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第一章　鴉片的宿命
第二章　塵歸塵，土歸土
第三章　曾門弟子
第四章　雲中之鶴
第五章　洋務運動
第六章　如日中天
第七章　身邊的刺客
第八章　傷心與恥辱
第九章　羞對後生
第十章　夢醒時分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第十二章　暴風驟雨
第十三章　最後的時光
第十四章　忠與奸
第十五章　諸君莫作等閒看
後記
附：李鴻章年表

《晚清有個李鴻章》趙焰

《二○一五年六月五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楔子

　　文字的留存起源於各種不同的情感，也起源於不同的機緣。人們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寫文章，或者，怨恨、憤怒、困惑都可以點燃著作的激情。甚至於，獵奇、宣洩，心理上的樂趣也同樣可以造就文字的流傳。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動機不純的出於名氣或者金錢的考慮。而我寫作李鴻章的動機卻是非常明確的，那源於清醒和困惑的交織─一種極端的清醒，也是一種極端的困惑。這種困惑與清醒是相聯繫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僅僅是對李鴻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對中國文化的困惑與清醒，同時也是對於世界以及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困惑與清醒。

　　當我在某一個早晨或者傍晚，注視那些消失在空濛中的歷史人物時，我就如同在注視著實驗室玻璃房子裡的標本─我感受不了他們真正的氣息，嗅不到散發著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氣息。這樣的歷史人物，就如早些年鄉間田野裡上映的皮影戲一樣，只是模糊地顯示在白布上，它們很難有清晰的五官、氣味以及聲音；在它們的後面，還有一根根無形的細線在操縱。而我所呈現的羞赧呢，是因為時間對歷史體無完膚的剝奪，以至於我們很難認識一個真實的個體。那些歷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們的眼中，都是那種可有可無的簡潔版或者省略版。相對於從前的時代而言，我們身處的時代不僅僅是面目全非，而且從精、氣、神上，也漸漸失去一脈相承。我們無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樣的歲月中，品嚐著時間的體溫和況味。那些順流而下的時間，一直如一條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類的源頭；而我們現在身處的時間呢，感覺已不再是順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體上呈現出雜亂無章的漩渦─這讓我真正地感覺到，人類和時間的關係，已不僅僅是困惑和迷離了，人們在本質上對於時間已經力不從心，無法解讀了。

　　寫作就是尋找的過程。尋找，實際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義所在。在最初的寫作中，我一直是在寫小說，寫散文，通過敘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領會。後來，我的小說創作擱淺，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無法將那些情節炮製得完整。當然，對於小說，我缺乏熱情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絕大多數的當代小說已經進入一個誤區，這些小說太流於技術性，變成了譁眾取寵的噱頭，它們只是笨拙地複述一個又一個惡俗的故事，淺薄，乾澀，既沒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狹隘和醜陋來。這樣的方式，就一種藝術形式來說，已經失去了對於美的召喚，失去了對真理的追求。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漸漸遠離了小說，也遠離了世俗的泥濘。而散文呢，在寫作若干年之後，它又很容易讓自己脫光了身子，將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說，散文很容易把人寫空，不僅僅是別人，連自己，也會油生一種厭倦感。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表達和探尋，我不得不嘗試另一條新的道路，去尋找一種更為貼切的方式來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一點思考。就我短暫的人生而言，我終究是要表達的，也是要構建的，這一點，在我看來，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寫作一直是一條幽深的路徑，它所連接的，是個人的生命感悟與巨大的生命本來。這樣的路徑彎彎曲曲，充滿艱辛，險象環生，神聖地閃爍著微弱的星光。後來，我找到一種藉以表達的方式，那就是電影。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裡，似乎沒有一種藝術形式比電影更豐富了，可以說，這種綜合的藝術形式，濃縮了這個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濃縮了這個世界的所有藝術形式，甚至，濃縮了語言所無力企及的東西。電影真是時間在這個時代裡饋贈給人類最好的禮物。

　　基於此，我嘗試著用文字來解讀電影，通過解讀光怪陸離的人生故事，來探尋人類的生活之路和心靈之路。看電影的過程，我就像一個潛入水底的人一樣，安安靜靜地躺在叢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樣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過。電影豐富了我單調而乏味的人生，我沒有想到人們的生活是那樣的多彩，也是那樣的單調；沒有想到人性是那樣的複雜，也是那樣的單純─生活的多彩在於獨特，每一個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複雜呢，在於伸張得如此開闊，它們比星空更加廣袤，更加幽深；而單純的意義又在於，所有的命運都是殊途同歸，那些過去的，曾經輝煌和獨特的人物彷彿沒有存在過似的。電影讓我活著無數人的人生，在各種各樣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靈。這是一種機緣，更是一種慶幸。

　　然後，我又嘗試著用文字去寫作徽州，嘗試著伸出文字的指尖來觸摸那一邊虛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尋中，分明可以感覺到文化和歷史的觸鬚如小魚一樣舔啜。歷史與文化一直有這樣的特性，它總能在接觸生活時復活，通過當代而變成活生生的歷史。徽州只是我身邊早已存在的一個標本，通過對徽州的解剖，我瞭解到了文化的經脈和穴位，也宣洩了很多關於古代與現實的認識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樣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時，也映亮了我的內心世界。

　　一直到近來，我意識到，我還必須真正地認識，或者說真正地剖析一個人；通過剖析來達到對於中國文化深層次的瞭解和領悟，並且，通過內心的重演或借鑒，來疊加自己的人生。當然，這個人應該是位居高位，他的內心世界和他的地位，決定了他擁有別人無法企及的視野和內心的寬廣度。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才擁有這種世俗的高度以及內心的寬廣度。可以這樣說，這樣的人傑天造地設的，它從來就是偶然性的產物。在這個世界上，機緣決定了絕大多數人只能過著平淡的生活，他們只能平庸地度過短暫的歲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巔峰看風景。但一個人卻可以用一種間接的方式，活著別人的人生，流淌著別人的思想。對於我來說，認識並且真正地明白這樣的人物，既是與世界的一次深層次的溝通，同時也能給自己的內心拓展，並注入一種強大的力量。與這個世界上所有芸芸眾生一樣，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須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內心的寬廣度。每個人的內心就是一條河，但河流與河流之間，一直是有區別的，我希望自己的內心成為這個世界最寬廣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這個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遭遇了李鴻章─一個以喜劇的方式進入世界，卻以悲劇終場的命運的寵兒。說他是命運的寵兒，是因為上天在鑄造李鴻章的時候，充分彰顯了人類的豐富性、複雜性和神秘性。選擇進入李鴻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沒有去那個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連這樣的衝動都沒有，原因是一直對於李鴻章有著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時從銀幕上所見的李鴻章，留著山羊鬍子，陰險毒辣，城府極深，讓人心存忌憚。再看看當時書籍的介紹，除了當官、鎮壓、兩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連三地簽下很多割地賠款的協議，把好端端的一個大中國弄得支離破碎。因此，從少年時代起，我就對他一直沒什麼好感。況且，那個李府也不是李鴻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鶴章的一處房產，後來出於宣傳和旅遊的需要改建的。這樣的贗品又有什麼意思呢，就更懶得去了。

　　但近來還是陸續讀了許多有關李鴻章的書。不讀還罷，一讀之下，對於李鴻章瞭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鴻章身上涵蓋的東西似乎太多了，他彷彿就是中國文化的集中體現，謎一樣的思想，謎一樣的人生，煙籠霧鎖在這個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許是因為李鴻章身上所體現的矛盾太多了，也太複雜了。那不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為人處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還有時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學和人性陰影上的矛盾。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僅僅是舊道德、舊文化、舊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那種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與此同時，東方和西方板塊撞擊後也在他身上表現出足夠的「熵」效應。在李鴻章的身上，既承載著舊時代的榮光和底氣，也承載著遭遇變故後的支離破碎、迷茫委頓。世界進展到十八世紀初時，法國大革命已經平息，歐洲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紛爭之後，有了短時間的平靜。西歐列強在抓緊完成向工業化過渡的同時，在征服東方上找到了共同點，他們不再相互傾軋，而是攜起手來，開始向東方傾銷工業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現出來了，野蠻而囂張，這使得內斂而文雅、注重內部和諧的東方文化感到極不適應；在技術上，瓦特發明蒸汽機後，西方的航海技術突飛猛進。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大大縮短了西方和東方的距離，歐洲列強可以通過海上輕而易舉地進入別人的領地；在國力上，歐洲諸國突飛猛進，而中國自乾隆之後，盛極而衰，民力凋敝，經濟發展接近於停滯不前。長時間閉關鎖國的統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隱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漸降低，天才的火花漸次熄滅，甚至連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蛻變。更重要的是，由於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維、科學觀念以及基督新教對於資本主義的推動，歐洲的社會運轉，速度和效率明顯高於中國；而西方對於中國的瞭解，也遠遠勝於中國對於西方的認識……除此之外，東西方文化在價值觀上，也呈現出截然不同。

　　那是一個西風勁吹的時代，也是一個摧枯拉朽的時代。一些人自慚形穢，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則思變。堅硬再變得鬆軟，自信再變得脆弱，沉著再變得浮躁。李鴻章所經歷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輩多得多。國門打開，洪水猛獸如決堤之水一樣湧入。對於遲重、緩慢的東方古國來說，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如同打開了另一個「潘朵拉的盒子」，中國人真正第一次認識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還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識到另一種文化所具備的強勁力量。那種完全不一樣的異邦文明，像濕熱的海洋季風一樣撲面而來，一下子將這片國土上的旗幟和書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作為古老中國的一個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熱的燈光之下，李鴻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他的聰明和笨拙都毫無遮擋地展示在時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滿腹經綸，機鋒敏銳，辭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誠仗義；既聰明無比，又不識時運；既開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寬厚賢良，又殘忍暴力；既溫文爾雅，又奸詐詭計；既陰鬱狡猾，又鋒芒畢露；既愛才如命，又妒賢嫉能；既爭強好勝，又忍耐寬容……李鴻章將自己的畢生都獻給了那個搖搖欲墜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個時代的賢良之士，同時又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最大的絆腳石……從整體上說，李鴻章猶如一具木質的盾牌一樣，拚命地抵擋迎面射來的一支支強弩，而他所庇護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從一開始，這樣的背景，也就決定了處於這樣地位的人，終生以一種羸弱的抗爭方式，不可避免地與悲劇結緣。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啟超在評價李鴻章時說：「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為李鴻章所以不能成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

　　那麼多喪權辱國的協議，也不得不自己親手去簽；那麼多忍辱負重蠅營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親自去做。李鴻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將傾的廟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還要忍受暴風驟雨似的譴責，防範各種各樣的詆毀和陰謀。李鴻章在挨動著自己的步履時，艱難而坎坷，苦澀而窒息。命運召喚他，只允許他服徭役，從不允許他享受成功的喜悅。李鴻章服從著，也堅守著，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堅定的隱忍特性深深地紮下自己的觸鬚，然後，幻想著有朝一日會長成一棵大樹。這樣的堅守，需要巨大的內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在支撐著李鴻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義、信」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還是入世極深的利益誘惑？

　　人性永遠是一個謎。世事同樣也是。李鴻章所做的，他所表現的，實際就是人性和世事糾纏在一起的世紀之謎。

第一章　鴉片的宿命

　　看起來，所有的緣起似乎都是因為鴉片。

　　歷史進入了十九世紀，或許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從植物當中提取出來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動。在這裡，鴉片是一個偶然，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必然。這樣的鴉片就如同伊甸園的那個蘋果一樣，具有的，是與世界相當的意義。世界並不完全是空間意義上的，它更多體現的，是時間上的。蘋果在必須出現的時間出現，在必須出現的地點出現，並且以一種魔幻的方式，與世界和人類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同樣，鴉片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所具有的意義也是如此─這種從最美麗的花朵的果實當中提煉出來的東西，在更大程度上，與那只蘋果一樣，它具有著符號的意義，它所代表的，是那種逃避不了的宿命意義。

　　東西方最早的撞擊，是由於彼此精華的互相誘惑導致的。比如絲綢，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這些東西，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說絲綢，它是由那種軟綿綿的蟲子吐出的絲織成的，這樣的過程本身就有點匪夷所思，像一個童話，或者如一個寓言，或者乾脆像是一種幻變─那種奇特的、牽涉到人類諸多本質疑惑的幻變。瓷器呢，同樣具有的，也是脫胎換骨的意義，那彷彿是泥土的鳳凰涅槃─最骯髒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經過烈火的焚燒之後，竟有著最潔淨的品質，就像一個最下層的農夫生就了最美麗、最冰清玉潔的公主。至於香料，與絲綢與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準確的名詞，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卻又無可奈何。它同樣具有謎一般的意義，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義，它所能給人的啟迪以及迷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絲綢和瓷器。它是那樣的複雜，那樣的生動，同時又具有無限的蠱惑力，讓人們費思量，卻難忘。

　　在鴉片進入中國之前，古老的東方帝國已經達到了在農業社會狀態下的自我平衡，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國度是缺乏具體的目標和追求的，雖然從表面上看，以儒學為主的文明有著大同世界的目標，但這樣的目標並沒有具體化，也很難實踐化。千年不變的男耕女織，千年不變的春種秋收，千年不變的天朝上國，還有千年不變的之乎者也禮義綱常，使得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樣，細膩而迷人：靠灌溉而生產的稻米產量總是很高；鹽的分配和五穀口糧相搭配；大糞便溺足夠用來澆菜；人吃過的泔水可以養豬；堤壩防止水災；政府的糧倉保住了災荒賑恤；保甲制度自動地保障鄰里公安；家族成員之際，各自履行相互周濟安全的義務；農耕以各家各戶為單元進行，每一家，都由一個家長說了算，「三綱五常」的教育使每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每個家庭對國家的義務，都謹守不悖；科舉考試則給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統教養，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實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減少了攀親引故的弊病……這個東方古國就像一架古老的農耕機械一樣，龐大而周密，雖然在運轉過程中並不絕對合理，但是它總是顯得有條不紊，胸有成竹。

　　這個龐大的農耕機械看起來穩固無比，但在它的內部，並不是天衣無縫的。最切實的危機，是社會生機勃勃的成長和呆板笨重的結構體制之間的摩擦。這樣的內在牴觸，形成了中國社會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啞謎。對於統治者來說，絕對的王權才是國家政權的真正目標，至於其他的，包括社會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精神的解脫，都屬於混沌狀態。這樣的混沌，在很長時間裡造成了社會發展以及智力創造上的停滯和靜止。在這個時候，鴉片的出現，使得這個國家的薄弱之處充分地暴露出來。這個精巧的制度和社會在遭受到西方毫無道理的衝擊之後，就像一個瓷器一樣摔在地上……鴉片的出現完全是一種機緣，那是所有的因緣發展到一定階段，或者生命運行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產物，就如同我們現時的電腦信息的興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執地認為，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發明的，而是風生水起，應運而生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方的香料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迷幻，也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覺醒。在此之前，歐洲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來掩飾生活的單調和無聊。因為嚴謹和刻板，以及對於自身慾望的忽略，他們的生活遠不像東方人那樣富有詩情畫意；他們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單調而缺乏情趣，也離自然很遠。這時候來自東方的胡椒、桂皮、乾肉豆蔻花的進入，使得歐洲中世紀粗劣不堪的習慣遭受到新鮮的刺激，彷彿突然打開一個窗口，有一束光劃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為儲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罌粟，以及能激盪起色慾和迷幻的麝香、龍涎香、樟腦、珍貴的樹膠脂，等等，對歐洲人所引起的誘惑幾乎是致命的，它們改變了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變了歐洲人的習性。歐洲人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這些極富有魅力的物品都產自於東方，而留給歐洲的，都是些平常與平庸的東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這樣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譚故事，激起歐洲一片春意。當然，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時在西方人的眼中，東方的一切都因其偏遠、稀有、富有異國情調，也許還因其昂貴，而在歐洲贏得了一種影響強烈的、催眠的魅力。沒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樣受到人們如此強烈的貪求，東方的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歐洲的靈魂給熏倒了。

　　歷史發展到十八世紀，東方與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兩大板塊一樣，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經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歐洲文藝復興以及稍後的宗教改革，似乎從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人類所面臨的初級困惑，也指明了人類自身的方向。人類的思想在經過長長的跋涉之後轉而變得深邃起來。這樣的清晰，對於人類自身來說，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與此同時，由新興思想所產生的動力正在勃發，人們開始了對自身以及自身環境的挑戰，力求把一切不可能變成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十七世紀的大航海運動興起，人類文明開始邁開大步。大航海所產生的接二連三的效應，使得歐洲墜入集體的狂歡，列強們的胃口像獅子一樣被調動起來。時間也撒開雙蹄，一下子變得突飛猛進起來。

　　初始，哥倫布的成功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驚異，繼而爆發了一陣古老世界從未有過的冒險狂潮，每一個人都湧動因幾個世紀封閉所積蓄的狂熱，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狹小的生活範圍。在歐洲，那些對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滿意的人，自感落伍並焦急彷徨的人，還有荷爾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軍官、落魄的豪紳、身處底層的黑人，他們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陽光雨露。短短的一百年中，歐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一百倍，而是翻了一千倍。與此同時，地理學、天文學和地圖學在這段時間內也經歷了空前絕後的前進速度。人們終於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形狀和範圍，也明白了在廣袤的地球上，還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這種對身處世界的茅塞頓開，一下子勾起了歐洲人史無前例的征服慾望。

　　而在東方，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生活仍舊是按照原來的節奏不緊不慢地踱著方步。從對於時間的認識上，就可以看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在東方人眼中，時間一直是一個圓，循環往復，週而復始，速度並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只會增加輪迴的次數。東方人從不會產生時間上的緊迫感，並且，對於時間，也缺乏認知的精確性。在中國，一天分為十二段，每段之中，是比較模糊的，就像一個圓被分成了十二部分。而在西方看來，時間是直線的，也應該是精確的，它可以精確到時、分、秒。因為對時間的模糊和漠然，在東方人看來，自己生活的地方有著充足的陽光、雨水以及糧食，就已經足夠，他們一直沒有貪婪的慾望，一直滿足，一直自得，他們就像植物一樣，平穩地按照自己的傳統和習慣生長著。按照西方歷史學家的說法，直到一七○○年，當時的東方大國，它的物質生活在世界上還是最好的，從東方流向西方的各種發明，要比從西方流向中國的各種發明多得多，所以在馬可．波羅等人的眼中，東方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地方。但從明朝中期以後，西方商業興盛，城市發展領先，在科技、商業、文化、制度等方面後來居上，尤其是航海業的突飛猛進，不僅僅帶動了商業的發展，更使得人們在科技、文化、世界觀以及自信心上突飛猛進。對於此時的西方來說，在很多層面上已經與溫柔敦厚的東方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了。

　　西方大航海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來到了中國的沿海地區，開始貿易，也開始掠奪。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佔據著與中國進行貿易的主流；到了十七世紀，新興的荷蘭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為海上霸主，在亞洲，他們佔據了台灣和雅加達進行貿易；而到了十八世紀，英國人取代了荷蘭人，張開了更貪婪的大嘴。

　　西方勢力就這樣在不經意中向東方積極地滲透。在這種格局下，東方處於明處，西方處於暗處。西方慢慢熟悉東方的一切，熟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實力、科技水平等，而對東方人來說，由於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及對於物質生活的淡泊，包括自我封閉的文化，使得他們始終對於世界那邊的國家引不起興趣。那些處在明處的東方官僚們，漫不經心地，甚至漠視西方勢力的潛伏，他們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遊戲方式中，沒有因沿海的喧嘩而絲毫改變。他們一直懶得睜大眼睛去注視煙波浩渺之外的地方，自始至終表現得懵懵懂懂、心不在焉，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喧嘩與騷動於事無補，因為時間和生命方式的無法改變，人類所處的狀態同樣無需改變。

　　一七九三年，在西方與中國的交往中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個龐大的使團從英國來到中國，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瞭解和掌握這個東方古國。使團由馬戛爾尼勳爵率領，隨團成員中，還有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駐俄大使馬德拉斯總督。這個大規模的代表團一行竟有一百多人，包括科學家、音樂家、藝術家和翻譯等，他們還帶著大量的輜重行李，在這些行李當中，有大量的禮品，代表著不列顛最先進的科技：望遠鏡、鍍銅榴彈炮、地球儀、自鳴鐘、樂器、兩駕馬車、一個熱氣球，甚至還配備了一名熱氣球駕駛員。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引起中國人對於英國產品的注意。到達中國後，代表團強烈要求拜見乾隆皇帝。謁見乾隆的目的，是想得到乾隆的允許，在各地開設通商口岸。九月十四日，乾隆在熱河避暑山莊一頂馬毛氈搭成的帳篷中漫不經心地接見了他們。來自英國的使者在說明自己的來意之前，就遇到了一個跪拜的問題。在清國看來，這些來自異國他鄉的「夷人」並不是代表一個主權國家向另一個主權國家饋贈禮物，而是來向「中央文明」或者「中央帝國」來朝貢的，既是來朝貢的，自然得向皇上行大禮。大禮是複雜的，它包括鞠躬、下跪、伏地等一整套程序。馬戛爾尼團長起先同意了，但是，作為當時地球上最驕傲、也最強大的國家的使者，馬戛爾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國王施以同樣的禮節。由於喬治三世不在現場，馬戛爾尼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隨身攜帶的一幅國王畫像施以參拜。馬戛爾尼的要求，自然被乾隆那些心高氣傲的大臣拒絕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馬戛爾尼收回了對乾隆行跪拜禮的初衷。八十二歲的乾隆顯然不太高興，但還是有禮貌地克制住了。馬戛爾尼向乾隆贈送了禮物，乾隆看起來並不是很感興趣。後來，這些禮物被堆在宮中的一個廁所裡。乾隆還與一個隨馬戛爾尼來的十二歲的叫喬治的小孩交談了幾句，小喬治已經會說漢語了。乾隆聽著這個金髮小孩怪怪地說著漢語，很是開心。馬戛爾尼對乾隆的印象不錯，他後來說：「在接待我們的時候，乾隆非常親切有禮，我們十分滿意。他是一位優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過六十歲。」

　　乾隆皇帝很快將會見英國使團的事撂在一邊。這個東方皇帝對於西方的經商要求表現得很冷漠。這也難怪，當時清國的人口已經超過了三億，幾乎為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的兩倍，同時，清國的國內市場和國內貿易也遠遠超過了歐洲。在這樣的情況下，乾隆當然懶得去搭理地球那邊的歐洲。在馬戛爾尼和他的使團離開中國之時，乾隆托他們帶給了大英國國王一封生硬的信，這封信絲毫沒表現出外交上的委婉和禮貌，一個成熟自足的帝國的自信和頑固展露無疑：「我們的方式毫無共同之處，你們的公使也無此能力掌握這些禮節，並將其帶到你們的蠻夷之地。那些奇異且昂貴的禮物並不能打動我。你的大使也看到了，我們應有盡有。我認為這些怪誕或精巧的物品毫無價值，你們國家的產品對我來說毫無用處。」

　　東西方霸主的這一次碰撞就這樣不歡而散。馬戛爾尼從這次與中國最高統治者的會見中洞察到這個文明古國的心思，感覺到他們對於商業知識與理念的匱乏和淺薄。回國後不久，馬戛爾尼撰寫了一份關於中國的考察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中國人根本沒有準備與歐洲列強打仗，因為它到處充斥著貧窮，文人對於物質進步興趣索然；士兵還在使用弓箭……西方看到了這個東方大國的虛弱，他們意識到龐大的中國不足以對他們形成危脅，對於商業觀念落後的中國，開始覬覦了。

　　思想和觀念在溝通上的不順，當然會帶來實際運作上的磕磕絆絆。在最初雙方的貿易中，西方對於這個物質需求和慾望並不強烈的東方大國總覺得有點無可奈何，在這個古老的國度裡，似乎人人都有著一種「士」的精神，他們顯得高貴而迂腐，人們普遍不追求物質生活的豐富和奢侈，更注重於精神和面子。尤其是對於技術層面的東西，往往表現得不屑一顧。由於對於西方物質的漠視，在最初西方與中國的貿易中，西方一直出現逆差。在十八世紀之前的所有交往中，西方對於中國絲綢與瓷器的需求量很大，在此基礎上，他們又發展起了對於茶葉的新需求。在整個十八世紀中，以英國為例，它對茶葉的需要幾乎是呈幾何級增長，從一六八四年的五箱增至一七二○年的四十萬箱，到一八○○年則又增長五十倍，這樣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結果就是流入中國的白銀從十八世紀六○年代的每年三百萬兩，增至十八世紀八○年代的每年一千六百萬兩。

　　貿易的大規模逆差讓西方開始緊張。他們加大了對這個東方大國的研究和評估，讓他們感到困惑的是，為什麼這個文明古國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慾望，有著如此多的與人性相悖的東西。當他們慢慢地深入瞭解這個國度之後，西方人對於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評估逐漸降低。與最初傳教士以及伏爾泰們對於中國的讚美和歌頌相比，他們瞭解之後的報告無疑顯得具有理性和真實性。大多數報告都表明中國是一個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國度，他們一直處於長長的、蒙昧的中世紀；除了官僚和商人階層之外，大多數人都比較貧窮；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啟動。在這樣大量而清晰的調研報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對於中國的相對比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國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國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質生活狀態以及對於自然與社會的理解與掌握的狀態尚落後於西方。在中國，由於在世界觀上的普遍模糊，在主體意識上並沒有明確的自由與進步的標準。同時，他們的弱點還在於，缺少一種最隱秘的思想，只是有著一些框框似的道德體系，這種道德體系更多的是為了內心的安寧以及社會的穩定而設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來越多的西方智者對於中國都持有這樣的觀點。這當中也包括孟德斯鳩、盧梭、黑格爾等。正是基於認識和思想上的優勢，當時的西方對於他們突破中國還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們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農業經濟─官僚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遠不是正在進行擴張的、推行國際貿易和炮艦政策的英帝國和其他帝國的對手。西方列強在擴張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尋找一個突破點。就像尋找一個蘋果一樣，使得東方就範。

　　西方很快找到了一個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鴉片。鴉片的出現，可以說是集中暴露了中國人的軟肋，那種看起來已成為一種堅強習慣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風，在這黑黑的藥丸面前，不堪一擊。最初，鴉片主要是作為一種鎮痛劑在醫療上使用，吸食鴉片，容易導致便秘，這樣能夠治療因痢疾所產生的腹瀉。而在中國南方，痢疾非常普遍。但很快，吸食鴉片的中國人開始對鴉片產生了一種依賴，他們抵禦不了鴉片的誘惑，開始大規模地吸食。這種可以舒緩身體與精神上的痛苦和緊張、使乏味而繁重的體力勞動可以變得比較輕鬆的藥物，使古老的國度原形畢露。這樣的狀態正好說明，這個龐大的王朝雖然在道德和世界觀體系上看似緊密，但仍存在明顯縫隙。鴉片在清國的興起，不僅僅給西方列強帶來貿易和經濟上的好處，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找到了這個東方大國的軟肋，讓他們信心爆棚。一個難以抵禦鴉片的民族，最起碼在思想上與意志上是有著很多不成熟之處的。

　　在鴉片得到中國人的普遍歡迎並且銷售量節節上升之後，英國人終於把鴉片視為取得他們與中國貿易平衡的一種手段了。英國人在征服了印度之後，就在印度大量地生產鴉片並形成對於中國的出口之勢。一七二九年中國進口的鴉片只有二百箱，但到了一七六七年已經超過了一千箱，一八○○年則超過了四千五百箱。鴉片似乎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效地對應起來了。十九世紀二○年代，每年有二百萬兩白銀流出中國，而到十九世紀三○年代初，這個數字上升到每年九百萬兩。

　　接下來的事情便是眾人皆知了。因鴉片引起的貿易戰發展為軍事上的戰爭。這場戰爭最大的表現，在於反映了東西方在很多方面的差異：比如說對商業的認識，對軍事的認識，對外交的認識，對民眾的認識……而這場戰爭算是徹底暴露了這個看起來很強大的東方帝國的虛弱。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大清帝國表現得幾乎不堪一擊，「天朝」的威嚴頓時坍塌。幾百年後的今天，人們在總結這場戰爭時得出的結論是：這場戰爭從本質上來說是實力對比的結果，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經濟實力、組織方式、制度方式以及認識和思維方式的失敗。最重要的，還是組織上的重負以及文化傳統本身的脆弱。當時的中國是由無數農村組成的一個大集團，在這樣的集團中所形成的呆板、效率低下、運轉緩慢，以及所形成的不能精確管理的弊端要遠遠大過於貪污的後果。雖然從表面上來看，這個國家有著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質上，由於缺乏科學性而帶來組織上的根本缺陷，制約和限制了社會向精細以及合理的方向過渡。這使得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關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從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來看，由於整個制度方式承續著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著明朝的特點。這個國家有著極端的內向性，整個結構缺乏內部以及外部的競爭。在這個制度看來，維持著億萬農民安居就業和上萬官僚寧靜在職，就是一種非常好的平衡了，這種低級的平衡似乎就是他們的全部追求。為保持這樣的平衡，政治制度不會也不願意對財政作更大的變革，並尋求科學發展。與此同時，這種變革和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儲備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夠。在這種前提下，整個社會運轉到了一定時期，必然失去一種方向感，社會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種停頓和恍惚的狀態。

　　當數百年後，人們在分析這段歷史的時候，可以這樣說：鴉片戰爭打破了這樣的狀態，這樣的戰爭，遲早是要發生的，即使不是發生在一八四○年，也會發生在不遠的日子裡；它不是由鴉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種方式引起的。從這一點上來說，鴉片戰爭的確帶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一八四○年以後，戰爭並沒有立即使這個緩慢的、腐朽的古老國家醍醐灌頂，對於清朝的刺激，也遠遠沒有達到讓它發憤圖強的地步；這塊土地上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真正嗅到鴉片嗆人的硝煙。也許，這是因為古老帝國的承受力太強了，人們見得太多，也司空見慣，總是習慣於從容而麻木地對待巨大的變故。從官方的態度來看，鴉片戰爭的失敗，只不過是天朝在一場與西方野蠻人的小衝突中輸了一點顏面。清國不屑在這樣的失利中改變自己的立場、態度以及傳統的生活方式。清政府並未組織相關的調查委員會來研究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追究責任；也沒有派出官員出國考察，更談不上在組織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記載甚至聲稱，海上野蠻人已被趕走。清國不顧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的教訓，一如既往地拒絕把外國人當作平等民族對待，拒絕與他們建立被視為正常交往的外交關係。《南京條約》的很多條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給西方人設置了很多障礙。至於這個國家的民眾，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複著先前的生活。東方和西方還沒有心平氣和地進行對話，在中國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國文人用文學的筆法描繪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國士兵：「鷹鼻，貓眼，紅鬍，雙腿不能彎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沒有睜開。」至於在西方人的筆下，中國人一直是麻木、呆滯和無助的形象，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年的英國人麥高溫描繪說：「中國人看起來並不吸引人，他們的皮膚是黃色的，聲音尖利而不悅耳……他們的顴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傷之後傳下來的。他們的嘴很厚，嘴巴寬大無比─那雙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細小的眼球在眶內轉來轉去，就像是與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雙方所描寫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實際上雙方在思想、認識、習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這樣的差距，使得從此之後雙方之間越來越頻繁的磨合風生水起。這也注定，今後的一百年，是一個並不平靜的一百年。

　　在鴉片戰爭起始的那一刻，從沒有人意識到，一場從古到今為止最大的變化就將來臨。即使是在鴉片戰爭爆發後，一切看起來都是緩慢無比。中國人仍在悠閒地享受慢的樂趣，優哉樂哉地按照一種無形的、非物質化的速度，游手漫遊於鄉間小道、林間空地，以及線裝的古書中，仍舊把那些斷章絕句像野花一樣，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這一次重重撞擊，國人的反應仍是緩慢的，緩慢得像幾乎沒有人察覺。

　　李鴻章時代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曆一八二三年二月十五日，李鴻章出生於安徽省的廬州府合肥縣磨店鄉。鴉片戰爭爆發的一八四○年，李鴻章十七歲，那一年，李鴻章按部就班地參加了科舉，考取了秀才。

　　相比於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勢，一個人的力量總是微不足道的，那種竭盡全力的努力就像紙人在風雨中的飄搖。一切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什麼也不能改變，什麼也談不上改變。

第二章　塵歸塵，土歸土

　　二○○六年七月的一天，我來到了現在的合肥市瑤海區磨店鄉祠堂郢村。來這個地方，是因為我想瞭解一個人的來龍去脈，感受一個地方的氣韻和脈搏，並以此來推斷一個人依稀的靈魂。

　　沒有想到的是，這個離市區並不遠的地方竟是如此破敗荒涼。從合肥市中心向東，小車一直在坑坑窪窪的路上行駛，公路的兩邊，都是破舊的屋舍。雖然這一帶離市區只有十幾公里，但恍惚間，彷彿相差好幾個世紀。我們來之前，剛剛下了一場雨，村級公路更顯泥濘不堪。車子在這樣的地方行駛，我們的心情一下變得沉重起來。

　　這是夏天，烈日灼人。滿目望去，陽光下一片蔥蘢。風熱烘烘，知了在高高的楊樹幹上不停地鳴叫，空氣中一直瀰漫著泥土的腥味和牛糞的臊味。

　　我們一直問著路尋覓而去。令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竟有許多人不知道李鴻章。他們對我們的問話頻頻搖著頭，他們根本不知道李鴻章的老家究竟在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與一百多年前那個大人物的關係。一個老者在聽到我們的詢問後，竟然反問道：李鴻章我怎麼不知道，是那個財主吧？讓我們哭笑不得。當年，這個名字曾經如雷貫耳，然而在歲月懵懵懂懂地向前挨過一百多年之後，卻一下子就變得無足輕重了。人類最以為是的榮光和功名，是經不起時間的腐蝕的，時間能將一切都濯洗得乾乾淨淨，就像海水沖刷沙灘，能將所有的一切蕩滌抹平。

　　快到磨店鄉政府的時候，我們終於從一個騎摩托車的年輕人那裡得知了李家祠堂的確切方位。我們順著他所指的方向來到了一個村莊。這個名叫於灣的村落同樣荒涼而破落，村子裡的房屋七零八落，一點秩序都沒有。剛進村口，就可以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破損的旗桿石、石鼓等。我一邊用相機拍攝，一邊想像當年村落的格局。問及村裡人這裡有什麼與李鴻章有關的遺跡時，村裡人說，當年李鴻章的父母曾合葬在這裡，但現在墓已不在了。他們還說，以前這裡有一個李家祠堂，很大，後來全拆了，現在改建成小學。在學校裡，還有幾株李鴻章種下的樹。

　　因為是暑假時間，於灣小學的大門已鎖上了。我們找到了保管鑰匙的人家，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婦人見我們想看李家祠堂的遺址，便帶著她的兒子為我們開門。一進大門，便見到操場的右邊有兩株茁壯的樹。據介紹，它們正是當年李家祠堂門口的眾多樹中的兩株。在學校的後院，我們還見到了一株老樹，這株老樹葉子翠綠，樹幹粗壯挺拔，非常漂亮。這種樹叫望春樹，來自日本，一般都是種在神社當中的。據說，這株樹是李鴻章七十歲那一年，夫人趙小蓮死後，時任清國駐日大使的李經方回故里守孝，當時的日本首相伊籐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四株名貴的望春樹，以示哀悼。這四株名貴的望春樹，兩株種在大興集的趙小蓮墓地，兩株種在李家大祠堂中。李家大祠堂中的兩株望春樹，後來死了一株，現在只剩一株了。由於時間久遠，這株倖存的望春樹，樹幹的一部分已經朽爛，只好用水泥糊上。在離望春樹不遠，還有兩株異常茂盛的臘梅樹，樹葉密不透風，綠得發亮，像長瘋了似的。這兩株樹都有一百多年了，這麼長時間的臘梅樹，居然如此蔥蘢，這著實是一件奇妙之事。據介紹，李鴻章母親逝世後，李鴻章陪伴著靈柩回歸到故里，在將母親安葬在於灣附近之後，李鴻章曾經在這裡守孝三個月，有一段時間，就住在李家祠堂。那段時間，李鴻章無事時就來到這兩株臘梅前，靜靜地凝視著這兩株樹，若有所思。大約，李鴻章是想起一八六○年去世的侍妾冬梅了吧。一八六○年左右，正是李鴻章生命中最嚴峻的時刻，在不長的時間裡，李鴻章接連失去了自己的侍妾和夫人周氏。國運不明，前途不順，自己又屢失親人，那段時間，李鴻章進入了他的人生低谷，心情灰涼無比。現在，這兩株臘梅仍鬱鬱蔥蔥，每到冬天，樹上總結滿梅花，香氣撲鼻。與人相比，樹的生命力似乎更強，人已乘鶴西去，地方物是人非，但樹卻如此的茂盛蔥蘢，這個地方的精靈之氣，大約躲藏在樹中了吧。

　　輾轉一番之後，我們來到了離於灣村數公里的祠堂郢村。這裡，算是李鴻章的出生地。李鴻章位居直隸總督之後，曾有一個在當時極負盛名的風水先生來此地勘察，當他步行到離祠堂郢村五里路左右的「少荃湖」一帶，向祠堂郢村那邊一看，當時就說不出話來─只見不遠處一脈長長的山丘，看過去一條完整的龍脈清晰可見，而祠堂郢村，正好在龍頭，一個山坡的左邊，像一個張開的龍爪。風水先生一下驚呆了。後來，他逢人便說，難怪李鴻章成為國家的重臣，成為皇帝和太后的左膀右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祠堂郢村比於灣略大，有五十多戶人家，大多已不是李姓了。但他們對李家當年的情景，卻代代相傳，知道不少。一個當地居民聽說我們是來看李鴻章故里的，熱心地趕過來給我們介紹：這裡是當年李家祠堂所在地，這裡是當年李家的書屋……據說，前幾年，還有一個老人知道李鴻章出生時胎盤埋的確切位置……與於灣一樣，現在的祠堂郢村也是破落不堪，李家當年的老宅所在地一片荒蕪，祠堂前的放生池，也成為了雜草叢生的野塘。同樣遍佈村落裡的，是當年屋舍的斷壁殘垣。當年，這裡一片繁華堂皇：村裡不僅有著李家老宅、池塘，還有大片的土地和祖墳地。現在，一切都消失了，彷彿一切都沒有存在過，就像曾經的一個夢一樣。

　　李鴻章和他龐大的家族從這一塊土地上獲取的東西太多了，也正是由於這樣的透支太多，似乎自李家發跡的那一天起，這塊土地就耗盡了它的所有，變得窮困而麻木了。當年有著「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說法，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鴻章的老家了。也許，對於這塊土地，李鴻章的確負債纍纍。不只是過去，還包括現在和將來。

　　在村落正中，我們看到了那口非常著名的古井。這口井在明清時的《合肥縣志》以及後來的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有許多文章在寫到李家時，都提及這口井給李家帶來的好運。這口井始於明朝，是一個姓熊的官員組織挖鑿的，所以一直稱為熊磚井。據說，正是這口井給李家帶來了鴻運─從李鴻章的家世來看，先世本姓許，祖居地在現在鄱陽湖湖口一帶，而後才遷居合肥東鄉的。到了李鴻章八世祖許迎溪這一代，許迎溪與同莊李心莊既是姻親，又是好友。李心莊無子，便請求收養許迎溪的次子慎所為嗣。由此，許慎所便改姓李了。直到現在，當地民俗仍有「許李不通婚」的規矩，那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人。

　　李鴻章的祖先們一直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即使到了第六代也即李鴻章祖父李殿華時，家境依然窮困。到了年終，上門討債的人如過江之鯽。從第七代李文安開始，李家開始發跡，三代中竟有四人考取了進士，還有很多人考上了舉人、拔貢、秀才……據說，這是因從李文安開始，李家搬到了熊磚井邊，天天喝著這口井裡的水，沾染了井的神奇。現在，這口井仍然在用，從井口往下看，井中的水似乎很深，也很清。但大理石的井欄已殘敗不堪了，這麼多年村民們一直扯著繩子從裡面汲水，井欄上已明顯鐫出了幾十道深深的痕印，而且明顯地缺了一塊，遠遠看去，就像一件破敗的玉器。據說，李鴻章發跡後，有一位廬州知府為了沾上李家的「官氣」，偷偷地鑿下了井欄上的一塊石頭，回去雕刻成官印。現在，井的周圍，居住著的都是與當年的李家毫不相干的農民，年輕人平時在城裡打工，村裡的婦孺老少，則仍在這裡種田，養著雞鴨魚豚，說著同樣口音的合肥話。不遠處，有一片樹林。據說，當年李鴻章的祖父李殿華就葬在熊磚井以北的那片樹林裡。但現在，當年的墳墓已蹤跡全無了。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李家發跡過程中一個關鍵性的人物。李家到了李鴻章誕生那一年，在當地，已是富庶人家了。李文安在中年之後中舉，這在當地來說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了。李文安共有六子，分別為瀚章、鴻章、鶴章、蘊章、鳳章、昭慶。這個舊式的知識分子雖然資質平平，但卻有著相當好的大局觀，而且在教育子女上有著獨到之處。長子李瀚章一直跟隨曾國藩，李鴻章發跡之後，李瀚章也曾官至兩廣總督；李鳳章棄官從商後，生意做得非常之大，在全國各地，有無數地產和財產；至於鶴章和昭慶，後來的人生道路也是一個從商，一個從官，也算是好的結果。李文安雖然沒有等到這一天，但他在地下有知，對這一切，也該是釋懷於胸了吧。

　　少年的李鴻章就一直生活在祠堂郢村，間或，他也會到附近的於灣等地走走親戚。李鴻章從小就天資過人，志向高遠，內心也極為敏銳。他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了紮實的學問基礎。與此同時，少年的鄉野生活也給李鴻章的成長積累了非常好的草根經驗，積蓄了李鴻章出人頭地的願望，也使李鴻章在本質上成了一個實際而不迂腐的書生。這種草根經驗為李鴻章後來在亂世之中崛起提供了寶貴的財富。李鴻章成年之後，身材頎長，一表人才，極具方巾之氣，擁有宏大的抱負和志向。這可以從李鴻章二十歲時所寫的一首詩中看出：

　　丈夫事業最當時，一誤流光悔後遲。
　　壯志不消三尺劍，奇才欲試萬言詩。
　　聞雞不覺身先舞，對鏡方知頰有髭。
　　昔日兒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為？

　　─李鴻章《二十自述》

　　一八四三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李文安從北京來函，叫李鴻章入都，準備來年的順天府鄉試。收到父親的來信後，李鴻章興奮異常，他意識到自己報效國家，實現抱負的機會終於來到了。從祠堂郢村老家出發，包括在去京城的路上，李鴻章一共提筆寫了十首《入都》詩。這一組詩，一直為後人所傳誦。

　　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
　　定將捷足隨途驥，那有閒情逐水鷗！笑指瀘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頻年伏櫪困紅塵，悔煞駒光二十春；馬足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
　　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為抑鬱老吾身！

　　黃河泰岱勢連天，俯看中流一點煙；此地盡能開眼界，遠行不為好山川。
　　陸機入洛才名振，蘇軾來遊壯志堅；多謝咿唔窮達士，殘年兀坐守遺編。

　　回頭往事竟成塵，我是東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夢，青山淪落十年人。
　　窮通有命無須卜，富貴何時乃濟貧；角逐名場今已久，依然一幅舊儒巾。

　　侷促真如虱處褌，思乘春浪到龍門；許多同輩矜科第，已過年華付水源。
　　兩字功名添熱血，半生知己有殊恩；壯懷棖觸聞雞夜，記取秋風拭淚痕。

　　桑於河上白雲橫，惟冀雙親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課讀，負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節，千里家書促遠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間烏鳥慰私情。

　　一枕邯鄲夢醒遲，蓬瀛雖遠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
　　詩酒未除名士習，公卿須稱少年時；碧雞金馬尋常事，總要生來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檢點詩書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馬蹄草色薊門霜。
　　故人共贈王祥劍，荊女同持陸賈裝；自愧長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驪歌緩緩度離筵，正與親朋話別天；此去但教磨鐵硯，再來唯望插金蓮。
　　即今館閣需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覽鏡蒼蒼猶未改，不應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門便到家，徵人北上日西斜；槐廳謬赴明經選，桂苑猶虛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劍，人情冷暖驗籠紗；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李鴻章這十首詩雖然有一些矯情的成分，但在這樣的詩中，明顯地能看出一個人鬱積於胸的大志。這十首詩在總體上有著相當才華，也是一代讀書人的心聲。一個行裝寒磣、氣宇軒昂的弱冠書生，懷著報效天下的強烈願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尋夢，其心境，其經歷，都頗能引起那些皓首窮經夢想顯達的士子們的共鳴。這也難怪李鴻章的這十首《入都》詩後來被人們廣為傳誦。曾國藩曾對李鴻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評價「只顧拚命做官」。這也算是從本質上一語中的。李鴻章的確是一個有著宏大志向、異常執著於功名的人。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李鴻章的這十首《入都》詩中，還隱藏著強烈的宿命意味。這一組詩有著濃郁的預見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偈語的意味。有很多今後的宿命，李鴻章似乎都覺察到了，也寫到了。其中的一些詩句，出人意料地與李鴻章的人生軌跡相吻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回頭往事竟成塵，我是東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夢，青山淪落十年人。」這樣的詩，哪像是一個二十一歲青年所寫的呢？分明像臨終之人的絕筆。正因如此，這組詩更有幽秘色彩，散發著凜凜的極地之光。

　　一個人的氣質總是與他的生長環境有關。安徽設省是在康熙年間。對於新設立的行省安徽來說，位於江淮之間的廬州並不有名，也一直受著冷落。它只是一個小地方，商業不發達，讀書的風氣也不是太濃。但這塊不顯山不露水的地方絕對讓人不敢小覷，在歷史上，這一帶就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吳越文化的交際地帶。在安徽文化發展過程中，始終具有一種通變的精神。這種通變即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它包括「批判、會通、創新」等環節，即膽識兼備的批判精神、兼容並包的會通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創新精神。李鴻章之前，這一帶在歷史上就出過很多雄才大略，比如說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管仲，秦末項羽大帳中羽扇綸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漢末三國紛爭時的梟雄曹操，以及東吳大將周瑜、魯肅等。除此之外，廬州本身就在宋朝出了一代名臣包拯。而離李鴻章在時間和地域上最近的，是明朝開國皇帝、鳳陽人朱元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當然給這塊土地積蓄了足夠的底氣，也決定了這一帶經常出沒臥龍鳳雛般的人物。

　　正因為這種地域文化的影響，在李鴻章身上，集中體現了很多江淮之間人的特點。具體說來，那就是在為人處世上，李鴻章既有中原人行為大氣、敢作敢為、有機智有心計、懂勾心鬥角的一面；同時也有南方人比較務實、精明能幹的特點。從總體上來說，李鴻章仁慈、開朗、詼諧、喜權力、愛面子、重義氣、狡猾、精明、不迂腐，在為人處世上比較平民化，幽默、和藹、直接，有時候帶有很濃的痞氣。

　　這個生長在祠堂郢村的合肥東鄉人自小便有著很強烈的功名抱負。等到李鴻章二十四歲的那一年，他考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這也是安徽當時最年輕的翰林。李鴻章在翰林院當了一段時間編修之後，對於那種機械八股無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厭倦極了，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正在此時，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朝廷的「國家軍隊」綠營兵腐朽日甚，不堪一擊。朝廷無奈只好借助於民間的力量來「平亂」。曾國藩被派回湖南後不久，辦團練、組建湘軍，在阻擊太平天國的戰鬥中屢建奇功。朝廷見這條路的勢頭不錯，於是又派了一些京官回鄉「練勇」，李鴻章與他的父親李文安也被先後派回安徽，組織民團與太平天國打仗。

　　李鴻章回故鄉組織民團還有個故事：李鴻章在京時，經常去一個名叫呂賢基的安徽老鄉處，呂賢基時任工部左侍郎，旌德人。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軍從武昌順江東下，攻佔安徽省城安慶，殺死安徽巡撫。消息傳到北京時，李鴻章正在琉璃廠的海王村書肆買書，聽到這則消息後，李鴻章連忙找到呂賢基，慫恿他上書朝廷，調派人馬奪回江淮戰略要地。呂賢基認為李鴻章很有戰略眼光，文筆也好，便讓李鴻章代為執筆奏折。結果奏折送上之後，咸豐帝命呂賢基擔任安徽團練大臣。呂賢基沒想到自己竟被直接派到前線，全家人一時如喪考妣。呂賢基情急之下對李鴻章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李鴻章與呂賢基一同回到安徽。

　　李鴻章的回鄉之路並不平坦。當李鴻章回到廬州時，這片土地已是滿目瘡痍，昔日的詩情畫意早已消失殆盡，有的，只是戰爭的殘酷和硝煙：廬州失守，安徽巡撫被殺，李鴻章的家鄉磨店也被太平軍佔領。李鴻章一到廬州，即忙著招兵買馬，籌備與太平軍的戰鬥。有點出乎意料的是，李鴻章的開局相當好，他很快組織了一支千餘人的民團隊伍，並且在巢湖一帶首戰告捷，這一次勝利據說還是清軍在皖的首場勝仗。為此，李鴻章受到了朝廷的藍翎賞賜，官位從七品升至六品。第二年，吏部左侍郎王茂蔭保奏李文安回鄉「勸勉鄉人，團練自衛」，李鴻章的弟弟李鶴章也從家鄉來輔佐父親。在此之後，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接下來的戰鬥很快變得殘酷無比。不久，與李鴻章一同來安徽作戰的呂賢基在舒城戰敗後投水自殺。第三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這個一直聲稱自己平庸無能，但卻能培養出好幾個傑出兒子的老實官吏在戰局僵持中抑鬱而死，臨終時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國恩，此賊不滅，何以為家」的遺囑。李鴻章又接二連三地打了好幾個勝仗，先是攻克含山，然後又參與攻克了廬州。朝廷為了嘉獎李鴻章，將他的官位一下子提升至四品。

　　一個人的成功總會引起一連串的忌妒。現在，該輪到官運亨通的李鴻章了，一些讒言開始流傳，更有人悄悄打報告給上司，說李鴻章的那些功勞都是偷天陷阱。更讓人惱怒的是，來安徽的滿族欽差大臣勝保也參了李鴻章一本，說李鴻章貪生怕死，兵敗後混雜在土匪中潰逃。類似的小報告因為明顯缺乏證據，很快就不了了之。安徽巡撫福濟卻乘機奪走了李鴻章的兵權。不久，廬州城再次被太平軍佔領。一八五七年底，陳玉成率太平軍在合肥東鄉三河鎮，殲滅湘軍李續賓部六千餘人，李續賓戰死，隨軍的曾國華失蹤。李鴻章賦閒在鄉，都未得參與。在此期間寫了《明光村鎮旅店題壁》，抒發胸中的怨氣：

　　巢湖看盡又洪湖，樂土東南此一隅。
　　我是無家失群雁，誰能有屋穩棲烏。
　　袖攜淮海新詩卷，歸訪煙波舊釣徒。
　　遍地槁苗待霖雨，閒雲欲去又踟躇。

　　不久，李鴻章乾脆攜帶家眷出逃，離開了安徽，來到了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曾國藩得知李鴻章的去向後，連寫幾封信給李瀚章，讓李鴻章來湘軍大營。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來到了曾國藩身邊。可以說，這是李鴻章在萬般無奈中走出了最為幸運的一步。這樣的行為是他走上人生顯赫道路的開始。李鴻章在曾國藩身前左右觀察和感悟到的，可以說，恰如其分地採了這位大儒的「氣」彌補了自己的軟肋。李鴻章的性格和氣質得到了根本性的昇華，為日後成就一番事業，奠定了基礎。

　　一八六二年，李鴻章四十虛歲，在這一年中，李鴻章終於揚起了他人生的風帆，真正地起航了。

　　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曾國藩率領湘軍收復軍事重鎮安慶，控制了長江中游的局勢，對太平軍形成了順江而下的局面。與此同時，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部率重兵出擊，打到離南京不遠的地方。從戰略上說，湘軍對太平軍的戰略形勢已經由防禦、僵持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太平軍的失勢，與其說是敗於湘軍，不如說是敗於自身的內亂。由於太平天國本身的宗教觀支離破碎、一知半解，有著濃郁的迷信色彩，缺乏正確的濟世理想和組織理念，這樣的集團在經過短暫的成功之後，很容易將重心轉移到對內部利益和權力的爭奪上。攻下南京後不久，太平天國內部爆發了著名的「天京事變」，太平軍產生內訌，韋昌輝刺殺了楊秀清，石達開拉起大隊人馬離開了天京，太平天國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太平天國無奈放棄北上的進攻目標，由戰略進攻轉向戰略防禦。安慶失守後，太平天國更是陷入恐慌，他們一方面固守天京，另外一方面把進攻方向轉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帶。這樣的行為，很明顯不是以取得政權為目的，而是退而求次，準備與清廷各霸一方。一八六○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前鋒直指上海。

　　在滬的江南士紳、買辦慌了，他們緊急籌備「中外會防局」，希望西方列強出面干涉，同時選派曾是李文安、曾國藩「同年進士」的錢寶琛之子錢鼎銘，攜馮桂芬起草的書信抵達安慶，泣請曾國藩發兵救援。曾國藩大為動容，一連幾天與李鴻章商量發兵之事。洞察力驚人的李鴻章向曾國藩提議，應該派重兵深入到上海地區，從東面對南京形成包夾之勢。

　　曾國藩聽從了李鴻章的意見。最初，曾國藩是準備讓九弟曾國荃領兵東援的，但曾國荃以為攻克天京首功在即，不願前往上海。曾國藩又考慮著起用湘軍名將陳士傑，但陳士傑以母親老邁力辭，不肯出山。經過反覆考慮之後，也因為湘軍招募兵士跟不上，曾國藩決定給李鴻章一個機會，他一方面親擬片稿，力挺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另外一方面，曾國藩派李鴻章火速就近在合肥一帶招募人馬，組建淮軍，準備挺進富庶的長江三角洲。

　　李鴻章像一條潛龍一樣終於等來了機會。他知道，這是一飛沖天的時候了。李鴻章立即行動起來，他寫了很多信，首先通過父親李文安當年的舊部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繫。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王學懋等，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這些東鄉團練與西鄉周盛波、周盛傳兄弟的「盛」字營，均屬第二批成軍的淮勇，後由陸路陸續開赴上海）。短短幾個月時間裡，李鴻章即招兵買馬數千人。

　　元宵節剛過，首批淮軍四營抵達安慶。他們是張樹聲、張樹珊、張樹槐、張樹屏兄弟部；劉銘傳部；潘鼎新部；吳長慶部。依次組成「樹」、「銘」、「鼎」、「慶」字四營。當新組建的淮軍齊刷刷地列隊於曾國藩面前時，曾國藩大喜過望，他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自為淮軍訂立規章制度。因為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單薄，曾國藩還從湘軍各部抽調兵將，慷慨地交給李鴻章。他們分別是：張遇春部「春」字營；李濟元部「濟」字營；程學啟部「開」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新勇「林」字兩營；陳飛熊部「熊」字營；馬先槐部「垣」字營。並將韓正國、周良才親兵兩營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啟部「開」字兩營士卒多系安徽，打起仗來非常剽悍。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十四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五○五人，長夫一八○人，共六八五人）。一八六二年三月四日，曾國藩在李鴻章的陪同下，檢閱了在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隨後，李鴻章又利用了上海士紳的財力，花銀十八萬兩僱用了英國商船七艘，將九千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當淮軍分乘七艘船從長江上順江而下，迎迓著長江溫濕的春風的時候，李鴻章知道自己青雲直上的機會真正到了。

　　李鴻章和淮軍初到上海之時，由於這群來自鄉下的兵勇衣裳襤褸，自由散漫，粗話連篇，當地的士紳很是頹唐失望。李鴻章卻胸有成竹，他知道這支隊伍的戰鬥力，對這支隊伍充滿信心。淮軍抵達上海之後，李鴻章一方面整肅軍隊，去除軍隊的散漫習氣；另一方面，由於在上海見識了洋人軍紀和武器的厲害，李鴻章很想借鑒和學習洋人軍隊的一些做法。為瞭解洋人軍隊的情況，李鴻章甚至化裝溜上了洋人的軍艦。這一看真是讓李鴻章感到震驚，李鴻章頓時明白泱泱華夏之所以敗給西洋小國的原因了，那是因為洋人部隊紀律嚴明，訓練有序，整體化和科技化程度高。這一次見識讓李鴻章感受頗多，他暗下決心，要學習西洋人軍隊的戰爭方式，購買洋人的武器來對付太平天國。李鴻章說學就學，他立即動手聘請了洋人擔任自己部隊的教官，並通過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購買了三千桿洋槍，充實自己的淮軍。

　　不久，李鴻章的淮軍在上海與太平軍打響了第一仗。對於此仗，李鴻章做了精心的準備，雖然他一直對於自己的子弟兵有足夠的信心，但進入上海的第一仗關係到自己的聲望，關係到這支部隊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腳，甚至關係到整個戰局的發展。這一場遭遇戰打得慘烈無比，太平軍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領下，共有數萬人進攻上海，交戰的地點就在現在西郊一帶。據說，在戰鬥呈膠著狀態之時，李鴻章搬來一把椅子往虹橋橋頭一坐，親自督戰。太平軍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軍「春」字營的張遇春部上去沒多久，就頂不住了，隊伍漸漸退卻下來。張遇春剛跑到橋邊，正好撞到李鴻章，李鴻章厲聲說道：「拿把刀來，把他的頭砍了！」嚇得張遇春趕忙率眾掉轉方向又跟太平軍去拚命。戰局如火如荼之時，神奇徵兆降臨─淮軍大炮齊發，隨著炮響，上海上空突然烏雲密佈，一場大雨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軍心理突變，倉皇撤軍，慌不擇路，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李鴻章大獲全勝。首戰告捷，淮軍信心爆漲，李鴻章更是躊躇滿志。

　　西郊大捷使整個上海灘瞠目結舌。接下來的八月和十月，李鴻章帶領淮軍與太平軍又正面交鋒兩次，是由淮軍中驍勇善戰的劉銘傳部和程學啟部對太平軍的譚紹光部，地點分別是上海西區的北新涇和更外圍一點的四江口。劉銘傳和程學啟都是淮軍中有名的猛將，他們打起仗來有一股不要命的勁頭。這時候，劉銘傳部已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槍隊了，這更讓劉銘傳如虎添翼。這兩場戰鬥都獲得了大勝。半年之內，三戰三捷，不僅使李鴻章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也為淮軍贏得了相當好的口碑，中外人士不由得對李鴻章和淮軍刮目相看。淮軍的實力不斷壯大，半年之內就迅速擴展至五十個營，部隊增至二萬人。此後，淮軍更是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總兵力已達七萬餘人。

　　有了舞台之後，李鴻章的才幹充分顯露出來。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積極招攬人才，鞏固自己的地位，李鴻章起用了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建立了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事上，李鴻章正式確立向西方軍隊學習的目標，在淮軍中大規模裝備洋槍洋炮，僱請外國教練指導訓練，將西洋陣法、號角、口令引入淮軍。一開始，那些土裡土氣、缺乏文化的農民兵並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槍洋炮，李鴻章就讓外國教官手把手地輔導。有一次，還發生了在演練中走火引爆彈藥炸死二十多人的事故。但李鴻章對於學習和改變堅定不移，他說，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價，等練到射擊百發百中時，便會無堅不摧。

　　一八六二年李鴻章的「殺降事件」曾經引起軒然大波。這一年，李鴻章在與太平軍的交戰中節節勝利，到了年底，李鴻章率淮軍發起收復甦州、常州戰役，與太平軍經過反覆激戰後，淮軍攻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的障礙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的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昆山直逼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一八六三年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從天京趕來救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個時候，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準備投降。程學啟將此情況報告給李鴻章，李鴻章承諾對郜永寬等加官封爵，不解散他們的部隊，整體劃歸淮軍。李鴻章為了消除郜永寬等「八大王」的疑慮，還讓洋槍隊統領戈登出面，對承諾作了保證。不久，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仍心存疑慮，率部屯居半城，要求李鴻章兌現承諾，不願剃髮解除武裝，索要官銜及編制。李鴻章當機立斷，採納程學啟的建議，先下手為強，誘殺了八降將。

　　後人曾這樣描述這一段血腥的場面：李鴻章在蘇州婁門外軍營會見並宴請郜永寬等人，「甫就席，有軍官自外入，投牒李公，李公就牒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紅頂花翎，膝席前，請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計也，竟揚揚得甚，起立，自解其額上黃巾，手冠者俟其側，從官盡起，目注之。轉瞬間，八降酋之頭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殺了「八大王」之後，程學啟立即派兵洶湧地闖進蘇州，「無門不破，無處不搜，無人不魄飛天外」，據說，僅在城內雙塔寺庭院內，就殺死太平軍三萬人。

　　李鴻章蘇州殺降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很大風波。人們紛紛議論李鴻章心狠手辣，將他與歷史上的白起和項羽相比。洋槍隊「常勝軍」統領戈登也非常不滿，認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聲，提著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要殺李鴻章洩憤。李鴻章一度非常尷尬，他在給母親的書信當中說：這件事情雖太不仁義，但因為攸關大局，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曾國藩接到李鴻章的報告後，雖然在內心當中也認為李鴻章心狠手辣，但還是寫了一封信，對李鴻章安撫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稱李鴻章所做的不僅無不妥，而且還做得很好，這才把事件平息。

　　一八六四年，曾國藩的湘軍攻下天京，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朝廷封李鴻章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這一年，李鴻章四十一歲，開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後，李鴻章一直青雲直上，幾乎每隔一兩年，他都能加官晉爵─一八六五年，李鴻章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一年之後，他又接替曾國藩任欽差大臣，督辦剿捻事務；一八六七年，剿捻即將結束，李鴻章被任命為湖廣總督；一八六八年，李鴻章加太子太保銜，並升授協辦大學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見，允其在紫禁城騎馬，以示恩寵；一八七○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八七三年，李鴻章被授武英殿大學士；一八七四年，李鴻章被改授文華殿大學士。清廷不設丞相，以文華殿大學士為首輔。在榮升文華殿大學士後，李鴻章曾得意地自撰楹聯「已無朝士稱前輩，尚有慈親喚小名」。在當時朝中要臣中，李鴻章算是最為年輕的了。維新變法失敗後，慈禧對「四朝元老」李鴻章特加恩遇，賞賜他「方龍補服」，即其穿著的官服允許有龍的圖案，如此殊榮，何等顯赫！當年李鴻章十首《入都》詩當中有一首：「世路恩仇收短劍，人情冷暖驗籠紗；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到了四十歲這一年，李鴻章少年時的志向完全實現了，他完全可以放心裘馬錦衣，榮歸故里了。

　　可以說，從一個鄉下的布衣青年，最後成為朝廷的重臣，李鴻章完全是靠江淮之間這塊地方發家的，李鴻章也深知這一點。在發達之後，李鴻章一直捨不得這個地方，李氏家族不僅在合肥一帶大量購田置產，連死後，也要將屍骨埋葬在這裡。李鴻章的母親，也即李文安的夫人在北京去世之後，也專門將靈柩從北京經過大運河輾轉運回，與李文安合葬在於灣村。在這一帶安葬的，除了李鴻章外，還有李鴻章的兄弟李瀚章、李鶴章等。

第三章　曾門弟子

　　一個人的命運總是因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而改變。人與事，在冥冥之中，都可以互相充當背景的。李鴻章也不例外。就事物來說，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庚子戰爭以及晚清諸多事件都可以充當他的人生背景；就人而言，有一個人可以成為他一生的背景，在他命運的航行中充當風帆的作用。這個人是一個湖南人，他的名字叫曾國藩。

　　有一種評價幾乎已成公認了，那就是說李鴻章之於曾國藩，就像管仲之於鮑叔牙，韓信之於蕭何。曾國藩與李鴻章都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梟雄。他們亦師亦友，相濡以沫。論學問人格，當時無出曾國藩其右者；論人情練達，處事敏銳，李鴻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國藩應該說是對李鴻章一輩子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曾國藩逝世時，李鴻章接受了替曾國藩撰寫碑文的任務，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說：「謀國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牘私函，無一欺飾語……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復歸來，為公為私，肝腸寸裂！兄本為擬文哭之，無如一字落墨，淚寄千行……」又從千里之外送來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這樣的評價，對曾國藩來說，是非常合適的；而對李鴻章來說，也是說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在李鴻章的《入都》組詩中，有一首詩，用來闡述後來與曾國藩的情誼與緣分倒頗貼切：

　　桑於河上白雲橫，惟冀雙親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課讀，負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節，千里家書促遠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間烏鳥慰私情。

　　曾國藩一八一一年生，比李鴻章大十二歲，同屬羊。曾國藩與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同一年的進士，也是朋友。在輩分上，曾國藩算是李的長輩。李文安雖然資質平平忠厚老實，但他卻慧眼識人，他知道曾國藩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在京時便有意跟曾國藩交好。李鴻章到了京城順利考中舉人後，時任刑部郎中的李文安便有意識地帶李鴻章拜見一些在京城的安徽籍顯赫，比如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這種經歷，在李鴻章的《入都》詩當中，同樣有提及：「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李鴻章果然應驗了他的初衷。然後，李文安又帶著李鴻章去拜見曾國藩，讓曾對李鴻章進行教誨和照顧。當時，曾國藩正患肺病，暫居城南報國寺養病，閒暇之餘常與經學家劉傳瑩等坐而論道。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的棲居所，住在這裡，曾國藩有意感覺一下顧炎武曾經的氣場。曾國藩一直有著大儒之風，面對內憂外患，他常常以顧亭林自喻。曾國藩畢生所考慮的，是在亂世之中，在西方文化與科技的強烈衝擊下，如何推動有著千年歷史的儒學向前發展。後來，曾國藩曾經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一學，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

　　氣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國藩與李鴻章即是如此。在北京，當曾國藩第一眼見到李鴻章時，慣於察人的曾國藩見李鴻章身材修長、五官俊美，言談儒雅、舉止倜儻，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備的乖覺和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心中很是喜歡。在讀到李鴻章遞上來的詩文後，曾國藩更是「大愛之」，料定李鴻章今後必定是一個經天緯地之才。自此之後，李鴻章就經常來曾國藩所居的報國寺走動了。一八四五年，李鴻章參加乙未恩科會試，恰巧是曾國藩出任本科會試的考官之一。雖然李鴻章此次會試落第未果，但其詩文和才學卻博得了曾國藩的青睞。曾國藩後來曾對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說：「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隨後，李鴻章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國藩門下。在此後的日子裡，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李鴻章在這一時期受曾國藩的影響，一在於詩文詞章，兼及治學方法；二是講求經世義理之學。兩年後，李鴻章如願以償考中了進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試後授翰林院庶吉士。捷報傳來，曾國藩非常高興，他將李鴻章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是科的主考官為潘世恩，副主考為杜受田、朱鳳標、福濟，房師（相當於今天的班主任）為孫鏘鳴。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蘇南世家，也算是李鴻章的老鄉。這些鄉情師徒關係，對於李鴻章日後勢力的增強，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說到李鴻章的中進士，還有一則故事：李鴻章在丁未科考中進士同年中，與沈葆楨同門同房，關係最為親近。兩人經歷各不相同，交情卻絕非一般。李鴻章考試時的房師孫鏘鳴，也是當時的名士。丁未科雖然人才濟濟，但他這一房只考中了李鴻章和沈葆楨兩人，不由得牢騷滿腹。孫鏘鳴鄉試中舉時的恩師是大學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親。孫鏘鳴鬱悶地跟翁心存談起自己的心事，翁心存對孫鏘鳴說：「你先不要發牢騷，把這兩個學生帶來讓我看看。」於是李、沈二人在孫鏘鳴的帶領下，前往拜見了這位太老師。翁心存非常善於「風鑒之術」，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鴻章幾眼，就大驚失色地說道：「此人將來的功業在我輩以上。」接著又看了看沈葆楨，又說：「這將來也是一個名臣。你這一房考中的人雖少，但有了這兩個，還有什麼可遺憾的！」這是夏敬觀在《學山詩話》裡繪聲繪色描述的一段。

　　曾國藩奉命回鄉組織民團抗擊太平軍，曾國藩和李鴻章算是暫別了數年。曾、李二人，此時雖然天各一方，但曾國藩一直忘不了關照這位愛徒。李鴻章隨呂賢基剛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詢問李鴻章的情況。不久，曾國藩幾次致函呂賢基以及安徽巡撫江忠源，推薦李鴻章的才幹，並讓他們多多關照李鴻章。曾國藩還給李鴻章寫過一封很重要的親筆信，傳授自己帶兵的心得，提出兵家注意的大忌就是「敗不相救」。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太平軍再克廬州，李鴻章無處容身，於是攜家眷輾轉流離，打了幾場浪仗之後，南下江西南昌，投奔為湘軍辦理糧草的胞兄李瀚章。廬州失守的當天，李鴻章還給恩師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對自己辦團練六年、一無所成而深感慚愧，也表達了自己投奔湘軍的意願。

　　李鴻章到了南昌之後，又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投奔的願望。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立即「奉上菲資三百金」，給李氏兄弟作為安家之資，同時回了一信，讓李鴻章速來建昌湘軍大營。於是，李鴻章在南昌稍稍安頓後，便去了曾國藩處，當了曾國藩的幕僚。這也意味著，李鴻章的人生道路真正起步。

　　可以公認的一點是，李鴻章在曾國藩部任幕僚的那些年，應該是李鴻章受益和改變最多的幾年。李鴻章在曾國藩的大營裡那幾年，也是他冶煉自己性格的幾年。對李鴻章來說，曾國藩是過來人，過來人當然清楚曾經的張揚、傲氣、才情和弱點。在曾國藩看來，安徽的團練辦得一團糟，李鴻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帶到湘軍中來，必須先在他的身邊學習一段時間再說。出於這樣的考慮，曾國藩沒有讓李鴻章獨當一面，而是讓李鴻章一直跟隨他的左右。對於李鴻章，曾國藩深知他年輕氣盛，急功近利，常常給他潑點冷水。曾國藩常常告誡李鴻章，高官厚祿乃是天命所定，並非人力所能強求。曾國藩還想用日常生活的一些準則來約束李鴻章的言行。曾國藩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體幕僚一起吃早飯，邊吃飯邊議論形勢，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了。李鴻章的習慣正好相反，他是一個典型的夜貓子，每到晚上，便生龍活虎；早晨則睡懶覺不起床。每一次早會李鴻章總是懵懵懂懂，甚至經常找理由不參加這樣的會議。

　　有一天，李鴻章誑稱頭疼，不想參加早會，可曾國藩不依不饒，一次次派人來叫，說是「人不到齊不開飯」。李鴻章見老師真的生氣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蹌跑過去。坐下之後，曾國藩鐵青著臉一句話都沒說，直到吃完後，才衝著李鴻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耳！」說完拔腿就走，李鴻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兒，尷尬了好一陣子。

　　作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軍大營，李鴻章不免會感到孤單，感到受排擠。李鴻章當時最怕面對的一個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為人狂傲，在曾國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稱呼他人從來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對曾國藩，也以「滌生」稱呼。有一次，曾國藩與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種文字遊戲，將各人的姓名列入詩中，自得其樂。曾國藩先出上聯：「季子自鳴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巧妙地將「左季高」三字嵌入聯中。誰想左宗棠對出的下聯卻是：「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將「曾國藩」大名三字納入了。以字相稱，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卻直呼其名，就有點不恭了。因為是遊戲，曾國藩也不好說什麼。左宗棠對曾國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來的後生李鴻章在這樣的局面中，肯定會受很多窩囊氣。這也難怪李、左在以後的歲月中一直不和。這兩人的個性，是不太相融的。

　　還有一次，李鴻章與湘籍俊傑彭玉麟打了起來。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曾氏主持會議之餘，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飯閒聊，話題轉到安徽人身上。由於彭玉麟的父親曾在合肥一帶做過小吏，期間頗不得志，一幫湖南人在言語之中對安徽人有些譏笑的成分。李鴻章雖奮力辯白，但孤掌難鳴，一直處於劣勢。李鴻章忍無可忍，惱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火暴脾氣的彭玉麟也忍不住還擊，兩人摟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還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拚命拉架，才沒有引起大事端。這一次事件雖然沒有擴大，但在李鴻章心目中，還是頗有不快，在湘軍大營，畢竟有「寄人籬下」之感，李鴻章開始考慮自己領頭單飛了。

　　但李鴻章的才幹得到了包括曾國藩在內的湘軍將領的一致公認。在為曾國藩當謀士並掌管文案的那段時間裡，無論是奏稿還是批示，李鴻章都寫得條理清晰，嚴絲合縫，讓曾國藩省了不少心。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彌補了曾國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緩」，沉穩厚重，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反應快捷，每有大計，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李鴻章在此期間為曾國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國藩幾次戰敗後，給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給自己請罪，說自己「屢戰屢敗」。寫完之後，交給李鴻章看，李鴻章改「屢戰屢敗」為「屢敗屢戰」，結果，朝廷不僅沒有怪罪曾國藩，而且還大大地表彰了曾國藩一番。曾國藩曾經考慮將湘軍轉移到四川，以避開太平軍鋒芒。李鴻章就不贊成，李鴻章在分析形勢之後，主張曾國藩堅守長江一帶，決不退卻，耗去太平軍銳氣之後，給予打擊。從後來的情況看，李鴻章的這些謀略都堪稱正確。曾國藩感歎李鴻章有過人之處：「將來建樹非凡，或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在湘軍大營，曾國藩有彭玉麟的忠貞，有楊載福的樸直，有鮑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劃，有曾國荃的頑強，但像這樣洞察全局，並且有著清醒和機巧應變手腕的人才，李鴻章可謂是首屈一指。

　　李鴻章在當幕僚期間還幫曾國藩作出一個重要的決斷─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咸豐倉皇逃亡。在此期間，咸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部霆軍保衛京師。接到旨意後，曾國藩和胡林翼感到進退兩難，派鮑超去吧，這邊與太平軍力量均衡的格局將被打破，太平軍極可能乘虛進攻。不派部隊去吧，又會背一個「抗旨」的罪名。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多數幕僚主張「入衛」；李鴻章力排他議，分析形勢說：洋人入京，只不過是為了金帛議和，並不想推翻大清統治，不會有其他事情。不如按兵請旨，靜觀一段時間再說；對於湘軍來說，與太平軍的決戰才是有關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對待調兵之事，一定要慎重。曾國藩和胡林翼採納了李鴻章的意見，一面按兵不動，一面拖時間，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朝廷當然不同意。這樣的拖延戰術，贏得了時間。很快，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李鴻章年輕氣盛，經常性地仗義執言。一八六○年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把大本營設在安徽祁門，李鴻章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祁門在地理上是一個盆地，對兵家來說是個凶險之地，必須趕緊離開，否則一旦被包圍，將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李鴻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國藩說了，曾國藩只是淡然一笑，並不表示什麼。曾國藩何嘗不知呢，他當時考慮的是拿下安慶後再進攻南京，但朝廷卻讓他直接進攻南京。曾國藩於是屯兵祁門，擺出個姿態準備起兵東進，他還是在打安慶的算盤。李鴻章不明白這一點，見曾國藩不聽自己的意見，很不高興，據理力爭了幾句。曾國藩也懶得向他解釋，不冷不熱地來了一句：「你要是害怕這裡，你走好了！」弄得不歡而散。

　　不久，「刺頭」李鴻章又為彈劾李元度之事跟曾國藩再度發生爭吵。李元度是功勳卓越的湘軍元老。在皖南戰役中，李元度沒聽從曾國藩的勸告，失守戰略要地徽州府。曾國藩一氣之下決定彈劾他，要李鴻章寫奏折。但李鴻章不僅不願擬稿，反而率一班人去了曾國藩那裡替李元度據理力爭，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幹事，而知人則不甚明；其才識足以謀事，而帶勇則非所長」。認為曾國藩既然瞭解李元度的長處和短處，卻捨長取短，這個責任不應由李元度來負。同時，李元度勞苦功高，一直追隨曾氏身邊左右，如果一兵敗就嚴辭彈劾，會讓部下們唇亡齒寒。李鴻章一番激烈的言辭讓曾國藩大為光火，堅持不更改決定。李鴻章倔脾氣上來了，怎麼也不肯起草那個奏折，又以離開為要挾。曾國藩索性揮揮手：「隨你便！」

　　師徒之間的衝突讓曾國藩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日內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鬱不平，遂不能作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與「又見」之間，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見其原文是寫「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的。這一場風波使得師徒間變得生疏尷尬了。到了年底，李鴻章找了個理由要去看望在江西南昌的老母，離開了湘軍大營，回到了南昌的哥哥李瀚章處。

　　但李鴻章這一段時間與曾國藩的矛盾並沒有通常所描繪的那樣決絕。到了南昌之後，曾、李二人一直有著書信來往。不過李鴻章心中的確有點梗阻，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楨去信詢問福建的情況，有意去補閩任道員之缺。沈葆楨回信勸阻了他。另一個丁未同年郭嵩燾也來信勸他回到曾國藩身邊去。那段時間李鴻章的夫人周氏生病，李鴻章一直忙於照顧。周氏是李鴻章老師周菊初的侄孫女，李鴻章少年時，周菊初對他就十分欣賞，也經常接濟李家。李鴻章趕考前，周菊初把自己的侄孫女許配給了李鴻章。周氏比李鴻章大兩歲，是一雙大腳。李鴻章跟她的感情一直很好。李鴻章中進士當上翰林後，周氏並沒有跟李鴻章來京城，一直在老家照顧李鴻章的母親。李鴻章回鄉辦團練，夫妻才算得到團圓，在李鴻章戎馬倥傯期間，周氏一直跟著李鴻章東奔西走。

　　不久，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李鴻章的戰略預見是對的。太平軍李世賢部攻佔景德鎮，祁門再度被圍困，情急之下，曾國藩分別給二子立下遺囑，準備在祁門坐以待斃。形勢稍緩之後，在胡林翼和曾國荃的勸說下，曾國藩終於同意移營長江邊的東流。當曾國藩向李鴻章函告這一決定時，得到的反應是熱烈的，李鴻章數次來函獻計獻策。師生間由於戰略分歧所造成的隔閡煙消雲散。在此之後，曾國藩幾次函招李鴻章回營，李因忙於照顧病重的妻子周氏，遲遲未歸。曾氏無法再等，又給李鴻章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冬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難，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擱，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李鴻章接信後，頗為感動。當周氏病稍有好轉，便收拾行裝趕到東流大營。李鴻章的重回幕府，讓曾國藩如虎添翼。積壓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軍事大計也有人商議了。這一對師徒之間經常徹夜長談，無話不說。

　　很多年後，當李鴻章閒暇之時回憶起對抗太平軍的這一段歷史時，總是顯得神情凝重。除了慶幸命運對於自己的垂青之外，他還慶幸著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了曾國藩這樣一個亦師亦友的關鍵人物，這使得他在人生的幾次大轉折中總有貴人相助。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李鴻章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僅僅體現在地位的增高、氣度沉穩等外部因素上，更多的，還是內心深處的悄然改變。從少年時意氣風發，聰明異常，一直到後來的洞察細微，隱忍無限，李鴻章的人生和性格，從那時起，經歷了一個巨大的U形彎。

　　也正因此，李鴻章一直感激著曾國藩，也圖謀回報。機會很快就到來了，不久，李鴻章即以「滯攻金陵」的行動，算是回報了曾國藩的恩情。

　　一八六四年，淮軍力克常州，蘇南戰局基本平定。這時，曾氏兄弟正順江而下形成對天京的包圍。對於曾氏兄弟而言，他們特別忌諱兵強馬壯的淮軍助攻天京，如果那樣，曾氏十數年苦戰的果實將被別人摘得，這是曾氏兄弟極不願看到的。尤其是曾國荃，自尊心特別強，對於淮軍的節節勝利，倔強的他幾近憂鬱成疾。曾國藩當然心疼弟弟，多次寫信給曾國荃，勸慰他要寬心，如果李鴻章要來合攻天京的話，千萬不要多心，「獨克固佳，會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為要」。

　　在當時，就淮軍的裝備和實力而言，攻堅能力已遠勝湘軍。李鴻章哪裡不想爭這個頭功呢？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李鴻章權衡再三，還是選擇了迴避，想把頭功讓給恩師。在朝廷下旨令淮軍會攻金陵後，李鴻章致函曾國藩，稱自己的隊伍疲勞，想休整一段時間。實際上，李鴻章是想給曾國荃預留充足的時間。朝廷見淮軍遲遲未動，連降諭旨，敦促李鴻章火速調兵。李鴻章只好採取拖延戰術，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蘇州，不久又提出部隊要休整兩個月才能再戰，最後李鴻章實在拖不過去了，便靈機一動，出兵浙江，謊稱要從湖州對南京形成包圍。誰料此舉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左、李兩人成了一輩子冤家。李鴻章一拖再拖，實在是用心良苦，後來，連淮軍將領都看不過去了，紛紛表達對李鴻章的不滿。李鴻章只好再次給曾國荃寫信，催促湘軍加快攻城動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諭旨，嚴令李鴻章派劉銘傳等先鋒火速馳往金陵。李鴻章無奈，只好派劉銘傳、王永勝、劉士奇各率一萬五千人前往，自己大隊人馬仍按兵不動。此時，曾國荃接到李鴻章調兵前來的消息後，幾近瘋狂，他將李鴻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諸將，說：「他人將要來了，難道我們苦苦攻了兩年的艱辛將要拱手相讓嗎？」手下的將領堅決表示：「願盡死力。」當晚，通向金陵城內的地道已經完畢，次日，曾國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門城垣二十餘丈，攻下金陵。

　　李鴻章用軟磨硬抗的辦法，拖延會攻金陵長達數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獨得「首功」的心願。這樣的「義舉」，真難為心高氣傲的李鴻章了。對此，曾國藩極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鴻章趕到，曾國藩親至城外下關迎接，拉著李鴻章的手連聲說：「我兄弟倆的一點面子，全是你給的。」曾、李之間在軍政大計上的互諒互助，也是湘淮兩系能夠長期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聯手鎮壓太平軍這段時間裡，他們並駕齊驅，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太平軍將士，染紅了自己的官袍。也正是在鎮壓太平軍的腥風血雨中，李鴻章變得成熟起來，由一個才高八斗的書生，成為一個封建王朝的所謂能臣。李鴻章後期性格中的忍辱負重、克己復禮，都可以說與這段戎馬倥傯的經歷有關。這段殘酷無比的歲月，讓李鴻章真正見識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曾求學於曾國藩、後來成為李鴻章幕僚的吳汝綸評價說，李氏「生平嚴事曾文正公，出治軍，持國事，於曾公相首尾。其忠謀英斷，能使國重，是非成敗，不毫髮動心，一秉曾氏學」（吳汝綸《李公神道碑銘》）。可見，李鴻章深得曾國藩的嫡傳，在李鴻章身上，還是能見到很多曾國藩的精神的。如果拿李鴻章與左宗棠相比，兩人雖同為經世、洋務一派，但李鴻章在為人上，卻與左宗棠大相逕庭。這就是「忍」、「挺」二字的絕妙所在。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性格上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曾國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強，在生活習性上卻很土氣；讀書太多，凡事總有自己的原則，往往在智慧的同時，總殘留著一絲迂腐氣，為人清高，不合群，愛較真。而李鴻章則不一樣，李鴻章總體上極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經驗，愛面子，散漫，有著濃重的「痞」氣，為人處世比較靈活，講究實效，也比較世故油滑。這樣相對實用的性格使得李鴻章在官場上要比曾國藩適應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幫結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蹤拳」。所以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李鴻章很快就在職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師曾國藩，並且比曾國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一支軍隊的氣質往往體現著領頭人的氣質。團隊與幫派也是這樣。就隊伍結構而言，曾國藩的湘軍主要將領都是讀書人，其中有科名的達卅多人。而且，曾國藩本人也不太欣賞那些只會打「肉搏戰」的「莽夫」。所以他把沒有文化不識幾個大字的太平軍舊將程學啟轉給了李鴻章。曾國藩曾經洋洋自得地說：「我的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講學。」而在李鴻章的「淮軍」中，十三營淮軍的十一位將領中，只有舉人、廩生各一人，主要將領都出身低微：劉銘傳是鹽販子，張樹聲兄弟、周盛波兄弟介於土匪和刁民之間，吳長慶則興於行伍……太平軍叛將、原湘軍舊部程學啟到了李鴻章那裡後，也是如魚得水。曾國藩對部下，常常是跟他們講道理，講忠孝節義。李鴻章在這一點上跟曾國藩有所不同，李鴻章更多的是講義氣，講利益，他就像劉邦一樣，捨得將利益饋贈給部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樣的做法一直被李鴻章奉為圭臬。在李鴻章看來，像曾國藩那樣重用文人、學者的行為是不妥的，因為這些文人學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調很難一致，還不如重用講江湖義氣、頭腦相對簡單、肯於賣命的「武夫」更實在，這些人有一往無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隨主子，只要捨得給他們利益，他們便會全力效忠。李鴻章不太喜歡迂腐的讀書人，在他看來，只有下層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腳踏實地做事。正因為主帥的判斷標準不一，湘軍和淮軍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氣質，到了太平時期，雙方氣質上的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太平天國失敗後，由於湘軍中的中堅力量都具備較高的文化知識，有著比較全面的能力，他們有很多躍上了高層，比如說左宗棠、劉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靈活使得「淮軍」雖然普遍吃得開，能辦事，但其中的骨幹力量卻不具備全面能力，文化知識不夠，很少能真正地進入要員之列。在這方面，湘軍與淮軍，同樣也是「一張一弛」。

　　有一個笑話似乎很能說明李鴻章的性格，也能說明李鴻章與下屬之間那種親密的關係。有一次，李鴻章問一個下屬什麼叫拋物線，下屬講了一大通後，李鴻章仍是不懂。那個下屬急了，說：「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拋物線啊！」李鴻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說：「各位明白了吧，莊子說『道在夭溺』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啊！」

　　對於「天津教案」處理手段的不一樣，也充分體現了李鴻章與曾國藩在諸多方面的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導致了李鴻章取代曾國藩成為清廷「第一漢臣」。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教會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由於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這種狀況，引起了中國底層民眾的憤怒。從十九世紀六○年代開始，隨著西方教會勢力由沿海向內地的滲透，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在底層引起的摩擦越來越多，尤其表現為西方宗教教義、組織結構與中國宗族精神以及組織結構之間的尖銳矛盾。正是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導致了民間不斷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一八七○年，天津的百姓燒燬望海樓教堂，先後打死外國人廿人。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國藩感覺自己難逃大限了，他讓時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幫他運來建昌花板木材，準備後事之用。按常規，曾國藩完全可以以生病為由推掉這份「燙手的山芋」。皇帝知道曾國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讓曾國藩去，只是在諭旨中詢問曾國藩：最近身體怎麼樣，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國藩接旨之後的回答是：「我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能不管嗎？」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決心向林則徐學習。曾國藩接受任務之後，專門寫了一封兩千多字的遺書，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在一生奉行「忠誠篤信」的曾國藩看來，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樣，應該以誠為本，以信立言，雖然大清是弱國，但也是大國，不應失去固有的君子風範。

　　曾國藩在經過周密的調查之後，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謂的洋人教士殺嬰兒等事完全是子虛烏有。在談判之中，曾國藩首先自認錯誤，當即決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縣的官員全部撤換。誰知洋人得寸進尺，他們進一步提出來，要把這些官員殺了償命。這樣的過分要求把曾國藩逼到了牆角，曾國藩一時變得非常被動。在曾國藩處理事務時，他的兒子曾紀澤看得就很清楚，曾紀澤就告誡父親，對於洋人，不能太講誠信，不能隨便承諾。李鴻章也三番五次給曾國藩寫信，給曾紀澤寫信，說曾國藩辦外交太老實，讓他提醒一下曾國藩。跟洋人打交道，李鴻章還是有經驗的，當年李鴻章在上海灘的時候，為了「常勝軍」的事情，沒少跟英國人鬥智鬥勇。洋槍隊當時的隊長白齊文毆打上海道台，李鴻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齊文正法，嚇得白齊文躲在英國軍隊中不敢出來。後來，李鴻章硬是不顧英國政府的反對，強行解散了「常勝軍」。對於洋人的本性，李鴻章要比曾國藩瞭解多得多。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廿人，流放廿五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四十九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天津教案」的辦理結果，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人們對曾國藩一片譴責，咒罵他出賣國權，堪為民族敗類。曾國藩沒料到風波竟如此巨大，他自己也變得憂心忡忡，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派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這是李鴻章第二次為曾國藩收拾殘局了。第一次，是平定捻軍的時候，那時，曾國藩就因為調度不靈，平定捻軍進展不順，最後朝廷不得不派李鴻章接替了曾國藩的職務。李鴻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後，專門拜會了曾國藩。看到曾國藩長吁短歎，心理負擔很重，不由勸慰一番。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說：「與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曾國藩怒道：「『痞子腔』怎麼打法，你倒打給我看看。」李鴻章一笑：「我只是隨便說說。」

　　李鴻章到達天津後，還真將「痞子腔」派上了用場。與曾國藩的「以誠相待」不一樣，李鴻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說話不算話」，就是偷梁換柱、暗渡陳倉。這是典型的弱國外交手段，正面交戰不敵，只好虛與委蛇，以謊言對謊言，以欺騙對欺騙，以喬裝好客對虛偽的友誼。當然，這樣的手段對於李鴻章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洋人勢力太強大了，李鴻章沒有其他辦法，只好「搗糨糊」，能「蒙」則「蒙」，能「糊」則「糊」，在不明時局的情形下，只好以「打太極拳」應付。李鴻章畢竟是草根出生，這一套對他來說並不陌生，李鴻章一方面與洋人討價還價，另一方面，暗地裡與俄國進行了溝通，因俄國只要求經濟賠償，並不要求人抵命，李鴻章便趁機在原先的判決上進行改動，將原來二十名死刑改為十六名死刑、四名緩刑。雖然改變並不大，但畢竟多保了幾個中國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緩解了尖銳的矛盾，也緩和了朝廷的面子。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讓丁日昌從監獄裡找來十六個死刑犯，頂替了這十六個，矇混過關，斬殺了事。將流犯的官員，一段時間風波平息之後，又招回原地。李鴻章的「痞子腔」贏得了國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風波，終於在李鴻章手上平息下來。而處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對曾國藩的影響是巨大的，曾國藩傷心地說自己是「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變得心情抑鬱、衰頹日甚，終於在一年後鬱鬱而終。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處理洋務時的不同方法，與他們的學養和性格有關。當然，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在曾國藩和李鴻章身上，還體現著中國文化所隱藏著的很多內在特質。中國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實際上是儒釋道的一體化，「溫良恭儉讓」只是表面的價值觀，在暗地裡，陰謀與心計無孔不入；當功名利祿受挫之後，往往又會潔身自好，甚至產生空的感受，偏向於出世─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義了。

　　曾國藩是一個讀書人，他身上攜帶的寬厚、智慧、誠實的人格特徵，是「仁」的集中體現，曾國藩可以說是中國精英文化的一個集大成者，一個謙謙君子。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儒家的王道，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於儒學來說，曾國藩是幾近完美的─於家庭，於同僚，於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國藩都臻於極致。於家庭，曾國藩出身寒門，即使後來官位顯赫，但他一直簡樸務實，保留了耕讀之家的本色。曾國藩一生身體力行，嚴以律己。在對子女和親屬的教育上，曾國藩雖然戎馬倥傯，西征北討，但他一直不放鬆對子女的教育，堅持言傳身教。優良的家風，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門人才輩出：其長子紀澤精通詩文書畫，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紀鴻喜愛自然科學，在數學研究上造詣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孫輩曾寶蓀、曾約農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和學者。

　　於同僚，曾國藩一直寬厚為上，以仁待人。比如說，對於左宗棠，曾國藩有著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語尖刻。每到此時，曾國藩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淡化處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礎上，有時也做必要的妥協。曾國藩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許多都是原先科場和官場不得志者，經他的發現、調教、保舉，不少人都出將入相，官至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等。他的手下湧現出一批經天緯地之才幹，比如說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沈葆楨、丁日昌、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劉蓉、李瀚章、李續賓、劉坤一、李宗羲、錢應溥、梅啟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還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學人，比如薛福成、吳汝綸、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黎庶昌、俞樾、趙烈文、容閎、陳蘭彬等。這些人才的和睦相處，與曾國藩妥善處理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有關。有容乃大，這是湘軍集團在軍事、政治上獲得成功至關重要的原因。

　　於君主，曾國藩一直很忠誠。曾國藩從京城回湖南組織湘軍，正是為了響應《論語》中的一句話：禮失而求諸野。曾國藩含辛茹苦十數載，出生入死，終於完成了替朝廷分憂的初衷。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手握重兵，權力巨大。但曾國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蓋主」的隱患，主動急流勇退，不僅解散了湘軍，而且多次陳明心跡，傾心於老莊。曾國藩正是以他過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節。

　　曾國藩的確算是中國傳統文化冶煉出的典型人物。無論從哪方面說，曾國藩都可謂是晚清第一人。曾國藩巨大的內心力量支撐著他的人格和境界，在這種浩然之氣的支撐下，曾國藩對於人生有大徹大悟的看法：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萬事萬物不勉強為之，但自己又必須在人生中盡最大的努力。在曾國藩的晚年，雖然他目睹了太多的醜惡，也被迫做過許多妥協來獲取來之不易的勝利，但曾國藩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即不道德的社會歸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來糾正，樹立正確的道德準則和態度必須成為首要的目標，經世致用之術不管多麼重要，必須處於從屬地位。曾國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讚頌的，但曾國藩的完美舊人格在清末的亂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誠實變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陰差陽錯。以曾國藩的知識結構，當他面對歐洲寬廣、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強勢文化時，便有點力不從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亂世之中，曾國藩顯得「緩慢呆板」，一點也不如李鴻章「如魚得水」。

　　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明顯地更適應晚清那個亂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貴，也帶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種弱者的智慧，務勞務實，精明狡詐。李鴻章借此以應付亂世，要比曾國藩那種一成不變的正統有效得多。李鴻章是從底層上來的一個農村小知識分子，這樣的草根經驗，使得他對於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實踐中也能親身感受到這種方法所帶來的好處。從李鴻章與淮軍的關係中就可以看出，李鴻章才不像曾國藩那樣無限忠誠地主動解散淮軍呢，他一直把淮軍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讓這支部隊有著極強的私人性和專屬性。淮軍一直忠於李鴻章，雖經中法、中日戰爭，一再受創。一直到一九○○年庚子事變，聶士成壯烈戰死，淮軍徹底覆滅，李鴻章算是輸得精光。一個人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擁有一支強大的部隊，這一點，足見李鴻章功力之深。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自覺不自覺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運用這種手段，這種手段讓李鴻章屢試不爽。

　　儘管李鴻章這種極其實用的處世方式給他帶來成功，也帶來功名，但縱觀李鴻章一生，他同樣因為這種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就李鴻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說一直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說我們還可以從曾國藩迂腐和執著的處世原則上看出曾國藩的人格來，那麼，從李鴻章的聰明和實用上，我們就很難看出李鴻章真實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在整體意義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懷，並且他也絕不如曾國藩那樣執著，也不如曾國藩那樣真實。在我們的感覺中，這個高個子的合肥人講著一口合肥話，出入各種場所，說著一些不痛不癢的話，王顧左右而言他，或者說一些自鳴得意的俏皮話。有時，這些行為因為缺乏底氣、缺乏視野、缺乏原則，使人起雞皮疙瘩。我們所見到的，一直是那個冷靜平穩、不苟言笑、城府極深的李鴻章；或者是，一個故作幽默、自以為是的李鴻章。至於真實的李鴻章，卻一直煙籠霧繞，更談不上他真實的內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到底李鴻章的真實思想是什麼呢？也許，所有關於他的判斷都顯得有點武斷，顯得有點臆度。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總顯得雲裡霧裡，該謙卑的時候謙卑，該倨傲的時候倨傲，該出手的時候出手，該隱藏的時候隱藏。他的一手「迷蹤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僅別人看不出他要幹什麼，甚至，有時候連他自己也有點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於自己的幻象之中。聰明人本身就難得偏執和執著的，對於李鴻章來說同樣也是如此。李鴻章就是這樣一邊打著「迷蹤拳」，一邊從事著自己的改良事業。當然，這樣的行為本身，並不算是高妙的舉動，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決定了他只是一個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像一個演員，而不是一個成功的導演。偉大的政治家總是有著自己明晰的思想體系以及自己強硬的態度，並且有著一種為著思想和主義獻身的情懷。李鴻章似乎不是這樣。在他一輩子當中，李鴻章總是有意無意地給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襲華美的錦袍，在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就像一個變色龍一樣，披著各式華美的錦袍拋頭露面，而他的身體，一直隱藏在這襲華美的衣服裡面。

　　也許，對於這個晚清最為顯赫的漢臣來說，李鴻章最大的悲劇是：不在於時局的多舛，也不在於個人命運的坎坷，而在於他作為一個個體，無法、也沒有意識去表達自己真正的內心。他無法使自己成為獨立的個體，無法「人之為人」，也無法面對自己。

　　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曾國藩中風卒於南京，消息傳來，李鴻章不勝哀痛，他感歎說：「吾師果以死穎！不可復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鴻章從游幾三十年，嘗謂在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並親筆題寫了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這樣的輓聯，寄托了對恩師的綿綿哀思，也是對兩人終生之緣的一個總結。李鴻章以後對曾氏之子紀澤、紀鴻多方照拂，又協助長兄李瀚章編校《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六卷，也許，李鴻章是想用這樣的方式，來補報曾氏一生的恩情。

第四章　雲中之鶴

　　一個人的氣質就是他的內心世界。

　　李鴻章帶領他的淮軍進入上海之時，由於身材頎長、氣質高遠，李鴻章很快得到一個「雲中鶴」的綽號。這個綽號對於李鴻章來說，倒也形象妥貼。在晚清，比較起眾多庸庸碌碌的高官達貴，李鴻章完全稱得上「鶴立雞群」。這不僅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還在於李鴻章從來就是一個敢負責任，並且有著自己獨特想法的人。當初湘軍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鴻章時，就驚歎說：「如評骨法，必大闊，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勳之助也。」從李鴻章的一些照片，我們可以從外面管窺其內心世界。從照片上來看，李鴻章身材挺拔，冷靜平穩，有著凜凜之威；尤其是李鴻章的一張中年照片，從容倜儻，成熟智慧，意氣風發。這張照片大約攝於平定太平天國之後吧，李鴻章春風得意，一派自信堅毅。至於李鴻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莊重沉穩之際，能略見一絲慈祥，但在整個氛圍中，有著難以遮掩的無奈和淒楚。到了暮年，李鴻章所呈現的形象便有點悲涼了：他的眼瞼一直浮腫，眼神深邃，冷漠而鎮靜，絕不露出一絲表情，這是一張成熟無比的面孔，面部整體氛圍變得越來越模糊，無懈可擊，刀槍不入，一看就是中國官場文化長期浸淫的結果。從這樣的面孔中，我們是很難揣度一個人真實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難看出個性特徵，一切都是隱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測。這樣的面孔絕對稱得上「老謀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樣，表面平靜，很難看出上面有絲毫憤怒、氣惱、激動的表情，而在骨子裡，卻有著對於事態的洞察，能夠從細微之中審時度勢，迅速作出自己獨特的判斷，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躍而起，給對手致命一擊。這是一張可怕的臉！中年之後的李鴻章越發變得成熟而冷靜了。

　　這樣的劃分是指李鴻章擔任兩江總督之後，這一年是一八六五年，李鴻章四十二歲，進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時的李鴻章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意氣風發、膽大妄為的書生了，他變得意志堅定，善於沉默，心細如髮，擅長洞察人的內心；他的頭頂一直籠罩著強烈的使命感，那就是為岌岌可危的清國撐起一片天空。這樣的感覺總使李鴻章時常地陷入一種自欺的悲壯中，彷彿天降大任於斯人，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有一個現象似乎可以說明李鴻章的使命感，自從李鴻章當上兩江總督之後，他基本放棄了自己吟詩作畫的愛好，這樣的行為是由於李鴻章對傳統文人官吏的反感，他們總是習慣於自欺欺人，避重就輕，迂腐不實而又欺世盜名。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李鴻章也很擔心過多的詩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後的李鴻章變化很大，他很少頭腦發熱，急不可待，他總是把自己埋伏在暗處，低調做人做事。他變得越來越實在，越來越警覺，也越來越勤政，他總有做不完的事情，考慮不完的問題。

　　李鴻章變成一隻勤勞無比的鼴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總有處理不完的公務，總有批閱不完的公文，總有開不完的會議。他的內心也在這樣的運轉中慢慢變得冷血，沒有粗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賭博，不喜歡揮霍，不愛戶外活動。這樣的生活或許在常人看來無聊而單調，但李鴻章樂此不疲，或者說，他從未在公開場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鴻章成了中國歷史上長長蟻群中的一隻大螞蟻，在蟻群中，無數工蟻忙忙碌碌，竭盡全力，伺候那只不勞而獲的蟻后。這樣的存在方式，就是長期以來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方式。這種政治方式原始、笨拙、專橫，它不僅僅帶來殘暴和專制，同時伴生的，還有機械和木訥。李鴻章在跨入這個機制之後，很快變得麻木不仁，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只能算是一架龐大的、呆板機器上的一個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還有著一大堆精於算計、老成持重、不見喜怒的政治木偶們。

　　好在李鴻章一直堅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鴻章就像春秋時代的孟嘗君一樣，在麾下養著一大堆門客。他將當時具有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籠絡門下，努力謀求怎樣推動這個笨拙的東方古國一點一滴地進步。當然，在做事的同時，李鴻章還一直不忘修身，這是他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了。就像教徒們每天的禱告和懺悔，李鴻章也保持著每天內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這樣的舉動，源於他的老師曾國藩，也源於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正因為李鴻章不斷地內省，所以中年之後的李鴻章一直在不斷改變著自己，可以說，後來的李鴻章，完全是李鴻章自己所鑄造的。對比當年那個青澀的合肥青年，後來的李鴻章在內心當中的確走得很遠。

　　李鴻章還是有韜略的。腹中，應該有一個廣袤的世界吧。李鴻章所處的是怎樣一個時代呢，萬物將傾，天翻地覆，對於一般人來說，面對數千年從未有過的變遷，早就會亂了方陣。但李鴻章沒有。數千年大廈將傾，反而使李鴻章有了更堅毅的目標，那就是兢兢業業，克己復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盡人事，聽天命，並且力挽危局於不倒。這樣的行為本身，可以看作是這塊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這種文化巋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經歷數千年的承轉啟合，這個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麼事情沒有經歷過呢？對於李鴻章來說，一切都是以不變應萬變，他所想的，以及殫精竭慮所做的，正是為了支撐那個艱難的局面。沒有理想，卻有願望。在那個時代裡，儘管由於各方勢力的擠壓，李鴻章經常表現出內心的虛弱和悲涼，但他在內心當中一直是樂觀的，那是因為他對未來有著良好的判斷並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說李鴻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還是靠無畏和陽剛拚死打開一片天地的話，那麼，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李鴻章即轉變了角色，在進入政治中心的同時，他展示了陰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於自己權力大廈的構架了。李鴻章不愧為中國文化熏陶出來的好手，他精細而不動聲色地運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於，即使是擁有新思想，他仍借助舊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這樣的舊手段要安全和穩妥得多。這一點，顯然是李鴻章的做事準則，也是他做人的準則。在李鴻章看來，後來的康梁顯然只是「小兒科」，只是幾個書生的莽撞和幼稚，他們哪有手段和力量來推動那些政策呢？那些口號和想法，在脫離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難生根開花結果的。

　　專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只是潛流，不是激流，李鴻章從不大張旗鼓地提出政治口號，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從人力和金錢，以及通過朝廷的支持來實現。在李鴻章看來，清國的變法和改變，如果沒有權力作保證，沒有時間的慢慢蕩滌，必然會成為一句空話。只有權力在手，才能先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才有說話和改變的權力。政治，就是這樣，說複雜就複雜，說簡單其實也簡單。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李鴻章一直苦心經營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終於保存了自己的淮軍，使淮軍成為了當時最具實力的一支軍隊。在此後的數十年中，李鴻章一直默默培養著自己的黨羽，努力保證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擴建龐大的關係網。從一八六二年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開始，到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在擔任巡撫、總督、北洋大臣的三十三年間，利用血緣、地緣、業緣網羅親信，逐步建立了從其任職所在地延伸到全國的勢力網。血緣就是親戚，地緣是鄉里鄉親，業緣則是社會活動中所形成的師生、同學、同事、結拜兄弟等人情關係。李鴻章當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一個最明顯的標誌就是淮軍系統的將領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攜下，紛紛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據不完全統計，從一八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淮軍中先後出任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的要員共有三十八人，而在淮軍和北洋海軍兩大軍事系統中擔任過提督、總兵以上的將領多達一千三百餘人。李鴻章選人用的是自己的標準，除了能力，最重要的，應該是「忠信義」。也就是說，對於自己，要絕對地忠誠。這一點，在北洋水師提督的選拔上，體現得最為充分，當時有很多人對即將擔任北洋水師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為丁汝昌是老式淮軍將領，對於現代海軍乃至現代軍事根本不瞭解，在視野和能力上，遠遠比不上劉步蟾這些留洋派。但李鴻章仍力排眾議堅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並曾在戰場上救過李鴻章的性命。讓丁汝昌當北洋水師的統帥，李鴻章可以牢牢地把這支部隊抓在手上。對於權力的爭奪，李鴻章從來就是一把鐵手。

　　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李鴻章羽翼豐滿，以他在官場上的正式地位和所屬的非正式的幕府為基礎，形成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一勢力上至朝廷，以直隸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在晚清，可以說，李鴻章的幕府是除皇權之外的最大的一個權力集團。李鴻章深知官場學，也深知厚黑學，他知道做官就像大樹栽培一樣，不僅自己的頭頂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須伸得更深更遠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權力基礎搭建得非常牢固時，才能談得上實現自己的主張。在他的眼中，權力，不僅僅是安危的護身符，同時，也是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最大籌碼。

　　在官僚體制下，這樣的裙帶關係一直不可或缺。當然，這樣的權力架構，必定悄然進行，成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潛規則。如果一個人的權力擴張過於明目張膽，引起別人的警覺，那又將變成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當然，李鴻章之所以伸展自己的權力，除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外，他還想借助於自己的權力，更便捷地施展自己的抱負。

　　從少年時候起，李鴻章就一直將天下作為己任，他算是一個有著鴻鵠大志的人。李鴻章一直孤傲自負，堅定地認為自己具有擔當天下重任所需要的遠見卓識，也具有改造和推進這個世界向前發展的手段和能力。在內心深處，李鴻章一直以諸葛孔明來激勵自己，同為生長亂世之中，同為風雨飄搖小朝廷的棟樑，同為出生鄉下、少年時極具方巾之氣─雖然從高標準來說，李鴻章有點志大才疏，他的知識體系、眼光和權力都不足以擔當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大任，但歷史偏偏選擇了他。李鴻章知道這個國家的虛弱無力，也對這個政權的不思進取、唯唯諾諾表示不滿，他曾在家信當中對政局有過評述：「（朝廷）既無定見，復堪恆心……聞者能勿愧憤欲死？」「朝廷夕遷，早做晚輟，固不敢量其所終極也。」「我中土非無聰明之力，士大夫皆習於章句帖括，弗求富強實濟。」「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依違其間，專講小過節，不問大事，同時周旋於太后與恭王之間，唯恐失權，能力實不足以肩擔此任；至於李鴻藻，則迂腐更甚，不足一提。」這一段話，對於時局，應該是非常清晰的了。清晰又怎麼樣呢？清國的天下，畢竟不是李鴻章的天下。

　　官場上的李鴻章似乎顯得特別勤勉，他從不迴避自己的責任，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設想努力著。現在人們忽略的一點是，李鴻章在長達廿五年的直隸總督任期內，工作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績，李鴻章幾乎每次都是優秀。不僅如此，對於水利興修、賑災與慈善事業，李鴻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這一方水土在他的統轄下，在那段時間裡，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處理事務方面，李鴻章可以說一直是個高手。李鴻章做事深謀遠慮，明敏練達，也投入敬業。這一點，在自明朝之後的傳統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當中，是相當不容易的。中國社會發展到了明朝之後，有一個明顯的弱點，很多知識分子都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重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放言而不埋頭實行；他們擁有的舊式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空中樓閣，變成自娛自樂的知識遊戲，與實際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遠。

　　李鴻章就這樣堅守在絕望的前哨站之中，數十年如一日。對於這個晚清第一漢臣來說，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上，他都是孤獨的。並且，李鴻章感到最孤獨的是，他預見了方向，但卻一直難以尋找到最正確的道路，他不得不走的，是妥協之中的傳統方式，在夾縫中尋找一條道路，那就是，小心翼翼、處心積慮地架構自己的政治體系，就像一隻蜂王在構築自己的蜂巢。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謀求集腋成裘一點一滴的改變。這樣的改變緩慢而艱難。在近四十年的時間裡，李鴻章從未離開過官場，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與幾乎所有的官僚們不一樣，李鴻章似乎從不迴避棘手的事情，從不逃避事務和責任，他一直兢兢業業，從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到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清國搖搖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這個留著山羊鬍子、身材高大的長者。雖然有時候他也會玩一點高妙的太極推手，也精通官場平衡術，但在更多時候，李鴻章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衝在前頭，從沒有退縮的意思。無論是面對公眾、政敵以及如狼似虎的入侵者，他都有著泰山石敢當的勇氣和責任。

　　李鴻章的隱忍是他堅信未來的補償嗎？或者是在他的內心當中有著捨生取義的想法？似乎不能這樣看。李鴻章一直就不是個理想主義者，也談不上是一個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個有著精細的遠大目標的人，但卻是一個對於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時，李鴻章又是一個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標的現實主義者。從一個鄉下青年，走上人世的顯赫位置，這是他工於心計、處心積慮、小心做人的結果。

　　環顧李鴻章周圍，那都是些什麼樣的情況呢？時代被摧殘得亂了方寸、尊顏盡失；國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於社會的中堅力量，那些舊知識分子，一個個自以為是，抱殘守缺。當一個社會的普遍思潮還停留在燒紙屋、紙錢、紙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層面上的時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學精神和理性思維呢？不可避免的是，作為那個時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鴻章在思想上單騎突進的同時，同樣也承擔著由清醒帶來的孤獨和勞頓。

　　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當時社會知識分子階層的迂腐和落後：

　　一個是蒙古族漢學家、曾擔任皇帝老師的倭仁。對於當時的「洋務運動」，這個舊知識分子幾乎憤慨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建立國家的途徑在於端莊和正義，而非武力和陰謀……在於人心而非技術……蠻人是我們的仇敵。」他又說，蠻人入侵北京，焚燬圓明園，殺我人民。「為什麼我們要去尋找彫蟲小技，尊蠻人為師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變他們的正常學習，而追隨於蠻人之後，那就會驅使億萬中國人民去歸附蠻人……我們還要擴大他們的影響，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嗎？」

　　至於光緒時朝廷中最有學問的「徐太師」徐桐，明顯地，就是一個極端排斥外國的「傳統的典範」。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學家，漢族，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由翰林升至體仁閣大學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學富九車」，無所不通，被視為清廷學識最淵博的官員，慈禧太后對他也很尊敬。關於清廷大學士徐桐，正史野史記載頗多，其內容大多與他極端排外有關：徐桐絕不穿洋布製成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就罵。徐桐有一個在刑部做官的兒子，與他相反，兒子私宅裡是全套的西洋傢俱。徐桐每次從兒子門前走過時，都閉著眼睛捂著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見兒子居然當著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煙，便大聲呵斥：「我在爾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騎射做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這個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學問的人，還做了無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經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清國軍隊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更令人感歎的是，這個清國的大學士竟像鴕鳥一樣，拒不承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堅持認為那些「亂七八糟的國名」是英國人胡編出來嚇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這樣一個傳統的大學問家，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對義和團所玩的「刀槍不入」、「靈魂不死」的江湖把戲卻篤信無疑。常識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種自欺欺人方式勸說決策者讓整個國家加入一場亂哄哄的鬧劇，把本來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八國聯軍攻下北京之後，八十多歲的徐桐再也沒有氣力跟著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樑上繫了兩根繩索，一根是給自己的，另一根，則是為他第三個兒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準備的。父子倆同時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夠看到兒子大義凜然的場面，然而兒子一直盯著他，不肯先死。兩人僵持了一會，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兒子如果先死，就無法為父親盡孝了，請允許我為父親殮葬之後再死。」這一回徐桐無法堅持了，只好歎了口氣，說：「記住，教導子孫，勞動讀書，就是別當官！」說完，把腳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學問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輕若鴻毛。徐承煜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父親的屍體拖進去草草埋了，隨後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這樣的舊知識分子，哪裡值得依靠呢？對於徐桐、倭仁之流來說，他們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國子監，畢身去研究生僻學問。一個跟不上形勢抱殘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陰差陽錯。但他們偏偏處於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著社會發展的動脈。在當時，像徐桐這樣的腐儒，遍佈清朝上上下下。這樣的人把持著國家的大權，怎能不貽誤國家命運呢！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不足以依靠，那麼，同時代的民眾們，又是怎樣的情況呢？這些世代在貧瘠大地上從事著最勞苦的耕作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容易滿足的人，他們溫順勤勞，幽默詼諧，對物質生活很少苛求；他們熱愛生活，熱愛戲劇，沉湎幻想；他們思維簡單，黑白分明，嫉惡如仇；他們善於用小小的詭計贏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關照和朋友的仗義；他們幽默風趣，能說一口滑稽的話語，能用最優雅的俚語小調來吟唱太陽和月亮，歌唱愛情和姑娘─他們看不起異族，對異族入侵充滿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們的信念堅定而純潔；他們有時善良，有時又麻木不仁；他們經常地欺騙和自我欺騙，自我膨脹然後自我踐踏；他們缺少理性的思索習慣，容易衝動也容易排斥─當西方民眾普遍有著濃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識的時候，龐大清朝的民眾仍在心裡蕩漾著《水滸》般的快意恩仇。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鴻章等幾個人所從事的洋務運動和現代化就像是一場獨角戲，在舞台上，李鴻章一直自拉自唱，那個時代遠遠地看著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寫李鴻章的過程中，我面臨的最大一個困惑就是，這個顛沛於亂世，看似優雅風光，其實卻矛盾尷尬，甚至蒼涼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樣的一個內心世界？對於這個十九世紀中國最為顯赫的人來說，最不可思議的，是他的真實面目了。也許，對於李鴻章來說，因為他擁有的才智太多，以至於我們無法看清他的軟肋；他的行動過於圓滑，我們便很難看出他的真實思想和性格。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李鴻章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到底需要怎樣的內心力量來支撐？在閱讀大量李鴻章的資料之後，有一些東西變得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在李鴻章的身上，存在著一種屬於他，又屬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東西；是屬於個人，又是屬於中國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精神。與擁有繁雜豐富的經歷相一致的，李鴻章同樣擁有的，是更為複雜也更為沉潛的心路歷程。可以肯定的是，李鴻章的內心應該是有強大力量支撐的，這一點，從李鴻章孜孜不倦的行為就可以斷定，一個人，沒有巨大的內心力量，是不可能像一葉扁舟一樣漂浮在浩渺的海洋中的。並且，可以肯定的是，支撐李鴻章身軀的，不僅只是單薄的個人力量，肯定與中國文化精神緊密相連，是鴻蒙的中國文化向他輸入源源不斷的動力。這種精神的本質在於：李鴻章肯定能認識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的偉大，同時也會瞭解到困難的艱巨，以至於在這一過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種自欺欺人的高尚絕望，也陷入一種無法自省的習慣當中─那是意識到自己在從事著一個遠大目標的高尚，也是永遠看不到自己的夢想變成現實的絕望。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大多數時候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表現體。每一個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極其隱秘的，在大多時間裡，他們並不按自己的想法辦事，而是以各種力量的權衡來作出行動。他們的行為都可以說是不真實的，也是表象的，在絕大多數時間裡，他們的行動只能說是某種需要的結果，並不代表自己真實的內心。他們的真實思想，甚至不會暗藏在自己的行為中。李鴻章同樣也是如此，關於他真實的想法，那真是屬於絕對隱秘的，也是極難揣測的。或者，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已經沒有真實想法了，既然墜入這個泥潭，那就一切身不由己，有的，只是自覺不自覺的下意識，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集體無意識。

　　正是由於李鴻章一直身處這樣的體制和環境，決定了他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個人，而是處於一系列複雜矛盾中的一個有生命的個體。在這樣的人身上，我們是很難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軀體的。或許只能等到夜深人靜時，在脫下頂戴花翎時，在脫去長袍馬褂時，換上睡衣睡袍時，我們才能感到一點真實，感到那個人物有屬於自己的影子。而穿上官袍的人，是沒有影子的人。

　　但一個人所攜帶或者所呈現的東西是有著源頭的。源頭，這種深藏不露但涵有內在力量的東西，來自身後的巨大文化背景，也來自自己的內心深處。只有對照源頭，這股涓涓的溪水才可能是清晰的。同樣，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同樣也是有著源頭的，一個人的本心是左右一個人最根本的原動力，而其表象則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環境以及一些神秘的、甚至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東西。神秘同樣也是一種通道，以一種不可解釋的方式傳達著某種信號。任何時候他給我們呈現出的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其絕大多數的真實，一直隱藏在神秘的後面，甚至連他自己也無從瞭解。

　　是李鴻章一直習慣於這樣的方式，還是他本身缺乏真正的濟世的思想體系？照我看來，後一種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由於李鴻章的性格，也由於他的知識結構，還由於他的整個文化背景，以及他所處的官場位置，這使得李鴻章在考慮中國的前途與道路的諸多問題時，採取了一種淺層而實用的方式，而這些方法與態度並不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只是流於「器用」，並且李鴻章是深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這樣綜合的想法和因素，也就決定了李鴻章終究只是一個器用者，也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李鴻章晚年給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兩張，一張是他坐在兩個人抬著的大轎上，侷促而悲涼，這張照片攝於一九○一年《辛丑條約》簽訂之際，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鴻章如此的風燭殘年，還在為國家的命運顛沛流離，忍辱負重。另一張，就是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後赴日本談判被槍擊傷後的照片，臉上還有著槍擊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鴻章應該有著巨大的憤懣和悲慟吧。這兩張照片，看起來不由讓人悲涼。

　　真不知該怎樣去理解李鴻章，他算是一個洞察歷史與未來的智者嗎？似乎怎麼都算不上。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干擾；如果歷史已無意於腐朽的現實，那麼，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累贅。也許，李鴻章的悲劇就在於此。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拚命搶救於無救，是人間最大的悲劇。

第五章　洋務運動

　　世人在看待歷史人物的業績時，最喜歡注重他們富有戲劇性的、充滿詩意的時刻，這是最容易的觀察方式。其實，所有具有歷史意義的業績，都經過了孜孜不倦的長期準備以及通向成功的種種堅忍不拔的努力，經過思想上、行動上、組織上的苦心孤詣，而這些，一般來說，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鴻章，有誰注意這個人在洋務運動中所花費的精力和時間，以及汗牛充棟龐雜無比的細枝末節呢？從正在編撰的《李鴻章全集》來看，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李鴻章浩如煙海的書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貼黃一千五百萬─一千六百萬字，函稿六百餘萬字，電稿三百萬字，詩文一百萬字，全集總目錄一百餘萬字，總計約二千五百萬─二千六百萬字。這些，都堪稱歷史上個人文集之冠。而李鴻章的書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辦洋務時寫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對於洋務運動的總體構想，進程中的深思熟慮，也有遇到困難時的想方設法，以及遭遇阻力時的無奈和鬱悶─在給友人和家人的書信中，李鴻章經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話狠狠地罵人，以發洩自己內心積淤的怒氣。

　　李鴻章應該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驅者。在繁忙的事務當中，李鴻章一直堅持著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和學習，對於這樣的一個身居高位的官員，這一點，應該是相當不易的。一有時間，李鴻章就閱讀一些西方的著作，並且對於西方社會的變革進行著思考。他曾經說：「阿（亞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說為無可疑，即據之以推新理，故其學不及貝（培根）氏。」褒揚培根，貶抑亞里士多德，無非是他反對泥古，渴望從實際出發研究新事物成為一代新風的求變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學和各項學術融合的新的文化誕生。

　　那段時間，李鴻章在與友人的信當中寫道：「書生們空談誤國，實在可歎，外國猖獗到了這個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國家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啊！」李鴻章大聲疾呼：在目前形勢下，對外，我們必須與洋人和睦相處；對內，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制度。如果我們繼續保守而不求任何改變，全體國民將日益退步和衰弱。……當今所有外國都在實行一個接一個的改革，每天都在進步，猶如升騰的蒸氣機。唯我中國竟如此小心地維護傳統制度，即使中國亡了，保守派也不會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們怎樣才能明白其中緣由呢？……西方人特別依仗他們的槍、炮和蒸汽船的優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躪中國。……生在今日卻依然說「抵制蠻夷」和「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土」，簡直是膚淺而荒謬的空話。……沒有武器和技術，我們怎能哪怕過一天安寧日子？自強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能做的事和接受他們依靠的東西。（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可以看出的是，李鴻章推進洋務運動時，雖然不排除個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總體願望，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繁榮富強。李鴻章看到了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因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鴻章討厭空談誤國，希望通過集腋成裘腳踏實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國一點一滴的改變。正因為這樣的想法，李鴻章決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實實地做點實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動龐大的中國有所改變。

　　一八六○年以後，李鴻章開始有計劃地進行他的洋務運動了。起初，這樣的行為，源於「同治中興」的背景。一八六一年咸豐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開始了自強運動。從一八六二到一八七五年，朝廷頒布了一系列詔書，要求地方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絕大多數地方，既沒有理解力，也沒有行動力，只是做做樣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鴻章辦理洋務運動的初衷是什麼呢？從表面看，李鴻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實大清的軍事力量。所謂的「洋務」，實際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鴻章就是想通過這場運動切實地學習洋人先進的科學技術。洋務運動是以技術入手的，這是表面，但在深層次上，李鴻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這種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競爭性。

　　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李鴻章把學習和模仿西方作為救國的急務，「如泰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樣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品、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改良和建設的國際環境，以外部環境的平靜來自強不息。李鴻章想從古代來找尋相應的歷史經驗：「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在這裡，李鴻章已把自己的洋務運動，等同於歷史上的商鞅、王安石變法了，這樣的想法也讓他意識到自己隨時可能遭受到的懲罰；同時，李鴻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盡量地避免失敗，以追求這種史無前例的成功。

　　在當時，李鴻章洋務運動聲勢弄得很大。現在看起來，李鴻章的這些行動，看起來大包大辦，同時，也似東一鎯頭西一棒，缺乏系統性。這樣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鴻章，李鴻章當時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點，至於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鴻章已顧不了那麼多了。草創時期，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不可能有那麼周密的計劃。並且，李鴻章事無鉅細，都得自己親力親為，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執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過自己身體力行的方式來做點事。這也怪不得李鴻章事必躬親，在當時的那種狀況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無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瑣的事務壓在了李鴻章身上，在層層疊疊煙鎖霧繞的關係與事務當中，李鴻章變得沉默寡言了，也變得焦慮了。雖然李鴻章在表面上一直舉重若輕，但在內心當中，李鴻章一直是承擔著巨大的壓力的。更多的時候，李鴻章總是沉靜無語，對待一些事情「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李鴻章就是這樣開始了洋務運動。從整體上來說，李鴻章一直不算是一個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個踏踏實實做事的人。雖然李鴻章一直有著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並沒有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對於社會的發展以及整個人類思想的進程顯然缺乏系統的認知，他的世界觀尚沒有形成完整的系統，也並沒有將自己的思想整理得嚴絲合縫。李鴻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別人爭論和探討的時候一個人不聲不響地挪動著腳步，低調地做自己的事。這一點無疑是李鴻章的聰明之處。對於當時的狀況而言，在眾多問題上，並不適合爭論，也不太適合大張旗鼓。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眾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或者在後期一些人們叫喊全盤西化的時候。李鴻章表現得就像一個商人，只是默不作聲地做著自己的「轉口貿易」，從技術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對李鴻章來說，已來不及想像由技術而引起的一系列變故的後果了，他最想解決的當務之急，就是首先要能從軍事上抗衡西方列強，保全自己的國家，避免受列強的瓜分。在這一點上，李鴻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實事求是。李鴻章就這樣走了一條最捷徑的路，走得義無反顧。可以說，李鴻章洋務思想也是在他不斷地摸索中趨於成熟的，雖然李鴻章的整個洋務思想體系並不完整，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

　　李鴻章在諸多事務上表現了他實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經的草根經驗讓這個江淮書生遠離迂腐的思維方式，也讓他形成了準確的判斷力。李鴻章要的，就是那種最基本的實效。當一個事物變得不甚清晰的時候，李鴻章便用最簡單的利益得失來判斷事物的價值。這種最基本的判斷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實並且切實可行的。比如，在開放通商口岸的問題上，當時清政府和列強為此唇焦舌痺，甚至不惜兵戎相見，而李鴻章的看法顯然要豁達得多：「人皆震驚於添口之多……西洋各國到處準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李鴻章是主張更多開放通商口岸的，在當時，一個朝廷大臣能這樣實事求是地表達出反面意見，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當膽略的。

　　在李鴻章看來，這個泱泱大國肯定是患上了重病。雖然李鴻章不算是一個優秀的醫生，不能診斷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碼看到了這個大國表面的膿腫。在李鴻章眼中，這個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藥的，也不能用手術刀，只能局部進行調理，或者用點補藥使他變得強壯起來。李鴻章尋找到的一條路徑是，從模仿開始，尋求改變，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這種初衷所倡導的洋務運動，完全可以看作是這個東方帝國的一次內部修煉，是一場高舉招幡的借屍還魂。

　　當然，李鴻章的作法，也是無奈之舉。它是一種精明，一種權衡得失的判斷，而不是審時度勢的智慧。這樣說，是因為李鴻章對於世界的大勢還處於一種模糊狀態，沒有從文化以及思維方式上明白這塊土地落後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在國門被打開的最初時光，李鴻章們就像是小販一下子輸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後紅著眼想扳回所有的賭資。至於競爭的實質，輸的真正原因，卻不甚明瞭。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衝擊之後，這塊土地茫然失措。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能抖擻起精神，潛下心來模仿和跟從，也不失為一件妥貼之事。這樣的行為，也算是當時所能從事的最適宜的方式了。隨之對於西方越來越深入的瞭解，李鴻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當時中國所處的經濟、文化、科技以及軍事的狀況，根本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覺得只有一種路徑可以改變，那就是爭取時間，「深挖洞，廣積糧」，潛心自強，以一種新的方式韜光養晦，圖謀著讓這個東方帝國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李鴻章團結了一大幫有志之士從事著這項亙古未有的改良。對於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選擇，李鴻章有著自己的標準。標準就是要符合洋務運動的基本原則，首當其衝，就是對於西方科技不排斥，並且，有著做實事的能力。在這些幕僚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務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唐廷樞、馮桂芬、盛宣懷、鄭觀應、徐潤、容閎、馬建忠、羅豐祿、伍廷芳、吳汝綸、袁世凱等。在他的親友中，只有他的大兒子李經方和女婿張佩綸進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輪不上。在他看來，李經方外語過人，通五國文字，對西方的情況較瞭解，性格沉穩，能辦事；而張佩綸有才華，敢直言，有膽略。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可以說，數十年間，在李鴻章的周圍，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具開放智慧和實際才幹的中級官員、外交人才和商務人員，他們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李鴻章將他們網羅在自己周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幹。曾有人評價說「李鴻章可以名副其實地被稱為是幕府制度當中最偉大的產兒，幕府制度最熟練的運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後一個偉大的實踐者」。據統計，在李鴻章身邊的幕僚有數百人。他正是依靠著這支龐大的幕僚集團，實踐著他的主張和思想。

　　在李鴻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隨李鴻章的時間最長。從淮軍還在招兵買馬之時，一直到《辛丑條約》的腥風血雨之際，周馥一直都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前後「風雨龍門四十年」，只有短時間去內地任職。周馥就像李鴻章的管家一樣，無論是籌餉、治河、開礦、辦學、修鐵路等，李鴻章很多事情都交給周馥來辦。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鴻章在賢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鴻章的身邊。

　　李鴻章搞洋務運動時，有一個幹將叫做盛宣懷。他是一個能力非常強的經商好手。盛宣懷是常州人，他有著江浙人固有的聰明和幹練。盛宣懷幫李鴻章辦輪船、辦鐵路、辦電報、辦冶鐵公司、辦棉紗廠、辦海關，還全權代表李鴻章對外進行商務談判。盛宣懷做事練明敏達，具有實幹才能，而且對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鴻章的左膀右臂。

　　唐廷樞原先是英國人在中國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總買辦，幫英國人經營絲茶出口貿易，辦洋務很有一套。李鴻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樞挖來，任輪船招商局總辦；一八七六年，李鴻章開辦開灤煤礦，任唐廷樞為經理，唐聘用了十多個西洋工程師，裝上現代化的水泵、電風扇、吊煤機，年產煤廿五萬噸。除了開灤煤礦外，在唐廷樞手上，還興辦了好幾家在中國近代史上數得著的大企業。可以說，唐廷樞是李鴻章辦實業的最得力的幹將之一。

　　馬建忠則是李鴻章麾下的外交幹將。馬建忠家與李鴻章是世交，馬建忠的哥哥馬建勳在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時，就在李鴻章的幕府，也是他將馬建忠推薦給了李鴻章。馬建忠年輕時即精通好幾國外語，李鴻章見他聰明異常，便將他送到法國留學，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一八七九年，馬建忠取得博士學位回國，算是當時留學生中學位最高者。馬建忠回國後，一直幫李鴻章辦洋務，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鮮處理外交，也曾管理過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馬建忠還對漢語的語法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構架，他編撰了著名的《馬氏文通》，這是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語法著作。庚子事變後，李鴻章來到北京擔任議和大臣，馬建忠一直跟隨李鴻章左右，擔任外電的翻譯。由於工作量巨大，馬建忠勞累過度，不幸中暑身亡。

　　除了這些才高八斗、務實能幹的幕僚們之外，李鴻章的身邊還有一道特殊的風景，那就是洋人幕僚。李鴻章從來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進軍上海之時，他在淮軍中，就聘請了一些外國軍事顧問。在辦理洋務運動時，李鴻章當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學之士。在李鴻章的西方人顧問群中，有兩個人是中堅分子。一個是德國人德璀琳，另一個則是美國人畢德格。他們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李鴻章的幕僚，但卻起著比一般幕僚更為重要的作用。在李鴻章任職北洋期間，同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幾乎在所有面臨的內政與外交上，二人都為李鴻章出謀劃策，受到李的信任。

　　德璀琳還有一個身份，他是赫德當總稅務司時的天津海關稅務司。在李鴻章那裡，德璀琳負責聯絡那些在李鴻章的工商企業中任職的外國人，算是李鴻章洋務運動以及辦理外交事務的聯絡官。畢德格則原是美國內戰時期的一個騎兵，來到中國後，很快就精通漢語。一八七二年，他成為美國駐天津領事館的副領事和翻譯。後來，李鴻章聘請了他，先是讓他擔任家庭教師，然後，又讓他擔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書和翻譯。畢德格為李鴻章解讀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著作。李鴻章通過畢德格的翻譯，對於西方世界瞭解很多。除此之外，畢德格還為李鴻章物色了不少西洋優秀人才，陪同外國工程師或技術人員赴內地探礦。一八九五年，畢德格曾隨李鴻章一道赴馬關談判，為之收集、提供情報。一九○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去世，一個月後，畢德格也去世了。在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中，畢德格負責管理在北洋海軍裡任職的外國人。如果按地域來劃分的話，德璀琳和畢德格還有一個不太嚴格的區分：德璀琳聯絡著在李鴻章手下任職的歐洲人；畢德格則負責聯絡美國人，有時候也負責聯絡英國人。僅次於他們二人的，還有一個叫漢納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鴻章的軍事聯絡官，只不過跟李鴻章稍稍疏遠一點罷了。

　　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李鴻章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正月，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設機器局於天津；

　　同治九年閏十二月，籌通商日本並派員往駐；

　　同治十年四月，擬在大沽設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同治十一年五月，請開煤鐵礦；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十一月，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元年十一月，請遣使日本；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將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光緒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

　　光緒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光緒六年二月，始購鐵甲船；

　　光緒六年七月，設水師學堂於天津；

　　光緒六年八月，設南北洋電報；

　　光緒六年十二月，請開鐵路；

　　光緒七年四月，設開平礦務商局；

　　光緒七年六月，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光緒七年十一月，招商接辦各省電報；

　　光緒八年四月，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

　　光緒十一年五月，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開辦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

　　光緒二十年五月，設醫學堂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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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歷史上，中國機械製造、近代的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一份。在當時，李鴻章的作為幾乎可以說是單兵作戰、單騎突進。他所面臨的，是資金的匱乏、人才的匱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斷力，各種各樣的阻礙以及整個知識體系所面臨的軟肋。譚嗣同曾經引用過袁世凱的評價說：「香帥嘗歎曰：無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內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並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於此者。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凶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

　　對於這一點，後來的梁啟超也有類似的看法：「現在整個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員，五十歲以上的大官，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李鴻章。」可以這樣說，就這場洋務運動本身，不管後人怎麼評價，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應該是相當不易了。李鴻章幾乎是用盡所有的氣力撬動著龐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對的，是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格局。從本質上說，這個國家政體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學；國家的統治階層昏庸無能，坐井觀天，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就文化本身來說，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在面對突如其來的世紀之變時，在認識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綻百出。中國當時的格局就像一隻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風雨來了，很多人嚇得臉色蒼白，爭先恐後逃進船艙躲避，李鴻章卻堅守在船頭，抗抵著撲面而來的暴風雨。並且，李鴻章還得在正面迎擊洋槍洋炮的同時，經常防範身後腐朽陣營中的明槍暗箭。

　　在當時的中國，深信需要西方技術的士大夫畢竟不多，傳統的文化準則和控制力量仍像過去那樣強大；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而且由於依傍傳統而獲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現代化顯然需要衝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礙。在這樣的情況下，白天裡李鴻章忙忙碌碌，他為自己在從事著的工作而興奮；而每到夜深人靜時，李鴻章都會感到自己的孤立無援，他的所有努力都有著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在這裡，可以列舉一些李鴻章身邊左右的人物來反襯李鴻章的孤獨。比如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這位昔日的科舉狀元、後來兩任皇帝的老師，一直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舊知識分子。在認識洋務方面，保守而無知。洋務運動中走在前面的曾國藩，也主張適可而止，他反對建設電報、鐵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術，理由是那些東西可能有害民生並且擴大外國人的影響。在這一點上，左宗棠與曾國藩的觀點如出一轍。並且，左宗棠對於清廷購買外國軍艦也不以為然。甲午戰爭中名噪一時的王文韶，時任湖南巡撫，也在討論中說：如果機器盛行的話，那麼大批人將會失業，如果失業者慢慢多起來，天下就不穩定了，所以應該除了有關軍事上的機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說王文韶的想法是由於他來自內陸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話，那麼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楨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讓人扼腕歎息了。沈葆楨曾經是辦洋務的名家，光緒元年升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間所辦德政之一，是花錢將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買回來後竟下令拆掉！這樣的認識水平，不僅僅是沈葆楨一個人的，也代表著整個權力上層對於西方文明的看法。

　　沈葆楨為什麼要拆掉鐵路呢？那是因為他不能容忍和英國人合營一條鐵路，也不能與他們共同管理，對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加以控制才行。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沈葆楨這樣的人去主持變革維新，結局自然會可想而知了。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只有李鴻章才具備一顆「勇敢的心」。這樣的比喻，指的是李鴻章自始至終對於時局和國家，有著真正負責的態度，這種負責，不僅僅是被動的堅守，而且，以一種勇敢的積極態度，去應對這種改變。這一點，李鴻章幾乎與所有的大臣們都不一樣，他不是被動地防禦，而是主動出擊。從結果上來說，李鴻章幾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雖然從本質上來說，李鴻章所走的是一條獨木橋，但他畢竟以自己的親力親為給民眾開了一個頭。李鴻章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歷史對他的不支持，而是在這種戰戰兢兢走鋼絲過程中，失敗的概率太大。李鴻章在這個過程中顯然缺少好運氣。

　　李鴻章幾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務運動中。從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內容來看，他的著眼點一是在軍事上，如購船、購械、造船、築炮台等；二是在商務實行上，如鐵路、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說派留學生、設醫學堂等。可以說李鴻章考慮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識到在諸多方面的落後，想奮起直追。

　　李鴻章主持下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一事，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中重要的一步，也是這場運動中的一個生動的插曲。

　　派留學生，是唐廷樞的同學容閎建議的。容閎自己就是一個留學生，早年，他曾得到教會的支持，到美國耶魯大學讀書，一八五四年，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成為耶魯的第一個中國畢業生。宏閎回國後，擔任了為江南製造局購買機器的任務。不久，容宏通過唐廷樞，向李鴻章建議派遣赴美留學生。李鴻章很快採納了容閎的建議，派容閎主持此項工作，與留學生一起赴美，擔任留學生副總監督一職。所有事情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最初，幾乎沒有人願意將自己的子弟交給清廷，以讓他們赴美。首批學生，只好由那些熱衷洋務的幹將們安排了自己的子弟。誰知那些留學生到了美國後，像出籠的小鳥一樣飛到了自由的天地。很快，這一批留學生有了很大的改變：有的開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長長的辮子為羞，把辮子挽起壓在帽子裡，有的甚至把辮子剪了；有的再也不願意學習孔孟之道了，只願意讀西方書……容閎本人甚至在美國娶了一個白人女子為妻，這在清國的官員看來，無疑是妖逆之舉了。留學生到美國後的變化，讓容閎的同事、同赴美國的總監督陳蘭彬大為恐慌，趕忙打報告回國，建議火速召回留學生，說要是再不召回的話，華夏留學生都將變成洋蠻子了。消息傳回國內之後，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紛紛支持召回留學生。一段時間之後，由於中國留學生要求進美國西點軍校等事宜受阻，舊勢力的壓力更大了，朝廷也沒有了主意，只好同意撤回留學生。李鴻章雖多次據理力爭，但在恭親王奕訢的堅持下，留學生還是回到了國內。李鴻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學生一事，在無奈中打了一個水漂。

　　儘管留學計劃不幸夭折，但這次時間不長的留學生涯，還是為清廷培養了不少人才。在那些歸國的留學生當中，從事礦山、電報、鐵路等行業的有卅多人，包括六名工程師、三名鐵路局長；從事外交、行政行業的也有廿多人。在他們當中，後來比較有名的有開平煤礦採礦工程師鄺榮光、中國鐵路第一人詹天祐、北洋政府內閣總理唐紹儀以及外交總長梁敦彥等。

　　李鴻章修鐵路的事情，同樣可以說明洋務運動的艱難，也可以說明李鴻章的苦心孤詣以及堅忍不拔。

　　鐵路的產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從某種程度上說，鐵路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交通的範疇，它是人類改變生活觀念的一個標誌，是集人類想像力、創造力和挑戰自然雄心為一體的里程碑。李鴻章似乎也看到了這一點。早在一八六三年，正和太平軍打仗的李鴻章就收到上海廿七家英法洋行老闆的聯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蘇州之間修建鐵路，洋人們說，如果修成這段鐵路，清軍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軍。李鴻章把這個建議報告給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覆。此時的大清，從皇帝到農民，其觀點都是驚人的一致：中國不需要這個東西，中國的牛車儘管很慢，但是很穩，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車上的清閒感覺是無與倫比的，「車轔轔，馬蕭蕭」，「青山轉，綠水還」，這樣的感覺多富有詩意啊。為什麼要花費那麼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設那種醜陋的龐然大物呢？更何況，修鐵路會破壞風水，會讓地下的祖先之靈不得安寧。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大逆不道，當然不予批准。

　　但李鴻章一直鍥而不捨，一八七四年清廷組織著名的海防大討論時，李鴻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鐵路，那本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就曾闡述了應該修鐵路的理由。朝廷對於此事，根本沒有表態，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李鴻章等得千辛萬苦，見朝廷一直無聲無息，只好陽奉陰違，準備在唐山的煤礦區修一條十來里長的鐵路。就這條短短的鐵路，也費了李鴻章九牛二虎之力。為了避免朝廷的非議，李鴻章特意聲明，這條鐵路不設火車機頭，而以驢馬拖載，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一八八一年六月九日，這條十多里長的鐵路終於完工了。這一天，也是英國火車發明人喬治．史蒂芬的百歲誕辰。李鴻章特地選定這一天來剪綵，真是用心良苦。通車的那一天，李鴻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車，並與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語來了，說火車行駛震動東陵，而且噴出的黑煙有傷莊稼。結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車頭，運煤的車皮再次被驢馬替代─中國第一條鐵軌上出現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驢拉著重重的車廂在鐵軌上奔跑。

　　第一條鐵路的廢用，李鴻章承擔了很大的壓力。一時，關於李鴻章修鐵路的動機的傳言一時鬧得沸沸揚揚。專制制度的習慣做法是，人們的贊同與反對，往往都是對人不對事。在清廷當時的機制下，大臣與大臣之間，在更大的程度上卻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權力的爭奪、利用以及別有用心……結果往往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件事情的辦成很難，而毀壞一件事情卻相當容易。直到一八八二年，唐山礦區的鐵路才恢復了機車牽引。

　　鐵路之事還是耽誤下來，這一耽誤，又是好幾年過去了。一八八○年，李鴻章的老部下劉銘傳就任台灣第一任巡撫。在任上，劉銘傳上了一道《請籌造鐵路折》，要求在台灣以及國內大興鐵路。劉銘傳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師的奏折一樣，同樣是李鴻章的授意。這是李鴻章習慣的「挺經」方式，正面「強攻」不成，就採取迂迴戰術。劉銘傳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軒然大波─贊成修鐵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鴻章、劉坤一、左宗棠等；反對勢力主要來自朝中官員，尤其是滿族官員。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來到了京城，面見慈禧時，李鴻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條小小的鐵路，由法國商人全額贊助。李鴻章真是用心良苦，這樣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於朝廷決策者的一次鐵路交通的啟蒙教育。不久，一條長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鐵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節車廂的小火車，火車晃晃悠悠地在園內繞了一個大圈，比乘馬車坐轎子更穩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現代化的車輪滾滾。經過這一次切身體驗，慈禧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她再也不反對修建鐵路了。五個月之後，清廷終於發佈第一個關於興辦鐵路的正式文件。

　　這一年，距李鴻章首次上書倡導修建鐵路，整整過了十四年。在這十四年中，李鴻章鍥而不捨，力促鐵路在中國的實施。這樣的耐心和執著不由讓人歎息。對李鴻章而言，認識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認識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鴻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從李鴻章派留學生和修鐵路兩件事來看，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所遭受到的阻力，是如何強大了。而李鴻章為求得清國一點一滴的改變，竭盡了自己的全力。

　　在很多時候，李鴻章盡可能隱忍，低調做人，積極做事。這與後來康梁的戊戌變法，完全是兩種風格。李鴻章從一開始就沒有採取疾風驟雨的方式，有時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緩洋務運動的步伐，避免由這一切而產生的尖銳矛盾；而當矛盾稍稍緩和，李鴻章又以退為進，重新採取積極之勢。在這方面，李鴻章算是老謀深算，他懂得妥協，知道妥協在政治活動中，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務運動等一些問題上，李鴻章也避免在理論和口號上進行爭論，力求只埋頭做事，不涉及理論的較真。這一點可以說是李鴻章的智慧和精明之處。作為一個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鴻章當然知道這一點。李鴻章的聰明之處在於，他從沒有將自己對於「道器統一」的認識向前推進，從而觸及到政治、倫理等根本問題。李鴻章從不想介入實質性問題，他只是使自己的詮釋停留在較低的層面上，不涉及到問題的核心，從很實在的角度打開國門學習西方。

　　年屆半百的李鴻章就像一匹駑馬一樣顫顫巍巍地拉起了整個朝廷。對於李鴻章的處境，知之者，莫過於日本內閣總理伊籐博文了。伊籐博文曾在談到中日戰爭前中國海軍的弱點時指出：「李忠於朝廷，但是他還負責處理許多緊迫的事務，他此時已成為全國督撫的領袖，集內政、外交、洋務、海防於一身。在一八八○年代末、一八九○年代初，他忙於應付每日遇到的政治問題，以致不能對北洋海軍諸多問題給予充分的注意。」伊籐博文最後得出結論說：「李鴻章的任務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像到的要艱巨得多，因為他面臨向北京政府尋求資金，說服各省官員爭取他們的合作，同時又要抵擋來自各方的不斷的批評這多重的任務。北京中央政府的弱點眾所周知。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許多障礙。它充滿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爭暗鬥。北洋海軍本身也因組織不健全、裝備陳舊過時而深受其患。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李鴻章創建海軍的努力，不應從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應當從當時情況的整個背景作出評判。」

　　洋務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梁啟超在比較李鴻章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伊籐博文時講述了這樣一段話，應該說，「伊（伊籐博文）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籐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勢單力薄之外，就李鴻章以及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來說，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這使得他們每每到了關鍵時候，總是難以突破自己。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那是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主題是就朝鮮局勢問題交換意見。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李鴻章與森有禮有這樣的對話：

　　森有禮直言不諱地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

　　李：「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沒有。」

　　李：「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鄭有寧（日本使館代辦）代為回答：「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會。」

　　李鴻章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不以為然：「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實原因很簡單，只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的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李：「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李：「貴國祖先採用我們服裝是最賢明的。我們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森：「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頭髮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合我們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適應。關於歐服，從不瞭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原。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捨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李：「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捨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們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李：「我們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採之外國。」

　　森：「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入關前）也沒有人喜歡這種服制。」

　　李：「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絕不是用歐俗。」

　　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對話，從服裝入手，談到了古今之變的根本。李鴻章的思想在對話中暴露無遺。就李鴻章而言，他所承認的西方的進步只限定在軍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上，這是他處心積慮想學習和拿來的。至於西方其他的東西，包括服裝，李鴻章似乎一點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也不想去改變。一個人往往就是這樣，思想容易改變，習慣卻難根除，而在很多時候，習慣和思想又聯繫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鴻章的習慣和思想中，還是潛伏「唯我獨尊」意識的。或者說，在李鴻章看來，西洋的文化與槍炮之間是沒有關聯的，它們完全可以割裂開來。洋務派們為洋務運動定位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的口號從一開始就有著不徹底的因素，也有著投機意味。所謂「體」，就是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政體已經落伍，根本不想在這一方面改變，在他們眼中，似乎這個落後的、呆板的、腐朽的政體與近代化所創造的「器用」並不矛盾。殊不知，在一個腐朽、專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麼會有健康發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煙雨水榭。

　　因為這樣的認識，使得李鴻章洋務運動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在學習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淺嘗輒止，以小聰明來揣測大智慧，以器用來否定根本。由於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聰明，洋務運動走的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捷徑，整個社會沒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實行市場化，廣大的民間力量被忽略，這也使得洋務運動成為國家機器的遊戲，背離了廣大的民間力量，洋務運動就宛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郭嵩燾曾經就李鴻章的洋務運動的方式這樣評價：「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郭嵩燾曾經將他的想法告訴過李鴻章。不知道李鴻章聽後有什麼反應，但想必也是一聲長歎吧。聰明的李鴻章可能是想撇開「深挖洞，廣積糧」的方式去走一條致富的捷徑吧，但這樣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卻是一座奈何橋。這樣的增強國力的方式就像一記險招，甚至幾近於賭博，但李鴻章就是想當一回這樣的賭徒，來為這個泱泱的東方大國作最後一搏！

　　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貧窮的國民之上的，也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蒼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鴻章一直想走一條先強國，而後民富的捷徑，這樣的捷徑在無情的規律面前，只會倉皇地敗下陣來。李鴻章在這一點的愚笨是有著傳統的，因為我們的傳統是「君為重，民為輕」、「民為微，國為大」。在華夏這個文明古國中，這種最簡單的錯誤方式，就那樣本末倒置，懸掛了五千年。

　　不管怎麼樣，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對於中國的意義是重大的。這樣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是中國在科技和現代化上的嘗試，而且，重要的是通過嘗試讓人們的精神和認識得到了改變和提高。正因為李鴻章們的洋務運動的努力，西方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了中國，使得中國向著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地前進了一點。社會發展總是由點點滴滴的積累而成的，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造就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風流人物；而不斷派出的童子留學，也造就了第一批經過訓練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開端，都有助於中國社會的前行。李鴻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條固執延伸的鐵路，鐵路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便利和快捷，還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聲長鳴震驚了這一塊古老的土地，使得無數人從千年沉睡中醒來。

第六章　如日中天

　　一八八六年，李鴻章六十三歲。這個年齡，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可能是終老南山看夕陽了，但對於李鴻章來說，此時正是如日中天。在此之前，歷經三年的中法戰爭結束，從戰爭結束那一天起，李鴻章又將主要精力轉移到北洋水師的建設上。三年後，也即一八八八年，北洋水師終於建設完畢。光緒親生父親、醇親王奕繯受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委託，帶了兩百多人的巡視團，在李鴻章的陪同下，視察了新組建的北洋水師。那一天陽光燦爛，海水輕拂，李鴻章和巡視團以及各國公使，乘上了排水量達二千八百噸的「海晏號」，在北洋水師「定遠」、「鎮遠」、「濟遠」、「超勇」等八艘軍艦的護衛下，威風凜凜地從天津直駛旅順。到了旅順之後，醇親王和李鴻章登上黃金山炮台，居高臨下，遠處清國的軍艦像箭一樣馳騁在海面上。李鴻章與醇親王觀看了八艘軍艦表演打靶，又觀看了魚雷發射……海天之際，轟然一片，水柱沖天。當看到威武雄壯的北洋水師彈無虛發擊中目標時，醇親王和李鴻章忍不住舒心地開懷大笑。醇親王當即賦詩讚頌，李鴻章也作了兩首詩唱和。

　　雕弓玉節出天閶，士女如山擁繡裳。
　　照海旌旗搖電影，切雲戈槊耀榮光。
　　飲飛禁旅嚴千帳，羅拜夷酋列幾行。
　　德協謙尊齊讚頌，力辭黃屋福威揚。

　　萬千氣象蜃樓高，忽地齊煙湧六鰲。
　　慈佛護持看獻瑞，仙舟共濟敢辭勞。
　　自憐堅壁心偏苦，卻愧屯田詔屢褒。
　　無限臨歧依戀意，漫吟潭水答雲璈。

　　平心而論，李鴻章這兩首詩寫得堆砌而雕琢，毫無稱道之處。相比較李鴻章少年時所著的十首《入都》詩的意氣風發，要差很多。人生就是這樣匪夷所思，等到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之時，真氣就會虛弱；而春風得意之時，詩情和意蘊往往都會大打折扣，思想的火花也會變得暗淡無光。

　　李鴻章實在是太高興了。也許，人一高興，也就簡單淺薄了。詩畢竟是次要的，對於李鴻章來說，北洋水師才是畢生的夢想，如今美夢成真，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如果從頭到尾算起來，北洋水師從動議到完成，有近廿年的時間。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湘軍攻克天京，標誌著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運動開始退潮，清王朝度過了覆滅的危機，再也不用擔心壽終正寢了。南方的太平軍餘部、北方的捻軍以及西北的少數民族起義雖然堅持了數年之久，但卻無力回天。對於清國來說，由於長年的軍事作戰，對洋人的屢屢賠款，整個國家的財政面臨崩潰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西洋列強，包括相鄰的沙俄，乃至新興的日本，都開始虎視眈眈。

　　一八六五年以後，清國邊境狼煙四起─在西部邊境，沙俄以「代管」為名，進佔伊犁。英國為了不讓新疆落入「北極熊」之口，對於從中亞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權予以外交承認。清廷在這樣的情形下，將「鐵血大將」左宗棠由福州調任陝西，任陝甘總督。在陝甘總督的位置上，左宗棠花了七年時間，平定了西北。到了一八七三年，左宗棠終於騰出手來，一邊派軍進駐河西走廊，一邊向朝廷報告，準備進軍新疆收復失地。

　　東海同樣也是硝煙瀰漫。一八七四年，新興的日本為了轉移因改革維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灣土著殺害為由，入侵台灣。消息傳來，欽差大臣沈葆楨帶領中國生產的軍艦「安瀾」、「伏波」等前往台灣；李鴻章也緊急調集駐紮在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六五○○人入台，並運去洋炮廿門。清軍的到來，給日軍以強大震懾。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親自出馬來到北京，和清國進行談判。清政府此時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關係也因越南問題有緊張的趨勢，加上英、美、法三國的調停，決定妥協。經談判，中國付給日本白銀五十萬兩，日本從台灣撤軍。大久保利通在結束北京的談判來到天津，李鴻章在會見他時，談到了兩國的變革，李鴻章感慨地說：「貴國眼疾手快，萬事運轉通暢。而我國，如足下所知，國古而舊弊凝結，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雖然被平息下來，但「蕞爾小國」竟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對清國的震動很大，朝廷大為震驚，再次正視海防問題，從而引發了海防、塞防之爭。

　　實際上清廷的此次大討論的幕後操盤手正是李鴻章，是李鴻章在與恭親王奕訢唱「雙簧」。李鴻章在組建中國海軍上的努力，與修鐵路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為了引起朝廷對海防的重視，一八七四年十一月，李鴻章授意正在廣東提陽老家養病的前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折，提出建設中國海軍的設想。丁日昌早在一八六七年任江蘇布政使時就提出設立「三洋水師」的構想，到一八六八年，正式向兩江總督曾國藩提出，名為《內外洋水師章程》，並附《海洋水師章程別議》，其主要內容，即是將沿海劃為三洋：設北洋提督於大沽口，轄直隸、盛京、大沽各海口；設中洋提督於吳淞口，轄江蘇、浙江各海口；設南洋提督於廈門，轄福建、廣東各海口。但在當時被曾國藩壓下未報。僅有少數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知道。六年以後，丁日昌再度遞上這份條陳時，他又擬出六條具體的建議，主要有：一、外海水師專用大兵輪船及招募之人；二、沿海擇要修築炮台；三、選練陸兵；四、沿海地方官宜擇精幹仁廉之員；五、北、東、南三洋聯為一氣；六、精設機器局。條陳遞上後，總理衙門認為頗有參考價值，也提出了六條意見，和丁日昌的奏折一起交濱江沿海各省督撫、將軍討論，限一月內復奏。陝、甘不屬濱江沿海地區，本不在飭議大員之列，但總理衙門認為陝甘總督左宗棠「留心洋務，熟諳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別咨請他參加籌議。

　　總理衙門文書下發後，濱江沿海的各官員們紛紛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從總體上說，有主張專事海防經營而放棄塞防的，有主張塞防而放棄海防建設的，有主張海防塞防並重的。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算是粉墨登場，系統地闡述自己的海防思想了。奏章向來簡短的李鴻章這一次破例寫了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折》，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海防問題的看法，內容不僅涉及海防，而且還引申到洋務運動及其他問題。可以說，這一份奏折集中體現了李鴻章的洋務─改革思想體系，是理解李鴻章關於國策有關思想的重要文獻。

　　李鴻章首先針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的六條「救時要策」，逐條給予論證，面對鴉片戰爭以來的時局，李鴻章承認「江海各口、門戶洞開」的現實，表示了「自有洋務以來，疊次辦結之案，無非委曲將就」的不滿意態度，說出了此前與日交涉「幾於管禿唇焦」的費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對近鄰日本的快速興起看得很真切，並表示了自己的擔憂，呼籲與日本競爭才是當務之急。日本國「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留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蔑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之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

　　針對國內的形勢，李鴻章給出了一個藥方：那就是變革和奮起。針對此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呼籲遵循實事求是的精神，採取務實策略，改革內政、興辦洋務以自強；對外懼戰以求內部自強發展的和平環境，切不可逞意氣孤注一擲，把國事視為兒戲；內政不修，則「戰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一言以蔽之，李鴻章的理論，那就是「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在這種大政方針下，李鴻章概括了幾點具體方案：一是「海防」重於「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戰不能意氣用事，必須以全局觀來進行統籌，採取理智務實的態度；三是在西北邊境，屯兵耕種，積蓄力量；四是節省的軍餉全部用於東南海防，否則首尾難以兼顧，如同魚與熊掌一樣，不能兩全。

　　對於李鴻章提出的暫緩西征、全力經營海防的觀點，左宗棠表示堅決反對，左宗棠認為，收復新疆是整個國防戰略形勢的需要。中國定都北京，蒙古環衛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穩定直接關係到都城的安危。在這關鍵時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亂，日久之後，必然生變。就眼下來說，俄國、英國尚不會介入中國平定叛亂之舉，所以趁此機會速戰速決。從經費上說，海防本來就有經常之軍費，而塞防本來的經費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對於「海防」也沒有什麼大的幫助。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這樣的「擺平衡」中，掌握得應該還算不錯。畢竟，無論對李鴻章，還是對左宗棠而言，他們都是站在他們自己的角度上提出問題。而就朝廷本身來說，在精力、物力和財力許可的範圍內，當然是願意兩者兼顧。於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價收復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讓李鴻章、沈葆楨等，積極組建南北洋水師。一八七六年，左宗棠率軍西征，先後收復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殺，西征軍取得大勝，為後來迫使俄國交還伊犁創造了條件。

　　在很多人看來，左宗棠的「塞防」畢竟是有結果的，國家通過西征維持了領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鴻章所花費巨資打造起來的「北洋水師」最後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樣的一「得」一「失」，在後人心目中的輕重頓顯，所以有不少後人在評價李鴻章、左宗棠時，難免一抑一揚，涇渭分明。這也是李鴻章在大眾評價範疇中遠遠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個人出發點來說，在李鴻章與左宗棠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他們都是想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他們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處位置的不同─李鴻章淮系的主要地盤在北洋及東南沿海省份，他當然要強調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勢力由東南已移到西北，他當然要強調西北邊疆的重要，主張收復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堅決反對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東、南三洋海軍的建議，認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處駐有輪船，自可聯成一氣，所以海軍應集中領導統一指揮，不可分而治之。應該說，左宗棠這一點主張是切合實際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當各省督撫的意見基本匯齊，準備著手辦理的時候，一八七五年初，廿歲的同治為八大胡同的風流付出了代價，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親王之子載湉入繼大統，年號光緒。十五日，兩宮皇太后宣佈再次垂簾聽政。海軍之事，又被耽擱了一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朝廷任命了李鴻章和沈葆楨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辦，但沒兩年，沈葆楨去世，興辦海軍的重任，落到了李鴻章一個人的肩上。

　　對於一個古老帝國來說，興辦這樣一支全新的近代國防軍，而且是在長達數千公里的海岸線上白手起家組建全新的海軍，無疑是個超級龐大的綜合工程。李鴻章開始慢慢啟動醞釀已久的種種計劃，從宏觀到微觀，從眼前到將來，從經費、購船，到人員的培訓、洋員的聘請、港口的選址等等，分步實施。李鴻章頻頻給濱江沿海的總督和巡撫寫信，鼓動他們積極響應，出錢出物。這當中的事務性工作量是驚人的，這個超級龐大的綜合工程，不僅僅是經費如何落實和購買船艦的問題，還有相應的港口建設和炮台設置問題，海軍艦隊與陸軍炮台如何協調的問題，沿海各省如何「連成一氣」、遇事時的機動行動問題，中國的管帶和洋教官的合作問題，軍艦和炮台的常年維修問題，各級人員的培訓問題……這樣的問題汗牛充棟，多如牛毛。

　　水師組建之路並不平坦，「摸著石頭過河」的李鴻章很快為水師的組建交了一筆昂貴的費用─

　　一開始，李鴻章是指望自己的江南製造總局來生產軍艦的，而且，江南製造總局也生產了好幾艘船隻。但很快，李鴻章發現了其中的問題，江南製造總局生產的輪船無論從樣式、性能、功用和成本上，都大大落後國際同行業水平。這些船只能運送糧草兵員，根本不能在海上打仗。經過一番考察後，一八七五年，李鴻章準備向英、德兩國訂購艦艇。消息傳出後，當時清國的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便向李鴻章提議：英國阿摩士莊的炮船先進，最適合中國軍隊使用。李鴻章相信了赫德的話，當即決定購買四艘。第二年，被稱為「蚊子船」的四艘艦艇駛抵中國。接著，李鴻章又為南洋大臣沈葆楨代買了四艘同樣性能的軍艦。當四艘新艦艇到達後，李鴻章一看這四艘軍艦的性能比上一批的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來的四艘送給了沈葆楨。不久，赫德繼續向李鴻章遊說，告訴他英國又新研製了一種更新的艦艇，這種船要比「蚊子船」先進很多。李鴻章一聽，既然有這麼好的船，便又托赫德買了兩艘。不久，李鴻章發現上當受騙，這十艘戰艦不僅式樣陳舊，且性能極差，炮重船小，行動遲緩，根本無法進行深海作戰。一八八六年，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路過天津看望李鴻章，問及「蚊子船」近況，李鴻章閉目搖頭，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五年後，李鴻章不得不對外宣佈：這些船全用破鋼片鑲成，不能再進行航行，只能作廢。

　　就在李鴻章積極組織北洋水師之時，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水師建設的步伐不得不停頓下來，投身到抗法戰爭的硝煙中去。

　　戰爭總像是不可避免。法國對於越南，從來垂涎已久。一八七三年十一月，法軍百餘人侵襲河內。越南國王請求駐紮在中越邊境地區中國人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協助抵抗法軍侵略。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軍，擊斃法國首領，法軍被迫退回越南南部。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五日，越南在法國侵略者的壓迫和訛詐下，在西貢簽訂了《越法和平同盟條約》，即第二次《西貢條約》，越南向法國開放紅河，並給予法國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種權益。一八七五年五月廿五日，法國照會清政府，通告該條約內容，意在爭取清政府的承認，從而排除中國在越南的影響。清政府復照，對該條約不予承認。

　　到了一八八二年三月，法國侵略軍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軍應援。清政府鑒於形勢變化，命令滇桂兩省邊外防軍陸續進駐。劉永福的黑旗軍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與法國大戰後撤回中國境內。八月，法軍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法戰爭一觸即發。

　　法國首先想用外交方式達到其目的。九月十五日，法國政府向中國提出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案，即以劃出一個狹小的中立區的辦法使中國撤出駐越軍隊，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並向法國開放雲南的蠻耗為商埠，為法國打開雲南門戶。方案為清政府拒絕，談判毫無結果。此時，鑒於中越兩國的特殊關係和法國侵越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威脅，朝廷內部以左宗棠、曾紀澤、張之洞為代表的主戰派，力促朝廷採取抗法方針。這時，掌握清政府外交、軍事實權的李鴻章力圖避免戰爭，李鴻章力圖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國沒有必要因越南而捲入戰爭。第二，從中法軍事力量對比來看，中國無力與法國開戰。第三，當時清政府的財政相當困難，無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戰爭。在戰與和上，清朝最高決策機構舉棋不定。李鴻章的態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極大反感，時任翰林院編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書，言之鑿鑿李鴻章有「六可殺」理由。當慈禧將這部折子交給李鴻章看時，李鴻章嚇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輕易說言和了。在此期間，李鴻章又自撰楹聯一副：「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一八八四年二月，米樂繼孤拔為法軍統帥，兵力增至一萬六千人，由越南北方大舉向中國方向進攻。清軍不敵法軍，節節敗退。在這樣的情形下，清廷正好藉機完成了內部的權力鬥爭，一直主張洋務運動的奕訢下台。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清廷又想起了談判，派在中國任二品官的英國人赫德以及金登干和法國人交涉。法國人獅子大開口，談判破裂，法國重開戰火，雙線作戰，一線在越南北部作陸軍進攻，另一線則由水路分別攻擊台灣基隆和福州馬尾的南洋海軍基地。法國將它在中國和越南的艦隊合成遠東艦隊，任命孤拔為統帥，分別向福州和基隆進發。八月五日，法艦轟擊基隆，強行登陸，中國軍隊在督辦台灣事務大臣劉銘傳統率下頑強抵抗，法軍不得不退回海上。八月二十三日，中法馬江海戰爆發。停泊在馬江（馬尾）水面的法軍八艘軍艦、二艘魚雷艇向福建水師發起攻擊。新組建的福建水師哪有什麼抵抗力呢，很快全軍覆滅，兵艦十一艘以及運輸船多艘沉沒，官兵殉國七百六十人。而法軍僅五人被擊斃，十五人受傷。八月二十六日，中國向法國宣戰，中法戰爭正式宣告爆發。

　　在海上，十月初，法艦分頭進犯台灣的基隆和淡水，劉銘傳鑒於兵力不足，放棄基隆，堅守淡水。法軍在基隆登陸後，再犯淡水，一度抵灘上陸，但很快被擊退。法軍佔領基隆一隅，無法深入，轉而從十月二十三日起對台灣實行海上封鎖。一八八五年初，法軍接連從基隆向台北進攻；法艦騷擾浙江鎮海，截擊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國軍艦，在浙江石浦擊沉其中二艘。三月底，法軍佔領澎湖島及漁翁島。此後，法軍進攻鎮海，遭到扼守招寶山炮台的中國軍隊奮勇還擊，法軍遠東艦隊司令孤拔的座艦也被擊中，孤拔身受重傷，六月十一日死於澎湖島。

　　在陸地，中法仍在中越邊境和越南境內發生正面激戰。一八八四年二月，法軍進攻諒山，李鴻章淮軍舊部、廣西巡撫潘鼎新不戰而退。法軍準備進攻鎮南關（今友誼關），老將馮子材受命幫辦廣西關外軍務，得悉法軍將犯鎮南關，在隘口搶築了一條橫跨東西兩嶺高七尺、長三里、底寬一丈的長牆，牆外深掘塹壕，築成了較完整的防禦陣地。三月二十三日，盤踞諒山的法軍傾巢出動，撲向鎮南關。二十四日法軍越牆進犯，馮子材率士卒衝出牆外，與法軍面對面進行搏鬥，終將法軍擊退。清軍乘勝追擊，連破文淵、諒山。鎮南關大捷使清軍在中法戰爭中轉敗為勝。法軍戰敗的消息傳至巴黎後，導致茹費理內閣倒台。

　　正當清政府全力對付法國的時候，新興的日本在背後又捅了一刀。一八八四年十二月，日本在朝鮮製造了「甲申事變」，朝鮮親日派乘清政府因中法戰爭從朝鮮抽出兵力的機會，發動政變，他們的軍隊突然衝進王宮，逮住了國王，並殺死了一些親華的官員。駐守朝鮮的袁世凱當即平定了叛亂並救出了朝鮮國王。東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討伐部隊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鮮索取賠款，要求道歉和索資重建日本使館，與此同時，另一位專使伊籐博文也前往北京，要和清朝談判。後院起火，無疑動搖了清政府戰爭的決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國如單獨對付法國，我以為還可以好好打一陣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開火，日本就會跟法國合作……前途真是夠嚴重的。」與此同時，俄國正虎視眈眈中國的東北和朝鮮，英、德、美等列強也想借此機會謀取更大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清國不得不與法國進行停火談判。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三日，清政府任命李鴻章為談判代表，與法國政府代表、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開始談判中法正式條約。李鴻章像傀儡一樣被推到了前台，因為中法談判李鴻章並沒有參加，所有的條文都是赫德和金登干在與法國談判後擬就的，李鴻章只不過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出面進行簽字畫押罷了。六月九日，雙方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即《越南條款》或《中法新約》，又稱《李巴條約》，共十款，主要內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承認法國與越南訂立的條約；二是中越陸路交界開放貿易，中國邊界內開闢兩個通商口岸，「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較減」；三是日後中國修築鐵路，「應向法國業者之人商辦」；四是此約簽字後六個月內，中法兩國派員到中越邊界「會同勘定界限」；五是法軍退出台灣、澎湖。這一次條約，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以來罕見的既沒有割地，也沒有賠款的條約。這一點，對於當時的清國而言，已是相當難得了。

　　烽火歲月中，李鴻章是一刻也沒閒著。每天，李鴻章都是在天津的直隸總督府關注來自各方面的情況報告，心驚膽戰地注視著局勢的發展。一八八四年二月底，即中法馬尾海戰半年前，李鴻章曾向總理衙門建議設立「海部」，統管全國海軍。因在當時，南洋、福建、廣東三支水師發展極其緩慢，在全國竟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海軍指揮機關，各支水師皆由當地督撫管轄。然而，李鴻章的這一急迫的建議並未得到朝廷贊同。這樣的各行其是，直接導致了新組建的福建水師在馬尾的全軍覆沒。戰局起伏過程中，李鴻章還在外交上利用一切手段給予了前線以極大支持：利用國際公法，奏請總理衙門致電各國遵守中立；致電曾紀澤，讓其在各國輿論面前揭露法國的侵略；利用外國輪船運輸，保證京城的其他地方的糧食供應。與此同時，李鴻章積極與前線兵將聯繫，支持全力抗法。劉銘傳調任台灣之時，李鴻章讓劉銘傳在淮軍之中抽調骨幹一百三十多人，這些人後來在堅守台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劉銘傳一度形勢危急放棄基隆扼守淡水，在清廷引起了強烈震動，左宗棠等激怒地表示要對劉銘傳進行彈劾，這時李鴻章極力為劉銘傳進行辯解。

　　李鴻章為中法戰爭心急如焚，他一直擔心的是，這場不該來的戰爭會耗盡清國自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十幾年「同治中興」以及自強運動所培育的一點氣韻。李鴻章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接二連三的打擊，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數千年中積蓄的榮光和底氣早已耗失殆盡。在這樣的亂世之中，哪怕有著短暫的苟延殘喘也是好的，那會讓偌大的帝國得到喘息的機會，也可以為下一次的出擊積蓄一點力量。中法戰爭的爆發，使得好不容易積蓄的一點氣力耗費殆盡，而原本就鬆動的基礎立馬變得搖搖欲墜起來。

　　中法戰爭之後，朝廷各派別在組建海軍的觀點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統一，組建海軍的事務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李鴻章向朝廷的奏折當中說，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於到處受牽制的地步。李鴻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師的全軍覆沒，人未出師身先卒，的確讓人痛心。李鴻章加快了組建的步伐。算起來，從一八七五年到一八八八年北洋海軍正式成立的十幾年間，李鴻章的精力和時間基本上都花在水師的組建上了，可以說，李鴻章是為這支龐大的海軍費勁了心血。一八八八年，朝廷批准頒行了《北洋海軍章程》，北洋海軍終於成立。到這一年為止，這支水師以二艘鐵甲艦、八艘巡洋艦為主力，總噸位超過了四萬噸，加上南洋、廣東、福建等地區的艦艇，清國一下子躍居世界海軍大國的行列，並且構築了東起鴨綠江，南到膠州灣，以天津大沽、東北旅順、山東威海為重點的京畿環渤海防禦體系。至此，李鴻章終於感受到命運所賜予隱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暫的、實現理想的極大快樂了。乘著「定遠」、「鎮遠」兩艘東方第一巨艦馳騁海面，仰望著大清龍旗在高高的桅桿上迎風飄揚的時候，李鴻章壯懷激越。

　　李鴻章沒有想到這樣的高峰只是短短的瞬間。命運跟李鴻章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它讓李鴻章只能注視幸福，卻不能擁抱幸福和保住幸福。在經歷一次短暫的極樂之後，李鴻章還沒來得及充分享受，那種快樂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時間很快又到了一八九二年。剛過新年，遠在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就刊登了一條新聞，透露說彼岸廿歲的大清國皇帝正在跟兩個曾受英美教育的國子監學生學外語。《紐約時報》評述說：光緒皇帝屈尊學外語，是因為他和他的政治顧問都認為，死死抱住三千年形成的老規矩的時代已經過去，要順應當今形勢，就必須相應改變國家制度。李鴻章也從有關方面看到了這一則消息。在李鴻章看來，光緒皇帝學外語，最起碼是一件好事。雖然，在李鴻章看來，對於年輕的皇帝來說，要真正學好外語，會比登天還難。

　　這一年，按照中國傳統，李鴻章七十大壽。正月初五是李鴻章的生日。還沒進入新年，李府上下就忙得不亦樂乎了。從朝廷到地方，不斷有壽禮拉來。慈禧一貫是喜歡熱鬧的，這樣籠絡權臣的機會她自然不會放過。慈禧派人送來的真是大禮啊─賜以「調鼎凝厘」的匾額一塊；「棟樑華夏資良輔，帶礪河山錫大年」對聯一副；「福」、「壽」字各一方；御筆「益壽」字一幅；另有御筆蟠桃圖一軸，上有「錫以大年」橫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寶」圖章；無量壽佛一尊；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綢十二件。禮是讓李鴻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經畬專程送來的。李鴻章自然大喜過望，感恩不盡，「當即跪迎至署，叩頭謝恩……」一紙謝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給了三個看起來輕描淡寫的字：「知道了。」

　　光緒皇帝賜的東西也不少，有「鈞衡篤祜」匾額一面；「圭卣恩榮方召望，鼎鍾勳貰富文年」對聯一副；「福」、「壽」字各一方；無量壽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綢十六件。也是讓李經畬幾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李鴻章照例是叩拜一番，然後遞上一本謝恩的折子，滿紙同樣都是感激涕零的肉麻詞語。

　　至於其他官員的禮物，那就更多了。京城裡的王公大臣、皇親國戚、淮軍舊部，甚至平日裡的死對手，都送來壽禮。其中以劉銘傳送的禮最為獨特，也最有意思─劉銘傳只送來一擔掛面圓子，並自賦詩一首：「掛面圓子加烘糕，台灣治理正操勞，禮輕仁義重如山，如同千里送鵝毛。」劉銘傳是李鴻章的老部下了，也是李鴻章的親信和同鄉，詩中的「掛面圓子」和「烘糕」都是合肥的土產。對於劉銘傳送來的土特產，李鴻章自然笑納。那一段時間，李鴻章整天迎來送往。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門裡，張燈結綵，一派喜氣洋洋。

　　但這樣的喜慶似乎只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鴻章生日後的第二天，李鴻章十五歲的兒子李經進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緊接著，沒過半年，李鴻章的繼室夫人趙小蓮去世，年僅五十五歲。七十歲的李鴻章在這一年只是迎來了短短幾天的喜慶之後，便墜入了一個痛苦的深淵。對於李鴻章來說，這一年真是一個喜憂參半、苦樂膠著的一年。七十歲生日剛過，李鴻章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一八九二年是一個轉折，在這一年中，李鴻章似乎感覺到人生的無常，也感覺到天命不可違。這一年的凶相表明，這是一個不好的預兆，更加不祥的事情還會接踵而至。

第七章　身邊的刺客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我們不妨假設一回。如果命運女神真正垂青東方這塊土地的話，也許，李鴻章就能成功了。

　　說這話是有理由的。如果歷史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一直平平緩緩發展，沒有出現大波瀾的話，那麼李鴻章「始作俑」的洋務運動必然會成氣候，而且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經濟和近代化的進程。這樣的進程發展到一定規模，又會帶動相關領域，譬如政治、文化、社會、教育、民風等各方面的發展。這樣，洋務運動所體現的，就不僅僅是它技術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會以一種示範的作用來帶動整個社會，由洋務運動散開廣泛的力量，慢慢推動民間和上層的改變。於是，當民間和市場形成一定氣候的時候，那種加速度的效應必將來臨，那時，韜光養晦的李鴻章也許會迎來一飛沖天的時候。

　　但李鴻章偏偏就被甲午戰爭撞上了，可以說，甲午戰爭撞碎了李鴻章的強國夢，將他的努力付之東流，也使他的整個人生乾坤顛倒，墜入深淵。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謂如日中天，他不僅擔任直隸總督，而且還兼任北洋水師的總管。他擁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親信爪牙。並且，李鴻章還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當時清國的外交，與總理衙門「分庭抗禮」形成「兩個外交部」，形成當時清國政壇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駐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總理衙門，也送給李鴻章。李鴻章可以不經咨照總理衙門而直接向駐外公使發出指示。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影響力、朝廷的寵信程度等，在當時的漢族大臣中，可以說無出其右。當然，更重要的，是李鴻章所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洋務運動，也初見成效，並在各方面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動力。

　　但歷史顯然沒有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和願望的方向發展，命運狠狠地將一個爛柿子擲向了李鴻章。陰差陽錯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遠的島國日本，在最關鍵的時候捅了清國致命的一刀。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衝擊的，不僅是幅員遼闊的中國。它給島國日本帶來的，同樣有巨大的衝擊波。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給日本造成的衝擊要遠遠大於中國。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日本引起的震盪是舉國性的。對於島國日本來說，幾千年來，一直都以不遠的中國為榜樣，中國一直是日本的老師，也是世界的中心，但這樣一個強大無比的國家，竟然輕而易舉地被西方打敗。這樣的感覺，就像一個孩童心中力大無窮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個外來人輕易擊倒─轟然倒塌聲中，那種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徹底的。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散落在太平洋的島嶼之國與中國一衣帶水，在歷史與文化上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地理環境對於民族性格的影響來說，這個一直被汪洋包圍著的民族在內心深處一直埋藏著島嶼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識，他們一直有著尋找歸宿的靠岸心態。這種天生的陸地意識和求生感，決定了居住在島嶼上的人們必然要向外擴張，並為此進行瘋狂的努力；也決定了他們具有高度的警覺和攻擊性，他們能迅速察覺恐懼的存在，然後，一旦意識到危險時，便會如野獸般一躍而起，先下手為強展開攻擊。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當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准將率四艘海軍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港通商時，日本沒有進行抵抗。他們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實力相差太大了，抵抗無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從中國鴉片戰爭中吸取了教訓。幾天後，日本允許美國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員浦賀奉行以總督的名義接受了佩裡遞交的以藍色天鵝絨包著的國書。

　　黑船的到來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動。不久，佩裡再一次率領艦隊來日本。一八五四年三月，日本幕府幾乎全部接受佩裡提出的要求，簽署了日本與美利堅合眾國的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兩處港口，向美國人提供淡水、糧食和煤炭；親善條約還規定了最惠國條款，承認美國在下田駐領事的權利。隨後幾年，俄國、荷蘭等國也相繼同日本締結了親善條約。日本鎖國的大門徹底被西方列強打開。

　　國門大開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與改革。武士們以王政復古的名義推翻了在日本歷史上持續六百年的幕府，扶持剛剛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圖強大幕的總綱領。從此，日本進入明治時代，決意向西方學習，對日本實行全面改革。一八七一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團從橫濱港出發，前往歐美各國考察，代表團中包括四十九名明治高官，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為了支撐這次龐大的出行，成立剛剛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這支龐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團共考察了歐美十二個國家，共花了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在此之後，寫下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報告。這個團隊規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員級別之高，出訪時間之長，在日本乃至亞洲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交往歷史上，都可以稱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進在陌生的西方列國之中，這支日本政府團就像一塊乾燥的海綿一樣，拚命地吸收著發達國家的營養。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各國的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的結構和方式，都使他們著魔。這支日本代表團的工作重點就是調查和研究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討將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節團到達美國後，由伊籐博文起草的工作要點中有這樣一句話，集中體現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初衷：「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業，盡皆超絕東洋。由之，移開明之風於我國，特使我國國民起速進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國，日本使節團似乎找尋到了自己國家發展的模式。剛剛完成國家統一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歡迎日本使團的宴會上實話實說：如今世界各國，雖然都說要以禮儀相交，但那畢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裡實際上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這段帶有囂張氣焰的大實話讓日本人茅塞頓開。他們不僅認同了俾斯麥的強權政治說，也醉心於德國的發展模式，那就是由國家來主導工業化的進程，以國家的力量來推動本國各方面的進步。同時，他們也在內心當中認可了一種方向，那就是軍國主義的擴張國策。

　　從溯源的角度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比清國的洋務運動要整整晚八個年頭。當清國在八年之後仍是羞羞澀澀地推行洋務運動的時候，彼岸的日本一開始，就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把這場快速蛻變定位為脫胎換骨。

　　為了迎合西方文明，顯示日本的開化，明治政府耗資十八萬日元，費時三年，在東京修起了一座洋樓─「鹿鳴館」，作為接待外國客人的迎賓館。從一定意義上說，「鹿鳴館」像一個晴雨表一樣，向日本國民傳達著一種信號。明治政府的達官貴人和外國官員經常在這裡大擺酒宴，舉辦各種西式晚會。在這裡，首相伊籐博文更像一個政治明星一樣，經常在這裡舉行大規模的化裝舞會，鬧得滿城風雨。不僅如此，為了向民眾傳達徹底西化的信號，並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籐還經常往教堂裡跑，以示對於西方宗教的熱愛。伊籐做這一切，就是向社會傳達著一種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國準備「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後，日本與清朝洋務運動採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業化。顯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動也更迅捷。當清朝的士大夫階層慷慨陳詞地爭論購買西方「奇技淫巧」的機器會傷害民生，修鐵路會損傷地脈的時候，明治政府已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外國專家、技術和設備了。僅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五年間，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國專家人數就達到了二千四百九十七人，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清國。明治政府給予外國專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過本國的高級官員。就這樣，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遠遠超過了清國，如果說清國的現代化像一艘碩大的貨輪喘著粗氣在淺灘中航行的話，那麼，日本的改良則像一艘迅速的軍艦一樣早已進入深水區。經過廿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已迅速成為令世界刮目的新興國家。

　　經過近代化的工業浪潮，日本像一頭吃飽了食物的狼一樣，變得茁壯強大起來。第一時間裡，俾斯麥強權政治的話語便如錄音機一樣在他們腦海裡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標對準了不遠處身患病症的清國，在新興的日本國看來，這個病入膏肓的東方大國已不可救藥，與其讓西方列強慢慢蠶食，還不如先下手為強，吃了這個獵物來壯大自己。貪婪的島國開始覬覦著，尋找著攻擊的時機。依舊迷糊的清朝仍惺忪著眼，對身邊的這個小國不屑一顧。清朝的傲慢越發激發了這個小國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劇了日本的進攻慾望。

　　一八七四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後，日本痛感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將無法使自己在遠東處於領導地位。正因如此，日本舉國開始發展海軍，他們向英國訂購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艘軍艦，也建立了自己的艦隊。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壬午事變」，中日兩國皆派軍艦前往干預，當時日本海軍剛剛建立，在實力上，不如吳長慶所率領的北洋軍艦，心存忌憚，沒有發生直接的交鋒。李鴻章加速北洋水師的建設時，日本更是感到膽寒，他們轉移了戰略目標，把第一敵人從俄國變成了清國。不久，日本更是發憤圖強，政府決定從一八八三年起，將釀造業、煙酒業的稅收二千四百萬日元作為海陸軍經費，連續八年建造軍艦。一八八四年，朝鮮發生「甲申事變」，北洋海軍再次赴朝進行干涉，更加深了日本的反華情緒，只是因為日本軍方認為對華作戰的準備尚未完成，宣戰計劃未被採納。

　　一八八二年中法戰爭瀕臨爆發之際，日本就派間諜對中國沿海進行了偵察，並提交了一本厚厚的《攻取中國以何處為難何處為易》的報告書，對中國的「山川險要，土俗人情，無不詳載」。一八九三年，負責日軍情報工作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陸軍中將還親自化名進入了朝鮮和中國境內，實地考察了預定戰區的情況，並組織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清國的一切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清國的總兵力和作戰能力可以說瞭如指掌；對朝鮮、中國東北及渤海灣預定戰區都繪製出極其詳盡的軍用地圖，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條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標識得清清楚楚。

　　日本這一切都是在悄無聲息的情形下進行的，清國從沒意識到自己的身邊潛伏著這樣一個血腥刺客。從歷史上看，即使這個島國上的居民不斷騷擾中國的海域時，中國也從沒有正眼看待他們，把他們當作真正的對手。雖然這個島嶼上的居民一直一廂情願地自認他們與這片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大陸從沒加以承認。在大陸人的眼中，這片叫作扶桑的天盡頭的地方，生活的只是浪人與和尚，另外也盛產一些小偷。他們看起來謙遜而恭敬，但盡愛幹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們偷走的不僅僅是物質，而且也偷走中國的文化，甚至文字。從中國歷史上對於他們的稱謂就可以看出，「倭寇」，這樣的名詞明顯地流露出蔑視的味道。當年，一幫倭寇在東南沿海一帶不斷地騷擾，讓統治者覺得很是心煩。即使如此，也並沒有把這些來自島國的強盜當作真正的對頭，何況，在這支曾經給東南沿海造成危害的散兵游勇中，領頭的，還是自己國土的逃亡商人。把他們稱為「倭寇」，只是想激起民憤。所以，即使是在清國陷入歐洲列強的危難之後，清國的上上下下對這個為虎作倀的島國也沒有正眼相對。

　　但李鴻章還是意識到自己身邊潛在的危險了。北洋水師基本建設完畢後，李鴻章為了展示清國水師的威力，給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後兩次派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定遠」、「鎮遠」等艦抵日進行訪問。第一次訪問是一八八六年七月，北洋水師剛剛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鴻章的要求帶領六艘軍艦訪問日本。當清國的軍艦到達日本長崎港後，日本國民近瞻龍旗飄揚、威風凜凜的巨艦，深受刺激，驚歎、羨慕、憤懣等複雜情緒一齊湧上心頭。清國軍艦在日本休整期間，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國民─由於北洋水師組建不久，士兵紀律鬆弛，水師官軍還在日本釀成與當地警察的大規模械鬥事件，雙方各有死傷。事態在李鴻章的直接干預下沒有進一步擴大，「定遠」、「鎮遠」艦回國後，李鴻章下令北洋水師進行大規模整風。一八九一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遠」、「鎮遠」等六艘軍艦訪問日本，這一次，經過幾年的整頓，北洋水師的軍容軍紀有了很大改變，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當時這樣描述道：登上軍艦，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艦上的情景：以前來的時候，甲板上放著關羽像，亂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難聞之極。甲板上散亂著吃剩的食物，水兵語言不整，不絕於耳。而今，不整齊的現象已蕩然無存；關羽的像已撤去，燒香的味道也無影無蹤，軍紀大為改觀。水兵的體格也一望而知其強壯武勇……

　　丁汝昌在旗艦「定遠」號上招待了前來觀光的日本議員。後來，參觀過中國戰艦的日本法制局長官尾崎三良寫道：「巨炮四門，直徑一尺，為我國所未有。清朝將領皆懂英語。同行觀者在回京火車上談論，謂中國畢竟已成大國，竟已裝備如此優勢之艦隊。反觀我國，僅有三四艘三四千噸巡洋艦，無法與彼相比。皆捲舌而驚恐不安。」

　　清國北洋水師的飛速發展以及兩次來訪給日本以強大的壓力。在這樣的情形下，建設一支足以對抗北洋水師的海軍，成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發佈詔敕，要不惜一切代價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日本國民紛紛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銀六十萬兩。正是在這樣的動力下，日本完成了海軍的擴展計劃，其中包括專為對付北洋海軍「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購買的「巖島」、「松島」、「橋立」三艘海防艦，向英國訂造了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吉野」號等。到了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海軍急速擴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艦的行駛速度均超過了北洋水師。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軍競賽的關鍵時期，北洋水師的建設卻鬆懈下來。由於北洋海軍看起來成軍，以渤海灣為重點的防禦體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慶典、光緒皇帝大婚典禮、黃河河工等巨額開支，清政府的財政異常拮据。一八九一年，戶部決定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將預算挪用於建頤和園。這一決策，使清國海軍的發展停頓了下來，也使日本海軍後來居上。

　　日本窮兵黷武之際，在清廷內部，統治者正忙於權力鬥爭，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老戲正在上演。

　　一八八九年，光緒年屆十九，並已完婚。按照清朝慣例，光緒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繼續「訓政」，於是，慈禧宣佈「撤簾歸政」，由光緒帝「親政」。「親政」和「訓政」的不同之處在於，光緒可處理日常事務，逢重大事件，再請慈禧懿旨。但這樣的「度」是很難把握的，在具體過程中，時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裡肯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呢？由於慈禧肆意干涉光緒的日常工作，與光緒接近的朝臣憤憤不平，光緒也鬱鬱不樂，不甘心於傀儡地位。於是，朝廷的大臣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兩派，一派是在光緒周圍逐漸形成的並無正式組織的小集團；另一派大臣則團聚在慈禧周圍，唯慈禧馬首是瞻。時人稱前者為「帝黨」，後者為「后黨」。「帝黨」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後為同治、光緒老師，曾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和軍機大臣，他的主張是「尊王攘夷」。在「帝黨」中，除翁同龢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並無實權，他們好空談，於事無補。在這場明爭暗鬥中，直隸總督李鴻章自然是雙方爭奪的目標，但李鴻章豈是一個隨便可以爭奪的人，李鴻章雖然讚賞「帝黨」革新內政的主張，但他又不滿帝黨在「抵禦外侮」中一味不顧實力的主戰態度。在李鴻章看來，這種意氣用事的主戰，明顯是目光短淺。而對於「后黨」，李鴻章對於他們嚴重滯後的思維方式，拖拉而不思進取的效率又深感不滿。

　　一八九四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年，陰曆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慈禧一心想舉辦盛大的生日慶典來為這個暮氣沉沉的王朝「沖沖喜」，讓列強領受天朝的威風。時間剛跨入新年，正月初一，慈禧就來了個「殊恩特沛」，把一班大臣都加官晉爵一番，以示普天同慶─李鴻章賞戴三眼花翎，兒子李經邁，被任命為員外郎……同時，慈禧指派首席軍機大臣世鐸「總辦萬壽慶典」。既然「老佛爺」想大操大辦自己的生日，舉國上下都跟著大動干戈，清廷更是忙碌起來，原先只是想把頤和園修繕一下，沒想到一動工才發現，工程越來越大，預算一再突破。戶部沒有辦法，最後不得不挪用原先準備給北洋水師更新武器彈藥的六百萬兩白銀；李鴻章也不甘示弱，也挪用了以興辦水師為名從各地徵集的錢款利息一百多萬兩送給慈禧以解燃眉之急。這樣的行為，用翁同龢的話來說，就是「用灤陽換萬壽山，用渤海換昆明湖」，這算是李鴻章對慈禧前年在自己七十大壽時贈送厚禮的「投桃報李」了。

　　新年剛過，李鴻章就直接預見了戰爭的不祥之兆。家門口的塘是最知深淺的了，對於李鴻章來說，北洋水師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狀況，戰鬥力怎樣，李鴻章當然清晰不過。一八九四年五月，李鴻章再一次檢閱了北洋海軍，之後，憂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國以舟師縱橫海上，船式日新月異。臣鴻章此次在煙台、大連灣，親詣英、法、俄各鐵艦詳加察看，規制均極精堅，而英猶勝。即日本蕞爾小邦，亦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北洋海軍開辦以來，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大小二十餘艦勤加訓練，竊慮後難為繼。」李鴻章奏折中的擔心終於言中了，朝廷剛剛收到李鴻章的奏折，這邊，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一八九四年，朝鮮爆發「東學黨叛亂」事件。當朝鮮國王請求清國出兵幫助鎮壓時，李鴻章聽信了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只是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一五○○人赴朝。與此同時，日本卻派出八○○○人的精銳之師趕赴朝鮮。雙方的力量懸殊太大，清軍一下子陷入了尷尬的地步。李鴻章這時候才猛醒過來，意識到事件的危急，他一方面緊急召見英、俄使節，想請兩國出面斡旋避免戰爭，另外一方面，火速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在此之前，日本就為日本兵伐朝鮮的「師出有名」埋下了套子─這樣的苦果是李鴻章親自釀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籐博文親赴天津，與李鴻章簽署《天津條約》。當時，年輕的伊籐謙遜低調，而李中堂則倨傲自大，一派頤指氣使。在日本的爭取之下，《條約》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鴻章向朝鮮派兵時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師時，並沒同李鴻章打一聲招呼。

　　李鴻章實在不想打這一場戰爭，這當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鴻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慈禧興致勃勃地想興辦一次盛大的慶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來攪局，想討一個吉祥。二是清國國力羸弱，國民經濟也在剛剛恢復之中。對日戰爭，從李鴻章掌握的情況來看，絲毫沒有必勝的把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失敗的可能性大大超過了勝利的可能性。李鴻章想把戰局再推後幾年，在他看來，這一場戰鬥純屬無把握之戰，他不願在這樣的戰鬥中，過早地消耗自己的實力。三是李鴻章深知，如果要開戰，充當主力的，也只會是自己的淮軍和北洋水師，那些政敵們只會「坐山觀虎鬥」，李鴻章可不願意自己的部隊過早消耗。

　　李鴻章不想打，但清國另外一些人卻一心想打這場戰爭。這當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緒皇帝為首的「帝黨」，主要是光緒與他的老師戶部尚書翁同龢。原因很簡單，日本不是大英國大法蘭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國打仗的話，正好給了中國一個出出這些年受西洋人窩囊氣的機會。光緒是為了心中的激奮，也是為了大清國的自尊。至於翁同龢，除了愛國熱情以及書生意氣之外，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那就是作為李鴻章的對頭，他才不願意看著李鴻章拚命地武裝自己的部隊，積極爭取俸祿卻不打仗。在翁同龢看來，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現在，無論怎麼樣，都應該來看看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到底是騾子還是馬了。中國歷史上的戰與和就是這樣充滿著非理性。戰與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總是有潛流與陰謀，在更多情況下，它是政治勢力的干預，而不是真正的需要。於是，屢屢出現這樣一種局面：戰則失機，和則失策；從時間與地點上，戰與和往往南轅北轍，在不該戰的時候戰，在不該和的時候和。一個在錯誤的時機下所誕生的正確決定，最終也無可奈何地變成錯誤。

　　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還在上下奔波，想通過外交途徑來避免戰爭。李鴻章希望爭得西方各國的同情，給日本施壓。當俄國沒有遵守替中國調停的約定後，李鴻章就轉而請求美國和英國出面調停。紐約方面向日本提出雙方談判的照會後，日本堅決地拒絕了。倫敦方面事先未曾料到事態發展如此之快，一時也找不到適當的對策，左右為難。經過商議，英國出面提出了一項溫和的、雙方都不得罪的建議：呼籲中、日雙方同時撤軍，並在朝鮮京城周圍建立一個中立地帶。日本又拒絕了英國的建議，那是因為他們對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成竹於胸。希望徹底落空了的李鴻章，同時又延誤了清國在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直到和平解決的希望徹底破滅，李鴻章才不得不下令向朝鮮增援。

　　夏天是太平洋季風來臨的時候，中日甲午戰爭，同樣以不可逆轉的風雨之勢撲面而來。

第八章　傷心與恥辱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軍艦在豐島海面不宣而戰，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昇」號。消息傳來之時，李鴻章知道命運躲不過了，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八月一日，中日兩國政府同時宣戰，甲午戰爭正式爆發。李鴻章被任命為清軍的最高統帥。第二天，聖旨又下，李鴻章被暫停穿黃馬褂和戴三眼翎的資格，最高統帥的位置不變。朝廷這一舉措，可以看作是對李鴻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滿，也是對李鴻章的警示和激勵，希望李鴻章振作起來，在戰爭進程中有一個良好表現，以重新取得穿黃馬褂的殊榮。

　　戰爭從一開始就朝著李鴻章最不願看到的局面直轉而下。因為準備倉促，戰爭自開局時起就陷入了被動。李鴻章曾數次致電劉銘傳，讓他出任前線主帥，但劉銘傳以身體狀況為由，拒絕了李鴻章的安排。劉銘傳的不願擔當，使得清軍在前線一直沒有主帥，各部隊之間缺乏統一調度。九月十五日，平壤之戰打響，雙方分別投入約一七○○○兵力，分大同江南岸、平壤玄武門外、平壤城西南三個戰場展開廝殺。清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後潰敗，總兵左寶貴戰死，李鴻章的淮軍舊部、統帥葉志超貪生怕死，下令停止抵抗，全面撤退。日本佔領朝鮮全境。當葉志超和他的部隊在六天內狂奔五百里，渡鴨綠江回國時，後方指揮戰鬥的李鴻章竟一直得不到確切情報，更談不上及時阻止和指揮了。當光緒詢問戰事進展時，一無所知的李鴻章不得不跟光緒打起了馬虎眼，說葉志超在牙山一帶打死了日軍一千多人。當李鴻章隨後得到葉志超逃跑的消息後，大驚失色，嚴令葉志超不准再退，否則軍法從事。

　　接下來對李鴻章最大的打擊就是「黃海大戰」了。九月十七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雙方擺開陣勢，展開決戰；北洋艦隊投入戰艦十艘，日本戰艦投入十二艘。戰鬥持續五個小時，結果清國軍艦沉沒四艘。北洋水師致遠號管帶鄧汝昌負傷力戰，致遠號在遭受重創的情況下，開足馬力，力圖撞沉日方先鋒艦吉野號，不幸中敵魚雷，隨全艦絕大部分官兵犧牲。經遠號管帶林永升、定遠號管帶劉步蟾、鎮遠號管帶林泰曾皆奮力苦戰，重創日旗艦松島號。

　　「黃海大戰」的戰敗，使得清國喪失了制海權，在這場立體的戰爭中，已呈頹勢。緊接著，清軍在鴨綠江、九連城等戰場與日軍接連激烈交戰，終未能擋住日軍的攻勢。日軍以摧枯拉朽的方式進入中國境內。

　　東北此時已進入嚴寒的冬天，這一年的冬天，天降大雪，滴水成冰。在東北，空氣中散發著雪的凜冽，也散發著血的腥味，整個戰場遍佈著絕望。十一月五日，日軍進攻金州，駐守金州的清軍將領徐邦道向駐守大連的守將趙懷業請求援助，但此時，趙懷業早就逃得沒有人影。惱怒的李鴻章在得知情況後，命令劉盛休部和晉軍提督程之偉部火速趕往大連。劉盛休的回答則是：部隊的槍支彈藥在鴨綠江邊都丟失了，無法上陣；晉軍程之偉部傳來的消息則是：為防腹背受敵，部隊已主動撤退。李鴻章氣急敗壞，他在給前方將領的信札中大發雷霆，如果戰爭再失敗，就讓他們「投海自盡」。

　　十一月七日，大連陷落。在大連，日本軍隊獲取了大量的軍需物資，包括六百廿一支槍、一百二十九門大炮、三千三百萬餘發槍彈、二百五十萬發炮彈。黃昏時分，城內漫天大火，風雪之中日軍把中國百姓不分老幼趕到城外進行報復性屠殺，鮮血將護城河上的薄冰融化。同一天，六十歲的慈禧在紫禁城慶祝她的「萬壽吉日」。後來，內務府的賬本上記載著為慈禧過生日所花費的銀兩，總共在一千萬兩白銀之上。那一天早晨，慈禧心情無比之好，她身穿綴滿珠寶的禮服，顯得華美雍容，青春煥發。韶樂聲中，皇帝、皇后以及文武百官分別行跪拜大禮。李鴻章沒有參加這樣的盛典，仍在天津指揮著前方戰事，那一天，李鴻章心急如焚焦頭爛額，二十四小時內竟發了十六封電報！

　　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達到高潮的時候，旅順緊跟著大連陷落。四天之內，日本軍隊開始全面屠城。幾天後美國報紙報導說，這四天中，日軍共殺害了約六萬名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和兒童，只留下三十六名男子，為的是掩埋屍體。

　　一八九五年一月卅日，已登陸集結完畢的二萬五千名日本陸軍，向駐紮在威海衛南幫炮台的三千名清守軍發動攻擊。清國守軍英勇抵抗，在戰鬥中，日軍一少將陣亡。南幫炮台淪陷。二月初，威海陸地全部失陷後，日軍從水陸兩路進攻劉公島、威海港內的廿六艘北洋艦隊。丁汝昌坐鎮劉公島，殊死抵抗，先後擊退敵八次進攻。旗艦「定遠號」中敵魚雷擱淺，在劉步蟾的指揮下仍舊還擊，彈藥告罄後自炸戰艦而亡。丁汝昌誓死不降，被脅迫軟禁，服毒自盡。繼任者「鎮遠號」管帶楊用霖以自殺拒降……

　　那一段喋血的日子充滿著悲壯，也充滿著憂傷，對於李鴻章來說，彷彿世界末日將要來臨。威海衛的陷落對於清國來說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山東去北京的道路已經門戶洞開，日本從東北和山東兩路，對北京形成包圍之勢。清國萬般無奈，提出了和平倡議。斡旋期間，戰事仍繼續在山東和東北兩地進行。二月下半月，清軍在宋慶等將領的率領下，在海城與日軍進行了激烈的爭戰，但還是沒有控制住戰爭的局面，日軍仍向華北腹地接近。情勢已危急到京城，雖然朝廷集結了廿萬左右的人屯聚在直隸北部，但北京的失陷，看起來不可避免。

　　在甲午戰爭中，可以說，受打擊最大的，就是李鴻章了。戰場的主力，幾乎都是李鴻章的淮軍嫡系。那段時間，李鴻章不時地聽到傳來一個又一個晴天霹靂。這種莫名其妙的潰敗方式，讓李鴻章比誰都苦澀，比誰都委屈，也比誰都憤懣。他的朋友吳汝綸曾經回憶說：「平壤之敗，李相國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甲午戰爭結束，李鴻章就像一個身敗名裂的賭徒，將自己所有的家當和名聲輸得乾乾淨淨。

　　甲午戰爭為什麼會失敗？現在總結起來，當然能找到很多原因，比如說制度和職責上的含混不清。清國君主帝制徒有其表，在調動和掌控全局上力不從心，它甚至無法調動整個國家的力量來與另一個國家對抗。甲午戰爭是中國與日本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但這個現代戰爭的指揮卻落在李鴻章這樣一個省級官吏的肩膀上，整個甲午戰爭就像是李鴻章在以他直隸和北洋水師的力量與日本舉國軍隊作戰。但最根本的，應該是國力原因，腐朽呆板的大清王朝不僅僅在國力上已落後於日本，而且在整個氣韻上也呈垂垂暮氣。相反，對手日本在經過明治維新之後，學習了西方很多的科技和管理，不僅僅在國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整個國家也呈現出巨大的朝氣，新的國民們以國家之事為己任，將自己的一切與國家的沉浮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的方式，使得這個新興的國家有著一種令人生畏的原動力。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和國民在思維方式以及理解能力上有了質的飛躍，科學和理性的思維方式佔據了主流，整個國家的效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從軍隊本身來說，當時日本軍隊中那種來源於西方的精製而周密的準備、縝密的思考方式可以說是在當時的中國軍隊中所鮮見的，在日本軍隊中，已使用了西方軍事當中的戰法與陣法。這樣的陣法與新式武器結合緊密，力量是巨大的。雖然李鴻章的淮軍也是一支久經沙場的常勝軍，曾經以剽悍的作風擊敗過太平軍以及捻軍，而北洋水師也沿用了西方軍事的一些訓練並且聘請了外國軍事顧問，但在淮軍中，那種理性而縝密的思維方式並沒有深入人心，有的只是一些皮毛和表面，相比日本軍隊的現代方式，作風剽悍的淮軍因為組織和戰術上粗糙而隨意，同時缺乏現代戰爭的多兵種的協同作戰方式，只能算是中世紀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現代意義上的部隊；而那種一對一之間的捉對廝殺，在兩軍的熱兵器對壘中，往往無從發揮。更何況由於久疏戰爭，此時的淮軍早已是今非昔比了。至於北洋水師，丁汝昌對於海軍的不熟悉，掌控能力較弱；經費嚴重不足、訓練和作戰水平差、軍紀不嚴等，也是失敗的重要因素。可以說，清國的軍隊在對現代軍事的理解上和運用上已經遠遠落後於日本部隊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從實力上說，是國力上的原因，而具體到軍事上，則是組織、管理、協調、意識等方面的失敗。全方位的落後，導致了甲午戰爭一敗塗地，失敗得窩窩囊囊，失敗得稀里糊塗，失敗得莫名其妙……李鴻章又有什麼辦法呢，在這種情況下，他只有悲憤和認命了。

　　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議和的倡議。輸光了的李鴻章愧於與日本人面對面，當恭親王試探著讓李鴻章前去日本議和時，李鴻章回信說：「在下與張蔭桓等人再三商量，覺得現在只想派一名忠實可信的洋員前往，既容易得知對方的意圖，又不會引起對方的懷疑。」李鴻章選定的這個人物，就是在天津海關工作廿餘年、對李鴻章忠心耿耿的德國人德璀琳。李鴻章在同一封信中寫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廿多年，對我很忠心，中法議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籐博文到天津與我訂約時，他認識伊籐幕僚中的一位英國人，於是又從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讓他前去日本酌情辦理講和一事，或許能夠得到轉機。」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得知清政府準備派洋人來日本代為商談議和事項之後，馬上與首相伊籐博文進行商議。在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日本當然不想立即收兵，他們想再次擴大戰果，佔領東三省部分領土，以此來逼迫清國做出更大的讓步。更何況，中國政府此時派來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來打探虛實的。因此，伊籐博文與陸奧宗光商定不見德璀琳，迫使中國政府派出更有資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國。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清政府又派張蔭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達日本人指定的談判地點廣島。第二天，雙方互換國書。伊籐博文發現張蔭桓和邵友濂所攜帶的國書文字中有「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內容，認定二人授權不足，與國際談判慣例不符，拒絕與他們談判。張蔭桓和邵友濂急忙寫信給陸奧宗光，申明光緒皇帝的確向他們授予了議和全權。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饒，甚至駁回了張蔭桓和邵友濂發電報給國內修改國書文字的請求，還借口說廣島是日本軍事重鎮，不許閒雜人員逗留，將張蔭桓和邵友濂趕到了長崎。

　　就在張蔭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絕的當天，伊籐博文與使團隨員伍廷芳進行了一次談話。伊籐博文問伍廷芳：「你方為什麼不派遣重臣來呢？請問恭親王為什麼不能來敝國？」伍廷芳答道：「恭親王位高權重，無法走開。」「那麼李鴻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議和，貴國怎麼不派他來？」伍廷芳隨之反問：「我今天是和您閒談，那我順便問問，如果李中堂奉命前來議和，貴國願意訂約嗎？」伊籐博文自然能夠聽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來，我國自然樂意接待，但還是符合國際慣例，必須擁有全權。」

　　就在這次談話前後，日軍取得威海衛戰役的勝利，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政府失去了與日本人討價還價的最後籌碼，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派李鴻章前往日本議和。

　　李鴻章哪裡想當這個議和大臣呢？無奈的李鴻章只好通過駐英公使龔照瑗，向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透露自己的委曲，並請金伯利從中斡旋。李鴻章表示自己很不願意承擔與日本談判這一費力不討好的任務，認為日本不應該拒絕張蔭桓，因為此人曾任駐美公使，有很豐富的外交經驗。金伯利勸慰李鴻章說：「日本自然要求中國全權大臣是一個名位顯赫的人物。在我看來，為了中國的利益，無論如何李中堂都應承擔此項任務。雖然這可能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我也同情你勉為其難，但相信你願意為自己的國家做出這樣一項重要貢獻。」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奉旨進京。此時，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如果要和談，不僅要清政府賠款和承認朝鮮獨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氣急敗壞，借口肝氣發作，對於議和一事，不願表態，只是王顧左右而言他。進京次日，光緒帝在乾清宮召見李鴻章並諸大臣，圍繞是否割地問題，朝廷意見不一，亂作一團。翁同龢依舊信誓旦旦地空談，寧願賠償絕不割地。恭親王奕訢為首的一干大臣則認為，如果不答應割地，日本人恐怕不會與清廷議和。現在形勢危急，日本軍隊的鋒芒已指向北京，為保京師無恙，只能順從日本人的心願。

　　滿朝大臣，一片義憤填膺，但具體到如何解決問題，一個個束手無策，並且，誰都不願意背上遺臭萬年的罪名，去接這個燙手山芋。李鴻章自然也不願意。經辦外交多年，李鴻章早嘗夠了「賣國賊」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權授權，才肯出使日本。並且，李鴻章知道向來以「清流」著稱的翁同龢以後肯定會說風涼話，把惡果歸罪於他，於是在朝上要求與翁同龢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裡肯接這個要命的差事呢，他慌忙閃避：「如果我辦過洋務，我肯定不會推辭。而我在這方面是一個生手，此事責任重大，我幹不了。」

　　去日本之前，李鴻章為了尋求支持，確切瞭解各國列強的態度，再次奔走於各國使館。只可惜此時各國要麼已與日本沆瀣一氣，要麼暗中打著自己的「小九九」，準備坐收漁翁之利。李鴻章的求助行動並沒有結果。

　　三月四日，光緒正式發出了全權證書，宣佈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予以署名畫押之全權。十四日，李鴻章等人乘坐德國輪船「禮裕」、「公義」號，懸掛「中國頭等議和大臣」旗幟，啟程直奔日本馬關。隨從出訪的有李鴻章嗣子李經方，隨員伍廷芳、馬建忠，以及美國顧問、前國務卿科士達等。航行在大海之上，李鴻章的心情尤其複雜，此去東瀛，算是赴一場名副其實的「鴻門宴」，國恨家仇，著實難堪。頭頂上太陽閃爍著白光，強烈而灼熱，對於李鴻章來說，這樣的陽光太殘酷了，彷彿剝光了他所有的一切；海水是平靜的，可對於李鴻章來說，那寥廓無邊的深藍底下，是無邊無際的恥辱……李鴻章就是在這樣的傷心絕望的情緒中，來到了日本馬關。

　　在那段時間，位居太平洋當中的日本列島，一直洋溢著節日的氣氛。一個「蕞爾小國」終於戰勝了泱泱的大清，當然要舉國歡騰。日本報紙把這場戲劇性的勝利比喻成二千多年前越王勾踐對吳王夫差「臥薪嘗膽」的復仇。對於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這個島國一直耳濡目染，熟悉得甚至勝過自己的歷史。這麼多年來，這個飄搖在海洋中的島嶼國家一直沒什麼喜事，他們終日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而現在，他們終於以一場大勝揚眉吐氣了。幾乎每個日本城市的街道邊，都懸掛著各式各樣的標語和橫幅，每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發地聚集在一起，舉行一場遊行慶賀一下，他們當中，有的吹著喇叭，有的吹著號角，更多的人則是在呼著亂七八糟的口號。有時，他們也排列著各種各樣的方陣─馬車方陣上，有身著節日裝束的神父、欣喜若狂的孩子、市議會的議員；花車上，有人用竹竿挑著紙糊的或柳條編成的人頭，那代表被斬首的中國人。繁鬧的狂歡中，也有很多事故產生：酗酒打架時有發生，一些浪人更是趁火打劫，偷竊錢財，甚至調戲良家婦女……總而言之，在那段時間裡，整個日本都在進行著一場狂歡，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在這樣的狂歡中上演了。

　　馬關，這個無足輕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歡的焦點。此時，馬關已成為清國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強關注的中心。當馬關成為日本和清國談判地點的消息傳出之後，有很多日本人從四面八方專程趕到這裡，他們當中有記者，有貴族，而更多的，則是各界平民。他們和當地人一起，每天守候在清國使團來來往往的路上，舉著國旗，呼著口號。然後，他們就從報章上尋覓一切有關談判的消息。他們關心著談判的進展，關心著自己國家的命運，也關心著那個從清國來馬關的首席談判大臣的一言一行。

　　在馬關，李鴻章經歷了人生當中最恥辱的時光。當李鴻章在半個多月後帶著賠償、割地、槍傷以及恥辱離開這塊土地時，他曾發誓決不踏入這塊土地，並陷入了長久的孤獨和憤懣之中。對於個人所發的誓言，李鴻章做到了─一年之後，當李鴻章環遊歐洲列國再次途經日本換船時，李鴻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兩船之間搭一個木板，然後在別人的攙扶下顫顫巍巍地走了過去。李鴻章只能以這樣的方式表達著他的憤懣。這樣的誓言，看起來堅固無比，但實際上，卻是那樣的單薄脆弱，這樣的做法，與其說是沉毅、堅韌和頑強，倒不如說是一種對刻骨銘心恥辱的無奈和逃避。

　　馬關議和之地春帆樓，本是日本醫生籐野玄洋於一八六二年開辦的診所。春帆樓地處高地，風景秀麗，附近有一處溫泉可供休養。籐野玄洋醫生死後，其女美智子不通醫術，但獨具慧眼，在這裡開辦了一家河豚料理店。春帆樓的名字，還是伊籐博文取的。年輕時，伊籐博文就經常在馬關一帶活動，經常光顧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擔任內務大臣後，伊籐也經常來這裡，有一天，食至興起的伊籐博文從樓上遠眺關門海峽，見到不遠處的大海碧波蕩漾，陽光下片片漁帆閃亮，伊籐博文聯想到自己別號春畝，不由興致大發，喊來老闆，將店名改為「春帆樓」。伊籐博文選定「春帆樓」作為中日談判地點，顯然，他就是想在這個詩情畫意的地方，輕鬆地吃下清國這條鮮美的「河豚」。

　　一八九五年三月廿日午後二時半，李鴻章一行登上春帆樓。春帆樓上，放著一長方形會議桌，旁邊，擺放著十多把椅子。日方還特別在李鴻章的座位邊安置了一隻痰盂，大約是有意無意地提醒著大家，這位清國全權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籐博文為談判頒布了四條規定：一是除談判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會場；二是各報報導必須要經新聞檢查後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廳外，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須由官廳稽查。此外，伊籐博文還特別宣佈：清政府議和專使的密碼密電，均可拍發，公私函牘概不檢查。從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對李鴻章和清國使團非常客氣，其實，日本人已成功破譯清廷的密碼，而且，在談判過程中甚至瞭解到清國使團此次來日本的賠款底線是二萬萬兩白銀，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三月二十一日，在與李鴻章的首次談判中，伊籐博文向李鴻章提出的停戰條件是：日軍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一線所有城池和堡壘，駐紮在上述地區的清朝軍隊要將一切軍需用品交與日本軍隊；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由日本軍官管理；停戰期間日本軍隊一切駐紮費用開支由清政府負擔等等。伊籐博文明白，山海關、天津一線如果被日軍佔領，將直接危及北京安全。這個停戰條件是清政府萬萬不會答應的。如果這一停戰條件被清政府駁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戰。尤其狡猾的是，伊籐博文此時隱藏了日軍正向台灣開進的事實，企圖在日軍佔領台灣既成事實後，再逼李鴻章就範。

　　春帆樓上，中日兩國代表唇槍舌劍，談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時，一樁突發事件改變了談判的進程。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中日第三輪談判結束後，滿腹心事的李鴻章步出春帆樓，乘轎車返回驛館。誰知，就在李鴻章乘坐的汽車快到驛館時，人群中突然竄出一名日本男子，在衛兵未及反應之時，朝李鴻章臉上就是一槍。一時間，現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潛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舖裡。

　　李鴻章左頰中彈，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隨員們趕快將其抬回驛館，由隨行的醫生馬上進行急救。幸好子彈沒有擊中要害。過了一會，李鴻章甦醒過來。一個人潛在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危險時才能激發出來，而他的潛能也因而得以呈現。李鴻章畢竟經歷過大風大浪，面對此突發事件，異常鎮靜，除了安慰隨行外，不忘叮囑隨員將換下來的血衣保存下來，不要洗掉血跡。面對斑斑血跡的官服，七十三歲的李鴻章算是找到了一點安慰，他一聲長歎：「此血可以報國矣！」

　　李鴻章的傷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彈雖然留在了體內，但並沒有傷到眼睛。德國駐日公使館的醫生趕來為他看病。各國醫生會診之時，日本醫生建議開刀，但德國和法國醫生堅決反對。理由是既然這顆子彈對李鴻章眼睛的正常工作無害，不如暫時留在體內，如果貿然開刀，將會危及李鴻章的性命。

　　李鴻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各國紛紛譴責日本這種不顧外交人員安危的行為，日本一時顯得非常被動。行刺事件發生後，馬關警方很快抓到了兇手。經審訊，此人名叫小山豐太郎（又名小山六之介），二十一歲，是日本右翼團體「神刀館」的成員。他不希望中日停戰，更不願意看到中日議和，一心希望將戰爭進行下去，所以決定借刺殺李鴻章，挑起中日之間的進一步矛盾，將戰爭進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與日本政府此時的意圖大相逕庭。日本政府本來擬就的談判方略是借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然後見好就收。伊籐博文最擔心的是虎視眈眈的西洋各國藉機挑起對日本的戰爭，坐收漁翁之利，趁火打劫，畢竟，日本也在甲午戰爭中耗盡了力量，而小山豐太郎的行為恰恰無異於授人以柄。難怪伊籐博文聞訊後氣急敗壞地發怒道：這一事件的發生比戰場上一兩個師團的潰敗還要嚴重！日政府沒辦法，只好答應「無條件停戰」。

　　四月十日，李鴻章傷勢稍好轉之後，中日雙方又就甲午戰爭展開第五次談判。中國的和約修正案送達日方。由於李鴻章的傷勢漸癒，親自參加了會議。陸奧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員有李鴻章、李經方、伍廷芳、馬建忠、羅豐祿。日方出席人員有伊籐博文、伊東巳代治、井上勝之助、中田敬義、陸奧廣吉、楢原陳政。

　　雙方握手後，入座，寒暄數語。

　　伊籐博文：「李伯爵閣下出乎意料地迅速痊癒，今日光臨此會，實感欣幸。」

　　李鴻章：「敝人所以出乎意料地迅速康復，完全由於貴國兩陛下聖恩，特派名醫治療所致。在深表謝意同時，敬謝兩閣下之特殊關照。」

　　伊籐博文：「閣下如此迅速痊癒，主治醫生亦有大功。」

　　李鴻章：「確實如此。……聽佐籐總監說，陸奧外務大臣身體違和，熱度甚高，現已減輕否？」

　　伊籐博文：「陸奧子爵患流行性感冒，昨日熱度甚高，今日仍未痊癒，令人掛念。」

　　李鴻章：「想已服用解熱藥，尚未奏效？」

　　伊籐博文：「較昨夜略有好轉。」

　　李鴻章：「食慾減退否？」

　　伊籐博文：「減退甚顯。」

　　李鴻章：「熱度高時，食慾即不振。」

　　伊籐博文：「四周前，敝人曾患感冒症，幸平素健壯，迅速康復。」

　　李鴻章：「閣下健壯如鐵，理應迅速康復。」

　　伊籐博文：「敝人雙親今猶健在，尤以家嚴年逾八旬，仍然矍鑠。」

　　李鴻章：「實令人欽羨不已，不知現居何地？」

　　伊籐博文：「現居東京，該地乃敝人故鄉。」

　　李鴻章：「閣下系長門人，敝人素有所聞。距此地遙遠否？」

　　伊籐博文：「不遠，僅二十公里。」

　　李鴻章：「敝人經常研究貴國知名人士出生地，得知薩摩和長門之人甚多。」

　　伊籐博文：「我長薩二國，猶如貴國之湖南、安徽。」

　　李鴻章：「是。湖南如薩摩，安徽如長門，（微笑）而現在安徽敗於長門。」

　　伊籐博文：「說長門戰勝了安徽，此說不當，（微笑）其實是日本戰勝了中國。」

　　李鴻章：「如易地而處，若敝人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完成閣下成就之一半。」

　　伊籐博文：「否！若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可觀。」

　　李鴻章：「閣下為貴國所作之貢獻，皆系本大臣所願為，但如易地而處，在我國當前形勢下，恐亦深感極難辦理。」

　　伊籐博文：「樹大招風，凡在高位，均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不可說絕無其事。」

　　李鴻章：「但貴國上有英明睿智之君主，復得賢相之輔弼，採納獻可替否之諫言，呈現野無遺賢之景象。國中才能出眾之人，齊集於朝廷，各遂其志，各安其所。敝人耳聞目睹貴國之長足進步，實不勝欽羨。」

　　伊籐博文：「當今皇帝陛下，大政維新時雖尚在沖齡，但天資聰穎，重用賢才，知人納諫，萬機親裁，破除舊習，施日新月異之開明新政。」

　　李鴻章：「正因如此，方能使舉國賢能雲集於朝，專心致志，報效國家。」

　　雙方寒暄一段時間之後，轉入正題。話題轉過來之後，伊籐的口氣顯得很冷酷，李鴻章剛坐下來，伊籐就無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兩句話。」

　　李鴻章：「難道不准分辯？」

　　伊籐博文：「可以，但是不能減少。」

　　李：「既知我國為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為。（進行實質性話題）」

　　……

　　伊：「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巨矣。（清國的弱勢，是李鴻章無法在談判中取得主動權的根本所在。）」

　　李：「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巨，更不能給。還請少減。」

　　伊：「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強硬態度畢現。）」

　　……

　　李：「中國戰後聲名頗減。」

　　伊：「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

　　李：「財源雖廣，無法可開。」

　　伊：「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容易，國有急難，人才易舉，即可用以開源。」

　　……

　　李：「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為難光景細為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人必知交將借洋債方能賠款，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太甚！」

　　伊：「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

　　李：「不能還則如之何？」

　　伊：「已深知貴國情形為難，故減至此數，萬難再減。」

　　李：「總請再減。」

　　伊：「不可減矣。」

　　……

　　李：「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為數甚巨，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台灣不必提及。」

　　伊：「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閱，所減只能如此。為時太促，不能多辦。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即算駁還。」

　　李：「不許我駁否？」

　　伊：「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貴大臣固願速請定和約，我亦如此。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噸運載，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所以不即運出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威脅）」

　　李：「停戰期滿，可請展期。」

　　……

　　李：「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台灣不能相讓。」

　　伊：「如此，當遺兵至台灣。」

　　李：「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

　　伊：「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

　　李：「索債太狠，雖和不誠。前送節略實在句句出於至誠，而貴大臣怪我不應如此說法，我說話甚直，台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湧大，台民強悍。」

　　伊：「我水師兵弁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

　　……

　　中堂起席，與伊籐作別，握手時再請將賠款大減，伊籐笑而搖首云不能再減而散。

　　在談判過程中，李鴻章還開玩笑地提及要聘請伊籐博文擔任清國宰相。

　　李鴻章：「（微笑）願向我國政府建議，禮聘閣下為敝國宰相如何？」

　　伊籐博文：「（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獻給我國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時，亦不拒絕為貴國竭盡微力。」

　　李鴻章：「如貴國皇帝陛下恩准，閣下能否應我國之禮聘？」

　　伊籐博文：「博文之區區一身，既已屬於我皇帝陛下，如陛下不允，亦無可奈何，敝人或進或止唯皇帝陛下之命是從。如陛下恩准，敝人將不避艱難，捨身為貴國效力。」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與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割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及附屬島嶼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兩；增開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開闢內河新航線；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產品運銷中國內地免收內地稅。

　　李鴻章在這份條約上簽字的手，一定是顫抖無力的。在草約上簽字的時候，李鴻章突然想起了他臨行前恭親王率領全體軍機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這樣一句話：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故。聽著這句話，李鴻章當然差一點老淚縱橫。

　　一八九五年之後，李鴻章像被水淹過的一座土山一樣坍塌了，在此之前，這座山巒曾經氣衝霄漢，巍峨矗立。從某種意義上說，李鴻章猶如一個賭徒一樣，輸掉了自己畢生的積蓄。但李鴻章還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傷，像一個職業外交家一樣，盡力用外交彌補自己的過失。而後，他把自己封閉在冷靜的沉默中，就像一隻受了傷的老虎，一邊舔著自己的傷口，一邊思考著對策，隱忍，等待，夢想著伺機一擊。只可惜，李鴻章沒有等到出擊的那一天。以後的日子更加陰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煩和鬱悶；是寒冷，那彷彿來自極地之側的冰寒。

第九章　羞對後生

　　在馬關，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的見面是第二次了。

　　這對同時被稱為「東方俾斯麥」的傳奇人物一生中見過三次面。一次是一八八五年在天津會談朝鮮問題；一次是一八九五年在日本馬關談判；另一次則是戊戌變法失敗前夕在北京，當時伊籐已辭去了首相職位，以私人身份來到清國。第一次見面時，心高氣傲的李鴻章哪裡會把伊籐博文這個小字輩放在眼中呢，對於日方的無理要求，李鴻章當然不買他的賬，很是說了一段硬話給日本人聽。日本人是很懂得隱忍的，伊籐博文態度異常謙恭，看起來似乎一直在聆聽李中堂的訓導。但李鴻章還是上了這個小字輩的套，在朝鮮的宗主國問題上，承認了日本對於朝鮮的優先監管權，簽訂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條約》。這一次李鴻章給伊籐博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對這個孜孜不倦推進古老帝國改革的老人，伊籐博文也非常崇敬。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與伊籐博文在日本馬關相見時，雙方的地位和情況有了很大改變。李鴻章是戰敗國的代表，也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伊籐博文卻是戰勝國的總理大臣，在年齡上也是如日中天。李鴻章是以賠款乞和的身份來的，在他的身上，已遠沒有當年長者的傲慢了，有的只是內心當中的屈辱和悲憤。甲午戰爭可以看作是李鴻章與伊籐博文彼此倡導本國近代化的試金石，現在檢驗結果出來了，伊籐博文大獲全勝，李鴻章則一敗塗地。對於李鴻章來說，這一場戰爭不僅僅輸光了他的全部家當，也使得他關於清國中興的希望徹底破滅。這樣的結局，就如同當年的諸葛亮與司馬懿，諸葛亮殞命百丈原，而司馬氏最後卻取得了天下。歷史總是在不經意間老戲新唱，而每一次歷史的重演，總是讓人徒生感歎。

　　縱觀伊籐博文的一生，這個為日本維新做出巨大貢獻的「中興之臣」，在思想上同樣也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年輕時的伊籐博文是一個革命者，二十多歲時，衝動而排外的伊籐博文曾親自參加了焚燒英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極端行動。但很快，伊籐博文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轉變，經過深入思考，伊籐博文認識到靠驅逐和排斥是振興不了日本的，只有向西方學習，強大自己，才能使日本走上一條復興之路。

　　實際上伊籐博文只是日本第二輪明治維新的領導人。第一輪明治維新領導日本工業化進程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當時的身份是參議兼內務卿，是他領導了日本最初的西化運動。大久保利通在遭遇國內各種複雜的矛盾遇刺身亡後，伊籐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上任伊始，激進的伊籐博文很快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撲高手宣稱要在東京舉辦公開的相撲表演。這種行為完全可以看作是對於政府禁令的挑戰，因為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撲這一日本的傳統運動，理由是相撲醜陋而愚昧。沒有想到的是，高砂的這一挑戰政府權威的行動竟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支持。雖然警察出面干涉，但高砂和他的支持者們仍舊堅持比賽。最後，只好由天皇出面，親自舉辦並出席了一個相撲表演會，算是恢復了這場運動。

　　相撲手的挑戰和民眾的不滿，讓伊籐博文不得不仔細思考國家的發展方向，也反思了改革的方式。伊籐博文從這樣的事件中看到了日本國內存在的日益高漲的民權運動的威脅。當時的日本，情勢錯綜複雜，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凸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在西風東進中睜眼看世界的日本民眾開始有意識地捍衛著自己的權利了。在複雜的各種勢力中，自由民權運動算是日本推進改革的最大的民間力量，作為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組織，這個運動呼喚憲法，要求開設議會和國會。除此之外，政府還不光面對自由民權運動的力量，還要面對以天皇為首的宮廷派勢力。宮廷派的要求與自由民權運動又不一樣，他們要求憲法必須是一部欽定憲法，必須由天皇總攬統治權。在政府內部，激進派的大隈重信反對天皇總攬大權，建議採用英國政黨內閣體制，由國會取得多數席位的政黨組閣，在兩年後選舉議員，第三年召開國會。對於伊籐博文來說，他是不贊成這種自由主義方式的，在伊籐看來，日本有著日本的國情，改革不能忽略歷史和文化，天皇的最高權力是不容置疑的。伊籐的改革思想與大隈重信發生了很大的矛盾。伊籐博文把制憲過程中的有關情況向明治天皇匯報之後，天皇罷免了大隈重信，宣佈將召開國會的日期定為明治二十三年。

　　在形勢的壓迫下，伊籐博文清楚地意料到，簡單的拿來主義已不能推動日本社會的進一步變革了，必須制定憲法設立議會，從根本上確定日本的國家性質和政權結構，界定天皇、各派之間、基層平民的權力和責任，從而避免各方之間的矛盾，化解尖銳對抗，讓各方面在憲法之下形成合力。否則，以這樣混亂的局面，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暴力推翻。

　　也就是從那天起，伊籐在忙於各種事務的同時，將工作重心轉向憲法的制定，全身心地為日本憲法的制定做著準備。伊籐博文為日本制定憲法的過程，是一個苦心孤詣走鋼絲的過程。

　　在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後，伊籐博文獨攬了制憲大權，隨後，開始了一步步實現其漸進改革的制憲計劃。

　　伊籐博文選擇德國作為制定憲法的樣板國。一八八二年，伊籐博文來到了德國，花了一年多時間學習德國的憲法制定經驗。伊籐博文先是向憲法權威學者格奈斯學習，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週為他講解三次憲法。然後，在維也納大學，斯坦因教授為他講解了英、法、德政體的沿革。伊籐博文甚至為憲法問題向德皇威廉一世請教。回到日本之後，伊籐博文建議成立了起草憲法的專門機構，任命同樣崇尚德國憲法的井上毅為起草人。這是一個分步驟落實君主權力、限制政黨權力的國家體制的設計過程。在憲法實施之前，伊籐先期實行了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對於憲法的實施進行預熱，以適應制定憲法的需要。

　　確保絕對的皇權是伊籐博文立憲的指導思想。在伊籐博文看來，日本數千年的封建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歷史必須延續，如果強行割裂歷史，必定要引起動亂和人心的不安。在這一點上，伊籐博文與李鴻章的思想如出一轍。伊籐博文感慨日本沒有基督教那樣的宗教凝聚人心，只有皇室，才能成為社會運轉的機軸。為此，在伊籐博文設計的憲法中，天皇的大權是體制的核心。除憲法規定之外，伊籐博文還專門制定了皇位繼承、皇族名分和皇室財產的《皇家典範》，皇家事務超然於憲法、國務和議會之上。為制衡由政黨組成的眾議院，他設計了主要由天皇任命、不經民選的貴族院，權力凌駕於眾議院之上。這個七部七十六條組成的憲法，在第一章的十七條中就規定了天皇的絕對權力，確認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並擁有統帥軍隊以及對外宣戰等一切大權。與此同時，在臣民之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中，《憲法》宣佈日本人民有各種權利和自由。同時在貴族院裡強化維護皇權的屏障，發佈《華族令》，將維新以來的公卿、大名、神官、在朝的維新的大臣，按照公、侯、伯、子、男分為五等爵位，使他們成為新華族。

　　從總體上來說，伊籐的做法是相當智慧穩妥的，他是以一種平衡和妥協的方式，從法律上確立那些新興階層合法的政治地位，讓這個代表著活力的階層合法化。

　　一八八五年，伊籐博文提出官制改革，他提出，應該有一位總理大臣統領所有專任大臣，執掌政務，制衡議會。伊籐博文獲得了天皇的認可，出任日本歷史上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

　　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是明治天皇改國號的第二十個紀元節，東京飛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宮裡舉行了隆重的頒布憲法的儀式。這一天，距伊籐博文醞釀製定憲法那一年，已近十年，也就是說，伊籐博文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來打造國家的根本大法。伊籐的行為，真是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第一部憲法，它是對各種勢力的規範，也是對明治維新的一次總結。由於在此後的諸多事宜中，有一部《憲法》作為準則，日本政治既減少了皇室中個人的「隨意性」，也減少了來自民間各種勢力的干擾，並且賦予了伊籐放開手腳工作的權力，這也使憲法成為伊籐的「護法大神」。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化解了日本尖銳的社會矛盾。自此之後，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極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會生活中經常出現這樣一些場景：西服流行的同時，和服被當作最華麗的禮服保留了下來；酒吧多起來了，茶室依然是人們的精神淨地；西洋歌劇開始唱響，能劇和歌舞伎仍舊餘音裊裊；油畫開始絢麗奪目時，浮世繪照樣受人歡迎，並且很快發展成世界繪畫中的一大流派。

　　顯然，與李鴻章相比，伊籐全力架構的「根本大法」，是他的過人之處。日本社會的平穩過渡，應該歸功於伊籐博文這個舵手。從伊籐的理解力和知識結構來看，要比李鴻章高好幾個層次。伊籐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思想宏偉、視野寬廣、性格開放的政治家，他的遠見卓識、料事如神都是舊知識系統的李鴻章所遠遠不及的。伊籐博文不僅對於西方的政治體制的架構和理論有著深入瞭解，而且，對於本國的國情，也有著深入的思考，並且，在某種方面，懂得妥協，懂得減少改革的成本。伊籐博文長期擔任日本總理大臣，正是依靠《憲法》賦予的權力，推動了日本的改革步伐。而李鴻章呢，顯然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因為缺乏這樣的「根本大法」作為參照，李鴻章的改良有著很大的隨意性，並且，行進的步伐經常會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這使得洋務運動更像是「腳踩西瓜皮」一樣，滑到哪裡是哪裡。當伊籐博文駕駛著日本帝國這艘機帆船乘風破浪之際，可憐的李鴻章正身陷各種各樣的矛盾泥淖中不能自拔。

　　當然，聯繫到清朝複雜的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背景，也聯繫到慈禧和光緒身處的權力現狀，這樣的感慨必定是一聲長歎。在這樣的背景中，即使是李鴻章對於「根本大法」有著警醒的意識，在當時那樣的情形之下，要做成那樣的事，也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也難怪李鴻章不具備這樣的意識，即使具備，也只有空歎息。

　　到了一八九○年左右，明治維新宣告結束。東方的島國日本，由蠶變蛹，一躍成為一個工業國，但是，與西方工業強國相比，日本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實現趕超，是擺在伊籐博文面前的又一艱巨任務，伊籐博文又在苦苦思索。這時候，伊籐博文需要用新理論來論證和輔佐自己的行動了，很快，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號召「脫亞入歐」讓伊籐博文茅塞頓開─「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待鄰國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伊籐博文公開了這樣的思想，這種想法，實際上就是針對當時孱弱的東方巨人中國而言。伊籐博文知道，要快速提升日本的實力，只有趁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得奄奄一息的時候，趁火打劫，與西洋列強共進退，加入到武力掠奪的行列─一八九○年前，是通過改革來促進發展，從一八九○年以後，伊籐的主要思想變成了通過戰爭來促進發展了。

　　甲午戰爭進行過程中，當德國人德璀琳拿著清廷給日本首相伊籐博文的信函剛踏上日本土地之時，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離開」。在戰場上節節勝利之時，日本政府當然不願意跟一個「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政府的人」談判的。同樣，當清廷又改派的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尚書張蔭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撫邵友濂到達日本之後，同樣也被日本政府拒絕。也許伊籐考慮的是，他該會會李鴻章了。

　　一八九五年李鴻章來到馬關求和，正式談判之前，曾和伊籐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記錄。李鴻章說：「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怎麼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調，不使我們亞洲的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

　　伊籐說：「十年前我告訴過你，要改革。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變化或改革？」

　　李鴻章只能回答說：「我國的事樣樣都囿於傳統，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得過分了，而沒有實行的能力，自己深以為恥。」

　　從談話來看，李鴻章已沒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時此地，李鴻章的精、氣、神盡失，剩下的，只有無邊的悔意和懊惱，然後，彷彿一個小販一樣，不斷地討價還價，甚至連據理力爭的資格都沒有。在伊籐這樣的小字輩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悲壯而可憐。

　　李鴻章與伊籐博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這時候李鴻章垂垂欲老，仍堅守在歷史舞台，與另一個鐵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殘守缺。伊籐博文此次來華，是康梁向光緒密薦，擬聘請伊籐博文和另一個外國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這是一個大膽無比的想法。光緒聽從了這個意見，想召見一下伊籐博文，初步瞭解他的思想和建議。伊籐博文來到了北京，李鴻章接見了他。雙方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心。可惜的是，除了議論剛剛平息的戊戌變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談話內容已無人知曉了。想必，暮年的李鴻章肯定會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運不可違，知道自己的失敗已是天意了。

　　還是惺惺惜惺惺。李鴻章去世之後，伊籐博文對這個老朋友和老對手倒有著高度評價，伊籐博文這樣說：「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傚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他的事業充滿著開拓者的精神。他建設國家的努力，不但包括軍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經濟政策方面……所有關於李鴻章這個遠東大國的沒落時期獨力支撐富國強兵的理想與實踐的研究與評價，也只是開始而已。」

　　從這一點來看，伊籐博文對李鴻章與他的國家所處的時空狀態有著清晰的認識。他知道李鴻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鴻章的困窘。他明知一個人在一個大國中傳統的力量以及面臨的阻力，他也知道一個小國所具有的速度優勢，知道如何用速度來彌補自己的單薄，也深知自己國家的底氣不足……

　　把伊籐博文與李鴻章放在一起比較，梁啟超似乎是第一人。從梁啟超的著作來看，梁啟超已經清晰地明白中國近代化進程緩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鴻章失敗的原因。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李鴻章死後的第四十天，梁啟超寫成《李鴻章傳》一書，開始為李鴻章「蓋棺論定」。梁啟超認為，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籐不如李鴻章；而李在政治識見和政治處境方面，明顯地不如伊籐。梁啟超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性標準下進行評判，指出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梁啟超是說到點子上了，對於李鴻章們來說，既缺乏近代國家思想，更沒有近代國民觀念，這的確是十九世紀中國洋務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這一點上，梁啟超可以說是看得相當準確，他的論斷，可以說是觸及了問題的本質。

　　現象總與根本相連。溯本求源，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的個人背景、知識結構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說決定了兩人根本的區別。

　　從本質上說，李鴻章應該是一個傳統之「士」。一方面，環繞李鴻章左右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專制制度形成的陰影；另一方面，李鴻章自身的血液裡，也流淌著這樣的因子。可以這樣說，無論李鴻章走多遠，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終牢牢套著一根無形的繩索。李鴻章無力，也無法掙脫這樣的繩索。

　　也許對於李鴻章而言，數千年的習慣和傳統是他面前厚厚的城牆。傳統與習慣的無所不在，使得李鴻章在這場前無古人的變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渦之中。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所有的學問都應該是關於人倫道德的，這是「本」，是雕龍之術；至於有關自然的知識，那是下里巴人的事情，是「末」，是彫蟲小技。況且，清朝選拔官員的考試從來沒有這些內容。中國文化從來就相信道德倫理才是千秋萬代，至於其他的，則是可有可無。在這樣的世界觀下，數千年中他們從未對自己的教育和考試制度加以實質性改變。在中華文化當中，非競爭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孔子被神化，他與他的門徒們的言論被教授了數千年，成為支撐整個國家運轉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礎。這些思想基礎包含了中華民族關於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關於人生動機的疏導和關於社會和諧的終極目標。道德說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為了「萬世師表」的道德準則。

　　就這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因為出發點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重經驗，輕邏輯，貴領悟，輕理性，重視人際關係，反對冒險輕視創新的中庸之路。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樣的體系，雖說是一種「王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在具體方式上，缺乏落實的手段，完全可以說是美好的一廂情願。比如說，假如沒有科學，社會如何能發展？沒有深入的數學知識，科學體系又如何能立住腳？只有通過社會的進步，才能實現國力的增強，只有國力增強了，才是「王道」的基礎。─這一切，在中國文化中，都沒有具體的論述。所有這些相關的理論與聯繫，中國文化都視而不見，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揚著使命感，而對於這種使命感的落實和生根，顯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堅實的基礎。

　　從清國當時政治精英的構成情況來看，撇開八旗弟子，可以說朝廷所有的漢族官員，都是先通過科舉，然後一步步陞遷的。因為熟讀聖賢書，又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們可以說是文豪和詩人。這些文豪和詩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學、道德說教以及歷史。他們所有的學問都關於人倫社會，幾乎從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門科學。他們對於自然，對於經濟，對於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術幾乎缺乏瞭解。在洋人們眼中，中國文化奇怪之極，這種文化缺乏足夠的實用性，從沒有對人們心中所產生的重大問題提出探討，提出解決的辦法，也從不對人類未來將遇到的重大問題進行預示。它們缺乏足夠的理性和縝密性，只是一堆「指導」得模稜兩可的枯燥說教。在西方人看來，中華文化過於自省，也太過於內向。他們對於社會的約束和管制，竟然通過約束個人行動來達到目的，而不注重公眾契約。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樣的文化極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無力對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給自己營造出美妙的虛幻光環，並據此認為達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對於這種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現出疑問。在對於這個古老帝國足夠瞭解之後，在洋人眼中，這個名義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國家，貫穿始終的卻是層出不窮的政權鬥爭，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懷鬼胎，陰謀和殺戮貫穿了數千年的歷史。儘管不斷地改朝換代，但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並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政治等同於權力，等同於陰謀，等同於殺戮。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背景，所以當東西方文化直接撞擊之後，大中國的文化一下子變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後，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的人物顯得特別複雜，尤其是這當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會解體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強烈撞擊，對於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剝以及政治鬥爭的劇烈、新舊觀念的交錯，使得這段時間人們的思想經常處於動盪、變化和不穩定當中，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將思想細細地梳理，認真地想一想一種主張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他們只是像小販一樣隨波逐流地亂叫一氣─先進者已接受或邁向烏托邦，落後者仍抱住「子曰詩云」、「正心誠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為的這一部分已經很開通很進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卻很保守很落後。而同時，一個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進的，世界觀卻可能是落後的；意識這一塊可能是超前的，生活習性這一塊卻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構成了那一段時間一幅極其錯綜複雜的風景。

　　相對於李鴻章，伊籐博文的知識結構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鴻章高出一籌。伊籐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要比李鴻章開闊和新穎得多。他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從西方文化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間，伊籐博文曾經留學英國，時間雖然不長，但所見所聞所學，尤其是對於西方社會和文化的親身接觸，已使得他對西方社會有一種直觀的感受，思維方式也有很大改變。在英國，伊籐博文親眼目睹了「統一」和「隆盛」，決意要走一條西方列強的強國路，並下定決心要從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與李鴻章的「盛年不學」不同，伊籐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他勤於學習，即使是做了總理大臣後，仍經常驅車至習慣去的丸善書店看書，即使再忙，也經常手不釋卷。伊籐博文最愛看西方政治家的傳記，《拿破崙傳》、《彼得大帝傳》等外國「歷史傳記之類」的書籍，他基本都涉獵過，並且，從此類書中得到很深的啟示。後來，伊籐博文承認，「以前實施了的海防獻金和保安條令，均是取法於《加富爾傳》和《俾斯麥傳》」。正因為如此，伊籐博文對西方政治、經濟、哲學、歷史、軍事等都比較熟悉，也有著深入的理解，並且形成了切合實際的看法和主張。伊籐博文比李鴻章小十八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三十三年。伊籐博文留英歸國後，四十多年間，又四次下西洋，四次來中國，在歐美考察的時間一共達五年半之久。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更瞭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顯然，按近代文化標準，伊籐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在對西方文化以及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這使得他對於事物的看法，對於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勝一籌。

　　反觀李鴻章，他有著好學的精神，有著改進的慾望，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謂深入。但李鴻章對於西方的瞭解，顯然要比伊籐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鴻章在遇到事情時，便有些薄弱和力不從心，那往往表現為就事論事，在做事時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現在對於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覺察能力。以李鴻章的外交為例，李鴻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輔之以息事寧人韜光養晦的原則。中法之戰，李鴻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證明不成功；中日之戰，李鴻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樣被證明不成功；德國強佔膠州灣時，李鴻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還是沒有成功。不僅僅都沒有成功，反而屢失良機，頻頻受騙。這些，都由於李鴻章缺乏對於列強本質的認識，缺乏對於世界大勢的判斷。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談及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在李鴻章的思想中，對於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淺顯的，是支離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決定實踐水平。比如說在「國家」以及「國民」的理解上，李鴻章們顯然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建立「國民國家」卻是近代化過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相比較而言，日本明治維新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國家由封建性轉向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它的課題一分為二：一是創立日本國，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其他國家對峙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而後者則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課題，為了利用人民的創造性和全體意見支持這個國家，從而實行改革以形成國民。日本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開明之風」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這種轉化是與近代生產力的發展和西方科技的引進與生產同步完成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日本所進行的明治維新比李鴻章所實行的洋務運動要高妙很多。而李鴻章呢，顯然他沒有意識到「臣民」向「國民」的轉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在洋務運動中，他只想埋頭「就事論事」，「求強求富」只是變成物質甚至只是軍事上的單騎突進，這樣的結果，勢必造成洋務運動的短促，也造成洋務運動缺乏支撐的力量，從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擠壓，變得越來越逼仄。最終的結果是，洋務運動不可避免地鑽入了死胡同。

　　或許，將李鴻章與伊籐博文放在一起比較，論述他們的長短是不公平的。因為李鴻章與伊籐面臨的環境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對手，那種潛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樣。李鴻章所面臨的是中國數千年的集權文化，農業社會在發展了數千年之後，到了清代，已經變得嚴絲合縫、圓潤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難有成長空間了。在這種環境下，培植以自由、發展和競爭為主旨的新興觀念和土壤，所面臨的阻力，要遠遠大於那個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體系的島國。以嚴復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兩國的不同。與伊籐博文一樣，嚴復也曾在英國留學，但伊籐博文回日本當了內閣總理大臣，嚴復呢，回國後只是在北洋水師學堂當了一名教官。李鴻章沒有重用他，只是讓他出出點子，教教書，直到甲午戰爭後，才翻譯出一本《天演論》。嚴復的遭遇，只是在重複無數精英的老路，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高人，沒有智者，沒有思想家，而是成熟過度、自我封閉的制度與環境，毫不留情地把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悶死、放逐、邊緣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負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進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關道理，通用於社會的發展。一個淺顯的事實是，一個古老國度負重爬坡時，它所付出的氣力，自然要比別人多得多。

　　從這樣的情形出發，也許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李鴻章會選擇一條不徹底的方式了。李鴻章對於中國現實和歷史，還是異常熟稔的，在審時度勢的基礎上，他當然會選擇一條最穩妥也最現實的改良之路。這樣的改良之路雖然漫長，但是中庸安全，容易為體制和人們所接受，也能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鴻章看來，中國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勢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必須分步實施，他自己所從事的，只是第一個階段；至於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風雲變幻，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懶得去管那些身後之事了。李鴻章清楚地明白一點就是，如果中國的轉變採取的是激進方式的話，那麼，形勢肯定會直轉而下，會變成一個人在這個世界的孤軍奮戰─一方是他，一方將會是整個體制；而他，是打不過這個體制的，在當時，也不會有人打得過。

　　李鴻章所採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據「天時，地利，人和」的古訓，所選擇的一條看似最「聰明」的道路。李鴻章就像一隻蜘蛛一樣，精心締造天衣無縫的佈局，小心縝密，明察秋毫；也因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於失去成功最本質的東西─膽略。晚年李鴻章就像一隻將要出洞尋食的老鼠一樣，瞻前顧後，謹小慎微，從不敢越雷池半步。這樣的謹慎，是一種老謀深算呢，還是一種聰明反被聰明誤？

　　李鴻章的「聰明和智慧」終於鑄就了他的悲劇；與此同時，伊籐博文的膽大妄為的「愚蠢」卻寫就了華美的成功。歷史就是這樣陰差陽錯，種瓜得豆，永遠上演的是荒誕劇和惡作劇。想想自己，想想伊籐博文，李鴻章必定是一聲長歎。這個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結下的瓜果。李鴻章所種下的，同樣也不例外。只不過，李鴻章晚年所收穫的，全是他中年時想努力避免的。

第十章　夢醒時分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八日，當面頰纏著厚厚繃帶的李鴻章帶著《中日馬關條約》回到清國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幾乎所有人都用一種怪異的眼光看著他，眾人唯恐避之不及。老於世故的李鴻章一下子意識到自己被拋棄了，他變成了一隻該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鴻章到了天津以後，稱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進京，給總署呈送了《中日馬關條約》的正本。在此後，李鴻章一直留在天津與俄、法、德三國交涉，讓他們對日本施壓，要求將遼東半島歸還清國。八月廿八日，當李鴻章銷完病假後進京上朝向光緒匯報所有情況後，光緒陰沉著臉例行公事先慰問一番李鴻章的傷勢情況後，話鋒一轉，聲音立即變得嚴厲起來：「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光緒說得義正詞嚴，李鴻章一下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滿臉尷尬。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面。緊接著，李鴻章一下子成為了全國公敵，他的照片一下子擠滿了大大小小的報紙。其時，適逢著名的昆劇丑角劉趕三去世，有人突來靈感，擬就了一副對聯，把李鴻章捎帶進去加以痛斥：

　　趕三已死無蘇丑；
　　李二先生是漢奸。

　　市井紛紛揚揚，都傳說李鴻章在談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銀子，紳士和知識階層也義憤填膺，彷彿不責罵李鴻章就不愛國似的，更有漫畫把李鴻章畫成一隻沒有脊樑的癩皮狗。要求懲辦李鴻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飛向光緒和慈禧的案頭。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暗殺李鴻章，以「雪奇恥大辱」。

　　光緒皇帝的聖旨適時地下達了，李鴻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閣辦事」，所謂「入閣辦事」，實際上是留其「文華殿大學士」，給李鴻章一點面子，讓他賦閒在京。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下子變得兩手空空。對於這種情況，李鴻章只好自認倒霉了。當時的倫敦《特報》曾這樣評論說：「和議既定，入閣辦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奪其柄，所謂飛鳥盡而良弓藏也。」

　　因為在京城並沒有房產，李鴻章從此住進了京城的賢良寺。這個位居東安門外冰盞胡同的京城眾多寺院中的一個，它建築宏壯，層甍雲構，閒院飛花。李鴻章在這裡一住就是五年，從甲午戰爭後一直到李鴻章離開京都去擔任兩廣總督，而後來李鴻章離開兩廣作為全權大臣赴京處理庚子事變，李鴻章也住在這個地方。可以說，賢良寺見證了李鴻章的最後人生。初次入住在這樣幽靜的環境裡，李鴻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決意隱居一段時間了。每天，他都是居於寺內，很少出門走親訪友，來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擋駕不見。一下子從繁瑣無比的事務當中解脫出來，李鴻章雖然感到有點冷落，但也落得個清閒，過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起先，李鴻章一直井井有條地安排著這段時間的生活。李鴻章早已不是年輕時那個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飲食，都非常有規律；從曾國藩那裡，李鴻章學到了嚴謹的工作和生活態度，案無留牘，門無留賓。每天，李鴻章就像一個國學大儒一樣，總是六七點鐘起床，在院落裡走上一走，盤算著一天的事情。賢良寺在早晨的時候顯得特別幽靜，除非遇到嚴寒冰雪，李鴻章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吃完早飯後，李鴻章開始按部就班地處理自己的一些事務了，寫一點信札，處理一些事務。閒暇之餘，他也看看書，有兩本書是李鴻章一直在讀的，一本是《資治通鑒》，另一本則是《莊子》。翻閱前者，李鴻章意在從歷史中對應更多的現實影子，中國的讀書人，總有著濃郁的歷史情結，李鴻章也不例外，李鴻章希望從這樣的歷史書中發現歷史的經驗。在讀《通鑒》的過程中，李鴻章時而也發出一點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馬和事務，想想與老師曾國藩的「文章學問」相比，李鴻章經常性地深感自慚形穢。李鴻章曾經說：

　　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只好看看《通鑒》，稍知古人成敗之跡，與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證，藉以鏡其得失，亦尚覺得有點意趣。

　　讀《莊子》，則讓李鴻章身心愉快。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有著雙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則是道家。李鴻章自然也逃脫不了這樣的模式。儘管李鴻章一直缺少莊子的詩意和灑脫，但在骨子裡，他其實對於莊子的逍遙方式，並不牴觸，相反，還非常羨慕。可以說，莊子與孔子，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立體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尋找著心理的平衡點。這，也許就是孔子所說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這，一直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對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出世和入世並不矛盾，而且，這樣的方式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們還能處理得相當完美。他們一方面能很認真地度過自己的人生，積極進取，孜孜追求；同時，他們又擁有浪漫主義的情懷，有著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自我安慰。這種智慧的平衡術使得心靈健康豁達，很少有那種一意孤行的孤憤和痛楚。李鴻章同樣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時光裡，李鴻章一直忙於事務而顯得異常入世，而此時在賢良寺，讀著莊子，想著自己人生所走過的軌跡，李鴻章心裡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實在他內心深處，也一直是有著出世的願望的，一直嚮往著「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李鴻章又認真地拾起他的書法了。李鴻章的書法寫得很好，他師從曾國藩學習過書法，尤其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暢達的風格，李鴻章的筆力蒼勁沉穩，文字結構縝密，字體雋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國藩曾評價李鴻章的書法：「觀閣下精悍之色露於眉宇，作字則筋勝於肉，似非長處玉堂鳴佩優遊者。」在賢良寺的日子裡，李鴻章更是把每天練書法的時間增加了很多，他幾乎每天上午要臨摹顏真卿的《爭座帖》和王羲之的《蘭亭序》、《聖教序》。一邊寫，一邊細看默思，努力品味內在的風骨，就這樣，一寫，就是好幾個時辰。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李鴻章的傷勢明顯好起來，精力也變得旺盛了。他的飯量也變得很大，正餐完畢，李鴻章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再飲一盅以人參、黃芩等藥物配製的補品。飯後，他的僕人便會悄無聲息地走上前，給他褪下鞋子，用手輕輕地給他按摩雙足。等到李鴻章睜開眼睛，僕人知趣地退下。李鴻章便進屋睡上一兩個時辰。午覺過後，李鴻章又會在院落裡走上一走，回到客廳裡接待一些來訪的人士，有時候，他會坐在客廳的椅子上閉著眼思索著什麼。至於晚餐，則是簡單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點東西，便讓幕僚們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會書，寫寫信，便早早地就寢了。

　　但李鴻章從未放棄對外部世界的警覺，這時候的李鴻章就像一個潛伏於山洞裡的病大蟲一樣，森林裡的一舉一動，無不在它的掌握之中。與此同時，森林裡面的其他動物也沒有忘卻這個暫時退出江湖的病大蟲，它們同樣也尋機如何出擊，以便乘人之危，給對手致命的一擊。

　　專制制度就像充滿凶險的黑森林，雖然看似平靜，其實凶險和邪惡無所不在。在這樣的專制制度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錯綜複雜的，真實的情況總不如歷史書籍所撰定的那樣鮮明，更多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塊無法分得清楚。對於朝廷官員來說，沒有一生一世的對手，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絕大多數時候，人與人之間表現為利益衝突，表現為政見不同，或者表現為爭風吃醋明爭暗鬥。每個成功的官員都是非常好的雜技高手。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同樣也體現了這種人際關係的複雜性。這兩個晚清時代的重臣之間既合作，也矛盾。與李鴻章一樣，翁同龢也算是晚清歷史上一個難能可貴的人才，飽讀詩書，文人氣極重；但與李鴻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種傳統士大夫的書卷氣和迂腐氣更重，也更為狹隘。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就個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恩怨，很多書籍上所說的李鴻章曾幫曾國藩起草彈劾翁同龢一事也並不成立，而且，從世交的角度來說，李翁之間還是有淵源的，論師門輩分，李鴻章是翁同龢父親翁心存的小門生。李鴻章的母親謝世，翁同龢還親書輓聯：「八十三年，極人世富貴尊榮，不改勤儉行素志；九重一德，為賢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濟時限。」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性格上的差異，氣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還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權力和利益爭鬥。存在決定意識和想法，在競相爭寵的專制格局下，處於同一個平台上的大臣們所進行的明爭暗鬥，已是這種遊戲規則中司空見慣的事了。

　　當年戶部尚書翁同龢剋扣北洋水師的軍餉，除了討好慈禧之外，也是不願意看李鴻章的實力無限壯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師最需要資金的時候向皇帝上書，在兩年內不再對北洋水師撥款，也出於同樣的心理。政治的本質就是對權力的控制，專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長的規則。等到甲午戰爭爆發，翁同龢與李鴻章由於出發點的不同表現出政見的不同─翁同龢呼籲決一死戰，他不能忍受李鴻章擁兵自重卻不出兵打仗；而李鴻章卻深知兩國實力懸殊，不想打這場必輸之戰，更不想輸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敗，李鴻章受命擔任朝廷全權大臣赴日談判，翁同龢當然知道此去對李鴻章意味著什麼。而李鴻章自然也知道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髒水，李鴻章便向朝廷建議與翁同龢一同赴日。翁同龢死活也不肯與李鴻章同行。等到李鴻章代表朝廷簽訂《中日馬關條約》灰溜溜地回到國內時，翁同龢義憤填膺，慷慨陳詞，當即寫了一首《失鶴零丁》的詩，在大街上廣為張貼。詩的中心意思是丟失了一隻漂亮的鶴，內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鶴來比喻遼東。

　　有一天，袁世凱來到李鴻章的賢良寺。袁世凱一直是李鴻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鴻章對袁世凱的提攜，才使得袁世凱從少年得志，青雲直上。稍作寒暄之後，袁世凱即吞吞吐吐地勸說李鴻章打報告告老還鄉。李鴻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凱的意思，他是在為翁同龢當說客，目的是讓李鴻章讓出清廷最高級別的文華殿大學士的位置。沒等袁世凱說完，李鴻章氣不打一處來，大聲呵斥道：

　　慰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辦，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一個協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臣子對君上，寧有何種計較？何為合與不合？此等巧語，休在我前賣弄，我不受爾愚也。

　　袁世凱諾諾告辭後，李鴻章仍不解氣，仍對親信幕僚們說了一番氣話：

　　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天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佈？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皂。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鴻章發脾氣時頗有點官痞的味道。也難怪，對於權謀與世俗，富有草根經驗的李合肥從不陌生。況且數十年的官場經歷，李鴻章早已練就了一身的金鐘罩與鐵布衫功夫。他對於這個制度的本質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這個體制裡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與險灘，也知道其中的溫濕暖流。

　　這一段話見於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吳永是曾國藩的孫女婿，在很長時間裡，一直跟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吳永對於這段話的記錄，應該是真實的。

　　就李鴻章而言，他算是一個政治鬥爭的老手了，現在賦閒於賢良寺，對於他，當然不甘心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多年的鬥爭經驗以及歷史教訓告訴李鴻章，對於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權力，那便是別人砧板上的魚肉。權力，只有權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於其他，都是無足輕重的。這麼多年浸淫於權力的便利，領受權力的恩惠，對於李鴻章而言，他已經有著十足的毒癮了。雖然有時候李鴻章也會感歎權力的麻煩，感歎權力的危險，但就他本身來說，這麼多年來，權力在他的身邊無所不在，已經與他合而為一了，而他已經習慣了那樣的生活，已經離不開那樣的生活方式了。

　　在這樣的時候，李鴻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韌勁了。李鴻章從曾國藩的身上學得了「挺」的重要。曾國藩對於堅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經寫作了《挺經》一書，總結了自己在劣境中戰勝困難的心得。李鴻章當然是深得曾國藩的「三昧」的。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須具備的，並且，這樣的「挺」不單單指的是意志，還有處事的方法、處事的原則等等。賢良寺這一段時光，李鴻章正是以自己的堅韌來挨過人生的低谷期。

　　李鴻章蟄居在賢良寺的同時，在京城，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日馬關條約》激起了中國民間的公憤，由廣東舉人康有為領銜簽字、聯名達一千二百多參加最高級別考試的儒生，上呈給皇帝一個「萬言書」。雖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為並沒有領導過一次大規模的「公車上書」，所謂的「公車上書」只是康有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辭。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本人給光緒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強烈建議清政府進行改良。康有為還為光緒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議，這些建議內容包括：要求廢止和議；首都由北京遷至內地，以便繼續抗戰；實行各項改革以延攬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現代學術，建設國家經濟等等。

　　現在看起來，康有為關於改良順應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議都顯得生吞活剝，在當時，康有為的思想並不成體系。比如說康有為的改良的理論基礎，追溯到後來，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為主張立孔教為國教，明顯有著生拉硬拽的痕跡，一個入世的主張哪能成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為主張在國內迅速建立起國會，但對於國會的運轉模式，他並沒有深入的研究……從目前的資料看，我們很難找到康有為思想系統的脈絡，也許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從思想和行為方式上來說，康有為做一個破壞者還可以，但要做一個系統的建立者，無論是從認識上還是思想上，他都差很遠。

　　但當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的確把局勢弄得風生水起。中國當時的局勢，以及康有為們改良的激情，使得整個社會各方面的勢力都變得蠢蠢欲動。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寫道：「中國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風氣不開，人才缺乏，不得不備受侵略和凌辱……中國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們自己如不團結一致……則嗚呼！我們的神聖種族將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為的呼籲無疑是極富有蠱惑力的，那時的中國，的確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了。

　　變法草率魯莽的開頭，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場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場亂哄哄的鬧劇。情形正如李鴻章們擔心的，數千年的規矩，豈可以說變就變。對於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這種大張旗鼓的維新和變革就顯得更加困難。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這個國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們一直不屑且不善於進行改變。中國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學精神，她更習慣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著往昔時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從過去的歲月中找到一個坐標。更何況，改革和推進一直是冒著很大風險的，而中國制度本身的弱點往往容易使一種政策在推進過程中變形扭曲；中國文化思維方式中缺乏理性的習慣，缺乏科學的保障，無疑又使改革的風險增大。在實施過程中，往往由於一廂情願而使得改革扭曲變形，脫離初衷。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每一次激進的改革都顯得步履艱難，阻力繁多，而在實施過程中又容易變形扭曲，背離初衷。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的改革有時候反而使得矛盾叢生，進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現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這一點，只要將戊戌變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稍作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曾派有一個使團周遊列國，學習達一年之久，而在中國呢？在這樣的變法與改革中，根本就沒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盤考慮。不僅光緒皇帝一廂情願，而他所「依靠」的幾個幹將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為對於西方思想的實質其實也缺乏瞭解，難當大任，按照梁啟超後來的說法，康有為並沒有讀過什麼西方哲人的書籍，只是「暗合」，他的論據之本，還在於《論語》。這樣的情景就相當搞笑了。與此同時，譚嗣同又過於激進，明明是依靠皇帝進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卻要「誓殺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遲早一天，連皇帝的腦袋也是要砍的。這樣幼稚的做法，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變革矛盾的激化，決定了這一場變革必定會流出殷紅的血。

　　從總體上看，李鴻章並不贊同康梁的思想，並且認為康有為他們的舉動太天真，群情激憤之下，難免心浮氣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鴻章從內心裡對康有為他們的主張一直持敬重態度，尤其是在學習西方先進科技這方面，李鴻章與康有為有著相同感受。李鴻章也認為已經到了不變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麼變，變成什麼樣。在骨子裡面，李鴻章是怎麼也不願意跟在洋人後面亦步亦趨的，李鴻章一直是一個極其自尊的人，不僅僅是個人的自尊，也有著中國文化與傳統的自尊。在賢良寺的那段時間裡，雖然康有為和強國會因為甲午戰爭和《中日馬關條約》的事曾經把李鴻章罵個狗血噴頭，但李鴻章還是主動跟康有為聯繫，並且派人給強國會送去了自己私人的二千兩紋銀。但李鴻章因為《中日馬關條約》的事在當時的名聲畢竟太差了，這樣一個「喪權辱國」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為嚴詞拒絕了李鴻章的好意，說「決不要投降派的錢」。李鴻章自尊心大受傷害，他甚至有點氣急敗壞地說：「等我復位了，看他們還能當得成官嗎？」

　　在賢良寺賦閒的那段時間，李鴻章就像中國歷史上無數曾經韜光養晦的要臣一樣，低調，堅挺，力求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然後以期「東山再起」。李鴻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事，一想到這個，他總是如芒在背。畢竟，這是他一身的轉折點和最令他傷心的事。甲午戰爭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燒燬了他一身的積蓄，也燒掉了他一生的名聲。李鴻章感慨地說道：「予少年科舉，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殆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

　　就這樣，李鴻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頓而遲緩的方式，無奈而苟且地消磨著時光。他就像一個溺水瀕臨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陸離地從自己眼前滑過。閒暇之餘，李鴻章有時不免會對自己的人生發出一些感慨，這樣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歎了，數千年以來，像李鴻章這樣身居高位的權臣都曾感歎過，只不過，由於李鴻章所處的特殊時期，這樣的感慨更是舊恨新仇一起湧上心頭。李鴻章最喜歡的是與曾紀澤的女婿吳永聊天，實際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鴻章一個人在說，吳永則是充當著聽眾。在這樣的聊天裡，李鴻章自嘲自己是一個沒落時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定不了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在這裡真實地暴露了他的無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誰說李鴻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過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這個「裱糊匠」只會「修葺」，卻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麼不從「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歸結於「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麼說，李鴻章還是決意將「裱糊匠」進行到底了。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生存，為了習慣，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寫字，年輕時一撇一捺都寫得工工整整；然後，成年了，便是行書，會走了，也會跑了，可以灑脫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無力工整，也無力灑脫，於是就變得潦草了。

　　這一段在賢良寺的日子對於李鴻章來說是難忘的。在晚年有著這樣清閒的時光，李鴻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經歷梳理一番，在很多時候，李鴻章就像一頭夕陽之下的老牛一樣，無奈地反芻昔日的時光。就李鴻章來說，對於這個世界，對於人情世故，幾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應具有的機緣，也知道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渺小，對於萬事萬物，已是有一種無奈的心境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犧牲自己去強求一種改變了。畢竟，他缺乏的，是那種思想的力量和原動力，也缺乏來自於無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一八九六年二月，住進賢良寺不久的李鴻章終於等來了時來運轉。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原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的情況突然發生變故。北方的俄國顯然不願日本在戰爭中壯大，決心介入這場紛爭。這樣的態度對於清朝極為有利，這也是當初李鴻章所設想的「以夷制夷」內容中的一種。俄國聯合了法國、德國，強令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放出話說：「日本若試圖改變其島國地位，向大陸發展，俄國決不會坐視不理！」與此同時，俄國與法、德兩國的軍艦浩浩蕩盪開赴日本海面，往來游弋，威逼京都、橫濱。

　　俄、法、德三國堅定的態度讓日本很心怯，畢竟，日本剛剛與中國戰事結束，雖然得勝，但自身實力也是大受其損，再也沒有實力和膽略來跟這三個強國作戰。日本只好同意將遼東還給中國，轉而向大清索要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清廷目睹此事突然生變，遼東居然可以不割讓了，喜出望外，連忙答應了日本的賠款要求，並且對俄、法、德的「義舉」感恩戴德。

　　在這樣的情形下，俄國向中國發出了請求派人參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的邀請。出於抑制日本的需要，中國接受了俄皇的邀請，並打算在專使訪問俄國之後，周遊一下列國，加強一下與西方列強的聯繫。經過一番波折，任務落到了李鴻章頭上。當李鴻章接受到這個任務之後，長吁一口氣，心裡的一顆石頭終於落下。李鴻章哪裡是一個能真正閒下來的人呢？他是個勞碌身，一生中就願意不停地奔波、操勞、枉費心機。

　　李鴻章後來曾得意地談論他的出訪：「某當辭華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於此已作一大結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誠為某今日詠矣。」

　　清廷本來是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去的，但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抗議說：「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從事斯役者，必國中最著名之人，有聲譽於列國才是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以當此責。可勝者，獨李中堂耳。」明確提出讓李鴻章出使，在老毛子的眼中，李中堂一直對俄國抱有好感的，而且只有李中堂才敢作敢為，說話算話。光緒與翁同龢商討一番後，只得改派李鴻章出使歐美。

　　李鴻章心裡如沐春風。這樣的安排證實了自己在朝廷仍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儘管朝廷清談成風，但真正能有辦事能力的，人數並不多。這是李鴻章驕傲的資本。李鴻章很高興地接受這個任務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李鴻章自從在日本受到欺辱之後，心中一直耿耿於懷，他知道俄國與日本一直是世仇，而且利益掣肘，所以極想借這次去俄國的機會，與沙皇商討共同對付日本。李鴻章還是忘不了他的「以夷制夷」。與此同時，李鴻章也想踏上異國的土地，看一看為什麼這些地方竟有那樣的魔力，能夠讓泱泱華夏相形見絀。但李鴻章畢竟是老了，更何況在日本受到過致命的槍傷，雖然經過調養，傷勢已癒，身體卻一直很虛弱，在向慈禧和皇帝辭行的時候，由於君臣談話時間過長，一直跪著說話的七十多歲的李鴻章竟然站不起來，只好由兩個太監把他架了出去。李鴻章出了宮門就暈倒，兩個小時後才甦醒過來。在長時間的君臣對話中，李鴻章表達的中心意思就是，就現在而言，日本是中國最大的威脅，大清想圖存，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與俄國聯合起來。

　　一八九六年四月，李鴻章帶著他龐大的使團出發了。據說，李鴻章隨行時還帶了一件寶貝，那是一口棺材，一口彩繪金漆的楠木大棺材。當李鴻章帶著四十多人的訪問團離開天津寓所時，在他的身後，四個侍從一直抬著這口碩大的棺材，十分醒目。這樣的舉動，現在看來不免有點輕喜劇的味道，但以當時李鴻章們的理解，這一切太自然不過。在李鴻章眼中，那些西方強國無疑都是虎狼之地蠻夷之地，所去凶多吉少，艱險如同《西遊記》裡的唐僧取經。以這樣的想法而言，熟讀古書的李鴻章明顯感覺自己就像是《三國演義》中的龐德單挑關雲長。李鴻章自己說：「萬里長途，七旬老翁，歸時能否相見，實不可知。」儘管李鴻章一直對於西洋的科技持學習和拿來的態度，但在內心深處，他對西洋還是有著畏懼的，也有著深深的隔膜。我們似乎可以用這樣的比喻來解釋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李鴻章就像一個販賣書籍的生意人一樣，儘管生意做得很成功，但他對於文化本身永遠隔著厚厚的一層─對於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輕重緩急，李鴻章並沒有真正地理解和鑒別。

　　李鴻章是從天津出發的。臨行時，直隸的官員們連續為他舉行大型宴會；到達上海後，李鴻章受到了出訪國有關人士的熱烈歡送，各國海軍和清國的炮台同時鳴放禮炮。在法國租界洋警察戎裝佩刀的保護下，李鴻章身著一品官服，套黃馬褂，頭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韁大轎之中，精神矍鑠，一掃在賢良寺的沉沉暮氣。在上海逗留數日後，李鴻章換乘法國的豪華郵輪，船頭高懸大清黃龍旗，經香港、西貢、新加坡，入印度洋、過紅海，入黑海，一路乘風破浪，高歌猛進。

　　到了蘇伊士運河的塞得港，李鴻章受到了一位俄國親王的恭候。接著，李鴻章換乘俄國御船直抵敖得薩港，然後乘火車到達彼得堡。彼得堡的歡迎儀式更顯盛大，俄國陸軍元帥親舉黃龍大旗，外交大臣親自引路，李鴻章乘坐沙皇本人的車輛，兩邊數萬民眾夾道歡迎。俄國給李鴻章接待規格之高，禮儀之完善，李鴻章所聽到的阿諛之多，都似乎是史無前例的。這對於極其重面子的李鴻章來說，心裡自然暢快無比。

　　俄國方面的熱情接待顯然是有所圖謀的，那就是他們要與李鴻章簽訂的《中俄密約》。《中俄密約》的核心的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中俄結成戰略夥伴關係，針對日本的軍事威脅，結成互相援助的軍事聯盟，規定共同的敵人是日本，如日本侵佔俄國亞洲東南土地，或中國土地，或朝鮮土地，則中、俄兩國共同出兵抵禦，互相援助，也互相接濟軍火、糧食；兩國如既經開始對日作戰，兩國之中，任何一國不得對日單獨媾和。二是俄國在清國東北地區鋪設鐵路並和俄國橫穿西伯利亞的遠東鐵路接軌。對於這個密約的評價，史書一直有著不同看法，爭論主要集中在第二點，也就是俄國藉機將路權延伸到清國東北地區的問題，因為隨著鐵路的延伸，路權的問題往往又牽涉到是否可以派兵駐守，而這很容易成為引起事端的借口。李鴻章在這方面不是沒有警覺的，在談判中，李鴻章提議鐵路的建設不應由俄國官方出面，應由私人投資。俄方同意了李鴻章的意見，雙方又成立了一個「俄華銀行」來承辦鐵路。

　　關於《中俄密約》，還有一個潛在的迷案─有確切材料證明俄國曾經在這次談判中向李鴻章使用了行賄手段。俄國財政部長維特後來在其回憶錄中記述道：在商定《中俄密約》時，為了爭取李鴻章的支持，曾經用鐵路利潤分紅的方式，許諾給李鴻章三百萬盧布的報酬。此款分三次付清，簽訂密約的時候先付一○○萬，其餘由鐵路局逐步支付。並且，當年俄國銀行的確劃撥了一筆款項以「李鴻章基金」的名義匯到了上海。但沒有證據表明李鴻章曾經拿過這筆錢，也許，這是圍繞李鴻章的一個陰謀，或者，是別人借李鴻章的名義所做的手腳。這些，都查無實證，成為一樁懸案了。後來，曾有記載說，李鴻章的女婿曾經向李鴻章提及這樣的傳聞，李鴻章的回答是淡淡一笑：「真有這回事，可真成漢奸了。」

　　結束了俄國之行，李鴻章躊躇滿志。在李鴻章看來，這一次與俄國的談判，不費一槍一彈，完全是太極拳中借力打力的功夫，也是自己多年「以夷制夷」戰略的充分體現。此番在俄國所簽訂的條約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至少可以保證清國穩定廿年。李鴻章對於日本的仇恨太深了，如果與俄國聯合起來，就可以有效地束縛住日本。這樣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清朝不僅沒有穩定廿年，幾年之後，「庚子事變」爆發，俄國與日本同時舉起槍口對準清國，他們，倒成了真正的「戰略夥伴」。李鴻章的「以夷制夷」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些，都是後話了。在告別了俄國之後，李鴻章又開始了他的德、荷、比、法、英以及美國之行。

　　德國是僅次於俄國對李鴻章接待最熱情的國家。李鴻章對這個生產克虜伯大炮的國度也一直有著好感。當年，李鴻章在戎馬生涯中最欣賞的，就是那個威力無窮的克虜伯大炮。後來李鴻章從事洋務運動，就在江南製造總局生產克虜伯大炮；李鴻章興辦北洋水師，主體船艦，也是德國的產品。多年以來，李鴻章對德人的印象就是，這是一個嚴謹、守時、相對講信用的國家，李鴻章在洋務運動和北洋水師中的很多顧問和僱員，都是德國人。李鴻章到達德國後，下榻的旅館將他的照片與德國總理俾斯麥的照片放在一起，當地的報紙稱他為「東方的俾斯麥」，這樣的稱謂讓李鴻章很高興。在德國，李鴻章與他最佩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如願以償地見面了。李鴻章門人在撰寫的《傅相遊歷各國日記》對此敘述細緻，可見李氏當日頗為歡悅：

　　先是李鴻章問俾斯麥身體如何。俾斯麥說：「晚上總是失眠，感覺很難受。」李說：「我晚上也經常頭痛。」還把馬關遇刺時顴骨上受過的傷指給俾斯麥看。談到正題，李鴻章向俾斯麥請教道：

　　「我這次到貴府拜訪，有一件事想聽聽您的高見。」

　　「什麼事？」俾斯麥微笑著傾了傾身子，顯得饒有興趣。

　　「要使中國復興，有何良策？」

　　「可惜中、德兩國相距過於遙遠。貴國的政治，我平日不曾留意，無從懸決。」

　　問題太大了，也太具體，俾斯麥因為根本不瞭解中國的國情，當然無法立即提出建議。接著，李鴻章問他該如何勵精圖治，俾斯麥談了一些練兵的心得：

　　「以練兵為國家的基礎，捨此別無長策。兵不貴多，一國之兵不必超過五萬人。但隊伍必須年輕，技藝務求精湛，才能所向無敵。」

　　除此之外，俾斯麥還具體談了如何駐兵如何用兵的要訣。因為同有帶兵打仗的經歷，李鴻章和俾斯麥相談甚歡。兩人商議，中國今後將聘請德國教習赴華幫助練兵等事宜。會談結束後，兩人互贈禮品，李鴻章在俾斯麥那本集天下名賢手澤的紀念簿上題了幾行漂亮的書法。那天，俾斯麥著裝極為莊重，胸佩紅鷹大十字寶星，頭戴德皇所賜的玉冕，手執介圭，腰懸登壇的寶劍。俾斯麥平日一直崇尚質樸，很少如此盛裝。

　　在荷蘭，李鴻章受到了荷蘭女皇的接見，並觀看了皇家演出的歌舞，異國情調的歌舞，讓李鴻章飄飄欲仙。夜深人靜時，李鴻章忍不住作詩一首：

　　出入承明四十年，忽來海外地行仙。
　　華筵盛會娛絲竹，千歲燈花喜報傳。

　　在比利時，李鴻章觀看了軍事演習；到達巴黎時，正值法國國慶，李鴻章乘船在塞納河上欣賞了焰火表演；在英國，適逢英國女王生日，李鴻章拜見了女王，與女王合影留念。對於英國，李鴻章一直百感交集，這個率先以堅船利炮打入中國的日不落國家，是中國陷入災難的始作俑者。到了白金漢宮之後，李鴻章沒有心情作詩，只是在紀念冊上提筆寫下兩行杜工部的名句：

　　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

　　在詩中，李鴻章用瑤池的王母娘娘來比喻女王，用出函谷關的老子，也即後來的太上老君來比喻自己。引用這樣的詩，不亢，也不卑，倒是非常妥貼。李鴻章把詩逐字逐句地解釋給英國人聽，讓他們逐字逐句地傳達給女王。女王聽了之後，很高興，李鴻章也為自己的聰明感到得意。人到老年之後，李鴻章往往是身不由己地喜歡場面上的事，喜歡場面上的熱熱鬧鬧，喜歡很多人眾星捧月似的圍著他，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迎來送往。

　　船隻到達美國時，正在度假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特地中斷休假迎接他。李鴻章的到達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大約五十萬人觀看並歡迎了這位清國重臣。李鴻章參觀了自由女神像、尼亞加拉大瀑布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李鴻章還興致勃勃地接受了《紐約時報》記者的專訪，並在教會舉行的歡迎會上鼓吹了一番中西宗教可以共存的理論。雖然李鴻章並不懂宗教，但那種與事實之間一直保持距離的官話李鴻章還是說得滴水不漏。李鴻章在整個訪問期間就像一個二流演員一樣，他把自己這場長達好幾個月的大戲演得像模像樣，頗有風采，竟有很多人對這個來自東方古國的大臣著迷。李鴻章自己也沉醉其中，顯然，他對於自己的演出相當滿意。

　　在這裡，有必要援引一段李鴻章在一八九六年八月至九月訪問美國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時的一個訪談。在此之前，《紐約時報》的記者是這樣生動描述這個東方老者的：李總督的面龐上有一種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雙眼明亮，閃爍著睿智的光彩，目光裡包含了幽默和機智。他戴著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鏡，顴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膚看上去很健康。看得出來，他過著悠閒和舒適的生活。《紐約時報》的報導還特別指出，李總督的就寢時間很早，他大約晚上七點鐘開始用餐，八點鐘剛過就睡了，而早上六點就起床。對於習慣於夜生活的美國人來說，李鴻章這樣的早睡早起是他們感到奇怪的。

　　在這個訪談中，李鴻章應該說是集中暴露了他的一些真實想法。

　　問：尊敬的閣下，您已經談了我們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訴我們，什麼是您認為我們做得不好的事呢？

　　李：我不想批評美國，我對美國政府給予我的接待毫無怨言，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瞭解。其他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靠國家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問：那麼閣下，您在這個國家的所見所聞中什麼使您最感興趣呢？

　　李：我對我在美國見到的一切都很喜歡，所有事情都讓我高興。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二十層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樓，我在清國和歐洲從沒見過這種高樓。這些樓看起來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風吧？但清國不能建這麼高的樓房，因為颱風會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層建築沒有你們這樣好的電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問：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嗎？

　　李：我們的習慣是送所有男孩上學。（翻譯插話：「在清國，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有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學，窮人家的孩子沒機會上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麼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問：閣下，您贊成婦女接受教育嗎？

　　李：（停頓一會兒）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僱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供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於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並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問：總督閣下，您期待對現存的排華法案進行任何修改嗎？

　　李：我知道，你們又將進行選舉了，新政府必然會在施政上有些變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發表任何要求廢除《格利法》的言論，我只是期望美國新聞界能助清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清國僑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對《格利法》進行較大修改。

　　問：閣下，您能說明經加拿大而非美國西部回國路線的理由嗎？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國西部一些地區沒有受到善待？

　　李：我有兩個原因不願經過美國西部各州。第一，當我在清國北方港口城市擔任高官時，聽到了很多加州清國僑民的抱怨。這些抱怨表明，清國人在那裡未能獲得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請求我幫助他們使他們的美國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認，並享受作為美國移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而你們的《格利法》不但不給予他們與其他國家移民同等的權利，還拒絕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因此我不希望經過以這種方式對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當地華人代表遞交的要求保證他們在西部各州權益的請願信。第二，當我還是一名優秀的水手時，就知道必須學會自己照顧自己。我比別人年紀要大好多歲，從溫哥華回國的航程要比從舊金山出發更短些。我現在才知道，清國「皇后號」船體寬闊舒適，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難以找到如此之好的遠洋客船。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進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於商品也適用於勞動力。我們知道，《格利法》是由於受到愛爾蘭裔移民欲獨霸加州勞工市場的影響，因為清國人是他們很強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想排除華人。如果我們清國也抵制你們的產品，拒絕購買美國商品，取消你們的產品銷往清國的特許權，試問你們將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當成清國什麼高官，而要當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成達官貴人，而要當作清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名普通公民。請讓我問問，你們把廉價的華人勞工逐出美國究竟能獲得什麼呢？廉價勞工意味著更便宜的商品，顧客以低廉價格就能買到高質量的商品。你們不是很為你們作為美國人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因為你們禁止使用廉價勞工生產的產品，不讓他們在農場幹活。你們專利局的統計數據表明，你們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人，你們發明的東西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總和都多。在這方面，你們走在了歐洲的前面。因為你們不限制你們在製造業方面的發展，搞農業的人不限於搞農業，他們還將農業、商業和工業結合了起來。你們不像英國，他們只是世界的作坊。你們致力於一切進步和發展事業。在工藝技術和產品質量方面，你們也領先於歐洲國家。但不幸的是，你們還競爭不過歐洲，因為你們的產品比他們的貴。這都是因為你們的勞動力太貴，以致生產的產品因價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與歐洲國家競爭。勞動力太貴，是因為你們排除華工。這是你們的失誤。如果讓勞動力自由競爭，你們就能夠得廉價的勞力。華人比愛爾蘭人和美國其他勞動階級都更勤儉，所以其他族裔的勞工仇視華人。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幫助華人一臂之力，取消排華法案。

　　問：美國資本在清國投資有什麼出路嗎？

　　李：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我的好朋友格蘭特將軍曾對我說，你們必須要求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管理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於鐵路、電訊等事情，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的神聖權力。我將牢記格蘭特將軍的遺訓。所有資本，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都可以自由來華投資。

　　問：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從李鴻章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訪談中可以看出，李鴻章的回答不卑不亢，有相當的氣度和國格，他一方面為自己國民的權益據理力爭，言之鑿鑿，另外一面又抱著謙虛的態度來評價西方的一些事情。這一次，他一點也沒有打「痞子腔」，相反地，是認真而平和地探討著陌生領域的有關事宜。他的整體判斷清晰而貼切，對於自身的不足也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

　　但老官僚的惡習有時也流露出來。在俄國時，為了慶祝沙皇加冕，在莫斯科霍登廣場舉行盛大的遊行，人山人海，由於組織不好，造成了混亂，擠死壓傷達兩千多人。當李鴻章知曉這一情況後，便問俄國財政大臣維特，這樣的事故是否要向沙皇報告？當得到肯定答案後，李鴻章搖了搖頭，對維特說：

　　「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但我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都健康著呢！」

　　說完這句話時，李鴻章故意停頓了一會，然後反問道：「你說，我幹嘛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李鴻章儼然以長者的口吻向維特「傳經送寶」。

　　李鴻章的方式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官場文化」，這種方式一直是中國政界的一種約定俗成。

　　關於李鴻章以七十多歲高齡出使歐美，民間一直有著諸多傳說，有的還有笑話意味。比如說，在英國時，李鴻章特地拜訪了當年的老朋友、洋槍隊長戈登的遺孀，戈登的夫人特地將自己的一隻名貴小狗送給李鴻章。但第二天，戈登夫人便接到了李鴻章這樣一封致謝信：「尊敬的夫人，感謝之至。惟是老夫耄矣，於飲食不能多進，所賞珍味，鹹欣得沾奇珍，朵頤有幸。」在美國期間，李鴻章下榻賓館之後，有一天，突然，當年洋槍隊的華爾的弟媳找上門來，聲稱華爾在遺囑上寫明，清政府還欠他十四萬兩白銀僱傭費。李鴻章只得好言相慰，一面褒揚華爾的忠勇，一面饋贈華爾弟媳大清的銀質勳章。這樣的事被美國報紙逮住了，一時大肆炒作。一直到李鴻章逝世之後，清廷才把華爾的僱傭費問題解決。

　　李鴻章的西行表面上轟轟烈烈風光無限，但一個抱殘守缺的弱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贏得列強真正的尊重呢？況且李鴻章此番西行，並沒有抱著真正的學習態度去取真經，只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的炫耀。比如，在英國時，當英方想詳細向李鴻章闡述他們的政體並帶李一行參觀議會時，李當即就表示不必了。這樣的行為，可以看出李鴻章在骨子裡對西方文化和政治的不以為然。在李鴻章的意識裡，西方列強只是因為在科技上發達，所以才造成了這樣的世界局面。至於其他的，李鴻章似乎並不願承認落後。對於西方意識形態對科技發展的支撐，李鴻章更不願意深入思考，也無法思考得透徹。李鴻章對於此行一直有著一個一廂情願的想法，他似乎一直想利用此行集中展示一下天朝的威儀，這顯然是非常可笑的。

　　一八九六年九月五日，李鴻章離開美國乘火車到達了加拿大。在加拿大，李鴻章參觀了尼亞加拉大瀑布，訪問了多倫多、溫哥華等城市。李鴻章對於加拿大的鐵路事業讚不絕口，連呼「為天下第一大工，各國罕有倫比」。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李鴻章經日本橫濱返回天津，完成了其環遊世界的行程。

　　西行的所聞所見，對於李鴻章的震撼應該說是巨大的，地球那邊的突飛猛進讓這個東方老人瞠目結舌。李鴻章感慨說：「這四個月中遊歷於西方大國，親身感受到這些國家的新氣象，真是讓人羨慕……這些國家的知識和技能，他們優選才能的方法，我都牢牢地學習了，並且掌握了。等我回到國內之後，將重整旗鼓，齊心協力；利用我所學到的，再為我們國家貢獻自己的菲薄之力。」

　　一個年過七旬的老翁經受重大挫折後猶有此雄心壯志，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但時間對李鴻章過於吝嗇了，李鴻章很明顯地是不可能「從頭再來」了。歷史丟給他的，是無法再修復的記憶和悔恨。在回到國內之後，李鴻章面對亂如一團的形勢，西行時的雄心一下氣餒了。況且，麻煩不斷的清王朝又陷入了更大的災難中間。

第十二章　暴風驟雨

　　環球招搖了一圈之後，李鴻章原先是有打算的，這打算就是「東山再起」，再回直隸總督的位置上臥薪嘗膽。環球考察後的耳聞目睹，使李鴻章的思想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由衷讚歎西方社會制度的同時，他也看到了歷史發展的趨勢。但朝廷顯然是不願意給李鴻章一個機會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鴻章在回京的第二天向慈禧太后匯報完出訪的事後，晚上路過圓明園，一時興起，便提步進去，看看圓明園遺跡，哪知道那時圓明園正在重修，慈禧和光緒隔三差五都要親臨視察工程，因此圓明園一直被列為禁區。李鴻章剛從海外歸來，哪裡知道這個規矩，於是以擅入禁地罪名被光緒罰俸一年，不准抵消。李鴻章此番倒霉，還是因為光緒皇帝對李鴻章一直有看法。李鴻章環球出訪的一頭興致，就這樣被莫名其妙地澆了一盆冷水。

　　李鴻章仍是回到了賢良寺繼續著他的賦閒生活。

　　一八九八年四月，因為山東發生的一則事件，京城又重新變得鼓噪起來。

　　事情是有原委的：幾個入侵山東的德國官兵有一天閒逛進了一間孔廟，他們惡作劇般地對待廟裡的泥塑的孔子像，把這個泥人的眼睛戳成了兩個洞，又弄斷了泥像的一根胳膊。這件事被康有為、梁啟超知道了，認為洋人侮辱中國的孔教，便寫了一篇《聖像被毀，聖教可憂，乞飭駐使責問德廷，嚴辦以保聖教呈》的文章，在來京的所有舉人中散發。在文章當中，康梁指出，德國人「滅我聖教」的舉動，實際上是對泱泱中華的試探，如果不挺身而出的話，孔教亡而國也將隨之而亡。

　　康有為們的宣傳和發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共鳴。朝廷都察院門前又出現了公車填塞的現象，幾天之內，很多舉子上書給朝廷，要求朝廷妥善處理此事。與此同時，有不少官員遞交了奏折，要求光緒皇帝進行變法。

　　雪片般的上書激起了光緒變法的雄心，這位一直懦弱而內向的皇帝決意效仿一下春秋時期的楚莊王，準備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了。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一個消息讓康有為和他的維新黨群情振奮─恭親王死了。這個當時皇室當中最聰明最能幹的人，在他一輩子當中，對於自己皇室的熱愛和責任遠勝於對於天下的熱愛和責任，這樣的動機，使得他最終無法突破自己。臨死之前，恭親王言之鑿鑿地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光緒什麼也沒表示，他已經下定決心了。

　　兩天之後，也即一八九八年六月一日，光緒接到康有為以御史楊深秀名義遞上的奏折─康有為因為官太小，沒有權利上奏─請皇上頒布諭旨，明定國是；六月六日，光緒又接到了康有為以侍讀學士徐致靖的名義遞上的奏折，請皇上立即宣佈變法。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決定實施變法時，光緒一直沒有見過康有為。只是由於康有為的奏折挑起了他的熱情，熱血沸騰的光緒草草地決定變法了，而他對於西方諸國實施改革和變法的具體步驟和思想根本無從談起。變法之前，還有著一個戶部尚書、老師翁同龢在光緒身旁出謀劃策，但變法的第四天，翁同龢因為戶部的集體貪污案事件，被慈禧太后下旨免去職務，驅逐回籍。這樣，在光緒的身邊，幾乎沒有貼心助手和謀士了。整個變法過程中，康有為只靠奏折來給光緒出謀劃策，在他們之間，聯繫的渠道相當不暢，毫無疑問，變法的中樞系統和指揮系統明顯脫節。那段時間，康有為彷彿有著無窮無盡的精力似的，他幾近於瘋狂地上書，以各種名義向光緒遞交的奏折，加起來足有一人之高。於是，維新變法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像是光緒在宮中所玩的抽陀螺遊戲，年輕的皇帝幾乎是在用一個人的力量，鞭打整個國家轉著圈圈。當然，對於光緒來說，尋求清國的改變，一直是他揮之不去的濃烈情結。畢竟，光緒親政已經有十年了。在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中日馬關條約》的屈辱，經歷了德國強佔膠州灣和俄國強租旅順口等接二連三的喪權辱國的事件之後，這個怯懦的年輕人再也不想忍受這樣的窩囊氣了，他很想引吭大叫一次，排遣掉積淤自己胸中的濁氣，想有所作為，並通過自己的作為來改變國家的現狀。

　　一開始，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對於這樣的變法和維新並不表示反對，她只是有點擔心。在慈禧看來，這樣的變法和維新，是清國最後的機會了，能改變一下，總比坐在這兒等死好。最初，康有為通過各種渠道幾次給光緒遞上的關於清國政體變革的奏折，光緒都送到了慈禧手裡。慈禧也都認真地讀了，對於康有為談到的一些觀點和做法，慈禧還是頗為讚賞的。

　　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光緒借去頤和園向慈禧「請安」的機會，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變法計劃，慈禧沒有表示反對。

　　六月十日，光緒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送給慈禧審查，慈禧批准。

　　六月十一日，光緒發佈變法詔書，清朝變法開始。

　　變法這一天，光緒專門去了一趟頤和園，為的是告訴慈禧。並且，光緒還給慈禧帶去了幾份關於變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為介紹世界強國變法的宏論。光緒皇帝在慈禧的榻前匯報，慈禧斜倚在榻上瞇著眼睛聽，她感歎這些奏折說得很透徹，可以一試。光緒看見慈禧高興，就建言把這幾本折裡的內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們人手一冊。慈禧點點頭：就這麼辦吧。

　　光緒皇帝的變革令涉及經濟、文教、軍事和政治等各個方面，其中經濟體制變革令有七十多件，鼓勵民間對農工商業的投資、大力發展鐵路和礦業，發展銀行，減免稅收，變革財政制度等等。文教變革令八十多件，明令變革過去按照書本選拔人才的方法，廢除八股文，以後的考試要考三場：一為歷史政治，二為時務策略，三才是四書五經。政治變革令最多，達九十多件，包括精簡機構，裁減官員，立即撤銷通政司、光祿司、太僕寺、大理寺等。在變革令中，還大力倡導鼓勵「官民論政」。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一直到六月十六日，也即變法後的第六天，光緒皇帝才召見康有為。這算是光緒第一次見康有為，並且，也是在維新變法中的唯一一次見面。

　　戊戌變法就這樣充滿著神秘和難解的因素。

　　當康有為走進等候傳旨的朝房時，恰好榮祿也進入朝房。榮祿是因為昨天得到直隸總督的任命，按照朝廷的規矩來謝恩的。榮祿看見康有為後，主動向康有為打起招呼：

　　「你是經天緯地的大才啊，請問對於時局有什麼好辦法嗎？」

　　康有為硬邦邦地回答道：「非變法不能救中國！」

　　榮祿說：「我也知道法應該變，但問題是，數百年所形成的法，豈能是說變就變得了的？」

　　康有為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殺幾個一二品的大員，則新法行矣。」

　　康有為的話讓榮祿打了一個冷戰，榮祿覺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過一陣寒風。

　　這一次光緒接見康有為長達兩個小時。見到光緒之後，康有為開門見山地說：「清國快要滅亡了。」光緒道：「這都是那些保守的傢伙造成的。」康有為說：「皇上要靠他們來革新，那是緣木求魚。」光緒問：「先生有什麼高見？」康有為便抓緊時間闡述自己的變法主張，他先是否定科舉，因為他們使整個國家沉湎於過時的知識中，對國外一團漆黑。然後，康有為正式闡述他的主張了，他從變革的必要性講起，一直說到變革到底應該怎樣變，變多少等問題。康有為滔滔不絕地闡述著。光緒耐心地聽著，由於康有為一口廣東話，光緒聽得有點艱難，但他還是耐著性子。一直過了很長時間，光緒才示意會談結束。

　　數天之後，光緒皇帝的旨意卻讓康有為很是失望。光緒在軍機處上報考慮給康有為六品的官職上批覆，康有為被任命為在總理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這是一個六品官。而康有為三年前就是一個六品官了。

　　康有為怎麼也想不明白光緒是怎麼想的。

　　感到氣餒的還有梁啟超。康有為沒有陞官，預示著梁啟超更沒希望了。半個月之後，光緒帝也召見了梁啟超。召見後的結果，同樣也是給了梁啟超一個六品官：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一氣之下離開了京城，懶得去參與這樣的新政了。

　　就這樣，在維新變法中，出現了一種匪夷所思的現象：在變法的一○○天中，作為變法的推動者光緒皇帝，和變法骨幹康有為、梁啟超等，竟然只見過一次面。而譚嗣同等，都沒有見過光緒。真搞不清光緒到底在打什麼算盤，也許，憑光緒的直覺，他覺得康有為是一個難當大任之人？或許，光緒根本就沒有考慮該怎樣去扭轉乾坤，以為一切事易如反掌？於是，一○○天的變法中，就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緒皇帝做主，而光緒皇帝明顯表現出經驗不足。在光緒的身邊，幾乎沒有人替他出謀劃策，也沒有分擔他的壓力和痛苦。而光緒皇帝又是一個有著明顯性格缺陷的人，時而獨斷專行，時而當斷不斷，弄得下面無所適從。一種幼稚的政治謀略和手腕，不僅推進不了變法和維新，同時，也激化了矛盾，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滿。

　　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後不久，慈禧有一天召見了李鴻章，慈禧是在替光緒擔心，畢竟，最熟悉光緒的，就是慈禧了。閒談之際，慈禧問李鴻章那個叫康有為的人到底怎麼樣，李鴻章將康有為描繪成一個幼稚而浮躁的書生：「這個人是個書生，也如市井中喜歡爭強好勝打官司的人。」慈禧繼續著她的不解：「那麼，洋人為什麼支持他們呢？」李鴻章沒好氣地說：「那是洋人們不瞭解中國國情，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當成他們的知識分子了。等洋人們都瞭解中國的文人們都是些什麼角色之後，別說支持，就是躲避，怕也來不及了。」李鴻章這一番話是有潛台詞的，也是有體會的。李鴻章是太熟悉中國舊式知識分子了，熟悉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能力，如果說中國女人之足是被裹腳布緊緊纏裹住的話，那麼，中國舊知識分子的靈魂就是被散發著酸腐氣息的八股文化所緊緊纏裹住的。中國的舊知識分子一直習慣於作繭自縛，缺乏創新求變的精神，千百年來，他們只會啃那幾個乾骨頭，只會清談，只會喊喊口號，對於外部世界的千變萬化一概不知，對事物的理解也一知半解，實際操作能力也非常弱。在李鴻章看來，康有為、梁啟超同樣是這樣的土壤中長成的。這樣的書生，只是空談和滿腔熱血，沒有政治謀略和經驗，也缺乏起碼的政治手腕和妥協精神。而依靠著他們進行改革，肯定是絕難成功的。

　　李鴻章對於變法的不看好，還在於他深深瞭解光緒這個人。只不過李鴻章對於皇上不好直接評價罷了。李鴻章深知，在帝制傳統的國度中，帝王本身的素質對於國家的前途太重要。甚至可以說，國家命脈，繫於一人之身。在這樣的體制中，最高權力才是撬動社會前行的唯一槓桿。被寄予厚望的光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迂腐而懦弱，意志薄弱，神經過敏，他的人品、才幹、意志力等，都談不上能擔當大任，更談不上扭轉乾坤。對這一點，洞察人情的李鴻章豈能不明白呢？

　　變法後不久，曾有一個外國人這樣描述光緒：「大清國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實際年齡衰老得多。他額部凹陷，臉色發黃。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傷的、疲憊的和帶有孩子氣的笑容。當他咧開雙唇時，嘴裡露出的是參差不齊的長長的黃牙齒，兩側臉頰上都出現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並非缺乏同情心，不過更多表現出的是麻木不仁。從他的容貌上看，我們看不到一點生趣。事實上，光緒皇帝給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無趣、缺乏精力、疲憊不堪，整個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樣子……好像生活對他來說已成為一種負擔，這樣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當然，這裡描述的光緒，已是變法失敗後的光緒了。儘管如此，一個人的本質是很難改變的。光緒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是一個絕難擔當大任的人。更何況這個懦弱的皇帝並不擁有絕對權力，在他之上，還有心狠手辣的慈禧。這樣的權力架構，也決定了當這次看起來「氣壯如牛」的維新改革，只要一觸及體制的內核時，就肯定會支撐不下去。而光緒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這一次維新變法如同兒戲。

　　變法期間，有人曾對李鴻章建言道：「現在太后與皇上意見不合，您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李鴻章歎了一口氣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李鴻章實在是不想淌這一攤渾水，他只想遠遠地站在一邊看看。李鴻章當然希望暮氣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觀念和人物在暴風雨中得到濯洗，有時候，李鴻章甚至願意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這個腐朽的朝廷沖得一乾二淨，一了百了。當然，這樣的想法，是李鴻章賭氣時候的觀點。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李鴻章還是千方百計地想著補救的，在李鴻章看來，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沒有方式，再好的動機，只會是一廂情願。隨著年歲的與日俱增，對於口號和主張，李鴻章已提不起大的興趣了。實際上在李鴻章與康有為之間，有關維新的想法和主張是有很多相同點的，無論是光緒倡導的「中體西用」，還是康有為的「尊君權」，都與李鴻章的主張一致或相近。只不過，李鴻章從來不以這樣的過激而高調的方式來進行操作，也不想大張旗鼓地提出口號。在更多時候，李鴻章一直放低自己的姿態，以一種忍辱和妥協的方式，像一個農夫一樣，尋求著在歲月中一點一點地改變。

　　從變法的第一天起，李鴻章就對光緒以及康梁的能力和方式持懷疑態度。維新變法的那段時間裡，老謀深算的李鴻章一直躲在賢良寺中，遠離著變法的風暴。他像一個鼴鼠一樣，在暗中默默地注視著不遠處的風雲變幻。

　　一八九八年九月，光緒的一個雷霆動作引發了軒然大波。

　　九月初，禮部一個與康有為關係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與太后關係微妙，大膽上了一個奏折，建議光緒母子二人出訪外國，並以日本為出訪的第一站。禮部尚書懷塔布認為奏折太出格，便將奏折扣下。光緒知道這件事後，大發雷霆，認為禮部尚書無端阻撓言路，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與另外四個侍郎一同革職，讓王照連升三級，官至三品，以示激勵。緊接著，光緒又下了一道更令人驚駭的聖旨：任命四位新軍機章京，他們是：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和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明確規定：所有奏章，由四人圈閱；所有上諭，均由四人擬定。原來的王公大臣和軍機處之軍機大臣，被擱置一邊。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雖然表示了光緒帝的變法決心，但明顯暴露出光緒在處理事務上的草率和魯莽。畢竟，名不正而言不順，以區區四品，怎麼指揮那些一品二品大臣呢？朝廷老臣頓時不滿，他們紛紛跑到頤和園向太后哭訴。

　　沒過幾天，事情輪到在家賦閒的李鴻章了，光緒突然下詔：罷免李鴻章總署大臣之職，令其勿在總理衙門行走。

　　接到聖旨的李鴻章不由得啼笑皆非，此時，李鴻章已基本賦閒在家了，除了前一段時間讓他代表朝廷去黃河賑災，其餘時候，李鴻章已基本不去總理衙門，尤其是維新變法開始後，李鴻章就更懶得去惹那個是非了。李鴻章真弄不懂光緒這一招到底是什麼意思，畢竟，板子再怎麼也輪不到打在自己身上啊！也許，光緒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決心和勇氣嗎？想「殺雞給猴看」？畢竟，李鴻章身上一直背著「賣國賊」的罵名，也曾大權在握名聲顯赫。雖然前兩年周遊列國的風光讓李鴻章挽回一點影響，但畢竟已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再折騰，也折騰不出大名堂了。想到這，李鴻章不由長歎一口氣，他也不想再解釋什麼，只有暫時先嚥下這點委曲，觀望一下事態的走勢吧。

　　在此之後的局面更不可收拾了。大約是光緒自感壓力很大，維新政策推不動，整日在宮中大發雷霆，弄得手下大臣和太監惶惶不可終日。朝廷老臣們不敢怪罪於光緒皇帝，於是，便遷怒於那些變法的維新黨人。時間到了九月下旬，北京的政局變得更加微妙了。慈禧憑著豐富的政治經驗，感到維新局面的漸漸失控，感到了威脅的陰影。而這時候，光緒方寸大亂，不知要做些什麼，並且，一意孤行聽不得別人的意見。更讓人覺得鬼使神差的，可能是光緒預先知道危險信號了，他突然下旨，讓康有為離開京城。到了下旬，一件事情讓頤和園的慈禧覺得非常震驚─日本前首相伊籐博文訪華，光緒安排二十日在宮中接見他，外界傳聞光緒擬聘伊籐博文為清國維新顧問；同時擬邀擔任清國顧問的，還有美國人李提摩太。這樣的說法讓慈禧很生氣，畢竟，伊籐和日本是清國的仇人，舊恨未消，皇上卻私下有這樣的打算，實在有傷體統！慈禧一直是一個愛面子的人，在她看來，面子是做人最根本的，縱觀她一生的決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自尊和面子來左右。並且，更讓慈禧感到危險的是，有人報告，光緒召見了駐紮在天津小站的新軍首領袁世凱！

　　九月二十日這一天在一種微妙無比的氣氛中度過：早晨，光緒在宮中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上午，康有為離開了生活數年的南海會館，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凱乘火車回到天津；下午，光緒接見了伊籐博文，會見的同時，慈禧在屏風那邊聆聽。二十一日，慈禧宣佈重新訓政，下令捉拿「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二十四日，朝廷宣佈將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革職治罪。二十六日，上諭派御前大臣會同軍機大臣、刑部、都察院審訊此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傳諭刑部，將譚嗣同等六人一起綁赴菜市口正法。被殺的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

　　維新的結果真的被李鴻章預料到了。變法由於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縝密的實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爭取與妥協，最後不可避免地變成帶有悲壯意味的一廂情願和一意孤行，導致了最後的失敗。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康梁對於西方政治和科技缺乏深入的瞭解，對自己所處的政治地位缺乏清醒的認識，都構成了他們的軟肋；而他們本身也不像李鴻章和伊籐博文那樣在朝廷中有很深的根基，加上自身性格上的短處，使得維新充滿破綻和弱點，很難看到成熟的政治手腕、理性精神和必要的妥協，堅定和執著變成了執拗和剛愎自用。缺少經驗和閱歷使得維新黨人很難在深似大海的衙門中實現自己的主張。

　　對一般民眾來說，人們還未能來得及瞭解變法維新的內容，朝廷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完成一輪「週而復始」了。在賢良寺，李鴻章在第一時間裡聽到了這樣的變故，驚詫之餘，李鴻章也頗為難過。畢竟，維新只有短短的三個多月！或者說，只有短短的一○○天！對於維新改革，李鴻章的內心一直很複雜。畢竟，戊戌變法是應該邁出的一步，而這第一步剛剛邁出，就輸得一塌糊塗，再往下，對於這個垂垂欲老的清國來說，連走路都會哆嗦，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李鴻章甚至因此產生一種絕望：指望由上而下的改革，幾乎已經不可能！剩下的，只有麻木而絕望地熬年頭了！對於熬年頭，自己倒並不太怕，反正，自己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熬一天是一天。

　　那段時間裡，李鴻章一直把自己緊閉在賢良寺中，他既沒有參與慈禧幽禁光緒的行動，也沒有發表同情光緒維新的言語。他與這一切都保持著距離，只是暗中設法保護一些「新黨」人士。九月二十四日，李鴻章宴請伊籐博文及其隨員大崗育造，酒過三巡之後，談起康梁變法。李鴻章先是試探伊籐博文的態度，然後為康梁辯解說：「論其罪狀，無非煽惑人心，致於眾怒。」對於朝廷重責的罪人，李鴻章的看法還是與他們不一樣，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並且預言：康梁日後必大有作為！

　　不過老辣而狡猾的李鴻章還是借助於維新變法的失敗讓自己東山再起了。政治就是一種多人圍坐的撲克牌局，即使是同仁身敗名裂，自己仍可以從中獲利。李鴻章是深諳政治牌道的。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朝廷在平息了戊戌變法之後，打算廢立光緒，慈禧最擔心的是洋人們集體干涉，於是派榮祿來李鴻章這裡，想讓李鴻章打探消息，安撫洋人。李鴻章就湯下麵說：「洋人直接的態度可能難以直接問起，不如任命自己為兩廣總督，這樣，各國領事就會來祝賀，到那時，就好跟洋人們溝通了。」榮祿回去後向慈禧轉達了李鴻章的意思。平息了維新變法的風波之後，慈禧此時正想借助於老臣們的力量穩定政局。這種情況下，上諭很快就下了，李鴻章東山再起，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李鴻章愉快地接受了這樣的任命。

　　冬日的陽光下，李鴻章在賢良寺的門廊裡迎接著英國公使竇納樂的到來。英國公使首先祝賀李鴻章被重新任命，說自己是特意來為他送行的。李鴻章為公使安排了家宴，在酒宴上，竇納樂突如其來發問道：「聽說貴國要廢掉光緒皇帝？」

　　問話的同時，竇納樂死死地盯著李鴻章的臉，試圖在這張蒼老的面容上尋找一些蛛絲馬跡。李鴻章沒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種標準的外交辭令溫和地說：「公使大人，我想，無論如何，這應該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吧？」竇納樂也不甘示弱，一板一眼地說：「我是大英帝國的駐華公使，如果以後有外交上的交涉，關於中國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緒皇帝之外，大英帝國不承認別的什麼人。」李鴻章點點頭，他算是明白英國公使的態度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待維新變法的事情上，李鴻章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看法，絲毫也沒有因為朝廷對於康有為的態度而改變。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各地紛紛奉懿旨捉拿康梁。準備就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臨走前晉見慈禧謝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彈劾他是康黨的奏折給他看，沒想到李鴻章硬嗆嗆地說：「若舊法能強國，吾國早已強矣。即變法則為康黨，臣罪無可逃，臣實是康黨。」慈禧沒料到李鴻章竟這樣回答自己，一驚之下，竟不知怎麼把話題問下去了。李鴻章到了廣州之後，又有人向他請教對康有為的看法，李鴻章再次脫口而出：「朝廷意抓康黨，爾等無需怕，吾即是康黨！」把在場的人嚇了一大跳。在這件事上，李鴻章可以說是悲憤交加，對於朝廷如此對待改革者的方式，李鴻章傷透了心。從本質上說，李鴻章一直是比較有個性的人，只是在很多時候，出於各種各樣的利益和權衡，李鴻章將個性隱藏了起來，給人一個老謀深算的印象。在經歷一系列大起大落之後，七十七歲的李鴻章已覺得無所謂了，他看透了清國腐朽而頑固的做派，也對這個風雨之中的朝廷深感失望。儘管李鴻章與康有為在很多地方的觀點不盡相同，方法也不盡相同，但康有為們遭到的下場，不免讓李鴻章傷透了心。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冒出這樣的話來，也不足為怪了。

　　不僅如此，在對待康梁問題上，李鴻章還有一系列相應的行動。當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國外，驚魂未定之時，令他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竟收到了李鴻章托人捎來的「問候」，甚至還收到了李鴻章的一封親筆信，在信中，李鴻章勉勵康梁「精研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一個清國顯赫地位的高官如此慰問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緝犯，自然讓人感動。康梁急忙回信，以表達自己的感激心情。對於康梁，李鴻章確實是有「私愛」的，不管是對維新黨人的同情也好，還是給自己留後路也好，李鴻章最起碼表現了自己的勇氣和主見。中國的確需要關鍵時候能夠立得起來的人才，需要有新觀念、新思想、有想法、有膽略的新式知識分子，李鴻章幻想著有朝一日如果真正地對清國進行改造的話，那麼像康梁這樣的人才，是必然要用的。

　　一九○○年一月，在賢良寺居住了五年之久的李鴻章離開了京城。在接到朝廷的任命書後僅十天，李鴻章就帶著他的三眼花翎，像一隻候鳥一樣飛去了南方。在陽光明媚雨水充足的地方，李鴻章有了短暫時間的好心情，這裡遠離紛爭的朝廷，遠離龐雜的朝中事務，更遠離晦暗而腐朽的人心。雖然偏居一隅，但踩在自己腳下的，畢竟是自己可以做主的地盤，這種感覺還是好的。對於七十多歲的李鴻章來說，他已不想再追求什麼了，只想愜意而輕鬆地度過自己的餘生。當然，李鴻章也希望與自己一樣風燭殘年的清國，波瀾不驚，平平穩穩地度過最後的時光。

第十三章　最後的時光

　　一九○一年，李鴻章七十八歲。這一年，是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這位顫顫巍巍的老人邁過了新世紀的門檻。在上一個世紀，李鴻章耗盡了他所有的精、氣、神，現在，這個老人與他所服務的朝廷一樣變得日薄西山了。步入新年之後，李鴻章的話變得越來越少，他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個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裡，看著不遠處的白雲蒼狗，獨自發呆；有時候，他甚至像一條剛上岸的魚一樣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李鴻章畢生所積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綻，都在最後的時光中情不自禁地透過一些細節流露出來。

　　在此之前，在廣袤的北方農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義和團的興起了。義和團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廣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國的農村，並且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這就更激起底層廣大民眾的憤怒。文化衝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敵對的力量，在北方廣大農村，基層民眾以一種針鋒相對的方式，也就是通過拜「本土神」的方式，抵抗著西方宗教勢力的入侵。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產物。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的情緒、經濟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無法控制。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它幾乎沒有完整而系統的教義，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當然，這樣的結果是中國底層的理解力所決定的，由於缺乏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習慣，義和團肯定會將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他們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關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國歷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義和團還將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們相信法術，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槍不入、鬼魂附體，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因為有著如此驚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於是，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們，模糊了戲劇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集體陷入了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當中─當時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登台表演。在這種情況下，洋人們與其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敵人」，不如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農民「戲劇演員」，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義和團的興起，點燃了中國人多年以來積鬱於胸的民族情緒。自道光時代開始，歷經咸豐、同治，一直到當時的光緒，落後的中國在與西方的爭奪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也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後，人們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著希望─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試圖以一種盲目排外的極端方式，以一種愚昧的手段來進行著抵抗。當這種情緒通過一種傳統的方式轟轟烈烈地表現出來那一刻，實際上已走入了一種歧路。與此同時，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瀾顯然加劇了這種錯誤。錯誤從一開始似乎就是風生水起，似乎它本來就是應該發生的，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了它。當錯誤成為一種必然時，也就具有宿命的意義了。

　　從一九○○年一月開始，在河北、山東等北方地區，凡是有著教堂的地方，便成為一片火海。幾個月後，義和團在河北境內的活動達到了高潮。朝廷對於這種民間的勢力，一時拿不出主意，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英、美、德、法等國發表聯合照會，限令清政府迅速剿滅義和團，否則將「代為剿平」。到了五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國軍隊登上了清國的領土，並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路途之中，他們遭到了義和團的圍追堵劫。與此同時，四面八方的義和團來到了京城郊區，一場轟轟烈烈的民間活動即將被點燃。

　　清國與義和團集體地深陷入一種幻覺。這樣的幻覺，從現在看，絕大部分是因為認識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當世界在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人們的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這個東方古國，義和團和清國的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一開始，義和團所代表的民間勢力還深懷著對於清朝的敵意，他們的口號是「推翻清朝，驅逐洋人」；但到了一八九九年底，口號突變，成為「擁護清朝，驅除洋人」了。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的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樣的民間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碼，可以增加與洋人叫板的砝碼。出於這樣的動機，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盤，準備利用這股民間的力量跟洋人討價還價。真實的情況是，在當時，整個清國的統治力已經變得鬆軟了，在很多情況下，事態都處於一種無政府的狀況。

　　最初，慈禧的態度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義和團可以在周邊活動，但不准到北京來搗亂。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幾十萬義和團來到京城，局面將不可收拾。但奇怪的是，當四面八方的義和團們來到緊閉的北京城門下時，一個來自輔國公載瀾的命令卻出人意料地送達了，九門提督不得不開門。於是大批的義和團農民們絡繹不絕地擁入了清國的都城。

　　很多年後，當歷史回望一○○多年前世紀之交的那場義和團運動時，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書籍對於這場運動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現象都複雜無比，那時候所產生的任何現象，都是無數種原因交織的結果。它撲朔迷離，像糨糊一樣具有複雜的黏性。

　　歷史看起來似乎總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著很多偶然性。這樣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關鍵的細節決定，但關鍵細節，在歷史進程中往往丟失得無影無蹤，像海水沖過的沙灘一樣，將那些色彩斑斕的貝殼席捲得無影無蹤。這種關鍵性的缺失，又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歷史總是莫名其妙，像一個喜怒無常的小孩一樣，支離破碎，缺乏很多合理性。從現在看，義和團整個進程中的一些關鍵細節，也是毫無蹤影，譬如，為什麼載瀾會讓官兵打開城門，是因為洋人反對他的兒子接替光緒擔任皇帝嗎？為什麼慈禧在關鍵時刻表現得那樣遲緩？是一直在宮中沉湎於大戲嗎？解釋只有一種，中國的專制政體在絕大多數時間裡總是拖沓而無效率，並且，在突如其來的事件面前，因為害怕承擔責任，總是習慣於推諉拖拉，貽誤時機，從而導致局面失控。

　　真實的情況是，在那段時間裡，慈禧一直在宮中不斷地聽到人們在描述著這樣的傳奇。起初，熱愛戲劇的慈禧並不把這些傳言當回事，也不相信義和團所具有的法術。慈禧還專程派了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打探義和團的虛實，查證一下義和團各種「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經過幾天的考察，趙舒翹等實際上已經看出義和團的「神功」全是假的，但隨後趕來的剛毅卻認為這些神功「可恃」。這種情況下，趙舒翹、何乃瑩在向慈禧匯報時，含糊其辭，對於神功，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與此同時，王公大臣與宮中的太監們「三人成虎」，每天在慈禧面前叫囂義和團法術通天，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洋人的堅盾利器。天天聽著這樣的報告，慢慢地，慈禧有點將信將疑了。畢竟，慈禧與那些老眼昏花的大臣們一樣，都是生活在傳統戲劇的文化背景之中，他們從未放棄超越現實的幻想。正是由於思維方式上的根本性迷糊，終於，精明而果敢的慈禧聽信了大臣們的進言，準備依靠義和團的力量向洋人宣戰。

　　義和團進京之後，北京城徹底地炸了鍋。從四面八方趕來的義和團根本就沒有統一的領導，也缺乏統一的指揮。北京從未如此熙熙攘攘，大街小巷天天在唱著大戲，玩著把戲，如春節一樣熱鬧。似乎每一個人渾身上下都亢奮地膨脹著，彷彿他們已經找到了「驅逐韃虜」的不二法門，復興中華指日可待似的。慈禧決定向列強宣戰後，即給進入北京的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命令清軍和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進入京城的義和團們首先在城內的教堂、教會醫院和中國教民家的建築物上點火，大火騰起的濃煙如同長城烽火台的信號一樣，預示著這座千年古都巨大的災難將要來臨。緊接著，火光蔓延，很多信教的中國居民的房屋也開始燃燒起來。清國的官員們下令把正陽門的城門關了，並派出重兵把守，說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亂人混入內城。這樣的命令，更像是給人們一個信號：要放火就儘管放，只要不把皇城點著就行。於是，京城的大火更熊熊地燃燒起來。

　　由於有了朝廷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義和團進入京津之後，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稍有看不慣的，都指為教民，全家皆殺。混亂的局面最後發展為：凡使用洋物者，「必殺無赦」。曾有幾個學生倉皇避亂，因為身上帶有鉛筆一支、洋紙一張，也遭受了亂刀砍殺的命運……對於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群情激憤之下，義和團還倡議活捉康有為回國治罪，甚至，義和團還一度衝入宮禁企圖捉拿光緒皇帝，結果是慈禧發了一通火，殺了幾個人，才平息了這一事件……形勢變得越來越失去控制了。被煽動起來的狂熱民眾，天天在街頭追殺洋人和「二毛子」，搶劫商店住宅，焚燒教堂醫院，外國人只得躲進使館，並在使館外築起街壘。

　　現在來看，這場蹩腳的農民運動更像是一場造反的大戲。喜歡戲劇的中國人集體造就了一場神魂顛倒的迷亂，然後，在這種迷亂演出了一場悲喜交加的大戲。在這當中，人人都發現自己成了演員，而當他們置身於這樣的運動時，都油然產生一種崇高感。男人女人都湧進了這場大戲之中，他們的裝扮也富有戲劇的特色：「大師兄身穿黃裳，頭包黃巾，馬如飛，黃令旗招展，人皆讓路」，在這群人當中，有扮作孫悟空的，有扮作諸葛亮的，有扮作關羽、張飛的……他們的裝扮和造型，都來自於在此之前廣為流傳的話本和戲劇。連女人也加入了，他們頭裹紅巾，腰扎紅帶，絳色褲褂，蹬軟底鞋，頭巾上寫著「協天大帝」四字，紅肚兜上則標明「護心鏡」。她們就差完全套用戲劇的扮相了，在背上插著十二面令旗，頭盔上飄著兩根長長的野雞翎。這樣的方式哪裡像是上戰場呢？就像是趕赴一場盛大的戲劇。魔術也出現了，由鄉下女子組織的「紅燈照」，每個人帶著一個小燈籠，據說小燈籠可以呼風喚火。有人看見，小燈籠可以帶著頭紮紅巾、腰繫紅帶的女子，在天上飛，她們的手指向哪裡，哪裡便燃起了熊熊大火。還有一個叫「砂鍋照」的義和團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只帶一口砂鍋，當隊伍要吃飯的時候，成員便生火做飯，奇怪的是，一隻小小的砂鍋，裡面的米飯竟怎麼也舀不盡，一直可以供應數百人吃飽喝足。

　　中國的北方就這樣上演著一場人鬼不分的大戲。只要是戲，總有大夢初醒的一天。以這樣的方式去跟洋人作戰，結果當然可想而知了。

　　一九○○年六月，當八國聯軍即將進入北京城的時候，慈禧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著，沉醉於她以古老的神話方式取得抗擊洋人勝利的美夢之中。義和團進京之後，不知是觸動了慈禧的哪條神經，這個曾經非常喜愛戲劇的老婦人變本加厲，對待那些戲劇，幾乎是瘋魔了。慈禧整日沉湎於京劇，每天，她總是遲遲地起床，一番精心地漱洗之後，吃過午飯，她就讓戲班子熱熱鬧鬧地開演了。當大戲敲著鑼鼓拉開帷幕之後，慈禧一邊安詳地用她專用的鶴腳煙袋吸著水煙，一邊全神貫注地看著戲，像一個農村婦女一樣盡展悲歡離合。看到入情處，慈禧也會大聲笑出或者慟哭不止。戲落幕了，喜笑顏開的慈禧就會下旨：賞！小太監就會把碎銀子拋到台上去，演員們就會磕頭謝恩。

　　在慈禧眼中，現實也是一場正在上演的大戲，而她自己，就是這個大戲中永遠的主角。

　　當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在北京興起的時候，此刻的李鴻章正在南方休養生息。儘管在千里之外，但李鴻章還是憑著自己豐富的政治和外交經驗嗅出這場風波暗藏的危險。六月初，李鴻章收到了英國人赫德從北京發給廣東海關的電報，這封電報幾乎代表了駐華洋人們的集體立場，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實情況：

　　此間局勢極其嚴重，各國使館都害怕受到攻擊，並且認為中國政府即使不仇外，也無能為力，如果發生事故，或情況不迅速改善，定將引起大規模的聯合干涉，大清帝國可能滅亡……請電告慈禧太后，使館的安全極為重要，對於所有建議採取敵對行動的人都應予駁斥。

　　李鴻章收到電報後，立即向慈禧發電，重申了赫德的意見，特別強調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動，大清帝國可能滅亡的觀點。

　　但李鴻章的電報石沉大海，沒有起到一點作用。

　　形勢直轉而下。西方列強，加上日本，終於動手了。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八國聯軍攻陷了中國北方的海岸門戶大沽炮台，聶士成陣亡，馬玉昆、宋慶諸軍零落，三天之後，京城門戶天津陷落，以保護使館為名登陸的聯軍向通州進發，而通州距都城北京僅二十公里。十九日，大清國宣佈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總理衙門宣佈不再保護使館，限外國人在二十四小時內離京。二十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男爵在乘轎前往總理衙門試圖交涉保護在京外交使團安全問題時，途經東單總布胡同時，被巡街的神機營章京恩海用槍擊斃。隨後，保衛北京的清國將領李秉衡在楊村遭遇敗績後，退至通州（今通縣）自殺殉國……李鴻章在南方得知這一消息之後，老淚縱橫，用手杖觸地：「內亂如何得止？如何得止？」李鴻章的悲傷讓在場的官員動容失色，他們從未見過冷靜鐵血的李鴻章在情緒上會失去控制。即使是在最傷痛最悲涼的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也只是無聲淚下。他們知道，在這個時候，李鴻章所噴發出來的，已不僅僅是淚，而是血了。

　　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李鴻章的內心明顯是有憂憤的，也有著牢騷和看法。李鴻章給朝廷發去一封電報─大清國兩廣總督對朝廷「北上勤王」的聖旨的回答是：「廿五矯詔，粵斷不奉，此所謂亂命也。」並要盛宣懷迅速將他的意見轉告劉坤一、張之洞。

　　李鴻章終於說「不」了，這樣的態度，算是李鴻章平生對朝廷的唯一一次違背。對於李鴻章來說，此舉可謂石破天驚。雖然這種態度改變不了什麼，但對於一直愚忠成癡的李鴻章來說，有這樣的態度，已經出格了。也許這樣的做法，甚至可以看出李鴻章在訪問歐美之後自由意識的成長，意味著清國的鐵箍已經鬆動；或者，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易和經濟活動，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清國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與此同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等在獲悉了李鴻章的電文後，也開始對朝廷心存「二心」了，他們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這樣的道理很簡單：危難時候，他們只得自保自己的一方平安，並且，不想進一步擴大對立面，如果南方各省也發生動亂，或許清國人真的要做亡國奴了。雖然各總督之行為在以後很長時期內引起廣泛非議，被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一九○○年的庚子事變中，正是他們如此的態度，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定。

　　貌似強大的清國一下子亂了方寸。京城保不住了，宮殿保不住了，虛弱的清國急切需要這樣一個人來收拾局面，這個人必須不會引起洋人們的反感，最好還在洋人那裡頗有面子，能夠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裡不痛快的督撫們的支持和信任；懂得辦洋務，能獨立處理棘手的重大問題；有與洋人周旋的骨氣和勇氣，能在議和中盡可能地維護朝廷的利益；能夠確保清國領土的完整；當然，最重要的是：必須慈禧信得過，對慈禧絕對忠誠，或者說，要確保光緒皇帝不捲土重來，維護慈禧的現實權力。

　　上述條件實在太苛刻了，慈禧在帝國滿朝文武大臣中反覆選擇，浮出水面的，仍是年過古稀的李鴻章。或許，在作此決定的時候，酷愛戲劇的慈禧會想到劉備對諸葛亮的托孤─每當清政府把清國帶到毀滅的邊緣時，他們想到的，就是啟用老邁忠心的李鴻章。這樣的結局，對於李鴻章來說，是一種喜劇呢，還是一種悲哀？

　　李鴻章此時已成為這艘即將沉沒的巨輪的唯一救命稻草。朝廷的電報繼續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攻打京城的洋人議和。與此同時，各地請求李鴻章北上「主持局面」的電報也如雪片一樣飛來，一律聲稱只有他才能穩定大局。朝廷下詔，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

　　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七十七歲的李鴻章在廣州登船準備北上了。此時的李鴻章，依舊清癯高瘦，頭上戴一頂青緞小便帽，腦後的辮子，已變得花白枯萎了。李鴻章顫巍巍地在貼身侍衛的攙扶下走過跳板，然後在甲板上的籐椅上坐了下來。所有的官員都靜靜地等候著他發佈開船的命令，但李鴻章許久都沒有開口，他只是閉著眼睛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彷彿睡著一般。南方的七月，正是高溫酷暑，悶熱的天氣凝固得彷彿將要爆炸似的。

　　前來送行的南海知縣裴景福與李鴻章既是同鄉，又私交甚密，他走到李鴻章面前，小心翼翼地探聽李鴻章對國是的態度，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國家少受損失，沒想到李鴻章突然聲音哽咽：「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鐘，鍾不鳴，和尚亦死矣！」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還在繼續著與洋人噩夢般的周旋。

　　此時此刻的李鴻章像什麼呢？與他忠誠的大清帝國一樣，在西方列強高歌猛進邁入新世紀之時，這艘古老的東方航船，只能拖著呻吟的骨架，使盡最後的氣力在海潮中顛簸而行，艱難、悠緩、疲憊、衰邁，已接近於徹底地觸礁了，陳舊、腐朽的艙板失去了密封性能，裂縫越來越大，海水不斷滲入……但掌握著這艘輪船的人，仍然掙扎著，幻想著起死回生，或者忍耐，堅持，做著最後的努力。

　　一九○○年八月十五日，大清國都城淪陷，政府和朝廷逃亡。據不完全統計，在京城淪陷之後，集體自殺的貴族家庭就有：

　　宗室奉恩將軍札隆阿和兒子、兒媳、女兒和孫兒一起自縊；

　　宗室侍讀寶豐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讀崇壽，殺全家老少之後，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七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衛全成全家五人服毒；

　　一品官富謙全家十二人自焚；

　　護軍參領續林用刀殺了妻子兒女後自殺；

　　都統御前侍衛奕功，在聯軍衝到他家門口後率領全家子女共十人進入後院自焚；

　　吉林將軍延茂戰鬥失敗後隻身回家，與母親、兄嫂和子女共十二人引火自焚；

　　中書玉彬與母親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壽富，全家集體上吊；

　　國子監祭酒熙元和王懿榮，前者和老母服毒，後者與妻子投井；

　　三品銜兼襲騎都尉員候選員外郎陳鑾一家集體自殺人數最多，達三十一人。

　　根據有關史料的不完全統計，一九○○年，北京城破的兩天之內，全家集體自殺的皇親國戚達三十多戶。王公貴族之家自殺總人數在近二千人。

　　古老的京城，在上演一段時間的迷幻大劇之後，現在，輪到慘烈悲壯的結尾了。所有的悲情都於事無補，「平常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抱君王」，中國歷史從不缺少這樣不負責任的死法，個人的生命算得了什麼呢？對於這些王公貴族而言，如果缺乏對於國家大局的政治智慧，危難時候以自己的生命作砝碼，畢竟是無足輕重的。

　　接到朝廷一個又一個指令後，李鴻章根本就不願意去收拾這個爛攤子，他是有前車之鑒的，甲午戰爭後因為簽訂《中日馬關條約》而遭到國人的普遍聲討，「李二先生是漢奸」的罵聲至今還在耳邊迴響。從廣東北上之後，李鴻章一直在上海磨磨蹭蹭，他是根本不想去那個是非之地。但在這樣的形勢面前，李鴻章「不下地獄」，誰又會「下地獄」呢？他當然知道簽訂這樣的條約只會把自己釘在民族和國家的恥辱柱上，他太瞭解自己的民族以及自己的同胞了，知道他們習慣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在危難之中，這個民族一直有著極其熱愛面子、極度自大而又自卑的習性，他們一般不願意直面事實，不自我反省，只是眼光向外積極地尋找替罪羊。在尋找到替罪羊之後，他們往往毫不猶豫地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然後，便是振臂一呼進行著聲討了。這樣的心態與習性，李鴻章從來就看得很清楚，對這一切，他是再熟悉不過了。

　　一直到慈禧任命奕劻為和談全權大臣，李鴻章「輔佐之」，李鴻章才真正北上了。九月二十九日，李鴻章到達天津。李鴻章專程去了一下他曾經執政達二十多年的直隸衙門。天津是李鴻章任北洋大臣的辦公地，而直隸總督府則在保定。在一年的時間裡，李鴻章一半時間在天津，一半時間在保定。此時此刻，北洋大臣的辦公地已是破敗不堪，李鴻章蹣跚著步子，察看著廢墟中的一切，內心沉痛無比。十月十一日，李鴻章到達北京。聯軍正在戒嚴，宣佈除了「兩個小院落仍屬於清國政府管轄」之外，整個京城由各國軍隊分區佔領。那兩個小院落，一個就是李鴻章居住的賢良寺；另一個，則是與李鴻章一同參加與聯軍議和談判的慶親王府。

　　後來，晚清名士齊如山曾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駐北京，朝廷宣佈由李鴻章全權擔任議和大使並從廣州趕赴北京時，整個北京城都在盼望著李鴻章的到來。的確也是這樣，當整個清國陷入了最大的災難，京城淪陷，清國的官員們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訥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時，只有李鴻章，算是挺身而出，走著一條與眾不同的路，那就是，以個人的屈辱和犧牲換取最大限度的時局緩和。李鴻章當然知道這樣的行為本身極容易被釘在民族和國家的恥辱柱上，極容易在歷史被簡單化以及別有用心中充當犧牲品，但他無法躲避，也無法逃脫，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鴻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這樣的舉動，避免了進一步的生靈塗炭，而他一輩子服侍的清國朝廷，也終於可以回到京城了。」

　　十一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紮衛兵；拆毀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聽到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的「原則」時，李鴻章忍無可忍，他情不自禁地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李鴻章再一次感受到自己作為戰敗國臣子的虛弱了，「弱國從來無外交」，自己哪是一個來議和的外交官呢，分明只是一頭羊，闖進了虎視眈眈的虎狼之群。

　　從京城狼狽逃至山西，又從山西輾轉逃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日日盼著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飢渴」。這個精幹但卻不善審時度勢的女人，晚年最值得慶幸的一件事就是遇上了李鴻章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奴才。雖然清國一九○○年夏天發生的巨禍完全可以避免，但既然發生了，李鴻章就必須盡心盡責地維持局面，並且還要消解聯軍的追究，維護慈禧的地位。這樣的奴才真算是忠心無比，為了這個搖搖欲墜的小朝廷，李鴻章正在做著最後的努力。─「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李鴻章之手。」由於事務繁雜，心理壓力巨大，李鴻章終於病倒了，他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他們唯恐朝廷再也沒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一個耗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

　　清流派出身的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這樣的態度，是張之洞一如既往的做派。張之洞可以在任何時候都正確，但問題是，這樣的正確，從來只能作為標榜，而不能解決問題。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李鴻章表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敵我雙方實力懸殊，根本不可能打贏戰爭。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哪裡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須當機立斷。李鴻章給張之洞傳話說，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

　　因為「議和大綱」此次沒將慈禧列為禍首，洋人也讓步沒有讓她交出權力。於是朝廷迅速地向李鴻章傳達了旨意：「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一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聲討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已經開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談判結束的直接標誌是聯軍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議和大綱」簽字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而且要親眼看到懲處罪魁禍首。

　　關於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最後的氣力。李鴻章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地跟洋人論短道長，他無法接受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的局面，一直據理力爭。與此同時，為了議和自保，朝廷不得不屈從列強提出的「懲辦禍首」的要求，多次發佈上諭懲辦禍首：莊親王載勳被賜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即行正法，剛毅本應斬立決，因已病故免其置議，啟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載漪、載瀾被發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臨難自盡故免其置議，左都御史英年被賜自盡，趙舒翹也被賜自盡……各級官紳遭懲處者達一○○多人。這些退讓都是為了保住慈禧的性命。最終聯軍放棄了對包括慈禧「正法」的要求。

　　接下來就是賠款問題的談判了。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後時間裡，李鴻章已沒有精力面對面與洋人再論長短了。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開始提出的十億兩白銀降到四億五○○○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四億五○○○萬兩，是對四億五○○○萬中國人所定的數字，「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李鴻章接受了這個侮辱。朝廷給李鴻章的回電是：「各國償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應准照辦。」

　　一九○一年九月七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十一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份文件上，李鴻章將「李鴻章」三個字簽成了「肅」字的模樣，這三個字擠在一起，即虛弱無力，又辛酸悲苦。很明顯，李鴻章在此時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肅毅伯」來落下這個恥辱的款。他哪裡願意將自己的名字以這樣的方式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呢？那樣的簽名純屬一種職務行為，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悲慟欲絕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劇，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無法想像就要離世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會是什麼心情。李鴻章畢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願望，到了生命的邊緣階段，算是徹底碎如齏粉了。

　　臨終前，李鴻章還曾經給遠在上海的盛宣懷寫信。李鴻章知道大限已到，但他還是有很多事情放心不下，他寫信給盛宣懷，向他，並通過他，向上海的朋友們訣別。在信中，附詩一首：

　　四十年來百戰身，幾回此地息風塵，
　　經營庶富羞言我，紐握機權恥授人。
　　盡一分心酬聖主，收方寸效作賢臣，
　　諸君努力艱難日，莫誤龍華會裡因。

　　詩中附言道：「鴻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並謝拳拳，乞弟代為一一致謝。願諸君努力共濟時艱，鴻章雖死猶生。」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李鴻章在北京賢良寺魂飛魄散。死之前，已經穿上壽衣臥於病榻上的李鴻章忽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兩行清淚緩緩滾出。匆忙趕來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李鴻章「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須臾氣絕。李鴻章是死不瞑目啊，作為一個敗國之相，心高氣傲的李鴻章哪裡甘心這樣的下場呢！

　　李鴻章終年七十八歲。

第十四章　忠與奸

　　李鴻章病危的時候，慈禧正結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車隊進入滿目蒼痍的中原地區時，消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慈禧感歎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慈禧說的是心裡話，對於她來說，是最知道李鴻章之於大清的重要性的。這個「糊裱匠」晚年為了這個垂亡的王朝，真算是盡完了最後一份力。幾天以後，李鴻章去世的噩耗傳來之時，龐大的迴鑾車隊已經到了河南輝縣。儘管慈禧和光緒心裡已有了準備，但還是泣不成聲：「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隨行人員「無不擁顧錯愕，驟失倚恃者」。對於李鴻章，清廷給出的謚號是文忠公，這樣的表彰，也算是對李鴻章一生對大清王朝忠心耿耿最準確的評價了。

　　從一八六一年一直到一九○八年的四十八年中，清朝的最高權力，實際上一直由慈禧掌控。這是一個曾經非常漂亮的女子，關於她的相貌和風度，當時西方的很多報紙都有著津津有味的描繪。據說慈禧年輕的時候膚色如雪，吹彈即破；牙齒如貝，一雙黑色的大眼睛如星星般閃爍；在性情上，慈禧既有江南女子的溫柔體貼，讓人迷戀，又有北方女子的潑辣從容，大氣果敢。一直到她六十歲的時候，還曾有西洋的報紙說她像少女一樣迷人。清宮中聘請的一個為慈禧專門作肖像畫的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描繪說：慈禧是一位「非常面善的女士，容貌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臉上永遠帶著一種勝利者自得的微笑」，卡爾以她畫家的敏銳描寫道：「她穿著一件皇家專用顏色─明黃色的長袍，上面栩栩如生地編織著紫色的藤蔓，還鑲嵌著大量珍珠。她的長袍是滿族式的，有些部分從脖頸拖延及地，一排翡翠紐扣從右肩一直扣到長袍的褶邊。長袍用一種爽挺、明亮的絲綢做成，穿在一件同樣長度、同樣顏色但比較柔軟的裌襖外面。在右肩起第一枚紐扣處，掛著一串碩大的珍珠，有十八只之多，並且珍珠和珍珠之間用璀璨剔透的綠寶石隔開。在這枚扣子上同時還掛著一顆淡紅色的寶石，有兩束絲綢做的黃穗從寶石上飄落而下，穗尾是兩顆好看的圓球。」

　　這個生長在江南的滿族女子一生追求著完美生活，但她的個人生活卻一直不完美，個人生活的缺失以及生理的不平衡，可以說是慈禧性格有時暴戾、喜怒無常的重要原因。生理與生活的缺失，反過來刺激她更加注意生活的品質，力求充分享受世界的完美華章。在無休無止的繁文縟節的沉重負擔之餘，慈禧對生活中的一切新奇都抱有積極態度，喜歡盡興地享受著人生。

　　曾有外國公使夫人稱慈禧為「一條母龍」，此語一點不虛。慈禧一直就不是一個凡角。由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女，到了後來的大權在握，慈禧實際上可以說是走過了人世間最不平凡的道路。十六歲入宮時，慈禧只是一個貴人，住在圓明園的天地一家春。當時咸豐皇帝喜愛的，還有其他好幾個女子。慈禧能夠脫穎而出，除了因她生育了同治之外，還在於她異常聰明，善解人意，俠肝義膽，可以為咸豐分憂。浸淫宮中，慈禧潛移默化中學會了果敢、狠毒，富有幻想。既具有極其準確的直覺，洞察秋毫；也識人無數，極重情義。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咸豐皇帝遠逃熱河，留下了恭親王與英法聯軍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之後，咸豐萬分恥辱，他一直在熱河幽居，拒絕接見任何外國使臣，甚至連朝臣也拒絕接見，整天沉湎於鴉片和酒。一年之後，卅歲的咸豐英年早逝，二十六歲的慈禧與恭親王聯手，臨危不懼，心狠手辣，擊敗了肅順等八大臣，與慈安一起垂簾聽政。那些政治上的手段與陰謀，慈禧可以說是爛熟於心。她屬羊，但很多如狼似虎的大臣在她面前膽戰心驚。她一生在深宮之中生活和掙扎了近六十年，即使是執政，也有四十八年，在她面前，有咸豐、同治、光緒三位皇帝駕崩，而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則在她的操控下，惶惶不可終日。

　　與歷史上曾經的女皇武則天相比，慈禧從不輕佻，也從不淫蕩，雖然她的面前有很多優秀的男人，而慈禧也聰明異常地懂得怎樣贏得男人的歡心，懂得男人的虛榮和軟肋。這個年輕的寡婦對於愛新覺羅家族一直是忠心的，在某種程度上，她就像《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一樣，不辭辛苦，管理著這個龐大腐朽的家業。

　　按照現在的說法，慈禧從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她以女人征服男人的方式統治這個國家，充滿熱情地生活在宮中。慈禧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女人，她注意養顏美容，注重梳妝打扮，喜歡美食，愛好花草，親自製作精緻的化妝品，並且，還會寫詩，會欣賞詩，善於書法、繪畫，喜歡用真正的花草汁塗在自己的畫作上。除此之外，慈禧還天性幽默，富有智慧，她習慣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將理性的問題直覺化。

　　當然，作為一個手執最高權力的單身女子來說，始終環繞於慈禧周圍的，是揮之不去的孤獨與恐慌。與她的前輩主宰一脈相承的是，由於滿族人是征服者，相對於龐大的被統治的漢族，這個民族一直勢單力薄。儘管滿人入關掌握政權之後，漢族男人留起了辮子，向異族皇帝高呼萬壽無疆，也儘管滿族幾乎毫不走樣地尊奉漢文化的一切傳統。但歷代的滿族統治者都在骨子裡對於漢人有著深深的警惕，他們知道，在漢族人的骨血中，那種被他人統治的感覺三○○年間不曾有一刻消失。這種廣袤的不安全感，使得深居高位的統治者的第一考慮就是，如何在人數眾多的漢族中用盡一切辦法維持自己的政權。深層次的恐慌決定了清國在整個制度上的保守性和專制性─最高統治者高居一個鬆散的、卻存在著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巔，以儒家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準則來維繫自己的統治。在這個秩序裡，經典的教義是至高無上的，龐大的家族制支配著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於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著軍事，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凌駕於人的情慾、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朝廷還必須借助依靠和籠絡漢人中的傑出人物，遠離社會的快速進化。清國就是在這樣的情形和隱秘中，延續了很多年，每屆統治者在這樣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慮，尤其是對於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們，另外一方面，又得無時無刻地提防他們，控制他們。慈禧當然也是如此。這樣的恩威並施、處心積慮，也就決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決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經過敏。

　　在晚清諸多的漢臣當中，李鴻章無疑是當中的出類拔萃者。李鴻章的人情練達、講究實際、足智多謀，使得慈禧與李鴻章之間比較有共同語言。就慈禧本身來說，她是很想有所作為的。早在剛剛垂簾聽政時，慈禧就以後期愛新覺羅家族男兒少有的膽識，領導了當時的「自強運動」。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不僅僅使清國的財政和國力有所增強，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穩固了她的統治。從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五年的這一段時間，被稱為「同治中興」時期。在這一段時間裡，大清在慈禧與恭親王的領導之下，似乎終於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整個國家在漸漸的開放中嗅到了海洋的鹹澀氣息……在朝廷的號召下，李鴻章無疑起到了骨幹作用，是「自強」運動的馬前卒。正是在慈禧掌權的初級階段，李鴻章因為思想上和行動上的與慈禧的接近，贏得了這個女人的好感。這也決定了慈禧與李鴻章在今後的歲月裡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緣。

　　慈禧與李鴻章是存在著很多相同點的：他們都屬羊，從年齡上說，李鴻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輪。慈禧極其欣賞李鴻章，不喜歡在小事上較真、酸腐而迂迴的翁同龢。在慈禧看來，偌大的一個朝廷，絕大多數，都是一群無用的書生，真正能在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解決問題的，首屈一指還是李鴻章；而且，李鴻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點就通。她就喜歡這樣的聰明人。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權在握的李鴻章，對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鴻章一生曾面臨多次危機，他的公開和潛在的對手曾多次羅列罪名，收集證據，要彈劾他，甚至要置其於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關鍵的時候保護了他。慈禧對於李鴻章的態度讓李鴻章感恩戴德，李鴻章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夠理解並且信任他的人，「士為知己者死」，這一句話，是極符合李鴻章心境的。對於朝廷，對於慈禧太后，雖然李鴻章也有很多不滿，並且在私下也發過牢騷，但在公開場合，在「大局」面前，李鴻章從不說一個「不」字，總是表現得忠心耿耿。李鴻章知道，在內心深處，慈禧對於自己也是有提防的，儘管自己手握重權，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李鴻章深深瞭解慈禧，這個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誰讓我一時不痛快，我就讓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是慈禧在控制李鴻章，而不是李鴻章操縱著慈禧。在一個專制的體制中，最高權力者的性格與喜好，往往就是遊戲規則。李鴻章是清楚地知道這個絕對規則的。

　　於是，在晚清的權力構架中，慈禧和李鴻章之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關係：知李鴻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鴻章也。他們之間惺惺相惜，互相需要，並且對對方也心有餘悸。他們二人的方法各異，但他們卻有一樣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們就像清王朝最堅固的兩根柱子一樣，構求著一種平衡，支撐著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鴻章同時，慈禧還在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這三位晚清時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術，與李鴻章一樣，慈禧從未讓他們擔任過核心職務，但他們從未遭到過她的貶黜─當一位臣子的權力到了足以威脅她的安全時，慈禧就會心狠手辣地下手了。當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親王。當慈禧察覺到恭親王自以為功高蓋主得意洋洋之時，她就毫不猶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個合作者，一個曾經親密的盟友，一個傑出的政治人物。作為女人，慈禧還有著女人的政治方式，罷黜恭親王的同時，慈禧還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溫柔，收恭親王的女兒為義女─這個女人，是深得這樣的政治藝術的，就像她經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鐫刻著：恩風長扇。慈禧，就這樣經常輕擺她的羽扇，不時拂出徐徐的恩風。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不妨假設一下。假如李鴻章對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將如何？

　　李鴻章至少有三次機會面對這個問題。第一次是曾經的洋槍隊統領戈登提出來的。一八八○年清國與俄國關係危急，俄國以伊犁之役，對清國進行威脅恫嚇，大有進一步擴大事端之勢。戈登這時候正好去天津拜訪李鴻章。當李鴻章向戈登問詢對於時局看法時，戈登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君如有意，僕當執鞭效犬馬之勞。」李鴻章聽完此話後，沉默半晌，然後說：「那當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從未背叛過朝廷。」接著，李鴻章又說：「另外，那是不會成功的，我會掉腦袋的。」

　　第二次，就是孫文給李鴻章的上書了。

　　一八九四年六月甲午戰爭前夕，孫文曾到達北洋大臣李鴻章駐節地天津，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上李傅相書》。在此之前，孫文先到上海拜見已是名滿天下的鄉賢鄭觀應，將此書交給鄭觀應一閱。鄭觀應談了一番感想後，轉請王韜潤色，並給孫文寫了引薦書，推薦他去見李鴻章。在這本《上李傅相書》中，孫文大膽地向李鴻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議。由於這時中日在朝鮮對峙已經劍拔弩張，加上孫文上書的內容過於敏感，李鴻章並沒有對此事有所表達。也許，在李鴻章眼中，像孫文這樣的「知識青年」還是太過稚嫩了，不足以從長相議。並且，李鴻章到底有沒有接見孫文，一直存有爭議，上書的結果是，李鴻章安排其幕僚給孫文弄了一張護照，讓他「先遊歷泰西各國，學習農務，藝成然後返中國」。

　　第三次則是一九○一年。當義和團運動無法控制、八國聯軍群起進攻北京之時，西太后急詔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北上議和。有一種說法是，在此關鍵時期，梁啟超到了廣州，拜會了李鴻章，為李鴻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應對此事：上策擁兩廣自立，以李鴻章在當時國內外的影響力，旗幟鮮明地恢復漢族統治，建立新政體；中策為起兵廣東，北上剿拳勤王，以謝洋人，以兵馬給洋人以威懾；下策就是奉詔單騎入虎狼之穴議和了。國亂紛擾之際，清室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上策無疑也是一種大膽的選擇。但李鴻章對於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還有消息表明，李鴻章在廣東期間，還同意幕僚劉學詢與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的策劃，同流亡在外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暗中聯絡，準備策劃兩廣獨立，自立為王或是總統，用孫中山來施行新政。

　　儘管最終這些行為煙消雲散，但這樣的傳聞，聽起來還像是煞有介事。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李鴻章是對那個腐朽的朝廷徹底地失望了。這個腐朽的朝廷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內憂外患，苟延殘喘，犧牲人民，綏靖洋人，讓李鴻章本人受夠了窩囊氣。如果李鴻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氣重寫自己的人生，結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時也，運也，李鴻章在猶豫中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貫之，以一個「糊裱匠」的形象留在歷史的記憶中。

　　作為擁有重兵的地方諸侯，與朝廷的關係處理一直是潛在的，也是最具危險性的問題。隨著清國腐朽和沒落程度的加深，這種關係肯定會變得越來越迫切。從表面上看，李鴻章是有這個能力的，他手頭一直握有重兵，無論是在智慧膽略上，還是從資歷上，他比朝廷諸多的迂腐舊儒酒囊飯袋不知道要強多少倍。並且以當時淮軍的實力，相比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並不是件太困難的事。但李鴻章似乎從未這樣做，而且幾乎從不對朝廷說不，在一輩子官場生涯中，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從未違反過朝廷的有關授意，也從未對朝廷表現過一絲不恭。

　　應該說李鴻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機會。李鴻章為什麼不這樣做？最根本的原因並不是實力問題，而是世界觀問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從性格和世界觀上來說，李鴻章顯然不是曹操那樣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李鴻章雖然很聰明，但他卻不是一個渴望成就霸業的人，他只是渴望著為朝廷所用。成為一個「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鴻章全部的追求。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與他的同鄉，三國時期的曹孟德不一樣。李鴻章雖然從才情上說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樣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氣、豪爽、灑脫、風趣、機敏、詭譎、狡詐、冷酷以及殘忍，同時，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樣對於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學思考和感悟。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觀滄海》中寫道：「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從詩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個對於天地萬物有著通徹了悟的人。只有具備這樣的感悟，才會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氣度。一個不具備浩然之氣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亂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的。

　　從思想上看，李鴻章還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有著傳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忠義節孝的道德對他影響非常大，這種儒學義理的教育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行為掌握是根本的。在李鴻章的內心深處，他是一直承認「真命天子」的。

　　當時，層層疊疊的科舉選拔制度更是加劇了人們的機械與謹慎。從這樣的體制與思想出口所湧現的人物往往盡顯處心積慮。由於科舉制度的嚴格和縝密，加上理學的滲透，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土壤能出現趙匡胤式的亂世重臣，也很難出現諸如諸葛亮那樣的英才了，能夠出現的，只是這種體制設定的模具所鑄造的器用者。對於絕大多數朝廷重臣來說，已經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見利忘義，或者是亦步亦趨、無所事事。對於李鴻章來說，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經歷都不足以支撐他成為一世梟雄。李鴻章出身社會下層官僚家庭，從性格上來說，並不是一個有著天地情懷的人，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對於天地萬物的思考與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鴻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歷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會在意個人的利益與功名，並不是一個為理想和情懷甘心捨棄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著大境界，李鴻章擁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場的老謀深算。

　　在這樣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鴻章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只會是淺層次上的追求，談不上從本質和深層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鴻章變得越來越現實，疲於奔命各種事務，很難從諸多的事務中脫開身來。從追求上說，李鴻章對於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狀況已相當滿意，他更願意在一種光環下生活而不願意去做那個光環，因為這樣更安全。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一種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執行者的面目來出現，在現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時，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服務於朝廷，而又有著自己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的中央集權，發展到明清之時，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政壇那種選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傾向，使得官吏們很難保持一種銳氣。知識分子那種因為擁有真理和才華，而具備的高貴感和英雄氣質已經蕩然無存。儘管李鴻章權傾朝野，也擁有廣泛的權力網和關係網。但是，在當時清朝的那種繁瑣無比、互相掣肘的政體以及組織方式下想要有所作為，必定難上加難。更何況李鴻章要想使其組織在全國範圍內發生效力，他還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撐，那就是絕對權力。李鴻章從未掌握過中央大權，他一直在軍機處外，甚至在洋務運動時期也與總理衙門大臣職務無緣，李鴻章在最盛時期也只不過是京城所在的直隸省的總督。雖然到了十九世紀七○年代末，當清國總理衙門沒有能力處理對外事務時，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贏得了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的權力，使自己成為與總理衙門並駕齊驅的一個單人外交部。但李鴻章掌控外交大權畢竟「名不正，言不順」。而且，李鴻章的權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財政和其他資源，經常有賴於他管轄的以外的省份。官僚體制的一個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慣性來操作的話，順理成章輕而易舉，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話，事情的進展就顯得無比艱難。除此之外，李鴻章在很多事情上，還不得不主動適應當時的「潛規則」，那就是必須大量地向他的上級獻禮和諂媚。當醇親王在甲午戰爭前寫信給李鴻章，說修萬壽山的銀子不夠用，希望李鴻章和各位督撫能籌集點銀子時，李鴻章不得不挪用海軍軍費為慈禧修建頤和園。在那樣的制度中，類似的貪贓枉法再正常不過。李鴻章熟悉這個制度的一切潛規則，同樣，他也是運用潛規則的高手。

　　李鴻章不肯上前台可能還有更深一層次的考慮。那就是對於亂世的擔心，時局不明，前台的人極可能成為犧牲品。李鴻章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當清國陷入洋槍洋炮打開國門的泥淖之中時，中國何去何從，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李鴻章顯然缺乏清醒的認識。正是因為認識上的困惑，李鴻章更願意幻想去輔助一個名主，艱難而安全地去從事著自己的事業。或者像曹操一樣，做一個權傾朝野的重臣，而讓他的後人去真正地改朝換代。李鴻章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許，這句話，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也暴露了他對於世事以及生命的無奈。也許，對於李鴻章來說，在時局不明的情況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願意去冒風險去強求改變了。

　　當然，就李鴻章而言，他所忌憚的，肯定還有李家好不容易才興旺發達的家業。無論怎麼說，對李鴻章以及他龐大的家族來說，他們畢竟是這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鴻章與李瀚章在朝廷做著大官，他們的弟弟有的做著生意，有的盡享其富，他們在全國各地都擁有大批財富。一個權傾當朝的家族，當然害怕天下動亂，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李鴻章當然不願意將個人的財富作為賭資，放手一搏。李鴻章一直是一個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聲，這一點，他與曾國藩一直不太一樣，也與張之洞不太一樣，他最看重的，是實力，也是實利。所以在當時，他有著那樣的處境，有著那樣的虛名，他已感到滿意極了。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李鴻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處心積慮的結果。如果在內心深處，沒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話，李鴻章不可能在行為上有著突破性的進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決定命運。此語一點不差，也正是李鴻章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歷史當中必然的悲劇命運；也決定了李鴻章只是一個社會轉型早期的過渡式人物。而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李鴻章本身的知識結構和理解力也決定了他的早期轉型必然是舉步維艱，猶猶豫豫。另外從人格上來說，李鴻章更多的是一個技術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種真正的濟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懷。對於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種力量，如果缺乏這種力量，只能勉強算是一個「器用者」，根本談不上是一個大英雄，更談不上是一個創造歷史的英雄了。在這一點上，梁啟超也說，李鴻章只是時勢所造就的尋常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非常英雄。對於中國當時的時局，他已無力改變，只是蠅營狗苟。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李鴻章是中國五千年官場、權術、人際關係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個成「精」的人物！實際上絕不止李鴻章，能在當年的專制制度夾縫中生存下來，並且游刃有餘的人，都可以說是成了「精」的人物。這樣的「精」也是中國文化與制度特有的產物。在世界所有的文化當中，也許只有中國文化是最重視人際之間的關係的，它對人際關係的重視，對於人際和功名的進與退、合與和的關係，簡直可以說到了神經過敏或者無病呻吟的程度。而李鴻章對人情世故的把握，對官場進與退的規則的運用，以及那種專橫與隱忍的雙重心態，都可以說是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個運籌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智慧哪裡趕得上時運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運。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李鴻章聰明一時，也糊塗一世。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識到了吧，「盡人事，聽天命」，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李鴻章的一生就帶有悲劇意義。而如果是另外一種想法呢，自以為是，沾沾自喜，那麼李鴻章則像一個小丑一樣，他的一生則帶有喜劇的因素了。

　　一九○二年一月，慈禧太后終於回到北京了。幾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車站站台上來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儀仗隊也來了，他們一個個興高采烈，就像歡迎英雄的凱旋。與此同時，洋人們也帶著花枝招展的家眷們來了，他們被有計劃地安排在一個固定的區域裡。鼓樂、鮮花和掌聲中，慈禧從袁世凱安排的「龍車」上走下來，這個老婦人表現得很從容，態度極為和善，也極其謙卑。在前門，她向著所有看她進城的外國人鞠躬微笑，隨後，六十八歲的慈禧像一個慈祥的老太太一樣，不但接見了外國公使們的夫人，還接見了使館的孩子。他們在一起合影留念，親切地拉著家常，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只是在站台上，沒有了李鴻章頎長而略顯駝背的身影。大清帝國再也沒有那個「捨我其誰」的李中堂了。也許，等宮中重新落定之後，慈禧會想起李鴻章吧，想到如果沒有這個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會繼續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會不復存在，死在異地他鄉。

　　李鴻章就這樣帶著遺憾和悔恨逝去，也帶著榮光和忠誠逝去。也難怪這個在晚清奔波了數十年的中堅之臣死不瞑目了。可以這樣說，隨著李鴻章的翕然離去，這個時代之木桶上最強硬的一根鐵箍崩斷了。從此，龐大的帝國開始坍塌，堂皇神聖的廟宇上鬼魅橫行，上層變得更加厚顏無恥卑賤猥瑣，到處充斥著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終日，一方面肆無忌憚及時行樂……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即將來到。

第十五章　諸君莫作等閒看

　　一九○三年二月，也就是在李鴻章逝世十六個月後，李鴻章的遺體運回了自己的家鄉合肥，葬東鄉夏小郢（今大興集）。

　　夏小郢離李鴻章的老家磨店並不遠，只有十來公里，在此之前，李鴻章的夫人趙小蓮也安葬在這裡。當年這一帶瀕臨淝河，幅員開闊，山勢拱起，像一隻潛伏在河流邊的偌大神龜。宋朝時的名相包拯，以及明朝朱元璋的開國大將張得勝，也都安葬在這一塊。當李鴻章的遺體安葬在這裡之後，這裡更是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局面：包拯的墓在這只神龜的頭部，張得勝的墓在這只神龜的尾部，而在高高隆起的背部，就是李鴻章的墓地了。

　　墓地的選擇得到李鴻章的認可。李鴻章在一八六五年就任兩江總督後不久，他的家人，在徵得李鴻章的同意後，就開始替他尋找著合適的墓地了。選了很多地方，但李鴻章一直不太滿意。一直到李家人在夏小郢這裡選定之後，李鴻章才自算是認可了這塊地方。一八九二年李鴻章給兒子李經方的信中，曾經談到了對這塊墓地的看法：

　　夏小郢生壙，大伯與王少谷看定有年，汝應亦聞知。前年少谷赴金匱縣任之先，帶桐城善作墳工匠至彼處堪開壙穴，寄來土色甚佳，內有小靈龜四個，謂是真穴。此次伯父書慫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趕不及……風水之說，吾不甚為然，只求無水無蟻，以安體魄，言人人殊，各挾小術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遺體懸擱不葬，於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是李鴻章的大哥，時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而從信的內容來看，李鴻章雖然說自己不太信風水的，但對於墓地的位置和土質，看得出來，他還是比較在乎的。在李鴻章給李瀚章的家信中，李鴻章還寫道：「弟本不知堪輿，亦不甚信風水，但喜鄰近包公墳，又濱大河。」從李鴻章的態度來看，能夠與包拯墓相毗鄰，是李鴻章最開心的一件事了。這也說明，李鴻章至少內心深處是以他的前輩同鄉為榜樣的，也願意像包拯一樣青史留名。至於自己最後的結局，那實在是李鴻章所無法預料的。人生，就是這樣地無法左右。

　　現在，在被稱為合肥大興集的地方，正是合肥鋼鐵廠的所在地。而它的周邊，已與現代化的合肥市連為一體了。當年墓地一帶的神龜模樣的地勢，已完全沒了蹤影。一九五八年，在全國一片大煉鋼鐵的口號聲中，當地人民公社挖墳取寶，興辦工廠，李鴻章的遺骸也被人從墓地裡挖出。據說，當年的李鴻章棺柩被打開的時候，這位晚清重臣全身裹著黃袍馬褂，屍骨未腐，面色安詳，栩栩如生。狂熱的人們用繩子拴著李鴻章的屍體，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陪伴他遊街，並且同時粉身碎骨的，是他的夫人趙小蓮。

　　現在的李鴻章享堂是二○○四年才落成的，除了一些老碑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新做的「古董」。漫步在李鴻章享堂的院落裡，高高的圍牆外，全是鋼鐵廠的高爐和車間。這樣的情景真是命運的安排，當年一直倡導並且親歷親為大辦洋務煉鋼鐵的李鴻章，死後安睡在這樣的地方，真可謂是冥冥之中的幽默。

　　值得一提的，在李鴻章死後兩個月內，梁啟超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又說，「李鴻章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勞，不畏謗言，是其長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從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的剖析來看，這把手術刀可以說是刀刀犀利，準確異常。可以說，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的瞭解，對中國一些痼症的瞭解，也到了非常透徹的程度。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曾經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這樣寫道：「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種形式的政府中，似乎沒有比世襲君主制更容易遭人譏笑的了。父親死後，整個國家便像一群羊一樣，遺傳給了對人類以及對他自己還全然一無所知、處於襁褓之中的兒子，而這時最英勇的軍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棄他們對帝國的自然權利，來到皇子的搖籃之前雙膝跪下，嚴肅地聲稱將對他絕對效忠。」李鴻章所面臨的情況以及他所處的環境正是如此，這樣的環境和傳統當然可以將一個英才平庸化，將人的創造力毀於無形，處於這樣的機制中的所有人，都談不上是一個真正的英才。因為他在更多的程度上無力施展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無力改變歷史。

　　李鴻章的悲劇當然是他所處的體制與時代所造成的。可以說，這樣的體制和時代根本無力支撐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撐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為它本身是那樣的孱弱、神經過敏、色厲內荏。李鴻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後的悲劇命運，從根本上來說，是李鴻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撐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國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龐大而呆板的官僚階層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國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廣大的國民的力量同樣不足以依靠。從習慣上來說，我們的文化一直缺乏對國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應該說，李鴻章的失敗，是一個時代的失敗，是國民性的失敗，而不是個人的失敗。晚清政治失敗的責任不應當完全歸咎於個別當政人士的昏庸或腐敗，它的失敗，應當由當政者與全體國民一起承擔。當政者當然是要承擔責任的，但作為整個國家基礎的國民，同樣也要承擔責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為。中國政治向來是一種「保險絲」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卻如保險絲一樣脆弱。在這種情況下，深受封建禮教束縛的清國國民面對以近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本身並不足以擔負起抵抗和自強的重任，這同樣也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

　　一個確切的問題是─李鴻章對於中國文化看得透徹嗎？或許李鴻章對中國文化應該是很瞭解的，因為他本身浸淫於中國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氣味異常親切。但實際上，李鴻章對中國文化並不是真正瞭解。瞭解，是需要參照物的，只有基於對世界文明體繫了解的基礎上，才能說得上對某一種文明有著透徹的領悟。可以斷定的一點是，李鴻章因為缺乏對西方文化的瞭解，所以他在認識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現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鑒別，從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變。儘管李鴻章願意對中國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進西方技術，但他的改革卻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於教育和人事政策、軍隊的規模與訓練，以及鼓勵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術同洋人競爭。很明顯，李鴻章沒有涉及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基本問題。面對那種陳舊的體制，李鴻章畢竟不是一個賭徒，而賭徒的意義在於，他是直接在跟命運掰手腕。要不成為千古風流，要不乾脆遺臭萬年。

　　李鴻章的悲劇，似乎就在於此？

　　李鴻章逝世後，維新派人士梁啟超，撰寫了如下輓聯：

　　太息其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當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留學學習海軍的嚴復，也作輓聯：

　　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嚴復的意思最為明顯─他以為，當初李鴻章辦洋務辦海軍，若不受到那麼多的掣肘，後來也不會有甲午、庚子的慘敗。反過來，到了敵軍兵臨城下，李鴻章不出來主持和議，收拾殘局，則那些唱高調的人又會攻擊他為保名節而誤國了。

　　李鴻章就這樣陷入了時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傚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評價都不為錯，但所有的評價都不算完全正確。世間的情況總是如此，當評價脫口而出的時候，其實，它就已經有了致命的誤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開一個人最暗處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勝利實現時，一個人內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當他每一次「出場」都招來恥辱和責難時，那種「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對他的重壓是別人難以想像的。就他晚年來說，命運召喚他，一直只允許承擔重任，承擔恥辱，而不是讓他欣喜；而當他嚥下苦果之時，毫不留情地等待著他的，只是放逐，沒有感激，沒有恩惠……這樣的內心悲情，也是要到終有一日東方之龍騰飛之時，才能釋懷於天下的。

　　只是我們自己，在對待這樣的人物時，顯得束手無策。中國的方塊字在撰寫自己的歷史時，一直像是在編寫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歷史寫得如同京劇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樣，一板一眼，一唱三歎；音韻，唱念，鑼鼓，做打，一樣都少不了；並且，故事簡約委婉，象徵手法嫻熟，色彩斑斕奪目。曹操是白臉，關公是紅臉。白臉的永遠奸，紅臉的永遠忠。然後，眾多的觀賞者一面呷著茶，一面嗑瓜子，亢奮的時候會大叫一聲「好」。但這樣的好與壞、奸與忠，與真實存在過的，早就隔著千山萬水了。

　　李鴻章與中國的十九世紀一道悲涼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從整體上說，中國在十九世紀的經歷成了一齣又一齣不斷發生的悲劇，成了一次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的過程。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而又徹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僅僅造就的是中國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痛苦。舊秩序為自衛而戰，舊文化為自衛而戰，舊人物同樣為自衛而戰。它們緩慢地退卻，始終處於劣勢；悲壯，淒清，痛苦。災難以無法阻擋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觀念、古老的皇權觀念、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組成的統治上層等事物，一個接一個被破壞和摧毀為止。這樣的情景，就像貝托魯奇導演的曾獲奧斯卡最佳故事片獎的電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後的場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夕陽映照下，一隻蟈蟈從籠子裡爬了出來，淒清地鳴叫，那是穿透數千年的絕響，也是新世紀將要到來的信號。

　　當海水淹沒這一片土地之時，一座山，必定要從海水中升起。

後記

　　似乎還是有話可說。

　　一千多年前，哲人奧古斯丁在闡述解釋自己時，曾經說過一句驚世駭俗的話：「本身出了問題。」是的，人在與世界的對抗中，看起來強大無比，其實，最不瞭解的，還是自己本身。一個人在他的寫作中所描繪的絕對真實，就像是塵世中的絕對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樣荒唐。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著完美的東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實的，還是虛的，都是有著缺陷的。最熱切的決心，最堅定的信念，最確鑿的事實，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寫李鴻章，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我覺得難度最大的一點是，我們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時候，最容易忽略的一點就是，這個世界的清晰程度，取決於我們的眼睛，我們的立場本身。不可否認的是，假如我們自己的視覺出了問題，或者是我們的立場出現問題，那麼我們看到的，就不會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東西。

　　在寫作李鴻章的過程中，我曾認真地閱讀了梁啟超的《李鴻章傳》，這樣的閱讀讓我異常吃驚。我吃驚的是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異常準確的把握；也吃驚為什麼後來竟會對這樣的準確的把握進行著全盤的顛覆。

　　我一直認為，如果要列舉中國文化一個最致命的軟肋的話，那麼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反思和懺悔，缺乏這種懺悔的精神和習慣。這樣的反思和懺悔，應該是與人自身那種具有無限深度的自省相連的。而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這個民族很容易墜入情緒的蛛網，墜入是非糾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種淺層次的、一種情緒和功利的總結，很少有那種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對於內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這樣的思索又極容易受到各種各樣派別、立場、權力或者別有用心的陰謀左右。這樣的狀態，使得我們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斷地犯著同樣的錯誤，缺少實質性的進步和飛躍。

　　前段時間看余華的《兄弟》。這部轟動的小說曾經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我卻一直對它看好。我覺得《兄弟》最成功的一點在於它揭示了我們曾經的荒誕以及正在延續的荒誕。我們能夠意識到歷史的荒誕性，但我們卻意識不到現實的荒誕性。這樣的缺乏，是因為我們對於現實缺乏足夠的警覺，也缺乏一種由思想高度所拉開的距離，以及對歷史和幻象應該保持的冷靜。余華提醒了我們，提醒了我們的醜陋和荒誕，並提示我們反思。這樣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或者卡夫卡的《變形記》一樣。

　　中國近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因為社會變動的迅速，它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走完西方幾百年來發展的過程，這還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數千年的積澱和背景。在中國社會這一○○年中，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到激進的革命方式，都是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樣的神速變遷錯綜複雜，以至於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和條件來醞釀成熟，然後來構架一套較完整深刻的哲學政治的思想體系，更不可能心平氣和地付諸實施。在這一○○年，無數思想與流派都成為一個環節，成為短暫的過程，而人們從未細細地品味著這些思想，靜心比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剝，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體味著這些思想；或者乾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這樣的思想沒有真正地生根開花，結出果實。

　　也正是基於這一點，我想寫的有關李鴻章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不應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鴻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種由外及裡的東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李鴻章的一本內部傳記。人的精神和心路歷程，同樣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一種內在的歷史。歷史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它的資料和特性就在我們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們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種熔爐，使確鑿的東西變為真實的東西，使研究人的文學和研究世界的哲學攜手去產生歷史。在這種情況下，我一直試圖將一束光照到李鴻章的內心深處，但不可否認的是，通往李鴻章內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這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進入不了他的最深處，我看不到他的內心當中的波瀾，也看不到他內心當中開放著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綽綽看到漾起的一點光亮，如深山裡出現的燭光，大海中波濤的反射一樣，片刻之後，便恍然消失。

　　傾聽一個人的內心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甚至連人們自己，也離自己的內心很遠。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盡自己微薄的力量，靜下心來，擦去自己眼中那種與生俱來的翳雲，然後開始揣摩和傾聽。歷史是架不住追問的，在那種刻意的追問下，歷史往往會變成一盤散沙。同樣，對於歷史人物來說，同樣也是這樣。那種過度的追問反而顯得淺薄而無知。每個時代都洋溢著濃重的沙文主義的意識，一個時代，總想自以為是地割裂與前塵的聯繫，彷彿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時間的煙火。這樣的方式，顯然愚蠢至極，對待歷史與歷史人物，我們必須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讓自己站直，讓自己放鬆；當我們拋棄情感以及別有用心的動機時，也就意味著，至少，我們會看到那個歷史人物，以真實的背影，出現在你的面前。

　　現實即歷史。這就是說，現實往往是歷史的循環往復。古往今來，只有兩樣東西意味著永恆，那就是，人頭頂燦爛的星空，以及人內心深處的神靈。

附：李鴻章年表

　　一八○一年，李鴻章之父李文安生。

　　一八二一年，李瀚章生。

　　一八二三年，李鴻章生。

　　一八二五年，李鶴章生。

　　一八二九年，李蘊章生。

　　一八三三年，李鳳章生。

　　一八三四年，李文安鄉試中舉。

　　一八三五年，李昭慶生。

　　一八三八年，李文安與曾國藩同年中進士。

　　一八四四年，李鴻章鄉試中舉。

　　一八四七年，李鴻章中進士。

　　一八五一年，李鴻章任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

　　一八五三年，李鴻章受命回鄉辦理團練，剿殺太平軍；李鶴章隨兄從軍。年底，李文安也奉命回鄉募勇防剿太平軍。

　　一八五五年，李文安卒於合肥軍次，年五十五歲。李昭慶的長子李經方生，後過繼給李鴻章嗣子。

　　一八五八年，太平軍再次攻佔廬州，焚燬了李鴻章祖宅。李鴻章赴江西，入曾國藩幕僚。

　　一八六一年，李鴻章原配夫人周氏卒於江西。李鴻章奉命組建淮軍。

　　一八六二年，李鴻章率淮軍赴滬作戰，與華爾洋槍隊共剿太平軍。十二月，被清廷授江蘇巡撫。

　　一八六三年，淮軍攻克蘇州，李鴻章設計殺掉八降王，被授太子少保，並賞穿黃馬褂。

　　一八六四年，曾國藩軍攻克南京，標誌著歷時十三年的太平天國運動結束。清廷封李鴻章為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是年，李經述生。

　　一八六五年，李鴻章出任兩江總督。奏請創辦江南製造總局，此為清朝最大的軍工企業，標誌著洋務運動的開始。

　　一八六六年，曾瓜李代─李鴻章替代曾國藩受命欽差大臣，專辦剿捻事宜。

　　一八六七年，朝廷調李鴻章出任湖廣總督，仍在軍中辦理剿捻。調李瀚章為江蘇巡撫，代理湖廣總督。

　　一八六八年，捻軍被鎮壓。李鴻章被賞加太子太保，並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

　　一八七○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成為洋務派首領。

　　一八七一年，李鴻章、曾國藩聯名致函總署，奏請選派聰穎子弟赴美留學，此為中國官派留學生之始。

　　一八七二年，李鴻章創辦著名企業輪船招商局。李昭慶卒於天津。

　　一八七四年，李鴻章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大力舉辦近代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

　　一八七五年，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李瀚章出任四川總督。

　　一八七九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將軍抵天津，訪晤李鴻章。

　　一八八○年，李鶴章卒於合肥。

　　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翰林院編修梁鼎芬以李鴻章有「六可殺」之罪，要求彈劾李鴻章，朝廷認為其莠言亂政，將其革職。

　　一八八五年，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簽訂《中日天津條約》，與法使簽訂《中法新約》十款。

　　一八八六年，李蘊章卒於合肥。

　　一八八八年，北洋海軍正式成立。

　　一八九○年，李鳳章卒於蕪湖。

　　一八九二年，李鴻章七十壽辰，慈禧、光緒賜以厚禮。李鴻章繼配夫人趙氏病卒天津。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中日海軍黃海大戰，北洋艦隊大敗於大東溝。

　　一八九五年，李鴻章率李經方、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人赴日議和，簽訂《中日馬關條約》。

　　一八九六年，李鴻章奉命出使俄、德、英、法、美等各國，李經方、李經述、羅豐祿等隨行。

　　一八九七年，李鴻章賦閒京師，在總署行走，居賢良寺。

　　一八九八年，李鴻章奉命勘查山東黃河工程。

　　一八九九年，李瀚章卒於合肥。年底，李鴻章任兩廣總督。

　　一九○○年，庚子事變爆發。年初，李鴻章離京赴廣州接任兩廣總督。六月，北京局面逐漸失控，清廷命李鴻章火速進京收拾局面；七月，清廷重新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十月抵京，與奕劻一起，與列強談判。

　　一九○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十一月十七日，李鴻章在北京賢良寺吐血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