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鄉關
二、師範生
三、五四大潮的洗禮
四、建黨初期的實幹家
五、在國民黨內工作
六、走向農民運動
七、霹靂一聲暴動
八、上井岡山
九、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
十、反對本本主義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十二、打破三次「圍剿」
十三、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
十四、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下）
十五、長　征
十六、奠基西北
十七、西安事變前後
十八、總結歷史經驗
十九、全民族抗戰的爆發
二十、指導敵後抗戰和《論持久戰》
二十一、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
二十二、反磨擦鬥爭
二十三、新民主主義的理論
二十四、皖南事變前後
二十五、建設邊區，戰勝困難
二十六、整風運動（上）
二十七、整風運動（下）
二十八、聯合政府的主張
二十九、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三十、重慶談判
三十一、和戰之間的抉擇
三十二、全面內戰爆發以後
三十三、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三十四、轉入戰略進攻
三十五、東移西柏坡
三十六、決戰前夕
三十七、大決戰的日日夜夜（上）
三十八、大決戰的日日夜夜（下）
三十九、將革命進行到底
四十、籌建新中國
後記

《毛澤東傳》金沖及主編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
《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一、出鄉關

　　曾經有一個美麗的傳說：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視，來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讓人演奏起動聽的「韶樂」，竟引來鳳凰起舞。後人就把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環抱的一塊狹長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沖。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韶山沖農民毛貽昌家出生了一個男孩，取名澤東，字詠芝（後改潤之）。他們家的頭兩胎嬰兒都在繈褓中夭折了。母親生怕他也不能長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邊的一座石觀音小廟，叩拜一塊巨石，認做乾娘，還取了個小名，叫石三伢子。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開國時，始祖毛太華隨軍遠征南瀾滄（今雲南省瀾滄拉祜自治縣內），在當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毛太華年老移居湖南湘鄉縣。十年後，他的兩個兒子又遷到鄰近的湘潭縣韶山沖。這裡位於湘潭、寧鄉、湘鄉三縣的交界處，地處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環抱，居民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從此，毛氏宗族在這裡墾荒務農。到毛澤東這一輩，已傳二十代，大約五百年了。

　　儘管韶山來歷的傳說是那樣美麗，毛澤東出生時，這裡的現實環境卻同舊中國其他閉塞而貧窮的鄉村沒有多少兩樣。沖裡住著六百多戶人家。祖父毛恩普是個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因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傳的一些田產典當給別人。毛恩普只有一個兒子，去世的時候，孫子毛澤東長到了十歲。

　　父親毛貽昌，字順生，號良弼。十七歲開始當家理事，因為負債被迫外出在湘軍裡當了幾年兵，長了不少見識，也積累了一些銀錢。還鄉後，贖回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買進一些，增加到二十二畝，每年能收八十擔稻穀。湘潭有著在湘中很有點影響的米市。毛順生善於經營，後來又集中精力去做稻穀和豬牛生意，資本逐漸滾到兩三千元，還自製了一種叫「毛義順堂」的流通紙票。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是個財東了。

　　在舊中國，靠自身奮鬥擺脫貧困的農民，大多克勤克儉，精明剛強。父親的這種性格，自然對從小目睹這一切的毛澤東產生了影響。毛順生和大多數走上坡路的農民一樣，試圖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兒子。毛澤東從六歲起就做一些家務和農活，如拔草、放牛、拾糞、砍柴，識字後也幫父親記帳。特別是十四到十五歲大約兩年的時間內，他成天在地裡跟家中雇的長工一同幹活。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對父親的嚴厲感受很深，後來回憶說，「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閒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帳，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於是，犁、耙、栽、割，全套農活，他都樣樣在行。還常常跟長工爭勝，搶重活幹，養成了山區農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怕艱難，對農民的疾苦也體會很深。

　　毛順生期望兒子將來成為同他一樣生財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發現兒子的行為不合自己的準則，便用高壓手段來管教，父子衝突就不可避免。對毛澤東來說，卻促成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這一天，毛順生設酒席宴請生意場上的朋友，吩咐十三歲的毛澤東幫著招待客人。毛澤東不願意做這些事，父親生氣了，就罵他懶而無用，為子不孝。他當著客人反駁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順生更加生氣，舉手就要追打。他便跑到家門前的一口池塘邊，聲稱父親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親的調解下，一場風波才和平解決。從此，毛澤東悟出一個直觀的道理：在壓力下如果溫順示弱，反會遭受更多的打罵，只有用堅決反抗的辦法，才能保護自己。

　　毛澤東對父親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的抗婚了。十四歲那年，毛順生給他包辦娶了個十八歲的媳婦羅氏，實際上是為家裡添個勞力。毛澤東始終不承認這樁婚事，從未和她同居。父親也無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羅氏」作為毛澤東的原配妻子寫進毛氏家譜。

　　同父親比較起來，給少年毛澤東影響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親。母親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稱文七妹。娘家在湘鄉縣唐家坨（後改為棠桂閣），同韶山沖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餘華里。文家也以務農為業，家境小康。七妹十八歲時和毛順生結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個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澤東、毛澤民、毛澤覃三兄弟。

　　作為普通的農村婦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務，撫養兒輩。她待人接物，純樸善良，極富同情心。災荒年月，常背著丈夫送米給討荒的人。平時還虔誠地燒香拜佛，把「積德行善」、「因果報應」一類的信念灌輸給孩子。毛澤東九歲時和母親認真討論過用什麼辦法讓父親也信佛的問題。十五歲那年，母親病了，他還專程到過南嶽衡山進香許願。當時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親的言傳身教，使毛澤東從小同情貧弱，樂於助人。

　　附近一個毛姓農民，曾收下定金把豬賣給了毛順生。過幾天父親派毛澤東去趕豬時，豬價已漲了。這個農民嘆氣，埋怨自己運氣不好，還說少了幾塊錢對富人不打緊，對窮人家裡卻是個大空缺。毛澤東聽後就把這樁買賣退掉了。

　　毛澤東十一歲那年，毛順生要買進堂弟毛菊生賴以活命的七畝田產，毛澤東和母親的態度是一致的，都覺得應該設法周濟毛菊生渡過難關，不應該乘機買他的田產。毛順生卻認為用錢買田是天經地義的事。母子倆的勸說自然沒有效果，卻給毛澤東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國後，他多次對毛菊生的兒子毛澤連說：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二叔是堂兄弟，到買二叔那七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什麼勸說都聽不進去。

　　毛澤東對母親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從長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掛念在外婆家養病的母親，特地請人開了一個藥方寄給舅父。次年春返回長沙，便把母親接來就醫。十月五日，文七妹患瘰癧（俗稱疝子頸）病逝，終年五十二歲。毛澤東日夜兼程從長沙趕回韶山守靈，並和淚寫下一篇情義深長的《祭母文》。他這樣追念母親：「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潔淨之風，傳遍戚里。」當時，毛澤東還給同學鄒蘊真寫信說：世界上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損人的，可以損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親便屬於第三種人。母親對他的影響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母親去世後，毛澤東把父親接到長沙住了一陣。父親後來不再干涉他的選擇，繼續供他上學。毛澤東是很感激的。毛順生於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患急性傷寒去世，時年五十歲。

　　父母的教養對兒童成長的關係很大，學堂的教育則影響著少年未來的發展。

　　毛澤東童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湘鄉唐家坨的外婆家度過的。外祖父家雖是務農的，但有一個舅舅在開館教讀，毛澤東有時也在那裡聽聽。直到一九○二年八歲時，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開始讀書。十六歲前，中間曾停學兩年在家務農，其餘時間內他先後在韶山一帶的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裡、烏龜井、東茅塘六處私塾讀書。毛澤東後來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為「六年孔夫子」。在上學期間，他早晚還要放牛拾糞，農忙時也參加收割莊稼。

　　這時，科舉已經廢除，新式學堂已經開設。西學東漸、赴東瀛求學已成時代風氣。就在毛澤東八歲接受啟蒙那年，後來對他影響很大的恩師楊昌濟和他欽佩的文化巨人周樹人（魯迅）先後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兒童們求學的唯一選擇。父親供他念書，沒有多大的雄心，無非是略識幾個字，便於記帳或打官司等。毛澤東照例從《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這些普及讀物入門，去接觸他從小註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傳統。隨後是點讀「四書」「五經」。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至今還保存著他小時候讀過的《詩經》和《論語》。

　　毛澤東不大喜歡這些枯燥難懂的經書，但他有著過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力，仍然學得很好。自幼爛熟於胸的知識，是很難抹去的，成年後常會自然地使用。以後，讀了《左傳》，使他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養了他「鑒古知今」的愛好，幫助了他後來的「古為今用」。

　　少年時的毛澤東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師照本宣科的教法對他沒有吸引力。一九○八年在井灣裡私塾就讀時，他最愛讀被塾師稱為「閒書」和「雜書」的《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舊小說。在學校裡，老師不讓讀，他用課本擋住偷著讀；在家裡，父親不讓讀，他就用布把窗戶遮住，使父親看不見燈光。

　　毛澤東讀了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裡的老人們互相講述。他後來回憶說：「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裡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對這一點納悶了很久。他開始分析小說的內容，發現這些小說的主人公「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他覺得這樣是不平等的。

　　農民們自然常要反對這種不平等。《水滸》裡匯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英雄。這種影響是意味深長的，在後來艱難備嘗的革命生涯中，《水滸傳》一直是他放在手邊常常閱讀的書。

　　毛澤東在舊小說裡關注的事情，在現實社會中也發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長沙發生了饑民暴動。起因是荒年糧價飛漲，有人率全家投塘自盡。饑民們湧到巡撫衙門請願，反而遭到槍擊，當場打死十四人，打傷的更多。他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放火燒了巡撫衙門，搗毀了外國洋行、輪船公司、稅關。清政府派兵鎮壓，暴動者的鮮血染紅了瀏陽門外的識字嶺（二十年後，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也是在這裡犧牲的），被殺者的頭顱高高掛在南門外示眾。

　　幾個賣蘭花豆的湘鄉小販逃出長沙，把饑民暴動的消息傳到了韶山。大家憤激地議論了好幾天。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對這件事逐漸淡忘了，毛澤東卻久久不能平靜下來。他覺得那些參加暴動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才起來造反，結果無辜被殺。這使他很痛心。幾十年後，他感慨地說：這件事「影響了我的一生」。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節，韶山一帶又鬧糧荒。饑民們組織起來「吃大戶」，劫走了毛順生準備運往縣城糶出的一批大米。毛順生氣得要命，毛澤東並不同情父親，「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也不對」。

　　一個叫李漱清的維新派教師從外地回到韶山，毛澤東很欽佩他，常去聽他講各地見聞，特別是維新變法的故事。這期間，讀到一本十幾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書，作者是鄭觀應，書裡講社會要改良，毛澤東非常喜歡。這樣，他開始知道一些發生在山外的當今中國的大事，感到中國不能守著老樣子不變了。毛澤東也不願再守著老樣子不變了。

　　他十六歲了，足跡所及只限於韶山沖和唐家坨。父親本來打算送他到湘潭縣城一家米店當學徒，可是他到外面繼續求學的願望更迫切。恰好在這時，表哥文詠昌告訴他，離韶山五十里的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在講授新學。他聽了很動心，便先後請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鐘和表哥王季范勸說父親。毛順生聽後，覺得兒子進洋學堂也許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年秋天，毛澤東離開閉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廣闊的世界。這是他人生歷程中的第一個轉折。他的激動心情是可以想像的。臨行前，他改寫了一首詩，夾在父親每天必看的帳簿裡：「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東山小學堂在湘鄉縣城附近的東臺山下。同舊式私塾相比，它除了傳統的經籍外，還有些自然科學和地理、英語等新科目。在這裡，毛澤東才知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經死了，新皇帝宣統已在朝兩年。他依然認為皇帝和大多數官吏一樣，都是善良和聰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人來幫助他。毛澤東這時較多地接受了維新派思想，特別喜歡梁啟超那些筆端常帶感情的文章。康有為、梁啟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並不知道，此時孫中山主張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維新變法思想而成為時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聯絡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上面，沒有在思想啟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辦的刊物在內地也不能公開流傳。而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在日本刊印《新民叢報》，廣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思想，在國內風靡一時。湖南又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梁啟超曾主講於長沙的時務學堂。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主要從維新派那裡接受政治啟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叢報》已經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澤東在東山小學堂時，表哥文詠昌曾借給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訂本。他讀了又讀，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來，還寫下一些批註。在第四號上的《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處，他寫道：「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政論文字，表明他當時對君主立憲和封建專制兩種國家體制的理解。從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從贊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到主張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是毛澤東早期思想發展的第一個梯階。更重要的是，梁啟超的《新民說》深入接觸到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主張從「變化民質」入手來尋求社會改革的途徑。這個思路開五四時期主張改造國民性的先河，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持續了較長時期，他以後組織的新民學會的會名顯然就是從這裡來的。

　　他開始注意中國以外的事情。從一位在日本留過學的教員那裡了解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強大起來的事情後，非常羨慕。他從同學蕭子暲（即後來的著名詩人蕭三）手中借來一本《世界英雄豪傑傳》，被書中描寫的華盛頓、林肯、拿破崙、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蹟感染，還書時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究富國強兵之道──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

　　一九一一年春天，東山小學堂的賀嵐岡老師應聘到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任教。因為毛澤東成績優異，賀老師願意帶他前往讀書。他第一次坐輪船到長沙，順利地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

　　長沙是湖南的省城。這時，中國已到了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夜。湖南是革命黨人活動十分活躍的地方，反對清政府的宣傳特別激烈。駐守長沙的新軍也越來越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歲的毛澤東的眼界頓時開闊得多了，感受到一種和鄉下完全不同的社會氣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辦的《民立報》，成為它的熱心讀者，接觸到許多革命言論。當他在這張報紙上讀到黃興領導廣州黃花崗起義的新聞時，思想受到巨大的衝擊。他後來說：「宣統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黃興在廣州起事，全國震動。消息到湘，學生界中之抱革命主義者，已躍躍欲試。」

　　毛澤東就是這「躍躍欲試」者當中的一個。一天，他在學校牆壁上貼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援革命黨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綱領，提出把孫中山請回來當大總統，康有為做內閣總理，梁啟超做外交部長。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表達他的政見，儘管他當時這種構想還很幼稚，連孫中山和康、梁之間政治主張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為了表示同腐敗的清政府徹底決裂，毛澤東在湘鄉駐省中學倡議並帶頭剪掉了辮子，還和一些積極分子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把十幾個答應剪辮子、卻遲疑不肯動手的同學的辮子給強行剪掉了。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時代就具有的那種說到做到、果斷利索的行動風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了。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派代表趕來長沙，要求湖南革命黨人立即舉義響應。一位代表還到湘鄉駐省中學介紹武昌起義的情況。這是一次激動人心的講演，二十多年後毛澤東仍記憶猶新：「當場有七八個學生站起來，支持他的主張，強烈抨擊清廷，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建立民國。」他自己更是興奮異常，覺得正在進行的激烈戰鬥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決定投筆從戎，北上武漢參加革命軍。正當他和幾個朋友整裝待發的時候，長沙革命黨人於十月二十四日發動武裝起義，成立了湖南軍政府。毛澤東隨即投入長沙革命軍。他不願參加學生軍，而是投入湖南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了一名列兵。

　　在當兵期間，他除了接受軍事訓練外，把每月七元的軍餉大多用來訂閱報刊和購買書籍，了解時事政治。他讀報讀得十分認真，以後成為他一生的習慣。有一天，他從《湘漢新聞》上讀到一篇談論社會主義的文章。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其實，當時他所看到的社會主義是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鼓吹的社會改良主義，毛澤東卻很有興趣，和士兵們討論，還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學提出應該研究這個問題。可是，反應很冷落，只有一個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勢發展得很快。武昌起義後不到兩個月，全國大多數省份已宣告獨立。袁世凱通過南北議和竊取了革命勝利的果實，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清王朝宣佈退位後，人們普遍興高采烈，認為革命已經成功了。毛澤東也覺得自己參軍的目的已經實現，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前程，決定退出軍隊，繼續求學。他一共當了半年兵。

　　他開始關注報紙上的招生廣告，在專業的選擇上舉棋不定。他先後報考了員警學堂、肥皂製造學校、法政學堂、公立高級學校，都不滿意。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後改名省立第一中學）。

　　在這所學校裡，毛澤東讀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國文教員柳潛稱為「實切社會立論」的作文，題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論》。文章劈頭就說：「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歎吾國國民之愚也，而歎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歎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看來，關於救國之道，他繼續沿著梁啟超開啟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這是毛澤東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僅六百字，老師的批語卻有一百五十字，說作者「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還批給其他同學「傳觀」。

　　毛澤東覺得這種學校中刻板的校規和有限的課程，遠不能使他滿足。不久，柳潛借給他一套《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讀得很認真。讀完後，收穫很大，愈發覺得在學校裡讀書還不如自學。毛澤東對他認定了的事，是敢於採取哪怕驚世駭俗的行動的。他斷然決然地從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退學，寄居在長沙新安巷的湘鄉會館，每天步行三里路到瀏陽門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

　　他訂了一個龐大的自修計畫。他的學習十分勤奮，像牛進菜園一樣，不停歇地埋頭讀了大量中外書籍。他興趣最大、收穫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近代科學的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特別是嚴復翻譯的書，如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他幾乎一一讀過，可以說相當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較為系統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啟蒙教育。他在這個圖書館第一次看到那裡牆上掛著的一張世界大地圖，那是每天經過時都要看到的。他才知道世界原來是多麼大，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縣在地圖上根本沒有。這個發現，對一個走出鄉關才一年多的知識青年來說，感受該是多麼新鮮和強烈！

　　又一個半年過去了。

　　毛澤東的自學生活雖然「極有價值」，但已難以為繼。他遇到了難題：父親不支援他這種似乎是漫無目的的讀書，拒絕繼續供給費用。同時，他寄居的湘鄉會館也被占了，住進了些被遣散的湘鄉籍士兵，經常滋事打架。這裡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對現實來設計自己的未來，而對人生的選擇似乎還處於徘徊狀態。這時，他已是不乏閱歷的快滿二十歲的青年了。

二、師範生

　　毛澤東決定重新回到學校讀書。

　　這時，湖南省立第四師範發出的一則不收學費、膳宿費也很低、畢業後即可擔任教師的招生廣告，引起了他的興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學的試題就是《民國肇造，百廢待興，教育、實業何者更為重要》，他以梁啟超的「以教育為主腦」之說立意下筆。現在，再三權衡，覺得自己將來還是最適合當教師。

　　一九一三年春，毛澤東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師範。第二年春，第四師範合併到第一師範，毛澤東被編入第八班。四師是春季開學，一師是秋季開學，因此他重讀了半年預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師畢業，前後共做了五年半師範生。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在長沙南門外妙高峰下，面對著滔滔北流的湘江：東側靠著粵漢鐵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鬱鬱蔥蔥的岳麓山。周圍的大自然環境是那麼優美。經常馳過的火車發出隆隆的轟鳴聲，又不時傳來時代的氣息。

　　第一師範創建於一九○三年，最初稱湖南師範館，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栻講學的城南書院。同朱熹講學的岳麓書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稱現名。它的規模、教師力量和設備，都是毛澤東以往讀過的幾所學校所不能比擬的。校章規定的教育方針「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採最新民本主義」，即「道德實踐」、「身體活動」、「社會生活」、「各種教授應提倡自動主義」，很強調人格和學識的全面培養。學校還先後聘請了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如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范、黎錦熙等。與毛澤東差不多同時，一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也紛紛考入第一師範，其中有蔡和森、張昆弟、陳章甫、羅學瓚、周世釗、李維漢、蕭子升、蕭子棫等。本來已是秀才，比毛澤東大十七歲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進來。在當時的湖南，一師堪稱培養新青年的搖籃。

　　第一師範對毛澤東的成長無疑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他在這裡打下了深厚的學問基礎，他的思想隨著新舊交替的時代前進，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見解，獲得社會活動的初步經驗，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當毛澤東進入一師時，中國正處於令人難熬和困惑的沉悶歲月。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並未由此獲得新生。人們在革命前所預期的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進步不僅沒有到來，相反，在很短的時間裡，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恢復帝制，張勳又演出復辟鬧劇，各路軍閥的割據混戰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嚴峻的現實不允許人們長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著新的出路。

　　毛澤東當時還是個正在求學的學生。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中，他為自己規定的讀書目的是什麼呢？

　　青年人求學，大多喜歡談立志，諸如將來要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澤東認為，離開真理來談立志，只是對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簡單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尋找真理，然後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給好朋友蕭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為人之學」、「為國人之學」、「為世界人之學」。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說：「齏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於國與群，仁人君子所欲為也。」

　　看來，心繫社會，苦學礪志，是這位師範生當時最基本的自我設計。

　　在一師，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教倫理學的楊昌濟。楊昌濟，字華生，長沙板倉人。自幼飽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尤喜程朱之學。一九○三年留學日本，改名懷中，意思是身在異邦，心繫中土。六年學成後又赴英國修學三年，然後遊歷德國、瑞士。歸國後，數次辭謝做官而從學，以教書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職。他的博學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進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圍。

　　他在一師講修身課時，要求學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後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鼓勵他們要「奮鬥」，「有朝氣」，「有獨立心」，能「立定腳跟」，而辦事又要「精細」，「小不謹，大事敗矣」。對學問，他認為要「貫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總是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澤東很喜歡楊昌濟的課，還時常去他的家裡討論問題，假期裡有時也放棄回家的機會，到板倉楊宅請教。他自稱：「近年來有所寸進，於書本得者少，於質疑問難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澤東和同學們曾組織一個哲學小組，還請楊先生擔任指導。師生之間，相交甚深。毛澤東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給友人的信中說：「弟觀楊先生之涵宏盛大，以為不可及。」這對青年毛澤東所起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是難以磨滅的。

　　楊昌濟在長沙的學生先後以千百計，他最欣賞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對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看來，楊昌濟一開始便把這個學生看作「異材」的。

　　除楊昌濟外，毛澤東還常到徐特立、黎錦熙、方維夏等老師那裡去求學解疑。這在黎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記中有多處記載，所談內容有「讀書方法」，「在校研究科學之術」，也有「改造社會事」。

　　從四月到八月，毛澤東共去拜訪了黎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離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書特約編輯員。兩人仍書信不斷，相交介乎師友之間。黎很看重他，在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於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學校的課程中，毛澤東把重點放在修身、哲學、國文、歷史和地理等幾門上，對數學、圖畫不花很多精力。他給朋友的信中說：「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序，而於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今聞於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於是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他每天總是在天色微明時就起身，晚上熄燈後還借外面一點微弱的燈光苦讀，從不肯浪費半點時間，而且持之以恒。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時代思想家的著作，從二十四史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從《昭明文選》到《韓昌黎全集》，從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到本省的縣誌，他都認真地研讀。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開列了七十七種古代經、史、子、集的著作，說「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包括人格修養和智慧，對青年毛澤東都留下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很推崇徐特立老師「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學習方法。所謂「動筆墨」，就是不只是讀前人的書，而且要經過認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寫下來，其中包括對書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當時有許多種筆記本，包括聽課的，自學的，摘抄的，隨感的和日記等，積了有好幾網籃。後來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國民黨軍閥何鍵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聽到風聲，就把它們連同毛澤東存放的書籍報刊一起燒掉了。一位塾師先生從火堆裡搶出兩冊教科書和一個筆記本。

　　倖存的這個筆記本，是一個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離騷》、《九歌》，後頭毛澤東把它題為《講堂錄》，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聽課筆記，也間有讀書劄記。主要是修身和國文兩門課的內容。

　　作為湖南人，毛澤東這個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選擇，深受湘學士風的影響。

　　湖南歷來注重興辦書院，許多著名學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書院講過學。重內聖之道的理學，和重外王之術的實學，在湖南交織紮根。學子們歷代相傳，不斷闡發，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為基本特徵的湘學士風。在這種風氣薰陶下，湖南學人大多關心世事，熱衷於投身政治活動，湧現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從而使湖南在近代以來成為最有朝氣的省份之一。鴉片戰爭前後，湖南有賀長齡、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宣導變革。在維新運動中，出現了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變法志士。辛亥革命時期，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禹之謨等更走在前列。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絕大多數曾就讀於岳麓書院。

　　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對湖南學風有著巨大影響。他是湖南衡陽人，早年就學於岳麓書院，晚年因隱居在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學術上能獨樹一幟，富於批判精神。他崇尚實學，主張「理依於氣」，強調「行」在認識過程的作用，頗能開一代風氣之先。

　　近代湖南，還出了一個曾國藩，和以他為代表的「中興將相」集團，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曾國荃等。他們也都曾受教於岳麓或城南書院。一方面執守理學，同時又師承王船山的實學。曾國藩便著力傳刻《船山遺書》，糅和理學與實學，貫通內聖和外王。他鎮壓太平天國時打著「保衛名教」的旗號，同時又嚴格地整軍治政。他還是早期洋務活動的代表人物，影響很大。

　　一心修學儲能的毛澤東，自然受到這一濃厚的文化土壤的強烈感染。他一跨進一師大門，就體會到這種特殊的氣氛。每逢集會，學生們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多材自昔誇熊封。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

　　楊昌濟也是岳麓書院的畢業生。在他的宣導下，研究船山學問在一師成為風氣。毛澤東尤其用功，還經常到楊的好友劉人熙創辦的船山學社聽課。同時，還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講堂錄》裡抄寫了好些曾國藩的話，如：「滌生（「滌生」是曾國藩的號──引注）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看來，他很贊成扎實、厚重的人生風格。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曾國藩還是個既「傳教」又很能「辦事」的人物。稍後，他在一封信中同時提到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幾個近代風雲人物，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重視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表現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實事求是。

　　這個命題出自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本意是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準確的結論。一九一六年，在岳麓書院辦學的一位校長，把這四個字寫成碩大的橫匾掛在講堂正門。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利用假期兩次入岳麓書院寄讀，這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自然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釋，並把這四個字寫下來嵌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大門口。

　　湖南一師規定的《教養學生之要旨》裡，專列一條：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事，察社會之情狀。毛澤東沿著注重實際的路子吸吮傳統思想中的優秀遺產。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顧炎武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後」的學說，顏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討論，盡有千萬義，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觀點，都影響著毛澤東。他在《講堂錄》裡記下不少這方面的言語，如：「實意做事，真心求學」；「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還特別說到顧炎武，推崇他「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耳濡目染，手寫心記，強化了毛澤東對社會實際的重要性的認識。他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文房四寶，外出「遊學」。湖南俗話，稱「遊學」為「打秋風」。指窮知識份子靠作點詩，寫幾個字，送給鄉里的土財東，換幾個錢餬口，形同乞丐。毛澤東他們沒帶分文，歷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遊歷了長沙、甯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不少鄉鎮。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回到一師，讀過毛澤東遊學筆記的同學，說他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為了紀念這次旅行，他和蕭子升還換上游學時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館裡拍了一張照片。這樣的「遊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還進行過幾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遊歷了半個多月。他日後養成的調查研究作風，從這裡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國社會這時正處在劇烈的動盪中。毛澤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動盪風雲。在一師期間，他總共花了一百六十塊錢左右，大約有三分之一用在訂閱報刊和買書上面。他每天讀報的時間很長，還常帶著地圖、字典和筆記本。和同學們談起時事，他總是有條有理，瞭若指掌，並且往往充滿著激情。於是就有了「時事通」的外號。這更加深了他那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學校的課堂並不平靜。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贊助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了吞噬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並於五月七日發出最後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政府覆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傳出，舉國憤慨。一師學生將幾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題名《明恥篇》。毛澤東讀罷，在封面上寫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這時，與毛澤東過從甚密的易永畦同學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學友會為他舉行追悼會，毛澤東在挽詩中寫道：「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這是首長達四十行的五言古風，也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留下手跡的最早詩作。它同《明恥篇》封面題詞一起，表達了青年毛澤東對民族危艱的沉重憂慮，和以雪恥救亡為己任的學子抱負。

　　外患常同內政相聯繫。袁世凱緊鑼密鼓地開始復辟帝制。楊度等出面網羅名士，組織籌安會。湘中一度風傳在京謀職的黎錦熙也被拉了進去。毛澤東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寫去一信：「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還勸黎離開北京這塊「腐臭之地」，「急歸無戀」。後來弄清了這是誤傳，他才如釋重負，又馳函致歉。

　　反袁聲浪日益高漲，就連昔日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梁啟超、湯化龍也起而回應。毛澤東當時擔任校學友會文牘，主持把三人有關時局的言論編印成《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在校內外廣為散發。已從一師畢業的陳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八時接潤之兄書，並承賜《湯康梁先生之時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死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佈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控制著北京政權。曾參與策劃護國戰爭的梁啟超，轉而致力於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發革命危機。毛澤東對袁世凱稱帝深惡痛絕，但對袁氏所培植和依賴的北洋軍閥並沒有清楚的認識，因而很贊成梁氏的主張。六月下旬，他趕回韶山看望病臥在床的母親，因南方軍隊在銀田寺一帶騷擾，被阻隔途中，越發認為政局應該穩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兩次寫信給蕭子升，陳述對時局的看法。他說：「國局自上月三十日約法、國會、內閣三大問題解決後，南方相繼取消獨立，撤除軍務院，漸趨統一。此由於南部諸英之深明大義，和段氏之中樞斡運，黎公之至誠感人，其力尤多。……中央舉措，究可佩服。」這裡，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諸英」列在一起來稱讚。

　　湖南人這時驅逐了袁世凱任命的都督湯薌銘。他列舉驅湯後的一些消極現象，諸如「暴徒乘機報復」，「自推長官」，無視中央而不得統一等，憂心忡忡地覺得「湘省之禍，比之辛亥為烈」，「殺機一起，報復未已。法蘭西之禍，最為可懼，不意此次竟演此惡劇」。看來，在反袁前後，毛澤東對國家和政府的看法還處於彷徨時期，露出了後來一度信奉過的「無血革命」的端倪。

　　當時，國內報刊傳出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將要改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製造《二十一條》的罪魁，許多人希望他下臺後日本的對華政策會有所改善。毛澤東卻在七月二十五日給蕭子升的信中說：「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而且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這位二十四歲的師範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澤東在一師的學習生活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那麼，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轉折。前期，他更多地關注傳統典籍。後期，他把重點放在哲學、倫理學上，社會實踐也更加廣闊和豐富了。不管在前期還是後期，他學習的目的都是為了尋求救濟時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內容發生了變化。

　　這個變化，和當時的思想界狀況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後幾年的痛苦經歷，對中國的先進分子來說，是件好事。舊的路子走不通了，就會尋找新的道路。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驚醒了世人。許多人認識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和鞏固，關鍵是缺少一場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批判；先覺者們進行的救國鬥爭所以屢遭失敗，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也是一個根本原因。這樣，先進分子便把注意力轉向了思想文化領域，主張著重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時當過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誌》（一年後改名為《新青年》）。他撰文強調，「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後之覺悟」。

　　這就是初期新文化運動的由來。

　　很快，在《新青年》周圍聚集起一大批先進青年。這個雜誌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鑄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這是一代真正有別於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舊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眾多的讀者和追隨者中，就有毛澤東。當時，楊昌濟為這個雜誌寫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這個雜誌。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發現，毛澤東讀了《新青年》後，「讀韓文杜詩的興趣降低了」。毛澤東自己後來也回憶說：「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毛澤東開始循著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思路探索。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要改變這種狀態，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因為哲學便於研討思想，倫理學便於闡發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這樣，改造哲學、倫理學，就同變化民質、改造國家和社會聯繫在一起了。這種想法，在當時的思想界是相當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後，毛澤東讀了不少哲學、倫理學書籍。在哲學和倫理學之間，他更有興趣的是倫理學。在他看來：「倫理學是規定人生目的及達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學。」羅學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記載，「余借毛君澤東手錄西洋倫理學七本，自舊曆六月底閱起，於今日閱畢。」這裡說的是楊昌濟翻譯的《西洋倫理學史》，毛澤東把它十分工整地抄錄下來。從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學期，楊昌濟給學生們講授倫理學，採用的課本是十九世紀德國康得派哲學家泡爾生寫的《倫理學原理》。該書由蔡元培從日文轉譯過來，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年出版，約十萬字。毛澤東除認真聽講外，細讀了這本書，用紅黑兩色畫了大量的圈點、單杠、雙杠、三角、叉叉等符號。還在書中寫了一萬二千多字的批語，絕大多數是抒發自己的哲學觀、歷史觀和人生觀，以及對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對原著的贊同語和章節提要。他批閱的這本書後來被一位同學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釗還給了毛澤東。

　　他當時為什麼這樣下工夫去讀這本書？毛澤東從周世釗手裡接過它時，有過解釋。他說：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麼正確，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只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於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新的啟發和幫助。

　　毛澤東貫穿《倫理學原理》的批語的基本觀點，是哲學上的二元論。他說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精神物質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他認為，事情有的是發生於自然的，有的是得之於人為的。後來他說自己早年信奉過康得的心物二元論，大概就是指這樣的觀點。

　　二元論的特徵是調和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青年毛澤東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自然觀方面，他說：「凡自然法則者，有必然性」，「人類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則之支配」。「吾人之心靈本之自然，其範圍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創作」。這是他從原來接受的唯心主義觀念中逐漸解脫出來、走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橋樑。二元論的通病，是一進入社會歷史領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釋。毛澤東也是這樣。他說：「實則全世界文明歷史之生活，乃皆觀念之所管轄也」；「觀念造成文明，誠然，誠然。」

　　如此強調主觀觀念的決定作用，對青年毛澤東來說，有它的必然性。知識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會時尚，本身就容易誇大精神的作用，過分強調主觀對改造社會的能力；再加上毛澤東本人長期以來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陸、王以及新康得派、新黑格爾派的思想。楊昌濟說自己以《倫理學原理》為教本，「所講不限於西洋之倫理學說，中國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張、朱、陸、王及王船山之學說，亦間取之」。強調主觀能動性的陸（九淵）、王（守仁）學派更為楊昌濟推重，毛澤東當然也受到薰陶。他常和蔡和森、張昆弟等討論宋明理學，研讀過朱熹編的《近思錄》、《四書集注》和《朱子語類》等，對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便常用這些觀點來作比較，發揮原著的一些論述。諸如「孟軻之義內，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為直覺論」；「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得同」等等。

　　中國近代社會正處在空前劇烈的變動中，舊的傳統秩序漸趨崩潰，外患內亂迭起相承，政治舞臺風雲變幻，這就使「尚動」「主變」成為人們尋找出路的重要傾向。這個時代特點同樣體現在毛澤東的探索中，並蘊含著濃厚的辯證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蓋唯有動而已」的觀點。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他寫道：「此世界中變化萬殊。」還把它運用到人類社會的考察當中，說歷史從來就是一個治亂交替的過程，聲稱特別喜歡戰國七雄、楚漢相爭、三國鼎立那些「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時代。認為：「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這個觀點看當今中國，他說：「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日新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對於中國社會，他的意思是「必須再造」，再造的辦法，是「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字裡行間，洋溢著改造社會的樂觀激情。他後來從大亂求大治的想法，看來是早有伏筆的。

　　在「動」中求變、求新，其內在依據是什麼呢？毛澤東當時特別重視兩個概念。一個是「差別」。他說：「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別比較而現」，如陰陽、上下、大小、彼此、好惡、美醜、是非、正反、明暗、勝負等等。「無此差別相，即不能構成歷史生活。進化者，差別陳迭之狀況也。」另一個概念是「抵抗」，即各種差別引起的壓力和反抗。毛澤東特別贊同泡爾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業和文明「無不起於抵抗決勝」的觀點，稱其「無抵抗則無動力」的論述，是「至真之理，至徹之言」。他熱情洋溢地寫道：「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他過去那種嚮往社會「大同」境界的想法也發生了變化，覺得即使人們真的進入了「大同」社會，「亦必生出許多競爭抵抗之波瀾來，而不能安處於大同之境」。把「差別」、「抵抗」這兩個概念，和「動」、「變」及「成毀」聯繫起來，表明毛澤東當時的認識已接近矛盾構成事物並實現轉化的辯證法觀點，還多少同社會歷史發展有所聯繫。他後來關於矛盾普遍性的理論，大體也濫觴於此。

　　五四前期，毛澤東的思想中有一個最突出的根本點，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對萬千事物時，要從大處著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節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以後，他也常強調要善於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而在當時，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圖）、「絕對精神」（黑格爾），總之是宇宙生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則。朱熹就曾說萬事萬物皆源於「一本」，「大本不立，小規不正」。楊昌濟講課時，也特別強調，「宇宙間所有一切之現象，皆由此大原則而生，吾人當神思默會，洞曉此大原則，此所謂貫通大原也。」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給北京的黎錦熙寫了一封長信，集中表述了對「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說成是「宇宙之真理」，認為它是支配著社會歷史發展的。拯救中國，也必須從尋求本原開始。他表示，目前和將來一段時間裡，自己「只將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

　　這樣，毛澤東開出了自己的救國藥方：「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他大聲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澤東的思想的珍貴資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錦熙收到信後，在日記裡寫道：「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實到「人心」上面，就是應有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就是倫理道德的建設。在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把自己這時的主張概括為兩個，一個是「精神上之個人主義」，一個是「現實主義」。

　　針對封建專制和束縛個性的三綱五常的舊道德，主張個人主義，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毛澤東寫道：「吾從前固主無我論，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始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他認為，人類的目的在實現自我。但他在個人主義前面加上「精神」兩個字，卻有他自己的特色。這種個人主義強調「充分發達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力求達到最高境界，使「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皆達正鵠」。「正鵠」不能只是「純然利己」，而是應該實現的理想和價值。例如，看到自己所愛的人有難，關鍵的時候，「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否則，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滿，就「未達正鵠」。依此類推，「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極端地說：「予謂人類只有精神之生活，無肉體之生活。」這種理解，已經超出了西方近代以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原義，包含著新道德觀的萌芽。

　　關於「現實主義」。毛澤東認為，人的一生是短暫的，不能脫離現實去追求虛幻的理想和價值，要爭取在有限的時間裡「實現自我」。他說：「吾人務須致力於現實者。如一種行為，此客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遂行；一種思想，此主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實現。」一方面，他反對空談，「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實行之義務」；另一方面，他又強調道德行為必須有正確的思想作指導，反對盲目動作。

　　毛澤東寫道：「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極高」是指追求獨立不羈。「極卑」是指我終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這個矛盾，他已覺察到了，但一時還不能完整地加以說明。

　　毛澤東在哲學、倫理學的王國裡尋覓著、遨遊著。他從中外文化裡汲取營養，又閃爍著他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的智慧之光。他這個時候並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誇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義，在他的思想中無疑佔有很大比重。這期間，他還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楊昌濟的讚賞，得了一百分。

　　但他這時的思想並沒有定型，還在探索過程中。當他寫下《倫理學原理》批註時，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道：「自揣固未嘗立志，對於宇宙，對於人生，對於國家，對於教育，作何主張，均茫然未定。」既然還「茫然未定」，就得繼續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識份子的思想歷程中，這類狀況是常見的。由於他堅持把改造社會、匡濟民族危亡作為出發點來進行理論探索，決定了他思想中的積極方面將隨著時代的前進而逐步佔據主導地位。由於他堅持一種從我做起、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從而使他在進行理論探索的時候，一直特別注重自我思想修養的磨練。

　　毛澤東從來把讀「無字之書」看得比讀「有字之書」更重要。或許，他當時的實際活動比保存下來的幾篇文字表現得更富有個性和朝氣，對他以後思想發展產生的作用也許也更大。

　　說來很有趣，毛澤東這樣一位後來舉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卻是體育論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載了一篇《體育之研究》，全文約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畫生。這個「二十八畫生」，就是毛澤東。是楊昌濟把他的文章推薦給陳獨秀的。

　　他在文章裡開宗明義，把體育和國力聯繫起來，說：「國力恭（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他認為：身體是知識和道德的載體。在中學和中學以上，應該實行德、智、體「三育並重」。針對重文輕武的頹風，他提出一個口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因為體育鍛煉有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等許多好處，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可以說，《體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對體育這個運動形式的研究，毛澤東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風和充滿朝氣的奮鬥向上的人生觀。

　　這期間，他在日記裡寫下了後來十分著名的話：「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在《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還向讀者詳細介紹了自己編的一套體操。他當時採用的鍛煉項目很多，如日光浴、風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長途跋涉以及體操和拳術等。

　　所謂風浴，張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記裡記載：「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側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書院後下山，涼風大發，空氣清爽。空氣浴，大風浴，胸襟洞澈，曠然有遠俗之概。」所謂雨浴，有一個夏天的夜晚，狂風暴雨，雷鳴電閃，毛澤東一個人爬上岳麓山頂，再返回來。他說：這是為了體會《書經》中所說「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澤東青年時代最喜歡的鍛煉項目，是游泳。正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這個愛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寬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場。他時常約二三好友到這裡揮臂擊水。還在學校組織了一個有近百人參加的游泳隊，晚飯後到湘江裡暢遊一番。同班好友羅學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記裡寫道：「今日往水陸洲頭泅渡，人多言北風過大，天氣太涼。余等竟行不顧，下水也不覺冷，上岸也不見病。堅固皮膚，增進血液，擴充肺腑，增加氣力，不得謂非運動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澤東自己後來回憶說：「那時初學，盛夏水漲，幾死者數。一群人終於堅持，直到隆冬，猶在江中。當時有一篇詩，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游泳，不單是強健了體魄，更激發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澤東強調一個人要有堅強的意志。他在《講堂錄》的筆記中就寫下：「拿得定，見得透，事無不成。」「不為浮譽所惑，則所以養其力者厚；不與流俗相競，則所以制其氣者重。」「陸象山曰：激勵奮進，沖決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汙澤（無非使心地光明）。」以後，在他的一生中確實一直表現出那種堅忍不拔、衝破重重阻力、一往無前的驚人毅力，而這種驚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對事情能「見得透」的基礎上的。這是他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魯士一個很有學問的將領。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師開展了一次人物互選活動，包括德、智、體三個方面近二十個項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學生參加，當選者三十四人，毛澤東得票最高。在德、智、體三個方面都有項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膽識」一項，則為他所獨有，評語是「冒險進取，警備非常」。

　　毛澤東的膽識，半年後有過一次受到眾口稱讚的顯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護法戰爭期間，北洋軍隊從湖南衡寶一線沿鐵路線向北潰退。長沙市民很是驚慌。一師位於南郊，靠近粵漢鐵路，是潰軍必經之地，隨時可能遭受劫掠。學校當局準備將師生疏散到城東暫避。擔任學友會總務的毛澤東提出，可以讓正在受軍事訓練的學生自願軍負責守衛。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議。於是，一些零散潰兵途經校門口，都不敢輕易闖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潰軍因為不知長沙的虛實，在一師以南的猴子石一帶徘徊。毛澤東把幾百個學生自願軍分成三隊，拿著木槍，分佈到猴子石附近幾個山頭上。同時，和附近的員警分所聯絡，由他們鳴槍吶喊，學生自願軍大放鞭炮。在這種突然襲擊下，本來就張皇失措的潰兵不敢抵抗。毛澤東便派人去交涉，他們全部繳了槍。長沙免去了一場兵災。

　　對毛澤東來說，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軍事行動。事後，人們稱毛澤東「渾身是膽」。他的大膽卻不是盲目蠻幹，而是基於對情況的明瞭和事先的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同班同學鄒蘊真問他：「萬一當時敗軍開槍還擊，豈不甚危？」毛澤東回答說：「敗軍若有意劫城，當夜必將發動，否則，必是疲憊膽虛，不敢通過長沙城關北舊，只得閉守於此，故知一呼必從，情勢然也。」

　　第一師範十分重視學生的課外生活。毛澤東的社會活動日益擴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學友會改選時，他擔任總務，還兼教育研究部部長，從前這兩個職務都是由教員擔任的。學友會會長由學監方維夏代理，毛澤東實際上主持工作。學友會開展了許多課餘活動，如成績展覽會、講演會、辯論會、運動會等。這年上半年，學校曾辦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員上課，辦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這學期還辦不辦？由誰來辦？大家看法不一。毛澤東認為這是學校同社會聯繫的重要途徑，應該辦下去，而且要辦好。方維夏同意他的意見，並決定由三、四年級的學生來辦，由學友會教育研究部具體負責。

　　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寫了一則《夜學招學廣告》，用語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話，傾吐出為失學工人分憂解難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來聽我說句白話。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麼？大家曉得嗎？就是俗語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都是個人，照這樣看起來，豈不是同木石一樣！所以，大家要求點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益的。雖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真是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學。……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夜間上課又於列位工作並無妨礙。……快快來報名，莫再耽擱！

　　這則廣告先托員警貼到街頭，並沒收到預期效果，只有九個工人來報名。毛澤東遇到難題總是先從弄清情況著手。他召集同學們分析原因。最後弄明：上學不要錢，工人覺得不會有這樣的好事；不識字的人本來就不會去看街上的廣告；讓員警去貼廣告，人們有懼怕心理。找到原因後，毛澤東和同學們又帶著印好的廣告，分頭到工人宿舍區和貧民區，邊分發邊宣傳，細細解釋。五天後，就有一百多人報名。毛澤東把這次活動的過程寫進了《夜學日誌》，說工人要求入學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們分發廣告時，「大受彼等之歡迎，爭相詰問，鹹曰『讀夜書去！』」這大概是毛澤東最初體會到：做下層群眾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細緻不可。

　　在毛澤東周圍，逐漸聚集起一批追求進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數是一師的學友，包括有些已畢業的。他們大多是楊昌濟的學生，都有一種「奮鬥的和向上的人生觀」。這當中，也有長沙各中等學校的學生。正在長郡中學讀書的羅章龍，就是看到毛澤東張貼的《征友啟事》後結識的。他們多來自農村，了解民間疾苦，沒有少爺公子的浮華，充滿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樸實而充滿朝氣。節假日，他們經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宮等風景名勝處聚會，或臧否人物、議論世事，或登高吟詠、鬥韻唱和，相約不談身邊瑣事。正如毛澤東後來追憶的那樣：「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從一九一六年開始，他們討論最多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使個人及人類的生活向上」。「相與討論這類問題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內外。有遇必討論，有討論必及這類問題。討論的情形至款密，討論的次數大概在百次以上。」他們逐漸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同時，他們又受到新文化運動思潮的猛烈衝擊，思想上發生劇烈的變動，「頓覺靜的生活與孤獨的生活之非，一個翻轉而為動的生活與團體生活之追求」。發生這種「一個翻轉」的劇烈思想變動的，自然也包括毛澤東在內。在這個基礎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開始商量組織一個團體，立即得到大家的響應。

　　要成立團體，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澤東和鄒鼎丞開始起草會章。蕭三的日記說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蕭子升──引注）來坐已久，交閱潤之所草新學會簡章。二兄意名為新民學會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書，力主子出洋。附來潤之所重草新民學會簡章。」「四月十三日，夜，潤之來，明日新民學會開成立會。」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個星期天。新民學會在岳麓山腳下的劉家檯子蔡和森家裡正式成立。到會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蕭三、張昆弟、陳書農、鄒鼎丞、羅章龍等十三人，再加上沒有到會的李和笙（維漢）、周世釗等人。這樣，最初的會員就有二十餘人。經過討論，通過了會章，以「新民」為會名，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會章還規定了幾條紀律：「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看來，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團體。成立會上選舉蕭子升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不久，蕭子升去法國，會務便由毛澤東主持。

　　新民學會是五四時期最早的新型社團之一。它的會章重點強調個人修養，政治性還比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當時達到的思想水準，受楊昌濟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但它和毛澤東當時的實際想法也有距離。對此，毛澤東稍後曾有一個說明，他說：「會章繫鼎丞、潤之起草，條文頗詳；子升不贊成將現在不見諸行事的條文加入，頗加刪削；討論結果，多數贊成子升。於是表決會章的條文如次──」。聯繫到蕭子升後來一直不贊成激烈變革、主張溫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認為是「不見諸行事」而「頗加刪削」的條文內容，大致屬於毛澤東當時更高遠的理想追求。

　　三個月後，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會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學會的組織活動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說：「楊師東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過是能讀其書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說：「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於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此區區之意，相與共照也。」蔡和森還表示，「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看來，他們已經不滿足於楊昌濟老師那種潛心學術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許而去迴避政治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毛澤東正是和新民學會的會員們一道探求中國的出路的。

　　這時，會員多數已經從學校裡畢業或即將畢業。選擇什麼樣的職業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負呢？學會成立之初，討論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問題。許多人不願「堆積」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國乃至世界各處去學習和考察。毛澤東也認為，這樣做每個人都可以去開闢一個方面，對將來大有好處。「向外發展」，成了會員的共識。

　　兩個月後，毛澤東也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了。他結束了五年半修學儲能的師範生時代。這年他滿二十五歲。此時的中國，一場急風暴雨就要來臨。

三、五四大潮的洗禮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車離開長沙，奔赴嚮往已久的祖國首都──北京。這是他們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到北京去？那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恰在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面對著選擇今後生活道路的時候，法國到中國招募華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組織華法教育會，搞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楊昌濟此前已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把這個消息傳回家鄉。這時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亂，政權不斷更迭，「教育摧殘殆盡，幾至無學可求」。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都覺得這是一條出路，便發動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並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楊昌濟商量後，又拜訪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兩次寫信促毛澤東等邀集志願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別轉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八月十九日，毛澤東一行到達北京。隨即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

　　這時，湖南陸續到京準備赴法的青年已達五十多人，是全國來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澤東他們發起這個活動時，「並未料到後來的種種困難」。到京後，「會友所受意外的攻擊和困難實在不少，但到底沒有一個人灰心的」。幾經聯繫，華法教育會負責人先後在北京大學、保定育德中學、河北蠡縣布裡村、長辛店開辦了留法預備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學。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計畫，交有關方面協調，還為他們籌措路費而四處奔走。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在一封家信中說：「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學生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

　　朋友們分赴各預備班學習以後，毛澤東留在北京。同行來京的羅章龍這時考進了北大預科，毛澤東卻沒有按楊昌濟的希望去報考。這可能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同時也與他一向推崇自學的主張有關。此外，當時教育部還有一個規定，中等師範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先要服務幾年。

　　不進大學，總得要找一個托足之地，以獲得生活來源。十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是相當稱心的，可以閱讀各種新出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人才薈萃，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校長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各種思想、學術在這裡爭奇鬥豔，新文化運動漸漸進入高潮。這種氛圍，是毛澤東在湖南根本無法接觸到的，對他來說該是怎樣的興奮和刺激！他在這裡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還積極參加北京大學的兩個學術團體。一個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並主講有關辦報的業務知識。這對他以後創辦《湘江評論》是有幫助的。一個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以及胡適、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它的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

　　毛澤東親眼見到了新文化運動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動，也結交了一些名人學者。他在湖南一師時就常讀他們的文章，這時自然不放過當面請教的機會。他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覆。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對陳獨秀，毛澤東是崇拜的，認為「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後來回憶，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間認識了陳獨秀，並受到很大影響。

　　他既在李大釗手下工作，李大釗的言論和行誼自然更給他以最直接的影響。這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學說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李大釗是在古老中國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十五日，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雜誌上面。從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還認識了譚平山、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這樣一些後來頗為著名的人物，並同來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學生鄧中夏建立了真誠的友誼。他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大，思想越來越激進。在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也很受影響。當時無政府個人主義派的一個代表人物是北大學生朱謙之，他比毛澤東還小六歲。兩人卻頗為投機，朱謙之常常來看望毛澤東，相互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

　　在北京，毛澤東起初暫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九號楊昌濟先生家中。其他會員分住湖南在京設立的會館。往來相聚，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蕭子升、羅章龍等七個人搬進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八個人擠住在三間民房小屋裡，每屋有一鋪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駢足而臥。棉被又大，攤不開，只好合蓋。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們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是清苦而緊促的，但古城北京豐富多采的景色卻是心理上的一種補償。楊先生的女兒楊開慧，更給他以情感的慰藉。毛澤東進一師讀書時，楊開慧只是個十四歲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為十八歲的大姑娘了。經常來往於楊先生家裡，毛澤東和她的認識逐漸加深，建立起戀愛關係。他們一同漫步在故宮河畔和北海公園，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還有倒垂湖面的楊柳枝頭懸掛著的冰柱。隆冬時節，毛澤東滿懷興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約了蕭子暲和羅章龍一同坐車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見一片冰雪，不過仍很滿足。他還到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工廠調查過。這些都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澤東要回湖南。原因是母親病勢危重，「不得不趕回服侍」。再則，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們結束了半年預備班的學習，就要啟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途中轉道上海送別了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這時，他的心情是複雜的。在北京，色彩繽紛的新世界一下子湧現到他的面前，他也許還不能立即同它融為一體，他對一下子接觸到的種種新思想一時也還來不及完全消化。但這些畢竟大大打開了他的眼界，邁出了從湖南走向全中國的第一步。

　　作為湖南青年赴法的組織者，毛澤東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許多赴法會友都曾懇邀他同行。一些會友到了法國後，還來信勸他出洋。羅學瓚在信中說得更是懇切：「惟弟甚願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學。若少遲延，時光既過，人事日多，恐難有多時日求學矣。……潤之兄啊！你是一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你如何帶一個頭，權且努力於研究學問的事呢？弟近來想及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學，學他十年八載。異日回國，……各抒所學以問世，發為言論作社會之喚醒提倡者。」

　　他仍然留了下來。他當時怎麼解釋已不得而知，稍後在一封信中卻有過明確的說法。他說留在國內探索有許多好處：第一，「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這不僅不影響吸收西方知識，還有利於在「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第二，「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

　　毛澤東始終是主張出洋，主張吸收西方知識的。就是在上面這封信中，他稱自己「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往前說，早在新民學會成立時，他就計畫過到日本去。往後說，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還計畫在國內再作三四年的預備，然後「赴外國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

　　這些設想，都沒有實現。一方面，隨後發生的一個又一個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著他投身其中，無法脫身。同時，也和他上述對中西方文明的認識有關。在留學成為時尚乃至時髦的風氣中，毛澤東堅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國實際國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學習外國，並且對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都採取分析的態度，確有其不同流俗之處，這也許是他以後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澤東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動經驗回到長沙，住在修業小學。他的同班同學周世釗在這裡任教。經周世釗推薦，校方聘請毛澤東擔任歷史教員，每週上六節課。工資不多，毛澤東覺得這樣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同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加強聯繫，直接投身到社會活動之中。

　　一個月後，五四運動就爆發了。

　　中國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無視中國的要求，反而把戰敗國德國在中國的山東攫取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消息傳來，北京學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發動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立刻震動了全國。中國人民長期鬱積的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政府當局賣國行徑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五月九日，長沙的報紙衝破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新聞封鎖，紛紛報導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回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商量改組現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以便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據當時已參加新民學會的蔣竹如回憶：「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師十三班的自習室裡複習功課，忽然毛澤東同志把我叫了出去。並告訴我：北京派來了兩個代表，……現在要商量一下怎樣回應北京的學生運動。於是，他邀我和陳書農、張國基等幾個人，到一師後山操坪裡，在月光下商談了一陣。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於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第二天，我們便分途進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五月二十五日，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二十餘名各校學生代表彙集楚怡小學，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鄧中夏後，便由鄧通報北京學運情況。會議最後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三天後，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學聯的組織下，長沙二十所學校學生統一罷課，並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

　　學生聯合會的會址設在湖南商業專門學校，該校學生、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任會長。它的工作人員也大多是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住的修業小學離商專很近，有時就住在商專就近指導。「可以說，他是這個富有戰鬥性的新的學生組織的實際領導者」。

　　七月九日，由湖南學聯發起，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它以「救國十人團」為基層組織，當月已發展到四百多個。這對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會有影響的。

　　五四運動使一些先進分子帶著頭腦中積存下來的問題開始更深入的思索。他們下工夫研究並介紹各種新思想。全國各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湖南長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種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鐘》、《岳麓週刊》等，但影響都不大。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誌，並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毛澤東準備了十多天，《湘江評論》創刊號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標明自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闢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湘江雜評」、「世界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全用白話文。該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湘江評論》的編輯工作。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只好代筆補白。那時正是酷暑時節，蚊叮蟲咬，一般人不勝其苦，而毛澤東總是揮汗疾書，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陽出來老高了，商專學生易禮容來找毛澤東，他還未睡醒。易禮容掀開蚊帳，不料驚動了一群臭蟲，「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隻都顯得肚皮飽滿」。這種情況，想來不止一夜。一個多月內，毛澤東竟為《湘江評論》寫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他此時的生活異常艱苦。修業小學給他的薪水除吃飯外就沒有剩餘，他的行李只有舊蚊帳，舊被套，舊竹席，身上的灰布長衫和白布褲穿得也很破舊。在這種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

　　一個時代潮流發生急速轉折的歷史時刻，引起人們思想上的震盪和變動，無論在廣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時多少年都難以比擬的。

　　毛澤東撰寫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這個時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熱情歡呼：「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毛澤東是怎樣傳播和研究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社會變革歸結為一點：「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用平民主義打倒強權統治，這是他當時的思想基調。

　　以往，毛澤東一直著重致力於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釋一切，很少注意決定精神觀念的社會物質基礎。如今，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沖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於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了。

　　他意識到：「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無非就是「知識」、「金錢」和「武力」這樣一些東西。顯然，毛澤東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並以此觀察社會歷史。他表示，今後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於第二、三、四期上面。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讚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裡，總是極力推崇聖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麼？是由於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他在這篇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於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於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毛澤東說存在著兩種主張。一種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他當時的思想矛盾在於：一方面稱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後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顯得更為突出，在《創刊宣言》中被作為行動方針提了出來：「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他不贊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會「起大擾亂」，還覺得強權者也是人，是我們的同類，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

　　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八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

　　這個雜誌只存在一個多月，在湖南卻發生了很大影響。創刊號印了兩千份，立刻賣完了，再印兩千份，仍不能滿足需要。不少進步青年，如任弼時、郭亮、蕭勁光，就是在《湘江評論》的直接影響下開始覺悟的。這個雜誌，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報刊，都轉載過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週評論》第三十六期，刊載一篇文章《介紹新出版物》說：「現在新出版的週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這期《每週評論》的主編和這篇介紹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適。

　　這時的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和李大釗進行著「問題與主義」的論爭。這次論爭，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開始分化。論爭雙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澤東所敬重的，對這場論爭的實質，他似乎一時還不能完全了解。從根本上說，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節地去解決問題。他當時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他又是注重實際的，所以並不忽視對種種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聽過胡適關於實驗主義的講演，曾把實驗主義列為近代思想變革的標誌之一。他計畫籌組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起草了一個章程，於九月一日發向各地，鄧中夏還把它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個《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項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國際、技術等許多方面。恰在這時，長沙一個叫趙五貞的女學生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裡割頸自殺，轟動了社會。毛澤東立即抓住這個事件，讓剛剛加入新民學會的周南女校學生李思安等去調查，於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報》上連續發表九篇文章，對封建婚姻制度、婦女解放的問題做了一番扎扎實實的分析研究，激勵人們奮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會。

　　社會主義，在五四運動後期已逐步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但當時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流行於北美的工讀主義等等。它們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討論和試驗之中，毛澤東也在比較和試驗之中。在當時諸種思潮中，無政府主義一度佔據優勢。因為它在中國這塊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比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佔先了一步。在我國早期的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中，許多人都一度傾向於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旅程中經歷過的一個中間環節。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後，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寄居岳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踏遍岳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這裡自學，相互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用蠶豆拌和大米煮著吃。這一實驗，很快因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中斷了。

　　到北京後，毛澤東又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日本的新村》，說新村「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接著，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又組成三個類似新村的「工讀互助團」，試圖用這種和平的、以典型示範的方式來創建新生活和新社會。這些，在青年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初到北京的毛澤東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後，雖然一直忙於學生運動和辦刊物，但仍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畫，作為他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學生之工作》一章公開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澤東是這樣來設計他的理想社會藍圖的：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社會裡，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等等；以後，把這些一個個的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今不敢言『模範國』、『模範都』、『模範地方』，若『模範村』則誠陳義不高，簡而易行者矣。」這種主張同他在《湘江評論》上提倡的「無血革命」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認為，岳麓山一帶，是實施新村建設的最適宜之處。他把《學生之工作》公開發表出來，目的是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這個建設新村的夢想還沒有來得及嘗試付諸實施，就被現實生活中極其緊迫的驅逐張敬堯的鬥爭打斷了。這是客觀環境迫使他這樣做的。

　　張敬堯是皖系軍閥，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軍進入湖南就任督軍。主政湘事期間，作惡多端。如：縱兵劫搶，濫發紙幣，盜押礦產，強種鴉片，鉗制輿論，勒索軍餉，偽造選舉等等，五四運動爆發後，始終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湖南人民從心底發出了反抗的呼聲。

　　毛澤東正從事教育工作和輿論鼓吹，張敬堯卻蠻橫地摧殘教育並封禁了《湘江評論》。這些，也不能不給予毛澤東強烈的刺激，使他難以平靜下來。當八月中旬張敬堯強迫解散學聯時，他就開始考慮進行一場驅張運動。九月中旬，毛澤東在商專召集原學聯幹部醞釀驅張問題，指出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內訌是驅張的大好時機，湖南學生要做驅張運動的主力，盡可能策動教員和新聞界人士支援。他明確地把驅張運動視為愛國運動的繼續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復的湖南學聯聯絡各界代表在教育會坪舉行第二次焚毀日貨示威大會，遭到張敬堯軍隊的武力鎮壓。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澤東連續兩天參加長沙各界教職員代表和學生代表的會議。六日，學聯公開發表驅張宣言，長沙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決定一致罷課。

　　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就這樣正式開始了。

　　這是毛澤東獨當一面地發動起來的第一次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政治運動。他以小學教師的身分成為這場驅張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在長沙各校總罷課的同一天，派出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衡陽、常德、郴州、廣州、上海等處請願聯絡。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率領赴京的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住在北長街一個叫福佑寺的喇嘛廟裡。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後，經與各方協商，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毛澤東很注重新聞輿論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起草發出大量驅張的稿件、呈文、通電、宣言，分送京、津、滬、漢各報發表。

　　為了要求撤懲張敬堯，代表團在京先後進行過七次請願活動。毛澤東還作為請願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提出了驅張要求。

　　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裡。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幹越來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楊昌濟特地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澤東的這位恩師不久就病逝了。毛澤東曾多次到醫院探護楊昌濟。楊昌濟病逝後，他到法源寺與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守靈，並發起募捐，撫恤遺屬，操辦後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釗、楊度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公佈楊昌濟病逝的消息，介紹他的生平。

　　驅張運動發生了明顯效果。張敬堯的罪行逐漸大白於天下。在各方一致聲討下，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但最終迫使張氏溜出湖南的，靠的還是直系軍隊和湘軍的武力威脅。已參加國民黨的譚延闓在南方政府的旗號下率湘軍再入長沙。時間是一九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從武昌給毛澤東寫來一封信，認為包括驅張在內的「這兩年的運動，效力還不十分大」，今後「要預備充分的能力」，「鍛煉一班好同志」，才能實行自己的主張。毛澤東曾在這封信前加了一個按語，對自己傾全力投入的驅張運動作了反思。他說：「驅張運動只是簡單的反抗張敬堯這個太令人過意不下去的強權者」，但驅張「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

　　的確，第二次北京之行，是為著驅張而來。但毛澤東卻是把驅張放到改造社會的整個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應該如何改造？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改造？新民學會應該向何處發展？這些，都是盤旋在他腦際的大問題。

　　對新村式的改良，毛澤東仍保持著一定的熱情。到北京後，他就和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取得聯繫，並正式加入了這個團體。一九二○年二月，他饒有興趣地參觀了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並寫信向長沙的新民學會做了介紹，說：「覺得很有趣味！但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一種學理是否正確，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看來，毛澤東對工讀互助運動，既喜歡又茫然。他還需要繼續觀察它在實踐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訪這位中國新村運動的宣導人。談話內容，不見記載，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為主要話題的。

　　驅張以後，湖南怎樣建設？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質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於三月十二日寄給在京的老師黎錦熙，表示這些雖然是「枝枝節節的向老虎口裡討碎肉」，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如果連這樣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

　　驅張以後，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進步青年做什麼？毛澤東設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試試看，在裡面「實行共產的生活」。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進北平前，還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由於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當時，和毛澤東交往甚密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室），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街九十九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會晤毛澤東，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產黨宣言》，還有一堆關於社會主義的新書刊。他二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這一次出遊，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狠有研究的價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又前往黎錦熙住處長談到深夜，討論改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社會主義的問題，黎錦熙也主張中國的問題應該從「根本解決」下手。

　　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對問題如果不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透徹了解，他是不肯輕易地作出判斷的。問題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覺得，自己對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通過驅張運動的實踐，再加上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了解，他意識到，「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麼方法達到？──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自己也一樣，未曾詳細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裡」。

　　然而，這時的毛澤東，似乎一時還不願去做「詳細研究」。他歷來不是一個隻從書本裡尋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腦子不能入靜」，更想做的還是在他看來更現實的一些具體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毛澤東決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畫。同時，蕭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也將要從上海啟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澤東離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車去遊覽了孔子的故鄉──曲阜，還登了泰山。對孔子這一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後，五月五日，毛澤東一行到達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裡二十九號（今安義路六十三號）。這時，新民學會從北京、長沙、天津到上海的會員達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澤東主持，在半淞園開了一天會，送別赴法會友，同時討論了會務。討論中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學會態度：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潤之主張──會友各個向各方面去創造各樣的事」。五四時期，不少講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詞，立刻生吞活剝，虛驕浮躁地大發種種議論。新民學會這次討論會強調「潛在切實」，正是有感而發。大家還議定了介紹新會友的四個條件：純潔、誠懇、奮鬥、服從真理。「這日的送別會，完全變成一個討論會了。天晚，繼之以燈。但各人還覺得有許多話沒有說完。」

　　五月十一日，在滬會友送別了蕭三等六人。毛澤東還想試一試他一度醉心的工讀互助生活，和彭璜、張文亮幾個人在民厚南裡租了幾間房子，實驗過互助工讀團的生活。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擔任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經過親身實踐，他很快察覺這種團體生活中難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寫信告訴北京的黎錦熙，「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湖南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彭璜等幾經討論，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週刊及《時事新報》發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張敬堯被逐出長沙，湖南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如何在湖南建設民治這個新問題，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澤東將原先寫好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發表於上海《申報》。這個月內，毛澤東還接連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湖南改造促成會覆曾毅書》等文章，闡明他的主張。毛澤東深深感到，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根除的辦法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以「推倒武力」統治；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他認為，一省一省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

　　陳獨秀這時也在上海，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畫，徵求意見。談話中，自然也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和南陳北李這兩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巨人相繼晤談，可說是毛澤東第二次離開湖南的巨大收穫。他又要回湖南了，他這時的事業還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張敬堯軍隊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從事驅張活動的湘籍人士相繼回到長沙。七月七日，毛澤東經武漢返回後，應聘擔任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的主事（校長），不久，又被聘為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員兼一個班的級任（班主任）。這時，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後，毛澤東就著手辦兩件大事，一件是關於當前的，一件是關於長遠的。

　　關於長遠的，他著力於新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把眼光主要地轉向俄國。還在北京的時候，毛澤東便兩次寫信告訴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國勤工儉學，而準備「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澤東還準備在兩三年後組織一個「留俄隊」，他說：「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訴你」。為什麼想要去俄國呢？因為「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

　　回到長沙，毛澤東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禮容等創辦文化書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文化書社緣起》，宣稱：「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書社所面對的工作對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學時要廣得多。他當時說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寬泛的「新思潮」。他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可以看出，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的希望開始寄託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榜樣上。

　　他們租了長沙潮宗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三間房子，作為文化書社的社址，還請剛剛就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寫了招牌。毛澤東以「特別交涉員」的身分，多方籌借資金，努力擴大營業範圍，先後和省外六七十個單位發生業務往來。文化書社經營的書刊，如《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等譯著，以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編輯的刊物《勞動界》，都體現了毛澤東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這些書刊都很暢銷，社裡總是供不應求，反映出當時湖南社會中對介紹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書社社址，後來事實上也成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對內對外的秘密聯絡機關。

　　創辦文化書社後，毛澤東又和方維夏、彭璜、何叔衡等籌組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八月二十二日，籌備會議在長沙縣知事公署舉行，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具體工作安排是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實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儉學。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在文化書社正式成立，毛澤東被推為書記幹事。經毛澤東推薦，湖南《大公報》連續轉載了上海《共產黨》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產生廣泛影響。俄羅斯研究會還先後介紹了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十六名進步青年到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語，然後赴俄國留學。

　　關於當前的，是和驅張運動一脈相承而來的湖南自治運動。這是毛澤東回長沙後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當時的中國，北洋軍閥政府腐敗而又專橫，打著「武力統一」的旗號，連年發動對南方的征伐戰爭，許多人自然把希望寄託在地方自治或聯省自治上面。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曾表示贊同。李大釗甚至說過：「依我看來，非行聯治主義，不能改造中國。」這種流行的政治主張對毛澤東的影響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羅章龍討論過，想把湖南搞成中國的先進地區，就像西方古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那樣。從上海回湖南後，儘管他已向馬克思主義急速轉變，但對社會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實踐中嘗試一下，人們是很難輕易放棄自己選擇過的思想武器的。

　　毛澤東回到湖南後，曾在七月九日給胡適的信中興奮地說：「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發表了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的「禡電」，聲稱將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籠絡人心，維護他還沒有鞏固的統治，抵制北洋軍閥政府的再度干預。但湖南社會各界，由於長期深受北洋軍閥之苦，由於譚延闓當時打著反對北洋軍閥的旗號，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再加上毛澤東等此前對湖南自治的廣泛宣傳，許多人對譚的諾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種社團和知識界人士紛紛發表主張，提倡「民治主義」、「湖南自治」。

　　譚延闓發表「禡電」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趕回長沙，立即參加湖南自治的討論。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個人或聯名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十四篇文章，系統地提出實現湖南自治的具體主張。

　　譚延闓宣佈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實質是想借湖南人的家鄉觀念，為他們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開路。毛澤東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為「湘人治湘」是「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發自下層的政治運動。他心目中的榜樣是俄國，「俄國的政治全是俄國的工人農人在那裡辦理」。

　　湘人自治採取什麼形式呢？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湖南共和國」的方案。他說：我們主張「湖南國」的人，並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個名稱，「只是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他覺得實行全國總建設一時還完全無望，最好的辦法是「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先和正處於混亂中的「大中國」脫鉤，待十年二十年各國「分建設」好了，再搞「徹底的總革命」。「這實是進於總解決的一個緊要手段。」

　　毛澤東號召湖南帶個頭，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國」。他認為，湖南在驅張成功後，已經擺脫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有可能率先這樣去做。他設想：在這個國家裡，廢除軍閥統治，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自置實業，自搞教育，健全縣、鄉自治機關，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等等。

　　毛澤東這種近乎驚世駭俗的構想是大膽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思想上還存在的內在矛盾：這個用來率先示範的「湖南共和國」其實近似一種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種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聯合起來，用輿論的力量來推動譚延闓實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聲革命」。只要有機會，他都還想試一試。

　　湖南自治的輿論聲勢已成。毛澤東希望能進一步推動起一種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此同時，譚延闓也擔心呼聲日高的自治運動發展下去後，他會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省議會各推舉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會」的起草員，來草擬一部「省憲法」，然後召開制憲會議。毛澤東當然不能罷手。形勢的發展，迫使他越來越深地捲入到實際運動中去。

　　譚延闓官辦自治的方案剛發表，毛澤東、彭璜和《大公報》主編龍兼公就動議搞一個民辦自治的文件。稿成後題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這個文件利用譚延闓原來所作的開明姿態，承認譚延闓為首的湖南省政府「實在是一個革命政府」，認為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由這個政府召開人民憲法會議是比較現實的。同時提出：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實行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每五萬人中產生一個。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設告成」。

　　這個文件於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長沙《大公報》上公開發表，簽名者達三百七十七人，幾天後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澤東為實施這個文件多方籌劃奔走。七日，他參加湖南學聯召開的省城各團體、各報館代表聯席會議，決定雙十節舉行自治運動遊行請願，推舉龍兼公、毛澤東起草《請願書》。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會召集的「第二次籌備自治運動之各界聯繫會議」，到會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澤東擔任主席，詳細討論了憲法會議選舉和組織法要點，並推舉方維夏等將討論結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遊行。到達督軍府門前時，彭璜等代表向譚延闓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願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在省議會門前，出於對包辦「制憲」的不滿，還有人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

　　譚延闓接下了《請願書》，但對所提各項要求卻在事後斷然拒絕。十一月下旬取譚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恒惕，更撕下開明的偽裝。他們知道毛澤東是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便製造謠言，說是毛澤東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還想搗毀省議會。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想借此造成一種高壓的恐怖氣氛。毛澤東不得不在《大公報》上登出《辯證函》，鄭重聲明：「無論何人，不得於我之身體及名譽有絲毫侵犯。」

　　員警沒有再採取什麼行動。但一場以和平請願方式進行的好似與虎謀皮的自治運動，也從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訴朋友，「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十一月下旬，他決定離開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鄉。

　　在萍鄉，毛澤東又從行動回到了思考。原來設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須另外開闢一條新路。他一向是個善於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能夠在探索中不斷揚棄那些不符合實際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給向警予、歐陽澤、羅章龍、李思安、張國基等新民學會會員寫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內容是總結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教訓。

　　給向警予的信說：「幾個月來，已看透了。」並且從這個失敗中得出結論：「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給李思安的信說：我們須「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畫。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長短。」這個「他們」，自是指譚延闓、趙恒惕之流。

　　給羅章龍的信說：「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新民學會須「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毛澤東總是扎扎實實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揚棄。事實的教訓，使他終於擺脫開對社會改良道路的最後一點幻想，使他更加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這個決心實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決心，他再也沒有回過頭。

　　到十一月底，他還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學會會員之間的往來通信，編輯成兩冊，並在一些信件上寫了提要或按語，在十二月間印製出來。這是對他和新民學會兩年多來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個總結性的回顧。

　　毛澤東在《通信集》中一封討論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的信件上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

　　這些運動之外的「主張」是什麼呢？毛澤東提出：新民學會要開始「從事於根本改造之計畫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

　　這時的蔡和森，正在法國。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園會議之後，新民學會會員主要分在法國和長沙兩地活動。留法的會員到這年冬天已達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閱讀法文書刊，「猛看猛譯」了幾十種革命書刊。這使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比毛澤東等稍早一點，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園會議要求法國會友定期會集，組織座談。蕭三把這個精神帶了到法國。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會，通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蔡和森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蕭子升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會議委託蔡、蕭二人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等。

　　蕭子升的信寫於八月初。他表示「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於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蔡和森的信寫於八月十三日。他明確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四種利器」；其中，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的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這兩封信在路途上時，毛澤東正為自治運動忙得不可開交。他大約在十一月分看到它們，這時正好已拋棄實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於十二月一日給蔡和森、蕭子升以及在法會友寫了長達四千字的回信，對他們的不同意見作出明確的選擇：「我於子升、和笙（李維漢──引注）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他說明自己贊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為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這是他從無情的實際生活中得出的結論。

　　蕭子升隨後於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於九月十六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復一短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復，態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後選擇，表明他兩年多來經歷了一條多麼曲折的心路歷程啊！四十年後，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裡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

　　在表明這種態度時，毛澤東剛過完二十七歲的生日。

四、建黨初期的實幹家

　　二十七歲的毛澤東，個人生活也發生了變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楊開慧結婚。

　　楊開慧生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澤東小八歲。她跟著母親在長沙縣板倉鄉下度過童年。父親楊昌濟留學歸來後，遷居長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隨父親遷居北京。楊昌濟病逝後，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楊開智扶柩回到長沙。不久進湘福女中選修班讀書。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後，她便到湖南學聯做宣傳工作。

　　毛澤東兩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愛了。楊開慧後來回憶說：「自從聽到他許多事，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毛澤東也有許多信給她，表示愛意。還寫過一首《虞美人》寄給楊開慧，上闋是：「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無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熱戀中的深情男子，才會寫出這樣溫柔纏綿的詞句。

　　楊開慧還說：「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見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所生之外，就是為了他。假設有一天母親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著他同享一個命運」。

　　這些話寫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楊開慧犧牲前把它藏於長沙板倉住所的牆縫裡，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發現。這也是他們愛情史上的一段佳話。

　　他們結婚的時候，楊開慧只帶著簡單的行李，住進了毛澤東任主事的第一師範附小的教師宿舍。這天晚上，他們花六塊銀元辦了一桌宴席，招待長沙的幾位親友。從此，楊開慧一直協助毛澤東開展革命工作，並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婚燕爾之際，毛澤東牽掛著新民學會的活動。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馬克思主義後，從根本上確立新民學會發展正確方向的時機也已成熟。長沙的會員好些日子沒有開會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書社舉行學會的新年大會。這幾天，正好是各機關和學校放假的時候。在發出的通知裡，根據巴黎會友的提議，列了「新民學會應以什麼作共同目的」、「達到目的須採用什麼方法」、「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等十二項討論內容，要求會員先研究準備，屆時「撥冗到會，風雨無阻」。

　　元旦這天，下了一場雪。鄒蘊真回憶：「那天早飯後，一人徒步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書社是租用舊公館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牆，中間開個黑漆大門，進門是個方磚鋪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長排房屋，靠東的兩間木房，就是書社作為營業處承租的鋪面。空坪東邊靠近營業處前面，有個長方形廳堂，裡面放著一張長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們開會的會場。開會期間，天氣陰冷，時飛小雪，但到會的仍踴躍，無中間缺席者。」

　　到會的有十多人。會議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澤東介紹巴黎會友召開蒙達爾尼會議的討論結果，然後著重就學會的共同目的、達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著手這三個問題，暢所欲言地展開討論。

　　討論第一個問題時，有人主張「改造中國與世界」，有人主張「改造世界」，有人主張「改造東亞」，有人不主張用「改造」二字，認為宜用「促社會進化」。毛澤東發言說：「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於『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東亞』無所取義。」一月二日付以表決。到會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贊成「以改造中國及世界」或「改造世界」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討論第二個問題時，仍先由毛澤東介紹巴黎會友的意見，接著他把當時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歸納為五種：一、社會政策（即社會改良主義）；二、社會民主主義；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四、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無政府主義，供大家討論。何叔衡第一個發言，說他「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毛澤東緊接著說：「我的意見與何君大體相似。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表決結果，毛澤東等十二人主張布爾什維克主義，兩人主張社會民主主義，一人主張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三人棄權。

　　一月三日，討論第三個問題，即眼前如何著手。大家提出研究、宣傳、聯絡、經費、基本事業（辦學校、書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組織等六項。熊瑾玎等談到「有組黨之必要」，全體同意把「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著手方法」之一。

　　在討論「會員個人生活方法」時，毛澤東表示：「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至於消費，贊成簡單，反對奢泰」。

　　能留作會議紀念的，是毛澤東整理的新年大會全部記錄。不久，他又把這份記錄鉛印出來，作為《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二號，分寄給長沙及省外、國外的會員。

　　當時在《湖南通俗報》做主編的謝覺哉，在元旦這天剛被毛澤東、何叔衡、周世釗介紹加入新民學會，他參加了後兩天的討論，在元月三日的日記中寫道：「連日新民學會開會，關於主義爭辯甚厲。……同一學會，則以奉同一主義為宜」。

　　巴黎和長沙的兩次大會，說明新民學會已成為奉馬克思主義為主要信仰的革命團體。學會七十四個成員，早期先後加入共產黨的約三十一人，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易禮容、李維漢、羅章龍、郭亮、夏曦等都擔任過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他有三十多人長期從事教育和科學事業，並同情革命。只有熊夢飛等二人後來成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學會多數會員分道揚鑣的，還有主張溫和改良的蕭子升。毛澤東一九一○年在湘鄉東山小學堂讀書時，就和他認識了。在湖南一師又是同學，蕭早毛澤東三年畢業，兩人曾一同「遊學」，相交甚深。蕭子升很有活動能力，書法很好，但有公子氣。他從法國回來後，同毛澤東爭論了好幾個晚上，誰也沒有說服誰。大革命時期，他曾任國民黨北平市黨務指導委員。國共分裂後，當過故宮博物館監守，國民政府農礦部政務次長。後來長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憶說：「一九二○年，新民學會出現了分裂，在毛澤東領導下，那些熱中共產主義的人，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

　　這個「秘密組織」，就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在新年大會前後，毛澤東沒有把籌建共產主義小組的事情在新民學會公開。

　　一九二○年八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發起組，「預備在一年之中，於北平、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預備性質的組織。」看來，長沙一開始就列入了陳獨秀的建黨計畫。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陳先生與在湖南長沙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信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幹，準備去信說明原委，請他發動湖南的中共小組」。

　　十一月間，毛澤東便收到了陳獨秀、李達的來信，接受正式委託。他們還將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機器工會，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宣言》起草等情況，隨時告知毛澤東，還寄來了《共產黨》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澤東曾邀請陳獨秀來長沙，內容之一就是參加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會。因陳乘海輪赴廣東，就任孫中山軍政府的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未能到長沙來。經過慎重物色，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時間大約在一九二○年十一月。

　　不久，毛澤東寫信告訴蔡和森這位建黨熱情最高的朋友：「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

　　在籌組共產主義小組的同時，毛澤東還進行著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建工作。一九二○年十月，他同時收到北京、上海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便在第一師範、商業專門學校、第一中學的在校學生中物色對象，建立團組織。第一師範學生張文亮，就是毛澤東物色的建團工作骨幹。他在一九二○年底的日記中多次寫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並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托我代覓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會見毛，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並囑青年團此時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十二月二日，「澤東來此。他說，青年團等仲甫來再開成立會。可分為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囑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澤東覆信，『師範素無校風，你應努力團結一些同志作中堅分子，造成一種很好的校風』；『青年團的問題你可努力在校發展團員，在本學期開一次會』」。

　　十二月十六日，「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

　　十二月二十七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

　　日記幾次出現「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澤東積極慎重、注意品質的建團方針。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團時，由於缺乏經驗，忽視品質，成員複雜，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佈解散。湖南的團組織避免了這段彎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學會新年大會結束後十天正式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成立時有團員十六人，到七月分發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澤東的小弟弟毛澤覃。

　　當時，毛澤東已父母雙亡，他先後把小弟弟毛澤覃和從小在他家裡長大的堂妹毛澤建接來長沙讀書，只留大弟毛澤民在家理事。毛澤東把自己獻給了革命，對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帶著毛澤覃回韶山過春節。年三十晚上，毛澤東和弟妹們圍著火塘守歲。毛澤民告訴哥哥，家裡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錢，前些時候又遭敗兵勒索和壞人搶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澤東聽後開導說，國亂民不安生，要舍家為國，走出去幹點事。家裡的房子可以給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就算了。那幾頭牛，還是讓別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著。剩下的穀子，春耕時糶給上下屋場的人吃。

　　過完春節，毛澤民隨毛澤東離開韶山到了長沙，被安排在一師附小做校務，同時在工人補習學校學習。從此，毛澤東全家投身革命活動，毛澤建、毛澤覃、毛澤民先後為革命獻出了生命。

　　毛澤東對個人的思想修養和改造一直十分認真地對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給彭璜的信中對自己性格中的長處和弱點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剛，久知此理，而自己沒有這等本領，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有此志而已），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願犧牲真我，不願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青年毛澤東的這種性格，在他以後的日子裡仍多少可以看得出來。

　　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採納蔡和森此前「事須秘密」，「潛在運動」的建議，常以群眾團體和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名義，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毛澤東還時常向長沙《大公報》推薦馬克思主義文稿。該報主筆龍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澤東還通過第一師範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開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長沙工人和學生數百人冒雨舉行了慶祝國際勞動節遊行。據李達回憶：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在住所交換各地工作經驗，「北京小組在長辛店做了一些工人運動，武漢方面，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及其他各工廠的工人運動也是剛剛開始。長沙小組，宣傳與工運都有了初步的成績。看當時各地小組的情形，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而整齊的。」

　　毛澤東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點，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長沙小西門碼頭，乘著暮色，登上開往上海的小火輪。旅費由新民學會會員熊瑾玎協助籌集。他們走得很突然，也沒有讓親友送行。當時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報》工作的謝覺哉在日記裡寫道：「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這五個圓圈，謝覺哉後來解釋說是「共產主義者」，當時他知道這是件大事，怕洩露，只能以圈代意。

　　這確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國內外七個共產主義小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們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日本）。會議原定由陳獨秀主持，但他因廣州公務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與會。與會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

　　這是一次年輕人的會議。最年長的何叔衡不過四十五歲，最年輕的劉仁靜只有十九歲。十五位與會者的平均年齡二十八歲，正巧是毛澤東的年齡。以後改變整個中國面貌的中國共產黨，最初就是由這樣一些年輕人成立起來的。他們或西裝革履，或身著長袍，是一色的知識份子。毛澤東在當時並不特別引人注目。

　　代表們以「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名義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會址設在不遠處李漢俊的哥哥、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家裡，門牌是貝勒路樹德里三號。七月二十三日正式開會，最後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進行。大家推舉張國燾主持會議，毛澤東和周佛海做記錄。會議正式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並通過了黨綱，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關於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會議確定要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

　　毛澤東除擔任記錄外，只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的確，毛澤東有著許多實際活動經驗，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漢俊、劉仁靜、李達等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著作。共產黨的第一次會議上，不少人常常引經據典，涉及許多理論問題。毛澤東給與會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們的意見，常在住的屋子裡「走走想想，搔首尋思」，乃至「同志們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體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

　　八月中旬，毛澤東回到長沙。因身體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學社，以養病為主。他抓緊時間讀了些書，特別「把英文作為主課，每天多少必讀幾句，誠已曉得非讀不可了」。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樣開展工作？黨的「一大」會議並沒有提供具體的辦法。各地黨組織的工作，一般從兩方面著手：一、利用職業關係進行宣傳和發展黨員；二、想法接近工人，組織工人運動。毛澤東也是這樣開始他建黨初期的活動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為湖南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員，隨即辭掉一師附小主事職務，推薦何叔衡接任。他們覺得黨需要有一個加強理論學習和宣傳的公開場所，便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和經費，創辦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學。

　　創辦自修大學是毛澤東的夙願。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設想過。毛澤東先後起草了自修大學的《組織大綱》和《創立宣言》。裡面說「自修大學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採取自學為主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並注意勞動，「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別組織」。學校發出的《入學須知》中申明：「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九月開學時，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後來著名的共產黨員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長趙恒惕以「所倡學說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閉了湖南自修大學。這時，自修大學及附設補習學校已經培養了來自湖南三十四個縣和外省四個縣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的同時，毛澤東著手組建湖南地方黨組織。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產黨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

　　支部租了小吳門外清水塘二十二號一處平房，作為秘密活動機關。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較偏僻，所住多為菜農，菜畦裡有兩口水塘，上塘水濁，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門前有一條路直通小吳門，人來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澤東和楊開慧從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離開長沙。

　　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毛澤東著手在工人和學生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為了接近工人，他脫下長衫，換上粗布短褂，赤腳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們做朋友。先後在第一紗廠、電燈公司、造幣廠、黑冶煉廠，以及泥木、縫紉、印刷等行業中吸收一些先進分子入黨。在學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學、第一師範、商業專門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工業學校等基礎較好的學校發展黨員，有的學校還建立了支部。毛澤東還兩次到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建立黨支部。兩次到安源煤礦了解情況，並於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書記，是湖南黨組織領導的最早的產業工人黨支部。夏曦、郭亮、陳昌、夏明翰、蔣先雲、毛澤民、黃靜源、楊開慧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入黨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鄉安源）已有中共黨員三十人。毛澤東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湘區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委員有何叔衡、易禮容、李立三等，後來增加郭亮。區委機關仍設在清水塘二十二號。楊開慧實際上擔任區委的機要和交通聯絡工作。

　　這個期間，毛澤東還以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身分兼任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書記，領導湘區團組織建設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連續三次給當時在團中央機關工作的張秋人寫信，報告和聯繫團務。六月十七日，毛澤東主持召開長沙地方團員大會，在團執行委員會下面，特設立了學生運動、勞工運動、社會教育運動、婦女運動、政治宣傳等七個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閉幕後，便把發展工人運動作為自己工作的重點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十月，在長沙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毛澤東任主任。

　　儘管毛澤東在一師時辦過工人夜校，但從事工人運動對他仍是件缺乏經驗的陌生事情。他辦事歷來不尚空談，而是腳踏實地，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把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

　　在湖南從事工運，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爭取湖南勞工會。這是個在湖南工人中較有基礎而又受無政府工團主義影響的工人團體。它只作經濟鬥爭，組織原則是「剷除領袖的合議制」，絕對打破領袖觀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長沙成立。主要創始人是黃愛和龐人銓，會員約七千人。

　　勞工會擁有不少群眾，黃、龐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當威信。要把他們爭取過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首先仔細了解和分析了勞工會的情況，從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黃愛、龐人銓都是五四運動、驅張運動中的激進分子，為人正直，純潔；黃愛還先後受過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是在征得陳獨秀的支持後由滬返湘組織勞工會的。勞工會領導第一紗廠工人反對省政府把紗廠租給華實公司的鬥爭遭到失敗，正需要人幫助指導。於是，毛澤東從幫助黃愛、龐人銓入手，指定專人同黃、龐聯繫，還多次約他們到清水塘住處懇切交談。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勞工會成立一周年。毛澤東同黃、龐商議改組勞工會，並在《勞工週刊》上發表《所希望於勞工會》一文，對改組勞工會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勞工會的目的不僅在從事經濟鬥爭，「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二是舊的行會式組織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產生的人員精幹的辦事機構。三是工人應該自己養活工會，要準備罷工基金和選舉基金。

　　毛澤東的建議，得到黃、龐的贊同和採納，他們隨即對勞工會進行改組，把原來各工團的合議制，改變為書記制，將過去的八個部集中為書記、教育、組織三個部，黃愛還邀請毛澤東助理會務。他們接受毛澤東「小組織大聯合」的主張，先後成立了土木、機械、印刷等十多個工會。勞工會從此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十二月中旬，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孫中山會商。途經長沙曾作停留。毛澤東在文化書社接待了他，介紹黃愛、龐人銓和馬林見面，請他「花了一個晚上給他們講階級鬥爭、俄國革命」的情況。馬林在隨後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曾這樣談到沿途的觀感：「這次南方旅行我覺得是我在中國逗留期間最重要的時期。……在若干省城裡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問題十分感興趣。我在長沙、桂林、廣州和海豐都參加了青年的集會。那裡有青年學生的各種地區性俱樂部，研究關於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這些青年組織總的說來實際上並沒有對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什麼貢獻。只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遊行並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組織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舉行了罷工」。

　　馬林走後，毛澤東請易禮容轉告黃愛、龐人銓，邀他們到清水塘談話。事後，毛澤東對易禮容說：「談得很好，他們的見解看法同我們是一樣的，願意同我們一起幹」。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據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澤東通過湖南勞工會、省學聯，發動長沙一萬多工人、市民和學生，舉行示威，反對美、英、日、法等國在華盛頓召開「共同支配中國」的所謂太平洋會議。黃、龐分任大會主席和遊行總指揮。當時的記者報導說：「勞工會的『老虎的和平』的傳單，從經濟的立場，揭穿太平洋的內壁，鼓吹階級鬥爭，鼓吹勞動者武裝，鼓吹全國、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大團結，色彩是很鮮明的。」這是改組後的勞工會組織的第一次大規模活動，在全國影響很大。黃愛、龐人銓也在鬥爭中洗刷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黃愛、龐人銓因組織長沙紡織工人罷工，遭軍閥趙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綁赴瀏陽門外秘密殺害。犧牲前，黃愛被砍三刀後仍用力高喊：「大犧牲，大成功」。

　　黃、龐遇難後，毛澤東立即聯合長沙各界在船山學社兩次召開追悼大會，發行紀念特刊。為衝破趙恒惕對輿論的封鎖，毛澤東把李立三從安源調回，指示他去常德動員黃愛六十歲的父親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訴趙的罪行。隨後，毛澤東也借機赴上海，組織反趙運動，出席上海追悼黃、龐大會。一時間，全國各地掀起了追悼黃、龐，抗議趙恒惕摧殘工運罪行的浪潮。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寫的報告中特別說道：「因反對太平洋會議，鼓吹承認蘇維埃俄羅斯的示威遊行及參加紗廠罷工，青年團團員黃愛、龐人銓二人被督軍所殺。」黃愛五四時期曾在天津參加覺悟社，和周恩來交情甚深。周在德國得知黃、龐被殺，悲憤地寫下《生別死離》一詩，表示決心要用鮮血來澆灌「共產花開」，讓「赤色的旗兒飛揚」！

　　通過改組和指導湖南勞工會的活動，毛澤東初步獲得領導工人運動的經驗。他深知依靠和培養骨幹、建立強有力的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於是指派黨內幹部，先後組建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俱樂部這個名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定下來的。除路礦等方面的一部分產業工人外，湖南省會長沙主要是手工業工人聚集的城市，行業很多，工人多達十萬人。毛澤東領導湖南黨組織先後組建了長沙泥木工會、長沙人力車工會、長沙筆業工會、長沙理髮工會、長沙縫紉工會、長沙鉛印活版工會等。各工會和俱樂部的秘書都由共產黨員擔任，毛澤東還親自兼任長沙鉛印活版工會的秘書。從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後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罷工，掀起了湖南工人運動的高潮。

　　鬥爭高潮是從安源工人大罷工開始的。

　　江西萍鄉的安源煤礦和湖南株洲到萍鄉的株萍鐵路，合稱安源路礦，共有工人一萬七千人。由於株洲同長沙已有鐵路相通，它同長沙的聯繫比同江西省會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黨組織領導，是湖南黨組織領導範圍內最大的工礦企業。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後，毛澤東到萍鄉休息，到過安源考察，注意到這裡的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他們每天勞動長達十二個小時，工資低微。礦井又沒有安全設備，不斷出現傷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礦一些工人寫信給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請求派人到安源幫助並指導一切。書記部派毛澤東前往。他兩次到安源，後一次還帶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髒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們的疾苦。他告訴工人們應該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利益，還打了個比方，說：路上有點小石子，大老闆抬腳隨便一踢，就踢開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摻上沙子、石灰合成團，大老闆搬也搬不動。回到長沙後，毛澤東決定把這裡作為發展工人運動的基本立足點。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開闢工作，以後又陸續派劉少奇、蔣先雲、黃靜源、毛澤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澤東很強調爭取以合法形式開展鬥爭，先把腳跟站穩，逐步開展工作。他告訴李立三要利用當時社會上時興的平民教育運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發現和培養骨幹。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辦平民教育的名義。他通過關係打聽到萍鄉縣知事是舉人出身，喜歡古文駢體，反對白話文，就用「四六體」寫了一篇呈文請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這個縣知事還把呈文加上頭尾，作為佈告張貼。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連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勞動節這天，安源工人舉行了聲勢較大的示威活動。

　　五月中旬，毛澤東第四次來到安源，召開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會議，聽取工作匯報。當聽說「五一」遊行喊的口號中有「中國共產黨萬歲」時，他告誡大家，一定要穩當，一下把共產黨公開出去，要是反動派向你們要共產黨怎麼辦？有的人就會害怕。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要講究鬥爭策略，不然就要吃虧。現在要緊的是把工人組織起來。

　　此後，工人俱樂部注意鬥爭策略，採取創辦「消費合作社」的方式，把俱樂部活動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使加入俱樂部的工友增加了許多。九月初，毛澤東第五次來安源，和蔣先雲、朱少連等分析安源鬥爭形勢，一致認為罷工時機已經成熟。接著又召開黨支部會議，研究罷工方案。毛澤東提出了「哀兵必勝」的策略，以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礦當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大罷工，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總代表。罷工宣言提出十七項政治和經濟要求。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經過五天的激烈鬥爭，工人俱樂部「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安全勝利」。這年冬天，毛澤東第六次來安源，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在會上作了全國工運情況的報告。臨行前，毛澤東指示安源黨組織，趁罷工勝利，發展一批優秀工人入黨。安源黨團組織迅速發展，到一九二三年就發展了十三個黨支部和二十六個團支部，還建立了安源黨的地方委員會。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澤東第七次到安源。這時，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受到直系軍閥吳佩孚殘酷鎮壓，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安源路礦當局也揚言要取締工人俱樂部。來安源前，毛澤東就召集安源黨組織負責人到長沙開會研究對策。他指示要暫避鋒芒，取穩重步驟，不輕易舉行罷工，但要擺出彎弓待發之勢，做好罷工的充分準備。安源的同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回來後一方面找礦局談判，嚴詞指明當局有請軍隊解散工人俱樂部的陰謀，如果這樣做，勢必引起工人再度罷工，整個礦區將遭受破壞。同時在工人中緊急動員，號召大家做好充分準備。這就使礦局陷於被動，終於不敢動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緊接安源罷工勝利之後，毛澤東又發動和領導了長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罷工鬥爭。

　　當時，官府搞土木工程的「義務工差」很多，工價又低，這是泥木工人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罷工的基本目的是爭取營業自由權，並要求長沙縣知事把工價調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罷工開始後，毛澤東奔走呼號，使全國一些地方的工會發來聲援電，長沙《大公報》幾乎每天都報導罷工消息。但長沙縣公署拒絕接受工人提出的條件。工人們決定請願，縣公署又張貼佈告，禁止請願，否則依法懲辦，還說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發生黃、龐事件，找毛澤東商量。毛澤東對他們分析說，現在的形勢與黃、龐領導罷工時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組織，社會各界同情我們；另一方面，此事和趙恒惕直接關係不大，沒有趙的眼色，長沙縣知事周瀛幹不敢殺人。

　　十月二十三日，數千泥木行業工人開進了縣公署圍牆。毛澤東穿著一件對襟衫在隊伍中間指揮。他手上帶著一個口哨，吹一聲口哨，工人喊一句口號，連吹連喊，工人的情緒越發高漲。周瀛幹始終不敢出來。最後省政務廳長吳景鴻只好出面，答應次日上午召集公團會議，請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協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親自擔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領幾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務廳同吳景鴻談判三小時，迫使吳答應由泥木工人行具一個呈文，說明要求增加工資和營業自由，交省政府趙恒惕批准。毛澤東當場將吳和工人代表的談話記錄下來，並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長文》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毛澤東在「呈文」裡採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擊的策略，特別指出：營業自由，載在憲法，工價之爭，官府不必過問。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價請求開工，「獨長沙縣知事堅持不決，實屬違反省憲，阻抑工情。既蒙省長維持，復承政務廳吳廳長於今日工等代表晉見之時，代表省長表示允照工等主張辦理」，請省長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趙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經過二十天罷工鬥爭，取得完全勝利。

　　為了便於統一領導和更大規模地開展湖南工人運動，毛澤東開始籌劃全省統一的工人組織。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粵漢鐵路總工會在長沙新河站開成立大會，大會由毛澤東主持，全省三十多個工會組織各派代表參加。與會代表一致贊成組建全省工團聯合會，隨即又召開聯合會第一次代表會議，毛澤東被推為主席並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發表演說。會後，毛澤東參加起草了全省工團聯合會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開各工會第二次代表會議，毛澤東被選為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幹事局總幹事，郭亮為副總幹事。同時發佈宣言通告全國。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兩大地方組合」之一，另一個是湖北省工團聯合會。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個名稱是搬用的外來名詞，很難被工人群眾所理解。在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後，這個名稱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後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趙恒惕政府進行了三天說理請願鬥爭。

　　當局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深感不安。他們製造謠言，說幹工運的是「過激派」，得了外面的錢，搞無政府主義，要推翻現在的省政府等。同時還放出將對工人採取嚴厲鎮壓手段的口風，並發生了長沙西區員警署突然摘下人力車工會會牌等挑釁事件。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利用趙的省憲法，展開說理鬥爭。十二月十一日，毛澤東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的身分，率領所屬各工會代表郭亮、任樹德、羅學瓚等二十三人，會見長沙縣知事周瀛幹、省員警廳長石成金。十二日，又會見省政務廳長吳景鴻。十三日，直接會見趙恒惕本人。他們就請政府表示對工界的態度，關於結社、集會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態度等十個問題展開談判。迫使趙恒惕等宣稱，政府對工人全採保護主義，並無壓迫之意，還承認省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的人民有自由結社、和平集會的權利，「不受何種特別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澤東等還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因為它於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難做到，故以民治主義為原則，絕不是官廳文告說的無政府主義。趙恒惕等對「不要政府」的無政府主義確是深惡痛絕，但對社會主義卻茫然無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採這種態度極為得當」。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決，毛澤東等立刻以《各工團代表與趙省長、吳政務廳長、石員警廳長、周長沙縣知事交涉的實在情形》為題，披露說理鬥爭詳實情況，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長沙《大公報》上。趙恒惕像吞下一顆酸澀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後他對左右說：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確，經過兩年工人運動的鍛煉，毛澤東已經成長為一個老練的革命家。在鬥爭實踐中，他依靠組織和群眾，培養骨幹，注重策略，利用矛盾，爭取輿論，以合法鬥爭掩護和配合非法鬥爭，積累了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後來毛澤東身上表現出來的出色的領袖才幹，這時已初見端倪。他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罷工十次，勝利及半勝利九次，失敗一次，「大引起社會之注目」。同時也獲得黨內的高度評價。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總結二大以來中央和各地區工作時，曾這樣說：「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於不了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衝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刊發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六年過去了。從五四、建黨到工人運動，陳獨秀越來越賞識毛澤東的才幹。一九二三年一月他著手籌備黨的三大，便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維漢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一職。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澤東安排好湘區工作，離開清水塘，離開妻子楊開慧和剛剛半歲的兒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這時，長沙街頭已貼出趙恒惕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的佈告。

五、在國民黨內工作

　　離湘赴滬後不久，毛澤東又會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先期到達廣州，和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陳潭秋、羅章龍等，為中共三大做準備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三十一號召開。毛澤東以湘區黨的代表身分出席。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兩黨的合作。還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同國民黨實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慘案留下的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階級孤軍奮鬥是不夠的，應該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於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國民黨在社會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據地。孫中山在民國成立後幾經挫折，深感中國革命要改弦易轍，對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抱著積極歡迎的態度。西湖會議後，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就陸續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

　　對這樣做，毛澤東是有思想準備的。四月離開長沙時，他在湖南自修大學主辦的《新時代》創刊號上發表了《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提出：中國的反動勢力太大了，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共產黨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將同「革命的民主派」國民黨合作，以「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到廣州後，他在《嚮導》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看法：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是「打倒軍閥並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只有「建立嚴密的聯合陣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從五四時期宣導民眾大聯合，到這時主張建立聯合陣線，他的思路是連貫的。

　　在三大上，對國共要不要合作並沒有什麼異議。但圍繞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卻發生了爭論。張國燾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不同意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去搞黨內合作，否則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也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張國燾的觀點成為會議爭論的焦點。多數人不同意他的觀點。毛澤東在發言中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黨內合作」的主張，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

　　大會選出九名正式委員、五名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為中央局（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成員。五個人中有三個人原來是新民學會成員。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根據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這時他三十歲，剛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後，中央機關暫留廣州。這時起，毛澤東開始接觸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他曾和李大釗、陳獨秀到廖仲愷家商談國共合作的具體事宜，還常去培正路簡園譚延闓住處。譚被趙恒惕迫出湖南後，這時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建設部長，正在為討伐趙恒惕做準備。毛澤東通過他加強對國民黨內部情況的了解和聯繫，也為中共湘區委採取聯譚倒趙的政策創造條件。這時，國民黨本部剛好要派國民黨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澤東便托他帶信給李維漢，要湘區委協助覃在湖南籌備國民黨組織。當時，在湖南的國民黨員只有邱維震一個人。

　　此後，毛澤東一直掛念這件事情。九月，中央機關遷回上海辦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貫徹三大決議，指導湘區委籌備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在國民黨中央擔任總務部副部長的共產黨員林伯渠，還給了他一個中央黨部籌備員的名義。

　　此前，湘區委接受他的建議，派何叔衡、夏曦、劉少奇和覃振、邱維震成立了籌備組。由於譚延闓率軍討趙，湖南戰事甚緊，工作沒有完全展開。九月，譚敗退廣東，局勢稍稍穩定下來。十六日，毛澤東回到湖南，隨即同夏曦商定了籌建和發展湖南國民黨組織的具體步驟：第一步組織長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陽等地建分支部，在這個基礎上再成立湖南總支部。二十八日，他寫信給在廣州的林伯渠等，彙報了這個計畫，說當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籌備機關（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義及有活動能力的人入黨」，並建議委任夏曦為籌備主任。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十月初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隨後甯鄉、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總支部也相繼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時期成為國民黨組織最發達的省份之一。

　　這次回湘，毛澤東和楊開慧仍住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二十二號。開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負擔很重，生活清苦。毛澤東回來後她格外高興。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毛岸青也於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剛住了三個月，毛澤東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離湘赴上海。臨行前，毛澤東強抑感情，作《賀新郎》相慰：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與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毛澤東到上海，是為了參加即將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的通知說：「吾黨在此次國民黨大會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當選一人──此同志必須政治頭腦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會中糾正國民黨舊的錯誤觀念。」「俟各省代表過滬時，我們的同志再集合議決一致的主張。」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個很重要的日子。在孫中山主持下，國共兩黨的精英，同處於廣東高等師範學院那座有著高高塔樓的禮堂內，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號，會議期間被指定為章程審查委員之一。他多次發言，除就組織國民政府、出版及宣傳、設立研究會等問題發表意見外，還針對國民黨內的右派觀點申明自己的主張。

　　一月二十八日，討論國民黨章程時，廣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黨中有黨，要求寫上國民黨員不能加入其他政黨的條文。這個提案顯然是針對共產黨員跨黨、反對孫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釗率先駁斥方的謬論，誠懇地解釋了共產黨的做法。廖仲愷等人起而支持。在大會氣氛有利於國共合作的情況下，毛澤東趁機發言：「主席！主席！三十九號發言，本席主張停止討論，即付表決。」結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輕易否決了。

　　二十九日，大會在是否通過「請採比例選舉制為大會政綱之一」的議案時，發生了激烈爭論。所謂比例選舉制，是西方國家選舉制度之一。它根據各政黨在全國所得選票在選票總數中的比例，來分配其議員席位的名額。提案人黃季陸發言說：「比例選舉制，可以打破現在選舉的流弊，因為現在選舉制總是以多數壓服少數，而比例選舉制則各能如其勢力以發展，毫無衝突之處」。他的意圖是保護當時在國民黨內占少數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援。毛澤東發言反駁說：「現時比例選舉制系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為革命黨，凡利於革命的可採用，有害於革命的即應擯棄。比例制有害於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少數派以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以為不能討論，不能表決。」多數代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大會沒有通過這個提案。

　　毛澤東在會上的表現，受到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人士的賞識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擬了一個候選人名單，交付大會表決，其中就有毛澤東。他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大會結束後，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他於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羅章龍等住在閘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機關內。六月初，楊開慧和母親帶著毛岸英、毛岸青從長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爾鳴路甲秀里（今威海衛路五八三弄）。

　　上海執行部是國民黨在廣東根據地以外最重要的機構，統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辦公。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等分任各部部長，毛澤東任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沈澤民、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向警子、羅章龍、邵力子、張秋人、王荷波等共產黨員，也都擔負執行部各部門的實際工作。社會上一時稱環龍四十四號為「國共群英會」。

　　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那時也設在上海。國共合作一段時間後，需要總結經驗。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等決議案，強調「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於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左翼」，並「以宣傳工作為主」，宣傳國民黨一大精神，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要求民權的主張。這次會議決定中央分設組織、宣傳、工農、婦女各部，毛澤東擔任組織部長。

　　會後，他以中央局秘書身分，起草並與陳獨秀聯合簽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號（五月十九日）、第十五號（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號（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號（十一月一日）等。這些文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右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孫科等提出「制裁共產黨分子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又提出「彈劾共產黨案」。針對這些情況，在第十五號《通告》裡第一次使用了國民黨「右派」這個概念，要求全黨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勢力的聯合，不要使「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於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另一方面，「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右派的言論、活動，「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

　　毛澤東正是本著這種原則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堅持工作。執行部成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黨員重新登記。老黨員也都要經過填表和審查後才能成為改組後的國民黨員，發給黨證。作為組織部的秘書，毛澤東具體負責這件事。有些老黨員擺資格，認為「毛頭小夥子不配問我們的履歷」。據羅章龍回憶，「一天，一個人沖到樓上，胡漢民、汪精衛都起來打招呼，他們三人交談，我和潤之不認識此人。那人說，我從同盟會開始，革命幾十年還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聽，才知是辛亥革命後當過四川省長的謝持，現在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實際上是個反對改組的右派。「他到我們這裡說了一遍，大家都不以為然地說，黨員人人都要填」。因為未得允許，謝持便「一怒而去。潤之說，派人送張表去，要秘書好好解釋一下，可以放寬點」。給了這個臺階，謝持還是填了表。那些以老黨員自居的人也都按規矩辦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會甘休。成立上海第四區黨部時，右派為爭取領導權，先是請孫中山出面為他們說話，但遭到拒絕。然後孤注一擲，決定雇傭流氓打手，混入會場干擾。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後，同左派商量，動員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出席會議，由王荷波組織糾察隊，控制會場，制止流氓混入，保證了成立會順利進行。

　　葉楚傖是執行部三個常委之一，算是負責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劃一些國民黨人在上海南方大學開代表會議，討論所謂「處置共產分子問題」，當即激起左派的反對。第二天，右派分子闖入上海執行部機關，毆打邵力子。事件發生後，由毛澤東領銜，同惲代英、施存統、沈澤民等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

　　毛澤東事實上成為中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同葉楚傖等右派的鬥爭也公開化了。這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應馮玉祥等的邀請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上海執行部十四人致孫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部內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於停頓」，希望派員解決。孫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無暇處理此事。葉楚傖等人「用盡辦法、把毛趕走」。加上積勞成疾，毛澤東就在十二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葉楚傖很高興，特地宴請上海執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賀」。

　　毛澤東離開上海不久，中共四大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並確認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這是黨對中國革命認識的重大進展。大會還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局，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

　　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共兩黨組織各界群眾，廣泛傳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精神，形成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接著，五卅運動席捲全國，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時，國民黨內左派和右派也進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為標誌，國民黨內部逐步形成以蔣介石、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的新右派。這就使國共合作的關係更加複雜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從湖南歸來，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到達廣州。這時，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事，於十月五日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

　　毛澤東到任後，為了糾正此前宣傳工作無計畫、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著眼健全宣傳工作體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原來管轄的範圍實際上只及廣東一省，同其他省市黨部宣傳部門沒有聯繫。毛澤東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通過報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傳部佈置宣傳要點，一是要求他們定期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達十二個。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氣勃勃的局面。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作黨務報告時，欣喜地說：有一件事可以樂觀，就是本黨在海內外的宣傳工作很有進步，「本黨在以前對於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不很統一，現在說可以比較的統一了」，在深入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

　　在國民革命錯綜複雜的風風雨雨中，宣傳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現在它的規模和數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貼近時事的深刻內容和戰鬥風格。

　　毛澤東剛剛主持宣傳部工作，國民黨內部就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鄒魯、葉楚傖、張繼、謝持等少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自稱的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議。他們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職務，停止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等，史稱「西山會議派」。他們在一些地方設立「國民黨分部」，操縱上海的《民國日報》，大造反蘇、反共，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輿論。這以前，戴季陶先後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宣揚階級調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要求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

　　一個新的尖銳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的面前：為了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對國民黨內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分裂活動，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毛澤東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時，在說明他的政治主張後，已經指出中產階級存在著左翼和右翼，對待兩者的態度應當有根本的區別。他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毛澤東在理論宣傳上做出了可貴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上，發表了國共合作以來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文章劈頭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與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後，毛澤東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乃是我們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文章特別提醒人們注意，中產階級對中國革命具有動搖不定的矛盾態度。例如，「有一個戴季陶的『真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因此，這個階級的「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時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

　　這個分析是深刻的，在當時是獨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國農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國青年》，都先後轉載這篇文章，隨後又在廣州汕頭出單行本。幾十年後，作者把它作為開卷篇收入《毛澤東選集》。

　　從主編《湘江評論》開始，毛澤東一向看重報刊輿論的社會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擊新老右派的鬥爭中，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周報》。據沈雁冰（茅盾）回憶：該報當時「對外不公開，所以通信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已編了四期，後因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會後忙於其他工作，有一個多月沒有出版。我去接編的是第五期」。

　　為什麼要辦《政治週報》？毛澤東在《發刊理由》中說得很明白：「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對反革命的宣傳，他說：「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怎樣進行反攻？在方法上「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在他自己主編的四期上，毛澤東發表了十幾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傳的實質，是「以國民革命指為共產革命，以國民黨指為共產黨，以國民政府指為共產政府，以國民革命軍指為共產軍，無非承了帝國主義意旨，製造幾個簡單名詞散佈出來，企圖打破國民革命中各階級合作的聯合戰線」。

　　「聯合戰線」，就是後來說的統一戰線的意思。那時，許多人擔憂，分裂出一個國民黨右派，對國民革命是一個很大的不幸。毛澤東在《政治週報》上的許多文章，分析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歷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觀點是：在革命和反革命兩大陣營的決鬥中，中間派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劃分左派和右派的標準，是看他對待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態度，對待國共合作的態度，對待工農的態度；西山會議派就是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事實上做了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工具。從國民黨自身的歷史和結構成分來看，國民黨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麼不幸的事」，因為它「並不足以阻礙中國的國民革命」。

　　反對西山會議派鬥爭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號。會前，他被指定為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五位成員之一，並為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嚴厲批評西山會議派的言論和行為。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大」以來的《宣傳工作報告》。他還參與起草《宣傳決議案》、《宣傳報告決議案》和《黨報決議案》。

　　大會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了絕大多數，使會議得以繼續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分別給以黨紀處分。

　　一月十八日在討論《黨務報告決議案》時，黃埔軍校代表袁同疇節外生枝，說國民黨內所以發生兩派糾紛，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從事黨務活動而不肯公開造成的。他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一）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時，聲明自己是共產黨員。（二）共產黨員要將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公開。（三）中國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該地黨部之許可。以上三樣辦法，如果辦到，其糾紛將不解自解。」毛澤東等相繼作了反駁。毛澤東發言說：關於共產黨人的身分，「如果怕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是真正共產黨員了。但是共產黨在中國還算是一個秘密組織，與俄國共產黨執政可以公開活動，情形不同。在中國共產黨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聲明，便馬上要受槍斃了」。關於共產黨的活動，「在共產黨的友黨中國國民黨勢力之下公開是可以的。但在他處，也要公開，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滅，這便足以使國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個重大打擊，也於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於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問題，「無論何黨，黨員出黨入黨應有絕對自由，實不必有若何的限制」。這些發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贊成。袁同疇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時的提議。」

　　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常委會批准毛澤東繼續代理宣傳部長。他又調進蕭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產黨員。宣傳部「人才濟濟，一時有人才內閣之稱」，「實際上宣傳部的工作都是共產黨做的」。

　　但是，這次大會在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對勢力正在坐大的國民黨新右派卻沒有觸動。「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的代表了解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中存在危險。為了排除這種危險，他們準備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讓步。」在選舉問題上，他們甚至一開始就打算退讓，決定「只應有兩名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只是由於出席會議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們強烈反對，才使新選出的三十六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六名。蔣介石在這次會上第一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隨後又被選為常務委員。在國民革命軍裡，他原來只是一個軍的軍長，此時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的總監。這就為他篡奪領導權埋下了隱患。後來，毛澤東談到國民黨二大時說：「第一個失敗的關鍵是二次代表大會，我主張反擊。因我們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贊成，結果我們自動退卻」。

　　中國共產黨出於善意的退讓並沒有使聯合戰線內部的矛盾因此緩和下來，相反，倒是更壯了國民黨新右派的膽。二大結束後才兩個月，蔣介石就製造了「中山艦事件」。三月二十日，他無中生有地說共產黨人私調中山號軍艦要劫持他離開廣東，借此逮捕了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在廣州實行戒嚴，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員，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

　　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趕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住所，同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商量對策。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也在那裡，他們倆都主張反擊，毛澤東建議動員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密赴肇慶葉挺獨立團駐地開會，通電討蔣，削其兵權。但遭到拒絕。隨後，他又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裡了解情況，正好碰上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周恩來回憶說：「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他說不能破裂。」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等對情況的分析是：黃埔軍校有五百多共產黨員，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五個軍的軍長和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幹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只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

　　這些建議都被拒絕。當時正率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在廣州訪問的依文諾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在處理中山艦事件中事實上處於決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張妥協。三月二十九日還發出指令說，「蔣介石的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關係破裂，更不能讓第二軍、第三軍和蔣介石軍隊之間發生衝突」。對蔣介石，「我們現在應該全力拯救他，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

　　蔣介石確實很快從中山艦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機中「拔出來」了。不到兩月，他就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藉口避免「黨內糾紛」，提出一個《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省、市以上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彭述之來指導出席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討論是否接受此案時，一連七天都沒有結果。最後，張國燾按照他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陳獨秀商定的意見，要求與會的共產黨員簽字接受。毛澤東沒有簽字，全會表決時也沒有舉手。具有諷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國民黨左派都激烈地反對《整理黨務案》，以至聲淚俱下。但會議最後還是通過了此案。

　　根據《整理黨務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離開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位置。此後，他的主要精力轉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農民運動。

六、走向農民運動

　　對農民，毛澤東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從小在農村長大。然而，對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所處的地位，他的認識仍然經歷了一個過程。

　　建黨初期，他首先關注的是工人運動。那時，陶行知等正在提倡鄉村教育。惲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寫信給毛澤東說，我們也可以學習陶行知到鄉村裡去搞一搞。毛澤東認為，現在城市工作還忙不過來，怎麼顧得上農村呢？

　　陶行知當時所提倡的鄉村教育，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在實踐上致力於農民運動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開始在廣東海豐老家活動，一九二三年一月領導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使這裡成為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好的地區。

　　中國早期的工人，大多來自農村，同農民有著血肉聯繫。正全力從事工人運動的毛澤東，沒有完全忽視農民問題。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礦區工人罷工勝利後，毛澤東派工會領導成員、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縣嶽北白果鄉開闢農運工作。白果鄉的農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裡有較好的工作基礎。他們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動，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個農會──岳北農工會，會員很快發展到萬餘人。農工會搞了一些平糶阻禁的鬥爭。白果鄉正好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家鄉，他自然不能容許，在十一月派兵鎮壓了那裡的農民運動。

　　劉東軒、謝懷德回白果開闢農運時，毛澤東已到廣東出席中共三大。

　　參加這次大會的張國燾回憶說，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一個新問題──農民運動，是「這個農家子弟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張說：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

　　不過，當時三大的主要議題，中共中央注意的焦點，是如何推進國共合作，認為農民運動還不是眼前最要緊的任務。三大雖然也通過了一個由毛澤東和譚平山起草的《農民問題決議案》，卻沒有花力氣去具體組織實施。擔任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自己，一時也無暇去做。

　　但中國農民作為一種巨大的現實力量，畢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陳獨秀在《前鋒》第一期發表《中國農民問題》一文，「算是精審可觀，對於中國農民狀況分析得很細緻」的一篇文章。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鄧中夏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介紹了廣東海豐和湖南衡山白果兩處農運的情況，說：「由上述的兩樁事實看來，我們可以征測中國農民的覺悟是到了要農會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於反抗壓迫階級的時候，這種壯烈的舉動，比較香港海員和京漢路工的罷工，並無遜色，真是中國革命前途可樂觀的現象呵。」

　　時機似乎已逐漸走向成熟，關鍵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實踐中去艱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澤東離開上海回湖南養病，正巧有了這樣一次機會。

　　他先在長沙板倉岳母家過完春節，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楊開慧帶著岸英、岸青回到韶山沖。

　　農村過年，拖的時間長，又是農閒時節，毛澤東一回來，看望他的鄉親不少。他和楊開慧也四處串門。他接觸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帶到長沙的學校裡當校役、這時剛從安源礦上回來的共產黨員毛福軒，還有鐘志申、李耿侯、龐叔侃、毛新枚等。他通過各種管道做了不少社會調查。

　　鐘志申是毛澤東的小學同學。當聽說他一九一八年曾發動過抗繳「煙灶捐」的鬥爭、趕走了當地惡霸成胥生的團丁時，毛澤東很是興奮。他後來回憶：「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這次回韶山後，才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於是，我「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對農民進行思想啟蒙教育。在長沙，他有過辦工人夜校的經驗。這時，他通過楊開慧、李耿侯等，發動進步教師，利用原來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銀田寺一帶創辦夜校。除教識字、教珠算外，還講三民主義，講國內外大事。毛澤東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講課一定要通俗易懂，使農民容易接受，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一聽就懂。根據他的要求，夜校還借識字向農民灌輸一些淺顯的道理。如講「手」、「腳」兩個字時，就說：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地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他們用這些事實來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到七月間，夜校發展到二十多所。

　　從三月起，毛澤東以毛福軒等為骨幹秘密組織農民協會，發展會員。夜校的學員大多成了農協骨幹，夜校場所一般也是秘密農協的會址。不久，這種秘密農協發展到二十多個。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親自發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黨員。六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他在自家閣樓上主持了鐘志申、龐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黨儀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軒任支部書記。

　　這是毛澤東在農村中創建的第一個黨的基層組織。中共韶山支部的這些最早成員後來都先後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談起一九三三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的毛福軒說：「一個農民出身的同志，學習和工作都那樣努力，一直擔任到黨的省委委員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後，毛澤東還注意發展一些有威望的開明士紳、小學教師加入國民黨，於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國民黨第七區黨部，並指派共產黨員李耿侯、鐘志申等分別擔任宣傳、組織工作。這方面的活動，當時湘區青年團委派來韶山工作的賀爾康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如七月五日：「民校（國民黨──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開會。我到會時才八點鐘，……到下午七點鐘閉會，共開會四次，討論有三項：一、黨務問題；二、反帝國主義問題；三、鄉村的教育問題。」八月一日：「晚飯後，邀請國校（國民黨──引注）同志到吉新堂開第一次成立區分部大會。到會者同志十人，又區黨委員三人，由潤之主席。到十一點鐘才散會。」

　　當時，湖南仍處於軍閥趙恒惕統治下，國民黨基層組織同共產黨、農協一樣，都是秘密的。這些組織的公開活動，大多利用「雪恥會」的名義進行。賀爾康七月五日日記說到的「反帝國主義問題」，就是指毛澤東召集國民黨區黨部會議，商量在各鄉雪恥會的基礎上組織湘潭西二區上七都雪恥會的問題，毛澤東還在七月十日召開的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演講。

　　雪恥會來源於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發生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議的群眾開槍，打死十三名工人、學生，傷者更多。全國迅速掀起了規模空前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抗議怒潮。湖南許多地方成立了「雪恥會」。毛澤東同毛福軒、鐘志申等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口號，以秘密農協為核心，在韶山一帶成立了二十多個鄉雪恥會，作為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開展演講、散發傳單、遊行示威、檢查洋貨、禁止銷售洋貨等活動。這些正是國民革命的一項基本內容。

　　不過，農民更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澤東深知這一點。

　　七月間，韶山大旱，田地龜裂，又正是青黃不接、糧食奇缺的時節。地主卻乘機囤積居奇，高抬穀價。毛澤東便召集中共黨支部和農協骨幹開會，決定發動農民迫使地主開倉平糶。他派人同當地土豪、團防局長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僅拒絕，還把穀子運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要毛福軒等率領數百名農民帶著鋤頭、蘿筐等，連夜奔赴銀田寺阻止谷米起運。成胥生見農民人多勢眾，被迫開倉平糶，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閉糶。這是韶山歷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糶阻禁」鬥爭。

　　對這個時期毛澤東在韶山的活動，賀爾康在日記裡還有許多記載：七月十二日，「下午潤芝先生來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門──引注）。」「九點鐘，國校（國民黨──引注）開會，成立第四區分部。一點又十五分鐘時，會才完畢。此時潤之忽要動身回家去歇。他說因他的神經雖（衰）弱，今日又說話太多了，到此定會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動身走。走了兩三里路時，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動，疲倦極了，後就到湯家灣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陰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潤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閱最近的報紙，看了半天。下午三時潤之才回來，此時C（共產黨──引注）人也隨時到了幾個，等到六時C人還未到齊；世校（共產黨、雪恥會、農協負責人合稱──引注）開會後，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陰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潤之處，是C‧Y‧的常會期」。「晚同潤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國民黨──引注）開會，十二點鐘時才返」。

　　毛澤東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時間雖不長，卻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種組織。農民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在當時頗具影響。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縣農會在《湘潭縣農民運動報告》中介紹說：「湘潭農運，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為全省之要塞，故其發展亦在各縣之先。」「湘潭西二區銀田寺、韶山一帶，農民感覺所受壓迫日重，於去年二月間起而組織。到十月間，所成立之鄉協，達二十餘處，人數達千餘，從此即開始作經濟政治鬥爭，如阻禁谷米出境，維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資，減輕租額，地方行政人員民選。這種種運動，時常與地主土豪發生衝突。」

　　毛澤東的活動，自然引起土豪劣紳的忌恨。成胥生密報湖南省省長趙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趙恒惕電令湘潭縣團防局急速遽捕毛澤東。縣議員、開明紳士郭麓賓在縣長辦公室看到了這封密電，寫了一封信交人趕快送到韶山。據毛澤民的夫人王淑蘭回憶：「那天下午，澤東同志在譚家衝開會，……送來信後，家裡就派人去譚家沖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開水泡點飯吃，轎子是我給他請的。澤東同志先給他們講好，抬的誰？抬的郎中。送轎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來了。團防局隔了幾天才來捉澤東同志，因澤東同志沒在家，只開了些錢就了事。」

　　這時，毛澤東已到了長沙。就在趙恒惕的眼皮下舉行秘密會議，向中共湘區委報告韶山農民運動的情況。他還到湘江邊上，橘子洲頭，回想當年風華正茂的師範生生活，寫下有名的《沁園春‧長沙》：「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這時的毛澤東，風華依然，但已非只是「書生意氣」了。

　　九月到廣州後，他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對個人經歷作了這樣的概括：「教過一年書，做過兩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一年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在「學業」一欄裡寫道：「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時，他正在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所謂「半無產階級」，主要是指農民。毛澤東那時把他們劃分為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還有「小資產階級」中的自耕農和「農業無產階級」即雇農。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機關刊物《中國農民》上寫了一篇《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無疑為他的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據。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寫了這樣一個題注：「此文是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而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明確地提出，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都「是我們真正的朋友」。

　　當時，中共中央雖然也成立了農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毛澤東受主席團指定，參加修改《農民運動決議案》。《決議案》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在解放農民。」從此，毛澤東對國民革命和農民問題的認識，站到了新的起點上。

　　國民黨二大後，毛澤東參加了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農講所創辦於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養成農民運動人材，使之擔負各處地方實際的農民運動工作」。此前已有五屆畢業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辦人是彭湃。毛澤東接辦第六屆，地址在廣州附近的番禺學宮。經過籌備，這屆講習所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開課，收有來自二十個省區的三百二十七名學生。同一天，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毛澤東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便全力投入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

　　這屆農講所共開設二十五門課程，內容都是圍繞中國革命的基本知識，其中關於農民運動的課程占八門，教員多是有實際經驗的農民運動領導者，如彭湃、阮嘯仙等。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其中「中國農民問題」是所有課程中授課時間最多的，共二十三個課時。

　　毛澤東從六月初開始講這門課。從保存下來的學員課堂筆記裡反映出，毛澤東嚴肅地回顧並總結了歷史經驗，指出以往革命黨人都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就由於沒有得到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擁護。他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係、革命目的五個方面系統地闡明農民問題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的各階級問題；設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故土地問題為本黨中心問題。」

　　只有依靠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深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只有把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放在革命的中心問題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經過長期的探索，終於自覺地認清這個關鍵性問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這方面工作中，再也沒有改變。這就為他以後能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勝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當然，對如何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他還需要繼續在實踐中探索。

　　毛澤東歷來注重對社會實際狀況進行切實的調查研究。他在農講所提倡學員研究各省的農民問題，組織了以地區劃分的十三個農民問題研究會，還主持擬定了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民歌等三十六個調查專案，要求學生根據家鄉的實際情況一一填寫。毛澤東很珍視這些調查材料，後來丟失了，到六十年代談起時還說很可惜。

　　當時，彭湃領導的以廣東海豐為中心的東江農民運動最為成功。八月間，毛澤東又組織師生到那裡實習兩周，大大加深了對農民運動的了解。《中國農民》報導說：「赴海豐實行在將屆畢業之時，學生於上課已久、接受各種理論之後，親入革命的農民群眾中，考察其組織，而目擊其生活，影響學生做農民運動之決心極大。」

　　革命的形勢發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較場誓師北伐。這一天，北伐軍先頭部隊葉挺獨立團已攻佔湖南醴陵。所到之處，都有當地工農群眾直接給以各種援助。十一日佔領長沙。七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北伐戰爭中國共合作策略和民眾運動政策等問題。會議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要反對「左」、右兩種傾向。但對農民運動的限制很多，認為農民協會「尚不能帶有階級色彩」，農民的武裝「不要超出自衛的範圍」等。

　　毛澤東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和中央的這個認識已有所不同。他組織編印了一套《農民問題叢刊》，供全國各地從事農民運動的人參考。內容有三類：一是關於農民運動的重要文獻，如《孫中山先生對農民的訓話》、《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一是農講所教員的專題研究報告，如《俄國農民與革命》、《海豐農民運動報告》；還有一部分是學生的調查材料。原來準備出版五十二種，後來受條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種。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輯出版時，毛澤東寫了一篇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進行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他們是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的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就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根據這一分析，毛澤東認為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地主階級之特權，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就不會從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那就是不知道輕重本末。由此，他進一步闡明：「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批評一些同志只重視做城市工作，而忽視農民運動的傾向，號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向黨裡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麼，問他們要些甚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在農民運動篷勃高漲的事實面前，認為農民革命是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這種看法，逐漸為國民革命隊伍中不少人所承認。這時，毛澤東最富特色的貢獻是：從分析農村、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特殊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重要性，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的經濟、政治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動力和目標。這就比較具體地說明了中國革命同盟軍這個問題，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毛澤東並不是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人，但他對這個問題認識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發表後，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農民運動》第八期全文轉載。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還要求中央宣傳都的羊牧之根據毛澤東的見解充實宣傳內容。

　　這時，毛澤東無疑已成為在全國有影響的農民運動權威。

　　在毛澤東完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時，北伐軍相繼在汀泗橋、賀勝橋擊潰吳佩孚的主力部隊，前鋒直指武漢。農講所的目的，本來是要把經過訓練的幹部派回農村，向農民宣傳革命，發展農民運動。為了配合快速推進的北伐戰爭，第六屆農講所在九月間結束。學員們分赴各地，直接投身農民運動。

　　送走農講所學員後，十月中下旬，毛澤東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這時北伐軍已攻佔武昌，會議主要討論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國民黨最近政策等大問題，歷時半月。出席這次聯席會議的人中，共產黨員占四分之一，國民黨左派還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會場完全為左傾空氣包辦。右派、中派（以丁惟汾為有力領袖，戴季陶亦出席數次，未發言）共約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說話」。「孫科說：『即〔只〕要找于樹德、毛澤東、惲代英、侯紹裘一疏通，會場中便沒有問題了。』」會議發表宣言，重申繼續執行國民黨一大和二大的決議。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十一月上旬，他讓楊開慧和母親攜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離開廣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農委原已決定設立，但組織一直沒有健全。毛澤東到任後方才正式辦公。

　　毛澤東主持中央農委工作後，立刻把自己的重點從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研究，進入到對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農民運動作出通盤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農運計畫》，並於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這個《計畫》提出，農民運動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條件而又在國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大力開展起來。「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因為這四省是北伐戰爭準備首先推進的地區，發展這裡的農民革命，從根本上瓦解軍閥統治的基礎，這是毛澤東歷來的主張。「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這個以重點帶動全域的設想，使全黨的農運工作有了一條具體的行動路線。《計畫》還要求「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決定「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毛澤東不願只是坐在大城市裡去指導農民運動。為了實施《目前農運計畫》，十一月下旬他赴長江沿線一帶視察，聯絡江西、湖南、湖北諸省國民黨省黨部，商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事宜。

　　在南昌，毛澤東會晤了林伯渠。林此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晚開會晤潤之。歸寓已十二時矣」。第二天，他們又一同訪問第二軍代理軍長魯滌平和該軍副黨代表李富春，以爭取支持。晚上，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請林伯渠、毛澤東等。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澤東見面，後來他把此事寫進回憶錄《洪波曲》，感覺毛澤東「靜如處子」，很有些像漢初的張良。由於毛澤東、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二十九日作出決定：江西選送一百五十名學員到武昌農講所，並負擔經費一萬三千元。林伯渠在這天的日記中說：「十一時開十一次政委會，議決農講經費、農民協會補助費、合作社各案。」

　　這時候，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畢業於廣州第六屆農講所的毛澤民、賀爾康、龐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學員回湖南後，成為農運骨幹。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縣的農運工作人員有二百零三人，農民協會會員從四十萬人激增到二百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人，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經組織起來。凡有農協的地方，農民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展開了減租、減息的經濟鬥爭，並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縣成立縣務會議，出席這些會議的有農協和工會的代表，群眾團體實際上已參與政權的工作。

　　像急風暴雨般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人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成了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

　　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國民黨右派，包括北伐軍中的一些軍官，坐不住了。「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裡來，城裡的紳士立刻大嘩」。他們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是「擾亂了北伐後方」。一些中間派分子也開始動搖起來，說農民運動已經「越軌」了，應該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聯合陣線內部潛伏的危機越來越表面化了。

　　關於農民運動的爭論，也反映到黨內。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澤東從南昌到達武漢。在漢口設立中央農委辦事處，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籌商農講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身分在漢口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

　　這次會議錯誤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案說：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根據這個分析，會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持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事實上，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和他的日益向右並不是這種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實際結果，只是單方面地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犧牲工農群眾的利益。在會上，陳獨秀還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

　　會上不少人不同意陳獨秀的意見。廣東區委的負責人重申依靠工農群眾反對蔣介石的主張。中共中央委員、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提出，根據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趨勢，應當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毛澤東贊同湖南區委的主張，但陳獨秀和鮑羅廷不贊成馬上解決土地問題，認為條件不成熟。」毛澤東講了他不同意陳獨秀的看法，但討論沒有展開下去。毛澤東還在會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這些重要提示都沒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會議最終還是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

　　以十二月會議為標誌，毛澤東對陳獨秀右傾政策的懷疑越來越深了。陳獨秀本來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國社會階級關係和農民運動等重大問題上，他們的分歧越來越大。毛澤東已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土地和武裝。當然他這時的考慮並不成熟，對陳獨秀的觀點一時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對。幾個月後他曾解釋說：我後來的觀點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於是也就沒有成立。」

　　當面對著複雜的問題需要作出決斷時，毛澤東歷來主張應該從調查研究入手，把事實先切實地弄清楚。帶著農民運動是否「過火」「幼稚」的問題，他決心實地考察一下，看看農村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恰好在這時，他收到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電：「先生對於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導一切，無任感禱！」十二月十七日，他從漢口到了長沙。

　　正在舉行的湖南農民、工人代表大會在二十日下午聯合舉行歡迎會，歡迎會的《通告》上這樣介紹毛澤東：「毛先生澤東奔走革命，卓著勳績。對於農民運動，尤為注意。去歲回湘養屙，曾於湘潭韶山一帶，從事農民運動。湘省之有農運，除嶽北農會外，實以此為最早。」歡迎大會主席在致詞時，稱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領袖」。

　　工農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提出許多問題，由省農協委員長易禮容整理，請毛澤東一一作了解答。他還參加了大會的議案起草委員會。大會通過了四十個決議案，肯定農民以暴力打擊土豪劣紳是「革命鬥爭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根本剷除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權，建立農民政權」。毛澤東認為，「此次決議各案大體還算切實」。這同「十二月會議」的方針明顯地是兩條路。

　　接著，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分下鄉考察農民運動。行前，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派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陪同，將巡視重要意義六項「通告各縣黨部，要求協助作好考察工作」。

　　從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開始，毛澤東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農村革命的沸騰生活像磁鐵一樣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親眼看到許多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事。

　　在韶山，他聽說長期騎在農民頭上的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農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滾。聞訊趕來的甯鄉縣高露鄉的農會幹部告訴他，這個鄉的國民黨區分部實行的是「二民主義」，因為他們取消平糶米，還把領頭爭取平糶的鞋匠關進縣監獄，取消了「民生主義」。在銀田寺，人們告訴他原團防局長湯峻岩等自民國二年以來就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殺的竟是兩個無辜的乞丐。

　　在湘鄉縣，農會幹部彙報，有個大土豪逃到長沙，到處攻擊農民運動，說「那些一字不識的黑腳杆子，翻開腳板皮有牛屎臭，也當了區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弄得鄉里不安寧」；留在鄉下的小劣紳怕打入另冊，卻願意出十塊錢要求參加農會。

　　在衡山縣白果鄉，人們告訴他，農會掌了權，土豪劣紳不敢說半個「不」字；婦女們也成群結隊地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長老爺也只好聽便。也有壞消息：當他到衡山縣城時，得知縣監獄裡竟關著一些鄉農協委員長和委員。

　　在醴陵縣，農民告訴他，有個諢號叫「鄉里王」的土豪易萃軒，最初極力反對農協，後來又低頭作揖，給鄉農會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兒子送到何鍵的部隊裡去。毛澤東還在醴陵見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羅在這裡擔任中共的縣委書記。

　　在許多地方，他還看到農會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給他們戴高帽子遊鄉，甚至槍斃罪大惡極之徒；在經濟上打擊地主，不准他們加租加押，不准退佃；還推翻了過去維護封建統治的都團機構，人們談論都總、團總，都說：「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煙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這些新鮮活潑的生動事情，使毛澤東大大打開了眼界，為之興奮不已。社會上出現的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也使他憂慮不已。他看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長沙後，立刻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糾正他們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中共湖南區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寫給中央的《湘區一月分農民運動報告》中說：「在此社會群向農運進攻之包圍中，我們亦自認現在農運的確是太左稚，於是通告禁止農協罰款、捕人等事，……幾乎不自覺的站到富農、地主方面而限制貧農。自潤之同志自鄉間視察歸來，我們才感貧農猛烈之打擊土豪劣紳實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現在鄉村之封建政治。」緊接著，中共湖南區委和省農協，在實踐中糾正了右傾偏向，從而為幾個月後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住進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簡要報告考察行程後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我們從前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他報告了自己在考察過程中糾正了幾個主要錯誤：「（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並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

　　對今後農運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十點意見。他認為，在農村尚未建立聯合戰線之前的革命暴動時期，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行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不過正不能矯枉。毛澤東的這種說法今天看來未必周全，但他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所謂「過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逼出來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推翻在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不採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難以辦到的，這些也是當時湖南農村中的事實。毛澤東還鮮明地提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

　　這最後一句話，是針對陳獨秀說的。陳在「十二月會議」上講過，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目前還只能是宣傳，不能實行。

　　一回到武漢就趕寫出這封信，可見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麼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這些來自革命實踐的呼聲啊！然而，這封信對中央並沒有發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說考察的「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處察核，並登導報（指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很快寫成了，有兩萬多字。「報告」敘述了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認為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說農民革命「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報告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週刊首次刊登了該文的部分章節。十二日，《嚮導》週刊發表了部分章節。隨後許多報刊相繼轉載。四月，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由長江書店印發。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員瞿秋白為這本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他說：「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在這篇《序言》裡，瞿秋白還給了毛澤東和彭湃一個稱號：「農民運動的王！」

　　農民問題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個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導最為清晰。」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全會上也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誕生後不久，毛澤東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也於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墜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親到第四天才見到自己的新生兒。這段時間，毛澤東太忙了。幾天之內，毛澤東又新添了三個職務，都是關於農民運動的：三月三十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組成，毛澤東擔任常務委負兼組織部長。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決定，由鄧演達、徐謙、顧孟余、譚平山、毛澤東五人組成土地委員會，「由此會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做成鄉間普遍的革命現象」。四月四日，先期已開課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補行正式的開學典禮。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農講所常務委員，毛澤東負實際主持之責。

　　從湖南農村回武漢後，毛澤東深感正在籌備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必須儘快開學。同時向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提議，將原定只招收湘、鄂、贛三省學員的計畫加以擴大，農講所直接由中央辦理，名稱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這個提議得到批准。於三月七日開課，學員有來自十七個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設在武昌的中央農講所明確地規定：它的使命，「是要訓練一班能領導農村革命的人才來，……可以說是農民革命的大本營。」為此，須「切實研究農民土地問題，農民政權問題，農民武裝問題」。

　　在主辦廣東第六屆農講所時，毛澤東就注意到學員的軍事訓練，在武昌中央農講所的《規約》中，更赫然寫明：「為將來發展農民武裝起見，所以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不接受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便是對革命沒有誠意」。每個學員還發了一支漢陽造七九式步槍，規定每天訓練兩小時，每週野外軍事演習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軍事訓練每天增至四個小時。這期有許多學員在半年後成為各地農民武裝起義的骨幹。其中有一個陳慕平回鄉後在井岡山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裡做事，對毛澤東與袁文才的會面起了作用。

　　武漢國民政府是國共合作的政府。要解決農民問題，仍需要在國民黨內盡可能地統一認識。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分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他和鄧演達、陳克文向全會提交了《土地問題案》（後改為《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案》。十六日，全會正式通過《對農民的宣言》和《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宣言》明確表示：革命需要一個農村的大變動，「使農村政權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轉移到農民的手中」；「農民應有自衛的武裝組織」；農民問題主要是貧農問題，「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因此，「本黨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爭鬥，致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為止」。這些提法，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

　　從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員會在武漢召開了兩次委員會，五次擴大會，四次專門審查會。這時正是四一二政變的前後，政治局勢異常嚴峻，如何解決農村土地問題成為更加緊迫的問題。土地委員會每次會議都討論得熱烈而詳細。毛澤東總是力陳己見，往往成為會議的中心發言人之一。

　　他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是要廢除封建制，使農民得到解放。在當前來說，「要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非解決土地問題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夠解決財政問題及兵士問題，……因農民要保護他們的土地，必勇敢作戰。」這確是解決當時武漢政府面對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毛澤東認為是沒收土地。「所謂土地沒收，就是不納租，並無須別的辦法。現在湘鄂農民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高潮，他們已經自動地不納租了，自動地奪取政權了。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後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得了。」

　　怎樣實施沒收土地呢？毛澤東提出的步驟是：一般地說，先搞「政治沒收」，如「土豪劣紳、軍閥等等的土地」，以鄉、區土地委員會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後再搞「經濟沒收」，即「自己不耕種而出租於他人的田，皆行沒收」。但不同地區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經可以實行經濟沒收了，辦法是不向地主繳租。

　　會上的爭議很大。最後議定：當前只能做政治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的土地都應加以保護，地主及佃農制度尚不能完全消滅。會議相應地通過《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等七項決議案。

　　五月九日，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徐謙、顧孟餘五位土地委員會成員，聯名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寫了《土地委員會報告》，並附上七項決議案，「敬候」「核奪」。

　　正是這一天，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也結束了。

　　這次會議是在中國革命面臨重大轉折的非常狀態下召開的。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宣佈三月從廣州遷至武漢的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的一切決議為非法。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徐謙、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號通緝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漢國民政府誓師繼續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軍隊進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漢方面中央委員聯名發表討蔣聲明，號召人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寧漢分庭抗禮，再加上北京的張作霖奉系軍閥政府，中國一時出現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逆轉。繼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既要對付東面的新軍閥蔣介石，又要繼續北上討伐舊軍閥張作霖，處境艱難，內部情況又很複雜。怎樣在這種極端危急的狀況下拯救革命，怎樣對付武漢政權以外的敵人，怎樣看待這個政權內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樣把革命深入下去實行土地革命，……許多尖銳的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成為黨的五大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開幕。會議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通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等項決議。這些決議強調要爭取領導權，但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會議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叛變，中國革命到了「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制的階段」。這只是在突變的形勢面前的脫離實際的空談。一回到現實，仍然把希望寄託在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身上，認為這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等採取一味遷就的政策。會議期間，汪精衛還到會講了話。大會選出三十一名中央執行委員和十四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仍當選總書記。

　　毛澤東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上，他是個候補代表，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一如既往，他當時最關注的是農民問題。會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開會，議定出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澤東把這個方案提交大會，被大會拒絕了，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大會雖在原則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但仍沒有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內容也限定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所議決的範圍內，同時還強調必須先取得「小資產階級」的同意，實際上是要先取得汪精衛的同意。

　　汪精衛能同意嗎？當然不能。於是，前面所說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話。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已然是對武漢政府前進還是倒退的試金石。連土地委員會花了那麼大力氣制訂出來、上報「敬候」「核奪」的那一個並不徹底的《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在中共五大結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國民黨中央的政治委員會否決了。譚延闓在討論時說：「現在不能講分配，要講分配，必惹起極大的糾紛。」

　　毛澤東預感到風雲將要突變，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而黨的五大卻不能改弦易轍，自己的主張又不被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獨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前。面對滔滔奔湧的長江水流，或許詩句更能表達出他內心的憂慮：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後來，毛澤東曾解釋過他當時寫這首《菩薩蠻‧黃鶴樓》中說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

　　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勢果然急轉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駐宜昌的夏鬥寅率所部獨立十四師進攻武漢，發表反共通電。毛澤東組織中央農講所的四百餘人槍編入葉挺部隊，配合討伐叛亂。

　　五月二十一日，駐長沙的許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軍獨立三十三團發動叛亂，湖南的工農運動頃刻間浸入血泊之中，史稱「馬日事變」。六月三日，毛澤東任常委的全國農協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對許克祥「立予免職查辦」。他還和蔡和森在武漢租界的一家旅社裡接待逃亡出來的湖南工農幹部，詳細了解情況。並要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會議時，又以大量事實說明馬日事變的真相是許克祥部隊向湖南省農協進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禮送出境」的名義逐走大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衛赴鄭州和馮玉祥、唐生智舉行會議。九天後，馮玉祥又赴徐州同蔣介石會談。幕後的交易表明：蔣汪攜手，寧漢合流，反共反蘇，已是勢所必然。

　　在這期間，毛澤東和譚平山、鄧演達等，以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常委的名義，連續發表四個《訓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驅逐共產黨及工農領袖之行動，嚴懲屠殺民眾的反動派，揭露蔣馮的徐州會談是「謀反前敵武裝同志及國民政府」。要求國民政府保護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號召各級農協嚴密組織，武裝自衛。

　　國共兩黨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攤牌的最後時刻。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意識到這一點，努力尋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根據湖南情況，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湖南暴動計畫，但被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拒絕了，不輕易發火的周恩來氣得和他大鬧一場。

　　在這次會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議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擔任書記。這個意見在會上沒有討論，還引來一些非議。因為馬日事變後，毛澤東、蔡和森都先後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說他們要在黨內組織「左派」。三個月後，蔡和森解釋說：「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係，絕對不是什麼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後，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

　　這時的湖南省委，由於遭受馬日事變的嚴重打擊，已接近癱瘓。從眼前的緊迫形勢來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須儘快恢復強有力的黨的工作。這樣，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澤東立刻趕赴長沙開展工作，決定打通長沙附近各縣及衡陽、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聯繫。隨後又到衡陽召集會議，再三強調：馬日事變是上海事件的繼續，隨著而來的將有無數個馬日事變在全國發生。因此，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

　　這時，唐生智也回到長沙，明令取消工農團體，公開打出反對共產黨的旗幟。

　　毛澤東針鋒相對，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計畫》，明確提出「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一切口號的鼓動，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統治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統治」最終靠什麼呢？這個計畫把「武裝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認為保存工農武裝有三種辦法：「編成合法的挨戶團，次之則上山，再次之則將槍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澤東到湖南剛十天就被召回武漢。七月四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

　　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保存農民武裝的兩種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上山」，作為一條出路，被毛澤東突出地提了出來。

七、霹靂一聲暴動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毛澤東還說過一句話：「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句話是針對著當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而說的。他們在這樣緊急的局勢面前，依然忽視掌握軍隊，沒有研究如何應付武漢政府隨時可能背叛的嚴重局面，一旦突然事變發生，必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果然，只過了十一天，標誌著大革命失敗的全域性事變發生了──汪精衛控制下的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宣佈「分共」。中國共產黨從合法變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轉入地下。歷史的進程，陡然發生逆轉。

　　這種逆轉的到來，而且來得那樣快，許多共產黨員根本沒有精神準備。到處在搜捕，到處在屠殺。黨內思想相當混亂，在大革命時期習慣於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各級黨組織一時難以適應這種劇變的局勢，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辦。

　　剛剛經過改組的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李維漢五人組成的臨時政治局常委，在這個關頭斷然決定了三件事：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

　　獨立領導武裝鬥爭這個重大課題，提到了中國共產黨議事日程上來。在國民黨已經實行極端殘酷的屠殺政策時，不這樣做，就等於坐以待斃。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在南昌率領國民革命軍賀龍、葉挺部兩萬多人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李立三在兩年多後說：「南昌暴動在革命歷史上有他的偉大意義。在廣大群眾沒有出路的時候，全國樹出新的革命旗幟，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這次起義也有深刻的教訓：沒有直接到當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南下廣東，奪取海口，準備在取得外援後攻打大城市，結果失敗了。

　　毛澤東這時仍隱蔽在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中共中央實行緊急疏散時曾準備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並且武裝起義條件正趨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暫時留在武漢，指導湖南省委的工作，並受中央委託研究湖南軍事形勢和農民運動狀況，籌劃湖南的秋收起義。

　　毛澤東最初把準備發動起義的重點放在湘南。那時，彭湃領導的廣東農民武裝約有千人駐在湘粵邊境的汝城縣，正在南下的南昌起義軍有可能調出一部分兵力開赴汝城支援，瀏陽、平江一帶的農民武裝也可以向這一帶集中。八月初，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要點是：「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佔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取連絡。」他要求從南昌起義軍中抽調的一個團開赴汝城作為中堅，這樣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這個計畫，經中共中央常委通過後轉發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提出：「中國革命正轉向一個新的前途──工農德謨克拉西獨裁（即工農民主專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將占最重要的過程。」要求四省以農會為中心，號召一切接近農民的社會力量團結在它的周圍，實行暴動，宣佈農會為當地的政府；由農會通告，對一切公地及五十畝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繳租，對五十畝以下的地主實行減租，自耕農土地不沒收；農民協會組織土地委員會決定土地的分配。並要求全黨「勇往直前的領導秋收的暴動」。中共中央這個大綱對湖南秋收暴動的部署，依照毛澤東起草的《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中的意見，規定：「準備於不久時期內在湘南計畫一湘南政府，建設革命政權及一切革命團體，在廣東革命委員會指揮之下。現即須組織湘南特別委員會，受省委指揮，於交通不靈通時得有獨立指揮此委員會所能活動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澤東、卓宣（書記澤東）。」

　　八月七日，毛澤東出席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批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以親身經歷，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並對會議確定的總方針的兩個方面提出有獨到見解的看法。

　　關於軍事工作，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指蔣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這實際上提出了要把軍事運動和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反對專做軍事運動或專做民眾運動這兩種各走極端的做法。他著重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概念」提出批評，建議「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關於農民土地問題，他認為：一、應當規定大中地主的標準，建議以五十畝為限，五十畝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沒收。二、小地主問題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困難在於《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規定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三、對自耕農中的富農、中農的地權應有不同的規定，要確定方向。共產國際代表沒有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不讓大家再討論土地問題，並且提出：「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

　　恩格斯說過：「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經驗中』學習。」毛澤東所以能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個重要論斷，正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於：在事實的教育下，能夠迅速看清問題的實質，作出合乎實際的新的理論概括，用來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導今後的行動。

　　八七會議開完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澤東徵求意見，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給中央，要求毛澤東回湖南領導武裝鬥爭。八月九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批評湖南省委和共產國際赴長沙巡視員提出的「由湘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軍力共同取粵」的計畫。指出：「組織一師往廣東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已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他強調說，湘南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根據實際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將近四十年後，他先後同兩批外國朋友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是什麼原因使我到軍隊中去的？還是帝國主義、蔣介石殺人。」當然，從「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到學會打仗，這是需要經歷一個不短的過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長沙。投入實際工作前，他首先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認真的調查。趁送家屬回板倉村老家的機會，他在楊開慧家裡，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了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回長沙城裡，他又徵詢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的意見。經過同他們的會商，擬出土地綱領數條，包括「沒收一切土地」等。調查的另一個結果，是了解到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後，群眾對他們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這些新的認識，都是他在實地調查中獲得的。

　　帶著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從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對會議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他都發表了重要意見。

　　第一，舉什麼旗的問題。南昌起義時，打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子。八七會議作出的是同樣的規定。中共中央還認為，湖南國民黨左派的下級黨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礎，更需要團結他們共同鬥爭。毛澤東堅決主張：湖南秋收起義時「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會議規定的那樣打「左派國民黨旗幟」。

　　第二，暴動問題。當時，中共中央也好，黨內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認為暴動主要應該依靠農工武裝，軍隊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則便是「軍事冒險」。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就可起來，否則終歸於失敗。」這是中國革命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對控制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正規部隊，如果單靠地方性的農民暴動，沒有一定數量的經過嚴格訓練和有嚴密組織的革命軍隊參加，作為骨幹，那些分散的農民暴動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通常終歸於失敗。這已有不少慘痛的事實可以證明。但對這個問題抱反對或懷疑態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澤東便以強烈的語調說：「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第三，土地問題。八七會議決定的是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澤東提出：「中國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則沒有好多被沒收者。被沒收的土地既少，貧農要求土地的又多，單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著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並且提到：「對被沒收土地的地主，必須有一個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動的區域。當時，原定作為起義中心區域的湘南的局勢已起變化。由於唐生智部隊南下，湘南同長沙事實上已被隔絕。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暴動」。湖南省委經過反覆討論，認為「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製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於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據省委書記彭公達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畫，澤東持之最堅。」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將湖南秋收暴動以長沙暴動為起點的計畫，報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澤東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報告了他對一些重大政策問題的不同意見。

　　八七會議雖然正確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是如何根據實際情況來實行這個總方針，還有許許多多未曾得到解決的問題，黨對處理這些新問題又十分缺乏經驗。能夠在這樣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上，如此旗幟鮮明地而又切合實際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產國際代表不同的意見，確實充分顯示出毛澤東的過人膽識和求實精神。難怪瞿秋白在一個多月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要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畫和毛澤東的信件後，在八月二十二日召開常委會研究。在討論中，有的人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論斷和中央不同，說中央才是「純粹信任群眾力量，以軍事力量為幫助」。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覆信，雖然在原則上表示以長沙為暴動起點的計畫是對的，但又批評說：暴動計畫「偏重於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並且提出「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如果就拋去國民黨的旗幟、實現蘇維埃政權，「這是不對的」；還主張在土地問題上「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這些批評和指責，顯然是脫離實際情況的，說明中央要改變已有的成見、傾聽並接受毛澤東來自實踐的呼聲，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覆信採取分析的態度，對其中符合實際情況的部分貫徹執行，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給予答覆。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信中直截了當地寫道：中央覆信「指出此間兩點錯誤，事實及理論均非如兄所說」。第一，「兄處謂此間是軍事冒險」，「實在是不明了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第二，「兄謂此間專注意長沙工作，而忽略各地，這並不是事實」，「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畫也不能實現。」

　　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制訂了明確的暴動綱領。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對斯諾說：「我在那裡的綱領，要求下列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關係；（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沒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力量；（五）組織工農兵蘇維埃。」

　　形勢的發展使中共中央的認識也逐漸有了變化。時隔三周，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等兩個文件，宣佈「八月決議案中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對於小地主的土地必須全部沒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然而，中央對有些問題的看法，仍和毛澤東並不一致。

　　秋收起義的行動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緊迫的局勢，不容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之間的爭論充分發展下去。

　　當時，在湘贛邊界存在著幾支革命的武裝力量：一支是共產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因為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而停留在那一帶；一支是平江、瀏陽等地的工農義勇隊或農民自衛軍；還有一支是準備起義的安源路礦的工人武裝。在國民黨當局加緊鎮壓措施的情況下，必須迅速決定行止，不能再延擱了。

　　八月下旬，警衛團和平江、瀏陽工農義勇隊負責人，在湘贛邊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鎮舉行會議，決定合編為一個師：警衛團為第一團，駐修水；瀏陽工農義勇隊為第三團，駐銅鼓；平江工農義勇隊分別補入這兩個團。因為盧德銘已去武漢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由余灑度任師長。此外，安源鐵路煤礦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安福、蓮花、萍鄉、醴陵、衡山等地的農民自衛軍，可以合編為一個團。這幾支部隊就是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接到安源市委有關湘贛邊界工農武裝情況的報告後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討論確定湖南秋收暴動的計畫。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條件較好的地區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發起暴動，進攻長沙，並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秋收暴動的領導機構。

　　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車從長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楊開慧回板倉，要她照顧好自己的母親，管好三個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這次分手竟成了他們的最後離別！

　　九月初，毛澤東穿著農民服裝趕到安源，在張家灣召開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畫。到會的有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負責人寧迪卿、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兼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等。會議討論了軍事和農民暴動的佈置，確定分為三路，從贛西修水、銅鼓和安源三地起義，進擊湘東，會攻長沙；同時佈置了湘贛邊界各縣的農民暴動，以配合軍事行動。在這三路中，以中路為主力軍。那就是駐在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準備會合駐在修水的警衛團，一起向瀏陽進攻，「因為這路軍事勢力較厚，地勢較險，瀏陽又逼近長沙，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所以，會議決定毛澤東和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在會後趕到銅鼓，直接指揮這一路的行動。對安源工作也作了佈置：以安源工人和礦警隊為主力，暴動後進攻萍鄉和醴陵，對長沙取包圍之勢，但決不能放棄萍鄉、安源，「使敵人斷絕我們的退路」。

　　九月六日，毛澤東在安源得知留在長沙的湖南省委常委決定的暴動日期：九日開始破壞鐵路，十一日各縣暴動，十五日長沙暴動。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的名義，向在銅鼓的第三團下達起義計畫和部署，通知他們將參加起義的部隊名稱統一定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並要他們立刻將這個決定和行動計畫向在修水的師部和第一團轉達。

　　這時，國民黨內兩派間的寧漢對立沒有結束。唐生智的主力當時還在東征前線，湖南的兵力比較薄弱，但他們仍在加緊鎮壓活動。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斕，致電駐防萍鄉的師長胡文鬥，注意防範，並調集其他軍隊準備呼應。九月六日，長沙衛戍司令部截獲長沙市共產黨組織給各支部關於中秋節舉行武裝起義的密令，隨即宣佈：從九月八日起，「特別戒嚴五日，每日晚十時，即斷絕交通，並於中秋日加緊戒嚴，軍警停止放假，日夜滿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動。」

　　毛澤東在安源作好安排後，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長褲，裝作安源煤礦的採購員，由潘心源陪同趕往銅鼓。不料，走到湖南瀏陽張家坊村，被民團巡邏查房隊抓住，在押送民團總部的途中，機智地脫險。這段經歷，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國記者斯諾談過：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冶萍礦工和農民武裝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裡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儘管有五六次我已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他於九月十日到達銅鼓的第三團（那就是原來的瀏陽工農義勇隊）團部，宣佈把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向瀏陽進發。而在這前一天，震動全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已按原定日期爆發；湖南省委組織鐵路工人破壞了長沙至岳陽和長沙至株洲的鐵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部在修水率第一團宣佈起義，但沒有來到銅鼓同第三團會合，而是單獨向平江方向推進。戰鬥打響前，去武漢報告工作的盧德銘趕回部隊，就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總指揮。十日深夜，安源工農武裝和礦警隊起義，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向萍鄉方向前進。這就形成三路分別向平江、瀏陽、萍鄉推進的態勢。毛澤東興奮地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　旗號鐮刀斧頭。

　　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　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

　　但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已走向低潮，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革命力量。從湘贛邊界來說，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本來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為戰，行動並不統一，進攻目標卻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這個計畫本來是難以實現的。當起義軍師部和第一團在十一日到達平江東郊金坪時，由於起義前夕收編的黔軍邱國軒團突然叛變並從背後襲擊，部隊受到巨大損失。第三團也在十四日進攻瀏陽東門市時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團出師後最初發展順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後攻克醴陵、瀏陽縣城，但因國民黨正規軍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幾乎全部潰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湖南去調查時，夏明翰告訴他：「這次我軍所到之地農民並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踴躍。大多數農民甚恐慌不敢行動，恐怕軍隊失敗大禍臨來的心理充滿了農民的腦筋。」毛澤東看到這種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這時，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已由原來的五千人銳減到一千五百餘人，受到嚴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來準備在第二天發動的長沙暴動。

　　在湘贛邊界起義的原定計劃嚴重受挫的情況下，起義軍立刻需要作出抉擇：是繼續進攻還是實行退卻？如果退卻的話，向哪裡退卻？繼續進攻長沙，是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不這樣做會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國共產黨在武裝鬥爭方面，以往也只有過向城市進攻的經驗。但在當時敵我力量懸殊的實際情況下，這樣做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面對如此兩難的抉擇時，這個決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有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後的行動方向問題。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仍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張的，起義部隊中也有不少人抱有這種情緒。毛澤東清醒地對客觀形勢作出判斷，認定當地農民起義並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佔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計畫已無法實現，斷然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提出這個主張，在當時是需要有極大勇氣的。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議決退往湘南」。

　　對初創時期的弱小的革命軍隊來說，為了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同強大的敵人決戰，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進軍方向轉向農村，特別是轉向兩省或數省交界的山區。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這個決定，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後退，其實是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它既符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也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談到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時說道：列寧曾經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在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俄國搞革命取得勝利，我們中國軍閥分割，先到敵人控制薄弱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不過，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

　　就在中共前敵委員會作出這個決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馬也爾的報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長沙城市的決議。決議指責中央特派員和湖南省委停止長沙暴動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瀏陽農軍退走是「臨陣脫逃」；責令湖南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江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中央這個決議送到湖南時，秋收起義軍早已開拔南下，無法執行了。

　　起義軍前敵委員會會議結束，第二天清晨，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操場上向全師指戰員宣佈改變行動方向的決定。他滿懷信心地說：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這個講話，大大鼓舞了剛剛受到嚴重挫折的起義軍的士氣。

　　當時，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滿險情。在這前後，湖南省國民黨當局已調兵到瀏陽一帶「追剿」；江西當局也派兵到銅鼓、萍鄉一帶「堵擊」。周斕獲悉起義軍「係全國著名共產黨首領毛澤東在主持」後，「立即加派第八軍一團車炳謙營長於二十四日全部赴瀏陽協剿，一面通令各軍，如獲毛逆者，賞洋五千元」。這給工農革命軍的轉移，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起義軍在文家市住了兩夜，便沿湘贛邊界南下。因為湘軍戰鬥力強，贛軍戰鬥力較弱，工農革命軍便沿江西一側前進。這一帶都是山區，道路難行，疾病蔓延，還有國民黨軍隊不時圍追堵擊。毛澤東頭戴竹笠，走在戰士行列中，同戰士交談，鼓勵戰士們勇敢向前。行軍途中，接到宋任窮從江西省委帶回的信件，得知羅霄山脈中段的寧岡有一支我黨所領導的武裝，有幾十支槍。這以前，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會議上曾聽王興亞談到過這個情況，現在又得到了證實。但詳細的情況還不清楚。

　　工農革命軍的行軍路線幾乎是直線向南的，當進到江西省萍鄉縣上栗村時，得知萍鄉縣城駐有國民黨的重兵，不能通過，便改道在蘆溪宿營。第二天清晨，向蓮花方向前進，因為偵察不力，情況不明，後衛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倉促應戰，造成人槍各損失三百。總指揮盧德銘為了掩護後衛部隊撤退而英勇犧牲，只有二十三歲。這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毛澤東十分痛惜這位年輕將才的犧牲，憤怒地斥責偵察不力、指揮錯誤的第三團團長蘇先俊：「還我盧德銘！」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當天，工農革命軍到蓮花縣甘家村。由於一挫再挫，總指揮犧牲，部隊情緒十分低落。這時，蓮花縣黨組織派人前來聯絡。工農革命軍得知蓮花縣農民自衛軍前幾天攻城失敗，被關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國民黨在蓮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隊，戰鬥力不強。毛澤東召開前委會，一致決定攻打蓮花縣城。第二天清晨，工農革命軍冒雨奔襲，在當地工農群眾配合下，一舉攻克縣城。砸開牢房，救出被押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一百多人；打開縣政府糧倉，將糧食分發給貧苦群眾。這是從文家市南下後攻下的第一個縣城，使連連受挫的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又興奮起來。

　　這時，起義軍領導層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的余灑度，原來並不歸湖南省委領導，也沒有把毛澤東任書記的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真正放在眼裡。前委從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團到銅鼓和第三團會合進攻瀏陽時，他沒有理睬，卻自行下令進攻平江，遭受嚴重損失。以後，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將部隊回頭，跟著三團退」。到文家市後，他又主張經瀏陽進攻長沙，同毛澤東發生嚴重爭執，但原來是他上級而又堅決支持前委的總指揮盧德銘已回部隊，對他還有約束作用。盧德銘犧牲後，他對前委領導不尊重的態度便越來越明顯起來。進蓮花縣城後，毛澤東去參加他召集的軍事會議，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將抓獲的縣保安隊長放走，嚴厲地批評他：縣保安隊離城裡只有幾公里，我們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還開什麼會？余灑度不但不接受批評，反而輕蔑地說：「什麼！你怕死嗎？我可以擔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農革命軍從蓮花開拔，朝永新方向前進，因為天色尚早，毛澤東提議再往前走十里後宿營。余灑度私下又十分不滿地說：「我當什麼師長，連十里路的指揮權都沒有了。」

　　行軍途中十分艱苦。毛澤東的腳被草鞋繩擦破，步履艱難。戰士們臨時捆了一副竹竿擔架，要抬他走，他堅決不肯。同他一起行軍的譚希林回憶道：「他拒絕說，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贏就慢慢跟著走。他忍著疼痛，一邊走一邊同戰士們親切交談。毛澤東同志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這使他同戰士們的關係十分融洽。

　　當時的局勢依然是嚴峻的。起義軍轉兵南下以來，一路艱苦戰鬥，指揮員犧牲，傷患增加；連續行軍，長途跋涉，有些人因為怕艱苦不辭而別；瘧疾流行，病員增多，一些人掉了隊，少數傷病員因缺醫短藥死在路旁。一些長官還存在打罵士兵的舊軍隊習氣，黨組織也不健全。在這支隊伍裡行進的賴毅回憶說：「那時，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竟然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往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這些問題不解決，部隊的戰鬥力就無法保持，很難繼續前進。

　　起義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三灣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隊翻過山口，來到永新縣三灣村宿營。這裡群山環抱，追敵已被擺脫，又沒有地方反動武裝，比較安全。部隊在村裡住了五天。這是工農革命軍自秋收起義以來第一次得到從容休整的機會。進村的當晚，毛澤東在「泰和祥」雜貨鋪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部隊現狀及其解決的措施，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把已經不足一千人的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由陳浩擔任，實際上取消了余灑度對軍隊的指揮權（而余灑度這時對起義已因悲觀失望而灰心喪氣了）；下轄一、三兩個營，還有特務連、衛生隊、軍官隊、輜重隊各一個，共有七百多支槍；改編時，毛澤東宣佈願留則留，願走的發給路費，將來願意回來還歡迎。第二，在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樣，規定官長不准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自由，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參加對部隊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官長要受它的監督。第三，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設小組，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這三項措施開始改變了舊式軍隊的習氣和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是一個需要有極大魄力才能實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灣改編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有重大意義。

　　在三灣，毛澤東還提出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要和地方結合起來，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們把傷病員交給他們，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傷病員安置好；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槍給他們，幫助他們發展起來，這樣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打垮。這多少已提出了武裝鬥爭要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結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紹，派人同寧岡縣黨組織和駐在井岡山北麓甯岡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聯繫。

　　十月三日，毛澤東在部隊離三灣出發前，對剛剛進行了改編的部隊全體指戰員作動員。他說：敵人在我們後面放冷槍，沒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隻腳，我們也有兩隻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七百多條槍，還怕幹不起來嗎？這些話，在部隊處境艱難、不少人情緒消沉的情況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繼續行軍途中人們紛紛議論：「毛委員不怕，我們還怕什麼？」「賀龍兩把菜刀能夠起家，我們幾百人還不能起家嗎？」

　　起義軍當天到達寧岡縣古城。甯岡是一個深山中的偏僻小縣，古城曾是縣城所在，這時已很荒涼，人口稀少。在這裡，召開了兩天前委擴大會議，參加的還有前來聯絡的寧岡縣委（當時稱區委）書記龍超清和袁文才部文書陳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會議根據八七會議的精神，總結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人少了，但是很精幹，大有希望。會議著重研究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落腳點和開展遊擊戰爭問題，認為在井岡山落腳是理想的場所。對原在井岡山的袁文才、王佐這兩支地方武裝要從政治上軍事上對他們進行團結和改造，並儘快先在茅坪設立後方留守處和部隊醫院。

　　南昌起義、八七會議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新時期。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要拿起武器，展開武裝鬥爭？這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願所決定，而是近代中國具體國情的產物，是在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應。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主動地選擇要走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只是在國民黨對它使用武器後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澤東後來曾多次對外國朋友談到過自己的親身體會。他說：「有了共產黨以後，就進行了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了共產黨員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份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遊擊。」他又說：「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裡學來的。我們就是從蔣介石那裡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呀？」這就把事情說得很清楚了。

　　這裡所講的「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遊擊」，對毛澤東自己來說，便是在秋收起義後上了井岡山，實行了「槍桿子」與「民眾運動」的結合。

八、上井岡山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介於湖南酃縣和江西寧岡、遂川、永新四縣之交，總面積約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時期，這幾個縣都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農民自衛軍，群眾基礎比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莊，周圍各縣農業經濟可供部隊籌措給養；這裡離中心城市較遠，交通不便，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嶺，地勢險要，森林茂密，只有幾條狹窄的小路通往山內，進可攻，退可守。陳伯鈞回憶說：「敵人在山的周圍轉一圈要一個星期，我們只要一天時間，就能由東到西，由南到北的打擊敵軍。」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這裡確實是一塊理想的落腳點。

　　這裡過去長期有「山大王」，現有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槍。王佐部駐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處，袁文才部駐在井岡山北麓的甯岡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應。

　　袁文才、王佐雖早年就參加綠林組織，但大革命時期都受過革命風暴的洗禮。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擔任甯岡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並在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將所部改為遂川縣農民自衛軍。一九二七年七月，他們曾會同永新、永福、蓮花的暴動隊伍一度攻克永新縣城，組成贛西農民自衛軍，由王興亞任總指揮，賀敏學、王佐、袁文才任副總指揮。這是王興亞不久後在安源會議上發言談到這兩支隊伍的由來。自衛軍佔領了永新縣城二十多天，因為國民黨軍隊有五個團來攻，袁、王兩部就退回寧岡、遂川境內的井岡山。剛擔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的永新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賀敏學，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學的同學。他和一批共產黨員（其中有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率領一部分農民自衛軍攜槍隨同退到井岡山麓的茅坪。永新縣委也到了山上。這是袁、王能夠歡迎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上山的思想基礎。袁文才、王佐是當地人，他們的隊伍在這一帶有著不小的影響。

　　工農革命軍要在井岡山落腳，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許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並不那樣簡單。他們兩人雖然參加過大革命，袁文才還是共產黨員。但他們對前來的這支工農革命軍畢竟沒有多少了解，還擔心這支比他們力量大得多的部隊上山會不會「火拼山寨」，奪取他們原有的地盤，心中難免存有疑慮。在古城會議期間，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濟工農革命軍一些給養，但請工農革命軍「另找高山」。據何長工回憶，當時工農革命軍中，「有人曾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解決，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毛澤東同志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採取大魚吃小魚的吞併政策，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嶽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毛澤東同志說服我們，不能只看到幾十個人、幾十杆槍的問題，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變成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這是關係到工農革命軍能不能在井岡山地區站住腳跟的關鍵性決策。袁、王部隊的人數雖不多，但在當地有相當的社會基礎，許多群眾擁護他們。儘管他們存在一些弱點，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當時採取了有些人所主張的那種狹隘和魯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們的支援，就很難設想能在井岡山建立起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來。

　　怎樣說服和爭取這兩支農民武裝？毛澤東選定先從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袁文才入手，再通過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從袁文才的代表陳慕平的談話中已經知道，他們最看重槍，人可以少一個，槍卻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槍。於是，毛澤東向前委提議，準備一下子送他們一百支槍，將袁文才的全部人員都武裝起來。前委成員聽到這個大膽的設想，有的人表示懷疑，余灑度堅決反對。經過毛澤東反覆說明，才以多數通過。（余灑度脫離工農革命軍後，到湖南省委告了狀，說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打長沙城市的指示，逃避鬥爭，到山區同綠林為伍，並送了大批槍支。所以，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資深到中共中央彙報時說，「潤之在贛時曾有一大錯誤」。）

　　古城會議後，毛澤東從綠林重義氣、多猜疑的特點出發，只帶幾個隨員到甯岡大倉村去會見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來還有些怕，預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條槍。見到毛澤東只來幾個人，他就比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終沒有出來。見面後，毛澤東說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紹來找他們的，充分肯定他們「劫富濟貧」的革命性，同時說到工農革命軍目前的困難。雙方談得很投機。毛澤東當場宣佈送給他們一百支槍，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動。袁文才向毛澤東表示，一定要竭盡全力幫助工農革命軍解決各種困難，隨即回贈給工農革命軍六百塊銀元，並同意革命軍在茅坪（這是一個有六十多戶人家的村子）建立後方醫院和留守處，答應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當然，問題並不是在一次見面中就能全部解決的。袁文才當時對毛澤東說：「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傷患和部隊的糧油我管，但錢寧岡有限，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帶去打土豪。」話講得很客氣，但顯然又包含著推托的意思。至於王佐的態度如何，那時還不知道。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時間而不能操之過急。因此，毛澤東決定工農革命軍主力在井岡山周圍盤旋打遊擊，先向湘南的酃縣方向挺進，籌些款子，熟悉周圍環境，探聽南昌起義軍進入廣東後的情況，而把留守部門和傷病員安置在茅坪，請袁文才代管。不久，又應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彥剛、陳伯鈞等黨員軍事幹部到袁文才部隊裡幫助他們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的關係一天天密切起來了。

　　十月十三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主力抵達酃縣水口村，在這裡發展了一批黨員，開展社會調查。他從得到的報紙上看到南昌起義軍在廣東失敗的消息，放棄了準備退往湘南的想法，堅定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主張。余灑度和蘇先俊在這裡脫離了工農革命軍。不久，毛澤東得知湘軍正從茶陵分兩路前來進攻工農革命軍，就派第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第一營的兩個連到茶陵遊擊擾亂湘軍後方，打破它的進攻；毛澤東自己率團部、第三營和第一營的一個連在二十二日轉入江西遂川縣境。途中休息時，他同副連長張宗遜交談說：中國革命離不開農民，武裝鬥爭一定要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把農民武裝起來。

　　在遂川的大汾鎮，部隊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縣地主武裝靖衛團三四百人的襲擊，因為人地生疏，倉促應戰，前衛的第三營同團部失去聯繫而輾轉南下，以後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會合；毛澤東率領團部和特務連撤退，一直退到井岡山南麓的黃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員共四十多人，部隊狀況十分狼狽。當時擔任連指導員的羅榮桓後來回憶說：大家又饑又餓，無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飯時，炊事擔子也跑丟了，沒有辦法，幾個戰士從老百姓家裡找來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和大家一起伸手從飯籮裡抓著吃。飯後，毛澤東站起身來，朝中間空地邁幾步，雙腳併攏，身體筆挺，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這種堅強鎮定的精神，立刻強烈地感染了戰士們，提著槍站起來，向排頭看齊。

　　毛澤東率領這一部分隊伍繼續向井岡山轉移。他的腳被草鞋帶子磨爛，行動很困難，但仍堅決不坐擔架，堅持拄著棍子步行。隨後第一營第一連趕了上來。隊伍行進到井岡山西南的荊竹山下，還有一百多人，在一個小村子裡宿營。陳士矩回憶說：「我們知道今天要上山了，當時心裡說不出有種什麼味道，一方面感覺到我們原來人數就不多，加上三營被隔斷，顯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樣子只有上井岡山，能得個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興。」這時王佐派人接應他們上山，部隊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著，第一營的兩個連也從茶陵趕到茨坪，部隊的人多了。毛澤東等送了七十支槍給王佐部隊。王佐資助工農革命軍五百擔稻穀和一些銀元。他們在茨坪住了幾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開始創建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根據地。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勞的。

　　工農革命軍到了井岡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軍隊和地方的建黨工作。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形成核心，軍隊也好，根據地也好，都會鬆散無力，難以鞏固和發展。所以，毛澤東把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灣改編時，一個重要內容便是軍隊要在黨的領導之下，並且確定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但那時時間匆促，許多措施還來不及落實。部隊到酃縣水口村後，十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葉家祠主持了六名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各連黨代表都來參加。會場的牆上掛著一塊寫有「CCP」的紅布。他詳細地解釋了入黨誓詞的意思，然後帶著六名新黨員舉起右手宣讀入黨誓詞：「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鬥爭，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到遂川大汾鎮，另一個連也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不久，各連的黨支部都先後建立起來。支部一建立，連隊立刻有了靈魂。支部佈置黨員要做好三件事：學習目前的形勢；了解群眾思想狀況，幫助他們解除顧慮；培養和發展新黨員。連裡的政治空氣逐漸濃厚，黨員數量逐漸增多，各種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顯得十分活躍。

　　在軍隊內部建黨的同時，毛澤東也抓緊地方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井岡山附近各縣，在大革命時期都建立了黨的組織。黨組織負責人很多是外地回來的學生，也有當地農會的骨幹分子。大革命失敗後，多數黨組織給打散了。但不少黨員仍在堅持鬥爭。毛澤東採取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發展的做法。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召集在井岡山「打埋伏」的永新、寧岡、蓮花縣部分黨員開座談會。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開寧岡、永新、蓮花等縣原黨組織負責人會議。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後，召開了前委和萬安、遂川縣委聯席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分析形勢，要求大家在鬥爭中重建和發展黨的組織。他還從軍隊裡抽調一批有政治工作經驗的黨員幹部，到農村基層去開展建黨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贛邊界各縣黨組織初步恢復發展起來，成立了寧岡、永新、茶陵、遂川等縣委，酃縣特別區委，蓮花特別支部；各縣的區、鄉兩級大都建立起黨的組織。前委還同萬安縣委建立了聯繫。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抓緊對袁文才、王佐這兩支綠林式農民武裝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談心，既肯定他們反對土豪劣紳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們受封建幫會影響、政治目標不明、階級界線不清等問題，循循善誘地幫助他們提高政治思想水準。袁文才十分佩服，對部下說：「跟毛委員一起幹革命不會錯。」毛澤東又幾次上山同王佐交談。王佐逢人就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同他談上一次話，真是勝讀十年書！」應王佐的要求，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經留學法國的何長工到王佐部當黨代表，做團結、改造王佐部隊的工作。何長工經過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別是幫助王佐消滅了他多年的宿敵尹道一後，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隊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經征得袁、王同意後，在他們部隊裡也建立起黨的基層組織和士兵委員會。工農革命軍又派了二十多名黨員幹部，分任袁、王部的連長、排長和黨代表。部隊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隊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團黨代表。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正式合為一體，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國內的政治局勢發生重要變動，國民黨的李宗仁和唐生智兩集團之間的戰爭爆發。唐生智控制的兩湖軍隊全部投入戰爭。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將主力調往贛北。井岡山周圍各縣，國民黨兵力空虛，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裝靖衛團和挨戶團。這是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十一月上旬，毛澤東主持前委討論，認為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發動攻勢。攻擊的方向是攻打茶陵縣城，由團長陳浩和第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領第一營和特務連執行。毛澤東因為腳背被草鞋磨破而潰爛，無法隨軍前去。十八日拂曉，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但是，軍隊在茶陵一個多月並沒有做群眾工作，每天的活動還只是三操兩講和兩點名。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員會，縣長譚梓生是部隊派的，其他人員仍是舊的，依然坐堂審案，派款派捐靠商會，群眾很不滿。宛希先寫信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立刻回信，要他們改變做法，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工農兵政府。工人譚震林被選為主席。這是湘贛邊界的第一個工農兵政權。工農革命軍還幫助茶陵組織了赤衛隊。

　　十二月下旬，李唐戰爭告一段落。湘軍第八軍的獨立團和當地地主武裝向茶陵反撲。原來被打散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三營，這時已在張子清率領下到茶陵和第一營會合。他們在經過激戰後退出茶陵縣城。團長陳浩因遭到挫敗而嚴重動搖，公開聲稱工農革命軍沒有前途，把部隊往南帶，企圖到湘南投靠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方鼎英。正好那時毛澤東的腳背潰爛稍有好轉，得知湘軍反撲的消息後趕來茶陵，在茶陵湖口趕上隊伍。宛希先、張子清等向他報告了陳浩等的背叛活動。毛澤東當晚召集團營幹部緊急會議，果斷地扣押了陳浩一夥，將工農革命軍全部帶回寧岡礱市。

　　在礱市河灘上召開全團指戰員會議，毛澤東宣佈前委決定：處決陳浩等人，任命張子清為第一團團長、何挺穎為黨代表、朱雲卿為參謀長。他還接受工農革命軍在茶陵不做群眾工作的教訓，明確提出革命軍隊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

　　自古以來，人們總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提出軍隊的任務不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眾工作，這是毛澤東對人民軍隊學說的巨大貢獻，使初創的人民軍隊一開始便在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下進行建設，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毛澤東所以能不受歷來舊觀念的束縛，提出新的學說，不僅是因為他原來就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和獨立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夠密切注視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堅持從實際出發，大膽地作出新的概括。

　　當工農革命軍從茶陵撤到寧岡前，同遂川相鄰的贛西南萬安縣農民武裝再次進攻縣城。為了聲援萬安的起義，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掉頭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佔遂川縣城，並在這裡分兵做發動群眾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農革命軍要執行三大任務，必須有嚴明的群眾紀律來保證。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將要登上井岡山前，毛澤東在遂川荊竹山的村邊，向在大汾遭敵軍突然襲擊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隊講話，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係，和王佐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根據地是建立不起來的。他宣佈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攻克遂川縣城後，工農革命軍在城裡過了舊曆年。部隊打著「宣傳隊」的旗號開展宣傳活動，還派人下鄉領導貧苦農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販的貨物沒收了，甚至把藥店裡稱藥的戥秤也拿了。毛澤東進城後不斷找群眾談話，了解群眾對部隊的反映，發現了不少問題，就在城裡把部隊集合起來，提出在城市中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並宣佈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過去，老百姓對舊軍隊的欺壓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騷擾，歷來是既害怕，又痛恨。他們在剛接觸到工農革命軍時，並不了解這支軍隊和舊軍隊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樣的心情來對待。這個問題不解決，工農革命軍便無法接近群眾，做好群眾工作，自身也無法存在。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靠口頭的宣傳是沒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農革命軍的行動表現。嚴格實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老百姓根據實際觀察，流傳著一首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從此，改變了工農革命軍同群眾的關係。這是工農革命軍能夠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並戰勝敵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相繼受挫、失敗後，國民黨當局曾誤以為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已經消滅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幾支無足輕重的小隊伍。萬安起義和工農革命軍先後攻佔茶陵和遂川縣城，使國民黨江西當局受到很大震驚，於是發動了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進剿」。

　　一九二八年初，贛軍第二十七師楊如軒部以一個團和一個營進攻萬安，又以一個營進佔寧岡東部的新城，那是寧岡的縣城，也是井岡山北出的大門，自然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構成嚴重的威脅。

　　毛澤東在遂川時，召開了前委和萬安、遂川縣委聯席會議，總結工農革命軍和萬安農軍的經驗，提出「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遊擊戰作戰原則。當得知贛軍一個營進駐寧岡新城後，他在二月四日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從遂川趕回井岡山。前委經過討論，乘贛軍以為工農革命軍主力仍在遂川而疏於戒備的機會，制定利用晨霧發動襲擊、圍三闕一、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作戰方針。二月十八日，經過數小時激戰，攻佔寧岡縣城，全殲守軍一個營和寧岡縣靖衛團，俘虜近三百人，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的第一次「進剿」。

　　這是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對國民黨正規軍的第一個殲滅戰。俘虜那麼多國民黨正規軍，這對工農革命軍是個過去沒有經驗的新問題。當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把俘虜押回甯岡礱市時，途中出現過打罵俘虜、搜俘虜腰包等行為。毛澤東發現這個問題，立刻提出優待俘虜的政策。他向廣大指戰員說明，國民黨軍隊中許多士兵是被作為壯丁抓來的窮人，不應該打罵他們，而要進行說服，教育他們反戈一擊。而且明確宣佈：工農革命軍不殺、不打、不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對傷病俘虜給以治療；經過教育、治療後留去自由，留者開歡迎會做革命軍戰士，去者開歡送會併發路費。優待俘虜的事實，戳穿了國民黨散佈的「共匪見人就殺」的宣傳。贛軍的《九師旬刊》上，對這種做法發出了「毒矣哉」的驚歎！

　　隨著茶陵、遂川、寧岡等縣先後建立起縣工農兵政府，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問題也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沒有健全的政權，便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得不到群眾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這樣的軍事行動便會成為流寇式的行動。毛澤東對建立和健全政權這個問題，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堅決的。他的做法，還是先從一個點取得具體經驗做起。攻克茶陵時，他因傷沒有隨軍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後，在他指導下，由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的《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三十條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上通過，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政綱》規定：「工人、農民、士兵和其他貧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召集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並選舉正式人民委員會，為全縣執掌政權的機關」；「凡地主、祠廟、公共機關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屬」，分給「貧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種使用」；「工農平民從前的欠債、欠租、欠稅、欠捐，一律停止償還和繳納」；等等。這個「臨時政綱」集中反映了當地勞動群眾的要求和願望，成為井岡山以至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建設的藍本。當然，這個最初的臨時政綱也有它的缺點，如把資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紳、反動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還規定「凡土豪劣紳、奸商、反動派，准許工農平民就地自由捕捉，並燒毀他們的房屋」等。這些還需要在以後的實踐中繼續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來。

　　這樣，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農革命軍由不足一個團發展為一師兩個團，並且同當地農民運動緊密結合，摧毀了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的舊政權，建立起新的工農政權以及赤衛隊、遊擊隊。土地改革開始了試點，取得初步經驗，但尚未普遍展開。一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井岡山初步矗立起來，打開了實現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取得蓬勃發展的時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

　　為什麼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夠到主要位於江西境內的井岡山來發號施令呢？這同當時的特殊環境有關。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聯繫。但邊界秋收起義是湖南省委組織的，領導起義的前敵委員會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這些歷史原因加上當時的交通條件使毛澤東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報告和請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嚴重破壞。於是，對井岡山的指導責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決定湘東特委和贛西南特委「合併歸湘南指揮」。

　　周魯是湘南特委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他到井岡山後，根據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給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對毛澤東自然是極為嚴重的打擊，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積極地擔當起師長的職務。他在隊前向指戰員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將部隊開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動。毛澤東把隊伍帶到湖南酃縣中村（在井岡山邊沿地區），停下來整訓，搞土改試點。儘管如此，井岡山中心區域寧岡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國民黨軍隊佔領了一個多月，遭受很大損失。

　　這種挫折只是暫時的。當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駐軍酃縣中村時，兩件使人興奮的消息傳來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掃除原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一片陰影，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揮領導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在發動聲勢浩大的湘南暴動取得巨大成功後遭到強大敵軍追擊，正向井岡山方向撤退。

　　毛澤東立刻派袁文才、何長工率第二團西進資興，接應從郴縣撤出的湘南農軍；自己率第一團在桂東、汝城方向阻擊國民黨追擊部隊。四月二十日，他同團長張子清又指揮第一團佔領酃縣縣城並在城西阻擊追敵，掩護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後，毛澤東率第一團返回寧岡礱市，同先兩天到達礱市的朱德、陳毅的部隊會合。這時，朱德四十二歲，毛澤東三十四歲，從此開始了他們長時期密切合作的戰鬥生涯。毛澤東見到朱德時說：「這次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竟沒有整倒你們！」朱德說：「我們轉移得快，也全靠你們的掩護。」接著，他們在龍江書院舉行兩部營以上幹部會，確定將兩部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各項決定，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教導大隊隊長，共轄六個團。在中共第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第四軍軍委，毛澤東當選為書記。在由湘南郴州、耒陽等縣農民編成的第三十、三十三兩個團開回湘南後把軍以下的師的番號撤銷，由軍部直轄四個團，那就是：由南昌起義軍全部組成的第二十八團，由湘南宜章農民軍組成的第二十九團，由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組成的第三十一團，由袁、王部隊組成的第三十二團，兵力從原來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團和第三十一團。六月，按中共中央規定，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

　　朱毛紅軍的會師，是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是以具有很強戰鬥力的北伐勁旅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的，有兩千多人、近千支槍，訓練嚴格，裝備齊整，作戰有經驗。他們的到來，大大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實力。

　　在朱毛會師時，湘軍第八軍第一師佔領了茶陵、酃縣，贛軍第二十七師佔領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贛軍第二十七師的兩個團從永新、遂川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二次「進剿」。

　　毛澤東主持召開第四軍軍委會議，決定採取「集中兵力，殲敵一路」的作戰方針，集中力量擊破戰鬥力較弱的贛軍。月底，朱德和王爾琢按計劃率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主力先在遂川五鬥江擊潰贛軍一個團，乘勝追擊，在永新城附近又擊潰贛軍另一個團的一個營，一舉攻佔永新縣城，勝利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進剿」。

　　毛澤東進駐永新城後，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名義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寫報告，彙報朱毛兩部會師後的組織狀況和打退贛軍第二次「進剿」、繳獲三百支槍的勝利。報告說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採取對內對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對內加強軍隊和黨的建設，對外幫助地方發動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並建議成立湘贛邊界特委。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寫了回信，贊同這個方針，並確定成立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同時和湖南、江西兩個省委發生密切關係。由於交通不便，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從永新撤回井岡山的路上，毛澤東和陳毅邊走邊談地交談了一天。毛澤東講了他這個時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問題，他講到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談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歷史作用和陳獨秀的錯誤；詳細說明了對當前黨內思想尚不統一的諸多問題的看法；描述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工農政權的構想；並指出陳毅他們在湘南站不住腳的原因是地處交通要道，敵人過於強大；還指出現在從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險。這些論述深深打動了陳毅的心，使他對毛澤東十分欽佩。

　　五月四日，在寧岡礱市舉行朱毛兩軍會師的慶祝大會。毛澤東講話祝賀兩軍會師勝利，並代表第四軍軍委宣佈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要求全軍每個指戰員認真執行。

　　毛澤東、朱德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遊擊戰十六字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鬥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進行的。這就要求重在鬥智，而不能單靠鬥力。毛澤東把這十六字訣稱為「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基本原則」。它正是從敵強我弱這一特點出發，趨利避害，避實擊虛，靈活機動，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從而逐步改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人民軍隊後來的戰略戰術，就是由它發展起來的。

　　在這一軍事原則的指導下，他們又接連打退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兩次「進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贛軍五個團在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率領下再占永新，向寧岡進攻。朱德、王爾琢率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主力，採取調虎離山之計，在草市坳全殲贛軍第七十九團，乘勝奔襲，在當天正午第二次收復永新城，楊如軒帶傷逃回吉安。工農革命軍繳獲迫擊炮七門、山炮二門、光洋二十餘擔，粉碎了贛軍對井岡山的第三次「進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這次國民黨軍隊「進剿」的規模更大。贛軍改以第九師師長楊池生部為主力，楊如軒為前線總指揮，以五個團占領永新。湘軍吳尚部也出動三個團向酃縣、茶陵逼近，配合贛軍的進攻。紅四軍以小部鉗制湘軍，集中主力打擊贛軍。在朱德和陳毅、王爾琢分別率領下，六月二十三日紅四軍在新、老七溪嶺和龍源口殲滅贛軍一個團、擊潰兩個團、繳槍千餘支，第三次佔領永新城，擊破了贛軍的第四次「進剿」。根據地軍民興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隻羊（楊）」。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的三次「進剿」，是朱毛紅軍會師後取得的巨大勝利。譚震林回憶道：「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部隊大了，我們有力量打下永新。當然，在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佔領了寧岡縣城。那時不敢走遠，因為國民黨來上兩個團我們就打不贏，可是朱毛會師後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嶺打了一仗。這樣就把江西來的三個師打敗了。」朱德也說過：「三打永新消滅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國民黨其他軍隊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個關鍵，是根據地發展和紅軍發展的關鍵，與後來紅軍取得勝利有關。」

　　龍源口大捷後，井岡山根據地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縣各一小部分，遂川縣北部，酃縣東南部，割據區域的面積達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萬人。用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裡的話來說：「是為邊界全盛時期。」

　　邊界全盛時期內，在毛澤東領導下，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都有很大發展，以分田為中心內容的土地改革在邊界範圍內全面展開。沒有這些，便沒有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可言。

　　自從三月間湘南特委代表強行取消前委以後，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頓時失去中心，沒有統一的領導機構。這種狀況，給邊界工作帶來極大損害。為此，毛澤東多次提出組織邊界特委的要求。當工農革命軍粉碎贛軍對井岡山的第三次「進剿」時，經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甯岡茅坪由毛澤東主持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總結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批評右傾悲觀思想，反對逃跑主義，重申建設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方針，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強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和黨組織建設的任務，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是關係到中國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能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問題。大會經過討論，統一了思想，堅定了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決心和信心。

　　大會選舉產生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中共紅四軍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為了統一領導邊界各縣工農兵政府，在甯岡茅坪建立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設土地、軍事、財政、司法四個部和工農運動、青年、婦女三個委員會，使工作全面展開。邊界各縣、區、鄉工農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員會小組，領導土地革命。

　　領導土地革命，在邊界特委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中處於特別重要的地位。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民，湘贛邊界更是交通阻塞的農業區域，居民幾乎都是農民。這裡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裡。向地主租種土地的農民，每年要把收穫量的一半以上繳給地主，還要受其他種種壓迫和剝削。獲得土地，是貧苦農民最強烈的渴望。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軍事鬥爭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沒有勝利發展的軍事鬥爭，不能保障農民獲得和佔有土地，而沒有土地革命，不滿足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軍事鬥爭也不可能得到廣大農民的真心實意的支持，難以堅持下去，只會歸於失敗。紅軍所以能不斷發展壯大，革命根據地所以能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和擴大，它們的力量源泉就在於取得人數眾多的農民的這種由衷支持。

　　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地區的最初階段，發動群眾的主要內容，是在進行革命宣傳工作的基礎上帶領群眾打土豪，分浮財。但單單這樣做，顯然是不夠的。

　　毛澤東對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準備。他通過在寧岡、永新等地的社會調查，得知湘贛邊界土地佔有情況極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討論過的《土地綱領》草案為依據，在湖南酃縣中村和桂東沙田進行過土地制度改革的試點，通過訪貧問苦和訴苦會、鬥爭會發動群眾，然後插牌分田。這是邊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經過實踐中的摸索，毛澤東把《土地綱領》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區為單位」改為基本以鄉為單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費量」分配土地改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給以生活出路。雖然工農革命軍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時間不長，同朱德率領的部隊會合後又向寧岡轉移，這裡的分田成果沒有能鞏固下來，但這些試點經驗，為以後邊界土改的全面鋪開創造了條件。

　　五月至七月，當湘贛邊界割據進入全盛時期時，在邊界各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的基本條件之一。毛澤東從紅四軍中抽調大批幹部到各縣、區、鄉，發動群眾，指導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給省委的報告中描述邊界土地革命開展的實際狀況說：「現在寧岡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鄉蘇維埃為單位，由區蘇維埃派人協同鄉蘇維埃將全鄉每家土地、人口調查清楚（如少報土地的，查出後，即取消其分田的權利），再由鄉蘇維埃將人口、土地統計，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據他原有的田數定其應出進多少。分定後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歸其正式營業。」「照他們這種方法，每人可分穀八擔，大小人口一樣的多。」

　　毛澤東領導井岡山地區的土地革命，帶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社會大變動。它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連永新縣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廣大貧苦農民從分得土地這個活生生的事實中，看清了紅軍確實是為他們的利益奮鬥的，就從各方面全力支援紅軍和根據地發展。這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

　　永新在井岡山地區各縣中，人口多，經濟發達，有兵源，有糧食，有給養，又有甯岡作為後方。毛澤東決心搶在國民黨軍隊反攻前，爭取以一個月時間把永新根據地建設起來。他在軍中抽調出大批幹部和遂川、茶陵、酃縣的負責人集中在永新一縣加緊工作。他對湖南省委剛派去工作的楊克敏說：「我們看永新一縣，要比一國還重要，所以現在集中人力在這一縣內經營，想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以應付敵人下次的『會剿』。」

　　毛澤東自己也三次到永新縣西鄉的塘邊村，先後住了四十多天，調查研究，領導分田，並總結了塘邊的分田經驗，制訂了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那時，賀子珍正在塘邊工作，對毛澤東由敬佩而逐漸產生愛慕。毛澤東告訴她，自己結過婚，有三個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現在杳無音訊。兩人在塘邊村結為伴侶。

　　對建設根據地的問題，毛澤東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憶道：「毛澤東同志很注意對部隊進行建立根據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說，人不能老走著，老站著，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澤東同志深入淺出的比喻，很有說服力。」

　　在邊界的全盛時期，黨、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都有很大發展。毛澤東總結道：當時邊界黨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由於政策得當，加上地形有利，湘贛兩省「進剿」軍又不盡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勝利。

　　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生氣勃勃地進入全盛時期時，一個沉重的打擊突然到來，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錯誤指導下導致的「八月失敗」。

　　湖南省委經多次破壞後，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間工作漸趨正常。五月，省委機關由湘潭遷到安源，安源到寧岡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岡山的聯繫便更加密切起來。省委曾先後派湘東特委委員袁德生、醴陵縣委書記杜修經等為巡視員，多次來到井岡山。

　　湖南省委對井岡山發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他們在五月間給毛澤東、朱德等的信中，強調目前應該積極的，是更加深入湘贛邊界的鬥爭，造成群眾割據，「應以寧岡做軍事大本營」。這些主張，毛澤東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邊界特委名義給湘、贛兩省委轉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堅持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三條理由：「A、此間係羅霄山脈中段，地勢極好，易守難攻。B、黨在此間是由無組織進為有組織，民眾比較有基礎（赤衛隊、赤色遊擊隊組織了），棄之可惜。C、湘南、贛南只能影響一省並只及於上游，此間可影響兩省並能及於下遊。」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卻提出：「以後四軍須集中力量向湘南發展，與湘南工農暴動相一致，進而造成湘南割據，實現中央所指示的割據贛邊及湘粵大道計畫。」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邊界特委：「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後，立即向湘南發展，留袁文才同志一營守山」，「澤東同志須隨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並致信四軍軍委：「希望毫不猶豫的立即執行。」規定成立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和湘南黨務及群眾工作，以毛澤東為書記；派杜修經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

　　湖南省委這個指示，使毛澤東十分為難。三月間，他已有過奉湘南特委之命進軍湘南而使井岡山根據地遭受損失的慘痛教訓。現在，統治階級正處在暫時穩定時期，湖南的國民黨兵力又比江西強得多，向湘南進軍顯然十分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對上級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但他這時已對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決心力持異議。

　　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進行討論，杜修經、袁德勝也參加了。會議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決定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有此根據地，再向湘、贛推進，則紅軍所到之處其割據方鞏固，不易為敵人消滅」。

　　會後，毛澤東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寫了報告，陳述作出這個決定的六條理由：一、紅四軍正根據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計劃，建設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根據地，洗刷「近於流寇」的「遺毒」，永新、寧岡二縣群眾已普遍起來，不宜輕率變動。二、「湘省敵人非常強硬，實厚力強，不似贛敵易攻」。「故為避免硬戰計，此時不宜向湘省衝擊，反轉更深入了敵人的重圍，恐招全軍覆滅之禍。」三、「甯岡能成為軍事大本營者，即在山勢既大且險，路通兩省，勝固可以守，敗亦可以跑」，「實在可以與敵人作長期的鬥爭，若此刻輕易脫離寧岡，『虎落平陽被犬欺』，四軍非常危險」。四、過去全國暴動，各地曾蓬勃一時，一旦敵人反攻，則如水洗河，一敗塗地。這都是因為「不求基礎鞏固，只求聲勢浩大」的緣故。因此，我們全力在永新、寧岡工作，建設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求得鞏固的基礎，這「絕非保守觀念」。五、湘南各縣經濟破產，土豪打盡。四軍此刻到湘南去，經濟困難絕不可能解決。六、「傷兵增到五百，欲沖往湘南去，則軍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難問題之一」。這六條不能冒進湘南的理由，總結了以往全國暴動的經驗教訓，對情況分析得實實在在，把道理講得十分透徹。他最後寫道：「上項意見，請省委重新討論，根據目前情形，予以新的決定，是為至禱！」

　　七月中旬，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向井岡山發動第一次「會剿」，紅四軍分兩路反擊。湖南省委巡視員不顧永新聯席會議的決議，一味堅持要執行省委的命令，乘紅二十八、二十九團佔領湖南酃縣、毛澤東等遠在江西永新的機會，附和紅二十九團（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縣的農民）不習慣過山上的艱苦生活、想回家鄉的情緒，把大隊拉向湘南，軍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澤東在永新從陳毅信中得到這個消息，非常著急，立刻給陳毅等回信，派茶陵縣委書記江華帶隊火速送去。這封信要求紅軍大部隊按永新聯席會議決議行事，斷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動，因為「敵人太強大，去了必然失敗」。幹部會討論了毛澤東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贛交界的沔渡時，第二十九團官兵硬是不過河，有的撂下槍，聲言不回湘南就不幹了。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十八團也被迫跟著南下。

　　紅四軍這兩個團到湘南後，攻打郴州先勝後敗，第二十九團士兵便不聽指揮，自行散回家鄉。一個原來有相當戰鬥力的團只餘下約二百人，編入第二十八團。這件事說明，要把農民武裝改造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情。這個團潰散後，第二十八團撤到桂東。

　　毛澤東正在永新領導軍民以遊擊戰術牽制了國民黨軍隊十一個團近一個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來的要求紅四軍向湘東發展的《補充指示》。接著，得知紅四軍大隊在湘南失敗，他立刻決定以第三十一團第一營和第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自己率領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團。

　　國民黨軍隊乘紅四軍主力遠離的機會發動猛攻，侵佔邊界各縣城和平原地區，焚燒房屋，屠殺人民，湘贛邊界遭受嚴重摧殘。楊克敏在不久後寫的一個綜合報告中說：「這個時期要算是邊界極倒楣的時期，割據的區域，只有井岡一塊地方，寧岡也喪失了，山上是我們的勢力，山下則為敵人的勢力。土豪劣紳乘機報復，殘殺焚燒，逼債收租，一時鬧得烏煙瘴氣。恰恰那時割禾了，我們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時農民要收穫的時候，忽然失敗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數，真是無可奈何。當時有一句口號：『農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們別的軍事上政治上的失敗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農民收不到穀，才是真真的大失敗呢！」這次慘痛的教訓，史稱「八月失敗」。

　　毛澤東率第三十一團第三營日夜兼程南下，於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東同大隊會合。毛澤東見到軍委書記陳毅時說：「打仗就如下棋，下錯一著馬上就得輸，取得教訓就行了。」第二十八團在受到挫折後，情緒低落，見到毛澤東率隊來接十分高興，有的人說這是「第二次會師」。在桂東縣城舉行前委擴大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返回井岡山。

　　返回井岡山途中，毛澤東得知有的紅軍戰士因為饑餓，吃了農民地裡的苞米，就通知部隊集合，就地進行群眾紀律教育。他親自在一塊竹牌上寫道：因為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米吃光了，違犯了紀律，現在把兩元錢（光洋）埋在土裡，請收下。

　　留守井岡山的何挺穎、朱雲卿等，指揮紅軍第三十一團第一營憑黃洋界天險抵抗國民黨軍隊四個團的猛烈進攻，後來用僅有的一門迫擊炮，打中敵軍衝鋒密集區。敵軍指揮官以為紅四軍主力已回井岡山，立刻命令部隊撤退。毛澤東聽到這個喜訊，揮毫寫下《西江月‧井岡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導敵軍宵遁。

　　井岡山根據地雖然在八月間遭受嚴重摧殘，但朱毛紅軍返回後，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和第三十一團損失不大，「在一個失敗之後，政策方面較前進步，單獨軍事行動、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裝冒進觀念等，皆漸次改變。」回師後，部隊稍有休息，各種組織有切實的整頓，軍隊訓練也有進步。毛澤東、朱德隨即率領紅軍大隊開展恢復井岡山根據地的工作，取得三戰皆捷的勝利：九月十三日，紅四軍主力攻克遂川縣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頭壟伏擊成功，殲敵一個營，並乘勝收復井岡山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寧岡縣城；接著，紅四軍主力又在龍源口殲敵一個營，第四次佔領永新縣城。這樣，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根據地第二次「會剿」被打破了。

　　在這段時間內，原國民黨第八軍吳尚部畢占雲營長率一百二十多人起義；原國民黨軍向成傑部營長張威也率一連多人投入紅軍。他們分別改編為紅四軍特務營和獨立營。

　　針對湘贛邊界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毛澤東指導邊界各縣黨組織進行整頓。經過整頓，黨員數量雖減少，戰鬥力仍得到了增強。

　　十一月初，毛澤東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同中央聯繫上了。六日，在茨坪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會上，根據中央來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譚震林、宋喬生、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

　　一年多來的井岡山鬥爭，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它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極端複雜的環境中，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的結果。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它們都是寶貴的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前進的新起點。隨著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逐步恢復，毛澤東對一年多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系統的總結，作出新的理論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後寫成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兩篇重要著作，便是這種總結和概括的集中表現。

　　為什麼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能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長期存在並得到發展？這既是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個現實問題。當時，黨內還有人對上井岡山這件事有非議，跟隨上山的也有人對紅軍能不能站住腳有懷疑。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人們便不能在鬥爭中看清發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樣恰當地對待周圍的環境，也不能從根本上回答紅軍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這種奇事的出現有它獨特的原因和相當的條件：第一，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使白色政權之間存在著長期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造成小塊區域的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第二，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長期存在的地方，是經過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響、工農士兵群眾曾經大大起來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決定著小塊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是沒有疑義的。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是一個要緊的條件。在《井岡山的鬥爭》中，他進一步闡明：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而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

　　毛澤東闡述「工農武裝割據」是黨領導下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密切結合：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沒有革命的武裝鬥爭，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沒有土地革命，紅軍戰爭就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革命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不建設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就沒有後方的依託，土地革命成果就無法保持。這是湘贛邊界鬥爭的主要經驗。

　　毛澤東相當突出地提出了「中間階級」的問題。他寫道：「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過重的打擊是主因。」過重打擊中間階級的結果，使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他具體地分析對待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指出：「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怎樣對待中間階級，是一個關係到能不能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隊伍、奪取革命勝利的根本問題。而要團結中間勢力，就必須堅決糾正那種打擊中間勢力的「過左的政策」。這個問題，此時還只是剛剛提出，以後在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中占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認識這個問題，正是從實際鬥爭生活中經過冷靜觀察和深入思考得來的。

　　對政權問題，毛澤東也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見解。他看到邊界各地存在一種現象：「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裡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做法，是違背民主制度、違背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的。因此，毛澤東得出結論：「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

　　土地革命，是工農武裝割據區域各項政策中最基本的內容。在十月上旬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了毛澤東起草的《井岡山土地法》。經過兩個多月的醞釀和修改，在十二月間正式加以頒佈。這個《土地法》規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遇特殊情況時得以幾個鄉或區為單位；分配後，主要歸農民個別耕種。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井岡山地區土地鬥爭經驗的總結。這場鬥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在幾個縣的範圍內實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以前是沒有這種經驗的。這個初次制定的土地法還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農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而不屬於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這些，以後在實踐中逐步改正了。儘管如此，貧苦農民因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提高，從各方面全力支援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在實踐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毛澤東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介紹井岡山鬥爭這個在當時最完整、最成熟的經驗。從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政治通訊》等刊物上經常登載有井岡山鬥爭內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講道：「惟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這樣做，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驗的影響，幫助許多紅軍和根據地領導人開闊了眼界，加快了全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的進程，推動了各地革命形勢的發展。

　　這時，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創建的紅五軍主力第一、三縱隊七百多人向井岡山進發。毛澤東、朱德派何長工率軍部特務營和獨立營前往蓮花縣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寧岡新城舉行慶祝紅四軍、紅五軍會師大會。兩軍的會合，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鬥爭力量，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一支紅軍。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取得了顯著成績，創造了比較完整的經驗，從而在處境艱難的廣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澤東所說：「邊界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可是，從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來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有它的弱點。第一，井岡山雖然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隨著紅軍人數的激增，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反覆「進剿」和經濟封鎖，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有時連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應不足。第二，井岡山位於湘江和贛江之間的狹長地區，這兩條大江無法徒涉，南北又難以發展，在軍事上缺乏足夠的迴旋餘地。這兩個弱點，在初期並不明顯，隨著紅軍力量的不斷擴大便逐漸暴露出來。當時在第二十八團當連長的粟裕評論道：「這個地區作為一個後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來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

　　井岡山鬥爭的恢復和發展，不僅震驚了江西、湖南兩省國民黨當局，也使國民黨中央政府逐漸感到它已成為心腹之患。陳毅在第二年九月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反動政府方面，以為八月失敗朱毛部隊業已消滅，至少是不能為大患，不期捲土重來又復如前，使他們大吃一驚，又因蔣桂戰爭在未發動前肅清朱毛、打破井岡成為湘贛兩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會剿的進攻。」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蔣介石任命何鍵為兩省「會剿」代理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由湘贛兩省集中了六個旅約三萬兵力，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岡山發動進攻。國民黨方面集中這樣巨大的兵力向井岡山進攻，在以前還從來不曾有過。

　　面對著如此嚴峻的局勢，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澤東在甯岡縣柏路村主持召開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傳達和討論中共六大決議，並著重研究如何粉碎國民黨軍隊這次「會剿」的部署。當時井岡山的經濟狀況更加困難。陳毅第二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在隆冬之際，邊界崇山中積雪不消，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遊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柏路會議經過討論，決定採取「攻勢的防禦」方針：由紅五軍改編的紅四軍第三十團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統歸彭德懷、滕代遠指揮；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第三十一團及軍直屬隊出擊贛南，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由於井岡山地勢險要，工事堅固，「八月失敗」時只留少數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計紅四軍主力下山後，將會吸引開相當數量的進攻井岡山的國民黨軍隊，所以，會上把這種做法稱作「圍魏救趙」。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六百人從井岡山茨坪等處出發，經遂川，向贛南進軍。沿途張貼毛澤東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宣佈紅軍的宗旨是：民權革命，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統一中華。宣傳黨的各項基本政策：「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增加工錢，老闆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敵方官兵，准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佈告以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共同署名，「朱毛紅軍」的名聲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傳開。

　　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就這樣踏上新的征途，向著廣闊的贛南地區進軍了。

九、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

　　寒冬臘月，一場大雪過後，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國民黨「會剿」部隊還沒有合圍，離開井岡山，出擊贛南。當晚，殲滅遂川大汾的國民黨守軍一個營，突破了封鎖線。接著，經上猶、崇義縣境繼續南行，擊潰沿途的地主武裝，不戰而佔領沒有國民黨正規軍設防的大餘縣城。

　　這時，紅四軍主力已脫離原有的根據地，周圍環境和井岡山鬥爭時期完全不同：既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又缺乏群眾鬥爭的基礎，連報信的群眾也沒有。紅軍一時很難適應這種狀況。

　　國民黨的追兵卻來得很快。戰鬥力比較強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個團，悄悄地逼近大餘城，突然發起猛攻。毛澤東、朱德指揮紅四軍一部在縣城東北高地進行阻擊。但因事先沒有得到報信，倉促應戰，兵力未能集中，戰鬥失利，受到不小損失。第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受重傷，不久犧牲。

　　在強敵緊追下，為了避免硬拼和爭取主動，紅四軍主力採取盤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餘後，經過粵北的南雄，再轉入贛南的信豐、安遠、尋烏。

　　但是，脫離根據地後的流動作戰畢竟是艱難的。正如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說：「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五團緊躡其後，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國民黨軍隊輪番窮追，紅軍耳目閉塞，連戰不利。一月底，紅四軍主力在尋烏的圳下村宿營，拂曉時又遭到國民黨軍劉士毅旅一部的偷襲。習慣於夜間工作的毛澤東和朱德等還沒有起床，就陷入敵軍的包圍之中。突圍時，毛澤東曾同朱德等短時間失散。跑出了危險區，他同軍部的一些人員會合，坐在路旁休息。見到別人吃飯，他才感到餓了，但帶著飯的警衛員也跑散了，只得向同志「討飯吃」。

　　這時，正值隆冬，天寒地凍，沿途人煙稀少，紅軍衣單糧缺。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下，「紅四軍前委曾一度準備分散活動，但是分散可能被敵人各個擊破，因此放棄了這個計議」。毛澤東、朱德會合後，率領部隊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強行軍，進入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羅福嶂山區，在這裡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為了應付緊急軍事行動時指揮能夠敏捷，會議決定「軍委暫停辦公」，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一天的會議剛剛開完，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前來通知，「追剿」軍正在前來包圍羅福嶂。紅四軍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轉移。

　　這時，國民黨方面誤以為紅軍已難堅持。「追剿」軍第十五旅旅長劉士毅得意地向「會剿」軍總司令致電報捷：朱毛部「自尋烏屬之吉潭圩附近被職旅給與重創後，即狼狽向項山羅福嶂逃竄」，仍未能立足。他宣稱：該旅現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絕根株」。不料，厄運已將再次降臨到他的頭上。

　　紅軍採取盤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並不只是為了擺脫強敵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運動中調動敵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點來，以利於紅軍在有利時機能集中兵力殲其一部，恢復主動地位。這種機會果然來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戰鬥。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條十餘里長的峽谷，山高林密，是打伏擊戰的好場所。紅四軍主力在二月九日抵達大柏地。這天，正是舊曆除夕，當地群眾不了解紅軍，都跑到山上去了。緊緊尾追紅軍的劉士毅旅兩個團，態度驕橫，孤軍冒進，窮追不捨，想搶頭功。紅軍指揮員紛紛向軍部請戰。毛澤東主持前委擴大會議，認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擊戰；決定佈置成長形「口袋陣」，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寧都的道路兩側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誘劉士毅進入伏擊圈。當晚，紅軍各部分別進入預定陣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紅軍一部把劉士毅部兩個團誘進「口袋陣」底部，東、西側伏兵向後迂迴出擊，紮住「袋口」。紅軍各部向敵軍一齊發起猛攻。這是紅四軍主力下山後的關鍵一仗。儘管紅軍彈藥缺乏，體力疲憊，指戰員還是拿起刺刀、石頭、槍托同敵軍拼搏。朱德軍長帶隊沖在前頭。平時很少摸槍的毛澤東，這時也提槍帶著警衛排向敵軍陣地衝鋒。鏖戰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殲被圍敵軍，俘虜正副團長以下八百餘人，繳槍八百餘支，水旱機關槍六挺，劉士毅旅殘部潰退贛州。這是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勝仗。打了這個勝仗，整個局面頓時改觀。紅四軍擺脫了被動局面，取得了作戰的主動權。陳毅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是役我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得最後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大柏地不是紅軍的根據地。由於當地群眾幾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紅軍雖然打了大勝仗，指戰員吃飯卻成了問題。毛澤東、朱德鑒於這種特殊情況，採取靈活辦法，批准各部可以動用群眾家裡的糧、油、菜，同時，留下借條，出佈告，說明日後償還。毛澤東十分重視要取信於民。事隔五十多天，當紅四軍第二次路過大柏地時，他命令軍需處按借條向老百姓賠還現洋，只能多給，不許少付。軍需處幹部挑著現大洋，辦完了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響。當地老百姓說：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根本不一樣，借條兌現，說話算數。

　　近一個月的流動作戰，使紅四軍嘗夠了脫離根據地的苦頭：得不到休養生息的環境，不能取得糧食、被服和人力的補充，傷病員難以安置，更缺乏當地群眾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顯，紅軍要積蓄和發展力量，不斷戰勝敵人，就必須建立根據地，依託根據地進行武裝鬥爭。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到羅福嶂後，為安置傷兵計，為我有黨有群眾的休息地計，為救援井岡山計，決定前往東固。」

　　東固在江西省吉安縣境內，地處吉安、吉水、永豐、泰和、興國五縣接壤處，離上述縣城都有一百多華里，群山重疊，中間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勢險要，只有五條羊腸小徑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這裡已有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大革命失敗後，一些在吉安求學的共產黨員回到東固，恢復黨組織和農民協會，發動農民暴動，建立革命武裝。這支武裝力量，後來發展成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共有槍七百支，在東固周圍各縣開展遊擊戰爭，主要領導人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原贛西特委秘書長李文林。他們從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岡山去，介紹東固的情況，溝通了這兩塊根據地的聯繫。

　　東固革命根據地有著自己的特色：把公開的武裝鬥爭和秘密的割據結合起來。紅軍是公開的，武裝鬥爭是公開的，他們是遊擊隊而不是守土的赤衛隊。農民協會在實際上管理著農村的一切行政事務。「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權利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完全秘密著。」這種特殊的形式，在紅軍的力量還不大而反動統治勢力又無力顧及的情況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戰鬥勝利後，紅四軍主力乘勝在二月十三日進佔寧都縣城。接著，在十七日抵達東固，同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合。

　　毛澤東在東固傳達和講解了中共六大的決議案。聽取了當地黨組織和軍隊負責人對東固鬥爭情況的介紹。他把這種秘密割據經驗寫信告訴湘、贛邊界特委，並指出：「在接近總暴動之前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

　　紅四軍在東固休整了一個星期，消除了疲勞，取得了補給，傷病員也得到安頓。東固成為紅四軍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重要出發點。但在這裡得知井岡山已在有著極大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圍攻下失守，彭德懷已率部突圍下山。這樣，救援井岡山的計畫無法實現。

　　二月中、下旬，贛軍主力李文彬旅三個團向東固進逼，其他軍隊也對東固取包圍之勢。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會議認為，此時若以東固為陣地同強敵作戰是不利的，將會使這個地區原來秘密割據的優勢完全喪失。決定拋棄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採取變定不居的遊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的跟蹤窮追政策。同時，留下毛澤覃等一批幹部，加強當地的領導力量，並送給紅二、四團二百支槍。紅四軍於二月二十五日離開東固。有人曾主張各團分路走，毛澤東不同意，認為那樣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堅持集中行動，沿贛閩邊界轉移。

　　這時，國內政治局勢正醞釀著一場重大變動。蔣介石同控制兩湖地區的桂系軍閥之間的戰爭已一觸即發。這將是一場大仗。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奉命北調，準備參加對桂系軍閥的作戰，顧不上再「追剿」紅軍，贛南敵方兵力空虛，使紅四軍的行動更處於主動地位，能夠從容地考慮下一步的行動方向。

　　紅四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應該指向哪裡？中共福建省委在紅四軍離開東固的上一天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建議「紅軍暫時開到閩西長汀、武平、上杭一帶來作一短時間的休息」，並指示長汀、上杭、武平三縣縣委設法同紅四軍聯繫，向他們報告當地的情況，「同時把省委的意見提供給他們參考」。

　　毛澤東、朱德同意這個意見，因為閩西的龍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帶，在張鼎丞、鄧子恢等領導下，已經建立起工農武裝，開闢了小塊的遊擊根據地，有著較好的群眾基礎；同時，在福建沒有國民黨的嫡系部隊，幾支地方部隊如長汀一帶的郭鳳鳴旅、龍岩一帶的陳國輝旅等本來都是土匪，戰鬥力不強，便於紅四軍的發展。

　　三月十一日，紅四軍進入閩西長汀縣境內。他們在四都鎮擊潰郭鳳鳴部一個團。長汀縣委負責人段奮夫趕到紅四軍軍部，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彙報了長汀縣和郭鳳鳴部的情況。會議決定進攻長嶺寨，奪取長汀城，消滅郭鳳鳴部。十四日，紅四軍分三路向長嶺寨發起總攻，在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經過半天的激烈戰鬥，殲敵兩千餘人，繳槍五百餘支，擊斃旅長郭鳳鳴，乘勝佔領長汀城，揭開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序幕。

　　長汀是閩西的物資集散地，有幾萬人口，商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還有小型的兵工廠和被服廠。紅四軍長期在山區轉戰，不曾進入過這樣比較繁華的中等城市。許多新的問題提到他們面前。毛澤東歷來重視社會調查，把它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他在當地黨組織幫助下，邀請長汀城裡的錢糧師爺、老衙役、老裁縫、教書先生、佃農、遊民等各階層的人開座談會，了解長汀的政治、經濟情況和風俗民情。根據調查中了解的實際情況，發動群眾，並制定各項城市政策。在紅四軍《告商人及知識分子》書中指出：

　　「共產黨對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雜稅，保護商人貿易。在革命時候對工商人酌量籌款供給軍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動分子（軍閥的走狗，貪官汙吏，國民黨指導委員、工賊、農賊，學賊）的財物要沒收。鄉村收租放息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們的財物也要沒收。至於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財物，一概不沒收。」「知識份子的出路，也只有參加工農革命。知識份子若肯參加革命，工農階級均可收容他們，依照他們才幹的大小，分派他們相當的工作。」

　　長汀的資訊，自然比贛南山區要靈通得多。在這裡，毛澤東確切地獲知：蔣介石和桂系軍閥已經決裂，國民黨陣營內部的一場大混戰已不可避免。面對這種新的局勢，經過通盤考慮，紅四軍前委決定比較放手地在贛南閩西二十多縣範圍內開展遊擊戰爭，實行武裝割據。

　　三月二十日，紅四軍前委在舉行擴大會議後，向中央報告：「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範圍，從遊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並強調「這一計畫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

　　這是一個重大而正確的戰略決策。贛南閩西地域寬廣，境內山巒起伏，林木茂密，迴旋餘地大，適宜於發展遊擊戰爭；黨和群眾的基礎好，物產比較豐富，能為堅持武裝割據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支援；國民黨駐軍力量薄弱，並且距離大城市遠，交通不便，軍隊往來和聚集都很困難，這些都是紅軍發展遊擊戰爭的有利條件。這個戰略決策的實施，為以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也孕育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路線的萌芽。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朱德在長汀對紅四軍進行整編，把原來團的建制改為縱隊，成立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縱隊。根據中共六大決議的要求，將原有的紅四軍工農運動委員會改為政治部，由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每個縱隊設立政治部，由黨代表兼主任；支隊、大隊兩級不設政治部，只設黨代表。紅四軍在長汀還籌到大批款項和物資。紅軍戰士每人發了兩套軍服，五塊大洋。軍容煥然一新。

　　依據東固遊擊區秘密割據的經驗，紅四軍幫助長汀黨組織秘密發展黨員，比原來擴大了兩倍；組成二十個秘密農民協會，五個秘密工會，成立了總工會。並且召開各界代表會議，選舉產生長汀縣革命委員會，建立了閩西第一個紅色政權。

　　紅軍在長汀停留了十七天，在這裡獲悉，從井岡山突圍的紅五軍已經轉戰到達贛南；由於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北調，準備投入蔣桂戰爭，造成贛南軍力空虛。紅四軍前委決定，全軍迅速回師贛南。

　　四月一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駐江西瑞金，同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會合。五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討論剛剛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來信」。會後，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覆信。認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指出：「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並從紅軍不是本地人、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和愈是惡劣環境領導者愈須堅強奮鬥等方面，說明紅軍不能分散，領導者不能輕易離開。覆信批評那種把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同發揮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寫道：「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覆信提出：「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畫。」

　　四月上旬，蔣桂戰爭爆發，江西國民黨軍隊無暇顧及紅軍的行動。十一日，毛澤東在于都縣城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同意彭德懷率部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界根據地，決定紅四軍主力在贛南實行近距離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發展地方武裝，建立紅色政權，鞏固並擴大贛南革命根據地。

　　會後，毛澤東率領第三縱隊到興國縣城，分兵發動群眾，並開展社會調查，指導建立興國革命委員會。他在興國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制定興國縣《土地法》，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和實際情況，把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正確的原則性的改動。還主辦一期土地革命幹部訓練班，親自擔任主要課程的講授，以推動興國《土地法》的切實執行。

　　月底，他率第三縱隊同第一、第二縱隊會合。會合後，紅四軍攻克寧都縣城，取得殲敵五百餘人、繳槍一百多支的勝利。

　　從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贛南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在于都、興國、寧都三縣建立起縣級革命政權，群眾初步發動起來，贛南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蔣桂戰爭結束，贛南方面的國民黨駐軍回防，對紅軍壓力加重。而在閩西方面，地方軍閥陳國輝旅主力卻因粵桂戰爭爆發，赴廣東參戰，兵力空虛。紅四軍前委決定，根據這一變化了的情況，避實就虛，再次入閩。

　　這是紅四軍第二次入閩。閩西的革命形勢已有很大發展，當地群眾對紅四軍的了解也比他們第一次入閩時清楚多了。在閩西黨組織配合下，紅四軍於五月二十三日奔襲龍岩縣城，將守軍陳國輝部一個營全部殲滅。為了誘使陳國輝旅主力回援，紅四軍又主動撤出龍岩，在二十五日一舉攻佔永定縣城，成立閩西第二個縣級革命政權──永定革命委員會，由張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龍岩，成立龍岩縣革命委員會，由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任主席。

　　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紅軍的環境相當艱苦。部隊中，包括領導層中，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這時，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對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一些正確主張任意指責。這就促發了紅四軍黨內關於建軍原則的一場爭論。

　　五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一種意見認為，當前前委的領導工作重心仍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六月八日，毛澤東在上杭縣白砂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一度以書面提出辭職。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自然免除。但爭論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少數人還把黨內分歧意見散佈到一般指戰員中去，情況日趨嚴重。會後，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請江華轉交。江華後來回憶說：「當天夜裡，林彪給毛澤東同志送來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贊成毛澤東同志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根據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的要求，於六月十四日給林彪寫了回信，並送交前委。覆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歸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指出紅四軍還沒有能建立起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因是：第一，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第二，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結集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第三，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覆信批評了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厲害的。流寇思想產生於四軍中的遊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經作過許多的鬥爭，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這種思想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覆信還指出：紅四軍中向來有些同志偏於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覆信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於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這封信，是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經驗的重要文獻，系統地提出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為半年後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打下了初步基礎。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內召開。毛澤東在會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議：通過總結過去鬥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

　　紅四軍七大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從井岡山鬥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討論。會議所作的決議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通過的決議說：「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的鬥爭，也不是事實」，還把「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會上最後發言說：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鬥爭中間的經驗，加強這個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於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那時，閩西特委正準備在上杭縣蛟洋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到蛟洋後，發現黨代會的準備工作還不夠充分，提議會議推遲一周召開，由代表先在本地區進行調查。他自己也參加調查，並為大會制定切合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作準備。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會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指出閩西黨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同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並且論述了實現這個任務的三項基本方針：深入土地革命；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發展黨的組織，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

　　在毛澤東指導下，大會總結閩西土地鬥爭經驗，通過《土地問題決議案》。這個決議比井岡山和興國《土地法》又有新的發展：對大小地主加以區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對富農土地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餘部分」，「不過分打擊」；對中農「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對大小商店採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會後，閩西在六百多個鄉進行土地改革，約八十多萬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會議後期，毛澤東因瘧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轉移到蘇家坡。以後，又到永定縣金豐山區養病。在這期間，紅四軍打破了閩粵贛三省國民黨軍隊對閩西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

　　紅四軍攻克上杭縣城後，在九月下旬召開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並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大會。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作「八邊美人四方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並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見毛澤東確實病得很重，讓他繼續養病。紅四軍八大開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由於「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前沒有準備意見，就拿到會場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後還得不到一個結論。甚至「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中共紅四軍「八次大會時，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就是九次大會前各級指導機關的極端民主化傾向的現象。」

　　這以後，毛澤東留在上杭臨江樓繼續治病。經過一位名醫吳修山十多天的治療，病情明顯好轉。正逢重陽節，看到院中黃菊盛開，填了一首《採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十月下旬，毛澤東隨閩西特委機關撤出上杭縣城，轉往蘇家坡，又休養了一個多月。

　　毛澤東這次病得很重。在轉往蘇家坡的途中，他對同志說過：看起來我這個人命大，總算過了這道「鬼門關」。國民黨卻造謠說，他已死於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第二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千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很高的評價：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個「訃告」，雖因傳聞失實而來，但它透露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的重要地位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以後，毛澤東雖又多次遭受「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打擊，但他們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澤東的地位，同這個事實多少也有關係。

　　中共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劉安恭等的信件，通過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鬥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鬥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紅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並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於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鬥爭」是錯誤的。

　　不久，陳毅到達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說到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員會確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這封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陳毅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後曾幾次對身邊工作的人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封信，也就是「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在總結紅四軍經驗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遊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紅四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

　　「九月來信」由陳毅帶回。陳毅受中央的委託，回紅四軍做解釋和糾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在他養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轉達中央指示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來信。這時，他的健康正在恢復，便隨前來迎接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中共中央收信後，在給廣東省委的信中說道：「潤之現已復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後，當中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涂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裡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應該說，在探索的過程中，面對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這種坦誠的黨內爭論的發生是正常的，最後也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的思想，急需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一、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餘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隨後，他和朱德、陳毅率隊伍到達上杭縣古田村，為紅四軍九大的召開作了認真的準備。他在軍內外進行了周密的調查，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紅軍宣傳工作」等八個決議草案。

　　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舉行。這是紅軍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大會選出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十一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近三萬字，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它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完全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這是它區別於其他一切舊軍隊的根本標誌之一。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不重視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把宣傳工作當成「第一個重大工作」。

　　第二，確立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藉口來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並且尖銳地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和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決議規定，黨的各級會議都必須討論軍事工作，一經形成決議，「通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黨內要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無論擔任什麼軍職的黨員幹部，都應該參加黨的會議，報告工作，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第三，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決議提出，在省級地方政權未建立前，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領導下平行執行各自擔負的工作：政治訓練及群眾工作事項，軍事系統應接受政治系統的指揮；作戰、宿營、給養等，政治系統應接受軍事系統的指揮。在沒有建立政權機關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當地政權機關的工作，如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設政權等。決議批評把政治機關隸屬於軍事機關的錯誤觀點。指出這種思想發展下去，便有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道路一樣。

　　第四，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決議從紅四軍的組成和處在農村分散遊擊環境的實際出發，指出對紅軍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軍隊政治素質，完成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中心環節。《決議》對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和社會根源作了分析，並提出克服的辦法。

　　第五，規定處理紅軍內外關係的原則。決議堅持官兵平等、實行民主主義制度。指出：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不同，沒有階級的分別。長官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切實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堅決廢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長官，自覺地接受管理，遵守紀律，克服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雇傭思想等錯誤傾向。在軍政關係上，要求紅軍指戰員嚴格尊重人民政權機關，鞏固它在群眾中的威信。在軍民關係上，要求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在對敵軍的工作上，要求在堅決消滅一切敢於頑抗的敵人的同時，實行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這樣的軍隊是中國過去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其他各部分紅軍也先後照此來做，大大加快了人民軍隊建設的進程。

　　毛澤東沒有滿足於古田會議取得的巨大成功。緊接著，他又繼續思考著「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這時，他收到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元旦賀信，覺得林彪對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觀，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給林彪寫了回信，也就是以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在這封信裡寫道：「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來源，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後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清楚。」認清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與遊擊隊的存在與發展，以及伴隨紅軍與遊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政權（蘇維埃）之存在與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他強調指出：紅軍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蘇維埃「無疑義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後，他把這封信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個「最」字，把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表達得更明確了。

　　毛澤東在信中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問題提到異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評林彪等「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並且明確地指出：「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是不能達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的建設政權的，紅軍遊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

　　這是繼古田會議後又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它進一步糾正了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後一部分人中滋長起來的單純流動遊擊的錯誤觀念，要求大家毫不動搖地確立「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從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開闢和鞏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格局。如果沒有樹立起這樣的深刻觀念，就不可能有以後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也不可能使中國革命能在符合本國實際國情的條件下勝利發展。

　　這時，國民黨當局又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十四個團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進犯的主力仍是贛軍金漢鼎部第十二師。閩西革命根據地，在紅四軍第二次入閩後，經過七個多月的經營，已得到初步鞏固。於是，朱德、毛澤東在一月上旬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吸引金漢鼎部離閩回贛，打破他們的第二次「會剿」。中共閩西特委得知後，來信要求紅四軍留下一個縱隊。毛澤東對送信人說：敵軍是跟著我們走的，不會留在閩西跟你們走。他還寫了八個字：「離開閩西，鞏固閩西。」在贛南和贛西地區，留在那裡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通過遊擊戰爭發展群眾武裝，實力和編制都有擴充。一月間，贛西特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它們和其他遊擊隊合編為紅六軍，由黃公略任軍長。紅四軍在回贛南的途中，接到有關報告，就派前委委員陳毅、宋裕和先行趕去，協助黃公略做籌備工作，迎接紅四軍返贛。陳毅並擔任了紅六軍政治委員。

　　紅四軍回師贛南，不僅達到了「離開閩西，鞏固閩西」的預期目的，而且在贛南分兵到各縣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大大促進了贛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當時擔任紅四軍參謀處處長的郭化若回憶道：「毛澤東同志每到一地，總是擠出時間做社會調查，以便了解情況，決定政策或檢驗改進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黨組織的，都找當地幹部談話，指導他們總結鬥爭經驗，指出當前的任務和工作，著重講黨的政策和策略。」

　　在認真進行社會調查的基礎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澤東同中共贛西特委和贛南特委協商後，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贛南特委代表沒有來得及趕到）和紅五、紅六軍軍委聯席會議，通常稱為二七會議。

　　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擴大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和地方武裝，深入土地革命。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形勢和今後任務的報告。會議認為，有在江西「首先勝利奪取全省政權之可能」。會議批評了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的遲遲不分配土地、不廢債務、不武裝工農和按勞動力分配土地的錯誤。會上通過的《土地法》明確規定，「分田以抽多補少為原則」，「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為了實行統一領導，組成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的共同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曾山等為常委，彭德懷、黃公略為候補常委；並將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合併為贛西南特委。

　　「二七會議」後，在興國等六個縣的全境和永豐等縣的部分地區，轟轟烈烈地全面展開了分田運動。經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內真正出現了一場農村的社會大變動，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都發生根本變化。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他們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以後，熱烈地擁護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革命戰爭、保衛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積極性。這就是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在大革命失敗後極端艱難的環境中能得到堅持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澤東十多年後同斯諾談到二七會議確定的綱領時說：「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於我們在後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鬥爭。」到三月中旬，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也成立起來。這樣，便基本上實現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開割據閩贛邊界二十餘縣的計畫，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革命根據地應該怎樣鞏固和發展的問題，在毛澤東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號通告中，提出了要實行「傍著發展的工作路線」和「同時擴大同時深入」的工作方針。

　　所謂「傍著發展」，就是「傍著原有小塊紅色區域發展，及建立新的紅色區域後再促進它去發展」。紅四軍代表給中央的報告中對這條工作路線作了這樣的具體說明：「鑒於過去的經驗：『傍著發展有成效，流動遊擊只徒勞。』」「凡有黨或有一小點政權的地方，紅軍一去配合起來，傍著這一塊區域發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權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眾的武裝也擴大了。尤其是這一塊分了田的政治影響深入群眾，及這一塊政權在敵人數次會剿之後不但不消滅，還繼續擴大與發展，使群眾更能認識他本身的力量而奮勇的鬥爭起來，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擴大赤色區域達到我們的任務。」同這相反，「無黨的地方，紅軍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發動群眾，創造群眾組織，建立黨，不怕你作半個月也好，作十天或兩三天也好，只要紅軍一走，靖衛團一回來，仍舊是白色政權，紅軍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響，其次就一切沒有了。」這也就是毛澤東歷來所說的「波浪式地向前擴大」。顯然，這是一條符合實際情況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線。所謂「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就是在一定時間和指定區域內集中精力擴大這個地區，同時深入這一地區，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建設紅色政權。

　　建立農村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以此為依託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贛南、閩西等蘇區和紅軍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從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後，只經過短短的一年多一點的時間，由於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採取了一系列符合實際情況而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在當地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迅速開闢了贛南和閩西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並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的戰鬥力也不斷提高，作戰規模越來越大，這就為下一階段紅軍實行由遊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作了重要準備，也為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開創新局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十、反對本本主義

　　堅持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極為突出的特點。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鬥爭，再到開闢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不管局勢怎樣險惡，他從不放鬆對周圍環境的現狀和來源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行動方針，並且十分注意通過實踐的檢驗來修正或充實原有的想法。這是他所以能夠不斷提出創見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們的認識並不是那樣容易取得一致的。在這個過程中，各種爭議經常發生，有時甚至相當尖銳，嚴重地妨礙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這種爭議，有的發生在紅四軍內部，有的發生在它同上級領導機關（包括當時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

　　毛澤東在青年時起就表現出對事情總不滿足於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力求從大本大原上去探索。這種爭議多次地反覆地出現，自然引起他要從更深的層次上進行思考。

　　這個認識過程，正如他以後在《實踐論》中所總結的：「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他看來，認識開始於實踐，認識又有待於深化。「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這樣就達到理性認識的階段。這個飛躍很重要：「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

　　毛澤東正是從「反覆了多次」的事實中看到：這些爭議背後潛藏著的是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實際出發，另一種是只從主觀願望或某些書本上的現成結論出發。從這兩種不同思路出發，可以對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和決策。因此，要解決各種具體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必須從這個根本問題上著手。

　　當然，對這樣一個問題的認識，也需要有個過程。毛澤東最初提出的是反對形式主義，也就是要反對那種不顧實際情況的需要，只是一成不變地從形式上來考慮問題，特別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去執行上級指示。

　　井岡山鬥爭的「八月失敗」後，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嚴厲地批評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不查當時環境」，「只知形式的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結果招致邊界與湘南兩方面的失敗，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紅四軍七大前後發生的那場激烈爭論也是如此。最初爭論的熱點是紅四軍在當時情況下要不要設立軍委。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引起這場爭論的原因之一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些人堅持設立軍委的理由看起來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但這些說法完全是形式主義的：「現在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並沒有多數的『軍』」。「行軍時多的遊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數同志對這些實際理由一點不顧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的插進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這是什麼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數同志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設立不可，究竟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呢？」毛澤東還指出，這些人攻擊紅四軍黨內有家長制，「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他從爭論中得出一個結論：「這種現象是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之不同。」「不從需要上實際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這是什麼一種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呢？！」「請問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麼用處呢？！」並且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於唯心主義。」

　　因此，他在起草紅四軍九大決議案時，把「唯心觀點」列入需要糾正的「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寫道：「唯心觀點，在紅軍黨員中是非常濃厚的，其結果對政治分析，對工作指導，對黨的組織，都有非常大的妨礙。因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糾正的方法是什麼呢？毛澤東提出了三條：「（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相對立的，便是毛澤東一向宣導的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實際是複雜的，調查研究應該是周密而系統的。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寫道：「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在這以前，毛澤東曾作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社會調查，湖南那五個縣是大革命時代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做的，但這些材料因為馬日事變和井岡山失守而損失了。

　　古田會議後，紅四軍回師贛南，分兵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在贛南逐步形成一塊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一九三○年五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攻克尋烏縣城，在這裡停留了一個月，環境比較安定。這樣長時間的停留，在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是少見的。

　　毛澤東利用紅四軍正分散在安遠、尋烏、平遠發動群眾的機會，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這是他以前還沒有過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調查的目的性很明確。毛澤東說過：這正是對「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參加調查會的有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尋烏這個縣，正介於閩粵贛三省的交界處，明白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不僅調查了農村，還調查了城鎮，尤其調查了城鎮的商業和手工業狀況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和特點。經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訂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他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於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但他還有不滿足的地方，覺得：「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和進行尋烏調查同一個月，毛澤東寫出了他的名作《反對本本主義》（原題是《調查工作》，六十年代公開發表時改成這個名字）。這是毛澤東多年來從事調查研究的理論總結。

　　文章劈頭就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他宣導要到群眾中去進行社會調查。指出：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毛澤東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文章尖銳地批評黨內討論問題時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強調必須把上級所作的決議、指示同本地區、本部門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毛澤東接著又闡述了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應該採取的正確態度：「我們說馬克思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他從這裡得出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換句話說：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文章強調：「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調查的對象是社會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要明瞭整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象，不是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自以為是地指手畫腳，瞎說一頓。文章指出：「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瞭各種階級的相互關係，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後定出我們正確的鬥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鬥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裡。」

　　適應正在變化的客觀環境，毛澤東及時地指出，調查工作不能只偏於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幹部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鬥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他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所進行的尋烏調查，便是這樣做的。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自然是針對以往許多人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狀況提出的。文章中說：「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在這篇文章中可以說已初步形成。毛澤東十分重視這篇文章。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它已經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為中央文件印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三月十一日，毛澤東特地為它寫了一段說明：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裡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岩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

　　《反對本本主義》的寫成，反映出毛澤東在認識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飛躍」。這個「飛躍」，確實是他「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後」才產生的，反過來又可以使他更自覺地用來指導此後的實踐。

　　一九三○年六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從尋烏出發，再次進入閩西，經武平到上杭，分兵發動群眾。這時，閩西革命根據地已正式形成，以鄧子恢為主席的閩西蘇維埃政府和各級民主政權已先後成立。根據地人口約八十五萬人，占閩西各縣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並且出現了具有生產互助性質的耕田隊。毛澤東到上杭縣才溪鄉進行社會調查後，召開區鄉工作人員和耕田隊長會議，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搞生產，要求把耕田隊改成互助組；教育區鄉工作人員依據群眾自願入股原則，創辦出售油、鹽、布匹和收購土特產品的合作社，來促進物資交流，解決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澤東在長汀縣南陽（現屬上杭縣）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通常稱為南陽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子恢代表閩西特委彙報了閩西革命根據地半年來的形勢和各項工作的經驗教訓。會議討論了經過毛澤東審改的《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決議中明確規定，對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補少」原則外，增加了「抽肥補瘦」。

　　以後，毛澤東在這年十月又做過興國調查。這次調查的特點是：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而沒有這種調查，就不能有農村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毛澤東在整理後記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

　　第二年二月，毛澤東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有關通告的精神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當地農村工作面對的實際問題：「現在春天到了，各地農民動手耕田的還很少，這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為什麼出現這種狀況？原因之一是田沒有分定。信中說：「關於田沒有分定一層，在現在紅色區域是個大問題。過去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並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這種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蘇維埃政府通令各級各地政府貼出佈告，「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後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這樣，又糾正了井岡山以來《土地法》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而不屬於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的規定。經過實踐中的反覆探索，終於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而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又在他起草的一個通知中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有了後一條補充，就把《反對本本主義》中所說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澤東在長期的嚴酷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錘煉出一整套科學的工作方法：極端重視對實際事實的周密調查，堅持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到客觀事物方方面面的複雜因素和變動狀況，集中群眾智慧又經過審慎的深思熟慮，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用來指導工作，而不是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第二手材料，輕率地決定政策。這種科學的工作方法，自覺地貫穿在他日後領導中國革命的全過程中，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和發展，並用以教育全黨和全體人民。這是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極其重要的原因。離開這一點，便談不上真正理解毛澤東。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當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再度進入閩西並召開南陽會議的時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次會議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

　　這次「左」傾錯誤，同兩年多前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相比，有著不同的特點：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嚴重挫敗時帶有濃厚拼命色彩的蠻幹；這一次卻是在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大規模爆發、革命運動又明顯走向復興時，由於對革命發展的有利形勢作出過分誇大的估計而發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險行動。

　　李立三起草的決議對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決議從「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出發，特別強調：「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畫，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這些主張，自然同毛澤東等堅持先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根本對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提出：「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隱蔽於農村中作遊擊戰爭，它應當積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並且嚴厲地批評毛澤東等：「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信中說：「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同時，又以強硬的語調提出：「中央新的路線到達四軍後，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在南陽開了一個星期後，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長汀縣城繼續進行。「會議對紅軍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開始從遊擊戰向運動戰轉變，以及紅軍的整編工作和閩西地方工作等問題，都作了討論和決定。汀州會議是紅軍戰略由以遊擊戰為主逐步向以運動戰為主轉變過程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趕到長汀，在聯席會議上作了兩天傳達中共中央精神的報告。據涂振農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說：會議接受了這個報告提出的意見，認為：「長江（流域的）反動統治正是非常混亂，走向更急激的崩潰。爭取以武漢為中心，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是非常的迫切。決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為進攻南昌、九江的根據地，同時在打吉安進攻南昌的口號之下，發動贛西南群眾，猛烈擴大紅軍。」

　　對涂振農傳達的意見，毛澤東、朱德曾表示反對。朱德後來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過：「毛澤東和我對於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情報很不全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他又說：「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儘管如此，他們在執行過程中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處置，從而避免了使紅軍遭受大的損失，並在鬥爭中繼續得到發展。

　　聯席會議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由紅四軍第三縱隊和贛南地方武裝合編而成）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成立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全軍團共一萬多人，內有共產黨員四千人，有槍七千支。紅一軍團成立後，使贛南、閩西戰略區的紅軍進入集中組織、統一指揮的新階段，開始實行由以遊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

　　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朱德簽發命令：「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於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月底，紅一軍團總部及直屬隊離開長汀，經廣昌、瑞金於七月九日繞道到達興國。中央特派員涂振農隨總部前進，公佈了由他從中央帶來的《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為進攻南昌、會師武漢通電》。

　　當時，蔣、閻、馮之間的中原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國民黨在江西的駐軍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得知紅軍奪取南昌、九江的計畫後十分震驚，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緊修築工事。蔣介石又調第十八師兩個旅返回江西，加強防務。

　　毛澤東、朱德等到達吉安縣陂頭，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召集的中共紅一軍團前委和贛西南特委聯席會議。大家認為，吉安的國民黨軍隊正憑險死守待援，工事堅固，如果硬攻將會造成很大傷亡。決定主力紅軍暫時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豐、樟樹攻擊前進。二十日，紅軍進入永豐城。當天下午發出第二期推進計畫表。當時擔任紅一軍團參謀處長的郭化若回憶道：「當時行動命令都是在毛澤東同志授意下，由朱雲卿參謀長主持，由我起草，然後送呈毛澤東、朱德同志審查修改後才發出的。命令措詞和使用推進計畫表方式，是在毛澤東同志意圖下經過考慮有意安排的，實際上並沒有具體部署進攻南昌，這就是『推』字的文章。」二十四日攻佔樟樹鎮，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營。

　　為了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樟樹召開中共紅一軍團前委擴大會議。這時，涂振農已離開紅一軍團總部。會議從繳獲敵軍作戰文件中得知國民黨軍隊在江西的配置情況，認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進攻南昌，敵軍第十八師兩個旅正處在紅軍東部側後，威脅較大，南昌城郊池塘較多，又有堅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樹停留，又有受敵軍三個旅夾擊的可能。為了爭取主動，避免被動，會議決定西渡贛江北上，再視情況向南昌對岸推進。這是避實就虛的正確決策。

　　紅一軍團西渡贛江後，在七月二十七日進抵高安、上高地區。這時，魯滌平判斷紅軍將要進攻南昌，急調三個旅加強南昌防務。二十九日，朱德、毛澤東下達「相機進佔牛行車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紅十二軍代軍長羅炳輝奉命率兩個縱隊進佔南昌對岸的牛行車站，隔江向南昌鳴槍，以紀念南昌起義三周年，並從實地偵察敵情。羅炳輝回來後，說明南昌國民黨軍隊防務嚴實，不宜進攻。朱德、毛澤東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撤圍南昌向安義、奉新北上」。這是國民黨軍隊兵力空虛的地區。紅一軍團在安義、奉新一帶分兵發動群眾，並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

　　進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變這個重大部署，必須作出解釋。八月十九日，毛澤東給中央寫信說道：「若直進南昌，則敵人主力沒有消滅且在我軍後，南昌又四面皆水，於勢不利，故乘虛渡河向南昌對岸，前進攻擊牛行車站為目標，舉行八一示威」。「敵人在南昌城不還一槍、不出一兵。我們此時找不到敵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務已經達到，遂向奉新、安義散開工作，發動群眾，籌款，做宣傳等」。

　　從長汀北上以來，毛澤東、朱德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機動地使用兵力，不斷改變進軍方向，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共中央關於進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僅避免了「左」傾冒險主義可能造成的損失，紅軍還得到較大的發展，由長汀出發時的一萬人左右發展到一萬八千人，為日後的大規模反「圍剿」戰爭打下了基礎。

　　不久，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會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朱德為中央候補委員。

　　八月七日，毛澤東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報紙，得知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已乘虛攻克湖南省會長沙（中原大戰爆發後，反蔣的李宗仁、張發奎部從廣西大舉北進湖南，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急忙調兵抗擊，長沙防禦力量薄弱）。幾天後，又獲悉紅三軍團已撤出長沙，並在平江地區受到何鍵部的追擊。紅一軍團立刻向湘贛邊境西進，同紅三軍團靠攏。十八日，在萬載得悉湘軍追擊部隊右路的第三縱隊四個團已突進到兩省交界處的瀏陽文家市一帶，和其他兩路距離較遠，態勢較為孤立。毛澤東、朱德當機立斷，當夜發出奔襲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曉，紅一軍團主力在當地赤衛隊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發起猛攻。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立足未穩的湘軍三個團、一個營及一個機槍連，擊斃第三縱隊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長戴鬥垣。這是紅一軍團建立後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對支援紅三軍團有重要意義。這次戰鬥本來可以繳獲一部無線電臺。湘軍潰退時，丟下一部電臺還在工作，但紅軍戰士好奇，把電臺給砸爛了。當時紅軍的通訊器材很缺乏，還沒有建立無線電通訊，毛澤東很惋惜，說這就是遊擊主義的破壞性，要制止戰爭中的破壞行為，非經過長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戰鬥結束後，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於二十三日北上瀏陽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區南下的紅三軍團會合。兩個軍團的前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把兩個軍團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共有兵力三萬多人，是當時最強大的工農武裝力量，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統一指揮紅軍和地方政權的工作，由毛澤東任主席。

　　紅一方面軍成立後，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是什麼？毛澤東主持召開總前委會議進行討論。據滕代遠後來回憶：「這時，中央又命令一方面軍再去打長沙，三軍團也有不少人主張打長沙，當時我們認為，第一次三軍團二萬多人也打了長沙，現在四萬人還不能去打嗎？」當時紅軍士氣旺盛，但還不具備進攻大城市的條件。第一次進攻長沙，因對方守備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敵軍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圍在城內，突圍時遭受很大損失。這時，長沙城內的國民黨軍隊比紅軍多一倍多，而且築有較強固的防禦工事。紅一、三軍團剛剛會合，才開始由遊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還缺乏攻堅的裝備、技術和經驗。所以，毛澤東、朱德對中央這個指示提出疑問，認為就紅軍的裝備條件來看，長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總前委內部又有不少委員主張打長沙，最後，毛澤東、朱德仍尊重多數委員的意見，由會議決定再次進攻長沙。

　　依據總前委的決定，毛澤東、朱德於八月二十四日下達紅一方面軍分「三路向長沙推進」的命令。紅一方面軍主力在二十九日進抵長沙近郊。總前委從偵察中獲悉，長沙守軍有六個師又一個旅，共三十一個團，又有堅固的防禦工事，而紅一方面軍的十三個師實際上相當於十三個團，雙方強弱懸殊，決定採用「誘殲敵軍於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攻入長沙」的作戰方法。然而，長沙守軍堅持憑工事固守，不肯出擊，紅一方面軍抓不到殲敵的戰機，部隊內部要求攻城的呼聲甚高。於是，紅一方面軍總部在九月一日晚，發出在第二天向長沙發動總攻的命令。這次戰鬥異常激烈。儘管指戰員英勇奮戰，甚至採用「火牛陣」的方法，想用牛群來衝破敵軍的電網，仍沒有奏效。何鍵看到紅軍進攻受阻，在三日晨派兩個多旅出擊，被紅一軍團擊潰。這以後，守軍不再出擊。十日，紅一方面軍發動第二次對長沙的總攻擊，連續幾次強攻，激戰到十一日拂曉，仍沒有能突破守軍的陣地。

　　紅一方面軍圍攻長沙十六天，兩次總攻都沒有奏效，誘殲敵軍的計畫也沒能實現，又得到李宗仁，張發奎的部隊已到達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湖南省委代表參加的方面軍總前委擴大會議。大家認為，李、張部隊到湘潭不是打何鍵而是為了進攻紅軍，紅軍有腹背受敵的危險，從而下決心從長沙撤圍。撤圍後退到哪裡？會上有四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不應該放棄對長沙的進攻計畫，可由株洲萍鄉鐵路撤退，以消滅後面的敵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圍長沙，改打南昌。最後由毛澤東作總結，會議決定先退株洲、萍鄉，休整待機。

　　對這次攻打長沙的教訓，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此次攻長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滅敵之主力於打工事之前。敵共有三十一團之眾，我在文家市、猴子石兩役雖已消滅敵兵在五團以上，但大部隊尚未消滅即退入城壕，因此敵有餘力守城。（二）群眾條件不具備。城內無工人暴動、無士兵暴動以為回應，粵漢路、株萍路及對河群眾沒有起來，不能斷絕敵人之水陸交通，不能封鎖敵人之經濟及軍事運輸。（三）技術條件不具備。敵之工事是歐式重層配備，鐵絲網、壕溝等計八九層，我們只有肉搏，沒有重炮破壞敵之工事，交通器具如無線電等我們也沒有，以致兩個軍團聯絡不好，因而失機。」他在報告中強調：「依我們的經驗，沒有群眾條件是很難佔領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難消滅敵人的。」可以看出，經過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的實際教訓，毛澤東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強行進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紅一方面軍從長沙撤抵株洲時，部隊繳獲了國民黨政府在內部印發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軍團的任務是奪取南昌、九江，占領南潯鐵路，建立江西政權及全國性政權，封鎖長江，向右進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漢勝利」。「第三軍團在江西工作一個時期後，再去湖南或湖北。」看到中央這個指示後，紅一方面軍一部分幹部主張立即進攻南昌、九江；一些幹部又主張在湘鄂贛堅持鬥爭，再攻長沙。毛澤東深知，無論進攻南昌、九江，還是再攻長沙都難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開方面軍總前委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先在萍鄉、醴陵、攸縣籌措給養，然後由紅一軍團奪取吉安，紅三軍團略取峽江、新幹。會後，紅軍沿萍株鐵路從湖南折回江西。

　　但問題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當時「革命急性病」在紅一方面軍的幹部中相當普遍地存在。特別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許多人急於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勝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通常稱為袁州會議）。會上發生了爭論，毛澤東等堅持株洲會議的原有決定：先打吉安；部分幹部卻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澤東提出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不執行中央路線？」

　　會議進行期間，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從湖南趕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傳達說：長江局已查明李、張部隊並沒有到達湘潭，要紅一方面軍回去再打長沙。並且帶來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裡面說：「我們預料你們（注：指一、三軍團）既然取得聯絡，必然有過會議，討論再度佔領長沙問題。如果你們是決定以三（注：原來的紅六軍已改稱紅三軍）、四、五、八軍的主力集中進攻長沙，而以少部隊留守贛省，牽制南昌、九江之敵，並通知二、六軍逼進武長線，以切斷敵聯絡線為任務，這一戰略無疑是正確的，望你們堅決照此戰略執行。」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過農民運動，就同他談了一個通宵，終於用事實說服了他。周以栗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而且轉過來在會上幫助說服部分幹部：暫時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會議終於決定：「一軍團以很短時間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補充新兵，籌措給養等。三軍團則佔領清江縣城及其附近，封鎖贛江，籌款，發動群眾，整理補充等。」這樣，就最終放棄了再攻長沙的打算，也沒有採取立刻進攻南昌、九江的冒險計畫。

　　十月二日，毛澤東和朱德向紅一軍團下達命令，「決於四日拂曉總攻吉安城」。部隊行進到吉安境內，遇到從中央開會回來的李文林，說中央還是要紅一軍團去打南昌。毛澤東很平靜地說：我們準備去打吉安，你看隊伍已經向吉安開去了！李文林說，那也只好這樣了。

　　當時，吉安周圍都在紅軍控制下，已成為一座孤城，只靠贛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贛西十多萬群眾和地方武裝配合下，紅一軍團向吉安發起總攻擊。當晚，守軍鄧英率部乘夜潛逃。紅軍勝利攻佔吉安城。接著，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贛西南特委在城內舉行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慶祝吉安解放的勝利，成立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同時，組成李文林負責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但在吉安也得到錯誤的情報，認為「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這導致了不久後發生的肅反中的嚴重錯誤。

　　紅一方面軍佔領吉安後擴軍八千人，還建立起工兵隊，又連續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峽江、新幹、清江等地，進行了土地革命，使贛江兩岸幾十個縣的紅色政權連成一片，紅軍得到了擴大。

　　這時，國民黨軍隊已開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準備對紅軍發動「圍剿」，而紅一方面軍內部卻又爭論起攻下吉安後打不打南昌的問題來。不少幹部仍堅持按照中央原有決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澤東從攻打長沙失利的教訓中已經認識到，這樣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決定和紅一方面軍內許多幹部的意見公開對抗，只能以「有計劃、有配合、有步驟地奪取南昌、九江」為理由，決定將部隊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進，等待戰機。

　　根據這個決定，紅一軍團的三個軍分別從十四日拂曉開始撤出吉安，移師向北。

　　毛澤東隨同紅一方面軍總部在十月十七日抵達峽江縣城，召開總前委會議。這時，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的中原大戰已將結束。在討論時局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嚴重的局勢即將到來。他說：「我們認為統治階級的軍閥混戰，暫時決不能調和停頓，但也不會繼續擴大到底。」「要知道階級矛盾超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時，反動統治階級必聯合的來進攻革命。」

　　對如何鞏固已經擴大了的革命根據地，會議也進行了討論。毛澤東指出：「對於土地問題，我們認為一定要徹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對的。只有執行沒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才能徹底推翻封建剝削，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前途。對於資本問題，我們認為目前無條件的沒收一切工廠商店是不對的，應該沒收反革命的商店與軍閥官僚資本的工廠商店，對於不是違反蘇維埃勞動法的資本，應用工人監督資本的方法來限制他，克服他的陰謀（移開資本，怠工不辦貨）。」

　　會後，朱德、毛澤東命令：「方面軍以直占南潯路、待機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務。第一步擬先殲滅高安當前之敵而佔領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命令中對南昌、九江是「待機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清江縣的太平圩，並已獲悉國民黨軍隊正在大批開入江西。第二天，毛澤東在太平圩召開總前委會議，「決先在袁水與瑞州河之間佈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發動這一帶的群眾，籌措給養，竭力準備與敵決戰的條件，暫以七天為期。」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軍擬仍在原地區延長工作三天」。這樣，部隊實際上不再向北推進。

　　鑒於局勢日趨嚴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後撤三十里，移至新餘縣羅坊，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決策會議。

　　當時得到消息：國民黨軍隊先頭部隊已到清江，同紅軍只有一江之隔。會上，毛澤東根據當前敵情的變化，明確地提出：「在強大的敵人進攻面前，紅軍決不能去冒險攻打南昌。南昌是敵人重兵駐守的地方，紅軍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紅軍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退卻到根據地去，選擇好戰場，創造有利條件，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戰爭。把敵人放進來，才能集中力量消滅敵人。」

　　開始討論時，少數人不贊成這個主張，李文林、袁國平提出：「不打南昌、會師武漢，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會斷送中國革命。」多數人如朱德、周以栗、羅榮桓、曾山、陳正人等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經過反覆討論，會議對打不打南昌、九江這個問題基本上統一了認識。第二天，聯席會議一致通過決議──《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戰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間一帶地區發動廣大的群眾，籌措給養，同時加緊後方的群眾調動與給養籌措，準備與敵人作大規模的決戰，消滅敵人主力，實現全省勝利」。

　　滕代遠後來回憶說：「經過充分討論和毛主席以及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說服，我們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確意見。當然我們的轉變並不是開一次會議解決問題的，而是毛主席費了很大的功夫，盡了最大的耐心，開了許多次會，我們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當時我們也感到在強大的敵人面前，我們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團結對敵，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不統一，就會導致分裂，對革命不利，所以我們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確意見。」

　　但在聯席會議上，對「誘敵深入」的方針仍沒有取得統一的認識，所以在決議上並沒有把它寫上。十月三十日，從偵察得知，國民黨多路軍隊約十萬人已經出動，向紅軍和根據地推進，局勢十分嚴峻。毛澤東立即召開總前委緊急會議討論，大家認為，從敵強我弱這個實際狀況出發，要戰勝敵人的「圍剿」必須退到根據地腹地才有可能，於是確定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並決定整個方面軍東渡贛江，由原來在湘江、贛江之間轉移到迴旋和發展餘地都大得多的贛江以東廣闊區域活動，待機破敵。

　　紅一方面軍是由一軍團和三軍團合編而成的。紅三軍團的第五軍和十六軍大多數是湖南的平江、瀏陽人，第八軍大多是湖北的陽新、大冶人，有些人從狹隘的地方觀念出發，反對東渡贛江，主張一、三軍團分家，夾江而陣：一軍團位置於贛江以東，三軍團位置於贛江以西。彭德懷出席了羅坊會議，堅決支持總前委的決定，認為：為了消滅敵人，必須反對地方主義，在政治上以朱、毛為旗幟，集中統一紅軍，一、三軍團不再分開。他在三軍團的會上說：「要集中兵力，大量消滅當前蔣介石進攻之敵，有意見到江東去討論吧，我是一定要過江的，總前委這個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不要地方主義。」他所表示的這種態度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家都沒有意見了。三軍團便在峽江、樟樹之間東渡贛江。總部和一軍團也在峽江附近渡過贛江。

　　這樣，整個方面軍在統一指揮下開始投入第一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

　　從離開長汀西進到羅坊會議這四個月間，毛澤東和他率領下的紅軍走過一條充滿驚濤駭浪的歷程。那時，在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下，一些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遭受了嚴重損失。毛澤東雖也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師向南昌、長沙推進，並且對長沙發動了歷時十六天圍攻，不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較大傷亡；但總的說來，他保持著冷靜的頭腦，認真研究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盡力避免盲目硬拼，機動靈活地使用兵力。當進攻長沙失敗後，他又在存在嚴重爭議的處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糾正部隊內部相當普遍的盲目執行上級命令和急躁的情緒，把紅軍的行動引入正確軌道。朱德後來回憶說：如果不是這樣而真照李立三的錯誤指導做下去，「把部隊開去打武漢、九江，結果是難以設想的」。到一九三○年十月間，紅一方面軍總人數已達四萬人，並且集中了兵力，統一了指揮，革命根據地也有明顯擴大，從而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反「圍剿」作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當時那種複雜的環境中，能做到這樣實在是很不容易了。

十二、打破三次「圍剿」

　　工農武裝割據所以能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不斷發生的分裂和戰爭，嚴重地削弱了他們的統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華北和西北的閻錫山、馮玉祥以及盤踞廣西的李宗仁、張發奎等部的緊張關係已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經過近四個月的醞釀，終於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雙方投入的兵力達一百萬人。南方各省原來用以「進剿」紅軍的軍隊紛紛調離原地。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是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其中的譚師以及張師一個旅就先後調往廣東、河南作戰，到中原大戰結束後才返回江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這種嚴重分裂和戰爭，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到了迅猛發展的有利時機。

　　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包括對長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極大震驚。到十月間，中原大戰以蔣介石取得勝利而結束。他剛騰出手來，立刻掉頭調集兵力向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剿」，中間幾乎沒有留下間隔。

　　這種「圍剿」和以往有著明顯的不同：過去一省的「進剿」和幾省的「會剿」還只是局部性的行動；這時的大規模「圍剿」已成為南京政府統一指揮下的全域性行動。「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指揮的紅一方面軍和以後發展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贛西南地區。

　　剛剛在中原大戰中取得巨大勝利的蔣介石正處在興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時候。他調集了十萬大軍投入第一次「圍剿」，以為可以很快把紅軍蕩平。十月二十八日，魯滌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軍總指揮。十一月二日，魯滌平將江西境內的七個師又一個旅編成三路縱隊，限五天內集中，推進到袁水流域，以「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向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企圖在這裡同紅一方面軍決戰。

　　贛西南革命根據地，這時已在三十四個縣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擁有九座縣城，根據地內人口達二百多萬，並已開展分田運動。分得土地的貧苦農民積極支持紅軍和蘇維埃政府，許多縣、區、鄉、村分別建立起赤衛軍、赤衛縱隊、赤衛大隊和赤衛隊。這就為紅軍提供了得到民眾全力支持的廣闊戰場和充分的迴旋餘地，是以往紅軍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還不曾有過的。紅一方面軍主力當時所在的袁水流域處於根據地的前沿地區。

　　羅坊會議確定的「誘敵深入」的方針，就是當優勢強敵撲來時，紅軍先向根據地內退卻，避開不利於紅軍的決戰，以保存實力，然後依靠根據地內的民眾支持和有利地形，在運動中發現和造成敵軍的弱點，集中兵力，待機破敵。這是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的正確作戰方針。但要使這個正確方針為大家所接受卻並不容易。一部分幹部受到「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的影響，不肯承認敵強我弱的現實，一味只講進攻，把退卻看作「保守路線」。一些地方幹部更擔心退卻會使民眾的「罐罐」被打爛。這是羅坊會議期間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嚴重爭論的原因所在。

　　當時在紅四軍擔任團政治委員的劉亞樓回憶說：

　　「為了向紅軍指戰員和地方幹部、群眾講清這個道理，毛澤東同志作了深入艱苦的教育、說服工作，大會講、小會說，條分縷析，曉以利害，著重說明『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毛澤東同志用許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動地解釋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最後，這個正確的作戰方針終於被大家認識和接受了，這就保證我們掌握了反『圍剿』戰爭的勝算。」

　　「誘敵深入」的方針確定後，毛澤東、朱德指揮已轉移到贛江以東的紅一方面軍主力漸次向根據地中部的東固、龍岡一帶山區退卻。十二月一日，到達寧都西北部的黃陂、小布地區，積極進行反攻的準備。同月十二日，由於肅反中的錯誤而發生富田事變，紅二十軍部分領導人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將該軍開往贛江以西。十五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又轉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崗地區隱蔽集中。

　　魯滌平指揮的三路縱隊到達袁水流域後，才知道紅一方面軍主力已經轉移，撲了個空，立刻把張輝瓚、譚道源兩個縱隊調到贛江以東進攻，仍不知道紅軍主力所在而接連撲空。十二月上旬，蔣介石到南昌，任命魯滌平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指揮各路兵力繼續向根據地中部地區推進。但國民黨軍隊一進入根據地內，就陷入困境，在這一帶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區中，既找不到嚮導，又找不到糧食，不得不等待後方補給接上後再前進，處處耳目閉塞，對紅軍的行動一無所知。

　　紅軍卻以逸待勞，消息靈便，對國民黨軍隊的一舉一動瞭若指掌。毛澤東隨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黃陂後，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討論反「圍剿」的作戰方案。大家認為，「進剿」敵軍雖有十萬，但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其中，張輝瓚第十八師和譚道源第五十師是魯滌平的嫡系，也是這次「圍剿」的主力軍，如果消滅這兩個師，這次「圍剿」便可基本打破。張、譚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而紅一方面軍有四萬餘人，如果一次打對方一個師可占絕對優勢，取得勝利是有把握的。

　　為了動員根據地廣大軍民充滿信心地迎接即將到來的戰鬥，總前委和方面軍總部將毛澤東在黃陂會上的發言《八個大勝利的條件》作為反「圍剿」的宣傳材料印發。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開盛大的誓師大會。毛澤東為大會寫了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裡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會上，他以這副對聯為題，具體生動地解釋了「誘敵深入」的必要和好處。他還分析了敵必敗、我必勝的六個條件：一、蘇區軍民一致，人民積極援助紅軍，這是最重要的條件；二、紅軍可以主動選擇最有利的作戰陣地，設下陷阱，把敵人關在裡面打；三、紅軍集中了優勢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殲滅敵人，一口一口地把敵人吃掉；四、可以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揀弱的打；五、可以把敵人拖得精疲力盡，然後再打；六、可以造成敵人的過失，乘敵之隙，加以打擊。這些分析，大大增強了蘇區軍民反「圍剿」的決心和取勝的信心。

　　毛澤東十分重視「慎重初戰」的問題，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況下才打。打擊的目標，最初選的是離紅軍隱蔽處最近的譚道源師。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紅一方面軍主力接連兩次冒著嚴寒在譚師將要開到的小布地區設伏，準備出其不意地將該師殲滅於運動之中，但因譚道源不敢孤軍深入而沒有打成。紅軍立刻撤出陣地，繼續忍耐待機。夜裡，毛澤東和朱德一起商議作戰行動時說：「機會總是要來的，我們還得耐心地等一等。」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魯滌平命令所屬各師向紅軍發動總攻擊。一向驕橫的第一縱隊司令兼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得知紅軍內部發生「富田事變」，以為正是大舉進攻的好時機，立即出動，把第五十四旅留守東固後方，親率師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師一個旅的配合下，向龍岡推進。

　　龍岡接近紅軍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環抱，中間是狹長的盆地，當地群眾又能幫助封鎖消息，是紅軍設伏的好場所。張師出動的當晚，毛澤東、朱德向全軍下達命令：「張輝瓚部經善和、藤田到達潭頭，現向上固、龍岡推進中。」「方面軍決定改換目標，橫掃在我左翼當前之敵。」第二天晚八時，毛澤東、朱德乘張師剛剛進佔龍岡、孤軍深入、立足未穩的機會，下達攻擊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細雨濃霧。毛澤東、朱德步上龍岡、君埠之間的黃竹嶺臨時指揮所。毛澤東對朱德說：「總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國時，諸葛亮借東風大破敵兵；今天，我們乘晨霧全殲頑敵啊！」

　　張輝瓚率部由龍岡向五門嶺推進，剛進入狹窄山路時，突然遭到預先在這裡設伏的紅軍居高臨下的猛烈襲擊，退路又被切斷。戰鬥從上午十時開始，激戰到下午六時。由於紅軍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圍，以主力從敵軍側後攻擊，全殲了第十八師師部和兩個旅近一萬人，活捉張輝瓚。

　　這是一次巨大的勝利。毛澤東以十分興奮的心情，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漁家傲》。它的前半闋是：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紅一方面軍乘勝揮師向東，抄近路，翻過一座高山，直取譚道源部第五十師。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紅軍進抵東韶附近，向第五十師發起攻擊，經過激烈戰鬥，共殲該師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國民黨軍隊倉皇退走。

　　在五天內，紅一方面軍連續打了龍岡、東韶兩個大勝仗，共殲「圍剿」軍一個半師一萬五千多人，繳槍一萬二千餘支，勝利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

　　龍岡戰鬥結束後，魯滌平立刻向蔣介石報告戰況，其中有「龍岡一役，十八師片甲不還」之語。蔣介石回電說：「十八師失敗，是乃事之當然，不足為怪。我兄每聞共黨，便張皇失措，何膽小乃爾！使為共黨聞之，豈不為之所竊笑乎？吉安為贛中重鎮，望嚴督固守，只許前進，不許後退。」

　　毛澤東、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見了這次戰鬥中解放過來的原來國民黨軍隊的無線電臺人員王諍、劉寅等人，歡迎他們參加紅軍，建立了紅一方面軍無線電隊，由王諍任隊長、馮文彬任政治委員，為開展無線電偵察，準確掌握敵軍動向提供了條件，對以後多次反「圍剿」作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取得的勝利，是中國紅軍建立三年以來對國民黨軍隊取得的最巨大的勝利，在全國引起強烈震動。二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給中國紅軍及各級黨部訓令》中說：「紅軍一、三集團軍與江西勞動群眾，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的一致行動，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結果，他們在偉大的中國革命發展史上，已經寫上了新的光榮的一頁。」

　　毛澤東清醒地估計到，蔣介石遭到這次打擊後決不會就此罷手，一定會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因此，立刻抓緊戰備，特別是發動根據地廣大軍民進行迎擊新的「圍剿」的準備。紅一方面軍經過兩個多月的攻勢作戰，先後佔領廣昌、石城、瑞金等縣城；在幾縣交界處摧毀了不少地主豪紳武裝的土圍子，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健全區、鄉蘇維埃政權和黨團組織；恢復並發展了地方武裝；並在根據地各縣境內大力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集給養和經費。紅一方面軍還總結第一次反「圍剿」的作戰經驗，開展有針對性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這些部署，為打破新的「圍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的失敗，使蔣介石感到震驚。二月初，他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統一指揮湘、鄂、贛、閩四省「圍剿」部隊。四月初，調集十八個師另三個旅共二十萬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時，鑒於第一次慘敗的教訓，在作戰方式上也有很大變化，「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以「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為作戰方針，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構成東西八百里的弧形戰線，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步步推進。「他們在這一大包圍的佈置之下，行動上是非常穩重的，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特別的防備冒進深入，被我們各個擊破，他們每日進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並且在大隊前進的先一日必用幾營或一團去遊擊一次，偵察詳細後才進，並且到達了一個地方，即馬上建築強固的工事，並召回地主豪紳組織善後委員會組織民團，這是敵人對二次戰爭的策略與佈置。」

　　依據「圍剿」軍的前進態勢，三月下旬，毛澤東、朱德發佈紅一方面軍脫離同敵軍接觸、南移整訓和籌款的命令，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三萬多人從根據地北部邊緣後撤到廣昌、寧都、瑞金一帶。毛澤東隨方面軍總部移駐寧都縣的青塘。

　　這時，蘇區的領導機構已有了變化。一月十五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寧都小布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項英任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曾山為委員；並成立以項英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毛澤東擔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時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項英當時雖然是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但由於他剛從上海來此不久，又不大懂得軍事指揮，缺乏對敵作戰經驗，所以，在當時作戰指揮上，毛澤東仍然能夠起主要作用。」

　　三月十八日，項英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會上，有人認為敵軍有二十萬人，紅軍只有三萬多人，雙方力量懸殊，主張紅一方面軍撤離根據地，另尋出路；毛澤東堅決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憑藉根據地內的有利條件，一定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這次討論沒有取得結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作出決定。

　　四月上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隨後轉到寧都青塘，參加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十七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繼續在青塘舉行。會議聽取了中央代表團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在所作的決議中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的工作，認為：在汀州會議以前，四軍前委「路線是一般正確的，是執行中國黨六次大會的正確路線的」，「堅決的執行土地革命來爭取群眾」，「貢獻了土地問題許多寶貴的經驗」；對紅軍建設有了正確的了解，「建立了紅軍的整個制度，如建立黨的領導，建立政治委員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建立軍需制度和籌款路線，特別是建立做群眾工作的路線等」。同時又認為，前委「採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等。

　　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最緊迫的問題還是要確定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蘇區中央局代書記項英等許多人仍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敵軍的嚴密包圍難以打破，並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為著保全紅軍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那句話，主張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去。還有些人主張「分兵退敵」，認為這樣做「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一則目標轉移，可以退敵」。毛澤東反對這兩種主張，繼續堅持依託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圍剿」，並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他的意見只得到朱德、譚震林等人支持，在會上處於少數地位。因此，他便提議擴大會議範圍，來討論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方針問題。這個提議被接受了。第一方面軍參謀長朱雲卿走出會場時擔心地說：「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統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擴大會議的參加者，除中央局成員外，包括各軍的軍長、政委，有時還有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這次「圍剿」的條件比第一次反「圍剿」還要好，勝利的可能性更大。會上，許多紅軍高級幹部發言，堅決主張在根據地內打破敵軍的第二次「圍剿」。周以栗依據創建蘇區的實際經驗，批判了「山溝溝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看法，提出毛澤東等從實際出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創立革命根據地，指揮紅軍打勝仗，就是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贛西南和閩西特委負責人也堅決不同意主力紅軍退出根據地。這樣，毛澤東等的意見由少數變成了多數。

　　打不打的問題解決後，緊接著就是反攻從哪裡開始的問題，會上又發生了爭論。有些人主張先打在興國的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認為打垮十九路軍便於紅軍的發展，可以伸開兩手到湘南到贛南。蘇區中央局秘書歐陽欽不久後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這時澤東同志意見認為在進攻我們的人中，蔣蔡比較是強有力的，在歷史上未曾打過敗仗，曾經在湘南把張發奎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現在主要的是擇敵人弱點打破，打蔣蔡沒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我們應打王金鈺這路，因為這路敵人既弱且地勢群眾都好。」他還指出，從富田地區的王金鈺部打起，向東橫掃，可以在閩贛交界的建寧一帶擴大根據地，徵集資財，便於打破下一次「圍剿」。如果由東向西打去，則限於贛江，戰局結束後沒有發展餘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費時。會議經過討論，採納了毛澤東提出的作戰方針。「關於先打弱敵還是先打強敵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會後閒談時曾說：他們不懂得在戰略上也先打弱敵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說：『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講過了的嗎？」「但他在爭論中不用這些，而是從實際情況出發，說服了大家。」這個正確決策，對整個戰役的勝利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會議一結束，毛澤東、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簽發命令：「目前敵軍的行動似以寧都為目標，步步為營地向我軍前進」；本方面軍「決心以極迅速行動首先消滅王金鈺敵軍，轉向敵軍圍攻線後方與敵軍作戰，務期各個消滅敵軍，完成本軍任務」。部隊在龍岡一帶集中完畢後，又向西推進二十公里，在群眾條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東固地區逼敵而居，沉著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隱蔽待機。

　　毛澤東在龍岡時，同中央代表團的王稼祥進行深談，詳細敘述了紅一方面軍的鬥爭歷史和當時爭論的問題，並向他提供了便於了解這些歷史狀況的許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澤東的主張，並在不少問題上給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蘇區中央局在東固又一次討論反「圍剿」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歐陽欽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

　　「對策略的問題又提出來討論，由澤東同志先報告。這一次討論的精神則完全轉變了，認為目前全國革命是高漲的，我們應取積極進攻策略。敵人包圍我們的軍事力量雖多，但有許多弱點，如在包圍的軍閥與軍閥不一致，指揮不統一；他們軍官與兵士中間不一致，兵士不願打紅軍；沒有群眾條件，地勢不熟，給養運輸非常困難。我們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上，雖然很小，但我們有幾個優點：第一紅軍好，此時士兵群眾鬥爭情緒非常之高，幹部非常熱烈，紅軍上下一致的團結力非常堅強，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眾好，群眾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敵人的摧殘，鬥爭情緒當然好，對紅軍是極端擁護。第三是地勢好，我們對於這帶地勢都非常熟悉，我們可以佔領優越的地勢以進攻敵人。現在敵人有這多弱點，我們有這多優點，我們是可以以少勝眾的。在歷史上以少勝眾的事實很多，革命的軍隊要能以少勝眾。所以當時最後決定的策略是：『堅決的進攻，艱苦的奮鬥，長期的作戰，以消滅敵人』。並且承認過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機會主義。」

　　這一策略決定後，根據地軍民一齊動員。紅軍中各軍都召開誓師大會，並利用五一節的群眾大會進行宣傳鼓動。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按照毛澤東幾次講話的精神，向全體軍民印發了《第二次大戰的八大勝利的條件》的文件。

　　三萬多紅軍在二十多天內隱蔽在東固這個山區，畢竟會帶來一些困難。一些指戰員求戰心切。有些人還認為：要進攻從富田出動的王金鈺部必須先穿過蔡廷鍇、郭華宗兩師之間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說這是鑽「牛角尖」，過於冒險。毛澤東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說明誘敵就我、待敵脫離陣地後將它殲滅於運動中的作戰方法並不是鑽「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鑽通它，而且能夠鑽通它。在隱蔽待機過程中，傳來過幾次不確實的情況，很影響人心。毛澤東始終巋然不動，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堅持預定計劃，不受干擾。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鈺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師和第四十七師一個旅終於脫離富田陣地，分兩路向東固地區進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澤東、朱德果斷地下達消滅進攻東固之敵的命令。為了準備應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況，命令中還提出，要作出敵軍十四日向我軍進攻或者不向我軍進攻的兩種作戰計畫。

　　命令發出後，毛澤東在第二天同彭德懷到白雲山考察地形，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來。傍晚，紅一方面軍總部電臺，截獲公秉藩師部電臺用明碼同該師駐吉安留守電臺通報說：「我們現駐富田，明晨出發。」吉安台問：「到哪裡去？」富田台答：「東固。」這就證實了白天獲得的情報。毛澤東、朱德決定：全軍主力立刻從郭華宗師和蔡廷鍇師之間的空隙中隱蔽西進，鑽過這個「牛角尖」，突然以兩翼包抄的方式攻擊王金鈺部的後背。

　　各路紅軍奉命於清晨出發，快速行進。毛澤東又趕到準備正面進擊公秉藩師的紅三軍軍部，同軍長黃公略一起進行實地調查，發現在東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側，還有一條小路。毛澤東立刻改令紅三軍沿這條小路秘密前進。這一西進路線的改變，使紅三軍縮短行程，爭取了時間，對消滅公秉藩師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曉前，毛澤東帶著電臺和警衛排登上白雲山。接著，朱德帶著總部少數人，在同行進中的公秉藩師先頭部隊發生遭遇性的接觸後，也登上白雲山。他們一起在白雲山指揮所指揮全線戰鬥。

　　這時，由小道悄悄前進的中路的紅三軍主力已進到中洞南側，處在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師尾部離開中洞時，突然從山上猛攻下來，使毫無應戰準備的公秉藩師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仿佛遇到飛將軍從天而降。激戰到下午五時許，將該師大部殲滅。公秉藩被俘後，裝作一般俘虜而獲釋。右路的紅四軍在追擊中殲滅王金鈺部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大部。紅三軍團當夜進佔富田。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一個戰鬥首戰告捷，給以後的連續作戰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五月十九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猛烈地向東橫掃，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國民黨軍隊，在吉水縣白沙殲滅郭華宗第四十三師一個旅和第四十七師第一旅殘部。在藤田的郝夢齡的第五十四師，聞訊星夜撤往永豐。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二個勝仗。

　　白沙戰鬥後，紅軍繼續向東橫掃，擴大戰果。這時，高樹勳的第二十七師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進，準備增援郝夢齡師，它的先頭部隊一個旅於五月二十一日抵達中村。第二天上午，紅軍向中村發起攻擊，殲滅該旅大部。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三個勝仗。

　　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到達寧都縣南團。蘇區中央局因不便長期隨軍行動，留在永豐縣龍岡。為了統一領導紅一方面軍作戰和戰區的地方工作，重新組成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彭德懷、林彪、黃公略、譚震林、周以栗為委員。

　　中村戰鬥結束後，已進入蘇區的國民黨軍朱紹良第六路軍的毛炳文、許克祥、胡祖玉三個師慌忙經廣昌向南豐撤退。毛澤東、朱德於二十四日晚十一時下達「方面軍決取捷道先敵佔領南豐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澤東在寧都和廣昌交界處的洛口圩嚴坊村召開臨時總前委第一次會議，決定方面軍主力在第二天開到廣昌縣城西北的古竹集中，準備全力攻擊朱紹良部的毛、許、胡三個師。

　　二十六日，毛澤東隨總部進駐古竹，召開臨時總前委第二次會議。據當地農民報告，朱紹良部三師已全部集中廣昌。會議認為：「在敵人還在廣昌城的形勢之下，如果我們照原計劃到南豐城，則敵人在我們側背，使我們行動不便。」決定改變原有的全力攻取南豐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進攻廣昌。五月二十七日，經過一天激烈戰鬥，奪取廣昌縣城，殲滅國民黨軍第五師一部，師長胡祖玉受重傷後死去。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四個勝仗。

　　在廣昌，毛澤東主持召開臨時總前委第三次會議。鑒於國民黨軍朱紹良部的三個師向南豐退卻，橋樑又遭破壞，已追趕不上，同時從整個戰略形勢考慮，會議決定再次調整作戰部署，不攻南豐城，改為向東打國民黨軍劉和鼎的第五十六師，奪取福建的建寧縣城。

　　建寧，地處閩贛邊界，山巒起伏，地勢險要。但劉和鼎沒有料到紅軍主力會那樣快地運動到這裡。五月三十一日，紅軍出其不意地突襲建寧縣城，殲滅劉和鼎師三個團，繳獲大量武器和物資，繳到的西藥就可供全方面軍半年之用。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五個勝仗，也是這次反「圍剿」的最後一次戰鬥。

　　從五月十六日起的半個月中，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從贛江東岸打到閩西北山區，橫掃七百餘里，連續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五個勝仗，殲敵三萬餘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餘件和大量的軍用物資，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

　　毛澤東在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後，又興奮地填詞《漁家傲》：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再次發生重大分裂：在蔣介石軟禁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後，反蔣各派於五月二十八日在廣州另行成立以汪精衛為主席的「國民政府」，積極部署向湖南進攻。紅軍進駐建寧縣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澤東召開臨時總前委第六次會議。當時的估計：「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之可能。」會後，紅軍主力分散在閩北一帶攻佔寧化、將樂、歸化、順昌、永安等縣，並在當地籌集給養和款項，準備對付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比紅軍的預計來得早得多，規模也比第二次「圍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蔣介石發表《為「剿匪」告全國將士書》，聲稱要「戒除內亂」，「剿滅赤匪」，並宣佈他即日將親赴江西指揮作戰。二十二日下午，他乘軍艦從南京到達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應欽為「圍剿」軍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直接指揮的左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其中大多是從中原戰場調來的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從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據地腹地實施「進剿」，尋求同紅一方面軍主力決戰。陳銘樞指揮的右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從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據地「進剿」。此外，還有預備軍、守備軍、防堵軍、航空處等。集中的總兵力達二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共三十萬人。

　　七月一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下總攻擊令。他們的戰略意圖是：「分路圍剿，務期先將匪軍主力擊破，搗其匪巢，然後逐漸清剿，再圖根本肅清。」作戰方法，因為他自恃這次進攻的兵力雄厚，也改變第二次「圍剿」時的「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採取「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在根據地東西兩側實行嚴密封鎖，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進，企圖在贛南殲滅紅一方面軍主力，再乘勢直搗廣東，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勢力。

　　從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到第三次「圍剿」開始，中間只相隔一個月，比以前短促得多。總前委雖然預計到國民黨軍將發動第三次「圍剿」，但沒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圍剿」剛遭受失敗後會來得這麼快。當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時，紅軍的準備還很不充分：指戰員在苦戰之後尚未休整，人員也沒有得到補充，仍是三萬多人；部隊遠離原有根據地，正分散在閩北和閩西一帶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一時沒有集中起來。

　　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毛澤東、朱德十分沉著冷靜，有條不紊地指揮部隊收縮集中。他們最初曾設想在閩贛邊界佈置戰場，消滅進犯軍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發現這次「圍剿」規模之大和來勢之猛，立刻放棄了原來的打算，下決心集中主力，繞道千里，回師贛南，在具有良好群眾條件的根據地內部，「避敵主力，打其虛弱」，打破這次大規模「圍剿」。

　　七月十日前後，毛澤東、朱德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在閩贛邊收攏後，急行軍回師贛南。由於國民黨軍隊前進的速度很快，左翼軍的陳誠部主力在十三日佔領建寧以西的廣昌，「我主力向贛南紅區前部或腹部退卻集中都已來不及，毛澤東同志毅然決定紅軍向贛南後部集中」。這就需要實行千里大迂迴，繞過「進剿」軍進攻的鋒芒，沿閩贛邊界的武夷山脈南下，到根據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敵軍背後。當時正值七月酷暑，紅軍在崇山峻嶺中千里跋涉，十分艱苦，但情緒十分飽滿。毛澤東和部隊一起步行前進。七月二十四日，紅一方面軍主力抵達于都縣北部的銀坑，同由廣西突圍後轉戰到江西的紅七軍以及原在贛南的紅三軍等會合。接著，又繼續向西北隱蔽轉移，於二十八日到達興國西北的高興圩，完成繞道千里、回師贛南的戰略任務，為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國民黨軍隊進入根據地後，東奔西走，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卻到處撲空。七月底，蔣介石、何應欽發現紅一方面軍主力已集中在它側背的興國地區後，立刻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消滅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

　　這時，雙方主力雲集興國附近，形勢十分嚴峻。紅軍應當從什麼地方突破敵軍的圍攻？毛澤東、朱德召開軍事會議進行研究。會議決定：「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

　　為什麼選擇北出富田作為反攻的突破口？因為當時得到的情報：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向興國急進，其右側的富田一帶只有三個團防守。但當紅軍主力開始北上時，忽然發現陳誠、羅卓英兩師已先於紅軍趕到富田，這是國民黨「進剿」軍中最精銳的部隊，紅軍準備奪取富田的計畫已難以實現。毛澤東、朱德斷然改變計畫，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興圩，另尋戰機。

　　八月上旬，國民黨各路軍隊紛紛向高興圩地區逼近，重兵密集，把紅一方面軍主力壓縮在以高興圩為中心的方圓數十里狹小範圍內。紅一方面軍已處在北、東、南三面受敵和西臨贛江的危險境地。能不能突破敵軍的嚴密包圍圈，關係到紅一方面軍主力的生死存亡，成為放在毛澤東、朱德面前的嚴重課題。

　　毛澤東、朱德對面前的敵情作了冷靜的分析，認為陳誠、蔡廷鍇、趙觀濤和蔣鼎文等部戰鬥力強，不易突破，而東面由龍岡向良村、蓮塘進犯的上官雲相的第三路進擊軍（由第二次「圍剿」時的王金鈺部改編而成）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戰鬥力較弱。他們決定將原定迂迴敵軍側後的計畫改為實行中間突破，向東面的蓮塘、良村方向突進。這是一個險著：南北都有強大的敵軍，中間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過。為了造成對方錯覺，紅軍以少量部隊偽裝主力，向贛江方向佯動。紅一方面軍主力卻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連續急行軍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嶺悄悄東進，穿過國民黨左翼集團軍和右翼集團軍之間二十公里的空隙，於六日中午到達蓮塘，跳出了敵軍主力的包圍圈。

　　國民黨軍對於紅軍主力的東進毫無察覺。紅軍一到蓮塘，就發現上官雲相的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一個旅正毫無戒備地開向蓮塘，決定集中兵力迅速殲滅該敵。七日拂曉，朱德、毛澤東指揮方面軍主力突然發起猛攻，經過兩小時的戰鬥，全殲該旅和上官雲相聽到槍聲後派來偵察的一個多營，擊斃旅長譚子鈞，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初戰勝利。

　　蓮塘戰鬥後，朱德、毛澤東揮師乘勝北進，包圍駐在良村的國民黨軍第五十四師。當天下午一時，攻佔良村，殲滅該師大部，擊斃副師長魏我威、參謀長劉家祺。守軍殘部逃向龍岡。

　　這兩次戰鬥勝利後，毛澤東「估計敵在我蓮塘、良村戰後，必將調兵東向，找我主力決戰。善戰者自然應該利用這一有利形勢，把敵軍大部調往東邊，以便我向西打敵人的後方薄弱之處。於是，我們就選擇了更靠東邊的敵軍毛炳文部為殲滅對象。」紅一方面軍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襲毛炳文師所在的寧都黃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進攻，一舉突入黃陂，殲滅毛炳文師兩個團；乘勝追擊，又殲其一部。第二天，方面軍總政治部發的《黃陂戰鬥捷報》中說：「三次戰爭，我紅軍於八月七日在良村、蓮塘消滅敵人之第三路進擊軍兩師，取得第一步勝利後，接著於八月十一日在黃陂擊潰敵之毛炳文師全部，繳得步槍三千五百餘支，手花機槍、水旱機關百餘挺，無線電機一架，其他軍用品無數，俘虜官兵六千餘人。黃陂戰爭，我軍開始猛攻，只一個鐘頭即將敵師全部打敗」。

　　從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蓮塘、良村、黃陂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殲敵八個團一個營共一萬餘人，繳槍逾萬，從原來的被動局面中奪回了主動權。

　　紅一方面軍主力突然進攻黃陂時，毛炳文和他的參謀人員慌忙撤走，連機密文件也來不及帶走或燒毀。方面軍參謀處從毛炳文師部繳獲戰鬥前兩小時才收到的一份緊急電報，是第六師師長趙觀濤和第十師師長衛立煌發出的，內稱這兩個師正向黃陂開來，已進到離黃陂十公里的砍柴崗，中間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澤東、朱德研究後，斷定國民黨已將主力掉頭東來，企圖圍殲紅軍主力於黃陂地區。他們立刻下達緊急命令：紅軍停止追擊，迅速打掃戰場，當夜撤出黃陂，向君埠以東君嶺腦地區隱蔽集中待機。紅軍主力撤出黃陂的第二天，國民黨軍隊四個師趕到黃陂。由於紅軍已經轉移，他們又撲了空。接著，國民黨其他軍隊也對黃陂、君埠地區形成東、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圍圈。

　　這樣，紅軍又處在被國民黨軍隊重兵合圍的十分危險的境地。正如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所說：第三次反「圍剿」以來，紅一方面軍指戰員「兩個月兵士，全無休息，疲困已極，疾病甚多」，「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八月十三日，毛澤東、朱德在君埠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如何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認為應該避免同超過紅軍數倍的敵軍決戰，而要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用一部分兵力繼續向東牽開敵軍，掩護紅軍主力秘密西進，回到興國隱蔽待機。

　　會後，毛澤東、朱德針對蔣介石、何應欽「深恐我軍東出撫州（即臨川）」的考慮，命令紅十二軍裝作紅軍主力，大張旗鼓地向樂安佯動，使國民黨軍隊產生錯覺，以為紅軍主力要北攻臨川，吸引他們向東北方向調動。毛澤東、朱德卻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迎著正向東大舉開來的國民黨軍精銳部隊，尋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進。疾進時，嚴格規定不准點燈，不准抽煙，不准發出大的聲音，從蔣光鼐的第一軍團和陳誠的第二路進擊軍兩部之間只有十公里的狹窄縫隙中穿越過去。經過一整夜的急行軍，再次突破重圍，安全轉移到興國東北部的白石、楓邊地區，在深山密林裡休整。紅一方面軍主力採取這樣大的行動，從這樣小的夾縫中穿插過來，絲毫沒有被敵軍察覺，充分體現了指揮員的高超指揮藝術和部隊的良好素質，也反映了根據地人民對紅軍的支援和對敵軍封鎖的高度政治覺悟。

　　這時，國民黨軍隊仍以為紅一方面軍主力還在東線，全力猛追。當方面軍主力已在國民黨軍隊主力背後的白石、楓邊地區得到休整的時候，紅十二軍繼續牽著「進剿」軍的鼻子往東北走，攀山越嶺，忽東忽西，疲憊敵軍。正如當時繳獲國民黨軍官的家信中所說：「這一月來，無論官兵差不多沒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於山高路險，跌死的人馬以及病後被土匪殺死的官兵，總和起來比出發時候的人數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到八月底，蔣介石、何應欽才猛然發現紅一方面軍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進剿」軍主力又掉頭向西，再到興國北部地方尋找紅軍主力決戰。

　　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已在白石、楓邊地區從容休整了半個月。九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三萬多人繼續西移，轉到興國、萬安、泰和三縣之間的均村、茶園岡山區隱蔽集結。

　　國民黨「進剿」軍主力一再撲空，使他們精疲力竭，士氣低落，已無力再在根據地同紅軍作戰。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寧粵兩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兩廣方面的聯軍趁蔣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蘇區之際大舉北進，進入湖南。鑒於上述種種情況，蔣介石決定「一面牽制江西境內」紅軍，「一面移師贛粵邊區阻止叛軍擴張」。九月四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的決定，命令左、右翼兩集團軍實行退卻。

　　國民黨軍隊的撤退，正是紅軍反擊的大好機會。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九月七日，紅軍一部在泰和縣老營盤殲滅北撤的國民黨軍隊第九師一個旅。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興國縣高興圩向蔡廷鍇指揮的兩個師發起攻擊。但這一仗打得很艱苦，經過兩天激戰，雙方死傷都近三千人，打成一個對峙。打成對峙的原因是：蔡部戰鬥力強又佔據有利地形，而紅軍兵力不夠集中。這是一個教訓。十五日凌晨，方面軍主力轉移到東固以南的方石嶺一帶，搶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韓德勤師和蔣鼎文師一部，激戰到九時，全殲該部，師長韓德勤被俘後偽裝成伙夫潛逃。其他各路進擊軍紛紛撤出根據地。至此，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圍剿」，是在國民黨三十萬大軍突然發動進攻而紅軍正分散在遠離原根據地的閩西而又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開始的。國民黨參加「圍剿」的軍隊，人數比紅一方面軍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陳誠等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紅一方面軍打破第一次「圍剿」只用了一個星期，打破第二次「圍剿」用了半個月，而打破第三次「圍剿」用了三個月。情況最嚴重時，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但紅一方面軍堅持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在地方武裝和根據地民眾的配合下，靈活機動地穿插於敵軍重兵集團之間，先後進行了蓮塘、良村、黃陂、老營盤、高興圩、方石嶺六次戰鬥，除高興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勝利，殲滅國民黨軍隊十七個團，共三萬餘人，其中俘敵一萬八千餘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餘件。蔣介石提出的「三個月消滅共軍」的誓言，又一次破了產。

　　打破敵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後，紅一方面軍都乘勝解放一些新的地區，擴大了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十月十一日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十月十四日，他們下達訓令指出，「土圍子炮樓是土豪劣紳的最後營壘，不消滅這一最後營壘，許多的農民群眾還是不敢起來。為要肅清赤白對立，奪取廣大群眾，並捉得土豪籌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滅土圍子炮樓。」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紅軍先後解放會昌、尋烏、廣昌、上杭等縣城，並在長汀、于都、武平等縣普遍開展了工作；相繼共拔掉幾百個地主武裝長期盤踞的土圍子炮樓，鞏固了後方。

　　這樣，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也就是中央蘇區）。它的範圍擴展到二十八個縣境，擁有瑞金、興國、于都、長汀、上杭等十五座縣城，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在根據地內，發動群眾，建立或恢復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動員了一萬二千名群眾參加紅軍，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中，紅一方面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戰爭的鍛煉，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創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國紅軍特色的戰略戰術。這些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包括：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誘敵深入」是紅軍反「圍剿」的基本戰略方針；運動戰是反「圍剿」的基本作戰形式；殲滅戰是反「圍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點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強擊弱，慎重初戰，採取包圍迂迴、穿插分割的戰術，製造並抓住敵軍在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弱點，出其不意地發動攻擊，實行戰鬥中的速決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系統地總結了紅軍在這三次反「圍剿」中的豐富經驗，作出重要的理論概括。他寫道：「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

　　到這個時候，毛澤東關於以「農村為中心」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各方面的具體路線都已大體形成，從而把中央「八七」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具體化。從紅軍的建軍思想和作戰原則，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據地建設的方針，到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路線，毛澤東都已提出明確而系統的、切合中國實際的主張。這是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中國社會的複雜環境中，嚴格遵循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的成果。終於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

十三、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

　　打破國民黨軍隊三次大規模「圍剿」後，「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已取得重大發展。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聯結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也都有相當規模。客觀形勢需要建立起一個對各根據地實行統一領導的機構。

　　中共中央早就急於成立全國性的政權，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發出《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毛澤東、朱德沒有出席而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會上成立蘇維埃大會準備委員會。當時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李立三認為，中央政府應當設立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隨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糾正，這件事暫時被延擱下來。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中又把「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區政府來對抗南京國民政府，公佈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為「蘇區最迫切的任務」。籌備工作改由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進行。六月一日，蘇區中央局發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佈在八月一日召開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但不久因為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大會又在六月下旬決定改到十一月七日舉行。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剛剛失敗，日本突然發動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在四個多月內佔領我國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這個嚴重事實，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朱德、賀龍、彭德懷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聯名發表文告指出：「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佔據了滿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槍炮炸彈屠殺著滿洲勞苦的工農群眾與兵士，把滿洲已經完全看做是他們的殖民地了。」堅決主張抗日。

　　可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他們根本不能正確地估量全國局勢中出現的這種重大變動，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佔我國東北看作主要是「反蘇戰爭的導火線」，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也看不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中日益高漲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間派的積極變化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而把中間派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要以主要力量對它進行打擊。他們一味強調所謂「進攻路線」，在王明起草的一個文件中宣稱「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把反對這種冒險行動的主張一概斥為「保守」、「退卻」以至「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且利用組織手段把他們那一套強行推行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去。

　　這樣，就使革命根據地內的狀況大大複雜化了，也使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分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對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中央代表團卻根據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來信所說中央蘇區的嚴重錯誤在於「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對中央蘇區的工作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會議在「國際路線」的旗號下，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五個決議案。雖在原則上肯定紅軍取得粉碎三次「圍剿」的勝利，但重點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來信對中央蘇區的批評，並從各方面加以展開。

　　在思想理論上，他們把毛澤東堅持的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指責為「狹隘經驗論」。說道：「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他們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主張。認為：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二七會議』雖然反對了露骨的富農路線，雖然在土地問題上進了一步，但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在根據地問題上，他們把「傍著發展」的正確方針當作右傾保守來反對，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時間內」同湘贛等蘇區貫通，「再進一步與贛東北與湘鄂贛邊蘇區貫通，這樣來擴大並鞏固蘇維埃根據地」。

　　在軍事方面，他們指責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寫道：「黨包辦一切的結果，把紅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其獨立系統的工作，變成了不健全的殘廢機關。這種由黨來包辦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提出：「紅軍中包辦一切軍隊行政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應即取消。各級黨的組織應當由各軍政治部管理。」指責紅一方面軍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

　　幾個決議案最後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鬥爭。」實際上是不點名地對毛澤東進行批判。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隨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傾教條主義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對它內部事務的直接干預也正在步步加強。

　　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外。

　　儘管如此，中共臨時中央仍認為贛南會議對毛澤東批判得很不夠。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臨時中央在給中央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批評中央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中沒有能完全貫徹中央的「進攻路線」和「反右傾」綱領。說：「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後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

　　贛南會議前，蘇區中央局曾致電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於毛澤東在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臨時中央經過討論後致電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後來，經過蘇區中央局同臨時中央商議，將原來規定的「江西蘇維埃主席」改成項英。毛澤東是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進道路，顯然將十分艱難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分別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紅軍部隊，以及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共六百一十人。會議開幕那天上午，舉行了閱兵典禮。下午，項英致開幕詞。晚上，毛澤東和代表們一起參加提燈慶祝晚會。

　　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報告回顧並總結了中央蘇區過去的工作，認為：中央蘇區是全國最大的蘇區，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國紅軍主力的所在地，它的鞏固與發展，在全國蘇維埃運動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蘇區，建立了強有力的工農紅軍，他們依靠蘇區廣大群眾的力量，連續擊破了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圍剿」，戰勝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開闢了紅軍戰爭史上的新紀元。在中央蘇區，已經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同時，也說到中央蘇區存在著錯誤和缺點，有待糾正。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有利於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在這種新形勢下，必須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必須鞏固和擴大紅軍，必須使蘇維埃政權真正變成工農群眾的政權，必須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必須加強反帝運動及職工運動的工作，必須糾正過去肅反工作中的錯誤，等等。

　　大會主席團於十一日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依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原則，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並經大會通過。會上還通過了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等法令。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六十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在二十日閉幕，由毛澤東致閉幕詞。

　　這次大會制定的《憲法大綱》，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權性質是工農民主專政。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這些規定，雖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籠統地把一切剝削者都排除在政權之外，但這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工農大眾當家做主的中央政府，並具體地規定了勞動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和《經濟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實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來，並規定工農大眾享有的勞動和取得物質待遇等種種權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規定。如《土地法》中宣佈「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實行分配」。還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影響了土地革命的健康發展。

　　根據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處理日常政務，並發佈一切法令和決議案。代表大會閉幕後，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十五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委員，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中革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紅軍。二十七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但張國燾一直沒有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職。會議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當時，各個革命根據地仍處在被分割的狀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和各路紅軍的統一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很大的影響。代表大會通過的一系列法規和決議案，在初步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為臨時中央政府和各根據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針確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然而，臨時中央的主要著眼點卻在於過分誇大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力量，片面強調蘇維埃同國民黨政權的對立，急於取得在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勝利，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由他們起草而經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過「左」的政策，對根據地的發展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不到一個月，發生了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產黨員）、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團團長黃中嶽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領導下發動的寧都起義。像這樣一支有著很強戰鬥力的國民黨正規部隊成建制地投入紅軍，過去還不曾有過，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第二十六路軍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大革命時期，劉伯堅、鄧希賢（小平）等一批共產黨員曾在西北軍工作過，黨的主張在這支部隊裡有一定影響。中原大戰中馮玉祥失敗，西北軍的主力之一孫連仲部被蔣介石收編為第二十六路軍，在第二次「圍剿」時被調到江西參加對紅軍的進攻。在作戰過程中，許多官兵受到紅軍很大影響；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我國東北，又引起他們強烈的民族義憤；蔣介石對第二十六路軍的處處歧視和壓制，更激起他們的憤慨。寧都起義後不久，季振同曾對蕭勁光說過：「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

　　十二月上旬，毛澤東已得知第二十六路軍即將起義的消息，主持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會議針對有人提出的爭取一個旅起義的主張，要求儘量做好工作，爭取組織「全部暴動」。十一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會見第二十六路軍內中共特別支部代表袁漢澄（袁血卒）。袁血卒回憶道：

　　「王稼祥、劉伯堅、左權同志領我去見毛主席。我和劉伯堅走在後邊，我輕聲問：『毛主席是什麼主席？』他說：『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主席在哪裡學的軍事？』我接著又問。伯堅同志敬重而鄭重地答：『噢，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沒進過軍事學校，但他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熟讀兵書，軍事上料敵如神。幾次蘇區反「圍剿」的勝利，就是在他指揮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遠矚，每到關鍵時刻，都有卓越的見解。』」

　　「毛主席的住處陳設極其簡單：一張木床，一張木桌，桌上除了筆硯，就是一摞摞的報刊書籍。……第一句問話是：『漢澄同志是地下黨員吧？』『是。1927年在西北軍官學校入的黨。』」

　　「隨後，毛主席問起地下黨的情況。」「劉伯堅同志插話說：『我在西北國民軍時，趙博生、董振堂和我們的關係很好，他們具有高度的愛國思想。』」「毛主席稱讚說：『有愛國主義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產黨合作的。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愛國主義是個重要的基礎。』」

　　「毛主席──隨後把話題引到了暴動問題上來，他說：『軍委會昨天討論了寧都暴動的方針和策略，都很好。漢澄同志你考慮一下有把握嗎？』聽主席這樣一問，我一時回答不上，臉上有點發燒，稍停一下，堅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嗎？』顯然主席要問個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幹，七十三旅和總指揮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況向主席做了扼要彙報。」

　　「毛主席點點頭說：『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要力爭實現。這全靠我們黨做過細的組織工作。』停頓了一下，毛主席又說：『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局部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們能把二十六路軍這支反動武裝爭取過來，那在中國革命史上將有重大意義。』」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人在寧都宣佈起義，帶著兩萬多件武器，開入中央蘇區。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由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為十五軍軍長。

　　毛澤東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身分，負責指導紅五軍團的建設工作。在紅五軍團，同其他紅軍一樣，建立政治委員制度。毛澤東找即將就任的紅五軍團政治委員蕭勁光談話。他說：「對這支部隊，要努力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辦事，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對起義的軍官，願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幹部教育；對要求走的軍官，歡送，發給路費，來去自願。」他又對即將就任紅五軍團十三軍政治委員的何長工說：寧都起義部隊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因此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台。你有改造起義部隊的經驗，首先要把十三軍搞好，這一炮打響了，就會影響十四軍，鼓勵十五軍。經他批准，中革軍委從紅軍中選派了一些有改造舊軍隊經驗和出國留過學的幹部劉伯堅、左權、宋任窮、朱良才、程子華、朱瑞、唐天際、賴傳珠等到紅五軍團工作，並任命劉伯堅為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

　　毛澤東十分重視發展紅五軍團中原有的進步軍官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批准董振堂入黨。當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黨時，將三千多元私人積蓄全部交給黨。軍政委何長工把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說：不要全交嘛，寄些給家裡，留一點自己用。董振堂堅持全交，說：「革命了，個人的一切都交給黨，還要錢幹什麼？」毛澤東還找在寧都起義中起了積極作用的軍官季振同、蘇進、盧壽椿談話，詳細了解情況，批准他們三人入黨。盧壽椿隨後擔任了紅五軍團第十五軍第四十三師師長，蘇進擔任第十五軍第四十四師師長。

　　毛澤東十分重視採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對紅五軍團官兵進行教育。他派文藝演出隊到紅五軍團中去演出，並對演出隊的負責人李伯釗、錢壯飛、胡底說：要穩定他們的政治情緒，他們過去是為軍閥打仗，現在是要為蘇維埃而奮鬥。過去當白軍，現在是當紅軍，要想盡各種辦法向他們宣傳過去是為誰犧牲，為誰送命。李伯釗等按照這個主題，編了一個《為誰犧牲》的戲，反映當時國民黨軍隊士兵的悲慘遭遇，在紅五軍團各軍演出後收到了很好效果。

　　關於寧都起義和紅五軍團的建設，周恩來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寧暴時毛澤東領導爭取五軍團幹部。」從紅五軍團後來參加歷次戰役時在戰場上的表現來看，充分證明對這支部隊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寧都起義勝利和紅五軍團誕生，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紅一方面軍由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四萬多人發展到六萬多人。

　　寧都起義發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沒有到任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在秘密交通護送下進入閩西蘇區。同月底，到達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在瑞金舉行，著重討論中共臨時中央提出的要紅軍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問題。周恩來在到瑞金時曾徵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毛澤東根據國民黨軍隊固守堅城和紅軍技術條件不具備等情況，說明紅軍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來同意這個意見，致電臨時中央，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覆電：原議不變，攻打城市不能動搖；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一月九日，臨時中央又作出決議認定：「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這次蘇區中央局會議就是討論選擇攻打撫州、吉安還是贛州的問題。會上，許多人認為撫州及其周圍有朱紹良部十個師，吉安及其周圍有陳誠的五個師，在三個城市的比較中只有贛州守軍較少，並且同周圍其他軍隊的聯繫不密切。這樣，會議就轉到討論如何打贛州的問題。毛澤東仍不同意打贛州，在發言中提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是閩粵兩省的咽喉，是敵軍必守的堅城；它三面環水、城牆高築、易守難攻，前年三月紅四軍曾圍攻贛州三天，沒有結果，只得撤圍；現在贛州南北都屯集著國民黨重兵，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但中央局多數成員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毛澤東又一次成為少數。他再建議可否聽聽前線指揮員的意見。項英說：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我問過彭德懷可不可以打下贛州？彭德懷回答：「贛州守軍馬（崑）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會議按照多數人意見，決定打贛州。這是蘇區中央局執行中央「進攻路線」的第一個軍事行動。

　　一月十日，中革軍委發佈攻取贛州的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中革軍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線督戰。有人在途中還談道：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帳。

　　一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後的全國形勢。他談道，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係必將發生變化。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卻指責說：「日本佔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的來勢很猛，毛澤東沉默，一言不發，使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會議在中途更換主持人。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

　　會後不久，他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休養。中央局同意他的請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暫由項英負責。一月下旬，毛澤東帶著警衛班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休養。但兩件大事仍一直縈繞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繼續擴大對中國國土的踐踏，一件是幾萬紅軍攻打贛州的安危。

　　上東華山後沒有幾天，毛澤東就從報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他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寫道：「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強佔中國東北三省後，繼續用海陸空軍佔領上海嘉定各地，侵擾沿海沿長江各埠，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在東北及淞滬等地，被損害的不可數計，這種屠殺與摧殘，現在仍在繼續發展。」宣言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佈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這個宣言仍沒有提「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

　　上東華山後，他更關心的是紅軍攻打贛州的作戰情況。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細雨濛濛，項英騎馬從瑞金趕到東華山，告訴毛澤東贛州前線戰事失利，紅軍已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並把前線發來的急電交給他。中革軍委的急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毛澤東立刻帶著警衛班下山，冒著風雨趕回瑞金，覆電前線指揮部，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原來被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當晚，他又從瑞金出發，日夜兼程，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朱德告訴毛澤東：按照你的意見，已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在紅四軍支援下，使紅三軍團脫出險境。

　　中央紅軍這次攻打贛州歷時三十三天，城未攻下，傷亡達三千多人。毛澤東到前線指揮部後，經過調查，提議蘇區中央局在前線召開會議，討論打贛州的經驗教訓和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三月中旬，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在贛縣江口舉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攻打贛州是錯誤的，主張紅軍主力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他這種主張，是要轉入外線的進攻作戰，以「出擊求鞏固」。但另一些人仍認為，紅軍攻打贛州是依據中央和中央局的決議，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勝敗乃兵家常事，現在雖從贛州撤圍，並不是不再打贛州了；紅軍還是要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要奪取中心城市的，主張紅軍開到湖南去。會議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也沒有把部隊開到湖南去，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較大城市；以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以紅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分率中路軍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賦詩《經閩西感懷》，對毛澤東這次意見遭受否決表示惋惜：「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巔。越過仙霞嶺，早登天臺山。贛閩成一片，直到杭州灣。出擊求鞏固，滅敵在此間。」朱德在注釋中說明：「這首詩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當時的指示精神」，「但這一正確主張，未被採納」。

　　當時，福建是國民黨軍事力量的薄弱環節，除張貞的第四十九師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隊。閩西的紅十二軍剛佔領了上杭、武平兩縣，守城的地方部隊被擊潰後退往廣東。毛澤東依據閩西敵情發生的變化，主張中路軍改變行動方向，轉向閩西。他在率領紅一軍團北上寧都集中的途中，向軍團領導人林彪和聶榮臻闡述中路軍向閩西發展的主張，並得到他們的贊同。林、聶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軍委報告：「行動問題，我們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見。日前粵方開始派兵入閩贛討赤情形下，更應採毛主席意見。」紅一軍團隨即進抵閩西長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來在瑞金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決定將中路軍改稱東路軍，同意由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領東路軍攻打閩西的龍岩，並向東南方向發展。這對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會後，毛澤東趕到長汀。他向紅一軍團團以上幹部作東征動員時，指出：我們的新任務，是經閩西向閩南方向發展。應該看到我們中央根據地沿贛江向北沒有多少發展餘地，國民黨「剿共」的大本營就設在南昌。如果向西發展，有贛江梗阻，大部隊往返不方便。如向南發展，必然會和廣東部隊的主力頂牛。只有向東發展最為有利，一來有閩西老根據地作依託，二來閩南還有廣闊的發展餘地，是一個最好的發展方向。因此，中央局決定由我帶領東路軍，打到外線去，打到閩南去，發展根據地，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並獲得物資補給。

　　在長汀進一步了解福建境內情況後，毛澤東在三十日又致電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遠離根據地，「直下漳州」。電文說：

　　「恩來同志：（一）電悉。政治上必須直下漳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若置於龍岩附近籌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據調查，漳州難守易攻，故我一軍團及七師不論在龍岩打得著張貞與否，均擬直下漳州。（三）粵敵從大埔到龍岩脅我後路只須五天；五軍團從信豐到龍岩須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粵敵入閩，然後調動，必遲不及。（四）一軍團已開至汀東之新橋休息，以亂敵探耳目，候七師取齊，即先向東行。五軍團可隨後入閩，但至遲四月二十日須到達龍岩待命。十三軍亦須入閩，位於龍岩坎市，保障後路。現一軍團前進，後路完全空虛，七師望催兼程來汀，若七師不取齊，一軍團下漳州更單薄。（五）我明日去舊縣晤譚（震林）、張（鼎丞）。澤東　　酉三十日」

　　對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顧慮：懼怕紅軍主力遠離根據地後整個根據地被占。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立刻從瑞金趕到長汀，在四月一日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闡述了這次戰役的政治意義。他還說明：「中央紅軍進攻漳州的任務是消滅張貞師，收繳軍事物資，幫助當地開展遊擊戰爭。任務完成後，就回師中央蘇區，並不是要長期佔領漳州。」，會議又聽取中共福建省委關於漳州地區情況的報告，隨即批准了龍岩、漳州戰役計畫。

　　為了組織好這次戰役，毛澤東在會後帶警衛排星夜從汀江坐船趕往上杭。警衛員吳吉清回憶道：

　　「這時候，我們的心情都一樣，望著這滾滾的江面和烏雲密佈的夜空，有誰不為主席的安全著急呢？」「只聽他很風趣地一字一板地對老船工說：『老人家！我們順流而下，正用得著大風大浪。當年，諸葛亮費了多大的勁，才借來了東風啊！今天，我們不必登上七星壇，風就來了，這還不是個便宜事兒？您就放心大膽地開船好囉！』」「夜空裡，突然間飛來兩響刺耳的槍聲。」「緊接著，西岸大山的懸崖之上，也打過兩聲冷槍，好像在回答對方的問訊。看著這個情景，我們都知道進入了被紅軍打散的敵軍殘部的封鎖線了，便立刻掏出駁殼槍來，把身子貼伏在船沿上，做著應付一切意外的戰鬥準備。並且在船上僅有的這一小塊地方，給主席和隨行的陸定一同志做好了掩護。可是，主席非常鎮靜，他讓我們把槍收起來，然後才不慌不忙地低聲說：『敵人打冷槍是搜索情況，我們只裝作沒聽見。這樣就是勝利。不要忘記，我們今晚只唱「借東風」，不唱「草船借箭」。留著這夥殘敵，讓我們的赤衛隊去收拾好了！』」「就這樣，我們說說笑笑地到了上杭。」

　　毛澤東一到上杭，經過調查，又致電周恩來：「敵一部既入閩，我直搗漳泉部隊必須更迅速更集中，否則敵佔先著，我軍將進退維谷。五軍團全部必須立即出發，取直徑急行軍──於十四到龍岩。」「中央局、軍委宜移長汀。」

　　四月十日拂曉，毛澤東和林彪、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乘敵不備，向龍岩發起進攻，消滅守軍張貞部近兩個團，在下午攻佔龍岩城。第二天，他致電周恩來，報告在龍岩取勝的原因，說明將在這裡休整兩天，待主力會合後，「即直下漳州」。並指出：「目前粵敵是對江西取攻勢，對福建取守勢。但我軍入漳，必能誘動該敵。」

　　根據中革軍委的緊急命令，紅五軍團晝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達龍岩，同紅一軍團會合。毛澤東立刻以紅五軍團第十三軍駐守龍岩，負責保障從龍岩到漳州的供應線，第三軍隨紅一軍團南下進攻漳州。

　　毛澤東為什麼斷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雖是閩南重鎮，地處九龍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貿易發達，但地勢平坦，沒有城牆，易攻難守。張貞部第四十九師兩個旅和一些地方部隊約一萬人，孤立無援，主要依託漳州西北的天寶山一帶週邊丘陵地區進行防禦。

　　紅軍經過實地調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曉，對漳州週邊守軍發起進攻，迅速突破守軍主要陣地，向縱深方向擴展。張貞見屏障盡失，大勢已去，連夜燒毀軍械庫，棄城而逃。二十日，戰鬥勝利結束，紅軍佔領漳州城。

　　漳州戰役中，紅軍殲滅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大部，俘虜副旅長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繳獲各種槍二千一百餘支、各種炮六門、子彈十三萬發、炮彈四千九百發、無線電臺一部，還繳得飛機兩架，其中一架能飛，紅軍曾用它飛到廈門上空散發傳單。這一次勝利影響很大。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南靖一線，張貞大部消滅，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遊擊戰爭、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佔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爭之可能。」

　　入城第二天，毛澤東主持召開東路軍師長、師政委以上幹部會議，佈置入城後的任務，主要是：收集戰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眾宣傳共產黨政策，分發穀物給群眾，擴大紅軍政治影響；向地主豪紳籌款；嚴格執行入城紀律，維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東路軍總部、紅三軍、紅四軍的連以上幹部作報告。他風趣地說：「有人說我們紅軍只會關上門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能不能打仗，可是你們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

　　紅軍是在農村中成長壯大起來的，進了漳州這樣的城市後對什麼都感到新奇。儘管毛澤東已估計到有人會把農村鬥爭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來，進城時就要求指戰員嚴格執行黨的城市政策，注意群眾紀律，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澤東一發現，立刻抓住實例，堅決加以糾正。當時擔任團長的楊成武回憶道：

　　「我們打土豪，出了紕漏。從山區來，語言不通，特別是頭一次打下了漳州這樣的城市，誰是土豪？開始，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類似這些問題，其他部隊幾乎都有發生。毛主席發現後，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學即現在龍溪地委機關內那座小樓門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個連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的幹部會。毛主席在會上講了很多話，其中最主要的是說打土豪，你們打錯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屬於華僑。（那時規定一條，不沒收商店、不沒收華僑資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們捐款。）毛主席說，你們為什麼搞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第一個原因，沒有認真地很好地調查研究。我們在這裡第一次聽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毛主席還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抓人權。第二個原因是聽不懂本地話。毛主席說：越是不懂話，就越要調查研究。」「我們團抓的一百多人，經過審查，只有五六個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給他們賠禮道歉，請吃飯，然後都放了。我們在進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為是資本家的，給吃了，也都統統賠了錢。這樣，黨的政策就貫徹得很好了，留下的影響很好，群眾同我們的關係很密切。這是一件比較大的事。」

　　毛澤東在漳州規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開吉安時規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強調商店照常營業；對一般工商業通過商會向他們籌款。聶榮臻回憶說：「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營業。後來全國解放見到陳嘉庚先生，他說起這件事，還是比較滿意的。他認為紅軍當年在漳州是講『信用』的。」

　　毛澤東在漳州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搜集到一大批書籍和報刊，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著作。當時陪同他去找書的漳州中心縣委秘書長同志回憶說：

　　「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裡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裡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

　　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不但自己讀，有幾本書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種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東路軍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發動群眾，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動員了近千群眾參加紅軍，還調撥幾百支槍給閩南遊擊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

　　同樣是城市，為什麼打贛州是錯的，打漳州是正確的？為什麼毛澤東堅決反對打贛州，卻主張打漳州？原因就在於這兩個城市的具體條件不同。親身經歷這兩次戰役的聶榮臻回憶道：

　　「打贛州，沒有打下來，吃了個大苦頭。打漳州，打下來了，吃了一個甜頭。兩者相距一個多月。兩相比較，究其原因，贛州，是敵人的強點，又有國民黨大部隊增援，再加上我們偵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虧，毛澤東同志一開始就不主張打。漳州，是敵人的薄弱點，毛澤東同志就贊成我們打，並且親自指揮我們打，取得了勝利。所以，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應該是我們處於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此外，即使漳州打下來了，也不能引申說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當時條件下顯然是錯誤的。『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奪取中心城市』等口號顯然更是戰略性的錯誤。」「這是我跟隨毛澤東同志東征領會的戰略思想。」

　　正當毛澤東率東路軍進攻龍岩、漳州的時候，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臨時中央常委會報告了中央局在贛南會議前後的情況。他剛講到中央區「狹隘經驗論障礙新路線的執行」，一個中央常委就插話說：「中央區的領導，我以為對於目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民粹派的觀點，是離開布爾什維克的認識的。中央區是以為目前的革命是農民或貧民的革命（雖然沒有文件上表示出來），這是與國際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農專政、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是原則上的不同。這在土地問題上、黨的問題上、職工決議上、反帝問題上都表現出來。因此，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另一個常委又說：「狹隘的經驗論，毋寧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他們的意思是說：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提到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高度。會後，臨時中央連續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發出文件嚴厲批評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

　　項英帶著臨時中央的批評意見，從上海回到中央蘇區。中共蘇區中央局已收到臨時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電中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內容，一面準備接受中央批評，一面將臨時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電告正在前線的毛澤東。

　　臨時中央在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佔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並說「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箭在弦上」。信中說：國民黨政府「正在積極的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信中提出：「擴大蘇區，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與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爭鬥。」最後強調地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

　　毛澤東接到來電後，斷然認為：臨時中央對形勢的分析、黨的任務的規定和對黨內主要危險的判斷，是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覆電蘇區中央局：

　　「電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

　　「第一，三次戰爭和日本出兵之後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於我們只能取守勢防禦的攻擊，至於粵軍亦是防禦攻擊性質。」

　　「第二，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此次東西兩路軍的行動完全是正確的。東路軍深入漳州決不是主要為著籌款，西路軍的分出也沒有破壞集中的原則。我們已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突破了敵人的東西兩面，因而其南北兩面也就受到我們極大威脅，不得不轉移其向中區的目標，向著我東西兩路軍行動。」

　　這份覆電裡，毛澤東提出了在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這是在新條件下作出的一個重要概括，是對江口會議上提出以「出擊求鞏固」思想的發展。

　　蘇區中央局沒有能像毛澤東那樣堅決頂住來自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的錯誤批評。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長汀作出決議說：「目前事變的發展，更加證明了國際與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確與中央局估量的絕對錯誤。」中央局承認「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政治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表示要「徹底糾正」這種「錯誤」。

　　這時，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他們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兩個蘇區，企圖得手後再大舉進攻中央蘇區。六月初，在中央蘇區的周圍，國民黨集中了四十個師以上的兵力，粵軍已向北進攻贛南。毛澤東率東路軍撤離漳州、龍岩地區，回師贛南。

　　毛澤東回到長汀，看見蘇區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決議，十分不滿，而這個決議是在他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後曾寫道：「六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採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

　　東路軍回師後，紅軍編制作了調整，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仍轄紅一、紅三、紅五這三個軍團，由朱德兼任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沒有恢復總政治委員的職務，仍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

　　在贛南前線，紅一方面軍總部根據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關於「解決入贛敵軍」的意圖，組織了南雄、水口戰役。七月上旬在贛南、粵北的南雄、水口等地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使入侵贛南的粵軍退回南雄。聶榮臻後來說：「粵敵經過這次教訓，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以後很長時間未敢輕舉妄動，使我贛南根據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時間，這對於我們爾後的北線作戰是很有利的。」但這次戰役由於兵力不夠集中，沒有能大量地殲滅敵人，紅軍自身的傷亡也相當大，只打成一個擊潰戰。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代表趕到前線。後方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鑒於中央局提議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聯名致電後方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畫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會議只限於軍委會議。」但中央局仍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再次寫信向中央局進一步陳述：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信中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八月上旬，毛澤東在興國出席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主張設在後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會議經過爭論，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外線作戰要在有勝利把握的情況下進行的建議，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江以東的地區北上作戰，先消滅樂安、宜黃的國民黨軍隊，再打由贛江以西或由南城、南豐等地前來的援軍，進而威逼和奪取吉安、撫州（臨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紅軍反「圍剿」鬥爭。這次中央局會議決定，在前方組成由周恩來任主席，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成員的最高軍事會議，負責決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畫；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會後，中革軍委正式發佈命令，任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中革軍委根據興國會議精神，在八月八日下達關於發起樂安、宜黃戰役的軍事訓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率領紅一方面軍佯作向西行動以迷惑對方，主力卻秘密北上，經過一星期的急行軍，到達樂安附近，對方還沒有察覺。

　　八月十五日，毛澤東、朱德簽發訓令，突然向樂安縣城發起攻擊。十七日，攻克樂安。二十日攻克宜黃。二十三日又乘勝佔領南豐。

　　樂安、宜黃戰役是成功的。這一仗，行動隱蔽，出敵不意，速戰速決，各個擊破，殲滅國民黨軍第二十七師，俘虜五千多人，繳獲長短槍四千餘支以及一批軍用物資，創造了在一周內連克三座縣城的成績，直接援助了鄂豫皖與湘鄂西兩蘇區和紅軍的反「圍剿」作戰。

　　樂宜戰役取得勝利後，下一步如何行動？蘇區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後方的成員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毛、朱、王從實際情況出發，沒有按照蘇區中央局原定計劃向國民黨軍隊重兵集結的地區推進──西取吉安或北攻撫州，而是揮師東進，攻打南城，準備打開贛東局面。當紅一方面軍主力進抵南城近郊時，發現國民黨軍隊已在這裡集中三個師準備固守，並有援軍趕來，當地地形也不利於紅軍作戰。周、毛、朱、王立刻當機立斷地改變攻打南城的計畫，將紅軍主力退卻到根據地內的東韶、洛口，隨後又撤至寧都以北的青塘一帶休整，尋求戰機。

　　可是，在後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領導人不同意前方的佈置，批評他們在撤圍南城後，「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則是缺點」，「撤退東（韶）洛（口）」，「再撤退寧都青塘待敵前進，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決定」，「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影響」。他們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威脅南昌，以減輕「圍剿」軍對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的壓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覆電蘇區中央局，明確指出：「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相隔一天，蘇區中央局再電周、毛、朱、王，說：「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群眾條件來消滅敵軍」，「這在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同日，周、毛、朱、王致電蘇區中央局，堅持原定作戰計畫，並強調指出：「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毛澤東、朱德根據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的決定，在二十六日發出紅一方面軍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在目前敵軍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遊擊進擾與迅速佈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心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戰備姿勢佈置目前的戰場」。這是一個符合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決策。

　　蘇區中央局對紅一方面軍這個訓令十分生氣，又收到臨時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長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敵軍合圍前「擊破一面」的指示電，就致電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局全體會議。」

　　十月三日至八日間，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後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沒有留下記錄，用《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的話來說：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堅持九月二十六日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歷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把他五月三日覆電中對臨時中央的反批評斥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

　　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承認前方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有等待傾向，但指出後方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後方，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最後通過周恩來提議中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會後，毛澤東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對向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正當寧都會議期間，臨時中央常委會在十月六日開會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博古批評道：「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裡澤東又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作堅決鬥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同時還強調：「我以為應該做堅決的鬥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而與他的傾向在黨內作積極的鬥爭，這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張聞天表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會議決定，立即去電蘇區中央局。

　　蘇區中央局接到臨時中央這個指示電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回後方。留在寧都的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十月二十六日，臨時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寧都再次召開中央局會議時，毛澤東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但博古作的結論中重申那次會議是正確的，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寧都會議，說撤掉軍職「是缺席裁判，並且不通知」，這完全是一種「高慢的宗派主義」。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最後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毛澤東在十月中旬抵達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院長傅連暲安排下住進老古井醫院休養所──一棟兩層的花園小樓房裡。他一到醫院，就去探視在這裡分娩的妻子賀子珍。在休養所裡，還住著正在養病的周以栗、陳正人，他們也受到「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的打擊。三個人幾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談。毛澤東毫不隱諱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據賀子珍回憶，毛澤東當時說：

　　「教條主義真害死人！他們不做實際工作，不接觸工人、農民，卻要指手劃腳，到處發號施令。同國民黨打仗，怎樣才能取勝？農民為什麼會革命？他們懂嗎？」

　　他還同在福音醫院治傷而即將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長談了一次，特別強調要在上杭、永定、龍岩等老根據地發展遊擊戰爭，以牽制和打擊國民黨軍隊主力的進攻。羅明回憶道：

　　「他概括地總結了三次反『圍剿』鬥爭取得勝利的經驗，然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樣，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遊擊戰爭，以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使主力紅軍能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實行各個擊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他還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龍岩）老區開展遊擊戰爭，牽制和打擊漳州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部隊的進攻，對於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中央蘇區是十分重要的。」

　　羅明出院後，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福建省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家的贊同。省委立刻決定派羅明為特派員到杭、永、岩一帶進一步開展遊擊戰爭。他到那裡後，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提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發展，以鞏固和擴大閩西根據地；對擴大紅軍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裝去「猛烈擴大紅軍」等。這在後來被認為是所謂「羅明路線」的「鐵證」。當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時，途經上杭，羅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責問羅明：「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杭、永、岩幹什麼？」羅明回答：「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並經省委研究決定，來這裡開展遊擊戰爭的。」博古問羅明對當前鬥爭有什麼意見，羅明談到要和各黨派、各軍隊聯合起來共同抗日。他還沒有講完，博古便不耐煩地說：「吃飯了，不談了。」博古到長汀時，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的毛澤東。博古又說：毛澤東有什麼可看的。這些，預示著毛澤東的處境將更加困難。

十四、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下）

　　進入一九三三年，當湘鄂西和鄂豫皖兩個蘇區的紅軍主力相繼退出原有根據地後，蔣介石便集中五十萬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同時進一步加緊經濟封鎖。他們把這兩手同時並用：軍事「圍剿」是「殺死政策」，經濟封鎖是「餓死政策」。中央蘇區軍民面臨著打破敵人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兩大任務。打破軍事「圍剿」，由在前方的周恩來、朱德指揮。打破經濟封鎖這副艱難的擔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澤東的肩上。

　　這時，中央蘇區內部的狀況已發生一個重要變動。一月下旬，在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博古等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已難以立足，轉移到中央蘇區的中心──瑞金，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長汀休養了四個月的毛澤東，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帶著賀子珍，孩子及警衛員一同回到瑞金，住在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村。但把他調回來工作其實是有條件的。中央檔案館保存著臨時中央或蘇區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殘缺的電報，裡面寫道：「我們可以同意現在召回澤東同志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方法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引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將削弱我們的地位。」可見，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難條件下重新出來工作的。

　　毛澤東一出來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員會的機構正常運轉起來，解決各部的散亂問題，以實現打破國民黨當局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的任務。二月二十六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舉行第三十五次常會，決定：

　　「一、議決對國民黨軍閥向蘇區與紅軍的大舉進攻大燒大搶及經濟封鎖（尤其是斷絕食鹽）的殘暴政策，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工農群眾，堅決反對，一致的來粉碎敵人的進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只有這樣才能將敵人燒殺搶劫及經濟封鎖的野蠻殘暴政策歸於消滅。

　　二、議決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向富農募捐，以充實粉碎敵人四次進攻的戰費。

　　…………

　　七、為加強中央各部的工作，議決責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會議，以檢閱過去工作，討論今後行政實施方針，並健全各部組織。」

　　會後，毛澤東、項英等發佈臨時中央政府為打破敵人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告群眾書，號召蘇區民眾，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用一切力量幫助前方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同時加緊春耕，設法輸出本地土產、輸入油鹽洋布，並集股組織消費合作社，有組織地進行買賣，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在臨時中央政府各部工作開始正常運轉起來後，毛澤東立刻抓緊督促檢查，健全各種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計畫，每月向人民委員會報告工作。如：責成教育部即日頒發各級教育部的組織綱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統；責成土地部立即檢查各地的春耕運動情形；責成國民經濟部即日起草組織綱要及目前工作方針等。這樣，政府各部日益發揮起各自的職能作用。

　　這段時間內，周恩來、朱德在前線，頂住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一再命令他們強攻南豐的壓力，率領紅一方面軍在黃陂和草台岡先後打了兩次成功的大兵團伏擊戰，共殲滅國民黨軍隊近三個師，二萬八千人，其中包括陳誠的精銳部隊，取得了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的巨大勝利。

　　局勢本來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轉變。但是，進入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卻置這些於不顧，反而在「進攻路線」的旗號下，聲勢浩大地批判起所謂「羅明路線」來。他們抓住羅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寫的《對工作的幾點意見》，在二月十五日由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閩粵贛特委改為臨時省委，不久由羅明任書記。第二年二三月間，福建黨代會上成立福建省委，羅明任省委代理書記。此處所說閩粵贛省委實際上是福建省委。）指責省委內「小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決定「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並撤銷他的省委代理書記職務。省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等，隨後也被撤職。

　　接著，臨時中央又開展反對江西的「羅明路線」，主要是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他們中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在「贛南會議」上就曾公開同中央代表團爭論，不同意對毛澤東的批評。以後，他們又依據實際情況，在軍事上主張「誘敵深入」來消滅敵人，不贊成把敵軍擋在根據地大門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張對根據地的中心區和邊緣區應當有所區別；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等。從而被認定是「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被指責為「對革命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對於四中全會後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接著，又把蕭勁光當作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來批判，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十幾年後，博古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說道：

　　「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講到這個問題：

　　「對幹部問題，我只講到一個問題，如羅明路線，究竟是怎樣了，到現在還沒有明顯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路線問題。再還有些做了一件好事，還要說他是做了一件壞事。如羅明路線在江西，更是說得過火，如對鄧子恢、張鼎丞、曾山等同志的問題，對蕭勁光問題，還有很多，後來發現七個書記撤職。這些都說明過去對幹部問題是有錯誤的。那時，有些人無形中說什麼毛派，也是不對的。」

　　反對羅明路線的矛頭實際上指向毛澤東，這是許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麼，為什麼沒有公開地點名批判毛澤東？臨時中央不是不想這樣做，而是因為毛澤東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共產國際執委會有過一個電報干預這件事：「對毛澤東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這才使他有可能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況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以很大的精力來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

　　這在當時是關係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那時候，中央蘇區大體上有三百萬人口，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不發展生產怎麼行呢？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極其重視。原來擔任《紅色中華》主編的王觀瀾回憶道：「生產如何發展？與戰爭如何結合？戰爭第一，生產、生活如何辦？毛澤東同志提出，這些問題不解決，革命戰爭能不能維持，就成為大問題。」

　　為了消滅中央蘇區，國民黨政府在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經濟封鎖，企圖使中央蘇區軍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造成經濟枯竭，無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這種經濟封鎖更加緊了。「企圖建立縱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鎖網，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天只買鹽三四錢，每月不得超過一斤，把群眾的糧食搜掠到反動的堡壘裡去。」嚴密的經濟封鎖給中央蘇區造成的困難越來越大：「農民分得了土地，生產出來的稻穀、花生、大豆等農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而蘇區的食鹽、洋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當時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由於工業品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群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

　　一九三一年底，臨時中央一些「左」的經濟政策推行到中央蘇區來，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饑荒。

　　這便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嚴峻局面。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毛澤東先從健全領導機構著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員會常會決定：「為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以適應革命的發展，議決呈請中執委批准設立各級國民經濟部，並委任鄧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國民經濟部部長。」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命令指出：「過去蘇區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異常忽視，應該予以迅速的轉變。」四月，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中央政府通告，強調指出：「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採取堅決的政策，去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抵制奸商的殘酷剝削，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群眾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戰爭得到更加充實的物質上的力量。這一重大任務，是迫切擺在整個蘇維埃與廣大工農群眾的面前。」

　　為了廣泛動員群眾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全面部署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召開兩次大會：一次是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舉行；一次是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縣（原寧都縣）舉行。這種經濟建設大會，以前在蘇區是沒有開過的。

　　毛澤東在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就是這個報告中的重要部分。報告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指出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也是為著改善群眾的生活。他尖銳地批評了戰爭忙「沒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要等戰爭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的錯誤認識。要求各級政府抓緊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領導方式上要群眾化，反對官僚主義；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眾商量辦事，反對命令主義。他強調指出：

　　「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這兩次經濟建設大會召開後，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具體指導下，中央蘇區出現了蓬蓬勃勃的群眾性經濟建設熱潮，各項建設工作逐步發展起來。

　　毛澤東把大力發展農業作為經濟建設中頭等重要任務來抓。王觀瀾回憶道：「毛澤東同志抓政府工作時，抓得很緊。農業生產當時主要是勞力問題，雇零工平時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時，一天兩三元也雇不到。紅軍家屬雖有耕田隊幫忙，但也時常發生不能及時解決耕種的問題。地方工作越先進，參軍的人越多，壯勞力也就越少，生產就越困難。所以，毛澤東同志重點抓了創辦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親自講演，予以提倡、推廣。換工本來在民間早有習慣，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餘的牛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有一個章程，對使用管理和餵養耕牛都有具體規定。但農忙時，勞力還感不足，以後就發動婦女參加勞動，抓典型，獎勵推廣。江西婦女原沒有下田的習慣，通過動員，婦女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成了一支生力軍。就這樣，解決了農業生產中勞力不足的問題。一九三三年，全蘇區農業生產平均增產一成半，紅軍給養有了保證，一九三四年那一年，農業生產也是大豐收。」

　　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也是放在中央蘇區經濟工作面前的一項嚴重任務。由於這種嚴密的封鎖，造成中央蘇區內鹽、布、西藥奇缺，而糧食、鎢砂、煙、紙、樟腦卻出口困難，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革命戰爭。有人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很重視這項工作，號召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發展對外貿易，把糧食、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輸出到白區去，賣得適當的價錢，從白區購買必需品，如食鹽、布匹進來，分配給人民，打破敵人的封鎖。當時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同志，副委員長陳雲同志、朱琪同志都親自抓這項工作。」他們採取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儘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民黨統治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民黨統治區開設商店和採購站等。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溝通了中央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商品流通，活躍和發展了蘇區經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谷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

　　此外，財政、金融、手工業、兵工廠、郵電、交通、醫藥、衛生等事業都有一定的發展。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是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進行的，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中（《毛澤東選集》中的《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報告的重要部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結論的一部分），總結了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經驗，明確指出：

　　「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

　　「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我們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佔優勢並取得領導的地位。」

　　「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這些方針政策，不僅在根據地經濟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實際上逐步形成一種根本不同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雛形。

　　對政權建設，毛澤東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蘇大會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已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關於召集第二次全蘇大會的決議》，規定「第二次全蘇大會以前應改選各級地方蘇維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作出《關於重新劃分行政區域的決議》，強調：蘇維埃政府「須儘量接近群眾，為群眾謀一切利益。因此，不論鄉、區、縣、省，區域都不應過大」。行政區域劃分完畢後，立刻開始進行選舉。

　　八月九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關於選舉運動的訓令。指出：這次選舉是從鄉、市一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實行改選。要充分發動群眾，預先公佈候選人名單，「當實行選舉時，須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討論，逐一表決，使選民儘量發表意見」，還要收集選民關於自己實際生活和對政府政策法令意見的提案，在此基礎上開好區、縣、省三級蘇維埃代表大會。

　　為了發動選舉運動，九月六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南部十八縣選舉運動會議，作了《今年的選舉》的報告。

　　這樣，中央根據地的選舉運動便熱烈地開展起來，在九、十月間達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蘇區內，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民參加了選舉。

　　一切蘇維埃政權工作的實際執行，主要是在鄉這一級。那末，它們應該怎樣進行工作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選舉工作剛一結束，毛澤東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後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這兩個點進行實地調查，總結典型經驗，來推動全域工作。他召開有各方面人物參加的調查會，走訪貧苦農民家庭和紅軍家屬，同農民一起勞動，在勞動過程中了解鄉蘇工作和群眾生產、生活的情況。隨後，寫出了《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這兩篇調查報告，把它們作為「鄉蘇工作的模範」材料印發給第二次全蘇大會。

　　在長岡鄉調查報告中，他寫道：「我們的任務是提出了」，「問題是怎樣動員群眾去完全地實際地實行這些任務與計畫」。「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裡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於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於更高的任務與計劃。」「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他所總結的長岡鄉的經驗就是一個「活的榜樣」。

　　在才溪鄉，毛澤東全面總結了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他特別重視最基層的村政權的建設，指出：「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於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這樣，就使蘇維埃的基層政權能夠形成一個周密的、同民眾有密切聯繫的網路，最大限度地把民眾組織起來，更有效地推進各項工作。

　　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對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作了詳細的總結。他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蘇維埃應該注意的重要問題。假如蘇維埃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討論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蘇維埃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地圍繞在蘇維埃的周圍，熱烈地擁護蘇維埃。」從發展革命戰爭的需要來看，也決不能忽視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員由選舉而任職，不勝任的由公意而撤換，一切問題的討論解決根據於民意。」毛澤東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他是民眾自己的政權，他直接依靠於民眾。他與民眾的關係必須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後才能發揮他的作用。」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在領導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同時，還展開了查田運動。這是根據臨時中央的要求開展起來的。

　　當時，在中央蘇區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情況：一方面，由於長期處於「圍剿」和反「圍剿」的拉鋸式作戰中，中央蘇區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發展並不平衡。毛澤東說過：「依著土地革命發展的經驗，農村中階級鬥爭的發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階段的，就是：一，沒收分配土地的階段；二，檢查土地的階段；三，土地建設的階段。」在土地的沒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後，進行一次全面的檢查，並且發動群眾來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共臨時中央那時已提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蘇區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後，又試圖通過查田運動來全面推行這種「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澤東還在長汀時，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發出第二號訓令，就號召蘇區會昌、石城等八縣「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內全縣田園，必須徹底分好，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這就使查田運動大大複雜化了。

　　毛澤東回到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後，對查田運動採取經過調查、進行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王觀瀾帶工作隊到瑞金葉坪鄉做試點工作。王觀瀾回憶說：「我在瑞金葉坪鄉搞了查田運動試點，是毛澤東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澤東同志親自來到葉坪鄉視察，徵求我的意見後，把葉坪鄉查田運動的經驗推廣到三個區（雲石山、壬田區、武陽區），後來又推廣到全縣。」

　　六月一日，毛澤東、項英等發佈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要求在中央蘇區內普遍地深入地開展查田運動。「責成各級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領導整個查田運動。」「查田運動中，要堅決執行階級路線。以農村中工人階級為領導，依靠著貧農，堅固聯合中農，向著封建半封建勢力作堅決的進攻。」訓令強調了發動群眾大多數的問題，要求在通過地主富農成分和沒收他們的土地財產時，都要經過盡可能多數群眾的同意與參加。訓令中也有不正確的內容，主要是：「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財產，沒收富農的土地及多餘的耕牛、農具、房屋，分配給過去分田不夠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則分與較壞的勞動份地。」這實際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第二天，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特地指出：「黨和蘇維埃政權過去對於土地問題解決的不正確路線（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等），在許多區域中土地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這就給查田運動預先定下了調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處境自然是艱難的。

　　為了具體指導查田運動的進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澤東在葉坪主持召開瑞金、會昌、于都、長汀等八縣的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葉坪召開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接著，江西、粵贛、福建等省也分別召開所屬各縣的查田運動大會，深入動員，並作出行動部署。

　　在八縣查田運動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的報告，具體闡述了這次運動的策略和方法。

　　對劃分階級，他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強調了兩個區分：一個是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另一個是也要區分富農和地主。他說：「富農與地主有分別。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所以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做地主待遇。」他更著重地指出：「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係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覆向群眾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的（是）絕對不許可的。為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他，要著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提出「富裕中農」這個問題，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創見，說明毛澤東對中國農村階級狀況的認識更加細緻和切實了。以後，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不斷發展，對正確處理中國土地革命這個異常複雜的問題起著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查階級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針對性地講到四個問題：

　　「一、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按畝查田，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二、查階級是查地主富農階級，查剝削者，查他們隱藏在農民中間而實在不是農民的人，查這些少數人。決不是查中農、貧農、工人的階級，因此不得挨家挨戶去查，挨家挨戶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三、查階級之前，一定要經過宣傳的階段，即講階級的階段。不經過公開的普遍的講階級就動手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四、查階級要發動工會、貧農團的會員及其他群眾多數人去查，要群眾查了隨時報告貧農團與查田委員會。不應該只是少數人去查，少數人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對通過階級的問題，他也採取很慎重的態度。指出：「通過階級就是決定階級成分，是對這個人決定生死的時候，故要十分謹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過。」「如有疑問的，移到下次討論，此次不要通過。」「如果過去有通過錯了的，如把中農當富農，富農當地主，地主當富農，應該推翻原案。要在群眾大會上說明過去錯誤了，現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眾的滿意。」「如果將錯就錯，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對的。」

　　七八月間，查田運動已在中央蘇區內全面展開，土地分配狀況得到了改善。但在運動發展中也出現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農利益和把富農當地主對待。不少地方把富農的家產全部沒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人或者只請過一兩年長工的富裕中農也放在富農一類。瑞金城區的查田，一開始就按家按畝去查，查得中農恐慌起來，竟有中農跑到蘇維埃政府請求把自己的成分改為貧農，說：「中農危險得很，挨上去就是富農，改為貧農咧，隔富農就遠了一點。」

　　針對實際工作中出現的這些偏向，毛澤東在八月間發表了《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他肯定了查田運動取得的成績，同時指出：「侵犯中農的傾向是最嚴重的危險」，是「『左』的機會主義傾向」。他也談道：不少地方把富農當地主來對待，「這一錯誤的來源，是由於抹煞富農的勞動力」。「對富農的不正確觀念，也無疑要影響到中農上去。」

　　在查田運動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體規定或規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員對已有規定的解釋不正確或在執行上發生錯誤。王觀瀾回憶道：「起初只從表面生活來看，從政治勢力來看。隨著鬥爭的深入，才開始從剝削關係、剝削數量來分析。」為著解決這個問題，十月間，臨時中央政府批准毛澤東六月下旬所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並通過他主持制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同時予以公佈。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的原則，作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個文件，不僅對中央蘇區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導作用，在全國解放戰爭期間又經中共中央重新印發，成為當時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導文件。

　　《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是十月十日由臨時中央政府通過的，對當時土地鬥爭中遇到的二十個實際問題作出具體的規定和解釋。例如，自己勞動還是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是區別富農和地主的主要標準。《決定》中寫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主要的勞動，叫做有勞動。全家有一人每年從事主要勞動的時間不滿三分之一，或每年雖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勞動但非主要的勞動，均叫做有附帶勞動。」又如，關於富裕中農的問題，《決定》寫道：「富裕中農是中農的一部分，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其剝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過其全家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剝削收入雖超過全家一年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群眾不加反對者，仍以富裕中農論。在蘇維埃政權下，富裕中農的利益，應與一般中農得到同等保護。」

　　這兩個文件，具有原則上的明晰性和實際工作中的可操作性。這正是毛澤東在工作作風上的重要特徵。對它的意義，王觀瀾評論道：「這樣打擊面就可縮小，擁護的人就多了，可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農則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毛澤東、項英等簽署發出的臨時中央政府公佈《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的命令中寫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處置之階級成分有不合本決定者，應即依據本決定予以變更。」這以後，實際工作發生了很大轉變。勝利縣原來劃定的地主、富農有兩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間根據兩個文件進行複查後，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為中農和貧農。會昌縣烏徑區，由富農改劃為中農的有三十五家，改劃為貧農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劃為富農的有十八家。于都縣段屋區由地主、富農改劃為中農和貧農的有四十家。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蔣介石經過半年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他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對根據地實行更嚴密的經濟封鎖；在軍事上採取「堡壘主義」和逐步推進的新戰術。他調集一百萬軍隊，自任總司令。先以五十萬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從三面圍攻中央蘇區。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軍開始發動進攻，二十八日進佔黎川。

　　這時，中央蘇區紅軍主力已發展到八萬多人，同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對比是一比六。儘管形勢嚴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幾來，還是要好一些。如果紅軍能夠採取正確的符合實際情況的戰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這次「圍剿」。

　　但中共臨時中央卻準備以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來打破這次「圍剿」。五月十二日，臨時中央決定增補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規定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理主席職務，實際上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控制軍事指揮權。六月十三日，臨時中央提出將中央紅軍主力分離作戰的方針，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博古並不懂得軍事，完全依靠於九月底到達中央蘇區的由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負責指揮作戰。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戰爭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提出要進行「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在黎川失守後又命令紅軍主力北上「禦敵於國門之外」，實行所謂「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的方針。

　　毛澤東這時已被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只負責中央政府的工作。他從第五次反「圍剿」的準備階段時起，就不同意「兩個拳頭打人」和以後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認為應該主動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加以殲滅。但博古、李德等卻急於恢復黎川，強令東方軍反擊。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占著絕對優勢，並且包括了蔣介石許多裝備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隊，同他們硬拼顯然是十分不利的。紅軍主力在硝石、資溪橋和滸灣連續多次強攻失利，陷於被動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沒有從戰略決策上進行檢查，反而歸罪於戰場上的指揮員，說要找出「羅明路線在軍隊中的代表」。他們追查蕭勁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責任，說他是退卻逃跑，主張處以極刑。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同羅明和蕭勁光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可見，這件事的矛頭其實也是對著毛澤東。由於毛澤東、王稼祥等堅決反對，蕭勁光沒有被處極刑，但仍被判處五年監禁徒刑，並開除黨籍和軍籍。蕭勁光被關押後，毛澤東要賀子珍前往探視，並轉告蕭勁光說：黎川失守是整個指揮部署問題，「你應該撤退，做的對」。蕭勁光被關了一個月後，調到紅軍大學當戰術教員。

　　這時，出現過一個對紅軍打破「圍剿」很有利的機會：曾在上海奮起「一‧二八」抗日作戰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和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等，發動了福建事變，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打倒賣國殘民的南京政府」等口號。在這以前他們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雙方草簽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福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不得不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前線抽調九個師轉入福建，討伐十九路軍。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繼續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些中間派力量看成「最危險的敵人」，又害怕紅軍主力向蘇浙皖贛地區突進會造成中央蘇區的丟失，拒絕採納毛澤東的這個建議。結果，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紅軍也因錯失時機而無法打破「圍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會議期間，周恩來向博古表示：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事「似無此必要」。博古等堅持原議。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議還通過中共中央提議的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三月十五日，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佈第一號訓令，提出「在繼續開展查田運動中，必須堅決反對拿『算階級』來代替查階級，拿百分數的計算代替階級鬥爭」。提出：「必須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藉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的主要危險。」這些，顯然都是針對毛澤東的主張來說的。訓令還規定：「在暴動後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這就使查田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又進一步發展起來，擴大了打擊面，增加中央蘇區內的社會混亂。

　　與此同時，博古等繼續批「鄧、毛、謝、古」，追查所謂「小組織派別活動」。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裡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這就使許多人有了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這時，他的親屬都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一直挨批，被撤職，要追查他的「反黨活動」，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到紅軍大學學習。賀子珍的妹妹、毛澤覃的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到中央黨校接受批判。賀怡想不通，有時到賀子珍家裡來訴苦，說到傷心處，不禁淚下。靜靜地聽著的毛澤東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

　　毛澤東後來對外國朋友說起過他這段異常艱難的處境：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在這種逆境中，毛澤東抓緊時間，認真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同志談起過：

　　「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遊擊戰和採取迂迴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特別是廣昌保衛戰的嚴重失敗，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已被攻破，整個局勢越來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廣昌前線去後，周恩來留在後方的瑞金，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經過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攜帶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這是他被冷遇三個月後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機會。他先到粵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會昌縣文武壩，會見省委書記劉曉、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毛澤東明確地向他們指出：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於利用粵軍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要提高警惕，軍閥畢竟是軍閥，要「聽其言，觀其行」。當晚，他又和何長工一起到戰地前沿去視察。

　　當得知防守南大門的紅二十二師同優勢敵軍作戰後被迫退出筠門嶺、正在開幹部會檢查戰鬥失敗的教訓時，毛澤東立刻打電話給紅二十二師政委方強說：「你們打得很好，你們是新部隊，敵人那麼多，打了那麼久，敵人才前進了那麼點，這就是勝利！」他指出：「現在應該把主力抽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打遊擊、襲擾、牽制敵人。整訓中要總結經驗，好好研究一下，是什麼道理擋不住敵人？是什麼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滅敵人？你們要採取遊擊戰、運動戰的打法，要嚴密偵察和研究敵情、地形，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佈置戰場；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敵人一個營一個團，繼而打更大的勝仗。」毛澤東最後指出：對「反水」的群眾決不要打槍，但要放「紙槍」（即傳單、標語），幫助地方黨和政府多做群眾工作，孤立和打擊反革命分子。紅二十二師在連以上幹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並作出具體佈置。這以後，粵軍一直停留在筠門嶺，沒有再前進一步。在南線出現了比較穩定的局面。

　　五月間，毛澤東又出席粵贛省委召集的各級幹部會議。他說：目前鬥爭形勢很緊張，蘇區越來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深入開展查田運動；擴大白軍工作，消除赤白對立；恢復鎢砂的生產與輸出，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組織餘糧大半出口，向白區購買布匹、食鹽；整頓地方武裝組織，清洗混入隊伍的不純分子，準備保衛勝利果實；做好擴紅工作，完成擴紅任務等。

　　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指導劉曉、何長工等制定了南線的作戰計畫和工作部署。針對陳濟棠的粵軍同蔣介石存在矛盾的情況，他說：總的要擺正「打」與「和」的關係，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不能按本本主義先生們坐在城市樓房裡設計出來的那套洋辦法辦，什麼以碉堡對碉堡，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硬拼消耗。他還說：農村是海洋，我們紅軍好比魚，廣大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要愛護民力，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兵民一心是我們勝利的本錢。

　　接著，毛澤東到會昌站塘的李官山視察紅二十二師，進行了十多天的調查，還用三個晚上時間同師領導幹部一起總結戰鬥的經驗教訓。

　　經過在前線和站塘等地的調查，回到文武壩後，他向劉曉和何長工指出：我們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敵人內部的爭鬥，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禦敵人於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一面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一面可派化裝的小分隊，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可以把筠門嶺一帶的部隊抽下來進行整訓，緩和前線的局勢，並可積蓄我軍力量，以備不虞。

　　毛澤東雖然身處南線的會昌，他最關心的仍是中央蘇區的全域。那時，中革軍委準備將紅七軍團南調，加強南線的防禦。毛澤東同粵贛省委、省軍區負責人研究後，在六月二十二日致電周恩來報告南線的實際狀況：「敵雖企圖進佔南坑、站塘，但仍持謹慎態度」，「因此判斷是漸，不是突然」，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軍團長「尋淮洲以在瑞金待機為宜」。周恩來接受了這個建議。

　　毛澤東在會昌工作了兩個多月，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央蘇區南線的相對穩定的局勢，同北線接連遭受嚴重挫敗的形勢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天，毛澤東帶著幾個戰士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遠望南方，寫下了《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十月初，何長工和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部署，同陳濟棠部進行了三天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項協議，為以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順利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二道封鎖線開闢了道路。

　　在這以前的五六月分，博古等派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報告了國內情況。高自立在報告中轉達了博古的口信：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王明插話說，毛澤東「能抓得大事」；「這大的人物來，誰保險？」吳亮平回憶道：「後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

　　六月下旬，毛澤東在會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實際上，中央書記處五月間已向共產國際請示，準備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共產國際也已覆電同意，可是在這次會上對此並沒有傳達。毛澤東發言時提出：在內線作戰陷於不利的狀況下，中央紅軍應該轉移到外線作戰；至於轉移的方向，中央紅軍已不宜向東北，可以往西。會議沒有接受這個主張，只是決定派紅七軍團六千多人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派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去發展遊擊戰爭並創立新的蘇區。這兩支部隊在七月間出發，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但由於轉到外線去的兵力單薄，沒有能起到吸引國民黨軍從中央蘇區調出的作用。

　　國民黨軍隊不斷地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他們的飛機不時地來瑞金沙洲壩轟炸，局勢越來越緊。七月間，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遷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澤東也搬往高圍鄉雲石山一個大廟裡居住。依據共產國際關於主力轉移時開展遊擊戰爭以配合的指示，中革軍委佈置他寫一本關於遊擊戰爭的小冊子。經過將近一個月，他寫成了約三萬字的《遊擊戰爭》一書，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論》，論述遊擊隊的任務、組織以及遊擊隊如何發展成為紅軍。第二章《遊擊戰術》，論述遊擊隊戰鬥動作的要則、襲擊駐止和行動的敵人、破壞敵人的後方、對付敵人的「圍剿」和追擊、關於行軍宿營給養衛生等事項。第三章《遊擊隊的政治工作》，論述遊擊隊政治工作的目的、遊擊隊部隊內的政治工作、遊擊隊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遊擊隊破壞敵人部隊的工作。他當時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說：「有好幾次主席讓我把他寫好的東西，連夜送下山去給周恩來副主席他們看。寫的什麼當時我們不知道。後來主席請人把寫的東西抄清，用蠟紙刻出來，通過我們中央政府的發行科，發到了各個縣和區。我們警衛班的同志因為參加印刷，每個人都留了幾本學習。直到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寫的是有關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書裡頭好多事是主席領著我們粉碎前幾次蔣介石『圍剿』時我們親身經過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陽鎮、會昌、于都等地開調查會、走訪群眾時我們聽說過的。」到紅軍大轉移時，這本書才下發到各部隊。

　　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的弟弟、國家人民銀行行長毛澤民，來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庫」的問題。這個金庫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澤東率領東路軍在漳州繳獲大批金條、銀元等後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問道：「你們準備搬到哪裡去？」毛澤民回答：「想搬到興國一帶去。」毛澤東說：「敵人已經到了藤田、東固、黃沙嶺一帶，你搬到興國去怎麼行？」停頓一會後又說：「我看還是立即分散，讓部隊自己管起來更好。你們研究研究看行不行？」後來在轉移時，毛澤民把金庫中的大部分分給各軍團保管使用，一部分專門組織連隊押運，保障中央各機關的使用，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前線的戰局越來越不利，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困難。打破敵軍「圍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長征這一條路了。毛澤東心情焦急，向中央書記處要求到贛南省去視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帶著秘書、醫生和警衛班抵達贛南省委、省蘇、省軍區所在地于都。

　　此時，中共中央已著手準備西征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沒有向毛澤東透露。博古、李德還曾想不帶毛澤東走。擔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

　　「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毛澤東剛到于都，就接到周恩來的長途電話，要他著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他立刻召開各種會議作調查，還找那些從敵佔區或剛被敵軍佔領地區過來的商人和其他人員詳細了解敵人的動向。九月二十日，毛澤東急電報告周恩來：「信豐河（下）遊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沿河東岸十里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一星期內不見來了。」電報最後說：「于都、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此覆。」這個電報為中央下決心長征開始時從于都方向突圍，起了探路的作用。

　　連續的緊張工作和難以驅散的憂慮，使毛澤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燒發到四十度，嘴唇乾裂，兩眼深凹，臉頰燒得通紅。衛生員給他奎寧片、打奎寧針，高燒依然不退。警衛員吳吉清跑到省政府打電話向瑞金報告。紅軍醫院院長傅連暲得知後，連夜騎馬趕到于都，確診他患的是惡性瘧疾。經過精心治療和護理，毛澤東的病情才慢慢好轉。警衛員吳吉清回憶說：「直到第八天拂曉，我們剛剛想睡一會的時候，聽見有人慢步走到床前來，溫和地說：『這幾天，你們都辛苦了！』我們睜開眼睛，一看是主席，就著急地說：『您病還沒有好，怎麼就起來啦！』主席笑著說：『我好了！』」毛澤東剛能起床，就開始工作。傅連暲等一再勸告他再休息幾天，他回答說：「局勢很緊張，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澤東接到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澤東騎馬趕回瑞金，先到中革軍委向周恩來等報告了于都的敵情、地形、河水乾枯等情況。然後，在雲石山古廟裡，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吳黎平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佈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當時，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瞿秋白希望隨主力紅軍一起轉移，但博古等不讓他走。瞿秋白請求毛澤東給中央說說。毛澤東說，我已經同他們講過，但「不頂事」。

　　毛澤東回到家裡，撫摸著天真活潑的小孩毛毛，心裡很難受。過了一會，毛澤東告訴賀子珍：「中央規定，紅軍這次轉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著隊伍走，孩子更不能帶。」望著賀子珍，他又說：「我怎麼捨得把你們留下呢？」

　　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裡得知政治局委員要分散到各軍團去隨軍行動的消息後，立刻到中革軍委提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軍團；第二、應帶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軍委已派部隊到于都河搭浮橋，準備大部隊從那裡過河，又策馬趕到于都。

　　毛澤東剛到于都，就接到中革軍委的電話，說中央決定帶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賀子珍，把她們編在衛生部休養連，但不能帶孩子。毛澤東立即派警衛員回瑞金通知賀子珍：小毛只能託付給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遊擊戰的毛澤覃、賀怡照顧了。在戰爭環境中，這個孩子被寄養在當地老鄉家，後來再沒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八萬六千餘人，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長征。

　　毛澤東在于都作好安排後，於十五日在縣城謝家祠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三級主要幹部會議。他在會上說：敵人這次進攻蘇區，採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衝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後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並且對將要留在中央蘇區的地方幹部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幹部，仍然留在蘇區，團結人民，開展遊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澤東帶著警衛員離開于都城，踏上征程。劉英過了于都河後看到毛澤東，就問：「你九月分到于都是有『特別任務』的吧？」她後來回憶道：「毛主席這才告訴我，他來于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現在我們利用枯水期，在選定的地點架了五座浮橋，安然地過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選定的路線。」

　　從一九三一年贛南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儘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毛澤東在這些日子裡，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無論在前期的作戰指揮上（包括漳州戰役和宜樂戰役），中期對中央蘇區經濟建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的領導，還是後期在會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盡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績。他還利用這段時間，讀了許多書，作了許多調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識和才幹得到進一步的增長。

　　這段不平常的艱難經歷留給毛澤東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後，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道：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十五、長　征

　　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是嚴格保密的。國民黨軍隊雖然佈置了幾道封鎖線，卻不知道紅軍往哪個方向突圍，在中央蘇區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鎖線上部署的兵力並不強。十月二十一日夜間，紅一軍團在贛縣王母渡、信豐縣新田之間突圍。到二十五日，中央紅軍經過戰鬥，全部通過國民黨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毛澤東深有感慨地說：從現在起，我們就要走出中央蘇區啦！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就同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開始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麼不能取勝的問題。到信豐縣古陂楊坊宿營，賀子珍從休養連前來看望他，講起瑞金縣男女老少相送時緊緊拉著紅軍的手，不停地說：「你們千萬要回來啊！」毛澤東聽了說：我們欠根據地人民實在太多了。

　　十一月上旬，中央紅軍順利地在湘南通過第二道封鎖線。這時，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因患瘧疾發高燒。毛澤東把自己的擔架讓給他，安慰他說：「同志們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這不要緊，因為我們都是同志。」十一月中旬，他們在湘南越過第三道封鎖線，進入瀟水、湘水地區。

　　蔣介石判明紅軍西進的意圖後，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於湘江、漓水以東地區」。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局勢，毛澤東認為湘南地區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有利於紅軍的機動作戰，提議乘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岳、周渾元兩部還沒有靠攏時，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也向中央建議：「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追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絕了這些建議，消極避戰，喪失了一次較好的戰機。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軍委決定紅軍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這是國民黨軍隊的第四道封鎖線。二十七日，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隊伍攜帶的輜重過多，行動過緩，大部隊還未過江，就遭受剛剛趕來的優勢敵軍的夾擊。毛澤東在激戰中隨軍委縱隊從花村渡過湘江。

　　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封鎖線，跳出了包圍圈，使蔣介石消滅紅軍於湘江東岸的計畫失敗，但紅軍自身卻付出沉重的代價，由出發時的八萬六千餘人，銳減為三萬多人。這時，博古感到自己責任重大，一籌莫展。李德一面唉聲嘆氣，一面卻諉過於人。他先拿紅二十二師師長周子昆開刀。這個師在湘江岸邊進行阻擊，被打垮了，只有負傷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圍出來。李德指責周子昆臨陣脫逃，粗暴地訓斥道：你的部隊呢？沒有兵還有什麼臉逃回來！命令警衛班將他捆起來，送軍事法庭處置。警衛班戰士一個也不肯動手，在場的博古默不作聲。毛澤東便直接出來干預，說：「周子昆交給我處理。」他同周子昆談了話，鼓勵他好好幹，繼續帶兵打仗。李德知道後，氣得暴跳如雷，攻擊毛澤東「收容敗將，籠絡人心」。

　　過湘江遭到慘重損失後，指戰員們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劉伯承回憶道：

　　「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錯誤，認為紅軍已經不能按原計劃行動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了。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道：

　　「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這時，蔣介石已覺察到中央紅軍主力要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集結近二十萬軍隊，設置四道防堵線，阻止紅軍主力從湘黔邊境北上。博古、李德卻仍堅持原定計劃，準備率領紅軍繼續往蔣介石佈置好的包圍圈裡鑽。

　　「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這時，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敗而垂頭喪氣，紅軍的指揮任務已轉移到周恩來肩上。周恩來贊同毛澤東的主張。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城（今縣溪鎮）恭城書院舉行臨時緊急會議，參加人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由周恩來召集，討論戰略行動方針問題。李德、博古不顧已經變化了的客觀情況，仍堅持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李德後來曾寫道：「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

　　毛澤東不同意李德的意見，說明紅軍主力現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後果不堪設想。他又根據破譯敵臺的電報材料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構築起四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他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王稼祥、張聞天在發言中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周恩來等也贊同這個主張。博古不再固執己見，李德因為自己的意見被否定而提早退出會場。會議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

　　當天下午七時半，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電令，規定：「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第一師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佔黎平」。

　　紅軍主力西進，在十二月十五日攻佔貴州黎平，但北上還是西進的爭論並沒有結束。十八日，毛澤東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繼續討論紅軍戰略行動方向問題。博古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李德因病沒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堅持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會上。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並通過根據他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方。」

　　會後，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向周恩來提出質問。周恩來的警衛員范金標回憶說：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馬上把燈點上。」博古儘管自己意見被會議所否定，還是服從會議決定。當他知道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會議的《決定》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揮戈西指，不僅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隊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連捷，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新。軍委縱隊政委陳雲後來以廉臣的筆名發表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

　　「赤軍由湖南轉入貴州，此時確繳獲不少。侯之擔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並連失黎平、黃平、鎮遠三府城，尤其鎮遠為通湘西之商業重鎮，赤軍將各城市所存布匹購買一空。連戰連進，此時赤軍士氣極旺，服裝整潔。部隊中都穿上了新軍裝。在湘南之疲勞狀態，已一掃而空矣。」

　　「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單一條，授予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鬥。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

　　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主力紅軍渡過烏江後，「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同時，在黎平會議後，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紅五軍團當參謀長的劉伯承為總參謀長。

　　但爭論仍沒有結束。正如周恩來所說：「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到達遵義，沿途爭論更烈，在爭論的中間，毛主席又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王稼祥回憶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

　　此時，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建議他先同張聞天通通氣。張聞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並且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挺進。

　　遵義，北倚婁山，南臨烏江，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後，在一月七日解放了這個黔北重鎮。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等隨軍委縱隊於九日下午進入遵義城。

　　這時，蔣介石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說紅軍進駐遵義地區後方向不明，批准「追剿軍總指揮」薛岳的請求，令第一縱隊吳奇偉部集結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二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方向警戒。這在客觀上給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

　　毛澤東、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伍修權回憶說：

　　「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會議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同志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認真準備發言。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毛澤東過去在開會時一般都是即席發言，這次也寫出一個詳細的發言提綱。

　　博古意識到這次會上必有一場爭論，事前進行活動。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曾幾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在會上發言支持博古。聶榮臻沒有答應。凱豐向博古彙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會議，共二十人。

　　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隨後，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他還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藉口。同時，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會後陳雲在傳達提綱中說：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

　　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講到凱豐當時用反批評的方式來維護博古、李德。他說：

　　「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會議採納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決定紅軍準備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經過三天熱烈討論，會議還作出下列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政治局通過後印發各支部。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

　　遵義會議後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依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走自己的路」，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練，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賀子珍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我感嘆地講：「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比別人更清楚地察覺到：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了。」

　　遵義會議後的新的中央，改變「左」傾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對犯了錯誤的人既嚴肅批評，又熱情團結。同時，對以前受到錯誤打擊的人進行平反。江華回憶說，「毛主席有發言權了，我們這些受錯誤路線打擊的人，也逐漸得了『赦免』。」羅明回憶道：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線打擊的幹部。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劉曉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我任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

　　被誣陷為江西「羅明路線」代表的鄧小平，在遵義會議前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對被誣陷為「羅明路線」在軍隊中的代表而被開除黨籍判刑五年的蕭勁光，遵義會議剛開完，周恩來就向他宣佈：「會議認為，你的問題過去搞錯了，取消了對你的處分，決定恢復你的黨籍、軍籍，中央還考慮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調集四十萬兵力，企圖將中央紅軍三萬五千多人圍殲於烏江西北地方。紅軍周圍的局勢變得更加嚴峻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革軍委決定，部隊從一月十九日開始逐次向北轉移，在川黔交界處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二十日，中革軍委下達《渡江作戰計畫》，決定在宜賓、滬州之間北渡長江，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創立新的根據地。

　　紅軍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進到赤水河以東地區。毛澤東在向土城鎮行軍途中，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商議，認為道路兩邊是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可以在土城以東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圍殲川軍郭勳祺師。

　　這場戰鬥是由毛澤東提議而經紅軍總部決定的，以紅三、五軍團為作戰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響，川軍遭到重大打擊，紅軍也付出不少代價。經過連續幾個小時激戰，沒有取得較大戰果。後來從抓獲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敵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而是六個團一萬多人，對川軍的戰鬥力也估計不足，它的增援部隊又即將開到，戰局逐漸對紅軍不利。紅軍立刻由陳賡、宋任窮率領軍委縱隊幹部團上前增援。在朱德親臨前沿陣地指揮下，幹部團猛打猛衝，終於打退了川軍的進攻，穩住了陣地。毛澤東在山頭上看到這種情景，稱讚道：「陳賡行，可以當軍長。」接著，原已北上進攻赤水縣城的紅一軍團趕回參戰，把陣地鞏固了下來。這就是土城戰鬥。

　　當晚，毛澤東提議召集中央政治局幾個領導人開會。會議根據各路國民黨軍隊正奔集而來進行圍堵的新情況，判明原定在這裡北渡長江的計畫已不能實現，決定迅速撤出戰鬥，渡赤水河西進。這次戰鬥打得並不好。博古那時曾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紅軍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這時，川軍潘文華部三十六個團已部署在長江南岸的赤水、古藺、敘永一帶，防止紅軍從這裡北渡長江。毛澤東和軍委領導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應戀戰，立刻指揮各軍團避實就虛，擺脫川軍，進入雲南省威信縣紮西地區。

　　毛澤東隨中央軍委縱隊於二月八日進駐紮西鎮，出席在這裡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總結了土城戰鬥失利的三條教訓：「一、敵情沒有摸准，原來以為四個團，實際是六個團，而且還有後續部隊；二、輕敵，對劉湘的模範師的戰鬥力估計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該讓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仗的教訓，今後力戒之！」他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主張。他的理由是：應該利用敵人錯覺，尋找有利戰機，集中優勢兵力，發揚紅軍運動戰的特長，主動地消滅敵人。為此必須整編部隊，實行輕裝，精簡機構，充實連隊。

　　當川軍潘文華部和滇軍孫渡部從南北兩個方向進逼紮西時，中央紅軍突然掉頭東進，再渡赤水河。中央發佈《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為了有把握求得勝利，「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紅軍在二月二十日前後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回師黔北。中革軍委決定集中主力進攻桐梓和婁山關以南的黔軍，乘勝奪取遵義。這次戰役，先後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三千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毛澤東隨中央軍委縱隊登上婁山關，極目四望，吟成《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接著，當蔣介石重新調整部署、指揮軍隊向遵義一帶合圍時，中央紅軍又由遵義向西開進。三月十日，毛澤東在苟壩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林彪、聶榮臻提出的進攻打鼓新場（現金沙縣）的建議。周恩來回憶說：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會後，中革軍委給各軍團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的電報，避免了一次將要發生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從這件事中得到一條教訓：作戰不能再像過去那麼多人來集體討論，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經他提議，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以周恩來為團長。

　　這時，由於紅軍的行動忽東忽西，飄忽不定，迂迴曲折，穿插於國民黨重兵之間，使蔣介石無法摸清紅軍的戰略意圖，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為了進一步迷惑對方，調動國民黨軍隊西移，紅軍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中午分別從茅臺附近三個渡口第三次渡過赤水河，向西進入川南古藺地區，並派一個團偽裝主力繼續向西北挺進，主力卻在附近山溝叢林裡隱蔽集結。

　　蔣介石得到飛機偵察的情報，果然誤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忙調集各軍迅速奔集川南古藺地區。二十日，蔣介石還得意地聲稱，「剿匪成功，在此一舉。」

　　在達到調動國民黨各路軍隊大舉西向的目的後，紅軍決定立刻掉頭再次東渡赤水河，返回貴州。二十日下午，黨中央和總政治部向各軍團發出指示：「這次東渡，事前不得下達，以保秘密。」

　　這時，貴州境內的國民黨兵力已十分空虛。紅軍主力在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過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顯示出中央紅軍在遵義會議後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中的「得意之筆」。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河，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他們隨即揮師南下，大踏步越過遵義仁懷大道。三十一日南渡烏江，跳出國民黨軍隊的合圍圈。前鋒直逼貴陽。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回憶道：

　　「這時候，蔣介石正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雲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隊東往餘慶、石阡等地佈防，防止我軍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師。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果然，敵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揮行動了。於是，我軍以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裡城，虛張聲勢，迷惑敵人。其餘主力穿過湘黔公路，直插雲南，與馳援貴陽的滇軍背道而行。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運用了聲東擊西的靈活的戰術，『示形』於貴陽之東，造成敵人的過失，我軍得以爭取時機突然西去。

　　一過公路，甩開了敵人，部隊就像插上了翅膀，放開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城，並渡過了北盤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進軍雲南：一路就是留在烏江北牽制敵人的別動支隊九軍團，他們打敗了敵人五個團的圍追，入滇時，佔領宣威，後來經過會澤，渡金沙江；另兩路是紅軍主力，攻克霑益、馬龍、尋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這時，滇軍主力全部東調，雲南後方空虛，我軍入滇，嚇得龍雲膽顫心驚，忙將各地民團集中昆明守城，我軍卻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邊挺進。」

　　進入雲南後，紅軍的主要任務是：抓緊「滇軍主力全部東調，雲南後方空虛」的機會，以最快的速度搶渡天險金沙江，把一直緊緊尾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遠遠拋在後面。

　　在奔襲雲南途中，賀子珍所在的幹部休養連突然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襲擊。她因掩護傷患而被炸得遍體鱗傷，鮮血直流，昏迷過去。經檢查，發現掛花十七處。她蘇醒後對趕來的毛澤民夫婦說：「我負傷的事情，請你們暫時不要告訴主席。他在前線指揮作戰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請你們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裡，將來革命勝利了，再見面。」毛澤東趕到，她又說：「潤之，把我留下，你們前進吧！」毛澤東對她說：「子珍，你不要那樣想。我和同志們，絕不會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裡！」

　　紅軍進入雲南東部平原後，有一個很大的困難：「由於沒有地圖，對雲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圖，地點路線都很不準確。全軍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裡，僅靠詢問嚮導探索前進。用這種偵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兩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彎路。」四月二十八日，先遣分隊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獲一輛汽車，車上有龍雲送給薛岳的雲南省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毛澤東知道後十分高興。他說：「我們正為沒有雲南詳圖而犯愁的時候，敵人就送上門來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從一定意義上說，場上繳獲的武器還重要謂巧獲呀！」

　　當晚，毛澤東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負責人立刻開會，研究搶渡金沙江的行動部署。他說：遵義會議後，我軍大膽穿插，機動作戰，把蔣介石的尾追部隊甩在側後，獲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時機。雲南境內的地形條件，不像湖南、貴州有良好的山區可以利用，我軍不宜在昆明東北平川地帶同敵人進行大的戰鬥。我軍應該趁沿江敵軍空虛，尾追國民黨軍距我們還有三四天行程，迅速爭取渡金沙江的先機。

　　中革軍委一面派先鋒團直逼昆明，迫使雲南當局調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務，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準備過江。

　　金沙江，是長江的上游，兩岸崇山峻嶺，水流湍急，吼聲如雷，素稱天險。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在洪門渡、龍街渡、皎平渡三個渡口搶渡金沙江。毛澤東等隨中央縱隊從皎平渡渡江。從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紅軍主力全部渡過金沙江。國民黨追兵在薛岳率領下趕到金沙江邊時，已在紅軍過江後的第七天，船隻已經燒毀，只能隔江興歎。這樣，紅軍就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緊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

　　渡過金沙江後，紅軍得到幾天的休整時間。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四川會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那時，林彪給中革軍委寫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批評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麼？」周恩來、朱德等發言支持毛澤東，稱讚他在危急的情況下，採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會議統一了認識，維護了團結，並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紅軍繼續北上，先要通過彝族聚居地區，才能到達大渡河畔。毛澤東囑咐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先遣隊的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與彝民達到友好。只要我們全軍模範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會打我們，還會幫助我們通過彝族區，搶渡大渡河。劉伯承堅定地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並對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順利地通過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的安順場渡口。

　　蔣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區加緊佈防，致電各路將領：「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安順場在大渡河南岸，是一個河谷地帶，兩側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隊在這樣的深溝中沒有迴旋餘地，兵力也無法展開，極易被敵人伏擊消滅。劉伯承率先遣隊到達後，找到兩隻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著過河，佔領了渡口。先遣隊各部陸續過江。但此處架橋不易，全軍難以在短時間內從這裡過江。五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抵達安順場，聽取劉伯承、聶榮臻詳細彙報過河和架橋的情況後，立刻決定紅軍沿大渡河兩岸趕向安順場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瀘定橋，限兩天趕到。紅軍克服重重困難，按時趕到，戰勝守軍，佔領了瀘定橋和滬定縣城。紅軍主力在六月二日全部渡過大渡河。毛澤東對指戰員們說：我們的行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不是太平軍，我和朱德也不是「石達開第二」，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

　　過了瀘定橋，紅軍繼續北上。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出《為達到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指示》，指出：「我軍基本任務，是用一切努力，不顧一切困難，取得與四方面軍直接會合。」「我軍必須以迅雷之勢突破蘆山、寶興之線守敵，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於我手中，以為前進之樞紐。」

　　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的關鍵，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夾金山。山上終年積雪，氣候變化無常，空氣稀薄，人跡罕至。六月十七日早晨，毛澤東喝完一碗熱氣騰騰的辣椒湯，身穿夾衣夾褲，手持木棍，沿著前面部隊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頂攀登。他把馬讓給傷病員和體弱的女同志使用，並且說：「多有一個同志爬過雪山，就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氣候驟變，冰雹劈頭打來。他拉著戰士的手前進，同時囑咐大家：「低著頭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萬不要撒開手！」一會兒，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頂空氣就越稀薄，一些體力弱的戰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沒有起來。毛澤東對坐在雪地裡休息的戴天福說：你坐在這裡非常危險的，來，我背著你走。警衛員吳吉清搶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澤東幫扶下走向山頂。越過山頂後，下山就比較容易了。當天下午，他們就到達懋功縣達維鎮，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陝根據地來到川西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的夾道歡迎。十八日，他們進入懋功縣城，會見在這裡迎候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第三十軍政委李先念。

　　紅一、四方面軍的會師，是紅軍長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強了紅軍的力量，使集結在這個地區的紅軍兵力達到十多萬人，為開創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

　　兩軍會合後紅軍的行動方向應當指向哪裡？是就地發展，還是繼續北上？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重要的問題。不料，恰恰在這個大問題上立刻發生嚴重的、難以調和的分歧。

　　還在兩軍會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來電請速決「今後兩軍行動大計」。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在六月十六日致電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明確地指出：「今後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但張國燾、陳昌浩覆電中共中央，不同意這個戰略，提出紅軍北攻阿壩，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或暫時向南進攻。

　　到達懋功縣城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就戰略進攻方向問題再電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勢須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望即下決心為要」。張國燾於二十日又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向西發展，並說「目前給養困難，除此似無良策」。中央覆電張國燾，指出：「從整個戰略形勢著想，如從胡宗南或田頌堯防線突破任何一點，均較西移作戰為有利。請你再過細考慮！」這樣重大的問題，在往來電報中自然是難以解決的，因此，中共中央在電報中請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二十五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懋功縣城以北的兩河口，歡迎從茂縣前來的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並舉行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大會。朱德致歡迎詞，說明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重大意義和北上的方針。張國燾在講話中卻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進方針。毛澤東和張國燾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經多年不見了，但一見面談話卻並不投機。

　　第二天，在兩河口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從地域是否便於機動、群眾條件和經濟條件三個方面，闡明紅軍應該去「川陝甘」，「我們如陷在懋、松、理，就沒有前途」。提出以運動戰迅速北上攻打駐松潘的胡宗南部，創造川陝甘根據地。張國燾在發言中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又同時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毛澤東發言同意周恩來的報告，提出：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四、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個團以上，是夠的。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

　　會議經過三天討論，通過北進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二十八日，政治局根據會議精神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除決定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外，主要聽取博古關於華北事變的情況報告。毛澤東發言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的。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或通電。

　　張國燾回去後，自恃他所領導的軍隊人數多，又策動一些人給中央寫信伸手要權。他還以「統一指揮」、「組織問題」沒有解決為藉口，故意拖延執行中革軍委在兩河口會議後制定的《松潘戰役計畫》。

　　中央紅軍為了執行《松潘戰役計畫》繼續北進，在七月初翻過第二座大雪山，抵達卓克基，十日到達蘆花（今黑水縣）。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並要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迅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張國燾到蘆花後，中共中央在十八日舉行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群組織問題。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主張增補一批人「可到軍委」。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需要人。會議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同意將原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改由張國燾擔任，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中革軍委當天發出通知：「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並任張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二十一日，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兼參謀長。

　　張國燾一朝權在手，便以集中統一指揮為名收繳各軍團的密電本。彭德懷回憶說：

　　「我完成任務後，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一、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只能與前敵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由於張國燾一再拖延，戰機已被貽誤，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紅軍已難經松潘沿大道進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銷原定的《松潘戰役計畫》，改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大草地北上，這給紅軍北上帶來極大的困難。八月三日，紅軍總部制訂《夏洮戰役計畫》，將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一、第三軍即原第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總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第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軍、三十二軍（即原第五、九軍團）組成，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北上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決議指出，在紅軍中必須糾正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

　　會後，周恩來發高燒病倒了，經確診是患阿米巴肝膿腫。毛澤東常去看望。他肩頭的擔子更重了。

　　張國燾參加沙窩會議時，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針，實際上沒有放棄因畏懼國民黨軍隊而主張退卻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經阿壩向青海、寧夏、新疆退卻，同中央規定的北進夏河流域相左。

　　鑒於張國燾堅持向青、寧、新退卻的主張，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致電張國燾：「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班佑以北，糧、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目前應專力北上，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

　　接著，毛澤東召集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等開會，研究右路軍經草地北上的具體路線，決定由葉劍英率兩個團為右路軍先遣隊。他召見紅一軍二師四團團長楊成武，佈置先頭團過草地的任務。楊成武回憶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地圖，說：『要知道草地是陰霧騰騰、水草叢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澤國，你們必須從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條北上的行軍路線來。』」「北上抗日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是中央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後決定的。」「我們只有前進。敵人判斷我們會東出四川，不敢冒險走橫跨草地，北出陝、甘的這一著棋。」「他又強調說：『克服困難最根本的辦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難向同志們講清楚，把中央為什麼決定要過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們講清楚。只要同志們明確了這些，我相信沒有什麼困難擋得住紅軍指戰員的。』」「『要儘量想辦法多準備些糧食和衣服，減少草地行軍的困難！』毛主席懇切地、著重地囑咐我這兩句話，然後問我是否已找到嚮導。」「毛主席一邊與我握手，一邊叮嚀道：『到徐總指揮那裡去一下，去接受具體指示。』」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常委分工，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由毛澤東作夏洮戰役後的行動問題的報告。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在東側，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在西側。毛澤東從軍事、經濟、民族、地形等條件，論證了紅軍主力不應向西而應向東。並且指出：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後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地區。徐向前、陳昌浩同意毛澤東的報告，說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左路軍一定要與我們靠攏。毛澤東做會議總結說，今天討論意見是一致的，「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應採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夏洮戰役應採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線，可集中三個軍，甚至全部集中走這條路線。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阿壩要迅速打一下，後續部隊應堅持向東打。會議決定由毛澤東起草一個補充決議。這次會議調整了夏洮戰役具體部署，以右路軍為北進主力，有著重要的意義。

　　由毛澤東起草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為實現六月二十八日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進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針對張國燾堅持西進青海、寧夏和新疆的主張，補充決定說：「政治局認為目前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通報了毛兒蓋會議的精神，指出：「目前應舉右路軍全力，迅速奪取哈達鋪，控制西固、岷州間地段，並相機奪取岷州為第一要務。左路軍則迅出洮河左岸，然後並力東進，斷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錯、舊城，坐失先機之利。」

　　八月下旬，毛澤東隨右路軍離開毛兒蓋，向荒無人煙的大草地進軍。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回憶說：

　　「一當走進草地，情況就完全變了。天空像用鍋底黑刷過的一般，沒有太陽；眼前是一望無邊的茫茫草原，看不見一棵樹木，更沒有一間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會陷入如膠如漆的爛泥裡，只要一陷進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別想一個人拔出腿來。我因為性子急，走進草地不遠就碰上了這種倒楣的事兒，幸好被主席那寬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擺脫了危險。一上來，主席就對大家打趣地說：『別看他外表像個泥人，那泥裡包著的可是鋼鐵！』」

　　「幾天來，他不僅把擔架和馬讓給傷病員乘坐，而且每天在行軍八九十里途中，還要堅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揮員、戰士們談心，了解部隊的思想情況，就是向傷病員詢問病情，鼓舞醫務工作的同志想盡一切辦法，加強醫療護理工作。並且一旦了解到傷病員因缺糧而造成的危難，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處，利用中途休息的時間，殺掉幾匹馬，把馬肉分送給各連隊的傷病員。而他自己，每天和戰士們一樣吃著青稞野菜湯，不要一點馬肉。」

　　經過七天六夜的艱苦跋涉，毛澤東同指戰員一道走出荒無人煙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軍一部成功地進行了包座戰鬥，殲滅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五千餘人，為進入甘南打開了通道。這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

　　九月一日，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要左路軍迅速東進，同右路軍靠攏。在等候期間，右路軍進行了休整。毛澤東在巴西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要重新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

　　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命令紅五軍進抵墨窪附近，但接著又下令紅五軍全部返回阿壩。他的分裂活動更加變本加厲：一面致電左路軍駐瑪律康地區的部隊，要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到瑪律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一面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轉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九月九日，又背著中央另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

　　這樣，局勢便發展到千鈞一髮的危急地步。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那個電報，立刻秘密地趕往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迅速抄下電文（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並同張聞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再想繼續說服並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必將導致嚴重後果。

　　當晚，毛澤東在阿西同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來等開緊急會議，當機立斷地決定率紅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區，立即北上，並且通知已經北上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化，要他們在原地待命。同時，以中央名義致電張國燾，嚴肅地指出：「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

　　在出發北上前，發佈毛澤東寫的《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糧食缺乏，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通過。「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你們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

　　北上紅軍凌晨二時出發，毛澤東率部在前，彭德懷率部在後掩護中央機關北上。天明時，毛澤東看到葉劍英率軍委縱隊一部分趕了上來，十分高興地說：「哎呀！劍英同志你來了，好！好！」後來，他引用「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話，來讚揚葉劍英的這次歷史功績。當時在場的伍修權回憶道：

　　「正談話時，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李特騎馬趕來了。他大喊：『原來四方面軍的同志，回頭，停止前進！』『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勸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還是規勸、開導他，說北上的方針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聽，強拉原四方面軍的同志跟他走。」「當時有的同志對李特的行為很氣。毛主席還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讓他們走吧！以後他們自己會回來的。』」

　　這次北上，連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對宋任窮說：「我同你們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張國燾分裂的問題上，我擁護你們中央的主張。」

　　九月十二日，北上紅軍到達俄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和結論。他說：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後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所以，我們應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方針是錯誤的。中央同張國燾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著原則的分歧。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俄界會議決定，把紅一軍、紅三軍、軍委縱隊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成立五人團領導軍事工作。

　　俄界會議後，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迅速北上。這時，紅軍面對的是已被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魯大昌部控制的天險──臘子口。這個山口只有三十米寬，過後就是甘南的開闊地帶。如果國民黨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隊趕到，把山口嚴密封鎖起來，要進入甘南就十分困難了。在這個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先頭部隊紅四團勇敢機智地一舉殲滅魯大昌部兩個營，在九月十七日奪取臘子口，為主力紅軍進入甘南打開了通道。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率領主力紅軍翻越岷山，在九月二十日進入甘肅南部宕昌縣的小鎮哈達鋪。這就是毛澤東詩中所寫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他出席在哈達鋪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討論中說：我們現在的幹部是精華，應該注意保護。組織部應該調查了解幹部，既要了解高級幹部，又要了解中下級幹部。部隊在這裡整編為三個縱隊，共八千多人。

　　在哈達鋪，毛澤東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當天，毛澤東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上提出到陝北去。聶榮臻回憶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要北上，張國燾要南下，張國燾說我們是機會主義，究竟哪個是機會主義？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現在我們北上「抗日」先遣隊人數是少一點，但是目標也就小一點，不張揚，大家用不著悲觀，我們現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紅四軍下井岡山時的人數還多呢！』」

　　毛澤東隨第一縱隊向北行進，二十七日到達通渭縣榜羅鎮，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正式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

　　毛澤東在率陝甘支隊北上過程中，始終懸念著被張國燾拉回去的七八萬紅軍。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等，指出張國燾多次違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同時提出：「中央為了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張總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軍、卅軍之繼續北進。」最後強調，「此電必須轉達朱德、劉伯承。」「立覆。」

　　但是，張國燾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竟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佈「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中央委員及黨籍，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公然進行分裂黨、分裂紅軍的活動。

　　這時，蔣介石得知紅軍已突破臘子口，害怕紅軍進佔天水，威脅西安，急忙調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線，防止紅軍東進。

　　紅軍陝甘支隊卻繼續北上，跨過西（安）蘭（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盤山，衝破了國民黨軍隊的最後一道封鎖線，陝北蘇區已經在望。毛澤東登上六盤山頂峰時，心潮澎湃，寫下了《清平樂‧六盤山》詞：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捲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陝甘支隊一越過六盤山，就遇到一個新的對手：國民黨的騎兵。在青石嘴，偵察到有兩連敵軍騎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澤東立刻到前沿陣地指揮。聶榮臻回憶道：

　　「隨後，毛澤東同志也上了我們站的這個山頭。他叫把各大隊的領導幹部都召集來，決定要消滅這股敵人。他親自命令一大隊和五大隊從兩側迂迴兜擊，四大隊從正面突擊。三個火隊像猛虎撲食似地撲下山去，把敵人解決了，繳獲了一百多匹馬。大家對打騎兵有信心了。我們用繳獲的馬匹裝備了縱隊的偵察連，我們也開始有自己的騎兵部隊了。」

　　這時，東北軍和馬鴻賓的三個騎兵團又尾追而來。毛澤東認為，讓敵軍騎兵一直跟著紅軍進陝北蘇區於我們不利。他提出要「砍尾巴」。彭德懷指揮第一、二縱隊，堅決果斷地擊潰了國民黨騎兵兩千多人，使他們在一段時間裡不敢再來侵擾。毛澤東興奮地贈詩一首：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十月十九日毛澤東隨部隊進駐吳起鎮（今吳旗縣城）。紅軍一進吳起鎮，看到一間窖洞門口掛著工農民主政府的牌子，覺得真是到了家了，長征以來一直感到苦惱的傷兵安置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舉行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和結論。他在報告中指出：陝甘支隊自俄界出發已走二千里，「到達這地區的任務已完成了，敵人對於我們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陝、甘、晉三省是發展的主要區域。

　　日本帝國主義獨佔華北，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帝高潮，陝北群眾急需革命，這是粉碎敵人「圍剿」陝北蘇區的有利條件。當然，粉碎敵人「圍剿」還需要有好的領導。在結論中指出：結束一年長途行軍，開始了新的有後方的運動戰。提高戰鬥力，擴大紅軍，解決物資問題，是目前部隊的中心工作。要加強白區、白軍工作和遊擊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幹部和群眾的意見，要依靠他們。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這次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關於落腳陝甘的戰略決策，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毛澤東的《七律‧長征》寫道：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礡走泥丸。

　　金山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中央紅軍長征的傳奇性勝利，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在上海的魯迅向中共中央發來賀電：「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共產國際也高度評價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英雄鬥爭的模範」。

　　十一月五日，毛澤東率紅一軍團到達象鼻子灣。他向隨行部隊講話，對長征作了總結。他說：

　　「我們從瑞金算起，總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十一個省，經過了五嶺山脈、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萬水千山，攻下許多城鎮，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長征。敵人總想消滅我們，我們並沒有被消滅，現在，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它將載入史冊。我們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是八萬人，現在只剩下一萬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華，現在又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了，今後，我們紅軍將要與陝北人民團結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任務！」

十六、奠基西北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陝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據地，這是巨大的勝利。國民黨軍隊對中央紅軍的追擊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為一個戰略家，毛澤東清醒地看到，要實現中共中央把大本營在西北奠基的任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艱鉅的。

　　陝甘這塊革命根據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劉志丹、謝子長分別在陝北、陝甘邊領導武裝起義後創立的兩塊根據地合併而成的。它包括延長、延川、保安等六座縣城，遊擊區擴展到陝北和隴東的十七個縣。根據地內進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經分配。謝子長犧牲後，這裡的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由劉志丹統一指揮。中央紅軍到達這裡前一個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區活動的紅二十五軍，由徐海東、程子華率領到達陝北延川同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三個軍合編成紅十五軍團，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紅十五軍團成立後，先後殲滅前來進攻的東北軍一個師又四個營，迎接了中央紅軍的到來。

　　但是，陝甘根據地當時外部環境和內部狀況都面對著十分嚴峻的形勢。

　　從外部環境看，隨著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國民黨當局立刻調集重兵到陝甘蘇區周圍，包括張學良部東北軍、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還有中央軍的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於「圍剿」的兵力達十餘萬人。蔣介石親自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而以張學良代理總司令職務。國民黨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紅軍主力和陝甘紅軍要多好幾倍，並且正在氣勢洶洶地繼續向根據地推進。

　　從陝甘根據地內部來說，中央紅軍到達前出現了「左」傾錯誤，新成立的陝甘晉省委九月下旬開始了錯誤的肅反，原陝甘根據地的不少軍政幹部被捕被殺，甚至連劉志丹也被關了起來。很多幹部、群眾非常不滿，使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恰當的解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陝甘根據地是無法站住腳跟的，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的彙報。毛澤東在這以前已經聽到當地的幹部和群眾說：陝北的肅反有問題。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並且說：「我們剛剛到陝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幹部。」當省委彙報到肅反問題，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那時，中共中央正忙於戰役準備，先派剛擔任國家保衛局長的王首道等組成工作組，前往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調查並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還叮囑王首道等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著重討論當前的軍事行動。毛澤東提出：應該在本月內粉碎敵人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不能用整個冬天，否則會給敵人構築堡壘的時間。軍隊的編制恢復紅一方面軍，下轄第一軍團（由陝甘支隊改成）和第十五軍團。會議決定：軍事工作由毛澤東負責；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

　　會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任命彭德懷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全軍共五個師又四個團，一萬多人。

　　根據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中共中央領導人暫分兩路：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劉少奇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先到陝甘根據地的後方瓦窯堡；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開赴前線，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隊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這時，蔣介石已經知道中央紅軍和陝甘紅軍會師的消息，重新調整了部署，調集東北軍五個師的兵力組織新的進攻：在西邊，以第五十七軍四個師由隴東沿葫蘆河向陝西鄜縣東進；在東邊，由第六十七軍第一一七師沿洛川、鄜縣大道北上，企圖圍殲紅軍於洛河以西、葫蘆河以北地區，摧毀陝甘革命根據地。

　　局勢看起來十分危急，毛澤東卻指揮若定。他和周恩來、彭德懷決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戰，先在鄜縣的直羅鎮打一次殲滅戰，消滅沿葫蘆河東進的敵軍一至兩個師，再視情況轉移兵力，各個殲敵以打破這次「圍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羅鎮以東的東村，毛澤東主持召開西北軍事委員會議，作關於戰略計畫的報告。指出：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紅軍，擴大蘇區，是三位一體的任務。戰略方針是攻勢防禦。建議將紅軍主力集中南線。會議通過毛澤東這個報告，要求兩個軍團分別付諸實施。

　　第二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指出東北軍第一○九師明日有到直羅鎮的可能，我軍應準備後日作戰。在發起進攻前，他又要求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的團以上幹部到直羅鎮周圍，察看地形，研究具體作戰部署。

　　直羅鎮是一個不過百戶人家的小鎮，三面環山，一條從西而來的大道穿鎮而過，北邊是一條小河。幹部們看過後興奮地說：「這一帶的地形，對我們太有利了！」「敵人進到直羅鎮，真如同鑽進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東北軍第一○九師在飛機掩護下孤軍深入，沿葫蘆河進入直羅鎮。當晚，毛澤東下達命令，按原定部署，紅一軍團從北向南，紅十五軍團從南向北，在拂曉前包圍直羅鎮。毛澤東的指揮所設在距直羅鎮不遠的一個山坡上。戰鬥打響前，他在下達作戰命令時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仗，一定要打好！」「我們要的是殲滅戰，不是擊潰戰！」

　　二十一日拂曉，紅軍突然從南北山上向直羅鎮猛撲下去。第一○九師倉促應戰，激戰至下午二時，大部被殲。紅軍在打援中又殲滅援軍第一○六師的一個團。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師殘部在突圍中被紅軍全殲。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根據地的「圍剿」，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作了《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取得這次戰役勝利的原因是：「一、兩個軍團的會合與團結（這是基本的）。二、戰略與戰役樞紐的抓住（葫蘆河與直羅鎮）。三、戰鬥準備的充足。四、群眾與我們一致。」報告還提出，在新形勢下，對待俘虜軍官採取一律不殺和優待釋放做法，既搞下層統一戰線也搞上層統一戰線。這是針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主張只搞下層統一戰線、不搞上層統一戰線來說的。

　　會後，毛澤東會見徐海東。先同他談了當前敵人動向和我們將採取的對策，然後詢問部隊傷亡和傷患安置的情況，要他好好組織部隊休息，讓戰士們都洗洗腳。當聽他講到在鄂豫皖根據地搞的肅反中還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沒有作結論時說：這些同志都跟著長征一路過來，吃了許多苦，為什麼還當作反革命？要立刻給他們摘掉嫌疑犯的帽子，黨員恢復黨籍，團員恢復團籍，幹部要分配工作，還要徐海東親自去解釋，安慰他們。徐海東回憶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個被冤枉的同志宣佈了恢復他們的黨團關係。三百多個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淚。從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還要被冤枉多久呢！」

　　毛澤東在前線緊張地指揮作戰的同時，十分關心剛到後方瓦窯堡的中共中央機關的工作。當張聞天來電向他徵詢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意見時，他覆電表示基本同意，同時也提出，當鬥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在蘇區尤其在南方蘇區也是不對的。在土地問題上，對富農策略同中農應該有一點區別。

　　毛澤東更關注的是陝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他和周恩來、彭德懷從前線致電張聞天、博古，請他們詳細考察這方面的實際情況，並且肯定地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要糾正錯誤，但處理要慎重，要有利於領導層的團結。中共中央決定：由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張雲逸、郭洪濤負責審查這個「案件」。

　　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等從前線回到後方的瓦窯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一起，聽取五人小組關於審查劉志丹等「案件」情況的彙報，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釋放。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還號召全體幹部、軍民進一步加強團結，一致對敵。毛主席的指示和劉志丹等同志釋放的消息傳出以後，廣大軍民奔相走告，歡欣鼓舞，熱烈歡呼：『劉志丹同志得救了！』『陝北得救了！』」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和陝北肅反擴大化問題的糾正，使陝甘革命根據地原來面對的兩個最緊迫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使中共中央能夠在這裡站定了腳跟，能夠獲得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來考慮和處理許多帶全域性的問題。

　　一九三五年，中國整個時局發生巨大的變動。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了他們企圖獨佔中國、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的步伐，並且把矛頭進一步指向華北，使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這一年，國民黨政府先後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達成「何梅協定」等，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量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但日本帝國主義並不因此罷手，反而更加得寸進尺，發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島三個特別市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由它直接控制。這就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開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為了推進抗日救亡運動，在十一月十三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毛澤東在二十五日發表對《紅色中華》報記者的談話，重申「蘇維埃中央政府願意與國內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反蔣的作戰協定」，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求中國領土的解放和完整。

　　隨著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毛澤東冷靜地看到：集結在陝甘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軍二十個團是楊虎城指揮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進步思想，過去同共產黨和一些黨員有過友好關係；東北軍六十個團雖是「圍剿」軍的主力，他們在東北淪陷後背井離鄉，流亡關內，不願意再打內戰，而是強烈地要求抗日收復故土；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同日本侵略者有著家仇國恨，勢不兩立。這些，都是可以聯合抗日反蔣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就把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先放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上，從優待釋放被俘官兵著手，並寫信給他們的師長、軍長以至張學良，逐步開展對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

　　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從蘇聯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人民陣線的決議精神（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朱德分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提出願同一切抗日反蔣者訂立停戰協定，進而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國內的政治形勢發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國共產黨北方黨組織的推動下，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愛國反日運動。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各大中城市，學生們還下鄉進行救亡宣傳，博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進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發展。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以及李維漢、郭洪濤等十餘人。張聞天主持會議，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的指示精神。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

　　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他一開始分析了當前形勢的特點：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佔中國和紅軍的勝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軍事部署是：「正確估計敵我力量，準備對日直接作戰，擴大紅軍，發展遊擊隊及白軍工作。」他歸納了十四條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包括：反對單純防禦，實行積極防禦；在內線作戰中，一般的是後發制人；波浪形的發展，反對冒險主義；又要打又要走，沒有固定戰線；爭取技術的提高；反對不讓敵人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後退；集中兵力於一個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戰鬥準備；統一指揮下，依照情況分工指揮；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等。他提出：準備六個月後，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戰略上擴大戰果。號召全黨學習軍事，一切服從戰爭。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同意這個報告，並且作了補充。張浩說：「澤東同志將九年來國內戰爭經驗總結起來，是很有價值的。」

　　會議當天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是：戰略防禦時，要執行積極防禦，執行後發制人；戰略進攻時，既要反對機會主義的估計不足，努力為擴大戰果而奮鬥，又要反對冒險主義，要適可而止，波浪式的發展，有陣地有後方的發展。運動戰是基本原則，主力紅軍大踏步進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先渡過黃河東征山西，再視情況北進。

　　會議進入討論政治問題時，毛澤東作了主題發言。討論中，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產生了爭論。毛澤東發言中提出，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入侵華北，中華民族面臨危亡關頭，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應當聯合他們抗日。博古發言仍引經據典地論證「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說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第二天再次發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變」失策，就在於套用「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這一理論。我是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提出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他還憤激地說：「難道這樣做，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宗不孝嗎？」博古啞口無言，往床上一躺不說了，毛澤東在討論過程中明確地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經過認真討論，最後統一了認識。

　　十二月二十五日，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確定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地指出：「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

　　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變時期中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黨中央克服了長征前一段時期內「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指導思想，不失時機地制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來貫徹共產國際決議，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繼續抓緊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同時，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山西上。

　　為什麼中央紅軍主力剛到陝北才兩三個月就要出師東征呢？這個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是有爭論的：一個是鞏固和發展的關係，還有一個是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採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要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東。「我們要下極大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紮，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會議決定：紅軍東征時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彭德懷、張浩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陝北由周恩來、博古、鄧發組成中央局，以周恩來為書記，主持後方工作。

　　會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署命令，要求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各路紅軍立刻奉命秘密行動起來。

　　毛澤東從瓦窯堡出發，經過延川到達延長縣縣城。一月底，他在這裡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並作了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發展和鞏固的關係，以解除一些幹部中存在的擔心紅軍主力東征會影響陝甘根據地鞏固的顧慮，也批評了李德所說東征是「想挑起日蘇戰爭」的錯誤觀點。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加快了東征的戰備步伐。

　　這時，恰好下了一場大雪，毛澤東心情極好，作了一首詞──《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在渡河作戰的準備工作中，毛澤東覺得原定出發的力量還不夠，軍力還須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張聞天、彭德懷致電留在後方的周恩來，提出：「不論從戰略上，從戰役上，從消滅山西敵人上，從消滅陝北敵人上，均須集中全力爭取東面勝利。」要求紅二十八軍主力東移到吳堡附近，第一步乘國民黨晉綏軍第七十二師撤退時，肅清這一帶的殘敵；第二步相機渡河。他們還建議周恩來暫移清澗縣委駐地，指揮部隊，爭取群眾，以保持東西兩岸前後方的運輸和渡河點。

　　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出席紅一方面軍團以上幹部會議，作了關於東征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強調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東渡黃河。隨即同彭德懷發佈了紅一方面軍東征作戰命令。

　　從二月十八日晚八時開始，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分別從陝西省綏德縣溝口、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佔領了山西境內三交、留譽、義牒等鄉鎮。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寬五十公里、縱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區，並包圍了石樓縣城。到二十五日，已消滅、擊潰晉綏軍五個團，繳獲槍支八百多，俘虜一千二百餘人。

　　毛澤東在二十三日到達距石樓縣城二十公里的張家塔，致電十五軍團：「石樓為東征戰略要地，須盡一切方法奪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懷會合，下達方面軍訓令：我方面軍已勝利渡過黃河，完成東征戰略的第一步任務；方面軍有堅決粉碎敵人援兵之任務，儘快爭取居民群眾與紅軍一致，集中兵力消滅敵軍一路至兩路，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之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畫第二步任務。同時，他和張聞天、彭德懷急電周恩來：「請到前線催促紅二十八軍主力東調，如能及早趕到，定能奪取被晉綏軍佔領的吳堡、佳縣、神府許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劉志丹、宋任窮奉命率領紅二十八軍向東，趁晉綏軍四個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機會，恢復了一度被他們佔領的大片區域，鞏固了陝北根據地的東部地區。

　　閻錫山對紅軍神速地突破黃河天險，十分驚慌，立即調集十四個旅的兵力，編成四個縱隊，從北、東、南三個方面，準備向紅一方面軍發起反擊。

　　毛澤東一過河，就部署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三月八日，他在交口縣大麥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形勢，調整了作戰部署，決定在呂梁山地區集中兵力重創晉綏軍。十日至十三日，方面軍主力在呂梁山區先後擊退晉綏軍四個縱隊的第一次反擊。其中，在孝義兌九峪地區，擊潰閻錫山部的第二、第三縱隊十四個團。這就為紅軍向前挺進打開了通道。

　　為了擴大紅軍東征的政治影響，宣傳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有關政策，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發佈《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號召一切愛國志士與紅軍聯合一致抗日。並指出，紅軍東征的目的是為了抗日，紅軍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份子，保護工商業。

　　東渡後初戰告捷，怎樣進一步發展勝利，擴大戰果，創立河東根據地？毛澤東在大麥郊召開紅一方面軍的團以上幹部會議，對下一階段的行動作了部署。會議決定，以紅一軍團並指揮第八十一師為一路，後來稱為右路軍，擔任主攻，向霍縣出擊，再沿汾河和同蒲鐵路南下作戰，伺機向晉東南發展；以紅十五軍團兩個主力師為一路，後來稱為左路軍，向靈石佯攻，掩護主攻部隊的南下行動；以方面軍直屬隊和黃河遊擊師等部統歸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指揮，後來稱為中路軍，鞏固現有占領區，保護黃河渡口和後方聯絡線。各路部隊從三月中旬開始南下和北上。

　　這時，紅一方面軍的下一步行動已經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已初見成效，陝北根據地形勢已經好轉，而且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文件已經到達，有必要對前一段工作進行總結，明確下一階段的任務。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商定，在前方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從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先後在孝義縣大麥郊、隰縣石口和石樓縣羅村、四江村舉行，通常稱為晉西會議。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並作了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案的報告。毛澤東在發言時強調：瓦窯堡會議決議是合乎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案的，會後的中央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事實上已經打開了新局面。他說：中國共產黨要站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幹，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我們的任務，要利用每一分鐘來爭取最大多數。

　　會議的第二階段，討論軍事戰略方針問題，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說：華北是全面對日作戰的戰場。「經營山陝，主要是山西，是對日作戰必要與重要的步驟。」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在戰略上要大膽，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要謹慎，有利地形上以多勝少，以求減少錯誤。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臨時到河北、綏遠去。現在在山西臨時採取分兵原則，三個集團軍採用打網式的普遍的遊擊戰，求得一般地削弱敵人；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而以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他在這個報告中，還逐條批駁了李德對戰略《意見書》的錯誤，指出它的主要問題是，「革命戰爭中的單純防禦路線」。他說：現在應該進攻，敵人「圍剿」來時要防禦，「圍剿」打破後就要進攻，「李德則取消進攻」。會議決定，戰略方針由毛澤東起草。

　　這次會議決定，中共中央不再隨東征紅軍行動。會後，張聞天等隨即回後方瓦窯堡。

　　正當紅一、紅十五軍團分別南下和北上時，蔣介石為了阻攔紅軍的東進，調遣十個師的兵力開入山西，派陳誠協助閻錫山指揮作戰；並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同它配合，企圖封鎖黃河，消滅紅軍，摧毀陝甘革命根據地。閻錫山也改變了原來拒絕國民黨中央軍進入山西的態度。這就使雙方在山西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重大的改變。

　　鑒於這種嚴重狀況，毛澤東、彭德懷命令南下、北上的兩個軍團在抗擊敵軍進攻中向晉西地區收縮集中，並命令中路軍控制有關的黃河渡口。同時，向中共中央提出：「東面情況已根本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決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從五月二日開始，毛澤東、彭德懷指揮東征軍，分別在清水關、鐵羅關西渡黃河，五日全部返回陝北休整。在東征作戰中，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

　　這次東征歷時七十五天，雖然因軍事形勢變化而沒有能完全達到預期目的，但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滅國民黨軍七個團，俘敵（包括閻部團長郭登瀛）四千餘人，繳槍四千餘支，炮二十餘門；取得渡河作戰的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迫使原來侵入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陝北根據地的東部地區；紅軍擴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籌款三十多萬元，發展並壯大了紅軍和根據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建立一些抗日遊擊隊和遊擊區，為以後開闢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紅軍回師陝北後，由毛澤東、朱德再次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但蔣介石卻拒不接受，繼續加緊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進攻。他著手成立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在陝甘蘇區的東面和北面，有蔣介石嫡系湯恩伯部兩個師、閻錫山晉綏軍的一個師又一個旅準備渡河入陝，協同陝北的井岳秀、高桂滋兩個師，採取堡壘政策，向根據地腹部步步進逼。在蘇區西部，蔣介石將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的一部部署在陝甘寧邊界地區。在蘇區南部，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向北進攻。但張、楊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關係，不願再同紅軍作戰。

　　為了對付這種嚴峻的局勢，毛澤東、彭德懷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在前方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同在後方的政治局委員一起來到延長縣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作了「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

　　對當前的形勢，毛澤東不是只從邊區的局部著眼，而是從全國的大局出發，作出這樣的分析：現在反日反法西斯的運動如暴風雨般地發展，工農商學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們不願當亡國奴，要反抗，要鬥爭。「群眾運動發展到不怕統治階級壓迫的狀態！九一八所激起的運動不如此次之深厚廣大。」中間分子的態度轉變過來了，落後分子也一天天覺醒了。在這種情況下，來自不同方面的對群眾的爭取十分緊張。我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我們的任務，總的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的政治任務，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以紅軍作先鋒，可以轉到同東北軍一齊去幹。對南京的態度，在我們方面是發一個回師宣言，主張停戰議和。紅軍東征抗日，蔣閻阻止，紅軍自動停戰，要求議和。不和，那末你是賣國賊，我們就要打賣國賊。在山西立足，從目前我們的力量來看，還有困難，或是不可能的。「東邊的路，是將來必走的，是長時期內戰略進攻的方向。」

　　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毛澤東說：是要在陝南、甘肅、陝北、寧夏「四中擇一」，因為「方向在一個時期中只能一個」。他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作了比較：陝北，沒有飯吃，地域狹小，不能去；寧夏，黃河南岸不大，雖有金馬池，但從政治、經濟觀點著眼不應去，因為馬鴻逵可能爭取或守中立，軍事上此地不能守，綏遠亦然；陝南是重要的戰略區域又有紅軍，但須注意，或者去時易回時難，或者國民黨軍隊在西安、襄陽間築堡壘，不能出東方；「甘肅是上述幾條路的必由之路。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再在三邊及甘北弄它一塊。地廣人稀，敵人以後進攻困難。這是這一時期的任務。」「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則只有把蔣調到甘肅，乘其疲而擊之。糧食有了，再往東邊。」

　　他在報告中還著重地提出紅軍政治學校的問題，說：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沒有大批幹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來會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我們有責任「引導同志們看得遠」，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大批幹部，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會議經過討論，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征，並在瓦窯堡創辦紅軍大學。

　　會後，毛澤東連續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會議，逐項落實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的任務。

　　在這些任務中，最緊迫的是西征甘肅的軍事行動。五月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下達西征戰役命令，決定以紅一方面軍主力一萬三千多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向陝、甘、寧邊界地區發動進攻；其餘部隊留在南線、東線牽制國民黨的軍隊，以掩護紅軍主力西征和保衛陝甘根據地。

　　彭德懷西方野戰軍從五月十九日起出發西征。因為這一地區是回民聚居的地區，毛澤東在二十五日發佈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張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決」；「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願意武裝回民，成立獨立的回民抗日軍」；「取消軍閥官僚民團的一切苛捐雜稅，改善回民的生活。」西方野戰軍接連取勝，相繼佔領了陝甘寧三省邊界的大片地區。在作戰中，紅軍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著重打擊馬鴻逵、馬鴻賓部和地方民團；原則上避免同東北軍作戰，同東北軍騎兵第六師達成互不侵犯協議，但對接受蔣介石命令向紅軍進犯的何柱國騎兵師準備適當還擊。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對西征以來的整個指揮，我都是同意的。」「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西方野戰軍在作戰中俘獲了何柱國騎兵師部分官兵，在經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教育後，全部釋放，馬匹和武器也一併歸還。這樣又促進了紅軍和東北軍合作關係的發展。

　　西方野戰軍的作戰到八月一日結束，進行休整。這次戰役，歷時兩個半月，共消滅敵人、俘敵旅長以下二千餘人槍，戰馬五百餘匹；開闢了橫寬二百多公里的新區，使陝甘根據地發展成陝甘寧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組建了兩個騎兵團，發展了地方武裝；徵集了大批資財。這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打好了基礎。

　　正當西征戰役正在進行的時候，一位外國朋友、美國著名記者愛德格‧斯諾在七月初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採訪。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後，見到了毛澤東。斯諾不久後這樣記下他最初見到毛澤東時的印象：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史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舖蓋，幾件隨身衣服──包括兩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

　　毛澤東曾經多次同斯諾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向他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外政策。

　　關於對外政策，毛澤東說：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

　　關於抗日戰爭的前途和戰略方針，毛澤東說：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方針。

　　毛澤東著重談判：面對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策正在相應地作出重大變動。他說：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只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的志願，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

　　針對有些人惡意地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莫斯科在華代理人的攻擊，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之外，並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

　　當斯諾在蘇區進行了兩個多月考察後，九月下旬，毛澤東又同他談了聯合戰線問題。在解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為什麼要改變時，毛澤東說：第一是日本的嚴重侵略，如果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中國民眾和許多愛國的官員都渴望國共兩黨為抗日救國而重新合作；第三，國民黨內的許多愛國分子也贊成同共產黨重新聯合。為了實現這一聯合，一定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眾以民主權利；（三）發展國民經濟。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並不反對現在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應斯諾的再三請求，毛澤東還向他詳細談了自己從童年到長征的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

　　斯諾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蘇區採訪獲得的豐富材料寫成書寄到英國，在倫敦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並且很快被譯成十多種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產生了相當轟動的效果。以後，也被譯成中文，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在中國國內產生廣泛的影響，使眾多的人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相。

　　紅一方面軍的西征勝利，為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在陝北站住腳跟並勝利展開的時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直十分關心被張國燾強令南下的那部分紅軍的命運，爭取他們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向他們通報直羅鎮大捷的情況，並告訴他們：「在中央正確領導下，粉碎了三次『圍剿』，正在猛烈擴大紅軍，猛烈發展蘇區，準備迎接戰鬥的勝利。」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澤東在覆電朱德時又通報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

　　但張國燾卻一意孤行，在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理番縣卓木碉另立黨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稱：「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

　　鑒於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公佈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決定。」同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還商請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做張國燾的工作。張浩在二十四日致電張國燾等，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他建議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於張燾和中央之間的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張浩的電報在南下的紅軍中引起極大的震動。徐向前回憶道：

　　「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裡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後坐下來慢慢解決。」

　　張國燾越來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電張浩、張聞天，表示「在原則上完全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又提出「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這時，南下紅軍在不利環境下遭到國民黨軍重兵進攻，傷亡極大，由原來的八萬人銳減為四萬多人，給養困難，前途渺茫。紅二、六軍團又即將在任弼時、賀龍等率領下前來會合。這些，迫使張國燾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佈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憶道：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

　　七月一日，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六十八位在陝甘的黨政軍負責人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及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指戰員，慶祝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電文說：「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英勇的進軍，北出陝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接著，中央軍委發佈命令：紅二、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原紅一方面軍的紅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兩軍會合後，任弼時從張國燾處要來電報密碼本，直接同在陝北的中共中央溝通了聯繫。在朱德、劉伯承、任弱時、賀龍、關向應等力爭下，紅二、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從七月初開始分左、中、右三個縱隊北上同中共中央會合。

　　中共中央、毛澤東得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的消息，非常興奮。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指出：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並蘇區人民粉碎敵人的進攻，迎接你們北上。「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南北夾擊，消滅何柱國、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軍的完全會合，開展西北偉大的局面。」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們成立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第二天，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關切地詢問：「不知糧食夠用否？目前確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說：「西北統一戰線有了進步，三個方面軍會合之後，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變化，兄等行軍情形盼時告。」在接到朱、任、張來電通報北上情況和決心後，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在八月三日覆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接八月一日電為之欣慰。團結一致，犧牲一切，實現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偉大任務，我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完全一致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八月底從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鎮地區南下迎接二、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十月初進抵靜寧、會寧地區。

　　蔣介石發現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立刻在九月初調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個軍，企圖搶佔西安蘭州大道上的靜寧、會寧、定西段，來隔斷紅軍三大主力會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頭部隊火速北上，向這一地區推進。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競賽。針對敵情的變化，中央軍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連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四方面軍應迅速佔領西蘭大道的靜寧、會寧、定西段，否則一、四方面軍將被胡宗南部隔斷。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縣附近舉行會議，討論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會議根據朱德、陳昌浩等多數人的意見，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主張，肯定了北上同中央會合的方針。朱德、張國燾、陳昌浩立即致電前線指揮部徐向前、周純全，下達了靜寧、會寧戰役綱領，部署紅四方面軍各部向西蘭大道靜、會段前進。

　　可是，一向反覆無常的張國燾會後立刻變卦，一趕到漳縣紅四方面軍總部，又違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決議，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等地，轉頭西渡黃河。朱德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刻向中共中央和軍委報告，表示堅決維護原定的靜會戰役計畫；致電張國燾，批評他擅自改變西北局的決定；同時，下令紅四方面軍各部隊暫停行動，並通知西北局各成員速到漳縣重開會議，再次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徐向前到臨洮調查後，也查明黃河以西氣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難行，人稀糧缺，渡河計畫難以實現，提出了停止西進繼續北上的意見。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九月二十七日致電朱張，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見：「中央認為，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同日，他們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請電令通渭部隊仍回占通渭，其餘跟即北上。」

　　這樣，張國燾才被迫同意紅四方面軍北上，同紅一方面軍會合。四方面軍各部從九月三十日起，分五個縱隊相繼從岷州、漳縣等地向通渭、莊浪、會寧地區前進。可是，時間已延誤十天左右，使遠道趕來的國民黨軍隊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這一地區，使紅軍三大主力會合時西北地方的局勢變得十分嚴峻，增加了許多原來沒有預計到的困難。

　　這時，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已命令紅一方面軍向南急進。十月二日，西方野戰軍的紅十五軍團騎兵團在繞過海原縣城後，連續奔襲二十多小時，行程三百多華里，搶在胡宗南等部到達前，奪占會寧縣城，為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創造了條件。

　　十月七日，紅一軍團第一師、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在會寧同紅四方面軍第四軍會合。九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紅軍總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和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到達會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師。二十二日，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率領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靜寧以北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第二師會師。至此，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終於實現全部勝利會師。

　　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結束了創造人間奇蹟的長征，也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的勝利。在抗日戰爭烽火即將在全國燃起的歷史時刻，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對開展新局面的重大意義是難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致電熱烈祝賀三大主力的會師，指出：這一會合，證明「中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是有了堅強的支柱了」，「全國同胞是有了團結禦侮的核心了」，在「國內政治關係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指揮紅四方面軍北上的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也致電毛澤東，興奮地說：

　　「在會寧我們已經與紅一師的戰士們攜手見面了。他們英勇殺敵的氣概，和藹親誠的態度，使我們景仰欽佩。」

　　蔣介石對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合十分震驚，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軍共十幾個師的兵力向北大舉進攻，企圖乘紅軍立足未穩、正從會寧地區北移時，將紅軍殲滅於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把這個計畫稱為「通渭會戰」。張學良把蔣介石的「通渭會戰」部署通報給了毛澤東、周恩來。

　　中共中央和軍委根據敵我態勢，在同朱德、張國燾及紅一、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協商後，在十月十一日發佈《十月分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一個月的休整時間，部署遲滯南敵和進攻寧夏的準備工作，其中要求紅四方面軍以一個軍迅速選擇渡河地點，加速造船，準備過河進入寧夏。

　　毛澤東在十月十三日致電紅一方面軍總指揮彭德懷：「請按十月分作戰綱領準備作出寧夏計畫綱要，與朱、張面商後提供給中央軍委。」朱德、張國燾率領紅軍總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達打拉池，同先期到達的彭德懷會合，共同商討由彭德懷擬制的寧夏戰役計畫，表示「完全同意」。這個計畫規定由紅一、四方面軍分兩路西渡黃河奪取寧夏：一方面軍主力先「略取靈武、金積沿黃河南岸地區，爾後渡河」；四方面軍以三十軍、四軍渡河，控制黃河左岸，攻擊中衛，「吸引馬鴻逵主力向中衛增援」，以配合一方面軍的行動。

　　為什麼紅軍在這時準備發動寧夏戰役？這同毛澤東五月八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設想有關，也同當時陝北的糧食和武器給養十分困難、很希望得到共產國際援助有關。毛澤東在六月二十九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曾寫到：「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據地。但如能給馬鴻逵主力以打擊，一個時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條路，能造成鞏固根據地，缺點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遠方電臺已通，中央的報告已發出，不久當有回電。關於西渡問題，當日內徵求遠方意見。茲先徵求你的意見。」以後，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在兩條道路中更多地傾向於先取寧夏。九月十四日，他們給朱、張、任的電報中說：「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十九日，毛、周、彭致電朱、張，就十分明確地提出：「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陝、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後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十月十九日，毛澤東、周恩來致朱、張電中又囑咐：按照軍委《十月分作戰綱領》已到黃河渡口的「三十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為宜」。「二十號開始渡河問題是否推遲數日。」

　　在收到朱、張、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寧夏戰役計畫後，毛澤東當夜十二時覆電同意這個戰役計畫，同時因國民黨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個軍和關麟征部一個師已迅速北上，在電報中又強調指出：「胡、毛、王、關業占大道，如繼續北進──則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二十四日夜半，紅三十軍開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這時，胡宗南等部在飛機掩護下向紅軍陣地猛撲，已先後佔領會寧、通渭、靜寧等地，向朱、張、彭所在的打拉池進逼。二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急電朱、張、彭等：「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後處於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二十六日，已隨紅三十軍到達黃河渡口的紅九軍，經中央軍委同意後過河。四方面軍指揮部一起過了河。二十七日，朱、張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轉達中央軍委指示，並說：「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餘各部應停止過河。」三十日，國民黨軍關麟征師向靖遠突進。看守渡口的紅五軍無法向打拉池靠攏，就奉朱德、張國燾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隻，休整待命。這樣，河東和河西兩岸的紅軍被國民黨軍隊割斷。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任參謀長，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抵禦南敵北進。根據這個要求，彭德懷在十月三十日下達經中央軍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戰役的部署，規定紅一方面軍六個師、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準備從東西兩面殲滅胡宗南先頭部隊一至兩個師；其餘部隊鉗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張國燾卻命令四方面軍兩個軍後撤，使海打戰役的部署未能實現。這個計畫沒有實現，對阻滯國民黨軍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復河東河西紅軍部隊的聯繫，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因此，中央軍委隨後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一切具體部署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地戰勝敵人。」彭德懷指揮紅一、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線東移，待機殲敵。

　　由於國民黨胡宗南等部進展很快，到達靖遠、打拉池、中衛等地，打通了增援寧夏的通路，隔斷了紅軍主力同河西部隊的聯繫，這樣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奪取寧夏的戰略計畫已無法執行，被迫中止。孤懸河西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二萬一千八百人，雖然控制了一條山地區，奮戰十多日，但這一帶的地形和生存條件十分不利，難以長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張並毛、周請示行動方針，說明：「此方人稀、糧缺、水苦，大部隊難以作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種關係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爾後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九日，河西部隊經中央軍委同意後改向人口較稠密的涼州地區前進。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將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改稱西路軍。西路軍開始獨立作戰。

　　奪取寧夏的計畫被迫中止後，中央軍委對河東的作戰方針是：逐次轉移，誘敵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區，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國民黨軍一至兩個師，停止他們的進攻。這時，驕橫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孤軍深入，獨自分三路向豫旺縣進攻。十九日，彭德懷到山城堡前線主持召開前敵總指揮部會議，擬定山城堡作戰部署，命令各部迅即進到指定位置構築工事，待機殲敵。二十日凌晨五時，毛澤東又致電彭德懷說：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師，「有經山城堡、青崗峽向定邊之可能」。「打時，以首先消滅其一師、取得確定勝利後再打第二仗為原則。」這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線慰問部隊，應彭德懷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揮作戰。紅軍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區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師進佔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懷、周恩來指揮設伏的紅軍，突然向從山城堡東出的丁德隆師發起攻擊，將他們大部壓迫在山谷中，經過一天激戰，全殲該師一個旅又兩個整團，取得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的第一次大捷。進攻鹽池的國民黨軍一部也被紅二十八軍擊潰。這次戰鬥，迫使胡宗南部全線後退，基本上停止他們對陝甘蘇區的進攻。

　　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對擊破蔣介石的進攻，穩定陝甘寧根據地的局面，發展革命力量，促進國內和平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是對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禮。

十七、西安事變前後

　　山城堡戰鬥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直接促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西安事變發生了。

　　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日益激化的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宣導並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特別是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工作的結果。在中國共產黨內，這項工作是由毛澤東直接領導的。

　　瓦窖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時，由於蔣介石還沒有明確的抗日表示並且正繼續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軍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針是「抗日反蔣」，而把工作重點放在有可能聯合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方面。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包括釋放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回洛川等，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初步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秘密協議，開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這時，南京政府也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同中共接觸，他們的代表來到陝北。毛澤東、張聞天等向他們提出了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毛澤東作報告。他指出：在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已發生分化。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是：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對民族反革命派採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採取各個爭取；爭取民族改良主義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他特別指出：「東北軍之特點：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緒高，願與我們合作。」對張學良要實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權代表同張學良直接談。不管任何派別，都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而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報告提出，軍事談判集中於軍委，政黨談判集中於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為中共全權代表赴延安同張學良會談。

　　隨著局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在逐漸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給博古轉周繼吾的信，1936年3月4日。發生變化。四月九日晚，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而應發佈告人民書與通電。」「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現在保存下來的電稿後面有一個注：「此電剛發，接到洛甫來電，所說立場同意」。就在同一個夜晚，周恩來在延安同張學良會談。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見。當張學良提出「假如我們能夠聯合抗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時，周恩來首先說明共產黨過去是主張抗日反蔣的，不過現在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表示願意聽一聽張學良的意見。張學良根據這兩年同蔣的不斷接觸和多方觀察，覺得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蔣的錯處在於他堅持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設法把蔣這個錯誤政策扭轉過來，真正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聽完後，對他提出的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主張表示同意，並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針政策問題，願意把這個意見帶回去，提請黨中央鄭重考慮以後，再作最後答覆。張學良高興地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可見雙方在新形勢下對這個問題已有了大體相同的認識。

　　紅軍東征勝利回師，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南京政府和各黨派、各團體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籲：「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通電沒有再提「討蔣」、「反蔣」的口號，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且將舊稱「蔣賊」改為「蔣氏」，這一字之改在全國社會各界產生巨大反響。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時，再次強調：「東北軍工作要加緊做」，「東北軍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團結。」

　　不久，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並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將粵、桂軍改稱「抗日救國軍」，出兵湖南，被稱為兩廣事變。毛澤東在六月八日向《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西南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客觀上是革命的與進步的行動。雖然這中間還不免有個別分子夾雜有權位、地盤等不正當的動機。」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時局發展到新的階段」；日軍入侵華北，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華北，中國內部整個起了很大變化。「我們說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

　　紅軍東征回師後，毛澤東找東征中俘獲的閻錫山部團長郭登瀛談話，要他帶信給閻錫山，表示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接著，又派彭雪楓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閻錫山聯絡。

　　他還分別寫信給國民黨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等，爭取和他們實行合作抗日。

　　毛澤東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

　　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中指出：「由於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絕路的地位（亡國奴的地位），由於紅軍對於東北軍的革命的影響，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超出這個範圍的一切言論與行動，均在排除之列。根據這個原則，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軍、師、團三級的工作，派較得力的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別指出，「這個中層乃是樞紐，目前最為重要」。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周恩來報告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稱讚周恩來領導的這項工作「可為很好的模範」。並且提出：過去我們的工作方針，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據地，第二在東邊開展遊擊戰爭，第三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以後的工作方針還是以前的三個，但次序要變更，第一是聯合戰線的擴大，應放在第一位」。對東北軍，對楊虎城部隊，對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現在大家應該出馬，不應該關起門來。不僅要注意上層，還應該抓緊中層的工作。紅軍的行動也應該配合這一工作。會議通過了毛澤東這個提議。

　　對張學良的複雜處境，毛澤東十分關心。他在八月九日寫信給張學良提醒他：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

　　在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建立聯繫後，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的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同一天，又寫信給第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希望他繼續推動楊虎城下決心聯共抗日：「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願與先生勉之」。楊虎城收到毛澤東的信後十分感動，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救國的主張。

　　中共中央也和國民黨直接對話，努力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提出：「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立即動員全國對日抗戰，並實現民主自由與制裁漢奸，我們和紅軍不獨不妨害你們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們，並願和你們密切合作。」「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這封信七月十日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宣佈後，產生了積極的反響。蔣介石的報告中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這比他在國民黨五大上所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顯然又進了一步。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同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採取了強硬的態度，這在九一八事變以來還不曾有過。

　　日本步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不僅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也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內許多人員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情緒。他們原來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夠適可而止，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國際社會能對日本實施制裁，使局勢不致進一步惡化，但這些希望都落了空。華北事變的發展，特別是日本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的出臺，把南京政府逼到幾乎無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開始考慮大幅度調整它的對日政策。

　　國內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七月底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對東北軍和整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等問題的報告和結論。報告中說：蔣介石對日的基本方針，在戰略上沒有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戰術是變了；戰術既大變，將來有可能影響他們戰略的動搖。報告說：我們三月提出談判的五條原則後，他們在五月答覆時提出四項辦法〔注：（一）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二）共方武裝參加抗戰待遇同中央軍；（三）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共方可選擇一些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從這可以看出蔣介石有動搖的可能。他們五屆二中全會來信對談判又提出新的四條〔注：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稱這四條是：「（一）尊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這新四條同五月的四項辦法有些變化，現在是著重統一，對紅軍開赴綏遠抗日沒有提。「我們願意和南京談判，現在還是繼續這個方針。」從蔣介石的態度來看：「現在總方針變了，現在是鞏固他的統治。從前和我們無往來，現在有些改變了，現在他也來談統一戰線，他可能改成國防政府，但要他統一指揮，使群眾對他改變態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這一民族運動，不願站在敵對地位。」我們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為要達到真正的抗日，必須要經過這樣中間的過程，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毛澤東還在結論中提出：蔣介石總是說先統一後抗日，我們是要他先給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樣程度，才同他講統一。「我們又要抗日，又要統一。」「『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現在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同時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

　　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後談判的主要對手，決定發表公開宣言和秘密文件。這次會議標誌著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會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了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口號，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等。

　　會議決定發表的「公開宣言」，就是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它敘述了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主張，嚴肅地批評國民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和它造成祖國大片河山淪喪的嚴重後果，同時也肯定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有了若干進步」，但仍不能滿足全國人民強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國滅族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向國民黨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它在最後明確提出「國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議：「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於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

　　會議決定在黨內所發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我們目前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九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目前政治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又作了三次長篇發言，著重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他說：對民族反日統一戰線的領導，不是願意不願意，而是有力量領導和沒有力量領導的問題。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同。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力量薄弱，我們在大革命時聯合了它。當前經濟危機加深，日本壓迫，「使民族資產階級又有轉變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們重新提出和資產階級聯合，有蘇區、紅軍的存在，應當由共產黨領導，才能實現抗日的勝利。事實證明，也只有共產黨有力量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的，現在正在爭。「我們現在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他還說：加緊對南京政府以外的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會議為適應新的形勢，決定改「人民共和國」為「民主共和國」，並作出《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會後，毛澤東草擬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後脫稿。協定草案共八條，其中規定：為實行對日武裝抗戰，實現抗日救國聯合戰線，建立民主共和國，從本協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為。國民黨方面承認：停止進攻紅軍與進犯蘇區，劃定紅軍屯駐地區，改革現行政治制度，允許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釋放政治犯。共產黨方面承認：紅軍不向國民黨區域攻擊，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言論與行動，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的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指揮與統一編制。這個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成為後來國共談判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同各地方實力派談判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自從中央政治局確定了以南京政府作為主要的談判對手以來，毛澤東在指導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進行談判外，還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主張「停戰議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領袖，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他還努力同地方實力派取得聯繫，分別寫信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理解與支持。

　　在這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書張文彬到西安同楊虎城談判，達成了互不侵犯、雙方在防區內取消敵對行動、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協議。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留在西安，公開身分是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十月初，毛澤東等又派葉劍英到西安張學良部作為中共中央的常駐代表，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方的統一戰線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係進一步改善，步調更趨一致。在西北地方，已經初步形成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當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轉變，走的不是一條筆直的路，中間又有不少波折。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了。在他看來，所謂「中共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誠，由他們收編。這自然是辦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來強行解決，他仍認為是「上策」，還要再試一試。

　　當「兩廣事變」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買和軍事討伐的辦法解決後，蔣介石認為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黨了。他一面邀請周恩來在廣州或香港會談，一面調集軍隊「圍剿」紅軍，胡宗南部就是在這時又調到西北向紅軍進攻的，想給紅軍以大的打擊後再在談判桌上講條件。

　　處在從內戰到抗日的轉變關頭，毛澤東善於運用靈活的策略，對蔣介石採取的多種手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在軍事上，他致電駐在張學良處的劉鼎，告訴他：「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準備，立於防禦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在政治上，當蔣介石邀周恩來前去會談時，毛澤東指出：「先停戰，後談判。」蔣介石大舉進攻西北的情況，使周恩來無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漢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談判。從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陳立夫進行了三次會談。陳立夫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態度十分強硬，提出在陝北的政權必須取消，紅軍只留三千，師長以上一律解職出洋等。這樣，談判只能擱淺。到十二月初，當陳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敗後，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

　　這時，毛澤東認為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然而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與我們聯合。」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十八位紅軍高級將領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進攻紅軍和蘇區；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可是，蔣介石卻視毛澤東等的忠告為軟弱可欺，認為，紅軍的處境已難以為繼，又變本加厲地調集三十萬軍隊準備「圍剿」紅軍，以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由軍政部次長陳誠駐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帶著這批人和其他軍政要員飛抵西安，給張學良、楊虎城施加壓力。蔣介石住在臨潼華清池附近的臨時行轅裡，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們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兩個方案：（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二）如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剿共」。張學良、楊虎城無法接受這兩個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蔣介石「苦諫」，反又遭到蔣介石的嚴厲訓斥。這就把張、楊逼到了絕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推動，終於驅使張、楊下定決心，採取非常手段，實行「兵諫」。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和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十多名軍政要員，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事先並不知道西安事變將要發生。事變發生的當天清晨，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覆。」稍後，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中共中央接到張學良電報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在毛澤東住的窖洞裡開會，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周恩來在同一天覆電張學良：「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如何盼覆。」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因為西安事變的發生很突然，情況還不很清楚，有待進一步了解和觀察，會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只是交換意見，需要在進一步弄清情況後才能作出決斷。毛澤東先發了言，最後又作了結論。他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他斷言：「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他的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他說：蔣介石最近立場雖是中間的立場，然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威脅西安。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立即部署兵力。他當時的設想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的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他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與會者還有九個人發了言，其中講得最激烈的是張國燾。他說：「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張聞天不同意這個意見，說：「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毛澤東在作結論時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途擺著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面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面來。針對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再次電告張學良：「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周恩來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張學良專機抵達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處理事變。

　　周恩來在十七日到達西安，立刻同張學良面談，且於當夜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中央軍劉峙部已以五個師入潼關、逼渭南。「張擬以楊部控西安，東北軍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使紅軍參加。」他已同張學良商定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防。電報中還報告說：蔣鼎文已釋放，持蔣介石信令停止內戰，宋子文明日來西安。「我們商定條件：（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日。（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第二天，周恩來又兩次來電報告情況：「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這些都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情況和建議。

　　在收到周恩來來電的同時，毛澤東又獲悉：日本外相十七日聲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張聞天、博古等商定，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十八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表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要求國民黨：「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並表示：「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乾淨也。」

　　十二月十九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這時，西安事變發生後各方面的情況已比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報告和結論。他在報告中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介石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西安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現，這是對於抗日不利的。」我們必須指出：「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盲目的擁護蔣個人而不問抗日是完全不對的。」他接著說：在另一方面，西安事變的發生是由於南京政府不立刻對日抗戰、尤其是由於蔣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進抗日（力量）與親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這是光明的一面」。我們應該「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對於好的方面發揚，對於黑暗方面給以打擊」。他明確地提出反對使內戰擴大，也就是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說：「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當時，蘇聯《真理報》兩次發表評論，指責西安事變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澤東不同意蘇聯的這種說法，指出：「日本說蘇聯造成，蘇聯說日本造成，雙方對於事實的實質都有抹煞。」他堅持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表示：「我們準備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國際指示還未到，或者要隔兩天再發。」

　　會議討論時，政治局內部的意見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贊成毛主席這個解釋。」我們應著重指出，目前的問題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不是蔣個人的問題，「不採取與南京的對立」。張聞天說：「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我們應儘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

　　毛澤東作結論指出：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面，受紅軍的影響是很大的。只有結束內戰才能抗日。「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我們應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我們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

　　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同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出通電，表明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於政治局內部意見已很一致，這個通電並沒有等候共產國際的來電，就在十二月十九日當天發表了。

　　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毛澤東在十九日這一天就起草並發出十四份電報。其中，發給在西安的周恩來的電報有十一份，通報了中央的決定並提出具體的工作部署。發給在前線指揮軍事的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有兩份，命令他們率領野戰軍急行軍直達長武待命，並派八十一師和二十八軍開赴延安接受任務，給張楊以實際的援助。還致電在南京的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共產國際的來電，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內容和中共中央已經作出的決定基本一致。毛澤東立刻在當晚八時把它轉發給周恩來。共產國際來電的全文如下：

　　「既然發動已成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潘漢年那時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館裡。這是因為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急於了解中共的態度，經過宋慶齡的介紹，潘漢年從上海到南京住進了宋公館。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立刻把它交給宋子文轉送國民黨中央。他還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特殊身分，從旁支持宋美齡等力排眾議，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當他接到毛澤東十九日的密電後，又把剛剛譯出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立刻交給宋子文，並說：宋委員最了解張學良將軍，他一定會熱情歡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認為潘漢年這個話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經過同親日派的辯論後獲准「以私人資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顧問端納陪同飛抵西安。張學良在見到宋子文時，坦率地告訴他：只要蔣答應張、楊通電中的八項主張，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將一致同意釋放蔣介石。隨後陪同他一起去見蔣介石。周恩來也明確轉告宋子文：中共並未參與此事，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希望他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飛回南京。

　　毛澤東在二十一日又致電潘漢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談判的五項條件，要他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表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潘漢年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從旁促進宋美齡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齡接到張學良歡迎她前往西安的電報後，立刻在端納、宋子文等陪同下飛赴西安。

　　周恩來在西安極為複雜的環境中，機智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方針，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雙方談判創造了良好條件。談判從二十三日上午開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後來又加上宋美齡，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一開始，張、楊重申他們在通電中提出的八項主張，周恩來也說明中共的六項主張。經過兩天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對談判的一些問題都作了明確的承諾。

　　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見蔣介石。蔣介石當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來當時向中共中央所報告的：

　　「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張學良以為蔣介石已經承諾了和談條件，又怕時間久了在內部會橫生枝節，經宋子文請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蔣介石離開西安。他事前沒有告訴別人，連周恩來也沒有通知，下午三點朵拉著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乘車直奔機場。蔣介石臨行時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看重義氣而經驗不足的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反而遭到蔣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長達半個多世紀。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對西安事變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一種力量逼著他來轉變。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這是客觀上包含了這一意義。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麼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

　　他進一步分析西安事變能夠造成這個轉變實現的原因：「西安事變這樣的收穫不是偶然的，因為國民黨已開始動搖，醞釀了很久。」「他們內部矛盾發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變便解決了這個矛盾。這是醞釀成熟、時局轉變的焦點。西安事變是劃時代轉變新階段的開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變雖然取得了這樣重大的收穫，並不是什麼問題都已解決了，中間還會發生障礙，今後的任務還很艱鉅。他說：「國共合作雖然說了很久，尚未實現。聯俄問題，亦在動搖中。」「西安事變仍是在發展中，我們應該教育落後（分子），更多的爭取中間分子。」但他對前途是樂觀的，在作結論時說：「關於內戰是否結束？我們應該說基本上是結束了。至於前途，不是內戰或是抗日的問題，而是抗日迅速與遲緩問題。」當事態正處在發展變動中的時候，毛澤東就作出這樣明確的判斷是很及時的，也是富有預見性的。

　　西安事變是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中發生的。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說來，它來得很倉促，不可能在事前作準備，中間又經過不少曲折。黨必須根據急速變化著的政治局勢，迅速作出判斷和處置，這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事情。儘管在有些問題上對情況的了解和認識不能不有個過程，但從大的方面說，黨對事變獨立作出的各項決策是及時而恰當的，從而實現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目標，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打開了通道。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成熟。

　　蔣介石在西安時雖然對停止內戰、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諾，但他回到南京後，態度又有變化，時局的發展出現過一些曲折。這也是毛澤東已經預見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南京內部鬥爭甚烈，親日派不甘心下臺，有最後掙扎、扣留張學良、進攻西安的危險。並作如下處置：與楊虎城、王以哲等商議團結對敵，秘密通令東北軍、西北軍緊急動員，防禦親日派進攻，紅軍準備進至興平、扶風策應，加緊晉、綏、川、桂、直、魯的活動，反對內戰。同一天，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共產黨「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第二天，毛澤東針對南京政府扣留張學良後又向西安進兵、西安內部群情激憤的事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進一步提出：「自從釋蔣後，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們的方針，仍是要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所不同的，對軍事上應有準備，對西安更要積極地幫助與團結。」「現在不僅是西安問題，而是全國問題。」同一天，中革軍委主席團致電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任弼時及各軍團首長：為策應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積極作好準備，反對敵人的分化孤立政策，鞏固西北抗日聯合的勝利，推動時局的發展。

　　西安事變後幾天，原來在延安的東北軍就撤向西安一帶集中。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隨即從保安遷往延安。毛澤東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來到延安。他們在路上走了四天時間。快進城的時候，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延安，在陝北來說是個大地方，現在群眾還不了解我們，我們一定要很好地聯繫群眾，要注意群眾紀律，要對群眾多做宣傳工作。從這時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報告了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談到國民黨中央軍繼續由潼關西進時，他說：「對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個階段是進兵，第二個階段是趨向和平。所以能趨向和平，就是因紅軍靠近張楊。現在已一般的趨向和平了。」在討論中，他再次發言說，對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應該有表示，應該有新的問題。比如：說明我們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樣的人民陣線，而是民族陣線；說明西安事變中我們的立場是和平解決，放了蔣介石以後我們軍隊開去還是為著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國成立，我們就願意成為統一的區域，蘇區是特別的，但也歸他管轄。

　　經過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醞釀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電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電文明確表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將這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為了達到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願意作出如下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新形勢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這樣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氣。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說：「此電發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託派必說我們投降，左派怕我們上當。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說明的，是可以表示我們真正抗日團結禦侮決心的。」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在第二天發出後，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支持，並且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鬥爭。在二月十五日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復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案。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雖然仍使用反共的語言，但所提的談判條件同中國共產黨所提的條件在實際上是相近的。這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宣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後，在實際工作中採取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停止了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停止了沒收地主的土地，準備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準備在蘇區用民選的政府代替蘇維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積極的反應：停止對紅軍的進攻，取消對邊區的經濟封鎖，而且撥發紅軍作為國民革命軍部隊應得的餉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萬元。

　　為了使國民黨的政策進一步轉變，從二月分起，周恩來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三地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談判的焦點，集中在紅軍改編後的編制、人數、設不設總指揮部，蘇區地位、行政長官人選，兩黨合作的形式及綱領，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時間等問題上。當周恩來在杭州直接同蔣介石談判後返回延安途中，毛澤東曾電告彭雪楓：「與南京談判，在紅軍、蘇區方面以保證我們的絕對領導為原則，在兩黨關係方面以保證我黨獨立性為原則，這些方面絕對不能讓步，對方已大致承認。」由於蔣介石還缺乏足夠的誠意，談判中對許多重大問題一時還沒有取得結果。

　　為了推動「聯蔣抗日」方針的實現，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致電給蔣介石、閻錫山、楊虎城、孫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劉湘、何香凝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五月，他親自佈置並接待了十年來第一個擔負和平使命前來蘇區的國民黨中央考察團，表示要實現國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國。

　　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三月初，他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會見美國進步作家和記者史沫特萊。毛澤東對她說：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的，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只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求英、美、法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說共產黨宣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宣導的是民族戰線，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漢奸在外，這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廣泛得多。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業已開始了它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到這種轉變開始的證據。

　　關於對三民主義的態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們老早就是不僅信仰共產主義，而且同時也信仰過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為什麼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這就是說，對外抗戰求得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與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現時政綱，並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至於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衝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

　　毛澤東把這次談話的記錄稿又帶一份給愛德格‧斯諾，附信說，這表示「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請他廣為「宣播」；也把這個記錄稿寄一份給上海《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請他在可能時把它發表。

　　一個月後，毛澤東又在延安同美國記者威爾斯談話。他說：國共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的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綱領的原則在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務。在抗日戰爭中階級鬥爭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我們要在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裡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須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於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民主制度是對日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各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而鬥爭。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實際上接受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誌著「聯蔣抗日」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毛澤東及時提出新階段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聽取博古關於西安事變經過的報告後，毛澤東說：「我們過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現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全國工作的佈置更為需要。」他說：我們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是大的讓步，是帶原則性的讓步，為著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為著抗日。對於土地問題，在大階段來說是不放鬆的，但在目前階段是應停止沒收土地的。蘇維埃制度過去十年的鬥爭是對的，現在改變也是對的。「應從理論上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有解釋清楚的責任」。

　　這時，一個慘痛的損失是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失敗。他們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過黃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多人，表現了不畏艱險的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們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斷攻擊西路軍的馬步芳部停戰讓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馬步芳談判，要他們停止攻擊。由於他們毫無誠意，談判沒有取得結果。三月五日，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出發西進。不久，因西路軍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失敗，援西軍停止西進。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任務。毛澤東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關於中日矛盾與中國國內矛盾問題。他說：有許多原則有進一步明確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對國內階級關係發生變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會議決議是估計到了，但對蔣介石的變化沒估計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變中證實了這一估計，國民黨三中全會就是一個明證。我們的政策的變化，國民黨的政策的變化，主要的根據就是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義的革命的方面，與我們現時的政綱不是相衝突的，我們應當拿起這一武器。三民主義在理論上也要改一改。（三）階級鬥爭應該以照顧大局為原則，勞資兩方面都要如此，採取協商辦法，這種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現在不是主導的地位。（四）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開始了國民黨政策上的轉變，從通過的決議看，是從妥協到抗戰、從獨裁到民主。這一轉變，是由於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擴大與我們的政治影響。從開始轉變到徹底轉變還要經過一些時期，還會有很多曲折。

　　第二，關於過渡階段問題。他說：第一階段爭取和平已經達到了；從西安事變到抗日開始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民主問題，「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號，「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號，主要口號是「準備抗日」。為了抗日要爭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務，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主要議事日程。

　　第三，關於領導權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想使無產階級服從它，做它的尾巴，這是應當著重說明的，並加緊對群眾的教育。目前形勢對我們更有利，政治攻勢都在我們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平運動、民主運動，都是我們創始的。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討論了張國燾的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於進行科學的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會合後，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他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機會主義歷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後從頭幹起。三十一日，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國內和平基本實現後，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勢，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蘇區、國民黨統治區和紅軍中的黨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這是一次人數眾多、代表性廣泛、意義重大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政治報告，並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毛澤東在政治報告和結論中，著重論述了三個問題。

　　首先，他從分析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關係的變化狀況出發，由此確定黨的任務和方針。他說：「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他敏銳地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他又冷靜地估計到：國內矛盾雖已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適當地調整，這就是還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針的由來。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從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第二階段，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這些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在結論中，他批評了那種由於片面地或表面地看問題而形成的否認國民黨已開始轉變的「左」傾觀點，指出這種觀點看不見舊階段的結束和新階段的開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務，不敢前進一步。

　　其次，他提出並闡明目前階段的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的任務。他說：和平已實現，但並不鞏固，也不等於抗戰已經實現。為了鞏固和平，實現抗戰，必須具備一個必要的條件，即爭取民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才能實現抗戰。他批評那種認為「強調民主是錯誤，僅僅應該強調抗戰」的看法，指出：「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須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包括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

　　再次，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教訓，闡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他尖銳地提出這樣的問題：「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怎樣通過它的政黨實現政治領導呢？毛澤東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實現政治口號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發揮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成為實現政治口號所提出的任務的模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鞏固和發展與同盟者的關係；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最後，他號召全黨不斷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準，盡速造就德才兼備幹部，增強黨內團結，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批准了毛澤東的報告和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次會議和中共中央接著召開的白區代表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十八、總結歷史經驗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特別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澤東有一段時間能夠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理論概括。

　　毛澤東在對待理論工作上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在他看來，有了正確的理論，才能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不停留在初級的感性階段，而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認清事物的本質和它的內部規律性，用來自覺地指導行動；而這種正確的理論，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只能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接受核對總和繼續發展。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段富有傳奇性的艱險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實踐中取得過巨大的成功，也經歷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慘痛的失敗；積累了許多超越前人的經驗，也有過「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訓，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四年統治，更把黨幾乎引向毀滅的邊緣。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但它是在紅軍長征途中舉行的，只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作了變動，其他問題還來不及解決。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談到博古時說：「遵義會議糾正了他的錯誤，然而沒有指出宗派主義、冒險主義，這個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可見，他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正在從根本路線上進行通盤的審視。

　　這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正處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開始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面對著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各種矛盾，客觀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黨內有統一的認識，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訂出正確的路線和策略。然而，黨內的思想並不統一。關門主義（也就是宗派主義）、冒險主義以及作為它們共同思想基礎的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訂和執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

　　陝北的相對穩定的局勢，國內翻譯出版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文章已能傳送到這裡，也都便於毛澤東有可能從理論上全面地回顧和思考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先後寫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著作，分別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上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經驗教訓，剖析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及時地回答了黨所面對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並把這些現實問題提到哲學的高度來分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發展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奠定了黨的思想理論基礎。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給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所作的報告。

　　在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都產生重大變化。「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長時間內無視這種重大變化。毛澤東在報告裡，一開始便從千頭萬緒的現實生活中，十分鮮明地指明了當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說：「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全國人民的生存已受到嚴重的威脅。

　　毛澤東接著指出：「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遊移於兩者之間呢？」他指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們具有兩面性：既不喜歡帝國主義，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下，他們是有變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也是要發生破裂的。

　　基於對現實狀況的分析，毛澤東得出結論：「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為了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強調指出，必須在黨內反對兩種錯誤傾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這個問題的提出，同樣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他說：

　　「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鬥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

　　在這篇講話中，他著重談了反對關門主義的問題。他用簡單明瞭的語言，把統一戰線和關門主義這兩種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強烈的對比：「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一個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種策略的道理是對的呢？他依然用事實來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篇報告，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論述，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為全黨進入抗日戰爭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他的論述，處處以正在發生巨大變動的客觀事實為出發點，以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階級關係的具體特點為出發點，反對那種不顧事實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條主義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說明他的思想正在進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後，毛澤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黨的軍事路線上來。他說：「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這就必須系統地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經驗，從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在經過長時間準備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陝北的紅軍大學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報告。

　　這個報告，也是黨內在軍事問題上一場大爭論的結果。這場大爭論，在長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已經激烈地進行著。瓦窯堡會議後，李德又不同意會議通過的東進的軍事戰略方針。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意見，根據敵我力量懸殊的狀況，主張「鞏固與發展蘇區創造新根據地」，武斷地認為「我們轉入進攻是過早的」，「政治準備不充足」，結果就會「退卻和逃跑」，以反對會議決定的「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並且說「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的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生怕把蘇聯牽進到軍事衝突中去。這種離開「發展」來談「鞏固」的主張，其實又是在重複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那種單純防禦戰略。從當時陝北的實際情況來看，更是不適宜的。毛澤東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進攻下的保守的單純防禦戰略。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晉西開會時，討論了李德的《意見書》，許多人在發言中批評李德的錯誤主張，並且作出決議：「戰略決定由毛主席寫。」這件事，也促使他下決心系統地總結十年內戰時期在軍事鬥爭上的經驗教訓，來寫這本書。

　　毛澤東對這件工作做了十分認真的準備。他通過各種管道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到一批軍事方面的書籍。他反覆地精讀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著作，認真研究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日本人寫的關於外線作戰的書籍等，還研讀了中國古代的《孫子兵法》。他後來多次講到：在遵義會議時，有人說我打仗是照《孫子兵法》打的，其實我當時並沒有看過這本書，倒是到了陝北後才讀了這本書。他還組織一些富有實際經驗的幹部一起，聯繫中國革命實際來研究和討論這些軍事理論問題。

　　通過學習、討論和研究，把中國革命戰爭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上升為理論。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由來。

　　毛澤東在這部著作中指出：戰爭是有規律的。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域規律的東西。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而且還取決於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因此，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這個問題。

　　他十分強調在研究戰爭規律時必須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辯證關係：「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裡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他指出：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強調在研究戰爭規律時必須懂得全域和局部的辯證關係。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域規律的東西。「戰爭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於全域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域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帶全域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域無決定意義的一著。」自然，全域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域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指揮全域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域上面。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那末，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呢？毛澤東指出：第一、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又經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敵人的強大；第三、紅軍的弱小；第四、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正是從這些特點，產生了我們的戰略戰術。

　　接著，毛澤東回顧了十年內戰中以「圍剿」和反「圍剿」為主要形式的戰爭的歷史經驗，並且就九個問題作了說明：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反「圍剿」的準備；戰略退卻；戰略反攻；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

　　在「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中，他寫道：「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

　　在「戰略退卻」中，他寫道：「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問題」中，他寫道：「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無論處於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裡最重要的，是保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他還著重地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在「運動戰」中，他寫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說來，凡不孤立而佔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裡。」

　　在「殲滅戰」中，他寫道：「『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於幾乎一切都取給於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擊潰戰，對於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迴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樣才能學會正確地指導戰爭？毛澤東有一句名言：「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

　　這裡，毛澤東特別強調主觀和客觀的一致。在指導戰爭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極其重要的：「學習戰爭全域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他所說的「用心思去想」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和客觀的實在情況相符合。他寫道：「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這裡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

　　毛澤東詳細地描述了一個軍事家正確地指導戰爭時的整個認識過程：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畫……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畫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畫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畫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畫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畫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澤東在這裡敘述的認識過程，實際上已超越軍事科學的範圍，而具有一般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它同以後《實踐論》中的論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形成的重要標誌。它以對中國國情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為深厚根基，以實踐為主要源泉，充滿著實事求是的創造精神，具有鮮明的中國氣派和特色。中國革命戰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中進行的。陳毅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曾作過這樣的評論：中國革命戰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小敵大」、「以弱敵強」。他說：「拿起落後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敵人作戰。我們是弱者，就不能鬥力，鬥力打不贏人家，我們就講究鬥智。因此我們戰略思想最發達，我們的腦袋最發達，靠腦袋吃飯。」「以弱勝強，以小勝大，戰略戰術特別發展。這種軍事思想為什麼又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繫起來呢？就是他能根據這些特點，總結經驗，現了毛澤東同志的天才。」

　　政治路線也好，軍事路線也好，都離不開思想路線的正確與否。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

　　毛澤東到陝北後，就努力閱讀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種哲學書籍。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到保安去訪問他後，記述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得、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調原駐延安的東北軍增援東線，延安由紅軍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保安遷到延安。到延安後，他又擠出不少時間，不分晝夜，發奮攻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書籍。現在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讀過並作過批註的哲學書籍就有：西洛可夫、愛森堡等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等。他在前一本書上所寫的批註約一萬二千字，在後一本書上所寫的批註有二千六百多字。批註的內容大約有四類：原著內容的提要；對原著內容的評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所發的議論；對原著中一些理論觀點的發揮。郭化若回憶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辦公室內，看到桌面上放著一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我翻開一看，開頭和其他空白處都有墨筆小字的旁批，內容全是中國革命中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並把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提高到理論水準上來，充實和發展馬列主義。他這些旁批，後來就逐步發展成為他的光輝著作《實踐論》。」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澤東應紅軍大學（後來改為抗日軍政大學）的請求，向學員講授唯物論和辯證法。總政治部把他講課的記錄稿整理出來，經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後，毛澤東把其中的兩節，經過整理，成為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這是他對中國革命經驗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統的哲學總結，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對曾經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註中，聯繫中國革命的實際，寫道：「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實踐論》就是以認識與實踐的正確關係為核心，全面而系統地闡述和發揮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從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這一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出發，強調了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係。他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社會實踐是推動人們的認識由低級向高級、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動力，也是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和認識的目的。因此，「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那末，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毛澤東說：人的認識過程有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這是認識的感性階段。「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這是認識的理性階段。前者只解決現象問題，後者才解決本質問題。「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

　　毛澤東指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違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條主義者否認認識開始於實踐，否認感性認識的必要性。他們總是從書本出發，忽視對實際情況的具體分析，生吞活剝地引證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中的個別詞句去指導革命。經驗主義局限於一時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認識，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而忽視理論的指導作用。他們在認識論的全體上都是錯誤的。

　　《實踐論》提出：由感性認識進到理性認識，並不意味著認識過程的完結，它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又是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的一個飛躍。理論之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並不能由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要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結果，在實踐中檢驗其真理性，糾正其不完全性和錯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如果人們從社會實踐中得到感性認識，再由感性認識推移到理性認識，造成某種思想、理論、計畫或方案，用來指導實踐，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觀世界的運動變化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

　　毛澤東在《實踐論》結束時這樣寫道：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在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註中寫道：「辯證法的本質即對立的統一法則。」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學著作《矛盾論》就是著重闡明了事物的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

　　《矛盾論》一開始就論述了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兩種宇宙觀的根本對立。在人類的認識史中，人們不僅以其對物質與意識何者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劃分為唯物論和唯心論兩大陣營，而且還以其對世界發展的不同回答被劃分為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大陣營。形而上學宇宙觀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有變化也只是數量上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於外力的推動。和形而上學相反，唯物辯證法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結論：「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矛盾論》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闡述，是從分析矛盾的普遍性開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什麼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文章著重論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矛盾的特殊性，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須對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不同質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從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來看，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教條主義者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艱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腦筋具體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因此，他們在領導中國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國國情，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生搬硬套於中國革命。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結果，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還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它對事物起主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則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當然，這種地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過程階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為主要的。「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於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的雙方鬥爭力量的增減，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轉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著變化。

　　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說明在領導革命時一定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實際情況變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會隨之變化，共產黨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須隨之改變。

　　《矛盾論》還進而論述了關於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對立面的同一性有兩重意義：「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謂矛盾的鬥爭性，就是說處於統一體中的矛盾雙方自始至終進行著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並且促進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轉化。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互相轉化。

　　《實踐論》和《矛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這兩篇論文從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上，論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為日後系統地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這兩篇論文又從思想方法論的高度指出黨內發生「左」傾和右傾錯誤的原由，為延安整風，特別是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作了重要準備。

十九、全民族抗戰的爆發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門盧溝橋附近，日本侵略軍突然向駐守在這裡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被迫奮起還擊。盧溝橋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槍聲，標誌著中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戰終於開始。

　　第二天，消息傳到延安。

　　那時候，整個局勢會怎樣發展，還不十分明朗。這以前，日本在華北已曾多次製造過地方性的武裝挑釁事件。盧溝橋所發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還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發動全面軍事進攻的開始？許多人一時還不能看得那麼清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卻立刻作出判斷：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個口號。

　　七月八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剛剛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這是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號。這個口號，成了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中國共產黨如果不能及時地提出這種具體目標，是談不上政治領導的。

　　國民黨政府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鑒於自身的統治已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也在進行抵抗侵略的準備。但他們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盧溝橋事變限制在「地方事件」的範圍內。他們對共產黨的疑忌太深了，在國共合作的談判中不斷橫生枝節，使談判遲遲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當時在延安擔任軍委參謀長的蕭勁光回憶道：「國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黨與國民黨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具體問題的談判卻遲遲沒有結果。我們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針氈，焦慮萬分。」

　　面對這種複雜的局勢，毛澤東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的態度，進行總攬全域的考慮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內部發出指示，提出當前工作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包括兩個方面：「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

　　毛澤東深知，要促成蔣介石下定全國抗戰的最後決心，單靠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推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國造成一種聲勢。毛澤東指定南漢宸，以毛澤東及紅軍代表的名義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間四次寫信或致電給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張雲逸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他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葉劍英：「請答覆救國會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並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

　　在推動蔣介石下定抗日決心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自身積極地進行抗日參戰的一切準備，並表明願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十四日，毛澤東等致電葉劍英，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十八日，延安召開市民大會，毛澤東到會講演。據當時報紙記載：「演詞激昂，聽眾均磨拳擦掌，熱血沸騰，願赴抗日戰場，與日寇決一死戰。」

　　空前的民族危機和共產黨的積極主張，一掃國內的沉悶政治空氣。要求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到處沸騰起來了。「各地的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各地黨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及各地方的軍政長官，也表示了他們的積極，提出了抗戰的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的統一，並且到處組織了這類統一救亡的組織，這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前進了一大步。」

　　七月十七日，盧溝橋事變後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大的進步。

　　蔣介石談話發表後，毛澤東很快就表示歡迎，他說：「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蔣介石在對內政策上沒有提出任何改進措施，特別是沒有宣佈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沒有改革舊的政治機構，沒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對中國共產黨仍不允許公開活動。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局勢越複雜，對毛澤東說來，仿佛倒越能顯示出他善於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要領的本事。蔣介石廬山講話後不到一個星期，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付日本的進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不同的前途。一種是堅決抗戰的方針，一種是妥協退讓的方針。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下又必須有一整套的辦法，才能達到目的。這就是：（一）全國軍隊的總動員；（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佈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六）國防教育；（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八）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辦法。毛澤東指出：實行前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實行後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表示：共產黨人「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遊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

　　文章又指出，為了這樣做，「中心關鍵在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團結要是真正的團結，爾詐我虞是不行的」。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罵，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這幾句話正是對國民黨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正如英國記者貝特蘭所說：「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誠懇的。顯然他注重的並不是指摘『缺點』，而是堅持他認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張是很充足的。」

　　在推動國民黨進行全國性抗戰的同時，紅軍參戰的實際準備工作也在加緊進行。七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已向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將領下達「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時要紅軍各路將領到雲陽集中，討論紅軍改編問題，並對紅軍參戰、部隊編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聶榮臻回憶道：「到七月中旬，儘管同國民黨政府的談判還沒有結果，我們已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開始醞釀部隊的改編工作，著手進行開赴前線的準備了。」

　　隨著華北局勢日趨嚴重，蔣介石仍不肯下達紅軍改編的命令，但幾番催促紅軍迅速出動。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決定：「紅軍八月十五日改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但紅軍「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

　　由於紅軍即將開赴前線，一個新的問題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紅軍在抗日前線應該怎樣作戰？這時周恩來、博古已赴雲陽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級幹部會議。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他們，對會議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是把發展遊擊戰爭提到突出的地位。這是一個有著遠大戰略眼光的創見。電報說：「（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遊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同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針對蔣介石已經表露出來的準備將紅軍分割使用、同日軍硬拼消耗、逐步給以削弱以至消滅的企圖，提醒他們：「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應請求蔣介石決定頒發，這些都只能待適當的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這些意見，對紅軍改編後保持獨立性和黨對這支軍隊的領導有重要意義。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後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失，這使中國失去華北與中國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接著，日軍沿平漢、平綏、津浦三條鐵路作扇形推進，向華北地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在日軍的進逼下，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又電請朱、周、葉到南京後代表中共提出對整個國防問題的建議，指出：「總的戰略方針暫時是攻勢防禦，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攻，決不能是單純防禦。將來準備轉變到戰略進攻，收復失地。」這個方針是中肯的，是切中當時國民黨軍隊戰略上的弊端的。意見中還說：「正規戰與遊擊戰相配合，遊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擔任遊擊戰之部隊依地形條件及戰況之發展適當使用其兵力，為適應遊擊戰性質原則上應分開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見最後強調：「發動人民的武裝自衛戰是保證軍隊作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對此方針遊移是必敗之道。」

　　五日，毛澤東收到紅軍總部從雲陽發來的《關於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於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主張：我們對參戰不遲疑，但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紅軍運動戰、遊擊戰、持久戰的優點；不拒絕紅軍主力出動，但要求足夠的補充與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對開赴察、綏，但要求給便於作戰的察、綏、晉三角地區與便於補充聯絡的後方。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回電中強調：紅軍擔負的作戰任務應該是「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而不是三角地區，作為協助友軍作戰的地區；「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於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同時，要求本著「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主力」。顯然，毛澤東對紅軍作戰方針及兵力使用等問題採取慎重的態度。

　　他所以一再強調這些問題，除考慮到對日作戰的長期性和紅軍自身的特點外，還由於看到蔣介石對待國共關係問題上已表現出許多不正常的現象：一面要紅軍全部出動，一方面卻在陝甘一帶部署了十個師兵力。不久前在南方遊擊隊改編時又出現閩粵邊部隊被國民黨軍隊誘騙繳槍的事件，毛澤東認為這是「極嚴重教訓，紅軍各部都應引為深戒」。他還認為：「平津失陷後蔣之困難更加，但抗戰決心與合作誠意增加至何種程度待爾後證明，此時宜緩不宜急，緩則有效，急則無功。」

　　由於紅軍出兵在即，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平津失守後的形勢和黨的任務進行一次全盤的討論，統一思想。他提出：「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

　　當時中央政治局成員一時來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先開了一次會。

　　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上，由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他十分明確地斷言：「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對國民黨的狀況，他採取有分析的態度，說道：「國民黨轉變已大進一步，離徹底轉變還遠」。「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是日本逼起來的，應戰主義是危險的。但這還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轉變，應戰主義實際是節節退卻」。談到紅軍的下一步行動時，毛澤東說：「紅軍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後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遊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在反傾向問題上，毛澤東同意張聞天報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適應國民黨的適合主義」。提出要「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和張聞天一起發出的電報中說的是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而在僅僅四天後的這次會議上他卻談到「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遊擊戰爭」。可見，遊擊戰和運動戰的關係是他在紅軍出動前夜這個關鍵時刻反覆思考的關鍵問題。

　　這次會上，毛澤東還對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項辦法提出補充，初步形成「十大綱領」。四天後，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時，將這個文件交給她。海倫後來回憶：「毛澤東拍案而起，他滿面通紅，兩眼閃光地說：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這十大綱領就能實現，我們就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就要滅亡！他憤怒地重複著後一句話。」

　　這次會議為十多天後召開的洛川會議做了準備。

　　紅軍各部已陸續準備就緒，隨時準備開赴前線。但是，在南京的談判卻並不順利，國民黨方面在各種問題上諸多留難。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爆發，談判才出現轉機。

　　日本軍隊的大舉進攻上海，使抗日戰爭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心臟地區和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使蔣介石感到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抵抗，否則自身的統治也難以保持，於是，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願望。周恩來後來回憶：「我同葉劍英參謀長到南京，開始蔣介石還沒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上海打響了，他（指蔣介石）從廬山跑回來，覺得這是全面戰爭了，才發表了八路軍的番號，緊跟著又發表了十八集團軍的番號，要我們的軍隊去打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同國民黨經過反覆談判，終於達成協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略遊擊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這時，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員已陸續趕回陝北。中共中央認為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由於會議要討論軍事問題，吸收了前方主要將領參加，實際上成為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小學裡，這是一個比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處在延安同前方將領所在的雲陽的中間。毛澤東住在村中一座破廟裡。蕭勁光回憶說：「黨中央就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裡，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

　　洛川會議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的。會議的議程是：（一）政治任務問題；（二）軍事問題；（三）國共兩黨關係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做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報告，並作了多次發言。

　　他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現在已經開始政府的抗戰，而且得到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後的任務──使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

　　關於紅軍的基本任務，他提出了五條：「（一）創造根據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四）保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並且說明：前四條是要實現的，後一條是要爭取的。他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這種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略下的「相對的獨立自主」。遊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現階段的戰略方針以遊擊戰爭為主。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前期，經歷過兩次戰略轉變：第一次是國內遊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轉變，這個轉變曾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二次是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遊擊戰爭的轉變。毛澤東一年多後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談到後一次戰略轉變時說：這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是在敵人、友軍、戰場都有變化的特殊情況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遊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遊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這一轉變，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對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關係非常之大。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剛剛開始、紅軍還沒有開赴前線的時候，在仔細考察並分析了主客觀實際情況後，便明確地及時地提出要實行這個戰略轉變，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關於國共關係，他指出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採取不決裂的方針。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

　　在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後，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陝甘寧根據地，使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大本營。這支部隊稱為留守兵團，以後在保衛陝甘寧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會議在民主的氣氛中進行討論。來自不同崗位的與會者對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的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開展山地遊擊戰及紅軍擔負的任務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對遊擊戰和運動戰的關係，會上有些不同意見，但由於紅軍急於出發，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出席這次會議的蕭勁光回憶道：

　　「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儘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後更有利地打擊敵人，更有利於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在以後抗日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

　　為了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十一人，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朱德、周恩來。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毛澤東認為這次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在發言中作了說明：「兩個政策，兩個前途──單純政府的抗戰政策與我們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政策。爭取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變。」「目前極需要把國共兩黨區別清楚。十大綱領的提出，就是與國民黨單純抗戰的區別。」這些，同他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連貫的。以後一個月中的種種事實，使他對問題看得更清楚了，意見也更完備了。

　　洛川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組織了一次座談會，座談會所討論的，是毛澤東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層次的問題。討論的題目中，第一個就是：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毛澤東在座談會上先作了說明。他說：「兩個階級的企圖，各在自己階級立場上出發。」「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組織程度比資產階級高，所以統一戰線由無產階級提出。」他把這一次國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較，認為那時孫中山、廖仲愷所代表的國民黨左派要勇敢些，現在的國民黨當局更膽小些，更小氣些，而且是自覺地來限制我們。他們正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有計劃地吸引共產黨，從各方面影響你，以幾千條線索來套我們。我們有些人容易上當，要有自覺，要使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隨著我黨走。國民黨內也有些人動搖於國共兩黨之間，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著的。「兩黨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鬥爭中來解決。」他在座談會結束時著重強調，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在各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投降主義傾向，要注意對黨內加強教育。

　　為什麼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這是當時已經出現的大量事實在他頭腦中引起的反應。兩個月後，毛澤東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況：

　　「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對於共產黨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鬥爭』的叫囂，國民黨關於『共產黨投降』的衷心願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於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於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於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對共產黨幹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準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鬥爭的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

　　由於存在著這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他認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否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軍隊就可能被國民黨吸引過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也會被葬送掉。

　　由於大敵當前，放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面前的最緊迫的現實課題，還是紅軍迅速完成改編，開赴抗日戰爭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會議的前一天，蔣介石正式發表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二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佈命令，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九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命令指出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

　　為了在組織上確保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前方軍分會（後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九人組成。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十月十日，中共中央軍委又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毛澤東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由洛川回到延安。

　　這時，紅軍主力師已改編完畢，從九月二日起，陸續從山西開赴華北前線。

　　同日本軍隊作戰，對八路軍來說，是一次新的嚴峻考驗。紅軍雖然已有十年內戰的經驗，但從來沒有同具有現代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國家軍隊交過手。八路軍的作戰方針雖已在洛川會議上確定下來，但還需要在實戰中充實、核對總和完善。八路軍出動到華北作戰的情況如何，不僅關係到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關係到抗日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洛川會議結束後的兩個多月裡，毛澤東幾乎以全部精力指導八路軍在華北的作戰。

　　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是毛澤東在八月中旬已經確定下來的。為什麼先開入山西？毛澤東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山西是八路軍開赴前線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臨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牽制華北日軍的行進。憑藉山西寬闊、險峻而複雜的地形，不僅有利於阻滯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前進，而且有利於八路軍開展山地遊擊戰，消滅敵人。正如任弼時所說：「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敵人的長處，恰又補足我們的短處，便利於我們的防守，持久鬥爭與打擊敵人。」第二，山西是地方實力派首領閻錫山的統治地區。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之間既有聯繫，又有錯綜複雜的矛盾。日本侵略軍攻陷平津後向山西大舉進攻，嚴重威脅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蔣介石的軍隊開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盤將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想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做他的暫時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黨員薄一波等經北方局同意同閻錫山建立了聯繫。七七事變後，閻錫山又答應毛澤東向他提出的建立公開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要求，並且同意八路軍經山西開赴前線。第三，當時國民黨企圖將八路軍「分割」使用，規定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到代縣附近下車，開往蔚縣一帶集中。另外一個師沿隴海鐵路轉平漢鐵路到河北徐水下車，開往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遊擊戰爭。毛澤東敏銳地察覺：這樣做，是「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聽命」，「包含著極大陰謀，決不能認為有利，堅決不能同意」。因此，他提出「紅軍為安全計，為蔭蔽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至懷來，蔚縣，決不走平漢路」，把八路軍三個師都放在山西，以便於統一領導，相互策應，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測。

　　為了落實八路軍進入山西作戰的事宜，九月初，毛澤東派周恩來和彭德懷一起到太原同閻錫山當面商談，可見他對這次行動的極度重視。

　　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八路軍開入山西後的作戰區域問題。這就像下棋一樣，開始時的佈局是否恰當，對以後局勢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八月初曾考慮八路軍出師後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但當八路軍開赴出西時，華北局勢已發生變化。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強大的鉗形攻勢：在北路，沿平綏鐵路西進，在攻佔張家口後折而南下，已於九月十三日佔領晉北重鎮大同；在東路，沿正太鐵路向西推進；準備兩路會合，奪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設想行動，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可能使八路軍的全部主力陷於日軍的鉗形包圍圈內，這當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看清山西戰局可能發生的這種重大變化，及時改變原定部署，要求將八路軍的三個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晉南，再圖發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電正率領八路軍總部準備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提出：「擬以百十五師位於晉東北，以五台為活動重心，暫時在靈丘、淶源，不利時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區。以百二十師位於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地區。以百二十九師位於晉南乙太嶽山脈為活動地區。」這幾個地區，後來成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後堅持抗戰的主要支撐點。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對改變部署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迴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迴中（設想敵占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兩天後他又提醒：「敵於太原，志在必得，此時部署應遠看一步。」

　　在八路軍出師後不到半個月內，毛澤東根據局勢的發展，及時調整了八路軍作戰區域的部署，這對八路軍實行戰略展開，合理佈局，創建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意義。

　　八路軍開赴前線後，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焦點是：部隊在實戰中能不能堅定不移地執行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方針。

　　實行這樣重大的戰略轉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紅軍在十年內戰後期已習慣於正規軍和運動戰，一時不容易改變過來；還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後，不少人十分興奮，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鉅性認識不足，急於想打一些大仗。聶榮臻回憶道：「在洛川會議上討論作戰方針時，曾出現過不贊同遊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他（引者注：指毛澤東）擔心部隊挺進前線後，一些同志蠻幹。」毛澤東還擔心：「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

　　對關鍵性問題，毛澤東歷來是緊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連五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他強調：「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懷「對於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電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楊尚昆，明確提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應環繞於遊擊戰爭。他指出：「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遊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負嚴重的責任。」

　　為了堅持敵後的遊擊戰爭，毛澤東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必須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如果遊擊戰爭只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同當地群眾的經濟政治要求相脫離，不能取得他們的全力支持；那末，要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並且在戰爭中不斷得到發展壯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澤東在總結華北遊擊戰爭和根據地的關係時指出：「遊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麼呢？它是遊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託。無後方作戰，本來是敵後遊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後方脫離的。然而，沒有根據地，遊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這種根據地也就是遊擊戰爭的後方。」

　　毛澤東的反覆闡明和耐心說服，使許多幹部加深了把遊擊戰爭提高到戰略高度和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重要性的認識。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受命之際，讀到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電報，感到很重要，很親切，特別是對深入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更為明確了。同時也覺得，他的這些電報，對洛川會議所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動中由於思想不統一而出現偏差。」

　　毛澤東在戰略方針的重大決策一旦作出後，確實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因某些一時或局部的因素而輕易改變這種決心。同時，他又密切注意研究變化著的情況，不斷總結經驗，使作出的決策得到豐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實際情況。九月二十五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利用有利的時間和地形條件，集中兵力發動平型關戰鬥，取得了中國軍隊自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戰鬥前，毛澤東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的意見。戰鬥勝利的喜訊傳到延安後，毛澤東十分高興，立即致電前方，慶賀這一勝利。根據平型關戰鬥的經驗，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地提出八路軍作戰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遊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說：「現在八路軍採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遊擊戰和運動戰。」以後，他在《論持久戰》中，總結十個月來華北抗戰的經驗，把八路軍作戰的戰略原則確定為：「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提法，同洛川會議的規定是前後一貫的，而在具體表述上又更加完備了。

　　十月初，華北局勢進一步惡化。日軍佔領保定，河北正面戰場的抗戰基本結束。在側翼遭受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放棄雁門關至平型關的內長城防線，退守太原的北方門戶忻口。

　　為了協助友軍作戰，毛澤東仔細研究華北戰局後，在十月六日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要他們轉告山西軍事當局：敵人佔領石家莊後，將向西面進攻，因此龍泉關、娘子關兩點應集結重兵堅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在正面忻口地區的守備和出擊中，出擊是主要的。並提出：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師主力將擔任從東、西兩方破壞忻口地區日軍的側後縱深地區；一二九師主力或全部將使用於正太鐵路，發動群眾，配合娘子關守軍作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各主力師在忻口戰役期間有力地配合了友軍的行動。第一二○師一度收復雁門關，伏擊日軍輜重部隊，截斷了從大同經雁門關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師主力奪回平型關，並收復淶源、定縣等七座縣城，切斷了日軍從張家口經平型關到忻口的交通線。忻口前線日軍只能主要靠空運來維持給養。第一二九師陳錫聯團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襲擊陽明堡日軍機場，焚毀日機二十餘架。日軍的機械化部隊的行動，依賴後方供給的程度很大。八路軍各部隊的行動，使日軍的後方補給線陷於半停頓狀態，對正面防守忻口的友軍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戰役期間，右翼晉軍有十個團撥歸朱德、彭德懷統一指揮。毛澤東就如何對待這部分友軍，在十月四日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叮囑道：「我們對於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採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對作戰應使主要打幾個小勝仗，對動員民眾應詳告以政策、方法，對他們多取商量，表示殷勤愛護之意，力戒輕視、忽視、譏笑、漠不關心及把他們置於危險地位等錯誤態度。」毛澤東要求他們對全軍指戰員進行教育，徹底執行這一方針。在東線，當娘子關告急時，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也救出了被日軍包圍的友軍曾萬鐘部一千多人。

　　忻口戰役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作戰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的一次戰役，將南下的日軍主力擋住了二十一天。這次戰役，也是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領導的軍隊密切配合作戰最為成功的一次。由於國共雙方在這次戰役中誠意合作，取得了較好的戰果。

　　十月中旬，日軍主力佔領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進，包抄忻口的後方。二十八日，娘子關失守。三十一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華北戰場的抗日戰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正確的領導，在於能有預見。毛澤東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結論中生動地說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抗戰爆發以來的短短幾個月時間內，毛澤東顯示了他對未來事態的發展總能比別人先見一著，對各種錯綜複雜的新問題都能及時提出明確而切合實際的對策，這就表現出他卓越的領導才能。

二十、指導敵後抗戰和《論持久戰》

　　太原失守後，華北戰局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後遊擊戰爭開始處於主導地位。

　　毛澤東敏銳地看清戰局的這種變化，立刻對八路軍下一步戰略行動相應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和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以明確的語言指出：「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遊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

　　這時，山西的國民黨軍隊正在全線潰退，許多地方的舊政權陷於癱瘓或自行消失，備受日本侵略蹂躪的淪陷區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領導他們奮起抵抗，保衛家園。在這樣一片混亂的日子中，毛澤東接連發出指示，為八路軍在山西的行動規定了新的方針：「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遊擊根據地，發動民眾，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別人，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促成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克服危機，實現全面抗戰之新局面。」

　　這個方針的基本精神是：八路軍在新的形勢下，應該消除依賴國民黨軍隊的思想，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的力量，在敵後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遊擊根據地。徐向前回憶道：「那時，有些同志對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方針，不甚了了，總想集中兵力打仗，不願分兵發動群眾。毛主席的這一部署十分及時，對我軍堅持敵後遊擊戰爭，發展壯大自己，有重要指導意義。」

　　對在敵後開展遊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艱鉅性，毛澤東有著充分的估計。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軍決不會允許八路軍在其後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寧，它「不久即將移主力向著內地各縣之要點進攻」。這種進攻將是極端殘酷的，因此必須搶在日軍行動前做好充分準備。

　　在這些準備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軍各部在山西敵後展開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礎上稍加調整，進一步作好通盤的部署。他電令第一一五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聶榮臻率領留在晉東北，繼續以五臺山為中心開闢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該師主力則從晉東北開赴晉西南地區，創建以呂梁山為依託的晉西南抗日根據地；第一二○師以管涔山脈為中心開創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第一二九師沿正太鐵路南下，依託太行、太嶽山脈，開闢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這個部署很有戰略眼光。這四個區域的地理條件十分優越。第一個區域──晉東北，地處恒山、五臺山、燕山山脈的連接地帶，可以直接威脅日軍佔領的平綏、同蒲、正太、平漢四條鐵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個區域──晉西北，位於同蒲鐵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長城以南、汾（陽）離（石）公路以北、黃河以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的東面屏障和它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相聯繫的樞紐。第三個區域──晉東南，東起平漢鐵路、西至同蒲鐵路、北起正太鐵路、南至黃河，直接威脅著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所依賴的主要交通線，對堅持華北抗戰有著重要的戰略支撐作用，也是日後向冀魯豫平原發展的前進基地。第四個區域──晉西南，也是陝甘寧邊區的東部屏障。這四個區域相互呼應，對日軍已佔領的華北主要交通線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圍或側面威脅之勢。

　　毛澤東的這個佈局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這四個區域不是侷處一隅，而是幾乎遍及日本侵略軍控制下的山西全省。這就很有象徵意義。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澤東會見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王公達時說：「從這些區域看來，中國失去的不過是幾條鐵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並沒有失掉。這一實例給全國以具體的證明：只要到處採用這種辦法，敵人是無法滅亡中國的。這是將來舉行反攻、收復失地的有力基礎之一。」

　　毛澤東對前方作戰的指導，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針，對具體作戰部署不直接干預。他給八路軍總部和各師負責人的電報說：「軍委指導只提出大的方針，由朱、彭根據此方針及當前情況作具體部署。軍委有時提出具體作戰意見，但是建議性質，是否切合情況，須由朱、彭按當前敵情情形加以確定，軍委不加干涉。」這種做法，在抗戰初期情況變動快速而通訊又不便的條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據毛澤東這個戰略部署，八路軍各部爭取時間，迅速分別開赴指定地區。臨行前，毛澤東又叮囑各路指揮員，「要像下圍棋『做眼』一樣，在敵後發展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不久，他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後遊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這個問題，提在抗日戰爭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國軍事當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遊擊戰爭領導者，均須把在敵後發展遊擊戰爭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把它作為戰略任務執行起來。」

　　正當八路軍各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實行戰略展開時，日本侵略軍果然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對立足未穩的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採取軍事行動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軍已感覺到它的後方由於八路軍的襲擊活動而帶來的種種困難，但為了實現攻佔太原的軍事計畫，一時還分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對付後方。因此，一到佔領太原以後，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來對後方進行「清剿」，為他們的繼續南進掃除後顧之憂。這使八路軍深入敵後的行動從一開始就面對嚴峻的考驗。

　　十一月下旬，日軍首先出動二萬兵力配合騎兵、大炮和坦克、飛機分八路向剛剛創建的晉察冀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攻。這是檢驗八路軍能不能在敵後站住腳跟的第一場嚴重較量。它的成敗，對八路軍在敵後其他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毛澤東對它給予極大的重視。聶榮臻回憶道：「我們留在晉察冀以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關心著我們，注視著我們。因為，這是我們黨在敵後創立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在這些日子裡，常常通宵達旦地研究情況，細心地思考著反圍攻的對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這場反圍攻戰鬥打響前，他致電朱德、任弼時，針對八路軍占領區域的民眾和新組織的遊擊隊缺乏鬥爭經驗，提出要進行三方面的準備工作：一、加強新部隊的政治教育和黨的工作；二、加強新部隊必要的軍事和遊擊戰爭的訓練；三、加強動員地方民眾的工作。戰鬥打響後，毛澤東密切關注著戰局的發展，在關鍵時刻及時指明：對進攻晉察冀邊區的敵軍，「避免正面抵抗，襲擊敵之後尾部隊」；「在敵之遠近後方活動，使敵進一步仍在我包圍中」；「在確有勝利條件下，集結適當力量給敵以部分的殲滅和有力打擊」。同時，他要求第一二○師和第一二九師分別在同蒲路、正太路積極活動，給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軍總部將日軍的行動通知閻錫山和蔣介石，爭取友軍的援助；還通過進步報紙輿論擴大宣傳，使全國軍民相信，八路軍在敵人後方建立的根據地完全能夠遲滯日軍的前進。

　　由於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整套方針和辦法得到貫徹執行，晉察冀的反圍攻鬥爭取得勝利。聶榮臻回憶道：「這次反敵圍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們接連打了幾個勝仗，打死打傷日偽軍共一千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軍用品。敵人除佔領了根據地邊緣地區的幾座縣城外，別無所獲，不得不於十二月下旬全線撤退。」

　　日本侵略軍自然不肯就此善罷甘休。圍攻晉察冀根據地失利後，他們又先後發動對晉西北地方和晉東南地區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毛澤東繼續指導這些地區的反圍攻鬥爭。

　　他以晉察冀反圍攻勝利的經驗為依據，但又不是簡單地照搬晉察冀地區的做法，而是按照這些地區的實際情況，分別提出不同的鬥爭方針。在晉西北地方，毛澤東根據日軍五路圍攻八路軍的力量都不強的特點，要八路軍同晉軍協力，實行「各個擊破」。在晉東南地區則要求八路軍以次要兵力鉗制日軍數路，集中主要兵力對付日軍一路。由於採取這些正確的方針，八路軍第一二○師和第一二九師也先後取得反圍攻的勝利。

　　太原失守後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在毛澤東及時而正確的指導下，八路軍各部在敵後反圍攻鬥爭中，不僅消滅了大量日軍，而且在戰鬥中積極開展山地遊擊戰爭，建立起抗日根據地，逐步實現了在山西戰略展開的預定目標，相繼站住了腳跟，為開創整個華北敵後抗戰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在南方，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後，又集中兵力約二十八萬人，實行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加緊對上海、南京地區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國民黨當局在這個地區，指揮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前線官兵表現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戰精神，在敵軍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犧牲。日軍原以為這次戰役很快就可結束，夢想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沒有料到在上海地區戰爭就持續了三個月。但是，以這種硬打硬拼式的單純防禦，來對付優勢裝備的敵軍，在戰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軍攻陷上海。一個月後，十二月十三日，又佔領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這使整個中國戰場上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接著，日軍把作戰中心北移到津浦鐵路一線，企圖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線，同華北方面南下的日軍會合。他們的打算是：在華北和華中這兩支大軍會合後，便可以在兩個戰略方向上作出選擇，或者進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漢奪取華中。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國內整個戰局的發展，既對八路軍的抗日行動及時作出部署，又對正面戰場的作戰經常提出積極的建議。當他對日軍的戰略意圖作出準確判斷後，一方面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一個全國戰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為建議；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研究新形勢下八路軍應該採取的戰略方針。

　　在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建議中，毛澤東總結正面戰場上軍事失利的教訓，主張應採取「攻勢防禦」的方針，把內線防禦和外線進攻結合起來。他指出：「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占，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建議中，毛澤東還對國民黨軍隊的部署提出具體意見。但是，蔣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況一樣，沒有採納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建議。

　　對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毛澤東認為，在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況下，為了有力地打擊日本侵略軍，應該在敵後更廣泛地發展遊擊戰爭，建立起更多能夠獨立作戰的抗日根據地，形成「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他曾設想，以山西區、鄂豫皖區、蘇浙皖贛邊區、陝甘區、鄂豫陝邊區、湘鄂贛邊區等六處為主要戰略支點，而以蘇魯邊區、冀南區、熱冀邊區、大青山脈區輔助之。「三個主力師位置大體上應預擬一個位於鄂豫皖區，一個位於鄂豫陝區，一個位於陝甘區，即兩個在內線一個在外線。」以後，由於戰局的變化，他的具體設想有了改變。但他的基本思路不僅繼續得到堅持，並且變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他關於迅速展開兵力、建立多處能獨立作戰的根據地的基本設想。他說：日軍的戰略企圖如果實現，「將造成中國割斷為許多塊」，根據蘇區時期的經驗，要形成許多獨立的作戰區域來堅持長期的抗戰。他特別舉出已在一月分建立的晉察冀根據地作為例證，說明：「聶榮臻是典型的區域」。

　　對八路軍的具體行動，毛澤東認為應該依戰爭形勢的發展分兩步走：目前階段，「在不被敵根本隔斷條件下，我軍均應在敵後配合友軍堅決作戰，有效地消滅與削弱敵人，發動廣泛抗日運動，如此方能鉗制與阻礙敵向潼關、西安與陝北之進攻。只要無被隔斷危險，決不應過早渡過河來，更不應不顧蔣令不顧友軍渡過河來。為了保障將來轉移便利，必須鞏固呂梁山脈之轉移樞紐，並佈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處）工作。」毛澤東考慮問題，總是把立足點放在對局勢發展作出最嚴重的估計上面，這樣才能做到有備而無患。因此，他提出，在將來階段，「即敵大舉進攻潼關、西安、武勝關、武漢及陝北時，在取得蔣、閻、衛同意後，八路軍主力及其他國軍主力，應渡過河西、河南，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而留適當兵力位於山西各區，繼續堅持遊擊戰。」毛澤東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戰略決定之基本精神」。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再次研究八路軍在華北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根據堅持長期作戰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區域建立新的遊擊兵團的主張。他說：「八路軍主力移動後的部署，現在就要準備，應在各區域建立遊擊兵團。」為了加強黨對華北工作的領導，毛澤東建議原在北方局的劉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導華北工作。二十四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致電八路軍各部，提出組織遊擊兵團的具體任務。電報指出：為了在八路軍主力轉移至其他地區後，我黨仍能在統一戰線中有力的堅持與領導華北抗戰，必須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遊擊兵團。具體部署是：在晉西北，除宋時輪支隊外，再組織四個支隊；在晉西南組織三個支隊；在晉東南組織七個支隊；在平漢路以東組織若干支隊。各支隊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軍有戰鬥經驗的主力一二個連作基礎，由地方遊擊隊及新兵編成。這種以八路軍主力連隊為骨幹、吸收大批新戰士以組成若干新支隊的做法，是適應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後有可能在敵後迅速打開新局面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新的主張。它使八路軍的隊伍能迅速壯大，而又能保持相當的戰鬥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春，日軍採取南北對進的方針夾擊徐州，盡力打通津浦鐵路。為了執行這一計畫，華北日軍主力被抽調南下，造成河北、出東等平原地區兵力空虛，為已經在山區站穩了腳跟的八路軍向華北敵後更廣闊的地域發展帶來了機會。徐州地區正面戰場在李宗仁指揮下進行的英勇抗擊，對華北敵後戰場的發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澤東十分善於抓住機遇。他立刻調整部署，作出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的重大決策。

　　從山地來到平原，各方面的條件都發生重大變化，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許多人一時難以適應這種變化，對能不能在平原地區發展遊擊戰爭還抱有懷疑。徐向前回憶道：「大家腦子裡有問號。因為從紅軍時代起，我們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飯的。在平原地區搞遊擊戰爭，幹部缺乏經驗，信心不足。」

　　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這個新的重大決策前早有考慮。他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時，就說明這個方針包含著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並在發展山地遊擊戰的同時，密切注意八路軍在前線探索開展平原遊擊戰的實踐經驗。

　　促使毛澤東較早考慮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意識到日軍的深入進攻將帶來遊擊戰爭的廣泛發展，特別是備受日本侵略軍屠殺和蹂躪的淪陷區（包括平原地區）同胞迫切期待著能領導他們保衛家園的抗日軍隊的到來，八路軍走出山區伸向平原是必然趨勢；二是他看到山區地形條件雖對發展遊擊戰爭有利，但資源、人力畢竟有限，平原地形條件雖不如山區，但地域廣闊、人口稠密、資源豐富、交通發達，只要依靠當地民眾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發展的，這對擴大抗日力量有極大好處。

　　但這種設想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決不能在沒有任何實踐經驗的情況下輕率地在戰略行動上作出重大決策。這種實踐經驗，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東、山東等地區陸續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晉察冀邊區反圍攻鬥爭正在進行時，毛澤東從聶榮臻來電中得知冀中平原日軍兵力空虛。他立刻同彭德懷致電朱德、任弼時，提出由第一二九師和聶榮臻部各派一個支隊到平漢鐵路以東的平原地區遊擊。由於當時在這方面還缺乏經驗，電報中十分慎重地說明這只是試探性的遊擊作戰，任務是：一、偵察情況；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發動民眾與組織遊擊隊；三、破壞偽組織；四、收集武器，擴大自身。電報要求「兩支隊出去須十分謹慎、周密、靈活，根據情況靈活地決定自己行動」。這個指示很快傳達下去。為了統一部隊的認識，聶榮臻等組織受命部隊集中討論這次行動的意義。那時，共產黨員呂正操已在十月間率領駐在冀中的原東北軍五十三軍一個團，提出「北上抗日，到敵後打遊擊」的口號，脫離原建制，改編為人民自衛軍。他們經過整訓後，同冀中地區黨組織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相結合，開闢了平原地區的第一塊敵後抗日根據地──冀中根據地。他們在冀中站住了腳跟，而且建立了區黨委、軍區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區的實踐為其他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經驗。

　　冀東平原也是毛澤東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建議「紅軍可以一部於敵後的冀東，以霧靈山為根據地進行遊擊戰爭」。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冀東工作，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冀東工作的重要性，建議派楊成武去發展新的遊擊區域。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八路軍總部，強調：「霧靈山為中心之區域有擴大發展前途，但是獨立作戰區域，派去部隊須較精幹，且不宜過少，軍政黨領導人員需有獨立應付新環境之能力，出發前需作充分準備。」

　　這年四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到延安。中央聽取黎玉關於山東工作的報告。黎玉報告後，毛澤東立刻作出「那邊遊擊戰爭大可發展」的結論。中共中央要求山東省委進一步公開地大膽地發展抗日武裝鬥爭。並決定由羅炳輝去負軍事總責。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區發展遊擊戰爭的初步嘗試中取得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華北日軍主力南下進攻徐州、華北兵力空虛的形勢下，有可能果斷地作出向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量發展遊擊戰爭的重大決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同張聞天、劉少奇向八路軍總部發出具有戰略意義的指示：「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儘量廣大發展遊擊戰爭的方針，儘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鬥爭。」指示根據已有的經驗和當前實際情況，具體地規定：

　　「應即在河北、山東平原劃分若干遊擊分區，並在各區成立遊擊司令部，有計劃地有系統地去普遍發展遊擊戰爭，並廣泛地組織不脫離生產的自衛軍。」「在收復的地區應即建立政府，設法多少恢復當地的抗日秩序，這些政府由上級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眾團體推選，都跟隨一個遊擊隊行動，發佈簡單的佈告與法令，組織民眾抗日鬥爭，鎮壓漢奸，保護民眾利益，幫助部隊籌措給養等。」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軍總部根據這個指示精神，立刻電令第一二九師主力和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一部迅速從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鐵路沿線展開。不久，又令宋時輪、鄧華兩支隊組成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冀東、熱南、察東北創造抗日根據地。這樣，抗日遊擊戰爭在華北平原上逐步發展起來。

　　考慮到日軍佔領徐州後將會進一步奪取武漢的形勢，毛澤東還對組建不久、開始活躍在長江南北的新四軍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軍是由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十五個地區的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的，由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為了加強黨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以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葉挺到延安。十一月，項英也到了延安。毛澤東同他們具體商討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不久，又移駐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電項英、陳毅，指出新四軍應「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遊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新四軍基礎」。

　　同八路軍相比，新四軍的活動區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帶和河湖港汊，部隊又是由原來分散在十多處的人數不多的遊擊隊經過集中和改編而成的，進入這些地區的時間比較晚，敵後的政治情況又很複雜，發展起來困難更多。因此在一些幹部中存在畏難情緒。毛澤東深知這一點，當華北的平原遊擊戰爭取得成功經驗後，立刻把它推廣到新四軍中。五月四日，毛澤東致電項英，指出：在敵後進行遊擊戰爭雖有困難，「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會能夠克服這種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遊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五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鬥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遊擊隊，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條件下，平原也是能發展遊擊戰爭的。條件與內戰時候，很大不同。當然，無論何時應有謹慎的態度，具體的作戰行動應在具體的情況許可之下，這是不能忽視的。」

　　毛澤東對新四軍的具體行動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分渡江進入江北地區。」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新四軍各支隊經過整訓陸續開赴華中敵後。粟裕率領的新四軍先遣支隊已在四月下旬向蘇南敵後挺進。六、七月間，陳毅、張鼎丞隨即率領有著較強戰鬥力的新四軍第一、二支隊先後進入蘇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隊在鎮江西南的韋崗取得第一次伏擊戰的勝利，給了飽受日軍蹂躪的江南淪陷區人民很大的興奮。到這年年底，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遊擊根據地已初步建立起來。新四軍威名遠揚，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敵後遊擊戰爭的熊熊烈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對戰局下一步究竟會怎樣發展，黨內出現不同的認識。有的人一度估計日軍在打通津浦鐵路後將把主力轉向華北，肅清後方，遊擊戰爭將面對空前嚴重的困難，不宜廣泛發展。這是一個重要時刻。如果領導人對局勢作出不正確的判斷，就會喪失時機，對八路軍、新四軍敵後抗日戰爭的發展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毛澤東審時度勢，冷靜地指出：日軍主力轉向華北「這一步驟的到來將在稍後」。目前日軍進攻的目標是武漢、廣州。他由此得出結論：「華北遊擊戰爭還是廣泛開展的有利時機」。為了鉗制日軍向大西北的進攻，他提出應加重注意山東、熱河及綏遠大青山脈，並同意朱德、彭德懷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騎兵或步兵開創大青山根據地的意見。同時，為準備應付今後華北局勢可能到來的變化，毛澤東要求冀中、冀熱察等抗日根據地要注意鞏固現有武裝，做堅持長期遊擊戰爭的準備。

　　六月中旬，武漢會戰開始。針對國民黨當局採取的單純防禦的作戰部署和淞滬會戰時中國軍隊損失過大的教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各負責人，向他們提醒：「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後，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電報中指出：如果中國軍隊在武漢會戰中再損失過大，將會增加各將領對蔣介石的不滿，投降派會起而乘之。電報抱著善意地寫道：「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力量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請加注意為盼。」

　　當日軍向武漢大舉進攻時，驕橫不可一世，而後方空虛又疏於戒備。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軍各部主力向河北、山東的平原地區大規模進軍：第一二九師主力進入冀南，第一二○師主力進入冀中，第一一五師師部率第三四三旅進入冀魯豫地區和山東，開闢新的根據地。這也是對正面戰場上友軍作戰的配合和支援。到這年年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獲得蓬勃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在同日軍一千六百多次交戰中共殲敵五萬四千多人。八路軍發展到十五萬六千多人，新四軍發展到二萬五千人，一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創建起來了。

　　到徐州失守時，抗日戰爭已進行了整整十個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繼淪陷，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天天在渴望戰爭的早日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麼樣？中國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問題，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仍在到處流傳。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營壘內就一直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抗戰開始後，又出現「再戰必亡」的論調。身任國民黨副總裁的親日派汪精衛是他們中突出的代表。這種悲觀情緒也影響到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勞動人民。毛澤東家鄉的一個青年學生從湖南鄉下寫信給他，訴說心中的苦悶：「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

　　速勝論的觀點也有相當市場。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來迅速取勝。淞滬會戰時有人提出：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會發生變化，戰爭就可解決。台兒莊一戰取勝後，《大公報》又鼓吹徐州戰役是「准決戰」。這種盲目樂觀的輕敵思想也出現在共產黨內，一些人把抗戰的希望寄託在國民黨的兩百萬正規軍上，急於打大仗，對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缺乏精神準備。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對堅持長期抗戰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別是「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

　　毛澤東「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已提出堅持持久抗戰的各項方針。抗戰初期，當中國軍隊連連失利時，他始終認為：「最後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從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這是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論著，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它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國力雖然比較弱，但它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又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軍力、財力都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大人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日本的侵略行為損害並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而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能獲得世界上廣泛的支持與同情。毛澤東總結道：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裡發生出來。」他得出結論：「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毛澤東指出：這場持久戰將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毛澤東著重指出，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敵強我弱形勢「轉變的樞紐」。毛澤東強調「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遊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遊擊戰爭能夠勝利」。

　　為了實現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還提出一套具體的戰略方針。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毛澤東特別強調遊擊戰爭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重大意義，他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它作了更全面、詳盡的論述。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強調了「兵民是勝利之本」。他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只要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這些異常清晰而符合實際的判斷，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發展過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念。《論持久戰》的發表，使他博得愈來愈多人的欽佩與尊重。一位外國記者評論說：「不管他們對於共產黨的看法怎樣，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並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

　　《論持久戰》這部著作，處處充滿了辯證法，充滿了唯物主義，在觀察事物的方法論意義上有著普遍的價值。它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戰爭發生的背景和近一年來的戰爭進程；始終著眼於戰爭的全域，對敵我雙方存在著的相互矛盾著的各種因素以及它們的發展變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從而能科學地預見未來的前途。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程思遠回憶道：「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這是由周恩來從武漢寄到香港，委託宋慶齡找人翻譯的。愛潑斯坦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毛澤東很重視這件事，為英文本寫了序言。他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這本小冊子同樣得到高度評價。

　　抗戰開始後還不到一年，毛澤東就能寫出這樣能正確地指導戰爭實踐的著作，一方面得益於他在長期革命戰爭中逐步認識和掌握了戰爭的規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也由於他從不放鬆讀書和理論研究，注意把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從實際經驗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毛澤東不久後說過：「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一九三七年，面對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舉進攻，毛澤東曾寫信告訴他的表兄文運昌：「我們的工作是很緊張的」。每天，他總得先讀一大堆來自各方面的情報，對工作作出部署。然後，在昏暗的油燈下開始讀書或寫作。毛澤東習慣在夜間工作，他常對來訪者說：「我白天睡覺，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時候。」

　　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著重研究軍事問題。同時，也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他深知，許多錯誤的觀點，無論是「亡國論」還是「速勝論」，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學著作當時是毛澤東喜歡讀的書。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澤東讀了他的《哲學與生活》一書，寫下約三千字的輯錄。從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澤東用兩個月時間讀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這部書系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作了大量批註，其中有對原文內容的複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見解。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一書重點探討了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係。毛澤東「感到頗為新鮮」。收到書後，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讀完了。」

　　在軍事著作方面，對中國古代戰爭素有研究的毛澤東這時又認真地研讀了著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他在延安組織了《戰爭論》研究小組，參加這個小組學習的莫文驊後來回憶道：

　　「採取的方式是每週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鐘開始，討論到深夜十一二點種。」「《戰爭論》的學習討論採用邊讀邊議的方法。當時只有一本書，是國民黨陸軍大學出版的文言文譯本，譯文又很粗劣，讀起來很不好懂。後來由何思敬同志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介紹研究一章，併發了講義。記得當時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同志說：『克勞塞維茨的作戰指揮實踐不多，但集中兵力問題講得好。拿破崙用兵重要的一條也是集中兵力。我們以少勝多也是在戰術上集中比敵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當然，這裡也有個政治問題。我們是正義戰爭，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援。凡是非正義戰爭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毛澤東一直十分重視讀報，把它作為了解國內外形勢的重要途徑。當年幫助他工作過的史敬棠回憶說：「送到毛澤東處的報紙、雜誌，毛澤東閱後將重要內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戰略眼光結合國內外形勢來看報紙。選擇內容應當有助於分析社會各階級的動態和觀察社會經濟、政治向何處發展的材料。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啟示，終身受益不淺。」

　　通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毛澤東的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得以升華為理論概括，回答了當時許多人無法回答的問題。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艱辛勞動所換來的。

二十一、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

　　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怎樣對待同國民黨的關係是一個極其重要而又異常複雜的問題。

　　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握有統治權的政黨。它有幾百萬軍隊和得到國際承認的外交地位。沒有它的參加，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就難以形成。抗戰開始後，它從對日妥協退讓轉為武裝抵抗，從長期的「剿共」轉為同共產黨合作，對民眾運動也有一定程度的開放。這些都是重大的轉變。抗戰初期，他在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會戰中也有相當積極的表現。看不到這些，在抗戰中不重視國共的合作，造成雙方關係的破裂，那就會犯「左」的錯誤。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的一個方面。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太深。即使在雙方關係較好的抗戰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千方百計加以限制，總想找機會加以「溶化」和消滅。對民眾運動的興起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不願和不敢放手發動民眾，只想用政府和正規軍的力量去抵抗日軍的進攻，這是抗戰初期正面戰場局勢迅速惡化的原因之一。國共兩黨關於「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的爭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這一方面，忘卻以往的歷史教訓，以為國民黨已經轉變得一切都好了，過分看重以至依賴國民黨，束縛自己的手腳，喪失獨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備，那就會上大當，就會犯右的錯誤。

　　對應該怎樣處理這種複雜的關係，毛澤東在抗戰中期所寫的《農村調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

　　這裡，不容易的是怎樣根據變動著的情況，靈活地處理聯合和鬥爭的關係，怎樣恰當地掌握好兩者關係中的「度」。沒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是很難把它處理好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發動進攻後四十天，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周恩來在七月廬山談判時向蔣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一件大事，標誌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對《宣言》的發表和蔣介石的談話，毛澤東立刻毫不含糊地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佈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同時，他也敏銳地察覺蔣介石談話中表現出的「自大主義」，表示「未免遺憾」。他指出，現在成立的統一戰線，還不是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表現在蔣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問題上的始終不肯接受中共反覆提出的發動民眾的全民抗戰的政治主張；在兩黨關係上，既想借重共產黨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對確定兩黨合作形式與制定共同綱領採取消極態度。毛澤東認為，這種狀況不改變，統一戰線可能流於形式，不能真正擔負起領導中國爭取抗戰勝利的責任。

　　《宣言》發表一周後，毛澤東為《解放》週刊撰寫《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題目改為《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他說：從西安事變以來，「起了變化的東西是有的，並且是很大的，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是，廣大的民眾還沒有被發動，國民黨的統制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從而暴露出嚴重的危機。「抗日需要一個充實的統一戰線，這就要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加入到統一戰線中去。抗日需要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什麼呢？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個十大綱領，符合於馬克思主義，也符合於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這是現階段中國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初步的綱領，只有實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國。」他還提出：「然而要實行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需要實行的工具，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問題。」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會見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他在答問中，充分肯定中國抗戰的成績是有的，而且是偉大的；同時也指出幾個月抗戰中暴露的弱點：「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

　　他還針對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散佈「中國在打了敗仗之後再也無力抗日」的民族悲觀主義論調，提出「克服投降主義」問題。

　　這時中國共產黨內，在對待國共關係的問題上，一種錯誤觀點正在滋長發展。這種「右的觀點，就是不主張區別」。他們只看到國共兩黨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兩黨在「全面抗戰」（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和「片面抗戰」（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抗戰）等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他說：「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毛澤東十分警惕這種危險的傾向，並在實際工作中同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明確的鬥爭和必要的預防。在中央常委會討論中共是否參加政府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只是聘請個人參加而不宣佈執行抗日綱領，我們不參加」。根據毛澤東等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只有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時候」，中共才能參加。毛澤東還對隴東等地出現的對國民黨無原則退讓，對全國各界聯合會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的主張，提出批評，糾正各根據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現的遷就傾向。對山西的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參加任何倒閻的陰謀活動，但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我們的計畫要放在他們不答應不兌現不可靠時還是能夠幹下去這樣一個基點上。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當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看法。

　　他在報告一開始就提出「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接著說：「我們贊助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抗戰，即使是片面的抗戰。因為它比不抵抗主義進一步，因為它是帶著革命性的，因為它也是在為著保衛祖國而戰。」但是，「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群眾戰爭。」毛澤東強調指出：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

　　他在這個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他先提出了「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的任務。他是這樣分析的：「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抗日的緣故。」「在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

　　毛澤東在報告中，把洛川會議等醞釀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根本性問題，以更加明確具體的語言提了出來：「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他明確地得出結論：「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接著，他又提出：「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說：「這個傾向在現時是發生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中。」那就是指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集團。毛澤東提醒大家：「一般地說來，他們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是為期不遠的。」「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投降主義，並且在這個鬥爭中，擴大和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和轉變。」

　　向黨的活動分子所作的這個報告在黨內引起很大的震動，並收到了成效。這個報告後十多天，王明從蘇聯回國了。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後一直留在共產國際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這一次，他是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的。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產國際的關注。當時，蘇聯正面對著納粹德國來自西面的嚴重威脅，十分擔心日本從東面向它發起進攻，使它陷於兩面作戰的困難境地，十分希望中國的抗日戰爭盡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軍事力量，減輕它在東面的危機。中國抗戰爆發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會議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應該積極給予幫助和支援。但是，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過於隔膜，過高地估計了執政的國民黨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來抗擊日本侵略軍，因此，生怕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係緊張起來，會使國民黨退出抗日戰爭。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卻成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關心的焦點所在。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曾經著重提出：由於共產黨力量弱小，因此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佔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努力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他還指出，為幫助中共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必須有「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樣，共產國際就選中了王明。

　　王明回國前，史達林會見他，談話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全力以赴地堅定國民黨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候補委員康生到達延安。同機回來的還有中共駐新疆代表陳雲。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冒著紛飛的大雪，到延安機場迎接。這是毛澤東和王明的第一次會面。

　　王明回國後只隔了十來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常被稱為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議的第一天就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它有一個書面的報告大綱，在會上另有一個口頭報告。

　　在口頭報告中，他談了「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是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接著便危言聳聽地說：「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於幫助日本。」

　　他進一步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這些指責，顯然是針對毛澤東而發的。

　　他又說：「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這些指責，自然也是針對毛澤東的。

　　他在報告中還提出許許多多其他批評，例如：「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帝的，遊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要改造舊軍隊，這是不策略的口號」；「我們的鬥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義的」，等等。這些還都是對毛澤東的指責。

　　王明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畫、統一經濟，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

　　由於王明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高的威望，對與會者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國民黨的軍隊在上海地區進行了三個月的抵抗。會議期間，正好是日本侵略軍包圍和攻陷南京的時候，正面戰場的戰局處於危急階段。許多人對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工作做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在會議第三天的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禦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對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見，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他說：「八路軍與遊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範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後，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他又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只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這些，其實都是對王明指責的回答。

　　在會議的第四天，毛澤東又專門就戰略問題發了言。他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在持久戰中領土與軍隊什麼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黨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採用這個原則。」「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軍一部。」「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

　　毛澤東後來在中共七大上談到過十二月會議的情況。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他在延安整風時的政治局會議上還講過：「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遊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儘管王明的錯誤主張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擾，但從全域來看，它在黨內並沒有取得統治地位。因為經過十多年成功和失敗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成熟起來。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國情的錯誤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因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參加十二月會議的彭德懷回憶道：「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所以，有些人雖在會上作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真正去貫徹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會議在組織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中央局赴武漢領導南方黨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赴武漢同國民黨談判；由劉少奇、楊尚昆負責北方局，朱德、彭德懷負責北方軍政委員會，加強對華北遊擊戰爭的領導。

　　會議還決定，中央負責處理各類來往電報的分工如下：黨的工作由張聞天處理；軍事問題由毛澤東處理；統一戰線工作由王明處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這項工作由張聞天負責。為準備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書記為王明。秘書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五人組成。

　　十二月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多次致電各抗日根據地的首長，要求各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各友軍和地方士紳搞好關係，「減少磨擦，團結對敵」。他強調：「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的中心與方針。」同時，他也繼續注意糾正右的偏向，親自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和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起草布告，揭露國民黨頑固分子破壞陝甘寧邊區人民利益、破壞統一戰線的活動，糾正了一部分幹部對這種破壞活動的退讓遷就，使各根據地的統一戰線工作得到比較健康的發展。

　　王明在十二月會議結束後前往武漢，是因為蔣介石想了解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態度而特地邀請他去的。那時，蔣介石和國民黨黨政軍機關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勢危急的情況下已先後遷到武漢。中共中央原來要王明見過蔣介石後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離開莫斯科時就已把國民黨看得比共產黨更重要，把武漢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漢後就留了下來，把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合併，由他擔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他繼續以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眾》週刊第四期上發表由他起草而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同期並發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時局的關鍵》。他還到武漢大學等處作講演，繼續鼓吹他的錯誤主張。

　　這時，國民黨中右翼勢力的反共活動日見抬頭。一九三八年一月，國民黨復興社頭目康澤、劉健群在兩黨關係委員會上公然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攻擊八路軍在華北是「遊而不擊」。國民黨軍方機關報《掃蕩報》和《血路》、《民意》、《抗戰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謂「一黨運動」。二月十日，《新華日報》發表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對國民黨這些言論提出批評。這種批評是必要的，但王明並不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義發表公開談話，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這以前不久，國民黨還指使幾十名暴徒搗毀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營業部和印刷廠。這些事件，對中國共產黨內正確認識國民黨的本質是一次現實的教育。

　　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這些倒行逆施，周恩來在二月十日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對主義、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對各黨派並無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願溶成一體」；「對《掃蕩報》言論，認為不能代表黨（引者注：指國民黨）及他個人」；「對政治部副部長仍要周做」。以後，國民政府聘請毛澤東、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七人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共產黨人的反擊，使蔣介石不得不承認「中共厲害，他的人愚蠢」。

　　鑒於時局中出現的新情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長江局的建議，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以後被稱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政治報告。在報告中，由於國民黨進行的「一個黨的運動」，他承認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但又認為「國民黨現在提出只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畫，統一作戰行動」。「關於統一軍隊問題須在黨內外進行教育。」還進一步提出「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在第二天發言，一開始便說：「我只講軍事問題，先說戰爭的長期性。」他指出：「中國抗戰最後是必然勝利的，但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我認為過去中國抗戰沒有大踏步的進退，只是硬拼，這是錯誤的。只是死守一處，結果還會失守。」「正規軍分為作戰兵團與守備兵團。過去共產黨組織赤衛隊及遊擊隊有豐富經驗，要告訴全國來學習。」「戰爭的具體形勢，內線外線的作戰是互相交錯的，日本包圍我們，我們在戰役上也包圍日本。」他說：「我同意要爭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強調自力更生。」關於國共關係問題，毛澤東認為，為爭取國民黨繼續抗戰，合作形式將來可採用民族聯盟或共產黨員重新加入國民黨，但是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關於召開七大，毛澤東認為「須看戰爭的形勢來決定」。他在發言中還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只有大黨才能提拔大批幹部」。

　　張聞天在會上說：「歷史決定了國共需要合作，兩黨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是有經驗的，目前需要兩黨合作，但又怕我們發展。今天要利用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產黨與民眾的力量。目前階級鬥爭的形式更複雜了。我們要看到與國民黨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引導國民黨進步。與國民黨吵一下是難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們無論何時不要忘記要與國民黨合作，但必須時時有戒心。」「我們一方面要保證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共產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

　　毛澤東在會上還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但一心只看重國民黨力量的王明執意要重返武漢。三月一日，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決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如估計武漢、西安交通有斷絕之時則提前）。」但王明連這個決議也不理睬，去武漢後一直到六中全會召開時才回延安。在武漢，他又自行寫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群眾》週刊上，發表。

　　為什麼在堅持抗日、堅持統一戰線的共同主張下，毛澤東、王明之間會產生這麼尖銳的分歧？王明為什麼一直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堅持他那些錯誤主張？毛澤東後來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評論。王明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不要得罪國民黨，求得他們不脫離抗日陣營，以免蘇聯遭受兩面作戰的危險；至於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不是或很少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其實，放棄鬥爭，一味退讓，不僅不利於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國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這時，又發生張國燾叛逃事件。四月四日，當時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借到陝西中部縣參加祭黃帝陵的機會，私自逃離，在國民黨方面庇護下經西安到達武漢。十二日，毛澤東等致電張國燾：「希早日歸來，不勝祈盼」。張國燾不聽勸導，在四月十七日以書面形式聲明脫離共產黨，公開投靠國民黨。十八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黨籍。毛澤東要求全黨把這件事作為教訓：「每個共產黨員應該不像他那樣，半途放下旗子，要堅定政治方向，犧牲一切而奮鬥到底，反對開小差。」

　　三月會議結束後，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蘇聯。由於共產國際長期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任弼時這次擔當的任務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並且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的口頭報告。他詳細介紹了抗戰以來中國國內的變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黨的狀況以及八路軍的作戰情況，包括國共合作以來的特點、困難和阻礙。他還單獨向季米特洛夫作了報告。這些生動具體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了解，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為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準備的。會前，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毛澤東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報告抗戰的形勢和抗戰的總結。

　　會議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王稼祥傳達道：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他說：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的特別囑咐。

　　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這些指示極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也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在二十四日的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共講了五個問題：一、這次會議的意義；二、國際指示；三、抗戰經驗總結問題；四、抗日戰爭與抗日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五、今後任務。他在講話中充分肯定共產國際指示對中共政治路線的估計是「恰當的和必要的」，「這種成績是中央諸同志和全黨努力獲得的」。他認為，共產國際指示的要點，「最主要的是黨內團結」。他指出，「特別是有國際的指示，這次會議的成功是有保證的」。他在講話中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指出武漢失守的危險是存在著的，武漢失陷後抗日戰爭將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軍事意義上講是戰略相持階段。黨的任務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統一戰線，以團結全國力量，準備反攻。毛澤東著重論述了統一戰線中統一與鬥爭的辯證關係，他說：「統一戰線下，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鬥爭的原則，因為鬥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鬥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鬥爭是需要的，對付頑固分子，推動他們進步是必要的。」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再次強調，今後中央領導同志之間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鑒於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以來一系列嚴重違背組織原則的做法，毛澤東建議在六中全會上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

　　正如毛澤東所肯定的，這次會議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它從政治上、組織上為六中全會的召開作好了準備。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的。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博古、劉少奇、陳雲、項英、張聞天被選舉為全會主席團成員。毛澤東宣佈會議議事日程。這時，傳來武漢情況緊急的消息，大會主席團決定以毛澤東的名義給蔣介石寫一封信，鼓勵他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到底。十月四日，毛澤東的這封親筆信由周恩來帶到武漢送給蔣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共包括八個部分：（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抗戰與長期合作；（六）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明確指出：中國抗日戰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它的基本特點是一方面更加困難，另一方面更加進步。在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才能應付戰爭的新局面。「這種新姿態，就是統一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他說：「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力求團結與進步──這就是十五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後抗戰的總方針。」毛澤東的話使許多與會者感到豁然開朗。一位參加會議的幹部在會上說：「最初有人看到《論持久戰》，還不了解我們如何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此次毛的報告具體指出了過渡階段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辦法。」

　　為了使全黨切實擔當起自己的歷史重任，毛澤東號召大家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民族的歷史和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他說：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這段論述是毛澤東從親身經歷中國革命失敗的痛苦教訓中，從同黨內各種錯誤傾向進行的鬥爭中得出的重要結論。他提出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論斷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不僅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後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意義。

　　會議進行過程中，廣州、武漢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繼淪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兩天，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

　　他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他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說：「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關於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從中國歷史的角度進一步強調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因此，「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

　　他在結論中還說：「團結的要點是政治上的一致。此會上一切主要問題無不是一致的，這就保證了全黨的團結。」由於這些主要問題上的是非已經分清，毛澤東對十二月會議以來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著重用正面說理的方式來進行總結。

　　對王明本人，毛澤東採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毛澤東說：王明在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後來，毛澤東對這樣對待王明問題做過解釋：「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

　　對歷史上處理幹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毛澤東提出「應予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說：對蕭勁光公審和開除黨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何叔衡等的處罰「皆不妥當」；對周以栗、余澤鴻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是不對的，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羅明路線除個別人外，被處罰者應「宣告無罪」；四方面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與張國燾有區別；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

　　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干擾。全會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後。

　　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在會上的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鬥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在抗日戰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重要歷史時刻召開這個會議，取得這樣的成果，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毛澤東後來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與持久抗戰的需要，抗日前線和迅速擴大的各抗日根據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幹部去開展各項工作。但現有的幹部隊伍，無論在數量上和品質上都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要。這就把迅速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的任務，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又一個異常突出的大問題。

　　毛澤東比較早就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性。抗戰爆發前夕，他曾向全黨呼籲：「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抗戰爆發後，毛澤東花了很大力氣，親自來抓這項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復被打散的組織，尋找舊的關係；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開辦各種類型的學校，來培養各方面的幹部。

　　那時候，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呼喚下，大批愛國人士，特別是知識青年經過長途跋涉，歷盡艱難，從全國各地紛紛湧入延安。為什麼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艱苦的延安會對要求抗日的人們產生這麼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這樣說：盧溝橋事變時「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裡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是這樣走掉了。」「我們中間的許多人，都覺得頂好只有向第八路軍學習。延安的領袖們有偉大的政治經驗，而且特別精於遊擊戰術和民眾運動。我們到西北來學習這些東西。」

　　一走進延安，許多人立刻看到一個充滿生氣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種真摯而平等的新的人際關係，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攝影家吳印鹹回憶道：

　　「深厚堅實的黃土，傍城東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聳入雲的古寶塔，以及那一層層，一排排錯落有序的窯洞，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特別是這裡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質樸，人們之間的關係又是那麼融洽。我看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毛澤東非常珍視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把他們看作革命隊伍中的新鮮血液，提倡開辦各類學校，把他們培養成各方面的專門人才。他常常說：「出人是要緊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措施。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的學校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等。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專門培養抗日軍事政治幹部，是延安最有影響的學校。它的前身是「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簡稱「抗大」。抗大的學員，一部分是從部隊中抽調的紅軍軍政幹部；一部分是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知識青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學校選調了一批經歷過戰爭考驗、具有軍事或政治工作經驗的幹部到校工作，如劉伯承、林彪、羅瑞卿、徐向前、張際春、滕代遠、何長工、李井泉、彭紹輝、許光達、莫文驊、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時，又從大後方請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學者到抗大任教。毛澤東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共產黨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緊抓好。

　　毛澤東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都被列為抗大的必讀教材。

　　毛澤東和黨中央一些負責人，經常為抗大講課。毛澤東後來回憶：「那時我可講得多，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他講課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政治、軍事、哲學、歷史等，其中主要是談戰略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提高戰略空氣」。他說：「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當的安置小東西。即使當個排長也應該有全域的圖畫，也才有大的發展。」他要求學員們在政治上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在軍事上要努力學習軍事理論，這些都是戰略問題。

　　有一個學生在畢業後給毛澤東寫信說：「過去未到這裡以前，在外邊（指非特區）看過很多的書報雜誌，五花八門，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著方向。但是到了這裡以後，就學到了中國社會性質是什麼，知道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毛澤東看後非常滿意，認為他所學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點」。

　　每當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在學校裡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毛澤東常常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毛澤東的講話有很強的感染力。劉白羽回憶道：「當講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時候，毛主席安詳而沉靜地朝前望著，舉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這是推動歷史前進啊！這時你的心情特別莊嚴，什麼艱難險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話下，就是付出生命，也會馬上站起毅然決然走上前去。」

　　毛澤東很重視在政治上關心知識青年，勉勵他們進步，並注意在他們之中發展黨員的工作。毛澤東對各隊黨組織的負責人說：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來到延安不容易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這就是一個考驗，政治上不堅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養這些人，儘快發展他們入黨。在抗大學習與工作過的李志民後來說：「現在我們再回顧四十多年前這段歷史，就更感到當年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待知識份子大膽信任、大膽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關門主義，把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知識青年，或是在政治歷史上沾點『灰塵』的青年統統拒之門外，我們就組織不起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鞏固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對於抗大中的黨員幹部，毛澤東則要求十分嚴格。他們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過去有多少鬥爭歷史，一定嚴懲不貸。一九三七年九月，參加過井岡山鬥爭和長征的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槍殺了陝公女學生劉茜。案發後，毛澤東在抗大校長羅瑞卿寫的報告上很快作出批示，並於十月十日給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認為應該對黃克功處以極刑。他在信中說：「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

　　抗戰八年中，抗大先後辦了八期，總校和分校共培養出二十多萬幹部，大多在各條戰線上成為骨幹力量，對爭取抗戰勝利，對以後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形勢的發展，來到延安的青年越來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滿足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一所新的學校──陝北公學。

　　這所學校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張雲逸、成仿吾等人籌辦，艾思奇、何幹之、何思敬等著名學者任教。李維漢回憶說：「陝公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創立的。特別是毛澤東，他在繁重的工作中，還常對學校的任務、辦學方針等關鍵問題，給予及時的指導。」

　　陝北公學是一所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有工人，也有農民；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有紅軍，也有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幹部；有十幾歲的青年，也有年過半百的老人。毛澤東對陝公有很高的評價，他說：「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陝公是全中國的縮影，「陝公是代表著統一戰線，陝公是一幅進步的縮圖」。陝公前後辦了近四年，培訓出一萬多名幹部。

　　魯迅藝術學院也是毛澤東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學校，是由毛澤東等發起創辦的。這是一所培養抗戰文藝幹部和文藝工作者的學校，由沙可夫、李伯釗等負責。

　　毛澤東非常欽佩魯迅，說自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澤東和他長談了一次，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團結魯迅先生，因為他是一面大旗，能夠喚起民族的抗戰熱情。毛澤東經常用魯迅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和文藝工作者。他說：魯迅具有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三個特點形成了偉大的「魯迅精神」。他還說：「今天第一條是一切愛國者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條才是我們自己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我們並不用馬克思主義來排斥別人。排斥別人，那是關門主義，不是統一戰線。但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這就是魯迅先生的方向。你們魯迅藝術學院要遵循魯迅先生的方向。」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魯藝培養出一大批文藝幹部，創作出一大批宣傳抗日、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作品，對發動和組織群眾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澤東還經常到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以及由他提議創辦的中國女子大學等學校講課。

　　到六中全會召開時，這些院校已培養了幾十萬幹部，其中共產黨員達到二十五萬人。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把培養幹部的問題提到更高的地位來看。他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他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花了這樣大力氣，自己動手，來抓這件事，是十分有遠見的，效果也是極為明顯的。

　　大批知識青年來到延安，也給這裡帶來了新的蓬勃朝氣。每天傍晚，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都會有年輕人的歡笑聲和歌聲。「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著千萬顆青年人的心聲。毛澤東常常出現在他們中間，無拘無束，談笑風生。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一九三八年秋，賀子珍離開延安一年後，毛澤東同從上海到延安抗大學習的江青結婚。這次婚姻上的錯誤選擇，給毛澤東後來的生活，特別是他的晚年帶來極大的不幸。

　　抗日戰爭前，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和「圍剿」，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被迫處於同外界隔斷的狀況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主張令人們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國內外廣泛的注意。許多人來到延安訪問。梁漱溟回憶他當時去延安訪問的動機：「自日本侵略中國後，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現在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面又怎麼樣呢？百聞不如一見。」抱著這樣的目的與心情，一些關心中國命運和抗戰前途的中外人士絡繹來到延安。毛澤東認為這是了解社會情況、大眾情緒和宣傳黨的主張的極好機會，在繁忙中抽出許多時間接見來訪人士。

　　梁漱溟是中國鄉村建設派的領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後，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了八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最長時通宵達旦。半個世紀後，梁漱溟還能清楚地回憶起同毛澤東交談的情景：「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卻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對階級鬥爭等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並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梁漱溟說：「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毛澤東會見平民教育會派來延安參觀的諸述周時說：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的態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還是站在老百姓的頭上壓迫他們，只要和他們接近，和他們打成一片，他們自然相信你，隨你要他們的錢，要他們的命都可以辦得到。只要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何愁沒有人上前線，何愁沒有人抗戰？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從前線返回內地途經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和延安軍民的熱情歡迎。毛澤東就合作抗戰等問題同他廣泛交談。這次延安之行對衛立煌產生了很深的影響。陪他同行的秘書趙榮聲回憶道：「自此以後，衛立煌對於延安出版的書籍、雜誌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標題，而且翻閱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細讀七月七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的名著《論持久戰》。這本書不但對於衛立煌的『速勝論』、『唯武器論』等頑症有很好的療效」，而且使「衛立煌對於八路軍打獨立自主的遊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

　　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前途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五月十一日，毛澤東會見國民黨老黨員施方白，就這些問題作了回答。第二天還為他題寫贈言：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完成這兩個革命都要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只有好好團結一切革命勢力於統一戰線裡面，才能達到目的。」

　　來延安訪問的人中有一些外國朋友，毛澤東非常重視同他們的交往。

　　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醫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為了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白求恩率領加美醫療隊到達延安。毛澤東在會見時熱烈支持他建立戰地醫療隊的提議。後來，白求恩赴晉察冀邊區工作，在一次為傷患施行急診手術時受感染而逝世。毛澤東十分悲痛，寫下著名的文章《紀念白求恩》，高度讚揚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國際主義精神。

　　有些美國軍人對延安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埃文斯‧卡爾遜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去延安前說：「如果我能親眼看看，我就能證實真實的情況。」一九三八年五月，卡爾遜到延安，同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毛澤東對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澤東還會見了大批中外記者，其中包括英國記者貝特蘭、美國記者王公達、中國記者舒湮、鄧靜溪等。毛澤東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戰的形勢、前途，以及八路軍、遊擊戰爭在持久戰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記者這樣評論毛澤東：「他的外表很像樸實的農夫，但他的舉止卻似文雅的書生」，同毛澤東談話「聽起來似乎覺得『平淡無奇』，過後想起來卻又『雋永有味』」。事後，這些記者將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況介紹出去，毛澤東被國內外愈來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二十二、反磨擦鬥爭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為特點的新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十四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三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脫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佔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縻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賣國乞降的面目。全國範圍內群情激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討投降活動的熱潮。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也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作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沒有和汪精衛一起投降，繼續留在抗日戰爭的陣營內。這是值得讚揚的。但在他看來，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卻使他越來越憂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回顧這一年時寫道：「共黨乘機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幾天後，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把話講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淪陷區遊擊隊之紛亂無系統」等四端，「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從蔣介石日記裡透露出的這些內心變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關心的重點從對日作戰轉向防共反共方面，雖然他這時還沒有公開說出來。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各地製造的磨擦活動也明顯增多起來。周恩來在給延安的電報中說：「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衝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制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面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會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只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通過要限制異黨活動（四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密頒佈《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訓令）。會議公開發表的《宣言》中說：「本會議鄭重聲明，吾人絕不願見領導革命之本黨發生二種黨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國一貫之志業，因信仰不篤與意志不堅，致生頓挫。」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捩點。

　　儘管如此，這時蔣介石仍主張繼續對日抗戰，嚴厲譴責汪精衛的投降活動，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盤打算主要是在內部醞釀和佈置，沒有完全公開出來。因此，這時中國共產黨處理國共關係這個問題需要謹慎而恰當，留有餘地，並且繼續觀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的形勢及黨的方針。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警覺到國民黨內妥協磨擦的危險傾向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他在會上批評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錯誤是「依靠外力，只打到盧溝橋」。「國民黨的政策是一貫的，在五中全會是再一次表現。」關於國共關係，他認為，國民黨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也是錯綜複雜的，主張執行聯共同時又防共的中間政策的占多數，我們應該增加左翼力量，爭取中間派。蔣介石將處於中間派地位。「過去，我們只與汪精衛鬥爭，沒有與蔣介石直接鬥爭。抗戰中如何打法，我黨一貫與蔣介石鬥爭。在前年的鬥爭方式是尖銳的，去年較和緩，但鬥爭是沒有停止的。今後我黨方針還是不要太尖銳，要堅韌。」「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遊擊隊。」他說：只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面，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

　　此前，他在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演，提醒大家在反對民族投降活動的同時要注意反對黨內的階級投降主義。他說：最近為止，我們得了許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冊子發給國民黨黨員，要防止共產黨，而且要採取攻勢。什麼叫防止？就是不讓共產黨發展。什麼叫攻勢呢？就是他們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溶共」的政策，就是說要取消共產黨、溶化共產黨、取消共產主義，他說：「統一戰線又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鬥爭。」「古時人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裡有鬥爭。」「我們對無理之話一定要反對，因為它是真正破壞統一戰線的。」他在講演的最後說：對國民黨的磨擦，「我們有兩條原則：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說人家不搗亂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條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一原則要抓得緊，一定要有勁。」「這樣，才能真正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日寇」。

　　對蔣介石正在日益加強的防共反共活動，毛澤東主張進行必要而適度的反擊。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南方局：因國民黨五中全會對民主民生問題一無表示，對我黨態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對我黨我軍我邊區採取進攻方針，並增加磨擦對抗，對前次參政會決議也未見實行，因此，我參政員對本次會議宜採取較冷淡態度，以促蔣及國民黨反省。隨後，毛澤東和王明又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並轉蔣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屆參政會，特電請假。」

　　這時，共產黨內有人存在一些糊塗觀念，認為既然中國共產黨在公佈國共合作的宣言中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國民黨提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毛澤東為此作了說明。他在抗戰以來早已一再說過，共產主義是在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中國共產黨正是在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國民黨部分地實現了民族主義，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沒有實行。這些，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當局對待「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不同態度說清楚了。針對黨內一些人的糊塗觀念，他又提出，蔣介石用三民主義來同我們鬥爭，「我們抓住三民主義，用三民主義壓倒他們」。他多次到中央黨校等部門講演，說明國共兩黨對待三民主義是有區別的。他說：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將來是社會主義，一定要把三民主義（現在的）變為社會主義（將來的），這一條我們不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我們跟友黨講親愛，講團結，這是對的，而同時要大大發展我們的黨，不要因講親愛、團結而放棄了自己的任務。」他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三民主義是到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經之路一樣，現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哪個說我們將來不實行社會主義？」

　　三月十二日，蔣介石借孫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佈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規定它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這其實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變相提法，是為了對付共產黨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要「利用他們的東西來反對他們，壓倒他們」。

　　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活動分子會議，作《關於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問題》的報告。他說：「共產黨是歷來號召全國總動員的。」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有積極的東西，也有消極的地方。一方面號召全國人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對付共產黨的。」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它得到一個正確的方針，使它有利於『打日本，救中國』」。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門外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及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的講演。說：「大家宣誓：反對漢奸，擁護抗戰，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幹什麼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我們中國在危難之中挽救過來，改造過來，變成一個新中國。」「我們要打到什麼程度呢？要打到鴨綠江邊！要收復一切失地！不達目的，決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黨政軍民，各機關，各學校，在這裡開會，舉行宣誓，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一定要打倒我們的敵人，一定要建設我們的新中國！」他強調指出：「汪精衛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漢奸陣線上去，集中到降日陣線上去，行不行呢？萬萬不行的！有些搗亂分子、磨擦專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後勝利一點，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處，決不能夠違反。有違反的就要反對，就要打倒」。毛澤東接過蔣介石提出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口號，來揭露和批評他，這在鬥爭策略上是無懈可擊的、十分高明的。

　　隨著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頒佈，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事件層出不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斷傳來。事態越來越嚴重。一味退讓，只能使對方更加得寸進尺，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年初已經提出反磨擦的問題。他說：大革命的「亡黨之痛」提醒我們，「要國民黨進步，沒鬥爭是不行的」。他還在內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但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仍採取十分克制的態度。

　　毛澤東指示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儘量通過談判來妥善處理與頑固派的磨擦問題，以維護團結抗日的局面。

　　那時，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是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磨擦事件的重點地區。他們派了十九個步兵軍和兩個騎兵軍，還有三個保安旅和十七個保安隊，共約四十萬人對邊區進行包圍與封鎖。他們還向邊區許多縣派去國民黨的縣長、縣黨部和保安隊。毛澤東在一封電文中曾描述道：「謀我者處心積慮，百計並施，點線工作布於內，武裝摧毀發於外，造作謠言，則有千百件之情報，實行破壞，則有無數隊之特工。」這一切，迫使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認真對付。當年擔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的蕭勁光在回憶錄中說：「陝甘寧邊區的整個反磨擦鬥爭，自始至終都是在黨中央，特別是在毛澤東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鬥爭情況瞭若指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他善於把高度的原則性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他善於從鬥爭實踐中，及時發現和提出問題，及時歸納、總結經驗，並及時提醒我們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許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鬥爭原則，黨中央、毛澤東同志雖然是隨著鬥爭的發展到後來才陸續向全黨提出來的，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開始就從黨中央領導同志的言傳身教中貫徹了這些思想和原則的基本精神的。」那時，以蕭勁光的名義發給蔣介石、胡宗南以至國民黨的師長、專員的電文聲明、佈告等，基本上都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不少還是他親自起草的。蕭勁光回憶毛澤東在修改時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狀況時說：

　　「毛澤東同志在修改電文時，多次加了這樣一些話：『邊區二十三縣範圍為蔣委員長所指定』，我軍『對原定二十三縣並未越出雷池一步』。這樣寫理由很充分。邊區二十三縣是你老蔣親口承認，又經過國民黨的正式會議討論才決定下來的。現在你又派兵來侵佔，出爾反爾，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在修改我給蔣介石等人的一份通電中，毛澤東同志反覆推敲，最後改寫成這樣一段話：『目前日寇以一師團之眾大舉西犯，柳林、軍渡相繼失守，我河防部隊正盡一切力量，予以痛擊，連日戰鬥甚為激烈。大敵當前，覆舟堪懼，後方紛爭，實屬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殺敵於前，他方復乘機爭奪於後，則不啻以刃資敵，前途危險，何堪設想！？』這段話裡的潛臺詞，是在警告頑固派不要繼續與日偽勾結。

　　「在修改我致程潛、朱紹良的一份電文時，毛澤東同志加了『據聞一切行動均係根據新頒處理共黨問題方案，下級不過照此方案執行而已』一句，點明下面的人製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蕭勁光在敘述這些情況後寫了自己的體會：「認真琢磨他修改的詞句，對於怎樣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鬥爭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數了。」

　　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視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克制態度為軟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國民黨在河北的「磨擦專家」、河北民軍總指揮（以後又任命他為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張蔭梧公開叫嚷：「八路軍怕統一戰線破裂，我們無論怎樣做，進攻是沒有問題的。」他乘八路軍反擊日軍「掃蕩」的機會，從背後偷襲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殘酷殺害八路軍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又包圍湖南平江嘉義鎮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殺害通訊處負責人、新四軍上校參議涂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人。毛澤東得到報告後義憤填膺地說：「這樣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裡滅亡。」

　　面對步步進逼的這種橫逆，中國共產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會重新喪失，抗戰大局會遭到嚴重破壞。

　　六月十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國民黨存在投降與繼續抗戰的兩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要從壞的可能性作準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沒有準備。「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但他還是強調：「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發表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三條中心口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縣、區長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提出「保衛邊區」的任務。他說：「現在有些頑固分子，他們講磨擦。他們說要把我們的邊區磨掉。我們呢？我們說要把邊區保衛起來。過去是創造邊區，現在是要保衛邊區。」「因為頑固分子他死頑固，他磨擦來，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會愈磨愈凶起來。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使他的頭不敢再鑽進來。他就想一想，還是不磨吧，講親愛。這個時候我們也同他講親愛，請他喝茶，大家講和平。所以磨擦是對付頑固分子，結果還是講親愛。但是有一個原則，我們不要先打人，人家打來了，我也打過去。磨擦的最後目的是講和，磨擦是講和的最好辦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從前十年內戰一樣呢？那我們也不贊成那樣搞的。」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用國法制裁反動分子》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改為《必須制裁反動派》）他說：在平江這個抗日的後方，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志涂正坤、羅梓銘被反動派殺死，「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現在國內流行一種秘密辦法，叫做什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這種辦法就是破壞團結的種種罪惡行為的根源。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為了這個，就要取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從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國內外形勢、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在會上說：「在國民黨開始進步時（由內戰轉到抗戰時），全國團結統一空氣高漲，妨礙統戰開展的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在國民黨退步時（二月起）妨礙統戰開展的危險，便是怕磨擦破壞統一戰線。」「到磨擦到尖銳時的危險，可能最容易忘記同一性，易於忘記三民主義與統戰策略。將來可能只顧磨擦忘記了統一性。目前黨內要進行階級教育。」

　　聶榮臻後來回憶：「當北方分局和晉察冀軍區傳達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後，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反磨擦鬥爭，就在全邊區展開了。」

　　八路軍被迫進行還擊的第一個目標，從粉碎張蔭梧的進攻開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軍在艱苦環境中同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生死搏鬥時，張蔭梧又兩次從背後襲擊八路軍，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八路軍在反擊中繳獲張蔭梧部下勾結日軍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這種狀況已使人忍無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劉伯承等並報毛澤東、王稼祥，提出對河北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指出：對張蔭梧這樣的頑固分子要加以打擊並全部殲滅之。這個意見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劉伯承接電後，在八月二十四日一舉將張蔭梧部大部殲滅，二十七日又全殲他的殘部，共殲四千五百人，張蔭梧隻身逃跑。不久，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這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反共活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正當中國國內磨擦迭起的時候，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德國在先後佔領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後，又向波蘭大舉進攻。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國際形勢的這種巨大變動對中國的抗戰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九月七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所寫的社論《國際新形勢與我國抗戰》。社論中說：帝國主義戰爭擴大這一新的國際形勢可能對中國抗戰產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響。「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國本身的問題。只要我們能始終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堅持內部團結，尤其是國共合作的方針，堅持力爭全國進步的方針，那末，在有利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可以縮短時間，減少犧牲，而取得抗戰的勝利，就是在更困難的形勢下，我們同樣可以而且一定能夠克服一時困難，進而取得抗戰的勝利。」

　　九月十六日，毛澤東會見隨同北路慰勞團來延安的中央社記者劉尊棋、《掃蕩報》記者耿堅白和《新民報》記者張西洛。當記者問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時，他回答：「我以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當然，「說敵人的大規模戰略進攻和我們的戰略退卻在一定條件下基本上已經停止，並不是說一切進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卻的可能都沒有了」。當記者問到所謂「限制異黨」也就是各地磨擦的問題時，毛澤東激動起來了。他說：「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由於記者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磨擦的態度，毛澤東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在這一年的早些時間，毛澤東已經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但那是在內部講的，這一次是通過答三位記者問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國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態度，同時說明這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談話最後，毛澤東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號用更簡潔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期的基本口號，在全國產生廣泛的影響，幫助許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步步上升的嚴重危機和分清是非的標準。

　　幾天後，毛澤東再次見到來延安訪問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一開始就講到，他在重慶訪問國民黨一個將軍，那個將軍說：現在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黨──國民黨，一個合法的政府──國民政府，「邊區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終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訪問另一個將軍，也是這樣說：中國除國民黨外，再沒有其他合法的黨了，共產黨在與蔣委員長表示一致之後已不復存在，因此，現在是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的。毛澤東回答說：「中國早已有實際上的統一戰線，在大多數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動中，已也有了名義上的統一戰線。」「別的政治集團怎麼講，我不知道，說到共產黨，那末，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從來也沒有過一天半天一小時或者一分鐘放棄過它的獨立性，從來也沒有向什麼個人或什麼集團或什麼黨派屈服過。要共產黨屈服，這大概是比上天還要困難些吧。」

　　當談到抗日和民主的關係時，毛澤東說：從抗戰以來，國民黨政策上的變化是不打內戰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還是沒有什麼變化，依舊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這種獨裁引起了全國的不滿，非得變更一下不可。」「現在全國人民都很著急，中國不改革政治，不實現民主，不但不能打勝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國的。」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還會見了率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到延安訪問的南北總團團長、國民黨元老張繼，北路團長賀衷寒、副團長王右瑜，國民黨軍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著名抗日將領、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以及來自各國的友人。向他們廣泛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心和誠意。這對爭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這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國內的政治局勢越來越壞，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越來越傾向於用軍事手段向中國共產黨進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之跋扈梟張，全無國家民族觀念，只知乘機擴張勢力，今後必益加甚。叛亂之期，當不在遠。」實際上是，蔣介石使用軍事手段向共產黨進攻的日期「當不在遠」了。這個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要以軍事反共來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針，並制定《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日益惡化的形勢使毛澤東十分焦慮。

　　他清醒地看到：一場共產黨人原來不希望看到的相當規模的武裝衝突也許已難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陝甘寧邊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談到：「我們的團結是有條件的」，「假使把你的頭割掉了，還講什麼團結啦？」「所以我們講團結，在必要鬥爭的時候我們還要鬥爭，有了鬥爭也就會有團結。」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及華北地區鬥爭情況的匯報。彙報中談到在當時國內外形勢影響下，大資產階級發生了嚴重的動搖，但在重慶的中產階級，包括一些國民黨元老卻反對內戰，「他們表現很活躍，敢於講話」。在華北堅持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也發出「再打內戰就完了」的呼聲。這些，對毛澤東進一步考慮如何處理反磨擦問題也有啟發。

　　為了準備對付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進攻，毛澤東越來越注意到必須爭取中間勢力。這在他的統一戰線思想中，是一個新的重要內容。

　　他還特別強調要「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在十二月一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中呼籲：「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於知識份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份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份子的幫助。中央盼望各級黨委和全黨同志，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山西、河北等地的軍事進攻中，閻錫山於十二月在晉西發動的進攻新軍決死第二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的事件最為嚴重。

　　山西新軍的正式名稱是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由薄一波以犧盟會負責人的名義向閻錫山建議，取得閻的同意後成立的。開始時先建立一個團，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員，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組建和領導的一支革命軍隊。新軍成立後，很快發展到五十個團，協同八路軍在敵後作戰，起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使閻錫山感到十分恐慌，決定用他長期控制下的山西舊軍來消滅這支力量。晉西事件發生前，閻錫山在陝西宜川秋林鎮召開晉綏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這時，和平妥協的危險已成為嚴重的危險。閻錫山在會上公開叫嚷：「天快下雨了，趕快準備雨傘。」山西黨組織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毛澤東果斷地指出：「閻錫山準備『雨傘』，你們也趕快準備嘛。」

　　由於晉西是聯結華北和西北的樞紐，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往來的必經通道，「晉西鬥爭我們如失敗，則影響整個華北」，因此，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地區的反磨擦鬥爭。同其他地區不同的是，閻錫山還沒有公開反共，晉西的磨擦鬥爭是以新舊軍衝突的形式出現的。毛澤東緊緊抓住這個特點來制定鬥爭方針。他認為，晉西事件反映了山西舊派準備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質是對抗日的叛變，要「認清此種衝突可能擴大」，「對叛軍進攻絕不讓步，堅決有力地給予還擊，並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對叛軍的口號，但不要反對閻。」他要求八路軍必須支持和幫助新軍，但暫時不要提反對叛軍的口號。對還沒有下最後決心投降日本的閻錫山，毛澤東主張仍要積極爭取他繼續抗日，「在擁閻之下反閻」。他強調「晉西鬥爭之勝利，依靠於正確政治方針，正確戰略戰術，強兵良將，缺一不可」。薄一波回憶道：「那幾年，我們就是根據這些明確的指示，結合山西的具體情況，部署和開展工作的」。

　　十二月底，晉西的鬥爭形勢進一步複雜化。在閻錫山看來，在晉東南和晉東北地區，抗戰派的力量比他們大，而在晉西南和晉西北地方，他們的力量比抗戰派大，有可能把抗戰派壓服。因此，他們先以全力進攻晉西南，準備得手後再轉而進攻晉西北。蔣介石又調中央軍從晉東南方向積極配合，隨時準備乘隙而入。這樣，晉西成為八路軍、中央軍和閻軍三大力量鬥爭的局面。毛澤東判斷：「如此戰新軍失敗，蔣必增強閻錫山，倚之為反共降日的華北支柱，那時就麻煩了；如此戰新軍勝利，可能使閻錫山轉舵。」他指出：「在擁閻討逆口號之下，完全獨立自主自籌給養，遇敵進攻則消滅之，這是整個山西的總方針。」這時，晉西南新軍採取堅決反擊的方針，將前來進攻的舊軍兩個旅擊潰。山西工作重點已轉向保衛晉西北的鬥爭上。中共中央軍委把李井泉從大青山根據地調來，加強對這個地區的領導。接著，要求已東進冀中的第一二○師準備調一個團到晉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賀龍、關向應：「你們的主要根據地是晉西北、綏德及呂梁山，望擔起全部責任，師部宜即過來。」第二天，他們致電八路軍總部和第一二○師，明確指出：「勝利地進行這一鬥爭，保持山西抗戰根據地在我手中，保持華北與西北的聯繫，這是目前中心問題。」電報要求第一二○師新三五八旅及晉西北新軍即集中於適當地區，加強戰備。同時要求：「賀、關立即出發到晉西北指揮戰爭，愈快愈好。」

　　一九四○年一月初，晉西南舊軍封鎖了呂梁山和中條山。晉西北的八路軍新三五八旅和決死隊在臨縣地區向晉西北舊軍趙承綬反擊，迫使他們在十三日夜退往晉西南地區。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山西問題，須候賀龍到晉西北後完全解決舊軍殘部，並建立政權，並準備派人去和平解決。」「現在閻有舊軍三萬餘人在呂梁山脈，糧食困難。將來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舊軍依靠中央軍進攻我軍；另一種可能就是和平解決；減少磨擦。我們的方針，不惜與中央軍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與發展，要求最後劃江而治。」二月，賀龍、關向應率第一二○師主力從冀中返回晉西北，鞏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不久，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和晉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後成立。軍政委員會由賀龍任書記。行政公署由毛澤東推舉著名愛國將領、晉西北新軍總指揮續范亭為主任。

　　這時，晉東南八路軍和新軍反擊閻軍孫楚部；八路軍在太行反擊朱懷冰部，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國民黨內頑固派發動的這場反共高潮已無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作了這樣一個概括：「蔣在華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勢，經過我們幾個月的堅決反攻，可以說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勢打下去了。」

　　在激烈的反磨擦鬥爭中，黨內外一些人有些擔心，生怕統一戰線發生破裂。因此，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黨內的指示。指示指出：

　　「應使全黨同志認識的，就是不要把各地發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嚴重現象孤立起來看。對於這些現象，應認識其嚴重性，應堅決反抗之，應不被這些現象的威力所壓倒。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如果沒有堅決反抗這些現象的正確方針，如果聽任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發展下去，如果只從懼怕破裂統一戰線一點設想，那末，抗戰的前途就是危險的，投降和反共就將全國化，統一戰線就有破裂的危險。」「黨的任務就在於：一方面，堅決反抗投降派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又一方面，積極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力爭國民黨中的大多數，力爭中間階層，力爭抗戰軍隊中的同情者，力爭民眾運動的深入，力爭知識份子，力爭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抗日武裝、抗日政權的發展，力爭黨的鞏固和進步。如此雙管齊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危險並爭取時局的好轉前途。所以，力爭時局好轉，同時提起可能發生突然事變（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變）的警覺性，這就是黨的目前政策的總方針。」

　　為了支持和配合全國範圍的反投降、反磨擦鬥爭，延安民眾召開討汪大會。毛澤東到會發表演講，號召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他說：「我們今天開會還要向全國人民表明一種態度，這就是為了抗日，全國人民的團結和進步是必要的。」針對蔣介石只講抗日、不講團結和進步的錯誤方針，他指出：「沒有真正的、堅強的團結，沒有迅速的、切實的進步，怎能堅持抗日？」他批駁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統一論，是統一於分裂，統一於倒退，所以是假統一；強調我們的統一論「是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大會一致通過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討汪通電，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為挽救時局危機爭取抗戰勝利的十點要求。

　　反磨擦鬥爭，對中國共產黨說來，畢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自衛行動，因此，在可能條件下就力求適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權。蔣介石和日偽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澤東及時提出對國民黨頑固派實行軍事上的休戰，政治上開展和平攻勢，並加強爭取中間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據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王世英報告：閻內部對新軍和戰主張尚不一致，而閻本人則覺解決新軍已非己力所能為，對勾結中央亦尚有顧慮。

　　中共中央加緊了對閻錫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賀龍、關向應：「以後對外立詞，請注意和緩些。」「你們準備派兩個團向南行動，現不適宜，諒已停止。如未停止，請即設法停止退回來。」第二天，毛澤東寫了給閻錫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決晉西事件。並決定派蕭勁光和王若飛為代表赴秋林鎮會晤閻錫山。二月二十五日，蕭勁光、王若飛帶著毛澤東寫給閻錫山的這封親筆信到達秋林鎮同閻談判，受到極大歡迎。「閻公開說，他是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他之存在是於團結有利的。」並且表示：「已令各軍停止軍事行動及政治攻擊。」經過談判，雙方實際上達成劃區作戰協議：在晉西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八路軍的活動區域。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國民黨頑固派後來發動的反共高潮中，閻基本上採取中立態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與此同時，在河北等地，八路軍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後達成協議：以臨屯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之線為界，以南為國民黨防區，以北為八路軍防區。

　　八路軍反磨擦鬥爭的勝利，也推動了國共兩黨關係的發展。在重慶，正在進行的兩黨談判中，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再三向中共談判代表申明：「決不會投降，請你們相信我們」。同時不再提八路軍擴軍人事歸國民黨中央管理。對於這次反磨擦鬥爭取得的勝利，毛澤東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義。他在中央會議上說：在國共關係中，「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就是防線的劃定，現在我黨的力量可以起半決定作用」。

　　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國內的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但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由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實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國內的階級矛盾有時還相當尖銳。如何處理好國共之間的關係？這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而複雜的問題。觀察形勢，分析形勢，都離不開這個問題。

　　經過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實踐，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係的策略思想獲得重大發展。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提出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策略原則，並從理論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強調爭取中間勢力的重要性和對頑固派鬥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他指出：「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鬥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在講話中，毛澤東著重分析和闡述了爭取中間勢力的極大重要性。他說：「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時局中的中間派。」「上述三部分中間勢力，我們的政策都是爭取他們。」「中間派的態度是容易動搖的，並且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化；我們應針對著他們的動搖態度，向他們進行適當的說服和批評。」他還指出：「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但是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這些條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鬥爭，並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沒有這些條件，中間勢力就會動搖起來，便不能把他們爭取過來。「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鬥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

　　後來，他在致蕭向榮的信中寫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民族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有區別，還不能明顯地看出來，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來了，請參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個《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針對反共頑固派一方面主張團結抗日；一方面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特點，毛澤東提出要用革命的兩手來對付，既爭取他們留在革命隊伍中，又要同他們作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堅決鬥爭。他說：「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同頑固派的鬥爭，不但是為了防禦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並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為了延長他們抗日的時間，並保持我們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

　　他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鬥爭，要注意三個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畫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毛澤東將這三個原則歸結起來，就叫做「有理、有利、有節」。

　　毛澤東提出的這些重要策略原則，對全黨在複雜的鬥爭中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鬥爭的關係，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線確實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參謀長李達在回憶錄中寫道：「回顧反磨擦鬥爭這段歷史，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維持，是貫徹執行我們黨的既聯合又鬥爭，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當時，大敵當前，一切為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國共兩黨實現合作的條件和基礎。只講團結，不作必要的鬥爭，統一戰線也不能夠維持。」「正是由於我們堅決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因而贏得了廣大人民和中間勢力的擁護與同情，積蓄和發展了抗日力量。」

二十三、新民主主義的理論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澤東接連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並對它作了系統的說明。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是一次飛躍，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它不僅回答了當前時局中提出的種種問題，而且回答了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寫出這些文章，決不是偶然的。

　　抗戰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從原來遭受嚴密封鎖的狹小天地裡走出來，變成全國性的大黨，公開走上全國政治生活的大舞臺，受到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他們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和中國未來前途的看法。中國共產黨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也必須在全國人民面前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政治主張來，把人們吸引到自己高舉的大旗下來。

　　國民黨內的頑固派，當政治中心還在武漢時期就起勁地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主張。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這種宣傳更變本加厲。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在主張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同時，還要同毛澤東討論「共產黨之理論」，咄咄逼人地寫道：「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塗，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此，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中國共產黨的叛徒、號稱國民黨「理論家」的葉青（任卓宣）更公開主張：「三民主義可以滿足中國現在和將來的一切要求。它的實現，中國便不需要社會主義了，從而組織一個黨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還說：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不止今天，就是將來也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蔣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發表一篇《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式》的長文，鼓吹所謂「以黨治國」、「以黨建國」、「要使抗戰勝利之日，即為建國完成之時」。這就把「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十分尖銳地提到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對這個問題系統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中國共產黨早就說過：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限度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真誠地願為它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在當時來說，強調這一點，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又說明：兩者之間仍然是有區別的。既然有區別，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個三民主義就夠了，要共產黨把自己的旗幟收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就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自己的旗幟更加鮮明地打出來，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義」宣傳分清界線，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理論和綱領，為中國人民指出中華民族要建立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前途。這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戰爆發以來共十多年成功和失敗的豐富經驗，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上成熟了的政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能夠系統地回答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將黨關於現階段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這面大旗更加鮮明地打出來。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他說，只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在抗日時期，「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這個全新的理論能夠在這時由毛澤東系統地提出來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早就感到，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進入抗戰時期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形勢和肩負的任務比過去更艱鉅，更複雜。這使毛澤東更深刻地感覺到理論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就向全黨發出學習理論的號召。他指出：

　　「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

　　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艱苦的進一步的探索。美國作家斯特朗在訪問記中寫道：「黨的負責幹部，住著寒冷的窯洞，憑藉微弱的燈光，長時間的工作，那裡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澤東是她曾經採訪的對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已經四十六歲，長期的戰爭磨難和陝北的艱苦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他一面緊張地處理著戰爭年代的繁雜工作，一面堅持進行理論研究，常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工作疲勞時，他就用力握幾下用來當作「鎮尺」的鐵條，舒展一下關節，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經過長時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來的。這個理論以中國的實際國情為出發點。而要真正懂得中國的實際國情，並且依據它提出正確而完整的革命理論，是極不容易的。它需要經歷一個過程。

　　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所進行的周密而系統的調查研究，使他對中國的國情有了深刻的了解，與此同時，他撰寫了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在內，都是形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準備。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一個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新階段，他闡述黨的理論、路線、戰略、方針和政策的著述，更加豐富了。

　　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發表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已經說到：「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講演《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把正在進行著的中國革命稱作「我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說：「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後，要「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

　　毛澤東在這兩篇文章中已經明確地講到：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從五四運動起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需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又不同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將來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顯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這時已在醞釀、思考和形成中，只是還沒有把「新民主主義」這個明晰的概念提出來，也沒有來得及進行系統的論證和說明罷了。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這個科學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寫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這是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第二章「中國革命」是他自己寫的，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別人起草後經他修改定稿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發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產黨人》上。建國後，這篇著作經他審定收入《毛澤東選集》。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明確地規定：「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為什麼中國現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由中國的實際國情所決定的。

　　毛澤東寫道：「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正因為如此，《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部著作，首先從分析中國社會著手，以此為基礎，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等問題逐一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他指出：中國現時的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種社會性質決定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或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其中又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的壓迫，因而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凶惡的敵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後，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這兩項革命任務是互相關聯的。

　　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中國革命的艱鉅任務誰能完成呢？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狀況等方面的特點逐一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中國無產階級有著許多突出的優點，所以能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但如果單憑它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資產階級有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毛澤東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主義的束縛，因此能成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沒有完全斷絕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聯繫，因此，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當民眾革命力量強大起來時表現得最為明顯。毛澤東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成為革命的一種力量，而在另一時期，就有跟在買辦大資產階級後面，成為反革命助手的危險。在抗日時期內，他們不但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派有區別，而且和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也有區別，至今仍然是我們較好的同盟者，因此，「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採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時，還指出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抗日戰爭中，對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應加以區別。前者是投降派，應該打倒；後者是頑固派，具有兩面性，對他們應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此外，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還有抗日的積極性，還需要團結他們一道抗日（關於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非親日派（即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與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之間的這些區別，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初在《共產黨人》上發表時還沒有講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第一次講到這個問題。同年四月以後，他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這部分作了相應的修改，（見該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編輯出版的《黨建論文集》所收的這篇文章）。

　　由於中國社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也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就決定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結論。

　　毛澤東還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帶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掃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農民、知識份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加上有利的國際環境，就能使中國革命的前途走向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部著作的發表，大大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它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作出了如此系統而清晰的說明，使原來令人感到眼花繚亂的紛繁的社會現象頓時顯得那樣井井有條而易於理解，使人們在複雜多變的局勢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夠始終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當時和以後很長時間內產生的巨大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義」這面大旗高高地舉起來了。那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它們的特點是什麼，還有其他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發揮和說明。

　　一九四○年一月，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裡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闢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一個月後，這篇演講首先在《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稍後幾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自己說，他這篇講話的「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但它的意義遠遠超出這個範圍。

　　毛澤東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十分明確地回答：「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綱領。

　　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毛澤東主要概括了兩點。第一，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偉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兩步走。關於後一個問題，過去中國共產黨內存在過許多混亂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相混淆，急於在民主革命階段採取一些社會主義革命的措施；托陳取消派又認為中國現階段既然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只能在將來再去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共產國際雖曾提出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但究竟它的具體含義是什麼仍沒有說清楚。直到這時，毛澤東從理論上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革命，第一步是進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才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想要「畢其功於一役」是不行的。這兩個階段又必須相互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說：我們要建立的「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文章為這個新國家描繪出一幅完整的宏偉藍圖。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毛澤東指出，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能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他說：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國體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還有一個政體問題，即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可以採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各級政府，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總之：「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毛澤東提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在農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容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後，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他說：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但是，既應把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幹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裡，再一次談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他說：「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

　　這樣，毛澤東就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特徵和具體內容，把中國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為人們勾畫出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輪廓。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駁斥了頑固派散佈的一種論調：你們共產黨既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推到後一個階段去了，你們既然又宣稱「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就把共產主義暫時收起好了。毛澤東寫道：「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後一階段了。」他還具體分析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義論》是一篇具有嚴密的理論體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著很強論戰性的文章。對這篇文章，毛澤東醞釀的時間很長，寫作過程中反覆修改，並徵求過一些同志的意見。二十多年後，他還曾講到：「《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階段、後二十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覆修改才定了稿。」連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理論的反動文人葉青也不得不表示，自從讀到《新民主主義論》，「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文章在黨內外更引起重大的反響，使許多人對當前奮鬥的目標和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來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義的大旗下來。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區別在於無產階級是否掌握了領導權。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內早就提出來了。但是，在中國這樣複雜的環境中，無產階級怎樣才能實現領導權？這個問題，毛澤東也經歷了長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論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關於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毛澤東寫道：「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現在，「我們已經能夠正確地處理統一戰線問題，又正確地處理武裝鬥爭問題，又正確地處理黨的建設問題」。這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十八年來的鬥爭歷程作出的重要總結。

　　毛澤東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章，令人難以置信地，都是在極其簡陋的環境中寫出來。他住在延安楊家嶺的兩間窯洞裡，裡間是寢室，有一張木床、一個小木方凳、一個木箱；外間是辦公室，有一個舊書架、一張作為辦公桌的舊方桌，還有一些小方凳。他習慣於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時才睡，上午十時又起來繼續工作了。當時擔任他的保衛參謀的蔣澤民回憶道：

　　「毛澤東寫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區沒有電，夜晚毛澤東寫文章時點兩根蠟燭照明，燭光昏暗而又跳動，很影響視力，容易使眼睛疲勞。毛澤東寫累了，就揉揉酸脹的雙眼，再繼續寫，一夜之後，他的臉上沾了一層煙塵。」「毛澤東寫文章用的是毛筆。寫前打好腹稿，然後揮筆而就，疾書成文。他寫東西時，桌子上一般不放書籍和報紙，不參照別人的東西。」「他埋頭書寫很長一段時間後，往往要停下筆休息幾分鐘，或者點燃一支煙吸，或者站起來，到門外的空場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靜的，面帶微笑，和我們或公務員嘮幾句嗑，那麼，他已經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澤東寫好文章，有的進行反覆修改後，讓我們送給中央首長傳閱，有關軍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給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給王稼祥看，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經過反覆討論後，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他再一次修改。」

　　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作出這樣巨大的理論創造？一方面因為他始終立足於無限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實踐中，他認識上的每一步深化，都來源於對客觀實際生活中種種新情況和新問題的細心觀察和深入思考，來源於反覆地同了解實際情況的人交換意見，集思廣益，從來不作那種脫離實際的個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於他勤奮地刻苦地鑽研馬克思主義著作。他的辦法是：「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從中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的爭論和批判中，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他曾對同志說：「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

　　毛澤東一向認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單有這些還不夠，還需要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政策和策略。他說：只有「把理論與實際政策說清楚」，問題的解決才算完整。當然，那時更多地吸引著毛澤東注意力的，還是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實際政策問題，而不是未來新中國方方面面的具體政策，但這兩者之間又有著許多一脈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變的前夜，形勢十分嚴峻，毛澤東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點也沒有放鬆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統一戰線策略上的新經驗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蘇維埃末期犯了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與實際聯繫起來。他提出應當組織一個委員會，對黨的各項政策問題進行總結，有的還要制訂出條例來。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總結這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關於時局與政策的黨內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的《論政策》）。指示明確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指示批評了土地革命時期出現過的一些「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指出：「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

　　指示著重闡明和規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獨立；在軍事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基本上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在同反共頑固派鬥爭時「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採取「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在國內關係上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等等。

　　指示從具體的階級分析出發，特別強調需要作出種種區別，如要把反對抗日的親日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主張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又要對主張抗日但又動搖，主張團結但又反共的兩面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兩面性較少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開明紳士加以區別。在國際上，對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也要加以區別。如此等等。並且明確地指出：「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上述各項不同的政策，都是從這些階級關係的區別而來的。」

　　關於各項具體政策，指示也根據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原則，分別就政權組織、勞動、土地、稅收、鋤奸、人民權利、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規定了明確的具體政策。

　　指示最後要求：「以上所述各項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原則和根據這些原則規定的許多具體政策，全黨必須堅決地實行。在日寇加緊侵略中國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時候，惟有實行上述各項策略原則和具體政策，才能堅持抗日，發展統一戰線，獲得全國人民的同情，爭取時局好轉。」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確定，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日見成熟。經過十八年的風風雨雨毛澤東終於為中國人民指明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奪取民主革命勝利、建設新中國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在早年就曾說過：「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這面旗子應該色彩鮮明、簡單明瞭、又有著十分豐富而確定的內涵，才易於為更多的民眾所理解和接受。中國人從五四運動前後接受馬克思主義起，經過二十年的艱苦探索和曲折經歷，才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在抗日戰爭時期，獨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義」這面旗幟，使越來越多的民眾「有所指望」，「知所趨赴」。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僅對抗日戰爭中後期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以後的中國革命和建設起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二十四、皖南事變前後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澤東從對國內外局勢的分析出發，一再向黨內發出警告：要有足夠的精神準備，來應付突然發生的事變，應付最危險最黑暗局面的到來。這種危險果然很快就出現了，那就是國民黨頑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製造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這時鬥爭的焦點已從華北轉移到華中。

　　位於黃河和長江之間的華中地區，處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是連結八路軍和新四軍之間的樞紐，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當日本侵略軍佔領華中地區以後，在敵後同樣有著一大片可以發展抗日遊擊戰爭的廣闊空間，這裡的人民同樣熱切地期望有人能領導並組織他們起來打擊侵略者。

　　毛澤東在華北敵後抗戰的戰略展開大體完成後，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這塊重要地區上來。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提出「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任務。他說：「為了策應正面主力軍的戰鬥，為了準備轉入新階段，應把敵後遊擊戰爭大體分為兩種地區。一種是遊擊戰爭充分發展了的地區如華北，主要方針是鞏固已經建立了的基礎，以準備新階段中能夠戰勝敵之殘酷進攻，堅持根據地。又一種是遊擊戰爭尚未充分發展，或正開始發展的地區，如華中一帶，主要方針是迅速地發展遊擊戰爭，以免敵人回師時遊擊戰爭發展的困難。」他強調：「現在就應該準備這一形勢的到來。」會後，周恩來在一九三九年春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幫助他們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正確方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到華中敵後，負責指導華中工作。

　　新四軍向華中發展，面對著和八路軍向華北敵後發展時不同的許多新的困難。首先，新四軍是抗戰開始後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紅軍遊擊隊）的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的，指揮系統以前並不統一，武器裝備和軍事訓練也比八路軍差，需要經過整編訓練，再開赴前方作戰。其次，華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網，地勢不利於遊擊戰爭的初期發展。再次，新四軍組建比較晚。軍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軍部命令江南各遊擊隊到皖南歙縣的岩寺集中，江北各遊擊隊分別在湖北黃安七里坪和河南確山竹溝集中。當他們進行整編訓練後準備開赴華中敵後時，華中敵後的政治形勢已比八路軍初入華北時要複雜得多，新四軍不僅要同日軍作戰，而且要時刻防備國民黨頑固派從背後來的襲擊。劉少奇曾敘述過這種情況：「由於敵人的進攻，國民黨最初對敵後的形勢估計得過分嚴重，他們驚慌失措，退卻逃跑。那時敵後是空虛的。到了這時候，國民黨逐漸了解了敵後的具體情形，又看到我們在華北敵後的大發展，它對於敵後的觀念有了改變，覺得敵後還是可以經營的。國民黨最初是不願到敵後去的，而指令我們到敵後去抗戰，他們自己站在後方。然而在此時，他們就大膽、積極地向敵後伸展，恢復他們在敵後的統治，並嚴格限制與排擠我們。」

　　當時主持新四軍工作的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在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和組建新四軍的工作中是有功績的。但他有一個很大的弱點：缺乏遠大的戰略眼光，猶豫不決，優柔寡斷。他過分誇大了面對的這些困難，舉棋不定，貽誤了新四軍向華中敵後發展的最好時機。

　　一九四○年初，新四軍的兵力主要分佈在三個地區：葉挺、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第三支隊駐在皖南；陳毅、粟裕率新四軍第一、二支隊開闢蘇南根據地後成立江南指揮部；張雲逸率新四軍第四支隊開闢皖東根據地後成立江北指揮部。

　　這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應該放在哪裡？對這個問題，有著兩種不同意見。劉少奇到中原後向中共中央建議：抽調八路軍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軍渡江北上，大力發展蘇北。項英則認為：華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眾基礎上都對我有利，北部的發展也必須有南部配合，況且駐皖南的部隊要北渡不但是困難的，而且是危險的。因此，他主張：努力發展和增強皖浙贛等地的工作。

　　面對這樣兩種意見，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舉行中央書記處會議，經過研究，決定支持劉少奇的意見。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書記處致項英並東南局電，指出：「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六中全會早已共同確定，後來周恩來到新四軍時，又商得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一致意見。華中是我們目前在全國最好發展的區域，在華中可以發展（彭雪楓部由三連人發展到十二個團，李先念部幾百人發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軍受到友軍十餘師的威脅和限制的時候，我們曾主張從江南再調一個到二個團來江北，以便大大的發展華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請考慮，因為我們覺得似乎皖南發展較難，江南發展較易，江南陳毅同志處應努力向蘇北發展。」十天後，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葉挺，強調「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並要求他們「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根據這個要求，新四軍江北部隊立刻抓緊時機向皖東敵後發展，到三月間就從原來的五千人發展到一萬五千人左右，為向蘇北發展開闢了道路。

　　新四軍剛取得一點發展，蔣介石立刻命令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桂系將領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軍進攻。這是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在華中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信號。

　　面對這種嚴峻局勢，毛澤東立即發出「磨擦中心將移至華中」的警告，並且及時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鬥爭，在此線以東地區則應堅決控制在我手中。」「將來八路軍到達華中後，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陳毅部隊立即應當向蘇北發展。」他提醒處在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下的皖南新四軍軍部：「頑方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遭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四月一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起草電報，要求八路軍立即抽調四萬至五萬人的兵力，在三個月內外到達華中，增援新四軍，創建新的敵後根據地。

　　遵照毛澤東的部署，江北的新四軍以勸告和爭取的態度暫時制止了桂軍的東進，同時在軍事上擊退了蘇北方面韓德勤的進攻。

　　四月初，蔣介石要求朱德、周恩來赴重慶談判華中問題，顧祝同也邀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赴上饒商討新四軍的活動區域。毛澤東已經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勢相當嚴重，蔣介石似已下了這樣的決心，即是掛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實際。」但從大局出發，他仍同意周恩來去重慶通過談判來力爭時局好轉。同時，他又起草給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等的電報說：蔣介石「與我談判條件，欲把我八路軍、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的企圖。但第一，華北敵占領區日益擴大，我之鬥爭日益艱苦，不入華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第三，此次蔣令韓德勤、李品仙、李宗仁、衛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蘇各軍向我新四軍進攻，釁自彼開，故我仍應乘此時機派必要軍力南下。」

　　這時，蔣介石已打算將軍事進攻的重點從江北移到江南。他們分析江南新四軍的情況後認為：「葉、項在皖南，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陳、粟在蘇南，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因此，顧祝同在談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以便切斷新四軍和八路軍會合的可能，並使他們集中到蘇南狹小地區後再加消滅。

　　對國民黨的這種企圖，毛澤東已有察覺，他認為，新四軍在蘇北有力地打擊韓德勤部的進攻後，顧祝同一定會對皖南、江南的新四軍採取加緊壓迫的手段。他最擔心的是皖南的情況，因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北面是受到日本軍艦嚴密封鎖的長江，東、南、西三面都有國民黨的重兵，隨時有被突然襲擊的可能。他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遊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等問題。稍後又電告項英：「顧（祝同）有對皖南江南我軍採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唯決不可先動手，應取自衛原則為有利。」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於險境之中，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實。但對如何走出險境，項英同陳毅、粟裕之間又出現不同意見。項英認為：「江北部隊不南調，衝突仍不免，全國局勢日益惡化」，主張「江北之葉（飛）、張（道庸）兩團全部急返江南，以應大事變」。陳毅、粟裕則認為「皖南地非敵後，處在三戰區包圍圈中。蘇南是我軍對日作戰和向東向北發展的基地。而且以當時我軍的兵力來看，暫難在皖南、蘇南兩處應敵。為此，我們建議皖南軍部率部即向蘇南靠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支持陳、粟的意見。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並告劉少奇、張雲逸：「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並再次重申一條重要的原則：「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後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後方行動。」

　　局勢已日見惡化，而項英的猶豫不決只會使正在惡化的處境更加惡化。五月四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及新四軍的指示，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

　　「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不論在華北、華中或華南，不論在江北或江南，不論在平原地區、山嶽地區或湖沼地區，也不論是八路軍、新四軍或華南遊擊隊，雖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

　　「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中、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採取相反的估計和策略，以為我愈發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讓，彼愈抗日，或者以為現在已經是全國分裂的時候，國共合作已經不可能，那就是錯誤的了。」

　　「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針，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佈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

　　這個指示到達後，陳毅立刻率部北渡長江，挺進蘇北，打破了國民黨打算消滅在蘇南地區的新四軍的圖謀。但項英仍固執己見，沒有東出蘇南同陳毅部會合，喪失了轉移的時機，對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也仍然不作準備，這就使皖南新四軍軍部陷入愈來愈危險的境地。

　　這時，國際形勢又發生新的重大變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面進攻。五天後，義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戰。在德國軍隊閃電式的進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德國投降。英軍從歐洲大陸退守本土。國際形勢的大變動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抗戰。日本企圖在英、法無暇東顧之機加緊進攻中國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營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兩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時局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透闢地分析了法國投降、英國從歐洲大陸撤退後的國際形勢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他指出：英、法失敗將帶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促進德、意、日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欲；另一方面，又驅使美、英和法國的殘餘不得不對抗德、意、日。對中國說來，「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克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中國投降危險的主要來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動中國投降的最主要的外來力量」。對國內的階級關係，他一直主張作好兩手的準備：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的好轉。這時，他對國內時局的好轉抱著比前一時期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目前的抗戰形勢是：「一方面投降危險空前的增長了，一方面好轉的因素亦增長了」，「總的形勢是於抗戰有利的」。他還指出能夠推動時局好轉的兩個因素是：共產黨力量的發展是迫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國內因素；國民黨黨內與黨外存在著廣大的中間勢力，還保存著更多的積極性，這也是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分析，同他在三月間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思想是前後一貫的，並且把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放在更明顯的地位。

　　根據會議的決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戰三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並為《新中華報》撰寫了紀念抗戰三周年的文章《團結到底》。在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寫道：「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共產黨員要作抗戰的模範，也要作團結的模範。」「抗戰的第四周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我們的任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投降分子，戰勝一切困難，堅持全國抗戰。」

　　在形勢轉變關頭，使高級幹部正確地掌握黨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向延安高級幹部作《目前形勢的特點和黨的政策》的報告。他說：「中國處在新時期中，空前困難時期與空前投降危機是快要到來了。」「今後的一年將是異常困難的一年。」但「全國統一投降、統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們的方針即是避免此種可能，逐漸爭取好轉」。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見減退的情況下，對國民黨應強調團結；要繼續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遊擊隊，但應「限制在戰區、敵後及邊區二十三縣」；糾正在執行統一戰線中的「左」傾錯誤，但右傾也要反對。毛澤東在分析中間勢力還保存抗戰積極性時，提醒大家：「中間勢力的成分現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補充，把國民黨中央軍的大部分也放在裡面了。中間勢力觀念在黨內尚未普遍，這是要注意糾正的」。

　　他在十三日為這次會議的討論作總結時，又專門談了團結和鬥爭的問題：「我們又強調團結，又強調鬥爭──對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頑固派。」「有時強調團結，有時強調鬥爭──依頑固派的態度是以團結為主還是反共為主而定。」「鬥爭為了團結──為了延長合作時間。」「不論哪一方面（政治、軍事、文化）目前時期都以團結為主。但不論哪一方面都同時又鬥爭，因為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沒有變化的。」「即在目前時期，某些地方，反磨擦鬥爭還可表現為地方高漲，例如蘇北。」

　　毛澤東自己也積極從事爭取中間勢力的工作。六月間，他幾次會見到延安訪問的南洋華僑領袖、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等，向他們詳細介紹國內抗戰情況和兩黨磨擦問題。當年隨陳嘉庚一起到延安的莊明理回憶：「陳先生在延安會見了毛主席，心裡十分暢快」。「延安之行以及與中共領導人的會見給陳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從此把戰勝日寇，祖國抗戰必勝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然而，形勢的發展表明毛澤東對蔣介石態度的估計還是樂觀了一些。蔣介石把國際形勢中幾大力量相互對峙的局面看作他「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大好機會。七月一日至八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七中全會。十六日，他們提出一個「中央提示案」，要求將陝甘寧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劃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限制在冀察兩省、魯西北及晉西北一部，並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上述規定地區。這就使正在進行的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開了五天會，聽取並討論周恩來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和南方局工作的報告。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充分肯定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有了很大發展，注意了中間勢力。中間勢力是一個中心問題。他強調今後要更加重視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工作。他說：「過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軍事和戰區，過去對南方及日本佔領區注意很少，今後政治局須用大力加強這方面。中央今後注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後城市；第三是我們的戰區。」中共中央把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放在全域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長時間內還沒有過。為了推動形勢向好的方面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回到重慶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各根據地在加緊對日本侵略軍作戰的同時也要做好反磨擦的準備。

　　從八月二十日起，八路軍在華北的正太鐵路沿線同時向日軍發起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這次戰役，八路軍共出動一百○五個團，二十多萬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結束，史稱「百團大戰」。八路軍前後作戰一萬八千次，斃傷日軍二萬餘人、偽軍五千多人，俘虜日軍二百多人、偽軍一萬八千多人，八路軍傷亡一萬七千多人。

　　正當八路軍在華北同日軍浴血苦戰時，蔣介石卻加緊在華中部署對新四軍的進攻。他認為新四軍在蘇北的力量比較弱，爭奪華中可「先從蘇北下手，後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部分兩路大舉南下，向已由蘇南渡江北上的新四軍陳毅、粟裕部進攻。新四軍多次呼籲韓德勤停止內戰，並一再退卻。韓德勤自恃兵力遠遠大於新四軍，一再進逼。二十七日，陳毅明確表示：退到黃橋，決不再退，省韓進攻，只有自衛。中共中央這時調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增援。黃橋決戰前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我們的方針是「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望先告何應欽停止韓之行動，否則八路軍不能坐視」。十月四日，韓德勤以多於新四軍守軍一倍的兵力向黃橋發動總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經過四天激戰，殲滅韓部主力一萬一千人。接著，新四軍請曾任江蘇省長的蘇北著名愛國人士韓國鈞到韓德勤處斡旋，卻遭到拒絕。韓國鈞回來氣憤地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國民黨頑固派這次進攻黃橋的慘敗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劉少奇後來在總結時說：「很明白，如果頑固派在我們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議之後，停止進攻，那他們也不會弄到那種地步的。」

　　黃橋戰役後，新四軍在蘇北敵後站穩了腳跟。十月十日，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的先頭部隊同新四軍北上的先頭部隊會師，打通了華北和華中聯繫的通道。黃克誠在《自述》中寫道：「黃橋決戰的勝利和八路軍南下與新四軍會師，為確立我黨我軍在華中敵後抗戰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並對以後抗戰形勢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中共中央隨即決定由陳毅統一蘇北軍事指揮，劉少奇在蘇北與陳毅會合後佈置一切，毛澤東十分重視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於江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心地區，因此，毛澤東在十月十四日發來的電報中就特別強調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他指出：「蘇北根據地的工作對全國有重大政治影響，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成為我們建立蘇北模範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問題之一。」

　　十月十九日，國民黨方面由何應欽、白崇禧以正副參謀總長名義發出致朱德、彭德懷、葉挺的電報，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收到電報的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並從已有的五十萬人縮編為十萬人。這封被稱作「皓電」的電報，是國民黨發動更大規模反共高潮的開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收到周恩來從重慶發來的電報，對形勢作出這樣的判斷：目前國民黨方面的種種情況「均證明反共高潮是在著著上升，何白十九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如果國際形勢更利於英美派，局部『剿共』會進入全面反共。」毛澤東指出：「如何有步驟有計劃有秩序地衝破這一嚴重局面，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蔣介石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候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呢？這同劇烈變動著的國際形勢有關。九月間，德、意、日在柏林簽定三國軍事同盟條約，英、美也簽定協定，兩大集團的鬥爭更加激烈，都想拉蔣介石加入他們的聯盟。蘇聯也正在繼續援助國民黨政府。這種局面使蔣介石得意忘形。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面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他判斷，無論哪一種局面出現，國共之間的嚴重鬥爭都是不可免的。新四軍在蘇北的勝利，也促使蔣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軍軍部採取報復行動。

　　當時，中共中央對蔣介石準備投降的危險是估計得比較嚴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形勢。會議認為，時局有由小風波轉到大風波的可能，黨的工作佈置應放在準備整個東方大黑暗的基點上。毛澤東在致一些主要地區負責人的電報中強調：「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並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佈置的出發點」。「總之，我們要準備對付一切情況，任何一種情況我們都要有辦法。」

　　對舉國矚目的「皓電」，中共中央沒有匆忙地作出答覆，而是反覆磋商，權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澤東對處理這個問題的態度特別慎重，因為：一方面，他認為時局還在變化中，蔣介石現在仍是動搖的，「全面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另一方面，他考慮到「皓電是哀的美敦書」，（引者注：哀的美敦書即最後通牒。）對這個問題如果操切從事，可能導致同國民黨決裂，「此次決裂即有和大資產階級永久決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詞容易，軍事部署困難」。

　　由於考慮到可能出現最危險最黑暗的局面，毛澤東曾設想過兩種方案：一種是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也就是只在反共軍隊進到八路軍、新四軍的根據地時再反擊，八路軍、新四軍不打入它的後方；另一種是政治和軍事上同時進攻。毛澤東認為這兩種方案各有利弊，採用前一種方案，政治上占上風，但軍事上將被國民黨構築的縱深封鎖線圍困，將來出不去而受日、蔣兩軍嚴重夾擊，危險也是很大的。採用後一種方案，軍事上能制機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採取哪一種方案？毛澤東並沒有立刻下最後的決心。十一月一日，他電告周恩來：「究採何方案，我們尚在考慮，亦請你們提出意見。」

　　十一月二日，毛澤東又電告周恩來：「中央幾次會議都覺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故宣言與指示擬好又停。」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周恩來十一月一日來電，來電提出「還是用朱、彭、葉、項名義通電答覆何、白」的建議，並反映中間勢力迫切「望我們讓步，以緩和破裂」的情況。書記處會議決定採取表面和緩、實際抵抗的態度，宣言暫時不發，只發一簡要的對內指示及答覆何白皓電。毛澤東在同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此次反共是國民黨發動的，投降危險是嚴重的，但各中間派紛紛議論揣測，我們在時機沒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積極辦法，稍等一下再說話不遲。現距何白皓電限期尚有二十天，擬日內擬好覆電，待十號左右拍發，不必覆得太早。」第二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用朱、彭、葉、項名義答覆，採取緩和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同時，毛澤東仍作著兩手的準備。同一天，他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我們現在是兩面政策，一面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面準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面，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準備對付黑暗局面，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

　　十一月九日，毛澤東起草的以朱、彭、葉、項名義覆何、白電（通常稱為「佳電」）經過反覆斟酌後定稿。電文態度嚴正而堅決，措詞委婉而懇切。首先敘述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四年以來在抗戰中取得的戰績，以表明「遵循國策、服從命令為捍衛民族國家奮鬥到底之決心」。然後就行動、防地、編制、補給、邊區、團結抗戰之大計這六個方面，對皓電的無理指責作出明確答覆。

　　防地問題是皓電的中心內容，強令八路軍和新四軍限期北移。佳電對華中敵後各部請求免調的理由，列舉了四點。一、「華中敵後各部，多屬地方人民反抗敵寇保衛家鄉而組織者，彼等以祖宗墳墓田園廬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當面敵軍姦淫焚掠之慘於不顧，遠赴華北，其事甚難。」二、華中敵後各部在現在防地堅持抗戰，符合蔣介石廬山談話和告淪陷區同志書的精神。三、華中敵後各部調離後，其家屬及留守人員的安全毫無保障，甚懼平江慘案、確山慘案之重演。四、華北地區，水、旱、風、蟲、敵五災並重，該地軍民以樹葉為糧，道殣相望，實難容納其他之部隊。因此，「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並顧」。接著表示，在不得已情況下，準備對江南和江北的部隊採取不同的處理辦法：「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對於江北部隊，則暫時擬請免調」。

　　毛澤東在當天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佳電「明確區分江南江北部隊，江南確定主力北移，以示讓步，江北確定暫時請免調，說暫時乃給蔣以面子，說免調乃塞蔣之幻想」。

　　然後，佳電又寫了一段剴切陳詞、柔中寓剛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屬奸偽思逞謠言紛起之時，亟宜調協各方，統一對敵，庶免為敵所乘，自召分崩離析之禍。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蕩，演成兩敗俱傷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復違德等之始願。我為鷸蚌，敵作漁人，事與願違，嗟悔無及。」

　　毛澤東說：佳電的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進攻，我方必自衛，而以鷸蚌漁人之說出之」。

　　在關於團結抗戰之大計部分，電文首先指出：「抗戰至於今日，實爭取最後勝利千載一時之機」，如能堅持團結抗戰國策，必能爭取獨立解放之出路。接著，電文筆鋒一轉，寫道：

　　「頗聞日寇正在策動中國投降，軟計與硬計兼施，引力與壓力並重。德國則採動和政策，欲誘中國加入三國同盟。而國內一部分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頗聞內外勾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急，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電嚴正要求國民黨「中央對於時局趨向，明示方針，拒絕國際之陰謀，裁抑國內之反動，而於聯合剿共內戰投降之說，予以駁斥，以安全國軍民之心」。

　　「佳電」發出後，在社會各界，特別是中間勢力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得到廣泛的同情。毛澤東不久後總結道：「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於事變後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蘇北的新四軍「積極整軍，沉機觀察」；皖南的新四軍「認真準備北移」，於十二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他還致電周恩來，要他在重慶加強同蘇、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員聯絡，並「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以圖挽救」。

　　儘管如此，蔣介石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各種部署日益加緊。十二月八日，何應欽、白崇禧再次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調往黃河以北。蔣介石又密令顧祝同等暗中做好圍殲新四軍的準備，還故意把新四軍軍部北移路線洩露給日本人，以便共同夾擊。這個時期內，由於「日汪條約」的簽訂，毛澤東一度對形勢看得比較樂觀，認為「此次嚴重的投降危險已被制止」，並估計「在蔣介石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拋棄過對蔣介石的警惕，在實際工作中仍要求黨內「認真準備對付蔣介石的進攻」。

　　十二月底，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日見囂張，已集中了十二個師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目前時局還不能說反共高潮已開始下降」。第二天，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隊迅即北移、並從華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強華中外，還要求所有華中及山東的黨和軍隊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為堅持抗日根據地、打破頑固派進攻而奮鬥。指示提出，軍事指揮，葉挺未到江北前，統一於陳毅、劉少奇指揮下；葉挺到江北後，統一於葉挺、陳毅、劉少奇指揮下。中原局統一領導山東與華中，山東分局劃歸中原局管轄。指示要求全國各地對於國民黨這一進攻及其在全國的高壓政策，必須堅決反對之。

　　毛澤東最擔心的是皖南的情況，一再致電項英，催促北移，並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

　　「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藉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現雖一面向國民黨抗議，並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衝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幹仍可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

　　與此同時，毛澤東為新四軍軍部的安全轉移做著最後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一面請周恩來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面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但是，這時的形勢已難以逆轉。顧祝同根據蔣介石將皖南新四軍「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命令，已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終於爆發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九千餘人遵令北移。由於項英的猶豫不決，行期一再延誤，國民黨已在新四軍行進的必經地區埋下重兵。六日，倉促行動的部隊到達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受到國民黨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指揮的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嚴密包圍和猛烈襲擊。雙方兵力懸殊，國民黨軍隊又已作了充分準備，新四軍陷入苦戰中。

　　因為通訊被阻斷，事情發生後三四天，毛澤東才得到確實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劉少奇在一月九日發來的兩封電報，一封電報說「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另一封電報報告：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小姚（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十日，毛澤東才收到葉、饒緊急求救電和在突圍不成後又回到部隊的項英自請處分的電報。他立即決定，由葉挺、饒漱石指揮新四軍，克服困難，繼續執行北移任務。並要劉少奇、陳毅「就近隨時去電幫助他們並加鼓勵，惟項英撤職一點暫不必提」。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指示電：「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總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行動北上。」

　　新四軍軍部的命運緊緊牽動著毛澤東的心。他反覆考慮著如何把他們從危難中解救出來。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來、葉劍英的電報中指出：這「是救死問題，如不停止進攻，即將全軍覆滅。請立即要蔣下令停戰撤圍」。出於這種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部，徹底解決華中問題。

　　由於力量過於懸殊，皖南新四軍在奮戰七天七夜後，終於因彈盡糧絕而失敗。奉命同國民黨軍隊談判的軍長葉挺被扣；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遇難。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毛澤東指出：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於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磨擦的思想準備，其次是指揮上的錯誤。他提出：袁、項的錯誤須立即宣佈，如何處置交七大解決。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實行全國的政治反攻，像我們前次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時一樣非常強硬的態度，只有不怕決裂，才能打退國民黨的進攻。他又說：左派主張我們馬上與國民黨大打起來，我們也不能實行這種政策。

　　一月十七日，蔣介石發佈取消新四軍的命令，把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將反共高潮推到頂點。國共關係已處於異常緊張的狀態。這時，毛澤東反而更加冷靜。他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付時局的辦法。毛澤東指出，要挽救時局，實現好轉，必須由國民黨當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委實際工作由主席團辦理。駐國民黨統治區的各辦事處實行撤退。

　　當天，根據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延安發佈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後，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七個師和七個獨立旅，共九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後抗戰。

　　同時，也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分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特別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於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他說：「目前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在於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視事變的發展，準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面，絕對不能粗心大意。」

　　那麼，事情是不是已經到了非決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澤東提出了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並宣佈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最後，毛澤東指出：「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他說：「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已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

　　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響，不僅「全黨一致擁護，情緒異常興奮」，而且深受黨外人士的好評。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聯名致信蔣介石，譴責政府當局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從前怕共產黨過於強硬會引起破裂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陳嘉庚、張一麔等仗義執言；馮玉祥、于右任、孫科等也對蔣介石表示不滿，馮玉祥說：「只有共產黨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這件事，在國際上也引起廣泛重視。斯特朗、斯諾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報導和評論，向世界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英、美、蘇等國都不支持蔣介石的作法，對他形成很大壓力。

　　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這是他根本沒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連日本軍隊也沒有因為他發動反共內戰而停止進攻。一月下旬，日軍發動豫南戰役，將國民黨軍隊十五萬人包圍在平漢鐵路以東，兩軍發生激戰。毛澤東評論說：這對蔣介石「是一瓢極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毛澤東判斷：「他們非求得個妥協辦法不可，敵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的計畫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非想個妥協辦法，更加於他不利。」

　　毛澤東的判斷完全符合實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攻勢下，蔣介石幾次派張沖、張治中找周恩來商量妥協辦法，並且批准葉劍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葉劍英到達延安，帶來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件和他為抗議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而寫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毛澤東看後感到「欣慰之至」，「為之神王」。他在楊家嶺住所同葉劍英暢談了五個小時。

　　這時，國內政治鬥爭的焦點已轉到中共方面的參政員是否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問題上。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名單是在皖南事變前夕公佈的。中共方面的參政員仍是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人。由於皖南事變的發生，各民主黨派希望通過這個會議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慶，專等觀光國民參政會。這給蔣介石造成很大壓力，為了擺脫困境，必須爭取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出席會議。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這次參政會呢？毛澤東同周恩來電報往來，反覆協商，認為不能無條件出席。毛澤東指出：蔣介石「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十七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熬過目前一關，就好辦了。」蔣介石既要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又不肯答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十二條。為了打破僵局，經毛澤東修改審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臨時解決辦法「新十二條」。它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國民黨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國的反共軍事進攻；釋放葉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幹部，交還所有人、槍；成立各黨派聯合會；承認邊區的合法地位，承認敵後抗日政權等。這個「新十二條」，在國民參政會開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蔣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根據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的意見，指出：「蔣介石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毛澤東分析：中共參政員不出席會議，蔣介石也無可奈何。因為：第一、皖南事變蔣錯了，舉國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議並沒有錯；第二、中共已提出讓步條件（臨時辦法），蔣不答應，其曲在彼；第三、若蔣由此發動更大破裂行動，其曲更在彼，更於彼不利；第四、國際形勢對蔣不利；第五、國內形勢，彼方對我絕無辦法，我毫無所懼。「只要熬過目前一關，就有好轉可能，在半年內如能解決善後條件，我仍準備出席九月間的二次參政會。」

　　經過這場鬥爭，蔣介石在參政會的講話中雖然繼續攻擊中共，但不得不宣稱：「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毛澤東評論蔣介石的這個講話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它實際上標誌著蔣介石發動的這次規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擊退了。這以後，國共關係又逐漸走向一定程度的緩和。

　　三月十八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這次鬥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對比發生某種變化的關鍵。」「我黨在這次反共高潮開始時採取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讓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電報），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變後轉入猛烈的反攻（兩個十二條，拒絕出席參政會和全國的抗議運動），也為全國人民所贊助。我們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對於打退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

　　為了總結打退這次鬥爭的豐富經驗，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國的實際國情，更自覺地在中國的複雜環境中進行有效的鬥爭，五月八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這份黨內指示，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是《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他寫道：

　　「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計為馬日事變，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計為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但是客觀事實卻證明了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這些同志的錯誤，在於忘記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願意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這些事實，也在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證明了。極端地複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

　　「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於事變後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因為如果不經過反覆多次的經驗，中間派對於我黨為什麼必須向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鬥爭，為什麼只能以鬥爭求團結，放棄鬥爭則沒有任何的團結，就不能了解。」「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

　　「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並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這次我們充分地準備著對付國民黨的破裂，就使國民黨不敢輕於破裂了。」

　　這一次反共高潮，從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應欽、白崇禧的「皓電」為開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變和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達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蔣介石的反共演說和參政會的反共決議則是它的退兵時的一戰。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後曆時五個月。這次浪潮的規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傷痕要深得多，中間險情迭起，並且面對著許多難以預測的未知數。內戰代替抗戰，似已接近成為事實。處理稍有不當，就會對國家民族的命運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後果。能不能駕馭如此複雜的局勢，能不能靈活而果斷地處理一個又一個異常棘手的難題，能不能爭取到廣大中間勢力的理解和同情，這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來說，對毛澤東來說，都是極其嚴峻的考驗。

　　這半年，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非常緊張的一段時間。他思考問題很細，很具體，處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緊。他所起草的關於這個問題文電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發出兩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這一天就發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發出文電最多的一天。

　　毛澤東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中制訂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歷史經驗，是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高峰。正如胡喬木所說：「經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黨內更團結了，毛主席的領導威信大大提高了。這半年的鬥爭，對後來抗戰、解放戰爭初期的勝利都有很大的意義。」

二十五、建設邊區，戰勝困難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轉折的時期。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發生的。從此，中國不再是單獨對日作戰，而是和其他同盟國一起對日作戰了。國際關係中的諸種因素，也對中國內部產生更大的影響。

　　蘇德戰爭在六月二十二日爆發。這場戰爭的突然爆發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迅速作出了反應。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決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七月上旬，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強調指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壞的，以此來分界限」，作為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立即對日宣戰。美國同德、意之間也相互宣戰。國民黨政府在中日戰爭已進行了四年多以後，這時才正式對日本宣戰，同時對德、意宣戰。這樣，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形成了，中國國內的國共關係也得到進一步的緩和。

　　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面對的局勢依然十分嚴峻。從一九四○年開始，在日本侵略軍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封鎖下，敵後抗日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已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到一九四一年進入極端困難時期。

　　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比起其他根據地來，這裡所處的是比較和平的環境，推行各種政策可以比較從容。因此，毛澤東用了很多的精力來研究和指導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他這樣做所考慮的，遠不只是陝甘寧邊區這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各根據地內應該實行怎樣的政策。他說：「邊區的作用就是做一個榜樣給大家看」，邊區人民的任務是「提高自己，幫助別人」。

　　毛澤東對邊區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認為這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能否團結人民、堅持抗戰的根本問題。不管在什麼地方，離開當地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堅持抗戰也好，建設根據地也好，都是談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個抗戰建國綱領，標榜「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並且提出「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但國民黨自己從來沒有認真這樣做過，甚至背道而馳。只有毛澤東領導陝甘寧邊區卻認認真真地做起來，並且超過了那個綱領的要求。林伯渠回憶道：「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一經傳達到我們這裡時，我們馬上就召集各種會議，最後召集了群眾大會，進行了一個熱烈的討論。不僅通過了決議擁護這個綱領，而且事實上，這個綱領，在我們邊區的條件之下，是已經實現了的。」

　　一九三九年初，陝甘寧邊區召開第一屆參議會。它是人民普選產生的。參議會經過民主選舉，選出高崗為議長、張邦英為副議長，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立為副主席。會議還制定出「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毛澤東在這次會上提出邊區的建設方向是要成為「抗戰的堡壘」和「民主的模範」。他還提出一九三九年邊區的施政方針是：大大發展國防經濟，發展農業、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發展國防教育，辦初級的高級的學校，開展識字運動，使邊區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準；大大推進國防的民眾運動，加強軍事訓練。這是毛澤東對邊區建設的初步設想。毛澤東指導下的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闢了根據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評價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它實際上成為後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

　　一九四○年，隨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在有了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後，毛澤東就把陝甘寧邊區做為一個「試驗區」。他在這年三月初的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明確地提出：「邊區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導邊區政府將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原則，根據邊區的環境和條件，加以具體化。邊區中央局副書記、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和政府黨團書記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粗枝大葉的新民主主義論，在邊區就要把它細針密縷起來。」「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邊區，要求在邊區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為此，毛澤東對邊區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並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一步考慮邊區的各項施政方針。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發佈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的大部分重要內容是毛澤東審閱初稿時重新改寫的。它共有二十一條，明確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持的團結、抗戰、進步的總方針，而且對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知識份子等方面規定出具體政策，為邊區人民勾畫出一個美好的建設藍圖。

　　這個《綱領》中，值得重視的是在政權建設方面規定貫徹「三三制」原則。它寫道：「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三三制」的原則，毛澤東在一九四○年就已經提出，中共中央專門發了黨內指示，但是這樣地以「法」的形式將它確定下來，還是第一次。關於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在同時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確地寫道：「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裡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因此，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政權，便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標誌。」

　　對各項政策的規定，毛澤東都考慮得很仔細，很慎重。他對《綱領》進行修改時，關於改進司法制度、厲行廉潔政治、減租減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調節勞資關係、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推行消滅文盲政策等條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關於厲行廉潔政治這一條，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強調「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同時提出「實行俸以養廉原則」。

　　五月八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評論道：「這個綱領所確定的團結抗戰的總方針以及各方面的正確政策，都是我黨對邊區人民及全國各抗日階層各抗日團體以及友黨友軍堅決實行的鄭重諾言。這樣的施政綱領，正是全邊區人民和全國人民所深切盼望的，這是真正保護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綱領，是保護和調節各抗日階層各抗日黨派利益的綱領。近年來，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頒佈過不少正確的、內容豐富的施政綱領，但均不如此次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向選民所提出的施政綱領完善。」

　　「三三制」原則提出後，許多幹部思想不通，擔心「會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擔心會失去「流血犧牲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權」。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做一些說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開幕，通過施政綱領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毛澤東在開幕式上有針對性地闡述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原則和意義。他說：「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

　　為什麼要實行這樣的政策？毛澤東繼續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強調：「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

　　為改變第一屆邊區會議選出的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毛澤東提議：「這次參議會選舉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時，兩個副主席中要有一個是由非黨的進步人士充當。」根據這個原則，第二屆邊區參議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高崗為參議會議長，綏德縣的開明紳士安文欽為副議長，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米脂縣的開明紳士李鼎銘為副主席。選出的邊區政府委員十八人中，中共黨員人數有七人，超過了「三三制」的規定，德高望重的老共產黨員徐特立馬上申請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黨人士遞補。

　　毛澤東的真誠態度，深深感動了許多中間人士。會議的第二天，李鼎銘對人講：「昨天毛先生講的幾句話，真教我五體投地。他說我們的施政綱領與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還做得不夠，他們仍舊掌一種閉門主義，不肯信任別人，把持包辦，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說得這樣清楚，說得這樣透徹，真是絕頂聰明。」他後來還對人說：「我原本不願出來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的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一位七十九歲的老人李丹生議員在大會閉幕時代表全體議員發言，稱讚中共「誠所感人」，並希望「說到做到，以信義昭示天下，則天下都是你們的」。

　　「三三制」的實行，使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毛澤東自豪地說：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陝甘寧邊區就是模範。這也是新中國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國朋友說：「到中國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國。」

　　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對其他抗日根據地也產生了巨大的示範作用。從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懷這樣評價：「這個邊區給全國，給敵後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義，也是新民主主義在陝甘寧邊區認真實現了，對全國來說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因為這是國民黨人幾十年講要實現的三民主義，而實際上沒有做。對敵後所有解放區亦有很大的幫助，這裡的許多經驗介紹給敵後解放區，使他們的民主建設得到更快的、更順利的進行，對堅持戰爭準備反攻有好處。」

　　在指導邊區工作中，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幹部之間的團結。陝甘寧邊區是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創建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央紅軍到來後，邊區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迅速地擴大發展起來。但大批外來幹部的湧入也帶來一些矛盾，有一些外來幹部看不起本地幹部，甚至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引起本地幹部的不滿。這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本地幹部同當地的民眾有著長期的血肉聯繫，如果不能團結好本地幹部，也就不可能在當地人民中深深地紮下根來。毛澤東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即予以糾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協調工作，他把重點放在教育外來幹部上，要他們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看待本地幹部，主力部隊要幫助發展地方武裝，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邊區黨委改成中共邊區中央局。規定除軍事活動須經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准外，邊區黨政各部門工作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都統一於邊區中央局領導下。中央局書記是高崗，副書記是謝覺哉，常委有蕭勁光、高自立、張邦英、王世泰、劉景範。中央還決定由這年春天從蘇聯回國的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負責指導邊區工作。毛澤東雖然很忙，但對邊區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管得還是很多。不久，中共邊區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併，改為中共西北中央局。邊區黨政軍領導的統一與團結的加強是陝甘寧邊區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得到鞏固和發展的重要保障。

　　正當陝甘寧邊區的工作在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時，邊區遇到的困難也愈來愈明顯，主要反映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毛澤東這樣寫道：「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對這種局面的出現，毛澤東早有思想準備。抗戰剛轉入相持階段時，他就意識到：「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困難一露頭，毛澤東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開的後方軍事系統幹部會上講話中說：我們現在錢雖少但還有，飯不好但有小米飯，要想到有一天沒有錢、沒有飯吃，那該怎麼辦？無非三種辦法，第一餓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餓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產。我們來一個動員，我們幾萬人下一個決心，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統統由自己解決，我看有這種可能。接著，又提出通過生產運動來解決和改善邊區軍隊和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不過那時邊區財政收入還有海外華僑、國內民主人士和抗日團體的捐款，以及國民黨發給八路軍的軍餉的節餘部分，取之於民的賦稅負擔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年秋，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邊區的外援全部斷絕。與此同時，邊區內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五大災害的侵襲，災情幾乎波及每一個縣。陝甘寧邊區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區，只有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土地也比較貧瘠，要保證供給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難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響亮地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蕭勁光回憶：「一天，毛澤東同志把林伯渠、高崗和我找去，對我們說：我們到陝北來是幹什麼的呢？是幹革命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麼辦？我看有三個辦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願解散，又無辦法，大家等著餓死。第三靠我們自己的兩隻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他的這段話，既風趣，又易懂，像一盞明燈，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們三人不約而同地回答說：大家都會贊成第三種辦法。毛澤東同志聽了，笑笑，接著說：現在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鎖、克服困難的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邊區財政經濟困難關鍵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用了許多時間來研究和確定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具體辦法。毛澤東認為：就現實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麼都活躍了，都好辦了。並把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看作是「學習治國」。

　　為了統一對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時、李富春、高崗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林伯渠為主席。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外，增加了書記處工作會議，由在楊家嶺的政治局成員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雲、凱豐七人組成。在這一段時期內，政治局或書記處的會議幾乎每次都要談到財政經濟問題。毛澤東還請周恩來、董必武將重慶的經濟書籍「盡力搜集寄來」。

　　最初，黨內對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任弼時、朱德以及邊區中央局的一些負責人主張採取積極發展的方針。具體辦法主要是：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主要依靠軍隊組織人民運鹽和增發邊幣。林伯渠、謝覺哉擔心這些作法會加重人民負擔，因此主張把解決困難的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不贊成增發邊幣。鹽的產運銷在政府管理下實行自由貿易。

　　毛澤東贊成積極發展的方針。他提出要實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資生產事業，主要是投資鹽的生產。他提出一個怎樣對待邊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政策問題，說：各種壟斷的辦法必須立即改變，不要妨礙私利，要實行貿易自由政策，過去實行以公營事業吞併私人事業的政策是不對的。對邊區發展資本主義不要害怕，過去黨內反對發展資本主義的口號，今後改用反對貪污腐化。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下大力氣對財政經濟工作進行了研究。他在致謝覺哉的信中寫道：「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發展農、鹽、工、畜、商各業之主要的私人經濟與部分的公營經濟，然後是輸出三千萬元以上的物產於境外，交換三千萬元必需品入境，以達出入口平衡或爭取相當量的出超，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今年之僅僅注意公業投資未能顧及私業投資，是由於等著公營事業救急的特殊情況，由此產生的害則是與民爭利（壟斷）及解決不了大問題。明年決不能繼續這個方針，僅有鹽業投資是明年應該繼續的，而其他公營的農、工、商業則只當作必要的一部分繼續下去。」要把鹽作為例外，因為邊區北部盛產食鹽，鹽的收入是邊區政對除公糧外的最大收入，鹽的外銷占邊區對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鹽的第一個好處是解決出入口平衡問題。出入口問題一解決，則物價、幣價兩大問題即解決了。」

　　為什麼要實行這些政策？毛澤東這樣回答：「首先是根據於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地廣，人稀，貧乏，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等）。」「邊區有了今年經驗，明年許多事都好辦了。」

　　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託毛澤東找林伯渠、謝覺哉、任弼時、朱德等談話，溝通意見，解決分歧。毛澤東採取「先做個別商討，然後再開會議，較為有益」的辦法，做了許多耐心細緻的工作。

　　林伯渠、謝覺哉都是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深受毛澤東的敬重。為了說服這兩位老同志，毛澤東多次登門拜訪，常常談至深夜。凡是這兩位老同志提出的問題，毛澤東都要請邊區中央局去核實情況，做出答覆。林伯渠、謝覺哉也非常信任毛澤東。謝覺哉說：「毛澤東同志從不輕臧否人」，所以願意同他談心裡話，單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間，謝覺哉寫給毛澤東的信就達數萬言。對林伯渠、謝覺哉的每一封來信，毛澤東都「過細地讀了」，並且及時寫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說：「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於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後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於一是。」還說：「事情只求其『是』，閒氣都是浮雲」，「求達『和為貴』之目的」。毛澤東曾懇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麼困難，可以隨時找他，說：「我雖不能為你分憂，但人事調整方面可多少幫你的忙」。

　　無論在談話或書信中，毛澤東對解決邊區財政經濟的幾個具體問題都坦率地講了自己的意見，並十分注意聽取林、謝二位老同志的意見。他在給謝覺哉的一封信中，懇切地說：自己提出的論點，「如你及林老覺得有錯誤，即祈毫不客氣，一一指正，以歸一是」。

　　關於黨內在財政經濟問題上產生爭論的原因，毛澤東認為主要是由於缺少經驗，對沒有做過的事，誰也難以說有十足的把握，因此應該加強調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說：「凡人（包括共產黨員）都只能根據自己的見聞即經驗作為談話、做事、打主意、定計劃的出發點或方法論，故注意吸收新的經驗甚為重要，未見未聞的，連夢也不作。」他要求負責起草財經綱領的陳正人多聽取邊區政府銀行行長朱理治、財政廳廳長南漢宸、建設廳廳長高自立、八路軍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葉季壯及糧食局、貿易局的意見，因「他們是實際經手人員，從他們收集各方面確實的材料與意見，起草的東西方更準確」。毛澤東還為高克林的《魯忠才長征記》寫了按語。高克林採訪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等人後所寫的這個調查報告，記述了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的經過，講到不少過去不曾遇見過的新情況和新經驗。毛澤東號召大家向高克林學習，「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同意毛澤東所提方針：「根據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特點，邊區應從發展經濟與平衡出入口，以解決人民生活與政府財政兩方面問題。規定：發展經濟應以民營為主，公營為輔，平衡出入口，增加鹽的運銷，以官督民運為主，自由運鹽為輔。」在六次會上，毛澤東還強調，在革命與戰爭的環境下，部分的強制性負擔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毛澤東這些細心觀察並研究了實際工作中積累的新經驗後提出的意見，終於基本上統一了幾個月來黨內對如何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存在的不同認識。

　　糧食問題，這時是邊區經濟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最初，邊區各部門的用糧來源於兩個方面：一個是征糧，徵收的對象主要是地主和富農，中農負擔很輕，貧農全無負擔；另一個是靠邊區政府撥款採購。一九四○年，外援斷絕後，邊區政府已沒有足夠的財力購糧，只能全部依靠征糧。一九四○年所徵收的公糧，供應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時，在部分地區已出現斷糧現象。不久，各地糧食供應普遍發生恐慌。政府先後買糧一次，借糧兩次，才勉強支撐下來。為了保證一九四二年的供給和歸還一九四一年的借糧，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經過再三研究，決定一九四一年征糧二十萬擔。這當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徵收的公糧九萬擔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戰以來邊區征糧數字最高的一次。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不滿情緒。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大雨，會議室突然遭到雷擊，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電擊死。事後，一個農民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制止了。這個農民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一個農民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它反映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麼問題？毛澤東後來談到這件事時說：「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毛澤東抓了兩件事。一是號召積極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二是實行精兵簡政。

　　黨、政、軍、民、學參加的大生產運動是從軍隊開始的。當時，朱德首先提出「屯田軍墾」的建議，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從華北調回陝甘寧邊區擔負保衛黨中央和保衛邊區任務的第一二○師三五九旅，在旅長王震率領下開赴荒無人煙的南泥灣，開荒生產，很快成為生產戰線上的一面旗幟。經過幾年艱苦奮鬥，南泥灣的面貌發生深刻變化，成為「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澤東到南泥灣視察時，看到他們取得的成就，非常興奮，他說：「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

　　在軍隊的帶動下，機關和學校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門負責人都帶頭開荒生產，交公糧。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對面的山溝裡，開墾了一塊長方形的地，種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澆水、拔草。通過大生產運動，邊區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單單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兩年中，軍隊和機關學校靠自己動手而獲得解決的部分，占了整個需要的大部分。毛澤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它不僅支持了艱苦的抗戰，而且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幹部，這是不能拿數字來計算的無價之寶。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還要求邊區政府全力支持農民發展生產。他認為農民富裕起來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戰。西北局和邊區政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採取了三項措施：第一，制定優待移民、難民的政策，鼓勵他們開荒生產；第二，開展減租減息，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三，宣導勞動競賽，表彰勞動模範。這些措施推動了群眾性的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湧現出大批勞動英雄。農民獲得實際好處後，更加把自己的命運同共產黨、八路軍緊緊地聯在一起。

　　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毛澤東號召開展變工互助，把農業勞動力組織起來。毛澤東後來總結這樣做的好處是：「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毛澤東強調：組織起來，「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

　　邊區只有很少的一點工業。毛澤東認為，它的數目雖小，意義卻非常遠大，是最有發展、最富於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他在給博古的一封信中寫道：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而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是機器而不是手工，「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任務。」

　　精兵簡政這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是黨外人士、不久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銘提出來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陝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上，李鼎銘等提出有關財政問題的提案，建議「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還提出了五項具體實施辦法。這個議案提出後，曾產生爭議。有些人擔心這會使邊區在遭到敵軍進攻時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抵擋。毛澤東看到李鼎銘等的提案後非常重視，他把整個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紅筆圈起，並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毛澤東後來說：「『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陝甘寧邊區先後進行三次精簡，取得很大成效。

　　中共中央下決心實行精兵簡政的主要原因，毛澤東當時是這樣說的：「敵後的嚴重的必然趨勢就是縮小。敵後變化是突然的，在事變後再幹就被動，故要主動和定出辦法」，「在目前，戰爭的機構和戰爭的情況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我們必須克服這個矛盾。敵人的方針是擴大我們這個矛盾，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們還要維持龐大的機構，那就會正中敵人的奸計。假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的機構適合戰爭的情況，我們就將顯得越發有力量，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戰勝，而要最後地戰勝敵人」。依據這種分析，毛澤東強調精兵簡政是克服困難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為了切實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精兵簡政的精神，毛澤東多次致電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要求他們下大決心實行徹底的精兵簡政，否則「弄到民困軍愁，便有坐斃危險」。在這期間，為了加強陝甘寧邊區的領導，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李維漢到邊區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後，團結內部，在執行黨的各項政策中帶個頭，自覺承擔起試驗、推廣、完善政策的任務。毛澤東還為陝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工作制定出具體原則和辦法。他強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專案的。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對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是毛澤東常愛說的一句成語。到一九四二年底，陝甘寧邊區人民經過艱苦奮鬥在經濟上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在這幾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澤東對經濟工作也積累起比較豐富的經驗。十二月，他為西北局高幹會提供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就是這些經驗的總結。

　　為了寫好這篇報告，毛澤東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請李富春、南漢宸等協助收集整理了有關糧食、稅收、貿易、金融、財政、供給等方面的大量材料，並告訴他們：每個材料「要說政策、說工作，是向廣大的幹部說話，使他們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說政策說工作時要批評錯誤意見，批評工作缺點，使他們有所警惕。每樣要有點歷史，有點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應如何作法。」

　　在報告中，毛澤東著重批評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指出：「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關於人民負擔問題，他批評了那種不顧戰爭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的錯誤觀點，寫道：「為了抗日和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同時，他還批評了另一種錯誤觀點，就是「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他說：「我們一方面取之於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他總結起來說：「我們黨的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係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

　　毛澤東特別強調認真做好經濟工作在全域中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餘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針對某些人輕視經濟工作的態度，毛澤東還指出：「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幹部必須從現在的工作或學習的崗位上轉到經濟工作的崗位上去。而各級黨部、政府、軍隊、學校的主要負責同志必須同時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要調查研究經濟工作的內容，負責制訂經濟工作的計畫，配備經濟工作的幹部，檢查經濟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將此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僅僅委託於供給部門或總務部門就算完事。」

　　這篇報告同毛澤東後來起草的《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領導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工作的基本綱領。

　　兼任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賀龍在西北局高幹會上講了這樣一段話：

　　毛澤東「真正實際解決了邊區當前最重大的問題（假若沒有飯吃，一切工作都無從說起），他比我們負責領導財經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邊區情況（因為他有正確的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邊區的具體運用，是活的馬列主義經濟學（不是能讀《資本論》不懂邊幣的經濟學），他不是誇誇其談的提出一般的方針與任務，而是對於每個問題都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的確定今後能做應做的事，並詳細指出如何實現的辦法（開荒、移民、水利、紡織合作社、運鹽、調劑勞動力均有極生動模範的例子），他解決了摸索幾年的眾說紛紜的許多財經問題上的原則問題，實際問題。他明確地指出了邊區經濟與財政的大道，提高了全體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去爭取抗戰勝利。他不僅解決了邊區的經濟問題財政問題，並且給各個抗日根據地和全國都提供了解決問題輝煌的模範的例子。」

　　賀龍的這段講話，恰當地說出了毛澤東領導邊區建設、戰勝嚴重經濟困難的重大歷史貢獻，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種嚴格尊重客觀實際、耐心傾聽各種不同意見、在實踐中細心觀察、對複雜情況從多方面進行分析、經過慎重研究後果斷地作出判斷、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的優良工作作風。

二十六、整風運動（上）

　　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

　　為什麼在抗日戰爭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要以這樣大的力量和這樣長的時間來進行這場整風運動呢？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是有著深遠的考慮的。

　　中國共產黨在它成立以來的二十多年歷史中，經歷過巨大的勝利和嚴重的失敗，出現過「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錯誤，其中給黨帶來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但由於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所以，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這些分歧，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主觀主義地憑「想當然」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這時已發展成擁有八十萬黨員的大黨，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戰以後入黨的新黨員。毛澤東認為，這些幹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將來的新局面」。

　　全黨範圍的整風是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的，而它的最初醞釀在六屆六中全會後就開始了。為什麼要經過這樣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呢？因為整風的重要目的是要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東西。這種思想問題的解決，決不能靠強制的手段，必須使人真正從思想上想通，並且從實際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敗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才能切實奏效。何況王明有著共產國際作為後臺，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條主義的影響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都需要時間。所以，毛澤東後來解釋說：「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他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他所說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其實就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

　　六中全會後，王明口頭上也說：「黨要團結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實際上依然堅持過去的錯誤。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並且在三版序言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瞭。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來，六中全會前，中共中央已曾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中國黨的歷史問題，但共產國際沒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上傳達國際的意見時說：國際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於實際問題，主要著重於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不應花很久時間在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於總結十年經驗，國際認為要特別慎重。以後，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和黨的高級幹部難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開，有關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拖了下來。

　　王明的小冊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後，毛澤東就從一九四○年下半年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他對編輯這部歷史文獻集十分認真，花了不少工夫。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他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過的材料，使他對問題有了一個系統的了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特別是十年內戰後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

　　毛澤東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在蘇維埃時期，最初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後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陝北蘇區。所以蘇維埃後期的損失，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他說：而遵義會議提到這個時期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關於抗日戰爭以來的錯誤傾向，毛澤東認為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左」傾；國共合作建立後有一個時期是右傾，反磨擦後又是「左」傾。他總結說：關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同意以後專門研究，但研究的大綱要談一下。他指出：過去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便產生了對革命的急躁性。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黨，黨員比較幼稚，過去犯錯誤是由於經驗不足。他強調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後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繫起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對於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

　　會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張聞天、陳雲等相繼發言，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樣，毛澤東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說到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時，沒有用路線錯誤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繫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為了引起全黨重視，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

　　為了改變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狀況，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澤東決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彙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毛澤東為這本書寫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又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後，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這些話的針對性是再明顯也沒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另一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沒有興趣，許多做實際工作的人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誇誇其談，自以為是。毛澤東說：「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在報告中突出地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說明只有這種態度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求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要求不單懂得外國還要懂得中國，不單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他對實事求是作了精闢的闡述：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然而，毛澤東這篇觀點鮮明措詞尖銳的重要講話在黨的高級幹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宣傳部門也沒有在報上報導，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使毛澤東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先從統一高級幹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這是黨在準備整風時期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會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準備，成立了調查研究局，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調查研究局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還成立了思想方法學習小組，也由毛澤東任組長。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後發出王稼祥起草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還把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要大家認真閱讀，結合實際進行比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

　　這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對《六大以來》的閱讀和研究，對開好九月會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麼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編輯《六大以來》就是為了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六大以來》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武器」。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把採取這些措施後引起的變化說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引者）。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

　　九月會議時斷時續開了一個多月，集中討論了五次。會議重點是檢討黨在十年內戰後期的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他一開始就說：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他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他們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他說：「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又說：六中全會打擊了主觀主義，但仍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觀主義已不占統治的地位，但還相當地存在著。毛澤東分析主觀主義的來源主要是黨內「左」的傳統，蘇聯的德波林等的影響，以及中國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他提出：克服主觀主義要從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強調「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

　　會上，有二十八人次發了言，談了在中央內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有著極大的意義。許多人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帳，現在必須償還。」他還說：「對中央蘇區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面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老幹部，否定過去一切經驗，推翻舊的領導，以意氣相投者結合，這必然會發展到亂打擊幹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不研究歷史與具體現實情況。」

　　博古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他表示：現在我有勇氣公開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

　　王稼祥總結了主觀主義產生的根源，他說：除中國的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學了一些理論而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易做教條主義者，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容易成為狹隘經驗主義者」。

　　這次九月會議，特別是毛澤東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為以後全面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確定了基調，並且在黨的領導層內取得了大體一致的認識。

　　只有王明在會上絲毫不作自我批評。他發了兩次言，雖然表示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承認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卻完全推卸責任，說自己對博古、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強調博古是蘇維埃運動後期錯誤最主要的負責者。

　　鑒於這種狀況，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談，希望他能夠轉變態度認識錯誤。在十月七日的談話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談自己的問題，反而攻擊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是太「左」了。他指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只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大資產階級，這是不好的。認為目前應當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建議中共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同蔣介石設法妥協。最後表示決心同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更系統地闡述他的觀點。王明的觀點受到會上許多人的批評。毛澤東嚴肅地指出：王明在武漢時期有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他許久，最近我和他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他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

　　因為王明在爭論中提出了對目前時局的嚴重的原則性問題，毛澤東提議停止討論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問題，集中討論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加以說明。但王明卻突然稱病不肯出席政治局會議，使會議未能舉行。以後，他就長期稱病，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宣佈，因為王明生病，政治局會議停止討論。關於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依照十月八日書記處工作會議提出的「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作為定論。

　　關於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書面結論草案，題目是《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草案概括地說明：「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時間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草案分析：這條路線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在政治方面，對形勢的估計，對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都犯了過「左」的錯誤；在軍事方面，犯了從攻打大城市中的軍事冒險主義轉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保守主義（同時也包含著拼命主義），最後在長征中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的錯誤；組織方面犯了宗派主義錯誤。草案還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幹部政策，實際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這個結論草案的許多重要內容後來被吸收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為了進一步弄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組織一個研究黨的歷史的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組成，以毛澤東為首。

　　大概就在起草這份結論草案以前，毛澤東還寫了題為《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統地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獻，指出它們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特徵。毛澤東當時只把這篇文章給劉少奇、任弼時看過，一直沒有發表。關於沒有發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曾這樣寫道：「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後也就忘記了。一九六四年有人從檔案館裡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了，不利於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因此，當時這篇文章不但在社會上，並且在黨內也沒有直接發生影響。但通過寫作這篇長文，使毛澤東對那個時期中央的路線錯誤的認識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討論黨的歷史的那次會議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會議大大跨進了一步，因為它使黨的領導層對必須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大體上取得了共識。毛澤東曾這樣評價：「九月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報告整風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

　　九月會議後，毛澤東集中力量領導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他認為「犯思想病最頑固」的是高級幹部，「將多數高級及中級幹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黨與軍的骨幹，那我們就算是勝利了。」根據九月會議的決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級學習組，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毛澤東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是：「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他還提出，「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出臺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但要注意「把犯了錯誤的幹部健全地保留下來」。

　　對如何研究黨的歷史，第二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上作了講話。他說：「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他說：「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澤東強調：「研究中國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他還指出：「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是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

　　在毛澤東精心部署下，從一九四一年冬季開始，全國各地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普遍開展起來，為全黨範圍開展整風運動準備了條件。

　　經過幾個月的學習，高級幹部的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達到了基本一致的認識。這樣，在全黨普遍整風的條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要點》在敘述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黨內的種種表現後寫道：「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鬥爭，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

　　整風學習在黨的各級幹部和黨員中普遍進行，是從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和在中央宣傳部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後開始的。在報告中，毛澤東全面論述了整風的任務、內容、辦法和意義。

　　他明確地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他說：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這兩種主觀主義，都是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準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關於宗派主義，毛澤東認為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他要求正確處理黨內的各種相互關係，以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的目的；同時也要消滅黨外關係上的宗派主義，「其理由就是：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戰勝敵人」。他著重地說：「對於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關於黨八股，毛澤東認為它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如果不把黨八股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他說：「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

　　關於整風的意義，毛澤東強調：「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關於整風的方針和方法，毛澤東提出八個大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作為整風的宗旨。具體講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八個字成為黨內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採取的正確方針。它的方法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作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毛澤東說：「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他強調要好好地說理，說這個工作「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

　　黨內的普遍整風從延安開始，有一萬多名幹部參加。

　　當時，毛澤東的兩篇報告發表後，在延安「好像巨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開始從新的角度，新的高度來審視問題。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戰爆發後來到延安的知識份子和新黨員還沒有能夠理解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深刻意圖和真正意義。「不少人受到自己經驗的局限，誤以為整風就是整領導。整什麼領導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對他們的領導。那些高層領導中有什麼東西要整，他們當時是看不清楚的。」這樣，就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轉移到一大堆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上去。這種傾向不扭轉，就會改變整風運動的方向。那個時候，許多單位辦起壁報。在壁報上一些人以譏諷謾罵的方式批評延安存在的某些具體現象，吸引了許多讀者。一天晚上，毛澤東到中央研究院用馬燈和火把照明看壁報，認為這樣發展下去，整風學習是不能達到預定目的的。他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上談到：整頓三風「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他說：這樣大批的新黨員沒有這次思想的改造，將來黨是搞不好的。毛澤東提出，全黨幹部和黨員普遍整風的內容，一是學習中央規定的二十二個文件，一是結合學習檢查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他的推動下，普遍整風在延安很快開展起來。

　　在整風過程中，延安文藝界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很突出。這些文藝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戰爆發後從上海等大城市來到延安的，他們滿懷救國熱情，但對同工農兵結合的思想準備卻很不足。正如周揚所回憶的那樣：「他們沒感覺到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沒感覺到有一個要熟悉面前這些新對象的問題。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所以老是想著要發表東西，要在重慶在全國發表，要和文藝界來往，還是要過那種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這怎麼成呢？你以為這個問題簡單嗎？可不簡單啊。結合，你怎麼結合的了啊，這些人都三四十歲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還蠻大的。」在文藝界內部，相互之間也存在一些長期積累下來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的現象，包括還存在宗派主義的問題。因此，在普遍整風的初期，毛澤東特別重視解決文藝界的問題。

　　為了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毛澤東接觸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時間同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舒群、劉白羽、何其芳、丁玲、羅烽等交換意見，並請他們幫助收集文藝界提出的各種意見。毛澤東深入細緻的作風和真誠坦率的態度，得到了許多文藝界人士的尊重與信賴。當時，性情孤傲的蕭軍因為工作中的矛盾想離開延安。臨行前，他到毛澤東那裡辭行，毛澤東問他究竟是什麼原因要離開？蕭軍回憶說：「我看他那麼誠懇，那麼熱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無保留地同他談了。他聽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認延安是有某些缺點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時反映，幫助改正。」毛澤東還寫信給蕭軍，坦率地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又關切地提醒他：「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女作家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後，毛澤東誠懇地對她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啟發，她後來說：「這話給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記在心上。」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弄清了情況，決定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來解決存在的種種問題。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中央大禮堂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門負責人共一百多人。這次會議，對後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首先發表講話，被稱為座談會的「引言」。他開宗明義地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他強調：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我們首先要依靠拿槍的軍隊，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說：為了實現文藝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呢？那就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他說：文藝工作者應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這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澤東以自己作例子，詳細講述了像他這樣一個學生出身的人參加革命後在思想感情上逐步發生變化的經驗。然後說：「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文藝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毛澤東最後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毛澤東這個「引言」給人一種全新的感受，並且覺得十分親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後來說：「我那時當然不能說已經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問題的深刻意義。但聽了以後，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鮮、很重要、平時自己沒有想到，一聽就終身難忘的問題。」

　　座談會在二十多天裡開了三次大會，討論得十分熱烈。在充滿民主的氣氛中，有幾十位黨內外的文藝工作者講了話。每次開會，毛澤東都坐在主席臺的桌子旁，一面仔細聽大家發言，一面認真做筆記。參加這次會議的歐陽山說：「大家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不管對的、錯的都可以無拘無束地講出來。講完之後，也沒有向任何人追究責任，真正做到文藝方面的事情由文藝界來討論解決，不帶一點強迫的性質，發揚了藝術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暢。」

　　在二十三日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做結論。面對著文藝界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種種問題，他不是就事論事地糾纏在這些具體問題上，而是高屋建瓴地從問題的根本下手。他一開始就說：「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這就從千頭萬緒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領。蕭軍評論道：「毛澤東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麼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

　　毛澤東在講話中尖銳地指出：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

　　「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

　　在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上，毛澤東著重談了普及和提高的關係，他認為：我們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這就需要解決向工農兵學習的問題，和新的時代相結合的問題，毛澤東深刻地指出：「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他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關於文藝批評，毛澤東說：我們要求的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毛澤東對討論中暴露出的許多思想問題，就其中比較重要的進行了分析。他最後說，延安文藝界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他相信經過整風，大家「一定能夠創造出許多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一定能夠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為了更好地幫助廣大文藝工作者真正能轉變立場，毛澤東強調對黨內幹部要進行關於知識份子政策的教育。他說：「我們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強地和工農打成一片。少數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這是思想問題，不能勉強，不能用粗暴的態度。」他還說：要使在軍事、政府、黨務、經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化人、對知識份子採取歡迎的態度，要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許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開朗，在眼前展現出一個新的天地。會後，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敵後抗日根據地，在鬥爭實踐中創造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比如，戲劇方面有魯藝的新歌劇《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莊》；小說、詩歌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等。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就能湧現出這樣一大批優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藝界的進步，毛澤東十分高興。對八路軍一二○師政治部戰鬥劇社演出的反映敵後鬥爭生活的一組短劇《晉察冀的鄉村》等，和丁玲、歐陽山寫的介紹陝甘寧邊區合作社工作中模範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會裡》兩文，毛澤東都專門寫信給予肯定和鼓勵。他在看了平劇《逼上梁山》的當晚，寫了一封信給該劇的編導楊紹萱和齊燕銘。信中寫道：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在延安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帶動下，革命根據地及中國的文藝運動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也很關注中央研究院反對王實味的鬥爭。

　　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後，他在《解放日報》和《矢與的》壁報上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對他不滿的現象提出批評。延安不是沒有缺點，對缺點是可以而且應當批評的。但是，王實味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使用了誇大事實、冷嘲熱諷的語言，還說藝術家的任務是「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當時，「《矢與的》壁報本來貼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門口的一間大平房裡，外單位有不少人跑來看。後來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熱鬧的新市場，看的人更多，像趕廟會一樣。」毛澤東到中央研究院去看過壁報，認為王實味是「不講成績，抹煞成績，只暴露黑暗」。他說：「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隨後，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多次大會，開展對王實味的批判。開始時，還是把王實味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但在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以後更把他說成「託派」，成為敵我矛盾，還牽連到別人，定為「反黨五人集團」。這樣，對王實味的鬥爭出現嚴重的偏差，並且對不久後開始的審幹運動和搶救運動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實味。在關押期間，用「逼供信」的辦法繼續審訊。以後，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錯誤結論。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中央機關撤離，在從延安轉移到山西興縣時，經康生負責的中央社會部批准，王實味被錯誤地處決。這是一起冤案。以後，毛澤東曾多次對王實味的被處決提出了批評。

　　儘管普遍整風中也出現一些問題，但總的說來，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黨內思想面貌發生很大變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講到：「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在延安大見功效，大批青年幹部（老幹部亦然）及文化人如無此種學習，極龐雜的思想不能統一。」

　　為了把整風學習進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總學委，以毛澤東負總責，具體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此後，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從延安推向各地，在全黨範圍內陸續普遍開展起來。

　　在全黨普遍的整風學習運動中，毛澤東在給聶榮臻的電報中強調指出：「此次整風是全黨的，包括各部門各級幹部在內」，而「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我說這點，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緊黨、政、軍、民、學各方面高級幹部的學習領導，克服在他們中存在著的三風不正的殘餘。我們在延安亦是特別抓緊高級組的學習，著重閱讀與自我反省」。

　　八月三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將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級幹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增為四十八人）編成九個小組，由中央同志直接領導，聯繫本部門的工作，學習和研究《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和史達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編在第一組。毛澤東還提出：「要從討論那些細小微末的具體問題，轉入到集中火力檢討黨內存在著的根本思想傾向，主要是自由主義和對黨鬧獨立性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各地也先後召開高級幹部座談會，聯繫本地區的實際進行學習和檢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用兩天時間，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逐條講解史達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的講話對邊區黨清算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糾正一些幹部鬧獨立性的傾向，增強黨的團結有重要意義。在閉幕會上，毛澤東總結道：「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從觀念形態上恰當的反映歷史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樣多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高幹會才把歷史搞清楚。」

　　接著，中共中央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對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

　　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陳雲等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後來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沒有把這個問題拿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但張聞天已主動地把工作逐漸向毛澤東轉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後，張聞天把政治局會議的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開，他雖然仍主持會議，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都已由毛澤東作出決斷。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會議後，張聞天主要是做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他這樣說：「我自己及中央秘書處在一九四○年五月間也搬了過來，實際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來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實已在毛澤東主持下進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作為主席而具有「最後決定權」的是「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而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有的研究工作者以為，這個《決定》給予了毛澤東在整個黨的工作中一切重大問題上的「最後決定權」，這是由於過分粗心或以訛傳訛而產生的誤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為了統一各地區的領導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進行了分工：華北黨政軍民工作統歸王稼祥負責；華中黨政軍民工作統歸劉少奇負責；陝甘寧、晉西北黨政軍民工作統歸任弼時負責；大後方工作統歸陳雲負責；敵佔區工作統歸楊尚昆負責。中央黨校校長由毛澤東兼任。四月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又決定，為指導工作便利，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由毛澤東直接管理；駐西安辦事處工作由任弼時管理。

　　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調整，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也進一步得到鞏固。

二十七、整風運動（下）

　　各地整風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認為在高級幹部整風學習的同時，普遍整風要繼續開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明確規定繼續開展普遍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主要是兩項：一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二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為了實現前一項任務，毛澤東強調：「自由主義是目前黨內鬥爭中的主要不良傾向，在整風中必須克服此種傾向，才能達到徹底整風之目的」。因為：「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鬥爭，實行此種鬥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有自由主義偏向的人則不願拿起這個武器，尤其是許多中級與高級幹部害怕自我批評，這種現象必須在此次整風中著重地糾正過來。」為了搞好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注意領導方法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凡是取得成績的，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

　　後一項任務，也就是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在王實味問題等發生後提出來的。毛澤東認為：「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總學委負責領導這項工作，日常事務由康生主持。為了加強對審幹工作的領導，中央還成立了反內奸鬥爭委員會，由劉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副主任。

　　在當時十分複雜的社會政治環境下，在各種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對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進行滲透和破壞的情況下，對幹部隊伍進行一次認真的審查是完全必要的，通過這項工作可以清除特務，純潔革命隊伍。鑒於以往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向有關負責工作人員強調：「我們過去在肅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訓。我們這次無論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調查研究，要重證據。」七月二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要求把他闡述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的一段話刊載在《防奸經驗》第六期上。毛澤東寫的這段話是：「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由於過分嚴重地估計了敵情，由於抗日根據地處於同外界隔絕的狀況，對幹部的歷史狀況的調查研究十分困難，在這方面所花的力氣不多，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一個時期搞得「特務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危言聳聽的《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後，更出現相當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過火鬥爭，使整風運動中的審幹工作變成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單在延安地區十幾天內就駭人聽聞地揪出所謂特務分子一千四百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錯案，使審幹工作大大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聽完後說：我看是擴大化了。我們要很快糾正這一種錯誤做法。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同志的問題是會搞清楚的，現在可不能隨便作結論。我們如果給哪一個同志作錯了結論，那就會害人一輩子。現在作錯了我們要給人家平反，給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徹底糾正這種「左」傾擴大化的錯誤。他後來總結審幹工作的教訓時指出，發生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兩條：一條是缺乏調查研究；一條是沒有區別對待。

　　在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以後一個月，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佈毛澤東提出的「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的審幹工作九條方針。這九條方針的正式下達起了重要的作用。參加過延安整風的鄧力群回憶說：「我們這些負責審查幹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審查的不願也不能交代政治問題，雙方的關係很緊張。正是這個時候，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九條方針》，它解放了被審查者，也喚醒了審查者，使我們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認識了主觀主義的極大危險性。」十月，毛澤東在綏德反奸大會材料上的批語中，又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

　　這年年底，延安審查幹部的工作轉入甄別階段。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總結時，指出一種已經出現的嚴重傾向：過去延安重視知識份子，不重視工農分子；「搶救運動」以來，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識份子。現在應估計大多數知識份子是好的。他要求對搞錯的同志「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而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在反特務鬥爭中要注意保護知識份子」。

　　為了防止延安審幹工作中的錯誤在其他地區再發生，毛澤東還要求各地做到：靈活地運用坦白運動，不要機械地搬用延安各機關的經驗；要正確地估計敵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從敵佔區及國統區來的學生、知識份子、軍人、文化人、技術工作人員等都看成是特務分子，不可將一切敵後或大後方的黨組織或「左」傾革命團體，都看成是紅旗政策的特務組織；要教育幹部注重調查研究，不要輕信口供，要在幹部和群眾中深刻地廣泛地進行反對逼供信的教育，要懂得逼供信的絕大害處；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原則。這些意見對各地審幹運動健康發展有重要指導意義。

　　對延安審幹工作中出現的偏差，毛澤東主動承擔了責任，並不斷總結教訓。他多次向受到錯誤傷害的同志「脫帽鞠躬」，「賠禮道歉」。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說：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說到這裡，他向大家行禮賠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去年「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我們馬上就使它停止了。「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和缺乏分別對待這兩點。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在審幹中，「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我是黨校的校長，黨校也搞錯了，如果在座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因為搞錯了。」毛澤東的自我批評，化解了許多人心中的怨憤，重新實現了同志之間不存芥蒂的團結。

　　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但在審查幹部工作中卻出現了由於主觀主義而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這是不應該發生的錯誤。但由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現並糾正了這個錯誤，它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

　　當整風運動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向前發展的時候，傳來了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這件事也有利於正確解決中共黨內高層領導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自從在黨的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後，作為它的一個支部，不僅思想上受到共產國際很大影響，組織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約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也做過不少錯誤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各種政治上以至組織上的重大問題時，常常不能不考慮到共產國際的態度這個因素，儘管在後期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干預已經越來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通報關於共產國際主席團將於二十二日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一事。當翻譯師哲將國際來電送給他時，毛澤東興奮地說：「他們做得對，我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來電。會議決定：先由毛澤東覆電季米特洛夫，表示贊成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待共產國際公開宣佈主席團的這一提議後，中共中央再作正式決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蘇聯《真理報》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當天晚上，中央書記處召開延安幹部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在幫助各國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事業上，特別是在幫助中國革命事業上，有巨大功勞。接著指出，但是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鬥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需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了。他強調：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共產國際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國黨能夠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去處理中國革命問題。

　　共產國際的解散，也打破了國共兩黨之間保持了兩年的相對平靜狀態。國民黨頑固派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趁機發動新的反共高潮。他們一面以共產國際解散為借口，製造輿論，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取消邊區，另一面調集二十多個師的兵力，準備向邊區發動突然襲擊，形勢十分嚴峻。

　　毛澤東從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得到準確的情報後，立即做出緊急部署：「以宣傳對付他們的反共宣傳，以軍事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他從晉西北調兵力保衛邊區；在延安召開三萬餘人的群眾大會，緊急動員全邊區人民積極做好武裝自衛反擊的準備，由大會發出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同時，他又指示重慶、西安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把蔣介石、胡宗南準備進攻邊區的消息向外界廣為傳佈，並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質問國民黨》，呼籲愛國的國民黨人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

　　由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採取正確的鬥爭方針並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國民黨的密謀，取得國內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國也對蔣施加了壓力，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劃。這場來勢洶洶的反共浪潮還沒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後，毛澤東致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負責人周子健，表揚他們提供的準確情報「幫助中央甚大」。

　　接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乘勢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一場巨大的宣傳攻勢，批判蔣介石在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國之命運》，反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以消除中國的內戰危機。為了反駁蔣介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宣傳，中國共產黨先後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的材料，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在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政治攻勢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不得不表示，中共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毛澤東給這個時期的鬥爭以高度評價，他說：「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

　　同時，中國共產黨在黨內系統地進行了關於國民黨統治的本質及如何對待國民黨的政策教育，用抗戰以來直到眼前的種種具體事實來加以說明。一些原來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黨員，通過這場鬥爭和黨內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覺悟。在這些事實面前，經過對照比較，人們對王明所鼓吹並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這個時期中，王稼祥、劉少奇先後提出「毛澤東思想，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重要論斷，並被黨內廣大幹部所接受。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系統地清算王明的錯誤路線、統一全黨思想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整風運動按照原定計劃轉入最後一個階段──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期。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結合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指出：國民黨的政策是兩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們對國民黨的鬥爭是以鬥爭求團結。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王明只要團結不要鬥爭的路線是錯誤的。針對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以來一直堅持錯誤，到處宣傳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所以毛澤東提議，繼續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抗日時期黨的路線問題。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的繼續和發展。

　　從九月七日至九日會議連續開了三天，王明稱病沒有參加。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葉劍英、朱德等發了言。他們對抗戰以來王明的路線錯誤開展了嚴肅的批評，博古又進一步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武漢時期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條是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這條路線，只看見國民黨抗戰的一面，忘記了它反動的一面，只看見並誇大它變化的方面，忘記了它不變的方面；對八路軍，不敢大膽深入敵後，不敢大膽擴充，華中、華南失去許多機會；對根據地，不建立政權，一切要合國民黨的法；對國民黨不敢批評；對抗戰，強調運動戰，忽視遊擊戰，對持久戰基本觀點是不同意的。針對王明把錯誤的責任都推給博古，毛澤東在會上插話說：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第一個是王明，第二個是博古。王明是這個路線理論的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等是執行者與發揮者。

　　在九月十三日的會議上，康生提出：要用歷史的方法來檢討王明的投降主義錯誤，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戰時期的問題，而要聯繫十年內戰時期王明主義的來源。他說：過去我們說，「左」的路線應從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決議起，現在看來要重新考慮，因為王明是在四中全會之前就有一個從中國革命根本問題起的比立三「左」的機會主義綱領──《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一九四○年，他不經中央同意，又將這本書印發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康生要求在武漢工作過的同志應當對這些情況多多揭發。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冊子這個問題，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說：「九月的會是有收穫的，以前許多同志未注意的問題引起了注意，如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現在康生、少奇、恩來等議論，四中全會是錯誤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

　　在九月十三日的會上，毛澤東也發了言，他指出：從四中全會後，黨內有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一個形態，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二個形態。反掉這兩個具體東西，黨才能夠真正的統一。」他說：「教條主義宗派，其思想是主觀主義，政治上是投降主義，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他著重強調：「兩種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是主要的」，「所以破壞整個宗派主義，首先應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他的這個發言，對黨的歷史上許多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在黨內的兩種具體形態是正確的，但其中有一些過激的話，他自己不久作了糾正。如兩個宗派的問題，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肯定了毛澤東的提議：「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這時，彭德懷等前方負責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書記處先後舉行兩次會議決定，中央的會議暫停，等他們到來再開為好，先進行高級幹部的學習。總學委仍以毛澤東為主席，劉少奇、康生為副主席，胡喬木為秘書。

　　十月六日，毛澤東在這次延續一個月的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次會上作了關於學習黨的路線的發言。他充分肯定了這次會議取得的成績，並且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這些宗派並無組織系統，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線為綱領。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教條宗派是經驗宗派的靈魂，故克服前者，後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對時局問題，他說：今年國民黨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們的方針是後發制人，不為戎首」。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罵了我們八個字：「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決」。我們「從今天起，對國民黨的揭露在《解放日報》一律停止，但階級教育、反特務鬥爭繼續進行」。

　　毛澤東講話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相繼發言。劉少奇著重談黨內鬥爭傳統問題。他強調，首先要有自我批評的空氣，特別是中央負責同志應該有這種精神準備，隨時接受幹部和群眾的監督與批評；其次，批評只准明槍，不許暗箭，彼此挑撥也是不對的；第三，發言一律稱同志，不稱首長，以利爭論的展開，黨內歷史有許多不清楚的，要組織幾個報告，要留下些文件給後代。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和毛澤東患難與共的朱德說，毛澤東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有毛澤東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澤東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辦事的本事。周恩來系統回顧了黨的歷史，分析了黨成立以來幾次出現路線錯誤的國際原因和社會根源。他說，在這幾次錯誤中，王明的教條更完備，還有「國際」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後臺，這樣才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

　　作小結時，毛澤東又談了兩點意見：第一，團結問題。他說：我們是要團結的，但辦法是要大家覺悟起來，犯路線錯誤的、犯個別錯誤的同志覺悟起來，弄清路線的是非，才能真正團結。真正要團結就要展開批評，掩蓋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團結。第二，黨內鬥爭的方法。他說：這次要避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鬥爭方法。「過去黨內鬥爭沒有解決思想問題」，「現在的鬥爭還是繼續整風的精神，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批判王明的範圍逐漸擴大。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報告，指出：我們黨已經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經驗，不能再容許王明路線占領導地位了。他把抗戰初期王明錯誤的特點概括為四條：一、以速勝論反對持久戰；二、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獨立自主；三、軍事上反對遊擊戰，主張運動戰；四、組織上鬧獨立性，不服從中央。

　　這時，中共中央書記處從楊家嶺遷往棗園，毛澤東的住所也遷到棗國。

　　棗園，位於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陝北地方實力派高雙成的莊園。毛澤東的住處在一座小院中，院內種了許多花草、樹木，夏秋時節，花繁葉茂，香氣襲人。院子東南角有個八角形的小涼亭。毛澤東工作之餘，常到這裡讀書，看報。每逢過年過節，毛澤東常去看望棗園的鄉親們，並且為老人們祝壽。他稱自己是「棗園的居民」。

　　從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內戰期間和抗戰初期的錯誤。十三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言，系統地回顧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鬥爭的歷史，著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們頂著國際和馬列招牌，欺騙全黨，全黨要從這個騙局中解放出來。如果沒有很好的步驟和方法是很危險的。」遵義會議「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於政治路線的解決。組織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書記而以洛甫代之，因為當時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內部。」他又講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時，王明回國，進攻中央路線，「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遊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他強調：一定要學會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體問題。「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統一的東西必須經過分析，發現問題，暴露問題，分析問題，才能有正確的結論。」他說：「教條宗派分化出來的人是應當歡迎的。遵義會議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來是開不成的。他們二人不管過去怎樣，但是做了對黨有利的事。」他又說：「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結束發言時說：「我們的目的是揭發路線錯誤，又要保護同志，不要離開這個方向。」

　　許多中央領導人在會上也回顧了黨內鬥爭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並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但王明始終沒有到會，會後，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傳達會議精神，並希望他認真考慮，作出檢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慶樹代筆為王明寫了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時同毛澤東講的關於國共關係和中央抗戰路線問題的那些意見都是錯誤的，「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這些，其實都是假話。

　　十二月下旬，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發出的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要求他們很慎重地組織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屬地區組織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級幹部學習和研究兩條路線的有關文件。毛澤東強調：「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段，其目的是使幹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一團結，並為將來討論七大決議作思想準備。」

　　經過九月以來的緊張學習和對錯誤路線的深入批判，高級幹部中對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現一些新的偏向。有些過去受過錯誤打擊的幹部對那些犯了「左」傾錯誤的幹部也進行過火鬥爭，使有些人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揪上臺去交代問題，有的甚至被轟出會場，一度造成十分緊張的氣氛。對黨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還存在嚴重爭議，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屬於黨內問題還是黨外問題？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怎樣處理思想要弄清和結論要寬大的關係？對六大如何估價？黨內的宗派是否還存在？對這些問題，毛澤東非常重視。歷史經驗告訴他，如果這些問題處理不好，還會重複過去犯過的錯誤，黨內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團結與統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就上述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取得了一致意見。三月五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談了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的意見，明確地指出：一、黨內黨外問題。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懷疑王明、博古同志是黨外問題，現在確定是黨內錯誤問題。二、合法與非法問題。過去有的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查到臨時中央有共產國際來電批准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國際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四中全會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線的內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與結論寬大問題。自整風以來，我們的方針就是「治病救人」。我們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責任。因此，組織結論可作寬大些。現在要宣傳解釋這個方針，使同志們了解實行這個方針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才有利。對抗戰時期的問題也許不在七大上作結論，七大只做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的結論。四、不要反對一切。對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否定一切。當時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就是如何打蔣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種偏向。五、對六大的估計。六大基本上是正確的。六、黨內宗派問題。經過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黨內沒有宗派了，現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山頭主義。

　　毛澤東這些意見得到政治局會議的贊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和中央黨校作學習和時局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經政治局通過的這些意見。他在四月十二日的報告中說：

　　「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對全黨的團結和鞏固起了重要作用。當年參加會議的鄧力群回憶：「一批人解脫了，許多人心服了，大家心裡的石頭都落了地。」

　　在這個時期中，重慶《新華日報》全文發表了郭沫若的史學論文《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總結了明朝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從勝利走向失敗的歷史教訓。毛澤東非常讚賞這篇文章，認為它的內容對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有著特殊的意義。他指示《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並把它當作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他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談到：「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還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

　　在全黨團結、統一的氣氛下，中共中央認為起草歷史決議問題的時機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召開黨的七大的問題。會議決定組織幾個準備報告的委員會：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包括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幾天後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時負責召集；軍事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朱德負責召集；組織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劉少奇負責召集；統一戰線工作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會議還決定，七大召開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開始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七大的準備問題。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是從五月二十一日開始的，本來只準備開兩個月，由於時局的發展變化，會議延長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結束，斷斷續續開了十一個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他指出全會的任務是：一、準備七大；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的主要問題。指出：這兩個時期我們的方針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是發展自己，團結友軍。關於發展自己，事實說明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國的抗戰決不能有今天。關於團結友軍，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則要同它鬥爭。在反磨擦中，我們是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磨擦鬥爭歸於緩和，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鬥爭目標上去。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展，並佔領一批小城市，在獲得美國配合時，準備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在全會期間，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由七中全會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會議同意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提出的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意見，並形成決議。會議通過七大的議程、各報告負責人和四個報告（政治報告除外）準備委員會名單。

　　起草「歷史決議」是七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為準備七大所作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寫成的，題目是《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的，主體部分的內容基本相同，同時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會議以來的新認識，如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等。稿子寫成後分送政治局委員徵求意見，並由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作了比較大的修改。任弼時又在胡喬木的修改稿上作過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線的錯誤概括成七點提綱式的意見，題目也改為「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接著，又由胡喬木寫了一個稿子。中央指定張聞天對歷史決議稿做了認真的修改和補充。

　　毛澤東一直十分關心這個決議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張聞天修改後的稿子上開始進行修改。他前後作了七次修改。毛澤東後來曾特別講到這一點：「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澤東將題目確定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且增寫了新的內容，如「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就是這次寫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澤東強調了六大的正確方面；批評四中全會在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後，還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並對受打擊的被誣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作了肯定的評價；還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中央的新的領導，這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這份稿子上，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如在此時）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後印若干份，編號發給40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定議，再交七中全會通過。」以後，毛澤東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刪，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後修改三次。這以後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澤東在起始部分加寫了一大段話：

　　「中國共產黨自從它在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在一九二一年至現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奮鬥中，經歷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全黨同志和廣大中國人民在一起向著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進行了英勇的革命鬥爭，取得偉大的成績與豐富的經驗。同時，在這三個時期中，全黨同志與黨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與行為不斷地作了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一天天更加鞏固起來。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萬黨員，我黨領導了近一萬萬人民，九十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了一條同國內一切錯誤路線相對立的正確路線。由於執行了這條正確路線，並批判了一切錯誤路線，黨才在三個時期取得了偉大成績，造成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黨，形成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領導者。」

　　這一大段話，經毛澤東再作修改後，成為後來通過的歷史決議的第一部分。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黨的高級幹部進行了多次討論，提出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其中，很多意見被吸收到決議中去。

　　討論並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來是七大的重要議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決定將這個決議改在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重大改動呢？三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作了說明：總結經驗可以說是算帳。不採用大會這個形式來算帳，才能使大會集中注意力於當前問題。他說：歷史上的錯誤是一個社會現象，因為那時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會這個武器，勢必要扯兩三個星期，轉移了中心目標，結果仍不能超過現在的草案。毛澤東要求參加七中全會的同志說服七大的代表們，把過去黨的歷史問題委託七中全會解決比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來解決抗戰建國的任務。他還講到：草案中沒有說「左」傾路線造成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的問題，沒有說犯錯誤者的品質問題，也沒有說四中、五中全會的非法問題，也沒有說教條宗派、經驗宗派問題。這些不說，我看至多是缺點；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造成錯誤。對《決議》草案中沒有就抗戰時期黨的路線問題作結論，毛澤東也作了說明：七大的方針是只解決已經成熟的歷史問題，沒有成熟的問題都不必急於作結論。毛澤東準備的政治報告和劉少奇準備的修改黨章報告也在這天的會議上通過。

　　四月二十日，任弼時主持召開擴大的七中全會。這是歷時將近一年的七中全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朱德準備的軍事工作報告和原則上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由於會前毛澤東、任弼時等做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作，所以會議進行得很順利。博古等在發言中真誠地表示擁護這個決議，並向那些曾經受過錯誤路線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時在發言中坦率地談到他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特別提到：「皖南事變後毛對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王明請任弼時閱轉毛澤東和七中全會的聲明書中，對歷史決議和它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和估計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毛澤東心情舒暢地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與全國人民有關係的，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負責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眾鬥爭中證明是適合的，哪些是不對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於今後的鬥爭有益。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後要少戴帽子為好。凡是過去政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都改正了，都要如《決議》所說的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帳上，我的錯誤缺點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會踰矩的。

　　這次會議一致決定：原則上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個別意見委託給七大以後的中央去採納修改。這個決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獲得一致通過。

　　《決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經歷了幾年的整風，使黨內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全黨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空前團結起來。它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二十八、聯合政府的主張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已經逐漸從最困難的處境中走出來。這年春天，根據地有了明顯的擴大，居住的人口增長到八千萬人，軍隊發展到四十七萬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萬人，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

　　當時放在中國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這是一項複雜而艱難的工作，毛澤東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還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剛剛被打退，維護國內和平、促進國共團結的任務就被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那時，蔣介石又作了這樣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並許諾在抗戰結束一年內實行憲政。對蔣介石的允諾，毛澤東清楚地看出他其實是「欺騙」。但只要還有一點可能，毛澤東仍要抓住這種機會來推動國共關係向好的方面轉變。十月五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提出：「在蔣先生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之下，我們願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

　　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也有利於促使國共兩黨談判的恢復。儘管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上都取得重大勝利，但中國戰場上畢竟仍集結著數量龐大的日本陸軍。美國政府為了避免一旦在中國大陸作戰時會造成美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希望中國所有軍隊都能用於對日聯合作戰，而不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時出現內戰。蘇聯和英國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這種國際壓力也迫使蔣介石對國內問題進一步採取緩和態度。

　　一九四四年初，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向毛澤東轉達蔣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資訊。聽到這個消息後，毛澤東的判斷是：「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澤東會見郭仲容，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後。對即將進行的這次談判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四月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了討論。周恩來發言說：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採取政治鬥爭，宣佈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十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毛澤東接著說：這次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毛澤東還提出：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

　　四月二十九日，肩負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飛、伍雲甫一起離開延安，五月二日到達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代表張治中、王世傑進行了初步會談。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張治中、王世傑同機到達重慶。同以往的情況一樣，國民黨方面對談判毫無準備，拿不出任何方案來。他們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體意見來。五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明日由電臺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將這個意見書交給王世傑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的具體內容。

　　這份意見書是毛澤東起草的。意見書首先說明：「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並認真準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於兩黨懸案方面者」。

　　關於全國政治的有三條：（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於兩黨懸案的有十七條，主要內容是：允許中共軍隊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公平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遊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等。

　　對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國民黨談判代表拒絕接受，並且不肯把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書轉交給國民黨政府。中共中央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對意見書作了修改，將原來的二十條意見改為十二條，其餘八條作為口頭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並說：「如彼方再不接受與解決，則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誠意可大白於天下。」但是，對經過修改後的意見書，國民黨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傑、張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林伯渠。其中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四軍十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陝甘寧邊區劃定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陝北行政公署」。而對敵後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權利等隻字不提。王世傑、張治中還聲稱：只能按照這個提示案來談。這個蠻橫無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意見書相距甚遠，而且同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狀況相去太遠。

　　剛剛開始了一個多月的談判，於是又陷入僵局。

　　這時，中國正面戰場的局勢出現新的嚴重危機。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和本土開始遭受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所謂「一號作戰」計畫。計劃的重點是：「佔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要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四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短短八個月內，相繼丟失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六千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後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在戰時，人們最關心的焦點莫過於軍事。如果其他問題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末在這方面出現不應有的嚴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難以忍受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皖南事變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的比較沉寂的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與不滿。

　　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大後方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這一年初，在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等地採訪。六月九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到達延安，成員中有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漢神父，蘇聯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此外，還有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黨官員。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面。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

　　六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闢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他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當時在交際處工作的金城回憶：「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並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

　　毛澤東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

　　「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毛在延安給我們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從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十多個抗日根據地頻繁的戰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組織工作。在和國民黨多方面的關係中，他是主要決策人，他既要躲開對手的攻擊以避免發生內戰，又要推動對手更有力地去打擊日軍。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從事於理論寫作和解黨內爭論的問題。」

　　「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中。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於樹立榜樣，總結經驗。由於交通的阻斷和困難，內部通訊聯絡不可能對很遠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和政治上給以具體的指示，這就要求每個人了解並遵循總體的方針路線，把一致性和主動性靈活地結合起來，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

　　朱德、葉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導，廣泛傳佈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情況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參觀團除五位外國記者留下繼續參觀訪問外，其餘離開延安回重慶。毛澤東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後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們就廣泛的問題交換意見，同斯坦因的會見長達十二個小時。記者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寫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導》，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敵視態度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七月一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導發表評論：「無疑地，五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駐華官員約翰‧大衛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考察。這些提議最初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間，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了搜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出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一直以種種附加條件來進行阻撓和拖延。到六月間，豫湘桂大潰退已經開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又到中國來直接向蔣介石提出這個要求，蔣介石才勉強同意。

　　對美軍觀察組要來延安的事情，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認為，爭取同美國政府合作，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很大的意義。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不應把他們（指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引者注）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七月二十二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美國軍用飛機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要詳細了解日軍的戰鬥序列、日本空軍的戰鬥序列、偽軍的戰鬥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鬥力，還有共產黨在日軍內部和日本佔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會見觀察組。使毛澤東最有興趣的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並且對中共抱著友好態度的謝偉思交談。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對謝偉思說：國共關係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向謝偉思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毛澤東說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考慮到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刻撤離延安，而那時正是國民黨發動進攻和打內戰最危險的時機。這些談話給謝偉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觀察組組長大衛‧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間聽過毛澤東的講演。包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並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迴避責罵委員長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麼就正是毛澤東。」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近兩年時間，聽取了中共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並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觀察組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從九月起，國共談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大潰退，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專制、腐敗無能，在經濟上的橫徵暴斂、物價飛漲就激起全國上下更強烈的憤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已成為大後方人們普遍的願望。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適時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響亮的新的政治口號，那就是成立「聯合政府」。

　　當時，正處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認為，目前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請周考慮擬覆。」隨即又在周恩來八月十八日起草的覆董必武、林伯渠的電報上批註：「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九月一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關於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他說：「聯合政府，三條政綱，可在答覆張、王時提出。」四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電報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

　　九月五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這次會議是在戰局嚴重惡化、國人群情激昂的時刻召開的，會上發言之熱烈，批評之直率，是以往歷次參政會上不曾見到過的。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程：國共關係問題。以前，國民黨當局一直只許國共談判在內部進行，不肯公開宣佈。這次在國內外普遍要求了解國共談判真相的巨大壓力下，把它列入參政會議程，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十五日，林伯渠、張治中在大會上分別作了國共談判經過的報告，會場座無虛席。林伯渠在報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召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這個口號一提出來，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各界紛紛集會，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國共談判的中心也應該轉到這個問題上來。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為林伯渠起草的覆王世傑、張治中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鑒於目前抗戰形勢之危急，而國內一般情況遠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以致軍心動搖，民心離異，以致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不能配合盟國的反攻。造成這些嚴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一黨獨裁制度下完全沒有民主。」

　　「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決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此計不決，則兩黨談判即使可能解決若干枝節問題，至於關係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必不能獲得徹底解決的。」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將這封信送給王世傑、張治中。始終沒有得到國民黨方面的積極反響。伴隨這場鬥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民眾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在全國面前暴露了中國有兩個平等的東西，不是一大一小。」「現在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估計到我們。」

　　在國際上，美國政府對中國國內政局特別關心。當時，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用跳島戰術進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準備攻佔菲律賓，向日本本土逼近。隨著戰爭接近勝利，美國政府已越來越多地在考慮戰後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國和整個亞太地區。他們希望，由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並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能有效地適應美國統治階級利益的政府。同時，當時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同蔣介石之間日益發展的矛盾也需要處理。

　　在這種情況下，九月六日，羅斯福派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作為總統特使來到中國。赫爾利在一份報告中明確提到他來中國的目的是：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持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委員長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已放在支持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上。

　　十月間，赫爾利在重慶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談，向他們表示自己受羅斯福總統派遣到中國來，是為了幫助中國團結，決不對黨派有所偏袒。儘管在事實上，他並不是這樣做的。赫爾利還表示：在必要時願意訪問延安。

　　對赫爾利要來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重視。十一月六日，在赫爾利到達延安的前一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研究這件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如下分析：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想給些小東西而對我們加以限制，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對國民黨問題，赫爾利看得相當樂觀。他說：赫爾利來，我們要開個歡迎會，由周恩來出面介紹，再搞點音樂晚會。會議決定，對談判應採取積極態度，基本問題是要改組政府，對國民黨仍要批評。

　　第二天，一架從重慶來的飛機在延安機場著陸。身著軍裝，胸前佩帶著各色勳章的赫爾利出現在舷梯上。周恩來立刻把毛澤東請過來。和赫爾利同機到達的還有中共談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同赫爾利舉行第一次會談。美方參加會談的還有包瑞德及譯員和秘書。這一次主要是聽赫爾利談。他首先說明：我受羅斯福總統的委託，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我這次來，還得到蔣委員長的同意和批准。赫爾利悅：「我的任務，是企圖幫助中國一切軍事力量的統一，來與美國合作，擊敗日本。」他還談到來延安之前曾與蔣介石交談，蔣表示願意與共產黨達成諒解，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並願意承認中國其他一切政黨的合法地位，還考慮吸收共產黨人參加軍事會議，共產黨軍隊將獲得和其他軍隊一樣的平等待遇。

　　接著，赫爾利宣讀了一份他所起草的《為著協定的基礎》，內容是：

　　「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二、中國共產黨軍隊，將遵守與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三、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擁護為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的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與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四、在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共產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地位，並將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將獲得合法地位。」

　　赫爾利讀完後，一直耐心地聽著的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赫少將剛才所說的基礎究竟是什麼人的意見？赫爾利沒有完全明白毛澤東的意思，回答說：這些觀點是他本人的意見，中國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訴赫爾利，毛澤東想知道這些意見是他的意見還是蔣介石的意見。赫爾利說：原來是我的意見，後來蔣介石做了若干修改。對這個細節，包瑞德回憶道：「毛澤東查詢這些條款體現了誰的思想，我當時覺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後來，當我閱讀這些條款時便覺得，毛澤東提的問題是公正的，因為某些語言聽上去的確不像委員長自己慣常的表述方式。」

　　當天下午，舉行第二次會談，主要是毛澤東發言。歡迎赫爾利到延安來。

　　他說：中國的事情很難辦，這一點在中國多年和來延安已有一些時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還有許多美國朋友也都知道。中國有豐富的人力物力，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團結。

　　他指出：中國大多數人民，包括我們共產黨人在內，首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如果沒有這一改變，也可能有某些協定，但是這些協定是沒有基礎的。因此必須改組現在的國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人士的聯合國民政府。他告訴赫爾利，蔣介石卻總是想拖，拖到抗戰結束一年以內，才來辦這件事。如果這樣下去，只有把危機拖長和擴大，國民黨政府有崩潰之危險。

　　毛澤東強調：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危機來源，在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與腐敗機構，而不在於中國共產黨的存在。關於改組軍隊問題，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應該改組哪個，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最後，毛澤東表示，在不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及不妨礙民主的基礎上，我們願意和蔣介石先生取得妥協，即使問題解決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和妨礙民主，那就不行了。

　　在會上，毛澤東就赫爾利的五點建議提出具體的修改和增補意見。這些意見關係到許多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只要把經過修改的協定草案和赫爾利提出的五點建議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適當，易於為對方接受。赫爾利對毛澤東的修改意見很滿意，他說：「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覺到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

　　九日下午，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第三次會談。中共方面提出經過修改的協定草案。赫爾利看後表示這個方案是對的，他將盡一切力量促使蔣介石接受。會議著重商討了國共之間進行協商的具體步驟。毛澤東提出：赫爾利將軍回去後，可以把我們所同意的要點徵求蔣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爾利說，如果毛主席願意見蔣先生，我們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澤東及其隨員的安全。毛澤東說，我很久以前就想見蔣先生，現在有美國出面，赫爾利將軍調停，這一好機會，我不會讓它錯過。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見蔣先生的時候，就可以沒有多大爭論。就是說，在雙方見面以前，實際問題早已解決，這樣的步驟比較恰當。

　　赫爾利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在協定草案上簽字，毛澤東說可以。赫爾利說，那我也要在上面簽字，題目可以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政府的基本協定」。毛澤東說，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蔣先生願意簽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補充說：這五項要點，蔣如拒絕簽字，責任就在蔣身上。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向全會報告同赫爾利會談情況。毛澤東說：經過三次會談修改後的五項協定，把蔣介石要破壞解放區的企圖掃光了，破壞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共產黨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黨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這個協定，就是他最大的進步。全會一致同意批准這個協定，並且授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這個協議上簽字。

　　這個經過討論修改的協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佈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並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物資應被公平分配。

　　五、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澤東同赫爾利進行最後一次會談。毛澤東說：「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因為估計對於許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周同志在那裡，可以和赫爾利將軍一道幫助談判。」赫爾利也說：「毛主席，你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隨後，毛澤東和赫爾利在一式兩份的文本上簽字，赫爾利是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和見證人的身份簽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給蔣介石簽字的空白處。赫爾利建議毛澤東給羅斯福寫一封信，當天毛澤東將寫好的信請赫爾利轉交羅斯福。信中說：「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當天下午，赫爾利離開延安飛往重慶，周恩來、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赫爾利回到重慶後，蔣介石斷然拒絕接受這個協定草案。接著，他卻提出一個「反建議」，內容是：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這時，赫爾利雖然口頭上繼續表示原來的「協定」草案的內容是公平合理的，實際上卻完全轉到蔣介石一邊。十一月十七日，赫爾利被美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大使。包瑞德回憶：「在我看來，從這天以後，他同共產黨人談判時就日益傾向於袒護國民政府了。」

　　蔣介石的這個「反建議」，完全是站在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立場上的。它由赫爾利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轉交周恩來。周恩來看完後，立刻一針見血地問赫爾利：「蔣介石對聯合政府態度如何？」赫爾利說：「啊，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同日，周恩來將同赫爾利會見的情況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在來電上批了：「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制我軍」。由於赫爾利背棄了他在延安簽過字的協定，談判難以繼續進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來、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機回來。

　　當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聽取周恩來報告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會議認為，國民黨所提的三條反建議明顯地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因此無法求得雙方提案的基本共同點。第二天，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包瑞德，拒絕蔣介石的「反建議」，並且嚴肅批評赫爾利背信棄義的行為。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蔣介石提出的三點建議等於要我們完全投降，交換的條件是他給我們一個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席位，而這個席位是沒有任何實際作用的。赫爾利說我們接受這個席位，就是「一隻腳跨進大門」，我們說如果雙手被反綁著，即使一隻腳跨進了大門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毛澤東以十分強硬的態度說：我們歡迎美國的軍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們付出接受這種援助要由蔣介石批准這樣的代價。在五點建議中，我們已經作了我們將要作的全部讓步，我們不再作任何進一步的讓步。

　　十二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覆電在重慶的王若飛：「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歷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並要王若飛將這些意思轉包瑞德或大衛斯。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一時已無法再同國民黨討論如何建立聯合政府的問題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澤東覆信赫爾利，對他七日來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開有他參加的國共兩黨會議的提議，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項會議得不到何種結果」。請他向國民黨政府轉達中共下述提議：「在重慶召開國是會議之預備會議，這種預備會議應該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政團同盟三方代表參加，並保證會議公開舉行，各黨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並表示如果國民黨政府同意這一提議，周恩來可以再到重慶磋商。

　　顯然，中國共產黨仍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

　　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覆赫爾利二十日來電（來電說他相信國民黨政府準備作出重要讓步，建議再派周恩來到重慶談判），告訴他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二十四日，周恩來飛抵重慶。行前，毛澤東叮囑他繼續談判的方針是：一、爭取建立聯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具體步驟，國民黨、共產黨、民盟三方面參加；三、要求國民黨先辦到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等。

　　在重慶的談判中，赫爾利和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在政務委員會以外的兩個補充辦法：（一）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由美軍派一名將官任敵後中共軍隊的總司令，共產黨派一人為副總司令。周恩來立即加以拒絕。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覆電周恩來：「你拒絕了赫爾利的兩個補充辦法是很對的。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將我黨軍隊隸屬於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因為蔣介石在元旦廣播中宣稱一旦軍事形勢穩定、最後勝利更有把握時，就要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如果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時，應表示：我們不贊成在國土未完全恢復前召集任何國民大會，因為舊的國大代表是賄選的過時的，重新選舉則在大半個中國內不可能。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後也是如此，何況沒有聯合政府。並望以此征小黨派同意，共同抵制蔣的國大把戲。」在二月五日的電報中，毛澤東又再次強調：「如無真民主，我們是萬難加入政府的。」

　　二月十三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蔣介石根本拒絕接受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這時，正站在蔣介石身邊的赫爾利是怎麼想的呢？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來會削弱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地位的原則和方法。」

　　這樣，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最後一次談判，自然只能不歡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赫爾利的扶蔣反共政策，進一步助長了蔣介石的氣焰。他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於三月一日在重慶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發表演說，公然宣稱：不能結束黨治，也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他宣佈將在十一月十二日單方面召集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

　　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澤東迅即作了嚴厲的抨擊。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兩次會見謝偉思，尖銳地指出：蔣介石現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導向內戰和國民黨終將自殺的道路。他請謝偉思轉告美國政府：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採取不插手政策。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完全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而且不肯回頭。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佈美國不同中共合作，攻擊中共和它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聲稱美國的軍事援助只能給國民黨政府。

　　美國政府奉行的錯誤政策帶來了什麼後果呢？正如毛澤東所評論的：「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

　　但是，「聯合政府」的主張一經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誰也無法把它重新抹掉。越來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政府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麼光明的前途。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已處在同國民黨對等的地位，並且被人們看作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不僅影響抗戰最後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而且延伸到戰後，在相當程度上埋下了日後國民黨政府失敗的重要種子。

二十九、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儘管時局仍舊籠罩著一片烏雲，但誰都看得出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到來已經為期不遠了。毛澤東一直堅信：「決定中國事情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他在指導同國民黨談判的同時，密切注視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具體指導各敵後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準備奪取抗戰最後勝利。

　　這種準備是從一九四四年春天開始的。

　　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準備擔負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的重大責任，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必要準備：一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二是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並且學習管理工商業。毛澤東說：「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向哪裡發展？毛澤東早就確定了一項十分明確的原則：只能向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敵後地區發展，也就是從侵略者手中光復失去的國土，而不能向國民黨統治區域去發展。一九四四年，日軍實行「一號作戰」的計畫，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河南、湖南、廣西等大片國土淪喪，當地民眾迫切期待有人領導他們起來反抗侵略者。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機立斷，確定開闢河南、發展蘇浙皖、進軍湘鄂西。用毛澤東的話來概括，就是「蔣介石丟到哪裡，我們就到那裡。」

　　人們可以從比較中得到一個突出的印象：一邊是正面戰場出現震動中外的豫湘桂大潰退，一邊是敵後戰場進入大規模的反攻作戰，一個是後退，一個是前進，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沿平漢鐵路向河南中西部發動進攻的第五天，毛澤東立刻命令八路軍襲擊它的後背，「乘機開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將來可能時，開展豫西工作基地。」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派一部兵力南下豫東；太嶽軍區派兩個團過黃河挺進豫西；新四軍第五師組織七個連沿平漢鐵路北上河南；新四軍第四師派部西進豫皖蘇地區。各部隊相互配合，經過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迅速打開局面，收復了原被日軍侵佔的大片土地，將華北、華中兩大解放區連結在一起。

　　對蘇浙皖地區的發展，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是為了配合將來美軍的登陸作戰，準備奪取杭州、上海、蘇州、南京一帶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澤東、劉少奇、陳毅向華中局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廣泛地發展遊擊戰爭，使上海、杭州兩城及滬杭路完全處在「我們遊擊戰爭緊緊包圍之中」。十二月，在粟裕指揮下，新四軍南下部隊分兩路渡江，開始了發展東南的任務。為了加強這個地區的工作，毛澤東、劉少奇要求新四軍軍部考慮建立蘇浙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員、譚震林為政治委員，統一指揮蘇南和浙東的軍事活動。一九四五年一月，蘇浙軍區成立。

　　派八路軍一部南下進軍湘粵贛，是毛澤東這時的一項大膽戰略決策。這是日軍沿粵漢鐵路南下時奪占的土地。毛澤東的考慮是：太平洋戰爭後期，如果日軍向山東等沿海地區退卻集結，這支部隊便可以轉入反攻，收復更多失地。戰後，萬一蔣介石發動內戰，它也能牽制南方一翼，掩護各解放區自衛作戰。這個行動的特點是遠離根據地，完全獨立地作戰，因此，中共中央對這一行動格外慎重，經過了多次討論，反覆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最後商定南征的區域和組織機構。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資水之間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由王震、王首道、賀炳炎、廖漢生、王恩茂等八人組成軍政委員會，以王首道為書記。南征部隊命名為八路軍第一遊擊支隊（通稱南下支隊），王震為司令員，王首道為政治委員。

　　毛澤東十分關心這支部隊的南下行動。他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向準備去前線的幹部作報告說：國民黨一點希望都沒有了。中國人民要解放，中國要得救，只有共產黨才有辦法。全國老百姓都仰望著我們。所以，「我們要儘量發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發展自己的力量」。「就現在的環境看，還需要大大的發展，廣東、湖南、河南都可以大發展。」他在這次講話中以柳樹和松樹來生動地譬喻共產黨員的機動性和原則性，他說：共產黨員好像柳樹一樣，到處插下去就可以活，長起來。但柳樹也有缺點，容易順風倒，所以還要學松樹，挺而有勁。柳樹有機動性，松樹有原則性，柳樹可親，松樹可靠，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可親、要可靠。

　　毛澤東約見王震時還對他說：「戰爭越擴大，革命越發展，戰爭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們要抓緊這一有利時機，到日本軍隊的後面去收復失地，發動群眾，解放自己，推翻敵偽的殘酷統治，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

　　十一月一日，即將出發的南下支隊在延安東關機場舉行誓師大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出席了大會。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開始講話。他說：你們這次到南方去，到敵人的後方去插旗幟，開闢新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這是一個光榮而又艱鉅的任務。你們將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們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種困難，上下一心，團結一致。要像「王者之師」那樣，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真正做到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要同群眾打成一片，忠實地為人民服務。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的講話，為我們南征從指導方針、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裝了思想。」

　　後來，由於戰爭局勢的變化，特別是日本的投降比人們的預料到來得更快，南下支隊進軍湘粵贛的計畫沒有全部實現。但是，他們在近一年的時間中，轉戰陝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等省，到處撒下革命的火種，對發展這些地方的革命形勢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決議中就提出來了的。但是，十年內戰中，沒有條件去實現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澤東重新提出這項任務，並且提到戰略的高度來認識。這是客觀形勢所決定的。那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有很大的發展，日本侵略者所佔領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處在這些抗日根據地的包圍之中，而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卻遠在中國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黃河以北幾乎沒有國民黨精銳部隊的蹤跡。因此，預計當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階段，八路軍和新四軍完全有可能首先進入這些大城市。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軍民長期堅持敵後抗戰的結果，也是一種歷史的機遇。毛澤東認為，在這樣有利的形勢下，再不提出這個任務，「我們在抗戰中將犯大錯誤」。

　　六月五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這份指示明確指出：「不佔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指示》要求各級領導：「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自己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來執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穫顯著成績，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在時機成熟時，奪取在有我強大軍隊與強大根據地附近的一切敵占城市與交通要道。」會議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以彭真為主任。會議還建議中共七大的議程中增加城市工作這一項。九月一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又決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為部長、劉曉為副部長，來進行這方面工作的準備。

　　為了戰勝日本侵略者，在經濟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積極地做好準備。

　　為什麼需要做好經濟工作？毛澤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敢於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後。因此，消滅這種落後，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毛澤東號召所有的共產黨員都要學習經濟工作。他又指出，中國共產黨目前還是處在個體經濟和被分割的遊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中，這就要採用「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這一種辦法」。

　　在農村，怎樣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個很大的問題。農民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著落後的生產工具，在抗日戰爭的條件下大部分土地又還為地主所有，農民仍受著封建的地租剝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提出：必須「採取減租減息和組織勞動互助這樣兩個方針」。減租可以提高農民的生產興趣，勞動互助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毛澤東要求基層幹部用極大的精力幫助農村群眾開展生產運動。他說，這樣做，幾年之內農村就會有豐富的糧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鬥，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藏大批糧食和日用品，以為將來之用。

　　民眾要進行生產，部隊能不能從事生產呢？有人認為部隊從事生產就不能作戰和訓練了；機關從事生產就不能工作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以大量事實說明：不但在敵後解放區中那些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內的民眾可以生產，軍隊也可以生產。他提倡各地學習晉察冀遊擊隊的生產經驗，為大反攻積極準備物質基礎。毛澤東在社論中強調：「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我們要戰勝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還必須努力於經濟工作」。

　　對文化工作，毛澤東提出的口號是：「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這時，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名文盲，迷信思想仍嚴重地影響著廣大群眾。毛澤東認為：「這些都是群眾腦子裡的敵人。我們反對群眾腦子裡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他號召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鬥爭。他要求廣大幹部在改造群眾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應該堅持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裡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願，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國際形勢變化得很快。毛澤東估計：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提出解放區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為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努力。毛澤東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更大發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我希望我們解放區的全體軍民一齊努力，不論是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都要團結一致，為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而奮鬥，為組織淪陷區人民而奮鬥，為援助大後方人民而奮鬥，為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鬥。」

　　一九四五年一開春，國內形勢就出現可喜的發展勢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繼續展開局部反攻，華北和華中各大城市都處在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包圍之中。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九十一萬人，民兵有二百二十萬人，十九塊抗日根據地的人口已經接近一億。

　　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也令人振奮。在歐洲戰場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德軍宣佈無條件投降。在太平洋戰場上，盟軍也乘勝不斷向日本本土進逼。中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

　　就在這個歷史時刻，人們期待已久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在同一個時刻，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在重慶拉開帷幕。兩個大會，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著兩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之命運。

　　為了開好七大，中國共產黨做了長期而充分的準備。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明大會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滿懷深情地對大家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二十四年中，「嘗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奮鬥」。「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幹這樣的大事」。他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大會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不然就要影響大會的成功。大會的眼睛要看著四萬萬人，以組織我們的隊伍。」「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力量還小，前面還有困難。」「所以我們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最後，他向全黨發出號召：「我們要繼續抓緊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全黨團結如兄弟姐妹一樣，為全國勝利而奮鬥，不達勝利誓不休！」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

　　這座風格別具的禮堂是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為迎接七大而自己動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懸掛著毛澤東、朱德的巨幅畫像；兩邊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畫像。主席臺上方的紅色橫幅上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這十二個醒目的大字同會場後面的題詞「同心同德」，烘托出會議的主題。大廳兩側的牆邊插放著二十四面紅旗，象徵中國共產黨二十四年的奮鬥歷程。插放紅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勝利的標誌。當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補代表帶著一百二十萬黨員的重托走入會場後，莊嚴肅穆的禮堂充滿了團結喜悅的氣氛。雄壯的國際歌聲響起，任弼時宣佈大會開始。

　　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致開幕詞，言簡意賅，吸引住了全場的代表。他說：

　　「我們這次大會是關係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指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引者注）；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指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引者注）出來。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後勝利的大會。」

　　「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

　　面對這樣的兩條道路和兩種命運，中國共產黨的選擇和方針是什麼呢？毛澤東堅定不移地回答：「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第二天，毛澤東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是在廣泛聽取代表意見的基礎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討論通過的。

　　報告首先分析了國內外形勢，這是黨制定綱領和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報告指出：「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鬥，並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毛澤東曾說，報告中雖然沒有明確地講出國際國內「人心向我」的結論，但是寫出了「這股神氣，我們要準備迎接勝利」。

　　報告系統地總結了八年抗戰中國共兩黨由於執行兩條不同指導路線而取得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指出這兩條道路的爭論「是關係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毛澤東說，八年的抗戰考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這次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後奮鬥的指標。

　　報告的中心是闡明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綱領來說，同幾年前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相比較，兩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黨的綱領區分為最高綱領（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和最低綱領（新民主主義）。當然，《論聯合政府》在這時再次談這個問題也有它的特殊針對性。共產國際解散後，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國共產黨，也有人提出要中國共產黨改換名稱。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對這種特殊針對性作了如下的說明：「報告中講共產主義的地方，我刪去過一次又恢復了，不說不好。關於黨名，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所以報告中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對共產主義提過一下以後，仍著重說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不同的特點是，《論聯合政府》中把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加以區別，又著重地闡述黨的具體綱領，而《新民主主義論》中主要是講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一般綱領，沒有去談具體綱領。這反映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

　　對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論聯合政府》比《新民主主義論》有重要發展的是：強調了要允許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得到比較大的發展。而《新民主主義論》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重點是放在「節制資本」方面，也就是說：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國家所有，但並不沒收非獨占性的規模不過大的「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作了這樣的說明：《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

　　為什麼共產黨人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宣導它的發展呢？《論聯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他在《論聯合政府》的「工業問題」一節中，本來還有一段專門論述吸收外資的話：「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於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對於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後，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於中國人民非常不利，對於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把這段話刪去了。這可能同當時的客觀形勢和毛澤東主觀認識的變化都有關係。

　　所謂具體綱領，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過程的一定時期內所適用的綱領。《論聯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條，主要內容是：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爭取人民的自由；實行人民的統一；建立人民的軍隊；實行農村改革（抗日期間實行減租減息）；發展民族工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團結知識份子；爭取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解放和發展；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外交。在這些具體綱領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聯合政府」。報告強調：「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這也就是「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的意思。報告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兩個步驟：第一，「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

　　報告說明，這一切最終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毛澤東在書面報告的最後一部分提出了黨的三大作風。那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三大作風的提出，對自覺地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加強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一天，毛澤東向大會做了口頭報告。他從書面政治報告的內容中提出三個問題，更充分地展開論說。這三個問題是：路線問題；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黨內的幾個問題。

　　關於路線問題，毛澤東指出：七大決定的政治路線應該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我們的路線，我們的綱領，拿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再其次才是別的民主分子。毛澤東強調；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一切革命。「但是作為黨來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說，我們和農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我說不要和農民混同，是說要把農民提高一步，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準。」「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

　　關於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毛澤東再次闡述了他在書面報告中所說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問題。他說：關於資本主義，「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他進一步批判了民粹主義的思想，說：「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裡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他指出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強調：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

　　關於黨內的幾個問題，毛澤東一開始就談黨性和個性的問題，批評一些人認為共產黨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的錯誤觀點，從哲學的高度闡述了二者的關係：在共產黨內，黨性是普遍性，個性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築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裡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裡有黨性？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對幹部問題，他指出：因為整風審幹，好像把知識份子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份子是不可能的。他還提倡黨內要講真話，做到「不偷、不裝、不吹」，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如此。他說：「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

　　毛澤東報告的最後說了一段充滿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話：「我們共產黨現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一個二十四年來有了很多經驗的黨，一個準備勝利的黨。我們要在全國勝利，我們有這個志向。全黨要團結起來，為全國人民解放而奮鬥！」

　　隨後，朱德和劉少奇分別在大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和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劉少奇作的修改黨章報告中說，「黨章的總綱上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是七大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歷史特點，是七大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來，中國共產黨因為理論上的準備不足，在革命鬥爭中、工作中吃過不少苦頭，走過不少彎路。事實證明：只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才能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標。毛澤東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經驗教訓，經歷了無數艱難困苦和迂迴曲折的探索後形成的。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那末毛澤東所作出的貢獻無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澤東的名字來作為這種思想的代表是很恰當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總綱中寫入這一點，還因為有這樣的客觀需要。胡喬木中肯地評論道：「為什麼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提毛澤東思想這就是對著蘇共的。共產國際儘管解散了，但是共產國際的影子、它對中國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徵。通過這個，實現黨的統一和團結。黨內各方面的關係，黨同群眾之間的關係，都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確定下來。為什麼四十年代中國黨能夠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取得那麼大的勝利？根本原因是黨正確解決了這個問題。」

　　大會期間，代表們在討論中對幾個報告發表了很多意見。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一共講了三個方面的問題。關於國際形勢，毛澤東指出，世界將走向進步，這是歷史的總趨向。但是，應該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看形勢，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現在還不存在。關於國內形勢，毛澤東說：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應付大事變。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們更要準備困難。毛澤東列舉了今後可能出現的十多種困難，如外國大罵；國內大罵；被占去幾大塊根據地；被消滅若干萬軍隊；爆發內戰；外國干涉；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天災流行，赤地千里；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等等。還有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這些我們都要透徹地想好。他滿懷信心地說：終久我們是要勝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堅信這一條。

　　關於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毛澤東強調領導者要有預見，要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他特別舉出這次大會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東北等問題，就是屬於預見。這些問題今天還沒有，甚至大家還感覺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錯誤就不得了。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我們要提倡想問題，就是要開動腦筋，還要善於分析問題。「我們黨內過去有一個習慣，就是有一個固定的框子，無論做文章、講話，都用這個框子去套。這個框子就是所謂黨八股。我們要打破這個框子。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這是列寧講的，我們恰恰缺乏這一點。」「一個問題來了，一個人分析不了，就大家來交換意見，要造成交換意見的空氣和作風。我這個人凡事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問問同志們，問老百姓。」要準備轉變，由農村轉變到城市，由遊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這些都是民主革命階段中因形勢變化而產生的。對各方面的轉變，我們要作準備。還有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即「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

　　毛澤東富於感染力的講話，常常被一陣陣掌聲打斷。會場氣氛非常熱烈。大會最後通過決議：「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報告，並認為必須將報告所提出的任務，在全黨的實際工作中予以實現。」

　　《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是公開發表的。它被印成小冊子廣泛散發，不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產生巨大影響，在大後方也引起轟動。這本小冊子在重慶發行了三萬冊，「有人接到後一夜未睡覺，一直看完」。正在參加國民黨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後也稱讚：「共產黨說的頭頭是道，有辦法。」

　　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是七大的一項重要議事日程。這項工作能否做得好，關係著這次大會能否真正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因此，當代表們還在討論大會的幾個報告時，七中全會主席團已對選舉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

　　當時議論得最多的是選舉的標準，也就是按照什麼原則來進行選舉。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二、這屆中央委員會要選拔許多新同志，還要不要照顧各個方面，即各個山頭；三、候選人是不是必須要有完全的知識才能當選。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會做了關於選舉方針的報告。

　　他開門見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團認為應該採取這樣的選舉標準，就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織中央委員會」。在這個總原則下，對犯過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一個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呢？對已經承認錯誤並決心改正錯誤的人，就要選。他尖銳地指出：不願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因此，「要練習和那些曾經同我鬧過糾紛、有過原則分歧、打擊過我以及開除過我的黨籍的人合作。我們在要求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這個原則下去同他團結、合作。這一條，的確要練習，不練習就做不到，練習就可以做到」。選舉中要不要注意照顧各個方面，也就是照顧各個「山頭」呢？他說：七大主席團認為還是要照顧才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這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一定要認識山頭，要承認世界上有這麼一回事，認識了以後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後才能夠消滅。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員會，在組織成分上沒有反映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點的。「鑒於這一點，我們這次選舉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至於每一個中央委員是不是都要通曉各方面知識，毛澤東說：「我們採取這樣的方針：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如果經過同志們考慮，採取了主席團這樣一個組織路線的話，我們相信這個中央將是缺點比較更少的中央。這樣一個中央委員會，就可以保證大會路線的實行。

　　經過反覆的醞釀和預選，六月九日進行了正式中央委員的選舉，十日大會公佈選舉結果，共選出正式中央委員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沒有當選。這使毛澤東很不安。六月十日，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前，他在大會上專門談了王稼祥問題。他說：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同時也說明：「當然，這不過是個建議，請同志們考慮。」選舉結果，王稼祥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團結、勝利的氣氛中圓滿結束。毛澤東情緒飽滿地站在主席臺上，他這時候的心情，也許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經歷了二十多年千辛萬苦的探索和艱苦卓絕的鬥爭的人們才能真正體會到。這種局面來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價才換得的。在一片熱烈的掌聲後，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閉幕詞，他高度評價七大的歷史性作用，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號召全黨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國人民一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十三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建立起來了，這是歷史作出的選擇。

　　和中共七大幾乎在同一個時候舉行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走的卻是另一條路，一條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開通過的《對於中共問題之決議案》中，指責：「中共仍堅持其武裝割據之局，不奉中央之軍令政令」。第二天，蔣介石在內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總報告中更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為了欺騙輿論，會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為在這一年舉行國民黨早在抗戰前選出、由它一手操縱的所謂「國民大會」作準備。

　　六月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七大主席團會議，討論是否出席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問題。他說：我們不出席參政會，跟著也就不參加國民大會，不參加好處很多，因為這一套都是獨裁，而以民主為招牌。這次不參加是給美蔣一個警告，給反蔣的民主派撐腰。根據會議決定，毛澤東為新華社起草關於中共中央負責人聲明不參加這次國民參政會的新聞稿，說明不參加的理由是：第一，從去年九月以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一致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在全國解放之後實行自由的無拘束的人民的選舉，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選舉正式政府，這些合理的要求在談判中一再遭到國民黨的拒絕；第二，此次召開國民參政會，國民黨政府事前並未與中共或其他黨派商議，完全是一手包辦，不但與民主原則相違背，亦與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國民黨六大不顧全國一致的反對意見，一意孤行地決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個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而這次參政會上就要強迫通過許多具體辦法，以便實現國民黨六大的反動決議。中共方面為保衛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見，決定不參加此次會議，以示抗議。

　　六月十九日，毛澤東在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進一步闡釋道：我們決定不參加這次國民參政會，就是把一個問題擺到美蔣面前，也使中間派有文章可做。毛澤東還提出，在蔣介石不肯改弦更張的情況下，要加緊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準備成立解放區聯合會，向聯合政府發展。

　　國共之間的緊張局面，引起中間勢力的嚴重不安。六月二日，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從重慶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大意是講：團結問題的政治解決為全國國人所渴望，希望繼續商談。六月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覆電褚輔成等，表示願意商談，並歡迎他們到延安來。

　　七月一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從重慶飛抵延安（王雲五因病未能成行）。他們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等的隆重歡迎。在短短三天內，毛澤東同他們多次傾心交談。

　　毛澤東同褚輔成等六參政員就國共關係進行了三次正式會談。褚輔成等認為國共兩黨商談的大門沒有關閉。毛澤東說：雙方的門沒有關，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塊大石就是國民大會。會談氣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誠，十分懇切」。最後，雙方在兩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一，停止進行國民大會；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中共方面還建議國民黨當局：「在國民政府停止進行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民主的政治會議」。召開前應對這一會議的組織、性質、議程以及釋放政治犯等作出確定。六參政員同中共方面取得的兩點共識和中共對國民黨當局的建議，構成了《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

　　在同黃炎培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問他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他說：「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後，毛澤東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七月五日，六位參政員飛返重慶。黃炎培在他所寫的《延安歸來》一文中反映出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為他們現時所走的路線，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眾的痛苦，尋覓實際知識，從事實際工作，這都是我們多年的主張，也曾經小小試驗過，為了沒有政權和軍權，當然一切說不上，路線倒是相同的。我認為中共有這些表現，並沒有奇異。集中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來整理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當然會有良好的貢獻。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的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至於方針定後，他們執行比較切實有效，就為組織力強，人人受過訓練的緣故。」

　　這時，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比毛澤東原來預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結論時還說：「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還準備日本軍隊可能把兵力統統撤到華北，還準備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個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勢出現了急轉直下的變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國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佈《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國先後向日本廣島、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提前出兵中國東北。這一連串緊接而來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到來。

　　蘇聯對日宣戰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討論蘇聯參戰後的形勢和黨的任務。毛澤東首先說：中共中央準備發表一個關於蘇聯對日宣戰問題的聲明。他接著說：蘇聯參戰，使抗日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我們的任務有四項，即配合作戰，制止內戰，集中統一，國共談判。配合作戰是同蘇聯紅軍配合，具體的配合還要等戰爭的展開。對日軍我們應廣泛發展進攻，這與制止內戰有關。對日本軍隊放手進攻，這不會犯冒險主義，要學習較大規模的作戰。如果在戰略上今天還不放手，就會犯錯誤，當然戰役上要謹慎，可能攻開的就攻。日本交防給蔣介石，這種接防一般地是難於阻止的，中間是蔣的，我們的文章就在左右兩翼做。他還指出：美國靠蔣介石是一定的，故我與美蔣是一個長期的麻煩，內戰的危險將隨著日本垮臺而增加。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對蘇聯對日宣戰發表聲明。聲明說：由於蘇聯對日宣佈對日作戰，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全國人民應加強團結，為奪取最後勝利而鬥爭。

　　會後，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發出指示，要求立即佈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軍進行廣泛的進攻，擴大解放區，並準備於日本投降時迅速佔領可能佔領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軍、新四軍、抗日遊擊隊和抗日根據地一萬萬民眾迅速投入對日本侵略軍的全面反攻，光復了大片國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這是中華民族浴血奮戰的結果，是中國人民付出三千五百萬人傷亡和無數財產損失的巨大犧牲換來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日本投降了！」勝利的消息傳來，延安城內外一片歡騰。毛澤東和邊區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喜悅中。

　　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極其輝煌的篇章。它是中國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戰勝外來侵略者的戰爭，是中華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的轉捩點。

　　這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一場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正是這場戰爭，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人民。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寫道：「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鬥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這場充滿了驚濤駭浪的戰爭，同樣也極大地教育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指標的毛澤東思想，正是在抗日戰爭的歲月裡成熟的。

　　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苦難實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國，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夠帶領人民最堅決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把祖國從危難的深淵中拯救出來，誰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誠的信任和擁護。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廣大民眾充分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國侵略者都無法戰勝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在複雜多變的歷史洪流中純熟地駕馭局勢，始終清醒地指明奪取勝利的正確方針和辦法。

　　抗日戰爭不僅鍛煉了中國人民，鍛煉了中國共產黨，也使越來越多的人從八年抗戰的無數事實中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把他們的希望寄託到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幟下來。到抗戰勝利到來時，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遠非抗戰開始時的狀況所可比擬的了。這種影響往下延伸，為日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三十、重慶談判

　　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是毛澤東早就預料到並作著準備的。但它來得那樣快，卻不是毛澤東完全想到了的。整個局勢在短時間內發生急轉直下的變化，無數新問題一下子湧來，需要迅速地作出決斷。其中最重要的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後怎樣妥善處理迅速上升的國內矛盾。

　　毛澤東以驚人的精力，日以繼夜地投入工作。為了應付瞬息萬變的形勢，毛澤東乾脆把辦公室搬到棗園的小禮堂，一面處理日常事務，一面接見各地來請示工作的負責人和將領。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個小時。辦公桌是原來的一張乒乓球臺子，中間擺著筆墨紙硯，別無它物。毛澤東餓了，就啃幾口餡餅或麵包充饑。小禮堂周圍放著一圈長條靠背木椅，來自各地的幹部坐在那裡等候他的指示。

　　當時的局勢是十分複雜的。抗日戰爭剛一結束，人們還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時候，中國上空卻已籠罩著一片陰雲：一直在保存實力、坐待勝利、準備內戰的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動手爭奪抗戰勝利的果實，把刀鋒指向中國共產黨。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傳出的當晚，朱德總司令已在延安總部向各解放區抗日部隊發佈向日偽軍加緊進攻的命令，要求他們向附近的敵軍送出通牒，限他們在一定時間內繳出全部武器；如果日偽軍隊拒絕投降繳械，應該立即予以消滅，接收他們所占的城鎮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總部又連續發佈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武裝部隊向敵偽所占地區和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包括要求冀熱遼解放區等部隊向東北進軍，迫使日偽軍投降。

　　同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關於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明確地指出：

　　「蘇聯參戰後，日本已宣佈投降。國民黨積極準備向我解放區收復失地，奪取抗日勝利的果實。這一爭奪戰，將是極猛烈的。」「在此情況下，我黨任務分為兩階段：甲、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存猶豫。」「乙、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

　　那時候，華北和華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都處在八路軍和新四軍包圍中，在東北也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裝在活動；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退縮在中國的西南和西北地方。這是國民黨當局長期奉行消極避戰以保存實力政策的結果。蔣介石明白，他的軍隊難以很快開到日本佔領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受降。當延安總部發佈向敵佔區大舉進軍的命令後，他在十一日發出兩個相互矛盾的命令：一個要求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軍事計畫與命令推進，勿稍鬆懈」；另一個發給第十八集團軍的，卻說：「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就是要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手腳捆起來，讓國民黨獨吞抗日勝利的果實，使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回到抗戰勝利前的老樣子去。人們從這裡已經可以感覺到一股令人焦慮的內戰的濃烈氣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評論，提醒全國人民：「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同一天，他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題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指出：「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採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後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著人民來制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他用斬釘截鐵的語言說：「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同時，他也指出：「公開的全面的內戰會不會爆發？這決定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因素。國內的因素主要是我們的力量和覺悟程度。會不會因為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們的奮鬥，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範圍，或者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呢？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中國共產黨力爭的就是實現這種可能性。

　　事情正如毛澤東所判斷的那樣：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已經定了，但他要放手發動全面內戰還有許多困難。在國內，全國人民剛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普遍反對在戰後再發生內戰，要求實現國內和平，以便在和平環境中重建家園。在國際上，美英蘇等國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也都不贊成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而對蔣介石說來，更大的困難在於他的精銳主力仍遠在西南、西北地方，運送這些部隊到內戰前線需要時間。對於這一點，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回憶錄中明白地作了說明：當時「蔣介石的權力只及於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日軍佔領著，長江以北則連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事實上，蔣介石甚至連如何再佔領華南都有極大的困難。要拿到華北，他就必須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共產黨人及俄國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

　　於是，蔣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連續三次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共定大計」。蔣介石並不是真的想通過談判來實現國內和平。他的如意算盤是想利用這一著來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如果毛澤東拒絕到重慶來，就給共產黨安上拒絕談判、蓄意內戰的罪名，把戰爭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處於有利地位（蔣介石估計毛澤東是不敢冒險來重慶的）；如果毛澤東來了，就給共產黨幾個內閣職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解放區，交出軍隊，這樣，他最後仍可以消滅已變成赤手空拳的共產黨。另一個是，可以用談判來取得準備全面內戰、特別是調兵遣將所必需的時間。

　　在接到蔣介石的第一、第二次電報後，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天就要出發到前線去的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蕭勁光等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一開始就指出：「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他分析道：進入這種情況時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是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我們曾力爭進入若干大城市，現在沒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蘇聯受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們；二是蔣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國承認的合法地位，使日軍完全向他投降。我們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蔣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擺著強大的解放區，解放區的抗日功勞無法磨滅，也無法封鎖；國民黨內部有矛盾，又不能滿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澤東著重提出一個問題：「和平能否取得，內戰能否避免？」他說：我們現在的新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和平是能夠取得的，因為英美蘇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需要和平，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為攤子沒有擺好，兵力分散）。他同時也指出：「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蔣所以可能採取暫時的和平，是因為上面所說的那些原因，需要壯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機會消滅我們。所以鬥爭是長期的，迂迴曲折的。從中國的局面來看，成立的聯合政府「現在是獨裁加若干民主，並將占相當長的時期，我們還要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根據這個方針，毛澤東建議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一個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他判斷：在談判中，關於承認解放區和解放軍的爭論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讓步，總之他是不會滿足我們的。毛澤東說：對國民黨的批評，本來是決定停一下的，因為日本突然投降，蔣下令要我們「駐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評一下，今後要逐漸緩和下來。以後仍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以鬥爭達團結，有理有利有節。不可能設想，在蔣的高壓下，沒有鬥爭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議：「恩來同志馬上就去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危險。」

　　參加這次會議的蕭勁光回憶道：毛澤東「對我們這些即將奔赴前線的同志說，同志們擔心我去談判的安全。蔣介石這個人我們是了解的。你們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一些。你們打了勝仗，我談判就容易些，否則就困難一些。他風趣地說，目前的情況是有三種果子，我們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還要力爭一批不大不小的」。

　　會上，周恩來、陳雲、朱德、張聞天、彭真、彭德懷等先後發了言。毛澤東最後說：大家的意見很好。今天的方針是七大定下來的，七大的方針就是反對內戰的方針。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說：「我是否出去？我們今天還是決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我出去，決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雲、彭真同志為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出去後，書記處還有五人開會。」

　　就在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一天，蔣介石的第三封邀請電到了。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駐重慶的代表王若飛回到延安。毛澤東等七個政治局委員連夜同王若飛磋商。二十六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根據形勢的發展，對他去重慶談判的問題，明確地表示：「可以去，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他說：「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涉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出去談判會不會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勢？毛澤東說：「簽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他設想了可以作出讓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隴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們佔優勢」。如果這樣還不行，「那麼城下就不盟，準備坐板房。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何鳴危險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所以決不怕。」

　　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未宥」電（即《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澤東選集》），並在當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戰略區發出。電報中指出：

　　「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國民黨在取得滬寧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繳敵械、收編偽軍之後，較之過去加強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瘡，內部矛盾甚多，困難甚大。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假如此種局面出現之後，我黨應當努力學會合法鬥爭的一切方法，加緊國民黨區域城市、農村、軍隊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點）。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量，並不許發紙幣，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

　　「在我黨採取上述步驟後，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同時我黨力量強大，有來犯者，只要好打，我黨必定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不要輕易打，打則必勝），絕對不要被反動派的其勢洶洶所嚇倒。但是不論何時，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利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剛，必須堅持，不可忘記。」

　　毛澤東起草的這個黨內通知，把中共中央力爭實現國內和平局面的態度說得很清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三十七分，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這是一個萬眾矚目的時刻。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郭沫若等。飛機在九龍坡機場徐徐降落。《大公報》記者子岡作了這樣的報導：

　　「人們不少有接飛機的經驗，然而誰也能說出昨天九龍坡飛機場迎接毛澤東是一種新的體驗，沒有口號，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都知道這是維繫中國目前及未來歷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

　　「第一個出現在飛機門口的是周恩來，他的在渝朋友們鼓起掌來。他還是穿那一套藍的布制服，到毛澤東、赫爾利、張治中一齊出現的時候，掌聲與歡笑聲齊作，延安來了九個人。

　　「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服，蓄髮，似乎與慣常見的肖像相似，衣服寬大得很。這個在九年前經過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戰首都的土地了。」

　　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這天晚上，他們出席蔣介石在山洞住處舉行的歡迎宴會，並且留住在山洞林園。第二天，同蔣介石進行第一次商談，並確定雙方的談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來和王若飛，政府方面是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澤東、周恩來從山洞林園進城，分別拜會了宋慶齡、張瀾和赫爾利等，然後住入紅岩八路軍辦事處。九月一日，毛澤東出席了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有宋慶齡、孫科、馮玉祥、陳誠、陳立夫、沈鈞儒、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參加的雞尾酒會。

　　毛澤東來到重慶，在社會上激起了巨大的反響。《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讀者胡其瑞等四人的來信說：「毛澤東先生應蔣主席的邀請，毅然來渝，使我們過去所聽到的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誣詞和誤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共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鬥的誠意和決心，這的確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

　　毛澤東在重慶的四十三天，除剛到和臨行時有三天住在林園外，其他時間都住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的二樓，同周恩來、王若飛住在一起。紅岩村地處郊區，對來客很不方便。因此，張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園讓出來，給毛澤東作為在城裡會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澤東每天上午從紅岩來，下午在桂園會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紅岩。

　　「每天晚上，毛澤東從桂園回來後，首先要和周恩來、王若飛、胡喬木一起研究當天談判的情況，揣摸國民黨代表的心理，把握談判的動態，制訂出有關的政策。他們研究得很深很細，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談判之事後，周恩來回到自己的屋子裡，起草電報或文稿，安排毛澤東第二天的活動，處理一些要事。毛澤東則在自己的房間裡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這些事後，毛澤東要通覽全天的各大小報紙，不僅要看《新華日報》，還要看國民黨辦的各家報紙。一般的報導，他通覽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報導，他要認真反覆地看，通過報紙，了解各界人士對談判的反映，掌握時局的發展。」

　　重慶談判是一場複雜而艱苦的鬥爭。

　　由於國民黨對這次談判並沒有誠意，也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真會這樣快地應邀來到重慶，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準備好談判方案，只能由中國共產黨方面先提出意見。

　　九月二日，毛澤東約王世傑到桂園商談，周恩來、王若飛也在座。毛澤東對這次談判提出了八點原則性意見：

　　一、在國共兩黨談判有結果時，應召開有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參加的政治會議；二、在國民大會問題上，如國民黨堅持舊代表有效，中共將不能與國民黨成立協議；三、應給人民以一般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所享有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予以廢止或修正；四、應予各黨派以合法地位；五、應釋放一切政治犯，並列入共同聲明中；六、應承認解放區及一切收復區內的民選政權；七、中共軍隊須改編為四十八個師，並在北平成立行營和政治委員會，由中共將領主持，負責指揮魯、蘇、冀、察、熱、綏等地方之軍隊；八、中共應參加分區受降。

　　第二天，周恩來、王若飛將中共方面擬定的兩黨談判方案十一項交給國民黨代表轉送蔣介石。王若飛在談判結束後向政治局彙報時說：「前六天，看他們毫無準備。左舜生刻薄他們，說只見中共意見，不見政府意見。」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澤東或者單獨，或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或在赫爾利參加下，同蔣介石進行了多次會談。

　　當時擔任毛澤東副官的蔣澤民回憶道：「毛澤東到重慶後，每次參加談判，我和陳龍都跟隨前往，毛澤東他們在裡屋商談，我們在外屋等候。無論談判多麼緊張，鬥爭多麼尖銳，爭執多麼激烈，毛澤東的表情是平靜的，舉止是從容的，講話時的語調也都是溫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們，有時也能隱隱約約聽見裡面的爭吵聲。我觀察，毛澤東說話並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聲音出現後，屋內就立刻安靜下來。」

　　在近一個月的商談中，國共雙方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但在軍隊縮編、解放區、國民大會等問題上卻擱了淺。九月二十一日晚，赫爾利向毛澤東提出，中共應該交出軍隊，交出解放區，否則談判就要破裂。赫爾利這些話，是最後通牒式的施加壓力。毛澤東從容不迫地用八個字來回答：「問題複雜，還要討論。」他說：軍隊國家化，國家要統一，我們是完全贊成的，但前提是國家民主化，軍隊和解放區不能交給一黨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還要討論。雖然目前有很多困難，但總會想出克服辦法的。我們不主張破裂。

　　談判在艱苦曲折的道路上繼續緩慢前進，鬥爭十分激烈。十月八日，雙方代表最後就《會談紀要》達成協議。十月十日下午，周恩來、王若飛和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在桂園客廳裡正式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通常稱作《雙十協定》）。簽字儀式後，政府代表邵力子說：「此次商談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賴於毛先生之不辭辛勞。」接著，毛澤東從樓上走下來，同在場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賀。當夜，毛澤東又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到山洞林園同蔣介石長談了一個晚上和一個早晨。毛澤東告訴蔣介石，他回延安後，周恩來、王若飛仍留在重慶同國民黨代表進行商談，使《紀要》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能在召開政治會議以前得到解決。

　　這次國共談判就告一段落。

　　毛澤東在重慶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談判外，還同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他會見了政界、軍界、經濟界、婦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種傾向的代表人物；會見了幾個國家的駐華使節；會見了中外記者，還會見過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總部的三名士兵，並且同他們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來到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拜訪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毛澤東和張瀾在這次來重慶以前，從沒有見過面，但他們神交已久。毛澤東向張瀾詳細地介紹了解放區的開創和建設情況，解釋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項緊急要求。張瀾連著說了幾聲「很公道」，並且說蔣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應當採納實施。張瀾擔心地對毛澤東說：「蔣介石在演鴻門宴，他哪裡會顧得上一點信義！前幾年我告訴他：『只有實行民主，中國才有希望』。他竟威脅我說：『只有共產黨，才講實行民主』。現在國內外形勢一變，他也喊起『民主』、『民主』來了！」毛澤東說：「民主也成了蔣介石的時髦貨！他要演民主的假戲，我們就來他一個假戲真做，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出是非，這場戲也就大有價值了。」張瀾說：「蔣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轉，弄假成真，化干戈為玉帛，那就是全國人民之福呀！」

　　毛澤東和柳亞子，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一起到柳亞子寓所去拜訪他。毛澤東把手書的舊作《沁園春‧詠雪》贈給柳亞子。柳亞子也即席賦詩作答：「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亂倘休。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十月四日，毛澤東接到柳亞子一封信後，覆信說：「時局方面，承詢各項，目前均未至具體解決時期。報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輩多從曲折（即困難）二字著想，庶幾反映了現實，免至失望時發生許多苦惱。而困難之克服，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此點深望先生引為同調。」

　　對國民黨內的各派人物，毛澤東也廣泛接觸。他說：「國民黨是一個政治聯合體，要作具體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鐵板一塊。」就是對一向反共的陳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書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陳立夫。見面後，他用回憶往事的口氣，談起大革命初期國共合作的情景，然後在談笑自若中批評國民黨後來實行的剿共政策。他說：「我們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陳立夫表示，要對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來時正好在小路上同蔣介石相遇。蔣問他去哪裡，他說去見了戴季陶。蔣先是一怔，然後說：「好，見見好，見見好。」有的人指責：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針鋒相對地回答：「『不要另起爐灶』的話我很贊成，但是蔣介石得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麼辦？」

　　在重慶，毛澤東的活動十分繁忙。舉《新華日報》一天的報導為例：「外交部王世傑部長昨日晨十時往訪毛澤東同志，暢談很久。下午三時以後，毛澤東同志往訪於院長、戴院長、白崇禧將軍、吳稚暉先生等。下午五時，晤韓國臨時政府張先生，六時又接見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時半赴蘇聯大使館宴請並觀電影。」這裡，還沒有把他晚上同周恩來、王若飛研究工作等活動包括在內。

　　毛澤東在重慶還探訪了一些故舊。王炳南回憶道：「毛主席很念舊，不忘老朋友們。到重慶後，開了一個他過去相熟的新民學會會員的名單，要我去了解他們的近況。後來打聽到其中一位，當時賦閑在家，窮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親自去看他，還叫我們事先不要驚動主人。當我們隨同主席走進一間低矮潮濕的小屋，告訴主人，毛主席來看望他時，主人顫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著毛主席，臉上滾下簌簌的熱淚，半晌說不出話。屋子矮小陰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過幾把舊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敘舊。」

　　毛澤東在同各界人士的廣泛接觸中，一是交流政治見解，並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二是介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實際情況；三是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大後方以及國外人們的情況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後所作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中，談到這方面的感受：「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託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熱情。」「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時許，毛澤東在張治中和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從桂園前往機場。臨行前，他同桂園的工作人員和擔任守衛的國民黨憲兵都熱情地一一握手告別，向他們表示謝意。到機場後，他又同前來送行的蔣介石的代表陳誠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別，然後偕同張治中、王若飛登上一架草綠色的雙引擎C47型運輸機。經過近四個小時的飛行，在下午一時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澤東一到延安，當天就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報告這次談判的經過說：我們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會輿論造成了非發公報不可。《會談紀要》是蔣介石提議，由周恩來起草的，也採納國民黨方面的意見略有修改。國民大會和解放區問題還沒有解決。赫爾利回美國前，要我們交出解放區，說要麼承認，要麼破裂。我說不承認也不破裂，問題複雜，還要討論。毛澤東還談了對《紀要》的看法，說這個會談紀要，第一個好處是採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協定，「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第二是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於中國人民的。沒有解決的問題，還要繼續談。

　　第二天，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各中央局並轉各區黨委的指示，對重慶談判作了這樣的評價：「雙十節國共協定今日公佈。這一協定奠定了和平建國基礎，並為全國人民爭取了許多民主權利（當然還只是寫在紙上的東西），取得了我黨和國民黨平等的地位，這些都是這次談判的重要成就。」同時指出：「和平基本方針雖已奠定，但暫時許多局部的大規模的衝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軍隊整編問題也沒有最後解決。國民黨軍隊現正向各解放區大舉進攻。因此，「我方必須提起充分注意，戰勝這些進攻，絕對不可以鬆懈。」

　　十月十七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一次報告。這個報告後來以《關於重慶談判》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他說：「這次談判是有收穫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他同時也指出：「還有沒有達成協議的。解放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軍隊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樣，「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他十分明確地告訴大家：「成立了《雙十協定》以後，我們的任務就是堅持這個協定，要國民黨兌現」。目前，蔣介石正在部署進攻解放區，「中國的問題是複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複雜一點。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於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在半年左右的時間內，局勢還會是動盪不定的。我們要加倍地努力，爭取局勢的發展有利於全國人民。」

三十一、和戰之間的抉擇

　　全國人民對和平建國抱著很大的希望。但是，蔣介石只是把和談看作爭取時間以調集兵力的暫時手段，所以，《雙十協定》簽訂後，內戰的烽火不但沒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

　　毛澤東在力爭實現和平的同時，早就看到內戰的威脅仍然嚴重地存在著。他在八月十三日向延安幹部會議所作的講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按照我們的方針，人民的方針，是不要打內戰的。不要打內戰的只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可惜不包括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個不要打，一個要打。如果兩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來。現在不要打的只是一個方面，並且這一方面的力量又還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內戰危險就十分嚴重。」

　　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就在九月十七日以命令形式向內部重新頒發他在十年內戰時期手訂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隊要在「剿滅共匪」的作戰中「切實遵行」。閻錫山部集中了十三個師的兵力，在日偽軍配合下，侵入晉東南的上黨地區，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部隊的自衛反擊下，被殲三萬五千餘人。

　　十月十三日，《雙十協定》簽訂後的第三天和公佈後的第一天，蔣介石又向各戰區司令長官發出了一份殺氣騰騰的密令：

　　「此次剿共為人民幸福之所繫，務本以往抗戰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功於國家者必得膺賜，其遲滯貽誤者當必執法以罪。希轉飭所屬剿共部隊官兵一體悉遵為要！」

　　緊接著，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分別召開軍事會議和復員整軍會議。各地重要將領到重慶參加這兩個會議。會議經過幾天的討論研究，決定了進攻解放區的作戰計畫。

　　會議決定要在六個月內擊潰八路軍和新四軍主力，然後分區進行清剿，以期「根絕匪患」。這個計畫分三步行動：第一步控制蘇北、皖北和山東，打通津浦路、平漢路；第二步集中重兵於平、津，「掃蕩」華北；第三步打通平綏路，佔領察、綏。

　　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作戰行動上的重要特點，是流動性大，運動戰、遊擊戰交替使用，並依靠群眾的支持。這使蔣介石和國民黨將領們十分頭痛。因此，他們這次會議決定把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活動的地區劃分為「第一收復區」和「第二收復區」。前者主要指中共軍隊根據雙十協定正在撤離的廣東以及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湘粵邊地區。會議決定要對這些地區加緊進行「圍剿」和「清剿」，以期徹底肅清「匪患」。後者主要指長江以北，包括華北、西北等廣大地區。會議決定在這些地區依據鐵道幹線的走向劃分為六個「剿匪區」，各設一個指揮機構（就是後來建立的鄭州、徐州、西安、太原四個綏靖公署和北平、西北兩個行營）。

　　在這兩次會上，蔣介石作了多次長篇講話。對於「第一收復區」，他聲稱：「現在第一收復區裡面土匪的主力，雖已渡江北竄，但一定還有不少的餘孽，潛伏地方，我們高級將領必須除惡務盡，不使遺留一個種子。否則，如果我們疏忽大意，大部分的軍隊都已北上，而已經收復的地區又讓土匪蔓延，則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竄，裡應外合，所有的收復區又將變為匪區了。」對於「第二收復區」，他認為基本方針、進攻步驟雖已確定了，但具體的兵力分配，「還要針對土匪的行動計畫，作最後的決定。」

　　這時，國內局勢確實相當複雜：一方面，國共雙方正在進行談判，還簽訂了協議；另一方面，蔣介石又在殺氣騰騰地部署和進行更大規模的內戰。對於這樣充滿矛盾的現象應該怎樣認識呢？

　　毛澤東的看法是：第一，蔣介石要消滅我們，這個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滅；縱然不能做到這一點，也要使形勢對我們更不利，對他更有利些。這是目前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於他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力量的存在和他要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還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規模軍事鬥爭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和一定的時間內，還不是全面的內戰，「不能把目前這種大規模的軍事鬥爭，誤認為內戰階段已經到來」。第三，「和平、民主、統一，這是我黨既定方針，也是國民黨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夠實現的，只要我黨有明確的方針與堅決的努力。

　　為了應付這種複雜的局勢，從重慶返回延安的毛澤東，不顧旅途疲勞，立刻連續召開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並在十月二十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過渡時期的形勢和任務的指示》。這個指示的著重點仍在擊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以便有利地轉到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它指出：

　　「目前開始的六個月左右期間，是為抗日階段轉變至和平建設階段的過渡期間。今後六個月的鬥爭，是我們在將來整個和平階段中的政治地位的決定關鍵。」在這一期間內，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任務，「是擴大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廣大友好的及可能爭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組織廣大群眾，發動要求民主、懲辦漢奸、挽救經濟恐慌、救濟失業人民與援助還鄉人民等項運動，並與政府當局繼續談判尚待解決的問題。」「在解放區的中心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對頑軍的進攻及儘量擴大解放區。為此目的，除移動大量軍隊與幹部去東北及熱河等地，並在那裡組織人民、擴大軍隊、阻止與粉碎頑軍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區，是組織強大的野戰軍，有計劃地殲滅向我進攻的頑軍，殲滅得愈多愈乾淨愈徹底愈好。這是自衛的戰爭，我們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區的一切工作，都應為這一中心任務而服務。」在這場複雜的鬥爭中，「必須堅持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到團結之目的這一方針，毫不動搖地爭取目前鬥爭的勝利，以便有利地轉到和平發展的新階段。目前鬥爭的勝利愈偉大，和平實現的時間將愈迅速，愈對全中國人民有利。」目前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重點在華北和東北，「只要戰勝與大量殲滅向華北、東北進攻的頑軍，爭取我黨我軍在華北、東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頑方不得不承認此種地位，然後兩黨妥協下來，轉到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是完全必要與完全可能的。」

　　緊鑼密鼓地調兵遣將的蔣介石，從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的兩個多月中，已調集一百一十三個師約八十萬人的兵力到內戰前線，此外又收編了偽軍三十萬人，共一百一十萬人，沿平綏、同蒲、正太、平漢、津浦五條鐵路線東進或北上。企圖以此達到兩個戰略目的：一，打通鐵路線，大舉進兵平、津，再向東北推進；二，把華東、華北各解放區分割開來，爾後各個擊破，或逼迫中國共產黨在不利形勢下訂立城下之盟。

　　為了爭取在有利條件下實現國內和平，毛澤東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回到作戰指揮上來。他在給各大戰略區的許多指示中，一再強調對付國民黨軍進攻一定要遵守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是自衛的原則，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第二是勝利的原則，即「不要浪打，打則必勝」。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國民黨的軍事進攻達到高潮。在這段時間中，毛澤東精心指揮晉冀魯豫部隊進行了平漢路戰役（又稱邯鄲戰役）。

　　蔣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一戰區胡宗南部九個軍東出潼關，並以其中的三個軍北渡黃河進入晉南，然後經同蒲鐵路到太原和第二戰區閻錫山部會合，再經正太鐵路東進石家莊，轉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三個軍八個師進佔鄭州，然後北渡黃河，沿平漢鐵路北進，攻佔晉冀魯豫解放區首府邯鄲，同胡宗南部會師石家莊，再繼續北進，同由美國幫助空運到北平的第九十二軍和九十四軍會合，完全控制平漢鐵路。右路以第十戰區李品仙部三個軍七個師由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延年指揮，先到徐州地區，然後沿津浦鐵路北上，佔領濟南，伺機進擊平、津。在這三路國民黨軍隊中，中路的孫連仲部三個軍八萬多人已在九月中旬佔領了新鄉等八城，作北上石家莊的準備。左路胡宗南部兩個軍約五萬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鐵路向石家莊東進。

　　面對著國民黨軍隊氣勢洶洶地向解放區推進，如何阻礙和遲滯國民黨軍隊沿鐵路線北上，便成為解放區軍民的嚴重戰略任務。這是一個十分艱鉅的任務。北進的國民黨軍隊在兵力上多於解放軍，裝備更優於解放軍，這是他們的優勢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願意打內戰，士氣不高，部隊新到，對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統不一，補給困難，又有輕視人民解放軍的心理，卻是他們的短處。

　　根據這些情況，毛澤東決心以剛剛勝利結束上黨戰役不久的晉冀魯豫軍區主力迅速東移平漢線，迎擊孫連仲部由新鄉北上的三個軍。從十月十二日起，毛澤東連續簽發或為中央軍委起草了給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的一系列作戰指示，提出打勝這一仗的重要指導原則：

　　一，這個戰役的勝負，關係全域極大，因此必須精心籌劃，精心組織，準備以一個半月以上的時間，在連續多次的戰鬥中爭取殲滅北上的八萬敵軍中的一半左右。

　　二，鑒於安陽以南臨近敵之出發地域，不易求得殲敵機會，且易打成陣地持久消耗戰，因此必須審慎忍耐，採取以逸待勞方針，誘敵深入到安陽、沙河間地區尋求機會各個殲滅之。

　　三，在安陽、淇縣間應當先以小部兵力採取寬正面的運動防禦，輪番抗擊，達到遲滯、消耗、疲憊敵人並摸清敵情之目的；但在敵深入安陽再行北進時，則應避開正面抗擊，讓敵放膽前進。

　　四，具體打法上，應待敵進至於我有利之地區時，一面在正面堅決阻擊扼制，迫敵展開，我主力再從敵暴露的側翼或後方進行堅決的、猛烈的突擊，加以圍殲。

　　在新鄉地區進行了二十多天準備的國民黨軍孫連仲部第三十、第四十軍和新編第八軍，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高樹勳及參謀長宋肯堂的指揮下，從十月十四日開始北進。他們經過湯陰、安陽，先頭部隊在二十二日北渡漳河，同晉冀魯豫軍區的阻擊部隊接戰。二十四日，這三個軍全部渡過漳河分兩路猛烈北攻，遇到解放軍節節抗擊。此時，星夜兼程東進的晉冀魯豫軍區主力已在預定地區完成集結，二十四日晚開始按預定部署出擊。經過合圍、逐步削弱敵人、總攻、誘敵殘部突圍加以圍殲等幾個作戰階段，於十一月二日勝利結束平漢路戰役，殲滅第四十、第三十軍兩個軍的主力兩萬多人。在戰役過程中，劉伯承、鄧小平派參謀長李達在夜間到高樹勳司令部，勸他率部起義。十月二十八日，高樹勳毅然率新八軍等部一萬人起義，對這次戰役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漢路戰役，是繼上黨戰役後由晉冀魯豫部隊進行的又一個規模較大和比較徹底的殲滅戰，對當時國內形勢的演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國民黨在臺灣的「國防部」編了一部《戡亂戰史》，對這個戰役作了如下評述：「是役（按：指平漢路戰役，國民黨方面稱之為漳河戰鬥）之後，我軍對平漢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晉冀、冀魯邊之有利態勢，對華中形成極大威脅；對華北更肆意竄擾，南北隔離，使我對接收華北工作發生極大的困難，爾後惟依空運部隊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戰略陷於被動，影響以後之作戰實至深。」

　　對平漢路大捷，毛澤東十分高興。他致電正在重慶進行談判的周恩來等，告訴他們：「高樹勳率兩個師起義，影響極大。」「此戰勝利後，將給『剿匪』軍以大震動，我們擬公開發表」。「現今劉鄧清查繳獲文件，為數必多，擬公開發表，擊破國民黨之誣衊宣傳。」十一月五日，他為新華社撰寫了《豫北冀南戰場勝利捷報》的新聞報導。同一天，他以中共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用平漢路戰役的實例，駁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吳國楨所謂「政府在此次戰爭中全居守勢」的談話，指出：「由彰德北進一路，攻至邯鄲地區之八個師，兩個師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六個師（其中有三個美械師）在我解放區軍民舉行自衛的反擊之後，始被迫放下武器。這一路國民黨軍的許多軍官，其中有副長官、軍長、副軍長多人，現在都在解放區，他們都可以證明他們是從何處開來、如何奉命進攻的全部真情。這難道也是取守勢嗎？」

　　對於高樹勳的率部起義，毛澤東更是備加讚揚。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這份黨內指示中，決定把「開展高樹勳運動」，作為解放區十大工作任務的第二項，指出：「為著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我黨必須對一切準備進攻和正在進攻的國民黨軍隊進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軍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公開的廣大的政治宣傳和政治攻勢，以瓦解國民黨內戰軍的戰鬥意志。另一方面，須從國民黨軍隊內部去準備和組織起義，開展高樹勳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勳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

　　在平漢路戰役前後，毛澤東還組織指揮了平綏路作戰、津浦路作戰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戰役，取得了重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五年最後三個月內在軍事上取得的一連串勝利，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再加上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某些調整，廣大人民反對內戰、要求實現國內和平，終於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團提出的無條件停戰的建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中國共產黨簽訂了停止國內衝突的協定。中國的土地上（除東北外）出現了暫時和平的局面。

　　過分緊張的工作，終於使毛澤東在十一月中旬病倒了。

　　他得的是神經系統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神經疲勞」。當時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十一月，毛主席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令人擔憂。我每天都要看他幾次。他有時躺在床上，全身發抖，手腳痙攣，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濕毛巾敷頭，照做了，卻無濟於事。」經過書記處幾位領導人研究並一再勸說，毛澤東終於同意暫時集中一段時間治病養病，歷來黨內的重要文電，一般都由毛澤東自己起草。但在十一月十四日他起草了給東北局及晉綏、晉察冀軍區等九份電報後，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出席歡迎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宴會，長達近四個月的時間內，他起草的電報只有九份，其中有三份電報是比較長的，就是已收入《毛澤東選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科《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以及十一月十五日致東北局關於作戰部署的電報，其餘六份都只有數十字至百餘字。

　　毛澤東養病期間，仍然密切關注著全黨的大事。他養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樹店附近的聯防司令部幹部療養所。由於這裡離中央和總部比較遠，不能及時了解有關情況，後來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為毛澤東治病的，除原有的醫務人員外，還有兩位蘇聯醫生：阿洛夫和米爾尼科夫。他們是史達林應中共中央的要求選派來的，還帶來一些新的醫療器械和新研製的特效藥。阿洛夫過去曾長期在延安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看病，一九四五年十月才離開延安回蘇聯，十二月間又返回延安，他對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比較熟悉。由於他們的精心治療，又由於在一段時間內減少了繁重的工作，一九四六年開春毛澤東的病已逐步好轉了，工作也逐漸恢復。

　　毛澤東病情好轉得比較快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闊別二十年的長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時，楊開慧帶著三個孩子返回湖南長沙故里。一九三○年楊開慧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黨組織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龍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蘇聯學習。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學畢業的毛岸英，隨阿洛夫醫生等到達延安。毛澤東十分高興，抱病到機場去迎接，父子的久別重逢，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安慰和溫馨，也使他的病體能較快好轉。

　　毛岸英在蘇聯生活了近十年，對中國的情況所知極少，甚至連中國話也幾乎忘卻了。毛澤東為了讓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國的社會情況，尤其是中國的農村情況，當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轉後，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間春耕快要到來的時候，把毛岸英送到陝北農村，接受勞動鍛煉，學習農業生產知識，熟悉農村情況。毛岸英走的時候，毛澤東囑咐他：你在蘇聯大學畢業了，但學到的只是書本上的知織，只是知識的一半，這是不完全的。你還需要上另一個大學，去學另一半知識。這個大學中國過去沒有，外國也沒有，它就叫「勞動大學」。毛澤東還告訴毛岸英：你要老老實實地鍛煉，要和群眾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調查研究工作，通過實際的調查，了解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情況，學習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在病休期間，毛澤東十分關心其他中央領導人的健康狀況。他一再叮囑阿洛夫等為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作了全面的身體檢查。當他了解到任弼時血壓過高、血管硬化的情況後，十分擔憂，幾次催促他趕緊治療。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澤東依據國共雙方達成的《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佈了停戰通告：

　　「中國共產黨各級委員會，中國解放區各部隊首長，各級政府同志們：

　　「本黨代表與國民政府代表對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辦法、命令及聲明，業已成立協議，並於本日公佈在案。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遊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縱政府，共產黨各級委員會，均需嚴格遵行，不得有誤。

　　「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為建立國內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望我全黨同志與全國人民密切合作，繼續努力，為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革，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在國共雙方公佈《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並各自發佈《停戰通告》的同時，由國共兩黨和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在重慶開幕。會議經過二十天的激烈爭論。先後通過了有關軍事問題、憲草問題、和平建國綱領、政府組織問題以及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重要協議，在一月三十一日閉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達成了《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

　　國共停戰了，政協各項決議通過了，人們無不額手相慶，期望著中國從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獨立富強的康莊大道。

　　同全國人民一樣，中國共產黨真誠地希望中國從此能實現和平，在和平的環境中建設新國家。從這個良好的願望出發，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協閉幕後的第一天，發出了《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這份指示，雖也提醒「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長期的」，要求全黨「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破壞」，但它著重強調的是「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指示中說：「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改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指示認為：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狹隘的關門主義」，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蔣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現民主改革，並能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

　　正在病中的毛澤東，修改、審定了這份指示，還盡可能地參與了許多重要決策。

　　二月四日，中共在重慶的代表團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參加憲草審議委員會和參加政府人員的名單，請求中央批覆。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確定了參加憲草審議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行政院的人員名單（因談判正在進行中，這個名單暫時沒有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毛澤東根據會議的決定，覆電在重慶的代表團，告訴他們：（一）同意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為憲草審議委員。（二）國府委員仍照周恩來一月二十七日返延時議定的八人，即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劉少奇、範明樞、張聞天為適宜，以便將來全黨指導中心移至外邊。第一次會議少奇可不出席。如範明樞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長及不管部部長。可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當時殷切地期望著這次和平談判能夠取得成功，並為和平實現後參加政府作著認真的準備。

　　二月九日，毛澤東接見美聯社記者時，對國共合作共同建設新中國發表了十分樂觀的談話。毛澤東說：政協會議成績圓滿，令人興奮。今後當然還有困難，但相信各種障礙都可以掃除。總的方面，中國走上民主舞臺的步驟已經部署完成。各黨當前任務，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組織立憲政府，實行經濟復興。共產黨於此準備出力擁護。對於政治的及經濟的民主活動，將無保留，出而參加。

　　三月六日，即《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簽字後的第十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精兵簡政」的黨內指示，對山東、華中和晉冀魯豫三個軍隊員額最多、民眾負擔最重的地區，提出了分兩期裁減兵員的計畫，要這三個地區第一期精減三分之一的兵員，三個月內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簡三分之一；對於晉綏、晉察冀兩個戰略區的兵員裁減問題，也作了進一步的佈置。

　　但從二月分開始，國內政局卻向著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願望相反的方向發展，國民黨當局指使暴徒製造了一系列反對政協決議、反對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嚴重事件。

　　二月十日，也就是政協決議通過後的第十天，重慶發生了校場口事件，國民黨特務以暴力搗毀各民眾團體在校場口廣場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與會的各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復亮等被打傷。慶祝政協成功的大會，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張膽的破壞。這件事向人們發出一個嚴重的信號：國民黨根本沒有誠意來實行政協決議。當然，對中國共產黨說來，事態會如何發展，還需要繼續觀察。

　　二月二十日，北平國民黨特務又以河北難民還鄉請願為名，糾集暴徒千餘人，大鬧軍調部中共方面的辦公室，侮辱毆打工作人員。

　　二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在重慶製造反蘇反共遊行，並搗毀重慶《新華日報》營業部和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打傷工作人員多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蔣介石為會議定下了基調，這就是拋開國家的民主化來談「軍令與政令的統一」，對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憲草修改原則「妥籌補救」。會議根據這個調子，通過了一系列推翻政協決議案的決議。國民黨以中央全會的方式公然破壞政協決議，這就進一步證實：前此發生的一系列暴行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國民黨最高當局決策的先行步驟。中國共產黨不能不對此表示嚴正的態度。《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評國民黨二中全會》指出：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決議，推翻了「政協所決定的為全國人民所一致擁護的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則，而繼續堅持『五五憲草』中的獨裁原則。」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三月十八日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也指出：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決議動搖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

　　三月二十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召開第四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鑒於近期內接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參政員拒絕出席這次會議。四月一日，蔣介石在會上發表長篇演講，公然宣稱：「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制憲會議」，「東北九省在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麼內政可言」。前一點，是由蔣介石親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協決議。後一點，是表明他們要向東北的解放區大舉進攻了。

　　這時，蔣介石已調集七個軍約二十五萬人進入東北，其中包括曾在緬甸作戰的精銳主力新一軍和新六軍，開始對中共領導下的東北人民武裝力量發動全面進攻；在關內，也頻繁地蠶食、侵佔解放區的城鎮鄉村。

　　一切事實表現，蔣介石決不甘心放棄他的獨裁統治，決不會輕易改變他的反蘇反共立場。中共中央，包括毛澤東在內，在一系列事實面前，進一步認清了蔣介石。三月十五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他在發言中對國際、國內的時局作了四點分析。在談到蔣介石時，毛澤東說：蔣介石的主張有兩條：第一條，「一切革命黨全部消滅之」；第二條，「如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蔣介石的這兩條，「第一條很清楚，第二條是人們容易忘記的，稍為平靜一點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校場口事件以後就不忘記了。」馬歇爾能放長線，蔣介石也較何應欽不同。假如有一個放長線的，放半年我們就會忘了，那就危險得很。劉少奇在作總結時肯定毛澤東的分析，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打起來，有了準備；不打，更好。」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先後發出了兩份關於目前時局和對策的黨內指示。前一個指示指出，蘇軍已從瀋陽及其附近撤退，國共兩軍在東北的衝突罪將展開。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中，CC系和何應欽等軍人派，正企圖破壞停戰整軍，藉口東北問題，實行各地軍事接收，想在馬歇爾離華期間造成新的內戰局面。「而這種陰謀，是蔣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為了對付國民黨內反動派的陰謀挑釁，「除開審慎應付東北問題外，華北、華中各地應即提起警覺，密切注意頑方動態，並在軍事上作必要準備，加強整訓，加強偵察，嚴防反動派突然襲擊。如果反動派發動進攻時，必須能夠在運動中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除東北、熱河外，各地第一期復員整軍，不論時局變化如何，都應力爭完成，以利於作長期打算。「減租、生產兩件大事，一切地方須抓緊推動」，「務必在今年內獲得空前巨大成績，造成解放區不可動搖的群眾基礎與物質基礎，不怕任何反動派的破壞。」後一個指示指出：我們必須堅持和強調政協決議每一條每一句均須實現，反對修改。「在堅持實現政協決議、憲草原則，反對修改的鬥爭中，我們不要害怕破裂。事實上我們愈堅持不許修改，國方就愈不敢破壞。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準備不怕分裂，不怕打內戰，然後才能壓倒反對派的破壞，並可能免於分裂。」指示再一次強調：「我們反對分裂，反對內戰，但我們不怕分裂，不怕內戰，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有這種準備，才能使我們在一切問題上立於主動地位。」

　　三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國民黨修改政協決議和憲法草案原則致周恩來的電報上，加寫了一段話：「最近時期一切事實證明，蔣介石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反動方針一時不會改變。只有經過嚴重鬥爭，使其知難而退，才有作某些較有利於民主的妥協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電周恩來，指出：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很壞，我們應展開批評攻勢，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黨國府名單及國大代表名單暫勿提出」。

　　基於這些認識，從三月中旬開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逐步加強對蔣介石集團的批評和揭露，加強各項應變準備。

　　怎樣看待這一段歷史呢？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會議上，劉少奇說過一段話：在一、二月分，是糊塗了一下。現在證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雖不可能，談判仍是必要的，因為人民要和平。毛澤東也說：在七大時，我們估計在日本投降後如果不克服蔣介石和中國的斯科比事件，中國的內戰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間似乎變了。後來還是證明七大估計是正確的。談判是有成績的，教育了人民，黨內也是一個教育的過程。毛澤東還舉例說：「復員就吃了虧，部隊不充實，減少了民兵。」

　　總的說來，中國共產黨也好，毛澤東也好，雖曾一度對時局和平發展的估計偏於樂觀，但並沒有完全陷入對和平的幻想中，更沒有因此而放棄人民手裡的武裝力量。到這年三月以後，隨著蔣介石破壞政協決議的行動暴露得越來越明顯，中共中央很快就總結了經驗教訓，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點轉到準備應付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上來，對複雜的事物有這樣一個認識過程，是不奇怪的。

　　隨著蔣介石全面內戰步伐的加緊，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後，國內的軍事形勢出現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

　　關外，就是指東北地區。這個地區東、北、西三面同朝鮮、蘇聯、蒙古接壤；南面，陸上同華北地區銜接，海上隔渤海同山東半島相望，人口三千餘萬，資源豐富，重工業比較發達，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關內，東北人民從此陷入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血腥統治之下。東北軍一批愛國將領，在民眾支援下，自發地組織東北義勇軍奮起抗擊。中共滿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義勇軍中參加抗日，一面組織東北人民武裝起來開展遊擊戰爭。一九三六年，東北各地抗日武裝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成東北抗日聯軍。後來，在日軍重兵「討伐」，「清剿」下，抗日聯軍一部分部認撤退到中蘇邊境地區活動，小部分仍在日本佔領區內進行隱蔽鬥爭。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對日宣戰後，抗日聯軍配合蘇聯紅軍作戰，八路軍在冀熱遼邊和山東的武裝也迅速深入遼南。

　　毛澤東一向十分重視東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間，他曾指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中共中央並沒有更多地派遣部隊進入東北。蘇聯紅軍進入東北後，根據延安總部的命令，冀熱遼軍區司令李運昌就近組織部隊挺進遼寧，配合蘇聯紅軍作戰。中共中央還決定以晉綏軍區政治委員林楓率千餘幹部先行進入東北，抓緊時機開展工作；命令原屬東北軍的山東軍區萬毅支隊等向熱河急進，待查明情況後準備進入東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六日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都談了東北問題。他說：限於中蘇條約，蘇聯不能直接援助我們。我們先派幹部去是確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軍隊去不去，還不一定。要看情況。

　　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根據獲知的東北政治、軍事情況，經同在重慶的毛澤東、周恩來研究後，制定了以發展東北和熱察兩省為中心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並立即決定從關內各解放區抽調大批主力部隊晝夜兼程急進，進入東北。

　　蔣介石同樣十分重視東北。通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取得了接收東北的法定身分。八月三十一日，他明令將東北三省劃分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準備進入東北，從蘇軍手中接收政權。他在駐華美軍幫助下，經海上運送軍隊登陸秦皇島，向東北挺進，並任命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他還收編了偽滿軍及日軍共二十餘萬人及大批土匪武裝，要他們「保持武器」，「為自身安全而奮鬥」。蔣介石對他的部下說：「東北不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國革命的歸宿地。經過本黨這三十年來不斷的奮鬥，我們中國的革命已經快得到歸宿了。希望各位在這最後成功的時候，格外奮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簣，以竟全功。」

　　一九四五年冬，蘇方多次表示要將中長路及其沿線各大中城市移交給國民黨政府，並要求中共領導下的部隊迅速撤離這些地區後，劉少奇一再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訴東北局：獨佔東北已無可能，東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長春路沿線及各大城市外，應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東滿、西滿、南滿、北滿之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與次要鐵路，以爭取我在東北的一定地位。

　　十二月二十八日，病休中的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指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在國民黨已占或將占東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情況下，這種根據地應建立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而在靠近國民黨佔領區的遊擊區內，「應當作充分的工作，在軍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線，決不可輕易放棄」。《指示》強調：適應東北的實際情況，必須在工作上有一個大的轉變。全黨「必須人人下決心，從事最艱苦的工作，迅速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必須「將正規軍的相當一部分，分散到各軍分區去，從事發動群眾，消滅土匪，建立政權，組織遊擊隊、民兵和自衛軍，以便穩固地方，配合野戰軍，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這個極富遠見的指示，明確了東北工作的方向，對日後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中旬，美國以三十一艘運輸艦把國民黨兩個軍分別從九龍和越南海防運送到秦皇島登陸，並連續攻佔了已被八路軍從日偽軍手中解放的山海關和綏中、錦州等北寧路上的要點。一九四六年一月國共在關內實現停戰後，蔣介石一面要求蘇軍暫緩自東北撤軍，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運能力，加速運兵東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包括熱河方向在內，已有七個軍約二十五萬人的正規軍進入東北，佔領了瀋陽以及鞍山、營口等城市，企圖利用關內停戰的機會，在關外大舉進攻，力爭消滅中共領導的部隊，或把他們壓縮到僻遠山區，處於不利地位，再通過談判解決東北問題。

　　陸續進入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在國民黨軍隊沒有趕到前，已在東北各地取得很大發展，並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同東北抗日聯軍合編，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一月十三日國共停戰後，中共中央原來估計，東北地區在經過談判後也有實現停戰的可能。為了爭取在談判中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要求東北民主聯軍準備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禦有利條件下（退避三舍之後）給進攻之頑以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並指出：「這是歷史新階段中的最後一戰，將會決定東北今後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犧牲，求得這一作戰勝利。」

　　東北民主聯軍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乘蘇軍已從中長鐵路撤軍而國民黨軍隊還滯留於西滿的有利時機，在三月中旬攻佔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後攻佔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重要城市，殲滅被國民黨加委的偽滿軍和土匪武裝三萬餘人。至此，中長鐵路的開原以北段已全部處於東北民主聯軍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滿、依託內線迎擊大舉北上的國民黨軍隊的有利戰略態勢。

　　三月中旬，在中共談判代表團的力爭下，東北停戰問題列入軍事三人小組談判的議事日程。三月二十七日，又達成了《調處東北停戰的協定》。但蔣介石不想在東北實行停戰，堅持必須佔領哈爾濱、長春、四平並控制中長鐵路後，才能談停戰問題。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揮新一軍和七十一軍從瀋陽地區北進，限令在四月二日前佔領四平，再向長、哈、齊推進，一面請求美國再協助運送五萬兵力進入東北。

　　剛剛恢復工作的毛澤東，對蔣介石的企圖早已料到。他認為：蘇軍將於四月完成撤軍。蔣介石必將部署部隊自瀋陽北進和我爭奪長春、哈爾濱。不給向北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以有力打擊，東北是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停戰的，東北解放區後方也難以鞏固。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經取得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領導人的共識後，定下了「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阻滯國民黨軍隊北進，以爭取在東北實現停戰的決心。

　　三月下旬，國民黨新一軍、七十一軍自瀋陽地區北進，在遭到東北民主聯軍頑強抗擊，並在四平西南被殲一個師的大部後，於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區。這時，返國述職的美國特使馬歇爾已經返華，並提出東北停戰方案。為了爭取在有利態勢下實行停戰，毛澤東在四月二十六日致電林彪、彭真：「望加強四平守備兵力，鼓勵堅守，挫敵銳氣，爭取時間。」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又多次致電林彪，指出：在停戰前國民黨軍隊可能繼續發動幾次猛烈的進攻；我軍必須「死守四平，寸土必爭」。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東北民主聯軍加強四平守備力量，並依據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態勢，將主要力量部署在東起火石嶺、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戰線上，同國民黨軍隊對峙。五月十四日，國民黨的增援部隊新六軍等也到達四平前線，並在第二天開始集中十個師兵力，採取正面進攻和兩翼迂迴相結合的戰法，對四平發起總攻。參加這次總攻的，都是國民黨的精銳部隊。東北民主聯軍防守四平的部隊雖經頑強抗擊，仍不能擋住國民黨軍的猛烈攻勢。

　　四平守軍鏖戰一個多月，傷亡已達八千多人，疲憊困乏，難以再戰，加上防線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嚴重威脅。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於五月十八日致電中央，陳述理由，並於當日午夜組織部隊撤出四平，分別向南滿、東滿、西滿轉移。十九日，毛澤東覆電：

　　「一，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英勇頑強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二，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的放棄四平，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三，如果採取此項方針，我軍必能從目前的被動與不利地位轉變到主動與有利地位；而敵則愈前進愈分散糧源愈困難，其力量必減弱下來。」

　　國民黨軍隊佔領四平後，馬不停蹄地繼續向北推進，先後佔領公主嶺、長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勢已成強弩之末，無力再向北渡江進佔哈爾濱。在這種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國共雙方經過緊張談判，於六月七日分別發表在東北休戰十五天以便繼續進行和平談判的聲明。東北出現了暫時休戰的局面。

　　四平保衛戰是在國共雙方有可能在東北實現停戰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戰役曆時一個多月，東北民主聯軍共斃傷俘國民黨軍隊一萬多人，給了他們沉重打擊，使東北出現了從六月到十月的四個月的實際停戰的局面。這就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使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在原來立足未穩的情況下，通過深入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在北滿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國民黨軍隊始終未能北渡松花江進攻北滿解放區，使東北民主聯軍保持住了一塊完整的戰略基地。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四平之戰中守軍以高度頑強英勇的精神使進攻的國民黨軍遭受重大損失，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從這個角度看，四平保衛戰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是有所得的。當然，四平保衛戰是屬於城市防禦戰性質，這並不是中共領導的軍隊的長處所在，而且在當時條件下也不可能達到成建制地消滅敵人的目的。在四平保衛戰中，東北民主聯軍傷亡達八千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從關內調赴東北的骨幹，使參戰部隊不得不撤向遠離敵人的地區，以較長的時間進行整補。從這個意義上說，又是有所失的。所以中央軍委和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的領導人都認為這是「一時特殊條件」下形成的作戰，不能成為「一般的作戰方針」。

三十二、全面內戰爆發以後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謀已久的蔣介石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終於發動了全面內戰。

　　蔣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發動這場內戰，主要是由於他自恃擁有遠較共產黨方面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其中包括美國給予的大量援助，以為可以憑著這些力量很快地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

　　蔣介石當時的兵力，包括陸軍的正規軍、非正規軍，海軍、空軍、特種部隊以及後方機關、軍事院校，總數達四百三十萬人；而中國共產黨方面，只有六十一萬人的正規軍（野戰軍）、六十六萬人的地方部隊（軍區、軍分區、縣屬武裝）和後方機關人員，總數一百二十七萬人。雙方兵力的對比是三點三七比一。

　　蔣介石的軍隊，由於接收了侵華日軍一百萬人的武器裝備，再加上美國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戰勝利後給予的大量援助，裝備先進、武器精良。他的正規軍，約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裝備起來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裝備，四分之一是混合裝備。他們不但擁有大量的炮兵，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坦克、作戰飛機和海軍艦艇。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卻只裝備有抗日戰爭時期繳自日軍的各種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以及極少數量的山炮、野炮，沒有坦克，沒有飛機，更沒有作戰艦艇。

　　蔣介石控制著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控制著全國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著幾乎全部的現代工業，軍火工業也有相當規模。而中國共產黨方面，卻只有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爾濱外沒有一個大城市，經濟上主要依靠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只靠肩挑、背扛、大車拉、小車推，軍工生產基礎極為薄弱，只能製造遠不能滿足作戰需要的機步槍彈、手榴彈、炸藥以及極少數量的迫擊炮。當時人們往往把這些自製的彈藥加上一個「土」字，來說明它的技術性能之落後。

　　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蔣介石敢於發動這場大規模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據統計，僅國共停戰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國政府就向國民黨政府提供了價值十三點五億美元的各種物資。美國總統杜魯門承認，美國在抗戰勝利後給予蔣介石政府的物資援助，是抗戰勝利前美國援華物資的兩倍。美國前後為國民黨軍隊訓練了各種技術軍官十五萬人，重新裝備了四十五個陸軍師（旅），為空軍配備了各類飛機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戰勝利後移交給國民黨軍隊的。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又向國民黨軍移交了艦艇一百三十一艘。從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國海、空軍幫助輸送到內戰前線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十四萬人。大規模內戰爆發前夕，美國國務院除向國會提出《繼續對華軍事援助法案》請求通過外，又著手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準備把儲存在西太平洋的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戰爭剩餘物資以五億美元的低價出售給國民黨政府。

　　蔣介石對發動這場大規模內戰充滿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會議上，他告訴他的部下：「我們軍隊的長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有特種兵以及空軍、海軍，而共產黨沒有這些兵種。」他還提出「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聲稱「因為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而是他們匪軍則絕對沒有的」，因此「我們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

　　戰爭是敵對雙方實力的競賽。面對國共雙方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中國人民解放軍能不能戰勝蔣介石軍隊的大規模進攻？這是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首先需要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作出回答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已成為解放區軍民心目中感到憂慮的中心問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信中，明確地指出：「在解放區軍民中目前的中心問題不是對美蔣的幻想問題，存在這種幻想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向軍民描寫美蔣怎麼厲害，怎麼凶，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後則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區軍民心目中的中心問題是能否勝利與如何取得勝利。」

　　面對這個重大問題，毛澤東是怎樣考慮的？他充分看到蔣介石在軍事、經濟力量方面所佔有的優勢，尤其是美國大力支持這個優勢，這是一個方面；但他堅持對事物採取分析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蔣介石存在的種種弱點和自己的種種優勢，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戰中取得的巨大發展，已遠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可比。

　　正是根據對雙方力量對比的這種清醒的認識，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第二個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對前面所說的這個重大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我黨我軍正準備一切，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借此以爭取和平。蔣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我們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因此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

　　怎樣去「戰勝蔣介石」呢？毛澤東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

　　在軍事方面，他強調兩個要點：一是「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為了打好運動戰，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二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當著敵人使用許多個旅（或團）分幾路向我軍前進的時候，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擊敵軍的一個旅（或團）。這個旅（或團），應當是敵軍諸旅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他指出這種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在蔣軍武器加強的條件下，這是「我軍必須特別強調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並為此規定了黨在農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國民黨軍隊中必須團結、爭取、孤立的階級、階層和人員。

　　在經濟方面，他要求「必須作持久打算，必須十分節約地使用我們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力戒浪費」。要「努力生產」，要「依靠自力更生，立於不敗之地」，要「艱苦奮鬥，軍民兼顧」。

　　單單這些還不夠。為了使人們認清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虛弱本質，樹立起必勝的信念，需要提出一個簡單明瞭、使人一聽就明白並能記住的基本觀點，那就是毛澤東向正在延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所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國籍的進步女記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從三藩市來到上海轉往北平，接著乘軍調部的飛機到達延安採訪。她在延安住了幾個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許多領導人廣泛接觸，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的情況已有相當的了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時，延安雨後初晴。在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斯特朗見到了毛澤東。陪同她去的，一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一個是長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國醫生馬海德，擔任臨時的翻譯工作。聽到斯特朗來了，毛澤東走出窯洞門口，來到院裡歡迎。為了表示對客人的禮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藍布衣服。他們一起坐在窯洞前蘋果樹下的一張石桌周圍，娓娓而談。

　　毛澤東是不放鬆任何一個機會來作調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詢問了許多美國國內的情況。斯特朗驚奇地發現：「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接著，毛澤東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問題。他談話的中心點，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列舉俄國沙皇和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例子，來說明這些反動力量從表面上看是強大的，可怕的，但從長遠的觀點看，從本質上看，「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當斯特朗問到對美國使用原子彈的看法時，毛澤東爽朗地回答：「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原子彈當然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毛澤東最後又談到蔣介石發動的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前景。他十分堅定地告訴斯特朗：「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吃飯後，他們又接著談下去，直到午夜。

　　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關於「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的論斷，一提出來，立刻傳遍國內外，深入人心，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年，斯特朗在《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這篇文章中，懷著深厚的感情回憶起這次談話。文章說：「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時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現在這已成為有歷史意義的歷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這次談話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談話開始後不久，斯特朗發現附近二十多米的草叢中有響動，吃驚地問：「那兒有誰？！」「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澤東笑著回答：「他大概是對我的外國客人產生了好奇心。」這件小事給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後她回憶說：我很少見過這樣能和周圍環境打成一片的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蔣介石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的前夕，毛澤東對國內形勢作了如下分析：「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根據這個判斷，毛澤東得出結論：「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

　　全面內戰成為事實後，七月二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中又進一步指出：「蔣介石破壞停戰協定，破壞政協決議，在東北占我四平、長春等地後，現在又在華東、華北向我大舉進攻，將來亦有可能再向東北進攻。只有在自衛戰爭中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可見，即使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的初期，直到這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仍在力爭實現國內和平的局面，進行自衛戰爭的目的仍是為了恢復國內和平。

　　怎樣去爭取自衛戰爭的「大勝」呢？鑒於蔣介石已經發動全面內戰，毛澤東決心用半年左右的時間，在南線和北線分別組織幾次強大的攻勢，殲滅大量敵人，擴大解放區，以此逼迫蔣介石知難而退，恢復國內和平。根據這個決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和各戰略區領導人多次磋商後，通盤籌劃，擬定出南北兩線的作戰計畫（這個作戰計畫，經過實踐中的探索，後來都作了比較大的調整）。

　　在南線：

　　處在被國民黨軍隊重兵包圍下的中原軍區李先念、鄭位三部以「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為基本行動目的，立即組織突圍。由於中原軍區東部的鄂東、皖西是國民黨預有準備的築壘地帶，北部則東西向的河流較多，在國民黨軍隊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雖也有國民黨軍堵截，但地域廣闊，便於機動，便於就糧，而且鄂西北、豫陝邊地形複雜，高山峻嶺，便於分散堅持，如果情況十分緊張，還可分向陝南、湘鄂川邊突進和向陝甘寧解放區、太嶽解放區轉移。根據這樣的分析，毛澤東批准了中原軍區的建議，決定他們除以一部分部隊就地堅持，一部分部隊以蘇皖邊解放區為目的地向東突進外，主力三萬多人分兩路西進，越過平漢路，直趨鄂西北及豫陝鄂邊地區。

　　在毛澤東考慮中的南線作戰計畫，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後準備以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五萬人、山東野戰軍主力五萬餘人、華中野戰軍主力四萬人，分別出擊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兩側地區和蚌埠、浦口段及其東側地區，在野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戰勝利後（不一定要取得開封、徐州），可考慮以晉冀魯豫和山東兩軍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一線挺進。這是一個大踏步挺進的計畫。毛澤東指出：「這一計畫的精神著重向南，與蔣的計畫著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於被動地位」，「這一計畫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紮穩打，並不冒險」，「如能渡淮而南，即可從國民黨區域徵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

　　在北線：

　　提出了一個奪取「三路四城」的計畫。準備以晉察冀野戰軍主力和晉綏野戰軍主力協同作戰，逐一佔領平漢、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門（石家莊）、太原、大同四城，而將冀東、熱河作為鉗制方向。毛澤東向華北部隊提出：「在國民黨大打後，你們的基本任務是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這個計畫的實施次序，後來在設想中又演變為：第一步奪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奪取平漢北段，相機佔領石家莊、保定；第三步轉用主力於正太路，相機佔領太原。毛澤東在電報中要求：「須準備六個月或較多時間，但是必須完成此任務」，「所有對平漢、同蒲、正太三路之進攻，均是攻城戰，望立即訓練攻城技術，多備黃色炸藥。」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兩線的作戰計畫外，毛澤東還要求中共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本著「一心一意準備以長期艱苦奮鬥去取得和平的總方針」，抓住停戰時機，通過加緊進行軍事、政治、群眾工作多方面之準備，以「增加革命力量，減少反動力量，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於我有利的變化」。而在目前則應採取「敵不攻我，我亦不攻敵，保持平靜」的方針，以爭取時間。他十分強調東北應準備持久戰爭，提倡自力更生，告訴即將去蘇聯治病的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東北鬥爭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蘇方提出「過高與過多要求」；「關內應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蘇方「作任何要求」。

　　在從事軍事部署的同時，毛澤東仍力圖以戰爭勝利來謀取恢復國內和平。他從「大概半年之後又可能和」的估計出發，要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駐南京代表團按照「繼續爭取長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進行工作」，並指出：「如不可能則爭取再延長休戰時間。」

　　大規模內戰的戰火，首先在中原地區燃燒起來。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國民黨軍鄭州綏靖公署和武漢行營所屬的八個整編師另兩個旅共三十萬人，在武漢、西安兩地空軍直接支援下，向中原軍區部隊集結的以宣化店為中心的方圓不足百里的地域發動進攻。中原軍區主力按預定部署分兩路向西突圍，於二十九日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線合圍圈，越過平漢鐵路，擺脫國民黨軍的多次圍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難，於七月底八月初分別進到陝南和鄂西北地方，創造新的遊擊根據地。其中，由王震率領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陝甘寧邊區。

　　中原軍區主力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對各解放區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為作好自衛戰爭的準備爭取了時間。因此，對中原軍區部隊的勝利突圍和王震部回到陝甘寧邊區，毛澤東十分欣慰，多次致電李先念、鄭位三加以慰勉，指出這是戰略上的偉大勝利，極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著老解放區的作戰。九月三十日，毛澤東還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歡迎會，歡迎歸來的三五九旅指戰員。

　　「慎重初戰」，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作戰原則，在重要戰略轉折關頭更是如此。在組織中原部隊突圍的同時，他密切注視著南線敵情的變化，不斷同南線各區領導人磋商原定的三軍進擊津浦路的計畫，並根據情況的變化加以調整。

　　在這個計畫擬定後的短短幾天中，他接到周恩來從南京發來的國民黨軍隊即將向各解放區、特別是蘇中和蘇北發動大規模進攻的重要情報，又先後接到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電報，以及華中張鼎丞、鄧子恢、粟裕、譚震林會商後於二十九日聯名發出的電報。這兩份電報列舉蘇中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後，建議在津浦路作戰的第一階段中，華中野戰軍主力仍留置蘇中迎擊來犯的敵軍，依託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爭取先在內線打一、兩個勝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戰；待津浦路作戰進入晉冀魯豫、山東兩軍渡淮作戰的第二階段時，華中野戰軍主力再加入這個作戰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陳毅、舒同也致電中央和劉鄧，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戰可能出現的不利局面，建議淮北、淮南兩地的野戰軍仍應各自獨立作戰，山東、太行、華中各軍仍沉著應變，作充分準備，以便大舉。

　　毛澤東審慎地分析了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全面進攻的形勢，認為這些建議「似有理由」。他當機立斷地先後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致南線各戰區領導人，對南線作戰部署作了調整，指出：膠濟、徐州、豫北、豫東、蘇北之頑可能同時向我進攻，我軍要「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甯周午文稱：蘇北大戰即將開始，蔣軍將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東、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時動作，先求解決蘇北，然後打通津浦、平漢。」「在此情況下，待敵向我蘇中、蘇北展開進攻，我蘇中、蘇北各部先在內線打起來，最好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弱點，然後我魯南、豫北主力加入戰鬥，最為有利。」毛澤東還告訴他們：「一切作長期打算，爭取最後勝利。」

　　顯然，「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對原定的三軍進擊津浦路然後渡淮而南的外線出擊計畫是一個重要修改。從毛澤東的幾個電報中可以看出，他認為作出這樣修正有兩個好處：一是「在政治上更為有利」；二是便於「看出敵人弱點」。這兩點，正是戰爭指導者在戰爭初期必須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則。根據毛澤東確定的「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方針，華中野戰軍、山東野戰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分別在蘇中戰場、淮北戰場和豫皖蘇、魯西南戰場取得了重大勝利，其中較著名的戰役有：華中野戰軍遂行的蘇中戰役，七戰七捷，一個半月中殲滅國民黨軍六個旅；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定陶戰役，全殲國民黨軍一個整編師及另兩個整編師各一部。隨著內線作戰的不斷取得勝利，毛澤東一再推遲原定的外線出擊的時間，要求南線各軍在內線更多地殲滅敵人，為爾後轉入外線作戰創造條件。

　　在北線，毛澤東擬定的半年內外奪取「三路四城」的作戰計畫，經過一段曲折的實踐過程後，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為了報復山西閻錫山部對太嶽解放區的進攻，並為此後迎擊傅作義部可能向綏東地區的進攻，晉綏軍區並指揮晉察冀軍區一部分部隊，已在同蒲路北段發起晉北戰役，連克崞縣、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隨後，根據毛澤東擬定的「三路四城」計畫，晉察冀軍區主力自平漢路西調，會同晉綏軍區部隊準備奪取大同。

　　毛澤東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決策，但對這樣一座經過日軍長期設防的工業城市能否攻克仍抱著審慎的態度。當得知晉察冀軍區部隊遲遲未能攻克大同週邊的應縣後，他立刻致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和副政委劉瀾濤，詢問他們：「應縣久攻未下，你們對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結果將如何？此種可能性應當估計到。」

　　為了答覆毛澤東的詢問，大同前線在第二天召開有各縱隊領導人參加的陽高會議進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了會議的結論：「一致認為攻佔大同對今後各方執行任務均為有利。」「大同（敵）總兵力不強，但工事堅固是其特點，故須在技術上充分準備方可奏效。」「對大同擬強攻及坑道進行，我們與晉綏已有一些準備，並繼續加強中。」這樣，首先奪取大同的決心就確定了下來。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戰正式發起，但部隊傷亡很大，進展緩慢，到九月四日才肅清城周各據點和城關。從九月三日起，傅作義部以主力東犯集寧，增援大同。攻城指揮部調轉主力還擊傅部，又因各種原因，不但未能達到殲敵目的，而且集寧失守，大同亦難再攻。攻城部隊只能在九月十六日從大同撤圍，轉入休整。

　　大同、集寧之戰，是北線人民解放軍的「初戰」。此戰先後殲敵八千多人，並使部隊經受了鍛煉，但沒有能實現預定的奪取大同的目標，對以後晉察冀戰場的形勢發展影響很大。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這個戰役的失利原因作過這樣的評述：「從實踐的結果來看，發起大同戰役，有考慮不當之處。因為大同敵人的兵力雖不雄厚，而城防設施是頗為堅固的。當時我軍既沒有重武器配備，又缺乏攻堅戰經驗，哪裡有把握攻下大同？在當時裝備很差的條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後打強的。」

　　大同撤圍後，解放軍控制的華北重鎮張家口已處於國民黨軍隊從集寧和北平兩面夾擊的不利態勢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副司令員蕭克根據實際情況，先後兩次致電中央軍委，提出對張家口只作「掩護戰鬥，不作堅守」，而以軍區主力集中於張家口、南口之間尋殲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敵的建議。毛澤東總結了大同失利的教訓，在十八日覆電批准聶、蕭的建議，並指出：「此種殲敵計畫是在保衛察哈爾之口號下進行動員，但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每次殲敵一個團二個團，並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幾個團鉗制諸路之敵，集中十個至十五個團即有可能殲敵一個旅（兩個團）。」這樣，毛澤東就已在實際上改變了「四路三城」的計畫，而採取內線作戰的方針了。

　　人對客觀事實的認識常常需要有一個過程。南北兩線初期作戰的實踐，為毛澤東提供了許多新經驗，使他對指導作戰的認識有了發展和變化，主要是：在敵強我弱的基本條件下，人民解放軍只有依託解放區的有利條件，實行內線作戰，主動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斷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縮小雙方力量對比的差距，才能最終改變戰略上敵攻我防、敵主動、我被動的不利態勢。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內戰爆發後的最初的四個月。它在解放戰爭歷史上處於極為重要的地位。

　　毛澤東在全面內戰開始時所作「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這種預測是不是符合客觀實際？用什麼方法去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戰爭的發展過程和結局會是什麼樣子？這一連串問題，經過頭四個月戰爭實踐的反覆探索，已經從事實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個月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三十二個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裝備的部隊，連同被殲滅的非正規軍，總數達三十萬人。其中，起義、被俘的和斃傷的約各占一半。四個月中，人民解放軍損失兵員十二萬人，其中負傷的占九萬多人。國民黨軍隊的損失是解放軍的二點四倍。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國民黨士兵，大多轉為人民解放軍戰士，成了人民解放軍兵員的重要來源之一；人民解放軍方面雖也有被俘的，但為數甚少，僅占兵員損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國民黨軍隊沒有也不敢將他們補入部隊。二是解放軍損失的兵員中，約百分之八十屬於負傷，負傷人員中又有大約百分之八十治癒後仍然回到部隊，而國民黨軍方面很少有傷癒歸隊的。所以，雙方頭四個月實際損失兵員數的對比，遠遠不是三十萬對十二萬。

　　在四個月戰爭中，國民黨軍佔領了解放區縣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張家口、菏澤、淮陰、安東（今丹東）這些當時解放區的中心城市。解放軍方面只收復或攻佔了四十八座縣城，得失相較，解放軍丟失了一百零五座縣級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個月戰爭，進一步暴露了蔣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圖過大之間的矛盾。蔣介石共有正規軍八十六個整編師（包括未經整編的軍）、二百四十八個旅，戰爭第一個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動用了六十八個師、一百九十三個旅，其中擔任第一線攻擊任務的是二十六個師七十二個旅。到戰爭第四個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蔣介石動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個師二百零九個旅，其中擔任第一線攻擊任務的是四十三個師一百一十七個旅。這就是說：一，蔣介石作為戰略預備隊而留置在後方的兵力，已由戰爭初的五十五個旅減少為三十九個旅。二，在投入內戰前線的二百零九個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個旅，用於「清剿」他們日益擴大的佔領區，相應地減弱了用於第一線進攻的機動兵力。

　　這就是經過四個月戰爭後軍事形勢的基本狀況。

　　怎樣看待這一形勢？蔣介石和毛澤東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

　　蔣介石認為自己進行的是「現代作戰」。他的根本觀點是：「無都市即無政治基礎，無交通就無政治動脈」，所以，「最要緊的莫過於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要求部隊「必須把匪軍所佔領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據點一一收復，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據地」而成為「流寇」，然後加以「清剿」。現在，在佔領解放區一百零五座城市後，他以為自己已取得重大勝利，他的戰略目的已接近實現。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達恢復徵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佔領張家口的當天，就宣佈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準備出任「總統」。不久，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下達了進攻延安的命令。這樣，蔣介石就完全關閉了和平談判的大門。

　　但是，一貫重視人在戰爭中的作用而特別重視打殲滅戰的毛澤東，卻從這些數字中得出了同蔣介石恰好相反的結論。

　　還在十月一日，毛澤東全面總結了三個月戰爭實踐的經驗，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對時局的指示上說：『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個月的作戰，業已證明此項斷語是正確的。」

　　「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區進攻的全部正規蔣軍，除偽軍、保安隊、交通警察部隊等不計外，共計一百九十幾個旅。此數以外，至多再從南方抽調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後即難再調。而此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過去三個月內，已被我殲滅二十五個旅。」

　　「蔣軍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須以差不多半數任守備，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一方面，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後一個時期內的任務，是再殲滅敵軍約二十五個旅。這個任務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蔣軍的進攻，並可能部分地收復失地。可以預計，在殲滅第二個二十五個旅這一任務完成的時候，我軍必能奪取戰略上的主動，由防禦轉入進攻。那時的任務，是殲滅敵軍第三個二十五個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復大部至全部失地，並可以擴大解放區。那時國共軍力對比，必起重大變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在今後三個月內外，繼續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的偉大成績，再殲敵二十五個旅。這是改變敵我形勢的關鍵」。

　　這裡，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當時還處於戰略防禦階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國共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變化後，人民解放軍將轉入戰略進攻，而實現這種戰略轉折的關鍵在於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毛澤東清楚地看到和談的大門已被蔣介石完全關死，中國人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經過戰爭推翻蔣介石的統治，才能在中國獲得真正的和平。這是毛澤東在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是他從抗戰勝利後一年多來的事實中得出的結論。它對中國共產黨下決心領導中國人民去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根據這個判斷，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國民大會」召開的第二天，毛澤東致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要代表團主要領導人周恩來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數人同國民黨繼續保持某種接觸。

　　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向全黨指出：

　　「蔣介石日暮途窮，欲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集團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的軍隊在被我殲滅了三十五個旅之後，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即使用突襲方法佔領延安，亦無損於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總之，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指示中，毛澤東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來代替前一階段一直使用的「自衛戰爭」。這不只是一個概念上的變換；毛澤東是把它同蔣介石「自走絕路」連繫在一起的。在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以後，毛澤東又觀察了四個多月。隨著蔣介石不顧一切地攻佔張家口和單方面宣佈召開「國民大會」，實現國內和平已經不再可能，客觀形勢迫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別無選擇，只有下決心以戰爭為手段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來結束了同國民黨歷時一年多的談判，率中共代表團多位成員回到延安。誰都看得出來，中國國內政治局勢已發展到一個新的轉折關頭。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報告了國共談判的經過。毛澤東接著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方針是一無自由，二要消滅，他是不允許共產黨在保持一塊地方的條件下簽訂城下之盟的。因此，「我們的方針是戰爭的方針，這是確定了的。」毛澤東指出：過去幾個月內消滅了國民黨軍三十八個旅，使有些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停止了進攻，證明打殲滅戰是可能的，也是能夠改變戰局的。毛澤東為解放戰爭的發展勾畫了一張大致的藍圖，說：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國民黨軍七八十個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國七八年中援助蔣介石的所有積蓄，使國共雙方的力量達到平衡。「達到平衡後就很容易超過。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後就可以再向長江以南」，大約用三到五年的時間達成這一目標。毛澤東還指出：當然，我們還是應該把事情估計得嚴重些，我們不但要準備三到五年，還要準備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視他們，非此不足以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另一方面，又要重視他們，每一仗都要謹慎。對於現在是不是要馬上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毛澤東主張可以按這個目標去做，但不必急於提出這個口號。

　　一個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推動下，在全民、全黨、全軍的奮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來了。

三十三、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在決心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方針確定後，毛澤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揮作戰上來。怎樣作戰才能取得勝利？他從戰爭初期的實踐中獲得的最重要的認識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時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級指揮員不論在戰役上或戰術上，都必須切實運用這一作戰方法，而且「必須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的兵力」。強調指出：只有這樣徹底大膽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殲敵」。

　　各戰場的解放軍，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部署，繼續依託解放區的有利條件，機動靈活地實行內線作戰，不斷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勝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較多，戰役規模比較大，因而殲敵數量也比較多的是華東戰場。

　　華東地區，包括山東和蘇皖兩大解放區。四個月來，國民黨軍隊由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揮，以損失八萬人為代價，攻佔了蘇中、淮南、淮北地區和魯南解放區的部分地區，打通了膠濟鐵路，對蘇北和魯南形成一個長達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圍態勢，並對聯結蘇魯的樞紐──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構成直接威脅。

　　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在淮北和蘇中戰場上殲滅敵軍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時，逐步收縮後撤，於九月十九日放棄蘇皖解放區首府淮陰。兩軍會師於淮陰以北，進行休整補充，準備再戰。

　　這兩個野戰軍的會師，集中了將近十萬人的兵力，力量相當雄厚，為下一步打較大規模的殲滅戰準備了必要條件。但此時，在東台到嶧縣的弧形戰線上，國民黨的徐州綏靖主任薛岳配置著四個作戰集團二十五六個旅約二十餘萬兵力，不斷發動攻勢，不但在戰略上，而且在戰場上都掌握了相當大的主動權。要大量殲敵，困難極大，形勢是嚴峻的。

　　毛澤東認為，改變戰局的關鍵，仍在爭取更多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從全國範圍來看，這時主要要靠華東、晉冀魯豫兩大主力的協同作戰。因此，他要求山東和華中兩個野戰軍「於二至三個月內務殲薛岳七至十個旅」，並指出只要達成這個任務，「就定能轉變局勢，收復兩淮，並準備將來向中原出動」。根據這個設想，毛澤東同陳毅、粟裕、譚震林等頻繁磋商，強調：

　　一，山野、華野應集中作戰，開展戰局，「不要分兵打兩個敵人，必須集中打一個敵人」。

　　二，會師後的第一仗必須打勝，因此要慎重選定殲擊目標，掌握戰機，精心組織。

　　三，為保證行動的一致，山野、華野兩個指揮部「亦應合一」，建議「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譚震林為副政委」，「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負責」。毛澤東還告訴陳毅、栗裕、譚震林以及華中分局、華中軍區領導人張鼎丞、鄧子恢、曾山：領導人的「團結協和極為必要」，因此「你們六人經常在一起，以免往返電商貽誤戰機」。

　　四，部隊集結休整的地點應選擇在距敵較遠的地區，以便誘敵深入，造成可乘之機，然後集中全力加以殲滅。

　　五，晉冀魯豫野戰軍的作戰，主要以拖住國民黨第五軍和整編第十一師不使加入魯南為原則，以緩解華東作戰的困難。

　　這些意見，尤其是集中兩個野戰軍在一個方向作戰、實行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的主張，體現了毛澤東在戰爭逐步向解放區中心推移時怎樣打大殲滅戰的指導思想，對華東解放軍以後的作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軍隊採取了避實擊虛的作戰方針，行動謹慎，力戒冒進，在十、十一兩個月中，只對蘇北、魯南地區進行了若干次有依託的、規模不大的短距離進攻。所以，山東和華中野戰軍基本上仍處於分別迎擊敵軍的狀態，各自進行了幾次以殲敵一旅左右為目標的戰役，共殲敵約三萬人，並沒有能立刻實現預期的大規模殲敵的目標。

　　十一月中旬，國民黨政府的「國民大會」開幕。為了給這個會議壯聲勢，蔣介石決定從鄭州綏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調精銳主力整編第十一師改歸徐州綏靖公署指揮，命令薛岳立即組織一次對蘇北地區的大規模攻勢，並限定在攻勢發起後半個月內「結束蘇北戰事」。

　　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徐州綏靖公署擬定了一個以二十五個半旅約二十萬人分四路會攻蘇北的作戰計畫：以五個旅由東台向北進攻鹽城、阜寧；以五個旅，其中包括號稱「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由淮陰北攻漣水；以六個半旅，其中包括號稱「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十一師，由宿遷分向沭陽、新安鎮進攻；以九個旅，其中包括機械化裝備的第一快速縱隊進犯臨沂。四路中，又以從宿遷和淮陰出犯的兩路為主力，企圖迫使華東地區的人民解放軍在蘇北的狹小地區同它決戰，或北移山東。進攻行動統一在十二月十三日開始。

　　這時，放在山東和華中兩個野戰軍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哪一路國民黨軍隊作為首先集中打擊的對象。十二月六日，陳毅得到整編第十一師正向宿遷開進，準備會同在宿遷的整編第六十九師進攻沭陽，以及其他各路國民黨軍隊將同時配合行動的情報後，立刻向中央軍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殲擊宿遷出犯之敵的初步構想。十二日，粟裕自鹽城前線北進，同陳毅見面。在陳毅主持下，召開包括華中軍區領導人在內的作戰會議，最後確定殲擊宿遷出犯之敵的決心和部署，一面組織部隊開進，一面上報軍委。十五日，毛澤東迅速批覆了陳、粟的部署，並要求他們：「情況望隨時電告。」

　　十二月十三日，從宿遷出發的國民黨軍隊六個半旅分兩路向北、向東，以新安鎮、沭陽為目標發起進攻。山東野戰軍主力和華中野戰軍一部，立刻按照陳、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隱蔽地向戰區開進。十五日晚由山野參謀長陳士矩指揮的右路軍突然向處在對方左路的整編第六十九師三個半旅實行穿插合圍；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編六十九師和十一師之間的結合部，把它們分割開來。經過兩天激戰，在十九日上午全殲整編六十九師，該師中將師長戴之奇自殺。整編十一師星夜撤回宿遷。這一仗通常稱為宿北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二萬多人，是山野、華野會合後共同進行的第一個規模較大的殲滅戰。它對以後這兩支野戰軍彙集成一個強有力的拳頭，來實現毛澤東打大殲滅戰的戰略意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當戰役已取得決定性勝利時，毛澤東先後發出兩份電報，在表示祝賀的同時，又向他們提出下一步的任務，那就是集中主力進行魯南戰役。電報說：「此戰勝利，整個蘇魯戰局好轉。漣水暫失，將來可以收復，也一定要收復。但第二步作戰似宜集中主力殲滅魯南之敵，並相機收復嶧、棗、台，使魯南獲得鞏固，然後無顧慮地向南發展，收復蘇中、蘇北一切失地。」在剛打完一場大仗後，立刻提出這樣的任務，實行起來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澤東告訴陳粟：如指戰員感覺久戰疲勞及傷亡過大，則應鼓勵士氣，並將部隊就火線上編並，以利續戰。

　　宿北戰役後，宿遷和嶧棗的國民黨軍隊已轉入防禦，但由淮陰、淮安、東台出犯的整編七十四師等部在佔領鹽城、漣水後，正繼續向北推進。在這種情況下，華東人民解放軍下一步的作戰方向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南下迎殲正在北進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等部；二是渡過運河，西出淮北，以調動運河以東的敵軍回援運河以西，求殲援敵；三是回師殲擊魯南之敵。在研究作戰方案時，毛澤東告訴華中、山東領導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內線多殲滅幾部分敵人再轉外線作戰更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陳毅、粟裕最後下定了以迅速的動作回師，求殲魯南敵軍，解除後顧之憂，再行南下的決心，並上報軍委。這正是毛澤東的意圖所在。二十五日，毛澤東批准陳、粟這個決心，告訴他們：「魯南戰役關係全域。此戰勝利，即蘇北各城全失，亦有辦法恢復。」要求他們集中主力並有必要的準備時間，「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殲滅戰」；第一仗以先打魯南敵軍主力整編第二十六師為宜，以爭取全域好轉。

　　根據這一決心，陳毅、粟裕等置淮陰、漣水地區國民黨軍隊的北進於不顧，集中主力星夜隱蔽北上，會同原在魯南的部隊，在一月二日發起魯南戰役。歷經十八個晝夜的激戰，這個戰役在一月二十日勝利結束，共殲滅國民黨軍隊整編第二十六師、第一快速縱隊以及整編第五十一師，計兩個師部、五個旅共五萬多人，俘虜中將師長馬勵武、周毓英以下三萬六千多人，繳獲一百零五毫米榴彈炮四十八門，山炮、野炮四十一門，坦克二十四輛，汽車四百七十四輛，使華東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得到很大改善，完滿地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作戰任務，取得在魯南打「更大的殲滅戰」的勝利。

　　魯南戰役結束後幾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開會議，討論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

　　這個指示明白地宣佈：「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鬥爭。」他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目前軍事形勢已向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同時，蔣介石區域的偉大的人民運動發展起來了。指示中說：「解放區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和蔣管區人民運動的發展，預示著中國新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民大革命毫無疑義地將要到來，並可能取得勝利。」

　　政治局進行討論時，毛澤東說：發這個指示很需要。這種文件，去年還不能發。總的形勢，是說革命高潮要來了。這種革命高潮在半個世紀中只有過幾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戰爭。「革命動力是兩個戰線，解放區與蔣管區人民運動，而以解放區為主。解放區勝利愈大，高潮來得愈快。」他又說：「我們的文件沒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為我們沒有提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推翻蔣介石的口號。」會議快結束時，他再一次發言，提出要「使一切沒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說：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幾年解決？可以的。「現在解決也可以，如果太遲，要犯很大錯誤。」他談到：革命勝利的時間，還要準備相當長，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過了一年半。這個指示在幹部中應該普遍散發，但不公開發表。

　　這是中共中央根據一年多來的形勢發展，第一次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來了。

　　魯南戰役後，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按照毛澤東關於集中統一以打更大規模殲滅戰的要求進行合編，組成華東野戰軍，下轄十一個步兵縱隊，並用從國民黨軍手裡繳來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車和俘獲的技術兵組建了一個特種兵縱隊，全軍共二十七萬人；並按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精心籌劃，繼續實行內線作戰。華東野戰軍主力出敵不意地隱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發動了萊蕪戰役，一舉殲滅正從萊蕪大舉南下的國民黨軍第四十六、第七十三兩個軍六個師及第十二軍一個師共七個師（旅）五萬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將軍長韓浚，粉碎了國民黨軍隊準備在山東戰場上南北夾擊華東野戰軍主力的計畫。接著，華東野戰軍主力又掉頭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魯中的孟良崮山區一舉全殲驕橫不可一世、被譽為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擊斃中將師長張靈甫。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華東戰場上取得的改變戰局的巨大勝利，表明解放軍的戰鬥能力已得到明顯提高，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極大的震動和混亂。

　　在精心組織指揮華東人民解放軍不斷殲敵的同時，毛澤東還籌劃了在其他戰場上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的戰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軍即將結束戰略防禦而轉入戰略進攻之際，毛澤東在為新華社起草的《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社論中寫道：

　　「蔣介石的軍隊，無論在哪個戰場，都打了敗仗。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共計十一個月中，僅就其正規軍來說，即已被殲滅約九十個旅。不但去年占長春、占承德、占張家口、占菏澤、占淮陰、占安東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沒有了，就是今年占臨沂、占延安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也沒有了。蔣介石、陳誠曾經錯誤地估計了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和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方法，以為退卻就是膽怯，放棄若干城市就是失敗，要想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關內問題，然後再解決東北問題。但在十個月之後，蔣介石全部進犯軍已經深入絕境，被解放區人民和人民解放軍所重重包圍，想要逃脫，已很困難。」

　　這時，為了擺脫戰線日益延長而兵力日益不足這種被動的困境，蔣介石已縮小進攻的正面，在東北、晉察冀、晉冀魯豫戰場上改取守勢，而抽調兵力加強到山東和陝北兩個戰場上去，力圖先控制這兩個地區，再集中兵力解決華北和東北。當山東戰場的戰鬥正在激烈地進行的同時，蔣介石發了狠心，嚴厲要求部屬一定要對「匪軍老巢」延安實行「犁庭掃穴，切實佔領」。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譽為「革命聖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寶塔山，吸引著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和愛國民主人士，而成為蔣介石集團的眼中釘。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蔣介石將握有重兵、長期坐鎮西北、圍困著陝甘寧邊區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確定了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基本設想。二十八日，他又飛到西安，召集西安軍政負責人開會，研究確定進攻延安的具體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旅以上軍官參加的作戰會議，傳達西安會議的決定，確定在洛川組織前進指揮所，統一指揮西安綏靖公署（由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改稱）所屬各部的進攻行動。

　　國民黨軍隊用來進攻陝甘寧邊區的總兵力共三十四個旅二十五萬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轄的十五個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進，擔任主要突擊；並以五個旅維持後方兼充戰略預備隊；以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等部自甘肅、寧夏向東南，以鄧寶珊部自榆林向南，擔任輔助突擊。企圖一舉攻佔延安，摧毀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東渡黃河，再在華北同人民解放軍進行決戰。

　　當時，在陝北戰場上的人民解放軍，只有正規軍一個縱隊（轄兩個旅），還有兩個旅，加上三個兼警備區（軍分區）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約三萬人，同進攻的國民黨軍相比，兵力上裝備上都居絕對劣勢。形勢十分嚴峻。

　　在得到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進攻的情報後，毛澤東召開了幾次中央會議，對局勢作了分析：蔣介石這次進攻，絲毫不是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強有力，而是顯示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都已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中。為了抽調兵力組織這次進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區只留置四個旅，協同閻錫山進行防禦，在後方的隴海鐵路以及從西安到蘭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虛，完全是「孤注一擲」，「帶著慌亂精神」。毛澤東正確地作出判斷：蔣介石組織這次進攻的軍事企圖是「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並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後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其各個擊破之目的」。根據以上分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須用堅決戰鬥精神保衛和發展陝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的決心，並據此確定：急調晉綏軍區第二縱隊王震部（兩個旅約萬人）自呂梁地區西渡黃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軍序列；西北人民解放軍必須從長期戰爭著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當前，應誘敵深入，必要時主動放棄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區周旋，陷敵於十分疲憊、十分缺糧的困境，然後乘機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殲擊，以達到鉗制並逐步削弱胡部，從戰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區作戰，最終奪取西北解放戰爭勝利的目的；駐延安的黨政機關及群眾立即緊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已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毛澤東派彭德懷到南線視察部隊的戰備情況，並傳達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劉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機關人員自棗園北上子長縣的王家坪，毛澤東、周恩來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軍總部辦公，並在這裡聽取了彭德懷關於南線情況的匯報，當場研究決定由彭德懷和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到前線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作戰，由周恩來代理軍委總參謀長。

　　為什麼毛澤東要主動放棄延安？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道：

　　「在延安保衛戰打響後的一天晚上，我特地從棗園騎馬急行幾十里趕到三家坪去見毛主席。」「我憂心忡忡地問主席備戰工作到底應該怎樣做？一定要疏散嗎？可否設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點燃了一支煙，轉過來微笑著打開了話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應該攔擋他們進佔延安。你知道嗎？蔣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佔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只要他一佔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首先，全國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蔣介石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禍國殃民，不得人心。這是主要的一面。不過，蔣委員長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佔領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國、全世界宣佈：『共匪巢穴』共產黨總部已被搗毀，現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這樣，也就可以擋住外來的干預。不過這只是蔣委員長自己的想法，是他個人的打算，並非公論。但此人的特點就在這裡。他只顧想他自己的，而別人在想什麼，怎麼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須知，延安既然是一個世界名城，也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這個包袱，那就讓他背上吧。而且話還得說回來，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來，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來而不往非禮也嘛。」

　　對當地的老鄉，毛澤東用更通俗的語言解釋道：

　　「譬如有一個人，背個很重的包袱，包袱裡盡是金銀財寶，碰見了個攔路打劫的強盜，要搶他的財寶。這個人該怎麼辦呢？如果他捨不得暫時扔下包袱，他的手腳很不靈便，跟強盜對打起來，就會打不贏，要是被強盜打死，金銀財寶也就丟了。反過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輕裝上陣，那就動作靈活，能使出全身武藝跟強盜對拼，不但能把強盜打退，還可能把強盜打死，最後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我們暫時放棄延安，就是把包袱讓給敵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來更主動，更靈活，這樣就能大量消滅敵人，到了一定的時機，再舉行反攻，延安就會重新回到我們的手裡。」

　　這個仗怎麼打？他把剛調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黃振堂、副旅長程悅長、團長袁學凱等找到王家坪住處談話時，對他們說：「我們部隊數量和裝備都比不上敵人，因此，我們採取的辦法是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先打分散孤立的敵人，後打集中強大的敵人。好比你面前有三個敵手，一個強手，兩個弱手。你先把兩個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個強的，前後失去了照應，他就孤立了，膽怯了，強手就變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滅了，強的也變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們這次打仗，採用蘑菇戰術。你們的任務，是作磨心，牽敵人，磨敵人，使他們疲勞餓飯，再尋機會殲滅它。一個月殲滅它幾個團，過上一年光景，情況就會好轉。」毛澤東還談到自己準備留在陝北。他說：「我們在延安住了十幾年，都一直是處在和平環境之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怎麼對得起老百姓？所以，我決定和陝北老百姓一起，什麼時候打敗胡宗南，什麼時候再過黃河。我不離開陝北，還有一個理由，現在有幾個解放區剛剛奪得主動，如果蔣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那裡就會增加困難。中央留在這裡，蔣介石就會多下些本錢。這樣，咱們負擔重些，就能把敵人拖住，不讓他走，最後還要消滅他。」

　　三月十一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剛撤離後七小時，國民黨飛機開始大規模轟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綏靖公署前進指揮所主任裴昌會指揮兩個整編軍十五個旅十四萬人開始向北進攻。國民黨飛機四十五架分別從西安、鄭州、太原機場起飛，對延安地區進行大轟炸，投下五十九噸炸彈，延安頓時成為一片火海。有一顆重磅炸彈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前面爆炸了，氣浪沖進居室，沖倒了桌上的熱水瓶，毛澤東仍然若無其事地在批閱文件，不說什麼時候離開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基本上疏散完畢，延安城裡也已可聽到清晰的槍炮聲。毛澤東和周恩來仍在王家坪窯洞裡同剛自晉綏趕到延安的王震談撤離延安後的作戰方針問題。槍炮聲越來越近了，別人勸毛澤東早些走，他說：「走這麼早幹什麼？我還想在這裡看看敵人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他們和王震一直談到黃昏，要彭德懷告訴阻擊部隊立即撤出陣地，並和周恩來、彭德懷察看了王家坪的幾孔窯洞，叮囑道：「把房子打掃一下，文件不要丟失」，才同彭德懷分手，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們的車隊經飛機場、橋兒溝在第二天凌晨到達延川縣永坪鎮西南的劉家渠。接著的幾天中，又經過子長縣的徐家溝、高家嶺、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達子長縣的王家坪同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會合。在這裡，毛澤東從任弼時那裡聽到了山西文水縣年僅十五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在敵人面前英勇就義的事蹟，深受感動，揮筆寫下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的問題同劉少奇等交換意見後，在當天致電晉綏的賀龍、李井泉，告訴他們：「中央率數百人在陝北不動，這裡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二十八日，周恩來去晉西北佈置後方工作，毛澤東、劉少奇等率一部分機關人員轉移到清澗以北石咀驛附近的棗林溝，於二十九、三十日在這裡召開了一次中央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工作；劉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擔負中央委託的任務。隨後，四月十一日，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到山西臨縣，組成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

　　棗林溝會議後，留在陝北的中央機關、解放軍總部工作人員以及警衛部隊共八百人組成四個大隊，統歸「直屬司令部」指揮，由任弼時任司令，化名史林，陸定一任政委，化名鄭位，毛澤東、周恩來分別用李德勝、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戰爭必勝，中國革命必成。「直屬司令部」以「九支隊」為代號。

　　胡宗南的部隊在三月十九日佔領延安後，蔣介石興高采烈地慶祝了一番，還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綬雲麾勳章」，要他立刻指揮軍隊對陝北進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隊在延安地區略事整頓補充後，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進，尋找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決戰，而以整編第二十七師第三十一旅旅長李紀雲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擔任右翼側掩護。他們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軍主力此時正在何方。彭德懷、習仲勳得到這一情報後，決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擊擔任右翼掩護的李紀雲部。二十二日，這個計畫得到毛澤東批准。二十五日，李部進入解放軍設下的口袋。伏擊部隊立即迅速出擊，經過一小時四十分鐘的戰鬥，全部殲滅了這股敵軍，共斃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長、副旅長、參謀長、團長都當了俘虜，伏擊部隊只傷亡二百六十五人。這是西北人民解放軍撤出延安後取得的第一個勝利。二十六日，毛澤東高興地致電彭德懷、習仲勳：「慶祝你們殲滅三十一旅主力之勝利。此戰意義重大，望對全體指戰員傳令嘉獎。」

　　青化砭戰鬥後，胡宗南才發現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在延安東北山區，立刻部署部隊轉向延川、清澗挺進，準備「先切斷黃河各渡口，爾後向左旋包圍匪軍於瓦窯堡附近而殲滅之。」毛澤東分析了胡軍這一行動，認為現在的關鍵是「不怕胡軍北進，只怕胡軍不北進」，因此一面告訴彭德懷、習仲勳應避免同胡軍作戰，除以一部分部隊同它周旋外，主力應隱蔽集結在機動位置待機；一面致電陳賡、謝富治，要他們推遲幾天再發起晉南攻勢，以便讓胡軍放膽北進。毛澤東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軍北進，鑽入延安、子長、清澗、延川之間的山溝裡，人民解放軍就可以發揮自己蔭蔽精幹、靈活機動的特長，利用有利的地形條件和群眾條件，饑疲餓困敵人，然後尋機各個殲滅敵人。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意圖，彭德懷在青化砭戰鬥後，用小部隊不即不離地吸引胡軍在千山萬壑間遊轉了十二天，行程四百餘里，使胡軍疲困，一無所獲。毛澤東在一份電報中作了這樣的描繪：胡軍「以十個旅組成橫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陣，不敢走大路，專走小路，攻安塞，攻兩延，攻瓦窯堡，到處撲空，現已顯現疲困，逃亡頗多。我軍仍在待機擊敵。」

　　四月十五日，毛澤東向彭德懷、習仲勳等發出《關於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的電報，指出：「敵現已相當疲勞，尚未十分疲勞；敵糧已相當困難，尚未極端困難。我軍自殲敵第三十一旅後，雖未大量殲敵，但在二十天中已經達到使敵相當疲勞和相當缺糧之目的，給今後使敵十分疲勞、斷絕糧食和最後被殲造成有利條件。」「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後尋機殲滅之。我軍主力不急於北上打榆林，也不急於南下打敵後路。應向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說明，我軍此種辦法是最後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後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後消滅之。」

　　這以前幾天，總部電臺截獲一個重要情報：駐清澗的國民黨軍整編第七十八師二十四旅的一個團將赴瓦窯堡接防。據此判斷：原駐瓦窯堡的整編第一三五旅將沿公路南下。毛澤東立刻致電彭、習，要他們「乘該旅移動途中伏擊之」。彭、習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時，整編一三五旅果然離瓦窯堡南下，十時左右進到羊馬河以北，早已在此設伏的解放軍立刻迅猛出擊，激戰八小時，全部殲滅該旅，斃俘少將代旅長麥宗禹以下四千七百餘人，取得了撤離延安後的第二個勝仗。

　　羊馬河獲勝後，毛澤東致電彭、習和其他戰略區，指出：「接彭習寒亥電，繼寅有在青化砭殲滅三十一旅主力之後，卯寒又在瓦窯堡附近將敵一三五旅（屬一五師建制）全部殲滅。這一勝利給胡宗南進犯軍以重大打擊，莫定了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這一勝利證明，僅用邊區現有兵力（六個野戰旅及地方部隊），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決胡軍；這一勝利又證明忍耐等候、不驕不躁可以尋得殲敵機會。」

　　殲滅第一三五旅後，西北人民解放軍迅速撤離羊馬河戰場，進入山區，隱蔽休整。胡宗南軍主力又經過幾日「遊行」，數度撲空，攜帶的給養耗盡，疲憊饑困，不得不回到蟠龍基地進行休整補充。此後不久，國民黨軍的飛機偵察，發現有解放軍部隊東渡黃河進入晉綏地區（其實只是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員東渡）。根據這個錯誤判斷，蔣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綏德挺進，並命令榆林鄧寶珊部南下配合，企圖封閉黃河渡口，乘機消滅渡河中的解放軍。四月二十六日，胡軍主力九個旅從蟠龍、永坪分兩路向綏德北進，鄧寶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動策應。

　　密切注視著戰場情況變化的彭德懷，認為良好的戰機出現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將這一情況報告毛澤東，並提出：「我野戰軍本日隱蔽於瓦市（引者注：指瓦窯堡）東南及西南，擬待敵進逼綏德時，圍殲蟠龍之敵。」毛澤東在二十八日六時收到這份電報，立刻覆電批准，並且告訴他：「計畫甚好，讓敵北進綏德或東進清澗時，然後再打蟠龍等地之敵。」

　　蟠龍是胡軍的重要補給基地，工事堅固。守軍整編第一師第一六七旅，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連同地方部隊，守備兵力達七千人。這一仗關係西北全域，很可能是個硬仗，和前兩次的伏擊不同。因此毛澤東採取十分審慎的態度。三十日，他又致電彭、習：要他們「經過精密之偵察，確有把握，方可下決心。」

　　蟠龍之戰能否成功的關鍵在能否於胡宗南援軍趕到前取得從事攻堅作戰所必需的時間，而這一點又決定於援敵的距離，胡部主力距離蟠龍越遠，所需時間就越有保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善於用兵的彭德懷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縱隊的三五九旅為主，又從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調一個排，偽裝成野戰軍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軍保持接觸，緩緩後撤，並在沿途遺棄一部分軍需物資，造成狼狽潰退的假象，使追擊的胡軍敢於放膽北進（到蟠龍戰鬥打響後，這支偽裝主力的部隊又可以轉過來擔任對胡軍主力的阻擊任務）。野戰軍主力則隱蔽集結在蟠龍周圍，進行攻堅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待命發動攻擊。

　　五月二日，正當胡部主力佔領綏德，興高采烈地慶祝「勝利」之際，蟠龍戰鬥突然打響了。激戰到四日二十四時勝利結束，全殲守軍六千七百餘人，活捉旅長李昆崗，繳獲大批糧食、彈藥和其他物資。當放棄綏德倉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趕回蟠龍時，解放軍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動放棄延安後的一個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軍以不足三萬人的兵力，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蘑菇戰術」，同比自己多達十倍的國民黨軍隊從容周旋，三戰三捷，消滅胡軍一萬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軍這支蔣介石的戰略預備隊，有效地策應了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並為西北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對於這段歷史，美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白皮書》曾經作過這樣的評述：國民黨軍「攻佔延安曾經宣揚為一個偉大的勝利，實則是一個既浪費又空虛的、華而不實的勝利」。臺灣一九五九年編寫的《戡亂戰史》也說：在西北戰場上，「戰鬥進行中，我軍因情報搜集無法深入匪區──影響於指揮及部署之行動不小。」而共軍則「始終憑藉其嚴密的情報封鎖，靈活之小後方補給，以避實擊虛，鑽隙流竄──不行主力決戰。尤以陝北原已人煙寥落，匪復利用其地方組織，將僅有之人與物資等可資利用之力量全部撤離，使我軍行動之區，渺無人跡；行軍作戰，均發生極大之困難。」「我軍主力始終被匪牽制於陝北，一無作為，殊為惋惜」。這些事隔幾年、十幾年後所作的評述，倒是多少說出了一些真情。

三十四、轉入戰略進攻

　　在毛澤東的精心籌劃下，從一九四七年七月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了戰略進攻。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是在獨特的形勢中以獨特的方式展開的。

　　這裡說的「獨特形勢」，是指：經過一年作戰，國共兩軍兵力對比的懸殊情況雖然有了很大改變，但強弱形勢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國民黨軍雖然已在幾個戰場上轉入守勢，但在陝北和山東這兩個主要戰場上仍然保持著比較強勁的攻勢。在這種狀況下，捉住戰機，就果斷地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並取得巨大成功。這自然是獨特的。

　　這裡說的「獨特方式」，是指：擔任戰略進攻任務的人民解放軍主力，採取了不要後方，不是正面穩步推進，而是千里躍進的方式；外線作戰和內線作戰同時並存，密切配合，在戰略上雙方形成犬牙交錯的狀態。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也是獨特的。

　　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經歷過長時期的審慎思考。全面戰爭爆發後，他曾三次比較明確地表述了準備在適當時機將解放軍主力轉入外線作戰以實行戰略進攻的基本設想。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他指出：殲滅戰已經經歷了事實的證明，過去幾個月已殲滅國民黨軍三十八個旅。蔣介石的攻勢是可以戰勝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他七八十個旅，就可以使國共雙方的力量達到平衡。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後再向長江以南。毛澤東的這個分析，不但提出了轉入戰略進攻的時機，而且提出了進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肅。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澤東給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員羅榮桓、高崗的一份很長的指定「科長譯」、「閱後付火」的絕密電報。這份電報，對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藍圖作了更全面的描繪。

　　電報首先分析了過去一年作戰的主要結果及當前國共雙方的兵力對比狀況，指出：第一年我共殲敵正規軍九十七個半旅七十八萬人，殲偽軍、保安部隊等雜部二十四萬人，共殲敵一百一十二萬人。目前，敵軍主力仍在南線，連被殲重建者在內，共一百五十四個旅；其中，山東八十八個旅，晉冀魯豫二十六個旅，西北四十個旅。北線敵力較弱，包括殲滅重建者在內，共六十個旅；其中東北二十四個旅，晉察冀、晉綏四十個旅。後方守備兵力三十個旅。全國敵正規軍二百四十八個旅，現有兵員一百五十萬人。此外尚有數量巨大的特種部隊、偽軍、保安部隊以及後方機關人員。一年作戰，敵軍士氣已衰，厭戰情緒高漲，民心尤為厭戰，蔣政權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東有二十七個頭等旅；晉冀魯豫（不包括陳賡部）有十三個頭等旅，十四個二等旅；西北有陝北六個旅（其中四個旅是晉綏西調的），陳賡四個旅，晉綏三個旅；晉察冀有九個頭等旅，四個二等旅；東北（包括察北、冀東）有頭等、二等旅三十二個。我全軍共計一百一十二個旅，九十萬人。此外，地方部隊六十萬人，軍事機關四十萬人。

　　接著，電報提出了全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戰應爭取殲敵一百個正規旅及大量雜部，使敵由數量上的優勢變為劣勢，我則變為優勢。」為此決定：「山東、太行兩區力求佔領長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佔領陝、甘、寧大部。北線我軍力求佔領中長、北寧、平承、平石、平綏、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佔領瀋陽則更好，其中極重要的是佔領平綏路，打通東北與華北聯繫。」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剛兩個月，許多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還沒有看得那麼清楚。毛澤東向各區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的指示，全面地闡述了解放軍實施戰略進攻的構思，指出：「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我軍第二年作戰的部分任務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為了實現這一任務，毛澤東特別強調「到國民黨區域作戰爭取勝利的關鍵：第一是在善於捕捉戰機，勇敢堅決，多打勝仗；第二是在堅決執行爭取群眾的政策，使廣大群眾獲得利益，站在我軍方面。只要這兩點做到了，我們就勝利了」。

　　在「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意圖下，毛澤東精心籌劃了南北兩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計畫。

　　在南線，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華東人民解放軍舉行的魯南戰役即將勝利結束而由中原突圍進到陝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處境十分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告訴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要他們在三、四兩個月內，在隴海路南北廣大地區靈活作戰，將這個地區「創造為機動戰場，以便吸引邱軍及其他薛、顧主力來此而殲滅之，大約在五月間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動」，以支援李先念部。他還告訴華東的陳毅、陳士矩、粟裕、譚震林，要他們在魯南戰役結束後準備在隴海、台棗兩線「打幾個大殲滅戰，開闢向南進攻的道路」。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電華東領導人並告劉鄧：「我們已令劉鄧縮短內線作戰時間至四月底為止，準備五月開始（包括休息時間在內）向中原出動，轉變為外線作戰。華東方向，亦請按此計畫辦理，努力爭取於五一以前在內線解決蔣軍主力，並完成外線作戰的一切準備條件（彈藥、新兵、幹部、經費等）。」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具體規定南線的兩大主力──華東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外線出擊的時間和方向。

　　由於戰場實際情況的迅速變化，毛澤東在以後對這個計畫又作過三次調整。

　　第一次局部調整，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和五月四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華東野戰軍舉行的萊蕪戰役已勝利結束，一舉殲滅國民黨軍七個旅，主力正集結在膠濟鐵路一帶進行休整；同時，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脫離險境，安全渡過黃河，進入太嶽解放區，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改變了要華東野戰軍提早轉入外線援助李先念部的計畫，指示華野「大約本年內全部時間均可用於內線作戰」。但規定晉冀魯豫野戰軍五月挺進中原的任務仍沒有變化。一九四七年三、四兩月，南線的戰場形勢又發生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國民黨軍隊把進攻重點改置於南線兩翼的陝北和山東。進攻陝北的胡宗南軍很快就陷入困境。二，處於南線中部的晉冀魯豫戰場上，人民解放軍分別轉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晉南收復了大部失地。根據這一變化了的情況，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對南線戰略進攻的部署作了進一步的調整：

　　「現在可以確定下列諸點：（一）劉鄧、陳粟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顧祝同系統。（二）晉南（陳謝）、陝北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胡宗南系統。（三）劉鄧軍十萬立即開始休整，巳東（六月一日）以前完畢。巳東後獨力經冀魯豫出中原，以豫皖蘇邊區及冀魯豫邊區為根據地，以長江以北，黃河以南，潼關、南陽之線以東，津浦路以西為機動地區，或打鄭漢，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別山，均可因時制宜，往來機動，並與陳粟密切配合行動；凡有共同作戰之處陳粟軍受劉鄧指揮。（四）陳謝主力（四個旅）在現地待命，隨時準備從下流或從上流渡河，受彭習指揮，殲滅胡宗南及其他雜部，收復延安，保衛陝甘寧，奪取大西北。」

　　隨後五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又電告陳粟譚等：山東方面，應「集中全部主力於濟南、臨沂、海州之線以北地區，準備用六七個月時間（五月起）六七萬人傷亡，各個殲滅該線之敵。該線擊破之日，即是全域大勝之時」。

　　這樣，就初步形成了晉冀魯豫野戰軍獨力先出中原，華東野戰軍在完成內線作戰任務後再越隴海鐵路東段進入蘇皖邊區作戰，兩軍夾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戰，以及陳賡部西進陝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作戰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七、八月間。這時面對的情況是：一，晉冀魯豫野戰軍依照毛澤東「獨力經冀魯豫出中原」的決心，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後於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黃河，在魯西南地區轉戰一月，殲滅國民黨九個半旅，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國民黨軍正調集重兵準備在魯西南狹小區域內同晉冀魯豫野戰軍「決戰」。二，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在山東戰場上集結重兵、集團滾進的部署，同時配合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魯西南地區的作戰，華東野戰軍按照毛澤東的決定，以五個縱隊兵力分兩路出魯西、魯南，以四個縱隊留置魯中正面。但七月分攻滕縣、攻鄒縣、攻濟寧、攻汶上、攻南麻、攻臨朐，都打成消耗仗，沒有達成預期的殲敵目的，戰場形勢十分嚴峻。三，陝北地區的軍需尤其是糧秣供應十分困難。

　　針對形勢的上述變化，毛澤東及時組織南線主力轉入進攻的決心並沒有改變，但在具體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調整。

　　第一，將陳謝集團的進軍方向從西進陝北改為渡河南下，挺進豫西：「為著協助陝甘寧擊破胡宗南系統，同時協助劉鄧經略中原，決將陳謝縱隊使用方向改為渡河南進」，首先攻佔隴海路潼關、洛陽、鄭州段，爾後向豫西、陝南、鄂北進擊，創建鄂豫陝邊區根據地，作為奪取大西北之一翼。

　　第二，劉鄧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在略事休整後，下決心不要後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不打隴海，不打新黃河以東，亦不打平漢路，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佔領大別山為中心的數十縣，肅清民團，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

　　第三，華東野戰軍出魯南、魯西的五個縱隊在華野參謀長陳士矩、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揮下，就勢進入魯西南；另由陳毅、粟裕指揮一個縱隊及特種兵縱隊主力由魯北南渡黃河，會同陳唐五個縱隊組成華東野戰軍外線（西線）兵團，首先在魯西南掩護劉鄧軍躍進大別山，然後挺進豫皖邊區，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運河以西、平漢以東的廣大地域內往來擊敵，逐步將魯西南、豫皖蘇兩區創造成有利戰場及支援劉鄧之後方。華東野戰軍的另外三個縱隊及由膠東地方武裝剛組成的一個縱隊組成東線（內線）兵團，在譚震林、許世友指揮下擔任保衛膠東解放區、鉗制山東戰場國民黨軍之任務。

　　第四，西北野戰軍仍然獨立在陝北戰場堅持內線作戰，鉗制並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團，並為自己今後轉入外線作戰創造條件。

　　這樣，在南線最終形成了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中央突破，挺進中原，彭習、許譚兩軍分別在陝北、山東兩翼鉗制胡宗南集團和進攻膠東的范漢傑集團的戰略佈局。

　　我們再把眼光轉到北線的東北戰場和晉察冀戰場，毛澤東也多次作了規劃。

　　毛澤東一直認為，華北、東北是一個整體，兩區軍隊的基本任務，就是奪取長春、北寧兩鐵路線和長春、瀋陽、北平、天津四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東北民主聯軍正在發動夏季攻勢之際，毛澤東指出：「奪取兩路四城必須準備的條件有三：你們已在北滿建立了強大根據地，解決了第一個條件；現在正向南滿作戰，估計不要很久即可解決第二個條件，建立強大的南滿根據地；第三步還要解決冀熱遼地區的根據地問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構想，他要求華北部隊：在為配合東北夏季攻勢而發起的青（縣）滄（縣）戰役結束後，主力應出擊平津間和平保（定）間，「往來機動，尋殲敵之正規部隊」。在東北夏季攻勢勝利結束後，毛澤東又告訴東北部隊準備在八、九月間發動新攻勢，以四個月到六個月時間佔領中長、北寧兩路之大部，相機奪取長春、四平、遼陽、錦州等城，並準備在一九四八年春配合晉察冀、晉綏兩區進攻平綏路。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了解決北線之敵的任務，「應以東北我軍為主力，五台（引者注：即晉察冀）、晉綏為輔」去完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是從一九四七年七月開始的。它以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開創新的中原解放區為主要戰略重心，分別在南線和北線逐步展開。

　　在南線，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劉鄧大軍十二萬人出敵意外地南渡黃河，轉戰魯西南，殲敵九個半旅。緊接著，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過隴海鐵路，穿過遍地泥淖的黃泛區，在國民黨重兵堵截追擊下，搶渡沙河、汝河、淮河，在八月下旬進入長江北邊的大別山區，實施戰略展開，創建鄂豫皖邊根據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陳謝大軍（四縱、九縱及三十八軍）從晉南南渡黃河，切斷隴海鐵路，進軍陝南、豫西，實施戰略展開，創建豫陝鄂邊根據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陳粟大軍（華野外線兵團）在魯西南殲滅國民黨軍一個整編師，接著在九月下旬分路越隴海鐵路南下，在豫皖蘇邊實施戰略展開，創建根據地。

　　三路大軍在廣闊的中原地區完成戰略展開後，一面大力掃蕩土雜武裝，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武裝，建立政權，一面適機集中兵力打中等規模之仗，歷經高山鋪戰役、大別山反「清剿」、隴海路平漢路破擊戰、洛陽戰役、宛西戰役等，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勝利地完成了創建、鞏固擁有三千萬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區的戰略任務。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起草的《評西北大捷兼評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對中原三軍的作戰作了高度的評價，指出：「我劉鄧、陳粟、陳謝三路野戰大軍，從去年夏秋起渡河南進，縱橫馳騁於江淮河漢之間，殲滅大量敵人，調動和吸引蔣軍南線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個旅中約九十個旅左右於自己的周圍，迫使蔣軍處於被動地位，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獲得全國人民的稱讚。」

　　擔任右翼鉗制國民黨胡宗南軍任務的彭習西北野戰軍，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戰役中殲滅胡宗南集團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三十六師六千多人。這是西北野戰軍轉入戰略反攻的轉捩點。沙家店戰役進行時，毛澤東就在離戰場只有二十里的梁家岔。炮聲一打響，他就興奮地說：「好！我看這回胡宗南怎麼交代！」戰鬥一結束，他來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高興地說：「胡宗南是個沒有本事的人，陰險惡毒，志大才疏。他那麼多軍隊，打我們沒一點辦法！我們打了這麼多次，就沒有吃過敗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們想的行動。」「那有什麼辦法？我們哪樣想，他就那樣辦，當然要吃虧了。」他又說：「沙家店一戰，把敵人的囂張氣焰完全打掉了！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我們要找機會再打幾個這樣漂亮的勝仗，到那時候，陝北的敵人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擔任左翼鉗制山東國民黨軍的許譚軍（華東野戰軍內線兵團）歷經膠東保衛戰、膠濟路西中段戰役，不但完成了鉗制范漢傑兵團的任務，而且在戰略反攻和進攻中攻佔周村、濰縣，迫使在山東的國民黨軍隊縮據在濟南、兗州、青島、臨沂等幾個孤立據點之內。

　　在北線，從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東北民主聯軍連續發動了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殲滅國民黨軍隊二十多萬，收復縣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國民黨軍隊壓縮在長春、瀋陽、錦州三個狹小地區內，為下一步全殲東北國民黨軍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形勢。同一期間，晉察冀野戰軍首先在平漢線發動攻勢，舉行了清風店、石家莊兩次戰役，攻克河北重鎮石家莊，完全控制了平漢鐵路保定以南段，使晉冀魯豫、晉察冀兩大解放區聯成一片。接著又轉移攻勢，出擊綏東、察南的國民黨軍隊，截斷了平綏鐵路；留置內線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分及廣大地方武裝，先後攻占運城、臨汾，使山西閻錫山部縮據在晉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區，完全處於守勢。

　　毛澤東關於戰略進攻的一系列構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的十個月中全部變成了現實。一九四七年年底，毛澤東高興地宣佈：「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捩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

　　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取得的這些重大勝利，都是毛澤東在轉戰陝北那種極端艱苦而險惡的環境中指揮的。那時，周恩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許多重大戰略決策由他們兩人商議後就付諸實施了。後來，周恩來曾說過：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隨著戰略進攻號角的吹響，直接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已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形勢的發展，促使毛澤東除繼續指揮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外，必須進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設新中國有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

　　還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澤東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任弼時，有中央部門和西北地區領導人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賀龍、習仲勳、賈拓夫、張宗遜、馬明方、王震、張經武，還有從晉南前線趕來的陳賡。會議在院子裡臨時搭的涼棚下舉行。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中，能有這樣多負責人集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這次會議通常被稱為「小河會議」。

　　小河村座落在靖邊縣城東南約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綠樹掩映，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圍卻是動盪不定的戰爭環境。只是在一個多月前，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後，幾經輾轉，曾在六月九日從王家灣冒著大雨遷移到這個村子。兩天後，國民黨軍隊又從王家灣向這個村子撲來，離村只有十來裡，毛澤東不得不率中央機關離開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賜灣轉移。這次轉移十分艱險。部隊還沒有出村，一陣霹靂電閃，大雨又下起來。小河水暴漲，把原有的小橋也沖走了，只能臨時趕搭浮橋。這時天已完全黑下來，敵人就在鄰近，隊伍不能有一點亮光和聲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從羊腸小徑爬上山頂。第二天清晨到達在山梁上的天賜灣。這是一個只有二十幾戶人家的小村，毛澤東、周恩來等擠在一間小窯洞裡住，很多隨從人員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後，六月十七日，他們在形勢稍見緩和後又回到小河村。這以後沒有幾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開始進入第二個年頭。全國性的戰略大進攻就要開始了。小河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小河會議上，由毛澤東第一個講話。

　　他先告訴大家，原來計畫把陳賡的第四縱隊調到陝北來，同西北部隊集中作戰。前天中央幾個同志同彭總、陳賡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慮到西北的糧食困難，又考慮到陳賡率部南進豫西、陝南更有利於從外線鉗制胡宗南軍和配合劉鄧軍出中原，因此，決定陳賡率部南渡黃河作戰。這樣一來，陝北戰場只能依靠彭總獨力作戰，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滅他的條件。邊區在軍事上和財政上主要都依靠晉綏，今後更加如此，因為戰爭使陝甘寧邊區的地方和人口縮小了。現在決定晉綏、陝甘寧兩區合併，由賀龍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的資格統一指揮，解決統一後方、精簡節約、地方工作三個問題。

　　接著，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他考慮了很久的問題。他說：對蔣介石的鬥爭，計畫用五年來解決，從過去這一年的作戰成績來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蔣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眾叛親離。我們說五年，用不著公開宣佈，還是要作長期準備，準備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強統一戰線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提出來。毛澤東認為，黨內有些同志存在著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不如抗日戰爭時期那樣廣泛了。針對這種錯誤看法，毛澤東說：日本投降後，我們同蔣介石進行了和平談判，這是必要的。雖然沒有達到政治解決問題的目的，但確實教育爭取了群眾，擴大了統一戰線。現在統一戰線的成分有了變化。減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減少的是解放區的地主，因為現在我們要進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卻因為徵兵征糧首先同蔣介石鬧翻，同我們還沒有決裂。增加的是中間派，這些人在抗戰時期更加相信蔣介石，現在和我們共同抵抗蔣介石，這是十年內戰時期所沒有的。堅持土地改革不至於嚇跑民族資本家；但如果不堅持土地改革，勢必喪失了農民，喪失了戰爭，最後也會喪失民族資本家。土地改革應採取平分的方針，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們是打倒官僚資本而保護民族工商業。

　　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又著重談了土地制度改革問題。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確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徹底性。毛澤東說：我們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進一步，因為農民群眾要求更進一步。平分是原則，但按情況可以有某些伸縮，如對一些愛國民主人士；但對共產黨員不應例外。中農土地應該不動；在群眾大潮流中，如果中農同意，富裕中農拿出少許土地是許可的，但不能正式寫在文件上。軍隊打出去時，在新區與其沒收土地，不如按階級路線攤派繳稅，暫時利用舊機構有時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勢必成為強迫群眾去做。

　　他還說：處處從全面長期著想，這一句口號非常重要，要在全黨全軍去解釋。「敵人的把握放在我們不能長期堅持這一點上，我們的對策就是主力轉入外線，內部精簡節約。」

　　這次會議，除了決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戰軍前敵委員會等問題外，主要是就急需解決的一些重要政策問題交換意見。會議開得很活潑，雖然沒有作正式決議，但為以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作了重要準備。

　　毛澤東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當時，胡宗南的軍隊雖已疲憊不堪，並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擊，但他的主力仍保存著。由於西北解放軍正從隴東向陝北的榆林附近集結，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屬整編第一軍劉戡部奉命向北推進，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邊縣一帶。毛澤東就率領中央機關在八月一日作遠距離轉移，向西北野戰軍總部所在地靠近。經過近二十天的行軍；在八月十九日到達佳縣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這裡，他們迎來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戰軍召開旅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從梁家岔趕到會場，表示祝賀。毛澤東在會上說：沙家店這一仗確實打得好，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來說，陝北戰爭已過坳了。他說：側水側敵，本來是兵家所忌，而我們彭老總卻敢於在黃河西側側敵而進，指揮西北野戰軍英勇奮戰，在短短的一天時間裡，就取得了空前的勝利。當天下午，毛澤東等又轉移到佳縣朱官寨宿營。

　　毛澤東等在朱官寨住了將近一個月。這是他們轉戰陝北過程中糧食最困難的一段時間。毛澤東、周恩來等也和當地農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穀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幾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錢錢飯」。九月二十一日，移駐佳縣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轉移到米脂縣的楊家溝，在這裡住了三個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離開陝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楊家溝的七個月，由於陝北和全國的戰局都已大為好轉，毛澤東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考慮在局勢發生根本轉折後面對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作出重大的決策。

　　七個月內，毛澤東工作得最緊張的是十月上旬。那時他正住在神泉堡。在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並審定了《土地法大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佈這個大綱的決議，明確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他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出了「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政治綱領。他審定了準備以人民解放軍名義公佈的政治口號，並補寫了十四條，更加突出了「打倒蔣介石」和人人「有地種」、「有糧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書讀」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內容。他還同時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要求全軍指揮員、戰鬥員對這六十七條口號「逐條講解牢記，認真實行」，並在所到之處「普遍地書寫、張貼、印發、宣講，務使他們完全了解，萬眾一心，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他還重新修訂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起草《訓令》，要求全軍「以此為准，深入教育，嚴格執行」。

　　在這些文件裡，最重要的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公開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目標。所有這些文件中規定的各項方針政策，都是為著實現這個目標。在全面內戰開始了將近一年半後，提出這個目標的時機已完全成熟了。大約三個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國家總動員案》，並頒佈所謂《戡平共匪總動員令》。三個月後，毛澤東正是選定十月十日這個被南京政府定為「國慶」的日子，由新華社向全國、全世界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鄭重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立刻在舉國上下以至國際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完成這些文件的起草審定後，毛澤東稍稍輕鬆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主要委託給周恩來，又要任弼時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區執行《土地法大綱》的情況和土地改革中的具體政策問題，他自己從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兩周內，先後對佳縣城、譚家坪、南河塘村、白雲山等地進行調查研究。

　　他接見了出席佳縣縣委召開的區委書記、區長聯席會議的人員，並同縣委負責人深入進行交談，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況。他參觀了峪口紙廠，調查了這個廠的生產情況和工人生活情況。重陽這一天，他還到白雲山看了廟會，向寺院人員了解生活情況，勉勵他們好好保護歷史文物和古跡，還高興地看了群眾劇團演出的山西梆子戲《反徐州》。

　　經過他自己的調查研究，回來後又聽了任弼時有關各區土改情況的彙報，他敏銳地發現在順利發展的形勢下，黨內的「左」的傾向正在抬頭。毛澤東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認為如果不堅決克服正在抬頭的這種「左」的傾向，共產黨就會在一部分群眾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來，也就不能順利地實現「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目標。

　　毛澤東請任弼時從檔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澤東起草的兩個重要文件《怎樣劃分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發給全黨，以指導土改運動向正確的軌道前進。任弼時為頒發這兩個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澤東審閱時加上一段重要的話：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蘇區，「凡在土地鬥爭尚未深入的地方，發生右傾觀點，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鬥爭；凡在土地鬥爭已經深入的地方，則發生左傾觀點，給許多中農甚至貧農胡亂帶（戴）上地主富農等項帽子，損害群眾利益。以上兩類錯誤切須糾正，而這兩個文件則主要是為糾正左傾錯誤而發。目前當各解放區開展與深入土地鬥爭之時，土地會議之召集，土地法大綱之頒佈，給了右傾觀點以嚴重打擊，這是完全必要的。但隨著鬥爭之深入，左傾現象勢將發生。此項文件發至各地，決不應成為妨礙群眾鬥爭之藉口，而應在放手發動農民群眾徹底平分土地的堅決鬥爭中，適當地糾正業已發生與業已妨礙群眾利益的過左行動，以利團結雇農貧農，堅決保護中農（這是確定不移的政策），正確地執行土地法大綱，消滅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慮到陝北還沒有完全勝利，中共中央決定仍不過黃河，留在陝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們遷到米脂縣的楊家溝。這裡的居住環境比以往轉戰陝北時有明顯的改善。在陝北，米脂縣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楊家溝是在縣城東四十里外的一個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戶人家中有七十二戶地主。這裡不通大道，偏僻安靜，容易保密，窯房又多，便於長時間居住和召開較大的會議。毛澤東住的是三間相通的窯洞，和周恩來在同一個院子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這次參加會議的人比較多，除周恩來、任弼時外，還有陸定一、彭德懷、賀龍、林伯渠、張宗遜、習仲勳、馬明方、葉劍英、張德生、甘泗淇、王維舟、李井泉、王明、謝覺哉、李維漢、趙林、李濤等。這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期間舉行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是在十二月召開的，人們習慣地把它稱為「十二月會議」。

　　這個會議的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周恩來、任弼時廣泛收集了情況，準備了資料，分別對軍事形勢、土改情況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澤東用很大精力起草作為會議主題報告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會議開始前，從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時間開預備會議，與會者分成政治、軍事、土改三個小組對有關問題交換意見。正式會議開始前，毛澤東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發給大家討論。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它是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已達到一個轉捩點的歷史時刻，是在中國共產黨已經響亮地宣佈「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莊嚴目標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它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怎樣打倒蔣介石，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

　　為了把解放戰爭勝利地進行到底，實現打倒蔣介石的目的，報告總結人民軍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報告寫道：

　　「我們的軍事原則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6）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7）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9）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10）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十大軍事原則的核心是打殲滅戰，「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十大軍事原則中的每一條，都貫穿著打殲滅戰的思想。十大軍事原則既是人民解放軍在同國內外敵人長期作戰的經驗中產生的，也是新的戰爭形勢下的產物。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面對著一系列新問題：如何將奪取城市與殲敵有生力量相結合，如何使運動戰、陣地戰相結合，如何使作戰和休整相結合，如何使後方補充和取之於敵、取之於當地相結合等。十大軍事原則依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取得的新經驗，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作出明確而完整的論述。它使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指導思想更加系統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新時期的重大發展。

　　由於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在望，新中國的誕生已為期不遠，中國共產黨需要在全國人民面前鮮明地宣佈新中國的基本經濟綱領。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

　　這裡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內容，就是宣佈要沒收蔣、宋、孔、陳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這裡所說的壟斷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一直只提到現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沒有提出沒收官僚資本的問題。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第一，這種壟斷資本是在近二十年時間內加速發展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個發展過程，而人們對它又有個認識過程。毛澤東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過：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區別，當時還沒有在我們腦子裡明朗。這個問題到十二月會議時已經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戰爭初期，儘管全面內戰已經爆發，但在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前，也不宜把沒收官僚資本列入革命綱領。到十二月會議時，解決這個問題的歷史條件成熟了。

　　沒收官僚資本，是一項牽動全域、影響深遠的大政策。這個官僚資本已集中價值達一百億至二百億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把它收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便使國家經濟在新中國經濟構成中成為領導的成分，能夠有力地推動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方向發展。

　　對保護民族工商業，毛澤東在這個報告裡也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寫道：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報告把這些歸結起來，寫道：「總起來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文件，反覆思考，修改了好幾遍。「當把原稿交秘書抄寫時，還書面提出五條要求：不要寫錯字；不要寫草字；不要寫怪字；不要寫別字；不要寫簡字。」

　　十二月會議的正式會議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舉行的，會期四天。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講話。

　　十二月會議在二十五日開幕。毛澤東在第一天上午講話。他先從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對當前形勢的特點作出明確的判斷。他說：「政治方面，人心動向變了。蔣介石孤立起來，群眾站在我們方面。」他分析道：這個問題在長時期內沒有解決，內戰時期我們比較孤立，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以後這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軍事方面，蔣介石轉入防禦，我們轉入進攻。」他說：過去我們把它稱為反攻，不完全妥當，以後都講進攻。「經濟方面，蔣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經很嚴重。我們現在也困難，特別是山東、陝北兩處。但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根本上是我們有土地改革，蔣介石沒有，而且我們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整黨也已走上軌道。他歸結起來說：戰爭期間，高潮主要表現在為戰爭的勝利。革命已經進到了高潮，將來還會更高，但戰爭仍是長期的。

　　接著，他著重談了統一戰線問題。他說：統一戰線的原則是「孤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時期，我們本來不孤立，但因為政策右了，脫離了農民，脫離了軍隊，脫離了群眾。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政策上的「左」，結果孤立了自己，當然我們在農村中還是有群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抗戰時期，我們對蔣介石實行又團結又鬥爭，堅決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鬥爭。但又停止了沒收土地，實行減租減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蔣介石。所以，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劃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敗。毛澤東還詳細地列舉了在對待美蔣、對待中間派、對待土改和整黨工作等方面怎樣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後，他又談了國際形勢中的若干問題。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澤東曾就這個問題起草過一份文件，當時只在中央很少人中傳閱。這次會上，把這個文件印發給與會人員。毛澤東還作了說明。他說：關於蘇聯和英美之間的關係，有兩種提法。一種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一種是在若干問題、包括某些重大問題上，早一點妥協或者遲一點妥協。我看應該是第二種提法，而不是第一種提法。妥協也不是在一切國際問題上妥協，這是不可能的。這種妥協會影響到一些國家的國內問題的處理。「各國人民的方針是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鬥爭。」

　　十二月二十八日會議閉幕。毛澤東在會上作結論。他說：這次會議是很令人高興的一個會，是在時局開展中召開的。我們同蔣介石之間的力量對比問題在今年發「二一指示」時還沒有解決，到現在這個問題才解決，不但領導者，群眾也看出來了。反對美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資本，打倒封建制度，這三個目標是立得正確的。團結中農，團結中、小資產階級以共同反對三個敵人，這個方針是正確的。反右的問題在土地會議等幾個會議上已經解決了，現在要解決新的問題，就是在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產階級、對待黨外人士問題上出現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八個都是好的，但在對待中農和中小資產階級問題上發生了偏向，這兩個浪頭就不是好的。「在左傾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共產黨要反對這個潮流。」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就要分別情況對待。毛澤東還說：我在日本投降以後長時期內沒有寫過文章，因為兢兢業業，對形勢只能作估計而不能作結論。現在國內國際的形勢都很明朗了，我們的戰爭勝利了，蔣介石孤立了，土改整黨都上了軌道。因此我們這次會比今年七月小河村開的會有很大不同。

　　毛澤東在結論中著重地強調：「這次會議通過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可以估計為在打倒蔣介石時期起綱領性作用的。」

　　一個有遠見卓識的強有力的領導人，最可貴的就是能在關鍵性的時刻，及時抓住並解決關鍵性的問題，指明繼續前進的方向。毛澤東就是這樣的領導人。當歷史悄悄地發展到一個轉折關頭時，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覺，往往仍局限於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難立刻敏銳地察覺這個轉折時刻已經來臨，更難立刻認識到伴隨這種新局面而來的一系列新的情況和問題；而毛澤東卻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這一切，並且在深思熟慮後立刻提綱挈領地提出在這種新局面下應該採取的方針和政策。經過他對情況的周密分析和明確論斷，使人頓時有豁然開朗之感。這確是他的過人之處。

　　十二月會議後，戰爭形勢繼續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方向發展。全國各個戰場上，除中原戰場處於膠著狀態外，其他戰場的國民黨軍都已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從一九四七年冬季開始，人民解放軍又先後開展以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這是解放戰爭爆發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軍運動，對提高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素質和戰鬥力起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為了加快戰爭勝利的進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十二月會議後，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黨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業、統一戰線、整黨、新區工作等方面。他向縣區鄉村幹部及農民進行調查研究，仔細審閱下面送來的報告。他經常同周恩來、任弼時及其他領導人一起就政策問題交換意見，並提出若干問題和意見請中央工委的劉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軍區、各野戰軍領導人提出意見，還十分注意閱讀新華社彙集的國內外新聞報導、評論以及《晉綏日報》登載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礎上，他為中共中央起草有關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為新華社撰寫評論和文章，在許多場合作講演，還組織其他人撰寫文章、社論、報導，經他審改後發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這半年時間內，這種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講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十五篇。

　　為什麼毛澤東在這時要集中精力來研究政策問題？這是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終勝利的重要關鍵，也因為在革命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不少工作中出現「左」的錯誤傾向，使他更感到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明確地告訴全黨：「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他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講得更透徹：這次戰爭，勝利把握很大。但是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勝利是不可能的。蔣介石確實孤立，但是蔣介石孤立並不等於我們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對，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士紳、知識份子，對俘虜處理不對，對地主、富農處置不對等等，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越發展越多會變成越發展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

　　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毛澤東說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執行黨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和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否則，黨員和群眾就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確與否及正確之程度，均待經驗去考證；但任何經驗（實踐）、均是從實行某種政策的過程中得來的。錯誤的經驗是實行了錯誤政策的結果，正確的經驗是實行了正確政策的結果。

　　為什麼各地在規定和執行政策上往往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呢？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個電報中詳細地分析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四類原因：第一，「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確分清界限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經驗（自己沒有執行過某種政策的充分經驗），或者對於他人的經驗不重視，或者由於不應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於領導者雖然知道劃分政策的界限，但沒有作系統的說明。「根據經驗，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簡單的說明，而不作系統的說明，即不能動員黨與群眾從事正確的實踐。」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自我批評道：「我們過去有許多工作，既未能公開地（此點很重要，即是說在報紙上發表，使廣大人們知道）明確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統的說明，不能專責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種責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錯了。「此點許多下級黨部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不但不請示中央，甚至也不請示中央局。」第四，「領導方法上有錯誤，即是上下聯繫不夠，未能迅速了解運動的情況，迅速糾正下面的錯誤。」

　　鑒於正確地規定和執行政策的極端重要性，鑒於以往有些地方擅自決定政策和上下連繫不夠的教訓，十二月會議結束後第十天，毛澤東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指示中強調：「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不良習慣。」「當此革命已進入新的高潮時期，加強此種聯繫，極為必要。」三月間，他接到鄧小平關於大別山地區幾個月工作所受的「左傾冒險的、急性病的害處」的報告後，認為這個報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負責人轉發了這個報告，並告訴他們：「最可怕的是領導同志的自滿、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而又對中央的指示熟視無睹（不細看這些指示，不研究這些指示，忙於不應當忙的事務工作而忽視了策略指導與政策指導這種自己責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兩個月向中央所作的綜合報告中，不但要報告各地規定的策略與政策，而且要說明這些「策略與政策在實行後的結果及根據這種結果而作出的你們的自我檢討」。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問題時，毛澤東首先關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是依託廣大農村逐步展開的。能否給廣大農民以看得見的實際利益，改善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是能否取得廣大農民支持的關鍵，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關鍵。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頒佈《土地法大綱》後，土地改革運動已經在各解放區全面展開，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滿足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在農村中實現根本的社會大變動。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壯舉。但《土地法大綱》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主要是「左」的傾向。例如《大綱》過分強調「平分土地」的原則，沒有說明必須按照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分期分批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實行分配土地，出現了不分新解放區、老解放區、中心地區、遊擊地區一律強行平分土地的情況。又如由於《大綱》對有些政策的規定還不具體，不明確，因此在運動中出現了損害新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利益、用過激方法鬥爭地主和搜羅地主「地財」等情況。

　　毛澤東在政策確定後，總是密切注視著它的實施情況，以便隨時發現問題，及時加以解決。當他發現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後，立刻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糾正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寫道：「反對黨內『左』、右傾向，必須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土地改革在群眾尚未認真發動和尚未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反對右傾；在群眾已經認真發動和已經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防止『左』傾。」經過兩個多月的冷靜觀察和總結，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根據這個總的指導思想，毛澤東重新厘定一些具體政策：

　　他明確規定在老解放區，日本投降後解放的半老區以及轉入戰略進攻後新解放地區三種不同的地區內實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驟和具體政策，特別強調在新解放區「不要性急」，要分步驟，要區別鞏固區和遊擊區，要「嚴禁亂殺」，甚至可以「在解放後的相當時期內，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口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把主要打擊對象限於政治上站在國民黨方面堅決反對我黨我軍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財富不分散，社會秩序較穩定，利於集中一切力量消滅國民黨反動派」。

　　他要求各地準確地掌握劃分階級的標準，嚴格地把地主和富農、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惡霸地主與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業者的封建剝削收入和經營工商業收入、舊式富農和新式富農等嚴格區別開來，縮小打擊面，擴大團結面。他指出要把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消滅地主階級和消滅地主個人嚴格區別開來，前者是革命的對象，是要堅決消滅的，而作為地主個人，應該給予出路，做好對他們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導他們參加國民經濟生活行列，使之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毛澤東還要求全黨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發展生產，增強支援戰爭的力量，因此，在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的鬥爭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反對破壞，反對浪費；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區，要著重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組織他們全力以赴地投入生產鬥爭，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毛澤東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統一戰線中的各項政策。要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關鍵在於以什麼態度對待資產階級。針對當時黨內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的黨內指示，告訴全黨：「中國現階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一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這個指示第一次用明確的語言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指示還具體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右翼、中間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態度，指出應當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多數，孤立其中的少數人。「對這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必須慎重地加以處理，必須在原則上採取一律保護的政策。否則，我們便要在政治上犯錯誤。」

　　毛澤東對事情總是想得很深很遠，在走這一步的時候，往往已經考慮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特別是石家莊這樣重要城市的解放，為了籌劃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他為中央起草給各地的指示，寫道：「多年以來我們佔領了很多城市，有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沒有總結，讓這些經驗埋沒，讓各種錯誤的方針及方法反覆重犯，讓良好的經驗限於一地無法為全黨取法。這是經驗主義、地方主義還在我們黨內佔有重要地位並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結果。」他著重指出：「為了將黨的注意力不偏重於戰爭與農村工作而引導到注意城市工作，為了使現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們手裡迅速做好，為了對今後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與組織準備，中央責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對於自己佔領的城市凡有人口五萬以上者逐一作出簡明扼要的工作總結，並限三至四個月內完成此項總結，電告我們。」

　　此外，對工商業政策、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等問題，毛澤東也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確而具體地規定在這些工作中哪些是應該做的，哪些是不應該做的，哪些是從長遠看應該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適合在農村做但不適合在城市做的。這樣，使幹部和黨員不僅有明確的方向，並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實際工作中便於遵循，有利於防止各種偏向的發生。

　　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戰線迅速向長江北岸推移，戰局發展很快。二、三月間，西北戰場的局面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西北野戰軍經過新式整軍後，遵照中央軍委關於轉入外線作戰的指示，以七萬人的兵力，採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區一舉殲滅胡宗南部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五個旅，共約三萬人。這是西北戰場上的空前大捷，陝北形勢已完全改觀。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個戰場的情況，便於指揮作戰，也為了書記處的幾位書記能更及時地共同研究和決定新時期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毛澤東同周恩來、任弼時等商議後決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

　　臨行的前一天，毛澤東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長電，向黨內通報了戰爭形勢、全黨執行政策的情況和糾偏的情況，並且告訴他們：年內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機大約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將晉察冀區、晉冀魯豫區和山東的渤海區統一在一個黨委（華北局）、一個政府、一個軍事機構的指揮下工作。中央也準備移至華北，同中央工作委員會合併。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來、任弼時等一起，動身離開他生活和戰鬥了十三年的陝北，踏上東移的旅途。

三十五、東移西柏坡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央機關，從撤離延安到東渡黃河前往西柏坡，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中轉戰陝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過十二個縣境內的三十八個村莊，並從這裡領導著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這是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

　　他們在三月二十一日離開楊家溝，經過兩天行軍，於二十三日中午到達黃河西岸的吳堡縣川口渡口。當地政府早已在這裡準備好了十幾條渡船。毛澤東登上第一條船。木船緩緩地離開岸邊。毛澤東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揮手致意。經過半小時左右的緊張搏鬥，渡船繞過許多順流而下的冰塊，沖出激流，渡過了滔滔黃河。船一靠東岸，他們便踏上晉綏解放區的山西臨縣境內。毛澤東上了岸，回頭再看著黃河，深情地說：「黃河真是一大天險啊！如果不是黃河，我們在延安就住不了那麼長時間，日本軍隊打過來，我們可能又到什麼地方打遊擊去了。過去，黃河沒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後，應當利用黃河灌溉、發電、航運，讓黃河為人民造福。」顯然，他的心已在越來越多地思考著新中國的未來了。在他們東渡黃河後不到一個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戰軍收復了延安。

　　踏上黃河東岸後，毛澤東等就來到臨縣三交鎮的雙塔村，同駐在這裡的中央後方委員會會合。這時，中央後委書記葉劍英已先趕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這裡主持工作的是後委副書記楊尚昆。毛澤東對楊尚昆說了對中國局勢的判斷：「同蔣介石的這場戰爭可能要打六十個月。六十個月者，五年也。這六十個月又分成兩個三十個月：前三十個月是我們『上坡』，『到頂』，也就是說戰爭打到了我們占優勢；後三十個月叫做『傳檄而定』，那時候我們是『下坡』，有的時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聲敵人就投降了。」毛澤東等在雙塔村住了兩個晚上，決定中央和軍委的大部機關人員由楊尚昆率領前往西柏坡，毛澤東等帶領少數電臺、機要、警衛人員乘吉普車東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等到達晉綏邊區領導機關所在地興縣蔡家崖，同賀龍、李井泉會面，聽取他們的彙報。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澤東分別在晉綏幹部會議上和晉綏日報編輯人員會上作了兩次講話。

　　他在晉綏幹部會議上，著重地強調全黨必須緊緊地掌握黨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他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要善於從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這個全域的高度去把握各項具體的方針政策：「如果真正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我們就將是一個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們執行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的時候，就會迷失方向，就會發生左右搖擺，就會貽誤我們的工作。」

　　他針對當時農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種錯誤思想，明確地指出：我們贊助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為了便於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最迅速地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度，並非提倡絕對的平均主義。他說：「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

　　他再一次強調地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這一點，應當引為全體同志的教訓。」對黨和群眾的關係，他反對籠統地提出「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口號，認為應當是：「凡屬人民群眾的正確的意見，黨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群眾，予以實現；而對於人民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群眾，予以改正。」

　　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他講了黨的群眾路線和辦好黨報的問題，指出：「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幹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有關政策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在黨的報紙上或者刊物上進行宣傳。」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於它能使黨的主張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鬥風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後，他們又上路了。毛澤東白天坐車，夜間工作，找地方幹部談話，參加各類人員的座談會，訪問群眾，還在油燈下批閱各地發來的電報。四月十日，他為中央起草的電報中指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我黨已經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這一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軍事上的戰略及重大戰役方面的完全統一，經濟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幾個大的區域內的統一。然後，按照革命形勢的發展，進一步地考慮在軍隊的編制和供應上，在戰役行動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經濟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時須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統一。總之，革命形勢要求我黨縮小（不是廢除）各地方各兵團的自治權，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而在各地區和各部分則統一於受中央委託的領導機關。」他們經過岢嵐、神池、雁門關、代縣，在大風雪中翻越五臺山，在四月十三日到達阜平城南莊晉察冀軍區司令部的大院。毛澤東住在聶榮臻原來住的兩間房子裡。

　　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訪問莫斯科，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和史達林研究一些問題。這年七月一日，史達林致電在陝北擔任醫生兼聯絡員的奧爾洛夫：「鑒於即將舉行的戰役，鑒於毛澤東若離開，會對戰事發生不良影響，我們認為暫時推遲毛澤東的出行為宜。」在到達城南莊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在阜平縣西下村宿營時，毛澤東向周、任又提出這個問題，周、任都表示同意，決定到城南莊後，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劉、朱會合，毛澤東則暫留城南莊作去蘇聯的準備。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表示：決定提早動身赴蘇聯。史達林先在二十九日覆電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電毛澤東：考慮到中國戰局的發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議他推遲來蘇。這樣，毛澤東在城南莊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這段時間內，從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城南莊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都出席了。這是自撤離延安後五位書記第一次在一起參加的正式中央會議。時間相隔只有一年多一點，國內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根據形勢變化的要求，這次會議主要是研究怎樣促使中國革命全面勝利的到來和怎樣迎接這一勝利的到來。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三點戰略性的意見：第一，把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沒有這一條，不能勝利。第二，勝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負擔很重。要使後方的農業和工業長上一寸，才能適應戰爭需要。土改、整黨、人民代表會議的終極目的，是為了生產的發展，要使人民的負擔適當減輕。第三，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適當縮小地方權利。他的這幾點意見，後來被歸納成「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十六個字，成為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的行動方針。

　　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華北、中原分別成立統一的領導和指揮機構；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著名人士來解放區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就這個問題立刻同有關人士交換意見。會議還研究並確定了粟裕率領的三個縱隊暫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區打幾個大仗的部署（這個問題，在後面還要談到）。

　　城南莊會議結束後沒有幾天，五月十八日，國民黨飛機突然來轟炸城南莊，擊中了毛澤東的住房，但毛澤東卻沒有受傷。對這段驚險的經歷，聶榮臻回憶道：

　　「那天早晨，收聽完廣播，我正在吃早飯，聽到有機群的轟鳴聲。」「我急忙走到院裡，敵機的轟鳴聲越來越大了。我循著聲音望去，有一架敵機已經飛來了，在城南莊上空盤旋偵察。接著，後面傳來一陣轟鳴聲，聲音很沉重，不多時，又飛來了兩架敵機，這時已經看清是B25轟炸機。於是我快步向毛澤東同志的房間走去。」

　　「由於毛澤東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內的時候，他身穿藍條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輕而又急切的聲音說：主席，敵人飛機來轟炸，請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澤東坐起來，若無其事，非常鎮靜，很風趣地對我說：不要緊，沒什麼了不起！無非是投下一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

　　「我想，不能再延遲了，就當機立斷，讓警衛人員去取擔架。取來擔架以後，我向趙爾陸同志遞了個眼色，便把毛澤東同志扶上了擔架。我們兩人抬起擔架就走，在場的秘書和警衛人員，七手八腳地接過了擔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後的防空洞。」「我和毛澤東同志剛走進防空洞，敵人的飛機就投下了炸彈，只聽轟轟幾聲巨響，我們駐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團團濃煙。」

　　這次敵機一共投了五枚炸彈，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澤東所住的小院子裡爆炸了。毛澤東住的那兩間小房子，門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雞蛋也被彈片砸爛了。看到這些，聶榮臻真覺得害怕：「如果不是當機立斷，事情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顯然，國民黨方面已經獲得毛澤東住處的情報。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轉移到離城南莊二十多里的一個很隱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五月二十七日，到達中共中央機關所在的西柏坡。

　　到達西柏坡後，毛澤東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指揮作戰上來。

　　在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面進行新式整軍運動，一面展開攻勢作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東北民主聯軍發起冬季攻勢，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結束，共殲滅國民黨軍隊十五萬多人，把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壓縮在錦州、瀋陽、長春這三個互不相連、僅占東北總面積百分之三的狹小地區內。毛澤東對這次攻勢作了很高的評價。他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名義指出：「我東北野戰軍在冬季攻勢中，冒零下三十度的嚴寒，殲滅大部敵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國。」西北野戰軍在取得被毛澤東稱為「改變了西北的形勢，並將影響中原形勢」的宜川大捷後，又攻佔寶雞，光復延安。華東野戰軍的山東兵團，中原地區的陳士矩、唐亮、陳賡、謝富治所部，華北的徐向前兵團和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兵團，也在一九四八年的三、四月間分別進行了周村戰役、濰縣戰役、洛陽戰役、臨汾戰役、察南綏東戰役等，各自殲滅了為數不少的國民黨軍隊。

　　毛澤東到達西柏坡前後相繼開始的一九四八年夏季攻勢作戰，就是在上述勝利的基礎上，在全國五個作戰方向上先後展開的。這就是：中原戰場上的豫東戰役和襄陽、樊城戰役，華東戰場上的津浦路中段戰役，華北戰場上的晉中戰役和冀熱察邊戰役。

　　其中，豫東戰役對推進南線戰局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個戰役的形成，在決策上經歷過一個曲折的過程。

　　早在毛澤東部署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時候，他就同時考慮到以當時已進入魯南作戰的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兩個縱隊（縱隊司令員分別為葉飛、陶勇，因此也叫葉縱、陶縱）渡過長江、直出閩浙贛地區建立根據地，以便把戰線進一步推向國民黨軍戰略後方的構想。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份電報中說到，在劉鄧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陳謝南渡黃河挺進豫陝邊的同時，由陳毅、粟裕、潭震林率華東野戰軍主力留置山東（包括魯西南）「擔負整個內線作戰任務」，另以第一、第四兩個縱隊經過整補和政治動員後，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臨時根據地」；第二步「相機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臨時根據地」；第三步躍進至「閩浙贛目的地」。為了加強這支部隊出擊後的領導，毛澤東還提出以鄧子恢、張鼎丞、曾山組成東南分局的建議，要華東局考慮。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開創新的中原解放區，是毛澤東獨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從根本上扭轉戰局，使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為進攻。但是，全域中最關鍵的一著棋──向大別山地區挺進的劉鄧大軍，雖有陳謝集團進入豫西從右側輔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強大敵人的圍追堵截下，還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經過再三考慮，毛澤東在八月七日和八日兩次致電陳毅、粟裕並告劉鄧，修改了原來考慮的華野主力全部在山東內線作戰而以第一、第四縱隊分步驟挺進閩浙贛邊的構想，決定由陳毅、粟裕立即赴魯西南，統一指揮包括第一、第四縱隊在內的華野六個縱隊，組成華野西線（也叫外線）兵團，進行直接配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作戰任務。毛澤東估計，在劉鄧大軍向南躍進時，國民黨軍必然會以重兵追堵。在這種情況下，陳粟西線兵團立即尾隨敵軍南下，就可以從「反對方向鉗制敵人」，有效地掩護劉鄧大軍的挺進並在大別山地區立足生根。

　　毛澤東對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所下的決心，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他執著地認為，只有適時地和有步驟地把戰線向蔣介石統治區推移，使人民解放軍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於對方，才能使新解放區逐步擴展，使老解放區得到進一步鞏固，經過躍進和鞏固的幾次反覆，最終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因此，他在根據戰局的發展適當調整陳粟大軍的作戰部署後，還多次致電劉鄧、陳粟，要他們繼續準備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適當時機渡江南進，吸引部分國民黨軍從中原地區轉援江南，以利於中原解放區的鞏固。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會議結束後大約一個星期，從中原前線趕赴陝北中央的陳毅，同毛澤東在楊家溝見面了。這是他們隨著抗戰勝利而在延安分手後的第一次見面。毛澤東在同陳毅談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後的全軍作戰行動時，強調它的性質已不再屬於「自衛防禦」，而是一種「革命的進攻」，是把戰爭的主要戰場推向蔣管區、以求解放全中國的作戰行動，所以叫「戰略進攻」。毛澤東說：蔣介石已處於防禦地位。黃鶴一去不復返，他要回到戰爭初期那種形勢是不可能的了，今後是我們如何轉入江南、四川、兩廣的問題。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並通過了由他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議。從十九日下午開始，會議連續三天聽取了陳毅關於日本投降以來華東地區和華東野戰軍的各方面情況、中原戰場當前形勢的彙報。

　　劉鄧、陳粟、陳謝三軍挺進中原，對蔣介石的長江防線和沿江重鎮南京、武漢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蔣介石無論如何都想把他們從自己的臥榻之旁趕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白崇禧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設立國防部前進指揮所，調集三十三個旅的兵力，對大別山地區的劉鄧軍展開大規模「圍剿」。大別山地區的反「圍剿」鬥爭，堅持了一個多月，雖然取得重大勝利，但還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國共兩軍在整個中原地區，基本上處於膠著相持的狀態。

　　怎樣打破這種僵持局面？毛澤東和周恩來、陳毅最初商定的南線三軍在三個月內的作戰方針，是以劉鄧軍主力位於大別山內線，「分遣堅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晉冀魯豫南下的三萬新兵到達以充實部隊後，再打中等規模之仗；以粟裕所部並指揮陳謝軍在二、三、四三個月內，在中原地區尋求打幾個中等規模的殲滅戰，以配合劉鄧軍堅持大別山區的鬥爭。他們還設想以山東兵團的許世友、譚震林率兩個縱隊南下蘇北、蘇中，會合原在這兩個地區活動的華東野戰軍兩個縱隊，「形成一個重要戰場，威脅京滬」，迫使蔣介石從大別山抽調一部力量向東。「三個月後，南北配合行動，可能進入打大殲滅戰之階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以軍委的名義把這個戰略構想傳達給劉鄧、粟裕和陳謝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澤東、陳毅兩人的名義，就山東兵團的使用問題提出兩個方案，要求華東局研究提出意見。

　　打破大別山乃至整個中原的僵持局面，是關係全域的一篇大文章。對這樣的重大問題，毛澤東在發出電報後，仍在反覆思索，並同周恩來、陳毅繼續商議。毛澤東所擔心的是，這樣的佈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還有其他更積極、更大膽、更能震動敵人的方案呢？毛澤東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三個縱隊渡江南進這一著棋。本來，他是準備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戰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後再走這一步棋的，現在考慮要提前實行。周恩來、陳毅也同意這個設想。

　　設想雖然提出了，但對採取這樣重大的行動，毛澤東下決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個電報發出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向粟裕發出第二份電報。這是一份限少數領導人「作極機密討論不讓他人知道」的絕密電報。電報中說：關於由你率葉、王、陶三縱渡江南進執行寬大機動任務問題，我們與陳毅研究有三個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後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個月在中原地區殲滅一部分敵軍，然後休整一個月再渡江；三，按原議先在中原作戰，於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電報中，毛澤東分析了三個方案各自的利弊後指出：「你率三縱渡江以後勢將迫使敵人改變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個旅回防江南。你們以七八萬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應使休息時間多於作戰時間，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達到閩浙贛，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應付地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毛澤東希望粟裕「熟籌見覆」。

　　毛澤東還同陳毅研究了準備成立東南分局，由粟裕任書記，葉飛、金明任副書記；準備組成東南野戰軍，由陳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鄧子恢任副政委。

　　給粟裕電報發出後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發來他同參謀長陳士矩、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後的回電，就一、四、六縱隊的渡江時間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三個縱隊先北開隴海鐵路附近休整一個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動；二是三個縱隊仍先參加中原作戰，三月中旬開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動南下。「以上兩案，以第一案為最好。」回電中，粟裕還就渡江路線、渡江後留在中原各部隊的作戰方針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覆電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動。「渡江路線，爭取走湖口當塗之間，或南京江陰之間。」

　　一個重大的行動計畫決定下來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戰局出現了重要變化。

　　第一，由於劉鄧軍實行了集結和分遣相結合的靈活戰略，加上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和陳謝部的積極作戰，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對大別山區的圍攻，而且開闢了桐柏、江漢和沙河淮河之間的三個新解放區，攔腰切斷了中原地區兩條交通大動脈──隴海鐵路和平漢鐵路，攻克中原重鎮洛陽，中原戰局已逐步走向穩定。

　　第二，中原三軍成功地保持了從豫北經過魯西南、豫皖蘇區通往大別山區和由晉南進入豫西、陝南這兩條重要通道，使晉冀魯豫解放區一部分軍需物資和三萬新兵得以補充在千里躍進大別山過程中損耗較大的劉鄧軍，使他們的戰鬥力逐步恢復，也保障了中原各軍在此後的作戰中能得到後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區經過半年經營，特別是糾正了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業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後，各項工作逐步走上軌道，擁有三千萬人口的中原新區開始得到鞏固。

　　第四，解放軍一部分主力進入中原並吸引國民黨軍部分主力回援後，堅持在內線的解放軍乘機相繼發動攻勢，取得重大戰果，尤其是西北野戰軍在宜川戰役中一舉殲滅胡宗南集團兩個整編師近三萬人，迫使胡宗南從中原戰區抽調一個兵團回援西安；同時，由於蘇北兵團的積極作戰，也吸引了部分國民黨軍隊從大別山東麓調往蘇中地區，從而相應地減弱了他們在中原戰區的兵力。

　　總之，解放軍在中原地區已經渡過最困難的時期，逐步具備打大殲滅戰的有利條件。中原戰局的這些變化，引起執行躍進閩浙贛邊計畫的主要負責人粟裕的反覆思考。

　　四十一歲的粟裕，在當時各戰略區領導人中，是一位身經百戰、有著豐富作戰經驗的年輕將領。他根據中央軍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縱隊從平漢鐵路東側的臨潁地區北上，到達濮陽地區，準備經過一段時間整訓後執行渡江南下的任務。同時，派出先遣小分隊到預定渡江的地段先期偵察，並密切注視著不斷變化中的中原戰局。以往的作戰經歷使他熟知蘇浙皖贛地區的地形條件，這種河流文錯、稻田密佈的水網地區對裝備較重的第一、四、六縱隊的機動作戰很不利。同時，也考慮到大兵團遠離後方作戰，不僅在群眾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較好的配合，而且在補給和傷病員安插上也有許多困難。他回憶起一九三四年紅軍抗日先遣隊在皖浙贛邊地區的失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根據地作為依託。他還具體地分析了中原戰區國民黨軍各部隊的具體情況，認為他率領三個縱隊渡江南進後，可以調動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回防江南，但估計調動不了敵人在中原戰場的主力第五軍、第十八軍和桂系主力第七軍、整編第四十八師，這樣，中原戰局會在比較長的時間內繼續呈現僵持局面，而難以實現預定的戰略意圖。戰爭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數學的競賽。粟裕算了一筆細帳，認為解放軍三個縱隊進入江南後，在沒有根據地作依託的條件下作戰，減員必大又無法得到補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區作戰，以同樣的代價可以殲敵三至五個整編師，這對打開中原戰局將更為有利。

　　經過一個多月的反覆比較和思考，粟裕逐漸形成一個主力暫不渡江南進而留在中原作戰的構想。儘管構想有充足的根據，但他深知對一個已經確定並正在付諸實施的戰略決策，是不宜輕易提出不同建議的，尤其是在當時正十分強調組織紀律性的情況下。因此在濮陽休整期間，他先向剛從中央回來的陳毅作了彙報。征得陳毅同意後，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電劉鄧，報告了自己的構想。兩天後，四月十八日，他才以個人名義致電中央軍委和華東局，詳細地陳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這份電報長達三千字。在電報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兩月先後轉入外線以來取得的極大勝利，接著，詳細地分析了華野三個縱隊執行渡江南下方案後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和當前中原戰局發生的有利變化，建議華野三個縱隊暫不南下，以劉鄧、陳謝及華野主力，依託後方（隴海路北）作戰，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幾個大殲滅仗。他認為，組成「三線武裝（野戰軍主力、遊擊兵團及遠征遊擊隊）依戰局之進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則可能使戰局得到較快與較大之發展」。粟裕是謹慎的，深知自己這個建議的分量。因此，在電報結束時寫道：「以上是職個人不成熟的意見，加以對政局方面情況了解太少，斗膽直呈，是否正確尚祈指示。我們對南渡準備仍積極進行，決不鬆懈。」

　　剛到城南莊只有一個星期的毛澤東，看到了粟裕的電報，也看到了劉鄧在同一天發來的電報。劉鄧的電報表示，在粟部自身準備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較大困難的情況下，自以「遲出幾個月為好」。這樣，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戰，爭取在半後方作戰情況下多殲滅些敵人，而後再出，亦屬穩妥，亦可打開中原戰局」。看到這兩份電報後，毛澤東立刻決定要陳毅、粟裕儘快來中央，向中央具體彙報他們的意見，以便中央對行動方針作出最後決策，並把這個問題列入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重要議程。要求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澤東在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中，聽取了粟裕的彙報。與會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議。根據城南莊決策，陳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華東野戰軍的代司令員和代政治委員。五月五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指出：

　　「將戰爭引向長江以南，使江淮河漢之敵容易被我軍逐一解決，正如去年秋季以後將戰爭引向江淮河漢，使山東、蘇北、豫北、晉南、陝北地區之敵容易被我軍解決一樣，這是正確的堅定不移的方針。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難。目前粟裕兵團（一、四、六縱）的任務，尚不是立印渡江，而是開闢渡江道路，即在少則四個月多則八個月內，該兵團加上其他三個縱隊在徐汴線南北地區，以殲滅五軍等部五六個至十一二個正規旅為目標，完成準備渡江之任務。」

　　這是對重大戰略決策所作的關鍵性的變動。它對此後南線作戰的整個進程，包括豫東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第一線高級指揮員的粟裕，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敢於實事求是地大膽地對中央重大戰略行動部署提出不同意見，是難能可貴的。作為最高統帥的毛澤東，能實事求是地重視並採納部屬的不同意見，根據實際情況果斷地調整重大戰略部署，也表現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氣。對需要高度集中的軍事指揮來說，這可以說是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典範。

　　城南莊決策，為中原會戰擂響了戰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領一、四、六縱及兩廣縱隊（相等於一個師）、特種兵縱隊南渡黃河，同中原野戰軍（由晉冀魯豫野戰軍改稱）第十一縱隊會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縱隊在陳士矩、唐亮指揮下從漯河地區東越黃泛區，前來會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華東野戰軍發起開封戰役，一舉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會開封，殲滅守軍約四萬人。接著，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勝發起睢杞戰役，在中原野戰軍主力策應下，殲滅國民黨軍隊的區壽年兵團主力和黃百韜兵團一部五萬四千多人，活捉兵團司令區壽年。開封、睢杞這兩個戰役，通常合稱豫東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九萬多人，是繼東北冬季攻勢以後殲滅國民黨軍隊最多的一次戰役。

　　豫東戰役的重要意義，不但在於殲滅了中原國民黨軍隊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戰場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證明人民解放軍依託老解放區和中原新解放區的支援，已經有可能在這個地區大規模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徹底解決中原問題。七月十一日，毛澤東要周恩來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起草賀電，指出：這個戰役的勝利「正給蔣介石『肅清中原』的囈語以迎頭痛擊，同時，也正使我軍更有利地進入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七月十三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電報，明確地告訴中原局和粟陳唐：「粟兵團應在現地區作戰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殲滅五軍、十八軍等部，開闢南進道路，然後南進。」並且斬釘截鐵地寫道：「不殲滅五軍、十八軍不走。」

　　在豫東戰役前後，其他幾個重要戰場的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通盤籌劃下展開的強大攻勢作戰，也相繼取得重大勝利。

　　在華東戰場，為了配合豫東作戰，許世友、譚震林指揮山東兵團在濟南和徐州之間進行了歷時五十天的津浦鐵路中段戰役，全殲整編第十二軍等部六萬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據守的山東省會濟南。韋國清、陳丕顯、吉洛（姬鵬飛）指揮蘇北兵團在蘇北北部發動攻勢，殲滅國民黨軍隊一萬多人，完全打通了蘇北同山東的聯繫。

　　在晉中戰場，徐向前指揮華北軍區第一兵團發起了歷時四十天的晉中戰役，殲滅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所部約十萬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會太原城。

　　在中原戰場，中原野戰軍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發起襄樊戰役，攻克襄陽、樊城，殲滅國民黨軍二萬人，活捉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

　　在華北北部戰場，華北軍區第二兵團在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指揮下，先後在保定以北和冀東地區發動攻勢，共殲滅國民黨軍三萬四千人，使河北省會保定陷於孤立。

　　中國人民解放軍夏季作戰的巨大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全國的戰局。這五個作戰方向上取得的重大勝利，被合稱為「五路大捷」。新華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論指出：「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的時候，敵人在黃河以北，除了平綏、平錦兩條鐵路及在這兩條路上的城鎮外，只有瀋陽、長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陽、新鄉、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幾個據點了。」在黃河以南，山東和陝甘寧解放區超過了戰前規模，其餘各解放區都在發展或恢復之中。中原戰場上的形勢，早已不利於蔣介石。「人民解放軍在戰爭中奪取了敵人成千門的大炮之後，就建立了具有強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從此，人民解放軍不獨在運動的野戰中是無敵的，就是在陣地戰中也是無敵的了。一年來我們攻克了石家莊、運城、臨汾、寶雞、濰縣、兗州、洛陽、開封、襄陽、遼陽、鞍山、四平街等堅固的設防地帶與設防城市，這就表現了人民解放軍的戰術，特別是攻堅戰術，有了長足的進步。從此，已經沒有什麼國民黨的設防城市打不開的了。」

三十六、決戰前夕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走過了最艱難的旅程。如果說一年前還處在「爬山坡」的時刻，那麼，從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進入金秋一樣，也到了收穫的季節。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毛澤東以戰略家的遠大目光盱衡全域，敏銳地察覺到歷史已將跨入一個新的階段，開始精心籌劃新的方略。

　　在軍事上，他思考著要打具有決定意義的大仗，開始籌劃行將到來的大決戰，根據這個目標作出全盤的部署。

　　作為這場決戰的序幕，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準備發動濟南戰役。在五路大捷後，濟南事實上已成為國民黨軍隊坐困的孤城，蔣介石的重要軍事基地徐州也變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線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澤東得知解放軍已攻克兗州的消息，當天就向他們提出新的作戰任務：許譚兵團在津浦路中段戰役結束後，「如能在八、九兩月攻克濟南，則許譚全軍（七縱、九縱、十三縱、渤縱、魯縱）可於十月間南下配合粟陳、韋吉打幾個大仗，爭取於冬春奪取徐州。」十六日，又要求許譚兵團：「主力應不惜疲勞，搶佔濟南飛機場，並迅速完成攻擊濟南之準備，以期提早奪取濟南。」同一天，還要求粟陳（士矩）部準備阻止國民黨軍邱清泉兵團北援濟南。為了保證華東野戰軍「攻濟打援」的勝利，毛澤東並要求中原野戰軍「作有力配合」。接著，又要求粟兵團以殲滅國民黨第五、第十八軍等部，開闢渡江南進的道路為目標。毛澤東想起，蔣介石在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當南京政府的「總統」前幾天，還在說「一定可以在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內肅清中原人民解放軍」，便在新華社社論中加寫道：「三個月已經過去了」，「還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要滿六個月，我們倒要看一看究竟誰肅清誰。」這不僅是對蔣介石的辛辣嘲諷，而且也透露出毛澤東準備在中原戰場打一場大規模殲滅戰所下的決心。

　　對華北戰場，毛澤東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揮華北第一兵團攻取太原。

　　對東北戰場，毛澤東批准東北野戰軍主力由長春地區南下，到北寧線作戰。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羅劉：「向南作戰，具有各種有利條件。我軍愈向敵人後方前進，愈能使敵方孤懸在我側後之據點被迫減弱或撤退。這個真理已被整個南線作戰所證明，亦為你們的作戰所證明。」他進一步提出：「我們覺得你們應當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只要有可能就應攻取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殲滅范漢傑集團」，以封閉蔣軍於東北加以各個殲滅。並且指示華北的楊成武、楊得志兩兵團準備發起察綏戰役，以配合東北野戰軍的南下北寧線作戰。

　　毛澤東作出這樣的全盤部署後，八月十五日致電告訴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國各區均將有大戰，希望你們能配合。」

　　要從全域著眼，相互配合地為進行戰略決戰作好準備，必須加強集中統一的指揮。因此，毛澤東便進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戰軍前委堅持定期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封給林彪和東北局的長達二千多字的電報，嚴厲批評林彪在收到中央規定報告制度六個月以來一直沒有按規定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使我們完全不了解你們在這件事上何以採取這樣的敷衍態度」。他說：今年五月、七月兩次催你們，你們不聲明理由，近日再催，你們才聲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事實上只各顧自己所分的工作，並皆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作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的材料來源」，等等。「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澤東責問道：「我們五月間即告訴你們，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並將鄧小平同志來電轉給你們閱讀。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毛澤東說：「我們認為所以使你們採取此種態度的主要理由，並不是你們所說的一切，而是在這件事上，在你們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你們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評，可以提出你們的反駁。」

　　當林彪就此問題向中央作了檢討，並送來綜合報告後，毛澤東在二十日覆電林彪：

　　「此種綜合報告和各個具體問題的個別報告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必須有此種報告、並要有多次此種報告之後，才能使我們看得出一個大戰略區的全貌。對於寫作此種報告的同志亦有一種好處，就是他必須在寫作時既要聯繫又要超脫各項具體問題、各項事務工作，在全域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領導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失敗。」

　　為什麼毛澤東把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緊緊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義致電東北局時指出：「你們這次檢討是有益的。」否則，「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適用於現在大規模戰爭的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經驗主義、遊擊主義、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他特別強調這個問題在大決戰前夜的現階段有著極端的重要性：「這一問題的性質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決這一問題，才能由小規模的地方性的遊擊戰爭，過渡到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正規戰爭，由局部勝利過渡到全國勝利。這是許多環節在目前時期的一個中心環節，這一個環節解決了，其他環節就可以順利解決。」

　　在大決戰的準備工作中，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兵員補充和火力加強（特別是炮兵火力的加強）。毛澤東在經過審慎考慮後，分別作出了重要決策。

　　對前一個問題，毛澤東提出：「我軍戰勝蔣介石的人力資源，主要依靠俘虜，此點應引起全黨注意。」他說：今年華北、華東、東北、西北各區除個別地方原定擴兵計畫准予完成外，其餘均不應擴兵。鄉村人口已大為減少。各區擴兵（包括東北在內）均已至飽和點。支前供應和後方可能性之間發生極大矛盾，此項矛盾如不解決，則不能支持長期戰爭。「今後攻城野戰所獲俘虜可能大為增加，各區及各軍應用大力組織俘虜的訓練工作，原則上一個不放，大部補充我軍，一部參加後方生產，不使一人不得其用。」像這樣大量地吸收俘虜兵，讓他們在經過訴苦運動後立刻參加到人民解放軍的隊伍裡來，在過去還很少有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突出地強調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

　　對後一個問題，為了解炮兵的作戰和建設情況，八月下旬，毛澤東和周恩來召見華東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華北軍區炮兵旅旅長高存信，聽取他們的彙報。毛澤東聽後舉起拳頭說：解放戰爭好像爬這座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階段已經過去了，今後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們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後來，在戰略決戰中，特別是攻堅戰中，由於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軍的炮兵火力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澤東想得更遠。他已經在著手籌劃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提出一個重要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立刻得到全國各民主黨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的擁護。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與其他民主人士，通電擁護召開新政協。

　　毛澤東收到以上各電後，在八月一日覆電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郭沫若等說：對諸先生贊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並且指出：「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並就召開這次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徵詢他們的意見。

　　這時，蔣介石由於軍事失敗，人心動搖，為了阻止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發展，阻止國民黨內分崩離析的趨勢，正在焦慮地尋求「局勢好轉」的計策。國民黨內一部分人認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張停戰談判。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蔣介石建議：在目前極端危急的局勢下，要「產生一個聯合宣言」，「與共產黨成立協議，以謀求和平」，「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戰爭」。蔣介石表示「他要將此事再仔細考慮」。

　　毛澤東看透了他們在此時突然提出和平運動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黨內指示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反動派所謂和平運動，只是戰爭失敗時求得喘息機會以利再戰的陰謀計畫。國民黨反動政府必須打倒，反動軍隊必須解除武裝，人民民主政府必須在全國建立，美國侵略勢力必須退出中國，中國對外必須實現完全的獨立，中國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則所謂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過渡到更殘酷的內戰的一種手段。」

　　「我們如果不願意被敵人消滅，就必須把戰爭打到底，必須不要上反動派的當。必須向解放區軍民人等指出，戰爭不是無止境的。依據過去兩年的作戰成績，加上今後的更大努力，執行正確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項政策，大約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從根本上消滅中國的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我們自己及全國人民就可以永遠過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們不能忍受這大約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動派的欺騙，停戰議和，讓其休養生息，然後被迫再打，我們就將受程度更大、時間更長的痛苦。」

　　這種「和平運動」確實只是一種煙幕。與此同時，蔣介石於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開「軍事檢討會議」，全面檢討兩軍作戰的經驗教訓，制訂了他們的應變方針。

　　政治方針：「動員全民積極實施總體戰，發揮政治、經濟、軍事及一切力量之總和，全力進剿並使黨政軍民經濟一元化，以期步調一致」。在「實施要領」中規定：「實施全面動員，確定戡亂第一」；「加強金融管制，實行銀行國營、金白銀國有，抑制通貨膨脹，改革幣制」。

　　軍事方針：「軍事上於東北求穩定，在華北力求鞏固，在西北阻匪擴張，在華東、華中則加強進剿，一面阻匪南進，一面攻打匪的主力。」為此，將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劃為一個戰區，東北、華北劃為一個戰區，「各置統帥一人節制之」。在西北「應迅速成立西北剿匪總部，統一指揮陝甘寧邊區剿匪軍事」。將整編師、旅番號恢復為軍、師。加強各戰略城市的守備，「責成有關總部、綏署構成強固工事」，長期堅守。同時，以精銳主力為骨幹，組成若干機動兵團，加強應援力量。

　　這次軍事檢討會議，雖然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召開的，但它的主要內容仍被一些外國通訊社記者獲悉，公開加以披露和評論。這樣，所謂「和平運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決戰的日子越來越近了。為了對軍事上、政治上面對的種種重大問題在黨內領導層中統一認識，特別是為了籌劃新中國的建設，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到會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真、董必武七人，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鄧小平、陳毅、賀龍、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薄一波、曾山、鄧穎超、滕代遠、饒漱石、廖承志、陳伯達、劉瀾濤十五人和李維漢、楊尚昆等中央、中央軍委重要工作人員十人。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後舉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也是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這次會議，是在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戰略決戰即將開始的時刻召開的。經過兩年的作戰，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七萬人發展到二百八十萬人，同國民黨軍總兵力的對比已從開始時的一比三點三七，變為一比一點三；由於戰鬥中積累的新經驗和新式整軍運動，人民解放軍士氣高漲，軍政素質大為提高，武器裝備得到極大改善，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了。解放區面積擴大到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解放區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國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達一點六八億，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三；有一億人口居住的地區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廣大翻身農民生產支前的積極性高漲；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和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更加發展和鞏固。許多海外華僑積極聲援人民解放戰爭。同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從原來的四百三十萬人下降為三百六十五萬人，而且內部派系矛盾加劇，士氣低落，戰鬥力大為削弱；衛立煌、傅作義、劉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戰略集團，已處在孤立被動的困境；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任已喪失殆盡；經濟狀況更急劇地走向全面崩潰。蔣介石承認：「就整個局勢而言，則我們無可諱言的是處處受制，著著失敗」，「無論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情形的表現，的確是嚴重而危險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形勢將要出現一個決定性的大變動。

　　九月政治局會議一開始，先由毛澤東作報告。他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後說：「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遊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國民黨。」

　　打倒國民黨後，未來新中國的政權性質是什麼？他在報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來代替過去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他說：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要打倒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以人民代表會議的政府來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問題，十二月會議只想到了這個問題，這次就必須作為議事日程來討論。

　　關於新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他批評了「新資本主義」的提法，「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和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不起決定作用。所以，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他還說：「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的、只要農業來搞什麼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

　　會議就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劉少奇發言說：打倒國民黨，統一全中國，以前是宣傳口號，現在是擺在議事日程上來計畫了。鄧小平插話說：真正帶決戰性的攻堅這一關還沒有過。劉少奇接著說：現在我們是要準備大的會戰，消滅它兩三個兵團，這一關也沒有過。這兩關過了，那就解決了。錦州、濟南的會戰，如果他們的援兵來，那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朱德插話說：將來在徐州會戰的可能是最大的。劉少奇接著又說：這種思想要在主要將領中大大宣傳，解釋清楚，這就是圍城打援。

　　周恩來就軍事工作作了一個系統的發言。他說：爭取五年勝利是根據過去兩年經驗所作的謹慎的估計。如果蔣介石垮臺早些，勝利來得更快。如果美國出兵，困難要大些。我們今天，自然還是爭取五年勝利。

　　他提出第三年軍事計畫的要點：把戰爭繼續引向國民黨統治區，使戰爭負擔加之於敵，「並且要準備若干次帶決定性的大會戰」。今後仍應力爭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但攻堅戰可能增多，使攻堅和野戰互相結合。軍隊組織也要逐漸走向更加正規化、集中化。並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戰，「重心在中原」，「北線重心在北寧路」。他還談到第三年軍隊建設的方針：充實野戰軍，努力建立特種部隊，加強地方武裝，精簡後方機關。統一全軍編制的問題，也應該在這次會上確定下來。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作了總結。他說：兩年來還沒有開過這樣的會。這次會上什麼都講了，連前途問題都講了。關於幾年勝利的問題，過去所講的只是可能性，現在戰爭已經有兩年多了，情況更清楚些，可以帶確定成分地來講了。同時，要充分估計困難和克服困難的可能性，這次會議也作了估計。關於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兩個階段的過渡問題，少奇同志講得很好。新民主主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是這樣並且是領導的因素，而總的說來是新民主主義的。至於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

　　十月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將這次會議的基本情況和決定向全黨通報。通知中強調：人民解放軍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並且指出：為了「使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和「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應該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準備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恢復和發展解放區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會議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它為最後打倒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新中國，從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準備。

　　當時，國民黨全部軍事力量三百六十五萬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的第一線，其中正規軍二百四十九個旅，用於北線的有九十九個旅，南線的有一百五十個旅。它的主要戰略集團已處在十分孤立被動的地位。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正是根據這種情況，決定人民解放軍在戰爭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要求全軍殲敵正規軍一百五十個旅左右，並奪取北平、天津、沈陽以外的一切城市。

　　實現這一戰略任務的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利得多：各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主力已可集中、機動地使用；部隊的素質有了極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強；原來被分割的各解放區已連成一片，處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人民支援戰爭的潛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發揮；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卻被包圍在幾個孤立的據點中，戰鬥力大為削弱，部分高級將領正在尋求出路，醞釀反戰起義。

　　但是，困難還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萬人的太原、濟南、長春等城市，國民黨守軍各在十萬人以上，那裡的城防工事經過多年加修已達到堡壘化的程度，被他們自詡為「固若金湯」；國民黨軍隊鑒於連遭慘敗的教訓，已改取重兵固守、諸兵團馳援的會戰方式；人民解放軍還沒有海空軍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現代化的後勤運輸保障；除東北戰場外，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總兵力都沒有取得優勢。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反覆地進行權衡。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是毛澤東常常用來指導紅軍作戰的一句名言。他恪守這個原則。對如何攻克國民黨軍重兵據守的大城市，如何對付國民黨軍幾個兵團增援這兩個人民解放軍面對的新問題，毛澤東一直十分關注。他對徐向前部採取以坑道爆破為主的方法來攻克堅固設防的臨汾的經驗，極為稱道。對進攻重要城市時敵軍可能大舉增援的問題，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們應以敵人必然增援為自己作戰計畫的基礎」，在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殲滅援敵的勝利。「在作戰實施中，依據城敵與援敵兩方面有利於我不利於敵之變化，你們可以酌量調節攻城與打援兩方面的兵力，在某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打援方面（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攻城方面。」這些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作戰方法，對不久發動的濟南戰役和以後的戰略大決戰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濟南是山東的省會，位於津浦鐵路和膠濟鐵路的交會處。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指揮正規軍三個整編師的九個旅和非正規軍五個保安旅等十萬餘人，依託濟南內城、外城和商埠構成基本防禦陣地，並以東山和飛機場等堅固工事作為屏障。蔣介石為了確保濟南，還擬定了一個從徐州派出邱清泉、黃百韜、李彌三個兵團北上增援的「會戰計畫」。

　　針對這種狀況，毛澤東認為，攻打濟南將「是一次嚴重作戰」。他在八月十二日致電粟裕等，從對豫東戰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斷：解放軍如果真打濟南，徐州的三個兵團一定會北上增援；但在剛發生「區兵團被殲、邱黃兩兵團受重創」的情況下，很可能採取「謹慎集結、緩緩推進」的方法。他預計這次戰役的結果有三種可能：第一，「打一個極大的殲滅戰」，也就是既攻克濟南，又殲滅大部分援敵；第二，「打一個大的但不是極大的殲滅戰」，就是既攻克濟南，又殲滅援敵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濟南既未攻克，援敵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尋戰機。」他向華東野戰軍領導人提出：「我們目前傾向於攻城打援分工協作，以既達攻克濟南，又殲滅一部援敵之目的。」根據這個決策，華東野戰軍的具體部署是：以山東兵團加一個縱隊擔負攻城；以六至七個縱隊在兗州、鉅野間「夾運（河）而陣，並構築幾道防禦工事，以便隨時轉移兵力於運東或運西，阻擊與殲滅敵援。」二十八日，毛澤東又決定中原野戰軍當濟南徐州吃緊、位於信陽和鄭州的張軫孫元良兩兵團被迫移動時，在運動中發起攻擊，殲其一部，以配合濟南戰役的進行。

　　九月十一日，毛澤東給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的電報中，就攻濟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聯繫和區別作了明確的說明：「此次作戰目的，主要是奪取濟南，其次才是殲滅一部分援敵。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卻不應以多數兵力打濟南。如果以多數兵力打濟南，以少數兵力打援敵，則因援敵甚多，勢必阻不住，不能殲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濟的必要時間，則攻濟必不成功。」他又說明這種部署在遇到情況變化時可以予以改變，如：援敵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時，可從打援方面抽調兵力參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決戰鬥，而援敵又已大舉進犯，非殲滅援敵不能繼續攻城的情況下，則應從攻城兵團中抽調一部至半數兵力加入打援。他還指出：攻城部署應分兩階段：第一階段，集中優勢兵力攻佔西面飛機場，東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階段，則依戰況發展，將主力使用於最利於發展之方向，如果東面利於發展，則應使用於東面。同時指出：「整個戰役應爭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須準備打兩個月至三個月，準備對付最困難的情況，並以此作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發點。」並規定：整個攻城指揮，由你們擔負。全軍指揮，由粟裕擔負。

　　這樣，毛澤東就從戰略運籌到戰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對濟南戰役的基本決策。

　　華東野戰軍遵照毛澤東和軍委的指示，經過周密偵察和準備，於九月十六日發起濟南戰役，只經過八天的戰鬥，就全殲國民黨守軍十萬餘人（其中，爭取整編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二萬餘人在戰場上起義），攻克了濟南城。從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團一部，因為害怕被殲，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區不敢前進。另外兩個兵團還沒有在徐州集結完畢，濟南已告解放。蔣介石的增援計畫便胎死腹中。

　　濟南的攻克，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和國際輿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杜聿明評論道：濟南守軍的被殲，「可以說蔣軍的『重點防禦』計畫已被擊破」。美聯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評論道：「自今而後，共產黨要到何處，就到何處，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沒有什麼阻擋了。」日本的《朝日新聞》在同一天評論道：「中國的內戰進入了一個極重要的新階段。」

　　濟南戰役的勝利給了解放區軍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區的黨政軍領導機關紛紛致電祝賀稱：濟南的解放「創造了我人民解放軍攻堅解放大城市的新紀錄」，「使我華北華東各解放區更加全面的聯成一片」，表示要加緊作戰，「爭取新的勝利」。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濟南戰役勝利的意義給予極高的評價，指出：「勝利影響已動搖了蔣介石反動軍隊的內部。這是兩年多革命戰爭發展中給予敵人最嚴重的打擊之一。」「華東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經更加迫近。」濟南的攻克，「證明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擊能力，已經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禦的了，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了」。就是「北平、天津、瀋陽三點」也不除外了。

　　他們還從濟南戰役的勝利中總結出解決國民黨重兵集團的兩條經驗：一是「攻濟打援」的戰法；二是爭取國民黨軍隊舉行戰場起義。正如朱德所說：「吳化文的起義，我們不能過低估計，對我們打下濟南起了相當作用。今後的作戰，就是需要有這樣的起義。」

　　濟南戰役，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把秋季攻勢引向戰略決戰的起點。周恩來後來說道：「三大戰役的序幕是濟南戰役。」

三十七、大決戰的日日夜夜（上）

　　人們期待已久的戰略大決戰終於來到了。

　　這次大決戰，是由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一環緊扣一環地組成的。三大戰役從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開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結束，歷時四個月零十九天，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一百四十四個師（旅），非正規軍二十九個師，共一百五十四萬多人。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歷史上，也是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壯麗篇章。

　　這場氣勢磅礡的大決戰，生動地體現出毛澤東作為卓越的軍事家那種高瞻遠矚、全域在胸的戰略眼光和多謀善斷的驚人膽略。當決戰開始時，國民黨軍隊的數量還多於人民解放軍，裝備更比人民解放軍好。南京政府仍統治著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澤東不僅看透這個表面上的龐然大物其實已異常虛弱，無法擺脫戰備上全面被動的地位；並且敏銳地察覺他們正打算實行戰略撤退而一時還舉棋不定，難下決心。正是在這種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依據對客觀形勢的冷靜分析，當機立斷，毫不猶豫地抓住時機，發動了這場人民解放戰爭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戰略大決戰。

　　這場大決戰，是從遼沈戰役開始的。

　　為什麼毛澤東要選擇東北戰場作為這場大決戰的起點？葉劍英作過詳細的分析：「毛澤東同志在緊緊地抓住決戰時機的同時，又正確地選擇了決戰方向。當時全國各戰場的形勢雖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作戰，但敵人在戰略上卻企圖儘量延長堅守東北幾個孤點的時間，牽制我東北人民解放軍，使我軍不能入關作戰；同時，敵人又準備把東北敵軍撤至華中地區，加強華中防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指向華北戰場，則會使我軍受到華北、東北敵人的兩大戰略集團的夾擊而陷於被動；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首先指向華東戰場，則會使東北敵人迅速撤退，而實現他們的戰略收縮企圖。因此，東北戰場就成為全國戰局發展的關鍵。當時東北戰場的形勢對我又特別有利。在敵軍方面：孤立分散，態勢突出，地區狹小，補給困難；長春被圍，無法解救，或撤或守，舉棋未定。在我軍方面：兵力優勢，裝備較好；廣大地區，聯成一片；土改完成，後方鞏固；關內各區，均可支援。東北人民解放軍殲滅了東北敵軍，就能粉碎敵人戰略收縮的企圖；就能實施戰略機動，有利於華北、華東戰場的作戰；就能以東北的工業支援全國戰爭，使人民解放軍獲得戰略的總後方。根據上述情況，毛澤東同志將戰略決戰方向，首先指向東北戰場的衛立煌集團，這就將戰略決戰的初戰勝利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這是毛澤東同志宏圖大略全域在胸投下的一著好棋子。決戰首先從局部的優勢開始，進而爭取全域上的更大優勢。由於迅速而順利地取得了遼沈戰役的勝利，就使全國戰局急轉直下，使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

　　那時候，東北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還有四個兵團，十四個軍，四十四個師，加上地方武裝共五十五萬人，但已經被分割和壓縮在長春、瀋陽和錦州三塊互不聯繫的據點和地區內。東北人民解放軍不但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冬季攻勢中殲滅了國民黨軍隊近三十萬人，自身也迅速壯大，野戰部隊已發展到五十三個師，加上地方部隊已超過一百萬人，經過近半年的大練兵，部隊的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軍已佔有顯著優勢。

　　對長春、瀋陽、錦州這三塊孤立的據點，先從哪裡打起？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澤東還在陝北時就曾致電東北野戰軍提出「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的設想。電報說：「你們應準備對付敵軍由東北向華北撤退之形勢。蔣介石曾經考慮過全部撤退東北兵力至華北，後來又決定不撤。這主要是因為南線我軍尚未渡過長江及北線我軍尚未給蔣軍以更大打擊的原故。」他問道：「你們上次電報曾說錦州方向無仗可打，該方向情況究竟如何？如果我軍能完全控制阜、義、興、綏、榆、昌、灤地帶，對於應付蔣軍撤退是否更為有利？」並著重指出：「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

　　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但當時毛澤東還是在徵求意見，並沒有下最後的決斷。林彪對主力從北滿遠道南下攻打國民黨軍隊堅固設防、並在周圍有若干據點的錦州卻顧慮重重，擔心如果久攻不下，敵人援兵從華北和海上增援，將會陷解放軍於被動地位，再三提議先打長春，並在四月十八日報告軍委，強調進攻長春的有利條件，「計畫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時間內全部結束戰鬥」。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覆電同意先打長春，而又指出：「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為先打他處特別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難。」五月下旬，東北野戰軍以兩個縱隊試攻，發現攻佔長春並不像預期那樣容易，改用嚴密圍困的辦法。

　　七月二十日，林羅劉將東北局常委重新討論後認為「我軍仍以南下作戰為好，不宜勉強和被動的攻長春」，「到八月中旬時，我軍即以最大主力開始南下作戰」的意見上報軍委。二十二日又致電軍委：「如華北敵人確實空虛，則我軍南下與晉察冀『部隊』配合作戰，則有全部殲滅敵人，奪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時，亦必然引起長春、瀋陽敵人撤退，達到解放東北的可能。」同時，提出一個要求：「如能將傅作義調動一兩個軍向西去，我們就可能全部殲滅北平、天津、張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敵的把握。」

　　毛澤東在接到這個電報後，就在二十二日深夜覆電林羅劉：「攻擊長春既然沒有把握，當然可以和應當停上這個計畫，改為提早向南作戰的計畫。在你們準備攻擊長春期間，我們即告知你們，不要將南進作戰的困難條件說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將自己限制起來，失去主動性。」並指示他們要加緊進行政治動員和糧食準備，否則八月間還不能打響；關於具體作戰計畫，望他們詳加考慮，擬出全盤方案電告。

　　為了將傅作義主力向西引開，以配合東北野戰軍南下北寧線作戰，毛澤東八月三日在西柏坡召見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和華北第二兵團第二政治委員楊成武，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一起向他們交代「東北打，華北牽」的任務。毛澤東先讓聶、楊看了由他起草的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給林羅劉的兩份電報，在聶、楊表示完全同意後，毛澤東宣佈組成華北第三兵團，由楊成武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二十天內完成一切準備，進軍綏遠，開闢新的戰場，把傅作義部主力拖到平綏線，配合東北作戰。並問楊成武有什麼困難？楊成武回答說：「沒有困難，保證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毛澤東笑了笑，說：「不對，出兵綏遠，困難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綏遠是傅作義的老窩，他搞堅壁清野，你們去了會吃不上飯；要華北供給支援你們，也是很困難的；還有戰鬥可能很不順手。毛澤東要他們把困難想透，想出解決困難的辦法，做好充分的準備。楊成武聽後，很受感動：「毛主席日理萬機，全國各個戰場都需要他嘔心瀝血，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代任務，又為部下把執行任務的困難想透。他是那樣了解情況，全國的各個戰場上就如同一盤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八月八日和十一日，林、羅、劉又兩次致電中央軍委，先是提出：東北主力行動時間，須視楊成武部行動的遲早才能確定；後來又提出：「南下則因大批糧食的需要無法解決」，「目前對出動時間，仍是無法肯定。」

　　毛澤東接電後，在九日電告林羅劉：楊成武部已確定在二十一日出動，並指出：「你們應迅速決定並開始行動，目前北寧線正好打仗，你們所謂你們的行動取決於楊成武的行動這種提法是不正確的。」在十二日又電告他們：「關於你們大軍南下必須先期準備糧食一事，兩個月前亦已指示你們努力準備。兩個月以來，你們是否執行了我們這一指示一字不提。現據來電，則似乎此項準備工作過去兩月全未進行，以致現在軍隊無糧不能前進。」「對於你們自己，則敵情、糧食、雨具樣樣必須顧慮周到；對於楊成武部則似乎一切皆不成問題。」試問你們出動遙遙無期，而令楊部孤軍早出，如被傅作義趕走，對於戰局有何利益？至於敵人從東北撤運華中的可能，我們在你們尚未結束冬季作戰時即告訴了你們，「希望你們務必抓住這批敵人，如敵人從東北大量向華中轉移，則對華中作戰極為不利」。毛澤東在這個電報的最後，嚴厲地指出：「對於北寧線上敵情的判斷，根據最近你們幾次電報看來，亦顯得甚為輕率。為使你們謹慎從事起見，特向你們指出如上。你們如果不同意這些指出，則望你們提出反駁。」

　　八月十三日，林羅劉致電軍委和毛澤東，承認對北寧線的敵情是輕信了一些不確實的消息，作了錯誤的判斷。關於南下問題，「目前仍盡力爭取早日出動」。九月三日，林彪、羅榮桓致電軍委報告了南下作戰的具體部署：我軍擬以靠近北寧線的各部，突然包圍北寧線各城，然後待北面主力陸續到達後，進行逐一殲滅敵人；而以北線主力控制於瀋陽以西及西南地區，監視瀋陽敵人，並準備殲滅由瀋陽向錦州增援之敵或殲滅由長春突圍南下之敵。對長春之敵，以現有圍城兵力，繼續包圍敵人，並準備乘敵突圍時殲滅該敵。

　　九月五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覆電，同意這個部署。指出：北寧線上各處敵軍互相孤立，均好殲擊，你們可以在北寧線上展開大規模作戰。在此線上作戰補給較便利，這又是中間突破的方法，使兩翼敵人（衛立煌、傅作義）互相孤立，因此你們主力不要輕易離開北寧線。電報中還談了對敵情的估計：「你們主要要對付的敵人，目前仍然是衛立煌，因此你們現以七個縱隊又六個獨立師位於新民及沈長線是正確的。」長春和瀋陽的敵軍「恐怕要在你們打錦州時，才不得不出動」。

　　接著，毛澤東便提出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要求東北野戰軍「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大殲滅戰的決心」。九月七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考慮到在東北工作的領導人不能抽身前來參加會議，就以軍委的名義致電林羅，告訴他們中央關於全國戰略任務的計畫，要他們現在就應該準備使用主力於錦州、山海關、唐山一線，「而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如果在你們實行錦、榆、唐戰役期間，沈、長之敵傾巢來援，你們便可以爭取將衛立煌全軍就地殲滅，這是最理想的情況。「於此，你們應當注意：（一）確立攻佔錦、榆、唐三點並全部控制該線的決心。（二）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即在衛立煌全軍來援的時候敢於同他作戰。（三）為適應上述兩項決心，重新考慮作戰計畫並籌辦全軍軍需（糧食、彈藥、新兵等）和處理俘虜事宜。」這個電報，以《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為題，被收入《毛澤東選集》。

　　九月十日，林彪、羅榮桓態度明朗地報告軍委：完全同意軍委所指示的前途與任務，認為可能和應當爭取東北與華北戰局的根本變化。並稱：已在北寧線附近的部隊於十二日在錦州、義縣間打響，北線主力於十三日起從四平街、長春附近南下。

　　這時，在東北國民黨軍隊五十五萬人中，由衛立煌直接指揮的兩個兵團共三十萬人駐守在瀋陽地區；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率領的一個兵團及保安部隊共十萬人駐守在長春；由另一副總司令范漢傑指揮一個兵團及保安部隊共十五萬人，防守義縣到山海關一線，主要兵力在錦州、錦西。在堅守長、沈，還是將長、沈主力撤至錦州的問題上，蔣介石同衛立煌等東北高級將領之間的爭論正日趨激烈。

　　東北野戰軍在九月十二日發起強大攻勢。二十六日，林羅報告軍委：準備在二十七日攻義縣，得手後接著打錦西、興城，再打山海關，如果敵軍已逃，就回頭打錦州。二十七日，毛澤東以軍委的名義致電林羅，批准他們的計畫，同時指出：殲滅義縣等五處之敵後，如果先打出海關然後再回頭打錦州，則勞師費時，給瀋陽之敵以增援時間。不如先打錦州，然後攻山海關、灤縣、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同一天，他為中央軍委起草的戰爭第三年全軍殲敵任務的電報中，又把原來由東北野戰軍和華北兩個兵團共同擔負殲敵三十五個旅的任務，改為分配東北野戰軍殲敵三十六個旅，華北兩個兵團另行擔負殲敵十二個旅。這是對預定作戰任務的重大改變。

　　林彪等在九月二十八日定下「先攻錦州，再打錦西」的決心後，第二天將具體部署報告軍委；並稱：「錦州是敵薄弱而又要害之處，故沈敵必大舉增援，長春敵亦必乘機撤退（已有密息證明）。故此次錦州戰役，可能演成全東北之大決戰，可能造成收復錦州、長春和大量殲滅瀋陽出援之敵的結果。我們將極力爭取這一勝利。」毛澤東接電後，十分高興，在三十日覆電稱：「決心與部署均好，即照此貫徹實施，爭取大勝。」

　　這樣，隨著東北戰場局勢的實際演進，經過毛澤東、中央軍委同東北野戰軍總部的反覆磋商，終於將初定的北寧線秋季攻勢，發展成一舉全殲東北國民黨軍的遼沈決戰。

　　東北的國民黨軍隊，長時間內一直沒有察覺東北野戰軍主力會南下奔襲北寧線，關閉它通往關內的大門。守在錦州的范漢傑，在華東野戰軍攻克濟南、東北野戰軍包圍義縣的危急情況下，才連電蔣介石乞援。蔣介石命令衛立煌從瀋陽出兵援錦，衛立煌拒不接受。蔣介石在九月二十六日派參謀總長顧祝同飛赴瀋陽監督衛立煌執行援錦命令，衛立煌仍堅持拒絕執行。蔣介石得到顧祝同的報告後，在三十日飛北平，調集第六十二、九十二軍等部共五個師，並決定放棄煙臺抽出第三十九軍，經海運到葫蘆島登陸，由侯鏡如指揮組成援錦東進兵團。十月二日，蔣介石又飛赴沈陽召開軍事會議，並命令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這次瀋陽軍隊直出遼西，解錦州之圍，完全交給你負責，如有貽誤，也唯你一人是問。」廖耀湘表示：「瀋陽主力先集中於新民、彰武地區，完成一切準備，俟錦、葫兩地軍隊會師之後，再東西對進，以夾擊共產黨軍隊，才是萬全之策。」得到蔣介石的默許。

　　當日晨五時，毛澤東簽發由周恩來起草的東北野戰軍的指示：因傅作義部九個步騎師向綏東尋楊成武部作戰，楊羅耿兵團不能不到平張段，予以配合。你們應靠自己的力量對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關北援之敵，而關鍵則是迅速攻克錦州，望努力爭取十天內外打下該城。

　　林彪在獲悉葫蘆島已開到國民黨援軍四個師、華北的楊羅耿兵團又因傅作義部向綏東進攻而不能開到山海關至天津段作戰這兩個消息後，深恐打錦州時陷入瀋陽、葫蘆島兩大援敵的夾擊中，攻錦決心再次動搖。十月二日深夜，由林羅劉致電軍委，提出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錦州如能迅速攻下，則仍以攻錦州為好，省得部隊往返拖延時間」。但認為，攻錦州需要相當時間，而葫蘆島方向的援敵可集中五、六個師兵力，採取集團行動向錦州推進，「我阻援部隊不一定能擋住該敵，則該敵可能與守敵會合」。第二個方案，回師打長春。估計經過幾個月的圍困，「目前如攻長春，則較六月間準備攻長春時的把握大為增加，但須多遲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時間」。並稱：「以上兩個方案，我們正在考慮中，並請軍委同時考慮與指示。」提的雖然是兩個方案，它的基本傾向十分清楚：就是放棄北寧路作戰，仍然回師打長春。電報發出後，「羅榮桓政委再三考慮，認為不妥」，「於是他說服了林彪撤回這個電報，可電報已經發出，羅榮桓政委便親自起草撤銷這個電報和再增加北寧路作戰兵力的電報報軍委。」這就是十月三日上午九時的電報，裡面說：「我們擬仍攻錦州。只要我軍經過充分準備，然後發起總攻，仍有殲滅錦敵的可能，至少能殲滅敵之一部或大部。」並重新調整了部署。

　　中央軍委在十月三日清晨四時先收到林羅劉前一個電報，毛澤東、周恩來看後都感到十分不安。毛澤東立刻覆電，斬釘截鐵地指出：「你們應利用長春之敵尚未出動、瀋陽之敵不敢單獨援錦的目前緊要時機，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錦州，對此計劃不應再改。」並稱：五月和七月間長春之敵本來好打，你們不敢打；現在攻錦部署業已完畢，你們又因一項並不很大的敵情變化，又不敢打錦州，又想回去打長春，「我們認為這是很不妥當的」。同時詢問道：你們指揮所現到何處？望迅速移至錦州前線，部署攻錦。這封電報發出後，毛澤東仍不放心。兩小時後，他又再次致電林羅劉：「我們堅持地認為你們完全不應該動搖既定方針，丟了錦州不打，去打長春。」電報中繼續分析了先打長春再回頭打錦州的諸多不利後，指出：「只要打下錦州，你們就有了戰役上的主動權，而打下長春並不能幫助你們取得主動，反而將增加你們下一步的困難。望你們深刻地計算到這一點，並望見覆。」

　　電報發出後一個多小時，軍委收到林羅劉第二個電報，毛澤東看後十分高興，在四日清晨六時電覆林羅劉說：「你們決心攻錦州，甚好，甚慰。」電報接著說：從你們部隊開始行動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個月之久，你們才把攻擊重點問題弄清楚。從這件事，你們應取得兩個教訓：第一個教訓是你們的指揮所應先於部隊移動到達所欲攻擊的方向去，由於你們沒有這樣做，致使你們的眼光長期受到限制；第二個教訓是在通常的情況下，必須集中主力攻擊一點，而不要平分兵力。並且表示：「在此以前我們和你們之間的一切不同意見，現在都沒有了。」同時指示：蔣介石已到瀋陽，不過是替喪失信心的部下打氣。「他講些什麼，你們完全不要理他，堅決按照你們三日九時電部署做去。」

　　按照上述部署，十月五日，林羅劉率領指揮所到達錦州西北二十公里的亡牛屯。接著，林彪帶了擔任主攻的縱隊領導人詳細勘察錦州周圍地形後，確定了攻錦步驟。十月九日至十三日，掃清週邊據點。十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致林羅劉電，指出：從你們開始攻擊錦州之日起，一個時期內是你們戰局緊張期間，望你們每兩日或每三日以敵情和我情電告我們一次。毛澤東這時已在考慮戰局下一步如何發展的問題。電報中說：「這一時期的戰局，很可能如你們曾經說過的那樣，發展成為極有利的形勢，即不但能殲滅錦州守敵，而且能殲滅葫、錦援敵之一部，而且能殲滅長春逃敵之一部或大部。如果瀋陽援敵進至大淩河以北地區，恰當你們業已攻克錦州，使你們有可能轉移兵力將該敵加以包圍的話，那就也可能殲滅瀋陽援敵。這一切的關鍵是爭取在一星期內外攻克錦州。」

　　十月十四日，東北野戰軍向錦州發起總攻，只經過三十一小時的戰鬥，就攻克了錦州。在錦州東西兩側進行阻援的部隊，以英勇頑強的戰鬥，打退了國民黨軍隊分別從瀋陽和葫蘆島增援的企圖，保障了攻錦的勝利。

　　毛澤東充分肯定了作戰的成功，致電林羅劉說：錦州作戰「部隊精神好，戰術好，你們指揮得當，極為欣慰，望傳令嘉獎」。錦州的解放，對於遼沈戰役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就像關上了東北的大門，把國民黨方面在東北戰場和華北戰場這兩大戰略集團分割開來。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被俘後說：「這一著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來的，錦州好比一條扁擔，一頭挑東北，一頭挑華北，現在是中間折斷了。」

　　在錦州攻克後，困守長春的國民黨第六十軍舉行起義，新七軍投誠，鄭洞國率領殘部放下武器。十月二十一日，長春和平解放。從瀋陽西出後徘徊於新民、彰武地區的廖耀湘兵團十萬之眾，在蔣介石「規復錦州」的嚴令下，在十月二十日向黑山、大虎山攻擊前進。毛澤東批准林彪、羅榮桓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予以殲滅。十月二十五日，當廖耀湘兵團轉向營口撤退時，東北野戰軍從四面八方將它分割包圍，經過兩天激戰，將廖耀湘兵團全部殲滅。緊接著，大軍又乘勝揮師東進，到十一月二日，解放了瀋陽和營口。九日，收復錦西和葫蘆島。東北全境獲得解放。

　　遼沈決戰歷時五十二天，東北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在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援下，殲滅了東北人，其中包括由美國裝備並訓練、曾在印緬戰場作戰的精銳主力新一軍和新六軍，取得震驚中外的巨大勝利。

　　遼沈決戰的結果，對國民黨統治集團是致命的一擊，引起了全國戰局的急轉直下。蔣介石在北平和南京兩次吐血。他後來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寫道：「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形勢也就不可收拾了。」路透社記者評論道：「國民黨在滿洲的軍事挫敗，目前已使蔣介石政府比過去二十年存在期間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崩潰的邊緣。」

　　遼沈決戰的勝利，對解放戰爭來說，大大加速了勝利的進程。人民解放軍不僅有了鞏固的有較強工業基礎的戰備後方，擁有一支強大的戰備機動部隊──七十多萬人的東北野戰軍，而且取得了在戰略協同下進行大會戰的豐富經驗，這對於整個戰略決戰的進一步展開和勝利有著重要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關於全東北解放的賀電中寫道：

　　「東北是中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最大的中心，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積極援助下，從一九四五年冬季以來就曾經用極大力量來搶佔東北，先後投入兵力及收編偽軍胡匪共達一百一十萬人。依靠我東北前後方全體軍民團結一致，英勇奮鬥，並得到我關內各解放區的勝利配合，在三年的奮戰中殲滅敵人一百餘萬，終於解放了東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萬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動派奴役東北人民並利用東北以挑撥國際戰爭的迷夢，奠定了在數年內解放全中國，然後將中國逐步建設為工業國家的鞏固基礎。」

三十八、大決戰的日日夜夜（下）

　　遼沈戰役一結束，南線的戰略決戰──淮海戰役便開始了。

　　淮海戰役是人民解放軍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臨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戰役。集結在這個地區的國民黨軍隊有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副總司令杜聿明指揮下的四個兵團和三個綏靖區部隊，加上以後從華中增援的黃維兵團等部，總兵力達八十多萬人。其中，邱清泉兵團的第五軍和黃維兵團的第十八軍是南京政府僅存的兩支最精銳的主力部隊。葉劍英曾這樣分析：「敵人重兵密集，便於機動，增援迅速。若要攻殲其任何一部，必須首先攔住敵人的援兵，才能贏得時間，保持主動。這是華東戰場與其他戰場截然不同的特點，也是影響戰役勝敗的關鍵。」人民解放軍參加這次戰役的，有華東野戰軍十六個縱隊、中原野戰軍七個縱隊，還有華東、中原軍區的地方部隊，總共約六十多萬人，數量少於敵軍，裝備和交通運輸條件更遠不如對方。雙方的力量對比，和東北戰場上不同。

　　當時，蔣介石的打算是：在徐州地區布下重兵，既可尋求同解放軍主力決戰，又可以退而作為長江一線的屏障，保住它的根本重地──南京和上海；當戰局對它不利時，還可以將主力撤至江南，鞏固長江防線，阻止解放軍過江。因此，如果不能抓住戰機，在徐州地區消滅它的主力，讓劉峙集團縮回江南，就會給以後的渡江作戰和解放江南廣大地區帶來許多困難，甚至會延長全國革命勝利的時間。作出殲滅劉峙集團於徐州地區這個決斷，需要有很大的勇氣和魄力。

　　確定淮海戰役的規模和部署，有一個發展過程。最早提出發起淮海戰役這個建議的，是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粟裕。九月二十四日清晨，當人民解放軍已突入濟南內城進行巷戰時，他致電中央軍委並報華東局、中原局，提出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戰局並為將來渡江創造有利條件，「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如果「全軍即進入休整，如此對部隊有好處，但易失去適宜作戰──秋涼氣候和濟南失守後加於敵人之精神壓力」。第二天中午，劉伯承、陳毅、李達致電中央軍委：「濟南攻克後，我們同意乘勝進行淮海戰役。」當晚十九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覆電：「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戰役後再進行一次休整。」並且明確地指出：「你們第一個作戰，應以殲滅黃兵團於新安、運河之線為目標。」這裡說的「黃兵團」，是指位於徐州東側、由黃百韜率領的第七兵團。當時所說的「淮海戰役」，準備奪取兩淮（淮陰、淮安）、海州，打通山東和蘇北的聯繫，威脅長江北岸，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線上的作戰創造有利條件，還不是作為南線戰略決戰的淮海戰役。

　　電報發出後，毛澤東繼續觀察和思考著。他很快覺察到，這次戰役的規模和影響將比原來預想的要大得多。九月二十八日，他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指出：「黃兵團調回新安鎮地區業已證實。你們淮海戰役第一個作戰，並且是最主要的作戰，是鉗制邱李兩兵團，殲滅黃兵團。新安鎮地區距離徐州甚近，邱李兩兵團赴援甚快。這一戰役必比濟南戰役規模要大，比睢杞戰役的規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們必須有相當時間使攻濟兵團獲得休整補充，並對全軍作戰所需包括全部後勤工作在內有充分之準備，方能開始行動。」十月十一日，他又再次電示：「本戰役第一階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殲滅黃兵團，完成中央突破」；並且更著重地提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牽制及阻擊及殲敵一部以對付邱李兩兵團，才能達成殲滅黃兵團三個師之目的。這一部署，大體如同九月間攻濟打援的部署，否則不能達成殲滅黃兵團三個師之目的。」像這樣「用一半以上兵力」來打援的巨大決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國民黨當局的意料之外。它對以後保障淮海戰役的初戰大捷有著巨大的意義。

　　由於預見到淮海戰役的規模將越打越大，毛澤東立刻考慮到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這兩支大軍並肩作戰的問題，在十月十一日那個電報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的豫東地區的「孫元良三個師現將東進，望劉陳鄧即速部署攻擊鄭徐線，牽制孫兵團」。同一天，他又致電叮囑中原野戰軍：「否則，孫兵團加至徐州方面，將極大妨礙華野的新作戰。」根據中央軍委的部署，中原野戰軍在二十二日以突然動作攻克鄭州，消滅國民黨軍隊一萬多人。中原野戰軍參謀長李達回憶道：「從打鄭州開始，淮海戰役即成為華野、中野兩支大軍共同執行的任務了。正如鄧小平政委引用毛澤東主席說過的一句話：兩個野戰軍聯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幾倍的力量。」

　　就在中原野戰軍攻克鄭州的同一天，毛澤東又對他們的下一步行動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於邱李兩兵團大量東援之際，舉行徐蚌作戰，相機攻取宿縣、蚌縣，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破毀津浦路，使敵交通斷絕，陷劉峙全軍於孤立地位。」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淮海戰役的戰略目標擴大為力爭包圍並殲滅徐州「剿總」劉峙全軍的巨大決心，到這時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構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東北遼沈戰役勝利結束，中國的軍事形勢進入一個新的轉捩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這樣一個有利形勢面前，淮海戰役應該怎樣打？毛澤東覺得原定的在新安鎮地區殲滅黃百韜兵團後華野主力轉向淮安、淮陰地區的部署已不能適應戰爭形勢的發展。十一月七日，即淮海戰役發起後的第二天，他致電華東並告中原野戰軍的領導人，提出：第一仗估計需要十天左右時間，力爭殲滅黃百韜等部廿一二個師，「如能達成此項任務，整個形勢將改變，你們及陳鄧即有可能向徐蚌線迫進。那時蔣介石可能將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敵人不撤，我們即可打第二仗，殲滅黃維、孫元良，使徐州之敵完全孤立。」這樣，他對淮海戰役規模的構思又推進了一步。十一月九日，他在接到粟裕、張震關於「抑留敵人於徐州及其周圍，爾後分別削弱與殲滅之」的建議後，立即在九日起草了一份「佳亥」電，明確提出：「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至此，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即毛澤東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致中原、華東領導人電報中提到的「隔斷徐蚌，殲滅劉峙主力的總方針」，便最終確立了。

　　毛澤東歷來主張：要多謀善斷。在淮海戰役正式發動前的一個多月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同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的指揮員反覆磋商，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從多種方案中進行比較選擇，根據不斷變化著的形勢及時地調整部署，作出戰略決策。因此，當戰役一開始，便能成竹在胸地將既定的作戰方案一步步地付諸實施，並能從容地應付各種複雜的局面。當時擔任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的張震後來評論道：「毛主席高瞻遠矚，制定了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又博採眾長，使這個方針得到補充和進一步完善。戰役第一階段的進攻方向選定在徐州以東，殲滅對象是黃百韜兵團。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線，協同華野作戰。在總的戰略意圖下，最高統帥部和前線指揮員之間經過醞釀磋商，使戰役的具體部署更加縝密。」這是淮海戰役這樣一場波瀾壯闊的南線戰略決戰能夠如此有條不紊地勝利進行的重要原因。

　　基本作戰方案已經確定，毛澤東仍然十分謹慎，沒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來。十月二十七日，他致電華東和中原野戰軍再次叮囑：「你們在研究部署時除根據當前情況外，還要估計到情況的某些可能的變化。要設想敵可能變化的幾種情況，其中應包括一種較嚴重的情況，要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有對付的辦法。」第二天，饒漱石、粟裕、譚震林向中央軍委並劉、陳、鄧報告圍殲黃百韜兵團的作戰計畫。三十日，毛澤東覆電：「計畫與部署甚好，請即照此施行。」並且提議：「各處一起動作，使各處之敵同時受攻，同時認為自己處於危險境地，互相不能照顧。」陳、鄧方面「亦請同時動作」。次日，粟裕致電中央軍委：「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這個要求立刻得到中央軍委的批准。十一月三日，毛澤東致電陳、鄧：關於鉗制邱孫兵團的「具體攻擊任務，由你們按當面情況臨機決定」。

　　一場大仗很快就要開始了。

　　十一月四日，華東野戰軍下達淮海戰役攻擊命令。六日傍晚，華野向徐州東側新安鎮地區的黃百韜兵團出擊，淮海戰役開始。第二天，毛澤東致電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們的攻擊部署，並說：「望你們堅決執行，非有特別重大變化，不要改變計畫，愈堅決愈能勝利。在此方針下，由你們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但將戰況及意見每日或每兩日或每三日報告一次。」華東野戰軍發動攻擊後，黃百韜率領所轄五個軍慌忙西撤，企圖退往徐州。八日下午，國民黨軍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何基灃、張克俠（都是地下黨員）率第五十九軍全部、七十七軍大部二萬三千餘人在賈汪、台兒莊地區起義，使徐州的東北大門敞開，解放軍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東，並造成國民黨軍上下混亂。劉峙不得不把原在徐州以東掩護黃兵團的李彌兵團撤回，並急調邱清泉、孫元良兩兵團，共同守衛徐州。

　　十一月十一日，解放軍切斷黃百韜撤往徐州的退路，將黃百韜兵團合圍於以碾莊圩為中心的狹小地區內。同一天，蔣介石一面命令黃百韜固守待援，一面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揮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東援。邱、李兩兵團在飛機、坦克、榴彈炮掩護下，向解放軍陣地發動猛攻，但沒有估計到華東野戰軍「用一半以上兵力」來打援，攻勢得不到進展。二十二日，黃百韜兵團在解放軍總攻下，全部被殲。

　　當華東野戰軍主力正在圍殲黃百韜兵團時，中原野戰軍主力根據中央軍委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的電令在十六日攻佔宿縣。宿縣是徐州至蚌埠間鐵路線上的重鎮，是徐州「剿總」的重要補給基地。攻克宿縣，就一舉切斷徐蚌線，完成了對徐州的包圍。這是一個大舉動，不僅有力地保障了圍殲黃百韜兵團的作戰，並且為下一步淮海戰役的全面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毛澤東立刻敏銳地看出：戰場上的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他在十一月十四日為新華社所寫的評論指出：「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兩天後，他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關於成立中共淮海前線總前委的電報，明確地指出：「此戰勝利，不但長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國局面亦可基本上解決。望從這個觀點出發，統籌一切。統籌的領導，由劉、陳、鄧、粟、譚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

　　全殲黃百韜兵團，標誌著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勝利結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指向哪裡？還在十一月七日，毛澤東曾預計第二仗是打從河南趕來淮北的黃維兵團。但一切作戰都將依戰場實際情況而定。到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期間，戰場的情況是：圍殲黃百韜兵團的戰鬥正在緊張地進行，由徐州東援的邱、李兩兵團被阻於林佟山、東賀村一線，劉汝明、李延年兩兵團位於蚌埠地區，黃維兵團正由阜陽沙河以西東進。據此，毛澤東同劉、陳、鄧和粟裕經過磋商預定：在殲滅黃百韜兵團後，就勢轉兵殲滅邱、李兵團，將它打得不能動彈；或以華野一部南下協同中野打黃維兵團。十一月十九日，黃百韜兵團仍未殲滅，而黃維兵團已進抵蒙城東西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於十九日致電中央軍委，提出：「我們決心先打黃維」。當天，毛澤東覆電，同意中原野戰軍以主力殲擊黃維；華東野戰軍除繼續圍殲黃百韜兵團並阻擊邱、李、孫外，抽出必要兵力對付李延年兵團，以求殲滅至少阻止李延年兵團，保障中原野戰軍側翼不受威脅。二十三日，劉、陳、鄧又向中央軍委報告：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遲遲不進，黃維兵團遠道疲勞，孤軍冒進，態勢突出，「殲擊黃維時機甚好」，決心在澮河以北佈置袋形陣地誘敵深入，聚殲黃維兵團。第二天，毛澤東覆電：「（一）完全同意先打黃維；（二）望粟陳張遵劉陳鄧部署，派必要兵力參加打黃維；（三）情況緊急時機，一切由劉陳鄧臨機處置，不要請示。」這樣，淮海戰役第二階段殲擊黃維兵團的作戰方針便確定下來了。

　　先打黃維兵團的決心確定下來後，毛澤東稍稍鬆了一口氣。二十四日他給清華大學教授吳含寫了一封信說：「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吳含對毛澤東在指揮戰略決戰的緊張時刻，還讀完了他所寫《朱元璋傳》的修改稿，並且提出使他在理論上得到啟發的意見，十分感動。

　　黃維所率領的第十二兵團，轄有四個軍和一個快速縱隊，大部分為美械裝備，是蔣介石的精銳兵團。其中的第十八軍是陳誠的嫡系部隊，有很強的戰鬥力。淮海戰役開始時，他們被中原野戰軍一部牽制在豫西山區奔波不息，人馬疲憊。以後，因為淮海戰場局勢危急，未及休整，匆忙東調。他們帶著大量重武器，闖入河流縱橫的淮北，遭到解放軍小部隊和地方武裝的不斷襲擊，行動遲緩，先頭部隊到十一月下旬才進至蒙城地區，企圖同由徐州南下的邱、孫兩兵團和從蚌埠北上的李、劉兩兵團，重占宿縣，恢復徐州和蚌埠之間的交通，但彼此還隔有相當的距離。

　　圍殲黃維兵團的作戰，從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殲黃百韜兵團之日）開始。二十五日，中原野戰軍將黃維兵團合圍於雙堆集地區。第二天，毛澤東致電總前委：「黃維被圍，有殲滅希望，極好極慰。但請你們用極大注意力對付黃維的最後掙扎。」兩天後，又向他們提出下一步的任務：「淮海戰役的第三階段是解決徐蚌兩處之敵，奪取徐、蚌。」中原野戰軍在得到華東野戰軍一部的加強後，經過激戰，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殲黃維兵團，勝利地結束了淮海戰役的第二階段。

　　正當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還在激烈地進行時，十一月三十日，杜聿明鑒於徐州已陷於孤立無援狀態，經同蔣介石磋商後，慌忙放棄徐州，率領前進指揮部和邱、李、孫兵團共三十萬人向西南的永城方向撤逃。毛澤東在二十八日已要求總前委注意：須估計到徐州之敵有向兩淮或向武漢逃跑可能。十二月二日，又致電華東野戰軍：「敵向西逃，你們應以兩個縱隊，側翼兼程西進，趕至敵人先頭堵住，方能圍擊，不要單靠尾追。」四日，華東野戰軍將撤退中已混亂不堪的杜聿明集團合圍於徐州西南六十五公里的陳官莊地區。孫元良兵團在單獨突圍時被殲。解放軍採取南面阻擊、東西北三面攻擊的方針，逐步縮小包圍圈。

　　十二月十六日，黃維兵團被殲的第二天，淮海戰役進入第三階段。這時平津戰役已經開始，為著不使蔣介石迅速決策海運在平津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南下，毛澤東指示在南線留下杜聿明集團，暫時不作最後殲滅的部署。由於殲滅杜聿明已不成問題，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就地休整，並加強政治攻勢。毛澤東為中原、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向被圍困的國民黨軍隊陣地反覆廣播，它劈頭就指出：「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黃維兵團已在十五日晚全軍覆沒，李延年兵團已掉頭南逃，你們想和他們靠攏是沒有希望了。你們想突圍嗎？四面八方都是解放軍，怎麼突得出去呢？你們這幾天試著突圍，有什麼結果呢？」廣播稿最後要求他們：「立即下令全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軍可以保證你們高級將領和全體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這樣，才是你們的唯一生路。你們想一想吧！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就這樣辦。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從十二月十六日以後的二十天中，天氣驟變，雨雪交加，國民黨軍隊糧彈兩缺，饑寒交迫，士兵俄死凍死的越來越多。蔣介石派飛機空投的少量糧彈，根本無濟於事。人民解放軍就地休整。後方的幾百萬民工為了支援前線，源源不斷地送來糧食彈藥等，使解放軍得到充分的物資供應。這是取得勝利的保障。陳毅多次說過：「華東戰場上的國民黨反動派是老百姓用獨輪車把他推倒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軍發起總攻，陷入絕境的國民黨軍隊的防禦體系開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團全部被殲，淮海戰役勝利結束。

　　淮海戰役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歷時六十六天，共殲滅國民黨軍隊五十五萬五千多人。國民黨軍隊在南線的精銳主力已被消滅。長江中下游以北的廣大地區已得到解放。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長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漢已處在人民解放軍的直接威脅下。整個南線戰局已經根本改觀。

　　淮海戰役是三大戰役中唯一的人民解放軍在總兵力上少於國民黨軍隊的情況下進行的。毛澤東稱讚前線指揮員們：淮海戰役打得好，好比一鍋夾生飯，還沒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們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張震回憶道：「淮海戰役既是與敵人鬥力，又是與敵人鬥智。」「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作戰方針和作戰指導原則，是克敵制勝的根本依據。前線指揮員的膽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們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積極貫徹和補充作戰方針，並根據情況變化，採取機斷處置，適時調整部署，這個環節如稍有失誤，也不可能取得戰役的全勝，甚至彈打鳥飛，功虧一簣。毛主席十分重視了解下情和發揚集體智慧，善於集中下級的正確意見，充分發揮前線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並給他們以臨機處置的權力，使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得到更好的貫徹，這更證明了毛主席的偉大英明。」

　　當濟南戰役、遼沈戰役相繼勝利結束，淮海戰役中黃百韜兵團已被全殲、黃維兵團正被圍殲時，以北平、天津為中心的華北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在屢遭打擊後，又失去南北兩面的依託，軍心動搖，已陷入十分孤立和混亂的境地。

　　那時，國民黨華北「剿總」傅作義集團除一個軍位於歸綏、一個師位於大同外，其餘主力四個兵團、十二個軍連同其他部隊五十多萬人，沿著北寧鐵路和平綏鐵路，分駐在東起灤縣、西迄張家口的五百多公里狹長地帶上，擺成一字長蛇陣。這些部隊中，百分之四十屬於傅作義系統，百分之六十屬於蔣介石系統，彼此間存在矛盾。在面臨東北和華北人民解放軍的聯合打擊面前，他們在總兵力上已居於劣勢，處境極為不利。在遼沈、淮海兩大戰役相繼發動後，這是國民黨方面唯一可能機動的兵力。

　　對如何解決華北問題，毛澤東從戰略全域出發，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給林彪、羅榮桓的一份電報中就作出大致的規劃。這份電報明確地指出：為了將來解放北寧、長春兩路和平、津、沈、長四城，東北和華北必須密切配合，有計劃地、逐步地建立北滿、南滿、冀熱遼強大根據地。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澤東在西柏坡召見聶榮臻、楊成武時，又對他們說：「現在中央的戰略決策是，先解放東北，然後再回過頭來解放華北。因此，你們目前的戰略任務就是配合東北作戰，抓住華北的敵人，不讓他們增援東北。」十月三十一日，當東北野戰軍即將攻佔瀋陽、營口時，毛澤東部署東北主力先抽兩個縱隊即行南下，其他部隊準備在下一步協同華北力量殲滅傅作義主力，奪取平津等地，使政治協商會議能於明年夏天在北平開會。同一天，新華社發表他所寫的評論《國民黨軍隊北線總崩潰在即》。

　　蔣介石和傅作義在這種局勢下雖已惶惶不可終日，但仍以為：在遼沈戰役這樣的大仗剛結束後，東北野戰軍一定需要有一段時間休整，不可能立即入關，華北的生存還不會馬上受到威脅。由於徐蚌會戰已有一觸即發之勢，急需要投入更多兵力，長江防線也須加強兵力，蔣介石著設想要傅作義率部南撤，並委傅為「東南軍政長官」。但他的主意並沒有打定，仍在猶豫之中，考慮到根據地原在綏遠的傅作義可能不願南下，所以又想仍以傅部守平津，阻擋和牽制東北、華北人民解放軍的南下，以利爭取時間加強江防。傅作義的考慮是：綏遠是他的「老家」，但他統率下的蔣系部隊帶不去；而且綏遠經濟落後，不利於擴充實力和長期堅守；暫守平津，有利於擴充實力；如果南下，不但自己的嫡系部隊很難帶往江南，而且在南下後可能被蔣介石吞併。他有意把蔣系部隊擺在北寧線，把傅系部隊擺在平綏線，一旦東北解放軍入關，蔣系部隊首當其衝，而傅系部隊在不利情況下可以西撤綏遠。這樣，蔣、傅各有各的打算，不易取得一致，一時仍採取暫守平津、控制海口、擴充實力、以觀時局變化的決策。

　　十一月九日，毛澤東簽發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一份電報中指出：在人民解放軍勝利影響下，傅作義部正徘徊於平、張、津、保之間，「對堅守平、津或西退綏、包，似尚未下最後決心」；並提出抑留傅部在平、張、津、保地區，「以待我東北主力入關，協同華北力量，徹底殲滅該敵」。十五日，東北野戰軍總部致電軍委，建議華北人民解放軍除以一部監視太原外，「集中力量迅速包圍保定或張家口」，切斷它同北平的聯繫，以拖住敵人。「等到東北部隊南下後，再同時合力發動攻勢，殲滅全部敵人。」毛澤東在第二天覆電說：「你們提出的問題，我們曾經考慮過，認為如以楊羅耿位於綏東與楊成武集結一起，可以阻止傅作義部向綏遠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軍向海上撤退，包圍張家口世不能達此目的。」接著，他提出一個獨到的設想：「你們主力早日入關，包圍津、沽、唐山，在包圍姿態下進行休整，則敵無從海上逃跑。」但他仍以商量的口氣寫道：「請你們考慮你們究以早日入關為好，還是在東北完成休整計畫然後入關為好，並以結果電告為盼。」

　　戰場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就在中央軍委發出上述這份電報的十一月十六日，華東野戰軍對黃百韜兵團發起了總攻，中原野戰軍也攻克宿縣，對徐州地區形成合圍。十七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商議後，由周恩來為中央軍委起草致林、羅、劉的電報，指出在南線戰局急劇變化的情況下，蔣介石必將考慮長江防線問題，目前他「所能調動的兵力，只有華北、西北兩集團，首先必是華北」，因為西北胡宗南集團還負有掩護四川和西南的任務。毛澤東在這裡添寫道：雖然蔣介石不調動平津一帶兵力這一種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們的計畫應當放在他可能調動一點上。」電報接著說：「從全域看來，抑留蔣系二十四個師及傅系步騎十六個師於華北來消滅，一則便利東北野戰軍入關作戰，二則將加速蔣匪統治的崩潰，使其江南防線無法組成，華東、中原兩野戰軍既可繼續在徐淮地區殲敵，也便於東北野戰軍將來沿津浦路南下，直搗長江下游。但欲抑留蔣傅兩部於華北，依華北我軍現有兵力是無法完成的。」因此，提出了兩個方案：一個是「東北野戰軍提前於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關內開動」；另一個是「仍按原計劃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後南進」。對實行後一種方案的後果，毛澤東加寫道：「即是說蔣傅要撤就讓其撤走，你們則準備於到平津後，無仗可打時，即沿平漢路南下。」十分明顯，雖說有兩個方案，毛澤東和周恩來是傾向於實行第一個方案的。

　　林羅劉在接到毛澤東十六日的電報後，覆電稱：東北主力提早入關很困難。因為在東北解放後，部隊思想發生很大波動，需要以大力解決；此外部隊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發下。因此，關內部隊最好能在東北主力尚未動時，即能包圍一股較大敵人，以拖住敵人為好。

　　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向林羅劉通報：「傅作義經過彭澤湘及符定一和我們接洽起義。」接著，便斷然作出東北主力迅速入關的決斷：「望你們立即令各縱隊以一二天時間完成出發準備，於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軍或至少八個縱隊取捷徑以最快速度行進，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此種可能很大）。」「望你們在發出出發命令後先行出發，到冀東指揮。」二十日，他再次致電林羅劉等：「先以四個縱隊夜行曉宿秘密入關，執行隔斷平津的任務。」為了使東北主力入關的行動不過早驚動對方，他特別強調：「部隊行動須十分隱蔽，蔣傅對我軍積極性總是估計不足的，他們尚未料到你們主力會馬上入關，因此除部隊行動十分蔭蔽外，請東北局及林羅譚令新華社及東北各廣播台在今後兩星期內多發瀋陽、新民、營口、錦州各地我主力部隊慶功祝捷練兵開會的消息，以迷惑敵人。」他還決定以聶榮臻的名義，通過符定一等，要傅作義派可靠代表到石家莊，作起義談判的初步接洽。

　　傅作義這時雖已通過關係開始接洽起義，但意在「保存實力」，並沒有拿定主意，還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而以西逃的可能性較大。聶榮臻回憶道：「這時候，東北我軍主力尚未入關，如何在他們入關之前，將敵人抑留在華北，不使其南竄或西逃綏遠，這是當時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考慮的中心問題。經過一再分析，決定從二十兵團包圍張家口、宣化入手。」毛澤東估計，一旦以迅速動作抓住並包圍張家口、宣化後，傅作義將調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軍等部由北平地區西援。如能在平張線上殲其一部，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便是極大的戰略上的勝利。

　　平津戰役從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作戰先從西線打起。當夜，華北第三兵團對柴溝堡等地發起攻擊。傅作義果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立刻命令第三十五軍主力和第一百零四軍一個師分別乘火車和汽車馳援張家口，並且調原在涿縣的第十六軍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勢不利時保住西撤的通路。這樣，傅系主力被牽制在平綏鐵路一線，又掩護了東北野戰軍的入關行動，避免國民黨在北平地區的兵力調向東去。十二月五日，原來秘密集結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區待命的東北先遣兵團兩個縱隊採取突然行動，迅速攻佔密雲，傅作義判斷他們將直下北平，急忙調整部署：命令第三十五軍和一百零四軍一個師火速撤回北平，並從天津、塘沽等調集第九十二、六十二軍和第九十四軍主力增防北平。根據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部署，華北第三兵團迅速包圍了張家口，華北第二兵團將從張家口匆忙東撤的傅作義嫡系主力第三十五軍包圍於新保安。接著，東北先遣兵團佔領了懷來、康莊、南口。東北野戰軍指揮所屬各縱隊，以神速隱蔽的行動，分別由喜峰口，冷口向關內急進，到達冀東集結。這樣，解放軍便將傅作義集團主力分別包圍或吸引在北平和張家口地區，使天津、塘沽、唐山各只有一個軍（塘沽還有一個獨立師），造成東北野戰軍主力可以切斷平津、津塘之間聯繫的有利形勢。毛澤東欣慰地說：此種形勢「對於大局極為有利」。

　　戰局瞬息多變，戰機稍縱即逝。毛澤東對正在展開中的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的形勢進行通盤分析後，作出決策。十二月十一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林彪、羅榮桓等電。這個電報，後來以《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

　　電報一開始就分析當前的局勢：「張家口、新保安、懷來和整個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諸敵，除某幾個部隊例如三十五軍、六十二軍、九十四軍中的若干個別的師，在依靠工事保守時尚有較強的戰鬥力外，攻擊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驚弓之鳥，尤其你們入關後是如此。切不可過分估計敵人的戰鬥力。」並且明確地指出：「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敵人從海上逃跑。」

　　根據這個判斷，電報作出具體部署：「從本日起的兩星期內（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例如對張家口、新保安），有些則是隔而不圍（即只作戰略包圍，隔斷諸敵聯繫，而不作戰役包圍，例如對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後各個殲敵。尤其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諸敵都打掉，這將迫使南口以東諸敵迅速決策狂跑，此點務求你們體會。」

　　電報說：敵人現時可能估計你們要打北平，「但我們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圍北平，而是首先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點。」「此種計畫出敵意外，在你們最後完成部署以前，敵人是很難覺察出來的。」「敵人對於我軍的積極性總是估計不足的，對於自己力量總是估計過高，雖然他們同時又是驚弓之鳥。平津之敵決不料你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夠完成上列部署。」

　　在完成上列部署後，電報規定：「攻擊次序大約是：第一塘蘆區，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區，第四天津、張家口兩區，最後北平區。」「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域皆活了。」

　　對這樣的作戰部署，葉劍英後來評論道：「『兵貴神速』和『出敵不意』的軍事原則，為一般軍事家所熟知，但毛澤東同志運用之妙，卻超乎尋常。『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作戰方針，以及延緩華東戰場對杜聿明集團殘部最後殲滅部署的指示，則更表現了軍事指揮上的高度藝術。」

　　局勢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預計的那樣。十二月中旬，傅作義將華北「剿總」司令部由北平西郊遷到城內，放棄唐山、蘆台，加強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派前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從南京飛抵北平，勸傅作義率部南撤。按照毛澤東的部署，華北第二、第三兵團加強對張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圍，作好攻擊的準備；東北野戰軍和華北第七縱隊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斷平、津、塘之間的聯繫。到這時，傅作義集團這只「驚弓之鳥」，已被分割包圍而變成籠中之鳥，欲逃無路了。

　　在完成對平津的包圍後，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軍先後攻佔新保安、解放張家口，將傅系主力基本消滅，使他們無法西逃。毛澤東在佈置嚴密防止平、津國民黨軍南逃的同時，一再查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從一些情報和外國通訊社的報導中獲悉，大沽口沒有碼頭，輪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鹽灘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結有一批國民黨的軍艦；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東北野戰軍迅速切斷天津和塘沽之間的聯繫。二十一日，又指示：「攻擊塘沽的遲早，以我軍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擊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鎖塘沽來作決定。」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後來說：「我軍本擬首先攻殲塘沽之敵，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勢開闊，河流、鹽田很多，冬不結冰，既不能從側後切斷敵人退路，又不便從正面展開兵力，而守敵侯鏡如的指揮所設在軍艦上，隨時準備逃跑。」這些原來沒有估計到的實際情況是不能不加考慮的。二十五日，林羅將第七縱隊關於塘沽地形情況的報告轉報軍委，提出：從地形來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軍委報告：平津敵軍突圍跡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礙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對兩沽的攻擊時間擬予推遲。第二天，毛澤東以軍委名義覆示林彪：「既然平津敵突圍象徵甚多，目前攻擊兩沽亦有困難，自應推遲攻擊兩沽時間，並請考慮將迫近兩沽之我軍向後撤退。敵人見我不去攻擊，就不一定會逃跑，若干天後海邊封凍，再考慮是否攻擊。該敵只有五個師，即使從海上跑掉也不要緊。」同時，又強調：「平津兩敵則應嚴防突圍逃跑。」「如果平津兩敵確有突圍徵候，即應斷然放棄對兩沽之攻擊計畫，將對兩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間。」二十九日，毛澤東更明確地覆示林彪：「放棄攻擊兩沽計畫，集中五個縱隊準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國民黨守軍奉命拒絕和平解決後，人民解放軍發起總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殲滅守軍十三萬人。十七日，塘沽守軍乘船南撤，人民解放軍於當日解放塘沽。這樣，傅作義集團的北平守軍已完全沒有退路，促成了他們接受和平解決。

　　毛澤東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對傅作義進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慮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屬於傅系的只有四個師，其餘都是蔣系的部隊），又曉以大義，指明正確的出路。

　　傅作義是華北「剿總」的總司令，但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對他說來，存在著兩種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愛國將領，與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異己有較深的矛盾，在國民黨政府即將覆滅時，有把他爭取過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們打過仗，他自己有兩個軍的嫡系部隊，整個華北由他統帥的國民黨軍隊有六十萬人，不到不得已時，他不可能輕易接受和談。」事實正是這樣，在傅作義還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時，對和談、起義長時間處於利害權衡和猶豫動搖之中。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對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決定性作用。戰場上的勝敗，左右著傅作義對和談的態度。新保安一戰中殲滅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軍，張家口的解放又斷絕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義才真正接受和談。到天津解放、解放軍對北平已兵臨城下時，他才最後下定決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編。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澤東致電林彪，要他們通過北平地下黨的市委直接告訴傅作義：「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將他和劉峙、白崇禧、閻錫山、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這樣一宣佈，傅在蔣介石及蔣系軍隊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裡應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北平城內全部傅系直屬部隊，均可不繳械，並可允許編為一個軍。」九日，他又表明：「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議，傅作義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這以後，經過多次談判，中共北平地下組織和民主人士的積極勸說和促進，特別是在毛澤東發表「八項和平條件」後，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決的方式，並在內部做了不少工作，將北平城內的國民黨軍隊二十多萬人從一月二十二日起開出城外，進行改編。人民解放軍在一月三十一日進駐城內。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談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這個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國民黨軍隊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鄧寶珊。毛澤東對傅作義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舍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義內疚地說：主席，我半生戎馬，除抗日外，罪惡不小。毛澤東說：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當談到綏遠問題時，毛澤東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的問題就好解決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們起義。還是以前說的，給你們編兩個軍。對於你們來說，走革命的道路，要過好幾個關，但主要的是要過好軍事關。這一關過好了，以後土改關、民主改革關、將來還有社會主義關等就好過了。」傅作義、鄧寶珊聽後都受到很大鼓勵。

　　平津戰役，歷時六十四天，共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隊五十二萬餘人，除歸綏、太原、新鄉等少數幾個孤立據點外，解放了華北全境。北平國民黨軍隊接受和平改編後，綏遠國民黨軍五萬多人，留待以後起義，再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在三月上半月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把天津、北平、綏遠作為解決國民黨軍隊的三種方式。他說：

　　「遼沈、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臺灣的廣大的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於反革命遺跡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爭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

　　用這樣三種方式來解決國民黨的一百多萬殘餘軍隊，是在國民黨軍隊主力被殲後的新條件下，毛澤東關於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互相結合的思想的運用和發展。它預示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已經為期不遠了。

三十九、將革命進行到底

　　由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為主所組成的戰略大決戰勝利結束後，中國的政治形勢已經十分明朗：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需要太長的時間了，國民黨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樣將從歷史上沉沒。

　　面對這種急轉直下的不利局勢，兩年多來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動全面內戰、把和平之門關死的國民黨政府，忽然通過種種管道，放出要進行「和平談判」的空氣來。

　　蔣介石在軍事上慘遭失敗、政治上眾叛親離、經濟上迅速崩潰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又拒絕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開發表支持國民黨政府聲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動下野」的辦法來促成同中共的「和談」。一九四九年元旦，蔣介石發表要求同中共和談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謂「憲法」、「法統」及「國軍」等作為談判的前提。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過是想保存國民黨政府的地位，爭取喘息時間，以便重新集結力量，捲土重來。

　　一向同蔣介石存在尖銳矛盾的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趁機以和談為名，要逼蔣下野以取而代之。他們這樣做，是有一定的國際背景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建議：勸告「不孚眾望」的「蔣委員長退休」，而讓「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李宗仁」，組成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蔣介石「在目前軍事上尚未完全失敗前離職」，而新的領導能夠得到美國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麼，「它就能取得中國西南地區的有力支援，以便把共產黨的部隊阻遏在長江以北地區」。十二月下旬，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兩次致電蔣介石，要求蔣「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的和談部署」，加緊施加壓力，逼蔣下臺。

　　這場越來越熱鬧的「和平」活動，使國內一部分人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害怕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帶上溫和的色彩。有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要共產黨把人民革命戰爭「立即停下來」，反對「除惡務盡」。在國際上，也出現各種各樣的議論，似乎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應該適可而止。

　　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這是關係到中國人民命運和前途的一個必須明確回答的重大原則問題。

　　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總是能在關鍵的時刻，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別力和政治堅定性，及時地抓住關鍵性的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富有遠見的。他在黨內能得到人們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兩天時間為新華社寫成了一篇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個著名的譬喻來說明這個問題：

　　「這裡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沒有參加九月政治局會議的林伯渠、羅榮桓、陳毅、劉伯承、高崗等這次也來了。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講了話，他先對形勢進行分析，指出：軍事方面的形勢，比九月會議時不同了。那時說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但慢一點對外公佈。九、十、十一、十二，幾個月情況變了。階級力量對比也發生了變化。現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學生教師不走，資本家不走，職員不走，大群大群地脫離國民黨，站到我們方面來。自由資產階級向我們找出路。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區來。整個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戰線都在崩潰和混亂中。「今年和明年是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勝利的兩年。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今天以前還不能下這個決心。美國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準備它和我們打，以免在事情發生時處於手足無措的境地。我們愈堅決，美國軍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個月，美國的政策是搖擺不定。幾年來證明一點：美國人並不可怕。我們不亂搞，對僑民不損害他。黨內有進步，大多數幹部在過去幾年、特別是去年，學會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還要普遍地進行政策教育。接著，他提出了十六項任務，包括要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央政府，「原則是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一月八日，他在會上作結論時說：「如果完成了全國革命的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他說：打完一仗之後，要立即提出新任務，這樣他就不驕傲了，否則就會停止前進。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黨內指示，表明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聲明說：

　　「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院；（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三十一日午後，毛澤東在他的門口迎接了史達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和兩個隨行人員。一見面，米高揚表示：「我們是受史達林同志委託，來聽取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史達林同志彙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身分同蘇共代表面談，意義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澤東同米高揚正式會談，周恩來、任弼時也參加了。毛澤東圍繞著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系統地談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關於建立新政權的問題：毛澤東說，這個新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它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人民民主專政更合適，更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黨各派、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但名義上不這樣叫。現在中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好幾個民主黨派，與我們已合作多年了，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裡，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就是說，新政權建立後，中國共產黨是核心，同時要不斷加強和擴展統一戰線工作。

　　關於勝利後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問題：毛澤東說，中國連年戰爭，經濟遭到破壞，人民生活痛苦。戰爭一旦結束，我們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為此，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策。中國五億多人口，對他們的發動、組織、安排談何容易。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問題和安排生產建設問題。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中國經濟建設工作的發展可能會快些。

　　關於軍隊問題，毛澤東說，目前我們的軍事力量發展得很快，解放區的青年們踴躍參軍外，我軍還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虜人員，繳獲的武器、物資也不少。現在戰爭的人力、物力補充主要來源靠前線。解放軍本身也需要逐步現代化。將來中國無需維持過於龐大的兵力，而應實行寓兵於民的方針。

　　關於中國的對外政策問題，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蝨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了，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

　　關於解放戰爭的發展，毛澤東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比較麻煩的有兩處：臺灣和西藏。其實，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裡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裡還有一個美國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

　　在我們的解放戰爭進程中，還沒有遇到帝國主義的嚴重阻攔。在長江以南會遇到什麼情況，還不知道。到現在為止的經驗是：美軍並不想直接捲入中國內戰，只是間接干預。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目前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實際上也沒有能力出來冒險。這個形勢，在往昔的中國是難以得到的。我們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關於民族問題，毛澤東說，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有幾十個民族，漢族人數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維吾爾等民族大多居住在邊遠地區。中國人並非只指漢族，居住在我國版圖內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國人。我們提倡各民族互相團結、互相友愛、互相合作，共同建國。民族間出現某些磨擦或糾紛，甚至是矛盾或衝突是難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較容易解決。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兩者是妨礙和破壞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禍根子。我軍向前發展，很快就要進入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了。因此，關於民族問題將會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應的方針、政策。

　　此外，毛澤東還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狀況，談到對犯錯誤的幹部的政策，以及黨在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執行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時和周恩來還分別同米高揚談了一些問題。

　　二月六日中午，毛澤東到米高揚的住處，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揚便乘機回國了。米高揚對擔任翻譯的師哲說：「毛主席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送走了米高揚後，毛澤東繼續為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緊張的準備。當時，北平剛剛解放，根據各方面的條件，決定全會仍在西柏坡村舉行。

　　七屆二中全會從三月五日開到十三日。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三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員有十一人，因為交通條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二十人。這是一次制定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極其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總結。

　　毛澤東說，遼沈、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今後是要解決分佈在從新疆到臺灣的國民黨剩下的一百多萬作戰部隊。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人民解放軍不僅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以便開展新解放的廣大地區的工作。

　　毛澤東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他說，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當然，城鄉必須兼顧，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城市鬥爭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份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

　　對中國的經濟狀況，毛澤東分析道：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在現代性的工業經濟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手裡。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對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決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畫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實行「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我國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

　　關於對外政策，毛澤東指出：我們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全國勝利以後，我們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只要它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它們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對於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毛澤東響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現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報告的最後部分，毛澤東在熱情洋溢地指出中國革命勝利的巨大意義後，提醒全黨要防止因勝利而驕傲、以功臣自居、停頓起來不求進步、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等情緒的滋長，要警惕別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說了一句名言：「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他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又強調地指出：我們黨的理論水準低，所以要普遍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他說：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並批評王明所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應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他說：馬恩列斯是先生，我們是學生。現在編了十二本幹部必讀的書，如果在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他在結論中還談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問題。

　　毛澤東的這些重要論述，不僅對迎接全國革命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從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兩個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國民黨政府對「全面和平」喊得越來越熱鬧了。

　　在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兵臨長江、南京城內已微聞炮聲的情勢下，眾叛親離的蔣介石被迫「引退」，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離開南京，由李宗仁出來代行「總統」職務。但蔣介石實際上仍掌握著對國民黨政府殘存的大權，並在籌謀放棄大陸經營臺灣的計畫。李宗仁在蔣介石「引退」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即願開始商談。」看起來，李宗仁政府似乎願意以中國共產黨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開始和談。其實，他只是想通過和談，同中共實行「劃疆而治」以保住國民黨統治的「半壁江山」。

　　毛澤東對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為了減少戰爭對人民的損害，早日實現和平，還是覆電李宗仁表示願意同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並托人轉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蔣介石的一套，桂系應準備實行和蔣系決裂，和我們配合解決蔣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周恩來在石家莊西柏坡接見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團」名義趕來的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國共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通郵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經過兩天會談，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共與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數代表為之。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談判以中共十四日聲明及所提八條為基礎，一致成立協議立即開始執行。」

　　就在這一天，李宗仁正在廣州勸說遷往那裡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遷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長」孫科的堅拒。一聽到新華社廣播願同他進行和談的消息後，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從廣州飛回南京，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了他們的「對共和談三項原則」：

　　（一）和談雙方必須建築在平等的基礎上。共方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條件；

　　（二）有鑒於鐵幕內各國之慘痛遭遇，政府斷不應接受由中共作為執政黨之聯合政府。政府為此應向共方提議劃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條要求，政府決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兩個政府共存的原則下，以其為談判基礎。

　　這個「三原則」實質上仍是蔣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裡也很明白。他後來說：「當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們能守住長江，使共方在談判之外，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會根據此三項原則來和我們談判的。至於長江是否能守住，那當然又是另一問題。」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開完七屆二中全會，在三月二十三日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在進行出發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出發前，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他們共坐了十一輛小汽車和十輛大卡車，毛澤東坐的是第二輛中吉普。車隊下了山區，就進入華北大平原。行車途中，毛澤東很高興，在車上不斷同警衛人員說笑。他說：「今天又是三月分，為什麼老在三月分咱們有行動呢。你們記得這幾次行動的時間嗎？你們說說。」警衛排長閻長林說：「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號撤離延安啊。」「去年三月分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陝北米脂縣的楊家溝出發，向華北前進啊！」毛澤東接著說：「今天是三月二十三號，與去年三月二十二號只差一天，我們又向北平前進了。三年三次大行動都是在三月分。明年三月分應該解放全國了。等全中國解放了，我們再也不搬家了。」他又問：「進北平是要進的，但是沒有想到有這麼快。你們想到了嗎？」閻長林說：「我們也沒有想到撤離延安兩年就進北平了。」毛澤東沉默了一會，說道：「咱們沒有想到，蔣介石更沒想到。他天天想消滅我們，反而被我們消滅了。」「人心向背，這就決定了我們必定勝利，蔣介石必定失敗。」

　　那天本來是準備趕到保定的，因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縣附近的淑閭村住下了。毛澤東住在村民李大明家裡。他的衛士回憶：「這一夜毛主席沒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幹部座談；後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寫材料。」第二天上午車隊繼續出發，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飯，傍晚抵達涿縣，住在第四野戰軍四十二軍軍部大院裡。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們從涿縣改乘火車到達北平清華園火車站，隨後坐車到頤和園休息。下午，毛澤東積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到西苑機場，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還有沈鈞儒、郭沫若、李濟深、黃炎培、馬敘倫、傅作義等見面，並且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當夜，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機關在香山住下，毛澤東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他在這裡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內中南海的菊香書屋。

　　毛澤東到北平後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們到達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談判開始時間為四月一日；談判地點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為周恩來；以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雙方談判的基礎。

　　三十一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在香山接見並宴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幹部。毛澤東充滿自豪地對他們說：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一切精銳師團。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北平，首席代表是張治中。從二日到十二日，先由雙方代表個別交換意見、磋商，醞釀協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為了推動談判順利進行，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張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後對張治中說：德鄰先生雖同意按八項條件作為基礎進行談判，看來對戰犯的問題還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難吧？好，為了減少你們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的名字。又說，和談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擬，拿出方案後再正式談判就容易了。將來簽字，如果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童冠賢等都來參加就更好。對於今後的建設問題，毛澤東說：「今後，我們大家來做的，大家合作做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來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範圍開展偉大的生產建設，使國家人民穩定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毛澤東同張治中長談了四個小時，還邀請他一起吃午飯。張治中得知毛澤東、周恩來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辭而歸。

　　第二天，毛澤東又同南京代表團的邵力子、章士釗交談。第三天，同黃紹竑、劉斐談。毛澤東在詢問了黃、劉到北平的生活情況之後，對劉斐說：「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劉斐說：「我是醴陵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毛澤東很高興地說：「啊，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劉斐說：「蔣介石打不下去，讓李宗仁出來求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和平是大勢所趨。」

　　毛澤東說：「人民的要求，我們最了解。我們共產黨是主張和平的，否則也不會請你們來。我們是不願意打仗的，發動內戰的是以蔣介石為頭子的國民黨反動派嘛，只要李宗仁誠心和談，我們是歡迎的。」接著又說：「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哩！」並扳著指頭對劉斐、黃紹竑說：「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國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得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系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那點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和談，他不搞和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和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幾步後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只要你們真正和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

　　毛澤東留下黃、劉二人一起吃飯。當談到各人的愛好時，劉斐趁機將他心裡還有疑慮的一個問題試探地問毛澤東：「您會打麻將嗎？」毛澤東回答說：「曉得些，曉得些。」劉斐接著問：「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劉斐回憶說：「毛主席聽了差點失笑噴飯，立即說：『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會心地笑了起來。」

　　為了促成和談成功，毛澤東還作了許多相應的部署。從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別致電總前委鄧小平、陳毅，第二野戰軍領導人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第三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張震，告訴他們：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軍勿攻安慶，駐安慶桂軍可以撤退等語。我們認為可不攻安慶，讓安慶守軍向武漢撤退；二、依據談判情況，決定我軍推遲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遲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數日內（十一日至十六日）請令各部不要發生任何戰鬥（尤其是蕪湖、鎮江對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舉行第一次正式談判，討論由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和平協定方案。張治中回憶道：「當時（南京政府）代表團同人有這樣的一個共同認識：對國民黨方面，認為失敗是肯定的，我們既然註定失敗，何必還一定拖累國家和人民。」他們在會後提出一個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見四十多條。中共方面經過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見中的過半數，形成《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十四日，毛澤東致電前線指揮員告訴他們：「張治中等表示原則上接受我方草案，僅在個別問題上有意見。惟南京李、何、白、顧等是否能拒絕美蔣干涉（此種干涉現已加緊）願意接受，則尚無把握。」要他們做好多種準備。十五日晚，談判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議。張治中回憶道：這次會議以後，「代表團一致的意見，認為儘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了然於『敗戰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於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麼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團內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為是。」並決定派人帶文件回南京去，勸國民黨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澤東又致電前線指揮員：「南京是否同意簽字，將取決於美國政府及蔣介石的態度。如果他們願意，則可能於卯哿（四月二十日）簽字，否則談判將破裂。」他歷來主張遇事要作好應付各種可能的準備，叮囑前線指揮員：「你們的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鬥方法渡江上面，並保證於二十二日（卯養）一舉渡江成功。」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覆電，斷然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

　　第二天，作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根據毛澤東和朱德發出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由總前委書記鄧小平統一指揮的第二、第三野戰軍（原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在西起江西湖口、東至江蘇江陰的千里戰線上，乘風破浪，分三路強渡長江。國民黨長期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頃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佔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後，手裡拿著《人民日報》號外，從屋裡來到了院落的涼亭裡。他坐在籐椅上，看起報紙來。因為報紙上登的是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報紙時心情是很高興的。看完報紙，也沒有在院子裡散步，也沒有和任何人交談，他就回到辦公室裡去了。在辦公室裡，又把報紙看了一遍，邊看邊在報紙上畫了一些杠杠和圈圈。」看完報紙，他就給劉伯承、鄧小平寫了賀電，又寫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兩句詩清楚地表達了毛澤東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當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時，國民黨的總兵力還有二百零四萬人，控制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島等地還駐有美、英等國的軍艦和海軍陸戰隊。但國民黨軍隊的精銳主力已被殲滅，剩餘的軍隊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部還有較強的戰鬥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於人心已去，士氣渙散，已難以組織堅強有力的抵抗。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實力派中，不少人不願再打內戰，正在醞釀起義。大進軍的形勢十分有利。

　　為了實現解放全中國的任務，毛澤東經過同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和前線指揮員磋商決定，以第一野戰軍（包括解放太原後的第十八、第十九兩兵團）向西北進軍；第二、第三野戰軍擔負渡江解放京、滬、杭、蘇南、皖南、贛東、浙、閩全省；第四野戰軍先以一個兵團牽制武漢白崇禧集團，保障第二、三野戰軍的渡江，爾後在六、七兩月執行江漢戰役，並完成渡江準備工作，八月渡江。

　　隨著進軍形勢的勝利發展，特別是上海即將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對進軍部署作了新的調整。他在電報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干涉，此項準備是必需的，有此準備即可制止美國的干涉野心，使美國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寧波、福建等處被我佔領，並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協助山東攻佔青島（假如上海佔領後，青島敵軍尚未撤退）以後，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時二野就可以西進了。」

　　根據正在變化的形勢，他在這個電報中分別規定了各野戰軍下一步的進軍目標：第三野戰軍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第二野戰軍應準備在兩個月以後，「以主力或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第四野戰軍現有兩個軍渡江，還有六個軍約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佔領兩廣。」並提出：在佔領廣西之後，四野「應以一部經百色入雲南」。第一野戰軍「年底以前可能佔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年初準備分兵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七月間，他又決定雲南歸第二野戰軍經營。

　　對解放臺灣的問題，毛澤東也在考慮中。七月十日，他寫信給周恩來，根據朱德的建議，提出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臺灣。

　　這樣，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就制定出了一個「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的戰略規劃。為了實現上述任務，毛澤東又提出一系列具體的作戰指導方針。

　　第一，「先占城市，後占鄉村」。這是因為，國民黨的殘餘軍事、政治、經濟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現在人民解放軍在兵力上已占絕對優勢，只有把進攻的矛頭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滅敵人，加速勝利的到來。

　　第二，「實行大迂迴，大包圍」。在渡江後的大進軍中，國民黨軍隊幾乎是一觸即退，盡力避免作戰，準備在西南重新站住腳跟，進行頑抗，並在不利時將大批軍隊撤往國外。如果他們這個意圖得逞，將給全國解放和新中國的建設帶來不少麻煩。針對這個情況，毛澤東作出大膽而果斷的決定：「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並具體指出：「和白部作戰方法」，無論在什麼地方，「均不要採取近距離包圍迂迴方法，而應採遠距離包圍迂迴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佔領他的後方，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對原在西北，這時正退據陝南漢中的胡宗南部，毛澤東提出：「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不遷往臺灣」，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占漢中」，以便穩住胡宗南。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軍正向四川撤退，並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這種大刀闊斧的遠後方、遠距離的戰略大迂迴、大包圍，和在陝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殲的方針，具有遠見卓識和宏大氣魄，是毛澤東殲滅戰思想在戰略進攻階段的重要發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個殲滅敵人」。在西北，實行「鉗馬打胡」和「鉗胡打馬」。國民黨在西北的軍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團和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部。胡宗南集團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二馬是地方軍閥，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戰軍解放西安。接著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區。五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電第一野戰軍：「依你們現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時對馬，而欲同時對馬，必須等候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或至少一個兵團開到，方有把握，否則無把握。因此，你們應耐心等候三四個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打幾個好仗，即可直取蘭州，基本上解決西北問題。只要胡馬不走，仗是總有打的。」六月中旬，第一野戰軍在運動作戰中擊破了胡宗南和兩馬所部共二十萬人的聯合進攻，解放軍第十八、十九兵團先頭部隊也相繼開到西安、咸陽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風、寶雞、鳳縣地區，二馬退至邠州、長武地區，都想借助對方力量，互為犄角，阻止解放軍進軍甘、寧、青或南下漢中。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電第一野戰軍，要求他們以部分兵力鉗制兩馬，集中主力採取迅速行動以包圍並殲滅胡宗南部四、五個軍。第二天，他又覆電彭德懷指出：如二馬只作小撤退則先打兩馬、後打胡宗南是正確的，但打兩馬比較打胡為費力；如兩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較遠，就實行鉗馬打胡。根據這個方針，第一野戰軍七月中旬在扶風、眉縣地區，殲滅胡宗南部四個軍四萬餘人，取得西進中的關鍵性勝利。

　　這以後，已遭受嚴重打擊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鳳縣及隴南地區，二馬退至平涼地區，胡、馬兩部已經遠離。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批准彭德懷實行「鉗胡打馬」的計畫。八月二十六日，解放蘭州，殲滅馬步芳部主力二萬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銀川，馬鴻逵部全部覆滅。

　　第四，在採行戰鬥方式的同時，「尚須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毛澤東在《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軍：「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佈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後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

　　為推動和爭取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決，毛澤東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戰役發起前，他就數次致電前線指揮員，要他們派人同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及蘇南、皖南國民黨軍隊的一些將領聯繫，推動他們起義。八月六日，他致電彭德懷說：「我們認為，西北地方甚廣，民族甚複雜，我黨有威信的回民幹部又甚少，欲求徹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決，必須採用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現在我軍佔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毛澤東還親自致電、致函給國民黨地方高級黨政軍負責人，勉勵他們起義站到人民方面來，如程潛是國民黨元老，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過去有過同共產黨合作的關係，同蔣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時，曾對程潛說過寄予厚望的話。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潛受到蔣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擠，由武漢行轅主任改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他已在考慮同共產黨合作，實行「應變」。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潛的故舊章士釗受中國共產黨的委託，在南京見到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他的殷切期望，說明不咎既往，還將給予禮遇，使程潛堅定了起義的決心。程潛回湖南後，在六月間將他表示起義決心的「備忘錄」通過關係送給毛澤東。七月四日，毛澤東親筆覆電程潛。電文是：

　　「頌雲先生勳鑒：備忘錄誦悉。先生決心採取反蔣反桂及和平解決湖南問題之方針，極為佩慰。所提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保存貴部予以整編、教育等項意見，均屬可行。此間已派李明灝兄至漢口林彪將軍處，請先生派員至漢與林將軍面洽，商定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軍事處置諸項問題。為著迅赴事功打擊桂系，貴處派員以速為宜。如遇桂系壓迫，先生可權宜處置一切，只要先生決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蔣、反桂，先生權宜處置，敝方均能諒解。諸事待理，借重之處尚多。此間已囑林彪將軍與貴處妥為聯絡矣。」

　　程潛在七月十一日收到這個覆電，反覆看了幾遍，高興地說：「湖南的問題，去年就開始醞釀，由於沒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寶盒子還沒有揭蓋，顧慮很多，現在有了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訊，喜訊啊！」並表示決心「早日實現湖南和平起義」。

　　當時，準備追隨程潛起義的國民黨軍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堅守四平曾受到蔣介石的嘉獎，擔心共產黨不會寬容他，心裡有所顧慮。毛澤東估計到這一情況，對章士釗談過：「當日，陳明仁是坐在他們的船上，各劃各的船，都想劃贏嘛！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會諒解，只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陳明仁看了章士釗給程潛的親筆信，裡面講到毛澤東這一段話，顧慮盡除，加快了準備起義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潛、陳明仁等在人民解放軍策應下，在長沙宣佈起義。這件事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震動很大，對加速中國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此外，毛澤東還通過已站到人民方面來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對國民黨剩餘軍隊作爭取工作。蘭州解放的十三天後，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約見張治中，對他說：西北野戰軍已經由蘭州及青海分兩路進軍新疆。希望張治中去電新疆軍政當局，敦促他們起義。張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後，我同陶峙嶽、包爾漢沒有聯繫了。毛澤東說，我們已經在伊寧建立了電臺，你如有電報，可發至伊寧再轉迪化（注：即今烏魯木齊）。

　　九月十日，張治中發電給陶、包稱：「今全域演進至此，大勢已定，且蘭州解放，新省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佈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導。治深知毛主席對新省各族人民、全體官兵、軍政幹部，常表關切，必有妥善與滿意之處理。」這個電報，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國共產黨的聯絡員鄧力群從伊寧秘密飛往迪化時，轉交給陶峙嶽、包爾漢。九月十七日，陶、包聯名覆電張治中稱：「新疆前途，承詳切指示，至深感激。」並表示：「在保障國家領土、維護本省和平及避免軍隊無謂犧牲之三項原則下，選擇時機，和平轉變。」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爾漢宣佈起義，實現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國大陸上，除西南和兩廣等一部分地區外，都已獲得解放。

四十、籌建新中國

　　建立一個新中國，是中國人民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長時間內，由於反動力量遠遠大於人民革命力量，這種目標還只是個美好的遠景。隨著解放戰爭走向全面勝利，隨著建立新中國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同要求，這個問題便提到現實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毛澤東在領導波瀾壯闊的人民解放戰爭的同時，早已看清時局發生的深刻變化，著手籌劃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問題。

　　一九四七年十月，當人民解放軍全面轉入戰略進攻後不久，毛澤東便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發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五月一日，毛澤東致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在香港主持盟務）沈鈞儒，提議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發表聯合聲明倡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中共中央的號召，得到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華僑的熱烈響應。

　　從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代表，陸續進入東北和華北解放區。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澤東和周恩來又致函在上海的宋慶齡：「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經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北平解放後，已到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及愛國民主人士匯合到北平。

　　這時，各種全國性的人民團體也相繼建立起來。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在哈爾濱舉行，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組織。接著，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間，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相繼成立。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等組織的籌備會也分別成立。這些全國性群眾團體的成立，把社會各界群眾進一步組織起來，是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組織準備之一。

　　這樣，不僅工農基本群眾，就是原國民黨統治區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以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都已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使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毛澤東從西柏坡來到北平後，廣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觸，和他們共商建國大計。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澤東由香山乘車來到北平城內，拜訪北平師範大學代校長湯璪真、文學院院長黎錦熙、地理系主任黃國璋。他們有的是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或同學，有的是北平九三學社的成員。毛澤東和他們暢敘舊情後，黎錦熙對毛澤東說：新政協會議就要召開，新中國將要誕生，北平九三學社的人數不多，這個團體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正準備宣佈解散。毛澤東聽後，誠懇地對他們說：九三學社不要解散，應該認真團結科學、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

　　毛澤東要民主黨派「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這將是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當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說：關於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並將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項職務，「所有這些，標誌著民主黨派地位的根本變化。他們不再是舊中國反動政權下的在野黨，而成為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參加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和共產黨一道擔負起管理國家和建設國家的歷史重任。從此，各民主黨派走上了新的歷史道路。」

　　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澤東曾在六月十五日暫時從香山雙清別墅移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以後，他進城時都住在這裡。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團體等二十三個單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澤東在會議的開幕式上講話。他說：

　　「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全國人民希望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當這樣做。」

　　「我們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畫。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這次會議一致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選出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

　　會議結束後十多天，為了進一步闡明將要誕生的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國內各階級的地位和相互關係、對外政策及國家的前途等基本問題，毛澤東在六月三十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是他用兩天時間寫成的。他在文章中說：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白皮書編好後給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也同白皮書一起發表。毛澤東對這件事十分重視，認為是用來教育中國人民的一次極好機會。他寫道：「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

　　在八月十二日新華社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發表的第二天，毛澤東寫信給新華社社長胡喬木說：「應利用白皮書做揭露帝國主義陰謀的宣傳。應將各國評論中摘要評介。」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人發表的題為《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毛澤東看到後，又函告胡喬木：「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請予全文廣播、口播，並播記錄新聞，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起很大作用。」他還接連給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中說：「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說：「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民建辦事採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毛澤東自己從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和《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評論。評論中指出：

　　自從一八四○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對一百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經驗的總結，把一個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奮起的歷程說清楚了。

　　新政協籌備會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常務委員會之下，設立了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以下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起草宣言；（五）擬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綱；（六）擬定國旗、國徽及國歌方案。

　　毛澤東就新政協所要討論的各項問題，繼續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進行交談。先後會見了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何香凝、馬敘倫、柳亞子等。

　　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道：「毛澤東對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親切有禮，一聽說哪位老先生到了，馬上出門到汽車跟前迎接，親自攙扶下車、上臺階。一些民主人士見到毛澤東總要先豎起大拇指，連聲誇耀『毛主席偉大』。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十分不安。一次，毛澤東出門迎接李濟深，李老先生一見面就誇毛澤東了不起，毛澤東扶他進門坐下後說：『李老先生，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誇獎，那樣我們就不好相處了。』」「有一天，毛澤東準備會見張瀾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張瀾先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們要尊敬老先生，你幫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換換。』我在他僅有的幾件衣服裡選了半天也沒找到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我心裡很不是滋味，對他訴苦道：『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一件好衣服都沒有。』毛澤東說：『歷來紈褲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我說：『現在做衣服也來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澤東不同意：『不要借，有補丁不要緊，整齊乾淨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之士，不會怪我們的。』毛澤東就是穿著補丁衣服會見張瀾，會見過許多民主人士。」

　　對新中國的政體問題，毛澤東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已經說得很明確。他認為，在中國，政權組織形式既不能照搬蘇聯的蘇維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議會制，而是在一個短時間內在新解放地區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準備，然後通過普選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他特別重視這種制度應有利於加強人民政權同群眾的聯繫，發揚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區外均應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度，首先是區、村人民代表會議，方能防止命令主義與官僚主義。」八月初，他又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東局的電報，稱：「你們已召開上海各界代表會議，甚好。此種會議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聯繫群眾，幫助我們克服困難。華東所屬各城市均應舉行，並應看重此種會議。」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參加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他說：「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繫，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並從而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並說：「一俟條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全市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市政府。」講話時，毛澤東從衣袋裡取出一封市民的來信，說：這封信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物價高漲；二是捐稅多，失業多；三是共產黨員吃苦耐勞，工作勤奮，軍紀嚴明，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會議處理。會議當即決定延長時間，對前兩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十九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電報說：「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個月，開了五次各界代表會議，成績很好。各地除石家莊、上海、北平已報告開會外，尚未據報開會，這是很不好的。」並且規定：「三萬以上人口城市均須開各界代表會。」「你們應重視此事，總結經驗，報告中央為要。」

　　八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出席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討論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就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問題作了發言。他說：歷來的中央集權地方分權問題，只有我們能解釋。「對於必須集中的儘量集中，必須抓緊的要抓緊，例如對司徒雷登的外交問題。有人說我們只管政策不管事務。事務是管不勝管，政策問題是關乎幾十萬、幾百萬人民的政治經濟生活的。」「我們是抓緊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們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給地方以監督之權。鑒於蔣介石的集權，我們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對於有著數億人口的大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領導原則。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協特邀代表宋慶齡在鄧穎超陪同下，從上海抵達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程潛由湖南到達北平。毛澤東都到車站迎接。

　　宋慶齡到北京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黨中央領導人早已在前門車站月臺上迎候她。當晚，毛澤東設宴為宋慶齡洗塵，熱烈歡迎她前來共商國家大事。」

　　程潛到北京時，正為毛澤東攝影的徐肖冰回憶道：「當程潛走下火車後，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緊緊握住他的雙手。就在握手的剎那間，程潛的淚水流了下來，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還是毛主席先開了口，風趣地說：多年未見，您歷盡艱辛，還很康健，洪福不小啊！這次接你這位老上司來，請你參加政協，共商國家大事。」接著，毛澤東把程潛扶進車裡，兩人同乘一輛車，來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晚宴時，毛澤東對程潛說：「二十多年來，我是有家歸不得，也見不著思念的鄉親。蔣介石把我逼成個流浪漢，走南闖北，全靠這一雙好腳板，幾乎踏遍了半個中國。」「我們這個民族真是多災多難啊！經過八年浴血抗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也過不成太平日子。陰險的美帝國主義存心讓蔣介石來吃掉我們。我們是被迫打了四年內戰，打出一個新中國。這是人心所向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是由周恩來負責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一起討論修改這個草案。在此期間，毛澤東對《綱領》草案作過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寫了這樣一段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各級政府機關為各級人民政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經過三個月的緊張準備，九月十七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和委員一百二十六人到會。會議原則通過常委會提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同意將起草大會宣言和擬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兩項工作移交給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向大會主席團提出報告的提議；通過常委會提出的大會主席團及秘書長名單。會議決定，將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樣，召開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準備已經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毛澤東等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大會在歡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和場外鳴放五十四響禮炮聲中隆重開幕，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達五分鐘之久。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莊嚴時刻！

　　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他說：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於全世界。」

　　「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毛澤東這些話，說出了中國人民此時此刻的共同心聲。他所說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使許多人熱淚盈眶。代表們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

　　各民主黨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會上發了言。特邀代表宋慶齡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讓我們現在就著手工作，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與富強的新中國」。

　　九月二十七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西元，今年為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的大團結。

　　九月二十九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綱領》包括序言和總綱、政協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這是一部中國人民的臨時憲法。

　　九月三十日，政協全體會議，選出毛澤東等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周恩來等五十六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會議發表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宣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它將指揮人民解放軍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殘餘敵軍，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它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國的歷史，從此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第二天就要誕生了。這是一百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前仆後繼、流血奮鬥所換來的。當夜幕將要降臨時，毛澤東和政協全體代表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隆重的奠基典禮。在這個莊嚴肅穆的場合，毛澤東滿懷激情地朗聲宣讀了由他撰寫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這一夜，毛澤東徹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將迎來中國歷史上一個新世紀的開始。

後記

　　編寫毛澤東同志的傳記，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承擔的一項重要任務。經過四年多的工作，建國前部分（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已經完稿。考慮到建國後部分的完稿還需要一段時間，現在先將建國前部分出版。

　　本書的主要依據是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同志建國前的文稿、電報、書信、講話記錄和他所參加會議的大量記錄；同時，參考了同毛澤東同志有過直接接觸的同志的訪問記錄、回憶錄和當時的報刊資料。力求根據豐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寫出比較翔實的信史。

　　毛澤東傳記的編寫工作，在逢先知主持下進行。建國前部分由金沖及任主編，各章執筆人如下：

　　一至六：陳晉

　　七至十八：黃允升

　　十九至二十九：廖心文

　　三十至三十五：姚傑（軍事科學院）

　　三十六至四十：畢建忠（軍事科學院）

　　金沖及統一地對全書作了較多的改寫和補充，並負責定稿。

　　李琦審閱了全部書稿。馮蕙對抗日戰爭部分作了認真的修改。黃允升選定書中的照片和插圖。中央文獻研究室辦公廳的秘書處和檔案處，中央文獻出版社，為本書的編寫和出版做了許多工作。

　　書中不當的地方，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以便在再版時改正。

　　　　　　　　　　　　　　　　　　　　　　　　　一九九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