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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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上）
第四部分（下）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上）
第六部分（下）
第七部分

《孟子旁通》南懷瑾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講在前面

　　在講過《論語》以後，又引起大家研究《孟子》的興趣，希望再講《孟子》。其實，講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學，我是很膚淺的，過去所講的《論語》，也只是為了時代的需要，東拉西扯地講了一大堆廢話，想不到大家還很愛好，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新舊文化交流互變的衝擊時代，只好採取配合時代趨勢的方法來研究。我也只是提出個人的看法，貢獻大家作參考。至於怎樣去深入，自古以來，關於《孟子》的著述非常多，還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討、去尋求。

　　提到《孟子》這部書，也是非常有趣的。當我還在童蒙的時代，等於現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期，就開始接受家庭和老師的督促，要讀《孟子》了。那時候讀書，還要背誦得來，老師每天教一節，明天就要站在老師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誦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錯，錯了要受罰，甚至用戒方打手心。當時並不注意內容的講解，只要認得字，讀得來，背得清楚。這一節背好了，老師再教第二節。

　　這裡有一點要順便說明的，這也是歷史時代轉化演變的資料，就中國文化史的演變來看，雖說是小事情，卻有關大題目。我們那個時代，還承受清朝末年的遺風，社會是舊式的社會，是典型的古老農村社會。印刷還不發達。《孟子》啊，《論語》啊，也有一章一章分開來賣，並不一定要買全部的書。記得我在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是先讀《離婁》這一篇的。

　　我們那時代稱呼老師叫「先生」，並不叫老師。學工學商的老師叫師父，也不叫老師。戒方就是上古時代所謂的「夏楚」，是老師們處罰學生的鞭笞。這種處罰很有用處，說句良心話，現在想起來，還蠻可愛的，並不像現代人所說的那樣可怕，更不會有什麼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煩的副作用。當然，這些道理很難講，只能說古今時代不同，思想、教育、觀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不過，過去歷史上無論是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經歷過戒方式的嚴格教育，可是並沒有妨礙他們的偉大成就和偉大人格。對嗎？當然，過分的體罰我也是不贊成的。

　　我們在童年時代，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所有的內容，講解的要點，究竟是說些什麼？老實說，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名儒，在前清有功名，後來還受清廷的保送，出過洋，到過日本留學。我們是請他到家裡教書，管吃管住，對他恭恭敬敬。那種家庭教師，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大體說來，實在還不錯。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現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們讀《孟子》時，也是不大詳細講解。我呢？當小孩的時候，讀書也不太用心，正好引用陶淵明先生的話來遮羞，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

　　當時的老師、宿儒和大人們都說，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讀此書──《孟子》不可。當然四書都要讀熟，不過，無論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讀《孟子》。什麼「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韓愈啊！柳宗元啊！蘇東坡啊！他們都是從《孟子》的文章裡鑽出來，才有那樣偉大的成就。當然喔！什麼莎士比亞啊！培根啊！叔本華啊！與孟子並不相干。因為那個時候的大人先生們，嘴裡或筆下引用的名言，大多是這些傳統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話。若是現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只有引用莎士比亞他們，才算時髦。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代溝的關係，只能說是古今中外、新舊文化溝通時期的銜接現象而已。

　　後來我們進了洋學堂──就是現代化的學校，正碰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推翻舊文化，幾乎是舉國若狂，大家跟著鬧了一段短時期，對於傳統文化的舊文學，一再吵著要廢除。慢慢地，我們這些基本上從舊式教育出身的，對這些書本，也漸漸地淡漠起來。

　　不過，凡事若是從童子功開始學的，始終很難忘情的，儘管時代不同，在思想觀念的領域裡，它的確佔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後來的新教育、新課本，由初中、高中到大學，一直到現在，我發現仍然沒有完全離開過舊文化。尤其是《孟子》，幾乎每一級學校裡的國文課本，都要選上幾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儘管不重視，但對孟子的文章還是讀過，反感歸反感，讀還是要讀。也正因為如此，才能保持歷史文化於不墮。現在面對這麼多的先生們，由我來講《孟子》，實在有點戰戰兢兢，不大好意思，這真叫作「班門弄斧」，當著內行耍外行，自耍活寶。

第一部分

【春秋無義戰】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干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瞭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借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

　　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跡，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歷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啟發，從歷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裡，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絕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並非是漫不經心地隨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詮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絕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隨便繪製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騶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騶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淒涼的──騶衍。

　　從騶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騶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係。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龍、劇子、李俚、屍子、長廬、吁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我們要注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於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隨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啟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啟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才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歷，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於說孟子並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敘述就完了。只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裡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麼偉大，能影響干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麼淒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將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騶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騶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說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是以騶衍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喝石官，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歷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騶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騶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裡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里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於齊宣王，對孟子也並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騶行呢？「重於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騶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於現代，一個國家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騶衍，所謂「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騶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騶先生並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側著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在恭順。到了行館以後，請騶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只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致，他只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別，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別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騶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裡還拿著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騶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別為了騶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騶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騶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跡，扎扎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別只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裡，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騶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家看。這是歷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啟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嘆別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只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著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著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裡，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裡評述騶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裡，他說騶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騶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內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內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隨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騶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只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騶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騶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歷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瞭解「千古皆然，於今尤烈」。

　　再從輕鬆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衝突，產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處世的哲學問題】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裡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騶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著便說騶衍當時的情形，哪裡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裡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困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號召，結果討伐紂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著，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並不是不懂軍事，只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向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只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但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但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邠），由於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但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於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於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隨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歷、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紂王，而改國號為周。

　　司馬遷接著說，孔子、孟子他們，並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向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隨便去迎合別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寧可為真理正義窮困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於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裡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隨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歷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樣，在他窮困的時候，只幫著那些趕牛車的人餵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餵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繆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歷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麼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志時，不妨將就別人一點，先取得別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才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騶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於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線。那麼，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里奚的餵牛一樣，都是別有苦心的了！

　　至於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態度對呢？還是騶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裡，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隨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裡，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於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蘇秦與孟子的時代】

　　為了研究《孟子》這本書，我們在前面先簡單扼要地提出了戰國時期，和孟子同時的學術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為比較，作為陪襯，使我們在研究孔孟學術思想時，藉以啟發自己的慧思，同時也可以由此認識孟子之所以被尊為亞聖的道理。

　　但是，只從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去瞭解孟子還不夠。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與孟子同一時代中，國際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也是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風雲人物──蘇秦。他真是擺足了歷史上的威風，但他也在年輕時期，受盡折磨，足資青年傚法、惕厲。

　　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一般研究史學的儒生們，儘管不重視蘇秦，看不起蘇秦，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上，這些大人先生們，暗地裡都還是摹擬蘇秦的那一套。甚至還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當時代在變亂之中，要想撥亂反正，蘇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視的，並不簡單。

　　時下有些國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現在美國的基辛格，比作蘇秦。講實在的，基辛格還不夠資格與蘇秦相提並論，比之蘇秦那兩個小兄弟蘇代、蘇厲，還差得多。

　　蘇秦生在孟子同一時代的東周，是洛陽人。東周的洛陽，是當時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儘管那個時代天下諸侯互爭雄長，爭取霸業，眼裡已經沒有中央的周室，所謂「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東西兩周的首都所在，到底還是有它悠久的歷史文化。蘇秦便出生在那個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個人的生平，這點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在少年的時候，和張儀、孫臏、龐涓幾個人，都是從鬼谷子求學。鬼谷子的確是當時以及後世的一個神秘人物，也是屬於道家之流的隱士，我們暫時不去講他。蘇秦離開了鬼谷子以後，便想有所作為。他研究一下當代的局勢，只有秦國足以舉足輕重，能夠影響當時的整個天下。所以他的目標，就指向了高據西陲的秦國。那個時候的秦國，是秦惠王的時代，也正是由商鞅變法以後，講究法治、講究富國強兵的一個時期。而後，再經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的勵精圖治，才奠定了始皇一統天下的基業。

　　蘇秦抱著滿懷希望到秦國去，大概先變賣產業，又借了些債，置辦得很豪華，帶了很講究的行裝到秦國。見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對天下事的整套構想和計劃。

　　在當時的觀念裡，這種情形就叫做「遊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考試取士的用人辦法，一般學者知識分子，都靠遊說諸侯權貴而取得功名富貴和權力。即如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見，在那個時代的風氣，也都屬於遊說的作法。不過，後世有些人把遊說這個觀念，打入了縱橫之學、策士之流的範圍，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別把亞聖孟子的事跡，列於遊說之外了。

【秦皇霸業的藍圖】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好好讀一下《戰國策》和《史記》，其中有關蘇秦當時游說的言論和思想，實在不能輕視，也不可忽視。他第一次見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說辭，也是標榜王道的作法。不過，他是針對當時的現狀，特別強調他自己的軍國思想與戰爭理論。他說：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蘇秦初見秦惠王所提出吞併諸侯，「稱帝而治」的藍圖，也便是後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線。結果，非常有趣，他的計劃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決了。難道說，當時秦惠王的野心，還不及他的青孫秦始皇嗎？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孟子同樣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秦惠王當時對蘇秦的否決辭是怎麼說的。

　　秦惠王說：「據我所知，一個羽毛還沒有長豐滿的鳥兒，是不可能高飛的。一個人文教化還沒有培養成功的國家，是不可以隨便征伐別人的。同樣的道理，德政方面，還沒有紮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隨便動員國民的。領導人的政治教化與感召力量，還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順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責任，勞煩自己的高級幹部去擔負更艱鉅的任務的。你蘇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遠千里而來到我的國家，肯這樣當面教導我，非常感謝。不過，希望等到將來會有那麼一天，再向你專誠請教。」完了，下一句，在前清來講，就是端茶送客了。在現代，就是秦惠王舉起手來看一下手錶，再伸出右手來準備握手送客了。

　　這一段在古文怎麼記載呢？文字寫得美極了，可是現代人讀起來，不大容易了解當時的現場實況。所以大家便馬馬虎虎地看過去，認為這些老古董沒啥意思。《戰國策》上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須大臣。今先生伊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可是在當時，年輕的蘇秦還要裝呆，不肯馬上告退，仍然繼續講下去。想把他的學問知識連肚腸腦髓都翻出來似的。你看，這多麼不懂事，不識時務！他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上古以來的歷史哲學、戰爭論、戰略思想，一古腦兒都搬出來支持他當時所構想的統一天下的計劃藍圖。其中，他說道：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屈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說，現在的世界，必須國富兵強，具有戰略上的必勝能力，然後才有道義可講。在國際外交上，你的兵力強盛，那麼你內在的道義觀點，才能發揮作用。他的這一段話，甚至於整篇的建議書，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認為，凡是現代的國民，應該把《戰國策》等書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學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學的王道德政作為治事與立身、立國的中心。以《戰國策》、《孫子兵法》等為權變、應變、適變、撥亂反正的運用之學，實在很有必要。千萬不要認為這些書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還沒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裡知道這些古董之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亂拋棄固有文化中這些寶藏，實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關於《戰國策》和《孫子兵法》的綜合研究，我已經在「歷史的經驗」的講課上，介紹過一部分，所以現在在這裡只好從略，簡單地提些要點而已。

　　蘇秦說的哪怕再有理，無奈卻不合時宜，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秦惠王當時面對這樣一個外國來的年輕人，該有多討厭！

　　這還沒有完，這一回對秦惠王的當面說不成功，他還住在秦國的旅館裡，一次又一次地寫計劃，寫報告，送給秦惠王，希望他採納。結果，上了十次的計劃報告，秦惠王沒有半點下文答覆他。換句話說，秦惠王根本沒有理他。不過，還算好，並沒有認為他是國際政治上的瘋子，沒有把他驅逐出境。可是，也沒有給他一個小職務幹幹，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錢。

　　這一下，蘇秦真完了，「一錢逼死英雄漢」，所謂「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帶出來的黃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闊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還有一點點零錢，可是絕對沒有交際費用，再也沒有長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

【蘇秦的還鄉】

　　原文對蘇秦回家的一段情景，雖然只用了簡單扼要的三十六個字，卻描寫得活龍活現，痛苦不堪。我在這裡特別提出這一段來講，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青年，多注意一個人的奮鬥成功與失敗經驗的教訓。不灰心、不氣餒、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奮發圖強，才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蘇秦當時那種遭遇，據我所知，我們在國外求學讀書，或者從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樣有這種痛苦的遭遇。結果，缺乏蘇秦那樣的勇氣，被現實打擊下去，大有可為的前途就白白犧牲了，真划不來。我們且看蘇秦這一段歷史經驗故事：

　　《贏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左糸右任），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我們讀中國古文這三十六個字，當然先要認得字，知道了每個字的字義──說文、訓佑，再來會意，便可知道作者當時描寫得刻畫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讀了以後，也為蘇秦的遭遇覺得很惋惜。

　　他在秦國沒有辦法了，只好打回家的主意，人既失意，錢又花光了，怎麼辦？他不負氣自殺，只能忍辱，用千萬個忍字，來堅強起自己。於是他只有「贏騰履蹻」了。什麼是「贏縢」呢？「贏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贏是滿。縢是那個時候準備走遠路的裹腳，等於後世的綁腿。蹻是草鞋。他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家，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兩隻小腿滿滿地裹起來，以免長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傷，然後又說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買不起，只好穿上一雙草鞋。短短四個字，便輕輕易易地形容了他當時的倒霉落魄相。

　　沒有錢了，沒有辦法像開始到秦國來時有黃金百斤，僱人搬行李，那種神氣的樣子了。只有隨隨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隨身攜帶著好走路。好了，他這樣狼狽地收拾起行李。「負書擔橐」，又把那些帶去的書都背在背上，書當然丟不得的，那個時候買書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印刷術也還沒有發明，書是用一片一片竹簡刻上去的，那是知識分子的資本，所以絕不能丟，只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你看那些破書，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書還沒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歸成一堆，做成擔子來挑，就像從前種田的朋友挑大糞那樣辛苦。他就這樣一副寒酸相，從秦國首都──陝西的咸陽，回到他的故鄉──河南的洛陽來了。

　　這一路回來，真夠辛苦，你要知道，他當年還在青年階段，因為失意、窮困，已經弄得沒有一點英俊的樣子了。「面目黧黑」，看起來又黑又瘦，乾癟的窮酸相。但是這還是他的外形。最難堪的，還是他當時內心的痛苦，那實在是無臉見江東父老。可是這個時候，天涯茫茫，又到哪裡去呢？葉落歸根，不管好不好，有個家，有個窩，總是好的。因此只好硬著頭皮回家。當然，進了自己的家，一定很難過，慚愧得不得了。不要說是蘇秦，大家把自己換作他的處境，就可想而知那種「狀有愧色」四個字的千萬痛苦了。

【千古人情的嘴臉】

　　這樣還不算什麼，等他到了家以後，更難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織布，看到他回來的那副落魄相，當著家人的面，也沒有勇氣來迎接他，再談不到慰問了，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裡的工作，擺出一副冷漠的態度。他的嫂嫂們，當然不會問他吃過飯沒有，根本是見如不見，相應不理的樣子，哪裡還肯為他到廚房去做飯呢？那個時候，是宗法社會的大家庭制，他的老婆要看嫂嫂們的風向，嫂嫂們又要看著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麼辦。結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樣子，一句話也不和他講。你想，他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面子怎麼辦呢？

　　蘇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輕的同學們特別要注意，在原文上是怎樣記載呢？他遭遇到這種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自己重重地歎一口氣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這是一種什麼胸襟！什麼器度！他對於目前周圍的情形，一點都不遷怒怨恨到別人身上去，只是深自反省自責，認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對待他這種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無能，並沒有埋怨他們的冷淡，更不會借酒澆愁，要打人、要接人！

　　還有一點要注意，蘇秦的老婆，儘管當時對他的態度上很冷淡，可是並沒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漢代的朱買臣兩個人的太太那樣，因為嫌他窮，嫌他沒有出息，就要求離婚而去了。姜太公、朱買臣後來得志了，同樣情形，他兩個人的太太都要求回來，結果都遭拒絕了。所謂「覆水難收」，就是在朱買臣這節故事裡引用的話。至於蘇秦的太太，有沒有在背地裡鼓勵他，幫助他，像歷史上許多賢妻良母那樣作法，因為無明文記載，就無法查證了。這是順便對年輕女同學們提出注意的事，請勿見怪。

　　其實，蘇秦的這種遭遇，並不特別，古今中外的人情，大體上都同一例。我所謂大體，當然不是說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們把歷史上許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艱難曲折的階段，都搜羅來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會的人際狀況，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覺得見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認識不夠，非常介意這種反面的情況，便會產生憤世嫉俗等等變態心理。甚至無論你日後有成就沒有成就，對人對社會，很可能形成一種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們隨便提一點大家所熟知的歷史經驗，在所謂讀書人的文化界中，讓我們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詩，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時代的痛苦。「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嗚。

　　此外，如韓信沒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而且飢餓時，想吃一口飯都不容易，沒有人理他，結果只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憐他的遭遇，把自己帶出來的飯包施捨給他，讓他吃了一餐飽飯。

　　後來，韓信功成名遂，當了三齊王回到故鄉時，不但沒有報復那個叫他爬在褲襠下的無賴少年，反而鼓勵他、感謝他。同時，他又尋訪那個施捨一個飯包的洗衣婦人，但始終沒有找到。於是他只好把千兩黃金，投在當年洗衣婦在那個河邊洗衣服的河裡去，表達他無限的謝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韓信以千金投河，感謝漂母一飯之恩的故事。

　　因為韓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報，受辱不怨的這種氣度，也就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主要條件。儘管後來他也被劉邦夫婦所謀殺了，但撇開權勢功業不談，如果專講作人的氣度，作人的味道，韓信比漢高祖劉邦可愛得多了。即使如項羽，在作人方面，有時候也比劉邦可愛。當然，這只是講作人，不談處事，要講處事，那又須另當別論了。

　　講到韓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漢高祖劉邦的遭遇作一對比。當劉邦在青年的時代，一天到晚到處遊蕩、鬧事，不務正業，一事無成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責備他幾句，說他這樣沒有出息，實在比他二哥劉喜差多了。老二規規矩矩為家裡添置了產業，所以家裡人都很喜歡他二哥。至於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劉邦帶了幾個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家吃飯。他的大嫂騙他說沒有飯菜了，朋友只好離去。劉邦自己到廚房一看，原來飯菜還有的是，於是懷恨在心。

　　後來他當了漢高皇帝，封他二哥為代王，封他弟弟為齊王，就一直沒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職位。他父親向他講了，於是便封了一個「羹頷侯」給大哥的兒子、這是對他大嫂當年不請他朋友吃飯的回報。當未央宮落成時，他大宴諸侯群臣，席中向他父親敬酒時說：「始大人常以巨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劉仲就是劉邦的哥哥。劉邦問父親：你現在看我比起二哥來，哪個有出息？哪個弄的產業多呢？搞得他父親啼笑皆非，無法答話。你看他多小氣！哪裡真夠「豁達大度」四個字的份量呢？

　　不過，話說回來，劉邦比起歷史上其他許多的帝王，他又的確好得多，有些地方還不太失「豁達大度」的作風，所以歷史上對於漢高祖這四個字的評語，也可說是由於比較性格而來的評論而已。

　　我們講蘇秦失敗的情形，又順便扯出了這些故事，都是為了說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態。我們現在討論孟子，順便聯想到孟子的母親對於孟子教育上的偉大之處，孟子所以表現出和蘇秦迥然不同的聖賢人格，和這位孟太夫人的教誨，有著密切的關係。

【蘇秦成功的秘訣】

　　好了，現在我們來看看蘇秦當時發憤圖強的另一頁。他回到家裡以後，在那種重重打擊的情形之下，不怨天，不尤人，已經太難得。同時他又踏實地作一番自我檢討，因此，他在含垢忍辱之下，連夜檢閱自己的藏書，在幾十種古書裡，他特別找出了姜太公所著、與《陰符經》有關的謀略之學。他重新開始研究陰符謀略，仔細去抉擇它的精要。讀到夜裡想睡覺時，他便拿起錐子來刺自己的大腿，以警覺自己。因此我們古人有勉勵青年人求學的名言，所謂「頭懸樑，錐刺股」。其中錐刺股的典故，便出自蘇秦這件事的。好在他有強健的身體，能夠熬得過這種自虐式的刻苦奮鬥，所以大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腳上，他都能忍受得了，如果沒有充沛健康的體能，那就早已完了。他這樣的用功，經過了一年，便很自信地能說動當時各國的政治領袖，所謂「當世之君」的人主們了。他的原文是從前面提過的「皆秦之罪也」之後，接著還有這樣的記載：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王霸互用的失敗】

　　我們講到這裡，暫且告一段落，先回轉來看有關蘇秦成功與失敗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於蘇秦的學術思想問題。

　　大家都知道，他在少年時代，和張儀、龐涓、孫臏他們，都是鬼谷子的學生。孫臏和龐涓出山以後，正值當時國際間的風雲排蕩之秋，在軍事的戰爭上都有所成名，這不在本題範圍，不去講他。蘇秦與張儀和他們不同，走的是政治路線。

　　搞政治，當然要牽扯到學說思想問題。我們看過蘇秦初見秦惠王的遊說資料，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在出道之初，講的也同當時一般學者一樣，大體都是從傳統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學說思想範圍，來分析當時的現勢，貢獻自己的主張和計劃。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更沒有如後世小說家所想像的，鬼谷子傳了他一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特別本事。

　　為什麼蘇秦當時所講比較正規的學術思想，卻不能被當時的老闆們──所謂「人君」的人主們所接受呢？這是為了什麼？如果只拿文化衰落、政治道德敗壞等老套觀念來看，當然也是理由，實際並不透徹。究竟是什麼原因？大家不妨多去讀讀書，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不過，由此顯而易見的是蘇秦那種初期正反互相參合的學說，已經無法扣動當時的人主們之心弦，何況我們的孟夫子，動輒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那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到處吃不開了。

　　很可惜的是，蘇秦後來還有十次對秦惠王的建議論文，都沒有留下完整的資料。否則，在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文化遺產中，也必可以成為一家之言，一定也佔有相當的價值。不過，話說回來，蘇秦本人的思想，只講現實，並不注意學說思想的真正精神。也許，他認為那些建議意見，是失敗的，所以便沒有讓它流傳了。

【《陰符經》的啟示】

　　第二，《陰符經》與蘇秦後來成功的問題

　　我們看了以上的資料，都知道蘇秦從秦國失敗回家以後，關起門來，苦苦地再來用功讀書。據說，讀的是。周朝初期極富傳奇性的人物──姜太公（呂尚）所傳的那本《陰符經》。因此，自秦漢以後，很多人都在找這本出過歷史性的大風頭、有旋乾轉坤之能的神秘奇書。學政治的，學軍事的，甚至學神仙道術的，統統都在找它。另外有個類似的傳說，圯上老人──黃石公，給了張良一本書，張良讀了以後才能再度出山，成為帝王師的風雲人物。有人說，圯上老人給張良的，便是《素書》，因此許多人也拚命去讀《素書》，想在其中找出求得功名富貴的捷徑。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陰符經》和《素書》，據學者們的考證，都是偽書，是後人所假造的。那兩本真書，早已收歸天上，不落人間了。而且我們現有的《陰符經》有兩種：一種是所謂黃帝時代所著的《陰符經》，是道書，當然也可以在其中牽強附會，套上政治學、軍事學、謀略學等許多大原理原則。還有別一種《陰符經》便是所謂《太公兵法》，實際上都是偽書。書本雖然出於後世才人的偽造，但它的內容、價值，卻不可以因為是偽書便一筆抹煞。這等於國際市場上某些精良的贗品，不但可以亂真，甚而有時簡直可以同真了。

　　現在我們再來講蘇秦。他在家裡，又下了一年晝夜關門苦讀的工夫，便很自信能說動當時的人君們。難道說《陰符經》真有這樣神妙嗎？你若把流傳下來固有的《陰符經》，或《太公兵法》，或者《鬼谷子》那些書都拿來研究一下，如果自己沒有高度的智慧，足資自我啟發的話，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書本所困擾，變成一個食古不化，迂腐而迷好神奇，愈來愈不切實際的老冬烘了。

　　但是，根據史料的記載，蘇秦再度出來的成功，的確是由研讀《陰符經》所致。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古書裡，所謂陰符也好，六韜三略也好，這些書本統統屬於謀略學的範圍。大體上，所有論說的內容，都是用古代簡練的文字，根據天道、物理等奇正反覆、陰陽互變、動靜互用的原則，來說明應用在人事上的原理。這所謂人事，包括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等等人際關係的事務。蘇秦再讀《陰符經》以後，啟發了他的思想，重新仔細研究當時的天下大勢，使他有了新的啟示，形成一套適合於當時國際現勢的新的謀略構想，因此便建立信心，自認為再度出山，必然可以切合當時人主們現實的需要，必定會採納他的意見而使自己達成願望。

　　由這裡，我們可以瞭解，世界上不管哪一門學問，必須要從讀書求知識，受教育而建立基礎。但是書本上的知識，都是由於前人的經驗累積所集成的產品。當你吸收了這些知識經驗以後，必須還要自己能夠消化，能夠加以發揮，產生出你自己新的見解，才是構成學問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範圍，那就變成了所謂的「書獃子」了。其實，書獃子的確也是人類文化的藝術產品，有他非常可愛的一面。但是，往往運用到現實的事務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厭的一面，成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古人名言的反映了。蘇秦他再度的出山，便是由書獃子的蛻化而成功的。

【圖取個人權利】

　　第三，我們要注意蘇秦在歷史文化上的價值問題。

　　我們歷史文化的根本基礎上，幾千年來一仍不變的重心所在，就是傳統文化中王道的精神，也便是孔孟一系儒家學術思想的道統。嚴格說來，這種文化維繫續絕的道統所在，倒並非因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緣故。實際上，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先天性地愛好人道和平，重視接近天則的王道教化，而薄視巧取豪奪的權謀所致。

　　因此，在我們的文化史上，儘管有非常可愛、非常重要的諸子學說思想，但也只能把它用來作為文化學術的旁通陪襯，而不能認為是正規的文化中心思想。更何況如蘇秦、張儀之流的縱橫謀略之學，只是從個人的權利思想出發，圖得個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動機，並沒有為國家天下長治久安作打算。因此，雖然在當時的現實政治上喧赫一時，風雲了二三十年，但畢竟要被歷史的天秤稱量下去，並不予以重視。

　　再說，我們雖然只是簡略地讀了前面引述蘇秦出處的那些資料，但在大體上，已可瞭解他是深受當時的時代環境、社會風氣和家庭背景所影響。他並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樣具有「確然而不可拔」的特立獨行的精神修養。所以他始終只能成為一個大謀略家，一個聰慧的凡夫，絕對無法成為一個超凡的聖人。那麼，在這裡我們對於凡夫與聖人的分野，又如何來下一個定義呢？很簡單：

　　在現實的人生中，只為自己一身的動機而圖取功名富貴的謀身者，便是凡夫。

　　在現實的人生中，如不為自己一身而謀，捨生取義，只為憂世憂人而謀國、謀天下者，便是聖人。

　　所以我們只要看蘇秦的傳記上，當他學成再要出門時的豪語：「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幾句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識志量只在財勢而已。

　　在這裡，使我想起當年在四川時，聽一位西蜀的前輩朋友，告訴我們戲中幾句幽默的戲文。其實，我覺得不單是平常的幽默，簡直是對英雄主義的諷刺，也是人生哲學的透視。現在可以用來對蘇秦的這個歷史故事作類比。

　　川戲、漢戲，差不多都是同一系統的地方性藝術。也和京戲一樣，在作戲的時候，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鑼大鼓。當然，京戲原來就由安徽湖北戲變來的，大鑼大鼓也有極大的學問，年輕同學們對這一部分國粹不可以太輕視。

　　現在我要講的，當川戲中唱某一出大戲時，先在震天價響的大鑼大鼓開場下，出來了兩位披大氅，武生打扮的綠林英豪。他們用大氅遮住面目，在戲台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轉上一圈，然後在戲台的中央當眾一站，虎虎有生氣地撩下了遮面的半邊大氅，就開始唱起他們自報名來的道白了。一個英雄唱的是：

　　《「獨坐深山門幽幽，兩眼瞪著貓兒頭。（當年四川路攤上賣給勞力人們吃的白飯，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種便飯，就叫做貓兒頭。）如要孤家愁眉展，除非豆花（兒）拌醬油。」》

　　你看，所謂占山立寨的英雄豪傑們，他最基本的要求，和最終的目的，還不都是為了吃飯嗎？只是被他這種裝扮，配上幽默的對白和做作，一說穿，人生本來如此，於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

　　另一個跟著唱白的是：

　　《「小子力量大如天，紙糊（的）燈籠打得穿。開箱豆腐打得爛，打不爛除非（是）豆腐乾。」》

　　這可真夠幽默了，這四句話說穿了人畢竟都是人，就是這樣的平凡，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偽裝，誰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

　　好了，笑話也說過了，由這個笑話的題材，我們再回轉來看蘇秦的動機，所謂「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的語句文辭，和所引用川戲中的兩首白話詩來對看，就不用我再來下結論了。

【佩六國相印的顯赫時期】

　　在戰國的後期，國際上所有盛極而衰的強國，儘是一片紛紛擾擾的局面，都畏懼崛起西邊的強秦，沒有哪一國真敢和秦國抗手爭衡的。即如孟子所見最大的、最古老的齊國之君齊宣王，也不例外。那麼，蘇秦這次的再次出門遊說，要想實施他合縱抗秦的聯合國計劃，實在也真不容易。不要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如此之難，即如後世的歷史上，以一介平民的書生，毫無背景，毫無憑借，要想掌握整個天下於股掌之間，成立一個空頭聯合戰線的王國，除了蘇秦以外，實在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

　　我們讀歷史，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衡量，隨便怎麼看不起蘇秦的作為，但他畢竟還是有他對當時時代貢獻的功績存在。他後來能夠南北奔走，把國際間聯合戰線組織成功，身佩六國相印。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揚威地讓他家人和嫂子們羨慕不已。在公的方面，他也著實作到了嚇阻強秦而不敢輕易發動侵略的戰爭。因此而使當時戰事連綿的天下時局，能夠由他手裡一直安定和平地過了二十多年。不但當時的六國諸侯深受其利，間接地使當時天下各國的人民，能夠喘息安居，半生免於戰爭戎馬的禍患，實在也是很大的功德。雖然他只為現實利益，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偉業，豈可輕易地抹煞。事實上，孟子在當時，也有所未能。

　　如照孔子評論管仲等人物的語調，假如孔子遲生在蘇秦之後，也許會給他一句「可謂能矣」的評語呢！

　　歷史的是非，到底也有公論，我們只要看一看劉向著《戰國策》的序言，便可知蘇秦的確也有可貴可愛的一面。如劉向所說：

　　《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王師之，道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

　　故孟子、孫卿（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蘇秦的小弟）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莢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莢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我們要注意，蘇秦第一次遊說的失敗，是先走強國的路線。這一次他再度出門遊說，經由趙國，先到北方的燕國。燕文侯被打動了心，最後對蘇秦說，願意把全國的力量託付他，以便從事南北聯合陣線的合縱工作。並且給他足夠的活動資金，又為他裝備豪華的外交馬車。如《戰國策》所記：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縱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繼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從此蘇秦便一路順利地到了趙國來遊說趙肅侯。結果趙王也和燕文侯一樣，願意把國事全部付託給他，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給蘇秦活動資金和外交排場。

　　如所記：

　　《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綿繡千純，以約諸侯。》

　　你看！這一下蘇秦的神氣更大了。他到了韓國，結果韓宣王又是說：「敬奉社稷以從。」

　　接著，他到魏國來說動了魏襄王，也就是孟子批評他「望之不似人君」，看不起他，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結果他也同燕趙韓一樣，完全聽命於蘇秦。

　　等到蘇秦再到齊國來見那一位向孟子請教過，結果是話不投機的齊宣王，也是「敬奉社稷以從」，向他拱手拜託了。

　　最後，他到南方說動了楚國的威王，楚王當然也是以「謹奉社稷以從」作結論。到此，司馬遷寫《蘇秦列傳》便說：「於是六國縱合而並力焉，蘇秦為縱約長。」「縱約長」，相當於現在所謂聯合國的秘書長。「並相六國」，同時兼任當時國際上六個國家──燕、韓、趙、魏、齊、楚的輔相職務。

　　這個時候的蘇秦，神氣可大了。現在美國出了一個小小的基辛格，哪裡能夠與蘇秦相提並論。

　　不過，最有趣的，是《戰國策》中，首先在《秦策》裡所記述蘇秦那篇的結尾一段，他寫實的描寫，也和司馬遷在《史記》裡所寫的一樣有趣。雖然我認為《戰國策》裡對蘇秦的一段結語，正好為他作蓋棺論定的畫龍點睛。不過，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順暢，我們還是採用了《史記》的一段，更為條貫。

　　蘇秦組織聯合戰線的合縱計劃，由北到南；一路外交活動的成功之後，他必須回轉北方，向開始發起的燕趙報告。在北上的途中，必須經過他的故鄉洛陽。這一路行來，後面侍從的車駕陣勢，非常浩大。隨行的行李和衛隊，當然也可想而知，真是威風十足。更何況各國的諸侯都派遣了特別使節來歡送他。那種神氣，簡直就相當於當時執掌政權的諸侯王者一樣。

　　因此，搞得當時在洛陽的中央天子周顯王，聽了這種情況，心中也有點惴喘不安了。因為蘇秦本來是他中央直轄治下的平民，並且在他第一次出來遊說時，也曾先向東周提出過意見，結果被打了回票。所以這次周顯王更顯得有些難堪了。因此，只好派了專人為他清理還鄉的道路，又加派了一位代表遠到郊外去歡迎他。如說：

　　《「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蘇秦的書生本色】

　　現在我們繼續看蘇秦回到故鄉後的記述，不但是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同時也可以啟發我們對人生觀的哲學思想，以及作人處世，在義、利之間的取捨，非常值得注意。先看這一段絕妙的原文：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日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這段原文接在當時中央政府的天子周顯王也派特使出來歡迎之後。

　　蘇秦當時那種威風榮耀，比起唐朝的士子們，考取了進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遠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嫂，全家人都出動到郊外去歡迎他。等到蘇秦的全副儀仗到家以後，他的兄弟、太太、嫂子們，都不敢拿正眼來面對著他，只敢低著頭，偷偷地拿眼角瞄視他，而且都彎著身子，用半跪式的姿態侍候他，等著他來吃飯。

　　蘇秦看了這種情景，就笑著對他的大嫂說，你在我當年失意回家時，不肯為我做飯，現在為什麼又這樣地多禮呢？我們讀了蘇秦這句「何前倨而後恭也」的問話，果然覺得他也未免有點小氣。但要知道，這是人之常情，除非真正的聖哲，可以淡忘過去的嫌隙。不然，任何一個平常人，都會有這種介意的心理存在。只是耿耿在心的介意，沒有採取難堪的報復做法，已經算是第一流的豪傑之士，何況蘇秦還坦坦白白地用笑臉說出他的幽默話呢！好了，理論少講，我們快看這一幕家庭鬧劇是怎樣地演出。

　　他的嫂子聽了蘇秦類似譏諷的幽默以後，掛不住了，生怕蘇秦會拿權勢來報復她，乾脆便一跪到地，撲下了身子，正如後世所謂的「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地，一面向他道歉，一面說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話：因為我現在看到你官位又高，錢又多，所以我要對你好好地巴結了！這句「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真讓人拍案叫絕，如果也用金聖歎批小說的手法來講，可批：「好個蘇大嫂！可以浮一大白。」

　　蘇秦問得譏諷、幽默。蘇大嫂答得也真夠坦率，真夠心直口快，說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話。

　　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禮敬，是要極高度的學問修養才能做到。否則，絕對純樸，沒有學識的人也能做到。除此之外，人與人相處的禮敬態色，不是為了權勢的高位，就是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視。如果既有高位，又有多金如蘇家的老三，當然會有人向他拍馬屁了。

　　季子，是蘇大嫂在家裡叫蘇秦老三或三叔的口頭語，並不一定是蘇秦的名字。不過，古人的口語，記之於文字，後來往往便把它當作了文詞。

　　我想這種人生滋味的經驗，在每個人的心史上，或多或少都有過記錄的。只是在蘇秦這裡，叔嫂兩人的對話中，坦白地說出了人情世態的真相，便覺得夠刺激！夠痛快！

　　也由於蘇大嫂的坦率，便接著引出蘇秦對人生觀的哲學言論。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新聞記者來訪問他，所以不是要記者發表的私人意見，更不是他代表合縱政策的聯合公告（一笑）。當他聽了他大嫂的話，便很感慨地說：唉！當年落魄回家的蘇秦，也就是現在的我，同樣的一個人，當你富貴的時候，親戚朋友都畏懼你，敬重你。當你貧賤的時候，人們就輕視你，把你看成不值一顧的人。像我蘇秦這樣的人，對於人生的遭遇，也深刻地體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味道，何況平常的一般人呢？注意！我們要特別注意原文中「況眾人乎」這句話的語意。為什麼呢？蘇秦的語意是很坦白地說，像我蘇秦這樣有出息的人，雖然有一半是運氣，但是也算難得了。至於一般平常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努力的成果，有這種好運的機會。因此，世界上那些注定要受委曲的人們，還不知有多少哩！這便是蘇秦的哲學觀點，蘇秦的書生本色，的確明通世故，透達人情到了極點，所以他的成就，也並非偶然僥倖得來的。

　　但是，這一段文章裡的「況眾人乎！」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釋，是說像我的家人親屬們，在我失意的時候，也是那樣地鄙視我。現在在我得意的時候，又這樣地巴結我。至親骨肉尚且如此，何況一般毫無關係的外人呢！

　　這還不算，最可愛的是蘇秦接著說出他的坦率話。他說：假如我當年自己手裡有靠洛陽城郊的好水田二百畝，那我寧可在家裡享受田園之樂，在農村社會作一個小小的富家翁，享享福，誰又願意出去奔走四方呢！不過，我蘇秦真要有那種好的家庭環境，那麼，我今天哪裡可能一身掌有六個國家的輔相大印？

　　所以人生的福禍都很難說，我們如果從道德果報的觀點來看，便有後世宗教家們所說的：「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如果只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便符合「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的至理名言。

　　講到蘇秦所說人生哲學的道理，使我聯想起現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當他少年時，開始出來學軍事，當小排長的時候，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記裡寫著，如果他有五百塊大洋，可以回家買幾畝地來種田的話，實在不想這樣辛苦。他哪裡想到後來居然成為國家重鎮，在歷史上留名呢？同樣情形，在唐末的亂世中，吳越王錢鏐，原先也只想在販鹽的行業裡，多糾集些人手來保護自己，他哪裡又預料到後來能屏障東南，做到了「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的封王局面呢？再說，朱元璋要不是因為當小和尚碰到荒年，出去化緣也難得溫飽的話，他也不會去投軍。當時他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後來竟然當上皇帝。當漢光武劉秀還沒落在民間的時候，他的最大希望，只想做到帝都衛戍司令的職位，然後討到陰麗華來做老婆，「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就志得意滿。哪裡又想到竟然作了漢代中興的令主呢？諸如此類歷史人物的類同故事很多，不再多講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像蘇秦那樣的人物，在躊躇滿志的時候，仍然能不失書生本色。播然憬悟到人生哲學的道理，總算不太容易。但是，蘇秦是屬於豪傑之士的人物，豪傑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個人生，來偏蓋一切的人生觀念。另外如孔孟一系的儒家聖哲們，他們的人生哲學，一開始發心立志，便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如各個大宗教教主們的救世淑世主義者，當然又比蘇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許多。其他如道家的隱士們，那種遺世獨立的情操，又是另一種人生類型的風格。

　　因此，我們在現實的人生社會裡，必須有獨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例如宋人陸仲微有一段對人生觀的名言，實在可作為熱衷於富貴中的清涼劑。他說：「祿餌可以釣天下之內才，而不能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猴士，而不能陸沉天下之英豪。」

【蘇秦的義利之辨】

　　在艱苦中成長成功之人，往往由於心理的陰影，會導致變態的偏差，這種偏差，便是對社會、對人們始終有一種仇視的敵意，不相信任何一個人，更不同情任何一個人。愛錢如命的慳吝，還是心理變態上的次要現象。相反地，有器度，有見識的人，他雖然從艱苦困難中成長，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義的胸襟懷抱。因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蘇秦是豪傑之士，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人性的美好和眾生相的醜陋以後，便慨然拿出千金，普遍散賜給宗族和朋友們。同時還報過去窮困時對他有恩惠的人。當他第二次出門到北方去的時候，有一位鄉鄰，借給他一百錢做路費，他便加十倍的回報，還了他百兩黃金。這種舉動，看起來、說起來很容易，事實上，到了自己頭上，要痛痛快快、慷慷慨慨地做起來，就真不容易。還有太多的事例，在此不多作討論。

　　原文中接下去，另一小節的記載，很好笑。當蘇秦在家鄉正做這樣豪舉的時候，有一個鄉親是當年跟他到北方燕國去的，可是蘇秦這次卻對他沒有什麼表示。這個人乾乾脆脆，自己直接向蘇秦說，我跟你沒有功勞，也總有些苦勞，為什麼你不給我一點好處呢？蘇秦說，對不起，其實我沒有忘了你，只是你太過份了，當我在艱苦的時候，很需要你跟著我，幫忙我到燕國去，可是你看我當時在趙國沒有什麼成就，所以在我渡過易水要到燕國去的最困難關鍵上，你再三想離開我，不肯再幫我了。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正是我困難得要命的時候，多麼希望得到你的幫助和鼓勵。可是你卻很勢利，真讓我痛心極了。所以現在我故意把要給你的一份擺在最後，也是給你一點教訓的意思。好了，你現在又當面來要求，當然有，這一份便是我為你準備的，現在你拿去吧！

　　在《史記》裡，司馬遷寫《蘇秦列傳》，把這樣一件小事也記載上去，這正如現代的我們寫白話傳記一樣，在一件小事上，一個小動作上，特別加以敘述，此中往往襯托出很重要的觀念，要讀者好好去思辨，好好去體會。

　　最後，司馬遷寫著：「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但後來劉向在《戰國策》的序言上，卻說：「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這裡與《史記．蘇秦列傳》所載相差十四年的問題在哪裡呢？司馬遷說的十五年，是蘇秦手裡的事。劉向說的二十九年，包括了蘇秦、張儀、蘇代等當政的年限。張儀是他同學蘇秦一手計劃培養的，故意造成反對派勢力，幫助秦國破壞了蘇秦合縱以後的計劃，另創一個連橫的聯合戰線，與蘇秦的原計劃相抗衡。其實，都是他們兩個同學的袖裡乾坤，故意一正一反來玩弄諸侯，擺佈天下。同時因蘇秦的影響和培養，跟著又有他的弟弟蘇代、蘇厲等，也是走他的老路，縱橫捭闔於當時的國際局勢之間。

　　反正總結起來，都由於蘇秦一手的創作，而減弱了當時國際間的連綿戰爭，維持了二、三十年大體上還算和平安定的局面，雖然最後蘇秦還是在齊國被人行刺而死，但是這個歷史上的功績，卻不能不歸之於蘇秦的謀略。

【生死之謎】

　　可是，最近我聽人說，又有新的出土資料，足以證明蘇秦當時在齊國並沒有被刺死，可能只是受傷或是的裝受傷，他是道道地地的功成身退，歸隱去了。後來還活到相當氏的歲數。

　　我是沒有親眼看到這些資料，到現在還只是道聽塗說而已，假如是真有其事，那麼我們對於蘇秦的評價，還要高得多了。這樣一來，范蠡的逃名歸隱，雖然獨步於先，後來的這個蘇秦也很高明，他使寫歷史的人，更並不清他的下落，豈不是比范蠡逃名得更有趣，真不愧是鬼谷子的弟子了。後世道家的神話傳說，當蘇秦功成名遂之後，便回去找他的老師鬼谷子，學道修仙去了。

　　不管如何，蘇秦一生的作為，在歷史文化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他是位非常高明的豪傑之士，他既不想做英雄，當然也談不到聖賢的作為。但也不能像過去學者們的成見一樣，只把他打入謀略家，好像他只懂得縱橫捭闔的陰謀策略，完全忽略了他對當時歷史時代上，的確已經做到了挽救戰亂危機而措置和平達二十多年的貢獻。有多少人的生命財產，都在他的一念卵翼之下而安享了天年。只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戰國末期的戰史，包括國際性、地方性的大小戰爭來看，便可知道過於輕視蘇秦的功勞，那也是很不公平的。

　　那麼，為什麼又說他不想作英雄呢？這很簡單，在他後來左右逢源、擺佈整個國際天下在他指顧之間的時代，他沒有一點野心，想走那三家分晉，或者田氏篡齊的作為。就如他在燕國，以及他在趙國，受封為武安君那段時期，也沒有過分地干擾弱國之燕、趙的實際內政。再拿他得志回家，分財施人的作風，來對比研究，便可想見蘇秦書生本色的個性，的確有過人之處。

　　如果新近的傳說屬實，真有新出土的資料，證明蘇秦後來是逃名隱遁了，又安享餘年，還活得不算太短的長壽。那麼，就要對他高明的人生哲學觀點另加評價了。或者，在他經歷上，對於人世間的歷史哲學觀點，確如范蠡他們一樣，另有獨到之處。在這裡，使我想起了明代蒼雪大師一首題畫詩的哲學意境：「松下無人一局殘，深山松子落棋盤。神仙更有神仙著，畢竟輸贏下不完。」倘作如是觀，那他豈不是更神奇了嗎？

　　再說，司馬遷特別為蘇秦寫了一長篇的列傳，不厭其詳地為他記述合縱的情形，也實在有他的深意存在。關於蘇秦死後的傳說，究竟如何？他也有點懷疑，只是資料不足，不敢寫得太過分。但是他對後世一般人對蘇秦的看法，也不太同意。不過，不能說得太明顯，恐怕後來的人，不講道義，只想學謀略，畫虎不成反類犬，那就不好。我們只要讀一下他在《蘇秦列傳》最後的評語，便可知道了：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問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間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我們在講述《孟子》之前，花了不少時間來討論孟子時代戰國末期的情勢，又附帶地多講一段蘇秦故事，用來襯托出孟子特立獨行的立身處世的聖賢之道，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我們生當此時此地，現實世界的局勢，就如春秋，就如戰國，儘管時代有不同，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形勢都有不同，但在大經大法、大原則、大原理的變化之際，國與國間，人與人間，古今中外，並無例外。所以特別提醒注意，希望年輕的同學們，為國家的將來，為自己，都能花些精神，多去讀《春秋》、《戰國策》這些書，只要能夠善於讀它，必定會有用的。的確是「其智有過人者」，例如蘇秦、張儀兩位同學，故意製造了正反相妨，而又相輔相助的反覆陰謀，便使整個天下，在他們手裡玩弄，使天下在他們手裡安定。由此而知，今天世界上的故唱和平，實力倡亂的反覆陰謀等等，只要你真正懂得《戰國策》的策眼，便可一覷看穿，不會上當的。

　　同時，我們這次講《孟子》，正好看看孟子與蘇秦等人先後都見到的齊宣王、魏襄王他們，當時的國勢和他們的內政國情是怎樣的。為什麼孟子要這樣說，蘇秦和齊魏兩國的王者，又要那樣做，這是什麼道理？在《孟子》本書上找不出相反的資料，而在《史記》、《戰國策》上，卻可以找出一些道理來。所以我採用了這個研究方法，不但不會使蘇秦「獨蒙惡聲」，也可將《孟子》讀得活活潑潑的，富有生氣，因而更能領略得亞聖之所以為亞聖也。

　　《戊子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擯秦，以蘇秦為縱約長，並相六國。
　　己丑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縱約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僵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癸巳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丙申四十四年，趙式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西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辛丑元年，衛更貶號日君。
　　壬寅二年，孟柯適齊。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
　　甲辰四年，蘇秦已死，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後相秦。
　　乙已五年，秦代蜀，取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啥。
　　戊申二年，楚屈勻伐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魏連橫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縱。
　　辛亥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壬子六年，張儀死，秦初置丞相，以樗裡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癸丑七年，秦甘茂代韓宜陽。》

【經史合參】

　　我們這次研究《孟子》，是採用「經史合參」的方法。所謂「經」，就是《孟子》七篇的本經。所謂「史」，就是指孟子所處的時代──如齊梁等國當時約略可知的史料。除了《孟子》本經之外，同時配合戰國當時相關的歷史資料，來說明孟子存心濟世的精神所在。

　　過去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讀《孟子》，往往覺得很枯燥乏味，只是為了傳統的要求，作教條式的信仰，填鴨式的記誦，或多或少，總存著不是絕對信服的心理。如果把學力加上年齡，再加上對世事的經歷和觀察，慢慢到了年事老大，才會覺得孔孟之學在人道的立場上，的確是有它聖之為聖的道理。但學力加年齡加閱歷，說來只是一句話，實際上卻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同時夾雜著許許多多的甘苦。所以我認為針對現代情況的需要，用經史合參的方法來認識孟子，也許有很多方便。

　　講到這裡，順便想起一個歷史上有關孟子的故事，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趣事。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大概也和我們年輕時的心情思想一樣，非常討厭孟子，他認為稱孟子為「亞聖」，把他的牌位供在聖廟裡，實在不配，因此取消孟子配享聖廟之位。晚年他的年事閱歷多了，讀到《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一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認為孟子果然不失為聖人，是亞聖，於是又恢復了孟子配享聖廟之位。

　　這個故事表面看起來很可笑，蠻好玩，實際上也正好說明了我們研究孟子的中心關鍵。同時也是英雄與聖人、王道與霸術分野的道理。

【梁惠王的先世】

　　現在我們手裡拿的這本《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即孟子見梁惠王。關於他們的對話，原文俱在，暫時擱在一邊；我們現在先要把梁惠王當時的魏國情勢，作個簡單的瞭解。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因為他當時遷都到大梁（河南開封），所以一般習慣，又稱他為梁惠王。

　　戰國時期的魏國，是和韓、趙兩國一樣，他們的祖先原來都是晉國的重臣。到了春秋末期，在晉昭公之後，便衰弱到「六卿強，公室卑」的情勢。魏國的祖先，也是晉國後期的重臣──六卿之一的魏桓子，他和另外兩家晉國的重臣韓康子、趙襄子，共同陰謀滅了苟家的智伯以後，便三分其地而據以稱強了。這個階段，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時期。

　　跟著，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戰國時期開始。魏國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賢人之一、子夏的學生，接受孔子經學的熏陶。孔子過後，子夏講學河西，便是這個時期的事。魏文侯另外還有一位高明的老師田子方。又向當時有名的高士段干木謙虛請教，他和段干木是師友之間的交誼，有很好的感情。因此他把魏國打好基礎，變成戰國初期的一個文化強國。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歷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門豹，主管河內（今河北及陝西、山西部分地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內政修明的典範之治。

　　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起，在文化的成就上，當然比不上他的父親，但在武功上，則更強大。他用了歷史上名將吳起，同時與韓、趙滅掉宗主國的晉國，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兒子繼位，乾脆直接稱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見的梁惠王。

　　梁惠王當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親魏武侯。同時，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比起他父親、祖父的時代，又更複雜困難了，這也是事實。不過歷史上的名將孫武子的孫子───孫膜，打垮他同學龐涓的一場著名戰爭，那個龐涓，便是魏惠王親信的大將。在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過赫赫的戰功，打敗過韓國、趙國、宋國。而且還能威脅到魯、衛、宋、鄭等國來朝，和他建交。同時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暫的和平。

【商鞅和梁惠王】

　　可是魏惠王在歷史上，卻有一件很滑稽的遺憾，也可以說是很滑稽的損失，那便是把一個在他手裡的人才，輕輕地漏過溜掉，使他後來在霸業的企圖上吃了很大的虧。這個人便是使秦國變法圖強的商鞅。

　　商鞅，衛國人，所以也叫衛鞅，又叫公孫鞅，因為他的本族姓公孫。在當時宗法封建的社會裡，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視的一個青年，因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在宗法社會裡沒有家族地位之故。

　　商鞅從小就愛好法家刑名之學。因為在他本國不得志，戰國當時的國際之間，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時代，他便到魏國，作了魏國的輔相公叔痤的門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還來不及向魏王推薦，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問他說：「假如你的病好不了，對我們的國家前途，有些什麼話要吩咐？」公叔痤說：「我的門客，有一個衛國的流亡青年公孫鞅，雖然年紀還輕，卻是一個奇才，希望你重用他，絕對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見。」梁惠王聽了，門聲不響，也不表示意見。到臨走的時候，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又單獨和梁惠王說：「如果你不肯用公孫鞅，便解決了他，不要叫他出境。」梁惠王聽了只好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梁惠王走了以後，公叔痤馬上叫商鞅進來，對他說：「剛才惠王要我推薦我死後的輔國人才，我推薦了你，他的意思不肯接受。我的立場，先有公，再有私。先對國家貢獻是事君之道，再來對你講私話，是盡到我人臣之道以後，才來講你我之間的友道。」

　　這點要特別注意，在我們上古的歷史文化裡，尤其在春秋、戰國之間，常有這一類歷史故事的例子，充分表示一個人的人格作風，對公對私的道義界別。表面看起來好像很陰險，在說兩面話。事實上他是光明磊落地說明對君道、臣道、友道之間的各別立場，都須要有所交待，才是不負此心、不愧此心。如果說他是陰險，也有陰險的道德，等於後世寫的武打小說，明明要用暗器傷人，但在發出暗器的剎那，還要公開叫一聲「看打！」通知了以後，你能不能逃得過，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

　　因此公叔痤便接著告訴了商鞅：「我的心，對公對私都要盡到最大的力。所以我後來對惠王說，如果不用你，便殺掉你。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見。你趕快想辦法走吧！遲了，就要完蛋。」商鞅聽了，對公叔痤說：「你放心吧！他既然不肯聽你的話用我，哪裡又肯聽你的話殺我呢？」換句話說，商鞅瞭解梁惠王的心理，根本沒有把他商鞅這個人當一回事。所以他還是暫時留在魏國不走。

　　梁惠王從公叔痤的家裡出來以後，便對左右親近的人說：「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頭，他叫我把國家大事交付給那個衛國來的流亡小子公孫鞅，那是多麼荒謬的想法！真是可悲之至！」

　　後來商鞅投奔到秦國，三次遊說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計劃，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奠下了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基礎。過了兩三年以後，商鞅又說動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國，用詐術欺騙了魏國的前線指揮官魏公子印，打了勝仗，使魏國割讓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遷都大梁。這時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當時沒有聽信公叔痤的話。公孫鞅也因此而受秦國尊封為商君。所以後來通稱他為商鞅，便是由這個歷史故事來的。

　　再過十年以後，秦孝公死了，他的兒子繼位，也稱惠王，這便是蘇秦見過的秦惠王。商鞅失了依靠，在秦國的政壇上失敗得很慘，有造反叛變的嫌疑，因此又逃亡到魏國，但被魏國拒絕了，最後走投無路，被秦國追捕回去，受車裂之刑而死。

　　雖然說歷史上的因果報應，毫釐不爽。但魏國割地遷都這一幕，到底都是導自梁惠王的失策，沒有君子之度的領導長才，糊里糊塗地寫下了歷史上這一出滑稽劇本，徒留後人扼腕長嘆。

　　孟子見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憤難受的階段。他與齊國一戰，損失了大將龐涓，同時太子申被擄。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了公子印，割讓了河西之地，遷都大梁。實在是他心裡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想網羅禮聘外國的人才，例如在齊國聞名的客卿騶衍、淳於髡等人，也都受過他的邀請。尤其他對騶衍的蒞臨，曾經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賓之禮。他是受到商鞅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個振作圖強的能臣，來恢復他父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不管他是什麼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導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確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瞭解了這些簡略的歷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精采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第二部分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尤其我們瞭解了梁惠王后來對騶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他卻乾乾脆脆地稱呼一聲「叟」。這個「叟」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態度，和稱呼的聲調來決定它的涵義了。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但無論如何，這一聲「叟」，並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叟」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麼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您何必只圖目前的利益？其實只有仁義才是永恆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只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那麼，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只求顧全自己的家族利益。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只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這種觀念發展下去。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當利不讓』的風氣。這樣的話，國家就太危險了。」

　　「因為唯利是圖，『當利不讓』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爭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弒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家做出來的絕事。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於的事。」

　　「至於侵略吞併的思想，更是由於『權利慾』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併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併百乘之眾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原因在哪裡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爭奪權利的結果。如果不瞭解先行仁義，而只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別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絕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真有義氣的人，絕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認為您──惠王只有推行仁義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捨大取小而只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內涵，略略加以說明，大致就是這樣的對答。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裡去的。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孟子並沒有太過迂腐古板，只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這樣孟子才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討論他的內涵。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第二，是歷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關於孟子傳記部
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如說：

　　「孟軻，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剛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於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著司馬遷再來述說。他在本傳裡，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只講霸術。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裡，他說：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於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歷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只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家當中去隱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卑禮」──很有禮貌地，「厚幣」──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例如騶衍、淳於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尷尬（如記載所說：

　　《「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將也戰死了。弄得國家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他又對孟子說：「老先生，你不辭干裡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不知你將如何為我國謀利？」

　　孟子說：「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於注重利益。你做領導人的這麼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只顧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爭取自己的利益。這樣子上下爭利，你的國家就太危險了。做一個領導人，只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麼利呢？」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扎的危急。你這包顛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麼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裡，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實在也很難下定論。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裡，卻寫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多情。」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這是多麼有趣、多麼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瞭解，孟夫於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著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覆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產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凶、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只有吉凶兩端。吉是好的；凶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凶。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凶兩端。吉、凶怎麼來的？《易經繫傳》上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凶、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凶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這是道家思想的論點。這裡指出，仁義的確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人們用來爭權利的一種工具。由此就可以瞭解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頹落，才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當時老子對於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莊子也曾說：「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征伐口號，大體上也都是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並不是真行仁義，只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爭權奪利之目的。所以莊子說仁義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別墅，並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家，只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只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爭權奪利之實了。

【孟子思想被夾纏不清】

　　綜合上面這些分析，來看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關於義利之辨的話，試作一個結論。

　　第一，孟子一開始就對梁惠王說，你何必去貪求這種眼前短暫的近利、小利呢？你應該提倡仁義的道德觀念，推行仁義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長遠的大利。因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實行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道德之治，所以他對梁惠王就這樣直接地提出來，不保留，不婉曲，不虛飾，這態度本身就是一種不問利害的道德行為。

　　同樣是孟子的這個意思──勸梁惠王行仁義政治的意思，假如換了當時另外一些遊說之士，例如蘇秦、張僅這一班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來說，那麼他們就絕對不會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這一班人，一定會拐另一個彎，婉轉地對梁惠王說：「我有一個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長遠之計，你梁惠王想不想聽？」這樣先賣一個關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的時候，他才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天下是如何混亂，道德淪喪，人人都在渴望仁義。你不妨如何利用仁義，如何以仁義為口實，頒布一些政令，那麼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國來了。你有這許多人民，領土也會增加，國家富強，自然就完成你的霸業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誘導他聽從他們的說辭，慢慢實行仁義的政治。當然，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自己有進身之階。

　　第二，無論東方或西方，任何一種文化、一種學術思想，都是以求利為原則。如果不是為了求利，不能獲利的，這種文化、這種思想，就不會有價值。

　　從哲學的觀點看，一切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離苦得樂」。飢餓是苦，吃飽了則得樂。疾病是苦「，醫好了則樂。天氣太熱則苦，到樹蔭下乘涼，或到有冷氣的房子裡，全身清涼則樂。一切生物的一切行為動態，目的都在「離苦得樂」，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易經》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現代觀念想辦法在我們活著時，活得更好。像設法利用太陽能，淨化空氣，防止水源的污染，目的都是使我們好好地活著，這些都是《易經》中所說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任何學說思想，如不能求利，沒有利用價值，則終必被淘汰。

　　即如宗教家們的修道，也是為利。修道的人，看起來似乎與人無爭。實際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是講究牛求自利的人，他拋棄世間一切去修道，修道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這也是為了自己。雖然說自利而後利他，那也只是擴充層次上的差別，其唯利而圖是一樣的。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這也是為了利。

　　自從孟子講仁義，強調了義利之辨以後，影響到後世的重視義利之辨，而漸漸地，後世的義利之辨，又與自私無私之別，混為一談，以為「義」與「無私」同義，「利」與「自私」不殊。因此漢唐以來，儒家的義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與無私之別，兩者分不開來。所以談義利之辨時，往往在邏輯上就會夾纏不清，而使我們現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於產生「儒家思想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錯覺。

　　因為後世受此影響，每談義利之辨，就成了談有私與無私之辨。遂進一步牽涉到中國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牽涉到人類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為的中心──公與私之辨的問題。

　　以我們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來說，關於公與私之辨，有兩派極端相反的思想。一為墨子，一為楊子。其實他們都由道家的思想脫胎演變而來。

　　墨子講「義」，但是墨子講的，和孟子講的，雖然同為一個「義」，卻有不同的觀念，含義上是有所差異的。墨子講的義，是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從頭頂到腳底，都可以放棄自己而去為別人謀利，是徹頭徹尾的犧牲自我，以利別人。

　　而楊子──楊朱的思想，則與墨子絕對相反，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但並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卻該全部給我。他是主張天下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假如能做到這樣，又是另外一種社會形態了。

　　如果把墨子和楊子兩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細的研究，那會怎樣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犧牲，只圖利他人，這是做不到的。那麼依楊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利益著想，絕對不為別人的利益犧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顯，那當然是不行。人類可真是奇妙的動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這個程度，卻也沒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類都這樣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無私，也難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無私，則天下共利，結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楊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為自己，絕對不妨害別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現代所說的，爭取自己個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麼也可天下太平。但這兩派的主張，事實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楊子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調和論，是兼容並蓄而仲裁為適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漢以後變了樣的儒家思想），當然是崇奉了仁義之義，向梁惠王提出建議。同時，在提出建議時，也不採用當時縱橫家們為博取富貴權勢所慣用的遊說態度。孟子雖懂得遊說的辭令技巧，但卻不用，還是很嚴正地主張行仁由義，極力宣揚仁義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說只有仁義最好。

　　我們不妨引用清人的兩句詩：「莫言利涉因風便，始信中流立足難。」正好作為孟子對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風格，其難能可貴的定評。

　　或者說，所謂義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大義之義。義理之義，義者，宜也之義，並非狹義廣義等的義利之義。其實，都是一樣，不管是什麼偉大的義理，都是力行於義，才能有利於成其為君子，所以這也是利便是義，義便是利的真實道理。

　　由於義利之辨的文化思想發展下來，到了宋明以後，構成中國文化的商業道德，便有「貿易不欺三尺子，公平義取四方財」的說法。即使專事求利求財的商業行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義利之辨。可以說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業道德上的教育成果。

【玩物喪志】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糜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圃，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這段話，當然不是在同一天裡，緊接著前面的一段話說下來的，應該是另一次見面時的談話。因為這一段談話，在梁惠王說話的語氣上，不像前一段那樣生硬疏遠，比較上情緒稍見好轉。根據司馬遷所寫的《孟子列傳》以及有關梁惠王的歷史資料看，梁惠王在初次接見孟子的時候，不可能有書中所記載的那麼熱忱。史料上對孔孟的記載，孔子最失意倒霉的時候，是在陳絕糧那個階段。而孟子受困於齊梁之間，也正是他一生中，最不得意的時候。梁惠王如果一死，他只有收拾行李回家的份了。

　　這段文章，如果以現代的眼光，從字面上去讀，似乎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上面記載說：這次孟子和梁惠王見面的時候，梁惠王正在王室的大園林中散心遊覽。（用現代的語言或觀念來說，東方說是御花園，西方稱作皇家花園，或皇家私人的什麼堡之類，是王室獨據以賞心悅目的地方，門禁森嚴，老百姓只能站得遠遠的，看到矗立的圍牆，進前不得，就是巨僚百官，也未必能隨便進去的。）

　　梁惠王站在一個大池沼上，抬頭看看在樹梢上棲息飛翔的鴻鳥、野雁，低頭看看園中安詳吃草的小鹿。從宮裡出來，接觸到大自然的景象，心裡覺得舒暢而快樂。於是再看看孟子，然後對孟子說：「喂！你們這些講究仁義道德的賢人先生們，是不是也喜歡這種園林風光？是不是也喜歡這些珍奇的飛禽走獸？」

　　這種語氣，這種問話，當然是話裡有話，包含了許多近於令人難堪的意思。假如是現代你我遇到這種場面，可能掉頭就走。可是在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上，不能如此。更何況孟子，自有他的抱負和立場，不能像我們今日這樣做。所以他還是答覆了梁惠王。但從孟子的答話中，可以看出孟子的修養。

　　儘管梁惠王的問話中，包含了輕視的昧道，而孟子的對答，還是持著鄭重的態度，還是很嚴肅的，他用單刀直入，似教訓非教訓的口吻告訴梁惠王說：

　　「一個賢者，是要等到天下太平，大家都享受到安樂的生活之後，才會去享受這種園林的樂趣。可是一個不賢的人，即使有了這樣的園林，也不會有真正的快樂，而且更不能永遠享受。

　　像《詩經》大雅篇靈台章說的：『當文王開始準備建築靈台，僅僅開始計劃，如何設計，如何部署的時候，老百姓知道了這件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前往，群策群力，共同來從事這項工程，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提前完工。本來在最初的時候，文王還不打算急著完成這件事，可是，由於百姓們自動自發地來幫忙，所以很快地辦好了。』

　　靈台提前完工以後，在靈園裡面遊覽，看到那些安靜悠遊的母鹿，身子胖胖的，毛色光亮奪目，在林梢飛翔的白鳥，豐潤皎潔、自由迴旋。文王站在林沼的岸邊玩賞時，又看到了滿池的魚兒，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活活潑潑地在水中跳上跳下。」

　　孟子繼續說：「這詩篇的記載，就說明了文王勞動老百姓來建築這囿園，而老百姓卻喜歡他那麼做，把他的台叫做『靈台』，把他的池叫做『靈沼』，並且很高興他有麋鹿魚鱉可以玩賞。古時候的賢君，就因為能和老百姓同樂，所以自己才覺得快樂。」

　　孟子借這則文王建靈台的歷史故事，向梁惠王提出了一個為君的重點──應該與民同樂。

　　接著，他又引用《書經》的記載，講述了一則完全與文王建靈台情形相反的故事。

　　「當夏朝的暴君夏桀在位的時候，曾大言不慚地說：『我之於天下，就好比太陽一樣，除非太陽滅亡，我才會滅亡。』自誇他的政權和太陽一樣是永恆的。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們恨透了他。所以《書經．商書．湯誓》篇記載：一般的百姓們，因為深深怨恨夏桀而說道：『你這位如同烈日似的暴君啊！你什麼時候才會沒落呢？你趕快沒落吧！我寧願和你這暴君一同滅亡，也不願再忍受你暴政的殘害了。』一個作君主的，使人民怨恨到寧願和他同歸於盡的地步，即使擁有美好的台池、鳥獸，又怎麼可能安享下去呢？」

　　孟子這樣把握住機會，列舉兩個歷史上的經驗。述說周文王是如何深得民心，所以建立了延續七百多年的悠久政權。又相反地指出三代時期的夏桀，遭遇老百姓的怨恨，以致迅速敗亡。

　　在我們現代讀到這段書時，或者會感覺到，孟子所列舉的這兩個史實，其所闡明的為政原則，可以說是大家都明白的普通常識，並沒有什麼高深的道理。這就是我們讀古書應該注意的地方了。

　　我們要知道，在孟子的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社會福利制度，統治者不會去建築一個公園，和老百姓共有、共享。一起遊樂。只有帝王的宮室。才會有如此偉大的建築，老百姓根本不准去遊玩的。所以孟子當時提出這兩個史實來，就等於建議梁惠王實施我們現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在時代背景上而言，孟子在那個時代能提出這種政治思想，實在是了不起的。此其一。

　　同時，我們透過這一段記載，可以瞭解我們固有的中華民族文化，在上古時候，就早已經有了這種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政治思想。自從夏朝開始，演變成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所謂帝王世襲的政治制度開始以後，帝王們的享受，才和老百姓有了分別。而孟子在他的那個時代，能勸導一個有野心要據地稱雄的人主，恢復共有共享的公天下政治制度，他的主張和這種精神，還是相當可貴的。此其二。

　　再從後世的歷史看，自秦漢以下，曾經有四個時代的類似事件，都與孟子這一節的政治思想有關。第一是秦始皇建築阿房宮；第二是隋煬帝造迷樓；第三是宋徽宗造艮嶽；第四是清慈禧太后造頤和園。這四次著名的偉大宮廷建築的結果，都印證了孟子在這段書裡所說：「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理論的正確性。此其三。

【阿房宮與秦始皇】

　　對於秦始皇的阿房宮，唐代的大詩人──和杜甫並稱為二杜的小杜──杜牧，曾經構寫了一篇《阿房宮賦》，作了很生動的介紹。他一開頭就說，秦始皇併吞了六國，統一天下之後，便把四川的山頭，砍伐得像禿子的腦袋一樣，而把這些砍下來不可勝數的木材，運到咸陽去建築阿房宮了、試想看看，台灣也是盛產木材的地方，經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砍伐，也沒有被砍得山頭光禿禿。而四川的面積，比台灣大上若干倍，他為了建築自娛的阿房宮，一下子把那裡的樹木砍光，該有多少木材？同時這些木材的砍伐、運輸，製成樑柱門窗等等，又需要多少人力呢？

　　何況這僅僅是建築材料的一部分而已，還有石頭等等其他方面的建材，以及施工建築的人力物力，更是難以統計了。花費這數以萬計的人力和物力，建起來的阿房宮，又是個什麼樣子呢？

　　佔地是方圓三百多里，高到看起來快接近天日了。從北面的騙山一直南下，轉向西邊和咸陽連接起來了。把渭川和樊川兩條河川的水，也引導流進了阿房宮，造成了宮裡的人工河流湖沼。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華麗精巧，各種不同型式的宮室，像蜂室那樣多。在水上架的長橋像臥龍一樣。凌空搭的復道，從宮殿下面通到南山的山腳下，五色繽紛，有如掛在天上的彩虹。在這許多宮室中，每一間房子，一天之中，都可以變換成四季的不同氣溫。

　　秦始皇又把沒收來的六國的財寶、美女，全都集中到這阿房宮來，把人家的鼎當作煮菜飯的鍋子用，把玉當作石頭用。妃子上萬，早晨這些宮女打開鏡子梳妝，那些鏡子有如夜空中的繁星那麼多。飄拂在窗前的長髮，有如烏黑的浮雲。渭河的水每天早晨上漲，浮現了一層滑膩粉紅的顏色，原來就是阿房宮裡所流出來的宮女們洗除臉上隔日胭脂的水。半山腰裊裊上升的雲霧，卻正是阿房宮焚燒椒蘭等等貴重香料的煙霧。秦始皇這位暴君，就在這個走進去難分東西南北的阿房裡朝歌夜宴地享樂。

　　這樣秦始皇就快樂了嗎？大不然。司馬遷在《史記》裡寫道：秦始皇因為想求得長生不老的藥，聽信了一個方士盧生的話，必須隱秘起來，才可以求到不死的藥。他就住進那隱秘的復道裡，往來於二百七十間密室裡作樂。除了他要殺人時，獄吏見得到他以外，丞相大臣，和七十名博學之士，都只有照他傳來的命令辦事，根本見不到他，更談不上提什麼意見了。後來這位盧生和一位自韓國來的侯生商量，認為秦始皇如此專斷橫暴，嗜殺而好貪權勢，不可以替他求仙找不死藥，於是雙雙逃走了。秦始皇知道這個消息，大發脾氣，活埋了四百多人洩憤。

　　像這樣躲在復道裡一天到晚發怒殺人，又有什麼真正快樂可言呢？正如孟子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三輔黃圖》】

　　或者說小杜生於唐代，比秦始皇晚生了七八百年，況且阿房宮被項羽進咸陽時，放一把火燒掉了，他在賦中的描寫不一定實在。小杜的《阿房宮賦》，是否有史料為依據？或是僅憑他的才華和想像寫成的？無法考據。但是緊接著秦代之後的漢人記錄，應當不會太離譜了。

　　《三輔黃圖》這本漢代的著作裡，記載著說：阿房宮又叫做阿城。原來是秦惠王在這裡建造宮室，還沒有完工就死了。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就選擇了這個地方，擴大範圍，建築阿房宮，佔地方圓達三百多里，造了許多離宮別館，跨過了山谷，把一望無際的高山大嶺都遮蓋起來了，專門供秦始皇車輛通行的道路，從宮室到驪山，就有八十多里長；並且在南山的頂上，建築了一道巍峨雄偉的闕門，高高矗立在上，似乎和天上飄過的雲彩相接；還開了河道，遠遠地把樊多！哩的水，接引到阿房宮裡來，灌進壯闊的池沼中去。僅僅是阿房宮的一處前殿，從東到西有五十步寬，約三十丈（漢朝度量衡制度，很難考實），南北之間則有五十丈深。上面可以坐上萬的人，下面建有五丈旗，用最貴重的建材興建，橫樑是用木蘭架設，門則用磁石砌成。僅僅一處前殿，就這麼瑰麗，正殿和其他宮室的情形，就可想而知。另外還有四通八達的雙層高架復道，和那些樓閣連接起來，而且通往咸陽。

　　證之這一段漢人的記載，和小杜的描寫相比，除了杜賦的文體更美，易於使人記憶外，同阿房宮實際狀況是極相近的。

　　還有更可靠的史料，那是在《史記》中，司馬遷敘述了鴻門宴上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的一段故事後，立即就說：項羽知道漢高祖自鴻門逃回壩上，引兵他去，便「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這寥寥的「火三月不滅」五個字，可以說完全證實了那些筆記、詩賦的可靠性。在今年（一九七七年）不久前，美國加州的一場森林大火，毀了那麼廣闊的山林。當然，林木蔓延起來比較快，但也只延燒了個把月。而阿房宮的大火，卻燒了三個月之久。這一比較，就可見阿房宮規模的恢宏了。

　　然而秦始皇又享受了多久呢？可以說，阿房宮動工之日，正是秦朝政權開始崩潰的時候。杜牧在他的《阿房宮賦》結論說：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益驕固。成車叫（陳涉一呼揭竿而起），函谷舉（漢高祖進兵），楚人（項羽）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他的這一結論，正是孟子對梁惠王所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這句話的發揮。尤其是「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兩句話等於指責了隋煬帝的錯誤，也為後來的宋徽宗、慈禧太后這些人作了預言。

【迷樓與隋煬帝】

　　可不是嗎？且看隋煬帝這位著名的荒淫皇帝的行徑，他早上調戲後母被發覺，恐怕他老子殺他，派人秘密殺了做皇帝的父親。當天晚上對後母逞了獸慾，第二天就發喪即皇帝位，又把他的哥哥殺死。

　　第二年的季春三月，就驅迫二百萬名壯丁，在洛陽建築宮室。遠從長江一帶和廣東等地，收集奇材異石。又向全國各地搜羅珍奇高貴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運到洛陽，佈置在宮廷的園林中，供他賞玩。同時特別開一條水路，把汴河的水引到離宮中，並造龍舟，供他在水上遊樂。他所建的宮廷園林，佔了方圓二百里的廣闊土地。在園林中又造了一處人工海，周圍有十幾里路。海上又想像方丈、蓬萊、瀛海等三處仙島，建起人工島來，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台、觀、樓、閣、宮殿等等，連綿地分佈在山上。海的四周又建築了十六處庭院，每院都住有許多美女，每院的主持人，都給予四品夫人的高貴頭銜。海裡的荷花、宮殿前的花木，如果到秋冬季節自然凋謝了，就命人用紙或絹緞，製造假花，安放在樹枝上和水中，只要褪了顏色，就隨時換新的。十六院的食物，更是互相爭求精美，來討好他的胃口。至於他驅使八萬人拉著他的龍舟，經運河到揚州遊玩，船隻相接二百多里的奢侈行為，是人人都知道的。

　　他又曾驅使一百多萬壯丁，作歷史上的第六度修築長城。歷史上記載，他搞這些用來自娛的工程，所驅迫的四百萬人力，其中一半以上累死在工地。

　　不但是人民受到迫害，就是連鳥獸，也不得安身。他為了要做一件新的大氅，在即位後的第三年，通今天下各州各縣，進貢白鶴的羽毛。於是全國上下，都紛紛捕白鶴取羽毛。當時在四川的烏程縣裡，有一棵十丈多高的大樹，上面有一個很大的鶴巢。可是樹太高了，沒有辦法上去捕鶴，也無法張那麼高大的網羅。但是，如果不將這鶴的羽毛取來進貢，就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殺頭的，弄得不好，甚至會誅九族的，於是老百姓只好砍伐樹根，準備把樹弄倒了，以便捕鶴。大概是樹上的大鶴，恐怕這樣會傷害到小鶴的生命，所以在樹上拔下自己身上可以制大氅的羽毛，投到地上來。而謅媚的地方官，不念鶴自己拔毛的痛苦，反而說是一種祥瑞的徵兆。報告到宮裡，討隋煬帝的歡心，以期博得一個加官進祿。

　　他建築了這些地方，經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帶上幾千名美貌的嬪妃宮女，都騎了馬，在大園林中夜遊，而且還特別作了歌曲，在馬上演奏歌唱。可是，這樣還不滿足，他後來又認為宮殿雖然壯麗寬敞，可惜沒有曲房小苑，幽軒宮室。如果再有這一類型的佈置，就更快樂了。於是他身邊的侍臣高昌，介紹了一位高明的建築設計師項升。依照他的願望，設計了一張藍圖，呈獻到宮裡。隋煬帝看了以後，非常滿意。立即下令向天下搜索材料，又徵調了幾萬名壯年男子，建造了一年多才完工。所花費的錢財之多，難以統計，連國庫也因此空虛了。這座新的建築，除了華麗以外，更十分精巧別緻，是自古以來所未有的。人們走進去了，往往會整天都找不到出路。隋煬帝重重地賞了項升為五品官及千匹庫帛外，更得意揚揚地對近臣說：「即使是真的神仙到了這裡，也一定會迷了路的，這真好比一座迷樓。」於是後世的人也都管它叫迷樓了。

　　迷樓建好以後，隋煬帝在裡面的荒淫生活，更是不忍卒睹，不忍卒聞，也不忍去說了。到後來健康大損，虛弱得終日昏睡，無法清醒。到了夏季，一天要喝幾百杯水，面前放一大塊冰，還是口渴得煩躁不安。最後，隋煬帝再度南遊到揚州，被起義革命的百姓抓住，他想飲毒酒自殺被拒絕，最後被宇文化及叫人用繩子把他勒死了。

　　而他在洛陽的迷樓呢？當唐太宗起義，提兵打到京城，看到這座迷樓，便說：「這是用千萬老百姓的血汗脂膏建築起來的哪！」於是就下命令把迷樓燒了，也是燒了好幾個月才燒光。這又是孟子所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的另一形態的印證與發揮吧！只可惜那時候的人，沒有充分發揮與民同樂的思想，致使素稱英明的唐太宗，也和項羽及清末的八國聯軍一樣，都做了「焚琴煮鶴」、大煞風景的事。

　　這位荒淫到極點的君主，窮奢極侈，看來是享盡了那種皇家宮室的園林之樂。事實上，不但當時是喝涼水，對冰盆，甚至還落得一個被勒死的結果。所以後代詩人李商隱的隋宮詩便有：「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的感嘆。春秋時代的齊景公，也建築供給自己玩樂的一個台，並且還想造一座大鐘，當時的賢相晏子便反對面勸諫說：「斂民作鍾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

【艮嶽與宋徽宗】

　　至於宋代那位被金人俘虜了十幾年，終於死在異邦五國城──塞北漠地的徽宗皇帝。如果我們說北宋的敗亡，就是敗亡在他「獨享宮室園林之樂」的生活上，並不為過。雖然當時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貫、蔡京之流乃至於裝妖弄鬼的道士，專政弄權。但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得他的寵信，掌握到政權，細按史實，都和他的獨夫之樂有密切關係，這又是較之秦始皇、隋煬帝，更進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長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諂媚功夫的宦官童貫，一得到徽宗歡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蘇、杭州一帶，去搜索江南的書畫古董，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奇珍異物。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幾個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裡時，在信上總是為蔡京說上些好話，再加上一個常到皇后那裡畫符唸咒的道士徐知常，透過大學博士范致虛在京裡為奧援，於是徽宗的心裡對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從此播下了北宋敗亡的種子。

　　後來童貫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愈來愈大，竟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應奉局」，擴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等手工藝品，無一不包，樣樣都要。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裡為皇帝盡義務作苦工，而所用的這些價值昂貴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負擔，皇家是不給錢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當時蘇州有朱沖、朱勔父子，本來是犯法受過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歡心。於是蔡京就推薦到童貫的下面聽差，而做起官來了。一次徽宗看到童貫送到京裡的花石，非常高興。蔡京從宮廷的內線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囑咐朱沖，秘密地搜集浙江的珍異送到京裡。最初送去的三株黃楊，徽宗頗為欣賞，嘉勉了一番。這條路子一打開，以後送到京裡的花石和珍玩，就越來越多，年年增加，運輸的船隻，在汴京與淮河之間往來不絕，而被人號稱為「花石綱」。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愛，而命令朱沖的兒子朱勔，在童貫下面，主持應奉局和花石綱。

　　朱勔這小人得勢之後，橫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內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萬，少也幾十萬，他說是為了替皇帝辦事要用的。皇家管錢的人，誰也不敢說個不字，誰也不敢得罪他，內府的錢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錢了。在民間他更是嚴搜刻括，鉅細無遺，就是窮鄉僻境、深山大壑中隱藏的東西，也逃不過他的搜括，老百姓家裡的一石一木，只要稍微有一點賞玩的價值，就派兵卒闖進去，貼上皇家的黃色封條，責令原物主負責保管，如果有所損失，就是對皇帝不敬，一定殺頭。如果是較大的東西，搬運不便，就連物主的房屋也給拆掉。假如有人家有一件東西稍微畸形一點，又被指為不祥而獲罪。在室外郊野的東西，不論是山巔谷底、深淵巨壑，都千方百計，不惜人命找來。運輸這些東西的船員們，也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有時甚至凌辱到州官縣官的頭上。

　　這種情形之下，老百姓賣兒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為之側目，而已經種下了後來方臘的一場大亂，嚴重地動搖了國本。

　　最嚴重的是「艮嶽」的建築，徽宗因為沒有兒子，心裡總是不愜意。有一個也是以畫符唸咒常常出入禁宮的道士劉混康，對徽宗大談其風水之道。說什麼京城的西北方，具備了調和天地、順應陰陽的地理。如果在那裡堆起一座山來，將地勢加高，一定會多子多孫的。徽宗聽信他的話，動員老百姓，把那裡的地勢加高了幾丈。後宮恰巧有幾個嬪妃生了兒子，於是徽宗更加相信。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宮的東邊，依照餘杭鳳凰山的形勢，籌築一座萬歲山。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才把這座山築成，命名為「艮嶽」。

　　艮嶽的規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嶽記》裡，有大致的記載。儘管只是梗概，我們讀了以後，也要驚奇得張口結舌。現代一些國際馳名的什麼公園、什麼樂園的，比較起艮嶽來，也遜色得多。如果阿房宮、迷樓、艮嶽這些歷代的宮室園林，今天還在的話，中國的觀光勝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寫他的得意傑作有一節說：「──按圖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溪、仇池之深淵，與四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瓊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月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香山懷谷。」從開頭這一小段文字，就可見這座山的恢宏氣魄，把全國的名勝古跡，奇石異木，都集中到這裡來了。

　　宋人張吳的筆記裡，還指出了這些東西從各地搬來的運輸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鑿開來，以便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損傷地得以通過。

　　在南宋時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寫了一篇《華陽宮記》，所寫的「艮嶽」景物，許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記中未曾說到的，可能是艮嶽築成以後，還在陸續增加修建。祖秀和尚的那篇記中最後的描寫「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可謂道盡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記中，結語說：「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賢者亦樂此乎」來，更神氣得多了。

　　可是我們再把他被擄以後，押解到女真去的時候，在中途驛館題的一首詩：「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和他的《艮嶽記》放在一起，對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萬千了。這又是孟子所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的照會。

　　所以清人吳楚村對他有兩段極嚴厲但也極適切的批評。一則說：「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慾逆天之事，其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然煬帝之頸，斫於宇文化及之手；陳後主之身，隕於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歿於金虜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於三君哉！無乃自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灑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三君兼有者乎？」

　　另一段說他築艮嶽是「極土木之盛，彈億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犯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他用孟子的話作了結論，也等於演繹了孟子這兩句話。

【頤和園與清末】

　　但是，正如杜牧說的「後人哀之而不能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清人對宋代徽宗皇帝作了如此嚴刻的批評，可是清朝的末代，並沒有把它當作一面鏡子，放在當前，經常對照對照，看看自己可曾變成那副模樣？所以後來有了慈禧太后的興建頤和園，大動土木，搜括天下，弄到民不卿生。當時列強環伺，乘隙而入，強行索取，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後來八國聯軍一役，西人的堅甲利兵，進逼北京，清廷毫無阻擋能力，結果慈禧這位老太婆只好帶著小皇帝，狼狽而逃。

　　最後終於把清朝祖宗打下來二百多年的江山斷送了。幸虧國民革命乃屬義師，鼎革之時，還優待了清朝末代皇帝的家室，並且保留了那座用老百姓血汗建成的頤和園，應該為後世萬代很好的殷鑒吧！

【鳳閣龍樓與李後主】

　　檢討了這幾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的皇帝，貪享園林之樂的結果。我們更想到一位極有詩才的末代皇帝──李後主被俘後的詩：

　　《江南江北舊家鄉，四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

　　又另一闋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寫來字字是淚，句句是血。而當時那些吳苑宮闈廣陵台殿，以及鳳閣龍樓等等的昔日繁華，卻不能與民同樂，可見沒有「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是不會長久的，獨樂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國家，當時統治階層的奢靡狀況，也是如此，甚至還要更厲害。西方國家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制度、民主自由的思想，那還是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事，距今不過幾百年而已。

　　從這些歷史事實，以及李後主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知道，孟子所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的兩句話，不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此，即使一個家庭的興衰，每一個人的成敗，也都是如此。儘管是做了龐大的事業，擁有千萬美金，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建立起一個道德標準，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基礎，也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些有形的財富，只是暫時屬於你的，而不是真正為你所有的。當你到了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的時候，一塊錢也不是你的了，這也就是孟子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再說，物質環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快樂？這是一個觀念問題，並不是絕對的。固然，物質環境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人的心情與思想。但有高度精神修養的人，同樣地能夠以自己的心，去轉變環境的。如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優，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並不因為物質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立身處世的道德標準和這一些精神的修養，縱然有再多的財富，再好的物質環境，而他的心理上，並不會快樂的。前面我們所舉歷史上那幾個君主的史實，固然是很好的例證，我們如果再從現代西方國家的精神病學家或心理病學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也可以獲得證實──「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歲罪，斯天下之民至焉。」》

【《清明上河圖》的背面】

　　當然，由於孟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一直講王道政治的精神，也感動了梁惠王，已經漸漸聽得進孟子的話了。所以兩人在這一段談話語氣中，已經表現出來，不像前兩次，一邊說：「老頭子，你從那麼遠跑到我大梁來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辦法？」一邊卻答：「何必一開口就談利，談談仁義吧！」那麼格格不入了。這次的談話情形，就比以前融洽一些，好像比較更談得來了。

　　所以梁惠王說：「平心而論，我對我的國家已經盡心盡力地去做了。譬如說，在我的國境以內，黃河內套，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災、糧食歉收的凶年，我就把河內的人民，遷移到河東來；同時在河東徵收了糧食，送到河內去，使河內的人，不至於受到飢餓的痛苦。假如是河東遭遇到什麼災害的時候，我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去照顧幫助河東的人民，這都是我盡心仁愛人民的事實。你是講仁義的，要我施仁政的，我這樣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張嗎？現在看看我的鄰邦，他們沒有這樣做，可是他們的人民並沒有減少，我曾經照你的理論那樣做了，我的人民也沒有增加起來。這是什麼道理呢？」

　　梁惠王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來？假如以現代的人口觀念來看，世界人口爆滿，各國糧食都發生問題，普遍在推行家庭計劃，哪裡怕人家的人口不少，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固然他那樣應付凶年歉收的態度，也是理所當然，政府應有的責任。但在方法技術上來說，弄得老百姓搬來遷去，那麼辛苦，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

　　可是我們必須先瞭解戰國的時代文化背景。戰國的諸侯各國，雖然不同於西方的封建制度，但人民、領土、政權，都是諸侯們的私有財產，自然領土越廣，人民越多，實力、權勢越大，在國際間的地位就愈高，就能稱雄稱霸。由於那時還沒有國籍制度，也沒有移民限制，更沒有護照的辦法，老百姓可以比較自由遷徙，哪一個國家富強，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就可以搬到哪一個國家，作他的國民。而在戰國當時，天下──全中國的人民，只不過幾千萬人而已，真正是地廣人稀，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這一分析之下，就知道當時梁惠王對孟子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麼孟子怎樣答覆呢？他說：「你梁惠王喜歡打仗，我就以戰爭來譬喻給你聽。在作戰的時候，戰鼓一響起來，部隊向前衝鋒，雙方接近戰鬥以後，一直怕死的兵將脫了戰袍，丟了兵器往後逃走，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而跑了五十步的人，卻譏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膽小。你梁惠王覺得譏笑得對嗎？」孟子這樣反問，等於設了一個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這是他談話技巧的高明，如果寫文章，則是一種有層次，設伏筆的手法。由此足見孟子這個人不是後世一些腐儒所說的那麼迂闊。

　　果然，梁惠王說：「當然不可以譏笑別人，他們不過沒有逃一百步，但同樣的是逃亡退卻啊！」

　　於是孟子說：「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會比鄰近國家的更多了。」

　　孟子說梁惠王好戰，老實說在那個時代，誰不好戰？如不打仗，就難以生存，就不叫做戰國時代了。梁惠王為了恢復他父親魏武侯、祖父魏文侯時代的那種輝煌的局面，只好求之戰爭。但也確有好戰之過，像他派龐涓去打齊國的那一仗，是大可以不打的，結果龐涓戰死，吃了一個大敗仗，實在是人謀不臧、自食惡果之報。

　　不過孟子的話，還是說得相當委婉的。他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你梁惠王遇到凶荒的年歲，移民、輸糧，固然是好事，但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已。你的鄰國是壞，但是你實行這種頭痛醫頭的辦法，也只是比鄰國好了一點。你不從根本上去著手，除去病源，為國家千秋萬世著想，作百年大計，長久之圖，怎麼可能比鄰國的人民多起來呢？

　　從我們的歷史上看，孟子這個話，的確有他的道理。自從戰國以後，自秦以下，漢、唐、宋、元、明、清歷代除了少數的開國皇帝，或中興之主，有值得標榜的建樹外，大多數的人主，都犯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很少有為國家百年大計作打算的。

　　孟子在消極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錯誤觀念後，又繼續作積極性的建議，告訴梁惠王實行王道政治，開始時應該注意的基本政策，所謂「不違農時」等等。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誦讀起來音節鏗鏘的美好文章，他的內容則是以當時的農業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從農業的發展，達到農村經濟的繁榮，形成國家的富有；由國家的臻於富庶，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安定，然後在安定中，實現中國文化所標榜的政治精神──養生、喪死。

　　「養生」包括了人口的增加，生活的不斷改善，以及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延續。現代西方國家，重視兒童福利，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就是孟子「養生」、「喪死」的理想範圍。也就是我們今日標榜的《禮運》的大同世界理想。所謂「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境界，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

　　但從孟子這一個具體的建議裡，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也是所見有限。因為他的出遊各國，也只到過中原農業地區，走的地方並不多，比如他所談的只是農業、漁業、林業三方面的建設，如果他到過新疆、蒙古或者中國西南部分的山區省分，那麼「數罷不入持池，魚鱉不可勝食也」就要成問題了。這些地區哪來的洿池，又從何處去捕魚呢？又像廣西邊境和貴州有些地方，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又如何去發展平原農業經濟？

　　不過那個時代，還是大禹治水以後，形成以農立國的中原，連發展鹽鐵之利的理論都還沒有確立，在戰國時代還沒有大行。所以孟子這個具體意見，是將就當時實際的情況，針對當時的經濟結構而建議。是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奈何後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讀書為政的知識分子，死死抓住孟子的這些觀念，形成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的偏激錯誤觀念，導致產業落後，經濟衰退的惡果。

【不違農時】

　　但是，在這裡要特別注意到「不違農時」的這個「時」字所涵蓋的意義，不要光從字面上看。只是依文解義，就無法瞭解真正的道理。梁惠王身為一國君主，而且也不是過於昏庸的統治者，難道會不懂得農時？誰也不會在寒冬大雪的時候去播種布谷，在六七月的炎炎夏日方才去種西瓜，或者在不宜於種蔬菜的時候去下菜種。而孟子卻在向梁惠王建議三點農事上的注意事項時，第一點就講到「不違農時」，豈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嗎？假如我們注意到歷史和地理問題，對於時間──時代背景，空間──地理環境兩種因素，共同去體會這句話，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為了達到他們不斷互相征伐、爭雄稱霸的目的，都實施富國強兵的近利政策，便濫用民力，不管老百姓們是不是正在插秧的清明、穀雨期間，或者是立秋、處暑的收割季節，都在那裡動用民力，亂搞一陣。同時漁獵也不選地方，不擇時候。本來在禽獸產卵生子的時候，是不打獵的，捕到小魚是該放回水裡的。所以漁獵也一樣要在適當的時候，不可以任性地亂捕亂獵。在現代也是如此，像用電捕魚，或用毒藥投到水裡「鬧魚」，都由法令明文禁止。現在的術語叫做「保護天然資源」。林業也是如此，不可隨便砍伐，否則的話，直接的影響，是土地流失，河床淤塞，失去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導致洪水氾濫的災害。間接方面，甚至影響到雨量減少等氣象方面的異常。過去曾經看到許多地方有所謂「童山灌灌」的土山，一個個山頭，像嬰兒尚未長髮的頭一樣，光禿禿的。因為過去沒有什麼林務局去管理或經營林業，都是任由老百姓自由砍伐，不知道保養森林。

　　孟子是鄒人，鄒在魯國，即現在的山東。而他所遊歷的地方──齊、魏等國，即現在的河南、山西一帶平原地區，都是農林業和小型漁獵的社會。他又看到當時天下的各國諸侯，包括魏國的梁惠王在內，都在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土地，設法富國強兵，大量剝奪了老百姓的生產時間和勞力。所以他提出這三件事，對當時的戰國，是非常重要，深具價值的。我們非但不可依文解義來讀這句話，並且不可輕易放過。所以他提出這些事是實施工道的開始，一點也不錯。我們瞭解了這一層道理，就可知以後孟子一而再地說到「無失其時」、「勿奪其時」，對這「時」字特別重視和強調的道理所在了。

　　孟子建議梁惠王在國內實施王道政治，社會安定以後，還要提倡家庭副業，譬如五畝之宅，就叫他們種桑養蠶、飼養家禽家畜。然後五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織品的衣物；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天天吃肉了。到達了這種富庶的小康境界，進一步教化老百姓們，發揚孝悌的道德，使年長的人不必勞苦，生活能及帛食肉，國境之內，沒有人挨餓受凍。孟子說，假使一個國家經濟上的富庶，政治、社會中的安定，到達了這樣的情形，卻還不能為國際間的政治領導者，不為天下的盟主，是不可能的。

【亂世流亡圖的文學】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當時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也即如後世所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狀況。這是一段反面文章。我們從這一小節中，又看到了孟子說話的高明技巧。他是以當代各國社會中的病態，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發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這裡，用「狗彘食人食」，及「途有餓革」不到十個字，描寫春秋戰國時的亂象病態，雖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沒有經歷過亂世的人，也許無法在這寥寥幾個字中，體會到戰國時代各國的悲慘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戰開始的那一年，許多人進入四川，就親眼看到一個個餓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邊，屍體的頭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塊白布，更增添了悲涼的氣氛。（當時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風俗，喜歡在頭上包塊白布，如古代所稱的「纏回」一樣。）那都是當年四川軍閥們，為了爭權奪利，連年內戰，為四川造下的惡果。他們打仗爭權，所需的經費，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搾取而來，真是弄到民窮財盡。他們搾取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徵收，將老百姓的財物，單方面的強征硬取而去；一種方法是加租稅，把租率提高到無法再高了，就有所謂預收。據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後，四川的軍閥們收稅，竟然預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稅了。這是當時一個天大的笑話，在軍閥們製造的這個天大的政治笑話後面，隱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淚和血汗！以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那麼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餓莩，原因就是軍閥的窮兵黷武，以致民窮財盡。

　　在歷史上，這一類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尤其是在戰亂的時候為甚。像五代時南唐後主李煜的父親李景（原名李景通，後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稱南唐史主，他在國用不夠的時候，就拚命增加賦稅，除了提高稅率以外，還增加稅目，各種苛捐雜稅都來了，名目繁多，簡直難以計數。甚至老百姓家裡的雞、鴨、鵝等家禽，同時生下兩隻蛋，也要徵稅。到了春夏之間，老百姓庭前門外種的楊柳，當柳絮隨風滿天飛舞的時候，竟然還要收柳絮稅。老百姓在重重賦稅壓力之下，再也無法負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自然就形成了「予及汝偕亡」這種深深的怨恨。

　　像這樣為擴張自己的權力，亂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貪圖享受，耽於聲色，每在宮中養些優伶戲子，唱戲作樂。這些伶人當然與民間較為接近，比較瞭解民間的疾苦，有時就在歌舞上，以幽默、滑稽的方式，將老百姓的心聲，在皇帝面前反映出來。所以當李中主徵稅征到雙鵝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時候，就有一個伶人演戲時高唱著：「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這兩句深刻的諷刺，成了名句而流傳千古，幸而李景故裝糊塗，當時沒有追究嚴辦。

　　從孟子說的「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這兩句話，就知道當時魏國所謂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級幹部、大臣豪門們的生活是相當糜爛奢侈，而老百姓卻相當窮困。

　　如果移用孟子這兩句話來形容今天的美國，也有點相像。美國人養狗，有狗醫生不說，還有特製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為狗理髮修毛。平日有專門餵狗的罐頭食品，其中牛肉、雞肉都是上等貨，不次於落後地區人們的食物，近來還有狗飯店，專門為那些「天之驕犬」準備牠們喜歡吃的東西。在美國雖然很少聽到餓死人的事，可是失業的問題卻很嚴重。

　　孟子對梁惠王指出了魏國當時的不良政風，更加強了語氣說，這樣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檢討；路上餓死了人，你也沒有開倉發糧去救濟。透過這兩句話，我們就知道，魏國的政治的確不好。所以孟子就針對梁惠王自誇移民輸糧的話，加強了語氣說，在這樣狗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情形下，你還自誇河東凶年移民河內，把河內糧食送到河東就是德政。對於死了的人，你還說是天災，是凶年造成的，並不是政治不好。這種說法，和用刀殺了人，而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刀殺的，又有什麼兩樣？

　　最後，孟子說，你不必把這些造成人民痛苦的責任，推到天災荒年上去。如能自己檢討，承認在政治上還沒有真正為民謀福利，然後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麼就可以使天下歸心，大家都會擁護你，欽仰你，到你魏國來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讀了這段記載，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在唐末以後，乃至於歷代變亂的時候，中原的知識分子和高階層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廣東、福建一帶避亂。唐人詩所說的「避地衣冠盡向南」，就是這一階段的事。唐末有一個藩鎮王審知，在福建擁兵割據，他的後代曾自稱閩王。王審知倒很有大量，收羅了這些自北邊逃來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詩人韓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當時目睹唐末的現況，所作的詩中曾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的句子，這是何等淒涼的景象（在古代，清明節前二日為寒食節，禁火三天，全國都不舉煙火，沒有炊煙）。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節的日子，看不見人煙，而郊野的山花，依然開放，卻沒有人去欣賞，又是多麼落寞。光是這詩人筆下的風光，就夠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張式之撫閩的時候，亦有「除夕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的詩句，描寫戰亂的景象。

　　至於五代詩人杜苟鶴的詩，就是把戰亂中的百姓苦難，刻畫得更詳盡而深刻了。在這裡介紹他十首時世吟中的兩首，就可見其一斑：「夫因兵亂守蓬茆，麻芒裙衫鬢髮焦。桑拓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搖。」其二云：「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拓，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門。」

　　用文藝的眼光看，這兩首七律，不但是詩中有畫，而且畫中有淚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放大麼？這正如清末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王松的詩說：「不合時宜知多少，生逢亂世做人難。」

　　談到五代的詩，又令人想起五代時馮道的典故來。馮道這個人，後代批評他無恥。指責他自稱儒者，竟然「有奶便是娘」，前後做了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十個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細研究馮道的詩文以及他為官時的作為，當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時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盡忠的。他之所以歷代為官，目的並不在於貪圖富貴，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亂來，毀了中華文化。為了保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才不得已廁身於那亂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題和後世的誤解而為官。

　　這並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跡可尋的。像後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各方來的奏章他都不會看，要叫別人讀給他聽。這位老粗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全國豐收，自然很高興，也不再粗裡粗氣，一副不像皇帝的樣子了，懂得斯斯文文，從從容容和馮道談起國內豐收、四方無事的樂事。

　　這時馮道並沒有一味圓滑、錦上添花地順著明宗說話，他卻對明宗說：「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經過井陘縣。那裡的地形非常險惡，路況又不好，崎嶇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馬來跌死了，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緩繩轡口，兩腿用力夾住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僥倖沒有出事。等走過了這段險路，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心理上放鬆了，手腳也放鬆了。可不料在這平坦大道上，卻狼狽地摔下馬來，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大概更要時時留意。」

　　他就這樣澆了明宗一頭冷水。這盆冷水當然不敢直潑，以免惹禍，於是拐了許多彎子，也可見他用心良苦。

　　這位不識字的皇帝，倒蠻有器量的，聽了馮道的反調，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認為馮道的話很有道理，甚至有一點向馮道討好的意味，接著問馮道說：「今年雖然豐收了，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這種態度和剛剛志得意滿的味道不同了，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

　　可是馮道還是沒有阿諛奉承的話，他還是講實際的情形和正確的道理。所以他說：「農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會餓死。如果是豐收，則所謂谷賤傷農，谷米多了，賣不出高價，還是吃虧受損。所以無論是豐收或歉收，農民的生活都是很苦。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詩雖然句子很白話，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可是委婉地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明宗聽了他這些話，大為高興，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並且要常常朗誦給他聽。

　　我們引述這些歷史故事以後，對於孟子這幾句精煉的話，才能夠有深刻的認識，而瞭解他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就不會覺得孟子的話枯燥無味，平淡無奇了。

　　同時，把歷史和經書綜合起來研究以後，我們更可以發現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的一大缺失，就是農田水利問題。直到現代，還沒有獲得徹底圓滿的解決。如馮道所說「豐凶兩病，惟農家為然。」的農村情形，自漢、唐、宋、元、明、清歷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極短時期例外，農村都是如此困苦，未獲解決。

　　只有現在三十年來，積極改良土地，建設水庫水壩，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農技，才免除了凶年歉收的現象。豐收中又實施了以高市價的標準價格，收購餘糧，避免了谷賤傷農的弊病。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的善舉；但農村經濟受到現代工商業發展的衝擊，新的問題又復不斷產生，因此有關當局仍須繼續努力。

第三部分

【二郎神和都江堰】

　　而過去幾千年來，農田水利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尤其黃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里地田園廬墓為廢墟。耕種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於祖宗的墳墓都保不住，這又和孟子所說的中國政治哲學的「養生喪死無憾」的原則違背了。造成這種弊害的，水利不興的原因尤重。

　　我國自大禹治水以後，三代以下近兩三千年以來，時有水患，而以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為烈。黃河的水利，根本就沒有治好過；長江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只有上游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遠在秦始皇時代治好的都江堰。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縣縣治旁邊的一個峽口，名為灌口，也就是杜甫詩中「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所謂的「玉壘」和「離堆」等名勝地區所在。此地築有一座水壩，在壩上有一座二郎廟，廟中所供的神像，並不是《封神榜》小說中的二郎神楊戳，而是秦昭王時，蜀中太守主持建築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說到李冰父子，現在讓我們看看清人錢茂所撰《歷代都江堰功小傳》中對他們的簡述：

　　　　《秦　李冰

　　李冰，戰國時人。知天文地理，隱居氓峨，與鬼谷友。時張若守蜀，與張儀築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薦冰代若。

　　冰營郡治，致神龜，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鄲檢兩江，別支流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收其利。又引溉田疇，以萬億計。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鐫石定水則，傀無失度。作大堰以扼蓄洩咽喉，稱都安堰。即今都江堰。蜀以此無饑饉，號天府焉。

　　冰復導洛通山洛水，與鄲別江會新津大渡，穿廣都鹽井諸陂池，鑿南安溷崖，以殺沫水，世鹹饗其利，都江堰乃其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為籠，以石累其中，或鎮以石牛石人，設象鼻魚鉤護岸。有石刻《深淘灘，低作堰》六大字，尤心傳之妙者，歷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飼致祭，元至順元年，封聖德英惠王。

　　至國朝，封敷澤興濟通祐王，載在祀典。

　　　　李二郎王（上又又下又又）

　　二郎為李冰仲子，喜弛獵，史軼其事，名字無考，世傳種種異跡，薦紳先生難言之。可征者，誰作五石犀，以壓水怪，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日犀牛裡，與其友七人靳蛟。又假飾美女，就婚（上薛下虫）（左角右上米下舛），以入祠勸酒。或謂即冰為牛斗刺殺江神事傅會之，詳見《水經注》。

　　然考亭朱子云：二郎與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元至順元年，封英烈昭惠靈顯仁枯王。

國朝封承績廣惠顯王。

　　王（上又又下又又）事軼，蜀典姓源韻譜，謂與李冰同時人。方氏通雅作王（上又又中又又下土），謂與冰同穿二江，其他無聞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來灌口這個地方，河床有一個彎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時候，這條江上游源頭的雪山上，整個冬天的大量積雪開始融化，雪水自廣闊的雪山山脈數以百計的峰頭，滾滾而下，彙集到灌口這個隘口時，更是波濤洶湧，聲若雷鳴。氣勢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門水庫放水時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不作適當的措施，那麼災害之大，當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游各地，與黃河的水患，互相比惡了。

　　早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深淘灘，低作堰」之六字真言，以拋流籠的辦法，建築這座都江堰，使這裡的洪水不致氾濫。

　　所謂流籠，是用青竹，剖開以後，浸過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纖維拉力，以及防水漬的腐蝕力。再將這種處理過的青竹，編織成長數丈，直徑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稱胡椒眼）的竹籠，然後把大大小小圓形──近似鵝卵的石塊（俗稱鵝卵石），填到這竹籠內，就做成了流籠。

　　把這種流籠，壩作江岸，作有規則的排列，而堆積成水壩。當洪水沖來的時候，遇到這種流籠，洶湧的水勢，就被阻擋，但又從籠與籠之間以及籠中鵝卵石之間的空隙通過，於是就收到了減緩水勢的適度效果。堰堤水壩便安全不致被沖毀，也無堤腳被淘空的危險。只是每年要檢查一下，發現了腐朽的流籠，就要更換新的。

　　這座都江堰，就這樣從秦代到現在，使用了幾千年，堰堤不壞，功能不減。抗戰時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許多西方國家的現代水利學者、堤壩專家們，到都江堰共同參觀研究，認為常換流籠太麻煩，於是提出計劃，以他們的現代力學方法，改建水泥壩。不料還是不行。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復原狀，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辦法。這種流籠，我國現代的水利工程人員，目前還在沿用。但是這種流籠，如果用在黃河，就失去效用。因為黃河的流水混濁，帶有大量的泥沙，流過流籠時，泥沙沉澱停滯在石縫間，很快就被淤塞起來，就失去減緩水勢的功用，而終被流水衝垮。

　　這歷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在經濟建設方面，工商發展方面暫且不說，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對於農田水利的問題，則始終沒有解決。

　　引申到這裡，我們透過孟子這簡煉的幾句話，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悲劇性的一面，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說的「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的程度。同時我們也瞭解，這「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民生問題。而現在世界各國，各種政治思想哲學，都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民生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乃至共產主義也好，不管他們提的什麼主張，何項辦法，總不外乎解決民生問題。究竟要做到什麼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標。當然，現在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上繼孔孟所提出來的中國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但看今日的實際情形，大同理想的實現，還有待我們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殺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草。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車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這段文章的記載上，顯示出來，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響，每談一次話，態度就好轉一次。這次的談話，比以前幾次更好得多了。他一開口就說：「我願意虛心地專誠向你請教，聽取你孟先生的意見。」所以他也沒有提出什麼問題來發問，只是希望孟子給他一些意見，今後治國該怎麼辦。這種態度，看來的確是虛心而誠懇的，存心要向孟子請教。

　　孟子見他那樣誠懇，所以答覆梁惠王的話，也是誠懇地講實在話，一點沒有虛偽客套。他以問為答地說：「一個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殺死人，有什麼分別麼？」孟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慮地立即答覆孟子：「當然沒有什麼分別啊！」雖然用的凶器不同，但殺人的居心，和殺死人的結果都是一樣，這有什麼不同呢？

　　在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談話的高明了。真是剝繭抽絲，逐步層層深入。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這個問題以後，冷不防，話鋒一轉，逼進一步問道：「好了，你既然說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樣殺人。那麼我再請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殺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別了呢？」

　　孟老夫子這一逼，可把一個梁惠王逼得轉不過彎來了，也許當時被問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裡總不肯承認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為自己身為施政的一國之王，只好眨眨眼，搖搖頭說：「當然也沒有什麼兩樣啊！」

　　好了，兩個問題一轉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後，正文來了。孟子於是說：「那麼，現在的君主們，廚房裡存放著許多肥美的肉類，馬廄裡養育壯碩的馬匹。可是老百姓卻吃不飽，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在城外郊野，還有人餓死在路旁。這種情形對照一下，可不等於是縱容驅使禽獸去吃人嗎？」

　　今天在富庶社會中過安定日子的人，或者體會不到這種景象的悲慘，而認為冰櫃裡多存一些肉，養上幾匹馬，又算得了什麼？殊不知，在古代沒有冰箱，也沒有冰櫃，而內府中的人多得很，儲存的肉類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會變質發臭，就只好扔掉。這就是所謂的「朱門酒肉臭」。至於養馬，現在大家都坐汽車了，不知道養馬的耗費。以前養一匹壯馬，比十個人的生活費還多。要給它好的豆料、雞蛋，還要喝酒，有時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種跑馬場的賽馬，還要喂整枝的人參。戰馬當然也要吃得很好，「馬無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馬，還要給馬洗澡，真是一筆大耗費。現在有些人不買汽車，因為汽車每個月的油料和保養費太高了，但比起養馬來，泡車的耗費又小得多。何況當時的諸侯，並不是光養一匹馬，而是養許多馬。大夫幹部們也養許多馬。還有成千上萬的戰馬呢！瞭解了這些情形，計算一下所需的費用，那麼就知道孟子所說的「率獸食人」一點也不假了。

　　孟子這幾句話，反映了春秋戰國當時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大概，同時巧妙地指責了梁惠王與他下面的這些大臣和幹部。另段「率獸食人」，也等於說你梁惠王的這些大臣們，和猛獸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帶了一批野獸，在那裡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勸梁惠王說：我們看到禽獸互相殘殺，弱肉強食的時候，都會非常厭惡，憎恨他們，巴不得殺掉他們。而我們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你是一國的君主，也等於是全國老百姓的父母，應該像對自己兒女一樣，去愛護照顧老百姓。可是，你現在實施的政治，還免不了好像帶了一群猛獸去吃人似的暴虐，那麼老百姓又怎麼不感到厭惡，你又怎麼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終是遵奉孔子的學說的，最後他還是引用孔子的話來作結論。

　　在這裡，先要提出一個題外話來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話時，是用「仲尼曰」三個字，為什麼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們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禮對長輩，是可以稱字或號的，甚至於對同輩的人，也只稱字號而不稱名的，絕對不能連名帶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時人，孟子是戰國時人。時間上，孟子已經是晚輩了。而孟子是子思門人的學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孫子，所以孟子比孔子當然是再晚又晚輩了，所以他應該尊稱孔子的字號。即如在《禮記》中子思稱孔子，也稱仲尼，這是中國的古禮。但是到了後來，漸漸變成對長輩不能稱字號了。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或祖父，直接稱號，反倒要讓人覺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這次談話中，把孔子的話舉出來，他說：「孔子曾經說，第一個製作陶泥人用來陪葬的人，不會有後代吧！」因為他雖然沒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樣，在心理上，還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許多標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館裡，大吃素雞素鴨。誠然，所吃到的仍舊是豆腐、豆皮、豆乾、麵粉之類，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雞吃鴨的念頭，就和吃葷沒有兩樣。既然這種用代替品假設，而存有一點活人陪葬的心理念頭都是不可以、不應該的，又怎麼可以活生生地使老百姓們餓死呢？

　　實際上孟子是指責梁惠王上樑不正下樑歪。領頭在那裡率獸食人的，就是他梁惠王。只是不便直接指責，才引用孔子這個「始作俑者」來隱喻，指責梁惠王領導無方，自己王府裡那麼奢侈，領導大臣們也競相浪費，而老百姓們則無飯可吃，竟然餓死。

【梁惠王念苦經】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憚、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被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他們這一次的談話，司馬遷在《史記》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經稍稍提到過一點，語意一樣，文字不同。在這裡，梁惠王提起晉國。大家應該記得，原韓、魏、趙三國的祖先，歷代都是臣事晉國的，後來他們分了晉國的土地，而自己獨立稱王。現在他又自稱是承接了晉國的傳統，晉國就等於是他們的祖國。因此梁惠王對孟子從他的祖國談起。

　　他說：「我的宗主國在晉文公的時候，曾經稱霸諸侯，歷史上的強盛情形，你老夫子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這一代，說來真慚愧，倒霉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里，求和於強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國欺凌侮辱，一直受他威脅。像這樣的國恥，我實在忍受不了。我願意為這些為國犧牲的先烈們雪恥。請問你，我應該怎麼做才好？」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榮歷史。其實從春秋大義來說，魏是叛晉的，談不上光榮。不過當時在中原一帶，三晉的確是相當強盛的。這些且不去管它，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知道，這次梁惠王對孟子所提出來的，正是他那個時候的中心問題。魏國當時為政的重心所在，就是為了雪恥圖強。梁惠王先後對鄒衍、淳於髡這些謀士的恭敬禮請，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當時的各國，走富國強兵的路線，大多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這是戰國時代，國際間一種共同的情況──相當於個人的冤冤相報。在循環報復的思想下，綿延了幾百年的國際戰亂，這是值得注意的。

【仁政之道】

　　對於梁惠王的宏圖，孟子告訴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領土，如果做得好的話，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別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樣施仁政？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當然，這只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第一是省刑罰。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有所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孟子這裡告訴梁惠王，對於刑罰的施為，應該以省略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並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簡明，不可繁重嚴苛。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

　　後世儒者有的只講仁義，主張不要刑罰，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都是失之於偏。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在他所著的《長短經．政體》篇中，對於嚴刑罰，曾引孔子的話，作了這樣的評議：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剛？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日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為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桓范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也。」》

　　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對於王道政治中，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係，相輔相成的功能，體用本末的作用，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裡「省刑罰」三個字的闡揚。也是王道精神並不排斥刑罰，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由此我們也可以瞭解孟子動輒稱仁義。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只說「省」刑罰，而不說「去」刑罰的原因。所謂「治國不須刑罰」，那只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遷闊之見。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是「薄稅斂」，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減輕公府的公費、規費和臨時的稽徵。像秦始皇造阿房宮、宋徽宗之造艮嶽，徵用民財，就是斂，徵用民力，就奪時。老百姓這一些額外的負擔和經常的稅賦，都要減輕，否則的話，征斂太多太重，則等於殺雞取卵。弄到民窮財盡，路有餓莩，則無從征斂。能夠薄稅斂，則藏富於民，國家自然富足，國庫自然充裕。現代的名詞，所謂「培養稅源」，也就是薄稅斂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個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個字。這是農業技術上的兩件事。「深耕」就是將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養分，成長得更好。「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帶所謂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後，過一段時間──大多在穀雨之後，要把秧苗四周長的雜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費了土地中的養分，使秧苗長得更好。在台灣，我們常在季春時節，看到農民跪在水田里，兩手在地上劃圈圈一樣，把秧苗四周的雜草壓到土裡，不但卻除了雜草之害，這些雜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這就是耨。而所謂「易耨」，應該包涵了輪作的意思。同一塊土地每年種同樣的莊稼，會長得不好；如果輪換一下，今年種稻，明年種菜，那麼兩種植物都會長得比較好，這是古人早有的常識。農業方面是有許多技術的，這裡因為古代文學的精簡，只用四個字來代表農技。所謂「不奪農時」，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時空、勤於耕種，改良農業技術來增加生產。

　　綜合以上三點，王道政治的重點，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財政，第三是經建。孟子說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罰，財政上做到了薄稅斂，農業建設上做到了增加生產，便可使社會安定、豐衣足食，然後進一步再提高教育水準。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閒的時候──正如《論語》中孔子說的「使民以時」──在最適當的時間，也就是前面所說「不奪時」，不在農忙時耽誤耕作的空閒時間，教化少壯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養與行為。在個人的品德上，對父母尊長，能夠善盡孝道；對兄弟姊妹，同輩朋友，能發揮友愛的精神；對人對事，能殫智竭慮，做得最適當，能夠言而有信，不虛偽詐欺。人人如能如此知恥，自立自強，在家的時候，這樣孝友父兄，到了社會上，能以這種品德待人處世，那麼就形成了孝、涕、忠、信的大家庭。各個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會。擴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國家。

　　到了這個時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戰殺人，在文化戰、政治戰上，就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如果必要打仗時，你縱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撻伐秦國、楚國這些具備堅甲利兵的國家，他們也會勇敢地湧上前去。

　　孟子告訴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後，又返過來，從另一面分析當時鄰國敵國的國情，告訴梁惠王說：「現在他們這些國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亂用民力。不問農忙不農忙，說打仗就隨時徵調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產，無法過農業社會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園破產，上不能奉養他們的父母，致使他們的父母也凍死餓死。強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離散。像這樣，等於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裡淹死，推進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這種征役之苦，後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車行》和《石壕吏》等詩中，有詳細的刻畫，這是大家都能熟誦的。在明末，一名進士楊士聰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寫照，其中兩首寫道：

　　《（一）「名將重威信，過師從枕席；平日少撫練，臨戎增歎噴；賊焰既已熾，調發雜主客；強者太猙獰，弱者不任革；緣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貧民無立錐，更復遭奇厄；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

　　（二）「殺運珍生人，輕細如蠓蠛；兵荒已半死，豈堪罹病孽；春來漸多疫，什九劇綿囗；蠢凶既草萎，良謹或蘭折；道路續新鬼，親屬累死別；貧民無棺斂，委棄空痛結，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

　　這兩首詩的文藝境界如何，且不去討論，但說得是相當沉痛的，例如：「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是說借用老百姓的腦袋，造成自己的功績，等於滿清時代所說的，大人的頂子，是血染紅了的（隱喻清朝大官們的紅纓帽）。其餘如「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這就是窮兵黷武的結果，一副悲慘世界的畫面。如今百餘年來，我中華民族即經常在此浩劫的籠罩下，國家多難，人民不幸，實令人不勝慨歎！

　　還有前面引用過的一位五代朱梁時詩人杜苟鶴，也有兩首詩感慨這種「陷溺其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會狀況。他在贈朋友張秋浦的詩中寫道：

　　《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

把「奪其民時」的情形，寫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題為《旅泊遇郡中亂》的詩中寫著：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折為修寨木，荒墳掘作囗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孟子早已說過，你這些拚命擴張武力的鄰國，把社會弄成這個樣子，陷溺其民。如果你實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軌道，財政經濟充裕，國民教育水準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強，然後再去征伐鄰國，自然就天下無敵了。所謂「仁者無敵」，不要對仁義治國的最高原則懷疑，不要猶豫，走向仁義的大道吧！

　　「仁政」──這個孟子的主張，在現代也還得細細地看的，如果能夠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國恥，心情也沒達到國強民富，則自然是「仁者無敵」，最後必能致勝的。

　　孟子和梁惠王，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到這裡告一段落。從他們兩人數次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終奉行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學說思想，推行仁義，講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過得好。對於當時那些策士，所謂縱橫家、謀略家等遊說之士，如蘇秦者流，為求取功名富貴，討好君主們擴充權力的心理而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張，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為，不願那樣去做。

【人品與器識的評鑒】

　　可是孟子運氣相當不好。正當他和梁惠王慢慢談得來，已經可以勸梁惠王不必懷疑他的「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猶豫去施仁政的時候，不幸得很，梁惠王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這時孟子即將離開魏國，因為新王上台，一切情形也就不同了。下面就是孟子和這位新王見面後的情形：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熟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這一段文章，寫得真好，不要說在古文中，很少有這樣生動、幽默的作品，就是在現代用白話文來寫，也很難寫得如此活龍活現，而又恰到好處。在字裡行間，體會一下，蠻好玩的。

　　魏國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見孟子，孟子去了，可是兩人見面談話的情形和內容，沒有作客觀的直接記述，只說孟子見了襄王以後，出來了。然後由當事人之一的孟子對別人說：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給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個皇帝。「望之不似人君」這句話，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頭話。幾千年來，直到今天，大家常會借用這句話去批評別人，每個人都可以體會一下，當借用這一句話去批評別人時，自己的心理、情緒上，是什麼狀況，那一種心理狀態也是頗為複雜、微妙而難以形容的。

　　孟子又補充一句說：等到接近他時，再仔細地看看，他一點謙虛之德都沒有，一點恐懼戒慎的心情也沒有。我們知道一個越是有德的人，當他的地位越高，臨事時就越是恐懼，越加小心謹慎。尤其當時的魏國，在戰略地理上，處於四戰之地，強鄰環伺，而又已經打了幾次大敗仗，正是國勢不振的時候，他應該知道，這個國君是不好當的。別說是這樣一個國際現勢，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該誠惶誠恐才對，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兒的作風，滿不在乎的樣子。所以孟子說他「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不但一國君主應該戒慎恐懼，就是一個平民，平日處世也應該如此，否則的話，稍稍有一點收穫，就志得意滿。賺了一千元，高興得一夜睡不著，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個小酒杯，加一點水就滿溢出來了，像這樣的人，是沒有什麼大作為的。

　　這兩句話，是孟子敘述他觀察梁襄王以後所得的印象，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當然，這個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鼻子如何？運氣又怎樣？這是一般江湖術士的看相術。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於「識人」的學問，有好幾部書。漢末有劉劭的《人物誌》。最近的有清代曾國藩的《冰鑒》。《人物誌》，可視之為看相的書，也就是識人之學。所謂「形名」之書，也可看作是現代研究人事管理，不可不讀的書。裡面是討論人的器宇、器度、神態等問題。其實說到看相，中國很早遠在戰國時代就有。在漢代有一個著名的相人者名叫許負，名聲普聞朝野，看相看得很準。當然，也有一些是獻媚的小人，對人說些好聽的話，一味地阿諛奉承，這是另外一回事。但從一個人外在的言默舉止，而看他的內在品德修養，也是一件很難的事。以現代的名辭來說，就是品質問題。現代的工業產品，要加強品質管制，就是每一種產品，有它一定程度的規格，這種規格，就是起碼的品質。產品有一定品質，出廠前要用科學方法，精密儀器鑒定，超過標準規定的是優良品質，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質，必須淘汰。人也有各人的品質。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器度，有優良的品質。而看人的器度好壞，也如同鑒定東西品質好壞，從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樣，從人的言默舉止之間，即可看出此人之氣質如何。如所謂「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等對帝王人物的評語，就是對器度的描寫。如形容漢高祖的隆準、龍顏等等，表面像龍的那個樣子，鼻子高高的，下面大大的像一顆獨蒜頭，嘴巴闊到耳根邊，睜大了兩個眼睛，好看不好看呢？不去管他。也有人說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豬，指現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那張朱元璋畫像是假的，而在廬山天池寺的一張才是真的。我看過廬山天池寺那一張被指為真的明太祖畫像，真的就像一個豬頭，所謂五嶽朝天，嘴唇特厚。在我看來，廬山那張是假的，故宮那張是真的才對，否則一個皇帝長成那個豬頭樣子，實在難看！事實上也不可能。這是講歷史故事的閒話。

　　另外在歷史上有兩件關於人的器度的故事。也足以證明人的器度，的確是他的內涵修養氣質的表現。晉朝著名的奸雄，也是歷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桓溫，他代蜀打到了川東，在白帝城看到了幾堆砌起的石頭，據說是諸葛亮當年作戰時，依奇門遁甲，克敵制勝而擺下的八陣圖。這時桓溫自認為了不起，覺得諸葛亮也不過如此。因而表現出一副很自豪的態度，便向身邊一名在年輕時候、曾經跟隨過諸葛亮的老兵說：「你是跟過諸葛丞相的，今日你看看我和諸葛公比較起來怎樣？」這位老兵最初連聲說：「差不多！差不多！威風差不多，可是──」頓了一下，他又嘆了一口氣說：「我跟過諸葛丞相許多年，可是諸葛丞相死後，這幾十年來，又看了這許多人，可就沒有一個比得上諸葛丞相。」桓溫聽了這位老兵的結論，臉都發白了。

　　桓溫平日就很自我欣賞他的雄姿、風度、氣質，認為和晉宣帝、劉琨他們的氣質不相上下。他征伐了秦國回來的時候，收買了一個年紀大的女僕人，查問之下，這個女僕人，以前就是劉琨的女僕，自然是熟識劉琨的。這個老女僕一見到桓溫的時候，就禁不住流下眼淚飲泣起來，同時對桓溫說，「您很像劉司馬」。桓溫聽了她這句話，正中下懷，高興得不得了，可是還不自滿足，再把帽子戴戴好，衣服拉拉平，弄得更端端正正，又問這個女僕，「你再仔細看我，到底像劉司馬──像到什麼程度？」這個女人一面仔細看他，一面說：「您的面貌很像，就是面皮薄了一點，不像他那麼福泰；眼睛也很像，可惜小了一點，再大一點就好；嗯，鬍鬚的樣子很像很像，可惜您是紅鬍子，不像他的烏亮；整個身材也差不多，奈何您不及他高；聲音也像，但是您的聲音有點娘娘腔。」這個老僕婦，奉命評頭品腳，談了老半天，說得什麼都像，可是什麼都差一點，都不像。把一個桓溫氣得摘下帽子，脫了袍子，乾脆跑去蒙頭大睡，好幾天都不快活。此外，例如許劭看曹操，便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問裴潛說：「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裴潛說：「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二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這些有關歷史人物的評鑒，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旁觀者清的智慧之語，當然不是全仗看鼻子、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論人物的。

【也是一相法】

　　大人物的情形如此，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氣質。有這樣一則笑話：清朝末年，國庫空虛，於是鬻官賣爵，設立捐班，定下價格，捐多少錢，便可做多大的官，以資斂取。當時有一個發了橫財的船夫，捐了一大筆錢，得了一個七品頂戴，也在禮部學了禮，大概用苦功學了一段時間，在場面上也能擺出一副官架子來了。可是有一次，和一些同一階層的官員們在一起吃飯，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在拿起筷子來夾菜之間，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飯時的習慣，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把兩根筷子，弄得齊平。他的這個小動作，被同席的人看見了，一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而且以前可能以是作船夫的。這還是小事。飯後大家坐下來喝茶聊天，其中有一位進士出身的清廉縣知事，穿的一雙靴子破了，但他仍毫無愧色地伸在前面擺開了八字腳。這位捐班的船夫看見了，於是說，某大人！你的靴子破了。這位縣知事聽了不但沒有難為情，反而舉起腳來說：「我這靴子的面子雖然破了，可是底子好得很。」這是一句雙關語，意思是說：我這縣官的底子，是憑學問考來的，不像你老哥這個官兒是用鈔票買來的，所以羞紅了臉垂下頭去的，反而是這位笑別人破靴子的船夫。這就是氣質的不同了。

　　可是看人的氣度，有時也是不簡單的。像這位船夫大人在手心裡齊筷子，是很明顯的所謂職業的習慣性動作，但也有時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表，那可就要別具慧眼來辨別了。像《呂氏春秋》說的：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於將。賢主患辨者似通人，亡國之君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識人如辨物，那一種似是而非的贗品，最會把人難倒，玉和石，是很容易分辨得出來的。但是遇到一塊很像玉的石頭，那麼珠寶店的專家，也感到頭痛了。至於評斷寶劍也是一樣，普通的生鐵所鑄，鋒刃不利的，一望而知。但是樣子很像什麼干將、莫邪的古代名劍，也會令古董商人頭痛。物因如此，對人的認識就更難。因為人是活著的，是動的，會自我巧飾，所以一個很賢能的君主，也怕遇到那種耍嘴皮子能說善道的辯士，弄得不好就誤認他是有真才實學的通人，予以重用而終於誤國。歷史上更有許多亡國之君，看來非常聰明；一些亡國之臣，看來非常忠心的。例如大家最崇拜的諸葛亮，也把馬謖看走了眼，而自歎不如劉備的知人。

　　鑒識人，見其器度困難，即使是從言默舉止有了認識，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更深入地瞭解他的個性。在苟說的《申鑒》中，有一段討論到氣度的反面個性說：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

　　一個穩如山嶽，太持重的人，做起事來，往往不能通達權宜。「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處世太嚴謹剛烈，除惡務盡的人，往往會因小的漏失而毀了人才。「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過分寬大的人，遇事又往往不知檢點，流於怠情簡慢，馬馬虎虎。「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對人客客氣氣，內心又特別小心謹慎的人，在緊急狀況下，重要關鍵處，則沒有當機立斷的魄力。「端愨清潔者，患在狹隘。」做人方方正正，絲毫不苟取的人，又有拘拘縮縮，施展不開的缺點。「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那種有口才的人，則常犯話多的毛病，言多必失，多言是要不得的。「安舒沉重者，患在後世。」安於現實的人，一定不會亂來，但他往往是跟不上時代的落伍者。「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尊重傳統，守禮守常的，又往往會食古而不化，死守著古老的教條，於是就難有進步。「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現代語所謂有衝勁，有幹勁的人，在相反的一面，又容易造成危險的禍害。

　　所以認識了一個人的氣度，同時還要看他這一種氣度在反面有什麼缺陷，那麼「事上」也好，「用下」也好，才能達到知人善任的目的。

　　孟子一見到梁襄王，就說他「望之不似人君」。這是孟子的善於識人。歷史上的確有許多不像皇帝的職業皇帝，尤其是生下來就是太子的人，常有不像樣的。野史的資料，記載朱元璋統一全國以後，有一次拿起元朝後代皇帝的畫像來看，他說：「左看右看，只像是個牛醫，哪裡像個君臨天下的帝王相。」牛醫就是獸醫的意思。清代最後一個皇帝宣統，有許多人是見過的，他的照片，大家差不多都看過，雖然清秀，但卻帶著點「我見猶憐」的味道，的確也是「望之不似人君」的一種典型。

　　從「望之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這兩句話，就知道孟子的心目中，已經認為這位魏國新王是扶植不起來的，這時也已經注定了孟子將要離開魏國的命運。

【天下定於一】

　　孟子告訴別人──也可能是告訴他的學生，這位魏國新王，還有更妙的事。梁襄王見到孟子，既沒有寒暄，也沒有禮貌，招呼也不打一個，連「叟」都不史一下了。忽然間毫不客氣地、冒冒失失、沒頭沒腦地捅出一個不著邊際的問題來：「怎麼定天下？」於是孟子只好答覆他：「定於一。」

　　這一個「一」是什麼？一個人？一件事？一個原則？一個戰略？或一個國家？到底是「一」個什麼？好比佛家參禪的話頭，看不出一個確定的意義，你愛怎麼想就怎麼去想吧。！

　　可是這位「不見所畏」的公子哥兒想的是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就是我襄王自己。所以馬上接口問孟子：「哪一個人可以定天下？」這時孟子就他的話告訴他：「只有那個不喜歡殺人的人，才能夠定天下。」這時候襄王才明白，孟子所說定天下的人，並不是他梁襄王，而是不喜歡殺人的人。

　　不殺人的人就能定天下。如果在現代這個時代，我們依文釋義，這句話似乎就不通，沒有道理。你我不要說不喜歡殺人，即使殺一隻雞也害怕，難道就可以定天下？果真如此，則人人可以定天下了。當然，我們不能作這樣的解釋。孟子這句話，是指當時那個時代的君主而言。在戰國時代的人主──民眾的家長，是可以隨自己的喜惡，任意殺人，有絕對的殺人權利，沒有權能分別的法令，沒有絕對合理的規章，人主不必守法，可以生人，也可以殺人。所以孟子這句話，是對當時有殺人特權的人主們而言。

　　梁襄王說：假如一個人主不殺人，那有誰和他在一起肯來幫忙他呢？大概戰國時代，各國君主，都以殺人為務，以殺人來立威，使人畏懼，因為怕被殺而跟著走。自幼在這種人主可以隨意殺人的觀念下長大的梁襄王，聽孟子說不殺人可以定天下，感到意外，所以才問出「孰能與之」這句話來。

　　孟子聽到這個無知的問題，還是開導他，告訴他：「假如今天有一個愛護百姓，不隨意殺人的人主，則天下的人都會和他在一起。」孟子還怕他聽不懂這個道理，於是又改用比喻的方式開導他說：「您對於田地裡禾苗生長的情形，是一定知道的。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時候，如果久不下雨，田地乾旱，稻子沒有水分滋養，眼看就要枯萎了。正當這個時候，炎陽高照的萬里晴空中，突然湧來瀰漫著水汽的雲層，接著充沛的雨水如注地降下來，很快地，那田地裡本來已經垂頭彎腰，快要枯萎的稻子，就又有了生氣，欣欣向榮地伸直了禾桿，生氣勃勃地復活成長起來。像這股充沛的滋潤力，是自然的法則，又有誰阻擋得了呢？」

　　可慨歎的，孟子這個枯苗的比喻，恰好就是亂世敗政──如戰國時代人生境況的寫照。

　　在古代歷史上，碰到亂世的時代，人命真如枯苗草營，有野心的諸侯們，大都是走「殘民以逞」──滿足私慾的路線。讀了《孟子》這一節書，由亂離人命如草菅枯苗，使人聯想到明代沈明臣的詩句──「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沉痛的描述。

　　接著孟子又說：「今天那些統領人的人主們，各國的國君們，沒有一個不是好大喜功，殺人如麻而無動於衷。倘使其中有一位大仁大義的國君，能夠施行仁政，體恤百姓，不隨意殺伐征戰的話，那麼天下的老百姓，一個個都會伸長了脖子仰望著，期待著這位君主的領導。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現了這樣的君主，發生了這樣的情形，那麼百姓們就會像往下衝的巨流般地歸向他。這股自然的趨勢，哪裡是人力所能阻擋得了的呢？那麼這個不好殺人的君主，當然就可以統一天下了。」

　　這一節，等於孟子的日記，是他自身的歷史筆記。當他快要離開魏國之前，非常倒霉不得意，梁惠王雖然談不攏，結果還是談得差不多，至少是可以談，現在這位新王根本「望之不似人君」，談也不必談了，只有捲起鋪蓋走路了。

　　在這一節記載裡，雖然梁襄王的問話不好，而且問得沒有禮貌，沒有意義。可孟子答覆他的話，都是至理名言，是真正的道理。凡是想要作為一國之主的，就要具備這樣的胸懷和器度。相反地，也解釋了孟子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理由。梁襄王沒有這種抱負，那麼就不能令人見了產生肅然起敬的心理，他的器度、胸襟，都沒有那種令人願意臣服為他輔助的氣勢。

【孟子與蘇秦的對照】

　　孟子自從那次見了梁襄王，出來對人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以後，就離開了魏國。這應該是梁惠王剛剛去世，襄王即位那一年的事情。梁襄王二年，蘇秦大約就在孟子之後，又到了魏國，並且以合縱之說，說動了梁襄王，參加了蘇秦所主張的六國合縱以抗秦的計劃。當然，精確的考據很難說。

　　這次蘇秦訪問魏國，和梁襄王談話的經過，《史記》和《戰國策》都有記述，內容差不多，但是《戰國策》的記載比較詳細而精采。現在引用到這裡，我們可以對照起來，作一些研究。

【蘇子為趙合縱說魏──《戰國策》原文】

　　《蘇子（即蘇秦）為趙合縱，說魏王（惠王嗣。時襄王二年）曰：大王之?（古地字），南有鴻溝（即狼蕩渠，在河南榮陽東，南至陳入穎，宋以前汁河是其道，今謂之賈魯河；自榮陽經河陰開封等縣，南至商水縣，合於汝水）、陳、汝（汝水出今河南嵩縣南山，東北過伊陽、臨汝，又東南經郊縣、寶豐、襄城、郾城，又東南為渦河，舊時自郾城南至西平、上蔡、元季水溢為害，於渦河截其流，約水東注，而西平上蔡之水，仍名為汝水。稗地不至陳，蓋誇之。）南有許、鄢（即鄢陵）、昆陽、邵陵（即召陵）、舞陽（今縣，為汝陽道，故城在縣南）、新郪（故城在今安徽阜陽縣東南）。東有淮（魏地不至淮，蓋誇言之。）穎（源出河南登豐縣。東南流，經開封、許昌等縣，合大沙河，又東南入安徽阜陽，合小沙河，至壽縣入淮）、沂、黃、?棗（故城在今山東菏澤縣西）、海鹽、無?（《史記》──無海鹽字，?作胥，索隱──地闕），西有長城之界（自鄭濱洛以北，至固陽。秦魏之界也。今陝西華縣西鄜西南有故長城，即六國時遺址），北有河外（《史記》索隱──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案今河南郊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縣。）、卷（魏邑，在今河南原武縣。）、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主張連橫的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言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捨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飼春秋（謂春秋貢秦，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問越王勾踐（允常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幹道（即於隧，吳王夫差自刎處，今江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句秦餘杭山，一名陽山，又名四飛山，山之別阜日隧山，即其地也。吳王代齊後，與晉會於黃池，於是越王襲吳。時敬王三十八年。至元王三年，越滅吳。）。武王卒三千人，革車（兵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即今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史記》作武士，武卒也。《漢書．刑法志》──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二十餘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二十萬，奮擊（軍士之能奪擊者）十萬，廝徒（炊烹供奉雜役）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邪僻之臣）之說，而俗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獻也）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口，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書》曰：綿綿不絕，緩慢（《史記》作蔓蔓，謂蔓延也）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縱）親，專心並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語）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任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闡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以合縱發起國──趙國的名義來到魏國遊說，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爭取功名富貴。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開頭，就從魏國的地理形勢說起，細說魏國的戰略地勢，還帶上幾分誇張，把魏四周的疆界，說得很熱鬧，並說到魏國人民有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給魏襄王戴高帽子。這也就是孟子與蘇秦所以不同之處。所謂謀士、說客、縱橫之士，都是給別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說魏國不下於楚，其實當時南方的楚國，在領土的幅員，地理的環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國強大得多。

　　接下來，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罵了。他說他們「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這幾句話很嚴重，等於說梁惠王這些幹部都不盡忠。蘇秦的這一著非常厲害，他這一罵，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發表意見的人，一下子就堵住嘴了。

　　可是對於梁襄王，他還是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繼續送上去。「天下之強國也」、「天下之賢主也」，大拍馬屁。反正天下事，幹錯萬錯，馬屁不錯。和現代的推銷員一樣，千方百計也要把顧客說服。而說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馬屁拍完，在對方聽得渾渾淘淘的時候，另一手來了，他立即一個耳光上去，說梁襄王有這麼大一個強國，竟然想奴顏卑膝地向人低頭，這豈不是太可恥了！

【蘇秦的權謀】

　　這時，蘇秦又舉過去歷史上吳越之戰的故事，同時分析魏國的國力，作為申述他合縱主張的基礎。我們不要以為蘇秦第一次遊說失敗，回到家裡，讀了幾年《陰符經》，就把學問讀出來了。如今大家從小學讀到大學，讀了十六年的書，走入社會，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還不容易。蘇秦這裡所舉魏國的國力，絕對不是他關在房子裡，窗簾都不拉起來，頭懸樑，錐刺股搞出來的。他在這段時間裡，搜集情報，把國際間各國的實力，都弄得清清楚楚，瞭若指掌了。所以我們大家讀書不要讀成書獃子。蘇秦第一次出來遊說的時候，的確還是書獃子，但是第二次出來遊說時，就大不相同，各國國防上的機密情報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時我們瞭解當時魏國是這樣的情形，而孟子見梁惠王時卻要他們行仁義之道的仁政，這就好比對一個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補藥、打補針，他一定不肯依著去做，是一樣的。

　　蘇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數家珍地陳述了魏國當時的局面和戰備詳細數字，接著又罵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幹部們，說梁襄王身邊這些親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只是會討好、拍馬屁，不會謀國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蘇秦以一個外國人，跑到魏國，居然敢在魏國君王的面前大罵他的親信大臣，我們就要從這裡瞭解到他當時的背景。

　　蘇秦第一次遊說的時候，雖然已花了家裡很多錢，有車、有馬、有裘，打扮得很像個樣子，頗壯行色，但到底是單槍匹馬，腦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隨時會丟掉的。可是這次的蘇秦，勝過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說服了趙王接受他的合縱計劃，然後是代表趙國去說服梁襄王的。這時的蘇秦，不但身邊帶了一大批助手和衛士，而且還有趙國作後盾，所以他說話的態度就不同了。義正辭嚴地指魏國的大臣們，以人主之地，與外國結交，貪求近功，不顧後果。其實這些話都是罵梁襄王的，只是他身為一個外交官、一個謀略家，自然不便，也不會去面對面地罵一個他要說服籠絡的君主。於是就把這些話、這些責任完全轉嫁到這個國家的幹部身上，使對方有一個轉身的餘地。

　　蘇秦的這一著，是罵得相當厲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這些話的評語，也正和前幾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樣。其實呢？蘇秦他自己不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嗎？由此看來，天下的是非，大多數只能暫時保留一時一地，很難永遠成為「公是公非」。

　　然後，他再引經據典地，說出《周書》的理論。在當時可以說沒有出版事業，書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貴。蘇秦引經據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學問，讀過一般人不易讀到的書，一方面表示他的計劃是有根據的，最後說出他六國縱親的計劃，禮貌地請梁襄王作決定。

　　那麼，孟子形容為「望之不似人君」的這位梁襄王，聽了蘇秦這番話以後怎樣呢？自己責備自己不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高明的意見，立即簽約，全力支持到底。

　　不過，後來蘇秦死了，張儀也來見梁襄王，提倡連橫之說，又是另外一套理論，反過來駁倒蘇秦的說法。這兩篇文章，如果辦報紙、雜誌，正是社論體結構上的好藍本。

　　我們讀書，是為了引古以證今，也可由今而鑒古。單看這一篇《戰國策》中的文章，記載蘇秦說魏國梁襄王的故事，當時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樣，不得而知。但後代的記載，大部分是不會太離譜的。看了這篇文章，就知道當時是很熱鬧的了。

　　由這篇文章，可以瞭解魏國在梁惠王、梁襄王那個時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國的那一段時期，魏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戰略環境，它的歷史背景，以及當時的國內情形。瞭解這些以後，我們可以用現代的立場，去體會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戰國那個時代中，如果採用孟子所提出來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當然，孟子對梁惠王所建議的，只是政治哲學上的最高原則，並不像蘇秦、孫子等兵法家、謀略家那樣，提出立即可以付諸實施的，如「合縱」、「連橫」一類的具體辦法。不過話得說回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國君，接受了孟子這項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像魯國接受了孔子的意見，並給予權位一樣，那麼孟子有了權位以後，自然會提出具體的辦法。因此，我們不要隨隨便便就把「書獃子」這頂帽子往孟子頭上戴。

第四部分（上）

【孟子的機鋒轉語】

　　儘管孟子說（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這段《孟子》記述的文字來講，其中含有中國傳統文化上政治哲學兩個大道理，必須特別留意，不可只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評語，就輕輕地蓋過去，認為孟子對梁襄王的問題，並沒有用心去答覆。其實他說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誠懇的教化對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惡乎定」，這個定天下的問題。他問的是如何「定」天下，並不是說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義來講，這一個「定」字與「安」字，用在這裡，就大有分別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學》一書的觀念來講，「定而後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別。

　　我們只要瞭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說，他自己國家的處境，和他個人心理上的煩悶，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當時在戰國互相吞併局勢上的困難和不安。再看一看《戰國策》上所記載蘇秦說梁襄王的一段，對於魏國當時情勢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問孟子的「天下惡乎定」的問話，並沒有錯。錯只錯在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的誠心和態度而已。

　　我們大家都很欣賞《三國演義》上所描寫劉備三顧茅廬問計於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當時的寫照。只是劉玄德冒著寒風大雪，三顧諸葛先生的茅廬之中，他所表現的誠懇和謙卑，首先便具備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大」的卓越風範，不得不使那高臥隆中的諸葛孔明，為了感遇知己，而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問的如何能定天下，這正是周秦以後千餘年來，生當亂世，每一個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動機，也就是所謂霸業思想的原動力。天下一定，便可化家為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巨。」家天下的威權，便從此建立。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問他的父親，我掙的財產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義，他的父親李淵對他說，希望你這一舉，便能「化家為國」。這些觀念，也都是由一個「定天下」的觀念而來。

　　孟子深深知道這種心理的錯誤，所以他不從如何「定天下」的霸業思想上去答覆梁襄王的問題。他要從王道的思想上去誘導梁襄王行仁政開始。所以從表面看來，便大有牛頭不對馬嘴，所問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當時人主們的喜好了。由於古文寫作，重在濃縮簡化，對此要點語焉不詳。因此我們在此加以申論，才能把孟子弘揚傳統王道學術思想的精神，更明顯地表達出來。

　　第二個問題，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於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說天下定於一，並沒有說只靠一人來定，或者說定在哪一個「一」上。這句話看來真是相當含糊，因此也難怪梁襄王為之茫然，於是顛倒了它的邏輯，跟著便問：「孰能一之？」哪一個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將錯就錯，他知道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很難懂得這個高深的政治哲學，於是把它向當時時代病，極其需要的一劑消炎藥上去引導，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實，天下真正好殺人的並不多。不敢殺人，與不好殺人的人很多。難道那些不好殺人的便都能統一天下嗎？這個道理，上面已經約略講過，不必重複討論。

　　如果要認真講來，古文寫作的文法和邏輯，實在是很認真的。只是古今文法運用不同，就顯出它的邏輯也有點矛盾。尤其古代由於印刷不發達，所以古文盡量要求文句簡練，一個字往往代表了一個觀念，含意又深又多，於是後世就難得讀懂了。

　　例如宋代歐陽修奉命修《唐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士們，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條狗。歐陽修想試一試他們寫史稿作文章的手法，於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寫出一個提要──大標題。有一個說：「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有一個說：「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說，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歷史，恐怕要寫一萬本也寫不完。他們就問歐陽修，那麼你準備怎麼寫？歐陽修說：「逸馬殺犬於道」六個字就清楚了。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個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實，時代愈向後來，思想愈繁複，文字的運用也就愈多了。

【定於一】

　　如孟子這一段中，一句「定於一」的答詞，非常有趣，而且內涵深遠，是對中國政治哲學的至高原則而言，既不是指一個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說某一種方法，當然也不是光指仁或義。因為仁和義，也只是政治行為之一，是實施一種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為而已。所以「不嗜殺人」，也是針對當時好作亂好殺伐的政治風氣，一種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為。在戰國當時，或任何一個混亂的時代中，這是值得天下歸心的作為。如果以現代民主思想的眼光來看，那是不必說的當然道理。除非好殺成性的暴力主義者，或是今天國際政治上鬧笑話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這句「定於一」的答話，一聽進梁襄王的耳朵裡，他腦子裡的觀念反應，卻一變而成為「天下可定於一個人的手裡」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問出哪個能夠一統天下的問題來，你看這是多麼有趣的誤解，使孟子再也無法發揮「定於一」的高度哲學理論，只好隨著他所能瞭解的方向，一變話題，轉而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對於這句話在邏輯上的分析，或許不夠清楚，同時又不肯引用翻譯式西方邏輯那些名詞和術語來表達，只好憑諸位高明，自己去體會其間會心之處。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禪宗大師們的一個故事，作為參考。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寒光十四州。」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詩僧貫休，他為越王錢鏐所作的名句。錢鏐看了很高興，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變成四十州。他不肯，便說，州也不能添，詩也不能改。因此他和錢鏐處不來，便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寫出「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平山的的來」的千古名句。有一次貫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其中有「禪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的兩句名言。他拿去看當時有名的禪宗大師石霜禪師，認為是自己明心見性的悟道之作。石霜看了詩，便放在一邊，轉過來問他：「如何是此心啊？」這一下，問得貫休和尚啞口無言，無法對答。石霜禪師便說：「你不知道，就問我。」貫休不覺脫口問道：「如何是此心呢？」石霜禪師一笑而答說：「能有幾人知。」你看，懂了這個邏輯運用的關係，便同樣可以瞭解孟子這一節天下「定於一」，和梁襄王問答的要點了。

【儒道同源的一統天下】

　　說了這些閒話，我們再回頭來討論這個中國政治學上「定於一」的問題。講起來，實在牽涉太多，也太難。不但孟子指出「定於一」，我們且把後世自稱為正統儒家們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老子的話搬出來看看，他同樣也有中國政治哲學有關「一」的思想。老子曾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天下平。」老子這個得一以天下平的「─」，和孟子劈頭而來的「定於一」，是不是一個模子，如出一轍呢？實在值得慎思，明辨。

　綜合起來，這個一的問題，如果和專講內聖外王之學的《大學》《中庸》的內聖之學相提並論，那麼《大學》的「明德」和「慎獨」，以及《中庸》的「中和」和「誠明」串通一氣，發而揮之，豈非又是一部專論嗎？雖然，孟子這裡的「一」，也可以說是一個中心思想──實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為外王之學來講，那麼，孟子所講天下「定於一」的道理，便可認為是中國歷史哲學的不二法門，必須要「天下統一」或「天下一統」，才有長久的安定。我們只要仔細研究秦、漢以後歷史，凡是不得統一的時代，它的禍亂也始終不得平靜。這已成為中國歷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則。因此自孟子以後，影響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著孟子這個論斷的觀念去立足的。甚至反動的人，也都是拿它來做口號。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為號召的或真心為國家天下的，對於這個「定於一」的理論，當然都無可非議。事實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門，當然無可非議。可是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到處都是假借孔孟之學的大盜而兼神偷，真如莊子所謂連仁義之道也被他們偷盜而用了。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孟子只說了一句天下「定於一」三個字，他並沒有說定於一人啊！而歷代的帝王們，卻生吞活剝地把「定於一」三個字，硬生生地拉到定於一人，而且一定是定於我了。你看這有多滑稽！

　　現在問題不要扯得太遠，免得與講孟子的本意大相逕庭，暫時到此打住。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這段對話中機鋒轉語的關鍵，不要隨便忽略。

　　在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裡，有一個中心思想──「邪不勝正」──這是一項真理，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但是自古以來，在任何時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艱難的。孟子始終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難實現。不過，如果說蘇秦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麼程度呢？這也很難下定論。他們的主張，只是針對當時的利害而來的。擺在眼前的現實利益，不管智、愚、賢、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見，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見效，大家都樂意去做。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遠利，是百年大計，甚至更遠在百年後。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

　　人不論為國、為家、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這也是人情之常。對照一下孟子與蘇秦兩人，對魏國君王所提的意見，以及所獲的迥然不相同的結果，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總是急功好利的。對此，也只好付之一歎了！

　　關於孟子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話，並非說他沒有人樣，只是不像可以當大君的神態。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後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風流瀟灑，可以成名士，不能做人君。據晉武帝司馬炎時代挖出梁襄王墳墓的出土資料，在他葬的墓穴中，還藏有相當可觀的古典經書，由此可見他也是個讀書種子。例如三國時代的江夏劉表，還是位《易經》專家呢！講到這裡，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師作的詩：「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做相公。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梁襄王可能也是這個類型的人，不適宜於做人君。

【仁愛的推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

　　本來在《孟子》這本書裡，所以把他見梁惠王、梁襄王父子最後的談話，放在最前面，是因為這些談話，是孟子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所以放在最前面，以顯示其重要性。孟子見齊宣王是在見梁惠王之前的，不過這種孟子年代時間上的爭議，歷來就很分歧不一，各有各的考據理由，也實在很難確定。我們在這裡特別再提醒大家一下。在本章後段再講齊宣王，等於現代小說寫作法中的所謂倒敘法。

　　齊宣王見了孟子以後，開始就問：在春秋時代齊桓公和晉文公，都曾經先後稱霸於天下，他們是怎樣能夠做到天下的盟主？這其中的道理，你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孟子的答覆，可並沒有說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理由何在，因為他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一系的學生，一生都遵奉孔子的學說，所以他站在自己的學術立場上說話。他說孔子的弟子們，從來沒有說過關於齊桓公、晉文公他們稱霸的事情，因此後世沒有傳下來，我也沒有聽過我的前輩們告訴我這些事，假如你齊宣王一定想要知道如何領導天下的話，又何必一定要瞭解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道理呢？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稱霸而已，真正想治好國家，名稱普聞於天下，何不談談稱王於天下的王道。

　　這裡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強調施行王道的。不過我們讀了「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這幾句話，就囫圇吞棗吃下去，不咀嚼一下，好好作一番理解和體會，那一定會食而不化，成為笑話了。如果真的如此。孔子。三千弟子不談，就以七十二賢人來說，連桓文之事都不。知道，豈不太孤陋寡聞，太不淵博了？何況孔子正當春秋時人，一部《春秋》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書裡盡多的是談桓文之事的地方，孔子這些學生，豈有連老師所著的書都不讀的道理？這可成為大笑話！

　　老實說，這時的孟子是有意逃避，不願意和齊宣王談霸道，只是想對齊宣王說他的王道政治，這也可以看到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儒家標榜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那麼方正，不轉一點彎，假如縱橫家者流，一定先順著齊宣王說一番桓文的道理，接著說一番王道的道理，比較一下兩者的利益，最後勸他行王道，而孟子則一聖就聖到底，直言無隱地說了。

【齊宣王不像屠戶】

　　於是，齊宣王問孟子，那麼我行德政，講究德行，就可以王天下了嗎？這裡齊宣王只稱德。在古代──秦漢以前，「德」與「道」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所以在那時以前的古書上，這兩個字大多是分開來，到了後世，才把道德兩字合在一起用，而成為「道德」一統的概念了。這裡齊宣王以修德、行德政為問，而孟子仍沒有作正面的答覆，只是告訴齊宣王，你如果能夠保護老百姓，愛護老百姓，就可稱王，沒有人可以抵抗你的。齊宣王進一步又問，像我這個樣子來說，你孟先生看看，可以做到保護老百姓的仁政嗎？孟子說當然可以。

　　《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捨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歟？曰：何可度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加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齊宣王聽見孟子說他可以做到保民而王天下，反問孟子說，你怎麼知道我可以？齊宣王也許聽了這句話，相當高興，希望多聽幾句好聽的，或者沒有自信，以為孟子是順口說說的，所以追問一句。但孟子不能不說出一番理由來，而且舉事實為證。

　　他說，我曾經聽見你一位臣子──胡齕，和我談起，說你齊宣王有一次坐在廟堂上面，有一個人牽了一頭牛經過下面，被你看見了，問他把牛牽到哪裡去。他告訴你是牽去殺了取血塗鐘（古代鑄鐘要用畜牲的血去塗祭。）。你聽了他的報告後，命令把那頭牛放了，你說看到那頭牛發抖的樣子，像一個沒有犯罪而被送去殺頭的人，十分可憐，實在不忍心殺他。於是那個牽牛的人向你請示，是不是新鑄的鐘不必再塗牲血了。當時你又說，這怎麼可以不塗血呢？另外換一隻羊好了。

　　我所聽到的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齊宣王說，有這回事啊！孟子就說，憑了你的這種「不忍見其觳觫」的心理，擴充開來，就可以實行王道。雖然你的老百姓們說你小器，捨不得殺那麼大一頭牛去取血塗鐘，才換一隻較小的羊去殺。可是我知道並不是牛較大，羊較小的原因，而是你不忍心。

　　齊宣王說，你說得對。誠然我的老百姓誤會我是因為那頭牛太大捨不得殺，而換一隻小一點的羊。但是你是知道的，我齊國固然沒有統一天下，不能說大，可也並不是太小的國家，還不至於連一頭牛也吝嗇得不肯殺。實在是因為我看見那頭牛發抖，像一個沒有犯罪的人被牽去殺頭一樣很可憐，心裡不忍，才換了一隻羊的。

　　孟子接著說，你也不必怪你的老百姓誤會你吝惜一頭牛，是因為牛比較值錢。事實上牛比較大，羊比較小，你用小的羊去換大的牛，價錢上有顯著的差別，他們又怎麼知道你是另有原因呢？話又說回來，假如你是為了看見牛發抖而不忍殺他，於是另外換了羊，可是，羊同樣是一個生命呀，這又怎麼說呢？老百姓又怎能理解呢？

　　這一說，齊宣王聽了，不禁笑起來：真是！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理啊？不過說真的，我當時絕對不是因為牛大，比較值錢，捨不得殺才換羊的。不過經你這麼一說，就難怪我的老百姓們誤會我是小器了。

　　接下來，看到了孟子的答話，就知道孟子的高明，因為在當時君主時代，齊宣王不忍殺牛的這一片好心，老百姓不但不領情，反而說他小器，萬一弄得不好，這位國君因此一發怒，又不知道會枉殺幾個人，所以孟子設法緩和齊宣王的情緒，作一疏解。

　　其次，孟子也為了要齊宣王接受他所提出的意見，施行王道的仁政，所以在這裡，以幽默式的輕鬆的口吻，把話鋒一轉說道，這也是一件小事，老百姓的這種誤會，對你不會有什麼損失或妨害的，這正是你的仁術（注意，孟子只說他是仁術，並沒有說他是仁心。這個「術」字，讀書時不要輕易放過）。因為當時你只看到牛發抖，沒有看到羊流淚。作為一個君子，只願意看到禽獸活生生的樣子，不忍心看到牠被殺的慘狀。如果聽到牠們被殺的慘叫聲，就不忍吃牠的肉了。所以說君子遠離庖廚，就是這個道理呀！也就是和你的羊換牛的心理完全一樣啊！

　　可是，君子遠庖廚這句話，被後世曲解了。近代的年輕人，當太太要他到廚房裡幫個小忙的時候，他就拿這句話來做擋箭牌。太太請原諒！孟老夫子說的，「君子遠庖廚」，我要做君子，你的先生不能是小人哪！於是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等太太把熱騰騰的菜飯端來。這是笑話。可是後世把古人的名言曲解，並拿來做胡作非為的藉口的事例，實在不少，這且不去說它。

【行為心理】

　　在《孟子》這一節裡，涉及到一頭牛的問題。中國古代，凡是談到君主帝王，大多都以龍來作比擬。這次孟子和齊宣王見面，而大談其牛，這是歷史上較為有趣的事。然而這次談話中，討論的是齊宣王不忍殺一頭牛而改殺羊的事情。這件事在後世學者研究孟子思想時，列為重要的問題之一，經常特別予以討論的。從這件事上，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個學說問題：第一是仁愛心理的心理行為問題；第二是領導人行仁政的方法問題，亦即古代帝王，以及現代民主國家、政治領導人行仁政的方法問題。

　　先說心理行為問題。針對孟子對齊宣王的這段談話而言，當時齊宣王看出了一頭牛被殺前發抖，而不忍宰殺的時候，告訴他，這就是人類仁慈心理的根本。

　　這種仁慈心理，在平時看起來，似乎人人都具有，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假如真正研究心理學，不論政治心理學，或者宗教心理學，齊宣王這個以羊易牛的故事，可以用一句後世人人引用，大家都知道的俗語──「婦人之仁」來形容。因為女人容易掉眼淚，只要一點點雞毛蒜皮的小事情，就難過掉淚。我認為，古人說「婦人之仁」這句話的意思，是要人們的慈悲，不要走小路線，要發大慈悲，具大仁大愛，所以才用婦人之仁──看見一滴血就尖聲驚叫的「仁」來作反面的襯托。實際上婦人之仁，也正是真正慈悲的表露。正如齊宣王看見一頭牛發抖不忍宰殺，擴而充之，就是大慈大悲，大仁大愛。只可惜沒有擴而充之而已。

　　一般的婦人之仁，如果擴而充之，就是仁之愛，那就非常偉大了。且看不同宗教中的幾位代表人物，就可知母性仁愛的偉大。佛教裡最受歡迎的是觀世音菩薩，雖然在佛經的原始記載上，他是一位男性，但是他卻常以女身出現，而後世人們也都喜歡膜拜他以女性姿態出現的化身。代代相傳，如今他已成為母性慈愛的象徵。天主教的聖母瑪麗亞，是偉大母愛的表徵。至於道教標榜的則有瑤池聖母。儘管人類不少宗教的教規、教條、教義，都是重男輕女，但最後還是推崇女性的偉大。看來蠻有意思的。

　　談心理行為的修養，齊宣王看到牛發抖，不忍心宰殺。我們在路上看到，一條狗、一隻貓被打死或被車輾死，圍上一堆人，欣賞名畫似地觀看，甚至有的還拍手。如果一定說這些人是壞人，那也未必。他們在另外某些事上，卻又很仁慈。人的心理經常在變化，很難從某一件事上就遽然斷定他是仁慈或者不仁慈。有的人有其飛慣，也許他會殺豬，不喜歡殺牛。譬如印度教徒，絕對不殺牛，但卻殺豬；伊斯蘭教徒則不吃豬肉，但他們殺牛殺羊，吃牛羊肉。

【對牛談心】

　　中國歷史上關於牛的故事也蠻多的，五代時的另一位才子皇帝──前蜀的後主王衍，他的醉詞：「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是勝炙人口的名句。他愛好文學也喜歡看戲，自己還會唱戲，常有一些伶人在他身邊玩樂。南唐中主──李憬也有此同好，有一次他正玩得高興，見原野上一頭牛，悠閒地吃著草，畫面很美，他順口就稱讚那頭牛很肥。晚唐以後的伶人──現在叫作明星的，有一些真是了不起的。這時他身邊有一位伶人李家明，聽見他稱讚這頭牛以後，就立刻作了一首詠牛的詩：「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

　　四句中，三句說到牛的典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秦國的名相寧戚，在他未發跡以前，曾經替人放過牛，也許在他牧牛的生活當中，磨練了自己，也許在牛的身上得到過什麼啟示，而結果成為名臣。反過來說，牛對寧威是曾經有所貢獻的。次句田單的故事，用火牛陣，一舉而復國，牛的功勞可大得很。第三句指眼前的這條牛，可就可憐了，在日落黃昏的斜陽下吃草，吃的卻還是枯草，連嫩草都沒得吃。最後一句就厲害了，「近來問喘更無人」，這是漢代名宰相丙吉在路上，遇到殺人事件，他理也不理，後來看見一頭牛在路邊喘氣，他立即停下來，問這頭牛為什麼喘氣。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關心牛命，而不關心人命。丙吉說，路上殺人，自有地方官吏去管，不必我去過問，而牛異常的喘氣，就可能是發生了牛瘟，或者是其他有關民生疾苦的問題，地方官吏不大會注意，我當然就必須問個清楚。由於他細察垂詢牛喘的事，於是名聲流傳，而稱他為好宰相。

　　李家明的這首詩，等於是說當時的南唐，可惜沒有像丙吉這樣的賢相。這是李家明對李憬的一種諷諫，另一面看，也就是李中主身邊的這位伶人，很大膽地把當朝在位的大臣都罵了。他想促使這個風流才子型的皇帝，收收心，好好當政。

　　我有一天吃西餐，當牛排端上來的時候，曾經想到上面這首詩，因此也作了一首詩，題名《吃牛排有感》。說來供大家一笑：「曾馱紫氣函關去，又逐斜陽芳草回。掛角詩書成底事，粹身碎骨有誰哀。」老子出函谷關，沒有交通工具，只有坐在牛的背上。又隋唐之間的李密，早年時，家貧好讀，曾騎在牛背上讀書。他每次出門，便把書本掛在牛角上，這就是後世掛角讀書的典故。這一天，當我看到大家吃牛排時，油然生起了對牛的感激之心。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風行保護動物的運動，成立動物保護會，利用電影、書刊，以及各種傳播工具，廣為宣傳提倡，可沒見人成立一個敬牛會。為什麼要敬牛？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吃牛肉，喝牛奶，穿牛皮等等。可是除了印度尊牛為聖牛，尊得太過份之外，全人類就沒有人感謝牛所給予的恩惠。看來似乎是可以替牛掉一滴同情之淚。

　　同時想到，曾經有一位老兄講過一則頗有深意的笑話。他說世界上愛好吃牛肉，戴尖頂高帽的民族，都是喜歡征服別人的。反之，不吃牛肉，戴平頂帽的或圓頂帽的民族則比較愛好和平。他說，你如果不信，就去研究一廠世界歷史看看。這話雖幽默，確也有些道理，不過有一個很大的例外，戴平帽的日本人，曾經對我們發動了這麼一次重大的侵略戰爭。

　　另外，在好的一面，如佛教或其他宗教、學說，他們談修養時，也常常談到牛。四川峨嵋山上，有一座佛教的寺廟，命名為牛心寺。我問廟裡的和尚，這寺名的來歷，他說是因為這座廟前面的溪水中，有一塊大石，被稱為牛心石，所以這座廟宇，就據以命名為牛心寺。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佛教中常常談到牛，如禪宗的大師們，就好幾位都是談牛說法的。

　　因為佛學中本來就有拿牛來比喻心性的故事，所以唐代著名的禪宗大師百丈和尚，有一次答覆他的弟子長慶禪師時，便用牛作比喻。長慶問他：「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說，你這一問，「大似騎牛覓牛」。長應又問，那麼，假如「識得後如何？」百丈說：「如人騎牛至家。」長慶又問：「未審始終如何保住？」百丈說：「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會犯人苗稼。」因此長慶便悟到了此心即佛的要旨，再也不向外面去亂找什麼佛法了。後來長慶禪師教化別人，也常用牛的故事作譬喻。

　　因此，在宋元以後，禪宗裡出了一位普明和尚，把心性的修養，比如牧牛，從一頭野牛修到物我雙忘，分作了十個步驟。第一是「未牧」，好比恣意咆哮、隨意踐踏禾苗的野牛。第二是「初調」，已經穿上了鼻子隨著人意牽著走。第三是「受制」，不再亂走，牛繩子可以放鬆一點。「回首」是第四，癲狂的的心境比較柔順了，但是還要牽著鼻子走。「馴伏」第五，可以自然收放，不必牽了。「無礙」第六，可以安穩不動，不必讓人費心。「任運」第七，牧童可以睡大覺了。「相忘」第八，牧人和牛兩無心。「獨照」第九，到了無牛的境界，人的一切妄心已除。最後「雙泯」，則人也不見，牛──心也不見。

　　還有最妙的比喻，無過於著名小說《西遊記》的牛魔王。大家都知道，《西遊記》是闡述修道的一部小說，其中的孫悟空，是表徵努力改過，有意向善的人心。而牛魔王，是孫悟空的拜把兄弟，代表了到處亂跑，不易馴伏的狂野之心。因為牛魔王厲害，又是天將，所以孫悟空遇到他也沒有辦法。牛魔王固然厲害，更厲害的是牛魔王的太太鐵扇公主。她厲害的是嘴巴裡一樣法寶，在牙縫裡藏有一把芭蕉扇，這把扇子就是她的法寶。拿出來放大的時候，上可以遮天，下可以蓋地。這還不算，更厲害的是，她用這把扇子，正面一扇，天下就清涼起來，反面一扇，全世界就著起火來。所以牛魔王兩夫婦如果一合作，孫悟空就趕快逃，深怕一身猴毛都給燒掉。

　　《西遊記》裡這類故事，也就是心理行為的分析，可惜孟子當時，《西遊記》這部小說還沒有寫出來，否則的話，他如果看了《西遊記》，對齊宣王說牛的故事，要說得更有趣。一笑。

【政治領導者的病態心理】

　　當我幼年讀書的時候，讀到這一段，覺得一位聖人和一位皇帝談話，不談天下國家大事，卻談拿小羊換大牛的事，似乎孟老夫子未免小題大作。可是經過幾十年的人生經歷，讀書、作人，累積起來，才知道凡是人，都離不開這種心理行為的範圍。

　　不但是齊宣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在心理行為上，即使一個最壞的人，都有善意，但並不一定表達在同一件事情上。有時候在另一些事上，這種善意會自然地流露出來。俗話常說，虎毒不食子，動物如此，人類亦然。只是一般人，因為現實生活的物質的需要，而產生了慾望，經常把一點善念蒙蔽了，遮蓋起來了。而最嚴重的，是剛才說到的，《西遊記》中的牛魔王，也就是人的脾氣，我們常常稱之為牛脾氣，人的脾氣一來，理智往往不能戰勝情緒。所以凡是宗教信仰、宗教哲學，乃至孔孟學說，都是教人在理性上、理智上，就這一點善意，擴而充之，轉換了現實的、物質的慾望和氣質，使內在的心情修養，超然而達到聖境。所以孟子及時把握住齊宣王的這一點「不忍其觳觫」而捨牛的善念，就是基於這種心理行為的道理。

　　如《呂氏春秋》說：「有道之士，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一臠之肉，而知一鑊之味。」這也就說明，在心理行為學上，孟子看齊宣王以羊易牛這件事，就知道齊宣王有善念，有仁慈之心。仁政要從仁心做起，也就是擴大那點善念。公孫文子說的：「心者，眾智之要，物皆求於心。」可以說是更強調了心理影響對於人類行為的重要。至於佛家，更是主張唯心了。但這裡只講孟子，且不必多牽涉到其他方面的思想，只討論到齊宣王的善念與心理行為的問題。

　　其次關於領導人的心理行為問題，我們站在心理哲學立場（我今天提出「心理哲學」這一名詞，也許有些人要反對、批評或指責。但事實上任何一種專門學說剛剛提出來的時候，一定會遭遇到這樣的反應，然後大家慢慢瞭解，而接受。如果有時間到學校裡開這麼一門課，必能建立起「心理哲學」這一學說的完整體系。）來看歷代帝王，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變態，或心理病態的。如明代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到了晚年的好殺，就是心理病態的一種。至於其他皇帝所表現的，也往往有醫學上所稱「心理變態」或病態的症狀，只是各有不同而已。有的好殺，有的好色，有的好貨等等，但都屬於心理變態或病態的症狀是沒錯的。如果遇到這樣的皇帝，那就很不幸了，往往會弄得民不聊生，甚至於喪身失國。

　　歷史上這一類的例子很多，所以幾千年來，我國固有文化講究心勝修養，講究內聖外王之道，尤其對於君臨天下的政治領導人要求更嚴，這是很有道理的。這裡孟子把握機會，對齊宣王的談話，要他擴大以羊易牛的那一點仁心善念，保民治國，這就是對齊宣王講領導人的心理行為學，不過那時候還沒有成為一項專門學問，沒有這個名詞而已。

　　不但是古代需要重視領導人的領導心理行為，就是現代，更要重視這門學問。放眼今日世界，有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像現在烏干達的阿明，假如他有勇氣到心理醫師那裡去就診，那麼診斷書上的記載，可能相當嚴重。至於拿破侖、希特勒、墨索裡尼等，世人已經公認了他們心理不健全。至於尼克森、卡特將來如何，尚難定論。我們不再討論它了。

　　現代的暫且不說，再回過頭來看我國古代，還是以前面剛說的那位五代蜀主王衍為例。這位「只是尋花柳」、「莫厭金盃酒」的才子皇帝，經常喜歡奇裝異服，把一方小布巾，在頭上裹成一個圓錐形，頂上尖尖的。這位風流皇帝帶了許多宮妓，穿起女道士的衣服來，頭髮上簪著蓮花帽子，臉上用胭脂塗得紅紅的，號稱這種裝扮為「醉妝」，在後宮飲宴無度。這時候，他的心理和隋煬帝當年開好運河以後，南遊到江南揚洲時的情形一樣。當時隋煬帝照著鏡子，拍拍自己的頸子，自言自語地說：「好頭顱，誰能砍得！」這時候，他明知道自己的這種做法不會有好結果，所以才有這種感慨。他既然明知道自己這樣做沒有好結果，又依然故我地這樣做，這就是心理病態了。這不是政治的病態，而是他本人的心理有了病態。

　　王衍當時，也有隋煬帝一樣的心理病態，明明知道這樣的生活是不對的，卻一直頹唐下去。所以在和那些宮妓們一起飲酒作樂時，自己也唱起名詩人韓瓊的《柳枝詞》來：「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他能唱出這首《柳枝詞》來，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和隋煬帝一樣，是相當聰明的人。他能夠看到自己的錯誤，知道未來的惡果，奈何卻不肯，或許不願改過來。

　　在王衍唱過了這首韓琮的《柳枝詞》後，有一個學問很好的內侍來光博，正在旁邊，吟出胡曾一首有關吳越之戰的詩：「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酷。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波迭越兵來。」詠歎吳王夫差，當年自恃已稱霸天下，把伍員這些英雄豪傑之士，都棄而不用，甚至殺害，一天到晚在姑蘇台上和西施飲酒作樂，遭到迅速的敗亡。這也是宋光傅的一番勸諫，王衍聽了以後，大發脾氣而撤除了這次宴會，這不是王衍的心理病態麼？他如此的飲宴無度，難得有自知之明，唱出韓瓊的《柳枝詞》來。宋光博看到他靈明一現，立刻把握這進諫機會，希望能夠挽救這位皇帝，挽救前蜀的江山。不料王衍又復歸昏昧，發起脾氣來，在一席酒之間，這幾層情緒的變化，喜怒的起伏，豈不是心理的變態、病態？

　　歷史上這一類的故事可多了，研究起來，又可立一個專題，寫好一部書來討論。年輕人不要以為無書可讀，世上的書實在是沒有讀完的時候，只要抓到一個問題，就夠你去鑽研半輩子了。在這裡，不另作發揮。還是回到《孟子》的原文上來。

【孟子的行為心理學】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慼慼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孟子從以羊易牛這件事情，指出齊宣王是一位有仁術的君主。齊宣王聽了非常高興，就對孟子說：好極了，《詩經》上說的，別人有什麼心事，我都可以揣摩測度出來。這句話，就好像是為你孟老夫子說的。我當時以羊換牛，哪裡是為了價錢的問題，只是一點慈悲的心理百已。當時我看見那條牛發抖的樣子，沒有做什麼考慮，就那樣做了，叫人不要殺牛，另外換一隻羊。後來我自己想想，為什麼會這樣做呢？怎麼會有這個心理？是什麼理由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你現在這樣一講，把我當時做這件事的心理狀況，以及道理一說出來，的確就是如此，和我當時的心境完全一樣。回想起來，現在好像都還有那種感受。不過，你說憑著我的這種心理，就能實行王道而名聞天下，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齊宣王不知道自己當時以羊換牛的心理，大概是當時還設有的心理學這門學問。如果他生在現代，讀過心理學，就不待孟子指明，而自己了然了。不過，也不盡然，有些心理醫生或學心理學的，自己也正好有心理病。接著，孟子就告訴他：「是心足以王矣」，也正是對他講的政治領導心理學，我們看孟子怎麼答覆他：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齊宣王問到了這裡，孟子便引比喻來以問為答。他說：假使有一個人告訴你，到底他有多大力量的時候。他說，他兩隻手的力氣，可以舉起一百鉤來。可是要他去撿起一根羽毛來，他卻沒有辦法。至於他的眼力，可以把秋天鳥類換毛時，身上剛長出來的茸毛末梢，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一整車的木柴，他卻看不見。像這樣的話，你齊宣王會相信他嗎？

　　齊宣王說：不！當然不相信，世界上哪有這種事，哪有這樣的人呢？孟子當然知道齊宣王也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不合邏輯的，但是他要齊宣王親口否定了這種不合邏輯的假定，才好繼續作深一層的進言。

　　所以齊宣王一否定了比喻的可能性，他就立刻說：

　　好了，既然能舉百鈞的人不可能拿不動羽毛，能察秋毫的人不可能看不見一車子木柴，那麼現在事實上，你齊宣王能以羊易牛，恩惠普及於禽獸，而你的功業成果，老百姓卻分享不到，得不到好處。我們知道，舉得起百鈞的人說拿不起一根羽毛，那是不他肯用力。至於眼力可以看見秋毫末端的人說他看不見整車木柴，是因為他不肯用眼力。而你齊宣王，對於一頭牛都能夠發慈悲，下命令不宰殺；可是你的百姓們卻沒有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你還沒有好好保養，保護他們，那是因為你沒有顧念到他們。所以沒有去實行王道政治，而不是你沒有推行王道的能力。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別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孟子一說齊宣王有走王道路線的能力，而沒有去實行王道，於是激起了齊宣王的反問，孟子便在「不為」與「不能」的問題上，作更進一步的說明。這一說明，又是邏輯上的一個問題。

　　於是齊宣王反問說，你所說的「不為」和「不能」這兩種情況，又有什麼樣的差異呢？什麼樣具體的情形是「不為」？什麼樣的具體事實是「不能」呢？

　　乍看起來，齊宣王連不為和不能都分辨不出來，這位國君似乎是太差勁，太幼稚了。我們不可以用這樣的觀念去讀這句話，否則的話，差勁、幼稚的該是我們了。首先要瞭解，當時的齊國，在各國中是相當富強的國家之一，正如現代的美國一樣。在戰國時代，凡是有學之士都到齊國去，不但孟子、鄒衍這些人到了齊國，就是後來的荀子也去了齊國，住在齊國。所以讀古書要深思，要經史合參，每句每字都不輕易放過，不要像現代有些青年讀書，膚淺地去做表面的文字解釋。

　　齊宣王當時心目中是認為，我齊國如此富強，要做的都做了，而你還說我沒有做。那麼到底要怎樣才算做了？我們經過一番深思，瞭解了齊國當時的背景，就知道齊宣王這句話，問得相當有深度，也頗有涵養，因為他不好意思和孟子作正面的辯論，於是對孟子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是很有道理的。

【權能問題】

　　孟子答覆他，假如叫一個人，把泰山挾在腋下，跳過北海，這人說，這種事情我辦不到。正如現在我們叫世界拳王阿里，挾起日本的富士山來，跳過太平洋，落到美國西海岸去，阿里說，我辦不到。這是不能，是能力不夠，不是不願意去做。假如叫一個人去為一位老年人，折一根樹枝，而這個人說，我沒有辦法，折不下來。那麼，這個人是不肯做，而不是他沒有能力。

　　孟子引用這種譬喻，粗看起來，很像一個童話故事，沒有什麼了不起。其實，內涵很深。一個普通人，當然不能「挾泰山以超北海」。但是如果領導，集中一國人，或天下人的力量，那就另當別論了。再進一步來說，一個普通人，對於舉手之間，折下一根樹枝，這件小事當然可以做到，但他不肯做，這又是一個問題了。這正是孟子暗示齊宣王，你有此權能，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只是你肯做不肯做而已。因此，答覆廠齊宣王這個問題以後，馬上直截了當指到事實上來。於是他緊接著說，如果你齊宣王能走王道的路子，肯施行王道的政治，以你現有的國力和所處的政治環境而言，並不像挾泰山以超北海那麼困難，並不是沒有推行王道政治的能力，就像不願為長者折枝一樣，是你不肯去實行，而不是沒有實行的能力。

　　孟子又不待齊宣王插嘴，繼續向齊宣王推銷他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最高理想，以大同世界為目標的王道與仁政。他說，假使你齊宣王施行仁政，從你本身做起，然後推行到全國的老百姓。先敬重每個人自己的父母長輩，然後推而廣之，同樣地敬重別人的父母長輩，每個人都愛恤自己的子弟，然後把愛恤自己子弟的心，推廣開來，擴而充之，同樣地去愛別人的子弟，等到你做到了這種程度，那麼天下就可以運籌在你的手掌上了。

　　正如《詩經．大雅．思齊篇》上所說的，先做一個榜樣出來給自己的太太看，使她也做到這樣，然後再推廣到你的兄弟身上，再擴大來教化整個的家族，乃至於治理一個國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教我們推己及人，把這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心，擴而充之。如果能擴大仁心，推恩出去，保護四海的百姓，就能夠保有天下。否則的話，只顧自己的權位、利益，刻薄寡恩，那麼到頭來，會連自己的妻子兒女也保不住了。

　　在歷史上，有不少刻薄寡恩的政治領導人，都不得善終。所以古代的人，如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乃至於齊桓公、晉文公這些人，他們在思想上、功業上，所以能夠大大地超越別人，使他人望塵莫及，並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本領，他們不過善於推廣他們的仁心，也就是孔子所說的那種推己及人的恕道。譬如你想吃好的，穿好的，也讓別人吃好的，穿好的。從心理建設、建立恕道開始，行仁政就是這樣去做的。

　　可是現在你齊宣王，對於一頭牛，看見它發抖，就那麼慈悲，不忍心殺了它。而你對你的老百姓，卻沒有像對這頭牛這樣的有愛心，你的恩惠並沒有用到老百姓的身上，他們並沒有獲得你給他們的什麼利益呀！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給禽獸恩惠，唯獨不給老百姓恩惠呢？這就是孟子從心理行為上，對齊宣王的一個分析了。

　　接著孟子又舉出一項物理性的事例，說出一個邏輯。他說，譬如一件東西，用秤稱過，才知道它的輕重，用尺量過，才知道它的長短。世間萬物，也都是這個樣子，要經過某些標準的衡量，才知道究竟。而一個人的心理，更應該如此，經常反省衡量，才能認識自己，改善自己。

　　我們要注意孟子的這句話，人的心理行為，應該經常自我檢討，這就是《論語》上曾於說的「吾日三省吾身」。我們如果不及時反省。就會犯錯誤，而心理反省對道德修養的重要，就和秤與尺在權衡上所佔的份量一樣重要，所以，檢討了自己的行為，多加反省，就可知道自己是不是合乎道德的標準。如不反省，就無法知道自己的思想、心理，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過，有哪些地方需要發揚光大。正如齊宣王放了那頭牛，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一樣的。在佛家的唯識學裡，這種反省功夫，也只能叫做「比量」，還不是佛學心理的最高境界。其實嚴格地說，「比量」也就是「非量」，這是對形而上的本體而言。至於形而下的起用來說，就不能不用「比量」了。

　　孟子舉出心理上的衡量，更重於物質的衡量，並請齊宣王仔細省察他自己的心理之後，進一步向齊宣王追問，難道你是要興甲舉兵，發動戰爭，使自己國家的官員百姓，受到戰亂的威脅，同時在國際上，造成緊張的敵對情勢，你才覺得痛快嗎？換句話說，殺一頭牛，你心裡就不忍，便發慈悲。難道去發動兇惡的戰爭，你心裡反而感到痛快嗎？

【世上無如人欲險】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歟？」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歟？輕暖不足於林歟？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歟？聲音不足聽於耳歟？便嬖不足使今於前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托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歟？」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問齊宣王，是不是要發動戰爭，才覺得痛快。齊宣王說，不是的，我哪裡是想發動戰爭來求得自己的快意呢！不過，我有一個大的願望，希望能夠實現。齊宣王沒有直接說出他的這個理想是什麼。於是孟子便問他，你這個願望是一個什麼樣的大願望，可以說來聽聽嗎？

　　齊宣王對於這個問題，只是笑一笑，並沒有答覆。在他這一個笑容裡，也許有故作神秘的味道，也許表現了「你猜猜看」的反問眼神；也許根本就懶得對這位孟老夫子說；我們沒在場，就不得而知了。假如把這一段故事，用現代的戲劇表現出來，那麼舞台上齊宣王的面部表情、眼神、笑聲，或是無聲的笑，或者打個哈哈搖一搖頭就不說下去了。該如何去表達齊宣王這時的心理狀態和情緒，那就要導演去揣摩，去指導了。

　　總之，齊宣王沒有說話，沒有直接把他的大願望說出來，孟子對他沒有辦法，也只好故作猜啞謎狀了。於是就說，難道說你是為了吃的方面不能滿足，想吃得更好？或者是為了身上所穿的衣料不理想，不夠柔軟，不夠暖和，又不夠輕巧？或者是要有好看的，或者是要好聽的呢？以現代的視聽享受來說，別人有錄放影設備，而你還只是一架彩色電視機放在客廳裡，或者你只有一部鑽石唱針的留聲機，而希望有八聲道、立體聲，收、錄、放三用的聲響設備嗎？拿古文和現代語一對照，就看出今古文章的寫法不同。古文精簡幾個字，涵蓋的意義很廣，現代只講電視、錄音機兩種視聽上的享受，就要說上一大堆了。這是順便說一下文學方面古今不同之處，其餘的還是由大家自己去體會它的文學價值。現在且回到原文吧！

　　孟子講述了物質聲色上的享受，又繼續轉到人事上來。他說，假如你不缺乏這些物慾上的享受，那麼難道是在你身邊那些服侍你的臣僕，以及你所寵信喜愛的男女官人，不夠稱心嗎？事實上，現有的大小臣僕，男女宮人，已經是夠你使喚，可以把你服侍得舒舒服服，難道你還不滿意嗎？

　　齊宣王說，不！這些倒不是我所要追求的。

　　到了這個時候，孟子便直截了當說出齊宣王的心思來了。實際上，在我們現在看來，孟子應該早就知道了齊宣王的大欲是什麼。也許一開頭說穿了，雙方都難為情，齊宣王還可能會加以否認。所以先說一些聲色貨利等瑣碎的事，把齊宣王套住，讓他先否定了這些以後，才真正地放矢，直中紅心，說到他內心深處。因此這時候便說，既然這些都不是你的大欲，那麼除此之外，你的大欲，說來也就可以想像得到了。那就是希望擴張領土（在戰國當時來說，擴張領土，自然就是掠奪別家諸侯的土地，劃入自己的版圖的侵略行為，孟子不便當面指他侵略，只有含蓄地說擴張，因此用這個「辟」字，不用「奪」字）。增強國力，讓目前國際間的最強盛的秦國和楚國，都向你低頭，向你朝拜進貢，那麼你站在霸主的立場，以中國之主的地位，去撫順四夷（東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蠻族，和北方的狄族），要這些沒有文化或文化落後的民族，都來歸順你。換句話說，你的大欲是要成為全中國的領導者。但是，以你現在這樣的做法，而希望能夠實現你這樣的理想，滿足你這樣的慾望，就好比是爬到樹上去抓魚，永遠也達不到願望的。

　　關於齊宣王說到的大欲，在後面他還會很坦誠、很直率地說到他個人還有好勇、好貨、好色等私慾，而有別於這裡所說君臨中國的大欲。孟子在前面所說的那些衣食聲色等方面的享受，也只是小欲而已。其實，這裡所說的大欲和小欲，只是比較的說法。

　　就人類的慾望而言，在《禮記》中記載孔子的話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每一個人，上自帝王，下至百姓，人人共有的大欲。但是我們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一個人到了某種地位，某種環境，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他的欲望是會變的，不斷地增加累進。尤其作了君侯的人，除了飲食男女基本的慾望以外，他的大欲就是君臨天下，要權勢，要更大更大的權勢。普通的人，滿足了飲食男女，就是求功名富貴，拿現代的話說，是發展事業，事業成功了，要權力，可以支配別人；有了權力，又希望君臨天下；君臨天下以後，還是不能滿足；那麼，希望長生不老，永遠活下去，永遠掌握著這個權力，所以秦始皇派人到蓬萊三山去求長生不老之藥，當然是求不到，但求不到還是要求，希望在家天下的支配欲上延伸，把這份已得的權力，傳給自己的萬世於孫，永遠掌握下去。

　　在明、清之間，有一本閒書名叫《解人頤》，這個書名就說明了，只是使人破顏一笑，鬆弛板起的面孔，咧開嘴來笑一笑的意思。這本書裡許多記載，的確有令人發出會心微笑之處。不過它也是像《聊齋誌異卜一樣，大多以狐鬼的故事來諷世。它所搜羅的許多可笑的文字中，笑裡或有血，或有淚，蘊含了許多做人處世的道理，啟發人們的良知，在過去的時代，的確是深具教育意義的一本閒書。

　　這本《解人頤》中，有一篇很有哲學意味、描述人類慾望無止境的白話詩：

　　終日奔波只為饑，方才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具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到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扣了騾和馬，歎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薄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作了皇帝求仙術，更想登天跨鶴飛。）若要世人心裡足，除是南柯一夢西。

　　這其中「作了皇帝求仙術，更想登天跨鶴飛」兩句是我隨便湊上去的。這位作者寫這篇白話詩的時候，正是君主專政的時代，當然不敢連皇帝也寫進去。而在歷史的事實上，像秦始皇、漢武帝一樣，作了皇帝又想長生不老的例子也不少。所以齊宣王雖然已為一國之主，但還想君臨天下，那也是很自然的趨勢。

　　這篇七言韻文的白話詩，可說道盡了人類慾望無窮，慾壑難填的心理狀態。本來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連吃飯都成問題，一天到晚，勞勞碌碌，也許是貧戶登記，掃街掏溝的。好不容易，賺的錢吃飽了，就覺得身上穿的毛線衣，已經穿了三五年，下水洗過很多次，不夠暖和，去見朋友時，也不體面，於是在衣服上講究起來了。等到衣食兩個問題都已解決，那麼正如諺語所說，飽暖思淫慾，想娶一個漂亮的小姐作太太。後來，太太也娶了，孩子也生了，一家數口，融融樂樂，過得蠻好的，可是還不能滿足。念頭一轉，家無恆產哪！總得買幢房子，弄點田地什麼長久的生產之道，打下經濟基礎，讓下半輩子生活安閒，子孫也不愁吃穿。這些都齊全了，還想買汽車，坐在八個汽缸的全自動別克名牌汽車裡，又想到警察昨天開了一張違規的紅單子，稅務員的面孔不大好看，而朋友張三做了官，比較吃得開，還是弄個一官半職在身，才不吃虧受氣，於是競選去，或者走門路，搞個官來做。官也當上了，可是這縣政府的科長、秘書，能指揮的人太少，來指揮自己的人多，還是不過癮，應該想辦法當大官去。又這樣往上爬，結果當了皇帝還是有慾望，又希望成仙上天，長生不老，所以這位作者最後兩句結論是，人類這永無止境的慾望，除非到死方休。其實人的慾望，是死也不休的。

第四部分（下）

【夢似人生】

　　中國文學裡，有三個很有名的美夢，是指點人生哲學的妙文。一個是莊子的蝴蝶夢；一個是邯鄲夢；還有一個便是唐人李公佐著的南柯夢。縱然南柯夢醒，但人欲無窮，仍不肯罷休。死了還想升天堂，到他方佛國，也許在那裡，可以滿足了在這個世界上所不能滿足的慾望吧！

　　其中一個唐代文學上有名的夢，便是邯鄲夢。這是說一個廬姓書生，進京去考功名，走到邯鄲道上，疲倦了想休息，旁邊一個老頭子正把黃粱米洗好，要下鍋作飯，就把枕頭借給這個廬生去睡。這個書生靠在他的枕頭上睡熟了，睡中他作了一個夢，夢到自己考上功名，中了進士，娶妻生子，又很快地當了宰相，出將入相，四十年的富貴功名，煊赫一時，結果犯了罪，要被殺頭，像秦二世的宰相李斯一樣，被拉出東門去砍頭。他一嚇醒來，回頭一看，旁邊這個老頭兒的黃粱飯還沒煮熟。老頭子看他醒了，對他笑一笑說：四十年的功名富貴，很過癮吧！他一想，唉呀！我在作夢，他怎麼知道？他一定是個神仙來度化我的。於是不去考功名，跟著老頭兒去修道了。

　　有的說，這個邯鄲夢的主角，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神仙呂純陽，那個老者，便是他的老師鍾離權。這個故事，是教化性的，宗教哲學性的，要人看破人生。所以在後世的文學中、詩詞裡，很多提到黃粱未熟，或黃粱夢覺。

　　但是後來有一個讀書人，卻持相反的意見。他也落魄到了邯鄲，想起這個故事，作了一首詩說：「四十年來公與侯，縱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即使是夢中事，也可以過過富貴癮。這首詩對人欲的描述，真可說淋漓盡致。

　　我們除了引用《解人頤》中的一首白話詩，來說明齊宣王在人性上，很自然地會產生君臨天下的慾望以外。其次，我們再從歷史上來看齊國當時的背景、國情和環境，來瞭解他這慾望的由來。

　　據歷史上的記載，當齊宣王即位的第二年，魏國梁惠王發動了戰爭，用龐涓為大將，率兵攻打趙國。這一仗，趙、韓聯盟，韓國向齊求救，起用孫武子的孫兒──函瞑的戰爭計劃，殲滅魏國的名將龐涓，打敗了魏國以後，過了將近二十年的安定生活，可以說是當時很有福氣的一個君王。他在安定中，把內政做得還算不錯。在這時期，他娶了一個歷史上最有名的醜女人「無鹽」作君夫人，這是後話，留待下次再說。他這樣把齊國經營得幾乎有了國際間霸主的氣勢，當然，君臨中國的大欲自然而然地就慢慢形成了。在這二十年當中，他雖有這種慾望，可是沒有發動過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只有對北方的燕國，有一次還不算太大的戰役。在《孟子》本書中，下文便有記載，在宣王晚年，到他兒子泯王的階段，割據了燕國一小塊土地，埋下了後來被燕國樂毅連下七十餘城，幾乎亡國的仇恨種子。幸好有田單在莒、即墨二城，又興起反攻復國的事。但是當孟子在齊國的這個階段，也正是蘇秦去齊國遊說合縱的時期，從《戰國策》中，「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這篇記載中，便可瞭解到孟子見齊王時，那時齊國的國情了。

【齊國富強的素描】

　　《「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原文：

　　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鄲邪（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西有清河（《史記正義》：即貝州），北有渤海（案下雲四塞之國，則大山、瑯邪、清河、渤海。皆以山川形勢言，以郡邑當之恐誤。《方輿紀要》曰：齊西有清河，即濟水也。當以濟水為是。），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齊地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錐如疾矢（小矢也，喻勁疾也。），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大山，絕清河，涉渤海也。

　　臨淄（齊都，故齊城，在今山東臨淄縣北）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率，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擊筑彈琴，鬥雞走犬，六博（左足右翕）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戶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

　　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故衛地）之道，逕亢父（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故齊地）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是故恫疑虛揭，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

　　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這篇資料，一開頭就指出了齊國在戰略上極其有利的地理形勢。國內為一大平原，而四面的疆界，都有大山巨川或深海，可為險阻。所謂「四塞之國」，易於防守，而外敵不易入侵。

　　次一段，是指出齊國國富兵強的實際情形。蘇秦把齊國的兵力，瞭解得清清楚楚。他指出，齊國正如現代的強國一樣，軍隊有數十萬人。糧食的儲存，堆積得像山一樣高。軍隊的強盛，攻擊力量的尖銳，行動的迅速，可以雷電疾風作比擬。這當然是蘇秦誇張性的形容，但仍可見齊國的軍力之強。他並指出，這樣強大的武力，一旦有敵人來侵，可以不必離開自己的國境，就把敵人擊退，使得難越雷池半步。

　　接著他敘述齊國首都臨淄的情形，當時人口就有七萬戶，如果以戰國時代的人口比率來說，則當時七萬戶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國際名都──紐約市的人口。依照蘇秦的估計，一戶有三名兵役年齡的男子，那麼臨淄在一夜之間，就可以動員二十一萬的士卒，不必再從外縣市徵調，這是首都一地的充足兵源。

　　再看臨淄的繁榮，經濟上的富庶，所表現在居民日常生活上的狀況，真是富足得不得了。社會安定，經濟富裕後，社會的趨勢就一定會變，於是吃喝玩樂都來了，或者是玩玩竿、築、琴、瑟這些樂器，或者是鬥雞、跑馬、打球以及各種賭博性的娛樂。在路上，車子太多，輪軸常常互相磨擦。路上的行人當然比車子還多，擠在一起，有如台北的西門町，走起路來都感到困難。這些人把衣裳的下襬連起來，或者把袖子接連舉起，就會形成一塊大布幔，密不透氣的。這時候如果大家同時流汗的話，就會像下雨似的。

　　由於人們都過得殷實而富裕，所以一個個都顯得志得意滿的樣子。「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這八個字，是蘇秦對臨淄居民的生活寫照，我們在今天讀史時，對於這八個字，就要特別注意了。這八個字，從另一面看，也是一種弊害的源頭。當一個國家，經濟安定，社會繁榮，國民收入增加之後，往往就流於浪費，生活方式多半都驕奢淫逸，精神生活方面則道德墮落，產生優越感，看輕別人。這就是當時齊國的情形，和今天美國的情形差不多。

　　下面是蘇秦的說辭。他說，以你齊宣王的英明，領導國家建設，趨於如此的地步，各國諸侯，沒有比得上你的。可是你卻還要對西方的秦國低頭，去聽他的話，我蘇秦實在替你暗暗慚愧，真是不必如此啊！

　　蘇秦這個論調，對當時的齊宣王來說，實在是夠刺激的。

　　蘇秦指出了齊國當時地理上的先天優勢，以及充沛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然後再進一步對齊宣王分析當時的國際情勢。他說，韓國和魏國會怕秦國的原因，是他們的邊界和秦國的邊界連接在一起，如果打起仗來，雙方出兵，力量都差不多，不出十天的時間，就可以決定勝負。韓、魏兩個國家，如果打敗了秦國，這場戰爭，必然是很刺激的。雖然勝了，也會損失一半的國力，餘下的一半力量，實在不足以保衛疆土，在國防實力上，還是處在空虛危險的狀態中。假如打了敗仗，當然更慘了，跟著來的，就只有亡國的命運。由這樣不利的形勢，韓、魏就把和秦國作戰，看成了嚴重的問題，所以他們避重就輕，只好對秦朝貢稱臣，以博取和平。

　　蘇秦的這一分析，確實是有相當道理的，這又證明了他刺股用功，不止是讀一部《陰符經》而已。而是得到《陰符經》的啟示，曉得要注意到各國的形勢，去搜集國際資料，瞭解各國的國情和國際現勢。年輕人今天讀書，實在要把握這一點，才不會讀死書，變成書獃子。

　　他作了國際形勢的分析後，再進一步將齊國的國際關係，分析給齊宣王聽。他指出：秦國當然也有他的大欲，也想君臨中國。不過秦國如果要攻擊齊國，情形就不一樣了。

　　第一，齊秦之間，還隔了韓、魏這兩個國家，還要借道於衛國的陽晉，再經過亢父一帶險要的山區。這一段路，戰車無法順利通過，馬匹也不能並行。只要派一百人守在那裡，那麼成千的兵力都攻不進來，是十倍兵力所不能攻克的戰爭死角。

　　還有，縱然秦國冒了最大的危險，深入內地進犯。它也還要狼顧一番。（中國相法中，「狼顧」是奸詐的表象，因為狼在走路的時候，是低著頭，眼睛向左右回顧四周。「鷹視」是眼睛發現一個標的時，睜了大眼盯著看，眼神中含有貪婪的擄掠意味。有時狼顧鷹視並用，這是描述一個人的奸詐、貪婪而又狠毒。）要分心注意到韓、魏這些國家，是不是會動腦筋，乘它秦國攻擊你齊國的時候，在它的背側，向它進攻。

　　以秦攻齊，既處於不利的戰略形勢，又有後顧之憂，因此，這只是唬唬人的心理戰術。雖然秦國的確是躍躍欲試，可是卻不敢輕易付諸行動，所以，秦國不足以為害你齊國，是很明顯的事了。

　　蘇秦分析了這些情勢，最後作了結論，也是他對齊宣王的進言：現在，你低估自己，沒有想到秦國是奈何不了你齊國的，它根本不敢來攻打齊國，而你反而要去聽秦國的話，跟著它走。幫你出主意的大臣們，實在是估計錯誤了。如今，假使能照我的意見來合縱，那麼齊國不但在名義上，不需稱臣於秦；而且實質上，還是一個真正強盛獨立自主的大國。我希望你能多加考慮。

　　齊宣王聽了，於是「敬奉社稷以從」，加入了這個合縱的國際組織。

　　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知道，蘇秦之所以能夠同時把六個國家的相印，掛在他的腰上，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從這一段蘇秦口中所說的齊國情形，齊宣王用孫臏打敗魏國後，二十年來的經營，達到國強民富的地步。而蘇秦以「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兩句話，說動了齊宣王加盟合縱，這證明孟子見齊宣王時，齊宣王正有稱霸天下的心思，這也就是他「笑而不答」的大欲。

　　在那個時候，天下知名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在齊國，像今天的美國一樣，齊宣王當然想開疆闢土，使秦楚來朝，進而平定天下，這是很自然的。孟子當然知道他有這個野心，這裡不過是用飲食、聲色這些基本的慾念來套他的話，誘導他行仁政。孟子並沒有阻止他這種慾望，只是告訴齊宣王，以他現有的政治做法，而要實現他這樣的理想，就好比爬到樹上去抓魚吃，是絕對辦不到的。在他認為，齊宣王的行為與理想是背道而馳的。

　　於是齊宣王說，依你這樣說，我現在的所作所為，錯得這麼厲害嗎？孟子說，事實上你的作為，比緣本求魚還要嚴重得多。爬到樹上去抓魚，雖然抓不到魚，再爬下樹來就是，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什麼禍害。可是你現在的情形不同，以你現在的做法，去追求你那個蒞臨中國，撫有四夷的大欲，縱使你竭盡心力也不可能達到目的，而且會有後遺症、副作用，會帶來災禍的。

　　《曰：「可得聞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正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緣木求魚】

　　齊宣王聽孟子說得那麼嚴重，以他多年來的經營，到達了《戰國策》中所描寫的富強情形，還說有後遺症，當然覺得不可思議，於是對孟子說，你說得那麼嚴重，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是不是可以說來聽聽看。

　　孟子說，假如我自己的故國──鄒，和現在南方的強國──楚國打仗。你看是哪一方面勝利？

　　齊宣王說，那當然是楚國會打勝的。

　　於是，孟子說，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小國當然不能去敵對大國，兵少的不能和兵多的打仗，力量弱小的也不能去對抗力量強大的，這是不變的原則。如今，你齊國雖有千里之廣的土地，但卻只佔了天下的九分之一而已。你現在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想去征服其他九分之八的力量，以達到稱霸天下、統一中國的目的，就等於鄒國去打楚國一樣，最後一定失敗的，而失敗的後果就嚴重了。所以你最好從根本思想上，回過頭來重作考慮，放棄用武力統一天下的想法，改變國策，從實施仁政做起，使天下讀書人──知識分子，想做官的人，都願意做你的幹部；所有的農人，都喜歡到齊國來耕種；所有的商人，都願意到齊國來作生意；而觀光客們也都願意到齊國來遊覽；國際上，所有對他們領導階層不滿意的，都到齊國來向你投靠。到了這個地步，雖然你不動一兵一卒，誰又能和你相對抗呢？

　　孟子的這些主張，是反緣木求魚的。而他把齊宣王有做法，比為緣木求魚，的確比喻得很妙，所以這句話也就成了後世幾千年來，大家常引用的成語。

　　說到緣木求魚，想起另外一句成語──「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句鼓勵別人的話，和緣木求魚的意義不一樣，作用也是不相同。一般人聽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話，都很高興，認為是被誇獎勵，而沒有仔細去想一想，為什麼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試想想看，在地上豎立了一根一百尺高的竿子，當一個由地面向上爬，爬到了一百尺的竿上，已經到了頂點了，還鼓勵他更進一步？這一步進到哪裡去？再一步就落空了，落空可不就又掉到地下來了嗎？所以這句話的意義，是勉勵人，要由崇高歸於平實。也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一個人的人生，在絢爛以後，要歸於平淡。

　　在明人的筆記中，有一則類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故事。敘述一位道學家求道的故事。這位道學家修道，研究了許多年，始終搞不出一個堂來，得不了道，非常苦惱。於是有一天，帶了一些銀子，出門去訪名師。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騙子，知道他是出外訪師求道的，身邊帶有許多銀子。就打他的主意，設法和他接近。騙子當然是很聰明的，和他一聊上天，兩人就很談得來。可是儘管這個騙子，假裝是得了道的道學家，使這位求訪名師的書獃子道學家，對他十分欽佩，但就是騙不到他的錢。後來，到了一個渡口，要過河了。這名騙子腦筋一轉，對道學家說，要傳道給他了，而且選擇在船上把道傳給他。這位道學家聽到有道可得，非常高興。兩人上了船，那個騙子告訴道學家，爬到船桅頂上就可以得道。這位求道心切的道學家，為了求道，為了便於爬桅桿，他那放有銀子而永不離身的包袱、這時就不能不放下來了。當他爬到桅桿的頂端，再無寸木可爬的時候，也沒有看見什麼道，便回過頭來，向這位傳道的高人請教：道在哪裡？不料那名騙子早已把他留在甲板上的包袱銀子拿去，走得無影無蹤了。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上了騙子的當。可是這位道學家，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時候，他在桅頂上，突然之間真的悟了，所謂道就在平實之處，並不是高高在上的什麼東西啦。於是立刻爬下桅桿來，對大家說，他不是騙子，的確是高明！的確是吾師也！他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這雖然是一則諷刺道學家迂腐的笑話，透過這個笑話來看，實在有其至理。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哪句話一樣，道就在平庸、平淡之中，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

　　笑話說過了，再回到《孟子》的本文。我們看他在大原則上，對齊宣王說，不要用武力，而以仁政，使天下歸心，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都會願意到齊國來，作齊國的臣民。如此，自然就可以「范中國而撫四夷」，齊宣王的大欲，就可以達到了，這當然是沒有錯的。

　　但是參考蘇秦、張儀，這些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們，依據各國的情勢、地理環境、時代背景、戰略地位，再配合國際關係的說辭，則與孟子之說有所不同了。

　　就戰略、政略問題的討論上來說，我們不妨牽扯一點孫武子所著《兵法》中的兩段記載。孫子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詭道也。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如果我們假設一下，由孫子來與齊宣王見面，那麼他將會說出上面這些話的。從這裡看到，以一師之眾，要十萬人作後盾，而所花費的戰費，是多麼龐大，所以作戰用兵久了，絕對不可能對國家有利。後人也說兵貴神速，如果戰爭拖下去，絕沒有好處。抗戰期間，日本人估計，只要三個月便可征服中國了。而我們對日本人的戰略，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盡力設法把戰爭拖延下去，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戰的部隊，師老兵疲，自嘗敗亡的苦果。所以，如果沒有把作戰的害處弄清楚，就不會懂得用兵，當然也就不會得到戰爭的勝果。因此，作戰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這又是個不同的論點。

【經濟和政治】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齊宣王聽了孟子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論，似乎還聽得進去，對孟子的態度也算客氣，稱「夫子」，不像梁惠王只稱他「史」。所以他對孟子說，我真有點糊塗，沒有你看得那麼遠，這方面還有什麼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幫助我，明白地告訴我。雖然我還不夠聰明，或者可以聽你的辦法，試著去做。

　　於是孟子提出一個原則來，也成為後世的千載名言。不過名言是名言，有時候又會事實歸事實。因為在某一種時代，某一種情況，或某一種特殊的因素，這種種客觀的條件下，現實與理論會互相違背的。

　　孟子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恆產的人才有恆心。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假使一個人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而對一件事，一個觀念，或一個中心思想，能夠專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並不因窮困而改變他的節操，不見異思遷，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養、有學問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之後，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講禮義廉恥。四川朋友有兩句諺語：「最窮無非討飯，不死總會出頭。」一個人既然窮到了討飯，他還有什麼顧慮？這時候名譽根本無所謂了，什麼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為了填飽肚子，為了活命，什麼都做得出來。一般沒有固定產業的人，既沒有恆心，就沒有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為，或者是任意妄為，放肆胡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兒郎當，或者走邪門，或者揮霍無度。因為在沒有恆產的心理上，認為反正就是這麼點錢，花了再說，享受了再說，所以沒有錢的，反而捨得花錢。錢花慣了，虛榮心越來越大，總有一天錢不夠用了，於是心存僥倖，動起腦筋作奸犯科，無所不為了。等他們犯了罪以後，你齊宣王用法令，又把他們抓來，再處罰他們，一定是這樣辦的。現在，你看見他們犯了罪以後，只曉得去處罰他們，而不改善你的政策，使他們不致於走上犯罪的路，這就等於你設下犯罪的陷阱引他們跳下去，結果又來責罰他們，這就是陷他們於不義。一個真正行仁政的領導人，是不會如此對待老百姓的。

　　看完了這一段孟子的談話，我們就可以作幾點研究了。

　　第一，我們讀了《戰國策》中蘇秦描寫齊國，尤其描寫齊國首都臨淄的情形，是那麼繁華，那麼奢靡，而這種社會形態的內在精神又是什麼呢？所表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呢？就是孟子這裡所講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而終於「陷於罪」的一種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是病態的，而不是健康的。以現代的理論去衡量齊宣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真正實行民生主義，使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都得到富足、安樂、和睦、健康的生活，而只是表面的繁華而已，只是一個所謂「浮華」的社會，並不是踏實的安和康樂。

　　第二，孟子的這段話，雖然是對齊宣王說的，可並不一定齊國才如此。戰國時代，各國的情況，也都是如此，無以強國為然。所以孟子的話，也可以說是針對整個時代而說的。

　　第三，在任何時代，任何政權下，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形成病態，都會產生這類現象。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強國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樂的社會？孟子繼續說出了他的意見，在現代來說，他指出了民生主義的重要性。他主張先要使每個人經濟安定，每個家庭經濟充裕，然後達到社會的富裕，國家的富強，仁政一定要以經濟安定，安和康樂的社會為基礎。在當時，是沒有現代這些分門別類的術語，來表達這種政治的境界，孟子只有以具體的事實狀況作說明。所以他說，一位英明的政治領導者，實行建設安和康樂社會的政策，必須要使得每個國民，對上能夠養得起父母，對下能夠娶得起妻子，生兒育女後，要有撫養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好，豐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吃飽；即使遇到歉收的凶年，大家也不會有餓死、流亡的痛苦。假如社會建設到這個地步，每個國民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再施以教化，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進步。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下一道命令出去，老百姓們很自然地都樂於聽從了。

　　現在你齊宣王在民生問題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軍國主義的路線，武力第一，只求國家的強大，實施專制的、獨裁的、集權統治的政治。拚命搾取人民，擴充國家的武力軍備，結果弄得老百姓養不起父母妻兒，家庭破碎。即使年成好，農產豐收，也被集權統治的政權──征斂去充實軍備了，老百姓還是吃不飽。假如是遇到年歲不好，糧食歉收，那就更慘了，只有餓死。到了這個地步，活都活不下去了，還談什麼教育，講什麼禮義。所以齊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國國民都很樂於服從你，然後以王道領導天下，那麼你就應該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則上去檢討，有所改變才行。

　　我們看到孟子這項主張，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並不是像後儒所說的那樣，坐在那裡空談、講道，鑽研心性微言，講授孔孟理學，靜坐終日，眼觀鼻，鼻觀心，觀到後來，只有「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那才真是誤了道，造了孽了。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濟民的，正如管子政治哲學的名言：「倉凜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都是先要個人的經濟充裕了，才有安和康樂的社會，然後才能談文化教育，談禮樂。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為他們是坐在那裡眼觀鼻，鼻觀心的，只講養浩然之氣，講盡心修道而已！

【為而不有的農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一段話，前面孟子見梁惠王的記載中，已經有過。只是「數口之家」，在這裡記的是「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在這裡記的是「老者衣帛食肉」；這些具體數字的些許差別而已，在文義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這裡就不再作字句上的講解了。

　　從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開始，到這裡為止，他和孟子一波三折，數度起伏的談話，告一個小小的段落。就在這一小小段落中，有好幾個值得我們研究討論的重點。

　　後世常引用孟子的許多名言名句，如「君子遠庖廚」，「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猶緣木求魚」，「鄒人與楚人戰」，「無恆產，無恆心」及「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等等，不但是文學上的名句，也是學術思想上的名言。無論研究政治，研究經濟，研究社會，乃至於研究民生問題，土地改革，以及心理建設，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則。它涵蓋的意義，相當廣泛，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齊國當時的社會，尤其首都臨淄的景象，表面上是商旅輻接，經濟繁榮，市面一片景氣，簡直如歐洲的羅馬鼎盛時期，又如今天新大陸的紐約一樣。然而，這種繁榮的現象，是真實的嗎？是表裡一致的嗎？不然！在齊宣王的戰國時代的政體，一般學說上，稱之為封建制度，這是對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如果以諸侯各國的內部施政，就諸侯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而言，則與秦以後的專制政體，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一般以為在秦商鞅變法以後，才有「私有財產制」，其實春秋諸侯各國，早已演變成了私有財產制。從孟子建議梁惠王和齊宣王「五畝之地，樹之以桑」。發展農村副業以達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目的，就證明了當時的財產私有制。商鞅不過是就當時演變發展所形成的事實，製作一套更完整的法令制度出來，更便於征斂而已。當時各國的財政、軍用，都靠征斂而來。而征斂的對象，唯有從土地上去不斷壓搾，在農產品上去徵收了。

　　不但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兩千年來，儘管在漢以後，有了鹽、鐵資源的開發，所謂「上山下海」，擴大了生的領域，增加了這兩方面以及其他商業貨物方面的稅賦收入。可是直到幾十年前，我們還是以農立國，於是不可避免的，農民就挑起了國家財政的重擔，成為征斂的主要對象。尤其在戰國時代，國家一旦用兵，軍費支出之浩大，人力消耗之慘重，如前面孫子所說的那樣，實在是農民們的苦難。

　　所以孟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不只是對齊宣王說的，也是對當時各國說的。不只是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幾千年來的事實，大多如此。而他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希望，也是幾千年來國民共有的希望。儘管幾千年來的歷史，都在歌頌農民，讚歎農民，但在沒有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權政策以前，農民的生活始終沒有獲得保障，始終是一個問題。

【生民何計樂樵蘇】

　　其次，我們研究政治的也好，研究社會的也好，研究軍事的也好，許多都認為歷史上朝代的變更，是由於農民不滿於政府的壓搾，而起義革命，也有的說是農民與知識分子結合而起義。認真地說，只有來自農村的人，知道民間的疾苦，與知識分子結合，起來革命的則有，至於農民本身起來革命的事情則沒有。固然漢高祖、朱元璋曾經種過田，但也只是一個短時期，不算是真正的農民。但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社會，幾千年來，都停留在「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狀況之中，有人起來鼓動一下的時候，社會就亂了。

　　以上這些是中國的情形，我們放眼看世界各國，又有所不同。例如歐洲的古希臘、西班牙等等國家，先天上沒有辦法向農業方面發展，只有在商業上找出路。而商業的最好出路，是航海到別的島嶼或陸地做生意，於是形成了海運的發達。當時的所謂海運，老實說，到了陸地，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貿易，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見，就是海盜。至於奴隸的買賣，女奴的掠奪，乃至新大陸的惡行劣跡，都是有史可尋的。大概說，十六世紀以前，歐洲國家並不富裕，連黃金都少有，許多都是這些海盜們搶印度，騙中國，這樣從東方劫掠過去的。

　　等到歐洲的產業革命以後，機器發達，代替了人力，資本集中，大量生產以後，資本家的財富愈來愈多，工人愈來愈苦。這時馬克思看到當時的景象，才提出了勞工第一，勞工神聖等意識，才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產生。

　　但是也說明了，在歐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不問其是以農立國或工商立國，在過去的歷史，一般百姓們總是過著「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生活。至於今後如何呢？經濟不斷地發展，社會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擴展，大家都汲汲於全人類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結果如何呢？問題似乎並不單純，也不樂觀。因為還有一個複雜的心理問題有待處理，在心靈的修養，達到相當的程度，精神、物質兩方面都滿足了，人類才有安定的可能。不然，仍會造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痛苦。

　　孟子和齊宣王的這段談話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兩人思想上，最大的一個分歧點。孟子是聖賢，聖賢的思想，處處是為了大多數人，普遍的、平等的和長遠利益著想，要大家「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而齊宣王是一個國君，尤其是戰國時代的典型君主，他的為政，是為了他那笑而不答，隱藏在心裡的「範中國而撫四夷」的個人大欲。所以我在前面講到，歷代帝王出來打天下，口裡都是說為人民解倒懸之苦，而事實上是為了滿足他們個人的權力慾。過去由英雄主義一變而躍登帝王寶座的帝王與強盜，都一樣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和動亂。

　　元朝時有人就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中原莫遣生強盜，強盜生時豈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原是盜根株。」

　　元人還有一首諷刺帝王政治時代官場的白話詩說：「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鑼是金屬製成的，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鑼。

【不敢為天下先的後儒】

　　我們研究《孟子》到這裡，從書上記載的編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見過了梁惠王、梁襄王和齊宣王。前後三位國君，每一位國君的思想觀念、處境以及素養，都有所不同。而孟子對他們，卻一貫地闡揚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從他和這三位國君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瞭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誘導的方式，就教化的立場而言，他始終走的是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例如：他對齊宣王的談話，一開頭就把握住齊宣王不忍殺牛這一點善念，然後教他將這一點擴而充之，推及到愛人、愛世上面。這就是順其所念所行而誘導，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說教的理論，以辨別是非善惡的方式，在可以與不可以、善良與罪惡的種種對比中，作強制性的說教。而是先同意、贊成對方的意見，而後誘導對方，使他擴而充之，知道自己所愛好的別人也愛好，自己所要的別人也要，這就是孔子「推己及人」的恕道，也是實施仁義之道的方法。所以跟著下面齊宣王說到自己好樂、好勇、好色、好貨的時候，孟子都說沒有關係，不要緊，不過要擴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達到富強康樂的生活水準。

　　我們看到孟子這種教化的方式，聯想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眾所周知，兩千多年以來，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幾千年來，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發揮仁道精神的作為上，雖然秉持著師道的原則，但事實上，始終是走臣道的路線。換言之，是「依草附木」式的，依靠一個既成的力量藉以推行王道的理想。儘管儒家標榜的是堯、舜、禹、湯、文、武歷代帝王的盛德，可是他們本身所走的路線，都是依據既成的力量，推行他們的理想；依附別人的門戶，並沒有自己去走出一條路來，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實現他們的理想。

　　簡要而切實地說，儒家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為堯，為舜，也沒有這樣做過，他們只是希望已經在位的帝王，能夠變成堯，變成舜，因此影響到後世兩干年來的儒家思想，永遠是走臣道的路線，只希望做到「致君堯舜」，使在位的帝王，能夠像堯舜一樣，施行仁政。

　　可是，「致君堯舜」又談何容易！自秦漢以後，歷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質上，他們不但並非堯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正如杜甫《過昭陵》詩說：「草昧英雄起，誆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這一首五言絕句，短短的二十個字，對於歷史哲學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言無隱，和司馬遷寫《史記》的哲學觀點，完全一樣，只要懂得古詩寫作原則，了解所謂溫柔敦厚的含蓄藝術，便可透過他每一句的字面，明瞭他所說的深邃含義。第一句「草昧英雄起」，一開頭就說明生當亂世時期，英雄都起於草澤之中，成王敗寇，很難論斷，到了成功以後，便四海漚歌讚頌，認為是天命有歸，歷數更代，成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事實上，他們無非都起於風塵之中，猶如漢高祖，手提三尺劍，斬白蛇而起家。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後，江山社稷便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他由唐太宗的開基創業，而聯想到漢高祖等歷代帝王，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

　　便「乃翁天下」雖在馬上得之，當然不能在馬上治之。於是乎才輪到了後世標榜儒家的讀書人們，來坐而論道，大談其治平之學，與孔孟之道了。事實上，那些天子的稟賦，既非堯舜的本質，要想「致君堯舜」，豈非癡人說夢。歷史上雖然也出過極少數幾個比較好的皇帝，到底距離孔孟所標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遠。可憐的後世儒生們，在文章上拚命講述「致君堯舜」，而事實上每下愈況，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後，「致身富貴」而已。

　　像孟子一樣，極盡所能誘導齊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結果還是徒勞無功。何況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聖，哪有可能？此所以我們過去的文化歷史，始終在帝王專制政體中，「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一個模式之下，度過了兩千多年。也使孔孟的道統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體之下，綿延存續了兩千多年。

　　以前我在讀《孟子》的時候，也曾為古聖先賢們發出同情的一歎，寫了一首不成才的詩：「千秋禮樂論興亡，儒墨家家爭辯忙。堯舜不來周孔遠，古今人事莽倉倉。」我說是不成才的詩，那是老實話，絕不是自謙。

　　在文藝與哲學相凝結的唐詩裡，前有杜甫《過昭陵》的五言絕句，後有唐彥謙《過長陵》的一首七言絕句，都是很好的歷史哲學寫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溫柔敦厚的詩人風格。他的詩說：「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

　　第一句「耳聞明主提三尺」，是說由歷史得知，凡是開國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這一句和杜甫詩的涵義一樣。第二句「眼見愚民盜一杯」，其典故出在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說「愚民有盜長陵一杯土即斬首」的法令，此處影射歷史上成王（奪得天下即為天子）敗寇（侵犯帝陵即便殺頭）的人生悲劇。下面兩句，也便是我們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來，後世的讀書人──儒家們，雖然滿腹詩書，究竟有何用？比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經據典，成為第一流的幫閒而已。等而下之，差一點的，一輩子死於頭巾之下，談今論古，滿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漢高祖──劉邦口頭常常愛罵的「豎儒」或「鯫生」、「腐儒」之類，等於近代常用的「酸秀才」、「書獃子」，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唐彥謙在他後兩句詩裡便感慨地說，最可憐的是像我們這些唸書的，生逢亂世，「千古腐儒騎瘦馬」，只有一副窮酸落魄的樣子，在那夕陽古道，經過漢王帝寢的灞陵之下，回頭望望，發思古之幽情，作一副無可奈何的窮酸樣，所謂「灞陵斜日重回頭」而已。

　　在宋人筆記上記載著一則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經過一道城門，抬頭一看，城門上寫著「某某之門」四個字，他便問旁邊的侍從秘書說，城門上寫著某某門便好了，為什麼要加一個「之」字呢？那個秘書說「之」字是語助詞。趙匡胤聽了就說，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麼事啊！

　　講到這裡，同時要注意中國文化的詩和哲學等等，都有我們民族傳統的特性，必須具有溫柔敦厚的內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於輕薄。中國人喜歡作詩，無論是古詩或今詩──白話詩，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詩人的才情，這也是我們民族的特殊氣質之一。但是有才華，還必需要經過力學的鍛煉才好。比如詩聖杜甫，或者較有名的歷代詩人們的好詩，都有這種風格。剛才所舉杜甫、唐彥謙兩首和歷史哲學有關的詩，的確是涵養深厚，使人讀了雖然有感於懷，卻不致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樣的思想，但一下筆、一出口，便具有煽動性，容易引起叛亂意識，猶如《水滸傳》上梁山泊式的詩，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那便是前面所講元朝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強盜」的詩，你能說這首詩作得不好嗎？看來淺顯明白，而且直截了當便表白了對歷史哲學的看法，哀傷感嘆、悲天憫人的文學心理，都兼而有之，但它在文學的價值上，就不足為訓，不足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前兩首與此有同樣的意義，但用不同的文字修養來表達，便合於中國文化「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的標準了。前面提過近代詩人易實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對了，這也是文化與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諸位年輕的同學們，如果去當老師，培養後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我現在講《孟子》，講《論語》，故意用輕鬆的辦法，嬉笑怒罵，來引起大家對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於輕率之嫌，不足為訓。所以我始終說自己這些講解，雖然用心良苦，但卻不入正途的。大家千萬注意這一點，有的人用來可以改邪歸正，但同樣的方法，被別人用偏差了，說不定會改正歸邪了。

　　現在我們研究，孔孟當時為什麼會走這種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呢？我們知道，雖然後世的儒家，有了門戶之見，對於道家的思想起了爭論，但是在孔孟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沒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寶之說：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孟的這種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絕對沒有挺身而出，親自扮演堯、舜的思想。

　　這種自己絕對不來的態度，是儒家的好處，因為他們唯恐會使天下更亂。儒家自己不來，好了儒家，卻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憐的是影響後世的儒家精神，只能規規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堯舜」──走上王道，改變現有的狀態，卻又往往力不從心，受到各種客觀環境的限制而事與願違。在達不到理想的時候，有時只能以身殉道，充分發揮了「臣節」的教育精神，做到了盡忠報國，盡忠報工而已。如果就行為哲學和歷史的事實互相參究起來，那麼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看歷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學，處身廟堂，儘管有許多作為，有許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宮廷中出了問題，他們便一點辦法也沒有。所以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門戶，無法自立，也無法對天下有更大的影響。讓我們拋一句文言，便可說：「至堪浩歎！」

第五部分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講究禮樂的治道】

　　前面已經提過，《孟子》的這一章，絕大部分是記載孟子與齊宣王的談話。從齊宣王心理上不忍殺牛的一點善念說起，一直談到後面實行王道政治的許多問題。在孟子到齊國的前後，也正是田氏齊國最鼎盛的一個時期。此時，蘇秦也到齊國游說合縱的思想。這裡的記載，則是孟子在齊國的這段長時間裡，與齊宣王多次見面的談話摘要。

　　這段又提到一件事，是說有一次孟子接見他的學生，也就是齊國的大夫──莊暴，談到齊宣王好樂，所引起的一次談話。莊暴有一天來見孟子，對孟子說：我見到齊宣王的時候，在閒談中，齊宣王好他好樂，我當時不知道君主們偏好音樂這件事，對或不對，不曉得該怎麼說才好，所以沒有作答。請問孟老夫子，君王偏好音樂這件事，您認為怎樣？

　　對於這個問題，以我們現代的觀念來看，會覺得很滑稽，好樂就好樂！這有什麼了不起。好比有一個朋友告訴你，他的孩子一天到晚彈吉他，你一定說，好嘛！既然有這方面的天才就好好培養他往這方面去發展。所以只從「好樂何如」這四個字的字面上去看，依文釋義，或斷章取義，就往往會發生偏差了。

　　如今要注意的是，這句話是針對人主而說的，人主的嗜好，所發生的影響就大了！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有了偏好，或者好音樂，或者好打球，則往往會影響到政治，所謂「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問題就來了。因為莊暴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特別向孟子提出來請教。其實莊暴問話的語氣裡，可以看得出來，莊暴這個人的心目中，認為齊宣王偏愛音樂，是不大妥當的。

　　孟子對於這個問題持什麼態度呢？他與莊暴不同，他始終是用誘導的方法，希望君主們能行王道，施仁政，這就是孟子所以能為聖人的道理。他不同於一般說教家，明辨是非，將善惡作尖銳的對立；也不像後世的理學家們，認為這件事不好，就把它戒除掉。

　　例如宋代的大儒家程伊川（頤）做講官時，一日講罷，還未告退。宋哲宗站起來鬆動一下，順手折了欄杆外的一條柳條，程頤馬上就進諫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枝於地，下殿而罷。

　　所以明人馮夢龍便說：「遇到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條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因此把他列入迂腐之列。

　　我們且看在這段書裡，孟子怎麼答覆。他告訴莊暴說，齊宣王好樂有什麼關係？如果他對音樂喜好到推之於民，那麼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平了。

　　為什麼齊宣王把好樂的嗜好擴而充之，齊國就能平治呢？這個在孟子與齊宣王另一次見面的談話中，就有了交代。

　　過了幾天，孟子和齊宣王見面，提起上次和莊暴談的那件事。他對齊宣王說，我聽莊暴說，你曾經告訴他愛好音樂，有這回事嗎？

　　我們看齊宣王用什麼態度來答覆呢？

　　「王變乎色。」

　　從這句話，可以看到《孟子》這本書，文章手法的高明，這也是古文的妙處。短短的四個字，表達了許多的含義，而且把當場的情況寫活了。我們透過這四個字一可以想像，當齊宣王聽到孟子談到他對莊暴說過，自己愛好音樂時，臉色有多尷尬！

　　齊宣王為什麼會變了臉色呢？

　　第一，我對你莊暴說我愛好音樂，這裡君臣如家人一樣閒聊自己的私生活，你卻把它當作話柄，去和這位外國來的老夫子談論，真是莫名其妙！

　　另一方面，自己是一國之主，和這位外國嘉賓，所談的是天下國家大事，屬於嚴謹的一面。而今人家卻問起自己愛好音樂的問題，好比現代一個國家領袖，被人問起他愛好流行歌曲一樣，當然是有點尷尬。

　　雖然如此，齊宣王的修養還是蠻好的，臉色變了一下，仍然靜下心來，和孟子談論這個問題。而且下面還很幽默地承認自己有好勇、好色、好貨等的毛病。他甚至於坦白地說，自己所愛好的是現代音樂，是流行歌曲，而不是先王流傳下來的正統音樂。因為上古時代的那種傳統音樂太高深了。

　　重要的問題來了，我們在孔孟和歷代學者的著述中看到，中國文化在上古時代，尤其到了周朝，是很注重禮樂之治的。而且後世也都一直推崇上古的音樂是如何如何的好。儒家這樣推崇上古禮樂，絕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故意強調的，在中國上古時代，就已嚮往先民時代的文化了。但所謂的先民（先王）時代，究竟斷自何時，我們很難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這不只是從黃帝的時代算起，可能在更上古時，曾經有很好的文化成就，在文化成就達到顛峰的時候，又進入了一個冰河時期。所以儒家推崇的先王民時代，很可能是個很古遠很古遠的代表。後世儒家嚮往先民的文化精神，所以都講禮樂之治，行先王之道。

　　從這裡又可以看到，不只是孔孟及後世一般儒家注重先王的禮樂之治，齊宣王也說出「非能好先王之樂」，這證明當時一般人，也都是崇尚先王之樂的，所以他對孟子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不大好意思，並且又接著坦白地說，他不懂得先王之樂，所以他只愛好現代音樂。

　　孟子卻說，愛好現代音樂並沒有什麼不對，只要你能夠把這好樂的精神，推廣開來，對於齊國的民俗政風就有幫助。這是孟子的精神，此所以孟子之為孟子也。同時，從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思想之開闊，不像後世儒家所標榜的那麼嚴謹而趨於狹隘。

　　孟子接著告訴齊宣王說，現代音樂並不是突然憑空產生的，而是由古代音樂慢慢演變而成的。

　　孟子的這個理論固然是事實，是可以成立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見孟子是善於辭令的。本來齊宣王為了好今樂而不好古樂，感到難為情。現在經孟子這樣為他開解，心理上原有的那一層陰影響，自然就解除了，所以也就輕鬆了。於是便問孟子，為什麼自己好樂，擴充開來，齊國就可以治理得很好？希望孟子把道理解說一下。

　　於是，孟子問齊宣王，你一個人單獨聽音樂，和與別人一起欣賞音樂，這兩種享受，哪一種樂趣高？

　　齊宣王說，當然和別人共同享受，會更加快樂。

　　孟子又進一步問，是和少數人共同欣賞音樂快樂呢？還是和多數人共同欣賞音樂快樂呢？

　　齊宣王說，當然和大伙共同欣賞音樂，來得更快活啊！

　　這時齊宣王說出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看法，於是孟子抓住了這個觀點，提出具體的例子，作進一步的發揮。

　　他對齊宣王說，假使你在深宮裡，舉行音樂會的時候，老百姓聽見了從宮廷中散播出來的鍾、鼓、管、瑟等等樂器的聲音，大家都像生了病似的──以我們現代語說，感到頭痛，皺起了眉頭，相互議論著說，我們的君王有那麼好的興致開音樂會，而我們卻困苦到這個地步，妻離子散，生不如死。

　　或者你去野外打獵，老百姓聽到到你的轔轔蕭蕭的車馬聲，看到那色澤艷麗，迎風而舞的羽飾、旗幟，大家也是緊皺著眉頭，深惡痛絕地議論著，我們的君王竟然在那裡興高采烈的打獵哪！但是我們卻困苦地流離失所，不得安居。

　　像這樣的怨聲四起，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你作國君的，沒有與民同樂。

　　但是，相反的情形，你在宮廷中開音樂會的時候，或者在田野間打獵的時候，老百姓聽到了樂聲或車馬聲時，看到你美麗的旗幟，全體都高高興興地談論著，我們的國君一定很健康，心情好，所以他今天才有這樣好的興致舉行音樂會或出來打獵。

　　為什麼老百姓有這樣良好的反應呢？這也沒有其他特別的原因，只因為你能與民同樂而已。

　　這一段的原文，舉了鼓樂和田獵兩個例子，每一例子，又舉了正反兩面的情形，但只說了與民同樂一個道理。而在原文文字的安排上，有許多重複之處，如「今王鼓樂於此」，有正反兩面敘述時的重複，又有與「今王田獵於此」的相疊形式。或許有人嫌它囉嗦，但這是古文學寫作上的一種方法，以現代語來說，這是寫作技巧的一種，它的功用，一方面加強文字形式上的排列美，一方面加重了語氣，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強調，這樣可以加深讀者對其含義的印象。後世的驕體文、賦、詩、詞中的雙聲疊韻，如李清照詞中常常連疊好幾個字；對聯以及今天的白話文中，也常見許多重複句子，這些演變都具有同一種作用。所以這一段也可以說是，頗具有欣賞價值的文章。如果認為重複太多而嫌囉嗦，那就只好嫌自己不懂得欣賞了。不妨試著朗聲讀誦一篇，就讀出味道來了。

　　孟子說完了這幾個例子，把正反兩面的現象作結論說，你齊宣王喜歡音樂，好打獵，好開運動會或喜歡其他娛樂活動都沒關係，只要能做到與百姓同樂，就可以達到王道與臣道的仁政境界了。

　　這是孟子就齊宣王自己說的好樂，藉機誘導。孟子的手法的確不錯，多半是啟髮式的，抓住一個機會，就施以教育，拚命鼓勵他，走上王道的思想，實施王道的仁政。

【音樂的今昔觀】

　　在這段記載裡，引發一個問題，值得我們討論。那就是儒家素來標榜的禮樂之治。在禮的方面，包括了一切文化的整理。樂的方面，是單就音樂對政治教化的重要關係而言。

　　據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一共整理了《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樂經》及《春秋》六部書。但自秦始皇燒書，再加項羽咸陽的一把火，《樂經》遂告失傳。所以流傳下來只剩了「五經」。到現在，中國文化流傳下來和政治哲學有關的樂禮部分，只有《禮記》中的一篇《樂記》。但不足以概括當時孔子所整理的《樂經》。孔子本身對於音樂的造詣頗高。我們從《論語》中的記載，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推崇舜作的韶樂，而批評武王作的武樂不及韶樂好。

　　儘管孔子在春秋時代，認為當時的禮樂已經不如古代，文化在衰退了，可是我們現在從歷史的資料上來看，則春秋時代的禮與樂，還是很可觀的。例如孔子曾經從學過的音樂大師師襄，以及為了音感的靈敏，希望學好音樂，而把眼睛刺瞎的師曠，這兩人都有很高的音樂造詣。

　　究竟中國的音樂好到什麼程度？據孔子的話，以及古書上的資料，有許多神奇的故事，如彈琴、吹簫，演奏到美妙處，能夠使百鳥來朝。不但天空中所有的飛鳥會來，而且百獸率舞，各種野獸聽到音樂，也都會跑來，滿山遍谷，遠遠近近的，在那裡隨著樂聲起舞。真不知道這種音樂有什麼力量，能夠引起這種共鳴，產生這種反應。至於現代音樂，除非是緬甸人驅蛇，笛子一吹，洞穴裡的蛇都出來了。

　　諸如上述的神話很多，透過這些神話的流傳，其含義，一言以蔽之，不外乎推崇中國古代音樂的造詣成就。

　　《樂經》雖然流失，但也不能說中國的古樂就完全消失，例如古代的琴、瑟、箏、鼓等等，都流傳下來，乃至後世傑出的音樂家，也有很好的作品。可是現代的我們，不但找不到秦漢以前的音樂，就是唐、宋間的音樂也找不到了。聽說這些在南朝鮮、日本還保留了一些。當然，很多也走了樣。

　　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在貞觀元年，春正月，大宴群臣的時候，曾經演奏了一首《秦王破陣樂》。是唐太宗當秦王時，破劉武周的戰役中，利用閒暇時所作的一閩大樂章，配合了一百二十八個舞蹈樂工，穿上銀色的甲冑，拿著戟為武器，隨樂聲起舞，後來這個音樂又改名為《神功破陣樂》。到貞觀七年的時候，又改名為《七德舞》，這顯然是場面很壯觀的集體演奏的音樂，但現在也失傳了。最近聽說，南朝鮮還保存了一部分，而日本則保留了全套的音樂和舞蹈。

　　談到中國上古的樂器，使我們聯想到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如鍾、鼓、琴、瑟、箏、簫，這些上古的樂器，除了鍾以外，多偏重於絲竹之聲，其次為土、革，或木質等質料，很少用金屬製樂器。現代的金屬樂器，則多來自西方，這又是東西文化基本精神在樂器上所表現的不同之處（甚至可能「鑼」都是由西域傳過來的）。中國古代作戰的時候，是以擊鼓為號，以鼓聲來傳達進退攻守的命令，後來才有鳴金收兵，以敲鑼聲來輔助傳達作戰時的號令。而胡琴、琵琶等，這些都是外來的樂器。所以我們樂器的歷史，越到後來，發出的聲音愈大，也越是可以讓多些人來共同欣賞，而這些樂器多半來自胡地。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齊宣王好樂的問題。照現代觀念，一個國家的領袖愛好音樂，這會有什麼問題？二十多年前，碧瑤會議後不久，我們一個記者團去訪問菲律賓，當時菲律賓的總統，還開舞會歡迎。第一支音樂起奏，就由總統夫人以女主人身分，邀請記者團的團長共舞。而我國的傳統文化，即使在現代，當友好國家的元首來訪，以國宴款待時，也演奏國樂，作為一種外交禮儀。

　　遠在戰國時代，也有關於音樂用於外交的故事，那是趙惠文王和秦昭襄王，相約在兩國的邊界澠池會盟。見面以後，舉行歡宴，在酒席上，正喝得高興的時候，秦王突然對趙王說，聽說你在音樂方面，很有造詣，現在我有一張寶瑟，是不是可以請你演奏一個曲子，給我們大家欣賞欣賞？在國際性的歡宴中，卻要一國君主在酒席上彈琴助興，這是多不禮貌的事！趙王聽了，臉都漲紅了，可是那時秦國比趙國強盛得多，又不敢拒絕，只好乖乖地演奏了一支曲子。更氣人的是，秦王立即叫他的史官記下來，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令趙王鼓瑟，把這一件事，記到秦國的歷史上去。豈不是千秋萬世都丟人。這時趙國的宰相藺相如，端了一個瓦盆子到秦王面前說，趙王也聽說你秦王，對秦國的音樂很有造詣，現在也請你演奏一下你們秦國的樂器，互為娛樂。秦王聽了也氣得變了臉色，說不出話來。藺相如端了那只盛酒的瓦盆，跪到秦王面前說，你秦王是仰仗你國力強大嗎？現在我離你不到五步，可以用我頭上的血，濺到你秦王的身上。這時秦王的衛兵們想把商相如拉開來，可是他睜大了眼睛大罵這些人，連頭髮、鬍子都豎了起來。秦王的衛兵看見他這暴怒得要拚命的樣子，都嚇得進退無據。秦王這時心裡雖然不高興，但也有點顧忌，只好勉強在那瓦盆上敲了幾下。於是藺相如才起來，也叫趙國的史官，記錄下趙王令秦王擊缶的這件事。

　　現在莊暴聽了齊宣王好樂，會認為很嚴重，是因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果有所偏好，則對於社會風氣，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後世好樂的帝王也很多。剛才說的唐太宗，他也愛好音樂，同時愛好武功，愛好書法。中國的書法，以他提倡最力。後來幾位大書法家，如顏真卿、柳公權等，都出在唐代。其實唐太宗自己的字就寫得很好，還有他的「秘書長」虞世南，「秘書」褚遂良等，都是最好的書法家。唐太宗臨死時，什麼都不要，吩咐他兒子把從別人那裡搶來的王羲之寫的《蘭亭集序》，放到棺材裡陪葬，可見他愛好之深。他同時也愛好詩，結果不但自己的詩作得好，而且影響唐代的詩達到鼎盛。唐太宗有多方面的興趣，也有多方面的慾望，可是他自己知道站在領導人的地位，應該如何去適當處理自己的慾望，使之變為正常化，所以他能夠成為後世的英明之主。不然的話，像另外幾個愛好音樂的帝王，因為不善於處理自己的愛好，結果都是把政治生命連同本身生命一起玩掉了。

　　在唐代帝王中，最好提倡音樂的就是唐明皇，後世戲班中供奉的祖師爺，就是這位唐朝的皇帝。

　　唐代末年的僖宗，年少不懂事，只好玩樂，政令都被他左右的權奸、大臣們所把持。他好踢球，自己認為球技最佳。有一天打球回來，對他最繁幸的優人，也是球手石野豬說，如果打球也可以參加考試的話，我一定可以考取狀元。石野豬說，不錯，你在打球上可以考狀元。但是，如果碰到堯舜來主管吏部的話，在考績的時候，一定會把你免職了。僖宗聽了，便哈哈大笑了事。

　　再下來殘唐五代，幾乎沒有幾個帝王不好音樂、戲劇，如南唐後主等，結果都是這樣玩玩，把政治搞壞了。國家也完了，而整個五代也因此弄得亂七八糟。這在歷史的環節中，也是很有趣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作深入的研究，不瞭解這些史實，就會認為齊宣王愛好音樂，玩玩樂器，聽聽歌有什麼關係呢？這就錯了。

　　在音樂本身而言，以我們自己幾十年來的生活體驗，禮樂在整個文化中，的確是佔了重要的位置，是一個大問題。音樂往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過去的音樂就代表了過去的時代；現代的音樂，則代表了現在的時代。在文化深厚的時代，所產生的音樂的確也更豐碩、更深厚。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林園與治道】

　　這裡當然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有一天，齊宣王問孟子，據說文王有一處可養鳥獸的皇家大園林，方園達七十里，有這回事嗎？

　　這在當時已經是考古的問題了。當然齊宣王沒有親眼見到，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我們現在也無法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因為古代的度量衡，和現代的度量衡有所不同。而當時孟子答得很高明，他說在古書上是記載了這樣的事。

　　齊宣王接著又問，有那麼廣闊麼？大概孟子認為機會來了，又趕緊抓住機會說，那時的老百姓，還認為文王的這處皇家花園大小了呢！

　　齊宣王說，我的森林花園，方圓不過是四十里，和文王的比較起來，範圍已經小得多了，可是我的老百姓們，還覺得太大了，這是什麼道理呢？

　　好了，孟子就事論事，發揮起來了。他說，文王的森林花園，雖然方圓七十里，比你的大得多，可是百姓們可以去裡面割草、砍柴，也可以到裡面打野雞、捉兔子。他開放了這座森林花園，和老百姓共同享用。老百姓們嫌它太小，不是很合情理的嗎？

　　可是我到貴國來，在還未進入你的國境之前，就先打聽了你們齊國的大禁。當時就聽說，在都城外百里的郊關之內，你有一處森林花園，方圓是四十里。如果有人在這四十里方圓內，殺死一頭小鹿，就和犯了殺人罪一樣，是要抵命的。那麼你這方圓四十里的王家林園，對百姓來說，豈不好比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大陷阱嗎？老百姓們覺得四十里方圓太大了，可不也是合情合理的麼？

　　這一段談話內容，和前面他與梁惠王立於沼上談靈台之樂的意義是一樣的，不必重複解釋了。

　　但這一段中，有句名言，我們要注意的，那就是「問國之大禁」這句話，也就是後世說的「入國間禁，入鄉隨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措施，尤其近代交通工具發達，超音速的交通，減少了旅途上使用的時間，等於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於是人與人的接觸愈益頻繁。因此，在現代所謂「人際關係」上，問禁與隨俗，更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進入一個國家之前，一定要先瞭解這個國家的法令；去一個地方時，也一定要先弄清楚這個地方的風俗習慣；到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要尊重當地的法令和習俗，不要做出違逆的事來。對異國如此，對他鄉客地如此，最好對於一般團體也如此。假如你帶了一包豬肉鬆走進一所清真寺去，那就犯了莫大的忌諱。對於個人也應注意到，例如某人精神有問題，見不得紅色，而你穿了一件大紅衣服去看他，結果一定很糟糕。擴而大之，對於某些行業，也要注意其禁忌。比如坐舊式的船，在船上吃過飯後，把筷子擱在碗上，就犯了大禁忌。我們這樣注意自己的行為，一則是對人的禮貌和恭敬，次則是減少自己的麻煩和困擾，甚至減少失敗的因素。可惜許多年輕人都忽視了孟子這句話，認為是幾千年前的陳舊思想。

　　另外讓人感慨的是，從孟子那個時代開始，一直到清朝兩千多年來，中國歷代的帝王，都是尊儒家孔孟之學。但他們只是要求別人遵孔孟之學，盡力巨之道，以立身處世。而他們自己，卻忘了為君之道。在這一方面，都和梁惠王、齊宣王樣，甚至比獨享園林還過分的事，也照做不誤。真是「教化自教化，帝王自帝王」，直到孫中山先生領導了革命，推翻滿清，取消帝王專制政體，建立了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這才取消了宮廷的林園。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枯，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個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外交策略──大小之間】

　　這開頭一段，也是一個大問題，孟子所提出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外交思想的兩大原則。至少在過去，中國的外交思想不出這兩大原則。

　　齊宣王提出來問孟子，對於與鄰國的邦交，有什麼好的辦法，好的策略。孟子說：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原則。一種是「以大事小」，這是仁者的風範。雖然自己的國土大，國力強，但是仍舊願意配合領土比他小、國力比他弱的小國的政策。像在歷史上，夏朝的時候，湯以毫為都城，地大人眾，國力強盛。而夏朝的另一諸侯，贏姓的葛國，在領土、人民、財力上，都不及湯。葛的故城，在現在河南省葵丘縣東北，在地理位置上和湯為鄰。當時的湯伯雖有專事討伐的特權，但葛在夏朝諸侯的等級上也稱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於揚，所以揚在國交上，對葛仍然是尊敬的，順服的，絕對不因自己的權勢大，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國。

　　更近一點的史實，在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為戰衣，乘壞車的國家，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而文王當時所治的周國，不論文化、經濟，都非常發達，廣土眾民，聲望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強盛多少倍。可是文王為了行仁政，絕對不以兵戎相見，為了行仁政，不忍動武，雖然犬戎經常有粗暴魯莽的侵犯行為，而文王還是忍讓著，不願意生靈塗炭，以免苦了老百姓。

　　孟子再舉出第二個外交原則：「以小事大」，這屬於明智之舉。他也舉出兩個當時的史例，一個是周太王的例子。商朝末期時，姬周諸侯，由太王當政，這時周國正在積極圖治，而北方自五帝時期以來，就常常在邊界上生事的獯鬻──也就是後世匈奴的一支，這一支遊牧民族非常強悍，常常犯邊鬧事，周太王為了致力於內政，為了在安定中求進步，不去和匈奴力爭，而採取退讓的態度，以免擴大戰爭，影響了內政的建設。

　　第二個例子，是吳越兩國的史實。越王勾踐被打敗了以後，只好對吳國俯首稱臣，一切聽從吳王夫差的命令，還獻上絕代佳人供他娛樂，討他歡心，以便能夠回到自己的故國。他回國後，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終於雪恥復國。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則。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就順服強者以圖生存。

　　他舉了仁與智為出發點的兩大外交原則以後，又對齊宣王作進一步的闡述。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則是「樂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則是「畏天」的。

　　這裡所說的「樂天」「畏天」的天，當然不是愚夫愚婦心目中的天老爺。不是討天老爺歡心的「樂天」，或者怕上天打雷的「畏天」等愚妄迷信。這裡的「天』」，在「天人合一」的哲學上，是包括了人事在內。如果作詳細的解釋，會是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限於時間和篇幅，姑且勉強作個簡單的解釋。以現代名詞來說，就是非人力所可違反的定理；拿我們中國的詞彙來說，就是天理。

　　那麼以自己的大國之尊去配合小國，就是順應「天地生萬物」的樂天心理，不願意欺負弱小；至於以弱小的國勢臣服於強國大族，不敢得罪大國，就是敬畏天理。否則，天地間的定理，不會容許你成功如願的。最後，孟子進一步說，凡樂天的，傚法天地的博愛精神，不以強壓弱的大國，結果一定四海歸心，可以保有天下；而弱小的國家，如果能夠畏天道，服從強者的領導，不懷叛逆之心，那麼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國家。他並且引據《詩經》來支持他的理論，他說，《詩經．周頌．我將》篇中記載著「畏天之感，於是保之。」這個「威」字的含義，是指時代的大趨勢。孟子引用這句話，是對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意思是說，必須以敬畏謹慎的心理，因應國際上自然的大趨勢，把握時間的契機，以維繫自己的生存。

　　孟子說到這裡的時候，齊宣王不讓他說下去，在中間打了岔，插進來說，孟先生，你講的這些理論，太偉大了，太高深了。暫時不談這麼高遠深奧的哲理，就目前的現實問題來說──換言之，他不喜歡再聽孟子那些大道理，什麼是畏天戒慎一類理論，他心裡對當時的國際看法，正是認為強權就是公理。因此便直截了當地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這個人愛好武勇。

【大勇定天下】

　　齊宣王這一打岔，話題就轉了方向，可是孟子也真高明，立即隨著這個方向，繼續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他說：你齊宣王好勇，不要緊，只要你愛好的不是小勇。你不要專去喜歡摔跤、柔道、弄槍、舞棒這些個人小勇的玩意兒。一個人握著劍把子，把劍抽出一截來，眼睛瞪得大大的，衝著人說，你敢跟我較量嗎？這種只是普通的個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對打。攻夫好，也許可以把別人打垮；功夫差，自己會被打得鼻青眼腫，難有大志。我相信你齊宣王不會局限於這樣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範圍擴大，像《詩經．大雅．皇矣篇）所描寫的文王那樣。當文王得到密國無故攻打阮國的報告時，怒不可遏，立刻整軍經武，出兵阻擋了密國的攻擊，逼得密國退兵，不敢再輕易侵犯別人。同時鞏固了周國自己的國防，增加了周國人民安居樂業的福祉，對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這就是「文王之勇」。所以說，文王一怒，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當然，文王有沒有真的發怒，不得而知。像文王這樣的人會不會發什麼怒，也很難說。

　　在大家的想像中，孟子說話，總是有根據的，他說了文王的大勇後，接著又引《書經。泰誓》所說，「作之君，作之師」的話，對齊宣王說，《書經》上這幾句話告訴了我們一個政治哲學的大原則，這原則要把握住。

　　在我國古代，君道與師道是平等的，要同時注意的。除此之外，後世要加一個「作之親」。身為一個領導人，不但要作為部下的老師，教導他們；同時還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樣，關懷他們，保護他們。今天的公務人員，也應該具備這種精神的修養。雖然以公僕的觀念做事，但同時要具有「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情操。處理行政事務時，要兼帶教導之責，與關懷之情。

　　《書經》上接著說：「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在天時、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時，政治領導者要設法彌補這種缺陷。同時一方面管領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惡的，都要負起教化、領導的責任。只要我這個領導人在，有誰敢放肆作亂？這一種氣魄，確實是宏大。因此，一旦有人橫行天下的時候，武王就責無旁貸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沒有橫行的人，沒有橫逆的事。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有他一怒之下，便弔民伐罪，把殘暴的紂王滅掉，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後說，你齊宣王的好勇有什麼關係，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而是如文王、武王的大勇，能夠有大英雄氣魄，在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來。那麼有哪一個老百姓不喜歡大王的好勇？大家只怕你齊宣王不這樣好勇呢！從齊宣王不忍心殺一頭牛開始，一直到這一段，孟子對齊宣王所談的任何事，都是採取誘導的教育方法。齊宣王說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孟子就說好勇不是毛病，只要能夠擴大這個好勇的境界，齊國就有辦法。好像是假如齊宣王說好吃零食，他也會說沒有關係，只要把點心做得很多很多，人人都能吃到就行。假如齊宣王說好踢球，大概孟子也會說沒關係，只要全國的人都有踢球的閒暇和興致，都把腳力練好，就是好的。這就是孟子的教化，可見他並不是一個迂腐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他並不能像縱橫家們一樣，只用兩三句話，就投其所好，打動對方的心。孟夫子的王道仁政畢竟還是難於被接受。

　　齊宣王這裡講到好勇，前面講到好樂，後面還講好貨、好色。在他同一時代的各國諸侯中，誰也沒有這樣坦白的，即使後世那樣多的帝王中，也很少有他這樣坦率的。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可愛的一個人，而在他二十年的當政期間，能把齊國治理得繁榮、安定，實在有他的道理，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其實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心理。誰不好勇、好樂、好色、好貨？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當然他在這裡所說的好勇，也不是孟子所說的那種大勇。他所好的，還是一般人所好的小勇。談到好勇，我們想起兩個好勇的人，他們也是一國的君主。

【為強國而改服制──趙武靈王】

　　其中之一是趙國的武靈王，他是一個好勇任事的國君，最後失敗了，當然這是由於沒有擴大好勇的胸襟所致。趙國的北邊，是和胡人的邊界連接的，那時候的邊疆民族，都是遊牧民族，為了生活方便，同時受生活環境的影響，都是好勇鬥狠。所以在服裝上，都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條手臂來。而我們中國古代的服裝，受禮樂之熏陶，向來是寬袍闊袖，走起路來「翼如也」，兩隻大袖子像翅膀張開似的，雍容有致，的確是很好看的。當時武靈王為了要使趙國強盛，下命令改變服裝，廢棄中國原來的服飾，改用胡人的裝扮，希望借此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時趙國的王室和大臣們紛紛反對。武靈王和這些人的辯論很有趣，也有他的道理。我們姑且不論他這一做法對或不對，看看他的這些辯論，也可想見他當時的思想觀念。

　　有一天，趙國的輔相肥義和武靈王閒聊，問趙武靈王有沒有想過世局的變化，軍事的部署，以及先王們如簡王、襄王他們當年的勳業，以及和胡人們的利害相處等等問題。

　　武靈王說，後輩的君王，不忘前輩君王的功勳德業，這是作君王的本份。而為人臣子的，則應該研究這些資料，記取歷史的教訓和榜樣，輔助君王，盡量發揮他們的長處。所以賢明的君王，在平時教化人民，有所作為時，就要宣揚先王的功業。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時，要涵養孝悌、謙讓的德性；在顯達時，就要為老百姓們謀福，同時輔助君王的功業。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

　　現在我想向胡、翟這兩個鄰邦拓展領土，以承繼襄王未完成的功業，但是也許我這一生都不可能實現。因為敵人弱小的話，我們才能藉機拓展領土，才能夠用力少而功業多，不必耗盡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榮耀。但是目前的情勢是強鄰壓境，胡人、翟人都那麼強悍，這就難辦了。

　　現在我也有我的構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勳的人，在當初往往會留下不同習俗、違情悖理的惡名；有獨到見解的人，在當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往往受到顧忌和反對。譬如我打算要全國的百姓，改穿胡人的服裝，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本領；想來一定會受到物議和反對的。

　　而這個肥義卻是贊成他的。他說，對一件事猶豫不決，就難以成功；對一個行動遲疑不定，就難有結果，現在你不妨決定這革新的計劃，不要顧慮別人的議論。俗語說：「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凡是講最高德行的人，往往不能跟著世俗走；要成大業的人，也不必和眾人商議。從前舜到有苗這個地方，曾經隨俗而舞。而禹甚至曾經敞開衣服到裸體國去訪問。他們都不是為了縱慾或享樂，而是為了德業上的遠大理想，而隨俗變通。所謂「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一個笨人在事成之後，都還不明就裡；而聰明人在事情還沒發生時，就已洞燭機先。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罷。

　　肥義說，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所謂「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引用商鞅遊說秦孝公變法的話。他這一派獨裁論，又牽強地把舜、禹辦外交的故事引了進去，於是把武靈王說動了。

　　武靈王對他表示，不是對穿胡服這件事的本身有什麼猶豫，只是恐怕天下人笑話。既然肥義你也這麼說，那麼我就下定決心了。於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準備上早朝的時候，穿起來和群臣見面。

　　當時公子成是武靈王的長輩，素有盛望。武靈王恐怕會遭到他的反對，所以先派了一位大臣王孫口去疏通，請公於成也能響應改換胡裝。

　　疏通不成，於是武靈王親自到公子成家裡解釋說，服裝不過是要穿用方便，禮儀也是為了處事方便。古聖先賢訂下的禮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禮而來的。像南方的越國人，他們一個個披著頭髮，衣裝不整的露個右膀子，渾身刺滿了花紋；而吳國人甚至把牙齒染得黑黑的，額上刺些怪裡怪氣的花紋，頭上戴的是魚皮帽子，衣服則縫得粗裡粗氣。在我們看來，簡直就像野人，但是他們卻覺得安逸而自在。總之，不同的各種裝扮，同樣都是為了因地制宜，只要對大家方便，並不一定要統一。像儒家，同是一個老師教的弟子，他們發揮的文教就各不相同。他量後說出，變更服裝，是為了便利教老百姓習武，以達到開拓領土的目的，以湔雪國恥。於是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

　　但是另一個大臣趙文，又提出反對的意見說，自古為政的原則，就是要輔導世俗合於禮法，提高文化水準。禮制中，衣服的式樣有它的常軌；而人民守法，不違俗禮，是他們的本分。您現在不顧前人的禮法，要改穿胡人服裝，實在是有違傳統文化的精神，希望您還是多考慮一下。

　　而武靈王辯論說，你這些都是墨守成規的世俗之見，不是具有創造性的遠見。就說古代吧，三代的服裝各不相同，而他們都完成了稱王天下的偉業；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但他們也都有相當可觀的政績。有頭腦的人創製禮法，一般的常人就遵循他所制訂的禮法，循規蹈矩的去做。賢能的人經常會評論世風習俗的好壞，而一般的世人則依照流傳的成規去做。禮制和習俗，都是根據時代趨勢在變化。這種變化是由在上位的人來領導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著規範去做。現在正是他們在位者，就當下國情，訂定一套因應環境需要的服制的時候。你放心好了，不必多慮。

　　又有一個叫趙造的，也力加反對。他的理由是，推行社會教育，不一定要改變人民原來的生活形態；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變更原有的民風習俗。因民而教，據俗而為，往往收效更大。現在改穿這種奇形怪狀的胡服，很可能會影響人們原來淳善的心理；教人們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騎馬打仗，也很可能會造成好勇鬥狠的社會風氣。反過來說，依循舊制，總是穩當的，遵照原有的禮法，也不至於出什麼岔錯。

　　武靈王則對他辯論說，古代和現在習俗各不相同，到底要以哪個朝代的習俗為標準呢？歷代帝王的禮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直沿襲下來，我們又該遵循哪一個時代的制度呢？像宓戲（伏羲）神農的時代，對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殺。黃帝、堯、舜時代，對犯了死罪的人，雖然殺了他，內心還是哀憐同情的。到了夏、商、周，又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訂不同的法律；因國情的變化，而訂立不同的禮制。總之，都是以「方便制宜」為原則。衣服、器具的式樣，也都基於同樣的原理而有變革，不一定要傚法古代一成不變的。一個開國的明主，雖然不承襲古法，仍然可以領導天下。至於夏、商衰敗的時候，雖然他們沒有變更占制、禮法，卻也一樣滅亡。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對，而遵循禮法也不一定好。至於鄒、魯兩國的服裝奇特，但民風不正，那是由於他們沒有卓越的領導人才。

　　他最後說：遵循法度的作為，絕不可能有蓋世的功勳；傚法古代的成規，也不足以適應現實的環境。我的決定大致不錯，你就不要反對了吧。

　　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可以啟發大家的慧思，所以把原文附錄於下，供大家參考：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秋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事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悌）長（上聲）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去聲）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明翟之鄉，而牢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離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測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

　　王道胡服，使王孫（左糸右上世下木）（音薛）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道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望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口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音銳）知（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儀）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判）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去聲）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厚其國也。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音題）冠秫（音術）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左木右戢）（揖）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史記》無樓煩二字）秦韓之邊。

　　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部，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
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

　　公子成再拜稽（上聲）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作義），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臣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

　　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於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陷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證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循其死！」

　　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避）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音伏）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製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趙武靈王和大家辯論一番後，仍然下令全國上下改穿胡服。大家都系皮腰帶，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邊的臂膀，只有左手穿著袖子，披著衣拎。同時把乘車改為騎馬，教導人民每天騎馬出外打獵。

　　趙武靈王這一番經營，確實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國內的軍隊強壯起來。於是他自己親身帶了部隊出去攻打胡、翟的邊界，拓展了好幾百里的領土。有了這次輝煌的成果。野心逐漸擴大，接著就打算向西邊的秦國進攻。

　　據傳說，武靈王長得非常威武，他身高八尺八寸。古來稱男子漢，有「昂藏七尺之驅」的說法，他的身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了。而且相貌堂堂，有龍虎之威，滿臉的絡腮鬍須，皮膚黝黑而發光，胸脯有兩尺寬，比起現在的拳王、穆哈默德。阿裡，或曾經做過拳王的烏干達總統阿明，還要威武。總之，被人形容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

　　他親自帶兵，攻佔了別人幾百里土地，接著又開始打秦國的主意。於是他把王位傳給他寵愛的吳姬所生的次子，立為惠王，而自稱王父──太上皇。自己幹起情報工作來，假冒是趙招，奉趙玉之命出使秦國。暗中卻帶了一批測量人員，一路上探測秦國的山川形勢，居然到了秦國的首都，謁見了秦昭襄王，應對得不卑不亢，也很得秦王的敬重。但到了那天半夜，秦王想起這名趙國的來使，儀表如此魁梧軒昂，不像是一個普通臣子的樣子。而且傳說趙武靈王長得非常雄武，覺得不太對勁。等到天一亮，就派人到大使館去請這位大使來。而趙武靈王推說有病，拒絕前往。過了三天還是沒去，秦王於是派人強迫他來，這時他已經逃走了三天了。

　　可是，這位有雄才、有謀略的武靈王結果如何呢？因為被廢的太子與繼承王位的趙惠王爭權，互相殘殺，而他一個人被困在沙丘的宮裡，活活餓死了。真是智足以知人，而不足以知己，才足以取人而不足以自保。至堪浩歎！

【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聞名的國君是秦武王，他也長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常常喜歡和那些大力士們比武取樂。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將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寵愛，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責的大力士。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其中一頭牛聽勸，伏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於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著要在眾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浪頭，翻動船身，一船人都被衝到黃河裡去了。孟賁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咸陽。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寵愛，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交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陽。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覲見。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他看到鼎上分別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著鐫有「雍」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將來要把它帶回咸陽去。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賁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只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孟賁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分，不要隨便去嘗試。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賁，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脛骨壓斷，昏了過去。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烏獲在攻打韓國宜陽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諜，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諜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至於孟賁，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討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於是把他碟死──裂身而死，並且滅族。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諫，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於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借鏡。

【項羽和劉邦】

　　再將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歷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只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歷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謚號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標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

【墨子談勇】

　　如何才是正確的好勇？我們再看一段歷史上的紀錄。

　　《墨子謂駱猾厘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斗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斗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駱猾厘式」的好勇，或簡稱之為「駱式」的好勇。現在電視、電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將對方打垮才甘心。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於自己所愛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於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討厭吃人的野蓋，就殺掉它。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任氣尚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眼瞅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至於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黷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別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於本身生命都不保。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孟子談話時，是很夠味道的。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於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只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左人右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合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別墅──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我們可以想像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雖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覆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然而一個領導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一個領導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導人的快樂為快樂。領導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所以，如果領導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隨時隨地都在叫賣：「王道！王道！」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晏嬰是歷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歷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儛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放於琅邪」和「比於先王觀」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並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只是當時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權的口號，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歷史哲學答覆他說：「善哉，問也。」你這問題好極了。中國的佛經常有「善哉！善哉！」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善哉」，閉口「善哉」，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這個問題很好」之後，接著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述職」，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內的事務。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眾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在秋天，則出外看著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適，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所謂「龍行一步，百草沾恩。」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注意民生疾苦」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他感嘆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於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閒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連、荒、亡」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煬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國君們只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結果，只有「好頭顱」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於是地方官紳們的僕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讚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游，一頓素齋，太舒服了。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這就是「勞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導人的生活墮落，遂其私慾，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連」。時常像野獸那樣衝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亡」。這些都是領導人容易犯的錯誤。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於先王的壯觀。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流」「連」之樂，也不會有這種「荒」「亡」的行徑的。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內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並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景公將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並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征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慾望大，但是沒有關係，這並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慾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藉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這次他運用的是鑒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內涵，並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飢餓沒飯吃人的。自己溫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饑寒，當著晏子有點不好意思。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隱。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饑，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導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內涵豐富而精闢。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講中國文化的復興扎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築。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徵，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徵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當然，它表徵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號，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於是借口是外面有人傳說。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借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覆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他只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徵著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於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於是他又「打蛇貼棍上」式的，再順著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而孔子對於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覆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第一點：「耕者九一」，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井田制度」。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財產制，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井」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穫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井田制度」。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歷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復它。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復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制。當然，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復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仁者世祿」，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我們以現在民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討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總之，我們論史，應該盡量客觀厚道，就「時」論事。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關市」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這在文王時期是「譏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瞭解貨物的議價狀況，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交易稅之類。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澤梁無禁」。澤為水澤，梁指山林。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於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謂「人主」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

　　接著，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哿以富人，哀此煢獨」來強調窮人的可憐。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王政」說到這裡，剛剛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又把「王政」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張，於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寡人好貨】

　　孟子采緊逼盯人的姿態，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財富。

　　古代「貨」字的意思和現代的「財」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識問，但也很妙。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捨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對他說，這沒有關係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后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窋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丟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產。在秋天豐收時，將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只好堆積在倉外。另外，製造乾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隨身攜帶。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於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著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復興他祖先后稷的舊業。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乾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財富是應該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如果您也能傚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產工作，藏富於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太極拳」由「好樂」、「好勇」，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貨」了。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聲、色、貨、利」。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聲色貨利」，那個社會。國家，沒有不亂的。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聲色貨利」，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慾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聲色貨利」最先進的國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歷史上成大名。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慾，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於桓公。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忠」。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討論。易牙是壞蛋，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乾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確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管仲只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因為沒有愛心，不能「愛民」的話，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勤政」的話，就會政務荒弛。因此，「勤政愛民」，是領導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著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因此，在歷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聲、色、貨、利」四事，我國歷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

第六部分（上）

【《貨殖列傳》的一斑】

　　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滯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於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於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中國文化的本身，並非如此。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也是中國討論經濟哲學思想的好著作。另外，《平準書》也是財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左木右丹）、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匾少。」財匾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從略。）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致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塚，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裡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釘的衣眼；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並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敘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麼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於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台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台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遊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於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歷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圖聲色耳目的享受，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著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跡、自虞、夏兩代以後，由於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慾。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慾，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因之」。依著百姓的本質和稟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著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利道之」，以利為引導，導致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誨之」，如果還是不能，於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齊之」，以法令來糾正了。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與民爭利」，和百姓對立相爭。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爭利之中。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爭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歷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敘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歷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於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後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製造。「商而通之」，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於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並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裡，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製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

　　「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於本分，敬業樂群。這種趨勢，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著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一切物資的生產分配，也用不著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這不就是老子「自然」之道嗎？

　　接著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直到現代，山東煙台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產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並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於朋友的關係，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係】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並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後，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係，提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的主張。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於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溝裡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遊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係。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至於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財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於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於現在富過一省。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至於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後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乾、牛肉乾，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麼高，獸醫更是如此。可是有一個獸醫張裡，家裡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精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後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致富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於誰的。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富有了自然就顯貴。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於巨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他這篇文章裡，介紹那些商業鉅子和大富翁的妙論很多。談到好貨的心理時，曾經舉出，像秦始皇這位暴君，對於財富也很重視。當時在四川有一個名字叫「清」的寡婦，擁有大量的丹砂礦，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還特別邀請她到咸陽，待以上賓之禮。同時為她建築了一座「女懷清台」。由此可見財富的重要。不但個人如此，他也說到，國家非財富不能強盛，社會非財富不能繁榮。

　　我們看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的議論，再來看看明人馮夢龍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對，倒是別有一番興味：

　　《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無錢對菊，彭澤今（陶淵明）亦當敗興。倘孔子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

　　究竟人壽幾何！一生吃著，亦自有限。到散場時，毫釐持不去。只落得子孫爭嚷多，眼淚少。死而無知，真是枉卻；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徐無如何，乃為道地游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錳為壽，既去戟門，陳對金大慟曰：以汝故獲禍者多矣，吾何用汝為！即投之澗水中。人笑其癡，孰知正為癡人說法乎。》

【寡人好色】

　　再來看齊宣王講到好貨時，孟子不朝這一方面多作發揮，只是又把重點引向了王道仁政。其實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與理論，乃至在孟子之後的司馬遷的思想與理論，孟子都瞭解，不過他不講，不走這個路，而始終誘導人君們向「道德」這個方向走，這就是聖人之為聖人也。他告訴齊宣王，你好貨沒有關係，只要擴充你好貨的境界，做到了「藏富於民」，這不是很好嗎？其實，他這句話的內涵，已經包括了比他遲生四百年的司馬遷一篇《貨殖列傳》的精義了。可惜的是，齊宣王聽不懂，這一句話頭，無法接受。

　　這時候，齊宣王的下一招又來了，剛才一招沒有推成功，他再來一個太極拳的「野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但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歧下。是及姜女，幸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齊宣王說，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愛財，我還有一個大毛病，我好色。孟子說，不要緊，好色有什麼關係。他又提出周朝的太王──文王的祖父──古公但父的事跡，他也有好色的檔案，在《詩經．大雅．綿之篇》裡就有記載，當年太王為了躲避狄人的攻擊，要遷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裝。第二天一早，騎馬出發，沿著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帶著他喜愛的外國太太姜女，到這裡察看未來定居的地方。在那個時候，大王的國境之內，家家戶戶都是成雙成對的，沒有嫁不出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沒有娶不到太太的曠男。每一個家庭，都幸福圓滿。現在你齊宣王好色，有什麼關係，只要和大王一樣，把你好色的心理，擴而充之，使全國百姓都能有美滿的家庭生活，這豈非是大好事！你怎麼還耿耿於懷呢？

　　這時我們必須瞭解一件事，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誠然是肇基於太王在西歧的仁心德政，而後才有武王伐紂的成功，同時在文化方面也發展出燦爛的成果。周朝的根基，扎得很深遠，很鞏固，如果我們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窮本探源的話，那就還要追溯到公劉遷自的生聚經營。自公劉又傳了九世，到大王──古公直父的手裡，因避狄亂而遷到西歧，於流離播遷之際，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為要務，奠下了穩固的政基。

　　因此，我們也可說，公劉開始了周代後來的工業，而太王更為這已開始的工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如果拿建築作比方的話，公劉就好比一個墾荒者，開拓出一塊建地。而太王則是架地梁、築地基的人。文王、武王則負責蓋起了這棟美輪美美、堅固耐用的巍巍大廈。所以對於周朝，對於後世幾千年來直到今天的中國文化，公劉與太王都有很大的貢獻。他們不但在政治上、私生活上，乃至其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德性，並不像一般只顧個人私慾的庸主。孟子在此舉他們為例，而談好貨好色，只是一種權巧方便，借此誘導宣王向他們的功勳德業看齊而已。

　　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野馬分鬃」，又推於千里之外，可憐兮兮的。但齊宣王這一招，又被孟子破了，推也推不開，又落了下風。而且，齊宣王也不是什麼好色的人，為了逃避孟子，而硬把自己說成是好色之徒，這也是他的可憐之處。

　　奈何後世的人，讀了這段書，發生了誤解，以為太王和齊宣王真是好色之徒。乃至一般好冶遊的人，往往引齊宣王這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話來自我解嘲，這真文過飾非了。

　　其次，有一點要附帶聲明的。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這段《詩經》，或許以為太王專寵了一位妃子。其實不然，因為在夏、商以前，並沒有分別后妃的明文規定。國君的太太，都稱作妃。所以黃帝、帝譽都有四個妃，而不見有後。一直到了周朝，武王平定天下以後，才確立制度，天子立後，正嫡稱後，其他的叫做妃。所以孟子這裡所說的「大王好色愛厥妃」，不能視為他冷落元配，而專寵一個姨太太。

【醜與美】

　　剛才說過，齊宣王的好色，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用「好色」來打太極拳，企圖把孟子推開。事實上他娶了一位歷史上最著名的醜女人作夫人，如果他真的好色，怎麼會娶那麼難看的女人？這五女人就是我們常聽說的「無鹽」。其實無鹽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個地名，她是在這個地方的人。她複姓鍾離，單名春，用現在南方習慣的叫法，應該叫她「阿春」。這位阿春丑到什麼程度呢？依照書上的記載，可真有得看的了。她的前額突出，而且特別寬，當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臉。眼睛深陷下去，鼻梁又長得很高，倒似乎有點像現代的西方人。但那時代西方人還沒有來到中國，這深目高鼻的樣子，在人們的視覺上就很不習慣，太彆扭了。還有，一個女人家，居然長了個大大的喉結，鼓鼓地突出來。很可能還缺乏碘質，脖子特別粗大，衣領都包不住。背又是駝的，手指特別長，腳也特別大，頭髮又黃又亂，像秋天的一堆枯草，皮膚像黑漆似的。假如把這些特徵畫出來，可真是不堪入目。當然，這副長相是嫁不出去的，當她四十多歲的時候，還是「小姑居處尚無郎」哩！

　　一天，齊宣王在他曾經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的雪宮裡，大擺筵席，招待天下的美小姐們，正在興高采烈地飲酒作樂時，我們這位奇醜無比的阿春小姐，穿了一身又髒又破的衣服，來到了雪宮，求見齊宣王。宮門口的警衛們看到她又醜、又髒、又破，當然伸手一把攔住，不讓她闖進去。她卻理直氣壯地說要見齊宣王。雪宮的衛隊長看見她這副樣子，居然要求見齊宣王，也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蠻好玩的。同時，因為太違反常情了，也許真的是什麼異人，也不敢怠慢，原原本本，去報告了齊宣王。齊宣王聽到報告，也感到奇怪，正是雪宮裡美女如雲的時候，一個醜女子求見，總該不會來賽美的，於是也好奇地召見了她。見面後，齊宣王問她，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婦道人家，今天要來見我，難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大本領嗎？你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本事呢？阿春說她會打啞謎。於是齊宣王要她打一個啞謎給大家猜猜。阿春就做了九個動作，把眉毛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咧開厚嘴唇，露出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齒；舉起一隻手指與手掌長度不相稱的手，另一隻手拍拍自己的膝蓋。做了這麼些個怪異的動作，可以說醜上加醜。她還問齊宣王，懂不懂她這幾個動作所表示的是什麼意思。齊宣王當然不懂。

　　於是阿春解釋說，我翻眼睛，是告訴你敵國快要打來了，你危險得很；露牙齒，是告訴你，左右大臣都要不得，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齒！她又建議齊宣王不要用王驩、騶衍這班人。她最後說，你好色是要不得的，你應該娶我，表示你好德不好色，而且我非正宮娘娘不幹。奇怪的是齊宣王果然娶了她，並且封她為無鹽君。這是很尊貴的封號，像當時的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等等，都是不得了的人物。阿春雖然反對騶衍這一派的人，但卻尊敬孟子。總之，從這段醜夫人的記載可以證明，齊宣王並不好色。他自稱好色，只不過是和孟子打太極拳使用的招術而已。

　　在我們中國歷史文化上，素來是反對好色的，但很妙的是，卻允許帝王好色，三宮六院，甚至更多也無妨，愈多愈好，而且建立制度規章，法令也明文規定。儒家講了幾千年的不可好色，但卻沒有改變了哪一個帝王這種好色的生活。想來帝王也是教化之民吧？英明的帝王好色，美色只是生活的點綴，並不會影響他的事功。差等的皇帝，一沉迷美色，就昏天黑地去了，亡國滅家在所難免。

【色字詩話的插曲】

　　講到歷代帝王好色的故事，只要從古代的詩詞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如果把這些詩詞集中起來，一一加以闡述、討論一番，又可以編輯成有關這方面的詩話了。我們僅僅隨意舉幾個例子來研究。

　　唐末的詩人李山甫題《石頭城》那一首七律說：「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體。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豈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麗莎煙草石城秋。」這是李山甫在南京，有感於南北朝時代，在此立都，沉迷歌舞女色而亡國的ˍ名詩。詩的大概意思是說，南朝的皇帝們差不多都是戰場上打下來的江山，辛苦多年，流血拚命所爭取到手的，結果卻為了幾場歌舞，轉手讓人。

　　像遠古的堯舜，以道德垂拱，結果天下太平，人心歸向。而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了天下，又繼之以嚴刑峻法，結果卻不足以保妻子。所謂「南朝金粉」，當時這座帝王都城，在風流皇帝的奢靡下，不知是何等風光！而今，往日的榮華安在？擺在眼前的，就是這座石頭城上的荒草，在細雨之中，搖曳在秋風裡。

　　這首詩委婉地寫出了南朝帝王好色的後果，也提到堯的聖德。後來宋太祖看見了這首詩，叫大臣寫下來，在宮廷立了一個碑，希望後代子孫看到這首詩，能夠有所警惕。但是到了徽宗，仍然走進了這座窄門。

　　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經常在討論好色與政治的問題，自然就涉及到一些美人。如西施、王昭君、楊貴妃等等，為數很多。其中有人是譴責她們的，也有為她們叫屈的。幾千年來，一直在爭論不休，不曾得到定論。

【有關王昭君案外的評語】

　　像清代劉獻廷詠王昭君的詩說：「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嗤。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漢元帝時，宮廷中設有畫師，把宮女們的像，畫給皇帝去選擇，以便召幸。當時的畫師毛延壽沒有把美麗的王昭君畫好，以致她未得到寵幸，而被送給外國人了。漢元帝因此非常生氣，把那名畫師毛延壽殺了。殺掉毛延壽的傳說，可靠性不大，因為後人為昭君抱不平，就都想把毛延壽殺掉。

　　這首詩是說，一個畫師怎麼能夠評斷出一個人的美醜？個人的審美觀點，本來就不完全相同的，後宮裡的美女，像王昭君這等姿色的，可能還多的是，只因為昭君要嫁到外國，臨行前向皇帝辭別時，才被元帝發現了她的美。至於那些始終沒被皇帝發現，白頭宮中的美女，還不知道有多少呢。表面看來這是為毛延壽喊冤的詩，其實也是對歷史評論的反駁。主要寓意，則是對古代帝王后宮美女太多的一種評責。

　　昭君出塞的這段史實，不知博得多少人的同聲一歎，感嘆著紅顏薄命的悲涼。另外一首詠王昭君的詩，則有不同的論調，另持一種觀點，也是明代詩人的名詩：「將軍杖鉞妾和番，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留俱為國，敢將薄命怨紅顏。」

　　這首詩以王昭君的口吻說，將軍戰士們出關，是拿了兵器打仗；而我王昭君一個弱女子出關去，是遵奉國家的外交政策，通婚和番，嫁給外族人，以謀國家安寧，同樣都是奉了國家的命令，遠出塞外。多少戰士們在國外戰死了；而我，身負和平使命，必須活著留下來。死者生者，都是為了國家。如今我這個弱女子，雖然遠離故土，到那蠻荒的塞外，終此一生，又哪敢怨歎呢？他這一首詩，把王昭君對國家的忠義之情，推崇得就高了。昭君地下有知的話，不知作何感想！

【唐代和番政策的感傷】

　　另外，在唐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故事。中國西北邊疆的回紇、突厥等，在漢唐兩代的時候，經常在邊界上鬧事出問題。而漢唐兩代，對邊防外族的確是沒什麼高明的辦法。唯一省事的辦法，是靠女人來安撫。漢唐兩代，是我們聲威最盛的時期，可是外交政策上卻走女人和番的路線。對大漢天威而言，不能說不是一項污損。如果站在中國婦女的立場來寫歷史，應該說漢、唐兩代外交上的輝煌史跡，大多是靠女性掙來的。因此清人劉獻廷有詩感嘆說：「敢惜妾身歸異國，漢家長策在和番。」

　　唐大歷四年，回紇很強，向中國要求通婚，要一個公主嫁給他。當然，皇帝不願把自己的女兒嫁到回紇，於是在後宮中挑選了一名宮女，封為崇徽公主，嫁到回紇去。當出嫁行列經過山西汾州，即將出關的時候，崇徽公主懷著滿腔的怨恨，無奈又絕望地伏靠在關口的石壁上，真是淒淒又側側。然而，無奈歸無奈，絕望歸絕望，最後只得狠下心來，盡力一推，把自己推向那無邊的塞外，真是一推成永別。美人含悲而去，石壁上則留下了她手掌的痕跡，後來有人在此，立了一座崇徽公主手痕碑，記述這件事情。

　　詩人李山甫經過這裡的時候，就寫了這樣一首詩：「一掐纖痕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澹煙籠著恨長留。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留有崇徽公主手痕的石壁，長滿了苔蘚，經歷了無數的春秋。究竟是誰想出這種以女子和番的辦法？我們這些保國有責的男子漢，看到這種事情，不禁要為國家的聲威而感到羞恥。這名女子為國犧牲的事跡，雖然像山上的花香一樣，隨著寒雨而逝，被人們淡忘了。可是那滿含著幽怨隱恨的手痕，卻仍然籠罩在煙雲中。這汾河裡的水，似乎也通曉人意，仍然伴著這石上的痕跡，嗚咽地流著。

　　前面說到李山甫悲南朝那些風流皇帝的詩，有多少興亡慨歎！同在唐代，名詩人韋莊的七律詠南國英雄，也是令人吟後蕩氣迴腸，啼噓不已的。他的詩說：「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興亡自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謝公。畢竟霸圖何物在，石麒麟沒臥秋風。」他感嘆南朝各國的幾十個帝王英雄，互相爭奪，此起彼落，不但國與國爭，姓與姓鬥，甚至骨肉相殘。雖然強者一時得勢，不久又可能被人踩到腳底。到頭來，國也好，家也好，權也好，勢也好，都不過是一場幻夢。所謂「南朝金粉」，由這句話，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繁華的盛況。但也只是「想見」而已，不但是現在無眾目睹，就是距離那個時代很近的韋莊，也只見到殘花舊苑、落日青山而已。表志功業的石麒麟，早已湮沒在秋風荒野之中，徒然使人悲吊那江令、謝公。試問當年的霸業，又留下了什麼呢？這是人生的感慨，亂世的悲歎！也是站在另一角度的政治哲理吧！這似乎是對只求現實權力者的一種告誡。其實看歷史文化，也不必如此的悲歎。宋代謝濤一首《夢中詠史》吟得好：「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洽生民。」現實的權勢過後必然落空，而一種正確的文化思想，如周公孔子的仁義之道，則是千古不變的。

　　從這些正面反面的詩史，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政治哲學。我常常告訴這一輩的青年人，如果不深入中國的詩詞，就無法瞭解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因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形態與結構不一樣，中國文化的文學與哲學是分不開的，中國文化的詩詞裡往往都含有哲學思想，而高深的哲學思想也往往以優美的文字來表達，尤其喜歡透過有節奏、有旋律、有音韻美的詩詞來陳述。

　　這些有關「好色」的正反兩面的文哲思想，頗為有趣。同時也看到，在歷史上和女人有關的政治資料，以及各種不同的見解。

【楊貴妃的翻案語】

　　順便，我們再看看有名的楊貴妃。歷史上說，由於唐明皇的好色，引起了安祿山之亂，因此部隊發生了兵變，把唐明皇所喜歡的楊貴妃，活活吊死在馬鬼坡。後世有許多詩文罵楊貴妃，也有許多詩文為楊貴妃叫冤。在唐明皇之後，那位喜歡吃喝玩樂，說他自己打球的技巧可以考狀元的僖宗皇帝，為了避黃巢之亂，逃到四川，經過了當年唐明皇避安祿山之亂，吊死楊貴妃的馬鬼坡。於是就有人在馬鬼坡的驛館題了一首詩道：「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也有人傳說這首詩是羅隱作的。他詠歎說，馬鬼坡的楊柳樹，和以前一樣，正是詩情畫意的時候。唐朝的末代皇帝僖宗，又是為了逃難遠離宮城，路過此地。玄宗地下有知的話，應該會說，你們這一次出的亂子，再也不會推到我那位楊太妃身上來了吧！（唐玄宗小名阿蠻）這是為貴妃所作翻案文章中最精采、最有趣的一首詩。

【再說寡人好色的公案】

　　我從前讀《史記》讀到《越世家》的時候，有所感觸，曾寫下這樣的一首七言絕句：「玉顏不意自成名，當日那知事重輕。存越亡吳論功罪，妾身恩怨未分明。」歷史上的美人不少，而被議論得最多的，乃至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出現最多的，恐怕是西施了。她之所以在幾千年後，還有這許多人研究她，討論她，批評她，歌頌她，扮演她，除了歸之於「命運」外，恐怕很難有更好的理由了。其實她自己不過是諸暨鄉芒羅村裡，一個以賣柴為生的樵夫的女兒。可能是因為常常挨餓，罹患了胃病，就常常捫住胸口，皺起眉頭。那樣子也怪惹人憐愛的。鄉下人嘛，在村裡村外走動的，看到她那嬌弱的樣子，和一般粗野的村姑大不相同。男孩子都認為她很美，別的女孩子也跟她學起來，於是名聲就傳出去了。這時越國被吳國打敗了，帶了僅僅五千人。困在會稽這個小地方。為了找美女獻到吳國去求和，地方小，人口少，西施就被負責選美的范蠡選上了，把她送到吳國去。在她當時，只知道去侍奉一個外國人，可以多得一些賞錢，孝養她的父親，哪裡知道這許多國家大事的重要性。後來越王勾踐滅了吳王夫差，報了仇。站在勾踐一邊的說她好，而為吳國說話的則罵她是罪人。直到現在，她在歷史上的恩怨是非，還沒有定論。

　　其實不論是功是過，都是後世的人，借用了她這一個出身山村美人的遭遇，來發揮自己對歷史的政治哲學觀點，或者抒發自己的一些感觸而已。對於西施沒有多大的關係。當我寫出上面這首詩時，我的兒子說，好像曾經看過古人有同樣的句子，但是出自哪裡，一時找不出來。所以在此特別聲明，「書有未曾經我讀」，有些與古偶合，事非得已。不然，被別人發現了，還以為我犯了偷詩的盜竊罪呢。

　　像上面這類的詩文很多，雖然大家會喜歡這一類文學作品，但這裡到底是研究《孟子》這本書，如果反賓為主，再繼續引出這類詩詞來討論，那就有太過好色之嫌了。（一笑）就此打住。

【人事行政】

　我們討論到正題上來。孟子和齊宣王之間，「打太極拳」也好，「打籃球」也好，兩個人推來推去，看來蠻好玩，也都蠻可憐。但齊宣王始終很尊重孟子，儘管他不接受孟子的意見施行王道，自然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而孟子也真的看中了齊
宣王，其實齊宣王也真是蠻可愛的。在戰國時代的各國諸侯中，講實在話，齊宣王
是比較好的一個。

　　現在，孟子和齊宣王兩個人推了半天，都推不出一個明堂來，於是孟子改變拳路，拿出大洪拳，硬碰上去。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有一天，孟子對齊宣王說，假定你齊宣王的部下中，有一位大臣，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托給一位朋友照顧，自己到楚國去訪問，等到他出國回來的時候，妻子兒女都已經凍死餓死了。像這樣的朋友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說，對於這樣的朋友，很簡單，不理他。孟子又說，如果你下面的執法官員，沒有好好盡職做事，那你怎麼辦？齊宣王說，那只有免了他的職位。孟子於是緊跟著問，那麼一個國家的不安定，這個責任問題怎麼辦？齊宣王被他這麼一來，大洪拳的打法太硬，吃不消了，只好不理他，隨便找個其他的話題，岔過去。齊宣王此時好像和孟子下象棋，被將了一軍，進退兩難，下不了台了。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通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孟子將了一軍之後，接著就使出柔道，乃至西洋拳擊，硬拚硬打的都上場了。這個時候，大概孟子也看出苗頭不對，準備收拾行李要走路了。（這是孟子第一次離開齊國。）所以又一次對齊宣王說：

　　所謂歷史悠久的國家，不是指年代的久遠，而是指文化根基的深厚，因此，參天的古木，不足以代表文化故國的氣息。兼備功勳德業的世臣，才是一個文化故國的精神表率。現在您不但沒有這一類的大臣，就是連真心忠於您，親近您，而值得信任的臣子也沒有。過去有人推薦了人才給您，雖然您也立即錄用，可是過不了兩天，把這個人的名字都忘記了，甚至於他因不被重用，悄悄離開了您，您都不知道。這怎麼可以？

　　實際上，齊宣王最大的毛病，在於他不能真心信任臣下。後來他的兒子──齊湣王繼位，變本加厲，更不能全心全意信任重臣。蘇秦的弟弟蘇代看出了他的弱點，報告了燕昭王，於是燕國打敗了齊國，使齊國一蹶不振，幾乎至於亡國。這一次，齊宣王很可能被孟子上一次大洪拳式的談話，打得太厲害，答不出話來以後，齊宣王把他冷落在一旁，兩人可能很久沒有見面了。

　　齊宣王聽孟子這麼說，也只好敷衍地問，我下面那麼多人，我怎麼知道誰不好，應該免了他，不用他呢？我實在無法考核啊！孟子說，用人本來是有人事制度，可按照制度辦理的，但是真遇到人才的話，就不要拘泥成規，應該越級撥用，使得不盡其才。接著孟子就對人事考核的幾項原則，作個解說。

　　這個原則，孔子也曾經提到，在《論語》中有過記載。孟子的觀點和他完全一樣。他說有一個人，如果您左右的人都說他好，您不可以因此認為他好；您的高級幹部們也說他好，您還是不可以認為他就真好；即使全國的人都說他好，您還是要慎重，加以考察，考察的結果，發現他真的很好，然後再用他。相反地，對於不好的人，也要這樣一一查詢，再經過仔細的審核，發現了他的確很壞，實在可惡，然後才可以不用他。這樣，即使您下命令殺了這個犯罪的人，也等於是全國的人要殺他的，誰也不會怨恨您。要做到了這個樣子，然後才可以為民父母。

　　其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把全國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子弟，予以教養愛護，使他們安居樂業，這就是老百姓最好的父母官。後世的人怕得罪帝王，而說地方官為民父母，就是脫胎於此，演變而來。

　　現在我們再次深入研究這段文章，這章書，是孟子在齊梁之間自己的筆記，至少也是門人記錄，或者經過他自己看過、核定過的。可是這一段的內容，好像是凌空而來，與前後文的內容都不相銜接，沒有關連。據我研究的看法，孟子和齊宣王兩個人，一路打「太極拳」玩推手，推來推去，推到最後，孟子忍不住，突然猛擊一拳，「跆拳」都上了。「跆拳」一上，齊宣王被打怕了，乾脆不和孟子見面。

　　隔了一段時間，孟子有一天硬是軋一腳進去。見了面，孟子又改變拳路，來一套「形意拳」，罵他一頓。這就是上面的一段話。這一段的開場白等於說，你請了客人來，又不請他入席，這怎麼可以呢？當然孟子不好意思說自己是聖人，只說他請來的人，如果悄悄地離開，他都會不知道。而齊宣王對他的答覆──並不問有哪一位聖人賢人我沒有用他，只說：「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我怎麼知道誰是飯桶而教他走路呢？這句話使得身為貴賓的孟子，聽來很是難堪。孟子自己知道，很難在齊國再待下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所以才有「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國人皆曰可殺」這三段話。因為孟子前面的「士師不能治士」和「四境之內不治」這兩句話，把齊宣王和大臣們都罵進去了。這一拳是打得很重的。

　　可見這時，齊宣王左右，反對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可以懷疑，包括稷下先生們，以及推行合縱計劃的，如蘇秦方面的人，甚至孟嘗君的門下客，都可能從中搗鬼。從孟子強調「國人皆曰可殺」的話，可見他們攻擊孟子，幾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千古以來，政治上的傾軋，都是如此。小人與小人之爭，是為了權勢利害；君子與君之爭，則是為了思想意見不同。歷史的成敗關鍵，往往就種因於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這個圈子，深為可歎！

【高明柔克】

　　說到這裡，又使人想起清初乾隆時代的重臣孫嘉塗一篇奏議，也就是後人稱為《三習一弊疏》的大文章。後來曾國藩到了功成名遂，威望足以震主的時候，他從實際人生的經驗中瞻顧上下左右，忽然想到了這篇文章，極為主張大家去細讀。一方面是對湘軍中如他的兄弟曾國荃等將領而發，一方面也是希望清廷能夠警覺，不要生起疑忌之心。

　　其實，任何一個事業的主腦人物，到了功成名就的時候，都可能有這種情形發生。無論是政治財經上的領導人物，或工商業的鉅子，乃至學術教育界的權威，都必須一讀此文，深切省察，以永保成功。

　　有一點我們要知道的，孫嘉淦的《三心一弊疏》，是對昇平時世的明主，如乾隆一類的老闆講的。換言之，中人以下的歷代職業帝王們，還不足以語此。忠言逆耳，古有明訓。講話固然不容易，能夠接受，能夠聽話的更難。只有高明的人，才肯接受逆耳之言。孫嘉淦的學養人品，素以審慎謹願著稱。如果他碰到的主子不是乾隆，大概也不會有這個奏本了。

　　因為孟子對齊宣王講了這段話，使人想起距離孟子兩千年後，有孫嘉淦指出，身處如齊宣王一樣的環境和地位的人，應當要自己警惕的重點。所以特別附錄原文，以供大家參考研究。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已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謚文定。

　　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鳴原堂論》文云：「乾隆初，鄂、張兩相國當國，蔡文勤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但，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漠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純廟御字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神使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口藻亦抄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所細加納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與沉弟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聞三大習者，余自反實難免。沉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為之防。吾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邁征之道也。」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悄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

　　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退。此其問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漚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鼓諛而惡直。

　　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

　　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保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

　　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人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匯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見聽者矣！

　　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

　　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為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

　　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慾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腎凜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退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口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淨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捨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惜。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為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

　　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關於孟子這一節，除了上面所講的大義以外，另外聯想到幾個重點，可以加以討論。

【世臣巨族門第之見】

　　第一：是孟子對齊宣王提拔人才，引進人才的用人制度問題。由本節文字上「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的措詞看來，再加以歷史上對歷代人事行政的記載來參考，大凡要奠定一個新時代，開創一個新局面的時候，用人都不是依照治平時候的人事制度，都有一番新的氣象、新的局面。等到天下安定以後，加上時間的歷煉，用人行政便不能不上軌道，要依循某種人事制度法規來進用，這也是古今不移的演變。一種制度施行久了，漸漸紕漏就出來了，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國家，故家世族，功臣遺蔭，每每在政權體制的成規下，演變成左右政權，把持朝政的形勢，成為政壇上的大包袱、大障礙，這也是歷史上必然的趨勢。例如兩漢以後直到魏晉南北朝，士族門閥的權勢，影響了四五百年的人事結構。

　　唐代新興，在開創基業的時候，一個新的局面打破了這種陋習。但自唐太宗以選舉考試取士以後，經過歷史年代的累積，門第世臣的弊病還是照樣發生。在盛唐的時候，如眾所周知的李白、韓愈等名士，求取功名之初，還不是到處上書，希望那些有名的世臣們加以提拔。也有少數文武人才，是靠世臣故家的賞識，所謂「拔識於稠人」之中的，因此成為千秋佳話。「稠人」就是普通的群眾的意思。如郭子儀在未得志時，由於李白的推重，才被重用。後來李白犯了死罪，靠郭子儀以身家性命力保而得救。這些歷史資料，就是古今中外、千秋人情的各種反映。

　　到了晚唐的時候，在政壇上就有著名的牛（僧孺）、李（德裕）黨派之爭。李德裕樂於提拔平民出身的寒士們，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起用新人，後來李德裕被世族牛僧孺一派推翻，而內閣改組之後，被貶逐到嶺南去。當時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的名詩，就是記載晚唐歷史上這一事件。等而下之，宋、元、明、清，每個歷史朝代，這些同類的故事的重演，比比皆是。其中比較最為悲慘嚴重的，那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黨銅之禍。

【派系黨禍之爭】

　　第二，是孟子講到身為一個領導人的用人之道。無論是人才或非人才，好人或壞人，一個領導不能隨便聽信人言。甚至全國人都說其人可殺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眾情緒的影響。必須由「明主」來自決自裁。這種用人行政之道，在歷代帝王專制的史實上，有太多數不清的資料。尤其中國歷史的史家，特別強調歷代的明主、賢君們在用人行政上的「不次之擢」──就是不照成規法令提拔人才。

　　但是話說回來，引用人才的最後取決裁定之權，全仗明主、賢君們的聰明智慧，由他自己的好惡來選擇，也實在太難了。到底明主之所謂「明」，賢君之所謂「賢」，他的明，他的賢，到了什麼程度？而且真明真賢之主究竟有多少？實在都是問題。歷史上最令人推崇的唐太宗，他也親自在詩上說：「待子心肯日，是汝運通時。」這是極權性的坦白表達。他說，等到哪一天我心裡高興，願意給你官做，給你富貴的時候，你的好運氣就來了。以李世民之英才，尚且如此，何況等而下之的平庸之主呢！

　　在過去的歷史上，因為人事制度不上軌道，取予裁奪，升降生殺之權，往往系於人主一時的喜怒，或出自黨派的傾軋。因此，歷史上冤死的人才，也是數不清的。在昇平的時代，如唐、宋的黨爭，所謂君子與君子們在學術思想意見的爭執，而形成政權上的排擠傾軋。末落的時代，則有如漢朝、明朝的黨禍與派系之爭。至於晚唐五代的亂世，好惡生殺之權，完全出於人主們的自決，那就更慘不可言了。這種歷史的事實也很多，我們只要看看晚唐詩人杜苟鶴弔祭朋友的幾句詩，便可知道了。杜的詩說：「殺戮眼中皆名士，幾人安穩到黃泉。」以及他的「四十年來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再加上唐末道人鍾離權一首詩：「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這是多麼悲哀的局面啊！當然，這些都是亂世的現象，好像與本題不大相關，其實是有關的。

　　隨便信手舉幾個大家容易知道的史實來說，如劉宋時代的殺檀道濟，宋代的殺曲端、岳飛，甚至如明代的殺于謙等等公案，這些罪過，都是由於人主們專權裁決之過。歷史上在政壇的冤獄，豈只是少數而已！

　　至於由派系傾軋、政見不合所造成的，如宋代洛蜀兩黨之爭，都標榜聖賢之學。如二程夫子等人與王安石，以至到蘇東坡，這些正反雙方人物，總不能算是壞人吧！而任俠好義的蘇東坡，幾乎也身遭不測，如果不是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再三維護，恐怕蘇東坡的性命，也早已不保了！我們且看看蘇東坡最倒霉的時候，關在牢裡，聽到要被殺頭的謠言，非常恐懼痛苦而作的詩。這時唯一令他安慰的，是浙江杭州一帶的人們，為了他，請和尚道士唸經，替他祈求消災免難。他的詩說：「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台霜氣夜淒淒，幾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卿知葬浙江西。」他在獄中做了這兩首詩，自題為：「予以事系御史台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最後又自註：「獄中聞杭（州）湖（州）間民，為余作解厄道場累月，故有此句。」他作了這兩首詩，拜託看守的獄卒梁成寄給他的兄弟，當然被偵察的人員拿到，不知道如何又傳到宋神宗那裡去了，皇帝看了也很難過，便說：「我並沒有一定要他死啊！」因此反而沒有事被釋放了。以蘇東坡的曠達才情，真碰到要命的時候，也還是說：「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甚至也會：「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是多麼的可憐。像這一類的事件，又完全靠那個為人主的皇帝在左右大臣們皆曰可殺時，作了聰明睿智的決定，平反了他的冤枉。當然，最大的影響，還是皇帝的老祖母。所以當太皇太后死時，蘇東坡痛苦極了，他又寫下兩首名詩：「巍然開濟兩朝勳，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團應調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惟賢不及民。月落風悲天而泣，誰將椽筆寫光塵。」「未報山陵國士知，繞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裡天衢落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睢卷耳平生事，白酋累臣正坐詩。」自注題為：「十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輓詞二章。」這裡所說的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也是歷史上有名的賢後。她是名將名臣曹彬的孫女。他在詩中所說「先王何止活千人」，是指在宋史上，仁宗皇帝和皇后，的確是很了不起的。應該說，都是讀通了孔孟之學的吧！

　　我們牽扯了這些歷史故事，都是為了討論孟子和齊宣王對話的主題。當然，最重要的，由此可見孟子當時在齊國受排擠、受威脅的嚴重性，所以有不得不走的趨勢，同時他所說對於用人行政的主旨，在當時封建制度的君主專權之下，不好太明白表露出君主必須要尊重人民，實行民主法治。但今日民主法治的要義，也已經隱約在其中矣。

【民主難，法治也不易】

　　第三，講到選拔人才和用人的民主法治，我們拿孟子在這一節說話中的語意，來證之於近代和現代西方文化民主法治下的各種形態，也會有很多的感想。過去歷史上一切的決定權，都取決於君王，實在是不合理，毛病很大也很多。但真正的全民民主可也真難說，要講真正的全民民主，先決的條件，除非是真正做到全民都是聖賢。至少要全民的教育水準、學識修養都能達到一致的水平才可以。不然，千萬不要忘了群眾有時的確是很盲從盲動的。眾人之紛紛，不如一士之愕愕，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國人皆曰如何如何，也並不見得就是真正的是非善惡。因此一個強有力的君主，他的主張的確具有百分之百決定性的影響，這就必須靠君主的聰明睿智了。我們放眼看今日西方文化的民主，尤其如美國模式的民主，群眾所公認選舉的，又何嘗一定全是好的？至於幕後操縱在資本家手裡的暗潮，更不必談了。

　　現在轉回來再說孟子當時對齊宣王說這一段話的時候，他雖然不像我們上面所討論的三點那樣具有嚴重的威脅，但齊宣王已經很不是味道了。總之，無論是天下大事如國家的拔用人才，小則如一個公司行號，乃至一個小小團體，人擠人，人排人，總是難免的。因為人這個生物，天生就是如此不成器的。所以一個當主管的、當家的，一定要切記「士無論賢愚，入朝則必遭讒。女無論美醜，入宮則必遭嫉」的原則，然後處之以仁義，運用以智慧德術，或者效果會好得多。

第六部分（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武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對聖人懷疑的趣話】

　　上一次孟子打形意拳式的講話，大概說得齊宣王也有點不好意思了，於是有一次和孟子談起來，他問孟子，商湯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紂王，有這件事嗎？夏朝的末代皇帝桀最暴虐，弄得民不聊生，於是他的大臣成湯興起，把桀趕到蠻荒的南巢去，湯取而代之做了君王，稱為商朝。而殷商的最後一代後帝紂王，也是因為暴虐，而周武王起兵把他殺掉，也取而代之，這是大眾都知道的過去兩次歷史上所謂真正的革命。現在齊宣王對這歷史革命發生了懷疑，而提出來問孟子，是不是真的有這回事。

　　懷疑歷史是件有趣的事，寫《厚黑學》的四川人李宗吾，又自稱是「厚黑教主」。所謂「厚黑」，臉厚心黑也。這位「教主」也是我相識中的老一輩朋友，其實他本人一點也不厚黑，可以說還很厚道，只是喜歡寫反面文章來諷世而已。這位怪才，也是懷疑堯舜之為聖人的問題，還說這是他的發明，其實他前輩同宗明朝的李卓吾，已經開其先例。還有明朝末期的一些名士，也曾提出堯舜的禪位問題來討論過。《木皮散客鼓詞》裡也是懷疑堯舜的，其中有一段就說到堯是為了自己的兒子無能，怕他將來保不住江山，被不相干的人奪去，就太可惜了，而見到舜很孝順，又有能力，所以就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舜，把舜收為了自己的女婿，女婿是有半子之分，由女婿即位做了皇帝，那麼自己的兒孫，還是可以享受榮華富貴的。而李宗吾的《厚黑學》立論，卻完全是從李卓吾和《木皮散客鼓詞》上學來的，可惜他死了，如果還在的話，見了面，我可一定要罵他不老實，侵奪了別人的著作權。其實對於歷史的懷疑，由本文便可證明齊宣王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

　　孟子碰到這個問題，知道不大好答覆，但是他答得很高明，完全用外交詞令說，在古書上是這麼說的。言外之意，還可能「待考」呢！齊宣王說：這不是臣屬的叛逆行為嗎？為人臣怎麼可以殺國君呢──齊宣王可忘記了，他田家的上代田和，何嘗不是這樣把姜太公的後代呂貸──齊康工送到海邊，而篡了王位而當起齊威王來，呂氏主祀就此斷絕的。

　　但孟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作了歷史性的解釋，對中國文化的政治哲學，提出了兩個觀念。他說，這不是巨弒君，不是叛逆。只要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違反了仁道，就算是壞人，就叫「賊」，不夠資格做領導人。違反了毀壞了義理和道義的，就叫做「殘」，他是冷酷無情的、是心智不完整的、精神有缺陷的人。這種賊仁殘義的人，就是「獨夫」。所以湯、武的革命，只是去掉一個獨夫，並不算是叛逆的行為。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政治哲學，儒家大部分都強調這一點，在我看來，這是歷史上的問題。司馬遷雖然沒有標明，但隱約間也透露了，他並不同意孟子這種看法。

　　除了司馬遷以外，後世寫歷史的人，一直依照孔孟的這種思想，不敢有絲毫違反。不過，中國幾千年來，對這個歷史采懷疑態度的人很多，只因在儒家的權威之下，不敢過分反抗，所以這一方面留下來的文字，並不太多，現在提幾則小故事來看看。

　　在古人的筆記資料裡，提到唐代名臣高定，他在幼年七歲時，讀《尚書．牧誓》這一篇，裡面說周武王集合諸侯，在牧野這個地方，誓師討伐紂王的故事，也就是孟子這裡所說湯、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對他父親高郢說，做臣子的怎麼可以用兵殺國君呢？高郢說，這件事是應天命順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於是他追問父親說，聽話的人，連他已經死的祖宗三代都會得到獎賞。不聽話的人，就要被殺掉，這難道也叫做應天命順人事的事嗎？結果他的父親答不出話來，拿出不任何理由對他解釋。

　　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說他不對。所以後世有些人，對於儒家過分強調標榜的思想，往往持高定這一類的態度。人類的思想觀念，在有了懷疑時，提出來討論，才可獲致真理，否則過分強調某一思想的權威性，另外又過分壓制別的思想，則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另外一個故事，宋代的名儒李靚（字泰伯），是一位很有風格的人，文章也寫得很好。但他素來不喜歡佛，也不喜歡孟子，常常罵佛，罵孟子。他喜歡喝酒，有一天，一個政壇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許多高級名酒，他自己家裡也做了些好酒。有一位讀書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歡罵孟子、罵佛，於是作了幾首罵孟子的詩送給李泰伯，第一首詩是關於孟子說堯舜事：「完凜損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他說歷史是很難相信的，有許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會寫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歷史，真是不夠聰明。有些史料，是否有問題，還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萬章篇》中記載完凜捐階的事。是說，唐堯當皇帝的時期，自己非常儉樸節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階」而已，但賜給舜倉凜和牛羊。以後，舜的父親與異母弟弟象，想害他，叫他爬上倉庫頂上去整修倉頂，卻在下面放火燒他。結果舜在事前已受到兩位太太的指教，把預先穿上去的大衣服張開，像飛鳥一樣地跳了下來，安全地逃出這場火災。後來，又教他去鑿井，然後投井下石想壓死他。結果，舜又經太太的設計，預先在井的內壁旁邊，打通遂道，壓階而上，安然無恙地出來。這首詩說，舜是堯的女婿，岳父作皇帝，舜的弟弟怎麼敢去殺他。所以孟子相信歷史的記載，實在很傻！

　　他的第二首詩說：「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他批評孟子的話說：孟軻說齊國有一個人，在外面討飯為生，而家裡卻有一妻一妾，哪裡有討飯的能娶得起兩個老婆，而且鄰居們哪有這許多雞給他偷呢？還有孟子那個時代，中央政府，周朝的天子還在那裡，他應該和孔子一樣尊周而講王道，何以他不到周天子那裡去幫助中央政府推行仁政，反而去遊說齊國、魏國的諸侯，還想把他們培養成功，取周室而代之，這不是不對麼？我們知道，孟子是贊成湯武革命的，並不像孔子是主張尊周的，這也是事實，而這位讀書人就憑相隔幾千年的習慣和想像來罵孟子。李泰伯讀了他這兩首詩，引為知己同志，大為高興，請他喝酒，一邊喝酒，一邊談話罵孟子，連過幾天，也罵了幾天，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這位讀書人也走了。

　　幾天以後，又聽說有人送酒給李泰伯，於是這個書生不作詩了，作了三篇文章，名為《仁義正論》，都是罵佛的，送去給李泰伯。李泰伯看了他的文章後，知道這書生又是想來喝酒的，於是笑笑說，你的文章真好，可是上次的酒都被你喝光了，弄得我自己好久都沒有酒喝，非常難過，對不起，這一次你儘管罵佛，請原諒我再不敢留你喝酒了。

　　金、元時期的名詩人元遺山，有一次，經過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對武王伐紂的歷史，興起懷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詩。其中的兩首，也牽連到堯舜的「茅茨土階」和紂王的造九層台，以及後來的墨子，因路過朝歌，對地名常有歌樂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車、不肯經過朝歌的歷史故事，提出懷疑的評論說：「黃屋何曾上作階？禍基休指九層台。書生不見千秋後，枉為君王泣玉杯。」「墨翟區區不近情，回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其實，對於堯舜禹三代禪讓傳位的懷疑，以及有關湯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後世人吃飽了飯很無聊的閒事。堯舜禹三代的禪讓，在古文的記載上，明明告訴我們是「禪」，是「讓」，已經很明顯地說出「禪」，就是退位遞補的意思。「讓」，就是讓送的意思。既然又讓又禪，其中多少有些過節，但在過節當中，畢竟很坦率自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權位交出去，並沒有戀棧而不捨，也沒有交了以後有怨恨的，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他們所以能夠如此做，當然道道地地可稱之為聖人的行為，又何必多此一舉，用後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證古人也必如後人的勾心鬥角，而且是必須要把它拉到和自己當代同樣的壞才算是合理？這豈不是讀書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餘的致命傷嗎？

　　對湯、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樣，古書上明明告訴我們這兩代的歷史事件，是革命性的，事實上，也說明是出兵去征伐的。可見古人並沒有文過飾非，故意加上那些好聽的名詞來騙後世的人們。只因為桀紂不道德，雖為全國之君，而弄得民不聊生，水深火熱，勸又勸不聽，諫也諫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誰也阻止不了，那麼，湯、武不起來革命，難道要全國的人民生命財產完全毀於一個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裡，才算對嗎？所以湯、武起來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說出於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後歸之於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認為他是蓄意圖謀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例如現代歷史，孫中山先生領導全民革命的全盤經過事實，也便可以證明真正革命的意義，確是出於不得已，確是抱有一種悲天憫人、救國救民的志願。如果硬要說湯、武的革命早已別有用心，則也可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也是讀書人思想上的惡性瘤。至於後世的儒生們，硬要把湯、武征誅，湯、武革命，加上極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強調應天順人，那也只能視為秘書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須如此寫作罷了。有人善用文詞，便寫成了應天順人。讀通了書，懂了道理，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槍，又有什麼稀奇。不過，自從湯武用過「革命」一詞之後，後世的變亂，甚至是搶劫、殘殺，也便借用了什麼革命等等的名詞，這就等於老子、莊子們所說「仁義」一詞，被後人假借亂用之過，兩者實在不可一概而論。

　　所以我們要知道，凡是這些問題，都只是思想上、文詞上、論理上的是非──邏輯問題，並非人事上實際的善惡問題。如果把文字邏輯的是非問題，硬用到實際人事上的善惡問題，有時候，會使你產生無可挽救的偏差。不過，這個專題的確也很不簡單，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完的，必須另作一個專題，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討論了。

【學非所用用非所長論】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臣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捨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捨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有一天，孟子再見齊宣王，對齊宣王說，假如你要建築一座巨大的宮殿，一定會命令負責工程的人，先去找很高大的木材──古代還沒有鋼筋、水泥，只有找大木材了──負責工程的人，找到了高大的好木料，你一定很高興，認為他了不起，能夠勝任這件工作。當然，從森林中砍伐來的原木，還不能立即拿來作梁、作柱，一定還要經過加工整理，用斧用鋸，修整到合用為度。結果你看到他們把得來不易的大木頭削小了，你一定很生氣地認為他們沒有善盡職守。一個人從小學一樣東西，等長大了，要施展所學的時候，你對他說，不要管你所學的那一套，跟我走，照我的辦法就好了。你齊宣王想看看，結果會是怎樣呢？

　　再假定現在有一塊很好的玉石在這裡，雖然價值達二、三十萬兩黃金之巨，也一定要「使」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學識技術，把它雕琢好才可以。你現在雖在尋求治理國家的人才，但你卻要求那個人放棄平生所學，跟著你的方向，照你的辦法去做，這樣豈不等於叫琢玉的人，放棄他所學的技術，照你的辦法去琢玉一樣，這怎麼行得通呢？

　　這一段的背景，是孟子在齊國已經逗留好幾年了，很不得志，孟子很著急，不得不像下象棋一樣，要將上一軍了。他對齊宣王說了這麼多話，齊宣王一動也不動，沒有聽他的意見實行仁政，似乎有一點點震動了孟子的浩然正氣，好像鬍子都翹起來了。

　　說到這裡，可看清一個事實，凡是一個知識分子，有了學問以後，想實行他的理想，有所作為，在際遇不好，機會不來的時候，都是這般痛苦的。過去如此，將來也還是一樣。讀了這段書，仔細想想，真令人不禁有許多感慨。中國過去有句俗話：「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古人對於文學、武學，叫做文藝、武藝。古人這個「藝」字用得非常好，不管是文學、武學，或任何學問，修養到了藝術的境界，才算有相當的成就。學武也是一樣，學到了相當的程度，才稱得上武藝，入於藝術境界，也就是所謂「化境」。不像日本人，有所謂一段、兩段，一直到九段。日本武術的分段法，是由中國佛家禪宗的「浮山九帶」蛻變而來的。）上面引用的這句古話，相當深刻，從這句話來看，人都有不滿現實的情緒，儘管學問好，本事大，賣不出去，也是枉然。孟子賣不出去，孔子也是賣不出去，在《論語》中記載著孔子說的：「沽之哉！沽之哉！」結果到了流動攤位上，還是賣不出去，永遠是受委屈的一副可憐相。孟子也一樣，現代和將來的人也是一樣，賣不掉的時候，都很可憐。這就是世間相。過去是將學成的文武藝賣給帝王家。現在呢？是賣給工商鉅子、大資本家。中國的知識分子，幾千年來都是如此。沿街叫賣鬧蓮花的，又豈止是我們位亞聖夫子而已。

　　另一方面，那些大老闆的買主們，態度都很令人難堪，不但是討價還價，苛求得很，有時候對知識分子就像對上門兜售的小販一樣，看也不看一眼，一揮手，一個勁兒地比著：「去！去！去！」你把黃金當鐵賤賣給他，他也不理，就是那麼個味道。

　　我在小的時候，父親告誡我兩副語體的對聯說：「富貴如龍，游盡五湖四海。貧窮如虎，驚散九族六親。」另一副說：「打我不痛，罵我不痛，窮措大（現在叫窮小子）肝腸最痛。哭臉好看，笑臉好看，田舍翁（現在叫有錢人）面目難看。」活了幾十年後，對人間事閱歷多了，回頭再想這副聯語，的確是世間的淋漓寫照。孟子的仁義之道，在齊宣王那裡兜銷不出去，他也不想再看這副臉色了。

　　在古代，尤其春秋戰國間，知識分子第一個兜銷的好對象，當然是賣給人主──各國的諸侯，執政的老闆們。如果賣出去了，立即就可平步青雲，至少可以弄個大夫當當。其次，賣不到人主，就賣給等而下之的世家，如孟嘗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一般所謂卿大夫之流，能夠作他們的座上客，也就心滿意足了。實際上，名義雖稱之謂「賓客」，也不過是一員養士而已。如彈鋏當歌的馮諼，即是如此。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曾經下了逐客令，當時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臨行之時，上書勸諫，秦始皇覺得有理，於是收回成令，李斯後來因而得以重用。雖然如此，各國諸侯的滅亡，對養士風氣不能說不是個打擊，這一階段的讀書人，是比較淒涼悲慘的，大多流落江湖，過著遊俠的生活，這就是漢初遊俠之風盛行的主要原因。

【攀龍附鳳──讀書人的通路】

　　漢代的初期，差不多也還有秦代輕視讀書人的風氣。秦始皇焚書坑儒，固然殺了很多讀書人，但留下來的讀書種子仍然不少。例如為漢代初創政治禮儀最著名的叔孫通，在漢高祖起義，到處征伐的時代，叔孫通便盯著他，跟來跟去的，很想把他的學問賣給漢高祖，可是總是賣不出去。當時漢高祖看見讀書人就罵，甚至把儒生們的帽子拿來當便器用。叔孫通和他身邊的許多學生，只有忍耐。有時學生們急了，催促他走了算了，叔孫通一直勸學生們忍耐等待。

　　等到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中央政府裡，都是和漢高祖一道起來打天下的好漢們，其中有許多還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上朝、開會，都沒有秩序，更沒有氣度。在朝廷開會的時候，飲酒爭功，吵鬧咒罵，甚至有當場拔劍擊柱的，亂七八糟，沒有一點體統，倒很像一群流氓在聚會生事。

　　亂無章法的朝廷會議，使漢高祖感到頭痛之極，就採用了叔孫通的建議，頒布一項重要的律令，叫做「朝儀」。本來，漢高祖對儒生是看不起的，也沒有信心，但聰明的叔孫通，看準了漢高祖煩厭廷臣不守秩序的心理，就對他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這下只好依叔孫通了。於是叔孫通召集了一百多人，照規範排練了一個多月。就像今天慶典，先要學生練習排字，或大會操、團體舞一樣，等精嫻熟練了，才請漢高祖觀禮。漢高祖看了大為高興，於是命令群臣學習，這是漢高祖六年的事。第二年，高祖七年十月大會群臣，皆依朝儀行事。並由御史做監督，若有哪個舉動不合禮儀的，立刻抓起轟出去。於是舉朝秩序井然，無人再敢喧嘩失禮。漢高祖坐在龍位上，高興極了，得意洋洋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我直到今天才知道當皇帝是何等威風啊！他高興之餘，馬上拜叔孫通為「奉常」，等於禮部大臣，並賜黃金五百斤，並且封他的學生們也都為郎官。

　　後來，陸賈又屢次建議漢高祖，推行詩書禮教。漢高祖聽得不耐煩了，就破口罵道，你囉嗦什麼？老子的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什麼詩啊書的，有屁用，「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說，不錯呀！你的天下是騎在馬上打來的，可是你不能夠還一直騎在馬上當皇帝，「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應該坐在宮廷的大位上治理天下了。

　　陸賈這個人很會講話，很有辦法，也很高明的，他曾先後代表漢高祖、漢文帝出使南越王趙倫，穩住了兩廣、南越一大片屬國。並和陳平、周勃聯手，平定呂氏諸王，擁立了漢文帝。

　　當時漢高祖聽了陸賈的這句話，認為很有道理，要他詳細報告，後來陸賈一連提了十二次建議──上奏章，漢高祖都說好，全部採用。這十二次奏章後來編在一起，就是有名的《陸賈新語》。

　　由這兩件事看來，可見歷史上許多讀書人，大多同叔孫通一樣，功名富貴必須靠嘴巴遊說，或靠別人的推薦。運氣好，就推銷得出去，否則便窮愁潦倒一輩子。

　　當然，有不少是例外的，如孔孟之聖，如高士之高，隱士之隱，名臣大臣之精忠亮節，有許多可歌可泣之事。但在漢初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的功名富貴，還是靠嘴巴來遊說，或者靠別人的推薦。

　　到了漢武帝以後，才有了選舉制度的創立。那時的選舉，是真正的選舉，不像現在，競選是競而選之，靠競爭，那已不是中國文化的選舉精神了，所以只可以依著西方文化叫做「競選」。漢朝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平常就對賢良方正、孝悌忠義等品行加以考察，凡是有學識、德性高超的人，由地方官推薦稱賢，向朝廷保舉上去，稱為「孝廉」。清初的博學鴻詞徵召，也是套用這個制度而來的，這樣叫做「選舉」。這種漢代初期的選舉，一直延用到漢末，但也變了質，人才推薦的出路都由世家門第把持，由平民出身的讀書人，很不容易飛黃騰達。即使同是平民讀書出身，到了權位關頭，競爭排擠，也事所難免。例如漢武帝時代的名相公孫弘，結果也會排擠董仲舒，所以元人李過庭的詩說：「古來好客數平津，我道真龍未必真。一個仲舒容不得，不知開閣為何人？」

　　在南北朝混亂的時代，讀書人的出路就靠門第，靠名士們的榆揚推薦。所謂「門第」，就是有祖先父母的餘蔭，同時還帶有現代人所謂「學閥」的那種味道。由於仕途受了這類世族子弟的專橫把持，所以天下事也就不問可知了。

【唐代選舉的進士】

　　在唐代的時候，唐太宗確立了考試制度，於是讀書人埋頭苦幹，十載寒窗，一朝登第，一步一步，鑽到功名場中。一直到現在，都在隋唐時代所創立的考試制度的精神下，使得考試成為知識分子求得功名富貴的必經之路。因此在隋唐以後，有很多的文學作品，讚頌由考試所取得的功名科第。社會上，每個家庭，每一個讀書人都在祈求，希望由科第而考取功名，來光耀門媚，榮宗耀祖。到了清朝，甚至連作皇帝的乾隆，還想暗地化名來參加考試，偷偷嘗試那考取進士的味道呢。所以以前教育兒童的讀物，使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格言。當然，這些話到了現代工商業的社會，完全變成落伍的陳腔濫調了。現在應該可以將它改為：「社會重金條，技能須學高。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糟。」

　　其實，在從前，考取了科第功名是一回事，有了功名，能不能在宦途上飛黃騰達，又是另一回事。許多人就是有了功名，沒有門第，沒有背景，沒有人提拔，還是一樣的清寒一生，只比那沒有考得功名的白丁略勝一籌而已。例如在唐代詩的文學中，大家都讀過秦韜玉的《貧女吟》，便是感嘆這種宦途不遇而發洩的無奈和悲哀。同樣的情形，借貧女來作寄託，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詩，還有唐末詩人李山甫的一首名作：「平生不識綺羅裳，閒把簪珥益自傷。鏡裡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第三句和第四句，就是感嘆社會人情現實的可怕。第五句第六句，是說自己在年輕時代意氣飛揚，非常自負，但早已顧慮到青春逝去，年華老大，還是早點找歸宿才好，所以一直托人作媒，不過，別人卻笑她瘋，認為以她的美麗才華，不怕沒有對象。最後說，現在呢？什麼都沒希望了。還是一個貧女終老，每天作作苦工，只有對著蠶筐暗自滴淚了。這是讀書人多麼有趣的諷喻，但其中又含有多少的悲哀啊！時代雖然不同，人情世態還是一樣，即如現代讀書人，得到了博士、碩士學位以後，同樣地，也是「貨與帝王家」，出賣給那能付你薪水高的人，三萬五萬一個月，非向他低頭不可，只不過現在是由帝王家的買主，一變而為資本家的老闆而已。

　　由此看來，孔孟以下，古今中外的讀書人，大多是那麼可憐，有時還賣不出去，像孟子一樣。他和齊宣王這一次的談話，就可想而知，有點類似買賣不成仁義在，討價還價的味道。在這節書中，已可看出，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往來，差不多快要結束了，同時孟子和齊宣王也都已過中年。我看齊宣王倒蠻有福氣，舒舒服服地過了一生，人也蠻可愛的。老實說，孟子這樣頂撞他，假如換作後世一些帝王，很可能不會接受，認為你孟某人談了半天都是空話，我愛用你的意見就會用，我不用你，你就乖乖地領薪水吃飯，還來什麼玉人、匠人、工師的，我現在不要蓋房子，你工師又怎麼樣！假如是另一種個性的齊宣王，就告訴他，我現在不想蓋房子，噗玉也找不到，你讓我清靜清靜好吧！或者是「王拂袖而起」，以示冷落，不接受。

【齊燕之戰──歷史戰略的經驗】

　　而在孟子方面來說，平生志學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今遇非其主，言不聽而教不從，「良禽擇木而棲」，又何必為了生活而貪戀祿位，只是尸位素餐而已。因此他的去志已堅，只是還有老母待養，拖家帶眷，不得不使他為現實生活、現實環境而躊躇再三了。

【孟子終生奉母教】

　　大家都知道，孟子的一生，除了他天生本質具有聖人之資以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助力，那便是一位賢母的教導。孟子不但在幼年時期、少壯時期，接受了母親嚴謹的教育，即如這一次與齊宣王話不投機，決心要去齊的時候，又是接受孟母的鼓勵，使他去志更加堅定。如《孟子外書》所載的母教，也正是他們母子倆在這個時期的故事。

　　《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

　　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色。

　　孟母曰：婦女之禮，精五飯（稻、黍、稷、麥、寂五種飯類），冪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孟子和齊宣王最後幾次談話，齊宣王在禮貌上雖然還相當尊敬孟子，但實際上已大有貌合神離的味道。孟子覺得不須再留下去了，心裡很不自在。心有所思，容貌上不免略現愁苦之色。有一天，手搭著前門的柱頭發呆，輕輕地嘆息。

　　孟母早就看在眼裡，心裡有數。再次看到這種情形，就不得不問他了：

　　兒啊！你為什麼在這兒唉聲嘆氣的，愁眉不展呢？

　　孟子聽到母親在問話。不免自悔失態，但又不能欺瞞母親，因此便答道：

　　兒子認為一個君子，應該知道進退之方。一個人的立身出處，必須名正而言順，有為有守，不可以苟且求取榮譽與俸祿，貪受不義而不應該的賞賜。如今我和齊宣王話不投機，看來他是絕對不會接受王道政治思想，自然就無法在齊國實行仁政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兒子覺得再不能待下去，但是想到您老人家年紀大了，更不宜遠游，使您老人家受苦，所以左右為難，決定不下。

　　孟母聽了孟子的對話，又是一本正經地說：

　　一個婦道人家，只要安安分分地燒飯、煮菜、釀酒、縫衣裳，那是應守的本分。婦女的德行是專重家務的操持，不應該多管外務才對。《易經》家人卦的六二爻辭說：「無攸遂，在中饋。」家庭主婦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只需管理家務，主持中饋便好了。《詩經．小雅．鴻雁篇．斯干章》上也說：「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一個賢良的主婦，平日不說什麼東家長、西家短的是是非非，只要把家務和全家飲食起居料理妥當就好。這些上古的名言，都是講到婦人不該弄權，不要對外務擅作主張的意思。

　　況且自古以來的傳統，婦人有三從之德：一、在幼年的時代，要依從父母。二、在婚嫁以後，就要順從丈夫。三、如果丈夫去世了，兒子已是一家之主了，就要以兒子的前途為中心，加以輔助。

　　這是合情合理的事。而今你已長大成人，我也垂垂老矣，你不但已是一家之主，而且你走的是頂天立地大丈夫應走的仁義之路，我當然跟著你、贊同你。即使在生活上清苦一點，也是我應該分擔的分內之事。你不必為了我而遲疑不記，果敢地決定你的方針吧！

　　我們讀了這一節書，可以推測，孟子聽了他母親的這番話之後，寬心大放，去志更堅。不過，到正式離開齊國，還要一段時間來料理事務。因此，接著還有後文。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代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軍食壺漿以迎五師，豈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孟子的策略──規之以正】

　　從這段記載看來，戰國時代雖然已經很亂了，但是比起現在世界各國，用武力征服了人家，接著就併吞佔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所以齊宣王也還是蠻可愛的，竟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問。

　　這件事發生在周顯王三十六年，齊宣王十年之間，也正是蘇秦身佩六國相印的後期。燕國的國君文公死了，他的兒子易王繼位，齊宣王是乘人國喪而去趁火打劫的。

　　齊國派兵去打燕國，在短期間內，齊國很快就把燕國打敗了，齊國獲得全勝，佔領了燕國十個城池。齊宣王徵求孟子的意見，問孟子說，有人建議我到此為止，不要把燕國併吞。也有人建議我，現在就把燕國併吞下來算了。以我這萬乘之國的齊國，而去攻打萬乘之國的燕國。在相等的國力之下，竟然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把燕國打敗了。這種勝利，似乎非人力所能為，看樣子是天命。假如不把燕國拿下來，就是違背了天意，上天會降下災難的。我看還是把燕國拿下的好。你孟老先生以為怎樣？聽聽你的高見如何。

　　孟子告訴他說，假如你把燕國佔領了，燕國的老百姓很高興、很願意的話，就不妨佔領下來。古代曾經有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假如你佔領了燕國，而燕國的老百姓不高興，不願意的話，那就不要佔領，古代也有這樣的歷史經驗，像周文王就始終沒有起兵伐紂。

　　後世的說話，標榜文王是「不忍心也」。假如暫且推開王道精神不談，只從謀略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文王看得很準，在他那個時候，時機還沒有成熟，在他自己手裡來不及了。況且姜尚（太公）七十多歲才遇文王，而文王那時已經九十多歲，步入退暮了。等到他兒子手裡，紂王還不能反省轉變的話，那麼，一切的機緣成熟，才能一舉成功。所以他把這個事業，留給兒子去完成。

　　這個歷史故事被曹操「翻了版」，有人向曹操勸進，取漢獻帝而代之，曹操說：「我其為文王乎！」下面意思就是說，讓我兒子去幹吧！

　　孟子接著又針對這次齊國伐燕國的戰役對齊宣王說，如果以萬乘之國代萬乘之國，在相等的國力下，只有五十天的時間，就打敗了對方。而對方的老百姓們，拿了吃的、喝的，來歡迎你的部隊。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的內政大亂了，老百姓們一心想要避開水深火熱般的暴政，所以歡迎你去解救他們。假如你去了，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那怎麼行呢？原來的統治是暴虐的，而你又更暴虐。這樣，只不過是換一個暴虐的「手」而已。──這個「運而已矣」的「運」字用得很妙，可以作「換一手」解釋，也可以解釋為「也會輪到你遭遇同樣的失敗下場」。這「運」是運轉，有如佛家說的輪迴果報。

　　這一件事，在另外有些史書上的記載，孟子當時卻是另外一種說法。因此，這件事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大疑案了。

　　據《戰國策》的《燕策》記載，孟子對齊宣王所說取不取燕國的話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但是《史記．燕世家》卻說，孟子這些話是對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說的。

【蘇秦口辯輕取十城】

　　但據後世考證，本書上這一次的對話，應該是孟子對齊宣王說的話。至於「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的話，大致確定是孟子對齊湣王說的話。孟子第二次再到齊國，也就齊宣王當政的時代，而且居留在齊國的時間也比較前一次長久，或者有此一說？

　　燕齊兩國之爭，也是歷史上的大事。這一次的戰役，齊宣王雖然也徵詢了孟子的意見，但到底沒有採用，結果還是取了燕國十城。

　　燕易王沒有辦法，就來找蘇秦理論了。他說：「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燕文公）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親），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

　　蘇秦被燕易王這一責問，慚愧難受到了萬分，他便很肯定地說：「請為王取之。」──我一定可以為你燕國收復這十個城市的失地。

　　於是蘇秦便轉到達齊國來見齊宣王。他首先向齊宣王朝拜，慶祝他打燕國的勝利。隨後站起身來，便仰起頭，對著齊宣王故做弔喪式的悲悼狀態。齊宣王看了他的舉動，莫名其妙，就說：你何以這樣舉止失常，一忽兒向我慶祝，一忽兒又那麼悲傷？

　　蘇秦說：燕國雖然弱小，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你齊宣王只顧眼前的利益，侵略了他十個城市。可是你知不知道，這樣一來，你便與西陲的強鄰秦國，結了不解之仇了。「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啄之類也。」燕國好比一隻飛行的孤雁，獵人看了，當然忍不住要射擊，殊不知這隻孤雁的後面，就跟著一隻強有力的大猛鴛。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它就趁機以保護弱小為名，來侵略你了。你這樣做，不是太危險了嗎？

　　齊宣王一聽，臉都變青了，趕緊請教，該怎麼辦？

　　蘇秦說：「古之善判事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你肯採納我的意見，馬上歸還從燕國搶來的那十城失地，燕國無故而收復你慷慨還他的十城，必然歡喜得不得了。同時秦國心裡也很明白，知道你是為秦、燕有岳婿的關係，而賣了一個面子給他，所以歸還了燕國的失地，當然也很高興你作得漂亮。此是所謂「棄強仇而立厚交也」。

　　齊宣王立刻接受蘇秦的意見，甘願吞下這包瀉藥，馬上歸還了燕國的失地。其實孟子的意見，比起蘇秦的理由來，崇高而偉大，深謀而遠慮，只有更好，沒有更壞。為什麼齊宣王聽不進去？蘇秦一說，就立刻變色呢？因為孟子說的目標，是要齊宣王光明正大，施行大仁大義的王道精神，所以齊宣王聽了，認為是讀書人的迂腐之見而已。蘇秦說的，是動之以眼前的利害，懼之以可怕的後果，人的眼光見地到底是短視的，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長遠的大利實在無法去想像。

　　不過，由此也可見兩個要點：一是辯士、說客的作風，與真儒聖賢的態度，截然不同。二是無論善惡、是非的動機如何，要想說得動人，聽得進去，臨機應變的妙用，實在是不簡單。所以韓非子一再強調「說難」，說話不容易啊！

　　其實，孔孟聖人的仁義是正道、是正理，好比一個人的頭腦。而利害權謀的運用，好比手足（手段）的運用，所以蘇秦之輩，在當時的遊說策辯，也非偶然，不是只憑一張嘴隨便說說的。後來宋代司馬光論史，曾經說過：

　　齊地廣而民眾，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潘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從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者從，六國之利也。齊為三晉，燕楚之根抵。三晉燕楚為齊之藩籬。秦雖強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裡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後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並為虜，理勢然也。

【燕齊之戰】

　　為了研究孟子的學術思想，這裡僅就流傳較廣的《史記》、《戰國策》等資料，先約略瞭解孟子答覆齊宣王取燕與否的時代大勢。然後，便須瞭解孟子後來對齊湣王的一段話。

　　在《史記．燕世家》裡，說是燕王噲讀書，中了「書毒」，很想自己當堯舜，學堯舜的禪位，把國家讓給別人。當時燕國有一位叫子之的奸臣，是一個大壞蛋，知道他這位寶貝老闆，有如此的想法，就佈置了一個局面，由燕王噲把政權讓給他。這個時候，燕國國內已經亂得不得了。

　　正在這個時候，蘇秦在齊國被刺了，受了重傷。當時齊宣王聽到蘇秦被刺，非常生氣，他因為愛才，特地親自去慰問蘇秦，並且追問兇手是誰。蘇秦這個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傷太重，已經沒有希望了，但臨死時，還想出死後報仇的方法。他告訴齊宣王，查兇手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他死了以後，對外宣稱，蘇秦本來就是為燕國到齊國來作間諜的，現在把他刺死了，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兇手有這樣的大功，應該給予獎賞。齊宣王在蘇秦死後，照他的話做，果然那名刺殺蘇秦的凶手，出面來領賞，齊宣王把這名兇手殺掉，替蘇秦報了仇。

　　蘇秦過後，他的弟弟蘇代起來了。蘇秦讀了幾年書，連弟弟都能教得出來遊說諸侯。現代的基辛格，只能一個人玩，還玩得並不十分高明。而蘇秦兄弟兩人，都能夠把各國放在自己手掌擺來擺去地玩弄。最初，蘇代到齊國、燕國，都不大受歡迎。可是不知道蘇秦寫了或讀了一本什麼秘笈，這秘笈後來可能被燒掉了，或失傳了。而當時竟然教會了他弟弟，所以蘇代儘管最初不受歡迎，但經他三言兩語一說，那些君主們又聽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

　　這時蘇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齊國。而《史記．燕世家》及《戰國策》記載，燕王噲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恐，構難數月，老百姓死者數萬。在當時的人口，幾個月死了數萬人，用現代人口數字類比，就好像一個國家在幾個月以內死了幾百萬人，這數字是不得了的。

　　齊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攻擊燕國。這就是為齊、燕之間的仇恨，種下的一個因。後來燕國的昭王即位以後，為了要復國中興，就廣求天下良才，交接賢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謀大事。這時有一個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機會，去對燕昭王說，你如果要招納天下賢士，就先把我這個並不見得有特殊本領的人高抬起來，那麼天下的賢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國來效力了。燕昭王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說，從前有位喜歡千里馬的國君，出千金的高價去找。後來派去買的人，花五百金買了一具千里馬的骨骼回來。這位國君起初很生氣，但派去買馬的人解釋說，連死馬都花高價買了來，更何況活馬呢！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千里馬很快就會來了。果然，他愛馬的名聲傳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馬。現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這裡，自然天下賢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國來了。

　　燕昭王聽了他的建議，用了他，後來果然許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國。最後昭王用了樂毅，很快就把齊國打敗，連下七十餘城，只剩下即墨、宮兩城未下。後來齊國又用田單，以火牛陣反攻，打敗了燕國而復國。

　　這些戰役，都是齊湣王在燕王噲讓國而內政大亂時，乘人之危，攻打燕國所種下的禍因。

　　根據《戰國策》和《孟子》的記載，好像齊國在攻伐燕國之前，齊宣王（《史記》則說是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曾經問孟子，可不可以佔領。而《戰國策》與《史記》上記載，孟子說，「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意思是說，你現在去打燕國，和古代武王代紂，完成文王的事業一樣，正是時候，你可以去打。假如孟子真的是這樣說法，那麼孟子和蘇秦、張儀也差不多了。如果孟子沒有說，那麼司馬遷和《戰國策》的作者，就犯了誹謗罪，就要像最近報紙上為了韓愈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總之，這已經為孟子上了一點顏色，有了一個小小污點。因為這句話等於鼓勵齊國去侵略，這是很嚴重的。《孟子》本書上記載，當時便有人問孟子是不是曾經鼓勵齊宣王去打燕國。孟子說，這是沈同問起，像燕國目前這樣，燕王噲糊里糊塗地讓國給子之，而子之把內政弄得亂七八糟，死了好幾萬人，燕國的老百姓這樣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我告訴他，可以。但是我說的可以，是指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說侵略性的攻伐。正如有人問起，某人殺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處以死刑。我說可以，但並不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去殺這個犯人。而是要執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去判處他的死刑。

　　但這些話，對齊宣王說的也罷，對齊湣王說的也罷，對別人解釋也好，到底孟子說了沒有？是怎麼說的？在《孟子．公孫丑下》，便有對沈同一段話，可作說明。

　　接下來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問題。本來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時候許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難確定的。據《史記》記載，孟子這段話是對齊湣王說的，是孟子去過魏國，見了梁襄王，不投機，就回魯國去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再次回到齊國來，見了齊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國。反正《孟子》這本書，不論是孟子自己作的筆記，或者門人根據資料寫的，在文字上總會有多少修飾。但在語氣之間，還是贊成有此「弔民伐罪」的一戰，只是不像《戰國策》式說得那麼激烈而已。

【蘇代評論齊王】

　　在當時的國際背景，還有一段有趣的事。原來燕國是派蘇代去齊國做間諜的，蘇代到了齊國，齊湣王本來認為他是一個政客，兩邊跑的，不太理他。可是蘇代很厲害，最後還是說服了齊湣王，暗中幫了燕國的忙，甚至於齊國要他帶兵去打燕國，結果打了敗仗，齊湣王還是相信他，他又利用當時的國際情勢，使齊王派他出使到燕國。

　　燕王噲看見自己派往齊國的間諜回來了，就問蘇代說，齊王可能稱霸天下嗎？蘇代說，不可能。燕王噲問，這是什麼道理呢？蘇代說：「不信其臣。」這四個字是不是實在呢？這也是實情。

　　我說過，齊宣王是相當有器量的。那時候天下賢能之士，如孟子、鄒衍等名賢，都集中在齊國，而齊宣王也很尊敬他們。這些人講的話，他也聽，但接納不接納是另外一回事。他等於設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養著這些人。你們講演也好，開座談會也好，你們盡量去吹你們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並不偏愛某一人，也不專采某一人的建議。結果他的兒子齊湣王也和他的父親宣王一樣，但更有甚焉，「不信其臣」。

　　蘇代把這情形報告了燕王噲以後，燕王噲知道齊國已不能稱霸天下，於是放心了，同時聽了別人「不信其巨」的弊端，便專任子之，讓他負更多的權責。最後讓位給子之，終於導致了燕國內部的大動亂。

　　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秘密，原來子之早就看出蘇秦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所以就教他的兒子，積極追求蘇代的女兒。兩個年輕人結了婚，子之和蘇秦、蘇代之間，早已成為兒女親家，而且在蘇代奉燕王之命到齊國去做間諜以前，是有深交，蘇代自然要幫忙親戚。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個字，不著痕跡地種下了燕王噲讓國的前因。再加鹿毛壽說的「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於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醜劇。

　　瞭解了當時的國際情勢和人事的背景，權臣謀士們心術品格的卑劣，再來看《孟子》這一段書就更有味道了。雖然孟子說的是可取之道，與不可取之道，談的是理論。但是以孟子談話的氣勢、口吻，和當時國際情勢配合起來看，那麼孟子的話，和當時的謀略家，縱橫家們沒有兩樣，他的態度是贊成的了。其實在精神內涵上，還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經講述，齊宣王時期出兵攻伐燕國，打了勝仗，佔領了若干土地與城市。但仍有下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罩食壺漿，以迎五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止也。」》

　　前文講到齊國打燕國，把燕國拿下來了。可是國際上不同意，看不過去了。諸侯之間，計劃組織一個聯合陣線，要打齊國。這時，齊宣王問孟子，現在諸侯們要聯合起來，替燕國打抱不平，攻擊我們齊國了。孟先生，你看我應該怎麼辦？

　　孟子說，就我所知，我只聽說過以方圓七十里領土，而領導了天下，像南湯當年就是這樣興起的。可還沒有聽說過，擁有方圓千里的一個大國，竟然還會畏首畏尾的。

　　從孟子這段話的論調，可以看到，戰國時代終歸是戰亂的時代。不管你聖人高明到什麼程度，時代的趨勢，國際政治風氣的力量，畢竟很大，個人的思想觀念終究還是會受到影響，所以這時孟子就以力的大小來立論了。

　　孟子又繼續引經據典，用《尚書。商書》上仲虺誥文「湯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話對齊宣王說，《尚書》上仲虺制的誥文上記載，商湯為了除暴安良，從「葛」這個小國開始了他的統一大業，天下的人都信服他。當商湯向東面征伐的時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時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他們都抱怨說，為什麼不先來我們這裡，而把我們擺在後面呢？

　　孟子說那時各方面的老百姓們，盼望商湯的王師，像久處大旱的農民，對著萬裡無雲的晴空，盼望著能有雲霓的湧現一樣。

　　不過歷史上湯武那個時候，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了。也許是仲扈這位左丞相，在制誥時對商湯仁義的強調宣揚。

　　孟子繼續描寫商湯征伐時，部隊紀律良好的情形說，當商湯的部隊打來了，當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還可以照常做生意，種田的也照常種田，一點也不受影響。

　　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們的歷史上，像這樣好的部隊，像這樣不擾民的戰爭，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問題全在於這位指揮部隊的司令官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仁將──曹彬】

　　如歷史上有名的仁厚將軍，宋朝初興時的曹彬。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後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詩填詞「四十年來家園，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當時曹彬圍攻南京半年多，連秦淮河、白露洲、西門水寨都佔領了。到最後，只要一仗就可以輕易攻進金陵──南京城了。李煜也準備要投降了。在這緊要關頭，總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麼病呢？大家都著急，都監──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鋒──前敵指揮曹翰等都到總司令部去探病。問起生的是什麼病，曹彬說是心病。於是大家紛紛主張找醫生，還要找名醫。曹彬說，不必找醫生，我的病醫生治不好，只有你們各位能醫好。大家問什麼辦法。曹彬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打進南京的時候，不許隨便殺一個人，也不許任何人姦淫擄掠，做不做得到？這時一班將領們只好說，你命令下來就好了嘛！曹彬說，不行，要先發誓。於是大家就發誓。發過誓後，立刻下攻擊令，打進了南京城，而城裡的老百姓還不知道呢！

　　潘美的難以控制，曹翰的好殺，都是事實。當宋太祖趙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時候，曾告誡曹彬最好不要多殺人，對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曹彬當下遲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沒有明確的答覆。他只問副將──副司令要派誰來負責。趙匡胤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見了潘美、曹翰等人，發表他們作副司令。不過，當著他們，交給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寶劍，告訴他說，你拿著這把劍，「如朕親臨」，等於我本人在場一樣，凡是副將以下不聽命的，我授權給你，你只管照軍法辦理，先斬後奏，一切由你全權作主。他一面對曹彬說，一面眼角看著潘美、曹翰。嚇得這些人汗流泱背，只有稟報：「末將聽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還不止如此。他又向趙匡胤請調一位將軍田欽祚，來擔任另一路的前敵指揮官。弄得潘美、曹翰他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這個姓田的，既狡猾，又貪污，愛爭功，又不肯負責。同時又最喜歡打小報告給趙匡胤，常常忌功而傾軋同事。曹彬所以請調了他來參加戰役，作用是準備平定江南之後，送點功勞給他，免得他在後方搗亂，又增加趙匡胤的懷疑顧慮，而對前方有所牽制。這就是曹彬高明的權術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後，李後主在無可奈何之下，穿著白紗衫帽，親自向曹彬投遞降書。他先見副帥潘美，只好叩拜如儀，潘美卻也答拜叩頭還禮。進一步，便要上船晉見大元帥曹彬，他也設拜叩頭。曹彬便叫左右告訴他說：恕我「介冑在身，拜不及答。」換句話說：對不起，我是軍人，只好以軍禮接見你，不能跪拜還禮了，請原諒。

　　行過了投降的典禮，正副元帥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兩隻大船，很禮貌地請李後主上船飲茶。由岸上到戰船上的跳板，當然是獨木板。李煜素來是養尊處優，平時生活，哪裡受過一點罪，今天忽然要他經過獨木板上船，實在沒有這個膽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來。

　　曹彬的確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後主喫茶的時候，他問起李煜家庭的成員，知道總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準備一百條官船，給李煜三天時間，收拾財物，帶著進京。並吩咐他儘管多帶些財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錢，可是到了京裡，還是有人要錢的，得準備送紅包。然後放李煜這些人自己回去，連衛兵都不派一個跟著。其他將領們很不放心，但曹彬並不在意。他說，放心！他連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見他怕死得很，哪裡會有逃跑的勇氣。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將潘美代理職務，表示自己要暫時離開總司令部三天，把統率部隊的責任交給他，並特別交代不許殺人犯軍紀。然後帶了二百名親信，在李後主的宮殿四周佈防保衛，不許任何人闖進李煜的宮中。自己則親守在大門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們，以對待敵人的態度，進去危害騷擾。第三天以後，李煜帶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進宮去，查封了宮裡的財物，造冊呈報給朝廷。

　　據宋人的筆記，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後來奉命攻打九江。打進了九江，縱兵擄掠，還要屠城。而他自己卻裝了二十幾船的財貨寶物，悄悄地運回家鄉去了。與曹彬相較之下，就有天壤之別了。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他的後代也很好，孫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譽為聖後；相傳還有一個孫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靈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歷史上仁厚的名將，當然不只曹彬一個，其他還有很多，這裡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這就是王者之師、仁義之師的風範。打仗時只要屈服了敵方的領導階層就好，而對老百姓則是慰問、關懷、救助，像及時雨一樣，老百姓當然高興。孟子說，像這樣的仁義之師，所有《尚書》上仲虺在誥文上記載，那時的老百姓天天盼望著仁主到臨，仁主來了，就有好日子過，就能離開水深火熱的苦難。

　　孟子引用了《尚書》的話以後，又針對當時的情況對齊宣王說，現在燕國內政那麼紊亂，又虐待他的人民，你發兵去攻打燕國，這時燕國的老百姓以為水深火熱的生活可以有所轉機，他們將會有好日子過了，所以他們從家裡拿出吃的喝的，高高興興地招待你的部隊。如果你反而殺了燕國的百姓，捆綁他們的子弟，拆毀他祭祀祖先的宗廟，搬走他們貴重的寶物，使燕國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麼可以呢？

　　至於國際上的觀感與反應，你要知道，天下各國諸侯對你國勢的強盛，本來就畏懼三分，現在你打下燕國，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國諸侯為了自己的安全，同時又有了口實，自然要聯合起來攻打你了。這等於是你自己發動天下的兵來討伐自己。現在你只有趕快發佈命令，釋放俘虜，停止擄掠，再召集燕國的臣民代表開一個會，替他們選出一個賢君來，然後班師凱旋。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各國對你的聯合攻擊。

【仁義的實質與權謀】

　　從歷史的資料看，齊、燕的結怨，有兩件事足以啟發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噲傳到昭王以後，燕國起來復仇。要復國仇，必須要內政修明，力圖強盛。而內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爭取為先。他第一個就採用了郭魄「千金市馬骨」的精神原則，廣求人才，得到樂毅這一批賢能之士，一戰連下齊國七十二城，湔雪了國恥。

　　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他認為仁義的精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精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伐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一個真正瞭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瞭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瞭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第七部分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齊宣王的風格】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舊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背反。」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性的一斑。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精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毛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斶、王斗；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於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斗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於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通悅）。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謂土地人民之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抎（同隕）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良馬之名），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音斛，縐紗曰毅，紡絲而織之。）也。」

　　王曰：「何謂也？」

　　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日，不如愛尺毅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

　　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王斗這番說詞，等於當面諷刺他的缺點，但齊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漢以後的帝王，動不動便加以「處士橫議」，或「大不敬」的殺頭罪名。

【讚美詞與利害關係】

　　至於說到宣王不肯聽信臣下的勸諫，在用人上。信任不專，或學非所用，用非所長的事，大概不會錯的。例如他前任相國鄒忌的一番婉轉譬喻，便是針對他這毛病而說。

　　《鄒忌俯八尺有餘，身體昳（日側有光艷也）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通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通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舉）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去聲）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即政治作戰勝利之意）。》

【貧賤驕人】

　　雖然宣王有用人不專的毛病，卻能面對顏斶的頂撞，公然改變盛怒之威，願執弟子之禮。最後，顏斶不受封而辭去，他又好像只能禮賢而不能真下士。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
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日『斶前』，斶亦日『王前』，可乎？」

　　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塚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
宣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錳。』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上竹下虛）（音巨。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懸鍾之木刻飾象之，因名曰口。每十六鍾共一（上竹下虛）。），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知（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堅門間裡，士之賤也，亦甚矣。」

　　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裡，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雲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日『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差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楊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日『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毅，是其賤之本與。』

　　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日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專道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向，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真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滑稽大師──淳於髡】

　　另有淳於髡，完全不同於顏斶的作風，他運用滑稽的高調，對了齊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為齊之贅婿，長不滿六尺，而滑稽多辯，早為齊威王時代的左右寵臣。到了宣王時代，也同樣受到重用。他是個有心人，也見過孟子。與孟子的對話，下文再談。

　　有一次，在一天之內，他同時又推薦七個人，請齊宣王錄用。宣王雖然覺得淳於髡太過份了，但辯論一番之後，還是照樣任用不誤。

　　《淳於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

　　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

　　淳於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藥名）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陰，則郗（仰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而且在軍事方面，當大家說不進去話的時候，如果淳於髡來個豬狗的趣味性比喻，宣王就聽進去，立刻放棄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齊欲伐魏，淳於髡謂齊王曰：「韓子盧（韓國有黑大名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兔名）者，海內之狡免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疲倦）於前，犬廢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又一次，齊宣王想征伐魏國，魏國派人暗中送禮給淳於髡，請他設法阻止。淳於髡公然貪墨，受了禮物。齊宣王有密報，也知道了這回事，但經他滑稽解說，又對了宣王的胃口，結果還是取消了作戰計劃。

　　《齊俗伐魏，魏使人謂淳於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壁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於髡曰：「諾！」

　　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代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丑而實危，為王弗取也。」

　　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於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

　　王以謂淳於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

　　曰：「有之。」

　　「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

　　淳於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開戰國養士之風】

　　《史記》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說齊宣王好養士，就好像開了一個議院或參政院，也相當於現在的研究院。如云：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驕、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國孟嘗君──田文跟著他學樣，也喜好養士。甚至，孟嘗君與齊宣王還爭相養士，大家熟知的馮援彈鉸，毛遂自薦，以及雞鳴狗盜之徒等，統稱他的門下，號稱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魯仲連，也是孟嘗君的座上客。

　　由於齊宣王和孟嘗君爭相好客，而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養士風氣。此後，魏國有信陵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都以好客養士號召，名動諸侯，而影響於國際之間。

　　不過，養士的風尚，除非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的環境、器度與見識，或者還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戰國末期，自孟嘗君、信陵君以後，其餘大公子們的養士，利弊就很難說了。甚至可說弊多於利。人與人間的交情，主客之間的感情，不是基於利害關係的，實在不多。即如孟嘗君晚年，被逐去齊，雖然經過馮諼設法，仕
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後來他重返故國後，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的風光。那些門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嘗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嘗君逐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

　　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書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孟嘗君既反，因謝病，老於薛。》

　　後來，趙國的大將廉頗，屈而再起，也曾有過孟嘗君門下士同樣翻版的情形。

【特立獨行於滔滔濁世的孟子】

　　齊宣王時代，養士的風氣是這樣的盛行，而遊說之士在齊國又這樣的多，但總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個人的富貴功名，以至於謀生而已。

　　像我們的亞聖孟老夫子一樣，特別受到齊宣王的重視而處處待之以禮，確是異乎尋常。無奈人情重利而輕高遠，所以孟子教之以仁義之道，齊宣王不是不知道，實在是做不到。這也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反過來說，孟子學孔子，畢竟成為千古歌頌的聖人，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徑。所以後來淳於髡替孟夫子難過，想要影響他改變作風。但孟子始終特立獨行，不願曲學阿世。所以《孟子》全書所說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經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絕不肯說側面的諛詞。

　　像淳於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嘗君的封邑薛國有難，齊宣王並不想出兵相救。結果，淳於髡一片滑稽說詞，又打動了齊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於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於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於髡曰：「敬聞命。」

　　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攻哉。》

【吏民千古兩相妨】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稟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光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歷史政治上的因果】

　　這是孟子家鄉的事，孟子是鄒人，鄒大約只有現代的一個小縣那麼大，姑且稱他為一個國。其實鄒和邾，也都屬於魯國的境內，用現代的觀念來講，相當於魯國的一個獨立市。

　　鄒和魯國，發生了權利上的爭執，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衝突。鄒穆公問孟子說，在這一次和魯國的激烈衝突當中，我的高級幹部死了三十三個人，而這些幹部的屬下和轄區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肯為他們的長官效死。要是殺掉這些人吧，人數實在太多了，殺不勝殺。可是不殺罷，他們將來還是這樣眼看著長官戰死而不去援救，這樣怎麼行呢？真是殺也不好，不殺也不好，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孟子說，在平時遇到水旱災害，農產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們沒有飯吃。年紀大，身體弱的，餓死在路旁；年紀輕，身體健壯，走得動的，就離鄉背井，向外逃生。在鄒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達幾千人之多，佔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糧倉裡面，多的是糧食，財庫裡的錢也很充裕，有足夠的力量幫助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幹部們，當時並沒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訴你，他們這樣驕慢而不理政事，結果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時老百姓吃了他長官的虧。現在他們也就眼看著他們的長官受難，不出來救援了。這正是他們飢餓時，長官不救援他們的一種還報，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呢？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愛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也就敬愛他們的長官，當長官有難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拚死命去保護救助了。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征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婦孤兒悄然出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婦孤兒自入關，便宜佔盡此江山。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著這種艱苦的日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儘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饑心撫亦難。」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跡，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奸佞。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瘓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裡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輪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省、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谷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瞭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彙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牴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干。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家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回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國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瞭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兩大之間難為小】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膝、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但在《論語》及《孟子》書中，都有所論及。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論語．憲問》篇中記載著：「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就是這個滕國。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孟子也的確是高明，他答覆滕文公說：「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覆，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於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只有一條路比較好。你把你自己的內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團結起來。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寧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覆「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基本原則，只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間，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於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立自強以外，絕無其他妥協的良策。況且愈妥協，將愈增加困難。因此孟子便指出，寧可亡國，也不可喪失國格或人格的原則，作為答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進一步向孟子請教說，薛和我一樣是個小國，可是出現強鄰的齊國，要在薛國建築城池，也就是在薛國的領土上，建築堅強的軍事基地。薛國也是我的鄰近小國，有同病相憐，唇亡齒寒的威脅。看這種國際趨勢，下一步很可能要輪到我頭上了。這種威脅實在讓人憂慮。你看，該怎麼辦好呢？

　　這個薛國也早已歸入了齊國的版圖，被齊宣王封為孟嘗君田文的地盤。那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孟嘗君門下客，彈挾而歌的馮（左馬右爰），強作主張，代表孟嘗君到薛國收取租債，一把火燒了所有債務人契據，以收買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歷史上最能謙讓、最光榮的一代──太王的史實。他說，從前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難以自處，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並不是因為歧山比邠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邠被好勇鬥狠的胡人欺凌，沒有辦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當時太王雖被迫遷移，但却忍辱負重地生聚教訓，所以後代子孫──文王、武王起來，才建立了周朝幾百年的政權。你可以傚法他這種為善的精神，後代的子孫就一定能稱王天下。大丈夫要創業就要樹立一個美好的典範給後人，為了使子孫能夠繼承下去，在個人方面，無論讀書、經商，或任何行業，都應如此。一定要有這個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小，四面又有強鄰，只有用太王這種精神去做，勉強站起來，但不是站起來去跟人爭強鬥勝，而是自己勉勵為善，鞏固內部，自立自強，然後才能慢慢強大，受到別人尊重。

　　孟子這理論非常對，兩大強國的鬥爭之下，處在中間的弱小國家，若想自立自強，的確是很難的。我們看宋初的局面，吳越王錢鏐的孫子錢椒，本來和趙匡胤、李後主一樣，也是獨立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勢，自陳橋兵變之後，趙匡胤號令天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誠擁護，推趙匡胤當中國的老闆。到宋太宗時，自己取消了國號。他認為這樣做，則自己後代的子孫，不失為諸侯，永遠是方面大員。否則的話，自己估計一切的能力，未必可勝得過宋朝。戰敗了，不只是自己難保，就是子孫也難保。其實他這樣做，還是在等候時機，要想辦法再起來，希望自己留有最後一點小本錢，必要時才能有所作為。

　　至於同時代的南唐李後主就不同了，雖然也看到了這一點，曾經向趙匡胤上表稱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嘆在詩詞之中，詩詞做得太好了，下不了決心，如果下得了決心，真正能夠有所作為，早就起來有所作為了，即使打敗了，也是光榮的。等到曹彬的大兵團攻到南京的時候，用一根繩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覺得沒面子，最後當了俘虜，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詩感慨，那又有什麼用？趙匡胤批評他說，李煜肯把作詩填詞的精神來治國，就不會是今天的下場了。所以要嘛，就強為善；不能強為善，就保子孫，留元氣，以待後來。

　　國家大勢如此，個人事業也如此。站得起來就站起來，站不起來就得見機振作。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他在站不起來時不肯爬，爬不動時又不肯躺下，還老是覺得自己是站在那裡，其實並沒有站著，這樣就很可憐了。總之，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道理一樣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者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歧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人貴自立】

　　在《孟子》書中，這一段和上一段，怎樣看，都是同一個問題的重複記述。只是一個詳細，一個簡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門人編輯時的疏忽，但無法考證清楚。

　　勝文公又問，我就算盡心竭力地奉承這兩個國家，最後還是免不了他們的侵略，該怎麼辦才好呢？

　　孟子還是告訴他說，從前周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貨和幣帛去賄賂，可是沒有用。又送狄人喜愛的狗和馬去討好他，仍舊沒有收到效果。最後拿珍珠和寶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這等於後來宋朝對遼金元的情形一樣，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憐。）在這種情形之下，太王實在沒有辦法，只好遷都另作他圖，離開邠這個地方。行前召集邠地的父老們，告訴他們說，我曾經聽說過，一個君子仁人，是不會拿用來保養大家的事物，來作害人之用。現在外族人來侵略我們，我曾經為了大家的安居樂業，送給他們好多財物，可是他們的侵略，始終沒有停止。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我們這塊土地，得不到這塊土地，將永不罷休。本來我是希望以我們現居的土地，使大家過安定生活的，而現在竟因為我有了這土地，使狄人不斷來攻擊我們，那等於我用土地來害大家遭受戰爭之苦，這是不應該的。像我這樣的人，多的是，你們不必顧慮找不到更好的領導人。為了不牽累你們，我將離開這裡，你們多加保重了。

　　我們從孟子這段敘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會裡，一個好的領導君主，也是那麼可憐的。孟子只講周太王這個例子。其實，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後世和元朝的創業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時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帶，經常被人欺負，也是非常的可憐。境也是和周太王當時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沒有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綿延久遠。

　　接著孟子又說，大王對他的子民耆老們談話後，就帶了家人，翻過梁山，跋涉
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邠的老百姓們都說，太王是一個好領袖，我們不可以失去這樣的領袖，於是大家也放棄了在邠的土地，跟著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重新開闢新的天地。這樣跟來的人很多，一股新興的力量，像市集一樣湧進歧山之下，鞏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說，還有人持另一個論點，認為凡是世代相傳下來的土地，所謂的「世居之地」，應該好好地守著，不可以在你這一代手裡，放棄祖宗的基業。那麼你就寧可戰死，寧願亡國，也不要輕言放棄，只有死守了。

　　這是從守土有責的論點出發，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時代，遼、金互相消長的時期，遼國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爭，不可放棄河北，而有：「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張，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孟子這樣畫龍點睛一說之後，跟著又告訴滕文公說，你在這兩者之間，不可矛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選擇其中一條路去走。

　　歷史上凡是動亂時期，像滕國這種環境的遭遇也很多。我們由此可瞭解，一個小國處於大國之間的艱苦。近如現代正在紛爭的中東問題，那些小國之間，就有許多困難存在。現在世界上，不論歐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國，所遭遇到的困難，許多和戰國時代的滕國一樣，所處的環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不容易瞭解的。

　　其次，個人的人生也是一樣，自己不能矛盾，當受到艱難或迫害的時候，就要改變自己的環境。當環境不能改變時，就要自己站起來，堅強起來，寧死而不向困難環境屈服。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金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來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口：『孟子之後喪逾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王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論立身出處的原則】

　　這是孟子晚年，回到鄒魯，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記錄。魯平公身邊有一個得寵的近臣（弄臣），當然不是什麼大臣，但隨時跟在他的身邊，在某些事情上，會成為重要的關鍵人物──後世得寵的宦官，就是這一型的人物──這個人叫臧倉。有一天，他看見魯平公外出的車輛、衛隊等等都準備好了，馬上就要出宮了。這時，他問魯平公說，你以前出去，事先都會通知隨從的人們，目的地是到什麼地方。可是現在，車輛人員都準備好了，下面的人還不知道你要去哪裡，他們又不敢來問，所以我來請示一下，你要去什麼地方？

　　魯平公說，我要去看看孟子。臧倉一聽，馬上抓住機會攻擊孟子。他對魯平公說，你為什麼要去看他？你尊為一國之君，為什麼輕易地親自去看一個平民呢？你以為他是一個賢人嗎？為人處世，能夠合乎禮義的才是賢人。換言之，一個賢人所做出來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禮義的。像孟子，父親早死。後來母親去世，他辦理母親的喪禮，遠比以前辦父親喪禮隆重得多。對於自己的父母，辦喪禮時，前後都有厚薄的差別，這就是不合禮制的事。這種人，你還去看他嗎？魯平公說，那我就不去了。

　　這裡我們看到小人的厲害處，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點點小事，輕輕地一撥，情勢就轉變了，這就叫做「讒言」。每個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點，最喜歡聽信讒言和小話。尤其作一個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話聽多了，厭煩了。讒言小語乘虛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歷史上都讚歎明智之君的難得。其實，何止為君，凡作領導人的都要注意。乃至當一個平民的家長，處理任何一件小事，也都要注意。古人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是不易的名言。

　　樂正子，複姓樂正，名克，是孟子的學生，那時他已是魯國的大夫。魯平公有一次與齊王會面修好，在商談國際問題時，樂正子趁機極力推崇孟子。當時隨行的其他大臣，也都說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這次回到魯國，魯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現在樂正子得到消息，魯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問魯平公，你為什麼不去看孟子。魯平公因寵信臧倉，當然就多少對他有所回護，答覆樂正子時，就只說，有人告訴我，孟子辦他自己父母的喪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這樣的人，道德修養不夠，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樂正子說，這話從哪裡說起呢？大概聽人說，他對母親的喪禮超過以前他對父親的喪禮吧！這是因為他前一次是以士禮喪祭，行的是魚、豚、雞的三鼎祭禮。而後來他母親死了，當時他有了大夫的身分，行的是羊、豚、雞、魚、膚的五鼎祭禮。（在抗戰以前，大陸上行祭禮，還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別。三牲是家禽（雞）、鮮鱗（魚）、豚肥（豬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鴨）和膚（兔）為五牲祭。）這並不是他對父母的祭禮有厚薄輕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環境、身分、地位不一樣了，他還是在依禮行事啊！

　　魯平公這時候才明白，但是已經轉不過彎來，於是說，不是的，我並不是指這一方面，我是說他所買的棺木、壽衣的質料不一樣。給他父親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親身上的，都是價錢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樂正子說，至於這一點，也不能說是在禮制上有所違越呀！喪祭用品的價格高低，是因為孟子的經濟環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時候，收入少，買不起價錢高的。後來當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價錢，買更美的棺停衣衾了。這是孟子前後貧富情況不同，關於禮制方面，則沒有不對的地方。

　　這一段文章，看起來好像平淡無奇，可是幾千年來，社會上人情世態，都是這個樣子，就是現代歐美各國也一樣。中國的古諺，所謂「愛聽小語」，以及「遠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們，都是用這些小事來評論、衡量一個人的高低、善惡、是非的，甚至成為了道德人格的法碼。

　　樂正子聽到魯平公這種推委之詞，也許心想，你身為一國的國君，又不是棺材店、殯儀館的老闆，注意別人買棺材、壽衣的事幹嘛？分明沒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無法說下去，也就不必再說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個愛聽小話的人，就不再說了。

　　於是樂正子回過頭來看他的老師孟子。當然，帶有幾分牢騷地說，我曾經向我們的老闆魯平公提出報告，關於老師的學問道德。魯平公聽了，原本要來看你，不料老闆身邊有一個親信的小人───奸臣臧倉，在魯平公面前說你的小話，放了一包爛藥，阻止了我們老闆不來看你了。

　　孟子對樂正子說，他來看我，自有促使他來的因素；他如果不來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來的因素。他的來不來看我，其實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那是天命。臧倉雖然是一個小人，說了我的壞話，但是他怎麼有這麼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魯平公見面或不見面呢？你不必發他的牢騷了。

　　照文字來看，我們這一段，可用上面解釋。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這句話，我們如果作一番仔細的推敲，則發現它還有另一層的含義。

　　這兩句話的文字很美，可作兩面解釋。一種是魯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為樂正子的促成，他為孟子澄清了誤會。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個因素阻止了他，那是受了臧倉這個嬖人的讒言。而一個作領袖的人，不應該受到別人左右。現在他會受人左右，那麼這個領導人也就可想而知，沒什麼可談的了。所以不必要怪臧倉，臧倉只不過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則上，他根本就沒有誠心想來看我。

　　另一種深一層的解釋，孟子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說，我的道如果能夠行得通，能夠實現，那麼天下自然就會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麼不需要別人來阻止，我自己也會見勢而止的。老實說，我的道行或不行，「达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得機會，救天下，救國家、救社會；不得機會，個人把自己管好。這個「行」或「止」，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個不可知的氣數。天下該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實行；天下該動亂，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所以我與魯平公不能見面，實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你不必去責怪臧倉的挑撥。

　　上面那句話，可作兩層意思來瞭解，也可以說是孟子立身處世的大原則。歷史上，現實的社會中，一個人的立身出處，隨時隨地都可能遭遇這種類似事件的攻擊。只要多讀些歷史，多經歷人生，反而覺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會處之泰然，看得無所謂了，就如孟子對樂正子最後的結論。

　　我曾經寫過四句只像偈語不像詩的話，也正好在這裡提供大家作一參考。「身入名場事可憐，是非爭競奈保天。看來都是因人我，無我何妨人盡賢。」其實，在大道理上，都是因為分別人我而有此煩惱。縮小在現實範圍來講，都是利害的衝突。人就是這樣渺小可憐，但是這只是對個人自處的修養來講。倘使要作一番事業，作一個領導人，就不能馬虎，任憑情緒的衝動而聽信讒言了。不然，因此而錯失得力的人才，甚至牽一髮而動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這裡，《梁惠王》的上下兩章，大概都研究完了，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梁惠王》上下兩章的內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當時極其動亂的戰國時代的理想和抱負。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遊歷魏齊之間，希望能受重於一個政權，透過這個政權，推行他的思想，對天下，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而他的思想當中，最高的政治原則，哲學基礎，就包含在這兩章書中。同時也可以說是他學問成就以後，從中年到晚年，出來遊歷國際間的傳記縮影。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