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第一章　拍賣場
第二章　逃出希特勒的魔掌
第三章　史達林的學生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第五章　邊幹邊學
第六章　啟蒙老師赫魯雪夫
第七章　混凝土對策
第八章　為了愛情
第九章　勃蘭特總理的陰影
第十章　背叛這劑毒藥
第十一章　情報與反情報
第十二章　特殊任務
第十三章　恐怖主義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第十四章　虎穴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第十六章　末日
第十七章　後記

《無臉人》馬卡斯．沃爾夫

《二○一七年一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作者序

　　過去三十四年裡，我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局長。即使我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我領導下的外國情報局是歐洲大陸上最卓有成效的情報機構。我們搜集到針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部署的龐大軍隊的大量戰略及技術情報，並透過蘇聯情報部門轉給設在莫斯科的華沙條約組織司令部。外界盛傳，我瞭解到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祕密比它的總理還要多。事實上，我們的確在兩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的私人辦公室裡安插了間諜。此外，我們還有千餘名特務滲透到西德的政界、商界和社會其他各界。許多間諜是出於信仰為我們工作的西德人。

　　我個人的一生像是一條長長的弧線。它的起點是一個無論用任何客觀標準衡量皆可說是宏偉的目標。我們這些東德社會主義者試圖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永遠不再重複德國在歷史上的罪惡。首先，我們決心確保德國永遠不再是戰禍之源。

　　我們的罪惡和錯誤也是所有其他情報機構所共有的。如果我們有缺點，而且我們也確實有缺點，那也是我方的特務人員過於追求圓滿地完成任務，少了一點普通人對生活持的豁達態度而犯的錯誤。和大多數德國人一樣，我恪守紀律。我們幹得如此出色，無意中竟葬送了現代德國最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威利．勃蘭特的政治生涯。外國情報局歸屬國家安全部意味著，我本人及我的局既負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內安全，又要與國際上的恐怖分子合作。

　　昔日的鐵幕早已蕩然無存。從我方的角度講述這場情報戰，從而能為一直生活在鐵幕另一邊的人們所理解絕非易事。回顧冷戰期間我親身經歷的這場獨特的交鋒時，我作為輸方的一員不尋求任何寬恕。我的一方曾為反對法西斯的復活奮鬥過，也曾為社會主義和自由奮鬥過。這一崇高目標最後徹底落空了。但我仍然相信它是可以實現的。我的信仰依然不變，雖然隨著歲月的流逝和我本人的經歷，我的觀點中已沒有了往日的偏激。但我絕不是背叛者。我的自傳也不是乞求寬恕的悔過書。

　　從五○年代我接管東德外國情報部門起，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西德偷偷搞到我的一張照片並被我方一名叛逃人員辨認出來，西方始終不知道我的模樣。為此他們稱我是「無臉人」。這一綽號給我們的情報工作和東西方之間的情報戰蒙上了一層浪漫色彩。實際情況並不浪漫。人們歷盡苦難。生活充滿艱險。這場主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兩大意識型態之間的爭鬥常常殘酷無情。雙方既不乞求對方的寬恕，也不寬恕對方。不無矛盾的是，這場對峙卻給歐洲帶來了自羅馬帝國滅亡後時間最長的和平。雙方在這場全球爭奪中都犯有罪惡。和大多數幹我們這一行的人一樣，我對此深感悔恨。

　　透過這本回憶錄，我試圖從我方的角度儘可能全面地講述一下我所知道的事實。讀者、書評家和歷史學家盡可研究這些事實，或予以肯定，或提出不同看法。但我不能接受德國國內一些人對我的指責，說我無權回顧並剖析我一生的成敗功過。在德國，有人企圖借助法院及其他手段確保人們只聽到歷史的一面之詞。我既不需要道義上的理由為我辯護，也不需要寬恕。但在一場大戰塵埃落定之後，現在該是交戰雙方各自作出自己評價的時候了。真正的歷史決不能只由勝利者撰寫。

第一章　拍賣場

　　一九九○年夏天，兩個德國在經歷了四十年的分裂和敵對之後準備統一。東西德的分裂和敵對始於戰勝國一九四五年建立的戰後秩序，在隨後的超級大國衝突中又進一步加深。我親眼目睹自己懷著社會主義理想而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頃刻間分崩離析。我自己的國家──東德因為有負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一稱號，處於被迫與歐洲經濟大國西德聯姻的境地。結束一個獨立的東德的過程已經啟動。我雖然不知道一個獨立的德國對歐洲將意味著什麼，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很快就會成為一個被通緝的人。

　　統一的日子已定在一九九○年十月三日。無論我走到那裡，都是滿目淒涼。昔日的祖國以及這個國家的制度成了一堆廢銅爛鐵，被掃入垃圾堆。紀念品的搜集者們興高采烈地搶購著不久前東德人還自豪地佩戴和穿著的獎章和軍裝。我內心遠沒有這種節日般的歡樂，甚至連懷舊的情致也沒有。

　　雖然大家都是德國人，有著戰後歐洲鐵絲網無法隔絕的共同語言和文化，我們之間的敵對卻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敵對。它不僅僅是兄弟鬩牆之爭，德國人反對德國人。資本主義德國對社會主義德國的報復，也是全世界範圍內清算馬克思和列寧的遺產以及對打著他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犯下的種種罪行的一部分。我的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分裂為兩大敵對意識型態陣營的最生動體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料想到這場分裂會結束得這樣快。

　　我始終把領導東德情報機構的工作看做是冷戰期間擔負的一項特殊使命。為鼓舞年輕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蘇聯歌曲譜寫過一首歌，其中把他們的工作比做「看不見的戰線」。這決不是誇大其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四十年裡，我們一直認為，我們與糾集在一起反對我們的資本主義勢力處於交戰狀態。

　　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柏林。這裡，兩種制度在漫長的戰後歲月裡涇渭分明，水火不容。雙方的戰略學家和政治家均認為，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響。然而，隨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的坍塌以及東德對世界敞開大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家頃刻間土崩瓦解。我為之服務一生的國家轟然坍記。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會是這樣的結局。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四年，我對周遭的官僚機構的僵化深感失望，辭去了情報局的工作，轉而從事寫作。在重病纏身的昂納克的僵化領導下，我覺得根本不可能從內部推行改革。然而東德局勢的急轉直下同樣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終於降臨時，許多人痛苦萬分，向我傾訴內心的酸楚。

　　新聞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稱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支柱之一的東德安全機構的成員是頭號民眾公敵。這種現象的出現在所難免。在一定意義上，它也是一個垮掉的政權的公民重新正視歷史的痛苦過程。

　　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憤怒的人群衝進位於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總部，發現了大量透過特務手段搜集到的有關本國公民的檔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已不復存在（我退休期間，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潛在的戈巴契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辦法暫時躲開這個發著高燒的國家。

　　我來到度過童年的莫斯科。這座城市曾庇護過從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來的我們一家。我對莫斯科始終懷有深厚感情。外界廣泛流傳有一個精心制定的應急計畫，幫我逃脫。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正在撰寫關於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回憶錄。為此需要時間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把它寫完。而德國的統一很可能意味著我的被捕。東德垮臺前不久，西德正式發出了對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間諜和賣國罪。覬覦的鯊魚正在我周遭游弋。

　　同父異母的妹妹萊娜．賽門諾娃安排我住在她的鄉間別墅和位於莫斯科河邊高級住宅區的公寓裡。從三十年代起，這裡就住著莫斯科高級官員的家屬們。每次走進這套公寓考究的大門，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當年在莫斯科我們這些年輕的共產黨人所懷有的美好理想。憶往昔，我和父母為逃離法西斯德國而來到莫斯科。今天，眺望著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種安全感。冬天凜冽的空氣使我的頭腦格外清醒。我常常沿著阿爾巴特老區一帶的狹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滄桑，風雲變幻，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德國南方孩子在不諳世事的年齡裡來到這裡，在風華正茂時回到分裂的德國，再回來的時候已是一個領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來莫斯科的另一個目的是想摸清，東德垮臺後，我們昔日在ＫＧＢ和克里姆林宮的盟友想盡多大力量幫助我及我在情報部門的同事。過去幾個月裡我們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們並沒有熱情地伸手拉我們一把。和我們一樣，他們對事態的發展毫無精神準備。多少年來我們舉杯共祝的所謂永恆的兄弟般的友誼，如今已名存實亡。往日架設的東柏林與莫斯科之間繁忙異常的電話熱線，如今寂然無聲，發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尷尬的沉寂。

　　很多過去在情報部門工作的同事給我寫信，訴說國家安全部侵犯公權利的真相暴露之後，他們成了國人發洩憤怒的靶子，孤立無助。當遍佈全國境內的監視機構曝光時，東德民眾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報總局內的工作從沒有針對過一千七百萬東德民眾，而是針對覬覦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可我知道，這會兒沒人會有興致搞清楚斯塔思下屬各司局之間分工的細微差別（國家安全部被東德老百姓貶稱為斯塔思，我們情報局是它的一個下屬機構。國家安全部的從業人員不會用這個詞，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們這些昔日蘇聯陣營中最出色的情報人員究竟能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抵達莫斯科後，我照例在位於莫斯科西南郊外的ＫＧＢ第一總局大樓內受到歡迎。這裡是ＫＧＢ外國情報工作的心臟。外國情報局局長舍巴爾申和他手下的高級助手對我十分熱情。我們的交情歷經幾十個春秋。他們拿出伏特加酒，關切得詢問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狀況。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巴契夫政權後期權力鬥爭的牽制，ＫＧＢ再也無法給予我們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由於我與東德情報機構的軍官、特務和鼴鼠的命運屬於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問題，戈巴契夫總統本人直接過問這件事。我獲知，我同克里姆林宮的聯繫要透過費林。他是一位老資格的中央委員，戈巴契夫的外交事務顧問。我非常熟悉他在蘇德關係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極受西德尊重的費林介入此事意味著我可能會帶來政治麻煩。費林接手的這項工作相當棘手，既要照顧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惱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無路下投入俄羅斯母親的懷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並未像外界傳言的那樣，一九八六年離開外國情報局後一直與莫斯科的上層人士保持著正式的聯繫。ＫＧＢ在柏林的負責人，開始是瓦西里．舒米路夫，後來是根納季．季托夫，只跟米爾克打交道，避免與我接觸。有人說，我和共產黨內支持改革的漢斯．穆得羅密謀策劃一場政變，把昂納克趕下台。我曾警告過費林和莫斯科的幾位其他同事，東德政權已搖搖欲墜。但我從未試圖在昂納克倒台之後對主導層施加影響，也沒有得到這方面的協助。昂納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內一場政變的結果。

　　甚至可以說，我退休以後，除了出於禮貌或昔日的情誼非請我出席不可的場合，俄國人避免與我接觸。每次我去莫斯科，與費林和舍巴爾申談到我對東德的擔憂時，他們總是無話不談。然而他們當時全神貫注於蘇聯的改革，已無暇他顧。柏林圍牆倒塌後，事態發展一天一個樣，幾乎沒人能跟上情勢。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給戈巴契夫寫信時恐怕已為時太晚。我在信裡寫道︰

　　我們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貴國頒發的勛章。貴國曾稱，我們為你們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如今我們處境艱難，我想您一定不會拒絕幫助我們。

　　我接下去問戈巴契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東德間諜作為他同意德國統一的條件之一。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訴我，戈巴契夫已指示蘇聯駐西德大使同柯爾總理討論我這一要求。實際上，大使只見到了柯爾辦公室主任特爾奇科。

　　一九九○年夏天，在西方討論德國統一問題之前，戈巴契夫曾與柯爾討論過對東德間諜人員進行大赦的問題，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克留奇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將在高加索的阿雷西舉行的首腦會議上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以最後敲定統一的細節。這個答覆並不讓人樂觀。我第一次對戈巴契夫的忠誠產生了懷疑。他總不至於把我們這些毫無防衛能力的人交給我們的老對手西德人處置吧？

　　一九九○年七月十四到十六日，戈巴契夫在高加索與柯爾總理會晤時，根本沒有考慮我的請求就同意了德國統一。在最後一輪會談中，他拒絕向西德人提出不對我們這些人進行起訴的要求。那時他最關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輝形象。至於他也曾是一名共產黨員這一事實，他就不記得了。西德曾表示願意討論豁免前東德從業人員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會談中剛一提出，戈巴契夫就揮了揮手，對柯爾總理說︰德國人自己會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四十年來，為了擴大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我們不遺餘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卻遭到了他們最徹底的背叛。

　　隨著東德的工業資產和各種機構開始合併或出售，另一場不為人知的拍賣也悄然揭幕。這就是為我舉辦的拍賣，或者說，是為我所掌握的情報展開的拍賣。這場拍賣的出價空前絕後︰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來喊價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敵，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就在這個機構裡，我曾安插了鼴鼠和雙重間諜，幾十年裡不間斷地刺探著它的機密。

　　一九九○年三月，東德舉行了一九四五年以來的首次民主選舉。受到波昂的柯爾總理聯合政府堅強支持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上台執政。這是一屆留守政府。它的任務是引導東德走向與西德的統一並盡量縮小社會動盪。該屆政府的內政部長是一個穿著入時、自以為是的年輕人的迪斯特爾。他起家於東德崩潰後成立的一個保守黨。

　　此時，多年來擔任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我退休前的頂頭上司埃里希．米爾克已被逮捕。前東德情報機構的特務和官員們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逼他們洩露機密。背叛事件層出不窮。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筆筆交易，以洩露東德的國家機密換取免受起訴。他們擔心，德國統一後，馬上等待他們的命運將會是鋃鐺入獄。每天我家的電話鈴聲不斷，身陷絕境的人紛紛求我想辦法。我得知，已有兩名國家安全部前高級官員自殺身亡。我女婿貝恩德曾在外國情報局裡負責刺探西德反情報部門的情報。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於起訴外加五十萬西德馬克的條件換取他們所掌握的手下人員的情況以及他們所盯梢的目標。

　　他拒絕了。然而眼見自己真誠信仰的事業分崩離析，自己的政治生涯猝然結束，他的內心受到重創，終於患了精神抑鬱症並自殺未遂。和其他曾為這個失敗了的制度獻身的人們一樣，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他們的自信和政治信念也在一夜之間轟然塌陷。

　　就在此時，迪斯特爾給我在柏林郊外普倫頓的鄉間別墅打電話，邀我去他家。見面後，我看出他是在奉西德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芳布勒的指示行事。同其他新政客不同的是，他不但沒有對我的厄運幸災樂禍，反而極力造成一種親切和諧的氣氛。儘管前東德領土上已出現了政治觀點截然不同的黨派（我和極端保守的迪斯特爾先生在政治觀點上可以說有天壤之別），但他與我都曾是東德人這一背景使我們之間殘留了一絲舊情。

　　「一起吃頓晚飯，聊聊天怎麼樣？」他輕鬆地問我，並說他的助手會為此作出安排。

　　幾天以後，一輛天藍色的寶馬牌轎車來接我。寶馬已取代了昔日共產黨領導人偏愛的雪鐵龍和沃爾沃牌轎車，成為政治新貴們的新寵。我不禁好奇地想︰這個司機幾個月前還不知給哪位東德領導人開車呢？出於禮貌，我沒問。

　　有趣的是，我認出給我們上菜的侍者是前國家安全部的人。「我有個建議，而且是絕密的。」迪斯特爾解釋說，東德共產主義政權垮臺後，西德方面試圖透過分析前政府留下的資料掌握龐大的東德情報機構的情況，但進展遲緩。他們曾勒令一九八六年我退休之後接替我的格羅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級官員菲舍爾協助分析這批雜亂無緒的材料。但倆人既沒有透露尚在潛伏的特務和鼴鼠的姓名，也沒有簡明扼要地說出他們所掌握的情況。西德內政部長朔伊芳布勒對此極不耐煩，認為手下的調查人員未能全面掌握我們的情況。

　　「東德的外國情報局是你一手建立起來的，你使它運轉得像鐘錶一樣精確，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紹情況再合適不過了，」迪斯特爾一邊斟酒，一邊說。他當然不會讓我白幹。報酬是我將不會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訴。「坐我的車，咱們一塊兒去伯登的辦公室（格哈德．伯登當時是西德反情報機構的頭子）。告訴我們十到十二個至今仍潛伏在西德的重要間諜的姓名以及他們都幹了些什麼，我們保證你不會受到刑事起訴。」

　　他告訴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見他，他可以保證我來去自由，不會受到逮捕。顯然，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建議。先由迪斯特爾出面熱情款待我，然後是伯登在幾英里外等著歡迎我的光臨。席間，迪斯特爾甚至還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況助西德反恐怖部門一臂之力。

　　該我提條件了。我首先感謝他們不起訴我的建議，但申明我要對從前的部下和特務人員負責。

　　迪斯特爾很快對這場拔河失去了興趣。「沃爾夫先生，不用我說你也明白，我們最終都得進監獄。唯一的差別是飲食待遇的好壞。」

　　他的意思是，我們這些曾效力於東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國已無權無勢。至於我，更有可能因為叛國罪而坐牢。

　　老實說，對方的建議對我充滿誘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將意味著犧牲那些曾為我們情報局獻身的人們的自由。那些潛伏在西方的間諜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賣了他們，他們會怎麼想我這個當年被他們稱為「頭兒」的人呢？我對迪斯特爾的宴請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出賣人的事還是讓別人去幹吧！」我說。

　　「願意幹的人多得是，」迪斯特爾邊說邊轉身離去。「如果你改變主意，任何時候我都可以陪你會見伯登。」

　　喊價的人頗為不少。來自另一方的喊價令我愕然，我做夢也沒想到這一條逃往自由之路。

　　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兩位美國紳士出現在我的鄉間家門前。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地自我介紹說，他們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並獻給我一個大花籃，外加一盒給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們送花籃用意何在，是對我表示祝賀呢？還是給我獻的花圈？

　　年長的那個人頭髮花白，面龐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裝，襯衣熨燙得極平整，打一條斜紋領帶。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哈撒韋，是奉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姆．韋伯斯特之命前來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講一口準確而略帶官腔的德語。

　　我和妻子安德列婭退到廚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煙灰缸。安德列婭小聲跟我說︰「一個官僚。」哈撒韋屬於美國那種狂熱的禁煙者。他極力勸我不要吸煙。我開玩笑說，是否中央情報局內又在開展一項新運動？哈撒韋哈哈大笑，但笑聲並不熱情，不過是勉強應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紀很輕，體格健壯，自我介紹說他叫查理斯，是中央情報局柏林站站長。可我覺得他的體格和舉止更像一位保鏢。他很少講話，談話期間從頭到尾幾乎毫無表情，後來我發現他其實也懂德語。安德列婭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關越戰的電視片中看到的美國人。

　　他們非常謹慎，事先沒有打電話與我聯絡，顯然是擔心ＫＧＢ或西德對我的電話進行竊聽。他們聽說一位收集軍服的美國商人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出售一部分東德軍服。受東西方之間這種新的聯繫管道的啟發，他們決定前來拜訪我。

　　柏林圍牆倒塌以後，我時常收到原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一名特務人員透過傳真發給我的信。信的內容總是非常友好，絲毫沒有對我有所圖的意思，完全是惺惺相惜的口吻。不過現在我不禁懷疑，他是否也在這一精心制定的計畫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中央情報局總部的某個人，不知透過什麼途徑，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邁爾的名字和住址，並與他取得聯繫，透過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待兩位美國客人。他們都是幹這一行的老手，從來不用有可能被截聽的信件或電話與我聯繫，而是透過種種其他辦法，由我的助手傳遞訊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讓助手轉告他們到我的鄉間別墅來見我。這兒比我在柏林市內的公寓更為保險。至於他們的來意，頗費揣摩。我已退休四年，現在綁架我似乎有點為時過晚。除此之外，他們又想得到些什麼呢？

　　由於不可能再得到情報機構的幫助，我不得不按照這一行的起碼規矩，在房間的夾板中安了一台錄音機，將整個會面過程偷錄下來。任何對間諜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會見敵人時必須錄下全過程，以免日後受到訛詐。

　　哈撒韋與我閒聊了一會兒，對德國統一後我的處境和等待著我的厄運表示同情。他對我倍加讚揚，稱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報首腦之一。

　　我感覺到，他其實對我十分瞭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實面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報這一行中一個行之有效的老辦法，先主動透露了一點關於他個人的情況，期待著我會投桃報李，透露給他更重要的訊息。他說，五○年代他曾被派駐西柏林，密切跟蹤我早期的情報工作。根據他的談話我推測，他肯定還當過中央情報局駐莫斯科站站長，雖然他沒證實這一點。

　　「你是個精明強幹的人。」哈撒韋說。

　　我暗想，先來胡蘿蔔，大棒在哪兒呢？我們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還罔顧客人的反對吸了煙。他們顯得很痛苦。最後，我的耐性終於磨沒了。

　　「我說先生們，你們兩位不辭辛苦，親臨寒舍，不是只為了恭維我吧？你們肯定對我有所求。」

　　他們兩人咧嘴笑了，為我的點破窗紙而如釋重負。哈撒韋開口說︰「我們知道你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不過，假如你想助我們一臂之力的話，可以找我。沒人會知道。作出這樣的安排對我們不成問題。」

　　我的大腦一接觸到這種隱語，就飛速轉動起來。眼前是一位來自冷戰時期我們的頭號敵國美國的使者。他表示願意向我提供庇護，使我免受他們在北約組織中的盟國、一個統一後的德國對我的報復。

　　接著，他又用流利的德語說︰「加利福尼亞是個好地方，一年四季氣候宜人。」

　　我開玩笑說︰「西伯利亞也不錯。」當時覺得，真實生活中間諜之間的對話，有時倒很像是來自間諜小說。

　　大家哄然大笑。這使我有短暫的時間思考一下。

　　「問題是，我不瞭解美國。對我來說，在美國生活很難想像。」

　　哈撒韋說韋伯斯特想請我去維吉妮亞的中央情報局總部，和他談一筆交易。他接著說︰「你可以化化裝，或做個整容手術，如果這樣使你感覺更安全的話。」

　　想到我幹了一輩子特務，晚年竟要重新揀起新手們玩弄的這種小把戲，我強忍著才沒笑出來。

　　「我對自己的長相挺滿意。」我回敬了一句。

　　哈撒韋又乾笑了幾聲。他接著又說，還會給我數目很大的一筆錢。我們沒有討論細節。但我知道，在此之前，中央情報局駐柏林站站長以一百萬美元的價碼，要我手下負責搜集美國情報的官員羅加拉向他們出賣他所掌握的情況。他拒絕了。我們不失禮貌地談論了共產主義失敗的後果以及我主管的情報局享有的盛名。

　　「當然，」他說，「也得幫我們個忙。」哈撒韋說。

　　我擔心他們會像西德人一樣，要我用人名單換自由，於是告訴他們，我不想出賣任何部下。

　　「這樣做當然對你也有好處。」哈撒韋說。

　　他的這番話不幸惹惱了我，也許是因為它使我想起了當年我自己曾用過的對付間諜的軟硬兼施的手段。他們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先生們，你們現在玩的這一套，我見識得多了。你們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我全知道。你們對夥伴的期待很高，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答應。一個人要有點耐心。一切談成之前，透過交談可以得到很多東西。」

　　我這是用最衣冠文物的語言表達了我內心的想法。我真想告訴哈撒韋，他全搞錯了。看他跟我說話那副樣子，好像我是個可以任他買賣的無名小卒。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像我倆這樣的情報老手，要談也要有個談的樣子。

　　「可你必須幫助我們。」哈撒韋又重複了一遍。

　　「如果是我主動找你們的話，你說的不錯，」我不再掩飾自己的惱怒。「那樣的話，你就可以問我給今晚的聚會帶來了什麼。可我並沒有找你們，是你們來找我的。」

　　「對，對，」哈撒韋急忙說，「是我們上門來柏林找你。」

　　「討論這樣的問題總有個限度，」我說。「我的底線是不出賣任何在我手下幹過的人，不提供任何姓名。假如你們還想和我談的話，就正式邀請我去美國。那樣，我們就可以像成年人一樣正兒八經地談。做任何決定之前，我先要看看你們的國家。」

　　「可你在此地很不安全。」哈撒韋打斷我的話說。他提醒我，如果我留在德國的話，再有幾個星期肯定會被逮捕。我深知這一點。

　　「俄國總是可以去的嘛！」我答道。

　　聽到這話，他馬上警覺起來，感覺到也許除他之外，至少還有另一個強大的對手在爭奪我。

　　「別去莫斯科，」他勸我。「那兒的日子苦得很。替安德列婭想想。到一個能過舒心日子的國家去。你在那兒可以安安靜靜地工作和寫作。依我之見，眼下你只有去美國才能做到這一點。」

　　與在德國坐獄相比，在加利福尼亞或佛羅里達的陽光下，舒舒服服安度晚年的確顯得非常誘人。可我仍擔心自己給中央情報局送上門去做人質。假如他們決定擰緊我這顆螺絲怎麼辦？他們恐怕也給這次會談錄了音。一旦日後關係搞僵，他們隨時可以說這次會見是我捏造出來的。我希望深談之前他們能作出更大的承諾。所以我提出以某種形式邀請我去美國，也許可以由中央情報局的掩護機構出面。

　　我的客人不太喜歡這個建議。他們解釋說，中央情報局內部有規定，每年只能請一定數量的外國客人，很難超額。實際理由恐怕是，他們擔心西德方面會發現這筆交易。事成與否姑且不論，美國人拉攏像我這樣一位敵對陣營裡的老資格高級官員為他們做事，本身就是對其歐洲盟友，尤其是德國的重大欺騙行為。我建議找一家聽話的出版社或電影公司，讓它出面以作家身分邀請我訪美。這是一條早已為時間證明的行之有效的祕密途徑。當年我們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肯定會這麼幹。中央情報局找到某個機構，透過它向我發出邀請應該不成問題。如果作成交易，我的訪問隨即也就變成永久居留。

　　接下來是長久的沉默。哈撒韋搖了搖頭，只是翻來覆去地說，我無需直接背叛手下的人就可以為中央情報局作出重要貢獻。我慢慢意識到，他們和西德人不同，對我在東德情報機構的工作不感興趣。他們最關心的是我對ＫＧＢ和蘇聯情報機構內部情況的瞭解。

　　「先生們，我不知道你們是中央情報局哪個部門的，但我可以猜測。你們是不是想從我這兒瞭解某一方面的具體情況？」我想盡快結束這場開始令我感到厭倦的談話。

　　哈撒韋終於言歸正傳。

　　「沃爾夫先生，」他和顏悅色地說。「我們來找你是因為知道，你掌握的情報有可能幫我們偵破一樁大案。我們正在尋找潛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一個鼴鼠。他給我們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一九八五年前後出了一連串的事。不僅在波昂，還有其他地方。這些地方你都熟悉。我們損失了一些人，大概三十到三十五個，其中五、六個是安插在對方情報機構裡的。」

　　哈撒韋似乎很熟悉蘇聯情報機構，知道誰主管外國情報工作。我由此推測他是美國反情報機構中的一位高級官員。我們不失分寸地聊起一些著名的蘇聯叛逃人員，如佩尼科夫斯基、戈爾迪耶夫斯基和波波夫等。由於他們的背叛，美國人對蘇聯的間諜活動一直瞭如指掌。哈撒韋對我的一位蘇聯同事，負責國外反情報活動的基列耶夫將軍讚賞有加。我曾與他一道策劃了針對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活動。哈撒韋好像對我們的活動有所瞭解，想引我談談有關菲力克斯．布洛克的情況。布洛克是一位美國外交官，中央情報局懷疑他被莫斯科收買。由於缺少證據，一直未對他提出起訴。我估計中央情報局已經仔細研究過我與ＫＧＢ之間的合作關係，因此猜測我有可能知道他們正在尋找的這個鼴鼠的真實身分。

　　可我並不知道。蘇聯人對這類情報守口如瓶。同樣，我也不會向蘇聯透露我手下的重要鼴鼠或間諜的情況，儘管我們表面上是兄弟般的夥伴關係。充其量只會羞羞答答地告訴對方，敵人陣營裡有「我們的人」。僅此而已。

　　哈撒韋的率直坦言以及拚命想把我拉入美國陣營的勁頭表明，中央情報局對自己內部有鼴鼠感到極度恐慌，他們在這件事上有求於我肯定覺得很丟面子。況且，他們來找我還冒著觸怒西德盟友的危險。情急之下，哪怕是最牢固的意識型態朋友之間也會出現裂痕。

　　五月二十九日，兩人又一次登門。但在正式邀我去美國一事上仍毫無進展。哈撒韋表示將向韋伯斯特會報。如果我想繼續探討此事，可以找他聯繫。顯然，他們指望我在隨時有可能被捕的情況下會同意現在的條件，投在他們的羽翼之下。這時，查理斯開始插話。他向安德列婭介紹了美國生活的誘人之處。臨走前，他們留了一個直通中央情報局總部的免費電話號碼，互相交換了今後接頭的暗語。我沒有向他們提供任何情報，也沒有做任何許諾。我知道，他們選擇了等待。我的境遇只會每況愈下。

　　八月中旬，西德透過迪斯特爾出面提出的交易已徹底流產。我的選擇範圍急劇縮小。中央情報局顯然也猜到了這一點，他們透過同一管道再次與我聯繫。我們又一次在我的鄉間別墅會面。哈撒韋重提他小心翼翼稱之為我的「不利處境」。他告訴我，韋伯斯特仍不同意向我個人發出邀請，但以幫助他們尋找中央情報局內的鼴鼠為條件換取我在美國得到庇護這一條依然不變。這一次，查理斯比上次話多。他解釋說，如果我決定尋求他們的幫助，就讓我的妻子安德列婭去柏林市西面的動物園車站，在那兒撥一個免費電話號碼。接通後自稱是格杜達，說︰「我找古斯塔夫。」柏林這邊就會作出安排，幫我逃離。看來，眼前這個自稱查理斯的人在柏林負責我的案子。

　　我從他的這番話推想，只要一提到格杜達這個暗號，馬上就會同時接通中央情報局總部及該局柏林站的電話。隨後把我偷偷送出德國不會太難，很可能是坐飛機，蘇聯就是用一架軍用飛機偷偷把前東德領導人昂納克送到了莫斯科。我禁不住慨嘆，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滅亡之後，我曾隨首批東德共產黨員從莫斯科飛回德國。四十五年後的今天，假如我真的在美國人的掩護下飛離柏林，那實在是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結局。

　　九月底，我們又見了一次面，這一次是在我位於柏林市區的家裡，但美方並沒有加碼。

　　此時，西德的檢察官急不可待地宣佈，十月二日半夜將派警察上門正式逮捕我。一家名叫《圖片報》的小報派人找到我，提出替我支付律師費用，條件是由他們獨家報導我被捕的全過程。我答覆說，可以考慮。我已看透，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馬戲，我無意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我告訴這家報社的記者，我沒有離開德國的計畫。這也差不多是實情。儘管我非常希望能夠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可無處可去。由於我拒絕了波昂提出的出賣同事的要求，留在德國而又不受逮捕坐牢的可能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

　　此事過去很久，我才知道讓中央情報局如此頭疼的這名鼴鼠的真實身分。他叫奧爾德里奇．艾姆斯，是美國情報史上危害最大的一個叛徒。艾姆斯專門負責偵破世界範圍內蘇聯的反情報活動。他利用工作之便向蘇聯人出售美國間諜的名字，從而導致蘇聯境內的美國情報網全部瓦解。九年中，他利用這一職務以及後來在禁毒司的工作便利先後向蘇共政權和葉爾欽政府提供情報，共領取二百七十萬美元，成為有史以來身價最高的鼴鼠。中央情報局派來見我的人絕不僅僅是威廉姆．韋伯斯特的特使，而是加德納．哈撒韋，前美國反情報機構首腦。他在首次拜訪我的幾個月前剛剛退休。這都是後話。

　　哈撒韋是中央情報局的一位資深官員。他剛上任一年，就不斷顯露出苗頭，中央情報局內部有一個身居要職的叛徒。中央情報局內只有極少數幾個人知道美國在蘇聯境內的特務人員損失慘重。十人遭處決，另外幾十人被判長期徒刑。他們還十分清楚，隱藏在他們中間的這個叛徒仍在源源不斷地洩露著美國的機密情報。哈撒韋就是這少數幾個人之一。

　　我略為做了點調查，哈撒韋這個人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他剛剛退休。作為一個退了休的前情報官員，我對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類人，無法在退休前與退休後的生活中間劃一條線。我們想像中的退休生活應當是做做園藝，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可哈撒韋退休後仍然一直試圖解開在位期間沒有解開的一個致命的謎︰隱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這個叛徒到底是誰？這個謎至今攪得他不得安寧。我還記得他坦言中央情報局還未偵破此案時凝視我的眼神。親自跑到柏林來請一個從前的敵人幫忙對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極大的傷害。可他無論作為一名情報官員還是一個普通人，已經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為偵破此案，他專門成立了一個班子，起名為特別工作組，連中央情報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員主要由退休人員組成，以防洩密。其中有一位婦女，任反情報高級分析員。不管在中央情報局還是任何其他情報機構，像她這樣的人均不多見。她曾參與破獲在中央情報局內隱藏達三十年之久的中國鼴鼠。這個班子裡的人知識極為全面，給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員少得不能再少，換了我也會這麼做。使用退休人員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報局內蘇聯司的人有可能打草驚蛇，甚至會把這個鼴鼠也吸收到班子裡來。所有這類反情報工作都應遵照一個方針︰躡足而行。

　　艾姆斯最終是被中央情報局的對頭聯邦調查局挖出來的。我覺得，哈撒韋沒能偵破此案恐怕並非因為經驗或知識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正如他的同事對他的評價，此人屬於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責他沒有挖出蛀蝕美國情報機構的這條蠢蟲。抓叛徒是件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事後人們總覺得這事沒什麼了不起，各種線索似乎就擺在眼前，但這只是破案之後的感覺。

　　觀察懷疑對象是否有反常行為是查找鼴鼠的正確辦法。然而每一行裡都會有人酗酒、行為不軌、婚姻不和、懷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澀等問題，更不用說神經高度緊張的間諜這一行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長期工作和生活在祕密環境中。受此影響，他們常感到別人必須遵守的法則不適用於他們，尤其像中央情報局內同蘇聯打交道的人。他們對敵手的思惟模式瞭如指掌，潛移默化地受到對方的影響。特別是有人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滿腹怨氣時，他對祖國和自己單位的忠誠就會一點點地受到侵蝕。艾姆斯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八五年艾姆斯正式被蘇聯招募為特務後，負責他的人是蘇聯駐美大使館內ＫＧＢ的駐地代表安德羅索夫（ＫＧＢ正式派去的官員）。一年後，伊芳萬．格羅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六○年代我就結識了他，當時他是ＫＧＢ德國科（第一總局第四司）課長。我知道他懂德語，但一點不知道他還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聽說他去華盛頓工作後，頗感吃驚。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鏡厚得像瓶底，天性快樂，喜歡高聲大嗓地為ＫＧＢ的成就舉杯祝賀。我從未跟他談過他手下的這個王牌特務，但不難想像，剛在敵人心臟安營紮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門來會是怎樣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為吃驚，沒想到他出賣情報如此之久竟未被發現，也沒想到美國的反情報機構無能到這個地步，萬般無奈之中竟然請敵方的情報首腦幫助破案。

　　或許有人難以理解，我居然願意坐下來和中央情報局的人談。我並不想離開德國，也公開宣佈過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為冷戰中勝利的一方用他們的法律審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見，這種做法有報復之嫌。中央情報局建議的誘人之處在於，我可以在德國統一後的最初日子裡暫避風頭。我清楚，統一後的頭幾週或幾個月裡，報復的慾望最為強烈。如果可能的話，我不想去俄國。逃到莫斯科會給公眾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我不願留在一個新的德國。國內要求審判我的人會鬧得更歡，借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為了把間諜的名字告訴蘇聯人。一九九○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裡，外面已經有了這樣的傳言。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最關心的是爭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幹過的同事、特務和鼴鼠免受起訴，根本無暇在蘇聯人那兒扮演中間人。

　　美國中央情報局如果願意邀請我去美國，我是會認真考慮的。這不失為一條富於戲劇性的出路，雖然對我來說只是權宜之計。然而我擔心的是，假如不經正式邀請就飛到美國，一旦交易談不成，中央情報局可以說是我自己找上門來的，並以此要挾，逼我按他們提出的條件合作。中央情報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為我急於投奔他們，不惜置自己於每一個聰明的叛逃者都力圖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敵手的領土上談判條件。雖然哈撒韋九月二十六日就專程來到柏林，我們也備好了行裝，但最後一次會談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無論美國人、俄國人還是西德人都沒注意到，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顧神不知鬼不覺地加入到這場奇特的拍賣中來。此主兒是以色列人，我是猶太人，一個猶太人在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身居高位是很不尋常的事。準確地說，我只有一半猶太人血統，因為我母親是基督徒。但根據一九三六年頒佈的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這一半的猶太血統也會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們全家沒有經法國逃到俄國的話。根據我所受到的意識型態教育以及冷戰造成的敵對與隔閡，我本來應該是以色列的敵人。可我始終對猶太人的事很感興趣。受家庭的影響，我覺得自己是猶太人的後代，雖然我並不信猶太教。

　　我和特拉維夫的接觸很晚才開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我出席了一次群眾集會並在會上呼籲更換現任東德領導人。在那兒，我認識了一個叫愛琳．龍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學者，也是猶太文化協會的負責人。該協會八○年代成立於柏林。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由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東德國內的猶太道統文化受到壓制。我接受了愛琳的一次採訪，採訪內容登在一家以色列報紙上。我還應邀作為來賓參加過她們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除此之外，我並沒多想。

　　一九九○年夏天，她突然打電話來，說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猶太教士想結識我，他是耶路撒冷猶太教正統派中的一位高級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說，猶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後就開始了，他來不及登門拜訪我。但我還是給他打了電話。我倆在電話上互致問候，約定下次他來柏林時再見。時隔不久，他又一次來到柏林，稱此行主要是訪問猶太人文化協會。我請他到我位於市內的家做客，他準時到達。此人五十開外，戴一頂寬邊黑禮帽。此外，從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統教派猶太人。魏因曼關切地詢問了我的猶太背景，昔日經歷過的迫害，以及在德國面臨的一場政治官司的情況。對於我過去的職業，他十分謹慎，避而不談，但問我是否願意訪問以色列。我開始懷疑魏因曼對我的興趣是否完全出於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列《新消息報》的邀請，要我出訪以色列。

　　我打聽了一下有關魏因曼的情況。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說，他年輕時曾在摩薩德裡幹過。魏因曼本人馬上對此加以否認，說他曾在以軍服過役，但從未搞過情報工作。我倆之間於是電話不斷。我期待著對以色列的訪問，同時想像著波昂、莫斯科和華盛頓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現的頭條消息時，會是何等的沮喪。我猜想，摩薩德可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關巴勒斯坦各派別以及他們活動的情報。其實，這方面的情報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決定到達聖地之後再亮底牌。無論如何，訪問以色列是一條逃離德國的新途徑。對一匹白送的馬，就無需掰開嘴看牙齒了。

　　德國統一前兩週，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電話。聽上去他情緒低沉，口氣尷尬。他告訴我說，訪問以色列的事黃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書，批評摩薩德和它採用的手法，結果引起軒然大波。那家報社為此對我的訪問失去了興趣。這消息來的真不是時候。我頓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後一刻膽怯了，顯然是擔心我的出訪會損害他們與西德之間業已存在的友好關係。無論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幫助也無法彌補這一損失。又一扇敞開的大門砰然關閉，但特拉維夫並沒有完全切斷和我的聯繫。魏因曼打過幾次電話後，我又接到這家出版社的電話，提出晚些時候給我發簽證並提供機票。我讓他們在維也納準備好簽證和機票。幾週後，我打電話核實是否有我的簽證和機票，結果發現沒有。如果在此之前確有一張機票的話，它也被人拿走了。

　　風聲鶴唳，情勢越來越危急，德國當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進監獄。天涯何處能棲身？棲身的代價又是什麼？我的面前沒有一條可走的路。時間在飛逝！

第二章　逃出希特勒的魔掌

　　我的父親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於一八八八年生於萊因省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家庭。年輕時，父母希望他長大後當一名猶太牧師。他不肯從命，非要學醫。一九二八年時，他已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那年他四十歲。他選擇這一信仰是曲折一生的結果。他不屬於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那批德國知識分子。由於他的小資產階級兼猶太人的家庭背景──我爺爺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深受託爾斯泰、斯特林堡、阿普頓．辛克萊、尼采和克魯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響，曾在和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之間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在德皇的軍隊裡服役，身負重傷。從軍期間，德國軍官團的冷酷和驕橫深深刺傷了他，助長了他的激進傾向和反民族主義情緒。他對一九一八年試圖建立一個正義、平等社會的德國革命者遭受的失敗以及魏瑪共和國最初幾年的狀況深感失望，於是接受了馬克思和列寧所宣揚的追求社會和經濟和諧的理想。

　　但是，我們家一貫有激進的道統。父親常對我說，他的政治教育從五歲就開始了。那年，他的父母帶他觀看德皇出席為十九世紀德國統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修建的紀念碑落成典禮。四周的群眾對皇帝歡呼雀躍，一個個伸長脖子，爭相一睹紀念碑。祖母把他舉起來，繃著臉說︰「弗里切（弗里德里希的呢稱），你看到的這個人根本不是什麼英雄，他是個射殺工人的好戰王子。」她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對德國革命者的血腥鎮壓。我母親埃爾澤也有反叛精神。她是萊因省一個金髮碧眼的女郎，比我父親小十歲。她罔顧家人反對，毅然嫁給一個猶太人。

　　甚至死後，我父親仍然是一個極有爭議的人物。波昂南邊有一個小鎮叫新維德，坐落在萊茵河畔。在小鎮的中心廣場有一塊紀念銅牌，上面刻有我父親的出生日期︰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附近的一條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紀念他一百年誕辰。這塊銅牌在小鎮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波，因為我父親不僅僅是當地深孚眾望的醫生和劇作家，還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把他這樣的人當做家鄉英雄來紀念，在生活舒適的西德小鎮中並不多見。

　　東德垮臺後，我終於有機會重歸故里。漫步在位於自己國家另一半的小鎮的街道上，我心中一片迷茫。對於腳下這塊土地，我所知頗多，所見卻甚少。冷戰期間，我從未到過西德。任東德情報首腦的幾十年裡，只有偶爾幾次到過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地方。每次都負有重要的情報使命，通常是與因安全原因無法來東德的間諜見面。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我出生在黑興根，一個位於德國西南部產糧區的小鎮。當地居民信奉天主教。我出生時，通貨膨脹正如脫韁野馬，勢不可擋。每次父親的病患用黃油、雞蛋支付診費的時候，父母都會偷偷鬆口氣。我們的家庭氣氛活潑快樂。在不苟言笑的當地人看來，也許可以說有點古怪，可我們不在乎，搬到德國南部與瑞士接壤的赫爾施泰格後，依然我行我素。

　　父親是個健美狂，還是早期宣揚自然主義的少數人之一。受他的影響，我們的家庭照中有不少父親、我和比我小三歲的弟弟康拉德赤身裸體地做屈體運動的照片。同學們看了這些照片咯咯直笑，可我和弟弟覺得這很正常。我們的不少裸體照片在父親的著作《自然康復法》中還被當作人體解剖插圖。該書是我們住在赫爾施泰格期間完成的。父親在書中談到生活和工作條件對一個人健康的影響。後來這些思想極為流行，今天人們稱其為預防醫學。但在當時，這些想法被視為旁門左道，醫學界對他不以為然。父親對許多病因的分析引發了人們對社會以及窮人生活境況的廣泛關注，而這恰恰是他們不想看到的。

　　然而這本書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暢銷數萬冊，幾乎成為不懂醫學的人的醫學保健手冊。由於它流傳甚廣，後來竟逃脫了納粹對猶太人著作的禁令。靠這本書的收入，我們全家搬到了斯圖加特一棟舒適的房子裡。斯圖加特是一座藝術氣息濃厚的城市，其歷史可追溯到風氣自由的宮廷時代。

　　我母親性格恬靜溫柔。然而無論是納粹粗暴的抄家，還是史達林時代祕密警察對我們的搜查，她都沒有被嚇倒，顯示出她性格中剛強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一個遭通緝的人住在家裡。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壞。在莫斯科躲避納粹迫害期間，我同父異母的妹妹萊娜在伏爾加地區被捕。母親聽說後，馬上從莫斯科趕去，把她接回家來。

　　父親因為有外遇或政治活動，經常不回家。我們是母親一手帶大的。但父親常寫信給我們，教導我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正直的社會主義者。他的信對我影響很大。毫無疑問，少年時代，他是政治上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母親為他的外遇痛苦萬分。他和這些女人生兒育女，給我和弟弟添了好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他們自己的孩子冷戰時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直到今天，由於父親當年的艷遇，我的親戚遍及德國、俄羅斯和美國。

　　人們對父親的婚外戀議論紛紛，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時候，父親過上一段時間就會告訴我們，很快就會見到又一位同父異母的弟弟或妹妹。對此，我們早就習以為常。母親對這些非她生養的孩子十分寬厚，把他們當做家庭一員。父母的婚姻並未因父親的婚外戀而破裂，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三年父親在東德去世。

　　父親在政治上極為活躍。一九二八年，他退出獨立的社會民主黨，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以共產黨員的身分競選斯圖加特市議員，贏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選票。一九二九年，他寫了一個旨在支持人工墮胎的劇本《氰化物》，為此坐了幾天牢。他因這一事件成了德國國內激進政治的代表人物。一九三一年他再一次入獄，被指控施行人工墮胎手術以謀私利。法院撤銷了對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後，他倆離開德國，前往蘇聯。同年重返德國。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進一所參照當時思想開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針辦的學校。校方鼓勵我們接觸農村，大膽思考。因為父母那時都是共產黨員，我和弟弟早在德國時就加入了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少年先鋒隊。我們自豪地戴著紅領巾，傾聽有關「偉大蘇聯」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響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父母的素食習慣除外。同學們午飯盒裡的燻肉和德國香腸令我和康尼饞涎欲滴。弟弟說︰「長大了，我非吃整整一頭牛不可！」父母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身體健康的重視，當然還有他們激進的政治觀點，給我們留下了終身的影響。這反映在西南巡迴工人演出團上演的我父親寫的反映農民和工人鬥爭的劇本裡。希特勒上台前後的那些日子裡，我整天東跑西顛，或為罷工的金屬加工工人募捐，或參加宣傳鼓動活動，或擠在成人堆裡聽他們激烈地辯論政治，儼然覺得自己是一名政治鬥士。

　　作為父母均是共產黨員的德國孩子，史達林給我的最初印象是一個既富於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話故事裡心地善良的魔術師一般。我常想像生活在「偉大的蘇聯」會是什麼樣子。很多年裡，我一直以為這就是蘇聯的正式國名。我覺得這個國家一定是白雪皚皚的世界，民眾善良，還有魔法師暗中相助。弟弟則更善於形象思惟。他常常一連幾小時坐在那裡，畫偉大領袖史達林的肖像。他筆下的史達林看上去像是童話裡的好漢。

　　一九三三年國家社會黨人上台後，我們在德國開始度日如年。納粹焚燒柏林國會大廈後栽贓共產黨人，德國各地隨後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親既是猶太人，又是共產黨人。為了躲避危險，他逃到奧地利。我家而後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沒好氣地頂撞了一個褐衫衝鋒隊員。他把我按在牆上，威脅說，要是我不交代父親藏在哪兒，就把我送進「霍伊芳貝格」。霍伊芳貝格是我們這一帶第一所集中營，政治犯都關在那裡。大人們對它竊竊私語。我卻完全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地方。當時我還年幼，把納粹和左派的衝突看做是兩撥人打架。我深知這些身著褐色衫的人和我們一家極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類人，並隱隱感到自己已經是一名小戰士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首次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一次，納粹又來家裡翻箱倒櫃。那伙惡棍衝進我們的遊藝室，肆意踐踏我們珍愛的玩具和圖書。我和弟弟怒不可遏。母親竭力做出平靜的樣子，以掩飾內心深處的恐懼。事後，她騎車帶我們跑到斯瓦比亞綠樹成蔭的鄉間，看望父親的舅舅邁爾。我們跟他很熟，稱他「老爺爺」。

　　老爺爺在這個小鎮上素有行為古怪之稱。他原是律師，退休後隱居森林，和養的羊住在一起。他在當地小有名氣，人稱神醫。父親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響，才從道統醫學轉向自然療法，並把那本他著的關於自然療法的書獻給了他。我們去時正值逾越節，他只能給我們吃未經發酵的麵包。這樣的食物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簡直味同嚼蠟。雖然他沒能讓我們飽口福，卻講了許多摩西五經裡有趣的故事，還告訴我們猶太節日的含義。

　　幾個月後，在瑞士共產黨的幫助下，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國共產黨此時已被宣佈為非法。從瑞士，我們又到了法國。法國當局把我們當做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我們只好藏在布列塔尼一個小島上的朋友家裡。父親隨後也來到我們身邊，他在這裡寫完了劇本《馬姆洛克教授》。這是描寫猶太人在德國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還沒等這個用德語寫成的劇本在蘇黎士首演，華沙和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劇院已把該劇搬上舞台。劇本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極大成功，蘇聯還根據這齣戲拍了電影。一九三九年該部影片在紐約上映後，父親的名字在美國也傳開了。許多年後，弟弟康尼也以此劇為藍本拍了部電影。

　　納粹對此很快作出了回應。不用說，在納粹政權下，該劇從未上演過。家裡財產遭沒收，父親的名字被當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單裡。此後不久，我們全家被剝奪了德國國籍。一九三七年，不僅父親受到當局通緝，連母親和我們兄弟倆也受到通緝。我和弟弟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如果說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話，對我來說那就是被祖國視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話，我們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猶太血統的親戚一樣的命運。他們的名字後來永遠地鐫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裡。老爺爺就沒能逃過大屠殺的劫難。莫斯科的一名德軍戰俘告訴我，老爺爺後來被捕入獄，最後死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裡。那年他已是八十歲高齡的老人。

　　六十年後，我漫步在黑興根鎮一塵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爺爺。看著街上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們，想像著他們在納粹政權下的表現，我不禁脊背一陣發涼。這種感覺只有一個德國人才會有。對於納粹暴行，他們究竟瞭解多少？內心深處又隱藏了多少昔日罪惡的祕密？也許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跡，置身德國小鎮，我卻無法排除對自己同胞產生的不愉快的念頭。

　　納粹此時已凍結了我們在銀行的存款並沒收了全部的財產。蘇聯的庇護救了我們一家。在一個劇作家朋友的幫助下，父親在莫斯科老城區一條建於十九世紀的小街上找到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小街彎彎曲曲，曲徑通幽。它的前面就是深受文人藝術家們偏愛的阿爾巴特大道。一九三四年三月，我和母親、弟弟隨父親搬進新居。

　　我們開始慢慢適應了這種陌生的語言和文化。同院孩子們的粗魯讓我害怕。他們常跟在我們後面喊︰「德國人，胡椒，香腸，泡菜！」，還笑話我們的短褲腿。我和弟弟於是央求母親，非要穿長褲腿的褲子。母親拗不過我們，只好答應。她嘆口氣說︰「現在你們該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過，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歡上了周遭的新環境。我們這兩個在德國鄉村長大的孩子對繁華的城市生活感到相當刺激。那時候，人們還把葵花籽皮隨地吐在行人穿越道上。馬車咕隆隆駛過街道。莫斯科其實還是一個「大村子」，一個土裡土氣的城市。我和弟弟開始上的是李卜克內西德語學校（這是一所為講德語的孩子開辦的學校，以領導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斯巴達同盟起義的社會黨人領袖的名字命名。起義失敗後不久，李卜克內西即在柏林遭暗殺），以後又轉到一所俄國高中。等我們長到十三或十四歲時，已經和當地孩子一樣，講一口帶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語了。我們有兩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喬治和維克多．費希爾。他們的父親是美國記者路易．費希爾。我的別名「米沙」就是他們給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後，也按康尼的發音起了個俄國名字，叫「科利亞」。

　　在我印象中，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是個明暗交替的時代。城市變化日新月異。此時我已是一個很愛思考的少年，史達林在我眼裡再也不是什麼善良的魔法師了。然而，莫斯科周遭接二連三拔地而起的高層公寓樓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馬車的黑色轎車確實讓人有種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誰魔杖一揮，把一個舊日的莫斯科變成了未來世界。美觀大方的地下鐵站也投入了使用。車站的燈飾屬裝飾藝術派風格，深入地下的樓梯式電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學後，我們常去觀賞地下鐵站穹隆的屋頂。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二○年代的缺糧現象此時有所緩解。雖然蓋了許多新樓，父親的朋友們，主要是俄國知識分子階層裡的人，卻寧願留在彼此為鄰的舊家。每年五月一日都舉行盛大的遊行活動。這一天的新聞常常包括當時重大的事件，如切柳什金的探險隊征服了北極後大膽地從北極海的浮冰群中脫險。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傾注不亞於西方孩子對自己喜歡的足球隊或棒球隊的癡迷。

　　我和康尼無比激動地加入了蘇聯少年先鋒隊。它相當於西方的童子軍。我們學唱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戰鬥歌曲和歌頌祖國的歌曲。每逢十一月蘇聯革命節來到時，少先隊員們便排著整齊的隊伍從紅場前走過，向列寧墓上那個小個子高呼稱揚的口號。週末，我們一家到莫斯科郊外的鄉下採草莓和蘑菇。雖然住在城裡，父親依然堅持熱愛大自然的生活習慣。不過，我很留戀德國的精美食品。蘇聯人粗糙的飯菜，比如作為主食的養麥麵粥和酸牛奶，實在引不起我的胃口，日後我逐漸習慣，愛上了所有俄式飯菜。我包的俄國水餃在西伯利亞以西這一帶沒人比得上。不過對於養麥麵粥，我始終沒有好感，也許是小時候吃傷了的緣故。

　　夏天，我被送到少先隊夏令營並被任命為我們這一群孩子的頭兒。在給父親的信中，我抱怨夏令營的燕麥片粥如何難吃，營地紀律如何死板。父親的回信充滿了慣常的樂觀。他要我和其他孩子組成一個委員會展開鬥爭。「告訴他們，史達林和黨不容許這種浪費現象。質量才是重要的。你作為一名優秀少先隊員，尤其是一個負責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吵架。你和其他小組的頭兒應該一起找營地負責人交涉──孩子，不要為此垂頭喪氣。」

　　蘇聯現在成了我們唯一的家。一九三九年，我過十六歲生日時取得了蘇聯國籍。父親從巴黎來信說︰「現在你是蘇聯民眾中的一員了。」我為此感到無比的驕傲。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自己性格中並沒有父親那種烏托邦式的激情。我屬於更實際的一類人。當然，那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但同時也是大清洗的時代。昔日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種種駭人的罪名，遭到處決或被流放到北極圈內的集中營。民眾內務委員會──祕密警察，ＫＧＢ的前身──撒下的大網正在我們認識的流亡蘇聯的朋友和熟人身邊收緊。對此，我們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來我們受到的教育是，蘇聯是社會進步和人道主義的燈塔。

　　大人們的沉默和支吾瞞不過孩子的眼睛。我們隱隱意識到，自己並不完全瞭解周遭的環境。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學校的許多老師先後失蹤。德語學校也被關閉。我們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們當著那些失蹤者家屬的面絕口不提「失蹤」的人。不用人教，我們馬上自動遵守了這一怪異的禮節。許多年後，我們才瞭解到這一時期共產黨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史達林個人應負的責任。但在當時，他是領袖，一個父親般的人物。學校教室的牆上高高懸掛著他的畫像。那張有著方下巴，蓄著鬍子的臉好似一個預言家似地俯視著我們。在我們眼裡，他和他的著作都是絲毫不容指摘和懷疑的。一九三七年，這部殺人機器達到最高轉兒。我們認識的一個熟人弗洛赫被捕。他以前曾冒著生命危險在德國及其他國家為共產國際從事祕密工作。他給妻子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史達林同志對此完全不知情」。

　　當然，父母盡量避免讓我們覺察到他們對這場血腥清洗的恐懼。儘管心中懷有疑慮和失望，但他們無論從感情上還是理智上仍視蘇聯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三一年，他們首次訪問蘇聯後，曾不無驕傲地這樣告訴我們。

　　我現在才知道，父親當時也岌岌可危。雖然妻兒因在蘇聯居住已成為蘇聯公民，但他本人由於大部分時間在國外，並不是蘇聯公民。他仍可持德國護照旅行，儘管德國已剝奪了他的國籍。他向蘇聯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請。他想以醫生身分參加正在西班牙內戰中與佛朗哥法西斯勢力浴血奮戰的國際旅。納粹軍隊在西班牙這塊土地上檢驗了他們可怕的軍事實力，為日後侵略其他弱小國家做準備。歐洲各國的左派志願人士紛紛湧入西班牙，與反對西班牙軍事叛亂分子的共和派並肩戰鬥。當時在蘇聯的許多人還把參加國際旅當做離開蘇聯、逃避清洗的一條生路。幾十年後，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訴我，父親在談到去西班牙的計畫時說︰「我不會乖乖坐在這裡，等他們來逮捕我。」雖然我聽說此事時已是一個成人，這話仍讓我感到內心一陣刺痛。顯然，三○年代父母對我們隱瞞了他們深深的憂慮和真實的想法。我們因此也無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許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親最終沒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請被擱置了一年，始終沒有回音。在蘇聯的德國人圈子裡，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繼失蹤。父母再也掩飾不住內心絕望般的痛苦。一天晚上，門鈴突然響了。一向舉止沉穩的父親一下子彈跳起來，歇斯底里地罵了一句髒話。原來是一個鄰居急著跟我們借一件家什，他這才恢復了往常的機敏。但從此以後他的手總是顫抖不停。

　　也許流亡國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有人保護了他。我知道這段時間他曾與其中的一位領導人威廉．皮克透過信。皮克對父親極為尊重。也許他不過是運氣好而已。一九三八年、父親終於獲准離開莫斯科，前往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就被當做敵國公民拘留起來。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國護照。一九四○年夏天，納粹入侵法國後，情況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關押在韋爾內集中營的犯人將被轉交給德國當局。對他來說，這意味著必死無疑。這期間他好像有過一次機會流亡美國，但為此他必須在表格上申明自己從未加入過共產黨。他放棄了。無論何時何地，他對黨始終赤膽忠心。三年中，母親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當局批准父親成為蘇聯公民，這樣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蘇聯──這個他曾千方百計想要逃離的地方。一九四○年八月，他終於獲得了蘇聯國籍。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簽署條約後，在蘇聯的德國流亡者們更是舉日維艱。蘇聯當局一直把我們當做遭受第三帝國迫害和追捕的對象加以保護，如今卻接到指示，今後要注意與希特勒的關係。像我們這樣被納粹趕出德國的人，對蘇聯領導人同希特勒達成的交易尤其難以理解。上面向我們共青團員傳達說，這是史達林挽救偉大的蘇聯的唯一辦法。西方大國曾巴望這個共產黨國家在納粹的劍上「流盡最後一滴血」。當時這個解釋似乎有相當的說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牴觸情緒。他們認為共產黨跟多年來逼他們流亡的這個獨裁者做交易實在令人作嘔。

　　我和弟弟急於適應新環境，恨不得一夜之間把自己變成俄國人。在學校，我們整天講俄語，晚上回家才聽到德語。同學們叫我米沙我很開心，因為這樣人們會以為我是俄國人。晚上，我們躺在床上從廣播裡聽希特勒講話──他聲嘶力竭地鼓吹第三帝國如何輝煌偉大。

　　高中畢業後，我如願以償，開始攻讀航空工程學。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軍隊根據巴巴羅莎計畫對蘇聯大舉發起進攻後，我的學業猝然中斷。一九四一年，德軍步步逼近莫斯科。作家協會成員的家屬，包括我們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四千英里以外的哈薩克的首府阿拉木圖市。時至今日，我對那次穿越烏拉爾山的長達三週之久的艱苦旅行仍然記憶猶新。每隔一小時左右，我們的火車就要停靠到一邊，給對面開赴前線的軍車讓路。父親一路上照顧體弱多病的俄國著名詩人安娜．艾哈邁托娃。她的兩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蹤，一個兒子被關進監獄。經過批准，我負責每天給她送飯。分發給她的口糧是四百克黑麵包，外加溫開水。她躺在那兒，失神的臉上滿是倦容。昔日俄國文學之魂就這樣被當局打入另冊。但同車的知識分子仍一如既往，對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圖是個閉塞之地，根本聽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說其他地方的消息了。這是個美麗的城市，只有四十萬居民。現在突然湧入一百萬前來避難的外地人，居住條件變得擁擠不堪。一九四二年，康尼參加了紅軍。由於當時航空工程專業的學生被視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沒有被徵入伍。雖然外面謠傳紅軍損失慘重，我那時少不更事，盲目樂觀，想也沒想弟弟會有什麼三長兩短。學習期間，我接受了軍訓。我在班裡個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華氏一百多度的高溫下扛著馬克西姆重機槍沉甸甸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五百克。老實說，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體嘗挨餓的滋味。好在從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識分子幫了我們的忙，尤其是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人。晚上，我們跑去找著名導演謝爾蓋．艾森史丹，聽他朗讀電影劇本《恐怖的伊芳凡大帝》裡的片斷。電影開拍後，我們成了群眾演員，扮演被擊退的德國武士。沾了過去受過跳傘訓練的光，電影裡的特技鏡頭都交給我演，報酬比一般人高三倍。戰時清苦單調的生活因參與拍攝這部電影得到了一點調劑。

　　大學剛讀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祕的電報，署名「EKKI爾科夫」。「EKKI」四個字母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縮寫。簽署人是執委會幹部部部長。電報命我立即趕赴偏僻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首都烏法報到。共產國際領導機關以及流亡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已從重圍中的莫斯科轉移到了這裡。

　　黨決定送我上位於烏法四十英里外的庫什納連科沃村裡的共產國際學校。來自淪陷的歐洲國家及朝鮮的共產黨人在這裡為解放自己的祖國做準備，並為今後的政治任務接受培養訓練。作為一名共青團員，我已習慣了服從命令聽指揮，暗暗為自己無法成為一名蘇聯飛機設計師而感到遺憾。遺憾歸遺憾，我當時深信，抗擊希特勒比我的學業更重要，更光榮。

　　共產國際是一個宣傳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這裡的一切都顯得極其祕密。受這種氣氛的影響，我覺得自己已完全長大成人。一切聽從黨召喚的理念早已在腦海中根深蒂固。黨要我們跳，我們馬上問︰「跳多高？」

　　學校裡施行嚴格的守密制度。每個人都有一個假名。我的假名是庫特．弗爾斯特。我覺得這名字聽上去很帶勁兒。雖然學校裡所有的德國青年早在莫斯科時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稱。這是我們早期接觸到的一點祕密工作知識。我們學習如何使用機槍、步槍和手槍，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彈，以及祕密接頭和傳遞情報等間諜的基本技術。政治教育則著眼於戰勝希特勒之後的日子。沒人懷疑，我們這些學員日後將組成一個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統一戰線。同時，我們還接受了宣傳技能方面的全面訓練。在一門課上，老師讓我們輪流以儘可能令人信服的論據闡述納粹敵人的觀點。另一些同學則運用反法西斯的觀點予以駁斥。我對這種挑戰很感興趣，絞盡腦汁想出贊成納粹的種種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學也許是害怕自己共產黨員的聲譽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事地重複課本裡的話。一次，老師嚴厲批評了我的同學未能有力地反擊我提出的納粹理論。「真要有一天需要你們跟納粹分子面對面地辯論，你們這些人豈不傻眼了？」他大吼道。在這種展開意識型態交鋒的辯論會上，我遇到的唯一勁敵是萊昂哈德。一九四九年，他從東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後在德國以及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執教，成為一名屈指可數的蘇聯問題專家。我的一生充滿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萊昂哈德教授最終運用他在共產國際學校裡練就的本領反對蘇聯，而我卻利用學到的知識一直捍衛這一制度。

　　在共產國際學校，我還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埃米．施騰策。我從未見過像她這樣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親施騰策曾是德國國會議員，一九三三年在達豪集中營被納粹殺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為了給父親報仇。我倆剛認識時，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我們的相愛始於離開學校之後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歡她獨立的性格和堅強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三○年代時，她的母親在一次對涉嫌從事反蘇活動的外國僑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後來被釋放）。埃米從小在伊芳萬諾沃這個工業城市的一所育幼院裡長大。生活的磨礪練就了她的這種性格。

　　布萊希特在給妻子的信裡談到倆人之間始終存在的「第三元素」，即他倆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們對這種看法似乎不屑一顧。但在一個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獄或掉腦袋的年代裡，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中維繫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紐帶。儘管我與埃米在結婚將近三十年後離婚，以後又結過兩次婚，她始終是我的一位知音，並且透過管理柏林我父親的檔案館一直與我們全家保持聯繫。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我的生活又發生一次突變。這天，我們一進教室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寫著︰鑒於納粹僕從國與熱愛自由國家的情況迥異，共產國際及其學校將予以解散。毋庸諱言，這一決定背後有政治背景。解散共產國際是史達林和西方盟國達成的妥協。西方把共產國際看做是在他們的老窩裡煽動革命的一個危險組織。

　　我分發的時機極其幸運。前一批畢業學員肩負與抵抗組織取得聯繫的使命被空投到德國，卻不幸中了第三帝國反情報機構的圈套。德國的反情報機構一直冒充抵抗組織與蘇聯保持無線電聯繫，而蘇聯當局對此信而不疑。結果這批學員盡數落入蓋世太保和軍事反情報機構的手中，全部罹難。他們的犧牲使我們這批人倖免於重蹈覆轍的厄運。我們於是被分發到附近一家農莊裡，搞機械維修，兼管給白采爾科維河上的駁船下貨。

　　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仍然令我們吃驚。老師不是總說，共產國際是永恆的，是共產黨的最高形式嗎？但平時受到的教育都是讓我們不加懷疑地絕對服從命令。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黨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確的。於是，我們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許因為父親是知名作家的緣故，我被分發到德國民眾廣播電台任播音員兼評論員。黨的領導人覺得我適合幹這一行。該電台是莫斯科廣播電台中德國共產黨的喉舌。於是我回到莫斯科。二十歲那年，我轉為正式共產黨員，並參加了在盧克斯飯店威廉．皮克房間裡舉行的各次會議。皮克後來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這家飯店在外國共產黨人遭清洗的日子裡曾處在風口浪尖上。正是在這兒，我還認識了戰後成為東德國家領導人的烏布利希和其他人。

　　與此同時，埃米被派往前線，透過麥克風用德語向德軍喊話，對敵展開心理戰。她手持話筒沿著敵人的戰壕走來走去，告訴德國士兵，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呼籲他們繳槍投降。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她在戈梅利受重傷。由於擔心再次分手會是永別，我們舉行了婚禮。然而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我倆始終天各一方。

　　翌年五月，終於迎來了勝利。法西斯德國被打垮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和父親與莫斯科街頭的人群一起歡呼雀躍的情景。康尼此時已在德國。他參加了攻克柏林的戰鬥，並因作戰英勇榮獲六枚勛章。他寫信給我們說，盼望在德國團聚。我開始收拾行裝。在共產國際學校的時候，人人都知道，送我們來這裡學習就是為了將來盟國最終戰勝法西斯之後把我們派回德國。現在，這一時刻已經來臨。

第三章　史達林的學生

　　離開德國到莫斯科那年我十一歲。十一年後又重返德國。人們常笑稱我是半個俄國人，有時甚至帶點批評的味道。但我從來沒有把這看做是對我的侮辱。俄國人的關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國共產黨內的同事們都知道，我在蘇聯度過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俄羅斯民眾博大的氣質深深地影響了我。在以後的歲月裡，遇到同蘇聯人發生爭執時，我憑借與蘇聯非同一般的關係說話較少顧忌，也更有份量。

　　日後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機會，就從德國官員的身分中溜出來，像一個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樣漫步街頭，與人攀談。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對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瞭解更深。我會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們住過的那棟樓。現在這座樓的門口掛著一塊銅牌，紀念父親和弟弟。我還去探望住在阿爾巴特區的許多老朋友。我和摯友阿利克一同穿過我們以前住過的小區，步行到高爾基大街。現在它又恢復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維爾大街。阿利克在二戰中失去了一條腿，如今是一位德語教授。學生時代，我倆常常排幾個小時的隊，為在著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看一場塔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妮娜。要嘛去看學校附近的一家猶太人劇場的主角上演的戲。我倆都喜歡俄羅斯古典作品，還有十九世紀歐洲大師的作品，如海涅、巴爾扎克、高爾斯華綏和馬丁．杜．加爾，以及文筆簡潔遒勁的海明威。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倆重逢時，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靜的河彎處，一起背誦勃洛克和葉賽寧的詩。

　　離開莫斯科後的悠悠歲月裡，這座城市常令我夢繞魂牽。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們不一樣，從未打算在蘇聯過一輩子。德國仍然是我的故鄉。再說黨派我到共產國際學校學習以及去廣播電台工作就是為了回國這一天做準備。那時我二十三歲，躊躇滿志，對返回德國後的情況想得非常簡單。我們在校時，意識型態教育佔了很大比重。訓練的重點放在如何整肅戰敗德國的殘敵上。然而，一旦面對國破家亡的同胞、親眼目睹了自己曾熱烈擁戴過的大獨裁者可恥覆滅，我受到的震撼難以想像。

　　我們這些從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年輕的共產黨員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啟蒙者，決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天壤之別。我們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內建立共產黨政權，而是成立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法西斯同盟，當然是在我們控制之下。我們和所有的共產黨人均認為，這樣做不僅僅是一種策略，而且是絕對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慘痛教訓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斬盡殺絕。實際上，史達林最初對在德國的一部分領土上建立一個蘇聯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慮，他想在同西方盟國打交道時有多種選擇。

　　返回德國後的情形實際上比我們想像的痛苦壓抑得多。許多年後，弟弟在他拍的一部電影《那年我十九歲》中反映了這種痛苦的心情。電影描寫了一群天真熱情的年輕人在得知極其野蠻暴行的真相之後的心理感受。年輕正直的主人公與他所處的亂世形成鮮明的對比。隨著紅軍的迫近，各城鎮的市長忙不迭地捲起納粹旗子，有的乾脆把旗子中間自圈裡的黑剪掉了事。

　　康尼作為一名蘇聯情報軍官參與了在蘇聯佔領區籌建一個新政權的工作，我隨黨的機關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烏布利希與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四月先從莫斯科返回柏林。一個月後，五月二十七日，我和其他人身著嶄新的西裝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軍用飛機回國。從空中望下去，戰後的土地滿目瘡痍。

　　我們這批人成分五花八門。既有老共產黨員，又有父母是老共產黨員的德國戰俘。回到德國後會是什麼樣，大家心裡都沒有譜。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許共產黨在德國合法存在。沒有人高談闊論建設一個新德國。誰都知道，當務之急是解決德國人的衣食住行，以渡過難關。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國。這是我們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國令我們既激動又傷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國城鎮千瘡百孔。飛行途中，被夷為廢墟的華沙從機翼下掠過。整個城市蕩然無存。瓦礫中灰煙縷縷，好像從燒死人的木柴堆裡冒出來的。我們這架飛機是在柏林剛剛開放使用的騰佩爾霍夫機場上降落的首架飛機。三年後的柏林危機期間，這個機場成為盟國空運的交通樞紐。當時沒人想到遭到如此嚴重破壞的柏林還能重建。

　　我們這些共產國際的孩子受強烈的使命感的驅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納粹歷史並真誠地相信，憑借在學校學到的社會主義理論，就能蕩盡納粹流毒，建立一個新德國。然而，整天跟這些曾對希特勒、戈培爾之流歡呼吶喊過的人們生活在一起比我想像的難得多。大多數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納粹在他們的助紂為虐之下或打著他們的旗號犯下了纍纍罪行。沒有誰因納粹的所作所為而感到負罪，或反省自己的責任。埃米有一次聽到幾個婦女議論我們電台播放的關於德國戰爭罪行的報導︰「德國男人絕幹不出這樣的事！」德國男人這種說法完全是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式的語言！這種論調她們聽了整整十二年。

　　許多德國人，包括其他國家的不少人認為，我們從蘇聯搬回來了另一種獨裁制度。西方國家後來曾挖苦我們用紅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當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國人中，我們這些德國共產黨人大概屬於對史達林的罪行感覺最遲鈍的，因為是蘇聯把我們從死亡或監禁中解救出來。對周遭發生的一切不管有何疑慮，也無法與希特勒殘暴政權下的經歷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看做是暴政。對於我和我這一代共產黨人來說，社會主義是一支解放力量。它的模式也許有些粗暴，但我們始終認為，歸根結底它是一支代表進步的力量。當時沒有人可以說服我接受與此相反的任何觀點。

　　這種態度日後決定了我們在冷戰期間的思惟模式。也就是說，每當聽到有人罵我們時，我們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說的是否屬實？」而是「他們攻擊我們是否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自我辯解的習慣一旦養成就再也聽不進批評意見。

　　那時我們非常幼稚。我以為，德國人從戰敗的重擊下醒過來後，越來越多的人會感激蘇聯人把他們從希特勒的統治下解救出來，並對他們的救星表示熱烈的歡迎。實際情況跟我想的大相逕庭。在我住的居民區內，有一家納粹分子被趕出了他們那套寬敞的住房後，左鄰右舍開始為誰有資格搬進去而爭吵不休。德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雖已垮臺，而德國人仍為爭奪個人的「生存空間」斤斤計較，我不無厭惡地想。更令我氣憤的是，有一家人聲稱他們從未加入過納粹黨，因此最有資格住進這套房子。實際上，他們是當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當局出賣過五名共產黨員！

　　對當時宣傳的建設一個人道主義的和熱愛和平的社會與現實的矛盾，我怎麼竟然會絲毫沒有察覺？我想那是因為我在蘇聯成長的經歷使我成了半個俄國人，感情上同情俄國人渴望對無惡不作的德國復仇的願望。我以為，局勢恢復平靜後，報復情緒會逐漸消失，從而在德俄之間建立一種誰也不謀求壓倒對方的新關係。

　　回到德國後沒幾天，烏布利希一一接見了我們，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各自在蘇聯佔領區內的工作職責。我被分發到柏林廣播電台當編輯。廣播電台設在英國佔領區內的一棟大樓裡，這裡曾是戈培爾主持的帝國廣播電台所在地，現在掌握在蘇聯人手裡。開始我不想聽從烏布利希的分發，因為我是學工程學出身，對宣傳鼓動那一套所知甚少，雖然小時候在抵抗納粹運動中曾接觸過宣傳工作。我問烏布利希，什麼時候能讓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學的學業。他不客氣地說︰「讓你幹啥就幹啥。現在不是考慮造飛機的時候。」剛開始時心裡一點兒沒底兒，幹起來後卻發現對外採訪和撰寫外事評論其實極有意思（我的筆名是麥克．托姆斯）。我們的廣播電台位於遠離蘇聯占領區的英國占領區，因而成了剛剛揭開帷幕的冷戰中的一個前哨陣地。遠離位於東柏林的黨的總部意味著我們可以相對獨立地工作。不錯，我手上是有一份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時寫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小冊子，裡面強調了共同反對法西斯的任務。可當初除了這本小冊子外，我再無其他的政治文件。

　　我經常見到烏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個叫「民主論壇」的節目裡，烏布利希代表統一社會黨（實際上是共產黨，一九四六年在蘇聯占領區由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而成）講了話。他尖厲的嗓言和厚重的撒克遜口音嚴重地影響了播音效果。我當時完全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建議烏布利希以後讓播音員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練練發音。他聽後，臉上一紅，面露不悅。我初出茅廬就犯如此大錯，以後居然能在東德平步青雲，實在出人意料。為了把節目辦得更活潑引人，我們開設了聽眾問答專題，回答聽眾對當時一些忌諱問題的提問。比如，蘇聯關押的幾十萬德軍戰俘的命運如何？對納粹下級官員是如何處理的？沿奧德一尼河劃分的縮短了的德國新邊界是怎麼回事？奇怪的是，電台裡負責監審節目的蘇聯軍官並未禁止這類話題。麻煩的倒是如何對付他們要求沒完沒了地播放枯燥無味的講話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的一次冗長的發言。

　　這次講話成為莫斯科與西方盟國關係惡化的先兆。由於這類乏味的節目，許多聽眾改聽美國占領區內新成立的美戰區廣播電台。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止於此。比如，不能如實報導德國老百姓與蘇聯佔領軍之間的關係，或蘇聯紅軍在進軍柏林途中肆意的強姦和搶掠。對戰敗的德國人的野蠻報復行為在德國，尤其在東普魯土地區已屬公開的祕密。我們和所有德國人一樣為此感到震驚！我們覺得，德蘇兩國民眾之間實現和解的唯一辦法就是揭露所有戰爭罪行。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我們的想法大為光火，因為蘇聯紅軍中一些官兵的惡劣行為已使我們更難贏得民眾的支持。我們只能把這些想法嚥進肚子裡。一些較有涵養的蘇聯軍官私下也說，根本就不該容許這類暴行發生。納粹曾用「俄國人」這個詞煽動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許多老百姓一聽到這三個字又一次渾身發抖。

　　身為德國共產黨人，我們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對這類暴行提出抗議。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德國入侵蘇聯時曾經大肆燒殺搶掠。作為一個德國人，對紅軍後來在德國的暴行進行譴責就似乎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了。況且，我們當中一些人當年被迫逃離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國。他們對甘當第三帝國走狗的本國同胞仍不無憎恨。第二，意識型態蒙蔽了我們的眼睛。

　　有人曾問我，像我這樣一個出身書香門第的成熟青年怎麼會對周遭發生的大量不快事件熟視無睹。事實上，當時我只是好奇地聽人們議論這類暴行，一耳進一耳出，並未真往心裡去。在戰後復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亂時期，不法行為比比皆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是確保納粹主義在德國永遠不再死灰復燃。實際上，絕大多數聽眾來信最關心的也是整肅納粹流毒，而不是在這一過程有人可能會受到傷害。

　　蘇聯佔領軍大規模逮捕前納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史達林分子時，數千名反納粹的社會民主黨人也被一網打盡。不無諷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勞改的地方不久前還是納粹的集中營。我們對此所知甚少，聽到一些也以為是西方的惡意宣傳。例如，西柏林社會民主黨的《電訊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一個代號叫K─5的警察機構在我住的那棟樓的地下室裡審問並拷打犯人。對此，我矢口否認並指責該報不僅捏造拷打的事實，而且還杜撰出一個所謂K─5的機構。調到國家安全部後我才知道，確實有K─5這麼一個機構，而且他們一直在那間地下室拷打犯人。

　　在我的一生中，對類似事件我要嘛視而不見，要嘛大而化小，要嘛為之辯解。這裡必須再次提醒讀者，我的思惟模式是在反法西斯過程中形成的。我們當時認為，面對窮兇極惡的敵人，幾乎沒有什麼不能用的手段。以後，聽了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祕密報告，我的思想才開始緩慢地發生變化。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內披露了史達林的罪行。消息很快傳遍全世界。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我毫不懷疑，我們共產黨人站在社會進步和正義事業的一邊。基於這一信念，我們原諒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舉行的裝模作樣的公審。今天，由於冷戰初期情勢的需要，我們也將對迫害躲過納粹魔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行為視而不見。對個別人的案子，我曾盡力幫過忙。但這種事例極少。也許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規範的約束。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堅信，共產黨的這部國家機器永遠也不會把槍口轉向我──她的孩子。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父親也一樣。也許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能活下來的原因之一。一九四五年，父親甚至還寫信給史達林，抱怨說上面因為他是猶太人，不允許他回德國。當史達林晚年臭名昭著的「醫生陰謀案」又一次引發了蘇聯國內的反猶浪潮時，我和父親均未受到觸動。無論是戰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證的年代裡，還是戰後的混亂時期，我都覺得不該妨礙正在同邪惡做鬥爭的我們這一方。

　　當然，許多史達林時代的可怖罪行我當時就有所聞。任何聲稱自己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都在說謊。回首這段往事不會使我感到驕傲。我甚至同德國領導人談過我的看法。但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從未把共產黨政權下的罪行和納粹的罪行相提並論。如果有什麼原因使我堅信永遠也不可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的話，那就是紐倫堡審判中所揭露出來的納粹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

　　一九四五年九月，電台派我去報導紐倫堡審判。在此之前，我對納粹德國情況的瞭解主要透過蘇聯的宣傳機構。蘇聯的報導側重德國共產黨人的遭遇。透過從德國傳來的有關我們親屬的消息，以及父親在信中講到的日後被稱為大屠殺的種種先兆，我們對德國國內的情況也有所聞。儘管如此，我們很晚才意識到，屠殺猶太人是國家社會主義（簡稱納粹）的核心。紐倫堡審判彷彿一張手術台。解剖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台子上一覽無餘。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殺的全貌。

　　身為猶太人，跟納粹時代的顯赫人物面對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慄。紐倫堡從前有「德國的首飾盒」之稱。如今卻永遠同種族主義的法律聯結在一起。幾百萬猶太人淪為這些法律的犧牲品。徘徊在紐倫堡的廢墟之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共產黨人和其他反納粹力量面對這場大屠殺表現得多麼軟弱無力！我暗自發願，決不允許這樣的悲劇在德國的土地上重演！

　　出於這一原因，戰敗後的德國人對蘇聯佔領軍抱有的敵對態度很令我氣憤。在給父母的信中，我不無幼稚地說︰「人們總是牢騷不斷，好像蘇聯紅軍幫他們是應該的。他們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給德國造成了多麼嚴重的破壞，也認識不到現在有一個新生的機會。」

　　一九四八年，三個西方盟國在其佔領區內進行了貨幣改革後將三個佔領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國旋即正式分裂為兩個政治實體。為了與此對抗，一九四九年十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式成立。人們紛紛舉著火炬遊行，到處是群眾集會，高唱愛國歌曲。在一些更為敏感的社會主義者看來，這一切頗有點像過去納粹政權下的遊行集會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卻把這看做是德俄關係史上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刻。此後不久，中央委員會召見了我，通知選派我從事加強這一紐帶的工作。我將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東德大使館任參贊。為了就任這一職務，我不得不放棄蘇聯國籍，又一次正式成為德國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我們一家抵達莫斯科。

　　從戰後百孔千瘡的柏林轉到莫斯科大使館從事舒適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為改觀。我們一家在莫斯科過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確實是一家。一九四六年我報導紐倫堡審判時，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金髮灰眼睛的兒子出生了。我們給他起名叫麥克。一九四九年又添了一個女兒，叫塔季揚娜。埃米很討厭使館裡鉤心鬥角的事，借此機會潛心研究起俄國並著手準備關於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論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任首席參贊時，終於見到了史達林。時隔多年，這次經歷仍然令我難忘。當我們這些同齡人談起當年的理想時，總難完全擺脫史達林的影子，似乎有什麼東西已深深印刻在我們心裡。是當年紅場上群情沸騰的遊行場面，還是如今已無處尋覓而當年卻無所不在的史達林的形象？這一切曾使他在我們心目中成為一個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實上，不管我怎麼設法用成人的頭腦冷靜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無法完全擺脫他給我帶來的這種神祕的感覺。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將始終提醒我，一個獨裁者的個人魅力可以對人們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甚至在他的邪惡暴露之後依然不減。

　　在駐蘇使館的短暫工作期間，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九五○年二月為來訪的毛澤東在大都會飯店舉行的招待會。當時，我正背對著正門人口處。突然大廳裡鴉雀無聲。我轉過身，看到約瑟夫．史達林站在距我只有幾步遠的地方。他身穿人們熟悉的制服，領子豎著。胸前沒有佩戴任何勛章或獎章。我真沒想到他這麼矮胖，禿頂閃閃發光，同電影和畫像中的偉大領袖形象簡直有天壤之別！我先是感到失望，隨後又有一種驕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個正常人。所有關於他個人崇拜的傳說一定是有人故意編造出來的，他本人並不知道，」我想。

　　我作為臨時代辦代表大使出席了這次招待會，坐在前排。中蘇兩國代表團團長互相祝酒。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和蘇聯外長維辛斯基講話時，史達林一根接一根地抽勁兒很大的弗洛爾牌香煙（一種史達林喜愛的用俄國煙紙捲成的加長紙煙）。後來，他也親自祝了幾次酒。在一次祝酒時，他讚揚了中國領導人的謙虛和團結。然後又舉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民眾有一天重返社會主義大家庭。就在兩年前，南斯拉夫極富魅力的領導人鐵托拒絕接受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要求在治理這個多民族的巴爾幹國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權，南斯拉夫因此被史達林打入冷宮。我們這些來自對蘇聯忠貞不渝的國家的人，對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鐵托居然敢違抗史達林的意志！

　　這位蘇聯領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像聖旨一般令我們誠惶誠恐。在我和大部分來賓的眼裡，史達林和毛澤東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歷史豐碑。我們對即將發生的中蘇分裂毫無察覺。但我還記得，當時心裡也曾納悶︰整個晚會，毛澤東一言未發，頗不尋常。我思忖著，這大概就是傳說的中國人深不可測的性格吧？

　　兩年的外交生涯中，像這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經歷並不多。一次，使館內部為慶祝東德成立兩週年籌備招待會時起了爭執。爭執的焦點不是中蘇同盟的破裂或是一個叛逆的共產黨國家，而是穿什麼的問題。大使說該穿大晚禮服，以示莊重。而我們這些年輕外交官沒有大晚禮服，要求允許穿西裝。最後達成妥協，穿正式西裝，繫黑領結。當時，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都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大多把黑領結看做是資產階級的服飾，拒絕佩戴。雖然我們日後在共產主義陣營內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國，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之初仍然明顯地帶有其前身普魯士一絲不苟的遺風。結果那天晚上除我們幾個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這樣正式。我們簡直狼狽極了。當俄羅斯東正教的大主教克魯季茨基起身告辭時，我彬彬有禮地陪他走到衣帽間。他的手在寬大的披風裡摸索了好一會兒，掏出三個盧布，很嚴肅地交到我手裡，算是小費。

　　一九五一年八月，我接到緊急指示，要我返回東柏林向阿克曼述職。阿克曼的真名叫漢妮施，是東德的外交部長，也是政治局裡屈指可數的戰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見了我。詢問了我的健康狀況之後，讓我在當天午飯後再去中央委員會大樓的某個房間報到。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下午到了那兒，看到還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員的身分見我。之所以有這種奇怪的安排是因為阿克曼一向強調守密，並主張黨政機關分開。其實黨政機關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組建一個政治情報機構。上面已確定調我到這個機構工作，擔負起使「年輕的祖國耳聰目明」的重任。說得更露骨點，我將成為一個間諜。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樣，我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甚至沒想過這次調動對我的一生會有什麼影響。當年黨送我上共產國際學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廣播電台工作。還是黨，派我去莫斯科幹外交。如果黨認為我適於做情報工作，我絕無二話。黨的領導人信任我才派我參加祕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這種不講價錢的紀律性。然而，不理解黨對我們的絕對支配權力，不理解黨為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的道路，就根本無法理解，更不用說評價我們的一生了。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我到新成立的「經濟研究所」走馬上任。辦公大樓外面掛上這塊牌子是為了掩護裡面的東德剛剛誕生的情報機構。上班伊方始，施塔爾曼就帶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轎車轉了一圈兒。這種型號的轎車在當時十分扎眼。負責創建東德情報組織的施塔爾曼是一位職業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長者。他的真名叫伊芳爾納。由於長期在共產黨內從事祕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稱呼他，結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國共產黨內一九一八年入黨的老黨員，一九二三年當選為德共「軍事委員會委員」。和所有老一輩革命家一樣，他絕少談及過去。不過，他倒是跟我聊起過他在蘇聯、英國、中國、西班牙、法國、瑞典和美國執行任務時的佚聞趣事。西班牙內戰時，他幾乎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人稱「游擊隊員理查」。他還是被納粹指控縱火焚燒德國國會大廈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蓋世太保前來逮捕季米特洛夫時，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對粗暴的逮捕和審問，他倆始終沉著應對，毫不畏懼。季米特洛夫以後稱施塔爾曼是「馬廄裡最好的一匹馬」。由於他的這種老資歷，新的東德領導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見。他同他們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當組建工作遇到障礙時，他就直接去奧托．格羅提渥（Otto Grotewohl）總理家找他面談，問題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問題不外乎是錢和經費的來源。早期我們現金奇缺，捉襟見肘。透過官方管道申請外匯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拿到。偶爾施塔爾曼登門找到財政廳長，回來時他那破舊不堪的公文箱裡塞滿了嶄新的鈔票。捷克斯洛伐克體諒我們的困難，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贈送了二十四輛塔特拉牌小汽車後，施塔爾曼不知用什麼法子為我們這個人數不多的部門搞到了其中的十二輛。別看我們辦公條件寒酸，出門坐的車卻很氣派。施塔爾曼懂得，這玩意兒有助於提升我們情報機構在政府中的地位。處處省錢反倒會引起消減預算的人的注意。我們的首次會議是在柏林東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開的。誰也記不得這次開會的日期，也沒有保留會議記錄。以後我們把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定為東德情報部門的誕生日。此後不久，我們搬到了東柏林潘科夫區從前的一所學校裡，距黨和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很近。這一跡象表明，我們已變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們只有八個人，外加四名蘇聯顧問，包括一名民眾內務委員會的高級軍官，叫「格勞爾同志」。格勞爾曾作為一名情報軍官在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工作過，經驗極其豐富。我們常圍著他席地而坐，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述過去的經歷︰如何挖出鼴鼠，如何打入敵人內部以及一些特務人員的英勇事跡。從他那兒，我們學會了如何搭起一個情報機構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選擇敵人的薄弱環節等。沒想到他以後的結局很慘。他開始變得疑神疑鬼起來。這恐怕是特務這行的職業病，同時也與當時史達林時期蘇聯國內的政治氣候有關。他和東德情報局的局長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勞爾懷疑阿克曼是間諜。後來，蘇聯不得不把他調回莫斯科。蘇聯情報機構的朋友不無尷尬地告訴我，格勞爾其實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當年，憑著高度的警惕性，他成為一個出色的情報軍官。今天，他卻淪為這種警惕性的犧牲品。

　　我們情報局對內稱為經濟及科學研究總局。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隱諱，任何知情人一看到「總局」這個字眼立即會聯想到ＫＧＢ內負責間諜活動的「第一情報總局」。一九五六年，外國情報局改名為「情報總局」。

　　蘇聯顧問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可以說握有決定權。起初，各科課長起草所有工作計畫都要徵求蘇聯顧問的意見。而這些顧問依據的是蘇聯政府部門內的繁文禮節。這些章程之繁瑣刻板簡直令人無法忍受。除了抄寫各種規章制度和文件外，還要花大量時間把它們裝訂成活頁本。這種辦法還是革命前沙皇的祕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沒人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做，但也沒人對此提出疑問。

　　我們情報局的架構完全是抄襲蘇聯模式。工作方針的用語一看便知是從俄語翻過來的。根據這一方針，我們今後的主要目標是︰搜集有關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報，核子武器及其運載系統、原子能、化學、電力工程和電子、航空及常規武器等方面的科學技術情報，以及有關西方國家的情報，並摸清它們對德國和柏林打的是什麼算盤。

　　情報總局下面有一個人員精幹、相對獨立的反情報處，專門對付西方的祕密情報機構並設法打入其中。可它馬上與國家安全部發生了衝突，因為安全部下面也有一個負責偵聽的司。一九五三年我們併入安全部後，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情報部門一直直屬安全部。由於各部門之間的傾軋，我們往往對自己部內的情況茫然無知。特別是以後反間諜部門的成員開始跟外國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更是被蒙在鼓裡。

　　人們常常不解，為什麼莫斯科要組建一個德國情報機構，與蘇聯自己的情報機構競爭。史達林正確地估計到，蘇聯的情報人員很難滲透到戰後時期的德國。在當初的德國蘇聯占領區內建立一支德國人自己的情報隊伍會使我們這些人產生一種榮譽感，從而更符合蘇聯的利益。一開始，我們把得到的所有情報都轉給蘇聯顧問，甚至包括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個間諜的情況。以後我們逐漸開始保護自己的情報來源，只是有選擇地向蘇聯聯絡員提供情報。

　　起先，我在羅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廣播電台工作時的同事，政治知識淵博，博學多才。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與本職工作無關的知識，如伊芳斯蘭教，以色列建國的來龍去脈以及印度次大陸上的宗教衝突等。他是一個優秀的分析專家。他告訴我，不要輕信下面情報人員報上來的材料。沒多久，我倆就得出一致結論，仔細閱讀報刊雜誌往往比看間諜提供的祕密情報更有斬獲。我們自己的分析員應當根據不同的情報來源得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樣才能對搜集到的原始情報的真偽優劣作出判斷。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始終受益於這一見解。

　　科布不僅思想大膽，為人處世也十分灑脫。他談吐幽默風趣，對在座的聽取情況介紹的要人們頗有不敬，而聽眾卻感到津津有味。由於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氣揚的達官貴人，我倆於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對。儘管我們也是國家的忠實僕人，卻沒有像某些政治領導人那樣染上傳教士般的狂熱。

　　隨著人員的急劇膨脹，我們不得不再次搬家，從原地點搬到東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更大的樓裡。我很快被提升為新成立的外國情報局副局長。局長古斯塔夫．辛德有著幾十年的豐富經驗，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長期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

　　面對納粹德國覆滅後幾乎完好無損保存下來的西德情報組織，辛德和我都不知從何入手。當年效命於希特勒的高級情報官員現在又在巴伐利亞州一個叫普拉赫的神祕的小村子裡為新主子服務。普拉赫這個名字剛開始在報上露面時，我們在地圖上找了好一會兒。對於敵手，我們一無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後來對敵手的情況幾乎瞭若指掌。

　　我是從倫敦的《每日快報》上首次看到西德情報機構第一任首腦賴因哈德．葛蘭將軍的名字。該報的大標題是︰「希特勒的將軍重操間諜舊業──為了美元」。該文署名德爾默，是個有英國情報機構背景的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是英國反情報機構主辦的加來士兵廣播電台的台長。德爾默的文章掀起軒然大波。它不僅披露了昔日納粹情報網依然完好無損的消息，而且還透露出聯邦德國新成立的情報機構裡有大量前黨衛軍成員和納粹軍事情報專家。這些人曾在法國和其他地區為希特勒政權從事情報活動。葛蘭本人就曾是納粹軍事情報機構中對付蘇聯紅軍的頭頭。透過葛蘭情報局這條線，美國人得以把昔日的納粹情報網抓到手裡。和東歐陣營裡的俄國人一樣，美國人在西德情報機構裡也是發號施令的主兒。

　　關於喬治．巴頓將軍扮演的角色也是謠言紛紛，傳說他保護了一批德國高級軍官。我不無擔憂地意識到，戰後建立一個和平統一的歐洲的目標已經泡湯。敵我雙方都已子彈上膛。付出慘重代價後贏得的和平如今顯得搖搖欲墜。歐洲陷入分裂，敵我之間的斷層橫穿德國領土。

　　西德總理阿登納把自己的命運同美國的「實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導的擊退共產主義的戰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倫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二次大戰結束時，蘇聯的勢力向西得到擴展。現在華盛頓打算聚集美國和它的盟國的所有政治、經濟、情報，必要的話還有軍事力量予以反擊。葛蘭認識到這一新的衝突給他帶來的機會。他可以借此對政策直接施加影響。西德從中央情報局手裡接管它的情報機構之前，阿登納曾召見過葛蘭，為他撐腰打氣，並授予他廣泛的權限，其中包括掌管國內政敵的檔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在議會裡的反對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情況。在西德的武裝部隊和政府部門裡，第三帝國的忠實僕人又一次身居高位。前納粹軍官再次效力於葛蘭的麾下。

　　漢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納最親密的顧問之一，最後官至總理府國務秘書。他的名字成了納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義詞。他曾是希特勒政權下的內政部高級官員，對紐倫堡種族法做過威權的評論。這部種族法使暴力的歧視行為合法化，並最終導致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格洛布克後來在阿登納手下任國務部長達十年之久。

　　在這種瘋狂的氣氛下，五○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維也納，成為歐洲間諜活動的中心。多達八十餘個情報組織以及它們的分支和掩護單位在柏林駐有情報人員。美俄兩國的情報據點用各種名義作幌子，從水暖公司，果凍公司直到學術研究機構。大批聯絡官在這裡從事發展和操縱間諜的活動。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將柏林市和德國一分為二隔開之前，這些間諜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國佔領區之間以及後來的兩個德國之間隨意穿行。

　　那時西德的經濟奇蹟尚未出現，食品奇缺，民眾生活困苦。人們面對可以吃得好一點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誘惑而當間諜。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們的經費卻少得可憐，只能從意識型態上下功夫。我們在西德的許多鼴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業部門的鼴鼠，並非共產黨員。他們替我們做事是出於消除德國分裂的願望。他們認為，西方盟國的政策加深了這種分裂。柏林圍牆修建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與我們分道揚鑣。在他們眼裡，這堵牆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個分裂的德國的象徵。

　　著手組建一個情報機構佔去了我大部分時間。事無鉅細都要我過問。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國家上，為熟悉美國和西歐國家的政治動態，掌握它們戰後情報機構的近況花了不少力氣。

　　我們亟待在對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門發展我們的耳目。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蘇聯人為我們情報局制定了極其嚴格的守密條例。為了物色到合格的間諜，必須對數千名被推薦的候選人逐一篩選。西德有親戚的人不能要，二戰期間作為難民或戰俘滯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時至今日仍有傳言說，我們明知有人是前納粹分子，但照用不誤。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們掌握了第三帝國時期部分納粹黨員的檔案，並以此勸說西德那些隱瞞自己納粹歷史的人與我們合作。更多的人主動要求為我們做事，聲稱想為昔日的罪惡贖罪。這是從好的方面看待他們的動機。實際理由很可能是，他們想確保自己在西德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歷史瘡疤被我們揭開而毀於一旦。德語裡用「雙保險」（既為將來，也為過去保險）一詞來形容這種行為。有一位自由民主黨政治家，叫魏勞赫（日後在西德的德國共同事務部任職），過去曾為西德共產黨提供情報，而後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報。我們發現他在德國佔領波蘭期間曾任高級官員並犯有戰爭罪行後，馬上斷絕了和他的來往。局內另一位前納粹分子曾是前衝鋒隊隊員，化名莫里茨。他在我們對歐洲防衛共同體展開的政治攻勢中出過力（歐洲防衛共同體最終沒有搞成是因為法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作梗，而不是我們情報局反對它的宣傳）。

　　對於情報組織來說，一個人過去的歷史是有力的武器。敵我雙方都毫無顧忌地使用了恐嚇手段。正如我們透過揭露敵視我們的政治家或高級官員的納粹歷史把他們搞下台一樣，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員會，一個由逃離東德的律師組成的反共組織也如法炮製，在報上登出了隱藏自己納粹歷史的東德官員的名單。由於第三帝國期間幾乎我們所有的高級情報官員和政治領導人均流亡國外，或轉入地下，東德人輕而易舉地贏得了這場宣傳戰。

　　一些納粹分子想隱瞞歷史，改換門庭投靠我們。我剛上任不久，一位下屬找到我，侷促不安地說，他注意到審訊處裡有個人的胳膊上有黨衛軍的刺青。審訊處是國家安全部裡最粗野的部門。我可不想落到那兒的一些惡棍手裡。可以想像，曾在希特勒手下幹這一行於得津津有味的人，在這裡一定有如魚得水之感。我不動聲色地把這人調走了。

　　恐嚇是一種既卑鄙又危險的遊戲。敵我雙方都參與了這場遊戲。西德的前納粹分子中，有的主動幫我們幹事是出於真誠的悔過，有的是為了錢，或是為了隱瞞自己過去與納粹政權同流合污的歷史。蘇聯人在這方面得天獨厚，因為他們繳獲了納粹的檔案，而且還抓獲了像前黨衛軍成員費爾費這樣的人。費爾費曾在納粹情報機構第三帝國安全局內任上校，戰後被網羅進葛蘭的情報局，後來又成了蘇聯的雙重間諜。西德情報機構的所有重大機密經他的手源源不斷地流向莫斯科。他給西德造成的重大損失決不亞於金．菲爾比、喬治．布萊克和奧爾德里奇．艾姆斯等雙重間諜。

　　德國共產黨的情報機構給我們提供了打入西方盟國情報部門的最初機會。十九世紀時，德國社會民主運動為了對付德國皇帝的鎮壓，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組織。經歷了血雨腥風的德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羅莎．盧森堡和凱爾．李卜克內西等斯巴達克同盟成員即慘遭殺害）倣傚社會民主黨也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網。這一情報網很快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和蘇聯的祕密情報機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本世紀德國共產黨情報組織的締造人是恩斯特．施內勒爾和漢斯．基彭貝格爾。前者於一九四四年被希特勒殺害。後者死於一九三七年的史達林肅反。德共情報網專門搜集科技和軍事方面的情報，然後轉交給蘇聯。希特勒年代，該組織是著名的情報團體──紅色樂隊的情報來源之一。

　　紅色樂隊是德國境內規模最大的地下抵抗組織之一。它的少數成員是共產黨人。此外，還有少量來自蘇聯情報機構（民眾內務委員會和總參情報部）的人員。我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弄清建立一個新的共產黨情報網是否可行。沒多久，我即得出結論，以舊的情報網為基礎新組建的情報網不可靠。尤其是英國人成功地說服了一些作為戰俘被扣押的共產黨人為他們工作。他們還在戰時流亡海外的共產黨人中間以及新成立的共產黨情報網的新的年輕特務中發展了一些人做他們的間諜。

　　默庫爾的例子清楚地表明這一情報網已受到嚴重破壞。默庫爾的真名叫施洛姆。我是在浩如煙海的材料堆裡尋找西德情報機構的蛛絲馬跡時發現了他。我查閱了他的檔案。上面說他與位於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有來往。此外，他還認識許多波昂的政界人士。最近他向黨提供的情報無論從細節、範圍還是深度方面均很有水準，包括西德議會裡各政治黨派的內幕，外交部和其他部的只許閱覽的材料，以及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內部組成。乍看起來，他似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間諜。我於是派了一個人根據他的檔案提供的地點去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找他。默庫爾見到我們的人後說，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們與他聯繫，而且毫不猶豫地同意來柏林。他是我打算招收的第一名間諜。

　　默庫爾按約定的時間準時來到我們在柏林郊區的一個隱蔽據點。他是個電機工程師，三十歲左右，細高個兒，一看就像是幹這行的人。他告訴我們，他在漢堡上大學時即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為黨的情報組織搜集情報並根據黨的指示參加了一個右翼青年團體。以後逐漸爬到了帝國社會黨主席弗里茨．多爾斯博士的私人秘書的位置。我隨後詳細地盤問了他，可還是感到有點蹊蹺。我們問到一些他說他認識的人，可他的回答與我們掌握的情況並不符。我們讓他回西柏林，第二天再來。我又一次研究了他的檔案。

　　第二天他來後，我和辛德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每當辛德對我們這位潛在的間諜不耐煩時就大聲呵斥道︰「你小子給我放老實點！」默庫爾越來越不能自圓其說，最後終於交代，早在一九四八年英國就派他打入共產黨的情報機構。現在仍在為英國人工作。他向我們提供的材料都是英國人拿來糊弄我們的。

　　審訊默庫爾一事隨後轉到國家安全部（成立於一九五○年二月八日）的第二把手米爾克手裡，最終由國家安全部部長親自處理。國家安全部部長對我們情報局始終懷有戒心，把我們看做是競爭對手。早在西班牙內戰時期，他與同是戰友的辛德就搞不到一起。對我就更看不上眼了。米爾克以雙重間諜罪名逮捕了默庫爾，把他交付審判。默庫爾最後被判了九年徒刑。

　　默庫爾一案不僅使西方警覺起來，而且也給我們自己敲響了警鐘。根據對他的提審以及他的交代我們得出結論，他對德國共產黨情報機構以及它與其他組織的關係瞭解甚深，遠遠超出了一個情報人員應知道的範圍。為此我們意識到，必須對德共地下情報機構總數為四十到五十的情報人員逐一仔細地審查甄別。好像解謎一樣，我先把派到西德的聯絡員和信使找來瞭解情況。這樣可以避免走漏風聲，傳到這些情報人員的耳朵裡。他們向我反映了違反祕密情報工作紀律的現象。我開始懷疑這個情報網已受到敵人的滲透。

　　我於是坐下來，畫了一張草圖，標明所有情報網之間的關係。這張圖看上去像是一張巨大無比的蜘蛛網。我像當年學航空工程學時那樣，在一張圖紙上畫了這張我自稱為蜘蛛網的草圖，上面用線條把所有信使、祕密據點和類似的內容聯結起來，把可疑的雙重間諜，情報來源和當地情報員分別塗成紅、藍、綠三色。各種方塊和線條還顯示了不同人之間的個人及工作關係。對一些疑難處和可能與敵方接過頭的事例標有特殊符號。

　　對別人來說，這張草圖好似天書一般。可它卻在我的腦海裡形成了一個清晰的輪廓，明確了下一步調查的方向和任務。弄清敵人對這一情報網滲透到何種程度至關重要。

　　我最終得出結論，如果西德情報機構願意的話，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個情報網一網打盡。實際上他們可能還不至於聰明到這個地步。但這種危險始終存在。倘若這一情報網被破獲的話，西德共產黨面臨的危險尤其大。我打定主意，與其等敵人下手，還不如主動解散整個組織，斷絕與西德所有共產黨耳目的聯繫。

　　我夾著這張草圖約見了烏布利希。當時東德的所有情報部門都歸他管。事先我向他強調了這次會報內容的絕密性質。他於是邀我去他位於潘科夫小區的家裡面談，而不是在辦公室召見我。潘科夫被東柏林人貶稱為「城中城」。這位東德領導人家中的陳設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審美觀，中產階級偏愛的結實耐用的傢具上面刻有裝飾性的花紋。

　　我在烏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攤開草圖，詳細地向他會報了我的分析結果。我建議斷絕與西德境內的共產黨情報機構的一切往來。凡是與之沾點兒邊的間諜一概不用。來見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談過這一想法。他與我不謀而合。當時西德當局準備取締共產黨是我們做出此決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九五六年，西德正式宣佈共產黨為非法組織。烏布利希對我們的建議表示贊同。從此以後，西德的德國共產黨成了我們情報局躲避的禁區。德國政治氣氛寬鬆後於一九六八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產黨同樣也是禁區。

　　一九五二年，我們召回了在海外的間諜。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也受到「別墅式的軟禁」和嚴厲的盤問。人們常好奇地問，我們對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麼手段。當時主要對他們施加心理壓力。這批人一向因為自己屬於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組成的集體感到自我的價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對他們表示信任，他們的心理馬上受到極大的壓力，根本無需威脅或是正式逮捕他們。只需把他們當做嫌疑犯加以審問，根據他們的回答就足以使我們確認他們是清白的，而不是什麼雙重間諜。當然，他們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釋放前，他們曾受到警告，不得把這一切說出去。所有的人都對此守口如瓶。

　　他們中有些人曾在反對納粹的鬥爭中表現英勇。有一個人甚至當年和我父親一起關在法國的集中營裡。一連幾週，他被軟禁在房間裡，問題弄清後才被釋放。有的人領到了退休金，有的則被分發到各省份從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祕密報告後，我們為大多數從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復了名節，並授予了獎章。布魯諾．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法國抵抗組織並肩作戰。撤回東德後，他被發落到馬克思城的一家工廠當普通辦事員。以後他曾任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副總檢察長。他指責我解散德共情報網的做法與史達林祕密警察頭子貝利亞式的殘酷手法如出一轍。事實並非如此。日後他聽說了像默庫爾這樣的雙重間諜案子後，終於理解了我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雖然怨氣未消。

　　少數幾名「予以保留」的間諜沒有被撤回，以後又重新啟用了他們，但我們把他們與新的情報網嚴格區分開來。為什麼要留下這幾個人呢？原因很簡單，我們發現敵人滲透的程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嚴重。西德的情報人員並不比我們多什麼絕招。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接到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的通知，去位於東柏林繁華市中心的中央委員會大樓見他。在入口處，我領到一張通行證。衛兵仔細檢查了這張通行證和我的身分證。當年黨中央總部大樓裡並沒有搞得戒備森嚴。大樓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後中央委員會總部搬到韋爾德舍爾廣場後情況就不同了。不過即使在當時，人們已經開始感覺到一個特權階層正在形成。這一階層最終完全脫離了民眾。

　　我來到烏布利希的外間辦公室。他正在開會，但很快就出來了。衣冠楚楚，蓄著兩撇向上翹的小鬍子的烏布利希把我領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親密的同事洛特的辦公室。我和洛特很熟，當年我倆在莫斯科的「德國民眾廣播電台」共事過。她熱情地跟我打招呼。烏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後把妻子支開。他以前見過我幾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題。他的一貫作風是談吐簡潔務實，而且從不直視對方眼睛。

　　烏布利希面無表情地告訴我，外國情報局成立以來一直任局長的阿克曼因為健康方面的原因請求辭職。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職並非身體不佳，而是烏布利希不喜歡他提出的走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德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觀點。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烏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辭職。五○年代的東德好似清教徒社會，婚外戀屬大逆不道。

　　「我們認為，你應當接管情報局，」烏布利希說。這個「我們」來頭不小。確切地說，它是指中央領導人。他既沒問我是否覺得自己能夠勝任，也沒徵求我對此事的意見。我毫無精神準備。當時我年僅二十多歲，在黨內地位並不高。我問烏布利希，外國情報局歸黨內哪位領導人負責。他讓我直接向他會報。

　　不到一刻鐘，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腦袋裡卻仍是一片混亂。回到辦公室，看到阿克曼下台後擔任代理局長的施塔爾曼正在等我。我內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對這項任命會如何回應。像他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經驗豐富的人難道會心甘情願地把權力讓給一個飛黃騰達的毛頭小伙子？沒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他打開保險櫃，取出裡面不多的幾份文件遞給我。研究文件從來就不是他的強項，卻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施塔爾曼把一串鑰匙順著桌面推給我，說︰「沒我事了。祝你好運！需要我幫忙，儘管說！」我趕忙出去買了套西裝，準備第一天上任時穿。想到馬上要坐到這張巨大的寫字檯後面，內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為什麼挑選只有一年零四個月情報工作經驗的我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剛剛成立，它的各級官員只能邊幹邊學了。阿克曼顯然推薦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與蘇聯千絲萬縷的聯繫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時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心甘情願在一個鎮壓機構工作。首先，我並不認為情報局是鎮壓機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責任感，黨的紀律以及冷戰時期的需要也決定了我不可能拒絕這項任命。

　　五○年代西方動輒指責我們不可能對周遭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理由是我們經歷過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覺出種種跡象。此話差矣。當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經歷恰恰產生了與此相反的效果。我們始終覺得史達林的所作所為乃出於不得已。面對兇惡的敵人，他不能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對二三十年代蘇聯國內冤假錯案波及面之廣，我們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以後捍衛蘇聯在東歐國家的戰略地位時，我們無法識別種種謊言和狹隘的報復行為。

　　鑒於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友處心積慮地阻撓我們在德國這塊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這一方為了實現宏偉理想也不得不採取一些曖昧的做法。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我們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為自己的這種行為做辯解，一九八九年才從夢中恍然驚醒。有些人稱我們的制度建立在彌天大謊之上。我仍無法接受他們對我們說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制度是建立在種種託辭之上的。

　　我接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後，烏布利希直接領導我們只有半年左右的時間。一九五三年春天時，我們局已歸威廉．蔡司領導。蔡司是政治局委員，兼任國家安全部部長。他閱歷豐富，是一位受尊敬的東德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曾在中國執行過祕密使命。西班牙內戰時，他擔任國際縱隊第十一旅旅長。我們倆配合得很好。換言之，他放手讓我開展工作。每週他只給我一小時會報工作。還沒等我講到存在的問題，時間就到了。他篤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正在主持編輯新德語版列寧選集。他更願意討論這部選集的翻譯問題，而不是聽我會報。他的寫字檯上通常堆放著這套選集的翻譯手稿，而不是我們遞交的情報。

　　一九五三年的復活節剛過去不久，我上任後的第一場大禍從天而降。我們局內經濟情報處的官員克勞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個叛逃的東德情報官員。這件事後來被稱為火山事件。我個人受到沉重打擊。我由此意識到，新組建不久的外國情報局的安全還遠遠沒有得到保障。不僅如此，克勞斯選擇了一個假日週末叛逃，一連幾天都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蹤。西德反情報機構因而有足夠的時間從他那裡瞭解到他掌握的潛伏在西德境內的東德間諜的一切情況，並動手將他們逮捕。而我們仍未意識到他們處境危險，更不要說想辦法營救他們了。西德副總理弗朗茨．布呂歇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克勞斯提供的情況，西德一共逮捕了三十五名間諜。他這是誇大其詞。我們決不會允許任何情報官員瞭解我們在一個敵國內如此多的間諜的真實身分。原來西德反情報機構為自己取得的首次重大勝利手舞足蹈，極度亢奮中誤捕了一些無辜的商人。這些商人與東德有生意往來，可根本不是什麼間諜。

　　克勞斯的背叛給我們造成了重大的損失。至少六名卓有成效的間諜落入敵手，包括桑代克。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紀錄片製片人，在這一職業的掩護下為我們搜集情報。桑代克出身於顯赫的漢莎家族。透過他的社會關係，我們試圖打入漢堡有權勢的政治經濟圈子裡。克勞斯叛逃時他並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但一個小圈套使他落了網。西德反情報機構給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媽病重的電報。他一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只好將他釋放。他回到東德，在我們這一邊重新操起了拍電影的老本行。蔡司溫和地責備了我一句︰「米沙，你還太嫩了點。」

　　接下去的幾個月裡，我們徹底整頓了情報局。物色合適可靠的人選是一件費力耗錢的事。調查這些人選的政治可靠程度、社會關係和性格需要時間。我們尋找的是有政治覺悟的青年，信仰社會主義，願意為祖國和我們的事業獻身。至於潛伏的間諜人選在西德是否有親戚我們並不在乎。這同總部從業人員的徵聘政策完全不同。後者絕對不能有任何海外關係。實際上，未來的間諜在西德有親戚不是壞事。他們可以借此直接進入聯邦德國，無需經過難民營。

　　管一個間諜的訓練由以後直接管他的人親自負責。如果要搜集的情報涉及科技方面，還要對他進行特別培養訓練。在西德潛伏下來後，我們的間諜一般先找一份體力活悄然幹上一段，為以後在西德尋求職業上的更大發展做鋪墊。因此，我們更喜歡會一門手藝或在某一領域具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候選人。幾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國外的學生和年輕科學家都在研究機構或我們感興趣的公司裡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凱爾斯魯厄和漢堡的聯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蘭克福的美國人建立的巴特萊研究所。德國最大的電子公司西門子、ＩＢＭ德國分公司，以及德國大化學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爾。考慮到一旦反對德國軍事化的浪潮過去之後，西德的武器製造商早晚會恢復軍工生產，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爾科這樣的公司裡也安插了人。

　　我們的人有的打入了絕密部門，有的當上了大公司的高級主管。我們還利用兩個德國的科學家之間的官方和私人交往開展工作。當時的環境對我們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很有利。隨著國際情勢的演變，兩個德國的科學家對原子彈及生物化學武器的危險憂心忡忡。這些二次大戰期間參與了研製原子彈的科學家對原子彈產生的後果深感震動。這批人尤其是我方間諜的重點發展目標。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的逝世震撼了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引發了克里姆林宮內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東歐各國主導層內人人自危。我和眾多崇拜史達林的人一樣，聽到這個消息後無比悲痛，同時也感到迷惘。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現在他不在了，以後的路該怎麼走實在難以想像。

　　烏布利希把寶押在史達林身邊的極端保守分子身上，以為他們會在這場權利角逐中獲勝。為討好新的蘇共領導人，他頑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即高稅收，緊通貨的政策。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業的發展，並把個體企業者推向破產。突然發起的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的運動還給大農場和農業企業造成了損害。宗教活動進一步受到限制。

　　以上政策遭到激烈的抵制。農民和小生產者要嘛消極怠工，要嘛根本停工不幹。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東德總理奧特．格羅提握警告說，國家將面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然而烏布利希對此置若罔聞。他是透過正統的史達林理論的有色眼鏡看待對他的計畫的抵制的。根據這一理論，隨著社會主義變革的不斷深化，階級鬥爭也會越來越激烈。

　　一九五三年春天，政府下令工廠、重型企業、建築行業的生產指標上調百分之十。與此同時，還大幅度提升了基本食品價格。東德民眾對上面強行規定的增產漲價措施忍無可忍，公開在工廠和商店發洩不滿。僅一九五三年頭四個月裡，就有十二萬多人逃離了東德。三十六年後的一九八九年，同一幕還將再次重演。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頭腦僵化的東德領導人面對大出血只會空談，或是打腫臉充胖子。當東德的工人、教師、工程師、醫生和護士也加入了外逃大軍後，據說烏布利希揚言︰「階級敵人走光了，我們的隊伍會更純潔。」

　　由於擔心東德的局勢動盪會導致整個東德的垮臺，烏布利希又一意孤行，莫斯科於是插手干預了。當時忙於在史達林死後的領導班子裡爭奪權力的貝利亞主持起草了一份文件，題為《關於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狀況的措施》。在當時那個不知改革開放為何物的時代，蘇聯承認東方陣營裡存在問題這一點就頗不尋常。

　　蘇聯像對待頑皮的男生一樣把東德共產黨政治局的主要成員招到莫斯科，命令他們盡快貫徹貝利亞起草的這份文件的精神。這將意味著促進小企業的發展，放棄烏布利希的指令性經濟政策，放寬他對所謂意識型態上的「內部敵人」的嚴厲限制，例如開明的知識分子和教會。東德領導人對此很不以為然。貝利亞的如意算盤是讓東德先富起來，然後再把這塊肥肉轉手西德，以換取西德的中立，甚至爭取使它獲得非軍事化的地位。

　　一九五三年東柏林爆發起義前夕，我正與家人在波羅的海海濱度假，讀海明威之餘，跟孩子們一起玩耍。對於一個情報首腦來說，承認這一點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這次難得的度假是我的上司蔡司一再敦促的結果。我有一次找他反映外國情報局經費奇缺的情況時，他實在不耐煩了，沒好氣地甩給我一句話︰「米沙，現在有更重要的事等著處理！」隨後他馬上緩和下來，問我︰「你上次休假是什麼時候？你先給我開車去藍色別墅，求我的事回來再說。」

　　位於普裡羅的藍色別墅是國家安全部部長在波羅的海的度假別墅。被請到這裡度假是種殊榮。在這幢幽雅的政府別墅裡，我從德共政治局六月十六日發佈的公報中感覺到東德領導人的驚惶失措。政治局和政府在公報裡承認犯了嚴重錯誤，並宣佈取消提升產量和食品價格的措施，削減對重工業的投資，增加消費品的生產。烏布利希強行關閉的私人企業將獲准重新營業。烏布利希這回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然而，一切已經為時已晚。

　　六月十七日早上，美國占領區的廣播電台報導說，建築工人從史達林大街遊行到政府辦公大樓（第三帝國時期，戈林的航空部曾設在這裡），要求廢除新的生產定額，提升工資，改善工作條件。防暴警察封鎖了這棟大樓周遭地區，氣氛十分緊張。示威者要求見烏布利希和格羅提握。工業部部長弗里茨．澤爾布曼出面接見了示威者，試圖說服他們，但毫無結果。

　　西德情報機構，確切地說，得到美國人支持的西德掩護組織在擴大這次事態方面捲入到何種程度有不同的說法。工業部門裡滲透了不少西德人員。對所有渴望東德垮臺，從而實現德國統一的人來說，六月份的局勢發展顯然是一次天賜良機。導致事態發展到這一步的根本原因還是東德共產黨經濟政策上的失誤以及烏布利希的高壓政策。烏布利希最後還是露了面，但他不敢見示威群眾。他們此時已喊出「打倒山羊鬍子！」的口號。這是指他下巴上蓄的列寧式的翹鬍子。烏布利希選擇了一個更為安全的場合──一次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露面表態。這一次他看上去全然沒有了往日生硬的專橫，顯得心神不定。

　　黃昏時分，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已成了整個事件的協調人，廣播呼籲人們上街遊行，還提供了具體的遊行時間和地點。一個接一個的工廠加入了罷工。各路示威者的隊伍彙集在聯結美、蘇、英、法四國佔領區的波茲坦廣場。來自西德的人群也紛紛湧向勃蘭登堡大門，狂呼推翻共產黨政府的口號。下午一點，東柏林的蘇聯駐軍司令下令戒嚴，坦克隨即開進市內。

　　我決定返回柏林。我們沿著波羅的海海濱通往柏林的公路走到高柏林還有一個半小時路程的新施特雷利茨市時，在蘇聯士兵設置的一個路障前受阻。我亮出特別通行證，仍無濟於事。蘇軍罔顧我們的抗議，把我們連同其他的「可疑分子」關到了指揮所的地下室裡。被關押的幾個小時裡，我不禁想，在我們這部分德國領土上到底誰說了算？！多虧我精通俄語，包括俄語裡最粗野的土話，蘇聯士兵才終於允許我見他們的長官。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紹後，他揮手放行。

　　我回到了位於東柏林潘科夫小區的家。東德領導人就住在這一帶。一個集機床、重工程和家用電器為一體的聯合大企業的工人遊行隊伍從我家門前走過。父親在市中心險些遭一群暴徒毆打。他斬釘截鐵地說，許多參加示威的年輕人來自西柏林。這些人使他想起希特勒早期充斥街頭的褐衫隊的惡棍。他的話今天聽起來好像是共產黨宣傳的老一套。但不要忘了，這次事件距納粹在德國的覆滅僅隔八年。借用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一句話說，感到「剛下過崽的母狗仍在發情」並不為怪。

　　我們對周遭人們的暴力行為和發洩出的仇恨感到震驚。像我這樣的人屬於新社會裡的內圈人士。這次事件使我猛然驚醒，認識到我們可愛的制度是多麼不得人心。這次事件中一共死了多少人從來沒有統計過，總數大約在一百到二百人之間。我心裡清楚，東德領導人編造出的「法西斯冒險主義」或「反革命政變」完全是欺人之談。然而，我的信仰並沒有因此而動搖。我天真地想，我們可以從這次民眾反抗中汲取教訓，更好地建設國家。

　　身為外國情報局的首腦，我的職責是查明是否有任何外部勢力插手了這次起義。當時我就感到這不過是東德領導人玩弄的一種伎倆。一旦蘇聯人罵他們無能，他們可以以此為藉口替自己辯護。搜集各種報刊雜誌上的文章、書籍以及其他文件材料來證明美國和西德圖謀顛覆民主德國並不難。當時國際關係的大氣候就是這樣。美國思想家詹姆士．伯納姆在他所著的《挫敗蘇聯帝國主義》一書裡鼓吹對社會主義陣營開展顛覆活動，包括利用「社會不法分子」尋舋鬧事，或由我們的老對頭，位於西柏林的受中央情報局指使的「反對非人道行為縱隊」和「律師調查委員會」帶頭，共同起來推翻共產黨政權。

　　我們從安插在美國軍事代表團內的一名間諜那裡獲悉，起義前一週，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和在國務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諾曾到過西柏林（這個間諜名叫比爾克，任勞聯──產聯駐西德代表貝克的翻譯。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滲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會裡。）我們還截獲了《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瓦爾特．沙利文發給曼哈頓總社的一份電報。電文是︰「如果沒有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的鼎力相助，根本不會有什麼騷亂。從星期三早上五點起，美國設在柏林的宣傳電台就開始向東德全國各地播放詳盡的指示。」

　　我們的任務是搜集有關這次起義的背景的情報。至於我們的領導人根據這些情報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就不是我們分內的事了。烏布利希極為重視的一條消息幾乎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西柏林工會組織計畫在六月十六日這一天的晚上組織一次遊船活動，並邀請了部分東德獨立工會成員參加。我們的情報人員報告說，邀請不是透過信件寄出的，而是電話通知。邀請人每次打電話時都提到「汽船」兩個字。烏布利希馬上把這看成是六月十七日起義的暗語。這種解釋顯然是對事實的誇大。

　　不無諷刺的是，這次起義反而鞏固了烏布利希的權力。經歷了如此嚴重的動盪之後，蘇聯人根本不可能會冒著讓局勢進一步動盪的風險把他搞下台。而且貝利亞剛剛在史達林死後的第一場清洗中被除掉。蔡司和德共機關報（新德意志報）的總編魯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贊成改革。烏布利希於是有了把對手排擠掉的絕好藉口。倆人均被烏布利希的忠實追隨者取代。烏布利希本人則以史達林般的殘酷無情開始清除反對他的人。

　　從此，一種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氣氛籠罩了東德。以後的年月裡，東德人始終生活在這一陰影之中。我當時已感覺到了這一點。但我的世界觀和信念依然不變。西方讀者對此可能會迷惑不解。在親眼目睹了街頭流血和烏布利希對我們明知是正直的人們進行清洗之後，為什麼我們沒有想過與他拉開距離或是進行抵制？根據列寧死後所有共產黨遵循的理論和實踐，任何公開批評現任黨的總書記的人，都是階級敵人的幫兇。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這好比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對上帝表示不敬。

　　遭清洗的人對烏布利希強加給他們的各種罪名沉默無語。只有經歷過史達林時代的大清洗，懂得黨的約束力量的人恐怕才會理解，為什麼這些人不為自己辯護。他們畢生為革命事業奮鬥，現在與黨抗爭將意味著與過去徹底決裂。沉默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們深知事情已無可挽回。開口申辯結果只能更糟。

　　赫恩施塔特和蔡司也加入了烏布利希鞏固權力過程中眾多受害者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赫恩施塔特曾效力於蘇聯軍事情報機構格魯烏，在華沙建立了一個出色的情報網。他吸收的兩名間諜，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芳爾莎。施特伯和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外交官凱格爾，曾及時提供了德國定於一九四一年進攻蘇聯的情報。得知自己過去作出的貢獻如今已被一筆勾銷，他一定痛苦萬分。我對赫恩施塔特滿懷同情。雖然他在東德被打入了另冊，但在我的爭取下，八○年代我們拍了一部反映他在情報工作上的卓越貢獻的紀錄片給年輕的情報人員看。儘管得不到官方的承認，至少他在間諜中將受到懷念。

　　多年後，我讀了赫恩施塔特在位於梅澤堡的國家中央檔案館工作期間寫的日記。人們可以從這本日記中感受到他苦苦思考一個不斷出現的疑問︰「難道我比黨更聰明嗎？」雖然他受到黨的迫害並對官方推行的那一套僵硬理論的後果看得很清楚，這個疑問仍在折磨著他。和蔡司、阿克曼一樣，他把種種疑問埋藏在心裡，只在筆記裡記下自己的心路歷程，留給後代。在他之前，無數的共產黨員默默地忍受了屈辱。赫恩施塔特也不例外。他們都嚴守一條共產黨員的基本準則︰永遠不做對黨不利的事。

　　沒有一個人想過向那些惡毒攻擊我們用鮮血換來的政權的敵人提供砲彈。知識分子還要多一層精神負擔。他們總是試圖博得一個致力於工人階級勝利的黨的信任。我父親和其他作家、思想家經常在黨的會議上小心翼翼地回答嚴厲的質問。在東德，「知識分子」一詞無論在黨內還是在國家安全部內都帶有貶義的意味。許多人為了表白自己沒有「脫離群眾」或「驕傲自大」，拚命強調工人階級的領導，對打著工人階級旗號所做的種種蠢事忍氣吞聲。不承認這種心態的巨大影響，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在以後的歲月裡始終信仰不變。

　　蔡司被解除安全部部長的職務後，我本人的工作以及我領導的局都發生了變動。我仍留在情報局，被任命為新任局長沃爾韋伯的副手。沃爾韋伯很少過問具體的情報工作，但對我們搜集的政治情報興趣盎然。他身材矮胖，嘴上總是叼著一支雪茄。每逢討論政治情報時，他喜歡在辦公室的地毯上不停地踱來踱去，推測西德各種人物和他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是否有什麼可乘之機。

　　沃爾韋伯同主管反情報機構的米爾克完全屬於不同類型的人。反情報機構的任務是整肅國內的特務。米爾克反對我主管國外情報工作。他把我看成是競爭對手。無論我倆同級時，還是後來他擔任國家安全部部長，成了我的上司時，他一直在背後搗我的鬼。三○年代，他曾是德國共產黨內懲辦納粹匪徒的暗殺小組成員，對敵人殘酷無情。一九五三年，黨決定審查他在處理一九五三年起義時是否工作不力。他因此一蹶不振。我於是先於他被提升為沃爾韋伯的副手之一。他始終對我耿耿於懷。許多年後，我才知道，沃爾韋伯被解職後，ＫＧＢ派駐柏林的人皮托夫拉諾夫和蘇聯駐民主德國大使格奧爾吉．普希金與烏布利希討論繼任的人選。普希金說︰「你們還找什麼？有一個現成的人嘛！沃爾夫。」但最終這一位置還是給了米爾克。他是烏布利希的警犬。

　　即使是依照情報這一行裡適用的獨特的道德標準來衡量，米爾克也是一個性格不健全的人，還是一個健身狂。他對搜集情報幾乎達到癡迷的程度，不僅是他下令二十四小時監視持不同政見的嫌疑分子，還監視自己同事。他急於在領導人中發現隱藏的叛徒，並向我許諾，如果我能夠從一九四五年後存放納粹檔案的西柏林美國文件中心搞到某種證據，證明有哪個東德政治家在第三帝國時期曾與納粹同流合污的話，他將授予我崇高的榮譽。任何事情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多低級趣味的材料他都要收進辦公室保險櫃的紅夾子裡去。

　　一次，我下面的一個人頗為困惑地向我會報說，他看見昂納克（當時是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的頭頭，後來成為東德領導人）在一個黃昏把司機打發走後，偷偷鑽入東柏林的僻靜小巷中。我一聽就知道，昂納克一定是去和情婦幽會。那時他已結婚，妻子也是一名國家幹部。我把這件事當笑話說給米爾克聽。「這種材料無需放在檔案裡，」我邊說邊準備隨手將材料扔掉。「別扔，別扔！」這位反情報機構的首腦忙不迭地阻止我。「把材料給我。誰知道以後會不會有用？」於是他的紅夾子裡收藏的昂納克一生中不甚光彩的材料當中又多了一份。幾十年後的一九八九年，當檢察官搜查米爾克的辦公室時，發現了這份材料。

　　清洗一旦開始就難以止住。四年後，烏布利希施展手腕，又一次把沃爾韋伯免職，安排米爾克接任國家安全部部長。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坐到一九八九年才下台。米爾克的辭職猶如一場鬧劇。他在東德議會上裝模作樣地和大家告別說︰「我愛你們所有的人。」

第五章　邊幹邊學

　　五○年代初的德國像一張巨大無比的蛛網。各種公開或祕密的關係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陣營裡的人都有難言之隱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關係。沒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賴。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活在神經高度緊張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懷爾德拍攝的反映美國占領區生活的電影，尤其是《域外戀》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攝的反映蘇聯占領區初期日子的電影，均捕捉到了這種氣氛。

　　兩個德國均稱，它們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統一。鑒於戰後德國的分裂源於戰勝國之間的利害衝突，我個人覺得這一目標在可預見的將來根本無法實現。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境內的騷亂也堅定了華盛頓和倫敦的信心︰擊退蘇聯勢力擴張的戰略一定會奏效。由於受到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方面的壓力，統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裝西德，將其拉入西方軍事同盟置於議程之首。儘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仍然死抱住德國統一的口號不放，全然罔顧大批的東德公民移居海外。

　　我國領導人最關切的是設法使東德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徵。他們內心深處始終無法擺脫「第二個德國」與生俱來的脆弱感。一種近乎於荒誕的愛國主義崇拜應運而生。我們設計了自己的軍禮服。我本人就有五套。對一個從未服過役的人來說，成就可謂不小。在這期間，烏布利希鼓吹的一個頗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軍事象徵手段。鑒於我們曾批評西德沿襲希特勒軍隊的好戰的民族主義道統，這一做法無異於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九五一年在東柏林舉行的蘇聯陣營內的世界青年運動會上，第一次公開演奏了道統的軍樂。我和許多共產黨人一樣，對此深感不安。我們一直認為，這種尚武主義與音樂的結合構成了納粹主義的溫床。當進行曲響起的時候，我轉過身，問和我一起站在觀禮台上的俄國猶太人作家愛倫堡對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俄國人那樣聳聳肩，回答說︰「德國人一向喜歡正步走。」

　　與此同時，我們新成立不久的情報局正在埋頭熟悉情報這一行。一個情報機構剛成立時，難免會受到墨菲法則的影響。在科技領域尤其易於犯錯誤或是作出錯誤的判斷。

　　五○年代期間，成千上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源源不斷地透過當時幾乎完全開放的邊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一九五三年六月的起義之後，外流的人數大幅度增加。起義後的三年裡，民主德國一千八百萬人口中有將近五十萬人逃到西德。

　　我們的間諜混雜在人群裡進入西德並不困難。他們通常年紀很輕，堅信共產主義。日後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這批人鋪的路。他們到了西德後，一般被收容在難民營裡並受到盤問。不過只要事先編好一個可信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親戚，夾在大批新移民裡很容易矇混過關。我們的人打出各種各樣的幌子，如想隱瞞過去曾是納粹黨員或黨衛軍成員的歷史，但被發現了，或是發洩過對政府的不滿言論。我們甚至還把這類含有「污點」的材料放進其他部保存的關於此人的個人檔案裡。即使西德反情報機構設法搞到了哪個間諜在東德的檔案，也難辨真偽。我們局不用西德有親戚的人，以防西德情報機構倣傚我們的辦法，也透過親屬關係打入到我們內部。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間諜都執行一項預定的任務。間諜的培養訓練採取人盯人的辦法。每名間諜的訓練由主管這項任務的聯絡官負責。訓練的內容僅限於情報工作的基本知識以及獲取我們所需情報的一些技巧。讓他們掌握與自己任務無關的知識和技能毫無意義。這樣做有時反而使他們的任務不必要地複雜化，從而增大風險。時機成熟時，我們還把間諜從西德召回東德，接受新的訓練。

　　我們的間諜去的是西德，一個和我們有著同樣的語言和文化的國家。這顯然是一個有利條件。蘇聯派間諜滲透到美國就難多了。反之亦然。隨著兩個德國分裂的日益加劇，派人潛入西德越來越難。柏林圍牆修建後，中間混有我們間諜的絡繹不絕的東德移民一下子變成涓涓細流。這意味著，間諜事先為自己編造好的履歷更要滴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還是處於劣勢。因為從西德移居東德的人寥若晨星。這樣的人一旦到了東德，馬上受到嚴密的監視。不過話說回來，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東德。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大批對現實不滿的東德公民中間收買人做間諜。

　　在西德站穩腳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機構的手續。為了應付這些手續，我們的大部分間諜通常先找一份簡單的體力活幹上一段時間。具有某種手藝或在某個行業有工作經驗的人選因此更受歡迎。但不是所有的間諜都經過這一階段。前面已提到過，當時東德移居海外的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和理工科的學生都在我們感興趣的公司或研究機構裡找到了工作。此外，我們還透過與西德科學家非正式的接觸瞭解到一些情況。他們中不少人對原子彈和生物化學武器構成的威脅憂心忡忡。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的襲擊使他們身心受到極大的震動。這批人成了我們套取情報的方便來源。

　　有些間諜設法打入了嚴格守密的單位。有的當上了大公司的高級主管。然而，刺探到作出重大決策的波昂軍事與政治核心的內部機密則難上加難。

　　一九五三年的動盪過去之後，次年在波昂召開的西方盟國外長會議成為我們最關注的對象。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國門口召開這樣的會議。上面會要我搜集什麼樣的情報，我心裡沒底。蘇聯人像往常一樣要我們制定出一項具體的行動方案。抱著碰碰運氣的心理，我絞盡腦汁起草了一份行動計畫，希望我的部下能夠搞到大量的高品質的情報。

　　莫斯科派來的特別顧問仔細研究了攤在我辦公桌上的草圖，然後像一名找到發動機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樣對我說︰「會議期間還需要有一個『瑪莉娜』。」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瑪莉娜一詞在俄語裡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說，我們的這位ＫＧＢ朋友這裡不會指水果甜食。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詞在俄語土話裡還有妓院的意思。他是指我們的人應設法把偶爾走出會場的官員引到妓院裡消遣消遣。

　　當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報。此事過去多年後我才摸索出了一套辦法。可我不想在蘇聯同事面前顯得自己幼稚無知，於是指示部下火速將位於東柏林南面的一棟我們有時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個妓院兼陷阱。客廳裡安裝了竊聽器。臥室的燈具裡面藏了一台紅外線閃光照相機。當時這類器材還十分落後。攝影師不得不龜縮在臥室狹小的衣櫥裡，直到屋裡的人離開才能出來。

　　下一個難題是物色合適的妓女。我們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緝捕隊隊長的高級官員（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東德與西德攜手打擊賣淫和色情行業。）。他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儘管賣淫這一最古老的行業在我們這個清教徒的新社會裡轉入了地下，可他對妓女經常出沒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們瞭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們帶到了穆拉克。這一帶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場中最差的。我那時的上司幹了一輩子情報工作，對這種事早已見多不怪。他打電話告訴我︰「那兒的女人，一馬克讓你玩你都不想沾她們的邊兒。」

　　沒辦法，我們只好把正統的理論置諸腦後，本能地求助於自由經濟的刺激手段。在凱爾．馬克思大街上的一個牛奶飲食店裡，我們遇到幾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儘管她們白天都有一份正當的職業，但表示為了社會主義祖國，願意晚上再幹一份不那麼正當的活兒。根據制定的計畫，我們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聞中心以及外長會議地點附近的餐館和酒吧裡，伺機邀請與會的官員或顧問共飲。如果談得投機，便把他們領回「瑪莉娜」，參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會」。

　　迄今為止，一切順利。然而午夜時分，我的電話突然響了。出現了一個「未曾料到的情況」。有人要求對這些女孩進行衛生檢查。結果發現其中一位並不像自己所說的那樣檢點。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將她從這次行動中除名。

　　西方外長會議開幕了。我們佈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沒有一位客人上鉤。那一年西方部長們的幕僚們品行好得不一般，因為只有一位西德記者上鉤，而且還是會議結束後的那天晚上。我們的人慇勤地陪著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就各位。誰知杯盞交錯中我們負責當晚行動的頭頭不小心誤喝了為客人準備的攙了春藥的酒。當晚安排的最後一項節目是看黃色電影。這類電影在東德當然受到禁止。不過每當我們需要時，原緝捕隊隊長總能給我們變出幾盤來。喝了春藥的這位頭頭看得目不轉睛。而他的獵物卻對電影和姑娘毫無興趣，躲到廚房裡與女傭人聊起天來。

　　第二天早上，那位記者是唯一頭腦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願意為我們做事。這次行動總算有所斬獲，不過實在得不償失。我們給頗為失望的女招待付了錢，打發她們回家，並嚴厲警告她們不得對任何人說起這次砸鍋的行動。

　　此事後來還有一個奇怪的結局。我們派人去見這位記者時，他未露面。出來見我們的是一位叫馮．努許斯的同事。他自我介紹說，他在發行量很大的西德《明鏡》週刊工作。這種安排是他倆事先商量好的，還是西德反情報機構策劃的，我始終不得而知。努許斯倒是極為熱心，說他認識部長周遭的人。我對他的話半信半疑。不過以後許多年裡他向我們提供的情報同我們透過其他來源得到的情報相符。努許斯後來當上了《快捷》畫刊的總編。這份發行量很大的右翼雜誌是東德的死敵。任總編期間，他繼續為我們做事。

　　我們開始利用萊比錫貿易交易會同商界人士發展關係，並透過他們結識保守的政治家和社會知名人士。後者認為，與東德保持合作關係可以確保兩個德國之間不致爆發全面衝突。東西德商人在萊比錫交易會上達成的交易受到西方戰略物資禁運規定的嚴格限制。甚至像鋼管這樣的基本商品也在禁運之列。為了繞過這些限制，商人們很自然地彼此建立了祕密的聯繫方法，偷偷做非法買賣。東德黨中央下屬一個部，專門負責從事這類祕密商業交易。以後我們情報局接管了該部的大部分職能。我常常借用濫了的高級貿易代表或部長理事會的代表的身分去萊比錫。

　　我和施泰因呂克就是這麼認識的。他是西德的一位鋼材貿易批發商，同一些工業鉅子私交很好，如奧特．馮．阿梅龍根。阿梅龍根家族擁有的鋼材公司二○年代初期率先與蘇聯做生意，並參與修建了滿洲裡的鐵路。一次我與施泰因呂克一起吃晚飯，席間告訴他我是東德內政部的一名將軍。我倆一見如故。第二天上午，在西德鋼鐵聯合會的一次內部會議上，他把我作為他的同事介紹給了聯合會的董事莫姆森。有施泰因呂克陪伴在我左右，這個詭秘的上層社會小集團裡似乎沒有一位紳士注意到我的在場，更不要說介意了。施泰因呂克的妻子韋爾哈恩出身於資本主義德國最顯赫的家族之一。她哥哥是阿登納的女婿。我聽說後興奮異常。她的嫂子是西德天主教會頭號人物弗林斯大主教的姪女。

　　我與施泰因呂克的關係經歷許多春秋。為了不使聯繫中斷，我隔一段時間就請施泰因呂克吃晚飯，還為自己編造了一套關於我家庭的謊話。位於勞赫凡韋爾德的一棟小樓充當我的家。東德電視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員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請施泰因呂克來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掛在牆上。隨著軍火交易越做越大，我與施泰因呂克的交談也越來越有價值。七○年代中期時，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顧問，與西德空軍司令來往頻繁，對巴伐利亞州的政治領袖、西德國防部長約瑟夫．施特勞斯的活動也有所瞭解。我從來沒有試圖發展他做間諜，也沒有請他為我們搞情報，雖然他應該可以猜到我是幹什麼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實身分的話。我倆之間最後斷絕關係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呂克的朋友鮑爾。

　　鮑爾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動物脂肪換取東德勞西茨地區產的毛皮。幹這一行當似乎很難發大財，而鮑爾顯然很富有。我們的懷疑不無道理。一九四五年前的某個時候，他曾在弗利克工業集團擔任過高級職務。弗利克集團戰前擁有利潤頗豐的勞西茨褐煤產區。我們找到了一張他在一次教會活動中與阿登納站在一起的照片。這張照片同他平時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兩人。我們懷疑，他的背後是希望德國有一天統一的西德大工業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們先在東德站住腳。根據東德的刑法，他的行為既屬於特務活動，又是顛覆行為。我於是有了讓鮑爾就範的籌碼。至少我是這麼以為的。

　　我知道他同一個名叫漢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吉努斯曾在德國中產階級抵抗運動與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之間穿針引線。掌握了這一情況後，我決定與鮑爾全面攤牌。我約他在東柏林一家專門招待政府貴賓的約翰尼斯霍夫大飯店見面。鮑爾長得又矮又胖，穿一件舊西裝，簡直難以想像此人是個圓滑的間諜。施泰因呂克顯然很欣賞自己新扮演的中間人角色。見面前他告訴鮑爾，我是內政部主管經濟事務的一位高級官員。我與鮑爾的談話持續了幾個小時。其間我打出了一張又一張牌，但一無所獲。無論問到什麼問題，他都對答如流。面對我的步步緊逼，他從容不迫。甚至當我揭他的老底，告訴他我們知道他與美國人有聯繫時，他仍然絲毫方寸不亂。這是我手裡握有的最後一張王牌，然而卻完全失效了。

　　這個不修邊幅的商人原來是隻老狐狸。我這個年輕氣盛的情報官遠遠不是他的對手。由於他與上層社會關係很深，我們不便對他進行訛詐。透過這件事我吸取了一條有益的教訓︰一名情報人員切忌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實力。

　　我對鮑爾真實身分的推測很快得到了驗證。下一次與施泰因呂克見面的日子到來時，他沒有露面。美國情報機構對他進行了極不客氣的盤問，並告訴他我的真實身分，警告他以後不要再與我保持聯繫。施泰因呂克認真記取了這一告誡。以後的歲月裡，他繼續加深與德國和美國武器商的關係。當初我對他感興趣的原因也恰恰在於此。

　　由於我的冒失，結果失去了一個寶貴的關係。施泰因呂克本來可以繼續心照不宣地為我們做事。我們經過多年的實踐摸索，逐漸改進了收買人的方法。我們認識到，勸說有可能為我們搞情報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簽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動機願意與一個敵國的情報機構打交道。若要將這種關係明朗化，他們則會避而遠之。他們其實更喜歡一種含糊不清的關係。我告誡過手下的人︰如果你覺得對方的回答會是否定的，最好別問。切忌用官僚機構的繁文禮節來束縛活人。多年來，我們逐漸廢除了蘇聯祖師爺熱中搞的形式主義的那一套，並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們還想方設法打入克虜伯這個龐大的軍火工業王國並試圖爭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虜伯廠的董事會成員，喜愛藝術。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瞭解東德。對波昂政府壓制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的立場他曾提出過批評。然而我們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圖，他同我們拉關係僅僅是為了替克虜伯撈取好處。

　　在一次討論德國統一問題的大會上，我們與維德曼不期而遇。維德曼是德國統一的積極鼓吹者，也是維爾特（魏瑪共和國期間曾任參贊）的一位老朋友。維德曼表示，光在口頭上反對加強華盛頓與波昂的聯盟還不夠，並暗示我們資助他在波昂開個公司。我聽後十分欣喜，於是和他簽了一個合約，其中規定了公司上繳給我們的盈餘部分。對我們情報局來說，涉足風險資本投資還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在我們的資助下，維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資收入勞動者提供經濟援助事務所。這是一個遊說團體可以在政府各部門和其僱員中開展活動。透過這一管道，我們與魯道夫．克里勒搭上了線。克里勒是西德總理府內一個部門的頭頭，負責防務政策和軍事聯盟問題。這位極有權勢的官員經常光顧我們這家事務所，開懷暢飲萊茵地區產的葡萄酒的同時還透露一些有關德國政治內幕的小道消息。

　　這次成功刺激了我們的胃口。我們打算將這個事務所擴大為一個非法巢穴（情報行業裡的術語，指一項長期潛伏任務）。東西德關係緊張時，它可以成為一個聯絡點。我們在事務所裡安插了一名特務，負責偷錄來訪官員的交談，兼接受、處理和向國內會報情報。我們還吸收了維德曼的女友，給她起了個化名，叫埃里斯。她的上司在西德總理府內工作。不過有一個問題令人難堪。雖然維德曼能言善辯，卻經商乏術。事務所的日常開支大大超過了它的收入。這種情況不可能對外界隱瞞很久。我們推斷西德的反情報機構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納稅記錄。無需多久，它就會納悶，這家事務所的經費從何而來。一切結束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快。情報局總部裡的一個從業人員叛逃到西德。因為擔心事務所裡的這名特務會因此暴露，我們把他撤回東德。

　　所幸還有埃里斯。不過她的上司後來從總理府調到科學教育部。我們對她的興趣也隨之減少。她在該部工作的十年裡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政府資助的敏感的研究項目的詳細材料。據此我們制定了自己的竊取科技情報的計畫。

　　五○年代初期，除了維德曼的事務所外，還有一位家在波昂的迷人女老闆似乎也極有發展前途。查閱東德準備大赦釋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單時，蘇珊這個名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一九五一年她參加萊比錫貿易交易會時，東德反情報機構以間諜罪將她逮捕並判處八年徒刑。她的檔案裡職業一欄填寫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對她產生了興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將獲釋時約見了她。走進接待室，他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婦女，年齡約在三十四到三十五歲之間，雖身著囚服，眉宇間卻透著倔強和自信。對於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認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絲毫不想取悅扣押她的人。同時，她還談了自己對德國面臨的問題以及阿登納的親美政策的看法。我們的人問她，是否願意換個場合繼續談下去。她被釋放後，兩人再次在東柏林的華沙大橋上見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後向我們提供情報。我們給她起了個化名，叫莉蒂亞。

　　令我們欣喜的是蘇珊在波昂安了家，還辦起了一家沙龍。一些知名人士常在這裡聚會，討論政治和文化。透過蘇珊，我們得到了有關西德政治黨派中一個極右組織的很有價值的情報。這個名叫救援自由的組織的頭目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澤爾。該組織透過海外人士插手東歐各國，並與奧匈帝國皇室的後代、政治上極為活躍的奧特．馮．哈布玆堡結成同盟。巴澤爾日後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的寶座，並以此身分與勃蘭特競選總統。他堅決反對勃蘭特試圖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努力，令我們頭疼不已。

　　蘇珊被東德逮捕之前曾與任柏林市長的勃蘭特熱戀過。勃蘭特給她寫過不少情書。一九六一年議會競選期間，勃蘭特的政敵，包括施特勞斯向外界洩露了這批信件的內容。以前我們一直把施特勞斯視為敵視社會主義的狂徒。他在公開場合也是這樣表現的。蘇珊提供的情報促使我們第一次重新考慮對施特勞斯的這種成見。蘇珊認為，施特勞斯是一個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勞斯和勃蘭特約定在她家舉行私下會晤時，頓時謠言四起。人們紛紛猜測有可能實現一個大聯合，從而社會民主黨人戰後將首次進入政府。勃蘭特在回憶錄裡證實確實會晤過施特勞斯，但未提會晤的地點以及他與蘇珊的關係。

　　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這位婦女偷偷溜到柏林與我們祕密接頭，並向我們提供政治觀點跟她更接近的組織和個人的情報。尤其是在此之前，東德曾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逮捕下獄。她當然明白我們是幹什麼的。如果她是一名雙重間諜的話，她會設法打聽我們的情報活動。可她從未問過任何問題。她只收下我們為報銷她的開支付給她的錢。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為了給她去柏林找一個藉口，她還編造出一個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一九六一年修建柏林圍牆後，這條極其寶貴的消息來源突然中斷。當時有幾個一直向我們提供情報的西德人切斷了與我們的聯繫。她是其中之一。我覺得蘇珊這個人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有跡象表明，她開始為西德情報機構工作，並同西德陸軍少校扎格納一起消失在遠東。當初蘇珊就是從他這裡聽到救援自由這個組織的名字的。在遠東期間，扎格納先後在幾個國家擔任西德武官。一九六八年時，蘇珊已在一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間諜控制的情報網內做事。朗格曼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眼線，歐洲及遠東都有他的人。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幫過我們的蘇珊搖身一變，竟成了西德聯邦情報局駐香港站的站長，代號一五○。東京、馬尼拉、雅加達和新加坡等地的情報分站均歸她管。七○年代我們搞到手的西德情報組織的檔案材料裡提到，她曾一次得到九萬六千西德馬克的報酬。由此推斷，她該不是一般等閒之輩。一九六八年，克勞斯．金科爾當上西德情報組織的首腦後，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冒牌間諜，廢止葛蘭的莽撞做法。儘管葛蘭之後又換了兩任首腦，這種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蘇珊離開了西德情報組織。據說她拿到三十萬西德馬克，條件是不得透露聯邦情報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內情。從此她銷聲匿跡。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對我仍是一個謎。

　　經過施泰因呂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點︰刺探聯邦德國政治祕密的秘訣在於四處撒網，廣開情報來源，對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要讓他們感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右翼方面，我們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聯繫。他是一位愛國者，戰前曾任國會議員，因反對希特勒坐過監獄。後來參加了一九四四年試圖暗殺希特勒的密謀集團。格雷克的例子說明了為什麼一些鐵桿保守分子最終和我們站到了一起。他們反對阿登納企圖借美國產婆之手接生一個新德國的政策，與他勢不兩立。格雷克公開會見烏布利希，以表示他對阿登納政策的不滿。為此他被驅逐出阿登納的政黨。我們仍然與他保持往來，把他作為瞭解基督教民主聯盟圈子內情況的一個重要消息來源。他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情報。

　　當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國情報部門的間諜的消息傳出後，格雷克認識到波昂當局十之八九也在著手準備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對親美政策的人打成共產黨間諜，把他們搞臭。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東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萬萬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局。不過當時我們話說得很直率，他別無選擇。如果阿登納決定拿他開刀，殺一儆百的話，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會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們安排他在東柏林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露面。格雷克解釋說，他是出於愛國才與我們保持聯繫。我國領導人對這次宣傳上的勝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說有點得意忘形。從此他們胃口大開，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時轟動效果，根本不考慮一個沒有暴露的優秀間諜勝過十多個棄暗投明的間諜這一點。以前我有一個人，化名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維特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員，負責歐洲安全問題的委員會成員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務委員會的主席。由於他的地位，他成了工業界鉅子們的紅人，未來基民盟主席的人選。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度完假後回來，看到沃爾韋伯留的一張便條，通知我必須把維特馬克撤回東德。我憤怒至極。為了出一次記者招待會的風頭，竟不惜犧牲一個向我們遞送波昂加入北約組織詳細條件的人。況且我知道維特馬克一定極不情願放棄他在西德前途似錦的仕途，跑到東德默默無聞地度過餘生。但我無能為力。不管一個情報機構多麼敏銳，它始終是政府手裡的一個玩意兒。

　　我覺得有必要親自告訴維特馬克這個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幾條政治理由一點也沒有打動他。他不滿足於僅僅當一部永不停轉的宣傳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沒辦法，我只好謊稱西德反情報機構正在跟蹤他。唯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東德。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決定。我們推測，雖然他妻子知道他為東德搞情報，但不會對移居東德興高采烈。我們於是勸維特馬克返回漢堡前先給她寫封信。我們的信使趕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漢堡，先把消息告訴了她，使她精神上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有所準備。面對要嘛丈夫受辱坐牢，要嘛在東德一棟臨湖的漂亮房子安家，開始新的生活，她選擇了後者。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維特馬克在東柏林的記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說，阿登納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隱瞞。按照以往在這種場合的做法，我們還讓他透露一些透過其他來源得到的情報，以增強宣傳效果。這一口是蘇聯軍事情報局提供的情報，即波昂正計畫建立一支擁有二十四個師的陸軍。這完全不符合波昂政府在公開場合表示的立場。

　　維特馬克被安排到外貿委員會當副主席。我始終為把他召回東德的決定感到遺憾。我常常懷疑，我們是不是為了一條大標題而葬送了一位未來的國防部長。格雷克成了全國民主黨內的一名幹部。該黨代表東德的榮民、手工業者和小企業家。可憐的格雷克只好在這個閒差上度過晚年。

　　當年轟動一時的叛逃到東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們策劃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是我們的什麼情報來源。他的職業反倒是偵破我們的間諜。此公乃是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頭子，名叫奧特．約翰。今天很難感受到這一事件在當時掀起的波瀾。那時，所有德國人的履歷和忠誠仍受到他們昔日敵人的懷疑。左派人士在社會上仍享有威望。

　　約翰本人反對納粹。在參加了一次紀念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反對希特勒的未遂政變十週年紀念活動後，他從西柏林消失了。失蹤前，有人最後看到他與一位老相識，婦科科學家沃爾格穆特博士在一起。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柏林郊區的蘇聯軍事基地再次露面。有證據表明，他倆同乘沃爾格穆特的車到了東柏林。

　　西德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責共產黨情報組織蓄意挑釁，綁架了約翰。說來也巧，正當波昂政府發言人宣稱約翰不是自願離開聯邦德國的時候，這位情報頭子卻在東德廣播電台上斬釘截鐵地說，他來東德完全是自願的，因為阿登納已淪為美國人的工具。美國人「出於與東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擁抱那些絲毫沒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吸取教訓的人。這些人正在等待時機，為一九四五年的失敗復仇」。他還披露說，西德情報網使用的人主要是納粹分子。這番話出自他的口極有份量。

　　然而，和冷戰白熱化時期發生的許多事件一樣，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簡單。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這一怪誕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於眾。

　　約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是解開這一疑團的關鍵。戰時他參加了納粹反情報機構內一個密謀暗殺希特勒的抵抗小團體。透過別人的引見，他結識了後來暗殺希特勒未遂的馮．施陶芬貝格。他接到的任務是弄清如果預謀者幹掉希特勒的話，盟國是否可以接受他們的求和。約翰當時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為德國的商業航空公司──漢莎航空公司工作。他與當地的美國大使館，特別是與美國武官霍恩撒爾上校搭上了線。霍恩撒爾上校在艾森豪威爾司令部最高層有熟人。約翰還透過英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向英國傳遞口信，尋求它的支持。

　　許多年後，約翰告訴我，他認為金．菲爾比扣壓了他的口信。菲爾比是ＫＧＢ安插在英國情報機構裡的一名鼴鼠，當時正權極一時。俄國人堅決反對德國國內的反希特勒人士與西方盟國達成的任何交易，擔心保守勢力推翻希特勒後會團結一致抗擊俄國。「我交給菲爾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裡什麼地方了，」約翰對我說。「倫敦八成根本沒看到過這些文件。」此時菲爾比早已作古。

　　暗殺希特勒的計畫流產後，密謀小組的成員受到殘酷的捕殺。約翰設法從馬德里經里斯本逃到英國。記者德爾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廣播公司裡的評估部門給他找了份工作。戰後，在審判馮．布勞希奇、馮．倫德施泰特和馮．曼施泰因三位德國陸軍元帥時，約翰向英國提供的證據還被作為參考。考慮到這一背景，他被任命為位於英國占領區科隆市的西德反情報機構的首腦就不足為奇了。

　　約翰與美國人扶植上來的外國情報局首腦，前納粹分子葛蘭和阿登納身邊的其他納粹分子決算不上是天然盟友，與阿登納本人也是貌合神離。阿登納和許多西德保守派人士一樣，認為斯道芬伯格暗殺希特勒的計畫是冒險主義。約翰本來想在新組建的外交部裡任職。後來他告訴我，去外交部根本不會有任何出路。那裡到處是當年圍著納粹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轉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葛蘭的副手拉特克被調到了反情報機構，顯然是為了監視他。一九五四年時，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七月裡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他在東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顯得順理成章。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比這古怪離奇百倍。約翰壓根兒就沒想叛逃。身為蘇聯間諜的沃爾格穆特博士決定趁他的朋友情緒低落時把他誘騙到東德。我的ＫＧＢ同事發願打賭說，他們沒有授意沃爾格穆特這樣做。但我可以想像沃爾格穆特對自己的聯絡官說︰「我可以把約翰拉過來。」這位蘇聯情報軍官聽到後一定半信半疑說︰「好啊。你把他領到這兒我才相信。」

　　有一點確鑿無疑。最後見到約翰的人講，他看見約翰坐在沃爾格穆特的汽車裡，深更半夜穿過邊境進入東柏林。經過調查這一點已得到證實。我猜測約翰要嘛喝得迷迷糊糊，要嘛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藥。有人看到他倆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鑽進一個又一個夜總會，為懷念死去的抵抗運動朋友狂飲。等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覺醒來時，發現已身陷蘇聯軍營。這對西德反情報首腦來說無異於一場噩夢。我想蘇聯人這一驚吃得也不比約翰小。因為他們叫來了ＫＧＢ駐柏林站站長皮托夫拉諾夫將軍，還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聞委員會的代表圖爾蓋理諾夫，共同商量怎樣最大地利用他的價值。約翰深知，他已鑄成大錯。如今攥在了蘇聯人的手心裡，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條。不僅丟官，還要坐牢。

　　約翰公開露面給西德反情報機構造成的震動逐漸平息下來後，蘇聯人和以往一樣，把損壞了的物品當包袱甩給了我們。約翰當時神情恍惚。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給他找一些朋友，從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們介紹他認識了東柏林市首席建築師亨澤爾曼，還有我在柏林廣播電台時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認識約翰在反納粹抵抗運動裡的一些老熟人。國家安全部為他提供了保鏢，以防西德情報機構把他綁架回西德。可這些保鏢未盡到職責。約翰來到東德十七個月後，和來時一樣又一次悄然無聲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學開會，中途離開會場去見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麥記者。倆人鑽進亨里克森的汽車，穿過伯蘭登堡大門一溜煙地開回了西德。

　　此事發生在一九五五年。三十七年後，一九九二年四月的一天，我與八十三歲的約翰坐在一家餐館裡。隔窗眺望，當年他逃離東德的地點洪堡大學一帶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後，他因背叛國家罪被判處四年徒刑。他說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實際上，他只服了十八個月的刑。這表明西德並不能確定他犯罪的嚴重程度。至於「叛逃」到東德一事，他告訴我說︰「我當時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已在蘇聯軍營。我從來沒想過去東德。」約翰說他在東柏林始終過不慣。一年後覺得實在忍受不下去了，於是設法找人幫他逃回西德。

　　這些名噪一時的叛逃到東德的人員到頭來幾乎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不錯，由於一名西德叛逃人員的揭露，阿登納不得不承認他正在考慮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昔日納粹分子在波昂政府內捲土重來的內幕經過大庭廣眾之下的曝光也上升為西德政壇上討論的問題。然而，西德還是很快加入了北約組織。我們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聯盟的目的並沒有達到，甚至連延緩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

第六章　啟蒙老師赫魯雪夫

　　和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多數人一樣，許多年後我才破除了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崇拜。覺醒的起因是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世界上流傳最廣的祕密講話。我與史達林主義的決裂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很難說清開始於哪一天。五○年代初，東德出現了不祥的氣候。我對一向信奉的意識型態開始產生懷疑。思想上的轉變大概就是從此時開始的。但和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共產黨員一樣，真正動搖我長期形成的世界觀的事件還是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罪行的這篇講話。在此以後，我們雖然仍可以稱自己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但再也不能說自己純潔無瑕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的辦公室裡仍高高懸掛著史達林的畫像。照片上的他正在點燃煙斗，一副慈父的樣子。二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樣收到厚厚一疊西方報紙。我一直閱讀《紐約時報》和巴黎版《國際先驅論壇報》，借此瞭解美國思想動態。此外，我還閱讀許多西德報刊雜誌，包括《圖片報》。這份小報雖然在報導上譁眾取寵，可它透露的西德情報機構的內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報還要多。倫敦的《泰晤士報》和法國的《世界報》也是我瀏覽的對象。閱覽全世界各地的報紙是我這份工作的一個特權。東德禁止西方報刊的發行，表面理由是它們裡面含有鼓吹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內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員心裡清楚，西方報紙對鐵幕後面生活的報導往往過於真實，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在蘇共二十大上，贏得了史達林死後一場血腥權力鬥爭的赫魯雪夫譴責了史達林的獨裁統治，並揭露︰一九三四年蘇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九十八名被逮捕處決。一九三六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來的人寥寥無幾。我們幼年時，父母曾莊嚴地向我們講述過蘇共七大的經過。赫魯雪夫最後指出，史達林的殘酷鎮壓違反了一切革命準則。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提法。在此之前，我們已習慣於粉飾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點。今天，這一制度的殭屍已赤裸裸地躺在手術台上，任人解剖。我們可能會覺得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的語言不夠鮮明全面。但在當時，我們彷彿挨了當頭一棒。看完西方報紙上全文登載的這篇講話後，我的第一回應就是把史達林的畫像從牆上取下來，一腳踢到角落裡。我對這篇講話的內容並非完全沒有精神準備。昔日在蘇聯我對大清洗多有耳聞目染。然而得以窺見史達林罪孽之深令人極為痛苦，好比是我們內心深處對宣誓獻身的這一制度懷有的疑慮一瞬間成了現實。

　　透過西方新聞媒體的報導和人們之間的奔走相告，赫魯雪夫富有爆炸性的講話在東歐各國不脛而走，波蘭和匈牙利等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好似火上澆油。十月至十一月的匈牙利起義即是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直接後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領袖是納吉。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我在莫斯科工作時就認識了他。當時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廣播電台台長。我是德國民眾廣播電台的記者。下了晚班後，我倆常乘一輛公共汽車回家。納吉留著典型的匈牙利式小鬍子，圓圓的臉。他性情沉靜隨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亡團體成員結成了朋友。我當時相信，納吉與莫斯科領導人一定能找到辦法，恢復匈牙利的平靜。起義的最初幾天過去後，坦克撤出了布達佩斯。納吉保證要推行自由化政策。

　　然而為時已晚。匈牙利民眾已不滿足這一點。抗議活動和流血事件持續不斷。十一月四日，蘇軍坦克返回布達佩斯。蘇聯人不停地透過我的緊急電話線翻來覆去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北約組織將如何回應？我心裡並沒有數。一方面，大量證據表明，北約正在祕密地針對蘇聯人備戰。另一方面，根據潛伏人員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動手，因為擔心事態會升級。我心一橫，回電給莫斯科︰「北約不會干預。」

　　如果當初我判斷錯了的話，我這個局長十之八九要被撤職。這還是最輕的結果。可我說對了。納吉於是成了蘇聯人的代罪羔羊。蘇聯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館裡的納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證不會審判他們，但卻食了言。他們把納吉從南斯拉夫使館裡綁架出來，帶到羅馬尼亞，經過鬧劇般的祕密審訊後就地處決。蘇聯人的行徑完全回到了史達林最黑暗時代的做法。日後，匈牙利外國情報機構首腦勞伊芳瑙伊芳向我坦白說，他曾親自參與對納吉的審問，為此深感內疚。「米沙，這種事永遠不應重演，」他說。

　　暴徒肆虐殺人的匈牙利事件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場慘痛教訓。雖然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借此事件暫時得以將改革者打為反革命分子，但對許多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次起義的原因卻是撲朔迷離，從中得到的啟示也很複雜。列寧時代的老問題不禁縈繞在我的腦際中︰「我們難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風險嗎？為了誰的自由？自由的敵人又是誰？」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們在國家安全部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意義。當時主持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爾韋伯，他不像後來接替他的米爾克把會開得沉悶枯燥。對於米爾克來說，開會無非是對部下滔滔不絕訓上個把小時的話，然後宣佈散會。我在會上談了自己的想法，歡迎蘇聯同事敢於正視過去那段歷史，並表示，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疑慮之中。現在終於感到如釋重負。米爾克聽了我的發言後大驚失色。「我從來沒有什麼思想負擔，」他說，「我不知道沃爾夫同志是什麼意思。」接下去他又說，據他所知，蘇聯國內根本沒有什麼鎮壓行為，還特別補充道，東德國內也沒有任何這種行為。

　　當然，解凍對東德不可能沒有影響。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有罪的八十八名東德犯人獲釋。還有七百餘名犯人提前獲釋。在黨內，對阿克曼、達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幾位失勢的（自一九五三年起）中央委員的整肅不了了之。各種改革方案突然從各級官員的卷宗裡跳了出來。在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內，也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市場機制問題的討論。這種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參加了一個由不同行業的人組成的研究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和安全等方面的專家。雖然我對經濟問題一向一知半解，但卻饒有興趣地聽取了各位成員的發言。我思想上甚至開始傾向於接受擴大私有制的份額，並對言論自由與堅持黨的教誨的官方理論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然而烏市利希繼續摀住蓋子。蘇共二十大過去僅兩個月，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即表決透過一項決定，禁止再討論過去的失誤，以免給敵人提供攻擊我們的砲彈。在諸如「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這類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黨內紀律。我和黨內許多同志曾希望換換腦筋，現在又一次在威力無比的黨紀下臣服。儘管如此，蘇共二十大仍是邁向後來被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漫長歷程中的第一步。這一絃線起於蘇共二十大，止於一九八九年。我最終離開了情報局，擺脫了它對我思惟的禁錮，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但在此之前，仍然還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一九五六爆發的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赫魯雪夫祕密講話後，波蘭工人舉行了罷工，遭到波蘭軍隊的血腥鎮壓。波茲南事件、匈牙利起義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又一次迫使我們從冷戰的角度思考問題。當時的情勢給我們的唯一啟示是，當兩個超級大國的盟國試圖奉行獨立的政策時，分別受到了懲罰。莫斯科教訓了匈牙利。美國則敲了英國和法國一下。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我們當然清楚自己屬於哪個範圍。

　　我在想，倘若掌權的是我，做法上會不會略有不同，我希望是這樣，但並不肯定。八○年代初，我曾與安德羅波夫討論過改革的問題。那次討論的國家是波蘭，而不是東德，但問題是一樣的。我問這位開明的共產黨人，為什麼他在這些問題上影響如此之微。他回答說︰「沃爾夫同志，不管誰當上總書記，你只有大約一年的時間影響他。不久，他的身邊就會圍上一群親信。這些人吹捧他如何偉大，每一舉措如何正確。到那時再想影響他就太晚了。」安德羅波夫還舉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例子。齊奧塞斯庫早年似乎走了一條不同於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墮落為暴君。

　　我耳邊已經可以聽到指責我的人嘲諷說，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時間才把內心想法化為行動。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我對冷戰的看法完全基於以下的認識︰西方及其制度沒有指出一條可行的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漫長歲月裡，我都不可能採取任何步驟推展我國或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其他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哪怕想都不會想到這一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儘管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種種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種潛在的更為優越的人類社會模式。每逢重大關頭來臨之際，我認為決不能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影響，雖然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做法越來越懷疑。一九六八年，我在日記中記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話︰

　　「在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形成了權力架構。這種架構有其自己的規則和獨立的存在，服從於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元素和利益。這些機構和其官員有時會對民眾濫用權力。他們的行為與革命的目標毫無共同之處。」

　　東德大多數有頭腦的共產黨員都無法擺脫一種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熱烈地信仰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心生疑慮。然而我們總是傾向於把這些擾人的問題埋在心底，只盯著這一制度創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給諸如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帶來的巨大變化。社會主義制度更為鞏固之前，一切都要為它讓路。當時不可能進行改革既是這一制度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又與緊張的國際情勢有關。在這種國際氣候下，任何改革的舉動好比承認自己的失敗。而這馬上又會當做是西方的勝利。年復一年，我們在這一怪圈裡循環往復。

　　一九五六年的動盪過去後，赫魯雪夫最關心的是化解東歐陣營內的衝突和緊張局勢，從而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實施他的雄心勃勃的經濟計畫。他列舉出的一串串數字和發表的樂觀無比的講話使他的不少同事感到好笑。但他確實相信，在他的領導下，蘇聯不僅可以趕上，而且超過美國的繁榮。烏布利希的顧問們十二萬分虔誠地把赫魯雪夫的這一想法翻譯成牛頭不對馬嘴的「不用趕上即可超過」。我們的總書記長期以來一直把這一口號掛在嘴邊，直到有人斗膽向他指出，這種提法邏輯上講不通。

　　赫魯雪夫對玉米的著迷也引起了人們竊竊私笑。他把玉米看做是解決幅員遼闊的蘇聯長期缺糧的祕密武器。一九五七年他首次訪問東德時，米爾克和我帶他到馬格德堡地區盛產穀物的平原參觀。他在當地會晤了農學家，興致勃勃地向他們求教並認真地記下所有的數字。我後來聽說，他回國後，訓斥手下的官員居然連東德的農業產量也趕不上。手下的人狼狽不堪。

　　赫魯雪夫粗俗的舉止和冗長的講話在蘇聯國內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對我們這些注定得聽鳥布利希老和尚唸經式的發言的東德人來說，赫魯雪夫的直言快語的性格卻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戈巴契夫之前的所有蘇共領導人中，他最受東德人的喜愛。但他和戈巴契夫不同，是一個樸實的人，對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有一種出自本能的理解。談起他的家鄉卡利諾夫卡，他可以滔滔不絕，一口氣講上幾個小時，流露出對自己家鄉的懷念和驕傲。與此同時，完全不去理睬外交上的禮儀規矩。

　　我還記得赫魯雪夫結束對東德的訪問時的一個插曲。出席完在東柏林舉行的告別宴會後，兩國領導人及其親信隨從隨後來到蘇聯大使館內大使的房間裡繼續再飲幾杯。年邁的最高蘇維埃主席米高揚幾杯酒下肚後頓生睏意，不想再回到郊區的國賓館下榻，想在大使館就寢。烏布利希聞後大驚。他已經做好安排，明天國賓館通往機場的馬路兩旁將排滿忠誠的東德人，夾道歡送客人。

　　米高揚和烏布利希於是激烈地爭吵起來。赫魯雪夫最後插話說︰「阿納斯塔斯，你跟烏布利希爭也沒用。德國人就是這麼吹毛求疵。」烏布利希滿面通紅，一語未發。

　　米高揚被迫回國賓館過了一夜。第二天去機場的路上他情緒低落。面對他的主人執意安排的等候在機場路兩邊的東德人，他在汽車裡沉入夢鄉，以此來表示他的抗爭。赫魯雪夫從他的座位上轉過身，輕聲對我說︰「當初我在卡利諾夫卡工廠工作時，有一個德國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攜在德國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時津津樂道地說，結婚前決不會碰她一個指頭。這件事傳遍全廠。我的一個朋友瓦斯卡瞅見機會來了。整個夏天他跟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爾夫同志，德國人事事認真未必是好事。」

　　無疑，赫魯雪夫可以顯得很粗俗。由於自身文化理論水準有限，加之對世界其他國家缺乏瞭解，他看不到自己國家的嚴重缺陷。同時，他對祕密報告引起的廣泛後果也缺乏足夠的認識。到頭來他仍牢牢地與舊體制及其思惟模式掛在一起。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官僚，對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他常常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不惜犧牲外交上的優勢。

　　到了一九五六年時，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很像是布萊希特在其話劇《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裡對三十年戰爭的描繪︰不推自動。雙方的軍火商、政客和情報機構在這一蓬勃發展的行業中大受其益。

　　一九五六年四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傭人從睡夢中叫醒，告訴了一個不尋常的消息，「部長正在花園門口等你。」我馬上警覺起來。透過窗簾中間的一條縫隙，我看到樓下停著一輛大眾汽車廠造的老式甲殼蟲牌小汽車。我疑心更重了，因為東德的部長們出門一般是不坐這種車的。我抓過放在床頭櫃上的上了膛的手槍，塞到睡衣口袋裡，然後走下樓梯，來到前門。

　　體態臃腫的沃爾韋伯站在面前，嘴裡叼著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邊向汽車走去，一邊問有什麼事。他解釋說，他也是被蘇聯人打來的緊急電話叫醒的。為節省時間，從鄰居那兒借了輛車，沒有帶警衛和司機。「快走，米沙。你簡直想不到蘇聯人的發現。」

　　我們開著這輛吱吱呀呀的老爺車穿過空無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納費爾德機場。距美國占領區分界線大約五百碼的地方，藉著灰濛濛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牆外有一小群人。一半是蘇聯士兵，正在起勁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觀看。我認出他們都是莫斯科軍事情報局駐柏林的高級軍官。一條祕密隧道剛被掘了出來。

　　士兵已經挖出一條深溝。我們好奇地看著他們跳進溝裡，切開埋在土裡的一個管狀的金屬架構。裡面露出一扇金屬門。上面的鎖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槍發出的高溫熔化。門被使勁地拉開了。士兵和排除炸彈人員悄然無聲地跳了下去，檢查洞內是否有餌雷，但什麼也沒發現。修建這條通道的人當初沒想到有人會發現它。先下去的人示意我們可以進去了。

　　我走進一間面積相當於寬敞的書房的屋子。屋子中間擺著一張小桌子和兩把椅子。四面牆上環繞著一股股仔細加以區分的電纜線，每股電纜上接回另一端的主電纜之前安有一個擴音器。訊號經過接收和放大，被輸送到五百米外位於西柏林的一幢特別建造的小房子裡。這是一個絕妙的地下監聽站。

　　事後我才從蘇聯同事那裡詳細瞭解到這條隧道內設備的先進程度。原來美國人發現這一帶地下埋有戰前鋪設的通往如今是東德南部地區的主電話線纜。其中三條線成為軍用專線，包括一條聯結莫斯科與位於柏林南邊溫俾多夫的蘇軍總司令部的所謂韋切線（俄語「高頻」的縮寫）。

　　無需任何想像力即可看出，這是一個情報人員夢寐以求的事。美國人可以借此監聽莫斯科國防部與蘇軍在東歐的最大的軍事基地──位於凱爾紹爾斯特的東柏林基地之間關於武器裝備、物資短缺、技術缺陷以及新研製的武器技術的代號等方面的談話。此外，還可以竊聽到作戰計畫和蘇軍內部就一直面臨的經費緊張互相之間的爭吵。

　　俄國人對他們自己的韋切電話線路極為信任。他們研製出了一種新技術，在電話線纜裡面塞入裡面充有壓縮空氣的細細的電線。電流透過這些細電線時若稍有減弱馬上會顯示出來。不管多麼先進的竊聽器，只要一安在電話線上，電流也會有所減弱。

　　經歷過史達林時代後，我從來不相信有竊聽不了的電話線。今天我還是這樣認為，即使在發現了這一祕密通道後，俄國人仍然對他們的電話專線篤信不疑。幾年後發生的一件事說明了這一點。我去拜訪ＫＧＢ在東柏林的頭子時，他興致勃勃地把電話聽筒遞給我，讓我與正在莫斯科辦公室裡辦公的ＫＧＢ首腦安德羅波夫聊天。

　　英美兩國的情報機構先在緊靠西德邊境的一側修建了一間小屋子，他們的人可以躲在這裡截聽往來的蘇聯通訊。小屋子的房頂設計成圓型；看上去像是一個氣象站，目的是為了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它真正從事的地下活動吸引到屋頂上來。

　　為了解決竊聽電話時電流會略有減弱的難題，英國工程師為三根大電纜中的數百條電話線的每一條安了一個微型音頻放大器。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奇蹟。我想，如果不是透過ＫＧＢ得到線索的話，單憑我們自己是不大可能發現這條通道的。

　　藉著一道微弱的手電筒射出的光，我們在漆黑寂靜的隧道裡摸索前進。一塊白紙板從我眼前晃過。我用電筒對準了它。在這條隔開兩個制度和兩種意識型態的地下分界處，某個不乏幽默感的情報人員放了一小卷鐵絲網和一張硬紙板，上面用黑鋼筆寫著︰「這裡是美國占領區。」我這個中央情報局的主要敵手之一在這裡居然欣賞起了美國情報人員彼此之間開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不是在做夢。

　　不過這一情報上的傑作有一點缺陷，哪怕是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對此也無能為力。蘇聯人透過潛伏在英國情報機構的優秀雙重間諜喬治．布萊克，從一開始就掌握了這通道的情況。雖然蘇聯人自己在談話中注意守密，卻一直對我們封鎖消息，結果我們毫無戒備，談話被西方竊聽。令人遺憾的是，蘇聯人的這種行為並不稀奇。對他們來說，情報通常只是單向流動。

　　我隱約地感到，西柏林有一個身居要職的英國情報官員是蘇聯人的間諜。詳細情況蘇聯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們的一位將軍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噓說，英國情報機構裡有個重要的間諜歸他管。蘇聯想讓美國人完成這一傑作，以便可以對美國人的技術水準作出評估。美國人果然中了圈套。蘇聯情報機構對這個監聽站監視了大約五年後，才戳穿了這一祕密。

　　一九六一年，布萊克被捕入獄。五年後，他從倫敦的監獄奇蹟般地越獄達到蘇聯。雖然他在莫斯科定居並建立了新的家庭，蘇聯人仍然不放心讓他外出旅行。最後，他們終於作出讓步，同意了布萊克休假的請求，送他去東德安全部在波羅的海烏瑟多姆島上的一處療養勝地。布萊克先後訪問過四次東柏林，每一次都有ＫＧＢ人員陪同。我請他跟我們正在受訓的學員談談他的不平凡的間諜生涯，希望借此在共產黨國家的情報團隊中培養一種集體意識和榮譽感。

　　布萊克第三次來東德時，ＫＧＢ的陪同人員似乎不再那麼緊張，允許他的俄國妻子與他同行。布萊克還提出想單獨見見我。我倆年齡相仿，見面後談得十分投機。他說話留有分寸的英國人的表達模式尤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倆在賓館調侃兒的同時，他的妻子外出採買，享受商品相對豐富的東德國營商店。布萊克是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法語和荷蘭語。現在又加上了德語和俄語，不過可以聽出英國紳士的口音。顯然他是在劍橋大學時養成的。

　　布萊克告訴我，修隧道的主意最初是英國人想出來的。他曾任英國情報機構駐遠東情報站副站長。卸任後，他從朝鮮回到英國，參與了在維也納搞的一項類似行動，即從位於維也納西莫林大街上的英國憲兵司令部挖一條隧道，直通蘇軍代表處駐地。這項計畫遇到技術上的困難，但似乎很有希望。因為他參加這項計畫，上面讓他與美國人共同研究柏林隧道的可能性。

　　布萊克越獄逃到莫斯科後，我與他在我弟弟康尼拍的電影《媽媽，我還活著！》的首映式上又一次見面。我弟弟也在場。這部電影講的是關押在俄國的德國戰俘的故事。那是一個讓人心曠神怡的夜晚。我和布萊克暢談俄國電影和書籍。雖然他已離開間諜這一行，談及以前的經歷時，還是顯得相當謹慎，不願多談。不過他向我坦白過，在莫斯科有菲爾比這麼個朋友對他是個極大的安慰。我當時強烈感覺到，布萊克對別人把他看做是無情無義的間諜痛苦萬分。他希望自己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還感覺到，雖然布萊克忠於蘇聯的事業，卻不肯承認自己像他的國家稱他的那樣真是一個叛徒。他好像不如菲爾比聰明。我同菲爾比也認識，而且對他極為佩服。我理解他們倆人為什麼堅信社會主義制度，同時我們對莫斯科搞的所謂社會主義都看不慣。菲爾比和布萊克好像尋到知音，可以傾訴衷腸感到如釋重負。早在戈巴契夫之前他倆就堅信，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自我改革。

　　儘管菲爾比和布萊克都被安排在可以發揮自己專長的工作崗位上，然而盡人皆知，在西方工作生活了這麼久的間諜撤回後的日子不會好過，尤其是回到像蘇聯這樣一個矛盾重重的國家。菲爾比比布萊克更外向，與人交往時顯得瀟灑自如。他也曾先後幾次來東德度假，一次與老朋友暢談到深夜。在莫斯科生活了幾年後，他對蘇聯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常當著我的面激烈地批評蘇聯經濟一團糟，國家領導人嚴重脫離群眾。英國人一向認為他們先發現了諸如劣質消費品和官僚習氣這類現象。

　　我覺得很可笑。菲爾比在莫斯科難得有機會與文化修養很深的人交談。但我不同意西方稱他在莫斯科度日如年的說法。不錯，除了莫斯科他無處可去。但菲爾比比其他間諜更能隨遇而安。

　　我感覺，ＫＧＢ安排菲爾比、布萊克這樣的人去生活水準遠遠高出蘇聯國內的東德和匈牙利等國家度假，是為了減輕他們內心的壓抑。ＫＧＢ無時無刻不在擔心，這些西方要人有一天會逃回祖國，令莫斯科丟盡面子。他們若想逃走的話，並不是很難。菲爾比告訴我，在莫斯科的英國情報機構就曾透過種種途徑幾次邀他回國。

　　菲爾比喜愛東德的鄉村。每次他來東德時，我倆都要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談書，談思想，甚至談烹調。我倆一起動手包俄國餃子，然後比較各自餃子的特點。包這種餃子，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口味可以放進自己想吃的餡兒。一次度假結束後，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回憶錄，扉頁上寫著︰「尊敬的沃爾夫中將同志惠存。逗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期間，承蒙熱情款待，不勝感激。金．菲爾比。」這本書是西德出版的。他又在後面補了一句︰「聯邦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版本的翻譯水準大有改進之餘地。金。」也許他覺得向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贈送禮物時出於禮貌應當批評西德幾句。無論出於何種目的，我覺得後面補加的一句話很有趣。它反映了菲爾比一絲不苟的學究氣。

　　在世界情報史上，菲爾比和布萊克屬於悲劇性的人物。人們對他們的政治觀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們事業上成就輝煌。布萊克的遭遇尤其不幸。他不是一次，而是先後兩次失去家園。第一次是他逃離英國時。第二次是蘇聯垮臺。他被迫在一個背棄了他所信仰的事業的第二祖國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經歷了從西班牙內戰以來本世紀許多重大事件的菲爾比先於布萊克去世。也許他是兩人中更幸運的一個。我從未因菲爾比背叛他的祖國感到過不自在，因為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出於信念。他從一開始就堅信，蘇聯這個國家最好地體現了他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理想。一生有信仰的人，會毫不動搖地沿著自己選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遇到什麼驚濤駭浪。當然，每個人為自己選擇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標各不相同。有的人。如亞瑟．克斯特勒，早年追求正義、平等等共產主義的理想，後來因為蘇聯的種種過火行為心灰意冷。我的老朋友萊昂哈德就是這樣。我以前感到很難理解這些人。不過我與他仍保持著聯繫。我想現在我倆已彼此理解了。

　　隨著冷戰規則的逐漸明朗，對方的間諜也不再像是魔鬼的使者，而更像是東西方遊戲中的棋子或卒子。一旦落入敵國情報機構之手後，他們更有可能成為階下囚，而不是刀下鬼。不過處決間諜的事仍時有發生。通常是因為某個政治家想借此向本國民眾或敵國表達一種立場。情況的變化使我意識到，交換間諜有可能成為情報工作中的一件有利的武器。我開始更為仔細地研究我方關押的間諜情況，看是否有可能用他們換回西方關押的我方間諜。

　　透過在國際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東柏林律師沃格爾和代表西德的律師施坦格，兩個德國就交換間諜形成了一套做法。隨著歲月的流逝，鐵幕兩側雙方交換間諜變得更加容易，即使交換的間諜被判長期徒刑也無妨。沃格爾透過在敵對國之間穿針引線發了一筆小財。

　　東西方在國際上交換的首位重要間諜是一九六○年在蘇聯上空被擊落的美國偵察機駕駛員鮑爾斯。這一事件令艾森豪．維爾在政治上極為尷尬。由於處理不當，艾森豪．維爾與赫魯雪夫原定在巴黎舉行的首腦會議也泡了湯。坐在莫斯科富麗堂皇的工會大廈圓柱大廳的觀眾席上觀看鮑爾斯的審判，一種陰森感油然而生。三○年代這裡曾是史達林導演的一系列裝模作樣的公審的地方。我當時恰好因其他事在莫斯科，順便想去看看熱鬧。我坐在硬長條板凳上，頭頂上方是彩色粉筆圖案的天花板，上面懸垂下來的晶瑩閃亮的水晶吊燈更適於舞廳，而不是法庭。

　　這是史達林死後首次在大庭廣眾之下審判間諜。那年夏天，審判鮑爾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談巷議的主要話題。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遭圍觀，想看一眼從蘇聯空中掉下來的這個美國人。ＫＧＢ的同事們小聲告訴我，總書記本人打算親自核准判決書。

　　鮑爾斯被帶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從業人員用俄語向他宣讀法庭規則時，他顯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長了一張柔和的娃娃臉。每當聽不懂提問時，眉毛習慣地擰成個疙瘩，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很招人喜歡。我對這個敵人突然萌生了一絲同情。透過一位毫無表情的翻譯，鮑爾斯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審判員的提問，供認了他任務的性質和派遣他的單位。「傻瓜！」我自語道。

　　結果鮑爾斯的天真和與蘇聯方面的合作態度恰恰正中超級大國的下懷，為它們首次交換重要間諜創造了有利條件。鮑爾斯只被判了十年徒刑。我在ＫＧＢ的朋友解釋說，從輕發落鮑爾斯是向華盛頓發出的一個信號，表明莫斯科願意交換間諜。

　　在大西洋彼岸，ＫＧＢ上校艾貝拉正在美國亞特蘭大市的聯邦監獄裡服刑。艾貝拉的父親是彼得堡一家工廠的工人，德國後裔。他熱忱地投身於布爾什維克事業，幾次見過列寧。一九四七年，艾貝拉（真名叫菲舍爾）奉ＫＧＢ之命，來到美國潛伏下來，化名戈德費滋，對外以攝影和繪畫為職業。他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租了一間畫室，以此為據點操縱一批竊取美國政治、貿易和軍事機密的間諜。一九五六他遭逮捕，次年被判三十年徒刑。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經沃格爾牽線聯繫，蘇聯用鮑爾斯換回了他。

　　幾年後，艾貝拉來到東柏林，向東德外國情報局介紹他的經驗。ＫＧＢ已提升他為將軍，主管蘇聯在英美的間諜網。除了請他給我們新招收的學員做報告外，我還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級官員見了幾次面。他可以談笑風生，就看和誰在一起了。我們互相舉杯祝賀各自在情報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後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險風惡浪，甚至還談起我父親的劇本。艾貝拉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喜愛化學和物理，對愛因斯坦尤其著迷。他的畫相當有水準。當初他在布魯克林曾以做畫掩護間諜行動。他送給我的幾幅小畫我保存至今。一九七一年艾貝拉去世後，他的遺孀為了能夠在他的墓碑上的ＫＧＢ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蘇聯人面前磨破嘴皮。蘇聯人守密慣了，哪怕一位優秀的間諜已長眠地下也不例外。

　　一九六一赫魯雪夫和甘迺迪總統在維也納尖峰會議上憤怒交鋒之後，冷戰出現惡性升級的苗頭。赫魯雪夫回國後向軍隊發表了講話，強調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認識到赫魯雪夫與甘迺迪爭吵的嚴重性。透過安插在英軍駐柏林司令部和北約總部的兩位間諜提供的情報，我們獲知，針對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鎖柏林的前景，美國人正在緊張地準備反措施。我翻閱著根據大批微型膠卷彙集而成的一疊守密文件，意識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觸發戰爭。而且柏林將成為這場戰爭的爆發地點。

　　一九五八年，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成立了一個絕密的美國機構，起名為活橡樹，專門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鎖柏林如何反擊。該機構最初歸屬於北約司令勞里斯．諾斯塔德將軍。一天，透過我們潛伏在駐德英軍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諾斯塔德將軍簽署的題為「對蘇聯意圖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節副本。時隔四十年後，直到我寫這本書時，這份文件在美國仍然沒有公開。根據活橡樹制定的方案，如果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一百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騷擾逐漸升級的話，即派出一支軍車隊，以堅持西方進入柏林的權利，並試探蘇聯的回應。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廣泛的軍事選擇，從派出一個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編成的營沿走廊搜索前進，直至三國以一個師的兵力沿走廊開向柏林，維護西方進入該城市的權利。只有美英法三國軍隊參加這一計畫，因為只有這三家才有權派部隊透過東德領土前往它們位於柏林西區的各自的佔領區。

　　我一般不會對什麼事驚惶失措。然而活橡樹方案卻令我不寒而慄。透過莫斯科的消息來源我得知，赫魯雪夫喋喋不休地大談柏林，甚至還對美國大使盧埃林．湯普森說，解決柏林問題關係到他「個人的名節」。他為了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了」。我瞭解赫魯雪夫逞強好勝的性格。他的這番話更讓我坐臥不安。歷史上大國為了維護自己國君易受傷害的名節多次兵戎相見。

　　當時我渾然不知，北約活橡樹方案在內部遭到強烈反對。許多年後，中央情報局公佈於眾的文件中透露出，英國國防參謀長蒙巴頓勛爵曾就這一方案警告過甘迺迪︰

　　派一個營沿這條走廊去柏林的結果會是什麼？俄國人會在他們的前後方各炸毀一座橋樑，然後賣票給那些尋開心的人前去看熱鬧。如果說派一個營是一場鬧劇的話，派一個師將會釀成一場悲劇。部隊行進時為了不至於停下來，需要三十英里寬的正面。這將被視為對東德的入侵，並會引發全面戰爭。

　　我不禁鬆了一口氣。英國的老兵還沒有被鋌而走險的活橡樹方案沖昏頭腦。直到一九八七年，活橡樹的成員才得到北約組織的承認，並獲准像其他北約組織從業人員一樣，在軍裝上佩戴有SHAPE字樣（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英文縮寫）的徽章。該機構一直保留到德國統一後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魯雪夫改變了主意，不想為本質上是一個德國問題冒引發戰爭的風險。此後該機構在美國戰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趨減弱。赫魯雪夫開始尋找另一種解決辦法──混凝土對策。

第七章　混凝土對策

　　許多年後，當後人把冷戰看做是龐大帝國之間的一場衝突時，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史書中只是一個註腳時，我的國家恐怕將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民眾外逃的圍牆這一事實名留史冊。柏林圍牆不僅將一座名城一分為二，還劃分出爭奪人類未來的兩大意識型態和軍事集團。聳立的柏林圍牆成了戰後歐洲分裂，乃至冷戰本身的殘酷與荒誕的最強大象徵。

　　柏林圍牆建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此後，我一直在這堵牆後面生活和工作，致力於保衛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圍牆的這一制度。在我的眼裡，這堵牆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虛弱的表現。只有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型態有堅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個大都市分隔成兩半，在一個國家的兩個部分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們這樣虛弱和有著根本缺陷的制度才會有這樣做的必要。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我打開電視，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國外旅行的消息。電視螢幕上，首批東德人正在絡繹不絕地穿過突然開放了的邊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末日已經來臨。像我們這樣一個生存安危全繫於國內穩定的國家經受不起這樣的衝擊。時鐘彷彿一下子停擺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著電視上播放的東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邊界的無人區地帶互相擁抱的畫面。有的人只趿拉著一雙拖鞋，好像在睡夢中見證這一即將決定德國乃至歐洲命運的不尋常之夜。

　　當然，東西德邊界從來沒有完全關閉過。對於因公旅行的東德人，它是敞開的。這些東德人首先需要經過審查，獲得「出差幹部」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沒有直系親屬，而且接觸不到任何東德的機密。七○年代，隨著兩德關係的改善，東德放寬了出國旅行的限制，允許退休人員出國。這樣做是基於以下合乎邏輯，甚至可以說是玩世不恭的考慮︰倘若退休人員滯留西德不歸，東德經濟上不僅不會受到什麼損失，反而還可以因此少付一筆養老金。毋需贅言，我們在國外的間諜以及給他們捎信的聯絡員也可以持偽造護照自由進出東德。

　　普通老百姓對可以出國的人極為羨慕。在這個沒有旅遊者的國度，民眾極其渴望有旅行的機會。出身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多數大學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評論員對共產黨國家的特權階層成員說東道西時常常把這一點置之腦後。儘管我有種種特權，卻從未有幸光顧過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或是盧浮宮。所有東德人的生活經歷都很狹窄，雖然我比別人見的世面多一些。由於情報工作這一行的需要，我先後去過東非，荒漠的西伯利亞，黑海海濱，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亞熱帶氣候的風和日麗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錯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車和一個私人司機，還可以應東歐集團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邀請去這些國家度假。但所有這一切總是和我的工作與職務連在一起。到頭來，我對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樣茫然無知。

　　雖然我們連西方普通殷實之家所享有的舒適和自由都沒有，但我個人遠不至於和普通東德老百姓一樣忍受物質生活的匱乏。我們從蘇聯人那裡繼承了一套特權階層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這一制度始於一九四五年。當時政府官員、科學家和其他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們稱為定量供應。以後這種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個叫「平安」的商店專門提供這類商品，它的店員後來增至五千餘人。透過以外貿部為首的一個關係網，我們享受著種種特殊待遇。這套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保證國家高級官員可以得到比本國生產的常常是質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東西。這套分發制度等級分明。政治局成員有供應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們挑剩下的東西給我們情報部門，然後再是其他部委和貿易機構。這一切實行起來十分簡單。高級官員的日子為此過得很舒適。面對這些特權的誘惑，我沒有力量說不。多年後，學生質問我時，我老實承認了這一點。學生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因為他們理解這些特權給人帶來的難以抵制的誘惑。不用說，如果我政治上失勢的話，這些特權一夜之間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儘管我享有種種特權，去過一些奇鄉異國，平常過的卻是一個官僚的生活，一個為我的政治主子服務的僕人。最初，我們和蘇聯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一樣晚上工作。這是史達林的工作時間。史達林死後，米爾克改為白天工作，從早上七點開始，常常到晚上十點才下班。不過後來我覺得，他假裝待在辦公室，其實人在其他地方。情報局內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令我羨慕不已。他們執行特殊任務時自由自在，工作時間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著上司的工作時間表轉。

　　我每天早上六點三十分到七點之間起床，然後跑步，做操活動活動後背。年輕時我就有背痛的毛病。八點十五分左右到辦公室。一開始我有一個司機，一個秘書。後來增為兩個秘書，一個私人助理。我辦公室的幾位從業人員關係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變動。我的私人秘書一九五四年到我身邊工作，當時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剛三年。他跟了我三十三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後我首先閱覽重要文件，各科室負責人呈上的報告，有時還有間諜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後十年裡，由於文件流量太大，我改為閱讀分析處為我準備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機密材料，要聞和各新聞社的報導。

　　外國情報局下屬大約二十個處，分別主管以下事務︰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門、政黨、工會、教會和其他機構裡的間諜及他們提供的情報；軍事情報；美國、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區；位於布魯賽爾的北約組織和歐洲共同體總部；反情報；散佈假情報；從西德搜集科學和經濟情報；竊取基礎工業、電子和科學儀器工業以及航空太空飛行工業的技術情報；各國大使館；邊防；培養訓練翻譯等。此外，還有一個處專門負責分析評估來自以上各部門的原始情報。

　　每週四至五天，我分別召見幾位副手以及我個人直接管的各處處長，瞭解他們的工作進展情況以及重要的活動。每份呈送給領導人的報告我都要過目。米爾克並不修改我的報告，但有些報告被他扣壓下來，沒有送昂納克，理由是︰「上面看到這些報告不會太高興。」通常我在位於利希籐貝格區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辦公大樓的院子裡與幾位副局長和局黨委書記共進午餐，利用吃飯時間交換情報，互通消息。即使是在戒備森嚴的國家安全部大樓內，我們提及間諜時，包括國外大使館裡的「合法」人員，也只用他們的化名，以防他們的真實身分洩露出去，陷於更大的危險。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極其乏味。情報這一行說到底其實十分枯燥，從浩如煙海的雜亂無章的情報中篩選來篩選去，只為了找到一粒使人開竅的寶石或是有啟發意義的線索。為了換換口味，我堅持親自掌管十到十二名間諜。據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報機構首腦中，這樣做的人只有我一個。我得以不時地溜出國家安全部大樓，去位於柏林郊區的安全據點或德累斯頓和其他地方與這些間諜會面。我個人更喜歡是後者，因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們在國外的間諜被捕時，以上工作習慣自然被打斷。通常我們先從新聞中得到消息。由於新聞報導有時會把一名間諜的名字搞錯，我們必須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們的間諜還是其他國家的間諜。有時，某個處的處長會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不幸的消息，特別是有人叛逃時。平時我們已養成了習慣，遇到這種事時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圖避免自亂陣腳。應付國家安全部部長的追問已經夠讓人膽戰心驚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後，當務之急是弄清還有誰會因此陷入險境，而不是追究責任。我們會立即用密碼發報給間諜，通知他們情況緊急。鑒於間諜不可能每天都打開收音機聽廣播，有時甚至有必要直接給他們的家打電話，用暗語報警。例如，如果一位間諜是商人，暗語可以是︰「下一場會議不得不延期舉行。」我們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頓的舅母病危」這樣明顯的警告暗語。此外，還使用一些標記報警，如在一位間諜每天經過的一棵樹上釘個釘子，或是在一個郵筒上畫個十字。不過這種辦法不適用所有的間諜。

　　我擔任情報局長的最後十年裡，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九點左右。每週六天，天天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時沒有什麼社交生活，不過我盡量做到每月至少看兩次話劇或聽音樂會。訪問友好國家的情報機構或接待他們訪問東德的代表團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借此逛逛博物館，去劇場看看戲。週末一般都在位於柏林東北方向二十英里的普倫登小村的鄉間別墅度過。在此其間我盡量擺脫一切公務的糾纏，過一天老百姓的日子。一九八五年，我在莫斯科時的童年夥伴喬治和路易士訪問柏林時，看到我在鄉村自由走動，不帶任何警衛，頗感意外。米爾克有一名貼身保鏢。有一次還命令我也帶一名，可被我想辦法打發走了。我的司機出於保衛我的需要受過特殊訓練，但從來不帶槍。我自己的槍鎖在保險櫃裡。

　　雖然我對效力的制度心存疑慮，平時過的卻是一種養尊處優，位高權重的生活。任何人處在我的地位都很難放棄這一切，主張改革。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認為任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此話出自一個似乎有權有勢的人之口，聽上去可能有點奇怪。可我的權力只及情報局。只有這裡才是我的一方小天地。

　　西德首任駐東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極強的人，對我們的困境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曾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由個人小天地組成的社會。許多東德人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對官方政策不聞不問，只顧忙自己的事，求得有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干擾的小天地。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就是我主管的情報局，雖然聽上去有點自相矛盾。

　　聽了我對自己生活的這番形容，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過的是一種可悲的官僚生活，當初幹這一行只為了貪圖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權。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就錯了。我對情報局局長這份工作十分滿意。我確信情報工作關係到國家的安危，並且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工作中。我曾有意避開了擔任更接近政治權力中心的職務的機會。對上面提升我為主管新聞的官員的提議，也婉言謝絕。這一職務將使我掌管宣傳工作。甚至連我的孩子也勸我不要去，因為這會使我太接近政治領導人，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磨擦。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修建柏林圍牆之前的一段時間裡，我已清楚地意識到，馬上會有重大舉措出台。柏林東區的居民普遍悲觀失望。每個星期，勞動力和商品短缺的情況都在惡化。一天，我從一家商店外面排的長隊旁走過，聽到一位老太太帶著厚重的柏林口音罵道︰「人造衛星可以送上天。時值盛夏卻吃不上新鮮菜蔬。這就是向我們宣傳的社會主義。」

　　如果青年人選擇在邊境另一邊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誰又能指責他們呢？在西德，他們的工資收入和消費水準東德人望塵莫及。這些青年人不覺得自己背叛了哪個國家。他們只不過移居到德國的另一半。多數人在西德有朋友或親戚，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

　　自從一九四九年東德成立以來，二百七十萬人逃到西德，其中一半人不滿二十五歲。我不禁想，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忠誠的社會主義者的後代的話，是不是也會遠走高飛。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那一天，西柏林共接收東德移民一千九百二十六名，創一天接受東德人數之最。東德好似大出血。它的勞動力大軍源源不斷地逃向西德。國家為培養這些人花費了大量的財力。失去他們，東德的生活水準會進一步下降。我感覺，我們正在泥淖裡掙扎。

　　我方公開提出的指控是，西德正在試圖抽盡東德最後一滴血。這一說法聽上去顯得不無淒楚。其實說白了就是，西德再現繁榮後，它對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人們寧願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鐵飯碗，告別家人，到前途未卜的資本主義社會闖蕩。毋需贅言，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官方對修柏林圍牆做的解釋，即關閉邊界是為了預防迫在眉睫的入侵，或是阻止敵方特務的滲透。但隨著這堵東德正式稱為「反法西斯防禦屏障」，西德則稱為「恥辱牆」的修建，所有人的生活一夜之間發生了巨變。

　　我不僅明瞭修建柏林圍牆的真正原因，而且還正式表態支持修建它。我認為，當時捨此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挽救我們的國家。我們接管的一半德國歷史上一向不如另一半發達，因而一開始底子就薄，再加上後來經營不善，困難就更大。此外，蘇聯軍隊還拆運走了東德的工業機床設備，甚至連鐵軌這樣的基礎設施物資也不能倖免。蘇聯把這些物資統統視為戰爭賠償。而西德卻在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下重建了自己的國家。我曾幻想，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和合理的國內改革，我們的生活水準會逐步地追上西德。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畫經濟的優越性遲早會顯示出來。我們那時戲言，終有一天，西德會接管柏林圍牆，以阻止西德人去東德。實際上，七十年代末到八○年代期間，我們在西德的一些間諜和同情者提出疑問，是否還有必要限制出國旅行。當時東德的生活水準已大大改善。大多數出國的東德公民都按時歸國。但退回到一九六一年，我們面對的選擇是︰不修牆，即投降。

　　老實說，一九六一年八月，我聽到修建柏林圍牆的消息後，和所有人一樣大吃一驚。我的坦誠肯定會損害我在東德國內的名聲。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釋是，參與籌劃這次行動的米爾克故意對我封鎖消息。八月十三日清晨，我和上百萬的人一樣，從廣播裡聽到修建柏林圍牆的消息，怒不可遏。我們與潛伏在西德的間諜聯絡的模式因柏林圍牆的修建一夜間發生了巨變。鑒於我們的人以後仍需在東西德之間往返穿梭，這樣的事理應事先通知我。由於修建柏林圍牆的計畫被捂得密不透風，我們甚至來不及事先跟邊防軍司令部打招呼，允許我們的信使穿過這道突如其來的無法逾越的邊界，去西德與我們的間諜接頭。

　　接下去的幾天裡，我忙不迭地給我們局的人分發匆忙準備好的通行證，使他們可以穿過邊防檢查站，按時到西德與我們的人接頭。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間諜這一行裡人與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這一條。一旦斷了線，勢單力孤的間諜就會驚恐萬狀。搜集情報這台機器也會隨之停止運轉。

　　此後我們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須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邊界另一邊的警察會懷疑，他們為什麼可以去西德，其他的東德人卻不行。對西方情報機構來說，封鎖邊界是個意想不到的斬獲。關閉邊界後，大批東德普通老百姓無法再去西德。西方各國的反情報機構從而可以集中力量對付可以出國的少量東德人。他們通常是因公訪問的人員，如外貿官員，事先得到批准的學者等。偶爾還有一些因親人有急事獲准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坐政府提供的轎車去東柏林市內各部門辦事時，會讓司機繞到柏林圍牆施工現場，看一眼施工情況。面對正在修建的柏林圍牆，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親人都在東德，所以沒有體驗過骨肉分離的痛苦。但柏林圍牆造成了無數起荒誕的事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親一點兒邊還涉及到我。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遊船遊覽。遊船從特雷普托公園駛出，最遠可以開到毗鄰西柏林市的新科爾恩區，然後規規矩矩地返回東德的停泊地點。這批遊船皆以德國社會主義作家名字命名，我父親也是其中之一。柏林圍牆竣工後不久的一天，弗里德里希．沃爾夫號遊船歡快地啟航向西駛去，演出了一場那個時代不尋常的逃亡記。一天傍晚，船上的廚師和他的家人把船長灌醉，誘他開足馬力駕船全速駛過目瞪口呆的邊防警察，開進西柏林。大廚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獲得自由。船長躺在甲板上，醉得像一攤爛泥。酒醒後，他滿臉羞愧地把船開回東德。

　　東德的邊防軍看見他又駕船回來了更為吃驚，因為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懲罰。這位船長的妻子絕望中於是給任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檔案館館長的我的母親打電話，向她求情。

　　當天晚上，母親在飯桌上問我︰「你不能幫他一把嗎？」我知道，在父親眼裡，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遊船外逃一事一定顯得很滑稽。我於是請求從寬處理這位可憐的船長。在我的干預下，沒有判他刑，但還是把他調離了柏林，在一個遠離任何邊界的工業區開普通輪船。對此我無能為力。

　　柏林圍牆修起後，我主管的情報局與負責邊界安全的反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張。間諜與反情報部門的關係從來沒有熱乎過，凡是瞭解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之間鉤心鬥角的歷史的人都明瞭這一點。至於東德，這兩個部門之間的關係此時已降至冰點。我拒絕提供一份需要過境的我們的間諜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單，擔心他們會因為我無法控制的部門人員的叛逃而暴露身分。

　　我們花了幾個星期，在某些特別棘手的問題上甚至是幾個月的時間後才摸索出一套新的運作模式。我們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還要嚴，而且更難有鬆動的餘地。這聽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卻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讓我傷透腦筋的一例。此公是我們在西柏林社會民主黨主導層內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處隱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讓他的家人知道，但瞞不過那個時代的社會民主黨人。弗雷迪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會民主黨決策圈內極有影響。與波昂上層人士關係密切。他不是什麼國王，而是幕後決定誰當國王的人。反正對我們來說一樣有用。第二次大戰結束很久後，他才被美國人釋放，返回德國。那一段經歷給他留下痛苦的回憶。還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時，他就被吸收到黨的情報系統裡。一九五○年，我們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官員勞弗派他打入了社會民主黨內部。勞弗後來還是潛伏在勃蘭特辦公室的間諜紀堯姆的聯絡官。

　　弗雷迪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社會民主黨的事業裡。由於對東德現狀悲觀失望，他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有段時間，我們以為失去了他。不過對於我們需要的人，我們總是鍥而不捨。我親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會民主黨內在對東德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問題上的爭執內幕。我相信透過他一定可以得到高品質的情報。但他堅決不肯讓我們錄音，也不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他在社會民主黨東德局內同事的情況。該局設在西柏林，致力於在東德恢復社會民主。我們視它為柏林圍牆另一邊最奸詐的機構之一。每次我把話題引到政治問題時，幾乎總是以爭吵告終。弗雷迪大罵烏布利希是一個死抱著史達林主義不放的白癡。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於東柏林南部的一間公寓房子裡會面。這裡是情報局的一個祕密據點。但會面的氣氛一直很僵。一九五五年，我想出一個主意，把會面地點改到一幢小巧、樸實無華的鄉間別墅，並利用蘇共二十大後人們的樂觀情緒緩和我倆之間的關係。弗雷迪對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讚賞。他常以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我沒說錯吧？我跟你說過，不變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對莫斯科的「新路線」的喜悅心情。我倆開始暢所欲言，從過去一直聊到目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再到文化自由和經濟。在煙霧繚繞的一間斗室裡，我倆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辯論蘇聯和它的盟國的未來。我的良苦用心終於開始顯出成效。我看出，只有和弗雷迪結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們提供情報。有時，他和我開懷痛飲。他五十歲生日的前幾天，我約他去位於勞奇坊斯維德的一所臨湖小別墅。那次不成功的瑪莉娜行動就是借用的這棟房子。那是一個夏日午後，我倆對面而坐，咕嘟咕嘟地喝著冰鎮香檳酒。周遭空無一人。喝到日頭西斜時，又換了一箱啤酒。為了不掃這位新朋友的興，我不得不捨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囑過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負責開車接送我們，並確保無人打擾。等會兒送弗雷迪回西德時，我倆至少有一個人的頭腦是清醒的。

　　喝到此時，弗雷迪已滔滔不絕，無休止地發洩他對聯邦德國日趨美國化的不滿，並嘲諷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蘭特的政治觀點和私生活。將近午夜時分，我們開車返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機把車停在距離邊界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腳低一腳高地穿過靜寂無人的特雷普托公園走向邊界哨卡。剛走到邊防警察可以聽到的地方，弗雷迪突然放聲唱起革命歌曲，「我們肩並肩向前走」和「國際歌」。我一下子驚醒過來，用很不夠同志味的生硬語言喝令他閉嘴，然後吩咐司機把我們拉到另一個邊防站，讓他下了車。我囑咐他盡量別惹人眼目，遇到邊防警察盤問，非說不可時再開口。然後躲在陰影裡，看他過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經完全醉了，根本意識不到他的言行會有什麼後果。我尤其擔心西德一側的某個邊防警察會認出他是當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過邊界。即使沒人懷疑他是間諜，此事一旦傳出去也會成為醜聞，足以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搖搖晃晃走向邊防站前又一次轉過身，勝利般地衝我招招手，喊道︰「咱倆下次再喝個一醉方休！」

　　我切牙切齒地罵了一句，對他無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後的頭幾天裡，我懸心吊膽地瀏覽報紙，看是否有關於這件事的報導。可這酒鬼的運氣好得出奇，啥事也沒出。

　　知名人士穿過官方的邊防哨卡來東德見我們一向極具風險。弗雷迪後來逐漸改變了對勃蘭特的看法，成了這位年輕市長的親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險在光天化日之下來東德見我們，不管是醉還是醒。我們只好另闢他徑，為安排同他的會面精心制定了一個執行起來極為複雜的計畫︰利用西方盟國穿過東德領土到柏林的過境通道。

　　我們推斷西德的反情報機構一定和我方一樣，嚴密監視這條公路上的來往車輛。雙方的執法人員記錄下每一輛車駛上這條公路的時間以及它離開公路，抵達西柏林或西德邊境的時間。同時，這條公路的時速嚴格限制在每小時一百公里，從而幾乎可以準確地計算出從頭到尾走完這條公路所需的時間。沿途除了短暫停下來傳遞一下情報外，其他什麼事也甭想幹。

　　此外，我方的交通警察還透過攝影機監視沿途上的所有停靠站和彎道地段。我極不情願讓反情報部門插手我的具體工作，故決定不跟他們打什麼招呼，讓他們的人在我與間諜會面時暫停監視。徵得弗雷迪同意後，我們想出一個更刺激、更自在的會面方法。這一方案是否行得通，我心裡七上八下，並無把握。不過間諜天生愛冒險，不管他職務有多高。偶爾有機會讓我捲起袖子，冒冒險，仍然很有吸引力。我們與弗雷迪商定，傍晚時分再從柏林出發，等我們見面時天色已暗。而且每次來東德的時間定在去波昂出差的時候，這樣不容易引起懷疑。

　　弗雷迪動身離開西柏林前不久，我坐著一輛掛著科隆牌照的深藍色賓士汽車駛離東柏林。司機攜有偽造的西德護照。由於西德那邊沒人知道我的模樣，因此無需化裝，只不過換了一身商人通常穿的衣服。出了柏林市後，我讓司機在柏林─慕尼黑過境公路上的第一個服務站停下來，給車加滿了油。我買了一杯東德淡而無味的咖啡慢慢咂著，直到看見弗雷迪的車從服務站前駛過。

　　這次經歷甚為有趣。我給東德卡車司機遞了幾根西德產的香煙後，他們把我當成了西德人，開始對東德的生活發起牢騷。我這個東德高級官員能聽到東德老百姓的真實想法實屬難得。倘若他們知道聽他們訴苦的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高級官員，一定會嚇得半死。我記得一位卡車司機聽說我是來自魯爾區的一位推銷商後，咒罵起東德高級官員的特權。「我們國家的那些大官們八成活得不比你們差。不同的是，你們還幹出點名堂，那些人卻一事無成。」聽了這番話，真正的沃爾夫渾身不自在，可仍點頭稱是。

　　弗雷迪按規定的一百公里時速剛剛駛過服務站，我和司機馬上在車上亮出特別標誌，表明我是一位那幫卡車司機朋友剛剛嘲罵過的高級官員，可以超速開車，以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時速飛馳上路。根據事先對時間和距離的計算，我們趕上弗雷迪的車時，正好離公路上一個專供森林卡車和警車用的出口不遠。兩輛車駛離公路，進入林子裡，避開了監視用的攝影機和公路上的其他司機。身軀碩大的弗雷迪悄然無聲地以最快的速度溜進我的車裡。與此同時，我的司機坐到了他的駕駛座上。兩輛車關上前燈，駛離這一祕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攝影機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飛機完全看不到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識到這次行動大功告成時，興奮不已。「這比搞政治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餘興未盡的樣子。

　　因為可以超速行駛，我和弗雷迪在車上有足夠的時間交談。汽車沿著高速公路飛馳。我倆邊開邊聊。弗雷迪遞給我一些材料。我還可以借此機會向弗雷迪面授機宜。下一個出口快到時，我們在夜幕的掩護下在另一處停車場停下車，等我的司機開著弗雷迪的車追上來。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車開走。不過這一把戲有個問題。除了我們外，玩弄這種招數的還大有人在。以後西德情報機構也開始加入了這一行列。還有數十個把東德人藏在車的行李箱偷偷帶到西德的組織。我方反情報機構再度對這條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務站高度重視起來，網越收越緊。我擔心，高度警惕的東德反情報人員遲早會察覺我與弗雷迪的會面。沒法子，我只好改變初衷，要求有關部門在我或我手下的人與間諜接頭時，暫時關上監測器。

　　這種辦法實行了一段時間後我又懷疑，西德情報機構已經找到了一種監視我們的新對策。如果我方的監視器關閉十分鐘或更長一點的時間，其中必然有詐。西德一側的邊防站就會隨之加強戒備。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做法，寧肯冒點風險，也不再事先通知反情報機構。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無論是東德還是西德的反情報人員始終被蒙在鼓裡。不僅見弗雷迪用此法，見波昂的另一位有價值的耳目也照此辦理。這位名叫博爾姆的觀點開明的政治家向我們提供有關西德議會的情報。

　　弗雷迪幾年後因病去世。一次在過境高速公路上與我會面後，沒兩天即心臟病發作。他的體質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極其繁忙的政治活動，大吃大喝的生活習慣以及與我們的祕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儘管合作之初我們的關係疙疙瘩瘩，他從未流露出悔意。他幹這一行幹上了癮，為自己是個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愜意。作為誠實的僱主，我們總是為間諜的妻子準備好一筆撫恤金，即使她們事先並不知情。弗雷迪就從來沒有向他的妻子透露過半點有關他與我們的事。為此我們只得派一個人把錢送給她，硬著頭皮向她解釋因為她丈夫生前曾為東德效過力。她是否懷疑過弗雷迪，我無從得知，但她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平靜。我從情報這一行學到的一點是︰女人對自己丈夫的瞭解遠比她們丈夫以為的要深。

　　柏林圍牆剛修起後的一段時間裡，鄉下的部分地段的邊界仍有縫隙可鑽。我不失時機地向西德趕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報的間諜，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過充分的訓練。現在偽造身分更為困難。西德當局開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證明身分和履歷的詳細材料。西德借助電腦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與其他國家或本國不同部門保存的檔案資料做比較。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剛想出對付我方滲透的辦法，我們又有了新的對策。這是一場扣人心弦的較量。例如，我方的一個有利條件是，我們的人可以冒充死於德累斯頓大轟炸的人。可誰也無法擔保一位死裡逃生的倖存者哪天不會突然出現，戳穿我方間諜的假身分。隨著西德反情報機構逐漸擴大電腦聯網並改進其功能，這種現象越來越頻繁。最終我們放棄了這種冒險的做法。

　　與此同時，我還要窮於應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統一檔案的人。我的頂頭上司，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千方百計想從我這裡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間諜情況的綜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絕了。這場拉鋸戰一直持續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驕傲地說，在我任職期間，整個情報局內沒有一份關於所有間諜的材料。我嚴禁用卡片索引或電腦光碟儲存所有情報活動的細節，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式。只有掌握了三到五個關鍵細節後，才能確定一個間諜的身分。每一個細節都需要在完全不瞭解其他細節的情況下單獨核實。我們的確建立了數十萬人的檔案卡片，其中包括許多西德人。他們中有聯邦議會議員，企業巨頭，盟軍管制委員會的成員等等。每個處還保存有我方人員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過六十到一百人，包括間諜、信使、耳目等。每張卡片上記有化名、位址、工作範圍和檔案號碼。這個號碼是指裝有某個間諜詳盡材料的全套檔案。每個處的這一小疊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級軍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閱檔案都必須向這個保管人說明理由。戰時或局勢高度緊張時，保管卡片的軍官負責把有關間諜的檔案從國家安全部轉移到臨時的總指揮部內。

　　任何未經獲准查閱這些卡片和檔案的人為核對一個間諜的真實身分必須要在浩瀚的文件堆裡查找。為了把一個間諜的化名與真名對上號如此明目張膽地查閱文件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倘若這些分散存放的檔案都輸入電腦光碟裡，查找起來就會輕而易舉，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辦法雖然麻煩點兒，可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一批最重要的間諜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腦海裡。自從我當初使用蜘蛛網模式理清戰後德國現存的間諜網之間的關係後，每遇到新的間諜，只需記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時候會記不清一位間諜的真實身分或任務是什麼。檔案分散保管因此加強了我們的安全。遇到內部有人叛變時，叛逃的官員掌握的情況無非是他親自經手的案子，外加從同事那兒聽到的小道消息。平時我們嚴厲告誡部下聊天時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個大機關裡這種事終歸難免。

　　五○年代，我們爭取到許多出身貴族家庭的西德人為我們做事。他們中間，有些人為德國貴族階層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內疚，想贖自己的罪。有些人戰後感到失落。新的聯邦德國甚至禁止他們沿用世襲的封號。許多人對阿登納採取的反德親美的立場深感不滿。他們仍渴望參與國家事務。不少人似乎把與我們的合作視為某種祕密外交活動。我認識的人裡，沒有一個覺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卻被馬克斯．海姆出賣。海姆是情報局二處負責搜集西德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情報的課長。柏林圍牆修建前兩年，他叛逃到西德，和盤供出我方掌握的有關波昂政府內各黨派的情況，並協助西德反情報機構破獲了我們的幾個間諜。

　　馮．漢施泰因即其中一個。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顯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建立了聯繫。他的爺爺和爸爸均是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漢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輩一樣，當一個有紳士風度的學者。二次大戰前，他靠寫歷史小說為生，小有名氣。戰爭期間，他拒絕應徵入伍，躲藏了起來，最後被蘇聯人俘虜。在俘虜營裡，他轉而信仰共產主義。以後他在德累斯頓定居，為共產主義事業勤勤懇懇工作。馮．漢施泰因夫婦奉命潛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頓的別墅和地皮無償贈送給了國家。後來這幢房子轉給了國家安全部。定居波昂後，他憑借自己人道主義的觀點和家庭知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個人權組織裡擔任了領導職務。阿登納負責安全事務的特別部長海因里希．克羅內和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負責兩個德國之間關係的部長萊麥爾均是他的朋友。他還向我們提供了大量有關社會民主黨東德局的情報，並滲透到眾多其他的反共組織裡。被西德逮捕後，他被判了六年徒刑。雖身陷囹圄，他仍不肯閒著，發展了三名囚徒為我們工作。刑滿釋放後，馮．漢施泰因要求定居東德。一九六五年，他在東德病逝。

　　海姆出賣的另一個人是馮．埃普伯爵。他的父親早在納粹運動初期就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埃普想透過為我們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恥辱。我對他的被捕當然感到痛心，但並不是沒有思想準備。這位伯爵當初找到我們，表示願意接受從事恐怖活動的任務。我們向他解釋說，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將祕密情報搞到手的謹言慎行式的人。他聽後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人得的票數超過戰後任何一次選舉，從而為躍為執政黨鋪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們迫切需要瞭解波昂政治風雲的變幻。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冒出一個古怪的間諜，工業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東德情報工作的各種人都打過交道。他們走上這條路的原因五花八門。有的是為了理想，有的是貪財。可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波斯特這樣感人，甚至可以說是正直的人。他長得短小精悍，精力充沛。我首先要習慣的一點就是我倆交談時，他只有一隻眼睛看著我。另一隻眼在戰爭的最後一天被一顆在他前面爆炸的手榴彈炸瞎。

　　我們是透過波斯特的表哥凱爾．博姆認識他的。他倆從小在紐倫堡市一起長大。童年時代，博姆在波斯特眼裡儼然是一個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無話不說。納粹上台後不久，博姆因為是共產黨人遭到逮捕，在達豪集中營關了六年。少不更事的波斯特不明白為什麼把他崇敬的表哥從身邊奪走，一直盼望表哥回來的那一天。父母多次向他暗示，關在集中營裡的人有時是回不來的。但他仍不死心。

　　博姆刑滿出獄後，波斯特的父親在自己門臉兒不大的照相館裡給他找了份工作。對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來說，這是很有勇氣的舉動。不過街坊四鄰都知道波斯特的父親是個埋頭苦幹的生意人，從不沾政治的邊兒。三○年代，照相館的生意越做越大。戰爭爆發後，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紅火，為身著戎裝的青年拍下一張張照片。這些照片往往是他們的妻子和親人保存的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第二次大戰期間，博姆因參加過共產黨被編入最危險的罪犯大隊。納粹把他們認為思想上不可靠的士兵都編到這支部隊裡，派他們執行自殺性的任務。然而博姆大難不死。波俾特則在前線的一支防空部隊裡服役。戰後兩人重逢後，商定一起成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後告訴我︰「博姆向我講述了他對一個新型的和平社會的憧憬。一九四五年後的日子裡，社會上盛行虛偽之風。他卻不怕受迫害，大膽陳述己見，我感到痛快極了。博姆的為人體現了表裡如一的品性。」

　　戰後，博姆繼續公開地宣傳共產主義。美國佔領當局因此拒絕給這對兄弟發營業執照。博姆一怒之下，離開表弟，跑到東德。波斯特來到父親的公司工作。他是一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在他的領導下，公司規模十年內擴展了十倍。他用他的那部分公司利潤分成買下了位於紐倫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廠，西德成立後，它成了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廠之一。

　　博姆事業上也很成功，雖然是在另一個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社會裡。他在文化部管轄的東德印刷行業裡擔任文化出版局局長。該局裡派駐有情報局的人，一至兩名安全部出版處的官員。到底是博姆介紹他們認識波斯特的，還是像我當時聽到的那樣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五○年代中，這兩位官員在萊比錫貿易展覽會上結識了年輕的波斯特。與他交談後發現，他理解東德對西德重整軍備的關切。我們的人於是建議他打入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向我們提供有關該黨的情報。

　　這一下可惹惱了這位慣於獨斷專行的企業家。波斯特約見了表哥，並向他表示，他很樂於協助東德瞭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況，但不會當它的傀儡。說來也巧，我那年夏天在捷克的溫泉療養勝地凱爾斯巴德剛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兒正接受降血壓的治療。「我表弟個性很強，不會隨波逐流，也受不了別人的指手畫腳。可他想就兩個德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交換看法。你幹嗎不直接找他談談？」他問我。

　　我第一次見波斯特是在博姆位於東柏林郊外的週末別墅。波斯特不客氣地批評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現狀。我試圖向他解釋，許多過火行為都是對付西德威脅的結果。他搖搖頭，大不以為然，活像是視察一家經營不善的工廠的管理學諮詢專家，指出我們的問題主要是人為的。從邊界警察粗暴地對待外國旅遊者，到造成經濟一蹶不振的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國營商店來說吧。如果交給我管，我可以讓它們和我在西德的攝影店一樣，買賣興隆，財源滾滾。」

　　當時，我的思惟模式還停留在對待一切社會主義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準上，對波斯特如此尖銳的批評感到很難接受。聽著他不加掩飾地一一數落我們的種種失敗和缺陷，我頗感惱火。然而在有些問題上，我不得不承認他講的有道理，如我方宣傳內容極端枯燥無味，而且以偏概全。

　　儘管波斯特對東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認為東德的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它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道統比西德的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他在自己的企業裡推行勞資合營的做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這種政治傾向。波斯特和我們的許多商人間諜一樣富於幻想。一分鐘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國市場引進日本照相機和電器產品作出全面嚴謹的分析。他正是靠這一戰略一躍成為百萬富翁。轉眼之間，他又沉湎在對一個更合理、更合乎正義的社會主義歐洲的幻想之中。

　　我對他日常的具體工作十分著迷，渴望從他這裡更多地瞭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對這一制度口誅筆伐，其實並不真正瞭解它。而波斯特卻想拉著我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許我這個社會主義者的軀體內有個資本家拚命想掙脫出來。而波斯特的情況正相反，一個社會主義者竭力想鑽出一個資本家的軀體。反正我倆成了好朋友。我們的友誼並不限於情報工作。

　　波斯特告訴我，他討厭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軍國主義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魯士價值觀，實在做不到與這些人為伍。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使他想起二次大戰前保守的天主教中間黨。面對希特勒的威脅，該黨毫無作為。他最後加入了自由民主黨，一個戰後成立的政治上屬於中間派的政黨。企業家通常選擇該黨，作為自己政治上的歸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黨員的身分，利用各種關係探聽西德重要人物的觀點，如日後成為西德總統的瓦爾特．謝爾和自由民主黨黨魁蒙德。蒙德並沒有懷疑波斯特是間諜，但知道他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聯繫。有些社會知名人士嚴守一條微妙的界限︰一般交往可以，替外國搞情報不行。

　　一九六三年，年邁的阿登納終於被迫辭職。他的繼任人維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閣。蒙德這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不主張他的小黨與保守黨人的政府組成聯盟。我知道蒙德同情緩和的觀點，於是勸說波斯特說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終同意進入內閣，任德國事務部部長。我覺得他在這個位置上更易受到我們的影響。

　　我們絕對不會笨拙地直接請一位部長當我們的耳目。只要他與為我們提供情報的老友和同事無話不談，也沒有這個必要。我們甚至還給蒙德起了個化名，叫埃爾克。東德垮臺後，像這樣載有某知名人士觀點的檔案上起有化名的情況造成極大的混亂。人們誤認為，情報局檔案裡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著此人自願做我們的間諜。其實有不少人處於灰色地帶，只被列入消息來源而已。我們不想過於強求他們，擔心這樣做反而會使他們意識到不能背叛祖國，從此斷絕與我們來往。

　　當初我們打算從西德外交部長根舍的經歷中查尋是否有不利於他的材料時，也給他起了個化名，叫鬱金香。一九八九年他知道此事後十分惱火。根舍自幼在東德的哈雷市長大，對我們的手法比較熟悉。他猜到自己會是我們嚴密監視的對象，因此平時與人交往格外謹慎。我們自然查了他個底朝天，閱讀了他寫給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來哈雷，均被置於監視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學時曾與蘇聯佔領當局有染後，我們徹底調查了此事。我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根舍年輕時沒有幹過任何見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應我們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黨後不久，即向我們提出一項不尋常的請求。他想成為東德統一社會黨的一名黨員。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為此徵求了熟悉黨章的同事們的意見。他們告訴我，嚴格地講，一個不是東德公民的人不能成為我們的正式黨員。連黨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為另一個組織註的冊︰西柏林統一社會黨。

　　我反駁說，對一個獻身於我們事業的西德人，我們黨不能拒之門外。於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黨。經過了兩年預備期的考驗後，他從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成為黨內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百萬富翁黨員。我們讓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紅色黨證，但沒交給他，而是鎖進保險櫃裡，留在東柏林保存。他顯得有點失望。我安慰他說︰「黨證可不能走哪兒帶哪兒。萬一你的錢包丟了，落到警察手裡，發現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東德共產黨員那還了得！」

　　鑒於波斯特認識許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們決定給他派一名聯絡員，這樣他可以隨時把情報轉給我們。波斯特根本不認為自己是間諜，也不會接受任何祕密工作的訓練。聯絡員化名奧普蒂克，假稱當年從東德逃到西德。為了不引起外人對波斯特家裡住進一個陌生人的懷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師。然而奧普蒂克遠遠不止是一個信使。他在波昂也有自己的關係網。此外，德國工業學院和各企業家協會裡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況外，他還加入補充。以後他倆提供的情報量越來越大，我們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務協助波斯特和奧普蒂克。

　　六○年代初，我們開始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擔心。我發現，他對自己的私人秘書諾伊芳曼透露了他的祕密活動。這步失著恐怕與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關。身為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僱有成千的職工，擁有數棟別墅，還有一架供他驅使的私人飛機，他以為生活就該稱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該忠貞不貳。可他錯了。

　　不過迄今為止，一切還算順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連幾個小時探討如何引導產業界和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克服波昂政府奉行的哈爾史丹主義設置的障礙。根據這一主義，西德不給予任何承認東德的第三國外交承認，迫使他們兩者之間必選其一。如此一來，大批國家紛紛卻步，只有親蘇聯的國家承認了東德。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與波斯特這樣的人保持往來有點像是一條與西德接觸的外交管道，儘管西德當局並不知情。

　　當時西德的新聞媒體強烈反對緩和政策。波斯特建議辦一份新聞雜誌，促進兩個德國之間的緩和。我心裡直嘀咕，一個門外漢能搞起來嗎？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辦起一份電視廣播報副刊，起名叫《RTV》，以此為一份發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響的雜誌做準備。

　　一九六七年，厄運終於降臨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書諾伊芳曼出賣。令我們震驚的是，出來為檢察官作證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派去的奧普蒂克。無疑，這傢伙是為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後，在一項聲明中仍堅持認為，他與我們的合作不算背叛行為。他在這份富於戲劇色彩的聲明中說︰

　　不錯，我是一個百萬富翁，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我既是德國自由民主黨黨員，又是德國統一社會黨（共產黨）黨員。我捐錢給自由民主黨人參加競選的同時，又向統一社會黨交納黨費。

　　我家在西德，去過東德討論政治問題。難道這有什麼大逆不道的嗎？

　　我的回答是︰沒有！

　　可惜他的這一邏輯沒能打動西德檢察官。法院判他二年零九個月的徒刑。整個審判期間，波斯特始終舉止安詳。當問到與我的交往時，波斯特回答道︰「沃爾夫將軍待人和藹可親，又讓人覺得若即若離。他樂於開誠佈公地討論各種觀點，哪怕是與官方觀點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他和我是一類人，身著剪裁合體的西裝，談吐風趣幽默。坦率地說，不是所有東德官員都像他那樣。」

　　以後許多年，他對我的這番描繪一再為各家報紙所引用，還附上一張看上去溫文爾雅的男人照片。此公當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許人，我始終不得而知。由於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這些報紙只好隨便找個人將就一下，演出一場移花接木的把戲。

　　今天，波斯特攝影聯鎖店的霓虹燈招牌在前東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領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聯鎖店毫無二致。我的這位朋友渴望市場經濟有一天在東德領土上蓬勃發展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我倆一生的悲劇在於，實現這一願望的代價竟是我倆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東德社會主義制度的垮臺。

　　關閉邊界意味著，我們情報局的工作模式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複雜，而且很不幸，也更加昂貴。同提供情報的人接頭，間諜的往來旅費以及發展新耳目都需要外匯。而外匯卻越來越難搞到手。向間諜提供技術幫助，購買偵聽器材、高頻無線電放大器、譯碼機和其他我們迅速落後於美國和西德的設備也離不開強勢貨幣。最佳的辦法是買一台最新設備，然後仿造。然而幾乎所有這類設備都被列入美國人控制的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的商品單子裡。我們必須想辦法透過關係搞到這些設備，又絲毫不留痕跡。此外，報銷潛伏在西德的間諜的各項花費以及拉攏潛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匯。這方面我從來不吝嗇。西德人喜歡自己成為一國情報機構追逐爭取的對象。出手越大方，他們越有可能受寵若驚，答應我們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間諜設法結識了波昂某個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並請他喝酒吃飯的話，他去的餐館不見得很豪華或時髦，但肯定有檔次，屬於那種趣味高雅的有錢人去的地方。餐館裡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讓任何思忖是否向我們提供情報的身居要職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與一個言而有信、財大氣粗的機構打交道。我決不會像一些蘇聯同事那麼摳門兒。他們對錢斤斤計較是出了名的，渾身上下透著一股子小家子氣。

　　早期，我們為了應付以上各種需要四處搞外匯，並沒有固定的來源。隨著情報局編制的擴大，工作面也越鋪越大。到了修柏林圍牆時，過去的籌款辦法已不能滿足我們的外匯需要。正是出於搞到外匯的需要，我結識了東德的金融怪才沙爾克。沙爾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寬胸脯，說起話來聲如洪鐘。六○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魯克將軍介紹我認識了他。弗魯克任國家安全部龐大的東柏林司司長期間，曾與兩位東德商人打過交道，一個叫戈登堡，另一個叫維施紐斯基。西德人一般以為東德沒有私人企業家。其實並不然。只不過東德的私人企業家在社會上居於不顯要的地位，並且受到國家的密切監視。到頭來大多數商人都聽命於國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透過有限的出口賺取到的外匯始終遠遠不能滿足它的外匯需要。戈登堡和維施紐斯基提議，東德政府允許他們從事股票和期貨交易。作為交換條件，他們向國家上繳一定份額的利潤。沙爾克當時是兩德間及對外貿易部裡的一位躊躇滿志的官員，與兩人達成了這筆交易。利潤提成部分經沙爾克之手轉交給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用於資助西德和其他國家的某些政治組織。然而聰明過人的沙爾克決不甘就此罷手。從六○年代末起，東西德之間的關係逐漸走向緩和。東德領導人利用對外貿易部內負責這項工作的原班人馬另外成立了一個新的祕密機構，由沙爾克負責。該機構的任務非常簡單︰透過一切手段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搞到外匯。

　　我們需要有一個熟悉西德股票市場、金融規則和隱含條款的中間人。沙爾克無疑是最佳人選。他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為所欲為。與他打交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兒知道，沙爾克其實是國家安全部裡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老闆是米爾克，同時還直接向接替烏布利希的黨的領袖昂納克和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委員岡特．米塔格會報。沙爾克成了一名「負有特殊使命的軍官」。透過與情報局科技處的密切合作，沙爾克搞到了屬於禁運物品的西德造電腦和其他高技術產品。我們局幫助沙爾克判斷哪些西德供應商有可能願意賣東西給東德。東德的工業部門和軍方願意出比市場價格高出一倍的錢。

　　沙爾克把他一手把持的這個機構命名為商業集團，簡稱科科。這個名字起得妙極了。不僅全名聽上去體面，對西德人來說，簡稱聽上去也很活潑引人，散發著時代氣息。在沙爾克的領導下，該機構迅速擴大。沙爾克本人不久即以「撈外匯的人」遠近聞名。

　　獲取外匯的主要來源還是透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西德政府及一些主要教會之間的祕密談判。我方要達到的目的非常簡單︰以人換貨。對於到手的貨，我們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轉手賣給別人，賺取外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間，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共釋放了三萬三千名政治犯和二十一萬五千餘名公民，讓他們與家人團聚。與此同時，西德付給東德三十四億馬克。其中大部分錢經沙爾克之手。

　　一九八九年以前，除了西德狹小的金融圈子內的人外，普通西德人對沙爾克的背景一無所知，甚至連科科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東德人更不待言。我個人主要透過萊比錫貿易展覽會與沙爾克打交道。對我來說，這次展覽會是從西德商人中物色潛在的發展對象的大好時機。展覽會期間，我的副手弗魯克將軍負責國家安全部的所有情報活動。弗魯克擺出一副玩弄他人於股掌之中的神態，無視情報工作之大忌，在豪華的阿斯托里亞大飯店進進出出，儼然一位貴賓。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見他坐在飯店餐廳深處的一張桌旁，身邊簇擁著東德的商人和外貿代表，包括沙爾克。

　　沙爾克在國家安全部內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所有部門都有求於他，渴望從他這裡瞭解情況，撈到一些器材設備和經費。這中間如果有人利用財會制度上的漏洞貪污易如反掌。一九八二年，米爾克和沙爾克同意加強對國家安全部與科科交易的管理。以前是國家安全部的下屬部門根據沙爾克的推薦直接與西德公司打交道。現在改為統由沙爾克負責。每年，沙爾克和他的兩位副手再加上我開一次會，研究下一年的工作安排。透過科科我每年可拿到大約一百萬西德馬克，用於特殊採買。這筆錢不到我們局每年外匯開支的十分之一。其餘部分來自國家預算。

　　國家安全部還利用沙爾克成立的數十個冒牌公司做掩護，從事各種活動，從進口汽車到將東德政府收藏的藝術品偷偷運給西方的經紀人，以充實國庫。國家安全部的主要預算用於技術工作，如偽造護照、特殊用途的攝影室等等。上述公司則協助我們搞到禁運物資，如化學品和微電子設備。東德領導人還可以從沙爾克這裡弄到小汽車、錄影機、高級傢具和其他奢侈品。

　　我和沙爾克關係一般，只與他在黑海海濱度過一次假。他談吐風趣。想想他原來不過是一名東德貿易官員（通常是些乏味平庸的人），如今一躍成為掙脫了無聊的意識型態之爭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眼裡，東西方之間的衝突不過是給做生意添點麻煩而已。經商才是他最愛幹的事。不管什麼人，對他都有用。他是個工於心計的人，本質上為人冷酷。

　　一九八三年時，沙爾克已紅得發紫。昂納克和米爾克託付給他一項最敏感的財政任務︰挽救東德免於破產。昂納克為了要買人心，增加了消費品的進口，並在他熱中的住房建設項目上投入巨資。東德收支因此出現嚴重逆差。沙爾克談成了一筆價值十億西德馬克的債款。東德得以用這筆錢償還拖欠西德銀行的債務。經過巴伐利亞肉類進口批發商美爾茨兄弟倆的通融，施特勞斯同意為這筆債款擔保，條件是東德放寬西德人去東德探親的條件。美爾茨兄弟從東德進口優質牛肉（如此一來，牛裡脊肉幾乎從商店絕跡，雖然東德牛肉產量很高）。沙爾克和施特勞斯成了政治上無話不談的朋友，常在一起談論上層社會的軼聞趣事。沙爾克將聽到的情況再向國家安全部會報。我認為，這樁集貨款、肉類出口、進境條件和政治情報為一體的怪誕交易畢竟還是利大於弊。不過，不少人恐怕在這期間利用規章制度的空子發了橫財。

　　德國統一後，一些法院為了弄清這樁交易中哪些活動屬於非法調查來調查去，始終一無所獲。一些人批評施特勞斯為這筆債款擔保，因為東德借此得以苟延殘喘。然而導致東德最終覆滅的原因並非是火燒眉毛的財政困難，而是整個制度政治經濟上的破產和民眾的背棄。

　　回首過去，我常想，會不會有另一種結局。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不關閉邊境，東德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堅持到一九六一年後很久。經濟上面臨的巨大壓力，外加只是一個國家的一半所內含的脆弱性（而且歷史上一直是德國較不發達的一半）注定了我們的命運。然而我方沿邊界線築起混凝土牆之日，即埋下了東德覆滅的種子。切斷我國民眾與更吸引人的另一半德國的聯繫不失為蠻橫有效的一招，但只是權宜之計。從長遠看，這是一場災難。西方借柏林圍牆這一發人深思的象徵攻擊東德政權失道寡助，並贏得了越來越多人的同情和共嗚。我認為，這也是決定了冷戰結局的關鍵元素之一。無論我們這一方如何運籌帷幄，施展外交手腕或是極盡間諜之術，都無法改變這一結局。

第八章　為了愛情

　　愛情與情報工作之間的聯繫決不是我的發明。有史以來，情報部門就利用男女關係接近它們感興趣的人物。倘若我能在間諜史上留名的話，那恐怕是因為我將這一手段運用得爐火純青的緣故。我手下的羅密歐式的間諜為了刺探一國的國家機密，想方設法贏得掌握這些機密的女人們的愛情，為此在全世界臭名昭著。起初，我完全沒料到利用色情搞情報斬獲如此之豐。就我而言，色情手段只是一個既無資金，又無經驗的情報機構所能使用的多種手段之一。不過歷史上這方面的例子很令人鼓舞。

　　在摩西經第四卷裡，上帝命令摩西派人去迦南搜集情報。摩西挑選了十二個人，分別來自不同的部落。其中一個人是嫩的兒子荷西阿。他甚至還有一個化名，叫約書亞。這完全是情報機構的做法。十二個人探聽到關於迦南的巨人以及這塊富饒土地上的農業政策的消息後，順便砍下了一支結著纍纍葡萄的葡萄籐回國覆命。因為太沉，其中兩個人不得不用一根槓子把它抬回來。約書亞成了摩西的繼承人後，他派到傑理科的兩位使者溜到放蕩的喇閤家裡過夜。世界上最古老的兩個行業因而首次相遇。傑理科國王手下的反情報人員告訴他，有兩個陌生人在喇閤家裡過夜。喇閤看見道德衛士走近她家時，趕緊把兩名間諜藏到房頂，對前來調查的人坦白說，她確實和這兩位男士睡過覺，可他們已經走了。我不禁想，喇閤救了兩名嚇得失魂落魄的間諜的命。在愛情與間諜這一行中，喇閤的一位後繼人是瑪塔．哈利，一位丹麥婦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她為德國出過力。不過她是一名蹩腳的間諜，一九一七年受到法國人的審判並被處決。這種人我是不會用的。

　　本世紀裡，婦女在情報機構裡的作用已超出了扮演善良的妓女或勾引者的角色。從前男人擔任的要人秘書的工作已由她們取而代之。隨著女權主義的興起，她們自己也當上了政府部長，政治家的顧問或高級學者，成了國家機密的知情人。羅密歐式間諜的應運而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手下的第一位羅密歐始於五○年代初。他化名菲力克斯，真名至今無人知曉。還在學生時代，他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時，我們定期派專人到下面各省去物色潛在的間諜人選，挑選方法跟東德物色體育人材的做法差不多。其實派去物色體育人材的人也屬於國家安全部，只不過是另一個處。他們到國小操場上去選拔體操和其他項目的運動員幼苗。我自認為，世界上所有的羅密歐式間諜中，我們情報局挑選的羅密歐們名列前茅，完全不比選出的東德體育苗子遜色。

　　篩選過程極其嚴格。從黨組織，大學或青年組織中選出的每一百人中，經過我們對他們的背景和檔案的研究，只有十個人參加面試。最終，十個人中也許只有一人被錄用。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和另一位高級官員一起來到德國東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菲力克斯當時正在當地的一所大學裡主修工程學。他是一個聰明認真的人。當我們透露了真實身分以及此行的目的時，他顯得頗為驚訝，擔心學業會就此中斷，回應並不熱情。當時我們急需派人潛入西德，於是向他解釋說，當間諜日子過得並不壞，絕對比在國家機關的某個部門默默無聞地幹一輩子要實惠得多。

　　像對所有新手一樣，我們先派菲力克斯出一次差，去漢堡，並且告訴他，這是一次緊急任務，不是訓練。我們將透過這次任務考核他在壓力下的應對能力。

　　他同火車站附近的一個人接上頭後，下一步應當去防波堤。等候在那兒的另一個人會把情報交給他。出發前，我們已教給他各種辦法判斷自己是否被盯梢。菲力克斯仔細研究了示意圖，上面標出了他有可能被監視的幾個視角以及如何在人群中避開某些位置。當然，不管研究多少份示意圖，也不敢保證沒人監視。我們有些具有幾十年豐富經驗的特務人員就是因為覺得自己沒被盯梢，而實際上已在敵人監視之中而翻了船。幹這一行的一條基本規則是，永遠不要以為你沒有受到監視，哪怕是最老練的間諜也是一樣。

　　我們的這個學生一下火車就斷定有人在跟蹤他。他嚇出一身冷汗，可怎麼也甩不掉這條尾巴。不管走到哪兒，這個穿灰大衣的人始終形影不離。到了橋上時，他已感覺有整整一群穿灰大衣的人在後面盯梢。其實當時正值流行這種樣式極一般的灰大衣。可他並沒因此定下心來，還是覺得每一個穿灰大衣的人都是對方的特務人員。於是他向等候在橋上的接頭人員做了一個事先商定好的警告暗號，並把腋下的報紙換成某個角度，表明中止這次接頭。情報也沒取成。

　　後來，菲力克斯成了潛伏在波昂的一名出色間諜。提起他的第一次砸鍋，仍常令我們捧腹。然而這件事在我考核新手試用階段期間的表現時給了我一個重要啟示︰不是每個間諜生來就是詹姆士．龐德（美國電影《○○七》中的男主角）。緊要關頭，只有經驗豐富、謹慎小心、有條不紊的間諜才能做到處亂不驚，對面臨的危險做出明智的判斷。

　　菲力克斯利用假護照在西德安居，開始在一家生產洗髮劑和美容產品的公司做推銷員，這家公司的總部在科隆。我們希望他能設法打入位於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可他經常去波昂推銷產品。我們於是很快將注意力轉到當時由一名前納粹分子漢斯．格洛布克任主任的總理辦公室。戰後他和許多人一樣，搖身一變，成了民主人士和阿登納總理的心腹，也是喊叫得最凶的反共分子。

　　當時，來自阿登納圈子內的情報質量極不令人滿意。我們得不到任何真正有價值的線索，甚至連瞭解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必不可少的內部辦公使用的電話簿都沒有，更不用說關於電話簿上的人的情況了。為此，我們決定改派菲力克斯打探總理辦公室的祕密。至於一個四處推銷洗髮劑的業務員如何滲透到如此戒備森嚴的地方，無人知曉。但出於探聽阿登納虛實的需要，加上西德政府內部情報來源少得可憐，我們別無選擇，只有讓菲力克斯試試運氣。

　　菲力克斯本人想出了一個好主意。他建議每天下班的時候混在離總理辦公大樓最近的公共車站等車的人群裡，看看是否能認識什麼人。幾次失敗後，他終於認識了一位在總理辦公室工作的黑髮女秘書。我們給她起了個化名，叫諾爾馬。他倆成了朋友，很快發展到熱戀。菲力克斯借此瞭解到總理辦公室內的一些情況。

　　菲力克斯與諾爾馬的戀愛關係明朗後，他開始受到邀請，與她的其他同事一起打保齡球，或是參加她的辦公室組織的遊覽萊茵河的活動。菲力克斯運用他的南方人的魅力，或伴女士跳舞，或陪男士豪飲，成了聚會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諾爾馬為自己交了這樣一位男友而欣喜若狂。她長得一點不漂亮。對我們來說，她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然而，人事難料。菲力克斯對她動了真情。

　　他倆開始同居。不過通常我們絕對不允許間諜結婚。他們的身分都是假的，一般是頂替死人或移居海外的人。在西德，申請結婚的人要向政府出示他們的出生及洗禮證明。諾爾馬在總理辦公室工作，對她的未婚夫的安全審查會格外嚴格。鑒於此，我們的大部分間諜不得不推托說，他們屬於不想結婚的那種人，或是和原來的老婆尚未離婚，或編造些諸如此類的謊話。

　　我們的第一個羅密歐順利地工作了幾年。菲力克斯從未向諾爾馬吐露他的真實身分。那樣他們的關係就會告吹，也許結果會更糟。一天，安插在聯邦憲法保衛局的一名鼴鼠向我們通風報信︰西德情報人員開始注意到諾爾馬的男友，正在審查他的背景。事不宜遲，必須火速把菲力克斯撤回東德！一天，諾爾馬下班後，發現菲力克斯已不辭而別。可憐的諾爾馬對戀人不翼而飛一定痛不欲生。然而，面對要嘛營救一個間諜，要嘛挽救他倆的愛情的選擇，我不能心慈手軟。

　　我又一次扮演了一個善解人意的長輩。可憐的菲力克斯返回東柏林後情緒低沉。一天晚上，我和他在郊外的一處隱蔽據點喝乾了兩瓶伏特加，聽他向我傾訴衷腸。好在他雖然感情上痛苦不堪，大腦卻沒有停止運轉。他向我透露了另一位女人的情況。她中等年紀，喜歡享受，在格洛布克任主任的總理辦公室工作。菲力克斯覺得她有可能發展成我們的人。

　　他雖然講不出什麼道道，但憑著個人印象認為，假如有一個相貌英俊，舉止瀟灑的男人接近她，她也許會動心。當時正值五○年代，戰後女人多，男人少的現象十分嚴重。渴求男友的孤獨的中年女秘書們尤其感到這一點。我們於是用自己一方的合格的單身漢填補了市場上的這一空白。

　　翻來覆去研究了幾位候選人之後，我們最後選定了赫伯特．澤勒，化名阿斯托爾。他是一名業餘飛機駕駛員，二次大戰期間曾在德國陸軍元帥凱塞林手下任參謀。被蘇軍俘虜後，在戰俘營裡改信共產主義。由於他曾是納粹黨員，又同凱塞林手下的舊部下藕斷絲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沒有什麼發展前途。他滿心歡喜，以一個軍人的乾脆利索一口答應了我們要他打入西德的要求。

　　西德開始重整軍備後，澤勒的幾個朋友搬到了波昂。現在正是前軍人在東德與西德對峙中作出最後選擇的良機。派他回西德並不難，尤其是一九五三年的起義失敗剛過去不久。人們透過這次事件看清，東德完全處在蘇聯的控制之下。許多原先舉棋不定的東德人此後移居西德。

　　澤勒來到波昂，找到一份做房地產的工作，還參加了附近的飛行員俱樂部。許多熱中於週末獵奇的政府僱員都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沒過多久，他就認識了古德龍，即菲力克斯提起的那位女秘書。古德龍是我們給她起的化名。很快我們如願以償。古德龍對交上澤勒這樣的男友心滿意足。澤勒沒費多久也掌握了阿登納與西德情報部門頭子萊因哈德．葛蘭之間來往的備忘錄經過古德龍之手這一情況。他欣然接受了這位女友。過了些日子，他向我們建議，他冒充一名蘇聯情報軍官吸收她為我們工作。咋聽上去有些奇怪，但我們很快意識到他的直覺是對的。古德龍認為蘇聯是一個世界大國，卻不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合法的民族國家。澤勒跟她講述了他的戰爭經歷；希特勒軍隊如何殘暴以及當年從戰俘營裡的俄國文化軍官那兒聽來的有關俄德民眾的道統友誼。

　　我們決定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偏遠的度假地點吸收她為間諜。如果她不幹，我們可以帶澤勒迅速撤離。一般我們盡量避免在西德境內同一個西德人談這種事。反情報部門慣用的一招即跟蹤可疑的敵方特務，並率先通知可能被發展的對象做好準備，然後偷拍下整個過程，用作逮捕敵方特務的物證。邀請潛在的發展對象去東德或其他地方與東德的高級情報官員會面還有一層用意，即最後考驗一下發展對象是否真的願意從此與我們風雨同舟。走到這一步時，無需多說什麼，再遲鈍的人也會明白這筆交易的性質。

　　這次我們事先做了精心準備，在昂貴的瑞士餐館請古德龍吃飯。結果這一切拉古德龍下水的手腕證明都是多餘的。她早已拿定主意，這次見我們只不過是走個形式而已。澤勒的口才一定不一般。不過我由此悟出，許多被她們所愛的男人發展成間諜的女人其實早就感覺到情人是敵方間諜，只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願正視這一現實罷了。從此以後，我們再不敢對女秘書有可能對我們的人起疑心這一點掉以輕心。同時這還意味著，假如朱麗葉想洗手不幹的話，羅密歐們必須有辦法迅速安全地撤回東德。

　　可惜澤勒後來染上了嚴重的肺病，無法再幹下去。我們把他招回東德，之後不久即病逝。我們又派其他的男間諜去勾引古德龍，但都失敗了。有些女人對間諜工作本身著了迷。與情人共享一項機密使她們興奮，同時有一種倆人之間親密無間的感覺。對於這類女人，如果第一個情人出於安全原因銷聲匿跡，還可以派另一個男間諜建立新的關係。有的女人只愛一個。對於她們，我們毫無辦法。古德龍就屬於後一類。我們從來沒有像外界謠傳的那樣，脅迫她們幹下去。這樣做的風險太大，她們悔恨交加中很可能會重新投入西德的懷抱，控訴我們逼迫她們當間諜，從而為西德提供攻擊我們的上好宣傳材料。因此，我們不無遺憾地斬斷了同古德龍的聯繫。

　　然而根據她提供的情報，我們終於可以動手收拾格洛布克了。在我們的宣傳攻勢下，格洛布克一九六三年被迫辭職。這一行動達到了一箭雙鵰的目的︰既除去了一個敵視東德的頑固分子，又引起西德社會對眾多的前納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職現象的注意。

　　我對手下的羅密歐們發展的女間諜能提供一流的情報的信心與日俱增。不過這種手段使用得越頻繁，被察覺的風險也就越大。肥皂泡遲早會破裂。但我沒想到拖了這樣久。直到一九七九年，事情才敗露。西德駐布魯賽爾北約總部代表團的女秘書英格里德．加爾貝因替東德搜集情報而遭逮捕。西德新聞媒介將這起案件冠之為西德歷史上最大的叛國案。實情是，加爾貝的確具有重要的情報價值，但並非不可缺少。我們還有其他間諜。然而她是一位婦女這一點似乎讓人想起了瑪塔．哈利。「情人間諜」這個提法於是應運而生。報界對此興致勃勃，連篇累牘地加以報導。

　　三月，各家新聞社報導了北約組織秘書處的成員烏澤爾．洛倫岑叛逃到東德的消息。北約的同事們看著她突然出現在東德的電視螢幕上，宣佈要將自己掌握的北約祕密公佈於眾，一個個目瞪口呆。

　　洛倫岑在北約總部工作了十二年，最後幾年在作戰部。在那兒可以接觸到總部的各種計畫文件以及處理危機時的詳細計畫。我們對她提供的有關情勢分析室的工作方法的情報尤其感興趣。涉及政治、軍事和情報方面的所有報告均彙集到情勢分析室進行分析。北約組織起草的最重要的評估報告──東西方勢態研究也出自這裡。

　　洛倫岑前腳叛逃，北約總部的一名比利時女秘書費雷特後腳也要求到東德尋求政治庇護。東德的領導人對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我卻為此極為惱火。這些女人在東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滿足東德領導人對外宣傳的需要，但對情報部門來說卻意味著情報來源的喪失。誠然，北約組織的僱員避難東德自然要比東德人跑到西德定居更令我們開心。然而，她們繼續留在敵營中，為我們提供寶貴的機密情報遠比圖一時的痛快重要的多。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時，聽說一個名叫赫夫斯的婦女和她丈夫雙雙被捕。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總部的一名秘書。知道她叫什麼對我絲毫沒有幫助。因為在總部我們只用間諜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我不想冒險透過電話向東柏林查詢她是我們的哪一個間諜，於是急忙趕回總部。路上一面收聽西德電台的報導，一面猜測暴露的究竟是哪一個。

　　赫夫斯失蹤一週後，各報頭版頭條又刊出波昂另外兩位女秘書失蹤的消息。英格．戈利亞特在華納．馬克斯手下工作。後者是基督教民主聯盟內一家研究外交、國防、歐洲事務和兩個德國之間的政策的智囊庫的頭頭。過去十年裡，她一直向我們提供有關西德國防戰略及冷戰政策方面的文件。鑒於局勢吃緊，我們決定將她撤回。第二天，《圖片報》頭版便出現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大標題︰庫爾特．比登科普夫的秘書也失蹤了！比登科普夫是頗得人心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也是該黨的副領袖。一張比登科普夫和他的笑容滿面的助手布羅斯策的合影赫然躍入每個人的眼簾。接到撤離指示後，布羅斯策鎮定自若，絲毫不露聲色。分手時，她高高興興地朝自己的上司揮揮手說︰「我去理個髮。明天見！」從此一去不復返。

　　各家報紙均稱布羅斯策是一位「超一流秘書」。在打字和速寫兩項秘書專業比賽中，她總是名列前茅。她的良好素質不僅令比登科普夫和他的兩位前任極為滿意，對她從事的間諜工作也大有裨益。由於布羅斯策曾先後為三位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主席工作過，時間跨度相當長，西德方面無法查明布羅斯策到底瞭解多少情況，造成了多大危害。一週後，財政廳高級官員曼佛雷德．倫恩史丹的女秘書霍爾佳．勒迪格也輕鬆自然地與她的老闆告別，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到了東柏林。勒迪格是寶貴的情報來源。她的老闆倫恩史丹是一位研究歐洲共同體貨幣架構的專家，也是施密特從財政廳長升為總理期間的親密顧問。

　　潛伏人員的撤離路線總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離的間諜，經由風險較小的國家，如比利時、荷蘭或瑞士到達東德邊境檢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德護照封皮，裡面空空如也的假護照。邊境官員知道這一事先約定的暗號。衛兵叫來部隊長，部隊長做個樣子，揮手放行。然後把逃回的間諜領到旁邊的一間小屋裡，用一台專線電話機通知我們。

　　我大惑不解。大多數女秘書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她們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名在西德定居的東德間諜。這些男人通常頂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個逃跑的朱麗葉大概都是因為懷疑自己的身分即將暴露。西德當局究竟是如何發現她們是我們的間諜的？

　　顯然，西德人摸到了我們滲透方法的一些規律。過去我們一直傲慢地認為這些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當機立斷，決心一切從頭開始並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決定，招回更多的女間諜和她們的羅密歐。可惜，對於赫夫斯和她的丈夫，這道命令到得太遲了。夫婦兩人受到審判並被判二年徒刑。

　　後來才知道，一九七九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聯邦憲法保衛局（西德反情報機構）首腦更迭的結果。理查．邁爾博士接替京特．諾勞任局長以後，大大提升了從業人員的業務水準。成績之顯著頗令我傷腦筋。他明示部下，想陞遷就得兢兢業業，光靠關係玩兒不轉了。他還搞了一套甄別制度，對所有背景有疑點的人仔細審查。

　　起初，我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連串的挫折之間有什麼聯繫。在筆記中，我這樣寫道︰「西德情報部門開始對所有回國定居的歸僑或來訪者再一次進行全面甄別。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西德做不到這一點。他們現在的甄審令我們傷透腦筋。不論結果如何，我們今後必須有所收斂，暫不派人打入西德。還要時刻牢記︰我們正在冒巨大的風險。這是一場真正的生死搏鬥！敵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風平浪靜裡蘊含著極大的危險。間諜們無時無刻不在懸心吊膽，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堅強的人才能承受這一切壓力，同時仍對周遭環境保持敏銳的觀察力。」

　　我始終牢記，每一次行動背後都有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信任我們並不惜豁出命去的人。一個情報首腦如果為了達到個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當兒戲的話，用不了多久就會失去他們的尊重和信賴。

　　我們的間諜繼續紛紛落網。我仍然無法解開西德究竟採用了何種偵破手段這一謎團。通常，一個間諜在西德被捕後，我們會在總部展開調查，弄清偽造護照的部門裡是否混入了敵人的鼴鼠。這種猜疑對一個情報機構來說是最致命的毒藥。它損害了情報工作賴以生存的基礎──信任。有時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後來查明，我們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繼被捕原來是西德抓獲了我們派過去的聯絡員，對他們進行審問的結果。面臨慘重的損失，我們被迫撤回大批間諜。然而我們滲透的祕密究竟是怎樣被西德發現的仍然是個謎。

　　最初，我們手頭的唯一線索是從某個管道得到的消息，位於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開始全面重新審查所有入境人員。負責為國外來訪者和回國定居歸僑辦理手續的部門裡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員，其中多數人已退休。這些老爺爺們仔細查閱個人檔案，尋找某些特點。至於是什麼特點，我們無從知曉，只注意到從西德收到的所有情報裡都多次出現「甄別」一詞。我成立了一個直接向我會報的工作組，負責查明西德到底依據什麼標準整肅嫌疑分子。

　　我們已知，年齡在二十五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單身男性旅客如果攜帶少量手提行李，或服飾髮型與身分證不完全吻合時會受到盤查。但過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報部門嗅到了東德人的某些特徵。當時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東德卻受到壓制。西德小伙子喜歡留長髮，尤其在外出旅行時。我們的特務人員，特別是那些培養訓練特務的教員們卻留著短髮。即便同是短髮，東西德的髮型也有著細微的差別。這些教員能培養出訓練有素的特務，可要他們訓練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還難了。

　　主要火車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報告，立即對下車的嫌疑犯的一舉一動進行監視。例如，在東德長大的人一下車都會情不自禁地走進車站附近的商店裡，為那五光十色的商品所吸引，而西德人則對此興味索然。類似這樣的細微差別格外受到西德情報機構的重視。

　　經過幾年的困惑之後，我們終於弄清了西德新的甄別方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洩露這一祕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邁爾本人。他作為反情報機構首腦走馬上任後，一心想有所作為。於是大張旗鼓地逮捕了十六名由第三國混入西德的東德間諜。據各家報紙報導說，還有四十個人正在受到審查。以前我們總是懷疑西德人是否有能力從成千上萬的旅客中認出混在其中的極少數幾個東德間諜。聽到這一消息後，我們不再懷疑。邁爾的炫耀實際上等於把偵破我方間諜的方法和盤托出在我們面前。儘管損失慘重，我們還是安全撤回了許多處境危險的間諜，暫時停止了滲透活動。倘若邁爾對破獲的案子不聲不響，我們極有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他蒙在鼓裡。如果他只是有選擇性地逮捕一些間諜，或是等他們與所有潛伏特務接上頭之後再收網的話，我們的損失會更加慘重。一個情報首腦炫耀自己的結果是個人出盡風頭，而工作受挫。

　　如同這類大規模心理戰慣用的手法那樣，西德內政部不失時機地向我們的間諜勸降，呼籲他們自首投誠，以免遭逮捕。在東西德間諜戰中，這種敲山震虎的手段已司空見慣。但這次收效甚微。大多數的耳目和間諜都是與我們合作多年的老關係，對他們採用恐嚇手法一般不起作用。我們的大部分間諜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而且都受過心理戰訓練。再說，人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總是不願投誠自首的。在生活中，每個人都企望壞事不至於落到自己頭上。多數時候也確實如此、倘若厄運真的降臨，逃也逃不掉。

　　蒂奇曾是聯邦憲法保衛局的一位高級官員，一九八五年叛逃到我方。她告訴我們，過去十年裡科隆共查出二百起偽造身分證的案子。根據我的估計，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二年間，我們共有三十餘名間諜爆炸（在西德被逮捕）。還有百餘人被及時撤回。由於間諜一旦撤回便再也無法派回原處，邁爾搞的甄別行動使我們損失了大約一百名出色的情報人員，可謂損失慘重！

　　儘管邁爾愛出風頭，可他想出來的這一套破壞我方在西德間諜網及控制點的辦法還是相當厲害。下一步他開始把矛頭對準我個人，到處散佈我已「來日無多」的言論。《國際先驅論壇報》登了一篇報導，題為︰《米沙．沃爾夫是不是沒咒念了》對放在我辦公桌上的另一份西德報紙的大標題是︰《沃爾夫一籌莫展》。

　　實情並不像報紙上渲染得那麼聳聽。我們的工作照舊進行。針對甄別行動我們對原有做法進行調整的同時，並未減少間諜活動。化名為漢內洛蕾的霍爾佳．勒迪格就是一例。當初吸收她為間諜的那個男子由於整日驚恐不安，不得不召回。為了不失去她，我們研究了人事檔案，找到另一位羅密歐候選人，一個化名格特的年輕特務。他已經頂替一個名叫克雷斯的西德公民潛入西德境內。真的克雷斯早已移居紐西蘭。

　　我決定親自出馬為他們穿針引線。原因之一是我很想見見這位給我們出了大力的霍爾佳女士。另一個原因是，她說現在面臨一個選擇，要嘛隨頂頭上司調到財政廳去，要嘛留在總理辦公室。她透過東德的聯絡員給我們發了一封密電，問如何是好。面對如此千載難逢的好機遇，我們左右為難。總理辦公室有我們的人確實至關重要。但另一方面，霍爾佳同她的上司工作關係非常密切。他對她極其信任，把有關預算和國內政治的材料交由她處理。若要留在總理辦公室，她是否還能享受這種待遇可就難說了。

　　一九七六年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舉行的冬季奧運會給我們這次會面提供了很好的掩護。霍爾佳在奧運村附近租了一間平房。見面之後，霍爾佳表示願意接受已在西德的另一名特務充當她和我們之間的聯絡員。格特馬上出來與她見面。晚宴上，我滿懷希望地察言觀色，可並沒有發現有任何一見鍾情的跡象。不管怎樣，我們最後決定她去財政廳更穩妥。於是，她調到了財政廳，繼續向我們提供機密情報。

　　日久天長，霍爾佳與格特陷入情網。這一次的愛情既非逢場作戲，也非曇花一現。一九七九年我們被迫召回霍爾佳後，格特也被撤回東德。兩人終於可以結婚了。婚禮在風景如畫的小山城韋尼格羅德舉行。我這個媒人自然當之無愧地成為受到邀請的主賓。

　　不難想像，我的羅密歐們成了西方情報界絞盡腦汁研究的對象。外界也開始流傳各種各樣關於他們的傳說。《圖片報》刊登了十二位為我們工作過的婦女的照片，旁邊的大標題是︰《為了愛情當間諜的女秘書》。一份週刊的封面是一個半裸的上身，胸前佩戴著一枚東德勛章。我意識到，情人間諜的成功正使西德情報機構惶恐不安。顯然，他們試圖透過新聞媒體在公眾面前塑造出一群受害的羔羊的形象，大肆渲染這些女秘書如何可憐，如何被人利用。她們年齡大致相仿，單身，渴望愛情，在孤獨無助的情形下被人推向歧途。

　　為了更加聳人聽聞，西德國家安全機構還硬說，我們的羅密歐們冷酷無情地玩弄這些女人的感情，稍有危險便逃之夭夭。然而，當時西德反情報機構的第二把手赫伯特．海倫布羅赫在一份內部報告裡卻說得相當坦率︰「多數時候，這種戀愛關係並非是受到壓力或恐嚇的結果。金錢也不是一個主要元素。這些女秘書為東德工作通常是出於政治信仰，或是陷入情網難以自拔。」

　　實際上，發現類似故事《小紅帽》裡那個小女孩的弱小女子，然後千方百計拖她下水的情況實屬罕見。除非像派澤勒前那樣，事先有人向我們提供線索。通常的做法是，派一個小伙子去西德搜集某一方面的情報時會對他交代一句︰「你會和其他人一樣有自己的私生活。不過如果一個女秘書愛上你，而且還是一個在要害部門工作的女秘書，那就更好了。」其餘怎麼做就是他的事了。當然，不是每一個男間諜都會自動迷上一位女秘書。不過別忘了，我們的間諜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對組織忠心耿耿。為了信仰作出犧牲或忍受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根本不在話下。

　　我們的間諜並沒有像外界盛傳的那樣，在東德受過什麼勾引異性的特殊訓練。有的人在這方面本來就比其他人技高一籌。這些機靈鬼悟出，花前月下，大有可為。無論是經商還是搞情報，此法一樣靈驗。原因很簡單，談戀愛比其他任何辦法都見效快。

　　當然，我們的男間諜也曾捲入到一些奇特而不幸的事件中。只有將其詳盡披露，讀者才能看到全貌。我們有兩個超級羅密歐。兩人性格迥然不同，執行的任務也不一樣。第一個叫羅蘭，是個多情種子。

　　安娜貝格是坐落在額爾士山腳下的一座小城市。羅蘭在市內一家頗有名氣的小劇院任院長。那些被大城市的劇院認為政治上太危險的有才華的演員或編導常在這裡落腳。羅蘭因在歌德的劇中出色地扮演了浮士德而成名。浮士德渴求嘗試人生中的一切，誘惑了一個叫麥格麗特的純樸姑娘，使她失身。羅蘭的聰敏英俊和作為演員的作秀才華使他成為一個絕妙的羅密歐候選人。我們局在凱爾．馬克思城（德國統一後重新改名為開姆尼茨）設有一個地區辦公室，其成員出名地膽大妄為。羅蘭的才幹以及他對舒適生活的嚮往沒有逃過他們的眼睛。一九六一年，他被派往波昂，任務是設法接近一個叫麥格麗特的姑娘。她在北約指揮中心──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任口譯員。當時該中心設在巴黎附近的楓丹白露。

　　鑒於工作環境屬於國際組織，羅蘭冒充一名丹麥記者，叫彼得森，講一口略帶北歐口音的流利德語。這對一個上乘演員來說不成問題。麥格麗特是一位可愛的單身姑娘，虔誠的天主教徒，工作勤奮，很少交際。我們曾先後三次派人引誘她，均未打動她的鐵石心腸。羅蘭比她還硬，居然撬開了這塊石頭，拉她一起去了趟維也納。在藝術歷史博物館裡，他向這位羞澀的姑娘介紹裡面陳列的義大利畫家畫的極為性感的裸體像，陪她到西班牙馬術學校學騎馬，最後把她帶到昂貴的德莫爾咖啡館品嚐美味糕點和維也納咖啡，完全是一位慇勤的追求者。不用說，這一切費用都記在了我們的賬上。主管此事的官員有時覺得，即便是為爭取像麥格麗特這樣重要的對象，羅蘭的開銷未免也太高了點。不過，此人很明智，他清楚地知道，間諜工作使羅蘭有相當程度的個人自由，還有一大筆錢可以用來享受在清苦的東德所享受不到的奢華生活。

　　一天，羅蘭和麥格麗特在維也納國家劇院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之後，麥格麗特回報給他一個熱吻。「你是第一個讓我這麼開心的人。」她說。當夜兩人同床共枕。第二天早上，羅蘭向麥格麗特傾吐衷腸，多少也有點真話在裡頭。他自稱是丹麥軍事情報部門的一名軍官，並解釋說，像丹麥這樣的小國常有被北約冷落之感，因而需要有自己的情報來源。

　　麥格麗特相信了他。他告訴她，因為工作關係他會常到巴黎去，以後可以經常在巴黎見面。麥格麗特欣喜萬分，答應向他提供北約的祕密。倆人隔段時間就在一家小旅館幽會。麥格麗特詳細告訴他最近參加的會議情況，尤其是有關北約軍事演習的部署和評估方面。這使我們對北約如何評價自身的長處和短處有了極好的瞭解。這方面的知識對於華沙條約組織制定自己的計畫至關重要。麥格麗特還提供從負責海軍和地面部隊的部門得到的後勤方面的情報。她經常去這兩個部門做口譯。

　　可是這些情報仍不能滿足蘇聯人的胃口。不消說，我們把情報都轉給了他們。他們夢寐以求的情報是︰北約軍隊的部署計畫和對東德實施第一次核打擊的時間和目標。蘇軍駐東德部隊總司令科舍沃伊芳元帥有時想用激將法從我這裡套出北約的核戰計畫。

　　「你們（指東德人）這些人如此神通廣大，難道不能再搞到幾組坐標嗎？」他問我。他是指北約基地在地圖上的準確位置。一旦發生衝突，蘇聯首先要摧毀這些基地。「我們不需要你們提供什麼文件。有這些坐標就夠了。在基地上扔上一顆原子彈，我們就能長驅直入打到西德。」

　　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引以為豪的是，我的部門能夠提供深入的分析性質的情報，而不僅僅是一張標出位置的地圖。儘管我們竭力幫助莫斯科搞到所有位於歐洲的戰略要地位置圖，但始終未能掌握全部情況。很有可能五角大樓明智地對這類核心機密嚴加守密，沒讓他們的西德盟友知道。美國人覺得西德方面極易洩密。他們這樣想確實不無道理。

　　與此同時，麥格麗特和歌德故事裡與她同名的姑娘一樣，開始受到良心的譴責。恰如這位偉大的德國戲劇家描寫的那樣，她坐臥不安，良知啃噬著她的心。當初說服她為我們提供情報花了不少功夫，雖然是給她所愛的人，而且是一名無害的丹麥情報部門軍官。此外，繼續與羅蘭保持這種未婚同居的關係也使她這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感到十分不自在。

　　我們的間諜與流行間諜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一點是共同的，都喜歡妙齡女郎，喜歡去昂貴的地方遊山玩水。於是這一對去了瑞士風光秀麗的度假勝地阿羅薩，在那裡度過了一九六二年的耶誕節及一九六三年的新年。度假期間，麥格麗特告訴羅蘭，她必須向一位神父告解自己的行為才有可能繼續為他幹下去。而且她也不願意繼續這種關係，除非他答應結婚。羅蘭說，結婚根本不可能，他為丹麥情報部門工作意味著隨時可能被長期派駐外地。

　　至於麥格麗特想要懺悔的事，羅蘭知道羅馬天主教會規定對懺悔人的懺悔絕對守密，但他懂得一個優秀的間諜決不能抱有僥倖心理。他於是請麥格麗特耐心等幾天，好為她找一個可靠的丹麥神父。當然，他不會去丹麥找，而是找到我們在馬克思城的分局總部。分局總部的人立刻忙作一團。平時應急的招數是不少，可沒有一條能馬上變出一個會說丹麥語的神父。那頭兒羅蘭已經答應了麥格麗特。一個情報機構就像一位紳士，為了不讓它手下的人失信總是竭盡全力。

　　我們於是演出了一場真戲假做的把戲，派一名特務裝扮成軍隊裡的牧師，事先教會他如何主持告解。可他對丹麥語一竅不通，於是又趕緊突擊學習丹麥語，掌握一些送往迎來的詞彙，以矇混過關。最要緊的是得去掉他厚重的德國撒克遜口音，代之以北歐口音。我們在丹麥的日德蘭半島上物色了一個小村莊，這裡有座清靜的小教堂。趁月明星稀之時，這位特務潛入島上，溜進教堂，坐在告解室裡神父那一側。羅蘭隨後把麥格麗特帶了進來，在神父面前袒露靈魂。毋庸贅言，我們的這位神父對她的行為表示出非凡的理解，並鼓勵她在主的祝福下繼續幹下去。

　　我本來擔心，整個安排可能以鬧劇結尾，弄得不可收拾。沒想到，這一招居然成功了。幹間諜這一行，有時稀奇古怪的花招倒能奏效，簡單易行的辦法卻行不通。至於道德方面，今天常有人問我，是否為這種手法感到內疚或羞愧。總的來說，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回首往事，有些做法確實過於出格。但在當時，我們認為，為達目的是可以不擇手段的。

　　羅蘭被撤回東德之後，麥格麗特斷絕了和我們的聯繫。撤回羅蘭是因為我們懷疑他已受到西德的注意和監視。麥格麗特曾跟新派去的羅密歐合作了一段時間，但兩人的關係終未能持久。她答應當間諜只是為了羅蘭。他走了，她也再無心幹下去。

　　另一位超級羅密歐和羅蘭不同，屬於另一種人。誰也不會想到他會對女人有魅力。他叫赫伯特．施勒特爾，在德語裡是個俗氣的名字，人長得恰如其名，又粗又壯，寬肩膀扛個大腦袋，嗓門粗。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身上究竟有什麼東西讓女人著迷。反正他總有迷人之處，因為他成功地說服了兩位在要害部門工作的聰慧過人的女秘書為我們提供情報。不幸的是，對於愛上他的女人來說，他是個災星。兩位女秘書均遭逮捕下場，而他每次都化險為夷。他的故事表明，利用羅密歐勾引女人做間諜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結局︰或真心相愛，白頭偕老；或以悲劇告終。

　　六○年代初，我們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語協會。這個組織號稱是秘書的搖籃。因為政府部門從業人員多被送到這裡學法語。赫伯特在這兒認識了十九歲的格爾達，一個苗條、聰明的姑娘。兩人墮入情網後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實身分。她於是同意想辦法調到外交部，為我們通風報信。以後她積極地為我們搜集情報，成績卓著。一九六六年起，她開始在泰爾科工作。這裡是波昂外交部譯碼中心。西德所有駐外使館發回的電報均在這裡解譯。赫伯特在波昂的掩護身分是商人。

　　泰爾科的內部制度說得輕點也是管理不嚴。那時使館發回的報告都在收報機紙帶上。格爾達常常把成卷的紙帶塞進她那極能裝的手提包裡，帶出大樓而無需經過任何安全檢查。一九六八年，她被派到華盛頓工作三個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駐美大使館裡當譯碼員。這段時間，她向我們提供的情報最多，比如波昂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現狀以及西德大使對美國國內和外交政策的評價等。同年，她回到波昂後，繼續和赫伯特一塊兒幹。五年後，她被調到華沙。兩地分居後，她和赫伯特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並開始酗酒。由於擔心赫伯特去華沙會引起懷疑，我們仍讓他留在西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個記者。後來證明他其實是波昂的一名特務。她把一切告訴了這位男友。他勸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與赫伯特的舊情，及時打電話通知了他。她發出的信號是「去找咱們的朋友，有要緊事兒！」這是預先商定好的警報。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對方收網前逃到東柏林。

　　後來發生的事頗具戲劇性。間諜小說裡常有這類描寫，實際情報工作中卻極為罕見。赫伯特僥倖逃脫，回到我們這邊。格爾達被藏在西德大使在華沙的別墅裡，防止她與前東德官員發生任何聯繫。我們得到消息，兩名西德情報官員已抵達華沙，準備提審格爾達。

　　那天晚上，我的緊急電話線鈴聲不斷。我仍抱一線希望，也許格爾達會回心轉意，回到我們這邊來。我同波蘭外國情報機構的同事取得了聯繫。他們答應將盡全力阻止她離開波蘭。這次行動並不簡單。每當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被捲入到兩個德國的間諜戰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蘭人。他們出於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我們監視他們與西德的關係。早在團結工會出現之前，東柏林與華沙之間的關係就十分緊張。我猜想，如果這次營救行動失敗，我的波蘭同事，波蘭情報局局長米列夫斯基肯定會教訓我一通。他是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後來擔任波蘭內政部長。

　　我們設置了最後一條「營救防線」。當西德駐波蘭使團副團長親自護送我們的目標來到機場，即將透過最後一道邊防關卡時，一位波蘭特務走到格爾達面前，告訴她波蘭可以給她政治庇護。格爾達一瞬間猶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嚇呆了，以為自己馬上就要因為眼睜睜讓一個自首的間諜逃到共產黨一邊而成為外交史上遭人恥笑的話柄。但格爾達最終搖了搖頭，上了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

　　格爾達一回到杜塞爾多夫的家，就因「特別嚴重的間諜案」受到審判，並被判三年徒刑，但由於她詳細交代了過去為我們搜集過什麼情報而受到從輕發落。我們嘗試了一次大膽的營救，但失敗了。這使我極為惱火。我覺得，在處理格爾達和赫伯特的愛情問題上，我們過於掉以輕心，以致釀成大錯。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一大難題。他這個人根本不適合在總部工作。再說格爾達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露了身分。為了有時間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亞的黑海旅遊勝地度假。

　　幾週後，他回來見我。「我恐怕又給你找了個有用的女朋友！」他興高采烈地說。我不禁大吃一驚。

　　度假期間，他在海邊結識了一位美麗的金髮女郎，叫達格瑪。他用了另一個假名做了自我介紹（許多年裡，他換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連他自己也不記得了）。這次他又搖身變成里希特。達格瑪告訴他，這次來度假是為了彌合一次痛苦的離婚給她帶來的心靈創傷。赫伯特馬上說，他也是離了婚的人，完全理解離婚給人帶來的痛苦。隨後，兩人墮入情網。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間瀏覽那一週的新聞雜誌，忽然看到一篇報導格爾達受審的長文，還有一張他與格爾達的合照，一看就是他。他不由得大驚失色。文章繪聲繪色地把他描寫成一個邪惡的化身，一個毀滅女人生活的惡棍。他別無選擇，只有向新交的女友說了實話。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誠感動了她，他們繼續相愛。由於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歡迎的人，我們只好在週末請達格瑪到東柏林來。她當時給慕尼黑的一位新聞記者當助手，對我們來說，並沒有多大價值。過了一段時間，她對我們的週末款待深表謝意，並表示願意為我們做點事。我們建議她學法語和速寫，並為她付了學費，甚至還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學校。

　　達格瑪應我們的要求搬到了波昂。但學習結束之後仍無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門的工作。我們沒有就此罷手。所有情報機構中，我們大概屬於最耐心的。達格瑪先給一位大學教授當助手。一年後，一九七五年秋天，靠了這位教授的關係，在施密特總理辦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受雇的最初幾週，我們在東柏林極為緊張。每逢我們的人混到這一步都是如此，新工作單位的安全防範更嚴了。試用期的十週內，新僱員的履歷和社會關係受到審查。達格瑪很順利地透過了檢查。不用說，我們無法再邀請她來東柏林，但安排她去維也納，日內瓦或因斯布魯克與赫伯特會面。

　　她化名英奇，連續幾年向我們遞送了反映施密特班子內部的運轉情況以及波昂政府成員的情緒的文件。其中一份報告很有意思。它透露了施密特首次會見吉米．卡特，討論歐洲安全問題時氣氛極為緊張。達格瑪工作勤奮。同事們都知道她常常主動加班。誰因家中有事無法上晚班，或假日不能值班時，她都樂於相助。趁辦公室人少之際她抓緊複印材料，或趁沒人注意時偷拍下重要文件。

　　雖然她與赫伯特兩地分居，但兩人感情篤深。達格瑪恨不得馬上結婚。根據慣常做法，我們勸她為安全起見不要急於結婚。由於擔心她會為此洗手不幹，我們又一次演出了一場假婚禮。我們給她搞了一張使用她婚前名字的身分證，讓她從波昂飛到維也納，再換機到東柏林。我們帶她來到利希騰伯格區的一個婚姻登記處。這裡距諾曼大街國家安全部很近。

　　一切該辦的手續都辦了。主持婚禮的官員分別問達格瑪和赫伯特是否是自願結婚，然後照例講了一通祝願白頭偕老、忠貞不渝的套話。在婚禮進行曲中，兩人互換了戒指並在結婚登記冊上簽了字。他們剛一離開，這頁紙就被抽走銷毀了。不過，他倆還蒙在鼓裡。達格瑪被逮捕後發現她的結婚證明因為手續不全而無效時憤怒至極。

　　一九七七年，由於別人的原因，她的間諜生涯結束了。她在西德的聯絡員彼得．戈斯勒受到懷疑。彼得和他妻子古杜魯恩是化名潛伏在杜塞爾多夫的東德間諜。兩人先去倫敦，在那兒搖身一變成了一對名叫安東尼．羅吉的英國夫婦，然後去西德定居。一次，西德反情報機構用電腦對海外歸僑的檔案進行突擊檢查。戈斯勒夫婦引起了他們的注意。西德反情報機構監視了他們一段時間。在一次搜查他們的房間時，查出了藏在菜蔬籃子裡和浴室內的文件。其中包括施密特同英國首相卡拉漢密談的記錄。記錄裡寫道，卡拉漢抱怨白宮不瞭解歐洲的現實，還用「傲慢、愚蠢」等字眼形容美國人。

　　調查人員很快就查出了這些記錄從何而來。他們偷偷拍下了戈斯勒和達格瑪的接頭場面。戈斯勒夫婦又一次出門後，他們的家再次受到搜查。這一次查出了施密特辦公室為一九七八年倫敦經濟首腦會議準備的闡述西德立場的文件。達格瑪受到逮捕和審判，被判四年零三個月徒刑。我本人受審期間，在杜塞爾多夫的法庭上遇見一位年長的看守。他曾見過我們的一些女秘書間諜，其中達格瑪給他的印象最深。他告訴我︰「我從來沒見過這麼美的女人。」至於赫伯特，他的好日子就此完結，被迫在東柏林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再也無緣去度假勝地談情說愛。

　　加布力爾萊．加斯特是西德聯邦情報局中級別最高的婦女，任負責蘇聯和東歐地區的高級分析員。在男人占統治地位的這一行業裡，她算得上是鳳毛麟角。她對東方陣營各國動態所做的有見地的分析擺在了柯爾總理的辦公桌上。柯爾和她在西德情報部門裡的上司沒想到的是，這些分析材料也同時躺在我的辦公桌上。

　　加比（加布力爾萊的呢稱）為我們工作最初也是起於羅密歐，但我不想把她說成是朱麗葉，因為她是一位才華出眾的婦女，她的行為完全是根據自己的信念。她出生於一個保守的中產階級家庭，大學時參加了基督教民主青年運動──一個極其活躍的右翼組織。一九六八年，她來到了東德，為她的一篇論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婦女的政治作用的博士論文做準備。

　　在凱爾．馬克思城，她結識了一個名叫施密特的汽車修理工。二十年後，她才得知他的真名叫施奈德。他倆的邂逅絕非偶然。施密特是國家安全部在撒克遜地區的軍官，後來晉陞為少校。他的粗狂性格對來自舒適安逸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女人極有魅力。她覺得他的名字太老式，親暱地改稱他為凱爾利施克。施奈德鍥而不捨地對她發起進攻，攜她同遊鄉下。兩人一起度過了一個浪漫的夏天。這時，施奈德透露了他的真實身分，把她介紹給他的上級，一個叫施拉姆的經驗豐富的情報官員。

　　加比對意外地窺到東德的祕密興奮不已。當她的新識請她合作時，她猶豫不決。他們告訴她，如果她不答應，以後將再也見不到凱爾利施克。她終於同意了。加比回到西德，繼續在亞琛完成學業。不過每三個月來一次東德，接受間諜訓練並與男友會面。

　　起初，負責她的東德官員並沒有一定的計畫，只想協助她在波昂找一份工作，比如在政府的某個部。就在此時，幸運之神降臨了。我們並不是唯一對加比感興趣的人。指導她做博士論文的老師是一位研究東歐問題的知名教授，叫克勞斯．梅納特。他同西德情報部門有來往。據信他是為聯邦情報局物色學者人選的招募人之一。加比是她的得意門生。一九七三年她透過博士論文答辯後，馬上在位於慕尼黑附近的聯邦情報局下屬的普拉赫研究所找到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任政治研究員。

　　對此，我們當然非常高興。我們沒有食言，讓加比繼續同凱爾利施克約會。不久，兩人在東德一處隱蔽地點慶祝訂婚。施拉姆親自到場祝賀，為他們開了一瓶俄國香檳酒，還帶來一盤錄有當地情報部門首腦對他倆的祝福卡帶。我們對這種關係中含有的愛情成分始終非常重視。

　　加比幹得漂亮極了。她使我們準確掌握了西方對整個東方陣營的瞭解程度以及所做的評價。八○年代對付日益強大的團結工會時，這方面的情況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加比有一雙敏銳的眼睛，知道我們會對什麼材料感興趣。她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分析員。她常常在博覽西德有關東方陣營和蘇聯的政治和經濟的機密材料之後，把我們可能感興趣的東西整理成要點。

　　需要原件的時候，她就用微型相機偷偷拍攝下來，藏在假的洗滌劑瓶內。一開始，我們指示她把膠片藏在慕尼黑開往東德的火車上的廁所水箱裡。後來覺得這種辦法風險太大，且無法全部送出她提供的大量情報。於是改為派一名女聯絡員在慕尼黑的一個游泳池與她接頭，兩人利用改換房間的機會遞送情報。我們事先從東柏林透過發報用暗語告知加比具體房間號碼。

　　與我們多年合作之後，加比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極大的成就感。同時，她還繼續利用節假日與凱爾利施克約會。對這對成績卓著的相思鳥我們極為慷慨，送他們去阿爾卑斯山或地中海岸度假。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她對當初引她下水的凱爾利施克熱情降溫。我想，她一直沒跟相貌平平的凱爾利施克斷交的原因恐怕是同他保持關係仍給她帶來快感。她是一個個性極強的女人，不願循規蹈矩，在西德找個丈夫結婚生子。

　　此外，她還背負著另一個精神負擔。她的嫂子收養了一個嚴重生理殘障兒。後來夫婦倆的經濟條件實在難以支持。加比不忍心看這孩子再被送回生理殘障院，於是罔顧自己異常繁忙的工作，承擔起撫養的責任。因為擔心自己有一天東窗事發，孩子無人照看，她陷入極端苦悶之中，幾次流露出想洗手不幹的想法。

　　我決心不惜一切留住她。一九七五年，我破例親自到南斯拉夫和她見面。開始，氣氛有些緊張。因為迄今為止，西德沒有登過我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裡不過是陌生的東德情報機構頭子。不過，她很快恢復了平靜，和我熱烈地討論起東方政策和東德的國內情勢。她對東德的看法非常現實，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詢問了她個人的情況，當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凱爾利施克當時也在場。我們還討論了她如何在聯邦情報局內爭取晉陞的機會。我向她保證，在我的部門裡她的身分絕對守密。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協助。以後，我們又在其他地方會面，如位於南斯拉夫達爾馬提亞海邊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裡。這兒是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休假的地方，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來這兒同樣沒什麼風險。

　　面對西德輿論對我個人的惡意攻擊以及要把我方間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嚇，她反而不再動搖。隨著歲月的流逝，她在意識型態上的信仰越加堅定。和眾多經歷過一九六八年抗議運動的西德青年一樣，她堅信西德沒有真正反省納粹的歷史。一次，她寄給我一本介紹紐倫堡的書。納粹曾在紐倫堡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遊行。戰後，戰勝國在這裡以戰爭罪審判納粹戰犯。她在書的扉頁上寫道︰「舊秩序仍然隱藏在新秩序的後面。紐倫堡審判三十年後，必須繼續為爭取新社會而鬥爭。」

　　最初與凱爾利施克相識的興奮過去之後，加比是否還真的愛著他，無人知曉。但我確知，她對我們的情報部門產生了感情。與我們的合作對她來說有一種浪漫色彩，給她帶來感情和事業上的滿足。聽上去有點怪，其實不然。一個情報機構對一個出色間諜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可以起到談情說愛的作用。對加比來說，這種體貼關懷尤其重要。我們注意隔段時間就請她來東德，以獎勵她的出色成績。這樣的會面給她一種感情上的寄託，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與我們的兩位高級官員關係甚篤。他們像父親一樣關懷著她。其中一位去世後，她請人代她向他在東德鄉村的墓地獻了花。至於她和我的關係不太容易說清。她需要感到我對她格外重視。我於是常對她表示關心。她的聰敏很惹人喜歡。我從未和一個間諜有過這樣密切的關係。

　　偶爾她會在信中流露出隱隱的委屈，好像覺得自己是一個被利用的戀人。但東德之行總給她一種在自己國家感受不到的所屬感。她會在距巴伐利亞邊界不遠的風光秀麗的福格特蘭地區與凱爾利施克幽會。這裡既有清新的田園風光，又有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情調。東德的一些偏遠地區常可以看到類似景色。一個叫林達的女房東照料她的起居。林達難懂的方言和鬆軟的當地風味的餃子都讓她喜歡極了。在這裡，她聽到了從未聽過的東德方言，吃到了從未品嚐過的風味飯菜。我們請到東德來的西德人常為這種體驗激動不已。不時地請加比到東德來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風險也越來越大。西德規定在要害部門工作的人，尤其像聯邦情報局這樣機構裡的從業人員，不得到東德旅遊。我們潛伏在這類部門裡的間諜每次來東德都要冒很大風險。因此，我們不得不逐漸停止這種做法，不再請她來東德。她為此情緒低落。

　　一次，她在給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憂慮，擔心隨著她在西德情報局內的地位越來越高，風險也會越來越大。我感覺到，她渴望得到來自更高一級的保證，於是邀請她來東德。她在回信中說︰「不管風險多大，只要能在那種親切的氣氛中見到你，和你交談，再難也值得。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都這樣認為。」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加比雖是個出色的間諜，但不大好伺候。她為我們工作期間，我先後共和她見過七次面。

　　我發現，這種所屬感──感到自己屬於某個小團體，某個為了崇高理想而奮鬥的由優秀成員組成的祕密組織，對於那些出身中上層階級，個性強而複雜的西德人尤其重要。人們經常問我，為什麼我們吸引了大批這類家庭背景的人為我們工作。部分答案也許就在這裡。我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把個人理想與為之獻身結合起來的機會。這在許多發達國家的社會裡並不常見。

　　八○年代期間，加比傾注全力分析北約組織在東西方問題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雷根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後果。她和我一樣，為安德羅波夫一九八四年逝世後蘇聯陣營內越來越嚴重的停滯不前感到憂慮。這時，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難行。我們都意識到蘇聯外交政策上的嚴重失誤以及它給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造成的影響。

　　出乎我意料的是，從七○年代末起，加比開始提出一個觀點，認為自發的改革運動有可能擴展到波蘭以外的其他衛星國。她的看法尤其令我驚愕，因為它與我自己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謀而合。但那時我還不願，也不能公開我的看法。現實高官方的宣傳越來越遠，與馬克思的理論也南轅北轍。我對時局感到困惑，盡量強迫自己不去想這些事。

　　加比在事業上青雲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極大信任。一九八六年，她奉命為西德總理準備一份關於西德公司涉嫌參與在利比亞建造一座化學武器工廠的報告。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後，她被提升為西德情報局蘇聯陣營政治司副司長。這是由婦女擔任的一個極為高級的職務。我們讓她自己決定提供什麼情報。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樣，我們對自己的專家絕對信任。

　　生活在這樣一個鏡子世界裡，人們自然會問︰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員？我可以說，她既為我們，也為西德情報局提供了完全客觀的分析。她知道我們的興趣所在，三言兩語就把我們需要的情報歸納出來。她的報告一般不超過四到五頁。也許她為了填補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撲在研究上，不管是為我們還是我們的敵人。最重要的是，透過加比，我們掌握了西德情報局在東歐及東德問題上的思想動態，從而使我們能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加比為我們工作是出於堅定的個人信念。但和潛伏在其他要害部門的間諜一樣，只有為敵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觸到我們需要的情報。

　　根據加比提供的消息，我們還掌握了一些可能潛伏在東德的西德情報局特務人員的線索，雖然這方面的情報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透過西德的所謂「黃條情報」擴大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瞭解。黃條情報是指西德情報局搞來的關於自己盟友的情報，主要透過西德設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爾一加的斯附近的一個代號「北極海」的監聽站得到的。「北極海」建於三○年代納粹與佛朗哥政權關係密切時期。這項代號為「佳餚」的監聽行動監聽美國大使館與中央情報局地面站使用的歐洲與西非和南北美之間的通訊線路。西德情報局裡所有涉及其盟國的情報上都加有一條黃線，確保它們不致被誤轉給盟國，以免在夥伴面前洩露天機。受過專門訓練的西德情報人員和警察用解碼技術可以破譯十四個友好國家的無線電信號。西德情報局和土耳其情報組織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一九八二年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西德是唯一能夠替英國破譯阿根廷無線電通訊的國家。由於西德的這種技術能力，加上我們透過加比和其他間諜對這種能力的利用，我們搜集起情報來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摸摸幹著這種竊取美國盟友情報的勾當，我們則坐收漁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垮臺之後，加比暴露了。我後悔莫及。當初讓她早點脫身就好了。那樣她可以隱藏得更深一點。直到最後一刻，她都沒有出半點紕漏。一九九○年初，當我們認識到德國統一勢在必行時，我的繼任人把她叫到薩爾斯堡通知她，我們的工作即將結束。所有涉及她與我們合作的文件已經銷毀。

　　然而，統一臨近之時，一些曾在東德情報局幹過的人為了使自己免於受到西德的起訴，不惜出賣他人。我們的一位高級官員，凱爾．格羅斯曼上校（與接替我的外國情報局局長華納．格羅斯曼同性）的背叛最為惡劣。雖然他並不直接瞭解加比的身分和活動，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爾聽到的一次談話，即西德情報局內的一位高級女官員是我們的間諜，她有一個生理殘障的孩子。

　　這點線索足以置她於死地。一九九○年下半年，她正要跨過德奧邊界，最後一次與主管她的東德情報官員見面時被捕。東德情報部門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長期服務獎。直到最後，她還對這類顯示我們對她的尊重的活動極為重視。

　　不少人想弄明白為什麼這些女人願意為我們工作。探討這一問題的文章書刊更是層出不窮。她們在加入我們組織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部門裡工作的西德公民。有些人逐漸接受了社會主義信仰。但大多數人不過是墮入情網，愛上一個男人之後才答應為我們工作。她們深知，有一天她們也許不得不離開家人，放棄西德優越的生活條件，逃到東德避難。東德對她們極為陌生。它在外界的名聲也並不那麼好。可她們中的不少人在離開間諜這一行之後在東德確實又開始了新生活。

　　赫夫斯因為拒絕收回要求移居東德的申請，在聯邦德國一直服滿刑期。最終被獲准與她在東德的丈夫團聚。布羅斯策和她丈夫在東德的圖林根地區定居並收養了一個孩子。以後這對夫婦又生了一個孩子。布羅斯策為此欣喜異常。英格．戈利亞特與丈夫在柏林附近的鄉下過著恬靜的生活。霍爾佳．勒迪格和丈夫一起搬到柏林。丈夫去世後，她仍住在那裡。我只見過她一次，是在一九九六年夏天的一次生日晚會上。

　　自然，要這些曾為我們工作的女人逐漸適應另一種社會制度相當困難。我們的政策是安排好她們的生活，讓她們過得舒適而又盡量不引人注目。在為一個機密情報部門工作多年之後，這種結局顯得格外冷清。布羅斯策就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整天纏著當地黨的負責人，要求給她分發工作。最後他們給了她一個難做的差事，到一家棉紡廠當車間主任。她在那兒抨擊「大鍋飯」造成的效率低下，並根據自己在西德的經驗對工廠的管理做了許多改進。

　　我並不認為我們成功的秘訣與西方外國情報機構的竅門有多大的不同。利用羅密歐搞情報的情報機構當然不止我們一家。西德情報局在美國安插了一個間諜，化名凱爾．斯托爾茲。一九九○年，他想辦法認識了波士頓一家國防工業公司裡的高級女秘書。誘她下水後試圖吸收她為間諜，為波昂搜集美國在基因切片技術方面的情報。他偷偷把她同意為德國竊取工業情報的談話錄了音。當她膽怯退縮時，他拿出錄音帶恐嚇她。結果她自殺未遂，弄得無法收場。

　　一九八四年，西德情報局的另一位羅密歐被派到巴黎去勾引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工作的一位東德官員的妻子，然後脅迫她遞送有關東德政府政策以及東德在聯合國表決前立場的情報。我們在大使館的安全人員察覺之後立即將這對夫婦送回國，沒有造成任何損失。與此同時，奧斯陸還出了另一件不尋常的事。挪威的反情報機構透過竊聽電話得知，東德駐挪威大使的妻子與一位挪威婦女有同性戀關係。我們從其他管道獲悉，西德情報人員準備以此要挾大使夫人。無奈之中，只得把這對大使夫婦匆匆撤回東德。

　　這一章講述的羅密歐並非風流浪子唐璜，更不是希臘神話裡的美男子亞度尼斯。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走在街上可能不會引起路上行人的任何注意。回想他們為我們作出的貢獻以及由此付出的代價，令人感慨萬分。其中幾位付出的代價尤其沉重。他們的正常生活被打亂，愛情被葬送，事業毀於一旦。令我至今悔恨的是，羅蘭與他的麥格麗特的關係發展得太深太久，而我們卻沒有在適當的時候及時阻止。我們為達目的而採取的手段並非回回無懈可擊。但西德人在這個問題上大肆譴責我多麼不道德實在令人生厭。只要世上還有間諜這一行，就會有羅密歐去勾引接觸機密的輕信的朱麗葉。畢竟我主管的是一個情報機構，不是寂寞男女俱樂部。

第九章　勃蘭特總理的陰影

　　勃蘭特總理是一個有勉力，有思想，為人正直的人，在戰後德國歷史上堪稱是一位傑出人物。他很善於因時因地作出恰當的姿態。訪問華沙猶太人隔離區時，他雙膝跪地，悼念被殺害的猶太人亡靈。他還真誠地致力於彌合東德與西德、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裂痕。但我們還瞭解他的另一面。當年任柏林市長時，他曾是冷戰中的一員反共大將。出任西德總理後，他開始推行與東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謂東方政策。這裡的東方既指東德，也指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不言而喻，我們希望百分之百地確認，他確實不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真心想成為我們的夥伴。

　　勃蘭特總理的私人辦公室內潛伏有東德間諜一事曝光後，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結束。對此我應負全部責任。雖然他已與世長辭，此事始終折磨著我。我永遠無法迴避人們的質問和責難︰為什麼要這麼做？而且是對勃蘭特？斯人已去，我現在能為已故的勃蘭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詳述這樁戰後德國最大的間諜醜聞的來龍去脈。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勃蘭特當選為西德總理。八年前，他還是柏林市的年輕市長時，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圍牆的突起。出任總理三週後，一個叫京特．紀堯姆的男人找到勃蘭特辦公室主任，自我介紹說，勞工組織的負責人萊貝拉推薦他在新總理手下當一名低級助手，負責與各工會團體及政治組織的聯絡。勃蘭特收下了他。就這樣，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在頭號敵對國的總理身邊安插了一名間諜。

　　我們始終伺機打入波昂心臟，可誰也沒想到我們的人竟會潛伏到西德政府首腦的身邊。化名漢森的紀堯姆也不是我想像中能完成這一間諜史上的壯舉的人。京特原在東德的一家國家安全部辦的出版社工作。五○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爾奉命潛入西德，與移居那裡的大批東德人混雜在一起。克勞斯特爾的母親是荷蘭公民，定居在法蘭克福，並開了一家煙草店。克里斯特爾總使我想起一個幹練的秘書所具有的品性︰踏實肯幹，缺乏想像力。京特則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善交際，和什麼人都能談笑風生。

　　憑著克里斯特爾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親住在法蘭克福這一有利條件，紀堯姆夫婦避開了專門收留東德移民的安置營地，繞過西德政府為協助情報機構審查新移民而設置的障礙。我們決定，紀堯姆夫婦應當設法在社會民主黨內求得發展，以此做掩護開展工作。夫婦兩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後，政治生涯青雲直上。打入最高層並不在我們的計畫之中。當初我們只打算讓他們夫婦充當我們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耳目的聯絡官。沒想到我們大大低估了他倆的精力和智謀。

　　紀堯姆夫婦在法蘭克福有一套舒適的公寓房子，在當地開了一家複印店，還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皮埃爾。夫婦倆都很勤奮。紀堯姆兼作攝影師，多掙一點外快。在當時左派勢力佔絕對優勢的法蘭克福社會民主黨內，觀點保守的紀堯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爾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六○年代初，她被任命為比科爾巴赫辦公室主任。比科爾巴赫屬於那種任何政黨裡都缺不了的人，關係廣，神通大。他是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歐洲議會中社會黨團體的主席，同時還是自己家鄉黑森州的國務秘書，可以接觸到像「類比戰爭」這樣的北約組織的戰略文件和應付核危機的各項計畫。

　　紀堯姆用微型照相機拍攝下這些文件，將膠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裡，然後交給假裝到他岳母商店買東西的聯絡員。每個月，我們與他和克里斯特爾在指定的日子和時間裡透過無線電保持聯繫。初期時，雙方往來發報頻繁。後來加強了守密，減少了往來發報的次數並經常更換頻率。紀堯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說，捕捉我們的發報回回讓他絞盡腦汁。

　　一九五九年，社會民主黨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召開的大會上透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含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後，我們對該黨更為注意。修改了黨綱後，社會民主黨的從政前景大大改善，將來有一天成為政府的一員已不再是虛無縹緲的事。我們指示紀堯姆先在政治上求得個人的發展。一九六四年，他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隨著紀堯姆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我們意識到以後跟他聯繫要格外小心。當年他跟西德當局講，他是從東德逃出來的。既然如此，他跟東柏林不該有任何聯繫。這是他偽造履歷中的薄弱之處。一次，他坐車去東柏林一處祕密公寓跟我們見面。途中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一位當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從他車前走過。假如他抬頭看見早已叛逃的紀堯姆就在眼前，會怎麼想？皮埃爾和所有孩子一樣，因為說話無遮無攔常令父母難堪。不止是難堪，還有可能無意識中出賣自己的父親。一次紀堯姆去東德，一位說話帶厚重撒克遜口音的軍官帶皮埃爾去動物園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爾模仿只有東德境內才有的這種口音並好奇地問父親，為什麼那個人這樣說話。紀堯姆一瞬間緊張得透不過來氣。他和所有間諜一樣深深感到，他已沒有了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習以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後不再祕密來東柏林情報總局與我們會面。

　　但他始終堅守黨的紀律，忠於我們的事業。他當上了法蘭克福市議會的議員和議會內社會民主黨團主席。當時正值社會民主黨內思想理論大變動的時候，紀堯姆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堅定的保守派觀點引起了萊貝拉的注意。萊貝拉是建築行業工會主席，後來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中擔任過運輸部長。他正需要一個幹練的人幫他對付自己選區內年輕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戰，確保得到競選議會的提名。萊貝拉是社會民主黨上層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儘管如此，這次爭取競選議會提名仍面臨一場苦戰。黨內的左派人士受一九六八年激進思潮的影響，決心與自己的黨和意識型態上的敵人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為敵。

　　在紀堯姆全力支持下，萊貝拉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的選舉中穩穩獲勝。社會民主黨人戰後首次成了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這對紀堯姆可以說是太有利了。他幫萊貝拉獲勝的選區是社會民主黨人在西德面對的最困難的選區之一。萊貝拉馬上許諾帶他去波昂工作。我們從東柏林注視著局勢的發展，對這一結果憂喜參半。紀堯姆從前在東柏林出版社幹過的經歷不是什麼祕密。再說我們知道，在西德一個政府部門任職不同於當初僅僅是社民黨法蘭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從業人員，受到的審查要嚴格得多。

　　我們指示紀堯姆夫婦暫時按兵不動，不要急於在新政府內為自己謀求一官半職。他倆於是靜以待觀。不出我們所料，西德安全部門對紀堯姆進行了詳盡的審查。日後擔任西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海倫布羅赫證實，對紀堯姆審查之嚴超過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沒有發現任何疑點。然而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分析人員仍有兩點疑慮。負責人事的勃蘭特辦公室主任埃姆克決定親自找紀堯姆談一談，澄清事實。

　　紀堯姆神情坦然地解釋了當年在東德大眾與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況。埃姆克所有疑慮頓消。紀堯姆暴露後，埃姆克驚得說不出話來。但有一個人始終對紀堯姆心存疑慮，即勃蘭特最親密的顧問、東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貢．巴爾。巴爾告訴埃姆克，他對調紀堯姆到勃蘭特身邊工作很不以為然。「也許我冤枉了這個人，可他的過去實在讓人不放心。」

　　最後還是沒有聽取反情報機構對紀堯姆所持的保留意見。理由是，當時移居西德的東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許多移居西德的東德人覺得為了向西德政府證明他們的反共誠意，只有揭其他東德人的短。再說，西德政府中的幾位高級官員，如勃蘭特的內政部長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黨黨員均來自東德。那位自民黨黨員儘管原是東德人，政治上仍負責西德的反情報機構。

　　其他社會民主黨人討厭紀堯姆是因為他平時慣於阿諛奉承，而且討論不關他的事時總喜歡湊在一邊。今天回過頭來看，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新的一屆政府決心刷新政治。埋頭苦幹，精力充沛和朝氣蓬勃的人比舊日按資排輩在官場混的人更吃香。這種新風氣對紀堯姆這樣既沒受過高等教育，官場上又沒靠山的人十分有利。當然，大人物的賞識和提拔也不無作用。紀堯姆的後面有與他情投意篤的萊貝拉撐腰。因此最後選中了他。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們幾乎未費吹灰之力，就在西德總理辦公室安插了我們的人。

　　紀堯姆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人選。萊貝拉和其他的工會領袖希望總理府內有一個心腹，幫助推展社會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後來勃蘭特也想同工會建立一條聯繫管道。紀堯姆擔任這一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政府各機構和教會聯繫的總理首席助理，一年後，又升為高級文官，直接歸總理辦公室主任埃姆克領導。不過，雖然埃姆克覺得紀堯姆很能幹，但始終對他存有戒心。

　　人們常常問我，我們情報局是否因紀堯姆的幫助對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的意義做出了清楚的判斷。換言之，為了搞到這些情報，是否值得冒有可能殃及勃蘭特東方政策的政治風險？我們對總理辦公室內安插的人的最大期待是︰國際危機尚在醞釀期間他能夠及時向我們發出警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是紀堯姆的工作要義。他調到波昂前，我曾對他和其他間諜講過，我們並不期待勃蘭特的新政府偏離北約的政策，或是放棄重整軍備的道路。但我認為新政府有可能會採取步驟，緩和歐洲的緊張局勢。這一事態發展值得高度關注。

　　我們給紀堯姆的任務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透過他隨時掌握勃蘭特政府的情況。該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內部的鉤心鬥角。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尤其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員眾說紛紜，各持己見。一九七○年三月勃蘭特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維利．斯多夫在東德首次會晤前夕，紀堯姆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加上透過從其他管道得到的情報，我們對勃蘭特的意圖和憂慮有了更好的瞭解。

　　紀堯姆的價值越來越高。一九七○年五月中旬，社會民主黨計畫在薩爾布呂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需要在當地設立臨時政府辦公室，處理日常國務。紀堯姆擔任了該辦公室主任。由於工作的關係，他竟一下子成了該辦公室與西德外國情報局之間的聯繫人！紀堯姆毫不費力地主持了辦公室的工作。對他的幹練和過人的工作精力，大家眾口一詞。此後，他又獲准接觸所有的機密。

　　然而對於東德來說，他的真正價值在於他的政治嗅覺。根據紀堯姆的判斷，我們得以很快得出結論，勃蘭特新近奉行的東方政策雖然內含種種矛盾，但卻標誌著西德外交政策發生了真正的變化。我們心裡因而有了底，確信勃蘭特和其盟友並非居心叵測。從這個意義上講，紀堯姆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促進了緩和。紀堯姆繼續福星高照。負責社會民主黨競選事務的主任羅伊芳申巴赫當時正在競選議員。他建議一九七二年大選前由紀堯姆接替他的工作。勃蘭特一九六九年才出任總理，距任職到期為時尚遠。然而西德議會對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署的基本條約的信任投票險些流產。我們暗地裡付給基督教民主聯盟議員施泰納五萬西德馬克收買他的選票，幫助勃蘭特渡過了難關。面對如此微弱多數，勃蘭特宣佈於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提前舉行大選。社會民主黨人乘競選專列在西德全國遊說時，我們這位機智勤奮的助手始終不離勃蘭特左右。

　　競選期間，紀堯姆與勃蘭特的關係日益加深，並有機會冷眼旁觀勃蘭特性格上的缺陷。盡人皆知，勃蘭特極其風流。整個競選期間，他一直與女記者布倫談情說愛。勃蘭特的挪威妻子魯特不在專列上時（她在的時候住在勃蘭特隔壁的房間），紀堯姆和勃蘭特的房間只有薄薄的一牆之隔。紀堯姆很快意識到，勃蘭特經常和不同的女人一起混。這時他已是勃蘭特周內的一員。唯一讓我們不放心的是，他和政治上的密友們杯盞交錯中會不會因貪杯誤了正事。據我所知，整個社會民主黨這部機器似乎都是靠紅葡萄酒潤滑著。不過一名出色的間諜懂得如何飲酒適量。

　　在一九七二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民主黨人組成的聯盟出人意料地大獲全勝。西德歷史上一個不含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的政府首次在議會佔有明顯的多數。這意味著東方政策將得到貫徹執行。電視轉播社會民主黨在大選結果揭曉後舉行的慶祝大會時，我們看見紀堯姆和勃蘭特班子的其他成員一道滿面春風地為新總理祝酒。

　　那年秋天，我們的另一名間諜格羅瑙在西柏林被逮捕。他是我們最老的關係之一，當時任西德工會聯合會東德局局長。被捕時他正與東德來的人接頭。不清楚是他還是東德來見他的官員引起了西德情報局的注意。

　　紀堯姆和格羅瑙平時工作上有來往，不過誰也不知道對方是東德間諜。按照規定，我們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彼此之間根本不該認識，更不要說交往了。可生活中一定存在某種迄今科學家尚未探究的法則︰不該認識的人到頭來一準碰到一起。格羅瑙實際上還向我們建議過，紀堯姆是條大魚，也許可以考慮把他爭取過來！我們這些總部的人聽了又好笑又擔心。當時我們正想方設法把這兩人分開。就在此時，西德反情報機構動手抓了格羅瑙。可憐的格羅瑙從此從舞台上消失。

　　由於他倆彼此認識，又從事類似的政治工作，調查格羅瑙的西德人員也找了紀堯姆瞭解情況。對此，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反常。紀堯姆擔任勃蘭特總理的親密顧問一事清楚地表明，當初錄用他時殘存的一點疑慮早已冰釋。

　　社會民主黨領導成員和議會內社民黨團領袖現在每次開會紀堯姆都在場。勃蘭特喜歡在小範圍內與人交談。每逢此時，紀堯姆龜縮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裡，沉默不語，暗自把聽到的一切記在心裡。我們進一步加強了保護紀堯姆的安全措施。與他的聯繫減到不能再少。他過生日時，也不再向他表示祝賀。只有特別重要的情報他才給我們，而且是口頭會報。

　　一九七三年七月，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歐安會）的首輪談判揭開帷幕。當時任尼克森總統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吉從戰略角度出發走了一著棋，拋出一個《大西洋宣言》。其主旨是北約組織內的歐洲成員國同意在制定歐洲大陸的防禦戰略時接受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華盛頓為了推行這一方針背著其他北約成員單獨與倫敦和波昂談判。事情洩露後，北約組織內部頓時大嘩。法國人回應尤其強烈，認為這是有意孤立他們。

　　因此毫不奇怪，勃蘭特總理在挪威度假期間收到的有關外交政策的電文大部分都是涉及北約內部對《大西洋宣言》展開的討論。當時有關這一宣言的談判正處在關鍵時刻。紀堯姆負責跟蹤來往電傳，並為勃蘭特準備每天早上他與報紙一起看的文件摘要。一個電視台的攝影小組來到勃蘭特總理位於哈馬爾不遠的度假勝地拍紀錄片。攝影師把鏡頭對準了站在解碼機旁閱讀剛剛收到的一份電傳的紀堯姆，做夢也不會想到對面這個人是個王牌間諜。這段時間紀堯姆共複印了三份極其重要的電文。

　　第一份是尼克森用英文寫給勃蘭特的信，時間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信中他請勃蘭特和美國一道對法國人施壓，迫使他們簽署《宣言》。信上蓋有「私人函件」的戳記，並有尼克森的親筆下款。第二份是西德駐美大使對西德和美國之間祕密會談的詳細會報。西德外長謝爾在會談中告訴基辛吉和尼克森，這一宣言是尼克森計算好的一著棋，想在歐安會談判之前加強美國的談判地位。他看不出歐洲人為什麼應當乖乖地就範。基辛吉和尼克森則表示擔心，蘇聯的核戰略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如果不從技術方面加強北約的話，美國恐再也無法保證對蘇聯發動的地面進攻進行首次核打擊。紀堯姆從勃蘭特私人電傳機上撕下來的第三份電文載有勃蘭特私人顧問對整個事件的看法。他敦促勃蘭特不要理睬美國人的壓力，繼續與法國保持良好關係。

　　北約組織內的歐洲盟國對美國人的不滿言論繼續源源不斷地從電傳機上落入紀堯姆的手中。他瀏覽了英國對美國這一戰略方針的反對意見。巴黎的措詞更為激烈。法國外長蜜雪兒．若貝拉指責美國人扮演消防隊，先放上一把火，然後藉機衝上來滅火。

　　該是勃蘭特給他的外交部長寫信闡述他的立場的時候了。可他對手下顧問從波昂發來的草稿不滿意，一連幾小時在這份稿子上改來改去，用一桿綠色粗頭水筆劃出應強調的重點並修改原來的措詞。勃蘭特把改好的稿子交給紀堯姆，讓他用總理的守密電傳機發回波昂。紀堯姆藉口原稿太亂，無法交電傳室，用打字機打出了一份乾淨的稿子。誰也沒想起問勃蘭特的那份初稿到那裡去了。

　　日後，在對紀堯姆的審判中，檢察官特別指出︰

　　向蘇聯遞送涉及北約組織內部分歧的情報有可能在蘇聯人眼中削弱北約的威懾力量。這種威懾力量的基礎是其成員國齊心協力參加一項共同防禦計畫；聯盟內部的精誠團結以及敵對雙方軍事力量在戰略上的勢均力敵。其後果有可能導致蘇聯基於政治和戰略上的考慮採取步驟分化西方聯盟，並逐步演變成採用政治高壓手段──

　　紀堯姆後來撰寫了一本回憶錄。寫這本書的用意之一是為了利用這件事取笑波昂（我們情報局對原稿做了仔細的潤色。一是散佈假情報以保護其他的情報來源，二是宣傳我們工作的業績和意義）。紀堯姆在回憶錄裡也渲染了這種印象，即我們把勃蘭特的文稿搞到手是蘇聯陣營內情報機構的一大勝利。他在敘述勃蘭特總理在挪威度假的那一部分的結尾處說︰

　　波昂的絕密文件現在到了我們柏林的機要文件保管員手裡。

　　他是指，複印完這幾份文件後，他把它們放進手提箱交給聯絡員帶回了東柏林。人們一直對此深信不疑。誰想到多年後他的這番誇口卻給我帶來麻煩。

　　迄今為止從未透露過的一個令人震撼的事實是，我們並沒有原封不動地拿到這批載有華盛頓與其歐洲盟國的分歧詳情的有趣文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們開始為紀堯姆夫婦的安全擔心。挪威度完假後，克里斯特爾開始感到有人盯梢。起初我們對她的擔心將信將疑。間諜有時會患多疑症，哪怕是這一行的老手也不例外。明明一切如常，他們也會疑神疑鬼，覺得有人跟蹤自己並拍下他們的一舉一動。

　　然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克里斯特爾的懷疑並非捕風捉影。在接頭地點之一的波昂一家餐館的後花園裡，她明顯覺察到有人在一旁監視。兩個男子坐在鄰近的一張桌旁。其中一個朝她坐的方向打開公文箱時，她一眼瞥見裡面的照相機鏡頭。那天她恰好剛與信使安尼塔接過頭，把挪威度假期間搞到的文件微型膠卷交給了她。好在這兩位男子走進餐館前膠卷已經易手。她們倆不愧是老手，輕鬆地喝完飲料後相互分手。安尼塔提著裝有膠卷的手提包來到街上，確信剛才餐館裡的兩個男子中的一個在跟蹤她。她搭慢車到了科隆，然後換了幾次有軌電車，在人群中鑽來鑽去。

　　可後面的尾巴始終甩不掉。她急走幾步，暫時把盯梢的人甩到後面，轉過街角走到河邊。為保險起見，她順手把微型膠卷扔進了河裡。海因里希．伯爾把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河邊的女人》獻給了萊茵河和默默流淌的萊茵河水中蘊藏的所有祕密。我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告訴他一件真人真事。

　　審判紀堯姆時，檢察機關認為這批挪威文件已落入我們手中。我們指示紀堯姆保持沉默，讓西德人繼續保持這種錯覺。同時也是為了不傷害紀堯姆的自尊心。他對自己被判長期徒刑十分氣憤。但一想到自己現在成了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德國間諜大王，又不無安慰。紀堯姆是個愛虛榮的人。經我們首肯，他在回憶錄裡編織了一個神話，即在挪威搞到的這批文件代表了他間諜生涯的輝煌頂點。

　　一個情報首腦偶爾吐露真言時也沒人相信。我在這裡可以明言，在我們的檔案裡尋找勃蘭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會有任何結果。我這樣說不是因為它們在一九八九年被銷毀了。柏林圍牆倒塌後，人心惶惶。大批文件被銷毀。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本輪不上立即銷毀的份兒。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壓根兒就沒有看見過它們。檔案裡又怎麼能有？我們對此事的一知半解還是西德方面在紀堯姆的審判中無意洩露出來的。與原件的豐富內容相比，我們聽到的不過是隻鱗片甲而已。

　　一九七三年夏天，西德反情報機構完全有理由對紀堯姆的活動產生懷疑。一名反情報官員在處理另一樁案子時，注意到了紀堯姆這個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紀堯姆是格羅諾的朋友。雖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兩人之間有聯繫，可紀堯姆這個典型的法國名字總是在他腦海裡時隱時現。尤其致命的是，與格羅諾在西柏林同時被逮捕的那個來自東德的聯絡員違反了祕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規則。他身上帶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幾個關鍵的字，以備遺忘。其中就有紀堯姆的名字。記下紀堯姆是因為我們讓他敦促格羅諾斷絕與紀堯姆的聯繫。我們當時感到他們兩人過於接近。

　　紀堯姆最終還是栽到了他這個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爾茨的話，或許還能逢凶化吉。禍不單行，另一起巧合徹底斷送了紀堯姆。這位注意到幾起案子中均出現紀堯姆的名字的西德反情報官員一天在餐廳吃飯，恰好與一位專門研究收信人身分不明的無線電訊的同事坐在了一起。兩人聊起最近的工作。這一偶遇決定了紀堯姆的命運。

　　五○年代期間，我們情報局使用蘇聯在第二次大戰中用過的密碼模式與海外的間諜聯繫。每份電文以一個數字開頭。這個數字代表我們的某個間諜。西方情報組織借用電腦早已破譯了這套密碼。一旦知道每個數字代表我們潛伏的一名間諜，就可以對截收的電文進行登記，歸類。電文內容先記錄下來，最終也被破譯。對每個收報的間諜都建立了檔案。敵方唯一有待做的是把收報人的阿拉伯數字代號換成具體的人名。

　　一九五九年，我們瞭解到這一情況後，馬上改換了密碼和發報模式。同時還做出規定，發報時不得提及具體人名、地名和或接頭時間。我們重新審查了一遍發給海外間諜的所有電文，確信給紀堯姆夫婦的電文沒有露出半點蛛絲馬跡。可惜，我們忽視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視為重要的日子裡發出的例行祝賀電文。德國人很看重這類日子。對我們的間諜來說，這意味著他們是我們這個大集體中的一員。假如我們在這些事上不這麼認真，西德恐怕永遠也發現不了紀堯姆。

　　一九五七年，西德截獲了發給一個代號為G的間諜的幾份電文。第一份祝賀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賀G的妻子的生日。最後一份說︰「祝賀第二個男人。」十六年後，在科隆的那家餐廳，始終鍥而不捨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電文的那位西德官員聽了同事的介紹後，猛然想起有一個代號叫G的間諜一直沒有破獲。此人五○年代末開始活動，與社會民主黨有聯繫，而且還收到東德頭頭們的祝賀電文，顯然不是什麼等閒之輩。

　　監聽無線電通訊的這位官員找出檔案，查到了這幾份吊人胃口的電文。那份用隱晦語言提到第二個男人的電文最令他頭疼。其實這份電文是祝賀紀堯姆夫婦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兒子皮埃爾的出生。兩人為了搞清第二個男人指的是誰冥思苦想了好一陣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倆仔細查閱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人事檔案。查到格羅諾一案時，果然看到了紀堯姆的名字。即使到了這一步，紀堯姆仍有一線生機。後來我從西德反情報機構裡的頭號鼴鼠庫龍那裡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員否決了G可能就是紀堯姆的說法。理由是他只有一個兒子，而根據電文，新生兒是第二個兒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抑或是一個老實巴交過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親在一個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個男人，長子自然是第二個男人了。

　　下一步是決定如何搜集證明紀堯姆是間諜的確鑿證據，同時避免使西方利益進一步遭到損害。西德反情報機構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立即動手搜集證據，盡快完成偵查。再一個是穩住紀堯姆，監視他與什麼人聯繫。他們選擇了第二種辦法。為了不引起紀堯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爾置於監視之下。他們正確地推斷，紀堯姆與東德之間的聯繫是透過她進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報交給東德聯絡員的鏡頭，自然鐵證如山。

　　迄今為止，一切無可指摘。而後發生的事使人不禁懷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治家都替勃蘭特著想。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西德反情報機構的首腦諾勞向內政部長根舍會報了紀堯姆一案。後來這兩個人在西德議會成立的一個調查委員會上作證時，對諾勞的會報內容各執一詞。根舍和他的辦公室主任金科爾──日後歷任情報局長、司法部長、根舍退休後又任外交部長──一口咬定，諾勞只說紀堯姆可疑，並沒有詳細解釋反情報機構搜集到的任何證據。根舍把這次談話內容向勃蘭特作了會報，並轉達了反情報機構的建議，暫不驚動紀堯姆，對他進行嚴密監視。可他反映以上情況時，顯然輕描淡寫，並未引起勃蘭特的重視。諾勞直到去世前一直堅持說，他曾發出過強烈的警告。不過最終他還是引咎辭職。內政部長和國內反情報機構首腦作證時各執一詞引起人們的紛紛猜測，根舍是否有意對他所掌握的紀堯姆一案的情況的重要性輕描淡寫，期待這一災難給勃蘭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響，如同實際發生的那樣。

　　到底應該怎麼解釋這一切？第一種說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蘭特的政府遇到麻煩開始打起自由民主黨的小算盤，轉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聯盟。他已經開始與柯爾碰頭會晤。也許是這樣。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諾勞出於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暫時按兵不動，等待紀堯姆自我暴露，然後掌握確鑿證據。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根本不應當讓紀堯姆繼續留在勃蘭特身邊這個敏感的位置上擔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蘭特的話，首先會對根舍大發雷霆。

　　事實上，從西德反情報機構告訴根舍他們正在監視紀堯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證據外，半點新證據也沒找到。整整一年，紀堯姆繼續可以看到絕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對西德總理身邊有一個間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他接觸他們本應保護的國家機密。雖然埋下乾柴的是我們，劃著火柴點燃了這場將勃蘭特燒得通體鱗傷的大火的卻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科爾。而且火起之後，他們不是急於滅火，而是隔岸觀火。

　　紀堯姆被捕後，根舍在議會上聲稱，挖出了整整一個間諜集團。為了掩飾自己在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謂良苦。只有這樣說，才能解釋為什麼遲遲沒有逮捕紀堯姆。我現在已沒有任何隱瞞的動機，在此可以聲明，所謂的間諜集團純係子虛烏有。紀堯姆夫婦是一對獨往獨來的間諜。

　　收到克里斯特爾的報警後，我們指示她和紀堯姆停止一切祕密活動。為什麼沒有馬上把他們撤回東德？無疑，這是我們的一步失著。除了疏忽大意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我曾反覆思考過要不要撤回紀堯姆夫婦。鑒於監視克里斯特爾的手法十分拙劣，我們誤以為西德方面眼下並沒有對她丈夫起疑心。萊貝拉現在已任國防部長，並建議克里斯特爾到他的辦公室任助手。我們知道為此她會受到嚴格的安全審查，因此把她受到監視當成萊貝拉調她去他的辦公室工作的結果。最後我們讓紀堯姆夫婦自己根據情況隨機應變。如果他們覺得處境危險的話，可以馬上溜回東德。倆人都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於是我們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時間。這時我向米爾克作了會報。前面已說過，我與他的關係很一般。為了不讓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門，重要的間諜均由我直接抓。只有當我們的計畫有可能危及國家領導人時，我才徵求上司的同意。鑒於紀堯姆的位置政治上極其敏感，通報國家安全部部長顯然是明智之舉。米爾克同意，現在最好是坐以待觀。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把這件事告訴昂納克或其他人。

　　一連幾個月毫無動靜。一九七四年二月，紀堯姆夫婦建議恢復祕密工作。我主張再冷卻一段時間，等到秋天再說。

　　當年四月，紀堯姆在法國南部度假時，第一次覺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後面跟了整整一串法國和西德密探的車子。但他開車穿過巴黎和比利時返回西德時，尾隨的車子不見了。此乃天賜良機。他憑著直覺和受過的訓練本應意識到，此時不逃，更待何時？！此刻主控權仍操在他的手裡。

　　紀堯姆夫婦於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的消息傳出後，我大吃一驚。在機場候機時聽到這一消息的勃蘭特也是一樣。當時他剛結束對埃及的訪問，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紀堯姆落網時的表現可謂大義凜然，不過卻不是我們期待手下的間諜在這種情況下應作出的回應。西德警方凌晨來到紀堯姆家，向他出示逮捕令時，他大叫︰「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和軍官，對我放尊重點！」

　　這句話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等於還未聽到自己的罪名是什麼就供認了有罪。有了這句話，西德反情報機構和刑事部門得以避免因缺少確鑿證據而可能引起的尷尬。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九八一年紀堯姆回到東德後，經上面同意開始撰寫回憶錄。他在書中解釋說，當時是凌晨，兒子又在場，所以才有那樣的回應。自不待言，皮埃爾在紀堯姆的生活中舉足輕重。當父親的不得不對兒子隱瞞自己的真正信仰和從事的工作，這對於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爾這時已長大，是社會民主黨左翼的一名青年社會主義者。他把父親視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紀堯姆內心深處渴望告訴兒子︰「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種人！」有一次我曾同紀堯姆談過被捕的可能，並告誡他一定要「鎮定自若」。也許在凌晨睡眼惺忪中，在皮埃爾驚奇的目光下，紀堯姆才亂了方寸。

　　然而無論怎麼解釋，這種行為也不可原諒。一名間諜隨時要有被捕的思想準備。這方面我們對特務人員進行過嚴格的訓練。一旦被捕，他們應該根據西德的法律告訴對方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後要求與東德駐波昂的外交使節團取得聯繫。除此之外，什麼也不說。東德使團然後會請一名有經驗的律師。如果嚴格遵守這條紀律的話，證明有罪的責任完全在西德一方。

　　有一件事我們一直守密至今。早在紀堯姆被捕之前，他與克里斯特爾的婚姻已瀕於破裂。他有一個情婦。為了不牽連她，他從法國南部趕回西德，把自己的東西搬出她家。這是一步嚴重失著，也是對這個女人做出的徒勞無益的姿態。這個女秘書聽說紀堯姆國間諜罪被逮捕後，自殺身亡。

　　紀堯姆被關在科隆的監獄候審。身陷囹圄外加監獄的嚴酷環境折磨著他。但我們這位暴露了的間諜被關押期間拒絕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誘惑，不肯為了求得從輕發落出賣其他同事，以實際行動彌補了自己的過失。

　　紀堯姆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我們自己難道沒有錯誤嗎？我們難道不是忽視了最初覺察到的他們夫婦受到監視的跡象了嗎？間諜引起的恐慌中，真正的間諜和無辜的人不分青紅皂白都受到監視是常有的事。有時讓人覺得，波昂市的一半人都在監視另一半人。在紀堯姆一事上，盯梢人的笨手笨腳麻痺了我們。但我們受騙的最主要原因是紀堯姆繼續留在勃蘭特身邊。我們覺得，讓一個已知的間諜長時間留在一位國家領導人的內圈裡簡直不可思議。在這一點上，勃蘭特和我有同感。他在回憶錄裡抱怨沒有將紀堯姆從他身邊調開，並辛辣地說︰「聯邦總理不但沒有受到保護，反而成了自己國家情報機構的誘餌。」

　　我和手下的同事犯的錯誤屬於另一種性質。分析紀堯姆夫婦面臨的危險時，我們完全忽視了十五年前給紀堯姆發報的內容。當時已知它們早被西德破譯，可把這件事忘到了腦後。等到西德方面著手調查時，才醒悟到昔日發報內容的致命之處。經過長達幾個月的審判後，位於杜塞爾多夫的高級法院判紀堯姆夫婦有罪。克里斯特爾被判八年徒刑，紀堯姆十三年。換了其他國家，這一判決可能顯得很輕。但在德國，這已屬重刑（考慮到兩個德國之間互相刺探情報比較容易引人上鉤而且頻繁，德國對間諜的判刑一般很短）。受審期間，這對夫婦自始至終沒向外界流露出兩人關係破裂的任何跡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這一情況，很有可能會借此對倆人進行分化打擊，套取口供。

　　紀堯姆的兒子皮埃爾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弄懵了。他的父親急得幾乎精神失常，頻頻給我寫信，懇求我照顧好這個孩子，教育他成為無愧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說來容易，做到這一點可就不那麼簡單了。為了照顧好這孩子，我手下的人忙得團團轉，恨不得單為他設一個處。當然，這不是孩子的錯。他以前生長的環境與東德截然不同。西德社會蔑視威權，鼓勵個人透過服飾、言語和行為表達自己的個性。謝天謝地，這股風沒有刮過柏林圍牆。東德的國中小校仍然保留了昔日普魯士講究秩序的遺風。我們設法找到一所最適合皮埃爾的學校。該校女校長已習慣於跟東德慣壞了的高幹子弟打交道。我們還跟幾位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的積極分子和選自安全部門認為可靠的家庭的自願者打了招呼，讓他們主動跟皮埃爾交朋友。可這一切毫無結果。皮埃爾根本不去上課。偶爾去學校，也是搗亂生事，不好好聽講。之後不久，他表示想回波昂。我們聽後大驚失色。他的女朋友家在波昂。她父親是保守黨人，在內政部工作。每次皮埃爾去西德監獄探望父親，我們都擔心他會一去不復返。

　　為了留住他，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皮埃爾對攝影發生了興趣。我們局為他買了最新的攝影器材，還安排他在一家最好的彩色雜誌社實習。慢慢地，他交上了一位信仰社會主義的東德姑娘。她父親是情報局的軍官。我們不禁如釋重負。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約一年後，他倆雙雙申請移民西德。我們苦口婆心地勸告，兩人仍然執意要走。既然留不住，我們盡快為他倆辦好了出境手續，在邊界與他們揮手告別。為了不對紀堯姆食言，我使盡了渾身的解數。紀堯姆聽到這個消息後極其失望。許多年後，這對父子才彌合了過去的裂痕。

　　我們轉告紀堯姆，讓他在獄中安靜等待。我們正在積極爭取與西德在幕後達成交易，用被我們關押的西德間諜換回他。然而一九七四年勃蘭特被迫辭職後，迅速換回紀堯姆夫婦的前景日益渺茫。勃蘭特的繼任人施密特堅持紀堯姆必須服滿刑，「一天也不能少」。這一案子成了政治足球，不僅涉及兩個德國，連華盛頓和莫斯科也捲了進來。正在獄中的蘇聯猶太人持不同政見者夏藍斯基也成了交換紀堯姆的潛在人選。提出的交換方案換了一個又一個。時間一年年過去了，紀堯姆的釋放仍然杳無音訊。我們的年輕間諜的士氣不禁受到影響。全力營救被捕的間諜不僅從道義上講義不容辭，也是使目前或將來執行危險使命的間諜放心的一種重要手段。

　　一九八一年三月，在一次牽扯到數名間諜的交換中，克里斯特爾獲釋。此時距紀堯姆服滿刑還剩八年。這次出獄的一名西德人指責波昂政府沒有盡力營救被東德關押的間諜。幕後的交易隨後加快了步伐。當年秋天，紀堯姆終於出獄。

　　一個灰濛濛的十月的日子裡，紀堯姆回到了二十五年前為了祖國利益而離別的家鄉。我安排在鄉間一處祕密地點為他舉行歡迎會。為了使紀堯姆感到回家的溫暖，我們派原來主管他這一攤的官員專程去邊界接他，直接把他帶到歡迎會場。紀堯姆身穿一身獄方臨別時送給他的不稱身的普通西裝，還沒有完全從重獲自由的驚喜中醒過來。我們把他回國的經過拍成一部紀錄片，起名叫《凱旋而歸》，作為訓練課目的一項內容。我知道，紀堯姆對拖至今日才得以出獄仍心存怨氣，所以竭力想讓他清楚地感受到，我們把他視為英雄。

　　多年的獄中生活，加上對家人的思念使他看上去面色蒼白虛弱。我祝賀他說︰「歡迎你回來，京特。一切終於過去了。」他答覆說︰「謝謝你們為我做的一切。」我馬上指出，應當感謝的是他而不是我們。接下來大家沒完沒了地彼此感謝來感謝去。

　　紀堯姆瞥見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邊。儘管此前兩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再次陷入危機，兩人同時撲向對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我們給他倆安排了一處舒適的住宅，讓他們獨處幾天，處理好自己的關係。克里斯特爾已經告訴過我，她不想再回到紀堯姆的身邊。紀堯姆知道後深受刺激。在獄中度過的漫漫長夜裡，他曾滿懷希望能與克里斯特爾破鏡重圓。

　　雖然紀堯姆情緒低落，身體欠佳，他的期望卻很高。他可能覺得自己會被任命為我的副手，時不時地從走廊對面的辦公室到我屋裡小坐，為指揮潛伏在西德的間諜出謀劃策。可他脫離這一行時間太久了。我記得問過給他治過多種疾病的醫生，應該怎麼安排他才好。這位醫生曾給國家領導人中的幾個老人看過病，對他們的能力有清楚的認識。他是個相當幽默的人。當我嘆口氣說，唯一能讓紀堯姆滿意的是安排他進政治局時，他回答說︰「多一個少一個反正都一樣。」

　　遇到這種情況，身邊有個女伴很有幫助。我們於是給紀堯姆派了一名討人喜歡的中年護士，表面理由是隨時觀察他的腎和心血管系統是否正常，其實也是想試試他倆是否能產生感情。這一著還真靈。兩人很快結了婚，在東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適房子裡安了家。這所房子是為了獎勵他為祖國作出的貢獻提供給他的。

　　研究紀堯姆的西德人士認為，他是一個性格分裂的人。人們似乎很難理解，像紀堯姆這樣的人居然可以同時為兩個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務，而心理上又悠然自得。為了完成賦予他的使命，一名間諜改頭換面後必須牢記當初引導他投身這一行的信念。紀堯姆成功地潛伏到勃蘭特的身邊，完成了我們交給他的任務。但這並不妨礙他尊敬勃蘭特的為人以及他的領導才幹和成就。在制定東方政策過程中，紀堯姆堅信他在這一位置上為加深兩個德國之間的理解做出了貢獻。

　　紀堯姆被捕後不久，勃蘭特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宣佈辭職。我始終認為，紀堯姆事件不是他辭職的原因，而只是一個藉口。勃蘭特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到，身邊親信裡混入一個敵方間諜本不應成為他辭職的主要元素。依我個人之見，導致勃蘭特下台的根源是社會民主黨的內部矛盾以及該黨主導層面臨的信任危機。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民黨內的三足鼎立的尷尬局面。勃蘭特是一足；當時任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的赫伯特．魏納是另一足；財政廳長、後來接替勃蘭特任總理的施密特是第三足。紀堯姆提供的情報清楚地表明，勃蘭特內閣內的政敵已經對他虎視眈眈，用心之險絲毫不亞於我們從東柏林派去的間諜。其中最大的敵手無疑首推魏納。

　　魏納長得其貌不揚，說話尖刻。他是仍然在世的戰前德國左派的幾個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左派分裂成彼此勢不兩立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魏納還是一名年輕共產黨員時曾為黨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做過祕密情報工作。三十年代，他曾在共產國際擔任過領導職務。後來才知道，他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曾向民眾內務委員會出賣過身邊的一些同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瑞典被捕，隨即把他所知道的德國國內的共產黨及其成員的情況一股腦告訴了瑞典警方。由於他的叛變行為，德共一九四二年將他開除出黨。戰後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西德高層政治家中，惟有他一人戰前就認識東德領導人，包括昂納克。然而悠悠歲月裡，他與昂納克天各一方。分別身為東德與西德的政要又使他們身不由己。對德國的分裂，兩人互相指責，儘管如此，往昔共同的信仰彷彿一條特殊紐帶，把兩人連在一起。借助這條紐帶，他倆克服了冷戰造成的隔閡。

　　儘管魏納舉止嚇人（據有人半真半假地說，每次電視螢光幕上出現他的鏡頭時，家養的小貓小狗都被嚇得鑽到沙發底下），他卻十分同情德國分裂給民眾帶來的家庭不幸。一九七三年五月，魏納透過一次與昂納克面對面的會晤，簡化了雙方交換被俘人員的手續。戰時在蘇聯度過的歲月使他患上了恐蘇症。一次他坦承，第一次動身去莫斯科前，他嚇得渾身發抖。然而他和昂納克都發現，年輕時同為共產黨員的經歷縮短了他倆的距離。兩人很快建立了一種近乎於朋友的關係。甚至可以說，魏納從共產主義轉向社會民主的心路歷程使他晚年時更接近東德，雖然意識型態上他一直與東德相左。原因是他覺得，昂納克領導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比他的黨更親切。

　　從一開始，勃蘭特對魏納與我們接觸就疑心重重，認定這位同事正在背著他跟我們談判。我猜測，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從五○年代起對這類祕密接觸已有所聞。至於勃蘭特到底瞭解多少，我無從知曉。勃蘭特懷疑魏納在聯邦議會的心腹維南德是ＫＧＢ或我們情報局的間諜。他的懷疑並非捕風捉影。德國統一後，檢察機關對曾在西德議會裡任社會民主黨秘書的魏納提出起訴，說他是東德的間諜。他的審判於一九九六年夏結束。受審期間，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政治家均出庭作證，證實他們知道魏納透過維南德與我們有來往。然而他們中間誰也不知道這類接觸的詳情。

　　實際上魏納和昂納克並沒有策劃於密室。魏納與蘇聯之間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儘管如此，勃蘭特仍感覺受到背叛，疑心越來越重，幾近於妄想狂。正如一句古老的諺語說的那樣，精神病患也有敵人。魏納知道西德刑警對勃蘭特的私生活暗中監視這一不同尋常而且違反憲法的情況。毫無疑問，紀堯姆一案曝光後，魏納出於政治目的就此大做文章。紀堯姆暴露後，聯邦刑警廳廳長黑羅爾德根據對勃蘭特身邊保衛人員的調查，提出一份關於勃蘭特私生活的報告，裡面列舉了他與多位女記者、萍水相逢的女郎和妓女之間的風流韻事。這份報告指控紀堯姆幫勃蘭特找女人。

　　不用說，我們經常從紀堯姆那兒聽到勃蘭特的艷史，因而有可能借此對他進行訛詐。可我們從來沒打算這樣做。我們深知，在波昂這個盤根錯節、利害交錯的政治環境裡，報界避諱這類新聞。再者，這樣做對我們也沒什麼好處。我們並不想毀掉他，尤其是我們對他已相當瞭解，學會了與他打交道。所有的情報機構均信奉一條︰與其重新熟悉一個新魔鬼，不如與已知的魔鬼打交道。我們也不例外。

　　平時生活猶如清教徒的魏納首先意識到勃蘭特桃色事件的意義，開始趁火打劫。他找到勃蘭特提醒他，倘若紀堯姆在法院上公開總理性生活的富於刺激的細節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魏納還警告勃蘭特，東德現在訛詐他易如反掌。其實魏納本人未必真的認為勃蘭特會受到訛詐。要挾勃蘭特對我們沒什麼好處。魏納比任何人都更瞭解昂納克，知道訛詐勃蘭特不符合這位東德領導人處世謹慎的作風。勃蘭特身邊早已覬覦總理寶座的施密特在這件事上不像魏納那樣咄咄逼人，但也沒怎麼幫勃蘭特。在國際社會上享有盛名的勃蘭特在黨內結果落了個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意識到，不僅他上台後身邊一直潛伏著一名敵國間諜，而且本國的警察和情報機構還對他亂搞女人的事瞭如指掌。他的政敵隨時可以利用這批材料來反他。勃蘭特已陷入窮途末路。唯一的選擇就是辭職。

　　我事先估計到東歐集團和莫斯科可能會對我們在勃蘭特身邊安插間諜一事作出不利於我們的政治回應，於是起草了一份題為《聯合政府危機的事態發展及勃蘭特的辭職》的報告，呈送給了昂納克。提起這件事是因為勃列日涅夫當時聲稱，他對紀堯姆一事感到不快，還說他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更不要說他從事的間諜活動了。昂納克後來也這樣講。也許他們講的是實話。然而勃蘭特辭職僅一個月，米爾克告訴我，莫斯科同意我的觀點，即這一醜聞的根子在西德的國內政治。勃蘭特在東德的普通老百姓中有大批的擁護者，因為東方政策意味著他們可以與西德的親人團聚。勃蘭特的下台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在新施特雷利茨市，有人在街頭交通標誌牌上塗寫了勃蘭特街幾個大字。勃蘭特一九七○年首次踏上東德土地的愛爾福特市內出現了匿名大字報，譴責在他背後拆台的行徑。北部城市居斯特羅的郵電亭截獲了一封三位年輕姑娘試圖發給勃蘭特的慰問電報。上面說︰「我們希望你的繼任人有勇氣完成你開創的事業。」無論東德還是西德，皆把勃蘭特的下台看做是一場災難。我主管的情報局成了眾矢之的。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為紀堯姆打入西德總理辦公室是我一生當中最輝煌的成就。勃蘭特的崇拜者們──前東德不乏其人──不能原諒我在他下台一事上起的作用。為了以正視聽，我必須在此特別說明，我把紀堯姆一案視為當時我們遭受的最大的失敗。我們在勃蘭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將足球踢進自己的大門。我們既不希望，也沒有策劃勃蘭特下台。然而一旦事態發展起了連鎖回應，就難以再制止。我又該在哪個節骨眼上喝令停止呢？

　　政治與情報工作之間的關係常常彆彆扭扭。從安德羅波夫上台一直到戈巴契夫時期，我們遵循的一項基本方針是︰間諜活動不應妨害緩和。與此同時，我們又面臨搞到北約祕密的越來越大的壓力。這正應了一句古老的俄羅斯成語︰既要給熊洗澡，又不能弄濕了牠的皮毛。在此情況下，明哲保身的最佳辦法就是無所事事。我的一些同事很了不起，一生成績平平，風平浪靜。成功者既會得到獎勵，也會受到懲罰。

　　勃蘭特辭職兩週後，我試圖振作起來，在日記上寫了下面一段話︰

　　勃蘭特在我們這個時代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他一生碩果纍纍。現實政治的弊端更襯托出他人格的可愛。而我們無意之中卻扮演了復仇女神的角色。

　　人們現在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問，讓紀堯姆留在勃蘭特的辦公室難道不是代價太高，風險太大了嗎？凡事自然要從最壞的角度考慮，從一開始就應想到一旦失敗，會付出什麼代價。但真的可以做到這一點嗎？走到哪一步應該罷手不幹？照此推論下去，所有國家的情報機構都得關門。可我並沒有看到有哪個國家這樣做，至少是現在還沒有。

　　多年後，我還將有機會親自感受到勃蘭特的寬宏大量。一九九三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宣佈出版他一九九一年撰寫的回憶錄的法文版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反對對我進行刑事起訴。我本來希望有機會親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見到我或是紀堯姆，回函說︰「那樣會使我太痛苦。」

　　一九九五年夏，紀堯姆久病不愈後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馬察恩墓地參加了他的葬禮。墓地周遭是一群高層建築，如今成了昂納克夢想中的工人共和國的混凝土遺跡。簡短的葬禮就要開始了。這時，大門被砰然撞開，一個人旋風般地走了進來。我轉過身，希望進來的是克里斯特爾或皮埃爾，那個早熟的孩子。他所瞭解的父親只是個假象。真正的父親卻是一個兼有雙重身分的人。然而當他明白這一切的時候，隔閡已經鑄成。間諜活動毀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這些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傷害更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然而克里斯特爾和皮埃爾都沒有露面。兩人拒絕出席葬禮。舊日深深的創傷難以在紀堯姆去世前彌合。剛剛走進來的人是紀堯姆的第二個妻子埃爾克，我們挑選照顧他的那位女護士，也是他餘生所愛的人。她默默地坐著，對人們好奇的目光視而不見，沉浸在對她所愛的那個人的回憶裡。對她來說，他不是什麼赫赫有名，抑或臭名昭著的大間諜紀堯姆，而是一個領取養老金的人，一個眼看自己熟悉並為之獻身的制度分崩離析，試圖找回人生意義的老人。我和埃爾克一起走了出來，來到無人照看的墓地，看著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產黨人的道統習慣，我將一支紅玫瑰投入墓穴。

第十章　背叛這劑毒藥

　　背信棄義絕非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只是偶爾發生的事。日常生活中，親朋好友常令我們失望。工作單位裡，親密的同事因為利害衝突或反目為仇，或暗射冷箭。這是生活中醜惡然而卻是可以預料的一面。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背叛祖國是一種公民所不齒的行為，無論他們對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種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過交道。他們背叛祖國的動機從崇高到卑鄙，前面講述過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們或出於意識型態、經濟或政治動機，或純粹出於個人目的向外國出賣機密情報。

　　有一類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齒冷，特別值得研究。這就是身為一國情報人員而向外國情報機構出賣祕密的叛徒。有些人以為，幹情報這一行的人平時對同事就沒有什麼信義可言。一朝自己內部出了叛徒，也不會大驚小怪。其實不然。背叛對任何一國情報機構來說都是一劑毒藥。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卻十分有限。

　　一個情報機構的心理文化與一個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員為了某個宏大目標或出於一種認同感凝聚成一個整體，不管這種認同感是意識型態上的還是其他方面的。一旦他們中間出現縫隙，猜疑的毒水就會滲透進來。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即使自己的工作與叛逃者毫無關係，下次走近祕密投遞點（祕密投遞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膠卷的地點）時，或是透過收音機收聽總部發來的密碼指示時，也會心有餘悸，戰戰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發生後，徵募新成員也變得極為困難。

　　背叛事件對於情報機構的頭頭來說後果同樣嚴重。一旦出了事，情報機構馬上成了本國政治家注意的目標。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後引發的地震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完全陷入癱瘓。情報機構的一員叛逃時，背叛的不僅僅是他認識的男男女女，而是這一情報機構的所有成員。當然，有各種辦法可以盡量縮小這種風險。比如，可以在單位內創造一種濃厚的戰友般的氣氛，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協作精神。要嘛是利用童年時結下的友誼，無論是源於共同的意識型態和政治信仰，還是小時候在一起長大的經歷。任何想叛逃的情報人員會覺得這樣做無異於背叛自己。中央情報局由大量來自美國東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國情報機構內的牛津和劍橋小圈子也好，蘇聯情報機構內子承父業的現象也好，均是防範背叛的手段。

　　由於叛逃後果極其嚴重，稍有可疑跡象就要認真對待，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從來沒幻想過，我手下的人個個都不食人間煙火。不過我跟東歐國家的情報機構打交道時認識到，情報首腦極不情願承認他們內部可能埋有定時炸彈。

　　社會主義各國的情報機構中，彼此關係最難處的當屬東德和波蘭。不管波蘭共產黨人對莫斯科和它的盟國多麼忠心耿耿，歐洲歷史上波蘭人對德國以及俄國強權的憎惡注定了兩國關係不可能沒有傷痕。我們與波蘭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嫻熟的情報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從隱藏在西德情報機構裡的一名鼴鼠那兒獲悉，波蘭內政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向波昂駐華沙大使館解碼處的一位官員表示願意為西德當間諜。我決定微服私訪，親自向波蘭同事通報這一消息。波蘭國家安全部次長什拉赫齊茨早就請我去波蘭國家安全部專用的上西里西亞動物保護區共度週末，一起狩獵。我於是借此機會前往。我倆在夜幕的掩護下，躲在樹叢中等待公野豬出現時，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為，最佳辦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情報機構的首腦一起設一個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務誘他到某地接頭，然後把他當場抓獲。

　　見到波蘭反情報首腦時，我才發現，什拉赫齊茨為了向我顯示他多麼重視這件事，還邀請了一些高級官員與會，協助我們制定具體方案。不消說，廚師多了反倒毀了一鍋湯。我們設了一個圈套，然後在預先定好的接頭地點──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約會他又沒有上鉤。顯然，波蘭國家安全部內有人走漏了風聲。後來聽說這個懷有二心的波蘭叛徒改投英國人。我無意從頭到尾再走一遭，把這案子交給波蘭人自己去處理了。

　　我從來沒覺得，我們情報局固若金湯。透過早期的叛變事件我已經領悟到，我手下的人並不比其他情報機構裡的人聖潔。但我認為，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極大的凝聚力。戰後兩個德國的情報機構都面臨一項艱鉅任務︰在其成員中樹立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集體榮譽感，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內部變節的風險。這方面我們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情報機構看做是文職政府部門的一部分，不像我們那樣，培養情報人員彼此以戰友相待。考慮到情報工作的危險，引入戰友意識十分恰當。

　　每一次叛變都有前因後果，給人的教訓也各不相同。對我打擊最大的一次叛變發生在一九七九年。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歐洲緊張局勢達到尖峰。叛逃的人是情報局內最祕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處之一──科技部下面B處的一名軍官。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凱爾．馬克思城與當地的情報首腦開會。會議剛開始，就有電話找我。打電話的是我的一位副手。電話裡明顯可以聽出他聲音的緊張。

　　「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廢話都沒有。我聽後一怔，隨口罵出一連串髒話。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情報首腦遇到這種事八成也會作出同樣的回應。

　　「頭兒，還有更糟的呢，」電話另一端的人接著說。「保險櫃打開了。有些文件已不見。而且邊界特別通行證也他媽的沒了。」他指的是每個處的從業人員需要去柏林主要邊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邊防站──辦事時用的通行證。每個處只有一個。東德邊防軍允許持這一護照的人到該邊防站西德那一邊。

　　就在兩天前，我還按老習慣在新年之初給我們局的負責官員講了一次話。「同志們，我們要時刻牢記，敵人鑽入我們的心臟才是最最致命的。」當時我這樣講不過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為震驚。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發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認為，如果我們在科技領域落在西德後面，情報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時對該部的工作特別關心。

　　詢問邊防軍後才知道，使用這張通行證的時間是頭一天晚上九點三十分。等到有人覺察時，叛逃者早走了十二個小時了。叛逃的時機是深思熟慮過的，一個冬天的假日週末。位於諾曼大街上的戒備森嚴的情報局總部裡，從業人員忙成一團，急著查看B處人員的休假安排，然後一一給他們家裡打電話，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個人是叛徒。

　　他們擬了一個可疑者名單。三小時後，我返回東柏林時，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負責核物理、化學和細菌學的第一分處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該處最精明強幹的官員之一，為人隨和，富於自信，叛逃前剛剛被任命為該處的黨委第一書記。通常只有特別可靠的人才能擔任這一職位。毫無疑問，施蒂勒的叛逃是過去幾十年裡最嚴重的一起叛逃事件。（一九五九年，主管從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那裡刺探情報的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導致我們十餘名間諜被捕。一九六一年，負責滲透西德境內的美國組織的官員瓦爾特．格拉斯叛逃。我們的一些情報活動為此夭折。兩人均定居西德，不時應西德情報機構的請求為他們出謀劃策。）

　　情況十萬火急。我們立即採取了一切應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內的間諜和耳目發出警報，指示他們窩在家裡，銷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文件。與此同時，我們局的分析員仔細核對檔案，查明施蒂勒帶走了哪些文件。這是一場比速度的競賽。西德情報機構動手捕人之前，我們必須盡快通知處境危險的人。

　　我們很快查明，施蒂勒帶走了載有告密者名單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個科技部參考的關係名單、一些間諜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報摘要以及他們的化名。單憑這些，還不足以知道這些間諜和耳目的身分和工作地點。然而西德的反情報機構可以透過這批材料更好地判斷一些懷疑對象是否是我們的人。坦率地說，施蒂勒這傢伙確實膽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準備。帶走這批告密者的檔案材料無疑是為了逃到西柏林後可以給對方獻上一份見面禮。顯然，他是鐵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後處死的風險。這說明他要嘛早已被敵人收買，要嘛打算叛變投敵。

　　就在我覺得昏天黑地之時，專線電話機響了。另一端的米爾克驚慌失措地告訴我，保險櫃裡裝有他講話稿和指示的幾個紙箱也不見了。他平時講話喋喋不休，不得要領。丟失這批材料無非是讓人有點難堪，根本算不上什麼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長大人不這麼認為。他在熱線上喋喋不休說個沒完，不肯放下電話。「那些壞蛋都拿到關於我的什麼材料了？」他翻來覆去地咆哮著。「真他媽的亂到家了！以後乾脆邀請敵人出席我們的會議算了！你們這幫人真讓我倒胃！」

　　我真想對他吼上幾句，可還是緊咬嘴唇，壓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氣耍慣了，我聽任他把火發洩完。隨後從另一處檔案部門複印了一套他的講話稿，派人送去。裡面夾了一張便條︰「隨函附上落入敵手的您簽署過的文件。」這使他有機會在我們的對手西德情報機構興高采烈地透過新聞界將這批材料公之於眾之前有個思想準備。

　　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對我們的打擊有多麼沉重，有必要瞭解一下當時科技情報工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佔的份量。科技部成立於五○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負責追蹤西德在核子武器技術方面的最新進展情況。幾位西德高級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出於對西德重整軍備的憂慮轉告我們說，西德境內正在建造的核電站中，燃燒劑和分離同位素的加工廠可以很快轉於軍事用途。

　　東德與西德之間已經在核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重整軍備有可能延伸到生產核子武器的任何苗頭都令公眾惶恐不安。跟蹤西德暗中發展核技術的活動已經讓我們忙個不停。它提取的技術突飛猛進。同時，戰後西德新一代企業家加快了與一些暗中想成為核大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亞、巴基斯坦和南非。

　　核技術在東德同樣屬於敏感問題。我國並沒有在蘇聯的核能計畫之外另起爐灶。戰後，蘇聯嚴密控制了東德鈾礦的生產，一直到一九九○年東德垮臺，德國統一後才結束了這種控制。總部位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南部的AG公司名義上是一家德蘇合資企業，其實是蘇軍控制下的一個獨立王國。德方的經理、工程師和科學家均為蘇軍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蘇聯合企業均交還給了東德，惟獨這家企業蘇聯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蘇聯人出於自己的軍事需要掠奪東德的寶貴資源，開採鈾礦因而在東德成為政治上最敏感的課題。

　　我國能源供應本來就很緊張，加之政府財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時有人呼籲制定我們自己的核能發展計畫。這一要求得到了諸如核科學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製造原子彈的祕密透露給莫斯科而被英國人判刑坐牢。出獄後來到德累斯頓定居。福克斯認為，蘇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耍滑頭，用低價購買東德的鈾。我感覺實際情況很可能正像他所說的那樣。我們情報局於是夾在了中間，左右為難。一方面，我們將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報轉給了蘇聯人。另一方面，東德的科學家又提出，只有我們自己大力發展科技，才有可能與西德競爭。東德領導人對不同類型的反應爐的評估越來越感興趣。我們局的科技部為此亟待搞到這方面的情報。與此同時，又不能走露半點風聲，讓蘇聯人知道我們有這種想法。

　　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貝格，請他指點一下搜集這方面的情報應從何處下手。此公是個十足的學者。國家安全部內大部分高級官員都是戰前參加過地下工作的老一代共產黨人，個個有著不平凡的經歷。魏貝格在他們中間顯得不是一路人。他唯一的政治經歷就是作為一名酷愛單車運動的選手參加過紅色體育運動。機關裡盛行的等級之風對他絲毫沒有影響。他拒絕享受職務帶來的種種特權，堅持每天騎一輛舊單車上下班，為此成了機關裡中高級官員的笑柄。他們喜歡在自己的上司面前炫耀自己開的進口車，如德國的大眾，法國的雪鐵龍和美國的福特。

　　魏貝格非要把有關核電站的所有已知細節從頭到尾講個明白，不管我聽得懂還是聽不懂。平時各處處長向我會報時都是簡明扼要。可魏貝格慣於長篇大論地做報告。我只好洗耳恭聽，上了一堂研究生水準的應用物理課。魏貝格力主採用西德正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應爐。當時我們用的是蘇聯的核反應爐。魏貝格對這種類型的反應爐隱含的危險看得很清楚。「要建反應爐就得選最新型的，沃爾夫同志，」他對我說。「你能不能告訴他們（指政治局），這關係到我們的未來？」

　　東德的核能發展計畫始終未上馬。我們情報局得以鬆了一口氣。主要原因是費用太昂貴。同時東德領導人也擔心與莫斯科鬧翻。這件事過去幾年後，西德由於無法解決冷卻鈉的難題，也放棄了快中子增殖反應爐技術。我上的那堂核科學速成課給我帶來的唯一好處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間出了點名，成了無所不通的人。既精通諜報工作，又懂科學。一次訪問距伏爾加河畔列寧誕生地烏裡揚諾夫斯克不遠的核研究中心時，我借助從魏貝格那兒學到的知識，問了幾個內行人問的問題。該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ＫＧＢ同事會報時，對我掌握的關於這一課題的知識大為吃驚，稱揚不已。

　　六○年代中期，東德在技術革新這一更廣闊的領域上明顯落伍於西德。西德在研究和開發上投入數百萬元的經費。而我國領導人除偶爾因一時興起對某個偏愛的項目關懷一下外，對科技戰線經費捉襟見肘的現象並不重視。有限的經費轉用於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以避免公眾騷亂。

　　一次，我同牢騷滿腹的科學界裡的熟人交談後，忽然萌生了一個念頭。我們的間諜既然可以滲透到波昂政界和北約總部裡面，為什麼不能搞到工業機密呢？雖然搜集政治情報是我的拿手好戲，也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對科技部的潛力卻越來越入迷。家裡的人開玩笑說，童年時期我憧憬在蘇聯學習航空工程學的夢，現在終於有個機會圓了。我仍然訂閱所有能訂到的航空雜誌，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西方國家的。

　　我看到，由於西方禁止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出口技術，加上東德科學技術人員出國機會有限，我們在化學工程、微機械學、機械工程和光學領域的一批出色的科學家在高科技領域辛苦的結果等於重新發明輪子。我琢磨著，透過非法手段設法搞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會對我們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們能在減少本國工業部門的虧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話，也許國家領導人會更重視我們情報機構。

　　不用說，我們局當時這方面的人才遠遠不夠。我與情報局的一些高級官員討論了這一想法。大家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在科技專業的學生中間招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國家安全部的學生之一。

　　當時他是萊比錫市凱爾．馬克思大學裡的一名成績出色的物理專業學生。我們在當地的徵聘人員看中了他。透過了當地政府的政審後，施蒂勒來到東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字，保證今後在國家安全部的崗位上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他還仿照年輕時讀過的描寫共產黨人的驚險小說裡的人物，選擇了施塔爾曼這個化名，德語裡意為「鐵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這個化名。簽名的筆跡未乾，他與兩位負責他的官員已乾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蘭地。

　　施蒂勒是個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著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勁。我沒有跟他這樣級別的人親自打過交道。不過他後來常吹噓說，他認識我。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屬於那種工於心計的人，而不是我們用的另一種有堅定信仰的人。施蒂勒被分發到科技部第一分處。該處負責跟蹤西德的原子彈研究進展情況並監視在西德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統。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的十餘名告密人以及七名西德間諜，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學家多貝廷、在位於凱爾斯魯厄的核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級研究員菲勒、西門子公司的一位經理以及在漢諾威的核工業部門裡的一位從業人員。由於施蒂勒的叛變，西德還破獲了在哥廷根大學任原子研究部主任的豪費教授。他是ＫＧＢ發展的人，但由我們在東柏林控制。

　　除了重點搜集最新核技術外，科技部還擴大了搜集工業情報的範圍，設法瞭解西德方興未艾的電腦業的情況並尋找願意繞過西方禁令與我們做生意的商人。這方面我們幹得最出色的間諜之一是阿諾德，化名施托姆。年輕時即被派往西德，奉命長期潛伏。如今他在ＩＢＭ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職，利用工作之便將公司內部有關新電腦軟硬體開發的資料遞送給我們。阿諾德這個人有點讓人琢磨不透。政治上他早與我們拉開距離。我們給他的錢，他也不收，但出於對東德感情上的依戀繼續向我們提供情報。

　　有關電腦的研究成果對東德尤其寶貴。羅博特羅恩是東德引以為豪的世界一流微電子公司。然而我們的研究水準遠遠落後於美國或日本。羅博特羅思不至於被甩在後面的唯一辦法是獲取西方禁止出售給我們的技術和軟體。羅博特羅恩基本仿照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組成，主要倚賴竊取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技術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於工作成績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晉陞為上尉。他決定叛逃時仕途正看好。據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為了追求西德更舒適的生活。他跟老婆已離婚，有一個在東德當服務生的情人，叫霍爾佳。她有一個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透過她哥哥與西德情報機構接上了頭，時間大概是七○年代中期。

　　他與西德情報機構做了一筆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報。西德付給他高額酬勞，並最終允許他定居西德。潛在的叛逃者一般都會採取這種交易模式。問題是，一旦敵方情報機構誘使對方人員下水後，它更希望新發展的間諜留在原地，從敵人的心臟提供寶貴的情報，而不是逃到自己這一邊來。叛徒當然不這樣想。尤其是日久天長，他暴露的風險也越來越大。結果通常是一場意志上的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試圖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要求。

　　施蒂勒背運的時候到了。一九七八年，負責整肅國內敵特的東德反情報機構──發現了他寄到西德某處的一封密碼信。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是西德外國情報局的祕密地點。反情報機構的首腦無法破譯這封信的密碼，也查不出發信人是誰。他下令今後對發自同一郵政編區的所有信件一律進行檢查。果然，幾個月後，又截獲了一封發往同一地點的電報。這一次我們的反情報機構成功地破譯了密碼。電報說︰「無法滿足你們的要求。」

　　筆跡辨認專家判定電報出自一個女人之手。事後得知，這次是霍爾佳替施蒂勒轉告負責他的西德情報官員，他無法遞交一批微型膠卷。

　　如果施蒂勒不跑的話，本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理由對他產生懷疑。只有一次，反情報機構的人碰巧看到他和一個陌生人會面。見面的時間和地點與他自己會報的和已知關係接頭的時間地點對不上號。有關部門對此並沒有做出什麼結論。一九七六年，由於西德對我們潛伏的間諜突然收網，我下令除最必要的活動外，所有在西德的活動一律暫停。我們開始限制施蒂勒去西柏林，但仍允許他去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與他負責的一位西德耳目會面。他借此機會偷偷通知西德外國情報局，我們利用電腦分析法加上暗中監視已逮捕了他們打入東德軍隊裡的幾個間諜。

　　一九七八年底，施蒂勒已是驚弓之鳥，擔心自己隨時會暴露。後來我才發現，他的擔心不無道理。可惜為時已晚。他與西德外國情報局攤了牌。西德方面最後同意他叛逃，並保證安排好他在西德的生活。不知是成心還是疏忽（西德情報局的馬大哈作風無論在我們圈子內還是在中央情報局都是出了名的），西德給他的偽造護照粗劣得根本沒法用。施蒂勒決定持科技部的邊境特別通行證自己逃出東德。

　　每個處的這張特別通行證由該處處長親自保管，任何需要去弗里德里希大街邊防站辦事的人每次使用時都要簽字。弗里德里希大街邊防站是東西德之間在柏林的主要過境點，也是情報活動最猖獗的地方。迷宮般的一條條走廊兩側是一排排的鎖櫃（投遞情報的絕好地方）。嚴格地說，該邊防站位於東德，實際上它卻劃分為東德和西德管的兩部分，中間由巡邏的邊防軍隔開。任何在該站西德一側坐上火車的東德人仍然可以被東德當局逮捕歸案。

　　科技部的人曾抱怨說，每回領特別通行證去弗里德里希邊防站辦事時都要簽字的規定是對他們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心想，你們願意這麼想我也沒法子。可事兒還得這麼辦。科技部主任為了省事，把這張神奇的通行證交給自己的秘書保管，由她登記用卡或還卡人的姓名。每天都要檢查當天用卡的情況。不過如果是一位她熟識和信任的官員找她要卡，她會爽快地把卡給他，好像它只是一把衛生間的鑰匙。

　　反正施蒂勒憑著自己的狡黠和訓練有素的逃生本能逃出了東德。他沒用西德為他準備的質量低劣的偽造護照，而是打開了科技部的保險櫃，竊走特別通行證和該部一批最有價值的文件，作為獻給西德的禮物。他還假造了一張科技部的公函，指示他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那一側，把一個小匣子存放在其中的一個出租鎖櫃裡。對於那天晚上該邊防站檢查來往東德人的值班官員來說，這一切再熟悉不過了。施蒂勒過去因執行類似公務曾數十次往返此站。

　　我查閱了這一事件的調查報告。災難降臨的那天晚上，施蒂勒與這位官員就惡劣的天氣開了幾句玩笑。為了轉移該官員的注意力，施蒂勒開玩笑說︰「沒準兒我會申請調到你們這兒來。你們整天躲在暖和的小窩裡，這工作倒真不錯。」

　　邊防官員翻了翻施蒂勒遞上的材料︰一張蓋有「絕密」戳子的公函，單位出入證，特別通行證和護照。看到施蒂勒把所有材料一應俱全地準備好，他不再細看。這個叛徒於是穿過兩道金屬門走到西德那一邊。兩道門關門時間相隔八秒。倘若這位邊防官員突然改變主意，覺得還是應該核對一下所有文件上的戳子是否吻合，仍有足夠的時間按下一個鎖門鈕。可他腦子裡根本沒動這根筋。

　　施蒂勒平靜地穿過金屬門，來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一側的站台上。他知道這裡始終有東德的反情報人員徘徊，於是佯裝走向出租鎖櫃。聽到火車進站的轟隆聲時，他疾步走回站台，就在車門上方紅燈閃爍，提醒乘客「車門馬上就要關上，請趕快上車」的一剎那，閃進車廂裡。火車恍當恍當地在東德境內走完最後十分鐘的路程期間，施蒂勒一定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兒。那時他仍處在東德的捕捉範圍內。火車在西德境內的第一站，破舊的賴爾特站停靠後，施蒂勒知道他自由了。

　　他又坐了幾站才下車。換了幾次車後，下車直奔最近的警察局。這裡是賴尼肯多夫市的郊區，住的都是些中下階層的人。施蒂勒彬彬有禮地向值夜勤的警察道聲︰「晚安！」接著自我介紹說︰「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的一名軍官，剛從東柏林叛逃過來。請通知普拉赫（西德情報機構所在地）。」值班警察平時見慣了喝醉酒的卡車司機、打架鬥毆者或盜車嫌疑犯，聽了眼前這位衣冠楚楚的小伙子這番話，不禁大驚失色。

　　當天晚上，施蒂勒就被送往普拉赫。我真想變成一隻小飛蟲釘在牆上，目睹他怎麼當著西德人的面打開塞得滿滿的公文箱。那裡面全是從科技部保險櫃裡竊出的文件。唯一讓我聊以自慰的是，儘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他終究不過是一個中級官員。借助我一手建立起來的守密制度可以斷定，除了直接歸他掌管的七個間諜外，他並不知道其他間諜的身分。然而他從保險櫃裡帶走的文件會給西德反情報機構提供一些線索，危及另外的二十到二十五名間諜。我們只好忍痛割愛，將這些人除名。

　　眼下當務之急是通知與施蒂勒接頭的耳目和間諜。核反應爐專家科珀和妻子危急關頭鎮定自若，得以脫險。警察來到他位於漢堡市的家，敲門問他是不是科珀時，他告訴警察敲錯門了，那位先生住在樓上兩層。他和妻子隨後抓起幾件衣服溜出家門直奔波昂，躲進蘇聯大使館。蘇聯人後來把夫婦兩人偷偷送出西德。西德反情報人員接著遇到一件令他們困惑的事。科珀是個鐵路迷，平時收集了十餘個國家的大量火車時刻表。更麻煩的是，他家裡的地上還有長長的一列火車模型。西德特務不厭其煩地把火車車廂一一拆開檢查，看是否能從中得到什麼線索，但一無所獲。日後，為了獎勵我們這位暴露了身分的間諜，我吩咐手下的人在西德拍賣這列火車模型時將其買下，寄給科珀（米爾克聽說後吃驚不已，認為表達這種哥們義氣毫無必要）。科珀在他面積小得多的東柏林新家裡重新裝好這列小火車。新家雖小，日子過得卻很舒服。

　　施蒂勒負責聯繫的另一位耳目，在凱爾斯魯厄核反應爐工作的菲勒的遭遇更加驚險。他接到我們打來的報警電話時，已在家中被捕。車到警察局後，幾個警察押他從停車場去警察局的路上，其中一人在結了冰的路上滑了一跤，頭重重地磕到地上。菲勒撒腿就跑，甩掉了尾隨在後的另一個警察，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偉玆巴登市內的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蘇聯人隨後把他送到東柏林。菲勒過不慣東德的生活。兩年後，他設法與西德的反情報機構接上了頭，在他們的協助下又一次逃回西德。撤回的間諜如果日子過得不開心，我們一般都知道，也會猜到他可能想再次逃回西德。但在菲勒一事上，我們決定讓他走好了。他回到東德的時間不長，西德從他身上反正搾不出多少油水。可在這種事上誰也無法保證會受到寬大處理。施蒂勒手下的另一位間諜，在漢諾威一家核研究中心裡工作的地球物理學家勞法伊芳森接到我們通知後逃到東柏林。一九八一年，他想再次逃回西德，在匈牙利邊境試圖進入奧地利時被捕。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開刀，殺一儆百。雖然他曾是東德的間諜，卻因在東德從事間諜活動被判無期徒刑。

　　我覺得很對不起勞法伊芳森。他為我們情報局效力長達二十年之久。我試過把他交換給西德或是減免他的刑期，但沒有成功。一九八七年，他在獄中病逝，成了施蒂勒叛逃一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變幻無常的司法制度的犧牲品。施蒂勒叛逃後，我方渴望復仇的願望極其強烈。結果本來應該由施蒂勒受的罪，勞法伊芳森代他受了。

　　由於施蒂勒的叛逃，我們的對手──西德情報機構──還有一個無形然而卻是極其重要的斬獲︰終於知道了我長得什麼模樣。施蒂勒逃跑前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已達二十年之久，但西德沒有一個人搞到過我的照片。為此，我有了「無臉人」的美稱。其實西德聯邦情報局有我一張照片，只不過他們不知道罷了。

　　一次我去瑞典會見西德社會民主黨內一位很有發展前途的耳目克雷默博士時，西德人趁我不備偷拍下了這張照片。為了在中立國領土上見克雷默，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來到瑞典。我們經常利用瑞典、芬蘭和奧地利這樣的國家安排祕密見面。這次來瑞典一是為了見克雷默，二是想藉機從總部溜出來，和妻子一道去外國換換環境。此外，還有一個理由。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見隱藏在北約總部內的一個間諜。

　　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為這次重要會晤守密上。也許是這一緣故，任務完成後，輪到見克雷默時，我們的警惕性有所放鬆。沒想到這下害了克雷默。這些表面上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有一種悠然自得的氣氛。它們的反情報機構好像也不那麼過度熱心。但我心裡清楚，它們和西德是一家。我前往坐落在斯德哥爾摩西面的宏偉的格里普斯霍爾姆城堡與手下的人會合。定在這裡碰頭是因為我們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融入遊客的人流中。事後我想起曾注意到停車場有一對老年夫婦坐在車裡。車子掛的是西德的牌照，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可值得懷疑的地方。我繼續去城堡見我手下的人。他們告訴我說，已安排好我在斯德哥爾摩見克雷默。

　　約定見面的時間還未到。為了消磨時間，我一人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閒逛。一對情緒激動的夫婦，也許是匈牙利人，跑到我跟前比劃著告訴我，有人偷偷拍我的照片。我心裡沉了一下，可覺得此事與停車場的那對老年夫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於是仍按原定計畫，在當地民主德國大使館為來訪官員準備的下榻之處會見了克雷默。

　　我們這次錯就錯在選擇了從瑞典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卡琅爾入境。根據我們一貫的謹慎做法，間諜避免直接從自己的國家去接頭地點所在國見人。為此，我們先去芬蘭，然後轉道去瑞典。從芬蘭進入瑞典無需出示護照，我們入境時也是一樣，這樣就避免了留下任何記錄。船到港後，東德大使館內情報局的人前來接我。瑞典反情報機構原來也沒閒著。他們把我們租的這輛車的牌照輸入電腦，然後一路跟蹤我們到斯德哥爾摩。

　　我們在當地的人為我的到來精心佈置住房的舉動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對來自東德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們把這一情況轉告給了西德情報機構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的領土，即被罩在兩國情報機構編織的大網之下。西德人員帶著這張在斯德哥爾摩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沒人能猜出這個神祕的東德人到底是誰。

　　西德把我的這張照片和拍攝的其他難辨身分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在一個小盒子裡。施蒂勒逃到西德後，西德情報人員像以往那樣，把所有這些照片擺在他的面前，讓他辨認。他一眼就認出了我。從那一天起，西德新聞界再報導我時，終於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敵人知道我方情報首腦長什麼模樣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斬獲。然而知道我的相貌對西德卻頗有裨益。它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環繞我們情報局和我個人的神話。從今以後，我不再是一個隱形間諜，而是一個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於克雷默的被捕，加之我的身分也已暴露，我們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與北約組織內的那個耳目的接觸。這本來是我們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斷了這條線才是施蒂勒叛逃給我們造成的最痛心的損失。

　　施蒂勒叛逃後，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給中央情報局兩年。據我所知，美國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時機地抓緊機會學習英語，並拿了一個金融方面的專業證書。他這號人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不會窮困潦倒。返回西德後，他改名換姓在法蘭克福市的一家銀行上班。我們很快即透過祕密管道瞭解到以上情況。一位特務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並表示如有重賞他可以把施蒂勒帶到邊境。米爾克馬上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粗魯地問︰「那個烏龜王八蛋施蒂勒，難道就沒法子把他弄回來？」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採用五○年代雙方互相綁架對方情報人員的驚險離奇的手段。可如今已是實行東方政策和緩和的八○年代，政治上不允許再這樣蠻幹。部長大人只好作罷，氣鼓鼓地聽任施蒂勒逍遙自在下去，在法蘭克福經營自己生意興隆的公司。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幾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這次事件中是唯一的贏家。

　　好在突發事件並不總是災難。一九八一年初夏的一個早晨，東德駐波昂大使館的郵箱裡躺著一個大信封。裡面夾有一封寫給外國情報局第九處處長的信。負責滲透西德情報機構的第九處是情報局內第二大處，僅次於科技部，也是最忙的處之一。我與這個處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數投上門來的人（指主動找到敵方情報機構要求當間諜的人）不同，寫這封匿名信的人準確地使用了我們內部的通訊位址。這表明他對東德情報局的內部架構很熟悉。

　　信封裡夾有一張二十元的西德馬克。顯然，此人意在把這張鈔票上的號碼作為今後與他聯絡的密碼。匿名者自我介紹說，他是一個熟知西德情報工作內情的專家，願意向我們提供這方面的情報。條件是一次性付給他十五萬西德馬克，外加相當於現在西德情報局付給他的月薪的兩倍的月酬。這封信是用很大的大寫字母寫成的。為了吊吊我們的胃口，他還透露說，西德方面正預謀把施蒂勒在科技部的上司施特羅伊芳貝拉拉下水。

　　這封信出自何人筆下，我們茫然無知。東德駐波昂大使館外面的監測器只留下了一個鏡頭。一個把自己包得嚴嚴的人往信箱裡投了一封信。雖然正值夏天，此人的帽簷卻壓得低低的，一條圍巾遮住了半個臉。我們掌握的唯一線索就是匿名人那相當有力的方方正正的大寫字母的手跡。

　　最後查明筆跡來自何人完全是運氣。我們情報局與西德情報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在一場錯綜複雜的遊戲裡周旋。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我們在西德的一名化名為維蘭德的間諜。他的真實姓名是約阿希姆．莫伊芳茨海姆。

　　莫伊芳茨海姆以前是耶穌會的學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蘇軍俘虜。一九七九年起在科隆一帶為我們搜集情報並試圖在位於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總部裡發展一個關係。此人叫卡羅勒斯，在總部裡負責一台叫納迪斯的電腦。該電腦裡儲存有一個花名冊，列出哪些人可以參加機密工作，哪些人不能以及他們的人事檔案。莫伊芳茨海姆請卡羅勒斯幫美國人查一個人，答應事後給他一千馬克作為報酬。卡羅勒斯覺得此事蹊蹺，因為他知道中央情報局可以直接透過納迪斯電腦查人，於是向上級檢舉了莫伊芳茨海姆。

　　西德反情報機構裡還有兩個人知道莫伊芳茨海姆的行動。一個是聰明過人的高級官員克勞斯．庫龍，另一個是擔任反情報機構安全保衛處處長的漢斯．蒂德格。兩人專門負責整肅科隆反情報機構裡的東德特務。蒂德格和庫龍邀莫伊芳茨海姆到一家飯店會面，然後亮出他們掌握的莫伊芳茨海姆試圖發展卡羅勒斯的證據，並威脅說，如果不同意為西德當雙重間諜就要判他長期徒刑。莫伊芳茨海姆被逼就範。由於擔心我們會很快察覺，西德一開始不想讓莫伊芳茨海姆向我們提供假情報，而是給了他有關八百多名西德人的內容豐富的祕密材料。其中包括西德反情報機構有可能發展的對象以及同時參與幾項國防項目的人員名單。這是西德人的一大失誤。我們因此受益匪淺。

　　莫伊芳茨海姆每個月拿著西德付給他的二千馬克工資，內心卻仍隱約有身在曹營心在漢之感。他告訴我們，蒂德格和庫龍想把他變成西德間諜，並表示願意為我們當三重間諜。他幫我們辨認出，信封上的大寫字母正是主管他的庫龍的筆跡。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需要絕對的謹慎。任何一個情報首腦與雙重間諜打交道時（更不用說三重間諜了）一向慎之又慎。如果某人叛變過，人們不難推測他還有可能再次叛變。我們跟西德情報人員玩的這場遊戲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莫伊芳茨海姆向西德反情報機構內主管他的官員假稱他在東柏林與我手下的人祕密接頭，然後再把這一切會報給我們。與此同時，我們要這位三重間諜從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心臟向我們提供真正的情報，探明商界裡我們懷疑與西德情報機構有染的人的虛實以及西德情報機構懷疑是我方間諜的人的背景。由於我們本不該知道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已瞭解莫伊芳茨海姆作為一個三重間諜與我們之間的真實關係，西德方面不得不讓莫伊芳茨海姆向我們提供一些真實情報，以免受到我們的懷疑。否則，他們可能會擔心，我們開始懷疑莫伊芳茨海姆是否已被西德發展為雙重間諜。可我們不可能次次知道西德透過科隆電腦向我們提供的情報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這個真真假假的世界裡，莫伊芳茨海姆從前在耶穌會受的教育倒是派上了用場。

　　西德反情報機構則急於透過我們向莫伊芳茨海姆提出的問題判斷我們對他們到底瞭解多少。為了使莫伊芳茨海姆不至於引起我們的懷疑，西德經他手提供了大量情報。有些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但其中也混雜一些不為我們所知的珍品。眼下，兩個敵對的情報機構之間的這場鬥智一波三折之外又起一波。主管莫伊芳茨海姆的西德情報官員庫龍也想為東德幹！這種情況即使是在雲譎波詭的情報這一行裡也不多見。

　　庫龍是條大魚。他在反情報機構的心臟部門工作，深受上級信任。打入這種要害部門是每個情報機構夢寐以求的事。倘若可以把庫龍拉過來，就可以掌握西德對我方情報活動的瞭解程度，並據此改進我方的防範措施。這好比是破壞了西德反情報機構的中樞免疫系統，堪稱成就之最。但在一個充斥著雙重間諜和三重間諜的世界裡，我們必須確保，庫龍投上門來這一舉動本身不是一個圈套。

　　事先約好的時間一到，庫龍分秒不差地按密碼號碼撥通了給我們的電話。我們跟他見了面，並派人從房頂上偷偷錄下整個會面的情景。如果日後發現這是西德人精心設置的圈套，我們可以拿出庫龍先找到我們的證據。庫龍與莫伊芳茨海姆打交道時化名克盧格（德語裡意為「機靈鬼」）。名如其人，庫龍不愧是條老狐狸。

　　時隔不久他轉告我們，說不想操之過急。隨後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一九八二年，他才同意在維也納與我們見面。以後每次與他聯繫均使用最初他寄來的那張鈔票上的數碼．只不過重新排列組合一下而已。考慮到他是西德情報局裡的高級官員，我們把與他聯絡的風險減少到最小程度。每次他想找我們時，可以使用幾個電話號碼中的一個。透過收聽短波廣播，他記下一串串密碼數字，然後再從中對出鈔票上的數碼。任何其他人幾乎不可能破譯這套聯絡辦法。雖然庫龍已同意接頭，那個週末我仍然坐臥不安，等待來自維也納的消息。庫龍邁出與我們合作的最後幾步之前，仍不能排除這是一場陰謀。我們為這次會面做了精心的安排。第九處副處長（該處的工作包括分析西德反情報機構的活動）凱爾．格羅俾曼帶一位年輕助手去奧地利。與此同時，又分出一支人馬，由九處的第二把手內爾斯帶一位充當聯絡員的下級官員去維也納，暗中觀察這場交易。相比之下，描寫維也納撲朔迷離的間諜世界的著名小說《第三個人》裡的情節簡直不算什麼。

　　會面地點定在維也納的舍恩布魯恩公園的入口處。哈布玆堡王朝時期，這裡曾演出過一幕幕的陰謀與愛情。我們的人分頭來到公園。每個人都仔細觀察了四周，確保沒有受到監視。格羅斯曼在公園對面的一家咖啡館落了座。

　　約好的時間剛到，體格健壯，身板筆直的庫龍躍入了他的眼簾。與此同時，內爾斯也走向公園大門。這兩個來自敵對情報機構的陌生人擦肩而過時彼此熱情打招呼，好像是一對老熟人似的，隨後消失在皇宮的花園中。看到自己的獵物安全抵達，格羅斯曼鑽進一輛計程車，趕到約會地點與庫龍和那個聯絡員會合。三個人來到一家僻靜的餐館。庫龍坐定後，繃緊的神經開始放鬆。

　　他向我們的人訴說了自己的不得志，對自己的叛變行為絲毫不感到難為情。像他這樣自覺懷才不遇的人，任何政府部門裡都可以找到。庫龍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大學，在西德情報局裡混到這個地步完全憑個人的勤奮。所有的同事對他的出色業績都很欽佩。然而沒有大學學歷意味著失去了進一步晉陞的機會。靠這份四萬八千馬克（當時約合二萬五千美元）的年薪可以過得相當不錯，但決談不上奢華。他深知，現在掙的這份工資已經到頭了，以後不可能再漲。

　　「這件事折磨了我很久，」他說。「誰都知道我工作出色。可我在事業上卻不會有任何新的發展。」稍頓，又不無怨艾地輕聲說︰「西德自稱這裡人人享有自由和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平等機會。我不這麼認為。甭管我工作多玩命，到頭來仍是個賣苦力的。而有的人本事雖不大，靠老子的錢讀完大學後一來到情報局馬上前途似錦，不管幹好還是幹壞。我實在受夠了。」

　　庫龍最關心的是他的四個兒子將來是否上得起大學，因為他出不起政府獎學金外的那部分學費。德國統一後，他的叛變隨之曝光。西德新聞界把他描繪成一個有著魔鬼般冷酷和貪婪的間諜。我對他叛變的動機持不同看法。我認為，他決定為我們當間諜的舉動說明他深諳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至上的真諦，並且肆無忌憚地去追求金錢，不惜把其他一切置於腦後。看到周遭那些春風得意的達官貴人憑借金錢陞官發財，他選擇了在他熟悉的唯一市場上出賣他的知識。

　　有些叛徒會有一種一僕二主的幻覺，覺得從敵國領取報酬的同時仍在為自己的國家工作。至少他們自己內心是這樣想。然而庫龍與我們見面時，已完全喪失了自己是西德情報局一員的感覺。日後法院傳他在審判我的案中作證時，他告訴法官，他對西德情報局除了恨以外，再沒有任何留戀。像他這樣死心塌地投靠敵國並同意留在原單位的鼴鼠是每個情報首腦夢寐以求的事。這種事不常發生。然而一旦遇到這樣的人，多破費點也值得。大多數主動找到敵國，要求當鼴鼠的人只想幹上不長的一段時間，然後像施蒂勒那樣以此為資本叛逃到敵國。

　　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個可以與庫龍比美的人就是艾姆斯。後者向ＫＧＢ洩露的機密同樣豐富。艾姆斯心理上與庫龍有一個重要的共同之處︰他在中央情報局裡也感到懷才不遇，覺得自己大材小用。兩人都貪圖金錢和享受，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們對自己情報局的情況瞭如指掌，知道如果談交易時謹慎小心，會受到敵國情報機構的嚴密保護。

　　庫龍成了我們的超級鼴鼠。須知，此人平時幹的正是把東德和蘇聯的間諜變成為西德做事的雙重間諜。現在他願意向我們出賣這方面的情報。不錯，他開的價碼是不低，而且要求把錢直接匯到第三國銀行的一個匿名賬戶裡。可他對我們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庫龍不愧是一名間諜高手，談交易時還要求加上幾條「例外條款」，如同好萊塢的電影明星談判拍一部電影的交易一樣。同時還要我們保證，不逮捕他告發的雙重間諜。這並不表明他為人特別慈悲。庫龍深知，這些雙重間諜如果接二連三地遭到逮捕，遲早會使人對科隆的反情報機構產生懷疑。我答應了這一要求。

　　這一巨大斬獲令我們興奮不已，於是給他起了個化名，叫施塔爾（也是明星的意思）。庫龍的真實身分屬於絕密。我們從來不提他的真名，哪怕是在我自己的絕對安全的辦公室裡也是一樣。維也納那次會面後，我們又先後在奧地利、西班牙、義大利和突尼西亞與他接頭。庫龍將叛變西德情報局的東德間諜的名字告訴了我們。

　　庫龍和我選擇見面的地點極其謹慎。每次接頭都在人們一般消閒度假的地方。

　　下一步是答應庫龍提出的條件。庫龍堅持這筆交易要得到我的親自認可。我報請米爾克批准支付這筆錢之前，想先見見此人。我們給了他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外交護照，派了一架飛機把他從維也納經捷克的布拉迪斯拉發接到德累斯頓。我的女婿貝恩德在機場接上他，開車送他到我們在鄉間的一處祕密地點。庫龍屬於那種可以很快適應環境的人，哪怕是敵國的隱蔽據點。我們以典型的德國人模式談成了一筆精確的金錢交易。他退休後，甚至還可以領取一筆養老金。付給他的工資相當於東德情報局內的一名上校。當天，他即告訴我，我們手下的兩個人，加勞和他的妻子格林德已叛變西德。這對夫婦在西德為我們當聯絡員，負責向東德間諜傳遞情報。

　　加勞把他知道的東德間諜姓名告訴了西德反情報機構。為了不暴露加勞的雙重間諜身分，西德並不逮捕這些人，而是監視這些特務在幹些什麼，見了哪些人。被監視的人暫時並沒有什麼危險。如今有了庫龍，西德情報機構的一舉一動盡在我們掌握之中。

　　正事談完後，我們為庫龍舉行了晚宴。國家安全部裡經過嚴格審查的服務生在一旁伺候。庫龍講了一些笑話。我請他看了幾部東德的風光紀錄片，並表示希望今後能在東德經常見到他。庫龍提到上司蒂德格時，這個名字留在了我的記憶裡。「以前他的腦子還是蠻好使的，」他開玩笑說。「他是個掙兩花三的人，沒有酒就活不了。」當時我在腦子裡記下了這個細節，以備以後用，那裡會想到貪圖享受的蒂德格有一天也會自動送上門來。

　　被庫龍這樣的人出賣的間諜和鼴鼠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呢？就我所知，東西德的情報機構都沒有出於報復或防止情報洩露的目的下手幹掉哪個人。然而雙方都無法否認他們使用過勒索或腐蝕的手段。例如，為了脅迫莫伊芳茨海姆當雙重間諜，西德方面冷酷地讓他在長期坐獄和叛變之間做出選擇。換了我們，十之八九也會這麼做。

　　五○年代以後，東德不再判處間諜死刑，叛變的東德情報官員除外。對我們來說，把西德的重要間諜關起來更有價值，以後待時機成熟時可以用這批間諜換回關押在西德的我方間諜。只有背叛祖國的情報官員才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如科技部的特斯克。一九八一年，他把部裡的文件藏在家裡洗衣機的事敗露。他原來計畫攜帶這批文件叛逃到西德，以此作為賣國求榮的禮物。

　　一九八一年，特斯克被處決。他是東德政權下處決的最後一名犯人，從而為歷史加了一個悲劇的註腳。下令處決特斯克的原因至今對我仍是一個謎。人們常指責我這個外國情報局局長置特斯克於死地，或至少沒能救他一命。我對他的死是否感到有責任？坦率地說，我必須區分各種責任的大小輕重。

　　特斯克企圖叛逃的事敗露後，反情報處與審訊處聯手將他逮捕。這兩個處均歸米爾克管。像所有被東德抓獲的間諜一樣，他被送上不公開審理的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的這一性質令他的處境極為不利。案子到了這一步已不歸我們管。不過八○年代初時，根據刑法應判死刑的犯有重大叛變罪的人常常被減免為無期徒刑。我知道特斯克的下場不會太妙，可沒覺得他一定會死。更奇怪的是，他的死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萊比錫的一家監獄裡執行的，事先沒作任何聲張。處決的模式仿照蘇聯人的做法，趁他不備朝後脖頸開了一槍。處死特斯克很難說是為了殺一儆百，因為連我們情報局的人都不知情。我覺得這反映了東德走向沒落時思惟不清的狀態。

　　一年前，一九八○年，東德軍事情報機構裡的一名海軍上尉扎爾科佐夫斯基向西德人出賣了幾個潛伏在西德的東德間諜。米爾克聽說後暴跳如雷。一九八二年，在一次我和其他高級官員參加的會議上，他提出要嚴厲懲辦投敵分子。「（東德建國）三十二年後，再出現這類事件是不能允許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的認識完全一致。我們中間也會出現敗類狗雜種。如果我知道是誰的話，會讓他一輩子不得再次為害！」

　　米爾克這番話表明，他對司法機關寬大處理叛逃人員極為不滿。名義上法院獨立審理這類案子。但在涉及某個具體案子時，上面是可以施加影響的。特斯克被處決也許就是上面的旨意。此案還有一處令我費解。根據東德的法律，只有證明特斯克確實有投敵行為時才能處決他。這方面甚至還有一個先例。一個叫特倫的官員準備叛逃時被抓獲。法院駁回了檢察官提出的判他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要求，理由是雖然被告有明顯的叛逃意圖，卻沒有實際的叛逃行為。因此，即使根據東德的嚴厲刑法，處決特斯克也是非法的。

　　有人指控我對特斯克的死負有直接的責任。我不能接受這種說法。但我必須承認，面對一個過於依附於政府並受其操縱的司法制度，我沉默得太久了些。每一位東德的情報官員都懂得，叛逃的下場很可能是死刑。他們當初參加工作時自己曾宣過誓︰「如果日後我違背了這一莊嚴的諾言，甘願受到共和國法律的嚴厲制裁和民眾的唾棄。」直到一九八七年東德才廢除了死刑。

　　和平時期處死間諜其實是沒有道理的。我經歷過的叛逃事件中既有東德人員，也有西德人員。今天仔細想一想，覺得死刑起不了什麼威懾作用。一個人投敵的動機很複雜，通常還攙雜了本人的一種自信或自以為是的心理，覺得自己可以瞞天過海。

　　至於臭名昭著的「濕活兒」，即情報這一行內祕密處決的做法，這種事的確有過，而且今天也照樣有。我在這裡一一舉出在中央情報局手下失蹤的人的例子無異於引火燒身，反會被人倒咬一口，指責我如何隱瞞蘇聯情報機構的多次不法行為。五○年代時期，保加利亞和波蘭的情報機構素有冷面殺手之稱。東德的反情報機構在這方面也不乾淨。這裡我要再次說明一下，流傳甚廣的綁架處死叛逃人員的事件其實多半是綁架時強力安眠藥用多了的結果，而不是蓄意謀殺。

　　可以說，殺害叛逃人員是虛弱而不是強大的表現。對於這種水準極低的勾當，我不屑一顧。間諜小說裡繪聲繪影描寫的濕活兒其實是一種很笨的辦法。相比之下，我們對莫伊芳茨海姆這樣人的利用要高明實惠得多了。先把他當作雙重間諜，以後又變成三重間諜，從而得到最佳結果。我們的過失在於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和貪婪。然而這樣做的並非東德情報機構一家。

　　庫龍為我們幹事非常認真，常常在合約規定以外的事上幫助我們。鑒於他的價值極高，我特別做出安排，無論白天黑夜他都可以透過一個專用電話號碼找到我們。遇有緊急情況時，他可以隨時通風報信。庫龍在西德反情報機構裡深受信任，可以接觸到西德策反東德特務的大部分機密。通常他先不哼不哈，靜以待觀，等西德方面得手後再通知我們。過早地打草驚蛇會引起西德的疑心，於他於我們都沒有好處。

　　只有一次例外。幾十年來，我們在波昂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裡──柯爾的黨──有一名間諜。早在柯爾在萊茵省從政時期，他就是柯爾的一位老朋友。此外，他還兼為弗利克大企業集團做事，從一九八一年起一直作為該集團的代表遊說執政的基督教聯盟政府。波昂的政界與產業界之間的那些骯髒勾當他全知道，不失為我們瞭解西德國內政治內幕的寶貴管道。

　　一天夜裡，正在反情報機構總部裡值班的庫龍聽一位同事說，一名東德間諜嫌疑犯與這位政治鼴鼠接頭時受到跟蹤。兩人走進一座公寓樓後，西德特務人員布下天羅地網，很快就要動手收網捕魚。庫龍立即意識到，如果兩個人當場被抓獲的話，我會失去一個在西德的極有價值的政治消息來源。他於是當機立斷，撥通了緊急電話號碼，用暗語通知我們︰「你們的人在安德納赫大街受到監視。」我們採取了極其冒險的做法，直接給兩人所在的房間打電話，用一種口音假稱撥錯了電話，實則是通知他們逃跑的暗語。

　　我們判斷，現在監視他們的人已經快下班了。另一撥人午夜後換班。如果動手抓人的話，應該是凌晨時分。兩人於是假裝熄燈入睡。午夜剛過，我們的這名間諜透過地下車庫逃出大樓，經瑞士回到東柏林。第二天，這位鼴鼠離開公寓後，西德特務人員衝進房間捕人，那裡還有那個不速之客的影兒，也沒有找到任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

　　日後這個鼴鼠終被挖出，受到審判並被判處短期徒刑，緩期執行。鑒於對其他鼴鼠的判刑都較重，我猜想波昂政界裡一定有他的熟人替他求了情。

　　連續六年，庫龍向我們提供了一流的情報。在他不知情的十幾歲的兒子的協助下，庫龍想出一種辦法，以極快的速度把電腦信號錄在普通錄音電話的卡帶上，從而大大改進了我們以前的模式。過去發報時加密過的字母發出的劈劈啪啪的聲音很容易被對方的反情報機構監聽到。庫龍的辦法大大加快了傳音的速度。人耳聽上去不過是聲音略有一點走調，或是一兩下短促劈啪聲，和電話線上的小故障沒什麼兩樣。在另一端，庫龍發出的信號透過編好的電腦程式轉錄到一盤卡帶上，然後以發報速度的幾分之幾放出並解譯。庫龍後來又研究出一種更簡便的辦法，發出的信號可以直接轉到一張電腦光碟上。我們這邊的分析員只需插入光碟，經過許可後，即可直接從電腦螢光幕上看到發來的情報。這將譯碼所需的時間又縮短了寶貴的幾分鐘。

　　我們與庫龍之間卓有成效的合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它表明，如果一個情報機構內部管理不善，技術上的優勢是有限的。技術知識可以用錢買到，而出色的組織、嚴明的紀律和正確的直覺是買不來的。例如，庫龍周遭的同事本該覺察出，他的消費水準超出了他的收入。這種跡象以後越來越明顯。不過庫龍不像艾姆斯那樣花起錢來大手大腳，而是極其小心謹慎，總是找出各種藉口做掩護。他同我們聯繫時做得很漂亮，絲毫不露馬腳。平時生活也很節制。此外，科隆西德反情報機構總部裡的保衛處處長蒂德格是個酒鬼，家庭生活一團糟，還因賭博欠了一屁股的債，那裡還顧得上庫龍。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打點好行裝正準備去匈牙利度假時，電話專機響了。電話是從與西德接壤的馬格德堡專區打來的。一個自稱是塔貝拉特的男子不邀而至，要求見外國情報局的人。庫龍早已告訴過我們蒂德格的化名是塔貝拉特。我下令不要再盤問什麼，從速把他送到柏林。想到邊防人員通常對訪問東德的人很不客氣，我又囑咐給他一瓶啤酒並安排他用餐。凱爾．格羅斯曼專程去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路口接他，以確保他坐的車穿過柏林市時萬無一失。格羅斯曼曾成功地跟庫龍打過交道。他主管的第九處已滲透到西德的反情報機構裡。

　　我知道這回送上門的是一條大魚。西德方面一定不會善罷甘休，肯定要千方百計把這位重要的情報官員弄回去。蒂德格叛逃我方極有可能是一時衝動的心血來潮。我們在位於東柏林附近鄉間的普倫登為他找了一幢安全住所，安排他住下。我自己的鄉間別墅也在這裡。幾公里外就是為政治局成員修建的地下掩蔽室。如果美國人真的扔原子彈的話，政治局成員可以躲到這裡。這一帶崗哨林立，戒備森嚴。西德情報機構要想把我們這位新朋友從這裡搶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

　　蒂德格想直接見我，但被我婉拒了。當時我正準備退休。考慮到這是一樁大案，波及面會很廣，我想最好還是讓接替我的維爾納．格羅斯曼接手此案。我感覺，首先出面接待蒂德格的人會贏得他的最大信任。由格羅斯曼直接處理此案可以避免中途再換人。

　　我們的人溫和地盤問了蒂德格。他看上去狼狽極了，一副不修邊幅的模樣，眼睛佈滿紅絲，一點不像是西德情報機構的高級官員。為了不致搞錯，我們要他出示身分證。身分證證明他確是聯邦憲法保衛局的成員。

　　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漢斯約阿希姆．蒂德格，並且解釋道︰「我是來投靠你們的。」我打電話告訴了米爾克這一好消息。即使是聽到敵國重要人物叛逃過來的消息，米爾克最關心的仍是他的地位。他極為不滿地抱怨安全部在馬格德堡專區的頭頭沒有馬上通知他這一消息。「今後，凡屬失物招領情況的，一律先送到我這裡！」他用帶有厚重柏林口音的粗啞嗓門厲聲說。

　　蒂德格證實了我們從庫龍那裡瞭解到的有關他沉淪的情況。他染上了賭博和酗酒的惡習。一次，他和妻子在家喝醉酒後打架，妻子不慎喪命。事後對他進行了調查，看是否應按殺人罪對他提出起訴。最終他妻子的死被定為意外事故。他的幾個孩子因為母親的死一直對他懷恨在心，根本不願他管。

　　工作上，他因為個人生活無度受到處分。他心裡明白，讓他留在反情報機構裡的唯一原因是為了堵住他的嘴。在上司的監視下，他不至於把知道的機密講出去。蒂德格覺得自己已喪失了基本的尊嚴。「假如上面就一個類似我這種情況的人問我的意見，我會建議立即開除他。」他坦承道。

　　我後來閱讀盤問蒂德格的記錄時，不由得產生一種感覺︰堂堂一個西德情報機構裡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頭子更像是電視肥皂劇裡的人物。按理說，幹這一行的人應該潔身自好。而眼前這個人精神上完全垮了。對他來說，只剩下兩條路︰要嘛自殺，要嘛叛逃。「可我沒有勇氣自殺，」他坦率地承認。

　　許多人對蒂德格的叛逃感到撲朔迷離，懷疑他早已叛變。我可以首次明確地說，他叛逃前不是我們的人。對蒂德格逃到東德的舉動，我和其他人一樣感到驚奇。我倒有過一種第六感，沒準兒哪天他在科隆實在混不下去了會跑到我們這邊來。但我們並沒有主動去找過他。是他一天晚上搭乘火車跑到東德找到了我們。

　　蒂德格是個少見的說話不轉彎的叛逃者。他可以說是我遇到過的唯一一個稱自己是叛徒的叛逃分子。他不想用什麼改變信仰之類的託辭為自己的決定塗脂抹粉，而是直截了當地說︰「我在第二個德國日子會比在第一個德國好過點兒！」此話千真萬確。我們為徹底治癒這個踉蹌跑過來的酒鬼煞費苦心。當初剛把他帶到安全地點時，他體態臃腫，面色蒼白，眼睛周遭一圈深深的青暈，看上去活像一頭大熊貓。我們給他派了一名醫生，一名護士，外加一名健身教師。在他們的幫助下，蒂德格戒了酒，一個月體重減了三十磅。由於再也喝不上酒，平時又嚴格按照減肥食譜控制飲食，他需要從其他方面得到慰藉。我們發現他的性慾極為旺盛。波茨坦地區有一些女黨員是當地情報機構的關係戶。她們會應我們的請求與對方叛逃過來的人交朋友，談戀愛。這種事經常發生。大多數男人在審查期間精神上受到極大壓力，需要女性的關懷和體貼。我們確保請來的女同胞已做好與這些人發生性關係的思想準備。

　　她們不是什麼妓女，而是為人實際，忠於祖國的女黨員。為換取我們過去稱之為的祖國對她們的答謝，比如分到一套較好的房子，或是等待買車的名次排前一些，她們願意做這種事。儘管如此，我們請到的第一位女士沒待幾天就因受不了蒂德格而逃之夭夭。第二個是位女教師。她總算堅持了下來。我們不禁鬆了口氣。蒂德格這種男人極不討女人喜歡。記得當時我曾想，這位女教師愛國愛得可真夠意思的。不過即使是最讓人噁心的故事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愉快結局。蒂德格與女教師後來結成伉儷，直到我寫此書時還生活在一起。

　　蒂德格有著電腦一般的記憶力，各種人名和他們之間的關係過腦不忘。他填補了我們的許多空白，但並沒有他本人以為的那樣多。他那裡想到，他的同事庫龍也是我們的人。蒂德格叛逃後。新聞界披露了他在任期間的種種不稱職行為。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形象為此一落千丈。不僅如此，蒂德格在反情報機構裡的上司和老朋友．新上任不久的聯邦情報局局長海倫布羅赫在指責反情報機構內部人員不稱職的浪潮中被迫辭職。看著西德那邊亂開了鍋，我們開心極了。不過後來我感到海倫布羅赫在西德情報機構中還是一位較正直的首腦。想到我手下不是一位，而是兩位鼴鼠拆他的台，一絲同情油然而生。

　　蒂德格逃到東德後，我們有了收拾加勞這對夫婦的藉口。庫龍早已告訴我們，這兩個人被西德收買。由於不想讓西德覺察出自己內部有個鼴鼠，我們一直沒有動這兩個人。現在西德反情報機構會覺得是蒂德格出賣了他們。加勞和格林德雙雙被捕。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加勞被判無期徒刑。格林德四個月後被釋放，但受到警告不得對任何人提起過去的事。一九八八年夏天，她丈夫死於包岑監獄。格林德硬說是我下令殺死了他。

　　事實並非如此。加勞是一個性情敏感，自尊心很強的人。階下囚的日子尤其讓他難以忍受。我相信，他是在得知他的名字沒有列在西德要求與我們交換的間諜名單上後才在獄中自殺。由於他先後被自己信任的西德情報人員出賣過兩次，人們後來對他萌生憐意。可在我眼裡，他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間諜。雖沒有死罪，判他坐獄一點不冤枉他。

　　一九九○年十月五日，兩個德國統一後的第三天，庫龍來到東柏林與我手下的一位高級官員討論他的去處。當時人們爭相自保，背叛事件層出不窮。我手下的一名愛將抵制不住西德方面的誘惑，答應幫他們破獲我方的間諜。此人正是當初發展了庫龍，接待了蒂德格的凱爾．格羅斯曼上校。出賣他人的人最終輪到自己被人出賣。奉命保護我們在西德反情報機構裡的兩名頭號鼴鼠的人結果自己也成了叛徒。面對眼前的一幕幕，我感到一種被嘲弄的苦澀。

　　格羅斯曼的背叛意味著庫龍和為我們幹事的其他重要間諜的戲已經唱完了。庫龍本人也明白這一點。他默默無語地從我們的一位高級官員手裡接過付給他的最後一筆錢一萬馬克，並同意接受東德外國情報局當時為保護它的岌岌可危的間諜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幫助──把他介紹給ＫＧＢ。在蘇聯情報機構的協助下，或許他可以逃到莫斯科。

　　蘇聯當時一門心思改善與西德的關係，對我們極為冷淡。接替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維爾納．格羅斯曼與他們反覆交涉，剛柔並用。最後ＫＧＢ終於同意，我們的重要間諜中的任何人只要願意，均可去蘇聯避難。庫龍最初同意去蘇聯，時隔不久又改變了主意，擔心一旦去了蘇聯就再也出不來了。

　　庫龍佯稱需要回科隆與妻子商量一下是否去蘇聯。一到科隆後即給西德反情報機構的保衛處掛了電話，稱他有要事相商。他打算再耍一次花招。他告訴上司說，ＫＧＢ想拉他做間諜。他提議以雙重間諜的身分為西德工作，幫助西德反情報機構瞭解蘇聯人對什麼情報感興趣。長期以來這正是他為我方做的事。在當時庫龍面臨的壓力下，一個曾克服了巨大心理障礙投靠敵方的叛徒往往會再次回到自己人一邊。危急關頭庫龍試圖孤注一擲。不過這一次他的運氣到頭了。

　　庫龍剛來到自己工作多年的科隆反情報總部的辦公室，即被拘留並受到審問。當天晚上，東西德所有間諜中最狡黠的人終於舉手投降，供認他實際上一直只為一方工作──東德反情報機構。由於庫龍出賣過大量情報，西德方面雖有來自我方的格羅斯曼相助，仍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才搜集完起訴庫龍的所有證據。一九九二年，他被判處十二年徒刑，關在勞席德監獄。直到最後，他都不肯服輸。他對自己下場的評論是︰「有些人一輩子天天與灰色的文件櫃打交道。跟他們過的這種枯燥無味的日子比，我等於活了五輩子。」

　　蒂德格於德國統一前夕逃到蘇聯，靠著ＫＧＢ及其後換湯不換藥的俄國情報機構的資助，過著吃穿不愁的生活。傳說他又幫助俄國人搞西德的情報。我對此表示懷疑。透過與蘇聯新舊情報機構裡的朋友交談我得知，經歷了德國情報史上最後幾年的反反覆覆之後，俄國情報機構對兩個德國的情報人員都心存猜忌。冷戰臨近尾聲時他們感覺，弄清一個德國間諜到底為哪邊幹簡直不可能。今天，他們仍持這種看法。

第十一章　情報與反情報

　　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事後諸葛亮很容易當。什麼蘇聯如何笨拙啦，在許多方面如何不如其頭號敵人美國啦，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啦等等。然而在整個國際關係為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所主宰的四十年裡，人們根本沒有這種感覺。恰恰相反，西方國家憂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實現赫魯雪夫發出的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誓言。受此恐懼心理的驅動，西方的情報與宣傳機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運轉著。此外，蘇聯情報工作的成就極大地影響了西方的政治想像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情報與反情報工作則源於對西方奉行的擊退共產主義政策以及後來雷根發出的星球大戰的威脅的擔憂。無論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西方陣營均怕對方奪得戰略上的優勢。

　　身為舉世公認的共產黨國家中最卓有成效的情報機構的前首腦，由我總結一下東德情報工作的成敗功過恐怕再合適不過了。

　　在東西方情報人員的圈子裡，我素有社會主義陣營內莫斯科的心腹之稱。這種說法也對也不對。如果它是指我每個星期一早上給克里姆林宮或ＫＧＢ打電話，與他們商討一週的工作安排的話，則純係子虛烏有。如果是指我從史達林逝世後一直到社會主義陣營崩潰時與蘇聯的一些當權人物關係不同尋常的話，那倒是真的。由於我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又是在蘇聯度過的，因而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既以一個目擊者，又以一個局外人的雙重眼光審視整個冷戰時期蘇聯的思惟模式以及它的祕密諜報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蘇聯情報機構在美國和歐洲的斬獲最豐。當時它可以依靠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德國和英國，但也包括美國。蘇聯彷彿是一座燈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堅定地投身到它的情報機構之下。這段時期發展的一批間諜是最優秀的。在他們的協助下，蘇聯得以在核競賽中趕上對手。甚至經歷了麥卡錫時代以及一九四五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後，他們中仍有許多人沒有暴露。

　　從我們情報局成立之日起，我們就把情報工作視為一種光榮的職業。過去反法西斯鬥爭中的著名間諜建立的豐功偉績和累積的經驗為我們的工作奠定了基礎。如索爾格與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維爾納和克勞森。維爾納戰時曾為蘇聯在中國、但澤、瑞士和英國搜集情報。克勞森曾是索爾格的發報員。

　　此外，還有隱藏在納粹外交部心臟的伊芳爾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軍裡任軍官，同時又是紅色樂隊的頭頭的舒爾策．博伊芳森。該小組成員還包括哈納克和庫克霍夫兩對夫婦。

　　我們情報局裡就有很多第三帝國時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如我的幾屆前任蔡司、施塔爾曼、科布和沃爾韋伯。他們對往事的回憶讓我聽得如醉如癡。我意識到，向新參加我們隊伍的人宣傳老一代人的事跡，使其懂得情報工作在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們還給這種做法冠以一個堂而皇之的名字︰繼承光榮道統。

　　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在情報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們稱呼自己的語言上。中央情報局和西德情報局按文官制度給每一個成員定級。而我們則仿照蘇聯的一貫做法，在情報局實行軍銜制。國家安全部部長是四星將軍，然後依次往下排。我們甚至譜寫了自己的戰歌。國家安全部還有一個合唱團，透過歌曲表達我們永遠忠於黨的事業的決心。有一首俄國歌曲歌頌了戰鬥在敵後的間諜。我把它翻成了德語。這首歌的歌詞開頭是︰

　　我們是祖國的眼睛和耳朵，

　　我們是無名戰士。

　　我們的功勛無人知曉，

　　時刻與敵人周旋──

　　隨後是雄壯的合唱，歌頌戰鬥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的人。看不見的戰線一詞源於列寧建立的第一個祕密警察組織──契卡。我們從來不稱自己是間諜，而是用偵察員這個路德時期的含有褒義的德語詞形容自己。「特務」一詞只指敵人，從來不用於自己一方。這些不過是語言心理學方面的起碼常識，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種氣氛。受此氣氛影響，東德的情報人員常懷有一種浩然之氣，視敵人為醜陋的小人。

　　這裡要說明一下，與意識型態方面的教育相比，軍事化的組織手段絕對是第二位的。西方情報機構根本不搞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報局也好，英國的軍事情報六處也好，大多數西歐國家的情報機構也好，均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成員無論對自己的工作還是對自己的看法非常實際，無半點浪漫色彩。我不是說這些情報機構的人員不稱職。他們其實都是訓練有素的情報人員。我是指這些情報機構的成員並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多麼神聖，不過是辛辛苦苦搜集情報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的小職員罷了。我們恐怕走了另一個極端，引入了一套軍事組織架構，嚴格限制個人的生活習慣並向部下灌輸我們的事業是崇高的事業的理念。然而透過以上做法我們的人員強烈感到自己是這個集體的一員，從而鞏固了彼此之間的團結和忠誠。沒有忠誠，任何情報機構都無法運轉。

　　我一向認為，很少有人純粹為了錢當叛徒。中央情報局總是喜歡用錢去收買人。ＫＧＢ也是一樣。ＫＧＢ後來很難找到出於信仰為它當間諜的人，尤其是在美國，只好用錢去收買。蘇聯最後幾年情報上的重大斬獲均來自自動投上門來的貪財之徒，如頭號間諜艾姆斯，而不是為了打入敵方某個部門事先挑選的特務。我們情報局通常早在潛在的特務人員還是學生時就開始培養他們。

　　當然，對庫龍這樣的來自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叛逃者，我們不惜重金收買。可這種情況實屬例外。一些更有頭腦的蘇聯情報人員認識到，在西方發展潛在的鼴鼠時必須牢記，除了錢以外，還有其他的元素起作用。其中一個元素我喜歡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誘人之處。我不是指有時為了幫助客人消磨時光向他們提供的妓女服務或黃色錄影帶，而是這些客人在鐵幕的另一邊受到款待時感受到的刺激。有時，我們邀請拉攏對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或蘇聯訪問，儘管這類訪問毫無必要。易受影響的西德人乍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當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選好的），常常為其所見所聞深深打動。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會黨內一位高級人士上鉤。我們給他起的化名是尤利烏斯。他是一家報社的編輯，很有社會地位，結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蘭特和黨內的其他大員。當時他應邀參觀蘇聯的一家發電站並考察坐落在伏爾加河畔的史達林格勒。我恰好在伏爾加河這一帶休假釣魚。我猜想他喜歡獵奇，於是拉他上了一條小船，駛到一個工人家。工人一家熱情款待了我們，燒了鮮美的魚湯請我們品嚐。我充當尤利烏斯的翻譯。他詢問了工人一家的生活和家庭情況，史達林格勒戰役的經過──這位工人曾參加過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以及政治經濟現狀。這位工人批評了莫斯科。我們在一起討論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種種缺陷。尤利烏斯對我們的直言不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們參觀了當年為艾森豪威爾總統訪蘇時準備好的別墅。這次訪問最後流產。我在來賓簽字簿上簽了我的全名︰馬卡斯．沃爾夫中將。尤利烏斯顯得有點不自在，因為他的簽名緊挨著我的名字。

　　我們建議尤利烏斯投身到蘇聯爭取世界和平的事業中。在敵國腹地度過的這一短暫假日打消了他的種種顧慮。同時，他還感到一種偷嘗禁果的興奮。以後，他成了我們在西德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政治消息來源。我們補貼了他私人辦公室的部分開銷。類似這樣的政治行賄基金許多西方民主國家裡也很常見。

　　我常對俄國同事說︰「你們這些人，最有力的武器反倒放置一邊不用。你們只領客人參觀發電站，不讓他們接觸當地人。他們也許住得很簡陋，可給外國人留下的印象勝過任何參觀項目。」

　　蘇聯情報機構曾是我們的榜樣，早期也是我們在外國情報這一行的老師。從五○年代中開始，我們常去莫斯科ＫＧＢ的第一總局會晤蘇聯的外國情報局負責人，並聽取ＫＧＢ首腦的情況通報。那時我們心裡十分清楚，在主人眼裡，我們不過是來自一個自豪的帝國前哨陣地的下屬而已。

　　蘇聯方面安排我們住在專門用於接待外賓的一棟小樓裡。這裡曾是維克多．阿巴庫莫夫住過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任可怖的蘇聯軍事反情報機構史墨斯的首腦，血腥清洗了史達林實際和想像中的敵人。一九五三年貝利亞死後，他也被槍決。

　　這棟小樓一共有三層，屬於蘇聯革命前奢華的建築風格。裡面有幾套房間，一部電梯，數個壁爐，還有一個巨大的大理石衛生間，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老式浴缸。餐廳一側的餐具櫃裡擺滿了精美的瓷器餐具和酒杯。一張漂亮的橢圓餐桌擺在正中，上方低懸著一盞吊燈。我們圍坐在這張桌子旁，與主人討論世界情勢。所有的窗子掛著厚厚的窗幔。小樓裡還有一個收藏俄國經典作品的典雅的圖書館（裡面的書極少有人動過），一個撞球室，一間電影放映室。即使是ＫＧＢ的高級官員來到這裡也禁不住咂舌。這種舊日的資產階級情調與暴發戶粗俗的鋪張浪費的混合體很合他們的胃口。據說，阿巴庫莫夫親自拷打犯人，而且學貝利亞的做法，在大街上看到有幾分姿色的姑娘，就將其架到家裡姦污。天曉得我們受到盛情款待的這棟小樓昔日是多麼的陰森恐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情報局的新聞處設在這裡。

　　米爾克喜歡受到蘇聯人隆重盛大的款待。我更喜歡在莫斯科郊外密林深處的別墅裡度過的時光；它使我想起童年。米爾克始終沒有擺脫出身貧寒帶來的不安全感，非要我陪他睡一屋，稱一人睡太孤寂。也許四周的林子讓他感到有點害怕。晚上他酣聲如雷。我本想借到蘇聯出差的機會休息休息，結果苦不堪言。

　　一九五三年後，由於史達林的去世以及他的打手貝利亞被處決，蘇聯主導層內出現動盪。我們與ＫＧＢ的關係為此受到影響。接替貝利亞的克魯格洛夫被撤換掉。新上任的ＫＧＢ頭子是謝羅夫。他曾負責在東德組建蘇聯的機構︰在柏林開設了一個龐大的ＫＧＢ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各地安插ＫＧＢ代表並在波茨坦成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軍事情報部。謝羅夫贊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自己的情報與反情報機構。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一次蘇聯陣營國家情報官員參加的會議上。他是個不脫軍裝的人，無論是從衣著習慣上講還是思惟模式上講。他在發言中強調了我們所有國家必須團結一致，反對共同的敵人美國。我的蘇聯恩師是帕紐什金。他曾任駐美大使，後來在蘇共中央裡主管外國幹部工作。

　　有一次，我同謝羅夫和ＫＧＢ派駐柏林的頭子科羅特科夫乘火車去距柏林四十英里外國家安全部的狩獵區打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科羅特科夫曾化名艾德曼，在柏林當紅色樂隊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絡員。他們兩人在車上回憶起當初一起參加鎮壓匈牙利起義的往事。從他倆的交談中我感到，ＫＧＢ裡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參與過對這次起義的鎮壓。

　　謝羅夫之後任ＫＧＢ首腦的是謝列平。他的高壓政策只持續了三年（在此期間，他批准了在慕尼黑暗殺烏克蘭的民族主義領袖斯捷潘．班德拉，並親自給執行這一任務的特務人員授勛。）一九六一年，驕橫而又野心勃勃的謝列平因捲入一場反對赫魯雪夫的未遂政變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謝米恰斯特內出任ＫＧＢ首腦。此前，他曾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別看謝米恰斯特內外表上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其實是一個頭腦敏銳，意識型態上態度強硬的人。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最終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時，他見風使舵，及時站在新領導人一邊。此後在ＫＧＢ內扶搖直上。他這個人整天擔心社會主義制度會受到蘇聯藝術家和作家的腐蝕，從內部變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對帕斯捷爾納克及其小說《齊瓦哥醫生》的圍剿。他對外國情報工作不感興趣，交給薩哈羅夫斯基去管。薩哈羅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對他也十分敬重。由於我倆年齡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親一樣。

　　我竭力使東德情報局與社會主義陣營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過火行為」拉開距離。這些國家的情報機構也奉ＫＧＢ為師。間諜題材的電影和小說中充斥著暴力和謀殺。實際情報工作中，暗殺只是偶然為之，並不是什麼家常便飯。我覺得任何一方並不想蓄意殺死對方的人。死者大多數是因為被注射了過量的麻醉劑而致死，尤其是遭綁架時。五○年代西方國家拍了一些紀實黑白紀錄片，大肆渲染這類死亡事件並借此攻擊社會主義陣營。鑒於這種事自己人之間一般不願張揚，我們常常借助西方新聞媒體瞭解這類案件。

　　這不是說，我們自己沒有使用嚴厲手段的時候。由於五○年代中期情報總局併入了國家安全部，加之倣傚蘇聯情報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們局與反情報機構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如果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文化工作的第二十司對某個「異己分子」（借用反情報機構的一句術語）不放心，我們情報總局恰好又有此人鄰居的檔案，我們會讓這位鄰居監視此人並向我們打小報告。任何與政府政策唱反調，持異議或稍有不同意見的人都可以被扣上「異己分子」這頂可伸可縮的帽子。這是斯塔思使用的最惡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們情報局瞭解某個旅居海外的東德作家的活動和與他來往的人的情況的話，我們會把這些材料轉給反情報機構。與此同時，我們可以透過反情報機構瞭解東德居民在西德的社會關係。

　　以上在情報方面互通有無的做法；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均屬正常工作方法，在西方國家裡也是一樣。有人稱，由於外國情報局與國家安全部的反情報機構沆瀣一氣，我因此也參與了國家安全部對東德公民的監視和鎮壓活動。我不想否認外國情報局與這類活動有牽連，但國家安全部內各部門之間的嚴格分工意味著我們局根本就不該介入國內的反情報工作。情報總局始終是一個專門負責外國情報的機構。雖然我們與反情報機構有著政府部門之間常見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國內案件從來不歸我們管。不過對這些鎮壓活動以及反情報機構常常採用的嚴厲手段，我們是知情的。情報總局與國家安全部下屬的反情報部門在以後的合作期間，使用暴力手段十分少見，絕非普遍現象。高級官員既沒有下令，也沒有同意過這種行為。不過確實對不同政見團體進行過分化和恐嚇。這類手法對人心理造成的損害恐怕比肉體折磨有過之而無不及。

　　精神摧殘術幾乎可以說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科學家哈夫曼就曾受過這樣的折磨。他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人，曾被希特勒政權判處死刑。蘇軍把他與昂納克從同一監獄中救了出來。六○年代末起，哈夫曼公開批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呼籲對停滯的制度進行民主改革。警察如臨大敵，封鎖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海德的家周遭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來探望他的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各種誹謗他們夫婦的謠言四起，包括確有的或編造的婚外戀傳聞。我們局的一位特務沃倫貝格還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團體內，伺機破壞搗亂。

　　詩人兼歌唱家比爾曼經受了同樣的摧殘。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團體的一員。一次他訪問西德後，東德拒絕讓他入境，並非法剝奪了他的公民身分。

　　溫克勒是一名年輕的詩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爾曼的崇拜者。一九七九年，當局以捏造的所謂「大庭廣眾之下有傷風化」的罪名將他逮捕判刑，隨後又把他驅逐到西德。溫克勒後來寫了一本書，講述了坐獄期間心理上受到的折磨。一九八九年，我倆在亞歷山大廣場上的一次呼籲改革的群眾集會上相識。此後也許還成了朋友。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出庭受審期間，他趕到法庭聲援我。第二年，溫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中海溺水而死。

　　甭管什麼監獄，都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損害。然而犯人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負責預審的人以及案結後遇到什麼樣的獄卒。我聽手下的人說，坐過西德監獄的人向他們講述了單身監禁對精神的折磨。我從來沒有去過東德的監獄，但可以想像，裡面的條件一定非常惡劣。溫克勒對自己被驅逐前一年零一個月的受審及獄中生活的敘述表明，犯人的尊嚴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過獄的人皆有同感。溫克勒後來組織人參觀國家安全部及它管轄的監獄。我倆逐漸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溝通。

　　聽了溫克勒的經歷後，我再次為國家安全部內醜陋黑暗的一面感到無地自容。長期以來，我一直是該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在遇到揚卡時，我也是滿面羞愧。他是一位老共產黨員，父親的戰友。他訴說了一九五六年動盪後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獄中的經歷。他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包岑監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和揚卡主持了德共全國代表大會，試圖把統一社會黨改造成一個民主社會型的政黨。我參與起草了一份關於史達林時期以及東德歷史上所犯的罪行的報告，並向東德民眾表示道歉。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和我的繼任人格羅斯曼多次說過，我們情報局不能迴避自己在鎮壓國內民眾中應負的責任，並希望能夠得到民眾的寬恕。

　　利用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來對付持異議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國公民，完全踐踏了共產主義創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機會就這樣被白白地浪費掉了。時至今日，我仍為自己當初的沉默感到內疚和痛苦。

　　我極不贊成任何蠻幹的行為。可我們有些「友好」諜報機構卻不這樣想。一天，我接到保加利亞柏林站站長打來的電話，請我找個可靠的醫生，幫他們處理「一件難事」。在我一再追問下，他只肯說︰「有點貨想出手，擔心壞掉。」

　　我馬上明白了。保加利亞人一定是綁架了誰，而且給他注射了麻醉劑，可忘了監測麻醉劑的藥勁。我們找到一個為國家安全部做事的醫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亞使館。這種人見過世面，不至於一上來就被嚇著。大約一個小時後他打電話告訴我說︰「太晚了！那伙笨蛋給他注射的劑量殺死一匹馬都有餘。他們把人塞到汽車行李箱裡。一沒空氣，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劑。不死才怪呢。」

　　電話鈴又響了。這回保加利亞的這位站長的聲音聽上去有點微微發顫。剛剛不慎結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現在他自己的腦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們剛把藏在西德的此人綁架出來，準備送回索菲亞審判。

　　「能把貨留給你們處理嗎？」他請求說。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絕了他。

　　我倆在電話上爭執了一會兒，最後決定把問題提交給米爾克。米爾克說，處理屍體是保加利亞人的事。趁屍體未僵前，我們趕緊讓保加利亞人把它拉走了。不管我怎麼解釋，人們似乎也不相信我沒幹過這種事。我在本書中透過一些實例已經解釋了我們的手法。顯而易見，一個卓有成效的情報機構不需要捲入不得體的「濕活兒」一類的行當或使用什麼安眠藥。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現實生活中確有龐德（扮演○○七的男主角）這種人的人才會對我的解釋充耳不聞。

　　不過我知道，史達林死後，蘇聯人仍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研究各種稀奇古怪的暗殺辦法。連ＫＧＢ內的許多人都不大清楚有這麼一個部門。除了用有毒子彈射殺了班德拉外，ＫＧＢ還在柏林綁架叛逃人員特魯奇諾維奇未遂時將他幹掉。特魯奇諾維奇是俄國流亡海外人士組織──全國工人聯盟──的領袖。有一回ＫＧＢ派了一個人到東歐各國巡迴兜售他們的祕密武器，如不留痕跡的神經毒瓦斯，塗在門把兒上的觸摸式毒藥等。我從他那兒拿來的唯一一樣東西是一小瓶「誘供靈」。他活像一個走家串戶的推銷商，滔滔不絕地誇這藥是「一絕」。多年來我一直把這瓶藥放在私人保險櫃裡，從未動過。

　　一天，我突然對這瓶藥萌生了好奇心，請一位可靠的醫生化驗一下藥的功能。他回來見我時連連搖頭，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這種藥用後倘若身邊沒有醫生觀察的話，你想套出真話的這傢伙要不了幾秒鐘就得玩兒完。」他告訴我說。我們從未用過「誘供靈」。

　　不論哪一方的間諜都隨時面臨生命危險。冷戰初期，叛逃人員一經抓住，下場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審判並被處決。我聽說的第一個被處決的東德間諜是個叫埃莉的婦女。她是東德總理格羅提握的秘書。一九四八東德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併前，格羅提握曾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在西德的社會民主黨老同事始終抱有一線希望，他也許會與蘇聯人分道揚鑣，從而造成東德執政黨的分裂。西德一直盯住格羅提握不放，把他作為重點拉攏對象。可格羅提渥絲毫不為所動。西德於是開始打他秘書的主意，派了一名男間諜誘她下水，並給她起了個化名，叫「戴西」。就我所知，這是第二次大戰後東西方情報機構首次使用羅密歐式手法去勾引一位政界要人身邊的隨從做間諜。

　　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發前，羅森堡夫婦剛剛在美國因偷竊原子彈機密被處死刑。情報這行和冷戰時期的其他方面一樣，講的是對等。她在與波蘭接壤的法蘭克福市被處以絞刑。在這種政治氣氛籠罩下，我一開始就對這場遊戲的冷酷有充分的認識，對東德國內的種種黑暗現象也看在眼裡。五○年代人們動輒被捕，共產黨內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變的罪名。

　　一九六七年安德羅波夫擔任ＫＧＢ首腦後，情況大為好轉。我終於遇到一個讓我敬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禮節，不搞小動作，與前幾位ＫＧＢ首腦形成鮮明對比。蘇聯人一般都很驕橫，覺得自己的偉大帝國固若磐石。安德羅波夫身上卻沒有這種狂傲。莫斯科領導人中，只有安德羅波夫獨具慧眼，認識到一九五六年對匈牙利的軍事干預以及一九六八年武裝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蘇聯的虛弱，而不是強大，並渴望今後能夠避免重蹈覆轍。安德羅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養，又具備優秀的個人素質，在歷屆ＫＧＢ首腦中堪稱一枝獨秀。他的興趣之廣超過了他們所有人。無論是國內政策還是外交政策，意識型態問題還是理論問題，他都可以領會其精髓。他不僅認識到需要從根本上改革現行體制，還看到改革蘊藏的風險和潛在後果。

　　我與安德羅波夫的首次深談是在一九六八年。此前不久，蘇聯軍隊剛剛鎮壓了布拉格之春。他本來計畫那年夏天訪問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態的惡化迫使他延期。最後成行時已是深秋時節。當時我們對這一事件仍感到頭暈目眩，不知說什麼好。我參加過無數次大同小異的國宴，惟有這一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會是在位於東柏林北部潘科夫區的國家安全部的一處賓館內舉行的（東德成立之初，國家領導人都住在這裡的一幢小樓裡，彼此是鄰居。後來出於安全的考慮才於五○年代搬到郊外的萬德利茨大院裡）。

　　選擇這個賓館可以說是獨具匠心。它美觀典雅，體現了我們對蘇聯客人的應有尊敬，同時又不過分富麗堂皇，以致超過蘇聯人為我們舉辦晚宴的場所。參加晚宴的德方人員是米爾克，國家安全部的十一名負責官員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氣氛十分輕鬆。這也是安德羅波夫上任後帶來的新氣象。五○年代期間，儘管赫魯雪夫推行了解凍政策，史達林時代的陰影仍然沒有消失。人們活得戰戰兢兢。這種恐懼心理此時已煙消雲散。安德羅波夫彬彬有禮，幾杯酒下肚後仍不失態。他的許多同胞都做不到這一點。周遭所有人，連頭腦簡單之徒都明顯地鬆了口氣。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聚會。甚至連服務生都是從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務生名單中挑選出來的清一色男侍。

　　不出我所料，飯桌上大家的話題轉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爾克始終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耿耿於懷。在他眼裡，社會民主黨人是造成社會主義運動「意識型態偏差」的罪魁禍首。這次宴會對於他乃是天賜良機，可以發洩一下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怨恨，並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現一下德共堅決支持蘇聯一舉粉碎布拉格改革運動的立場。他站起身講了一通，強調需要防止社會民主黨理論的「腐蝕」。布拉格改革派就是受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

　　人們紛紛點頭稱是。輪到安德羅波夫發言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他的聲音溫和而堅定。「我們當時面前只有兩條路︰要嘛進行軍事干預，要嘛坐視捷克斯洛伐克與我們分道揚鑣。前者會給我們臉上抹黑，後者則會給東歐帶來嚴重後果。這可不是一個令人羨慕的抉擇。」

　　他喝了一口水。一桌人鴉雀無聲，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我們需要分析一下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找出隱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日子不會太好過。至於社會民主黨人，我們恐怕需要認真研究一下與他們的關係，弄清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主張。」

　　話音一落，舉座皆驚。安德羅波夫的一席話衝破了不少政治禁區。首先，他沒有單以意識型態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張研究該國存在的實際問題。他實際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對民眾的不滿情緒麻木不仁，未能及時採取措施緩和矛盾。其次，安德羅波夫對捷克斯洛伐克新領導人是否能夠站得住腳流露出的擔憂與官方宣傳口徑截然相反。後者稱廣大奉公守法的社會大眾對恢復局勢穩定以及共產黨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權歡欣鼓舞。結尾時，他表示贊成與所有社會民主黨人接觸的幾句話實際上是不指名地批評了東德領導人與西德左翼的第一大黨之間不共戴天的現狀。他的批評頗具遠見。第二年，西德的社會民主黨即開始推行旨在加深兩德之間瞭解的東方政策。安德羅波夫不肯循規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吹捧和空談連篇的場合直言不諱的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這番話的影響，桌上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大家紛紛斟滿了酒杯。

　　這不是最後一次聽到米爾克的奇談怪論。直到七○年代，他一直堅持為史達林祝酒。面對態度越來越冷淡的聽眾，他照舊邀所有人一起「為我們的導師乾杯」，同時強烈暗示蘇聯搞的非史達林化是一大錯誤。不過這都是當著自己同胞的面說的。蘇聯人在場時則換了副面孔。

　　和他的幾位前任不同，安德羅波夫主要對外交政策和外國情報感興趣。他改革了ＫＧＢ內部的管理制度，實行了一套更嚴格的崗位責任制。在外國情報工作方面，他很快意識到，往駐外使領館、貿易代表團或其他駐外機構派駐情報官員的道統做法不是最佳的辦法，因為這些機構受到所在國反情報機構的嚴密監視。根據過去我透過派駐華盛頓使館的情報官員開展工作的經驗，主要是不成功的經驗，我們的人剛一邁出使館大門就被聯邦調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後，我遇到ＫＧＢ派駐華盛頓的頭子格羅馬科夫時，他卻聲稱，聯邦調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覺，從來沒有妨礙過他與間諜接頭。披著外交官外衣搞情報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報復性外交驅逐。也就是說，安插在使館或類似機構裡的情報人員，極有可能在時有發生的這類驅逐中被趕出駐在國。蘇聯駐外使館人員大大超員。有一年英國一次就將蘇聯駐英使館的一百零五名有特務嫌疑的人員驅逐出境。安德羅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員（派遣改頭換面、持假護照或編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務潛入敵國）的做法無疑更有益於情報工作，但下面的人對此怨聲載道。他們更喜歡有個靠山做後盾。

　　而我們迫於情勢的需要早已完成了這一轉變。直到東西德簽署基本條約之前，西方世界拒絕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承認。我們反正也不具備利用使館搜集情報的條件，因而主要倚賴非法管道（連這個詞都是從昔日老布爾什維克的詞彙表裡搬來的）。安德羅波夫仔細研究了我們的做法後得出結論，今後需要減少躲在駐外機構的安全島裡從事情報活動的人員，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員打入敵國，獨立開展工作。他還深入地研究了東德情報機構的發展過程，要我準備一份詳細的材料，舉例介紹一下我向國外派遣間諜的做法。我不勝榮幸，欣然從命。

　　我們與蘇聯人從不交換自己間諜的名字。早在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情報工作的第一要則︰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這種合理限制是為了防止有人叛變時，各部門之間互相推委指責。

　　安德羅波夫樂於聽取來自ＫＧＢ以外的情報，因而對蘇聯駐外使館內外交官與情報官員之間的矛盾瞭解甚深。ＫＧＢ有時不把駐外機構放在眼裡。為此，許多館內大使和ＫＧＢ頭子搞得很僵。加上ＫＧＢ倚仗充足的經費，財大氣粗，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張。ＫＧＢ人員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車，而使館只有高級外交官才有自己的車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館提供的交通車。ＫＧＢ人員伙食費的報銷標準也高於職業外交官。這些待遇上的差別不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還使外國反情報機構易於辨認出披著外交之外衣的ＫＧＢ人員。

　　至於安德羅波夫在政治上的影響，戈巴契夫日後據為己有的許多改革思想實則出自安德羅波夫。他認識到，蘇聯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蘇聯實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且軍工部門和民用部門彼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對軍工聯合企業的巨額投資順利開發先進的民用高技術，如噴氣式客機和電腦。而蘇聯國內一切嚴格守密的做法嚴重地阻礙了民用部門的發展。與蘇聯軍事部門打過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部長們在這方面有切膚之感。我向安德羅波夫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回答說，目前正打算落實這一想法。為此，已成立了數個由軍事和文職人員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專門負責比較研究兩個不同經濟體制的利弊。安德羅波夫把情報工作視為汲取西方好的經驗，從而改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手段。他願意研究他國做法的開放思想與周遭環境的死氣沉沉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內的某些人士所鼓吹的以社會民主為標誌的「第三條路」，安德羅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鎮壓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期間，他在私下場合仍與人討論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試驗以及經濟自由化的思想。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羅波夫在總書記的位置上能待上十年，而不是病魔纏身的短短幾年，他會做些什麼。毫無疑問，他不會走戈巴契夫的路。安德羅波夫生前曾希望能夠摸索出一條路子，把社會化的財產置於市場經濟之下，並推行政治上的改革。無疑，改革的步子會邁得更穩健。

　　在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中，安德羅波夫從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繼任人契爾年科那樣盛氣凌人。科切馬索夫回憶道，他被任命為駐東德大使後，安德羅波夫囑咐他說︰「我們需要一位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總督。」至於蘇聯擺脫了昔日俄羅斯帝國頤指氣使的習氣後是否會走向社會主義制度成功的改革，這個問題仍有待探討。

　　也許我在這裡談到的有關安德羅波夫的片斷有助於消除西方人士對他懷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繪成不露聲色的開明人士，甚至還是爵士音樂的愛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難以把這種看法與他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的強硬態度聯在一起。這其實是不得要領。我可以證明，安德羅波夫確實贊成改革，但不會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會認為這樣做將導致混亂。安德羅波夫的改革會是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伴隨著自身不可避免的種種局限性。但我認為，這種改革會更加有條不紊，更見成效。

　　我對安德羅波夫的敬佩並不意味著他對我總是有求必應。一九七八年我設法透過雙方交換被捕間諜救出紀堯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當時揣度，波昂只有從蘇聯那邊換回一條大魚，恐怕才會交出紀堯姆，這會抬高他們作為全球外交遊戲中主要一員的身價。同時，考慮到西德國內政治的需要，我們還可以再搭上幾名被捕的西德間諜，以增加這筆交易對西德的誘惑。我在一個信封背面漫不經心地寫下可能交換給西德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識到這筆交易的關鍵，也是難題，繫於夏藍斯基。更確切些說，繫於克里姆林宮與他結下的不解之仇。

　　夏藍斯基連續五年為爭取蘇聯猶太人的權利奔走呼籲，與索忍尼辛和薩哈羅夫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嫉惡如仇的索忍尼辛著有描寫政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島》一書。薩哈羅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蘇聯的原子彈之父，後來投身人權事業。夏藍斯基獲此名望既是個人魅力的結果，又有幸運的元素。他碰巧遇到對他深表同情的記者。像他這樣執著的持不同政見者蘇聯又何止幾百。可他們卻默默無聞。這靦腆的學者因為名揚海外成了ＫＧＢ和蘇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對付敵人的做法，知道他們常常以驅逐不喜歡的人了事。索忍尼辛被押上了飛機，送到西德。薩哈羅夫被流放到國內的高爾基城（安德羅波夫的決定）。所以幹嗎不照章辦理，把夏藍斯基也驅逐呢？然而安德羅波夫不這樣想。

　　「沃爾夫同志，難道你看不出發出這樣一個信號會帶來什麼後果嗎？」他回答說。「此人是個特務（安德羅波夫認為夏藍斯基與中央情報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猶太人，在為猶太民族說話。我們國家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太多了。倘若現在對猶太人讓步，下一個又該輪到誰？伏爾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還是凱爾梅克人或車臣人？」

　　安德羅波夫是指被史達林逐出家園的少數民族。史達林的用意是將潛在的敵人從他們的故土上連根拔掉。ＫＧＢ用「異己分子」一詞形容這些少數民族。我以前從未聽到過這個詞。蘇聯領導人覺得這些少數民族心存不滿，腦後有反骨。據安德羅波夫估計，這批人的人數高達八百五十萬。

　　「在眼前困難的條件下，我們不能輕率地試圖解決所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果同時打開所有閥門的話，民眾發洩起不滿來會勢如雪崩，一發不可收拾。」安德羅波夫又解釋道。安德羅波夫終於向我吐露了真言。蘇聯人在人權問題上頑固不肯讓步的真正原因原來是害怕，害怕過去史達林將國內少數民族視為異己的做法會激化蘇聯的民族矛盾。夏藍斯基於是不僅是蘇聯猶太人的象徵，而且也會成為許許多多「異己」民族的象徵。

　　今天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夏藍斯基是中央情報局的人。然而當年安德羅波夫對這一點堅信不疑。他尤其沒有任何必要對我撒謊。除了懷疑夏藍斯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外，安德羅波夫還有更重要的考慮。他如此坦率地談到蘇聯隱含的少數民族問題，令我大為吃驚。安德羅波夫接下去說︰「夏藍斯基會成為所有猶太人的一面旗幟。由於過去史達林的排猶行為，這些人對蘇聯國家積怨甚深。他們在國外還有著勢力強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釋放他的時候。」談到蘇聯的衰弱時他同樣坦率。他提起十四年前我倆見面時他曾說過，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標誌著蘇聯開始走下坡路。

　　我幾次試圖說服安德羅波夫同意交換夏藍斯基，都失敗了。一聽到夏藍斯基的名字，他就變得焦躁不安，大聲說︰「他是個特務。沒什麼好講的。」我們的談話就此告終。

　　最終，紀堯姆還是因健康欠佳的緣故提前獲釋（他和安德羅波夫一樣患有腎病）。不管西德人多麼不情願，他們不得不算一筆賬。倘若紀堯姆死在獄中，他們用這具屍體是換不回己方有價值的間諜的。此外，昂納克接替烏布利希後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並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決，否則他也許會限制交換俘虜以及兩德之間家庭成員的團圓。

　　一九八○年，我隨米爾克飛赴莫斯科，借東德國家安全部成立三十週年之際向ＫＧＢ的一些高級官員授獎章時再次見到安德羅波夫。無論是ＫＧＢ還是東歐集團各國的情報機構均非常重視這類儀式。雙方基本上是一來一往。每逢他們紀念日時，他們向我們授勛。輪到我們的節日時，也向對方人員授獎。蘇聯陣營內各國之間彼此授來授去，最後沒人記得ＫＧＢ的首腦高幹們得到過多少獎章。ＫＧＢ總部專門僱了一個人，負責確保出席這種場合的ＫＧＢ官員不至於戴錯獎章。我們這一次授給安德羅波夫的是一枚金質獎章，以紀念ＫＧＢ與東德國家安全部在過去三十年中的兄弟般的合作。當時他正住院，但還是在醫院裡接受了這枚獎章。

　　一九八○年是蘇美關係劍拔弩張的一年。北約組織聲稱，由於蘇聯在俄羅斯西部和東德部署了SS-20機動飛彈，它必須對此採取反措施。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北約決定，除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以蘇俄透過談判同意從我國撤出這批飛彈，否則它將在四個歐洲國家部署核飛彈，其中包括西德。這將使冷戰雙方直接受到近在咫尺的可以打到歐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飛彈威脅。此時北約規定的期限已過，東西德一片愁雲慘霧。一些評論員把當時的情勢比做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在戰爭烏雲密佈的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保守派人士把這種看法斥為左派的危言聳聽。但我知道，施密特會晤昂納克的特使時，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人們對可能發生一場核對抗憂心忡忡。施密特私下會見昂納克的經濟顧問、在兩德事務中經常扮演中間人的米塔格時抱怨說，華盛頓正在給西德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局勢正在失去控制。我們必須經常保持聯繫。」施密特還告訴米塔格，恐慌會急劇升級。但昂納克應該知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可以信賴的。「西德一方決不會胡來，」他最後說。換言之，兩個超級大國玩這場戰爭遊戲時，我們德國人應該彼此對話，保持頭腦冷靜。

　　安德羅波夫認為，美國人正竭力想佔有對蘇聯的核優勢。他提到卡特總統、他的顧問布熱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樓人士曾聲稱，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對蘇聯發動第一次核打擊。「現在不是我們示弱的時候，」他說。安德羅波夫還對蘇軍同阿富汗的穆民原教旨主義叛亂分子作戰時傷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試探地問他今後在阿富汗問題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說︰「現在已經沒有退路。」

　　安德羅波夫罵得最狠的要數施密特總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約的雙軌戰略︰一面談判，一面計畫在西德部署核飛彈。「這個人是個兩面派，」他抱怨說。「實際上他是站在美國人一邊的。跟這號人不應有任何高層接觸。」我猜想他是指昂納克與施密特之間的私下往來。剛才他同米爾克私下交談時一定涉及到這個問題。這種接觸經常背著蘇聯人，為此他們一直很惱火。莫斯科對東方政策帶來的東西德關係的鬆動滿腹狐疑，想牢牢控制東西德關係改善的步伐。安德羅波夫和外長葛羅米柯尤其處心積慮地想阻止昂納克訪問波昂。國際風雲越是險惡，昂納克和施密特越是努力改善他們的個人關係。兩人透過一條電話專線保持聯繫。與此同時，西德陸續不斷地用金錢換回一批又一批東德犯人的自由。這種交易成了最能反映兩德關係狀況的一面鏡子。

　　我們透過波昂的情報管道獲悉，西德與北約的關係頗為緊張。當初莫斯科和華盛頓不與各自的盟友商量，單獨就限制洲際飛彈力量達成協議時，是施密特首先提出歐洲防禦的問題。如今他弄得騎虎難下，自食苦果。卡特呼籲西德和美國一道抵制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將矛盾激化到了極點。施密特本來就貌合神離的政府分裂成贊成抵制和反對抵制的兩派。一位社會民主黨人士告訴我們，施密特可以以辭職要挾，迫使內閣批准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決定。我們根據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門的間諜提供的情報獲悉，施密特對美國人向他施加壓力極為惱火。美國對蘇立場趨於強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對東柏林的訪問。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念念不忘與東德保持聯繫，對參加超級大國的遊戲不感興趣。他堅持自己出面，直截了當地宣佈取消預定的東德之行，而不是設法把昂納克逼到不得不主動撤回對他的邀請的境地。

　　一旦談判破裂，我主管的情報局負責向莫斯科提供美國將於一九八二年在歐洲部署的美國潘興二式飛彈和巡航飛彈的地點及技術參數的情報。說句老實話，我對美國核戰略的瞭解遠勝於對蘇聯在東歐部署的飛彈的瞭解。這主要歸功於我在北約組織內部的頭號間諜魯普。雖然我們是莫斯科的頭號盟國，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線的飛彈是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但蘇聯人機動式SS-20飛彈的部署地點對我們也嚴加守密。蘇聯人的這種目中無人的行為惹惱並疏遠了不少本來對其忠心耿耿的東德人。只有舉行假想北約對我們實施首次核打擊時的特別備戰演習時，才叫上我們情報局的人參加。

　　隨著美國重新擴充軍備以及更為咄咄逼人的雷根政府上台執政，我們的蘇聯夥伴焦慮不安，擔心會遭到核飛彈的襲擊。俄語裡稱為核襲擊。東德情報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這類突然襲擊的計畫。

　　為此，我們專門抽調一批人，成立了一個特別情勢分析中心和緊急指揮中心。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員必須受過軍事訓練並參加受到假想襲擊的演習。我和大多數有頭腦的人一樣，覺得這種戰爭遊戲實在是浪費時間。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歐洲會爆發核戰爭。但我的確認為，世界兩大敵對制度在政治、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對抗會進一步加劇。同時，我越來越懷疑，雙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情勢正在發生的變化並抓住變化帶來的機會。我開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轉入寫作。然而劍拔弩張的情勢令我難以脫身，不得不三番五次延遲做出決定。

　　別看莫斯科外表氣壯如牛，我深知美國採取強硬立場將使蘇聯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森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第二輪談判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對吉米．卡特的當選我們毫無準備，最初手頭上有關他的材料少得可憐，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農場主。

　　波昂的耳目告訴我們，這位新上任的總司令同樣沒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視。我們聽說後感覺才好了一點。卡特上台後宣佈了破記錄的高達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用於建造MX和三叉戟彈道飛彈，巡航飛彈，新核潛艇以及擁有十萬餘人的新預備師。莫斯科對此驚恐萬分。一位蘇聯著名核戰略家私下對我說︰「我們拼經費可拼不過他們。謝天謝地，多虧我們在其他地方比他們強！」

　　此時，東德與西德已繞過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會民主黨政府內擔任議會黨團主席的實權人物赫伯特．魏納對美國的核戰略政策憂心忡忡。為不使波昂與東德的聯繫中斷，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透過他的助手維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機密文件。他對華盛頓的真實意圖的滿腹狐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魏納毫不客氣地批評美國人︰「中央情報局在兩個德國之間挑唆戰爭。這不是什麼新發明。中子彈就是專門為魯爾區和柏林設計製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樣信不過卡特。倒不是懷疑他居心叵測。問題是他什麼都想試試。這種態度很容易引出亂子。」

　　前面提到過，我認為魏納知道他的助手與東德有染。他本人對共產主義制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們暗示，為了捍衛德國的利益，稍有核衝突的苗頭，他會立即通知東德，不管他本人會冒多麼大的政治風險。他還透過安排雙方交換間諜的律師福格爾進一步發展了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聯繫。最終魏納對昂納克的信任恐怕超過自己黨的領袖。我們甚至透過西德方面的人得知，魏納留下遺囑，他死後私人文件存放在東德。

　　美國政策不可理喻的轉變令我們忐忑不安。與此同時，這段時間蘇聯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也令我們頭痛不已。昂納克思想上剛剛轉過彎子，準備根據新的東方政策調整對西德社會民主黨人的看法時，莫斯科即發出了剎車的信號。

　　專門負責與我個人聯繫的蘇聯情報官員布達欣向我提出的問題表明，儘管兩國官員頻頻舉杯祝酒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莫斯科與東柏林的關係注定是聾子的對話。建造一條穿過東德領土的漢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條東西德航運河道也好，或是與西德的產業巨頭克虜伯或赫希斯特談判生意也好，每次蘇聯人都表示懷疑和反對。通常這會導致又一次延遲雙方期待已久的昂納克與施密特的會晤。

　　昂納克有一種幻覺，以為他可以單槍匹馬地解決這類問題。加之東德國內模仿蘇聯對其領導人搞的個人崇拜對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飄飄然。他從魏納處得知蘇聯人與波昂背著東德祕密會談後，漫不經心地說︰「沒有我們在場，他們什麼也決定不了。」歷史證明這是他的一大失誤。

　　我自己也是棋錯一著，過分倚賴蘇聯而沒有認識到這樣做的後果。蘇聯是我生活學習過的地方，我對蘇聯畢生懷有深厚的感情，同蘇聯情報官員交情頗深。受此影響，我以為ＫＧＢ把我們情報局當成一個平等的夥伴。我知道莫斯科從我們這裡源源不斷地得到了大量情報︰如有關他們正面之敵的政治和軍事情報，美國國家安全局編寫的電子偵探的技術手冊，中央情報局特務的姓名與工作模式以及數量驚人的科技情報。由於忙不過來，這位蘇聯聯絡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幫助處理收到的這些情報。而我們從蘇聯人那兒得到的情報則少得可憐。不過蘇聯情報機構的高級官員對此狀況供認不諱，並盡自己的力量設法改變這種現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變革都是步履蹣跚，我竟昏昏然認為莫斯科始終會把我們置於他們外交政策的首位。史達林、赫魯雪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代一直是這樣。因此，一九八九年戈巴契夫決定把我們交由北約組織處置時，我們彷彿當頭挨了一棒，瞠目結舌。

　　話說回來，對蘇聯人儼然以佔領國自居，毫罔顧忌東德人感情的行為，我們已習以為常。昂納克常常向莫斯科表達他對在東德領土上集結大量的武器、軍隊外加現在的核飛彈的關切。然而他實際具有的影響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樣大。對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差距十分懸殊。可自欺欺人當時恰恰是我們這個蘇聯帝國前沿陣地的生活特點之一。

　　一九七九年，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飛彈之爭愈演愈烈。蘇聯威脅說要在東德部署更多的飛彈。一天，米爾克對我說︰「我們才不會花費巨資為他人做嫁衣裳，砍樹伐林，為坦克和飛彈發射器騰地方。等著瞧吧。什麼事也沒有。無非是繼續談判罷了。」

　　不用說，當運載體積龐大的蘇製SS-20飛彈的車輛藉著夜幕的掩護偽裝成運載木頭的汽車隆隆開進東德時，東德馬上乖乖地伐林開路。

　　也許我不適當地抬高了安德羅波夫。毋庸贅言，他當然做過錯事。即使欽佩他的人對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接受。剝奪索忍尼辛的國籍也好，將薩哈羅夫流放到高爾基城也好，不肯釋放夏藍斯基也好（這些都是他本人做出的決定），皆出於同一心態︰維護蘇聯的穩定高於一切。他對不出格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興趣僅限於旁觀匈牙利「馬鈴薯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我們其他國家半嘲半諷地給它起了這個名字）的實驗。與此同時，在蘇聯國內照舊實行嚴厲的統治。不過他在中央委員會內推行改革時比戈巴契夫更為謹慎。他一手倡導的反腐敗運動無論就其深度還是廣度繼任人中無人企及。

　　安德羅波夫將克留奇科夫提升為ＫＧＢ第一總局局長的決定雖在情理之中，卻不明智。從一九五六年安德羅波夫在布達佩斯工作時起，克留奇科夫一直跟隨在他左右。安德羅波夫知道克留奇科夫熟悉外交政策，一定覺得把外國情報局交給他一手栽培的這個人可以防止情報局的人看問題鼠目寸光，再次陷入鉤心鬥角之中。

　　ＫＧＢ捲入阿富汗之後，克留奇科夫在ＫＧＢ內的威信日益增高。蘇軍入侵後，他組織了隨後的一系列特別行動，獲得好評。但他缺乏安德羅波夫的洞察力，氣質上也不適於做第一把手。一旦得不到師傅的指點，這位聰明稱職的第二把手馬上會茫然不知所措。一九八二年我去蘇聯祝賀他出任ＫＧＢ首腦時，克留奇科夫流露出對安德羅波夫近乎崇拜英雄似的景仰。晚宴上，他向我背誦了安德羅波夫寫的幾首詩。我這才知道安德羅波夫原來還寫詩。詩寫得很有水準，調子憂愁而悲傷。風格上似模仿了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主要是感嘆逝去的青春或舊日的愛情。聽了這些詩，我對安德羅波夫更加肅然起敬。不過一個ＫＧＢ首腦忙著背誦新當選的蘇共總書記寫的愛情詩總讓我感到有那麼點滑稽。

　　每次我去莫斯科，克留奇科夫總是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後面的一間小屋裡，給我倒上滿滿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問︰「有什麼情況沒有？」米爾克在場時，就遠沒有這麼直截了當了。雙方都要走一遍政治過場，沒完沒了地為偉大的革命成果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乾杯。這兩個情報首腦心裡比誰都清楚，他們各自國家的情況並不妙。這些話出自他倆口中讓人感到有點怪兮兮的。

　　每回見克留奇科夫都免不了看一場戲。他是劇場的常客，為看過莫斯科上演的主要劇目頗為自豪。每次看戲，他都要拿一份節目單。收集的所有節目單一律存放在他的辦公室裡。因此落了個興趣高雅的名聲。其實他頻頻出入劇場同他的收藏嗜好不無關係。八○年代中期一次他訪問東德時，我覺察到了這一點。當時魏瑪國家大劇院正在上演《浮士德》。儘管克留奇科夫的德語十分蹩腳，卻非要看一場演出。無疑他知道這是一齣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戲。《浮士德》演出時間長達八小時，連我這個母語是德語的人都沒有耐性把它看完。不過為了德蘇友誼，我甘心捨命陪一回君子。開演大約一小時後，我偷偷溜了一眼身邊的客人，發現他正閉目打盹兒。顯然，歌德也讓他吃不消了。第一幕演完後，他顯得懵懵懂懂，一副沒看懂的樣子。「這個劇我已經瞭解了個大概。下面的不用看了，」他對我說，然後緊攥著節目單離開了劇院，對自己的收藏中又多了一份節目單感到心滿意足。

　　雖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羅波夫那樣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處得很好。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聽到他為推翻戈巴契夫發動了一場拙劣的政變的消息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蘇聯情報機構和蘇共黨內有不少人對戈巴契夫打算給予各加盟共和國更廣泛的自治權限極為不滿。所以我對政變本身並不感到驚奇。讓我難以置信的是這場政變手法的滑稽可笑。ＫＧＢ裡的老熟人向我發牢騷說，他們事先甚至沒有接到通知。政變發生後，一切顯得雜亂無章。政變的策劃者束手無策。無怪乎我的這些老熟人們拒絕公開對它表示支持了。

　　ＫＧＢ的優勢之一在於︰它的成員感到自己是由ＫＧＢ和兄弟情報機構組成的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同時ＫＧＢ自身也存在一些弱點。其中頭重腳輕的黨的官僚機構以及ＫＧＢ內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當推為首。後者反映出，儘管安德羅波夫和克留奇科夫盡了最大的努力，ＫＧＢ仍然未能完全走出史達林和貝利亞的陰影。

　　然而ＫＧＢ精心向其成員灌輸自己是優秀分子中的一員的理念只反映了它的一面。另一面則是長期以來對出生入死為它工作的間諜無動於衷，沒有任何感激之情。這些間諜常常在失去價值之後被ＫＧＢ拋棄或冷落一邊。蘇聯陣營情報這一行內以信義著稱的東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幾名暴露了身分的間諜都被莫斯科推給了我們。這給我們增添了財政上和安排上的負擔。因為蘇聯陣營內的財會制度總是對蘇聯有利。每次蘇聯把一個沒用的間諜推給我方時，他帶來的那點錢根本不夠付給他找一套舒適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適的工作的費用。

　　ＫＧＢ和格魯烏（蘇軍總參謀部情報局）手下都有為它們幹的東德人。雖然我們兩國和兩個情報機構之間關係密切，可蘇聯人仍喜歡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對我們守口如瓶。只有事情敗露後，我們才獲悉某個間諜原來是東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約組織為蘇聯搜集情報。這些人服刑期滿或用被俘的西德間諜交換回來後，蘇聯人期待我們照顧他們今後的生活。這種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間諜在西方暴露，就再也無法派往國外。再說我也不想讓這些人在可以接觸到機密或是可以旁聽到敏感消息的國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門工作。

　　最讓人傷腦筋的是，這些人通常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為蘇聯對他們個人做出的犧牲既無感激之情，又對他們棄之不理。許多人受此冷遇後，感到蘇聯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網。其實大部分人是因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於安排他們與蘇聯聯絡員（西方稱信使）接頭時不夠謹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頭出了叛徒。蘇聯人對這些暴露了身分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們飽嘗艱辛，卻往往連一枚獎章也得不到。

　　竊得原子彈祕密的福克斯就是這樣一位間諜。我對他極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核戰略的貝利亞提供了英美在彈和鈾-235方面的詳盡的研究成果，為蘇聯研製原子彈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幫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彈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為躲避納粹移居英國，在哈韋爾研究中心研究核技術。福克斯和索爾格、菲爾比屬於同一類人。和他們一樣，福克斯自願運用自己的知識為蘇聯服務。三個人都深信，只有在蘇聯的幫助下才能戰勝希特勒。福克斯聽到納粹德國的科學家正在研製原子彈的消息後，開始把自己掌握的機密透露給蘇聯。

　　福克斯在納粹德國的生活經歷加深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在位於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他就在現場。事後他迅速將這一消息捅給了莫斯科。僅僅八天後，戰勝國在波茨坦舉行了會議。會議期間杜魯門總統向史達林暗示美國已發明了一種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時，史達林引人注目地沒有顯出吃驚的神色。

　　自一九五○年在英國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蘇聯軍事情報局的指示在此後的三十多年裡一直保持沉默，既沒有寫回憶錄，也不接受採訪，哪怕是蘇聯或東德新聞機構的採訪也一樣遭到他的拒絕。一九五九年被英國釋放後，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頓。然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蘇聯人甚至不允許我們接近他。到了七○年代，蘇聯人終於同意我們情報局的科技部可以偶爾向他諮詢一下能源方面的問題，但不得涉及他過去的情報業績。

　　這個曾為竊取核機密做出非凡貢獻的人如今卻在東德閒居，不時應我的同事的請求回答一些比較各種冷卻系統優劣或核物理學方面的問題，對自己過去的偉大功績卻只能三緘其口。每想到此，我內心極為不安。我曾組織人員將我方優秀間諜的生平和業績拍成電影或寫成傳記。一是作為對他們的紀念，二是借此在情報局內培養一種集體榮譽感和繼承道統的精神。福克斯無疑是一部絕好的教材。我當然不能在沒有得到上面領導人的批准的情況下就去找他。經過我再三做工作，昂納克終於同意由我出面說服福克斯把他的經歷告訴我們。拖了一段時間後，我終於獲准拜訪他。和我同行的還有情報局內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級官員。自從他定居東德後，我們倆是除ＫＧＢ和格魯烏外唯一獲准採訪他過去經歷的人。一九八三年我們採訪福克斯還有一個前提，即採訪內容只能供情報局內部使用。我們說服福克斯接受給他錄影。這盤錄影帶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唯一一盤採訪他的實況錄影。

　　採訪地點是柏林市的一家賓館。當時，作為德共中央委員正在出席黨中央會議的福克斯在這裡下榻。他的外貌很難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級間諜。他屬於漫畫家筆下那種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寬寬的額頭，戴一副夾鼻眼鏡，鏡片後面是一雙警覺的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我，聽我連珠炮似地向他發問。所有見過他的人，包括他在英國愛丁堡研究核理論時的恩師和同事博恩教授，對他那凝視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記得，福克斯上大學時就是一個性情溫和的小伙子，一雙大眼睛透著憂傷。可一談到理論物理，他馬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目光變得炯炯有神。他可以一連幾小時滔滔不絕，闡述量子學理論以及他本人在研製原子彈上做出的傑出貢獻──找到了彈內心聚爆的變分法。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一個間諜，」福克斯說。「我不明白為什麼對蘇聯保守原子彈的祕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這樣具有難以想像的巨大毀滅潛力的東西，所有大國都應該有。一方倘若可以挾這樣的威力威脅另一方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國裡為所欲為沒什麼兩樣。我從沒覺得把製造原子彈的祕密告訴莫斯科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行為。我倒覺得不這樣做反而是不可饒恕的玩忽職守。」

　　一九四一年，福克斯透過他的朋友，經濟學家庫琴斯基與蘇聯軍事情報局（格魯烏）取得了聯繫。此後，軍事情報局給他派了聯絡員。聯絡員經常變化，他最喜歡的是庫琴斯基的妹妹烏爾蘇拉，化名魯思．維爾納。足智多謀的維爾納在外人眼裡不過是一位家住牛津，有著兩個孩子的性格恬靜的母親。實際上她是蘇聯在英國的最重要的間諜之一。日後她被授予蘇聯上校榮譽軍銜，成了得到這一殊榮的唯一一位女性。維爾納常和福克斯一道騎車到邱姬兒家族位於布萊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裡接頭，把福克斯交給她的文件藏在單車的椅墊下面。福克斯沒有受過任何情報工作的訓練，也不肯學無線電密碼或用微型照相機拍照。需要的資料他要嘛複印一份，要嘛自己查閱有關資料後，憑著過目不忘的強聞博記能力複寫出一份。傳遞情報的手段也簡單得令人吃驚，以情報人員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說是稚嫩。沒有什麼祕密投遞點，情報一律都是親手轉交的。倘若反情報機構在一旁冷眼監視的話，這會是送上門的禮物。所幸的是，當時英國沒有對福克斯產生任何懷疑。福克斯對俄國人的聯絡員沒有什麼好印象。「他們不像魯思，和我在一起時顯得很緊張。尤其是其中一個，不停地左顧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這種事上純屬外行。可像他這樣東張西望反倒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還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後，維爾納居然設法逃出英國，回到東柏林。日後我倆成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訴我說，她曾掃了一眼福克斯交給她的機密材料，可一個字也看不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號，而且寫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書沒什麼兩樣。」

　　而蘇聯正是憑藉著這些天書般的符號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從而改變了世界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沒有跟我們講過他個人在蘇聯研製原子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兩年，莫斯科才明確告訴他這些情報的實際價值。拖得這樣久是為了給西方造成一種假象︰為蘇聯竊取核機密的間諜不止他一個。其他人仍在潛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宮允許出版庫爾恰托夫教授的回憶錄後，才不再隱瞞事情的真相。庫爾恰托夫在書裡證實，根據福克斯提供的情報，他得以借鏡美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時的成功經驗，從而將研製的時間縮短了好幾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話題引到一九五○年他被捕一事時，馬上意識到我觸到了一塊三十年未癒的傷疤。福克斯在我們面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面部表情的緊張和不時的抽搐反映了內心感情的劇烈波動。說到被捕的情形時他顯得悔恨沉痛，彷彿在做第二次告解。

　　我相信，對於他來說，最大的痛苦是自從一九五九年獲釋以來，一直沒有機會當面與負責他的蘇聯情報官員談談他的發現。我不理解，為什麼過去二十多年裡莫斯科從未表示過願意見他。對他過去所做的工作，蘇聯方面既不予以承認，也沒有顯示出一絲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連他被捕的原因問都不屑一問。他為蘇聯工作完全出於信仰，並為此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學家的前程。蘇聯對他保持的沉默彷彿一塊壓在心頭上的巨石，叫他喘不過氣來。

　　福克斯對自己遭受的冷遇沒有說什麼。我猜測蘇聯人對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是懷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國反情報機構軍事情報五處審問時出賣了派去跟他聯絡的人和其他間諜。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證明福克斯叛變的證據。

　　福克斯告訴我，他意識到英國人開始懷疑他後，自信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視線。一九四六年英國科學家艾倫．梅因間諜罪名被捕後，英國的反情報機構找他談過話。但他的印象是所有認識梅的科學家都受過盤問，而且自己回答問題時沒有露出任何破綻。

　　「一九五○年，風聲越來越緊。哈韋爾核研究中心的頭頭幾次召我談話，英國情報官員也在場，」他回憶道。「儘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會出問題。不過從他們知道我父親來到東德定居這一點看得出，他們已對我立案偵查。這也是盤問我時間到的一個問題。問到最後，他們開始提及從紐約得到的情況。顯然中央情報局把我的材料轉給了英國人。」

　　這種難堪的局面持續了一段時間。蘇聯人為什麼不在哈韋爾的頭頭已懷疑福克斯的情況下設法把他從英國救出實在令人費解。我猜測他們是想繼續在哈韋爾中心淘金，透過福克斯竊出儘可能多的核機密，所以才沒有及時將他撤出。他的安全被置於一邊。此事過去這麼多年後福克斯仍然創傷未癒的原因也在於此。

　　福克斯最終栽到了簡單的心理把戲上，而不是確鑿證據上。哈韋爾核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與他開誠佈公地談了他有間諜嫌疑的問題。這位朋友直截了當地問福克斯有沒有這回事，並強調說，如果福克斯否認對他的指責，哈韋爾中心的全體從業人員會堅決站在他的一邊，維護他的清白。

　　我估計這是英國反情報機構借助它的一整套出色的個人心理分析手段精心想出的一招。他們看出福克斯不怕盤問。再問下去，也不會打開什麼缺口。於是決定完全改變手法。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後，他們感覺福克斯這人極重友情。這才請副主任出馬，借他之口問了上面的問題。他們知道，當著朋友的面撒謊對於福克斯來說會很痛苦。英國人這著棋沒算錯。

　　面對朋友的追問，福克斯難以啟齒撒謊，支吾了幾句後便啞口不語。「從那一時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為了把這件事甩在腦後，我拚命工作。同時，也有一些有利的跡象。哈韋爾中心的所有保衛官員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絕再對我調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來臨時，我腦子裡只閃過一個念頭︰完了。」

　　福克斯對情報這一行的無知令我吃驚。他甚至沒想到搞清楚會受到什麼樣的懲處。「我彷彿在夢中一樣，沿著一級級台階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們問我︰『你知道如果判你有罪會是什麼下場嗎？』我回答說︰『我想是死刑吧。』因為我以前不知從什麼地方讀到過，間諜都被判死刑。他們說︰『錯了。是十四年徒刑。』我聽後不禁長舒了一口氣。這時我才知道自己不會死，還有出獄的一天。」

　　九年後，他被釋放出獄。蘇聯人把他送到東德。他一定曾期待蘇聯人起碼會去監獄接他。可從邁出監獄大門那一刻起，他就像一個包袱一樣被甩給了東德外交官。一九八三年我採訪過他以後，昔日莫斯科負責他的兩位官員巴爾科夫斯基和費克利索夫才獲准探訪他，向他轉達了蘇聯對他過去所做貢獻的一份遲到的感謝。

　　福克斯是一個生性敏感脆弱的人，不具備從事情報活動的素質。他不肯對朋友撒謊固然反映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但對於一名間諜來說卻是一大弱點。福克斯的行為應了英國作家福斯特說過的一句話︰「叛國易，欺友難」。

第十二章　特殊任務

　　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在其描繪共產主義制度的發人深省的劇本《措施》中，對為了鞏固革命成果而採取的一些極端做法做了如下的辯護︰

　　為了剷除卑鄙，

　　手段卑鄙又有何妨？

　　倘若可以改變世界，

　　又何必前思後量？

　　去改變世界吧，

　　哪怕要跳入泥淖，

　　或是擁抱劊子手！

　　世界需要改變！

　　雖然我的部下中恐怕沒人知道上面這段話，但在追求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以上思想已在我們腦海中深深扎根。我們覺得，只要對我們的事業有利，幾乎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具體地說，我領導了一個名為「特別任務小組」的人員精幹的機構。該小組的政治任務是削弱西德在國際上的地位，打擊鼓吹在外交上孤立東德的哈爾史丹主義，阻止西德重整軍備的努力。我們工作的重心不是「撒謊」或「誤導」，而是洩露醜聞。權且稱此為心理戰。當然，撒謊的骯髒勾當我們也幹過，但那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內容。我們將真假情報混在一起洩露給外界，借此加強我們的政策，削弱西德的政策和各種組織並打擊一些人。希特勒的軍國主義冒險政策導致德國一敗塗地後不久，聯邦德國政府即著手推行一項重整軍備計畫。前納粹分子在西德各界紛紛受到重用。這一時期並不需要散佈什麼假情報。西德新聞界也很樂於刊登政治上的醜聞。

　　「特別任務小組」歸屬情報局第十處。該處成立於一九五六年，專門負責影響西方的輿論界，並在西歐和美國制定針對蘇聯陣營的政策時迷惑敵人。這方面工作的創始人是一個叫阿加揚茲的足智多謀的情報行家。以後接替他的ＫＧＢ人員連給他繫鞋帶都不配。

　　冷戰期間，德國是從事這類活動的最佳場所。無需贅言，兩個德國之間有著共同的語言和歷史。社會民主黨的東德局應美國情報機構的請求向我國境內放氣球，撒傳單。所以說，從一開始這樣幹的就不止是我們一家。波昂的國防部還設有一個「心理防禦」處。其實它跟防禦毫無關係，完全是為了開展心理戰。這是我們從西德一位前驅逐艦艦長賴興堡那裡得知的。他在該處工作期間曾向我們提供了機密文件。一九七八年退休後，他擔任了位於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基督教社會聯盟國防政策工作小組的主席。一九八四年，賴興堡被逮捕，罪名是過去十四年裡為了金錢向我們出賣情報。他被捕前，我們曾試圖向他和其他與他聯繫的人發出警告。我們與他約好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館裡陳列的倫勃朗作品《夜巡》前接頭，但這次接頭最終流產了。雖然我方折損一員，西德反情報機構的一位負責官員卻因與賴興堡關係密切而下台。從我方角度看，這也算是搞臭西德情報機構活動中的一次意外斬獲。

　　五、六○年代期間，中央情報局也有一整套的心理戰方案。它與諸如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和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這樣的組織之間的關係已是盡人皆知。冷戰時期，西方為了煽動人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視採用了種種手段，其中最有成效的要數這兩家電台。它們根據持不同政見團體和因意識型態不合逃離衛星國的這些國家的公民提供的情況，出色地開展了針對我方的反宣傳。不僅如此，每當東歐集團內顯出動盪的苗頭時，它們會聞風而動，及時詳細地報導事態的發展。反對我們的人據此可以迅速對局勢做出回應。而共產黨國家的新聞機構卻要嘛遮遮掩掩，不予報導，要嘛輕描淡寫。

　　四○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德國民眾廣播電台工作過，對這一行相當熟悉。現在這方面的經驗正好派上用場。我們這個電台是倣傚加來士兵廣播電台建立的，播音的內容是呼籲德國聽眾起來推翻希特勒。加來士兵廣播電台設在英國，在德爾默的主持下辦得有聲有色。德爾默的方針是報導儘可能屬實，但在報導真實事件的同時摻入一些假消息，誇大德國軍隊、納粹黨及準軍事的衝鋒隊內反希特勒團體的力量。廣播員使用的語言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語言，甚至包括納粹分子掛在口頭上的陳詞濫調和平時開的玩笑。而莫斯科國家廣播電台的播音內容全是照本宣科地宣讀官方那一套，枯燥無味。我們透過戰俘和截獲的德軍士兵信件得知，廣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動搖了德軍官兵對納粹頭子和戰爭的信心。

　　我們決定仿照德爾默的風格改造德國民眾廣播電台的播音模式，並設法給人造成一種錯覺，電台設在德國本土而不是莫斯科。為此編造了電台與德國地下抵抗組織來往的種種神話。我們還參照德爾默的做法，報導內容有真有假。經過反覆摸索，終於找到了真假消息所佔的最佳比例。我覺得我方廣播電台的播音效果後來一點不亞於戰時的美英兩家廣播電台。

　　情報局第十處的工作方法與此十分相似。我們四處物色合適的西德記者，不過一般盡量不去沾派駐東柏林的外國記者的邊兒。這些人多半是西德反情報機構的注意對象。我們把物色的重點放在自由職業記者身上。他們不大在乎跟什麼人打交道。只要有文章可做，誰給他們文件都照收不誤。

　　甚至連《明星》雜誌社性情古怪的海德曼也跟我們有來往。八○年代他偽造了希特勒的日記。當時我們對此毫不知情。剛認識他那會兒，只知道他對尋找傳說中的納粹埋藏的財寶一事感興趣。據說隨著盟國軍隊逼近柏林，德國人在覆亡前夕把這筆財寶裝上飛機運到國外。海德曼確信親納粹分子將這筆財富埋在德捷邊境的某個地方。他與東德國家安全部祕密達成了一筆錯綜複雜的交易，獲准在靠近德捷邊境的地區進行挖掘。忙活了半天，最後連財寶的影兒也沒見著。不過他卻借和東德關係不一般出了名。日後，他利用這層關係突然拋出所謂丟失已久的希特勒日記，聲稱是在莫斯科找到的。這場騙局最終被人戳穿。西德的一些大出版社和著名歷史學家因為上當受騙而名節掃地。

　　雖然我們情報局與這場騙局無關，以假充真卻是十處工作內容的一部分。不管我們的目標是西德政府，還是大公司企業、出版商或政黨，要達到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動搖公眾對這些新成立的未曾檢驗過的機構的信心，從而對整個西德政治秩序產生懷疑。十處的頭頭們情不自禁地受到德國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那句名言的影響︰「一條謊言要想顯得真實並披上真理的光環，需要七條謊言的烘托。」

　　儘管如此，我仍堅持新聞報導儘可能屬實這一方針，尤其是現實生活中有大量的素材可供十處使用。我們揭露了西德眾多的重要政治家與法官曾與納粹勾結的歷史，其中包括西德總統海因里希．呂布克、曾在戈塔爾宣傳部裡幹過的西德總理庫爾特．基辛吉、巴登一符騰堡州的總理漢斯．菲爾受格。菲爾受格在納粹時期任審判長時，曾將士兵和其他許多人判處死刑。

　　搞臭西德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工作。情報官員首先對竊聽到的西德政府部長之間或銀行總裁之間的談話內容進行分析，看看在諸如武器出口或黨派鬥爭等敏感問題上是否有對公眾隱瞞的地方。一旦發現有不可告人之處，即將搜集到的有關材料整理成厚厚的卷宗，然後透過潛伏在西德或西柏林的間諜透露給那些會對此刨根問底的記者。我們力圖造成竊聽電話源於西德的印象。據我們所知，美國國家安全局在西德的竊聽活動十分猖獗。這類被隱瞞的真相一旦曝光後，涉及到的人往往狼狽不堪，根本無力招架我們編造的其他更為不利的指控。

　　可惜專業性極強的這一行到了後來失去了控制。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情報官員能將西德數百個不同機構的公文特點模仿到以假亂真的地步，為此十分得意，常常利用自己的專長幹出一些蠢事。為了不給這些想像力豐富的人潑冷水，我對他們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按情報這一行的尺度來衡量，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出了格。例如，一九七七年被紅色旅綁架的德國工業家漢斯．施賴爾遇害後，十處編造了施賴爾向紅色旅交代內容的記錄。不無諷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垮臺後，編造出這份供詞的佈雷默是最早向新聞媒體出賣他所掌握的祕密的人之一。

　　我的一些同事幹起這種事來勁頭十足，滿腦子的點子。我內心深處覺得靠這種辦法並不能迫使資本主義世界屈膝投降。我認為宣傳戰的主要用途在於搞臭一些頑固敵視東德的死硬分子。他們對政策和公眾輿論有很大的影響。在這場鬥爭中，報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們的頭號敵人。施普林格的帝國包括發行量極大的《圖片報》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報》。他本人強烈反對給予東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認。直到八○年代中，他擁有的報紙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詞的德語字母縮寫DDR上打上引號。施普林格借自己的報紙大肆攻擊承認德國分治現狀、促進實現兩德之間商業正常化的各項條約。我國領導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以及伴隨這種承認而來的貿易和外交上的往來，為此指示我們情報機構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擊西德敵對分子。

　　西德發行量極大的雜誌《快捷》週刊和施普林格的報紙持同一腔調。不過這回我們極為走運。《快捷》的總編是馮．努許斯，就是當年我們設下假妓院圈套套住的記者介紹給我們的他的同事。五○年代期間，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們提供有關波昂政治內幕的寶貴情報。六○年代中，他逐漸停止為我們工作。努許斯愚蠢地以為這段歷史從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為敵國情報機構做過事的精明的西德人覺得誰也奈何不了他們。任何人只要與一個情報機構沾上邊，就甭想讓它再忘掉你。它可以出於自己的需要隨時抖出這段歷史，直到你進棺材那一天為止。）

　　外國情報局一向為效命於東德的告密者嚴守祕密。這一次我們決定打破慣例，向外界透露這家惡毒攻擊與東德簽署的各項條約的雜誌的總編本人就曾多年拿著東德的錢為東德做事。我們準備借調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這一消息。博斯在波昂認識不少要人，訪問東德期間死於一次車禍。他的確與東德的情報機構有些來往。這次來東德還拜訪了一些情報官員。開車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面濕滑，汽車失控而喪生。事故發生後，馬上謠言四起，對這個與東德和西德有著神祕往來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測紛紛。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會民主黨在聯邦議會中的一位助手維南德。其實博斯不過是死於意外的車禍。我們急於盡快證明這一點。原因之一是，倘若人們懷疑他死因不明，我們在西德的人以後就不敢再來東德尋求指示或遞送情報。為此，我們特別邀請《明星》畫刊派一人前來調查這次車禍，並允許他參與屍體解剖並參閱其全部有關資料。

　　我們利用《明星》畫刊這位記者的東德之行略施小計，引起了他對努許斯的興趣。做到這一點沒費什麼力氣。一般持溫和觀點的《明星》畫刊是《快捷》週刊的主要競爭對手。《明星》畫刊果然不負我們所望，將此事曝光。努許斯被《快捷》解職。但《快捷》週刊指責《明星》畫刊的報導不屬實，與《明星》畫刊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法院歷時數載才做出了《明星》畫刊勝訴的判決。這件事表明，透過法律手段解決源於雲譎波詭的情報世界的爭端有多麼不易。

　　在德國，一個人的經歷有時會有最稀奇古怪的結局。東德垮臺後，國家安全部檔案中有關努許斯背叛行為的詳細材料公佈於世。不久後的一天，我翻開一份報紙，一篇署名為努許斯的文章豁然躍入眼簾。此人一向善於見風使舵。如今又搖身一變，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方面的專家。

　　世界上任何一位情報首腦都曉得，散佈「假情報」的部門一旦運作起來就再也收不住，正所謂請菩薩容易送菩薩難。這些部門裡的專家沒有知足的時候，總想嘗試更大膽的設想，編出更離奇的新聞。直至今日，我對主管教會和持不同政見者處幹的一件事仍感到無比內疚。該處並不歸我管。在這件事上，參與此事的人受了莫斯科的慫恿。八○年代初，由於擔心東德對現實不滿的青年人會受到西德新納粹分子的影響，該處模仿新納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里的風格編寫了挑釁性的宣傳納粹主義的材料，並將這些傳單和小冊子郵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對此信以為真，再度陷入對納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聯邦議會還就新納粹分子一事進行了辯論。我覺得這場讓人倒胃的鬧劇極其危險。想出這個主意的某些蘇聯人為了達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讓我們參與組織新納粹分子的集會。

　　蘇聯陣營內的情報機構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們時刻受到來自上面的壓力，必須找出西方罪惡行徑的證據以供我方對敵宣傳用。冷戰期間雙方的宣傳戰披上了一層善惡之爭的道德外衣，從而掩蓋了冷戰實則是一場技術和軍事競爭的實質。為了爭取鐵幕兩邊的公眾，雙方拚命把對方說成是魔鬼。如此一來咱己則是替天行道，而對方卻是無惡不作。

　　這種做法產生的一個最惡劣的後果是，一些情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證明他們對敵人進行了有利的反擊，有時竟然弄虛作假。比如，蘇聯駐外使領館裡的情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表功，有時謊稱，他們與某某間諜或耳目接頭。其實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來的。

　　這種把戲在外國情報局內用不了多久就會露餡。情報局收到間諜和耳目遞送的情報後，立即送交有關人員仔細加以分析。對來自各條管道的一手情報比較對照時，這類胡編亂造極易露出馬腳。相比之下，反情報機構人員更容易弄虛作假。米爾克為了向蘇聯人和我國領導人表白，整肅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的西德特務全靠反情報機構的努力，不停地給下面的人施加壓力。一九七九年，這種局面終於引發了ASA事件。

　　有時候，叛逃到西德的東德軍人發現那邊的生活並不像電視裡看到的那樣輕鬆誘人，於是又跑回東德。這種人的日子很不好過。一方面，考慮到可以把這些人作為絕好的反面教員，給潛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鐘，東德允許他們返回。另一方面，政府卻不再信任這批人。為了得到像樣的住房和工作，他們不得不接受嚴厲的盤問，證明自己這一次決不會再背叛社會主義祖國。用不著懂弗洛伊芳德的學說即可看出，這批人此時極易受人擺佈。

　　盤問他們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情報機構中徵募特務的官員是否曾經找過他們。如果找過的話，又採取了什麼模式對他們進行拉攏的。可惜安全部第九處在蘇爾地區的分處（第九處負責審訊）什麼也沒問出來。當地情報官員盤問過的人中，沒幾個人見過西德徵募特務的官員。即使見過，也不過是一般官員，九處的頭子覺得根本引不起東柏林總部的注意。

　　一天，兩位中級官員會報說，他們剛盤問過的一名東德叛逃軍人供認自己被美國人收買。這比找到一個只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據這兩位官員講，此人在收容叛逃的東德人的營地接受了美國人的從事顛覆和破壞行動的訓練。多年來，我們一直宣傳西方密謀在東德境內搞破壞。現在這種宣傳可算開花結果。此人還交代說，美國人稱每個受過訓的東德人為「特殊使命特務」，德語裡簡稱ASA。

　　這個詞本應立即引起人們的警覺。首先，它聽上去德國味很濃，不像是美國人用的。說得具體一點，它很像是東德使用的那種沒有檔次的虛浮文體。返回的叛逃人員對審訊人員的暗示心領神會，明白他們的交代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於是趨之若鶩，紛紛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總部的九處以及它在各地的分處也先後加入到這場遊戲中。波羅的海羅斯托克地區的九處人員甚至稱一名ASA分子交代了有關一艘神祕的潛艇的情報。

　　米爾克聽說後喜笑顏開。他一直警告說西方國家試圖在東德內部興風作浪，並主張對東德民眾嚴加監視。現在終於得到了證實。一次米爾克在我陪同下與安德羅波夫會晤時炫耀說，他掌握了西方計畫對東德搞破壞的重要情報，然後將一份有關美國一艘小型潛艇行蹤的絕密文件交給了安德羅波夫。他警覺地瞥了我一眼，強調說，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情報機構搞到的，與我們外國情報局無關。

　　誰也沒敢問蘇聯人如何看待這份文件。因為這次會見後不久，東德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裡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說，馬上會爆發一場醜聞。國防部裡海洋及戰略方面的專家分析過這份材料後指出，美國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沒有能力把一艘潛艇派到這名ASA人員聲稱他見到它的水域。隨後，ASA分子交代的供詞如多米諾骨牌紛紛不攻自破。發現這一切純屬虛構的不是反情報機構內的調查人員，而是大名鼎鼎的律師福格爾。此事敗露前，上面指派他擔任不幸的ASA人員的辯護律師（這些叛逃人員因供認參與了所謂的ASA活動而得到寬大處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審判）。福格爾仔細閱讀了這些人的案卷後發現，大部分供詞都是九處人員自己加進去的。更有甚者，九處的高級官員看來根本不相信有ASA這回事。然而面對下面人員的紛紛報喜，又為了取悅喜歡聽到這類供詞的反情報機構總部裡的上司，他們無力或不願意及時制止事態的發展，以致後來越演越烈。

　　米爾克閃電般地將九處處長解職，並指派專人調查此事。他在一次會議上嚴厲告誡安全部的從業人員要奉公守法，始終尊重公民的權利，並呼籲加強對調查人員的監督。「供詞不能取代獨立取證，」他吼道。「我們決不能搞寧肯錯捕一個，不使一人漏網那一套。」我們大家聽後面面相覷。這話是從米爾克嘴裡說出來的嗎？不過他訓完話後結尾的幾句令我們放下了心。「同志們，敵人就是敵人。對他們決不能有絲毫憐憫。」至少我們知道米爾克精神沒出毛病。

　　米爾克自己是否認識到ASA鬧劇是他向部下施壓的結果，我不得而知。九處在蘇爾地區的所有高級官員均被悄悄撤換。不過應對此案負責的人中沒有一個受到懲罰。顯然，部長大人覺得還是不聲張為好。

　　從七○年代初到八○年代末，和平運動風起雲湧。無論東德還是西德政府均面臨巨大壓力。原本對抗議活動不感興趣的公民出於對核衝突的擔心，反核情緒日益高漲。三十萬人湧到波昂，參加抗議北約在歐洲部署核飛彈的和平示威。西德國內的這類反核活動正中我們下懷，因為這會給北約決策人帶來複雜的政治元素。西德的領導人面對這種政治壓力常常十分惱火，轉而指責我們煽動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操縱和平運動。

　　事實上，西德境內的和平示威活動的確得到了東德的資助。與此同時，我們自己也有一本難念的經。既要設法支持西歐的和平運動，把它作為反對華盛頓的宣傳武器，又要竭力壓制本國的和平團體，把它們的宣傳斥為「意識型態上的旁門左道」，處境頗為尷尬。像在波昂和英國的格里納姆一康芒舉行的那樣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蘇聯陣營內是絕對不允許發生的。不過我們意識到，和平運動已在我們各自國家內生根，構成了對蘇聯勢力的挑戰。和平這一主題尤其令東德領導人坐臥不安。他們一向認為，和平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一九八○年蘇聯在東德部署SS-20飛彈後，當地東德居民憂心忡忡。對核飛彈的共同憎恨開始使長期分割的東西德民眾走到一起。和平課題還使人注意到東德社會中民眾更廣泛的不滿情緒。教會的不少教士成了和平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們躲在幕後出謀劃策，打著反對核政策的幌子積極引導抗議活動，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不僅如此，和平運動還把一批積極支持蘇聯和東歐國家內持不同政見者的知名文人學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國的索忍尼辛、和索忍尼辛一樣被剝奪了國籍的東德著名歌手和詩人比爾曼、西德諾貝拉文學獲獎人海因里希．伯爾等。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政治局擔心，民眾可能會在其他問題上對共產黨政權發難。西德和平運動中的一些頭面人物也令我頭痛不已。自從一九七五年蘇聯簽署了赫爾辛基人權協定後，東歐國家越來越難於拒絕這樣的人入境。

　　作為熟悉西歐政治氣候的外國情報局局長，我的任務是研究裁軍運動對北約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並探討東德如何利用西方國家在這一牽動感情的問題上產生的裂隙。

　　西德經歷了一九六八年的學潮後，一批與德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國和平同盟。這並非是我方精心策劃的結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與東柏林很樂於看到左翼積極分子成立這樣的團體，然後靜觀其發展。連我也為這類團體宣傳的觀點在社會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驚奇。我在二份給下屬的備忘錄中寫道︰

　　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人的價值觀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對社會上的這部分人來說，個人的榮華富貴越來越不重要。關心人類的命運，聲援正義事業並追求一種「同感」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同感」是指同屬於一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和理想截然不同的團體。

　　西德青年價值觀的轉變給我們發展間諜提供了新的機會。為了謹慎起見，我們決定不在和平運動內部發展間諜。幹情報這行，隨時都會有意外發生。如果人們發現反核抗議運動中的頭面人物受了我們的利用，他們就會威信掃地，被追隨者和公眾視為蘇聯的小走卒。有幾次我們確實試探過有可能為我們做事的人。如果他們同意，我們會建議他們今後避免過多地捲入反核運動。這樣做還有一個明智的理由︰主張裁軍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國反情報機構的監視，看他們是否與可疑的人有來往。

　　在這場核威懾理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較量中，公眾輿論如何看待莫斯科和華盛頓的意圖至關重要。我們的重點是反擊美國人宣傳的蘇聯威脅論。有一個組織在這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組織名叫將軍爭取和平運動，聽上去簡直自相矛盾。它不過是和平運動中一個小小的分支。別看它人數寥寥無幾，對裁軍問題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成立於一九八一年，其成員是因對北約的核理論不滿而退役的陸海軍將領。他們中包括︰出身貴族，在波昂社交界和軍界頗有影響的退休西德陸軍少將馮．鮑迪辛公爵；英國的哈博特爾將軍；美國海軍上將馬歇爾．李；法國海軍將領桑吉奈蒂；荷蘭的馮．邁恩費爾特將軍；義大利的帕斯蒂將軍和葡萄牙的戈麥斯將軍。不久，新退休的西德精銳的第十二坦克師師長巴斯蒂安將軍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是一位優秀的軍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俄國前線受過傷。戰後曾任國防部顧問。被任命為第十二坦克師師長前從上校一步步升至準將和少將。面對西德軍隊裡舊疾復發的傾向以及周遭高級軍官逐漸流露出的對納粹時代的懷舊情緒，巴斯蒂安將軍憂慮萬分，堅決反對美國在西德部署核子武器。一九八○年他退役後，一心撲在和平運動上。私人生活方面，除了多年患病的妻子外，他還新結識了一位女友，叫凱利。凱利雍容大方，哪怕是最氣勢洶洶的鷹派人士受她魅力的感染也會耐心傾聽她陳述更溫和的政治觀點。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智囊和主將是一個叫卡德的人。他曾是西德海軍陸戰隊的一名軍官，後來成為漢堡大學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論述和平問題的多產作家。他對德國和美國軍界和軍工界上層人士之間的瓜葛做過認真的研究。國防軍工業部門視他如鯁在喉。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宗旨與歐洲形形色色的爭取裁軍的組織無甚不同。但呼籲和平的示威者一向對軍人十分崇拜。這九位將軍很快發現，他們在和平運動中幾乎被崇為偶像。九個人都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多數人身上還留下了傷疤。這使他們具有一種和平示威運動的年輕領導人所不具備的威權。他們在自己生涯的巔峰時期還參與制定了核威懾理論下的戰略計畫，從而說話更有份量。誰也無法指責他們信口開河。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主要是靠卡德和馮．邁恩費爾特一手籌辦起來的。其實卡德的許多想法和點子源於莫斯科。東德外國情報局還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經費以及其他方面的協助。卡德在這一組織內外的朋友和同事一直被蒙在鼓裡。倘若知道的話，一定會大驚失色。

　　我並沒有指示部下滲透到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中。我不需要這樣做。第十處內特別工作組的高級官員知道，他們的任務是以迂迴手段幫助西方任何可能為我所用的團體。考慮到將軍爭取和平運動反北約的立場，加之它在公眾中享有的威信以及在新聞界的知名度，選擇它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一九八○年年底，一名下屬向我會報了他們處的一大斬獲。他們透過漢堡的一個關係與卡德接上了頭。卡德提出與我們見面。我們外國情報局於是派了兩名官員以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從業人員的身分去見他。我們偶爾利用這塊招牌做掩護。它的好處在於，一個西德人如果對東德稍有瞭解或是哪怕多點常識的話，也會猜出他是在與東德外國情報局打交道。這樣可以避免對方因我們公開身分感到尷尬或害怕。我們隱蔽自己的手法既有暗的，也有明的。不像美國人，好像動不動就亮出自己是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的人。

　　見過幾次面後，我的下屬給卡德起了個化名，叫超一流。這不意味著已把他當做一名間諜。按照慣常做法，對我們正在祕密調查的人，均以化名稱呼。不過根據給卡德起的這個化名判斷，我的部下認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筆交易。卡德談到了將軍爭取和平運動，表示需要經費公開宣傳他們的觀點以影響公眾輿論。經過協商後我批准每年資助他們一筆經費。

　　這筆錢直接付給卡德。雖然數額有限，但由於該組織人數很少，也算得上是一筆可觀的補貼，用於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費用。與此同時，卡德還同蘇聯國家安全部的外國情報局牽上了線，並根據同ＫＧＢ人員商討的結果起草了宣傳要點。這一文件確立了該組織活動的基本方針。

　　這並不意味著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成員都知道卡德與外國情報機構的關係，或者該組織的所有文件和聲明都是受了莫斯科或東德的影響。這批將軍的所作所為皆出於信念。不過他們的確常常採納卡德提出的觀點。以巴斯蒂安一九八七年在東柏林接受電台採訪時的回答為例︰

　　採訪人︰「你是否認為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發言有助於鞏固和平的勢頭？」

　　巴斯蒂安︰「是的。我認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議非常具有建設性。希望西方國家能夠對此做出積極的回應。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跡象，只不過目標還不夠明確。希望今後再進一步，在本屆總統任期內能夠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具體的一步︰從歐洲撤出核子武器。」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經費來源，我無法確知。但與卡德關係密切，從一開始就參與籌建該組織的邁恩費爾特更有理由懷疑ＫＧＢ和東德安全部插手其間，如果不是知情的話。

　　自從一九九二年巴斯蒂安和情婦凱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雙雙自殺以來，研究人員、朋友和記者圍住我不放，追問巴斯蒂安自殺並殺死他的情婦是否與公開國家安全部的檔案有關。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檔案裡除了他們訪問東德時觀察到的一點情況外，沒有別的內容。他倆在綠色運動裡的一些盟友懷疑涉及他倆的檔案已被銷毀。

　　對此我想指出，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年一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報檔案被銷毀。據我所知，這批檔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間諜或耳目。巴斯蒂安與凱利的檔案不屬於這一類。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終不承認他與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有染。死後他以一名研究人員和倡導和平人士留名後世，如願以償。

　　毋庸贅言，不讓人們知道我們是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贊助人至關重要。它的感召力就在於，它既不屬於北約陣營，也不屬於華沙條約組織陣營。卡德最終說服蘇聯也派一名將軍參加這一組織，使它顯得更有代表性。和本組織內其他與本國政府和軍隊拉開距離的將軍不同，這位蘇聯將軍只不過是被抽調來扮演和平將軍的角色，因此很不熱心。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在國際上出名後，東德各部門紛紛爭相邀功。尤其令我們氣忿的是，昂納克的女婿，能力不強卻靠著家庭背景當上黨中央主管對外宣傳的頭頭的法伊芳斯特告訴東德的這位領導人，成立將軍爭取和平運動是他的主意。

　　我們試圖影響的不只是將軍。博姆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反核飛彈的示威活動中經常可以在前排看到他的身影。納粹時期，他曾是柏林一家工廠的廠長。以後不知為什麼被東德逮捕，判了十年徒刑。也許是因為他同英國情報機構一直關係密切的緣故。五○年代末，坐了九年牢的博姆被釋放出獄，在西柏林定居。每次釋放出獄的人名單都給我們情報局送一份。我決定與他建立聯繫。以後我倆成了好朋友。博姆顯然屬於道統的自由經濟學派人士，性格保守，孤傲。靠著同濟會宣揚的正義和平等思想的支撐，他熬過了艱苦的獄中歲月。坐獄期間，他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著述，發現自己的看法與書裡的觀點十分接近。對我和其他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十分尊重，但自己始終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六五年，博姆以西柏林地區的自由民主黨候選人的身分當選為聯邦議員。此後，他與當時任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勃蘭特密切合作，在反對冷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負擔了他的議會辦公室的費用。他向我們提供了自由民主黨內的情況以及勃蘭特根據東方政策與波蘭和蘇聯簽訂的條約詳情。這些消息與派駐外國的外交官瞭解到的情況沒什麼不同，可當時東德在波昂沒有外交機構。博姆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贊成勃蘭特打開與東德的關係並支持一九七二年簽署的承認兩個德國的基本條約。根舍拋棄社會民主黨人，率領他的不左不右的黨轉而支持柯爾時，博姆拒絕跟著轉舵。我們為了不失去自由民主黨的這條內線，力勸他跟根舍走。可他不肯放棄原則，另起爐灶成立了一個新的自由民主黨。它根本成不了什麼氣候，成立後不久即宣告解散。當博姆開始出現在遊行隊伍的前列時，他隨即失去了情報價值。我們知道西德的反情報機構今後會對他進行嚴密的監視。不管怎樣，博姆當初是靠著我們的資助才爬到這個顯赫的地位。我們相信他會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日，他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許多人真誠支持過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並在反對核威脅的鬥爭中受到它的啟發。倘若有人問我是否對利用了這一部分人感到後悔，我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在這件事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樣忽然良心發現。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不是我們發起的。面對白熱化的軍備競賽日益升溫，一些軍人不無道理地擔心軍備競賽會失去控制，於是成立了這一組織。我們所做的不過是向他們提供了部分經費，指導了一下工作。當時廣大公眾普遍對軍備競賽感到擔憂。在劍拔弩張的情勢下，他們採取這一立場完全是正直的舉動。對這些罔顧自己周遭軍官的憤怒以及親朋好友和家人的反對，堅持自己觀點的人，我仍然懷有深深的敬意。自不待言，八○年代初核戰陰雲密佈的日子裡，我們中間誰也沒想到這場軍備競賽的終結不是伴隨著核爆炸的一聲巨響，而是蘇聯解體的啜泣。

第十三章　恐怖主義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在白宮草坪上簽署了一項協議後兩隻手握到了一起，從而在實現中東和平的道路上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一年後，這兩位領導人在奧斯陸同時被授予了諾貝拉和平獎。人們不禁為此歡欣鼓舞。

　　然而在此之前的歲月裡，任何人只要與阿拉法特或巴解組織沾點邊，馬上會招惹上同情甚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惡名。然而兩年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倒在一名以色列恐怖分子槍口之下的卻是拉賓。歷史就是這樣令人啼笑皆非。

　　現在流傳一種說法，未來的歷史學家會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之一。我本人及我從事的工作在席捲而來的批評浪潮中備受指摘，美國人的言辭尤為激烈。當年他們自己曾長期扶持殘暴的獨裁政權，公開或祕密地顛覆合法政府，從推翻伊朗的摩薩台、瓜地馬拉的古斯曼和智利的阿連德，到支持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獨裁政權以及世界各地許多類似的政權。如今他們對這段不名譽的歷史好像忘得一乾二淨。

　　無論是西方還是社會主義陣營，結成這些不甚光彩的聯盟皆出於冷戰的需要。公諸於世的國家安全部的檔案無疑表明，外國情報局隸屬的國家安全部曾與巴解這樣的組織合作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支持了一些出於政治目的搞恐怖活動的團體。

　　由於我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局長，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我對東德政府與恐怖分子之間的所有來往一清二楚。我也確實知道東德與西方視為恐怖組織的不少團體眉來眼去，但正如下面要解釋的那樣，我並不瞭解重要的運作細節。我主要負責情報工作，即搜集情報，最好是機密情報。這屬於情報活動，不是恐怖主義。我個人從未參加過恐怖主義活動的謀劃或實施。

　　一國情報首腦對本國與國外組織的關係茫然無知似乎解釋不通。為了說明這一點就不能不談談另外兩個問題。

　　第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如何與冷戰糾纏到一起。

　　第二，國家安全部內山頭林立的現象如何導致各部門之間鉤心鬥角，處處設防。

　　我的解釋不是為過去的行為辯護。我想說明，我這樣做的目的也不是為我本人開脫責任。不可否認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其諜報機構向它視為合法的組織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的幫助，其中的一些組織參與了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活動。東德還庇護了逃離西德的恐怖主義分子。這方面的工作屬於其他部門，不歸我管。他們幹他們的，我幹我的。再說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也不希望我捲進來，這樣我可以埋頭於從國外搜集祕密情報的工作。今天看來，這未嘗不是一樁幸事。

　　若論責任，敵我雙方都有一份，各自也不無內疚。西方國家打著與共產主義作鬥爭的旗幟同樣幹了不少壞事。這場地緣政治的爭奪落下帷幕後，越南、中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已是百孔千瘡。有些地方的較量就是如此的慘烈。

　　但我要強調指出，不管西方幹了些什麼，決不應成為為我們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解的藉口。雖然我沒有教唆過恐怖主義分子，但我們的確培養訓練過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日後濫用了我們教給他們的技能。

　　此話出自一個東德人之口聽上去似乎顯得頗為虛偽。大赦國際組織的報告經常批評東德虐待被監禁的政治犯。我不想說我國國內的審訊和拘審程序無可指摘。我當時也沒有積極呼籲過改善這些犯人的惡劣處境。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一個因採取了過火的國家安全政策壓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政權，與一個動輒採用酷刑懲罰政治反對派人士的政權是不一樣的。

　　在第三世界，過火行為常常演變為野蠻行徑。我們和西方都曾有意無意地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是否清楚，我方提供的幫助也許會被濫用？當然清楚。但我認為昂納克，甚至米爾克從未有意地認可針對平民的恐怖暴力活動。身為外國情報局局長，對以上行為我是有責任的，但卻沒有犯罪。我希望讀者能夠從道義上做出這樣的區分，這樣才有助於對過去的極端行為有一個全面正確的認識。

　　近幾年來，關於「罪責」與「責任」定義的辯論日趨白熱化。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只有少數德國人對納粹政權下犯下的暴行有罪，而所有心甘情願生活在納粹政權下的德國人對這類暴行都負有責任。做出這一區分並不只具有學術上的意義。罪行屬於法律範疇，而責任則屬良知範圍。

　　就法律而言，西德的一批檢察官查閱了全部公開的檔案後，仍無法找到任何表明我曾參與暴力活動的線索，更不用說證據了。我還先後三次以誹謗罪起訴了幾家稱我知道國家安全部庇護西德恐怖分子的報社，它們的報導完全是捏造。更有甚者，美國國務院拒絕給我發訪問簽證，理由是我曾與恐怖分子有來往。我沒有看到任何可以證明這一點的證據（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年中央情報局請我去美國時絲毫沒有良心上的不安。不過時隔六年後國務院拒絕發給我簽證時恐怕並不知道有這回事）。

　　以上所舉事例表明，即使是一國政府內的不同部門，哪怕像處理外交與外國情報工作這樣關係密切的部門，也不一定瞭解各自在幹些什麼。位於維吉尼亞州蘭利的中央情報局也好，還是華盛頓特區霧谷的國務院也好，抑或位於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東柏林的外國情報局也好，都不例外。我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如實講述給讀者，由他們去判斷我是否有罪。至於我本人，我承認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但不承認有罪。

　　我們是透過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捲入民族解放運動的。受此背景影響，我們對從事恐怖活動的民族解放組織採取了寬容諒解的態度。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一切，頗有在所難免之感。但當時並沒有看出這種必然性。

　　事情還得從非洲說起。那時東德在其短暫的歷史中剛走完了一半路程。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八日，東非海岸只轄兩個島嶼的彈丸之國桑給巴爾共和國宣佈獨立。這算不上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件。當時，宣佈獨立的非洲殖民地如雨後春筍。除了收集稀少郵票的人外，桑給巴爾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然而這個新成立的國家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桑給巴爾宣佈給予東德外交上的承認，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外第一個不理睬哈爾史丹主義的國家。根據哈爾史丹主義，西德迫使除蘇聯外的所有國家在承認西德或是東德之間做出選擇（西德不把莫斯科包括在內是為了強調它的觀點︰我們僅僅是莫斯科的傀儡。只有蘇聯人才有權同時與兩個德國保持關係）。桑給巴爾選擇了我們。我們並沒有選擇桑給巴爾。很有可能桑給巴爾的總統卡魯姆受了本國青年組織內某些在東德留過學的成員的慫恿才決定正式承認東德。對這一選擇的外交含義，他未必清楚。

　　一個非洲國家承認我們除了具有廣泛的外交意義外，還給情報工作帶來了新機。也許卡魯姆總統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桑給巴爾正式通知我們這一決定的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請求我們給予經濟和安全上的援助，尤其是在搜集國內情報和邊防方面。顯然我們在以上領域的名聲已名揚四海。不過為此而揚名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米爾克對桑給巴爾的承認喜出望外，開始物色一名人選，擔任桑給巴爾新成立的情報機構的顧問。最後挑中了馬克特將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納粹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坐過牢，戰後成為一名高級警官。此時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地區首腦。鑒於當時東德與其他非洲國家沒有外交關係，米爾克和我決定派一個熟悉外交事務的人與馬克特同行。我靈機一動，提議派我去。

　　對一國情報機構的首腦來說，穿過與北約關係密切的國家，去一個真實意圖尚不清楚的地方是個極為大膽的念頭。米爾克猶豫片刻後終於答應了，但喋喋不休地反覆強調需要絕對守密，並囑咐我不得跟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我的副手。他還親自負責安排我的保衛工作，甚至還審定一項緊急營救方案，以防我這次誤入圈套。

　　我和馬克特各攜數本姓名不同的東德和西德的假護照。護照上的年齡也做了改動。更有趣的是，我倆還被送到一位化妝師那裡，為我們做了假面模。米爾克堅持要我們一路上戴著它。不用說，我們的假面模與偽造護照上的照片是吻合的。護照上我們的身分是成人教育專家。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們啟程前往桑給巴爾。第一站是開羅。馬克特和此次出訪的貨真價實的東德外交代表團團長坐頭等艙。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冒小小的一等秘書龜縮在經濟艙。飛往開羅途中，因遇到沙暴，不得不改在雅典降落。米爾克擔心我會在北約國家境內被捕看來不無道理。馬克特和我被分別帶到不同的旅館過夜。大家當時頗為緊張。我們心裡清楚，在一個北約國家，靠一本東德護照得不到任何保護。第二天早上，我花了整整半個小時用膠水把假鬍子粘在臉上，看上去多少也與護照上的照片沾點邊兒。

　　此後，我們又先後在開羅、阿迪斯阿貝和摩加迪休做長時間的逗留，最後終於到了奈洛比。肯亞當局沒收了我們的護照，拒絕讓我們換乘飛機前往到達站。我們猜測離開開羅後的一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蹤我們這個團。

　　因為在開羅時，我們為了得到東非聯盟（包括桑給巴爾、坦噶尼咯、肯亞和烏干達）的簽證，必須向當地英國官員填表申請。在機場等待期間，我們全團人員神經高度緊張。

　　多虧肯亞的外交部長，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奧金加．奧廷加救了我們的駕，免於再次受到詳細盤查。奧廷加的兒子正在東德遊學。他在我們一行人的名單中認出了熟悉的東德副外長基塞韋特的名字，於是下令給我們全團放行。

　　抵達桑給巴爾時，政府官員傾巢到機場迎接。儀仗隊仍然身著大英帝國時的軍服。一支警察樂隊奏起《維也納圓舞曲》。主人事先曾要我們給他們帶一份東德國歌的五線譜。可他們學會演奏之前，我們只能將就著用施特勞斯。這下可苦了我國這位副外長。他不得不合著輕快的《藍色的多瑙河》的曲子檢閱儀仗隊。

　　身為東德人，來到擺脫了殖民統治的桑給巴爾實在是令人愉快的事。每逢該國重大節日，如專門為我們而設的「五一」勞動節，人們馬上認出我們是東德人，把我們簇擁到人群中間。他們對政府的宣傳篤信不疑，對我們抱有莫大的期望。人群中領唱的歌手自編歌詞，歌頌美麗而又發達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顯然，當地民眾把東德想像成童話故事裡的富饒之鄉。

　　儘管社會大眾對我們載歌載舞，我們在桑給巴爾的工作並不是一帆風順。我們曾想建立一套嚴格的工作制度，但毫無結果。常常是開會時間到了會場後，才發現原來的人已被解職，換上的新人一點不瞭解情況。不過剛到桑給巴爾那會兒，這些小小的不便都算不了什麼。最讓人難熬的是熱帶國家的漫漫長夜。桑給巴爾政府為我們修建了典雅的別墅。周遭有一個廢棄不用的高爾夫球場，還有一個印第安人的墓地。為了消磨晚上的時光，我們常常出去散步，沿著球場和墓地一直走到市區外。那裡是當地人住的泥瓦小屋。太陽快落山時，男人們坐在自家門前抽著煙聊天，婦女卻在地裡忙著農活。

　　最初我們與後來任桑給巴爾情報首腦的馬孔古的關係很彆扭。我們需要他坦誠地介紹一下本國的實際需要。可總統指示他與我們交往時嚴守祕密，同時盡量摸清我們的底細。馬孔古守密竟保到連自己的真實姓名都不告訴我們的地步。他經常用斯瓦希里語在筆記本上神祕地塗塗寫寫。一次我從他遺失的一頁紙上才得知他的名字。紙上寫的是取消一場預定的會議。最後一句話是︰「我們的工作艱鉅而又祕密。辛巴。」我問廚師辛巴是誰，結果不僅問出了他的真實姓名，還瞭解到他過去的部分經歷。廚師告訴我，殖民時代馬孔古曾在當地英國警察局裡的特警隊幹過。

　　在東德，執政黨的所有黨員均團結在黨的既定方針下。如今置身於一個政府成員政見不一、利益各異的國家，感到十分陌生。有些官員視自己為社會主義者。虔誠的穆民對他們和我們這些東德人顯然疑心重重。然而無論哪一派，跟我們伸手要東西時毫不羞澀。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馬上對我們橫加指責。他們常常憂傷地帶我們去看英國人遺留下的破裂的船隻，陳舊的電台和磨損了的電話線，期待我們幫他們重建全國的基礎設施。

　　桑給巴爾的領導人分為幾派。一派以卡魯姆總統為首。他以前是海員工會領導人，講起話來活像一名英國工會會員。另外兩派的首領分別是他的兩位副總統漢加和恩巴布。曾遊學蘇聯的漢加狂熱地支持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恩巴布則是中國模式的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恩巴布為了顯示對毛澤東的忠心，每逢國宴必要放國際歌。唱片雖已磨損，音量絲毫不減。桑給巴爾之所以選中東德作為它的主要夥伴，其原因恐怕就在於政府成員意識型態五花八門上。沒過多久，我就摸清了底細。請我們來原來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政治上的考慮。鑒於東非聯盟國家經濟上倚賴與英國的道統貿易和金融往來，與兩個共產黨超級大國中的任何一個公開交往都是不明智的。而東德經濟上相當發達，完全有能力提供情報方面的諮詢及基本器材。與此同時，它在國際上又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國，不至於惹惱其他的財東。

　　我們來後沒幾個月，島上開始盛傳桑給巴爾將與坦噶尼喀組成聯邦。我們對此深表關注。坦噶尼喀的總統尼雷爾與倫敦關係密切。如果兩國真的結成聯邦，估計英國政府會向桑給巴爾施加壓力，迫使它中止與我們的關係。更糟糕的是，我們本來是被請來做情報顧問的，可地主國的情報官員一個個卻對我們守口如瓶。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們獲悉兩國確實要合併。新成立的國家起名為坦尚尼亞。就在前一天，政府官員還向我信誓旦旦地發誓沒有這回事。我於是飛到較小的奔巴島，視察當地新建的情報機構。聽到這一消息時我正與一群新招收的情報學員在落日的餘輝下圍坐在一起，回答他們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我氣惱地中斷了這次訪問，飛回主島。一艘東德貨船為了把我接回延遲了啟航時間。辛辛苦苦幹了三個月後，我不甘就這樣悄然離去。我想弄個明白，桑給巴爾到底會不會背叛我們。此外，這還牽涉到我們在桑給巴爾的經濟利益。我們為該國的邊防部隊建立了一支小小的船隊，並派船員和機械師去東德接受培養訓練。結果證明我們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兩國合併後，桑給巴爾的確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政府部門大樓裡，懸掛的尼雷爾畫像總是比卡魯姆的畫像低那麼一點。

　　當時我們是誠心誠意幫助桑給巴爾，不像後來與第三世界打交道時那樣攙雜了私心雜念。我們堅信，援助桑給巴爾可以為非洲民眾的自由做出貢獻，使他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不過坦率地說，能夠在英國和西德情報機構一直把持的世界這一地區開展工作，我們這些東德情報人員感到十分開心。記得有一次我們長途跋涉後，來到美國在桑給巴爾建的一個衛星地面跟蹤站。地面站外面站著一個皮膚黝黑的士兵，肩扛一桿大槍。我們走近他想自我介紹一下，他摘下槍對準了我們。不過最後還是放我們進去了。這是我第一次走進資本主義世界。現在居然又鑽進一個美國人修建的衛星地面站裡！

　　當時我們十分天真，對在第三世界國家工作的後果缺乏清楚的認識。東德派來的訓練有素的聯絡官和專家將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累積的情報工作經驗傳授給了桑給巴爾。在我國專家的辛勤努力下，桑給巴爾的情報機構迅速膨脹到可笑的地步。按人口比例計算，它很快超過了東德情報機構的規模，而且還在不斷地擴大。我們對此已無能為力。卡魯姆比我們預想的還要狡猾，善於挑動大國互相爭鬥。一九六五年，中國人大批湧入桑給巴爾。我們的地位進一步受到侵蝕。尤其令人氣憤的是，我們應桑給巴爾政府的請求剛剛給他們搞到一批拖網船，一個攜帶農具的中國代表團隨即抵達該國。這批援助為此黯然失色。更讓人難堪的是，後來發現這批拖網船不適於在當地的水域作業。

　　中國人精明透頂，很快就站住了腳。不出幾週，公共場所的烏布利希畫像要嘛被摘走，要嘛在其旁邊更醒目的位置掛上了更大的毛澤東畫像。莫斯科對這種象徵性的做法極為重視，要求我們上報一共掛了多少幅毛澤東畫像，都在什麼地方。我們於是開始了這項毫無意義的統計。

　　記得離開桑給巴爾前還和一個美國人有過一面之交。當地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是木薯。每到斬獲季節，島上的外國人都受到邀請，參加斬獲木薯的勞動。到了地頭，先是樂隊奏樂，士兵跳舞表示歡迎。隨後開始收割，一直幹到腰酸背疼為止。我旁邊是美國駐桑給巴爾領事，一個個頭不高，目光警覺，精力充沛的人。當地人把我倆帶到一邊，儘可能婉轉地解釋說，我們錯把纖小細嫩的木薯當成了雜草，將其連根拔出後扔進了垃圾堆裡。我好奇地想，這位叫卡盧奇的美國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許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後來一直做到中央情報局副局長。

　　儘管我們幫助桑給巴爾純粹出於公心，擴大我們在第三世界的活動的基本動機並沒有因此消失，即繼續爭取更多的國家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承認。到了一九六九年時，訪問東德的外國友人絡繹不絕，爭先恐後地要求我們提供援助。敘利亞和埃及罔顧哈爾史丹主義，打開了與東德的關係。蘇丹、南北葉門、剛果、高棉和羅得西亞解放運動緊隨其後。接待一次埃及內政部長意味著要按照米爾克的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兩遍。國家安全部大樓的院子裡還要排列好儀仗隊和青年合唱團。我開始感到這種關係成了不必要的負擔，不管訪問奇鄉異國多麼富於刺激。米爾克和我的首要職責是確保我們在歐洲情報戰中的優勢，而參加這些送往迎來的活動佔用了我們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如今一些中級官員卻被派往人生地不熟，政局不穩的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工作。煩惱歸煩惱，發展這方面的關係乃是我國領導人的旨意，不是我能決定的。對此情報機構只有貫徹執行。

　　有一段時間我們尤其重視與埃及的關係。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結束後，納賽爾總統透過他的內政部長戈馬將軍表示，他希望與我們交換情報。我的副手訪問了開羅，受到隆重的接待。原來納賽爾想請我們幫助查出隱藏在埃及政府和軍隊中的以色列特務。他認為這是埃及戰敗的原因。

　　我們告訴納賽爾，東德在以色列沒有間諜。他聽後大失所望。可我們說的是實話。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三十三年裡，東德始終未能滲透到以色列的情報機構裡。在莫斯科的督導下，早期我們曾試圖從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中發展我們的人，但一直沒有得手。我們所需的有關中東地區的情報大致上可以透過美國和西德的管道以及後來巴解組織情報機構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擔心會陷到中東裡面，無法自拔。可蘇聯人與以色列這個敵人較上了勁兒。我決不會僅僅為了幫助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出口氣而花費氣力去搜集情報。在我眼裡，以色列和其他國家沒什麼不同。我看到滲透活動事倍功半時，馬上停止了在以色列發展間諜的活動。

　　再說有跡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換情報時藏了一手。我們表示希望瞭解北約國家在中東地區的情報活動。埃及情報首腦穆罕巴拉為此接見了我們。此公為人狡黠，首次會面時用的是假名。我們知道他跟中央情報局打交道時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一手，以免他把我們想瞭解的情況告訴美國人。為了增加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埃及情報官員領我的代表參觀了一家製造火箭的祕密工廠。這是一家奧地利企業在前德國火箭專家馮．布勞恩的一位同事皮爾茨的幫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認為工廠裡有人搞破壞，想請我們協助偵破此案。我不想讓人覺得我們情報局好像是一個情報方面的諮詢機構，哪個國家出錢僱我們，就替它解決國內問題。因此回絕了埃及人。

　　我認為，在海外開展情報工作必須要找與我們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贊成與那些和蘇聯及東歐不是一條心的國家做臨時性的交易。時隔不久，我們看出與埃及的合作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結束了這種關係，但與戈馬本人和他主管的內政部仍有來往。一九七○年納賽爾死後，新上台的薩達特指責戈馬是叛徒。我們情報局在開羅的成員減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內任聯絡官員。他主要負責大使館內和館員的安全保衛工作。搜集有關美國、西德和其他北約國家情報人員在埃及活動的任務落到了合法駐外人員的身上，即一國駐外使館內偽裝成外交官的情報人員。我們在開羅的人將情報送回國內情報局主管中東事務的第三科，然後再上轉負責第三世界事務的第三處處長，由他交給我的副手耶尼克將軍。耶尼克只向我會報他認為確實重要的內容。我們在華盛頓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裡的人也是一樣，先把情報報回主管美國的第二處，然後再轉給第十一處處長，由他交給耶尼克。

　　一九六九年五月，距納賽爾去世前幾個月，一批進步的軍官在蘇丹軍事學院院長尼邁里的領導下奪取了政權。我們置桑給巴爾的教訓於罔顧，覺得蘇丹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有可能成為我們打入中東的一個瓶子。奪取政權的蘇丹革命指揮部渴望建立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會主義，並請東德提供情報及經濟上的援助。

　　我對蘇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該國北部民眾有著抗擊英國殖民統治的長期道統。蘇丹人不信任埃及，因為它曾長期扮演英國在這一地區代理人的角色。蘇丹北部的穆民與南部地區信奉泛靈論的基督徒之間的衝突使國家陷入混亂。從剛果、薩伊和衣索比亞湧人的難民進一步加深了蘇丹的貧困。由於位於戰略要地，蘇丹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情報機構及傭兵。這些人為所欲為，常常和自己一方也不是一條心。

　　蘇丹革命後不久，我訪問了該國。顯然，我見到的這些青年軍官對他們現在需要捍衛的社會主義只有極為模糊的認識。他們參加革命出於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國家獨立，戰友之情或是換一種名義加強對伊斯蘭教的信仰。一位軍官不無自豪地告訴我，他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因為每個星期五他向窮人提供免費餐。我與尼邁里的會晤不帶個人色彩，只涉及公務。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場群眾集會。只見他從吉普車上一躍而下，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講話。講演期間，尼邁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的呼喊聲打斷，中間夾雜著事先安排好的捧場喝采。隨後他跳上吉普車，一溜煙地開走了，前後不過幾分鐘的時間。我和內政部兼國家安全部部長的哈馬達拉更熟。蘇丹的警察和情報人員大多是英國或埃及人統治期間訓練出來的，一副英國人的派頭。進出房間時，他們會在拳頭和肘彎處夾一根短棒，轉身時邁正步走。

　　我第一次見哈馬達拉是在他家的花園。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膚泛著光亮，顯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撫摸著牧羊犬，一手招呼我進來。我與他促膝交談。哈馬達拉冷靜地向我介紹了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面臨的複雜問題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堅強、不偏不倚的安全部隊的重重困難。除我倆外，桌子旁還坐著一個身材略矮，身穿卡其布軍服的男人。見面時哈馬達拉只是簡短地介紹了他一下。他的名字聽上去像阿拉伯人。以後東德開始與南葉門打交道後，我又見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爾，是南葉門安全部門的首腦，以後任外交部長。後來因執政黨內的派系鬥爭在獄中被毒死。

　　哈馬達拉是少數幾位與我有著親密的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的非洲政治家之一。他去東柏林看過我幾次，對自己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阿拉伯世界與黑非洲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有著深刻的認識。蘇丹革命前他從未去過社會主義國家，但對非洲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卻有著令人驚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擔心尼邁里會解散革命委員會，投靠西方。「在這件事上你們幫不了我們什麼忙。還得靠我們自己解決，」他陰鬱地說。

　　哈馬達拉的預測很快成真。一九七○年，尼邁里掉轉航向，將哈馬達拉和其他左派人士逐出革命委員會。第二年，左派人士發動政變未遂後，尼邁里將政府內所有社會主義者悉數逐出。當時哈馬達拉正在倫敦。他罔顧我們的勸告，決定飛回祖國，重整旗鼓與尼邁里鬥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飛機被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上校迫降在利比亞。格達費馬上將哈馬達拉和一名隨從引渡給蘇丹。哈馬達拉被判處死刑。後來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他。臨刑前，他一邊吸著煙，一邊與衛兵平靜地交談。一小時後即被處決。噩耗傳來，我悲痛萬分，又一位朋友在正義的鬥爭中獻出了生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認為，哈馬達拉的犧牲使蘇丹失去了它的最優秀的兒子之一。他的眼光遠遠超過了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的國人。在這種動盪的政治局勢下，我們無法繼續作為情報顧問在蘇丹工作下去。一九七一年，我們撤回東德，再也沒有返回蘇丹。

　　撤出蘇丹前不久，我還和本世紀最臭名昭著的傭兵頭子之一的史丹納打了一次交道（和我們賄賂過的西德聯邦議員史丹納不是一個人）。史丹納一九三三年出生於慕尼黑，是個地道的傭兵頭子。他幹這一行始於法國外籍軍團。在越南爭取獨立的戰爭中，他所在的特種部隊曾與胡志明的部隊交過手。一九五四年法國戰敗後，他又跑到阿爾及利亞戰場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一九六二年，阿爾及利亞打敗法國，贏得了獨立。史丹納首次獨自涉足僱傭戰爭是在奈及利亞。一九六七年，由於不同石油利益集團的衝突，奈及利亞爆發內戰。該國盛產石油的地區打出比夫拉的旗號，宣佈實行自治。史丹納訓練了比夫拉的突擊隊員，從此與歐洲、中東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情報機構搭上了線。在史丹納的協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西德和其他國家的軍火商向這一地區提供了價值二千萬美元的武器，包括當時最先進的眼鏡蛇式和羅蘭式飛彈。史丹納本人有一支數千人的私人部隊，打著畫有骷髏和交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險嘗試失敗後，史丹納又投入蘇丹南部叛軍的懷抱。這一舉動引起英國情報機構的注意。英國前駐蘇丹武官、南方航空動力公司的老闆巴納德和他的一位同事杜瓦爾向史丹納提供了地圖和無線電電台等設備。杜瓦爾名義上為西德人道主義組織工作，實則是英國情報機構在當地的官員。

　　根據我們掌握的情報，史丹納靠這條線與中央情報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報局想借他之手推翻尼邁里政權。史丹納透過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一個郵政信箱向美國駐烏干達大使館內的一名叫普雷斯頓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單。

　　史丹納自稱是向南部蘇丹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非洲協會代表，在這一幌子的掩護下裝備訓練了一支殺人不眨眼的游擊隊，在蘇丹南部濫殺平民百姓，並對蘇丹軍隊和警察發動襲擊。史丹納將司令部設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還修了一條跑道。朱巴是蘇丹南部的重鎮，又是來自烏干達的人員和軍火的集散地。當時烏干達政府得到了以色列軍事顧問的幫助。一次當地人為我們作秀節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點和舞蹈者的旋轉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個赤裸的身上塗抹了灰炭的老人衝我們跑了過來，一手持短矛，一手揮舞一條魚。我前面的幾位保鏢一躍而起，一個用身體擋住我，另外兩個制服了那個人。事後得知，我躲過了一次反叛分子謀劃的暗殺。康拉德在他所著的小說《黑暗的中心》裡描寫了非洲世界的撲朔迷離和刺激。這一次總算讓我親身體驗了一回。

　　我們在喀土木與蘇丹和利比亞領導人舉行了祕密會晤，同意幫助他們擒拿史丹納。我方情報人員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內他的確切行蹤。此外，烏干達迫於非統組織的壓力不再支持史丹納。借助這幾方面的有利條件，我們終於擒住了史丹納。

　　史丹納被捕後，等待他的命運是處決。應蘇丹政府的請求，我們答應參與對他的審訊。我的主要任務是讓蘇丹人懂得，審訊犯人（無論是史丹納還是其他人）的目的是從他口中得到仍在進行的或正在策劃中的叛亂活動的情報，不是透過恫嚇或拷打進行報復。可我們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桑給巴爾也好，其他與我們多年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也好，如南葉門、衣索比亞和莫三比克，無一例外地濫用了我們傳授給他們的技能。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我們的做法強調孤立敵人，對之曉以利害，而不是嚴刑拷打或恐嚇。可是真正做起來時，這些國家的審訊人員很少有不出格的。

　　傳授審訊方面的技巧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內容。派往桑給巴爾的東德專家中沒有一名審訊方面的專家。我們試圖讓桑給巴爾人明白一個道理︰得不到證據支持的口供沒有法律價值。靠嚴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沒有絲毫價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全保衛部門的所有從業人員都懂得這個道理。

　　東德的審訊人員均受過專門的法律方面的培養訓練。主管審訊的第九處直屬國家安全部部長。我不清楚他們法律培養訓練的具體內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證手段要合法的原則。當然，審訊技巧也是培養訓練的部分內容。他們讓一個犯人開口講話的方法恐怕與西方同行的做法沒什麼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現象，也是違反紀律的行為。倚賴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幹過。

　　一次，蘇丹革命委員會裡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給巴爾驕傲地告訴我說，總統的一名敵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給自己掘一個墓穴，然後讓衛兵沖天放上幾排槍。結果他乖乖地就範。衣索比亞的做法最為殘酷。犯人常常受到嚴刑拷打並被肆意處死。這方面的消息令我們觸目驚心。和西方國家一樣，我們也不無悲哀地認識到，在非洲當權者的眼裡，警察和情報機構不過是他們在部落、種族和個人恩怨衝突中可以隨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瞭解情況的手段。

　　在如何對待史丹納一事上我向蘇丹人耐心解釋，像史丹納這樣死硬的人，只有他覺得自己會受到公正對待時才會開口說話。他們終於被我說服了，同意讓兩名民主德國的審訊員去見他。此前史丹納受審時態度一直十分頑固。看到兩名德國人來到他的囚室與他交談，史丹納顯然鬆了口氣，雖然這兩個人來自信奉社會主義的那一半德國。他在世界各地曾與共產主義為敵。我覺得對付他的最佳辦法是動之以情。他的妻子是阿爾及利亞人。我們設法從她那裡搞到了他們的結婚相冊，並安排他的一些親戚給他寫信。我們的這一姿態緩和了他的牴觸情緒。史丹納講述了自己在蘇丹這場錯綜複雜的衝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終我們從他這裡對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偽裝的組織和情報機構在蘇丹境內編織的這張大網有了一個全面的瞭解。

　　我們努力在這一地區擴大自己影響的同時，西德和其盟國的情報機構也沒閒著。在一系列複雜元素的作用下，尼邁里最終倒向西方。史丹納也獲釋，到西德定居。

　　蘇丹和史丹納的例子說明，在第三世界國家開展情報活動作用十分有限。我們每捲入一個開發中國家前，都要對戰略、經濟和軍事元素進行分析。分析歸分析，我們和西方國家一樣，捲入第三世界首先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爭奪勢力範圍，並試圖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紅色。久而久之，我們認識到靠提供情報和軍事援助換取外交承認代價過於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報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員會裡主管情報工作的官員就已看出，我們原封不動地把自己的經濟體制照搬到開發中國家的做法收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後，無論是我們還是受援國都獲益不大，完全是得不償失。由此換得零零星星幾個微不足道的國家外交上的承認實在意義不大。

　　然而六○年代末、七○年代初時，我們因為與第三世界國家結成的聯盟以及在那裡展開的工作不禁有點飄飄然，以為我方在冷戰中佔了上風。我們覺得，由於自己的努力，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日益擴大，最終將使全球權力平衡向我方傾斜。勃列日涅夫堅信，世界力量的對比正在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轉化。他試圖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項支持激進左派政府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的這一想法與昂納克的心態不謀而合。一九七二年與波昂簽署的基本條約承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昂納克於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為止對我們關閉的國家和地區。對此他顯示出孩子般的熱忱，並萌生了成為一名國際政治家的念頭。昂納克竭力使東德參加世界事務的心情不難理解。他這個人缺乏眼光，但自尊心很強，渴望作為一名改善了東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領袖而名垂青史（直到臨終前，他仍可以一口氣說出在他執政期間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衛生間）。他深知，在德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他永遠超不過他的前任、東德首位領導人烏布利希的地位。東德外交局面打開後，他打算在國際舞台上一展身手，超過烏布利希的成就。

　　我們內心很清楚，昂納克與第三世界領導人的一系列互訪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訪問華盛頓、東京和波昂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靜思考的結果。但我們這個小國正是從這種自我感覺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這句口號絕妙地反映了集愚蠢透頂和小雞肚腸為一體的心態︰「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門裡一些膽大的人把這一口號當做笑話互相傳誦。

　　一方面，昂納克尋求擴大我們同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出於好勝心理，渴望被蘇聯人視為東歐集團內最卓有成效和大膽的情報夥伴。我們是靠外國情報工作贏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爾克最初對我們開展的這方面的活動並不熱心。他本人是幹反情報出身，興趣一直在偵破隱藏在東德內的敵特，不管是真的還是假想的。與ＫＧＢ高峰會議時，他常誇耀東德的反情報機構抓獲了多少敵特。蘇聯人對此不感興趣，抓多少也不會讓他們吃驚。蘇聯人對我們的器重取決於我們透過外國情報活動得到的有關北約國家的情報和我們在非洲，以及後來在中東取得的成果。

　　因此，我們從捲入非洲逐漸發展到涉足中東，並與一些靠恐怖活動引起國際社會注意的組織建立了聯繫。南葉門日益成為連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橋樑。一九六九年南葉門革命政權成立後，我們向亞丁派出了一個人數龐大的顧問團。我們與南葉門之間的合作範圍超過了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經濟技術和教育援助外，還派出了國內國外情報領域的軍事顧問和專家。整個南葉門任我們馳騁。當年東德的情報人員培養訓練期間都曾先後被派到南葉門工作過一段時間。我們開玩笑說︰「去學學騎駱駝。」

　　亞丁對我們的到來張開雙臂表示歡迎。這與我們在中東其他國家受到的對待大相逕庭。當時南葉門正在同得到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鄰國北葉門展開一場異常激烈的情報戰。由於我們來自一個分裂的國家，也在與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場情報戰，亞丁的領導人堅信，我們是最能理解和幫助他們的夥伴。蘇聯人為了從這一動盪地區得到可靠情報並支持它的亞丁盟友，鼓勵我們大舉捲入。

　　此外，還有莫三比克和衣索比亞。一九七五年，葡萄牙獨裁政權垮臺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上台執政。我們與蘇聯和古巴一道進入了莫三比克。羅得西亞和南非白人政權支持的抵運（莫三比克全國抵抗運動）叛亂分子不斷對新政府發動襲擊。我們對扭轉局勢滿懷信心。東德為莫三比克培養訓練大批的情報人員、軍官和警察。六年中國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一千多名莫三比克學員。我們主要向他們傳授反情報、加強邊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識。莫三比克境內的培養訓練由我們情報局派駐該國的首腦負責。我只去過一次莫三比克，不過透過下屬的會報對那兒的情況大致瞭解。對我們來說，捲入莫三比克的內戰曠日持久，勞民傷財。我們首次面對嚴酷現實︰由於站在了莫三比克解放陣線的一邊，我們自己也成了被攻擊的目標。一九八三年，八名東德農業專家被抵運的叛亂分子殺害。我在此事發生前一年訪問莫三比克時，情勢已經相當險峻。

　　眼看這場衝突漸漸失去控制，蘇聯軍方與ＫＧＢ在應對的策略上爭執不休。莫三比克政府內的權力鬥爭因此愈演愈烈。我認識到，我們就加強各方之間的配合提出的建議再好也白搭。蘇聯人那頭沒人愛聽。我們於是開始收縮在莫三比克的活動，但仍繼續向他們提供武器和技術援助。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徹底停止了這類援助。

　　在安哥拉，我們向該國抵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三個派別之一的人運（安哥拉民眾解放運動）給予了情報和軍事方面的支持。人運成立於一九六一年，信奉馬克思主義。軍事方面，我們樂於讓古巴人在這場政治背景複雜的戰爭中負責戰略的制定。古巴人剛到那會兒士氣還是很高昂的，對卡斯楚派他們到世界另一個半球打仗感到驕傲。他們肯動腦子，對游擊戰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戰爭始終難見分曉。安哥拉民眾飽受戰火，國家遍體鱗傷。中央情報局和得到蘇聯支持的古巴人各支持一派極有可能延長了安哥拉民眾的痛苦。

　　在衣索比亞，當地的蘇聯和古巴情報機構覺得我們不過是潛在的武器來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場是盡量滿足衣索比亞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祕密貿易機構「科科」接管了這項工作。我們還向東德支持的幾個國家的軍方領導人介紹了什麼樣的西方技術和電子武器最適合非洲嚴酷的氣候。有幾次由於情況緊急，還透過「科科」直接為它們搞到了急需的裝備。

　　我們在安哥拉化險為夷的同時，衣索比亞的局勢卻日益惡化。和蘇聯人和古巴人一樣，我們沒想清楚目標是什麼就捲入了這個國家。當時衣索比亞境內有兩場戰爭。一場是同鄰國索馬利亞的戰爭。索馬利亞原是蘇聯的盟友，一九七七年轉而投靠美國人。另一場是同爭取獨立的厄立特里亞的戰爭。這兩場慘烈的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遠非我們所能影響，更不要說左右了。我們對越來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爭端中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一個悲劇說明了這種困境。

　　一九七三年，我國領導人決定派年輕的政治局委員蘭貝茨和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馬爾科夫斯基會衣索比亞，力促交戰各派透過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為了顯示善意，第一步先爭取使厄立特里亞人坐到談判桌旁。這一決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兩人於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動身前往衣索比亞。

　　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從的黎波里乘直升飛機前往格達費紮在沙漠上的帳篷去拜訪他，希望說服他對厄立特里亞領導人施加自己的影響。飛回的途中，直升飛機不幸墜毀，兩人同時喪生。噩耗傳來，我悲痛萬分。我和他們很熟。早在戈巴契夫出現之前，他們就是黨內領導人中贊成改革的極少數人中的兩個。尤其是蘭貝茨，東德知識分子和許多年輕黨員都希望將來有一天他能接昂納克的班。

　　由於蘭貝茨喪生的地點頗不尋常，人們不禁紛紛猜測，這次事故也許是有人暗做手腳的結果。我也深為關注，親自審閱了有關這次事故的報告。後來查明，利比亞的直升機駕駛員不具備夜間飛行的資格，但蘭貝茨堅持要他當晚送他倆回的黎波里。事故看來確實出在這裡。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響，我們更不願意與利比亞建立直接的情報聯繫。不過後來的黎波里請我們幫助搞到軍事技術時，我們根據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利比亞是這一地區少數幾個有能力，而且願意為索求的技術知識或特殊裝備慷慨解囊的國家之一。除此之外，我們和利比亞只簽訂了另一個重要的合約︰由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提供保鏢的司在東柏林郊外的一個祕密營地訓練格達費的私人衛士。

　　東柏林為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舉行完葬禮後，我的副手和黨中央的另一位官員飛往阿迪斯阿貝，試圖完成犧牲的同事未竟的事業，透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由於衣索比亞總統門格斯圖的強烈反對，他們此行一無所獲。這實際是一個苗頭，預示著我們與衣索比亞的關係凶多吉少。我們本來是衣索比亞正式請來培養訓練他們的情報人員的。可時隔不久，我們說話已沒有人聽。殘暴無比的安全機構內是怎麼回事我們也不清楚。為衣索比亞出力更大的蘇聯人處境並不比我們好多少。

　　社會主義陣營內唯一似乎能在衣索比亞玩得轉的國家就是古巴。隨著古巴人信心日增，經驗日豐，他們成了非洲大陸上最出色的情報人員。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態，對情勢有更好的把握。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具備的。

　　莫斯科捲入衣索比亞之初即犯了一個錯誤︰試圖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它在捲入其他國家的衝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一錯誤。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極端落後，地形地貌複雜，軍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們和古巴人認為，如果達不成政治解決辦法，開展游擊戰收效會更大。另一點分歧涉及我們捲入的規模。我覺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國，如衣索比亞，比四面撒網效果會更大。其實到頭來怎麼做都無關緊要。我們也好，蘇聯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無論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終都按自己的治國設想行事。我們縱然有各種打算和手腕，也難以改變這一點。七○年代末，我們減少了捲入的規模。回想起來，我們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收效卻如此之微，令人不勝唏噓。

　　美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陷入眾多難以取勝，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衝突中不能自拔。連美國的公眾輿論都常常認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錯誤的一方。在爭奪第三世界的活動中，我們比西方多一點點優勢。由於我們這些國家的議會毫無實權，新聞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裡，我們幹些什麼本國民眾無從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不久，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協助他們在這個遙遠的部落國家搜集情報。這一次我不再退讓。我告訴米爾克，我們在海外已經力不從心。捲入阿富汗的衝突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一口回絕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請求是極不尋常的做法，但這一次我們達到了目的。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避開這個爛泥塘是多麼明智。我們的援助僅限於在阿富汗建了一家醫院，並在東柏林為聖戰者組織的領導人與莫斯科在喀布爾的代理人納吉布拉安排會談地點。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都記得列寧在他哥哥亞歷山大因謀刺沙皇被處死後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另走一條路。」我們信奉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革命理論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主義。在我們眼裡，這種行為和扔塊磚頭砸碎銀行的玻璃沒什麼兩樣。也許當時感覺很開心，可第二天銀行照舊開門營業。七○年代末，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與一些採用恐怖主義手段的組織搭上了線。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委內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芳里奇．桑切斯（不無諷刺的是，他用了列寧的名字），人稱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稱為紅軍派（RAF）的西德恐怖主義團體。它的兩個頭目分別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人們因此也稱它為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我們與這類組織的關係依具體情況有深有淺。但當時我絕不可能如實把這些關係的深度抖摟出來。

　　一九六九年，我們駐開羅使館裡的情報官員開始與巴解組織的阿拉法特和更激進的解放巴勒斯坦民眾陣線頭目哈巴什祕密接觸。當初開始這類接觸完全出自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我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主義桎梏的國家中，只有巴勒斯坦民眾未能實現自己合法的民族權利。不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約旦也剝奪了他們的家園。由於我們當時在民主德國孤陋寡聞，對阿以衝突的複雜淵源幾乎一無所知。雖然在東德盡人皆知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行徑，可連我這個猶太人對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都不清楚。

　　一九七二年底，東德正式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建立了政治上的聯繫。昂納克在東柏林接待了阿拉法特。這次會見剛結束，我們情報局即收到與巴解組織互通情報的指示。莫斯科對此欣然支持。當時巴解組織即將在聯合國獲得觀察員的地位。蘇聯非常希望同巴解領導人發展多方面的合作。

　　然而蘇聯人和我們熱中發展與巴解組織的關係因一件事蒙上了陰影。一九七二年八月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一個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團體的成員闖入以色列運動員的住地，當場打死兩名試圖抵抗的運動員，並將其餘九名扣為人質（我們和全世界各國一樣，對這次襲擊感到震驚）。當時任西德內政部長的根舍組織了一次營救，但因計畫不周慘遭失敗。所有人質連同恐怖分子均在這次行動中喪生。事後這次營救行動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強烈抨擊。發生在德國土地上的這一事件（即使是在另一個德國）對我們東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劑。我們認識到，恐怖分子在國外發洩他們的不滿簡直太容易了。為此東德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從巴解組織的政治立場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運動的諸項目標並提出一份政策性文件。我們情報局也有人參加了這一小組。東德給予巴解組織內阿拉法特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地位似乎不失為防止我們自己成為這類襲擊的目標的妥善做法。我們尤其重視確保即將在東柏林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的安全。

　　阿拉法特和東德情報局內主管阿拉伯國家的處長在莫斯科舉行了進一步會談。我們同意幫助巴解組織，條件是它必須結束在歐洲的恐怖活動。阿拉法特一口允諾，並指定阿布．阿亞德（真名叫沙拉夫）今後負責與我們聯繫。此後不久，巴解戰士來到國家安全部在東德鄉村的祕密營地，接受情報與反情報，操作槍支、炸藥以及游擊戰術方面的訓練。通常向民族解放組織提供的培養訓練無外乎這些內容。除我們情報局外，安全部的另外兩個局也參與了這項工作。一個是HA-2局（負責反情報），一個是主管軍事使命和軍訓的AGM局（國家安全部部長工作組）。

　　作為提供援助和培養訓練的交換，我們希望得到巴解組織掌握的有關美國情報機構、全球戰略以及武器方面的情報。我們非常欣賞巴解組織搜集政治情報的能力。阿亞德誇耀說，美國政府核心部門、北約組織和軍火貿易圈內都有他的人。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巴勒斯坦人的高級知識分子散居世界各地，不只限於中東。巴解組織稱，透過這批人，他們在全球結成了一個情報網。我們信以為真，期待能從巴勒斯坦人那裡得到大國首腦會議的詳細情況，打開新的消息管道，瞭解蘇聯人一直對我們守口如瓶的情報。總的來說，我們頗為失望。與巴解組織合作期間得到的唯一有價值的情報是以色列與埃及達成戴維營協議前的幕後活動情況以及協議的具體內容。

　　不過在巴勒斯坦人的點撥下，我們的確對中東地區政治上的陰晴冷暖和各國之間的恩恩怨怨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從而豐富了在這一地區開展工作的經驗。與巴解組織建立正式的關係還給我們在大馬士格和亞丁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方便。透過他們，我們掌握了中央情報局和西德在這一地區從事的祕密活動及其範圍，還有他們派駐這一地區的情報官員的身分。這方面的情報非常有用。日後他們在外交官身分的掩護下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區時，休想再瞞過我們的眼睛。巴勒斯坦人還告訴我們哪些人是西方情報機構的耳目，我們借此可以弄清誰是哪方的人。

　　我們能夠向巴解組織提供的情報少得可憐。他們從我們這兒沒有得到過任何有關以色列的有價值的情報，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我們的頭號目標仍然是冷戰期間的正面之敵西德。而巴解組織對西德並不感興趣。不過我們的確給巴勒斯坦人上過課。主辦訓練班的部門請我們局的高級官員向來訪的巴勒斯坦人講授了搜集情報及譯碼和解碼的技術，並介紹了我們在反情報方面的經驗。我們當然猜到這方面的知識有可能會傳到反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突擊隊或培養訓練他們的教官那裡。

　　一九八二年以色列瘋狂圍攻貝魯特期間，我們在當地人數不多的情報人員發揮了超常的作用。當時貝魯特一片火海，有段時間莫斯科與它在當地的大使館和ＫＧＢ人員完全失去聯繫。只有東德的情報人員仍與巴解組織領導人保持著無線電聯絡並可以見到他們。我們的人扮演了蘇聯代理人的角色，奉命向莫斯科轉達巴解對事態發展的態度和回應。他們在砲火中冒著生命危險會見巴勒斯坦的情報人員，傳遞訊息。雖然他們對中東地區充斥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情緒早已不陌生，但以色列血洗薩布拉和沙蒂拉難民營的暴行以及大批平民死於戰火仍令他們震驚不已。

　　我們的愛憎已經受到莫斯科親阿拉伯路線的影響。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我們這些人更加同情阿拉伯人。當然，東德國內並不提倡深入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漫長歷史。是否熟悉聖經（這一點在路德後的德國一直受到重視）在社會主義東德的學校裡無足輕重。由於我的猶太血統，在阿以衝突問題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點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國家與納粹德國勾勾搭搭的歷史我也有所耳聞。在中東訪問時，騎在駱駝上的人和街頭小販一聽到我說德語，就跟在後面喊︰「嗨，希特勒！」每當這時，我心裡便會感到陣陣刺痛。

　　由於我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不過米爾克除了偶爾拿猶太人開個玩笑外，倒從來沒有過任何反猶言論），米爾克骨子裡並不信任我。此外，國家安全部內人人守口如瓶的守密風氣注定了彼此之間不可能有什麼深交。我這個局長能做這麼久是因為米爾克知道，我深受ＫＧＢ首腦的器重。不用說，這層關係對他也有用。得罪了ＫＧＢ他也不會有好果子吃。在米爾克眼裡，我不過是一個善於搜集和分析情報的行家。至於當年他在柏林街頭經歷過的那種真刀實槍的階級鬥爭，我卻不是幹這個的料。一有機會，他就把我排除在外。從我們情報局成立之日起，他就把特務處──負責敵後破壞活動，如破壞輸油管及核電站──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在蘇聯，這類職能歸第一總局，即外國情報局管。我退休後，該處劃歸給外國情報局的新局長。

　　因此，出面與恐怖主義團體打交道的不是外國情報局，而是國家安全部內的第二十二局。米爾克手下的四位國家安全部次長之一，主管邊防部隊的內伯將軍兼管該局。第二十二局實際上是一個與我們情報局平行的從事反情報工作的部門，並不歸我管。內伯逐漸接管了軍隊和警察部隊裡的反情報工作，後來還負責國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義活動。他為人極其和善，手下管著不少豪華賓館。每次外國情報機構的代表團來訪時，都受到他的熱情款待。他不是那種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的冷血動物，但無疑是一個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的人。德國統一後，他被指控參與了加騰施萊格爾被處死一案。加騰施萊格爾先後四五次偷越邊境，而且還破壞了幾處邊境設施。

　　內伯直接對米爾克負責。他的第二十二局實際上是一個反恐怖機構。一九七九年以前，該局人數並不多。上面做出決定，擴大與所謂「開展武裝鬥爭的組織」的交往後，該處編制迫於需要迅速膨脹。短短幾年裡，它的人員增至八百多人。可其中真正瞭解東德與恐怖團體交往內情的不過二十餘人。

　　如今已知，與該局打過交道的組織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分離主義運動埃塔和豺狼卡洛斯。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活動，而且也從未見過卡洛斯或是其他揚名海外的恐怖主義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務交給了一位化名為羅舍爾的中東問題專家（這裡不想用他的真名）。羅舍爾與巴解組織的官員、情報機構成員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個人聯繫。但他同阿布．尼達爾和卡洛斯完全沒有來往。有關這兩個人的消息他是透過巴解組織裡的熟人聽到的。羅舍爾避開尼達爾和卡洛斯是因為我曾指示過部下不得與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沾邊。就我所知，他一直嚴格執行了這一指示。至於第二十二局的關係戶，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選擇地告訴他的，「熱」關係戶根本不告訴他。「熱」關係戶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險的恐怖分子和團體。第二十二局裡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些關係戶。我們局裡沒有一個人瞭解這方面的活動。

　　羅舍爾認為得到的情報對我們的情報工作有價值時，才向我會報消息的來源。通常對方會提出要我們提供培養訓練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報給米爾克，由他拍板決定。此後就沒有我什麼事了，因為具體培養訓練由別人負責。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庇護的阿拉伯恐怖主義分子大多數都是借阿拉伯國家外交官身分的掩護進入東德的。這方面的事不歸我管。我跟第二十二局的矛盾源於政治上的考慮。我擔心它的活動可能會對我們局產生不利的後果。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第二十二局侵犯了我的地盤。世界上任何一國官員對此都會理解。它等於是又一個與我們平起平坐的從事外國情報活動的機構。我料到它對我本人及國家都沒有好處。日後果不其然。

　　天長日久，我們看出巴解組織不過是想利用我們。我們想約束他們活動的願望亦成為泡影。我們還擔心，站在巴解組織阿拉法特一邊會招致其他派別的報復，為此逐漸開始接納並訓練巴勒斯坦各派的戰士。最終阿布．尼達爾也包括進來。羅舍爾透過阿拉法特手下的情報人員瞭解到，阿布．尼達爾一派手段殘忍。根據他的建議，我擬定了一項備忘錄，反對與尼達爾有任何來往，結果石沉大海。東德的教官向他講授了發射蘇製火箭的技術。

　　每當我們想做出友好的姿態，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時，就採取邀請對方來東德度假或遊學的模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頓有一套房子，每次他來探望在當地科技大學上學的女兒時就住在這裡。

　　一九七九年，米爾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員起草了一份祕密報告，題為《關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和其他國際恐怖主義分子的活動以及他們設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參與謀劃對西歐國家採取的暴力活動的企圖》。報告列舉了我們正在援助的組織所從事的大量恐怖主義活動，並指出，巴解組織及其盟友正計畫利用他們進出東德的便利，從這裡對他國發動恐怖襲擊。東德與西柏林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和進出西柏林的方便對他們極為有用。日後，前西德外國情報首腦邁爾在他所著的一本書裡透露了這份報告的內容，並指責我縱容恐怖主義。但他巧妙地省略了報告中最重要的結論部分。結論告誡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土上從事這類活動會帶來政治上的風險並損及我們國家的安全利益。」

　　米爾克要求起草的這份報告因此非但沒有對這類活動表示贊成，反而提出了警告。

　　然而國家安全部的幾位領導並沒有討論過這份報告，也從來沒有正式討論過第二十二局的工作或是我們與恐怖組織的關係是否合適的問題。我偶爾聽到過有人發牢騷。顯然，在東德與潛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內存在著意見分歧。有些人只是服從命令，並不去多想教給巴勒斯坦人或南葉門人這些技術會帶來什麼後果。有些人提出異議是出於實際的考慮，擔心自己惹一身臊。米爾克非常害怕我們與巴勒斯坦人的關係在外界曝光，尤其擔心東德與其他國家舉行敏感的首腦會議前夕我們培養訓練支持巴解組織的消息走漏風聲。為此，我們常常臨時接到通知，暫停這類訓練活動。同時還懇求伊芳亞德放棄暴力。這種辦法臨時用來抵擋一下尚可，但從長遠講不會有任何結果。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防止東德本土成為開展恐怖活動的基地。然而自從國家安全部認識了豺狼卡洛斯後，這一目標幾乎無法得到保證。卡洛斯是我們所有客戶中最難對付的一個。一九七九年，他透過與南葉門的關係首次來到東德。他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可善於譁眾取寵。西方媒體於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實我們情報局根本管不了他，而且據我所知，連見都沒見過他。下面我想講講這個卡洛斯，以說明我們幹了件多麼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牠。

　　我們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歡東柏林。十之八九是因為同他棲身的其他地方相比，東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適，夜生活更豐富。他在東柏林的帕拉俾特飯店開了一個套間。這家飯店是西方遊客喜歡下榻的地方。我方保衛人員為此懸心吊膽。卡洛斯出國旅行持一本敘利亞的外交護照。他慣於來東德前一兩天才通知我們。實際上國家安全部後來限制了他來東德的次數。

　　我和手下的同事對卡洛斯很感冒。根據下面報上來的材料，他屬於那種富豪子弟轉而成為恐怖分子的人物，說話咋咋唬唬，做事毫無顧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常常招惹上麻煩。他在東柏林期間，東德的反情報人員一直對他的行蹤嚴加監視，並勸他老老實實待在飯店自己的房間裡。可他全當耳旁風，晚上一人跑到酒吧開懷暢飲，與女人調情，還大模大樣地在皮帶上別著一把手槍。所有妓女都向國家安全部會報。儘管如此，拋頭露面對他仍有風險，我們還怕別人認出他來。

　　我們巴不得讓他盡快離境。可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和卡洛斯這樣的恐怖分子打交道最棘手的一點是，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主從關係常常顛倒過來。最初卡洛斯對我們的協助表示感謝。一當他感覺到我們對他來東德不夠熱心時，馬上惱羞成怒。他開始像威脅敵國那樣威脅我們，警告勸阻他來的人說，他要把東德在海外的機構作為襲擊的目標。一九八二年，他的西德妻子馬格達萊娜被法國逮捕後，他要我們協助她越獄。遭拒絕後，他威脅說要攻擊我們駐法國大使館。結果我們落到不得不加強駐法使館防範的可笑地步。

　　為什麼我們會容忍參與恐怖活動的人？親自與他們打交道的米爾克認為，「在最緊急關頭」也許用得著這批人。他是婉指爆發一場與北約的全面戰爭。我從來沒有聽到他直截了當地這樣講過。他的理論似乎是，我們結交或庇護的恐怖分子，如紅軍派，可以成為敵後的一支力量，開展針對西方的破壞活動。倘若有人徵求我對這種魯莽之見的看法的話，我肯定會表示反對。和平時期我們尚不能約束像卡洛斯這樣的人在東德境內的活動，戰時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又如何能指望他們可以靠得住或是用得上？依我看，這完全是異想天開。我覺得米爾克實際上是受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蘇聯面前有一種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症，想在國際上受人重視，為此不惜同巴解或紅軍派這樣的組織攪和在一起。

　　儘管巴解和其他組織向我們保證不從東德領土上發動恐怖主義的襲擊，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兩起。一九八三年法國在柏林的領事館被炸。一九八六年拉貝勒夜總會又被炸。這兩次事件可以說是我們允許恐怖分子偶爾把東柏林作為一個活動基地的必然結果。米爾克壓根兒沒想到會出這樣的事。然而這些恐怖分子現在根本不服他的管。

　　國家安全部對這類組織的活動能夠稍加限制的一個辦法是規定他們能夠帶進或帶出的物品。這類組織的成員和所有入境的人一樣，在機場要接受安全檢查，而且常常被查出攜帶或轉運武器。鑒於槍不離身已成了這些人的第二天性，邊防部門決定允許他們攜帶槍支。

　　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位於西柏林的美國軍人經常光顧的拉貝勒夜總會被炸，兩名美國士兵和一名婦女被炸死，一百五十餘人受傷。美國人聲稱利比亞駐西柏林的使館策劃了這次襲擊，並報復性地轟炸了利比亞的軍事基地和可疑的恐怖分子訓練營地。白宮還稱東德政府事先至少知道利比亞人有此打算，如果不是具體細節的話。

　　拉貝勒夜總會被炸事件實際上也是國家安全部嚴重玩忽職守和怯懦行為的結果。內伯負責的邊防軍曾報告說，利比亞外交官進入東德時行李中夾有炸藥。我們對他們的真實身分以及和同恐怖主義分子的關係已瞭如指掌。中東地區的東德反情報人員在此之前已經向我們報告說，利比亞計畫在西柏林搞一次爆炸。因此完全有理由懷疑這些炸藥正是為這一用途做準備的。

　　德國統一後，經調查證實，我負責的外國情報局對拉貝勒夜總會爆炸事件和一九八三年法國駐西柏林領館被炸事件事先並不知情。

　　但至今仍有一個謎未解︰美國人事先究竟掌握多少情況？他們是否有可能避免拉貝勒爆炸事件？爆炸發生後不到一天，雷根總統即宣佈美國掌握了利比亞參與這一事件的確鑿證據。雖然這些所謂的確鑿證據不過是俄國人提示的結果，仍有一些耐人尋味的地方。這次爆炸的主要策劃者，一個叫什里迪的人在美軍查理檢查站加強戒備期間多次在東西柏林間自由穿行。尤其不詳的是，安全部內所存文件援引巴解組織人士的暗示，什里迪決不單單是一名利比亞恐怖分子，而是祕密受雇於美國人的特務。

　　雷根總統講話後十天，即下令對利比亞進行大規模報復。一百六十架飛機一共投下六十多公噸炸彈。這次空襲的目標格達費本人雖然安然無恙，數十名無辜的平民卻因此喪生，百餘人受傷。襲擊拉貝勒夜總會的行為令我們不少人感到厭惡。但有誰能判定下面哪一樁是更嚴重的恐怖行為︰殺害西柏林的士兵和那位婦女，還是殺害人數遠遠超過他們的利比亞平民？

　　第二十二局除了保護在東德的外國恐怖分子外，還負責照顧東德庇護的紅軍派成員。紅軍派產生於六○年代的激進主義思潮和德國政治道統中的暴力傾向。該派從事恐嚇、暗殺西德的政治領導人、尤其是經濟界要人的活動，試圖以我們東德共產黨人早已放棄的手段消滅資本主義。紅軍派領導人巴德爾和邁因霍夫在西德監獄裡自殺。然而時至今日，他們的追隨者仍認為，他們是被當局害死的。德國統一後的年月裡，我的名字和這些紅軍派成員連在了一起。如同我本人和外國情報局對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情況一無所知一樣，我們對東德庇護紅軍派一事也同樣兩眼一抹黑。

　　在國家安全部的幫助下，一些紅軍派成員改名換姓，在東德開始了新的生活，如阿爾佈雷希特、克拉爾和邁爾一維特。西德指控阿爾佈雷希特把一個暗殺小組領到他父親的一個朋友德累斯頓銀行首席執行官蓬托的家裡。克拉爾和邁爾一維特則參與了綁架和殺害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施賴爾。三名紅軍派成員，菲特、尼古拉和西普曼從西德逃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徵得他們同意後通知了東德。最終我們根據米爾克的指示把他們接到了東德。

　　許多同情紅軍派的左翼人士在西德發表聲明，宣佈與它斷絕關係。此後的一年裡，該組織走向敗落。紅軍派的頭目擔心當局會大規模逮捕其成員，於是做出決定，任何人如果不想幹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擔心會受到報復。第二十二局的一個小組負責具體安排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參與這項工作的官員名字一律對外守密，連我也不知道。外國情報局同重新安置紅軍派成員的工作沒有任何關係。米爾克一向喜歡把只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裡。從工作角度上講，他沒有理由對我守密。但鑒於第二十二局直接歸他管，他也沒有理由一定要告訴我。反正我從一開始就認準了一條，離紅軍派成員越遠越好。他們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情報機構收買，藉機混入我方內部。

　　如果確實存在紅軍派恐怖分子從東德領土上對西德境內目標發動襲擊的危險的話，我肯定會從反情報機構那裡聽到這方面的消息。可這種危險並不存在。我們鼓勵這些前成員在東德盡量安分守己地過日子。每個恐怖分子都為自己在東德安身準備了一套托詞，如因為參加激進的社會主義團體的抗議活動受到西德警方的騷擾，或東德有年邁父母，想和他們住得近點，等等。事先他們都受到警告，不得洩露過去參與恐怖活動的歷史。可人畢竟是人，總想找誰訴說一下心裡話。有些人在東德成家後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過去在紅軍派裡幹的壞事。這批人在東德的工廠和機關裡與周遭的新同事有一點明顯的不同。他們絲毫不掩飾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例如，一九八九年東德垮臺後，報上報導了馬格德堡市一個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廠的黨支部成員過分熱中於與西德統一貨幣！與戀人在東德頂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貝克向我們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廠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話。大家底下竊竊私語，猜測她是從西德撤回的國家安全部特務。

　　決定庇護前紅軍派成員恐怕是出於同一心理，即擔心自己有可能成為他們襲擊的目標。不過在處理紅軍派的問題上，米爾克還有一層用意。他想透過窩藏這些前恐怖主義分子令西德難堪。一些紅軍派成員在敘利亞和南葉門接受了使用更先進的炸藥和武器的訓練。每年還舉行一期特訓班，訓練他們使用蘇製RPG-7型反坦克炮。東德還在自己境內為仍住在西德的前紅軍派成員舉辦了培養訓練班。已公開的資料表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期間，一小批人還接受了掃射賓士轎車乘客座位的訓練。一頭活的牧羊犬被繫在座位上充當靶子。結果是犬被擊斃，汽車被炸毀。教官然後告訴受訓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現場。

　　起初米爾克覺得透過紅軍派成員可以更深入地瞭解西德。與此同時，把他們請來不失為自我保護的一步棋。然而國家安全部訓練前紅軍派成員的例子證實了我的看法，米爾克仍然沒有打消在一場東西方之間的戰爭中利用這些人的念頭。他覺得完全有可能爆發這樣一場戰爭。

　　西德情報機構當然猜到這些照片被張貼在郵電亭的通緝要犯躲到了東德。看到這些叛逆社會的西德青年，昂納克和米爾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們昔日在德國祕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時代。不過和這些人相處一段後恐怕就不會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覺。他們中大多數人出身中上階層家庭，驕橫任性。反抗的模式也缺乏當年德國共產黨及其情報機構在納粹德國堅持開展祕密工作時顯示出的勇氣和機警。在獄中服刑的紅軍派成員波爾據信是該組織恐怖活動的重要策劃人之一。他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在東德受訓的情況時說︰「那些理論課程和宣揚世界和平的說教真讓人受不了。與其聽這些課還不如去讀《新德意志報》（東德共產黨機關報）。我們與東德教官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到了後來，雙方恐怕都互相厭惡透了。」

　　如何區分自由戰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決於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場上。我們曾向南非境內的解放運動──非洲國民大會──提供軍事和資金上的援助。對此我終生不悔。支持非洲國民大會並沒有任何戰略上的考慮。我們並不期待他們有朝一日會上台執政。我們認為，它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是正義的解放鬥爭。許多年後，當我看到曼德拉在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承擔起治國的重任時，對當年的判斷不禁啞然失笑。

　　不過幫助非洲國民大會不能說沒有一點政治動機。我們希望加強該組織內的左翼力量。具體做法上無論是我們還是蘇聯都要格外謹慎小心。處理不好就會加劇解放運動內部自由派與親共派的分裂，反而對一貫反共的白人政權有利。我們和莫斯科一致認為，爭取非洲國民大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佳辦法是盡量做到有求必應。這樣他們就會把我們當成自己事業中的盟友。

　　從七○年代中開始，東德開始訓練非洲國民大會的游擊隊員。這屬於軍事合作範圍，而不是情報合作，由AGM（國安部長工作小組）和肖爾茨將軍主管。兩批人數在四十到五十之間的非洲國民大會的戰士在位於東德鄉村的一所黨校接受了訓練。不隸屬於外國情報局的東德軍事情報機構負責安排他們的行程。不用說，他們的行程屬於機密。一般經坦尚尼亞或安哥拉飛倫敦，然後換乘東德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飛東柏林。我們的人覺得，這是一條擺脫南非情報機構監視的最佳路線。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非洲國民大會的人員在東德接受軍事訓練的消息始終沒有走露過。七○年代末我才瞭解到這一情況。當時南非共產黨主席斯洛沃透過東德黨中央請我們幫助培養訓練少量的非洲國民大會反情報人員。他解釋說，非洲國民大會內部有可能會混入南非政府的特務。而他們對反情報一竅不通，無法建立一支反情報隊伍防止滲透。昂納克辦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轉給了我們，信上批有一行字︰「總書記已經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法律學院。我們在該院的一個特別系為八至十名非洲國民大會成員提供了培養訓練。建立這所學院是我們情報局想出來的主意。它有多種用途，都與國家安全部有關。退休的情報官員在此講授各種課程，從基礎國際知識到反情報技能。在一位從反情報局借調過來的將軍的細心指導下，這些非洲國民大會的學員學習如何發現潛在的鼴鼠，如何迷惑敵人並將他們抓獲，同時又不暴露自己。

　　培養訓練班每隔三到五個月辦一期。我們向他們介紹了敵方情報機構採用的種種手段以及審問心理學。這些南非學生學起來如飢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記在腦子裡。培養訓練內容還包括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學員們非常客氣地表示，這不是他們前來培養訓練的目的。此時我們已經透過這類合作摸到了一條基本規律；把我們的世界觀強加在合作夥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們本來期待著透過與非洲國民大會建立聯繫，有朝一日能夠使我們派往國外的間諜披上合法的外衣。具體設想是，我們可以先派他們去南非，然後在我們當地情報人員的幫助下改換身分。一九八八年前後這種辦法剛剛開始有點眉目因而無從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問題時，尤其是法國領事館和拉貝勒夜總會被炸事件，任何與此有牽連的人都無法迴避個人的責任或罪責。死者並不是在爭取自由的戰鬥中倒下的戰士。他們既不同意我們的世界觀，甚至也不同意我們高度重視的安全理論。這類襲擊，如一九九三年一個恐怖主義團體爆炸世界貿易中心的行為，顯示出一個人不管出於什麼動機與恐怖分子打交道時應負的責任。然而這些都是事後之見。我們與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合作是一個複雜的政治謀略的組成部分。我個人參與了這一謀略的制定，對此要負個人的責任，而且也深知這一點。開展這類合作是東德領導人的旨意，它們與過去捲入第三世界的活動一樣，也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冷戰期間，雙方在這場無所不用其極的冷酷的對峙中也曾懷有一些良好的願望。審視我們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活動以及和許多人視為恐怖組織的關係時，我希望我方的良好願望能夠留下一點痕跡。我們不應因盧蒙巴、切．格瓦拉、阿連德、拉賓以及千千萬萬只有親屬才記得的受害者灑下鮮血而卻步不前，而是應該從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總統以及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

第十四章　虎穴

　　就道德而論，東西方的情報機構都屬於灰色範疇。他們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為常常有違人倫。鑒於這一行的特點，中央情報局的處境似乎頗為不利。為了不違背美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它不得不裝出遵照民主程序辦事的樣子，不管這些憲法條款是否與情報工作有關。無論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情報機構都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隨時敞開自己的大門，任人審查而不影響其工作。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花費了大量時間準備文件和工作總結報告以應付其他部門的質詢。政治家和報界會怎麼說始終是他們不能不防的一個元素。

　　我們這一方犯的錯誤恰恰相反。雖然我們也要向各級領導提交報告和文件，也就是說，我們的情報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監督，然而真正意義上的監督是不存在的。我國領導人的地位極其虛弱。為此，凡與威脅到他們地位的潛在危險有關的情報他們都想要，至於怎麼搞到這些情報他們毫不在乎。昂納克慣於在他極力拉攏的西德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語說，東德情報機構已接到指示，不對他們搞情報活動。一回到東德，他馬上如飢似渴地閱讀有關這些人的材料，而且強烈地暗示，這方面的情報以後多多益善。

　　我在書首講述了與中央情報局反情報人員打交道的一段親身經歷。我感覺，他們讓人相信中央情報局內沒有鼴鼠的勁頭比找到鼴鼠還大。一九八五年哈撒韋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上稱︰「中央情報局核心部門從來沒有發現過有蘇聯間諜。也許這些特務隱藏得很深，躲過了我們的眼睛。但我對此表示懷疑。」此後不久，兩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報局開除的好爾德叛逃到蘇聯，把中央情報局莫斯科站的情報活動告訴了ＫＧＢ。直到一位克格動高級官員尤爾琴科叛逃到美國後，好爾德的事才敗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話，哈撒韋的話倒也沒錯。好爾德向蘇聯人告密時已經離開了中央情報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過於絕對。我見過這個哈撒韋。此人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工作認真負責的情報官員。我內心思忖道，為什麼他甘於粉飾中央情報局的弱點呢？我有一種直覺。哈撒韋擔心名聲已經不佳的中央情報局經不起新醜聞的折騰了。

　　中央情報局為推翻卡斯楚搞的未遂政變以及在中美洲的種種莽撞活動，使它在保守黨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們在華盛頓和紐約站的情報人員對美國七○年代和八○年代情報機構的評價表明，它的威望遠遠不及五○年代和六○年代。美國情報人員因此士氣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學專家都會指出這一點。在公眾眼裡，中央情報局不僅行動詭秘，而且管理無方。前一種看法對於一個龐大的情報機構來說很正常。而後者的惡名任何一個情報機構都背不起。情報機構是心理不穩定的地方。其內部心態很快會反映到從業人員的行動上。有關叛徒艾姆斯的報導表明，中央情報局內存在著一種極為強烈的自我厭惡情緒。艾姆斯不僅不喜歡自己所在的單位，而且鄙視它。蘇聯的叛逃人員恐怕就沒有這種感覺，例如戈爾迪夫斯基。他們變節常常出於意識型態或個人方面的原因。雖然他們對ＫＧＢ內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並沒有因此失去對它的敬畏。戈巴契夫上台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報局僱用的第一個庸人。七○年代時，美國有一個間諜，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務是結識訪問西德的東德外交官、商人和學者，並從中發展間諜。應該說，中央情報局利用這些東德人出國訪問的機會拉他們下水的想法並不壞。這比在東德境內搜集情報風險小多了。一九七三年，我們著手對中央情報局在波昂外的情報活動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調查和分析。透過監視在雞尾酒會、體育俱樂部、酒吧和咖啡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什麼人主動找東德出國人員攀談，我們很快擬出了一個中央情報局情報人員名單。其中就有蒂勒曼。

　　一九七五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昂。我們查出他的真名叫福爾肯。而他和中央情報局還被蒙在鼓裡。起初我們只是派人跟蹤他，看他找什麼人接觸，從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面的情報。慢慢地我們開始用自己的人誘他上鉤，向他提供了一些無足輕重的祕密和假情報。目的是將美國人的反情報工作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摸清我們的真實意圖。可憐的福爾肯信以為真，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發展了這麼多瞭解情況的東德人當特務。一次他對一個密友炫耀說，因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報局給他晉級加薪。國家安全部內的反情報機構聽說後忍俊不禁。福爾肯得到的大多數毫無價值的情報就是由這個部門的高級官員杜撰出來的。

　　識別在波昂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簡直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發展潛在對象前必須精心準備，具體做法上要循序漸進，不露聲色地接近對方。中央情報局的人可好，總是明目張膽地拉攏我方人員。我們誘其上鉤的人常常抱怨說，這些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對東德的經濟困難十分無知。由於他們對東德的情況一知半解，我方人員很難決定用什麼樣的假情報牽著他們的鼻子走。七○年代末、八○年代初，美國特務的素質極差，工作毫無章法。我國領導人不禁擔心美國不再重視東德。

　　後來我們才知道，有關東德的重要數據美國是透過設在西柏林和西德的電子監聽站得到的。鑒於美國需要的大部分有價值的情報可以透過截獲無線電波得到，中央情報局仍派一些無能之輩到處嗅來嗅去有點讓人費解。不過我本人的體會是，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法取代優秀的情報人員和他們做出的判斷。中央情報局內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儘管他們自己成績不佳。你可以竊聽一次電話的談話，但如果不熟悉談話的背景的話，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一張衛星照片可以顯示那一瞬間飛彈的準確位置，而隱藏在司令部裡的內線卻可以告訴你這些飛彈移向何方。技術情報的弊端在於︰它基本上只有情報，沒有分析。它只能記錄下已知事實，而無法預測未來。間諜卻可以刺探關於各項計畫的情報，分析政治軍事情勢，弄清各種文件和談話的具體背景。幹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情報官員平時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埋頭於浩繁的資料堆中尋覓丁點兒金子。過分倚賴技術手段搜集情報也許會有雙倍的斬獲，而為此需要篩選的數據量肯定會相應增加三倍。雖然技術情報手段的作用會日益增大，並將取代昔日由人冒極大風險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遠不可能完全取代間諜。一個情報機構的成就來自它的成員，而不是它擁有的花裡胡哨的高技術手段。

　　八○年代末，我們已確知，東德境內的所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要嘛被我們變成雙重間諜，要嘛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的人。他們根據我們的指令，向美國人提供經過仔細篩選後的情報或假情報。我們是透過中央情報局內主管東德的官員好爾德瞭解到的這一情況。中央情報局將福爾肯召回總部，獎勵他在東德工作成績卓著時，他倆見過面。好爾德從福爾肯那裡得知，中央情報局在東德境內只有六至七名間諜。這幾個人全部是我方布下的誘餌。日後中央情報局自己也證實了這一點。東德垮臺後，它坦承以前在東德的特務都受國家安全部的操縱。

　　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期間，好爾德訪問了東柏林，並向外國情報局主管他的官員詳細介紹了中央情報局的活動以及它所側重的東德軍事設施和研究機構。此時他已住在莫斯科，受到ＫＧＢ的保護。從他這裡我們第一次得知，中央情報局有一個名單，上面列有東德經濟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果他們中間有人申請訪美簽證，美國國務院的領事部門會把他或她的名字轉給美國的情報機構，然後輸入一個巨大的數據庫裡。此人訪美期間，受到監視的電話、傳真或電傳中只要出現此人的名字，地方當局都會錄下音，然後交給中央情報局加以分析。東德因搞竊聽和特務活動臭名遠揚。然而由於受到技術條件的限制，跟美國人比，我們在這方面自嘆弗如。

　　美國情報機構體制上的弱點之一是，它極易受到政治壓力。艾姆斯一案突出反映了這一點。近幾年來，中央情報局局長一職有點像是一支職業足球隊的教練，一個賽季沒打好就被一腳踢開。這純粹是做給人看的，為的是使公眾覺得改換了門庭。幾年後，新換上的人又被斥為無能。任何一個情報機構都不可能靠這種辦法改進它的工作。發生重大叛逃事件或內部有敵人間諜時，尤其需要保持領導班子的連貫性。我從來不認為大批撤換人員就可以解決問題。

　　施蒂勒叛逃後，我只建議撤換他的頂頭上司一人。無論是我還是國家安全部部長都沒有受到要我們辭職的壓力。我們辭職又有什麼好處？還不如大家留下來齊心協力找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辦法。順便提一下，我覺得中央情報局的人好像從來沒有坐下來認真研究過如何亡羊補牢。中央情報局裡的有些部門，尤其是主管蘇聯部門的情報活動簡直讓人替他們捏一把汗。倘若好爾德叛逃後中央情報局在其內部進行徹底調查，或許可以早一點發現艾姆斯。

　　遇到像艾姆斯這樣的事曝光，情報機構如果屈從無知的政客的壓力撤換首腦的話，對自己毫無好處。我內心深處一直很同情海倫布羅赫。因為蒂德格的叛逃，他這個西德外國情報首腦被迫下台。此前任聯邦憲法保衛局局長的海輪布羅赫接管外國情報局的時間並不長。他同西德新總理的某些顧問（尤其是金科爾）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蒂德格事發後，他成了替罪羊。其實問題出在他的前任用人不當，而且情報局內缺乏一項情報機構應有的嚴密防範措施。

　　冷戰時期我與美國人是冤家對頭，最後竟以與哈撒韋會面這一古怪的結局收場。我任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三十三年裡，美國一直是一個遙遠而且充滿敵意的國家。我們倣傚蘇聯同事，用「頭號敵人」這個詞形容美國。在莫斯科眼裡，因而也在我們眼裡，美國是一切帝國主義邪惡的發源地。但我個人對美國並不懷任何惡意。當然，對麥卡錫參議員的瘋狂反共活動以及中央情報局在拉丁美洲地區幹的壞事，我不僅知道，而且深惡痛絕。不過因為從小在一個開放的國際環境下長大，我沒有像許多社會主義者那樣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熱症。我對美國的瞭解源於羈旅莫斯科時從美國朋友那裡聽到的情況，在柏林當廣播電台記者以及採訪紐倫堡審判時的親身經歷，外加每日必讀的西方報刊。當然，我是帶著濃厚的意識型態濾色鏡閱讀這類報刊的。我的工作就是駁斥西方報導中的種種政治觀點和結論，並儘可能令人信服地為針鋒相對的蘇聯立場辯護。因此我與像菲希爾這樣的美國朋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隔閡。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他作為艾森豪威爾參謀部的上尉軍官常來柏林。我倆重逢後分外高興。然而雙方都有互不信任之感。

　　我對美國人的政治思想、意圖和憂慮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兩位美國人。他們是我吸收的首批美國間諜，始終沒有暴露身分。雖然今天這兩人已經作古，我仍無意在這裡說出他們的真名，權且以化名稱呼。一個叫馬勒（「畫家」），另一個叫克拉維爾（「鋼琴家」）。兩人均出生在德國，年輕時參加過共產主義運動，而且都是猶太人。在納粹的白色恐怖下，他倆從德國逃到美國，並在那裡讀完學業。一個成為經濟學家，另一個當了律師。由於他們是德裔，專業知識又對口，兩人雙雙被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錄用。五○年代初麥卡錫參議員掀起迫害浪潮時，戰略情報局被斥為左派知識分子的老窩。不無諷刺的是，史達林藉口菲爾德與戰略情報局有染，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期間對捷克、匈牙利和東德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人進行了血腥的迫害。根據我聽到的關於菲爾德的情況，我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是什麼間諜，而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出於幫助反法西斯主義陣線的目的才一直同戰略情報局保持聯繫。不過他的例子表明，史達林和貝利亞以他為藉口在東歐國家搞清洗的翻雲覆雨的手段是多麼的卑鄙無恥。

　　在這種氣氛下，我們的許多情報官員都不敢沾美國人的邊兒，擔心日後會落個誤入美國人圈套的罪名。可我們迫切需要瞭解美國人的想法。透過馬勒早年在納粹德國上學時的一位同學，我們與這位經濟學家搭上了線。他倆同是一個猶太人抵抗團體的成員，曾策劃過在一次納粹展覽會上搞爆炸。該團體的大部分成員被逮捕，其中三十五人被殺害。馬勒設法逃到美國。他的朋友被關進了集中營，僥倖活了下來，如今是東德金融部門的一位高級官員。透過他，我們結識了馬勒。當初是想利用馬勒在戰略情報局工作時建立起的老關係。

　　結果發現，馬勒在美國的路子更廣。這些關係對我們一樣有用。他思想深刻，有獨立見解，仍視自己為共產黨人。華盛頓不少身居要職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應我們的請求，他帶著一封杜勒斯的介紹信徑直到美國駐西德大使館登門拜訪大使和駐柏林的美國使團長。最有價值的是，他向我們介紹了當時任西德德意志內部關係部長（即與東德打交道）的萊麥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他是外國報社駐柏林的記者）與一些情報機構的關係，從位於法國和瑞士境內的情報機構一直到俄國情報機構。我從來沒有拿萊麥爾這方面的材料做過文章。不過在我保險櫃裡有一份他簽過字的與ＫＧＢ合作的保證書。馬勒很有錢，從來不要我們付給他工作報酬，只肯接受我們報銷他用於工作的開支。他把這項工作比喻為暴露西方的陰暗面。

　　馬勒主要搜集歐洲地區的情報。克拉維爾雖然派駐德國，卻對美國國內情報機構的情況十分熟悉。他是一個逃到美國的學法律出身的德國人。起初他在美國當律師，後來加入了戰略情報局。目睹西德境內的納粹戰犯逍遙法外，他內心憤憤不平，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學家透露了他瞭解到的內幕。我們答應永遠對他妻子守密後，他才同意為我們工作。他的妻子是西德人，用他的話說，與東德不共戴天。克拉維爾並不拒絕我們給他錢，而且用這筆錢在瑞士建了一棟房子，準備退休後住。紐倫堡審判期間，他是檢察官的助手之一，為起訴德國鋼鐵大王克虜伯的案子做準備。當年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崛起正是靠了克虜伯雄厚財力的支持。戰時納粹戰爭機器也是因克虜伯的支持才得以運轉。克拉維爾擔心納粹主義在西德悄然復活，所以答應幫助我們。看到昔日的納粹分子戰後紛紛回到司法、產業和金融部門官復原職，他感到忿然。

　　克拉維爾的猶太血統對他的政治觀點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將審判克虜伯一案以及以色列審判艾希曼一案的全部經過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給了我。從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父親的影子。父親當年從人道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深受自己是一名猶太血統的德國人的影響。克拉維爾還是大名鼎鼎的記者李普曼的朋友。李普曼與甘迺迪家族關係密切。甘迺迪與赫魯雪夫舉行首腦會議前，李普曼和克拉維爾聊天時告訴他，甘迺迪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持強硬立場。克拉維爾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我們。我們又轉告了莫斯科。至於是否對這次會談產生了影響，我不得而知。在這次首腦會議上，結果赫魯雪夫的態度比美國人還要強硬，令甘迺迪猝不及防。

　　我極為重視從外國記者和專欄作家那裡得到的消息。他們常常比西方外交官消息更靈通，觀點也不那麼僵硬。過去幾十年裡，我們曾試過在英美記者中發展耳目，可一直沒有得手。為我們做事的都是德國記者，而且大多來自不甚重要的報社（我們覺得直接在東德的記者中發展間諜不妥。不過東德新聞社和各家報社在國外的分社社長一般需要同我們駐外使館中的情報人員通報情況）。我不像反情報機構的首腦，並不反感外國記者在我國各地跑來跑去。我覺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騷擾外國記者的做法弊多利少。這批外國記者很有可能個個是間諜。我們應當設法用假情報迷惑他們，牽著他們的鼻子走，而不是把他們氣跑。

　　七○年代初東德在國際上獲得承認後，直接瞭解美國的情況比過去容易了一些。在我們的協助下，柏林的洪堡大學和外交學院分別設立了美國研究系和美國室，其負責人均聽從國家安全部的領導。不過我們深知美英兩國反情報機構（分別為聯邦調查局和軍事情報五處）的厲害，向這些國家派遣間諜時格外謹慎小心。

　　就情報價值而言，我們把英國劃為二類國家。主管英國的處同時還兼管法國和瑞典。我們有幾名特務透過西德在愛丁堡的領事處成功地混入英國。愛丁堡的領事處比西德駐倫敦大使館審查得鬆。不過鑒於我國政府希望與倫敦修好，尤其是考慮到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極易受到超級大國政治的左右，這些非法情報人員很少有人長期潛伏在英國。國際大赦組織是我們滲透的目標之一。米爾克認為它是一個搞顛覆活動的組織，夢寐以求地想派人打入其中，探明它是透過什麼管道得到有關蘇聯和東歐國家內部消息的，可一直沒有得手。我們沒有花費氣力刺探英國的情報還有一個原因（東德駐英國大使館內外國情報局情報人員的活動除外），波昂有我們的耳目。從七○年代中開始的大約十年裡，我們透過在西德外交部任政務參贊的布勞博士可以看到西德掌握的一切有關英國的情報。他是我們在西德外交部內最出色的耳目之一。布勞娶了個日本妻子。以後他被派到駐日本使館工作，繼續向我們提供有價值的情報。

　　一直到七○年代初，哈爾史丹主義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昂拒絕承認任何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國家。因此，東德與美國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正式交往。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情報活動主要是增加對美國科學技術的瞭解。這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聯邦調查局對付可疑的外國人很有一套，只是手段粗暴了些。由於我們在美國沒有大使館或任何其他代表機構，一個想在美國定居的東德人馬上會引起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國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劃，具體實施上格外謹慎，以免把我們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為報復性驅除對象。冷戰期間，互相驅除對方駐外人員的做法成了東西方關係中的一個特點。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地用冒名頂替的辦法在美國安插了少量非法情報人員。也就是說，他們的履歷都是仿照實實在在的人偽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經作古。這樣可以防止美國情報機構隨意抽查時發現他們頂替的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我們這些間諜冒充的人都是確有其人，只不過是兩人頂一個名字。他們必須在一個審查不嚴的第三國先取得合法身分。通常我們選擇澳洲、南非或拉丁美洲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住上兩年後再移居美國，以免引起懷疑。我們還指示他們剛到美國後暫時不要急於發展任何人。有時我們開玩笑說，等到這批人站穩腳跟後，我們早已忘了他們是誰，或他們的任務是什麼了。

　　這種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七○年代末西德反情報機構成功採用過的偵查手法識破。美國情報機構透過一套甄別辦法找出了一些特點，如單身男子，中等年紀，在不同國家改換過職業等。這些元素湊在一起可以大大縮小偵查範圍。我們潛入美國的不少情報人員就是這樣被發現的，其中包括極富潛力的間諜之一呂蒂希。一九七九年他被捕後，同檢察官達成了認罪辯訴協議，把瞭解的我方情況向美國人全盤托出，換取從寬處理。呂蒂希的叛變後果尤其嚴重。潛伏美國前，他曾是東德情報機構裡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員。我們對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漢堡居住，在當地一家國際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後又走關係將他調到紐約。他在美國主管我們一些處境極為困難，隨時有可能暴露的情報人員。此外，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告訴我們美軍的運輸路線，並發展了一些耳目，把美軍和物資的調動情況洩露給我們。

　　一九七九年，在一次美國和西德情報機構的聯手行動中，呂蒂希被捕。他出賣了負責傳遞東柏林指示的一個西德人的名字和位址。更糟的是，他告訴西德人及美國人，東柏林可以透過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發報機向潛伏在美國的間諜單向發報。研製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發報機花費了我們幾十年的時間。它大大改善了我們在全球範圍的通訊聯繫。

　　冒名頂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對夫婦潛伏國外十分罕見，因為同時編造兩個人的假身分極其困難。我們一般只派單身男子，指望他們娶個美國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運用的得心應手的羅密歐手法到了美國卻屢屢碰壁。情報局內主管美國的頭頭向我解釋說，八○年代末時，美國婦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輕易結婚。而且她們好像還有一種本領。我們這些男間諜跟她們交上朋友後常常會良心發現。從情報工作的角度看，這種心靈深處的懺悔卻是一場莫大的災難。有些人未經允許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規定，只有倆人愛得難捨難分時，我們才允許對戀人講實話。到了這一步後，她們心甘情願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雙重身分。美國是一個盛行告解的國家。受此風影響，我們潛伏在美國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對這些人，我們只能斷絕關係。他們大多在假名下繼續生活在美國，從事當初我們為掩護他們的情報活動而為他們找的職業。

　　呂蒂希被捕後，我決定撤回在美國的所有情報人員。這意味著在美國的情報工作需要從頭開始。駐美大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內的情報人員除外。我懷著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潛力的間諜。有一對夫婦已在美國住了五年，在密蘇里大學為幾位從事科研和教學的教授當助手。還有一位與呂蒂希情況差不多的單身特務。

　　至於我們情報局在駐美使館裡的人，他們的工作收效甚微，費用卻十分高昂。根據我們的經驗，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監視得極嚴。他們很難有機會發展間諜或是和沒有戒心的知情人拉關係。儘管我們在使館裡的情報人員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由於美國人視我們為極端危險的人物，仍佈置了大批人馬對我們駐外使館人員的活動嚴加監視。我擔任情報局局長期間，始終未能透過這一途徑與消息來源保持聯繫。我們情報局在華盛頓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裡的人員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護東德外交官不受敵人的拉攏，檢查美國是否在使館內安裝了竊聽器，確保祕密交談不被竊聽，等等。東德外交官也向國家安全部的反情報部門反映情況，但絕不是什麼洞悉了美國真實意圖的石破天驚的消息。偶爾，駐華盛頓大使館裡的情報人員會向我們會報一些旁聽到的雷根或布希總統的隻言片語，參議院裡的逸聞趣事或是某個產業大王的真知灼見。諸如此類的消息，通常過幾天在報紙上也可以看到。

　　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在美國開展情報活動的感覺。蘇聯人對普通美國人的心理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因而同美國人打起交道來更加得心應手。可蘇聯人仍認為，我國地處歐洲前沿的戰略地位以及比鄰柏林美國占領區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們在滲透美國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條件。從五○年代開始，ＫＧＢ請我們幫助搜集有關「頭號敵人」的情報，並監測美國與西德的關係以及在西德內的活動。雖然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情報工作斬獲甚微，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在家門口的西德發展了一批可靠的情報來源。六○年代反戰運動以及反道統的社會思潮風靡一時。這對我們在歐洲的美國人中間發展間諜極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識分子喜愛的政治哲學家赫伯特．馬庫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單維人》。美國在西德的駐軍僱用了大批美國人，此外還有一個人數龐大的外交使節團。這些人都是潛在的發展對象。而且根據盟國簽署的柏林市地位協定，大多數美國人可以自由出入東柏林，不會因去東德受到任何懷疑。

　　美軍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之一。同在這裡工作的人拉關係也很容易。英國人和法國人在海外服役期間通常縮在本國人的小圈子裡。而美國人卻喜歡交際。遇到不熟的人請他喝酒吃飯，聊聊美國人在歐洲的生活感受，一般來者不拒。我們還發現，美國人喜歡貪便宜。蘇聯人幹起這種事來比我們老辣得多。他們認為，美國人答應為一個外國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質上的誘惑，即使他們自己很有錢。我們注意到，美國情報人員拉攏東德人與中央情報局合作時，往往一上來就以優厚報酬作為誘餌。而我們發展間諜繼續打政治信仰這張牌。有時也利用人的報復心理。當兩者都不奏效時，或者發展對象顯然就是衝錢來的時，我們才用金錢這一招。

　　透過一個名叫耶魯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們使用金錢手段收買了幾個人。耶魯德勒姆是美軍在柏林基地的汽車修理工，在修理廠幹活時經常與技術專家在一起調侃。誰掙多少錢都瞞不過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麼樣的汽車。據此他可以講到哪個人對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滿，有可能出賣情報撈點外快。透過他的引見，我們認識了美軍中的幾個潛在人選。

　　耶魯德勒姆介紹的這些人沒有一個可以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內從事電子情報活動的專家霍爾相比。美國政府對這一通訊機構嚴加守密，甚至指示其從業人員否認它的存在。國家安全局的人開玩笑說，該局的英文縮寫（NSA）是「沒有此局」的意思（英文中「沒有此局」的縮寫也是NSA）。倘若能夠滲透到這個局裡，斬獲之巨可想而知。耶魯德勒姆挑中霍爾是因為霍爾對美元貶值造成生活水準下降滿腹牢騷。他建議我們試試這個人。

　　霍爾在位於托伊芳費爾斯貝格的柏林地面站工作。我們稱它為美國的大耳朵。該地面站建於西柏林附近的一座山頂上。山頂上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部毀於戰火，因而有「魔山」之稱。專家認為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適於接受電磁信號。美國人給它起了個不痛不癢的名字，叫柏林地面站。

　　其實它是美國在歐洲的電子監聽心臟。各種先進的偵聽天線如蛛網密佈，觸角一直伸到東德與西德交界的地區。該站共有一千三百餘名高級技術人員截聽無線電和電話通訊。他們對截聽到的內容加以分析後分成不同種類，然後將其中有價值的情報轉給美國和北約當局。華沙條約國的偵聽活動根本無法與此相比。因而對蘇聯來說，對抗西方電子偵聽的最佳辦法是儘可能瞭解西方的偵聽手段，然後想出反偵聽的對策。

　　認識霍爾前，我們透過托伊芳費爾斯貝格裡的幾條內線多少知道一點該站的內部建制。它的成員包括美軍第六九一二電子安全小組和英軍的第二十六信號股。但我們對該站能接收多少訊號，以及這些訊號發自何方幾乎一無所知。我們知道，該站是截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黨內電話通訊、東德空軍無線電和電話通訊以及國家安全部來往電訊的中心。以後又發現，美國人成功地破譯了我方使用的無線電密碼。每天向黨中央會報國內國外政治情勢時用的就是這種密碼。可惜發現得太晚了。

　　主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政策的米塔格同我國核心經濟和金融部門之間的通訊管道也受到美國人的竊聽。這好比是每天把東德最新的經濟動態拱手送到美國人面前。西德人多次要求美國人允許他們接觸這類情報，但屢次碰釘子。美國人不相信西德有能力確保這些高度機密的情報不落到我們手裡。美國人的這一決定看來還是正確的。話說回來，倘若西德人可以直接看到送給米塔格的報告的話，再加上他們對兩個德國之間貿易狀況的瞭解，恐怕很早就會得出結論，東德經濟上已經垮了。

　　有了霍爾這條內線後，我們開始源源不斷地收到有關托伊芳費爾斯貝格的機密和絕密情報。霍爾和耶魯德勒姆都是貪得無厭的人。外國情報局第九處副處長艾希納負責評估霍爾提供的情報，有時也直接向我會報。我非常器重他的直覺和周密的思考。「這下可發了，」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只要此人小心謹慎，可以一直幹下去。」

　　霍爾為我們幹的五年中，我們一共付給他十萬美元，超過他的工資收入一倍還多。有段時間他提供的情報尤其豐富，一年就拿了三萬。對我們來說，這筆數字相當龐大。不過同他向我國政府和莫斯科提供的價值連城的情報相比，實在不算什麼。在這期間，霍爾被提升為電子情報分析處裡的一個小頭頭。他提供的情報質量隨之上升。一九八五年，他回美國接受進一步的培養訓練，之後被派到駐紮在法蘭克福的美國第五軍軍事情報營工作，最後一直做到第五軍內主管電子及訊號情報工作的頭頭。

　　霍爾選在法蘭克福的PX百貨商場與耶魯德勒姆接頭，以購物作掩護將一個裝有文件的塑膠袋交給他。耶魯德勒姆隨後獨自駕車來到霍爾在市內租的一小套公寓房子，把這批材料複印下來。有時要一直幹到晚上。幹完活後這個土耳其人開車返回柏林。霍爾再把文件放回原處。為了多賺錢，霍爾向我們提供的文件越來越多。由於數量太大，情報局的分析員處理不完，叫苦不迭。我這才建議把這批材料轉給蘇聯人。這些材料中不僅有東德感興趣的細節，還有大量對莫斯科更有用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情報。不過我們從來沒有告訴過蘇聯人這批材料的來源。

　　由於這批文件涉及的大量技術細節超出了我們局分析員的能力，我們還請安全部無線電情報與反情報處處長予以協助。他後來得出的分析結果中包括了一條當時不為我們所知的重要情報，直接關係到軍事部署。他發現，借助ELOKA電子戰系統，美國和它的北約盟國可以精確地知道華沙條約組織指揮部的位置以及東德與蘇聯之間的部隊調動。換言之，儘管華沙條約組織的將軍們竭力遮掩部隊和武器裝備的調動，可每次重要的調動都沒有逃過托伊芳費爾斯貝格的眼睛，並立即傳給華盛頓或布魯賽爾。

　　我們從霍爾那裡得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國家信號情報手冊」。這份文件長達四千頁，裡面解釋了如何使用「信號情報」手段搜集政治和軍事情報。我們從中得知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國務院認為自己在哪些領域不甚瞭解情況。瞭解這一點極其重要，我們可以據此推斷美國人會增加哪方面的活動，並採取相應的反措施。另一個重大成果是搞到了一份代號為「天蓬」的報告。裡面列舉了一旦爆發全面戰爭時，北約為破壞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的指揮中心將採用的各種類型的電子戰手段。而且詳細說明了如何破壞蘇聯最高司令部向其武裝部隊下達命令時使用的高頻通訊。我們把這一情報轉給蘇聯人後，他們在通訊線路上安裝了干擾裝置並採取了其他的防範措施。

　　由於霍爾提供的情報數量太大，我們擔心會引起懷疑，建議他悠著點幹。有一回他一次就交給我們美國國家安全局和情報與安全指揮部的十三份整套文件、指令和工作計畫，還有美國今後十年準備研製的無線電情報技術的詳細方案。此外，霍爾還提供了雷根寵愛的反飛彈防禦系統──星際大戰計畫的機密材料。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在美國國內的出色表現曾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托伊芳費爾斯貝格它顯然失於疏忽。

　　霍爾調回國後，繼續與我們保持聯繫。可惜他太貪心，為了多撈一份外快，又把同樣的文件出賣給了蘇聯人，結果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他與耶魯德勒姆來到喬治亞州薩凡納市的一家飯店，與一名扮成蘇聯情報官員的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接頭。倆人隨即被逮捕。法庭上宣讀的列舉霍爾罪狀的起訴書證實，六年中，美國對東歐國家的電子偵聽活動由於他的洩密受到嚴重的破壞。霍爾對指控他從事間諜活動的十條罪狀供認不諱，被判四十年徒刑。拖他下水的魔鬼耶魯德勒姆也因間諜罪受到起訴。

　　我們從化名孩子的卡尼那裡得到的有關美國電子情報技術的情報也極其重要。卡尼是一名空軍中士，在西柏林的騰佩爾霍夫機場任語言和通訊專家。美國空軍把這一機場當做空軍基地。位於美國馬利蘭州米德堡的國家安全局總部與在法蘭克福的歐洲分局和柏林─托伊芳費爾斯貝格有直線聯繫。根據卡尼提供的情報，我們詳細地瞭解到這一通訊系統如何能夠在戰爭爆發後的短短幾分鐘內精確地測出數十個華沙條約組織脆弱目標的方位。該系統的某些能力我覺得簡直有點邪門，為此不得不請專家做出評估，然後用淺顯的語言向我解釋。

　　例如，西柏林有一小批人專門監視位於東柏林東北部大約二十八英里的埃伯斯瓦爾德蘇聯空軍基地。卡尼的文件表明，美國人已成功地破譯了該基地的地對空通訊系統，並正在研究如何在俄國飛行員收到地面指示之前來個偷樑換柱，代之以美方從西柏林發出的指令。如果搞成的話，米格飛機的駕駛員就會從敵人那裡接受指令！這聽上去像是科幻，但我方的專家認為，美國空軍憑借其巨額經費和雄厚的技術實力，做到這一點並非完全是天方夜譚。

　　作為一名間諜，卡尼的弱點在於他柔弱的心理性格。他是同性戀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整天懸心吊膽，害怕禁止同性戀的美軍會利用他是同性戀這一點在軍隊裡搞臭他。一九八四年他返回美國後，向我們提出要來東德避難，聲稱和他同在通訊部門工作的同性戀夥伴死於浴池內，頭上套著一個塑膠袋。他含糊地說，這是一個想對他下毒手的情報機構幹的。我們擔心他隨時可能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不管浴池謀殺案是真是假，他恐怕已受到監視。倘若他此時試圖離境，很有可能會被逮捕。怎樣才能把他從這種危險的處境中解救出來呢？我們決計來個瞞天過海。這一招只有緊急關頭才用，而且次次靈驗。卡尼持偽造的古巴護照從美國飛到哈瓦那，然後再途經莫斯科飛到東柏林。

　　救出卡尼後，下一步要做的是盡量使他過得愉快。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東德的生活沉悶乏味，消費品和娛樂活動也遠不及美國豐富。我們竭盡全力防止他陷入憂鬱症，哪一天走進美國使館坦白一切。為此，我們安排他監聽在西柏林的英美使館和各研究所發出的英語無線電訊號，把他認為我們可能感興趣的內容詳細記錄下來。這稱不上是什麼重要的情報工作，但至少使他有機會能聽到祖國的音信。我覺得他的精神狀態不適於接觸機密。再說他這個人也靠不住。

　　一九八九年，東德的末日即將來臨。情報局內主管他的官員和美國科課長需要立刻想出一個安置他的辦法。我們建議他移居南非，所需費用由國家安全部出，但被他拒絕了。他對莫斯科也不感興趣。沒辦法，我們只好在東德南部的蘇爾地區給他找了一套房子，付給他一筆生活費。待在這裡至少目標小一點。一九九○年初，卡尼從蘇爾失蹤了。我們局的有些人認為中央情報局綁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報局的人發現他獨自一人，鬱鬱寡歡。在他們的勸說下，卡尼自願返回美國。如果追捕卡尼的人曾許諾過從輕發落他的話，他們並沒有兌現。當年下半年，卡尼被一個美國法院判處三十八年徒刑。

　　霍爾和卡尼這兩個人顯然向東德出賣了自己國家的機密。受到審判的最後一位為東德當間諜的美國人舍維茨的情況卻不那麼黑白分明。他為誰搞情報，或者更確切地說，為誰搞得更多始終是個謎。

　　一九七六年，舍維茨作為一名和平運動的活躍分子來到西柏林的甘迺迪自由大學美國研究所任職，後又在位於波昂的外交政策協會做客座研究員。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四年，他在位於凱爾斯魯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從一九七六年起，他一直向我們遞送情報，包括西德削弱美國不擴散政策的活動以及東西方貿易統籌委員會管理高技術出口的種種規定。舍維茨自己稱，這些情報來自柯爾總理府內的一位前情報首腦，可又說從一開始他就是美國的雙重間諜，與他聯絡的美國官員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長斯通。東德和西德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學者和記者常在這家研究所聚會。舍維茨稱，斯通曾向他許諾過，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報局會出來證實他是自己人。可斯通一九九一年已去世，身後沒留下任何有關舍維茨的隻言片語。法院駁回了舍維茨的申訴，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一年零六個月的徒刑，而且還是緩期執行。

　　我並不瞭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報局知道斯通與中央情報局有染，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像舍維茨影射的那樣。我們確信，在阿斯彭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內容常常被錄下音，轉送給中央情報局。至於斯通與舍維茨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我們也搞不清。

　　冷戰期間，除了對美國開展情報活動外，我們對北約組織的戰略計畫也極感興趣。我已經講述了六○年代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裡工作的馬格麗特的事跡。我們還十分幸運地發展了一名在北約組織工作的西德官員做間諜。他叫魯普。在長達十七年的時間裡，魯普在英國妻子安妮．克里斯廷協助下向我們提供了北約組織的一些最為敏感的機密情報。

　　魯普是個典型的六○年代的青年。一九六七年，西德總理基辛吉和副總理勃蘭特同意伊朗國王對西德進行國事訪問後，成千上萬的西德青年憤怒地湧向街頭，抗議這一決定。這位國王為了維護他的獨裁政權，在國內實行恐怖統治，祕密警察為所欲為。反對伊朗國王訪問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現暴力。混亂中，一名叫奧內佐格的學生中彈身亡，六十餘人被捕。學生運動由此誕生。當時在杜塞爾多夫主修經濟的魯普參加了這股在全國各地掀起的抗議浪潮。在一次遊行中，走在他旁邊的一個中年人邀他活動結束後一起喝啤酒，吃頓飯，順便聊聊政治。這個自稱庫特的人和魯普一樣，對右翼極端分子勢力的抬頭表示擔憂。兩人越談越投機，對實行民主制的西德為了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國王這樣的殺人犯的虛偽行徑氣憤不已。

　　突然，庫特將話題從街頭抗議活動移開。「有時一個人可以抵得上一支軍隊，」他單刀直入地對魯普說。這是一次發展魯普做我們的間諜的大膽嘗試。結果成功了。

　　魯普很快意識到，他的這位酒友來自東德。至於他是否知道庫特是我們在波昂地區的一名特務，我不大清楚。這位對現實強烈不滿的二十二歲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庫特的邀請，來到東柏林與他深談。其間情報局的另外兩位官員也與魯普見了面，對他的才華極為欣賞。魯普能說英語和法語，智商出眾，對政治經濟學也很有研究。我們的一位官員建議他在位於布魯賽爾的北約組織總部裡謀個職。魯普當時並沒有想好大學畢業後去那裡，於是同意了。為了便於日後在北約謀職，他離開了杜塞爾多夫大學，選擇在布魯賽爾修完最後一個學期的課。魯普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從大學畢業後，應徵去應用經濟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這裡再跳到北約十分容易。沒過多久他就在北約組織裡找到了一份工作，負責研究軍火工業對各國國民經濟的影響。魯普透過信使將這方面的資料以及他在北約總部內瞭解到的其他情況轉交給了東柏林。我們給他起了個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約工作期間，與一位單純善良的姑娘結了婚。她對跑到東柏林過蜜月一事的含義似乎沒怎麼多想。

　　婚後，魯普在北約組織裡步步高陞。時隔不久，他開始向我們提供關於北約各成員國防衛能力的詳盡情報。他的妻子安妮．克里斯廷此時已明白丈夫頻頻往阿姆斯特丹跑是與東德特務祕密接頭，對丈夫躲在家裡閣樓上偷拍文件的舉動也都看在眼裡。她成了他的好幫手。安妮．克里斯廷在北約綜合系統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後，也為我們竊取那裡的情報。一九七七年他們的孩子出生後，她洗手不幹。魯普一直忠心耿耿地為我們幹到一九八九年。在這期間，他交給我們一批價值連城的北約文件，如《危機手冊》、長達三百頁的《武裝部隊計畫》、《預防措施最後文件》等等。八零年代初，他還提供了有關北約國家第一次打擊計畫的詳細情報。然而對我們來說，魯普最大的價值在於，他對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並以淺顯的語言解釋了我們稱之為北約漢語的北約組織內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縮略語。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對魯普提供的文件讚歎不已，甚至問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說，北約將軍閱讀過的文件，我也閱讀過了。

　　我曾希望魯普為我們工作的事永遠石沉大海，本書中無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世事難料。昔日我們的絕密檔案如今被置於一個灰飛煙滅的制度的停屍板上任人研究來研究去。不過像這種因東德外國情報活動被公之於眾而導致重要間諜暴露的事，我覺得以後不會再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垮臺時，我沒有看出魯普有暴露的危險。同我們在西德境內的間諜相比，他在布魯賽爾北約總部工作更加安全。我堅信，即使西德方面懷疑北約組織裡有我們的人，他們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誰。最後是佈施博士出賣了他的化名。佈施是我們情報局內的一名軍事情報分析員，一九九○年起開始向西德聯邦情報局透露他所瞭解的情況。佈施知道魯普的化名，但不知道真人是誰。一九九四年，魯普因出賣機密被判十二年徒刑，罰款三十萬馬克。法院稱，一旦爆發戰爭，他出賣的情報會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依我之見，魯普向我方提供北約的情報促進了緩和的氣氛。如果沒有魯普，我們對北約組織就會懼怕甚於瞭解。

　　和許多人一樣，我認為判魯普有罪顯然是非法的。國際法和德國憲法裡均有一條原則︰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兩個得到國際法承認的國家和平統一後，為什麼一個國家的間諜可以安然無恙？如果以前坐過敵人的牢，甚至還可以領到一筆賠償金。而為另一個國家效力的間諜卻被判長期徒刑，兼罰以巨款？對有些間諜來說，冷戰終於結束。而對於其他一些間諜，冷戰仍在繼續。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不用說，我自己決不會自願冒險去美國。然而由於命運的使然，我卻來到了紐約。在此之前，我對這個城市的瞭解只停留在布萊希特的詩歌、魏爾的音樂和洛爾主演的反映黑社會幫派的電影上。那是一九六五年。四年前，古巴的獨裁者巴蒂斯塔政權被推翻。應古巴的邀請，我飛往哈瓦那，幫助卡斯楚政府組建一個有效的情報機構。日後，古巴和捷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報機構中均成為佼佼者。可當時古巴在這方面還是個白丁。我的任務是從頭教起，從情報工作的基本知識到建立安全的解碼和檔案系統。古巴不久前的革命勝利令人振奮。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啟程前往位於資本主義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葉社會主義孤舟。從東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飛布拉格，然後途徑蘇格蘭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爾克堅持我坐的飛機甚至不得在一個北約國家著陸。

　　「天曉得他們掌握了有關你的什麼情況！萬一出現意外怎麼辦？」他說。於是我改飛莫斯科，搭乘俄國人定期飛哈瓦那的直達航機。

　　一九六五年一月六日，我在兩名助手的陪伴下飛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氣溫降至華氏零度以下。我們一行三人穿過謝列梅捷沃機場，鑽進等候在一邊的汽車時凍得渾身發抖。ＫＧＢ首腦謝米恰斯內和他手下的外國情報局局長薩哈羅夫斯基正等著與我會晤。見面後，他們向我們介紹了古巴內政部的情況以及已在古巴的ＫＧＢ人員和他們開展的活動。

　　當天晚上，我們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渦輪螺旋槳發動機的安-124型客機再次啟程。這種型號的飛機是蘇聯民航中最大的一種。空服員瑪麗亞對我們這個人數寥寥的代表團照顧得無微不至。看得出，她是ＫＧＢ的人。飛機上的大多數乘客要嘛是蘇聯海軍軍官，要嘛是攜家眷一道去共產主義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軍事專家。大家都有一種創業的感覺。唯一兩位其他國籍的人來自中國，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他們就坐在我們前面，皮包帶緊緊纏在手腕上，目光幾乎一刻也沒離開過腳下的皮包，似乎生怕我們一躍而起，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郵袋偷走。機艙後面空空如也，後排座位一律被拆掉。空服員解釋說，這是為了減輕飛機負荷，確保有足夠的燃料飛到八千英里以外的到達站。我們聽後不禁鬆了口氣。

　　飛了整整一夜，天濛濛亮的時候，我憑窗遠眺，加拿大海岸線躍入眼簾。幾小時後，我估計著快到古巴了。飛機開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刮了鬍子，為抵達哈瓦那做準備。這時，我發現太陽的位置不大對頭。強烈的氣流使飛機劇烈擺動起來，我趕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飛機一頭向下扎去。只見大海迎面撲來！由於駕駛員並沒有告訴我們飛機出現異常，我不禁一陣慌亂。這大概就是飛機失事前的瞬間感覺。轉眼間，飛機在跑道上降落，飛旋的輪子在剎車的作用下發出聲嘶力竭的叫聲。我貼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現一行大字︰歡迎光臨甘迺迪國際機場！

　　所有的人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每個人的腦海裡都飛速地推測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燃料不夠了？還是突遇險情，緊急迫降？或者是蘇聯駕駛員突然覺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們這些來自一個東歐國家情報機構的使者本來是去幫助世界另一端孤立無援的盟友，結果卻被拋入敵營心臟──美國。我一時全然不知所措。

　　引擎漸漸停止了轉動。成串的警車飛馳而來，將飛機團團圍住。警笛嗚嗚叫個不停。「真他媽的！」我旁邊的人從牙縫裡迸出一句。我們做好了警察衝上飛機的準備，可等了好久，不見一點動靜。一連幾小時，我們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飛機裡，如墜五里霧中。我緊張地推測各種可能性，沒有一種能讓人寬心。

　　我們這個代表團的三名成員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護照，然而此時東德尚未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承認，在美國境內沒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幫助我們。我隨身攜有一個小文件袋，裡面的文件顯示了我們的真實身分。多虧蘇聯民航對行李限制不嚴，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邊過道上一個嬰兒車的墊子下面。

　　此時，蜂擁而至的攝影師和記者把飛機團團圍住。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記者證夾在帽簷上，和《頭版》報社的記者一模一樣。他們正與美國警察交涉，要求允許他們上飛機。我暗自祈禱警方千萬不要放人上來。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天曉得東柏林會急成什麼樣。當時西方仍不知道我長什麼模樣。

　　事後才知道，自從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以來、這還是蘇聯飛機首次在美國本土降落。我們這架飛機的不期而至在當地引起了轟動。透過窗子我看見攝影記者打手勢讓我們衝他們揮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記者急得上竄下跳的樣子，我們不禁覺得滑稽可笑。這種時候，有點幽默感可以說是最好的夥伴了。我們幾個人開始猜測米爾克聽說他的外國情報首腦及其他兩位高級情報官員被困在甘迺迪機場跑道時的回應。他八成會跟蘇聯人抱怨說︰「同志們，當初讓他們乘你們的飛機是為了確保此行萬無一失。現在可倒好，他們身處險境不說，簡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是早晨時分。機庫後面的高速公路上來往車輛川流不息。我開始胡思亂想起來。倘若我是一個普通乘客，抵達紐約後會是什麼樣子呢？我能憑外交護照穿過海關，然後打電話給菲希爾，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產黨人明斯嗎？在莫斯科住在阿爾巴特小區的日子裡，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親被關在法國期間，靠了明斯的幫助才得以與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哥哥盧卡斯應該也住在紐約附近。他是父親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間我忽然有一種常人皆有的輕鬆自由感。由於歷史、個人經歷和信仰方面的種種元素，我的大半生過得謹慎小心。

　　胡思亂想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我很快又回到現實中來，推測起意外來到美國的種種可能後果。假如美國人查出我是誰，會以什麼罪名指控我呢？美國人僅僅滿足於扣留我，還是就地審判我？當時我們正在訓練一批優秀的間諜，準備讓他們改名換姓潛入美國。所幸的是，此前由於外國情報局內負責監視西柏林美國機構活動的處有一人叛逃，潛伏方案暫停執行。一名間諜也未派出。我們的一些人因這一事件被捕。其中一人是美國駐柏林軍事代表團的翻譯。他向我們提供了華盛頓對東西德採取的政策的祕密情報。情報出自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諾、杜勒斯本人和國務院另一位專門負責制定對柏林政策的高級官員訪問西德時的談話記錄。這名翻譯因為把這個饒舌婦說的話告訴了我們，被安上了叛國罪名判了重刑。倘若我落入美國人之手，他們又得知此事的幕後策劃人正是我，結果可想而知了。

　　正想著，坐在旁邊的同事輕輕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國人。只見那兩個外交信使打開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裡面成疊的文件。我們不禁為他們忠於職守的精神而感動。顯然，吞食文件是他們對付階級敵人的唯一武器。可文件很厚，又沒有水幫助消化這食之無味的東西。我們幾個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應該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主動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後一致認為，這樣做有可能構成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給兩國關係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大家因此鬆了一口氣。

　　機艙內的溫度不斷下降，艙內通風全靠從機外吸進的新鮮空氣。溫度計上的水銀柱早已降至冰點以下。由於原到達站是位於熱帶地區的古巴，乘客們個個身著單衣，凍得發抖。又挨了幾小時，當地的蘇聯領事終於露了面，給我們送來了熱茶。「莫斯科正與華盛頓交涉，」他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句話，別的什麼也不說。從他那兒我們才知道，飛機迫降是因為燃料將盡。一九六一年的古巴飛彈危機過後，美國為了制裁卡斯楚，中止了與蘇聯陣營國家簽署的飛往古巴的飛機可以在美國著陸並加油的所有協議。熬過漫長的十八個小時後，面容姣美的ＫＧＢ女空服員終於小聲告訴我，華盛頓將允許飛機加油後續飛，條件是讓兩名美國空軍軍官作為觀察員同行。不用說，這兩人一定接到指示，仔細記下所有乘客的相貌特徵。

　　我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中國人。沒想到他們反倒更加驚慌。這時他倆的消化功能已達到極限，不得不輪流去廁所銷毀剩餘的文件。趁廁所門關上前的一瞬間，我朝裡面窺視了一眼，只見其中一個人站在洗臉池前，用一塊蘇聯造的粗糙的肥皂拚命在一張薄紙上蹭來蹭去。看來這一定是一封密碼信函，說不定是發給拉丁美洲國家游擊隊的指示。許多這類游擊隊直接聽命於毛主席。這些指示現在只有靠口頭傳達了。每隔五分鐘，抽水馬桶便震耳欲聾地轟鳴一陣。約午夜時分，飛機再次起飛。這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陸。除了高速公路外，什麼也沒看著。

　　天亮之前，眼前終於出現了「歡迎光臨哈瓦那何塞．馬蒂機場」的大幅標語。可風波並未就此結束。古巴方面事先不知道機上有兩名美國軍官。接下來又是漫長的等待。古巴人拿不定主意，是讓我們下飛機呢，還是把所有乘客如數遣送回莫斯科。

　　最終，古巴的安全官員設法把我們一行三人救了出來。其餘的乘客還得繼續留在機艙裡等消息。一輛寬敞的別克牌轎車在夜色中載著我們飛馳進城。首都佈滿碎石子的街道上穿梭著老掉牙的美國汽車，極為有趣。司機一直把我們送到一幢乳白色小樓前。陪同我們的安全官員翁貝托介紹說，革命前這座小樓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宅邸。翁貝托身穿一身黑色西裝，白襯衣上繫一條領帶，不像是熱帶地區的打扮。「革命前」一詞我們一天聽了不下十幾遍，每次都是用來與卡斯楚社會主義政權帶來的新氣象相對比。鑒於東德的共產主義制度是蘇聯紅軍打敗希特勒後強加給我們的，我對古巴民眾自發地選擇革命道路充滿敬意，和他們在一起倍感親切。翁貝托稱司機恩里科是古巴最好的射手，並認真地告訴我們，在古巴期間無需為安全擔憂。

　　儘管旅途極度疲勞，我們還是難以入眠，不約而同地來到屋外的花園裡。夜色凝重，空氣中飄浮著一股異國他鄉才有的甜絲絲的味道，美妙無比。四周花草繁茂，蟬聲卿卿，星空彷彿像天鵝絨般柔和，令人陶醉。我們三人中間最年輕的一個感慨萬分︰「真是不可思議。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且是在這種地方！」對他來說，天堂也不過如此。我不像他那麼易動感情，不過想到這個美麗島國的民眾憑借自己的力量擺脫了壓迫，也是激動不已。

　　抵達古巴後的第二天，和所有官方邀請的客人一樣，我們被帶去參觀古巴國父何塞．馬蒂的紀念碑和停泊在距古巴海岸不遠處的美國軍艦。它有力地提醒人們︰這個國家時刻處在敵人的監視之中。每天都能聽到人們回憶推翻巴蒂斯塔政權時的經歷。牆壁上，彈洞清晰可見。古巴人對外國人的接待不像蘇聯人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千篇一律，而是相當地不拘一格，好像巴不得能與外國客人分享他們的經歷。我們遵照主人的吩咐穿上迷彩服，來到奧連特省的科羅拉多海灘。一九五六年，卡斯楚和他的八十二名戰友穿過墨西哥在這裡登陸，打響了爭取古巴解放的第一槍。我們還參觀了豬玀灣。主人驕傲地向我們展示了一架美國B-52轟炸機扭曲變形的殘骸。

　　在此沒有必要贅述中央情報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現。一個擁有西方世界一流戰略分析家的情報機構居然在策劃入侵古巴一事中表現如此蹩腳實在令人驚訝。我一向不贊成善惡相對論。不過當美國記者盛氣凌人地質問我們情報局與解放運動中恐怖分子的關係時，我忍不住反問道︰難道美國指使人在古巴四處縱火搞破壞就代表了公民社會的理想嗎？

　　古巴的情報首腦皮內羅屬於大鬍子幫。這些人當年跟隨卡斯楚翻越馬埃斯特臘山，在山區歷盡鏖戰，直至攻佔哈瓦那。卡斯楚的弟弟、政治局第二號人物勞爾．卡斯楚和內政部長巴爾德斯一心撲在情報機構的籌建上，希望借此可以及時、準確地掌握美國人對古巴的企圖。巴爾德斯和許多古巴領導人一樣，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愛好冒險的情報人員，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們一起去外地時，他讓司機和警衛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轎車的後排，招呼我坐到駕駛座旁邊，然後以時速一百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飛馳。我假裝驚恐狀，大叫︰「沒有祖國毋寧死！」這是古巴人的革命口號。他一聽更來勁了，車子越開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來。他酷愛棒球，非拉我去看他鍾愛的球隊比賽。球打得不好時，他就怒氣沖天地跑下場，攆走那個最差的隊員，自己取而代之。

　　巴爾德斯的職業興趣在於搜集和分析政治和軍事情報。他對我們能夠提供的技術援助抱有極為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為難。巴爾德斯的辦公桌上堆放著大批西方國家的產品介紹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竊聽和遙控設備，遠距離錄音的超敏感話筒，隔牆錄音機，微型無線電發報機，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實用的東西，如噴射毒液的鋼筆，可以藏在鞋後跟的匕首等等。迷信這類玩意兒說明他對情報工作的認識還很幼稚。這些器材完全無助於判斷面前的強大對手會採取什麼行動。無論古巴如何努力，也遠遠趕不上美國強大的技術實力。我耐心向巴爾德斯解釋，一個小國若想在這場情報戰中立於不敗之地，只有另闢蹊徑。再說，向古巴傳授技術知識是蘇聯分內的事，本不該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負責。然而我的苦口婆心並沒有說服他。他對我這個情報設備推銷人越來越失望。

　　早期，古巴人對蘇聯顧問的工作諱莫如深。巴爾德斯閉口不提他們在做些什麼。我建議他找蘇聯人要設備時，他顯得很不自在。在東德，我們常常邀請蘇聯情報官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強調兩國之間的合作。古巴人則不同，盡量避免讓前來幫助他們的人出頭露面。也許這是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楚說了算的印象，從而加強他在公眾中的威信。

　　一次，我想找一位ＫＧＢ人員。途經莫斯科時，ＫＧＢ告訴了我他的名字。古巴人極盡阻撓之能事。最後我不得不略施小計，甩掉跟在後面的尾巴，直奔蘇聯大使館。日後我們與古巴人的關係有所緩和。古巴與蘇聯疏遠的另一個原因是︰古巴飛彈危機播下了不信任的種子。

　　巴爾德斯談到赫魯雪夫為了化解危機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時，怨艾之情溢於言表︰「關鍵時刻超級大國只顧自己。我們這些小國應該抱成一團兒。」

　　當年古巴共產黨剛成立不久，尚沒有能力扼殺黨內的不同意見。我在島上旅行期間，感受到古巴共產黨老黨員和老工人運動成員對卡斯楚和他的大鬍子幫的反感。老共產黨員不贊成卡斯楚搞個人崇拜。他們認為，卡斯楚被身邊的一群部長包圍，缺乏更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返回哈瓦那見到巴爾德斯或勞爾．卡斯楚後，我馬上意識到有人已向他們會報了我在外地與人交談的內容。我不禁覺得十分滑稽。我這個情報頭子大半生幹的就是核對和分析有關他人的這類情報。可古巴人對此面無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話反倒顯得失禮。一次，巴爾德斯主動提及我在鄉下問的一個有關卡斯楚政權內部是否穩定團結的問題，接著不厭其詳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隨時豎起耳朵，捕捉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我們忍不住跟主人開了個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樓，幾個同事捧著鮮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來。那瓶酒還是他們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時買的。原來這一天是我的生日。來古巴後一直沉浸在亢奮狀態中，早把生日忘到腦後。同事們卻記在心裡。不過即使沒忘，我也不想聲張，害怕讓古巴人知道了而為我正式慶祝一番，沒完沒了地祝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們幾個人喝了幾杯伏特加酒後各自上床就寢。第二天，警覺的翁貝托纏著我們問昨晚為何事慶祝。我裝出一副面容嚴肅的樣子，鄭重地告訴他，東德剛剛成功地發射了它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眾所周知，只有一顆人造衛星，還是蘇聯人幾年前發射的。翁貝托對我的話深信不疑，取來一瓶酒和幾個酒杯，就東德的太空飛行項目發表了一篇有份量的講話，表示它標誌著古巴與東德關係的一大發展。至於為什麼會是這樣，他則含糊其詞。

　　不過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麼重大的消息他一點沒聽到，我們又是怎麼知道的呢？我讓他保證絕對守密後解釋說，我們是透過一台特殊微型收發報機得知衛星上天的消息的。收發報機小到可以裝進口袋裡，功率卻大到可以接收發自東柏林的訊號。我給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發報機起名為「戈戈風」，並告訴輕信的翁貝托，這台收發報機存在本身乃屬於最高國家機密。世界上僅有這一台，目前仍處在測試階段。翁貝托指天發願，決不告訴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內政部長舉行的宴會上，所有人都向我們打聽有關東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說，在古巴難得聽到國內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長地沉默了片刻後，皮內羅脫口問︰「不是有戈戈風嗎？」我不得不告訴在座的人，這是跟翁貝托開的一個玩笑。此後，可憐的翁貝托落了個戈戈風的外號。

　　天長日久，我與皮內羅的交情越來越深。早期頗為稚嫩的古巴外國情報機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憑著我與古巴上層領導人的老關係，有時可以把我們的人藏在古巴。作為報答，我為皮內羅採買他所需要的竊聽、解碼和特殊攝影器材。一九七三年智利阿連德總統遇害後，皮諾切特將軍瘋狂捕殺左派人士。我們協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智利人，因此東德挺身而出，幫助智利的反對派人士。昂納克喜歡看到東德向處境困難的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當時智利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片白色恐怖。軍人極右政權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這些國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東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七○年代東德援助拉丁美洲國家的舉動使它贏得了人心。

　　皮內羅還向我講述了切．格瓦拉離開古巴前他倆最後幾次交談的情況。切．格瓦拉對蘇聯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以結束危機的行為失望至極。

　　「切以為他可以在其他國家重演古巴的勝利，從而為我們減輕壓力，」皮內羅說，「可古巴的情況十分特殊，不同於其他國家。他走之前我們大家就看到了這一點。」

　　一九六七年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害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東德姑娘塔瑪拉與他同時罹難。塔瑪拉的父母從德國移居到阿根廷時，她還是個孩子。一次她作為翻譯陪同一個東德青年代表團訪問古巴，之後未經允許留在古巴，愛上了格瓦拉，並與他一道踏上了最後的征途。這段愛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為東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瑪拉死後，我的副手提醒我，我們第一次訪問哈瓦那時曾見過她一面。在古巴內政部入口處，他曾停下來與一位身穿軍裝的秀美姑娘交談了幾句。她就是塔瑪拉。此後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測當時皮內羅正在幫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維亞的準備。不過我在古巴期間，從來沒有人向我提過格瓦拉。古巴人已經學會遵守情報工作的第一要義︰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該知道的事。

　　勞爾給我的印象與皮內羅和巴爾德斯截然不同。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沉穩，有政治家風度。勞爾不像一些同事那樣愛感情用事，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冷靜地分析古巴的處境。我從來沒有聽他暗示過疏遠蘇聯或是流露出對蘇聯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只有勞爾最守時，每次約會總是準時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這一點。勞爾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時習慣開玩笑，稱他是普魯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間，勞爾潛心研究馬克思理論和軍事原理。每逢會客時，樂於向人顯示自己熟知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以及軍事知識，儘管古巴與蘇聯和東歐遠隔千山萬水。

　　一九八五年，應尼加拉瓜內政部長博爾赫的邀請，我從古巴前往馬拿瓜訪問。訪問期間，賓主共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革命勝利六週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古巴人還是尼加拉瓜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國家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兩國民眾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動不已。在東德時，經常聽到周遭人們對現實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在這兩個國家卻極少聽到有人發牢騷，至少在那個年代裡。我非常羨慕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我深知，東歐各國民眾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佔領他們的國家，強迫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政府始終心存怨恨。

　　古巴人回訪東德時，我們始終為他們的安全懸心吊膽。卡斯楚喜歡出國訪問。隨著國內公務日趨繁重，訪問千里迢迢之外的友好國家令他感到心曠神怡。當然，熱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與我們這些北歐人大相逕庭。卡斯楚訪問東德期間，負責他及代表團其他成員安全的警衛人員一想起那通宵達旦的飲酒作樂就不禁心驚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請陌生人，通常是在東柏林遊學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地一同聚會。我聽說一次卡斯楚拗不過陪同他的東德官員，佯裝上床睡覺。待四周無人，偷偷溜出房間，順著下水道爬到樓下，跑到其他聚會地點繼續狂歡。此事發生後，我們考慮最好還是想個辦法，晚上讓我們的客人玩得更盡興。有人提議邀請東德電視台芭蕾舞團的女團員同古巴人一道聯歡。果然，此後再沒有出過事。每次聽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方式，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貧乏，每天像所有德國人那樣，只知道盡忠職守，埋頭工作。

　　我們與尼加拉瓜的合作遠遠不及與古巴的合作。古巴人常向我們抱怨說，馬拿瓜簡直像個篩子，什麼祕密也保不住。尼加拉瓜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日子裡，不管什麼人，只要參加過武裝鬥爭就被政府當做自己人。得到美國人支持的反政府武裝猖獗一時。原因之一就是尼加拉瓜安全部門審查制度鬆鬆垮垮。我們在職務最穩定的安全官員中尋找可以共事的夥伴。也許是意識到了自己名聲不佳，這些人與我們打交道時極為詭秘，堅持在室外，而不是內政部大樓裡會晤。

　　我方為加強尼加拉瓜安全做出的最大貢獻是為它訓練總統和各部部長的保鏢。這幾乎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的一個看家寶。東德保鏢質量之高舉世聞名。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紛紛邀請我們派專家為他們訓練貼身警衛。一般來說，我們是有求必應，巴不得有這樣一個機會既可以幫助處境困難的盟友，又無需捲入他們國內的治安工作。此外，我們還提供了少量的技術援助，如特殊沖印和放映器材。每次我們回訪時，主人都十分驕傲地將精心保養的這些器材拿出來給我們看。送給非洲國家的物資的下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全力以赴相助的國家是智利。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軍人發動推翻阿連德總統的政變時，東德在聖地牙哥沒有任何情報人員。兩年前，我關閉了情報局在智利的據點，派駐當地的兩個人也被撤回。不過我們並沒有因此兩眼一抹黑。年初時，我們情報局曾警告過阿連德和共產黨領導人柯爾瓦蘭，一場軍人政變迫在眉睫。可他倆以為智利軍隊有著服從文職政府的長期道統，不會插手政治，把我們的話全當耳旁風。我們是從西德情報機構那裡得到這一消息的。西德人在智利樹大根深，對反叛分子和中央情報局的企圖瞭如指掌。

　　聖地牙哥市內戰鬥最激烈的時候，「民眾團結陣線」的部分領導人來到東德使館避難。他們中間最知名的要數智利社會黨總書記阿爾泰蜜拉諾。此前，東柏林已斷絕了與智利的外交關係。這意味著，由東德政府出面交涉這條路已經走不通。然而昂納克此時渴望擴大東德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增加在國際上的影響，因此決心幫助智利社會黨人逃出虎口。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阿爾泰蜜拉諾的一位同事。對他來說，逃亡的社會黨人的生死存亡不僅有著戰略意義，而且牽動著個人情感。

　　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於是揭開了帷幕。一批最優秀的東德情報人員從東柏林風塵僕僕趕到智利，分別查清智利各機場、瓦爾帕萊索港口以及與阿根廷接壤的公路過境點的邊防檢查情況，並臨時在阿根廷制定了一項外逃方案。逃亡人員藏在構造特殊的汽車裡被偷偷送出國。這和幫助東德人逃到西德採用的辦法沒什麼兩樣。陸上邊防站突然加強過境檢查後，這種辦法風險太大，我們又改換手法，讓東德貨輪改道去瓦爾帕萊索港停靠，將部分逃亡者藏在水果和魚罐頭的麻袋裡運上船。我們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把阿爾泰蜜拉諾救出智利，經阿根廷來到古巴，然後赴東柏林。

　　我們在智利的營救活動並沒有逃過美國情報機構的眼睛。沃格爾與美國人討價還價後用蘇聯關押的異己作家布科夫斯基換回了被捕的柯爾瓦蘭。智利阿連德的教訓對古巴人刺激很大。勞爾．卡斯楚告訴我，智利政變後，哈瓦那的領導人緊張萬分，擴大了全民防禦體系。同時，他和卡斯楚不再一起外出，或是在同一公共場所露面。

　　昔日的古巴給人以希望。今天人們卻心灰意冷。回想這一切，令人無比感傷。一九八五年我重訪古巴時已感觸頗多。那次訪問距我第一次踏上這個國家的土地已相隔二十年。所到之處，商品匱乏，經濟凋零。古巴民眾對未來悲觀失望，言談中流露出孤立無援之感。

　　「如果美國人入侵我國，現在有誰會幫助我們？」一位古巴高級情報官員憤憤地說。他的話一語破的。莫斯科背上了阿富汗這個沉重的包袱。戈巴契夫對西方世界的開放政策意味著古巴得不到什麼實質性的援助。我搭乘的飛機臨近哈瓦那時──這回中途沒有突然迫降紐約──一陣苦悶和失望湧上心頭。現實生活中的共產主義似乎與我青年時代的理想越來越遠。一九四五年，我正是懷著這一理想返回德國。而包括卡斯楚在內的政治家的一廂情願與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的現實差之千里。戈巴契夫的上台曾給人帶來一線曙光。我默想，也許莫斯科的這一變化會有助於古巴和尼加拉瓜找到新的辦法，克服它們因比鄰美國的不利地緣政治位置而面臨的困難。

　　那裡想到，戈巴契夫新路線的結果是古巴的徹底孤立和桑地諾陣線在尼加拉瓜的失敗。實際上莫斯科已不再管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危。克里姆林宮第一次明確表示，它接受並尊重美國的勢力範圍。戈巴契夫剛上台時，我以為今後的氣氛會更加寬鬆，會有更多的個人自由，從而給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帶來新的生機。結果是大錯特錯。

　　我最後一次訪問古巴是一九八九年春天。當時東德國內問題成堆，已令我焦頭爛額。許多問題在古巴也可以看到。我們兩國都拒絕了戈巴契夫推行的政治開放和經濟改革的路線。看到貨架上空空如也的商店前排起的長龍，我心裡有一種不祥的第六感。我無法想像卡斯楚政權可以支撐下去。然而歷史卻跟我們開了一個大玩笑。幾個月後土崩瓦解的卻是東西方分析家一致認為比古巴穩定得多的東德。莫斯科拒絕向昂納克提供長期庇護。曾向受迫害的智利社會黨人伸出過救援之手的昂納克被迫流亡智利，並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那裡去世。

　　環顧四周，社會主義的理想紛紛破滅。在智利，阿連德的民主社會主義被埋葬在血泊中。古巴革命後建立的多元化社會和種種創舉曾令我耳目一新，如今也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個專制政權。我半是好奇，半是痛苦地關注著卡斯楚試圖靠自己的力量改革振興古巴的努力。蘇聯甚至連裝裝樣子表示支持都不肯。卡斯楚一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

　　在古巴問題上，我和在世的最偉大的德國作家京特．格拉斯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寫道︰「我始終反對古巴實行的不切實際的社會制度。然而今天這一制度行將滅亡之際，我看到除了巴蒂斯塔外，沒有另一種制度可以取代它時，又決定支持卡斯楚。」

第十六章　末日

　　一九八○年，波蘭成立了以華勒沙為首的獨立的團結工會。整個東歐陣營為之震動。比鄰波蘭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感受尤其強烈，擔心波蘭局勢的動盪會殃及自身。波蘭工會在民運中的帶頭作用令波蘭共產黨上層坐臥不安。工人罷工後，波蘭共產黨再也無法自稱代表所有勞動民眾了。

　　七○年代末，根據外國情報局提供的準確情報，我們瞭解到波蘭社會不滿情緒日益蔓延。華勒沙圈內有我們的耳目。波蘭最著名的知識分子米赫尼克身邊也有人向我們通風報信。不過波蘭與東德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始終彆彆扭扭。即便我們告誡波蘭當局有可能爆發騷亂，他們也聽不進去。

　　眼看地平線上烏雲密佈，東柏林的國家安全部及與波蘭接壤的東德各省國家安全局分別成立了關於波蘭問題的特別工作組。對外國情報局來說，當務之急是摸清支持團結工會的西方政府、政黨、情報機構以及諸如工會之類的民間組織的真實意圖。波蘭情報機構的同事請我們幫助監視流亡海外的波蘭人組織，尤其是位於慕尼黑的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和在巴黎辦的《文化》雜誌。波蘭騷亂最嚴重的時候，我們徵得波蘭內政部的同意，直接在波蘭國內搜集情報，並制定出種種宣傳方針，積極引導波蘭國內的輿論。同時，我們還掌握了西德情報機構內負責波蘭海外人士部門所從事的種種活動，從而可以針鋒相對地予以還擊。

　　然而我們預先發出警告也好，波蘭政府加強對民眾的防範也好，均於事無補。團結工會是一個嶄新的組織。東歐各國持不同政見者過去一向認為，任何改革必須以保障經濟和社會穩定為前提。團結工會卻反其道而行之，罷工工人處處與政府作對。後者顯然心虛膽怯，步步後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雅魯澤爾斯基在全國實行軍管只不過延緩了局勢的惡化。

　　一九八一年，我萌發了退休的念頭。一來事業上已功成名就，二來一九七二年簽署的基本條約步履蹣跚，成效甚微。昂納克成了又一個死抓住權力不放的年邁領導人。有人勸我競選中央委員，繼而爭取進入政治局。然而在這種氣候下，我無意尋求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再說米爾克會不遺餘力阻擋我。我把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日記裡寫道︰

　　米爾克不明白，我對政治上的陞遷已無興趣。一則這會給自己再繫上一條繩索，限制了選擇的自由。二則我們選出的權力機構徒有虛表，在裡面幹只會白白耗費精力。幹嗎還去當那個官呢？

　　我開始博覽群書，對各種新觀點以及對我國自稱的「當今世界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出的種種批評敞開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著的《抵抗之美學》。魏斯在此書中夾敘夾議，回首往事的同時還剖析了史達林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後果。弟弟康尼正打算拍一部名為《三個人》的電影或寫一部同名小說，講述童年時代他在莫斯科與弗洛赫、維克多．菲舍爾和喬治．菲舍爾結下的友誼。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三十年後，四個人在美國再次重逢。康尼參加過蘇聯紅軍，日後成為著名電影導演，東德藝術學院院長。弗洛赫的父親是著名德國共產黨人，死於史達林的大清洗中。此後弗洛赫返回德國定居。一九三九年德蘇同盟破裂後，他參加了德國空軍，對蘇作戰。戰後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築商。喬治是美軍上尉，我猜測他也許與美國情報機構有瓜葛。儘管三人信仰不同，經歷迥異，冷戰卻未能熄滅他們內心對童年友情的懷念。

　　一九八○年康尼著手準備拍這部電影時已身患癌症，並於一九八二年三月病故。現在只能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業。每天，我攜帶他的筆記和提綱來到辦公室，一面記下我的讀後感，一面四處查找資料。我很快感到，這項工作比繼續幹情報這一行更有意義。以前發展新的間諜或策劃情報活動讓我興奮異常。如今只有埋頭在這本書裡時才有這種感覺。

　　（我在日記裡寫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會接著康尼的劇本寫下去。他們對此充滿希望。對認識康尼的人來說，早日看到這本書乃是他們的一大心願。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時間的緊迫。此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一九八三年初，我窺探到了華沙條約組織已病入膏肓的實情。隱藏在北約組織內的頭號間諜魯普設法搞到了一份北約分析東西方在全球範圍內力量對比的報告。該報告對蘇聯體制的種種弱點以及它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我心裡清楚，西方對社會主義陣營內存在的問題所做的分析相當準確。我同樣清楚地知道，那些「花崗岩腦袋」──對現實不滿的人送給我國年邁的領導人這一綽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改變現狀。情勢似乎無可救藥地一天天惡化下去。我情緒低落消沉，深感再幹下去意思不大。

　　我將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見連同報告交給了米爾克。米爾克再透過ＫＧＢ頭子切布里科夫把它轉給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我們的這份「評論意見」既不能掩飾北約報告描繪的這幅黯淡圖景，又不能顯得我們在一旁看笑話。為了把握好調子，我找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助手苦思冥想。

　　一九八三年二月，我利用訪問莫斯科的機會告訴米爾克，我已開始考慮退休。那年我滿六十歲，米爾克七十五歲。我倆都該考慮找人交棒的問題了。米爾克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我不肯退讓。他沉吟了片刻後終於原則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訴我，具體退休時間要由他定。他已聽說了我打算寫完康尼開了一個頭的《三個人》劇本，嘲諷地說︰「哪有情報首腦寫劇本的！」不管怎樣，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上。

　　東德社會上蔓延的不滿情緒透過國家安全部厚厚的圍牆，開始在我們內部瀰漫。國家安全部內有專供高級官員使用的桑拿浴室。在這裡說話往往更隨便些。一次和外交部的兩位高級官員洗桑拿浴時，他倆流露出對莫斯科和東柏林年邁遲鈍的領導人極其失望，並透露東德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並非晴空萬里。契爾年科對昂納克接近柯爾的舉動疑竇重重，擔心西德人想培養一種泛德意志的民族認同意識，以取代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團結。一九八四年東德與蘇聯在莫斯科舉行尖峰會晤時，契爾年科警告昂納克，這樣搞下去最後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你不要忘了，東德與西德發展關係時必須把蘇聯的安全利益置於首位，」他補充道。

　　這一警告顯然是給昂納克打算正式訪問波昂的計畫潑冷水。這兩位外交部官員告訴我，兩國首腦的會晤在冰冷的氣氛中結束。昂納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東德代表團駐地後，他一反常態，大發脾氣，罵契爾年科頤指氣使。返回東柏林後，昂納克對米爾克傾吐了自己內心的無奈和不滿，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對，他決心實現訪問波昂的計畫。與此同時，蘇聯報刊開始大肆攻擊昂納克。

　　由於我精通俄語，在莫斯科又有許多熟人，上面讓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給切布里科夫打了電話，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這種事屬於黨務。情報機構無權過問。

　　昂納克訪問波昂的計畫擱淺後，我們與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兩國關係空前緊張。兩位領導人誰也不想先找個台階下。為了安排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直接通一次電話，甚至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透過竊聽電話，我們偷聽到波昂政府發言人伯林與另一位西德高級官員討論莫斯科與東柏林頂牛兒的部分談話內容。「這件事越來越熱鬧。《達拉斯》和《王朝》兩部電視劇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評論說。

　　一九八四年八月，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的首腦會議只開了一天，並以失敗告終。結果這位總書記和數百萬東德公民一樣，無法訪問西德。他被迫在西德問題上剎車急轉彎，發表了一個聲明，稱「目前的大氣候」不適於召開一次東西德領導人的首腦會議，因此必須暫時擱置一邊。昂納克緊繃著臉，對助手平靜地解釋說︰「暫時擱置不等於『取消』。」

　　昂納克覺得蘇聯人不僅在外交上，還在經濟上處處與他作對。莫斯科逐漸削減了向東德出口的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的石油。「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納克常愛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對東德一沒有足夠的財富，二沒有實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實視而不見。為了跟莫斯科鬥氣，他搞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小動作，如同中國改善關係。

　　此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及蘇聯的有識之士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意識到個人與國家的命運，包括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正處在大變動的前夜。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德累斯頓地區黨的領導人穆得羅。穆得羅頭髮灰白，說話輕聲細氣，待人彬彬有禮。他平時生活儉樸，只有一套三間住房，開一輛普通小汽車，從不去享受黨內領導人擁有的種種特權。穆得羅以講話坦率而著稱，與許多頭腦簡單、自以為是的黨內高級幹部形成鮮明對比。在一個慣於掩飾事實真相的黨裡，像他這樣直抒己見的人實屬罕見。「付我這份工資不是讓我去弄虛作假，」穆得羅曾對我說過。我在苦悶之中總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倆談到馮．阿登，一位出身貴族的傑出的物理學家。阿登擺脫了種種羈絆，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潛心從事科研。他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政府部門的研究所遠遠趕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對國家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深為關注，擔心我們在與西德的科技競賽中已被遠遠甩在後面。而輸掉這場競賽的後果將是亡黨亡國。

　　穆得羅不過是黨的地方領導人，能否進入政治局並不清楚。顯而易見，只要昂納克在位一天，我這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對黨的路線施加什麼影響。阿登又年紀太大，況且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的權力鬥爭毫無興趣，只求保證自己的科研不受干擾。我們於是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穆得羅身上。

　　後來有人捕風捉影地把我與穆得羅的會晤說成是我們這些黨內改革派人士密謀把穆得羅扶上台，在東德實行蘇聯式的改革。其實我們並沒想走這麼遠。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上台後，我和穆得羅一致認為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可喜變化。我在日記中寫道︰

　　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老態龍鍾，換了一茬又一茬。現在終於有了一位新的總書記。人們又一次懷有希望。與以往比，這次蘇共領導人的更迭似有本質上的不同。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在自挖牆腳。我們內部的無能、無知、自吹自擂、以及嚴重脫離社會大眾等惡習給自己造成的損害乃是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此後，我與穆得羅每年都要見上一兩次面，彼此交換看法。但我並沒有為他上台在幕後積極奔走串聯。如果確有此事，我現在會驕傲地公佈於眾。令人痛惜的是，我和穆得羅都沒有及時袒露自己內心的絕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起時，我倆毫不掩飾對現狀的不滿。但也僅此而已，並沒有積極地去推展改革。和眾多人微言輕的人一樣，我與穆得羅坐等黨內出現一位救世主取代昂納克，為我們開闢一條新航線。

　　我想退休還有一個純粹的個人理由︰我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安得烈婭。我的第二次婚姻瀕於破裂。一次我去妻子克麗斯塔家鄉凱爾．馬克思城出差，結識了安得烈婭。一九八五年，她與丈夫又來我家做過客。年輕時，安得烈婭因試圖逃離東德坐了四個月的牢。此事雖已過去多年，聽她講述這段經歷時我心裡很不好受，感受到本國民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向覺得外國情報局局長幹的工作和國內鎮壓並不沾邊，屬於正當職業。然而看到本國異己分子以及那些無非是想移居海外的人受到如此粗暴的對待，我不禁羞愧難當。

　　一九八六年初，我找到米爾克，向他公開了與安得烈婭的關係。他聽後火冒三丈。米爾克在兩性關係方面是個老古板。火消之後，他竭力勸我至少表面上維持目前的婚姻，並表示可以把安得烈婭調到我的身邊。在愛情方面，米爾克不是個有見地的人。他最關心的還是守密。我妻子是國家安全部在凱爾．馬克思城的從業人員，對我的工作所知頗多。米爾克生怕我妻子一怒之下會向西德洩露有關我個人及情報局工作的內情。

　　我拒絕了他的建議，堅持與安得烈婭結婚。米爾克氣得要死。有同事透露說，米爾克下令竊聽我的電話。我現在開始體會到受到政府懷疑的普通東德人遭受的種種不便。克麗斯塔也被置於二十四小時監視之下，恐怕她會投敵叛變。一次在保加利亞度假時，她還是設法甩掉了跟在後面的尾巴，結識了一位西德商人。米爾克斷定此人是西德情報機構派來勾引她的羅密歐。當初我想出的羅密歐手法今天反用到我的前妻身上，真讓人哭笑不得。那段時間，我做好了精神準備，說不準哪一天西德的一家小報會突然登出前妻的照片以及我們婚後生活的細節。最後，在國家安全部答應給她一筆錢並安排一個稱心的工作的誘惑下（也許她本人也不無理由地猜到了西德情報機構正試圖用羅密歐之術拖她下水），克麗斯塔選擇了留在東德。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精心培養的傳人華納．格羅斯曼表示已準備就緒後，米爾克終於批准我退休。我任情報局局長將近三十年，今朝掛印而去無疑是情報局內的一件大事。我們都希望這次人事更迭儘可能順利平穩。我與米爾克就退休後的待遇達成了一筆交易，其中包括在一棟俯瞰施普雷河的柏林公寓裡為我新分了一套房子。至今我仍住在這套房子裡。儘管黨政高級官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享受種種特權，可說到底這些特權是與職務連在一起的。國家給予的，同樣也可以收回。為了撰寫回憶我的情報生涯的材料以供國家安全部參考以及《三個人》的劇本，我請國家安全部為我提供一名秘書，一名司機，並在國家安全部大樓裡留了一間辦公室。作為交換，我的繼任人和米爾克可以隨時找我諮詢。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國家安全部隆重地為我的退休舉行了歡送會。米爾克想按道統的蘇聯提法簡要地做宣佈︰「沃爾夫同志，由於身患重病──」我身體好好的，不想以謊言開始我的新生活，因此堅持換一種更接近事實，儘管聽上去有點詭秘的提法︰「根據本人的願望，沃爾夫將軍從沙（國情報）總局退休。」僵硬死板的正式歡送會後，我個人又在小範圍內舉行了一次風格調異的告別會。面對彼此可以掏心窩子的同事，我頗為動情，衷心感謝他們與我的多年合作，並隱約提到過去幾十年裡經歷過的恐懼、無奈和艱辛曲折。我相信他們一定也有同感。我還引用了布萊希特說過的一句飽含譏諷的話︰「一名共產黨員頭戴的鋼盔上彈痕纍纍。有些是敵人的子彈打的。」

　　我讚揚了戈巴契夫的改革。在場的人不禁面面相覷。他們知道，我國領導人一直避而不提改革開放。最後，我引用了父親寫的一首題為《一個凡人的自白》的詩結束了發言。這首小詩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性格。我覺得它也是對我的真實寫照。詩的大意是︰

　　假如我恨得太深，

　　愛得太瘋狂，

　　原諒我吧，因為我是一個凡人。

　　聖賢與我生來無緣。

　　我和安得烈婭隱居鄉下，埋頭閱讀整理康尼描寫三個人經歷了冷戰後仍未泯滅的友情的初稿。多年來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暢坦然。《三個人》一書隱含地批評了史達林主義，歌頌了超越兩種敵對的意識型態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我深知該書出版後，會在東德產生相當大的反響。我決心提出一個東德國內從未公開討論過的課題︰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以及大逮捕年代的瘋狂。借助戈巴契夫開放政策的東風──昂納克拒絕倣傚蘇聯在東德推行開放政策，東西德的兩家出版社同時出版了這本書。

　　與此同時，我和一位導演朋友還合作拍了一部描寫我父親一生的電影。《一個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將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內容因涉及史達林的罪行需要刪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國期間，影片中的這部分內容還是被砍掉了。對這種隱瞞歷史（由此類推，也是隱瞞現實）的荒唐行徑，我忍無可忍。同大多數東德人相比，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可以見到總書記。我找到昂納克，向他反映了這一情況以及聽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類似遭遇。他們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的問題被武斷地刪來改去，對此他們毫無辦法。和以往一樣，昂納克待我十分客氣，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訴我和其他作家就刪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隨後他承認，刪掉電影中揭露史達林暴行的那部分內容是他個人的決定，並不肯做任何實質性的讓步。我抱怨說，不提史達林的罪行就無法描寫三○年代蘇聯的那段歷史。昂納克回答說︰「你難道沒看出來？如今蘇聯那邊，歷史一天一個樣。這都是讓開放政策攪的。」

　　我不肯就此罷休︰

　　「過去幾十年裡，我們一直宣傳蘇聯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現在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怎麼跟民眾交代？戈巴契夫在東德民眾心目中威望很高。說他的做法是錯誤的難以服人。受他的開放思想的影響，東德民眾聯想到本國的輿論政策，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論和出版自由。這個問題是不會自行消失的。」

　　昂納克揚起下巴，倔強地說︰「我永遠不會允許東德境內發生蘇聯正在發生的事。」我問他是否瞭解示威抗議的隊伍正在日益膨脹。他們得到了東柏林和萊比錫路德教會的支持。幾個月後，這批人成了東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間力量。

　　「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對付他們並不難。」昂納克說。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東德社會動盪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個人》與讀者見面了。此前，東德政府剛剛查禁了一期蘇聯《人造衛星》雜誌。這一期上登有新近發表的揭露史達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分歧於是公開化了。如今東柏林反過來倒對蘇聯實行新聞檢查。

　　我決定利用這本書在東西德同時出版的機會公開站出來支持改革，反對病入膏肓的現政權。我表示不贊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衛星》雜誌。當西德的一位電視台記者問我對戈巴契夫怎麼看時，我回答說︰「我為蘇聯有他這樣的領導人感到高興。」

　　第二天，我聽說我成了政治局成員在每週一次的碰頭會上討論的話題之一。米爾克打電話通知我，政治局認為我的表態是對黨的領導人的攻擊，並決定我不得在即將舉辦的萊比錫書展上就《三個人》一書接受新的採訪。借用美國政治中一種粗俗卻入木三分的說法，我在帳篷裡往外尿了一輩子後，現在開始體會到人在帳篷外往裡尿尿的滋味。我沒有去正面頂撞政治局的決定，而是繼續在全國各地巡迴推銷我的書。此時正值國內危機日益加深。民眾對五月份選舉中統一社會黨靠操縱選舉程式得以繼續執政越來越反感。

　　當年夏天，東德人透過匈牙利新開放的邊界潮水般地湧入西德。我和其他幾位深諳國家安全部的有頭腦的同事一樣，十分擔心會爆發流血事件。醞釀了幾十年的積怨已接近沸點。我找到昂納克的當然傳人、身材結實然而缺乏想像力的克倫茨，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如果動用已呈如驚弓之鳥的國內安全部隊對付示威者，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難免。這些部隊只從手冊上見過這種場面，根本沒有對付它的經驗。我遞給他一份備忘錄，裡面解釋了下一步應採取的步驟。克倫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

　　「這個我懂，米沙，」他說，「政治局裡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寫的這篇東西，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個字，第二天我這個委員就得給人擼了。別忘了，戈巴契夫在前三任總書記期間沉默寡言了幾十年才自己當上總書記的。」他的這番話與我多年前從安德羅波夫那裡聽到的如出一轍。

　　十月十八日，昂納克和歷史上所有獨裁者一樣，在眾叛親離之後被迫下台。沒有哪一個人出面對此承擔責任。然而如果沒有米爾克的積極參與，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是不可能被攆下台的。克倫茨被扶到了總書記的位置上。他在電視台發表了一通不痛不癢的呼籲和解的講話。面對極其嚴峻的情勢，他顯得力不從心。

　　布萊希特有個精力充沛、深明大義的孫女，叫約翰娜．沙爾。她邀請我參加定於十一月十四日在東柏林開闊的亞歷山大廣場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這是一次呼籲和平變革的集會。我深知現在已不是謹言的時候了。參加這次集會的還有作家沃爾夫、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對派團體「新論壇」的領導人博萊和賴希。面對眼前晃動的要求結束一黨專制的標語牌海洋，我心裡明白，統一社會黨獨攬大權的末日已經來臨。

　　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奮鬥了一生的事業就此完結。我仍然認為，如果有一個既奉行社會主義政策，又允許民眾享有廣泛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及財產權利的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可以繼續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竭力勸說參加集會的五十萬人以及坐在電視機前觀看的數百萬人不要使用暴力，並譴責了目前不分青紅皂白，把國家安全機構的每一位成員當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替罪羊的氣氛。這時，人群中開始發出噓聲。他們根本沒心思聽國家安全部的一位前將軍高談闊論什麼鬥爭要有理有節的大道理。

　　我不無痛苦地意識到，逃避過去是枉然的。我必須習慣為國家安全部的所作所為以及我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陰暗面承擔責任，雖然我對這類行為既不知情，也沒有同意過。當然，對人群中有人哄我這一點我是有準備的。不過那一天總的感覺是痛快極了。我為自己終於站出來講出心裡話感到如釋重負。晚上回家後甜甜地睡了一覺。這是我幾週以來睡的第一個好覺。

　　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德總理柯爾就德國統一問題提出了一項十點計畫。此後，特別是十二月四日這一天在萊比錫每個星期一舉行的集會上，開始出現零星的呼籲德國統一的標語。然而那一天在東柏林，沒有人喊出這樣的口號。講演人和參加集會的群眾各自闡述了對祖國未來的不同想法和觀點，但大家有一種強烈的同舟共濟的感受。今天想來，那一天恐怕是我們憧憬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末日。

　　此事過去五天後，我在波茨坦的一家作家俱樂部正在參加《三個人》一書的討論會時，門突然被人撞開，一個小伙子喊道︰「邊界開放了！」滄桑之變，竟在這一瞬間。一夜之間，我畢生獻身的世界土崩瓦解。當天晚上，千家萬戶的電視機裡播放出柏林圍牆坍塌的畫面。這道曾鞏固了意識型態對立的混凝土屏障沒過多久淪為一塊塊碎石，被人們當做紀念品收集。從現在起，我不得不去適應一個新的世界。迄今為止，它一直是我的敵人。在這個世界裡，我成了一個陌生人，一個來自破滅了的烏托邦的逃難者。

　　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一群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備而來的，衝進我曾服務過的國家安全部內，搶走了裡面的檔案。這批材料隨後落到西德情報機構手裡。其中部分經過精心挑選的內容被洩露給了新聞媒體。由於一般老百姓只聽說過米爾克和我，每天針對我的攻擊謾罵之聲幾乎不絕於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紅軍派的恐怖分子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庇護一事上。對於攻擊我的人來說，找不到可以證明我個人與紅軍派成員打過交道的證據無關緊要。憑我在國家安全部裡的一個部門幹過這一點就足以給我定罪。

　　夏天，報復空氣越來越濃。一項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情報人員大赦的法案在波昂議會上受到阻撓，未獲透過。我毫不懷疑，一九九○年十月三日德國統一之日，也是我被捕入獄之時。徵求了律師和朋友的意見後，我決定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希望能夠在國外繼續想辦法保護我的老部下。他們中最後一批人於一九九○年四月離開國家安全部。動身前；我給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外交部長根舍及勃蘭特分別寫了信，表示決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國是我父母的祖國。經歷了海外的長期漂泊後，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事業和追求。柏林的地下長眠著我的父母和弟弟。對我來說，德國是我奮鬥過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愛過戀過的地方。我在德國這塊土地上既做出過貢獻，也有過失誤，做過錯事。我在寫給聯邦檢察官馮．施塔爾的信中說︰「我和東德情報機構的其他成員參與冷戰的模式與其他情報機構成員沒有什麼不同。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冷戰似乎還在繼續，非要決出個輸贏勝負不可。敗者的下場就是受到無情的報復。」

　　我想清楚無誤地說明，雖然我可能會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一旦得到可以受到公正審判的保障，我會毫不猶豫地返回德國。與此同時，我還把這一決定告訴了ＫＧＢ柏林站站長諾維科夫。他微微一笑，說ＫＧＢ已經知道西德當局企圖以免於起訴我為條件換取我向他們洩露機密，並對我拒絕合作的立場感到欣慰。他沒有透露ＫＧＢ是怎麼知道的。諾維科夫向莫斯科會報了我們會晤的情況。幾天後，我收到他的一個口信，說任何時候我遇到危險都可以找ＫＧＢ。

　　我和諾維科夫一致認為，危急關頭我和妻子自己想辦法逃離德國，以避免造成蘇聯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時，我可以撥一個祕密電話號碼，ＫＧＢ會助我們一臂之力。事到如今，這已是我們能夠指望的最大協助了。我當時仍心存一線希望，在歐洲避上幾個星期的風頭後，待德國國內的迫害浪潮平息下來即可回國。

　　九月二十八日，距德國統一還有六天，我和安得烈婭悄悄打點好行裝，動身去奧地利。我們持的是真護照，開的也是自己的車。我可不想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違法行為被人抓住，因此出國旅行從來不持假護照。我們像夏末去山區度假的旅遊者一樣，駕車駛向德奧邊界。邊防警察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我倆的護照，揮手放行。待車子駛到警察視線之外後我停下車，與安得烈婭緊緊擁抱，好似一對寄宿學校逃學的頑童。

　　隨後的兩個月裡，我和安得烈啞開車在奧地利鄉村轉來轉去，專揀小旅店或私人出租房間住宿。有時，奧地利左派圈子裡的老朋友請我們住在他們家裡。我和安得烈婭都沒有化裝。十月三日我逃離德國的消息傳出後，各家報紙的頭版經常可以看到我的照片。不消說，旅館大廳和服務台都擺放著這些報紙。奇怪的是，似乎沒人想到我就是這個失蹤的「頭號通緝犯」。有幾次安得烈婭注意到有人仔細打量我，或有人小聲驚嘆。這種時候，我們便立即轉移他處。這段經歷極不尋常，既讓人懸心吊膽，又其樂無窮。說來也怪，我竟有一種返老還童的感覺。不過我深知我倆不可能像美國的邦妮和克萊得這一對年輕罪犯一樣永遠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們想再試試能否去以色列，但沒有結果。以色列人曾許諾過給我簽證，可到了維也納後又杳無音訊。我不想為了拿到以色列簽證在奧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直到一九九五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報》報社邀請我與一批摩薩德的退休官員會面並會見前總理沙米爾）。一天晚上，我和安得烈婭在下榻的一個奧地利村子吃晚飯。望著她那張楚楚動人又憂心忡忡的臉，我意識到眼下只剩下去俄國這一條路了。我當時仍抱有一線希望，戈巴契夫會在他的朋友柯爾面前為我們求情。我在奧地利給戈巴契夫寫了一封信，但一直沒有回音。一九九○年十一月，我翻出逃離德國前ＫＧＢ在柏林給我的那個祕密電話號碼，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個俄國人。我按事先約定好的暗語告訴他，需要ＫＧＢ幫助的時刻已經來臨。

　　兩天後，一位俄國特務在匈牙利邊界接上我和安得烈婭，開車橫穿匈牙利平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們一行三人開車經烏克蘭駛抵莫斯科。雖然渾身精疲力竭，卻有如釋重負之感。逃亡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抵達莫斯科後，舍巴爾申在位於亞塞涅沃的外國情報局總部設宴為我們接風。賓主共同舉杯，慶祝我安然脫險。然而席上的氣氛卻顯得頗為拘謹。主人為我沒有得到戈巴契夫更多的幫助感到尷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沒有出面見我，只透過費林和蘇共中央向我轉達了他的問候。這位ＫＧＢ首腦告誡我不要回德國。顯然，蘇聯上層內部對我投奔蘇聯一事內心不無矛盾。一方面，出於過去的情誼，他們感到向我提供庇護義不容辭。另一方面，又不想張揚此事，以免損害與波昂這一更重要的關係。

　　一向對我有求必應的莫斯科各部門開始給我吃閉門羹。或者說，按照俄國人的慣常做法，對我的請求不置可否。有生以來我還是頭一次在蘇聯受冷遇。為了寫這本書，我需要查閱一些舊日的北約文件。這批文件當初還是我手下的間諜搞到的，並由我轉交給莫斯科。到頭來這批文件我連個影也沒看到。當然，俄國人並沒有一口回絕我的請求，只是婉轉地告訴我說，「出於技術上的原因」，無法拿到當初我親手交給莫斯科的這批文件。

　　逗留蘇聯期間，我竭力為以前的老部下、間諜和我本人尋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幫助。此外，還走訪了青年時代的老朋友，並為撰寫一本烹調書收集俄國菜譜。我兒子薩沙當時由安得烈婭與前夫生的女兒照管。他也不時過來看望我們。

　　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們在莫斯科過得十分愜意。然而我極其思念在德國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們中間。留在蘇聯意味著隱姓埋名了此一生，與流亡者沒什麼兩樣。入夏，蘇共中央邀請我和安得烈婭去黑海海濱雅爾達專供要人住的一棟別墅度假。與此同時，戈巴契夫也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度假。這是他作為蘇聯領導人度過的最後一個假日。正是在這裡，一個由部分政治局委員組成的代表團不期而至，向戈巴契夫宣佈免除他的一切職務。策劃這場政變的不是別人，恰恰是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

　　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ＫＧＢ首腦。可我萬萬沒想到像他這樣的聰明人居然會捲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動之中。無需是情報首腦即可一眼看出，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鬧劇。政變的失敗意味著我已山窮水盡。在此之前，我的律師曾兩次找到我，商討返回德國的時機。做出離開蘇聯的決定已迫在眉睫。顯然，戈巴契夫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葉爾欽很快就會大權在握。我根本不指望從他那兒得到任何幫助。

　　八月底，驚魂未定的戈巴契夫返回克里姆林宮後，我約見了暫時代理ＫＧＢ首腦的舍巴爾申。名節掃地的克留奇科夫這時已被逮捕。舍巴爾申面對情勢的驟變顯得迷惘不解。蘇聯國內局勢亂成一團。ＫＧＢ內分裂成支持和反對政變的兩派。這種時候，他自顧尚不暇，那裡還有心思管我？不過興許他會念及過去共事的舊情，最後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爾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國的想法。他認真聽我說完，然後兩手一攤，做了個俄國人典型的無可奈何的手勢。「米沙，這裡的情況你都看到了。我們雖是老交情，可眼下也幫不了你什麼忙了。誰料到事情弄成這個樣子！願上帝保佑你吧！」

　　我和安得烈婭決定返回德國前先在奧地利歇歇腳。一是為了鬆弛一下過去幾週緊繃的神經，二是在這裡更便於與我在德國的律師取得聯繫，為我儘可能不聲張地返回德國做好安排。可惜這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蘇聯人在我離境後發表的一項正式聲明中洩露了我的去向。他們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奧地利警察和情報機構接到命令，將我逮捕並移交給德國當局。

　　可我無意讓摩拳擦掌等我回國的新聞界這麼快就如願以償，於是又一次在奧地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報界評論員和漫畫家先是感到滑稽，隨後開始對奧地利當局的無能冷嘲熱諷︰在自己小小的國家裡，居然連一個退休的情報頭子都抓不到。報上天天可以看到有關我的消息。後來簡直成了一場鬧劇。我和安得烈婭於是來到維也納，主動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奧地利警察客氣極了，安排我們在一個避開記者的地方住下。離開德國將近一年後，我在律師的幫助下做好了回國的準備。

　　德國當局當然不甘心就這樣讓我悄然無聲地回國。我們來到位於拜恩一格梅因的德奧邊界後，德國一側的警察已恭候多時。他們客氣地示意我下車，敷衍了事地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員面有難色地解釋說，這是為了查看裡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大兒子麥科爾趕到邊界為我們送行。我和安得烈婭跨過邊界後，被帶入一輛賓士防彈轎車。我們自己的車交給了麥科爾。我坐的車後面跟著另一輛賓士防彈轎車，裡面坐著檢察官和我的律師。

　　德國當局安排我們在距邊界不遠處的一家旅館稍事休息，準備了小吃和飲料。檢察官在旅館大廳神情肅穆地向我宣讀了逮捕令。隨後，我們一行人來到凱爾斯魯厄最高法院所在地。雖然抵達時間已很晚，檢察官還是設法獲得法院批准，立即將我下獄。午夜前不久，我被關進了凱爾斯魯厄監獄裡唯一一間上有雙重鐵欄杆的囚室。十一天後，律師把我保了出來。檢察官定的保釋金高得嚇人，而且條件非常苛刻。借助朋友的幫助我才籌到了這筆錢。

　　我先後兩次去莫斯科，並待了較長的時間。第一次是一九九○年春天，第二次是從一九九○年十一月一直到我回國。外界謠傳說，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情報機構的檔案材料交給了ＫＧＢ。由於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們猜測紛紛。於是有了以上的傳言。

　　可惜情報局的制度不允許這樣做。東德垮臺時，我已退休三年。新局長是我一手挑選的格羅斯曼。他工作勤奮，深受局內年輕人的喜愛。我從未打算退休後繼續垂簾聽政。格羅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牽制。偶爾，他會就我在任時經手的一些活動徵求我的意見，但絕大部分時候喜歡自行決定。不過我把辦公室的鑰匙交給格羅斯曼時特別叮囑過他一點︰萬萬不可把間諜檔案存入電腦光碟。

　　電腦熱剛剛興起的那幾年裡，局裡一些機靈鬼抱怨說，情報局的檔案存儲系統太笨，使用起來極不方便。我沒理他們的抱怨。由於新聞界危言聳聽的報導，現在幾乎無人不曉，東德國家安全部在檔案庫裡存放的檔案長達幾英里。我並不否認，東德國家安全機構染上了一種癖好，四處搜集整理本國公民和海外敵人的黑材料。不過我要提醒撰寫頭條新聞的記者們，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佔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電腦化程度極低。中央情報局的檔案恐怕不比我們少，不過肯定都儲存在電腦軟碟或卡帶上了。

　　前面已講過，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頗為複雜的相互參照查索系統。按照這套制度，任何人若想從我們檔案中確認一個間諜的身分需要瞭解三至五個（取決於守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關的細節，還要經過守密部門的批准才能閱讀三套相互關聯的文件。

　　總登記簿裡面貯存有間諜（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點排列）的檔案以及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搜集的幾十萬人的材料。每個處單獨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多不超過六十至一百名間諜。每個間諜都有一張卡片，上面記有化名、位址和所屬單位，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單位。卡片上從來不寫間諜的真實姓名。每個處的這一小疊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級官員保管。局勢緊張或爆發戰爭時，他負責把這疊卡片從國家安全部帶到我們的臨時總部。任何未經授權的人若想搞清一個間諜的身分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裡查來找去。如此明目張膽地試圖把間諜的化名與真名對上號的行為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倘若把這些分開儲存的檔案都存入電腦光碟，查找起來就容易多了。現在這種辦法雖然費點事，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一些最重要的間諜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腦海裡。當年我借助蜘蛛網模式已理清了戰後德國各家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以後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費力地記住此人屬於哪個情報網，很少有記不清哪個間諜或他的任務是什麼的時候。

　　如果把這類檔案儲存在電腦裡，安全主要靠暗語和不同的守密等級來保障。專家們試圖說服我，一個電腦化的存儲系統萬無一失。每回他們都講得天花亂墜。然而幾週或幾個月後，某家報紙卻報導說，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自己臥室裡以「駭客」手段侵入了軍方的電腦網路。我從來不相信電腦。

　　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的是加密的卡片總索引。查詢某一間諜的身分和任務絕對離不開它。這套卡片總索引到了什麼地方，我也說不準。東德垮臺時，我若仍在位的話，很可能會把它轉移到莫斯科。然而我們事先並沒有想到國家崩潰時如何處理這批檔案。情報局以為，一旦爆發戰爭，這批檔案肯定會被轉移到位於柏林市東邊格森的戰時總司令部裡。不過每個處都有自己的緊急藏匿地點。一九八九年時，如何安置這批檔案取決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

　　俄國人如果拿到這批卡片索引會做多大的文章？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外界紛紛猜測，莫斯科會收下這批間諜，利用他們的知識繼續刺探西德的情報。這批人對西德的瞭解可謂透徹。我對這種說法深表懷疑。換了我是俄國外國情報局首腦的話，我會覺得這批間諜使用起來風險太大。最後幾年的風風雨雨清楚地表明，社會大動盪時期，平時顯得忠心耿耿的人也會叛變。

　　德國的統一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好似晴天霹靂。每一個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考驗。東德情報局的特務、官員和耳目很難推斷。一九九○年夏天，他們已經看出蘇聯人對他們的死活漠不關心，莫不義憤填膺。每次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來我家串門聊天時，必然會提到莫斯科的背信棄義。想當初曾和蘇聯人在一起乾過無數次的杯，如今我們處境危急，他們卻在一旁見死不救。

　　一九九○年下半年，我從ＫＧＢ內部得到消息，存有東德外國情報局高度機密資料的光碟落到了中央情報局手裡。中央情報局組織大批人馬正在突擊解譯這批材料。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批檔案被轉錄到了光碟上。此後不久，魯普和維南德等人相繼落網。能夠洩露這些人身分的原始材料只能來自我們情報局的卡片總索引，其中包含了有關潛伏在西德的東德間諜的種種細節。

　　這批材料是從何處搞到的？是不是被轉錄到了光碟上？八○年代初，戰爭氣氛十分濃厚。東德制定了細緻的疏散轉移計畫，甚至還在格森地區修建了一個特殊地下掩體，供我在這裡繼續指揮手下的間諜，好像爆發核戰後我仍可以透過無線電或其他手段找到他們似的。我覺得這種做法頗為荒唐。這個地下掩體我只去過一次。真的打起核戰來，反正也來不及躲進來。我相信，就在緊張備戰的熱潮中，所有間諜的登記卡被匯總到一起並存入電腦光碟。是誰下令這樣幹的，我無從得知。此後，高級官員若想複製含有間諜名單的光碟就容易多了。

　　我由此推斷，一定是情報局內部有人為了得到一大筆錢並免於受到德國當局的起訴出賣了這批資料。不要忘了，東德情報局美國處處長拒絕了中央情報局用一百萬美元換取這批資料的建議。我之所以覺得這批資料直接落入中央情報局之手，而沒有給俄國人的一個原因是，報紙上刊登出了東德情報機構把這些檔案透過ＫＧＢ柏林站交給了俄國人的消息。出於各種原因，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禁懷疑這則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煙霧彈，試圖掩飾中央情報局與一名東德情報官員之間達成的幕後交易。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可以說是有史以來一個情報機構斬獲最豐的一次。西德人已不再隱瞞，用於起訴十餘名東德間諜的證據中，不少是美國人主動提供給他們的。在調查我和其他人時，檢察官顯然有一個間諜化名名單，並千方百計想知道這些人的真名。例如，情報局的一位前分析員佈施一九九○年受到盤問時告訴檢察官，北約總部裡有我們的一個人，並說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一九九三年夏末魯普的真名才暴露。此前，德國各家報紙報導說，中央情報局允許德國情報機構查看它單獨保存的一批檔案裡的名字。

　　西德人是在位於蘭利的中央情報局總部裡看到這批名字的。早在兩三年前美國人就搞到了這個名單。為什麼中央情報局等了這樣久才告訴西德人？顯然，美國人這一次如此興師動眾決不是為了偵破東德特務。破獲的東德間諜不過是順手牽羊的結果。他們獵取的目標就在美國國內，即找出隱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年復一年洩露美國機密的鼴鼠。他們知道此人就隱伏在自己身邊，而且危害極大，可就是查不出他是誰。一九九○年春天哈撒韋找到我正是為此事而來。

　　一九九一年，我們隱藏在西德聯邦情報局內的優秀間諜、身居要職的加比被送上法庭。顯然，她被出賣的時間要早得多，當時西德的出價也比後來低得多。她的男友凱爾利施克為求自保將她拋棄，不肯提供對她有利的證詞，並公開說，與她繼續保持關係沒有任何前途可言。凱爾利施克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處有期徒刑。由於他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法院判處緩期執行（所有國間諜罪被判刑的東德人都獲緩期執行，只有我一個人例外！）。加比因為是西德人，被當做出賣祖國的叛徒判了六年半徒刑。凱爾利施克獲釋後，跑到法院對面的一家義大利餐館大吃大喝了一頓，慶祝自己重獲自由。與此同時，與他好了二十餘年的女友被帶到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女子監獄服刑。顯然，凱爾利施克既不忠於女友，也不忠於我們。對他來說，當初幹這一行不過是為了謀生。

　　這一時期背叛事件層出不窮。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擊。加比從監獄裡給我寫了一封信，對她被東德情報機構的一位高級官員出賣而怒不可遏。我對此深感內疚。過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遠不會洩露出去，而且我們會一直保護她。沒想到一個猶大出賣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無能為力，我心如刀絞。一想到加比在囚室裡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內心受到自責的煎熬，耳聞目睹西德新聞界肆意歪曲她的動機和行為，我痛苦至極。

　　我現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幫助加比堅強地面對這一切。加比擔心昔日我打的保票不過是逢場作戲，目的是說服她為我們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許諾會變得一文不值。我給她回了一封信，重申「任何時候我們都沒有只把你當作齒輪上的一個齒，或是這場巨變中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個。在這場大變動中，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都深受其害。這一切在信上是很難講清的。我自認為很瞭解你，但我倆的經歷畢竟太不一樣了，尤其是最近幾年。不過共同的命運卻把我倆連結在一起。我的安慰決不是敷衍你的陳詞濫調，而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我與加比恢復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勵。她常常給我打電話並表示，透過與我的交往，她有了正視過去的勇氣。加比還積極參加了一個爭取儘早結束對其他東德間諜的起訴的團體。這些間諜的案子一直拖著，無法定案。如今我與加比通信用不著使用密碼，也無需透過祕密管道傳遞。我們這一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間諜結果成了朋友。

　　雖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東德公民免於受到叛國罪的起訴，同一規則卻不適用於我。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我來到位於杜塞爾多夫的州高級法院，接受對我過去畢生事業的清算。法院外面擠滿了採訪的記者和好奇的群眾。我和安得烈婭在一左一右兩位律師的陪伴下艱難地從人群中擠過。仰頭望去，法院塔樓上是一隻象徵舊日德意志帝國的張著雙翼的老鷹徽記。這種德皇時代的遺跡在戰後的德國已十分罕見。法院門口簇擁著一群迫不及待的記者，等著這場好戲開場後好做文章。一看到我們，呼啦一下子湧了過來。

　　我們穿過法院正廳，走向位於地下一層的法庭的路途中又與從後門湧入的一批記者迎頭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得烈婭的胳膊，疾步下樓來到安靜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對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諸位檢察官。自奧地利邊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後在凱爾斯魯厄的聯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簡短聽證，我對這些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裡座無虛席。

　　我坐在這間法庭裡充滿了諷刺。身為前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我卻因在聯邦德國從事間諜活動受到統一後的德國司法機關的審判。更耐人尋味的是，這間法庭正是一九七五年審判紀堯姆夫婦的地方。當年審紀堯姆時，西德政府的部長以及聯邦情報局和憲法保衛局的高級官員先後來此作證。證詞一律予以守密。為了確保作證內容不被人竊聽，特別修建了這間地下法庭。選擇這樣一個讓人感慨萬分的地點開庭絕非巧合。

　　凱爾斯魯厄地區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特別要求在杜塞爾多夫法庭審理我的案子。早在紀堯姆事件之前，杜塞爾多夫法庭就以判決之嚴厲而聞名。該法院的法官在西德同行中屬於最鐵面無私的。對我提出的指控書長達三百八十九頁。開庭前我的律師已屢屢碰釘子。現在又收到了這麼一份起訴書。等待我的是什麼可想而知。五位法官魚貫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對我的正式審判終於開始了。預審期間，我曾仔細打量過法官席上這四男一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庫龍受審期間出庭作證時曾見過他們一面。

　　庫龍的受審預示著我以後的日子不會好過。看到他癱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蒼老。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國統一原來就是這麼回事，我默想。上次出庭，我作完證就可以走了。這次卻要待在這裡，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審判。他們身披黑袍，坐在一隻巨大的老鷹徽記下面，看上去怪誕陰森，猶如博斯油畫作品裡的人物或是來自戈雅畫的夢魘世界。隨後漫長的七個月裡，我熟悉了他們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動作。

　　首席法官瓦格納有一張寬寬的臉龐，警覺的眼睛，行動遲緩無力，活像一頭老貓頭鷹。他外表沉靜，謙和。然而一個證人如果毫無防備的話，隨時會被他餓虎撲食般地撲倒。坐在瓦格納和一位瘦臉女法官（她好像拚命想記錄下審訊過程中聽到的每一個字）之間的是一位年紀較輕的法官，臉色慘白，急於表現自己是瓦格納手下的第二號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給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幾乎輪不到他講話。

　　第四個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時找出有關的證據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積成山的文件堆裡翻來找去。第五個法官讓人難以捉摸。他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偶爾臉上浮現出一絲讓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間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凝視著這些在我眼裡只能是敵人的司法機關的代表，不禁浮想聯翩。我的一生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我的厄運源於我的成功。正是因為我領導了歐洲大陸上最卓有成效的情報局，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西方國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師首先提出，位於凱爾斯魯厄的德國最高法院──聯邦憲法法院──做出我是否應受到審判的裁決之前，暫停審理此案。在此之前，負責審理接替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魏爾納．格羅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統一後的德國法院審判前東德情報人員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據做出裁決之前，拒絕受理格羅斯曼的案子。我因此懷有一線希望。然而憲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絕了我的律師的申請。

　　下一步我和律師打算透過證人的證詞以及政府檔案中的證據說明，東西德情報人員的活動從法律意義上講沒有什麼不同。證明了這一點，檢察官審判我的主要依據──向ＫＧＢ遞送情報的行為構成了叛國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類推，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為自己辯護︰西德聯邦情報局也同樣賣力地向它的美國盟友──中央情報局──傳遞情報。

　　不幸的是，我和律師無法在法庭上做這種比較。法官裁決，西德聯邦情報局的活動不屬於他的法院審理範圍之內。檢察官於是揪住一點作為指控我的主要依據︰東德情報局充當了一個非正義政權的工具。他據此聲稱，我們情報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戰期間另一方情報機構則是防禦性的，因而也是無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據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據該法，西德聲稱對前德國的全部領土擁有主權。

　　杜塞爾多夫法院駁回了我的律師的申請後，我馬上決定主動承認自己有罪，以節省法院的時間。檢察官稱，我多年來一直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顯而易見，證明這一點無需任何證據或證人。首席檢察官還稱，他握有我犯罪的證據，可以證明我曾親自會見過間諜並向他們面授機宜。我不需要麻煩法院去一一調查這些會面是否屬實，因為我根本不想否認這類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親的情報首腦，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後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報的官僚。對此我感到驕傲。

　　「我之所以接受審判是因為我希望生活在祖國。我尊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法律，不管我同意與否，」我向法官陳述道。「然而一九九○年十月三日那一天起我才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德語裡「叛變」一詞按字面解釋是「叛國」的意思。稍有常識的人不難看出，把這個罪名安在我的頭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個國家？毋庸諱言，我當然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也沒有出賣過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國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據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隨後的七個月裡，檢察官指控我親自操縱了三十餘名重要的間諜。其中一些人還被傳到法庭上作證。我從而有機會再次見到並觀察許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業與我共事多年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倒應該感謝法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親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會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們不改初衷，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我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出庭作證的證人無奇不有。他們中既有東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經歷各不相同，向我們出賣情報的動機更是五花八門。在法庭上與加比見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進法庭時，扭過臉避免看到我。報導這次審判的新聞記者把這一舉動解釋為她與我決裂的一種表示。其實她在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加比是個極其冷靜的證人，拒絕順從檢察官的意思，把我說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透過要挾和其他高壓手段迫使婦女充當東德的間諜。她看上去因內心痛苦而面色蒼白，竭盡最後的力氣對付法官的提問。我深知這對她有多麼不容易。她和庫龍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認識到，昔日我以為情報局人員牢不可破的榮譽感沒能經受起風雲變幻的考驗。

　　出庭作證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這位希望利用與我們的關係促進兩德關係正常化的企業家和百萬富翁。當年西德政府認為，與東德的任何接觸都是犯罪行為。德國統一後，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見到波斯特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如今坐在證人席上的他已是一位老人，一頭白髮亂蓬蓬的，臉上鬍子拉碴。他仍主張兩德之間應該實現和解。當年他正是懷著這種願望為東德做事。他稱指控我叛國的罪名荒唐無比。

　　出庭作證的人中還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級羅密歐」，施勒特爾。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計謀和大膽的把戲。檢察官一一列舉了施勒特爾的成績後質問他︰「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上帝送給女人的禮物？」我手下的這位官員和往日一樣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邊，敬了個禮，大聲說︰「將軍，在你手下幹不勝榮幸！」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紀堯姆出庭作證那一天，法庭裡擠得水洩不通。人們從他臉上已找不到當年曾是勃蘭特左臂右膀的那個人的影子。紀堯姆被捕後在獄中度過了七個春秋。後來又犯了一次心臟病。這一切在他臉上留下了痕跡。檢察官威脅說，如果他拒絕出庭作證，有可能再次受審。他這才被迫同意出庭。當檢察官問他對多年欺騙勃蘭特作何感想時，紀堯姆平靜地回答說︰「我這一生為兩個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過︰馬卡斯．沃爾夫和威利．勃蘭特。」紀堯姆重提他曾把勃蘭特的挪威文件轉交給我們時，法庭上出現了片刻的騷動。我不禁衝他苦笑了一下。不過我和律師事先已商量好，不說任何可能對他不利或導致重新審判他的話。兩個老同事在大庭廣眾之下就此事爭吵絕非我倆所願。

　　鑒於勃蘭特倒台時金科爾在內政部任職，之後又擔任過西德情報首腦，我的辯護律師要求德國統一後任外交部長的金科爾出庭作證。金科爾在幕後參與了倒勃蘭特的卑鄙勾當。時至今日，這些不名譽的事才在對我的審判中被當眾抖摟出來。我與金科爾同出生在黑欽根鎮。小鎮附近有一座霍亨索倫王朝時期修建的城堡。

　　我們這兩位東西德情報機構的首腦終於在法庭上見了面。我因為幹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科爾日後卻成了一位高級政治家，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受到歡迎。至於他過去幹過情報工作這一點，沒有人在乎。金科爾的助手事先處心積慮地做出安排，確保我倆去法庭的途中不會碰上。我知道金科爾內心對我厭惡至極。世人看到我倆在法庭對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們這兩個情報首腦從事的活動無所謂誰善誰惡。一想到此，他一定惱怒不已。為此金科爾一直拖到馬上要開庭時才露面，坐到了證人席上。對我的存在，他故意視而不見。過了片刻，連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衝我點了點頭。

　　金科爾不過是回答了幾個不甚重要的問題。然而我與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說是德國統一後東德人遭受的精神創傷的一個寫照。東德人過去的一生被置於台面上，任憑拿著手術刀的西德人隨意解剖。西德教師僅憑東德教師在另一種制度下執教這一點就可以全盤否定後者，不管他多麼稱職，或是多麼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種新的說法，東德外交官因為「與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丟掉了工作。而不久前還和他們坐在一張談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卻繼續官運亨通。東德間諜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間諜卻在證人席上。

　　儘管對我提出起訴一事荒唐無比，而且不少人對起訴我的法律依據表示懷疑，法院仍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對我提出起訴。叛國罪可判六年徒刑。法院判決我有罪。我的律師向高級法院提出上訴。高級法院又請聯邦憲法法院做出裁決。一九九五年六月，憲法法院裁決，不得以叛國或從事情報活動的罪名起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情報官員。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聯邦高級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師的上訴，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結論，把此案退回給杜塞爾多夫法院。

　　凝視從我面前走過的昔日的特務和鼴鼠，我不禁思忖道︰過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為撰寫本書陷入對往事的回憶時，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試圖審視二十世紀後五十年的風風雨雨，思考自己作為一個情報機構首腦在其中起的作用。雖然我們情報局成就卓著，仍無法挽救它為之效力的制度的滅亡。冷戰時期的一切無法以黑白畫線，只有深淺不等的灰色之分。無視這一點，就無法正確地認識過去，走向未來。正如我在法庭上陳述的那樣︰

　　任何司法審判都無法完全揭示充滿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這段歷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會制度是烏托邦的產物。十九世紀初以來，千千萬萬的人們，包括相信人類可以擺脫壓迫、剝削和戰爭的傑出的思想家，渴望實現這一理想。這一制度最終被民眾所拋棄。但我仍然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去四十年的歷史不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西方國家也不是一切都潔白無暇。用「正義國家」和「非正義國家」這樣的陳詞劃分對立的雙方無助於正確地認識這一段歷史的巨變。

　　這是不是說雙方沒有任何責任，不應受到任何指摘呢？當然不是。冷戰是一場無情的較量。雙方為了贏得勝利都犯有罪惡。如今冷戰連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已從報紙頭版中消失，成了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但我們不應忘記，實際情況從來不像雙方的宣傳機器描繪得那樣黑白分明。當代著名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說過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僅憑相對的好壞標準評價某個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為正義的使者，或斥為邪惡的化身。善惡與世上萬物一樣，隨著歷史條件、社會特徵、時代和主觀理念的演變而變化。」只有用這種觀點看問題，才能真正從冷戰以及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訓。

第十七章　後記

　　在我的情報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嚐過。既經歷過巔峰時刻的輝煌，又因我們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視墜入過情緒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機構都免不了的日常瑣事帶來的煩惱。每天的頭等大事往往是向國家領導人報告壞消息。冷戰期間敵方的高級情報官員回首自己度過的一生時一定也有同感。當然，他們與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一方是贏家。我這一輩子不僅參與了冷戰期間不為人知的情報戰，而且還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會主義的名義肆意濫用權力的行徑。

　　我們在情報這一行中的老前輩的光榮事跡始終激勵著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勵我的部下。無論是總部的情報人員，還是潛入敵後的間諜，都把這些老前輩視為自己的榜樣。但有一件事始終纏繞在我心頭。希特勒上台後對世界虎視眈眈。索爾格、舒爾策．博伊芳森和特雷佩爾這樣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蘇聯發出過警告︰德國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這一情報引起蘇聯重視的話，本來可以避免慘重的損失。然而史達林卻把他們的警告當做耳旁風。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劇在於︰他們效力的制度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見解。一切決定和判斷都只能由一個人做。一個不能容納異見的制度也不會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的制度最終淪落到了這一步，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或獨立見解。

　　日後，我曾尋訪過紅色樂隊的部分倖存者。從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關這一地下抵抗組織的詳細報導，而國家安全部裡卻查不到這方面的檔案。米爾克把納粹時期的檔案抓在自己手裡，把它們交給調查司下面的一個特別科保管。我想盡辦法也沒能看到這批檔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於反抗希特勒的事業中來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內心的疑慮和恐懼？他們罔顧周遭環境的險惡，毅然同一個魔爪無所不在的野蠻政權做鬥爭的內在力量又來自何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刊物一般迴避探討諸如此類涉及個人道義和歷史責任的問題。

　　就事業而言，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沒有昔日反抗納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對自己一生的敘述說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情報工作的局限性。回顧所做的工作，令我們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敵人一個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於情報機構的存在，雙方的政治家不用擔心會遭到敵方的突然襲擊，從而為半個世紀的和平──也是歐洲大陸歷史上時間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貢獻。

　　雙方的政治家，也是我們的主顧，並不想承認這一點。情報價值的大小同間諜為搞到情報顯示出的勇氣和做出的犧牲實在毫無關係。根據我的體會，一個情報機構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決於收到情報的人在情報不合自己胃口時是否仍會重視它。問題是，通常只有少數人可以接觸到祕密情報，而且他們的決策模式也極不科學。由於收到的情報數量龐大，他們根本沒有時間認真消化。最終做出的決定明智與否基本上取決於向他們遞送情報的官僚機構。政府部門與情報機構之間常常互相守密，好似隔著一堵牆。我在任期間，幾乎沒有機會向上級解釋哪些情報最重要。到頭來我手下的官員和間諜的工作成果只有米爾克隨意指定的極少數人知道。

　　在一個極權社會裡，判斷上的失誤可以說是勢在必然。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內的討論常常冗長無比，而且空洞無物。國家安全部偶爾召開全體大會時，米爾克會滔滔不絕講上一大通，隨後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西方的民主社會似乎也沒有找到判斷情報價值大小的可行辦法。豬玀灣慘敗一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個蹩腳的外國情報機構為了應和冥頑政客的主觀願望，向甘迺迪總統建議採取這一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行動。據我所知，可以看到聯邦情報局送給總理辦公室的情報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視其為廢紙，不屑一顧。紀堯姆事發後上台的施密特總理任職期間，常常因類似案件惱火不已。一次他當著東德駐波昂大使麥科爾．柯爾的面挖苦說︰「你們能不能別再搞這些情報活動了？搞到的那點情報都是些陳倉爛穀，反正也沒什麼新玩意兒。真正有用的軍事情報我們誰也搞不到，重大機密早就被美國人和蘇聯人捂得嚴嚴的。把錢花在情報上毫無必要，只會使情報機構自我感覺良好，證明自己需要這麼多經費和人。」

　　說歸說，施密特照樣把西德情報局抓在自己手裡。這位總理及他的辦公室主任經常光顧位於普拉赫的情報局總部。一九七七年，我在日記裡寫道︰「情報機構的確自成一體。不管是否搞到貨真價實的情報，雙方情報人員神通廣大的名聲確實產生了一個效果︰誰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動都不可能長久守密。僅這一點就為和平做出了貢獻，而且還保證了國際義務切實得到遵守。」

　　這席話聽上去很像是給自己臉上貼金。人們可能馬上會覺得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情報局提供的情報的作用和意義。其實我常常對自己工作的價值抱有疑慮，尤其是每年慶祝東德國慶時。一九七四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慶剛過，我在日記裡寫道︰「在討論情報機構的作用時，除了什麼人得益的問題外，越來越多的人還思考另一個問題︰這些情報機構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們這些深諳內情的人中，有誰能不假思索地馬上回答？有此問題的不止情報機構一家。武裝部隊耗費的資金更是不可計數。然而北約組織那些上面蓋有『機密』或『絕密』戳子的文件到頭來還不如衛生紙值錢。」

　　還有一些持批評態度的人士把我們這些情報機構的活動比做孩子的遊戲。ＫＧＢ的特務冷眼旁觀中央情報局、西德情報局、摩薩德或英國情報機構的特務跟蹤ＫＧＢ人員。一位人士評論說︰「為了達到目的，應召女郎主動投入外交官的懷抱，傘尖上塗上了毒藥，東德的年輕騎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書獻上花束。世界上沒有一國認為可以不要情報機構。可這些龐大的情報機構平時幹的無非是互相拆台罷了。德國人在自己分裂的國家裡幹得尤其出色，堪稱這方面的冠軍。一次次勝利之後，雙方遍體鱗傷。」

　　在普通人眼裡，諜報世界一定顯得荒誕不經。情報工作往好的方面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遊戲，往壞的方面說就是邪惡。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人們正在用比以往更開闊、更解放的眼光評估情報工作的價值以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中央情報局受到的指責尤甚。人們批評它耗資幾十億後也未能預先看出蘇聯行將解體，而且還出了一個鼴鼠，導致蘇聯境內的整個情報網遭到破壞。

　　我認為，雙方龐大的情報機構各裁減一半絲毫不會影響它們的效率。不錯，在人造衛星和電腦「駭客」的時代，搜集情報當然離不開昂貴的技術手段。但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術手段只能幫助查明某一瞬間的情況。至於各種祕密計畫、選擇和其他的考慮，哪怕是最先進的衛星也無法察覺。

　　此外，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總部人數的多寡沒有什麼聯繫。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國優秀間諜的數量與其情報機構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時即以此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國家安全部其他部門的做法則相反。國家安全部的從業人員最後達到八萬餘人。對一個只有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小國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且對東德的生存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終與帕金森定律做鬥爭。一九八七年我離開外國情報局時，我們局有三千多人。四年後它解散時，已漲至四千餘人。與此同時，潛伏在西德的間諜人數卻一直沒有變化。最後幾十年裡，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人數不過一千餘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不超過十分之一。

　　因此，雖然情報機構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確它們的使命的話，可以大大減少其人數。毫無疑問，情報機構可以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世界上猖極的毒品販子集團。控制核子武器的擴散也絕對離不開各國之間的合作。不過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競爭對手的祕密，政府部門的間諜在搜集工業情報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懷疑。

　　我更擔心的是，如果不對情報機構加以精簡的話，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也難以抵制暗中監視、控制自己民眾的誘惑。情報機構按其工作性質本來就不民主。毋庸諱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專制國家裡，諜報機構會成為踐踏公權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會裡的立法機構也難以駕馭情報機構。由於情報工作的祕密性質，通常很難要求它們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公開會報自己的工作，接受監督。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此。即使是經過挑選的少數議員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也無法瞭解到最核心的機密，例如西德聯邦議會和美國國會。所有實行代議制的民主國家裡層出不窮的醜聞證明了這一點。

　　只要存在政治衝突，只要武裝部隊負有解決這類衝突的使命，任何一國都離不開一個偵查潛在敵人的意圖及能力的機構。民主國家的議會和政府充其量只能爭取確保情報機構嚴守事先為它們規定好的職責，不得捲入其他活動。然而暗中的較量會繼續下去。無論誰勝誰負，這種較量絕不是什麼遊戲。它發生在現實世界當中。有人會為此坐牢，有人身敗名裂，甚至有人為此喪生。而他們搞到的情報並無法決定一國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許只能施加些許影響。無疑，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幹了一輩子諜報工作後，我不禁思忖，這一代價是否值當？

　　杜塞爾多夫法庭結束對我的審判時，我講了下面的一段話︰「一個年愈七十的老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過。審判期間，『叛國罪』一詞不絕於耳。我捫心自問，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準則。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無比珍惜這些原則。今天我認識到，我們過去頻頻失誤，犯了許多性質嚴重的錯誤，而且往往是已鑄成大錯時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當年我們滿腔熱情去改變世界時懷有的理想和價值觀。」

　　透過講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說明，我從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沒有虛度一生的感覺。無論我還是我的朋友們做出的決定有時多麼有爭議，無論我們給自己或是別人帶來的傷害有多麼大，我們這一代人並非一生碌碌無為。

　　回顧青少年時代在蘇聯度過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史達林的罪行，也不是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的條約，而是戰爭年代的生活情景。對成百上千萬的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生中最難忘的事件。謝天謝地，這場大戰終於埋葬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凡是反對過希特勒政權的人有誰會認為自己是德國的叛徒？我自己和親人為這場鬥爭做出的貢獻雖然微不足道，但仍令我感到驕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致力於揭露納粹暴政的根源，它對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西德上層內隱藏的前納粹分子。對這一切，我同樣感到自豪。希特勒陰魂不散是我同意加入情報機構的原因之一。這不是叛國。

　　姑且不提這段反法西斯的歷史，以及我們對它懷有的憂慮，我仍然有理由感到驕傲。歐洲現狀得以維持也有我的一份功勞。這種現狀也許有時劍拔弩張或冷若冰霜，但它最終避免了一場難以想像、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核戰。

　　不過我的驕傲是打了折扣的。儘管我覺得有必要呼籲人們客觀地評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儘管我更願意強調它誕生在反法西斯烽火之中這一事實，我決不會對它過去的陰暗面熟視無睹。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歷史上有大量污點，包括對本國民眾的鎮壓和迫害，也同樣清楚地認識到我對此應負的責任。我是這一制度的一部分。假如人們把我當成國家元首加以攻擊譴責（實際上他們常常也是這樣幹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一切都是我說了算，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經歷了一九八九年的巨變之後，我反覆思考，為什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下場如此之慘？是不是我沉默的時間太久，沒有及時挺身而出，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我緘口不語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抗議根本不會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議只會招致更嚴厲的鎮壓，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的壓制。這種情形我見得多了。在一個統治者整日惶惶不安，無法做出理智決定的國家，任何人公開表達自己的見解只會受到壓制。我感覺，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頭來會更有效。我這種看法是否錯了？很有可能。可惜時間無法倒流，讓我另擇一條路。我常常想起一九四四年父親寫給弟弟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中告訴弟弟，任何時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我現在還要補充一點︰必要的時候，一個人還要敢於堅持己見，哪怕為此受到迫害。我現在懂得，必須始終尊重他人的觀點，決不能搞一言堂。然而我這一生中，包括擔任情報局局長的大部分時間裡，卻選擇了耐心等待變革。

　　我清楚地記得當初如何焦急地等待蘇聯領導人的更迭，深知這必然會給東德帶來重大影響。戈巴契夫上台後，終於開始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我比任何人都激動。可我們沒有看到，改革來得太遲了。開放政策已於事無補。一九一七年在俄國誕生的烏托邦理想氣數已盡。

　　記得當年我們信心十足，覺得一定能夠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建設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回首往事，有時很難理解為何我們失敗了。年輕時，我們覺得僅憑堅強的信念就足以扭轉乾坤。現在不能不承認，我們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社會主義信念太強，而是沒有真正按照社會主義理論去做。史達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必然結果，而是對共產主義的踐踏。強迫個人無條件服從黨的理論，隨意整人，偽造歷史都源於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位於鐵幕我方一側的大多數國家競相傚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悲慘結局的根源在於濫用權力，而不是民主和社會主義。這也是東德最後窒息的原因。我承認，雖然東德社會有優厚的社會保險，我們的制度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方大多數多元化的民主國家。從東德的衰敗中我悟出一條重要的道理︰對一個現代社會來說，思想和言論自由同我們引以為豪的其他成就一樣重要。

　　德國統一後，大部分東德公民的生活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美好。就業困難，房租昂貴。許多人深深懷念當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期生活的安定。以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標準衡量一個像德國這樣的西方民主社會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我知道，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不能接受一個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社會。美國民眾對自己的國家和她取得的許多成就理所應當地感到驕傲。但我不明白他們何以能對至少四千萬美國人生活在貧窮之中的現象熟視無睹。一想到未來的社會和衣冠文物有可能只信奉金錢至上，我深感不安。金錢的威力不次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其作用同樣無情，只不過常常不易察覺罷了。在社會主義陣營，濫用權力始於歪曲理想。在資本主義社會，個人自由常常不過是用來掩飾富人利益的幌子。即使在「贏得了」冷戰的國家裡，許多人對現存政治體制極為不滿，覺得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原因也許就在於此。

　　儘管如此，我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我堅信，許多青年人仍在憧憬一個人人福祉的未來，渴望未來的世界比今天更人道。我認為烏托邦思想不是什麼胡言亂語，而是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東西。人類如果沒有一點理想，很可能會倒退到野蠻人時代，最終因其殘暴毀滅整個地球，而不是哪一國。我相信，年輕的一代及其子孫後代一定可以找到辦法，實現我過去珍視，而且今天仍然珍視的美好理想。

　　距我柏林家不遠處聳立著一個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一九八九年秋天，東德末日來臨時，一些年輕人用噴漆在紀念碑上噴寫了「無罪」一詞。他們說得對。我暗自想，這些青年人和我一樣，相信馬克思主義蘊藏著無窮潛力。冷戰已經結束，我也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沒有喪失自己的信仰。我的一生豐富多彩，既做過有益的事，也犯過錯誤。孩提時代我做夢也想不到日後會走上這樣一條人生之路。現在我踏上了人生旅途中的最後一段歷程。我常常翻閱瑞士科學家齊格勒寫的一本書。書名極好地反映了二十世紀行將結束時我內心的感懷︰明天見，凱爾！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