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孫文創制，宣統退位，袁氏當國
二、項城不作虛君，遯初志在首相
三、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四、中山要做獨裁黨魁，袁氏先做終身總統　
五、帝制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　
六、記一失足的帝王之夢　
七、帝制終於覆滅，護國也有難題

《袁氏當國》唐德剛

《二○一七年十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一、孫文創制，宣統退位，袁氏當國
　　──民國開國史簡論

　　中華民國元年（清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陰曆十月十三日），夜十時，南京前兩江總督府（原太平天國天王府，後來的國民政府，今日的江蘇政協大廈），燈彩閃爍，軍樂悠揚，時年四十六歲的廣東香山人孫文先生，在數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觀禮者熱烈的歡呼聲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並宣讀誓詞如下：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附註】中華民國開國史史料如山。除開國當年中外媒體和當事人筆記等之第一手資料之外，在國民黨退往台灣之後，所繼續運作的史政機關，仍不斷地整理和編印出版大量一手史料，如該黨黨史會、國史館、國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編印的《革命文獻》、《開國五十年文獻》、《中華民國（元年）史事紀要》（以下簡稱《史事紀要》）等等，不下數百卷。近年大陸上第二歷史檔案館、社會科學院近史所之出版品，以及其他公私著述，亦如百川匯海，目不暇接。關於本篇所引原始史料，讀者可參閱上引《史事紀要》。深覺掛一漏萬，故未作詳注。筆者手頭尚存有「史料篇」積稿數十箱，有待整理出版也。

　　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家中譜名帝象，學名文，習醫時取名日新，嗣諧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間，一度化名用日語中山樵，晚輩同志因此尊稱之為中山先生，故世稱孫中山。孫公自我使用的正式名字，見於政府之正式文獻者，則為孫文。在民國史上的正式紀錄，應為孫文臨時大總統。

　　上引孫文總統這則誓詞雖然很短，它卻是中華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極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嶺。自此以後，當今世界上，這個綿延不斷的最古老的國家和政權，便由「帝制」轉入「民治」的新時代了。這一陣軍樂，一片歡呼，一篇誓詞，便把那已延續了四千餘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的結束了。

　　回看我中華民族的政治社會發展史，我們如上溯至傳說時代，那我們從公元前二二○六年，夏禹「家天下」開始，由一家統治一國，至此已四千一百二十八年了。若從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六國，廢封建，建帝國，稱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兩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諸侯也好，皇帝當國也好，這都是行之數千年的制度。它們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隨便廢除得了的。

　　事實上，這項所謂封建制度和帝國制度，原都是整個民族在數千年中，從生活實踐和理論探討才慢慢發展出來的文化整體。在這整體的結構之內，帝王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圍繞著這個帝王，還有一整套政治、經濟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和與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系、社會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他們是個相輔相成、一轉百轉的文化整體。因此要從一個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或帝國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轉入一個民主代議制度，這種制度轉型，一轉百轉，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實上，中西歷史都告訴我們，這項「轉型運動」需時數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後，那有數千年歷史的「帝制」，在表面上雖被廢除了，以後中國歷史要進入真正的「民治」時代，可能還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慢慢的轉化過來呢！

　　君不見，在本篇拙作落筆之時，距民國開國已八十七年了，真正的民治主義雖然已遙遙在望，目前究竟還是可望而不可即呢！但是上述孫文總統的就職典禮，畢竟是這個新時代的開端。舊的帝制，逐漸在歷史的海洋中，緩緩沉沒；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線上，慢慢升起。成長雖緩，終必有大盛之時。這該是個歷史的必然，無人可以逆轉之也。孫文大總統，既然是我國史上正在發展中的民治時代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他這項最早的民主代議制度，是怎樣創立的？這兒應該有補敘一下的必要。

　　採用美國制度為藍本

　　原來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之初，全國響應，如火之燎原，一月內外，全國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佈獨立。十一月九日，鄂軍都督黎元洪乃通電各省，請派代表來武昌，商討組織臨時政府，以便統一指揮。兩日之後，江蘇都督程德全與浙江都督湯壽潛，亦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作相同建議。十三日，陳乃據以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在上海開會，因上海地居要衝，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張，蓋以軍事與外交的需要為重，他尤其希望能爭取外交團，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而不橫加干擾。上海方面則更進一步，希望能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民國政府，來代替滿清那個帝國政府了。這個將來的民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原則，他們還希望以美國制度為藍本。通電上說：

　　自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我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國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見同上，另詳史料篇。）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議，隨即得到漢方完全同意的反應，認為那確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開國元勳們之鍾情美國制，良非偶然。遠在興中會時期，楊衢雲、孫逸仙等便十分醉心於美國的總統制。八國聯軍時帝后兩宮西狩，消息杳然，東南無主之時，當地督撫便曾有意自組織美國式的共和政府，選李鴻章為伯理璽天德（President），李亦有意擔任，後以兩宮又在西安出現乃作罷。一九○三年那位語出驚人，引起神州轟動的青年革命家鄒容，在其劃時代大著《革命軍》中，也主張中國政府全盤美國化。兩年之後，當海外諸小革命團體合併，在日本東京共組中國同盟會，並選孫中山為總理時，該會亦採美式的三權分立制。因此，此次程、湯兩都督之建議，實是循序而來的迎合時代之潮流而已。

　　在該次通電中，他們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各該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則代表各該省原有之咨議局。那時由水陸兩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難，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蓋當時的輪船公司多由外商經營，外商享有治外法權，清政府對其乘客無法干擾也。其時各省的革命情緒，皆甚為熱烈。一經號召，代表們就紛集滬上了。至十一月十五日（陰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閩、魯、湘諸省，及上海、鎮江兩地區代表抵滬，代表會乃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擬訂臨時政府組織法，以及相關的法令和規章。大會自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以都督代表會暫代參議院

　　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所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至此已立國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績卓著。如今既然模仿美制的三權分立，美國最高立法機關是具有上下兩院的國會。共和中國，立國伊始當然無法召開國會，所以只有變通一下，就由這個「各省都督代表會」暫作立法機構。開會時每省暫定一票，因此這個「代表會」，在形式上，就頗像每州兩票的美國國會的上院（Senate，漢譯「參議院」）了。

　　換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國國會的雛形便是個，有上院而無下院、有參議院而無眾議院的美國國會。這個開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國立國之初，也正是這樣的。在上海首先組織的這個代表會除具有立法權，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規章之外，也有權代表人民，選舉「臨時大總統」。（美國革命時，華盛頓總統也是如此這般選出的。）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在漢口誕生

　　可是上海這時雖佔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時革命戰爭的重心，和早經組織的革命軍政府，畢竟還在武漢，而黎元洪的邀請通電，且早於滬方。加以這時在革命陣營中的第一號戰將，也是聲望僅次於中山的黃興，也正在漢陽前線督戰，因此後來在漢方代表要求之下，會中乃有動議把會址移往武漢。此案通過之後，眾議則將原有會員人數一分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於上海以為聯絡。此一建議最初原是從權應變，不意竟伏下後來寧漢不和的惡果，實非當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後話。

　　當滬方各代表遵議逐一乘輪去漢時，不意清軍適於此時反攻，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奪回漢陽，武昌全城均陷入敵炮射程之內，而漢方革命領袖間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誤傳為「孫文之弟」的孫武，竟通電詆毀黃興，黃興遂於翌日黯然離漢去滬，革命陣營內部從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齟齬了。迨各省代表多數抵達武昌時，革命軍所擁有地區，已無安全會議場所，然既來之，則安之，各省代表乃選出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並遷入漢口英租界之順昌洋行，繼續開會。

　　在漢期間，代表會之成就蓋有兩條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認，當時設在武昌的鄂軍軍政府為革命軍的中央政府。其二則為制定一項包括三章二十一條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則「大綱」後來再經過若干次修正，最後變成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為近代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政治史書上簡稱為《民元約法》。它在民國初年竟變成政爭的重心所在。其後所發生的「護國」、「護法」兩大內戰，都是為它開戰的。以後我們再慢慢敘其原委。

　　從一軍三旗到黃黎易位

　　根據這部相當實際而可行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革命軍當局乃急謀組織能統籌全局的民國政府，和選出一位大總統作最高領導人。正在各代表緊鑼密鼓地尋覓首都，和最高領導人選之際，天不負人，江浙聯軍忽於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龍蟠虎踞的南京，原為六朝古都。民族英雄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於此。如今革命軍既然克復南京，對那些正托庇於漢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真是喜從天降，他們就決定，立刻組織中央政府，選舉總統，定都南京，以徹底推翻滿清，取而代之了。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後，滬、漢兩地人數相等的各省代表，乃分別集會討論總統人選及定都南京等相關要政。

　　因此漢方之代表會，在接獲南京光復喜訊之後，乃決定於一周之內，東遷南京，從事制法與選舉之要務。不意滬方各省代表，在江、浙兩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慫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於十二月四日在滬舉行代表會議，票選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聞訊，乃立即通電，斥滬選為非法，而黃興亦深為疑慮，不願就任。迨漢方代表陸續抵達南京，乃又說服滬方代表，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選，以黎、黃分任正副元帥。黎雖首肯，而黃仍謙辭。以致牽延不能決。

　　此次擁黎、擁黃兩系之爭，雖同兒戲，然雙方之選舉，均只選「大元帥」，而不及「總統」者，實雙方之意，均係虛此「總統」大位，有待於袁世凱旦夕之附義，出長民國之大政也。何以這時如火燎原之革命陣營，還有待於袁氏來作頭頭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虛位原以待袁，中山變成黑馬

　　因此，在兩方緊鑼密鼓，各議其議時，歷史家還得略敘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簡單地說來，那就是袁世凱政治權力的迅速竄升，十一月十六日，終於拜命組閣，大權獨攬。但袁在清末幾遭攝政王載灃毒手，如今東山再起，絕無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實為養寇自重，然後再挾清壓孫，伺適當時機，通吃兩家，唯我獨尊。袁當時也確有此實力，亦有此時機，故有恃無恐也。所以他在東山再起之初，對交戰雙方，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在兩方都造成了一個「非袁不可」之客觀形勢，此一形勢亦為兩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婦孤兒、顢頇親貴之迅速就範，固無論矣。革命陣營中（包括中山在內之高級黨人）亦早有「虛位以待」的公開聲明。然袁氏狡獪，在眾目睽睽之下，既不願逼宮取位於寡婦孤兒之手，更不願受大位於民黨之議會選舉。渠一廂情願之道，實為自組御用國會，勸清帝「辭位」，以「禪讓」方式，舉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還要耍一耍中國政治的老傳統，自稱德薄能鮮，三辭而後受命。這一套在現代西方政治圈中的術語，叫做「徵調」或「拉夫」（draft），吾實不願為也，國民公意，強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從天命也。這對他個人來說，那實在是最光輝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這個「非袁不可」的客觀形勢，卻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觀的變動。上述那個黃正黎副，又轉為黎正黃副，這幕鬧劇，原是個小小的「偶然」。但是這個偶然，把時間拖延了兩個星期，拖到孫中山在上海碼頭的「偶然」出現。中山既適時到達，那他之當選總統，就是個歷史的「必然」了──革命陣營中這時需要統一領導。黃、黎兩位「大元帥」之間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孫公既適時趕到，他就必然當選成第一任（那時叫「第一期」）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就只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華民國開國第一任大總統應該是孫文嘛！論功，論德，袁世凱怎能做中華民國的華盛頓呢？歷史畢竟是公平的啊！

　　以孫文為首的政府架構

　　在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時，一向與孫不睦的章炳麟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一位子，「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語見《革命文獻》）換言之，無論如何輪不到孫中山就是了。但是章瘋子只替歷史家說了一半。他忘記了「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孫文就是憑這三條，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事實上，以孫文為首的民國政府的架構，基本上自一九一二年以後至今未變也。毛澤東曾說過，千載猶行秦法政，似嫌不太確切。他如說百年猶行孫制度，那就更為正確了。自民初迄今政黨起伏，英雄生滅，而政府之基本架構未變也。

　　筆者曾根據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過，武昌起義時，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家中國餐館「打工」維生，收到武昌起義的電報之後，乃兼程回國。途中並在華府、倫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試舉外債，卻未獲分文之助。中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香港。時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偕廖仲愷趕來香港相晤，並以北方情形複雜難料，勸孫留粵。孫不可，且反勸漢民與彼同去上海。二人於二十五日抵滬，四天之後遂以十七票中的十六票的絕大多數，當選為即將成立的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他也就變成中華五千年歷史中，第一位由真正選舉選出來的最高當國者。隨後黎元洪亦以全票當選為副總統。

【附注】當時投票的十七省是：直（今河北）、魯、豫、晉、陝、蘇、皖、浙、閩、贛、湘、鄂、川、滇、粵、桂、奉（今遼寧）；直隸原未完成獨立，因係國都所在，而特設代表，享有投票權。黃興亦得一票，傳係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為黃之母省；江浙代表多係光復會舊人，與中山有隙而親黃。

　　總統直轄的十部總長

　　前節已言之，在最早的學習美制時期，民國政府裏是沒有國務總理的。美國制是以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為中央各部之首。戰亂中成立的中華民國，則稍事變通，以陸軍總長為首席部長，眾望所歸，這一首要位子就落在黃興肩上了。且將臨時政府組織與負責人，列表於下：

　　臨時大總統：孫文，字逸仙，號中山，廣東香山人，四十六歲。

　　　　副總統：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四十八歲。

　　秘書長：胡漢民，字展堂，廣東番禺人，三十三歲。

　　陸軍總長：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三十八歲。

　　　　次長：蔣作賓，字雨岩，湖北應城人，二十八歲。

　　海軍總長：黃鐘瑛，字贊侯，福建人。

　　　　次長：湯薌銘，字住心，湖北蘄水人，二十五歲。

　　外交總長：王寵惠，字亮疇，廣東東莞人，三十一歲。

　　　　次長：魏宸組，字注東，湖北武昌人，二十七歲。

　　內務總長：程德全，字雪樓，四川雲陽人，五十二歲。

　　　　次長：居正，字覺生，湖北廣濟人，三十六歲。

　　財政總長：陳錦濤，字瀾生，廣東南海人，四十二歲。

　　　　次長：王鴻猷，字子匡，湖北咸寧人，三十四歲。

　　司法總長：伍廷芳，字秩庸，廣東新會人，七十歲。

　　　　次長：呂志伊，字天民，雲南思茅人，三十一歲。

　　教育總長：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紹興人，四十四歲。

　　　　次長：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歲。

　　實業總長：張謇，字季直，江蘇南通人，五十九歲。

　　　　次長：馬和，字君武，廣西桂林人，三十二歲。

　　交通總長：湯壽潛，字蟄先，浙江紹興人，五十五歲。

　　　　次長：于伯循，字右任，陝西涇陽人，三十三歲。

　　樞密院顧問：章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四十三歲。

　　法制局局長：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三十歲。

　　第一任臨時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中山與黃興等幹部商討組織政府和行政人選時，二人都有意以同盟會的高級幹部為班底。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是眼大於腹了。首先，這次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的總形勢，原是個牆倒眾人推的形勢，同盟會所出的力量只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黃興二人都是以聲望與歷史取勝。孫公初抵上海時，革命軍正在鬧窮，當時謠傳他帶回華僑所捐鉅款，足解燃眉。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問，孫公答曰，余一錢不名也。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雖能使聽眾大鼓其掌，然亦顯示出，孫公除聲望之外，在這次聯合推牆的眾人之中，並無特殊政治實力也。

　　至於黃興，那更是個有將無兵的光桿司令。他初到武昌時，也是靠聲望將兵，黎元洪和其他與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齊名的革命諸小將，對他暗中也頗多嫉忌之心。漢陽一敗，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後光復南京之戰，雖打了勝仗，但是江浙聯軍，又豈是這位「湖南騾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那個「上陣必需子弟兵」的時代，從天而降的「光桿司令」（後來國民黨軍隊中的俏皮話，叫做「傘兵司令」）是很難，甚或是無法指揮的，且看近代中國軍事轉型史，直至今日，民國時代的軍隊系統，從袁世凱的「小站」開始，哪一路武裝不是「子弟兵」？蔣介石的「浙陸黃一」，不用說了。毛澤東的「三灣子弟」、紅一方面軍和八三四一，林彪的四野；鄧小平的二野，等等，不都是子弟兵？黨指揮槍？牛皮也。毛公、鄧公所指揮者，皆子弟兵也。當然「子弟兵」這樁「封建殘餘」（洋人叫feudalistic remnant），在歷史轉型的程序中，最後一定會被轉掉的。「軍隊國家化」是中國軍事轉型史中的一個「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轉之。吾人希望這一軍事轉型，在李登輝、江澤民兩公領導之下，於下一世紀初旬，能大功告成，而身受其惠。兩公如想逆水行舟，那就愚不可及了。江、李兩公皆是絕頂聰明之人，斷不會走回頭路，因此吾人對此項軍事轉型，至為樂觀也。

　　但是話說回頭，在那個混亂的民國初年，去古未遠，帶子弟兵卻是個為將的必需。「光桿司令」永遠只是個榮譽頭銜罷了，而黃興那時就是個光桿司令，夫復何言？因此在內務總長這一職位上，孫、黃二人的內定人選，原為他二人最親密的革命夥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氣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為他光芒四射、而招致「黨外」（且借用一個現時名詞）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會內人亦有反對聲音。中山不得已，乃改薦原江蘇都督、前清巡撫，親立憲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程氏雖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還算是一個新派人物，但是這個政府的「內務總長」之為宋或為程，其性質就截然不同了。為宋，它就顯然是個革命政府；為程，它就顯然是個新舊雜組的「拼盤」了。這個拼盤再加上一個立憲派的張狀元季直（實業總長，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那一年中的狀元），和湯進士壽潛（一八九二年進士），那就成為拼盤之拼盤了──張、湯二人都是前清極負時譽的「立憲派」中堅。光復前（現時叫解放前），張、湯二人分任東南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江、浙兩省的「咨議局」議長，而湯且是殺害女革命烈士秋瑾的主謀。

　　教育總長原內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眾望而改薦蔡元培。然中山為籠絡（現時名詞叫做統戰）這位曾公開反孫的「國學大師」老同志，乃特設一「樞密院顧問」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倨傲的「章瘋子」，卻不屑俯就。章炳麟雖曾為同盟會員，他也是光復會的發起人。這兩個革命團體就始終未嘗統一過。這時兩派且爭權甚烈。光復會的另一巨頭陶成章，竟被當時上海都督陳其美派盟弟蔣志清（後改名蔣介石）於一月十四日刺殺於上海。此後兩派竟鬥爭無已時。光復會「老同志」且逐漸與老立憲派結盟以抵制同盟會。凡此皆可看出中山當時的妥協性。孫中山是位個性倔強，膽大潑皮的革命者，不是個輕意妥協的人物。他這次之所以如此妥協者，實在是他知己知彼也。你只有這麼大的實力。得大位已逾分，不妥協又如何呢？

　　外長一職，眾意應屬伍廷芳。伍氏粵籍，然出生於新加坡，依法曾為英屬海外公民（British Subject）。伍氏嫺雙語。受法學教育於倫敦，並領有英國律師執照。嗣在香港開業，為英籍華民之第一位律師。後又被選任為「立法局議員」，亦為香港華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體系中，作一低聲下氣的二等官僚，顯然心有不甘，乃轉回祖國之大清政府任職，竟累遷至頭品大員，外務部右侍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後又外放為欽差大臣、駐美公使，可謂官高位顯，一帆風順，然伍君深入「醬缸」（且用一個柏楊術語），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藥，武昌炮聲一響，乃立即附義，並出任軍政府對內外交涉之總代表。此一要職，當時革命陣營中，伍老之外初無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總統，乃改任伍氏為司法總長，而以外長一職畀之剛從耶魯卒業之毛頭小子王寵惠，而王自知兩人經歷不能相比，不敢接任也。其實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掛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接篆為當時最年輕之總長。

　　總長取名，次長取實

　　中山這個新政府，雖難免是個革命與立憲各派的大拼盤，畢竟還是以同盟會的成員更有朝氣，更有組織，也更有群眾，因此在黃興積極籌劃之下，他們乃捨名取實，把部長以下的位子，由同盟會員一舉包辦。吾人試看上列次長級名單，便知次長級人選，除湯薌銘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會的青年骨幹。這一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幹法，後來也被毛澤東學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國時，也是如法炮製的。到時當細論之。

　　其實湯薌銘亦非若輩中人，一九○四年留學巴黎時，曾「入盟」於中山之革命組織，繼而後悔，與同夥偷割孫公皮包，竊回文件，頗為同學同志所非議，因與革命黨絕緣。然湯亦才士，沖幼「進學」為秀才。十七歲「中舉」。嗣又入北洋海軍學堂習海軍（一說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資送法國留學。割破中山皮包之後，遂潛往英國續修海軍。回國後乃在海軍提督薩鎮冰之下任職。武昌起義時，薩鎮冰奉命率海軍艦艇，溯江援鄂，薌銘亦隨往。此時其長兄湯化龍（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三年進士，曾任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武昌起義後，在軍政府任民政總長，乃致書薌銘，囑其策動薩鎮冰率海軍附義。薩雖未接受，然終於棄軍而去，所餘艦艇數艘，遂指定由資望較深的海籌艦長黃鐘瑛與湯薌銘統率，加入革命陣營，沿江助戰有功，至是乃由黃興薦黃鐘瑛為海軍總長，湯為次長。黃初提名時，同盟會員對湯曾有異議者，卒因中山不念舊惡，乃得列名內閣。

　　其他次長也都是同盟會中的傑出才俊，如蔣作賓、居正、馬君武、于右任等，在後來的國民黨政權中，多據決策高位，歷史家對他們還有得說的呢！在他們鋒芒初露之時，就犯不著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黨人內在的分化，這時亦已逐漸明顯。孫公這個新內閣，雖然少長咸集，而革命首義地區的武漢，以「三武」馳名的先鋒人物，除一位「歷史反革命」（再借用一個現時名詞）的黎元洪之外，幾乎全部見遺於圈外，難免替民國以後的歷史，寫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筆，此是後話。

　　在這個「臨時」政府中的所謂「國務員」，尤其是次長級的激進分子，他們都是和孫大總統同進退的，在袁世凱著著逼人的形勢之下，從中山開始，全部閣員，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國途中，盱衡國事，計較各派實力，便深知將來總統一職非袁莫屬。及抵國門，聽取諸家議論，所說盡同，因此孫公後來雖當選總統，並正式就職，仍立電袁公，告以備位以待。發了數通中文電報不算，孫公還以英文投書《字林西報》，公告國際，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純正，溢於言表，至為感人。記得《史記》上有段故事說，劉邦與項羽本有「先入關者為王」之約。後來劉邦先入關了，但計算實力，卻不敢「為王」。在鴻門宴之前，他拜託項伯，捎信給項羽，解釋說：

　　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見《史記．項羽本紀》）

　　吾讀民元孫公致袁世凱諸電文，真如幼年所背誦的之〈項羽本紀〉也。劉邦、項羽、孫文、袁世凱都是我國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見，大略相同，豈不信然？只是劉項之爭，純係個人權位，而孫之讓袁，治史者誅心以論之，實旨在為國為民，未可與劉、項、袁三人等量齊觀也。

　　總統制乎？內閣制乎？

　　正因為「臨時政府」的過渡性太重，在袁氏「贊成共和」逐漸具體化，繼任總統已呼之欲出之時，孫公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便是怎樣確立個制度，以約束這位飛揚跋扈的下屆大總統了。

　　按法制常規和憲政學理，總統只有憲法才能加以約束。但是民國體制原是模仿美國的「總統制」建立的，總統權力甚大。當初建制之時，宋教仁曾力主採用法國的「內閣制」，而中山以為不可。蓋內閣制原為架空皇帝或獨裁元首，以首相當國（如英、法和日本）的虛君制。宋教仁，這個三十歲的小傢伙，那時雄心勃勃就想做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所以力主內閣制，但是中山認為建立民國，既然是要驅除韃虜，推翻王室，則中國政府就沒有再設虛君的必要。所以中山就堅持採取美國的總統制。如今眼看孫公就要讓位於袁，袁可不是個省油燈，要他削減權力，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與虎謀皮。革命黨人認為要在袁氏就職之前，就應立法加以約束，好讓袁老四去做個「虛君」。因此乃在約法上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了。誰知這一改，就改出紕漏來了：袁世凱抵死不作「虛君」，宋教仁卻又拚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槍桿解決，民國就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悲夫。

　　《民元約法》之誕生

　　前節已言之，中山出任總統的法律依據是，各省都督代表會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所制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因此在臨時政府的行政部門的組織，逐漸就緒之時，則立法部門亦在循序奠定。總統就職未幾，各省都督代表會即議決組織「臨時參議院」為最高立法機關，並通知各省，每省選「參議員」三人至南京組織「臨時參議院」。在獨立諸省參議員，有半數以上抵達南京之後，參議院乃於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先後到直、奉、豫、蘇、浙、閩、皖、贛、晉、陝、湘、鄂、粵、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參議員三十八人。公舉福建參議員林森為議長。集會逾月，制定各項法律規章數十種。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當然便是由原《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所改訂的暫代憲法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了。（此處十七省與民國元年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的十七省數目巧合，情況略有不同。）

　　這項後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了極大作用的所謂《民元約法》，內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條。它除掉現代民主共和國所應有的主權、人權、政權、治權、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國制上下兩院的國會等一般條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臨時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國式的「總統制」，改成法國式的「內閣制」了。約法規定，內閣總理直接向國會負責。大總統一職就變成虛位元首了。此一約法幾經研討，終由孫文大總統於元年三月十一日公佈之。

　　這一著是明顯的針對著袁世凱而設計的。將來中山如讓位與袁，袁大總統的職權和孫大總統的職權，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問良心，這是同盟會所掌握的參議院，對未來的大總統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國寺菜園裏的一群張三李四，想對新到的和尚魯智深，來個「下馬威」，乘他立足未穩，便把他摔到糞窖裏去的一廂情願的安排。誰知力有不敵，反而助長了和尚在菜園裏的權威，實非當初動議人始料所及也。

　　不過，在孫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為時不足三月，建國架構便頗具規模。不論總統制也好，內閣制也好，三權分立，像模像樣，上至憲法人權，改曆易服，下及放腳剪辮，鉅細靡遺，法制粲然，雖百世可知也。立國創制，雖是群賢合力，究竟是一人領導，功不可沒。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且看，毛澤東打平天下以後，一人當國二十八年，全國僅有法律兩部。憲法之外，僅有其心可誅的一部「婚姻法」，其他六法皆無，而統治十億人口之大國，全憑毛氏一人的金口御言，成何體統？迨鄧氏撥亂反正，重立法統，竟然還是以七十年前的孫氏之法為基礎也。雖則孫、毛皆是文化轉型時，歷史三峽之中的悲劇人物，然個體之間的賢與不肖，就毋待細比了。

　　袁世凱的養敵逼宮和攤牌

　　袁世凱不用說了，更是近代中國歷史轉型期中，第一號悲劇人物。兩千年帝王專制的政治傳統，決然不能轉變於旦夕之間。因此，他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慧條件，他所處的國家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他如要回頭搞帝王專制，甚或搞君主立憲，這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也已一去不返了。過猶不及，客觀歷史早已注定他這個邊緣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論前進或後退，都是個必然失敗的悲劇人物。然這一形勢，百年之後的歷史家雖洞若觀火，百年前之當事人，則身在廬山中，當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當中山於民國元年，正在不懈地為將來的民主政治，搞其百日創制之時，袁某卻正在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勢。袁世凱和比他晚了四十年的毛澤東一樣，他的政治智慧多半離不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武昌起義導致袁氏東山再起時，袁的政治方略便發源於傳統模式。大體言之，蓋有三層階梯，那就是養寇、逼宮和攤牌。

　　他知道，革命派只可養，不可剿。剿則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氣數已盡，是扶不起的阿斗。縱是可扶，他也無扶清滅孫的興趣和義務，而且不論做皇帝，或是做總統，少不了，他都有一份。但達此目的，則他的前輩和老師，王莽、曹丕、劉裕、朱全忠、趙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訴過他，正常的程序是：乘勢抓權，然後逼宮受禪。繼位之後，那就與原先助勢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攤牌。或做你們的總統，或作寡人的皇帝，因勢制宜可也。

　　老辦法的養寇自重

　　袁世凱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所搞的那一套養寇自重的把戲，細說起來就像一部很複雜的政治小說，寫在歷史書上就稍嫌繁瑣了。提綱挈領，大致是這樣的：袁世凱在清末，自從於一九○一年，四十二歲，繼李鴻章之後受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時起，宰相當國，權傾一時，直至他四十九歲，被攝政王載灃強迫退休，幾乎被殺為止，他在任內的成就，大致有軍、政兩大類。在軍事方面，當時中國國防軍的主力，從袁的小站練兵時代，漸漸發展出來的所謂北洋六鎮（師），都抓在他手裏。軍中將校只效忠於袁，袁之外幾乎無人可以隨便調動的。而這六鎮正規軍，不但器械精良、訓練有素，其尤為難能的是，革命派始終未能滲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規國防軍將領之中，除吳祿貞一人之外，再無第二人與革命有任何歷史淵源，縱是吳有心革命，其部屬亦皆在袁世凱的遙控之下，吳亦難指揮如意，這樣才招致吳的殺身之禍，而無法撼動六鎮的基礎。

　　然袁世凱之在清末，畢竟是個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頗有足多。要言之，當時的立憲運動，袁也是主要的推動者。各省所成立的咨議局，亦均為親袁人士所掌握。他們與逃亡海外的康、梁維新派，也有其千絲萬縷的關係。事實上，中山之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票源，立憲派與同盟會，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論實力，論經驗，當時縱是同盟會高幹（包括汪兆銘和黃興），都認為總統一職，非袁莫屬也。狡猾的袁世凱，當然更知道他自己的分量。所以他就要養寇、逼宮以取高位了。詳敘之，無此必要，亦為篇幅所不許，謹條列袁氏政治行為的大事如下，以見其關鍵所在。

　　袁氏養敵抓權取位始末時間表

　　一九○八年：袁四十九歲，被攝政王載灃開缺回籍，幾遭不測。

　　一九一一年：袁五十二歲，應詔回京，東山再起。

　　．十月十日，武昌起義。

　　．十月十四日，詔授袁湖廣總督，赴武漢節制各軍，袁氏稱疾不就

　　．十月十八日，詔促袁就道。

　　．十月二十日，袁要求：開國會，組責任內閣，解黨禁，寬容起事黨人，總攬全國兵權，寬與軍費。

　　．十月二十五日，袁奏派馮國璋、段祺瑞領第一、二軍赴武漢前線。

　　．十月二十七日，詔授袁欽差大臣，節制陸海各軍；隆裕太后撥內帑百萬兩濟武漢軍事；清軍擊敗民軍於漢口。

　　．十月二十九日，袁致書黎元洪，首提和議。

　　．十月三十日，袁自彰德南下。

　　．十一月一日，詔授袁內閣總理大臣；袁辭，詔優勉。

　　．十一月四日，詔准袁令前敵各路清軍停進。

　　．十一月七日，第六鎮統制、同盟會員吳祿貞被刺，袁軍無後顧之憂。

　　．十一月八日，黎元洪覆袁書，勸附義，並允推為總統。

　　．十一月十三日，袁抵北京，詔令近畿各軍，悉受節制。

　　．十一月十五日，袁授意剛出獄之汪兆銘，與楊度等組「國事共濟會」於北京，提倡與革命軍議和。

　　．十一月十六日，袁內閣正式成立，軍政大權獨攬。

　　．十一月二十七日，清軍攻佔漢陽，民軍死傷三千人。馮國璋擬乘勝渡江攻武昌；袁親撥長途電話止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袁電武昌允停戰；汪兆銘承袁父子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聯合，清帝退位，舉袁為總統，武昌軍政府表同意。

　　．十二月一日，武漢停戰。

　　．十二月二日，江浙聯軍克南京，清軍守將、袁之嫡系舊屬張勳，連電內閣乞援，袁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議決，袁如反正，即公舉為臨時大總統。

　　．十二月五日，攝政王載灃被迫引咎退位。

　　．十二月七日，袁派唐紹儀為和談代表去武漢與民軍議和，暗示贊成共和。

　　．十二月九日，袁令全國停戰十五日，旋延長；黃興覆汪電：袁如反正，舉為總統。

　　．十二月十五日，各省代表議選總統於南京未果，虛位以待袁倒戈。

　　．十二月十八日，袁派「全權」代表唐紹儀與民軍代表伍廷芳會議於上海。

　　．十二月二十日，袁內調馮國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衛軍總統；唐紹儀承袁意旨提議：先達成和議，再由「國民大會」決定國體。

　　．十二月二十一日，孫文抵香港，胡漢民勸其留粵，孫未允。

　　．十二月二十五日，孫文抵上海，大受革命群眾歡迎。

　　．十二月二十八日，隆裕太后從袁諫，下懿旨召集國會，決定國體。

　　．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都督代表會集會南京，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孫隨即電袁，暫代臨時大總統，隨時讓位。

　　一九一二年：袁五十三歲。

　　．元月元日，孫文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職。

　　．元月二日，袁不承認南京政府，斥唐紹儀越權，准辭職，暫留上海；孫再電袁：雖暫代，然虛位以待；清軍將領馮國璋等護君憲主戰；袁請辭，詔撥黃金八萬錠，詔飭親貴捐銀行存款，估計有四千萬元；袁入朝以民軍優待皇室及旗民條件密示奕劻，促主和議。

　　．元月三日，灤州起義失敗，三將皆殉。

　　．元月十四日，袁密電詢：孫肯讓袁，有何把握？孫再肯定讓賢。

　　．元月十六日，同盟會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從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順輿情，贊成共和，以免乘輿出狩。

　　．元月十七日，清廷御前會議。青年宗社黨主戰。太后諭：「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有槍炮，沒有軍餉，萬不能打仗……。勝了固然好，要是打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麼？」（見溥偉著〈清室讓國始末記〉）

　　．元月二十二日，清駐外各使館，電請清帝退位。

　　．元月二十六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殺宗社黨激進首領良弼，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懇袁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將領五十人聯銜通電，請清帝退位。

　　．元月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成立於南京，到十七省代表三十八人。

　　．二月十二日，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歷時二百六十八年之清朝，至此正式結束。退位詔為張謇所擬，末段「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之句，為袁所增。

　　是法統問題，也是面子問題

　　從上列簡明大事記，我們可以瞭解：

　　（一）雙十變起，清室要對付革命黨，非起用袁氏不可。
　　（二）袁世凱有此實力可以鎮壓革命，但是他要養革命以制朝廷。
　　（三）革命各派，包括孫中山和黃興，尤其是立憲派，也都體會到，推翻帝制，「驅除撻虜，建立民國」，非有袁參加不可。
　　（四）除滿族親貴中的少數激烈分子之外，全國也人同此心。
　　（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國，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義，來另立法統，由他主動擔綱，而不受革命黨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著重的還不只是個「法統問題」，也是個「面子問題」。他顯然是認為不論做皇帝也好，做總統也好，總之，在他當了元首之後，自己高高在上，而納革命派與立憲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體系於自己的新法統之內。他這項腹案，老實說，與上述孫、黃一派，要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的動機，並無不同。二者都是政治鬥爭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賽跑途中，第一面金牌卻被孫中山搶去了，他只得了個銀牌，心有不甘，所以這也是個面子問題。

　　但是歷史家誅心而論之，袁只是個老官僚、獨人班。他所爭的重點實在只是個人的權位和榮譽，而他的對手方，孫、黃那一夥所爭的，則是一個千萬志士仁人，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的民族使命（national mandate），兩者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可是對這項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義，孫、黃等革命黨，原也寄厚望於他，並曾虛位以待，只是這時南方諸賢，要急於組織一個統一領導的政府，而黎、黃兩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適時出現，他立刻就變成黑馬了。參議員諸公既不能舉孫為「大元帥」，就只有舉他為「臨時大總統」，以待袁公「驅除韃虜」之後，再來屈尊相就了。袁公後來雖不負所望，推翻了帝制，但卻做了個「繼任總統」，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民黨又對他不信任，而防範茲嚴，約法改制，又強迫他做了個「虛君」，使他也要來個困獸之鬥，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之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論呢？我們的解釋，只可說，這是歷史轉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次歷史轉型，需時至少兩百年，在這歷時兩百年的歷史三峽中，歷史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嘛，哪能老走直線呢？

　　不流血的宮廷政變未可厚非

　　但話說回頭，袁世凱在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的競選過程中，雖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兩千年傳統的帝制政體，在兩個月之內，就不聲不響的和平地轉換掉，也算是效率可驚了。那時袁世凱若真能如黨人所望，早舉義旗，搞一個武裝苦撻打（coup d'etat），把朝中的寡婦孤兒，滿城王公親貴，一舉而除之，他對這個急色鬼的武裝政變，是否能得心應手，吾人未敢必也。萬一欲速則不達，弄得火光四起，屍橫街巷，北京城內，玉石皆焚（像義和團和紅衛兵所搞的那樣），試問對革命發展，究有何補？所以袁的穩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個不流血的宮廷政變，也未可厚非。

　　再就個人的道德來立論，古人說「無毒不丈夫」，搞流血政變，把寡婦孤兒和滿朝親貴一舉而誅之，幹這種事的人，要心狠手辣（你看老毛在文化大革命時代的那個「狠」勁；紅衛兵不也一再遵從毛主席的教導，說對待敵人，不能「心慈手軟」）。將人比人，老袁那時就顯得婆婆媽媽，心不夠狠，手不夠辣。他多少還有點「婦人之仁」，對寡婦孤兒不忍下手。再把袁和毛比較一下，毛在殺了老友劉少奇之後，劉的子女因為不知道父母的下落，乃斗膽上書毛主席求情，毛告訴他們說，你的爸爸已經死了。朋友，這就叫做「無毒不丈夫」。這點袁就做不到，他多少還有點東方儒、佛兩家的「恕道」，不像毛搞的全是俄國的史達林和「恐怖伊凡」那一套。

　　再把話說回頭，縱使是「只顧目的，不擇手段」（西方叫做End justifies means）這套下流做法，這種用流血的「手段」來達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有問題嘛！試問，毛之殺劉與不殺劉，有什麼不同的結果呢？相比之下，袁如殺了寡婦孤兒，是否比保留了寡婦孤兒，更容易達到篡位的目的呢？其效果顯然是相反的。袁世凱究竟還不是個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媽媽的行為，累得革命黨對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己也丟掉了金牌，這是否就是個錯誤，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黃也。至於他在這兩個月的動亂之中，究竟耍了些甚麼手法，來搞個不流血的宮廷政變，而達其相同的目的呢？真歷史比假小說要有趣得多，這兒我們倒不妨略述梗概。

　　太后念念不忘優待費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袁宮保是怎樣說動太后也來「贊成共和」的。

　　在上列大事表中，我們知道，袁剛出山，便把太后的私房錢，所謂「內帑」，逼掉了一百萬兩。跟清室親王級的其他大貴族相比，可憐的隆裕只是個窮寡婦。她十五歲嫁入深宮，丈夫不愛，婆婆高壓，裏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頭，兩宮晏駕，做了寡婦，但這個小寡婦究竟繼承了多少遺產呢？在那個大醬缸裏，她無由得知，也無術支配。但是她畢竟是個「太后」，繡簾之前的六歲小皇帝既然無法親政，軍國大事，表面上還要以她的「懿旨」為斷。朋友們知道嗎？我們有四千年歷史的「封建專制」，是被國、共兩黨罵慘了。但是「封建專制」畢竟還有個「制度」嘛！哪像國、共兩黨後來之無法無天呢？

　　君不見，光緒末年的袁世凱，原已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兩宮突然晏駕，小皇帝即位之後，攝政王載灃一紙文書，便把他「開缺」，袁世凱不就乖乖地「回籍養病」去了嗎？如今革命黨造反，朝廷應付不了，軍機一紙文書，袁氏也就奉令東山再起了。（且看韓戰後期的美國，賣領帶起家的杜魯門一紙文書，不也就把權傾一時、跋扈透頂的麥克阿瑟大將軍「開缺」了。）哪能像毛澤東把個國家元首，要殺就殺掉呢？再看，鄧小平算老幾？怎能把個內閣總理，說換就換，說關就關呢？「封建專制」的確不是個好法統，但是他老人家，比國、共兩黨的「和尚打傘」，似乎還要稍微進步一點呢！這兒歷史家所能提的，只是它在歷史上消滅之前的，一丁點兒的落日餘暉而已。它老人家的遺產還多著呢，哪能一竿打翻？

　　所以在東山再起之後的袁世凱這個宰相，雖然萬般專橫，但是他發號施令，還得去說服那個頒發「懿旨」的可憐的寡婦。寡婦無知，把老袁的話信以為真，老袁才可挾寡婦，令諸侯，狐假虎威，橫行天下。長話短說，袁世凱當年對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軍費無著為藉口，把這對可憐小寡婦母子的私房錢，一舉花光。其實她母子的私房錢，花不光也。但是這對可憐的寡婦孤兒，哪裏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內帑」花光了，寡婦自覺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憐於宰相之時，老袁又可以告訴她，兵凶戰危，勝敗難卜，太后如贊成共和，將來的民國政府會優待皇室，「優待費」可多至四百萬兩一年，足可安度晚年。這一來，太后就徹底動搖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凱的意志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欺以其方，何況一個幽居深宮，無知的小寡婦。說穿了，袁某是在「欺君罔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弒君砍頭，究竟還要文明多矣。後來小皇帝溥儀長大了，回憶起這時的情況，他記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個老頭子，也淚流滿面（見溥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一節）。這時「太后」的確在哭；「老頭子」淚流滿面，就在演戲了。

　　據說「老頭子」這時就告訴「太后」，革命軍無孔不入，是如何的厲害；孫文三頭六臂，是如何的有錢。這次他帶回海外華僑的捐款，數千百萬。官軍糧餉皆缺，何能和孫文打仗？寡婦太后一聽，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無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孫總統只有銀元十枚

　　但是這兒也有點真情實況，寫歷史的人，倒不妨秉筆書之：在孫文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臨時大總統朱筆一批：撥二十萬元濟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此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發現國庫之內，只有銀元十枚。（見《胡漢民自傳》）

　　袁、孫兩公，同為英雄，卻各行其是，皆足千秋。其實當時孫公一文不名，舉國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罷了。袁公軍餉缺乏，全國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則知之極深也。斯時首都之內王公滿城，腰纏千萬者，所在多有，袁總理乃說動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毀家紓難。太后極以為然，懿旨、聖旨也就照發如擬。殊不知此一發旨，北京城內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蓋紓難雖人人之所欲；毀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實說，那時北京城內的名王巨府，是鱗次櫛比的。真要「毀」他幾家，真的就足夠清軍打他三、五個月，甚至一年的內戰。遍地黃金的深宮大內，那就甭提了。不過可憐的光緒寡婦不知其所以然罷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凱卻瞭如指掌也。

　　【附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部，最近重修開放。新展中即有出自清恭王府，價值連城的唐畫《韓幹牧馬圖》，著錄見宋徽宗的《宣和畫譜》。書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鈐記。當時的恭王府中，這一等級的國寶，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時的恭王，較之醇王（攝政王），和慶王，似乎還略有遜色呢！這只是一些王府。他們較諸皇宮大內的寶藏，還是無法相比呢！大清帝國畢竟是大清帝國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華國寶，那能用得完呢？

　　經袁總理大臣毀家紓難這一倡導，滿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輕言對革命黨作戰了。寡婦孤兒相依為命的太后，這時連身家性命都自覺難保，而頻頻乞憐於宰相。她現在是顧不得甚麼皇位了，只要今後生活無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將來的革命政府，爭到點「優待」，她就很心滿意足了。三百年來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來的「怨」，卻要她母子獨當之。亡國之君寡婦孤兒，終日以淚洗面，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總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證，唐代表已在和議上向民軍爭得皇室優待費，每年四百萬元，雖略少於袁大臣所提的四百萬兩，然也相差有限。將來的民國政府雖待先朝皇帝，如「異國之君」，但是仍有皇宮可住、皇號可保，紫禁城內，關起門來，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來的亡國之君，有這樣的光榮收場，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她面前哭跪於地的「老頭子」宰相的勸慰之下，已徹底解除了武裝。在決定大政方針的所謂「御前會議」中，太后和慶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堅。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宮保所公保的「優待費」，像前朝崇禎皇帝，戰敗後到煤山上去「上吊」，婦道人家不敢想像也。慶王則只是為他自己的千萬家當著想。將來五族共和，老友做了總統，他仍是北京城內的慶王，面團團富家翁也。古語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願坐在廳堂的屋簷之下，怕簷上的瓦片掉下打破頭也），何必去冒與民軍作戰的危險呢？太后和慶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贊成共和，則宣統之退位，就是彈指間事了。

　　高幹子弟不知輕重

　　但是任何政權都有它的「極端派」（Fundamentalists），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兩方和議初起時，以禁衛軍總統良弼和恭親王溥偉為首的，一票年輕的滿族親貴，即已組成個有形無形的「宗社黨」，極力主戰。他們甚至認為袁世凱是個比革命黨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計畫將袁某暗殺之。

　　這種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的「親貴」和高幹子弟，在義和團時期，曾闖下過滔天大禍。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們要殺一龍二虎，卻幾乎把大清帝國弄得被列強所瓜分。可是這次他們連闖禍的機會也沒有了。袁宮保為防他們搗亂，一通電話，便把良弼「踢上層樓」（Kick him upstairs），調良弼為上級有名無實的「軍咨使」；內調馮國璋代替良弼，總統禁衛軍（袁的八三四一）。馮曾是攻殺革命軍三千人的清軍頭號戰將，其後也一直主戰，為宗社黨人所看重。但是袁宮保總歸是他的「老爸」，袁說一，馮不敢說二也。

　　軍人干政，刺客橫行

　　袁公保那時顯然是鴻運當道。上節曾言之，三個革命黨刺客曾於一月十六日，謀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資本。誰知十天之後，另一革命黨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於途，一擊而中。不要命的刺客，當場身亡，良弼卻腿斷、血流，越日始慘死。北京為之全城震動。

　　讀者知否？辛亥年間，革命黨的炸彈，是足令三歲小兒不敢夜啼的。我們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蕪湖，在辛亥年間，就是被兩個錫紙包的鴨蛋「光復」的（目前的名詞叫「解放」）。「錫紙」是從香煙盒子裏借用的。筆者兒時不乖，那時去古未遠，我今日還記得我的「奶媽」警告我說：「革命黨來了。」據她告訴我，革命黨一個炸彈可以炸四十里。乖乖！

　　彭家珍烈士那時在北京一彈，真炸得全城親貴，狗走雞飛。「孫文」那時在北京的聲名，也是個紅眉毛、綠眼睛的江洋大盜。他手下的梁山好漢，都是飛簷走壁，無孔不入的。五鼠鬧東京，八十萬禁軍也奈何他不得，何況還有手槍炸彈！在那時的北京城裏，《七俠五義》對社會的影響不在《四書》、《五經》之下呢！一彈強於十萬軍，強橫的宗社黨，就被彭烈士的一彈炸掉了。雪上加霜，清軍將領四十二人（後增至五十人），在湖廣總督段祺瑞領銜之下，也於是日通電全國，迫清帝退位。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正式下詔退位。南京孫大總統遵誓解職，參議院改選袁公繼任，其後四年的中華民國，就是袁世凱的天下了。

　　【附註】筆者早年服務哥大期間，曾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委託，試編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史料的「注釋目錄」（Annotated Bibliography），窮十年之功，積稿數十箱，始知雖白首窮經，亦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七○年代轉業紐約市大，乃作較有選擇性之努力。有關辛亥革命這一專題，除搜羅海內外專研機構，如近史所檔案館、國史館一類的公有收藏之外，復乞援於專治辛亥史之老友章開沅與謝文孫兩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孫思白、李新眾權威，多承傾囊相助。以致個人所集書目文題，竟至四千種上下。真是叩感不盡。就筆者個人管窺，「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各界史家著述最多之一專題，任何學人白首窮經，亦難畢其十一，真是修道之士所謂的真理半張紙，閒言萬卷書，從何讀起。因此，筆者個人平生授徒課室，或打字書齋，總思以最簡明的通俗辭句，試作不偏不倚的和成見較少的「半張紙」之言，讓讀者自作其客觀之評論。世上未有歷史家沒有成見者，但求其「較少」而已矣。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也。史料注釋，擬於另篇評述，此篇從略，乞師友讀者教之。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二卷第四期

二、項城不作虛君，遯初志在首相

　　──記民初共和政體的實踐與流產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若論開國元勳主持國政的時間，則中華民國開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可能是為時最短的了。孫公於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參議院「辭職」了。參議院也決議接受他辭職；雖然孫公延遲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職」。因此從就職到解職，孫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臨時大總統」；從就職到辭職，他也只擔當實際政務三個月。這不特在民國史上是最短的一任總統，在中華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開國元勳了。

　　孫去袁來。袁世凱是於二月十五日──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後三日，也是孫文大總統向參議院正式辭職後一日，由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在南京全票選出的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筆者在前一章已提過，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國會，決定國體，然後由國會選舉他做總統。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黨的總統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樣盡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現在也只有通電接受革命黨參議院所推選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職，你得接受他們所通過的實行內閣制的約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決定了。袁對做總統的法律根據，暫時不敢提異議，對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離山，袁世凱何能離開北京呢？南方就決定派遣迎袁專使，迎袁南下。

　　迎袁專使與京津兵變

　　事實上孫之讓袁，原是不得已而為之。政治是最現實的。既讓之又想嚴密控制之，就是一廂情願了。因此專使之無法達成任務，也就不待智者而後明了。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專使團是由教育總長、德勝於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進士領隊的。團員計有宋教仁、汪兆銘、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宸組、曾昭文、黃愷元等八人。專使團由孫大總統於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紹儀自滬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謁袁，懇談，歡宴。袁似無拒絕南下之意。蔡專使亦甚樂觀。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發生兵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大街鬧市之中，槍聲劈啪，火光燭天。變兵且破門突入專使行館。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顧，分別越牆而逃，嗣經西人保護，輾轉逃入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始倖免於難。此變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這一來，袁乃據為口實，婉拒南下。蔡專使等白面書生，驚魂未定，也就電報孫公，不敢相強了。

　　這記兵變是袁某授意的呢？還是歷史上另一個「偶然」？歷史家聚訟至今，仍無證據可下正確結論。據張國淦當時得自徐世昌的絕密消息，兵變原是袁克定的陰謀，想以「黃袍加身」的辦法，在皇城劫持溥儀，逼乃父稱帝（見張氏遺著《北洋述聞》，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書店出版，頁四一─四四）。張氏當時曾是唐紹儀的隨員，後為黎元洪謀主，其後並在內閣迭任要職，見聞甚廣。然此說在當時雖甚流行，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另據各方目擊者記述，以及後來史學家，如吳相湘教授等的嚴密考證，皆一致認為實非袁之預謀，只是此變，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對袁之政治安排，卻是變得其時也。本來民國之奠都何處，縱是革命黨人，亦意見不一。南京孫、黃一派，雖力主奠都南京，漢方實力派的黎元洪、滬方光復會分子章炳麟等，甚至臨時參議院內的投票紀錄，以及掌革命黨本身輿論的《民立報》都主張建都北京。現在袁既不願南下，再加上個兵變，奠都北京就變成歷史的「必然」了。

　　袁總統就職與大赦令

　　孫大總統在得到蔡專使的報告之後，遂咨請參議院審議，讓袁以電報向參議院宣誓，在北京就職，然後整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總統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電報抵達南京，再經孫總統咨請參議院認可，袁世凱就於三月十日在蔡專使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留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後再「解職」。因此，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周時間裏，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但是二公在歷史上的表現，孫公的泱泱之風，就遠非袁公所能望其項背了。雖然袁公那時在國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還在孫公之上呢！

　　舉例以明之：袁公就職之後，立刻便頒佈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參議院同意，二需內閣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為之者，顯然是故意表示，他目無參議院與前任孫公也。這就缺乏大政治家應有的風度了；甚至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孫公頷之，未與計較，並咨請參議院「追認」之，未動聲色也。（有前總統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內閣之副署。）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風度了。這只是個個人的小意氣，法律程序上，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讀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見微知著；不謹細行，終累大德，袁公後來之身敗名裂，都可於此等細微人品中見之。執簡者，能不慨然？嚴肅的讀者或許認為這只是因為袁之缺乏現代法學常識，而非故意藐視孫公也。實際並非如此。原因是這時唐紹儀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側，足備諮詢也。證諸後來史例，此時唐紹儀顯然曾大力勸阻，而袁氏不為所動也。是耶？非耶？一個政客每好逞一時之快，而罔顧死後遺臭歷史，是愚不可及也。當政者應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與唐內閣的架構

　　袁公就職後，孫總統乃於翌日公佈採行法國式責任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總統遂依法於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紹儀為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並負責組閣。同月二十九日，唐總理乃向南京參議院提出新閣人選。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後，袁唐新政府乃正式確立。南北一統，四月一日，孫大總統遂正式「解職」。今且將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構，列表於下：

　　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字慰亭，河南項城人，五十三歲。

　　　　副總統：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四十八歲。

　　國務總理：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人，五十二歲。

　　外交總長：陸徵祥，字子欣，江蘇上海人，四十一歲。

　　內務總長：趙秉鈞，字智庵，河南臨汝人，五十三歲。

　　陸軍總長：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歲。

　　海軍總長：劉冠雄，字子英，福建閩侯人，五十四歲。

　　財政總長：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人，四十二歲。

　　司法總長：王寵惠，字亮疇，廣東東莞人，三十一歲。

　　教育總長：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紹興人，四十四歲。

　　農林總長：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三十歲。

　　工商總長：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三十六歲。

　　交通總長：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錢塘人，三十五歲。（原提名梁如浩，參議院未通過，後由施肇基遞補。）

　　南京留守：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三十六歲。

　　這個唐內閣不用說是個袁大總統的欽定內閣。其實權如外交、內政、陸海軍、財政和交通，都是一字號掌握在袁記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凱統治下，無關痛癢；縱在後來蔣、毛二公治下，也痛癢不大，落得做順水人情，統戰客店。

　　【附註】：記得一九四八年國府在南京行憲組閣時，筆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門外的農業實驗所訪友，見一美國進口的全新高級房車，施施而過，車上天光雲影共徘徊，氣勢逼人。好奇而詢之，始知是新任農林部長左舜生之座車也。蓋當時縱是炙手可熱的國民黨高幹，亦鮮有此高級新車。左氏因係青年黨加入國府，為內閣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車也。十餘年後，我在紐約哥大口述歷史學部訪問左公時，曾戲述往事，並以老農林總長宋教仁故事相比擬，左氏亦苦笑欷歔不已。並說他曾寫過袁世凱，將來更要為蔣介石作祭文。誰知左竟先蔣而逝。左公病重時，他的學生吳坤淦先生曾電余乞援，我也曾簽請哥大當軸，想為左公申請若干研究補助費（honorarium），以濟眉急，後來據聞哥大東亞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實現否也？這都是國家動亂，知識分子一言難盡的悲哀。也是大時代的小掌故吧！故隨筆記之。

　　袁總統既無心依法行事，放棄實權，實行真正的內閣制；唐總理因此就只是袁總統的一個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揹其黑鍋，不但任其勞，還能任其怨，像周恩來那樣，鞠躬盡瘁，和其稀泥，死而後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掛冠而去，那只有悉聽尊便了。所以唐總理就職不過三月，就真的掛冠而去了。不過話說回頭，在那種極權政治之下，像周恩來那樣，被折磨得四癌齊發，活活累死，畢竟是善終床上，就還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揹黑鍋，最後還要被殺掉滅口，像後來的趙秉鈞、林彪那樣，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據說唐紹儀在掛冠之後，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說服，擲刀而去。後來的趙秉鈞和林彪就沒那麼幸運了。此是後話，到時再說。

　　唐紹儀是怎樣個人？

　　先看看唐紹儀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是怎樣個人。唐紹儀（一八六○─一九三八），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的小同鄉，長中山六歲。他二人在近代中國政治上雖都位至極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識，亦無往還。民國成立之後，二人始漸成莫逆。紹儀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買辦，認識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閎在清末同光之際主辦幼童留學時，時在香港讀英國學校，年僅十四歲的唐紹儀便被選入第三班，於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國入學。紹儀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歲時在哥大讀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畢業，清廷嫌「幼童」過度西化，乃悉召回國。翌年唐遂奉派隨總理衙門洋員、德人摩倫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鮮，為韓王整理財政，頗有成績。時袁世凱（年二十三，長唐一歲）亦剛隨軍入韓，是為二人訂交之始。嗣後袁氏在韓一帆風順，做了「小欽差」（故事在筆者論袁前文中，曾有詳細交代，不再贅述；參見拙著《晚清七十年》，卷五，第二章），唐氏則緊跟其後，做了小欽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與財政。其後袁氏在清朝政壇不斷升遷，唐亦隨之水漲船高。在外交、金融、鐵道各部門，迭任要職，終至郵傳部尚書、奉天（今遼寧）巡撫等一品大員。迨袁被攝政王開缺，回籍養病，唐亦不免。至袁氏東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議代表」，已詳誌於前一章。如今袁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唐之官拜責任內閣之首相，也就順理成章了。

　　根據唐紹儀的資歷見識和人際關係，他倒是個很理想的責任內閣的首相人選。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經驗和訓練，他和袁總統的長期友誼，也贏得袁的高度信任。孫前總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幹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請加盟。唐也在一片熱烈掌聲中，於三月三十日，由黃興與蔡元培介紹，宣誓加入同盟會。因此唐內閣也可算是個同盟會（後來擴充改組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了。有唐內閣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竟然連三個月的壽命都維持不了，則民國政府的問題何在，便不是歷史家三兩篇文章，就可以說得清的了。容當慢慢深入探討之。

　　外交總長是首席總長

　　另外袁政府還有個特殊現象，雖只是個歷史性的承繼，與袁本人無關，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來在前任孫文政府裏的首席部長，原是陸軍總長。那是軍事第一，革命時期的革命內閣的組織。如今唐內閣則是國家恢復正常之後，依法（包括對外條約）行事的和平內閣。為贏得列強對民國的承認，則民國政府就不能做違反國際條約之事。在前清中國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長，原是外交部長。因為這是那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上明文規定的。那時列強由於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組織的中國政府，為便於隨時可與中國政府辦其交涉，他們要求把外務部提升為首席部。外務部尚書等於是內閣中的第一副總理。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那個風雨飄搖、變化無窮的中國政府，隨起隨伏，都無損於他們的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國官僚又何敢說一個不字呢？因此在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裏，外交總長也是內閣裏的首席總長。其後，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兒戲，而做外交總長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閣揆」；甚或實授閣揆了。像後來的陸徵祥、王寵惠、顧維鈞，都做過內閣總理，就是這個道理。

　　再者，那時搞外交的職業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國際背景。他們平時以純技術本領，徘徊於中國各實力派政團的夾縫之間，干祿公卿，等候雇用。那橫行中國的軍閥們，誰都不敢開罪他們，有時還要倚賴他們來尋找通洋之道呢！在那個時代，中國國內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革命政權），都不惜喪權辱國，也要盡力尋找國際路線，以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時代，知道這項內幕運作的專家，莫過於三朝元老的顧維鈞先生了。他腹笥之廣，筆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顧公本人也捲入其中，未便暢所欲言。然筆者每從旁代為點出，顧公亦微笑頷之，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嘛！筆者當年亦曾把他們的故事，盡量加以發掘，並寫入《顧維鈞回憶錄》的英文原稿。不意這些故事後來竟被核稿人通統刪除，因為萬頁原文已嫌太長，容納不下題外之言，為之奈何哉？

　　試比黃留守與彭將軍

　　上述袁、唐新內閣的另一特點，便是黃興所主持的所謂南京留守了。近百年來的中國湖南省，出了兩位最為可敬可愛的、偉大的軍人政治家。一個是湘潭彭德懷（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個是善化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懷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產黨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這是當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會否認的。容當續論之。其實辛亥革命前後的黃興，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後在國民黨政權中，相繼當權的廣東幫、江浙幫和閩南幫，以及所有國、共兩黨的官史家，都過分地揚孫抑（ignore）黃，而頗欠公平。若論「歷史地位」，黃不如孫，是理所當然。但是孫、黃之間的距離，則遠沒有國共兩派的歷史家，所拉之長也。曲筆氾濫，埋沒黃公，是很不應該的。今日談談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職責，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個不堪收拾的爛攤子。辛亥革命雖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並沒有打過幾場熱戰，但是卻把個處處有啼痕的東南，弄得遍地皆兵。他們都自認為是對革命有功的開國革命軍，自然也包括我們安徽拿兩個鹹鴨蛋就光復了蕪湖的一批革命小將。那時的東南各省是遍地黃花開。你如能聚眾三兩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時甚至氾濫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軍既不來「剿」，他們彼此之間為著爭地盤，往往就互相砍殺了。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闓殺了焦達峰；在武漢，黎元洪假手袁世凱誘殺了張振武，都是當時革命陣營中自相殘殺的例子。

　　就是這樣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隊，當時在南京留守管轄之下的總共有三十餘萬人之眾。黃留守如是個野心家，或生就個軍閥胚子，那他大可乘勢學學袁世凱的「小站」前科，或蔣介石的「黃埔」經驗，將這三十萬留守部隊，汰弱留強。提煉十萬精兵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上與袁氏爭半壁河山，下與閻錫山、唐繼堯、陸榮廷同步，列土封疆，做個民國藩鎮、一省軍閥，又誰曰不可？然字習東坡，文宗韓柳，熟讀聖賢之書，高風亮節的大革命家，黃秀才，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賢明讀者批覽拙文，可能嫌在下對黃大元帥過譽了。實不然也。吾人遍讀近代中國革命史，對我革命先烈，實有由衷之崇拜。試問黃花崗上七十二先烈（其實不止此數），何一而非黃秀才哉？黃君身在前敵，指斷未死，固亦倖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戰八年，前仆後繼之數百萬將士，其死國之慘烈，可勝言哉？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區列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醬缸，骯髒污染之外，一無可取。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聖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銷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未嘗騙來騙去，而至於絕代也。言念及此，每於午夜清晨，試溯舊史，輒至感慨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已。讀者試思，吾人如寫當代史，至「廬山會議」一節，提到彭德懷被栽贓故事，由於對彭公之同情，而筆端偶帶感情，亦或所難免。歷史家也是人嘛！雖儘量壓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難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讀者賢明，當能體驗之。

　　恩餉與外債

　　長話短說，黃興那時在南京留守任內，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樣收拾這個爛攤子，遣散這些爛部隊，好讓革命後的國家有個喘息的機會，來從事和平建設。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黨如今打了天下，在積極方面，他們有建設國家的任務；消極方面，他們也有參加朝政，甚至升官發財的權利。誰知他們打了天下之後，革命果實竟被個前清老官僚一手攬去。當初的革命者在孫總統解職之後，竟弄得四大皆空，失業遍地。如今黃大元帥既然還「留守」在職，南京應該是失業革命家和相關人士謀取一官半職的帥府。因此求職人士擠滿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舊時代的書信格式是每頁八行），黃留守頭大如斗。求職者揮之不去，只好登報聲明，不能徇私，無職可給。

　　黃留守官署，這時估計，要遣散三十萬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餉」（遣散費），非二百五十萬兩不可。留守府哪有這筆鉅款呢？依法報請北京國務院索餉，初上任的唐總理也兩手空空，除舉外債之外，別無財源。但是外債又豈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強為著築路開礦謀取特權和厚利，原有所謂「四國銀行團」（英、美、德、法）和「六國銀行團」（另加日、俄二國）之組織。這些列強對中國原來是要搞領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國要拿西藏；俄國要拿新疆、蒙古、滿洲；日本要拿南滿和閩南……。但是他們彼此嫉忌，分贓不均，弄得各國勢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兩國因而推動了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列強「利益均霑」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樣，義和團雖殺了洋人，闖了大禍，引來八國聯軍，最後我們竟能只「賠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鴻章辦弱國外交的一個奇蹟吧！（不幸的是，那個比臺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後還是被蔣介石斷送了。無知而獨裁，始有此誤國誤己、誤華誤蒙的荒謬行為，言之可歎。以後當續論之。）

　　這次唐內閣由於樣樣需錢，而財源無出，不得已乃向「四國銀行團」商借外債八千五百萬兩。在簽約之前，並乞先墊三千五百萬兩，以濟燃眉。四國原已答應墊款，然日、俄聞報抗議，堅持分潤，中國不得已乃改向「六國銀行團」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於滿、蒙地區。蓋滿、蒙早被日、俄二國視為禁臠。事關滿、蒙，應向日、俄分別磋商，不應讓四國銀行團乘機介入。而四國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縱允借款，亦應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國尊嚴之任何主權國家所能承受，而環伺列強，對中國則視為當然，辱華之甚，不忍卒言。後來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終因無法對付內外夾攻，在政經兩途俱走入絕境之時，任職未及三月，便「失蹤」而去，此是後話。筆者在編撰《顧維鈞回憶錄》時，曾搜羅有關中外史料，與顧氏細論之。蓋顧為唐紹儀的東床快婿，斯時又職兼國務院與大總統府雙重機要秘書，熟知其內幕也，借款故事說來話長，得暇當以專篇處理之，為免尾巴搖狗，此處暫時打住。有心讀者欲知其詳，參閱拙撰顧書，及相關文獻，當可知其大略也。

　　孫逸仙醫師的社會丹方

　　話分兩頭。這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後，無官一身輕，率領了青年子女孫科、孫琬，和隨從的胡秘書、汪外辦（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廖仲愷夫婦、章士釗夫婦，以及新從美國畢業歸來，年輕貌美的英文書記宋藹齡女士等，男女數十人，浩浩蕩蕩，四處遊歷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丰采，輒至萬人空巷。孫郎此時微近中年（四十六歲），西裝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擁之下，玉樹臨風，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當如此也。相形之下，這時在南京弄得焦頭爛額的黃留守，就只是個整日拖拉的騾子和垃圾夫了。勞逸懸殊若此，亦命也，運也夫？

　　孫公此次演說旅行是從上海開始的，嗣徇武漢黎副總統之約，溯江而上，經南京、蕪湖、安慶、九江而至漢口、武昌。四月初的長江中下游，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香的季節。遊春士女，聽眾如雲，盛況空前，自不待述。孫郎講演宴談十餘場，主人雖隨地改換，而客人演說內容則一也。

　　長江之行中期，袁總統亦曾專使盛約孫前總統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鄉心切，期以他日。項羽霸王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孫公於四月中離漢赴滬；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州，二十五返廣州，繼續在歡迎會上講民生主義。二十七日返香山故鄉晤盧夫人。六月中在廣州繼續其平均地權之演說；月底經香港返滬。蓋中山雖功成身退，而對「政治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之理想，卻自成體系，甚欲有以實踐之也。

　　民生主義抽象和具體內容

　　孫中山先生原是近現代中國，筆者個人所一再反覆申說的「文化轉型期」中，自有一套，頗具原始性的建國藍圖（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後，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的成功了。如今所餘者只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不幸民智未開，弦斷無人聽，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佈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說，三句不離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長話短說，聊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且看今日的臺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於未然，為免革命後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采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於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關於孫氏這一系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民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治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臺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胡秘書、汪外辦、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並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後，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於「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餘，難免有面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面存忠厚，而內具機心。所幸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芸芸眾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門道」的信徒。一旦心悅誠服，三民主義即變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夥計也就赴湯蹈火，促其實現了。此是後話。

　　當然一個宗教家和政治哲學家，必須有殺身成仁的自信，才會產生信眾（followers）。中山不用說對他自己的這套「主義」，那真是生死以之，篤信不移也。在他的啟蒙之後，其後半個世紀，氾濫成災的「左傾幼稚病」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寶貴生命。筆者曾撰有專文試論之，我國自辛亥以來，國、共兩黨以次，幾無一革命政黨而非社會主義之政黨也。在他們的排山倒海的影響之下，有血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筆者自己在內），幾乎無一而非社會主義青年也。他們對所謂「社會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說也到殺身成仁的境界。孫公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的自信心，當然更是終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說三民主義是他「發明」的。那是出於一個革命家堅決的自信心。但在不疑處有疑的歷史家看來，則馬志尼、俾斯麥的「民族」，傑弗遜、盧梭的「民權」，亨利佐治的「民生」，都只是那時西方的新潮思想，其來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發明；但是中山則有其啟蒙和振聾發聵之功也。）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必然會搞出個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些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來？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近百年來的世界和中國歷史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有甚於資本主義。老革命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竟至瞠目結舌，悔恨交加。中國共產主義之父的陳獨秀教授，為此賠上了兩個兒子寶貴而無辜的生命；自己臨死之前也開始懺悔，胡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若是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為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終被裁撤

　　吾人於八十六年之後（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說是閱人多矣。根據這八十六年的歷史實例，歷史家蓋可斷言，民初那個爛攤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試看蔣、毛二公各搞數十年的下場，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斷言」也。這是個「轉型」程序中的階段問題，階段未到，任何當政者都必然有個悲劇的結局，雖然歷史還是在繼續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向前邁進；絕不停頓，更不會回頭。胡適說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語云「形勢比人強」，在那個「形勢」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無能為力也。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捲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捲入這個形勢。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為國為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歎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運，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國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導師那樣，能在「天安門上，吐氣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華民國的華盛頓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啊？

　　話說回頭，在民國元年六月中旬，孫公在衣錦還鄉之後，回到上海。國內政局已有山雨欲來之勢。第一是黃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黃上將），又多出一批下崗之人（用個目前的名詞）。但是黃留守屬下的三十萬雜牌軍，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原是最實用的政治本錢。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難事。事實上，歷朝和平裁兵，宋朝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之外，幾無一成功的先例。（筆者以前在課堂中，每說毛澤東為趙匡胤以後之第二人。誰知說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殺功臣，實遠甚於前朝。）此次黃興這個功臣雖有意主持裁兵，然東南地區的新舊各軍，原非黃氏的子弟兵，他雖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軍頭，哪能由得他呢？何況他也並無恩餉可發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獪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黨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驁不馴的宋教仁、陳其美調虎離山，在唐內閣裏安了兩個冷衙門以籠絡之。再劃出個南京留守把黃大元帥安頓好，以免他遊蕩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緒，袁就要撤銷南京留守，把黃興踢上層樓，調去北京擔任另一冷衙門的「參謀總長」。黃和陳其美一樣，不願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動下崗了。後來，袁為安插孫中山，乃給孫一個「肥缺優差」去修鐵路，並要黃興也去助孫搞實業救國。這也是趙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兒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後來的毛澤東要陳毅去辦外交，聶榮臻去搞科技，賀龍去打檯球（乒乓球），並大辦其文工團，重印古本《金瓶梅》（後一項出自大陸的街談巷議的小道消息，據說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將來嚴肅的歷史家，能鄭重地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資治通鑑》上可以學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凱這位老官僚，他顯然也認為只有歌兒美女，才能把孫文、黃興、宋教仁等這些硬漢子軟化掉……。

　　讀者讀到這一類的歷史故事，可能的反應是不相信這些故事，實有其事。如果確是事實，則這些歷史製造者，豈不是太下流了。其實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類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資治通鑑》裏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實。它之發生於近代的中國政壇裏，那就是「轉型」的問題了。從帝制轉民治的要點，便是把「無限制權力」（unchecked power）轉成「有限制的權力」（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這項轉型還未轉得乾淨之時，老的魔鬼繼續附身，就是難免的了。袁世凱後來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纏死的。

　　唐內閣垮台的學理解剖

　　中山返滬後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內閣的忽然倒塌，總理大人棄職「失蹤」（六月十五日）。袁總統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總長陸徵祥繼唐組閣。唐閣既倒，同盟會在唐內閣中的骨幹分子宋教仁、陳其美、蔡元培也就跟著下崗了。蔡公原是個無關痛癢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飛揚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見上節附註）；手握兵權、黨權，虎踞上海的陳其美，始終就沒有北上就職。如今宋、陳二人既然總長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黨，把同盟會擴大改組為國民黨，然後來搞他個「政黨內閣」，大幹一番。

　　宋氏認為唐內閣只是個「混合內閣」，繼唐而起的陸內閣，則是個「超然內閣」，在這個緊要的開國時期，興利除弊，國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標是組織個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由他來做總理，則中華民國其庶幾乎……，且看他的同鄉後輩的朱鎔基，今日即頗有遯初遺風，朱氏今日的條件比宋教仁當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墮淚。綸巾羽扇，好自為之。

　　上節已言之，唐內閣的條件是不能再好了。為甚麼不出三月便壽終正寢呢？其實這又是個轉型的問題了。須知，依法唐內閣是個責任內閣，袁總統只是個虛君。但是在兩千多年的政治史裏面，中國出了四百多個皇帝，除了少數的亡國之君像阿斗、溥儀等等之外，有幾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開國之君，是個虛君呢？試問文景、武宣、貞觀、開元、洪武、永樂與康雍乾，哪一位是虛君？相反的，我國歷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現，幾乎都是一字號的雄才大略，君權神授，獨裁專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國歷史上，往往也是皇權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貪贓枉法。因為我國皇帝向來不直接管我們黎民百姓，管我們黎民百姓，分屬「親民之官」的縣太爺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撫、總督的地方官。因比我們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厲害，權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在傳統中國裏，我們黎民百姓，對權力最大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聖祖（康熙），不但沒有惡感，而且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當然我們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個個都做漢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貪戀酒色不喜早朝的懶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輔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樣，也有好壞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勢弄權，由宰相晉升做「假皇帝」，然後篡位做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蕭何、曹參、魏徵、王安石、張居正，那就如錢穆所說的「副皇帝」了（見錢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氏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基本衛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認為傳統中國的「相權」，是制衡「君權」的法寶，比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制還要完美。其實這是入者主之的誇大。中國相權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權？它只是君權的直線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漢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麼以重典治國的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們之間沒啥制衡也。在中國專制王朝中，只有北宋一朝，其君不太專橫，其相亦頗能盡職，可能是個例外。可惜宋前宋後，此例再未出現。洋漢學家之中，有人說中國帝王專制是東方的極權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過份，而中國古代帝王其權力之大遠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擬，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法國的路易十四，搞君權神授，說朕即國家，被歷史家罵了數百年之久。試看咱中華統治者，自秦始皇以後，哪個皇帝，不認為他的皇權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國的二十四史裏，國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國家這個概念，在皇帝這一名詞還未出現的春秋時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國古代的「天子」，除授命與他的「天」之外，誰也不怕。為使皇帝也有所畏懼，聰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災異，都說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約束他自己的行為，庶幾免遭天譴。宋神宗時代，富弼為宰相時，就有人告訴神宗，災異是自然現象，他勸皇帝，不要聽「天意示警」那些鬼話。富弼聞報，大為著慌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乃上書數千言，力辯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見《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傳七十二。）富宰相萬言上書，豈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爺，連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們現代中國的毛主席科學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實也未必。據說唐山大地震時，重病中的毛主席也驚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書屋被震塌了，會壓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這也是個轉型的問題。毛公既然從皇帝轉主席，未轉得乾淨。因此古帝王所懼者，今主席亦懼之，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意也……。這還是二十世紀七○年代的事。民國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無待多言了。

　　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可能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後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只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在熊氏與六國銀行團交涉外債時，他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老唐無法再幹下去，再來個王芝祥案作導火線，總理面子掃盡，老唐就「失蹤」了……。王芝祥，直隸人，原是清末廣西巡撫，附義革命，與同盟會比較接近。此時直隸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為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唐總理乃簽請袁總統加委。袁已同意。後來忽然改變主意，未經國務總理依法「副署」，便逕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兵，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這一來，民國政府就法制蕩然了。袁總統既然「和尚打傘」，唐紹儀不願做周恩來，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蹤，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顧維鈞先生曾告訴我，他民國元年回北京，第一次見袁總統時就碰到他二人為此吵架。

　　關於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歷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讀史者，都很難下絕對性的定論。「虛君」這個制度，原是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套紙製枷鎖，來鎖住袁世凱這個實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勁，把這些紙枷紙鎖，撕得粉碎，你說孫悟空「違法」，豈非不切實際的書獃子之見哉？如今八十六年過去了。我們回頭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軍閥們甭談了，就談孫中山、蔣中正、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傘」？他們撕掉的紙枷紙鎖有多少套，還能數得清嗎？如果孫、蔣、毛、鄧這個四人幫，也都是一字號的大猴王，我們怎能獨怪老猿（袁）呢？

　　話說回頭，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法治毫無基礎的社會裏，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後也），筆者認為在近代中國，至少需時兩百年。最早也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在我們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的最後階段，才能實現，這還是筆者最樂觀的估計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凱時代，哪會有影子呢？我們怎能厚責於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孫的不同之點是，孫專好搞理想；袁則專要抓實權。袁的錯是他貪得無厭，做了終身總統，還要做皇帝，這就不是個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眥必報，絕不中途罷手，與人為善，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孫、黃的革命派鬥爭時，在黃留守、唐內閣雙雙垮台之後，同盟會在中央政府之內，可說是掃地出門。袁對他們是連個冷衙門，也不留一個。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會員只分到粵、皖、贛三省，實力微乎其微也。袁總統和當今的李總統一樣，不把老Ｋ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會在一敗塗地之後，他們想捲土重來，就只有寄望於唯一出路的國會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

　　美國模式的中國國會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臨時大總統在就職之後，也急於要做正式大總統；那時中央與各省的大小政客和黨人，也看好將來的國會，認為是英雄用武之地，急於要參加這項近在目前的國會大選。因此當中山還在作其講演旅行之時，中央與各省為著籌備這第一次國會大選，都已在緊張地進行之中。

　　按參議院制定，由袁大總統於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各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做選舉人。其他也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中央學會依法是一種由教育總長領導的專家學者，超然於一般政團、政黨之外的公會組織，享有八名參議員的名額，立意至善，然迄未成為事實，就胎死腹中了。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第一編，第二章，第八節。）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制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

　　至於全國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萬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萬之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為一屆，三年一選。選舉法分初選和複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定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八百四十一人；當時媒體戲呼之為八百羅漢（見上引錢端升書。原檔載民國元年發行之《政府公報》六月份以後各期；最近複印彙編，見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北洋軍閥，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以下簡稱《北洋軍閥》，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頁六八○─七四七）。

　　這國會中只有羅漢而無觀音，當時曾有少數女權主義者來鬧場，爭取男女平權。不幸那時去古未遠。男女之間尚有其授受不親之大防。女權轉型尚在爭取小腳放大時代。女強人中不但出不了呂秀蓮、陳文茜，連男議員們所共同欣賞的甚麼「國大之花」之出現，這時都還為時尚早呢！他們鬧了一陣，未鬧出結果來，也就算了。

　　議員並無選民；政黨隨意整合

　　這「八百羅漢」（且看他們在菩薩廟裏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鬧天宮，真是天翻地覆。近年臺灣立法院裏諸後輩，所表演的肢體抗爭，和當年八百羅漢的功夫表演，不逮遠矣。閒話不應多說，就此刪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八百羅漢在民國初年是沒有選民（constituents）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雖認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玩藝兒，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們何能頓悟起來呢？他們之中也確有略通民主選舉之皮毛的，但這種人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覺」了。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能產生幾個先知先覺呢？因此這些羅漢們就只是一批徘徊於轉型中期，從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後朝（共和的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舊的政客。但是這些半新半舊的轉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舊中國裏職業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補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他們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並不代表什麼鳥階級。以前入朝為官的捷徑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這是我們政治社會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孫中山先生勸告當時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說是針砭時弊，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在這「大尾巴」上做文章。試問青年人個個都要立志做大事，那麼小事誰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國父大人也是我們五千年中華大醬缸裏出來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為官」和「入黨做官」（後者是劉少奇的話）這條大尾巴，一直纏著國、共兩黨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年代，始被「下海經商」所替代。嗚呼，社會文化轉型之難，有如此者。世紀末尚且如此，況世紀之初乎？所以在孫中山和袁世凱那個世代，入朝為官，是當時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導思想。

　　總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組黨，入黨，毀黨，造黨，分黨，合黨……。一言以蔽之，萬變不離其黨，才是入朝為官的不二法門。據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後，不期年，寶島便出現小黨一百餘個之多。民初國會選舉時，據吾友張玉法院士的考據，大陸上竟有大小政團六百家（見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頁三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當時政論家黃遠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為黨，遂即鑄成千奇百怪之黨，蔓延於國中；乃復演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黨論，或譭謗政黨論，以相攻於一隅。於是乃有黨與黨之爭，有黨與非黨之爭，更有一黨之中一部分與一部分之爭。（同上，頁一三，引《遠生遺著》。）

　　玉法這本五百八十四頁之鉅著，所談千奇百怪之事是徵引不盡的了。但是如把民國初年的政黨，摸出點頭緒來，也未始不可大義微言一下。蓋民初的政團實始於清末，而清末的政團實始自康、梁的強學會。康氏的教條主義把強學會弄垮以後，各省小會林立，雖群龍無首，然其宗旨與成分，大致相去不遠。戊戌以後康、梁避居海外，與孫、黃的革命派相競爭，儼然形成兩大主流。迨清末立憲運動在國內風起雲湧，兩派又同時回流，滲入各省的參議會。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原立憲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牆倒眾人推，兩派就水乳難分了。如今國會開始競選了，各小黨、小政團，又各為小團體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毀黨造黨，來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黃君所說的「千奇百怪」的現象了。

　　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

　　迨宋教仁從唐內閣下崗之後，他乃以不世出的組織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來擴大同盟會的基礎，通吃有志來歸的各小黨，另組國民黨了。宋教仁和孫中山原是同盟會中的兩大智囊（Think Tank），而孫所搞的多半是海闊天空的哲學思想；宋所搞的則是扎扎實實的行動計畫。事實上，民國臨時政府中許多根本大法，如《臨時政府組織法》、《臨時參議院組織法》和《臨時約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個搞行動的理論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論基礎的組織家，少年氣盛，不忍不讓，不像孫公是頗能忍讓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凱之怕宋，實遠甚於怕孫。

　　當宋氏從唐內閣下崗時，各省為搞國會選舉，正是緊鑼密鼓聲震全國。這時南北小黨共有數百家之多（吳相湘教授曾查出諸小黨文獻多至「百數」，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一六四；張玉法教授則發現至少有三百個，見上引張書）。民國初年黨禁大開之時正是如此。但是這些小黨黨魁，想選上一個「議員」，實非易事。所以他們一定要向大黨靠攏才有希望。這時宋教仁正在擴大同盟會為國民黨，因此他就對這些小游擊隊加以招安收編了。但是宋教仁現在是名滿天下，有首相資格的大黨魁，你要望門投靠還得有一定政治本錢呢！否則你只能做做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所以宋氏這次組黨只看中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黨」、「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幾個較大的小黨。它們若非真有群眾基礎，就是有名滿全國的黨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眼呢！例如統一共和黨，它的黨魁是蔡鍔（後來名滿全國的美女小鳳仙的男朋友；蔡後來不願為政客利用，堅持退黨），中央理事有谷鐘秀和吳景濂等宰相級的官僚，那自然就變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這時他們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頑童，氣焰萬丈呢！）

　　【附註】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之後，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會上，北京市政協主席白介夫先生告訴我，他前晚曾請台北來訪的新政黨的某黨魁吃飯，問明姓名，原來是我們文藝協會中，瀟灑風流，才氣縱橫的一位小友。他平時只喜歡藝術和美女，想不到這次也下凡做了黨魁。後來我們在台北又吃酒了。我問他：「要競選總統嗎？」我們相抱大笑，樂不可支。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這時孫中山應袁總統之約，在首都作客，於前一日剛抵北京，當天也出席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絕大多數，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黨中央乃決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政黨之黨魁，鋒頭之健，氣勢之高，真是一時無兩。

　　「孫大炮」與二十萬里鐵路計畫

　　就正當國民黨成立，鑼鼓喧天之時，中山也正與袁總統日夜盤桓。孫公留京一月，竟與袁晤面達十三次之多。且多為二人之密談，有時只總統府秘書長，有「財神」諢名的梁士詒在座。根據梁氏後來的報導，《國父年譜》（一九六五年，台北黨史會編印）記載說：

　　先生留京約一月，與袁會晤共十三次，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者。每次會晤，只先生與袁世凱、梁士詒三人，屏退侍從。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表面甚為暢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見《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這次孫、袁密談實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識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誠心推崇之處，但二人也難免有各見其短之處，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凱是傳統中國裏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扎扎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和標準的中國法家。然此公無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時代關係，先天、後天自然發展的結果，非可相強也（顧維鈞先生當時是袁氏隨時諮詢的機要秘書，事後告訴我亦如此）。

　　而孫公卻正是袁公的反面。孫公周遊世界，愛國之心極烈，為人又好學深思，滿頭腦理想，欲施之於中國，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後自己雖不在位，他對袁公倒滿懷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於水火，臻國家於富強。富強之道，根據他在列強（尤其是美國）觀察所得，實在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上李鴻章書〉上的話），欲貨暢其流，修鐵路實是第一要著。因此他在與袁氏密談時，實在是誠心誠意地勸袁「練兵百萬」以強中國。他自己則願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里」（一說十萬英里）。中山這席話雖出諸一位偉大愛國者的至誠，但是聽在有高度行政和經濟建設經驗的袁世凱的耳朵裏，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後來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孫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但袁氏是個老官僚，他不願開誠佈公地與孫公辯難（其實辯也無益），他為籠絡中山，乃順水推舟，發表孫氏監修全國鐵路，期其能完成二十萬里的偉大計畫也。

　　袁氏派孫去修築鐵路，顯然是投其所好，給這個革命領袖找個優差肥缺，安頓下來，免得他繼續革命或重新造反。誰知孫公是個誠實的愛國者，他把袁總統的美意當真，乃向中西媒體正式宣佈自己今後的使命之後，就認真地幹起來，袁總統也特授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設總部於上海。袁世凱並把他當年為慈禧太后「回鑾」時，所特製的豪華「花車」，撥給孫總理專用，以便巡視全國鐵路現狀；同時更飭令各地地方官，對巡視路政的孫總理作盛大招待。黃興同時亦受任為「漢粵川鐵路督辦」以襄贊孫公。這是袁世凱這個老官僚的混帳之處。語云，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孫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聳恿之下，孫公竟率領大批失業黨人，乘了豪華專車，向全國「視察」去了。等到後來孫、袁交惡，當局要清查鐵道公司的帳目，始發現鐵道一寸未建，而視察公帑卻浪費百十萬兩。政府就要下令通緝了。此是後話。

　　【附註】關於十萬英里鐵路、百萬英里公路的建國方略，中山說了一輩子，雖然他一公里鐵路未修成過，筆者也曾撰專文試評之，不再多贅。近閱大陸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開「加快鐵路建設動員大會」，決定今後五年加快鐵路建設的總目標是，二○○○年鐵路營業里程達到六．八萬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萬公里，見〈中國鐵路建設確定五年目標：初步安排投資：二四五○億元，營業里程：七萬公里〉，載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時至今日，中國鐵路營業里程，還未突破七萬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國初年建二十萬里鐵路，豈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費國帑，設阱以陷之，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現了，中山因無行政經驗，乃有此失。

　　國會選舉，國民黨大獲全勝

　　袁世凱對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以及抓權、抓位、抓錢、抓軍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雖然經驗老到，他對群眾工作，以及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制議會這套新玩藝兒，他就顯然是外行了。正當打發孫、黃乘花車作萬里巡行之時，國會選舉已進入高潮，在宋教仁親自策劃與領導之下，國民黨得三百九十二席，大獲全勝，國民黨的反對者雖也分分合合一番，組成民主、共和、統一三黨以為對抗，然三黨得票總數，卻不及國民黨票數的三分之二，不能影響國民黨的既得多數的全勝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聲聲，要組織個清一色國民黨的政黨內閣。這一來，則這個政黨內閣就真的呼之欲出了。（關於這次國民黨籍當選參、眾兩院議員的全部名單，讀者可參閱張玉法著前書，頁五三一─五六六，附錄二，兩院議員表。）

　　宋教仁在完成國民黨建黨之後，忙裏偷閒，曾於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時也是無官一身輕，暫息仔肩，優遊桑梓也頗享林泉之樂。誰知這時國民黨捷報頻傳，各省黨員都摩拳拭掌，躍躍欲試，希望遯公出山領導，郵電飛來，終日不絕，宋氏在鄉下也就待不住了。當宋府家人正在預備慶祝農曆新年時，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別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於民國二年二月一日（農曆癸丑臘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動身，經長沙、武漢沿江東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視察黨務。斯時國民黨選戰大勝，黨員士氣高漲，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昇。所到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宋亦隨地演說。然宋氏所講內容則與中山迥異。中山只是宣傳他自己的主義，不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修建鐵道。宋則側重於政論，批評國事，討論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強黨務，宣傳奪權。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演時，宋竟赤裸裸地批評袁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說「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講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當前政府說得一無是處，其所以然者，皆為不依法行事的惡政府的惡政有以致之。總之，宋的主旨是要「產生純粹的政黨內閣」，總統不負責任，國會應先制憲，再依法選舉總統。其措辭之激烈，主張之絕對，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英、美政黨的政治演說，亦屬罕見。因此宋之黨中同志便為他的安全擔心，而宋少年氣盛，不以為意，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也。（關於宋教仁這些組黨和演說的史料，吳相湘教授寫的《孫逸仙先生傳》和《宋教仁傳》所引均甚詳盡；宋氏遺著和國民黨黨史會、國史館的出版品，如《開國史料》、《史事紀要》和《革命文獻》等，保存得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這時因為國民黨選戰初勝，若干黨員難免驕縱，有的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這簡直就是變相地對袁總統搞不流血的宮廷政變。筆者在「晚清導論篇」曾敘述過當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惡有惡報，怎能時才轉眼，現在又輪到自己來現世現報呢？因此老袁聞報變色，也就不難想像了。袁本不怕孫而怕宋，為著安撫宋氏，他先擬用古典方式加以收買。當宋教仁從唐內閣中下崗時，有意還鄉退休，袁曾藉口贈宋五十萬金以維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見吳著孫傳引陳旭麓主編之《宋教仁集》，下冊，頁四二六）。更早時，袁曾送教仁一本某銀行空白支票簿，請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後，即以原簿還之（見李劍農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二八二）。袁之對宋，可說是英雄識英雄，優禮備至，而宋不為動，袁就暗藏殺機了。宋公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頂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時臨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凱這個曹操，小視了一位正人君子了。當然宋氏道不得行，終以烈士亡身，而貽亂民國，也有他的缺點。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卻是末流的政客（a 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廟堂大政，豈可學小政客的意氣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為宋君拭淚也。

　　【附註】余曾聞之於一前輩學人，自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政府服務時，某銀行總裁曾為其設一兩千元戶頭，任其隨意提取，而存款數目不變也。此公言來甚為得意。與宋公遯初相比，賢與不肖之間，何以竟懸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脫稿於美東新澤西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二卷第六期

三、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在本世紀初，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所發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俱來的，由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袁內戰（所謂「二次革命」），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所不應該發生的兩項偶然事件。不幸的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會導致「必然」的後果。在民國史上政爭不循法律途徑，而用槍桿，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黨）之殺宋，是「一錯」；而國民黨之以暴易暴，興兵倒袁，則是「再錯」。歷史不是數學，兩負不能變成一正。一錯、再錯之後，此例一開，接著三錯、四錯隨之而來，就變成武力至上，軍閥混戰，槍桿出政權了。

　　袁世凱是否一定要殺宋教仁？宋其實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被他的同志們目為「親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對他是加意籠絡，甚至視為子姪呢！袁對汪精衛也是如此，他要他兒子袁克定和汪拜把為盟兄弟。汪也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的「親袁派」。事實上，辛亥革命期間，「非袁不可」的口號，便是汪精衛首先喊出來，而舉國和之的。

　　【附註】我們搞歷史的人千萬不能為「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所誤導。不能因為汪精衛當了漢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筆抹煞。事實上，汪在投敵之前，他在全中國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實在是全國第一人。他在民初國民黨中的地位，也是總理孫文的當然繼承人，排位在黃、宋、胡之上。筆者早年曾撰有〈恩怨盡時論汪精衛〉一長篇細述之。此文遺失，有暇當補作之。汪是位很標準的文人、詩人、情人，他不應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後天環境引誘他誤入政壇，用非所長，接連犯了十大錯誤。全國人民、全黨同志敬之，愛之，厚望之，原諒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錯誤都能東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則犯得太絕了，全國人民和絕大多數的歷史家都無法原諒，汪氏就遺臭萬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實上，宋教仁和汪在當時國民黨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間。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並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個倔強的個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來，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使政敵聽來，就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聖了。其實宋公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那一流的人物。在聚義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的林沖，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調和一百單八條好漢的及時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周恩來。雖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敵叫成「梁山盜魁」，但是漁父（宋的別號）是個直來直去的革命者，畢竟不是宋江。當然周恩來也是慢慢地磨練出來的，三十歲的伍豪（周用過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歲的周總理也。

　　總之，宋教仁不是個可怕的人。相反的，正因為他搞政治鋒芒太露，不特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甚或同黨相妒呢！君不見，在孫文大總統第一次組閣時，黨中才氣最大的、聲望最高的高幹，也是孫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間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約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遺珠之憾嗎？其後，唐內閣垮臺，陸徵祥組「超然內閣」（內閣中國務員一律脫黨），不孚眾望，稱病辭職（民國元年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另組「混合內閣」（只重人才不分黨派），而終未果行，乃改提前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這也是趙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陸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黨派中，政敵太多，不易領導混合內閣。第二也是宋一向堅持「政黨內閣」（由清一色國民黨員組閣），袁不願，而事實亦不可行。袁的藉口是當時任何一黨都人才不夠。這顯然也是事實。（見前一章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二二─六三，選輯〈大總統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原載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及〈宋教仁談話〉，原載民國元年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諸篇。）

　　不重用之就殺之

　　可是在民國元年秋冬之際，國民黨在選戰中大獲全勝之後，形勢丕變，宋就認為由他來組織一個清一色的「政黨內閣」，此其時矣。熟諳中國古典政治的袁世凱，也就仿古行事，採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殺）之」的老辦法了。

　　【附註】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曹告訴劉備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一下把劉備的筷子都嚇掉了。劉備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這則古典老套路。《三國演義》在傳統中國政治中影響之大超過正史。

　　民國二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講演鋒頭正健之時，袁即連電召宋來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內閣總理趙秉鈞對這個最大的政敵，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許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時就「除之」的默許，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殺宋之後，風波鬧大了，袁可能認為趙之悍然殺宋，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擾亂袁對整個大局的佈置。趙之殺宋，不是「體諒領袖苦心」，而是投機取巧，為保持自己總理的位置，不顧主子的困難，而悍然為之，這就不能饒恕了。因此後來趙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誰殺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電召於三月二十日晚，從上海北站，乘夜車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閣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眾。這時孫中山正率大批民黨隨員，如戴季陶等，東渡作訪日之行。中山訪日的目的是「考察鐵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資，來中國築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築路之人也。而此時國民黨選戰新勝，中山的信徒和從龍之士都相當驕縱，他們四出活動，孫大總統捲土重來之聲浪也不絕於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謠言更是傳遍全國。如今孫公重訪日本，大唱其大東亞和中日聯合的高調，而遠在甲午戰爭之前，袁在朝鮮作小欽差時，與日本便有殺身之仇。現在孫公要引進日資來中國築路，同時因為俄國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動，要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袁政府無如之何。中山乃密電袁總統，建議聯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為此而活動頻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為之惴惴不安，就不難理解了。在此關口，趙秉鈞是否乘機進讒，外人固無由知曉，然趙於此時正在暗中積極佈置殺宋，則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時，車上汽笛方鳴，他和黃興、陳其美、廖仲愷、于右任等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臺入口處時，不意一個刺客忽然在背後出現，向宋腰際開了一槍，擊中要害，宋應聲倒地，車站上一時秩序大亂，刺客乃乘機逃去，無影無蹤。

　　可是在本世紀初年，中國正在「轉型」運動的早期，一轉百轉的時候，他們袁、趙諸人搞後來所謂的「特務工作」，也還不夠現代化。他們還是用「買兇殺人」的老勾當。這個兇手武士英原名吳福銘，只是個失業軍人，並非行動機警的職業殺手。由於在上海灘流浪，乃被趙秉鈞派在上海的特工應桂馨（本名應夔丞）所臨時收買，來對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職業殺手，未受過專業訓練，他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一作六野旅舍）的兩個學生借錢，並誇口殺人還錢。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殺為何人。迨宋案發生了，這兩位學生閱報告密，陳其美等乃報請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獲，才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應桂馨。並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應夔丞之背後指使人和經費來源，實出自北京的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文件顯示，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而在行刺之前，洪自誇曾報告「極峰」袁總統，總統甚表欣慰，云云。

　　不過這些抄獲文件，多係密電隱語，並且幾乎是洪、應兩人之間的片面之辭，確實內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讀。再者，另據原對袁黨甚為不滿的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告訴張繼說：「洪述祖南行之先，見總統（按：指袁世凱）一次，說現在國事艱難，總統種種為難，不過二、三人反對所致，如能設法翦除，豈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搗亂尚不了，兩面搗亂乎？』話止如此。宋遯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遯初究係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見《國父年譜》，頁四五九，引《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

　　此事如發生在當年英、美的法治國家，或世紀末的新加坡、香港，甚至是台灣，兩造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論，就要曠日持久，然後聽取法官裁決，不服亦可上訴，官司打到「終審法庭」為止。不幸這是民國初年的中國啊！國民黨人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幹的了。黃興於四月十三日所撰的輓宋聯，說得最明白。黃說：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黃興雖如是說，但他還是主張用法律解決。可是孫中山於三月二十五日從日本趕回上海時，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張興兵討袁了。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後的老官僚，他不動聲色地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蔣、毛二公後來動不動就用革命手段來對付政敵，歷史家又如何下筆呢？這就是筆者一再不揣淺薄所說的「轉型」問題了。從專制轉法制，在咱中國至少要兩百年長時間啊！在轉型初期，雖至聖大賢的孫、黃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視法律之言行，自鄶以下，就無待多言了。

　　袁世凱的「水門案」和「江南案」

　　再者，宋案發生於華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應移交江蘇都督程德全及中國法庭主審。袁總統得報，乃連電程都督徹查案情。程乃會同黃興上將，和前司法總長伍廷芳、王寵惠，根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所接收的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證物，呈報袁大總統。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乏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捨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心平氣和地就事論事，我倒覺得此事頗像尼克森總統的「水門案」。事發時總統可能不知實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後，發現確是自己的人幹的，乃又企圖為犯案人隱瞞，因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誠的幹部也。人家本為你犯法，你現在要執法以徇，倒打一耙，豈不令忠貞之士寒心哉？總統想為自己人隱瞞，因為政敵太多，愈要隱瞞，愈瞞不了，知法犯法，尼總統就被逼退位了。

　　另外，民初的「宋案」讀來，也頗像蔣經國晚年所發生的「江南案」。經國晚年對為他作傳的學生「叛徒」劉宜良，不用說是深惡痛絕的，但是後來曝光的一切證據顯示，經國並沒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幹掉。幹掉江南的卻是，不成問題的，蔣下面最最忠誠的特務和黑道。他們在殺人曝光之後，據說經國為他們的愚忠和愚蠢，氣得死去活來。

　　女兒城的故事

　　再者，我們根據三千年來的中國史書，和八十年來的民國實例，知道最高當局、大獨裁者，尤其是袁、蔣、毛這樣的獨裁領袖，他們有意殺人，都不會動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們只需皺皺眉頭，自然就有聰明人知道其意義何在。佛經上有個故事說，某次靈山大會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葉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這種智者的本領，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國古典政治學裏則叫做「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時，路過濟南府，乃問起古書裏有關齊國女兒城的故事，隨行的大臣都大掉其書袋，以自表博學，只有一位大太監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盡搜「女兒城」中的美女，來替皇上伴宿。事為皇后偵知，她怕丈夫染上愛滋病，就前來鬧場，被丈夫踢了一腳。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認為哪個貓兒不沾腥，拒絕主持正義。乾隆爺自己也認為他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儀天下」，就把她「廢」掉了。（故事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

　　這種有read his mind本領的聰明人，在蔣、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說他能「體諒領袖苦心」。這「體諒」二字，便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大陸上的康生和汪東興，如何體諒主席苦心，一定有更驚人的警語和行動，將來自會慢慢出現的。可是真正的「忠臣」，體諒之後，就按照領袖的苦心，主動地去執行，還是不夠的。萬一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你還要為領袖揹盡一切黑鍋，負盡一切責任。領袖如為化解他自己的責任，而要向你「借頭一用」之時，你得慷慨捐頭，而口無怨言，是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義士……。古人所謂「死士」；所謂「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者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取得領袖的絕對信任，成為領袖的「心腹」，去享榮華，受富貴。但你如善於read his mind，就想乘勢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經發覺，那你就自掘墳墓了。

　　宋至死未嘗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大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制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後諍諫呢！書曰：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揹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

　　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範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候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佈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五月四日《政府公報》）

　　他這話也有他的道理，讀史不能以人廢言也。而宋逝未幾，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猝斃，胡為乎而然呢？你說這是民初軍閥時代的政府下流嗎？蔣、毛二公時代，例子還少嗎？舉不盡了吧！縱在美國，甘迺迪總統是誰殺的呢？殺甘迺迪的刺客又是誰殺的呢？後來殺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誰幹的呢？

　　政治暗殺在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難書的，不查個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當「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現象。其實黃興所說的「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這三大暗殺案，若從純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如果讀者賢達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審員（jurors），我們就很難確定袁世凱是真正的刑事犯。證據不足故也。再者，朋友，我們的國、共兩黨，一向都主張「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這話據說連陳誠都說過），則疑犯、罪犯又何從分別呢？試看「六四」運動時，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體阻擋坦克車的小神經、大豪傑王維林，今在何處？江主席說他躲起來了；找不到了。難服攸攸之口也。我們怕他是在「錯殺一百」中，被公安部門一怒之下「錯殺」了也。王維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膽大包天的一個小神經而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連一個神經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過，那還是什麼個國家呢？我們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對老百姓有個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國在世紀末，專制向法制轉型，已近最後階段，尚且如此，則生存在世紀初的專制時代，政客官僚的行為如何，就不難想像了。我們寫史者、讀史者，除掉歎息之外，夫復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過話說回頭，轉型原是一轉百轉的，連搞特務也跑不脫這項規律。胡適先生治紅學就曾說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來的特務。他的手段就是通過吟詩論文以結交南方的文人和藝人。另外還廣散金錢以救濟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爭取民心。袁世凱做了總統之後，他也派遣了特務來做南方的工作。應夔丞顯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個特務。他的任務第一便是打探國民黨在南方的活動；同時也利用金錢收買文人，創辦報刊為袁氏宣傳。應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時任內務部秘書，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

　　應夔丞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幹部，他和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顯然都是一夥的。迨張振武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並乞袁世凱代為殺之。袁其時正在拉攏黎氏，乃不問案情，便將張振武槍殺。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與原先捧他上臺做「開國元勳」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為敵了。他把共進會說成黑幫，說成匪類，要加以徹底解散和消滅。共進會的成員當然也把黎菩薩、偽君子，恨得牙癢癢的要加以反擊。應夔丞原是張振武的黨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後，應也就在黨部內進進出出，和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高幹，都很熟識。所以在宋死後，國民黨在上海為宋辦喪事時，應竟然也是個熱心幫忙的「同志」，當然他地位太低，與總長級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應的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當然，自從一九○五年同盟會成立之時起，革命黨陣營之內就一直在鬧窩裏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一天也沒有太平過。武昌起義之後，黃興在漢陽吃了敗仗，孫武就領銜通電罵黃。等到孫中山做了臨時總統，黃興奉命遴選閣員時，漢方共進會成員也無一人入閣。那還是在「共憂患」的時期，如今國民黨選戰大勝，天下在望，「共安樂」就更難了。因此在袁孫相鬥，外弛內張的情況之下，袁黨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他們就「卯」上了應夔丞了。應與洪述祖有舊，似乎是遠親晚輩，又是原革命黨心臟中人物，而與孫、黃等有隙。應更是深入幫會的黑道中人；與上海的青幫、廣東的洪幫，和長江上游的哥老會，似乎都有若干往還。在上海灘頭也頗為「吃得開」。一經洪氏利誘，應就倒入袁黨，為袁在國民黨中「臥底」了。

　　民國史上第一個特務機關

　　如果「特務」是民國政府裏一種特殊「建制」的話，應夔丞實在是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這類東西，在中國歷史裏，遠在春秋戰國時即有記載。近至明末的東廠，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但是把這些古老的東方封建殘餘現代化，轉型成二十世紀俄國的KGB、德國的蓋世太保，和美國的FBI或CIA，那卻是從袁世凱這個簡陋的特務班子開始的。從應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來愈可怕；他們的轉型，也是有其階段性的。所以我們要注意「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東西的屬性是中立的；它可以為善，也可以作惡。不是凡現代化的東西都是好的。

　　根據從應夔丞家中所搜獲的，頗有系統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組合，我們所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的形成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在應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黨，來做國民黨的反間工作，袁黨亦有意利用他時，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應的直接領導。洪在政府中的地位雖只是內務部的一個秘書，但他卻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袁共納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這時從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寢，五姨太因長於家務，這時專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則尚在輪流侍寢之末，還算未完全失寵，枕畔床頭，仍可以替她弟兄拉點裙帶關係。所以洪述祖誇口說他可以晉見「極峰」，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他確是有所謂「通天」的特權的。而洪在那個傳統社會裏是一種下流的宵小，則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幹殺人綁票、貪贓納賄、拉皮條、找女人，是一種「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凱那種傳統士大夫階級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夥一般都有相當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這種下流勾當，可是對姨太太的弟兄夥，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們的專業了。這是中國傳統社會裏所特有的一種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國人，或轉型後期的，世紀末華裔中青年知識分子所能輕易了解的了。不過關於洪述祖與袁之第六妾的關係，筆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葉，與袁生有二子三女，並不姓洪。但袁與洪的關係似甚親密，非比尋常。洪為葉之近親，為葉作些金錢外務，則極有可能也，當續尋之。

　　人類的意識是受他的同時代的社會觀念支配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變，那這一社會裏的社會成員（social being）的集體意識和觀念，也就千年不變。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類的社會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謂「人心不古」這一類的成語。相反的，一個社會如果「十年一變」，像我們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則年齡相差十年的人，就要發生「代溝」（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讀到上述那個社會現象，可能都會會心地莞爾一笑。中青年，或早藏有外國心理背景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黨那時要利用應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銷黎元洪對應的通緝。藉口便是應自願幫助政府，解散那與黑道幫會有密切勾結的共進會；應自封為該會的「會長」。第二步則是利用江蘇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個江蘇駐滬巡查長的位置，以為應作秘密活動的掩護（cover job）。巡查長的公開職務便是「偵察匪情，報告政府，聽候處置」；換言之，巡查長只是一個偵探長，本身沒有指揮警察捕匪的權力，他這項冠冕堂皇的公開職務，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個依違於袁、孫之間的老官僚，他顯然知道，「偵察匪情」這項職務中，「匪」究竟指的是誰？他夾在袁、孫之間做官，只有兩面磕頭，才能自保。

　　根據應的文件，我們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是由北京國務院直接領導的。應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並由洪經手，國務院每月秘密撥款二千元作經常費。他們不但在新聞界收買一個叫做《民強》的刊物（雜誌？），專門替袁黨宣傳，以與國民黨報刊相對抗，他們並且遍訪或捏造孫、黃、宋等個人的劣跡（如男女關係或騙詐貪污等等），編寫成書，在日本印刷十萬套，運回國內流傳，以作人身攻擊，中傷孫、黃、宋等人的人格，誣蔑其聲譽……。至於他們怎樣忽然從這些低級的宣傳工作、情報工作，走上了暗殺之途，那顯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國二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講演的影響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駁。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而形之於顏色（皺皺眉頭）。這一來當然就被「善於觀察人主顏色」的內侍們看到了，他們就要「承旨」辦案了。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袁姊丈可能也留有殺宋的「話柄」，據此洪述祖就電囑應夔丞「寫幾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則應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萬元的酬勞，並且還可能有「勳位」可拿，勳章可佩呢！這樣應就去尋找刺客了；最後就找到了一個失業軍人武士英，幹出一記窩囊的刺宋案來。其實際情況，大致和蔣經國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異。

　　【附註】根據洪、應之間的密電，洪許應的經濟報酬，出自「公債票」。民初中國政府所發的公債票是當時國際股票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原因是軍閥政府為急於取得債款，債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儘快出售；等到公債到期時，由於有海關或路礦等企業作擔保，還本時都按票面價值加利息計算，所以「愛國的」購債人，利莫大焉。洪述祖為應夔丞安排所購三百餘萬元公債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潤」。見上引洪、應密電。

　　以上是筆者個人根據數十年來對「宋案」探索的興趣，和閱讀數十萬字一手檔案與二手報導，以及對當年遺老不斷地訪問，所寫下的「半張紙」的宋案案情。自信雖不中，亦不遠也。當然歷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寫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無定案之可言。筆者旅美半世紀，就看到甘迺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頓總統的緋聞案，至今，可能永遠，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執筆亦各是其是，讀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執簡以書之，以備一家之言云。（有關宋案的出版品，如臺北的黨史會出版的《革命文獻》第二冊，即所載甚詳。關於最近出版品，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六四─一四五，「刺殺宋教仁案」。）

　　國民黨對宋案議論不定

　　上節已言之，宋案發生時，中山正在日本訪問。三月二十一日孫公得報，乃中止訪問，立刻回國，於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當晚便在黃興寓所開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以商討對策。在眾人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討袁。但是與會高幹，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隨聲附和之外，其餘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決。黃興尤其主張慎重。因此黨中乃逐漸形成孫、黃兩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異。中山主動武，並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云云。但是國民黨那時連兩師軍隊也沒有。縱有，亦絕非袁之對手。袁此時兵多將廣，哪是兩師軍隊就可打得倒的呢？國民黨此時雖號稱擁有皖、贛、粵三省地盤，然中山用武的號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立有回電，皆以絕無實力可以宣佈獨立，反抗中央。中山還有個想法，是親自去東京向日本乞援，聯日倒袁。這著更是屎棋。日本那時對華正虎視眈眈，欲乘虛而入沒個藉口，來了個吳三桂豈不正好？國民黨那時要聯日倒袁，就自棄於全國人民了。

　　黃興主張法律解決，雖也未必能立竿見影，但那畢竟是解決暗殺凶案的正當途徑。國民黨那時究竟還是國會之內的絕對多數。袁氏投鼠忌器，揹個全國皆知的殺人主使犯的惡名，至少他還不敢對全國第一大政黨動武，加以毀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如後來的林彪，他如能學會周恩來的本領，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偉大領袖蒙主恩召之時，你不就可以安安穩穩地「接班」了嗎？何必小不忍而亂大謀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個造反成性，認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楊衢雲於一八九五年，密謀在廣州起義時，就曾主張「四處放火」以虛張聲勢。後來在鎮南關起義時（一九○七），中山亦曾親上前線，親手開炮。其後孫大總統被陳炯明叛兵趕上永豐軍艦（即後來的中山艦）時，他要向廣州市區發炮反擊叛軍，炮手不願誤傷市區平民，婉拒發炮。孫公大怒，乃親自拉線開炮，還擊叛軍。孫公那時在炮火中作戰之勇猛，後來竟嚇得在一旁發抖的蔣夫人陳潔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個性，並不是我們平時國父長，國父短那幅謙謙君子的形象呢！本質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條「砍掉頭，碗大疤」的梁山好漢呢！他也是個列寧式的英雄。為著革命倒袁，啥鳥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這「二次革命」時期，國民黨和、戰兩派並沒有一致的政策，黃興等主張法律解決，曾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向國會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公審宋案，卻為司法總長許世英所駁回，許認為不向地方法院起訴，而另組法庭，是干涉司法獨立。可歎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動之下，為組織「政黨內閣」，這時北京的國務員，自趙秉鈞總理而下，當然包括許氏，都是國民黨的黨員。黨員對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見，當然也就授人以柄，讓袁總統也有更多的藉口了。

　　至於中山的動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兒科了。他們沒有大兵可調、地盤可據，卻在武漢市內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動，被黎元洪破獲，說他們是「謀刺黎副總統」，報入中央，而大開殺戒，黨人甯調元、熊越山等被捕，後來都被槍斃了。總之，國民黨內議論未定，袁世凱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戰爭的空氣正彌漫全國之時，袁氏也早就調兵遣將，著著進逼，準備動武了。

　　善後大借款，不能善其後

　　胡適說：「麻將裏頭有鬼。」事實上，打政治麻將，則鬼更多矣。在這場袁、孫兩派的政治麻將裏，孫黨就手氣奇差，簡直沒一張好牌；而袁黨則手氣大佳，好牌不斷湧現。當老袁決定對國民黨動武時，忽然來個「槓上開花」，他向六國銀行團交涉了兩年的善後大借款，這時忽然馬到成功，由六國中的五國（美國退出）聯合借給中國政府兩千五百萬金鎊，合兩萬萬銀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地便於四月二十七日，未經國會表決，就正式簽字接受了。這消息一出，袁黨軍心大振，而國民黨則全黨大譁，認為是非法借款，發動內戰，黨人領袖與參、眾兩院議員，亦函電紛飛，抵死不能承認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討袁的口實。其實當年各省都督，僅有四省反對借款；向通電贊成者則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後，恩怨已斷，歷史家秉公以論之，借款案與刺宋案一樣，也是個法律問題，在一個法治國家之內，兩造律師在法律之前也是辯不盡的。民國新成，革命剛了，軍政善後，處處需錢。孫之讓袁，軍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而解決經濟困難的唯一辦法便是商借外債。孫公首行之，試以路礦稅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謗彌深。迨孫公解職，把這爛攤子轉讓袁公，眼看縱是南京留守一個衙門，裁兵之需即為二百五十萬元之鉅。孫公解職讓袁，豈不真是無官一身輕。後來在孫、袁蜜月期中，中山為袁的經濟困難，借箸代籌，也認為舉債之外，別無二途。但是那時列強環伺，都以借債為蠶食中國主權之不二法門。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明爭暗鬥，何等複雜，我政府應付之道，稍一不慎，便喪權辱國。筆者昔年曾為此乞教於曾任國務總理和財政總長的顧維鈞先生，以及曾任中國銀行總裁和江浙財團首要的張公權先生等，試圖探其奧秘，誰知所鑽愈深，愈不見底。蓋外債一項，不特牽涉北京政府時期中國朝野公私的各種建制，深不可測，其在債權國家，各帝國主義之間朝野公私的糾結亦不在債務國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則三、五百頁之鉅著，未必能見其項背也。有暇當列專章略探之，在本章中，我們只可說，袁黨這個大賭客「手氣好」，在他正需錢打內戰時，交涉經年的善後大借款剛在此關口簽字。原來本為善後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後，也是國運多舛吧，夫復何言？（為了解善後大借款的大致經過，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六─二六○，「善後大借款」。）

　　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內戰

　　總之，袁、孫兩黨的對峙至此已劍拔弩張，正如早年的美國內戰（一八六○─一八六四），蓄勢已成，就看誰開第一槍了。林肯是個聰明人，他等著（甚或是以調兵遣將的行動引誘著）南方來開第一槍。一槍既發，他就以國家元首之尊，為維護國家統一，下令討伐了。林肯這個狡猾的手腕，後來又被羅斯福學到了。珍珠港事變之前，羅氏深知美日之戰不可避免。但他格於國內孤立派之反對而不敢公開叫囂，只有製造戰爭形勢，希望日本小鬼來開第一槍。誰知他手腕玩得太靈活了，連中國給他最機密而可靠的日本發動戰爭的情報，他也故意地延宕了。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吃了珍珠港那個大虧。但是，朋友，美國是吃了大虧了，日本開第一槍的代價就更大了。非關本題，暫時打住吧！

　　我國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勢也是如此的。他們那時轉型還在初級階段，打內戰還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囂聯日討袁的種種「策略」，應夔丞階段的特務雖然很原始，這點情報袁黨還是有的。至於袁的調兵遣將（他把李純精銳的第六師於五月初自保定南調武漢，另調精銳從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開的了。而國民黨此時，黃興的主和派的聲音，已早被中山主戰派的叫囂所淹沒，戰爭形勢已成，這時國民黨還在宣傳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則中山的聯日倒袁，搞分裂活動又何嘗「合法」呢？大家都無法無天，那就由槍桿來決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實上是「第一次內戰」。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以後就打他個一千次了。第一次是個「偶然」，一千次就是個「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運使然吧！

　　國民黨掃地出門

　　當然這第一次內戰，強弱勢殊，袁世凱這民國史上第一位強人，此時是採取主動的。六月九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捕地下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時粵、皖兩省黨人，皆有窩裏反，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後，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志，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附註】這第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後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迴避」的制度。如漢制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制衡制」，是很科學的。此制斷斷續續地實行了兩千餘年未嘗廢。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制度。所以在有清二百餘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後，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後，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據本省的惡例了。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裏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胡、陳不和，弄得兩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掌握得比較嚴密，窩裏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於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雲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雲南都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雲南蔡鍔豔電〉，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四。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一九一五年）。此一區域主義，後來竟濫觴於軍閥時期。至臺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

　　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的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民黨的老巢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並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的戰鬥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鬥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於「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製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周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軍起義，然由於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制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麼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於美東新澤西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三卷第二期

四、中山要做獨裁黨魁，袁氏先做終身總統

　　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盡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制，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制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國的國體採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用個後來的名詞叫做「進步人士」吧──他們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制絕望的「君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也在內的原先「保皇黨」的骨幹，都已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National concensus），就頓成泡影了。

　　有許多革命理論家，可能不承認上述諸派（革命派、君憲派、保皇派……）的認知，可以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因為當時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之眾，上述數派知識分子人數有限，哪能代表全國人民呢？殊不知，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讀者賢達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際，正是我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從帝制中國，邁向民治中國，轉型運動的啟蒙期。在這啟蒙期中，那占全國人口八○％的農民只是個「沉默的多數」（silent majority）。他們對所謂「國體問題」，還不具備有發言的智慧（wisdom）和機運（chance）。那時能夠站起來說話的，只限於少數受有足夠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大致也可給他們戴頂帽子叫「吵鬧的少數」（a quarreling minority）吧！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今日海峽兩岸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轉型進展中的「階段問題」，階段不到未可躐等也。我們不可犯史學上所謂「現時觀念」的錯誤。在「二次革命」前，這個吵鬧的少數（肯定不會超過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模式的國體問題，原有其共同認知的。不幸這項共同認知，卻被「二次革命」革得煙消雲散就是了。

　　對共和國體的認知

　　事過快百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這個美國模式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magic wand）。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據此靈藥丹方，再採納點亨利喬治的「單稅法」加以修正，並加配點傳統中藥（言官制和科舉制），乃「發明」了他自許有專利權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他老人家其後棲棲遑遑的搞了一輩子，直到臨終之時，在病榻之上還要慨歎「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並苦口婆心地囑咐：「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見〈總理遺囑〉原文）在孫文主義的各種著作裏，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對本黨同志的談話和通訊中，中山都不斷地慨歎他的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其所以然者，實在是黨員們知識水平太低。要實行一項新的政治體制，先得有認識這項體制的知識，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孫公也隨之創出了他的「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來。（詳見中山著述中的《孫文學說》；參見拙著〈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等文，載《晚清七十年》，卷五，第五、六兩章。此篇從略。）

　　我們讀近代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學論學，孫公這套頗有原始性的「反傳統」學說（我國儒家的傳統學說是強調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實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書特書的。可是比他年輕而調皮的胡適，後來曾調侃他說：「知難行亦不易。」（胡撰此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權論集》。）胡適此言雖屬戲語，但是那也是從實踐經驗中所總結出來的概念啊！君不見，民國初年那批黨人和政客，胡適口中所謂「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們對所謂「美國模式」，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實行起來，何以顯得若是其難也？這項知與行的問題，就要發人深省了。因為中國能否採行美國制，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哲學上知和行的問題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雲的臺灣政壇，當道的風雲人物，不能說對美國模式認識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哪裏又真像美國呢？相反的，今日表現在臺灣的議會裏的拳打腳踢，倒與民國初年的北京極其相似呢！真是血濃於水。

　　【附註】在中國傳統思想史裏面，從孔、墨、老、莊到程、朱、陸、王，有關知和行的問題，原是一樁爛仗打不完的哲學官司。近代中國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於唯物論的學者們，把西方的認識論（Epistemology）那套洋東西搬到中國來，再把它一分為二，搞出個唯心、唯物兩大宗派來相互詆罵，官司就愈來愈複雜了。近代有名的鄉建派教育家，我的鄉前輩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濬，由於相信王陽明「知行合一」（唯心主義）之說，改名陶知行。後來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響，發現「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唯物主義）的「真理」，乃又顛倒其名為陶行知。其實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後行呢？還是行而後知呢？他本人一輩子也說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把傳統的「唯心主義」的「知易行難」，根據他自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而顛倒之，你能說孫中山就是個共產黨嗎？胡適調侃中山說：「知難行亦不易。」這也是胡適根據他自己實踐經驗所下的結論。胡適當然更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其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光輝照耀之下，上述那種哲學官司都只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詭辯，不值得過分認真；更不能利用它來解釋社會發展史。

　　民國史的發展自有其「客觀實在」

　　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宰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歷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裏叫做「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只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麼打扮，她就怎麼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裏面，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一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通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治時代」在將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歷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麼一個歷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宥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只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的歐美建制？或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只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煉成鋼，慢慢地錘煉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縣制，都是根據機運和智慧，相激相盪，慢慢地磨煉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制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地磨煉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鑑，不可不慎也。

　　歷史史實與歷史哲學

　　關於近代中國歷史的轉型，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已反反覆覆地不知說過多少遍了。此處還要囉囉嗦嗦說個不停，何也？其原因蓋有二端：第一，歷史哲學，離開歷史事實便是空話。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雖已說了一些「轉型」的理論，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這個帝制「轉」向民治的分水嶺。我們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最好能把上述這套理論，再適時提出，與史實配合來討論一番，好讓讀者評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間。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作者雖固陋，然平生謬讀聖賢書，聞善言則拜也。

　　第二，歷史事實如果沒個足以解釋它的歷史哲學，來加以說明，那這個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場現形記」而已。但是歷史哲學可不是一些善於幻想的所謂「思想家」，坐在菩提樹下，或皮椅沙發之上幻想出來的。它是從數十年、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積起來的歷史發展的史實，審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data），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逐建推演出來的結論，用來解釋相關的歷史。也就是中國傳統史家（如劉知幾），所謂史識（史釋）的現代化、科學化和民主化。寫歷史的人如果忽略了這一概念化的過程，那就失去我們寫歷史的意義了。上面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哲學」，無非是想闡明袁世凱為何忽然心血來潮，要做起皇帝來？皇帝未做成，而又失敗得那麼窩囊？

　　不特此也，孫中山先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這個時代，也不再搞甚麼代議政府了，他堅持要毀黨造黨，由他自己來做個具有絕對專制權力的黨魁。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凡此我們都需要點哲學來輔助說明之。而中山搞獨裁和老袁做皇帝這故事，也最足以闡釋這項理論，故不憚煩而一再申述之也。

　　【附註】在二十世紀末期，治民國通史，自信最大，也確是一時權威的學派，莫過於已故漢學大師費正清所領導的劍橋派所編撰的《劍橋中國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了。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專論「中華民國」的兩厚冊，所犯就是這個毛病。費氏和他所領導的班子，也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樣，以西學上的一偏之見，強加於中國。至於近代中國史便是一部，一轉百轉的，需時兩百年始能完工的社會政治轉型史，則非費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劍橋中國通史》所費的功力不為不大，財力不為不多，然全書評頭論足，因小失大，終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體，不合國情

　　袁老四先做總統做得很起勁，並發誓要帝制永不再現於中國。何以口沫未乾，立刻就違誓要做皇帝呢？這雖然是他個人野心的終於現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說），其實他也是經過一整年的親身經驗，確實也體會到，共和國體不適合中國國情，這雖是藉口，也未始不是事實。他對共和國體的確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開倒車，搞獨裁，做皇帝。這固然是他自己糊塗，那也是他身邊一些頗負時譽的策士，在全國充滿民怨民憤的氣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這也是事實。

　　試問那時的中國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憤」些啥子呢？很簡單──日子過不下去嘛！本來嘛，如今韃虜既經驅除，民國也已建立，大家想過點美國式的好日子。（抗戰後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實上呢？民國卻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軍閥、小黨人鬧得烏煙瘴氣；鬧得民國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裏，我們曾提到宋教仁對民國政府的劇烈抨擊。細玩其言，可說句句中肯。但是這個政府惡劣、社會崩潰的形成，是誰之過歟？帳不能都記在老袁一個人的頭上。政黨和政客各為私利，鬧得紛紛攘攘，也太不成話（請看八十年後的臺灣政壇）。因此那時全國輿論似有共識（national concensus）：共和政體不合國情。（見上章所選當時各報的專欄報導）

　　「非繼承式獨裁」無法接班

　　當時不但袁世凱這麼想；孫中山也是如此想嘛！袁公認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復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孫公則認為共和搞不下去了，應由我老孫來個人獨裁一番。中山不是也要他的信徒們，發動全國人民來「盲從領袖」，由俺老孫來「慎施命令」嗎？（參見筆者論孫前文及下節）試問在近代中國史和世界史上，做皇帝（不論是俄國的沙皇、德皇的凱薩、回教國的蘇丹、中國的光緒……）和搞個人獨裁（且看：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史達林，和我們的蔣、毛、鄧，以及北韓的金日成，和今日伊拉克的海珊……），兩制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事實上，根據當時美國憲法學權威，那位書獃子古德諾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的觀察（下章再詳述之），後者卻遠不如前者。何也？因為前者至少解決了「繼承（接班）問題」（succession problem），父死子繼嘛，兄終弟及嘛！根據千年傳統，依樣畫葫蘆，哪個混帳的叛徒、反革命，敢說半個不字？可是，後者的問題就大了。列寧、史達林死後的故事甭說了。就看看我們的蔣、毛二公嘛！他兩位大獨裁者，無冕之皇，一個為著傳子，一個為著傳妻，也是費盡心機吧？經國算是僥倖過關了；江娘娘就不幸地坐牢了。這都是立竿見影，大獨裁者，解決不了接班問題的實例。

　　【附註】在中國當代史上，「捉江青」這幕傳奇，想一般讀者都有興趣吧！這兒不妨順便說說，與讀者共賞之。據捉江青的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回憶說，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時，他奉汪東興之命執行此項任務時，他只帶領了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和幾個警衛，大家連一支手槍也沒有帶。江青那時住在中南海。張耀祠走到江住處時，向門口的衛兵點點頭就進去了。這時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閒坐。她見張進來，朝他點了點頭，仍然端坐著。張乃對她作如下宣佈：「江青（往日，他總稱之為「江青同志」，這一回忽然沒了「同志」兩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對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據張耀祠說，江青聽罷，一言不發，只怒目而視，並沒有如傳說中所言，「大哭大鬧」和「在地上打滾」。江青沉默了一會兒，才慢慢站起來，從腰間摘下了一串鑰匙……。張乃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建華上了車。轎車仍由江青的司機駕駛，駛往不遠的地方，把江青關入中南海某處的地下室……。（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鑑》，卷五，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頁五一二○。選自〈葉永烈採訪手記〉。）

　　在我國五千年國史上，若論「一世之雄」，真是毛主席老人家自己說的：「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阿毛）。」我們教中國通史的教師，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隊，卻也沒個開國之君，一旦龍馭上賓，屍骨未寒，遺孀老太后就被關起來「隔離審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萬人頭落地；可是一旦翹辮子，則連個孤孀老婆也保護不了。真是惡有惡報，丟人現眼。兩相對照，何以如此呢？這就是古德諾教授的理論了：原來，「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遠不如「繼承式的寡頭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之為優也（詳見下章）。君不見，慈禧、光緒一死，三歲的溥儀都可接班，而風平浪靜。再看看鄧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鄧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場，便知古顧問之言不虛也。撫今思昔，能不令人擔心？世紀末回看世紀初，北京問題如舊也。悲夫！

　　帝制向後轉，獨裁向前看，和權力遞減

　　朋友，你說袁世凱下流，要做皇帝。其實在政治學理上，他所搞的還是高一級的「寡頭政治」（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呢！後來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則是低一級的「寡頭政治」（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啊！但是低一級的往往一搞數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級的，只能搞八十三天，卻「遺臭萬年」。何也？朋友，「轉型論」在此地就有所解釋了。原來「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做皇帝），是屬於轉型之前的形態，它本身便是一種「定型」。如今在這十年一變的，洪峰急流的三峽裏，你要逆流而行，面向過去，要恢復前一期的秦皇漢武的定型，這就叫「反動」（reactionary）了。在社會發展中做反動派，則觸礁滅頂，不敗何待？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了。

　　搞列寧、蔣介石、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就不然了。它雖是個比傳統帝制還不如的寡頭政治，但它畢竟是個現時代的產品，是帝制轉民治的中途現象。它不是個一成不變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個流動的、權力遞減的「轉型體制」（transitional institution），甚至是個「不可或缺的惡症」（a necessary evil）。君不見，蔣、毛二公的權力，是超過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權力漸減，蔣經國和鄧小平，就只能算半個皇帝了。經國一死，李登輝就只能做民選的總統了（可惜只是個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懷異志）。再看看大陸上，鄧、江之間的「權力漸減」，也是很明顯的。繼江者誰？吾不知也。但是繼起者獨裁權力之加快滑坡，則歷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國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實現於中國，或將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之後乎？……歷史家不是預言家。但是歷史家應該是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是會根據社會發展的現象，尤其是轉型末期的社會發展的現象，而加以推論的。這一推論在民國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歷史家便發現民國初年的社會和政治上所發生的現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質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大勢，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談談民國初年的政治史了，請先從袁世凱說起：

　　袁世凱搖身三變

　　袁世凱自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義之機運而東山再起之後，為著他個人的權位，至此，可說已搖身三變。

　　第一，從他復職至清帝溥儀退位的三個月期間，他對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採取「養寇自重」的被動的守勢。但是對滿族親貴，則採取極有技巧的絕對主動，以達其逼宮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國元年四月，他代孫當選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直至二次革命之爆發的一整年時間，由於對現代的政黨政治無經驗，袁也是採取觀望的被動姿態以待勢。在此期間，革命黨人的氣焰甚高，黃興、蔡元培等不但說服了國務總理唐紹儀和趙秉鈞都加入了國民黨（改組前叫同盟會），他們甚至也邀請袁世凱宣誓入黨，以示天下，這個新朝代是國民黨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間，政權實質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給外界的印象，卻有被黨人推來推去，無能為力之感。加以此時一般小政客、小黨人、小軍頭在北京議會之內，和地方各省之間也橫行無忌，紛擾不停，血流不止。他們大半也是當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繼續爭權奪位而已。如山東的胡瑛、張廣建之爭，安徽的孫毓筠、黎宗岳之爭，和貴州的唐繼堯、楊藎誠之爭，都是刀槍齊動，你死我活，民無噍類的。而這些爭權奪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為社會所不齒。例如山東都督胡瑛，即有「雙槍將」的諢名。蓋胡君的手槍和煙槍，皆不可一日或缺也。這些官僚、軍閥肆無忌憚，弄得民國不如大清，而舉世騷然，中央政府亦無如之何。因而全國人民，包括一般知識分子，和億萬農工群眾，都人心思治。在他們的心目之中，袁大總統反而變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徵。市井平民，無不希望他能發揮權力，撥亂反正，重建官箴，恢復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間，孫中山先生反而變成了黨人的代表，形成社會不安的亂源之一。因此中山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二次革命」（當時也叫「二次獨立」），竟然頗招物議，由於沒有群眾基礎，而敗不旋踵。
　　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孫正式決裂之後，袁對付民國時代的黨人、政客的本領，也大有進步了。他不但以槍殺張振武而籠絡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寧漢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學會了後來毛澤東「三寶」之一的打統戰。不但把「敵人（孫文）的敵人」，如保皇派的梁啟超，都統了過去；也把敵人的朋友和朋黨，如蔡鍔，也統了過去（見上章）。他也知道孫文雖是國民黨的名譽理事長，但是孫文卻控制不了國民黨。因此二次獨立亂平之後，袁就對人不對黨而發出拘捕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亂黨」的通緝令，說他們煽動叛亂，破壞統一，和貪贓枉法。後一條是專指孫文所主持的「全國鐵路總公司」而發的。因為孫文這位鐵路總公司總理的月薪是三萬元，而鐵路一寸未建，其他帳目也糾纏不清，報銷不了，弄得孫總理百口莫辯。

　　但是袁世凱對孫公所領導的國民黨，卻無半句抨擊之辭。因為這時他還只是個「臨時大總統」，他還要依靠國會投票轉正，做正式大總統呢！國民黨這時是國會中的多數黨，沒有國民黨議員舉手投票，他這個側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這時國會之內，國民黨籍的議員，對袁氏追捕孫文的通緝令，亦初無異辭，其後並照樣票選袁氏為正式大總統。等到袁氏當選之後，這些從龍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後話。

　　孫中山要毀黨造黨

　　掉轉頭來，再看看失敗了的孫中山先生，在搞些什麼？在二次革命於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發動之後，孫公本擬南返廣州坐鎮，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馬尾時，得訊廣州已敗，乃由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暗助，繞道臺北，潛往日本。（中山過臺北時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國父紀念館所在地。）時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許接納中國「叛黨」，所幸中山在日關係眾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孫公終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後，中山痛定思痛，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實在是由於革命成功，革命黨銷的緣故。自從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之後，蛇龍混雜，紀律全無。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凱，則這個顢頇無能的國民黨，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後，席未暇暖，就開始搞起這項毀黨造黨的工作來了。

　　說到國民黨的改造運動，那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言難盡的大題目。在大陸上，它一直就「改組」、「整理」、「革新」的搞個不停；退保臺灣之後，還不是在繼續「改造」。如今閩南幫當權了，李主席大搞修憲、廢省、精省……，還不是另一種的「改造」，哪裏說得完呢？今日新黨諸公還不是老國民黨員嗎？只因搞不過地頭蛇的閩南幫，還不是「毀黨造黨」，才搞出個新黨來？

　　這次孫總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國民黨改造成一個新黨，叫做「中華革命黨」。它是個無條件擁護一個獨裁領袖的極權政黨（a total-power party）。當孫公發動組織此一政黨時，那些後來才出現的，和它性質相同的政黨，甚麼法西斯、褐衫黨、納粹黨、共產黨、列寧─史達林黨……，都還沒有正式出現呢？所以我們孫國父在現代極權思想上，也有他的歷史地位呢！政治學家們可能不承認中華革命黨是個極權政黨，因為它的黨章說明革命是分三個「時期」進行的。軍政、訓政時期之後，還是要回到憲政時期的。其實近代世界史上的極權政黨，無不如此啊！上述各黨，哪一個黨章不是如此說的呢？共產黨最後目標是個無階級的大同社會，那更是牛皮沖天呢！只是沒一個例外，大獨裁者，都只能停滯在軍事獨裁階段，而與之偕亡，再也無法前進就是了。外國的經驗姑且不談，中國後來者的經驗就很明顯嘛！蔣公連個軍政時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陸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軍政時期，統一了大陸（還缺個臺灣），也就無法再前進一步了。所以孫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國民黨的軍政時期，他就是毛澤東了；他如搞獨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個蔣介石了。孫公幸運的是，搞獨裁剛開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孫中山了。所以就史論史，筆者曾為孫國父慶賀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則在中華民族史上，他不是蔣介石，就是毛澤東，哪能做孫中山呢？這就是轉型期英雄的悲劇嘛！等到我們要談到國共之別、儒法之鬥，和極權民主之爭時，再細論之。這兒只能三言兩語把曇花一現的「中華革命黨」交代一下。因為它是袁世凱時代的產物。不交代一下，在那個時代，雖至聖大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要搞個人獨裁，我們就很難了解袁世凱為啥要做皇帝了。還有那位美國書獃子古德諾，何以揹了那麼大的中國黑鍋，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難平反了。

　　「中華革命黨」的極權架構

　　根據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現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家中時，他就開始組織這個新黨了（見《國父年譜》所引誓約原件和黨員名冊等歷史文獻，最早日期為民國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於中華革命黨是個什麼樣的政黨呢？這兒我們只能長話短說。第一，人事和組織都還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進行；第三，黨中所有的高級幹部不由選舉產生，而由黨魁直接指派；第四，黨員分成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三級，所有黨員「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遠遵守」（載黨章第七條）。因此每一黨員入黨時，皆須各立誓約，加蓋指模，聲明犧牲自己，「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見一○二號蔣志清即介石誓約原件。此件簽於上海，時間為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筆誤。筆者曾見此原件。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之《革命文獻》，第五輯卷首之原件複印圖片。）

　　孫公是基督徒，對洋習慣極為重視，因此對此一打指模，宣誓服從黨魁，看得天經地義，絲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黨魁，也照樣宣誓立約，只是把服從黨魁，改為「統率同志」；把「服從命令」改為「慎施命令」而已。（見同上六四一號誓約，此件孫公親書於民國三年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據當時亦親自參預此事的居正，事後回憶，其時同志中，即有人對打指模、服從個人的一些儀式，略有異議，而孫公則寸土不讓。居正「猶憶其言如左」：
　　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
　　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同志。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見《革命文獻》，第五輯，頁八○─八三）

　　同時孫公對打指模一事，也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不容絲毫更動。那時在一旁觀禮的青年居正，不禁感歎說：「總理意志強毅，態度堅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

　　我們試讀上述有關中華革命黨的文獻，對這一政黨極權的性質，應無可懷疑了。有人或許認為國父一代聖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獨裁起來，其結果一定大異於歐洲之列寧、史達林，更不同於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也。縱是後來的蔣、毛二公，亦何能望孫公之項背哉？你能相信，國父會搞軍統、中統那一類的特務政治嗎？你會相信，國父會搞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毛記惡政嗎？這可能都是事實。正因為國父是聖賢，他不會搞「自古帝王多無賴」的那種無賴勾當，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敗了一輩子。但是話說回頭，孫公革命如果如願地成功了，我們又怎能擔保他不採用後來蔣、毛二公之政策哉？轉型期中，形勢比人強，有許多「不可或缺的惡政」，都是慢慢地、不知不覺地發展出來的啊！

　　所幸，還是不幸，此時國民黨要員星散，滯留日本者，除陳其美、戴季陶、居正、張人傑、鈕永建等數人之外，實寥寥無幾。其他主要黨人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黨汪精衛等人，都對寡頭政治沒胃口，而聞風遠逸，甚或罷工、杯葛，使孫公這個新黨始終未搞成氣候，最後開了一次成立大會，和若干次小行動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孫總理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棲棲遑遑期間，想不到政壇失意，卻情場得意。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誤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東京竟然和比他年輕二十六歲的美女宋慶齡結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雖是老夫少妻，而情愛甚篤，對失意的孫公，實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對後來國、共兩黨政局的影響，都至深且巨，對此我們也不妨略說幾句。前文已言之，在孫公出任臨時大總統期間，慶齡的大姐藹齡曾是孫總統的英文「女秘書」。就筆者所知，藹齡可能是轉型期中國，女秘書這項行業的老祖宗了。在那風氣閉塞的時代，亦見孫大總統之「摩登」也。迨孫公亡命日本時，藹齡仍隨侍在側。不久藹齡因與孔祥熙結婚而去職，乃改介剛自美國學成歸來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慶齡剛抵日本，行裝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來（此故事是宋慶齡晚年親口告訴史諾夫人的）。一位黃花少女，抵擋不了一位老總統的求愛，她也就私許終身了。（且看四十八歲的柯林頓大總統，和二十一歲的陸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無獨有偶。）可是當她返滬稟告父母時，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屬，海枯石爛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潛返日本，投入孫郎懷抱；梨花海棠，也是當年哄傳國際的韻事。當孫、宋的婚事為頭山滿所聞時，頭山不免大驚說：「不是要同姐姐結婚嗎？怎麼換了個妹妹呢？」（見頭山滿晚年談話）

　　關於孫、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記載，都不算稀罕。當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這些老人家，一般對慶齡的婦德都甚有好評。筆者親聞者，即有黃沈亦雲夫人等數家之多。眾口一辭也。後來抗戰期間，毛澤東和藍蘋同居時，一般共產黨的老同志對江青（毛替她改的名字）都沒有好感。遠在皖南的項英竟電毛指摘，毛公覆電說：「學習孫中山」（這話是江青自己說出的），項亦無辭以對。這可能是孫、宋畸戀，很少有的負面影響了……。他們這兩樁婚姻，對我們國族的命運都曾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故順便記錄之，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歷史嘛！

　　【附註】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時代，曾批評我國傳統史學為帝王家譜。筆者如今寫出上列故事，讀者之中，可能也會說是帝王家譜之一例。可是梁說此語，是在我們文化轉型的啟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我國史學是源出於「譜牒之學」，早見於甲骨。此後在我們國家強於社會的封建和帝制時代，譜史合一原是個必然現象。耶教的《舊約聖經》，回教的《可蘭經》，還不是從家譜開始？中國傳統史學是獨步全球的；西方的現代史學史，未超過三百年。梁氏對中西比較史學初未經心，始有此啟蒙期的譁眾之言。筆者曾有專文試評之，有暇當補述之也。

　　袁大總統的乘機削藩

　　現在再看看老袁在平定「二次獨立」之後，又在搞些甚麼新花樣。從政治的權術上講，孫公的「二次革命」，對老袁實在是求之不得，天降良機。何也？因為老袁雖從孫公處取得了總統大位，他並沒有真正地統一了中國。上章已略述之，那時由於傳統地方政府中的迴避制度，被徹底地破壞了，全國各省差不多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通統都被藉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舉債度日。而上下兩院的國會，在國民黨多數的控制之中，對外債又嘖有煩言。把袁老四弄得捉襟見肘，有志難伸。

　　在這些地方軍頭之中，靠山最大的，不用說便是國民黨所掌握的粵、贛、皖三督了。袁氏如能削此三藩，對其他諸省就不難傳檄而定了。天降良機，中山竟號召三省獨立，就給予中央以削藩的機會了。二次革命既敗，對袁來說是收復了半獨立的三個重要省份。他次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在二次獨立時，意存觀望的動搖分子了。湖南的譚延闓、浙江的朱瑞、雲南的蔡鍔、廣西的岑春煊等都被以不同軟硬的藉口，解除了兵權。這只是殺雞儆猴啊！其他省中的大小猴王，像坐鎮武漢核心的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像威鎮東南、虎踞金陵的張勳，小猴王像紮寨山西的閻錫山，像自稱「綠林大學畢業的」奉天（遼寧）張作霖和被調回雲南的唐繼堯等人，在大總統的恩威兼施之下，戰戰兢兢，就再也不敢心懷異志了。其中最為強而有力，也是最難削掉，而非削不可的大「藩鎮」，莫過於「面存忠厚，內具機心」（胡漢民的評語）的黎元洪了。但是袁公托中山之福，總算把黎菩薩請到北京「軟禁」起來了。所以中山所領導的二次革命，對袁氏獨裁權力之增漲，實大有功焉……。事實上，在一部近現代中國史裏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之前，真正統一的中國，實在只有在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統治下那兩個年頭呢！除此之外，大陸就再也沒有統一過啊！

　　後制憲先選舉的第一任大總統

　　削藩之外，袁氏的另一著棋，便是自我扶正，從臨時大總統晉升為正式大總統。原來在宋教仁還健在的孫、袁蜜月期間，國會之內關於總統和憲法的問題，早已有了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先制憲，後選舉。他們認為沒有憲法，哪來總統呢？另一派則主張先選舉，後制憲。他們的理由是，制憲百年大計也，不妨慢慢來，而選舉總統，則是當務之急。因為民國成立一年了，我們還沒個球籍呢（且引一句毛公名言），列強至今還在觀望，沒有承認我們這個革命政權。我們連個總統都沒有，何能要求列強的承認呢？兩派原來都有理。只是二次革命後，袁氏權力陡增，他就堅持先選舉，後制憲了。果然在他當選之後，英、法、俄、德、義諸列強都紛紛承認中國的新政權了。

　　原來早在孫文主政期間，國會根據《臨時約法》已組織了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來起草憲法；另組有「憲法會議」，來審查研究有關制憲和行憲的一切事務。現在在袁氏壓力之下，兩會乃尾巴搖狗，暫把憲法放下，而集中力量來草擬一個憲法附件的「總統選舉法」，經上下兩院三讀通過之後，乃由憲法會議於十月四日公佈施行。兩日之後，國會乃依法開總統選舉會選舉正式總統了。斯時國會之內仍有若干反袁分子，不滿於袁之操縱國會，而杯葛選舉，因此第一次投票，袁竟未獲得當選票數。袁黨大驚，乃臨時由首都警察廳及其他地方機關，發動街頭遊民和流氓、地痞、乞丐，湊成一個非法的「公民團」數千人，將國會團團圍住，議員只許進不許出，不選出總統，暫不解圍。在此壓力下，果然袁公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街頭鞭炮齊鳴，皆大歡喜，如此掩耳盜鈴，代議政府也就不可復問矣……。不過在八十年後，世紀交替的今天，再試一回顧，將貨比貨，這幕醜劇，還不算太醜。因為民初國會還算是個獨立的立法機關，自有其個性與尊嚴。把它和國、共兩黨後來的「橡皮圖章」，所謂國大、人大者，選舉時動不動就「一致通過」、「全票當選」，街頭群眾歡呼，萬歲之聲不絕於耳，今昔相比，前者卻頗有足多者。所以轉型三峽中的水流，並不是永遠向前的。它往往是進三丈，退兩丈，而不停地打其漩渦，這也是避免不了的現象吧！未足深責也。

　　袁世凱毀棄《天壇憲法》

　　袁公那時真正有興趣的只是正位做大總統，他怕的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一旦正位之後，他就不願作繭自縛，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了。在當時的國會中，既然是先選舉，後制憲，如今既選舉矣，則制憲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所以他們其後還是努力研制一部詳盡的憲法草案來，這便是近代中國憲法史中的第一部憲法草案，所謂《天壇憲法》是也。可是此時的袁大總統，不管是天壇、地壇，對他都沒有興趣了。因此，這部《天壇憲法》（全名是《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雖經國會於民國二年十月三讀通過，終成一張廢紙。

　　其所以然者，便是在袁的心目中，這部新憲法對他的約束，遠大於舊約法。他既然是舊約法還有效的期間選出的正式大總統，與其受新憲法的約束，倒不如把舊約法按己意「增修」，以為過渡，迨其政權穩定了，再按己意「制憲」不晚也。

　　袁本是一個舊官僚，但他畢竟是個智商很高的政客，受了兩年現代政黨政治的磨鍊，搞起新的寡頭政治來，作法自便，出手也頗為不俗。他的步驟便是從頭來起。首先組織個御用的造法團體，把民國元年的老約法加以「修正」，造出個完全適合他自己絕對權威的「新約法」來，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袁是個在朝的總統，其實他和在野的黨魁孫中山搞絕對權威的想法，實在是殊途同歸，一個銅元的兩面。只是中山在野，心有餘，而力不足；袁氏在朝，他就不顧一切，將獨裁進行到底了。

　　袁、孫兩公，為什麼都要搞個人獨裁呢？朋友，此非偶然也。轉型的階段在作邪而已。

　　解散國民黨，癱瘓國會

　　大位既正之後，袁氏奔向極權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國民黨，徹底鎮壓「亂黨暴徒」。這在後來的國、共兩黨的政權裏，便叫做「鎮壓反革命」。以顛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凱的確殺了不少國民黨員，雖然他殺人的規模，較諸國、共兩黨後來的互殺與自殺，那是小巫見大巫。長話短說，袁氏正位之後，首先大肆捕殺地上地下的國民黨員，一時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議的，殺國民黨員最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黨所擁護而變成開國元勳的「忠厚長者」，有菩薩之稱的黎元洪。當年武昌起義，擁黎最力的「首義三武」（張振武、蔣翊武、孫武），竟有二武被他殺掉。前文曾提到他如何假袁之手而殘殺了張振武，現在再讓我們看看，他怎樣又把蔣翊武殺掉：

　　蔣翊武（一八八五─一九一三），湖南澧縣人，是清末轉型期中千萬個愛國的熱血知識青年中的一員。幼年在常德讀小學時，就鬧革命，被開除學籍，逃往上海，入中國公學就讀，曾與胡適同學，加入「競業學會」，共同創立《競業旬報》（胡一度主編），並加入同盟會；其後又在日本進軍校，回武昌加入新軍做學兵，秘密組織搞地下革命的「文學社」為社長，與孫武所主持的「共進會」密切合作。武昌起義就是這兩個會秘密發動的，翊武為民軍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後來他們自覺太年輕，號召力不夠，才把個「忠厚長者」的黎菩薩硬拖出來作頭頭，成就了黎氏一生的光輝事業。迨黎假手袁氏而殺掉張振武時，翊武已官拜中將加上將銜，自然也是個閒差。二次革命之初，譚延闓在湖南宣佈獨立時，乃委翊武為一個空頭的「鄂豫招撫使」；迨獨立失敗，譚氏取消獨立時，翊武反被告密為「畏罪潛逃」，終在潛逃中途的全州為北軍桂林鎮守使陳炳焜部所捕。黎元洪得訊，乃立電袁氏強調說：「不予迅誅，終為後患。」袁乃電陳令「就地槍決」。陳以袁電示翊武，翊武讀電神色自若。次日，陳鎮守使且設盛宴款待。宴畢，蔣乃坐上鎮守使的官轎，由陳氏恭陪，同赴桂林麗澤門外之刑場。出署時，衛兵舉槍敬禮，翊武亦舉手答禮。至刑場後，翊武曾向在場觀眾作最後講演，辭畢，遂「端坐紅毯上，從容就義焉」。時年二十八歲。古人云：「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翊武固不愧男兒。（見《國父年譜》轉載姚跨鯉著〈蔣翊武傳〉，及諸種民國名人傳記與隨筆。一說行刑士兵不忍開槍，乃由監刑官以手槍擊死。抗戰期間，長沙大火之後，酆悌（一九○三─一九三八）因案被殺時，情況亦頗相似，轉型期的歷史悲劇，不忍卒述也。）

　　二次獨立實在是出諸少數人的意氣用事，但是枉死的冤魂，總在萬人以上吧！真是革命未成萬骨枯，從何說起呢？

　　袁世凱和黎元洪於民國二年十月十日，就任中華民國正式正副大總統之後，時未期月，袁就在十一月四日發布解散國民黨令，凡屬國民黨的中央、地方一切機關「限令到三日之內，一律勒令解散」。至於隸屬國民黨籍的國會議員，則一律追繳議員證書與徽章。兩日之內，被追繳者達四百三十八人之多。此時國會中所謂「八百羅漢」的議員，總數不過八百二十人。一旦有四百三十八個羅漢失去了議員資格，議會便失去能夠開議的法定人數（quorum），整個國會就癱瘓了。會內附屬的一切小組委員會，尤其是憲法會議和憲法起草委員會，自然也就自動停擺了。（見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政府公報》。原文數千字，徵引廣泛，所指亂黨，除汪精衛之外，幾乎所有前同盟會高幹，一網打盡，靡有孑遺也。此電全文複印於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五○一─五○九。）時未逾月，袁再度於民國三年元月十日發布解散國會文告數千言，這個美國模式的中華民國國會，就壽終正寢了。（見同上，頁五一一─五一六。）

　　熊搞體制改革，袁造御用國會

　　袁世凱總算是把民國元年的老國會弄垮了，但他並不是要當個沒有國會的總統。相反的，他要毀會造會，製造個獨裁者御用的國會作橡皮圖章，來隨時待命使用。做了兩整年議會政治的學徒，他也學會了一些基本技巧。做起事來，順理成章；說起道理來，也其言甚辯。他之所以廢棄上述的《天壇憲法》，理由是他這個大總統是根據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選出來的，如今這個新的憲法草案，和他這個總統，在法理上抵觸太多。例如他是根據「總統制」的選舉法選舉出來的總統，《天壇憲法》則是個「內閣制」的憲法。總統乎？內閣乎？如採納了《天壇憲法》，則將來勢必「修憲」。與其修尚未經採用之新憲法，何如增修已經採用了兩年的老約法乎？其言甚辯，甚辯。

　　須知袁此時在政黨政治中已非吳下阿蒙，他已有一個極為精明的智囊，像楊度那樣，胡適所謂「了不起的人物」，強辯足以飾非。他們幫老袁辯論，縱是當時世界級的權威學者，也要讓他們三分。這是個純法理、純學術的辯論和探討，縱時至今日，也是寫不盡的。限於篇幅，可惜在歷史上不能撈過界，作更詳盡的交代。賢明的讀者但知其在法學（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上不可小視足矣。（這兒附帶說句常識，在今日西方學制裏， JSD 才是正牌的大狗頭； JD只是碩士也。）

　　袁這個「廚房內閣」（kitchen cabinet）要替他設計怎樣「增修約法」，就得有個像民國元年那樣的各省代表會啊！真是無巧不成書，這時那個號稱「第一流」的「熊內閣」，為著要搞「體制改革」（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正在籌備召集一個所謂「行政會議」，這一下拉到黃牛當馬騎，就被袁大總統「卯」上了。

　　熊內閣是怎麼回事呢？原來袁大總統在削平「三藩」之後，一時威望沖天，為配合這個新時勢，他要使他的政府也一時無兩，這樣由進步黨組成的熊希齡「第一流內閣」就應運而生了。前文已言之，民國新成，政黨數百，而最後打入國會者，只有三大黨。國民黨是第一大黨，掌國會議席三分之二以上，與國民黨抗衡的第二大黨則是進步黨。進步黨是原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而成，成員多是清末頗負時譽的保皇派、君憲派的新人物，如張謇狀元、熊希齡進士、梁啟超舉人，都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物」，與前任的「暗殺黨」趙秉鈞不可同日而語也。因此縱是同盟會中與他們針鋒相對的孫、黃、汪、胡、蔡、吳等人，對他們也英雄識英雄，頗具敬意與好感。袁世凱在趕走國民黨之後，而起用這批新人，縱是國民黨人也承認老熊的內閣是「第一流內閣」。

　　【附註】寫到這兒，不禁想起青年期所見所聞的一則趣事。一九三五年某日，我在上海報刊上讀到一則新聞：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和金陵女大畢業的海倫（Helen）──毛彥文女士結婚。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新郎為爭取新娘歡心，竟為她「割須棄袍」。婚禮進行中，新夫婦梨花海棠，表現得恩愛無比。據說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醜」，云云。當時曾擲報大笑。想不到六十年後，面對螢光幕著書，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開滑鼠，笑歎不已也。

　　阿熊這時在搞啥「體制改革」？啊，那可說不完呢！熊進士當年才四十三歲（小中山四歲），少年科甲，中年拜相，春風得意，正是英雄一展抱負之時。這時政敵（國民黨）已敗下陣去，進步黨人才濟濟。（老實說，今日臺灣的「民進黨」裏的小把戲們，和他們那些狀元、進士不能比呢！為今之計，我倒希望民進黨中的有野心的中年領袖們，多多讀點文史哲方面的書。尤其是我們的classics，聖賢之書，孟子所謂養養氣，學學那也不做「中國人」的李光耀。專門搞些小politics，打打架，吃吃飯，喊喊口號，算不得政治家呢！向外看，看看羅斯福、邱吉爾那種氣魄；向內看，看看我們的孫中山、胡適之那種continental的泱泱之風。朋友，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就很不錯了。在一個芝麻綠豆的小島上拳打腳踢，噁心死人呢！）老熊要做的體制改革，可多呢！第一，為防制藩鎮（臺灣今日也是個大藩鎮），他要裁軍廢督；第二，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貫徹中央政令，他要虛省設道，實行省、道、縣地方三級制（再比較比較李總統的廢省設計，和老Ｋ當年要劃東三省為九省）。道，就是滿清的府，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提高道尹的權力，把宋楚瑜架空，是謂之「虛省制」。當時那個「猿（袁）熊配」，為何要架空宋楚瑜呢？目前則不妨問問李登輝總統。但是在老的「猿熊配」中又是啥回事？下章如有篇幅，再多加敘述，此處就暫缺吧！

　　總之，老熊要搞體制改革，就要召集個各省代表會，他為之定名曰「行政會議」。並於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電令各省與蒙、藏地方，派遣代表來京參加會議。可是老猿拉到黃牛當馬騎，乃改其名曰「政治會議」，就利用它來搞對他自己需要更急迫的事務了。袁之需要蓋有兩端。一為緩衝他解散國會後，國內和國外的政治和輿論上的壓力；其二便是乘機籌備他自己將來可以直接掌握的御用國會，並乘機「增修約法」，甚至搞出一部欽定憲法來。

　　同月二十六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經羲、梁敦彥、樊增祥、蔡鍔、寶熙、馬良、楊度、趙惟熙八人正式組成機構加以推動。稍後並特派李經羲為政治會議議長，加派張國淦為副議長（張是黎元洪的心腹）。十二月十五日，政治會議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開幕了……。這是袁的智囊團（Think Tank）替他設計的御用國會的第一步，也是後來推著他逐漸進入「新華宮」的第一步。（見同上《政府公報》）

　　終身大總統也可傳子

　　但是這個政治會議雖擁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則只是個諮詢機構，是個「廚房內閣」的擴大。它負責研究出許多政策，提供政府採納施行。當然同時也可以為總統和政府分謗。它所建議的政策，如停止國會議員之職務（把國會徹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議會和各種地方自治機構等等，政府都欣然採納施行，無待細述。至於「增修約法」一條，那就改變了國家根本大法，影響深遠了。應稍加解釋。擇要言之，他們建議另外建立一個「約法會議」作為國家的立法機關，並草擬一件《約法會議組織條例草案》供政府採納。政府乃據此於民國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公佈實行。一個擁有會員五十七人的「約法會議」，乃於三月十八日正式開幕，以孫毓筠、施愚為正副議長，在政府的協助之下，一部完全適合袁大總統意志的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就於五月一日公佈了。

　　根據這個新的「根本大法」，國家立法機關採一院制，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完成組織之前，由新建立的「參政院」代行職權。簡言之，袁世凱這個參政院的組織和性質，和國民黨當年的「國民參政會」，和現在中共的「人民政協」是大同小異的。你說它是「花瓶」，無人能夠否認；你說他沒有政治作用，它也確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只是袁氏這個政協，卻代行了一個短期的立法權。除了袁大總統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擬訂了數十種一般國家所需要的正常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國籍法、著作權法等等，都是國民政府時代同樣法律的藍本，對近年來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至於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總統選舉法，那就是助紂為虐了。今且抄錄一段民國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參政院修正通過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以見其要。

　　第一條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以上，並住居國內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選舉為大總統資格。
　　第二條　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任。
　　第三條　每屆行大總統選舉時，大總統代表民意，依第一條所定，謹推薦有被選舉為大總統資格者三人。前項被推薦者之姓名，由大總統先期敬謹親書於嘉禾金簡，鈐蓋國璽，密儲金匱於大總統府特設尊藏金匱石室尊藏之。前項金匱之管鑰，大總統及參政院院長、國務卿分掌之，非奉大總統之命令，不得開啟。

　　根據這個選舉法，袁大總統不特享有終身職，死後傳妻傳子，悉聽尊便。蔣、毛二公，讀史至此，對項城公該多麼羨慕啊！尤其是毛主席費了那麼大的氣力，搞大事問江青，誰知江娘娘竟被張耀祠那小子，輕輕鬆鬆抓了起來。主席地下有知，豈不要把玻璃棺材踢破了。話說回頭，袁大總統有此傳妻傳子的終身職，應該心滿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為著十萬元訂製的一襲龍袍，甘冒個人生命之險，偏要在三峽裏逆水行舟，而終遭滅頂，豈不可悲可歎？下章再談談他做皇帝的黃粱一夢。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八脫稿於美東新澤西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三卷第三期

五、帝制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

　　袁世凱在趕走了孫文，增修了約法，做上了終身職的大總統之後，其權力在民國史上，毛澤東之前，可說是尚無第二人也。縱是毛氏和他相比，在領土上也還比他少了個百餘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呢（面積約為臺灣的五十倍）！但是袁也和毛一樣，搞的是「槍桿出政權」──事實上，他也是我們民國史上槍桿出政權的第一個史例。後來孫中山先生也想如法炮製，可惜他雖然網羅了南北各省，無數小槍桿，到廣東來就食，弄得他的廣東老鄉，怨聲載道，哭笑不得，但是他那些爛槍桿，卻始終出不了政權。直至他在病榻彌留之際，才遺囑黨人，要「和平奮鬥救中國」。

　　蔣公介石搞的也是槍桿出政權，可惜被日本小鬼搗了蛋，弄得功虧一簣。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在他個人的功業上，也是在黨史和國史上最大的成就，便是他的槍桿居然打出了政權。但是政權既出矣，出了又怎樣？毛公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何也？問題就是，他只能以老辦法打天下……。毛說共產黨的政權是「軍隊打的」。但是用軍隊打天下，非始於毛也。那是有四千年歷史的老辦法。但是生在現代中國的轉型期中，你就不能以「老辦法」治新天下了。老辦法不靈了，改用「新辦法」。這一新辦法，在孫中山辭彙中叫做「以俄為師」，在毛澤東思想裏則叫做「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想不到，蘇聯老大哥這一套，經過八十年的實驗，終於被歷史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死巷子，而毛公本人，基本上又是個自我改變不了的「封建殘餘」，因此他對中國二十八年的統治，最後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竟然變成了「十年浩劫」。這還是鄧小平說的。對一般知識分子來說，那就是自「反右」（一九五七）以後的「二十年浩劫」（一九五六─一九七六）。而對絕大多數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包括中共自劃的「貧下中農」，所謂「倚靠階級」來說，那簡直是「三十年浩劫」（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在中共政權建國之初，全國老百姓，尤其是「貧下中農」，對毛澤東主席崇拜之深，期許之切，真是五千年歷史上，鮮有先例。誰知道其後三十年，他們，尤其是貧下中農，所身受之浩劫，在世界歷史上亦無先例。試問世界史上，哪有一次餓死兩千五百萬人的前例？他們是不聲不響地倒下去了。高官大吏、名流學者，有幾個人曾為他們申過一句冤呢？天安門上毛主席的大像，如今仍傲視全球，有幾個人知道，他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殺人犯呢？……目前江、朱二公，終日棲棲遑遑，真正是在為人民服務，為民族謀統一，吾人稽首海外，仰望高風，真是彈冠相慶，但是天安門上這宗歷史大黑鍋，不設法清除，怎能奢言民族一統呢？試看美國的柯林頓大總統，為著點偷雞摸狗的小事，還要向全國人民道歉請罪，毛主席的如斯惡政，怎能在歷史上不結個賬就算了呢？……事實上，這些歷史問題不加解決，我們的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是不會完成的。歷史三峽是出不去的。作為國家民族的領導者，面對這些歷史問題，要有原則，有方案，來慢慢地、徹底地加以解決。以慰死者，以安生者才好。鴕鳥政策總歸是行不通的。

　　搞個人獨裁，中山且不能免

　　本篇拙作原是專談民國初年袁大總統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憑空把毛主席也拖出來陪斬一番呢？這就是我們後輩史家所享有的時代特權了。我們可以搞「比較史學」嘛！市場經濟叫做貨比三家不吃虧。我們討論歷史問題，也要把類似的史例歸納一下，來比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較更正確的結論了。前輩史家像李劍農、郭廷以、范文瀾諸先生，都因為時間過早，歷史發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無法比較了。

　　目前國家轉型發展的遠景，已甚清晰。我們試把近百年來的當國者，和他們的政治行為作點比較研究，便知道，說「共和政體，不合國情」，並非袁氏一人，孫、蔣、毛、鄧皆然也。可是他們對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雖觀點互異，卻方法雷同。這方法便是向全國人民搞「個人獨裁」。自己的黨徒，乃至全國人民，要對當領袖的我，「絕對服從」。在民國史上從袁世凱開始，孫、蔣、毛、鄧都是一樣的。沒啥例外。因此這也可說是，近代中國轉型史發展中，正如孕婦之臨盆，避免不了的陣痛吧！明乎此，我們對袁、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獨裁政權，這個避免不了的惡魔（necessary evil），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因此我們執筆臧否古人，不能人云亦云，而亂下雌黃。讀拙作前篇，便知縱是至聖大賢，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者，搞個人獨裁，且不能免，況其他跳樑之輩乎？所以不才才斗膽把毛主席也請出來，陪陪袁皇帝。讓他們彼此比較比較，才能對某些個體，作比較突出的評論。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民國史上搞個人獨裁的始祖，袁老四個人獨裁發展的經過：

　　共和向帝制回潮的過渡體制

　　上面說過，袁、孫、蔣、毛、鄧的個人獨裁，原則相同，而形式互異。袁的獨裁究竟是甚麼個形式呢？我們要知道，袁是遜清老官僚出身，在他個人所知的政治常識裏面，世界各國的國體，就只有「共和」（republic）和「帝制」（monarchy）兩個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團（think tank），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會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地發展出來的。這一形態，今日雖不合中國國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後，它就合乎中國國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們當時沒有這種歷史進化的觀念，因此認為共和既然不合中國國情，那就只有乾脆回頭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決不能讓溥儀復辟；更不能讓那些腐爛而顢頇透頂的「遺老」，隨之復位。因此，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凱自己來做皇帝了。這一構想，事實上也不限於袁氏自己，當時誠實的勸進者，是不乏其人的，他們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顯然也早有稱帝的居心。但是從總統回潮變皇帝，不可變之於一夕之間，因此他也就採取王莽的辦法，先做做假皇帝，搞個過渡和醞釀的時期，一面製造輿論，改變人民心理；一面變更官制，把民國的制度，逐步變成漢、唐、明、清習用的封建老套。庶幾他在最後登基時，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廢除民國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廢除共和體制的國務院和國務總理。把內閣各部改為總統直轄，另設頗有封建氣息的國務卿，以為總統之佐理。因此國務卿一職，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宰相制以後所設之大學士，和滿清雍正以後所設立的軍機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萬機，而本身卻無決策之權。另外各級官員的級別，亦採用古封建的舊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復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肅官箴，和御史台（改名肅政廳）以糾彈違法官吏。這兩項設置，倒不無新意。因為在清末民初，中國在試行現代法制時，向西方引進的是「大陸法」。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不同之處，便是大陸法系把行政訴訟，和一般民、刑訴訟分庭處理。所以平政院事實上便是一個處理官民訴訟和官官訴訟的特種法庭，而肅政廳在制度上雖隸屬於平政院，但是在糾彈違法官廳或違法官吏的操作上，卻是獨立運行的。它是傳統中國監察制度的現代化。其運作方式，頗近乎近月來，在華府主持糾察柯林頓大總統緋聞案的「獨立檢察官」史達（Kenneth Starr）。據此新制，在當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論大小，違法貪贓逾五百元，便可判處死刑。其後袁的京師警察總監，後來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樁五百元的貪污案而被袁飭令槍決。（試想今日北京的陳希同案，該判多少個死刑？）

　　同時，袁對海、陸兩軍軍制，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頓。上篇便曾說過，袁曾有意向趙匡胤看齊，搞廢督裁兵，和「將不專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鍔等調入京師，另設將軍府，餌以高位厚祿，以豢養之。另設「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以統一軍令軍政。

　　於地方省區，廢督之後，原有實權的民政長亦改制成虛銜的巡按使，廢（虛）省設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實權，而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權之控制。總之，袁氏在坐上終身大總統的寶座之後，其志向雖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復帝制時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圖，則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鋪平了帝制大道，萬事俱備，所缺的只剩個皇帝的尊號了。

　　今且將袁氏稱帝前、改制後（民國三、四年之間），中央政府的架構，列表於下，以見大略。

　　袁稱帝前的中央集權結構

　　總統府　大總統　袁世凱
　　　　　　副總統　黎元洪
　　　　　　內史監　阮忠樞

　　備註：大總統十年一任，可連任，可傳子，有權解散立法院。
　　　　　內史監為原總統府秘書長改，其下設內史若干。

　　立法院　代替舊國會為立法機構，終袁之世，迄未召集。

　　參政院　院長　黎元洪
　　　　　　參政　楊度、嚴復、蔡鍔、馬良、王賡、嚴修、施愚、梁士詒、梁啟超、熊希齡、李經羲、孫毓筠、陸徵祥、趙爾巽、王闓運等七十名。

　　備註：大總統諮詢機關，但可代行立法院職權。
　　　　　院長由黎副總統兼任。
　　　　　參政由大總統提名選派。

　　政事堂　國務卿　徐世昌
　　　　　　左丞　　楊士琦
　　　　　　右丞　　錢能訓

　　備註：國務卿直轄左右二丞、參議八名，及五局（法制、機要、銓敘、主計、鑄印）一所（司務所）。
　　　　　參議及局所主管姓名從略。

　　外交部　總長　孫寶琦
　　內務部　總長　朱啟鈐
　　財政部　總長　周自齊
　　陸軍部　總長　段祺瑞
　　海軍部　總長　劉冠雄
　　司法部　總長　章宗祥
　　交通部　總長　梁敦彥
　　教育部　總長　湯化龍
　　農商部　總長　張謇

　　備註：原國務院及國務總理撤銷，所轄各部總長直接受命於大總統。
　　　　　農商部為原農林、工商兩部合併而成。

　　平政院　院長　汪大燮

　　肅政廳　都肅政史　莊蘊寬

　　將軍府　上將軍　段祺瑞

　　備註：榮譽銜顧問機關。另置將軍二十六名、參軍二十五名。

　　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　常務　王士珍
　　　　　　　　　　　　　　辦事員　段祺瑞等

　　備註：下設軍政、軍令、軍械三所。

　　【附註】參見前引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第一編，第三章，「新約法時期（二年十一月至五年六月）」，頁八○─一四五。

　　中央集權未可厚非

　　吾人試覽上表，便知民國以來「以一人治天下」的中央集權制，從創制立法上說，袁世凱可算是始作俑者了。後來的蔣、毛二公，則過猶不及也。袁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務一把抓。事必躬親。其為人也，雖乏遠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產。雖妻妾眾多，然並不沉湎於酒色。對詩詞歌賦，他也頗能哼兩句，但不搔首弄姿，以詠吟自傲；更無玩物喪志的惡習，收藏甚麼骨董字畫，品簫吹笛，風流自賞。平生所好，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他確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對政敵的鬥爭，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讓……。但是話說穿了，吾人讀爛《通鑑》，翻殘《二十五史》，試問自古以來的專制人主，開國之君，不世之雄，誰不如此呢？孟子曰：「天下定於一，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哲學家、宗教家之言也。非實際政治也。我國自古以來，逐鹿中原爭奪政權，都謂之「打天下」。天下既是「打」下來的，哪有打天下之人，不嗜殺人哉？縱是一代賢相的諸葛孔明，也要以「生道殺人」、「揮淚殺人」嘛！在我國古代，聖主賢君，像唐太宗李世民，為爭奪政權，且不惜弒兄殺弟。但在那種改朝換代的動亂狀態中，遍地都是瓦崗英雄，梁山豪傑，曹操所謂「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為撥亂反正，拯斯民於水火，亂世梟雄，無不集生殺大權於一身，以成其貞觀、開元、洪武、永樂之治世。所以在中國政治史上，統治者「常兼將相之事」（唐太宗的豪語，見《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唐紀十二，貞觀十五年），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國體、代議政府搞不下去，朋友，我們熟讀民國通史，看透華人社區的作風，吾國吾民，原沒有民主細胞嘛，你我都是一樣，怪得誰呢？因此，近百年來，孫、袁、蔣、毛、鄧五大民族領袖，都是一字號搞個人獨裁，要徒子徒孫，盲從領袖；強迫全國人民，絕對服從。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這五大領袖，也是一樣嘛！「予豈好獨裁哉？予不得已也。」要把這種闔族皆有的心理狀態，「轉型」過來，筆者曾一再強調，非通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不為功。袁翁世凱的處境，還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間，他望峽生畏，要掉轉船頭，駛回重慶，其居心原不難理解，只是其行為則愚蠢不堪罷了……。他此時已駛船入峽，順流而下，灘高浪險，掉頭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黨不知也，悲夫！

　　內憂外患，風雨飄搖

　　再者，縱在六百年前的帝制中國，以袁氏當時的政治形勢，他也沒有稱帝的條件。咱安徽老鄉鳳陽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初，他的智囊朱升就勸他，「高築牆，多積糧，緩稱王。」稱王稱帝，是子孫萬世之業，是急不得的。你先得把政治基礎打好，四平八穩，萬無一失，然後再慢慢因勢乘便，稱霸、稱王、稱帝。洪秀全愚昧無知，就犯了這個大毛病。他一開始造反，剛打下永安州，就迫不及待，自稱天王，另封東、南、西、北、翼五王，同管江山。等到他們打下南京，功勞最大的東王九千歲，也要升一升，那麼九千歲就要升為「萬歲」了。升不了萬歲，最後就王殺王，同歸於盡了。

　　袁世凱這時要做皇帝，慢說是民國，縱在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也稱王太早嘛！在他那個民國初年的中國，外有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國亡無日；內有白狼橫行，中原正一片糜爛。袁雖趕走了孫中山，他並沒有打平中國。相反的，袁政權也正風雨飄搖，總統尚且不穩，哪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做皇帝呢？愚而好自用，不敗何待？現在且看看那個，把中原地區弄得天翻地覆的「白狼之亂」。

　　白狼之亂

　　白狼之亂是怎麼回事呢？用個現代名詞，那就是民國成立之後的第一次農民大起義。時間是民國二年秋季，爆發地點是河南西部豫、鄂邊區。後來蔓延於鄂、豫、皖、陝，甘五省。陷五十餘城，雖不說赤地千里，然所過之處，官軍不能制，相互砍殺，廬舍為墟，歷時數載，弄得中原西北一片糜爛。白狼，這位農民領袖，據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所記，真名為白朗，河南寶豐人，原為革命烈士吳祿貞的參謀，祿貞被難後落草為寇；聲勢日盛，乃被誤呼為白狼，義軍後亦以此諢名自豪，云云。陶記亦得自傳聞，不可全信。另據杜春和編〈白朗起義始末〉（收入前引《北洋軍閥》，卷二），則白狼一名白瞎子，只是一個半文盲的貧農。白狼起義時，二次革命亦於同時爆發，黃興曾輾轉與之聯絡，並委派之為河南都督，命其在袁軍後方破壞京漢鐵路以阻北軍南下。總之，白狼盛時，一「杆」萬餘人，橫行五省，飆忽如急風暴雨，儼然是五十年前捻軍歷史的重演，中原所受浩劫亦不相上下。最後白狼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五日，身受重創，敗退至河南魯平時，卒為袁軍臥底的密探狙擊而死，時年四十一（另說四十六歲），其敗亡亦如捻軍當年之任柱也。（參見《晚清七十年》，卷二，頁一六○─一六二；及羅剛著《劉公銘傳年譜初稿》，上冊，頁二三○─二三一，「任柱之死」。）

　　【附註】我國黃淮平原一帶，民風強悍，而生活至苦，早年大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幾無歲無之。筆者本人，生於斯，長於斯，幼年竟是目擊之人。白狼之亂時，余尚未出生，然我幼年期曾目睹「跑白狼」的農村鬧劇。蓋我鄉，今肥西，地處黃淮平原的邊緣，每遇「荒年」，即時聞出自皖北、河南一帶的「股匪」南下劫糧「打荒」。「股匪」與「土匪」不同。土匪只是零星的小強盜，打家劫舍，綁票勒贖。股匪的組織如軍隊，其來勢則如潮水。少數官軍都逃避一空，或據縣城自保。鄉村農民不甘妻孥生畜被拉被搶，乃抱兒攜女，牽牛趕豬，相率逃亡，謂之「跑白狼」；或聯莊紮寨，武裝自衛，謂之「打白狼」。過境入侵者，往往仍自稱「白狼」。憶北伐前夕，某次白狼過境，余學步未幾，竟也腰掛「勃朗寧」，隨武裝農民在農村「浪勁（境？）」遊行，向白狼示威，表示我們有備，切莫來犯。據老輩傳言，「白狼」原是「八郎」之誤。兩辭土音相同也。楊家將只有「七郎」，白狼則是某家的八郎云云。這種「跑白狼」、「打白狼」在當地可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中國近代史上的捻軍、淮軍，都是同一個社會基礎上起來的。北伐之後不久，當地又發現了張國燾、徐向前的「紅軍」，武裝自衛的地主和農民，誤把「紅軍」當「白狼」，就變成反革命了。毛主席來了，不許老百姓「當白狼」、「打白狼」甚或「跑白狼」，一遇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農民就只有待在家中餓死了。「大躍進」時，安徽一省就餓死農民六百萬。陳一咨先生後來被國務院派在肥西調查，他根據官方內部的資料向我說，安徽餓死的農民，遠超過六百萬。這也是我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的，轉型現象之一，至可歎也。故隨筆記錄之，以為祖國農村社會轉型留一點信史。

　　外患比內憂更嚴重

　　農民暴動固然是把袁總統的民國，弄得瘡痍滿目，民不聊生，但畢竟還無亡國之虞。與它同時發生的外患就不同了。應付失策，就難免有瓜分之禍。這種外患，說來話長，將來當闢外交專篇細論之。此處只能三言兩語，略作交代。筆者在「晚清導論篇」中曾一再提到，二十世紀初年謀我最急者，莫如日、俄兩國。兩強對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猙獰，述之真足污我筆墨。表面無日、俄之猙獰，然深謀遠慮，笑裏藏刀，對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則大英帝國也。

　　筆者在論庚子聯軍諸章（收入《晚清七十年》，卷四）曾細述之，在八國聯軍時，英國深恐我被瓜分而影響其通盤利益，乃策動美國大搞其「門戶開放」。筆者亦曾一再指出，英國之所以策動美國帶頭者，是它志在阻擾日、俄對華之瓜分，而對其本身在華之利益範圍，則斷不「開放」，對其在華作更深入之侵略，亦斷不放鬆也。因此當日、俄兩國乘辛亥革命與二次獨立之亂，而對滿、蒙蠢蠢思動時，英國已不聲不響，繼續深入西藏矣。

　　英國對西藏的割裂企圖

　　在此之前，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雙方已正式與非正式訂過五次有關西藏的條約，計有：〈中英會議藏印條約〉（一八九○、一八九三）、〈拉薩條約〉（一九○四，此約為西藏地方政府所簽訂，因主權損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絕承認）、〈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一九○六）、〈修訂藏印通商章程〉（一九○八）。在此五約中，英方雖在不同程度上，極力否認中國政府對西藏有「主國」的「統治權」。然自始至終，英方不願否認中國對西藏有「上國」的「宗主權」。英國當時作此項承諾，並非如一般西方專家所說，由於中國政府的「靈活的外交手腕」（skillful diplomacy；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卷十八，頁三八二）。顢頇的大清官僚，無此skillful diplomacy也。狡猾的英國外交官之作此言不由衷之承諾者，志在防俄也。因為此時的西藏正處於英、俄兩強對華擴張的交叉點。而此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即現任十四世達賴的「前身」）在沙俄的暗中誘惑之下，與俄諜勾搭甚緊，並暗上俄皇以「護法皇帝」之尊號（參見臺灣版《清史》，列傳三百十，藩部八，頁五七三二）。英為防俄，始提高中國「宗主國」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也。因此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之後，俄人不遑南顧之時，英人乃利用先前英日同盟之國際形勢，公然出兵侵藏，在武官榮赫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指揮之下，於是年夏季一舉將拉薩佔領。十三世達賴懼為英俘，乃倉卒逃至青海，轉往庫倫，冀得俄援。英國佔領軍遂扶持達賴之門徒──九世班禪喇嘛，作英國之傀儡。清廷亦給與班禪以攝護權。在隨之而來的中、英、藏交涉中，英方乃企圖把中國的「宗主權」一舉廢棄。另提出苛刻條件，足使西藏淪為英印的保護國；並索賠軍費英金五十萬鎊，為期七十五年。不賠清，則英軍不離藏境。斯即上列〈拉薩條約〉之要旨也。英方即以此約強迫清廷簽押。（條約要目見同上《清史》，及其他條約書。）

　　斯時清廷駐藏辦事大臣，為一顢頇之旗人有泰。英佔領軍乃令有泰供應英軍給養，有泰往見榮赫鵬，自言無權，受制於藏官，不能支應佔領軍之夫馬。《清史》說：「榮赫鵬笑頷之。載其語入藍皮書，即據為中國在藏無主權之證。」（見同上，頁五七二三）這也就是上節所說清方「靈活的外交手腕」吧！

　　後來有泰被朝廷革職充軍，另派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唐紹儀往印度，和英方繼續交涉。唐為留美幼童出身，英語流暢，現代國際法知識亦甚豐富，乃據理力爭，然英人分釐不讓，還是無功而返。但此時英人亦已感受列強壓力。蓋日俄戰後，兩國為聯合霸佔我滿、蒙，抗拒英、美染指，曾三度秘密訂約，結成死黨以拒英排美，儼然一個新的俄日同盟，已在形成之中（見下節）。在此新的國際形勢之下，英國一面與俄廷直接交涉，不讓俄人在西藏侵犯「清國主權」；另面對我西藏，亦不敢過分侵權，以免日、俄據為口實，終向清方讓步，而另訂新約。但是英人謀藏，初不因此小挫而中止，辛亥革命炮聲一響，它就捲土重來了。

　　西姆拉、麥馬洪和內藏、外藏

　　英人企圖重據西藏的第一步，便在班禪、達賴這兩位和尚身上打主意。在班禪居攝期間，英人曾乘英王子訪印，而力邀班禪赴印觀禮，另作企圖。然班禪在藏究不若達賴之有潛力也。一有機緣，大英帝國為其永恆的利益，就迅速捨班禪而就達賴了。原來達賴在庫倫一籌莫展之時，乃回向清廷，請求「入覲」。此時慈禧與光緒雖已在死亡邊緣，仍許其朝覲，而優禮有加，並允其回拉薩，復主藏政。事為英印所悉，乃暗中說動達賴潛往印度待機。蓋清方此時在袁世凱、張之洞等主政之下，正在改組駐藏辦事大臣而充實其權力，並發川軍入藏。達賴回藏後，對主政缺乏自信，乃為英諜挾往印度。清廷亦以其叛國，而盡褫其封號。迨辛亥亂起，英人認為時機已至，乃於民國元年六月，武裝護送達賴回藏，並乘亂驅逐清廷駐藏大臣，殺戮親中人士，而重掌藏政，另派西藏僧軍入侵川邊，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之反擊，弄得邊釁大開，烽煙四起。對此一邊警，當時民國朝野和中外媒體，固知根在英印。為釜底抽薪之謀，當時之袁政府也就循英人之建議，在印度之西姆拉城，召開中、英、藏一體參加之西姆拉會議（The Simla Convention）了。

　　這次西姆拉會議，一九一三年十月開始，至一九一四年七月無疾而終，歷時數月，可說完全出諸英方設計，列出議題，作好條文，要中方（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全部承諾而已。英印方面究竟有些什麼既定方案呢？長話短說，蓋有數端：

　　英方的最高理想，蓋為西藏之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然後漸次導之與印度合併。或單獨形成一與緬甸相似之英屬殖民地。此一設計如因俄、美等列強介入而無法實現時，則繼續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但需割裂西藏疆土，使其部分併入印度，然後再逐步深入，得寸進尺，把他們心目中的西藏再劃成「外藏」和「內藏」。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境，完全「自治」，內藏則深入川邊、青海和新疆，由中國政府統治之。如實行此計畫，則英方對藏印邊界乃要求以喜馬拉雅山之分水嶺為界線，把喜馬拉雅山南麓，逾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邊疆，劃入印度版圖，斯即所謂麥馬洪線（The McMahon Line）是也。亨利．麥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時為英方首席代表，故以其名，名英方所侵佔之新界（無獨有偶，香港也有個新界）。其地東自雅魯藏布江穿過喜馬拉雅山，所形成的「世界第一大峽谷」，西延至不丹東界。全部面積約為臺灣寶島之三倍。（讀者如對該區地理有興趣，不妨參閱香港出版之《中國旅遊》雜誌，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之第二一三期中的專文報導〈徒步穿行世界第一大峽谷〉，頗值一讀。）

　　英人無端割裂我國如此大塊疆土，我方當然堅決反對，北方大熊之俄國，此時對英國之入侵西藏，自然也熊視眈眈，使英人亦不得不有所顧慮。斯時適值歐戰爆發，英國對西藏之侵略，乃半途而止；西姆拉會議也就無疾而終。然其後遺症，則至今猶存也。

　　【附註】此一麥馬洪線我方雖向未承認，縱是今日流亡在印度的達賴亦未嘗承認，然英國政府和獨立後的印度政府，以及成見素濃的西方漢學家和媒體，則不顧麥馬洪線在國際法上之無據，而視非法為當然。回憶一九六二年中、印發生邊界衝突時，尼赫魯曾堅持麥馬洪線為中、印分界線，西方學者與媒體也一致袒印。當時紐約市內各大學的華裔學者十餘人，曾在紐約華美協進社舉行國際研討會與記者招待會，在純學理上，維護史實，力辯麥馬洪線在國際法上，毫無法律根據，其後《紐約時報》迫於無可置辯之學理與史實，竟亦改變立場，確認麥馬洪線為非法。固知在國際交往中，如確有史實與學理之根據，則眾口亦未必可以鑠金也。

　　達賴、班禪和土司的統治權限

　　據《清史稿》引清代官方圖籍所統計，達賴所轄寺廟凡三千五百五十餘所，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黑人（俗民、農奴）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每戶平均五口？）。班禪所轄則三百二十七廟，喇嘛一萬三千七百有奇；黑人六千七百五十二戶。（見同上《清史》，頁五七二八）其他邊區居民則為無數說漢藏語系（Sino-Tibetan languages），漢化或半漢化（Sinicized or Semi-Sinicized）的生熟番民，臺灣所謂原住民也。由領有清政府印信的大小土司統治之。區中如「熟番」甚多，而土司苛政不止，內鬥不停，政府乃收回土司印章，把地區納入正常郡縣系統，謂之「改土歸流」或「郡縣化」。此一制度在美國史上亦有之，名曰「建州」（把「地方」（territory）如夏威夷、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升級為「州」（State）；兩百年來美國已由原始之十三洲，擴展至五十州。近年還有些菲律賓人和臺灣人想加入作第五十一州呢。）而在古老中國郡縣化，已行之三千年矣。縱五胡、蒙、滿等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亦未嘗廢也。清末改新疆為省，滿族統治者亦改其故居發跡之滿洲為東三省。此時清廷正在把川邊郡縣化為西康省，而革命軍興乃中止。民國成立後，西康設省之外，熱河、綏遠、寧夏繼之，在官吏任免上雖有不妥之處，而制度無虧也。人民中國成立之後，誤以蘇聯制度為先進，而反流歸土，廢多民族雜居之省，為單民族獨居之自治區州，迨發生動亂，又調大軍鎮壓，以君子始，以小人終，逼達賴逃亡異域；環伺之異族，幸災樂禍，唯恐中國不倒，乃相率作或明或暗之顛覆，致有今日新疆、西藏不停之動亂，擾及闔族之安危，良可慨也，良可慨也。

　　西藏於解放之初，實際人口僅百餘萬人。今日達賴喇嘛則堅稱，藏族人口逾六百萬，何也？原來他是承繼民初英人對西藏之設計，合所謂外藏、內藏而統計之也。達賴和尚哪裏有此狂妄思想？大英帝國主義者之甘棠遺澤也。尼赫魯當年還不是也要承繼大英帝國的疆土，而吃了敗仗，憂憤以終。六○年代之初，余曾奉哥大派遣，出差印度，見其邦美女、乞丐，均荷槍作軍事訓練，發誓收復麥馬洪線上之「失土」，頗為之感歎不已。從何說起呢？（有關本篇之中西文史料，足以汗牛。節要而讀之，可參考李鐵錚在哥大所著之博士論文：Tieh-tseng Li，A Historical Study of Tibet，1953，此書有增訂本及漢譯本，其他著作及有關檔案，另詳「史料篇」。）

　　大西藏的思想根源

　　十九世紀的傳統帝國主義之外，造成今日達賴及少數藏族基本教派（fundamentalists），對擁有六百萬人口，和雲南、四川、青海、新疆邊區疆土的「大西藏」的幻想之形成，當年以君子始，以小人終的中共民族政策，也不能辭其咎。而這一由抽象的幻想，化為具體的政策，由唯心主義（Idealism）蛻變出來的進化論的根源，實出於：（一）美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二）列寧所一手創造的第三國際理論中，最時髦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國際主義濫觴之時，又碰上了（三）我國千載難逢的啟蒙期，在「五四」前後，再經過一些中西之學並不甚粹的、一知半解的時髦青年加以鼓吹，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地「促其實現」，就變成近代中國的，來勢如疾風暴雨的潮流思想了。

　　須知，小民族搞大主義，不止達賴喇嘛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泰國的皇室竟然也糊塗到和日本勾結，以圖擴張。他們的意蒂牢結便是，泰族本是東南亞第一大族，其疆土包括整個的中南半島，和中國的滇、黔、桂、粵諸省。因此他們要與日本合作來收復失地，以建其大泰帝國呢！二次世界大戰後，按理泰皇應以日本幫兇之名，受戰犯之審呢！盟國只以小把戲糊塗，不配作戰犯，才放他一馬。

　　回憶五○年代之末，我正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其回憶錄時，告訴他說，廣西今日已不是個省，而是「壯族自治區」了。李公竟不知「壯族」為何族。我書人旁加童的繁體僮字以示之，李宗仁先生，這位廣西王，竟不知「僮族」住在廣西什麼地方。而當時北京公佈，壯族為中國第一大少數民族，有人口六百萬，云云，而李宗仁不知也，豈非滑稽哉？壯族之中如果也出了個達賴喇嘛，也要來搞個大壯族民族自決，則滇、桂、川、黔豈不都要獨立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嘛！總之，需時數百年的社會文化大「轉型」，過程是十分複雜的。少數民族向「主流」集中，向主流認同，中國已搞了幾千年了嘛！今日的美國不也有「少數民族」（Minorities），加入「主流」（Mainstream）的諸多問題，而郡縣化之，相安無事嘛，為何以同一問題，而專向中國找碴呢？下卷當闢民族問題專章，與有同好之士共研之也。

　　俄國對蒙古的覬覦

　　比英國之割裂西藏更為積極而可怕的，便是俄國的覬覦蒙古了。長話短說，中國有史以來的外患，以北方為烈。匈奴而後，從五胡到契丹、女真，到蒙古、滿洲，都是坐北朝南的。斯拉夫，俄羅斯，便是最近的一個。在滿清康雍乾時代，北極大熊只在蒙疆之外打轉；嘉道之際，它就深入滿、蒙了。日俄戰後，兩強的勢力範圍，平分我東北。中國就逐漸被迫以長城為國界了。

　　俄國人在一八六○年的〈北京條約〉之後，一直把我東北視為禁臠，勢必全吞而後已（參閱《晚清七十年》，卷四）。殊不知日俄一戰（一九○四─一九○五），北極大熊竟被東海上的日本小鬼一下截堵了。在日俄戰爭前，英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原為聯日防俄。孰知日俄戰後，局面倒轉。俄、日兩國為平分我東北，並防制英、美向東北染指，乃化敵為友，一連通過兩次日俄「密約」（一九○七，一九一○），乃擅自將中國東北劃為「南滿」、「北滿」兩部。南歸日本；北屬沙俄。界線分明，彼此不得越雷池一步。設有其他列強欲染指南北任何一部，則兩強彼此相助，而共逐之。後來美國的鐵路大王霍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想在滿洲築路，以完成其環球鐵路計畫（略似今日由柏林至連雲港之歐亞鐵道聯運），日、俄兩國聞訊，乃攜手杯葛，終使霍君之偉大計畫為之泡湯。

　　【附註】早年歐美漢學界曾有帝國主義不存在之論，以中西糾紛多出於華人之排外主義（Chinese Anti-Foreignism）。不才未被說服，曾撰文舉上例，認為那是發生於中國的外人排外主義（Foreign Anti-Foreignism），與「華人」無關也。此舉曾引起若干不快。

　　根據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俄日兩國所簽訂的第一次密約的「附款」，他兩個貴國在我東北所劃的南北滿分界線，起訖之點如下：

　　從俄、韓邊界西北端起劃一直線至琿春，從琿春劃一直線至畢爾滕湖（即鏡波湖）之極北端，再由此劃一直線至秀水甸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與洮兒河交流之點，再由此點起沿洮兒河至此河橫過東經一百二十二度止。（上引此「附款」之漢譯採自何漢文編著，《中俄外交史》，一九三四年中華書局出版，頁二五八。）

　　我們如果翻開一本早年中國的地圖，把上引「附款」追蹤一下。大致說來，它兩個貴國是把我們的吉林省，攔腰一刀，劃為南北二部，由兩國平分之。北吉林與當年的黑龍江全省屬俄；南吉林和奉天（今遼寧）全省屬日本。我們試看看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所劃的秘密「分界線」，再把它和英國的「麥馬洪線」對比對比，這叫不叫做「帝國主義」呢？是非自有公論嘛！

　　俄、日三次密約，瓜分內蒙古

　　不特此也。等到辛亥革命起來了，俄、日兩國乘我國內戰亂，經數度密議之後，終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七月八日（俄曆六月二十五日），在俄京聖彼得堡，再訂〈第三次日俄密約〉，又把中國的內蒙古瓜分掉了。這宗密約不只下流刻毒，其黑箱作業，也頗饒趣味。今且略刪冗文，錄其原條如下（漢譯採自上引何著《中俄外交史》，頁二七三─二七四）：

　　為確定並完全（筆誤，應該完成）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及一九一○年七月四日……之兩次密約，並防止關於滿、蒙特殊利益之可能的誤解起見，俄、日兩國政府決定延長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密約之分界線，並劃定內蒙古之特殊利益範圍。茲協定下列條款：

　　第一條　從洮兒河與東經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點起，界線應沿Oulountcheourh（今烏倫池？）及Moushisha（？）河至Moushisha與Haldaitai（？）河之分水界，從此沿黑龍江省與內蒙古之邊界直至內外蒙古之邊疆。

　　第二條　內蒙古分為兩部：北京（筆誤，應為北經）經度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以東之部及以西之部。俄羅斯帝國政府擔任承認及尊重日本在上述經度以東內蒙古之特殊利益；日本帝國政府擔任同樣義務，尊重在上述經度以西之俄國利益。

　　第三條　兩締約國對本約須嚴守秘密。

　　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

　　沙查諾夫（S.D. Sazonov，俄外長）、本野（本野一郎，日本特使）

　　再大略言之，它兩個貴國，在清末首先把中國的東三省，分成南北二部而分據之。不許第三個列強，在此染指。然後再慢慢地，軟硬兼施，政經齊下，把中國的主權吃掉。吃掉的故事很冗贅，例如俄人在北滿利用建築東清鐵路（民國時叫「中東鐵路」）作基礎，漸次把北滿殖民地化，就可寫一部有分量、有權威的博士論文（見Peter S.H. Tang（唐盛鎬），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1911─1931。此書為作者原先在哥大所撰寫的博士論文）。筆者在將來的「外交篇」裏，當再慢慢交代。作較詳細的徵引與報導。此處篇幅有限，暫時打住。

　　且說，到辛亥革命前後，俄、日這兩位鄰家，又進一步把中國的內蒙古，一分為二，劃為東西兩部。東內蒙古屬日本；西內蒙古屬俄國。他兩國所私下決定的東西內蒙古的分界線是，東經一一六度二十七分（116。27'E）。上引約文所提的兩條小河，一般的中西文地圖，都不易找到。但大致說來，我們如從滿洲里向南，循東經一一六度二十七分，劃條直線，直指北京，線東內蒙古屬日本；線西內蒙古屬俄國，就大致差不多了。

　　沙俄割裂外蒙古的鬧劇

　　俄國既有此侵略滿、蒙的藍圖，辛亥革命前夕，乘我全國騷動之時，俄人即認為搞外蒙獨立，此其時矣，乃唆使庫倫（今烏蘭巴托）活佛哲布宗丹巴呼圖克圖成立「蒙古國」，向滿清政府宣佈獨立。同時向境內四蒙旗各徵兵萬人組織「蒙軍」，由俄國教官訓練，並由俄接濟快槍四萬枝、子彈四千箱、大炮八尊，貸款兩百萬盧布，作勢武裝南犯，以表示外蒙已脫離中國矣。當時滿清政府已在覆亡邊緣，無力應付。迨民國政府成立，雖不斷向俄抗議，向庫倫警告，然亦無力北顧，沙俄就進一步促使外蒙古正式獨立了。

　　【附註】上引俄援史料見何著前書，第八章，第二節，頁二七五─三○二；另據 O.Edmund Clubb, China ＆ Russia：The "Great Gam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10, "Revolution and the Manchu Borderlands", pp. 149─60。俄援蒙武器，則為來福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子彈七百萬發。十月革命後所公開之俄檔，則為三英分口徑步槍六千支、子彈三百萬發、龍騎兵軍刀二千副、馱載機關槍兩挺，及輕炮兩門，見俄廷遠東司司長於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俄駐庫倫總領事電第一九五五號。漢譯全文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六四三。這三種不同數字，或由於俄援分批付給；或因中英兩方情報上的誇大。唯Clubb書所引資料亦係出自「紅檔」。並存之以待通人。

　　在袁世凱代孫為臨時大總統後，為時不到半年，原帝俄駐清公使廓索維茲（Ivan Korostovets）便奉俄皇之命潛赴庫倫，與哲布宗丹巴活佛私訂一連串的〈俄蒙協約〉、〈俄蒙通商章程〉，以及其他路礦、郵電合同多種。言明不許中國在蒙古駐兵，向蒙古移民等各種限制……。總之，中國在外蒙古掃地出門，中國原在蒙古所享有的統治權，由沙俄一古腦兒代替就是了。俄人為此，頗感自豪。（見上引漢譯俄檔）

　　此一消息傳出之後，北京大震，全國大譁。趙內閣的外交總長梁如浩，不勝震撼，竟至棄職而去，袁世凱總統乃派陸徵祥繼梁，直接與帝俄交涉。而俄廷只詭稱事為蒙人主動，俄政府只能以調人身分居間代為斡旋，並乘機對袁政府大加要脅。若中國不承認外蒙獨立，俄國即不承認革命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民國政府亦深知，若無列強承認，中國即舉債無門，政府就要癱瘓。

　　蒙事發生後最奇怪的事是，中國全國震動，並面向列強，希望能一秉門戶開放之原則，維持中國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誰知除華盛頓略有表示，願意參加「調解」之外，英、日二強竟三緘其口，不願對沙俄說半個不字。今日我們在世紀末，回看舊史，始知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秘密外交時代」，各列強都為一己私利，被所謂「密約」纏得死緊，雖彼此相嫉，而口不能言也。日、俄既自縛於三次密約，已如上述；英國亦因沙俄在西藏問題上讓步，俄對英有「互不堵財路」（我國江湖上的扒手即有此不成文的道義）之默契，英國對沙俄在蒙，固亦有其回敬之義務也。美國此時在佔領菲律賓之後，亦已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遠東帝國主義。它對英固有血濃於水之情，為著保護在菲的殖民利益，它也不願開罪日、俄。門戶開放之原則既一去不返，我們這個地大物博的東亞病夫，就再次面臨瓜分之噩了。其實俄人之圖蒙，已早有決策。遠在一八五四年，俄西伯利亞總督穆納維夫（Nikolai Nikolaievich Muraviev）即已向俄廷報備，一旦滿清朝政失控，外蒙便應由俄廷接管。如今清帝失位，豈非天與人歸，正是俄國接管之時哉？（見Clubb前書，頁一五一，引俄檔。）

　　所幸東亞病夫，癡人也有癡福，這些環伺的帝國主義，由於彼此嫉忌，他們也不願任何列強取得中國邊疆地區──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的主權。蓋由中國保持各地區的宗主權，他們彼此在將來，都還有分贓的希望。若被任何一強獨佔，如朝鮮、安南、緬甸和東海濱省，則其他列強也就永無指望矣。因而他們之間也有個默契，讓中國繼續享有其名義上的宗主權。一旦有機可乘，如日本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山東，俄國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滿、蒙，則取消中國宗主權，實易如反掌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因此陸徵祥在奉命於民國元年十一月開始為蒙事與沙俄直接交涉之後，歷時五閱月，簽出草約，而此草約竟為北京國會參議院所否決。陸徵祥為之辭職，袁改派孫寶琦為外長，與俄廷繼續商談，其中雖經過二次革命之亂，而交涉未斷，終於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雙方交換，尊重彼此立場之聲明照會。並議定嗣後中、俄有關蒙事交涉，外蒙古得參與其事。據此中、俄、蒙終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七日，在恰克圖以中、俄、蒙、法四種文字，簽訂〈中俄蒙協約〉二十二條。在此約中，沙俄雖堅持在我國境內的各項特權（亦如甲午戰前日本之在朝鮮者然），和蒙古的「自治權」。但出乎意料，沙俄居然仍承認中國為外蒙古之「上國」，享有在外蒙古的「宗主權」。新約且言明「外蒙古為中華民國疆土的一部分」。（參見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彙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一九九一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頁四四一─四五二；前引何著《中俄外交史》亦記述彌詳，見頁二八八─二九二，唯時間略誤。Clubb前書第九、十兩章，亦可供參考；原始檔案及最近參考書詳「外交篇」及「史料篇」。）

　　讀者讀拙文至此，可能會感到奇怪吧！俄國為何如此色厲內荏，前倨而後恭也。朋友，非也。此時外蒙古如果獨立了，西藏不也就要獨立了嗎？再者，此時歐戰已經爆發，日本也已攻佔前德人所霸佔的膠州灣和青島，囊括了山東半島，並已向我秘密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了。外蒙如正式脫離中國，則日本在山東、南滿和東內蒙，勢必踵起效尤，則中國就要被瓜分了。俄國也就要從此失去「收復」南滿，包括俄建的南滿鐵路以及通過新疆向南擴張的機會了，此俄人之所不欲也。俄國在外蒙要享其實，而淡其名也。吾人今日於世紀末，回頭一看，在一九九一年蘇聯帝國解體之前，外蒙古不是一直都在俄國掌握之中嗎？而英國雖一直垂涎西藏，它至今還沒有俄國在外蒙古的機會呢！雖然後來日本竟能罔顧赤俄的疾視，還是把整個滿洲獨吞了。後章再詳敘之。

　　蒙古分裂主義者的矛盾情緒

　　其實當年外蒙古在俄國誘迫之下，首先宣佈獨立，接著又在俄國保護之下大搞其自治，實非蒙古上下層教、俗兩造領袖及一般人民之本意也。蓋蒙族原為我邊疆第一個入主中原，而能建立一個宇宙帝國的少數民族。在元代以前，中國的朝代名稱，從秦、漢、魏、晉……到宋、遼、金，均是具體的地名。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後，卻不願再以地名「蒙古」名其朝，乃改用一個抽象的宇宙名稱「元」，以為朝代之名。以示其真正的「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傳統儒家思想裏的宇宙大帝國，不自限於某一特定區域也。自元以後，明、清、民國就不再以具體的區域地名，作為國名了。文化主流區則始終以中原為根本。李登輝總統不也有「新中原」構想嗎？不錯也。

　　朱元璋（筆者曾懷疑他是回教徒，而非佛教的和尚）於十四世紀中葉，以明代元時，他所搞的也只是個「以夏變夷」和「改朝換代」的傳統老套路。明太祖和他那批回教徒的開國功臣，並沒有「驅除韃虜，建立明國」的現代民族主義的概念。因此元順帝亡朝之後，也只率數千蒙兵逃往塞北，當時在中原和華南各省定居的千千萬萬的蒙族人民，並未隨順帝北逃。且用句當前美國的新名詞，他們大都只是改從漢姓，「加入主流」（join the mainstream）而已。且看我國當代人物，對中華道統衛道最力，有「中國脊樑」之稱的梁漱溟大師，不就是元朝皇族帖木兒之後嗎？記得若干年前，筆者在某項文學獎的評審會上，曾投過她一票的臺灣名女作家席慕容，不也是蒙族嗎？（這在現代多民族的國家裏，也是例不勝舉的，有時，像今日印尼、泰國等等，都是強迫執行的。）

　　等到三百年後，滿人入主中原，塞北的蒙族也被編成「蒙古八旗」，從龍入關。入關之後，他們也和滿族一樣，享有終身俸祿等等統治階級的特權。有清三百年中，漢族功臣，像曾國藩、李鴻章，最高只能封侯。蒙人則和滿人一樣，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為親王。蒙族的佛教和尚，最高也可封到與王公並列的活佛，漢族和尚則連個死佛也休想了。因此，蒙古的統治階級的社交中心，早已不在苦寒落後的庫倫，他們已在紙醉金迷的北京，做了三百年的「京油子」（playboys）。要他們再回到庫倫去搞獨立，搞自治，實在是口是而心非焉。我的老朋友、老蒙古，在美國教書的李鴻鵬教授，就曾上書毛主席，並直接寫信給史達林，氣憤填膺地要「收回外蒙古」呢！

　　再者，俄國人那時在庫倫暗動手腳的，也專以活佛為對象。他們要扶植這些親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當總統，這就不是過慣了滿蒙一體的北京貴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還有蒙人和漢人究竟也有幾百年的交情，非比尋常。他們拿清廷和民國政府的封號和津貼，直如家中子弟之討學費，給少了，還可以打滾扯皮，死打活要呢！拿老毛子的錢，看老毛子的臉色，可就不那麼簡單了。所以縱在俄國人所策動的分裂運動初起之時，他們的窩裏反就鬧個不停。反獨立、反自治之聲也不絕於耳。和今日臺灣統、獨兩派之爭，也差不多吧！

　　君不聞，達賴喇嘛最近和曹長青君的對話嘛！曹君問達賴為什麼不搞獨立。達賴說獨立之後就不能再向中央政府要求補助了。（近月在香港發行的《開放雜誌》和美洲的《世界週刊》都有曹君的欄報導。）朋友，這就是中西之別了。我們傳統的漢唐帝國主義是一種儒道的死要臉、活受罪的賠本交易；西方帝國主義就是個霸道的、狠毒的經濟剝削了。兩者之間是不可以畫等號的。因此俄國人那時在蒙古搞分裂運動，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沒太大興趣；獨立自治，對那些住在蒙古包內的貧苦的牧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再者，蒙古牧民單純的皮毛貿易（fur trade）的經濟體系，和遼闊的國防自衛，都不是離開中華主國後，可以獨立運作的。數百年來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華「主流」（有心的讀者請注意：這是今日美國學術界所通用的時髦名詞，並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他們剩下的住在蒙古包裏的人口，縱在今日，也只有二百三十五萬六千人（見《大英百科全書》，一九九八年年鑑），不過是北京、上海、臺北市內幾條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經濟上和國防上，都應屬於中華經濟圈和防衛圈，沒有搞獨立的必要（這也是今日達賴喇嘛不搞獨立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後明也。所以後來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統治階層便主動地上書民國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後章再續論之。

　　一次我曾以此問題乞教於美國第一號蒙古問題專家的拉鐵摩爾說，蒙古獨立已經取消了嘛，何以後來又反水呢？拉氏以漢語答我說：「錯在小徐（徐樹錚），錯在小徐。」小徐犯了些什麼錯誤呢？到時再慢慢說吧！（拉鐵摩爾是個怪傑。一次他和他夫人與我夫婦聊天。他說他夫婦是在庫倫結婚的。婚後各騎駱駝一隻去作蜜月旅行，從外蒙出發，穿內蒙、甘肅、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騎到印度，大致度了個「蜜年」云云，使我們大驚失色。）

　　日軍攻佔膠州灣，進窺山東

　　以上所述英、俄兩強，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亂，割裂中國邊疆的故事，那還只算是「邊患」也。日本人其時也乘機入侵，那就是最嚴重的、生死交關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約時，他兩位鄰家就秘密說妥，中國革命運動一旦嚴重到某種程度時，他倆就聯合出兵，按兩國在滿、蒙境內所畫的秘密分界線，一舉占領滿、蒙。這一占領計畫之所以沒有實現者，第一是革命時間太短，未搞到兩強所期盼的「嚴重程度」；第二則是他兩位鄰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對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給耽誤了。可是出兵的機會是繼續不斷出現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個機會又來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間在歐洲爆發。日本人藉口於英日同盟，就開始占領我們的山東，隨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國變成日本的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了。

　　日本這個後來居上（裏白外黃）的香蕉帝國主義，其狠毒，其無恥，實遠甚於它的前輩的歐美帝國主義。它乘歐戰爆發而侵略中國的行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於篇幅，本章只能略作交代：歐戰既起，日本乃於八月十五日向中國政府發最後通牒，言明一月之內，德國如不將包括青島在內的膠州灣，全部轉移與日本，日本即將為維護英日同盟之義務而攻占之。說時遲那時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對德宣戰，中國雖已宣佈中立，日軍兩萬人卻在山東半島北岸的龍口登陸，不顧中國強烈抗議，逕循陸路南下進攻青島。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戰爭時之舊例，劃出濰縣車站以東地區為「德日交戰區」，以西為中國中立區，要求日軍不得西犯。德人此時雖有意把膠州歸還中國，而日本不允。

　　日軍既迫近青島，不顧中國政府不斷的強烈抗議，仍揮軍西進，藉口膠濟（青島至濟南）鐵路為中德合資，乃一舉將膠濟路全線占領，並於十月六日侵占濟南車站。不用說把德國雇員拘為俘虜，中國雇員亦全部驅逐，代以日人。同時並將鐵路沿線的礦山企業及膠州的中國海關，均全部占領。袁政府雖然不斷抗議，日方均置若罔聞。北京乃訴諸英、美兩強，乞求主持正義。當時秘密往返於英、美使館之間者，則為留美返國的顧維鈞博士。顧氏由外交部秘書，提升兼大總統府機要，又兼外交部參事（詳見《顧維鈞回憶錄》）。此時日本已派有奸細跟蹤，刺探其行動。後來甚至公開要求，不許顧某參加有關中、日間的秘密交涉。據顧氏告訴我（說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過，蓋顧有親英、美之名，對英、美的絕密聯絡，彼決不透露絲毫題外之言，所謂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時英使朱爾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為日人在華的行為所傷的腦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顧英、美兩強的合力阻止，日本還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條要求」。他雖言明，排除親英、美的青年顧博士參加密議，最後還是顧某為之洩密，而功敗垂成。至於日本這次天大秘密是怎樣被揭穿了的，顧維鈞先生在半個世紀之後才向我說：「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說過啊！」這時我才把這件戲劇性的外交秘密，記入他那不朽的《顧維鈞回憶錄》。有心的讀者要打破砂鍋，可翻開顧氏自述而細玩之也。今且將二十一條交涉經過約略交代如下：

　　「二十一條要求」的思想背景

　　簡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歐戰爆發之後，無不認為是實行他們大陸政策，化中國為印度的「天賜良機」。我們今日試翻當年日本各界對華的言論，幾乎是眾口一辭。上至天皇、元老和軍部，下及「黑龍會」裏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邏輯都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歐戰爆發後，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在東方可以為所欲為。但是歐戰終有結束之一日。到時歐戰兩方，不論誰勝誰負，都會重返東亞，對中國繼續其瓜分和掠奪。因此日本在大戰期間，對中國就應加以獨佔，迨大戰結束，列強東返時，對日本在中國所造成的既成事實，無法改變，這樣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權就前途無限了。這是他們的腹案。

　　至於在中國造成個怎麼樣的既成事實呢？日本人卻有個很具體的計畫。根據這計畫，打算強迫袁政府與日本訂立一個所謂「國防協約」。按此協約，首先他們就要在「南滿」和「東內蒙」，取得確定的統治權。然後大量移民，為千百年擴張之計。對中國本部，他們要取得對中央和地方省區的政治、軍事、財政和警政的監護權，化中國為日本的保護國；更具體的則是他們要在中國中南部修其鐵路網，並開發那些開不盡的礦產資源。為防制大戰後東歸的西方列強的回流，他們還要特別要求中國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島嶼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讓與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強。中國如能將福建全省割讓與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見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龍會所秘密擬訂的〈黑龍會備忘錄〉，漢譯全文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七七一─七八五。）上述的國防協約，雖只是黑龍會所擬的方案，它和日本軍部所擬的秘密方案（見同上，頁七七一─七八五），大體上是一致的，不過黑龍會的備忘錄，寫得更為明確，更有條理。其後日本二十一條的具體條文，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才被發現，而馳名世界的〈田中義一密奏〉（The Secret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體系和行文體裁，都是前後一致的。後篇中當續敘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聽計從，他們對老袁還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謂「引誘條件」和「威壓條件」。前者包括歸還青島，和助袁鎮壓「革命黨」和「宗社黨」；或說服他們向老袁投靠。對袁的威壓條件，則有文有武，有陽謀，也有陰謀。在調兵遣將，海陸同時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幫助革命黨、宗社黨，潛返大陸，把中國「鬧成全國一團混亂」，如此則不怕袁之不從也。（見上引《北洋軍閥》，頁七七八）

　　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內閣軍部和黑龍會，方向一致的侵華藍圖。那時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這些計畫書的關鍵人物，則為外務省的政務局長小池張造。（華語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頁七五一─九一八，所收輯的漢譯日檔，凡數十篇。現任臺北黨史會主委的老友陳鵬仁教授，和筆者已故老同學李毓澍教授所輯尤多，不勝舉也。在拙著計畫中的「史料篇中」，當盡載之。此處從略。）

　　這次國恥期間，發生一件奇事，亦可略帶一筆。當上述孫、袁蜜月期間，正值沙俄割裂。孫中山先生曾密電袁總統，建議暗聯日本，抵制帝俄，斯時孫公蓋不知有〈日俄密約〉之存在也。迨孫、袁因宋案而反目成仇，中山曾分別致書大隈重信及小池張造，乞日本協助討袁。並言明在討袁成功之後，則將來的中國政府，當以滿、蒙利益相許。其規模蓋不在後來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條之下也。此一密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始在日本老檔案中發現。史學前輩吳相湘先生愛人以德，為尊者諱，然就史論史，實非贗品也。（孫公致大隈函日期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見日檔原件。吳書把致小池函筆誤為一九一五年。一年之差，分別就很大了。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三。）

　　二十一條交涉始末

　　日本的擴張主義者，既有上述的侵華腹案，幾經修訂，終於整理成五號、二十一條，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由新任駐華公使日置益，特約晉見袁大總統時，親手將此絕密文件，交給袁世凱親收了。其「五號、二十一條」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號，共有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移交日本，並另加其他路礦權利；

　　第二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內蒙的一切路礦和無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權，不許列強介入，並延長旅大租期為九十九年；

　　第三號，共有二條：要求中國承認，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其鄰近礦山等，未經日本政府同意，中國不得自行處理；

　　第四號，只有一條：要求中國承認，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聘用有力日人為中央政、財、軍顧問；日營病院、寺廟、學校，在內地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各地警察局；中日合辦中國軍械廠，畫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鐵路之製造權；籌辦或整理福建省內的路、礦、港口、船廠，日本有優先權；日人有在中國布道權。（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七○九─八○一；複印自外交部原檔《中日交涉始末》。）

　　這個二十一條要求，中國如果答應了，中國也就變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國不答應，日本就要海陸並進，一桿到底，中國絕無能力足以反抗；列強，除美國之外，均困於歐戰，無力介入，而美國為顧慮菲律賓之安全，早已拋棄門戶開放之原則，更不願獨力阻止日本向中國大陸之侵襲。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二十一條要求既經提出，他們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輩帝國主義的老話，中國的選擇只是Bend or Peak（是彎腰，是毀滅，任君選擇可也）。但是這項要求，日本雖強迫袁政府絕對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國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項亡國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經過青年顧維鈞化裝走後門，進入北京的英、美使館之後，二十一條在二月中，就變成紐約、倫敦媒體的頭條新聞了。消息一出，舉世譁然。中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社區，也就爆炸了。

　　讀者公婆，我們設身處地想想，那時我們如果是在美國大學裏讀書，面對這種亡國滅種的風暴，我們在圖書館裏還坐得下去嗎？就在這關口，那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便嚷嚷不可終日，可是那時也在康大讀書的白面書生胡適，卻寫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國同學書〉說，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讀書，勸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國事。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後來與胡老師在哥大談到他這封信，我還向胡老師這個「低調俱樂部」的老祖宗，確實抗議一番。我說，為抗日救國而廢學，鬧學潮，固於事實無補，但是國家在此存亡絕續的關頭，它那熱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聲不響，無動於衷，埋頭讀書，則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還是個活的民族、活的國家嗎？胡公亦不禁莞爾稱是。

　　歷史家如秉筆直書之，袁政府應付這次危機，還算得體。據日方秘檔所記，在雙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厲色地告訴日使，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號諸條，則絕不能讓。在其後歷經四閱月的艱苦談判中，自袁以下，外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及駐日公使陸宗輿，在長期交涉中，受盡折磨與屈辱則有之，細查中、日檔案，縱是一向有妥協傾向的曹汝霖，日方會談紀錄也說他「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情緒頗為激越」云云。（見〈日置駐華公使致加藤外務大臣電，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載《北洋軍閥》，卷二，頁八○九。）他們的賣國言行，則末嘗有也。

　　其尤為難能可貴者，是曾經袁世凱通緝，袁諜日夜跟蹤，懸賞捕殺的國民黨諸元老，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在此國亡無日之時，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國難，共同倒袁；相反的，他們竟公然呼籲同志，「暫停革命，一致對日。」黃興在美亦曾致書馮自由，請轉勸孫公「應即放棄討袁工作，免為日本所逞」。這是何等胸襟？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我對中華文明的潛力，每於此時窮處見之也。（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吳相湘著前書，第四篇，第三十三章，第六節。）

　　袁世凱後來為搞帝制，而終有遺臭。曹汝霖、陸宗輿在五四時曾為愛國學生追打之對象。我輩治史者何厚於此等問題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見虛構之也。

　　總之，經過四閱月之抗爭，加之以排山倒海的國內外的抗日運動，和國際輿論之壓力，二十一條中最兇殘之「五號七條」，日人終被迫放棄。關於「第二號，第三條」，日本所要求的無限移民，及日商課稅須得日本領事之同意，「中國方面絕對不能接受」（見同上）。然在交涉期間，日本已不斷向南滿、華北、長江（共有日本海軍軍艦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軍事占領，迫於眉睫，而國內軍民各界，和海外華僑，激於義憤，要求政府對日抗戰的電報，如雪片飛來，然袁政府此時是絕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冒冒然作武裝抵抗，那就無異於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回憶筆者在讀小學時代，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海內外各界人士，要求對日抗戰之沸騰情緒，亦正如「二十一條」之時也。我記得國文老師要我們背誦，陳布雷為蔣委員長所撰的〈告國民書〉說：「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我們師生在國文班上集體啜泣之往事，至今記憶猶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時，遠在重洋之外，在陳憲中、姜國鎮、邵子平諸先生領導之下，還要面對聯合國大廈，向來訪的日本首相含淚大呼「日本不賠償，不道歉，我們永不罷休」哉？（在本文撰寫結論時，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筆者曾應約輟筆前往聯合國廣場，扛牌遊行，要求日本賠償道歉。陳為紐約區保釣領導人，姜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同胞會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為日裔。）

　　事實上，袁氏這時所遭遇的困難，也正是二十年後蔣氏所遭遇的困難。強寇入侵，既不能戰，又不能不戰。唯一的辦法，則是既不戰，也不降，來它個無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適所說的苦撐待變吧！陸徵祥是個慢性子而多禮的外交家，每次會議之前，請坐、喝茶就要喝掉幾十分鐘，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則把會期減少，每週一會；更把會議程序無限拖長，二十一條，多來兮，再一條一條慢慢研究。顧維鈞先生那時是陸外長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趕出會場之前，場場參加。顧氏後來對我慢慢道來，繪影繪聲，十分有趣。在我當時撰寫《顧維鈞回憶錄》時，我也曾把它繪影繪聲地記錄下來。顧氏對我這樣幹法，雖頗感意外，卻大為欣賞，並特函哥大當事人，把我大為誇讚一番。誰知後來這些保守學人，為著節省助理費（其實該省而不省的浪費正不知有多少），把顧公和我所認為最精采的部分，都給「節省」掉了。我個人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顧公竟為之頗感不快。當時我不知也。數十年後，余於哥大所開放之舊檔中，始初知此事，亦為之怏怏也。夫復何言？

　　二十一條交涉，就這樣一拖拖了四個月，日本人無可如何，只好自動把條件減輕，以免夜長夢多，引起英、美的阻擾，但是中方還在繼續請坐、喝茶、研究、還價。弄得日本人實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乃親訪多禮的陸外長，向陸親自交上一份「最後通牒」，同時說明日本駐華陸海軍已勒韁以待，箭在弦上，勢在必發。中國政府不能再拖了，終於回文「即行應諾」，便於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簽訂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約九條，換文十一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一件，換文兩件。這就是有關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四閱月的全部結果了。（條約原件現存臺北南港近史所，已對外開放。條約全文複印最近版，見上引《中外約章彙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頁四四○─四四六。）

　　二十一條交涉誤國辱國平議

　　這次袁世凱的二十一條交涉，被後世史家和著作家，說成是袁世凱企圖帝制，投日賣國，不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的總罪證。其實袁世凱又何嘗接受二十一條呢？原要求中的「五號七條」，全部被袁政府拒絕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原件，和簽訂後的新約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別也。當然我們不容否認，這組新約是一部喪權辱國的條約。例如延長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紀，又默許日人無限制向東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喪權辱國的。但是這是中央政府在敵國大兵壓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國卻始終沒有變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雖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弄得臭名四溢，後來也只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他們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還要強占我們的釣魚台，並大力引誘曾經參加過日軍的李總統歸隊。（見姜國鎮譯著〈談李登輝與《文藝春秋》的訪問記〉，載《世界週刊》，第七五八期，Sep.27-Oct.3，一九九八年紐約版，頁一二─一三。在李總統答覆日本杏林大學教授伊藤潔的訪問中，李總統竟然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政府利用來跟日本要錢的籌碼。我斷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寶島上兩千一百萬的臺灣同胞。在中國近現代史裏，李總統和袁大總統的歷史地位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了。）

　　在二十一條交涉結束的十六年後，日本還是把我們的東北全部強占了。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默許了「滿洲國」的存在之後，還不是要在敵人槍尖之下，不斷地簽其城下之盟，什麼〈塘沽協定〉（一九三三）、〈何梅協定〉（一九三五）、〈秦土協定〉（一九三五）？多著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變成世界四強之一了，中國還不是把外蒙古斷送了。這記斷送勾當，竊國大盜袁世凱不敢為也；聲名狼藉的北洋軍閥不敢為也。不顧全國民意，而悍然為之者，革命救國的國、共兩黨也……。國民黨簽約，共產黨舉雙手贊成，而斷送之也。外蒙獨立，是兩黨為著私利，向俄帝行賄而斷送之也。貧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華領土，臺灣漁民自古以來，便賴以養家活口的漁場，東海之上的那個寶島釣魚台，光榮、偉大、正確的國、共兩黨，不是為著私利，又正在加以斷送？臺灣的李總統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許了嗎？為此，我們也斷不相信，李氏的心態能代表寶島之上兩千一百萬臺灣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筆呢？如何下筆呢？

　　知恥而無恥的袁世凱

　　在二十一條交涉之後，袁世凱於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級官員全體出席的國務會議上講話，表現得極為沉痛。袁說：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畫，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英駐華公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付託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凱這番話，痛定思痛，實是發自肺腑的知恥之言。知恥近乎勇，既然知恥，就應該發憤圖強，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後，和日本「抬頭相見」。何期袁某血口未乾，便把他自己的發憤之言，忘得一乾二淨，對富國強兵，一事未做，卻去買龍袍，做皇帝，那就太無恥了。結果時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遺臭後世，讀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談談他的皇帝夢，為何做得那麼窩囊。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脫稿於美國新澤西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三卷第四期

六、記一失足的帝王之夢　

　　──兼為古德諾教授喊冤

　　在本世紀之末，我們平心靜氣，摒除近百年來所積存的成見，並以近十餘年來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所開放出來的視野與史料，再來回看世紀之初的紛紛擾擾，在比較史學的法則之下，我們難免也有一番覺今是而昨非的檢討。就以袁世凱來說吧，筆者始自孩提，可說就未讀過一本對袁世凱有正面評價之書。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我個人對袁氏的議論，也可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的。但是在憂患餘生中，歷經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顛沛流離之後，霜晨月夕，閉目沉思，再佐以讀破千卷史書的分析，余終覺人類也只是脊椎動物之一種，聖賢、禽獸之分，那有若斯之絕對哉？從不同角度觀之，聖賢、禽獸往往卻適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筆者不學，在史學中與袁某糾纏，所讀不下數百萬言，近年述而作之，蓋亦在十萬以上。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語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貨比貨，吾為袁世凱悲，亦如余之為汪精衛惜也。二人一為「能臣」，一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節出入，縱有可議，皆無傷傳世之名。二人之錯，錯在晚節，錯在一念之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為曹操，一為張邦昌，就遺臭萬年了。汪精衛之失足，實由於身邊那個才勝於德，做宰相大夢，而生就漢奸胚子的周佛海，聯合汪氏潑辣褊狹的老婆陳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凱之失足，則由於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也做其宰相大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把老頭子拖下糞坑，其失足情況，與汪氏如出一轍也……。袁家騮教授向我歎息說：「實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稱帝，克定確是個關鍵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別無足述，而其人又無行。晚年竟以好「男寵」而破產破家，貧困以終。項城一代梟雄，而敗在這麼個敗類的兒子之手，也真是窩囊之極。楊度此人則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黨。亦見其為人與思想之反覆無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懸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為這種Think Tank所誤，不敗何待？然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在一個偉大而複雜的歷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能不失敗呢？思之可歎。

　　古德諾的一陣東風

　　前章已簡略言之，袁世凱鬥垮國民黨之後，改組了官制，修改了約法，重訂了大總統選舉法，把自己推上既可傳子，亦可傳妻的終身大總統之位，事實上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頂皇冠和一個帝王名號罷了。真是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想不到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1859─1939），竟適時地提出了一篇「帝制優於共和」的宏論。這一下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袁總統就真的訂製龍袍、雕嵌寶座，要做起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麼回事呢？古氏那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長，美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要啟蒙導師之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而自己無信心，乃向歐美和日本借才作顧問，便請到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多大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上說，他對這個「顧問」（advisor）之職，勝任愉快，那是沒得話說的。他是個第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起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事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之塔內的「政治學」；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際「政治鬥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來華，根據中美官書，是通過「卡內基萬國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紹而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大所教過的大弟子顧維鈞（一八八七─一九八五）。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好友王寵惠（一八八一─一九五八）。王是民國第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出身的最年輕的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只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哥大校長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看來，要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麼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不學美國，改學法國

　　筆者在前章裏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裏，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只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只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採用總統制，後改為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採取的是低姿態，雇一員外國專家的小事，不在他的傷腦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國大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並專熟法蘭西共和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並襄辦憲法編定事宜」的安排（見同上影印合約原件）。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到職，宋氏已遇刺而含恨九泉矣。可是這種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自象牙之塔裏的美國書獃子古德諾，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諾其人其事

　　古德諾出生於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大教書已整整地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案前書（那時的哥大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個靜修治學的聖地，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美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美元有奇，加上高車駟馬，婢僕保鑣，真是飛向枝頭作鳳凰，文章有價。他自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若論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歷史家秉筆書之，都可說是第一流的。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成兩段。古氏夫婦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然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美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職。其在華顧問事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之。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於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周。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和政體的關鍵時刻。以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他的片言隻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都是無法估計的了。　　　

　　總統制的辯護士

　　上節已言之，古氏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討袁；袁亦調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於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貝比」（baby）。很自然地將美作華，他就站在北方林肯總統的一邊，而視南方所發動的二次獨立為應該被鎮壓的動亂了。（見哥大存檔，古致哥大校長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態度；上引郅文亦有節錄。）

　　再從純學理出發，古氏也認為當時由國民黨議員所控制的國會，抓權太甚，有損於共和政體中「三權分立」的平衡；因為對當時正在使用中的《臨時約法》，和正在制作之中的《天壇憲法》，都是採取法國式的內閣制。古氏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是個大國，亂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應該強而有力。因此他也於《天壇憲草》之外，另替中國擬了一份《古氏憲草》，主張中國應採取總統制，中國總統在行政權力上，應該超過當時在位的美國總統。

　　此一《古氏憲草》的英文稿，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曾保存有兩套原著。筆者服務哥大期間（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時取出在教室傳觀。今次為撰寫本文，曾再往原館查閱，其書卡猶存（書號分別為B342.511C44及441），而兩書皆佚。遍詢上下負責人，皆不知所終，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尚存有一份，美國國務院外交文書中亦有複印本，可供參閱。（見U.S. Dep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4.pp.42─51.）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則是那些在國會之內，擔任憲法起草委員的黨人，黨派偏見（partisan）太深，他們不但在憲法上寫定，內閣向眾議院負責（見《天壇憲法》第八十一條），縱在國會休會期間，他們還要保存個「國會委員會」，以代行國會職權（第五章各條）；對行政部門作常年不斷的監控。這一來，不但把「三權分立制」，變成了一權獨大的「國會獨裁制」，那個與國會平行的「大總統」，也就變成個橡皮圖章了。（等於是後來國民黨政權中，汪、蔣合作時期的林森主席；和在共產黨政權中，作橡皮圖章的人大委員長。）古氏認為這種立法權（Legislative Power），侵犯行政權（Executive Power）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無前例的，和不應該存在的。袁世凱顯然是受古氏評語的影響，在《天壇憲法》經國會通過後，未出四天，袁氏便於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也就隨之癱瘓了。（參見上引郅玉汝講稿，頁一三四─一三五。）

　　【附註】此事在美國憲法史上，亦數見不鮮。在筆者撰寫本稿期間，一件柯林頓大總統的緋聞案，正把美國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筆者不學，由於個人治學上的興趣，曾把這宗憲法糾紛，從開頭就跟蹤到底。這位生就帥哥而好色的柯大總統，由於行為不端，偷雞摸狗，被國會內的右翼共和黨卯上了。他們藉口總統在大陪審團之前說謊和作偽證，犯下憲法規定應受彈劾的重罪，要趕他下臺。其實此案從頭到尾，只是一樁三權分立的政府之內，立法與司法部門勾結，打壓行政部門的無煙內戰。話說從頭，是七○年代水門案之後，國會中人認為總統權力太大，為防制將來的總統再越權，乃撥下鉅額預算，設立一個獨立檢察官，專門監督總統和最高級官員的不法行為……。這就是我們孫文主義裏面的監察院，和美國立國哲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驗主義，也是鄧小平「黑貓白貓」哲學，在政治上的實際而有效的運用。不幸近二十年來，風向右吹，最高法院、國會和獨立檢察官，都被極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們對一個民主黨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總統的社會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惡痛絕，而無如之何。正好這位帥哥大總統，又好色過度，就被獨立檢察官史達捉了姦。共和黨和它的極右翼聯盟，乃以此為藉口，來把這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鬥垮、鬥臭。史達的權力，本極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權，而夫人又著意維護的好色總統的婚外姦情，原屬不易。誰知這個為極右勢力盤據的最高法院，不顧國家榮辱和憲政原則，竟與史達通力合作，賦與史達一切權力，把總統姦情查得鬚眉畢露；也把自己國家的元首，變成全世界媒體上所共賞的西門慶，成何體統。如今更讓眾院投票政客，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個美國潘金蓮的褻衣之內，並將這位淫蕩的莫妮卡，捧上千萬富婆的寶座，向全國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話了……。簡言之，這也是民主國家三權失調的政治鬥爭中，走火入魔的怪現象。不過吃一塹，長一智，今後那個獨立檢察官的偌大權力，肯定是不會再有了。這就是美國的立國哲學Pragmatism（實驗主義）利弊之所在的具體表現。當年在中國大力推薦實驗主義的胡適老師，實未嘗參透也。蓋實驗主義一定要有個有「定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為基礎，始能搞「一點一滴的改革」。美國今日這個「獨立檢察官」之存廢，和兩黨在緋聞案中的鬥爭，若沒個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會為基礎，那就要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人頭滾滾了。姑引目前這段時事，來幫助說明，在我國民國初年，民主學步初期，政治轉型過程中，那樁畫虎不成的小插曲。關於近年美國極右翼保守主義之濫觴，及其對美國政治社會之影響，下列論文，頗堪一讀：Andrew Sullivan，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11, 1998.pp.46ff.

　　長話短說，古德諾在華的一年半載，正值中國政壇，總統制與內閣制爭辯最烈之時；也正是袁總統與國民黨拔刀相見之時。而古教授的適時出現，無意中也就變成總統制最有力的辯護人（defender）。既然代表總統制的是袁大總統，而代表內閣制的是國民黨，在這場南北戰爭中，就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社團看來，古德諾很自然地便被看成袁世凱的「魔鬼辯護士」；而在袁氏和親袁的政團裏，古氏很自然地也就變成總統派（和後來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論「中堅」。因此在二次革命結束之後，袁氏所推動的一系列的變法改制，如前章所述的新的《大總統選舉法》、《解散國民黨訓令》、「停止國會議員職權」、「廢棄天壇憲法」、「增修臨時約法」、「頒佈新約法」、「實行一院制」、「廢除內閣制」和「總統世襲制」等獨裁政策的推動，古氏的理論，縱無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是被袁派引為藉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約法」的頒佈，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為慰呢！（古氏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新職，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紐約舉行的政治學會年會，作主題演說（Keynote speech），即以當時的中國的憲政改革為題，對《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推崇備至。漢譯講辭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顧維均私檔；英文原稿見美國政治科學院所發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見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雖然古某也一再堅持，他對中國國體和政體的建議（advice），是從純學理的立場出發的，但是總統派（和後來的帝制派）則對他的「純學理」毫無興趣。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古顧問對「總統制」和「中央集權制」的大力宣傳。為將來實行帝制鋪路，使這位來自美國的權威教授，變成中國未來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於初臨東土，對詭譎的中國政壇毫無認識，乃被無辜地捲入中國的臭醬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幾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贓，栽得最慘，而百口莫辯的，則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謂〈帝制優於共和論〉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來當古德諾於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來華時，正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完全結束，袁政府大難不死，外患稍紓，喘息方定，乃又回頭為內政國體，重作舊夢。當初曾力主中央集權的古德諾顧問，既然適時歸來，袁大總統乃紆尊降貴，請古顧問就以評議《天壇憲法》為題，就世界各國現時所採共和政體與帝制政體之優劣，以為袁氏本人，以及中國推行憲政前途之參考。這本是古某在二次來華之前早有心理準備的暑期作業，萬里歸來，所為何事？因此乃盡展所學，為袁總統上了一篇萬言條陳，以報知遇。古氏這件備忘錄是專為雇主袁大總統撰寫的「密件」，以供袁氏個人參考的。不意此文後來竟為袁黨漢譯為〈共和與君主論〉，文中並強調「君主制優於共和制」，發交華文媒體廣為宣傳，它就變成楊度等人所組織的推行帝制的「籌安會」的《聖經》了。後來袁氏帝制不成，身敗名裂而死，遺臭後世。古氏因之也頗蒙惡名，有人甚至懷疑他受賄執筆，使古老頭跳到黃河洗不清，他本來在美國政壇也是宦途似錦，竟因此一敗筆，而前功盡棄。原來在古氏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之時，聲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之下，共和黨固有意提名古德諾為總統候選人，與威爾遜一爭高下也。不幸古校長竟因「助袁稱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含恨終生，也真是無妄之災。

　　筆者抗戰期間在重慶讀大學之時，即頗思一讀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之原著，以見其真相。無奈戰時大後方無此治學條件，未能如願。戰後留學來美，曾在古氏寄存於哥倫比亞大學之私檔中細索之，還是一無所獲，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所存古氏遺文中，此件亦無蹤影，真是踏破鐵鞋。所幸上引美國國務院舊檔中卻有一複印本（見上引Foreign Relations，1915.pp,53─58），與原漢譯本互校之，頗開茅塞也。（中文譯稿原載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國請願聯合會編，《君憲實錄》。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四六─九五二，和上引郅玉汝講辭，均收為附錄，可供參考。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應存有原件也。）　　　

　　繼承式的寡頭制，優於非繼承式的寡頭制

　　古德諾這篇論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詛咒中，不用說是反動透頂了。縱是在開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兩教授筆下，也是篇大大的「謬論」（見李新、李宗一主編之《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頁五七一，末段）。其實從法理、學理和史實的角度來看，古老頭這篇「謬論」，還不算太「謬」。他的謬，是謬在他老學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他不該在那個緊要關口，寫那篇助紂為虐的文章。學術雖是中立的，但在那個沒有中立地區存在的是非時刻、是非之地，客觀是非的標準就不存在了。我們今日如重覽斯文，把它當作一篇「史論」來讀，覺得他也頗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則是古某認為各種政體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無絕對優劣之可言。其所異者端在其採用之各族群國家是否能適用之也。即以共和政體（Republicanism）來說吧，百餘年來之大國，行之最有效者，實只美、法二國而已。美國立國之初，其志只在獨立，本無一定實行共和政體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僑民之間獨缺有統治歷史與訓練之皇族。加以開國諸賢均頗有老英倫議會政治之素養，更以開國元勳之華盛頓未嘗生子，縱接受黃袍加身，登基為北美王國之喬治一世，亦無美王喬治二世可傳。故堅守共和政體為立國之本者，偶然固大於必然也。加以北美地曠人稀，生活條件優厚，教育發達，民智大開，人民視參政為義務，以故共和政體竟能一成不變，浸為民主大國，適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優於君主也。

　　再看法國：法國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國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餘波，原亦醉心於自由民主，然法國無議會政治之傳統，人民對共和政體殊難「適應」，亦可說共和政體不適合法國國情也。以故時不旋踵，革命將領之拿破崙遂加冕稱帝矣。其後帝制獨裁更番擾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將領、老拿破崙之姪竟背叛共和，恢復帝制。直至一八七○年之普法戰爭，首都巴黎陷敵，帝國崩潰，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於今。固知法國人民在共和學步中，大起大落，實未能一蹴而幾也。

　　其後拉丁美洲之西、葡兩國殖民地，擺脫兩國之統治而次第獨立，因受美、法共和政體之影響，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巴西諸共和國。然南美諸國缺乏美、法兩國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經濟等共和政體所必需的條件，因此畫虎不成，共和政體竟相率變成寡頭獨裁政權。然各獨裁政權，如有深具統治能力之強人統治，有時雖亦可相安數年至數十年之久，然若斯強人一旦老邁或死亡，因無固定繼承人，則往往群雄並起，爭奪政權，就弄得全國大亂，民無噍類矣。古氏且特別舉出墨西哥的獨裁者爹亞氏（Porfirio Diaz）為例。爹總統統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最初亦能相安無事。然在爹氏日益老邁昏聵之時，由於沒個法定繼承人，而弄得群雄並起，一國之內總統五人，墨西哥就不成個國家了。所以古老說，一個國家如果搞共和政體畫虎不成，與其落得個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權，倒不如乾脆實行帝王專政之為愈也。因為搞帝王專政，它還有個老香火、老法統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駕，自有小王按老法統和平接班；不像個人專制的寡頭政權，一旦老寡頭死了，眾多小寡頭，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不信試看二戰前後的極權國家的表現：列寧死後的史達林和托洛斯基；孫中山死後的汪、蔣；史達林死後的馬林可夫、貝利亞和赫魯雪夫；毛澤東生前死後的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和凡是派；鄧小平生前死後的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所以古老頭說與其畫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乾脆開倒車，搞真帝制。因為繼承式的寡頭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帝王專制），實遠比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個人獨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國由共和復辟帝制

　　古教授為此曾舉出個英國歷史上的實例：搞廢除帝制、建立民國，英國佬實在是天下第一。遠在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就發生過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領導武裝鬥爭的英國黎元洪，名字叫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克倫威爾的革命軍不但一舉把英王查理一世「廢」掉了，他們還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審、定罪，然後砍頭。砍掉國王腦袋之後，他們就建立大英共和國，並公舉克倫威爾做大英共和國的總統，那時的正式名稱叫做「監國」（Protector）。克倫威爾在大英共和國裏當了九年總統（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卻沒個接班人。克老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的總統。總統死了，如何接班，歷史上卻找不到例子。克監國因而想向蔣老總統或金日成大統領學習，來扶植自己的兒子力次爾（Richard Cromwell，1626─1712，譯名用民初原譯）做繼任小總統，誰知力次爾做不了蔣經國，大英共和國也不是臺灣，小克阿斗還未上位便被轟下來了。但是偉大的英國不能一日無主呀！國會內的老議員們，認為共和不合大英國情，還是「復辟」的好。國會提議，全國同聲說好，他們乃把廢太子找回來做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Ⅱ，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國，也就再度變成大英帝國了，以迄於今。目前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進德修業，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國那裏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說，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兩，沒啥軒輊，各有所適罷了。按目前中國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會各種條件，應該以君主立憲為宜。若行共和政體，則應加重行政部門的權力。立法部門應以像現代前期英國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為宜，因為中國目前尚無進行普選的條件也。國會議員應由可選代表的少數「儒士」和商界團體中選舉之。

　　以上是筆者在細讀古著各篇之後，深覺古氏亦有其語重心長之處，不可以人廢言，因而斗膽為之縮寫個節略（abstract），以就正於嚴肅的讀者。古氏之缺點是他以一個單純的西方政治學者，從純學理的角度對東方政制大膽發言。古氏對中國近代政治史毫無所窺。他不知道，民國之所以能順利建立，實在是中國試行君主立憲（戊戌變法）而徹底失敗的結果。如今改道試行共和，也只是困難重重，並沒有徹底失敗。此時要捨「辛亥」，而返「戊戌」，豈非庸人自擾？

　　縱使如此，讀者朋友們，我們今日如試一回看過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國，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貴國，在袁、孫、蔣、毛、鄧、江諸大民族英雄領導之下，政治發展的史實，我們也不能不拍案驚奇，這位美國的古老頭，實在也是個能寫《推背圖》的預言家呢！所以筆者說他這篇文章，本身並無大疵，只是他寫在那個微妙時代，就會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罷了。楊度在職業道德上有虧的地方，便是他為著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諾分明說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適，到楊度筆下就被絕對化而變成「共和不如帝制」了。這是楊度這個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過古氏對袁總統作上述分析時，他也保留個但書，那就是這個反轉型（從個人獨裁，立正向後轉，再來搞帝王專制）必須：（一）要全民認可，不得稍有反對的動亂出現；（二）列強，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反轉型沒異議；（三）要落實真正君主立憲的具體計畫。三者缺一不可也。至於這三點中國是否做得到，則非他這個老外之所知矣。換言之，解決中國問題，還得靠中國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講一點海闊天空的政治理論罷了。

　　「籌安會」是個什麼東西？

　　古氏之言雖是一篇理論性的空話，可是早已蓄勢待發的楊度等帝制派政客們，卻撿到雞毛當令箭，就乘勢拉開幃幕，正式搞起公開的帝制運動來了。那個全部負責推動帝制運動的「籌安會」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楊度等六個文人發起組織的，事實是其來有自。前章曾提過，袁世凱在改變民國官制時，司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見。而楊度等帝制派人物動念之時，似亦不在袁氏之後。袁氏之行為，甚或即出諸楊度等政客之策畫也。

　　根據史料推測，我們大致可說，袁、楊的勾結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後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最緊張的高潮期，他們也沒有停止活動。楊撰〈君憲救國論〉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執筆的，此篇顯然是出於帝制派之集體策動，甚或出於袁之授意，時在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出現的三個月之前也（古文撰於七月底）。袁氏批閱楊文之後，大為欣賞，乃援筆親書「曠代逸才」的條幅，並製成金匾以寵之。那時中國的崇洋的風氣極重，他二人可能自覺楊度的學術分量不夠，近地胡椒不辣，美國和尚好念經，古德諾又自視甚高而不知牌底，才決定利用古德諾。君子可欺以其方。古氏在袁總統禮賢下士的恭請之下，天真地（ naively ）大掉其書袋，就上當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從政，可不慎哉？其實當時替帝制派捧場的「遠地和尚」，不只古德諾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顧問有賀長雄的作風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願作袁氏的蘇秦、張儀，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動，他甚至對袁皇上自稱「外臣」呢！（見一九五四年臺灣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二三八。）

　　古德諾啞巴吃黃連

　　但是袁、楊二人，和他們所領導的帝制派密謀，可能為突發的日、俄侵華的國難所阻，而遲遲未敢公開。等到兩難同紓（中、日二十一條簽字於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圖條約〉則簽字於六月七日）之後，適值古氏返華。袁世凱不問蒼生問鬼神，竟要求古顧問寫一篇比較共和、君主兩制，孰優孰劣的政治論文，其蛛絲馬跡，就不難細尋了。古氏二次來華為時不過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頭大戲，吾斷其絕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們就揭開面紗，公開大搞其帝制運動了。因此從表面上看來，他們組織籌安會的靈感是由古德諾啟發的。古氏又豈是笨人。他不甘心為帝制派所利用，得訊之後，他一面於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記者，說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隨即在《京報》的英文版（Peking Gazette）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視聽。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諾來祭旗，以發動帝制運動的目的已達。「君憲優於共和」的口號已傳遍全國。古德諾這個洋顧問，再怎樣招待洋記者，來痛加批駁，也是枉然。加以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開學了，古校長於月底匆忙離華返校，人去樓空，楊度（筆號「虎公」）就變成古顧問「君憲救國」的代言人了。

　　【附註】古德諾在離華之前與中國帝制派這段筆墨官司，原是當時中西文媒體的頭條新聞。可是八、九十年之後，原載報刊多已斷爛，上窮碧落下黃泉，尋覓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國名人，其時美國駐華使領館，對他都十分注意。對華府國務院也密報至詳。這些檔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檢閱，嚴肅讀者可參閱美使館代辦馬慕瑞（J.V.A. MacMurray）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發致華府國務院之七四七號密報，及其他附件，複印於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China），pp.48─53。　　　

　　帝制運動的暴風雨

　　籌安會之正式掛牌出現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隨即發佈啟事，在全國徵求會員，並宣佈「宗旨」說只是研究君主國體與民主國體，何者更適於中國之國情。專談學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籌安會成員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體，甚至一般與帝制派無關的時論家，都譽之為「籌安會六君子」。六人公推楊度、孫毓筠為正副理事長，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為理事，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也於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見報。上節已提過，楊在此文中把古德諾的理論加以絕對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適，楊則絕對化之為「君主優於民主」，並強調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君主立憲實為將來中華國體唯一之選擇云云。不過籌安會也把古氏原文譯漢發表，未加刪節。　　

　　六君子還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傳統中國歷史上，原和「七賢」、「八駿」一樣，是對一般朝士，尤其是關心國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學養超越的文職官吏，作正面評價的褒揚頌善之辭（其反面便是什麼「三害五虎」和什麼「四大不要臉」了）。吾人如試一翻查辭書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獄裏，就出過兩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為反對宦官魏忠賢，而橫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為知名的。不用說在晚清戊戌政變時，為國人一致崇拜的譚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無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組織籌安會的楊度等六位仁兄，夠不夠資格，也頂個「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丟開這個籌安會的負面組織不談，就人論人而月旦之，則楊度這個六人幫，自我貼金或他人捧場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過分。因為那時對共和政體失望，認為民國不如大清者，社會上正隨處皆有。李宗仁將軍當年便一再向我說，他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見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但覺一片腐爛敗壞。李公每每向我歎息說：「你說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五章一節，末段。）

　　回憶不多年前，筆者訪台時，在中央圖書館拜晤蔣復璁先生，是時正值媒體報導一樁亂倫案。蔣公閱報氣憤不已，告我說，他幼年在故鄉時，社會上發生一樁兒子打媽媽事件。其結果是本縣知事丟官，知府降級。再嚴重一點，縣城府城的「城牆垛」都要削平，科舉停考，以示這是全縣、全府之恥。蔣公也一再歎息說：「哪像臺灣現在風氣這樣敗壞？哪像現在風氣這樣敗壞？」

　　民國為何不如大清？

　　其實像筆者這輩轉型期老華人，所聽到類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歎息，正是千千萬萬。上舉李、蔣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頗忠於共產主義的沙坪壩老同學，自北京來向我歎息說：「當年進中央大學是我自己考的啊！」據她說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學，高幹子弟是可以隨便進出的。這在當年大陸上便是個有趣的問題，叫做：「為什麼國民黨做到，我們（共產黨）做不到？」其實早年大清帝國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迴避制」），而國民黨做不到的，也正可舉之不盡呢。何足怪哉？

　　這一古怪現象，朋友，就是筆者所一再強調的所謂轉型期特徵了。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社會政治體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challenge）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後，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佈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餘」，居然能以「六君子」頭銜來招搖過市，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只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復帝制，那就大錯特錯了。　　　

　　「六君子」解剖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論「現代學識」，由於時代設限，原是個二百五，但其人品瀟灑，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時，即頗有才名，也是個極孚眾望的學生領袖。與黃興等兩湖革命青年交往彌深；中山亦甚為器重。他雖薄革命而不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選擇，對他既不相強，亦不敵視。二次革命後他投入袁氏陣營，主張帝制，雖不無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屬投機而毫無個人之政治信念也。楊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經周恩來之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為共產黨，亦不能以投機目之。因中共此時在四處喊打聲中，已躲入地下，實在無機可投也。楊氏為一轉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發現自己錯誤之後，一朝頓悟，又覺得共產主義才是救國之道也。在歷史三峽激流之中，看不出歷史的方向而隨波逐流者，又豈止於楊度這個活動分子哉？時代使然也。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則原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為共和革命而擁戴孫公，衝鋒陷陣，亦嘗出生入死。如今搖身一變，擁袁稱帝，可能也是對共和政體失望，窮而思變的結果。革命陣營中之中庸黨人，亦未嘗疾言厲色，目之為「反骨仔」也。若論嚴復與劉師培，那時更是當時學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嚴復為民國時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之前輩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筆者所論已多，在今後「文化篇」中仍當續論之。其影響實未可卒測也。有人曾說，嚴本無心佐袁稱帝，渠之列名籌安會為楊度肆意為之，初未獲嚴之首肯。然嚴對帝制說初無反感，則可定論。否則帝制失敗後，嚴亦不會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劉師培（一名光漢）更是國學泰斗，與太炎齊名，黃侃之業師也。早年留學日本時，曾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為端方的幕僚，然未廢所學也。劉師培為辛亥革命動亂期中，臨時大總統孫文曾通令全軍，一致護衛的國家級之國學大師也。若說這些人都是為著個人利祿來擁袁稱帝，終難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對做皇帝沒信心，且曾一再表白無稱帝野心，然袁某最後還是購買龍袍違誓下海者，可能是受了嚴復、劉師培等一級的文化大師們，參加勸進的影響。據袁的心腹傳言，袁聞嚴復亦參加籌安會，表示極為歡悅云云。（見上引李新書，頁五七一，轉引自〈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抄〉，載《學衡》第十期。）

　　朋友，人總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點。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黃粱作夢。但是已在做皇帝邊緣的人物，他們的想與不想，就在一念之間了。　　

　　又想、又怕；又默認、又否認

　　袁之稱帝雖早有此心，已如此節所述。但是袁世凱也是個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誘惑力雖大，為個人利害著想，事到臨頭，權衡輕重，他也既想著，又怕著。當他的第一號心腹愛將，時任江蘇將軍的馮國璋於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覲見袁氏，問及帝制計畫時，袁說：「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活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承繼大業？你儘管放心。」

　　【附註】袁世凱對馮國璋所說的這段名言，傳世版本甚多，也略有異辭，拙作所引出自比較更接近原文的張國淦版本。張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凱的總角之交，做皇帝時的不臣之臣，故較為可信也。見張國淦遺稿《洪憲遺聞》，複印於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以下簡稱《文史資料》），第一輯，一九八六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頁一三六。關於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歲的故事，請參閱《晚清七十年》，卷五，有關袁家各章。

　　袁氏這番話說得近情入理，老馮也信以為真，因此替上司到處闢謠，說袁總統絕不會做皇帝。袁也曾對徐世昌說過，若有人要陷他於不義，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倫敦去做寓公，不問國事。並說他有個兒子在倫敦留學，他已囑其略購薄產，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隱居，云云。余曾翻閱當時的美國外交秘檔，竟也發現美國駐華使領館，也據之以向華府密報，袁如易共和為君主，中國國內力無足與其抗衡者，然據馮國璋將軍所述，以及各方情報的分析，袁總統似無稱帝之心也。誰知袁某血口未乾，他的帝制行為卻一天天地成為事實，這不僅使華府洋人自歎情報不確，馮國璋也大為生氣。他自認是老袁的頭號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紹的袁家的家庭教師。他兩家親如骨肉，而袁氏卻對他作如此欺騙。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實吾人如以行為科學的法則來加以分析，這現象只是袁世凱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來的矛盾行為。不是單純的欺騙行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臨這個「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擇，他原是又想著，又怕著嘛！因此他對縱是最心腹幹部的表態，也是一邊默認，一邊否認的。有人固以袁公為偽君子也，默認是真，否認是假。其實兩面都是真實的現象……。朋友，他老人家，原來就是又想著，又怕著嘛！所以才表現出又默認，又否認的矛盾行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著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試問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運動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籌安會策動之下，未幾即全國風行，如野火燎原，一發難收。籌安會的原始計畫是，直接發電各省將軍及巡按使，並通函各部院司長以上官員，附寄古德諾論文，及入會志願書，和對國體問題的投票紙，請覆文者書明贊成改制與否，並請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區選派代表，齊集北京開會，共決大計。果然各省區、各官府寄覆函電，直如雪片飛來。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員，及畿輔軍警數千人集會、表態、勸進。中央大員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張謇等少數略表消極之外，其他如楊士琦、梁士詒、陸徵祥、章宗祥、周自齊等等，都爭先恐後，排班勸進。反對者簡直寥若晨星。

　　至於省區和地方藩鎮，除馮國璋、張勳等二三人略表達遲疑之外，時未經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員段芝貴、龍濟光、張作霖、趙倜、靳雲鵬、倪嗣沖、陳宧、唐繼堯、湯薌銘、閻錫山、張懷芝等等，所謂「十九將軍聯名勸進」的通電，聲勢奪人。

　　民間團體的勸進電報，那就更是更僕難數了。且有未收函電之各地商會、工會等亦主動申請入會，並派員來京，共襄盛舉。楊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蒞京之後，即開會表決改變國體，呈請政府施行。甚至即時黃袍加身，擁戴袁氏立登大寶。然籌安會原自詡為民間組織，如此行動於法何據？不得已乃改採「國民會議」形式，由各省區、各團體指派代表來京，組織國民會議，決定改變國體，呈請參政院代立法院採納執行。然國民會議組織需時，而參政院於九月一日例會在即，勢難配合。籌安會諸公乃再度變通辦法，以「公民請願團」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選任。蓋各省旅京人士多為各該省區頭面人物，與母省區各界接觸既廣，代表性亦大也。這一來，果然問題解決，盜鈴掩耳，皆大歡喜。自此公民請願團之組織，直如雨後春筍，連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乃至妓女請願團，均紛然雜陳。一致向參政院代立法院「請願」國體改制，由共和改君主，並擁戴袁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所收請願書既然盈箱累篋，乃票決組織「國民會議」，以順從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曠日持久，諸多不便，乃由「財神」梁士詒撥款補貼，建議組織全國各界「請願聯合會」以代之。梁之建議，的是神來之筆，自此籌安會歷史任務已了，乃於十月中旬易名為「憲政協進會」，漸次隱沒，退出歷史。請願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經費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國請願聯合會」一肩挑之矣。（參見高蘇著〈帝制運動始末記〉，及黃毅著〈袁氏盜國記〉，選載於《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二二、九七五。）

　　國民代表大會的推戴鬧劇

　　歷史家於世紀末，秉筆書之，自難免感歎上述的傳奇，實在是一場醜劇、鬧劇和悲劇。但八十年後回看這段三峽之中，浪打船翻，其醜、其鬧、其悲，不更有甚於此者乎？謹與賢明讀者共歎一口氣，這原是我們社會文化轉型期中，避免不了的歷史傷痕嘛！在轉型期中的中國，國無定型，民無共識，政無法統。在無法無天的狀態之下，一個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往往就被屈指可數的一小撮政客和軍頭弄得河翻魚亂，民不聊生。而這些興風作浪的軍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領袖之才。在一個有制度、上軌道的國度裏，他們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國治世各方面的領袖，但是在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裏，他們就是害群之馬了。

　　就以上述這個帝制運動來說吧，那就是一個自作聰明、投機而不安分的小政客楊度，組織了一個六人幫的小政客集團，以迎合一個特大政客袁世凱的意志，庸人自擾，自以為是的幹起來的。他們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時未經月，便把個帝制運動在四海之內弄得風起雲湧。號稱會員萬人，分會遍及全國，但籌安會卻自始至終未開過一次大小會議。一切會務皆由楊度等三數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縱之。迨運動已變成一時氣候，參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變而為「全國請願聯合會」，原先之六君子，乃擴大為「十三太保」。然「請願」團體究不能改變「國體」，乃承旨組織「國民會議」，再躍而為「國民代表大會」，由各省區、各行業分別選出「國大代表」，舉行國民代表大會以投票決定，改變共和國體為君主立憲。旋又以國民代表大會召集需時，再簡化為各地區國大代表就地投票，以決定國體。如此這般，各省區，各行業（包括「碩學通儒」）竟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畢，全體國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數，「一致贊成（改變共和）為君主立憲國體」。據此，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由副院長汪大燮領銜，三呼萬歲，向袁大總統恭上「推戴書」，推戴袁某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乞順天應民，早登大位，以定國基。帝制派經過三個多月的瘋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有關袁世凱帝制運動的直接和間接的史料是說不盡的。最近出版而比較全面的選輯，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丁．袁世凱統治的垮臺，頁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凱公牘選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頁一三五○─一四○○。）

　　梁啟超、蔡鍔與袁世凱

　　上述故事全屬推戴者的花樣，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業，又是怎麼回事呢？上節已提過，袁世凱對做皇帝的興趣自始就非常濃厚，但是茲事體大，他又是個政壇老狐，經驗豐富，知道後果嚴重，不敢輕試。因此對做皇帝這套玩藝兒，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書，那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上節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兒孫滿堂，如今帝制運動風起雲湧，黃袍加身在指顧之間。一個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畢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官僚，他內心怕怕，實與喜悅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麼呢？須知袁總統原是毛主席的前輩，也是個槍桿出政權主義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槍桿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槍桿打下的，當年幫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馮國璋、張勳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黃袍，各有私心。慢說他想做皇帝，就是維持個總統大位，也要時時看他們臉色。筆者在「晚清導論篇」就已交代過，袁的北洋軍系統，一向是不用留日學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漸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組「模範團」作第二「小站」，來改造北洋軍。不幸北洋系暮氣已深，無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學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計要把蔡鍔從雲南調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鳥。一方面是為著削藩；另一面也預備重用這位梁啟超的得意門生，青年的蔡將軍（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時年三十二歲），以奪回軍權，徹底改造北洋系。為此梁、蔡師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並誠心誠意服從袁大總統的領導。因此進步黨也就變成國民黨的死敵之擁袁政黨了。

　　袁世凱這項安排原是個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豎子成名，虎頭蛇尾，他那個錦繡江山，後來就是在段、馮、張杯葛之下，被梁、蔡師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詳敘之。　　　

　　列強干擾和軍費無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國改成帝國之後，列強拒不承認，甚或乘機混水摸魚，出兵干擾，助長地方叛亂，那他可就無法應付了。近代中國史家，尤其傾向於國、共兩黨的黨史家，每喜各為其主，護黨罵袁。說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叛國賣國。因為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獨夫，不像兩黨在槍桿之外，還各有其筆桿也。其實如果不存偏見的治史者，百年回顧作持平之論，在當年各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尤其是無恥的日本軍閥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嘔心瀝血、寸土不讓的應付紀錄（record），哪裏又比後來的政權更壞呢？若以春秋之筆，作誅心之論，則比諸蔣公的「按內讓外」（據說這話是張學良改的）、被逼抗戰和卻賠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黨、「感謝日本侵略」，兩黨聯合犧牲外蒙古和釣魚臺，則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執筆，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為經濟。二次革命時，袁氏對國民黨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與五國銀行團借款之適時簽字，實有絕大關係。然可一不可再，設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諸省之獨立，袁氏要用兵平亂，則軍費一項便可置袁政府於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車、煞車與翻車

　　袁氏因有上述三項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因為目標誘惑太大，他雖然永遠熱中，但也始終猶豫。而楊度等嘍囉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瘋狂擁戴，推得衰邁老人上車，勇往直前，從不後顧，而心事重重之後座老乘客，則頻頻煞車減速（余見美製配有避彈玻璃的保險轎車，後座都裝有煞車，以防司機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於袁大總統的起居注中，按日細計之，老乘客在後座煞車減速，蓋不下十餘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車，蓋發生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時參政院已一致票決擁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預備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選人，拖入寶殿，來個黃袍加身了。忽然內府傳諭，說大總統有話要說，並囑楊士琦代為宣讀，似對十三太保澆盆冷水。蓋傳聞大總統已正式決定，拒絕推戴。連反對帝制的參政院長、副總統黎元洪，亦自退隱之處，趕來聽講，咸以帝制運動蓋可告一段落矣。誰知只是後座煞車一次，候選皇帝並未下車也。楊士琦傳諭說，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袁公有維持共和國體的責任。接著便強調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可是最後還是拖個尾巴。說國民請願要更改國體，也為的是「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辦法」。（見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報》）換言之，如經過一個「國民會議」，或「國民代表大會」一類機構之公決，那自當別論，如是則「本大總統」也未始不可考慮也。

　　這條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顯。果然三個月之後，經過「全國代表大會」，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決，改變國體，推戴袁公為中華帝國皇帝，這個「多數國民之公意」，由參政院作為全國總代表，於十二月十一日，三呼萬歲之後，袁大總統就於十三日正式接受擁戴，做起中華帝國的洪憲大皇帝了。

　　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脫稿於北美新澤西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三卷第五期

七、帝制終於覆滅，護國也有難題

　　袁世凱想做皇帝的動機蓋始於辛亥革命。由一個當朝宰相，或統兵大將，乘亂篡位，在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亂抓權、抓軍，清除異己，培養死黨，然後水到渠成，逼宮、受禪做下一朝的開國之君。我國傳統戲劇裏，就有一個劇目叫《受禪台》，所演的便是可憐的漢獻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讓位的故事。曹丕在受禪之後就變成為魏朝的開國之君魏文帝了。兒子做了皇帝，乃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還，四十五年之後，公元二六五年，魏相司馬炎又逼魏主曹奐退位。自己受禪為大晉帝國的晉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卻始終做不成皇帝的老爸司馬昭為晉文帝。晉武帝於公元二八一年滅吳，結束了八十年的三國分裂之局，統一了長江「兩岸」。但是這個新的「打平天下」的統治者，卻是個渾球。不好好治國，為人民服務，卻亂搞男女關係。他滅吳之後，將吳宮之內的江南佳麗五千人，據為己有，他的後宮美女竟增至萬人以上。真是個長了兩條腿的雄海狗。

　　司馬炎死後，他的兒子司馬衷即位，便是那個有名的糊塗皇帝──晉惠帝。當大臣告訴他老百姓沒飯吃，都要餓死時，他卻反問說：「百姓沒飯吃，為什麼不吃紅燒獅子頭（肉糜）？」總之，從三國的開國之君曹丕開個頭，搞堯舜禪讓的把戲以後，接著晉、宋、齊、梁、陳五朝，都是由大將軍當權，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錫」，然後再逼宮、篡位的。一篡五朝，歷時數百年。

　　志在傳子

　　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這位落第秀才，就按照上述傳統套路做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最初他顯然認為大總統也就是皇帝嘛，有何軒輊？可是經過兩年國會和政黨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總統究竟不是皇帝。再經過那位世界法學權威古德諾教授這一剖解，他益發相信「共和」與「帝制」，只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無所謂優劣，而帝制更「適合」中國國情，和他自己的個性和虛榮心。所以他就存心化共和為帝制了。但是如筆者上章所作的分析，他是既想著又怕著而舉棋不定。這一下兒子和迷信就乘虛而入了。他畢竟是個「轉型期」中的落後政客嘛！

　　袁世凱曾說過他大兒子是「殘廢」，二兒子是「假名士」，三兒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實在傳位無人云云。這話似乎頗具誠意，不但使馮國璋信以為真，連當時駐華的美國使領館也信以為真。他們竟據之報向華府，說袁總統「不會恢復帝制」。上章曾略有交代。我國古人說，知子莫若父。其實反之亦然。他那個「殘廢」的大兒子是袁克定，就不把老爸的話當真。他知道他老爸遲早還是會做皇帝的。另據他最寵愛的三女兒叔楨（自號靜雪）晚年的回憶（參閱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一期，袁靜雪著〈袁世凱的家庭與妻妾子女〉），袁氏早知馮之來謁，是向他唱衰的，所以說出上述語言，來把馮「封嘴」的。馮剛辭去，袁即氣沖沖地上樓向家屬說：「馮華甫豈有此理；馮華甫豈有此理。」云云。此事克定豈有不知之理？所以克定這時就雄心勃勃，千方百計，促使老頭子跳火坑，改總統為皇帝，庶幾十年、八年之後，他也可以君臨天下。

　　袁克定在當時國人眼光裏，雖是個大草包，可是袁世凱心裏，卻不是這麼想啊！後來袁氏死了，繼起當權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當年袁大總統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謂「金匱石室」）打開了，看看袁當年所內定三位接班人究竟是誰？啟封一看，原來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克定居然是第二名（其實是第一名，但是根據約法，黎畢竟是饒漢祥這個「巴黎人」筆下的「儲貳」，不得不暫列為第一也。有關黎元洪和他的秘書的故事，迨老黎當總統時再詳敘之），足見袁皇帝對這位「太子」的看重了。據說在他從「皇帝」退位之後，還想回頭當總統時，才把克定之名改為段祺瑞的。（故事見臺灣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三四一。）

　　袁克定當然深知乃父思想的底子。針對袁家無人活過六十歲的老傳統，克定便直接或間接的，不斷地向老頭子明言和暗示，這一不祥的家庭命運，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衝破。另外他更製造無數中國傳統帝王，最善於欺人自欺的所謂「祥瑞」，所謂「顯聖」等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防，使他深信「天意」。例如此時湖北某地發現「龍骨」，長數丈。上書者言之鑿鑿，事實上，或許就是一種恐龍遺骨，是實有其事，使當時中國的第一大阿Ｑ，不得不信。還有更荒唐的真龍顯聖的笑話，說某次袁氏午睡方醒，服務生小童以總統最心愛的玉杯進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說是在床上看到一條「五爪金龍」，驚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這些荒唐故事，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內廷」的消息。據說袁氏在表面上斥為迷信，不許外傳，而內心暗喜云云。這種事或是出於小服務生的創作天才，或許是出自「東宮太子」的巧妙設計，但都是阿Ｑ心防最弱之時，最能接受的莫大安慰。這些都是當時北京城內盛傳，而有相當真實性的小道消息。朋友，不要小看這些封神鬼話，它在適當的關口，那些原在天堂、地獄之間徘徊的政客，何擇何從，往往就會因它而決定在一念之間，袁世凱和汪精衛二人，在歷史上對天堂、地獄的選擇，都是最具體的例子。他二人不但無情地毀滅了自己，也幾乎把我們全民族的命運帶到毀滅的邊緣，言之可歎。

　　袁克定那時「欺父誤國」的行為，最不可恕的還是他偽造《順天時報》，來欺騙老頭子和闔家上下，騙說日本人也贊成袁總統做皇帝。《順天時報》是日本政府在八國聯軍（一九○一）之後，在天津所辦的漢文報紙，一貫是代表日本政府講話的。袁世凱因對日本的態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讀《順天時報》。袁在中國政壇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也對他虎視眈眈。但是二十一條之後，袁自覺日本已暫饜所欲，不會反對他做皇帝了。這原是他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而克定在此關口，乃助其美夢成真；每天都印了一張假的《順天時報》，來向他行騙。報內消息，不用說都是擁護袁大總統做皇帝的，這一偽報，對袁氏決心稱帝，實在是有其關鍵性之影響的。後來這偽報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楨在無意中發現了，他們兄妹乃向老頭子告密，才東窗事發，「皇帝」為之大怒，竟至將「太子」罰跪，用皮鞭抽打，並大罵其「欺父誤國」，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復何言？（見上引袁靜雪文。）

　　莫到瓊樓最上層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兒子袁克文（字寒雲），卻自始至終都是個反對派，他曾賦詩暗諷老爹，千萬不可做皇帝。《易經》之首卦不云乎，「九五之尊」已到頂點，不即時煞車，而要繼續上衝，衝到「九六」，就要「亢龍有悔」，甚或追悔莫及了。

　　民國以來，寫政治詩的詩人，而有詩可傳世的，真不下幾十百人。這也是有「中國特色」的士大夫文學。陳寅恪教授晚年就寫了十多首藏頭不見尾的，在民國詩壇上有極高度文學價值的諷政詩。這種屈原式的靈感，是八十年來中國新詩界，至今還無法企及的高層文學。也是一般目前新詩人的文學涵養，所無法欣賞的「文字遊戲」。但它卻是絕對沒有死掉的傳統文學裏，一個極其重要的部門。不論新詩人們如何的詛咒和漠視，它還是老而未死的，中國文學裏的一種極其崇高的表達形式，胡適所謂「要下幾十年的功夫」是也（胡氏親口告訴筆者的）。

　　陳寅恪的諷政詩，也曾使我的兩位傑出的老鄉──余英時和汪榮祖兩教授，打了好幾年的官司……。余說他懷念國府，汪說他只是厭煩老共，卻並不懷念國民黨……。吾人旁觀者不清，究竟不知道陳公這位瞎和尚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是不論怎樣，這才是第一流的詩、第一流的文學。「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它不是「輕薄為文」者流所可了解和信口雌黃的。但是在這些政治詩當中，汪精衛的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只是喊喊革命口號，不夠傳統詩評中的所謂溫柔敦厚也。至於毛澤東的「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鳥兒問答〉），那就是轉型文學中，地道的放屁了。

　　在筆者的謬見中，我卻十分看重袁寒雲這首諷父詩。這位「假名士」的作品，實在不是和他同時的「南社」之中的數百個「真名士」（像易實甫、樊樊山等人），無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項背的。這當然是讀詩人各有所喜的偏見，但是我想讀者賢達中，或不無偏見同調也。為與海內外同好共品之，謹就個人記憶所及，將青少年期就能背誦的「假名士」的諷父詩，七律一首，抄錄如下：

　　乍著微棉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驕陽黯九城。

　　駒隙存身爭一瞬，蛩聲警夜欲三更。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寒雲這首諷父詩的重點是最後兩句，勸老頭子，千萬「莫到瓊樓最上層」。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上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時，就換來換去。筆者在青少年期所讀的寒雲諷父詩，至少就有兩種。上錄為個人可以背誦，而比較喜歡的一首。下面一首則是在上引袁靜雪憶父文中發現的。二者略有不同。並錄如下：（見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一期，頁一三○。）

　　乍著微綿強自勝，荒台古檻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蒼崖夢欲騰。

　　幾向遠林聞怨笛，獨臨虛室轉明燈。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其最後兩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別。是所謂「推敲」。推敲出新的靈感和音韻來，對舊作又不肯「割愛」，就多首並存了。這也是一般「下幾十年功夫」的，舊律詩作者的通病。也是他們彼此在詩壇見高下的標竿。「南社」當年解體的原因，便是宗黃（仲則）和宗鄭（孝胥）兩派爭執不休的結果。胡適對舊詩的欣賞，顯然便是傾向於「宗鄭」的。

　　【附註】當本篇拙作在台北《傳記文學》刊出之後，曾有位大陸讀者，不遠萬里，從江西來信說，筆者所引寒雲的第一首詩是「偽作」。他的理由是一詩二韻，勝、層是十蒸韻，明、城是八庚韻，兩者不能互叶。而第二首，通篇用十蒸韻，才是真作，云云。以寒雲的詩學修養，斷不會作出此拗韻之詩也。此語在現代文學史上，可備一說。然也不盡可信。蓋律詩限用《廣韻》，原有問題。試問一東二冬為何不能通叶？這原是唐朝的方言土音，現代人為何還要遵守呢？唐韻其所以千年不廢者，實在是全國性的科舉考試，非硬性畫一，作標準化不可也。一九○六年科舉被廢之後，不拘繩墨的詩人，就開始用古通韻了。一東二冬；三江七陽；十蒸十一真……就「通叶」起來了。寒雲這個「假名士」非第一人也。不知通人以為然否？

　　毛澤東那首〈占領南京〉的七律中的「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聯，他的老師胡適就說他「不通」。不通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學「境界」太低，作律詩的漢學底子也不夠。作律詩重在「推敲」，而毛公的推敲本領，也只能到此為止，所謂「黔驢技窮」也。下棋的人有句話叫做「棋高一著，逼手逼腳」，其實作舊詩詞，也是如此的，所以毛的舊詩詞，尤其是那有限的幾首「七律」，在宗黃、宗鄭的兩派詩人的眼光裏，就詩論詩，就只能算是「登堂矣，未入室也」。所以柳亞子說，「（詩）兒子毛澤東」，就詩論詩，並不是什麼吹牛也。但是在「詩歌轉型」期中，毛公詩以人傳，寫舊詩能寫到「平仄無訛」的程度，也就算是難能可貴了……。筆者原只是評那位青幫老頭子、「假名士」袁寒雲的諷父詩，為何又把毛主席請出來糟蹋一番呢？無他，毛主席太有名嘛！所謂毛主席的詩詞，全國同胞至少有上千萬的人可以背誦吧，討論袁世凱兒子的詩，把毛主席家喻戶曉的詩也找出來，比較比較，就容易說明了，不是筆者故意要和毛主席過不去也。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以上所說是當時反帝制文學中的「反帝詩」，可圈可點的一首高級作品，竟出於「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雲樓主自嘲的筆名之一），故訪錄之，以與有文學興趣的讀者，共賞之也。在文學轉型的過程中，「漢學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發政治牢騷，就只能搞搞「順口溜」了。當然今天的新詩人，也還有以新詩形式來代替順口溜的，但是新詩界以外的讀者，就很有限了，雖然翻成外文卻可以引起國際矚目。

　　袁氏帝制時，反帝論文也是雪片橫飛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當然就是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那一篇擲地有聲，膾炙人口，而有深遠影響的佳作了；為保存史實，不能不簡略述之。梁氏在此萬言長文上，他第一要把「國體」和「政體」的界說弄清楚。他說「共和」與「君主」國體也。而「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也。如今君憲救國論者，認為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而「共和」就不能「立憲」，是何種邏輯呢？

　　第二，若說國情，繼承式的君主立憲，比非繼承式的共和立憲，更為適合於中國，則現行的《大總統選舉法》（見上章的金匱石室制），不是既能傳子，亦能傳賢，豈不更優於帝制乎哉？何必改變國體？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國古德諾顧問之言，奉為圭臬，要據之以恢復帝制，廢棄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當他為維護「君主立憲制」與共和人士論戰時，所闡發君主立憲之精義，實十倍、百倍於古德諾之所言。（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是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論確較古德諾之短文精闢多矣。歷史家可為佐證也。）而當時諸公（包括籌安會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對我梁氏之言，充耳不聞；梁氏之書，過目不讀，豈因「吾睛不藍，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當年為堅持君主立憲制，曾為共和人士所詬病，今日要推翻中華民國，翻為當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為維護共和國體者，翻為當年的君主立憲派，亦可怪矣。

　　最後，梁說他原是君主立憲派的元老，並無理由要為共和制度做辯護人，他只是認為國體一經確定便不可變動。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認為國體不可輕變。革命得不償失。可是當時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當成耳邊風。而民國成立四年以來之所以糟亂若此，便是當年共和人士不聽他的話的報應。如今共和的國體已定，而當年的翻雲覆雨之士，又要再來覆雨翻雲，亂來一泡，民不聊生，國亡無日，不難預測也。今日之動亂，已充分證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虛。「十年以後真知我」，梁氏以「常帶感情」之筆痛詆籌安會中之眾莽夫說，爾等今日不聽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總統拖下糞坑，與爾偕亡，十年後將再知吾言之不虛，而追悔莫及。爾曹其毋河漢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余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為惡。」深歎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已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梁啟超原是我國文學轉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筆端常帶感情。他的鴻文鉅著，一經《京報》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報》漢文版刊出之後，北京《國民公報》隨即全文轉載；全國各報聞風響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就燒遍全國。國人嬉笑怒罵，隨之而來。不特楊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選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無面目見人。

　　「楊氏賢者也」，也是當時一位「曠世逸才」，最大的刀筆吏之一也。不意強中更有強中手。他梁、楊二人之對決，不談政治，也是當時文壇一場好戲，當年中國總統為著做皇帝，和今日美國總統為著玩女人，而帶動全國第一流的刀筆吏之對決，而好戲連台。兩地雖遠隔重洋，時間亦相差近一世紀；而兩方面之精采鏡頭，卻相互輝映，真是兩幕難得的今古奇觀。

　　梁啟超與文學轉型的序幕

　　梁啟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鬧垮了一個洪憲王朝，我們倒不妨順便也談談，他在近代中國文學轉型中所發生的作用。中國近代文學之從文言轉入白話，胡適當然是個關鍵人物，但是胡適不是忽然間從天上掉下來的。他之前還有個醞釀時期，梁啟超便是這個醞釀時期醞釀出來的英雄。因為靠科舉考試保鑣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舉考試於一九○六年被廢之後，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漸被白話文完全取代之前，讀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變於旦夕，所以它要有個適合二者口味的一個文白夾雜的轉移階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運用成語方面之簡潔有力，往往亦非語體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眾媒體，所謂新式報刊興起之後，這就注定了這個轉移階段之存在，甚或長期的存在。梁啟超便是這個轉移階段前期的頭號大師。他這篇「異哉」的大文，在今日報刊的讀者讀來，難免還是彆彆扭扭的詰屈聱牙，但是這彆彆扭扭的文體，正是他那個轉型前期的報刊讀者，每個人都看得懂，每個人都欣賞的時髦文體。明乎此，你就會體會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時何以有那樣的煽動性了。

　　筆者這輩的老知識份子，幼年時還去古未遠。我記得我還在念方塊字的時候，便在祖父的書房裏聽到一些四、五十歲的老頭子，用手指點點我們在一旁旁聽的小腦殼，說將來要我們學習寫「報紙文」。當時根本不知啥叫「報紙文」。等到我在重慶讀大學了，讀到《大公報》上「看重慶念中原」一類的社論，才對當年老頭子們的話，恍然有悟，原來「以淺近的文言加生動的白話」這種文體，最有說服力。當然從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到王芸生的《大公報》，這兩個「報紙文」之間，文言、白話的比重，已經有霄壤之別了。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毛澤東的詩詞很糟很糟。但是他卻說，「毛澤東的白話文寫得好」。我想毛澤東白話文寫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個不守章法的人。寫起文章來，文言、白話隨心所欲的結果，而開這一文風的始作俑者，實在是梁啟超他那篇「異哉」的文章，當時便風靡全國，洪憲王朝後來的徹底毀滅，「異哉」就要負一半的責任。文人的筆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個寫〈湯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譯作「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的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說，美國的內戰就是你惹起來的啊！當然她夫人的小說可以惹起內戰，但是真要解放黑奴，還是要靠林肯的槍桿啊……。梁啟超固然能把候補皇帝罵得灰溜溜，但是要強迫洪憲皇帝退位，那還有賴於他的得意門生蔡鍔將軍的槍桿也。

　　北洋系是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凱的洪憲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籌備處」替他在北京榮孚祥訂製的兩套、價值二十萬（亦說四十萬）袁大頭一襲的龍袍，還未試穿，那精雕細刻的九龍戲珠（加個活龍坐在上面就成十龍）的寶座，還未試坐，那大太子因為東宮難保，還在幻想要搞個「玄武門之變」，把他的政敵皇弟──老二、老六幹掉（這是根據他皇妹叔楨晚年的回憶，歷史家斷不敢無中生有也），新華後宮裏六位活的大小美人，還在為著封「妃」、封「嬪」，吵鬧不休（史料同上）之時，袁「皇帝」已經從寶座之側昏倒下來。想復位做「大總統」而未能，一口氣不繼，就龍馭上賓了。

　　一般說來，袁世凱帝制的失敗，是出於蔡鍔所領導的雲南起義，來他個當頭一棒之所致。這個歷史單元論（single causation），在比較深入的史家看來，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對民國如無二心，他的統治是篤篤定定，不會有太多的問題；他如背叛民國，來恢復帝制，那他這洪憲王朝，便是個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鍔在雲南領導起義，其情況亦復如是。雲南起義假如沒個北洋系的窩裏反，作為內應，單憑雲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聯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縮小，用個毛記紅朝的術語來說，那西南起義將領之間，所蘊藏的「人民內部的矛盾」，也會把反帝運動搞垮。請先說說，袁氏北洋系，這個袁家班底和班底內部的窩裏反。

　　北洋系是什麼個東西呢？粗淺地說來，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期中，國家制度無定型、政府運作無法制的情況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稱黨、稱派、稱團……。總之，它是一群人在一個頭頭之下的有形或無形的組織。君不見，民國時期的大政客，動輒「我系」、「我黨」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學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後來國民黨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黃埔系、ＣＣ系、公館系、桂系，乃至江浙財團等等；中共的國際派、毛派、托派、四人幫、四野系、二野系，甚至當年國軍的黃埔系中的十一師、十八軍也可形成個以陳誠為頭頭的「土木系」。真是舉之不盡。細說之，只有去編一部中國軍政派系名詞大辭典，才可略窺全豹。）

　　還是毛主席說得好，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孔老夫子說得更好，君子不黨，「結黨」就必然「營私」。小政客、孤鬼遊魂們，稱不了系，則結個「小團體」，一以自保福祿，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門，以排除異己，共享所得。大陸上的順口溜說，「不吃白不吃」、「有權不用，過時不候」，就說出小團體或個人把持衙門的經緯所在。這不只在政界、軍界為然，青幫、洪幫的黑社會，乃至滿口德先生、賽先生的學術界、文藝界，作詩、著書、畫畫、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憐的則是，早年被賤視的所謂倡優，不結幫，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麼揚幫、蘇幫，長三么二，來歧視土娼黑戶。最奇怪的，連斷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幫。不在其幫，也要被棍棒交加，打出街頭巷尾，絕不容情……。換言之，在近代轉型期的中國，個人單幹，幾乎是不存在的。不論為善或作惡，你都得有個幫。沒有幫，就沒有你。為著你的個人利益，為著幫的利益，乃至社區的利益、國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你都得「識大體」，以幫的利益為首。這樣，有時為著幫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間，睜隻眼，閉隻眼，「識大體」，由它過去。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們的劣根性吧！子夏說：「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這也就是我們聖賢之教，替我們當代小節不拘的賢者開了個後門。讓他們為著各自幫派的利益，作了違心之事以後，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覺無愧也。這種由一群死黨組織，擁護一個幫主的幫派，在民國史上就是從袁世凱的北洋系開始的。在政治運作上，它的高級的死黨，便叫做「班底」。這名詞是在舞臺上唱戲的戲班子借用的。像當時很紅的梅蘭芳那個班子裏，蕭長華、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則是他們的班主。雙方相依為命，共存共榮。

　　政治舞臺和戲劇舞臺，原是一樣的。大家都要有個班底。記得有一次我曾問過李宗仁先生，在國共內戰最緊要的關頭，為何突然飛離重慶？李說：「在重慶全是蔣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裏？」後來我又問他：「你為什麼不回臺灣？你是那裏的總統嘛！不回去，任人家彈劾你失職。」李說：「我在臺灣沒有班底嘛！」沒有班底，就不能登臺唱戲。只好待在美國做寓公了。

　　袁世凱那台滑稽戲的演出，也是全靠個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裏的主要配角，一個個各唱其戲，他這個袁蘭芳只好唱個獨腳戲，就賣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這些現象，一般官史家都不願著墨太多，因為那實在有損於廟堂形象，著書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為尊者諱。多寫了，也難免與黨史、國史體例有違。但是這一現象卻是近代中國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絕對事實啊！

　　所謂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時代所慢慢鑄造出來的。但那為時尚早，現代化的獨裁政黨（包括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這時都還沒有出現。大清帝國的政治制度雖已日趨崩潰，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迴避制還是繼續有效。所以後來蔣、毛二公所搞的「黨政軍」一把抓的個人獨裁制，還非袁之所能及。老袁只能以曾國藩、李鴻章的老辦法，抓抓軍。軍，事實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后在死前，為奪其兵權，把他從北洋大臣調入軍機，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權。迨西后、光緒同時死亡，以一個糊塗蛋的醇王載灃，擁一對寡婦孤兒入承大統，對老袁要報一箭之仇，袁世凱也只有抱頭鼠竄而逃，不死者幾希。迨朝命以足疾開缺，回籍養痾，老袁也只有磕頭謝恩，跌跌爬爬而去，豈敢說半個不字？這是中華帝國的制度使然。以後國、共兩朝，都是絕對做不到的。

　　可是滿清大帝國的衰亡的周期已屆，老袁雖按「祖制」百分之百地交出兵權，那個腐爛的王朝卻找不到一個人可以照單接收。迨武昌變起，還要優詔袁某出山平亂。這個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養寇逼宮，取得政權，當了總統以後，這個總統如何運作，他雖然在五千年政治傳統裏，找不到藍本，對新制又茫無所知，幸好他還掌握了一個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臺上，還是可以舊調新腔隨機亂彈。（「亂彈」也是舊劇目形式之一種，它雜糅眾家不拘一格，隨機應變，然終不出傳統老套也。）迨帝制驟起，袁要恢復舊戲，而班底諸配角，亂彈已久，如今已分別彈出各自的名堂來，班主要舊調重彈，就很難號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窩裏反

　　北洋系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哪些人呢？簡言之，從小站時期開始，文場最高領導大致以所謂「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經羲、張謇、趙爾巽四人為首。此四友者，經「朝議」雖比照漢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於四皓也。他們一免跪拜稱臣，二賜朝服肩輿，三為入朝賜座，四錫優厚年金（二萬銀元）。然此四人皆不領情。最重要的是號稱相國的徐太保，時任袁政府的國務卿，籌安會出現未幾，徐即稱病離職。其他三人亦掛冠求去，其時袁的參政院與政事堂中，原網羅有共和、復辟兩派，政見相反，而一致擁袁排孫的人士甚眾。趙爾巽便是復辟派的領袖，總檢察長羅文榦則共和派之中堅也。如今兩派領導者皆紛紛求去，給袁之難堪雖多，然究無直接致命之傷害。袁也就淡然處之了。但是他們在袁氏帝制中所發生的破壞力，則無法估計了。

　　可是武班底的窩裏反，情況就更嚴重了。袁之真正的實力，還是他那老北洋六鎮（六師）的槍桿。這個槍桿老袁除自己緊握在手，絕不放鬆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謂「北洋三傑龍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了。王士珍這條「龍」，由於諸種公私原因，在軍中雖聲望彌高，然一直未掌握實權。迨袁有意帝制時，王事實上已告老還鄉，享其兒孫之樂了。（參見上引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二冊，頁七○─七二。比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陸上出版的《文史資料》，所記亦多，不備載，詳「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馮國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這兩個一「虎」一「狗」，可不一樣了。袁的看家之寶的六鎮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裏。袁為防制他們建立私人勢力，乃把他們在六鎮之中，不時調動，因此段一人在六鎮之中，曾歷任四鎮的「統制」（師長）。袁的本意只是對其部屬搞「將不專兵」的把戲，等到他們水漲船高，段變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時，袁的六鎮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屬，使段氏在後來所謂「北洋軍閥」系統中，威望足以號令全軍的第一號大軍閥。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軍眷村裏的產品。李鴻章的北洋武備學堂第一屆畢業後，留德，並在克魯伯兵工廠做實習生。後來為袁羅致，成為位僅次於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時接替馮國璋為清軍前敵總指揮，兼湖廣總督。終於率前敵清軍將領四十餘人，電迫清帝退位，成為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聞名國際。在袁氏替孫之後，段為袁政府中最具實力的陸軍總長。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時，段氏攝閣。帝制之初，主將軍府，兼統率處，號令三軍，權傾朝野，為當時中國之第一軍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來，就成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權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自許，接袁氏之班，實為順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之所能堪也。但段顯然無反袁之心，怠工杯葛而已矣。段原與袁府的「大爺」（克定）不相容，這時克定乃乘虛而入，竟向皇父建議以王代段，袁氏誤聽兒言，乃命克定苦勸臥「龍」，出山代段，並於民國四年八月底正式交接。這一來，火上加油，袁、段的關係乃發展到決裂的邊緣。據松坡遺墨所示，蔡鍔在潛離北京之前夕，曾與段有密談。再據上引袁靜雪的回憶，袁氏死後，遺族曾一夕數驚，因為有密報說段祺瑞要派兵來包圍中南海，盡誅袁氏家人。段為此表明心跡，曾特地把老婆送來參與袁家守靈，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關係發展到這種惡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敗，還需歷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馮國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大同小異。馮國璋，直隸（今河北）河間人。幼年家貧，曾在農村戲臺上拉二胡伴唱為生。後從軍，由於聰明而苦學，竟被保送軍校，與段祺瑞同學。半途請假考科舉，竟考中秀才。再考舉人落第，乃回軍校完成學業。後得機去日本，對日本兵制觀察入微，乃被袁氏選拔，終成小站三傑中之「狗」。辛亥武漢之役，總統清軍第二軍，攻下漢口、漢陽。後被調返北京，統率禁衛軍。禁衛軍者，袁某控制北京之八三四一部隊也。有此，則袁黨在北京之統治基礎乃大奠。二次革命時，馮又奉調南下，與張勳攻略南京。後張軍因軍紀不佳他調，馮乃代張為江蘇將軍，駐節南京。從此地靈人傑，馮遂成為威震東南的封疆大吏。民國四年初夏，馮自梁啟超口中獲悉袁有改變國體、實行帝制的陰謀，乃親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對他有上述「封口」之說。國璋信以為真，並為廣事傳播。後知被騙，乃氣憤不已。因此對袁氏之背叛民國，竟不惜公開批評，弄得朝野皆知。其實馮之反對帝制的公私動機，大致與段的立場，亦不相上下。他二人除愛惜共和之外，都不無將來對袁氏接班為主的情結。而他二人對「太子」袁克定的憎惡，馮可能有甚於段。馮竟直呼克定為曹丕，並對朋友們公開訴苦說，袁大總統如果做了皇帝，「像這樣的曹丕將來如何伺候得了？」（見惲寶惠著〈談袁克定〉，載《文史資料》總第二十六輯，頁一四一。）

　　總之，馮、段二人，袁世凱的兩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兩個同時罷工，袁就癱瘓了，雲南起義也就是多餘的了。至於黎元洪之拒絕「武義親王」之冊封，黎雖非北洋系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係副總統，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響的。但是還是毛主席說得好，壞東西不打不倒。沒個雲南起義這麼轟轟烈烈的來一下，袁世凱可能還不會立刻倒斃，而有袁在，帝制的鬧劇伊于胡底，就誰也不能胡說了。

　　下面再談談蔡鍔、唐繼堯和他們的雲南起義。

　　頭角崢嶸的蔡鍔

　　蔡鍔（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湖南寶慶人，其家庭背景，說者異辭。雲南文史資料說他家貧，「父為打鐵工人」（見《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頁九），不太可信，因為他在十三歲時就考中了秀才，簡直和他老師梁啟超差不多（梁成秀才時十二歲），但他和他太老師康有為一樣，鄉試落第，未能「中舉」，因而跑到長沙去進當時最時髦的「時務學堂」，做了梁啟超和譚嗣同的學生，時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歲，梁二十四歲。名師高徒，是民國史上少有的佳話。打鐵工之子，似不能有此造化也。哥大所編的《民國名人傳》，說他是富農之子，我則說他和毛澤東、劉少奇一樣，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後，蔡鍔曾在上海進南洋公學，又東渡日本，一九○○年曾回國參加唐才常起義，再回日本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與蔣百里同班，一九○四年畢業於士官學校騎兵科。蔡留日期間與梁啟超往返甚密，並為《新民叢報》撰稿，可說是頭角崢嶸、文武兼資。那時中國留日學生數萬人，十九都在東京一帶鬼混。像蔡鍔這樣的貨真價實的留學生，實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旦回國便為新政各界爭取的對象。

　　蔡鍔於一九○四年在日本學成返鄉，在端方之下做了一陣高級教官和參謀之後，便被廣西巡撫李經羲所羅致，去廣西一住六年。他在廣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當李宗仁將軍的母校的廣西陸軍小學的總辦。善於說故事的李公真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長，說成高不可攀的「飛將軍」。他說，蔡總辦的騎馬，可不是翻鞍上馬啊！他是從馬後起跑，以跳木馬的方式，縱身飛躍，騎上馬背啊（李宗仁那時還不知道蔡鍔是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的）！李宗仁縱使最崇拜蔡鍔，最後他還是要參加個「驅蔡」的學潮，把蔡鍔趕出廣西。因為，據他說，當時湖南人搞「以鄰為壑」，把廣西當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驅蔡不可。（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三章。）

　　廣西人驅蔡，蔡卻因禍得福。因為這時李經羲升任雲貴總督，乃順便把蔡鍔帶到雲南去了。在雲南，他不只是在「雲南講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個偉大的學生──中國紅軍之父的朱德，並寫了一部後來蔣介石也為之手不釋卷的《曾胡治兵語錄》，更重要的是當上了一位實際帶兵官──中國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的協統（旅長）。在他的三十七協裏，他並且引進了大批留日士官畢業的晚期學弟，作為自己的班底。（參見哥大和劉紹唐所編的各種中西文蔡鍔傳記。）

　　蔡、唐之間的微妙關係

　　筆者前章已交代過，袁世凱在他的班底六鎮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學生的，因為留日的陸軍學生，泰半都是同盟會的會員的緣故。蔡鍔是梁啟超的學生，未嘗加入過同盟會，但是他和黃興卻因同鄉的關係，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於黃的關係，蔡和同盟會也拉得很緊。如今在他的三十七協裏，竟然有一個標統（團長）和六個管帶（營長），是比他晚期的士官學校學弟，其中六管帶之一便是雲南東川出生、日本士官學校炮科六期畢業的學弟唐繼堯（一八八一─一九二七）。唐比蔡大一歲，但是在學歷上，蔡卻是比唐高三屆的學長；在官階上，蔡（旅長）更是比唐（營長）高三級的頂頭上司。在他們那個時代，不論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國，官場都是階級森嚴的，所以蔡對唐是可以頤指氣使的，而唐對蔡則是必恭必敬的。這就是他們在辛亥前後的個人關係。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至昆明，蔡是當時雲南最大的實力派，召集全體幹部密議之後，蔡被公推為革命政權的雲南都督，雲南就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陰曆九月九日），向清廷宣佈獨立了。既獨立矣，蔡都督坐鎮昆明，一支由唐繼堯率領，以同盟會員為骨幹的北伐革命軍，就從雲南攻入貴州。貴陽既克，雲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薦唐繼堯出任貴州都督。半年之前，唐某還只是滇軍裏小小的管帶（營長），一夕之間，連升四級，如今竟能與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松坡何以致此？唐對他的老長官、老學長的感激之情豈待細說？

　　松坡進京，蓂賡返滇

　　可是蔡對唐之恩高德厚，猶不止於此也。蔡鍔之志不在雲南一隅也。蔡原是個光芒四射的全國性人物，再加個名重四海的老師，狂為吹噓，進步黨人群抬轎，革命黨人拼命拉攏，松坡也早已名揚海內。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北洋軍舉行有名的「彰德會操」時，袁為閱兵大臣，蔡鍔亦被指派為審判員，就頗為袁氏看重，而隱有選拔之意。迨袁氏企圖稱帝之時，袁嫌北洋諸將，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氣太重」。段祺瑞身為陸軍總長，對部內政務，一問三不知。馮國璋方面大員，公書鞅掌，每晨高臥至十二時，猶在床上，成何體統？所以他要毀軍練軍，成立「模範團」，訓練新軍，一反老北洋系不用留日陸軍學生之往例，來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氣。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鍔。蔡鍔師徒為此亦頗感袁氏這個老伯樂的知遇，而頗有投效之心。因此梁、蔡師徒都認為蔡某非池中物，不應久困邊囤，而應急速離開雲南。但是雲南黑金（當時所謂「雲土」）遍地，富庶儕於江浙，地接異國，可進可退，此一絕佳地盤，豈可輕棄，因此他們認為蔡氏這個飛天之龍一去，雲南就應由唐某這個地頭之蛇接掌，才屬萬全。如此經梁氏之黨，在袁的面前一再說項的結果，終於得到袁的默契，將蔡氏調回其母省湖南，蔡之原缺，由唐繼堯返滇接掌。消息一出，蔡、唐兩方固然皆大歡喜，而雲南省內卻引起了小小的茶壺之內的風波，蓋省內固不乏野心家也。因此拒唐、迎唐兩派在昆明街頭難免就劍拔弩張了。所幸離職將軍猶在省內，餘威未減，經過蔡將軍一陣吆喝，反對派銷聲匿跡，唐繼堯回滇，也就和平接班了。（大陸出版的《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就收集有兩派遺老各說各話的回憶凡四十一篇之多，可讀性甚高。至於可信度如何，那就看讀者本人的火候了。）

　　由唐領銜發動的雲南起義

　　可是當蔡鍔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夏季，二次革命剛落幕時回到北京，卻發現袁氏並無意要他還湘出掌方面，相反的卻餌以高位（陸軍總長或參謀總長以替段），以待機。為此袁亦未始不具誠心。蓋從袁的角度看來，若踐前諾，調蔡鍔掌湖南，只是於心腹地區另添一「藩鎮」。二次革命後，袁好不容易去掉個譚延闓，怎能再換上一個更厲害的跋扈將軍蔡鍔？但蔡畢竟是個人才。在沒有槍桿、沒有地盤的條件之下，量材而器使之，未始不是有功國族的槃槃大才也。不幸當時北洋系的確暮氣已深，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早成絕物，忽然飛下來的「空降部隊」（國民黨部隊中的巧言，意思是由中央忽然派下的光桿兒指揮官），就著陸無所了。蔡君留京三年，幹了個他一竅不通的經界局督辦，怨聲歎氣，最後還要找個妓女小鳳仙來打掩護才潛出藩籬。誰知這個美的掩護，對個英俊多情的青年將軍，也不是好玩的。他後來喪命的喉疾，竟被誤診為花柳，而患者亦自信不疑，是否即因為庸醫所誤，而使一代英豪，不永其年？讀史者悲之也。此是後話。

　　總之，當蔡鍔溜出北京，經日本、安南，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轉返昆明時，他師徒的原計畫，是由蔡鍔從唐繼堯手中拿回雲南都督一職，然後統率當年舊部，網羅各界反袁分子，重建雲南為根據地，以與袁姓皇帝作長期之決鬥的。可是蔡氏行裝甫卸，便已看出今日雲南的主客形勢，以非復當年。今日之唐將軍已非三、四年前之唐管帶（營長）。他今日隻身來滇，只是洪憲王朝通緝待捕的逋逃犯，而非當年西南一人之蔡都督矣。他若能以三寸不爛之舌，說動現將軍首義討袁，或有可行；若不知輕重，以老長官自居，發號施令，那就自貽伊戚，寸步難行了。為此蔡在給梁的電報中，即隱約言之。梁氏聰明人毋待明言，亦不能明言也。自此蔡在昆明以擁唐為務，因此舊友共事，建軍討袁，也頗為融洽。

　　此時海內外反袁人士如民黨之李烈鈞（唐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學）等，都麕集昆明，在唐繼堯領銜之下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電袁世凱，要求其取消帝制，並以死刑懲罰帝制派禍首楊度等十三人。限袁氏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公開答覆。限時答覆未到，原領銜人唐、蔡、李等乃於二十五日召集群眾大會，通電全國，宣佈雲南獨立。群眾聞訊，立時歡聲雷動，列隊街頭，遊行示威，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全國性的反袁大起義，便在昆明街頭正式地展開了。（史料參見同上各書）

　　雲南的三路護國軍

　　接著在雲南的原班領導人，發動組織討袁護國軍，共有三個軍，分路出師北伐。他們議定，由蔡鍔統率第一軍，分三個梯團，六個支隊，號稱九千人（見李新、李宗一合著之《中華民國史》，其它史書有說實數不過三千上下，總數約五、六千人，或較近史實也），首先出發，直上四川，分向敘州、瀘州、重慶三個目標前進，今且將第一軍的統兵將領，條列如下：

　　總司令：蔡鍔（參謀長羅佩金）

　　第一梯團長：劉雲峰

　　．第一支隊長：鄧泰中

　　．第二支隊長：楊蓁

　　第二梯團長：趙又新

　　．第三支隊長：董鴻勳

　　．第四支隊長：何海清

　　第三梯團長：顧品珍

　　．第五支隊長：祿國藩

　　．第六支隊長：朱德

　　蔡鍔的第一軍，基本上是步兵，加一個騎兵連，和若干重武器和輕重機槍，少量彈藥，裹二月糧餉，於民國四年底、五年初，分批出發北上，人數雖少，倒也十分悲壯。

　　護國第二軍由李烈鈞統率，李之下有兩個梯團，四個支隊。兩個梯團長分別是張開儒和方聲濤。二軍作戰路線是東出兩廣，北上湘贛與一軍會師長江。二軍東出之時，曾沿途招兵買馬，擴充實力，散兵游勇被裹脅一空。下級軍官之中，後來扶搖直上，成為國民黨軍之中堅者，指不勝屈。李宗仁當時本已棄武就文，在一所中學之內，當個待遇優厚的體操教員，頗為滿足。不意護國戰起，他再度投筆從戎，在張開儒梯團中「炒起排骨」（當排長）來了。

　　我曾問過李德公，待遇優厚的中學教師，那裏就不如一個稍息立正的小排長呢？「啊，」他說，「我是個職業軍人，自當在軍中求出路嘛。」我又問他為何一定要反對袁世凱做皇帝？李公說，他們那批「小排骨」，還管什麼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當軍人就要打仗就是了。這是護國軍中的「小排骨」當時對內戰的觀念。我想當時在袁軍之中的「小排骨」們，思想也不會是兩樣的。「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則他們之下的「兩腳規」（畫圓圈用的小儀器通稱圓規，或兩腳規，因其造型頗像出操的小士兵，故被排骨們當作小兵的代名詞）對內戰的認識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釋了。語云一將成功萬骨枯，枯的都是這些「小排骨」、「小兩腳規」；啥共和？啥帝制？他們死掉做鬼也不關心啊！當年我替李公寫「口述自傳」，我勸他對護國戰爭這段經歷，團長以上的大戰略，少談不為過。「炒排骨的故事」則多多益善，因為那才是一般歷史家所不知道的，也不屑知道的護國戰爭中真正的歷史啊！（讀者可參閱《李宗仁回憶錄》的六、七兩章。）

　　護國第三軍也有四至六個支隊，由唐繼堯指揮，留守雲南基地。

　　三軍無主的護國戰爭

　　護國風氣一出，兵來將擋，袁政府也立撥曹錕、張敬堯兩軍和馮玉祥一旅入川抵禦。其實蔡鍔這區區數千之眾，間關千里，翻山越嶺而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對付蔡鍔，袁軍毋須作戰，只要據險防守數月，蔡軍裏無糧餉，外無救兵，餓也餓死了，會不戰自潰也。

　　原來蔡鍔犯蜀這個計畫，是他們梁、蔡師徒遠在天津便已擬定了的。他們原意本是在控制雲南之後，用雲南全部軍力民力，傾巢而出，一舉佔領四川全省。然後再發動四川全部軍民力量，北出祈山，東下三峽，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舉打垮。他師徒這項戰略，原甚周詳，誰知它第一步（佔領雲南的計畫）就未能實現。這計畫只是一個湖南佬和一個廣東佬，一廂情願所擬訂的。在這區域主義已迅速抬頭的中華民國裏，其難於執行，是不待蓍龜的（且看今日臺灣）。如今蔡鍔以數千羸卒，裹二月之糧，北犯巴蜀萬重之山，意欲何為？蜀人縱開門揖盜，你數千爛兵，又能盜得幾許？所以蔡鍔伐蜀的關鍵便是唐繼堯的大力後援，誰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後，便再無一彈之增，一斗之濟。他二人的關係何以一寒至此？衛唐、衛蔡之士，一百年來就各為其主了。

　　吾人治史，筆則筆之，削則削之，不為兩方師爺作注也。但我們大致可以說，兩方皆在鬧情緒；皆為情緒所累。也不會太錯。君不見，他們護國三軍之中，竟然沒個主帥。三軍函電來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絕對平等之謂也。這在自號「東大陸主人」的唐氏看來，雲南是吾土吾民，爾等遠來就食，自當客隨主便，反帝抗袁，總應以我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還要騎我頭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濟，磕頭來請。可是從蔡鍔立場來看，哼，爾唐蓂賡之有今日，不知飲水思源，還要恩將仇報哉（見上節故事）？嗟來之食，丈夫不屑；反主為奴，焉有是理？何況反帝抗袁是為全民伸張正義，為此反要喪志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朋友，讀者，你說他二人都對？都不對？總之，他二人這樣一鬧情緒就三軍無主了。在近現代中國的軍事史上，哪一支軍隊，沒個上級呢？有之，就是這三支護國大軍了。雖然他們後來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五月初旬（見下表）也在肇慶組了一個「兩廣都司令部」，選岑春煊為都司令，梁啟超為都參謀，企圖先把兩廣的護國軍統一起來。接著又設立了一個「護國軍軍務院」，選唐繼堯為撫軍長，這顯然又是梁啟超這個聰明人，亡羊補牢的辦法，然為時已晚；這個新建制，徒徒把中華民國政府一分為二，搞出個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府」來，它本身未發生任何作用，中國近代史就進入「後袁世凱時代」軍閥亂政的階段了。

　　以上所述，只是舉一個當國者的情緒影響行為，行為又影響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問題還多著呢。本篇限於篇幅，就不能繼續追根了。

　　泡沫戰爭的順利收場

　　所以蔡鍔的伐蜀實在是個泡沫戰爭，脆弱之極，幸好他的對方也是如此。曹錕、張敬堯、馮玉祥，乃至其他的袁黨中人，如湖南的湯薌銘、四川的陳宧、陝西的陳樹藩也是如此。他們何厚於帝制？又何薄於共和呢？對他們來說，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湯薌銘這個湖北人做了湖南將軍，為著報效袁公，他在湖南亂殺民黨，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復失地，討回公道，袁黨又無法保護他，那麼湯氏的自全之道，就只有加入民軍，宣佈湖南獨立，美國人所謂搞不過他就加入他（If you cannot lick him, join him），此之謂也。陳宧在四川亦復如此。蔡鍔之兵近在咫尺，相互砍殺，兩敗俱傷，而一無是處，加以袁在此時民心全失，蔡鍔與陳個人亦無宿怨，罷兵言好，生民同慶，何樂不為。最重要的還是袁氏鞭長莫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對他私誼雖恩重如山，他在此時放下屠刀，又何負於袁呢？所以陳、蔡雙方在川南搞拉鋸戰，不二回合，兩方就私通款曲，言歸於好了。雲南後方唐某拒發補給，蔡索性把兩個支隊撥歸陳氏指揮以就食，血濃於水，有何不好呢？

　　三十多年過去了，國共內戰，舊戲重演。傅作義在北平與林彪搞和平解放，至少保存了個文化古都不受糜爛。你說傅氏是裏通外國，晚節不保？據說蔣老總統敗退臺灣之後，檢討戰局，發現四百萬大軍，兵敗如山倒，而軍人戰敗「殉節者」卻寥寥無幾，因曾痛恨「武德」不修，人心敗壞，而痛心疾首，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袁世凱當年正是如此。

　　從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可是在袁生命最後的月日裏，他似乎對自己熱中帝制，誤信小人，也有深度的懺悔，第一他顯然認識到他對日本的估計是個絕大的錯誤。當此歐戰正烈之時，他這個「歐美派」，縱使內無反側，一個日本的外在反對，也足夠使他的皇帝之夢化為烏有的。克定偽造的《順天時報》，欺父誤國的影響，是無法挽回了。唯一的補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斷根，撤銷帝制。

　　雲南起義的爆發，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應，在偌大的中國，顧此失彼，他也是無法應付的。因此當袁軍與蔡軍在川南拉鋸，各有勝負之時，他就決心把帝制叫停了。三月二十二日袁氏正式撤銷帝制之後，在各方要求連總統一道退位的叫囂聲中，爛攤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時已是個絕對的孤家寡人和獨夫。積勞成疾，已重病在身。有關軍國大事，那些帝制派的嘍囉，什麼六君子楊度等人，和十三太保的段芝貴等，都上不得台盤。內安反側，外和強鄰，軍事、政治一把抓，就非老段不可了。所幸段祺瑞頗識大體，三月二十二日出任參謀總長，經過一個月的周旋，四月二十二日乃拜相組閣。但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各方叫囂，正此起彼落，省縣獨立，也接二連三。南方獨立諸省，在護國軍軍務院成立之後，對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趨激烈。五月十七日在馮國璋與張勳聯合邀請之下，尚未獨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會議於南京，各省雖仍效忠樞府，尊重元戎，但奉勸息肩榮休，則是多數之決議。縱是有舉足輕重、一言九鼎的「義婿四哥」（袁家幼年子女多呼馮國璋夫人為四姐，國璋為四哥，見袁靜雪憶父文），也不避嫌疑，迭電勸退，其他來自全國各地的勸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電，則日夜不絕，衰病殘年，何堪對此。袁氏自知不起，在六月六日，昏厥復蘇之後，微息微歎之間，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說：「他害了我。」此「他」是誰？就永無定論了，袁氏一死，全局皆鬆，中國就是另一個面貌了。

　　袁公，我民國史上之開卷英雄也。然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有之，或自不才始也。細評之，關係篇幅，有待專論。三言兩語帶過，則袁世凱，我國近代社會政治轉型期中，不幸的當國者之一也。我國近代從極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國制度，要轉入一個超英越美的，國家、社會兩得其平的後西方民主制度（Post-Western Democracy）。則此項轉變，非有兩百年以上之慢慢磨鍊不為功。袁世凱之當國則正值此一轉型的開闢時期，而他又天生是個「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主觀的個性，和客觀歷史發展的軌跡，兩者鑿枘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鑿枘不投是普遍現象，袁氏則較甚於他例而已，無足怪也。今只略言其抽象部門，具體例證，當另作別論。

　　今且把護國戰爭期間的大事，排列個時間表如下，以便讀者一目了然也。

　　護國軍戰爭大事表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

　　．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接受「推戴」，決心做皇帝。

　　．十二月十五日：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不受。

　　．十二月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為嵩山四友。

　　．十二月二十一日：冊封馮國璋、段芝貴、唐繼堯、閻錫山、曹錕、靳雲鵬、朱慶瀾、劉顯世、許世英、盧永祥等四十餘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宣佈獨立；唐繼堯、蔡鍔等領銜，組護國軍討袁。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

　　．一月十九日：日本警告，促袁延緩帝制。

　　．一月二十七日：貴州獨立；劉顯世領銜。

　　．二月十七日：外國公使團訪外交部關心中國內戰。

　　．三月十三日：廣西獨立；陸榮廷領銜。

　　．三月二十二日：袁撤銷帝制；起用段祺瑞為參謀總長。

　　．三月三十一日：四川將軍陳宧有意倒袁，與蔡鍔軍停戰。

　　．四月六日：廣東被迫獨立；龍濟光領銜。

　　．四月十二日：浙江被迫獨立；都督屈映光。

　　．四月十七日：馮國璋、張勳提「調停辦法八件」。

　　．四月二十二日：段祺瑞出任國務卿，組新內閣。

　　．四月二十六日：馮國璋電勸袁下野。

　　．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部」成立於肇慶；都司令岑春煊，都參謀梁啟超。

　　．五月八日：「護國軍軍務院」成立於肇慶；撫軍長唐繼堯，岑春煊代；是為近現代中國「一國兩府」之始。

　　．五月九日：陝西獨立；陳樹藩領銜。

　　．五月十七日：「南京會議」，馮國璋、張勳策畫，十七省代表參加。

　　．五月十八日：國民黨領袖陳其美被刺於上海。

　　．五月二十二日：四川獨立；都督陳宧。

　　．五月二十九日：湖南獨立；都督湯薌銘。

　　．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虛齡五十八歲。

　　．六月七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三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