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生何處不相逢
寂寞的勇者－－黑貓中隊第一任中隊長盧錫良
望你早歸－－我所認識的李顯斌
凋落的晨星－－F一○四的辛酸淚
魂兮三人行－－悼同學陳實、方略及小黑
兩件有趣的往事－－八架米格機和兩個王學成
一點差錯都不能有－－幾次因導航疏失引起的飛行失事
未發一彈，擊落米格－－兩次奇妙的空戰
歸來的軍刀－－張迺軍的撞機、殉職、復活及其他
作者自序
讀者迴響－－無愧的軍刀
軍刀迴響有感

《歸來的軍刀》周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人生何處不相逢　小民

　　我有一個小我三歲的大弟，名叫「燕民」。民國四十一年，他在空軍官校高級飛行，已經放單飛了，卻不幸因飛機故障，在即將畢業前夕失事殉國！

　　這遽然發生的變故，使我們全家陷入愁雲慘霧中，母親更是成天淚流滿面。大弟自幼投效空軍，由空幼校五期，升至空官校三十一期，眼見即將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竟在與教官同機熟悉飛行中殞命。大弟死了，母親殷切盼望長子奉養晚年，變成了泡影。天下最可悲的，不是白髮人哭送黑髮人麼？

　　鄰居朋友也都陪著母親落淚，因大弟失事，我們多了許多空軍朋友，是他的同學、教官們，都來和我們做朋友。姊弟情深，大弟雖然走了，但我和大弟一樣珍視他的同學和教官，我親切的回報他們的熱忱關懷，將他們都當成兄弟。那時候，丈夫喜樂曾嘲笑我，燕民的燕字下面有四點水，沾上一點水的，我就把他當成親兄弟了！

　　的確如此，我對空軍心存一份特殊感情。所以，我每次接到作家周愚的信，仍然有當年大弟失事後，讀他的同學們寫給我充滿安慰詞句的信函的感覺。

　　認識周愚，是在一項以「選舉」為主題的座談會上。雖然在座談會之前，曾在台灣報紙副刊，及美國世界日報副刊上，讀過他文筆流暢的散文，但因他長年旅居國外，我一直不曉得原來他是退役空軍，是只比我大弟小兩歲，一位沉默寡言、謙和穩重的中國空軍。

　　湊巧的是去年，周愚和喜樂同獲聯合報的報導文學獎。我懷著激動的心，讀周愚得獎作品「歸來的軍刀」。像讀一則傳奇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對我來說，熟悉得猶如曾在我身邊，其中「華武麟」與我大弟還是八年同窗。

　　「歸來的軍刀」報導一件沉寂已久，空軍張姓飛行員執行任務時，與中共飛機相撞，墜機殉職的故事。周愚報導這位名叫張迺軍的飛行員，並未身亡，而且在二十年前便被中共釋放回到了台灣。因著某種原因，隱忍不便聲張，直到周愚藉著這篇報導，張迺軍才得復活，並將其真相、委屈公諸於世人。

　　正如周愚在得獎感言中所說：「生在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很少有不曾經歷過生離死別，和憂患苦難的。更可悲的是，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不僅來自外侮，而且還來自同胞間骨肉相殘。張迺軍的遭遇，只是這個世代裡千千萬萬不幸中的一個。」周愚說他很高興能有機會為好友作這篇報導，更高興得了獎。但他認為得獎的不是他，應該是張迺軍和他的軍刀機。

　　「歸來的軍刀」不但使張迺軍死中復活，並詳細忠實地報導了好些有關空軍飛行員執行任務時，其遭遇幸與不幸的祕辛，內容十分精采。本來做為一名捍衛國家的空軍飛行員，隨時可能接近死亡邊緣，有人一去不回，像我的大弟和他許多同學。也有人幸運的由死亡邊緣走回來，像張迺軍和他的夥伴。但生命的價值不在誰能否脫險，重要的，是面對危機所發揮的人性光輝。我想，這就是周愚寫這篇報導的動機吧？

　　得獎，對愛好文學的周愚，是他脫下軍服後最大的鼓舞。我連續讀到他以中國空軍為背景寫的「八架米格機和兩個王學成的故事」、「Ｆ一○四的辛酸」、「黑貓中隊第一位中隊長」及悼念三位殉國的好戰友、好同學的「魂兮三人行」，篇篇感人至深。我慶幸繼陸軍、海軍之後，我們文壇上終於有了一位出身空軍的好作家。每次讀他的文章，我都由衷覺得人生何處不相逢？在大弟離世已四十多年後，因著文字因緣，以文會友的又多了一位喚我「二姊」的好兄弟。現在周愚將以上諸文，結集成冊，在此祝福新書暢銷，佳作源源！

　　（轉載自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聯合報副刊）

寂寞的勇者

－－黑貓中隊第一任中隊長盧錫良

　　因張立義和葉常棣兩隻失落的黑貓歸來，使原來屬於極機密的黑貓中隊曝了光。也因此使現居南加州的黑貓中隊第一任中隊長盧錫良一夜之間成為新聞人物。近一年來，在國外許多報章雜誌上，都陸陸續續能看到有關他個人和黑貓中隊的報導。而我現在則要以另一個角度，也對盧錫良和黑貓中隊做一個介紹和報導。

　　我所謂的另一個角度，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我也是空軍出身，我是以業餘的作者，專業的空軍身分來報導這件事情。第二，在已經沒有安全顧慮的情形下，我將儘可能敘述一些內幕方面的事情，和黑貓隊員們的英勇、悲壯事蹟，以及盧錫良個人的甘苦往事和趣味故事等，以增加本文的可讀性。另外文中並附帶刊出幾張極少公開的珍貴歷史性照片。

　　首先我要說說我個人和盧錫良的關係。我稱盧錫良為「教官」。空軍飛行員的傳統，也是一項美德，是後期對先期學長極為尊敬，那怕只差一兩期，年齡也相若，仍以教官相稱。甚至有些低期的階級和職務已較高期的為高的情形，但仍非常尊敬地稱先期學長為教官。不過我和盧錫良的情形卻並非如此，他是我名副其實的教官。他畢業於空軍官校十八期，我畢業於三十六期，剛好是一個倍數。我們期開始初級飛行時，有許多十八期的學長都擔任我們的飛行教官。我的啟蒙師金驩良上尉（當時的階級）就是其中之一，盧錫良和他既是同學，也是至交好友。

　　出身大戶人家　就讀貴族學校

　　盧錫良首先向我敘述他的身世和投考空軍的動機與經過。他祖籍廣東中山，和　國父是同鄉，但他在十八歲以前，卻從未去過廣東。他於民國十二年出生在上海，排行老七。父親以造船為業，他們家可稱得上是個富有之家。

　　在他讀高中時，上海便已淪陷，成為孤島。那時他就讀於上海工部局（相當於租界內的市政府）所屬的華童公學。當時上海有四所最著名的中學，而其中又以華童公學為首。第二至第四依序分別為格致中學、聶中承中學和育才中學。他說他記得當時工部局的董事只有兩個中國人，一是杜月笙，另一是王曉籟，其餘全為英國人，所以讀那所學校的學生，有時還會遭中國人罵一聲「洋奴」。

　　盧錫良說，他在高中時期，有三個最好的同學，分別是張少達、陳文藻和鄭吉勇。很巧的是，他們四人都是廣東中山人，都是生在上海，又都是足球校隊。陳文藻比他低一班，張少達和鄭吉勇和他同班，他們三人在高三時又一起轉入聖約翰大學附中。張、鄭兩人後來並直升聖大一年級。

　　在這時，日寇一方面繼續向內地侵襲，一方面大舉濫施轟炸，他們家也在此時遭到了不幸的遽變。起先是住屋和父親造船廠的廠房遭日機炸毀，繼而一艘已打造完工，正待向我國政府交貨的「平海號」巡洋艦也為日機炸沉，使他們家該收的七萬元現大洋全部泡湯。盧錫良說當時七萬現大洋，約值現在的千餘兩黃金。他們家也因此由富有之家一變而為貧窮之家，從此靠變賣家當度日，天天排隊搶購配給物品。在這同時，他遠在雲南騰衝的姊姊、姊夫和姪女也被日寇害死。當時日寇由緬甸入侵雲南，騰衝已告失守。

　　據一位目睹他姊姊、姊夫和姪女被害的遠親所述，姊夫是被日軍綁在樹上，然後用刺刀刺小腹而死。姊姊是獸兵於刺死她的丈夫後，繼而要對她施暴，她就抱著尚不滿一歲的女兒逃跑，獸兵在後追趕，一直追到一條河邊，姊姊於是抱著女兒一同投河而死。父親聽到了這件事情，禁不起這一連串的慘重打擊，不久便含憤而逝。

　　輾轉大後方　一心想從軍

　　當時剛滿十八歲的盧錫良，遭到這家破人亡之痛，他恨透了日本人。而在這時，所有在淪陷區的青年們，都正如小說「藍與黑」上所描述的一樣，都嚮往「大後方」，許多人都藉著各種管道，潛返內地。他也於民國三十年冬由上海與五哥二人相偕搭船前往香港，十二月一日抵達香港。盧錫良與五哥及在船上結識的幾個年輕朋友商量，知香港必遭日軍攻打，亦非久留之地，於是立刻取道廣州灣、桂林，抵達重慶。他經過廣州灣時，做了兩天的短暫停留，算是他這個廣東人第一次到廣東。

　　到重慶後，首先需要找一個工作，以求謀生。他經過海關大門口時，看到海關招人的公告，他進去一試，由於他是在上海讀書的，英文程度遠比內地學生要好，所以很容易地一試就錄取了。

　　他在海關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因他志不在此，一心想要從軍，去殺日本人，於是辭去海關工作，到成都去投考空軍。但沒想到在第一關體檢時，就沒有通過，原因是脈搏跳得太快，每分鐘跳動的次數比正常快了十次。他是運動健將，照說脈搏不應跳得快。他自己雖也覺奇怪，但當時的航空醫官非常兇，他也不敢多問，愣頭愣腦地就退了出來。一出到大門口，看到一個年輕人垂頭喪氣地在門外徘徊。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在上海時三個最好的同學之一鄭吉勇。異地重逢，備感親切。兩人一談起來，原來鄭吉勇也沒通過體檢，原因也是脈搏太快。當時在門口有幾個已通過體檢的有經驗的應考者很同情他們，便問他們是怎麼來的，兩人齊答是騎腳踏車來。原來毛病就出在這裡，騎了十幾華里腳踏車，立刻體檢，脈搏當然跳得快，於是指點他們下次「應考」，一定要坐「黃包車」。

　　兩人獲此指點，於是等了一個多月後，又去重新投考。體檢那天，兩人忍痛花十元法幣，各僱了一輛黃包車，果然十元法幣正好抵銷了跳得太快的十次脈搏。坐「黃包車」和騎「鐵馬」，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在這同時，又有一件巧事，就是有一個穿陸軍學生制服的人，也在招生處。此人不是別人，竟是他們的另一位同學陳文藻。他那時已是陸官校十九期的炮科學生，但因嚮往飛行而來改投空軍。結果他們三人都考取了。

　　官校十八期　老同學重逢

　　考取後，他們到昆明去入伍，被編入官校十八期。這時遇到一件更巧的事，當年在上海的另一位好同學張少達赫然也在期中。原來當時大家都是偷偷摸摸地離開上海的，誰都不敢跟任何人說，所以都相互不知。只是四人又在「大後方」重逢，並都投考空軍，且再度成為同學，實在是太巧了。十八期裡除了他們四人，和我前面說過的啟蒙師金驩良以外，還有剛卸任的參謀總長陳燊齡上將、空軍副總司令任內退役的張汝誠中將，和名女作家郭良蕙的夫婿，後任華航機長的孫吉棟等人。但張少達和孫吉棟兩人因病住院，而留了一期到十九期去，陳文藻則受到「降期」的處分，也到十九期去了。談到陳文藻的降期，是一段趣事，他降期的原因，是「解了不該解的小便」。

　　當時空軍官校的學生，都是在昆明完成入伍後，越過駝峰，被送到印度的蠟河（現為巴基斯坦領土）去接受基本飛行訓練，然後再到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附近的雷鳥基地學習高級飛行。

　　在入伍結束時，必須要經過一項體檢，體檢及格後，才能出國。

　　他們同期裡還有幾個同學是由陸軍轉過來的，這幾個同學的年齡都比他們直接由學生投考的要稍大，並都被委任為班長。在體檢時，有一個斑長可能是出去風流過，而得了病，怕自己的小便有問題，於是要陳文藻代他解半瓶小便。陳文藻聽到班長要他的小便，這還不簡單，接過瓶子，就到廁所裡去了。沒想到剛從廁所出來，迎面遇到了一個區隊長。陳文藻做賊心虛，右手向區隊長敬禮，把拿著瓶子的左手藏在身後。區隊長見他神色有異，問他左手拿的是什麼，他起先支吾其詞說沒拿什麼，後來不得不把左手伸出。區隊長看到半瓶帶泡沫的黃色液體，還以為他是偷喝啤酒，接過瓶子，湊近鼻子一聞，薰得他眉頭直皺。

　　真相大白後，那個班長立即被開除了。按規定，陳文藻也該被開除的，但因他長得一表人才，又是田徑校隊的主將，教育長愛才，捨不得開除他，但又不能不處分，於是把他狠狠地訓斥一頓之後，再降他到十九期去。

　　盧錫良的這三位最要好的同學，張少達是在國防部聯訓部副主任任內以中將階退役。陳文藻娶了位美籍華僑女孩子，離開空軍，現也住在洛杉磯。鄭吉勇則於四十年前病故，英年早逝，殊為可惜。

　　寫到這裡，我還要順便說一件事，就是盧錫良的兩個哥哥，也都先後由上海潛回內地，並也都考入空軍官校。三哥盧成康因耳疾未飛行，後改派為中美聯隊的翻譯官。六哥盧錫基雖比他先考取官校，但向昆明報到較遲，所以反比他低一期，也就是十九期，後不幸在初級飛行訓練中，在雷鳥基地失事殉職，葬在德州艾巴索（El　Paso）的空軍公墓。

　　高空生理訓練　保有多項第一

　　盧錫良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到美國雷鳥基地接受高級飛行訓練，於一九四五年四月畢業，再受部隊訓練，於同年七月全部完訓回國。最令他遺憾的事是，日本鬼子已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無條件投降，他沒能趕上親手為父母兄姊等人報仇。

　　盧錫良畢業回國後，分發到第五大隊，駐紮在湖南芷江。來台灣後，又被調到屏東的第三大隊。這段時間，他所飛的是P五一野馬式和P四○鯊魚式兩種螺旋槳戰鬥機。

　　民國四十一年，中華民國空軍由螺旋槳步入噴射時代，首先由在台南的第一大隊換裝Ｆ八四雷霆式戰鬥機。盧錫良便是第一批被選送飛噴射機的飛行員之一，同一批中尚有曾任空軍總司令的郭汝霖上將，空軍著名英雄、曾任總統府參事的冷培樹少將，以及張汝誠中將等人。

　　盧錫良在戰鬥飛行大隊裡共待了十年，除了Ｆ八四外，他還飛過Ｆ八六軍刀式機。民國四十五年，他突接獲命令，要派他與其他五位飛行員到美國接受新機種訓練。後來他才知道，新機種是RB五七型高空偵察機。盧錫良說，這項訓練，一共分為五個梯次。第一梯次，是在德州萊克蘭（Lackland）空軍基地的語言訓練。不過他說，一到該基地，因美方發現他們的英語程度都已超越訓練標準，所以立即取消了那項訓練，直接送他們到阿拉巴馬州某基地去接受第二梯次的高空生理訓練。盧錫良說，他在中華民國空軍保有許多項「第一」的紀錄：他是第一批飛噴射戰鬥機的飛行員之一；他是第一個穿高空壓力衣擔任偵察任務的；他是第一個飛雙引擎噴射機（RB五七）的人；他是第一位黑貓中隊長。而這項高空生理訓練，也就是壓力衣訓練。

　　所謂的壓力衣，簡單的解釋，就是預防增壓座艙失效的雙重保險。偵察機飛在六、七萬呎的高空，座艙內的壓力隨著高度的增加而自動調整。但如座艙增壓一旦失效，人體就會因缺氧而於瞬問身亡，壓力衣就是在萬一座艙增壓失效時的保險。在高空飛行以前兩小時（後改為一小時）就須穿上壓力衣，穿上後人體整個密封在壓力衣內，吸百分之百的純氧，並逐漸將體內的氮氣抽光。壓力衣本身也充氣，穿上後，人就像個小氣球，自己無法行動，上飛機需兩人協助，一左一右扶持，抬進座艙。

　　穿上壓力衣　不能吃喝拉

　　在此我順便再將高空飛行和穿壓力衣的艱苦，作一個特別報導，讀者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趣味性的小故事亦無不可。偵察機每次進入大陸任務飛行時間平均約為六小時，加上起飛前兩小時，穿著壓力衣的時間，共長達八小時。這八小時，整個人體密封在壓力衣內，原則上是不能進食、不能飲水，也不能大小便的。但在飛機上，仍有準備一瓶飲水，附有吸管，以及一根管子，做為要小解時，緊急之用。不過這兩項裝備，飛行員除非萬分迫切地需要，是不會輕易使用的。原因是：第一，飛行員的壓力衣，手套部分也充了氣，手指粗大，動作極不靈活。第二，喝水需將頭盔上的面罩打開，如萬一事後無法關緊，即有洩壓之虞。第三，小解則更為困難，因為粗大的手指，捏不住飛行衣上拉鍊的小瓣，即使拉開了拉鍊，一些後續動作，更是難事，所以在機上小解的「成功率」並不高。根據盧錫良個人的經驗，他在起飛前就不敢吃、不敢喝。他飛行時從未動用過飲水裝備，至於小解，他說他曾有一兩次在回航途中試過，結果「非常不順利」。高空偵機飛行員必須忍飢、忍渴，還要具有這項特殊的「憋功」，沒有過人的體力與耐力，是很難達成任務的。

　　高空生理訓練結束後，盧錫良的第三和第四梯次的訓練是，分別到南卡羅萊納州和阿肯色州的兩個基地接受飛行前的地面教育。最後一個梯次，才是到猶他州的某基地接受飛行訓練。

　　飛行訓練結束後，又到沖繩島的嘉手納（Kadina）空軍基地接受了為期五個月的任務實習。任務實習，也可說是海洋長途飛行訓練，當時是以韓國為假想目標，由沖繩島起飛，經日本上空，到韓國去拍照。這項行動極為隱密，當時沖繩島尚屬美國管轄，RB五七飛機停在極隱蔽的機堡內，盧錫良是以「過境飛行員」身分停留在嘉手納基地，而飛行時及飛越日本、韓國領空，均須「冒充」美軍。

　　戰機比性能　生命換情報

　　結束了一連串的訓練和實習，盧錫良終於在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國，擔任第五聯隊第六大隊第四中隊的中隊長。當時駐紮在桃園的第五聯隊，是一個戰鬥、偵察混合聯隊，下轄第五、第六兩個大隊。前者是戰鬥，後者是偵察，分由冷培樹和周石麟擔任大隊長，這兩位都是空軍最著名、獲得戰功最多的飛行員。冷培樹畢業於空官校十二期，他在美國雷鳥基地受訓時，曾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前參議員高華德，就是他的授業老師（飛行教官）。周石麟於抗戰期間，在中美聯隊擔任對日作戰，後又飛過Ｆ八六、Ｆ一○四及RＦ一○一等。他在空軍副總司令任內中將階退役。

　　第六大隊下轄兩個偵察機中隊。一是十二中隊，所飛機種為RＦ八四Ｆ，另一就是飛RB五七的第四中隊。而飛U-2的黑貓中隊，當時尚未成立。盧錫良的第一次任務，是在同年（民國四十六年）的十二月，地點是海南島。

　　RB五七型機是尚未使用U-2以前，世界上能飛得最高的兩種飛機之一（另一種是Ｆ一○四星式戰鬥機）。該機又分A與D兩種型式，A型巡航高度（性能最佳，耐航力最長，最易操縱的高度）為五萬呎至五萬五千呎，D型機則為六萬至六萬五千呎。而第四中隊起初所使用的為A型機，美國那時雖已有飛得更高，性能更好的D型機，但未給中華民國空軍使用。寫到這裡，不禁使我感慨萬千，心中更是氣憤，因為美國有意要拿中國飛行員的生命去作試驗及換取情報，至少可說是有這種嫌疑。當時中共空軍的主力戰鬥機仍為米格十五型機，而米格十五的作戰高度尚達不到五萬五千呎。那時已知中共可能已另有新機種取代米格十五，但對它的性能仍不詳。直到趙廣華上尉（空官三十期）在青島上空五萬五千呎被擊落，才研判出中共已使用了米格十七，其作戰高度並可達到五萬五千呎，所以說這項情報，是以趙廣華的生命換來的。並且從這時起，才改用D型機以取代A型機。

　　盧錫良的另一項「第一」，是第一個飛往北平偵照，獲知中共使用米格十九型機，他並因此獲得兩萬元台幣獎金（相當於當時一年以上的薪餉）。

　　起用U-2機　成立黑貓隊

　　中共除了使用米格十九外，後來又有薩姆飛彈出現，又陸續有王應欽（RB五七）、張育保（RＦ一○一）、金懋昌（RＦ八四）三人被擊落。盧錫良說，後來的黑貓中隊飛行員殉職的比例，是全部人員的三分之一，但那時第四中隊曾飛RB五七的殉職比例卻為二分之一以上，遠較黑貓中隊為高。

　　中華民國空軍飛過RB五七的，一共只有七人，除了盧錫良和已殉職的四人外，其餘兩人，一為曾任先總統蔣公的侍從武官、空總連絡室主任、華航洛杉磯分公司經理的林佐時，另一為現在台灣的田建南。

　　由於RB五七的犧牲慘重，加上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炮戰之後，中共為美國的第一假想敵，所以美國才決定以比RB五七飛行高度更高一萬呎的U-2機取代之。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黑貓中隊成立於桃園基地。次年元月，第一架U-2機經拆卸後，由C一四一型運輸機裝箱運抵，於重新安裝完成後，正式服役，開始它長達十三年的大陸偵照任務，直至民國六十三年黑貓中隊裁撒為止。

　　關於黑貓中隊，首先我要將它的隸屬、它的名稱和黑貓兩字的由來，加以敘述。黑貓中隊雖位於桃園基地，可是它卻不屬於六大隊，也不屬於五聯隊（四中隊和六大隊於黑貓中隊成立後，相繼裁撒，十二中隊升格為獨立中隊，直屬五聯隊），它的正式編制名稱是：「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隸屬在空軍總部之下，作戰任務則由當時任空軍總部情報署長的衣復恩少將督導，然後一方面向美方負責，一方面直接向總統報告。

　　黑貓中隊的所有後勤支援，則全由美方負責。當時美方派駐桃園的人員，都是借用洛克希德（Lockheed）飛機公司的名義（U-2機為洛克希德公司所生產），主管稱為經理，其他人員也都有一該公司的職務頭銜，稱呼他們時，都叫Mr‧某某某，他們都穿著便衣，但實際上大部分是軍人。

　　懷生首位殉職　懷生國中由來

　　黑貓中隊對內自稱卅五中隊，但這也是一個沒有實質意義的名稱。至於黑貓兩字，是當時他們要設計一個隊徽，結果由隊員陳懷生設計了這隻黑貓。U-2機的任務，多半都在清晨三點鐘於黑暗中出發，黑貓的身體就代表機身，一對亮晶晶的眼睛則象徵著攝影機。隊員們並都把這個隊徽繡在他們的飛行夾克上。

　　空軍的中隊相當於陸軍營級單位，中隊長的編階是中校。獨立中隊和特種中隊則相當於旅級單位，中隊長是上校編階。盧錫良於擔任多年的第四中隊中校中隊長之後，黑貓中隊成立，第四中隊裁撤，他便順理成章地被調任為上校編階的黑貓中隊第一任中隊長。隊中其餘人員分別是副中隊長楊世駒；作戰長包炳光、。隊員王太佑、陳懷生、郗耀華和華錫鈞。這七人，現在除華錫鈞，其餘均退役或殉職。

　　黑貓中隊有一項特殊的規定，就是隊長只作熟悉飛行，不出任務。原因是隊長參與全盤作業，知曉機密太多，如萬一被俘，恐遭不住刑求而洩密。這是政策，也是命令，盧錫良當然不能違抗。他在隊長任內，雖然成功地擬定作戰計畫，並督導任務的執行，對隊員的照顧也不遺餘力，但對不能出任務這件事，至今仍覺遺憾。黑貓中隊前後共有五任隊長，其餘四人分別是楊世駒（空官二十五期）、王太佑（空官二十六期）、劉澤崇（空官二十九期，已病故）和王濤（空官三十三期）。他們也都是在一升任隊長後，便立即停止出任務。

　　黑貓中隊於服役一年八個月後，不幸第一位隊員被擊落。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九日，陳懷生在江西南昌上空被薩姆飛彈擊中，跳傘重傷殉職。陳懷生原名陳懷，生前先總統　蔣公召見他時，問他有沒有別號，他答沒有，　蔣公乃替他取懷生為別號，從此改名為陳懷生。他殉職後，空軍總部將大禮堂取名懷生堂，以資紀念。位於台北市仁愛路的空軍子弟小學亦改名為懷生國小，現已升格為懷生國中。

　　速度控制困難　訓練失事率高

　　陳懷生以後，又分別有葉常棣於民國五十二年、李南屏於五十三年、張立義於五十四年及黃榮北於五十六年被擊落。葉常棣、張立義二人生還，李南屏和黃榮北殉職。黑貓中隊被中共薩姆飛彈擊落者，僅有以上五人，其餘殉職人員，均是於訓練中失事。

　　黑貓中隊的訓練失事率，之所以偏高，是因為U-2是一種很難飛的飛機。它最大的一項困難，是速度的控制，U-2機如由平飛改為上升或下降，它的速度範圍，上下均不得超出五哩（每小時），上升時，如小於原速度的五哩，即會「失速」（Stall），也就是低於維持飛機浮力的最小速度。下降時，如大於五哩，則會超速解體。另一項困難，是引擎極易熄火，因高空空氣稀薄，U-2機在操縱時，偶有不當（如過粗過猛），就會熄火，甚至還會無緣無故熄火。熄火後，須下降至三萬五千呎以下，才能試行空中開車，如前面所說，它下降的速度不得超出五哩，因此它只能緩慢滑翔飄降。如熄火時，高度為七萬呎，飄降至三萬五千呎，需要很長一段時間。U-2機本已是一種無武裝、速度不快，操縱不甚靈巧的飛機，在失去動力，緩慢飄降的這段漫長過程中，如一旦遭遇攻擊，不論是地面的飛彈，或空中來襲的敵機，均無倖免的可能。即使安全飄降至三萬五千呎，開車也不一定能成功。盧錫良說，RB五七因有兩具引擎，因此訓練科目中有一項「空中開車」，就是在高空有意關掉一具引擎，然後飄降至三萬五千呎再開車。盧錫良說他曾在這項訓練中開車成功。但因U-2機是單引擎，因此只令飛行員熟記空中開車手續，而不做實際的空中練習。

　　迫降跳傘逃生　難度危險都高

　　迫降和跳傘是飛行員的另外兩個逃生方法。

　　如果是輕型飛機，迫降不算困難，只要有一塊平坦的場地，甚至稻田上都可成功。但重型飛機則完全不同，因為它速度快、重量重，落地後，有一段很長的滾行距離，因此也需要有很大的平坦場地。而如果是在山區，則迫降不可能成功，如果迫降在海上，即使成功，如不能在短時間內獲得救援，生還的機會也不大。

　　至於跳傘，讀者可能在戰爭片的電影、電視中看過傘兵跳傘，更有目睹過我國神龍特技小組表演的情形。他們都是於離開飛機後，傘自動張開，不久落地，只在地上打一個滾就站起，而且立刻就有戰鬥能力。但戰鬥機、偵察機的飛行員跳傘則是與這完全不同的。因為傘兵跳傘，是從運輸機的艙門跳出，飛機速度不快，高度不過一千呎左右，都由自動掛鉤開傘，由跳出到落地，不過數分鐘時間，而且都是在選定的落地地點和良好的天氣情形下。而飛行員跳傘，都是在高高度和高速度的情形下，而且必是遭到故障或被擊中，飛機不可能是在正常的平飛狀態下。

　　戰鬥機及偵察機的飛行員跳傘，有下面這些項困難及影響安全的因素。第一是彈射。飛行員在高高度、高速度下彈射而出。在彈射之前，座艙罩必須與飛機脫離，如座艙罩故障，無法拋離，飛行員即無法彈出。在彈出的瞬間，如果身體的姿態不良或動作不當，身體即可能與機艙碰撞，則在彈出的同時，便會受傷，甚至死亡。

　　第二是開傘前的階段。飛行員在高空跳傘，不是像傘兵一樣，立即開傘，因高空空氣稀薄，氣溫在攝氏零下數十度以下，如跳傘後立即開傘，在緩慢的下降過程中，飛行員必因缺氧及寒冷而死亡。因此飛行員跳傘，都是藉壓力自動開傘，起初呈自由落體下墜，在下墜到某一高度後，該高度的壓力觸動開關而開傘，一般都是將開關調在一萬呎的高度（張立義跳傘，是在兩萬呎開傘）。假如飛行員是在七萬呎的高空跳傘，則從七萬呎到一萬呎之間的六萬呎，飛行員是呈自由落體下墜，飛行員本身加上飛行裝具的重量，至少在兩百磅以上，因重力加速度的關係，下墜的速度，是非常驚人的。在這段時間，飛行員都是呈昏迷狀態。體能略差者，甚至根本無法承受這種高速度、長距離的下墜。讀者只要在任何遊樂場所坐過雲霄飛車，就可體會得出那種滋味。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就是如萬一壓力開傘裝置故障失效，飛行員便由數萬呎高空直接墜落地面。另外還有一樣非常奇特的意外，就是飛行員彈出機艙後，座椅未與人體分離，結果降落傘夾在人體與座椅之問，無法張開，飛行員墜地死亡。這種情形，雖然是極為罕見的意外，但不幸還是在中華民國空軍裡發生過一次。

　　開傘後落地後　最怕敵人攻擊

　　第三是開傘後的階段。飛行員呈自由落體，經過一段高速度下墜後，傘在特定的高度張開。由於開傘時所產生的巨大阻力，使下墜的速度突然減緩，因而也產生巨大的震動。加上高度降低，氧氣逐漸增加，飛行員會在此時甦醒。從這時到著地之間的一段時間，在理論上說，應是較為安全的時間。但飛行員在這段時間內，有許多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落地前的準備。如儘量操縱傘繩，設法尋找安全著陸地點，以及觀察風向，順風著地等等，這些對飛行員著地後能否獲救，都有極大的影響。除此以外，在開傘後至著地的這段時間裡，最可怕的是，遭遇敵人空中的攻擊。按照國際公約，對跳傘中的飛行員，是不能攻擊的，但很少有人遵守。有一年雙十節，台海一場空戰，張迺軍（空官三十八期）駕Ｆ八六軍刀機與米格十七機纏鬥，因機翼與對方擦撞而跳傘，在張傘後下降中，即遭其他米格機用機槍，以打空靶方式掃射，幸未被擊中。當時該與張迺軍擦撞的米格十七機飛行員亦跳傘，我在空友機見張迺軍被攻擊，亦對該跳傘的飛行員攻擊，以為報復，這都是違反國際公約的行為。

　　第四是落地後階段。飛行員能否獲救，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飛行員著地的地點，距人煙稠密區越近，獲救的機會也越大。落在山區、叢林中、海上，則獲救的機會，就減少許多。如果再加上是在冬天、下雨、下雪、夜問，或著地時，人已受傷等任何一項不利的因素，則生還的機會甚為渺茫。如不幸同時遇上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利的因素，則生還的機會，更可說幾乎等於零。我一位名叫方略的同期同學，跳傘落於桃園外海不過二、三十浬外，長機已見他安全落海，並成功地爬上救生艇，長機便一面在上空盤旋監視，一面等待緊急起飛的救護機。

　　但在救護機抵達前數分鐘，因油料用盡，必須返航，未能和救護機在目標上空完成交接。救護機抵達後，即沒有發現海面的目標。長機於加油後立即再起飛，趕回現場上空，但也未能再找到他。

　　另一次台南一位廖姓少將副聯隊長跳傘落於海上，救援的直升機將他自海上吊起，但吊到一半時，吊鉤突然鬆落，他又由半空中掉回海裡，後第二次又吊起，但人已死亡。

　　民國八十年航發中心試飛組副組長，伍克振上校試飛經國號戰機，跳傘殉職的事，各報都有詳細的報導，我就不再贅述。

　　十次任務合約　自衛手槍收回

　　現在再把話題回到黑貓中隊。盧錫良說，原來黑貓中隊隊員出任務的次數，是沒有限制的，但是後來覺得，無限制的任務次數，最後的結果，必定是飛行員被打死為止。這種辦決極不公道，更不人道。於是後來便與美方簽訂了一項出滿十次任務，就功成身退的新辦法。這也是U-2機的殉職比率，比RB五七略少的原因之一。

　　在這項新辦法下，有曾任航發中心主任的華錫鈞上將及駕華航七四七貨機叛逃至大陸的王錫爵等人功成身退。李南屏則是在第九次任務時，不幸被擊落殉職。

　　前面已經說過，黑貓中隊的隊長因參與全盤作業，知曉機密太多，所以不出任務。至於隊員們出任務時，除了發給他們航路圖，叫他們到目標上空去照相外，其他可說一概不知。他們起飛前帶有便衣、人民幣和一把自衛手槍。平時並多令他們學習幾種方言，以增加求生的機會。但到後來，自衛手槍也不帶了，因為有了它，反而是一項累贅，因為事實上，不可能和敵人戰鬥。而飛行員如迫降或跳傘，最重要的是逃命，更不是要他再去殺敵。有了自衛手槍，也會助長飛行員好戰的心理，但是即使讓你殺了三個或更多的敵人，最後你仍必定是被打死，還是划不來。

　　盧錫良在說到自衛手槍這件事情時，使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情，就是梁德培的失事。

　　梁德培（空官三十七期）是在美國完成U-2機訓練，回國後第一次飛行，就失事的，他是在巴士海峽上空超速解體。後來在恆春外海打撈到部分屍體。因已被魚吃過，無法辨識，但經過牙齒鑑定，證實是梁德培。當盧錫良到梁家去報告訊息，並向梁太太慰問時，梁太太手裡拿著梁德培的那把自衛手槍，堅持說那不是梁德培的屍體，不信梁德培已死。其實這時梁太太精神已是崩潰狀態，一面拿著手槍揮舞，並時而作自殺狀，一面語無倫次地說梁德培沒有死，要他們把梁德培找回來。盧錫良與同去的人，這時都不敢接近她，只好跟著她的話，說梁德培可能沒有死，一定幫她找等等。後來盧錫良每天晚上都帶著幾個其他飛行員的太太到梁家去，一面安慰、一面哄、一面騙，就是希望梁太太能交出那把手槍。如此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梁太太總算交出那把手槍。

　　盧錫良說起上面這件事情時，還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他一方面仍心有餘悸，一方面還忘不了梁太太當時悲傷的情形。而我聽盧錫良敘述這件事情時，心裡更是感慨萬千，因為對這件事情，我可能知道得比他還更詳細。

　　往事心有餘悸　未亡人最心酸

　　梁太太名叫蔡玉梅，我也和她熟識，不但是朋友，而且可說是很親密的朋友。梁德培和我期別只差一期，畢業後均被分發到台南基地，年紀都是二十一、二歲。蔡玉梅那時大約十八、九歲，在基地裡的空勤軍官俱樂部工作，因此飛行員們都認識她，我們幾個和她較要好的，並常和她一起郊遊、跳舞。蔡玉梅有兩個甜甜的酒渦和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而且身材健美、舞步純熟、舞姿美妙，每個週末都風靡於台南空軍新生社的舞會上。當時追求她的小飛行員很多，後來她嫁給了梁德培。

　　他們婚後因梁德培調到新竹空軍基地，他們家也搬到新竹，住在眷村裡。後梁德培又調到桃園飛U-2，但他們仍住新竹。梁德培殉職後，她悲傷了很長一段時間，更不幸的是禍不單行，她又遭到回祿之災，所住的眷村房子和所有的東西全部被燒光，一個可憐的弱女子，一下子變得一無所有。後來在當時的空軍副總司令楊紹廉中將的幫助下，到空軍總部連絡室任英文打字員，生活始得安定。

　　幾年之後，空軍新成立一個名叫「天網」的自動化防空系統小組。我是這個小組成立之初的成員之一，而她也由連絡室調到「天網」小組，竟然在這麼多年後和我成了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也算是一件奇緣。

　　蔡玉梅那時已再婚，夫婿也是空軍，但不是飛行員，當時任職於台北空軍總醫院工程部門。

　　黑貓中隊的人員殉職雖多，但隊員們前仆後繼，在他們執行對大陸偵照任務的十三年裡，立下了許多輝煌的戰果。如中共兩次原子試爆，各飛彈發射台之位置，越戰期間中共之支援部署等，都是由他們照相而獲得的。

　　服役二十五年　動章一十六座

　　盧錫良是黑貓中隊的第一任隊長，但他還延任了一次，所以也是當得最久的隊長。他於民國六十年退役，退役後入華航，任航務處督導員，他曾獲先總統　蔣公召見。盧錫良在空軍服役整整二十五年，獲得大小動章共十六座，最高等級的是寶鼎。

　　現在我再藉此機會將黑貓中隊裡我的同期同學和跟我較接近的先後期同學的情況，向讀者做一個簡單的報導。

　　我有兩位同期同學是黑貓中隊的隊員，一是現任華航飛安室主任的沈宗李，一是於民國五十九年元月失事殉職的黃七賢。

　　沈宗李原籍上海，是我們期裡學術科最好的幾人之一，並以第二名畢業。畢業後被分發嘉義基地，曾飛過Ｆ八四及Ｆ一○○兩種戰鬥機，後被選派來美受訓飛U-2機，回國後加入黑貓中隊。前面我說過黑貓中隊有出滿十次任務，便功成身退的規定，但沈宗李出任務的次數，竟達十八次之多，幾乎已超出了一倍，他並直至民國六十三年黑貓中隊裁撒時，才同時離開黑貓。他也是黑貓中隊出任務次數最多的一人。不過沈宗李自己對這件事情很謙虛，他說他的後半段任務的危險性較前已大為降低，因為那時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已較為緩和，另一方面U-2機上裝置了新的斜距離鏡頭，以取代原來的垂直照相，所以飛機不必再深入大陸，只在沿海即可拍照的緣故。沈宗李離開黑貓中隊後，被派赴越南任空軍副武官，回國後調國防部禮賓處。正巧那時我也在禮賓處，我與他自學校畢業後分開，二十年後才能再成為同事，也算是一段佳話，更難得的是，那是我們兩人在軍中的最後一個職務。離開禮賓處後，我即退役來美，他也同時轉入華航。

　　沈宗李在華航由副駕駛、正駕駛、教官駕駛（即訓練新進飛行員，職位比正駕駛更高一層）而至現在的飛安室主任，並仍保留正駕駛的職位。他以前經常飛來美國，但現則以飛安室的業務為主，飛行時數已遠較一般正駕駛要少了。最近獲悉，他已轉入長榮航空公司擔任模擬機訓練室主任。

　　同期三鐵大王　殉職最後一人

　　黃七賢原籍南投縣埔里鎮，是我們期裡唯一一位山地籍的同學。他身體健壯，是我們期田徑隊的「三鐵大王」，拔河是扼守繩末的最後支柱，「扳手勁」全期沒有一人扳得過他。他為人風趣，講話最逗人笑。我忘了他是那一族，他說他那一族是台灣山地的「食人族」，他說他小時吃過人肉，說得繪聲繪影，令我們聽得毛骨悚然。但他是否真吃過人肉，則恐怕也值得懷疑。他畢業後在清泉崗基地，先後飛過Ｆ八六軍刀式機和Ｆ一○四星式機，後入黑貓中隊飛U-2。

　　我們畢業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日。每年在這時，同學們及眷屬們都會聚會一次，名曰「期會」，地點多半以台北市為主。民國五十八年我們的期會因故延遲了幾天，到五十九年元月份才舉行。期會前兩三天，大部分同學及眷屬均已齊集台北，在桃園的沈宗李和黃七賢兩人因距台北最近，而且他們當天還須飛行，因此他們兩人決定在當天飛行完後，直接趕到會場。

　　那次我們是在敦化南路土地改革紀念館頂樓吃烤肉，在預定的聚會時間，所有該到的同學和眷屬都已到齊，就差沈宗李和黃七賢兩人。起初大家以為他們飛行耽誤了點時間，但等了許久，仍不見兩人蹤影。我們就先開動吃烤肉，直至吃了將近一半，才見沈宗李一人神情黯然地到來，這時大家已心知有異，果然沈宗李帶來了不幸的消息。黃七賢於起降訓練中落地時失事殉職，沈中李在現場目睹，並協助救援人員處理善後完畢後，趕來為同學報信。同學和眷屬們原來興高采烈的場面，一時變得一片愁雲慘霧，鴉雀無聲。烤肉雖味美，但人人食不下嚥。黃七賢也是黑貓中隊最後一位殉職的人。

　　比我期別稍低幾期的，一位是莊人亮（空官三十九期）他於十餘年前來美，原在加州的「小台北」蒙特利公園的大西洋道（Atlantic　Blvd.）和佳偉大道（Garvey）交口處經營德士古（Texaco）加油站和修車廠，後來讓給親戚經營，他現在經常往返台、美兩地。

　　還有一位李伯偉（空官四十一期），曾在空軍總部情報署與我同過事，後來他先後擔任駐韓副武官、駐美武官及空總情報署長等職，現任國防部中將情報參謀次長，是黑貓中隊成員裡官階僅次於華錫鈞之人

　　另一位范鴻棣（空官三十八期）我和他曾同時在美國同一基地接受不同科目訓練，他回國後在清泉崗基地飛Ｆ一○四，不久後再度來美受U-3機飛行訓練，在一次飛行中因機件故障迫降，機毀但人安。他繼續受完訓練，回國後入黑貓中隊。退役後任華航總機師，現為長榮七四七機長。

　　雷鳥基地相聚　飛官風雲際會

　　空軍裡從沒有人會因發生過危險事件，便不敢再飛行，像范鴻棣便是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盛世禮（約四十期左右），他也是在美國受U-2機訓練，並創下了一人兩次U-2機跳傘的紀錄。他雖因此U-2機未能完訓，但回國後繼續飛Ｆ一○四機，終不幸仍在一次任務中失事殉職。

　　現在再把話題回到盧錫良身上。他在華航由航務處督導升為副處長，於民國七十五年退休來美，。目前定居在洛杉磯東郊，距蒙特利公園市僅有十餘分鐘車程的天普市（Temple　City）。他現為洛杉磯榮光聯誼會理事長及空軍大鵬聯誼會會長。每年八一四空戰勝利紀念日，他都主辦一次空軍袍澤及眷屬的聚會。前空軍總司令司徒福將軍生前曾兩度偕夫人由台北前來與會。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是雷鳥基地成立五十週年紀念。該基地在那天擴大舉辦了一個雷鳥基地飛行員重聚大會，邀請曾在該基地飛行的中、英兩國飛行員再加上美國本國的飛行員一同參加盛會。並邀請了不著陸亦不空中加油，完成環球飛行的女飛行員葉艾潔（Yeager）到會演講。兩位備役空軍，名影星詹姆斯史都華，和前共和黨參議員、總統候選人高華德，也是會中貴賓。中、美、英三國飛行員及眷屬共到了六百多人。中華民國空軍及眷屬佔了四十多人，們分由台灣和美國本地兩路而去。

　　盧錫良說，由美國本地去的，除了他們夫婦外，還有盧茂吟夫婦、陳文藻夫婦、李淑芬、王宿儒、陳景春等人。由台灣來的，則由夏功權大使夫婦領隊，成員有國大代表格桑群佩夫婦、前觀光局長虞為、前駐印尼商務代表蔣貽曾、張汝誠中將夫婦、張少達中將、前空軍副總司令陳鴻銓中將、前空軍副總司令張維烈中將夫婦、前空軍供應司令汪夢泉中將、前國防部聯訓部副主任李玉球中將夫婦、前空軍作戰副司令牛迅少將、前空軍前進指揮部參謀長黃其恕上校，及傅保民上校、張恩福上校、駱樂濂中校等人。當時的協調會洛杉磯辦事處處長張慶衍亦在會議期間蒞臨，並作東，以酒會款待所有與會人士。那次重聚大會，能又見到昔日在同一基地飛行的老友，大家都非常興奮。

　　兩張照片對比　慨嘆人事全非

　　但盧錫良說到這裡時，同時又感慨萬千地說出了另一件令人傷感的事。他先拿出兩張照片來給我看，一張是黑白的，紙質已經變黃，畫面也有點模糊，照片中六男四女，都是年輕人，男的都穿著空軍軍服。我認得出靠左邊回過頭來的那個小伙子是盧錫良，但其餘的，都不認識。盧錫良告訴我說，那是一九四三年，也就是五十一年以前，他們初到雷鳥基地時拍的。當時鳳凰城的女孩子們，不論美國女孩子或華僑女孩子，都喜歡跟他們飛行員交朋友，照片中一個是美國女孩子，另三人是華僑李氏六姊妹中的三人（六姊妹都有飛行員男朋友），而這張照片中的飛行員，除了他以外，其餘五人均已殉職。另一張是彩色照片，而且有日期顯示，是攝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後排站立者右邊是他，中間是他的夫人張天美女士。盧錫良告訴我，這張照片是五年前雷鳥基地四十七週年大會時照的。前排坐著的三位女士，就是前面那張照片中的三個華僑女孩子。相隔四十餘年，兩張照片相比，人事全非。盧錫良對著那張發黃的老照片，望著影中已離去的昔日夥伴，垂首唏噓，良久不能成言。

　　盧錫良有一子二女，夫人張天美女士，就是現旅居美東的名作家，「雁行悲歌」的作者張天心先生的妹妹，張天心又與名作家「藍與黑」的作者王藍先生以表兄弟相稱呼，所以盧錫良夫婦也喊王藍為表哥。他們全家都是藝術的愛好者，盧錫良擅長西洋樂器曼陀林，張天美是著名的票友，精於老生和老旦，張天心拉得一手好二胡。八十一年雙十節時，洛杉磯好幾個藝術單位聯合舉辦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國劇大公演，張天美在「誆妻嫁妹」中飾演安人一角；張天心遠從美東趕來擔任二胡伴奏，為妹妹助陣，盧錫良也客串文場，過過癮。

　　同年九月十九日，他們夫婦又應洛杉磯詩歌節慶之邀，在好萊塢瑞蕾工作坊劇院中所舉行的詩歌朗誦及藝術表演會中，分別作曼陀林及平劇演唱表演。當然，張天美仍是由哥哥擔任伴奏。

　　曾經飛得最高　如今「腳踏實地」

　　盧錫良既要辦每年一次的八一四聚會，又得經常作曼陀林表演，照講，他應該把其餘的時間用來休息，享受含飴弄孫之樂了，但他還是閒不下來，而要再多兼兩項差事。說起來也奇怪，這個曾經是人類中不依賴地面助力，飛得最高的人之一，現在經營的兩項事情，卻是緊緊貼著地面的工作，而且是絕對「腳踏實地」的。他經營的兩件事情，一是開設在蒙特利公園市的「可愛地毯」，另一也是在蒙特利公園市的「頂好方塊舞俱樂部」。

　　「可愛地毯」其實是他兒子經營的事業，他只是覺得太閒時，偶爾跑去打個工，一方面幫忙兒子，一方面自己活動活動筋骨。

　　「頂好方塊舞俱樂部」則是他們夫婦親自主持，開班授徒，每星期上課兩次。現會員共有四十多人，會員中有許多都是洛杉磯各界的知名人士、名媛淑女、榮光聯誼會、陸海空各分會的會長和夫人們也都包括在內。每逢洛杉磯華人社團有活動時，他們夫婦就率領旗下會員去表演方塊舞助興。盧錫良自己時而帶頭跳，時而以曼陀林伴奏，時而引吭高歌，不論國語歌、英文歌、閩南語歌、廣東歌，他都能唱，不至賓客盡興，絕不停止。

　　盧錫良雖已年逾七十，但活力絕不遜於年輕人。他為人樂觀，待人誠懇。他勤於工作，但也注重娛樂。他既能隨時準備為國家犧牲生命，但也珍視生命，知道如何享受他的生命。總之，他是一個受人愛戴，令人尊敬的勇者。

望你早歸

－－我所認識的李顯斌

　　前一陣子海內外最熱門，也最為大家關心的新聞，就是反共義士李顯斌於返回大陸山東老家探視病危的老母後，被中共扣押的事情。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熱門的新聞已經冷卻下來，人們由對他關心，也逐漸轉變為淡忘了。

　　但是對我來說，我現在對這件事情的關心，卻更甚於那時。因為我和李顯斌曾是同事，而且私交甚篤，他那時只是被扣押，現在則被判刑十五年，已經確定。雖然聽說他還要上訴，但根據種種跡象顯示，希望是微乎其微。以我和他現在的年齡，十五年後，都已是七十上下的人了，我真擔心有生之年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這位好友。

　　我和李顯斌是於民國六十一、六十二年在空軍總部國際情報組同事的，而且辦公桌毗鄰而坐，和他除了公事上的往來和私交好之外，在兩年的時間裡，對他也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李顯斌於民國五十四年駕伊留申二十八型轟炸機來歸時，全國軍民對他，可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真正對他有認識的人，我想可能並不多，因此我願在這裡就我所認識的李顯斌，對國人做一個介紹和報導，並藉此略微表達一點我個人的看法和意見。

　　在介紹他之前，首先我要說的，是他在被中共扣押後，一件最嚴重，也最對他不利的一項傳說，是說通信員廉保生是被他殺死的。中共對他判刑，只聽說到有關叛逃，不知是否也牽連到廉保生死亡的事情，但不論有與沒有，我仍要在此說出我的看法，就是根據我所知道的情形，李顯斌是不可能也沒必要殺死廉保生的。

　　伊留申二十八型機分為前後兩個座艙，駕駛員和領航員在前艙，通信員在後艙，而前後艙並不相通，也就是說在空中飛行時，駕駛員和通信員並不能見面，這是李顯斌不可能殺死廉保生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根據當年在桃園基地接待及處理伊留申二十八型機投奔自由的地勤工作人員透露，飛機落地後，當他們要接近該機時，李顯斌即高喊「不要走近，後面有機槍！」他們即不敢走近。等了許久，見沒有動靜，他們慢慢走近，才發現後艙裡的廉保生已經死亡。不論廉保生是碰撞死亡或自殺，但都可證明絕不是李顯斌殺死的。

　　至於最後又有一種說法，是李顯斌於落地後從地面走過去，開槍打死廉保生，我認為這更不可能。因為李顯斌怎敢如此冒險，從地面走去，而廉保生在艙內以靜制動，佔有優勢，他為何不先發制人，打死李顯斌？

　　李才旺和李顯斌同在前艙，廉保生在後艙，對李顯斌威脅最大的，是李才旺而不是廉保生，李顯斌為何不殺李才旺而要殺廉保生？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我第一次見到李顯斌，是民國五十四年他剛到台灣後，到空軍各單位拜會參觀，也到我當時服務的部隊去，不過那次我只是見到他，而不是認識。真正認識他，則是民國六十年我調到空軍總部，和他同事的時候。

　　李顯斌在大陸的軍階是上尉，一到台灣，即被政府給予中華民國空軍少校官階，並很快地於三年後就晉升為中校。民國六十年底，我原任少校分隊長，由於年資已滿，上級調我到空軍總部國際情報組擔任中校編階的國際情報參謀官。我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到，並於同日晉升為中校。辦公桌和李顯斌毗鄰，他在我的右手邊。我和他雖同是中校，但他資深，我資淺。

　　當時大陸的軍人，文化水準一般都低，李顯斌也不例外。那時他到台灣雖然已六年多了，但還是沒法趕上和我們相同的程度。不過他非常虛心，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缺點，無論在公文寫作上，和其他各方面，他都會向組裡的同事請教。我坐在他的旁邊（他的位子在邊上，另一邊無人），因此很自然地，當他遇到困難時，最先都是要我幫助或給他意見。也因此，我和他兩人便逐漸有了很好的私交。

　　國際情報組在業務上，必定會和外文、外語有關，組裡外文書報雜誌也多。李顯斌因不諳英文，或其他任何外文，所以交給他所承辦的案件，都是和外文無關的。國際情報組的一項主要業務，是和各國駐華武官聯絡，當時和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還多，與武官們交往、聚會的機會也多，大家也都對他了解，在一起時，都非常愉快融洽。

　　當時國防部曾安排李顯斌、李才旺和另三位反共義士劉承司、邵希彥、高佑宗到台大夜間部去旁聽。聽說他們五人中有人很用功，上課情形很好，甚至後來還拿到了某種程度的證書，但李顯斌去上了一段時間的課後，表示他跟不上，而且沒興趣，就沒再去了。

　　李顯斌為人很隨和，人緣很好，也很好客，幾乎每個週末都會請三、五個同事到他家去。他家住在仁愛路三段空軍總部附近的一個巷子裡，是一幢四層樓公寓的樓下一層，約有四十坪大，是用他獎金的一部分買的。我知他的上一層，也就是二樓，住的是名伶王復蓉。

　　那時軍公教人員的待遇仍很低，因此我們和他比起來，他是大富翁。住的方面，我們有的住眷村，有的租房子，最多不過小小的兩房一廳，還沒人住得起像他那種鋪了地毯的豪華公寓。他請我們去他家吃飯、聊天，興趣來時，還來幾瓶啤酒，小喝一番。

　　李顯斌現在的太太潘列華我不認識，但那時的李太太張美雲則和我很熟。她人非常客氣，自己燒飯、做菜，還替我們倒茶加水。他們夫妻間表現得也非常恩愛。

　　那時他們已有兩個兒子，在兒子身分證上「出生別」欄裡，分別是「三男」和「四男」。因為李顯斌在大陸已有兩個兒子，他把和張美雲所生的兒子算作三男和四男，顯示出那時他對光復大陸，「全家」團圓，非常有信心和抱有希望。

　　李顯斌的家經常受到騷擾，幾乎每天都有幾個「打秋風」的人去按門鈴，尤其以「山東老鄉」（可能冒充的占多數）身分要求幫助的最多，不是太太病了就是孩子住院。李顯斌都是在門口應付一陣之後，多少給一點錢，打發他們走，他說遇到這種人，不能不給點錢，又不能給得太乾脆，否則來的次數會越來越多。

　　休閒娛樂的項目中，李顯斌最喜好的，是下象棋，而且好勝心極強。在我未我去國際情報組以前，他在組裡好像是沒有敵手，我去了之後，談話中知道我也會下象棋，有一次就利用上夜班時，拉著我溜到單身軍官宿舍一個同事的房間裡去較量，那位同事也在旁觀戰。我還記得李顯斌善用中砲盤頭馬進中兵，一開局就是一輪猛攻強打，非常犀利，只不過三板斧之後，便後繼乏力，而且缺少變化，因此那晚他一連輸給我好幾盤。但他越輸越要拉著我下，後來不但每天中午休息時間要跟我下，甚至上班時把公事辦完後，也要拉我到「中山室」去下一兩盤。後來我只好「想法」輸幾盤給他，但還不夠，我只好再多輸幾盤，直到把勝負比拉成大約「六四」時，才略微減少了他硬拉我去下棋的次數。

　　李顯斌那時也玩股票，他原來對此一竅不通，他有一位朋友是股中高手，教了他一點門道，他也就跟著玩玩，但輸贏不大。後來台灣股票狂熱，他是否也由小玩改為大玩，那我就不知道了。

　　李顯斌由少校很快就晉升為中校，但在中校階級上卻停留了很久，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學歷問題。他的大陸航空學校的學歷本已無法和中華民國的空軍官校相比，更因沒有受過「指（揮）參（謀）教育」，所以沒法占到上校編階的職務。後來我升了上校，他對我更加羨慕，尤其我是比他後升中校的。

　　李顯斌後來還是晉升上校，並被調至另一組，任副組長職務。至於他擔任通航隊副聯隊長，則是我來美以後的事了。

　　我來美以前，還和李顯斌見過一次面，並略作談話，但來美以後，就未再聯絡。

　　幾年來，曾先後三次在此間中文報紙上看到有關李顯斌的新聞。一次是他和張美雲離婚，我非常惋惜，因我和張美雲也很熟。第二次是他和張美雲打官司，結果他敗訴的消息，我對這事因不知內情，所以沒什麼可說的。第三次是他為獎金的事，向立法院陳情，因而引起輿論大譁，結果他遭到記過處分的消息。

　　李顯斌持合法證件入大陸，遭扣押、判刑，也可說是中共以合法證件誘捕他的。在中共起訴李顯斌時，曾聽說審判時李才旺（現在美國）願出庭作證的消息，但後來李才旺是否曾出庭作證，則未見有任何消息報導。

　　據悉李顯斌於投奔自由時，在起飛前偷偷地先將李才旺自衛手槍的撞針毀壞，在飛行中，並將李才旺的座椅旋轉至卡住了他的身體，使他動彈不得。如此制伏了李才旺。李顯斌在和我聊天時，曾向我透露，多年來李才旺仍一直對他懷恨在心，並說李才旺實在不應該懷恨他，因他當時如要殺李才旺，易如反掌。而未殺他，完全是基於他們原來同事間的友情。

　　如果審判李顯斌時，李才旺曾經出庭作證，很顯然，由於李才旺仍在懷恨李顯斌，因此必定是對李顯斌不利。現聽說李顯斌要上訴，所以我認為，政府方面若可能的話，也應找出當年桃園基地最先接近那架伊留申二十八型機的地勤人員，於覆審時前往大陸作證，中共方面也應接受他們，以示公平，因為他們是最先目擊整個情況和廉保生死亡的人。

　　以上這點，當然都只是屬我個人的看法和意見。不過有一點我要說的是，希望每一個國人都能對李顯斌多關心一點，雖然說他去大陸是太大意、太天真，甚至罵他一聲太笨，才會自投羅網。但是我們也該想到，畢竟當年他對民心士氣的鼓舞，是有莫大的功勞的。

　　基於兩岸未來的關係，基於我和李顯斌的私交，我都希望他能早日平安歸來，至少刑期能夠縮短，我也在此遙遠地祝福他，希望他保重。

　　(按：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李顯斌自加拿大返回山東老家探親，卻在青島機場被捕，入獄十年。二○○二年夏季，因病假釋出獄，半年後病逝。)

凋落的晨星

－－Ｆ一○四的辛酸淚

　　中華民國向美國購買Ｆ十六型戰機已經定案，另外向法國購買幻象型戰機也極可能成為事實。我相信每個國人都會為這件事情感到興奮，因為我們終於有了新型戰機取代老舊的戰機，今後我們的防空作戰能力也將增強。

　　Ｆ一○四退役有望

　　我是空軍出身，對這兩件事情的感受，當然比一般人更深，但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莫過於已使用了三十幾年，嚴重超齡的Ｆ一○四型戰機退役有望了。

　　對這件事，我不但感到欣慰，而且感慨萬千。因我服役空軍二十多年，自己雖未飛過Ｆ一○四機，但在我剛從空軍官校畢業不久，中華民國空軍也正在那時接收美國軍援的Ｆ一○四機，可說我和它是同時服役的。而現在我退役已十幾年了，Ｆ一○四機卻仍在服役中。這種早已停止生產的飛機，甚至目前還是中華民國防空的主力機種，這全賴空軍健兒們平日的細心保養與高超的飛行技術。

　　一提起Ｆ一○四，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和我一樣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失事率高。以民國七十九年為例，就共有三次Ｆ一○四機失事，五位飛行員殉職（因其中一次是三機互撞）。由於失事太多，Ｆ一○四機甚至被坊間戲稱為「寡婦製造機」。

　　這種又名「星式」戰鬥機的Ｆ一○四，是在八二三炮戰之前不久開始使用的，但炮戰期間Ｆ一○四機因尚在訓練階段，所以並未參戰，當時中華民國空軍的主力機種仍為Ｆ八六軍刀式機。兩種飛機相較，速度方面，Ｆ八六機需垂直俯衝，才能通過音速，Ｆ一○四機用小角度俯衝，即能達到兩個「馬赫」（Mach），亦即音速的兩倍。高度方面，Ｆ八六的升限約為五萬餘呎，而Ｆ一○四機則可達八萬多呎。所以在性能方面，Ｆ一○四機不但遠優於Ｆ八六機，並且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性能最優越的戰鬥機。

　　維修困難的Ｆ一○四

　　但是相反的，Ｆ一○四機也是一種極為脆弱的戰鬥機，一旦遇上故障，避免失事的機會也較其他機種為小。尤其是漫長的三十幾年後的今天，儘管當時曾經風光一時的Ｆ一○四機，現在也早已為世界各國所淘汰。由於飛機已不再生產，零件也無法獲得補充，在這種情形下，中華民國空軍對Ｆ一○四機的維修，當然更為困難，因此失事頻傳，實在就算不得是意外了。

　　三十多年來，每年都免不了有Ｆ一○四機失事。殉職的飛行員有多少，我沒做過詳細的統計，也許三、五十，七、八十，或甚至更多。其中包括我的學長、同期同學和學弟。有我認識的，也有我不認識的，但是其中的兩人，予我印象最為深刻，至今難以忘懷。這兩人，一是抗日名將孫元良將軍之子，也就是名影星秦漢之兄孫祥輝，另一則是我的同期同學楊敬宗。

　　八二三炮戰之後，中華民國大量接受美軍軍援的時期，空軍每年都要選送許多各種不同科目的人員來美受訓。我也於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初被派來美，到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近郊的萊克蘭（Lackland）空軍基地。當我抵達時，基地裡有另兩位中華民國的空軍，他們比我早到數週，是來受Ｆ一○四機飛行訓練的。這兩人，一是後又加入黑貓中隊，現為長榮波音七四七機長的范鴻棣（空官校三十八期），另一人就是孫祥輝（空官校三十九期）。

　　他們兩人的期別分別比我低兩期及三期，在國內時，因不屬於同一個基地，雖常有見面，但算不得很熟。當時在美受訓人員的慣例，是不論期別和階級高低，均由先到的帶後到的熟悉環境，拜訪僑界，和協助購車、考駕照、買保險等等事情。又因同是中國人在國外相遇，且是先後期同學，所以很自然地，一切課餘和週末的活動，我們都是聚在一起的。

　　孫祥輝身高接近一八○，英俊不遜乃弟，加上年輕、未婚，且是Ｆ一○四機的飛行員，在基地裡是個極為搶眼的人物，每當基地舉辦餐會，他便是美國女孩子和華僑女孩子們的「焦點」。

　　與孫祥輝的永別

　　我和他們兩人相處約有三個月，於次年二月分別因接受下一梯次的訓練而離開德州。他們兩人到加州洛杉磯北郊的愛德華空軍基地，我則前往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基地，沒想到那次一別，就是與孫祥輝的永別。

　　我們先後回國，他們兩人在清泉崗空軍基地，我在岡山任教官，在尚未有機會再見面時，孫祥輝即在一次任務中失事殉職。

　　楊敬宗和我是同期同學，但是很有趣的，在尚未入學時，我就和他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形下先認識了。

　　我是在高二時，以同等學力報考空官校的，考取後等待入學期間，我仍繼續在校上課。大約在入官校前兩個月，有一天我和兩位女同學一起由中壢坐火車回台北。那時火車上的座位，是四個位子一組的，除了我們三人外，另一個位子上坐的，是一個穿裝甲兵制服的年輕軍人。我們三人在聊天，對這位軍人並未多加注意。在我們聊天時，也談到了兩個月後我即將入學空官校的事，這時這位軍人突然問我：「這位同學，你是不是三十六期？」我答是的。他說：「我也是的。」於是我們相互自我介紹，下車前約好兩個月後在官校見。

　　由於有了這層關係，在入學後，我們自然地會感到較為親切，在校三年期間，一直都是很接近的好友。楊敬宗因已在裝甲兵服役了一段時間，所以年齡約比我大三歲，他人比較世故，但也非常活躍，是我們期籃、足、排三棲選手，又是摔角大王，打撞球更是「第一高桿」，神乎其技。

　　喜歡跳舞的小空軍

　　空官校畢業後，我們一起被分發到台中機場，擔任見習官。我們這些小飛行員都喜歡跳舞，每逢週末放假，都會約幾個女朋友一起去空軍新生社跳舞。四十年代最流行的交際舞，是「曼波」和「恰恰」，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楊敬宗、我，還有一位叫熊繼曾的同學，三人已約好了三個女朋友去跳舞，但在和女朋友見面前，我們三人先到台中公園的涼亭裡去研究以上兩種舞步，等到自認已純熟到可以應付了，才「敢」去接女朋友。

　　後來我們分別被調離台中。中華民國空軍接收Ｆ一○四機後，楊敬宗就被調到清泉崗基地去飛那最為飛行員們嚮往的新機種。

　　Ｆ一○四機雖未趕上八二三砲戰，但後來仍曾在巡邏中，常有與中共的米格機零星遭遇和空戰的事件。民國五十六年初，有一個十三號星期五，就發生了一場Ｆ一○四與米格機的空戰，那也是台灣海峽上空的最後一場空戰。

　　那天是四架Ｆ一○四，為接應一架去大陸偵照返航的偵察機，而接獲緊急起飛的命令。四架飛機是長機蕭亞民中校，二號機石貝波中尉，三號機就是楊敬宗，他那時是少校分隊長，三號機也是編隊的小領隊，四號機是胡世霖上尉。起飛時二號機石貝波遇到小故障，就自胡世霖補上二號機的位置，四號機暫時懸缺，三架先起飛。

　　石貝波隨後起飛，並以較大馬力追上，在追上時，正好前三架已與追擊我偵察機的兩架米格十九遭遇，因此石貝波也正好趕上了空戰。空戰結果，胡世霖和石貝波各擊落米格機一架，戰果為二比○。

　　但在回航途中，卻發現三號機不見了。後來收聽中共的廣播，他們自己並無飛機被擊落，但也沒有擊落我們的飛機，他們發布的戰果，是○比○。

　　這是一件很離奇的事情，現已事隔二十多年，而當時參加空戰的四人，現僅有石貝波一人健在。除楊敬宗失蹤外，蕭亞民後來失事殉職，胡世霖因鼻咽癌去世，而楊敬宗的失蹤，則至今仍是一個謎。

　　向中國空軍致最敬禮

　　這兩件事，雖都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但每當我想到孫祥輝，想到楊敬宗，想到和他們的情誼，和過去與他們在一起時的歡樂，仍歷歷如繪，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而我要把這段回憶寫出來的動機，第一是想告訴全國同胞，我們空軍飛行員的堅毅、勇敢，他們不畏艱難、不怕犧牲，不知飛機是否老舊，只知服從命令，為的是保衛國家，和全國人民的生命。我個人在此，也要以一個空軍老兵的身分，向現正在為保衛領空而天天冒險犯難的小老弟們，致以最大的敬意。對已殉職的前輩，和昔日的戰友，則致以無限的哀禱和悼念。

　　另一方面，Ｆ十六戰機成交雖已定案，但成軍仍需二至三年之久。在未來漫長的二至三年裡，我們仍需依賴Ｆ一○四機為我們的防空主力，我們祝福它安然無恙地完成它最後的任務，走完它最後的路程。過去三十幾年來，Ｆ一○四機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今天台灣能如此富裕、安定，Ｆ一○四機所居的功勞，也是不可否定的，因此在它即將功成身退的前夕，我們應對它表示感激。Ｆ一○四機不僅在空軍的防空史上，即使整個中華民國的歷史上，也應佔有一頁。

　　（按：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Ｆ一○四正式從中華民國空軍除役。）

魂兮三人行

－－悼同學陳實、方略及小黑

　　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兩百多個十八、九歲的年輕小伙子，包括我在內，分由台灣的北、中、南各地前往，聚集在幾乎已是寶島最南端的屏東縣東港鎮。這些人都是剛考取空軍官校三十六期的飛行生，是到空軍預備學校報到入伍的。由於人數太多，好幾個星期之後，同學們之間都還不能相互把其他所有人的名字弄清楚。但其中有兩人，卻很容易被大家所熟悉和記住，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名字不但特殊，而且別致，兩人都是單名，一叫陳實，一叫方略。其次的原因，是他們兩人個子一般大小，都不高大，而且形影不離。稍久之後，我們知道他們兩人都是蘇北人，徐蚌會戰之後，他們才十三、四歲時，自家鄉隨著流亡學生一起到達台灣。那批學生都被安置在鳳山的一個陸軍訓練班裡，隨營補習，兩人便是從那個訓練班裡考入空軍官校的。

　　他們兩人與同學相處，非常隨和，而和我的關係似又更深一層，因為我們有相同的愛好，除了常在一起打橋牌和下棋外，並且都是我們期的運動選手。在田徑隊裡，陳實是中距離好手，我參加高欄、跳高等項目，但在一千六百公尺接力賽中，我和他分別擔任三、四棒。方略和我則同是籃球隊的隊員，他司控球後衛，我打前鋒。在空軍官校長達三年的合作下，我和他們兩人，無論是在運動場上，或是在私下，都有非常好的默契。

　　同年七月，在我們即將結束入伍訓練，到虎尾鎮去接受初級飛行訓練的前夕，我們的後一期－－空官三十七期，也到東港入伍了。陳實和方略見到他們來，非常興奮，因為在三十七期裡，還有另一個也和他們一起從蘇北出來的同學。那個同學姓陳，但因時日隔得太久，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只記得他個子短小精悍，而且皮膚黝黑，所以綽號叫做「小黑」。

　　我後來又進一步知道，他們三人從小在同一個村子裡長大，一起讀小學、初中，一起離開家鄉到台灣，在陸軍訓練班裡，又一起考入空軍官校。但在入伍前不久，小黑因病住院，沒趕上和我們一起入伍，因而留到下一期去了。根據這些情形，他們三人情逾手足，是可想而知的。

　　短暫的幾天相聚之後，就因我們期離開東港到虎尾去，陳實、方略兩人和小黑又告分別。不過三十七期與我們只相隔半年，無論初級飛行、高級飛行，他們都緊緊跟隨著我們，後來在虎尾和岡山兩地，又都有重疊相處的機會。我們兩期畢業時間的間隔，也只是半年。

　　非常不巧，畢業後他們三人都被分發至不同的基地，陳實在嘉義，方略在桃園，小黑在台南。三地的距離雖並不很遠，但因新進飛行員的訓練非常緊湊且嚴格，所以在剛畢業的初期，他們三人並不固定能經常見面。我記得大約是我們畢業後一年左右，傳來一項不幸的消息，小黑在台南關仔嶺附近撞山喪事殉職。三人少了一人，陳實和方略兩人的心情，悲傷了很長一段時間。更令人嘆息的是，他們兩人心中的創傷尚未癒合，緊接著又發生了另一件不幸。桃園因為每年有一次雨季，又因為了要使飛行員能適應不同場地和陌生場地的起降，所以桃園基地在每年雨季時，輪流派一個中隊進駐嘉義，施以為期一個月的轉場訓練。

　　那時大約是小黑殉職後一年，正好輪到方略所屬的那個中隊進駐嘉義，由於他和陳實已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所以兩人都對將能有一個月的相處，非常高興。方略於抵達嘉義後，迫不及待地就要去找陳實，但陳實正好在跑道頭準備起飛。這時在飛行管理室值班的，正巧也是一位我們期的同學蔡秀乾，他見了情況，就駕著機場的黃色引導車，把方略載到跑道頭去。這時陳實的飛機已在跑道上滾行，方略見陳實在座艙裡隔著玻璃向他揮了揮手，但因距離還相當遠，他不敢確定陳實是否認出了是他。他目送陳實離地升空而去，卻沒想到，那竟是他們兩人間的最後一面。陳實起飛不久，便在鵝鑾鼻外海上空，因液壓系統故障，失事墜海。

　　陳實的殉職，對方略的打擊實在太大，並因此萌生改調地動的念頭，於是藉心情不佳為由，請病假返回桃園，並暫時沒有飛行。

　　正在這時，有一次我因引擎超溫，迫降桃園，他聞訊，立即親駕吉普車，趕到停機坪來，把我接到他的寢室去，利用我的飛機檢修的時間與我長談，並一起午餐，每當談起二陳的失事，便不勝唏噓，難掩悲痛之情。

　　當我的飛機修復，再度起飛時，他又送我登機，與我殷殷話別，並隱隱地透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依依不捨之情。在當時，我就有一種似有不祥之兆的預感，而事實上，我與他的那一別，竟真的是永訣。

　　在改調地勤並無適當的理由下，方略於病假期滿，終又恢復飛行，並於不久後在一次偵巡任務回航途中，因機件故障，在桃園外海跳傘。有關他跳傘後殉職的經過，我曾在前篇「黑貓，寂寞的勇者」文中敘及，在此不再贅述。

　　這幾件事情，即使最近的一件，離現在也有三十年了，但每當我回憶起來，卻清晰如在眼前。尤其是想起一千六百公尺接力賽時，我把棒子交到陳實手上的那一剎那；和籃球賽時，方略妙傳我上籃得分的情景，而如今都已成了絕響，更使我心中泛起一陣無限的懷念。

　　陳實、方略和小黑問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三人殉職時，都不滿二十五歲，都未婚，在台灣都沒有任何親人。我又想到，如果他們現在仍都在世的話，必定也是和我一樣已經退役了。而我們許多當年從大陸來台灣，現已退役的同學，都於近年來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回去和家人團聚過了。我相信他們三人在蘇北的親人，一定也仍在盼望著他們回去，但不知他們的親人可曾想到他們三人早已於三十幾年前就離開人世了。除了小黑找回了殘缺不全的部分屍塊外，陳實和方略，更只有留在碧潭空軍公墓的兩具衣冠塚呢！

　　後記

　　本文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在「青副」刊出後，即接同學張厚蓀來電告知「小黑」的名字是陳光遠。但為了保持本文最初發表時的原貌，故不予更改。

兩件有趣的往事

－－八架米格機和兩個王學成

　　民國八十二年底我回台灣時，曾和許多位昔日的空軍袍澤、老同學們相聚。我的同期同學中，有一人名叫王學成。讀者看到這個名字，可能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吧？不錯，因為在民國七十三年時，有一位駕米格十七型機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名字也叫王學成。

　　當王學成義士歸來之時，我這位在遠東航空公司任機長，與王義士同姓、同名、同鄉，也同是飛行員的同學，一夜之間也成為新聞人物。

　　這次我們大家相聚時，由於是多年的老同學重逢，談話也大多以昔日往事為主。又因有這位王學成同學在場，使我們也聯想到了王學成義士，於是許多有趣的話題，就以他們為主軸而展開。

　　首先被談起的，是王學成義士歸後不久，我們桃園空軍基地的試飛官在桃園上空試飛那架米格十七型戰鬥機時，被附近的居民認出了是架米格機，而誤以為又有中共飛機來投誠的事情。並因這件事情，進而想起了早在民國四十七年發生的八架米格機投誠的趣事。

　　八架米格機投誠誤傳的起因，是因八二三炮戰期間，美國對台的軍援，甚為積極，空軍的活動更為頻繁，有一次有八架Ｆ四D幽靈式戰鬥機由沖繩島飛到桃園來落地，由於那尚是幽靈式戰機第一次到台灣，桃園基地的地勤人員還不認識那種飛機，於是你問我，我問你，相互探詢那是什麼飛機。其中有人隨口說出不知是不是米格機，於是誤會就此傳開，而且以訛傳訛，八架米格機設誠的消息很快便傳到了台北，並迅即傳遍了全台灣，報紙出號外，電台也廣播（那時還沒有電視），民眾放鞭炮，一時全國軍民士氣高昂，達於沸點。

　　我有一位同事，當時正在台北休假，據他事後說起當時的情形，消息傳出時，他正穿著軍服和女朋友生在三輪車上。抵達時，三輪車司機見他是空軍，堅持不收他的車費，並說了許多「你們空軍太偉大了」、「你們辛苦了」、「這位小姐真有眼光」之類的話。

　　後來證實這是誤傳之後，空軍和有關當局以這件事對民心士氣的激勵這麼大，如果一下子否認，恐怕民眾會由極度興奮突然變為極度失望而產生不良影響，同時對自己也太覺難堪，於是以只將其淡化，不再繼續報導，聽其自然，不了了之的方式處理。

　　但也因為這個緣故，使得民眾更加把這件事情信以為真，都以為是因保密的原因而不再對外報導。

　　當時有的傳說是八架米格機落地後，立刻由八位美空軍飛行員把飛機飛到沖繩島去，米格機飛行員則以專機接往華府。又有說八架米格機是連夜拆卸解體，裝箱運回美國等等。

　　這些事在我們內行人聽了，當然是覺得非常可笑的。因為任何飛行員，無論經驗技術再好，也不可能立即對一個從未飛過的新機種說飛就飛，何況一下子到那裡去找八個能飛米格機的飛行員來。另外八架飛機連夜拆卸解體，除非是徹底破壞，拆卸後不再裝回，否則怎可能有這麼好的工作效率，何況是一種新飛機。

　　但是一般的民眾，當然不會想到這些。甚至在大約半年之後，我遇到了幾個高中時期的同學，他們還央求我把真相告訴他們，並說保證為我保密，絕對不會說給其他人聽，真使我有啼其皆非之感。

　　這件事情，空軍對外淡化處理，對內可就要積極對失職人員議處，上上下下，受到行政處分的人相當多，但其中有兩件最為有趣，也可說是漏網新聞的。一是在澎湖的一個雷達部隊的兩位管制長因相互換班，一獲獎勵，一受處分的事。另一是空軍廣播電台台長遭受池魚之殃的事。

　　八二三炮戰發生時，我剛從空軍官校畢業不久，因炮戰的發生而被調到那個澎湖的雷達部隊去。八架米格機投誠誤傳的事，就是在那時發生的。

　　雷達部隊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偵測並監視大陸沿海中共飛機的活動，如有中共飛機出海，即引導我們的戰鬥機對其實施攔截。由於我們空軍的素質及技術遠較中共空軍為優，因此在那段期間，曾經多次擊落出海的中共飛機。

　　其中有一次，就是在澎湖雷達部隊值班人員的引導下，擊落了一架中共米格機，擔任引導的攔截管制官和當時值班的管制長，都因此而獲得記功和獎金的獎勵。而那位管制長那天本來並不該他值班，是因另一位管制長適逢有事情，請他代班，因而意外地得到了那次獎勵。

　　之後不久，就發生了八架米格機投誠的誤傳事件。消息傳到澎湖時，澎湖防衛司令部就打電話向空軍的雷達部隊求證。澎防部的值日官在電話裡問：「聽說有八架米格機投誠，在桃園落地是不是？」接電話的值班管制長一聽，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立刻以作戰專用線路，向台北的作戰中心報告：「有八架米格機投誠，在桃園落地。」

　　前面我已說過，雷達部隊的任務是偵測及監視在空活動的飛機。台北這時本已傳遍了八架米格機投誠的消息，空軍作戰中心又得到了這項來自「第一手資料」的「可靠消息」，這件事當然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了。

　　後來遭受處分的失職人員中，那位值班管制長當然也是其中之一。那位管制長不是別人，就是上次因有事請人代班的那位。別人因代他值班而獲得記功和獎金，而這天本來不該他值班，他正是還上次所欠別人的班。幸與不幸，何其巧合。

　　有關空軍廣播電台台長之事，是因有次空戰，我們擊落了米格機，結果空軍廣播電台播報新聞稍晚於其他的電台，空軍方面覺得很沒面子，這位台長聽說因此而挨了官腔。緊接著發生八架米格機投誠之事時，台長正好在空軍總部開會，聽到了這個消息，空軍廣播電台當然也就首先播報這項新聞。台長本應將功折罪的，但結果如何，也就用不著我來說了。

　　現在再談談我的同學王學成的趣事。

　　我和他不但是同期同學，而且因為身高相若，在入學編隊時，正好被編為同班之上下名，互為「左右鄰兵」，和他兵籍號碼相連，吃飯同桌，睡同寢室的上下鋪，飛行同一小組，使用同一架飛機，畢業後又巧被分發至同一部隊。在前面所說的那個雷達部隊，也曾和他同事過一段時間，之後雖分別調離，但退伍後又和他在遠東航空公司成了同事，直到我離台來美前為止。算起來，我在台灣生活的三十幾年裡，幾乎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是與他朝夕相處的。因此我敢說，在所有的同學、同事、朋友中，絕對找不出一個比我對他了解與認識更深的人。

　　王學成的飛行技術，是我們同期同學中，甚至全空軍中的佼佼者。在天上時他膽大心細，反應敏銳。但不知怎的，在地面時，卻對身邊的一些瑣事粗枝大葉，唯唯諾諾。因此，有些同學還戲稱他是「天上一條龍，地下一條蟲」。

　　在影劇版上曾看到記者報導說崔苔菁是屬於舞台上的人，一下了舞台，就顯得慵懶。那麼我對王學成的報導，就是他是個屬於「天上」的人，一落地，就都不起勁了。甚至包括追女朋友的動作，都是「慢半拍」的。

　　在考績、升遷方面，王學成在我們同期同學中一路領先，「立業」可說名列前茅。可是「成家」，他卻揹了個榜末，是向學中最後結婚的一人。

　　當同學們一個個結婚，結婚早的，甚至已兒女成群，他卻還是孤家寡人一個，而且「慢半拍」的動作依然故我，毫無改進。

　　但是皇帝不急，急死了太監。熱心的同學們、大嫂們，一個個不是替他介紹女朋友，就是提供他戀愛經驗，指點追求技巧等等。在這期間，不知發生過多少件趣事，我現隨手舉出下面兩件來，讓讀者們笑一笑。

　　一次是一位大嫂替他介紹女朋友，約在家裡晚餐，並另請了幾對同學夫婦作陪，以便場面熱鬧。飯後大家喝茶聊天，氣氛非常輕鬆，但沒想到這位「男主角」竟在「茶」醉飯飽之後，就在沙發上呼呼大睡了，而且鼾聲如雷。

　　另一次也是一位同學替他介紹女朋友，在一家西餐廳晚餐。女方大概是為了壯膽，另有兩位閨友護航。吃飯、聊天還算順利融洽，後來由他以一輛計程車送三位小姐回家。第二天介紹的同學一見到他，就急著問他對小姐的印象如何，而他的回答卻是：「一共有三個小姐，我也不曉得那一個是要介紹給我的。」

　　以上兩次「相親」，當然都沒有成功，不過最後他在當時擔任中華民國駐越南空軍副武官的同學沈宗李介紹下，認識了服務於駐越大使館的鍾麗貞小姐，兩人迅即譜下戀曲，攜手走向地毯的另一端，成為華僑小姐返國下嫁空軍軍官的一段英雄美人佳話，並在當時造成一番轟動。

　　他們婚後感情融洽，相敬如賓。但唯一的煩惱是，王學成是北方人（河南省）喜麵食、辣椒、蔥蒜等；而原籍廣東的鍾麗貞則只吃米飯，且口味清淡，因此每餐都必須單備兩份不同口味的餐食，南北「不合」，夫妻「分」而食之。

一點差錯都不能有

－－幾次因導航疏失引起的飛行失事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空軍一架AT三型教練機，在屏東萬安山區墜毀，兩位駕駛員，空軍官校飛行教官陳志恆、學生林明政均殉職。失事的原因，已證實係航管人員識別錯誤，誤將該機識別為在高雄岡山南邊（兩地相距五十公里），因而引導左轉，造成悲劇。

　　根據航空法的規定，任何飛機於發動引擎，開始滑出停機坪起，直至落地後，滑回停機坪關閉引擎止，都須接受地面「航管」（航行管制之簡稱，以隸屬民航為主，部分隸屬軍方）或「戰管」（戰術管制之簡稱，隸屬軍方）人員之管制與導航。因此飛行安全的因素，除了駕駛員本身外，地面導航人員、助航設施，以及飛機上的航行儀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任何一方略有疏失，就會發生飛機撞山、兩機互撞，或九年前韓航客機偏離航線，進入蘇聯領空，而遭擊落的事件。

　　而事實上，在世界航空史上，像上述的事件，不是曾經發生過，就是發生過許多次。

　　這次AT三型教練機墜毀事件，根據新聞媒體的報導，說是外界所知的軍機失事事件中，首次肇因於航管人員人為的疏失。又說因事涉敏感，恐對台灣未來的航空事業發展有影響，且會影響國際視聽。因此在事件處置上，除加強並檢討飛安工作，可能不對外公布失事原因。

　　以上都是非常合理而正當的理由，尤其如果失事的是軍機，更會因影響士氣而削弱戰力，因此以往的這類失事事件，也都從未對外公布過原因。

　　在三十多年前，空軍曾發生過兩次因地面導航人員疏失而造成的嚴重失事事件。兩次事件，招致七架Ｆ八六型軍刀機墜毀，及七名飛行員喪生。那兩次事件都發生在民國四十六、七年左右，而且隔得非常近。那時由於我自己才剛從空軍官校畢業不久，就看到那種慘劇，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前一次是四架隸屬桃園基地的Ｆ八六型機，由位於台北縣淡水鎮老梅鄉一處戰管中心的管制人員管制導航。戰管、航管都是二十四小時輪班制的，值班的人都是坐在雷達顯示幕前，戴著耳機待命。在忙的時候，他們可能幾個小時都喘不過一口氣來，但也有時如晚上，或天氣不好，飛機較少時，他們也就較輕鬆些。據說那時那位戰管中心的引導人員正在看小說，以打發時間，於接手引導那四架飛機後，就告知飛機下降。在下降的那幾十秒鐘空檔裡，他又拿起小說，心想可以看上兩三行。但可能是小說的情節太吸引人了，他竟一直看下去，而忘了被他引導的飛機。等他驚覺時，飛機已不幸在陽明山的深山處撞山了。

　　那四架Ｆ八六的長機是呂培元中校（空官二十六期），他是空軍裡一位非常優秀的軍官。尤其可惜的是，他剛從美國受完訓回國，而在美國受訓時，他在同班二十幾個接受美國軍援國家的受訓學員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為國家爭取到很大的榮譽，卻不料回國才幾個月，就遭此不幸。

　　在那次失事事件中，還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可說是一項奇蹟，也可說是不幸事件中的一件幸運，就是四號機毛節盛上尉（空官三十二期）竟然能死裡逃生，於千鈞一髮之際，拉起機頭而倖免於難。

　　毛節盛也是空軍裡一位學術兼優的英雄。在尚未飛噴射機之前，他曾以Ｆ四七鯊魚式螺旋槳戰鬥機擊落一架中共米格十五噴射戰鬥機，這也是世界空戰史上的一件奇蹟。由於今後世界上不可能再有螺旋槳戰鬥機，所以他創造的這項紀錄不但空前，也絕對是絕後。

　　毛節盛大難不死，後來他又在「八二三」炮戰的台海空戰中，以Ｆ八六擊落了一架米格機，成為空軍裡極少數獲得「二星星序動章」的英雄之一（每擊落敵機一架，獲一星星序)。他從空軍退役後，又在華航擔任機長多年，現今已退休，住在南加州橙縣的芳泉谷（Ｆountain　Valley）。

　　第二次的失事事件，無獨有偶，也是四架隸屬於桃園基地的Ｆ八六型機，長機是卜振國中校（空官二十八期），他們自桃園基地的「地面管制進場」人員引導落地。那次事件，與這次AT三型教練機的失事原因完全相同，也是識別錯誤所造成的。

　　在他們要求地面管制進場引導落地時，正好在他們的前方約十餘公里處，也有另四架Ｆ八六在做進場落地，於是導航人員把前面的四架，誤以為是他們的。導航人員在雷達螢光幕上看著前面的飛機，無線電裡則和他們通話。他們一直遵從導航人員的引導下降，就在前面四架正在桃園基地降落的同時，他們也在距跑道頭十餘公里處墜毀，這次四架無一倖免。而導航人員在當時看到前面四架落在跑道上，這以為他們已安全落地。

　　這兩次事件都發生在多年前，而且從未對外公布，所以很少會有人知道。但在兩三年前，有一架華航國內線班機，由花蓮起飛回台北，於起飛後不久即撞山的事件，不但時間隔得不久，而且各報都有報導，我想很多人都會知道而且記得。

　　那架波音七三七，正駕駛是吳慰平（空官四十期）他和他的副駕駛，以及組員，連同全機乘客，全部罹難。那次失事的原因，是駕駛員自己的錯誤，加上航管人員沒有發現錯誤而予以改正造成的。

　　花蓮機場的跑道為東北及西南向，飛機起降都需逆風，在那段季節裡，由於花蓮經常都是吹南風，所以都是向西南方向起降。花蓮機場西邊是山，東邊是海，飛機向西南方起飛後，即需向左轉向海的方向，然後循航線飛回台北。

　　但是非常巧，那天傍晚，花蓮突然改吹北風，因此那班飛機也就改為向東北方起飛。東北向起飛後，即應向右轉出海回航，但可能是吳慰平在那段時間裡飛慣了向西南方向起飛，所以起飛後，仍下意識地左轉。飛機起飛後，地面航管人員本應繼續予以追蹤監視，直至下一個航管單位接管為止，可惜那次花蓮航管人員未發現這項錯誤，因而造成了那場悲劇。事後曾聽說花蓮航管雷達正好在那時故障，螢光幕上未見到飛機。當然出現這種巧合，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吳慰平和我期別接近，我和他曾是同事，私交也不錯。有機會時，我還會就花蓮失事事件，另寫篇專文報導。

　　乘客一坐上飛機後，便把生命交給駕駛員的手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駕駛員自己的生命，卻也有一大半操縱在地面導航人員、飛機維修人員、助航設施、儀器儀表，和天氣情況的手裡。這麼說，我們坐飛機，豈不是太不安全了嗎？讀者看了上述我這幾件報導，豈不是不敢再坐飛機了嗎？

　　但是，這類事件，畢竟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都是許多巧合湊在一起之下而成的。這類事件的發生，以「可遇而不可求」來形容，非常恰當，因此我希望我這篇報導，不要使讀者心理上產生任何不良的影響。

未發一彈，擊落米格

－－兩次奇妙的空戰

　　在聞名中外的八二三炮戰中，中共創造了在最短的時間裡，對最小的土地面積上發射了最多發炮彈的紀錄。而中華民國也創造了世界上有史以來，勝負比數最最懸殊的空戰紀錄。

　　那場戰役，我們的空軍以三十一比一的懸殊比數痛殲中共空軍的米格機，確保了當時金門的屹立不倒，和今日台澎金馬的穩固安定。

　　創造記錄　擊落三十一架米格機

　　那場「創造記錄的戰役」，我空軍所使用的飛機，是以Ｆ八六軍刀式機為主。所配備的對空武器，則有機槍和響尾蛇飛彈兩種。人類史上首次飛彈戰的紀錄，也是由我們的空軍在那時創造的。

　　被擊落的三十一架米格機有二十九架是遭受機槍或飛彈擊中，比例大概各占一半。奇怪的事情是，另外的兩架，則是在我機未發一槍一彈的情形下被「擊」落的。而「擊」落這兩架米格機的飛行員，一是我的長官張燄明，另一是我的同期同學夏繼藻。現在我就在此，將這兩次奇妙的空戰，分別作一個報導。

　　有一次我機四架在大陸沿海執行例行巡邏任務時，在馬祖附近上空突然遭到至少二十架以上米格機的包圍襲擊。由於眾寡懸殊，接戰不久，我機隊形就被衝散，處於無法相互支援，各自為戰的劣勢。擔任四號僚機的張燄明上尉（國防部禮賓處處長任內少將階退役）獨力與四架米格機周旋。

　　由於戰鬥機的火力都只能向前發射，因此尾部是它最脆弱的一環，空戰中如果有一方能夠搶占到從對方後方跟蹤的位置，即可說已立於必勝之地，俗稱「咬尾巴」，相反的，被咬尾巴的一方，由於毫無還手之力，是戰鬥機飛行員的大忌。

　　張焰明和四架米格機纏鬥了許久，終因寡不敵眾，不慎被其中的一架咬住了尾巴。而一旦被咬住尾巴後的對策，就是以連續翻滾、急升、急降等各種高難度的動作來設法擺脫跟蹤，即使一時擺脫不了，至少也要不使對方有從容瞄準發射的機會。但那次那架米格機似乎是得勢不饒人，不論張燄明如何翻滾、升降，他都如影隨形，以同樣的動作在後面緊追不捨。其間並好幾次向張燄明開火，幸好都未被他打中。

　　油料耗盡，最後的「撒手鐧」

　　追逐戰由兩萬多呎高空開始，逐漸下降到一萬多呎，繼而數千呎，到僅有數百呎，張燄明仍擺脫不了後面米格機的跟蹤。這時他的油量已不多，沒法再繼續糾纏下去了，於是當機立斷，決定使出他最後的「撒手金間」。

　　他先拉起機頭急升一千多呎，隨即以近乎垂直的角度急速俯衝，直至即將接近海面時，才再度拉起機頭上升。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張燄明機腹貼著海平面拉起的剎那，只聽轟然一聲巨響，緊跟在後的米格機已直衝海底，消失無蹤，代之的，是一陣狂濤巨浪。張燄明回憶那時的情形時說，那陣由於海面受到巨大衝擊力所產生的狂濤巨浪，持續了許久都未平息，而他那時的心情，更是許久都沒法平息。

　　可憐那個有勇無謀的米格機飛行員，立功心切，但只知一味死命追擊，既不知自己身處何種高度，又不了解飛機在急速俯衝時所產生慣性力的原理，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做了海底冤魂。

　　這時其餘三架我機也安然脫離戰場，張燄明和他們集合後，一起回航。

　　縱觀張燄明的這一決定與處置，看起來似乎簡單，其實是下了極大的決心和冒了極大的危險的。其中最大的關鍵，就在他最後那次拉起機頭的時機，如果拉得太早，必定仍被後面的米格機跟蹤而失去作用，以當時他所剩的油量，只要米格機再繼續跟他糾纏一段時間，即使打不到他，他也沒法安全回航；如果拉得太晚，則更不堪設想，衝入海底的，將是他自己，而不是那架米格機。因此他必須做最精確的判斷，用最細膩的操縱，在千鈞一髮之際，拉起機頭。等後面的米格機機發覺時，卻為時已晚，回天乏術了。

　　驚心動魄的空中殊死戰

　　這幕驚心動魄的空中殊死戰，當時駐守在馬祖西犬島（現名西莒島）上的我高砲守軍官兵，一百多人目睹了整個過程。他們先看到我們自己的飛機被追擊時，個個焦急，但因和後面的米格機太近，恐怕誤傷到自己人，又不能向米格機射擊，只能束手無策。等米格機墜海，我機安然脫險時，人人雀躍，全島歡聲雷動，欣喜若狂。

　　戰鬥機上有一種照相槍的裝備，是當機槍或飛彈發射時，照相槍也同時自動開啟，將機槍、飛彈發射的情形和擊中的目標攝入鏡頭，返降後憑底片判讀戰果。

　　但張燄明未發一槍一彈，照相檔內當然也是一片空白。而那次的戰果，就是憑那一百多位高砲守軍官兵的證明而確定的。

　　另一次的情形，則恰好和這一次完全相反。在一次空戰中，夏繼藻中尉（空軍作戰司令部指揮管制長任內少將階退役）咬住了一架米格機的尾巴。但在咬住米格機之前，他自己的彈藥已全部用光。當然前面的米格機並不知道這點－－在被咬住尾巴後，就本能地做出垂死前的掙扎，當然少不了也是些翻滾、升降之類的動作。

　　夏繼藻那裡會把他這點雕蟲小技看在眼裡，只是輕輕鬆鬆地跟在後面，如果不是彈藥已用完，即使前面有十架米格機，也早都被他打下去了。不過夏繼藻並不懊惱，胸有成竹地繼續跟著。果然，前面的米格機在一次連續翻滾中，因操縱不當，失去控制，飛機呈螺旋形，由一萬多呎高空直墜海底。

　　夏繼藻在追「擊」米格機時，油料也耗費了不少，他在返降時正好機輪著地，引擎也同時熄火，也是千鈞一髮，也可說他藝高人膽大。

　　另一方面，他的照相槍內，當然也是毫無紀錄，而是由領隊證明他的戰果的。

　　我不擊米格，米格為我而落

　　這兩次「我不擊米格，米格為我而落」，其實應該是「誘落」和「逼落」。只是無論中外戰史，或是軍語辭典上，都找不到這些名詞，所以空軍給他們敘獎時，仍只好按「擊」落辦理。

　　縱觀這兩次空戰，可以看出我們空軍飛行員的技術精良，臨危不亂，和沉著應變的能力。反觀中共的飛行員，在被咬住尾巴時，固屬「必死」之局；即使咬住了別人的尾巴，也難逃被「擊」落的命運，怎能不說是件奇事？

歸來的軍刀

－－張迺軍的撞機、殉職、復活及其他

　　民國四十七年雙十節，正是「八二三」金門炮戰爆發後的一個多月，全國軍民同仇敵愾，那天的國慶閱兵，軍容特別壯盛，與往年相較，似也更顯得具有特殊的意義。

　　正當閱兵進行至高潮，人心振奮、如火如荼之際，突然傳來一件更加令人歡欣鼓舞的消息：我方空巡邏機，在馬祖附近上空擊落中共（那時尚稱共匪）米格機（那時稱為匪機）五架。

　　在這則好消息中，並附帶了一件悲壯、更能激起民心士氣的消息，就是在空戰中，我方飛行員張迺軍少尉所駕的軍刀機和米格機相撞，與敵同歸於盡，壯烈成仁。

　　當天台灣的各家廣播電台（那時尚無電視），和第二天的各家報紙，都以大篇幅競相報導這件「五比一」的大捷，成為國慶新聞中的新聞。對張迺軍的「成仁」，更有許多生動、感人的描述。

　　兩三天後，台北兩家報紙的副刊上，並分別刊登了兩篇由一位空軍學長馮俊生的太太李錦玲，和另一位同學朱偉民所寫的題目同為「悼迺軍」的文章，空軍總部也已開始著手辦理撫卹事宜。但就在這時，卻收聽到了來自對岸張迺軍告知家人他平安無恙的廣播。

　　有關方面收聽到這項廣播，起初還半信半疑，後來終於證實確是張迺軍的親自播音，才在「內部」將他的「陣亡」改為「被俘」。但當局鑑於情勢，為了不使民心士氣受到影響，對外卻從未更改原先所發佈他「成仁」的新聞。以當時的新聞自由和言論尺度，沒有任何新聞媒體敢隨意另發新聞，也沒有任何一個記者或民意代表會追究事情的真相。因此多年來，除了他的家人、部分親友和空軍同事外，大多數的國人仍一直以為張迺軍是在那時「壯烈成仁」了。

　　次年（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張迺軍和另兩位在金門炮戰期間擔任空投任務，遭中共地面炮火擊中迫降被俘的我方空運機飛行員華武麟、劉承理，一同被以小船由廈門送至小金門，結束了八個月的「俘虜」生活。他回到台灣，並回役空軍，又默默地服役將近二十年，然後默默地退役，默默地來到美國，現住在洛杉磯近郊的布班克市（Burbank），和他的妻子李明禮、兒子張紹宗，一家三口，過著平靜的生活。

　　張迺軍畢業於空軍官校三十八期，我畢業於三十六期，比他高兩期，時間只不過約早一年半。在校時，我們兩期曾有一段時間的重疊，畢業後也曾在同一部隊同事過一段時間。但另有兩個時段，則是我和他最接近、關係最密切的時段。這兩個時段，一是十幾二十年前，在台北大直長達三年的兩度同學；另一是現在美國，已做了將近十二年的鄰居。

　　兩度同學的前一度，是民國五十七至五十九年間在軍官外語學校（後改為政治作戰學校國防語文訓練中心）日文系第一期；第二度是民國六十二、三年間在三軍大學空軍學院。巧的是，兩個學校都在大直。

　　我現在美國，也住洛杉磯近郊，和他所住的布班克市，同屬一個名叫聖費南度谷（San Fennando Valley）的區域內，電話號碼的字頭也相同，兩地相距僅十五分鐘車程，在偌大的洛杉磯，這點距離的確應該算是「鄰居」。我和他不但常在電話裡交談，我們兩家人也經常藉機互訪、相聚。我於民國七十一年初來美，他比我早來兩年，我們都找不出第二個也做過這麼長時間「鄰居」的朋友來。

　　以我和他這麼長時間的相處和接近，我應該對他的一切都非常瞭解才對。可以這麼說，我對他在空軍官校的情形、他剛畢業時的情形，和他從大陸回來後回空軍服役，直至退役、來美的情形，都可說瞭如指掌。但是對民國四十七年雙十節那場空戰，有關他撞機、跳傘、被俘，在大陸八個月的生活，和剛回台灣、回役以前的情形，卻可說是「一無所知」。雖然在這期間也聽到過許多種說法，最近甚至還見過一些文字上的報導，但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知半解」。

　　張迺軍一方面是受了上級的「關照」，告訴他不得將「事情」說出，另一方面自己也不願將這段痛苦的住事重新提起，就此在他的心底埋藏了三十幾年。甚至對他的妻子，據他告訴我，也是在來美數年以後，才陸續、片斷地說給她聽。

　　時光流轉，物換星移，三十幾年一轉眼便已過去。隨著兩岸關係的大幅和緩和國內言論尺度的徹底改變，以及兩隻失落黑貓－－張立義、葉常棣－－的歸來，使得空軍黑貓中隊、西方公司，和海軍章江、劍門兩艦事件一一曝光。過去所認為的機密現在都已不再是機密；過去許多事情因有忌諱而不敢說，現在則已幾乎沒有一件是不能說的了。

　　基於這項原因，我曾於不久前向這位老友兼好友試探，想請他向我說出他的那段往事，由我替他作一個報導，如他有委屈，可藉此伸張，如有心裡想說的話，也可藉著我的文字替他轉達。他當時雖曾心動，但幾度欲言又止，我也就不便再加追問。

　　直至最近，當我看到一本由國內傳來，專以報導空軍內幕為主的小冊子，裡面也有一段說到有關張迺軍的「撞機疑案」時，我才又向他舊事重提。非常出乎我的意料，這次他是毫不猶豫地欣然同意。他說因為與其讓別人對他作錯誤的報導，還不如由他自己來把實情說出，使所有的國人都能知道真相。

　　他又告我不久前，曾有職業作者由國內三番兩次以越洋長途電話來向他「採訪」，他說與其讓職業作者來寫，還不如由我這位老友寫來得親切。

　　於是在一個初夏的下午，在他家氣溫適宜、光線適度、佈置雅緻的客廳裡，他以大約三個小時的時間，娓娓地向我敘述了從那次空戰起，直至回台灣為止，這之間的一切，經過，和他的感慨、感想。也就是說，他填滿了我對他今生唯一尚不瞭解的一段「空白」。在他敘述時，他的妻子、他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ＵＣＬＡ）的兒子，和我的內人，都在一旁傾聽。

　　我的寫作能力雖不及職業作者，但我想我要以我對張迺軍的熟悉，和我的專業知識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現在我就根據他的所敘，加上我對他原有的認識，以平實的文字，作一個百分之百忠實的報導，並附帶對他個人和他的家庭略作介紹。文中相關的人物，除了也作介紹外，並儘可能穿插些有關的掌故和趣事，期使本文讀來，能更覺生動。

　　在開始敘述之前，我並要作一項特別提示。國府飛行員在大陸被俘又歸來者，前後共有七、八人之多。其中張立義、葉常棣是飛Ｕ-２型偵察機；和張迺軍同時回來的華武麟、劉承理是飛Ｃ四六型運輸機；西方公司的孔祥璋等人是飛Ｂ十七型偵察機。僅有張迺軍一人是飛Ｆ八六軍刀式機，他也是唯一飛戰鬥機跳傘被俘的人。

　　張迺軍是江蘇省漣水縣人，民國二十五年生。他的名字中的「迺」字是屬輩份，因父親正好於那年投身軍旅，第二個字就替他用了一個「軍」。好像註定了他這輩子也要當軍人似的。

　　張迺軍的父親畢業於國防醫學院前身的軍醫學校，母親早年過世，父續弦。小時候隨著父親到四川省，抗戰勝利後回南京，民國三十八年又到台灣，住在屏東縣東港鎮，也就是空軍預備學校（空軍幼年學校的前身）的所在地，耳濡目染，所接觸到的，都是空軍。他自己先後就讀於東港空軍子弟小學和東港至公中學（空軍子弟中學的化身），這一切更似埋下了他當軍人又非當空軍不可的伏筆。

　　初中畢業後，因父親調職花蓮空軍防炮學校軍醫科長，全家遷居花蓮，他考入花蓮師範，但結果並沒有當老師。張迺軍說當時救國團在花蓮辦的許多活動都很成功，尤其是鼓勵青年從軍方面。他說他哥哥張迺奎進了國防醫學院，他進了空軍官校，還有一位和他很要好的同學姚士鳳進了海軍官校。

　　空官校三十八期，是民國四十三年初入伍的，張迺軍舊地重遊，回到東港，進了空軍預備學校。半年後結訓，升入位於雲林縣虎尾鎮的空軍官校初級班，至此圓了飛行夢，享受觸摸藍天白雲，俯瞰山川平原之樂。初級飛行所使用的機種是ＰＴ十七型教練機，半年之後，又升入位於高雄縣岡山鎮的空官校校本部。中級、高級飛行都是在那裡完成，高級分科時，他選了戰鬥科。中、高級使用的，都是Ｔ六型教練機。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是張迺軍今生的第一個重要里程碑，在他軍服的胸前，被佩戴上了一隻閃亮的飛鷹，兩條金色的槓槓，分別加在他的左右肩上，三年兩個月來所憧憬的和所期待的，也就是那一刻。

　　張迺軍被分發到桃園的五聯隊五大隊第二十七中隊，當時的中隊長是後來在空軍副總司令任內中將退役的張維烈。五大隊使用的機種，就是Ｆ八六軍刀式戰鬥機。張迺軍又向前邁了一大步，由螺旋槳飛機走進噴射式飛機。

　　當時五聯隊只負責作戰任務，新進人員訓練分由台南和屏東兩個基地負責。張迺軍先到台南接受Ｔ三三型教練機訓練，為期六週，結訓後又到屏東，正式開始試飛Ｆ八六軍刀式戰鬥機。

　　當時中華民國空軍由螺旋槳戰鬥機換裝為噴射式戰鬥機為時還不過三年，尚有大批飛行員等待接受噴射機訓練，因此受訓軍官中也不乏期別稍高者。現任空軍總司令唐飛上將（空官三十二期）就是和張迺軍同一批受訓的，他們兩人並正巧同一間寢室。唐飛那時的階級也不過只是中尉，時為民國四十七年初。

　　完訓後張迺軍歸建回桃園廿七中隊，並出了幾次巡邏任務，但卻在那時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五聯隊飛行員的年度例行空勤體檢，張迺軍被診斷患了肝炎，不但要停止飛行，還要他到台北空軍總醫院住院治療。而診斷他的那位航空醫官，我也不妨略作介紹，也就是後來在空軍總醫院任內科主任，因一件緋聞事件，被一位飛行員殺死的蔣承武。

　　張迺軍在空軍總醫院住了一個月後，出院回花蓮家中休養，但他仍念念不忘飛行，念念不忘隊裡和整個空軍的事情。他記得是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台南一聯隊的劉景泉中校（空官二十三期）和任祖謀中尉（空官三十五期）兩人駕Ｆ八四雷霆式戰鬥機在閩粵沿海偵巡時，遭到米格機的偷襲，任祖謀殉職，劉景泉座機中彈，勉力支撐回航，飛至澎湖海面上空時棄機跳傘，人獲救。還不到一個月之後，正當空軍慶祝「八一四」勝利紀念日的當天，五大隊副大隊長汪夢泉上校（空軍供應司令任內中將階退役）率另三架軍刀機在浙閩沿海偵巡，也曾遭到米格機偷襲，發生空戰，後在回航途中，發現四號機劉光燦上尉（空官三十二期）失蹤（如何失蹤，至今仍是一個謎，因該次空戰，雙方均無戰果，事後也未聽到中共發布任何戰報）。

　　張迺軍在休養期中，聽到長官、學長、袍澤，有的受傷，有的殉職，有的失蹤，一時心情激憤。他那時心裡想的就是趕快去打仗，於是顧不得自己的病是否已好，一心急著要回隊。

　　當時花蓮對外的交通，除了蘇花公路外，就是民航公司（ＣＡＴ）每天往返台北一班的飛機。張迺軍的父親在地方上小有名氣，於是憑「特權」替兒子弄到一張免費機票，讓他坐到台北松山機場，再轉車到桃園去。張迺軍回想起這件事情時說，幸好那時沒有像現在這麼「厲害」的民意代表，否則他坐「霸王機」的事被掀出來，豈不成為「以軍欺民」了！

　　回到桃園時，二十七中隊的中隊長已換為蔣天恩中校（空官二十二期）。對蔣天恩，我認為也有介紹一下的必要，他們三兄弟都是飛行員，老大蔣主恩（大約空官十四、五期左右）是官校高級組教官，我同期許多同學都是出自他的門下。蔣天恩是老二，一直服務於戰鬥部隊，他稍後在一次空戰中也擊落了一架米格機，民國六十五、六年間我曾和他隸屬同一單位，他是我的長官，他在空軍總部情報署長任內少將階退役。老三蔣洪恩（空官三十四期），因期別、階級、年齡都和我接近，又曾是同事，和我私交很好，他後來曾被海軍借調至左營飛陸戰隊的輕型飛機，現也已退役。提起蔣家三兄弟，在空軍裡，是相當有名的。

　　張迺軍於回隊後，立即開始熟悉飛行，卻不料一連出了兩次危險事故。第一次發生在「八二三」炮戰前兩、三天，是落地時一個輪胎爆裂，飛機滾行至跑道的盡頭處方始停下，只受了一場虛驚。第二次發生於「八二三」的後兩、三天，是實施海洋實彈炸射訓練，他滿載重、滿油箱時起飛，起飛後發現起落架的鼻輪無法收上，但要放又放不下來，正好卡在一半的位置，試了許多次，都沒辦法，他只好飛到外海去低空盤旋，先把外油箱的油燒完，並把它拋掉，再把內油箱燒到一半以下後回場迫降，以減輕落地時的重量。這時五大隊大隊長董啟恒上校（空總督察室主任任內中將階退役）親自在跑道的通信車上指揮，他看到地面救火車，救護車穿梭奔馳，生平第一次感到死亡的陰影在他的身邊。他保持平穩的下降速度，在飛機將要接觸到跑道時，他把機頭略為拉起，使在後的兩個主輪先行著陸。主輪與地面接觸時的輕微震動，卻把鼻輪震下來了，他以細膩且柔和的操作，緩慢且輕輕地使鼻輪著陸。滾行了一段距離後，飛機略向右偏，他本能地輕點右煞車改正，但在他的右腳才碰到煞車，煞車才剛開始產生效應的同時，鼻輪折斷了。他感到整個人身體猛向前傾，接著是機頭碰到地面的一聲巨響和猛烈的震動，金屬和混凝土的磨擦，發出一陣尖銳刺耳的聲音，即使在強烈的陽光下，仍看得出座艙兩旁的陣陣火花。他經歷他人生最長的七、八秒鐘，飛機在一陣扭曲和旋轉之後，像一頭受傷的猛獸，掙扎許久，終於氣衰力竭，在跑道旁的短草區內停住了。

　　他看到兩旁的救火車、救護車，既像是緊緊地跟隨著他，又像是不敢太接近他。又經歷了人生另一個最長的七、八秒鐘，他沒有聽到他機上彈藥爆炸的聲音，也沒有聽到他內油箱裡所剩的小半箱汽油爆炸的聲音。他突然感覺到好疲倦，他閉上眼睛，深深地吁了一口氣。

　　那次事故，應該算是重大事故，若是平時，要經過一連串的調查、檢討、報告，飛行員也要再做一次仔細的體檢，以確定沒有受傷（包括心理上的）才能繼續飛行。但那時因「八二三」炮戰的發生，大家忙著打仗，所以那次事故就變成了一件「小事」。張迺軍只填了一張簡單的報告，基地裡的美軍顧問來問了幾句話之後，第二天他就又開始飛行了。

　　一個多月以後。

　　也就是民國四十七年的雙十節。

　　張迺軍今生的第二個里程碑，也是最大的里程碑。

　　張迺軍敘述到這裡時，略顯激動，他又拿出了那本小冊子，翻到「張迺軍撞機疑案」那一頁，指著「長機路靖擊中米格機，僚機張迺軍經驗不足，在米格機爆炸之際衝向米格機，致受波及－－」（大意如此）的那段話對我說，那位作者並未與他談話，也未徵得他的同意，便作了那項錯誤的判決。他一方面已去信那家出版社請求更正，一方面要我藉本文以糾正那本小冊子的錯誤。

　　張迺軍隨即又恢復了平靜，繼續向我敘述：

　　當時戰術空軍任務中，有一項例行的派遺，叫做「空中戰鬥巡邏」（Combat　Air　Patrol，簡稱ＣＡＰ）。ＣＡＰ在時間上分為拂曉及終昏兩次；在區域上分為南、北兩批。雙十節那天張迺軍所擔任的，就是北區的拂曉ＣＡＰ。

　　張迺軍那天並且擔任值日官，清晨四點鐘，他分別以電話叫醒了路靖（空官二十五期）、羅承志（空官三十期）、丁定中（空官三十三期）、靳文紀（空官三十二期）和葉傳煦（空官三十三期）等五人，連同他自己共六人。

　　ＣＡＰ任務平時都以四架戰鬥機擔任，那天因雙十節加強戰備，所以增為六架。六人中以張迺軍期別最低，擔任二號僚機。領隊機是路靖，他當時的職務是中校輔導長。

　　在我繼續敘述以前，讓我先來介紹一下路靖。讀者的年齡如果在五十歲以上，而又是個籃球迷的話，一定還會記得他。在三軍球場時代，路靖是大鵬隊裡的一員猛將，以控球穩健、搶截兇狠、善於控制籃下球及中距離準確著稱。當時大鵬隊的五員主將除他以外，其餘四人是同屬空官校二十七期的游健行、孫煥庭、朱聲漪，和高炮出身的凌鏡寰。前三人打前鋒，並被譽為「大鵬三劍客」，凌鏡寰和路靖職司後衛。在大鵬隊之前，由王士選、賣志軍、霍劍平、王毅軍等人領軍的七虎隊，曾經雄霸一時，大鵬組成後，取代了七虎在台灣籃壇的霸主地位，直至克難隊成立為止。

　　令人惋惜的是，大鵬隊裡的四位飛行員球員，除朱聲漪健在外，其餘三人都已殉職，游健行是駕Ｔ三三型機在大陸偵巡時殉職，在他失事之前，正和台灣女籃最貌美的碧濤隊主將吳寶華熱戀，成為籃壇一段佳話，但因女方家長的反對而未能成為眷屬。孫煥庭在桃園的一次起飛時失事殉職。路靖則是在一次夜航任務中，在台灣中部地區失事。而對於路靖的殉職，我的感慨尤多，因為他是在由我擔任管制及在雷達幕上監視著的情形下墜毀的。

　　大約是民國五十年代初期，路靖率僚機一架作夜航任務，由桃園起飛後向南飛行，由我在無線電裡管制，我和他每隔二、三十秒鐘通話一次，作例行的位置、航向、高度報告等，一切情況正常。十餘分鐘後，抵達台灣中部上空，高度約為兩萬呎，在例行的呼叫中，我沒有聽到路靖的回答，我再呼叫一次，幾秒鐘之後，他的僚機回答我，說長機已經墜毀。在他失事之前，無線電裡沒有任何徵兆，失事時雷達幕上進沒有任何異狀（因僚機仍在，在雷達上一架和兩架的顯示，是完全相同的）。

　　現我繼續敘述。六人起床，早餐後，就前住停機坪，各自檢查自己的飛機，然後開車，滑向跑道頭，準備起飛。張迺軍回憶那時的情景，六架軍刀機的引擎聲震耳欲聾，從尾管裡噴射出來的六道濃煙，在天色尚未大亮之時，看來好似六團火球。那一刻他的心情沸騰到了極點，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那卻是他今生的最後一次飛行。

　　幾分鐘後，六架軍刀機衝破晨曦，怒吼升空，他也沒有想到，那竟是一次只有起飛、沒有落地的飛行。也就是在那時，他永別了他心愛的軍刀機。

　　北區ＣＡＰ所涵蓋的區域是浙江南部和閩北沿海，其中又以馬祖和平潭之間為重點。

　　他們由位於台北縣淡水鎮老梅鄉（也就是台灣最北端的富貴角）的一個雷達中心管制，以六機戰鬥隊形，一面爬升，一面朝著西北方向飛行。

　　他們的編組和隊形是：

　　　６葉傳煦
　　５靳文紀

　２張迺軍
１路靖
　３羅承志
　　４丁定中

　　五、六號機以自成一個小編隊的姿態與前四機保持稍大的間隔，以達相互掩護及支援的功效。

　　Ｆ八六軍刀機是韓戰時代的產物，在那時的機齡也都在十年以上，尤其是美國給予中華民國的飛機都是他們已經用過的舊飛機，從無一架新機。只不過那時我們所得到的飛機都是來自軍援項下的贈送，而非像現在的購買，所以也就沒有任何挑剔的餘地。

　　但是在舊飛機中，又還有新舊之別，型式也略有差異。飛行員們對那架飛機較新，那架最舊，或是那架的發動機最近剛翻修過等，都瞭如指掌，派遣官在分配飛機時，有意無意地，都是把最舊的飛機分給最資淺的飛行員，在空軍裡，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而張迺軍那天所飛的那架○七二號飛機，除了型式和機齡最舊外，還有一項特殊的毛病，就是在地面檢查時無線電一直是好的，而每次一升上高空，就自動失效了。所以在整個飛行過程中，張迺軍無法從無線電裡得知任何情況。

　　十幾分鐘後，他們到達平潭上空時，高度是三萬五千呎。套用一句章回小說裡的用語，那天的情形，可以用「也是合當有事」來形容。這話怎麼說，因為那時美方對我們的限制非常嚴格，嚴禁我們的飛機進入大陸，如有違反，可能以後的軍援就不再來了。而中共方面，也好似有默契一般，只在大陸邊緣，從不出海（其原因當然是中共也受到蘇俄的限制，更大的原因，則可能是美、蘇私下的暗盤協定，因為他們都是希望中國永久分裂為兩個，永久對立的）。果真如此，那就相安無事了。問題是那時我們的士氣高昂，一心想反攻大陸，年輕的飛行員們又都好戰，並仗恃著自己的飛行技術遠較中共飛行員的要好，所以往往違反規定，不聽雷達管制人員的指揮而飛進大陸挑釁。雷達管制人員一來是無法制止，二來是也基於同樣的心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故意隱瞞真情不報，路靖就是在那種情形下飛進大陸去的。

　　當他們看到左下方有一批正在上升的米格機後，他們便拋掉外油箱、試槍，準備接戰。

　　在基本上，空戰是以長機接敵為主，僚機的最大任務是掩護長機。張迺軍說那時在左下方正有一架由下而上的米格十七，他的長機路靖一個左轉俯衝，不但是一個絕佳的攻擊佔位，而且正好咬住了那架米格機。

　　戰鬥機由於火力都在前方，所以後方是最脆弱的一環。如能佔位在敵機的後方追蹤射擊，俗稱「咬尾巴」，即可立於不敗之地。相反的，被咬住尾巴的一方，則只有挨打，毫無還手的能力。

　　在此我再將軍刀機和米格十七作一個簡單的比較：軍刀機有六挺○．五○口徑機槍，米格十七則有三門23mm機關炮，火力上可說各有千秋。在性能上，最大速度、爬升速率和升限都以米格十七較優，所以如果在三萬五千呎以上高空接戰，尤其是奇襲，米格十七可居絕對優勢，但在三萬五千呎以下高度纏鬥，則軍刀機並不吃虧，甚至因為軍刀機的轉彎半徑較小，在這方面還略佔便宜。

　　路靖於咬住了那架米格十七的尾巴後，對方即本能地以急轉彎方法逃避。路靖追蹤了兩圈半之後開槍，但是沒有打中，且因速度太大，衝出到敵機的前面，形成反被對方咬住尾巴了。

　　但是掩護長機的張迺軍，這時又正好咬住了那架米格機，形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局面。

　　軍刀機的瞄準可用雷達光網（自動），亦可用固定光網（人工）。如用雷達瞄準，會在與目標距離接近至六百五十呎時自動解鎖，使飛行員能產生警覺即時脫離攻擊而不致撞上目標。如用固定光網瞄準，則沒有這項警告。

　　張迺軍咬住米格機時原用雷達光網瞄準，但在纏鬥中，光網突然偏離，他乃隨手將光網固定，改用人工瞄準。他一共開了三次槍，在第二次開槍後，他看到米格機的左翼有煙冒出，尾管周圍的四片阻速板也被打中而張開了。但這時米格機還是在他和路靖的中間，他仍在擔心米格機會打路靖，於是第三次開槍，他看到米格的右翼也冒煙了，心裡正在想你這傢伙怎麼還不下去。但就在這時，他發覺一個龐然大物突然擋在他的眼前，這一切都只是瞬間的事情，在他口裡下意識地喊出「完了」兩個字的同時，和眼睛裡見到一團火之後，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當他又有知覺時，他感到很熱，但甚麼都看不見，他形容當時的感覺，就像在狄斯耐樂園坐太空飛梭，穿過黑洞的那一剎那。他想到跳傘，但因離心力太大，整個身體都無法動彈，掙扎了許久之後，他的手終於碰到了坐椅的把手，又經過一陣急速的尋找、觸摸，他突然感到整個人騰身而起，他終於被彈出來了。

　　他感到一陣自由落體的快感，也可說是落向地獄的恐懼。當時的降落傘並沒有像現在的壓力式自動開傘裝置，他的右手在胸前一陣抓拉，快速的下墜頓時止住，他的眼睛這時也突然看得見東西了。他的下面是一片不大不小的平原，並且在逐漸和他接近。他把頭盔取下拋掉，又看到他的右上方也有一具降落傘正在飄降。

　　他下方的平原愈來愈真實，愈來愈具體。正當他感覺死亡似已離他稍遠的時候，突然一個他所熟悉的龐然巨物向他衝來。銀灰色的巨物軀體，在朝陽的照射下發出耀眼的光芒，刺痛了他剛恢復視覺的眼睛。偌大的進氣口，六挺機槍，不偏不斜地對準著他。緊接著耳畔一陣密密麻麻的爆裂巨響，六條濃煙擦肩而過。當那個巨物接著也由他身邊掠過的一剎那，他看到它腰部那個能令他肅然起敬的青天白日國徽。他的心千轉百轉，但似乎又不知道剛才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他略為定了一下神，看到那個巨物又朝他右上方的那具降落傘衝去。

　　張迺軍在三萬五千呎的高空接戰，經過纏鬥、相撞、跳傘－－這一連串生死邊緣的折騰後，所剩的高度已經不多。很快地，他就聽見了許多嘈雜的聲音，又看到許多民兵打扮的人朝他圍過來，他剛一與地面接觸，就有許多人擁上來，七手八腳地把他綁了起來。

　　這時稍遠處又另有一隊人走過來，其中一人手中拿著一具降落傘。走近之後，張迺軍看到傘上有血。這邊有一人問了一聲：「人怎樣了？」拿傘那人回答：「人死了。」就都沒再說話。張迺軍再看看他自己的傘，上面有許多彈孔，根據彈孔的大小，那正是由○．五○機槍所發射。

　　張迺軍又一次感到生與死，居然只是這麼一線之隔，在短短的幾分鐘裡，他已經好幾次走進了死亡的邊緣。他並不怕死，只是他想，如果這麼死，死得多冤！

　　張迺軍的五個同伴之一，誤把他當作米格機飛行員，沒有打中他，最後還是去把那個跳傘的米格機飛行員打死了。張迺軍後來得知，那個飛行員名叫杜鳳瑞。

　　當軍刀機向他發射，掠過他的時候，因為太快，他沒有看到飛機號碼，因此不知道是他五個同伴中的那一個。張迺軍慶幸他沒有看到，接著他又說，即使他看到了，他也永遠不會說出。

　　張迺軍說到這裡時，我打了一個岔，問他那天我們共擊落五架米格機的情形，但他說除了他前面那一架以外，其餘四架怎樣被擊落，他都沒有看到。

　　張迺軍同時又說，他回憶起撞機那一剎那，撞到的就是米格機的左翼。空軍在空靶射擊訓練時，曾發生過不少次脫離不及，撞到了靶子的意外事故。張迺軍的撞上米格機，就如同打靶撞靶是一樣的。

　　張迺軍傷得並不重，只有三處：一是脊椎輕傷；一是口腔破裂；一是白眼球變紅。三天後張迺軍向家人報平安的廣播，之所以會被懷疑不是真的，是因先把錄音帶拿給和他同期又同寢室的二十七中隊飛行員陸養仲聽，因張迺軍的口腔受傷，透過錄音之後的音質變了，陸養仲以為不是他的聲音。後來又把錄音拿給他的家人辨識，才證明確實是他。

　　張迺軍著陸的地方，是屬閩北的福清縣，當地駐有一個高炮連，他被押到連部之後鬆了綁，稍後又被押到一個機場，從此開始一連串的審問。審問的方式是分為兩組，每組三人，由兩人輪流問，一人筆記。如此夜以繼日，屋內的燈光極強，每天最多只讓他睡兩三個小時。所問的不外乎是台灣的兵力部署、作戰與訓練情形等，同樣的問題都要反覆問十幾二十遍。

　　張迺軍那時只是一個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少尉，對於我們自己的情形，知道的可能還沒有審問他的人多，他對所有的問題，也只有照實回答。而那幾天由於他傷處還痛，尤其是脊椎和脖子，所以那是他在大陸最痛苦的幾天。

　　他也記不清那種日子一共持續了多久，他先被送到福州，然後又到廈門，由廈門坐鷹廈鐵路，轉浙贛鐵路、滬杭鐵路一直到上海，從上海又輾轉坐火車到了北京。他被關在前門外西河沿的空軍招待所裡，由兩個帶槍的兵看守住他，據那些兵告訴他，那房子原是個妓院，「解放」後妓院關門，改成了招待所。

　　這時又對他開始了另一梯次的審問，審問的方式、所問的事情，幾乎都和前一次完全相同。略為不同的地方是兩組人好像有意一組扮紅臉，一組扮黑臉。先一組人罵他是國家民族的「敗類」、「蔣賊」的狗腿子之後，後一組人又故意來好言相勸。另一點不同的地方是問完話之後拿紙筆給他，要他把剛問過他的問題和他的回答全部寫出來。這次這種日子一共過了大約三個月。張迺軍說還好他只是挨罵，並未挨打。

　　突然有一天，一位我們在空軍官校時的飛行教官黃綱存去看他，使他略感驚訝。黃綱存是大約於民國四十五、六年間，飛Ｔ六型教練機帶學生的時候，於飛了兩個落地後，叫學生下來，說飛機有毛病，他一人飛去試試看，就此一去不回，叛逃到大陸去的。

　　黃綱存見了他，非常客氣，先送了十塊錢人民幣給他買香煙。張迺軍記得香煙一包只要兩毛多錢，所以十塊錢可以買好幾十包煙（張迺軍以前一直是吸煙的，來美國之後才戒掉）。黃綱存後來又告訴他如有機會回台灣，應儘可能回去，並說他確知將來還是會放他回去的。張迺軍現在談起這件事情時，還對黃綱存心存感激。

　　從這以後，他們對張迺軍的態度就趨於緩和，只是拿了許多廣播稿，命令他照唸，內容無非是些心戰方面，對毛澤東歌功頌德、打擊台灣士氣的事情。在這期間還偶爾帶他出去看電影，和康樂隊的歌舞表演等。電影都屬政治性，如成立人民公社、大躍進、發動群眾運動、掃街、打死害鳥等等。此外還帶他到故宮、天壇等地參觀。如果不作廣播，不看電影，也不出去的時候，就丟一大堆人民日報、政治書籍、畫冊之類的東西在他房裡。

　　這個時候，另一件令他驚訝的事情出現了。兩位飛行學長，華武麟（空官三十一期）和劉承理（空官三十三期）和他會合了。他們兩人於被擊中迫降後，起初被關在福州，後來也到了北京。此後大部分時間，他們三人都在一起。

　　不久之後，果然有人來問他們，是願意回台灣，或是願留在大陸，三人都答願回台灣。於是就告訴他們，送他們回台灣以前，要先帶他們去各地參觀。

　　他們參觀的第一站是東北，之所以選擇了東北，是因華武麟有一個弟弟正在北大荒勞改，特地讓他去和弟弟見面。然後他們共去了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地，參觀鞍山鋼鐵廠和第一汽車製造廠。從那時開始，各地對他們的招待極好，待他們如上賓，和最初對他的辱罵相比，有如天淵之別。參觀的過程中，則一再向他們標榜祖國的進步。如第一汽車廠所生產的紅旗牌汽車，毛澤東同志就是以那作為座車。

　　返回北京後，就為他們餞行，這表示他們不會再回北京了。餞行時並把當時的空總情報署長衣復恩將軍（空官五期）的叔叔也請去了。

　　他們由北京搭乘京廣鐵路（原平漢鐵路）到武漢。這時劉承理和他與華武麟兩人暫時分手，因劉是四川人，讓他回家鄉去和父母見面。他和華武麟留在武漢，被帶著參觀新建的長江大橋、重建的黃鶴樓，和東湖、珞珈山等地。此外又是看康樂隊的歌舞表演，在張迺軍的印象中，一般說來，那些歌舞的水準還真不壞。

　　劉承理回武漢後，他們便一起坐船到南京。張迺軍在南京見到了他的伯父和堂弟。然後他們又經上海坐火車到廈門。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又是張迺軍今生的一個重大的里程碑，甚至可以說是他的第二個生日。頭一天晚，中共人員就請他們吃飯，備了許多好菜，還送他們酒和土產，在席間並告訴他們，第二天就要送他們回來。

　　潮汐時間早已算好，第二天中午十二點整，一艘小船，由一個船伕搖槳，載上了他們三人。張迺軍眺望著前面的小金門，看到了闊別已八個月的屬於自己的土地，心裡略顯激動。另一方面，他想到小金門的守軍，看到小船，會不會以為是來偷襲的「水鬼」而對他們攻擊。甚至中共方面，會不會是佯裝送他們回去而在海上把他們解決掉。他又想如果他們三人在那段短短的航海途中消失掉了，不論是那一種消失法，都將是完全不留痕跡的。

　　但他除了想之外，甚麼事都不能做。船伕開始搖槳，小船離岸，他們回頭向送別他們的人揮手，告別了那塊意外的回去居住了八個月，原也屬於自己，但已變了色的土地。也可以說，他即將結束一場連續做了八個月的夢，而回到真實的世界。一水之隔的對岸，便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華武麟因為身體不舒服，一直躺在船底。他和劉承理兩人則引頸望著前方，隨著船伕的槳動一下，他們的心也動一下，他們的目的地就近了幾尺。

　　由於距離非常短，沒過多久，他們就清晰地看見小金門岸上的守軍，從對方的動作上，他們也看得出守軍早已發現了他們。這時船伕把搖槳的速度放慢，並逐漸停了下來。除了小船隨著波浪起伏的輕微聲響外，一切都是死寂的。這時他們能更清晰的看到守軍戒備的情形，一切則更加死寂，好像海裡的魚都停止游動了。

　　終於，幾聲槍響劃破了這片死寂，他們趕緊把身體伏下，並期待著繼續的槍聲。但過了一會兒後，不但沒有再聽到槍聲，而且還辨識出剛才的幾聲槍聲都是對空發射的。於是他們慢慢抬起頭來，一面向著岸上揮手，一面高叫了幾聲：「不要開槍，我們是自己人！」船伕開始繼續搖槳，幾分鐘之後，他們終於登上了自己的土地。

　　小金門的駐軍是一個師，他們立刻被帶到師部，稍後又由蛙人用橡皮艇把他們送到大金門。在那裡，他們又開始接受了一連串的審問，也是他們八個月來的第二次，和今生的第二次審問。

　　第二天，空軍總部派政戰部第四處一位劉姓副處長把他們接回台北。第四處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考核飛行員的思想、品德。當時有兩位副處長，除劉姓副處長外，另一位名叫周國煌，名影星周丹薇就是他的千金。

　　到台北後，他們被安排住在仁愛路的一處房舍內，開始接受名為「歸詢」的訊問，訊問者包括政戰部和情報署兩個單位，並還有美軍方面的人員。當時美軍有一個名叫「海軍輔助通信中心」（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　Center，簡稱ＮＡＣＣ）的情報單位駐在台灣，而訊問者中又以這個單位的人問得最為詳細，無論大事小事，甚至大陸的香煙多少錢一包都問。此外還要寫，還要畫，畫他們住的地方出路如何，房子的形狀和隔間如何等等。

　　在「歸詢」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天晚上由人陪同他出去看電影。重臨睽違已久、燈紅酒綠的西門町，他的心情既興奮又激動。更令他驚喜的，是在新生戲院門口，碰到了一個也屬五聯隊的飛行員朱英錫（空官三十七期），那是他回台灣後所碰到的第一個同事。

　　朱英錫是瑞士華僑，返國投效空軍，本來也是三十八期，因當時的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為表示對華僑優待，免去他在空軍預備學校的入伍訓練，直接到官校飛行，因此就變成比張迺軍高了一期。朱英錫畢業後被分發在五聯隊五大隊第十七中隊，也是飛軍刀機。他後來並成了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的女婿。

　　「歸詢」終於告一段落，當時的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和副總司令徐煥昇分別召見他們三人，都拍著他們的肩膀說：「老弟，好好幹！」他們受此鼓勵，深為感動。當時華航剛成立不久，亟需飛行員，曾有人透過第三者試探他們願不願到華航去，但三人仍一心以報國殺敵為念，都決定回空軍復職。

　　不過復職並不是他們原來所以為的回復原來的工作和職位。復職後張迺軍被派到空軍總部政戰部第四處擔任參謀官；劉承理到空總作戰署訓練組任訓練官；華武麟被派到台中基地飛行官管理中隊任作戰官。三人中除劉承理後來進了華航外，張迺軍和華武麟兩人今生都未再飛行。

　　張迺軍復職後，又度過了他今生最痛苦的一段時期。他似洪水猛獸，也像個瘟疫病人，如果是現在，也可說是「愛死病」的原體帶有者，人人見了他害怕，人人敬鬼神而遠之。在軍中保防制度嚴密、小報告盛行的時代，沒有人敢跟他這個被「共匪」「洗腦」過的人說一句話，他走到那裡，人們見了就躲開，真使他有「天下之大，竟無容身之地」的感慨。在這期間曾有政戰人員問他要不要改名字，但他想改了名字還是改不了人，有用嗎？

　　張迺軍說到這裡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隨即臉上又露出感激的神色，他向我說出了三個他們同期同學的名字。人情冷暖，越是在這種時候越看得出來。在他最孤獨的時候，這三人給了他精神上的支撐，在人人遠離他的時候，只有這三人仍時時在他的身邊。他永遠感激這三個人，他們的名字是周振雲、范鴻棣、王乾宗。

　　周振雲曾任聯隊長、空軍作戰副司令，現任國防部督察部（原聯訓部）中將副主任，是他們期同學中階級、職務最高的人。

　　范鴻棣原來也飛軍刀機，後到美國來接受Ｆ一○四星式機訓練，正巧我那時也在美國受訓，和他同一基地但不同科目。和他一起受Ｆ一○四機訓練的還有一位孫祥輝（空官三十九期），是抗日名將孫元良將軍之子，也是名影星秦漢的哥哥。我們學成後先後回國，孫祥輝不久之後不幸失事殉職。范鴻棣則二度被派來美，接受Ｕ-２機飛行訓練，其間曾跳傘一次，所幸機毀人僅輕傷，他繼續完訓後回國即加入黑貓中隊，曾完成多次大陸偵照任務，出生入死，直至民國六十三年黑貓中隊裁撤，才功成身退。他退役後入華航，曾任波音七六七總機師和七四七機長。不久前轉往長榮，任七四七機長

　　王乾宗則不幸於三十多年前即失事殉職，而他的失事更是一則離奇的故事。巧的是失事那天也是雙十節，並也是國慶閱兵。時間是民國五十一年，那時的閱兵項目中有一項是空中分列式，就是中華民國空軍所有的機種分別以低空編隊飛行通過總統府，一面表示向大閱官致敬，一面向全國軍民展示我們強大的軍力。空中分列式通過的次序是慢速飛機在最前，最高速的在最後，Ｆ一○四那時在世界上尚屬新飛機，速度高達兩個「馬赫」，亦即音速的兩倍，沒有任何飛機可與匹敵。那時中華民國空軍接收Ｆ一○四還不久，其風光程度，與三十幾年後今天的老舊Ｆ一○四相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而王乾宗就是Ｆ一○四的飛行員，並且是那年國慶閱兵空中分列式的編隊成員之一。

　　當他們最後一批通過總統府，完成空中分列式之後，編隊中由張甲（空官三十九期）所飛的一架，不慎撞到了中廣公司的天線。王乾宗和編隊中的另一人林鶴聲（空官三十四期）看到搖搖欲墜的張甲，關心同伴的安危，下意識地推機頭下去察看張甲的情況，卻不料他們兩人在這時互撞，雙雙墜毀於中和鄉一帶，當場殉職。張甲則反而奇蹟似的回場迫降，安全著陸。他退役後也來美，現住洛杉磯，從事保險業。

　　林鶴聲出身台灣的望族，林家在台灣非常有名。根據我的記憶，他殉職時，他的哥哥（或是父親）是當時的屏東縣長。更巧的是，他和王乾宗兩人，都是他們期裡第一名畢業的（空官三十四及三十八期）。空軍在一霎時裡折損了兩員菁英，非常可惜。

　　同時我又想到，當時的中和鄉全是一片水田，因此兩架飛機墜毀，並沒有造成地面上的任何傷亡。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今天人口稠密的中和市，則後果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如這事發生在今天，在立法院裡又不知會出現怎樣的場面，不知有多少人要被迫辭職甚至撤職，而當時卻沒有在報紙上見到一個字，天線被撞倒的中廣公司也沒聽到他們說任何一句話。

　　張迺軍在空軍總部政戰部第四處只待了半年，就被調到空軍戰術管制聯隊擔任管制官。在這期間我曾和他有過一段時間同事，我也是從那時起和他較熟，對他有更多認識。

　　民國五十六年，是張迺軍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也是轉捩點。他認識了他現在的妻子，當時在三軍總醫院任護士的李明禮。

　　經過一番熱戀，兩人迅即互許終身，但是卻遭到李明禮父母的激烈反對。對於未來岳父母的反對，張迺軍能夠理解。一個被俘過的軍人，既無前途，也無錢途，別人當然不願把女兒嫁給自己。李明禮曾經被關在家裡過，也挨過打，但她的意志堅定，因此阻擋不了他倆的愛情，並決定結婚。李明禮的父親又寫信給當時的空總政戰部主任梁孝煌，以張迺軍曾經被俘、思想恐有問題為由，來阻撓他們的婚事。梁孝煌把信交給當時的政戰部第四處處長陳燊齡（空官十八期，民國八十一年卸任參謀總長，一級上將，當時的階級為上校）辦理，因陳燊齡堅決保證張迺軍的思想沒有問題，他們的婚事才沒受阻撓。

　　後來他們結婚時，陳燊齡並擔任介紹人之一。因此直到現在為止，陳燊齡一直是張迺軍心目中最為敬佩的一位長官。

　　第二年（民國五十七年），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發生在張迺軍身上。大事是結婚，小事是考進了軍官外語學校日文系第一期。而我也因進了那個班次，有了和他長達兩年的朝夕相處。

　　軍官外語學校原已設有英、法、西、德、俄、越、泰、韓及阿拉伯文等許多班次，日文系成立時，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班次，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錄取了陸、海、空三軍軍官共四十人，我們都抱了很大的希望，期能於學成後一展所長。但是非常遺憾，我們畢業不久，中日就斷交了，因此大部分同學的所學都未派上用場。那時在學校裡日文系第二期已經開課，而第二期也就成了最後一期。

　　軍官外語學校規定學員只有星期三、六、日三天可以外宿，其餘四天都須住校。張迺軍和李明禮那時燕爾新婚，小兩口非常親熱。李明禮那時已離開三軍總醫院，在行政院衛生署檢疫所上班，地點在松山機場，距大直很近，因此她經常在下班後到學校來看看張迺軍。我們班的同學，也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她。

　　有關我們在學校的生活，還另有一段趣事。軍官外語學校是跨軍種的，所以我們有機會結識了許多陸、海軍的同學。我的學號三十號；學號二十九、睡我下舖的是位陸官校二十六期的邱丕承，張迺軍的學號和我們的隔得很遠，但床舖正好在另一行與我們的相對。由於三人的性情合得來，所以非常投緣。又因都喜歡打籃球，三人一組「鬥牛」，在班上我們鮮有敵手，因此我們自己也替自己封了個「鐵三角」的雅號。畢業後邱丕承長年派居泰國，與我們一別二十餘年，卻不料他於去年突被派到洛杉磯來，擔任北美事務協調會洛杉磯辦事處的祕書，「鐵三角」異地重逢，真是一段奇緣。現我們三家人有定期聚會，一起吃吃聊聊，只不過談起籃球時，則已不復當年勇矣！

　　軍官外語學校畢業後，張迺軍被派到空軍總部連絡室，我於不久後也被調到空總國際情報組，辦公室和他的毗鄰，我們兩人的工作都與日文無關。

　　民國六十二年，我和他又同時考入三軍大學空軍學院，二度成為同學。而現在在美國做鄰居又已超過十年，我和他真可說是有緣。

　　軍官外語學校和三軍大學的學歷都未能助張迺軍突破瓶頸，民國六十七年，他在桃園基地飛行管理中隊長任內，以中校階退役，結束了他在空軍二十四年傳奇性的生涯，也可說是二十四年鬱鬱不得志的生涯。

　　寫到這裡，我卻禁不住要抒發一下心裡的感想，和提出一點意見。

　　感想方面是，像張迺軍這種被俘歸來，即不再飛行，不再被重用，不許出國（軍援留美訓練），很難有機會當主官的，在空軍裡前後不下七、八人之多，這樣對待他們是否公平？

　　尤有甚者，另外還有更多人，則是不明不白地遭到無妄之災，和張迺軍一樣受到上述同樣的待遇。所謂的無妄之災，舉個例，是某人有個遠親，或是小時候的同學，指名對他廣播了一次。要不然就是他有個親戚，或是較好的朋友，過去在大陸時曾參加過諸如「讀書會」之類的活動等等。有好多都是在當事人毫不知情、莫名其妙的情況下被停止飛行、調職，或是通不過留美報名的忠貞查核。

　　國家培養一個飛行員要花費不少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中共只要能找到個人出來廣播一下，兵不血刃，一夜之間就可解決掉我們一個飛行員，而且予取予求。我們自己則完全落入他們的圈套，毫無對策。因此現在檢討起來，當年在和中共的心戰鬥智方面，我們是徹底失敗的一方。

　　我的意見則是，對在跳傘中、沒有抵抗能力的人攻擊，是嚴重違反國際公約的行為。為使兩岸的關係更趨祥和，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和歉意，我們應對那個米格十七飛行員杜鳳瑞的家屬，予以合理的賠償，那怕是「人道恩賜金」也好。

　　張迺軍退役後，經朋友介紹，參與一項台電在沙烏地阿拉伯承包的架設電線桿工程工作，在那裡待了兩年。完工後回國，想和李明禮一起到美國觀光，卻不料警備總部不准他出境。張迺軍對此感到非常不解，他在沙烏地阿拉伯時，每半年回台灣休假一次，也就是說，過去兩年內他已四度出入境，為甚麼突然又不准他出國了。他沒有辦法，只好再度求助於陳燊齡（當時任中將空軍作戰司令），陳答應幫他問問情形，結果第二天就獲准了。

　　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一日，又是張迺軍的另一個里程碑。他和李明禮持觀光簽證抵達美國，朋友告訴他美國因護理人員極度短缺，正開放該項技術人員鑑定，合格者可以留在美國工作，直系親屬也可同時居留。李明禮獲此訊息，於第二天即前往參加鑑定，當場被錄取，同月三十一日就得到美國永久居留證，從此長居美國。

　　李明禮在一家醫院上班，張迺軍自己也在一家飛機零件製造廠的液壓部門找到一個品管領班的工作。不久之後，又把尚在台灣，剛從小學畢業的兒子張紹宗接來，一家三口重新團聚。

　　他們家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但幾年前他的兒子卻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意外事件。那時他正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也二十歲生日時，父母送了一輛新車給他作生日禮物。新車才只開了幾個月，有一天晚上，他在學校的一個營火晚會結束後，和女朋友一起把車停在路邊，兩人就坐在車子裡談心，不料被一個打瞌睡的年輕駕駛撞上，他和女朋友兩人一重傷一輕傷。

　　張紹宗送院後昏迷不省人事長達二十四小時，並曾一度危急，後經急救和多次手術，住院一個多月，又回家休養了一年多，終告痊癒。他學業雖因此耽誤了些時日，但並沒受到大的影響，現正攻讀醫學預科最後一年，明年畢業後將繼續深造。

　　在張紹宗住院期間，李明禮日夜守候在側，是個名副其實的特別護士。李明禮說在那之前，他從沒感到自己和兒子那麼接近過。他們家又恢復了平靜的生活。張迺軍現在兩鬢開始略有微白，但仍精力充沛，將繼續工作直至屆齡退休。李明禮則仍舊身材纖細如昔。從我認識她以來，二十多年的歲月都未曾為她留下多少痕跡。他們全家都篤信基督，每個星期天上午去教堂，星期五晚上參加團契。張迺軍非常滿足於今生，他和兒子都先後從死亡邊緣走回，他認為這個世界對他已經夠好，給他的已經太多，他還有甚麼可苛求的呢！

　　（轉載自八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聯合報副刊）

自序　周愚

　　「生於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很少有不曾經歷過生離死別和憂患苦難的，更可悲的是，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不但來自外侮，而且還來自同胞間的骨肉相殘。」這是我在「歸來的軍刀」得到聯合報第十五屆文學獎報導文學類佳作獎時，得獎感言中所說的第一句話。

　　而現在，當我將「歸來的軍刀」與發表於青年日報副刊和美國世界日報周刊上的其他七個故事結集出單行本之際，心裡更是感慨萬千，因為那其餘七個故事所報導的，大半也都是同胞間骨肉相殘的血淚史。

　　身於這個憂患時代的中國人，尤其是曾為「武」人，現為「文」人如我者，所負的最大使命，應該是如何克盡一己之力，但使兩岸間在各方面縮短差距，相融相愛。因此我報導這些故事的目的，絕非為了要挑起舊恨，而是希望能記取教訓，產生共識，讓時代的悲劇從此結束，中國人之間，以後只有愛，沒有恨，只有相互扶助，不再相互殺戮。

　　本書八個單元所報導的，全部都是真實的故事和真實的人物，這些人物並都是我昔日的好友和袍澤，包括我的教官、學長、學弟和同學。其中一部分人已為我們的國軍獻出了他們的生命，我謹在此，對他們致以無限的弔念和哀禱。他們的犧牲，是以慘重的代價，為我們上了寶貴的一堂課。對現今仍健在的，我則對他們致以最大的祝福，雖然我們之中，大部分人都已從原來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我想我們仍應，也仍能以其他的方式和方法，為我們的國軍繼續獻出剩餘的心力。

　　書中少數一兩個篇章，是在稍早兩岸尚在敵對關係時所寫，因此在部分內容上和用詞上，以現在兩岸已趨於良性互動的角度來看，也許已稍嫌不合，但因我仍希望能忠實地反映出當時的時空態勢，所以都未予更改。

　　感謝名作家小民姊為我寫序。她的夫婿喜樂先生和弟弟燕民也是空軍，喜樂是我的老師，燕民是我的學長，但不幸在空官校畢業前夕，因飛行失事而殉國。她說她現在看到我，就如同看到當年的弟弟。

　　也感謝郭冠英、王鳳池、符達功諸先生和葛光豫學弟同意將他們的大作收錄於書中，以及盧錫良教官和張迺軍學弟提供珍藏的照片，這些精采的文字和珍貴的照片，使本書增加了許多光采。

　　文經社同仁的合作與費力，也謹在此一併致上由衷的感激。

　　周愚

　　民國八十三年仲秋於洛杉磯

讀者迴響

無愧的軍刀　郭冠英

　　看到周愚所寫，有關被俘空軍張迺軍的文章，感觸很多，藉此再抒發點感想。

　　國共內戰中，中共是勝者，所以對戰俘的處理較寬容，周恩來說：「各為其主」，因此許多高級戰犯、飛行員、突擊隊員，都予以釋放回台，但國府則為了面子，為了證明自己是寶島與復興基地，對戰俘就不那麼放得開，隨李顯斌來的兩位，一位被迫，一位自殺，結果全算義士，到現在已成了笑話。

　　對於中共放回來的，則不願收，收了也先關一陣子，或秘密地收，生怕一公開不就顯示中共的寬大明理嗎？因此不能上它統戰的當。葉長棣、張立義偷偷安排去美，就是一例。

　　但這不是說中共有多仁慈，他只是較從政治考慮而已。有利用價值，則殺人如麻的大特務，如軍統西南局的徐遠舉與沉醉，也可教育改造；沒有利用價值，殺了有利用價值，則奉命行事的小嘍囉，也一概鎮壓「以平民憤」。國府留在大陸的團級人員最倒楣，大多在肅反、鎮反中殺掉了，師長以上的，則反可保命，現在大陸走資，一個中共老黨員對我說：「我們把國民黨打跑，現在全當財神回來給我們當祖宗啦！」

　　大陸有說：「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中共一切看政治，「罪大惡極」的反動派敵人可以「一笑泯恩仇」，但親密戰友則可背後插刀，對國府的飛行員可以寬大，但對李顯斌則絕不能饒恕，這種「恩怨分明」也令人不寒而慄。

　　最近看大陸報紙報導李顯斌的「懺悔」，報導中仍把廉保生列為落地時衝撞身死，不去追究他是否是自殺明志，可見中共對這種事，並不認真，可能認為廉保生的「壯舉」現在沒有什麼政治意義，故擺在一邊不管了。

　　張迺軍放回來後，就打入冷宮，一直對他採取防範的立場，周文說當時很多人就為了大陸上一個親人的廣播，事業前途就完了，這與大陸早年有「海外關係」永不得翻身是一樣，台灣有「大陸關係」有時也會莫名其妙惹禍上身，幸好台灣體制較寬鬆，後來這種「黑材料」在民主化中完全消失了作用，而中共卻反反覆覆，「朱鎔基傳」中就說他到要升為經計委副主任時，上頭才把他的右派材料在他眼前燒燬，朱看了那一張張壓了他二十年的資料化為灰燼，不禁感慨萬端。

　　我非常同意周愚文中所說的，應對米格十七飛行員予以道歉和補償，張迺軍的軍刀機在八二三的空戰中，與米格十七相撞，兩人都跳傘，我方軍機竟對二人掃射，把張迺軍的傘也打了幾個洞，而米格機的飛行員杜鳳瑞則給打死了，正如周文所說：「對在跳傘中、沒有抵抗力的人攻擊，是嚴重違反國際公約的行為」，這是任何空軍養成教育都應有的常識，也是西方電影中所常強調的騎士精神，而我方空軍竟以如此兒戲態度，對待一個已無敵對力的生命，其對人性之蔑視，實令人憤概，這種軍人真應軍法審判，這與日人殘殺中國俘虜、強姦中國婦女，是同等的罪行。在大戰後的戰犯審判中，一個敗軍之將可以在戰鬥中殺死千萬名敵人而無罪，但不可縱容屬下殘虐一俘虜，若有，即為犯罪。

　　殺人殺到連自己的同僚都殺，又不可思議矣，據統計，戰爭中有百分之十至十五是自己人誤殺，是否那位「空戰英雄」打昏了頭也不一定。

　　一個文明的國家，在戰爭中也保持風度，英國人對在戰俘營中還能保持紀律之軍人視為可敬，對敵將隆美爾一直表示尊敬，日本軍人的至死不屈，也受到西方軍人的尊敬，許多電影都在推崇這種人類普遍認同的德性，而不侷限在敵我對立上。談起不打傘兵，「最長的一日」中德軍向空中未降地的盟軍射擊，都被視為殘忍，但這尚說得過去，楊波貝蒙主演之「鄧克爾克撤退」中，幾千的英法軍隊擠在海攤，德機反覆掃射，死人無數，一德機被機槍擊中墜落，飛行員跳傘，一時之間，千百隻憤怒的步槍齊向他瞄準，軍官大聲喝止，但仍眾槍齊發，把那德飛行員打成了蜂窩。一位有教養的軍官、一群憤怒的士兵，構成了戰爭電影中最令我難忘的場面。

　　可惜我們國家的內戰，把人性與風度全打跑了，電影中與平時大家談的一些基本道義，在對待敵人時似乎全沒有了，本來是軍校同學的，各為其主打起來，就把對方醜化得簡直不是人，祖宗八代都一起罵，一點風度也沒有。

　　談起杜鳳瑞，就不得不談起廉保生，中共讓我們去領回了三十三中隊殉難飛行員的骸骨，如果廉保生的家屬也要求來桃園領回這位「反共義士」，我們要怎麼應付呢？廉保生以軍人來說，是死得壯烈，他「義不帝漢」，雖是我們的敵人，但其行為仍是值得尊敬的，連日本人都會向張自忠表示敬意，我們怎麼一直要廉保生演反共義士，連點「人道恩賜金」也不給他家屬呢？現在兩岸已開，總該派人到大陸找到廉義士家屬給他們那筆保留了二十多年的黃金吧？如果他不是義士，是那邊的烈士，政府也應該主動表示願將其遺骨送返大陸其親人處，這一舉動，包括向杜鳳瑞家屬表示歉意，不但是化解敵意，表現武德風度，也對減少李顯斌的刑期有利，實在是應做的事。

　　台灣的記者或可以把這兩人做題目，去大陸追一下，報紙報導了，立委就會關心，政府也會有反應了，在台灣這個「看報辦事」的社會下，只有這樣才能伸張點正義。

　　就怕中共不肯讓台灣表示風度，還拒絕這邊記者的好意呢？我這不是亂說，中共官員的思維很怪，向錢看，熱中得很，真要幫他多找幾個雷鋒，他還不領情呢！雷鋒、廉保生值幾個錢？烈士？大陸烈士太多了，沒錢免談！

　　（轉載自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聯合報副刊）

　　※※※

目擊撞機　王鳳池

　　編輯先生賜鑒：

　　貴刊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月廿一日止，一連六天刊載周愚先生撰「歸來的軍刀」一文，拜讀之餘，感觸良深，對於周先生忠實的記述，尤多敬佩！

　　周先生大文中，兩處與事實稍有出入，茲就個人所知，提供補充和訂正：

　　十月十八日文中，提及京廣鐵路，周先生說是平漢鐵路，只等於說了一半。現補充如後：

　　按京廣鐵路，起站為北京（北平），終站為廣州。係連貫原平漢（自北平至漢口）與粵漢（自廣東廣州至湖北武昌）兩條鐵路而成。民國四十六年武漢大橋竣工後，全線始告貫通（武漢大橋連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市鎮。橋分兩層，上層走汽車、行人，下層走火車）。

　　十月廿日追記王乾宗、林鶴聲兩位飛行軍官駕Ｆ一○四不慎互撞，雙雙殉職事，年分與地點均有錯誤。此一不幸事件，發生於廿九年前的民國五十三年雙十節上午，正確地點為土城鄉（現改為市）清水村山坡上。斯時筆者正在清水生教所操場散步，目擊王、林兩烈士飛機相撞，一團火光，一聲巨響。霎那間，機毀人亡，無任哀愁！未久，空軍地勤人員來所，商借圓鍬、十字鎬應用。

　　廿九年後，因讀周先生的大作，始知當日殉職者的姓名，益增傷感。謹向二位烈士致最崇高的敬禮，與虔誠的悼念！

　　祈借　貴刊一角，惠予披露為感！耑此。衹請編安！

　　讀者王鳳池拜啟　十月廿一日

　　（轉載自八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聯合報副刊）

　　※※※

報導文學也是歷史　符達功

　　編輯先生：

　　頃閱周愚先生大作「歸來的軍刀」，敘述王乾宗墜機殉職情形，首段「－－巧的是失事那天也是雙十節，並也是國慶閱兵。時間是民國五十一年－－」民國五十一年應為「民國五十三年」才對，此一事件當時之台灣報紙、廣播隱而不宣，但筆者斯時服役於陸軍通信署（仁愛路一段），大門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統府、新公園遙相對望，故對此事亦略有所聞，年份差誤，固無損周先生大作之文采，但報導文學也是歷史，有關之時、地、人都不能與實際有所出入，不知您以為然否？

　　專此順頌

時綏

　　讀者　符達功　敬上　十月廿一日

　　（轉載自八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聯合報副刊）

　　※※※

願悲劇不再發生　葛光豫

　　近日讀到周愚先生所寫的「歸來的軍刀」一文，報導空軍飛行員張迺軍在三十年前空戰中跳傘被俘後歸來台灣的故事。文情並茂，讀後不勝唏噓。

　　迺軍和我是初中同學，而且在最後一年的時候，我們是前後座，又同在學校游泳隊，感情甚篤。他比我早考進空軍官校，我曾和他在「歸來」後不久見過面，他那個時候是敏感人物，彼此雖然是老同學，但他不多言是可以理解的。

　　周文讀後，使我對迺軍的遭遇另有一點感想和看法。

　　迺軍撞機跳傘下降時，被我另一架軍刀機掃射攻擊一次，幸未擊中，子彈僅穿過傘衣。該機又轉攻擊另外一名跳傘的飛行員。我判斷第一次對迺軍開槍是因為把他誤認為中共飛行員，發現錯誤後，才轉而攻擊那名米格機飛行員杜鳳瑞。我們在部隊上平日就有敵我飛機識別訓練，但對敵我保險傘所使用的顏色並不瞭解，空中纏鬥時心裡緊張，造成判斷錯誤實屬難免。

　　日內瓦公約規定，不可以射殺無抵抗能力的敵人，那是基於人道考量，也是所謂的「遊戲規則」，但是第一次大戰公約制訂以來，有多少戰爭中真正遵守此一條約？若中共飛行員杜鳳瑞未被射殺、跳傘安全降落，而在往後的空戰中擊落我軍刀機，豈不是縱虎歸山？

　　戰爭是殘忍的，目的是消滅敵人而非遊戲，更無規則可言，因此當時自己的飛機誤擊迺軍，雖是嚴重的錯誤，也是可以諒解的。

　　空戰結束後，軍方認為迺軍已壯烈成仁，正準備追悼之際（蔣公特頒四萬元撫恤他的家屬），但是三日後監聽單位卻發現迺軍在對岸透過無線電對台廣播（這當然是被逼迫的），如果屬實，這應是他回來之後被冷落的原因。周文中說：「被俘回來的人不下七、八人之多，不再被重用。」國共進行的，是一場同文同種的戰爭，忠君事主的傳統精神和政治思想，是絲毫不容懷疑的。但也有例外，如張汝誠、唐積敏兩位，都同是被俘歸來的飛行員，後來也都官至中將退伍。

　　韓戰時美軍狄恩少將（General　Dan）被中共部隊圍困後，棄守投降，事後卻成為英雄：二次大戰的溫萊特將軍（General　Waint　Wright）在菲律賓幾洛島（Gorreotidor　Island）被迫降日軍。戰後麥克阿瑟將軍在米蘇里艦上簽字接受日本投降後，隨即把當時所用的筆，送給了現場觀禮的溫萊特將軍。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是中國的傳統觀念，軍人要殺身成仁才能表現出軍人的完美人格；而在西方觀念裡，在無能為力的時候投降於敵人，從長遠來看，保住性命，就等於保持了一分戰力，待他日捲土重來。三十年前，培養一位飛行員由官校到畢業，成本大約是一百九十萬元，下了部隊後，一位飛行員要保持熟練的高度技能，每月得實施炸射訓練十次左右，消耗彈藥，包括炸彈、火箭、汽油彈和機砲，就僅機砲砲彈，就消耗二千發，以當時每發砲彈造價六塊美金計算，光是機砲彈藥就花費了一萬二千美元（當時是美援物質）。迺軍回來後，未再恢復飛行，就一位作戰飛行員的養成成本而言，其代價何其鉅大。

　　該文作者和迺軍是多年好友，對於介紹迺軍的遭遇非常詳盡而感人，令人同情。文中也可看出當年兩岸尖銳的對峙，空軍作戰的激烈，和政治思想管制的嚴格。時代的背景不同，我認為不能以今日的時空環境來批判過去的政策，那時候的觀念和一些政策，或許正是營造了今日台灣的有利條件。

　　在幾千年的歷史裡，我們中國這塊富饒的土地下，有多少白骨是歷史誤會所造成的呢？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有責任保證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轉載自八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聯合報副刊）

　　※※※

（按：以下本篇書中並未收錄，乃由Google搜尋而得）

期望更趨真實　許德英

　　主編先生勛鑒：

　　第十五屆報導文學獎佳作「歸來的軍刀」，自十月十六日起在副刊連載六天，對曾為飛行員的我而言，極具一睹為快的吸引力，除了能讀及以往所知不多的歷史之外，也剪貼下來供有興趣的朋友賞析、研讀。基於報導文學標榜「真實」、「公正」的特點，個人想借貴刊的一角提出幾點意見，並期望能獲得相關人員提供更多的事實與查證資料，好讓報導文學更趨於真實。

　　目前查證得知，有關本報導與事實之間的差異有二點。一是四十七年十月十一日聯合報及中央日報第一版報導，空戰五比一大勝的喜訊是在國慶紀念典禮上宣佈的，並非在閱兵進行至高潮中突然傳來；因為空戰是發生在清晨七時許，而國慶典禮則是在十時廿分舉行。二為所繪的編隊隊形正確但人員有誤，其中三、四號機的飛行員應與五、六號機對調；當天大陸沿海的偵巡航線，五、六號機是位於落後長機及三號機兩小隊的外側，其主要搜索區是整個編隊位置前後的大陸地區，這就是最外圍的六號機丁定中上尉，能最先目視到敵機的原因之一。附帶一提的是，十九日述及華武麟先生派任無此單位的「飛行官管理」中隊作戰官，又在廿一日述及張迺軍先生在「飛行管理」中隊長任內退役，應係錯誤。

　　另外，報導之描述有疑惑的地方則有四點。一是「張先生鼻輪放不下而迫降，當著陸滾行時飛機略向右偏，他本能地輕點右煞車改正－－」；一般飛行員在滾行右偏時的正常操作，應為速度大時輕踏左舵、速度小時輕點左煞車改正才是。二為「把最舊的飛機分給最資淺的飛行員－－」；當時的背景是否會如此而人盡皆知，還有待更多人的指證，但在筆者飛行期間反倒是有缺點的派給資深者。三是「兩位跳傘的飛行員均遭軍刀機射擊，嚴重違反國際公約」；在多機空戰時最大的威脅是敵機偷襲，而且攜帶的子彈有限還得留些以自保，任誰也難有餘力再去攻擊無威脅的跳傘者。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以噴射戰鬥機作戰時的高飛行速度，很難對沒有前進速度且在慢速下降的目標追擊，尤其是分散而又不同高度的二具降落傘，將是更難射擊。

　　此外，據風雲出版社印行的「台海大戰」書中的中共觀點，該次空戰其發佈的捷報為三比一。內容為解放軍航空兵第十四師的杜鳳瑞擊落二架軍刀機，其中有一架飛行員跳傘；隨後杜員受擊跳傘（與丁定中上尉戰報相同），但在空中遭軍刀機射擊而殉職，接著該機又遭一○五師的高砲擊落－－，其中提及到日後遣返而無張迺軍先生亦遭射擊的報導。綜合上述，中共的戰報不同於我國，可以理解其宣傳用心。

　　至於筆者所提的幾點不同見解，還冀望於作者周愚先生或當事者張迺軍先生能解我迷惑；甚至有更多的相關者願意提出進一步的資料來佐證史實，這是筆者所至盼。此請編安！

　　讀者　許德英　敬上　八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合報/卅七版/聯合副刊）

軍刀回響有感　周愚

　　「歸來的軍刀」在聯副刊載完畢，正是我由美返台之際。非常令我意外，一連看到和聽到許多有關該文的餘波。首先是多篇迴響，郭冠英、王鳳池、符達功、葛光豫四位先生，有的表達了他們的感想和意見，有的指出了文中的兩項錯誤。而尤其令我意外的，在我昔日的空軍袍澤間引起了許多談論，其中尤以張迺軍在跳傘中被友機誤擊，以及米格機飛行員被打死一事，成為爭論的焦點，並因此引出了聯合報記者一篇「歸來的軍刀和他的傳說」的專題報導，這是我寫該文之初，所完全沒有預料的。

　　現我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寫該文的目的，是覺得張迺軍確有委屈。黑貓中隊隊員張立義、葉常棣的遭遇，已為國人所知，而他的事情三十幾年已經過去，如果現在還不被說出或寫出，此後恐將永遠不會為人所知。而我所寫的，也完全是根據張迺軍所述。至於有關國際公約及不得攻擊無抵抗力的敵人，則是我單純的就這件事情，表示我個人的意見，因為任何人都有權利表示自己的意見，就如同郭冠英和葛光豫兩先生對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是一樣的。

　　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並不知「報導文學」的真實定義，也從未正式寫過「報導文學」，當這次我看到聯合報小說獎「報導文學」項目決選紀實，評審認為我們進入決選的七篇作品，沒有一篇能作為「報導文學」的典範時，我未免略感洩氣。但現在看到了這麼多有關該文的回響，證明這件事受到了大家關切，並引起共鳴。我的目的已達，因此對我來說，比得獎高興何止百倍。

　　（轉載自八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