這個限制才行撤消。

　　但是居正對於邊功，便是另外一個看法。萬曆六年三月長定堡之捷，固然是一幕鬧劇，但是十二月東昌堡之捷，卻是一個大勝。這一次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連同土蠻、黃台吉、暖兔拱兔、大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台等，帶領三萬餘揚規武士向遼東東昌堡進攻，前鋒一直打到耀州。遼東總兵李成梁一面吩咐諸將各守要害，一面帶領兵馬，出寨二百餘里，直搗圜山，在這一個戰役裡，一共殺去九名官長，八百四十名武士，虜獲一千二百匹戰馬；其餘的韃靼武士，一齊退卻。東邊的捷報到了，神宗告謝郊廟，在皇極門大會百官，宣佈大捷。

　　居正得到捷報以後，和遼東巡撫周詠說起：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臏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饋我以厚禮，雖當即謝卻，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獎提愛護，意固不為不厚，然以為國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國家，即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為有所疏外，會間幸一譬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便中草草。︵書牘十︽答遼東周巡撫︾︶

　　萬曆七年，居正提議成梁封爵。他說，﹁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惟有封爵，才可以鼓勵將士。﹂五月，成梁封寧遠伯。成梁派家人到居正宅中送禮，居正堅決地拒絕，他說：﹁你的主人身經百戰，封爵是他的本分；我受他的禮物，便是得罪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

　　七年七月，禮科左給事中顧九思，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請罷蘇松及應天織造。本來織造是由皇帝派遣內監到江南一帶主持的。他們頒發北京帶來的樣子，要民間如式織作，經費有一部分出於內庫，也有一部分出於鹽稅；但是事實上經過幾次周折以後，民間所得有限，皇宮派人定貨，只成為意內的需索。恰恰這一年江南水災，所以蘇松督造的太監孫隆，更比應天督造的許坤，容易引起民眾的怨苦。在兩位給事中上疏，交給工部查覆以後，神宗派文書官到內閣傳諭道：

　　御用袍服緊急，若如部議取回內臣，改屬撫、按有司，則織造不精，誰任其責？且見有錢糧，不必加派。先生每擬票來。

　　顯然神宗拒絕召回內臣。第二天居正和張四維、申時行入宮，行禮以後，居正奏道：

　　﹁近日蘇、松等處，水災重大，據撫、按官奏報，及臣等所聞，百姓困苦流離，朝不謀夕，有群聚劫奪者。地方錢糧，委難措處。且自前年星變時，親奉明旨停止織造，著孫隆回京。至今尚未完報，是詔令不信，而德澤不宣也。臣等謂宜從該部所請，以彰皇上敬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願少加聖心。﹂

　　﹁朕未嘗不愛惜百姓，但彼處織造，不久當完，遠不過來春爾，﹂神宗疲賴地說。

　　居正追緊一步說：﹁皇上德意，臣民無不欣仰，即孫隆在彼，亦能仰體聖心，安靜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彼中織完，十未四、五，物料、錢、糧，尚有未盡徵完者，災地疲民，不堪催督，願皇上且取回孫隆，其應天被災稍輕，許坤仍舊可也。﹂

　　居正說話，追緊一步以後，隨即放鬆一步。神宗有了回旋的餘地，同時他也提出內庫發出銀五千兩，不完全仰給江南錢糧。他說：﹁近降去花樣，皆御前發出銀兩，並不加派擾民。此一件還著織完回京，其餘則皆停罷可也。﹂

　　三位大學士叩頭謝恩，神宗這才把工部覆疏交給居正，他說：﹁先生將去票來。﹂說過以後，神宗看著三位大學士說：﹁君臣一體，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惠？﹂

　　居正代表內閣說：﹁誠如聖諭，臣等今日，亦無非推廣皇上德意而已。願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則百萬生靈，仰戴至仁，實社稷靈長之慶。﹂︵奏疏九︽罷織造內臣︾。對話用原文。︶

　　叩頭以後，三位大學士退至內閣擬票，取回孫隆。

　　事情算是有了一點頭緒，但是沒有結束。承運庫太監孔成上奏，賞賜夷人，缺乏段匹，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又將上用袍服等項，並請織造，共該七萬三千匹。奉聖旨：﹁工部知道。﹂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一看，知道情形嚴重，上疏請求酌減增造段匹。工科的奏疏發下擬票，居正才曉得從中又起了變化。﹁皇上為什麼又要織造呢？﹂居正想。他看到現在只有再求酌減。在奏疏中，他提出祖宗朝一歲所造，原有定率；嘉靖年間，才有添織，但是只可偶一為之，說不得是常例。以後他更說到：

　　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稱缺乏，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大婚禮重，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明旨，設法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織完，而添造之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皆有水災，頃蒙特恩，破格蠲振，又取回織造太監，疲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複加派，子惠之恩未洽，誅求之令即施，非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諱者。科臣所奏，宜留聖心。臣等看得該庫偶因三衛夷人，缺少虎、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俺答款貢，歲增賞賚，溢於舊數，故題請添織，以上二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御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伏乞聖明再諭該庫查北虜俺答一宗賞賜，一歲約該幾何，及三衛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地方添織，即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冀俯從科臣之言，一概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敕下戶工二部酌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規恤之旨，不為虛文，罷極之民，少得蘇息也。︵奏疏九︽請酌減增造段匹疏︾︶

　　疏上以後，神宗准如所請，但是事實上還是增造，神宗依然得到心理的滿足。

　　萬曆七年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得到消息，土蠻帶領四萬餘騎，向遼東進攻，立即告急。東北方的邊防，突然緊張起來。本來居正對付韃靼的政策，是使他們從內部分裂走向對立的局勢。俺答通貢，封順義王，成為明朝的藩屬；但是土蠻仍然倔強，屢次要求﹁貢市﹂，｜｜其實只是通商，｜｜但是居正認為在土蠻沒有屈服以前，談不到﹁貢市﹂。事情成了僵局，土蠻屢次引兵進攻，想用武力強迫中國通商，薊遼方面的防務，永遠不能鬆懈，其故在此。神宗在居正把遼東警報奏進以後，立刻吩咐內閣擬旨，諭兵部議進剿之策。居正面奏道：

　　﹁九月初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恰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偵知土蠻欲糾眾向遼，講求貢市，臣即馳語總督梁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傳示遼東總兵李成梁，巡撫周詠，虜若糾大眾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發勁兵二枝，為遼東聲援。令薊鎮總兵戚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擣其巢，或邀其歸以撓之。今據報各官具如臣指：梁夢龍已東駐山海，遣參將許汝栗、楊繼，出關截殺；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擊，遼東收保已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寧前向中所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眾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已退遁。今敕本兵姑議驅剿，以後相機別議。且彼中戒備頗嚴，諒無疏失，伏惟皇上少寬聖懷。﹂

　　在這一大片敘述裡，居正把遼東的佈置，完全說明。

　　神宗點頭道：﹁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奏疏十一︽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對話用原文。︶

　　經過這番佈置以後，土蠻的軍隊退去了；後來土蠻和速把亥同駐紅土城，分兵進攻錦州、義州，成梁出塞二百餘里，直抵紅土城，殺去四百七十餘名韃靼武士，這是所謂紅土城之捷。

　　萬曆七年十月，總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馴，漕運侍郎江一麟奏報河工告成。自從六年正月以來，居正把河、漕事務，完全交付吳桂芳，不幸就在正月，桂芳病歿。二月，居正起用潘季馴總理河、漕。四月，季馴疏辭總理河、漕事務，上諭不許。季馴這才放手做事，六月上疏條陳六事：﹁一曰塞決口以挽正河，二曰築堤防以杜潰決，三曰復閘壩以防外河，四曰創滾水壩以固堤岸，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費，六曰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

　　季馴看清河工全無掣肘之虞，居正也看清惟有季馴才是治河之人，所以擬旨：﹁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著他實行。各該經委分任官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不時拿問參治。﹂季馴得到這一重保障，八月間彈劾淮安水利道河南僉事楊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宏化治河無狀，上諭楊化隆、王宏化﹁都著革職，送吏部擬處，毋得概擬復職以致輕縱。﹂︵︽明神宗實錄︾︶在這些處分後面，看出居正對於季馴的大力支持。但異議還是不斷地發生。季馴主張塞崔鎮決口，御史林碧潭提議崔鎮不當塞；季馴主張築遙堤，林御史提議遙堤不當築。異議在居正面前提出了。倘使居正是一個河工專家，也許他可以給一個解決，但是他不是專家，而且工部尚書李幼滋也不是。居正無法，只能把兩條提議間接和季馴提出，希望得一個解決。他說：

　　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之堤，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於高、寶，決於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沖淮口，天妃閘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不肖有此二端，不得於心，謹此奉聞，幸虛心詳議見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采，則堅執前議可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睹，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於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於自變其說，但密以見教，俟台諫建言可也。遄望留神以便措畫。︵書牘十︽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居正這一封書，完全是商榷的語氣，但是季馴看得很清楚，他認為崔鎮決口必須塞，遙堤必當築。他在條陳六事裡，曾經說過：﹁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他又說：﹁照得堤以防決，堤弗築則決不已，故堤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堤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築堤者，既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季馴對於河工的經驗多了。嘉靖四十四年，隆慶四年，他曾經兩次總理河道，現在是第三次了。他感激居正再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把自己的經驗和學識報答國家，但是他也認定自己的主張，沒有修正的餘地。接到居正去信以後，他重新再說一番。這一來果然把居正折服了。居正說：

　　前奉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俟潦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俟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事，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興動大眾，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為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坐視民患，不為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同卷答潘印川︶

　　林碧潭的提議推翻了，居正一切聽從季馴的主張。後人稱居正為偏執，倘使認識居正對於河工的處理，也許不至認為偏執吧！經過這一度論定以後，季馴對於工事，著著進展，萬曆七年秋後，大功完成，季馴致函居正，推功當軸。居正覆書道：

　　比聞黃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來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曷勝欣躍。追憶庀事之初，言者蜂起，妒功幸敗者，旁搖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聖明英斷，俯納瞽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楊，使冥頑褫魄，三舉而詘林道之妄言，僕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的於成績，皆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舉而歸之不穀之功，惶愧。︵書牘十一︽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季馴於河工告成以後，上疏神宗，這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最後他說起：

　　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堤以防其決，築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堤。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者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的，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愚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啟閉，疏浚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祗靈助順，恩威並運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慮，宵旰靡皇，絲綸屢飭：其始也，並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偷惰以警冥頑，折淆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盡胼胝之力：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兢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蒸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

　　季馴上疏以後，工科給事中尹瑾奉命踏勘。萬曆八年二月，勘畢奏報，降旨加季馴太子太保，升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季馴對於居正的感激，真是徹底，直到居正身後，全家被禍的時候，他還冒著神宗盛怒，上疏請求降恩有釋，終於季馴也得到革職為民的處分。這是季馴黨庇居正嗎？不是。他認識，倘使在萬曆六、七年間，沒有居正的支持，他便沒有完成河工，報效國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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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五年九月十三日，居正的父親逝世，到萬曆七年十二月，已經二十七個月了。神宗詢問吏部，居正何時服滿；吏部覆稱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滿。明代，親喪守制二十七個月，自聞訃日起算，不計閏月。居正九月二十五日聞訃，所以扣至是日期滿。十二月二十三日，神宗派文書官孫斌捧手諭到居正私宅，內稱：

　　諭元輔張少師先生：在京守制，忠、孝兩全，今當服滿，朕心忻慰，特賜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金台盞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早朝畢，候朕於平臺召見，以後朝參經筵，俱照舊行，先生欽承之。︵見奏疏九服闋謝降敕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居正覆疏中言：﹁臣敢不益攄丹悃，仰答隆施！倘筋力之未疲，遠道寧忘於驅策；如發膚之可效，微生何愛於捐糜？﹂一切指明這是他那﹁以其身為薦蓐，使人寢處其上﹂的志願。

　　二十五日早朝以後，居正到文華殿，聽候召見。他叩頭謝恩以後，跪奏道：﹁臣前奉欽依，在京守制，服滿朝見。﹂

　　﹁先生全忠盡孝，萬古留名，﹂神宗說。

　　居正重新叩頭道：﹁臣蒙皇上天恩，委曲體悉，故得以少盡臣子之情，不勝感戴。﹂謝恩已畢，居正又叩頭道：﹁昨蒙聖恩，特降手敕，恩賚殊常，尤不勝感戴。﹂兩度叩謝以後，居正奏稱：﹁昨奉敕諭，著臣以後照舊朝參，臣即當欽遵。但年前數日，尚在三年之內，餘哀未忘，仍望皇上俯容，再寬數日，免令朝參陪論，候元旦慶賀後，照舊朝參供職。﹂

　　神宗計算年前只剩幾天，因此吩咐道：﹁先生元旦出來也罷。﹂居正叩頭遵旨。

　　神宗吩咐內監道：﹁與先生酒飯吃。﹂居正叩頭道謝。

　　居正又奏道：﹁臣在制中，屢荷兩宮聖母慈恩，賜賚稠疊。今服滿，欲詣各宮門外，叩頭稱謝，未敢擅便，請旨。﹂

　　神宗說：﹁是。著張宏引進。﹂

　　居正跟隨太監張宏先到慈慶宮外叩頭。仁聖皇太后遣內監傳旨道：﹁先生忠、孝兩全了，宜益盡心輔佐。﹂仁聖太后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

　　張宏再領居正到慈寧宮。張宏進去，居正在外面叩頭。慈聖皇太后是神宗生母，因此說話更覺親切。她著張宏傳旨：﹁皇帝沖年，凡事多賴先生輔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滿，忠、孝都全了，宜益盡心處置國事。﹂慈聖太后吩咐張宏管待居正三杯酒，另外特賜膳九品、金執壺一把、金台盞一副、金鑲牙著一雙、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裡、葷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見奏疏九︽召見平臺記事︾，對話用原文。︶

　　萬曆六年大婚，群臣一概加恩，居正因守制未預，至是吏部題請加恩。神宗降諭，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原蔭武職伊男，升一級世襲。居正再疏辭免恩命，最後神宗准如所請，完成居正功成不居的志願。在再辭恩命疏中，︵奏疏九︶居正提起神宗在日講時候的談話：

　　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

　　他接受武蔭進級的恩賚，但仍辭太傅加祿。他說：

　　夫施及於己身者，其恩猶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思為深；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今蒙聖恩，憐念臣男，擢之衛司，延以世賞，藐焉弱息，荷此殊榮，斯蓋前諭所謂看顧臣子、孫惓惓之意也。臣不勝感激，不勝頂戴，謹拜手祗領，仍囑臣後嗣，世效犬、馬，仰報生成。︵奏疏九︽再辭恩命疏︾。︶

　　萬曆八年正月，吏部因居正任一品官，已滿九年，例應考滿加恩，居正具疏力辭，更提出萬曆五年在京守制的心境，他說：

　　臣出則綜理國事，盡在公之義，入則守其苴絰，執居喪之禮，是臣之不去者，報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士大夫有識者，咸謂皇上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於君臣、父於之情，庶幾兩全而無害矣。然身雖屬於公家，事實殊於見任，今乃又計算前後月、日，通作實曆，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見任，禮曠居喪，君、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皇上昔日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者，豈不兩失之乎？……蓋事必揆諸天理之當，即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恨，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審，於理欠當，於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聖明，冀申情款，惟求協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議己，而故為是喋喋也。伏望聖慈俯鑒愚誠，特停恩命，敕下吏部免臣給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職，而皇上曲全之仁，與微臣自處之義，終為完善，無所虧缺矣。︵同卷︽辭考滿加恩疏︾︶

　　經過居正盡情剖白以後，神宗傳旨道：

　　卿昔為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彌篤，殊勳茂績，中外所知。該部題請考滿加恩，委係彝典。茲覽卿奏，辭俸守制，與奪情起復不同，朕心更覺洞然。卿之所處，實為恩、義兩盡，足以垂范萬世，特允所辭，以全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勳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見上︶

　　萬曆八年二月，神宗親耕耤田；三月奉兩宮皇太后至天壽山謁陵。居正認定現在是歸政的時期了，在扈從謁陵回京以後，隨即上疏乞休。他說：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先皇，拔之侍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又親揚末命，以皇上為托。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懼，恒恐付託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聖慈，眷禮隆崇，信任專篤，臣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國恩，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蓋九年於茲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寧，大禮大婚，耕耤陵祀，鴻儀巨典，一一修舉，聖志已定，聖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賢濟濟。以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升平，保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且臣稟賦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血氣早衰，逾五之齡，鬚髮變白，自茲已往，聰明智慮，當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陳力，以致折足覆餗，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皇上特出睿斷，親綜萬幾，博簡忠賢，俾參化理，賜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駕力兔於中蹶。臣未竭丹衷，當令後之子孫，世世為犬馬以圖報效也。︵同卷︽歸政乞休疏︾︶

　　居正歸政乞休，本來是一種謀定而動的辦法，但是完全出於神宗和其他諸臣的意料，大眾都有些茫然。神宗立即下旨慰留：

　　卿受遺先帝，為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為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為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見上︶

　　居正奉旨以後，再上第二疏。這一次他決定不再往內閣辦事了，疏中備言：

　　念臣發跡寒單，賦才譾劣，仰承先帝顧託之重，祗荷皇上眷遇之隆，分當捐身，庶以仰酬高厚之萬一，豈敢輒求引退，圖遂私懷。但臣葵藿之志雖殷，而犬馬之力已竭，一自壬申受事，以至於今，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中遭家難，南北奔馳，神敝於思慮之煩，力疲於擔負之重，以致心血耗損，筋力虺隤，外若勉強支持，中實衰憊已甚，餐荼茹堇，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顛仆，有負重托，欲乞身於聖明之前，非一日矣。獨念國事未定，大禮未完，口嚅嚅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捨。今賴皇上神聖，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乂安，國家無事，諸大典禮，皆已完就，乃敢一言其私，蓋亦度其時可以去而去耳。昔顏回有言，東野畢之馬將敗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無何而東野畢之馬果敗。故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失臣，造父無失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為決計長往也，但乞數年之間，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溝壑，國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發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國也。︵同卷︽再乞休致疏︾︶

　　但是神宗堅持不許，聖旨說：

　　連日不見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今諸大典禮，雖已奉行，不過禮文之事。機務繁重，賴卿輔理甚切，未便是卿閒逸之時。古之元老大臣，耄耋之年，在朝輔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豈得便自稱衰老，忍於言去。宜遵前旨即出，永肩一德，用成始終大忠。著鴻臚寺官，往諭朕意。︵見上︶

　　除由內閣擬旨，著鴻臚寺官傳諭以外，神宗另頒龍箋手敕，著司禮監太監孫秀，文書房官邱得用，捧到居正私宅。神宗說：

　　諭元輔少師張先生：朕面奉聖母慈諭云，﹁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務，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為緊要。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後，再不必興此念。﹂朕恭錄以示先生，務仰體聖母與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終先帝憑幾顧命，方全臣節大義，先生其欽承之。故諭。︵見同卷︽謝聖諭疏︾︶

　　慈聖太后和神宗的諭旨來了，鴻臚寺官、司禮太監、文書房官都在那裡奉旨催促供職。在君臣大義的標準下面，居正沒有徘徊的餘地。他只有提出扈駕山陵，觸冒風寒，和近聞三弟居易訃音，感傷致病的理由，請求給假數日，容其調理，少可以後，即行供職。這一次神宗俞允了，數日以後，居正仍回內閣辦事。

　　居正書牘中，屢次提到歸政乞休的故事。他說：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當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甚非得已。乃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再圖。︵書牘十二︽答賈春宇︾︶

　　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為時羈絏，遭遇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乂安，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逖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纏日錮，歸宿無期，觖悵觖悵。︵同卷︽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懼顛躋之遄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僝弱之軀，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奈何！︵同卷︽答司寇王西石︾︶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詖陋，師心獨任，不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恒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主德日清，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壟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主上暨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敢自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絏愈堅，憂危愈重矣。吾師何以教之？︵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二十八︾︶

　　弟以譾劣，謬膺重任，恒恐中道顛蹶，有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書牘十二︽答石麓李相公︾︶

　　賈春宇名應元，時為大同巡撫，大致和居正關係不深，因此居正對他的話有些閃爍。王之誥、徐階、李春芳和居正關係較深，這幾封信，值得仔細尋味。尤其王之誥是居正的親家，所以說話更切實。

　　從居正以上，高拱、徐階、嚴嵩、夏言，凡是當過國家大權的，最後都支付了最大的代價。有的被殺，有的兒子被殺；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殺的危險。這一個傳統太危險了，時時給居正以威脅。萬曆五年，居正沒有去位，實際也不免有些懼禍的意思。他說：﹁恒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知道這一個時期實際政治情形的人，一定明白居正不是亂說。從五年到八年，居正的政治地位更加鞏固，然而居正的危險也更加擴大。一切的危險都發生在神宗身上。

　　明朝的政治情形，有一點和前後不同的地方，便是沒有攝政的制度。英宗九歲即位，世宗十六歲即位，神宗十歲即位，嘉宗十六歲即位，都沒有攝政或是太后垂簾聽政的傳統。在這一群皇帝中間，世宗最能幹，即位不久，大權隨即到手，嘉宗是一個白癡，大權始終旁落：英宗、神宗即位時的年齡更小，當然談不到親政，英宗初期的楊士奇、楊榮、楊溥，和神宗初期的高拱、張居正，名為內閣大學士，其實是攝政大臣，這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三楊始終維持一個合作的局面。高拱、張居正當穆宗在位的時候，在最後的階段裡，已經不能並存，神宗即位以後，居正利用政治機會，撇開高拱，成為實際的獨裁者，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以後居正逐漸鞏固既得的政權，內而內閣、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撫，沒有一個不是居正推薦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給事中也幾乎沒有一個不聽居正的指揮。在神宗尚幼的時候，這個正和︽古文尚書．伊訓篇︾所說的﹁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偽孔傳︾﹁伊尹刮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相合。但是現在神宗年已十八，久已超過應當親政的時期。居正當國，便等於神宗失位，成為不能並立的形勢。在這一個情態之下，居正頭腦糊塗一點，便可以做王莽；氣魄大一點，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個提倡忠孝的環境之下，也不容許王莽、曹操的產生。居正以忠孝自負，而忠孝自負的主張，又和專權當國的現實，不能融洽，心理遂陷於極端的矛盾狀態。

　　矛盾的心理，懼禍的心理，最後驅使居正走上歸政乞休的路線。以威福奉還主上，也許神宗不至於不容自己優遊林下吧！他甚至說不敢決計從此一去不返，只要稍許休息，日後在必要的時機，仍然﹁朝聞命而夕就道，效死疆場，亦所弗避﹂。︵見︽再乞休致疏︾︶這是委婉的說法，只想神宗給他一個脫身的機會。居正不是沒有機權的人，但是這一次的乞休，確是出於至誠。攝政的皇帝做過八、九年，明代開國以來，四個在位的皇帝，時期都沒有這樣長，居正還不應當滿足嗎？對內對外，整個的國家上了軌道，自己去位以後，內閣裡面張四維、申時行，都是自己引進的人，諒意不至於反噬。江陵的家產雖然不大，但是總算富厚了，那裡有五十幾歲的老妻，有兒子，還有最近新添的三、四個孫子，門庭以內，充滿快樂的空氣，為什麼不回去？居正又曾說過：﹁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群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於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即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為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深用為愧耳。﹂︵書牘十二︽答憲長徐中台︾︶徐中台怎樣﹁深獲我心﹂，我們無從知道，但是從居正和他的關係而論，中台還夠不上深談，居正之言，只是一種機權。假如我們記得居正宅憂之時，神宗年十五歲；乞骸之時，神宗年十八歲：那麼我們不難深獲居正的用心。

　　一切都看在那個小農之女的目光裡。是因為她從民間出身，接近大地，所以賦有特殊的智慧，驚人的常識嗎？我們不敢說。但是她能瞭解居正，她對神宗說：﹁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這是一位隨時督責，隨時罰跪的母親，連外祖父武清侯李偉都畏懼她，有一次外祖父做錯事，聖母把他召進宮內，切實訓戒，︵見︽明史︾卷三〇〇︽外戚傳︾︶何況自己？﹂神宗又在沉思了。龍箋手敕提到聖母慈諭，實際是把居正攝政的時期，再延長十二年；也就是神宗的失位，再延長十二年。神宗說過：﹁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這九個字，值得仔細玩味。在虛君政治制度沒有確實成立以前，這一種辦法，必然會造成皇帝和首輔的決鬥。殘忍的女人啊！一位毛妃，造成居正和遼王憲㸅的決鬥；一位李太后，造成居正和神宗的決鬥。這才是人生的不幸。居正自言﹁自是羈絏愈堅，憂危愈重矣﹂；又言﹁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這些話都是事實。但是他現在竟沒有自全之策。﹁鳳毛叢勁節，只上盡頭竿，﹂盡頭竿究竟不是一個安全的地位。

　　就在八年三月，居正得到一件大喜的事，他的第三子懋修中了殿試第一人。這一次主考是內閣申時行、侍郎余有丁。在當時的情狀下，首輔的兒子當然會高中的，何況懋修在兄弟中，才具較高呢？主考閱卷，擬定懋修第三，進呈御覽。神宗看過以後，改為第一。這一科，居正長子敬修也成進士。居正六子：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進士，第四子簡修，加恩授南鎮撫司僉書管事。

　　八年閏四月兩廣總督劉堯誨奏報討平八寨。兩廣的吏治，向來是一個問題：吏治不清，地方不安，人民起義，和少數民族的暴動，成為相應而來的事實。八寨在廣西桂林、平樂兩府，本來是僮人群居的場所。隆慶年間，殷正茂進兵古田的時候，八寨先降，於是並龍哈、咘咳為十寨，立長官司。萬曆六年，曾經有一次動亂，兩廣總督凌雲翼隨即進兵。雲翼去職以後，堯誨繼任，八寨又來一次動亂。居正和堯誨討論過幾次：

　　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復從其請。︵同卷︽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這都是萬曆七年的事。第二年八寨敉平，居正談到兩廣的情況。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沉錮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旨，凡大舉征剿，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頹靡、懦熟，剝削以事結納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諭戒諭之。︵書牘十二︽答劉凝齋︾︶

　　八年二月，河工勘報完成，潘季馴升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這是一個崇銜，其實用不到管事。明朝有添注官，在實缺官以外，臨時添設，本來是一種酬勞的意義。但是季馴在河工已久，委實需要休息了，居正想起前任兩廣總督凌雲翼，現任南京兵部尚書，只是一個閒曹，決定派雲翼總督漕運，以為代潘的地步，同時再調潘代淩，成為潘、淩對調。他分別和兩人說起：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然亦借督、漕同心之助，況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之代江︵漕運侍郎江一麟︶者，亦即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覆思之，莫如洋山︵雲翼︶公為宜。此公虛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也。留京參贊︵南京兵部尚書兼參贊南京軍務︶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即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即旦夕回京，亦不過添注管事，駢枝閏位，何所用之？不如即代洋山，是身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屬人心，此中八座虛席，一轉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慮之已熟，故違部議而請上行之。恐公不達鄙意，敢布腹心。︵書牘十二︽答河道潘印川︾︶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忘身徇國，不勝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略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斂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覺多事；且瘴病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公鴻猷偉略，悠遊留省，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東粵，尤為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間，其事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於左右，故略布區區，萬望鑒諒。︵同卷︽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居正在政治方面的成績，逐日進展，但是對於居正不滿的呼聲，仍然不斷。八年三月，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最後提出言路當開。他說：

　　近者台諫習為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捲舌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奊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爾！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意輸誠，效忠於陛下矣。

　　世卿此疏直指居正，當然引起居正的激怒。因此吏部尚書王國光改世卿為楚府右長史。明代王府官不易升調，一入王府，實際成為禁錮，世卿這一次調任，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處分。

　　八年八月間，刑部侍郎劉一儒致書居正，討論時政。一儒，夷陵人，是居正的親家，居正的女兒嫁給一儒之子戡之。在新婦進門的時候，一儒看到妝奩中的珠玉錦段，盈箱滿筐，連忙吩咐另行封鎖，一概不許動。一儒當然有他的計算，兒婦談不到反對。居正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不斷亢進，一儒和他說：

　　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鰓鰓奉職，治功既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核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渾之體也。昔皋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假如居正接受一儒的忠告，定然可以收回大部分的人心，但是居正接受這個忠告，便不是居正了。萬曆初年的政局，終於留下精明有餘，渾厚不足的印象。

　　朝廷大政，一切有居正負責，十八歲的神宗，閒得沒有事做，四書五經無須再讀了，他便慢慢地尋求消遣的方法。皇上所住的是乾清宮，宮裡的內監大、小不等，管事的稱為牌子太監。乾清宮牌子太監孫海、客用，既然負責伺候皇上，他們便逐漸引導神宗尋求娛樂。有時皇上帶同太監們，短衣窄袖，一同出宮，值遊竟日。怕什麼？手上帶的是刀杖，根本不怕什麼意外。一次神宗到西城，正在喝過酒以後，醉眼朦朧地吩咐小內監唱曲子。也許是小內監撒嬌吧，偏不肯唱。這是欺君之罪，還了得！皇上有的是刀子，嘩喇一聲，刀子出鞘，嚇得小內監直抖，旁邊的人求情，經過使勁鞭撻以後，這才平了神宗之怒，但是到底還把小內監的頭髮割下，實行割髮代首的故事。真有趣，整個的人生都戲劇化了。神宗仍在兵杖簇擁的中間，帶醉回到乾清宮。

　　神宗酒醒以後，馮保久已奏明慈聖太后了。慈寧宮的太監正在催促神宗前去。沒奈何，去罷！慈聖太后看見神宗，喝聲跪下。神宗長跪在那裡，聽聖母的訓導。慈聖太后把神宗的過失，一五一十地數說一番。神宗無從辯護，眼淚簌簌地落下，最後他只有請求慈聖太后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慈聖這才吩咐神宗檢出一本書來。重行長跪以後，皇帝打開書本一看，正是︽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他讀到﹁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眼淚從眼眶裡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歡，得到這樣嚴重的後果。︵令取︽霍光傳︾入覽事，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現在的霍光是張居正。但是居正懇請慈聖太后准予神宗改過，他提出這只是一時的糊塗，究竟和昌邑王不同。慈聖太后意轉以後，才吩咐居正代神宗下罪己手詔，一份給太監們，一份給內閣。罪己的語句，著實委屈神宗，但是不是這樣，挽回不了聖母的盛怒。居正竟寫下了。︵令居正草帝罪己手詔事，見︽明紀︾卷四十。︽明史．馮保傳︾作保屬居正草帝罪己手詔。︶

　　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為，著降作小火者，發去孝陵種菜。爾等司禮監，並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並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見奏疏九︽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越思越惱，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為輔臣，輔弼朕躬，宗廟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為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為堯舜之臣。朕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奸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見同卷︽請汰近習疏︾︶

　　居正和馮保商議以後，覺得孫海、客用處分嫌輕，立即上疏再求加重，充做淨軍，神宗當然照准。其次馮保提出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應得之罪，其他內監一概責令自陳，切實整頓。這次居正上疏，在神宗和居正的關係上，留下重大的影響：

　　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為親逢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廷，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並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臣聞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為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為妄，不敢復言。連日因睹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燕閒，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著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蠱惑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天生聖主，被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聖母諄諄教戒，皇上幡然改悔，迸去奸邪，引咎自責，又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九廟列聖之靈，默啟我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為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為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易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為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既將此二人，置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內，以為聖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等官，平日為忠為佞，諒莫逃於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聖德，此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宜預聞。臣居正又親承先帝遺命，輔保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過舉，孤負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既蒙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幾皇上起居及宮壼內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俯允施行。皇上亦宜仰遵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民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為虛言，將來之聖德愈為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聖慈鑒宥。︵奏疏九︽請清汰近習疏︾︶

　　神宗得疏以後，御批﹁覽卿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同時孫德秀、溫泰、周海奉旨降三級，私家閒住，永不敘用，其司禮監及管事牌子等都著自陳。

　　這一次是一個小小的鬥爭。在這個鬥爭裡，神宗在一邊，李太后、馮保、張居正在一邊。鬥爭的結果，神宗失敗了，罪己手詔，只能增加失敗者的慚憤，成為日後報復的張本。馮保利用自陳的機會，在宮廷內可以逐漸排斥異己。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宮壼起居等事，權限非常擴大，久已超越大學士票擬諭旨的本分。一切的政局，正在轉變的當中，直到萬曆十年居正死後，再來一次清算。

　　居正︽清汰近習疏︾的精神，完全是諸葛亮︽出師表︾的再現。居正的標準人物是伊尹、周公、諸葛亮。他當國十年的成績，也處處摸擬三人，但是居正忘去了神宗不是太甲、成王、後主。關於太甲、成王的故事，因為古史方面的問題糾纏太多，姑不置論。後主的個性，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是一個平庸到無可奈何的人物，但是他知道自己平庸，一切都聽諸葛亮指揮。諸葛亮死了，他秉承諸葛亮的遺言，用蔣琬、費禕、薑維。他沒有主張，因此他也不作主張。蜀漢以全未開發的一隅之地，和中原抗衡四十年，委實不能說不是後主知人善任的成績。神宗是另外一個形態的人物。神宗聰明，有主張，有決斷，但是同時也是頹廢，好利，不知上進。居正當國的時候，國勢蒸蒸日上，但是居正歿後，神宗不能再用第一流的人物，申時行的才具，不是沒有，但是在那個環境之下，只能優柔便辟，採取明哲保身的途徑。後來明朝亡國之禍，其實都在神宗時代撒下種子。居正把神宗當後主看，這是居正認識的錯誤。我們把諸葛瞻的任用，和張敬修的自殺相比而論，便會知道認識錯誤，真是一個可怕的事件。

　　神宗罪己手詔既下以後，居正意識到他的放蕩，完全是閒極無聊的結果，所以利用反省的時機，請求敷陳謨烈。他說：

　　先該臣等面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於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解，面請裁決。伏奉諭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凟聖聰，即恭侍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啟沃聖心者，竊以為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漠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已。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終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事，耳目既真，又足為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聖治，莫要於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圖，奎章睿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於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奏疏九︽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居正吩咐翰林院諸臣，就列朝寶訓、實錄，撰為︽謨訓類編︾。共分四十款，排日進講。他的心理還是隆慶六年十二月進︽帝鑒圖說︾的心理。疏中又言﹁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於高明，聖治益躋於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萬曆九年正月初五日，神宗在文華殿齋宿，這一天大風來了，黃塵蔽天，神宗吩咐文書官和居正說：﹁今日風氣不詳，恐有邊事，與先生說，可申飭邊臣，加意警備。﹂居正聽到以後，立刻傳諭邊鎮，準備應付。

　　一直到現在，北方的邊事還時時縈繞君臣的懷抱。比較松一點的是河套。在那裡的韃靼已經衰弱，正如居正在萬曆八年和三邊總督郜光先所說的﹁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於順義不獲，西修怨於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為之狀亦見矣﹂。︵書牘四︽答三邊總督︾︶

　　最成為威脅的是土蠻。土蠻向東可以進攻遼東，向南可以進攻薊州，所以雙方都時時在警戒的當中。遼東的李成梁，和土蠻交戰幾次，在戰事方面有相當的把握。薊州的戚繼光，正以威名太大，土蠻遠去，因此沒有立功的機會。萬曆八年秋間，傳聞土蠻南下，居正連忙去信說起：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遝至，西虜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窺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於，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為己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眾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談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則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為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為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以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眾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豫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書牘十二︽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韃靼諸部之中，勢力最大的當然是俺答。自從俺答封為順義壬以後，實際上成為朝廷的附庸，接受朝廷的命令，約束部下。但是俺答對於部下，時時感覺不易駕馭。俺答的長子黃台吉，便是一個不易駕馭的人。大致是萬曆八年吧，黃台吉看見土蠻出兵虜掠，羨慕的了不得。他坦白地和父親說，自己準備向朝廷開戰。

　　﹁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俺答說。除黃台吉外，其次是青台吉。他是老把都的兒子，俺答的侄兒。青台吉和土蠻取得聯絡，因此在北邊成為威脅，居正對他，永遠不能放心。

　　在俺答精力充沛的時候，當然他可以統制一切，但是現在俺答病了，黃台吉、青台吉這兩位同堂兄弟，益發不受約束。居正還憂慮到俺答身後，部下分裂，固然不易統制，倘使完全為土蠻吸收，更成為朝廷的大害。八年、九年之間，來往於居正胸中的便是這許多問題。在書牘中一一可指。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既狼狽，豈能復起？土蠻素無遠略，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為之勤兵報怨？切盡︵即切盡台吉、俺答侄孫。︶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為之圖，以待其變可也。︵同卷︽答宣府總督鄭范溪︾。按即鄭洛。︶

　　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沉錮，部下酋長，各自為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乘其敝，諸制禦方略，願公預圖之，預練兵積食，密於自治，以待其變耳。︵同卷︽答宣府張巡撫︾。按即張佳胤。︶

　　黃酋桀驁，殊為可惡，然聞此酋素狂躁無禮，倏忽喜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炰烋妄言，然非有謀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徇其請，毋激致其怒，彼計沮氣衰，將自斂矣。近聞已就羈絏，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酋桀驁，詳觀來文與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酋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沮氣衰，伎倆已盡，自當入苙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即簡銳擊之，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同卷︽答宣大巡撫鄭范溪︾。按題銜誤。︶

　　黃酋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白騙耳。今既稍有所獲，來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為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黃酋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倆有盡，終當入苙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進賞之言，惟付之不問耳。上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酋諸部，皆有隨行者。聞順義夙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同卷︽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按崌崍即佳胤，題銜誤。︶

　　以上都是萬曆九年正月以前的事。經過正月初五神宗傳詔警戒以後，各邊巡視更加吃緊，鄭洛在邊界上獲到黃台吉部眾，居正立即和鄭洛說：

　　黃酋部眾作賊，我所擒者，係被至親，諒所欲得者，且勿輕與之，待順義罰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橫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聖諭，方以邊事為念，會華翰至，即封上御覽，以見公籌邊之功。此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銜稟報，當即以原帖奉奏也。︵同卷︽答宣大巡撫鄭范溪傳備邊︾。按題銜誤。︶

　　青台吉對於中國表示服從，但是其弟滿五大仍和土蠻勾結，土蠻入犯遼東的隊伍中，時時有青台吉的部屬。因此居正對青台吉，不能放心，但是他主張交付俺答，增加俺答的責任，便是增加朝廷的威信。居正和張佳胤屢次說過：

　　來諭謂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為得策。惟公著實行之，不徒為目前支吾之計，邊圉幸甚。青酋東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委屬可疑，已行該鎮防備。︵同卷︽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按題銜誤。︶

　　青酋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巢，罰處為當。然此酋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為然，今雖罰懲，恐亦不能終禁，此後但責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即飛報我知，使我得準備，亦足以明彼心跡。即去秋土蠻入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偵得消息，密以告僕，即夙戒薊遼，整旅以待，故無大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虜也。︵同前︶

　　辱示，青酋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效東虜所為，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不平於心耳。……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著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為諸部所畏也。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待計劃已定，期於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即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即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為之備。即今秋土蠻糾眾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大同巡撫賈應元，即春宇︶高山西︵山西巡撫高文薦︶於貢市時，得些消息，走報於我，即夙儆該鎮，預為之備，故虜雖眾，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酋部眾東犯之事，未審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能保其不變乎？薊鎮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人不能歸咎於薊鎮，豈能責望於宣大乎？夷情多變，推在隨宜審處之耳。︵同上︶

　　九年正月，推行一條編法，同時下令裁減諸司冗官，及各省司、府、州、縣官凡一百六十餘員。居正在大政方面，還是著著不懈地進行。同時期裡，神宗的心緒，也似乎安定下來了。居正奏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他說：

　　臣等伏睹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聖學該洽，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眾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係，弗納於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遊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於孔氏遊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於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拔其英俊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在館祗候。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呈進聖覽。或不時召至御前，面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於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於上，其於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不勝惓惓願忠之誠。︵奏疏十︽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這是一篇很平常的奏疏，但是在這篇奏疏裡，透出居正那番希望神宗親賢臣，遠小人的忠懇。

　　九年春間，重新提出外戚恩蔭的問題。萬曆七年，神宗後父王偉封永年伯，居正提出嘉靖八年會議的結果，指明只能﹁以榮終身﹂，當時神宗沒有注意。現在神宗派文書房官邱得用傳諭內閣，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加恩授職，居正隨即擬定奏覆。邱得用又來了，口傳聖諭道：﹁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這是詰問，也有一些不滿。居正很靈敏地把王俊的官階提高，但是拒絕給予世襲字樣。他說：﹁仰推皇上篤眷中宮，加恩外戚，此乃情理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是他隨即指出理由，使神宗不能不接受。居正說：

　　臣等恭惟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紊亂，至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承大統，將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復我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當先帝龍飛之日，與皇上嗣統之初，加恩陳、李二家，例止於如此。今皇上雖欲優厚外戚，詎可逾於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為裁抑也。今奉聖諭令臣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王偉男王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兩宮皇太后之家，實為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祖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臣等又惟皇上與中宮聖壽萬年，將來皇儲兆慶，繩繩振振，推恩戚裡，固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聖明俯鑒臣等愚誠，特賜俞允，不勝幸甚。︵同卷︽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這又是一個小小的勝利，四月十八日，他更直接揭出神宗的浪費，語氣甚至波及慈聖太后。

　　十八日文華殿日講官講畢以後，神宗退到後殿。居正進來，先講︽謨訓類編︾，把列朝聖訓實錄講過以後，隨即進呈南京給事中傳作舟的奏疏。

　　﹁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居正說。

　　神宗問道：﹁淮、鳳頻年告災，何也？﹂

　　淮是淮安府，鳳是鳳陽府，是現在江蘇、安微兩省淮河流域的地方。居正說，﹁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盡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神宗慨然道：﹁依先生每議處。﹂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居正說。﹁臣等每奏災傷，皇上即惻然閔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為心，安民為事，四方奏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之。﹂居正對於外省的不能奉公盡責，憂國憂民，非常憤激，他不斷地指摘道：﹁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虞，痛癢不相關，如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日﹃不敢請﹄，此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即如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為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神宗說：﹁有司為民害者，當著實重處。﹂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於色，當即說道：﹁今後有犯者，當如聖諭。﹂於是他又從容說：﹁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撙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來可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尤大乎？﹂

　　﹁然，﹂神宗說。﹁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

　　﹁皇上所謂常例者，﹂居正說，﹁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為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為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為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華殿論奏︾。對話用原文。︶

　　居正這一次議論，從救災到節用，論點不斷地轉移。但是不能節用，便談不到盈餘，沒有盈餘，當然說不上救災，前後自有一貫的道理。在節用方面，居正指出兩點，他希望節省服御賞賚，同時他也希望禁止施捨。神宗撇開禁止施捨一面，只談服御賞賚，居正便從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點小小的爭執。神宗說這是舊例；居正說這只是神宗自己的舊例，不是祖宗的舊例。他證實神宗的揮霍，最後告以﹁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但是關於施捨方面，神宗避免討論，居正也不追問。為什麼？因為這是慈聖太后之事，其實與神宗無涉。

　　慈聖太后究竟是一個婆婆。穆宗在位的時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國裕民。萬曆元年，慈聖太后和神宗說，要建豚州胡良河、巨馬河兩條大橋。神宗對居正講了，居正說道：

　　﹁時絀舉贏，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當與民休息，建橋太勞民，且費巨，誠恐有司亦不能辦。奈何？﹂

　　﹁聖母自己出錢募工，一錢不取於官，一夫不取於民，﹂神宗說。

　　﹁好極，﹂居正叩頭說。

　　慈聖太后發內帑五萬兩，由工部派員監工，萬曆二年正月兩橋成功，共費七萬餘兩。橋工完成，慈聖太后又要在豚州建碧霞元君廟。碧霞元君據說是東嶽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誕。太后的主張提出以後，工部尚書朱衡和工科給事中請求停工，無效。戶科給事中趙參魯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賑貧民，植福當更大。﹂參魯的話，還是無效。

　　自此以後，萬曆二年建承恩寺、海會寺，三年修東嶽廟，四年建慈壽寺，五年建萬壽寺：在這些功德方面，慈聖太后一步沒有放鬆，但是居正也處處提出民生的困苦。他說：

　　夫林茂而鳥悅，洲深而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之命，懸於一人。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於茂林深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而可以祝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民勞，費不公取，用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為臣子者，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文集四︽敕建萬壽寺碑文︾︶

　　萬曆八九年間，慈聖太后又在五臺山建大寶塔寺。施捨方面，還是不斷進行，居正所說﹁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尤大乎﹂？正是趙參魯的主張。

　　萬曆九年五月，居正奏請盡賣民間種馬，他的目的，當然還是解決當時民間的痛苦。本來明朝的馬政，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制度。除了御馬監、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養馬以外，還有民間孳牧，也屬太僕寺管轄。從洪武年間到弘治六年，經過幾度的立法，民間養馬的額數確定了，種馬由國家分發，草料由民間供給，孳生駒數也有法定的限額。在明初芻牧地廣的時候，養馬沒有什麼困難，以後耕地擴大，牧地縮小，養馬便成為一種苛政，慢慢地走上買馬納馬的路線。買馬是向韃靼買馬以供軍用，遇到朝廷和韃靼發生戰事的時候，這是一個全不可恃的來源：納馬是捐馬授職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間，軍事緊急的時候，都曾行過，當然也不是辦法。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張盡賣種馬，當時兵部議定養、賣各半，種馬只剩六萬餘匹。到了萬曆九年，居正因為貢市已成，邊馬可用，這才決定盡賣種馬的辦法，解除民間養馬的困苦。但是在苑馬沒有切實整頓以前，廢止民間養馬，從國防的立場看，不能不算是可慮的事件。

第十三章　鞠躬盡瘁

　　萬曆九年，居正五十七歲。酷熱的天氣，將近六十的年齡，重大的責任，在這一年夏天把居正病倒了。居正有時也想退休，但是環境不容許，他只能拖著鄭重的步伐，向前面掙扎。九年夏間，他有信給王之誥說起：

　　賤日猥辱垂念，貺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年來賤體，日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任重，譬馬力已竭，強策鞭於修途，誠不知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蹤，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念歸，每談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潤，近覺稍壯，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謝。︵書牘十三︽答王西石︾︶

　　重潤是居正四子簡修之子，王之誥的外孫，所以居正特別提出。

　　居正記得當初的大政方針吧！他昌言不諱地承認他的目標只是富國強兵。為什麼要富國？富國就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給強兵建立一個良好的經濟基礎。為什麼要強兵？強兵才可以抵抗外侮。居正成長在嘉靖年間，他親眼看見北京幾度戒嚴，四圍的韃靼武士，和洶湧的怒濤一樣，正在並力吞噬這一座孤島。居正掌握政權以後，他期望為國家解除威脅，這是居正一生的大事因緣。經過十年以來的努力，整個的局勢轉變了。領導韃靼向北邊進攻的俺答，現在領導他們向朝廷投誠。青台吉的弟弟滿五大向北邊進犯，青台吉自認處罰，但是居正利用俺答的領導地位，要和他商量，這是九年上半年的事。居正屢次在信中說起：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宜與之會議，蓋彼為諸部之長，雖老，而眾心歸之。若彼以我為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密許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書牘十三︽答宣府張巡撫︾︶

　　馬王大二酋橫索事，︵馬王大即滿五大之訛︶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甘處罰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鈐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則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眾，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同卷︽答總督張崌崍計虜酋鈐束其支屬︾。按題銜誤。︶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即宜照節年事例進貢。□□︵應作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為年例也。擺酋另敕，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為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酋︵應作滿酋。清時傳刻︽張文忠公全集︾諱滿字，故滿五大或作馬王大，或作□□其實與滿洲無涉，不必諱也。︶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定，又當謹守韜鈐，為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為自治長策。昔環洲︵吳兌︶在鎮時，僕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同卷︽答宣大巡撫鄭范溪︾。按題銜誤。︶

　　居正對於俺答，只是一味羈縻，但是決不曲從。萬曆九年，俺答築城，請求朝廷給與人夫、車輛、物料。本來韃靼的威力，全在遷徙無常，追蹤不易，所以隨時採取攻勢，沒有被圍的可能，因此常處有利的局勢。現在俺答築城，便是一個失著。居正說起：﹁在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書牘十三︽答宣大巡撫︾︶這裡透露居正的高興；對於俺答的請求，他斷然地說道，﹁夫、車決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事實上他對於俺答，有時不免有些幸災樂禍的意境。在居正的眼光裡，俺答只是他對付韃靼的一項工具。

　　居正對於遼東，還是不斷地籌劃邊防。九年三月，遼陽副總兵曹簠在長安堡打了一個敗仗，部下死亡三百十七人。敗報奏聞以後，曹簠獄。四月吳兌由兵部左侍郎改薊遼總督，居正和他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橫索，法不可縱，須熟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眾帖服。昨得周巡撫書，︵遼東巡撫周詠︶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密投李帥計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眾，今亟宜措畫以備秋防，若曹簠之輕躁寡謀，免死為幸，亦宜重懲，勿事姑息也。︵書牘十三︽答薊遼吳環洲︾︶

　　王杲被殺是萬曆二年的事。萬曆元年建州都指揮王杲寇邊，一個韃靼的羈縻官，反覆無常，本來不是意外。遼東總兵李成梁隨即出兵討伐，經過一年有餘的戰爭，王杲失敗，逃匿阿哈納寨，恰巧曹簠時為參將，勒兵追擊，最後王杲被執斬首。居正提起這件事，觸動了吳兌的心事。他正在佈置局面相同的一幕。

　　中樞方面，萬曆八年以後，沒有什麼更動。內閣除了居正以外，還是張四維、申時行。六部一概照舊，只有禮部尚書潘晟在八年十二月致仕，由刑部侍郎徐學謨繼任，禮部尚書久已成為翰林官進身之階，學謨偏偏不是翰林，當時不免引起一些驚訝，不久也平息下去。九年四月兵部尚書方逢時致仕，由薊遼總督梁夢龍繼任，遵守本兵、邊鎮互調的原則。

　　不幸在各方協調的中間，居正病了。這是萬曆九年九月的事。神宗聽到，特遣御醫診視。居正上疏謝恩，並請給假調理。他說：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冒盛暑，以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為下部熱症，又多服涼藥，反令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聖心，未敢具奏調理，乃蒙宸衷曲軫，特遣御醫診視，傳奉溫綸，飲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慎，以上貽君父之憂，沐此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仍乞聖慈垂憫，特賜旬月假限，暫解閣務，俾得專意調理。倘獲就痊，臣即勉赴供職，不敢久曠，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奏疏十︽患病謝遣醫並乞假調理疏︾︶

　　神宗得疏以後，一面派文書官太監孫斌，到居正私宅視疾，並賜鮮豬一口、鮮羊一腔、甜醬瓜、茄、白米二石、酒十瓶：一面又下聖旨，﹁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即出，副朕眷懷。﹂所謂﹁不妨兼理閣務﹂，指在宅辦公而言，居正這一次小病，固是如此，後來大病的時候，還是如此。直到居正昏沉的當中，他始終沒有放棄政權。

　　居正病勢稍退，皇上的手諭到了：

　　諭張少師：朕數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茲賜銀八十兩、蟒衣一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涼，可進閣矣。︵見奏疏十︽謝聖諭存問並賜銀兩等物疏︾︶

　　居正覆疏自言，﹁仰惟天光薦被，宸眷郅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報答，亦非敝楮殫毫，所能宣謝，惟有鏤之肺腑，傳之子孫，期世為犬馬，圖效驅馳而已。﹂經過幾天調攝以後，居正還沒有銷假，神宗再派文書官邱得用視疾，促其進見，又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幹點心各一盒。居正續假五、六日，又說：﹁臣養屙旅邸，倏已再旬，雖違遠天顏，曠離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皇上左右。﹂︵同卷︽謝遣中使趣召並賜銀八寶等物︾︶

　　居正對於神宗，固然在奏疏中，充滿依戀的感情，但是居正委實願意退休，五十七歲的人了，體力逐日衰耗，國事已經到了可以放手的階段，為什麼要戀位？居正也曾論到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這一群人的命運：

　　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為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日﹁為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為絕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淩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鯀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況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讟任之於己，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文集十一︽雜著︾︶

　　居正︽雜著︾隱指時事的不止一篇，這是指的什麼？是指他自己麼？居正事君當然不是趙、蓋、韓、楊的剛狠，但是居正威權震主，也不是趙、蓋、韓、楊可以同日而語。趙、蓋、韓、楊不過是態度的不遜，居正便是權勢的衝突。坤道其順，居正列舉六端，相信自己已經做到，但是﹁事中主難﹂，﹁事幼君難﹂，居正對於自己的困難，又何嘗不清楚？從萬曆八年起，他決定致仕，但是當時的環境，不容致仕。最痛心的，是造成這個環境的，只是居正自己。﹁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莊子．齊物論︾︶這才是人生的悲劇。

　　在書牘中，居正也留下幾封信，透露他的心境：

　　賤體入夏即病，荏苒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弱質譾才，久負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耳。頃欲借此乞骸，而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薦賜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啟齒。不得已，黽勉趨朝，擬俟來年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書牘十三︽答司馬王鑒川言抱恙勉留︾︶

　　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今，尚末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皇儲誕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煙水間也。︵同卷︽答耿楚侗︾︶

　　賤體近日，始覺稍愈。十年之間，晝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為食聚貯積者，日張施於外，遂成貧子。要欲及今齒發尚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非自愛幻軀，蓋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同卷︽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萬曆九年十月，居正歷官一品，除去在京守制的日期，已經十二年，考滿，照例自陳，請求解職。神宗詔令復職，隨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頒手敕，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除此以外，神宗又著吏部、禮部，議擬恩例，在兩部覆疏以後，神宗傳旨：

　　卿等說的是。元輔受先帝遺命，輔朕十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茲實歷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數委當優異，著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敕獎勵，賜宴禮部，蔭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用見朕崇獎元勳至意。︵見奏疏十一︽考滿謝恩命疏︾︶

　　居正奉命以後，上疏再辭，第二疏詞更痛切，他說：

　　臣閭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以譾劣，佐下風，效啟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主德昭宣，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見之，其所愧恥者，臣幸無之，即千萬世而下，頌我皇上聖德神功為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鐘之亭，百朋之錫，豈足以擬之哉！故臣向者每被恩命，輒控辭而不已者，良以所慶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若詔祿、詔爵，雖朝廷所以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足為勸。三公穹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勳，在先朝名德，咸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畀之於臣，所謂溢恩濫賞也。至於符節世賞，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滿，皆已冒叨，茲又豈可重領？反覆思惟，如墜淵谷，故不避煩瀆，再控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諒臣之衷，素無矯飾，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隕軀，不敢忘報。︵奏疏十一︽再辭恩命疏︾︶

　　神宗得疏，特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宴。居正晉太傅。明朝太師、太傅、太保皆為死後贈官，文臣生加三公的，自居正始，以前是沒有的。

　　萬曆十年的春天，寒風尚在塞外逗留的時候，這一位從嘉靖初年即向大同進攻，其後屢困北京而終於投降朝廷，接受封爵的順義王俺答死了。俺答一死，對於居正是一個憂慮。西部韃靼的領導權，屬於那一個？會不會因為俺答之死，全部重新接受土蠻的領導，和朝廷作戰？會不會再起一次分裂？分裂也許對於朝廷有利，但是一經分裂，更易促成土蠻擴展的成功，便對於朝廷有害。居正想起俺答的後妻三娘子。十二年以前的事了，因為俺答對於三娘子的迷戀，才有把漢那吉的投降，以後引起封貢的成功，北邊的安定；飲水思源，當居正想起國家的堅強和自己的事業，他能忘去三娘子麼？三娘子是一根繩索，有了三娘子便可以約束俺答，約束韃靼。在吳兌總督宣大的時候，三娘子入關進貢，吳兌贈她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雲裙。真好看！這一套繡花的衣裙，把三娘子迷戀了；究竟還是吳太師好！以後，在朝廷和韃靼交涉的當中，朝廷的第一個友人便是三娘子。

　　居正在俺答身死的前後，幾次和邊鎮督、撫談起：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搶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況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為主，老酋死，把吉弱，不能撫其眾，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眾，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協力，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死，必且譸張為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為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書牘十三︽答三邊總督鄭范溪︾。按鄭洛時為宣大總督，題銜誤。︶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為張皇，輕意舉動，致令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僕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亟以見教，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己，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自主持，致滋仇怨也。︵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哈酋與諸部，議論不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為強者所得耳，何能為乎？順義恤典，下部議覆，仍當從旨中加厚，以示天恩。︵同卷︽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悃，而後可為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哈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為失歡，若果有此，且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同卷︽答三邊總督鄭范溪計順義襲封事︾︶

　　安兔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在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歿，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黃酋之子，宜即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眾乎？此亦制馭之一端也，幸惟審圖之。︵同卷︽答巡撫蕭雲峰︾。按即陝西巡撫蕭廩。︶

　　居正對於韃靼方面，全是因應。俺答初死，他似有支持把漢那吉的意念。看見那吉的威望不夠，他便吩咐沿邊督撫靜以待動，對於各個候補者，分別給予應得的好感。最後黃台吉繼立的形勢已成，他不妨支持黃台吉，但是他要黃台吉對於朝廷表示恭順。冊封的權力在朝廷，要服從朝廷，才得到順義王的尊號。三娘子要守孝三年，也許是穿著百鳳雲衣的日子多了，漢化的程度加強，所以有這個主張。但是居正所期望於三娘子的，不是她的漢化，而是她的再嫁韃靼領袖，繼續替朝廷做一個控制韃靼的工具。黃台吉襲封以後，三娘子帶著部眾走了。黃台吉認定這是父親的遺產，自己當然有繼承的權利，帶著部隊向西跟逐。宣大總督認定三娘子是一個得力的工具，假如她和黃台吉脫離，失去應有的作用，對於朝廷，便是一種損害，連忙派人和三娘子說：﹁夫人能和順義王同居，朝廷的恩賜當然繼續不絕，否則只是塞上一個韃靼婦人，說不上恩賞了。﹂三娘子這才停下來，重新回到順義王的懷抱；在明朝人看來，究竟有一些詫異，但是三娘子生活在另外一個環境裡，原談不上這些。

　　北邊的問題解決，東北的問題又來了。萬曆九年，士蠻和朝廷打過幾次仗，但是現在又求和了。居正只要韃靼繼續在分裂的狀態裡，決不輕易言和，所以和遼東巡撫周流說起：

　　承示，土酋求貢，諒無詐偽。彼蓋豔於西虜貢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俱與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既愜其素志，又啗我厚利，故奉命惟謹。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異矣，遽爾許之，和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同卷︽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萬曆十年二月，居正疏請蠲除宿逋，完成一件宿願。自萬曆之初，考成法實行以來，賦稅方面，經過切實的整頓，國家財政，有了良好的基礎，現在已是休養生息的時候了。事先，應天巡撫孫光祜上疏請求相除，居正復信說：﹁蠲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皇儲大慶，罩恩海內，今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大疏即屬所司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書牘十三︽答應天巡撫孫小溪︾︶這時居正只準備從各省推行，還沒有整個的計劃。十年之初，陝西巡撫蕭廩具函居正，再請豁免帶徵，居正復信說：﹁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請恩蠲豁，不必具疏矣。﹂︵同卷︽答諫議蕭公廩︾︶二月間，居正疏稱：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恤，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頃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畝，查革冒免，海內欣欣，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一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遝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骨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豁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撲窮民，朘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直省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祜具奏請用，戶部以干係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兔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盈餘，即蠲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裁施行。︵奏疏十一︽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居正︽蠲除積逋疏︾，使人悠悠地想起萬曆初年的情勢。萬曆四五年間戶科都給事中蕭彥疏稱﹁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為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徵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為及格，仍令帶徵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撲，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明史︾卷二二七︽蕭彥傳︾︶主張歲輸十分以上的是居正，疏請蠲除積逋的也是居正。是自相矛盾嗎，還是心理變化？其實居正只是一貫的居正，在國家財政基礎尚未穩定以前，當然嚴追舊欠；到了已經穩定以後，不妨蠲除積逋。量出為人，正是居正在財政方面的作風。這裡還得看到支出的情形。在整頓國防，安定民生的項下，國家增加支出，人民增加負擔，本來無可逃避。及至韃靼的威脅已經解除，黃河、運河的工程已經完成，乃至驛遞已經整頓，冗官已經廢除，人民的負擔便應當減輕，所以居正隨即疏請減輕。這是萬曆十年的一件好事。不久以後，居正死了，國庫逐漸空虛，商稅、礦稅，加徵、加派，從此財政擾亂，成為明朝覆亡的主因。

　　萬曆十年二月間，浙江發生兵變。事情是這樣的：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裁減東、西二營兵士月餉，兵士鬧起來了，馬文英、劉廷用為首，捉住巡撫痛打一頓。居正看定只有張佳胤可以平定這次的變故，佳胤已經內調兵部右侍郎，隨即奏請改調浙江巡撫。匆匆中佳胤到浙江去了，在路上又聽到杭州﹁民變﹂的消滅。佳胤和來人說：

　　﹁變兵和變民已經聯合嗎？﹂

　　﹁還沒有，﹂來人說。

　　﹁趕快走，﹂佳胤忻然說，﹁也許還來得及把他們分開。﹂

　　匆忙的當中，新任巡撫不動聲色地到了杭州。﹁亂民﹂正在城中放火搶掠，入夜以後，火光照滿全城。佳胤吩咐遊擊將軍徐景星和東、西二營說：﹁要贖罪，便先把﹃亂民﹄平下來。﹂兵士們痛打吳巡撫以後，心緒惶惶的，不曉得張巡撫來怎樣處治。得到這個消息，他們高興極了，營門一開，刀槍齊舉，烏合的群眾，那裡是他們的對手，一共捉了一百五十人，送到巡撫行門。佳胤下令殺去三分之一，一面召馬文英、劉廷用等領賞。他們來了一共九個，都是上次﹁事變﹂的首領，這次﹁平亂﹂的功臣。文英們高興地來了，不提防徐景星把他們捉住，一刀一個，頃刻之間，﹁民變﹂﹁兵變﹂完全解決，張佳胤不動聲色地把浙江鎮壓下來。這是佳胤的辣手，也是統治者居正的要求。

　　遼東方面的關係更大了。三月間泰寧部長速把亥和兄弟炒花，兒子卜言免，率領部下進攻義州。二十年來，速把亥是遼東的禍魁，有時單獨進攻，有時糾合土蠻進攻，在朝廷軍隊進討的時候，他跑走了，但是朝廷軍隊回營以後，他又不斷地犯邊。這次遼東總兵李成梁率領軍隊在鎮夷堡伺候他。速把亥領導部下殺上來了，參將李平胡伏兵半途，一枝箭射過去，恰巧射中速把亥。撲答一聲，速把亥掉在地下，護著脅間的創傷。李平胡的家奴李有名搶步上前，舉刀一砍，進犯遼東的首領割下。韃靼武士退卻了。朝廷一共殺去一百餘人，連帶一個速把亥。炒花慟哭一場，結束這一次的戰局。

　　萬曆十年二月中，居正病了，最初只覺得委頓，但是斷不定是什麼病，後來才認定是痔，從割治方面著手。居正在書續和奏疏中都有記載：

　　賤恙實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於不起。日來漸次平復，今秋定為乞骸計矣。門牆夙愛，敢告嚮往。︵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三十四︾︶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症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效。近訪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講讀，皇上見臣肌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蓋未嘗不仰屋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療治，竊冀痊復有日，足以仰慰君父眷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祈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朝參、侍講，至於閣中事務、票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其出入趨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效可覬。痊可之日，即趨走闕廷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怙恃恩眷，仰瀆宸嚴，不勝惶驚戰慄之至。︵奏疏十一︽給假治疾疏︾︶

　　在家居養病的當中，居正想起徐階來了。隆慶六年秋間徐階七十歲，居正曾有一篇︽少師存齋徐相公壽序︾︵文集七︶作文的時候，高拱已經去位，居正當國，序中曾經說起：﹁後來者遵公約束，庶幾畫一之治，竊比於宋元祐耆碩者，公何啻君實，顧余於呂晦叔何如耳。﹂元祐時代，司馬光以國事交付呂公著；隆慶時代，徐階以國事交付自己。居正在十年前，原有很大的抱負，現在他知道抱負不但已經一一實現，而且在許多方面，超過當日的預期。﹁這總算對得起老師了，﹂居正想。他知道老師的生日在九月二十日，時期還早，但是準備總得早一點。居正上疏請求優禮耆碩，派遣行人存問，量加賞賚，他稱述徐階的功勞道：

　　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為治平，皆其力也。︵奏疏十一︽乞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神宗得疏以後，隨即派行人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緞四表裡，賚去敕諭一道，略言：

　　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於清華，歷試功於盤錯。簡知皇祖，晉院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當檢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墨而仕路肅清，獎忠直而真才匯進。申明典制，多安邊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於危疑之際，宣上德於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衝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於黃扉，遂乞閒於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刑，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見前疏︶

　　定邦本兩句，上聯指徐階擁立裕王，下聯指世宗遺詔，說得非常得體。郭樸、高拱認為徐階擅傳遺詔，現在由神宗給他們一個具體的答覆。這道敕諭，大致惟有居正，才能擬得如此真切。

　　徐階的生日近了，居正吩咐懋修請吏部侍郎許國代擬壽序。序成以後，居正不滿意，在病中掙扎著自己做一篇。他說：

　　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為尊主庇民，定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親為之，而其道自行於天下，其澤自被於蒼生者。竊以為此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墨臣柄國，吾師所為矯枉以正，激濁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概載在國史，志在搢紳，里巷耇長，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歸老也，則摯其生平所為經綸蓄積者，盡以屬之居正。居正讀書中秘時，既熟吾師教指，茲受成畫，眼行唯謹。萬曆以來，主聖時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於度，貫朽於府，煙火萬里，露積相望，嶺海之間，氛廓波恬，漠北驕虜，來享來王，咸願保塞，永為外臣，一時海內，號稱熙洽。人咸謂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親為之者也。故此兩者，惟吾師兼焉。︵文集七︽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徐階做壽的時候，讀到這篇壽序，應當慶幸當日認識正確，付託得人吧，但是當他想起這個學生，他知道已經沒有見面的可能了。短短的幾個月，在人生的道途上，劃下不可逾越的界限！

　　十年三月以後，居正請假在宅票擬。痔根割去了，但是精神還是委頓。長子敬修不在面前，隨侍的只有嗣修、懋修、簡修。允修已回江陵，準備鄉試，靜修還小。居正病勢不算嚴重，但是用藥敷治，不能行動。神宗屢次派太監慰問；一次是司禮太監張鯨，一次是文書官吳忠；賞賜也不斷地頒下，白銀、銀八寶、蟒衣、甜食、幹點心、燒割，一切都有。據說有一次神宗因為居正久病，甚至掉下眼淚，飯都不想吃。居正只有申述病況，再請給假。他說：

　　緣臣宿患雖徐，而血氣大損，數日以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須再假二十餘日，息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親見，非敢託故也。︵奏疏十一︽恭謝賜問疏︾︶

　　從血氣虧損，轉到脾胃衰弱，居正病狀，日漸沉重。神宗正在盼望他從速銷假；居正何嘗不願入閣辦事？可是期望愈急，病勢愈重。矇矓中，居正夢見神宗派遣自己往把女神。女神是誰啊？他連忙派兒子往泰山祀神，一面和山東巡撫說起：

　　殘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去病根。今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按之生理，尚屬艱難。前夢皇上使僕持雙節往祀一女神，蓋欲籲神以祈祐雲。竊思女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仙妃，今遣小兒賚香帛往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書牘十三︽寄山東巡撫楊本庵︾。按楊俊民九年三月為山東巡撫，十月去位，繼任者為陸樹德題名誤。︶

　　三、四月的天氣漸漸回暖，陽光照滿北京的郊野，前去泰安的人回來了，但是居正的病勢日見沉重。仙妃的保祐，只是一個幻夢，剩給居正的是重大的負擔和纏綿的病軀。內閣中還有張四維、申時行，但是稍為重要的公事，四維不敢專擬，一切送到居正病榻面前，聽候處分。

　　六月初一日食，初四以後，彗星在天空出現，蒼白的光芒，像一匹練，由西北直指五車星座。居正本來準備秋間退休，現在決定退休了，疏稱：

　　臣自思病以來，靜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愈覺虛弱，臥起皆賴人扶，肌體羸疲，僅存皮骨，傍人見之，亦皆為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居三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蒼彗出於西方，日食午陽之旦。︵按︽明史．神宗本紀︾言十年六月丁亥朔日食，︽天文志︾言﹁四月丙辰彗星見西北﹂，敬修︽文忠公行實︾言六月丁亥朔，日又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敬修之作值居正初歿，不應有誤，與居正此疏亦合。︽天文志︾之言不盡足信。︶伏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伏望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即填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奏疏十一︽乞骸歸里疏︾︶

　　神宗見疏，下詔慰留：

　　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即出輔理，用慰朕懷。︵見前疏︶

　　在上諭慰留中，居正病勢毫無起色，他只是一意請求退休。十二日，遼東鎮夷堡大捷，勘實覆奏，上諭分別論功，進居正太師，加歲祿二百石，一子由錦衣衛指揮僉事進為世襲同知。以前遇到恩賜，居正照例三辭、四辭，認定人臣有先功後祿之義，同時也因為位高身危，究竟是一個可以戒懼驚惕的情勢。現在他已經昏沉了，他說不敢接受，但是他也沒有堅辭，不久以後，神宗的手敕來了，恭捧聖諭的司禮太監帶來許多賞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二盒、幹點心二盒、燒割一分。手敕說：

　　諭太師張太嶽，朕自沖齡登極，賴先生啟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四海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遺命，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忍離朕耶！朕知先生竭力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綱，著次輔等辦理。先生專養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同卷︽恭謝手敕疏︾︶

　　居正覆疏只稱﹁臣病困之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悰，言不能悉。﹂

　　十二日以後，居正病勢更重，他勉強作一次掙扎，上疏再懇生還，說起：

　　縷縷之哀，未回天聽，憂愁抑鬱，病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為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強留於此，不過行屍走肉耳，將焉用之！有如一旦溘先朝露，將令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如不即死，將來效用尚有日也。︵同卷︽再懇生還疏︾︶

　　垂死的哀鳴，沒有打動神宗的心坎。上諭只說：

　　卿受皇考顧命，夙夜勤勞，朕方虛己仰承，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又有此奏，覽之動心。宜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日輔理，慎勿再有所陳。︵見前疏︶

　　從此以後，居正說不到退休，說不到生還，更說不到效用有日。六月十八日，神宗派司禮太監責手敕慰問居正。敕言﹁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為朕一一言之。﹂昏沉的當中，居正疏薦前禮部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神宗隨即令潘晟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後，居正再薦戶部尚書張學顏、兵部尚書梁夢龍、禮部尚書徐學謨、工部尚書曾省吾、及侍郎許國、陳經邦、王篆，才可大用。人才太多了，內閣一時容不下，神宗把人名粘在御屏上，以備召用。居正昏迷了，大家眼見得這是唯一的機會，不肯放手。潘晟是馮保的老師，馮保勉強居正推薦；梁夢龍、曾省吾是居正的門生；王篆是居正長子敬修的親家；徐學謨在居正歸葬的時候，是撫治鄖襄都御史，以後居正再三提拔，現在也名列御屏了。有能力的固當推舉以備國家棟樑之選，有關係的也在這個庇廕之下，同時列名。居正昏迷之中，只得由他們去了。

　　六月十九日，居正病勢已經非常嚴重。神宗再派太監慰問，便中詢問身後的措置。在昏瞆迷惑的當中，居正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話。

　　第二天，六月二十日，居正捨棄十六年始終不放的政權、十年以來竭誠擁戴的皇帝、和六千餘萬中國的人民，︵萬曆六年，人口總計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死在北京的寓所，遺下七十餘歲的母親、三十餘年的伴侶，和六個兒子、六個孫子。神宗不曾和他說過嗎？﹁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居正已經把他的生命，貢獻國家，在臨死的時候，他用不到顧慮自己的子孫。

　　神宗得到居正病歿的消息，下詔罷朝數日。兩宮皇太后、皇上、和皇弟潞王，賜賻銀一千餘兩，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一切飾終的典禮都完備了：贈上柱國、賜諡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賜祭十六壇。居正靈樞將發的時候，內閣張四維、申時行、余有丁疏請派員護送，隨即派定太僕少卿於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應奎護送回南。趙太夫人也在同時南回江陵，護送的是司禮太監陳政。江陵的山水無恙罷！三十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會試，成為新科的進士；三十六年以後，又看到這位進士回來，成為功業彪炳的張文忠公。

第十四章　尾聲

　　居正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來的是無限的恩怨和不盡的是非。

　　居正歿後，賜諡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諡法，﹁忠﹂是特賜；據諡法解，﹁危身奉上曰忠﹂，在賜諡的時候，對於居正，原有確切的認識。王世貞稱居正﹁業惟戡亂，勳表救時，在唐贊皇，復為元之﹂，正是那一時期的公論。

　　但是居正身死未久，又一道波浪來了。

　　居正疏薦潘晟入閣，御史、給事中彈劾潘晟的奏疏，接二連三地來了。潘晟已由原籍浙江新昌出發，只得中途疏辭，張四維擬旨報允，這是第一步。四維和曾省吾、王篆不久發生衝突，御史江東之上疏攻擊馮保的門客徐爵。經過這一個嘗試以後，御史李植直疏馮保十二大罪，司禮太監張誠、張鯨更在神宗面前攻擊馮保，他們說起馮保家資饒富，勝過皇上。神宗隨即逮捕馮保，十二月，發南京安置，同時梁夢龍、曾省吾、王篆一概勒令致仕。在查抄馮保家產的時候，得金銀一百餘萬、珠寶無數，神宗開始領略查抄的滋味。

　　馮保臨去的時候，慈聖太后還不十分清楚，她問神宗為什麼。﹁沒有什麼，﹂神宗說，﹁只是老奴受了張居正的蠱惑，不久自會召回的。﹂

　　慈聖太后還以為神宗是那個聽話的孩子呢！他已經二十歲了，知道怎樣應付母親。居正、馮保、慈聖太后，只是一串的噩夢，夢境消殘了，神宗開始發現自己。不久以後，慈聖太后還看到這個朝夕問安的兒子，索性連慈慶、慈寧兩宮，輕易不到一步。可憐的老婦人啊，你們被忘去了！

　　生人應付了，神宗再應付死人。

　　居正整頓驛遞，現在官員不得任意乘驛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現在考成法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現在冗官一律恢復了；居正嚴令不得濫廣學額，現在學額一併從寬了；乃至居正嚴守世宗遺訓，外戚封爵不得世襲，現在也一概世襲了。居正所遺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斷地取消。

　　但是這只是法制方面的改訂，事情多得很呢。

　　萬曆十一年三月，詔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再詔奪文忠公諡，斥其子錦衣衛指揮簡修為民。居正身歿至此，僅僅九個月。

　　居正病重的時候，北京各部院替他建齋祈禱；這是一股風，吹遍南京、山西、陝西、河南、湖廣。半個中國，都在為這功業彪炳的首輔祈禱，現在風勢轉過了，御史、給事中都在盡力攻擊居正，他們要報效國家，報效皇上，當然便要排除居正的爪牙，廢止居正的苛政。最得力的是御史丁此呂。此呂檢舉萬曆七年己卯科應天鄉試主考高啟愚所出的試題，﹁舜亦以命禹。﹂此呂指出這是高啟愚有意勸進：舜是皇上，禹是居正，不是勸進是什麼？張四維在十一年四月致仕了，現在的首輔是申時行，神宗把此呂的奏疏交給時行。

　　﹁此呂把曖昧之言陷人大罪，﹂時行說，﹁誠恐此後讒言大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

　　經過幾度的爭持，此呂、啟愚同時去職。這一次奏疏中此呂甚至攻擊敬修、嗣修、懋修三人應鄉試、會試時的考官，認為阿附居正，又說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幸虧時行說：﹁考官只據文藝，不知姓名，不宜以此為罪，﹂考官免罪，但是雒文還是解職。

　　不久以後，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構陷遼庶人憲㸅。十七年以前的事了，現在重新提起。憲㸅次妃王氏上疏鳴冤，疏中又說：﹁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金寶打動神宗的心坎，萬曆十二年四月詔令查抄居正家產，司禮太監張誠，刑部右侍郎邱橓，及錦衣衛、給事中等奉命前往。左都御史趙錦上疏，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若加搜索，恐遺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翼戴沖聖，夙夜勤勞，四外迭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蔭、贈諡、及諸子官職，並從領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吏部尚書楊巍疏稱﹁居正為顧命輔臣，侍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或亦有之。今……上幹陰陽之氣，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為大臣，受恩深重，惟願皇上存天地之心，為堯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頌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不停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一切的言論，神宗照例不聽。

　　刑部侍郎邱橓這一行人從北京出發了。出發以後，邱橓接到在朝幾位大臣的書牘。內閣大學士申時行說：﹁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終留神，以仰承聖德，俯慰人心。﹂許國已入內閣了，也說﹁願推罪人不孥之義，以成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令後世議今日輕人而重貨也。上累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最沉痛的是左諭德於慎行的一書，洋洋千言，是傳誦一時的文字。他說：

　　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機深，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為汙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楚。望於事寧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欒、卻之族，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

　　但是一切的話，邱橓都付之不理。

　　這一次查抄的動機，當然還是出自神宗。居正當國十年，效忠國家，但是展正所攬駐大權，是神宗的大權。居正當權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國家便是蔑視皇上。這是最顯然的邏輯。所以居正當國十年之中：居正和神宗，站在對立的地位，縱使雙方在當時未必意識到，這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居正死了，神宗開始嘗到復仇的滋味。居正的法制推翻了，官蔭、贈諡削除了，甚至連諸子的官職都褫革了。張先生、張太嶽、張文忠公這一類的名稱都擱起，只是一個平常的張居正。復仇的要求應當感到滿足。但是感到滿足的只是神宗的一個方面。

　　神宗是高傲，但是同時也是貪婪。一個小農的外孫，禁不住金銀財寶的誘惑。是憲㸅次妃王氏的聰明呢，還是受到什麼暗示？﹁金寶萬計，盡入張府﹂兩句，鑄定張宅抄家的命運。明朝的法律，抄家只有三條：︵一︶謀反，︵二︶叛逆，及︵三︶奸黨。︵見︽明史︾卷一九三︽翟鑾傳︾︶居正的罪狀屬於那一條呢？不管他，查抄的詔令下來了。許國說：﹁無令後世議今日輕人而重貨；﹂這才是一針見血之言。

　　邱橓未到江陵以前，荊州府、江陵縣親自到張宅封門，張宅子女躲到空屋裡，不敢出來。沒有食物，不要緊，他們只是不敢出來！直到五月初五，邱橓到了，打開宅門，餓死的已經十餘口。搜檢、拷問，應有的盡有了。居正兄弟和諸子的私藏，都按出來，一共得到黃金萬餘兩，白銀十餘萬兩。這是很大的數量，但是問官們還不滿意，他們重行拷問，要張家招出寄存宅外的二百萬銀兩，於是又牽上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在拷問的當中，敬修自殺；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僥倖保存一條性命。敬修臨死的血書，是這次慘案中一件沉痛的文獻，錄於次：

　　嗚呼，天道無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難測，罔恤盡瘁之忠。嘆解網之無人，嗟縲絏之非罪，雖陳百喙，究莫釋夫譏讒，惟誓一死，以申鳴其冤鬱。竊先公以甘盤舊眷，簡在密勿，其十年輔理之功，唯期奠天下於磐石，既不求譽，亦不恤毀，致有今日之禍；而敬修以長嗣，罹茲閔凶，何敢愛身命而寂無一言也。憶自四月二十一日聞報，二十二日即移居舊宅，男女驚駭之狀，慘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審，其當事噂遝之形，與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經受者，而況體關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獨是屈坐先公以二百萬銀數，不知先公自歷官以來，清介之聲，傳播海內，不惟變產竭資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難充者！且又要誣扳曾確庵︵省吾︶寄銀十五萬，王少方︵篆︶寄銀十萬，傅大川︵作舟︶寄銀五萬，云﹁從則已，不從則奉天命行事！﹂恐嚇之言，令人膽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張門及之，而又以數十萬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縱貪，不能有此積，亦不能完結此事，吾後日何面目見之，且以敬修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團聚一處，有串通之弊，於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別，不許相聚接語。可憐身名灰滅，骨肉星散，且慮會審之時，羅織鍛煉，皆不可測，人非木石，豈能堪此！今幽囚倉室，風雨蕭條，青草鳴蛙，實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決一瞑而萬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貪生畏死，而敬修遭時如此，度後日決無生路！曠而觀之，孔之聖也而死，回之賢也而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予於此時，審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滿之嫌，去位有憂國之慮，惟思顧命之重，以身殉國，不能先幾遠害，以至於斯，而其功罪，與今日遼藩誣奏事，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敬修不必辯。獨其虛坐本家之銀，與三家之寄，皆非一時可了之案，則何敢欺天罔人，以為脫禍求生之計。不得已而托之片楮，齧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當道一目，勿謂敬修為匹夫小節，而甘為溝瀆之行也。祖宗祭祀，與祖母、老母饘粥，有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決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賢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婦風，聞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歲孤兒，煢煢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五月初十日寫完此帖，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因緩。十二日會審，逼勒扳誣，懾以非刑，頤指氣使，聽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禍，載鬼以起大獄，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撫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憐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嗚呼，炯矣黃爐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寧不悲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今張家事已完結矣，願他輔佐聖明天於於億萬年也！

　　關於當時拷問的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記載：

　　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夫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遞進，意欲何為？莫非反狀乎！﹂

　　懋修答曰：﹁邊烽緊急，宰相或不得堅臥不省。﹂部堂意阻。︵書牘十二︽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書︾附注︶

　　經過多次拷問，敬修自縊身死，懋修自殺未遂，居正十六年的政權，最後由敬修、懋修償還這一筆血債。

　　敬修這一死，聳動朝廷，申時行和六部大臣疏請從寬處分；刑部尚書潘季馴覆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在這個空氣之下，神宗下詔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養居正的母親。遼府一案，也在此時結束了。上諭說：

　　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著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璽准依親居住，給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本指本色，折指折價，言實物及代價各半支給也︶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同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斫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書、張順，俱令煙瘴地面充軍。

　　神宗和居正說過，﹁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是這樣地看顧也許沒有料到！

　　張家這一次大禍，當時人以為是高拱陷害，其實高拱死於萬曆六年，與此事無涉：敬修以為是張四維陷害，但是四維於十一年四月致仕，縱使平時對於居正久積嫌怨，現在也沒有報復的機會。一切都由神宗主待。萬曆十六年冬，吏科給事中李沂上疏，攻擊司禮太監張鯨，曾說﹁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為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張鯨是神宗特別賞識的內監，攻擊馮保的是他，慫恿查抄的是他！神宗看見李沂的疏本，怒極了：他說，﹁李沂要為馮保、張居正報仇﹂，立刻下令杖六十，革職為民。為什麼這是替張、馮兩家報仇呢？攻擊居正最力的三位御史李植、羊可立、江東之：李植常和人說：﹁至尊見我，稱我為兒子，看見查抄的寶玩便喜歡。﹂為什麼這樣寵愛呢？神宗當然有他的理由。居正自己說過：﹁念己既忘家殉國，逞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書牘十︽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為事任怨︾︶居正身後的得禍，本來不在居正的意外。

　　整個的神宗一朝，更沒有稱道居正的。嘉宗天啟二年，這才想起居正的大功，復原官，予祭葬，張家房產沒有變賣的一併發還。思宗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為居正訟冤，交給部議以後，這才給還二蔭和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再請追復敬修禮部主事並復武蔭。思宗復敬修官，並授同敞中書舍人。國家到了艱難的時候，才想起往日的功臣。復官復蔭，一切都是激勵當日的臣工，但是事情已經太遲了。

　　然而對於居正的子孫，事情畢竟不算太遲。

　　居正諸子，自殺的自殺了，充軍的充軍了。懋修中狀元的時候，年二十六歲；︵︽明貢舉考略︾卷一︶崇禎七年懋修死時，已經八十歲。在事業方面，他沒有什麼表現，但是居正全集四十六卷的搜集，大半是懋修的功績。書牘凡例題後云：﹁留此一段精誠在天壤間，古人所謂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史家所稱為功為過，小子輩何敢避焉。﹂這是幾句有意義的語句。

　　萬曆十年，允修回南應鄉試，居正死了，允修丁憂，不能入闈，留為終身的遺憾，發還文蔭以後，蔭尚寶司司丞。崇禎十七年，張獻忠的部下，到了江陵，要允修出來做官，允修自殺，︵︽康熙荊州府志︾言不食死。允修孫同奎言自焚死。︶留下一首絕命詩：﹁八十空嗟發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啟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

　　最激烈的是同敞。思宗十五年，詔命同敞慰問湖廣諸壬，順道調兵雲南。同敞事畢以後，北京失陷了，不久南京陷落。同敞走依隆武，隆武復同敞武蔭，遣往湖南。他在途中，聽說汀州又陷落了，整個的中國，除西南一角以外，都淪陷在敵人手裡。同敞這才到廣西，投奔永曆帝。經過瞿式耜的推薦，永曆帝授同敞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路軍務。領導中原人民抗清的責任，又落到姓張的肩上。同敞記得曾祖在日，曾經主張用文人為邊將；他也記得曾祖曾經說過：﹁國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義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關保的血液，在同敞的脈管裡跳動了。跟從明太祖的大纛，推翻元朝的統治是他的始祖；整頓國防，分化韃靼，最後造成明朝強盛地位的是他的曾祖。同敞撫摩自己的筋骨，真有些自負。但是當時的大局整個變了，明朝只餘得這一點殘山剩水，敗兵孱將；談什麼鬥爭！內訌、自擾、抵觸、牽制：一切都在這個小朝廷裡復演，這才是英雄短氣的時候。但同敞有的是熱血，單憑這一點，他要參加民族的決鬥。總督諸路軍務只是一個名義，當時的兵權全在將領手裡。但是不管他，在一切鬥爭裡，同敞常在前面。前進的時候，一馬當先的是同敞；動搖的時候，端坐不動的也是同敞。他漸漸取得一般將士的信任。不幸永曆五年，敵人攻進廣西，嚴關失陷，前敵的將士敗潰下來，永曆帝往梧州去了，桂林的軍隊也潰了，剩得大學士瞿式耜一人留守，當時的重鎮，成為一座空城。恰巧同敞從靈川來，見面以後，式耜和同敞說：

　　﹁我為留守，當然死在桂林；總督沒有守土的責任，你還是去罷！﹂

　　﹁古人恥獨為君子，﹂同敞毅然地說，﹁相公為什麼不讓同敞共死呢？﹂

　　式耜高興極了，吩咐剩下的一個老兵進酒，秉燭待旦，和同敞銷磨這空城的一夜。第二天敵人進城，式耜、同敞同時被執。式耜說：﹁我們久已準備了。﹂敵人要他們投降，他們拒絕；要他們削髮為僧，他們也拒絕；他們只要把自己的熱血，為民族橫流。敵人這才把他們分別幽禁起來。他們的中間是一堵牆，在幽禁的四十幾天之內，他們叩著牆壁，賦詩唱和。永曆五年閏十一月十七日，敵人把他們殺了。據說在行刑的時候，同敞衣冠整齊，昂然地站著。頭顱落地以後，他向前躍起三步，方始躺下。直到現在，桂林東關還留著這一位民族英雄的墳墓。

　　同敞留下兩首有名的詩句：

　　自訣詩

　　彌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姓字空留死後思，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自誓詩

　　翰林骨莫葬青山，見有沙場咫尺間，老大徒傷千里驥，艱難勝度萬重關；朝朝良史思三傑，夜夜悲歌困八蠻，久已無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還！

　　同敞死了，熱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復興的萌芽。

　　整個的中國，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時候，總會發現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煥一些，也許有的黯淡一些，但是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經為自由而奮鬥，為發展而努力，乃至為生存而流血，我們對於過去，固然看到無窮的光輝，對於將來，也必然抱著更大的期待。前進啊，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後記

　　重版後記

　　這本書是在一九四三年寫成的，當時的希望，只是介紹一種新的寫法。寫作的時候，我看到材料的空虛，經過幾年的學習，更看出還有許多不正確的、甚至錯誤的觀點。一本書的寫成和寫作的時代有關，因此在不同的時代裡，對於這本書，已經是另寫而不是改正的問題。謝謝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盛意，﹁張居正大傳﹂獲得和讀者大眾重新見面的機會，但是除了對於個別的字句加以修訂之外，我只能重複一下當初的希望。

　　　　朱東潤記於上海寓齋　一九五七年四月

　　三版後記

　　感謝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又一次好意，這本書獲得和讀者大眾再行見面的機會。我在這裡對於個別字句和標點符號作出一定的修改，同時也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朱東潤記於師友琅邪行館　一九八一年三月

附文：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讀朱東潤︽張居正大傳︾有感

　　李曉波︵武漢科技大學中南分校︶
　　２００９｜１１｜０９１３：２０來源：國學網
　　http：//www.guoxue.com/？p=９７１

　　近來讀完朱東潤老先生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著的長篇歷史人物傳記︽張居正大傳︾，頗有感受，我讀書速度通常較慢，讀完一本書有時甚至要花費接近兩個月的時間，然而，對於︽張居正大傳︾這本書，我讀完卻僅僅用了不到一個星期，我有時會想，為什麼差距會如此之大，細究其因，我才意識到，讀此書時，我真正沉迷其中，投入之深，前所未見。

　　張居正一直以來都是我最為崇敬的政治人物，這不僅僅是因為張居正與我同鄉，愛屋及烏，更重要的是我佩服張居正勇於改革、不恤人言的魄力與勇氣，張居正從來就是一個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人們對他詬病頗多，然而他卻並不理會這些，他知道推行改革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要有堅持不懈毅力，因此，他選擇了不恤人言，他抱著﹁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態度和決心，大刀闊斧的推行著他的改革，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國家，為了社稷，他可以不顧個人的生死與榮辱，他推行﹁考成法﹂，對官員吏治進行定期的考核，裁撤冗員，他為了節省開支、規範吏治，他決心整頓驛遞，以減輕沿線人民的負擔，因為招致廣大官吏們的怨恨，他為了抑制土地兼併，打擊封建大地主的瞞報行為，為了充實國家財政，他下令重新裁量全國土地，並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制改革，結果把全國的封建官僚大地主都得罪了，同樣，他為了改革的成功，少受非議而下令關閉全國所有的民間書院，禁止非法集會、議論國事，這使他與天下文人徹底決裂，走向了對立面。

　　明代文人王世貞過分貶低張居正的歷史功績，並對他進行了徹底的詆毀，這也是為什麼張居正到現在都還廣受爭議的原因。張居正以一個農間平民弟子，通過科舉讀書，一步步走向了權力的頂峰，崛起於政壇，按常理，張居正是文人中步入政壇的代表，應該是廣大文人們的榜樣，但也正因為如此，張居正也更加瞭解一般文人們的秉性，懂得科舉取材的弊端，他反對空談，認為空談誤國，反對文人議政，對天下文人加以打壓，此時的他早已不再是文人們的代表和榜樣，廣大的王世貞之流們也將張居正歸為離經叛道之人，在各自的著作中加以無情的抨擊與嘲諷，因而張居正在身前身後躲遭受著巨大的非議，史書上對其評價亦不高，因為史書也是文人們所寫，他們極盡打壓之能事，以至於只有將張居正徹底搞臭才能一解他們心頭之恨。

　　張居正身居首輔宰相之高位，亦常為流言所傷，但他並不理會這些，這是推行改革所必然付出的代價，以張居正的睿智，他並非不知道歷來改革家們均無好的下場，以身殉國者十之八九，然而他還是義無反顧，他自己曾說過：﹁念己既忘家殉國，惶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對自己身後將要遭受的禍患，他其實是不感到意外的，只是既然選擇了改革這條路，他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張居正以實際行動踐行著自己曾經許下的﹁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人生誓言！

　　張居正一生經歷了明中葉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他既是內閣首輔，位極人臣，他又是一位傑出的改革家，終明一朝，生前晉得太師之位的閣臣中張居正是第一人，既晉太傅又晉太師者，惟張居正一人而已。張居正的改革不可避免的觸犯了一大批大地主、大封建官僚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但他們當時畏懼既是帝師又是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對改革無可奈何，但當張居正因偶染舊疾、撒手西去後，反對派即展開了瘋狂的反撲。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捨棄了他十六年來始終不放的權力、十年來竭誠擁戴的皇帝，撒手人寰，生前神宗曾對他說：﹁先生功大，朕無以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自然，張居正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張居正病逝之後，神宗下詔罷朝數日，並贈他為上柱國，賜諡﹁文忠﹂，顯然在賜諡時，神宗對張居正的功勳業績評價還是相當高的，他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故土，可他那裡知道，自己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張居正病逝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誌著張居正的失寵，不久，言官即把矛頭指向了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張居正家，並削盡其官秩，剝奪生前所得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戳屍，時隔一年，他的子孫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慘禍。

　　萬曆十二年四月，皇帝詔令查抄張居正家產，抄家的官吏還沒趕到江陵，江陵張府即已被封，尚未來得及逃出來的老弱病孺十七口，被關在府內，活活餓死，為禍之酷烈，慘不忍言，江陵張府已成人間地獄，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在嚴刑拷打之下不堪忍受，自縊而亡，三子張懋修投井自殺未遂，僥倖保存了一條性命，落得終身殘疾，其他兒子即使僥倖活命，也被發配充軍，最後神宗在刑部尚書潘季馴的乞求下，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頃，以贍養張居正年過八旬的老母，然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刑部尚書潘季馴革職為民，朝中無人再敢言及張居正三字，人亡而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用的一批官員包括民族英雄戚繼光，抗倭名將俞大猷，名將李成梁、以及治水英雄潘季馴等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張居正呼冤，在朝野的一片詆毀聲中，惟有學者李贄替張居正說了公道話，稱頌張居正是﹁宰相之傑﹂。

　　海瑞評價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意思是說張居正擅長於治理國家，而對自己身後的安危卻疏於考量，歷來很多文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都頗為贊同海瑞的這個評價，我卻不敢苟同，我認為海瑞只說對了一半，即張居正﹁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卻並非如此，事實上，由於推行大刀闊斧的﹁一條鞭法﹂改革，張居正不可避免的而觸犯了一大批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改革實際上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張居正並非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身後下場，這個從他與友人之間的書牘往來即可得知，只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他選擇了國家，只要國家經過這次改革能夠國富民強、轉危為安，個人的生死又算的了什麼呢？張居正曾說過：﹁大丈夫既以身許國、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有人說萬曆十年，張居正當權，神宗年幼，只有十歲，張居正以其非凡的手段執掌朝政，推行改革，他的相權會不可避免的侵犯一部分皇權，有人甚至直接從現實角度說張居正是代行著皇權，而自古相權與皇權難以互容，張居正的失敗也正是在此，這話並非沒有道理，然而，我們也應看到，改革並不比其他，它是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它的推行必需以最高權力為基礎，歷史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了這點，在封建王朝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我們甚至可以說，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為他獨攬了大權，雷厲風行，沒有強勢權力的保證，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它只會遭受反對派一次又一次的反撲，既然選擇了改革這條路，就不可能獨善其身了，因為你面臨著太多的反動勢力，這也是改革家與政治家的區別之處，政治家可以不觸犯對方利益，協調好相互關係，政治家的成功往往是以身居高位為標準，而改革家則不同，他們有太多的敵人，他們幾乎在以個人一己之力與整個封建官僚群體為敵，他們的成功與否常常是以國家的巨大進步為標準，他們的結局大都很慘烈，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會有這麼多政治家而改革家卻僅有那麼幾個，因為政治家需要的只是能力，而改革家則不僅僅需要能力，更重要的則是持之不懈的勇氣與魄力，因此在評價海瑞這句話時，我不敢苟同，張居正並非﹁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他並非不想謀身，只是他既然選擇了改革這條路，也就難以獨善其身、全身而退了，於是他說：﹁念己既忘家殉國，惶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

　　歷史是無情的，張居正改革別廢止之後，整個統治階級糜爛不堪，各種社會矛盾急劇激化，一發不可收拾。這時一些有識之士才又想起張居正以及他的改革業績，天啟二年，熹宗下詔為張居正平反昭雪，萬曆五年曾因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被廷杖致殘的鄒元標，天啟二年又成了為張居正昭雪的積極宣導者，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又挺身而出為張居正訴冤，崇禎十三年，崇禎皇帝詔復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原官，並授張敬修的孫子張同敞中書舍人，國家到了危難之際又回過頭來緬懷張居正的業績，試圖召回已被廢止的新政固然只是一枕黃粱，但它卻從反面告訴我們，張居正當政期間所建樹的改革業績是不可磨滅的，張居正是有明一代最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與商鞅、王安石一起並稱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負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同樣，他的光輝業績也將繼續激勵著我朝著自己喜愛的道路堅持下去，奮鬥下去，﹁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

　　最後，以張居正在十三歲那年，即明嘉靖十七年所作的一首詩︽詠竹︾作為結尾，表達我一個後輩對張居正最崇高的敬意：

　　詠竹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