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興亡︾威廉．夏伊勒
第一編　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第一章　第三帝國的誕生
　　　　阿道夫‧希特勒的出世
　　　　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我一生最悲哀的時期﹂
　　　　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
第二章　納粹黨的誕生
　　　　納粹黨的發端
　　　　﹁元首﹂的出現
第三章　凡爾賽、魏瑪和啤酒館政變
　　　　凡爾賽的陰影
　　　　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巴伐利亞發生的反叛
　　　　啤酒館政變
　　　　叛國罪審判
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國的根源
　　　　第三帝國的歷史根源
　　　　第三帝國的思想根源
　　　　豪‧斯‧張伯倫的奇異的一生和著作
第二編　勝利和鞏固
第五章　取得政權的道路：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的出現
　　　　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段休息和羅曼史的插曲
　　　　經濟恐慌帶來的機會
第六章　共和國的末日：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
　　　　希持勒與興登堡對壘
　　　　弗朗茲‧馮‧巴本的大失敗
　　　　施萊徹爾：共和國的最後一任總理
第七章　德國的納粹化：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
　　　　國會縱火案
　　　　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國家的﹁一體化﹂
　　　　﹁不許有第二次革命！﹂
　　　　納粹外交政策的發端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血腥清洗
　　　　興登堡之死
第八章　第三帝國的生活：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
　　　　對基督教會的迫害
　　　　文化的納粹化
　　　　對報刊、廣播和電影的控制
　　　　第三帝國的教育
　　　　第三帝國的農民
　　　　第三帝國的經濟
　　　　勞工的農奴狀態
　　　　第三帝國的司法
　　　　第三帝國的政府
第三編　走向戰爭的道路
第九章　開始的步驟：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
　　　　凡爾賽和約的破壞
　　　　星期六的驚人之舉
　　　　萊因區奇襲
　　　　一九三七年：﹁沒有驚人之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決定命運的決定
第十章　決定命運的奇異插曲：勃洛姆堡、弗立契、牛賴特和沙赫特的倒楣
　　　　馮‧勃洛姆堡陸軍元帥的倒楣
　　　　男爵瓦爾納‧馮‧弗立契將軍的倒楣
第十一章　德奧合併：強奪奧地利
　　　　伯希特斯加登會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四個星期的痛苦：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三月十一日
　　　　許士尼格的垮臺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第一次危機：一九三八年五月
　　　　將軍們的動搖
　　　　反希特勒的密謀的形成
　　　　張伯倫在伯希特斯加登：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
　　　　張伯倫在戈德斯堡：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最後時刻
　　　　﹁黑色的星期三﹂和哈爾德反對希特勒的計畫
　　　　慕尼黑的投降：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三十日
　　　　慕尼黑的後果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砸玻璃窗的一周
　　　　斯洛伐克﹁贏得了獨立﹂
　　　　哈查博士的劫難
第十四章　輪到了波蘭
　　　　順便的小小侵略
　　　　波蘭問題熾熱化
　　　　白色方案
　　　　希特勒對羅斯福的答覆
　　　　俄國的插手：一
　　　　鋼鐵盟約
　　　　希特勒破釜沉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俄國的插手：二
　　　　計畫進行總體戰
　　　　俄國的插手：三
　　　　德國的盟國的猶豫
　　　　齊亞諾在薩爾斯堡和上薩爾斯堡：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
第十五章　納粹｜蘇聯條約
　　　　上薩爾斯堡的軍事會議：八月十四日
　　　　納粹一蘇聯談判：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二十一日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軍事會議
　　　　莫斯科盟國談判的僵局
　　　　里賓特洛甫在莫斯科：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十六章　最後幾天的和平日子
　　　　墨索里尼臨陣膽怯
　　　　﹁密謀份子﹂的歡欣和混亂
　　　　最後六天的和平日子
　　　　最後關頭的德英關係
　　　　最後一天的和平日子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墨索里尼最後一分鐘的調停
　　　　波蘭戰爭變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備忘錄證明過錯在英國
第四編　戰爭：初期的勝利和轉捩點
第十八章　波蘭的覆亡
　　　　俄國人侵入波蘭
第十九章　西線的靜坐戰
　　　　﹁雅典娜﹂號的沉沒
　　　　希特勒的和平建議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謀﹂
　　　　納粹綁架案和啤酒館炸彈事件
　　　　希特勒對將領們的訓話
　　　　納粹在波蘭的暴行：第一階段
　　　　極權主義者之間的摩擦
第二十章　征服丹麥和挪威
　　　　維德孔‧吉斯林的出現
　　　　希特勒會晤塞姆納爾‧威爾斯和墨索里尼
　　　　密謀份子的又一次失敗
　　　　攻佔丹麥和挪威
　　　　挪威人的抵抗
　　　　爭奪挪威的幾次戰役
第二十一章　西線的勝利
　　　　雙方的作戰計畫
　　　　六星期戰爭：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六月二十五日
　　　　征服荷蘭
　　　　比利時的陷落和英法聯軍的落入陷阱
　　　　利奧波德國王的投降
　　　　敦克爾克的奇蹟
　　　　法蘭西的崩潰
　　　　墨索里尼在法國背上扎進一小刀
　　　　貢比臬的第二次停戰
　　　　希特勒玩弄和平
第二十二章　海獅計畫：入侵英國的失敗
　　　　不列顛戰役
　　　　如果入侵成功
　　　　附記：納粹綁架溫莎公爵夫婦的陰謀
第二十三章　巴巴羅沙：輪到了俄國
　　　　莫洛托夫在柏林
　　　　六個月的挫折
　　　　﹁全世界將全世界將會大驚失色！
　　　　巴爾幹序曲
　　　　恐怖統治的策劃
　　　　魯道夫‧赫斯的出走
　　　　克里姆林宮的困境
第二十四章　形勢的轉變
　　　　對莫斯科的大進攻
第二十五章　輪到了美國
　　　　﹁避免與美國發生事件！﹂
　　　　日本自有打算
　　　　珍珠港事件前夕
　　　　希特勒宣戰
　　　　希特勒在國會裡：十二月十一日
第二十六章　偉大的轉捩點：一九四二年｜｜史達林格勒和阿拉曼
　　　　德軍在戰爭中的最後一次大攻勢
　　　　德軍在俄國的夏季攻勢：一九四二年
　　　　第一個打擊：阿拉曼之役和英美軍隊的登陸
　　　　在史達林格勒的慘敗
第五編　末日的開始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納粹對歐洲的掠奪
　　　　新秩序下的奴隸勞動
　　　　戰俘
　　　　納粹在佔領區的恐怖統治
　　　　﹁最後解決﹂
　　　　滅絕營
　　　　﹁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已不再存在﹂
　　　　醫學試驗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臺
第二十九章　盟軍對西歐的進攻和德國內部殺害希特勒的嘗試
　　　　﹁閃電計畫﹂
　　　　馮‧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英美的進攻：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
　　　　最後關頭的密謀活動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政變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血腥的報復
第六編　第三帝國的覆亡
第三十章　德國的征服
　　　　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擲
　　　　德國軍隊的崩潰
第三十一章　眾神的末日：第三帝國的末日
　　　　希特勒的最後重大決定
　　　　戈林和希姆萊試圖取而代之
　　　　到地下避彈室來的兩位最後客人
　　　　希特勒的遺囑
　　　　希特勒和他的新婦之死
　　　　第三帝國的結束
簡短的尾聲
後記
致謝
參考資料

︽第三帝國的興亡︾威廉．夏伊勒

︽二○一五年四月三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前言

　　題語

　　一想到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貴，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歌德

　　希特勒是德國的劫數，這是無法逃脫的。｜｜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德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勃勞希契陸軍元帥

　　千年易過，而納粹德國的罪孽難消。｜｜駐波蘭總督漢斯‧弗朗克在紐倫堡就刑前

　　凡是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桑塔亞那

　　在第三帝國短促的生命的前半期，我曾在那裡生活和工做過，親眼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怎樣鞏固他作為這一偉大而又茫然不知所從的民族的獨裁者的權力，後來又怎樣引導這一民族走向戰爭和進行征服，但是，如果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我的這種個人經歷還不會誘使我嘗試寫這本書。

　　這件絕無僅有的事情，就是繳獲了德國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門的大多數機密檔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陸海軍、國家社會黨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萊的秘密警察的機密檔案。我相信，這樣大批的珍貴材料落入當代歷史學家手中的事情，過去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在此以前，一個大國，即使戰敗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國和俄國在一九一八年所遇到的情況那樣，它的檔案也總是由它自己保管的，只有那些對後來的統治集團有利的檔案，最後才會公佈。

　　一九四五年春，第三帝國迅速崩潰，因此人們不僅繳獲了它的大量秘密檔案，而且也繳獲了其它許多非常寶貴的材料，諸如私人日記、極度秘密的發言記錄、會議報告和通信，甚至還有納粹領導人電話中談話的記錄，這是赫爾曼‧戈林在航空部設立的一個特別機構所竊聽收錄的。

　　例如，弗朗茲‧哈爾德將軍寫日記一直沒有斷過，他用格貝爾斯伯格式速記法不僅記下了逐日的事件，而且也記下了當天每小時的發展。要瞭解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間這一段時期的確切情況，這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材料來源。當時他擔任陸軍參謀總長一職，同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其它領導人每天都有聯繫。他的日記是德國人日記中提供情況最多的一部日記。但是也有其它日記具有極大價值，包括宣傳部長、希特勒在黨內的親密同事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日記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ＯＫＷ︶作戰局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的日記。還有最高統帥部自己的和海軍總司令部的日記。比如，在科堡附近的坦巴哈城堡繳獲的六萬卷德國海軍檔案，就幾乎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四月繳獲之日起一直回溯到一八六八年現代化德國海軍建立之時止的全部德國海軍的信號、艦隻的航海日誌、個人日記、備忘錄等等。

　　德國外交部四百八十五噸文件藏在哈爾茲山脈的各個古堡和礦井裡，在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燒毀的時候，為美國第一軍團所繳獲，這批文件不僅包括第三帝國時期，而且還包括魏瑪共和國時期，並一直追溯到俾斯麥的第二帝國創建的時候。戰後許多年來，成噸的納粹檔案被封存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里亞的一個美國陸軍大倉庫裡，我國政府沒有表示有什麼興趣要想打開木箱，看看裡面可能有些什麼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最後到一九五五年，在這些檔案被繳獲後十年，由於美國歷史學會的創議和一些私人基金會的資助，藏在亞歷山大里亞的檔案才被啟封，數目少得可憐的一批學者，在人手和工具缺少的情況下，趁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把這些檔案送還給德國之前，進行了翻閱和攝影的工作。結果證明這是一次豐富的收穫。

　　其它的一些檔案也是如此，例如希特勒大本營每天研究和討論軍事形勢的五十一次﹁元首會議﹂部分速記記錄，以及這個納粹戰爭元兇在戰時同他黨內老夥伴和秘書們飯後酒餘談話的比較完整的記錄。前者是美軍第一○一空降師一名諜報軍官在伯希特斯加登從一些焚毀的希特勒文件餘燼中搶救出來的，後者是在馬丁‧鮑曼的檔案中找到的。

　　紐倫堡舉行納粹主要戰犯審訊的時候，曾經匆匆忙忙集中了數十萬件繳獲的納粹檔案作為證據。我在採訪那次審訊的前半期時，曾經收集了成捆的油印副本和後來出版的四十二卷證詞和檔案，還有許多重要檔案的十卷英譯本。關於紐倫堡後來又舉行的十二次審訊所出版的十五卷材料中，也有一些其它檔案是很有價值的，雖然有許多檔案和證詞被節略了。

　　除了這些前所未有的豐富檔案以外，最後還有德國軍官和黨政官員的詳盡提審記錄以及他們後來在戰後各次審訊時起誓畫押的證詞，其中所提供的材料，我相信是以前歷次戰爭結束後從來沒有從同樣的這類來源得到過的。

　　當然，我沒有全部讀遍這些數量驚人的文獻｜｜這是單獨一個人力所不及的事情。不過，我努力翻閱了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只是由於缺乏適當的索引而不免進度緩慢，這是在這樣一片豐富的園地中任何一個工作者在所難免的事情。

　　我們在納粹時期駐在德國的人，不論是新聞記者還是外交官，對於第三帝國堂皇的外表後面發生的事情，所知道的真實情況，可謂微乎其微。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政權，由於它的性質所決定，必然是在極度秘密的情況下進行活動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這種秘密，以防外人的窺探。把第三帝國內部所發生的赤裸裸的，怵目驚心的，往往是令人作嘔的事實｜｜希特勒的上臺，德國國會縱火案，對羅姆的血腥清洗，德奧合併，張伯倫在慕尼黑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佔領，對波蘭、斯堪的納維亞、西方、巴爾幹各國和俄國的進攻，納粹佔領下和集中營中的恐怖，消滅猶太人的暴行等等｜｜一一記錄下來或作一番描述並不困難。但是秘密作出的重大決定、陰謀詭計、背信棄義、其動機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後起的作用、他們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們製造這種恐怖的伎倆｜｜所有這一切，還有許多其它情況，在德國秘密檔案出現之前，大部分是我們所無法獲悉的。

　　有些人可能認為，現在要想寫一部第三帝國史，為時尚嫌過早，這樣一個任務應該留給後代的作家去完成，因為時間會使他們具有歷史的眼光。我到法國去從事一些研究工作的時候，發現這種看法在那裡特別流行。有人對我說，歷史學家能寫的材料最近不應超過拿破崙時代。

　　這種看法是頗有它的道理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往往等了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甚至一百年以上，才敢著手寫作一個國家、一個帝國、一個時代的歷史。但是，這主要是因為要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得到有關的檔案，使他們掌握所需要的確鑿材料。雖然時間使他們具有了歷史的眼光，但是由於他們對他們所要寫的時代的生活和氣氛、對他們所要寫的歷史人物必然缺乏親身的瞭解，總不免有所欠缺。

　　在第三帝國這個具體問題上，絕無僅有的是，幾乎所有的檔案材料都在它覆亡的時候公諸於世，而且由於所有活了下來的領導人｜｜不論是軍人還是文官｜｜的證詞，而更加豐富充實了︵有些證詞還是在就刑前提供的︶。有了這樣迅速獲得的這樣無可比擬的材料來源，而我的心中對於納粹德國的生活，對於統治這個國家的人們，特別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表現、行為和本性又記憶猶新，刻骨難忘，因此我決定，無論如何要作一番嘗試，把第三帝國的興亡史記載下來。

　　修昔底德斯在其︽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這部歷史巨著中曾說：﹁我經歷了整個戰爭，當時的年齡已經能夠理解事態的發展，同時為了瞭解其確切的真相，我也注意了當時事態的發展。﹂

　　要瞭解希特勒德國的確切的真相，我發現是極其困難的，而且是不一定能夠做得到的。固然由於有了大批檔案材料而能夠比二十年以前能做到的更接近於瞭解真相，但是這些材料浩如煙海，也往往會使人感到迷亂。何況在一切凡人提供的記錄和證詞中，必然會有令人難以弄清楚的矛盾。

　　毫無疑問，本書不時摻雜著我本人的偏見，這是我個人的經歷和人生觀所必然產生的。我在原則上憎惡極權主義的獨裁政權，而對於這個獨裁政權尤其感到憎惡，因為我曾經經歷過、親眼看到過它對人類精神所作的醜惡的進攻。儘管如此，我在本書中還是努力保持嚴格的客觀態度，讓事實自己說話，而僅僅注明每一事實的出處。本書所列舉的任何事件、場面或引語，無一出諸作者的想像，全部根據檔案、目擊者的證詞或者我個人的觀察。有五六處地方，由於事實闕如，不免有所猜測，但是也作了坦率聲明。

　　對於我的看法，不少人將會提出異議，我對此毫無懷疑。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為沒有一個人的見解是絕對不會錯誤的。為了使本書的敘述更加清楚和有深度，我冒昧提出的一些看法，不過是我盡力根據事實和根據我的瞭解和經驗得出的東西而已。

　　阿道夫‧希特勒也許是屬於亞歷山大、凱撒、拿破崙這一傳統的大冒險家兼征服者中最後的一個，第三帝國也許是走上以前法國、羅馬帝國、馬其頓所走過的道路的帝國中最後的一個。至少由於氫彈的突然發明，由於彈道導彈和能夠擊中月球的火箭的突然發明，那一階段的歷史已經閉幕了。

　　在我們不斷有新的可怕的殺人玩意兒補充原有的殺人玩意兒的新時代中，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如果竟然爆發的話，那麼第一場這樣的戰爭一定是一個自取滅亡的瘋子按一下電鈕所發動的。這樣一場戰爭不會歷時很久，也不會再有後繼的戰爭。這種戰爭的結果不會有征服者也不會有征服，而只有燒成焦炭的屍骨堆在一個渺無人跡的星球上。

第一編　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第一章　第三帝國的誕生
　　　　阿道夫‧希特勒的出世
　　　　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我一生最悲哀的時期﹂
　　　　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
第二章　納粹黨的誕生
　　　　納粹黨的發端
　　　　﹁元首﹂的出現
第三章　凡爾賽、魏瑪和啤酒館政變
　　　　凡爾賽的陰影
　　　　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巴伐利亞發生的反叛
　　　　啤酒館政變
　　　　叛國罪審判
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國的根源
　　　　第三帝國的歷史根源
　　　　第三帝國的思想根源
　　　　豪‧斯‧張伯倫的奇異的一生和著作

第一章　第三帝國的誕生

　　第三帝國誕生的前夕，一種病態的緊張氣氛籠罩著柏林。幾乎人人都看得很清楚，魏瑪共和國即將壽終正寢。一年多以來，它一直在迅速崩潰之中。庫特‧馮‧施萊徹爾將軍，像他的前任弗朗茲‧馮‧巴本一樣，一點也不喜歡共和國，更談不上喜歡共和國的民主了，而且他也像他的前任一樣，未經議會授權，是靠總統命令擔任總理一職的。在執政五十七天之後，他就已到了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地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年邁的共和國總統馮‧興登堡元帥突然免去了他的職務。當時，德國最大的政黨國家社會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擔任他原來立誓要加以摧毀的民主共和國的總理一職。

　　在那個命運攸關的冬天週末，關於未來局勢，首都謠言紛紜，而照後來情況看來，這些荒誕不經的謠言中最令人吃驚的謠言不是一點沒有根據的。有的謠言說，施萊徹爾同陸軍總司令庫特‧馮‧哈麥施坦因將軍相勾結，打算在波茨坦衛戍部隊的支援下舉行政變，逮捕總統，建立軍人獨裁政權。有的謠言說納粹黨人要舉行政變。在警察系統中納粹黨的同情者協助下，柏林衝鋒隊要佔領威廉街，那是總統府和大多數政府部門的所在地。也有謠言說要舉行總罷工。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有十萬名工人湧進了柏林市中心的遊樂公園舉行示威，反對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他們的領袖之一企圖同馮‧哈麥施坦因將軍聯繫，如果希特勒被任命來領導新政府，陸軍和有組織的工人就採取聯合行動。以前有過一次，在一九二○年發生卡普政變時，政府逃出首都以後，曾經發生過總罷工，拯救了共和國。

　　從星期日到星期一的那一個夜裡，希特勒幾乎通宵不寐，在距離總理府不遠的總理廣場上凱撒霍夫飯店房間中來回踱步。他儘管神經緊張，但是極有自信，深知他的時辰已經來到。將近一個月來，他一直在同巴本和其它保守的右派領袖進行秘密談判。他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協。他沒有辦法組織一個清一色的納粹黨政府。不過，他可以擔任一個聯合政府的總理，雖然這個政府的十一名成員中有八名不是納粹黨人，但是他們同意他廢除民主的魏瑪政體。現在似乎只有年邁固執的總統還在作梗。就在一月二十六日，即這個命運攸關的週末前兩天，這位老態龍鍾的元帥告訴馮‧哈麥施坦因將軍，他﹁絲毫無意任命那個奧地利下士擔任國防部長或國家總理﹂。

　　但是，在他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少校、總統國務秘書奧托‧馮‧梅斯納、巴本和總統府其它親信的影響下，總統終於軟化了。他年達八十六歲高齡，精力日益衰退。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那天下午，希特勒正在同戈培爾和其它助手喝咖啡吃蛋糕，納粹黨內地位僅次於希特勒的德國國會議長赫爾曼‧戈林突然衝進來明確地告訴他們，明天就要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驅車前往總理府晉見興登堡，這次晉見對他本人、對德國、對整個世界來說，後來都證明是一件命運攸關的事情。戈培爾、羅姆和納粹黨的其它頭子在凱撒霍夫飯店的視窗，焦急地翹望著總理府的大門，他們的元首不久就要從這扇大門裡出來。戈培爾記下了這麼一句話：﹁我們從他臉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獲成功。﹂因為即使到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十分把握。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們內心的各種情緒此起彼伏，有時感到懷疑，有時感到希望，有時歡欣，有時失望。我們過去失望的次數太多了，這使我們不敢真的相信會發生偉大的奇蹟。﹂

　　幾分鐘之後，他們親眼看到了這個奇蹟。那個年方四十三、留著查理‧卓別林式的鬍子的人，那個年輕時候在維也納做過一事無成的流浪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無名小卒的人，那個在戰後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裡在慕尼黑無人聞問的倒楣蛋，那個啤酒館政變中有點滑稽的領袖，那個根本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的煽動家，已經宣誓就任德國總理了。

　　他驅車到數百碼以外的凱撒霍夫飯店，馬上就回到他的老夥伴戈培爾、戈林、羅姆以及在這條取得政權的崎嶇的、多事的道路上幫助過他的其它褐衫隊員中間。戈培爾的日記上寫著：﹁他一言不發，我們也一言不發，可是他的眼中滿含著淚水。﹂

　　那天晚上，從黃昏直到午夜過後很久，樂極忘形的納粹衝鋒隊員在街頭舉行盛大的火炬遊行，慶祝勝利。他們成千上萬的人，排成整齊的隊形，從動物園出來，經過勃蘭登堡凱旋門，到威廉街，他們的樂隊在震天的鼓聲伴奏下吹奏著軍樂，他們的嘴裡高唱著新編的︽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和其它一些同德國一樣古老的歌曲，他們的長統皮靴在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節奏，他們的火炬高舉著，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觀看的人們的歡呼聲變得分外熱烈。興登堡站在他的府邸的一個窗臺前，看著下面遊行的人群過去，他的手杖隨著軍事進行曲的拍子擊著地板，他顯然很高興，終於選了一個能夠按德國傳統方式喚起人民的總理。這位老人，在年老昏憒之中，對於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麼樣的兇神惡煞是否有一絲一毫的感覺，這一點是頗可懷疑的。柏林不久就流傳一種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傳說，說在遊行進行的中途，他回過頭來對一位老將軍說，﹁我沒有想到我們逮住了這麼多的俄國俘虜﹂。

　　在威廉街另一頭只有一箭之遙的地方，阿道夫‧希特勒站在總理府一扇打開的窗戶前，樂極忘形，手舞足蹈，不斷地舉起手臂致納粹黨的敬禮，他時而微笑，時而大笑，高興得眼睛裡又充滿了淚水。

　　有一位外國觀察家那天晚上懷著另一種感情觀看遊行，安德列‧弗朗索瓦｜｜龐賽大使寫道：﹁火海流過了法國大使館，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和不祥的預感看著它過去。﹂

　　戈培爾那天晚上回家已是三點鐘了，雖然很疲勞，但是很快活。他在就寢前在日記中寫道：

　　﹁這幾乎如同夢境一般｜｜如同童話故事一般｜｜新帝國誕生了。十四年的辛勤工作終於得到了勝利的結果。德國革命已經開始了！﹂

　　希特勒吹噓說，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誕生的第三帝國將歷經千年而不衰，在納粹黨的語言中，它常常被稱為﹁千秋帝國﹂。它一共存在了十二年零四個月，但是在這歷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發，其強烈程度為前所未有；把德國人民送上權力的頂峰，那是他們一千多年以來從來沒有達到過的；使他們一度成為從大西洋到伏爾加河，從北角到地中海的歐洲的主人；接著又在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把他們投入毀滅和破壞的深淵。這場世界大戰是他們國家殘酷無情地挑起來的，在這場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國家對被征服的各國人民實行了一種恐怖統治，蓄意屠殺生命和摧殘心靈，其程度超過了以前歷代所有的野蠻壓迫。

　　創建第三帝國的那個人、無情地而且有時常常是以一種異乎尋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統治第三帝國的那個人、把它送上這樣令人目眩的高度後又把它投入這樣可悲的下場的那個人，肯定是個有天才的人，哪怕這種天才是邪惡的天才。不錯，他在德國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經歷把他們陶冶成當時那個樣子｜｜身上找到了一種自然的工具，他能夠把它用來實現自己的邪惡目的。然而，如果沒有阿道夫‧希特勒，那就幾乎可以肯定絕不會有第三帝國。因為阿道夫‧希特勒有著惡魔般的性格、花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議的本能、無情的冷酷、傑出的智力、馳騁的奇想以及驚人的判斷人和局勢的本領。只有到最後由於權力和勝利沖昏了頭腦，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

　　正如著名德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希‧梅因克所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在歷史生活中，個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計的力量﹂。

　　在有些德國人看來，而且無疑地，在大多數外國人看來，當時情況似乎是，一個江湖騙子在柏林取得了政權。但是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說，希特勒具有或者不久就會具有一個真正天生的領袖的氣質。在以後的暴風雨般的十二年中，他們要盲目地追隨他，一似他具有出自天授的英明睿斷。

阿道夫‧希特勒的出世

　　這個與眾不同的奧地利農民後裔於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晚上六點半出生於巴伐利亞邊境對面、茵河畔的勃勞瑙小鎮一家名叫波麥客店的小客棧裡。考慮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難想像有比他更不相稱的人來承繼俾斯麥、霍亨佐倫家族皇帝和興登堡總統的衣缽了。

　　誕生的地點是在德奧邊境，這一點後來證明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希特勒早在青年的時候就懷有這樣的思想：這兩個德語民族之間不應當有邊界隔開，他們應該屬於一個國家。他的這種感覺非常強烈而且經久不衰，到他三十五歲蹲在德國一所監牢裡口授那本日後要成為第三帝國的藍圖的著作時，他的頭幾句話就同他的出生地的象徵性意義有關。︽我的奮鬥︾是以這幾句話開始的：

　　﹁今天在我看來，命運竟然選擇茵河畔的勃勞瑙作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種天意。因為這個小小的城鎮坐落在兩個日耳曼國家的邊境上，而我們年輕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盡全力統一兩國作為我們畢生的工作｜｜在我看來，這個邊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項偉大使命的象徵。﹂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個奧地利海關小職員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個孩子。這個奧地利海關小職員是個私生子，三十九歲以前一直襲用他母親的姓氏施克爾格魯勃。希特勒這個姓在母系和父系祖先方面都出現過。希特勒的外祖母和祖父都姓希特勒，或者音同字不同，因為這個姓的拼法常常不同，有時拼成希德勒︵Ｈｉｅｄｌｅｒ︶、有時是休特勒︵Ｈｕｅｔｌｅｒ，Ｈｕｅｔｔｌｅｒ︶、有時是希特勒︵Ｈｉｔｌｅｒ︶。

　　阿道夫的母親是他父親的堂甥女，近親結婚，當時還得徵求教會的許可。

　　這位德國未來元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輩輩住在瓦爾德維爾特爾的，這是位於多瑙河和波希米亞｜摩拉維亞邊界之間下奧地利的一個縣。在我逗留在維也納的那些歲月裡，我有時路過那裡到布拉格或德國去。這是一個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區，有不少農家村莊和小塊的農田。雖然距離維也納只有五十英里左右，它有著一種窮鄉僻壤的景象，就像奧地利生活的主流沒有經過這裡一樣。這裡的居民性格都很執拗，頗像北邊的捷克農民。近親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在母系祖先方面，情況比較穩定。克拉拉‧波爾茲爾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莊第三十七號那塊農田上務農為生。而希特勒父系祖先方面的情況卻頗為不同了。我們已經知道，這一家姓氏的拼法經常變化，居處也不固定。希特勒這一家人有一種不能安定下來的氣質，總是要想從這個村莊搬到另外一個村莊，從這個行業改做另外一個行業，不願有緊密的親屬關係，而在同女人的關係上喜歡過一種波希米亞式的生活。

　　阿道夫的祖父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是個到處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奧地利的各個村子裡串來串去。在一八二四年，第一次結婚後五個月就有了個兒子，不過母子都在產後死了。十八年後，他在杜倫紹爾工作的時候，娶了一個四十七歲的農婦，名叫瑪麗亞‧安娜‧施克爾格魯勃，她是施特羅尼斯村子的人。在結婚前五年，一八三七年六月七日，瑪麗亞就生了一個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後來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親。極有可能，阿洛伊斯的父親是約翰‧希德勒，雖然我們弄不到確鑿的證據。無論如何，約翰在後來娶了這個女人，但是同當時這種情況下的通常習慣相反，他沒有想到在結婚後把這個兒子正式登記。這個孩子一直到長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

　　安娜在一八四七年去世，此後三十年約翰‧希德勒銷聲匿跡，不知到哪裡去了。後來到八十四歲那一年，他才在瓦爾德維爾特爾的威特臘鎮出現，這時他的姓氏已改為希特勒，他在三個旁證面前，向一位公證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的父親。從可以弄到的記錄來看，這個老人為什麼隔了這麼多年才採取這個步驟，他為什麼終於採取了這個步驟，這一點是不清楚的。根據海頓的說法，阿洛伊斯後來告訴他的一個朋友說，這樣做是為了幫助他能夠從他的一個叔父、那個磨坊工人的弟弟那裡弄到一份繼承權，他就是由那個叔父撫養長大的。總而言之，在一八七六年六月六日這麼晚才承認了這個兒子以後，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多勒斯海姆教區牧師在接到了有公證人證明的聲明後，就在洗禮登記冊上劃去了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的姓名而改為阿洛伊斯‧希特勒。

　　從此以後，阿道夫父親的合法姓名就叫阿洛伊斯‧希特勒，這個姓氏也就自然地傳給了他的兒子，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有維也納的好奇的記者查閱了教區的檔案，發現了關於希特勒祖先的事實，不去理會老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過遲承認私生子這一點，而想要把阿道夫‧施克爾格魯勃這個姓名加在納粹黨領袖的頭上。

　　阿道夫‧希特勒奇怪的一生之中，有過許多次命運的奇怪的轉折，然而卻沒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如果這個八十四歲流浪的磨坊工人在他妻子去世快三十年以後沒有突然出現，承認自己是他年已三十九歲的兒子的父親的話，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爾格魯勃。當然，區區姓名是不至於有多大作用的，但是我也聽到一些德國人在猜測，要是希特勒以施克爾格魯勃聞名於世的話，他是不是還會成為德國的統治者呢。這個姓氏由德國南部人讀起來，聲音是有點滑稽可笑的。我們能夠想像狂熱的德國群眾對施克爾格魯勃這個名字高呼﹁萬歲﹂嗎？﹁施克爾格魯勃萬歲！﹂？

　　要知道﹁希特勒萬歲！﹂不僅在納粹黨人盛大的群眾大會上已成為群眾齊聲呼喊的華格納式、偶像崇拜的口號，而且已成為第三帝國時代德國人之間相互打招呼時必須採用的形式，甚至在電話中也是這樣，用來代替過去的﹁哈囉﹂。﹁施克爾格魯勃萬歲！﹂？這可真有點難以想像了。

　　阿洛伊斯的父母即使在婚後顯然也很少居住在一起，因此，未來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父親是由他叔父扶養成人的，他叔父雖然是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的兄弟，卻有自己的姓氏拼法，他叫約翰‧馮‧奈波穆克‧休特勒。由於納粹黨元首從少年時代起就對捷克人形成了刻骨的仇恨﹁他最後還是征服了這個國家﹂，這個教名是值得附帶一提的。約翰‧馮‧奈波穆克是捷克人民的民族聖徒，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希特勒一家有這個名字，說明他們有捷克血統。

　　阿洛伊斯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學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親一樣沒有定性，不久就到維也納去謀發展了。十八歲的時候，他在薩爾斯堡附近參加了奧地利海關的邊境警察，九年後提升為海關稅吏，當時就娶了一個海關官員的過繼女兒安娜‧格拉斯爾｜霍勒為妻。她給他帶來了一份小嫁妝和社會地位，在前奧匈帝國小官吏中間，這種情況是很平常的。但是這次婚姻並不美滿。她的年齡比他大十四歲，身體又虛弱，一直沒有生育。十六年後兩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在一八八三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現在已正式姓希特勒了︶就與一個年輕的旅館廚娘弗朗席斯卡‧馬茨爾斯伯格同居，她在一八八二年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髮妻去世後一個月，他就同廚娘正式結婚，三個月後，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歷時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一年之內因肺結核去世。六個月後，阿洛伊斯‧希特勒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結婚。

　　不久即將成為阿道夫‧希特勒的母親的新嫁娘名叫克拉拉‧波爾茲爾，年方二十五歲，她的丈夫四十八歲。他們相識已經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約翰‧馮‧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希特勒撫養長大的人。因此，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堂房舅舅，他們要結婚，必須申請教會批准。

　　這位海關稅吏在第一個妻子在世時，因為膝下空虛，就把克拉拉領來做過繼女兒，當時他就存了同她結合的念頭。克拉拉在勃勞瑙同施克爾格魯勃夫婦一起生活了好幾年，阿洛伊斯在他髮妻病倒後似乎就打算等她一死就娶克拉拉為妻。到這個姑娘滿十六歲可以合法結婚的年齡時，就發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繼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遺產的事。但是他的妻子在分居後還拖著沒有死，此外，也許因為阿洛伊斯在這時與廚娘弗朗席斯卡‧馬茨爾斯伯格同居，年已二十的克拉拉就離開了他家到維也納去當女傭人了。

　　四年以後她又回來給她堂舅當家，因為弗朗席斯卡在她臨死前最後幾個月也搬出了她丈夫的家。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波爾茲爾在一八八五年一月七日結婚，大約四個月零十天以後就生了頭一個兒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在襁褓中就夭折，一八八六年生的第二個孩子愛達也是如此。阿道夫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個孩子。後來又在一八九四年生了一個弟弟艾德蒙，只活了六歲。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保拉生於一八九六年，壽命比她出名的哥哥還長。

　　阿道夫的同父異母哥哥阿洛伊斯和姊姊安吉拉︵弗朗席斯卡‧馬茨爾斯伯格生的兩個孩子︶也活著長大了。安吉拉是個漂亮的少婦，嫁給了稅吏拉包爾，在拉包爾死後在維也納當管家，如果海頓的材料是正確的話，她有一個時期在猶太人辦的施粥站做廚娘。一九二八年希特勒把她接到伯希特斯加登給他當管家，此後一個時期，在納粹黨人圈子裡就常常聽到他們談起她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愛吃的美味維也納點心和甜食。她於一九三六年離開了他，嫁給德雷斯登的一位建築學教授，希特勒當時已是總理兼獨裁者，對她的離去很不高興，連結婚禮物也不肯送。她是他一家人中唯一在他一生後期來往密切的人，不過還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兒吉莉‧拉包爾，一個美麗的金髮少婦，我們不久就會看到，希特勒在他一生之中只有同她發生過真正的愛情。

　　阿道夫‧希特勒一向不喜歡有人向他提起他的同父異母哥哥。阿洛伊斯‧馬茨爾斯伯格︵後來正式改名為阿洛伊斯‧希特勒︶當了飯館跑堂的，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據海頓的記載，他在十八歲時因偷竊而被判五個月徒刑，二十歲時又因為同一罪名被判八個月徒刑。他最後搬到德國住，結果卻又繼續出事。一九二四年，阿道夫‧希特勒因為在慕尼黑舉行政變而身繫囹圄，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漢堡因為重婚而被判六個月徒刑。據海頓記載，此後他就去英國，居然很快地建立了一個家庭，但是不久又棄家出走。

　　國家社會黨當權後，阿洛伊斯‧希特勒的境況好過了一些。他在柏林郊區開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戰爭爆發前不久搬到了首都繁華的西區的維登堡廣場。一些納粹官員是座上常客，在戰爭初期食物恐慌的時候，這家啤酒店的供應卻非常充裕。當時我偶爾也曾進去憩足過。阿洛伊斯這時已快六十歲了，身體肥胖，心地單純，脾氣隨和，同他著名的同父異母兄弟在外表上很少有什麼相像之處，事實上，你在德國和奧地利許多小酒店老闆中間，是很難把他分辨出來的。酒店生意很好，不管他過去如何，就當時而論，他的境況顯然很順遂。他只有一件事情叫他擔心，那就是他的兄弟一時生氣或感到厭憎，可能吊銷他的營業執照。在這家小酒店裡，有時就有人在談論，說國家元首兼總理很不高興這個使人想起希特勒一家出身寒微的人。據我所記得的，阿洛伊斯本人是不願參加關於他的兄弟的談論的，他這麼謹慎自然是明哲保身之道，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要想儘量瞭解那個當時已開始要征服歐洲的人的背景出身的人來說，自然很感到失望。

　　除了在︽我的奮鬥︾中以外，希特勒很少談到｜｜也很少允許人家在他面前談到｜｜他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而在︽我的奮鬥︾中出現的零星傳記材料也是常常令人發生誤解的，而且許多事情都略而不談。關於他的家庭出身，我們已經知道了一些情況。那麼他的早年生活如何呢？

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他父親五十八歲那年從海關退休的時候，年滿六歲的阿道夫進了林嗣西南不遠的菲許拉姆村子的公立學校。那是一八九五年。在此後四、五年中，這個按捺不下心來的靠養老金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許多村子裡搬來搬去。到他兒子十五歲的時候，已搬了七個地方，換了五個學校。他在蘭巴哈附近的本篤派修道院上了兩年學，因為他父親在那裡附近買了一塊田地。他參加了唱詩班，選了唱歌課，據他自己的記載，他夢想將來做牧師。最後，退休的海關職員在林嗣南郊利昂丁定居下來，一家人在那裡住的是一所樸素的房子和花園。

　　十一歲的時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學。這需要他父親破費一點錢財，也說明他父親有志讓兒子走自己的道路｜｜做個公務員。但是這卻是做兒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後來回憶說，﹁當時我才十一歲就不得不第一次違抗﹃我父親的意願﹄｜｜我不想當公務員﹂。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以顯然誠懇的態度詳盡而如實地記載的傳記性事實並不多，他在十歲剛出頭的時候頑強地同他冷酷剛愎的父親的堅決鬥爭則是其中之一。這場鬥爭第一次表現了他的堅強不屈的意志，這種意志日後終於使他克服了看來是無法克服的重重障礙和困難而達到了他那樣的成就，而且使反對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這種意志使得德國和歐洲蓋上了一個無法抹去的烙印。

　　﹁我不要當公務員，不，不。我父親為了要使我熱愛這個職業，對我講了些他自己一生經歷中的故事，但是這一切努力的結果適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間辦公室裡，被剝奪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時間，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寫各種各樣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嘔｜｜

　　有一天，我終於決定要做個畫家，做個藝術家｜｜我的父親聽了吃了一驚，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什麼，畫家？藝術家？﹄

　　他疑心我發瘋了，也很可能他以為聽錯了或者理解錯了我的話。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後，特別是他意識到我不是開玩笑以後，他極其堅決地反對這個打算｜｜

　　﹃藝術家？不行！只要我還剩一口氣，我決不答應！﹄｜｜我父親決不改變他的﹃決不！﹄而我卻加強了我的﹃決心！﹄﹂

　　希特勒後來說，這次衝突的一個結果是，他在學校裡就不再好好學習了。﹁我想，我父親發現我在中學裡成績不好以後，就會讓我實現我的夢想，不管他是否願意。﹂

　　三十四年以後寫的這一段話，可能有一半是為他學習成績不好辯解。他在小學裡成績一貫良好。但在林嗣中學裡卻壞得異乎尋常，終於在沒有得到應有的證書的情況下，不得不轉學到距林嗣相當遠的希太爾州立中學，他在那裡待了不久，沒有畢業就離開了。

　　希特勒在學習上的失敗，使他後來耿耿於懷，常常嘲笑讀書﹁先生﹂，嘲笑他們的學位、文憑、學究氣。甚至在他臨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統帥部裡忙於軍事戰略、戰術和指揮上的安排的時候，他也常常抽一個晚上，同他黨內的老夥伴回憶他年輕時候碰到的教員怎樣愚蠢。這個瘋狂的天才這時已是親啟指揮部署在伏爾加河到英吉利海峽的大軍的最高統帥了，他的這種聊天內容還保存了一部分下來。

　　﹁想到擔任過我的教師的那些人，我就覺得他們大多數都是有點瘋癲。稱得上是好教師的人是例外。這種人居然有權阻擋一個青年的道路，使人覺得真是可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

　　我回想起教過我書的教師來就很不愉快。他們的外表極其不潔；衣領不整｜｜他們是沒有個人獨立思想、無知之至的無產階級的產物，非常合適充當一種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這種制度，謝謝上帝，現在已經成為過去的事了。｜｜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

　　我一想到我上學時的教師，我就覺得他們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們舊奧地利的學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婦女的教育。但是對於我們的教師，我們毫不客氣；他們是我們天生的敵人。他們大多數人都有點神經錯亂，不少人後來真的發了瘋！｜｜我同教師的關係特別不好。我對外文一點也沒有天賦｜｜也許可能有，要不是那個教員是個天生白癡的話。我一看見他就感到憎惡。｜｜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們的教師都是專制魔王。他們一點也不同情年輕人；他們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們的腦袋，把我們變成像他們那樣的博學人猿，如果有學生顯出一絲一毫獨創性，他們就要無情地折磨他，我所認識的一些模範學生後來在社會上都失敗了。｜｜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很明顯，希特勒直到臨死的時候還不能原諒也不能忘掉他的教師給了他壞分數。但是他卻能夠把實際情況歪曲到可笑程度。

　　他的教員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後回憶起當時對他的印象，也有簡短的記載。希特勒似乎還喜歡的少數教員中，有一個是教過他科學的希歐多爾‧吉辛格老師。吉辛格後來回憶說：﹁就我來說，希特勒在林嗣中學既沒有留下好印象也沒有留下壞印象。他在班裡肯定不是出類拔萃的，他身材細長挺直，面孔蒼白瘦削，幾乎像是一個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睜得大大的，閃閃發光。﹂

　　愛德華‧休麥老師，顯然是希特勒上面提到的﹁天生白癡﹂，因為他教的是法文。他在一九二三年到慕尼黑去，為他以前的學生作證，當時希特勒正因為啤酒館政變而以叛國罪受審。他雖然讚揚希特勒的志願，說從心底裡祝願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他對當時那個年輕的中學生作了如下的簡短描繪：﹁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資的，雖然只是在某些學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說得客氣一些，他好強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脾氣暴躁，不能遵守學校紀律。他也不用功，否則有他這樣的天賦，他就會有好得多的成績。﹂

　　林嗣中學有一個教員對年輕時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起了一種強有力的、後來證明是有決定性的影響。他是歷史教員利奧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鄉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區接壤的德語邊疆地區，他在那裡遇到的種族糾紛的經歷使他成了一個狂熱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他在來林嗣之前，曾在瑪律堡教過書。瑪律堡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劃歸南斯拉夫時改名為馬里波爾。

　　雖然波伊契博士給他的這個學生的歷史分數只是﹁中﹂，他卻是在︽我的奮鬥︾中受到熱烈讚揚的唯一教員。希特勒非常願意承認受到這個人的教益。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蕪存精的原則的歷史教員，這對我後來的生涯也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學我的教師利奧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這個條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滿足。他是個溫和但是嚴格的長者，不僅能夠以其滔滔不絕的口才吸引我們的注意，而且也能夠使我們聽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還懷著真正的感情懷念這位頭髮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詞有時能使我們忘記現在，好像變魔術一般把我們帶到了過去的時代，穿過重重的時間之霧，使枯燥的歷史事實變成生動的現實生活。我們坐在那裡，心裡常常燃燒著熱情，有時甚至感動得落淚｜｜他利用我們萌芽狀態的民族熱情作為教育我們的手段，常常喚醒我們的民族榮譽感。

　　這位教員使歷史成了我最喜愛的課目。

　　事實的確是這樣，雖然他並無此意，我卻正是在這個時候變成了一個年輕的革命者。﹂

　　大約三十五年以後，即一九三八年，希特勒總理在強迫奧地利併入第三帝國後到奧地利各地進行勝利的巡視，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來探視當時已經退休的老教師。他很高興地發現，這位老先生是在奧地利獨立時期被取締的地下納粹黨衝鋒隊的隊員。他同這位老先生單獨談了一小時的話，後來告訴黨內同志說，﹁你們想像不出我得益於這位老人有多麼大﹂。

　　阿洛伊斯‧希特勒於一九○三年一月三日因肺出血逝世，享年六十五歲。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時發作的，幾分鐘以後就在附近一家酒店裡死在一個鄰居的懷裡。當他的十三歲兒子看到他父親的屍體時，不禁痛哭失聲。

　　他的母親當時四十二歲，搬到林嗣郊外烏爾法爾一所簡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積蓄和養老金撫養兩個遺孤阿道夫和保拉。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奮鬥︾中所說，她覺得有義務按照丈夫的願望繼續讓他兒子上學｜｜﹁換句話說，︵用希特勒的話︶要我學習做公務員的行業﹂。不過，雖然年輕的寡婦很溺愛她的兒子，而且他似乎也很愛她，他卻﹁比以前更加堅定地下定決心不願幹這個行業﹂。因此，儘管母子之間感情深厚，卻還是存在著矛盾，阿道夫繼續荒廢他的學業。

　　﹁接著一場疾病突然幫了我的忙，在幾個星期之內決定了我的前途，結束了永無休止的家庭爭吵。﹂

　　希特勒快滿十六歲的時候得了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學一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鄉，在他姨母家裡休養一個時期。他的姨母梯麗莎‧施密特是一個農家婦女。病好後，他暫時回到希太爾州立中學。他的最後成績單︵一九○五年九月十六日︶上的記分是：德語、化學、物理、幾何、幾何畫是﹁可﹂，地理和歷史是﹁良﹂，自由繪畫是﹁優﹂。由於能夠從此離開學校，他興奮之餘，終於喝醉了酒，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喝醉了酒。據他後來記憶，一個擠奶姑娘在天明的時候看到他臥倒在希太爾鎮外鄉下大路旁邊，她扶他回到鎮裡，他發誓以後決不再犯。

　　希特勒常常說此後的兩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雖然他母親勸他｜｜他的親戚催促他｜｜去做工，學一個行業，他卻陶醉在將來做藝術家的美夢裡，在多瑙河畔逍遙閒蕩。他永遠忘不了十六歲到十九歲這一段年月裡﹁懶洋洋的日子﹂，做﹁媽媽的心肝寶貝﹂，享受﹁空虛的舒服生活﹂。雖然體弱多病的母親靠微薄收入很難維持生計，年輕的阿道夫卻拒絕出外謀生來幫助母親。用任何正當職業來維持哪怕是他個人的生活，對他來說都是想也不願想的，而且畢生如此。

　　希特勒覺得快成年的這最後幾年這麼快活，其原因顯然是因為可以不必工作，這就使他有時間去沉思夢想，白晝在城市街頭或鄉間田野閒蕩，向同伴暢談社會流弊和糾正辦法，夜晚埋頭讀書，或者在林嗣或者在維也納歌劇院的後排座位後，站立著出神地諦聽理查‧華格納的神秘的異教音樂。

　　一個少年時代的友人後來回憶說他是個面容蒼白、身材瘦弱的少年，平時羞怯怕生，沉默寡言，但是對於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人，有時也會突然發出神經質的怒言。有四年之久，他自以為深深地愛上了一位漂亮的金髮少女，名叫斯蒂芬妮，雖然他常常在她同她母親在林嗣的蘭德大街散步的時候愛慕地凝視著她，但是他從來沒有作絲毫努力來同她結識，而像許多其它東西一般，寧願把她保留在他幻想馳騁的夢幻世界裡。他給她寫了許多愛情詩，雖然從來沒有寄出過︵其中一首題為︽獻給心愛的人的讚歌︾︶，但是卻硬要讀給他耐心的少年友人奧古斯特‧庫比席克聽。在這些愛情詩裡，斯蒂芬妮成了︽Ｄｉｅ　Ｗａｌｋｕｅｒｅ︾︵︽女武神︾︶中的少女，身穿一件隨風飄揚的深藍色天鵝絨長袍，騎著一匹白馬，馳騁在百花盛開的草地上。

　　希特勒雖然下定決心要做藝術家，最好是做畫家，否則至少也要做個建築家，但是他在十六歲的時候已經熱中於政治了。當時他對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統治的多民族奧匈帝國境內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經有了強烈的憎恨，對於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著同樣強烈的熱愛。十六歲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個至死不改的狂熱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儘管過了這麼久的閒蕩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無憂無慮的心情。世界大事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庫比席克後來回憶說：﹁他處處只看到障礙和敵意｜｜他總是碰到什麼東西同他作對，總是同世界鬧彆扭｜｜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把什麼事情看得很開的｜｜﹂

　　就在這個時候，這個厭惡學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歡起讀書來，參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圖書館和博物館學會，大批大批地借閱圖書。據他的少年友人回憶，他總是埋首在書堆裡，其中最喜歡閱讀的是關於德國歷史和德國神話的著作。

　　林嗣只是一個外省城市，不久之後，金碧輝煌的巴洛克式的帝國首都維也納就開始向這個雄心勃勃、幻想馳騁的青年招手了。在一九○六年過了十七歲生日以後，希特勒帶了他母親和別的親戚給他的一些錢，動身到這個大都會去住了兩個月。雖然維也納日後成了他度過他一生中最慘澹歲月的地方，慘到幾乎流落街頭。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裡的時候，維也納卻使他目眩神迷。他成天在街頭閒逛，興奮地瞻仰環城路附近的宏偉建築，在博物館、歌劇院、劇場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繚亂，如醉如狂。

　　他也去打聽了維也納美術學院的入學手續，一年以後，一九○七年十月，他又回到首都來參加入學考試，這是他要實現做畫家的夢想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他當時年方十八，充滿希望，但是這種希望馬上化為泡影。看了維也納美術學院的甄別名單上的記載就可知道。

　　﹁下列諸生考試成績不良，不予錄取｜｜阿道夫、希特勒。籍貫：茵河畔的勃勞瑙。生日：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民族：日耳曼。宗教：天主教。父親職業：公務員。學歷：中學四年。考題：人頭像。評語：試畫成績不夠滿意。﹂

　　次年希特勒又試了一次，這次他的繪畫太差，根本沒有讓他參加正式考試。對於這個雄心勃勃的青年來說，正如他後來所說，這彷彿是晴天霹靂。因為他原來有絕對自信，以為一定會成功的。據他自己在︽我的奮鬥︾中的記述，他要求院長說明原因。

　　﹁那位先生告訴我，我所繳的幾張畫肯定地說明我不適合學繪畫，我的才能顯然在建築方面；他說，對我來說，維也納美術學院的繪畫系是肯定不合適的，合適的地方是建築系。﹂

　　年輕的阿道夫願意同意這一點，但是他又立刻發覺，遺憾的是，他中學沒有畢業，這很可能妨礙他進建築系。

　　這時，他的母親又患了致命的乳癌，於是他就回到林嗣。自從阿道夫離開學校以來，克拉拉‧希特勒和她的親戚湊錢供養他有三年之久，結果卻一點成績也沒有。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林嗣開始披上耶誕節的盛裝時，阿道夫‧希特勒的母親溘然長逝了，兩天後她安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邊。對於這個十九歲的青年來說，

　　﹁這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敬畏父親，卻愛母親｜｜︵她的︶去世使我的宏願突然不能實現｜｜貧困和殘酷的現實迫使我作出一個迅速的決定｜｜我面臨著想辦法謀生的問題。﹂

　　想辦法！他並無一技之長，又一向輕視體力勞動，從來沒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賺一分錢。但是他並不氣餒。他向親戚告別，宣佈他若不得志，決不回鄉。

　　﹁我手中提著一隻裝替換衣衫的衣箱，心中懷著堅定的意志，動身到維也納去。我也希望從命運手中奪取我父親在五十年以前取得的東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決不做公務員。﹂

﹁我一生最悲哀的時期﹂

　　此後四年︵從一九○九年到一九一三年︶對這個林嗣來的闖世界的青年來說，是一段極其悲慘和貧困的時期。在哈布斯堡王朝還沒有覆亡，維也納還是擁有五二○○萬人民的帝國在歐洲心臟的首都的最後短短幾年裡，維也納有著一種世界各國首都所沒有的獨特的快活氣氛和迷人魅力。不僅在建築、雕塑、音樂方面，而且在人民的無憂無慮、喜歡享樂、愛慕文化、追求風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維也納都可以呼吸到西方任何其它城市所沒有的那種紛華糜麗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式空氣。

　　維也納位於維納瓦爾德樹木蔥郁的山腳下，藍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處點綴著黃綠色的葡萄園，這是一個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來的遊客固然為之心迷神醉，維也納本地人也自以為得天獨厚。空氣中充滿了音樂，那是當地的天才子弟、歐洲最偉大的音樂家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優美的音樂，而且在最後那幾年迴光返照的升平歲月裡，還有維也納自己鍾愛的約翰‧斯特勞斯的歡樂、迷人的華爾滋圓舞曲。對於這樣幸運和過慣了巴洛克式生活的人們來說，生活就像是一場美夢，因此快活的維也納人都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跳華爾滋，喝葡萄酒，在咖啡館裡談心，在歌場舞謝聽曲看戲，打情罵俏，尋歡作樂，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時間消磨在享受和夢想之中。

　　當然，也需要治理一個帝國，維持一支陸軍和海軍，管理交通，進行貿易，從事勞動。但是在維也納，很少有人需要在這些事情上加班工作，甚至用不著全天工作。

　　當然，也有陰暗的一面。這個城市像所有其它城市一樣，也有窮人，他們營養不良，衣衫襤褸，住在貧民窟裡。但是作為帝國的首都，而且作為中歐最大的工業中心，維也納是繁榮的，這種繁榮比較普遍，人人都有一份。下層中產階級人數眾多，在政治上控制了這個城市；工人們不僅在組織工會，而且也在組織自己的強大政黨｜｜社會民主黨。全市人口這時已增加到二百萬，生活之中有著一種沸騰的景象。民主的勢力正在排擠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專制的勢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眾開放，因此到一九○九年希特勒到維也納來的時候，一個囊無分文的青年也有機會受高等教育，或者謀得一份相當體面的差使，同其它為數約一百萬的職工一樣，生活在籠罩著首都居民的文明氣氛中。他的唯一友人，同他一樣微賤和默默無聞的庫比席克不是已經在音樂院中初露頭角了嗎？

　　不過年輕的阿道夫並沒有去實現進建築系的抱負。儘管他沒有中學畢業文憑，他仍有可能進建築系｜｜凡是有﹁特別才能的﹂青年，即使沒有這種證件也能入學｜｜，但是從目前所知道的情況來看，他沒有申請入學。他也不想學什麼手藝行業，或者從事任何正常的職業。相反，他寧願幹些雜七雜八的零活｜｜掃雪，拍打地毯，在鐵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時候幹幾天工地小工的零活。一九○九年十一月，他到維也納﹁掌握命運﹂後不到一年，他不得不放棄在西蒙‧丹克胡同租賃的房間，在以後的四年中一直住在只有鋪位的雞毛店裡，或者在多瑙河畔維也納第二十區默爾德曼街幾乎同樣簡陋的單身宿舍裡棲身，靠光顧施粥站打發饑餓的日子。

　　難怪在將近二十年後他這麼寫道：

　　﹁對許多人說來，維也納是個盡情享受的天堂，尋歡作樂的場所，但是對我說來｜｜恕我直言｜｜它卻是我一生最悲哀的時期的活生生的記憶。

　　即使到今天，這個城市在我的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對我說來，這個逍遙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五年艱苦貧困的生活。在這五年中我被迫求職｜｜口，開始當小工，後來當小畫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轆轆的饑腸。﹂

　　他說到那些日子時，總不免要提起饑餓。

　　﹁當時饑餓是我忠實的伴侶，他同我形影不離，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這個無情的友人進行的一場長期搏鬥。﹂

　　但是，饑餓卻從來沒有逼得他設法尋找一個固定的職業。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得很清楚，他有著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入骨的恐懼，深怕又掉到無產者的隊伍中去，體力勞動者的隊伍中去｜｜他後來就利用這種恐懼心理在缺乏領導、薪金低微、無人重視的白領階層的廣大基礎上建立了國家社會黨。這個階層的千百萬人都有這樣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在社會地位上比起﹁工人﹂來至少略勝一籌。

　　希特勒固然說過，他至少有一陣子靠當個﹁小畫家﹂｜｜口，但是他在自傳中沒有詳細說明這個工作的情況，只不過說了這麼一句，在一九○九年和一九一○年，他的情況略有改善，可以不必再當普通小工了。

　　他說：﹁這時，我已開始獨立工作，做個小素描畫家和水彩畫家。﹂

　　這句話是有些容易令人誤解的，︽我的奮鬥︾中許多其它具有傳記性質的段落也是如此。雖然當時認識他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也並不比他自己更加可靠，但是拼湊起來的情況可以說肯定是比較完整的，也可能比較確實。

　　有一點是相當肯定的，阿道夫‧希特勒從來沒有像他的政敵所嘲笑的那樣當過房屋油漆匠。至少沒有材料證明他幹過這個行當。他當時幹過的事是繪製一些拙劣的維也納畫片，內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聖斯蒂芬大教堂、歌劇院、伯格劇場、舒恩布倫王宮或者舒恩布倫公園中羅馬時代的遺跡。據他相認的人說，他是從別人作品上臨摹下來的；顯然他沒有寫生的能力。這些畫片是矯揉造作、沒有生氣的，很像一個初學建築的人所畫的粗糙草率的速寫，他有時添上一些人物，也畫得非常拙劣，好像連環畫一樣。我有一次看到希特勒的原作速寫後曾經記下過這麼一些話：﹁幾個面像。拙劣。有一個幾乎像食屍鬼。﹂在海頓看來，﹁它們像巍峨莊嚴的宮殿外的小沙包﹂。

　　這種可憐的玩意兒，希特勒也許畫了幾百張，賣給小販裝飾牆頭，賣給商人嵌在陳列出售的畫框裡，賣給傢俱商把這種畫片釘在廉價的沙發和椅子靠背上，當時在維也納，這是一種流行風氣。希特勒也能夠畫一些比較商業性的東西。他常常為小鋪子老闆畫招貼，給泰第狐臭粉這種商品做廣告。有一張畫後來也許在耶誕節的時候賺過一些錢，畫的是聖誕老人在叫賣色彩鮮豔的蠟燭，還有一張畫的是聖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頂，高聳在一堆肥皂上。聖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頂是希特勒從別人的畫上百抄不厭的東西。

　　希特勒的﹁藝術﹂成就僅止於此，但是他至死還認為自己是個﹁藝術家﹂。

　　在維也納這些流浪的年代中，他的外表肯定是波希米亞式的流浪漢。當時認識他的人後來追憶，他穿一件破舊的黑大衣，長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長袍，這是一個匈牙利籍猶太舊衣商送給他的，這個舊衣商也住在那所簡陋的單身宿舍裡，同他頗為友好。這些人還記得他頭戴一頂油膩發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換，他的一頭亂髮，前額斜梳，像他日後那樣，頸後的頭髮亂糟糟的蓋住了骯髒的衣領，因為他很少理髮修面，兩頰和下頦往往鬍髭叢生。如果日後成了藝術家的漢尼契的話是可信的話，希特勒像﹁一個基督教徒中間很少出現的鬼怪﹂。

　　不像同住在一起的一些潦倒的青年人，他毫無青年的惡習。他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他同女人沒有來往｜｜根據已知情況，不是因為任何不正常的心理或生理，而完全是因為他特別怕羞。

　　希特勒後來在︽我的奮鬥︾中難得幽默地說，﹁我相信，當時我認識的人都把我當作一個怪物﹂。

　　像他的教師一樣，這些人也記得他的炯炯有神的眼光，這是他臉部的突出特點，反映出性格中同這個一身骯髒的流浪漢的貧困生活很不協調的某種東西。他們還記得，這個青年人儘管在體力勞動上極其懶惰，讀起書來卻廢寢忘食，夜以繼日。

　　﹁當時我用心讀了大量的書。工作之餘全部時間都花在讀書上。這樣在幾年之內我就打下了知識的基礎，到今天我還從這裡吸收營養。﹂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詳盡地談到了讀書的藝術。

　　﹁所謂﹃讀書﹄，當然，我的意思也許同所謂﹃知識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我也認識一些大量﹃讀書﹄的人｜｜但是我並不認為他們是﹃博學﹄的人。不錯，他們有大量﹃知識﹄，但是他們的頭腦不能組織和整理他們所吸收的知識｜｜另外一方面，一個掌握正確讀書藝術的人｜｜從本能上立刻就能辨別出什麼東西是他認為值得永遠記住的，或者因為這些東西符合他的需要，或者因為一般值得知道｜｜讀書的藝術，求知的藝術是：｜｜去蕪存精｜｜只有這樣的讀書才有意義，才有目的性｜｜由此看來，我在維也納的日子特別有意義，特別有價值。﹂

　　有什麼價值？希特勒的答覆是：從他的讀書中，從他在維也納窮人中間的生活中，他學到了日後需要知道的一切。

　　﹁維也納過去是，而且現在仍舊是我一生中條件最艱苦的學校，雖然也是最徹底的學校。我剛踏進這個城市時還是一個孩子，離開時卻已成人，性格也變得沉靜嚴肅了。

　　在這個時期中，我形成了一種世界觀，一種人生哲學，日後成了我一切行動的鞏固基礎。除了我當時打下的基礎之外，我後來很少需要學習什麼東西，也不需要改變什麼東西。﹂

　　那麼，他在維也納這個慷慨給予他狠狠的打擊的學校裡究竟學到了一些什麼？他在那裡的經歷和讀書中究竟學到了一些什麼思想？照他的說法，這些思想一直保持到最後，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這些思想大部分是空虛陳腐的思想，有時往往荒唐可笑，而且受到粗暴的偏見的影響。在對這些思想稍加考察之後，這一點就是很明顯的事。但是同樣明顯的是，這些思想對這部歷史很重要，正如這些思想對世界曾經是很重要的一樣，因為這些思想將成為這個有書呆子氣的流浪漢不久要建立的第三帝國的基礎的一部分。

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

　　除了一個例外，這些思想都不是什麼獨創之見，而是從二十世紀初葉奧地利政治和生活的奔騰的大漩渦中原封不動地揀來的東西。這個多瑙河畔的帝國當時由於消化不良正處在奄奄一息的狀態中。好幾世紀以來，在人口中占少數地位的日耳曼奧地利人統治著一個擁有十多個民族的多語言帝國，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強加在它之上。但是從一八四八年以來，他們的控制地位就在削弱之中。他們不能同化少數民族。奧地利不是一個熔爐。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義大利人分裂了出去，一八六七年，匈牙利人在所謂雙重王室的制度下贏得了與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現在，在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各個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並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間的激烈爭吵成了奧地利政治鬥爭的中心問題。

　　不僅如此，也還有社會動盪，而這往往掩蓋了民族衝突。沒有選舉權的下層階級要求享有選舉權，工人們堅決要求有權組織工會和舉行罷工｜｜不僅是為了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也是為了要實現他們的民主的政治目標。後來事實也確是如此，在舉行一次總罷工後，成人都普遍享有了選舉權，而奧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也因此告終，因為他們在奧匈帝國奧地利這一半中只占三分之一的人口。

　　對於這些情況，希特勒這個從林嗣來的年輕的狂熱的日耳曼一奧地利民族主義者是堅決反對的。在他看來，帝國正在陷到﹁危險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這個主宰種族恢復原來的絕對權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別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須要由日耳曼人用鐵腕來統治他們。議會必須廢除，所有民主的﹁胡鬧﹂必須結束。雖然希特勒沒有參加政治，但他非常關心地注意著奧地利三大政黨的活動：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泛日耳曼民族黨。一種政治上的狡猾見識現在已開始在這個不修邊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夠極其清晰地看到當代各個政黨的力量與弱點，而在成熟以後，使他成了德國的第一號奸雄。

　　他同社會民主黨一接觸後，就對該黨有了一種強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惡的是，﹂他說，﹁它對維護日耳曼主義的鬥爭持敵對態度，它對斯拉夫﹃同志﹄不要臉地討好賣乖｜｜在幾個月之內，我就得到了在其它情況下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得到的東西：看透了一個假裝成社會美德和兄弟友愛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是他這時已經相當聰明，知道為了要仔細研究社會民主黨在群眾中間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須抑制自己對這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反感。他最後認為他們成功的原因有好幾個，他牢記了這些原因，後來並利用它們來建立德國國家社會黨。

　　有一天｜｜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他看到維也納工人舉行群眾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著人群組成的巨龍慢慢地遊過去，幾乎有兩小時之久。我最後離開那個地方漫步回家時，心中極感焦慮。﹂

　　回家後他開始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分析該黨領導人的演講，研究它的組織，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計它的成績。他最後得出社會民主黨獲得成功的三個原因：他們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群眾運動，任何政黨如果沒有群眾運動就一無用處；他們掌握了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的藝術；最後一點是，他們知道利用他所說的﹁精神上和肉體上恐怖﹂的價值。

　　這第三個教訓引起了年輕的希特勒的好奇心，雖然這肯定是以錯誤的觀察為基礎的，其中摻雜他個人的大量偏見。十年以後他將充分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我瞭解這個運動｜｜特別對資產階級｜｜所造成的惡劣的精神恐怖，從思想上和心理上來說，資產階級都不是這種進攻的對手；信號一發，只要看來是最危險的敵人，它就對之發動謊言和誹謗的真正大攻擊，一直到被攻擊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時為止｜｜這種策略所根據的是對一切人性弱點的精確估計，它的結果能導致必然的勝利，其必然程度幾乎同數學一樣精確｜｜

　　我同樣也瞭解肉體恐怖對個人和群眾的重要性｜｜因為在支持者中間，所取得的勝利似乎是他們本身事業的正義性的勝利，而被擊敗的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繼續進行抵抗不存任何勝利的希望。﹂

　　關於希特勒日後要加以發展的納粹策略，再也沒有比這段話分析得更加精確的了。在維也納，有兩個政黨強烈地吸引著成長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對它們都應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靜的分析能力。他說，他最初擁護由格奧爾格‧里特‧馮‧舒納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黨，馮‧舒納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奧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黨當時正在為日耳曼民族在這個多民族帝國中的統治地位進行最後的奮鬥。雖然希特勒認為舒納勒是個﹁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熱情地擁護他的強烈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反社會主義、主張同德國合併、反對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綱領，但他很快就發現了該黨失敗的原因：

　　﹁這個運動未能充分瞭解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戰鬥性的人民群眾；它參加了議會，這就使它喪失了重要的推動力量，而沾上了議會所特有的一切弱點；反對天主教會｜｜又使它喪失了我國民族足以自豪的無數最優秀的份子。﹂

　　希特勒在維也納時代得到了一個教訓，雖然他日後在德國取得政權時還是把它忘記了，可是他在︽我的奮鬥︾中竭力強調過，那就是，一個政黨要想反對教會是沒有用的。他在解釋舒納勒的﹁脫離羅馬﹂運動為什麼是個策略錯誤時說：﹁不管一個宗教派別有多大值得批評的地方，一個政黨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以往的全部歷史經驗中，一個純粹政治性的黨派要進行宗教改革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

　　不過在希特勒看來，泛日耳曼黨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在於它未能喚起群眾，甚至未能瞭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從他重複說明他年紀剛過二十一歲就開始在心中出現的思想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運動時不能犯這個錯誤。

　　泛日耳曼黨還有一個希特勒不想犯的錯誤。那就是它未能爭取到國內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當中至少某些機構的支持｜｜如果不是教會的話，至少也是陸軍，或者內閣，或者國家元首。這個青年明白，除非得到這種支持，否則，任何政治運動都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取得政權。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決定大局的一月裡狡猾地騙取到的，正是這種支持，而且也完全靠這種支持，他和他的國家社會黨才有可能接掌一個偉大國家的統治權。

　　在希特勒的維也納時代，只有一個政治領袖，除了瞭解在群眾基礎上建黨的必要性之外，也瞭解這一點。那個人就是維也納市長。基督教社會黨的領袖卡爾‧盧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響的政治導師，雖然兩人從來沒有碰過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歷代最偉大的日耳曼市長｜｜比所有當代的所謂﹃外交家﹄都更偉大的政治家｜｜如果卡爾‧盧格博士當初活在德國，他就會置身於我國人民偉大的思想家之列﹂。

　　當然，日後的希特勒同維也納下層中產階級的這個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態度溫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處。不錯，盧格作為一個在心懷不滿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進行活動，並且像希特勒後來那樣利用高漲的反猶情緒作為政治資本的政黨的領袖，當時成了奧地利最有勢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讀才讀到大學畢業的盧格，卻是一個在學識上有相當造詣的人。他的敵人，包括猶太人在內，都願意承認，他秉性高尚俠義、慷慨大度。當時在維也納成長的奧地利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證明，盧格從來沒有由於他在公開場合的反猶態度而不肯幫助猶太人或者對他們態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說，﹁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這個反猶政黨取得勝利的時候曾經心驚膽戰的猶太人繼續過著像過去一樣享有權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這卻不是年輕的希特勒所喜歡的。他認為盧格太大度了，不夠重視猶太人這個種族問題，他對於市長未能擁護泛日耳曼主義感到不滿，對於他的羅馬天主教教權主義和他忠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態度是否得當感到懷疑。老皇帝弗朗茲一約瑟夫不是兩次拒絕批准盧格當選為市長嗎？

　　但是最後希特勒還是不得不承認這個人的天才，這個人知道怎樣贏得群眾的支持，瞭解現代社會問題和宣傳與口才在左右群眾時的重要性。對於盧格對付有勢力的教會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的政策訂得極其精明狡猾﹂。最後還有一點，盧格﹁善於利用一切現有手段來爭取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機構的支持，以便能夠為他的運動從這些既有的權力來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條件﹂。

　　這一段話簡單扼要地總結了希特勒日後用來組織自己的政黨和引導它在德國取得政權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的一個人把這種思想和手段應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政局。就是在那個時候，納粹運動︵在所有民族主義和保守的政黨中就只有它︶取得了廣泛的群眾的擁護，在這以後，又取得了陸軍、共和國總統和大企業聯合會這三個有很大權力的﹁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機構﹂的支持，終於取得了德國總理的職位。在維也納汲取的教訓，結果證明的確是很有用處的。

　　卡爾‧盧格博士是位傑出的演說家，泛日耳曼黨卻沒有善於詞令的演說家。希特勒注意到了這一點，在︽我的奮鬥︾中大大強調了演講術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歷史上推動最偉大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力量，從遠古時候起，一直是說話的神奇力量，而且也僅僅是說話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說話的力量才能打動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人民運動，都是人類熱情和感情的火山迸發，它們不是由殘酷的窮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眾中的語言的火把所觸發的；它們不是詞章學家和客廳英雄的檸檬水似的清談。﹂

　　年輕的希特勒雖然沒有實際參與奧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經開始在維也納的窮客棧、施粥站、街頭巷尾的聽眾面前練習他的演講術了。這種技巧後來發展成為︵作者可以作證，他後來聽了希特勒好幾十次最重要的演講︶一種在兩次大戰之間德國無人能望其項背的才能，而且對他的驚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希特勒在維也納的經歷中，最後一個方面是猶太人。他說，在林嗣，猶太人很少。﹁在家鄉，我記不得在我父親活著的時候提起過這個字眼。﹂在中學裡，有一個猶太兒童｜｜﹁但是我們對這件事很少去想它｜｜我甚至把他們︵猶太人︶當作是日耳曼人﹂。

　　但是根據希特勒童年時代友人的材料，這不是實際情況。奧古斯待‧庫比席克回憶兩人一起在林嗣的日子的時候說：﹁當我初次認識阿道夫‧希特勒的時候，他的反猶情緒就已經表露出來了｜｜希特勒去維也納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堅定的反猶主義者。他在維也納的經驗可能加深了這種情緒。但是可以肯定不是產生這種情緒的原因。﹂

　　﹁於是，﹂希特勒說，﹁我來到了維也納。﹂

　　﹁我初到一地，種種新奇景象使我目不暇給｜｜心中又想著自己命途多舛，因此未能深入瞭解這個龐大城市的人民中間的內部階層。儘管在當時維也納二百萬居民中間幾乎有二十萬猶太人，我卻看不出猶太人來。在我看來，猶太人的特點仍舊是他們的宗教，因此，基於人類的相互容忍精神，在這個問題上同其它問題上一樣，我仍舊反對宗教攻擊。因此，維也納反猶主義的報紙的語調使我覺得有負一個偉大民族的文化傳統。﹂

　　有一次｜｜希特勒記述道｜｜他在內城漫步。﹁我突然遇到一個身穿黑色長袍、兩鬢留著黑色鬍子的怪物。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個猶太人嗎？因為，在林嗣，猶太人不是這等模樣的。我偷偷地謹慎地看著那個人，但是我看著這張奇怪的臉龐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特點，我的頭一個問題就越是具有一個新的形式：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希特勒的答案是很容易猜到的。雖然他說，在作出回答以前他決定﹁用書本來解決我的疑竇﹂。他埋首閱讀反猶書籍，當時這種書籍在維也納很有銷路。然後他到街頭去更加仔細地觀察﹁現象﹂。﹁我所到之處，﹂他說，﹁我都開始看出有猶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們在我的眼中也就越明顯地同其它人有區別｜｜後來我常常一聞到這種穿長袍的人的氣味，就感到心中作嘔。﹂

　　他說，接著，他發現了﹁這一﹃上帝的選民﹄的道德污點｜｜任何放蕩淫穢的事情，特別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連一個猶太人也不牽涉到的嗎？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這種膿瘡，你就會發現｜｜像在腐爛的屍體中突然見到亮光而受驚的蛆蟲一樣｜｜其中有一個猶太鬼！﹂他說他發現，賣淫和販賣婦女大部分是猶太人幹的。﹁當第一次，﹂他記述道，﹁我認識到猶太人是這個大城市中的渣滓堆裡進行這種令人噁心的罪惡交易的心腸冷酷、恬不知恥、孜孜為利的主使者的時候，我不免感到一陣寒噤。﹂

　　希特勒關於猶太人的一些狂言亂語中，有很大病態的性心理成分。這也是當時維也納反猶主義報紙的特點，後來也成了紐倫堡黃色的︽衝鋒隊員︾週刊的特點，這家週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寵的助手之一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亞納粹黨頭子，一個著名的性慾變態者，也是第三帝國名聲最臭的人之一。︽我的奮鬥︾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猶太人誘姦天真純潔的基督教女郎，從而玷污了她們的血統的話。希特勒居然寫到﹁可厭的長著羅圈腿的猶太狗雜種誘姦數十萬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魯道夫‧奧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猶主義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壓抑妒忌心理。雖然他年齡已經二十出頭，根據已知的材料，他在維也納的時期從來沒有同女人發生過任何關係。

　　﹁慢慢地，﹂希特勒寫道，﹁我開始憎恨他們｜｜對我來說，這是我曾經不得不經歷的精神上最大震盪的時刻。我不再是個優柔寡斷的世界主義者，而成了一個反猶主義者。﹂

　　他至死都要成為一個盲目狂熱的反猶主義者，他在臨死前幾小時寫的最後遺囑中還對猶太人作一次最後攻擊，說他所發動的戰爭是他們引起的，現在斷送了他和第三帝國。這種強烈的仇恨在那個帝國裡後來竟會影響到這麼多的德國人，最後導致了一場景象這麼可怕、規模這麼龐大的屠殺，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個極其醜惡的創痕，只要地球上還存在著人類，這一創痕就肯定會永遠存在。

　　一九一三年春天，希特勒離開了維也納，到德國去住，據他說，他的心過去一直嚮往著德國。他當時二十四歲，除了他自己以外，人人看來，他從各方面來說都失敗了。他沒有成為畫家，也沒有當上建築師。人人都可以看出，他一事無成，只不過是個流浪漢｜｜而且是個古怪的、有書呆子氣的流浪漢。他沒有朋友，沒有家庭，沒有工作，沒有居處。不過，他有一樣東西：對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熾熱的使命感。

　　他離開奧地利也許是為了要逃避軍役。不是因為他是個膽小鬼，而是因為他不願同猶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帝國的其它少數民族一起在軍中服役。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寫道，他在一九一二年春天到了慕尼黑。不過，這一點他弄錯了，警察局登記冊中載明，他在維也納一直待到一九一三年五月。

　　他自己說的離開奧地利的原因是相當誇張的。

　　﹁我對哈布斯堡國家的內心憎惡越來越強烈了｜｜我在首都看到的民族雜居現象，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盧西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克羅西亞人的大混雜，還有到處像蘑菇一樣生長的猶太人｜｜猶太人，沒完沒了的猶太人，都使我感到憎厭。這個大城市使我覺得是人種退化的象徵｜｜我在這個城市待得越久，我越是憎厭異族混雜，因為這種混雜已經開始腐蝕這一日耳曼文化的古址｜｜為了上述種種原因，我越來越渴望到我童年時代就暗暗想望和熱愛的地方去。﹂

　　他後來在那個他這樣熱愛的國家裡的命運是他當時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他當時從法律上來說還是僑居德國境內的一個外國人，一個奧地利人，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他擔任總理前不久。要瞭解希特勒，就必須把他當作一個奧地利人，這個奧地利人在哈布斯堡帝國崩潰之前的最後十年中才成年，他沒有在這個帝國的文明首都紮下根，他懷有當時講德語的極端份子中間極為流行的一切荒謬偏見和憎恨，他不能瞭解他的極大多數同胞的正直、誠實、可敬的品格，不論他們是捷克人，還是猶太人，還是日耳曼人，不論他們是窮人，還是富人，不論他們是藝術家，還是手藝工人。很可懷疑，是否會有一個來自北方，或者來自西方的萊茵區，或者東方的東普魯士，或者甚至南方的巴伐利亞的德國人，由於本人任何可能的經歷，也會在自己的血液中和思想中具有那些把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他最後達到的高峰的同樣的種種混合成分，當然，除此之外，希特勒還有不少的不可預測的天才成分。

　　但是在一九一三年春季的時候，他的天才還沒有顯露出來。在慕尼黑，同在維也納一樣，他仍舊囊空如洗，舉目無親，也沒有正式職業。接著一九一四年夏天爆發了戰爭，把他像千百萬其它人一樣捲了進去。八月三日，他上書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三世，申請志願參加巴伐利亞步兵團，結果獲准。

　　這是個天賜良機。現在這個年輕的流浪漢不僅能夠滿足在一場他認為是生死存亡的鬥爭中為他所熱愛的第二祖國服務的願望，而且也能夠逃避他個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煩惱了。

　　﹁對我來說，﹂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這彷彿是把我從年輕時代壓在我身上的窮困下拯救出來。我很坦率地承認，在熱情衝動之下，我跪了下來，衷心感謝上天賜給我這個能夠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幸福機會｜｜對我來說，對所有德國人來說都是一樣，現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時期開始了。同這場巨大的鬥爭相形之下，過去的一切都成了過眼雲煙了。﹂

　　對希特勒來說，過去的一切｜｜貧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雖然以後還是永遠影響著他的思想和性格。現在，將要為千百萬人帶來死亡的戰爭，卻為這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帶來了生命中新的一頁。

第二章　納粹黨的誕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一個陰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嚐到了他出於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稱之為本世紀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一個牧師到柏林東北波麥臘尼亞小鎮帕澤瓦耳克軍事醫院來對傷兵宣佈一個簡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當時正在那個醫院休養，他一個月以前在伊普爾中了英國毒氣，雙目暫時失明。

　　那個牧師告訴他們，那個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經退位，逃到荷蘭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經宣佈成立共和國。次日，十一月十一日，將在法國的貢比臬簽訂停戰協定。戰爭已經打敗了。德國要聽任勝利的協約國擺佈。那個牧師說著說著就哽咽起來。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當時的情景說，﹁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著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發燒的腦袋埋在毯子和枕頭下｜｜這樣，一切都白費了。一切犧牲和困苦都白費了｜｜我們儘管心中懷著死亡的恐懼，還是盡了我們的天職，但是這樣的時刻都白費了；二百萬陣亡烈士的犧牲也白費了｜｜但是他們是為了這樣的結局才犧牲的嗎？｜｜我們經受這種種遭遇，難道只是為了讓一幫卑鄙的罪犯能夠欺淩我們的祖國嗎？﹂

　　自從他站在他母親墓邊以來，他第一次｜｜據他自己說｜｜痛哭失聲。﹁我禁不住哭了。﹂像當時和以後的千百萬同胞一樣，他不能接受這個鐵一般無情的事實：德國在戰場上已經戰敗，打輸了這場戰爭。

　　也像其它千百萬德國人一樣，希特勒是個勇敢無畏的士兵。後來有些政治敵人攻擊他在戰鬥中表現膽怯，但是應該說句公道話，在他的紀錄中沒有一絲一毫證據，可以證明這種攻擊是有根據的。他經過了不到三個月的訓練後，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底到達前線，擔任巴伐利亞後備步兵第十六團第一營的傳令兵。第一次伊普爾戰役，英軍阻住了德軍向英吉利海峽方面的挺進。就在這次戰役的四天激戰中，希特勒所屬的部隊傷亡慘重。根據希特勒寫給他在慕尼黑的房東一個名叫波普的裁縫的信，他的團一共三千五百人在四天激戰後只剩下六百人了，軍官只剩下三十名，四個連的番號不得不撤銷。

　　在戰爭中他一共受傷兩次，一次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在索姆戰役中腿部受傷。在德國醫療復原後，他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回到以該團原來團長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團，這時他已被提升為下士，同年夏天參加了阿臘斯戰役和第三次伊普爾戰役。在一九一八年春、夏德軍最後一次全面攻勢中，他那一團處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後一次伊普爾戰役中，在十月十三日的晚上，英軍向瓦爾維克以南的一個小山頭大放毒氣，他當時中了毒氣。﹁我跌跌撞撞地回來，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陣痛，﹂他敘述道，﹁身邊帶著我所傳遞的最後一份戰況報告。幾小時後，我的眼睛燒得像通紅的煤塊一樣；周圍一片漆黑。﹂

　　他因為作戰英勇曾兩次受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得了一枚二級鐵十字獎章，一九一八年八月又得了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在前帝國軍隊中，後一種獎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個團裡的一個戰友說，他得到這個令人羨慕的獎章是因為他隻身俘獲了十五名英軍；還有一個戰友說是法軍。李斯特團正式團史中並沒有提到任何這樣的功勳，它對於許多獲得獎章的成員的個人功績都沒有提到。不論原因是什麼，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獲得了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他一直自豪地佩著這枚獎章，直到臨死。

　　然而，作為士兵來看，他仍是個奇怪的傢伙，他的不止一個戰友都這麼說。不像別的士兵，他從來沒有後方寄來的信件和禮物。他從來不要求休假，甚至連一般戰士對女人的興趣也沒有。對於前線的骯髒、蝨子、泥濘、惡臭，他從來不抱怨訴苦，而最勇敢的軍人對這些也難免有怨言的。他是個熱情的戰士，對於戰爭的目的和德國的明顯的使命始終極其認真。

　　﹁我們都咒罵他，覺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屬那個連中一個士兵後來追憶說，﹁當我們都詛咒戰爭的時候，我們中間就有這個白烏鴉不同意我們咒罵。﹂另外一個人說他﹁坐在我們食堂的角落裡，雙手抱頭，默默沉思。他會突然跳起來，興奮地走來走去，說我們儘管有大炮，還是得不到勝利，因為德國人民的無形敵人比敵人的最大大炮還要危險﹂。接著他就會對這些﹁無形敵人﹂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一場狠毒的攻擊，他不是在維也納知道了他們是萬惡之源嗎？

　　的確，當他在戰爭中途養腿傷的時候，不是親眼在德國本國看到過這一點嗎？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傷癒出院後，曾到首都去觀光，然後又去慕尼黑，他到處都看到﹁惡棍無賴﹂詛咒戰爭，希望戰爭早些結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猶太人之外還有誰？他發現﹁辦公室裡猶太人充斥。幾乎每一個辦事員都是猶太人，每一個猶太人都成了辦事員｜｜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間，幾乎全部生產工作都是在猶太人的財政控制之下｜｜猶太人掠奪了整個國家，把它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我懷著恐懼的心情眼看著災禍臨頭｜｜﹂他看到的情況，使他不能忍受，據他說，他對又回到前線感到很高興。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心愛的祖國所遭到的災難，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來，正如在幾乎所有德國人看來一樣，這場災難是﹁極其荒謬的﹂和平白無故的。

　　﹁德軍並沒有在戰場上被打敗。它是背後中了國內賣國賊的暗劍。﹂

　　這樣，希特勒和許多德國人一樣，對於﹁背後中了暗劍﹂的傳說，慢慢形成了一種執迷不悟的信仰。這一傳說日後在破壞魏瑪共和國和為希特勒的最後勝利鋪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它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這一傳說純屬子虛，總司令部實際首腦魯登道夫將軍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堅決主張﹁立即﹂停火，他的名義上的上級馮‧興登堡陸軍元帥支持他的主張。在十月二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會議上，興登堡重申總司令部關於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說：﹁軍隊不能再等待四十八小時。﹂興登堡在同日寫的一封信中斷然聲稱，軍事形勢要求﹁立即停止戰鬥﹂。根本沒有提到﹁背後中了暗劍﹂。這位德國偉大的戰爭英雄表示相信這個神話是後來的事。在戰爭結束一年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國民議會調查委員會的一次調查會上，興登堡宣稱，﹁一位英國將軍說得很不錯，德軍是﹃背後中了暗劍﹄﹂。

　　事實上，由巴登的馬克斯親王領導的政府不顧魯登道夫的停戰要求，堅持了好幾個星期之久，因為在九月底以前，總司令部一直沒有把惡化中的軍事形勢告訴給政府。

　　只有在兩次大戰之間在德國待過的人才知道德國人民相信這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傳說的普遍程度。能夠揭露這一傳說不確的事實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國人不願正視這些事實。他們從來沒有停止叫喊過，有罪過的是﹁十一月罪人﹂｜｜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個稱呼。在他們看來，德國軍方狡猾地卑怯地誘使共和國政府簽訂軍事領袖堅決主張簽訂的停戰協定，後來又勸告政府接受凡爾賽和約，這些事實都是無關緊要的。而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一八年接掌政權是十分勉強的，而且完全是為了要保全國家，使它不致於陷入勢將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極度混亂狀態。這一點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國的崩潰不是社會民主黨的過錯。責任完全在於掌握政權的舊秩序。但是千百萬德國人都不願承認這一點。他們要為戰敗、為他們的恥辱和悲慘處境尋找代罪羔羊。他們很容易使自己相信。代罪羔羊就是簽訂了投降協定和建立民主政府並廢除原來專制政體的﹁十一月罪人﹂。德國人容易受騙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常常講到的一個題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這一點。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師離開帕澤瓦耳克以後，阿道夫‧希特勒﹁接著過著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說，﹁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騙子、罪人才希望敵人能發慈悲。在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長了仇恨，對那些幹出這件事來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墮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這個時刻弄清楚這件荒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憤慨和羞辱。同這種悲慘境遇比較起來，我的眼痛算得了什麼呢？﹂

　　於是，﹁我終於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決定投身政治﹂。

　　結果證明，不僅對希特勒，而且對整個世界，這都是一個命運攸關的決定。

納粹黨的發端

　　這個年方三十的奧地利人，無親無故，無產無業，既無一技之長，也從無正常職業，在政治方面更無任何經驗，他要在德國謀政治方面的發展，前途是一點也不光明的。在開始的時候，有一個短短的時期，希特勒也明白這一點。﹁好多天以來，﹂他說，﹁我一直在考慮應該怎麼辦，每次考慮結果總是清醒地認識到，像我這樣一個無名之輩，要採取任何有益的行動，連最起碼的基礎也不具備。﹂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發現這個寄寓的城市幾乎面目全非了。這裡也發生了革命，維特爾斯巴哈朝的國王也已經退位。巴伐利亞現在落在社會民主黨的手中，他們成立了一個巴伐利亞﹁人民國﹂，以庫特‧艾斯納為首，他是生於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猶太作家。艾斯納在慕尼黑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長著一臉灰白色的大鬍子，戴著夾鼻眼鏡，頭上是一頂黑色的大帽子，個子卻特別矮小。他在十一月七日那天帶領了幾百個人，大搖大擺地經過街頭，不發一槍就佔領了議會和政府的所在地，宣佈成立共和國。三個月後他被一個年輕的右派軍官安東‧阿爾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殺。工人們於是成立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壽命不長。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柏林派來的正規軍和巴伐利亞﹁自由團﹂義勇軍開進了慕尼黑，推翻了共產黨政權。為了報復蘇維埃槍殺十幾名人質，他們屠殺了好幾百人，其中也有許多非共產黨人。雖然在名義上暫時恢復了一個以約翰內斯‧霍夫曼為首的溫和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巴伐利亞政治中的真正權力已轉入右派之手。

　　在這個混亂的時候，巴伐利亞右派是哪些人？他們是正規國防軍；他們是希望維特爾斯巴哈王室復辟的保皇派；他們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國的保守派。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成分也逐漸起了變化，主要成分已是為數眾多的一批復員軍人，他們的世界在一九一八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也是那些無處紮根的人，他們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們在一九一四年離開的那種和平社會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戰爭中變得心腸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們擺脫不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惡習，像希特勒︵他有一個很短的時候曾經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後來說的那樣，他們﹁變成了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為一種永久存在的狀態﹂。

　　武裝的自由團在德國各地紛紛建立，由國防軍秘密提供裝備。起初他們只是被用來在發生糾紛的東部邊境同波蘭人和波羅的海一帶的人毆鬥，但是不久就開始支持推翻共和政體的陰謀了。一九二○年三月，自由團的一個聲名狼藉的埃爾哈特旅在一個叫做埃爾哈特上尉的冒險家率領下佔領了柏林，讓一個極右派的庸碌無能的政客沃爾夫岡‧卡普博士擔任總理。正規軍在馮‧西克特將軍率領下按兵不動，共和國總統和政府則倉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會舉行了一次總罷工，才恢復了共和政府。

　　與此同時，在慕尼黑舉行的另外一種軍事政變卻比較成功。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國防軍推翻了霍夫曼的社會黨政府，成立了一個以古斯塔夫‧馮‧卡爾為首的右翼政權。現在這個巴伐利亞首府已經成了德國國內各種決心要推翻共和國、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體、否認凡爾賽和約的束縛的一切勢力的磁力中心；在這裡，自由團的雇傭兵，包括埃爾哈特旅的成員，得到了庇護和受到了歡迎。在這裡，魯登道夫將軍同一批其它心懷不滿的退伍軍官定居下來，在這裡，策動了多次政治暗殺，其中包括對馬修斯‧埃爾茲伯格和瓦爾特‧臘思瑙的暗殺。埃爾茲伯格是個溫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氣在將軍們打退堂鼓的時候出來簽訂停戰協定；臘思瑙是當時才華出眾、頗有學識的外交部長，極端派痛恨他，因為他是個猶太人，同時因為他執行了全國政府的政策，設法至少履行凡爾賽和約中一部分條款。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開始了他的活動。

　　當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時，他發現他所屬的那一個營處在﹁士兵委員會﹂的掌握中。這種情況使他十分反感｜｜他說｜｜於是他決定﹁立刻儘快離開﹂。這年冬天他在奧地利邊境附近的特勞恩施大因的一個戰俘營擔任警衛，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奮鬥︾中談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滿﹂，完全靠用馬槍對準三個來捉他的﹁惡棍﹂才免於被捕。在共產黨政權被推翻後不久，希特勒立刻開始他所謂的﹁第一次多少有點政治性質的活動﹂。這就是向第二步兵團調查委員會提供情報，這個調查委員會是為了要調查慕尼黑出現為時短暫的蘇維埃政權的責任屬誰而成立的。

　　顯然，希特勒在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認為有價值的，因此陸軍繼續雇用他，派他在當地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新聞局工作。德國陸軍一反過去傳統，現在熱衷於政治，特別是在巴伐利亞，它在那裡終於建立了一個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為了要擴大它的保守的影響，它給士兵開了﹁政治訓練﹂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參加了其中的一個班，而且是一個注意聽講的學員。據他自己的敘述，有一天，在聽講時，有人為猶太人說了一句好話，他就忍不住插嘴進去。他的反猶宏論顯然使他的上級軍官聽了很高興，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個團裡擔任教官。其主要任務就是同危險的思想｜｜和平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作鬥爭；在陸軍心目中看來，這就是它在這個曾經對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國中的作用。

　　對希特勒說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在他想進入的政治領域中，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認。特別是，這給了他一個機會來試驗和鍛煉他的演講本領｜｜正如他一向所認為的那樣，這是要做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他說：﹁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廣眾說話的機會，過去我完全無意識地靠直覺而認為具有的東西，現在得到了證實，那就是：我是能夠﹃演講﹄的。﹂這個發現使他非常高興，雖然這件事並不特別奇怪。他過去一直擔心他的嗓子可能由於在前線中了毒氣而永遠給毀了，現在他發現已經復原，足以使﹁至少在一個班的小房間裡每個角落﹂都能夠聽到。這一才能日後使他很輕易地成為德國最富於口才的演說家。他在電臺上演講時，幾乎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夠用他的聲音來左右千百萬聽眾。

　　一九一九年九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陸軍政治部的一項命令，要他調查一下慕尼黑一個自稱﹁德國工人黨﹂的小小政治團體。軍方對工人的政黨一直都很疑忌，因為這些政黨都是由社會黨和共產黨控制的，但是這個政黨卻被認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說，他﹁完全不知道﹂這個政黨。但是在他要調查的該黨會議上預定要發言的一個人，卻是他所認識的。

　　原來在幾個星期以前，他在陸軍訓練班上聽到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的一次講課。弗德爾是個土木工程師，經濟學方面的怪人，他堅決相信，除了﹁創造性﹂和﹁生產性﹂的資本之外，還有一種﹁投機性﹂的資本，這種﹁投機性﹂資本就是德國大多數經濟問題的原因。他主張禁止這種資本，一九一七年，他組織了一個團體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個團體的名稱叫做﹁德國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戰鬥聯盟﹂。經濟學一竅不通的希特勒聽了弗德爾的演講後很受影響。他認為弗德爾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個新政黨的基礎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他說，在弗德爾的演講中。﹁我感到有一個可以用於這場未來鬥爭的有力口號﹂。

　　但是在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感覺到德國工人黨有什麼重要意義。他去參加該黨集會是奉命而去的。這次集會參加的一共只有二十五人，地點是在施端納克勃勞啤酒館的一間陰暗的房間裡。希特勒從開始一直坐到散場，覺得會議開得很沉悶，一點也沒有什麼好印象。他說，這是﹁一個與其它許多新組織沒有什麼不同的新組織，當時的時代是這樣一個時代：任何人都對現狀不滿，都覺得有必要組織一個新黨。這種新組織遍地皆是，過不了很久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我覺得德國工人黨沒有什麼不同﹂。在弗德爾發言結束後，希特勒正要離開時，一個﹁教授﹂站了起來，反駁弗德爾的論點，並且建議巴伐利亞同普魯士脫離關係，另外同奧地利組織一個南德意志國家。這在當時的維也納是個很流行的主張，但是它卻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據他虧來自己說，此事使他站起身來對﹁這位有學問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話顯然說得十分尖銳，據希特勒說，那位﹁教授﹂﹁像隻落水狗般﹂夾著尾巴溜走了，而其餘的聽眾則﹁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無名小子。有一個人｜｜據希特勒說當時沒有聽清他的姓名｜｜在後面追上來，把一本小冊子塞在他手裡。

　　這個人是安東‧德萊克斯勒，鎖匠出身，他可以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奠基人。德萊克斯勒是個面有病容，目戴眼鏡的人，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能夠獨立思考，但是頭腦偏狹，思想混亂，文章固然寫得不好，演講更是糟糕，他當時在慕尼黑鐵路工廠工作。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組織了一個﹁獨立工人委員會﹂同自由的工會中的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鼓吹為德國爭取﹁公正的﹂和平。實際上，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據工人階級路線促進和平協會﹂這個運動的一個分支機構︵德國當時和後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都有不少這種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使壓力的團體︶。

　　德萊克斯勒所拉到的會員從來沒有超出四十個，一九一九年一月，他的委員會同一個叫做﹁政治工人集團﹂的差不多的團體合併，後者原來是由一個名叫卡爾‧哈勒的報社記者領導的。新組織的成員不到一百個，名叫德國工人黨，由哈勒擔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後來無聲無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卻恭維哈勒是個﹁正直的﹂和﹁確實很有教養的﹂人，不過對於他缺乏﹁演講天才﹂表示惋惜。也許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筆帶過的光榮，主要是因為他頑固地認為希特勒演講拙劣，這種看法使這個納粹黨的領袖一直很惱火，他在自傳中一點也沒有隱諱這一點。無論如何，德萊克斯勒似乎是這個規模很小、默默無聞的德國工人黨的主要推動力。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細閱讀了德萊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冊子。他把當時情況詳細地寫入了︽我的奮鬥︾。當時是清晨五時，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說的習慣，躺在第二步兵團營房裡的床鋪上，看著耗子啃齧他總是在前一天晚上撤在地上的麵包屑，﹁我一生嘗夠了貧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夠想像小生物的饑餓和快樂。﹂他記起了那本小冊子，就取出來閱讀。小冊子的書名叫︽我的政治覺悟︾。叫希特勒驚異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過去幾年中確立起來的很多思想。德萊克斯勒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要以工人階級群眾為基礎，然而不像社會民主黨，卻要保持強烈民族主義的政黨。德萊克斯勒曾經參加過愛國主義的祖國陣線，但是不久就對它那似乎與群眾毫無聯繫的中產階級傾向感到幻滅。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維也納的時候，希特勒也為了同樣的原因瞧不起資產階級｜｜他們完全不關心工人階級家庭和他們的社會問題，因此，德萊克斯勒的主張肯定引起了他的興趣。

　　那一天，希特勒後來又驚異地接到一張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參加了德國工人黨。﹁我真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後來回憶說，﹁我絲毫無意參加一個現成的政黨，我要自己組織一個。他們對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張了，根本不能考慮。﹂他正要這麼寫信作覆，但是﹁好奇心又佔了上風﹂，他決定去參加他們邀請他出席的委員會會議，親自說明他不參加﹁這個荒唐可笑的小團體﹂的原因。

　　﹁舉行會議的酒館是一家開設在赫倫街、名叫老羅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過燈光陰暗、空無一人的餐廳，打開門到後面的一間屋子裡，同委員會打了一個照面。在一盞昏暗的煤氣燈下，圍著桌子坐著四個青年，其中就有小冊子的作者，他一見我進去就馬上非常高興地招呼我，歡迎我這個德國工人黨新黨員。

　　說真的，我非常吃驚。他們先讀了上次會議的記錄，對秘書投了信任票。接著司庫作了帳目報告｜｜這個組織一共只有七馬克五十芬尼的經費｜｜也對司庫投了信任票。這也記入了會議記錄。接著第一主席讀了給基爾、杜塞爾多夫和柏林的來信的答覆，人人都表示同意，接著是就收到的來信作了一個報告｜｜

　　討厭啊，討厭！這是最糟糕不過的俱樂部生活！難道我要參加這個組織嗎？﹂

　　但是坐在這間燈光昏暗的後室裡的這些小人物身上卻有什麼東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組織一個不僅僅是通常意義的政黨的新的運動﹂。那天晚上，他回到營房，﹁考慮我一生中最難回答的問題：我是否應該參加？﹂他承認，理智告訴他要推辭。但是｜｜正因為這個組織無足輕重，一個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機會﹁進行真正個人的活動﹂。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夠﹁給這個任務﹂幹些什麼。

　　﹁我不名一文，沒有收入，這一點在我看來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較困難的則是，我是個無名之輩，僥倖活著或者死去，連最近的鄰人也不會加以注意。此外，還有由於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難。

　　經過了兩天傷盡腦筋的思考以後，我終於決定我必須採取這一步驟。

　　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決定。跨出了這一步以後，就再也沒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這樣成了德國工人黨委員會的第七名委員。

　　這個微不足道的政黨有兩個成員值得在這裡一提。他們日後證明對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陸軍第七軍區參謀部工作的恩斯特‧羅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參加了這個黨。他是一個體格魁梧的職業軍人，脖子粗壯像頭公牛，眼睛細小像只肥豬，臉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一九一四年給子彈打掉了，他生性愛好政治，有天賦組織能力，像希特勒一樣，他對民主共和國和他認為應該對之負責的﹁十一月罪人﹂懷有強烈的憎恨。他的目標是重建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德國，他同希特勒一樣認為只有靠一個以下層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才能做到這一點，不像大多數正規軍官，他本人就是來自這個階級，他是一個狠毒、無情、猛幹的人，不過也像許多早期納粹黨人一樣，是個有相公癖的人。他參與建立了第一批納粹黨打手，後來擴建成為衝鋒隊，一直由他領導，直到一九三四年他被希特勒處決為止，羅姆不僅給這個新黨帶來了大批退伍軍人和自由團義勇軍，成了該黨初期的骨幹，而且由於他是控制著巴伐利亞的陸軍的一名軍官，也為希特勒和他的運動取得了當局的保護，有時甚至是支持。沒有這種幫助，希特勒要想煽動人民推翻共和國的運動，也許是永遠不能夠得到真正開展的。可以肯定，沒有巴伐利亞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無事地採取他的恐怖和恫嚇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二十一歲，常常被稱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個機智的新聞記者，同時又是一個平庸的詩人和劇作家。他翻譯過易卜生的︽派爾‧金特︾︵︽Ｐｅｅｒ　Ｇｅｎｔ︾︶，寫過一些從未上演過的劇本。在柏林，他曾經像希特勒在維也納一樣，過了一陣子波希米亞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個酒鬼，吸過嗎啡，據海頓的材料，還進過精神病院，在那裡，他才總算能把自己的劇本上演，讓病人來當演員。他在戰爭結束時回到故鄉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藝術家薈集的施瓦勃林區的勃倫納賽爾酒館裡，在一群欽慕者前面，宣傳亞利安人的優越性，主張消滅猶太人，推翻柏林的﹁豬玀﹂。

　　﹁我們需要一個頭子，﹂當時在慕尼黑工作的新聞記者海頓引述埃卡特一九一九年對勃倫納賽爾酒館的常客作的演講說，﹁他要能夠吃得消機槍的聲音。群眾是需要嚇一嚇的。我們不能用軍官，因為大家現在不再尊重他們了。最好是一個能說會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麼腦筋｜｜他必須是個單身漢，這樣我們就能吸引婦女。﹂

　　這個酗酒的詩人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發現了他一直在尋找的人。難道還有比這更自然的事情嗎？他在德國工人黨內成了這個新起的年輕人的親密顧問，借書給他閱讀，幫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文字的和口頭的｜｜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廣大朋友，其中不僅有願意出錢捐助該黨經費和維持希特勒生活的闊佬，而且有像魯道夫‧赫斯和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樣的未來助手。希特勒對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沒有減退過，︽我的奮鬥︾中最後一句話就是表示對這位古怪的導師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該書的結尾中說｜｜﹁最優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後在他的行動中，一生致力於喚起我國人民﹂。

　　創建國家社會黨的人就是這麼一批無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是在開始形成一個在十三年內將席捲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而且為德國建立第三帝國的運動。思想混亂的鎖匠德萊克斯勒提供了一個核心，酗酒的詩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礎，經濟學怪人弗德爾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有相公痹的羅姆提供了陸軍和退伍軍人的支援，至於將一個原來不過是酒館小房間裡的辯論會的組織建設成為一個勢力強大的政黨，這項工作的領導責任現在就落在這個年紀不滿三十一歲、以前完全默默無聞的流浪漢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從在維也納挨餓的日子以來在他心中沸騰的各種各樣思想現在都找到了一個發洩的出路，迄今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來的內在精力現在開始迸發出來了。他促使他們原來是縮手縮腳的委員會開始組織規模較大的集會。他親手在打字機上打請帖，發請帖。後來他說起，有一次，他發出了八十份請帖以後，﹁我們坐著等待客人們來臨。一個小時後，﹃主席﹄不得不宣佈﹃開會﹄。一共仍舊只有七個人，我們自己的七個人﹂。但是他並不氣餒。他用油印辦法增加了請帖的數目。他籌到了一些錢在本地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開會的通知。他說，﹁這次成功簡直是驚人的。出席的有一百一十一個人﹂。原來預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發表了主要講話後作第一次﹁公開﹂演說。但是該黨名義上的首腦哈勒表示反對。﹁這位先生為人肯定是正直的，﹂希特勒後來說，﹁但是他卻認為，搞別的名堂，我也許還行，演講卻絕對不行。我一共講了三十分鐘，在此以前，我只是自己直覺地感到而一點也沒有把握的事情，現在卻為具體事實所證實了：我是能夠演講的！﹂據希特勒自稱，他的滔滔雄辭使聽眾像﹁過電﹂一樣激動，其反應之熱烈，從會後大家捐獻了三百馬克這件事可以得到證明，這暫時減輕了他們黨在經濟上的困難。

　　一九二○年初，希特勒把黨的宣傳工作接了過來，自從他在維也納社會黨和基督教社會黨的活動中看到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以來，他一直對之非常下功夫。他立刻開始組織這個小得可憐的黨做夢也想不到的最大規模的集會。時間訂在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會場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勞豪斯啤酒館的宴會廳，其大可容近二千人。希特勒在委員會中的同伴們都認為他這樣做是發瘋了。哈勒辭職表示抗議，由德萊克斯勒繼任，他也仍然表示懷疑，希特勒強調說，準備工作是他個人負責進行的。他對這次集會非常重視，因此在︽我的奮鬥︾第一卷結束時還把這次集會作了一番介紹，他解釋，這是因為，從這次集會開始，﹁黨擺脫了小俱樂部的狹隘束縛，第一次對我們時代的最有力因素｜｜輿論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希特勒甚至沒有預定要當主要演講人。這個角色保留給一個名叫約翰內斯‧丁菲爾德博士的推行順勢療法的醫生，他是一個用﹁日耳曼納斯‧阿格里柯拉﹂的假名向報上投寄經濟學文章的怪物，沒有多久就變得默默無聞了。他的演講結束後，台下毫無反應，接著希特勒開始演講。據他的描寫，當時情況如下：

　　﹁大廳裡有喊叫聲，猛烈的撞擊聲，一些最忠實的戰友和其它擁護者同搗亂份子打了起來｜｜後者是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秩序過了好一會兒才慢慢恢復。我又能繼續講下去了。半小時以後，鼓掌聲慢慢地開始壓倒了叫喊聲｜｜將近四小時以後，大會己散，大廳漸空的時候，我知道，現在我們的運動的原則已經跟著德國人民一起走了出去，這些原則不可能再被遺忘了。﹂

　　在演講的時候，希特勒第一次闡明了德國工人黨的二十五點綱領。這個綱領是德萊克斯勒、弗德爾和希特勒三人匆匆忙忙地擬出來的。會上的噓叫聲，大部是針對他宣讀的綱領內容而發的，但是他還是認為綱領已全部得到通過，在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時候，這個綱領成了該黨的正式綱領。後來，為了策略上的原因，希特勒在一九二六年還宣佈這個綱領是﹁不能改動的﹂。

　　這個綱領當然是騙騙工人、下層中產階級和農民的大雜燴，到納粹黨執政的時候，大部分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許多對德國問題寫文章的人都嘲笑過它，而且這個納粹黨領袖後來聽到有人提到其中的某些內容時也頗為難堪，下不來台。但是，正如︽我的奮鬥︾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則一樣，這個綱領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三帝國是執行了的，對德國國內外千百萬人民造成了災難深重的後果。

　　綱領第一點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個大德意志國家內統一起來。希特勒擔任總理後併吞奧地利及其六百萬日耳曼人的時候，侵佔蘇台德區及其三百萬日耳曼人的時候，他所堅決要求的和得到的不正是這一點嗎？他要求歸還但澤和波蘭境內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以致造成德國對波蘭的進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正是為了這一點嗎？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有這麼許多人對於希特勒不厭其煩地用書面寫下來的納粹目標，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難道不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嗎？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慕尼黑的啤酒館裡宣佈的綱領中的一些反猶項目，肯定是個不祥的預告。其中規定：在德國，猶太人不能擔任公職，甚至不能享有公民權利，不能參加新聞工作。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後到德國的猶太人一律都要驅逐出境。

　　黨綱中不少段落顯然僅僅是投合下層階級的情緒的騙人玩意兒。當時下層階級處境極為困難，激進的甚至社會主義的口號是很容易打動他們的。例如，第十一點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第十二點要求將托拉斯收歸國有，第十三點要求國家分享大工業的利潤，第十四點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機。第十八點要求對賣國賊、高利貸者、投機份子判處死刑，第十六點要求保持﹁一個健全的中產階級﹂，堅決主張將壟斷性的大百貨商店收歸公有，廉價租給小商人，這些要求都是在德榮克斯勒和弗德爾的堅持下列入的，他們兩人顯然真的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後來當大工業家和大地主開始大批捐款給納粹黨的時候，這些要求頗使希特勒感到難堪，當然，根本談不上執行了。

　　最後，綱領中有兩點是希特勒一當總理後就馬上加以執行的。那就是要求廢除凡爾賽和約和聖歇爾曼條約的第二點。最後堅決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第二十五點。這一點，同要求所有日耳曼人統一在德國之內的第一點和廢除和約的第二點一樣，是在希特勒堅持下列入綱領的。這一點說明，即使在他的黨除了在慕尼黑以外很少為人所知的時候，他已經不惜冒失去本地群眾支持的危險而開始把眼光放到更遠的地方去了。

　　因為當時在巴伐利亞，分離主義的傾向很強烈。巴伐利亞人經常同柏林的中央政府發生衝突，他們要求減少｜｜而不是增加｜｜中央集權，以便巴伐利亞能夠實行自治。事實上，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實也是如此，柏林的命令在各邦沒有什麼權威性。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則不僅是在巴伐利亞的權力，而且是最後在全國取得權力，為了要掌握和行使這一權力，就需要一個像他已經設想到的那種獨裁政權來作為高度集中的權力機構，取消各邦的半自治地位；而在魏瑪共和國政體下，就像在霍亨佐倫帝國政體下一樣，各邦都有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一上臺以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迅速實行該黨黨綱中很少人注意到、或者說很少人認真對待的這最後一點。我們不能怪他言之不預，因為他是一開始就用書面提出了充分的警告的。

　　煽動人心的演講能力和態度激進、面面俱到的綱領，對於一個努力想要吸引人們注意和取得群眾支持的新成立的政黨來說，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僅僅這些條件還是不夠的。希特勒現在就在開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條件｜｜多得多的條件，他的奇特的天才開始露出了苗頭，發生了作用。他覺得，群眾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些主張｜｜那是說他能夠不斷地打入他們心坎的一些簡單的主張｜｜而且也需要標誌和象徵，那樣才能夠取得他們的信任；需要有聲有色的大場面，那樣才能夠喚起他們的熱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動，這種行動如果成功的話，就能夠吸引追隨者並且使他們感到有壓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數德國人不都是崇拜強者的嗎？︶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維也納的時候，他認為社會民主黨對他們的政治敵人實行了﹁可恥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恐怖手段﹂，他對於他所說的這種﹁恐怖手段﹂，很感興趣。現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會主義的黨內充分利用了這種恐怖手段。在開始的時候，退伍軍人在集會上的任務是壓制搗亂份子，必要的話，把他們轟出去。

　　一九二○年夏天，在該黨的﹁德國工人黨﹂的名字前添上了﹁國家社會主義﹂而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縮寫為Ｎ．Ｓ．Ｄ．Ａ．Ｐ．，簡稱納粹黨，這是大家現在所熟知的名稱︶。以後不久，希特勒就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軍人組成﹁糾察隊﹂︵Ｏｒｄｎｅｒｔｒｕｐｐｅ︶，由曾經坐過牢的鐘錶匠艾米爾‧莫里斯指揮。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鎮壓，他們有一個時期曾偽裝為該黨的﹁體育運動部﹂，但是隔不了多久，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他們正式定名為衝鋒隊︵Ｓｔｕｒｍ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縮寫為Ｓ．Ａ．︶。衝鋒隊員穿褐色制服，他們大部分是自由團中的冒險家，負責指揮的是約翰‧烏里希‧克林茨赫，他是聲名狼藉的埃爾哈特上尉的一名下手，後者曾因為謀殺埃爾茲伯格案被判徒刑，最近才被釋放出獄。

　　這些穿制服的無賴後來已不能滿足於在納粹黨的集會上維持秩序了，不久就開始去搗亂其它黨的集會。一九二一年曾有一次希特勒親自率領衝鋒隊去襲擊一個名叫巴勒施塔特的巴伐利亞聯邦主義者預定要發表演講的集會，使巴勒施塔特挨了一頓揍。希特勒因此被判處三個月徒刑，結果只關了一個月。這是他第一次嚐到鐵窗風味，出獄以後，彷彿成了一個志士，反而比以前更加受人擁護了。﹁那沒有關係，﹂希特勒對警察當局吹噓說，﹁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巴勒施塔特沒有能講成話。﹂正如希特勒幾個月以前對一批聽眾所說的一樣，﹁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將來要毫不客氣地防止｜｜如果必要的話，用武力來防止｜｜一切可能渙散我國同胞思想的集會和講演﹂。

　　希特勒要做藝術家沒有成功，做宣傳家卻成了一個大師，他在一九二○年夏天觸動了一個靈機，不能不叫人認為是天才的表現。他看到，納粹黨所缺少的是一個能夠表達這個新組織的主張，打動群眾的心靈的徽號，一面旗幟，一種象徵，希特勒認為，群眾必須要有一面明顯的旗幟來隨之前進，為之鬥爭。他在多方考慮和試了不少圖樣以後，想出了這樣一面旗幟：紅地白圓心，中間嵌個黑﹁萬﹂︻編者：用※來代表原書符號，因﹁好讀﹂不能顯示。維基是這樣解釋這個符號的：﹁梵文：好運的象徵，是古代印度宗教的吉祥標誌。中國唐代武則天將※定為右旋，定音為﹃萬﹄，義為﹃吉祥萬德之所集﹄。﹂納粹符號則是左旋。︼字。帶鉤十字的萬字雖然是襲用古代的，日後卻成了納粹黨的有力的和嚇人的標記，最後也成了納粹德國有力的和嚇人的標記。希特勒從哪裡得到這個念頭，用﹁萬﹂字來做黨旗和黨徽，他在︽我的奮鬥︾中並沒有提到，雖然他曾就這件事寫了很長的一段話。

　　﹁萬﹂字的歷史同人類一樣悠久。在特洛伊的廢墟中，在埃及和中國的廢墟中，都有人發現過﹁萬﹂字。我自己也曾在印度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遺物中看到過它。在近代，愛沙尼亞和芬蘭這樣一些波羅的海國家的國徽中也出現過它，德國自由團人員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戰鬥中曾在那裡看到過。埃爾哈特旅在一九二○年卡普政變期間開進柏林時曾經把它漆在鋼盔上。希特勒在奧地利的時候無疑在某個反猶政黨的黨徽中看到過它，也可能是埃爾哈特旅來慕尼黑的時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說，許多黨員們向他提出的圖樣不約而同地都有一個﹁萬﹂字，而且有一個﹁來自斯端恩堡的牙醫師﹂確實提出了一個﹁一點也不壞而且同我的圖樣很相像的﹂旗幟的圖樣。

　　至於顏色，希特勒當然不要他痛恨的魏瑪共和國的黑紅黃三色。他不想採用前帝國的紅白黑三色旗，但是他喜歡這三種顏色，不僅因為一據他說｜｜這三種顏色是﹁現有色彩最協調的顏色﹂，而且因為這三種顏色是他曾經為之戰鬥的德國軍旗的顏色。不過它們得換個形式，於是便加了一個﹁萬﹂字。

　　希特勒對他的獨特創造感到非常喜歡。﹁這是一個真正的象徵！﹂他在︽我的奮鬥︾中驚歎說，﹁紅色象徵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徵民族主義思想，﹃萬﹄字象徵爭取亞利安人勝利的鬥爭的使命。﹂

　　不久又給衝鋒隊員和黨員的制服設計了﹁萬﹂字臂章。兩年後，希特勒設計了納粹的錦旗。供在群眾遊行時使用和在群眾集會的主席臺上裝飾。這種錦旗模仿古代羅馬的圖樣，上面是個黑色的金屬﹁萬﹂字，有一隻鷹踩在一個銀色的花環上，下面是個長方形金屬框，刻有納粹黨的縮寫字母，掛著有流蘇的繩子，整個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萬﹂字旗，上面寫著：﹁覺醒吧，德意志！﹂

　　這也許談不上是﹁藝術﹂，然而卻是最高超的宣傳。納粹黨現在有了一個任何其它政黨所不能比擬的標記，帶鉤的十字彷彿具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吸引著在戰後初期混亂的年代中一直徬徨無依、生活沒有保障的下層中產階級，鼓舞他們朝著一個新的方向採取行動。他們開始在它的旗幟底下聚集起來了。

﹁元首﹂的出現

　　一九二一年夏天，這個後起之秀的煽動家，在表現出不僅作為一個演講家而且作為一個組織家和宣傳家方面的這種驚人的才能之後，無可爭辯地掌握了黨的領導權。他立刻給他的同志第一次嚐到了他的冷酷無情、機智狡猾的手段的滋味，而靠了這種無情和狡猾的手段，他以後將在許多更加重要的危機中取得許多成功。

　　在夏初的時候，希特勒到了柏林，同北德民族主義份子聯繫，並且到他們精神上的大本營國民俱樂部去演講。他此去是想要掂量一下把他自己的運動擴大到巴伐利亞一邦的境外、擴大到整個德國的可能性。也許他能夠為了這個目的結下一些有用的聯盟。就在他外出的時候，納粹黨委員會的其它委員認為，推翻他的領導的時機已經來到。因為他對他們太獨斷獨行了。他們打算同南德有同樣思想的團體結成聯盟，特別是同﹁德國社會黨﹂結成聯盟，這個黨是希特勒的死敵和競爭者、一個著名的反猶主義者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紐倫堡組織的，委員會的成員們都認為，如果這些團體和它們的野心勃勃的領袖能夠同納粹黨合併，希特勒的地位就會降低了。

　　希特勒發現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後，就立刻趕回慕尼黑，來收拾這些﹁愚蠢的瘋子﹂｜｜他在︽我的奮鬥︾中是這麼稱呼他們的｜｜的陰謀。他表示願意退出黨。這是黨所吃不消的，因為委員會其它成員馬上認識到，希特勒不僅是他們最能演講的人，而且也是他們最優秀的組織家和宣傳家。此外，他們的大部分經費現在也靠他募集，來源除了他發表演講的群眾性集會上的捐款以外，還有其它的方面，其中包括軍隊方面。如果他走了，襁褓中的納粹黨肯定要夭折。委員會不讓他辭職。希特勒在地位鞏固了以後，現在就迫使其它領袖全面投降。他要求讓他當黨的唯一領袖，擁有獨裁權力，取消委員會，停止同其它團體、諸如同施特萊徹的團體的勾勾搭搭。

　　這些要求在其它委員看來是太過分了。他們在黨的創建人安東‧德萊克斯勒領導之下，起草了一份攻擊這個未來的獨裁者的罪狀，印成小冊子散發。這是希特勒受到他自己黨內最激烈的一次攻擊，攻擊他的這些人對於他的性格和他的作風都有親身的體會。

　　﹁權力慾和個人野心使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柏林逗留六周後回到他的崗位上來了，而他的柏林之行的目的至今沒有透露。他以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借他背後曖昧不明的人之手，在我們隊伍中間製造分裂和不和，從而促進猶太人和他們朋友的利益。越來越清楚，他的目的完全是利用國家社會黨作為跳板，來實現他自己的不道德目的，篡奪領導權，以便在這個重要關頭，迫使黨走上另外一條軌道。他在數天前發給黨的領導人的一份最後通牒，非常清楚他說明了這一點，在這份最後通牒裡，他提出了種種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要對黨擁有唯一的和絕對的獨裁權力，而委員會，包括黨的創建人和領袖、鎖匠安東‧德萊克斯勒，應該退隱｜｜

　　他是怎樣進行他的活動的呢？完全像個猶太人。他歪曲每一樁事實｜｜國家社會黨黨員們！對於這種角色，快打定主意吧！千萬不要做出錯誤的決定來。希特勒是個奸雄｜｜他認為他能夠｜｜用各種各樣假話來欺騙你們。﹂

　　這些指責基本上都是正確的，雖然由於還有一點可笑的反猶成分︵希特勒的行為像個猶太人！︶而減弱了力量。但是把這些指責公開，並沒有給反叛者帶來他們可能預期的結果。希特勒馬上控告小冊子起草人對他誹謗中傷，而德萊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開集會上不得不否認這本小冊子與他有關。在黨內兩次特別會議上，希特勒強使對方接受他的和解條件，修改了黨章，撤銷委員會，由他擔任主席，擁有獨裁權力。失敗受辱的德萊克斯勒當名譽主席，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銷聲匿跡了。正如海頓所說，這是保王黨對圓頭黨的勝利。但是它的意義還不僅如此。就在當時當地，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確立了﹁領袖原則﹂，這個原則始而作為納粹黨的黨紀，繼而成了第三帝國的國法。﹁元首﹂在德國舞臺上出現了。

　　﹁元首﹂現在開始改組納粹黨。施端納克勃勞酒店後面陰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來簡直是﹁一個停屍間，而不是一個辦公室﹂，現在已棄置不用了，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裡設立了新的辦公室。這裡地方比較寬敞，光線比較明亮。辦公室先賒購了一架艾德勒牌的舊打字機，後來又逐步添置了保險箱、文件櫃、傢俱，安裝了電話，聘請了專職秘書。

　　金錢也開始源源不斷地來了。將近一年以前，在一九二○年十二月，納粹黨買下了一家負債累累的虧本報紙，名叫︽人民觀察家報︾。這是一張每週出版兩次的反猶小報。收買這家報紙的六萬馬克究竟是從哪裡弄來的，希特勒嚴守秘密，但是據說，這是靠埃卡特和羅姆勸誘里特‧馮‧埃普少將籌集來的。埃普少將在國防軍中是羅姆的指揮官，本人也是納粹黨員。這筆錢很可能來自軍方的秘密經費。在一九二三年初，︽人民觀察家報︾改為日報。這樣，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國政黨所必備的條件｜｜一家報紙來宣傳黨的主張。辦一家政治性日報，需要更多的錢，現在這些錢的來源，在黨內某些比較無產階級化的粗人看來，一定是有些奇怪的。富有的鋼琴製造商的妻子海倫‧貝希施坦因太太是來源之一。她第一次同這個年輕的煽動家碰面後，就對他產生了好感，當他在柏林的時候，邀他到貝希施坦因家中下榻，為他舉行招待會，讓他會見有錢的人，還對他的運動捐助了數量可觀的款項。資助這家新辦日報經費的，還有一部分來自一位格特魯德‧馮‧賽德立茨大太，她是個波羅的海沿岸的人，在芬蘭幾家賺錢的造紙廠裡擁有股份。

　　一九二三年三月，一個名叫恩斯特‧︵普茨︶‧漢夫施丹格爾的哈佛大學畢業生以︽人民觀察家報︾為抵押品，借給納粹黨一千美元，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的母親是個美國人，他的講究風雅的家裡很有錢，在慕尼黑開設一家藝術出版公司。在通貨膨脹的日子裡，這筆錢折成馬克是一筆驚人鉅款，它給納粹黨和它的報紙幫了很大的忙。不僅如此，漢夫施丹格爾一家的友誼還不止限於金錢上的幫助。他們是慕尼黑第一個向這個喧鬧滋事的年輕政客打開大門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後來任命他擔任該黨外國報紙部負責人。漢夫施丹格爾是個古怪的、瘦長得出奇的人，他那刺人的機智稍許補救了他那淺薄的頭腦。他是個鋼琴家，晚上與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曾有多次，甚至在他的朋友在柏林執政了以後，常常中途告退，奉召去見元首。據說，他的鋼琴彈奏｜｜他猛擊琴鍵｜｜和他的俏皮話對於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後頗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後來這個脾氣古怪然而性情和藹的哈佛大學畢業生，像希特勒其它一些早期夥伴一樣，也不得不離開德國逃命。

　　希特勒日後最親信的下屬在這個時候大多數已經入黨，或者不久就要入黨。魯道夫‧赫斯是在一九二○年加入的。他是一個居住在埃及的德國批發商人的兒子，十四歲以前是在埃及度過的，十四歲後回萊茵區上學。戰爭期間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團服役，雖然當時並不相識。兩次受傷後，他做了飛行員。戰後他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經濟學，但是大部分時間似乎在散發反猶小冊子和同巴伐利亞當時極為猖獗的各色各樣武裝團體毆鬥。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慕尼黑蘇維埃政權被推翻的時候，他正處在槍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傷。一年後有一個傍晚，他去聽希特勒演講，對他的口才佩服得五體投地，就參加了黨，成了這位領袖的親密朋友、忠實信徒、私人秘書。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紹了當時慕尼黑大學地緣政治學教授卡爾‧霍斯霍弗將軍的地緣政治思想。

　　赫斯寫了一篇得獎學術論文，很受希特勒賞識，題目是：︽領導德國恢復舊日光榮地位的人應當是怎樣一個人？︾

　　﹁在一切權威蕩然無存的時候，只有一個來自人民的人才能確立權威｜｜獨裁者在廣大群眾中間紮根越深，他就越能瞭解在心理上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工人們也就越不會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躍的人民階層中也就會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本人同群眾並無共同之處；像一切偉人一樣，他有偉大的人格｜｜必要時他不會怕流血而退縮。重大問題總是由血和鐵來決定的｜｜為了達到他的目標，他不惜踐踏他最親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須嚴酷無情｜｜必要時，他可以用他的軍靴踩著他們︵人民︶前進｜｜﹂

　　難怪希特勒喜歡這個青年人。赫斯所描繪的領袖，也許不是希特勒在當時的肖像，但是卻是希特勒所想要實現的｜｜而且後來確是實現了的｜｜肖像，赫斯雖然為人嚴肅，刻苦好學，但是他仍是個才力有限的人，對於想入非非的意見很容易聽得進去，而且會極其狂熱地去執行。幾乎一直到最後，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誠和最受信任的追隨者之一，是少數幾個沒有個人野心的人之一。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雖然常常被稱為納粹黨的﹁思想領袖﹂，而且也的確是納粹黨的﹁哲學家﹂，但是他也是個才力平庸的人。有人把羅森堡當作俄羅斯人，也許是有些根據的。像許多俄羅斯﹁知識份子﹂一樣，他是波羅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後裔。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生於愛沙尼亞的勒伐爾︵現在叫塔林︶，一七二一年以來愛沙尼亞一直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他選了到俄國而不是到德國去上學，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大學得了一張建築學的畢業證書。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時候，他一直待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納粹黨內有些仇人後來所說的那樣，他當時曾有過做個年輕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念頭。一九一八年二月，他回到勒伐爾，自願參加當時開到那個城市的德國軍隊，但是因為是個﹁俄羅斯人﹂而被拒絕了。他於一九一八年年底終於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在當地的白俄當中活躍起來的。

　　羅森堡在這個時候認識了狄特里希‧埃卡特，通過埃卡特又認識了希特勒。羅森堡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參加了納粹黨。一個擁有一張建築學畢業證書的人，對於連建築系也考不進的人來說，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深刻的印象。羅森堡的﹁學識﹂也使希特勒深為心折。他也賞識這個年輕的波羅的海人對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的憎恨。就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羅森堡擔任︽人民觀察家報︾的主編，在以後許多年內，他繼續吹捧這個頭腦完全糊塗的人，這個思想混亂淺薄的﹁哲學家﹂，把他當作納粹運動的思想導師，外交政策的權威人士之一。

　　像魯道夫‧赫斯一樣，赫爾曼‧戈林也是在戰爭結束以後一些時候到慕尼黑大學來，名為來學經濟學的。他也拜倒於阿道夫‧希特勒個人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國著名的戰時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戰鬥機中隊最後一任隊長，德國戰時最高獎章功勳獎章的獲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時期單調的平民生活中間來，比大多數退伍軍人更覺困難。他開始在丹麥，後來在瑞典做了一個時期的運輸機駕駛員。有一天，他駕駛飛機送埃立克‧馮‧羅森伯爵到斯德哥爾摩附近後者的宅邸裡去，在那裡作客的時候，同羅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馮‧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墮人了情網，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困難是，卡林‧馮‧肯佐夫夫人患有癲癰病，結過婚，有個八歲的兒子。但是她還是設法解除了婚姻關係，同這個英俊的年輕飛行員結婚。她的財產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過著豪華的生活，一面讓他在大學裡鬼混。

　　這種日子過得並不長久。他在一九二一年就認識了希特勒，參加了黨，對黨︵和希特勒個人︶慷慨捐獻，並且用他過人的精力幫助羅姆組織了衝鋒隊。一年後，一九二二年，他擔任了衝鋒隊隊長。

　　在納粹黨獨裁者周圍的圈子裡還有一大批不那麼有名氣、但大多數是比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團中的上士馬克斯‧阿曼是個粗魯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組織工作很能幹，他被派擔任黨的總務主任和︽人民觀察家報︾的經理後，兩方面的財務情況就很快得到了整頓。希特勒選了一個名叫烏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私人衛士。格拉夫是業餘摔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愛吵架滋事的人。﹁宮廷攝影師﹂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許多年來唯一可以為希特勒拍照的特許的攝影師。他對主人像狗一樣忠誠，最後終於使他發了財，成了百萬富翁。另一個親信是克利斯蒂安‧韋伯，他是個馬販子，原來在慕尼黑一家酒館當保鏢，愛喝啤酒，嗜之若命，在這些日子裡接近希特勒的還有赫爾曼‧埃塞，他的演講能力不輸於領袖，他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的反猶文章是黨報的一個主要特色。他毫不隱諱，有一個時候，他靠幾個情婦的倒貼過著舒服的生活。他是個出名的敲詐能手，甚至他自己黨內的同志如果觸犯了他，他也會﹁揭露，﹂他們，因此使黨內一些年紀較大、為人比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開除出黨。﹁我知道埃塞是個無賴﹂，希特勒有一次在公開場合回答說，﹁但是只要他對我有一天的用處，我就留他一天。﹂他對待他的親信，幾乎都是用這個態度，不論這些人的來歷｜｜甚至現在的情況｜｜是多麼曖昧。殺人兇手、拉皮條的、性慾倒錯的、吸毒犯或者尋常的無賴，在他看來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對他有用。

　　例如，他對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幾乎是自始至終容忍的。這個道德敗壞的虐待狂，原來是個小學教員，從一九二二年起，是希特勒周圍聲名最為不堪的人之一，到一九三九年，他的紅運才終於結束。他自己吹噓是個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詐他情婦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熱的反猶活動，不僅使他臭名遠揚，而且還搜刮到大批錢財。他辦的一份著名黃色週刊︽衝鋒隊員︾專門靠刊載關於猶太人的性罪行和猶太人的﹁祭祀殺人﹂的恐怖故事賣錢，其內容之淫穢猥褻，甚至使許多納粹黨人也感到噁心。施特萊徹也是個著名的色情文學提倡者。他的外號叫﹁弗朗科尼亞的無冕國王﹂，他的老巢設在紐倫堡，在這裡，他說的話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監牢或者受酷刑。直到我最後在紐倫堡看到他精神萎頓地坐在被告席上受審判之前，我每次看到他時，他總是有一根皮鞭執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帶上，他常常大笑著自誇抽過別人無數鞭子。

　　這些人就是希特勒開始要想當曾經為世界貢獻過路德、康德、歌德、席勒、巴哈、貝多芬、布拉姆斯的民族的獨裁者的時候糾集在他周圍的角色。

　　一九二○年四月一日，在德國工人黨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簡稱由此而來｜｜的那一天，希特勒正式脫離了軍隊。從此以後，他要把他的全部時間用在納粹黨上。不論當時或者以後，他都不從黨裡支取任何薪水。

　　因此，可能有人會問，他靠什麼生活呢？黨內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時也不免納悶。一九二一年七月黨委員會一些反叛的委員起草的罪狀中直率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有任何黨員問他靠什麼為生，原來的職業是什麼，他就不免狂怒起來。迄今為止，他沒有作出過答覆。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無愧的，特別是鑒於他同女人們來往頻繁，花費不貲。他在女人們面前還自稱為﹃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後來控告這本小冊子的作者犯了誹謗罪，在審訊時答覆了這個問題。法院問他靠什麼為生，他回答說：﹁我為國家社會黨講演時，不取分文。但是我也為其它團體講演｜｜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收取一定的費用。我的午飯是輪流同黨內同志一起吃的。此外，還有一些黨內同志給我一些為數不大的幫助。﹂

　　這大概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像狄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漢夫施丹格爾這樣境況較好的朋友無疑會﹁借﹂錢給他付房租、買衣服、備膳食的。他的需要也很簡單。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薩河附近提爾契街下層中產階級區一套共有兩間房間的公寓裡。冬天他穿一件舊軍大衣｜｜後來由於許多照片，德國國內幾乎人人都很熟悉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萊德霍森﹂，這是大多數巴伐利亞人在宜人的氣候中喜歡穿的皮短褲。一九二三年埃卡特和埃塞為希特勒及其友人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館作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歡這個美麗的山間鄉下風光，後來就在這個地方蓋了寬敞的別墅伯格霍夫，在戰爭爆發之前，這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就是在這裡度過的。

　　不過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的動盪年代中，很少時間供他休息玩樂。他有一個黨要建設，要在一批同他一樣不講信義、不擇手段的人的激烈競爭下保持控制。而且，巴伐利亞邦中爭取公眾注意和支持的右翼運動不止一個，納粹黨不過是其中之一：再擴大些說，在整個德國，這種右翼運動還有好些。

　　一個從事政治的人，需要觀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斷變化的局面，真是接二連三，令人目眩頭暈。一九二一年四月，協約國向德國提出了賠償要求｜｜為數達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折合三百三十億美元。德國人馬上嚷嚷他們無法償付。馬克原來對美元的比價是四：一，現在開始下跌，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已跌到七十五：一，一年後跌到四百：一。埃爾茲伯格在一九二一年八月被暗殺。一九二二年六月發生謀刺當初宣佈成立共和國的社會黨人菲力浦‧謝德曼事件。同月二十四日，外交部長臘思瑙在街頭被刺殞命。在這三起案件中，兇手都是極右翼的人。搖搖欲倒的柏林全國政府為了對付這一挑戰，終於宣佈了一項特別規定的共和國保護法，其中對政治恐怖行動規定了嚴厲的懲罰辦法。柏林方面要求解散許多武裝團體和結束政治上的無賴行為。但是，巴伐利亞政府即使在溫和派的萊亨菲爾德伯爵︵他於一九二一年接替極端派的卡爾︶領導下，也發現要遵守柏林全國政府的決定是很困難的。當它企圖實行取締恐怖活動的法律時，巴伐利亞右派︵現在希特勒已是他們的公認年輕領袖之一︶組織了一個推翻萊亨菲爾德和進軍柏林顛覆共和國的陰謀。

　　襁褓中的民主的魏瑪共和國陷於重重困難之中，它的生存不僅經常受到來自極右方面的威脅，而且也經常受到來自極左方面的威脅。

第三章　凡爾賽、魏瑪和啤酒館政變

　　在勝利的西方協約國中的大多數人看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國，似乎標誌著德國人民和他們國家的新時代的來臨。伍德羅‧威爾遜在停戰以前交換的照會中，堅決主張廢除霍亨佐倫皇朝軍國主義的專制政體，看來德國人似乎是遵從他的要求的，雖然有些勉強。德皇已經被迫宣佈退位，逃亡國外，君主政體已經廢除，德國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體，共和政府已經宣告成立了。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個偶然的事件！

　　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在帝國總理、巴登的馬克斯親王辭職以後，所謂多數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力浦‧謝德曼領導下，在柏林的帝國議會開會，他們對於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馬克斯親王剛剛宣佈了德皇的退位。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認為德皇威廉的兒子之一｜｜隨便哪個都行，只要不是那個放蕩成性的太子｜｜可以繼承皇位，因為他主張按照英國方式成立君主立憲政體。埃伯特雖然是社會黨人的領袖，卻懼怕社會革命。他有一次曾經說過，對社會革命，﹁我恨之入骨﹂。

　　但是革命卻在柏林醞釀中。總罷工使首都陷於癱瘓狀態。在寬闊的菩提樹下大街，距離國會幾個街區的地方，左翼社會黨人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蔔克內西領導下的斯巴達克斯團準備在他們設在德皇皇宮的總部中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這個消息傳到國會裡的社會黨人耳中時，他們大吃一驚，馬上得採取行動來制止斯巴達克斯團。謝德曼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主意。他也沒有同他的同志們商量，就衝到俯瞰柯尼斯廣場的窗臺，當時下面正聚集著大批人群，他伸出腦袋，自作主張，好像這個念頭剛剛在他心中出現一樣，向群眾宣佈共和國成立了！馬鞍工人埃伯特氣得跳起來。他原來還是要想挽救霍亨佐倫君主政體的。

　　德意志共和國就是這樣僥倖誕生的。社會黨人既然不是堅決的共和派，那就更難希望保守份子是堅決的共和派了。但是後者已經推卸了他們的責任。他們同陸軍領袖魯登道夫和興登堡一起把政治權力塞到勉強從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手中。這樣，他們就把簽訂投降協定和後來簽訂和約的明顯責任，推在工人階級的這些民主領袖身上，德國的戰敗和德國人民如果由於戰敗及片面決定的和約而遭受悲慘的命運，罪名就落到他們身上了。這是一個很拙劣的詭計，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國，它居然奏效。這個詭計從一開始起，就註定了共和國的厄運。

　　也許，這種厄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擁有絕對權力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本來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國基礎。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先要一勞永逸地鎮壓｜｜或者說至少要一勞永逸地鉗制｜｜那些過去一直支持霍亨佐倫帝國、將來也不會老老實實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勢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它上層階級，控制著大工業卡特爾的巨頭，到處流竄的自由團雇傭兵，帝國文官系統中的高級官員，最後，尤其是，軍官階層和參謀本部的人員。他們必須分散許多在經營上是浪費的和不經濟的大莊園，分散工業方面的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在官僚系統中、司法系統中、警察系統中、大學裡、軍隊裡肅清那些不會忠誠老實地為新的民主政體服務的一切份子。

　　但是這卻是社會民主黨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們大多數人是用心良好的工會活動家，有著德國其它階級的人都固有的那種向既有的、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權威鞠躬低頭的劣根性。他們不但沒有這麼做，反而把權力讓給了在現代德國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勢力｜｜陸軍。因為，陸軍在戰場上雖然戰敗了；但是在國內維持原有地位和挫敗革命卻仍舊是有把握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它迅速採取了大膽的行動。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國以後沒有幾個小時，柏林總理府內埃伯特的書房裡的電話鈴響了。這是一架特別的電話機，由一條秘密的線路通到設在斯巴的最高統帥部。埃伯特當時是單獨一個人在書房裡。他拿起電話耳機。﹁我是格羅納，﹂那邊說。這個前馬鞍工人由於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臺中的德國的殘餘政治權力塞人他毫無準備的手中之後還有點感到暈頭轉向，聽到這聲音不禁肅然起敬。威廉‧格羅納將軍是繼魯登道夫擔任軍需總監的人。就在當天早些時候，在斯巴，當馮‧興登堡元帥臨陣猶豫的時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軍隊已經不再效忠於他，他必須下臺｜｜這個大膽的行動，是軍官階層永遠不會原諒他的。埃伯特和格羅納自從一九一六年以來就有了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當時這位將軍：負責軍事生產，曾與這位社會黨領袖一起緊密合做過。十一月初｜｜僅僅幾天以前，他們就在柏林商談過如何挽救君主政體和祖國。

　　現在，正當祖國命運危在旦夕的時候，一條秘密電話線路又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了。就在當時當地，這位社會黨領袖和德國陸軍的第二號人物訂了一個秘密協定，這個協定雖然過了很多年才為世人所知，當時卻要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埃伯特答應要結束無政府狀態，鎮壓布爾什維克主義，按原有傳統維持陸軍。格羅納則保證陸軍支持新政府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實現它的目標。

　　﹁陸軍元帥︵興登堡︶仍舊願意擔任總司令嗎？﹂埃伯特問。

　　格羅納將軍回答說他仍舊願意。

　　﹁請你向元帥轉達政府的謝意，﹂埃伯特說。

　　德國軍隊得救了，但是共和國卻在誕生的頭一天就沒有救了。將軍們，除了格羅納自己是光榮的例外和其它少數人以外，是絕不會向共和國效忠的。最後，他們在興登堡率領下，把共和國出賣給了納粹黨人。

　　但是，在當時，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國發生的情況，使埃伯特和他的社會黨的同志惶惶不安。他們不想變成德國的克倫斯基。他們不想被布爾什維克份子代替。在德國各地，正如在俄國一樣，士兵和工人委員會紛紛成立，掌握了權力。正是這些委員會在十一月十日選舉出來一個人民代表委員會，由埃伯特為首，負責暫時管理德國。十二月，德國第一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柏林召開。代表大會的成員是全國各地士兵和工人委員會派出的代表，它要求把興登堡撤職，廢除正規軍，代之以一支民防隊，其軍官由士兵選出，歸人民代表委員會管轄。

　　對興登堡和格羅納來說，這太過分了。他們拒絕承認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權力。埃伯特本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貫徹代表大會的要求。但是陸軍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要求它原來同意支持的政府採取比較積極的行動，在耶誕節前兩天，在共產黨的斯巴達克斯團控制下的人民海軍陸戰隊師佔領了威廉街，衝入總理府，割斷了電話線。但是通向陸軍司令部的秘密線路仍舊暢通，埃伯特通過這條線路求援。陸軍答應派波茨坦衛戍部隊前來援救，但是在它到達以前，譁變的水兵們已經退到他們設在當時仍由斯巴達克斯團據守的皇宮馬廄的營房中去了。

　　斯巴達克斯團，在德國兩個最有本領的煽動家卡爾‧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領導下，繼續爭取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在柏林的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在耶誕節前夕，海軍陸戰隊師輕而易舉地擊退了從波茨坦開來的企圖把他們驅出皇宮馬廄的正規軍。興登堡和格羅納催促埃伯特履行諾言，鎮壓布爾什維克份子。對這件事，這個社會黨領袖太樂意做了。耶誕節後兩天，他任命古斯塔夫‧諾斯克為國防部長，從這項任命開始，事態就按照凡是知道這位新任部長的人都能預料得到的邏輯發展了。

　　諾斯克是屠夫出身，在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內一步步向上爬，一九○六年成了國會議員，被認為是黨內軍事專家。他也被認為是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和鐵腕人物。巴登的馬克斯親王派他去平定十一月初在基爾發生的海軍譁變，他完成了這項使命，諾斯克身軀魁偉，面目兇狠，體力過人，然而智力低下，正如他的敵人所說，這是他的行業的特點。他在被任命為國防部長那一天就宣佈﹁總得有人當警犬﹂。

　　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就開始下手，在一月十日到十七日之間｜｜後來在柏林有一個時期稱這七天為﹁血腥的一周﹂｜｜正規軍和自由團在諾斯克指示下和馮‧盧特維茨將軍的指揮下擊潰了斯巴達克斯團。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蔔克內西被近衛騎兵師的軍官俘獲殺害。

　　柏林戰事結束後，德國全國馬上舉行國民議會選舉，這屆國民議會的任務是起草新憲法。這次選舉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舉行的，選舉結果表明，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在發生﹁革命﹂後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已經恢復了一些勇氣。過去由於沒有任何其它集團願意分擔責任而單獨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和獨立社會黨︶在三千萬選票中獲得了一三八○萬張選票，在國民議會四百二十一個議席中贏得了一百八十五個議席，但是距多數席位相差還很遠。顯然，新的德國是不能單靠工人階級來建立的。兩個中產階級政黨｜｜代表羅馬天主教的政治運動的中央黨和十二月間由原來的進步黨同國家自由黨左翼合併的民主黨一共得了一千一百五十萬張選票，在議會中占一百六十六個議席。兩黨都聲稱擁護一個溫和的、民主的共和國，雖然當時相當一部分輿論是主張君主政體最後復辟的。

　　至於保守派，他們當中有些領袖在十一月藏匿了起來，另外一些領袖如馮‧維斯塔普伯爵則乞求埃伯特的保護。他們的選票雖然有所減少，但是卻表明絕沒有被消滅。他們改名為德國國家人民黨，獲得了三百萬張選票，四十四個議席；他們的右翼盟友國家自由黨︵也已改名為德國人民黨︶得到近一百五十萬張選票，十九個議席。這兩個保守黨派雖然肯定處於少數黨地位，但在國民議會中贏得了足夠的議席來發表政見。事情也確實是如此，國民議會剛剛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在魏瑪開會，這兩個政黨的領袖就起來為德皇威廉二世以及他和他的將領們領導戰爭的情況辯護。人民黨領袖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當時還沒有像後來有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變心轉意。在一九一九年，他仍舊被認為曾經是最高統帥部在國會中的喉舌｜｜像大家所稱的那樣，是﹁魯登道夫的青年人﹂｜｜激烈地擁護採取併吞政策的人，狂熱地主張進行無限制的潛艇作戰的人。

　　國民議會經過六個月的辯論後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通過憲法，總統於八月三十一日批准了這一憲法。從紙面上來說，這是二十世紀所曾經見過的這種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個，結構之嚴密幾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設想巧妙、令人欽佩的條文，看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內閣制政府是取法英國和法國的，擁有實權的民選總統仿效美國，人民複決制則借鏡瑞士。實行構思嚴密、辦法複雜的比例代表制和選票名單制，是為了防止選票的浪費，並且使得人數不多的少數派也有權利在議會中享有席位。

　　魏瑪憲法的措詞，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聽來都是動人而有力的。憲法宣佈人民是一國之主：﹁政治權力來自人民。﹂凡年滿二十歲，不分男女，均享有選舉權。﹁所有德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個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德國人都有權｜｜自由表示意見｜｜所有德國人都有結社或集會的權利｜｜全國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國人更加自由，沒有任何國家政府比德國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紙面上是如此。

凡爾賽的陰影

　　在魏瑪憲法的起草工作結束之前，發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瑪憲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國蒙上了一層陰影。那就是凡爾賽和約的起草。在戰後初期動亂不已的和平日子裡，甚至在國民議會在魏瑪開會以後，德國人民對於他們戰敗的後果似乎都還很少考慮。即使考慮了的話，他們看來也頗有自信，在按照協約國的要求驅逐了霍亨佐倫王室、﹁平定了布爾什維克份子、著手建立了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政府之後，他們有權得到一個公正的和約，不是以他們戰敗為基礎而是以威爾遜總統的著名十四點為基礎的和約。

　　德國人似乎很健忘，連一年前的事也記不起來了；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當時尚處在勝利中的德國最高統帥部曾經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強迫戰敗的俄國接受一個﹁在現代歷史上沒有先例和無可比擬的羞辱的﹂和約，這還是一個英國歷史學家在戰爭所引起的情緒冷卻下來了二十年以後發表的看法。這個和約剝奪俄國的領土幾乎有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加起來一般大，居民五六○○萬，亦即其全部人口的三十二％；三分之一的鐵路線，七十三％的鐵礦，八十九％的煤產量，五千多個工廠。此外，俄國還得付給德國六十億馬克的賠款。

　　一九一九年晚春的時候，德國人受報應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協約國未經與德國協商片面規定的凡爾賽和約條件於五月七日在柏林發表。對於一個到最後一刻鐘還耽溺在幻想中的國家的人民來說，這是個驚人的打擊。全國紛紛舉行憤怒的群眾集會，對和約表示抗議，要求德國拒絕簽字。在魏瑪議會期間擔任總理的謝德曼叫嚷道：﹁誰在這個和約上簽字，就讓誰的手爛掉吧！﹂五月八日，臨時總統埃伯特和政府公開聲稱，和約條款是﹁不能實現和不能負擔的﹂。第二天，在凡爾賽的德國代表團照會固執的克萊孟梭說，這種和約是﹁任何國家所不能容忍的﹂。

　　它有什麼地方是這麼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爾薩斯一洛林歸還給法國，一小塊領土歸還給比利時，石勒蘇益格邦一小塊領土在經過公民投票後歸還給丹麥，而這是俾斯麥在上一世紀同丹麥作戰勝利後從丹麥那裡割取的，它也把德國人在瓜分波蘭時奪去的領土歸還給波蘭，其中一部分還要經過公民投票。這是使德國人最為惱怒的規定之一，使他們不滿的，不僅因為給了波蘭一條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東普魯士同祖國隔絕，而且因為他們瞧不起波蘭人，認為波蘭人是劣等民族。同樣使德國人惱怒的是，和約強迫他們接受發動戰爭的責任，要求他們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其它﹁戰爭罪犯﹂交給協約國。

　　賠款數目以後再規定，但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間先要付一筆五十億美元的金馬克，如無現款，可以付某些實物｜｜如煤、船隻、木材、牛羊等等。

　　不過最傷害德國人自尊心的是，凡爾賽和約實際上解除了德國的武裝，從而，至少暫時，排除了德國在歐洲稱霸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爾賽和約，不像德國強使俄國接受的和約，在地理方面和經濟方面基本上並沒有觸動德國，保持了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政治統一和潛在力量。

　　魏瑪臨時政府，除了埃爾茲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張接受和約，理由是它的條件是能夠輕易規避的︶，都堅決反對接受凡爾賽命令｜｜現在大家這樣來稱呼和約了，站在政府背後作為後盾的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從極左直到極右。

　　陸軍怎麼樣呢？如果拒絕接受和約，陸軍能夠抵抗協約國不可避免要從西方發動的進攻嗎？埃伯特向最高統帥部提出了這個問題。最高統帥部這時已遷到波麥臘尼亞的科耳堡。六月十七日，陸軍元帥馮‧興登堡在認為德國軍事抵抗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格羅納將軍推動下答覆稱：

　　﹁一旦戰端重啟，我們能夠重克波茲南省︵在波蘭︶，守住東部邊境，但是在西部，很難指望我們能夠抵抗敵軍的重大攻勢，因為協約國在人力上佔優勢，而且他們有能力在兩翼包抄我們。

　　因此，總的來說，軍事行動是否能成功，是頗可懷疑的，但是作為一個軍人，我不能不感到，與其接受恥辱的和平，不如光榮地戰死沙場。﹂

　　這位受人尊敬的總司令的最後一句話是完全符合最優秀的德國軍事傳統的，但是其誠意卻大可懷疑，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了德國人民當時並不知道的一個事實：興登堡同意格羅納的看法，這個時候抵抗協約國不僅是沒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陸軍珍貴的軍官團的消滅、甚至造成德國本身滅亡的可能。

　　但是協約國現在要求德國提出明確的答覆。在六月十六日，即興登堡書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協約國向德國提出了一項最後通牒：必須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接受和約。否則停戰協定即告失效，協約國將﹁採取它們認為為實現它們的條件所必需的步驟﹂。

　　埃伯特再一次求救於格羅納。如果最高統帥部認為軍事上抵抗協約國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應設法使議會拒絕接受和約。但是他必須立刻得到一個答覆。最後通牒規定的限期六月二十四日來到了。下午四點三十分的時候，內閣還在開會以求作出最後的決定。興登堡和格羅納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樣明白，武裝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邁力衰的陸軍元帥說。但是，正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斯巴一樣，他當時沒有勇氣把無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這件不愉快的任務交給了格羅納，這一次他又不願親自把真相告訴共和國臨時總統。他對格羅納說：﹁你可以把答覆告訴總統，同我去告訴沒有什麼兩樣。﹂再一次，這位將軍義不容辭地擔當了原來屬於元帥的最後責任。雖然他也一定知道，他這樣做最後將加倍地肯定在軍官團面前成為代罪羔羊，他還是把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在電話中告訴了總統。

　　既然軍隊的領導人承擔了責任｜｜但是這一點在德國馬上被忘懷了｜｜國民議會就鬆了一口氣，終於以絕大多數通過簽訂和約，這個決定通知克萊孟梭時，距離協約國最後通牒的限期只差十九分鐘。四天以後，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約在凡爾賽宮的明鏡廳簽了字。

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從那一天起，德國成了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約，也不接受批准和約的共和國。從長遠來說，陸軍也不會接受｜｜格羅納將軍是例外｜｜雖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體，而且簽訂凡爾賽和約的最後決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儘管發生了十一月﹁革命﹂，保守派仍舊掌握著經濟實權。他們擁有工業、大莊園和全國大部分資本，他們的財富可以用來、而且實際上也的確是用來資助各個政黨和從今起努力敗壞共和國聲譽的政治報紙。

　　和約的墨跡未乾，陸軍就已經開始規避和約的軍事限制。由於社會黨領袖的膽怯和短視，軍官團不僅能夠按照普魯士原來的傳統保持了陸軍，這一點已見上述，而且還能夠成為新德國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壽命不長的共和國的最後幾天為止，陸軍一直沒有把它的命運押在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上面。但是在十萬新國防軍的傑出創建者漢斯‧馮‧西克特將軍的領導下，陸軍為數雖少，卻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對德國的內外政策有越來越大的影響，最後終於達到了共和國的繼續存在要取決於軍官團的意志的地步。

　　作為國中之國，它對全國政府保持獨立地位。按照魏瑪憲法，像其它西方民主國家的軍隊那樣，陸軍應該從屬於內閣和議會。但是它卻沒有如此。軍官團也沒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緒。少數社會黨領袖如謝德曼和格爾茲辛斯基主張將陸軍﹁民主化﹂。他們看到了將陸軍交還給有著極權主義、帝國主義老傳統的軍官的危險。但是他們不僅受到了將軍們的有效反對，而且也受到了他們自己的、以國防部長諾斯克為首的社會黨同志的有效反對。這位無產階級出身的共和國部長公然大言不慚地說，他要恢復﹁軍人對世界大戰的驕傲記憶﹂。合法選出的政府沒有能夠建立一支忠於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從內閣和國會的新陸軍，這是共和國的一個致命錯誤。時間後來證明了這一點。

　　沒有清洗司法系統是另一個致命錯誤。司法當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濫用法律來為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不可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歷史學家弗朗茲‧Ｌ‧紐曼說，﹁政治審判是德意志共和國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一九二○年發生卡普政變後，政府對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國罪起訴，只有一個人即柏林警察局長受到了判決｜｜五年﹁光榮監禁﹂。普魯士邦不發給他年金時，最高法院還下令照舊發給。德國某地的一個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決，要發給卡普政變軍事首腦馮‧盧特維茨將軍積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時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間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卻以叛國罪被判長期徒刑，只是因為他們在報上或演講中揭露了或譴責了陸軍不斷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對於共和國支持者，無情地應用了叛國罪法律，但是對於那些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派，卻不是無罪釋放，就是只判以最輕的判決，這一點，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殺兇犯，只要是屬於右派，而被殺者屬於民主份子，也得到法院的寬大對待，或者得到陸軍軍官和右翼極端份子的幫助，逃出法院的拘押，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因此，只剩下溫和的社會黨人，在民主份子和天主教中央黨人的協助下，獨力支撐這個誕生以後就搖搖欲墜的共和國。他們受到了反對者的痛恨、咒罵，有時是子彈的襲擊，這些反對者為數日眾，決心日堅。﹁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一書聲名鼓噪一時的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叫嚷道，﹁魏瑪憲法已註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亞，年輕的煽動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開始駕馭這一力量。

　　時局對他幫了很大的忙，特別是這兩件事：馬克的貶值和法國的佔領魯爾，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馬克在一九二一年開始貶值，和美元的比價跌到七十五：一，次年跌到四百：一，一九二三年年初跌到七千：一。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國政府已經要求協約國暫緩償還賠款。法國的普恩加費政府斷然拒絕。當德國不能交付木材時，在戰時曾任法國總統的這位頭腦死硬的總理命令法國軍隊佔領魯爾。在上西里西亞割讓給了波蘭以後，德國的這一煤鋼產量占全國四/五的工業心臟，如今就同德國其它部分隔絕了。

　　這個對德國經濟起癱瘓作用的打擊使德國人民暫時團結起來，而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他們還從來沒有這樣團結過。魯爾的工人宣佈舉行總罷工，並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經濟支援，後者號召進行消極抵抗。在陸軍的幫助下，組織了破壞活動和遊擊戰爭。法國以逮捕、驅逐出境、甚至死刑來對付。但是在魯爾，沒有一架機器的輪子轉動。

　　對德國經濟的扼殺，加速了馬克的最後崩潰。

　　一九二三年一月佔領魯爾的那一天，馬克對美元比價跌到了一．八萬：一，到七月一日，跌到了十六萬：一，到八月一日跌到了一百萬：一，到十一月，希特勒認為他的時辰來到時，馬克跌到了四十億比一美元，此後，數字就以兆計了。德國貨幣成了毫無價值的廢紙。工資薪水的購買力等於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一生積蓄都蕩然無存。但是遭到毀滅的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德國人民對德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的信任。德國社會歷來竭力鼓勵儲蓄和投資，並且莊嚴地保證這種儲蓄和投資能夠得到萬無一失的報償，結果卻自食其言，這樣一個社會的標準和行為還值得相信嗎？這不是對人民布下的大騙局嗎？

　　這場災禍不是應該怪那個向敵人投降和接受賠款重擔的民主共和國嗎？對其本身的生存頗為不幸的是，共和國的確要負一份責任。通貨膨脹本來是可以靠平衡預算來制止的，儘管平衡預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辦不到的。適當增稅本來可以實現預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卻不敢適當地增稅。說到底，一千六百四十億馬克的戰爭費用也一點不是靠直接徵稅來籌措的，其中九百三十億馬克靠發行戰時公債，二百九十億馬克靠金庫券，其餘靠增發紙幣。共和國政府不但沒有對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稅額，反而在一九二一年削減了他們的稅額。

　　從此以後，在大工業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讓馬克崩潰，為了使國家能夠逃避公債，免付賠款，在魯爾跟法國搗蛋。這樣做，對大工業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處的，而人民群眾卻在經濟上遭到了毀滅。此外，貨幣貶值也使德國重工業能夠用毫無價值的馬克償清債務，參謀本部為了要逃避和約中取締其存在的條款，這時已偽裝為軍隊辦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馬克的貶值掃清了戰爭債務，這樣就可以使德國在財政上毫無牽累，可以從事一場新的戰爭。

　　但是人民群眾並不知道工業巨頭、陸軍和國家從貨幣的貶值中得到多少好處。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大筆銀行存款還買不到一把胡蘿蔔、幾個馬鈴薯、幾兩糖、一磅麵粉。他們知道，作為個人，他們是破產了。他們也知道饑腸轆轆的滋味，因為這是每天嚐到的。他們在痛苦和絕望之餘，把共和國當作這一切罪過的代罪羔羊。

　　這樣的時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賜良機。

巴伐利亞發生的反叛

　　﹁政府鎮定沉著地繼續印發這些廢紙，因為，如果停止印發的話，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為一旦印刷機停止轉動｜｜而這是穩定馬克的先決條件｜｜騙局馬上就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請相信我，我們的痛苦只會增加。而壞蛋們卻安然無事。原因是：國家本身已經成了最大的騙子和惡棍。這是個強盜的國家！｜｜如果受驚的人民注意到，他們即使有幾十億馬克，也只有挨餓的份兒，那他們一定會作出這個結論：我們不能再聽命於一個建築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面的國家了。我們需要獨裁｜｜﹂

　　毫無疑問，通貨漫天膨脹所帶來的困難和動盪不定迫使千百萬德國人民得出了這個結論，而希特勒是非常樂意把他們引導上這條道路的。事實上，他早已開始相信，一九二三年混亂的局面已經造成了一個可能不再來臨的推翻共和國的機會。但是，如果他本人要來領導這場反革命活動的話，他的道路上還有一定的困難。而如果不是由他來領導，他就沒有多大興趣。

　　這些困難首先是，納粹黨雖然黨員人數日增，還遠不是巴伐利亞最重要的一個政治運動，而在巴伐利亞境外，它更是默默無聞。這樣一個小黨怎麼能夠推翻共和國呢？希特勒不是個能輕易被困難嚇倒的人，他認為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亞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義勢力團結在他的領導之下。然後在巴伐利亞政府、武裝團體和駐紮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支援之下，他可以領導一次向柏林的進軍｜｜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一樣｜｜推翻魏瑪共和國，顯然，墨索里尼輕易取得的勝利觸發了他的靈機。

　　法國佔領魯爾雖然重新燃起了德國對傳統敵人的仇恨，從而使民族主義精神復活，但是卻使希特勒的計畫變得困難了。法國這樣做，使得德國人民團結在抵抗法國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後。這是希特勒所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標是摧毀共和國。至於法國，德國可以在實現了自己的民族主義革命和建立了獨裁政權以後，再來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輿論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韙，採取一個不得人心的方針：﹁不｜｜不要打倒法國，而是要打倒祖國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這才是我們的口號。﹂

　　在一九二三年的頭幾個月裡，希特勒就致力於實現這個口號。二月間，主要是由於羅姆在組織工作上的本領，巴伐利亞有四個武裝的﹁愛國團體﹂同納粹黨聯合組成所謂﹁祖國戰鬥團體工作聯盟﹂，而以希特勒為政治領導。九月間組織了一個名叫﹁德國人戰鬥聯盟﹂的更強有力的團體，希特勒擔任三人領導之一。這一組織是九月二日在紐倫堡舉行群眾大會慶祝德國一八七○年在色當戰敗法國的五十三周年紀念時產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團體都有代表參加，希特勒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對中央政府的演說後，受到了全場起立的歡呼。新成立的戰鬥聯盟公開聲稱它的目標是：推翻共和國，撕毀凡爾賽和約。

　　在紐倫堡開會期間，檢閱示威群眾遊行的時候，希特勒在檢閱臺上站在魯登道夫將軍的旁邊。這並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時候以來，這個年輕的納粹黨頭子就一直在拉攏這位戰時英雄。魯登道夫曾經讓柏林卡普政變的策動者利用他的聲名，現在既然他繼續鼓勵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誘使他來支持希特勒心中開始萌芽的那種行動。這位老將軍是一點也沒有政治頭腦的；他現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飾他對巴伐利亞人、對巴伐利亞王位可能繼承人盧伯萊希特太子、對德國天主教會勢力最大的一邦的天主教會的蔑視。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這正合他的心意。他並不想要魯登道夫來擔任民族主義反革命運動的政治領袖｜｜雖然人人皆知，這位戰時英雄頗有雄心擔當這個角色。希特勒要把這個角色留給自己。但是魯登道夫的名字，他在軍官團和整個德國保守派中間的聲望，對這個在巴伐利亞境外還是默默無聞的地方政客來說，卻是個本錢。於是希特勒開始把魯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計畫裡面。

　　一九二三年秋，德意志共和國和巴伐利亞邦之間的危機達到了頂點。九月二十六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總理宣佈結束在魯爾的消極抵抗，德國恢復支付賠款。這個前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喉舌是個堅決的保守派，而且從骨子裡來說，還是個保皇派，他已認定，如果德國要得救，要統一，要恢復強大，那就必須｜｜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國的存在，同協約國妥協，取得喘息的時間來恢復經濟力量。如果再聽其自流的話，只會造成內戰，也許最後會導致國家的毀滅。

　　在魯爾放棄對法國的抵抗和恢復賠款負擔這兩件事，在德國民族主義份子和在共產黨人中間引起了一場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產黨的勢力這時也有了增長，他們同民族主義者一起，猛烈譴責共和國。施特萊斯曼面臨著來自極右方面和極左方面的嚴重反叛。關於這一點，他是預見到的，他在宣佈改變魯爾和賠款問題政策的那一天就請總統埃伯特宣佈了緊急狀態。從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根據緊急狀態法，德國的執行權力交給國防部長奧托‧格斯勒和陸軍司令馮‧西克特將軍。實際上，這就使得馮‧西克特將軍和他的陸軍成了全國的實際獨裁者。

　　巴伐利亞毫無意思接受這樣一個解決辦法。歐根‧馮‧克尼林領導的巴伐利亞內閣九月二十六日在本邦宣佈了緊急狀態，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總理古斯塔夫‧馮‧卡爾為擁有獨裁權力的邦長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擔心巴伐利亞可能退出德國，擁護維特爾斯已赫王室復辟，也許還會同奧地利組織一個南德意志聯邦。於是埃伯特總統就匆匆忙忙地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並且邀請馮‧西克特將軍參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陸軍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訴他：﹁總統先生，陸軍站在我的背後。﹂

　　這位夾著單鏡片、面無表情的普魯士籍總司令的冷冰冰的話，不出所料，並沒有使德國總統或者總理感到驚異。他們早已認識到陸軍那種不服從任何方面的國中之國的地位。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三年以前，當柏林被卡普部隊佔領的時候，曾向西克特提出過類似的呼籲，當時陸軍就站在這位將軍的背後，而沒有站在共和國的背後。現在一九二三年的唯一問題是，西克特站在哪裡。

　　共和國真是幸運，他這次是站在共和國的背後，這不是因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則，而是因為他看到，就目前來說，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亞和北方的反叛威脅的陸軍，要防止德國陷於災難深重的內戰，支持現政權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駐紮在慕尼黑的那一個師裡有些領導軍官站在巴伐利亞分離主義者一邊。他也知道有個﹁黑色國防軍﹂的陰謀，其首領是前參謀本部軍官布赫魯克少校，其目的是要佔領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現在就按經過深思熟慮的計畫和堅強的決心著手行動，來整頓陸軍和結束內戰威脅。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晚上，﹁黑色國防軍﹂部隊在布赫魯克少校指揮下佔領了柏林東面的三個炮臺。西克特命令正規軍去包圍他們，兩天後，布赫魯克投降了。他以叛國罪被起訴，後來真的判了十年的炮臺禁閉。原來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勞動突擊隊﹂名義建立起來為十萬名國防軍提供秘密後備人員的﹁黑色國防軍﹂就此解散了。

　　西克特接著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薩克森、圖林吉亞、漢堡和魯爾方面共產黨暴動的威脅上去。在鎮壓左派方面，陸軍的忠誠是毫無問題的。在薩克森，當地國防軍司令逮捕了社會黨｜共產黨聯合政府人員，並且任命了一名國家長官執掌政權。在漢堡和其它地方，共產黨很快受到嚴厲的鎮壓。柏林現在認為，比較輕易地鎮壓了布爾什維克份子以後，已經剝奪了巴伐利亞陰謀份子聲稱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從共產主義手中拯救共和國的藉口，並且認為他們現在總該會承認全國政府的權威了。但是事情的結果卻不是如此。

　　巴伐利亞仍舊違抗柏林。它現在處在三巨頭的獨裁控制之下，三巨頭是邦長官卡爾、駐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將軍和邦警察局長漢斯‧馮‧賽塞爾上校。卡爾拒絕承認埃伯特總統宣佈德國處於緊急狀態的命令適用於巴伐利亞。他拒絕執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國政府要求取締希特勒的報紙︽人民觀察家報︾，因為它惡毒攻擊共和國，特別是西克特、施特萊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爾卻輕蔑地加以拒絕了。

　　柏林方面的第二道命令是：逮捕巴伐利亞一些武裝團體的三個臭名遠揚的首腦：海斯上尉、卡普政變中的﹁英雄﹂埃爾哈特上尉和羅姆的男寵羅斯巴哈中尉。卡爾也置之不理，西克特不能再忍耐了，他命令馮‧洛索夫將軍取締納粹黨黨報和逮捕這三個自由團人員。但是這位將軍卻遲遲沒有遵命，因為他自己也是巴伐利亞人，而且思想混亂，性格軟弱，希特勒的雄辯和卡爾的勸說已使他上了鉤，十月二十四日，西克特撤換了他，另派克萊斯‧馮‧克萊森施坦因將軍接替。但是，卡爾不肯接受柏林方面的片面決定。他宣稱，洛索夫將繼續擔任駐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司令，並且強迫陸軍軍官和士兵舉行特別宣誓，效忠巴伐利亞政府，這不僅是違抗西克特，而且是藐視憲法。

　　在柏林方面看來，這不僅是政治反叛，而且還是軍事反叛。馮‧西克特將軍現在決心要平定這次雙重反叛。

　　他向巴伐利亞三巨頭。向希特勒和武裝團體發出了一個明白的警告：他們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將受到武力的對付。但是對這位納粹黨領袖來說，這時要再後退已經太晚了。他的激烈的黨羽都要求行動起來。他的衝鋒隊隊長之一威廉‧勃魯克納中尉則要求他馬上採取行動。﹁時候到了，﹂他提醒說，﹁我已約束不住弟兄們了。如果現在再不採取行動，他們就要離開我們了。﹂

　　希特勒也認識到，如果施特萊斯曼贏得更多的時間，並且恢復國內平靜成功的話，他自己的機會就會喪失。因此他要求卡爾和洛索夫趁現在柏林方面還沒有向慕尼黑進軍之前就向柏林進軍。他開始懷疑，三巨頭不是膽怯了，就是打算在沒有他參加的情況下搞政變，鬧分離，要巴伐利亞脫離德國。希特勒狂熱地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統一的德國，對於這種政變他是絕對反對的。

　　在西克特提出警告後，卡爾、洛索夫、賽塞爾的確是開始喪膽了。他們沒有興趣作無益的姿態而自毀前途。十一月六日，他們告訴戰鬥聯盟：不能催促他們採取輕率行動；究竟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採取行動，只有他們才有權決定。希特勒是戰鬥聯盟的主要政治人物，因此這等於告訴希特勒，他必須自己掌握主動。他如果要單獨舉行政變，還沒有足夠的後盾。他必須得到巴伐利亞邦、軍隊和警察的支援，這是他在維也納流浪的日子裡學到的教訓。他總得想個辦法使卡爾、洛索夫、賽塞爾處在不得不與他一起行動而且沒有退步餘地的地位。這需要大膽，甚至冒險，現在希特勒用事實證明他是有這種魄力的。他決定劫持三巨頭，強迫他們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們的權力。

　　這個主意最初是羅森堡和施勃納｜｜里希特這兩個從俄國逃出來的人向希特勒建議的。後者借他妻子的姓充起貴族來，自稱為馬克斯‧埃爾溫‧馮‧施勃納｜｜里希特。他是個來歷可疑的角色，像羅森堡一樣，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波羅的海沿岸的俄國省份裡度過的，戰後同其它難民一起從蘇聯逃到慕尼黑，在這裡加入了納粹黨，成了希特勒親信之一。

　　十一月四日是德國陣亡將士紀念日︵Ｔｏｔｅｎｇｅｄｅｎｋｔａｇ︶，慕尼黑市中心要舉行軍事檢閱，報上已經宣佈，在一條通向英烈祠的狹隘街道上設立的檢閱臺上，接受軍隊敬禮的，除了眾望所歸的盧伯萊希特太子之外，還有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施勃納｜｜里希特和羅森堡向希特勒建議，用卡車裝運幾百名衝鋒隊，在受檢閱的軍隊來到之前包圍這條小街道，用機槍加以封鎖。希特勒然後登上檢閱台，宣佈革命，在手槍威脅下勸說這些權貴參加革命，幫助他領導革命。這個計畫很中希特勒的意，他表示熱烈贊成。但是在約定的那天，當羅森堡提前趕到這個地方作偵察時，他頗為沮喪地發現，這條狹隘的街道被一大批全副武裝的警察完全警戒起來了。這個計畫，也就是﹁革命﹂，不得不因此放棄。

　　事實上，這只不過是推遲了而已。他們又想出了第二個計畫，這一次，即使有警察把守要衝，也不能阻撓其實現。在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日的夜間，衝鋒隊和戰鬥聯盟的其它武裝團體將集中在慕尼黑正北方向的弗羅特曼寧格荒地，在十一日可恨又可恥的停戰紀念日上午就開入市內，佔據戰略要地，宣佈全國革命，使躊躇不前的卡爾、洛索夫、賽塞爾面臨既成事實。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並不是十分重要的公告使希特勒放棄了這個計畫，而另想辦法。原來報上有一條簡短的通告說，應慕尼黑某些企業團體之請，卡爾將在慕尼黑東南郊一家名叫貝格勃勞凱勒的大啤酒館舉行的一次集會上講話。日期是十一月八日晚上。通告說，這位長官的演講內容是關於巴伐利亞政府的施政綱領的。馮‧洛索夫將軍和馮‧賽塞爾上校以及其它顯貴也將列席。

　　有兩點考慮使希特勒作出了迅速的決定。第一點考慮是，他懷疑卡爾可能利用這次集會來宣佈巴伐利亞獨立和維持爾斯巴哈王朝在巴伐利亞復辟。十一月八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設法會見卡爾，然而沒有如願，卡爾要到九日才肯見他。這只有增加了這位納粹黨領袖的懷疑。他必須先發制人。而且｜｜這是第二點考慮｜｜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的集會提供了十一月四日所錯過的機會：把三巨頭一網打盡，在手槍威脅下強迫他們同納粹黨一起進行革命。希特勒決定立即採取行動。十一月十日的動員計畫取消了；衝鋒隊臨時改派到這家大啤酒館執行任務。

啤酒館政變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上九點差一刻的時候，卡爾對三千名左右坐在粗木桌子邊、以巴伐利亞方式用石缸子咕嚕咕嚕大口喝著啤酒的市民已經講了半小時的話，這時候衝鋒隊包圍了貝格勃勞凱勒酒館，希特勒排開人群走進了大廳。正好在他手下的人在門口架起了一挺機關槍的時候，希特勒跳上一張桌子，為了吸引注意，拿出手槍對著天花板開了一槍。卡爾馬上停止了講話。聽眾轉過身來看這是怎麼回事。希特勒在赫斯和烏里希‧格拉夫｜｜前屠夫、業餘摔交家、打手，現在是領袖的衛士｜｜的簇擁下走向講臺。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攔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槍對著他，繼續前進。據目擊者說，卡爾這時嚇得﹁面如土色，手足無措﹂，從講臺上退了下來。希特勒佔據了他的位置。

　　﹁全國革命已經開始了！﹂希特勒叫喊道，﹁這個地方已經由六百名武裝人員佔領。任何人都不許離開大廳。大家必須肅靜，否則我就在樓廳上架起機關槍。巴伐利亞政府和全國政府已經推翻，臨時全國政府已經成立。國防軍營房和警察營房已被佔領。軍隊和警察已在﹃萬﹄字旗下向市內挺進。﹂

　　最後一點是假的，純屬虛聲恫嚇。但是在混亂中誰也沒有把握。而希特勒的手槍卻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它已經開過一槍。衝鋒隊和他們的步槍及機槍也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希特勒現在命令卡爾、洛索夫、賽塞爾跟他到台後一間私室裡去。在衝鋒隊員的推搡下，巴伐利亞的這三個最高級官員乖乖地聽從希特勒的吩咐，而群眾則目瞪口呆地看著。

　　但是他們也懷著越來越不滿的情緒。許多企業家仍舊認為希特勒是個剛剛竄上來的暴發戶。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向警察叫道：﹁別像一九一八年那樣膽小，快開槍！﹂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長都那麼馴服，而且衝鋒隊已經佔領了整個大廳，一動都不敢動。希特勒早已在警察局安插了一個納粹黨的坐探威廉‧弗立克，要他打電話給啤酒館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干預，只須報告情況就行。人群開始越來越憤懣，以致戈林認為有必要走上講臺，叫他們安靜點。﹁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他大聲叫道，﹁我們沒有惡意。因此，你們沒有不滿的理由，喝你們的啤酒吧！﹂他還告訴他們，在隔壁房間裡正在組織新政府。

　　的確是在組織新政府，不過，這是在希特勒的手槍脅迫之下進行的。他一等到把三個人趕進隔壁房間之後，就告訴他們：﹁沒有我的許可，誰都別想活著走出這個房間。﹂他接著又告訴他們，他們三個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亞政府中或者在他與魯登道夫一起組織的全國政府中保有重要的職位。同魯登道夫一起？那天傍晚，希特勒已派了施勃納｜｜里希特到路德維希斯霍伊去接這位對納粹黨政變毫不知情的著名將軍前來啤酒館。

　　這三個人起先連話也不願同希特勒說。但是他卻繼續向他們發表宏論。他們三個人都必須同他一起宣佈實行革命，參加新政府；他們都必須接受他｜｜希特勒｜｜派給他們的職位，誰要不幹﹁誰就別想活﹂。卡爾將擔任巴伐利亞攝政者；洛索夫將擔任國防軍部長；賽塞爾將擔任國家警察局長，可是這三個人一個也沒有被這種高官顯爵所打動。他們根本沒有答理。

　　他們繼續保持沉默，這使希特勒焦躁起來。最後他向他們揮動著手槍說：﹁我的手槍裡有四顆子彈！如果你們不肯跟我合作，三顆留給你們。最後一顆就留給我自己！﹂他舉著手槍對準自己的前額嚷道：﹁如果明天下午我還沒有成功，我就不要這條命了！﹂

　　卡爾雖然不是個很聰明的人，膽子卻很壯。﹁希特勒先生，﹂他答覆道，﹁你儘管吩咐他們把我槍斃，或者你親自動手也行。我死不死沒有什麼了不起。﹂

　　賽塞爾也說了話。他譴責希特勒沒有遵守他保證不對警察舉行政變的諾言。

　　﹁不錯，我自食其言，﹂希特勒答覆說，﹁請原諒我，但是為了祖國的緣故，我不得不如此。﹂

　　馮‧洛索夫將軍輕蔑地保持沉默。但是當卡爾在他耳旁開始低語時，希特勒馬上說：﹁住嘴！沒有我的許可不許交談！﹂

　　可是他自己的講話沒有收到什麼效果。這三個掌握巴伐利亞政權的人，即使是槍口對著胸膛，一個也沒有同意跟他走。政變沒有能按預期計畫實現。這時希特勒忽然心血來潮，他一言未發就衝到外面大廳裡去，走上講臺，對著憤憤不滿的人群宣佈，隔壁房間裡的三巨頭已經同他一起組成了一個新的全國政府。

　　﹁巴伐利亞政府，﹂他叫道，﹁已經撤換｜｜十一月罪人的政府和總統也已經被宣佈撤換。新政府將在今天在慕尼黑這個地方宣佈成立。德國國防軍將立刻組成｜｜我建議，在同十一月罪人算清總帳以前，由我接管全國政府的政策指導工作。魯登道夫將擔任德國國防軍的領導工作｜｜德國全國臨時政府的任務是組織對罪惡的淵藪柏林的進軍和拯救德國人民｜｜要是明天還不能成立一個德國全國政府，我們就都殺身成仁！﹂

　　希特勒撒巧妙的謊話，這既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後一次，他的謊話居然奏效。當人群聽到卡爾、馮‧洛索夫將軍和警察局長馮‧賽塞爾已經同希特勒合作的時候，他們的情緒馬上轉變了。有人高聲歡呼，這些歡呼聲打動了仍舊被關在隔壁的三個人。

　　這時好像變戲法一般，施勃納｜｜里希特接來了魯登道夫將軍。這位戰時英雄對於希特勒在這件事上完全把他蒙在鼓裡隨便擺弄很是生氣，一等到進了後室，知道要擔任德國獨裁者的竟是這個前陸軍下士，而不是他自己時，他就更加不滿了。他對這個魯莽無禮的小子一句話也不願說。但是希特勒並不在乎，他只要魯登道夫肯把他的大名借給他幹這件冒險勾當，使這三個迄今為止沒有被他的勸說和威脅所打動的巴伐利亞領袖回心轉意就行了。這個要求，魯登道夫是答應的，他說，現在這已成了一個重大的民族的事業，他奉勸這三位先生予以合作。看到這位老將軍也這麼熱心，這三個人就有些退讓了，雖然後來洛索夫否認他曾同意聽命於魯登道夫。卡爾在他念念不忘的維特爾斯巴哈王室復辟問題上嘀咕了一陣，最後還是說，他願意作為﹁國王的代表﹂一起合作。

　　魯登道夫的及時來到，救了希特勒。這樣一個幸運的轉機，使希特勒喜不自勝，他馬上率領眾人回到講臺上，每個人都講了幾句簡短的話，並且宣誓互相效忠和忠於新政權。大廳裡的人群興奮得都跳上了椅子和桌子。希特勒高興得闔不攏嘴。﹁他有著一種我永遠不會忘掉的孩子氣的坦率的快活表情，﹂當時在場的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後來這樣說。希特勒再次登上講臺，向在場的人們說了他最後的幾句話：

　　﹁我現在要履行我五年前在軍事醫院裡一時成了瞎子時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奮鬥，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國的悲慘廢墟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自由的光榮的德國。﹂

　　會議至此宣告散會。在出口處，赫斯在衝鋒隊員的協助下，扣留了一些企圖混在人群裡溜出去的巴伐利亞內閣閣員和其它要人。希特勒自己則監視著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這時消息傳來，一個名叫高地聯盟的武裝團體的打手們在陸軍工兵隊營房同正規軍發生了衝突。希特勒決定驅車前往出事地點，親自解決爭端，把啤酒館裡的事交給魯登道夫處理。

　　這個決定後來證明是個致命的錯誤。洛索夫是第一個想溜走的人。

　　他告訴魯登道夫，他必須到陸軍司令部去，發出必要的命令。當施勃納｜｜里希特表示反對時，魯登道夫繃著臉說：﹁我不許你懷疑一個德國軍官的話。﹂接著，卡爾和賽塞爾也一個個溜了。

　　希特勒興高采烈地回到貝格勃勞酒館時發現，鳥兒已飛出了籠子。這是這個晚上的第一個打擊，他不禁目瞪口呆。他滿以為他的﹁部長們﹂正在忙於他們的新任務，魯登道夫和洛索夫也已經擬出了進軍柏林的計畫了。但是結果是幾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甚至連慕尼黑也沒有被革命軍佔領。只有羅姆帶領了另一個武裝團體﹁德國戰旗﹂的衝鋒隊佔領了舒恩菲爾德街陸軍部的辦公處，除此之外，任何戰略要地都沒有佔領，甚至連電報局也沒有佔領，政變的消息就從這裡傳到了柏林，馮‧西克特將軍要巴伐利亞軍隊鎮壓政變的命令也經過這裡發了回來。

　　雖然下級軍官和一些士兵中間，有些人同情希特勒和羅姆，但是高級軍官在慕尼黑衛戍司令馮‧丹納將軍的領導下，不僅準備執行西克特的命令，而且對於馮‧洛索夫將軍所受到的待遇極為不滿。按照陸軍的慣例，一個平民竟敢以手槍對著一位將軍，就應該當場格殺不論。洛索夫到了第十九步兵師的營房以後，就同丹納一起會商，立即發出命令，要郊外的駐軍趕到城裡來增援。到清晨時分，正規軍已在陸軍部四周佈置了封鎖線，包圍了羅姆的部下。

　　在此以前，希特勒和魯登道夫到陸軍部來見羅姆，估計一下整個局勢。羅姆出乎意料地發現，除了他以外，沒有任何人採取軍事行動，佔領關鍵性的地點。希特勒竭力想同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恢復聯繫。但是以魯登道夫名義派到第十九步兵師營房去的信使卻沒有一個回來。前慕尼黑警察局長波納現在是希特勒的擁護者，他被派同休恩萊因少校和一隊衝鋒隊去佔領警察局。但是他們一到那裡就被逮捕了起來。

　　這時巴伐利亞政府首腦古斯塔夫‧馮‧卡爾在幹什麼呢？原來他離開了貝格勃勞凱勒以後，立刻恢復了理智和勇氣。他不想再冒當希特勒和他的打手的俘虜的危險，因此把政府遷到了累根斯堡。但是在此以前，他已在慕尼黑到處貼了如下的告示：

　　﹁一些野心勃勃的同志的背信棄義和欺騙行為，已經把一次符合民族覺醒利益的表示變成了一場個人作嘔的暴行。我、馮‧洛索夫將軍和賽塞爾上校在槍口威脅之下被迫發表的聲明一概無效。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以及高地聯盟和德國戰旗這兩個武裝團體勒令解散。

　　邦長官馮‧卡爾﹂

　　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來是唾手可得的勝利，入夜以後都迅速化成泡影了。他一直堅持的政治革命要成功所必需具備的基礎｜｜諸如陸軍、警察、執政的政治集團這種地位確立的機構的支持｜｜現在已經垮了。事情很清楚，甚至魯登道夫的大名也不能把巴伐利亞邦的軍隊爭取過來。希特勒建議，他同老將軍一起退到羅森海姆附近鄉間，動員農民支持武裝團體襲擊慕尼黑，局勢也許還可以挽救。但是魯登道夫立即拒絕了這個建議。

　　也許還有辦法，至少可以避免發生不利的結局，魯登道夫的私人死敵盧伯萊希特太子在聽到了政變消息之後，馬上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要求立即加以鎮壓。現在希特勒決定要求盧伯萊希特出來向洛索夫和卡爾斡旋，謀求一個體面的、和平的解決，希特勒和盧伯萊希特的共同友人，一個名叫紐恩蔡特的中尉擔起這個困難使命，在黎明時分被派到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維特爾斯巴哈城堡。他由於找不到汽車，只好等火車，因此到中午的時候才到達目的地，這時，局勢已經急轉直下，這是希特勒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魯登道夫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希特勒打算做的事是一場政變，不是一場內戰，儘管他情緒極為激動，但是他還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認識到他沒有力量對付警察和陸軍。他原來的打算是同陸軍一起進行革命，而不是對陸軍進行革命。儘管他在最近的演說中和用槍口對著巴伐利亞三巨頭的時候顯得殺氣騰騰，但是他並不想讓共同憎恨共和國的人自相殘殺。

　　魯登道夫也是如此。正如他對他妻子所說的一樣，他很希望把埃伯特總統和他那一幫人捆起來，高興地看到他們吊死在絞刑架上。但是他並不想殺害警察和士兵，他們｜｜至少在慕尼黑的警察和士兵｜｜是同他一樣都主張全國反革命行動的。

　　魯登道夫現在向徬徨的年輕納粹黨領袖提出了他自己想出來的一個計畫，這個計畫也許還能夠為他們帶來勝利而不致流血。他相信，德國士兵，甚至德國警察｜｜他們大多數是退伍軍人｜｜是不敢對他這個曾經在東線和西線領導他們取得了偉大勝利的傳奇人物一樣的司令官開火的。因此他建議由他和希特勒帶領他們的支持者遊行到市中心去，隨後加以佔領。他完全有把握的是：警察和軍隊不但不敢阻撓他，甚至還會跟著他走，聽他的命令作戰。希特勒開始時將信將疑，但是最後還是同意了。當時看來也沒有別的出路。他也注意到，太子並沒有答覆他的調停請求。

　　十一月九日德意志共和國成立紀念日上午快到十一點鐘的時候，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率領大約三千人的一隊衝鋒隊員，從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的花園裡出發，向慕尼黑市中心前進。同他們並肩走在行列前面的，有衝鋒隊長戈林、施勃納｜｜里希特、羅森堡、希特勒的衛士烏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個納粹黨的其它頭目和戰鬥聯盟的領袖。一幅﹁萬﹂字旗和高地聯盟的旗幟在隊伍前面迎風招展。在頭幾排行列後面跟著一輛卡車，架著機關槍，載著機關槍手。衝鋒隊員們肩上掛著馬槍，有的還上了刺刀。希特勒手中握著手槍。這並不是一支什麼了不起的軍隊，但是曾經統率德國百萬雄師的魯登道夫顯然認為，要實現他的目的，這已經夠用了。

　　離開啤酒館往北，剛走了幾百碼，這些反叛份子就遇到了第一重障礙。在橫跨伊薩河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維希橋上，有一隊武裝警察把守著，不讓他們通過。戈林一躍向前，對警察隊長說，如果警察向他們開槍，他就要把據他說押在隊伍後面的人質槍斃。在前一夜裡，赫斯等人已經搜捕了一些人質，其中包括兩個內閣部長，目的就是為了要應付這種萬一情況。不管戈林是不是虛聲恫嚇，反正那個警察隊長顯然相信了他的話，不再阻撓就讓隊伍過了橋。

　　在海軍廣場，納粹黨隊伍遇到了正在聽紐倫堡來的反猶主義者尤利烏斯‧施特萊徹講話的一大群人。施特萊徹是在一聽到政變消息後馬上趕到慕尼黑來的。他不想被拋在革命之外，就中斷了演講，參加了反叛份子的行列，緊緊地跟在希特勒的後面。

　　中午過後不久，遊行隊伍走近了他們的目的地：羅姆和他的衝鋒隊員們被國防軍包圍的陸軍部。到這個時候為止，被圍者和包圍者都還沒有發過一槍。羅姆和他的手下人員都是行伍出身，在鐵絲網的另一邊，有不少戰時夥伴。雙方都無心殺人。

　　為了要到陸軍部去救羅姆出險，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現在領導他們的隊伍穿過狹窄的府邸街，這條街在英烈祠旁邊，通向開闊的奧第昂廣場。就在這條狹窄的街道盡頭，有大約一百名荷槍實彈的警察把守著，不准隊伍通過。他們位居戰略要衝，這一次，他們不再退讓了。

　　但是納粹黨人又想用計騙過去。他們中間那個忠實的衛士烏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聲向帶隊的警官叫道：﹁別開槍！帶隊的是魯登道夫閣下！﹂即使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一個德國革命者，甚至一個業餘摔交家和職業打手，也還沒有忘記應該怎樣稱呼一個貴人。希特勒也叫了起來：﹁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個不知名的警官並不投降。顯然，魯登道夫的名字對他並不能起魔術般的作用。他們是警察，不是軍隊。

　　究竟哪一方面先開槍，這一點後來一直沒有查明。雙方都把責任往對方身上推。有一個旁觀者後來作證說，是希特勒先用他的手槍開頭一槍的。另一個人認為是施特萊徹。不止一個的納粹黨人後來告訴作者說，就是因為施特萊徹的這一個行動，而並不是因為任何其它行動，才使得他長期受到希特勒的眷顧。

　　不管怎麼樣，反正有人開了一槍，接著就是一陣雙方互擊，頓時使希特勒的希望化為泡影，施勃納｜｜里希特倒了下來，受了致命的重傷，戈林大腿上中了一槍，傷勢甚重，也倒了下來。在六十秒鐘之內，槍聲就停止了，但是已經有不少人躺在街上｜｜總共十六名納粹黨人和三名警察，有的已經斃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還有不少人受傷，其餘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內，都臥倒在地躲避子彈。

　　但是有一個人例外，而如果大家效法他的榜樣的話，這一天的結局就可能不同了。魯登道夫並沒有臥倒。他以最優秀的軍人傳統，傲然挺立，在副官施特萊克少校的跟隨下，面對著警察的槍口，泰然自若地繼續前進，一直到達奧第昂廣場。當時看來，他一定是個孤單的、奇怪的人。沒有一個納粹黨人跟著他，甚至連他們的最高領袖阿道夫‧希特勒也沒有跟著他。

　　未來的第三帝國總理是第一個飛奔逃命的人。當遊行隊伍走近警察的封鎖線的時候，他原來用左臂挽著施勃納｜｜里希特的右臂的︵這是一種奇怪的但也許是意味深長的姿勢︶，後者倒地的時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為自己受了傷，他感到一陣劇痛，後來才發現是肩膀脫了臼。但是事實仍舊是，據當時也參加遊行的他自己黨內的追隨者瓦爾特‧舒爾茲醫生的證詞︵並且得到其它證人的證明︶，希特勒﹁是第一個跳起來向後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傷同志拋下不顧，他登上一輛候在附近的汽車，馬上開向漢夫施丹格爾在烏芬的鄉間別墅，在那裡，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護理，也就是在那裡，兩天以後，他被捕了。

　　魯登道夫是當場被捕的。對於沒有勇氣同他並肩前進的反叛者，他只有蔑視的份兒，對於陸軍沒有投向他的一邊，他感到非常怨恨，因此他宣佈，他從今以後不再同任何德國軍官打招呼，他自己也不再穿軍官制服。受傷的戈林被抬到附近的一家銀行裡，由那家銀行的猶太老闆給他進行了急救，然後由他妻子陪著，偷偷越過邊境到了奧地利，進了因斯勃魯克的一家醫院。赫斯也逃到了奧地利。羅姆在英烈詞前面的隊伍潰敗以後兩小時在陸軍部投降了。過不了幾天，除了戈林和赫斯以外，所有反叛的領袖都被捕入獄。納粹黨政變以失敗收場。黨被勒令解散。從表面上來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完蛋了。它的獨裁領袖聽到槍聲一響就飛奔逃命，名譽似乎已經完全掃地，他的彗星似的政治生涯已經告終。

叛國罪審判

　　但是根據後來的實際情況看來，他的政治生涯只不過暫時中斷了一個時候，而且時間也不大長，希特勒是個很精明的人，他看到他受審判不僅不會斷送他的前程，反而能為他提供一個新的講壇，他不僅能夠在這個講壇上敗壞本身也不清白卻把他逮捕起來的當局的名譽，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夠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亞一邦之外而傳到整個德國。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國各大報以外，世界各國的報紙都派了記者前來慕尼黑採訪這次審判。這次審判將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開始，由一個特別法庭，假勃盧登堡大街步兵學校舊址舉行。到二十四天後審判結束時，希特勒已經轉敗為勝，毀了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的前程，使他們在公眾的心目中同他一樣有罪，以他的滔滔雄辯和民族主義熱情打動了德國人民，使得世界各國報紙都在第一版上登載了他的大名。

　　雖然魯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個囚徒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希特勒馬上使得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終成了法庭內注意的中心。巴伐利亞司法部長弗朗茲‧古特納是這個納粹黨領袖的老友和保護者，他儘量做到讓法官保持滿不在乎和寬大為懷的情緒。希特勒可以任意打斷證人的話，對他們反詰盤問，可以隨時為自己辯護，時間不受限制｜｜他的第一次發言花了四個小時，而這不過是他許多次長篇發言的第一次。

　　他並不打算重蹈卡普政變參加者的覆轍，據他後來說，這些人曾經聲辯，﹁他們並不知情，沒有打算，也沒有野心。這就是資產階級世界的致命傷｜｜他們沒有勇氣承認自己的行為｜｜走到法官面前說，﹃是的，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我們想要摧毀國家﹄﹂。

　　現在面對著法官和世界報界的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傲然聲稱：﹁我一個人負全部責任。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站在這裡，我是一個反對革命的革命者。反對一九一八年的賣國賊，是根本談不上叛國罪的。﹂

　　如果是叛國罪的話，那麼領導巴伐利亞的政府、軍隊和警察的三個人，同他一起共謀反對全國政府的三個人也一樣有罪，也應該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應該作為主要控告者站在證人席上，他非常狡猾地把形勢倒轉了過來，使做賊心虛、坐立不安的三巨頭處在不利地位：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的目標與我們相同｜｜推翻全國政府｜｜如果我們的事業確是叛國的話，那麼在整個時期，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也必然一直同我們在一起叛國，因為在這些星期裡，我們所談論的除了我們目前因之受審的目標以外，別無其它。﹂

　　這三個人很難否認這一點，因為這是實際情況。要有講話裡帶刺的本領，卡爾和賽塞爾不是希特勒的對手。只有馮‧洛索夫將軍昂然為自己辯護。﹁我不是個亡命之徒，﹂他對法庭說，﹁我在邦政府裡佔有很高的地位。﹂這位將軍接著把一個老軍官對這個以前的下士，這個在狂妄的野心驅使下竟想牽著陸軍和邦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輕蔑都發洩了出來。他說，這個寡廉鮮恥的煽動家的野心發展得多快，沒有多少日子以前還表示願意在愛國運動中僅僅充當一名﹁鼓手﹂呢！

　　僅僅充當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

　　﹁小人的眼界是多麼狹窄！請相信我，我認為謀得一個部長官職並不是什麼值得努力爭取的目標。我認為以部長身分載入歷史，並不是值得一個偉大人物努力爭取的事。假使真是如此，你很有同其它部長葬在一起的危險。我的目標從一開始起就比做部長高出一千倍。我要做馬克思主義的摧毀者。我要完成這個任務，一旦我完成了這個任務，部長頭銜對我來說就只是一個荒唐的稱號罷了。﹂

　　他援引了華格納的例子。

　　﹁當我第一次站在理查‧華格納的墓前時，我對他不禁肅然起敬，因為：他不許墓碑上刻寫﹃樞密顧問、音樂指導理查‧馮‧華格納男爵閣下之墓﹄。我尊敬他，因為他和德國歷史上許多別的人都對歷史貢獻了他們的名字而不願有任何頭銜。我在那些日子裡願意充當一名鼓手並不是出於謙虛。這是最高的願望｜｜其餘都是不足道的。﹂

　　別人攻擊他想要從一名鼓手一躍而成為一個獨裁者。他並不想否認。命運已經這樣決定了。

　　﹁天生要做獨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願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別人驅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驅使自己向前的。這並沒有什麼驕傲自大的地方，難道一個努力從事繁重勞動的工人是驕傲的嗎？難道一個有著思想家的大腦，夜夜思考，為世界發明創造的人是自大的嗎？凡是覺得自己有天賦義務治理一國人民的人沒有權利這麼說，﹃如蒙召喚，我願從命﹄。不！他應該責無旁貸地站出來。﹂

　　雖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於叛國大罪而被判處長期徒刑，但是他對自己的信心，他對﹁治理一國人民﹂的天賦義務的信心，並沒有絲毫減弱。在監牢裡靜候審判的時候，他已經分析了政變失敗的原因，並且立誓要在將來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在他實現了他的目標以後回想到這些思想時，他對聚集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紀念政變十三周年的老部下說：﹁我可以平心靜氣地說，這是我一生中最輕率魯莽的決定。今天回想起來，不禁還捏一把汗｜｜要是今天你看到我們一九二三年時的那一小隊人走過，你會問：﹃他們是從哪個勞動感化院裡逃出來的？﹄｜｜但是命運沒有為難我們。它並沒有讓那個行動成功，因為那個行動如果成功的話，也必然會由於當時運動內部的不夠成熟和組織及思想基礎上的缺陷而以慘敗收場｜｜我們認識到，推翻舊國家是不夠的，必須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國家，並且隨時準備好｜｜在一九三三年，問題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動來推翻國家的問題；在這期間，新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留下來要做的不過是摧毀舊國家的最後殘餘了｜｜這只要幾個小時就行了。﹂

　　當他在審判期間同法官和檢察官以唇槍舌劍作戰的時候，他已在考慮如何建立一個新的納粹國家了。舉一端來說，下一次，他就要爭取德國陸軍贊成他，而不是反對他。他在最後發言時，就表現了同陸軍修好的想法。他沒有片言隻字譴責陸軍。

　　﹁我相信，時候總會來到，今天在街上站在﹁萬﹂字旗下的群眾到那時就會同向他們開過槍的人團結在一起｜｜我聽說開槍的是綠衣警察，不禁感到高興，因為玷污清白歷史的不是國防軍；國防軍仍一如既往，白璧無殘。總有一天，國防軍不分官兵，都將站在我們一邊。﹂

　　這是個準確的預言，但是說到這裡，主持審訊的法官打斷了他。﹁希特勒先生，你剛才說綠衣警察玷污了清白歷史。我不許你這麼說。﹂

　　這個被告一點也不去理會庭上的訓斥。在使旁聽者都聽得入迷的最後一段話中，希特勒說。

　　﹁我們的隊伍日益壯大｜｜我感到十分自豪，相信總有一天，這些堅強的隊伍會從連擴大到營，營擴大到團，團擴大到師，原來的帽章會從污泥中撿起，原來的旗幟會在空中招展，我們準備面對上蒼最後偉大的判決，到那個時候，我們又將和好如初。﹂

　　他那閃閃發亮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著法官們。

　　﹁因為可以審判我們的不是你們諸君。審判我們的應該是永恆的歷史法庭。你們會作出什麼判決，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個法庭不會問我們：﹁你們到底犯了叛國罪，還是沒有犯叛國罪？﹂那個法庭會判定我們，前陸軍軍需總監︵魯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為了他們同胞和祖國，願意奮鬥犧牲的德國人。你們可以不止千次地宣佈我們有罪，但是永恆的歷史法庭的女神會一笑置之，把邦檢察官的訴狀和這個法庭的判決書撕得粉碎。因為她會宣判我們無罪。﹂

　　實際進行判決的法官所決定的刑罰｜｜如果不是所定的罪｜｜正如康拉德‧海頓所說，同歷史的判決相距也不太遠。魯登道夫無罪釋放。希特勒和其它被告被判定有罪。但是，儘管法律｜｜德國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凡企圖以武力改變德國憲法或任何一邦憲法者應一概處以無期徒刑﹂，希特勒僅僅被判在蘭德斯堡前炮臺監獄服五年徒刑。即使在當時，陪審法官也表示判得過嚴，但是主審法官向他們保證，該犯在服刑六個月後就有資格申請假釋。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為外國人｜｜他仍擁有奧地利國籍｜｜驅逐出境的嘗試毫無結果。判決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作出的。不到九個月以後，在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希特勒就獲釋出獄，繼續從事推翻民主國家的活動。法律歸法律，如果你是極右派的人的話，叛國罪的後果是並不過分嚴重的，許多反共和份子都看到了這一點。

　　政變雖然是場大失敗，可是卻使希特勒成了全國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愛國志士和英雄。納粹黨的宣傳立刻把這次政變說成是他們運動中偉大傳奇之一。每年，甚至在他當政以後，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希特勒都要在十一月八日晚上回到慕尼黑的啤酒館裡來，同那些跟著元首參加了當時看來是一場滑稽戲的失敗政變的老戰友敘舊。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已經當了總理，他命令把在那次短時間交火中斃命的十六名納粹黨徒的屍體挖掘出來，改葬在英烈祠的墓室中，這地方就成了一個國家聖地。關於這些人，希特勒在紀念碑落成典禮上說：﹁他們現在已是德國永垂不朽的人。他們站在這裡捍衛德國，監護我國人民，他們躺在這裡，是我們運動的真正證人。﹂他沒有補充一句，而且似乎也沒有德國人記得，他們也是希特勒從地上爬起來逃命時丟下不顧，聽其死去的那些人。

　　一九二四年那個夏天，在俯瞰列赫河的蘭德斯堡舊炮臺監獄中，阿道夫‧希特勒得到貴賓待遇，獨處一室，窗外景色動人。他婉辭了源源不斷來向他問候致敬、饋送禮物的訪客，召來了最後終於回到慕尼黑而被判處徒刑的忠實的魯道夫‧赫斯，一章接著一章開始口授一本書。

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國的根源

　　希特勒想把他的書題名為︽四年半來對謊言、愚蠢和膽怯的鬥爭︾，但是負責出版這本書的納粹黨出版社有實際頭腦的經理馬克斯‧阿曼不喜歡這個累贅的而沒有生意眼的書名，把它改成簡短的︽我的奮鬥︾。阿曼對這本書的內容大感失望。他原來以為這是一本有趣的個人故事，希特勒會詳細記述他怎麼樣從一個維也納的默默無聞的﹁工人﹂一躍而成為世界聞名的人物。而我們已經知道，這本書裡自傳的成分很少。那個納粹黨出版社經理原來也指望這是一本描寫啤酒館政變的內幕書，他相信，其中的精采場面和勾心鬥角的情況，讀起來一定使人很感興趣。但是當時正是黨最不走運的時候，希特勒這個精明狡猾的人深知不能再去翻老帳。︽我的奮鬥︾中幾乎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失敗的政變。

　　第一卷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出版的。全書約四百頁，售價十二馬克︵折合三美元︶，大約比當時德國出版的大多數書籍定價貴一倍。它在當時並沒有立即成為一本暢銷書。阿曼吹噓說，第一年售出了二萬三千本，以後銷售量繼續上升，這種說法，在反納粹人士中間沒有人輕易置信。

　　由於盟國在一九四五年繳獲了納粹黨的埃那出版社的版稅清單，︽我的奮鬥︾實際銷售額現在已經弄清楚了。一九二五年銷了九千四百七十三本，此後三年中，銷售額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一九二六年跌到六千九百一十三本，一九二七年跌到五千六百零七本，一九二八年只有三千零一十五本。一九二九年稍許增加一點，為七千六百六十四本。一九三○年納粹黨走運後，銷路也隨之增加，當時出版了一卷裝的廉價本，只售八馬克，銷路達五萬四千零八十六本，次年稍有下降，為五萬零八百零八本，一九三二年增至九萬零三百五十一本。

　　頭七年平均來算，希特勒的版稅已是相當可觀的，從一九二五年起，這就成了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比起他在一九三三年擔任總理那一年收入的版稅來，上述幾年就簡直算不得什麼了。希特勒擔任總理的頭一年，︽我的奮鬥︾銷了一百萬本，他的版稅收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他的版稅率從十％增至十五％︶達一百多萬馬克︵折合約三十萬美元︶，使他成了德國最時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萬富翁。﹁除了聖經以外，在納粹政權下，沒有別的書有這麼好的銷路，當時家家戶戶的桌子上都有這本書，否則就會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對青年男女結婚的時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奮鬥︾，幾乎是一種義務｜｜當然也是很得體的。而且學童們不論從什麼學校畢業，也幾乎人人會得到一本。到一九四○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一年，這本納粹黨聖經在德國已經銷售了六百萬本。

　　並不是每一個買了一本︽我的奮鬥︾的德國人都一定讀過這本書。我聽到過不少納粹黨的忠實信徒表示，這本書讀起來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認，他們從來沒有讀完這本臃腫冗長、共有七百八十二頁的厚書。但是可以這樣說，要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德國有更多的非納粹黨人讀了這本書，要是外國政治家在還不太晚的時候仔細讀了這本書，德國和全世界本來是可以免於一場災禍的。因為，不論你對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麼其它的譴責，你絕不能譴責他沒有用書面精確地寫下，如果他一旦掌權的話他要把德國變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他要用德國的武力征服把世界變成為怎樣的一個世界。在這本富有啟示性的書裡，他極其詳盡地描繪了第三帝國的藍圖，特別是描繪了他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勝利年代裡強加給被征服的歐洲的野蠻的新秩序的藍圖，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希特勒的基本思想是他在二十歲剛出頭的時候在維也納形成的，這有他自己的話為證，他說，在這以後，他沒有學到什麼新的東西，他的思想一點也沒有什麼改變。當他在一九一三年二十四歲的那一年離開奧地利去德國的時候，他心中充滿了德國民族主義的激烈熱情，充滿了對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刻骨仇恨，並且確信上帝選擇了亞利安人，特別是日耳曼人，做主宰種族。

　　在︽我的奮鬥︾中，他發展了他的看法，並把這些看法具體應用到這樣一個問題上去：不僅要使戰敗的混亂不堪的德國在太陽底下佔有比以前偉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個新式的國家，這個國家要以人種為基礎，要包括所有當時住在德國境外的日耳曼人，在這個國家裡要確立元首｜｜他本人｜｜的絕對獨裁權力，在元首身邊的是一批承上啟下的較為次要的領袖。因此，這本書的內容首先是，未來德國國家和它有朝一日能成為｜｜作者在最後一頁所說的｜｜﹁地球主人﹂所依靠的手段的輪廓概述，其次是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或者用希特勒最喜歡說的德文詞兒，一種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觀︶。在二十世紀一個正常人看來，這種人生觀一望而知是一個一知半解、沒有教育的神經病人所想出來的荒誕可笑的大雜燴。但是重要的是，竟然有成百萬的德國人狂熱地信奉它，而且如果說它給他們｜｜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帶來了最終毀滅的話，它也給住在德國境內，特別是住在德國境外的成百萬無辜的、善良的人帶來了毀滅。

　　那麼，新帝國如何恢復它的世界大國地位，如何接著走向世界霸權呢？希特勒在第一卷中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第一卷大部分是一九二四年他在監牢裡寫的。在一九二六年完成的第二卷中，他又更加詳盡地談到了這個問題。

　　首先，必須同﹁德國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敵﹂法國算帳。希特勒說，法國的目的總是要造成一個﹁肢解的破碎的德國｜｜一些拼湊起來的小國家﹂。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我是一個法國人｜｜我的行動同克萊孟梭不能也不會有什麼兩樣﹂。因此，必須﹁對法國來一次最後的總算帳｜｜一場最後的決戰｜｜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結束我們自己同法國的永無休止的、基本上沒有任何結果的鬥爭；當然首先要假定，德國實際上不過是把滅亡法國當作一種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將來能夠為我國人民在其它地方進行擴張﹂。

　　在其它地方進行擴張，什麼地方？希特勒由此就談到了他對於他擔任德國的統治者以後要忠實執行的德國外交政策的一些想法的核心。他直率地說，德國必須在東方進行擴張｜｜主要犧牲俄國。

　　在︽我的奮鬥︾第一卷中，希特勒詳盡地談到了這個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生存空間︶的問題，這是一個至死還縈繞在他腦子裡的問題。他宣稱，霍亨佐倫帝國在非洲獵取殖民地犯了錯誤。﹁領土︵擴張︶政策是不能在喀麥隆實現的，今天幾乎完全只能在歐洲實現。﹂但是歐洲的土地都已被佔有了。不錯，希特勒承認這一點，﹁但是大自然並沒有為任何民族或種族保留這片土地的未來佔有權；相反，這片土地是為有力量佔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要是目前的佔有者反對，那麼怎麼辦呢？﹁那麼，自保的法則就要起作用。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東西，就用拳頭來取。﹂

　　希特勒繼續分析德國戰前外交政策的盲目性，他說，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東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歐洲取得領土，只有在主要是犧牲俄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就是說，新帝國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

　　希特勒好像在第一卷中還沒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說明白一樣，在第二卷中又談到了這個問題。

　　﹁只有在這個地球上有足夠大的空間，才能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自由｜｜︵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不考慮﹁傳統﹂和偏見，必須敢於團結我國人民及其力量走上這條能夠引導我國人民從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間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必須努力消滅我國人口與我國面積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把後者不僅視為強權政治的基礎，並且也視為糧食的來源｜｜我們必須毫不退縮地堅持自己的目標｜｜為德國人民取得他們有權享有的土地｜｜﹂

　　德國人民有權享有多少土地？希特勒輕蔑地說，﹁關於將來一點也沒有創造性政治思想﹂的資產階級，一直在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德國的疆界。

　　﹁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在政治上是一件荒謬可笑的事，其荒謬的程度和後果的嚴重，使這種要求幾乎成為一種罪行。且不談一九一四年的德國疆界是一點也不合理的。因為在實際上，當時的疆界並沒有把所有日耳曼人民都包括在內，從這一點來說，它是不完全的，同時在軍事地理的考慮方面它也是不合理的。當時的疆界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採取的政治行動的結果，而是在一場政治鬥爭中的暫時疆界，這場政治鬥爭目前還談不上結束｜｜我們完全有理由，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更有理由，可以在德國歷史上挑選某個其它年代作為標準，宣佈以恢復當時的情況作為外交政策目標。﹂

　　希特勒的﹁標準年代﹂要回到六個世紀以前日耳曼人正在把斯拉夫人趕回東方去的年代，必須恢復東進。﹁今天我們在歐洲有八千萬日耳曼人！只有在過了一百年以後，這個大陸上有二．五億日耳曼人的時候，這一外交政策才會被承認是正確的，﹂而且這二．五億日耳曼人都是在擴張了的新帝國的版圖之內。

　　顯然，還有一些其它民族也得為這麼多日耳曼人騰出地方來。他們是哪些民族呢？

　　﹁因此，我們國家社會黨人｜｜要繼承我們在六百年以前中斷了的事業。我們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斷向南和向西的移動，而把我們的目光轉向東方的土地。

　　今天我們來談歐洲的土地，我們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國和它的藩國。﹂

　　希特勒說，在這方面，命運待德國不薄，它把俄國交給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在他看來，這實際上意味著把俄國交給了猶太人。他高興地說道：﹁這個東方大帝國崩潰在即。猶太人在俄國的統治的結束，也是俄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末日。﹂因此希特勒言下之意是，東方的大草原可以在俄國崩潰的時候輕而易舉地取過來，而不需要德國人流很多的血。

　　有人能說這裡畫出的藍圖是不清楚、不明確的嗎？法國將要滅亡，但是同德國向東挺進比起來，這是次要的。首先要把日耳曼人占居民中大多數的東方鄰近疆土取過來，這些疆土是哪些地方，顯然是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台德區、波蘭的西部，包括但澤市。然後是俄國。既然如此，那麼過不了幾年，當了總理的希特勒著手開始實現這些目標的時候，全世界為什麼那麼驚異呢？

　　關於未來納粹國家的性質，希特勒的思想在︽我的奮鬥︾中沒有那麼明確。不過他很清楚地表明，不會允許有﹁民主政治那種無聊玩意兒﹂，第三帝國將用Ｆｕｈｒｅｒｐｒｉｎｚｉｐ︵領袖原則︶來統治，也就是說，將實行獨裁統治。在書中幾乎沒有談到經濟問題。希特勒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除了那個反對﹁利息奴役﹂的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的一些怪念頭以外，他從來不想瞭解什麼關於經濟學的問題。

　　希特勒感到興趣的是政治權力；經濟學可以由它去。

　　﹁國家同任何固定的經濟概念或經濟發展都一點沒有關係｜｜國家是個種族有機體，而不是個經濟組織｜｜一個國家的內在力量只有在極偶然的情況下才同所謂經濟繁榮同時出現；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似乎只表明一個國家的接近衰亡｜｜普魯士的經驗極其鮮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質因素，才有可能組成一個國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護下，經濟生活才能繁榮。在德國，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漲的時候，經濟情況才開始改善；反過來，往往在經濟成了我國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內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時候，國家就趨於崩潰，而且在很短時間內，把經濟生活也拖著一起崩潰｜｜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靠和平的經濟手段建立的｜｜﹂

　　因此，正如希特勒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發表的演講中所說的一樣，﹁沒有劍，就不可能有經濟政策，沒有權力，就不可能有工業化。﹂除了這種含含糊糊、幼稚淺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奮鬥︾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經濟協會﹂和﹁莊園協會﹂，全國成立一個﹁中央經濟議會﹂來﹁管理國民經濟﹂之外，希特勒沒有對第三帝國的經濟基礎表示過什麼意見。

　　國家社會黨的名字固然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但是他為新德國設計的究竟是何等樣的﹁社會主義﹂，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鑒於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表的演講中對﹁社會主義者﹂所下的定義，這倒一點也都不使人覺得奇怪。他說：

　　﹁任何人只要準備以民族事業為己任，再沒有高出於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瞭解我國偉大的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沒有任何東西高出於德國、德國人民和德國土地之上｜｜這樣的人就是社會主義者。﹂

　　雖然至少有三個幫手從編輯的角度提供了相當多的意見，甚至進行刪改，但是這並不能防止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信筆所至，從一個問題忽而轉到另一個問題。大部分筆錄工作是魯道夫‧赫斯先是在蘭德斯堡監獄，後來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瓦亨菲爾德別墅擔任的，他整理原稿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他沒有膽量敢同領袖爭論。在這方面比較成功的是伯恩哈德‧施丹佛爾神父，他原來是希羅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後來成了巴伐利亞出名的反猶新聞記者。關於這個奇特的教士，本書以後還要談到。他糾正了希特勒的一些語法錯誤，潤色了他的文章，並且刪去了一些他使作者相信在政治上是不合宜的章節。第三個顧問是約瑟夫‧捷爾內，他有捷克血統，在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工作，他的反猶詩很得希特勒的賞識。在︽我的奮鬥︾第一卷再版時，捷爾內幫了很大的忙，刪去了或修改了一些不很得體的字句，他並且仔細校閱了第二卷的清樣。

　　儘管如此，大多數海闊天空的胡扯仍舊原封未動，希特勒堅持要對幾乎凡是能夠想到的一切問題隨心所欲地發表他的高見，這些問題包括文化、教育、戲劇、電影、漫畫、藝術、文學、歷史、性、婚姻、賣淫制度、梅毒等等。說真的，在梅毒問題上，希特勒居然用了足足十頁的篇幅，宣稱消滅梅毒是﹁國家的重要任務，而不僅僅是又一個任務﹂。為了消滅這種可怕的疾病，希特勒要求動員全國一切宣傳力量。他說：﹁一切取決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他說，還必須提倡早婚來解決梅毒和賣淫問題，他堅持﹁結婚本身不應該是目的，它必須為一個更高的目標服務：保種保族並且使之增殖擴大。這才是結婚的意義，才是結婚的任務﹂。這裡已經顯露了第三帝國的優生學的苗頭。

　　從︽我的奮鬥︾中提到保種保族的這句話，我們再來談談第二個主要的考慮：希特勒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他的人生觀。有的歷史學家，特別是英國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的人生觀是一種不成熟的達爾文主義，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觀在德國人歷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像達爾文一樣，同時也像一大批德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帝王、將軍、政治家一樣，希特勒認為一切生命都是一場永恆的鬥爭，世界不過是個適者生存、強者統治的叢林，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世界﹂。

　　︽我的奮鬥︾中處處不乏這樣的話：﹁最終只有自保的要求才能得勝｜｜人類在永恆的鬥爭中壯大，而在永恆的和平中它只會滅亡｜｜大自然｜｜在地球上產生了生物，聽任各種力量的自由活動，她然後把主宰的權利授予她的寵兒｜｜最勇敢和最勤勞的強者｜｜強者必須統治弱者，不能與弱者混雜，從而影響了自己的偉大。只有天生的弱種才會認為這是殘酷的｜｜﹂希特勒認為保存文化﹁同嚴格的必然法則和世界上最優、最強者得勝的權利有緊密聯繫。凡是想生存的，必須奮鬥，不想奮鬥的，就不配生存在這個永恆鬥爭的世界裡。即使殘酷，卻是客觀現實﹂！

　　那麼誰是上蒼賦與﹁主宰的權利﹂的﹁大自然的寵兒，最勇敢和最勤勞的強者﹂呢？是亞利安人。在︽我的奮鬥︾的這一部分中我們接觸到了納粹黨的種族優越論的真髓，第三帝國和希特勒在歐洲的新秩序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果實，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的創造性產物。這一事實本身證明這樣的推論不是沒有根據的：只有亞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因此是我們所謂的﹃人﹄這個名稱的典型代表。他是人類的普羅米修斯，從他的光芒四射的額頭，永遠飛迸出神聖的天才的火星，永遠燃點著知識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動人類走上征服地球上其它生物的道路｜｜就是他，為人類文化中每一偉大建築物奠下基礎，樹起牆垣。﹂

　　亞利安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成就，怎麼會變得這麼優越的呢？希特勒的答覆是：靠踐踏別人。正像許多十九世紀德國的思想家一樣，希特勒有著一種虐待狂︵反過來也有一種被虐待狂︶，這是研究日耳曼精神的外國人一直感到很難理解的。

　　﹁因此，對於創造高級文化來說，低級人類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先決條件之一｜｜人類初創的文化肯定是建立在對低級人類的利用上而不是建立在馴服的動物上，只有在奴役了被征服種族以後，同樣的命運才降到獸類身上。首先讓被征服的戰士拉犁｜｜只有在這以後，才用馬拉犁，因此，最初的文化產生於亞利安人在遇到低級民族後征服低級民族並且迫使他們服從自己的意志的地方，就不是什麼偶然的事情了｜｜只要他繼續無情地維持他的主人態度，他就不但可以繼續當主人，而且也可以繼續做文化的保存者和發展者。﹂

　　接著發生了一件事情，希特勒認為這是對日耳曼人的警告。

　　﹁一旦被征服民族開始提高自己，因而接近征服者的水準一一其中一個方面可能是使用征服者的語言｜｜以後，主奴之間的壁壘就倒塌了。﹂

　　但是還有別的事情甚至比使用主人的語言還要糟糕。

　　﹁亞利安人放棄了血統的純潔性，因此喪失了他在天堂為自己創造的地位。他因為人種的混雜而沉淪，逐漸喪失了文化上的創造性。﹂

　　在這個年輕的納粹黨領袖看來，這是個莫大的錯誤。

　　﹁血統的混雜和由此而來的人種水準的下降，是舊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為人類並不會由於戰爭失敗而滅亡，卻會由於抵抗力的喪失而滅亡，而這種抵抗力只有在純粹血統中才能繼續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屬於優良種族的人都是些糟粕。﹂

　　糟粕就是猶太人和斯拉夫人，而到一定時候，當希特勒成為獨裁者和征服者時，他就會禁止日耳曼人同這些種族的任何人通婚，雖然小學四年級的女教師都能夠告訴他，日耳曼人中間有不少斯拉夫血統，特別是在那些住在東部省份的日耳曼人中間。我們也必須再一次承認，希特勒在實現他的種族思想方面也是言出必行的。在戰時，他開始在東方對斯拉夫人實行的新秩序中，捷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曾經是為日耳曼主人伐木、提水的奴僕，而且如果這種荒誕的新秩序繼續下去的活，他們還會繼續處於這種地位。

　　一個像希特勒那樣在歷史和人類學方面全然無知的人，把日耳曼人作為現代的亞利安人，從而作為主宰種族，是很容易做出來的事。在希特勒看來，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級的人種﹂，而且將繼續是如此，如果他們﹁不僅注意狗、馬、貓的培育，而且也關心他們自己的血統的純潔的話﹂。

　　希特勒念念不忘種族問題的結果是提倡所謂﹁人民的﹂國家。這究竟是怎麼一種國家，或者打算成為怎麼一種國家，我從來沒有弄清楚過，雖然我讀了好幾遍︽我的奮鬥︾，也聽了元首本人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十次演講，而且我不止一次地聽到這個獨裁者宣稱，這是他全部思想的中心之點。德文﹁Ｖｏｌｋ﹂一詞很難確切地譯成英文。一般把它譯為﹁民族﹂或﹁人民﹂，但是這個詞在德文中有一種更加深刻的和有些不同的意義，它有一種以血統和鄉土為基礎的原始部族社團的意思。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也沒有很好地解釋清楚人民的國家的定義，例如他在第三百七十九頁上宣佈，他要澄清﹁﹃人民的﹄這一概念﹂，但是結果卻一點也沒有澄清，反而花了好幾頁篇幅，信筆寫到一些其它問題。最後他這麼試了一下：

　　﹁︵同資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一猶太人的世界︶相反，人民的哲學認為人類的重要性在於它的基本人種因素，它認為國家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則是保種保族。因此，它絕不相信種族的平等，而是根據種族的不同，承認各種不同種族的價值有高有低，認為有義務促進優者和強者的勝利，要求劣者和弱者按照支配宇宙上一切事物的永恆意志服從優者和強者。因此，在原則上，它服務於大自然的根本的等級思想，相信這個法則對每一個人都適用。它不僅看到各個種族的不同價值，也看到個人的不同價值。它從群眾中間歸結出個別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它有一種組織的作用。它相信人類理想化的必要性，它認為只有這樣才是人類存在的前提。但是，哪怕僅僅是一種倫理觀念，如果它危及更高級倫理的持有者的種族生活，也不能允許其存在；因為在一個雜種化和黑鬼化的世界裡，所有關於人性美和崇高的思想，以及所有關於人類理想化前途的思想，都將永遠喪失｜｜

　　因此，人民的人生觀同大自然的內在意志是一致的，因為它恢復了各種力量的自由活動，這必然導致品種繼續不斷地進行相互提高，一直到最後，最優秀的人類在佔有了這個地球以後，得到一條自由的途徑，可以在地球上面和地球以外的領域中進行活動。

　　我們大家都覺得，在遙遠的將來，人類將面臨的問題，只有最高級的種族在成為主宰民族以後，以整個地球的力量和資源為後盾，才有條件加以克服。﹂

　　﹁因此，﹂希特勒在後面宣稱，﹁一個人民的國家的最高目標是，努力保持那些產生文化和創造高級人類的美與尊嚴的原來種族成分。﹂這又引起他大談優生學：

　　﹁人民的國家｜｜必須把種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須注意保持其純潔｜｜它必須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兒育女：只有一種可恥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還要生育；只有一種最高的榮譽：避免這樣做。反過來，不給國家生養健康子女，必須認為是不可寬恕的。在這一點上，︵人民的︶國家必須充當千秋事業的監護人，在這種事業面前，個人不能有自己的願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絕對服從｜｜因此，一個人民的國家必須一開始就把婚配的水準提高，使它脫離原來那種不斷損害種族純潔性的水準，而使它具有一種制度的神聖性，必須複製上帝的形象而不是複製人和猿之間的怪物。﹂

　　希特勒從他的關於人民的國家的異想天開的觀念出發，又囉囉嗦嗦地談到了其它許多考慮，據他說，如果注意這些考慮，就可以使日耳曼人成為地球的主宰｜｜日耳曼人獨霸世界已成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他在一個地方談到，由於沒有能夠維持日耳曼種族的純潔性，﹁我們被剝奪了稱霸世界的機會。如果日耳曼民族也有其它民族獸群般的統一，德國今天無疑已成了地球的主人﹂。由於人民的國家必須以種族為基礎，﹁德國必須包括所有的日耳曼人﹂，｜｜這是他的論點中的關鍵的一點，也是他當政以後所沒有忘記而努力做到的一點。

　　既然人民的國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級思想﹂為基礎，結論必然是，民主是根本談不上的，必須由領袖原則來代替。第三帝國要採用普魯士軍隊的極權主義：﹁每個領袖對下必須有權威，對上必須負責任。﹂

　　﹁絕不能實行多數決定的制度，只能由負責的人作決定｜｜當然每個人身邊都要有顧問，但必須要由一個人單獨來作出決定｜｜只有他才有權威，才有指揮權力｜｜要取消議會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議會中的議員屆時實際上將只提供建議｜｜不論上院下院，都不進行表決。它們是工作機構而不是表決機器。這一原則是絕對責任與絕對權威的無條件結合，它將會逐漸培養出一批在今天這種不負責任的議會制度時代中根本不能想像的領袖人才。﹂

　　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坐在蘭德斯堡監獄裡凝視著窗外列赫河那邊鮮花盛開的果園，或者後來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躺在伯希特斯加登一所舒服的別墅的陽臺上眺望著高聳的阿爾卑斯山那邊他的家鄉奧地利，一邊向忠實的魯道夫‧赫斯滔滔不絕地進行口授，一邊夢想著他要在上述荒唐的基礎上建立而且要以鐵腕來統治的第三帝國的時候，令人毛骨悚然地赤裸裸記錄下來的思想。總有一天，他將建立和統治這一第三帝國，關於這一點，他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因為他有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是有史以來許許多多表面看來似乎出身低賤的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他要把過去在政治上從來沒有統一過的一個精選民族統一起來。他要純潔他們的種族。他要使他們強大。他要使他們成為地球上的主人。

　　這是一種不成熟的達爾文主義嗎？一種虐待狂的幻想嗎？一種不負責任的自我中心思想嗎？一種狂妄自大的心理嗎？這些成分都有。但是還不僅僅是這一些。因為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緒，支配他狂熱的腦子的一切錯亂神經，在德國歷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事實上，不過是德國歷史的合乎邏輯的延續。

第三帝國的歷史根源

　　納粹黨每年九月初在紐倫堡舉行大會，在那些情緒興奮、如醉如狂的日子裡，我常常遇到一大群小販在叫賣一種明信片，上面印著腓德烈大王、俾斯麥、興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說明是：﹁國王所征服的，由親王建成，元帥保衛，士兵拯救和統一。﹂

　　因此希特勒這個士兵不僅被描繪為德國的拯救者和統一者，而且是過去這些把德國造成一個偉大國家的傑出人物的繼承者。希特勒的統治是德國歷史的延續的結果，這一點暗示對群眾不是沒有作用的。﹁第三帝國﹂這個名稱也有助於加強這種概念，第一帝國是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是普魯士擊敗法國後，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帝國。這兩次帝國都為德國帶來了榮譽，而魏瑪共和國｜｜據納粹的宣傳｜｜卻玷污了德國的令名。第三帝國如希特勒當初所保證的一樣，恢復了這種名譽。因此，希特勒的德國被說成是過去一切｜｜至少是過去的榮譽｜｜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但是這個前維也納的流浪漢，不論他的思想多麼混亂，也有一些起碼的歷史知識，知道德國過去也有失敗的時候，與這些失敗相對的則是法國和英國的勝利。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到中世紀末葉，英國和法國都成了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德國仍處於三百個左右小國割據的四分五裂狀態。就是這種缺乏民族發展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中葉德國歷史的發展，使得德國歷史同西歐其它大國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缺乏政治的和君權上的統一之外，在十六和十七世紀裡，還有宗教改革以後發生的宗教分歧這個禍害。本書沒有篇幅來充分敘述馬丁‧路德這個做了奧古斯丁教團僧侶、發動德國宗教改革的薩克森農民對德國人和他們以後的歷史的巨大影響。但是可以順便提一下，這個偉大而古怪的天才人物，這個野蠻的反猶主義者和痛恨羅馬的人，這個暴烈的性格中既有日耳曼人的許多最優秀品質又有日耳曼人的許多最惡劣品質的人︵他既粗野、囂張、狂熱、偏狹、強暴，又誠實、單純、律己嚴格，對於求知、對於音樂、對於詩歌、對於良心的正直都有強烈的要求︶，對德國人的生活的影響，不論從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來說，其深刻的程度和決定性的作用，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馬丁‧路德通過他的講道和出色的聖經翻譯，創造了現代德語，在人民中間，不僅造成了對基督教教義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種熱烈的日耳曼民族主義，最後還教導他們｜｜至少在宗教方面｜｜個人良心的至高無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於他的宣教而引起的農民暴動中，路德站在王公貴族一邊，而且他熱烈擁護政治上的專制政體，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鄉土的極權主義，使得絕大多數德國人民陷於貧困的境地，知覺驚人的遲鈍，性格特別的馴順。更糟糕的也許是，這種情況使得不僅階級之間，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個王室和政治集團之間的無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銳化。這種情況使得德國在好幾個世紀內不能實現統一。

　　三十年戰爭和該戰爭於一六四八年結束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給德國帶來了最後一場奇災大禍，這次打擊之甚，使得德國以後一直沒有能完全恢復過來。這次戰爭是歐洲最後一場宗教大戰，它開始的時候是一場新教和天主教兩派之間的衝突，到快結束時已變質一邊是天主教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邊是天主教的法國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間的一場混亂的王室衝突。德國全境受到了野蠻的戰爭的洗劫，市景蕭條，田野荒蕪，生靈塗炭，十室九空。據估計，在這場野蠻的戰爭中，德國人死了三分之一。

　　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對德國未來的為害之甚幾乎不亞於戰爭本身。站在法國和瑞典一邊的德國王公諸侯成了他們小小領域內的絕對統治者，他們為數約有三百五十個，而對這些王公諸侯而言，皇帝不過是個名義上的傀儡而已。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初葉席捲德國全國的要求改革和啟蒙的浪潮這時受到了壓制。而在那個時期裡，大一些的自由城市都享有實際上的獨立地位；封建主義在那裡已經消亡，藝術和商業非常發達。即使在農村裡，德國農民也取得了比英法農民更多的自由。的確，在十六世紀初葉，德國可以說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可是現在，在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德國又陷於莫斯科公國式的野蠻落後狀態。農奴制度又恢復了，甚至擴大到了以前從來沒有實行過這個制度的地方。城市喪失了自治的權利。農民們，工人們，甚至中產階級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諸侯的窮凶極惡的剝削，處於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對學問和藝術的探索，完全陷於停頓。貪婪的統治者對於日耳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毫無感情的，他們徹底撲滅了臣民中間這種情緒的任何表現。文明在德國停止了發展。正如一個歷史學家所說，德國﹁被人為地固定在一個中世紀式的混亂和軟弱的水準上﹂。

　　經過這次挫折，德國一直沒有徹底恢復元氣。接受專制統治，盲目順從像小暴君那樣統治的王公諸侯，這種心理已深入德國人的思想中。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在英國取得迅速進展、在一七八九年在法國爆發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議會統治思想，在德國卻根本沒有萌芽。德國人在政治上的這種落後狀態，使德國隔絕於西方其它國家，也落後於西方其它國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被分裂為這麼多小國家，同歐洲的思想和發展的潮流完全隔絕。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要瞭解德國人民以後走上的自取滅亡的道路和決定這條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狀態，必須記住這一點。最後，德意志民族國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來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來維持的。

　　普魯士位於易北河之東。隨著十九世紀的消逝｜｜在這個世紀裡，法蘭克福一些思想混亂、性格怯懦的自由主義者曾經企圖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建立一個有點民主的、統一的德國，可惜失敗了｜｜普魯士開始掌握德國的命運。好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日耳曼人的國家一直置身於德國歷史發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幾乎好像是個歷史的畸兒。普魯士原來是易北河以東多沙的荒地上一個邊疆國家勃蘭登堡。這些荒地都是十一世紀以後逐步從斯拉夫人手裡奪取過來的。統治勃蘭登堡的是霍亨佐倫家族，他們不過是些軍事冒險家。在他們的統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蘭人︶沿著波羅的海逐步往回退，敢於起來反抗的，不是被消滅了，就是成了無地的農奴。德意志帝國法律原來禁止諸侯稱王，但是在一七○一年，皇帝默許了選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為普魯士境內的國王。

　　這時，普魯士已經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歐洲主要的軍事強國之一。它沒有其它國家那樣的富源。它的土地貧瘠，缺乏礦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沒有大城市，也沒有工業，文化很落後，甚至貴族也很窮。無地農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著堅毅的意志和組織的天才，霍亨佐倫王室終於建立了一個斯巴達式的軍事國家，它的軍隊，訓練有素，每戰必勝。它總是同當時最強的國家結成暫時的同盟，運用這種權術外交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土。

　　這樣就完全人為地出現了一個國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產物，也不是一種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產物，它所以能夠維持，是靠統治者的絕對權力，是靠一批忠實執行命令的思想偏狹的官僚，是靠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國家歲收有三分之二一一有時多達六分之五｜｜花在軍隊上，軍隊在國王統率下成了國家本身。米拉波曾說，﹁普魯士不是一個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用管理一個工廠那樣的效率和殘酷無情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成了至高無上的一切；人民不過是一部大機器中的小齒輪。不僅國王和領操的班長這樣教導個人，而且哲學家也這樣教導個人：他們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順從、工作、犧牲、義務。甚至康德也宣傳，義務要求壓制人情，而普魯士詩人維利巴耳德‧亞歷克西斯就歌頌人民在霍亨佐倫王室統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歡這種情況的萊辛看來，﹁普魯士是歐洲最奴化的國家﹂。

　　在現代德國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魯士的特有產物。正如他們所說，他們是一種主宰種族。他們佔據了從斯拉夫人手裡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莊園，經營農業，在莊園裡幹活的就是這些斯拉夫人，後者成了同西方農奴完全不同的一種無地農奴。普魯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歐的土地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歐，佔有大多數土地的貴族從農民那裡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貢品，農民雖然常常處於農奴的地位，但是仍舊享有一定的權利，可以｜｜而且事實上也如此｜｜逐步贖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農民是社會中一個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雖然有他們的種種缺點，在養尊處優的條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種教養，從而形成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這可以從他們優雅的舉止、思想和藝術中看到。

　　而普魯士的容克卻不是養尊處優的人。他們經營規模很大的莊園，工作極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廠主。他們對待無地農民完全像奴隸一般。在他們的大莊園裡，他們是絕對的主人。當時普魯士也沒有西方的那種大城市或人數相當多的中產階級，因此容克受不到他們的文明影響。同西方有教養的貴族相反，普魯士容克變成了一種粗野、專橫、傲慢的人，沒有教養，沒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殘酷無情，心胸狹隘，斤斤計較，喜歡占小便宜，這最後一點，有些德國歷史學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奧托‧馮‧俾斯麥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就是這個政治天才，這個宣傳﹁鐵和血﹂的人，在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一年之間結束了為時幾達一○○○年之久的德國分裂狀態，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魯士國家，或者可以稱為普魯士德國。我們時代的德國，就是俾斯麥一手創造的，它是近百年來歐洲和世界的一個﹁問題兒童﹂，是一個人民天賦優異、精力充沛的國家。就是在這個國家裡，先是俾斯麥這個傑出人物，以後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後是希特勒，在軍官階層和許多古怪的知識份子的幫助下，培養出了一種對權力和統治的野心，對橫行無忌的軍國主義的熱情，對民主和個人自由的輕視，對權威和極權主義的慾望。在這種情緒的蠱惑之下，這個民族突然興起，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然後又跌落下來，如此起起伏伏，幾經盛衰，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才看來似乎已經完蛋。但是，要有把握地這麼說，現在恐怕為時尚嫌過早。

　　﹁當前的重大問題，﹂俾斯麥在一八六二年擔任普魯士首相時宣稱，﹁是不能用決議和多數表決來解決的一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人們的錯誤就在這裡｜｜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時所採取的就是這種方法，不過話得說回來，除了鐵和血以外，他還輔之以一種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極盡詭詐之能事。俾斯麥的目的是要扼殺自由主義，扶植保守主義的力量，也就是容克、軍隊、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國能與奧地利相抗衡，不僅成為日耳曼人中間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話，也要成為歐洲的支配力量。﹁德國所仰望於普魯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義，﹂他在普魯士議會對議員們說，﹁而是它的武力。﹂

　　俾斯麥的第一項工作便是加強普魯士軍隊；在議會拒絕增加軍隊撥款以後，他就自己設法籌錢，最後解散了議會。軍隊加強了以後，他就進行了連續三次的戰爭。第一次戰爭是一八六四年進攻丹麥，結果使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兩個公國歸德國統治。第二次戰爭是一八六六年同奧地利的戰爭，它的後果非常深遠。奧地利幾百年來一直是日耳曼人國家中領袖群倫的國家，經此一戰，就再也不能過問日耳曼人的事情了。俾斯麥不許它參加他現在著手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聯。

　　﹁在一八六六年，﹂著名的德國政治學者威廉‧羅普克曾經寫道，﹁德意志不再存在了。﹂普魯士乾脆兼併了緬因河以北曾經同它作戰過的所有日耳曼人國家，唯一例外是薩克森。這些國家包括漢諾威、黑森、拿索、法蘭克福以及易北河沿岸的一些公國。至於緬因河以北的所有其它國家，則都被迫參加了北德意志邦聯。現在版圖已從萊因河一直到柯尼斯堡的普魯士，完全占統治地位，而且在五年之後，由於拿破崙三世法國的戰敗，以較大的巴伐利亞王國為首的南德意志各國也將被併入普魯士德意志。

　　俾斯麥的最高成就是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建立第二帝國，當時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的明鏡殿登基為德國皇帝。德國被普魯士的武裝力量統一後，成為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在歐洲的唯一對手只剩下英國了。

　　但是有一樁缺陷卻是個致命傷。正如特萊希克所說，德意志帝國在實際上不過是普魯士的擴大。他強調說：﹁普魯士是支配因素。｜｜帝國的意志不過是普魯士國的意志。﹂這說的是實情，而且它對德國人自己後來產生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三三年，而且可以說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的覆亡為止，德國歷史的進程，除了魏瑪共和國一段時期而外，是完全按照一條直線，按照必然的邏輯發展的。

　　儘管裝起了民主的外表，成立了帝國議會，議員由成年公民普選產生，但是德意志帝國在實際上是身兼皇帝的普魯士國王統治下的一個軍事專制國家。帝國議會權力很少，它不過是個人民代表在這裡發洩發洩牢騷不滿和為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爭取一些細微利益的辯論場所。權力掌握在君主手裡，這是神授給他的。近至一九一○年，威廉二世居然還能夠宣稱，皇冠﹁完全是上帝所賜，而不是由議會、人民議會或人民的決定所授與的｜｜鑒於我是上帝的工具，﹂他補充說，﹁我將獨行其是﹂。

　　他不受議會的牽制。他所任命的首相只對他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議會既不能罷免也不能挽留。這完全是君主的特權。因此，與西方其它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民主的思想，人民主權的思想，議會權力至高無上的思想，從來沒有在德國站穩過腳跟，甚至在二十世紀開始以後也是如此。不錯，社會民主黨歷經俾斯麥和皇帝的多年迫害，在一九一二年終於成為帝國議會中第一大黨。他們大聲疾呼地要求實行議會民主。但是他們是不起什麼作用的。他們儘管是第一大黨，但是仍是一個少數派。工業革命來得雖然晚了一些，但是發展卻很驚人，中產階級因此興旺起來，他們給俾斯麥的武力和戰爭政策的勝利弄得眼花繚亂，終於為了物質上的利益而出賣了他們可能有的任何政治自由的想望。他們接受了霍亨佐倫王室的專制統治。他們心甘情願地服從容克官僚，他們熱烈地擁護普魯士軍國主義。德國走運的時刻已經來了，為了使它繼續走運，他們｜｜而且幾乎包括全體人民｜｜都很願意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

　　在這些人中間，在最末的一代中，就有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在他看來，俾斯麥的第二帝國雖然有錯誤和﹁可怕的腐朽勢力﹂，卻是一種顯赫的豐功偉業，德國人終於有了自己應有的地位。

　　﹁德國不是所有國家中唯一建立在純粹力量的政策基礎上的帝國的傑出榜樣嗎？帝國的胚種細胞普魯士是由於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於金融的操縱和商業的買賣而建立起來的，而帝國本身又完全是積極進取的政治領導和視死如歸的軍人氣概的光榮結果｜｜

　　︵第二︶帝國的創建本身好像被一件振奮全國人心的事件的魔力增添了光輝。經過了一系列無可比擬的勝利以後，誕生了一個留傳給後代子孫的帝國｜｜這是對不朽的英雄主義的酬報｜｜這一帝國的存在不是由於議會各派別的勾心鬥角，它的建國的崇高方式，使它超絕於其它國家之上；因為宣佈我們的意志，宣佈德國人，不論貴族平民，都決心要在將來建立一個帝國，再次把帝國的地位升高到無上的高度，這個莊嚴的行動，不是在議會的舌戰的嘮叨聲中，而是在巴黎郊外前線的隆隆炮聲之中完成的｜｜俾斯麥國家的創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膽小鬼，而是置身前線的將士。

　　這種獨特的誕生方式和炮火的洗禮為帝國增添了只有最古老的國家｜｜但是為數稀少｜｜才能自誇的歷史性的光輝。

　　現在開始了步步上升的歷程！

　　外部的行動自由為內部提供了每日的麵包。國家在人口和物產方面都富饒起來。國家的榮譽和全國人民的榮譽受到了一支可以極其明顯地表現出與以前德意志聯邦不同的軍隊的保護。﹂

　　這就是希特勒決心要恢復的德國。在︽我的奮鬥︾中，他詳盡地討論了他心目中的德國覆亡的原因：容忍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中產階級貪圖物質享受和自私自利的思想、霍亨佐倫王室周圍﹁阿諛奉承之徒﹂的惡劣影響、同腐化墮落的哈布斯堡王室和不可信任的義大利人結盟而不同英國結盟的﹁為害極大的德國結盟政策﹂、缺少一項根本的﹁社會的﹂和種族的政策。他保證，這些錯誤是國家社會黨一定要糾正的。

第三帝國的思想根源

　　但是除了歷史以外，希特勒還從哪裡得到思想上的啟發呢？他在德國國內外的反對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沒有在尚不太晚的時候注意到這一點，但是他卻像許多德國人一樣，兼收並蓄地汲取了十九世紀德國思想家各種各樣不負責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這些亂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從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樣糊塗的冒牌哲學家或者他那醉醺醺的詩人朋友狄特里希‧埃卡特那裡拾來的牙慧，卻以一個初入門者的滿腔熱情來奉為至寶。更糟糕的是，他決心要把這些思想付諸實行，只要一有機會。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紊繞在希特勒腦際的這些思想是些什麼思想：對戰爭和征服的歌頌，極權主義國家的絕對權力；認為亞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種族的信念，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視；對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蔑視，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獨創之見｜｜雖然實行這種思想的方式後來證明是他的獨創。這些思想來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個世紀內支配德國思想界的一批無奇不有的學問淵博然而頭腦有失平衡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後來事實證明，這些思想不僅對德國人，而且對很大一部分人類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毫無問題，在德國人中間，曾經出過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諸如萊布尼茲、康德、赫得、洪堡、萊辛、歌德、席勒、巴哈和貝多芬等｜｜而且他們對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是，正好與從俾斯麥一直傳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魯士德國的興起同時，在十九世紀開始佔優勢的德國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爾，後來是特萊希克、尼采、理查‧華格納，以及一批較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後者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還有一個古怪的法國人和古怪的英國人。這些人終於造成了德國在精神上與西方的分裂；這種分裂狀態至今還沒有彌補過來。

　　一八○七年，普魯士在那拿屈辱地被拿破崙擊敗以後，約翰‧戈特利勃‧菲希特開始在他擔任哲學教授職位的柏林大學的講壇上發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書︾。這些演講深深地激動了和鼓舞了一個陷於四分五裂的戰敗國家的人民，它們的響亮回聲即使到了第三帝國時代仍舊隱約可聞。對於一個戰敗國的意氣沮喪的人民來說，菲希特的教導是一種醉人的烈酒。在他看來，拉丁民族｜｜特別是法國人｜｜和猶太人都是腐朽種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興的可能。他們的語言是最純潔的，最與眾不同的。只有在他們的影響下，歷史才能展開一個新的紀元。這個新紀元將反映宇宙的法則。它將由一批為數不多的社會精華來領導，他們沒有任何﹁個人﹂性質的道德觀念的約束。這些思想就是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的希特勒寫在他的︽我的奮鬥︾中的一部分思想。

　　菲希特一八一四年逝世後，他在柏林大學的講座由格奧爾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爾繼任。黑格爾是一個思想敏銳、觀察深刻的人，他的辯證法啟發了馬克思和列寧，因此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確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把國家頌揚為人類生活中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思想，為俾斯麥的第二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鋪平了道路。在黑格爾看來，國家就是一切，或者幾乎就是一切。他認為國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現；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倫理概念｜｜倫理思想｜｜認識和思維本身的體現﹂；國家﹁對個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個人的至高無上的責任是做國家的一份子｜｜因為世界精神的權利是超越一切個人特殊權利的｜｜﹂

　　那麼個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裡呢？黑格爾答覆說，﹁世界歷史不是幸福的帝國。幸福的時期，﹂他宣稱，﹁是歷史上空白的篇頁，因為這些時期是和諧一致、沒有衝突的時期。﹂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劑。在黑格爾看來，它有益於﹁為長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理健康，正如颳風使海洋去除長期平靜所造成的污穢一樣。﹂

　　任何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都不得影響至高無上的國家或領導國家的﹁英雄﹂。﹁世界歷史佔有一個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絕不能與世界性歷史性的功業及其實現發生衝突。絕不能以喃喃連禱的那些個人品德了｜｜謙虛、仁愛、寬容｜｜來反對它們｜｜這樣強大的一種形式︵國家︶必須踐踏許多無辜的花草｜｜壓碎它的前進道路上的許多東西。﹂

　　黑格爾預料德國在恢復了它的天賦才能以後就會建立這樣一個國家。他預言，﹁德國的時辰﹂將會來到，它的使命將是振興世界。誰如果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就不難瞭解希特勒像馬克思一樣從他那裡得到了多少靈感的啟發，哪怕這是經別人之手而得來的。尤其是，黑格爾在他關於﹁英雄﹂｜｜那些由於神秘的天意而命中註定要執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偉大人物｜｜的理論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強烈的使命感啟發了希特勒，這一點我們在本章結尾時就會談到。

　　海因里希‧馮‧特萊希克是稍後來到柏林大學的。從一八七四年起一直到他在一八九六年去世時為止，他一直在那裡擔任歷史學教授，很受學生歡迎，講課時座無虛席，熱情的聽眾中不僅有學生也有參謀本部的軍官和容克官僚。他在十九世紀末期對德國思想界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時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時代。他雖然是薩克森人，卻是個竭力主張普魯士化的人。他比普魯士人更加普魯士化。像黑格爾一樣，他也頌揚國家，視之為至高無上，但是他的態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個國家裡不過是奴隸而已。﹁只要你服從，﹂他宣稱，﹁不用管你怎麼想。﹂

　　在宣稱戰爭是人類的最高自我表現方面，比起黑格爾來，特萊希克有過之無不及。在他看來，﹁軍事榮譽是一切政治價值的基礎；而在德國的豐富的榮譽寶庫中，普魯士的軍事榮譽是一顆明珠，其價值之高，不亞於我們的詩人和思想家的傑作。﹂他認為，﹁盲目追求和平｜｜已經成了我們時代的思想和道德的恥辱。﹂

　　戰爭不僅僅是一種實際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種理論上的必要，一種邏輯的要求。國家這一概念意味著戰爭的概念，因為國家的本質是權力｜｜要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滅戰爭不僅是一種荒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極其不道德的希望。這將造成人類靈魂的許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縮｜｜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執迷於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為在超然孤立中衰敗而不可救藥地滅亡。

　　尼采像歌德一樣對德國人民評價不高，而且在其它方面，這個狂妄自大的天才的一些言論也與十九世紀德國沙文主義思想家有所不同。的確，他認為，包括菲希特和黑格爾在內的大多數德國哲學家都是﹁不自覺的騙子﹂。他嘲笑﹁康德老頭兒的塔杜夫作風﹂。他在︽Ｅｃｃｅ　Ｈｏｍｏ︾︵︽何等的人︾︶中寫道，德國人﹁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多麼卑鄙﹂，他的結論是，﹁凡是德國力量所到的地方，它都要破壞文化﹂。他認為，世界上所以存在﹁奴隸道德﹂，基督教徒同猶太教徒同樣要負責；他從來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他有時擔心普魯士的前途，在他晚年發瘋之前，甚至懷有歐洲聯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但是我認為，在第三帝國生活過的人，沒有一個不對尼采的影響有深刻印象的。正如桑塔亞那所說，他的著作中可能充滿了﹁愉快的蠢話﹂和﹁孩子氣的咒罵﹂。但是納粹文人還是樂此不疲地頌揚他。希特勒常常到魏瑪去參觀尼采博物館，大事宣傳他對這個哲學家的尊敬，讓記者拍他出神地瞻仰這個偉人胸像的照片。

　　把尼采當作納粹世界觀的創始者之一是不無理由的。這個哲學家不是曾經用盡其精闢的警句格言，來大力反對民主和議會制度、宣傳權力的意志、讚美戰爭、宣佈主宰種族和超人的來臨嗎？幾乎在任何想像得到的問題上，一個納粹黨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話，而且事實也確實如此。關於基督教義：﹁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錯誤｜｜我稱它為人類無法洗雪的污點｜｜這種基督教義不過是社會主義者的典型說教。﹂關於國家、權力和人類的叢林世界：﹁社會一向認為美德不過是取得力量。權力和秩序的手段。國家︵是︶有組織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報復的意志｜｜社會無權僅僅為其本身的緣故而存在，它只能充當下層建築和腳手架，為讓精選的種族得以借之上升，擔負更高的責任｜｜所謂生活權利、工作權利、幸福權利這種東西是根本沒有的：在這一方面，人類同最低賤的蛆蟲沒有區別。﹂他頌揚超人是肉食猛獸，﹁傑出的金髮碧眼野獸，虎視眈眈地等待撲向獵獲物和勝利﹂。

　　那麼戰爭呢？在這個問題上，尼采採取了十九世紀大多數其它德國思想家的觀點。這位哲學家用舊約那種宏亮的語言來寫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在書裡面喊道：﹁你們愛和平應以它作為新戰爭的手段，愛短期和平應勝過長期和平。我勸告你們不要工作，要去作戰。我勸告你們不要和平，而要勝利｜｜你們說，和平是甚至使戰爭也變成神聖的事業？我對你們說：只有戰爭才使一切事業變成神聖。戰爭與勇氣所做出的豐功偉績，大大超過慈悲。﹂

　　最後，尼采還預言未來的社會精華人物將統治世界，超人將由此產生。在︽權力的意志︾︵︽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一書中，他宣稱，﹁一個大膽的統治者種族正在加強自己｜｜目的應該是為在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賦最厚的一種特別強壯的人準備根據新的原則估計價值標準。這種人和他周圍的精華人物應該成為地球的主人﹂。

　　德國最有獨創之見的一位思想家的這種狂言大語，在希特勒的混亂的頭腦中一定引起了強烈的共嗚。總而言之，他把這些狂言大語｜｜不僅是這種思想，而且連這位哲學家的過分誇張的癖好，甚至他的措辭｜｜都據為己有。﹁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奮鬥︾中常見的話。希特勒最後認為自己就是尼采所預言的超人，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

　　﹁凡是要想瞭解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的人必須瞭解華格納。﹂希特勒常常這麼說。這可能是基於對這位偉大的作曲家的某種誤解，因為，雖然理查‧華格納像希特勒一樣對猶太人懷有一種瘋狂的仇恨，深信他們要用金錢來統治全世界，雖然他蔑視議會制度、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追求物質利益和庸俗習氣，他也熱烈地希望德國人能夠﹁以他們特殊的天賦﹂，﹁成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統治者﹂。

　　不過，促成產生現代德國的神話，使得現代德國有了一種日耳曼式世界觀，以致希特勒和納粹黨不無理由把它接過來據為己有的，不是華格納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偉大的歌劇，這些歌劇生動地再現了日耳曼人的遠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話，它那戰爭的神祇和勇士，它那惡魔和巨龍，它那流血格鬥和原始的部族禮法，它那宿命觀念，它那以愛情與生命為光榮、以死亡為高貴的觀念。

　　希特勒從早年時代起就崇拜華格納，甚至在他瀕死的時候，在俄國前線附近大本營的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在他的天下開始崩潰和他的雄圖化為泡影的時候，他還喜歡回憶他聽到華格納的偉大作品時的一切情景，回憶這些作品對他的影響，回憶他從拜羅伊特音樂節、從無數次訪問這位作曲家的故居瓦恩弗雷德別墅時所得到的靈感，在這所故居中，作曲家的兒子齊格菲‧華格納和他的英國出生的妻子溫尼弗雷德仍住在那裡，他有一個時期曾是希特勒所敬重的朋友。

　　﹁華格納的每一部作品都給我帶來莫大的愉快！﹂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夜裡，在德軍第一次在俄國遭到慘重失敗後不久，希特勒在東普魯士拉斯登堡的﹁狼穴﹂地下防空洞中同他手下的將領和黨內助手︵其中有希姆萊︶談話的時候曾經感嘆他說過這麼一句話。在防空洞外面，遍地白雪皚皚，寒冷徹骨，這是他最痛恨和害怕的兩個因素，也是造成這次戰爭中德國第一次軍事失利的兩個因素。但是在暖和的地下防空洞中，至少在這個晚上，他的腦子裡想到的是他的生命的偉大靈感泉源之一。﹁我還記得，﹂他說，﹁我第一次踏進瓦恩弗雷德時的感情。說我受到了感動，還不足以表達我的感情於萬一！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從來總是支持我的，甚至齊格菲‧華格納。我同他們都很熟，相互直呼名字。我愛他們一家人，我也愛瓦恩弗雷德這所房子｜｜拜羅伊特十天音樂節永遠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我將來總有一次重飭這個聖地，我就非常高興｜｜在拜羅伊特音樂節結束後那一天｜｜我感到非常悲哀，就像你把聖誕樹上的裝飾卸下來的時候一樣。﹂

　　雖然希特勒在那個冬夜的獨白中一再說，在他看來，︽崔斯坦與依索德︾︵︽Ｔｒ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ｄｅ︾︶是﹁華格納的傑作﹂，但是為德國，特別是為第三帝國提供這麼多的原始日耳曼神話的，還是那部了不起的︽尼伯龍根的指環︾︵︽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　Ｒｉｎｇ︾︶，這是連續性的四部歌劇，取材於日耳曼民族偉大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ｄ︾︶，作曲家為了這部作品花了二十五年的心血。一個民族的神話往往是那個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高級和最真實的表現，這種情況在德國是再確實不過了。席林甚至認為，﹁一個民族是有了神話以後才開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體的哲學，表現在它的神話裡面；因此，它的神話包含了民族的命運﹂。曾經用現代語言寫過︽尼伯龍根之歌︾的當代詩人馬克斯‧梅爾宣稱：﹁人本主義希望希臘諸神對我們文化發生深刻影響，現在這種影響已經很少了｜｜但是齊格菲和克里姆希爾德卻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靈中！﹂

　　齊格菲和克里姆希爾德、勃隆希爾德和哈根都是許多現代德國人喜歡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們一起，同這個野蠻的、多神的尼伯龍根人的世界一起，一個爾虞我詐、暴力橫行、血流成河，最後以Ｇ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ｍｅｒｕｎｇ︵諸神的末日︶告終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義的世界，在沃旦歷經盛衰之後縱火焚燒瓦拉拉時，在一場自我毀滅的狂亂中化為烈焰，同歸於盡。這種毀滅，一直使德國人的心靈著迷，一直使他們在精神上滿足了某種渴望。這些英雄人物，這個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爾的話來說，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靈中﹂。在這種德國人的心靈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文明的精神與尼伯龍根人的精神的鬥爭，而在本書所涉的時期裡，後者的精神似乎佔了上風。一九四五年，希特勒企圖與沃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國的毀滅，想使德國同他一起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烈焰，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華格納是個有驚人天才的人，是個氣魄雄偉的藝術家，他的成就遠遠超出了上述幾點。︽指環︾歌劇中的衝突，常常圍繞著貪圖黃金這個主題，作曲家把這一點同﹁現代資本主義悲劇﹂相比，並且懷著恐懼的心情，眼看著它消滅了自古以來傳下來的一些美德。儘管他的主人翁都是異教徒，但是他並沒有像尼采那樣，對基督教義感到絕望。他對犯了錯誤的自相殘殺的人類還是有著悲天憫人的胸懷。但是希特勒說，要瞭解納粹主義，必須先瞭解華格納。這話並不完全是錯的。

　　華格納曾先後與叔本華和尼采相識，並受到他們的影響，雖然尼采後來與華格納發生了爭吵，因為尼采認為華格納的歌劇，特別是在︽派西法爾︾︵︽Ｐａｒｓｉｆａｌ︾︶中，表現了太多的基督教徒的克制。華格納在他長壽的多事的一生中，結識了另外兩個人，一個是法國人，一個是英國人，這兩個人對本書所敘述的歷史所以有重要意義，與其說是由於他們對他個人的影響︵固然其中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不如說是由於他們對德國人思想的影響，因為正是他們的影響，使德國人的思想導向第三帝國的出現。

　　這兩個人，一個名叫約瑟夫，亞瑟‧德‧戈平瑙伯爵，是個法國文人兼外交官，一個名叫豪斯頓‧斯蒂華‧張伯倫，是有史以來英國最大的怪人之一。

　　不過話得說在頭裡，他們兩個人都不是江湖騙子。他們兩個人都是博學多聞，遊蹤極廣之士。但是他們兩人都創造了極為荒唐的種族理論。這種理論，除了德國人是唯一例外，沒有人︵甚至他們本國的人︶加以認真對待過。但是在納粹黨人看來，他們的頗成問題的理論卻成了福音書。說張伯倫是第三帝國的精神上的創建人，也許並不過分誇張，因為我曾聽到不止一個希特勒的追隨者這麼說。這個古怪的英國人把日耳曼人看成是主宰種族，是未來的希望。他崇拜理查‧華格納，最後娶了華格納的一個女兒為妻。他起初擁戴威廉二世，繼而擁戴希特勒，他是他們兩個人精神上的導師。在他的怪誕的生命快結束的時候，他竟認為，這個奧地利下士是上帝派來領導德國人民走出荒野的人，這件事發生在希特勒上臺之前，或者說有任何上臺希望之前很久的時候。因此希特勒把張伯倫看成是一個先知，並非偶然，後來事實證明張伯倫的確是個先知。

　　在這兩個人的著作中，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在種族問題和德國的命運問題上把一種瘋狂思想灌輸到德國人心中呢？

　　戈平瑙的主要貢獻是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五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人種不平等論︾︵︽Ｅｓｓａｉｓｕｒ　Ｌ﹄ｌｎｅｇａｌｔｅ　ｄｅｓ　Ｒａｃｅｓ　Ｈｕｍａｉｎｅｓ︾︶。說也奇怪，這個法國貴族在皇家禁衛軍當過軍官以後，卻以亞歷克西斯‧德‧托基維爾內閣的秘書長身份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托基維爾是︽美國的民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一書的著名作者，曾在一八四八年擔任過很短一個時期的總理職務。戈平瑙後來到漢諾威和法蘭克福去當外交官，他的種族不平等理論是從他同德國人的接觸中，而不是從他同托基維爾的接觸中形成的，不過他曾經承認，他寫這部著作，部分原因是為了要證明他自己的貴族祖先的優越性。

　　根據戈平瑙在這部作品中給漢諾威國王所寫的獻辭，在他看來，歷史和文明的關鍵是種族。﹁歷史上一切其它問題都受種族問題的支配｜｜各種族的不平等足以說明各國人民的命運的整個情況。﹂主要人種有三個，白種、黃種、黑種，其中以白種為最優越。他認為：﹁歷史證明，所有文明都起源於白種人，沒有白種人的合作，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而亞利安人是白種人中間的明珠，﹁這一光芒四射的種族，是白種人中間最高貴的種族，﹂他們的起源，他一直追溯到中亞細亞。不幸的是，據戈平瑙說，當代的亞利安人同一些劣等種族混血通婚，這在當時的南歐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西北方面，大致上沿著塞納河向東到瑞士的一條線以北，亞利安人雖然遠遠談不上非常純粹，但還保持著是一個優秀的種族。他們包括一部分法國人，全部英國人和愛爾蘭人，低地國家的人民，萊因河流域和漢諾威的人民，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人民。戈平瑙似乎把住在這條線以東和東南的大部分日耳曼人排除在外，這一點，在納粹黨人提倡他的學說的時候，馬馬虎虎地掩飾過去了。

　　即使如此，在戈平瑙的心目中，日耳曼人，至少是西部日耳曼人，也許仍然是亞利安人中最優秀的，這一點納粹黨人並沒有加以掩飾。他發現，凡是日耳曼人足跡所到之處，都帶來了進步。甚至在羅馬帝國中也是如此。征服了羅馬人和擊潰了他們帝國的所謂野蠻的日耳曼部落，對文明做出了一個傑出的貢獻，因為到四世紀的時候，羅馬人比退化的雜種好不了多少，而日耳曼人相對地來說，卻是血統純粹的亞利安人。他宣稱：﹁亞利安種日耳曼人是強大的種族｜｜因此，他們的思想、言論和行為有著很大的重要性。﹂

　　戈平瑙的思想，在德國很快被接受過去。華格納在一八七六年這個法國人已屆晚年︵他於一八八二年去世︶的時候認識了他，熱情地提倡他的學說，不久之後，德國各地紛紛成立了戈平瑙協會。

豪‧斯‧張伯倫的奇異的一生和著作

　　德國戈平瑙協會的熱心會員中有一個豪斯頓‧斯蒂華‧張伯倫，他的一生和著作，是導致第三帝國的興起和覆亡的無情的歷史進程中最令人莫測的奇怪事件之一。

　　張伯倫於一八五五年生於朴資茅斯，他的父親是一位英國海軍上將，他的叔伯之中，有一個是英國陸軍元帥尼維爾‧張伯倫爵士，有兩個是英國陸軍將軍。他最後成了理查‧華格納的女婿，本來是要送他參加英國海軍或陸軍的，但是因為體弱多病而放棄了這個打算，家裡送他到法國和日內瓦受教育，法語就成了他的第一語言。在十五歲到十九歲之間，命運使他結識了兩個德國人，從此之後，他就對德國一往情深，最後成了德國公民和德國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寫了許多著作，﹁全部都是用德語寫作的，其中有好幾部著作對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其它無數較次要的德國人發生了一種幾乎是頭暈眼花的影響。

　　一八七○年，張伯倫十五歲的時候落在一個名叫奧托‧孔策的傑出家庭教師的手裡，孔策是個最最普魯士化的普魯士人，在他擔任家庭教師的四年中，他把英勇尚武、戰無不勝的普魯士式的武功和一一顯然沒有想到兩方面的尖銳對照一一貝多芬、歌德、席勒、華格納那樣的藝術家和詩人的傑作深深地打入了張伯倫敏悟的心靈。張伯倫十九歲的時候瘋狂地愛上了安娜‧霍爾斯特，她也是個普魯士人，年紀比他大十歲，同他一樣，也極其神經質。一八八二年他二十七歲的時候，離開了在那裡曾經埋頭三年，研讀過哲學、自然史、物理、化學、醫學的日內瓦，到了拜羅伊特。在那裡，他遇見了華格納，據他說，後者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陽。他還遇見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瑪，他在此後一生之中，一直對她保持了熱情的、奴隸般的忠誠。一八八五年，他同當時已成了他的妻子的安娜‧霍爾斯特一起，到德雷斯登去住了四年，從這一年起，他在思想上和語言上成了一個德國人。一八八九年他到維也納，在那裡住了十年，最後在一九○九年又回到拜羅伊特，一直住到一九二七年去世。他在一九○五年同他原來崇拜備至的普魯士妻子離了婚：當時她已六十歲了，在精神上和體質上都比他病得更嚴重︵據他說，他因為不得不分居而極感痛苦，幾乎發瘋︶。三年後，他娶了愛娃‧華格納為妻，在瓦恩弗雷德附近定居下來，因為在那裡他可以就近照顧他的岳母，受尊敬的和意志堅強的考西瑪。

　　張伯倫是個非常敏感的神經質的人，神經官能症常常發作，據說他能看到惡魔，這些惡魔往往無情地驅使他從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繼續不斷的寫作。一個接著一個的幻象驅使他從研究生物學改為研究植物學，又改為研究藝術、音樂、哲學、傳記、歷史。有一次，在一八九六年，他從義大利回來，在一個惡魔的驅使之下，他中途在加爾頓下了火車，租了一間旅館房間，關起門來有八天之久，放棄了他原來想寫的關於音樂的文章，而緊張地寫了一篇生物學論文，終於得到了從此以後貫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種族和歷史。

　　不論他有什麼樣的缺點，他的思想的天地確是極為廣闊：文學、音樂，生物學、植物學、宗教、歷史。政治，無所不通。正如讓‧雷勒所指出的，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種深刻的靈感的一致，這些著作的前後一貫性極為突出。由於他自己覺得受惡魔的驅使，他的有關論述華格納、歌德、康德、基督教義和種族的著作，都是在一種可怕的熱病襲擊下，一種真正的神志昏迷的狀態中，一種自我陶醉的境界中寫成的，因此，據他自己在自傳︽生活的道路︾︵︽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中所說，他常常認不出這些東西是他自己的作品，因為它們超過了他所預期的程度。神經比他正常的人後來推翻了他的種族理論和他的許多歷史見解，而且在艾德蒙‧凡爾梅爾這樣一位法國日耳曼學家看來，張伯倫的思想基本上是﹁賣膏藥的﹂，但是在希特勒的傳記作者、反納粹的德國作家康拉德‧海頓看來，雖然張伯倫的種族學說所造成的影響使他深感遺憾，張伯倫仍然﹁是德國思想史上具有最驚人的才華的人之一，是知識和深刻思想的一個寶庫﹂。

　　影響德國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為納粹黨人提供了種族謬論的作品，是張伯倫一八九七年四月一日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間的十九個月時間中在維也納在他的一個﹁惡魔﹂驅使下寫的一部長達一千二百頁的巨著︽十九世紀的基礎︾︵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這部著作是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

　　同張伯倫所欽佩的戈平瑙一樣，張伯倫發現，歷史的關鍵，的確也可以說文明的基礎，在於種族。要瞭解十九世紀，也就是說當代世界的現象，人們必須首先要考慮二下古代的遺產。張伯論認為，古代的遺產有三：希臘的哲學和藝術、羅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遺產的承受人也有三個：﹁兩個血統純粹的種族﹂猶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帶的雜種拉丁人｜｜張伯倫稱他們為﹁各種民族的大混雜﹂。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繼承這份光輝的遺產。不錯，他們在歷史上出現得很遲，到十三世紀時才出現。但是就在這以前，他們已滅亡了羅馬帝國，這就證明了他們的價值。他說：﹁有人說，野蠻的條頓人造成了所謂﹃中世紀的黑夜﹄，這種說法是不確實的。相反，這個黑夜是垂死的羅馬帝國所造成的人類不講種族的大混雜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破產以後降臨的。要不是條頓人，全世界就會籠罩著永恆的黑夜。﹂在他寫作的時候，他把條頓人看成是世界的唯一希望。

　　張伯倫把居爾特人和斯拉夫人都包括在﹁條頓人﹂中間，不過條頓人是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的定義是相當含糊的，有一次他說，﹁凡是行為像條頓人者，即條頓人，不論其原來種族是什麼﹂。也許他說這句話是因為他想到自己的非日耳曼血統，無論如何，根據張伯倫的說法，條頓人是﹁我們文化的靈魂。每個民族今天作為一種活著的力量，其重要性取決於它的人口中純正條頓血液的比例｜｜只有在條頓人用他的靈巧的手掌握了古代遺產的時候，真正的歷史才開始﹂。

　　那麼猶太人呢？︽十九世紀的基礎︾中最長的一章論述了猶太人。我們已經看到，張伯倫聲稱，猶太人和條頓人是西方僅有的血統純粹的兩個種族。在這一章中，他譴責﹁愚蠢的令人反感的反猶主義﹂。他說，猶太人並不﹁次﹂於條頓人，僅僅是﹁不同﹂而已。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偉大之處。他們認識到，人類的﹁神聖職責﹂是保持種族的純潔。但是在他進而分析猶太人的時候，張伯倫也陷入了他譴責別人持有的非常庸俗的反猶主義中，這種庸俗的反猶主義最後發展到希特勒時代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衝鋒隊員︾中醜化猶太人時所用的淫猥粗鄙的謾罵。的確可以說，納粹黨的反猶主義的﹁哲學﹂基礎有很大一部分是從這一章來的。

　　張伯倫的見解一望而知是荒謬絕倫的，他宣稱，基督的人格是古代傳給現代文明的三大遺產之一。他接著著手證明耶穌不是猶太人。張伯倫認為，耶穌出生於加利利，他不能正確地發出亞拉姆語中的喉音字母，這些﹁明顯的跡象﹂，都說明了耶穌有﹁很大比例的非閃族血統﹂。他接著說了一句典型直截了當的話：﹁凡是說耶穌是猶太人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說謊｜｜耶穌不是猶太人。﹂

　　那麼他是什麼種族的人呢？

　　張伯倫答覆道：很可能是個亞利安人！如果不是由於血統的話，那麼也毫無疑問地由於他的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說教，因為這種說教同猶太教的﹁唯物主義和抽象形式主義﹂截然相反。因此，很自然地｜｜至少在張伯倫看來｜｜基督應該成為﹁生命力旺盛的年輕的印歐民族的上帝﹂，特別是條頓人的上帝，因為﹁任何其它民族都沒有具備像條頓人那麼好的條件能夠聽到這神明的召喚﹂。

　　接著他寫了自稱是猶太種族詳細的歷史，從閃族或者說沙漠中的貝都因族與圓頭的長著﹁猶太鼻子﹂的希地族混血開始，最後到與屬於亞利安人的亞摩利人混血為止。不幸的是，亞利安混血種｜｜即亞摩利人，據他說是金髮碧眼、體格魁梧、儀錶堂堂的｜｜來得太晚了，不能對改進﹁腐化的﹂希伯來血統起什麼真正的作用。從此以後，這個英國人｜｜與他的猶太種族血統純粹的理論自相矛盾｜｜發現猶太人成了一種﹁消極的﹂種族，是﹁雜種﹂，因此，亞利安人﹁否認﹂以色列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責怪亞利安人，不該把﹁實際不存在的榮譽﹂給予猶太人，他接著發現猶太人﹁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了可悲的程度﹂。

　　最後，在張伯倫看來，救星在於條頓人和他們的文化，而在條頓人中間，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賦的，因為他們繼承了希臘人和印度一亞利安人的最優秀的品質。因此他們有權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在另外一個地方寫道，﹁這是我的心中蘊藏了多年的認識，肯定的真理。﹂

　　︽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出版後轟動一時，使這個古怪的英國人在德國一舉成名。儘管因為張伯倫是個刻意求功的藝術家，這本書有它的獨特風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辯，但是讀起來卻很費勁。但是它不久之後就在上層階級人士中間很為流行，因為他們似乎在這本書裡發現了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十年之內，它再版了八次，銷了六萬冊，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銷數已達十萬冊。在納粹黨統治時期，它又行銷一時，我還記得，在一九三八年時曾經宣佈它印行第二十四版，當時己銷了二十五萬冊以上了。

　　這本書最初和最熱情的讀者之一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請張伯倫到波茨坦宮中見面，一見之下就互相傾倒，兩人的友誼一直維持到張伯倫在一九二七年死去。他們兩人在第一次會晤後就一直通訊。張伯倫給德皇一共寫了四十三封信，德皇回了其中二十三封，其中有一部分信簡直就是長篇文章，德皇在他的一些激烈演講和聲明中曾經加以採用。﹁上帝把你的書送給了德國人民，把你送給了我。﹂德皇在頭上幾封信中曾經這麼說。張伯倫在這些信中竭盡其阿諛諂媚之能事，到了令人作嘔的程度。﹁陛下和陛下的臣民，﹂他寫道，﹁是生在神聖殿堂的。﹂他還告訴威廉，他在書房裡把威廉的肖像放在里昂納多畫的基督肖像對面，他工作的時候，就可以常常在他的救主和他的君王之間來回踱步。

　　但是張伯倫的奴才氣並不妨礙他向這個性格暴烈、剛愎自用的皇帝不斷進言。一九○八年，威廉頗不得民心，以致帝國議會竟敢責難他過問外交造成不利後果。但是張伯倫勸告德皇說，輿論是白癡和奸賊製造出來的，可以不必去理會它，威廉則答覆說，他們兩個人將站在一起｜｜﹁你用你的筆；我用我的口舌和利劍﹂。

　　這個英國人一直提醒威廉不要忘記德國的使命和命運。﹁德國一旦有了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說，﹁｜｜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預期它能夠得到力量｜｜它必須立刻執行一種科學的天才的政策。奧古斯都曾經有計劃地改造世界，德國也必須如此｜｜有了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的裝備，有了像軍隊一樣嚴密的組織，在藝術、科學、技術、工業、商業、財政，總而言之，在一切方面都優於任何國家，也就是說，自己成了世界的教導者、舵手、先驅，它的每一個人都堅守崗位，每一個人都為神聖的事業貢獻出最大的力量｜｜在這種條件下，德國｜｜必將由於內在的優越性而征服全世界。﹂

　　張伯倫在戰爭中途的一九一六年歸化為德國公民。由於宣傳他所歸化的國家這樣一個光榮的使命，張伯倫得到了德皇一枚鐵十字獎章。

　　但是受到這個英國人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三帝國。雖然第三帝國到他死後六年才出現，但是他早已預見它的到來。納粹黨人把他奉為他們的一個先知，繼承了他的種族理論，繼承了他的熾烈的德國人和德國的使命感。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版了大批書籍、小冊子、文章，頌揚這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精神創建人﹂。希特勒的軍師之一羅森堡就經常把他自己欽佩這位英國哲學家的熱情來灌輸給元首。很可能，希特勒在離開維也納之前就已經知道了張伯倫的著作，因為他的著作在泛日耳曼團體和反猶團體中是很流行的，而這些團體的印刷品又是他在那些日子裡廢寢忘食地閱讀的東西。他也很可能讀過張伯倫在戰時寫的一些沙文主義文章。在︽我的奮鬥︾中，他對於第二帝國沒有更多地採納張伯倫的意見表示遺憾。

　　張伯倫是首先看到希特勒有偉大前途、因而也看到德國人︵如果他們追隨希特勒的話︶有新的機會的德國知識份子之一。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在拜羅伊特見過他，當時張伯倫雖然身患重病，半身不遂，而且德國的戰敗和霍亨佐倫帝國的覆亡｜｜這是他一切希望和預言的崩潰！｜｜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但是這個誇誇其談的年輕奧地利人使他欽佩得五體投地。﹁你有偉大的事業要完成，﹂他在第二天寫信給希特勒說，﹁｜｜我對日耳曼主義的信念從未有片刻的動搖，雖然我承認，我的希望曾處於低潮。你在頃刻之間卻改變了我的精神狀態。在德國最迫切需要的時刻，它誕生了一個希特勒，這就證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產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為這兩件東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切不可分的｜｜願上帝保佑你！﹂

　　當時阿道夫‧希特勒留著卓別林式的小鬍子，加上他的無賴作風，他的強暴粗野的極端行為，大多數德國人都把他當作笑話看待。他當時沒有幾個擁護他的人。但是他的性格中的催眠般的吸引力在這個年老多病的哲學家身上卻起了奇蹟般的作用，恢復了他對他志願歸化的民族的信心。張伯倫加入了襁褓時期的納粹黨，只要健康許可，還為它的沒有什麼銷路的出版物寫文章。一九二四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把當時還關在監獄裡的希特勒捧為上帝派來領導德國人民的。命運招呼過威廉二世，但是他失敗了；現在命運又在招呼希特勒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納粹黨的︽人民觀察家報︾以五欄篇幅刊登賀辭，慶祝這個傑出的英國人的七十歲生日，把他的︽十九世紀的基礎︾捧為﹁納粹運動的福音書﹂，他在一年零四個月後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進棺材的時候，心中充滿了希望，認為他所宣傳和預言的東西在這個德國的新救世主的非凡的領導下還是能夠實現的。

　　在張伯倫的葬儀上，除了不能回德國的威廉二世派了一位親王為代表以外，希特勒是唯一的社會名流。︽人民觀察家報︾在報導這個英國人的死訊時說，德國人民失掉了﹁一位偉大的武器製造者，他所製造的武器在我們時代裡還沒有充分應用﹂。在一九二七年黯淡的一月裡，當納粹黨處在最倒楣的時候，這個半身不遂的垂死老人無法料到｜｜甚至希特勒本人或者德國的任何別人都無法料到，不久之後，這個歸化的英國人所製造的武器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應用，而且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在這些日子裡，甚至在此以前，對於他個人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有著一種神秘的使命感。﹁在千百萬個人中間｜｜必須要有一個人站出來，﹂他在︽我的奮鬥︾中︵著重體是他自己用的︶寫道，﹁他有著無容置疑的力量，能夠在搖擺不定的廣大群眾的思想世界中，形成花崗石般的原則，並且為了這些原則的唯一正確性而進行鬥爭，直到在自由的思想世界的起伏的波浪中，出現一塊信念和意志完全一致的堅固岩石。﹂

　　他使讀者一點也不懷疑，他已經以那一個人自居。︽我的奮鬥︾中不乏一些短小的片斷，論述天才人物的作用，這種人物是上帝挑選出來領導偉大的國家的人民擺脫他們的困難、取得進一步偉大成就的，雖然他們可能在開始的時候並不瞭解他或者知道他的價值。讀者知道希特勒這段話指的是他自己和他當時的處境。他是怎樣一個人物，他是滿有把握的，但是這還沒有得到世人的公認，天才人物的命運往往如此｜｜特別在開始的時候。﹁幾乎總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場，﹂他說，﹁那時世界上還不肯承認他，不願意相信這個表面上與世人並無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類的每一個傑出兒子身上，這種事情總是一再重演的｜｜天才的火星，﹂他宣稱，﹁在真正有創造性的人誕生之時起就存在於他的腦袋中。真正的天才總是先天的，從來不需要培養，更談不上學習了。﹂

　　特別是｜｜他認為｜｜創造歷史的偉大人物是實際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結合。﹁在人類歷史上，每隔一個很長時間，偶爾有這樣的情況：政治家與理論家結合起來。這種結合越緊密，政治家工作所遇到的障礙也就越大。他不再為普通店主所瞭解的生活必需品而努力，而是為只有極少數人所瞭解的目標而努力。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滿了愛與恨的矛盾。不瞭解他的現代人反對他，後代子孫｜｜他也為他們工作｜｜則承認他，二者發生了矛盾。因為一個人的工作對將來越有偉大意義，現代的人就越不能瞭解；他的鬥爭也就越艱苦｜｜﹂

　　這些話是在一九二四年寫的，當時很少有人瞭解這個因為滑稽戲似的政變失敗而名譽掃地、繫身囹圄的人心中有什麼打算。但是希特勒自己是一點也沒有疑問的。他究竟有沒有直接讀過黑格爾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懷疑的事。但是從他的著作和演講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對這個哲學家的思想是有點熟悉的，哪怕只是通過同他早年的軍師羅森堡、埃卡特和赫斯的交談後才有這點知識。反正通過某種方式，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著名講學內容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尼采的許多格言一樣。我們已經簡單地談到，黑格爾發展了一種﹁英雄人物﹂的理論，很投合德國人的思想。他在柏林某次講學時曾經談到﹁世界精神的意志﹂是由﹁世界性｜歷史性人物﹂來貫徹的。

　　﹁他們可以稱為英雄人物，因為他們的目標和使命不是從現存秩序下平靜無事的正常情況中產生的，而是來自一個隱藏的泉源，來自仍掩蓋在表面之下但是像衝擊外殼似地衝擊表面世界並將它迸裂成為碎片的那種內在精神。亞歷山大、凱撒、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是實際的政治人物，但是同時他們又是思想人物，對於時代的要求｜｜什麼東西已經成熟到可以發展｜｜有深刻的瞭解。這就是他們的時代、他們的世界的真理｜｜他們有責任瞭解這個初生期的原則，他們的世界要採取的這一必要的直接連續的前進步驟；他們有責任把這當作他們的目標，不遺餘力地來實現這一目標。因此必須承認，世界性一歷史性人物｜｜一個時代的英雄人物｜｜是時代的眼光遠大的人；他們的言論，他們的行為，是他們的時代最優秀的言行。﹂

　　請看這段話與前述︽我的奮鬥︾中所引的一段話何等相似。政治家與思想家的結合，就是這種結合，產生了英雄，產生了﹁世界性一歷史性人物﹂，產生了亞歷山大、凱撒和拿破崙，如果希特勒身上也有這種結合｜｜他現在已開始相信這一點｜｜那麼他不是也可以躋身於這些英雄人物之列嗎？

　　貫穿在希特勒許多言論裡的一個中心思想是，最高領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標準的。黑格爾和尼采也這樣想。我們已經知道，黑格爾認為，﹁個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絕不許妨礙偉大的統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們的使命時踐踏了或﹁壓碎了﹂許多無辜的花朵，人們也不必大驚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誇張筆法更進一步說：

　　﹁強者，主人，恢復了純粹食肉動物的意識；他們是興高采烈的鬼怪，他們在經歷了殺人、放火、強姦、苦刑這一連串可怕的暴行以後，心中能夠照樣感到高興，精神上能夠照樣感到滿足，就好像參加了學生的惡作劇回來一樣｜｜如果一個人能指揮別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個﹁主人﹂，如果他舉止和動作暴烈，條約對他來說又有什麼重要性呢？｜｜要正確地評判道德，道德就必須用從動物學方面借用來的兩個概念來代替：對一頭野獸的馴服和對一種特殊品種的培育。﹂

　　被尼采發揮到極端程度而且受到一大批名氣較小的德國人擁護的這種學說，似乎對希特勒具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負有使命的天才人物是超乎法律的；不能用﹁資產階級﹂的道德來約束他。因此，在行動時刻來臨的時候，希特勒就能夠於心無愧地於出最殘酷無情的勾當來，鎮壓個人自由，野蠻地實行奴隸勞動，建立萬惡的集中營，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屠殺他自己的手下，殺害戰俘和大規模殺戮猶太人。

　　希特勒於一九二四年耶誕節前五天從蘭德斯堡監獄中出來，要是換了任何別人的話，當時的情勢，幾乎都會使這個人退出政治生活。納粹黨和它的報紙已被取締；原來的一些頭目不是發生了內訌，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則被禁止在公開場合演講。更糟糕的是，他面臨著被驅逐出境，押解回故鄉奧地利的威脅。巴伐利亞邦警察當局在其致內政部的報告中竭力主張這麼辦。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認為希特勒已經完蛋了，他以後將銷聲匿跡，默默無聞，正如許多其它的地方政客在共和國似乎搖搖欲墜的充滿明爭暗鬥的年代中曾經名噪一時而後又很快就歸於無聲無息一樣。

　　但是共和國還是熬過了風浪。它開始繁榮起來。在希特勒還關在監獄裡的時候，一個名叫海爾馬‧霍拉斯‧格利萊‧沙赫特博士的金融奇才被請來穩定貨幣，結果獲得了成功。為害極烈的通貨膨脹結束了。賠款負擔也由於道威斯計畫而減輕了。資本開始從美國流進來。經濟迅速恢復。施特萊斯曼的同協約國和解的政策獲得了成功。法國人開始撤出魯爾。當時正在討論一項安全條約︵洛迦諾條約︶，以便為歐洲的總解決鋪平道路，讓德國參加國際聯盟。經過了六年之久的緊張、混亂和蕭條，德國人民在戰後第一次開始過正常的生活。在希特勒從蘭德斯堡監獄出來以前兩星期，社會民主黨｜｜就是他所稱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選中，為維護共和國而進行了鬥爭，結果所得選票增加了三十％，幾乎達八百萬張選票。納粹黨同北方一些種族主義團體聯合，用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的名義，參加了十二月間的競選，但是所得選票從一九二四年五月間原來的將近二百萬張減到了不到一百萬張。納粹主義看來已是一樁垂死的事業了。它在國家倒楣的時候曾經興盛過一時，現在國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數德國人和外國觀察家是這樣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卻並不這樣看。他不是個輕易氣餒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時機。一九二五年冬季幾個月裡，他在慕尼黑提爾契街四十一號頂層一套兩小間的公寓裡，重理舊業，夏天來了以後，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薩爾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撫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獄之災和目前的時運晦暗，只有加強了他的決心。在鐵窗後面，他有時間不僅徹頭徹尾地回顧了他本人的過去，他的成功和錯誤，也徹頭徹尾地回顧了德國人民的動亂的過去，他們的成功和錯誤。現在，他對這兩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產生了一種不容存在任何懷疑的熾烈的使命感｜｜不僅是為他自己，也是為了德國。在這種高昂的情緒下，他結束了︽我的奮鬥︾第一卷的口授工作，接著立刻進入第二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喚他在這個動亂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藍圖和作為這種事業的支持的哲學｜｜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觀︶，都用白紙黑字寫了下來，供世人思考。這種哲學，不論如何荒誕不經，但是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藍圖對於大多數二十世紀的人來說，甚至對於在德國的人來說，可能看起來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邏輯。它展開了一個遠景。它為德國歷史指出了一個繼續的方向，雖然當時很少有人看到這一點。它指出了完成德國光榮使命的道路。

第二編　勝利和鞏固

第五章　取得政權的道路：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的出現
　　　　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段休息和羅曼史的插曲
　　　　經濟恐慌帶來的機會
第六章　共和國的末日：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
　　　　希持勒與興登堡對壘
　　　　弗朗茲‧馮‧巴本的大失敗
　　　　施萊徹爾：共和國的最後一任總理
第七章　德國的納粹化：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
　　　　國會縱火案
　　　　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國家的﹁一體化﹂
　　　　﹁不許有第二次革命！﹂
　　　　納粹外交政策的發端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血腥清洗
　　　　興登堡之死
第八章　第三帝國的生活：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
　　　　對基督教會的迫害
　　　　文化的納粹化
　　　　對報刊、廣播和電影的控制
　　　　第三帝國的教育
　　　　第三帝國的農民
　　　　第三帝國的經濟
　　　　勞工的農奴狀態
　　　　第三帝國的司法
　　　　第三帝國的政府

第五章　取得政權的道路：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從一九二五年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發生經濟恐慌，這幾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運動時運不佳的幾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撓，從來沒有喪失過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儘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動，常常因此發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亂語，但是他卻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認識到這些年代中籠罩著德國的物質繁榮的氣候和安定寬舒的感覺是不適宜於實現他的目標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長。他說過，就德國而論，這種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國本身的力量，而是別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國的力量，德國的繁榮正是從美國的充裕的金庫中借來了大量的貸款後造成和維持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年之間，德國借了大約七十億美元外債，其中大多數借自美國的投資人，後者很少考慮到德國最後靠什麼還債。關於這一點，德國人考慮得更少。

　　共和國借了外債，用來償付戰爭賠款和擴大它的龐大的社會服務，這種社會服務成了全世界的典範。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債，不僅從事必要的建設，也從事飛機場、戲院、運動場、豪華的游泳池的建築。在通貨膨脹期間輕易償清了債務的工業部門，也借了數以十億計的外債來更新裝備和把生產過程合理化。工業產量於一九二三年跌到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五％，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二％。失業人數在一九二八年是戰後第一次跌到了百萬以下｜｜六十五萬人。那一年零售額較一九二五年增加了二十％，次年實際工資達到了比四年前高十％的數字。下層中產階級，也就是希特勒要從那裡得到群眾支援的千百萬小店主和低薪階層，在這次普遍繁榮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個人對德國的瞭解也是在這些日子裡開始的，我當時駐在巴黎，偶爾也去倫敦；當時美國正處在喀爾文‧柯立芝總統治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滿和空虛的時代，對於一個能夠逃避這種環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國青年來說，這兩個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處，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為遜色了。當時德國正處在沸騰的氣氛之中。那裡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現代化，更加令人興奮。沒有任何地方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國那樣活躍的。在當代寫作、繪畫、建築、音樂和戲劇方面，新的潮流不斷湧現，優秀人才輩出。到處都是青年人占上風。在人行道邊的咖啡座上，在華麗的酒吧間裡，在夏令營裡，在萊因河上的汽船裡，或者在煙霧騰騰的藝術家的工作室裡，你與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達旦，無休無止地談論著生活。他們是身心健康、無憂無慮、崇拜陽光的一些人，他們對於人生充滿了熱情，一點沒有忌諱和拘束。從前壓制人的普魯士精神似乎已經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數德國人｜｜政治家、作家、編輯、藝術家、教授、學生、企業家、勞工領袖｜｜都使你認為他們是愛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張非戰的。

　　你很少聽到人們談到希特勒或納粹黨，除非是作為笑料｜｜通常是在談到當時已以啤酒館政變聞名的那次事件的時候才提起的。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那次選舉中，在全部三一○○萬張投的選票中，納粹黨只得了八十一萬張，在國會四百九十一個席位中只占了十二個席位。保守的民族黨也喪失了很多選票，從一九二四年的六百萬張選票跌到了四百萬張選票，議席從一百零三席減少到七十三席。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二八年選舉中增加了一百二十五萬張選票，總數達九百多萬，在國會中占一百五十三個席位，一躍而成為德國第一大黨。戰爭結束以後，經過了十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國似乎終於站穩腳跟了。

　　在一九二八年那一年，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人數是十萬八千人。數目雖少，卻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出獄後兩星期，就馬上去見巴伐利亞總理、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領導人海因里希‧赫爾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證以後行動一定要循規蹈距︵他當時仍算是假釋在外︶之後，赫爾德撤銷了對納粹黨及其報紙的取締。﹁這頭野獸已經制服了，﹂赫爾德對他的司法部長古特納說，﹁我們現在不怕放鬆鐵鍊了。﹂犯了這個致命的判斷錯誤的德國政治家有不少，這個巴伐利亞總理是第一批︵但絕不是最後一批︶中間的一個。

　　︽人民觀察家報︾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復刊，發表了希特勒寫的長篇社論，題目是︽新的開端︾。第二天，復活後的納粹黨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舉行第一次群眾集會，他在會上發表演講，這個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十一月九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實信徒出發舉行他們歸於慘敗的遊行的地方。這些信徒中間有很多人這一次沒有在場。埃卡特和施勃納｜｜里希特已經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魯登道夫和羅姆已同元首決裂。羅森堡同施特萊徹和埃塞發生了內訌，心懷不滿，有意避開。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魯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繫囹圄而納粹黨遭禁的時候曾經領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希特勒請安東‧德萊克斯勒主持這次集會，但是這個老鎖匠、黨的創始人叫他見鬼去。儘管如此，在啤酒館裡還是聚集了四千名左右的信徒，來聽希特勒的演講，他沒有使他們失望。他像以前一樣口若懸河，講了兩小時。在演講結束時，群眾掌聲雷動。儘管有不少人開了小差，前途頗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認為自己是黨的獨裁領袖。﹁我單獨負責領導我們的運動，只要我單獨負責一天，就沒有人能對我強加條件，﹂他又補充說，﹁我再一次負起我們運動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責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這次大會的時候，已經下定決心以後要實現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要把全部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還有一個目標是要把納粹黨重新建設為一個隻通過憲法手段攫取政權的政治組織。他還在監牢裡的時候就把這種新策略解釋給他的一個部下卡爾‧盧台克聽。﹁我恢復活動以後，必須採取新的方針。我們將不再企圖通過武裝政變來取得政權，而是要捏著鼻子進國會同天主教議員和馬克思主義者議員打交道。哪怕在選票上要超過他們比在動武上壓倒他們所花的時間更長，至少結果能夠得到他們自己的憲法的保證。任何合法事情的過程總是緩慢的｜｜遲早我們會得到多數選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國了。﹂他在出了蘭德斯堡監獄後即向巴伐利亞總理保證，從此以後，納粹黨將在憲法的體制內進行活動。

　　但是，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再次露面時，群眾的熱烈情緒還是使他感到飄飄然。他並沒有怎麼隱諱對國家的恫嚇。除了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以外，共和政體也是﹁敵人﹂。在發言結束時，他高呼：﹁我們的鬥爭只有兩種可能的結局：不是敵人踩著我們的屍體過去，就是我們踩著敵人的屍體過去！﹂

　　根據這頭﹁野獸﹂出獄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的情況看來，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被﹁制服﹂。他雖然保證以後要循規蹈矩，但是還是以暴力來威嚇國家。巴伐利亞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開場合演講，這次禁令的期限是兩年。其它各邦也相繼效法。對於一個靠三寸不爛之舌達到目前成就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的打擊。一個被剝奪公開發言權利的希特勒就等於是一個失敗了的希特勒，正如一個拳師在拳擊場上被銬住了雙手一樣無能為力，至少大多數人是這樣想的。

　　但是他們又弄錯了。他們忘記了，希特勒除了是個演說家以外，還是一個組織家。他咽下這口不得在公開場合講話的怒氣，發憤從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建設工作，把它組織成為一個德國以前從來未曾有過的組織。他打算把它組織得像陸軍一般｜｜成為一個國中之國。第一項工作是吸收繳黨費的黨員。到一九二五年年底，黨員人數僅為二萬七千人。吸收新黨員的工作進展很慢，但是每年都略有進展，一九二六年是四萬九千人；一九二七年是七萬二千人；一九二八年是十萬八千人；一九二九年是十七萬八千人。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個複雜的黨內機構，這個機構相當於德國政府的組織，也的確可以說相當於德國社會的組織。全國劃分為若干區，其範圍大致相當於德國國會原來的三十四個選區，每一個區有一個希特勒任命的區領袖。另外還有奧地利、但澤、薩爾、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台德等七個區。每個區又分為分區，由分區領袖領導。再底下的黨內單位是分部，在城市裡各分部又進一步分為街道支部和小組。

　　納粹黨的政治組織分為兩個部，政治組織第一部負責對付和破壞政府，政治組織第二部負責建立一個國中之國。因此第二部下面設有農業、司法、國民經濟、內政、勞工等部門，而且考慮到將來情況，還設有種族、文化、工程等部門。政治組織第一部設有外交、工會等部門，還沒有一個全國新聞局。宣傳部是個單獨設立的複雜機構。

　　雖然黨內一些粗人、街頭毆鬥和酒館鬧事的老手反對吸收婦女和兒童入黨，希特勒還是很快地給婦女和兒童也設立了專門的組織。希特勒青年團吸收十五歲到十八歲的青年，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學校、新聞、宣傳、﹁國防體育﹂等部門，十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兒童則參加德國少年隊。女孩子有德國少女隊，婦女有國社黨婦女會，學生、教員、公務員、醫師、律師、法官都各有自己的組織，還有一個納粹文化聯盟來吸引知識份子和藝術家。

　　在經過了相當困難之後，衝鋒隊改組成為一種武裝團體，擁有幾十萬隊員，其任務是保護納粹黨舉行的集會，搗亂其它政黨的集會，和一般地恫嚇那些反對希特勒的人。衝鋒隊的某些領袖也希望在希特勒上臺以後以衝鋒隊來代替正規軍的位置。為了準備這個前途，專門設立了一個辦公室，由弗朗茲‧里特‧馮‧埃普將軍領導，名叫國防政治處。它所設立的五個部門分別負責國內外防禦政策、國防部隊、民防後備力量等等這樣的問題。不過身穿褐衫的衝鋒隊自始至終不過是批雜七雜八的打手。它的許多高級領袖，以衝鋒隊頭子羅姆為首，都是臭名遠揚的有相公癖的人。慕尼黑衝鋒隊長艾德蒙‧海因斯中尉不僅是個有相公癖的人，而且是個被判過刑的殺人兇犯。這兩個人同其它幾十個人都一直在發生爭吵和內訌，其惡劣程度，只有患性變態病症和因而爭風吃醋的人才做得出來。

　　為了要有一個比較可靠的武裝團體，希特勒又建立了黨衛隊︵Ｓ．Ｓ．︶，隊員身穿黑色制服，與義大利法西斯份子相同，並且要他們特別宣誓效忠於他個人。起初，黨衛隊不過是元首的衛隊。第一任隊長是個名叫伯希托爾德的新聞記者。因為伯希托爾德喜歡在比較安靜的︽人民觀察家報︾編輯室，而不想玩當警察和當兵的遊戲，希特勒讓一個名叫埃哈德‧海頓的名氣甚臭的前警察局密探代替了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希特勒才找到了理想的黨衛隊頭子，這是一個在慕尼黑附近瓦爾德特魯德林村裡以養雞為生的農民，態度溫文爾雅，人們常常把他弄錯︵本書作者第一次遇見他時也弄錯了︶，以為他是個小地方的小學教員，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萊。希姆萊把黨衛隊接過手來時，一共只有二百名左右隊員。到他結束他的黨衛隊工作時，黨衛隊已經統治了整個德國，而在整個歐洲德占區成了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可怕名稱。

　　高居在這個錯綜複雜的黨組織金字塔頂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氣活現的頭銜是Ｐａｒｔｅｉ｜ｕｎｄ｜Ｏｂｅｒｓｔｅｒ｜Ｓ．Ａ．｜Ｆｕｈｒｅｒ，Ｖｏｒｓｉｔｚｅｎｄｅｒ　ｄｅｒ　Ｎ．Ｓ．Ｄ．Ａ．Ｖ．｜｜可以譯為﹁黨和衝鋒隊的最高領袖，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主席﹂。直屬於他的辦公室的有全國指導處︵Ｒｅｉｃｈｓｌｅｉｔｕｎｇ︶，組成人員是黨的高級領袖和﹁全國司庫﹂和﹁全國總務主任﹂這樣有用的人員，在共和國最後幾年裡，你要是去拜訪一下納粹黨設在慕尼黑的全國總部的宏偉的褐色大廈，你得到的印象便是，這裡的確是一個國中之國的辦公機關。毫無疑問，希特勒要別人得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印象，因為這種印象有助於破壞他所試圖推翻的那個實際的德意志國家在國內外所享有的信任。

　　但是希特勒一心所追求的東西要比造成一個印象重要得多。在他上臺三年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晚上，他在貝格勃勞凱勒酒店向﹁老戰士﹂談話時，解釋了他要使黨組織成為這樣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組織的一個目標。﹁我們當時認識到，﹂他追述黨在政變後進行改組的日子時說道，﹁推翻舊國家是不夠的，必須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國家，並且實際上就隨時準備好｜｜在一九三三年，問題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動來推翻國家的問題，在這期間，新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留下來要做的不過是摧毀舊國家的最後殘餘了｜｜而這只要幾個小時就行了。﹂

　　任何組織，不論多麼完善，不論多麼有效率，畢竟是由人組成的，而人不免會犯錯誤。在希特勒加強他的政黨以便掌握德國的命運的那些年代裡，他的一些主要助手使他傷透了腦筋，因為他們不僅相互之間經常發生爭吵，就是同他也經常發生爭吵。說也奇怪，他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人的，但是對於人性中間的一個方面｜｜人的品行卻特別能容忍。德國任何其它政黨都沒有像納粹黨那樣吸收了這麼多來歷可疑的角色。我們已經談到，各種各樣的烏龜、屁精、殺人兇手、有相公癖者、酗酒滋事之徒、訛詐錢財的人都像飛鳥投林一般很自然地來投奔納粹黨。希特勒一點也不在乎，只要他們對他有一點用處。當他剛剛出獄時，他發現他們內訌甚烈，吵得不可開交，而那些像羅森堡和魯登道夫那樣比較正派和體面的領袖則要求把這些罪犯，特別是有相公癖者開除出黨。關於這一要求，希特勒坦率地拒絕接受。他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觀察家報︾的社論︽新的開端︾中寫道：﹁我認為，設法改進或者甚至熔合手頭現成的人材不是一個政治領袖的任務。﹂

　　但是到一九二六年，納粹黨頭目之間的相互攻擊已經到了令人非常難堪的地步，希特勒不得已成立了一個黨內法庭來解決這些攻擊，防止他的同志把家醜外揚。這個機構名叫ＵＳＣＨＬＡ，是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ｕｎｄ｜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ｕｎｇｓ｜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調查解決委員會︶的簡稱。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將軍海因曼，但是此公不能體會這個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對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佈判決，而是遮蓋掩飾這種罪行，務使黨的紀律和元首的威信不致受到影響。因此這位將軍不能不讓位給一個比較能夠體會這個目的的退伍軍官瓦爾特‧布赫少校。布赫有兩名助手，一名是曾經擔任希特勒衛士的前屠夫烏里希‧格拉夫，另一名是一個年輕的納粹黨律師漢斯‧弗朗克，關於此人的情況，我們在記述他在擔任佔領下的波蘭的總督期間的血腥暴行時還要詳細談到。這裡可以一提的是，他後來因此在紐倫堡上了絞刑架。由這三個人組成的司法機構完成工作的情況，使元首極感滿意。要是黨內有一個頭目被控犯有極惡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麼著﹂？他要知道的只是，這一罪行是否影響黨的紀律或觸犯元首。

　　要使得納粹黨這些野心勃勃、競爭激烈的頭目的行動不致逾越界限，僅僅這個黨內法庭還是不夠的，儘管它在許許多多案件上證明很有效。希特勒常常不得不親自過問，這不僅是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諧，也是為了要防備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斷。

　　當他還在蘭德斯堡飽嘗鐵窗風味的時候，一個名叫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納粹運動中突然抬了頭。他的出身是個藥劑師，他是巴伐利亞人，比希特勒年輕三歲；同希特勒一樣，他也得到過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在戰爭中從一個普通士兵提升為中尉軍官。他在一九二○年加入納粹黨，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亞的納粹黨區領袖。他的軀幹魁梧，精力過人，喜歡講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個有才能的演說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個性，而不是靠希特勒所具有的演講天才。此外，他還是個天生的組織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極其有獨立性的，他拒絕向希特勒低頭，也不肯認真對待這個奧地利人要在納粹運動中成為絕對獨裁者的要求。後來事實證明，對他自己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障礙，正如他對國家社會主義學說中﹁社會主義﹂部分真正心嚮往之的熱情成了他的一個致命障礙一樣。

　　不顧在獄中的希特勒的反對，施特拉塞同魯登道夫和羅森堡一起組織了一個納粹黨的Ｖｏｌｋｉｓｃｈ︵人民︶運動，參加一九二四年春天的邦和全國選舉。在巴伐利亞，納粹黨得到了足夠的選票，成了邦內第二大黨；在德國，我們上面已經談到，它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的名稱下得到了二百萬張選票，在國會中得到了三十二個席位，其中一席即歸施特拉塞。希特勒對於這個青年人的活動感到很不高興，對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興。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願把希特勒當作至高無上的頭子，因此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慕尼黑舉行的恢復納粹黨的大會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認識到，如果他的運動要真正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它必須在北方，在普魯士，首先是在敵人的堡壘柏林也獲得一個立足之地。在一九二四年的競選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進行活動，同那裡的艾爾布萊希特‧馮‧格拉弗和恩斯特‧佐‧勒文特羅伯爵領導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結了盟。因此，他在那裡有個人的聯繫和一定的影響，而且也是納粹黨中唯一有這種聯繫和影響的領袖。二月二十七日大會後兩個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請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隊伍中來，到北方去組織納粹黨。施特拉塞接受了這個建議。這是一個很好機會，可以發揮他的才能，而沒有妒忌驕橫的領袖虎視眈眈地在旁盯著他。

　　幾個月以後，他就在首都創辦了一張報紙，名叫︽柏林工人日報︾，由他的兄弟奧托‧施特拉塞主編，還有一份雙週刊︽國社黨通訊︾，供黨內工作人員閱讀，內容是關於黨的方針政策的。此外他還在普魯士、薩克森、漢諾威和工業地區萊茵區奠下了政治組織的基礎。施特拉塞真可以說像架精力過人的發電機，他在北方到處奔走，發表演講，指派區領袖，建立黨機器。國會議員的身份，使他有了希特勒所沒有的兩個有利條件：他有鐵路的長期免票證，因此旅行對他個人或黨都花不了多少錢，同時他又享有議員的豁免權。任何當局都不能禁止他在公開場合演講。任何法院都不能控訴他進行誹謗或者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正如海頓感嘆地說過：﹁免費旅行和自由誹謗｜｜施特拉塞在開始時比他的元首占了很大的便宜。﹂

　　格利戈爾‧施特拉塞選拔了一個名叫保羅‧約瑟夫‧戈培爾的年方二十八歲的萊茵區人做他的秘書兼︽國社黨通訊︾主編。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的出現

　　這個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條腿的青年，是一個思想敏捷、心理複雜而有點神經質的人。他不是納粹運動的新人，早在一九二二年他就發現了這個運動，當時他第一次在慕尼黑聽到希特勒講話，從此信仰國家社會主義，參加了納粹黨。但是納粹運動在三年以後才發現他這個人才，當時施特拉塞聽了他發言後，認為這樣一個顯然有才華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戈培爾這時年方二十八歲，已是一個激烈的演說家，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正如施特拉塞所發現的一樣，有一支鋒利的文筆，而且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而最後這一點在納粹黨領袖中真可謂鳳毛麟角，當時海因里希‧希姆萊剛剛辭去施特拉塞秘書的職務去一心養雞。施持拉塞就派戈培爾接替。這項任命後來證明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於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生於萊茵區一個約有三萬居民的紡織中心雷特。他的父親弗里茨‧戈培爾是當地一家紡織廠的工頭。他的母親瑪麗亞‧凱塞琳娜‧奧登豪生是個鐵匠的女兒。雙親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約瑟夫‧戈培爾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會裡得到的。他先在一個天主教教區小學上學，後來上雷特的文科中學。天主教亞伯特‧馬格努斯協會給了他一筆獎學盒，使他能夠繼續入大學深造，結果他上了八個大學，先後在波恩大學、弗雷堡大學、伍茲堡大學、科隆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慕尼黑大學、柏林大學求學，最後於一九二一年二十四歲那一年在海德堡大學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在這些著名大學、德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裡，戈培爾專修哲學、歷史、文學和藝術，兼修拉丁文和希臘文。

　　他的志願是做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寫了一部自傳小說︽邁戈爾︾︵︽Ｍｉｃｈａｅｌ︾︶，但是當時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以後兩年他又寫了兩部劇本，關於耶穌‧基督事蹟的︽流浪者︾︵︽Ｔｈｅ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和︽孤客︾︵︽Ｔｈｅ　Ｌｏｎｅｓｏｍｅ　Ｇｕｅｓｔ︾︶，都是用韻文詩體寫成的，但是也沒有劇團願意演出。在新聞工作方面，他的命運也不佳。自由主義的大報︽柏林日報︾退回了他所投的許多文章，並且回絕了他要想當該報記者的求職申請。

　　他的個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滿了挫折和失意。因為他瘸了一條腿，不能參軍作戰，因此沒有能夠具有他那一代年輕人認為非常光榮｜｜至少在開始的時候｜｜的戰爭經歷，而這卻是要在納粹黨內佔據高位的一個必要條件。戈培爾並不是如大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天生瘸腿的。他七歲的時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開刀不很順利，結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點萎縮，走起路來一望而知是個瘸子。這個殘疾是使他飲恨終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滿懷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蕭條時期，在他的大學時代和煽動反對佔領魯爾的法軍的一個短時期裡，他常常冒充受傷的退伍軍人。

　　他在戀愛方面的運氣也不好，雖然他一生之中都把亂搞女人︵在他當權之後越來越弄得盡人皆知了︶當作人間至情。他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日記中到處流露出對他所愛的女人︵有時同時有好幾個︶的思戀。當時他才二十八九歲，剛剛靠施特拉塞的提拔參加了納粹黨的政治活動。這些日記有：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愛爾瑪從哈爾茲堡浴場寫了一張明信片給我。這是那天晚上以後第一次得到她的音訊。這個逗人的、迷人的愛爾瑪！

　　接到了艾爾西從瑞士寄出的第一封信。只有親愛的艾爾西寫得出這樣的信｜｜我不久要到萊因去待一個星期，相當孤寂。但艾爾西就會來｜｜等待這次相見，我是多麼快活啊！

　　八月十五日：這些日子裡，我常常想起安克｜｜同她一起旅行真是愉快極了。這個可愛的姑娘！

　　我想念艾爾西。什麼時候我再能把她摟在懷裡？親愛的艾爾西，什麼時候我能再見你？愛爾瑪，你這個可愛的小鳥兒！安克，我永遠忘不了你！

　　八月二十七日：到萊因已有三日｜｜艾爾西音訊全無｜｜她生我的氣了？我多麼的想她！我還是住在上次聖靈降臨周同她一起住過的房間裡。真令人渴念，想望！她為什麼不來？

　　九月三日：艾爾西來了！她在星期二從瑞士回來｜｜胖胖的，胸脯鼓鼓的，健康，愉快，只是略為曬黑了一點，她很快活，情緒很高。她待我很好，使我感到很快活。

　　十月十四日：安克為什麼要離開我？｜｜我別再去想這些事情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和這些女人活該倒楣。讓愛我的人去受苦吧！

　　十二月二十九日：昨晚與赫斯同去克利菲爾德。歡度耶誕節。一個來自弗朗科尼亞的可愛而美麗的姑娘。她是我喜歡的那一類型人。在暴風雨中同她一起回家。Ａｕｒｅｖｏｉｒ︵再見︶！

　　艾爾西來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我渴望一個甜美的女人！唉！真教人難熬！﹂

　　戈培爾從來沒有忘記過﹁安克﹂｜｜安克‧赫爾霍恩，是他在弗雷堡大學第二學期時遇到的他最初的戀人。他的日記裡到處流露他對這個金髮美人的不絕讚歎和她拋棄他以後的悲哀。後來他當了宣傳部長以後，曾以一種典型的虛榮和譏嘲的口氣告訴他的朋友，為什麼她拋棄了他。﹁她拋棄了我，因為另外那個傢伙比我有錢，能夠請她吃飯看戲。她多麼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傳部長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後悔！﹂安克嫁了﹁另外那個傢伙﹂，後來又離了婚，一九三四年來到柏林，戈培爾給她在一家雜誌社搞到了一個職業。

　　吸引年輕戈培爾的是施特拉塞的激進態度，是他信奉國家社會主義中﹁社會主義﹂的主張。他們兩個人都想依靠無產階級來建設納粹黨。在這個時期，戈培爾的日記中到處都是同情共產主義的表示。﹁歸根結蒂，﹂他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寫道，﹁我們與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受奴役，不如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制度下結束我們的生存。﹂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納粹黨人︶同共產黨人自相殘殺，我認為是件可怕的事｜｜我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能夠同共產黨領導人聚在一起談談呢？﹂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發表了一封致一個共產黨領導人的公開信，向後者保證，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其實是一回事。﹁你和我，﹂他宣稱，﹁相互反對，但是我們並不是真正的敵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來，這完全是異端邪說。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爾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激進的納粹黨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來越不安。如果聽任他們自由發展下去，他們可能把整個黨都抓過去，實現希特勒所竭力反對的目標。不可避免的攤牌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和次年二月間發生的。

　　這是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在一個當時在德國引起情緒騷動的問題上迫使希特勒攤牌的。這個問題就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建議共和國徵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貴族的大莊園和財產。按照魏瑪共和國憲法，這個問題要交付公民投票來決定。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建議，納粹黨同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一起支持這個徵用貴族財產的運動。

　　希特勒聞訊大怒。這些前統治者中有不少人曾經給黨捐助了款項。此外，有一些大工業家也開始在經濟上對希特勒的新生的運動關心起來，其原因正是因為它很有可能在打擊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工會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爾的計畫得逞，希特勒的收入來源就可能馬上枯竭。

　　但是在元首還沒有能夠採取行動之前，施特拉塞就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漢諾威召開了一次北方黨的區一級領導人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不僅是要使北方的納粹黨支持徵用運動，而且要提出一個新的經濟綱領，這項綱領將廢除以前在一九二○年通過的﹁反動的﹂二十五點綱領。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爾要把大工業和大莊園收歸國有，按照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方式組織一個社團院來代替國會。希特勒拒絕出席會議，派了忠實的戈特弗雷德‧弗德爾代表他去鎮壓反叛者。戈培爾要求把弗德爾轟出去｜｜﹁我們不需要奸細密探！﹂他叫道。好幾個後來在第三帝國佔有一點地位的領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伯恩哈德‧盧斯特、埃里希‧科赫、漢斯‧凱爾和羅伯特‧萊伊｜｜但是只有萊伊這個領導科隆區納粹黨的酗酒化學家支持希特勒。當萊伊博士和弗德爾聲稱，這次會議是不合程序的，沒有最高領袖希特勒在場，什麼行動都不能採取的時候，戈培爾叫道︵根據當時在場的奧托‧施特拉塞的話︶：﹁我要求把這個小資產階級份子阿道夫‧希特勒開除出納粹黨！﹂

　　這個言詞鋒利的年輕的戈培爾自從三年前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下以來有了很大的轉變，至少在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看來一定是如此。

　　﹁那時候我彷彿是再生了！﹂戈培爾在記錄一九二二年六月在慕尼黑皇冠馬戲場第一次聽希特勒演講得到的印象時驚歎道，﹁現在我找到了應該走的道路｜｜這是一個命令！﹂他對於希特勒在慕尼黑政變案審訊時的表現更加心醉神迷。在判決以後，戈培爾寫信給元首道：

　　﹁你像一顆初升的明星，出現在我們驚異的眼前，你所表現的奇蹟廓清了我們的思想，而且在一個充滿懷疑和絕望情緒的世界裡，給了我們信仰。你高高在群眾之上，充滿信心，掌握未來，有著堅強的意志，要用你對所有相信新德國的人的無限熱愛來解放群眾。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個人從那些利慾薰心的人的臉上，從那些庸庸碌碌的議會裡的好事之徒臉上，把他們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們面前表現了元首的偉大。你所說的話是俾斯麥以來德國境內的最偉大的話。你所表示的不僅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個一代人的需要，這一代人苦苦在尋求領袖和任務，你所說的話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綱，這種政治信仰是在一個崩潰的、無神的世界的絕望中產生的｜｜我們都要感謝你。有一天，德國也要感謝你｜｜﹂

　　但是現在，經過一年半以後，戈培爾所崇拜的偶像倒了下來。他成了一個應該趕出黨去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在只有萊伊和弗德爾的反對下，漢諾威會議通過了施特拉塞的新黨綱，批准了在要求實行公民投票剝奪前王公貴族的財產的運動中同馬克思主義者攜手的決定。

　　希特勒按兵不動，靜候時機，終於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進行了反擊。他在南德的班堡召開了一次會議，狡猾地選了一個工作日，這樣，北方的領袖就不可能離開工作來參加。事實上，只有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可以分身來參加。他們在人數上大大少於希特勒一手挑選的南方領袖。於是在元首的堅持下，他們被迫屈服，放棄了他們的綱領。像海頓和奧耳登這樣的研究納粹主義的德國歷史學家，以及受到他們影響的非德國作家都記載稱，在班堡會議上，戈培爾公開背棄了施特拉塞，倒向希特勒一邊。但是在海頓和奧耳登的著作出版後發現的戈培爾日記卻透露，他並沒有這麼突然地背叛施特拉塞。這些日記表明，戈培爾雖然同施特拉塞一起向希特勒投降，他還是認為元首是完全錯誤的，而且還表明｜｜至少在當時｜｜他絲毫無意倒向元首一邊。二月十五日，班堡會議後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

　　﹁希特勒談了兩小時。我覺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頓一般，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希特勒呀？一個反動派嗎？非常笨拙、不穩。在俄羅斯問題上完全錯了。居然說義大利和英格蘭是我們天然的盟友！可怕呀，可怕！｜｜居然說我們必須消滅俄羅斯！｜｜貴族私有財產問題甚至不許碰一碰！真是可怕！｜｜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覺得好像頭上挨了一記悶棍似的｜｜

　　肯定是我一生之中最使我失望的一件事。我對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腳下的支柱都給抽掉了。﹂

　　為了表明他忠於誰，戈培爾陪著施特拉塞一起到火車站，並且想安慰施特拉塞。一星期後，在二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同施特拉塞舉行了長談。結果：我們絕不要嫉妒慕尼黑這批人的代價巨大的勝利。我們必須再次展開我們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但是希特勒比施特拉塞更好地估量了這個才華煥發的年輕的萊茵區人。三月二十九日，戈培爾記道：﹁今日接到希特勒來信。他要我在四月八日在慕尼黑發表演講。﹂他在四月七日到達慕尼黑。﹁希特勒派了汽車來接我，﹂他記道，﹁招待隆重之極！我將在具有歷史意義的貝格勃勞凱勒酒店講話。﹂第二天他就在元首所用過的那個講壇上講了話。他四月八日在日記裡詳細寫道：

　　﹁希特勒打電話來｜｜在班堡會議以後他不提前嫌使我們感到慚愧｜｜二點鐘我們驅車前往貝格勃勞凱勒酒店。希特勒已經在那裡了。我興奮之極，心快要跳出來了。我進了大廳，歡聲震耳｜｜我講了兩個半小時｜｜聽眾歡叫。最後希特勒擁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邊。﹂

　　幾天後，戈培爾完全投降了。

　　﹁四月十三日：希特勒講了三小時。精采之極。他能夠使你懷疑自己的看法。義大利和英格蘭是我們的盟友。俄羅斯要想鯨吞我們｜｜我敬愛他｜｜他把什麼事情都想過了。他的理想：一種公正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至於土地｜｜一切屬於人民。生產必須是創造性的和個人主義的。托拉斯、運輸等等要社會化｜｜我現在對他完全放心了｜｜我向這個偉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

　　戈培爾四月十七日離開慕尼黑時已成了希特勒的人，並且以後至死都是他最忠實的信徒。四月二十日他向元首發了一封祝賀生日的短簡：

　　﹁親愛的和敬愛的阿道夫‧希特勒！我從你那裡得到了不少教益｜｜你終於使我看到了光明｜｜﹂

　　那天晚上他在日記中說：﹁他今天已滿三十七歲。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愛你，因為你既偉大又單純。這兩者就是天才的特點。﹂

　　戈培爾在那年夏天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度過的。他的日記中全是對元首的歌頌之詞。八月間，他在︽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一篇文章，公開同施特拉塞決裂。

　　﹁我到現在才認清你們的本來面目：空口革命家而不是行動革命家︵他對施特拉塞及其支持者說︶｜｜不必大談理想，不必自欺欺人地以為你們是這些理想的創始者和保護者｜｜我們堅決支持元首，並不是懺悔贖罪。我們｜｜懷著古代諾斯人傲然挺立在他們日耳曼封建主前面的男子漢的、有骨氣的自尊心｜｜向他鞠躬致敬。我們覺得他比我們誰都偉大，比你我都偉大。他是天意的工具，將以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熱情來創造歷史。﹂

　　一九二六年十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爾為柏林的納粹黨區領袖。他指示戈培爾要肅清那些妨礙納粹運動在那裡發展的互相爭吵不休的褐衫隊員，把德國的這個首都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拿下來。柏林當時是﹁紅色的﹂。柏林大多數選民都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票。戈培爾這時剛剛滿二十九歲，在一年之間就從一個無名之輩爬到了納粹黨內領導人之一的地位，他毫無難色地著手完成他在這個巴比倫式大城市中的任務。

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段休息和羅曼史的插曲

　　在政治上對阿道夫‧希特勒是不順利的幾年卻是他私人生活中最美好的幾年，正如他後來自己說的一樣。他當時由於受到了取締，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不得公開演講，因此全神貫注地在寫作︽我的奮鬥︾的最後部分，心中策劃納粹黨和自己的前途。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巴伐利亞境內阿爾卑斯山間伯希特斯加登這個市集村鎮上面的上薩爾斯堡度過的。這是個休息養神的好地方。

　　戰爭期間，希特勒在前線大本營裡總愛同他的黨內老同志和忠實的女秘書深夜話舊散心，回憶過去的情況，他的這種獨白往往充滿了關於這個山間勝地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的懷戀的話，他在那裡建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家。﹁是的，﹂當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十七日夜裡進行這樣一次談話時，他感嘆地說，﹁上薩爾斯堡同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許許多多事情都是在那裡產生的｜｜我在那裡度過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所有的偉大計畫都是在那裡構思成熟的。在那些日子裡，我有許多閒暇的時間，還有多少可愛的朋友啊！﹂

　　在出獄後頭三年裡，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的各家小旅舍裡住過，一九四二年那次冬季話舊時，他談到這些旅舍有一小時之久。他最後在德意志旅舍定居下來，此後兩年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裡度過的，並且在這裡完成了︽我的奮鬥︾的口授工作。他說，他和他的黨內老友﹁非常喜歡去光顧德萊梅德耳旅舍，因為那裡總有漂亮的姑娘。這，﹂他補充說，﹁是我的一種莫大享受。特別是其中有一個姑娘，真是個美人兒。﹂

　　那天晚上，在俄羅斯前線的大本營地下室裡，希特勒向他的聽眾談到的一段話，重提了他當時在伯希特斯加登逍遙自在的日子裡所擔心的兩件事。

　　﹁在這個時期︵在上薩爾斯堡︶，我認識了不少女人。其中有好幾個對我很有情。那麼，我為什麼不結婚？我要撇下一個無依無靠的妻子嗎？我稍一不慎就有回到監獄去蹲上六年的危險。因此，結婚對我來說是談不上的。我只好放棄當時出現的一些機會。﹂

　　希特勒在二十年代擔心再進監獄或者被驅逐出境，這不是沒有一些根據的。他當時仍是假釋在外的犯人。要是他公開違反不許他在公開場合演講的禁令，巴伐利亞政府很可能再叫他鋃鐺入獄，或者押解出境到他出生的奧地利去。他選擇上薩爾斯堡做他退隱地的一個原因是這個地方距離奧地利邊境很近；一接到通知他就能溜過邊境，逃避德國警察的逮捕。但是如果回到奧地利去，不論是自願回去還是被迫回去，都將斷送他的前程。為了減少驅逐出境的危險，他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正式申請放棄奧地利國籍，這一要求立即為奧地利政府所接受。但是這使他處於無國籍的地位。他雖然放棄了奧地利國籍，但是還沒有成為德國公民。在德國，對於一個政客來說，這是個很大的妨礙，比如說，他就不能競選公職。希特勒曾經公開地宣佈過，他永遠不會要求共和政府批准他的國籍，他認為，由於他戰時在德意志帝國軍隊中服役，國籍是理所應得的。但是在一九二○年代後半期，他一直在進行秘密活動，想使巴伐利亞政府批准他為德國公民。不幸，他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

　　至於女人和結婚，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那天晚上講的話中也有一些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很喜歡同女人來往，特別是如果長得漂亮的話。他在戰時最高統帥部飯後酒餘談話時一再談到這個話題。﹁世界上有多麼可愛的女人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夜裡他在同老部下談天時感嘆道。他並且舉了他個人經歷中的好幾個例子，還吹噓說：﹁我年輕的時候在維也納，認識不少可愛的女人！﹂海頓記述了他早年一些羅曼蒂克的渴望；其中有一個對象是詹尼‧豪格，她的哥哥是希特勒的司機，她在一九二三年當了他的情人。有一個是雍容華貴的埃爾娜‧漢夫施丹格爾，也就是普茨的妹妹。有一個是溫尼弗雷德‧華格納，那是理查‧華格納的兒媳。但是希特勒一生中唯一對之有深情厚愛的女人，就現在所知，是他的外甥女兒。

　　一九二八年夏季，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薩爾斯堡以每月一百馬克︵折合二十五美元︶的租金向一個漢堡工業家的寡妻租了瓦亨菲爾德別墅，請了他異母姊姊、孀居的安吉拉‧拉包爾從維也納來替他管家，這是他的第一所可以稱為歸自己所有的房子。拉包爾太太帶來了她的兩個女兒，吉莉和弗莉德爾。吉莉年華雙十，一頭金髮，面容俊秀，聲音悅耳，性格開朗，很討男人的歡心。

　　希特勒不久就愛上了她。他到處都帶著她，參加集會和會議，在山間散步，在慕尼黑上咖啡館和戲院。一九二九年他在慕尼黑最時髦的一條街攝政王大街租了一套有九間房間的豪華公寓，吉莉自己單有一間房間。在慕尼黑和整個南德的納粹黨人士中間不可避免地傳開了黨的領袖和他美麗的金髮外甥女兒的流言蜚語。一些比較正派的｜｜也許是吃醋的｜｜領袖勸希特勒不要再在公開場合攜帶他的年輕情人，要不然，就索性結婚。希特勒對這種意見非常生氣，有一次因此而發生爭吵，他竟解除了伍爾登堡納粹黨區領袖的職務。

　　很可能希特勒是打算同他的外甥女兒結婚的。當時同他接近的一些黨內老同志後來告訴作者說，當時看來結婚是不可避免的事。他們毫不懷疑，希特勒深深地愛上了她。至於她本人的感情如何，那外人就只好猜測了。一個現在已經成名的人居然對她加以青睞，她一定感到受寵若驚，甚至可以說頗為得意，這也是很明顯的。不過，她對她的舅父的愛情是否有回報，外人不得而知；大概是沒有回報，而在最後，肯定是沒有回報。他們兩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隔閡，其根源和性質一直沒有完全弄清楚。雖然傳說紛紜，但是證據卻很少。顯然，兩人彼此都很不放心。她對他注意別的女人｜｜尤其是溫尼弗雷德‧華格納｜｜感到不滿。他則懷疑她同他的衛士、以前坐過牢的艾米爾‧莫里斯有曖昧關係。她也反抗她舅父對她的專制態度。他不讓她同任何別的男人一起在公開場合出現。他禁止她到維也納去繼續學唱，使她想登臺唱歌劇的打算不能實現。他要她完全為他一個人而存在。

　　也有人暗示說，她對她的情人的被虐狂傾向感到厭惡，據說，這個政治上的專制魔王願意受到他所愛的人的奴役，據性心理學家看來，在這種人身上，這不是什麼不平常的事。海頓談到希特勒在一九二九年寫給他的外甥女兒的一封信，其中承認在這方面的深刻感情。這封信後來落到他的房東的兒子之手｜｜結果便不止一個人遭殃。

　　總而言之，不論究竟是什麼原因使舅父和外甥女兒之間的愛情蒙上了陰影，他們之間的爭吵越來越激烈，到一九三一年夏末，吉莉宣佈，她要回維也納去繼續學聲樂。希特勒不許她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希特勒離開慕尼黑的公寓前去漢堡之前，兩人發生了一場激烈爭吵，當時給鄰居都看到了。他們聽到這個年輕的姑娘撲在視窗上哭著對她上汽車的舅父叫道：﹁那麼你不答應讓我去維也納？﹂他們聽見他回答說：﹁不答應！﹂

　　第二天早上發現吉莉‧拉包爾被手槍打死在她的房間裡。邦檢察官經過周密調查後，斷定這是自殺。驗屍官報告說，一顆槍彈射穿了她的左胸，深入心臟；看來沒有疑問，這一槍是自己開的。

　　但是在此後若干年中，慕尼黑一直有曖昧的謠言流傳，說吉莉‧拉包爾是被謀殺的｜｜有的說是被希特勒在狂怒下槍殺的，有的說是被希姆萊槍殺的，目的是要避免使黨感到難堪。但是沒有出現可信的證據來支持這種傳說。

　　希特勒本人是悲痛之極。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後來記述，在出事以後，他有兩天兩夜不得不留在希特勒的身邊，防備他尋短見。在吉莉安葬在維也納後一星期，希特勒得到了奧地利政府的特別許可，到維也納去，他在墓邊哭了一個晚上，此後一直鬱鬱寡歡，有好幾個月之久。

　　吉莉死後三星期，希特勒第一次謁見興登堡。這是他想要得到德國總理職位這一肥缺的第一次嘗試。他的有些友人說，在談話時，他似乎神志恍惚，不能自主，這對這個納粹黨的領袖，自然是很不利的。瞭解他的人認為，他在這個重要的場合失魂落魄的表現是由於他心愛的外甥女兒去世給他的精神上的打擊沒有恢復的緣故。

　　他決定不吃肉食，我認為，是由這個個人生活上的打擊所引起的一種清心寡慾的自我克制。至少，他最接近的一些部下是這樣想的。他此後一直對他們說，吉莉‧拉包爾是他所曾經愛過的唯一女人，他談起她的時候總是以極其敬重的態度｜｜有時候甚至黯然淚下。他的僕人說，她在上薩爾斯堡別墅中的房間，即使在希特勒就任總理而加以擴大改建以後，也仍舊保留了原狀。在別墅中他自己的房間裡，在柏林總理府裡，總是掛有這個年輕女人的畫像，每逢她的生辰死忌，畫像前總放了鮮花。

　　希特勒是個似乎不可能愛另外任何一個人的冷酷無情的人，他對年輕的吉莉‧拉包爾的愛情，是他奇怪的一生中難解的謎之一。同其它的謎一樣，這只能如實敘述，而無法加以合理的解釋。幾乎可以肯定，從此以後，阿道夫‧希特勒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過結婚問題，一直到十四年後他自盡前一天。

　　希特勒寫給他外甥女兒的授人以把柄的信，後來通過伯恩哈德‧施丹佛爾神父的交涉，從房東的兒子那裡弄了回來。施丹佛爾神父就是那個幫助納粹黨領袖整理︽我的奮鬥︾原稿的希羅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反猶太主義的新聞記者，據海頓說，所花的錢是由納粹黨司庫弗朗茲‧沙維埃‧施瓦茲供給的。這樣，施丹佛爾神父就成了少數知道希特勒對吉莉‧拉包爾的愛情秘密的人之一。顯然，他並沒有把這件事情完全秘而不宣。當︽我的奮鬥︾的作者成了德國的獨裁者以後，有朝一日同他的一些老朋友算帳時，施丹佛爾就得為了洩漏內情而付出他的生命。

　　在個人生活非常舒適的這些年代裡，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弄了一所別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華的公寓，出門總是以一輛由司機駕駛的嶄新的汽車代步，這輛汽車花了他二萬馬克，約折合五千美元。他在這些年代裡的收入來源一直沒有弄清楚。但是在戰後發現的關於他的所得稅的文件，使這個問題得到了一些說明。在他擔任總理一職而自己決定從此可以免稅以前，他一直同稅收當局發生糾葛，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間，慕尼黑財政局有一大堆關於他的檔案。

　　財政局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通知他，他沒有申報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希特勒答覆說：﹁我在一九二四年︵當時他在獄中︶和一九二五年第一季度沒有任何收入。我是靠向銀行貸款維持個人生活開支的。﹂那麼五千美元的汽車呢？稅收官員反駁道。希特勒回答說，這也是借銀行貸款買的。希特勒在申報收入時，把自己的職業填為﹁作家﹂，這樣企圖說明他的收入之中有個很大的比例可以列為免稅開支｜｜他無疑知道其它地方作家的慣例。他的一九二五年第一季度的第一次所得稅申報單中，開列總收入為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一德國馬克，可免稅職業開支六千五百四十馬克，貸款利息二千二百四十五馬克，這樣可以徵稅的純收入只有二千四百四十六馬克。

　　在三頁打字紙的說明中，希特勒為他的巨額免稅職業開支辯解稱，雖然其中大部分似乎是由於他的政治活動，但是這種工作為他提供了作為一個政治作家所需要的素材，也有助於擴大他的書籍的銷路。

　　﹁若無政治活動，我就不會出名，也就不會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動開支，是我寫作職業的必要條件，也是作品在經濟上能否成功的保證，不能被認為是可以徵稅的｜｜

　　財政局不難看出，在這個時期內，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個人開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可以說是我自己的財產或其它資產。我出於必要而將我個人的需要嚴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絕煙酒，在最低廉的飯館中用飯，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沒有任何開支是出乎政治作家開支範圍以外的｜｜對我來說，汽車也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沒有它，我就無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財政局同意可免稅一半，當希特勒向複查委員會申請再議時，委員會維持原來估定的數目。此後，稅收當局只同意，他所申報的職業開支有一半可以免稅。他雖然提出異議，但是還是遵命照付。

　　這個納粹黨領袖的所得稅報表中所填報的總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奮鬥︾的版稅完全相符：一九二五年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三馬克，一九二六年一萬五千九百零三馬克，一九二七年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四馬克，一九二八年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八馬克，一九二九年一萬五千四百四十八馬克。由於稅務當局有權調查出版社的帳簿，希特勒要少報版稅是不可能安然無事的。但是其它收入來源又如何呢？其它收入來源可是從來也沒有申報過。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裡曾為經濟上一籌莫展的納粹黨報紙寫過許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結果如願以償。黨內人士對於希特勒索取這樣高的稿酬頗有微詞。這些收入他都沒有申報。到二十年代末尾的時候，從少數巴伐利亞和萊茵區的大工業家那裡，開始有金錢流到納粹黨中來，這些工業家都是由於希特勒的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和反對工會的態度而被吸引過來的。德國鋼鐵托拉斯組織﹁聯合鋼鐵公司﹂的老闆弗里茨‧蒂森和魯爾煤礦大王艾米爾‧寇道夫捐助了大筆經費。這些錢常常是直接交給希特勒個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給自己用，也許是永遠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擔任總理前幾年的生活水準說明，他從支持者那裡收到的錢並不是全部都交給黨的。

　　沒有疑問，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他一直訴苦，說是繳不出所得稅；他經常拖欠不交，總是要求延期。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寫情給財政局：﹁目前我沒有能力繳付稅款；為了維持生活，我已不得不舉債。﹂後來他談到那個時期時說：﹁我多年來靠吃提羅爾的蘋果充饑。我們不得不撙節度日，幾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來的每一個馬克都是獻給黨的。﹂他對稅收官員說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他的債務更重了。一九二六年他申報收入為一萬五千九百零三馬克，支出為三萬一千二百零九馬克，並且說，虧空部分是靠向﹁銀行借債﹂彌補的。

　　但是，彷彿出現了奇蹟一樣，在一九二九年時，雖然他申報的收入低於一九二五年很多，但是所得稅報表中，債務利息或還本一項卻消失了，而且以後也一直沒有再出現過。正如哈爾教授所說的那樣︵上述情況都是根據他的調查︶，﹁收支上出現了一個奇蹟，他的債務從此消失了﹂。

　　不過必須說句公道話，只要希特勒有足夠的錢能過舒服的生活而不必為工資薪水而勞動，他對於錢財總是不大在乎的。無論如何，從一九三○年開始，如果說他過去在個人收支上有什麼需要擔心發愁的話，這種擔心從這時候起是永遠不存在了，因為這一年他的版稅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兩倍，達到約一萬二千美元之數，而且大企業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絕而來。他現在能夠把他全部過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後奪取政權、在一個偉大的國家建立獨裁政權的時刻已經來到了。

經濟恐慌帶來的機會

　　一九二九年快結束時，像一場大火一般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恐慌給阿道夫‧希特勒送來了他的機會，他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像大多數偉大的革命家一樣，他只有在時勢困難的時候才能夠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眾陷入失業、饑餓和絕望之中，後來是他們被戰爭衝昏頭腦的時候。但是在歷史上的革命家中間，他也有一點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權力以後才實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為了要奪取國家的控制權而實行革命。這一目標要靠選民的委託，或者靠國家的統治者的認可｜｜總而言之，靠合乎憲法的手段｜｜來實現。為了要取得選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時勢才行，而時勢在三十年代開始的時候又使德國人民陷於絕望之中。為了要取得當權者的支持，他必須使他們相信，只有他才能夠把德國從多災多難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動亂年代裡，這個狡猾而大膽的納粹黨領袖便重整旗鼓，著手實現這雙重目標。現在回顧起來可以看出，當時的時局和那些曾經宣誓要忠誠地保衛他們所統治的民主共和國的少數人的軟弱和混亂，都幫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一九三○年開始的時候，這是一點也沒有辦法預見的。

　　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去世。他在過去六年中間，為了要使戰敗的德國回到世界大國的行列，為了指導德國人民走向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在外交部長的任上，由於費盡心力，終於積勞致死。他的成就不可勝計：他使德國參加了國際聯盟，他談判了道威斯計畫和揚格計畫，把賠款減到了德國能夠從容償付的水準，而且在一九二五年，他曾經是洛迦諾公約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這個公約為西歐帶來了它的飽受刀兵之災和內爭之苦的人民一個世代以來第一次嚐到的太平寧靜的局面。

　　在施特萊斯曼去世後三星期，十月二十四日那一天，華爾街股票市場突然崩潰了。德國國內馬上受到了影響｜｜而且是災難深重的影響。德國繁榮的基礎一直是主要從美國那裡借來的外債和對外貿易。一旦新債斷絕，舊債到期，德國金融結構就無法承受這種負擔。一旦在大蕭條後世界貿易一蹶不振，德國就無法出口足夠數量的東西來購買所需要的原料和糧食等必需的進口貨。而沒有出口，德國的工業就無法開工，它的產量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幾乎跌了一半。成百萬的人失了業。成千上萬的小企業破了產。一九三一年五月奧地利最大的一家銀行信貸銀行宣告破產，接著在七月十三日破產的有德國一家大銀行達姆施達特國家銀行，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銀行暫時停業。甚至胡佛總統提出的在七月六日生效的暫停償付一切戰時債務︵包括德國賠款︶的創議也不能抑止這個浪潮。整個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種其領導人所不能理解的、認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擊。在這麼富裕繁榮的中途，怎麼可能突然發生這種貧困和痛苦現象呢？

　　希特勒曾經預料到這場災難，但是他同任何其它政治家一樣，無法瞭解這場災難是什麼事情引起來的。也許他比別人更不瞭解，因為他對經濟學既沒有知識又沒有興趣。可是他對於經濟恐慌給他送上門來的大好機會卻不是沒有興趣或沒有知識的。德國人民的苦難｜｜不到十年以前馬克貶值的慘痛經歷留在他們生活上的創傷猶在｜｜並沒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個時期的最黯淡的日子裡，當工廠停工，當失業登記人數超過六百萬大關，當全國各大城市排隊等候配給麵包的人長達好幾條街的時候，他居然能夠在納粹黨報紙上這樣寫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像這些日子這麼舒坦，內心感到這麼滿意過。因為殘酷的現實打開了千百萬德國人的眼睛，使他們看清楚欺騙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史無前例的欺騙、撒謊和背叛行為。﹂他的同胞的苦難，不是他要浪費時間來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變成支持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這就是他在一九三○年夏末著手要做的事。

　　德國最後一任社會民主黨總理。支持魏瑪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聯合組成的最後一屆政府的首腦赫爾曼‧繆勒，由於各黨派在失業保險基金問題上發生的爭吵，於一九三○年三月辭職。繼任的是天主教中央黨議會領袖海因里希‧勃魯寧。勃魯寧在戰時是一個機槍連的一名上尉，曾獲得鐵十字獎章，他在國會中表示的頭腦冷靜，保守穩健的觀點頗得陸軍，特別是一位名叫庫特‧馮‧施萊徹爾的將軍的好感。後者在當時還不大為外界所知，是一個愛好虛榮、精明能幹、野心勃勃的﹁辦公桌軍官﹂，軍界人士早已承認他是一個頗有才華但是寡廉鮮恥的陰謀家。他向馮‧興登堡總統提出了勃魯寧的名字，因此新總理是個陸軍提出的人選，雖然他本人可能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勃魯甯為人正直，大公無私，謹慎謙虛，忠誠廉潔，性格上稍許有點嚴峻；他希望在德國能夠恢復穩定的議會制政府，把國家從越來越蕭條的經濟恐慌和政治混亂中拯救出來。他在這樣努力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卻為德國民主政治掘了墳墓，從而無意中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臺鋪平了道路，這是這個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者的悲劇。

　　勃魯寧無法爭取到國會中多數議員批准他的財政計畫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請求興登堡援引憲法第四十八條，根據這一條規定的緊急權力由總統下令批准他的財政法案。議會的反應是通過了一項要求撤銷總統命令的決議。於是正當經濟危機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時候，議會制政府卻垮臺了。為了找出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勃魯寧在一九三○年七月要求總統解散國會，在九月十四日舉行新的選舉。勃魯寧怎麼會指望在新的選舉後可以在國會中得到穩定的多數，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卻認識到，他自己的機會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現了。

　　苦難深重的人民要求擺脫他們的困境。千百萬失業者要求工作機會。小店主要求得到幫助。上次選舉後達到投票年齡的四百萬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個能謀得生活溫飽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風式的競選運動中向這些千百萬處境困難、心懷不滿的人們提出的保證，在他們看來似乎給他們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希望。他如果上臺，將使德國恢復強大，拒付賠款，撕毀凡爾賽和約，肅清貪污，迫使金融巨頭就範︵特別是如果他們是猶太人的話︶，一定要做到使每個德國人都有工作和麵包。那些絕望饑餓的人不僅希望得到救濟，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祇，對於他們來說，這種保證不是沒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雖然已經夠大的了，但是一九三○年九月十四日晚上揭曉的選舉結果，卻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兩年前，他的黨得了八十一萬張選票，十二個國會議席。這一次，他原來打算選票會增加三倍，議席搞到五十個，但是在這一天，納粹黨所得的選票增加到了六百四十萬九千六百張，可以取得國會中一百零七個席位。這樣它就從國會中位居第九的最小黨一躍而為第二大黨。

　　在另外一個極端，共產黨得票也增加了，從一九二八年的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張選票增加到四百五十九萬二千票，國會議席從五十四席增加到七十七席。溫和的中產階級政黨，除了天主教中央黨以外，喪失了一百多萬張選票，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雖然選民總數增加了四百萬。休根堡的右翼民族黨的票數從四百萬降到二百萬。很明顯，納粹黨從其它中產階級政黨那裡奪過來數百萬擁護者。同樣明顯的是，從此以後，勃魯寧｜｜或其它任何人｜｜要在國會中取得穩定多數比以前更加困難了。但是沒有穩定多數，共和國怎麼能夠存在下去呢？

　　這是在一九三○年選舉以後國家的兩大支柱｜｜陸軍和大工業家金融家集團｜｜越來越關心的一個問題。這兩大支柱的領袖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共和國，除非是把它當作德國歷史上一種暫時的不幸現象。在選舉勝利的鼓舞下，希特勒開始轉移注意力來爭取這兩個有勢力的集團。我們已經知道，早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從卡爾‧盧格市長的政治手腕中，知道了把﹁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爭取過來的重要性。

　　一年以前，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發表過一篇演講，要求陸軍重新考慮它敵視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支持共和國的態度。

　　﹁從事破壞的政黨是沒有前途的，擁有人民的力量、準備而且願意同陸軍聯合起來以便有朝一日協助陸軍保衛人民利益的政黨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們至今仍看到我國陸軍的軍官還在煞費苦心地考慮能與社會民主主義合作到什麼程度。可是，親愛的先生們，難道你們真的相信，你們同那個以促使陸軍賴以存在的一切基礎歸於解體為宗旨的哲學有任何共同之處嗎？﹂

　　這是想要爭取陸軍軍官支持的一種巧妙的呼籲，他們大多數人都相信，而且希特勒現在也第一百次重複指出：他們現在所支持的、而且對軍官階層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無感情的共和國在背後戳了陸軍一劍，把陸軍出賣了。接著他用一種對於他將來要做的事情有預言性的話，警告軍官們，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勝過了納粹黨人，他們會有什麼下場。他說，一旦發生這種情況，

　　﹁對於德國陸軍，你們就可以寫下：﹃德國陸軍的末日﹄。因為到了那時，先生們，你們就必須成為政治工具｜｜你們到了那時可能成為那個政權和政治委員的劊子手，如果你們不聽話，你們的妻兒將被囚禁。如果你們仍不聽話，你們就會被一腳踢開，也許站在牆前就刑｜｜﹂

　　聽到這場演講的人比較少，但是為了要在陸軍人士之間廣為宣傳這篇演講，︽人民觀察家報︾發行了專門供陸軍閱讀的特刊，逐字逐句地刊登了這篇演講。納粹黨最近發行的一家軍事月刊︽德國國防精神︾還發表文章加以詳細評述。

　　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陸軍曾經禁止徵募納粹黨人參加十萬人組成的國防軍，甚至還禁止雇用納粹黨人在軍火庫、兵站中擔任文職工作。但是到一九三○年年初，事情已經變得很明顯，納粹黨的宣傳在陸軍裡，特別是在年輕軍官中間頗有進展，許多年輕軍官不僅為希特勒的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吸引，而且也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吸引，這個前途就是，陸軍將恢復昔日的光榮和規模，那樣，他們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這樣小的規模的一支陸軍中，他們是沒有這種指望的。

　　納粹黨打入各軍種的情況日趨嚴重，終於使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格羅納將軍於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發佈一項命令，其中提到七年前在啤酒館政變前夕馮‧西克特將軍曾經對陸軍發出過的一個類似的警告。他宣稱，納粹黨一心想奪取政權。﹁他們因此討好國防軍。他們為了利用國防軍來實現他們黨的政治目標，企圖哄我們︵相信︶，只有國家社會黨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他要求軍人不問政治，超然於一切黨爭之外來﹁為國家服務﹂。

　　有些年輕的國防軍軍官卻過問了政治｜｜至少過問了納粹黨的政治。這一點不久就暴露出來，而且在德國引起了吵嚷，在軍官團最高級軍官中間引起了分歧，而在納粹黨的陣營中卻引起了高興。一九三○年春季，烏爾姆衛戍部隊有三名年輕的尉官盧丁、施林格和溫特被捕，因為他們在軍隊裡宣傳納粹理論，企圖勸誘其它軍它答應：一旦發生納粹黨武裝起事，他們不向起事者開槍。這後面一項罪名是叛國大罪，但是格羅納將軍不想把軍隊裡有叛國行為這件事聲張出去，企圖把事情掩飾過去，他安排讓被告在軍事法庭上只受違犯軍紀的審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卻滿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觀察家報︾投了一篇煽動性的文章，使得格羅納將軍的打算落了空。一九三○年九月選舉中納粹黨獲得勝利後一星期，這三個尉官被解到萊比錫最高法院受叛國罪審判。他們的辯護律師中間有兩個剛剛出名的納粹律師漢斯‧弗朗克和卡爾‧沙克博士。

　　但是在審訊時吸引人們注意的不是律師，也不是被告，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朗克召他來做見證人。他的出庭是一種有意的冒險。要是拋棄這三個中尉不顧，是相當難堪的事。這三個中尉的活動證明了陸軍中納粹黨的影響的增長，而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擊的。但是，納粹黨要篡奪陸軍的活動被揭露出來也是相當難堪的事。而且，檢察方面控訴納粹黨是個一心一意要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革命組織，這件事對於希特勒的目前策略也是不利的。為了要否認這最後一個指責，希特勒同弗朗克安排好，要出庭為被告作證。但是在實際上，元首還有一個更加重要得多的目標。那就是，作為一個剛剛在選舉中獲得了驚人勝利的政治運動的領袖，他要向陸軍，特別是陸軍的領導軍官保證，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對國防軍來說，不僅不是像這三個納粹黨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樣是一種威脅，而且實際上是國防軍的救星，也是德國的救星。

　　證人席成了向全國發言的講壇。在這裡，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辯論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說他的精采表現是盡欺騙之能事的話｜｜事實上就是如此｜｜那麼在德國似乎很少有人識破的，即使在將軍們中間也很少有人識破這一點。希特勒巴結地向法庭︵和軍官們︶保證，衝鋒隊也好，納粹黨也好，都不反對陸軍。﹁我一直抱有這種看法，﹂他宣佈，﹁任何要想取代陸軍的嘗試都是發神經病。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取代陸軍｜｜我們將努力做到，在我們執政以後，以目前的國防軍為基礎，一支偉大的德國人民的軍隊將會興起。﹂

　　他再三向法庭︵和將軍們︶重申，納粹黨只想通過合乎憲法的手段取得政權，這三個年輕軍官如果期望會發生武裝叛亂的話，那是他們自己弄錯了。

　　﹁我們的運動不需要暴力。總有一天，德國人民會瞭解我們的理想；到了那時，三五○○萬德國人將站在我的後面｜｜當我們有了憲法授予的權利以後，我們就將按照我們認為正確的方式組成國家。﹂

　　法庭庭長：﹁這也是通過合乎憲法的手段嗎？﹂

　　希特勒：﹁是的。﹂

　　但是，希特勒講話的主要對象雖然是陸軍和德國國內其它保守份子，他還得考慮一下他自己黨徒們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們失望，像他已經使三個被告失望一樣。因此，當法庭庭長提到他在一九二三年舉行政變失敗前一個月說的一句話﹁人頭將會落地﹂的時候，他抓住了這個機會。庭長問，這位納粹黨領袖今天是不是否認這句話了？他馬上回答道：

　　﹁我可以向你保證，當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這場鬥爭中取勝的時候，屆時將會有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法庭。那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將會受到報復，人頭將會落地！﹂

　　沒有人能夠說，希特勒對於一旦他上臺以後要做的事情沒有事先提出警告，但是當時法庭中的聽眾顯然很歡迎他的這番威脅，他們以熱烈和持久的鼓掌來表示歡迎。而且雖然庭長對鼓掌打斷審訊的進行提出非難，但是不論庭長還是公共檢察官都沒有對這句話提出異議。這句話在德國全國各地的報紙上和許多其它國家的報紙上成了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在希特勒發言所引起的興奮刺激情緒中，原來的案件倒反而無人注意了。這三個年輕的軍官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熱情遭到了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最高領袖本人的否認，結果被判定犯有叛國陰謀，處以十八個月的炮臺禁閉。這個判決算是輕的，在共和的德國，對叛國罪的嚴厲判決是保留給那些支持共和國的人的。

　　在德國人不可挽回地走向第三帝國的道路上，一九三○年九月是一個轉捩點。納粹黨在全國選舉中獲得驚人勝利一事，不僅說服了千百萬普通人民，也說服了企業界和陸軍中的領袖人物：現在也許的確出現了一種無可阻擋的趨勢。他們可能不喜歡納粹黨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卻喚起了在共和國頭十年中曾經受到這麼嚴重壓抑的德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傳統感情。它答應領導德國人民擺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擺脫民主政體的軟弱無能。最重要的是，它已經在全國造成了燎原之勢，影響盛極一時。

　　由於這一點，也由於希特勒在萊比錫審訊時對陸軍方面所作的公開保證，有些將軍開始考慮，國家社會主義可能正是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可以用來團結人民，恢復德國原來的地位，再一次使德國軍隊成為一支強大和偉大的軍隊，使國家擺脫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的桎梏。

　　最高法庭庭長曾經問希特勒，他不斷提到的﹁德國民族革命﹂指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希特勒的回答使這些將軍們感到很高興，﹁這指的僅僅是，﹂希特勒說，﹁拯救我們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國的手足受到和約的束縛｜｜國家社會黨並不認為和約是法律，而是用強制辦法加在德國身上的東西。我們認為，完全無辜的未來一代不應該承受這種負擔。如果我們盡我們一切力量反對這些條約，我們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這也是軍官團的看法。軍官團的一些上層軍官曾經激烈地批評過國防部長格羅納將軍，因為他竟讓最高法院審判三個尉官。最近卸任的總司令，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的當之無愧的繼承者，一般公認是戰後德國陸軍天才將領的馮‧西克特將軍曾經對格羅納表示，這打擊了軍官團內部的團結精神。不久即將擔任參謀總長、以後在這部歷史中還要成為更加重要人物的路德維希‧貝克上校，在一九三○年的時候是這三個尉官所屬的駐在烏爾姆的第五炮兵團團長。他不僅激烈地抗議他的上級逮捕這三個尉官，而且還在萊比錫出庭為他們作證。

　　現在審訊既已結束，希特勒也講過話了，將軍們對於他們原來認為是對陸軍的一種威脅的運動，態度也就和善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的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曾經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談到，這個納粹黨領袖在萊比錫的發言對軍官團有什麼意義。他說，在此以前，高級軍官們都認為希特勒企圖破壞陸軍，而在此以後，他們就感到放心了。馮‧西克特將軍本人在一九三○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後曾經公開與希特勒合作過一陣子，而且在一九三二年要求他的姊姊在總統選舉中投希特勒的票，而不投他的老上司興登堡的票。

　　德國陸軍軍官們在政治上的盲目短見已經開始有所發展和表現，這在最後將證明對他們是個致命傷。

　　工業界和金融界的巨頭們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亞於將軍們，他們錯誤地以為只要付給希特勒足夠的金錢就能把他籠絡住，一旦他當權之後，就會按他們的命令辦事。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在二十年代還把他看成是個奧地利的暴發戶，但是在納粹黨在一九三○年九月選舉中獲得驚人勝利後，企業界的領袖人物逐漸意識到，這個暴發戶很可能接掌德國的控制權。

　　據瓦爾特‧豐克在紐倫堡作證時說，到一九三一年的時候，﹁我的工業界朋友和我相信，在不太遙遠的將來，納粹黨就會上臺﹂。

　　豐克是個油光滿面、目無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臉總叫作者想起一隻青蛙來。他在這一年的夏天放棄了德國金融界著名報紙︽柏林交易所日報︾主編這個好差使，當了納粹黨和一些企業界重要領袖人物之間的牽線人。他在紐倫堡說，他的好幾個工業界朋友，特別是那些在萊茵區大煤礦企業中有地位的朋友，要求他參加納粹運動﹁以便說服該黨採取私人企業的方針﹂。

　　﹁在那個時候，黨的領導方面在經濟政策問題上有著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亂的看法。我企圖這樣來完成我的使命：親自使元首和黨相信，應該承認，私人的首創精神、企業家的獨立自主、自由企業的創造性力量等等是黨的基本經濟政策。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紹的工業界領袖人物會談時一再強調，他是國營經濟的敵人，所謂﹁計劃經濟﹂的敵人，他認為，為了要爭取最高產量，自由企業和自由競爭是絕對必要的。﹂

　　據希特勒的這位未來國家銀行總裁和經濟部長說，當時希特勒開始會見德國國內掌握經濟命脈的一些人物，並且向他們說了一些多少是他們喜歡聽的話。黨需要巨額經費來從事競選，支付大規模的頻繁的宣傳費用，發給成千上百的專職人員薪水和維持衝鋒隊和黨衛隊這些私人軍隊。衝鋒隊和黨衛隊到一九三○年年底已有十萬多人，成了一支比國防軍還要大的部隊。企業家和銀行家並不是唯一的經費來源，因為黨在黨費、資產、募捐以及黨報書刊的銷售方面也能籌到相當可觀的款項，但是企業家和銀行家是最大的經費來源。他們給納粹黨的錢愈多，他們可以給迄今為止他們所支持的其它保守黨派的錢也愈少。

　　先是擔任希特勒納粹黨的新聞發佈官，後來擔任國家新聞發佈官的奧托‧狄特里希說：﹁一九三一年夏天元首突然決定有步驟地努力討好有勢力的工業界巨頭。﹂

　　這些巨頭是誰呢？

　　他們的姓名是個秘密，除了元首周圍的核心圈子以外，對誰都保守秘密。黨得耍兩面把戲。一方面，它不得不讓施特拉塞、戈培爾、怪物弗德爾用國家社會黨人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金融巨頭的叫喊來欺騙群眾。另一方面，黨的經費得從那些有不竭來源的人那裡騙來。據狄特里希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整個德國，同重要的︵企業界︶人士私下會談﹂。為了保守秘密起見，這些會談甚至要到﹁一些人跡不到的森林中去舉行。﹂狄特里希解釋道，﹁保守秘密是絕對必要的；絕不能讓報界有搗蛋的機會。否則就會影響到會談的成功。﹂

　　因此，在納粹黨的政治中，就出現了一種幾乎滑稽可笑的忽左忽右現象。有一次在一九三○年秋天，施特拉塞、弗德爾、弗立克在國會中代表納粹黨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對所有利率都規定一個四％的最高限額，無償徵用﹁銀行和股票交易所巨頭﹂以及所有﹁東方猶太人﹂的財產，將大銀行收歸國有。希特勒大為震怒：因為這不僅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且是黨在經濟上的自殺行為。他立即命令黨撤回這個法案。共產黨這時卻重新提出這個法案，一字不易。希特勒命令他的黨投反對票。

　　我們從戰後在紐倫堡監獄中對豐克的偵訊中知道，希特勒所結交的﹁有勢力的工業界巨頭﹂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誰。艾米爾‧寇道夫是個痛恨工會的煤礦大王，負責掌管西德礦業界募集的一筆名叫﹁魯爾金庫﹂的政治賄賂基金，他是在一九二九年納粹黨代表大會上被希特勒拉攏過去的。鋼鐵托拉斯頭子弗里茨‧蒂森捐款還要早一些，他後來對他的錯誤後悔不止，終於寫了一本書，叫做︽我為希特勒出資︾。他最初是在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遇見這個納粹黨領袖的，初次見面就被後者口若懸河的辯才所征服了，於是通過魯登道夫第一次向當時還不大為人所知的納粹黨捐了十萬金馬克︵合二．五萬美元︶。繼蒂森之後的是亞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聯合鋼鐵公司的一個巨頭。事實上，煤鋼企業是工業界人士方面幫助希特勒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間克服他取得政權的最後障礙的主要經費來源。

　　但是豐克還提到了其它一些工業和企業，它們的董事不希望在希特勒一旦成功後受到冷淡。這些工業和企業的名單很長，但是遠遠談不上完全，因為豐克到紐倫堡審訊時，記憶力已經很差了。這一名單包括伊‧格‧法本公司這家化學工業大卡特爾的主要董事之一格奧爾格‧馮‧施尼茨勒、鉀堿工業的奧古斯特‧羅斯特格和奧古斯特‧狄恩︵豐克談到了該工業的﹁對元首的積極態度﹂︶、漢堡｜美洲航運公司的古諾、中德的褐煤工業、康蒂橡膠工業、科隆大工業家奧托‧沃爾夫、在扶植希特勒上臺的最後活動中將起關鍵作用的科隆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男爵、一些主要銀行︵其中有德意志銀行、商業私營銀行、德雷斯登銀行、德意志信貸公司︶以及德意志的一家最大保險公司聯盟保險公司。

　　希特勒的主要經濟顧問之一威廉‧凱普勒介紹了一些南德工業家，並且組織了一個奇特的企業家團體，來支持黨衛隊頭子希姆萊。這個團體名叫﹁經濟之友會﹂，後來一般都稱為﹁黨衛隊長︵即希姆萊︶之友會﹂，這個團體籌集了好幾百萬馬克專供這個匪徒﹁研究﹂亞利安人起源之用。希特勒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初就得到慕尼黑有錢的出版商雨果‧勃魯克曼和鋼琴製造商卡爾‧貝希施坦因在經濟上｜｜以及社會上｜｜的幫助。這兩個人的太太對這個初露頭角的年輕納粹黨領袖都頗為垂青。希特勒就是在貝希施坦因的柏林宅邸中首次見到這許多企業界和軍界的領袖人物的，也就是在那裡，他們舉行過一些有決定意義的秘密會議，終於導致希特勒當上了總理。

　　並不是所有的德國企業家在納粹黨在一九三○年選舉中獲得勝利後就馬上支持希特勒的。豐克提到，大電氣公司西門子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的態度就很冷淡，軍火大王克魯伯‧馮‧波倫一哈爾巴哈也是如此。弗里茨‧蒂森在他的懺悔中說，克魯伯是希特勒的﹁激烈反對者﹂，到興登堡任命他為總理之前，克魯伯還向老元帥提出緊急警告，叫他不要犯這種錯誤。但是，克魯伯不久就看出了苗頭，很快就變成了｜｜用懺悔的蒂森的話來說｜｜﹁一個超級納粹黨人﹂。

　　因此，事情很顯然，希特勒在最後努力奪取政權的時候，已經得到相當大的一部分德國企業界的大量經濟支援。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前的最後三年之中，銀行家和企業家們到底向納粹黨捐助了多少款項，這一點從來沒有弄清楚過。豐克說，可能不超過﹁一二百萬馬克﹂。蒂森估計一年有二百萬；他說他本人就給過一百萬馬克。但是從這些日子裡黨的手頭總是不乏大筆款項來看︵儘管戈培爾抱怨錢一直不夠花︶，企業界的捐贈總數肯定要比上述這些估計多好幾倍。這些捐贈對於這些政治上幼稚無知的企業家究竟有些什麼好處，本書以後即將談到。這些人中間，當時最熱心的一個，也就是後來感到幻滅最劇烈的一個，是沙赫特博士，他於一九三○年因為反對揚格計畫而辭去了國家銀行總裁一職，同年遇見了戈林，一九三一年會見了希特勒，此後兩年就貢獻了全部能力來使元首接近他的銀行界和工業界老朋友，更進一步靠近總理職位這個大目標。到一九三二年，這個對於第三帝國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後來證明是無限之大的經濟奇才寫信給希特勒說：﹁目前的情況如果發展下去，只會導致您擔任總理，關於這一點，我毫無疑問｜｜您的運動有著一種非常有力的內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將獲得勝利｜｜不論我將來由於工作關係身在何處，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發現我被囚炮臺，但是您可以永遠把我當作您的忠誠擁護者。﹂寫著這些話的兩封信中有一封結尾時用的是﹁向您高呼﹃萬歲﹄﹂。

　　納粹運動﹁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從來不保守秘密的：一旦黨控制了德國，它將扼殺德國人的個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業界朋友的個人自由在內。這個態度溫文爾雅的國家銀行總裁︵在希特勒上臺後他再度出任此職︶和他在工業界和金融界的朋友過了好久才覺悟到這一點。這部歷史正如所有歷史一樣，自始至終充滿了命運的意外播弄，因此過不了很長時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實證明，他自己不僅是關於希特勒擔任總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監禁起來一事的先知｜｜不過不是在炮臺中，而是在集中營中，這只有更糟糕；同時他也不是作為希特勒的﹁忠誠擁護者﹂︵在這一點上他沒有說對︶，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到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在黨內已經糾集了一批狂熱的不擇手段的人，他們將協助他最後取得政權而且︵除了一個例外︶將在第三帝國存在的期間在他身旁協助他維持政權，雖然其中另一個他最最親近的，也許是最最能幹和殘忍的，並沒有能活過納粹政府的第二年。在這個時期裡，有五個人的地位超過其餘徒眾。這五個人是施特拉塞、羅姆、戈林、戈培爾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共產黨協助右翼政黨在國會通過了一項政治大赦令後，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回到德國的。自從一九二三年政變以來，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過的。他在瑞典的蘭格勃羅療養院戒掉了吸毒的惡習，病癒後在一家瑞典飛機製造公司供職，這個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戰英雄這時身體已經發胖，但是仍舊精力旺盛，生氣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緻的單身漢公寓︵他所眷愛的患有癲癇症的妻子這時又患上了肺結核，留在瑞典養病︶，一方面擔任一些飛機公司和漢莎航空公司的顧問，一方面建立社會關係。這種關係範圍很廣，從前黑森王太子菲力浦親王︵他娶了義大利國王的女兒瑪法爾達公主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它企業界巨頭為止，其中還包括一些陸軍高級軍官。

　　這些關係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關係，因此戈林不久就積極介紹納粹黨領袖同他的朋友相識。在上層階級的圈子中祛除一些褐衫黨徒所發出的惡臭。一九二八年，希特勒選戈林為在國會內代表納粹黨的十二名議員之一，在一九三二年納粹黨成為第一大黨時，戈林也就成了國會議長。正是在國會議長官邸中，舉行了許多次會談，策劃了許多次陰謀，最後終於導致納粹黨的最後勝利；也正是在這裡｜｜稍許說得遠一些｜｜策劃了一個計畫，使得希特勒在當了總理後能夠長久坐穩江山，這個計畫就是縱火焚毀國會。

　　恩斯特‧羅姆在一九二五年與希特勒鬧翻後不久就去參加玻利維亞軍隊，當了一名中校。到一九三○年年底時，希特勒請他回來，重新擔任衝鋒隊的領導工作，當時衝鋒隊已不大聽話了。衝鋒隊員，甚至一些隊長，顯然相信納粹黨將用暴力來進行革命，因此越來越經常地在街頭鬧事，同政治敵人搗亂，甚至暗殺他們。每次選舉，不論是全國選舉，還是邦選舉或市選舉，沒有不發生街頭毆鬥慘劇的。

　　這裡必須順便提起一樁這樣的毆鬥事件，因為它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一個最偉大的烈士。柏林衝鋒隊有一個名叫霍爾斯特‧威塞爾的小隊長，他是一個新教牧師的兒子，棄家翹課出走後，在貧民窟中同一個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為納粹主義當打手。許多反納粹份子總是認為這個青年是靠拉皮條為生的，雖然這種說法不免有點誇張。不過他肯定是同烏龜和妓女廝混的人。他在一九三○年二月間被一些共產黨人所暗害，要不是因為他寫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詞，他也會像街頭毆鬥中雙方都有犧牲的好幾百人一樣，就此默默無聞。這首歌叫︽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在他死後馬上就成了納粹黨歌，後來成了第三帝國除了︽德意志高於一切︾以外的第二國歌。霍爾斯特‧威塞爾本人則由於戈培爾博士的巧妙宣傳，成了納粹運動的偉大神話英雄之一，被捧為一個為了事業獻出生命的純粹理想主義者。

　　在羅姆接管衝鋒隊時，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無疑是納粹黨內第二號人物。他是一個口若懸河的演說家，一個辦事能幹的組織家，擔任了黨內最重要的一個部門政治組織的首腦，這個職務使他在邦和地方黨的領袖中間有很大的勢力，因為他們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監督。他有著巴伐利亞人的隨和的脾氣，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黨內最受愛戴的領袖，而與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數政敵的個人信任，甚至喜愛。當時在黨內外有不少人認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這個奧地利來的脾氣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領袖。在國防軍和總統府中，這種看法特別強烈。

　　至於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的兄弟奧托，這時已經失勢了。他不幸當真相信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這塊招牌中﹁社會主義﹂和甚至﹁工人﹂這兩個字眼，曾經支持社會黨工會所主持的幾次罷工，而且要求納粹黨公開主張工業國有化。在希特勒看來，這當然是異端邪說，他指責奧托‧施特拉塞犯有﹁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大罪。

　　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元首同他這個違抗命令的下級攤牌，要求他完全服從。奧托拒絕服從後，就被驅逐出黨。他試圖組織一個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名叫﹁革命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聯盟﹂，後來簡稱﹁黑色陣線﹂，但是在九月選舉中，它完全不能從希特勒手裡奪過相當數目的選票來。

　　希特勒身邊五員大將中第四號大將戈培爾，自從一九二六年同格利戈爾‧施特拉塞鬧翻後一直是後者的敵人和對手。在鬧翻兩年後，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組織首腦，戈培爾繼他為宣傳工作的負責人。戈培爾仍兼任柏林黨組織的區領袖。他的宣傳才能和改組柏林黨組織的成績，希特勒頗為賞識。但是他那一張油滑而刻薄的嘴和靈敏的頭腦卻討不到希特勒其它得力部下的歡心，他們都不信任他。不過，納粹黨領袖很願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間存在著明爭暗鬥，哪怕僅僅是因為這是防止他們聯合起來篡奪他的領導權的保障。他從來沒有完全信任過施特拉塞，但是他對戈培爾的忠誠卻是完全相信的、此外，這個瘸腿的狂熱份子常常有些奇思異想，這對希特勒說來是頗有用處的。最後一點是，戈培爾作為流氓記者的辦報才能｜｜他現在有一張自己的報紙︵柏林︽進攻報︾︶，可以用來發揮他的才能｜｜和善於煽動群眾的演講本領，對黨有著無法估計的價值。

　　這五個人中最後一個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無特色的一個。他是個典型的德國公務員。一九二三年以前，他在慕尼黑當青年警官，曾經給希特勒在警察局裡做過坐探，因此元首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擔當吃力不討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納粹黨人中擔任地方公職｜｜在圖林吉亞｜｜的第一個人，後來他成了納粹黨的國會黨團主席。他忠誠不貳，辦事很有效率，而且由於他外貌給人以與世無爭、和藹可親的印象，在同共和國政府那些左右搖擺的官員打交道時特別有用。

　　在三十年代早期黨內比較次要的人中，有一些後來在第三帝國時代不僅出了名，而且有了嚇人的個人權力。戴著一副夾鼻眼鏡、很容易被人當作是個態度溫文爾雅的平凡的小學教員的雞農海因里希‧希姆萊，得過慕尼黑技術學院的一個農藝學位，這時他正在逐步加強希特勒的衛隊黑衫黨衛隊。但是他是在衝鋒隊司令兼黨衛隊司令羅姆下面工作的，在家鄉巴伐利亞境外，即使在黨內，他也很少為人所知。還有羅伯特‧萊伊博士，是個酗酒成性的藥劑師，當時他擔任納粹黨組織科隆區領袖。漢斯‧弗朗克是個很有能力的年輕律師，任納粹黨法律部的負責人。還有瓦爾特‧達里，一八九五年生於阿根廷，他是個能幹的農學家，經赫斯的勸說，信了國家社會主義，他寫的︽農民是北歐人種生命的源泉︾︵︽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Ｒａｃｅ︾︶一書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就此擔任黨的農業部負責人。魯道夫‧赫斯本人並無野心，對元首忠貞不貳，所居職位僅僅是元首私人秘書。另一個私人秘書是一個名叫馬丁‧鮑曼的人，他像一隻鼴鼠，喜歡挖掘黨內生活的隱秘來進行陰謀活動，一度曾因參與政治謀殺而坐過一年監牢。德國青年團領袖是巴爾杜‧馮‧席臘赫，他是個有浪漫思想的青年人，組織工作的能手，他的母親是個美國人，他的外曾祖父是個北方聯邦軍軍官，曾在布林‧倫戰役中失掉一條腿。他在紐倫堡對囚禁他的美國人說，他在十七歲時讀了亨利‧福特寫的︽永恆的猶太人︾︵︽Ｅｔｅｒｎａｌ　Ｊｅｗ︾︶後成了一個反猶主義者。

　　最後還有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個波羅的海來的笨拙遲鈍的冒牌哲學家，我們前面提到過，他是希特勒早期的導師之一，自從一九二三年政變以後，寫了大量的書籍和小冊子，內容和文風極其混亂，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長達七百頁的著作，書名是︽二十世紀的神話︾︵︽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這是集其關於北歐人優越性的半瓶子醋思想之大成的荒謬絕倫之作，而他的這種半瓶子醋的思想卻在納粹黨圈子裡被當作是學識淵博的東西。希特勒常常在講笑話時提到，這本書他自己也不忍卒讀，而以作家自居的席臘赫有一次曾說，羅森堡﹁賣出的沒有人讀的書比任何其它作家都多﹂，因為這本書在一九三○年初版以後的十年中，銷了五十多萬冊。希特勒心中自始至終對於這個思想愚蠢遲鈍的人很有溫情，給他擔任黨內各種工作，諸如︽人民觀察家報︾和其它黨刊主編，並且指定他擔任一九三○年國會納粹黨議員，他代表納粹黨參加了國會的外交委員會。

　　這就是聚集在國家社會黨領袖周圍的人物。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他們使人看來無疑是一批亂七八糟的怪物。但是在共和國最後的混亂的日子裡，他們在千百萬迷惑混亂的德國人的心目中卻逐漸成了救星。他們有兩個有利條件勝過他們的對手：一是他們是由一個目標明確的人領導的；其次是他們為了幫助他實現他的目標，是完全願意不擇手段和投機取巧的。

　　在動亂不安的一九三一年，有五百萬職工失業，中產階級面臨著破產的境地，農民們不能償還抵押借款，議會處於癱瘓狀態，政府危機迭出，八十四歲的總統日益年老昏憒，在這種情況下，納粹黨的一些頭目信心日益高漲，他們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公開吹噓的一樣：﹁凡是有助於促成危機的｜｜對於我們和我們德國革命來說、都是好的，都是極好的。﹂

第六章　共和國的末日：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

　　在動盪和混亂的德國政治生活中，現在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異乎尋常的人物，天意註定要由他，而不是別人，來挖掘共和國的墳墓。他將擔任共和國最後一任為時不長的總理職務，而且，也可以說是他奇特的一生中最後一次意外的轉折，在最後無可挽回的時刻，卻拼命想法要拯救共和國。這個人就是庫特‧馮‧施萊徹爾。他的姓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陰謀家﹂或﹁鬼鬼祟祟的人﹂。

　　一九三一年的時候，他是陸軍中的一名中將。他生於一八八二年，十八歲的時候加入軍界，在興登堡原來所屬的第三步兵禁衛團裡當尉官，成了這位元帥兼總統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的好友。他的第二個友人後來證明也有同樣的寶貴價值。那就是格羅納將軍。後者對於施萊徹爾在軍事學院中學習時的成績甚為賞識，一九一八年在最高統帥部繼任魯登道夫的職位時就把這個年輕軍官帶來擔任他的副官。施萊徹爾基本上是個﹁辦公桌軍官﹂｜｜他只在俄國前線服役過一個很短時期｜｜從此以後就一直留在陸軍和魏瑪共和國權力的中心附近，他的機警的頭腦、殷勤的態度、政治的嗅覺頗引起將軍們和政客們的注意。在馮‧西克特將軍的領導下，他協助組織非法的自由團和同樣是非法的和高度秘密的﹁黑色國防軍﹂，起過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並且是一個同莫斯科進行秘密談判、安排在蘇俄境內秘密訓練德國坦克軍官和空軍軍官並在那裡建立由德國人管理的軍火廠一事的關鍵人物。施萊徹爾是個天生的權術家，熱中於陰謀詭計，擅長於暗地活動。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前，他的名字不大為世人所知，但是已開始在班德勒街和威廉街引起注意，前者是陸軍部的所在地，後者是政府各部的所在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間他利用他對興登堡總統的日益增長的影響︵他是通過同奧斯卡的友誼而接近總統的︶，使他的老上司格羅納將軍擔任了國防部長的職務，這是在共和國時期第一個軍人擔任這個職務。格羅納把施萊徹爾當作部內最得力的助手，讓他負責一個新設立的部門｜｜部務司，處理陸軍和海軍的政治和新聞事務。格羅納稱他的助手為﹁我在政治方面的紅衣主教﹂，把陸軍同其它各部和政治領袖的關係問題交託給他。施萊徹爾處在這個地位不僅在軍官團中是一個勢力，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個勢力。在陸軍中，他能夠任免高級軍官，而且開始在實際上這麼做，比如他在一九三○年施了一個詭計，趕走了陸軍第二號人物馮‧勃洛姆堡將軍，而代之以第三步兵近衛團時代的老朋友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同年春天，我們前已談到，他第一次嘗試要由他來挑選總理，在陸軍的支持下，終於說服興登堡任命海因里希‧勃魯寧擔任此職。

　　在政治上得到了這個勝利以後，施萊徹爾就實現了他要想改造共和國的宏偉計畫中的第一步。這個念頭在他的機靈的腦袋中已經轉了很久了。他很清楚地看到｜｜誰沒有清楚地看到呢？｜｜魏瑪政體軟弱無力的原因。政黨數目過多︵一九三○年擁有一百萬張選票以上的政黨有十個︶，這些政黨相互傾軋，只顧它們所代表的那部分經濟和社會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國會中形成一個持久的多數派來支持一個能夠對付三十年代開始時國家面臨的重大危機的穩定政府。議會制政府成了一樁德國人稱之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販牛交易｜｜的事情，各政黨為了他們所代表的群眾討價還價，爭取特殊利益，而國家利益卻被丟在一旁。無怪乎當勃魯寧在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就任總理時，已經不可能在國會中拼湊多數議員來支持任何一項政策了，不論它是左翼的，中間的，還是右翼的。僅僅為了維持政府的日常事務的處理和設法解決經濟困境，他也不得不援引憲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根據這一條的規定，在緊急狀態下，只要總統批准，他可以不需議會多數支持而僅憑總統緊急法令來行使職權。

　　施萊徹爾就是希望總理這樣來行使職權。這樣，在總統的有力控制下會出現一個有力的政府，畢竟︵施萊徹爾這樣認為︶總統是經人民普選選出的，因此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得到陸軍的支持。如果民主選出的國會不能提供一個穩定的政府，那就必須要由民主選出的總統來提供。施萊徹爾相信，大多數德國人所希望的，是一個能夠毅然決然引導他們脫離絕望困境的政府。但是實際上，勃魯寧在九月間下令舉行的選舉表明，大多數德國人所希望的並不是這個。或者說，至少他們並不希望讓一個施萊徹爾及其在陸軍裡和總統府中的友人所選擇的那種政府來引導他們走出茫茫的絕境。

　　可以說，施萊徹爾犯了兩個後患無窮的錯誤。由於選擇勃魯甯為總理，鼓勵他靠總統緊急法令行使職權，他破壞了陸軍在國家生活中的力量的基礎｜｜它的超然於政治的地位，放棄這種地位將導致它本身和德國的毀滅。其次，他對選民作了一個錯誤的估計。當一九三○年九月十四日有六百五十萬選民投納粹黨的票時︵兩年前只有八十一萬︶，這個熱中於政治的將軍覺得，他必須改弦易轍。到這一年年底，他已與剛從玻利維亞回來的羅姆以及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保持聯繫，這是納粹黨人與共和國中掌握政權的人之間的第一次重要的聯繫。在恰好兩年之內，這種聯繫的發展結果，將導致阿道夫‧希特勒達到他的目標和導致馮‧施萊徹爾將軍的倒臺和最後的被刺。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在希特勒的外甥女兒情人吉莉‧拉包爾自殺後三星期，他第一次得到興登堡總統的接見。這次接見是忙著佈置一個新的陰謀的施萊徹爾所安排的。這年秋天早些時候，他曾與希特勒會商，安排希特勒去見總理和總統。在他的心中和勃魯寧的心中都一直在考慮，興登堡七年任期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屆滿時，應該怎麼辦。屆時這位陸軍元帥將達八十五歲高齡，而他頭腦清醒的時候已越來越少了。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如果他不競選連任的話，希特勒雖然從法律上來說不是德國公民，卻很可能取得德國國籍，參加競選，獲得勝利，成為總統。

　　在這年夏天，頗有學者風度的總理對德國所處的絕境就在日夜憂思。他充分認識到，他的政府已經成了共和國最不得人心的一屆政府。為了對付蕭條，他除了壓低物價以外也壓低了薪水工資，對工商業、金融業、社會服務業實行了嚴厲的限制。不論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都叫他﹁饑餓總理﹂，但是他還是認為，他已經找到了一條出路，最後終能重新建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繁榮的德國。他要設法同協約國談判取消賠款，當時根據胡佛的延期償付的決定，賠款本來已經暫時停付了。在下年舉行的裁軍會議上，他要設法使協約國履行它們在凡爾賽和約中的保證，把它們的軍隊裁減到德國的水準，否則就應該讓德國公開實行一個起碼的重整軍備計畫，而在實際上，在他的默許下，德國已經開始在秘密實行這個計畫了。

　　這樣，和約的最後桎梏就可以卸載，德國將在大國中間作為平等的一員出現。這對共和國來說不僅是一件好事，而且也很可能｜｜勃魯寧這麼想｜｜在西方世界開闢一個充滿信心的新紀元，結束給德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經濟恐慌。而且這樣就可以對納粹黨釜底抽薪，使它無計可施。

　　在國內方面，勃魯寧也打算採取大膽行動，要爭取除了共產黨以外的各大政黨的同意，對德國憲法作一番根本修改。他打算使霍亨佐倫王室復辟。即使能夠說服興登堡競選連任，他年紀已這樣大，也不可能期望活滿七年任期。如果他在一兩年後死去的話，希特勒仍舊有當選為總統的希望。為了要防止這一點，為了要確保國家元首一職的長久性和穩定性，勃魯寧有這樣一個打算：取消一九三二年的選舉，由議會兩院︵即國會和參議院︶的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將興登堡的任期延長。在這一點做到以後，他就建議議會宣佈實行君主政體，由總統攝政。總統死後，就由皇太子的一個兒子重登霍亨佐倫王室的寶座。這個行動也能使納粹黨人無計可施；事實上，勃魯寧相信，這將意味著他們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末日。

　　但是年邁的總統對此不感興趣。當初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那個秋天的暗淡日子裡，在斯巴，他作為帝國軍隊司令，職責所在，有義務通知德皇必須下臺，君主政體必須結束。現在他不願考慮由霍亨佐倫王室的任何人來恢復王位，除非是仍然流亡在荷蘭的多爾恩的皇帝本人。勃魯甯向他說明，社會民主黨和工會方面雖然極其勉強，已經對他的計畫給予一定的支持，哪怕僅僅是因為這可能是防止希特勒上臺的最後一個孤注一擲的機會了，但是他們不贊成威廉本人或他的長子復辟，此外，如果要復辟的話，也必須仿效英國的榜樣，實行立憲的民主的君主政體。一聽到這番解釋，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元帥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逐客，不願再見這位總理。一星期後，他又把總理叫來，告訴後者，他不願競選連任。

　　在這期間，先是勃魯寧，後是興登堡，都第一次會見了阿道夫‧希特勒。這兩次會談結果，對這位納粹黨領袖都很不利。自從受到吉莉‧拉包爾自殺的打擊以後，他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他的思想開小差，他的心神不由自主。勃魯寧要求納粹黨支持興登堡延長任期，希特勒不加作答，卻大談共和國的缺點，這使人肯定認為，他不會同意總理的計畫。在會見興登堡時，希特勒顯得侷促不安。他想以長篇大論的說辭來打動這位老先生，可是卻完全失敗了。總統在這第一次會見時，對這個﹁波希米亞下士﹂︵他是這麼叫希特勒的︶印象一點也不好，他告訴施萊徹爾說，這樣一個人也許可以當郵政部長，但是絕當不了總理｜｜這句話，後來這位陸軍元帥不得不自己咽了下去。

　　希特勒氣憤之下，匆匆前往哈爾茲堡浴場，第二天，十月十一日，在那裡參加了﹁全民反對﹂德國政府和普魯士政府的大規模示威。這次示威與其說是以國家社會黨為代表的激進右翼的示威，不如說是右派的保守的反動勢力的示威，這些反動勢力是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黨、右翼退伍軍人組織鋼盔隊、所謂俾斯麥青年團、容克組織的農業聯盟以及各種各樣的老將軍。不過納粹黨的領袖對這次集會並不熱心。他瞧不起這些身穿燕尾服，頭戴大禮帽，胸掛金獎章的舊政權遺老，他看到，像他自己的那樣一個﹁革命﹂運動，同他們來往過密，可能是危險的。他敷衍了事地匆匆講了一通話，在鋼盔隊遊行之前，就離開了會場，而使他生氣的是，出席的人中間，鋼盔隊的人數竟超過了他的衝鋒隊。那天成立的哈爾茲堡陣線就此夭折了，老式保守派要成立這個陣線是要想同納粹黨人結成統一戰線，以便對共和國發動最後一次攻擊，他們要求勃魯寧立即辭職。希特勒無意給這些先生當配角，他認為他們一心想念著過去，而他很清楚，過去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果他們有助於推翻魏瑪政體，向他提供新的經濟來源，像實際上確實已經做到的那樣，那麼他可能會利用他們一下。但是他們卻不能反過來也利用他。幾天後，哈爾茲堡陣線就面臨崩潰；它的各種成分又恢復彼此明爭暗鬥的狀態了。

　　只有在一個問題上例外。那就是休根堡和希特勒兩人都拒絕同意勃魯寧提出的讓興登堡延長任期的建議。在一九三二年年初的時候，總理重新努力要爭取他們改變初衷。在此以前，他花了很大努力，終於說服總統同意這點，即如果議會延長他的任期，他就繼續供職。這樣，總統就可以不必從事一場激烈競選了。現在勃魯寧邀請希特勒來柏林重新會商這個問題。電報送來時，元首正在慕尼黑︽人民觀察家報︾編輯部同赫斯和羅森堡開會。他把電報在他們面前晃著叫道：﹁現在他們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他們承認我是談判中的一方了。﹂

　　一月七日，希特勒同勃魯甯和施萊徹爾會談，一月十日又舉行了一次會議。勃魯寧再次提出他的建議：納粹黨同意延長興登堡的任期。如果做到了這一點，一俟他解決了取消賠款和軍備平等問題，他本人就宣佈辭職。據某些人士說｜｜不過這是有不同意見的｜｜勃魯寧還放出了另外一個釣餌：他表示願意向總統提出由希特勒繼任他為總理。

　　希特勒並沒有立即作出明確的答覆。他告辭出來，回到凱撒霍夫飯店，同他的一些顧問商量。格利戈爾‧施特拉塞贊成接受勃魯寧的方案，他的理由是，如果納粹黨硬要舉行選舉，興登堡必勝無疑。戈培爾和羅姆則主張斷然拒絕。戈培爾在他一月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總統職位並不是關鍵所在。勃魯寧只不過是想無限期地加強自己的地位｜｜爭奪政權的棋局已經開始了｜｜重要的是，我們的力量必須保持強大，而且不作妥協。﹂前一天晚上，他這樣寫道：﹁組織裡有個無人能信任的人｜｜這個人就是格利戈爾‧施特拉塞。﹂

　　希特勒本人認為沒有理由加強勃魯寧的地位，從而使共和國能夠延長壽命。但是不像在一月十二日斷然拒絕這個辦法的頭腦簡單的休根堡，希特勒要狡猾得多。他不向總理提出答覆，而是越過他直接向總統說，他認為勃魯寧的建議是違反憲法的，但是他願意支持興登堡競選連任，只要這位元帥拒絕勃魯寧的建議。當時擔任總統府國務秘書的是心靈眼快的奧托‧馮‧梅斯納，他先後為社會黨的埃伯特和保守的興登堡連續熱心地當了兩任國務秘書，現在正在捉摸是否有可能第三次連任此職，不論上面的總統是誰，也許甚至是希特勒？納粹黨領袖在凱撒霍夫飯店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談中對這個人表示，願意支持興登堡競選，只要興登堡肯把勃魯寧免職，任命一個﹁全民的﹂政府；下令國會和普魯士議會舉行新的選舉。

　　對於這樣的要求，興登堡自然不會同意。由於納粹黨人和民族黨人｜｜後者是他的朋友，說起來還是他的擁護者｜｜不同意免除他一場激烈的競選活動，興登堡一氣之下同意再來一次競選。但是在他對民族主義各黨表示不滿之餘，他對勃魯寧也產生了一層微妙的怨恨，他覺得勃魯寧處理此事不當，逼得他要同當初在一九二五年時擁護他與自由主義一馬克思主義候選人競選總統的民族主義勢力發生尖銳的衝突。現在他只有在社會黨人和工會的支持下才能取勝，而對於他們，他一直是懷著一種毫不掩飾的輕蔑態度的。他在同他的總理的來往中油然產生了一種明顯的冷淡態度，而在不久之前，他還說過勃魯寧是﹁俾斯麥以來最傑出的總理﹂。

　　把勃魯甯捧上總理一職的那位將軍也對他冷淡起來。在施萊徹爾看來，這個嚴峻古板的天主教領袖實在令人失望。他成了共和國最不得人心的一位總理。他在國內無法爭取到多數的支持，他未能使納粹黨人就範，也不能把他們爭取過來；他弄糟了興登堡的連任問題。因此，他必須下臺，也許施萊徹爾的尊敬的老上司格羅納將軍也應該同他一起下臺，格羅納將軍對於施萊徹爾肚中將來的打算似乎一點也不能體會。不過，這個詭計多端的將軍並不真的著急。勃魯甯和格羅納是政府中的兩個有勢力人物，在興登堡重新當選以前，必須繼續執政；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位老元帥可能當選不了。而在選舉以後，他們的用處也就完了。

希持勒與興登堡對壘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當他必須作出困難的決定的時候，他曾經有好幾次似乎拿不定主意。目前這一次就是其中的一次。他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面臨的問題是：究竟競選總統，還是不競選總統？興登堡似乎是不可戰勝的。

　　這個神話式的英雄不但受到許多右翼勢力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民主黨派的支持，後者在一九二五年選舉中還是反對他的，但是現在卻把他看成是共和國的救星。同這位陸軍元帥競選而被擊敗｜｜他幾乎肯定是會被擊敗的｜｜這不是要把納粹黨自從一九三○年全國選舉取得大勝以來在一次接著一次的邦選舉中逐漸造成的不可戰勝的名譽付諸東流嗎？然而，要是不參加競選的話，那又豈不是自認軟弱，那豈不是表明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快要取得政權這一點缺乏信心嗎？除此之外，還有一層考慮。希特勒當時甚至還沒有資格參加競選，因為他不是德國公民。

　　約瑟夫‧戈培爾力促他宣佈參加競選。一月十九日，他們兩人連袂去慕尼黑，那天晚上，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記道：﹁與元首討論了總統職位問題。還未作出決定。我竭力主張他自己參加競選。﹂在下一個月內戈培爾的日記中反映了希特勒思想的起伏不定的情況。一月三十一日：﹁元首將在星期三作出決定。這一點無可再懷疑了。﹂二月二日，看來他已作出了決定。戈培爾記道：﹁他決定親自參加競選。﹂但是戈培爾又說，在沒有知道社會民主黨的行動以前，這項決定暫不公佈。次日，黨的領袖們在慕尼黑集合，聽希特勒宣佈決定。﹁他們白等了一場，﹂戈培爾嘟囔說。﹁每個人，﹂他補充說，﹁都很緊張不安。﹂那天晚上，這個身材矮小的宣傳頭子自己去散心了，他偷偷地溜出去看了一部葛麗泰‧嘉寶的影片，頗受這個﹁現在活在人世的最偉大的女演員﹂的﹁感動﹂。那天深夜，﹁一些黨內老同志來見我。他們對於至今沒有作出決定感到沮喪。他們擔心元首等待得太長久了﹂。

　　希特勒可能等待得太長久了，但是他對最後勝利的信心卻並未動搖。據戈培爾的日記的記載，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元首就戈培爾在第三帝國擔任什麼職務問題，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戈培爾說，元首已經為他考慮設立一個﹁國民教育部，處理電影、電臺、藝術、文化和宣傳事務﹂。另一天晚上，希特勒就﹁大規模重建國都﹂的計畫，同他的建築師特羅斯特教授進行了一次長談。戈培爾並且補充說：﹁元首早已擬好了他的計畫。他的說話、行動、感覺，都好像我們已經執政了一樣。﹂

　　但是，他的說話還不像他很想同興登堡打對台參加競選。二月九日，戈培爾記載道：﹁元首已回柏林。關於總統選舉問題，在凱撒霍夫飯店又舉行了辯論。什麼都懸而未決。﹂三天以後，戈培爾同元首算了一下他估計將得到的票數。﹁這是冒險的事，﹂他說，﹁但是必須冒一下險。﹂希特勒又去慕尼黑作進一步的考慮。

　　最後，他的主意是由興登堡來幫助他拿定的。二月十五日，年邁的總統正式宣佈參加競選。戈培爾很高興。﹁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行動了。現在我們不再需要隱藏我們的決定了。﹂但是希特勒卻把他的決定隱藏到二月二十二日。那一天在凱撒霍夫飯店舉行的會議上，﹁元首准許我，﹂戈培爾興高采烈地說，﹁在今天晚上在體育館宣佈他參加競選。﹂

　　這次競選運動是一場激烈而又混亂的競選運動。戈培爾在國會中攻擊興登堡是﹁逃兵的黨的候選人﹂，因為這樣侮辱總統而被逐出國會。在柏林，原來在一九二五年選舉中支持興登堡的民族主義的︽德意志日報︾現在轉過來激烈攻擊他。這家報紙宣稱：﹁目前的問題是：裡通外國的叛徒和主和非戰的豬玀在興登堡的讚許下是不是要給德國帶來最後的毀滅。﹂

　　在激烈的競選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中，一切原來的階級和黨派界線都打亂了。支持興登堡這個新教徒、普魯士人、保守派、保皇派的，是社會黨人、工會、勃魯寧的中央黨的天主教徒和自由民主的中產階級政黨的殘餘份子。支持希特勒這個天主教徒、奧地利人、前流浪漢、﹁國家社會主義者﹂、下層中產階級群眾的領袖的，除了他自己的黨徒以外，還有北方上層階級新教徒、保守的容克地主和一些保皇派，其中在最後一分鐘還包括前皇太子。局面由於另外還有兩個候選人參加競選而更加混亂。這兩個候選人都沒有希望取勝，但是都可能獲得足夠的選票來妨礙兩個主要競選者取得當選所必要的絕對多數。民族黨提出了鋼盔隊的第二號人物︵興登堡是其名譽隊長︶希歐多爾‧杜施特堡為總統候選人。他是一個平平庸庸的前陸軍中校，使納粹黨人高興的是，他們不久發現他是一個猶太人的曾孫。共產黨攻擊社會民主黨支持興登堡，﹁背叛了工人階級﹂，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共產黨領袖恩斯特‧台爾曼。共產黨根據莫斯科的命令，不惜幫納粹黨人的忙，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競選運動還沒有開始，希特勒就解決了他的國籍問題。在二月二十五日宣佈，布勞恩斯魏克邦內政部長，一個納粹黨人，任命了希特勒先生為該邦駐柏林公使館的隨員。通過這種滑稽戲式的手段，這個納粹黨領袖就當然成了布勞恩斯魏克的公民，因而也是德國的公民，因而就有資格競選德國總統。輕易地克服了這個小障礙以後，希特勒就全力投入競選運動，周遊全國，在好幾十次的群眾大會上向大批群眾演講，把他們驅入狂熱的狀態。黨的另外兩位演講家戈培爾和施特拉塞也安排了類似的日程。

　　不僅如此，他們還進行了一次德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宣傳運動。他們在大小城市的牆上貼了一百萬張彩色的大字招貼畫，散發了八百萬本小冊子和一二○○萬份黨報特刊，一天之內舉行了三千個大會，而且在德國選舉中第一次充分利用了電影和唱片，唱片是在安了擴音器和喇叭的卡車上巡迴放送的。

　　勃魯寧也日夜不停地工作，爭取年邁的總統當選。這個一向待人公平的人這一次卻毫不客氣，把政府控制的電臺的全部廣播時間都保留給自己的一方面使用，這一著可氣壞了希特勒。興登堡只講了一次話，是在投票前夕三月十日的一次錄音廣播。這次講話頗為尊嚴，是這次競選運動中少數幾次尊嚴的講話之一，它很起作用。

　　﹁如果選舉一個代表片面的極端派觀點的黨人，這將使祖國發生嚴重的混亂和不安，其後果是無法估計的。因為他必然會遭到大多數人民的反對。我為責任所驅，必須防止這種人當選｜｜如果我競選失敗，我至少可以免於這種指責：在危機的時刻，我自動懈怠了職責｜｜凡是不願投我票的人，我並不要求他們的選票。﹂

　　投他的票的人比所需要的絕對多數尚少○．四％。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三日選舉結束時，結果是：

　　興登堡　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票　四十九．六％

　　希特勒　一千一百三十三萬九千四百四十六票　三十．一％

　　台爾曼　四百九十八萬三千三百四十一票　一十三．二％

　　杜施特堡　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二十九票　六．八％

　　對於雙方來說，票數都是令人失望的。老總統比納粹黨煽動家多了七百多萬張選票，但是尚差一點點而沒有能夠贏得必要的絕對多數。這就必須舉行第二次選舉，在第二次選舉中，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就可以當選。比起一九三○年的選舉來，希特勒已使納粹黨多得了近五百萬張選票｜｜大約多八十六％｜｜但是他落在興登堡後面還很遠。揭曉那天晚上，戈培爾柏林寓所中籠罩著一片絕望沮喪的氣氛，當時有許多納粹黨領袖聚在那裡聽收音機中關於選舉結果的報導。﹁我們被打敗了；可怕的前途，﹂戈培爾那天晚上在日記中寫道，﹁黨內圈子裡的人都極感失望和沮喪｜｜只有靠出奇的辦法，我們才能拯救自己﹂。

　　但是在第二天早晨的︽人民觀察家報︾上，希特勒宣佈：﹁第一次競選運動結束了。第二次在今天開始。在這次競選中，我必將領先。﹂說真的，他一如以往地那樣努力競選。他租了一架容克式客機，從德國這一頭飛到那一頭｜｜在當時競選中這是一個新花樣｜｜一天在三四個城市中的大會上講話。他很狡猾地改變了策略以便贏得更多選票。在第一次競選中，他大談其人民的苦難，共和國的無能。現在，他描繪了一幅如果他當選每個德國人將能享有的幸福的圖景：工人有工做，農民的農產品可售得高價，工商業者有更多的生意，軍國主義者可以建立一支大軍隊。在柏林遊樂公園的一次演說中，他竟保證：﹁在第三帝國中，每一個德國女郎都可以找到丈夫！﹂

　　民族黨的杜施特堡退出了競選，要求支持者投希特勒的票。甚至放蕩不羈的前皇太子腓德烈‧威廉也表示支持，他宣佈：﹁我將投票贊成希特勒。﹂

　　第二次競選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是個陰沉多雨的日子，那天投票的選民少了一百萬人。當天深晚宣佈的結果是：

　　興登堡　一千九百三十五萬九千九百八十三票　五十三％

　　希特勒　一千三百四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七票　三十六．八％

　　台爾曼　三百七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九票　一十．二％

　　雖然希特勒的票數增加了二百萬，而興登堡只增加了一百萬，但總統得到了一個明確的絕對的多數。這樣，一半以上的德國人表示他們擁護民主共和國；他們肯定地反對不論左右的極端派。至少他們是這麼想的。

　　這個結果很值得希特勒本人玩味。他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績。在兩年之內，他使納粹黨的選票翻了一番。但是他仍舊沒有取得多數｜｜和他所追求的政權。他在這條路上是否已經走到盡頭了？在四月十日選舉後黨內舉行的會議上，施特拉塞坦率地認為，希特勒的處境確是如此。施特拉塞要求同那些當權的人：同總統、同勃魯甯和格羅納將軍的政府、同陸軍妥協。希特勒雖然不信任他的這個主要助手，卻不反對他的意見，他沒有忘記他在維也納時代取得的一個教訓：要取得政權，你必須贏得一些既有的﹁有勢力機構﹂的支持。

　　但是在他還沒有打定下一步應該怎麼辦的主意以前，這些﹁有勢力機構﹂之一，也就是共和國政府卻給了他一個打擊。

　　一年多以來，全國政府和各邦政府都開始掌握一些文件，這些文件表明，納粹黨的一些高級領袖，特別是衝鋒隊的一些頭子，準備用暴力接管德國，實行恐怖統治。在第一次總統選舉前夕，隊員已達四十萬人的衝鋒隊被充分動員了起來，在柏林周圍佈置了一道警戒線。雖然衝鋒隊頭子羅姆上尉向馮‧施萊徹爾將軍保證，這僅僅是﹁預防﹂措施，但是普魯士警察在柏林納粹黨總部抄獲了文件，其中清楚地表明，衝鋒隊確是打算在次日晚上實行政變的，如果希特勒當選總統的話｜｜這是羅姆的心意。戈培爾三月十一日晚上的日記證實了確有其事在醞釀中。﹁同衝鋒隊和黨衛隊隊長們討論了指示。到處都深感不安。政變這個字眼在流傳著。﹂

　　因而全國政府和各邦政府都警惕起來。四月五日，以普魯士和巴伐利亞這兩個大邦為首的好幾個邦的代表要求中央政府取締衝鋒隊，要不然，它們就在各自的境內取締它。當時總理勃魯甯為了選舉事宜不在柏林，但是以內政兼國防部長身份接見他們的格羅納將軍答應，一俟勃魯寧回京，立即採取行動。勃魯寧回來的日期是四月十日，即第二次選舉那一天。勃魯甯和格羅納認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取締衝鋒隊。因為這樣就會消除內戰的威脅，也可能是預告希特勒在德國政治中作為重要因素的末日的來臨。由於確信興登堡可以得到絕對多數當選總統，他們更是認為，這是選民們給他們的委託，要他們保護共和國，對付納粹黨要用暴力加以推翻的威脅。以暴力對付暴力的時機已經來到。此外，除非他們採取果斷措施，否則，政府將失去社會黨和工會的支持，而它們為興登堡提供了大多數選票，而且是勃魯寧政府繼續得以維持的主要依靠。

　　內閣在四月十日開會，當時選舉還未結束。會上決定立即取締希特勒的私人軍隊。要興登堡在這項命令上簽字，曾有一些困難，因為當初贊成這項命令的施萊徹爾開始在總統耳旁低語，促使他反對。但是他最後還是在四月十三日在命令上簽了字，命令遂於四月十四日公佈。

　　這個打擊使納粹黨人目瞪口呆。羅姆和黨內一些容易衝動的人主張違抗這項命令。但是比他的部下精明狡猾的希特勒卻決定必須服從這項命令。現在還不是舉行武裝叛亂的時候。此外，他還得到了有關施萊徹爾的態度的頗有意思的消息。戈培爾在四月十四日那天的日記中寫道：﹁我們獲知，施萊徹爾不贊成格羅納的行動｜｜﹂後來又寫道：﹁｜｜接到一位著名太太的電話，她是施萊徹爾將軍的好朋友。她說將軍打算辭職。﹂

　　戈培爾對此很感興趣，但是抱有懷疑。他說：﹁這也許僅僅是一種策略。﹂這個詭計多端、熱中政治的將軍是什麼背信棄義的勾當都幹得出來的，但是其寡廉鮮恥的程度，不論戈培爾也好，希特勒也好，或是任何人也好，都是一點底也沒有摸到的，至於勃魯寧，肯定也是沒有摸到底的，格羅納就更不用說了，雖然施萊徹爾在軍隊中和政府中的迅速升遷完全是靠格羅納的提拔。不過，他們很快就會摸到了。

　　甚至在取締衝鋒隊的禁令還沒有宣佈之前，施萊徹爾把意志軟弱的國防軍司令馮‧哈麥施坦因將軍爭取過來以後，就已經秘密通知七個軍區司令：陸軍不同意這項命令。其次，他又勸說興登堡在四月十六日寫了一封故意找岔子的信給格羅納，問他為什麼不把社會民主黨的準軍事組織國旗隊同衝鋒隊一起取締。施萊徹爾還進一步採取了一個行動來破壞他上司的地位。他主使了一場惡意的宣傳，誣衊格羅納將軍，散佈謠言說格羅納將軍病得很重，不能繼續任職；說他已信了馬克思主義，甚至和平主義；宣稱國防部長玷污了陸軍的名譽，因為他最近結婚不到五個月就生了個孩子｜｜他還告訴興登堡，在陸軍圈子裡，這個孩子的外號叫﹁諾爾米﹂，這是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飛快的芬蘭賽跑選手的名字。

　　與此同時，施萊徹爾恢復了他同衝鋒隊的聯繫。他同衝鋒隊頭子羅姆和柏林衝鋒隊長馮‧赫爾道夫伯爵都舉行了會談。戈培爾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施萊徹爾通知赫爾道夫，他﹁想改弦易轍﹂。兩天以後，施萊徹爾見了希特勒，據戈培爾的記載，﹁會談進行得很順利﹂。

　　即使在玩弄權術的這個階段，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一個問題上，羅姆和施萊徹爾背著希特勒在搞陰謀。他們兩個人都希望把衝鋒隊併入陸軍，作為一種民兵，但是元首堅決反對。在這個問題上，希特勒時常同他的衝鋒隊參謀長發生爭吵，後者把衝鋒隊看作是加強國家的潛在軍事力量，而希特勒卻認為衝鋒隊是一種純政治力量，一種在街頭毆打政敵、製造恐怖，在黨內保持政治熱情的隊伍。但是施萊徹爾同納粹黨領袖們會談時，心中卻另有打算。他想使衝鋒隊歸屬於陸軍，這樣他就能夠加以控制。但是他也希望希特勒這個唯一有群眾擁護的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參加政府，這樣他也就能夠控制他了。取締衝鋒隊的禁令妨礙了這兩個目標的實現。

　　到一九三二年五月第一個星期結束的時候，施萊徹爾的陰謀達到了一個高潮。戈培爾在五月四日的日記上寫道：﹁希特勒的地雷快要爆炸了。格羅納首先得下臺，其次是勃魯寧。﹂五月八日，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希特勒﹁同施萊徹爾將軍和接近總統的一些先生舉行了一次有決定意義的會談。一切都很順利。勃魯寧將在數天內下臺。總統將撤回對他的信任﹂。他接著概述了施萊徹爾和總統親信同希特勒密謀的計畫：先解散國會，然後成立總統內閣，取消對衝鋒隊和納粹黨的一切禁令。戈培爾又說，為了避免勃魯寧生疑，希特勒暫時離開柏林。那天晚上，他陪他的領袖到了梅克倫堡，當真藏匿了起來。

　　在納粹黨看來，總統內閣只不過是﹁暫時﹂的安排，這一點是戈培爾在第二天的日記中說的，他說，這樣一種﹁毫無特色的﹃過渡政府﹄將為我們掃清道路。這個政府越軟弱，我們越是容易搞掉它﹂。當然，施萊徹爾的看法可不是這樣，他已經在夢想組織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在憲法修改以前可以不受議會的約束，而他自己又能加以任意支配，很明顯，他和希特勒都以為自己能夠制勝對方。不過在當時，他卻有一張好牌在手。他可以向年邁力衰的總統保證，他能夠提供勃魯寧所不能提供的東西：一個得到希特勒的支持而又沒有非得讓這個狂熱的煽動家參加不可的這種不方便。

　　這樣，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在五月十日那一天，也就是施萊徹爾同希特勒和興登堡周圍人物會談後兩天，他採取了行動。動手的地方是國會。格羅納將軍站起來為取締衝鋒隊的行動辯護，馬上受到了戈林的猛烈攻擊。這位身患糖尿病的國防部長，對於施萊徹爾的陰謀詭計深感失望，他儘管竭力為自己辯護，但是，在納粹黨議員連珠炮般的辱罵前面，他沒有還手之力。在精疲力竭、丟臉傷心之餘，他正要退席而去，不料卻面對面地碰上了馮‧施萊徹爾將軍，後者冷冰冰地告訴他，他﹁已不再享有陸軍的信任，必須辭職﹂。

　　格羅納向興登堡求救。他曾經兩次在關鍵時刻為興登堡解過圍｜｜並且代興登堡受過：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代表興登堡要德皇退位；一次是在一九一九年，又代表興登堡告訴共和國政府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但是老元帥這次卻回答說，他﹁感到很遺憾﹂，對這件事情無能為力，原來興登堡對於欠了這個比他年輕的軍官人情這一點，心中一直是不痛快的。五月十三日，格羅納失望之餘，悻然辭職。那天晚上，戈培爾的日記記道：﹁從施萊徹爾將軍那裡得到消息。一切按計劃進行，﹂

　　計畫的下一步是要開勃魯寧的刀，過不了多久，這個詭計多端的將軍就有了下手的機會。格羅納的下臺，對於搖搖欲墜的共和國來說是個很嚴重的打擊，在軍人中間，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曾經能幹地和忠心耿耿地為共和國效勞過，陸軍裡也沒有一個具有他那樣聲望和忠心的人可以代替他。但是，頑強的、努力活動的勃魯寧仍是一個勢力。他已經為興登堡的連任，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也就是為共和國的繼續存在，爭取到了大多數德國人的支持。在外交政策方面，關於取消賠款和德國重整軍備的平等權利這兩個問題上，他似乎正處於取得驚人成功的前夕。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對於這位總理為了要使興登堡競選連任而作出的超人的努力，老總統不但不表感謝，反而報之以特別冷淡的態度。當勃魯寧建議由國家付出優厚的賠償後接管東普魯士某些破產的容克莊園、把它們分配給無地農民的時候，興登堡的態度就更加冷淡了。五月間，興登堡去紐台克度復活節假期。紐台克是一個在東普魯士的莊園，是那些容克在工業家出錢資助下送給興登堡的八十歲壽禮。他在那裡的時候，他的貴族鄰居趁此機會在他耳旁進了讒言，要求撤換這個被他們現在稱為﹁農業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總理。

　　納粹黨人比勃魯寧自己還早就知道這位總理即將下臺，這無疑是通過施萊徹爾的途徑。五月十八日，戈培爾從慕尼黑回到柏林，注意到﹁復活節氣象﹂依然未消，便在日記中寫道：﹁只有對勃魯寧一個人，冬天似乎已經來臨。可笑的是，他自己還不知道。他找不到人參加他的內閣。耗子都離開了快要沉沒的船。﹂但是，這樣說也許要更確切些，那就是：帶頭的那只耗子，並沒有離開這只要沉的船｜｜國家，不過是在準備為它找個新船長。第二天戈培爾記載道：﹁施萊徹爾將軍拒絕繼掌國防部。﹂這話不錯，但是不夠精確。勃魯甯在責備施萊徹爾搞垮格羅納以後的確曾經請過施萊徹爾出任國防部長。施萊徹爾的答覆是：﹁我願意出任，但是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五月十九日戈培爾的日記記道：

　　﹁施萊徹爾那裡來的消息。部長名單已經擬定，在過渡時期，這並不太重要。﹂

　　這樣，至少比勃魯寧早一個星期，納粹黨已經知道要把他幹掉了。五月二十九日是星期日，興登堡召見了勃魯寧，猝然要他辭職。第二天，勃魯甯就向他遞了辭呈。

　　施萊徹爾勝利了。但是倒下去的不僅是勃魯寧；民主共和國和他一起倒了下去，雖然臨死的痛苦還要延續八個月，最後才加一槍送命。對於共和國的死亡，勃魯寧的責任是不小的。他雖然從內心來說是個民主派，但是他卻聽人擺佈，終於在任期的大部分時間中不得不靠總統的緊急法令來行使政府職權，而沒有取得議會的同意。採取這種步驟，的確也是出於不得已，這完全是政客們的目光短淺所造成的必然結果。雖然在五月十二日的時候，他還能夠為他的財政法案在國會中贏得一次信任票。但是在議會不能同意的問題上，他就不得不依靠總統的支援來維持統治。現在，這種支持已經收回去了。從現在開始，從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一月，這種支持將給予兩個比較次要的人物，這兩個人物雖然不是納粹黨人，卻一點也不想維護民主共和國，至少是不想維護按目前方式組織的民主共和國。

　　德國的政治權力現在不再像共和國成立以後那樣存在於人民和表達人民意志的機構｜｜國會手裡，它現在集中在一個年達八十五歲高齡的衰老的總統和他周圍一些思想淺薄、野心勃勃的人的手裡，而這些人卻左右著他那衰朽倦怠、神思恍惚的精神。這一點，希特勒看得很清楚，這也適合他的目標。他要在議會中贏得多數，看來是極其不可能的。興登堡的新態度給了他可以取得政權的唯一機會。當然，還不是在目前，但是也不用太久了。

　　他從奧耳登堡匆匆趕回柏林︵在奧耳登堡，納粹黨在五月二十九日地方議會的選舉中贏得了絕對的多數︶。第二天，興登堡接見了他，證實了這個納粹黨領袖事前在五月八日同施萊徹爾秘密商定的交易中的幾點：取消對衝鋒隊的禁令、組織由興登堡自擇人選的總統內閣、解散國會。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願不願意支持新政府？興登堡這麼問他。希特勒回答說，他願意支持。

　　那天︵五月三十日︶晚上，戈培爾的日記說：

　　﹁希特勒同總統的會談進行得很順利｜｜提到馮‧巴本為總理人選。但是我們對此不感興趣。重要的是，國會解散了。選舉！選舉！直接訴諸人民！我們都很高興。﹂

弗朗茲‧馮‧巴本的大失敗

　　現在舞臺的中心暫時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由馮‧施萊徹爾將軍推薦給八十多歲總統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受命出任德國總理的人是五十三歲的弗朗茲‧馮‧巴本，他是威斯特伐利亞一家沒落的貴族的後裔，曾在參謀本部供職，是個跑馬能手，但在政治上卻是個不成功的天主教中央黨外行政客。他靠了裙帶關係，成了一個富有的工業家，在社會上無藉藉名，只是有一次在任駐華盛頓武官時因參與策劃炸毀當時尚守中立的美國的橋樑和鐵路這種破壞活動而被驅逐出境。

　　﹁總統的選擇使人感到不可置信，﹂法國駐柏林大使寫道，﹁凡是聽到這個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為巴本的特色是，不論友與敵，無人把他當作一回事｜｜他以膚淺愚蠢、虛偽狡猾、愛好虛榮、野心勃勃的一個陰謀家著稱。﹂

　　弗朗索瓦一龐賽的描寫絕無誇大。而興登堡在施萊徹爾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掙扎中的共和國的命運交託給這樣一個人。

　　巴本毫無任何政治後臺。他甚至還不是個國會議員，他在政治方面最高的履歷是曾任普魯士邦議會議員。巴本被任命為總理後，他所屬的中央黨激於他背叛該黨領袖勃魯甯，一致把他開除出黨。但是總統叮囑他組織一個超黨派政府，而這件事是他能夠馬上做到的，因為施萊徹爾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一張部長名單。這張名單後來就以﹁男爵內閣﹂著稱。其中五個部長是貴族，兩個是大公司董事，一個是啤酒館政變前後動亂時代巴伐利亞政府內庇護希特勒的人，名叫弗朗茲‧古特納，他被任命為司法部長。馮‧施萊徹爾被興登堡所迫，不得不從他喜愛的幕後地位走出來，出任國防部長。全國大部分人民都把﹁男爵內閣﹂當作一場笑話，雖然有些閣員如馮‧牛賴特男爵、馮‧艾爾茨一魯本那赫男爵、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和古特納博士的政治壽命很長，一直到第三帝國時期開始後很久，他們還留在各自的職位上。

　　巴本的第一個行動是履行施萊徹爾與希特勒的協議。六月四日，他解散了國會，決定在七月三十一日舉行新選舉。在多疑的納粹黨催促了幾次後，他在六月十五日取消了對衝鋒隊的禁令。接著馬上發生了甚至德國在過去也從未有過的一陣政治暴行和謀殺的浪潮。衝鋒隊員湧到街上去尋釁鬧事，他們的挑戰常常受到應戰，特別是受到共產黨的應戰。僅僅在普魯士一邦，從六月一日到二十日，街頭就發生了四百六十一起鬥毆，死了八十二人，重傷四百人。在七月間，在毆鬥中死亡的共有八十六人，其中三十八人是納粹黨人，三十人是共產黨人。七月十日星期日這一天，街頭被毆致死者有十八人，下一個星期日，納粹黨人在警察保護下，在漢堡工人階級郊區阿爾托那舉行遊行，當時被打死的有十九人，受傷的二百八十五人。內戰越來越惡化，各方面都要求男爵內閣設法制止這場內戰。除了納粹黨和共產黨以外，所有各黨派都要求政府採取行動來恢復秩序。

　　對此，巴本做了兩件事情作為答覆。他禁止各黨派在七月三十一日選舉前十四天內舉行遊行。其次，他採取了一個步驟，其目的不僅要撫慰納粹黨人，而且要摧毀民主共和國殘餘的支柱之一。他在七月二十日撤除了普魯士政府，自任為普魯士國家長官。這是走向他企圖在整個德國建立的那種極權主義政府的一個大膽步驟。巴本的藉口是，阿爾托那暴亂證明普魯士政府無力維持治安。他並且根據施萊徹爾臨時拼湊的﹁證據﹂，指責普魯士當局與共產黨人共謀。當社會民主黨的部長們表示除非使用武力就拒絕離職的時候，巴本就很樂意地使用了武力。

　　柏林宣佈了戒嚴令，當地的國防軍司令馮‧倫斯德將軍派了一個中尉和十幾個士兵，去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逮捕。這件事情沒有逃過取得聯邦政權的右派人物的注意，也沒有逃過希特勒的注意。現在已不再有必要擔心左派勢力或者甚至民主的中間派勢力會對推翻民主制度的嘗試進行認真的抵抗了。一九二○年時，一次總罷工曾拯救了共和國，使之免於推翻。現在工會領袖和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又討論了這樣一種措施，但是結果卻認為太危險而被放棄了。因此，巴本把合乎憲法的普魯士政府撤換以後，給魏瑪共和國的棺材又釘上了一個釘子。而這一次只用了一個班的士兵就做到了｜｜他就是這樣吹噓的。

　　至於希特勒和他的助手們，決心要推翻的不僅是共和國，而且還有巴本和他的男爵們。戈培爾在他六月五日的日記中表示了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儘早同這個資產階級過渡政府脫離關係。﹂巴本在六月九日第一次會見希特勒，當時這個納粹黨領袖告訴他：﹁我認為你的內閣只是一種暫時的解決辦法，我將繼續努力使我的黨成為全國最大的政黨。到了那個時候，總理一職就非我莫屬了。﹂

　　七月三十一日的國會選舉是德國在五個月以內舉行的第三次全國性選舉。但是納粹黨人非但對這種緊張的競選活動一點也不感到厭倦，反而比往常更加狂熱和賣力地投了進去。儘管希特勒向興登堡保證，納粹黨將支持巴本政府，戈培爾卻對內政部長進行了尖銳的攻擊，而且早在七月九日，希特勒就去見了施萊徹爾，對政府的各項政策表示極為不滿。從希特勒公開出現場合的群眾人數來看，顯然，納粹黨的勢力有了增長。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他就在勃蘭登堡向六萬人講了話，接著在波茨坦向幾乎同樣多的人講了話，晚上又在柏林格魯納瓦爾德大運動場向十二萬人講了話，場外還有十萬人從擴音器聽了他的講話。

　　在七月三十一日的選舉中，國家社會黨取得了大勝，一共獲得一千三百七十四．五萬張選票，在國會中占二百三十席，輕而易舉地成了國會中的第一大黨，雖然在六百零八個席位的國會中，仍遠遠不足構成多數。社會民主黨無疑是由於他們的領袖在普魯士的膽小怕事的表現，喪失了十個席位，只有一百三十三個席位。工人階級轉向共產黨一邊，他們增加了十二個席位，在國會中共占八十九個席位，成了第三大黨。天主教中央黨也稍許增加了力量，從六十八個席位增加到七十三個席位，但其它中產階級政黨，甚至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黨｜｜在選舉中支持巴本的唯一政黨｜｜卻居極少數地位。顯然，除了天主教徒以外，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都轉向了納粹黨。

　　八月二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附近的特格恩西湖同他黨內的領袖們開會，估計他的勝利，自從兩年前上一次國會選舉以來，國家社會黨增加了七百萬張選票，在國會中的代表從一百零七人增加到二百三十人。而如果從一九二八年選舉開始計算，這四年來納粹黨的選票增加了一三○○萬張左右。但是要取得政權所必需的多數，希特勒還是沒有得到。他在全部票數中只贏得了三十七％。大多數德國人仍舊反對他。

　　他同助手們一直討論到深夜。戈培爾在八月二日的日記中記載了討論的結果：

　　﹁元首面臨著困難的決定。走合法途徑？還是同中央黨合作？﹂

　　同中央黨合作，納粹黨就能在國會中取得多數。但是在戈培爾看來，這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記道：

　　﹁元首︵仍然︶沒有作出最後決定。局勢還需要過一些時候才能成熟。﹂

　　但是不用很多時候。儘管希特勒所取得的勝利還談不上是決定性的勝利，但是在這種勝利的刺激下，希特勒還是忍耐不住。他在八月四日趕到柏林，不是去見馮‧巴本總理，而是去見馮‧施萊徹爾將軍，據戈培爾記載，是去﹁提出他的要求﹂。他並且說，﹁這些要求不會太低。﹂

　　八月五日，在柏林附近的弗爾施登堡兵營，希特勒向馮‧施萊徹爾將軍提出了他的條件：給他本人的是總理職位，給他的黨的是普魯士總理職位、聯邦政府和普魯士政府的內政部、聯邦政府的司法部、經濟部、航空部，以及給戈培爾設的一項新職務｜｜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為了給施萊徹爾一點甜頭，希特勒答應把國防部給他。此外，希特勒說，他將要求國會通過一個法案，授權他在一個規定的期限內憑特別命令行使政府職權，如果國會拒絕，就把國會﹁送回老家﹂。

　　希特勒在會見後深信，他已經把施萊徹爾拉了過來，贊成他的計畫，於是高高興興地趕回他在上薩爾斯堡的避暑山莊。戈培爾對反對者總是不放心的，而對這個政客將軍總是心懷疑懼，不是這麼滿有把握。他在聽到了元首關於同施萊徹爾會談的樂觀報告後，在八月六日的日記中記道：

　　﹁對於未來的事情，最好採取懷疑的態度。﹂

　　不過，在一件事情上，戈培爾是有把握的：

　　﹁我們一旦取得了政權，就決不放棄。他們除非把我們的屍體抬出政府各部。﹂

　　事情並不像希特勒所想像的那麼順利。八月八日，戈培爾寫道：﹁柏林來了電話。盡是謠言。全黨進入準備狀態，以便接管政權。衝鋒隊員們都離開原來工作崗位，進行準備，黨的領袖們在準備這偉大時刻的來到。如果一切順利，那就太好了。否則，就會有可怕的挫折。﹂第二天，施特拉塞、弗立克和豐克來到上薩爾斯堡，帶來了並不十分令人鼓舞的消息。施萊徹爾像條蛆蟲一樣，又轉了方向。他現在堅持：如果希特勒當總理，必須在取得國會同意的情況下行使政府職權。豐克報告說，他的企業界朋友，對於納粹黨執政的前途感到擔憂。沙赫特給他一個口信，證實了這一點。最後，這三個人告訴希特勒說，威廉街方面擔心納粹發動政變。

　　這種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第二天，八月十日，戈培爾獲悉，在柏林，衝鋒隊已處於﹁一種武裝準備狀態｜｜衝鋒隊包圍了柏林，力量越來越大｜｜對於這一點，威廉街方面感到緊張不安。然而這正是我們動員的目的﹂。第二天，元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乘汽車去柏林。戈培爾說，他到那裡﹁不會露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有召喚，他隨時都有準備。結果沒有人召喚他，他只好自己求見總統。但在見總統之前，他先得見施萊徹爾和巴本。這次會談是在八月十三日中午舉行的。經過極為激烈。施萊徹爾已經偷偷地離開了他在一個星期前的原來的立場。他現在支持巴本，認為希特勒至多只能盼望一個副總理的職位。希特勒大為震怒。他非當總理不可，否則就不參加政府。巴本說，他得讓興登堡來作﹁最後決定﹂，這樣就結束了會談。

　　希特勒悻悻然回到附近的凱撒霍夫飯店休息。下午三點鐘時，總統府來了電話。有人｜｜從戈培爾日記來看，大概是他｜｜接了電話問道：﹁是不是已經作出了決定？如果是那樣，請希特勒去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對方告訴這個納粹黨人說，總統﹁希望先跟希特勒談一談﹂。

　　老元帥在他的書房中一手拄著手杖，站著接見希特勒，這樣一個姿態事先就為這次接見決定了冷淡的調子。就一個年達八十五歲高齡，僅僅在十個月以前還發過一次病、神志完全昏迷達一個多星期的人來說，興登堡現在的神志卻驚人的清醒。他耐心地聽著希特勒重申他對總理職位和全部權力的要求。當時在場的目擊者只有總統府秘書奧托‧馮‧梅斯納和陪同希特勒前來的戈林。雖然梅斯納那裡不是一個完全可靠的材料來源，但是他在紐倫堡的供詞是關於這次會談的唯一的第一手材料。他的供詞看來是可信的。

　　﹁興登堡回答說，由於局勢緊張，他不能問心無愧地貿然將政府的權力交給像國家社會黨那樣的一個新黨，這個新黨沒有多數的擁護，而且是心胸偏狹、囂張鬧事、不守紀律的。

　　這時，興登堡表現了一定的激動情緒，提到最近發生的好幾起事件｜｜納粹黨人與警察的衝突、希特勒黨徒攻擊意見不同的人的暴行、對猶太人的毆辱以及其它非法行為。所有這一切事件都加強了他的信念，即在納粹黨內有許多不受駕馭的野性難馴的份子｜｜在懇切地談了一通之後，興登堡向希特勒建議，要他宣佈願意同其它政黨合作，特別是同右派和中間派的政黨合作，他應該放棄片面的獨攬大權的想法。興登堡說，他如果同其它政黨合作，就能夠表現自己可以取得什麼成就，作出什麼改進。如果他能夠取得成就，他在聯合政府內的影響就會增加，甚至能占支配地位。興登堡說，這也是一種最好的辦法，可以消除普遍存在的恐懼。這種恐懼是：國家社會黨如果組織政府，它就會濫用政府權力，壓制一切其它觀點，逐步消滅其它觀點。興登堡說，他願意接受希特勒和他的運動的代表參加聯合政府，至於這個政府的具體組成可以在以後再談，但是他不能承擔把全部權力交給希特勒一人的責任｜｜但是希特勒堅決拒絕使自己置身於同其它政黨領袖討價還價的地位和在這種情況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因此會談沒有結果，但是老總統在會談結束以前，仍舊站著，嚴厲地教訓了納粹黨領袖一番。根據後來馬上發表的官方公報，興登堡﹁感到很遺憾，希特勒先生並不認為自己能夠按照在國會選舉前同意的那樣來支持一個取得總統信任的全民政府﹂。在德高望重的總統看來，希特勒違反了諾言，但是卻使總統對未來提高了警惕。公報繼續說：﹁總統嚴重地告誡希特勒先生。他要以騎士的風度來領導國社黨作為反對黨的活動，要記住他對祖國和德國人民的責任。﹂

　　公報從興登堡的觀點敘述了會見的經過，並且指出希特勒要求得到﹁控制國家的全部權力﹂。它的突然發表，使戈培爾的宣傳機器猝不及防，對希特勒的威信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不僅在一般公眾中間是如此，而且在納粹黨人中間也是如此。這時，希特勒再次答辯說，他沒有要求得到﹁全部權力﹂，他只要求得到總理職位和少數幾個部，這已經沒有用了。對興登堡的話，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與此同時，動員起來的衝鋒隊員們這時已經感到焦躁不安。希特勒當天晚上召見了他們的領袖，同他們談了話。戈培爾在日記裡寫道：﹁這是一件困難的任務。誰知道他們是否能夠保持原來的陣容。要對勝利在望的軍隊說，這次勝利已被剝奪，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事了。﹂那天深夜，這個矮小的博士閱讀腓德烈大王的信劄，尋找安慰。第二天，他匆匆趕到波羅的海海濱去度假。他寫道：﹁絕望的情緒瀰漫在黨內同志中間。﹂他甚至不願出自己的房門同他們交談。﹁至少在一星期之內，我不想聽到關於政治的談論。我只要陽光、空氣、寧靜。﹂

　　希特勒也回上薩爾斯堡去享受這些東西，考慮未來。正如戈培爾所說的，﹁第一個大好機會給錯過了﹂。當時但澤的納粹黨須袖赫爾曼‧勞希甯發現元首在山頂上愁眉不展，默默沉思。希特勒告訴他，﹁我們必須毫不留情﹂，然後大罵了巴本一通。但是他並沒有喪失信心。他說話的口氣，不時流露出彷彿已經當了總理一樣，他說：﹁我的任務比俾斯麥的任務還困難。我必須先創建國家，然後才能開始處理我們所面臨的國家任務。﹂但是，要是巴本和施萊徹爾組織軍事獨裁，鎮壓納粹黨，那怎麼辦？希特勒猝然問勞希寧，當時在國際聯盟保護下的獨立的自由城市但澤是否同德國訂有引渡協定？勞希寧起初摸不著頭腦，不知這個問題的意思，後來才明白，希特勒是想找個地方，在萬一出事以後可以避難。戈培爾在日記中說：﹁有謠言說要逮捕元首。﹂但是即使到現在，在遭到共和國總統和巴本一施萊徹爾政府的拒絕以後，而且儘管他擔心他的黨可能被宣佈為非法，他仍舊決心要堅持走他的﹁合法﹂道路。他壓制了關於衝鋒隊舉行政變的一切談論。除了偶爾情緒消沉的片刻以外，他仍頗有信心，相信他總能達到目的｜｜不是靠武力，也很少可能靠在議會取得多數，而是靠曾經把施萊徹爾和巴本送到最高地位的那種手段：靠幕後詭計，一種兩個人就可以玩弄的把戲。

　　過不了很久，他就作了一個榜樣。八月二十五日，戈培爾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會談，然後記道：﹁我們已同中央黨進行聯繫，即使只是為了要對我們的對手施加壓力也罷。﹂第二天，戈培爾回到柏林，發現施萊徹爾已經發覺﹁我們向中央黨進行了試探﹂。次日，他去見這位將軍，想弄清楚是不是那樣。他覺得施萊徹爾似乎擔心希特勒同天主教中央黨的聯合，因為如果他們一聯合，他們就可以在國會裡形成絕對多數。至於施萊徹爾，戈培爾寫道：﹁我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正如戈培爾所說，同中央黨的聯繫，只不過是作為對巴本政府施加壓力的手段，但是結果卻大為成功，這表現在國會中發生的一場滑稽戲一般的事件裡，這個事件成了這個騎兵出身的總理末日的開端。原來，國會在八月三十日開會時，中央黨同納粹黨一起選戈林為國會議長。因此，國會在九月十二日復會後開始它的工作會議時，將第一次由一個國社黨人擔任主席。戈林充分利用了他的機會。馮‧巴本總理事前從總統那裡弄來了一項解散國會的命令｜｜在國會還沒有開會著手工作以前就簽發了它的死刑判決書，這還是第一次。但是在第一次工作會議上，巴本沒有把命令帶來。他帶來的是一篇概述政府工作計畫的報告，因為事前獲得保證，如果共產黨提出彈劾政府的動議，就會有一個民族黨議員在大多數其它政黨同意下出來反對進行表決。對於這種動議，六百多個議員中只要有一個議員反對就可以推遲表決。

　　但是當共產黨議會黨團領袖恩斯特‧托格勒把他的彈劾動議作為議程修正案提出的時候，沒有一個民族黨議員或任何其它議員起來反對。最後弗立克代表納粹黨要求休會半小時。

　　巴本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現在情況變得很嚴重了，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他派了一個信差火速前往總理府去取解散令。

　　這時候，希特勒在國會對過的國會議長府同他的議會黨團開會，納粹黨處在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們很感為難。他們覺得民族黨不建議推遲表決是欺騙了他們。現在希特勒的黨為了要推翻巴本政府，不得不在共產黨的一個動議上投共產黨的票了。希特勒決定硬著頭皮這麼做，雖然同共產黨這樣合作不是味兒。他命令他的議員投票贊成共產黨的修正案，在巴本還沒有來得及解散國會之前就把他推翻掉。當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戈林作為議長，必須在議會議程上玩弄一些巧妙的詭計和手段。這個前空軍英雄是個多才多藝、英勇大膽的人物，這在以後其它更大的場面中也得到了證明，他果然未辱使命。

　　國會休會半小時後復會時，巴本夾著那個按照傳統裝有他匆匆取來的解散令的紅色公事皮包來了。但是當他要求發言時，國會議長假裝沒有看見他，雖然巴本這時已漲紅了臉，站起了身子，手中舉著那張紙，讓全場議員都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就只有戈林一人沒有看到。他的微笑著的臉轉向另外一邊。他宣佈立即舉行表決。據目擊者的敘述，這時巴本的臉色已氣得發白，他大步走向議長席，把解散令扔在他的桌上。但是戈林仍舊裝著沒看見，宣佈進行表決。巴本在部長們︵他們都不是議員︶的跟隨下大步走出會場。議員們進行了表決，結果是以五百一十三票對三十二票，彈劾了政府。到這時戈林才看到了這張憤怒地扔在他桌上的紙。他向國會宣讀了上面的內容，隨後作出裁決說，由於這是一個被合乎憲法的多數表決撤除職務的總理副簽的，它沒有任何效力。

　　由於這場滑稽戲，德國究竟哪些方面得到了勝利，哪些方面遭到了失敗，他們的勝敗程度如何，在當時都不是很清楚的。花花公子巴本讓人給開了一個玩笑，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當時一直是被人當作笑話來談的，正如弗朗索瓦一龐賽所說，即使在他朋友看來也是如此。同樣清楚的是，國會這一次行動表明了絕大多數德國人反對興登堡一手挑選的總統政府。但是採取這種做法，豈不是進一步破壞了人民對議會制度的信任嗎？至於納粹黨人，他們豈不是再一次表明他們不僅是隨便胡來的，而且為了要達到目的，不惜同共產黨勾結嗎？此外，人民不是已經厭倦了選舉，納粹黨在一年以內的第四次的不可避免的新選舉中不是可能喪失選票嗎？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甚至是弗立克，都認為如此，並且認為，喪失選票對黨來說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但是，據戈培爾那天晚上的記載，希特勒﹁樂極忘形。他又一次作了一個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決定﹂。

　　國會後來很快地承認了解散令，新選舉定在十一月六日舉行。對納粹黨來說，新選舉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因為，戈培爾指出，人民對於政治演說和宣傳已經感到厭倦了。他在十月十五日的日記裡承認，甚至納粹黨內的工作人員也﹁由於這些永無休止的選舉而弄得神經緊張不安。他們疲勞過度｜｜﹂另外也有經濟上的困難。大企業和大金融轉而支持巴本了，因為他對他們作了一定的讓步。正如豐克所警告的一樣，他們對於希特勒拒絕同興登堡合作，對於在他們看來他的日益發展的激進主義和不惜同共產黨合作的傾向︵國會事件證明了這一點︶，越來越感到不能信任。戈培爾在他十月十五日的日記中提到了這一點：﹁錢非常難弄。有﹃財產和教育﹄的先生們都支持政府。﹂

　　選舉前幾天，納粹黨同共產黨一起在柏林舉行了一次運輸工人的罷工，而工會和社會黨都沒有支持這次罷工。正當納粹黨亟需經費在競選運動的尾聲中最後加一把勁的時候，這個行動使得企業界的人士更不願意慷慨解囊了。戈培爾在十一月一日的日記中陰鬱地寫道：﹁經費短缺成了我們的長期病。我們沒有足夠的經費來進行一次真正大規模的競選運動。許多資產階級人士被我們參加罷工所嚇退。甚至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也開始有懷疑了。﹂十一月五日，選舉前夕的日記寫道：﹁最後進攻。全黨為避免失敗，進行了拼命的努力。我們終於在最後一分鐘弄到了一萬馬克。這筆錢星期六下午就要投入競選運動。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讓命運來作出決定吧。﹂

　　命運，還有德國選民，十一月六日在好些事情上作出了決定，但是其中沒有一件事情對於崩潰中的共和國前途是有決定意義的。納粹黨喪失了二百萬張選票，在國會中喪失了三十四個席位，一共只有一百九十六個席位。共產黨增加了七十五萬張選票，而社會民主黨卻喪失了這個數目，結果共產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從八十九席增加到了一百席，而社會黨從一百三十三席減少到了一百二十一席。支持政府的唯一政黨德意志民族黨增加了將近一百萬張選票｜｜顯然得自納粹黨，議席從三十七席增加到了五十二席。國家社會黨雖然仍是全國第一大黨，但是喪失二百萬張選票卻是個很大的挫折。納粹狂瀾第一次退潮了，而且是從遠遠不夠多數的那一點開始退潮的。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希特勒要爭奪政權，現在所處的地位比七月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軟弱。

　　巴本意識到這一點，於是撇開他自稱的對希特勒的﹁個人厭憎﹂，在十一月十三日寫了一封信給他，邀他前來﹁討論局勢﹂。但是希特勒在覆信中提出了許多條件，使巴本終於放棄了要想同他達成諒解的一切希望。納粹黨領袖頑固不化的態度並沒有使態度隨和、庸碌無能的總理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朋友和軍師施萊徹爾現在提出的一個新建議。原來這個詭計多端的幕後操縱者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巴本像前任勃魯甯一樣，現在已經不再有什麼用處了。他的計謀無窮的頭腦中現在醞釀著新的計畫。他的好朋友巴本必須下臺。總統必須不受任何牽制，可以自由地同各政黨，特別是同最大的政黨打交道。他要求巴本辭職，巴本和他的內閣就在十一月十七日辭職了。興登堡立刻派人去請希特勒。

　　他們在十一月十九日的這次會見，氣氛就不像八月十三日那次那麼冷冰冰的了。這次總統請他的客人坐了下來，並且同他談了一個小時以上。興登堡向希特勒提出兩個辦法，供他選擇：如果他能夠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綱並能在國會中爭取到行得通的多數的支持，就讓他當總理，否則就在巴本手下當副總理，而這個內閣又是靠緊急法令維持的總統內閣。希特勒在二十一日再度晉見了總統，他並且同梅斯納通了幾封信。但是沒有達成任何協定。希特勒要在議會中獲得行得通的多數是辦不到的。雖然中央黨同意在他不搞獨裁的條件下支持他，但是休根堡不讓民族黨同他合作。因此希特勒只好恢復他原來的要求：擔任總統內閣的總理，但是這個要求總統不肯答應。如果要成立一個靠總統命令施政的內閣，興登堡寧可讓他的朋友巴本來領導。他在梅斯納代表他發出的一封信中說，不能把這樣一個職位給希特勒，﹁因為這樣一個內閣一定會發展成為一黨獨裁｜｜在我的誓言和良心前面，我不能承擔這個責任。﹂

　　老元帥在前一點上作的預言比後一點更為應驗。至於希特勒，他再一次敲了總理府的大門，大門雖然開了一個縫，結果卻又砰地關上了，教他碰了一鼻子灰。

　　巴本所希望的就是這個結果。他和施萊徹爾在十二月一日晚上去見興登堡時，頗有信心地認為，他仍舊將被任命為總理。他根本沒有懷疑到這個詭計多端的將軍在玩弄什麼把戲。原來施萊徹爾曾同施特拉塞聯繫，他探問如果納粹黨不願參加巴本內閣，是否願意參加他本人擔任總理的內閣。這位將軍請希特勒到柏林來會商，據德國報紙廣泛流傳的一種說法，也是後來大多數歷史學家信以為真的說法，元首真的從慕尼黑搭了夜車前來柏林，但是半夜裡在那拿被戈林接走，到魏瑪參加納粹黨高級領導人的會談去了。納粹黨關於這次事件的說法，可能比較確實一些，雖然這一點不免使人感到奇怪。戈培爾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記說，柏林來了一封電報，要希特勒趕緊去，但是他決定不妨讓施萊徹爾等一等。他要先去魏瑪同他的同志們開會，還要在那裡主持圖林吉亞選舉的競選運動。在這次五大領袖戈林、戈培爾、施特拉塞、弗立克和希特勒在十二月一日舉行的會議上，意見相當分歧。施特拉塞在弗立克的支持下主張，納粹黨至少要容忍施萊徹爾內閣，而他本人是主張參加這個內閣的。戈林和戈培爾竭力反對這個方針，希特勒站在他們一邊。第二天，希特勒見了施萊徹爾派來見他的名叫奧特少校的人，叫後者去告訴將軍，不要擔任總理，但是這已經太遲了。

　　巴本天真地一直不知道施萊徹爾在他背後玩弄什麼把戲。十二月一日晉見總統時，他一開始就滿有自信地概述了他的計畫。由他繼續擔任總理，根據總統命令行使政府職權，暫時不去理睬國會，等他﹁修改了憲法﹂以後再說。事實上，巴本所要作的﹁修改﹂，將使德國回到帝國的時代，恢復保守階級的統治。他在紐倫堡審判和回憶錄中都承認，而且他當時向興登堡也承認，他的建議如果付諸實行，就需要﹁總統違反現行憲法﹂，但是他向元帥保證，﹁他把全國人民的福利放在他維護憲法的誓言之上，可能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又說｜｜俾斯麥﹁為了國家的緣故﹂，一度也曾這樣做過。

　　使巴本驚訝的是，施萊徹爾插言進來表示反對。他利用了老總統顯然不願違反維護憲法的誓言的心情。老總統的態度是，能夠避免的話，最好避免。而這位將軍認為是能夠避免的。他相信，如果由他來領導，那是有可能組成一個在國會中爭取到多數支持的政府的。他有把握能夠使施特拉塞以及至少另外六十名納粹黨議員脫離希特勒。除了這批納粹黨人以外，他還能夠取得中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支援。他甚至認為工會也會支持他。

　　對於這樣一個主意，興登堡大吃一驚，他於是當即回過頭來要求巴本著手組織新政府。巴本後來說：﹁施萊徹爾顯然呆住了。﹂他們向總統告辭了以後，發生了長時間的爭論，但是沒有達成任何協定。分手的時候，施萊徹爾用馬丁‧路德出發到決定命運的沃爾姆斯議會去的時候別人對路德說的那句有名的話對巴本說：﹁小僧侶，你挑了一條困難的道路。﹂

　　這條道路究竟多麼困難，巴本在第二天早上九點鐘舉行內閣會議時就領教到了。

　　﹁施萊徹爾站起來︵巴本說︶宣稱，沒有辦法執行總統給我的指示。任何這樣的嘗試都將使國家陷於混亂，一旦發生總罷工，警察和軍隊不能保證維持交通和供應工作，一旦發生內戰，他們也不能確保治安。參謀本部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研究，他已經命令奧特少校︵報告起草人︶等候內閣的指示，以便提出報告。﹂

　　這時，這位將軍就讓奧特少校進來。如果說，施萊徹爾的發言使巴本感到震驚的話，那麼歐根‧奧特少校︵希特勒後來任命他為駐東京大使︶在時機上安排得很巧妙的報告使巴本完全垮了。奧特說的不過是：﹁守衛邊境的任務和對付納粹黨與共產黨的治安任務，是聯邦政府和各邦政府現有軍隊力量所不能勝任的。因此建議聯邦政府避免宣佈緊急狀態。﹂

　　德國陸軍一度曾經打發過德皇捲舖蓋，最近在施萊徹爾的教唆下把格羅納將軍和勃魯甯總理趕下了台，如今開刀開到巴本頭上來了，這使他感到又痛心又驚訝。他立刻帶了這個消息去見興登堡，希望總統會撤換國防部長施萊徹爾而挽留他任總理，而且他的確是這麼建議的。

　　﹁我親愛的巴本，﹂態度堅決的老總統答道，﹁如果我改變主意，你會瞧不起我的。但是我年紀太大了，經歷也太多了，我不能承擔內戰的責任。我們唯一的希望是讓施萊徹爾試一試他的運氣。﹂

　　據巴本說，﹁兩顆大淚珠﹂滾下了興登堡的臉頰。幾小時後，下臺的總理在清理他的辦公桌時，有人送來了總統的一幀相片，上面寫著﹁Ｉｃｈ　ｈａｔｔ　ｅｉｎｅｎ　Ｋａｍｅｒａｄｅｎ！﹂︵﹁你是我的同志！﹂︶第二天，總統親筆寫信給他，表示免除他的職務，﹁心情頗為沉重﹂，並且重申對他的信任﹁仍未有絲毫動搖﹂。這倒是真話，不久就會得到證明。

　　十二月二日，庫特‧馮‧施萊徹爾擔任了總理，這是一八九○年伯爵格奧爾格‧里奧‧馮‧卡伯利維‧德‧卡伯拉拉‧德‧蒙特古哥利將軍接替俾斯麥以來第一個將軍擔任這個職務。施萊徹爾的陰謀詭計終於在他對此是一竅不通的經濟蕭條達到了頂點的時候，在他竭力破壞的魏瑪共和國已經崩潰的時候，在沒有人再信任他、甚至他擺佈了這麼久的總統也不信任他的時候，把他送到了最高的職位。但是除了他以外，幾乎人人都很明顯地看到，他在這個高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數的。納粹黨對此深信不疑。戈培爾十二月二日的日記中有這麼一何話：﹁施萊徹爾被任命為總理。他不會待得很久。﹂

　　巴本也這麼想。他由於自尊心受了傷害，深感不快，渴望對他的﹁朋友和繼任人﹂︵他在回憶錄裡這麼稱呼施萊徹爾︶復仇。施萊徹爾為了要巴本走開，讓他擔任駐巴黎大使，但是巴本謝絕了。巴本說，總統希望他留在柏林，﹁近在身邊﹂。要對這個陰謀大師佈置他自己的陰謀網，柏林是個最有戰略意義的地方，巴本像蜘蛛一樣忙忙碌碌地織起陰謀網來。隨著多難的一九三二年接近尾聲，柏林到處都是陰謀集團，而且集團內部還有集團。除了巴本集團和施萊徹爾集團以外，總統府也有一個集團，在那裡，興登堡的兒子奧斯卡和他的國務秘書梅斯納操縱著幕後的實權。凱撒霍夫飯店也有一個集團，在那裡，希特勒和他周圍的人不僅在搞陰謀奪取政權，而且在搞陰謀幹掉對方。不久，這種陰謀網越來越錯綜複雜，到一九三三年元旦時，這些陰謀家已經弄不清楚到底是誰在暗害誰了。不過，過不了很久，他們就會弄清楚的。

施萊徹爾：共和國的最後一任總理

　　﹁我執政只有五十七天，﹂施萊徹爾有一次在留神傾聽的法國大使聽得到的地方說，﹁而且每一天都給背叛了五十七次。以後別跟我說什麼﹃德國式的忠誠﹄了！﹂憑他自己的生涯和作為，他當然是這個問題的權威。

　　他一開始當總理，就邀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當德國副總理兼普魯士總理，施萊徹爾由於邀希特勒參加他的政府失敗，現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這個釣餌來分裂納粹黨。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黨內是第二號人物，在黨內左派份子中間，由於他們當真相信國家社會主義，他比希特勒更有人望。他是黨的組織部門領導人，同地方各級黨領袖有直接聯繫，看來頗得他們的擁護。他現在相信，希特勒已使他們的運動走到了絕路。比較激進的一些黨徒已經開始投向共產黨一邊。黨本身在經費上已陷於破產的境地。十一月間，弗里茨‧蒂森曾經提出警告說，他已無法為他們的運動募到捐款。現在根本沒有經費來付成千上萬的黨內工作人員的薪水或者維持衝鋒隊，僅僅後者，一個星期就需要二百五十萬馬克。納粹黨許多報刊的承印商也揚言要拒印他們的出版物，除非償清欠帳。戈培爾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記中談到了這一點：﹁柏林組織的財務情況已經毫無希望。除了債務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十二月間，他擔心黨內工作人員必須減薪。最後，十二月三日施萊徹爾會見施特拉塞那一天，圖林吉亞選舉結果，納粹黨丟了四十％的選票。顯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來是如此，納粹黨要靠選票取得政權，一輩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棄他的﹁毫無還價﹂的政策，能撈到什麼就是什麼，參加施萊徹爾的聯合政府。他擔心，否則的話，黨會垮臺。他這麼主張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戈培爾的日記從仲夏開始一直到十二月為止，充滿了不滿施特拉塞﹁不忠﹂於希特勒的話。

　　十二月五日黨領袖們在柏林凱撒霍夫飯店開會的時候，終於攤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納粹黨至少﹁容忍﹂施萊徹爾政府，支持他的意見的有弗立克，後者是國會納粹黨團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為議員中間有不少人擔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選舉，他們可能喪失議席和議員薪俸。戈林和戈培爾則堅決反對施特拉塞，把希特勒爭取到他們一邊。希特勒決定不﹁容忍﹂施萊徹爾政府，但是後來情況表明，他仍舊願意同這個政府﹁談判﹂。不過，他任命戈林來擔任這個任務，據戈培爾的日記透露，希特勒已經風聞施特拉塞兩天前同總理舉行了一次秘密談話。十二月七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凱撒霍夫飯店進行了一次談話，結果發生激烈爭吵。希特勒指責他的主要副手背後下他的毒手，要把他轟下黨內領導地位，分裂納粹運動。施特拉塞矢口否認，賭咒說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反而指責希特勒把黨引向毀滅的道路。顯然，他還有一些話沒有說，那些話是一九二五年以來一直梗在他的喉嚨中的。

　　但是他回到艾克西爾西亞飯店的房間裡以後，把它們都寫在一封給希特勒的信中，最後提出辭去黨內一切職務的要求。

　　這封信在八日送到希特勒那裡，據戈培爾的日記說，﹁像一顆炸彈﹂。凱撒霍夫飯店的氣氛頓時彷彿墓地一般。﹁我們都感到很沮喪失望，﹂戈培爾這麼記載。這是希特勒自一九二五年重建黨以來所遭受到的最大打擊。現在，正當他快要取得政權之際，他的主要黨徒背棄了他，揚言要粉碎他七年來的一切建樹。

　　﹁晚上︵戈培爾寫道︶元首到我們家中來。很難強顏歡笑。我們都很沮喪，尤其是因為整個黨有分裂的危險，我們過去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諸東流了｜｜萊伊博士來電話。黨內形勢時刻在惡化中。元首必須立刻回凱撒霍夫。﹂

　　深夜兩點鐘的時候，希特勒打電話叫戈培爾去見他。施特拉塞已向各晨報發表了他的消息，當時街頭剛剛開始在叫賣晨報。希特勒的反應，據戈培爾的描述如下：

　　﹁背叛！背叛！背叛！

　　元首在旅館房間內來回踱步，有幾小時之久。這種背叛行為，使他深感痛心。最後他停下步來說：如果黨一旦垮臺，我就用一支手槍在三分鐘之內一了百了。﹂

　　黨沒有垮臺，希特勒也沒有自殺。施特拉塞本來是可以達到這兩重目的的，這樣就會大大地改變歷史的發展，但是在關鍵的時刻，他放棄他的努力了。弗立克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在柏林到處找他，因為他們一致認為，為了拯救黨不致陷於不可收拾的結局，必須想法補救這次爭吵。但是施特拉塞嘗夠了這一切滋味，已經搭了火車南下，到陽光明媚的義大利去度假了。希特勒在瞅到敵手的弱點時最有辦法，他馬上狠狠還擊。施特拉塞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由元首親自接管，科隆區黨組織領袖萊伊博士擔任他的主要助手。施特拉塞的朋友都遭到清洗，黨內各級領導人物都被召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宣言上簽名，這他們都做了。

　　這個狡猾的奧地利人再一次擺脫了本來很可能會造成極其不利的結局的困境。至於格利戈爾‧施特拉塞，過去曾有不少人認為他比希特勒了不起，如今一下子給毀了。﹁一個死了的人﹂，戈培爾在十二月九日的日記中這麼稱呼他。兩年後希特勒決定清算老帳時，這句話分毫不錯。

　　十二月十日，也就是被馮‧施萊徹爾將軍絆倒腳跟栽了一個筋斗後一星期，弗朗茲‧馮‧巴本開始佈置他自己的陰謀網。那天晚上，他在貴族俱樂部發表了一篇演講，他那短命內閣的班子就是從這個俱樂部的有錢貴族裡頭挑出來的。演講之後，他同曾經向國家社會黨捐款的科隆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男爵作了一次密談。他建議這位銀行家給他安排一下，讓他秘密會見希特勒。巴本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提出這個建議的，是施羅德，但是承認他同意了這個建議。說也湊巧，希特勒的經濟顧問，他同企業界的連絡人之一威廉‧凱普勒代表納粹黨領袖，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

　　在幾個星期之前還是冤家對頭的這兩個人於一月四日上午在施羅德的科隆寓所會晤，他們希望這次會晤能嚴守秘密。但是當巴本剛到門口時就有一個攝影記者拍了他一張照，他雖然感到意外，但是直到第二天以前也還沒有在意。希特勒由赫斯、希姆萊和凱普勒陪同前來，但是在進入施羅德的書房以前，把他的助手留在客廳裡等候。他在書房裡同巴本和他們兩人的主人密談了兩個鐘頭。會談開始時氣氛並不太妙，希特勒悻悻地抱怨巴本在當總理時對待納粹黨的做法，但是，不久就有了轉折，這個轉折後來證明對這兩個人來說也好，對他們的國家來說也好，都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對於這個納粹黨領袖來說，當時是個關鍵性的時刻。他作了超人的努力，在施特拉塞叛黨以後，好容易仍保持了黨的團結。他在全國各地奔走，一天要在三四次集會上講話，爭取黨的領袖們仍舊團結一致支持他。但是納粹黨人的情緒仍舊低落，黨在經費上處在破產的境地。許多人說，黨已經完蛋了。戈培爾在這一年最後一星期的日記中反映了這種普遍的感覺：﹁一九三二年給我們帶來了永恆的惡運｜｜過去情況困難，前途黯淡莫測；一切希望都已化為泡影。﹂

　　因此，希特勒要取得政權，他的討價還價地位已不如上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時那麼有利。但是巴本也是如此；他已經下了台。兩人都處在逆境，因此想法倒一致了。

　　他們到底在哪些條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各人的說法不一樣。巴本在紐倫堡審判中和回憶錄中都毫無愧色地說：他一直忠於施萊徹爾，因此僅僅向希特勒建議參加這位將軍的內閣。但是鑒於巴本有長期弄虛作假的歷史，鑒於他有想在紐倫堡和回憶錄中洗雪自己的自然願望，以及鑒於後來的事實，似乎可以肯定，施羅德在紐倫堡提出的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是比較可信的。這位銀行家說，巴本的建議是由一個希特勒一巴本內閣來代替施萊徹爾內閣，在這個內閣中，兩人地位平等。但是：

　　﹁希特勒｜｜說，如果他擔任總理，他必須是政府的首腦，巴本的支持者可以參加他的政府，擔任部長，只要他們同意他的要改變許多情況的政策。這類改變包括：在德國的領導地位上驅逐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和猶太人，恢復社會生活中的秩序。馮‧巴本和希特勒在原則上達成了協定｜｜他們同意，必須擬出進一步的細節，這可以在柏林或某個其它方便的地方來進行。﹂

　　當然，這要在嚴守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是使希特勒和巴本大吃一驚的是，柏林報紙在一月五日早晨以大字標題報導了科隆會談，並且發表社論攻擊巴本對施萊徹爾不忠實。原來這位狡猾的將軍真是足智多謀，他早已佈置了密探，巴本後來獲悉，在他進入施羅德寓所前給他拍照的記者就是施萊徹爾派出的一個密探。

　　除了達成同巴本的協議以外，希特勒在科隆會談中還得到了兩件對他來說很有價值的東西。他從前任總理那裡獲悉，興登堡沒有授權施萊徹爾解散國會。這就是說，納粹黨在共產黨協助下可以隨時推翻這個將軍。其次是，這次會談中取得了諒解，西德企業界願意承擔納粹黨的債務。科隆會談後兩天，戈培爾的日記中提到了﹁政治方面的可喜發展﹂，但是仍舊抱怨﹁財務情況不好﹂。十天以後，在一月十六日，他談到黨的財務情況﹁一夜之間有了根本好轉﹂。

　　另外一方面，施萊徹爾著手努力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他的樂觀態度，退一萬步說，也未免太近視了。十二月十五日，他向全國人民發表了一篇爐邊廣播演說，要求他的聽眾忘掉他是一個將軍，並且向他們保證，他﹁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在他看來﹁像私營經濟或計劃經濟之類的概念已經失去了它們的恐怖意義﹂。他說，他的主要任務是：為失業者找到工作，使國家在經濟上能自立。捐稅不會再增加，工資不會再降低。事實上，他還取消了巴本宣佈的最近一次減低工資和救濟金的決定。此外，他還停止實行巴本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實行的農產品限額，而實行另外一個計畫，從東部破產了的容克莊園中沒收了八十萬英畝的土地，分給二萬五千戶農民。此外，像煤和肉這種必需品的價格也將用嚴格的管制辦法來加以壓低。

　　這無疑是呼籲那些他迄今為止一直反對的和冷落的群眾支持他，施萊徹爾繼此以後還同工會領袖會談，給了他們這種印象：在他設想中的將來，有組織的勞工和陸軍是國家的兩大支柱。但是勞工界並沒有相信一個他們極端不信任的人，他們拒絕同他合作。

　　另一方面，工業家和大地主們都起來反對新總理的施政綱領，他們叫嚷說，這個綱領是不折不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企業家們對於施萊徹爾突然同工會親善感到十分震驚。大莊園主則對於他取消農業保護感到非常生氣，對他沒收東部破產莊園的前途感到極為恐懼。一月十二日，大莊園主團體﹁農業聯盟﹂尖銳地攻擊了政府，該聯盟的領袖︵其中有兩個人是納粹黨員︶晉見總統，並提出抗議。興登堡自己現在也成了一個容克地主，他召見他的總理，加以責問。施萊徹爾的答覆是：威脅要公佈國會關於﹁東部救濟﹂貸款的秘密報告，當時人人知道這樁醜聞牽涉到好幾百戶容克世家望族，他們從政府的無償﹁貸款﹂中得到好處，其中甚至間接牽涉到總統本人，因為送給他的東普魯士莊園的地契在過戶時非法地使用了他兒子的名字以逃避遺產稅。

　　儘管工業家和地主們吵吵嚷嚷，而工會的態度又很冷淡，施萊徹爾仍莫名其妙地頗有信心，認為一切都很順利。一九三三年元旦那一天，他偕同內閣閣員晉見老總統，後者表示頗為快慰，因為﹁最嚴重的困難已經克服，我們的面前已經打開了向上的道路﹂。一月四日，也就是巴本和希特勒在科隆密談的那一天，總理安排讓從義大利陽光下休假歸來的施特拉塞晉見興登堡。這個前納粹黨中第二號人物過了幾天第二次見到總統時便表示願意參加施萊徹爾內閣。這個行動在納粹黨陣營中引起了震驚，當時納粹黨正集中力量在小小的利普邦進行競選，希特勒和他所有的主要助手都在那裡活動；想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以便改善元首同巴本的談判地位。戈培爾的日記記述了戈林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帶來了施特拉塞的壞消息，當時黨的領袖們都通宵未睡，徹夜討論這個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如果他就職的話，對黨來說，將是一個嚴重挫折。

　　施萊徹爾也是這麼想，所以一月十五日，當時的奧地利司法部長庫特‧馮‧許士尼格訪問他的時候，他向許士尼格保證，﹁希特勒先生不再成為一個問題了，他的運動已不再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危險了，整個問題已經解決，這已成為過去的事情了﹂。

　　但是施特拉塞並沒有參加內閣，民族黨領袖休根堡也沒有參加內閣，休根堡在前一天︵一月十四日︶本來曾經答應興登堡參加內閣的。這兩個人都投向了希特勒，不過施特拉塞遭到了冷淡，而休根堡則比較成功。一月十五日那天，正當施萊徹爾向許士尼格興高采烈地談到希特勒的末日時，納粹黨在利普的地方選舉中取得了勝利。雖然這次勝利談不上是什麼偉大成就。全部選票只有九萬張，納粹黨得了三．八萬張選票，即占三十九％，比前一次選舉增加了約十七％。但是，納粹黨的領袖們在戈培爾的領導下大肆宣傳他們的﹁勝利﹂，奇怪的是，這似乎對一些保守派人士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興登堡幕後的一些人物，主要是國務秘書梅斯納和總統的兒子奧斯卡。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這兩位先生偷偷地溜出了總統府，坐上一輛計程車︵據梅斯納說，這是為了避免引起注意︶，到一個迄今為止還默默無聞的納粹黨人郊外的寓所，這個人名叫約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是巴本的一個朋友，他們在大戰期間曾一起在土耳其戰線服役過。梅斯納和奧斯卡在里賓特洛甫的家中會見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據梅斯納的說法，在這個命運攸關的晚上以前，奧斯卡‧馮‧興登堡一直反對與納粹黨人有什麼來往。希特勒可能知道這一點；不管怎麼樣，他堅持要同奧斯卡舉行一次﹁單獨﹂會談，而使梅斯納感到意外的是，小興登堡居然同意了，同希特勒一起退到另外一間房中，密談了一小時。總統的兒子既不以頭腦靈敏聞名，也不以性格堅強著稱，希特勒究竟同他談了一些什麼，這一點從來沒有透露過。不過納粹黨人士中間一般都認為，希特勒施出了威脅和利誘的手段，威脅方面包括要向公眾揭露奧斯卡與東部救濟醜聞的不清不白關係以及興登堡產業上的逃稅行為。至於利誘，可以從這個事實中看出：幾個月後，興登堡一家在紐台克的產業增加了五千英畝免稅的土地，還有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奧斯卡從上校擢升為陸軍少將。

　　無論如何，毫無疑問，希特勒對總統的兒子起了很大的影響。梅斯納後來在紐倫堡審訊時的證詞中說：﹁在坐計程車回總統府時，奧斯卡‧馮‧興登堡特別沉默，他所講的唯一一句話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必須讓納粹黨參加政府。我的印象是，希特勒成功地迷住了他。﹂

　　現在只待希特勒迷住做父親的了。這應該承認是比較困難的，因為老元帥的神志無論如何糊塗，他的花崗石般的性格卻並未因年老而有所軟化。比較困難，但是也不是辦不到的。巴本孜孜不倦地每天在對這位老人做工作。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施萊徹爾再狡猾也免不了要摔跤了。他既沒有能夠把納粹黨爭取過來，又沒有能夠分裂他們。他也不能取得民族黨、中央黨或社會民主黨的支持。

　　因此，在一月二十三日，施萊徹爾去見興登堡，承認他不能在國會中爭取到多數的支持，要求解散國會，按照憲法第四十八條，授與他緊急權力，根據總統命令行使政府職權。據梅斯納的說法，這位將軍還要求﹁暫時取消﹂國會，並且坦率地承認，他將不得不把他的政府轉入﹁軍事獨裁﹂。施萊徹爾施盡了計策，到頭來仍回到巴本在十二月間所處的地位，但是現在他們兩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經顛倒過來了。當時巴本要求授予緊急權力，而施萊徹爾加以反對，建議由他自己在納粹黨的支援下組織一個多數派政府。現在堅持要進行獨裁統治的是這位將軍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卻向老元帥保證，他能夠拉攏希特勒組織政府，在國會中擁有多數的支持。無賴漢和陰謀家就是這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

　　興登堡提醒施萊徹爾，他自己當初在十二月二日推翻巴本政府時所提出的理由，並且告訴他說，這些理由現在仍舊有效。他吩咐施萊徹爾回去設法在國會中爭取多數的支持。這麼一下，施萊徹爾就完了，而且他自己也明白。凡是知道這個內情的人也都知道這一點。戈培爾就是少數知道內情的人之一，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說：﹁施萊徹爾這個使這麼許多人垮過台的人，隨時都可能垮臺。﹂

　　他垮臺的日子最後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式來到了。那一天，他晉見總統，提出他的政府的辭呈。興登堡對這位感到幻滅的將軍說：﹁我一隻腳已經踏進了棺材，我不敢說，我將來在天堂中對這個行動不會感到遺憾。﹂而施萊徹爾的答覆是：﹁在這次背信之後，先生，我不敢說你會進天堂。﹂從此之後，他在德國歷史中就很快地銷聲匿跡了。

　　同一天中午，巴本受總統之託，探索﹁在憲法條件的範圍內﹂組織一個以希特勒為首的政府的可能性。一個星期以來，這個狡猾的野心勃勃的人一直在想在最後一刻背叛希特勒，再一次擔任一個在休根堡支持下的總統內閣的總理。戈培爾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說：﹁仍有可能，巴本將再度出任總理。﹂一天以前，施萊徹爾曾派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施坦因去見總統，警告他不要選用巴本。在柏林當時瀰漫著的迷魂陣般的陰謀網中，施萊徹爾在最後一分鐘突然贊成以希特勒來代替他了。興登堡卻向陸軍總司令保證，他無意任用﹁那個奧地利下士﹂。

　　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那個星期天，是個關鍵性的一天，各個陰謀家都在拼命玩弄最後一手，使得首都充滿了各種各樣互相矛盾的驚人謠言，不過並不是所有謠言都是毫無根據的。施萊徹爾再次派遣忠實的哈麥施坦因去興風作浪。這位陸軍總司令找到希特勒，再一次提醒他，巴本可能把他拋棄掉，納粹黨領袖最好還是同已經下臺的總理和陸軍結盟。希特勒對此不感興趣。他回到凱撒霍夫飯店，同他的助手們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就是在這時候，戈林帶來了消息說，元首明天將被任命為總理。

　　那天晚上，納粹黨的首領們部在帝國總理廣場戈培爾寓所慶祝這個重要的消息，這時施萊徹爾又派了一個使者，帶來了驚人的消息。這個使者是瓦爾納‧馮‧阿爾文斯勒本，他對陰謀的興趣之大竟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一時沒有陰謀，他自己就製造一個。他告訴正在慶祝的人們說，施萊徹爾和哈麥施坦因已命波茨坦衛戍部隊進入戒備狀態，準備劫持老總統到紐台克去，建立軍事獨裁。這種說法大大地誇大了實際情況。這兩位將軍可能有此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他們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是，納粹黨人一驚之下，變得歇斯底里起來。戈林急急忙忙拖著他那肥大的身軀，穿過廣場，去向總統和巴本報警。至於希特勒做了什麼，他自己後來是這麼描述的：

　　﹁我對這一︵軍事︶政變計畫的第一個反應是：派人去找柏林衝鋒隊長馮‧赫爾道夫伯爵，通過他把柏林的全部衝鋒隊員都動員起來。同時我指示能夠信託的警察局方面的韋克少校，準備派遣六營警察突然佔領威廉街｜｜最後，我指示馮‧勃洛姆堡將軍︵他已被選定為未來的國防部長︶在一月三十日上午八時抵達柏林時立即前去見老頭子，向他宣誓就職，這樣，就可以處在國防軍總司令的地位上去鎮壓掉任何可能的政變嘗試。﹂

　　瓦爾納‧馮‧勃洛姆堡將軍當時正代表德國在日內瓦參加裁軍會議，背著施萊徹爾和陸軍總司令｜｜在這個瘋狂的時期裡，一切事情都是背著某一個人做的｜｜把他召回來在希特勒一巴本內閣中擔任國防部長的，並不是希特勒，因為他還沒有當權，而是興登堡和巴本。正如希特勒後來所說的，勃洛姆堡將軍是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一個人，受到他在東普魯士的參謀長、一個直言不諱的納粹同情者瓦爾特‧馮‧萊希瑙上校的很大影響。當勃洛姆堡在一月三十日一早到達柏林的時候，車站上有兩個軍官帶著兩個互相矛盾的命令來接他。一個是馮‧孔茨恩少校，他是哈麥施坦因的副官，命令他去向陸軍總司令報到。一個是奧斯卡‧馮‧興登堡上校，他是自己父親的副官，命令他去向共和國總統報到。勃洛姆堡給弄得莫名其妙，結果去見了總統，立即宣誓就任國防部長之職，因此不僅有權鎮壓陸軍方面的任何政變嘗試，而且有權強使軍方支持幾小時後即將任命的新政府。陸軍在這個關鍵性時刻終於接受了希特勒，對於這一點，希特勒一直是感激的。他不久就在一次黨的集會上說，﹁要是在革命的日子裡，陸軍沒有站在我們一邊，我們就不會有今天了﹂。在未來的日子裡，對於軍官團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責任，到最後，他們將後悔不已。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這個冬天的早晨，魏瑪共和國的悲劇、德國人十四年來徒勞無益地要想實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劇，終於告終了。但是，在最後一分鐘，在閉幕以前，在那些想要埋葬共和政體的形形色色的陰謀家中間，還發生了一出小小的滑稽戲。巴本後來是這樣描述的：

　　﹁大約十點半的時候，新內閣人員在我的家中會齊，然後穿過花園到總統府，在梅斯納的辦公室中等著。希特勒馬上又提出了他對沒有被任命為普魯士長官的不滿。他認為這嚴重地限制了他的權力。我告訴他｜｜這項任命可以放到以後再說。對此，希特勒答稱，如果他的權力因此受到限制，他就要堅持國會舉行新選舉。

　　這樣一來，形勢又完全改變了，討論又激烈起來。休根堡特別反對這個主張，希特勒為了要使他安心，便說，不論︵選舉︶結果如何，他不會改變內閣的成分｜｜這時已經早過了十一點了，而我們預定要在十一點晉見總統。

　　梅斯納叫我們結束討論，因為興登堡不願久等。突然發生意見衝突使我擔心，新聯合政府還沒有產生就可能破裂｜｜最後，我們被帶去見總統，我作了必要的正式介紹。興登堡講了短短的一段話，談到為了國家利益進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後就監督我們宣誓就職。希特勒內閣就此成立。﹂

　　這樣，通過走後門，通過同他私下厭憎的老派反動份子在政治上作一筆不能見人的交易的辦法，這個從維也納來的前流浪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棄兒、激烈的革命份子，就成了這個偉大國家的總理。

　　毫無疑問，國家社會黨在政府中肯定是處於少數的地位；在內閣十一個職位中，他們只占了三個，而且除了總理一職以外，他們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職位。弗立克擔任內政部長，但並沒有像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內政部長那樣控制著警察，德國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個納粹黨閣員是戈林，但是沒有適當的部可以給他，於是他就被任命為不管部長，其默契的條件是，一旦德國有了空軍後，就任命他為航空部長。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時兼任普魯士的內政部長，這個職務控制著普魯士的警察；而在當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聯邦內閣上。使許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內閣名單中沒有戈培爾的名字；他暫時給置在腦後了。

　　幾個重要的部都給了保守份子，他們頗有把握地以為已經把希特勒籠絡住，可以為他們的目的服務了。牛賴特繼續任外交部長，勃洛姆堡任國防部長，休根堡任經濟與農業部長，鋼盔隊頭子賽爾特任勞工部長；其它各部仍由巴本在八個月以前任命的非黨﹁專家﹂擔任。巴本本人是聯邦副總理兼普魯士總理，而且興登堡向巴本保證，除非由副總理伴同前來，他不會接見總理。巴本認為，這種獨特的地位，使他能夠對激進的納粹黨領袖增加一重牽制。而且還有一層：這個內閣出自巴本的構思，是巴本的產物，他相信，在堅決的老總統︵老總統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護者︶的幫助下，在他的保守派同僚︵他們在人數上以八對三勝過難以駕馭的納粹黨人︶的明確支持下，他能夠掌握這個內閣。

　　但是這個浮誇輕薄、姑息養奸的政客並不瞭解希特勒｜｜實際上也沒有人真正瞭解希特勒｜｜他也不瞭解支持他的勢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瞭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沒有別人能瞭解｜｜既有的有勢力機構：陸軍、教會、工會、政黨，或者廣大的非納粹黨中產階級和高度有組織的無產階級，他們的難以解釋的軟弱已經到了近乎癱瘓的程度。正如後來巴本悲哀地所說的，他們都會﹁不經一戰就投降﹂。

　　對於民主共和國的放棄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勢，德國任何階級、集團、政黨都不能逃避其應負的一份責任。凡是反對納粹主義的德國人，他們的致命錯誤是沒有團結起來反對它。國家社會黨一九三二年七月最受群眾擁護的時候，也不過贏得了三十七％的選票。但是，表示反對希特勒的六十三％的德國人民，當時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而且目光也過於短淺，不能聯合起來對付共同危險。他們當時一定知道如果他們不團結起來︵不論多麼暫時︶加以撲滅，這個共同危險就會壓倒他們的。共產黨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後還堅持這種愚蠢的主張：先要摧毀社會民主黨，推毀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摧毀不論什麼樣的中產階級民主力量。他們所根據的是這種頗可懷疑的理論：雖然這樣做會導致建立納粹政權，但是這個政權將是暫時的，最後必然會促成資本主義的崩潰，而在資本主義崩潰後，共產黨就可以掌握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布爾什維克派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法西斯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以後，就是共產黨的世界了！

　　社會民主黨人則由於十四年來同其它政黨分享共和國的政治權力，為了維持聯合政府作盡了一切必要的妥協，它的力量和熱情已經消耗殆盡；他們的黨已經僅僅成了一個機會主義的施加壓力集團，只求為他們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會爭取到一些讓步。有些社會黨人說，幸運沒有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因為不擇手段和不講民主的共產黨分裂了工人階級；經濟蕭條進一步打擊了社會民主黨，削弱了工會，使他們的黨失去了幾百萬失業者的支持，後者在絕望之下不是轉向共產黨就是轉向納粹黨。這話可能不錯。但是社會民主黨的悲劇是不能僅僅用運氣不好來解釋的。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時候曾經有過掌握德國政權的機會，按照他們一向宣傳的社會民主主義來建立一個國家。

　　但是，他們缺乏這麼做的果斷決心。現在到三十年代開始的時候，他們已經成了一個精疲力竭的失敗主義的黨，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數能力平庸的老人。雖然他們忠於共和國到底，但是在最後過於慌張膽怯，不敢承當為了保衛共和國就必須承當的風險，當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毀普魯士的合憲政府時，他們沒有能夠行動起來，這就是一個明證。

　　在左派與右派之間，德國缺少一個政治上有力量的中產階級，而這種中產階級在其它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已證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年中，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人民黨、中央黨一共獲得了一二○○萬張選票，僅僅比兩個社會黨派別少二百萬張選票。但是從這個時候起，由於他們的擁護者轉向希特勒和民族黨，他們的力量日趨衰退。在一九一九年，民主黨還有七十四名議員當選參加國會，到一九三二年時，他們就只剩下兩個議席了。人民黨的議席在一九二○年是六十二個，到一九三二年只剩下十一個。只有天主教中央黨自始至終保持了他們的投票實力。在一九一九年共和國第一次選舉中，中央黨在國會中獲得了七十一個席位，到一九三二年仍舊有七十個席位。但是中央黨從俾斯麥時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機會主義的政黨，較之社會民主黨有過之無不及，對於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讓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雖然它似乎是忠於共和國，忠於共和國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們前面已談到，它的領導人，在巴本和民族黨人還沒有搶過他們之前，就已經在同納粹黨談判要把總理一職送給希特勒了。

　　如果說，德意志共和國缺少一個政治上走中間路線的階級的話，它也缺少一個真正保守的政黨在許多其它國家所起的穩定作用。德國民族黨在一九二四年最發展的時候獲得了六百萬張選票，有一百零三人當選國會議員，成了國會中第二大黨。但是在當時｜｜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幾乎所有其它時候也是這樣｜｜他們不論在朝或在野都不願擔負責任，唯一例外是他們在二十年代所參加過的兩次短命內閣。大部分把選票投給民族黨的德國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國，恢復德意志帝國，恢復他們在帝國中的一切原有特權。事實上，不論作為個人來說也好，或者作為階級來說也好，共和國對右派是極其寬大的，而且考慮到右派夢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說是格外容忍。我們已經談到，共和國允許陸軍可以保持一個國中之國，企業家和銀行家可以牟取巨額利潤，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貸款來維持他們經營不善的莊園，而這種貸款從來沒有償還過，也很少用來改良他們的土地。然而共和國這樣寬大相待，並沒有博得他們的感激或忠誠。他們竭力破壞共和國的基礎，一直到最後同希特勒結盟把共和國徹底推翻，其心胸之狹隘，偏見之深固，眼光之短淺，即使在今日回顧起來，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像。

　　在這個前維也納流浪漢身上，保守的階級認為他們找到了一個能乖乖聽話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目標的人。毀滅共和國只不過是第一步。他們所希望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德國，這個德國在國內能夠不再搞什麼民主的﹁無聊玩意兒﹂，剝奪工會的權力，對外能夠廢除一九一八年的判決，掙脫凡爾賽和約的枷鎖，重建一支強大的陸軍，以其軍事力量恢復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這也是希特勒的目標。雖然他有著保守派所缺少的東西｜｜群眾的擁護，右派仍以為他將仍舊在他們的股掌之上。在聯邦內閣中他不是居於三對八的劣勢嗎？保守派有這樣優勢的地位就能夠︵至少他們自己這麼想︶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又不致於讓納粹黨實現其地道納粹主義的暴政。按照他們的實際情況來說，他們的確是規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倫帝國是靠普魯士的軍事勝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國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卻是經過一場大戰在協約國手中遭到的軍事失敗。至於第三帝國，既不靠軍事的勝負，也不靠外國的影響。它成立於和平的時期，是由德國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產自他們的軟弱，也產自他們的力量。把納粹黨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國人自己。這一點，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中午，當興登堡總統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方式把總理一職的重任委諸阿道夫‧希特勒的時候，很多德國人，也許可以說大多數德國人，都是沒有意識到的。

　　但是，他們不久就要體會到這一點了。

第七章　德國的納粹化：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

　　希特勒在維也納流浪時代所形成而從來沒有忘記的理論是：革命運動取得政權的道路是同國家的某些有勢力的機構結成聯盟，這現在在實踐中完全按照他預計的那樣實現了。總統在陸軍和保守份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為總理。他的政治權力雖大，但仍舊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這個政治權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勢力，正是靠這三個方面，他才得以上臺，而這三方面卻都置身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之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對這個運動還是不信任的。

　　因此，希特勒的當前任務是迅速地剝奪他們的駕馭地位，使自己的黨成為國家的唯一主宰，然後以極權主義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實行納粹革命。他上任還沒有滿二十四小時，就採取了第一個果斷行動，把自以為已經﹁掌握﹂他的、老實可欺的保守份子誘進一個圈套，發動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六個月之後終於使得德國完全納粹化，他自己也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和取消了聯邦的一個國家的獨裁者。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五點鐘，也就是宣誓就職五小時後，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內閣會議。這次會議的記錄，後來在紐倫堡同其它成百上千噸繳獲的秘密檔案一起出現。它透露了希特勒在狡猾的戈林的幫助下如何馬上巧妙地愚弄了他的保守派同僚。興登堡任命希特勒領導的並不是一個總統內閣，而是一個依靠國會內多數支持的內閣。但是參加內閣的納粹黨和民族黨在國會五百八十三個席位中只佔有二百四十七個席位，不足以構成多數。為了取得多數，他們需要中央黨的七十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後的頭幾個小時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黨領袖談判，現在戈林回來向內閣報告，中央黨堅持要求﹁一定的讓步﹂。戈林因此建議解散國會，舉行新的選舉，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在做生意上儘管很成功而頭腦仍舊像木頭一般的休根堡，既不贊成讓中央黨參加內閣，又反對舉行選舉，因為他知道，納粹黨有國家力量作為後盾，在選舉中可能贏得絕對多數，那樣就可以不用他自己和他的保守朋友們的幫忙了。因此他只建議取締共產黨，把他們的一百個席位取消後，納粹黨和民族黨在國會中就占多數了。但是希特勒暫時還不打算走得這麼遠，最後，他們商定，由總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黨領袖會談，如果談判沒有結果，內閣就要求舉行新的選舉。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談判沒有什麼結果。他請中央黨領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張問題清單，作為談判的基礎，結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於是要求希特勒保證按憲法來進行統治。但是希特勒卻矇騙卡斯和他的內閣閣員，向後者偽稱，中央黨提出了非份的要求，沒有達成協議的可能。他因此建議，要求總統解散國會，舉行新的選舉。這樣一來，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脫身，他們只好同意他，雖然在同意之前迫使這個納粹黨領袖作了莊嚴的保證，不論選舉結果如何，內閣組成依舊不變。新的選舉定在三月五日舉行。

　　現在納粹黨第一次｜｜也是德國最後一次比較自由的選舉｜｜能夠利用政府所擁有的一切力量來贏取選票。戈培爾興高采烈。他在二月三日的日記中記道：﹁現在繼續鬥爭就容易了，因為我們能夠利用國家的一切力量。電臺和報紙都可供我們使用。我們要給大家看看一個宣傳傑作。而且這一次，當然不愁沒有經費了。﹂

　　大企業界人士對於新政府要叫有組織的勞工安分守己、讓資方隨心所欲地去管理自己的企業這一點感到很高興，因此二月二十日在戈林的國會議長府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要他們踴躍輸將時，他們很樂意慷慨解囊。這次會議是由沙赫特博士出面召集的，會上，希特勒和戈林向二三十個德國工業巨頭說明了他們的方針。這些巨頭中有一夜之間變成了熱烈的納粹黨人的克魯伯‧馮‧波倫，伊‧格‧法本企業的包許和施尼茨勒，聯合鋼鐵公司的伏格勒。這次秘密會議的記錄後來保存了下來。

　　希特勒在開始他的長篇講話的時候，先給工業家嘗了一點甜頭。他說：

　　﹁私人企業在民主的時代裡不可能維持；只有在人民對權威和個人有正確的認識時才有可能｜｜我們今天所有的一切財富物資都是上帝的選民努力的結果｜｜我們絕不能忘記，任何文化的好處，都必須或多或少地用鐵拳來傳播。﹂

　　他向企業家們保證，他將﹁消滅﹂馬克思主義者，恢復國防軍。後者同克魯伯、聯合鋼鐵公司和伊‧格‧法本企業這種工業關係特別大，如果重整軍備，它們是肯定有好處的。希特勒最後說：﹁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最後一次選舉了。﹂他並且向他的聽眾保證：﹁不管︵選舉的︶結果如何，絕不會有任何讓步。﹂如果他在選舉中不能獲勝，他也要﹁以其它手段｜｜用其它武器﹂繼續執政。戈林所談的比較聯繫實際問題，他強調有必要作出﹁錢財上的犧牲﹂，﹁如果企業界認識到，三月五日的選舉將肯定地是今後十年中最後一次選舉，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後一百年中最後一次選舉，他們承擔︵這種犧牲︶一定會容易得多了﹂。

　　所有這些話，在場的工業家是聽得很明白的，對於討厭透頂的選舉、民主和解除武裝將告一結束的諾言，他們的反應很熱烈。據蒂森的材料，軍火大王克魯伯在一月二十九日曾要求興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這時馬上站了起來對總理﹁給我們看到這麼清楚的一幅圖景﹂，代表企業家們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著就開始請他們認捐。他在紐倫堡回憶說：﹁我募集到了三百萬馬克。﹂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即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的次日，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同元首一起開會時，我們定下了對赤色恐怖進行鬥爭的方針。目前我們暫不採取直接的對抗行動。必須先讓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嘗試爆發出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就要採取行動。﹂

　　在競選運動逐步展開的時候，儘管納粹黨當局的挑釁行動越來越多，但是仍然沒有爆發革命的跡象，不論這一革命是共產黨的革命還是社會黨的革命。到二月初時，希特勒政府已經取締了共產黨的集會，封閉了共產黨的報紙。社會民主黨的集會不是被禁止舉行，就是受到了衝鋒隊打手的搗亂阻撓。社會黨的一些主要報紙一次又一次不斷被勒令暫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黨也沒有逃脫納粹恐怖。天主教工會領袖施特格瓦爾德想要在一次集會上講話，遭到了褐衫隊員的毆打。在另外一次集會上，衝鋒隊員打傷了好幾個人，

　　勃魯甯不得不要求警察保護。在競選運動中總共有五十一名反納粹份子被謀殺，納粹黨方面聲稱他們也有十八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魯士內政部長一職的重要性現在開始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義上的上級普魯士總理巴本的約束，解除了普魯士的好幾百名共和派官員的職務，而代之以納粹黨人，其中大部分是衝鋒隊長和黨衛隊長。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同衝鋒隊、黨衛隊、鋼盔隊為難，但是在另一方面卻要無情對付那些﹁敵視國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並且警告說，違令者將受到懲處。這等於公開號召占德國三分之二面積的一邦︵普魯士︶的警察開槍打一切反對希特勒的人。為了保證無情地完成這項工作，戈林在二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一支輔助警察部隊，總共五萬人，其中四萬人來自衝鋒隊和黨衛隊，一萬人來自鋼盔隊。因此，普魯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納粹黨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沒有頭腦的德國人才會向這種﹁警察﹂要求保護，抵禦納粹恐怖份子。

　　但是，儘管這種種恐怖，戈培爾、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卻沒有﹁爆發出來﹂。要是挑釁的辦法不能奏效，難道不能用捏造的辦法嗎？

　　二月二十四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產黨在柏林的辦事處卡爾‧李蔔克內西大廈。共產黨領袖在幾個星期以前已經放棄這個地方了，他們有些人已轉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國。但是地下室裡還有成堆的宣傳小冊子，這就足夠讓戈林在一份官方公報中宣稱，搜獲的﹁檔案﹂表明共產黨要發動一場革命。但是公眾的反應，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份子的反應，是持懷疑的態度。看來很明顯，在三月五日舉行選舉之前，必須找到一些更加聳人聽聞的東西來驚動一下公眾。

國會縱火案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德國四個最有權勢的人分聚在柏林兩處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進入的貴族俱樂部裡，副總理馮‧巴本在款待總統馮‧興登堡。在郊外戈培爾的家中，總理希特勒來吃便飯。據戈培爾的記載，他們當時沒有談公事，只是聽聽音樂，聊聊天。﹁突然，﹂他後來在日記中說，﹁漢夫施丹格爾博士來了電話：﹃國會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說假話，所以連提也沒有向元首提起。﹂

　　但是在貴族俱樂部進餐的人距離國會卻只有一個拐角。

　　﹁突然︵後來巴本寫道︶我們看到窗外有一道紅光，並且聽到街上有人在喊叫。有一個僕人匆匆到我身邊低聲說：﹃國會起火了！﹄，我馬上轉告總統。他站了起來。我們從視窗可以看到國會的圓尖頂，彷彿被探照燈照亮了一般。隔一會就冒出一道火舌和一團濃煙，使你瞧不清輪廓。﹂

　　副總理用自己的汽車把老總統送回家以後就匆匆趕到起火的國會。與此同時，戈培爾︵根據他的日記︶對普茨‧漢夫施丹格爾的﹁假話﹂又想了一想，覺得有點不妙，打了幾個電話以後知道，國會的確起火了。在幾秒鐘之內，他和元首就﹁以一小時六十英里的速度從夏洛登堡公路馳赴犯罪地點﹂。

　　他們一到火災地點就馬上宣稱，這是一件罪行，這是一件共產黨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們早到了那裡，頭上冒汗，嘴裡喘氣，興奮得有點失常。據巴本後來說，戈林還賭咒發誓他說﹁這是共產黨反對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對新任的秘密警察頭子魯道夫‧狄爾斯大聲說：﹁共產黨的革命開始了！我們一分鐘也不能坐待。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對付他們。共產黨幹部一經查獲，當場格殺勿論。今天晚上就把共產黨議員統統吊死。﹂

　　國會縱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許永遠不能見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幾乎都已死絕了，大多數是在事後幾個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甚至在紐倫堡審訊的時候，這個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雖然有足夠的證據可以相當沒有疑問地確定，佈置縱火以圖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納粹黨人自己。

　　在戈林的國會議長府下面，有一條地下暖氣管通道，通到國會大廈。一個以前在旅館中擔任過侍者的柏林衝鋒隊長卡爾‧恩斯特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帶領一小隊衝鋒隊員經過這條地下通道到國會大廈，在那裡灑了汽油和易燃化學品，然後很快地沿著原路回到議長府。與此同時，一個對縱火有特殊癖好的頭腦愚鈍的荷蘭共產黨人馬里努斯‧範‧德‧盧勃也偷偷地潛入了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廈，放了幾把火。這個沒有頭腦的縱火狂真是上帝給納粹黨人送來的。他是在幾天以前為衝鋒隊所發現的，他們聽到他在一家酒館裡吹牛，說是曾經在好幾所政府大廈中放過火，下一個打算要燒國會了。

　　納粹黨人居然發現了有一個神經錯亂的共產黨縱火犯決心要幹他們自己決定要幹的勾當，這樣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卻有事實為證。放火這個念頭，最初肯定是戈培爾和戈林想出來的。當時在普魯士內政部供職的漢斯‧吉斯維烏斯在紐倫堡作證說：﹁最初想到放火燒國會的是戈培爾。﹂秘密警察頭子魯道夫‧狄爾斯在供詞中還說，﹁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樣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準備好在起火後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擔任德軍參謀總長的弗朗茲，哈爾德在紐倫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經吹噓過他的業蹟。

　　在一九四二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談話的話題轉到了國會大廈的建築及其藝術價值。我親耳聽到戈林打斷大家的話，大聲地說：﹁真正瞭解國會大廈的，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是我放火把它燒了！﹂說完，他還用他的手掌拍著大腿。

　　看來很清楚，範‧德‧盧勃是受納粹黨人利用的。他們鼓勵他去國會大廈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衝鋒隊員幹的，當然他完全被蒙在鼓裡。事實上，後來在萊比錫舉行審訊時就確定，這個荷蘭傻瓜並沒有足夠的引火物可以在這麼快的時間內把這座這麼大的建築物燒掉。在他潛入大廈以後二分半鐘，中央大廳就劇烈地燃燒起來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襯衫當作引火物。根據專家們在審訊時提供的證詞，幾處大火都是大量化學品和汽油所引起的。顯然，這些東西不可能由一個人帶進大廈，這一個人也不可能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分身到這麼多的地方，放起這麼多處的火來。

　　范‧德‧盧勃當場被逮，據戈林後來在法庭上說，他當時想立即把範‧德‧盧勃絞死。第二天，共產黨議會黨團領袖恩斯特‧托格勒聽說戈林把他株連在內，就自行向警察局投案，幾天以後，後來擔任了保加利亞總理的一個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兩個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波波夫和泰涅夫被警察局拘押起來。他們後來在萊比錫最高法院受審，結果使得納粹黨人狼狽不堪，特別使戈林狼狽不堪，季米特洛夫自任辯護律師，在一連串的鋒利的反詰中，很輕易地使戈林窘相畢露。根據法庭記錄，戈林有一次大聲向這個保加利亞人咆哮：﹁滾出去，你這個混蛋！﹂

　　法官︵向警官︶：﹁把他帶下去。﹂

　　季米特洛夫︵被警官帶下去︶：﹁你害怕我的問題嗎，總理先生？﹂

　　戈林：﹁等我們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給你點顏色看看，你這個混蛋！﹂

　　托格勒和這三個保加利亞人被判無罪釋放，但是這個德國共產黨領袖卻立即被加以﹁保護性拘留﹂，終於在第二次大戰時瘐死獄中。范‧德‧盧勃被判有罪，當即處決。

　　儘管法庭屈從於納粹當局，但是這次審訊使戈林和納粹黨人受到了很大的懷疑，只是為時已晚，起不了什麼實際作用了。因為希特勒絲毫沒有錯過時機，已經充分利用了國會縱火案。

　　在起火後的次日︵二月二十八日︶，他使興登堡總統簽署了一項﹁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這項法令暫時停止執行憲法中保障個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項條款。這項法令自稱是﹁防止共產黨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的預防措施﹂，它規定：

　　﹁得在相反規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個人自由，限制表達意見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結社和集會自由；對郵件、電報、電話進行檢查；對搜查住宅發給許可證件；發出沒收以及限制財產的命令。﹂

　　此外，這項法令還授權全國政府在必要時接管各邦的全部權力，對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嚴重擾亂治安的行為﹂判處死刑。

　　這樣一來，希特勒不僅能夠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對者，而且由於他捏造的共產黨威脅得到﹁公認﹂，也能夠使千百萬德國中產階級和農民陷於恐懼之中，生怕如果他們在一星期後的選舉中不投國家社會黨的票，布爾什維克就可能掌握政權。大約有四千名共產黨幹部和許多社會民主黨的及自由主義的領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國會議員，而根據法律，後者有豁免權，是不能逮捕的。這是德國人第一次嚐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納粹恐怖的滋味。滿車滿車的衝鋒隊員在德國各個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駛過，未經許可，破門而入，進行搜查，把受害者帶去，投入衝鋒隊營房中，嚴刑拷打。共產黨報紙和政治集會固然遭到了取締，社會民主黨報紙和許多自由主義報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黨派的集會也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壞。只有納粹黨人和他們的民族黨盟友可以毫無阻攔地進行競選。

　　納粹黨人現在手頭掌握了全國政府和普魯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財庫裡有著大企業方面來的充分經費，因此他們這次競選宣傳是德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國營電臺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的聲音傳送到全國每一角落。裝飾著﹁萬﹂字旗的街道上，衝鋒隊員列隊而過的皮靴聲不絕於耳。還有數不盡的群眾大會，火炬遊行，廣場裡的擴音器。看板上盡是納粹黨的觸目的招貼，入晚山頂上燃起了髯火。對選民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會兒以德國天堂來引誘，一會兒又以街頭的褐色恐怖來威脅，一會兒又以﹁揭露﹂共產黨﹁革命﹂來恐嚇。在國會起火後第二天，普魯士政府發表了一項長篇聲明，宣稱它搜獲的共產黨﹁檔案﹂證明：

　　﹁要焚毀政府大廈、博物館、宅哪、重要工廠｜｜要把婦女兒童送到恐怖團體面前處死｜｜焚毀國會是流血暴動和內戰的信號｜｜已經確定，今天要在德國全國對個人，對私有財產，對和平居民的生活採取恐怖行動，發生全面內戰。﹂

　　它保證發表﹁證明共產黨陰謀的檔案﹂，但是這個諾言從來沒有兌現過。不過，普魯士政府既然保證這種檔案確實存在，這一點已經足夠使許多德國人深信不疑了。

　　如果再不相信的話，戈林的威脅也許起了作用。他在三月三日即選舉的前夕在法蘭克福大聲叫嚷說：

　　﹁德國同胞們，任何司法上的考慮，都不能妨礙我的行動｜｜我不必擔心法律，我的任務就是斬草除根，別無其它！｜｜當然，我要充分利用國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親愛的共產黨朋友，不要得出任何錯誤的結論。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這些人｜｜褐衫隊員｜｜一起領導這場殊死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我要掐住你們的脖子。﹂

　　前總理勃魯甯在那一天也講了話，但是他的聲音幾乎沒有人聽到，勃魯寧宣稱，他的中央黨將反對任何推翻憲法的嘗試，要求調查可疑的國會縱火案，呼籲興登堡總統﹁保護被壓迫者抵抗壓迫者﹂。這一呼籲毫無效果。年老的總統繼續保持沉默。人民已經受到了震動，現在是他們出來說話的時候了。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他們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後一次民主選舉的那天，用他們所投的票說話了。儘管這種種恐怖和威脅，他們的大多數人仍反對希特勒。納粹黨人在選舉中雖然以一千七百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八十票領先｜｜比上次選舉增加了大約五百五十萬票，但是在全部選票中仍然只占四十四％。希特勒仍舊沒有能獲得絕對多數。過去幾星期的迫害和鎮壓並不能夠阻止中央黨的選票得到實際的增加｜｜從原來的四百二十三萬零六百票增加到四百四十二萬四千九百票；把它的盟友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的票數加在一起，它一共得到五百五十萬票。甚至社會民主黨也保持了它的第二大黨的地位，共得七百一十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九票，較前只少了七萬票。共產黨減少了一百萬支持者，但是仍有四百八十四萬八千零五十八票。巴本和休根堡領導的民族黨的成績使他們極感失望，一共只得到三百一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票，在全部票數中只占八％，比以前只增加了二十萬票不到。

　　儘管如此，民族黨的五十二席加在納粹黨的二百八十八席上面以後，政府在國會中就有了十六席的多數。要執行日常的政府工作，這也許已經夠了，但是要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那還相差很遠，而希特勒為了要實現他的在議會同意下確立他的獨裁地位的大膽新計畫，是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的。

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國家的﹁一體化﹂

　　這個計畫極其簡單，而且有著用合法的外衣掩蓋攫奪絕對權力的好處。

　　它的辦法是，先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授權法﹂，在四年之內授予希特勒內閣全部立法權。說得再簡單一些，也就是要求德國國會把憲法規定的職責移交給希特勒，而國會則開始長期休會。但是，由於這需要修改憲法，因此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通過。

　　怎樣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內閣會議上，就成了一個主要的議事項目。這次內閣會議的記錄後來在紐倫堡公開了。這個問題可以用國會八十一個共產黨議員﹁缺席﹂的辦法得到部分解決。戈林認為，餘下來的問題就可以用﹁不讓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入場﹂的辦法輕而易舉地處理掉。希特勒情緒很高，自信頗大。因為，根據他在國會起火後第二天誘使興登堡簽署的二月二十八日法令，他可以逮捕任何數量的反對黨議員，以保證三分之二的多數。天主教中央黨方面還有一些問題，因為他們要求提供某種保證，但是總理相信，這個黨是會同意他的。民族黨領袖休根堡並不想把全部權力交給希特勒一人，他要求授權總統也參與起草內閣根據授權法頒佈的法律。但是總統府國務秘書梅斯納博士已經把自己的前途寄託在納粹黨方面，他卻答覆說，﹁聯邦總統沒有必要參加﹂。他很明白，希特勒不想像過去歷任共和國總理那樣，受到頑固的老總統的掣肘。

　　但是在目前，希特勒希望向老元帥，同時也是向陸軍方面和民族主義保守派作一個漂亮的姿態，通過這個姿態，把他的流氓革命政權同興登堡的威望和普魯士過去的一切軍事榮譽聯繫起來。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和三月十三日就任宣傳部長的戈培爾想出了一條妙計，由希特勒在波茨坦衛戍部隊教堂主持他要摧毀的新國會的開幕式。這個教堂是普魯士主義的聖地，在許多德國人的心中能夠喚起對於帝國的光榮偉大的回憶，因為腓德烈大王的遺體就埋葬在這裡，霍亨佐倫王朝的歷代先王都曾在這裡做過禮拜，興登堡曾在一八六六年到這裡來做過第一次朝聖，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禁衛軍軍官，剛參加了給德國帶來了第一次統一的奧普戰爭歸來。

　　第三帝國第一屆國會選了三月二十一日作為隆重的開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為這一天正好是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主持第二帝國第一屆國會開幕的日子。當身穿金光閃閃的制服的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老元帥們、海陸軍將領們在頭戴髑髏驃騎兵的頭盔、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馮‧馬肯森陸軍元帥的帶領下進入會場時，腓德烈大王和鐵血宰相的威靈赫然如臨。

　　興登堡顯然大為感動，佈置這次演出並且指導向全國廣播的戈培爾在儀式進行時一度注意到｜｜他並且記在日記中｜｜老元帥熱淚盈眶。總統身穿著灰色軍服，胸佩黑鷹緩章，一手捧著尖頂頭盔，一手執著元帥權杖，在穿著正式禮服顯得有點拘謹的希特勒陪同下慢步進入會場，中途停下來向皇室旁聽席上空著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禮，然後到祭壇前宣讀了一篇簡短的講話，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

　　﹁願這個著名聖地的傳統精神貫徹到今天的一輩青年中去，願這種傳統精神把我們從自私自利和黨爭中解脫出來，在民族自覺中團結起來，建立一個自豪的自由的統一的德國。希特勒的答詞極其狡猾，旨在打動濟濟一堂的舊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騙取他們的信任。

　　無論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戰爭。只是由於國家的崩潰才迫使一個備受淩辱的民族違反它的極其神聖的信念，承擔了這次戰爭的罪過。﹂

　　說到這裡，他轉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遠的興登堡說：

　　﹁由於過去幾星期中發生了一個獨特的變化，我國民族榮譽得以恢復，而且由於您，陸軍大元帥閣下，往日的偉大的象徵和新的力量的象徵聯合起來了。我們向您致敬。感謝上帝的保佑：我國新的力量能有您領導。﹂

　　希特勒為了要表示他對總統｜｜也就是對這位總統，他在這個星期還沒有結束之前，就要剝奪其全部政治權力｜｜的敬意，走下講臺，到興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緊緊地同他握手。這時，戈培爾佈置的照相機、電影機、錄音機都同時活動起來，鎂光閃閃，機聲軋軋，把德國陸軍元帥和奧地利下士象徵著新德國和老德國團結的莊嚴握手場面記錄下來，讓全國和全世界都能看到聽到。

　　﹁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撩亂的保證以後，﹂當時在場的法國大使後來寫道，﹁這種人，像興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貴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國民族黨人，國防軍軍官們這種人，怎麼還會再有他們當初在看到他的黨的違法亂紀行為時所懷有的疑懼呢？他們現在還能夠不痛快地給予他完全信任，滿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權力嗎？﹂

　　兩天以後，在三月二十三日，當國會在柏林的克羅爾歌劇院復會時，答案就出來了。國會要討論所謂授權法｜｜正式名稱叫︽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Ｇｅｓｅｔｚｚｕｒ　Ｂｅｈｅｂｕｎｇ　ｄｅｒ　Ｎｏｔｖｏｎ　Ｖｏｌｋ　ｕｎｄ　Ｒｅｉｃｈ︶。它一共只有短短的五節，把立法權︵包括國家預算的控制權︶，批准同外國締結條約權，憲法修正權都從國會手中拿過來移交給內閣，為期四年。此外，這項法律還規定，內閣制定的法律由總理起草，並且﹁可以不同於憲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響國會的地位﹂｜｜這肯定是世界上最殘酷的嘲弄了｜｜總統的權力依舊﹁未變﹂。

　　希特勒向聚集在這所華麗的歌劇院中的議員們發表了一篇特別有節制的講話，著重指出了最後這兩點。這所歌劇院一向專門演出輕鬆歌劇，它的旁聽席上現在都坐滿了身穿褐衫的衝鋒隊員，他們的滿臉橫肉和傷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許人民代表在這裡胡鬧。

　　﹁政府︵希特勒保證︶將只有在為執行極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範圍內使用這種權力。這並不威脅到國會或參議院的存在，總統的地位和權力依然未變｜｜各邦的獨立地位也不改變。教會的權利不會受到限制，它們同國家的關係不會受到影響。非實行這種法律不可的國內情況是很有限的。﹂

　　這個脾氣暴躁的納粹黨領袖的講話聽起來相當溫和，幾乎到了謙恭的程度；即使是反對黨議員，要在當時第三帝國生命的初期能夠充分識破希特勒的保證的價值，為時還大早。儘管如此，在外面的衝鋒隊員的﹁交出全部權力﹂的鼓噪聲中還是有一位反對黨議員站了起來，反對這個未來的獨裁者。這位議員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奧托‧威爾斯，他的十幾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態度鎮靜，昂然不屈地宣稱，政府可以剝奪社會黨人的權力，但是剝奪不了他們的榮譽。

　　﹁在這有著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莊嚴地保證要維護人道和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任何授權法都不能給予你摧毀永恆的、不可摧毀的思想的權力。﹂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來，現在議員們真正看到了這個人的顏色。

　　﹁你們來得晚了，但是你們還是來了！︵他叫道︶｜｜你們已不再有什麼用處了｜｜德國的命運將會上升，而你們的命運將會下降。你們的喪鐘已經響了｜｜我不需要你們的投票。德國會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們！﹂︵熱烈掌聲。︶

　　對共和國的削弱負有沉重責任的社會民主黨人雖然將要失敗，但是至少這一次，願意堅持原則並且堅決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黨卻不願意，而他們在政教鬥爭時卻曾經成功地反抗過鐵血宰相。該黨領袖卡斯主教曾經要求過希特勒書面保證他將尊重總統的否決權。但是希特勒雖然在選舉以前答應作出這個保證，卻從來沒有交出過這個保證。儘管如此，這位中央黨領袖還是站起來宣佈，他的黨將投票贊成授權法。勃魯寧繼續保持沉默。投票馬上舉行，結果是四百四十一票贊成，八十四票︵全部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納粹黨議員們跳了起來呼叫，興高采烈地跺著腳，然後同衝鋒隊員們一起高唱︽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於一切︾一樣的地位，成了德國兩個國歌之一：

　　﹁旗幟高高飄揚，隊伍整整堂堂，

　　衝鋒隊員們齊步向前｜｜﹂

　　這樣，議會民主制度在德國終於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產黨人和一些社會民主黨議員以外，一切都是在相當合法的情況下做到的，雖然同時也存在著恐怖。議會把它的憲法權力交給了希特勒，從而實行了自殺，雖然如此，它的屍體卻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擺在那裡，到第三帝國的末日為止，偶然拿來充當希特勒大聲咆哮的傳聲筒，它的議員以後都是由納粹黨一手挑選出來的，因為以後就再也沒有真正的選舉了。這一項授權法就是希特勒獨裁政權的全部法律基礎。從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國的獨裁者，不受議會的任何約束，在實際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總統的任何約束。當然，要使整個國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於納粹的鐵蹄之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不過，我們不久就可以看到，這也是在極其迅速的情況下用殘酷無情的手段和陰謀詭譎的方法做到的。

　　﹁街頭流氓，﹂用阿蘭‧布洛克的話來說，﹁攫奪了一個偉大的現代化國家的力量的控制權，流浪漢上臺執了政。﹂不過是｜｜正如希特勒從來沒有停止誇口的那樣｜｜﹁合法地﹂用議會的壓倒多數來達到這個目的的。德國人只能怪自己。

　　德國的最有權勢的機構現在一個接著一個向希特勒投降，一聲不吭、毫無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國歷史中始終堅持自己單獨權力的各邦被開頭刀。在三月九日晚上，也就是通過授權法以前兩個星期，馮‧埃普將軍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數衝鋒隊員的協助下，趕走了巴伐利亞政府，成立了一個納粹政權。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國家專員去接管其它各邦，只有普魯士例外，因為在這裡戈林早已牢牢地處在控制地位了。三月三十一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權法，宣佈了一項法律，解散普魯士以外各邦的議會，命令它們按照最近一次國會選舉結果的比例重新組織。共產黨的議席則予以虛懸。不過這個辦法只實行了一個星期。性急如火的總理在四月七日又頒佈一項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長︵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ａｔｈａｌｔｅｒ︶，他們有權任命和撤換地方政府，解散議會，任命和撤換各邦的官員和法官。新任的邦長無一不是納粹黨人，他們﹁必須﹂執行﹁國家總理所制定的總政策﹂。

　　這樣，從國會得到全部權力還不滿兩個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麥、威廉二世和魏瑪共和國所從來不敢嘗試的事情：他廢除了歷史性各邦的單獨權力，使它們歸屬於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國家中央權力之下。他在德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統一了德國，摧毀了它的歷史悠久的聯邦性質。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就任總理的一周年紀念日，他頒佈了一項︽國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這個任務。這項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議會﹂，各邦的主權移交給國家，邦政府隸屬於全國政府，邦長受全國政府內政部長管轄。正如內政部長弗立克所說，﹁邦政府現在不過是國家的行政機構而已﹂。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法律的前言宣稱，這項法律是﹁國會一致表決通過的﹂。這話並不錯，因為到這個時候，除了納粹黨以外，德國的所有政黨都已被消滅殆盡了。

　　不能說它們在被消滅的時候是反抗過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國會中所有沒有被捕或流亡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毫無異議地一致投票贊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此以前九天，戈林的警察還佔據了該黨的辦公樓，沒收了它的報紙和財產。但是，社會黨人還想依順希特勒。他們譴責在國外攻擊元首的同志。六月十九日，他們選舉出一個新的黨委員會，但是三天後，弗立克解散了社會民主黨，認為它﹁顛覆和敵視國家﹂，這就使他們的妥協嘗試告一結束。倖存下來的領袖保羅。洛伯和該黨一些國會議員遭到了逮捕。至於共產黨人，當然早已遭到鎮壓了。

　　剩下來的就只有中產階級的政黨了，但是，它們的壽命也並不長。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政府在三月九日的納粹黨政變中被趕下臺，到七月四日就宣佈自行解散；它的盟友中央黨在過去曾經堅決地反抗過俾斯麥，一向是共和國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佈解散，這樣，在德國現代史上第一次沒有了天主教的政黨｜｜不過，這個事實並沒有妨礙梵蒂岡在兩星期後同希特勒政府達成一項協議。施特萊斯曼的老黨人民黨在七月四日自殺，民主黨則在一個星期前就自殺了。

　　希特勒聯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國民族黨怎樣呢？沒有民族黨的支持，這個前奧地利下士是決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權的。民族黨儘管接近興登堡、陸軍、容克地主和大企業，儘管對希特勒上臺有功，它還是同樣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它政黨所走過的道路。六月二十一日，警察和衝鋒隊佔領了它在全國各地的辦事處，六月二十九日，該黨在六個月以前還曾經幫助希特勒進入總理府的態度強硬的領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員﹁自動地﹂解散了民族黨。

　　剩下來的只有納粹黨了，七月十四日，一項法律規定：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是德國的唯一政黨。

　　凡維持另外一個政黨的組織機構或組織一個新政黨者，如其罪行不觸犯其它規定而須受到更大的懲罰，則處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個月到三年的拘禁。﹂

　　這種一黨極權的國家，是國會放棄了它的民主職責後四個月內在幾乎未受絲毫反抗的情況下建立的。

　　我們曾經談到，自由的工會曾經用宣佈總罷工這樣一個簡單辦法，一度擊潰過法西斯卡普政變，現在它們也像各政黨和各邦一樣，被輕而易舉地結束了生命，雖然在這以前還對它們施了一個巧妙的詭計。半個世紀以來，五一節一直是德國｜｜和歐洲｜｜的工人的傳統紀念日。納粹黨政府在下手之前為了麻痹工人和他們的領袖，宣佈一九三三年五一節為全國性紀念日，正式命名為﹁全國勞動節﹂，準備空前地大事慶祝。納粹黨的這種對工人階級表示特別友好的行動，使工會領袖們上了鉤，他們熱情地同政府和納粹黨合作來籌備慶祝。各地勞工界領袖都坐飛機到柏林來，成千上萬的旗幟上寫著納粹政權同工人團結一致的口號，在柏林郊外的但貝爾霍夫飛機場，戈培爾準備舉行德國有史以來最盛大的一次群眾示威。在群眾大會之前，希特勒親自接見工人代表，他宣稱：﹁你們可以看到，說什麼革命的對象是工人的說法，是多麼不真實和不公正。情況恰好相反。﹂後來在飛機場對十萬工人發表演說時，希特勒宣佈了這句口號：﹁尊重勞動，尊重工人！﹂並且保證，要﹁世世代代﹂慶祝五一節來對德國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裡，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用最華麗的辭藻描述了工人們參加他籌備得極其出色的五一節慶祝活動的熱情後，加上了這麼一句古怪的話：﹁明天我們將要佔領工會辦公處。他們將不會有什麼抵抗。﹂

　　事實就是如此。五月二日，全國各地的工會辦公處都被佔領，工會經費被沒收，工會被勒令解散，領袖被逮捕。許多人遭到了毒打，關進了集中營。工會聯合會兩位主席希歐多爾‧萊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經公開保證同納粹政權合作，然而也不能倖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會和建立德國勞工陣線的科隆納粹黨頭子、嗜酒如命的羅伯特‧萊伊博士這麼說：﹁萊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虛偽地宣佈他們忠於元首｜｜但是他們最好還是坐監牢。﹂這就是他們被送去的地方。

　　雖然在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和萊伊企圖讓工人們放心，他們的權利會得到保護。萊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說：﹁工人們！你們的組織對我們國家社會黨人來說是神聖的。我本人是個貧農的兒子，知道貧困的滋味｜｜我知道無形的資本主義剝削是怎麼一回事。工人們！我向你們起誓，我們不僅將保持現有的一切，而且要進一步保護工人，擴大他們的權利。﹂

　　三星期後，納粹的諾言再一次證明是騙人的空話，那時希特勒頒佈了一項法律，停止實行集體談判的辦法，並且規定今後將由他任命的﹁勞動托事﹂來﹁調整勞資合同﹂和維持﹁勞資和平﹂。由於勞動托事的決定在法律上有約束力，人人必須遵守，這項法律實際上就是取締罷工，萊伊保證﹁要把絕對領導權交還給一個工廠的當然領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權決定一切。許多雇主多年來必須到外面去請人來當﹃一家之主﹄。現在他們又恢復做﹃一家之主﹄了﹂。

　　暫時來說，企業界感到高興了。許多雇主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所作的慷慨捐助現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業要繁榮，社會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穩定。而在整個春天和初夏，德國的治安情況每況愈下，狂熱的褐衫隊匪幫在街上橫衝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殺人，而警察卻站在一邊袖手旁觀。街頭恐怖，並不像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樣，是國家權威垮臺的結果，相反，它是在國家鼓勵、甚至常常是在國家的命令下進行的，而這種國家的權威在德國從未達到過這麼強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脅，他們不敢判處一個衝鋒隊員，即使他犯了殺人罪行，因為這樣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正如戈林所說，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間，元首還在宣佈﹁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國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後才會勝利完成﹂。在納粹黨的辭典裡，﹁教育﹂意即﹁恫嚇﹂｜｜到人人都馴順地接受納粹黨獨裁和它的野蠻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來｜｜他已經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稱過｜｜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雖然他並沒有馬上就消滅他們︵在他上臺後頭幾個月裡，只有少數人｜｜那是說，少數幾千人｜｜被剝奪了財產，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殺害︶，但是他頒佈命令，不許他們擔任公職，在大學裡教書，從事自由職業。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他下令全國抵制猶太人的商店。

　　在納粹黨解散討厭的工會時一度過早感到高興的企業家們，現在發現納粹黨中左翼份子當真相信該黨的社會主義主張，企圖控制雇主協會，解散大百貨商店，把工業收歸國有。成千上萬的粗暴的納粹黨官員到過去不支持希特勒的企業登門拜訪，有的揚言要沒收這些企業，有的要求在企業中擔任薪金優厚的職位。經濟學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爾博士現在堅持要實現黨的綱領｜｜把大企業收歸國有、國家分享利潤、取消不勞而獲的收入和﹁利息奴役制﹂。好像這還不足以嚇壞企業家似的，剛剛上任的農業部長瓦爾特‧達里答應農民把他們所欠的債務本金勾銷一大筆並且把未勾銷部分的利息降低到二％，這使銀行家們提心吊膽，惶惶不安。

　　為什麼不這樣？希特勒到一九三三年仲夏時已是全德國的主人。他現在完全可以實行他的綱領。巴本儘管狡詐，這時已完全無能為力，他原來以為他和休根堡以及舊秩序的其它保衛者在內閣中對納粹黨保有八對三的優勢，能夠控制希特勒，利用他來達到他們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今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他自己就被轟出了普魯士總理的職位，而由戈林來接替。他在全國政府中仍舊擔任副總理一職，但是正如他後來悻悻然承認的那樣，﹁這個職位是徒有虛名﹂。企業界和金融界的辯護士休根堡已經辭職，他的黨已經解散。納粹黨中第三號人物戈培爾已在三月十三日參加內閣，擔任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像戈培爾一樣，被認為是個﹁激進份子﹂的達里則擔任了農業部長。

　　在德國經濟系統中佔據關鍵地位的國家銀行總裁保守份子漢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職，捲起鋪蓋到華盛頓去當大使了。認識到納粹主義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總裁。希特勒的忠實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氣揚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繼任了這個職位。在建設第三帝國的經濟實力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軍備方面，整個德國沒有別人比沙赫特對希特勒的功勞更大了。他後來還兼任了經濟部長和戰時經濟全權總代表。不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他開始反對他所崇拜的偶像，終於辭去了或者說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職務，甚至參加了那些密謀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夥。他悔不該長期輸誠效忠，以自己的聲望為之助威，把自己的過人才能供其驅策。但是到那個時候，要在納粹黨領袖面前獨挽狂瀾，為時已經晚了。

﹁不許有第二次革命！﹂

　　希特勒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德國，但是當一九三三年夏天來臨的時候，他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主要的問題至少有五個：防止出現第二次革命；解決衝鋒隊與陸軍之間令人不安的關係；使國家擺脫經濟困境，為六百萬失業者尋找工作；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為德國取得平等的擴軍權利和加速德國在共和國末期開始的秘密重整軍備工作；最後是決定由誰在年老多病的興登堡去世後繼承他的位置。

　　﹁第二次革命﹂這句話是衝鋒隊頭子羅姆造出來的，他堅決主張要實現第二次革命。戈培爾後來也這麼主張，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人民中間個個都在談論一定要進行的第二次革命。這是說一次革命沒有完，現在我們要同反動派算帳了。革命絕不能停下來。﹂

　　納粹黨摧毀了左派，但是右派仍舊存在：大企業界和金融界，貴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著陸軍的普魯士將軍。羅姆、戈培爾和納粹運動中的其它﹁激進份子﹂要把他們也清算掉。手下衝鋒隊已達二百萬人左右｜｜幾乎是陸軍的二十倍｜｜的羅姆在六月間發出警告：

　　﹁德國革命的道路上已經贏得了一個勝利｜｜對推動德國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衝鋒隊和黨衛隊決不允許革命在半途被出賣｜｜如果有市儈認為民族革命的時間已經太久了｜｜那麼現在的確是應該結束民族革命，轉而進行一場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了｜｜我們將繼續鬥爭｜｜不論有沒有他們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話，向他們鬥爭｜｜我們是完成德國革命的不可腐蝕的保證者。﹂

　　在八月間，他又在一次演講時說：﹁今天仍有擔任官職的人對於革命的精神毫無瞭解。如果他們膽敢把他們的反動思想付諸實踐，我們將毫不留情地要把他們幹掉。﹂

　　但是，希特勒卻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來，納粹黨的社會主義口號只不過是宣傳而已，只不過是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爭取群眾的手段而已。現在他既然已經取得了政權，對於這些口號就不再感到興趣了。他現在需要時間來鞏固他的地位和國家的地位。至少在目前，必須巴結右派｜｜企業界、陸軍和總統。他並不打算使德國陷於破產的境地，從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權的生存。絕不能有什麼第二次革命。

　　他在七月一日對衝鋒隊和黨衛隊領袖的講話中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德國現在需要的是秩序。﹁對於任何破壞現有秩序的企圖，我將同所謂第二次革命一樣加以無情的鎮壓，因為這只會造成混亂。﹂七月六日，他在總理府對各邦的納粹黨邦長重新提出了這個警告：

　　﹁革命並不是一種永久不斷的事情，絕不能允許它成為這種事情。必須把革命的激流引導到逐步發展的安全的河道裡去｜｜因此，我們絕不能排斥一個好企業家，即使他還不是一個國家社會黨員，特別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國家社會黨員一點都不懂得他的業務。在企業中，唯一的標準必須是能力｜｜

　　歷史判斷我們功過的時候，並不是根據我們撤換和監禁了多少經濟專家，而是根據我們是否能夠造成就業｜｜我們並不因為綱領中的一些主張就必須幹出愚蠢的事情來，把一切都弄得七顛八倒，而是必須明智地和謹慎地實現我們的思想。從長遠來說，我們的政權越是有經濟上的支持，它越是穩固。因此，各邦邦長必須做到，任何黨組織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職權，撤換或任命官員，這是全國政府的職責，至於企業方面，那是全國政府經濟部的職責。﹂

　　沒有比這段話更有權威地說明納粹革命是政治性的革命，而不是經濟性的革命了。為了證明他言之非虛，希特勒撤換了一些企圖奪取雇主協會控制權的納粹﹁激進份子﹂。他恢復了克魯伯‧馮‧波倫和弗里茨‧蒂森在這些協會中的領導地位，解散了跟大百貨商店搗蛋的中產階級商人戰鬥聯盟，任命卡爾‧施密特繼任休根堡為經濟部長。施密特是企業家中最正統的一個，原任德國最大的保險公司聯盟保險公司總經理，他毫不遲疑地制止了那些把黨綱天真地信以為真的國家社會黨員們的打算。

　　在普通納粹黨員中間，特別是在希特勒的群眾運動核心力量衝鋒隊員中間，失望情緒是很強烈的。他們大多數人屬於失業和不滿的大軍，由於本身經歷，生來就反對資本主義，他們相信，他們在街頭鬥毆，對革命作了貢獻，革命就一定會給他們帶來報酬，不管是在企業中，還是在政府中，應該得到優厚差使。他們在春天時由於採取了一陣過火的行動而陶醉了一個時候，如今他們的希望破滅了。原來的人，不管是否黨員，仍將保有原來的職位，並且保有任免大權。不過，這還不是衝鋒隊員中間騷動不安的唯一原因。

　　希特勒和羅姆過去在衝鋒隊的地位和宗旨的問題上的爭吵，如今又爆發了。納粹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就主張，衝鋒隊員應該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軍事力量。他們應該提供納粹黨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羅姆看來，衝鋒隊不僅是納粹革命的骨幹力量，而且是未來革命軍的核心，這支革命軍對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義務軍對拿破崙的作用一樣。現在已是這樣的時候了，應該推開反動的普魯士將軍︵他輕蔑地稱他們為﹁老傻瓜﹂︶，組織一支革命的軍隊，一支人民的軍隊，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國街道的強悍的助手們來領導。

　　這種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徑庭。他比羅姆或任何其它納粹黨人更加清楚，沒有陸軍將領的支援，或者至少說沒有他們的默許，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權的；至少在目前，如果他要繼續執政，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決於他們的繼續支持，因為他們仍舊有著如果高興的話可以攆走他的實際力量。而且希特勒也預見到，在不會很久的將來，當八十六歲的總司令興登堡逝世的時候，他在這個關鍵重大的時刻，將需要陸軍對他個人的忠誠。此外，這個納粹黨領袖還相信，只有軍官團才能幫助他實現他的在一個短時期內建立一支強大的紀律嚴明的軍隊的目標，因為軍官團有著它的軍事傳統和人才。而衝鋒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的暴徒，只能在街頭毆打鬧事，很少有現代軍隊的價值。況且，它的任務現在已經完成了，從今以後，就必須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臺。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羅姆的看法是不可調和的，從一九三三年夏天開始到次年六月三十日，這兩個又是納粹運動的元老又是親密的朋友︵恩斯特‧羅姆是希特勒以親密的﹁你﹂而不是以客氣的﹁您﹂相稱呼的唯一的人︶之間，一直在進行著一場簡直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羅姆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在柏林體育館對一萬五千名衝鋒隊長發表演講時，表達了衝鋒隊員們中間的深深失望的情緒。他說：﹁我們常常聽說｜｜衝鋒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警告說，事實並非如此。可是，希特勒的態度很堅決。他於八月十九日在戈德斯堡浴場曾經警告說：﹁衝鋒隊同陸軍的關係必須是同政治領導的關係一樣的關係。﹂九月二十三日，他在紐倫堡講話時說得還要清楚：

　　﹁今天，我們應該特別記得我國陸軍所起的作用，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在我們革命的日子裡，要不是陸軍站在我們一邊，我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開會了。我們可以向陸軍保證，我們將永遠不會忘掉這一點，我們認為，他們是我國軍隊光榮而歷史悠久的傳統的繼承者，我們將全心全意地、竭盡全力地來支持陸軍的這一精神。﹂

　　在這以前，希特勒曾秘密地向軍隊作了保證，因此爭取到許多高級軍官倒向他的一邊。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即他就職後兩天，他在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施坦因將軍的家中向陸海軍高級將領講了兩小時的話。埃里希‧雷德爾海軍上將在紐倫堡審訊時透露了納粹總理同軍官團第一次會談的大意。他說，希特勒消除了高級將領們原來以為可能要軍隊從事內戰的擔心，他還保證，陸軍和海軍現在可以放手致力於迅速重新武裝新德國的這項主要任務。雷德爾海軍上將承認，他對於建立一支新海軍的前景是極為高興的。馮‧勃洛姆堡將軍後來在他未出版的回憶錄中也說，元首打開了﹁一個使將來有無窮機會的活動餘地﹂。勃洛姆堡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匆忙就任國防部長一職，也就消除了陸軍方面要想反對希特勒出任總理的任何打算。

　　為了要進一步鼓起軍方領袖們的熱情，希特勒在四月四日設立了國防會議，來加緊執行一項重整軍備的秘密新計畫。三個月以後，在七月二十日那天，總理頒佈了一項新的陸軍法，廢除了民政法庭對軍人的司法管轄權，取消了士兵的選舉代表制，從而恢復了軍官團的歷史悠久的軍事特權。許多陸海軍將領開始從另外一個比較贊成的角度來看待納粹革命了。

　　為了要給羅姆吃些甜頭作為安慰，希特勒在十二月一日任命他｜｜與副黨魁魯道夫‧赫斯一起｜｜為內閣閣員，在一九三四年元旦又寫了一封友好熱情的信給這個衝鋒隊頭子。他一方面重申﹁陸軍有責任保衛國家，抵禦境外敵人﹂，同時又承認﹁衝鋒隊的任務是確保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並且承認，衝鋒隊的成績﹁主要應歸功﹂於羅姆。這封信最後說：

　　﹁因此，在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頭一年結束的時候，我覺得必須向你，我親愛的恩斯特‧羅姆，對你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德國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表示感謝，並且向你保證，能夠有你這樣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戰友，我對命運是多麼感激。

　　你的懷著真誠友誼與感激之情的

　　阿道夫‧希特勒﹂

　　這封用親密的﹁你﹂來稱呼的信，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納粹黨的主要日報︽人民觀察家報︾上，對於暫時緩和衝鋒隊中存在的不滿情緒，起了很大作用。在耶誕節和新年的普遍善意氣氛中，衝鋒隊和陸軍的鬥爭，激進的納粹黨份子要求進行﹁第二次革命﹂的叫囂暫時平息下去了。

納粹外交政策的發端

　　︽西方的衰亡︾的作者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在評論希特勒輕而易舉地在一九三三年征服了德國和把德國納粹化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話：﹁這不是勝利，因為沒有敵手。﹂他在那年年初就寫道：﹁這次攫奪政權｜｜我是懷著憂懼的心情看著他們那麼大張旗鼓地每天慶祝的。如果到取得真正的肯定的勝利時再這樣，會更好些，也就是在外交方面取得勝利的時候。別的都不是勝利。﹂

　　這位哲學家兼歷史學家一度是納粹黨人的偶像，不過為時不長，最後雙方都失卻了魅力。他當時這種急躁態度未免過分。因為希特勒要著手征服全世界之前必先征服德國。一旦他消滅了國內的反對者｜｜或者說他們自行消滅了｜｜以後，他就馬上轉到了一直最使他感到興趣的方面：外交事務方面了。

　　一九三三年春季，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可能更糟糕了。第三帝國在外交上處於孤立、軍事上陷於無力的地位，整個世界對於納粹的暴行，特別是迫害猶太人，感到憎惡。德國的鄰邦，特別是法國和波蘭，態度是敵對的和多疑的，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波蘭在但澤舉行了一次軍事示威之後，畢蘇斯基元帥向法國人表示最好聯合起來對德國進行一次預防性的戰爭。甚至墨索里尼對於希特勒上臺執政，事實上也並不熱心，儘管在表面上他裝出歡迎第二個法西斯國家的出現的姿態。一個在潛力上大大地強於義大利的國家的元首，很可能不久就使領袖︵Ｄｕｃｅ︶黯然失色。一個狂熱的泛日耳曼德國對奧地利和巴爾幹各國會有野心，而在這些地方，那位義大利獨裁者也已經提出過他的領土要求了。蘇聯對納粹德國的敵意是很顯然的，因為它是一九二一年以來共和制德國的唯一友人。這樣，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第三帝國的確是孤立無友的。而且，它又沒有武裝，或者說，同它的高度武裝的鄰邦對比之下，相對地來說是如此。

　　因此，希特勒外交政策的當前戰略和策略，是由德國的軟弱和孤立處境這個殘酷現實所決定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這種處境又提供了符合他自己和大多數德國人民最強烈的希望的自然目標：在不致引起制裁的情況下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在不致引起戰爭的情況下重新武裝。只有在他完成了這雙重的短期目標以後，他才有軍事力量，能毫無牽制地實現既定的長期外交目的，它的具體目標和方法是他早在︽我的奮鬥︾中就十分坦率和十分詳盡地規定了的。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顯然是以宣傳裁軍和和平的方法來迷惑德國在歐洲的敵手，同時張大眼睛尋找他們集體甲冑中的弱點。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了﹁和平演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說之一，是欺騙宣傳的傑作，它不僅深深地打動了德國人民的心，使他們團結在他的背後，而且在國外造成了一個深刻的、使人有好感的印象。就在前一天，羅斯福總統剛剛向四十四個國家的元首發出了一封動人的信件，概述了美國在裁軍和和平方面的計畫和希望，呼籲廢除一切進攻性武器｜｜轟炸機、坦克、機動重炮。希特勒很快地回應了總統的呼籲，並且加以充分的利用。

　　﹁我在昨天晚上獲悉羅斯福總統提出的建議，德國政府對他的建議表示最熱烈的感謝。德國政府願意同意這個克服國際危機的方法｜｜對於那些希望合作起來維持和平的人來說，總統的建議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德國完全願意放棄一切進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裝的國家也銷毀他們的進攻性武器的話｜｜德國也完全願意解散它的全部軍隊，銷毀它現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鄰國也這樣做的話｜｜德國願意同意任何莊嚴的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它並不想進攻別國，而只想謀求安全。﹂

　　這篇演說，還有不少溫和的辭句和熱愛和平的表白，使得憂心忡忡的世界感到又驚又喜。德國不要戰爭。戰爭是﹁瘋狂透頂的事﹂。它會﹁造成現有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崩潰﹂。納粹德國並不希望把其它國家的人民﹁德國化﹂。﹁上一世紀的心理狀態使人們認為他們要把波蘭人和法國人變成德國人，這種心理狀態同我們是格格不入的｜｜法國人、波蘭人和其它國家的人民都是我們的鄰人，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變這一客觀現實，否則，這種事情在歷史上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其中有一個警告。德國要求同所有其它國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別是在軍備方面。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國寧可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

　　但是在西方世界同聲慶賀希特勒出乎意料的講道理的時候，這個警告沒有得到注意。倫敦︽泰晤士報︾也認為，希特勒的平等待遇的要求是﹁駁不倒的﹂。工黨機關報倫敦︽每日先驅報︾要求相信希特勒的話。保守的倫敦︽旁觀者︾週刊認為希特勒已回應了羅斯福的呼籲，這個姿態使惶惶不安的世界有了新的希望。在華盛頓，據德國官方通訊社引述總統的秘書的話說：﹁總統對於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議感到很鼓舞。﹂

　　從這個性格暴躁的納粹獨裁者口中出來的，竟不是如許多人所預料的強橫威脅，而是甜言蜜語，全世界都給迷住了。而在國會中，甚至社會黨議員，那些還沒有被投入牢中或自行逃亡的議員，也沒有一個表示異議，都投票贊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說，使得國會能夠一致地予以通過。

　　但是，希特勒的警告並不是空口說說的，當十月初看到協約國堅持要在八年之後才肯把它們的軍備降低到德國水準的時候，他就在十月十四日突然宣佈，由於其它大國在日內瓦不肯給予德國平等待遇，德國立即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與此同時，他採取了其它三個步驟：解散了國會，宣佈他將把他的退出日內瓦會議的決定交付全國公民投票來認可，最後命令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將軍向軍隊發出秘密指示，如果國際聯盟採取制裁行動，就要抵抗武裝進攻。

　　這個輕率的行動表明，希特勒在春天的和解演說是多麼虛偽。這是他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公開賭博。它意味著從此以後，納粹德國打算不顧任何裁軍協定和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這是有意的冒險｜｜也是許多次有意冒險中的第一次。後來在紐倫堡公佈出來的勃洛姆堡發給陸海軍的秘密指示，不僅說明希特勒冒了可能受到制裁的風險，而且也說明，如果當初真的受到制裁，德國的處境是毫無希望的。這項指示規定了德軍在西方對付法國和在東方對付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具體防線，命令它們要﹁盡可能久地守住﹂這些防線。從勃洛姆堡的命令中可以看出，至少德國的將軍們對於德國防線是否能守住片刻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在以後持續三年的時期中，直到德國一九三六年重新佔領了已經被解除武裝的萊因河左岸，曾經發生了許多次危機，目前這次危機只是其中的第一次而已。當時，協約國本來是可以實行制裁的，倒不是因為希特勒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而是因為違反凡爾賽和約中解除武裝的條款，這種違約行為在德國存在至少已有兩年了，甚至在希特勒上臺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可以肯定地說，協約國在當時的軍力是很容易壓倒德國的，同樣也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採取這樣一個行動，在第三帝國誕生的頭一年就可以把它掐死。但是，這個前奧地利流浪漢的過人之處在於，在一個很長時期裡，他對國外對手有多少膽略就像他當年對國內對手的估計一樣，瞭解得極其到家，簡直不可思議。在這次危機中，正如在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連續不斷出現的更大的危機中一樣，勝利的協約國由於分歧太深刻、感覺太遲鈍、眼光太短淺，以致不能瞭解萊因河對岸所發生的事情的性質或者方向，因此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在這一點上，希特勒的估計是很正確的，正如過去和以後他對本國人民所作的估計一樣。他很知道，在公民投票中，德國人民會表示什麼意見。他把公民投票和國會清一色的納粹黨議員的新選舉規定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這是在德國人的記憶中仍引起怨恨情緒的國恥日一九一八年停戰紀念日的後一天。

　　十一月四日，他在布累斯勞舉行的一次競選大會上說：﹁我們一定要使這一天在我國人民的歷史上成為得救的一天｜｜歷史將這麼記載：在十一月十一日，德國人民正式喪失了它的榮譽，而在十五年後的十一月十二日，德國人民又恢復了它的榮譽。﹂在投票的前夕十一月十一日，德高望重的興登堡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支持希特勒：﹁明天你們要表現出堅決的民族團結和對政府的支持。同我和國家總理一起擁護權利平等和光榮和平的原則，讓全世界看到，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已恢復而且能夠維持德國的統一！﹂

　　在經過了十五年的挫折失望和對戰敗後果懷了十五年的憤懣不平以後，德國人民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合格選民之中約有九十六％參加了投票，其中有九十五％贊成德國退出日內瓦會議。至於贊成國會的單一納粹黨候選人名單︵其中包括休根堡和寥寥幾個非納粹黨人︶的則有九十二％。甚至在達豪集中營中，被拘的二千二百四十二人中有二千一百五十四人投票贊成那個把他們拘禁起來的政府！話也不錯，在不少地方，對於沒有出來投票或者票投得不對的人，曾經進行過威脅；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也曾經有人擔心，如果投票反對這個政權，可能被偵察出來而受到報復。但是，即使把這種種保留計算在內，這次選舉︵至少其計算是誠實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次驚人勝利。毫無疑問，他那樣反抗外面世界，是得到德國人民的壓倒多數的擁護的。

　　在舉行了公民投票和選舉後三天，希特勒邀見波蘭新任大使約瑟夫‧利普斯基。在會談結束時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這一公報不僅使德國公眾而且使外面世界都感到驚異。波蘭政府和德國政府一致同意﹁用直接談判的手段來解決兩國共同有關的問題，並且為了鞏固歐洲和平在相互的關係中放棄使用武力﹂。

　　在德國人的心中，波蘭是甚至比法國更為可恨和更受卑視的敵人。他們認為，凡爾賽和約締造者的最不可饒恕的罪過是用一條波蘭走廊把東普魯士同德國隔絕，成立但澤自由市和把波茲南省及一部分西里西亞割讓給波蘭。割讓部分的居民雖然是波蘭人佔優勢，但是自從瓜分波蘭以來一直是德國的領土。在共和國時期沒有一個德國政治家願意把波蘭的佔領看成是永久不變的事情。施特萊斯曼甚至不願考慮同波蘭簽訂東方洛迦諾條約來補充同西方簽訂的洛跡諾條約。國防軍之父和共和國初期外交政策的決定者馮‧西克特將軍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告訴政府，﹁波蘭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與德國生存的基本條件不能並存。波蘭必須消滅而且一定是會消滅的。﹂他又說，消滅波蘭，﹁必須是德國政策的基本動力之一｜｜波蘭滅亡以後，凡爾賽和約的最堅強支柱之一法國的霸權也將完蛋﹂。

　　希特勒看到，在滅亡波蘭之前，必須先使它脫離同法國的聯盟。他現在所採取的方針，除了最後的長遠利益以外，還可以取得好幾次眼前利益。由於宣佈放棄用武力來對付波蘭，他就能夠加強他的和平宣傳並且減輕由於他突然退出日內瓦會議而在西歐和東歐所造成的疑懼。由於誘使波蘭人同他進行直接談判，他就能夠繞過國聯並且削弱它的權威。此外，他不僅能夠打擊國聯的﹁集體安全﹂概念，而且也能夠破壞法國在東歐的聯盟關係，在這種聯盟關係中，波蘭是個重要的堡壘。德國人民向來仇視波蘭人，對此可能不瞭解，但是在希特勒看來，獨裁政權所以優於民主政體，有一點就是，不得民心的政策，如果長遠來說能得到重要的結果，是可以暫時執行而不致引起內部吵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希特勒在他執政第一周年紀念日出席國會開幕式的前四天，德國和波蘭宣佈了簽訂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條約。從這一天起，波蘭｜｜在畢蘇斯基元帥的獨裁下，它自己也剛剛肅清了議會民主的最後殘餘｜｜開始逐步脫離自從一九一九年復國以來的保護人法國，而越來越接近納粹德國。這是一條導致它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遠遠沒有滿期之前就亡國的道路。

　　當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回顧過去一年的情況時，他可以自豪地說，這是在德國歷史上獲得空前成就的一年。在十二個月之內，他推翻了魏瑪共和國，以他的個人獨裁來代替共和國的民主，消滅了一切其它黨派，只留下自己的政黨，摧毀了邦政府和它們的議會，統一了德國，取消了聯邦制，清除了工會，取締了任何民主結社，把猶太人驅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職業界，取消了言論和出版自由，扼殺了司法獨立，在納粹黨統治下使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國家的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一體化﹂。他的這一切成就和他在外交事務上的堅決行動｜｜使德國退出日內瓦國際聯盟和宣佈德國堅持享有大國平等待遇｜｜都得到德國人民壓倒多數的支持，秋天的公民投票和選舉說明了這一點。

　　儘管如此，當他的獨裁政權進入第二年的時候，納粹黨的頭上出現了一些烏雲。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血腥清洗

　　天際出現烏雲是由於三個互相有關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黨和衝鋒隊中的激進派領袖繼續叫嚷﹁第二次革命﹂的問題；衝鋒隊和陸軍之間衝突的問題；興登堡總統的繼承問題。隨著春天的到來，興登堡的壽命終於快到盡頭了。

　　衝鋒隊現在已經擴大到了二百五十萬人，它的參謀長羅姆並沒有因為希特勒任命他為內閣閣員這樣一種姿態或元首在元旦給他的友好的親筆信而就此甘休。他在二月間向內閣上了一份長篇條呈，建議以衝鋒隊為一支新的人民軍的基礎，而將軍隊、衝鋒隊、黨衛隊以及一切退伍軍人團體都置於一個單一的國防部的指揮之下。其含意很清楚，這個國防部要由他來擔任部長。在軍官團看來，再也想像不出有比這更令人反感的主張了，軍官團的高級成員們不但一致反對這個建議，而且要求興登堡支持他們。如果粗漢羅姆和他囂鬧的褐衫隊員控制了陸軍，軍官階層的整個傳統就要毀掉了。此外，這些將軍們聽到現在已開始廣泛流傳的關於這個衝鋒隊頭子周圍一批有相公癖者的腐化墮落的傳說，不免大為震驚。正如馮‧勃勞希契將軍後來在作證時所說：﹁重整軍備這件事情是太重要大困難了，不能允許盜用公款者、酗酒鬧事者和有相公癖者參與其事。﹂

　　當時，希特勒還不能得罪陸軍，因此他對羅姆的建議未予支持。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在二月二十一日還秘密告訴前來柏林討論裁軍僵局的安東尼‧艾登，他願意把衝鋒隊裁減三分之二，同意實行視察制度以保證留下來的人不受軍事訓練，也不武裝。這個建議洩露以後更加促進了羅姆和衝鋒隊的怨恨。隨著一九三四年夏天的來臨，衝鋒隊參謀長和陸軍總司令部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在內閣中，羅姆和馮‧勃洛姆堡將軍之間常常發生激烈爭吵，三月間，這位國防部長向希特勒抗議說，衝鋒隊正在用重機槍秘密武裝一支大規模的特別警衛隊，馮‧勃洛姆堡將軍指出，這不僅是對陸軍的威脅，而且由於它做得過分公開，也威脅到德國在國防軍主持下進行的秘密擴軍。

　　顯然，在這個時候，不像頭腦簡單的羅姆和他的部下，希特勒考慮到了年老多病的興登堡萬一去世後的情況。他知道，老總統本人和陸軍以及德國其它保守勢力都贊成在總統去世後立即讓霍亨佐倫王室復辟。而他自己卻另有打算。早在四月間，當紐台克方面向他和勃洛姆堡傳來秘密的但是權威的消息說總統命在旦夕時，他就意識到必須採取大膽的行動。為了確保這一行動的成功，他需要軍官團的支援；而為了要取得這一支持，他準備作幾乎任何讓步。

　　同陸軍進行秘密商談的機會不久就自動出現了。四月十一日，總理在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將軍、陸軍總司令男爵馮‧弗立契將軍和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的伴同下，乘巡洋艦德意志號從基爾出發前往柯尼斯堡參加在東普魯士舉行的春季演習。希特勒把興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訴了陸海軍司令後，他在唯命是從的勃洛姆堡的支持下直率地提出，在國防軍的支持下，由他來繼任興登堡為總統。為了報答軍方的支持，他答應壓制羅姆的野心，大大裁減衝鋒隊人數，保證陸海軍繼續做第三帝國唯一擁有武器的組織。據說希特勒還向弗立契和雷德爾指出了陸海軍大事擴充的前景，只要他們願意支持他。對於一味討好奉承的雷德爾來說，他願意支持希特勒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弗立契是個比較難辦的人，他先要徵求一下他的高級將領們的意見。

　　這次意見徵求會是五月十六日在瑙海姆浴場舉行的。在把﹁德意志號協議﹂告訴他們以後，德國陸軍高級軍官們一致贊成支持希特勒為興登堡總統的繼承人。對陸軍來說，這個政治決定不久就會證明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由於自願地把自己交給一個自大狂的獨裁者的不受拘束之手，陸軍這一行動就決定了它本身的最後命運。至於對希特勒來說，這筆交易將使他的獨裁統治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頑固的老元帥去世以後，在霍亨佐倫王室復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後，一旦他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之時，他就可以毫無忌憚地愛怎麼幹就怎麼幹了。他為了取得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付的代價是微不足道的，不過是犧牲衝鋒隊而已。現在他有了一切權力，他就不再需要衝鋒隊了。衝鋒隊是一群亂哄哄的烏合之眾，它的存在只會使他感到難堪。希特勒對將軍們那種心胸狹隘的輕視，在這一年春天一定大大增加了。他一定這麼想，只要付出少得驚人的代價就可以把他們收買過來。就是他，除了六月間曾有一段情況不妙的時刻以外，一直到末日｜｜他自己的末日和他們的末日｜｜都沒有改變的看法。

　　但是，夏天來臨後，希特勒的困難還遠遠沒有克服。柏林籠罩在一陣不祥的緊張氣氛中。﹁第二次革命﹂的叫喊更響亮了，不僅是羅姆和衝鋒隊的領袖們，甚至戈培爾本人，在演講中和他控制的報紙中，也發出了這種叫喊。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興登堡周圍的容克地主和大工業家，則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猶太人、攻擊教會，要求限制衝鋒隊員們的專橫行為，要求消除納粹黨所製造的普遍恐怖。

　　在納粹黨內部，當時也正在進行著一場無情的爭奪權力的新鬥爭。羅姆的兩個最有勢力的敵人戈林和希姆萊聯合起來反對他。四月一日，戈林任命當時尚在羅姆指揮下的、屬於衝鋒隊的一個分支機構的黑衫黨衛隊頭目希姆萊為普魯士秘密警察的頭子，希姆萊立即開始建立一個他自己的秘密警察帝國。戈林在上一年八月經興登堡晉升為步兵將軍︵雖然他是航空部長︶，他當然很樂意地脫下他那敝舊的褐色衝鋒隊制服而換上他那新軍階給他帶來的比較漂亮的新軍服，這次換裝是有象徵意義的：作為一個將軍和軍官階層的一個成員，他在陸軍反對羅姆和衝鋒隊的鬥爭中，立刻站到陸軍一邊。為了在這場目前正在進行的弱肉強食的鬥爭中保護自己，戈林組織了他個人的警衛隊﹁戈林將軍邦警察隊﹂，一共有好幾千人，駐紮在他當年入伍的地方利希特菲爾德的前士官學校舊址，這個學校位於柏林郊外的戰略要衝。

　　由於陰謀和反陰謀的謠言紛紜，柏林的空氣更加緊張了。馮‧施萊徹爾將軍不甘寂寞，也不甘心默認他已不再享有興登堡、將軍們和保守份子的信任，因而已成了無足輕重的人物，他又開始參加了政治。他同羅姆和格利戈爾‧施待拉塞保持著聯繫，當時有謠言︵這些謠言有的傳到了希特勒的耳中︶說，他正忙著想達成協議，由他來代替老冤家巴本為副總理，由羅姆擔任國防部長，衝鋒隊與陸軍合併。當時柏林流傳的內閣﹁名單﹂不可勝數，有的把勃魯甯列為外交部長，施特拉塞為經濟部長。這些消息，都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但是對戈林和希姆萊來說卻是求之不得的。他們因為各有自己的理由，要打倒羅姆和衝鋒隊，同時與施萊徹爾和不滿的保守份子算帳，所以就把這些消息加油添醋地傳到希特勒那裡。而希特勒本來就多疑，在任何時候都不需要別人進什麼讒言。戈林和他的秘密警察頭子的目的不僅是要清洗衝鋒隊，而且要清算左右兩邊的其它敵人，包括那些過去曾經反對過希特勒而現在在政治上不再活躍的人。五月底，勃魯甯和施萊徹爾得到警告說，有人已預定要暗殺他們。勃魯甯悄悄地喬裝逃亡國外，施萊徹爾則到巴伐利亞去度假，但是在六月底又回到柏林。

　　在六月初的時候，希特勒同羅姆攤了牌。據希特勒後來在國會所作的報告，這次攤牌持續了幾近五個小時，﹁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說，這是他想要同他的運動中最親密的友人達成諒解的﹁最後一次嘗試﹂。

　　﹁我告訴他，我從無數謠言和許多忠實的老黨員及衝鋒隊長的報告獲得這樣的印象，沒有良心的人正在策劃一個全國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行動，這種行動只會給德國帶來無窮的不幸｜｜我最後一次懇求他自動放棄這種沒有理性的做法，協力防止發生在任何情況下只會以災難收場的事情。﹂

　　據希特勒說，羅姆臨分手以前向他﹁保證將盡一切可能把事情好好地解決﹂。但是實際上，據希特勒後來說，羅姆開始﹁準備在肉體上消滅我﹂。

　　這種說法幾乎可以肯定是不確實的；雖然關於這次清洗的全面情況像國會縱火案一樣也是永遠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現有的證據表明，這個衝鋒隊頭子從來沒有策劃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繳獲的檔案對這次清洗和對國會縱火案一樣沒有提供更多的情況，在這兩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關的檔案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銷毀了。

　　總而言之，不論這兩個老納粹黨人之間的長談內容如何，在這次談話以後一兩天，希特勒就給了衝鋒隊整整一個月︵七月︶的假，在假期中，衝鋒隊員不得身著制服或舉行遊行或演習。六月七日，羅姆宣佈他本人也請了病假，但是同時又發出一個強硬的警告說：﹁如果衝鋒隊的敵人希望在假期滿後不會再召集衝鋒隊員歸隊，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歸隊，那麼我們就讓他們暫時去這麼希望吧。在必要的時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們會得到答覆的。衝鋒隊現在和將來都是德國的命脈。﹂

　　羅姆在離開柏林之前，邀請希特勒在六月三十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維西避暑小城會見衝鋒隊領袖們。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確如約前往，然而其方式卻不是羅姆所能預料到的。也許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應前往的時候所可能想到的。因為｜｜據他後來向國會承認｜｜他猶豫﹁再三，才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夠使我的運動和衝鋒隊不致發生分歧這種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這種不幸的事而不致發生嚴重衝突﹂。

　　﹁必須承認，﹂他補充說，﹁在五月最後幾天裡，不斷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實確實如此嗎？希特勒後來說，羅姆和他的同謀者作了佔據柏林和扣押他的準備。但是如果確是如此，為什麼所有的衝鋒隊隊長都在六月初離開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為什麼希特勒在這個當兒離開德國，從而給衝鋒隊領袖們提供乘他不在的時候奪取國家的控制權的機會呢？

　　因為元首在六月十四日飛往威尼斯同他的法西斯獨裁者同行墨索里尼舉行他們的第一次會談。順便提一下，這次會晤對這個德國領袖來說，進行得並不順利。他穿了一件髒雨衣，戴了一頂舊呢帽，站在身穿黑色的法西斯制服、胸前掛滿燦爛奪目的勳章、對客人頗有老前輩氣派的經驗豐富的﹁領袖﹂旁邊，顯得很不自在。希特勒回國時情緒頗為煩躁，他召集黨內領袖於六月十七日︵星期日︶在圖林吉亞的吉拉小城開會，由他報告同墨索里尼晤談的情況，研究國內日益惡化的情勢。好像是命運擺佈的一樣，就在那一個星期日，在馬爾堡大學城開了另外一個會，它在德國甚至在全世界引起了更多的注意，而且也促成了危急的局勢發展到高潮。

　　搞政治是外行的巴本，雖然被希特勒和戈林粗暴地推到了一邊，但是他名義上仍舊是副總理，仍舊享有興登堡的信任。這時他忽然鼓起了足夠的勇氣，公開出來發言，反對他自己曾經盡了很大力氣強加在德國身上的政權的暴行。他在五月間把病倒的總統送到紐台克，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到他的保護者。當時衰弱的老元帥對他說：﹁事情搞得很糟糕，巴本，你來想點辦法整頓整頓吧！﹂

　　受到了這樣的鼓勵，巴本接受了邀請，於六月十七日到馬爾堡大學發表演講。這篇演講基本上是他的一個私人顧問埃德加‧榮格寫的。榮格是慕尼黑一位傑出的律師和作家，信奉新教。不過演講中的有些思想是副總理的一位秘書赫伯特‧馮‧包斯和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袖埃里希‧克勞斯納提供的。這次合作搖把這三個人都送了命。這次演講是一次大無畏的表現，由於榮格的才華，言詞雄辯，語調莊嚴。它要求停止革命，結束納粹恐怖，恢復正常秩序和某種程度的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巴本指明對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說：

　　﹁公開的光明正大的討論比｜｜譬如說｜｜目前德國的新聞界狀況對德國人民更有益處。政府︵必須︶記住這句老話：﹃只有弱者才怕批評。﹄｜｜偉大人物不是靠宣傳製造出來的｜｜如果我們不想同人民失去聯繫和團結，我們就不能低估他們的瞭解能力：我們不能老是牽著他們的鼻子走｜｜任何組織，任何宣傳，不論如何出色，光靠本身是不能長期維持人民的信任的｜｜不能靠煽動｜｜也不能靠對全國人民中無所憑藉的一部分人進行威脅，而只有靠向人民開誠佈公，才能維持人民的信任和忠誠。你把人民當笨伯，人民就不會信任你｜｜我國全體同胞現在應該互相友愛，彼此尊重，團結起來，避免擾亂正直之士的嚴肅工作，制止狂熱之徒的胡言亂語。﹂

　　這篇演說傳開以後，在德國受到普遍的歡迎，但是在吉拉開會的一小批納粹黨人中間，卻像爆炸了一顆炸彈一樣。戈培爾立即採取行動，盡可能封鎖這篇演講。他禁止電臺按原定計劃在當天晚上廣播這篇演講的錄音，並且禁止報上提到這篇演講。他還命令警察到街頭去沒收已經刊載了這篇演講的摘要的︽法蘭克福日報︾。但是，即使這位宣傳部長的絕對權力也不足以防止德國人民和外界知道這篇反抗性演講的內容。狡猾的巴本事先已把講稿印發給駐柏林的外國記者和外交官，他自己的報紙︽日耳曼尼亞報︾也匆匆趕印了好幾千份，秘密散發出去。

　　希特勒聽到瑪爾堡演講後，不禁勃然大怒。他在同一天下午在吉拉發表的講話中，譴責﹁自以為靠幾句話就能夠使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的復興大業停頓下來的侏儒﹂。巴本因為演講被封鎖，也很氣惱。他於六月二十日趕去見希特勒，表示不能容忍﹁一個下級部長所採取的﹂這種封鎖措施，堅稱他是﹁作為總統的委託者﹂說話的，接著便提出了辭呈，並且警告說，他﹁將把此事立即報告興登堡﹂。

　　這個威脅顯然使希特勒感到擔心，因為他聽說總統對目前局勢感到很不高興，正在考慮宣佈戒嚴令而把權力移交給陸軍。為了要估量一下這個危及納粹政權繼續存在的危險的嚴重程度，他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飛到了紐台克去見興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擔心。接見他的是馮‧勃洛姆堡將軍，他立刻看出，他的這位國防部長平常對他的卑躬屈膝的態度已突然變了。相反，勃洛姆堡現在成了個嚴厲的普魯士將軍，他硬繃繃地告訴希特勒，他奉老元帥之命告訴希特勒，除非德國目前的緊張狀態迅速過去，總統將宣佈戒嚴令而把國家的控制權交給陸軍。當希特勒獲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見到了興登堡時，老總統在短短幾分鐘裡也只證實了勃洛姆堡傳達的最後通牒。

　　對於納粹黨總理來說，這是一個極其不利的轉折。不僅他繼任總統的計畫受到了威脅，而且如果陸軍接管國家的話，他個人和納粹黨政府也將完蛋。他在當天飛返柏林時，一定考慮到，如果要生存，只有一個辦法。他必須履行對陸軍的諾言，鎮壓衝鋒隊，停止衝鋒隊長們所要求的繼續革命。顯然，有著德高望重的老總統的支持，陸軍是不肯接受比這個還低的讓步的。

　　儘管如此，在關係重大的六月最後的一個星期，希特勒還在猶豫不決｜｜至少在這一點上猶豫不決：究竟對那些幫了他很大的忙的衝鋒隊頭子們採取怎樣激烈的措施。不過，戈林和希姆萊幫助他作了決定。他們已經開列了他們要算的帳，他們要消滅過去和現在的敵人。他們只要使元首相信反對他的﹁陰謀﹂的嚴重性和迅速採取無情行動的必要性就行了。據希特勒最忠實的信徒之一內政部長威廉‧弗立克在紐倫堡的證詞，最後使希特勒相信﹁羅姆要發動政變﹂的是希姆萊。弗立克又說：﹁元首就命令希姆萊制止政變。﹂他說，希姆萊被派在巴伐利亞，戈林被派在柏林制止政變。

　　陸軍也在慫恿希特勒，因此對不久就要發生的野蠻暴行也負有一份責任。六月二十五日，陸軍總司令馮‧弗立契將軍命令陸軍處於戒備狀態，取消一切休假，軍隊不得離營外出。六月二十八日，羅姆被開除出德國軍官聯合會｜｜這等於是清楚地預告這個衝鋒隊參謀長要倒楣了。為了要使得沒有人｜｜尤其是羅姆｜｜對陸軍的立場抱有任何錯覺，勃洛姆堡採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行動，他於六月二十九日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陸軍｜｜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後｜｜他始終是我們中間的一份子﹂。因此，陸軍是在要求進行清洗，但是它又不想弄髒自己的手。這件事必須由希特勒、戈林、希姆萊用他們的黑衫黨衛隊和戈林的特別警察來進行。

　　希特勒於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離開柏林前往埃森，去參加當地一個納粹黨領袖約瑟夫‧特波文的婚禮。這次旅行及其目的很難說明他當時是感到有場嚴重危機迫在眉睫。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萊命令黨衛隊的特遣隊和﹁戈林警察﹂處在準備狀態。由於希特勒不在柏林，他們顯然認為可以放手自由行動了。

　　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元首視察了威斯特伐利亞的勞動服役營，下午回到萊因河畔的戈德斯堡，下榻在一個戰時老戰友德萊森在河畔開設的旅舍。那天晚上，戈培爾到了戈德斯堡，在這以前，他似乎一直在猶豫不決，不知投向哪一邊好，事實上，他一直與羅姆保持著秘密聯繫。這時他終於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報告了希特勒後來稱之為來自柏林的﹁逼人情報﹂。卡爾‧恩斯特已經動員了衝鋒隊。恩斯特原來是旅館茶房，後來又在一家有相公癖者時常光顧的咖啡館中當保鑣，羅姆看中了他，讓他當了柏林衝鋒隊長。他雖然長得俊秀，但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他當時相信，而且在二十四小時左右內死去以前也相信，他遇到了右派的政變，他要高呼﹁希特勒萬歲﹂而死去。

　　希特勒後來說，直到這個時候｜｜六月二十九日為止｜｜他只決定要﹁剝奪參謀長︵羅姆︶的職務，暫時把他看管起來，逮捕一部分罪證確鑿的衝鋒隊長｜｜而且要向其它隊長發出誠摯的呼籲，命令他們回來值勤﹂。

　　﹁但是︵他在七月十三日在國會中說︶｜｜在夜裡一點鐘，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來的兩份關於緊急集合的急電：第一份電報說，在柏林方面，已下令在下午四點緊急集合，五點鐘要採取行動，先是進行突擊，佔領政府各部｜｜第二份電報說，在慕尼黑方面已經向衝鋒隊發出緊急集合令，在晚上九點鐘集合｜｜這是造反！｜｜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作出一個決定｜｜只有無情的流血的鎮壓也許還能防止反叛的擴大｜｜

　　清晨二點鐘，我飛往慕尼黑。﹂

　　希特勒從來沒有透露過這兩份﹁急電﹂是從誰那裡發來的，但是不言而喻，﹁急電﹂是戈林和希姆萊發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情況是過於誇大了。在柏林方面，衝鋒隊長恩斯特所想到的最激烈措施不過是在那個星期六同他的新娘驅車前往不來梅，以便搭船到馬德拉度蜜月。至於在南方，衝鋒隊﹁陰謀家﹂集中在哪裡呢？

　　六月三十日清晨二時，當希特勒在戈培爾伴同下從波恩附近的漢格拉機場起飛的時候，羅姆上尉和他的衝鋒隊部下還在特格恩西湖畔維西小城的漢斯爾包爾旅館的房間中高枕酣睡。西里西亞衝鋒隊長艾德蒙‧海因斯是個判過刑的殺人兇犯，著名的有相公癖者，身體魁梧，像個鋼琴搬運工人，但是卻有一張女孩子氣的臉。他正摟著一個小夥子睡在一張床上。從羅姆把他的衛隊留在慕尼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這些衝鋒隊頭子們一點也沒有準備舉行反叛。看來，他們尋歡作樂的跡象很不少，陰謀叛亂的證據卻沒有。

　　希特勒和他的幾個隨行人員︵包括他的新聞秘書奧托‧狄特里希，平庸但是忠誠的漢諾威衝鋒隊長維克多‧盧策這時也參加進來了︶於六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四時在慕尼黑著陸，發現已經採取了行動。原來納粹黨黨內法庭調查解決委員會負責人瓦爾特‧布赫少校和巴伐利亞邦內政部長阿道夫‧華格納在從前被判過刑的、同希特勒爭奪過吉莉‧拉包爾的艾米爾‧莫里斯和馬販子出身、前舞場保鑣克利斯蒂安‧韋伯這樣的希特勒老同伴的協助下，已經逮捕了慕尼黑的衝鋒隊頭子，包括衝鋒隊邦隊長施奈德休勃，後者又兼任慕尼黑的警察局長。希特勒現在把他的怒氣發作到歇斯底里的狀態，他在內政部看到了這些囚犯。他大步走到前陸軍上校施奈德休勃前面，撕下他的納粹肩章，責罵他﹁叛國﹂。

　　天剛濛濛亮，希特勒一行就坐了一長列汽車離開慕尼黑到維西去。他們發現羅姆和他的朋友們在漢斯爾包爾旅館還高臥未起。他們粗暴地弄醒了他們。海因斯和他那年輕的男寵被拉下床來，押到旅館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槍決。據奧托‧狄特里希的記述，元首單獨走進羅姆的房間，把他痛罵了一頓，下令把他帶到慕尼黑，關在施塔德爾海姆監獄，這個衝鋒隊頭子在一九二三年參加希特勒的啤酒館政變失敗後曾在這裡服過刑。這兩個朋友對於第三帝國的建立，對於第三帝國的恐怖和墮落，比任何其它人起的作用都大，他們雖然經常意見相左，但是在發生危機、遭到失敗、感到失望的時候卻總是站在一起的。在歷經十四年的艱辛患難之後，他們現在終於分手了。為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效勞的這個滿臉傷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這樣結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槍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顯然認為這個最後的舉動是夠朋友的。但是羅姆不願用這支手槍。據說他這麼說：﹁如果要殺死我，讓阿道夫自己來殺吧。﹂據二十三年後一九五七年五月在慕尼黑戰後審判中一個警官的目擊證詞說，兩個黨衛隊軍官進了牢房，對準羅姆開槍。這個證人說：﹁羅姆當時想說話，但是黨衛隊軍官禁止他開口。於是羅姆就站得筆直｜｜他上身給脫光了｜｜露出滿臉輕蔑的神色。﹂他就這樣死去了，死況之暴烈不下於他生前的作為，對於他曾經出了很大力氣幫助達到任何其它德國人所從未達到過的那麼高地位的那個朋友，只有輕蔑的份兒，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像那一天橫遭殺戮的好幾百個人一樣｜｜比如施奈德休勃，據說他當時大聲說：﹁各位先生，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請對準開槍吧。﹂｜｜他一點也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清楚，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這是一樁背叛朋友的行為，但是他萬萬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幹的，雖然他一生之中一直是生活在這種行為的中間，而且自己也經常幹這種勾當。

　　與此同時，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萊也忙得夠嗆。他們一共搜捕了一百五十名左右衝鋒隊長，排在利希特菲爾德士官學校的一道牆前，由希姆萊黨衛隊和戈林特別警察所組成的行刑隊槍決。

　　被槍決的人中有卡爾‧恩斯特，他的汽車駛近不來梅時，他的蜜月旅行就被持槍的黨衛隊人員打斷了。他的新娘和司機受了傷；他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覺，用飛機送回柏林就刑。

　　在這個血腥的夏天週末橫遭非命的不僅僅有衝鋒隊人員。在六月三十日早晨，在柏林郊外馮‧施萊徹爾將軍的別墅門口，有一小隊穿便衣的黨衛隊人員在按門鈴。當將軍聞聲前來開門時，就當場被擊斃了，他身後的新婚只有十八個月的妻子｜｜他以前一直獨身未娶｜｜也當場被殺。施萊徹爾的好友庫特‧馮‧布萊多夫將軍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格利戈爾‧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幾小時後根據戈林的親自命令在艾伯萊希特親王大街秘密警察獄中被殺。

　　巴本比較幸運。他僥倖躲過了一死。但是他的辦公室被黨衛隊搜查，他的主要秘書包斯在辦公桌旁被擊斃，他的秘密合作者愛德格‧榮格先幾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被殺死在獄中，另一個合作者天主教行動組織領袖埃里希‧克勞斯納在交通部辦公室中被殺。巴本的其餘工作人員，包括私人秘書斯托青根男爵夫人在內，都被投入集中營。當巴本前去向當時已沒有功夫說廢話的戈林表示抗議時，據巴本後來追述，戈林﹁多少可以說﹂是向巴本下了逐客令，把他軟禁在他的別墅中，外面有武裝的黨衛隊重兵把守，割斷了電話線，並且禁止巴本同外界有任何聯繫｜｜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這位德國副總理居然厚著臉皮受了下來。因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竟再次屈尊，從殺死他的朋友的納粹黨人手中接受了德國駐維也納公使的新職。當時納粹黨人剛剛在那裡暗殺了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

　　在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殺，這個數字一直沒有確定過。希特勒七月十三日在國會發言時宣佈槍決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九名﹁衝鋒隊高級領袖﹂，還有十三人因﹁拒捕﹂被殺，三人﹁自殺﹂｜｜總共七十七人。德國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書︾中說有四百零一人被殺，但它只舉出了其中一百一十六人的姓名。一九五七年在慕尼黑審判時，提出的數字是﹁一千多人﹂。

　　許多人純粹是由於過去反對過希特勒因而受到報復被害的，有的人則顯然是因為知道內幕情況太多因而被殺滅口的，至少還有一個人是因為被弄錯了人而冤枉死去的。我們在前章已經講到過古斯塔夫‧馮‧卡爾鎮壓一九二三年啤酒館政變的事情，卡爾從此以後就一直退隱不問政治。但是他的屍體卻被發現在達豪附近的一個沼澤中，顯然是用利斧砍死的。希特勒沒有忘記他，也沒有原諒他。希羅尼摩斯派神父伯恩哈德‧施丹佛爾曾經幫助編寫︽我的奮鬥︾，後來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人吉莉‧拉包爾如何自殺的內情傳佈得太廣了，他的屍體出現在慕尼黑附近的哈拉青森林中，脖子折斷，心房中了三顆子彈。海頓說，殺他的一幫兇手是由曾經向吉莉‧拉包爾求過愛的老犯人艾米爾‧莫里斯帶領的。其它﹁知道內情太多﹂的人，還包括三個衝鋒隊員，據信他們是恩斯特火燒國會案中的同謀犯。他們同恩斯特一起被殺。

　　還有一個被殺的人值得一提。慕尼黑著名大報︽慕尼黑新消息報︾的著名音樂批評家維利‧施密德博士六月三十日晚上七點二十分在慕尼黑沙克街他的寓所書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準備晚餐，他們的九歲、八歲和兩歲的三個孩子在客廳裡玩著。門鈴剛響，就有四個黨衛隊員出現，他們不問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四天以後，他的屍體放在棺材中抬回來，同時帶來了秘密警察頭子的命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打開棺材，原來黨衛隊暴徒把從來不過問政治的維利‧施密德博士誤認為當地一個衝鋒隊長維利‧施密德了，而後者也由另外一隊黨衛隊逮捕槍決了。

　　究竟有沒有反對希特勒的陰謀活動？關於這一點，只有他的片面之詞，見諸官方公報和七月十三日他在國會的演說。他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證據。羅姆生前從來沒有隱諱過他要想使衝鋒隊成為新軍隊的核心和由他領導新軍隊的野心。關於這一點，他肯定同施萊徹爾是有聯繫的，這最初是在後者擔任總理的時候討論過的。據希特勒的說法，施特拉塞也許也﹁被拉進來了﹂。但是這種談論肯定不能構成叛國大罪。希特勒本人同施特拉塞也有聯繫，據奧托‧施特拉塞說，在六月初還向施特拉塞表示願意讓他當經濟部長。

　　起先，希特勒指責羅姆和施萊徹爾想尋找某個﹁外國﹂｜｜顯然指法國｜｜的支持，並且指責馮‧布萊多夫將軍是﹁外國政策﹂的中間人。這是控訴他們是﹁賣國賊﹂的一部分罪狀。雖然希特勒在國會演說中重又提出這些指責，並且用譏刺的口氣談到﹁一個外國外交官︵不可能不是法國大使弗朗索瓦｜龐賽︶辯稱同羅姆和施萊徹爾的會見是完全沒有不良企圖的﹂，他還是提不出證據來證實他的指責。他強詞奪理地說，第三帝國中任何一個負責的德國人，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即使去看看外國的外交官，就足以構成罪行。

　　﹁如果德國有三個賣國賊安排｜｜同一個外國政治家會晤｜｜並且囑咐別人不要讓我知道這次會晤的消息，那麼我就要把這種人槍決，即使他們能夠證明，在這次對我保守秘密的會晤中他們所談的不過是氣候、古錢之類的話題。﹂

　　當弗朗索瓦｜龐賽強烈抗議那種說他也參與了羅姆﹁陰謀﹂的暗示時，德國外交部正式通知法國政府說，這種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德國政府希望大使依然留任。事實也的確如此，作者本人可以作證，弗朗索瓦一龐賽以後同希特勒的個人關係，繼續比任何其它民主國家使節為好。

　　在開頭發表的一些公報中，特別是在元首的新聞秘書奧托‧狄特里希提供給公眾的一份令人心驚膽戰的目擊者記述中，甚至在希特勒的國會演講中，對於羅姆和其它被殺的衝鋒隊領袖的道德墮落情況談得很多。狄特里希說，在維西的旅館床上逮捕海因斯和一個小夥子時的場面是﹁不堪描述的﹂，希特勒進行了頭一批處決後，六月三十日中午在慕尼黑向剩餘的衝鋒隊長們講話時也說，這些人僅僅從道德墮落這一點來說就罪該一死了。

　　但是希特勒從納粹黨成立之初起就一直知道，他的最親信和最重要的跟隨者之中有很大一批人是性變態者，是判過罪的殺人犯。例如，海因斯常常派衝鋒隊到德國各處為他尋找合意的男寵，是家喻戶曉的事情。這種事情，希特勒過去不僅容忍下來，而且還為他們辯護；他曾經不止一次告誡他的黨內同志對於一個人的個人道德不要過分挑剔，只要他是納粹運動的狂熱戰士就行了。而現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他卻表示：他的一些老部下的道德墮落情況使他大吃一驚。

　　到七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經殺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已經從慕尼黑飛返柏林，這時在總理府花園中舉行茶會。星期一，興登堡總統對希特勒的﹁及時撲滅叛國案和拯救德國人民免於大難的堅決行動和個人的豪俠表現﹂表示感謝。他並且對戈林在鎮壓﹁叛國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動﹂表示祝賀。星期二，馮‧勃洛姆堡將軍代表內閣向總理表示祝賀，使這次殺戮﹁合法化﹂，說這是﹁保衛國家﹂的必要措施。勃洛姆堡並且向全軍發佈命令，表示陸軍總司令部對於時局趨向感到滿意，並且保證建立﹁與新衝鋒隊的融洽關係﹂。

　　沒有疑問，陸軍對它的敵手衝鋒隊的被消滅，當然是感到高興的，但是一個軍官團竟然默許而且公開讚揚政府進行德國歷史上空前的一場屠殺，而在這場屠殺中，軍官團自己的兩名領導軍官馮‧施萊徹爾將軍和馮‧布萊多夫將軍被誣為賣國賊而被悍然殺害，那麼它還有什麼榮譽可言呢？｜｜更不用說面子了。只有八十五歲的陸軍元帥馮‧馬肯森和前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出來抗議這次對他們兩個袍澤的殺害和對他們兩人提出的叛國罪名。軍官團的這一行為是德國陸軍史上的一個極大污點；這也是陸軍目光短淺到今人難以置信程度的標誌。

　　這些將軍們同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違法亂紀行為沆瀣一氣，甚至可以說是同殺人匪徒的行為沆瀣一氣，就使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他們以後就永遠不能反對納粹黨將來在國內的恐怖行為，不僅如此，即使這種行為是針對國境以外，甚至是針對他們自己人時，他們也無法反對。因為陸軍支持了希特勒的這一狂妄要求：他就是法律。或者按照他在七月十三日的國會演講中的說法：﹁如果有人責備我，問我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法庭，那麼我只能說：在這個時刻，我要對德國人民的命運負責，因此我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還另外補充了一句：﹁將來人人都必須知道，如果有人竟敢舉起手來打擊國家，那麼他的下場肯定是死路一條。﹂這個警告在以後整整十年中幾乎一直伴隨著這些將軍們，直到他們之中終於有人奮不顧身，膽敢舉起手來打擊他們的﹁最高法官﹂。

　　此外，軍官團以為，在六月三十日那一天，他們終於一勞永逸地除去了納粹運動對他們的傳統特權和權力的威脅，這種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的。因為除去了一個衝鋒隊，又來了一個黨衛隊。七月二十六日，黨衛隊因為執行處決有功，脫離衝鋒隊而獨立，由希姆萊擔任全國領袖，只聽命於希特勒一人。沒有多久，這支紀律嚴明得多的忠實部隊的力量就大大超過了當初衝鋒隊的力量，而且作為陸軍的對頭，羅姆的褐衫隊所做不到的，它卻做到了。

　　但是在目前這個時刻，將軍們卻躊躇滿志，頗為自信。因為希特勒在七月十三日的國會演說中重申，陸軍將繼續是﹁武器的唯一持有者﹂。在陸軍總司令部的要求下，總理終於除掉了竟敢不服從這一金科玉律的衝鋒隊。現在是陸軍方面來履行﹁德意志號協議﹂的時候了。

興登堡之死

　　在整個夏天，似乎長生不老的興登堡身體一天比一天壞，八月二日上午九點，他終於逝世了，享年八十七歲。三小時後，中午時分宣佈，根據內閣前一天制訂的法律，總理的職務和總統的職務已經合併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總統的職銜已予取消；希特勒的頭銜將是元首兼國家總理。他的獨裁大權至此就完全實現了。為了堵塞漏洞，他要軍隊全體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對德國，不是對憲法︵他在興登堡死後不舉行繼任選舉就已違反了憲法︶，而是對他個人宣誓效忠。誓詞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

　　到一九三四年八月為止，將軍們如果要推翻納粹黨政權，本來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反而承認他是國內最高的合法當局，作了這樣的效忠宣誓，從此以後使他們自己對阿道夫，希特勒個人承擔了義務，而這樣的誓言，不論對他們個人或國家多麼不光彩，他們出於軍人的榮譽感，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定要忠實遵守的。但是這個誓言在不少的高級軍官中間也會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當他們公認的領袖走上了一條他們所反對的並且認為可能導致國家滅亡的道路上的時候。但是這個誓言也使更多的軍官有了藉口來開脫他們個人在根據最高統帥的命令而犯下的難以名狀的罪行中的責任，這個最高統帥的本性已在六月三十日的大屠殺中表露無遺。德國軍官團的驚人錯誤之一，從這個時候起，就是這種﹁榮譽﹂衝突所產生的。作者根據親身經驗可以證明，所謂﹁榮譽﹂是經常掛在他們嘴邊的一個字眼，他們對此可以說有一種古怪的看法。在以後，他們常常為了忠於誓言這種榮譽感，而忘掉了自己作為人類的榮譽感，把他們軍官團的道德準則踐踏在污泥之中。

　　興登堡死後，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正式宣佈，沒有發現老元帥的遺囑，因此必須斷定他沒有留有遺囑。但是在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德國人民舉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總統職務的前四天，不是別人，竟是巴本找到了興登堡的政治遺囑，送去給了希特勒。遺囑中讚揚希特勒的話為戈培爾在公民投票最後四天的宣傳運動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奧斯卡‧馮‧興登堡上校在電臺發表廣播講話：

　　﹁我父親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視為他作為德國元首的直接繼承人，我現在根據我父親的意願，呼籲德國全體男女同胞投票贊成把我父親的職務移交給元首兼國家總理。﹂

　　這幾乎可以肯定說是不確實的。因為根據最可靠的現有材料，興登堡建議在他死後讓王室復辟，作為臨終希望。但是遺囑的這一部分內容，阿道夫‧希特勒卻沒有公開。

　　戰後在紐倫堡訊問巴本的時候，以及後來他在回憶錄中，終於弄清楚了一些｜｜也許不是全部｜｜老總統遺囑的真相。雖然巴本不是一個絕對可靠的證人，他也許沒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況都說出來，但是他的證詞是不能等閒視之的。興登堡的遺囑就是由他親筆起草的，據他說，這是應老元帥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巴本在回憶錄中說︶建議，在他死後實行立憲君主政體，我特別提到合併總統和總理職務是不適宜的。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當然也有一些嘉許納粹黨政權肯定的成就的話。﹂

　　巴本說，他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間把草稿交給興登堡。

　　﹁幾天後，他要我再去見他，他對我說，他決定不採用我的草稿。他覺得｜｜應該由全國人民來決定他們希望國家採取什麼形式。因此他打算把關於他為國服務的敘述作為遺囑，而把他關於王室復辟的建議作為一個臨終希望在一封給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來。當然，這說明我原來的建議的全部意義都取消了，因為關於復辟的建議己不再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後來曾對這一點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這一點，沒有別的德國人比巴本處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興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後，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電話給我。他問我興登堡是否有政治遺囑，如果有的話，我是否知道在哪裡。我說，我要問問奧斯卡‧馮‧興登堡。希特勒說：﹁要是你能夠儘快把這個文件送到我這裡來，我將十分感謝你。﹂因此，我囑咐我的私人秘書卡根奈克到紐台克去問興登堡的兒子，遺囑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讓我把它轉交給希特勒。因為我在五月底興登堡離開柏林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銷毀那份遺囑。﹂

　　奧斯卡在他父親死後沒有能夠馬上找到這個重要的文件，這時突然找到了。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興登堡的副官馮‧德‧舒倫堡伯爵後來在解除巴本納粹罪嫌的審判時所提供的證詞，證明了這一點。據他透露，總統在五月十一日簽署了兩個文件，他的遺囑和臨終希望。前者致﹁德國人民﹂，後者致﹁國家總理﹂，興登堡最後一次離柏林去紐台克時，舒倫堡是帶了文件同他一起走的。巴本說，他當時不知道這件事。但是，他的秘書不久就從紐台克回來，帶來了奧斯卡‧馮‧興登堡給他的兩個密封信封。

　　八月十五日，巴本把它們帶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給希特勒。

　　﹁希特勒極其仔細地讀了這兩個文件，並且同我們討論了其中的內容。顯然，興登堡在那個表示他的臨終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議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寫的致﹁國家總理阿道夫‧希特勒﹂這一點。他說：﹁故總統的這些建議是向我個人提出的。是否發表它們，我以後再作決定。﹂我要求他把這兩個文件一起發表，但是沒有結果。交給他的新聞秘書發表的只有興登堡敘述他為國服務的經過的一個檔案，其中就寫有嘉許希特勒的話。﹂

　　另外一個建議由霍亨佐倫王室一個成員而不是由希特勒來擔任國家元首的檔案，後來下落如何，巴本並沒有說起，也許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繳獲的成千噸重的納粹黨秘密檔案中並沒有發掘出這個檔案，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馬上銷毀了。

　　如果希特勒當初足夠大膽地和正直地發表了這個文件，結果也許不會有什麼不同。早在興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內閣通過一項法律，授予他總統權力。那是在八月一日，也就是老元帥死前一天。如果說這項﹁法律﹂是非法的，這一點在前奧地利下士已成為法律本身的德國也是不會造成什麼不同結果的。這項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顯的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施萊徹爾執政期間，國會曾經以三分之二的必要多數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在舉行新選舉之前應由最高法院院長而不是總理代行總統職務。雖然授權法︵這是希特勒獨裁的﹁法律﹂基礎︶授權總理可以制定與憲法相違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確禁止他竄改總統制度。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巴本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欣然從命，到維也納去擔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納粹黨刺殺陶爾斐斯總理後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去了。在將軍們看來，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急於努力加強希特勒的軍隊。在工業家們看來，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已經熱心地轉向有利可圖的重整軍備的生意。老派的保守份子，像外交部的馮‧牛賴特男爵和國家銀行的沙赫特博士這樣﹁正直的﹂德國人都並沒有辭職。沒有一個人辭職。事實上，沙赫特博士在八月二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奪將死的總統的權力的那一天，還兼任了經濟部長的職務。

　　那麼德國人民呢？在八月十九日，合格選民中約有九十五％去投了票，其中有九十％｜｜三千八百多萬人｜｜投票贊成希特勒篡奪大權。只有四百二十五萬德國人有勇氣｜｜或者說有願望｜｜投反對票。

　　難怪九月四日納粹黨在紐倫堡舉行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希特勒信心百倍。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掛滿旗幟的盧特波爾德大廳像一個戰勝的皇帝一樣，邁步進入會場，當時樂隊高奏︽巴登威略進行曲︾，三萬隻手臂一齊舉起致納粹黨的敬禮。幾分鐘以後，他驕傲地坐在大講臺的中央，雙臂交叉在胸前，兩眼炯炯發光，當時巴伐利亞黨組織領袖阿道夫‧華格納宣讀了元首的文告。

　　﹁今後一○○○年中，德國的生活方式已經肯定了。十九世紀的神經緊張時代已與我們告別。在今後一○○○年中，德國將沒有其它革命！﹂

　　他是個凡人，不免一死，無法活到一千歲，但是只要他還活著，他將作為這個偉大民族歷史上最有權力、最無忌憚的專制魔王來統治他們。德高望重的興登堡已不在人世，沒有人可以非議他的權威，陸軍已處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國軍人都不敢輕易違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從。的確可以說，現在整個德國和全體德國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為最後一批反抗者已經被消滅了，或者說永遠消失了。

　　﹁真是好極了！﹂在舉行了一個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遊行、演講、盛大場面的活動，對一個政界人物進行了作者所看到的最狂熱的頌揚以後，他在紐倫堡對外國記者們這麼讚歎道。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很大的努力從維也納的街頭爬到今天的地位。他現在只有四十五歲，今天的成就還僅僅是個開端。甚至在共和國覆亡後第一次回到德國的人也可以看出，不論希特勒對人類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他已經把德國人民身上長期壓抑著的無可計量的動力發揮了出來。至於是為了什麼目標，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和成百上千篇演講中已經說得很明白，然而第三帝國國內的許多人，尤其是國外的許多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沒有注意到，或者沒有理睬，或者只是覺得好笑。

第八章　第三帝國的生活：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

　　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三四年夏末，我到第三帝國來生活和工作。新德國有許多事情使外國觀察家獲得深刻印象，使他們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安。絕大多數德國人似乎並不在乎他們的個人自由遭到剝奪，並不在乎他們的大量文化被摧殘，被沒有思想的野蠻狀態所代替，也不在乎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已經被管制到了即使是一個世世代代以來習慣於嚴格管制的民族也從未經歷過的程度。

　　在那些不聽話的人，以前的共產黨人或者社會黨人，過於自由主義或者過於和平主義的人和猶太人的頭頂上，無疑籠罩著秘密警察的恐怖和對集中營的恐懼。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血腥清洗，是一個警告，它表明這幫新領袖會多麼殘酷無情。然而，初期的納粹恐怖只影響到比較少的德國人的生命，而一個新來到的觀察家多少有些意外地發現，這個國家的人民似乎並不感到他們在受著一個放肆而殘忍的獨裁政權的威嚇和壓制。相反，他們還懷著真正的熱情支持這個政權。這個政權不知怎麼使他們具有了一種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心，使他們對國家前途具有一種驚人的信念。

　　希特勒正在清算過去，清算過去的一切挫折和失望。我們以後將詳細地看到，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而且迅速地使德國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使勝利的協約國陷於狼狽的境地，並且使德國在軍事上重新強大起來。這正是大多數德國人所希望的，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願意作出這位領袖要求他們做出的犧牲：喪失個人自由，斯巴達式的飲食︵﹁大炮先於牛油﹂︶和艱苦的工作。到一九三六年秋天，失業問題已大體上解決，差不多人人都又有了工作。人們可以聽到被剝奪了工會權利的工人們對著裝著豐盛午餐的飯盒子，一邊吃著一邊開玩笑說，至少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已不再有挨餓的自由。﹁Ｇｅｍｅｉｎｎｕｔｚ　Ｖｏｒ　Ｅｉｇｅｎｎｕｔｚｔ！﹂︵﹁先公後私！﹂︶是那時候納粹的一個流行口號，雖然有許多黨的領袖，尤其是戈林，正在秘密地營私肥己，而且企業的利潤也正在增長，但是，群眾無疑已被表面上把社會福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的新﹁國家社會主義﹂所籠絡住了。

　　把猶太人排除在德國社會以外的種族法律，在一個外國觀察家看來，是一種驚人的倒退到原始時代的做法，但是，既然納粹的種族理論把德國人捧成是社會中堅和主宰種族，這些法律絕不是不得人心的。有時遇到很少數德國人｜｜前社會民主黨人或者自由主義者，或者是出身舊保守階級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對迫害猶太人的行為感到嫌惡甚至反對，雖然他們曾幫忙減輕了一些個別的猶太人的困難，但是在挽回狂瀾方面卻沒有出什麼力。他們又能做什麼呢？他們常會這樣問你，而這卻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德國人從受過檢查的報刊和廣播中含糊地聽到一些國外的強烈反感，但是他們發現，這並不妨礙外國人大批地到第三帝國來，而且看來仍然對它的款待感到滿意。因為納粹德國，遠較蘇俄為大方，是聽任全世界來觀察的。遊覽事業生意興隆，收進了大量亟需的外匯。納粹領袖們似乎是沒有什麼要隱瞞的。一個外國人，不管他多麼反納粹，可以到德國來觀察和研究他所希望瞭解的情況｜｜只有集中營和軍事設施除外，後者在所有國家都是如此。

　　許多人都來觀光。而許多人在回去時，如果說沒有改變信仰，至少已變得能夠容忍﹁新德國﹂了，相信他們看到了他們所說的﹁肯定的成就﹂。甚至像勞合‧喬治那樣一個觀察力敏銳的人，他曾經領導英國在一九一八年戰勝德國，並且在那一年用﹁吊死德皇﹂的口號參加競選，如今也可以在一九三六年到上薩爾斯堡訪問希特勒。他在離別時帶回去對這位元首大為傾倒的印象，並且公開稱讚這位元首是﹁一個偉人﹂，有眼光有決心解決現代國家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失業問題，而這是英國仍在潰爛的一個創傷，在這個問題上，這位偉大的戰時自由黨領袖和他的︽我們可以征服失業︾的綱領在國內都沒有引起人們的什麼興趣。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使納粹黨有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來讓全世界對第三帝國的成就留下印象，而且他們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Ｊｕｄｅｎｕｎｅｒｗｕｎｓｃｈｔ﹂︵﹁猶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從店鋪、旅館、啤酒館和公共遊宴場所取了下來，對猶太人和兩個基督教會的迫害也暫時停止了，全國都裝出最規矩的態度。以前任何運動會都沒有過那麼出色的組織工作，也沒有過那麼不惜工本的款待。戈林、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為外國客人們舉行了豪華無比的宴會｜｜這位宣傳部長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寧塞爾舉行了﹁義大利之夜﹂的宴會，招待了一千多位賓客，場面之盛大簡直像︽天方夜譚︾中的故事。客人們，特別是從英國和美國來的那些客人們，對所看到的情況印象非常深刻：這顯然是在希特勒領導下團結一致的一個快樂、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們說，這跟他們在報上讀到柏林電訊時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然而，在這種外表的下面，在柏林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那些興高采烈的夏末日子裡，為遊客們所看不到的，而且確實為大多數德國人所忽視或者以一種令人驚奇的默默服從的態度來接受的，似乎存在著德國生活的退化過程，至少在一個外國人看來是如此。

　　當然，關於希特勒所頒佈的對付猶太人的法律，或者關於政府所發起的對這些不幸的人的迫害，是沒有什麼隱瞞的。所謂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的紐倫堡法律，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籍，使他們淪為﹁屬民﹂的地位。這個法律還禁止猶太人和亞利安人通婚，禁止他們有婚姻以外的性關係，並且禁止猶太人雇用三十五歲以下的亞利安女僕。在以後幾年裡，補充紐倫堡法律的大約十三項法令，使猶太人遭到完全的取締。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也就是德國充當奧林匹克運動會東道主使西方遊客們十分愜意的時候，猶太人由於法律或者納粹的恐怖手段｜｜後者往往先於前者｜｜而不能得到公私就業機會已到了至少其中有一半人生計無著的程度。在第三帝國的第一年即一九三三年，他們不得競選公職，不得擔任文官職務，不得在新聞界、廣播業、農業、教育界、戲劇界、電影界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們被攆出交易所，雖然直到一九三八年才頒佈禁令，不准他們當律師，從事醫藥業和商業，但是，實際上在納粹統治頭四年結束以前，他們就從這些行業中被排除出來了。

　　此外，他們不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得不到日用必需品。在許多地方，猶太人要買食物都感到困難，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在副食雜貨鋪、肉鋪、麵包鋪和牛奶站的門上，掛著﹁猶太人不得入內﹂的牌子。在許多地方，猶太人甚至不能為他們的孩子購買牛奶。藥房不賣藥給他們。旅館不讓他們投宿。常常是，不論他們到哪裡，總有﹁本市嚴禁猶太人入境﹂或者﹁猶太人進入此處安全自行負責﹂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維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個急轉彎處，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小心駕駛！急轉彎！猶太人每小時七十五英里！﹂

　　這就是大約在德國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後猶太人所處的困境。而這不過是一條很快就會導致他們遭到屠殺滅種的道路的開端。

對基督教會的迫害

　　納粹對基督教會的戰爭開始得較為溫和。希特勒名義上是一個天主教徒，雖然他曾在︽我的奮鬥︾中痛罵天主教過問政治，並且因兩個基督教會條要求給予﹁國內一切宗教派別的自由，只要它們對｜｜德國民族的道德感情沒有危險。黨贊成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會把自己的作為立法機構的職權讓給這位獨裁者那天，希特勒對這個德國立法機構發表講演，讚揚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國民族靈魂的要素﹂，答應尊重這些信仰的權利，宣稱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謀求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融洽協調﹂，而且說﹁我們希望改善我們和羅馬教廷的友好關係﹂｜｜最後這一句話顯然是為了要獲得天主教中央黨的選票，結果如願以償。

　　過了差不多四個月不到，在七月二十日，納粹政府和梵蒂岡簽訂了一個契約，保證天主教的自由和該教會﹁管理它自己事務﹂的權利。這個協定由巴本代表德國，由當時的羅馬教皇國務大臣巴西利主教，就是後來的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代表羅馬教廷簽署。這個契約墨汁未乾，就被納粹政府破壞了。但是，由於這個契約簽訂的時候正是這個新政權在德國的初期放肆行為引起全世界強烈反感的時候，它無疑使希特勒政府獲得了非常需要的威望。

　　七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批准這個契約後五天，德國政府頒佈了一個淨化法令，特別使天主教會感到憤怒。五天後，開始採取了步驟來解散天主教青年聯盟。在以後幾年裡，數以千計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許多人是由於﹁不道德﹂或者﹁外幣走私﹂等等捏造出來的罪名而被捕的。我們已經談到，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導人埃里希‧克勞斯納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清洗中被殺害的。數十種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發行，甚至懺悔室的神聖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員的破壞。德國天主教的各級教士，像大多數基督新教牧師一樣，起先曾力圖和新政權合作，但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他們的幻想完全破滅了。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發出了一個通諭︽Ｍｉｔ　Ｂｒｅｎｎｅｎｄｅｒ　Ｓｏｒｇｅ︾︵︽痛心已極︾︶，指責納粹政府﹁規避﹂和﹁破壞﹂契約，播種﹁懷疑、不睦、仇恨、中傷的莠草，播種公開和秘密的根本敵視基督和基督教會的莠草﹂。這位羅馬教皇在﹁德國的天際﹂看到了﹁摧殘性宗教戰爭的險惡烏雲｜｜這種戰爭除了｜｜滅絕人類以外沒有其它目的﹂。

　　馬丁‧涅穆勒牧師曾親自歡迎納粹在一九三三年當政。這一年他的自傳︽從潛艇到教壇︾︵︽Ｆｒｏｍ　Ｕ｜Ｂｏａｔ　ｔｏ　Ｐｕｌｐｉｔ︾︶已經出版。這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潛艇艇長如何成為一個卓越的新教牧師的故事，受到納粹報刊的青睞，得到了特別的頌揚，成為一本暢銷書。涅穆勒牧師像許多新教牧師一樣，認為共和國的十四年是﹁黑暗的年代﹂。在他的自傳的結尾，他以一種滿意的口氣說，納粹的革命終於勝利，它帶來了他自己曾經為之奮鬥已久的﹁民族復興﹂。他的奮鬥有一個時期是在自由團中進行的，許多納粹領袖都是該團出身。

　　他很快就嚐到了幻想破滅的可怕滋味。

　　德國的新教徒，像在美國的一樣，分成許多教派。只有極少數｜｜四五○○萬新教徒中的約十五萬人｜｜屬於浸信會和衛理會之類的各種獨立教會。其餘的人都屬於二十八個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的教會，其中最大的是老普魯士聯盟教會，共有一八○○萬教徒。隨著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新教徒又發生了進一步的分裂。其中較為狂熱的納粹份子在一九三二年組織了﹁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它的最狂熱的領袖是一個叫做路德維希‧繆勒的東普魯士軍區隨軍牧師。他是希特勒的虔誠信徒，當初就是他從中拉線，促成元首在馮‧勃洛姆堡將軍擔任該軍區司令的時候和後者相會的。﹁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熱烈擁護納粹的種族學說和領袖原則，並且要把它們運用在一個全國性的教會中，這一教會將把全部基督教新教徒都吸收進來，成為一個全面組織。一九三三年，﹁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在總數一萬七千名牧師中擁有約三千名，雖然他們在一般信徒中的會員所占比例大概要大一些。

　　跟它對立的是另一個少數派集團，自稱為﹁明認信仰教會﹂。這個教會有差不多同樣數目的牧師，後來由涅穆勒擔任領導。這個教會反對使新教教會納粹化，不接受納粹的種族理論，並指斥羅森堡和其它納粹領袖的反基督教主張。大多數新教徒則介於二者之間，他們似乎很膽小，不敢參加這兩個敵對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他們採取騎牆態度，大多數人最後終於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懷抱，承認他有權干預教會事務，服從他的命令而沒有公開反對的表示。

　　除非人們知道德國新教徒的歷史和馬丁‧路德的影響，否則是不容易瞭解大多數德國新教徒在納粹執政初期的行為的。這位基督教新教派的偉大創立者，是一個熱烈的反猶主義者，相信絕對服從政治權威。他希望德國清除掉猶太人，他主張在把他們打發走時沒收掉他們的﹁全部現款、珠寶和金銀﹂，還要﹁放火焚燒猶太人的會堂和學校，拆毀他們的房屋｜｜讓他們寄宿在棚子裡或馬廄裡，像吉普賽人那樣｜｜處於痛苦和監禁中，因為他們不斷向上帝哭訴我們的不好﹂｜｜這種主張在四個世紀後被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萊不折不扣地加以奉行了。

　　一五二五年的農民暴動也許是德國歷史上唯一的人民起義，在這次暴動中，路德勸告王公們採取最殘酷無情的措施來對付這些﹁瘋狗﹂｜｜這是他對這些鋌而走險的、被蹂躪的農民的稱呼。在這裡，像他關於猶太人的言論一樣，路德使用了直到納粹當政時為止德國歷史上沒有可與相比的粗暴野蠻的言語。這位巨人的影響在德國世代流傳，特別是在新教徒中間。他還留下了另外一些後果，其中一個是，從十六世紀起直到一九一八年王公貴族們被推翻時為止，德國基督教新教派輕易地成為專制主義的工具，世襲的國君和小邦諸侯們成了他們領域裡的新教教會的最高主教。例如在普魯士，霍亨佐倫國王是教會的首腦。除了沙皇俄國外，沒有一個國家的教士們在傳統上是那麼完全屈從於國家的政治權威的。教士們差不多毫無例外地一致支持國王、容克地主和軍隊，在十九世紀時他們竭盡本分地反對自由和民主運動的興起。在大多數新教牧師看來，甚至魏瑪共和國也是該詛咒的，不僅因為魏瑪共和國廢黜了國王和諸侯，而且因為它的主要支持來自天主教徒和社會黨人。在國會選舉期間，人們不能不注意到，新教牧師們｜｜其中涅穆勒是個典型｜｜相當公開地支持共和國的敵人民族黨甚至納粹黨份子。像涅穆勒一樣，大多數牧師對阿道夫‧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崛起當總理表示歡迎。

　　他們很快就領教了希特勒獲得政權所依靠的納粹暴力手段。一九三三年七月，新教教會的代表們擬就了成立一個新的﹁全國教會﹂的組織法，七月十四日得到了國會的正式認可。在選舉第一任全國主教問題上立即發生了一場熱烈競爭。希特勒堅持要讓他的朋友隨軍牧師繆勒獲得這個最高位置，在這以前希特勒已委任他為本人的新教教會事務顧問。教會聯合會的領袖們則提出了著名的牧師弗雷德里希‧馮‧包得爾許溫。但是他們未免太天真了。納粹政府出來干預，解散了若干地方教會組織，把新教教會的幾個主要的德高望重的牧師停職，縱容衝鋒隊和秘密警察來對付不聽話的牧師｜｜事實上，對所有支持包得爾許溫的人進行威嚇。全國主教將由教議會選出，在選舉教議會的代表前夕，希特勒親自發表廣播演說，﹁敦促﹂選舉﹁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的代表，而繆勒就是他們的候選人。這種威脅很有效果。同時包得爾許溫已被迫退出競選，﹁選舉﹂結果是大多數﹁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的代表當選，他們於九月間在維登堡｜｜路德就是在這裡首先公開反抗羅馬的｜｜教議會上選舉了繆勒為全國主教。

　　但是這位教會新頭子是一個不中用的人，沒有能力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教會，或者把新教的會眾完全納粹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德國人民在一次全國公民投票中以壓倒的多數支持希特勒的第二天，﹁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在柏林的體育館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集會。這個教派的柏林教區領袖萊因哈特‧克勞斯博士建議捨棄舊約全書﹁和它的牲畜販子和拉皮條者的故事﹂，修訂新約全書，使耶穌的教導﹁完全符合於國家社會主義的需要﹂。會上擬訂了不少決議，主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信仰﹂，要求全部牧師宣誓效忠於希特勒，堅持所有教會都實行亞利安化而排除改宗的猶太人。甚至對那些不肯參加教會戰爭的膽小的新教徒來說，這也使他們覺得太過分了，因此繆勒主教被迫停止克勞斯博士的職務並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見。

　　實際上，納粹政府和教會之間的鬥爭，是一個由來已久的什麼許可權歸君主和什麼許可權歸上帝的鬥爭。就新教徒而言，希特勒堅決主張，如果納粹黨的﹁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不能使各新教教會在全國主教繆勒領導下趨於一致的話，政府自己就不得不來接管教會的指導工作。他始終對新教徒有一些輕視，新教徒雖然在他的信奉天主教的祖國奧地利只占極少數，在德國公民中卻占了三分之二。他曾向他的助手們說過，﹁對他們，你可以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他們會屈服的｜｜他們是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樣順從，當你對他們講話時，他們惶恐得汗流浹背﹂。他知道得很清楚，反對新教教會納粹化的只是少數牧師和為數更少的教徒。

　　到一九三四年年初，幻想破滅了的涅穆勒牧師已經成為﹁明認信仰教會﹂和牧師緊急聯盟中少數反對者的精神上的指導。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巴門舉行的教議會全體大會上，以及在涅穆勒的耶穌基督教會十一月間在柏林郊外達倫姆舉行的一次特別會議上，﹁明認信仰教會﹂宣稱自己是嫡派德國新教，並設了一個臨時的教會管理機構。這樣，現在就有了兩派，全國主教繆勒派和涅穆勒派，都自稱是合法的嫡派新教教會。

　　很明顯，這位前隨軍牧師儘管和希特勒很接近，卻沒有能夠使各新教教會統一起來。一九三五年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七百名﹁明認信仰教會﹂的牧師以後，他辭去了他的職務，從此銷聲匿跡。早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希特勒就已經任命一個納粹黨在法律界的朋友漢斯‧凱爾博士為宗教事務部部長，指示他作第二次努力，使新教徒統一起來。凱爾是一個比較溫和的納粹份子，而且是個多少還比較謹慎的人，他在開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不僅爭取到了占多數的保守派牧師，而且還設立了一個以德高望重的佐爾納博士為首的教會委員會來搞出一個總的解決辦法，後者是一個受到各教派尊重的人。雖然涅穆勒的教會同這個委員會進行合作，但是仍堅持認為自己是唯一的嫡派新教教會。

　　一九三六年五月，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彬彬有禮、然而態度堅定的備忘錄，抗議這個政權的反基督教傾向，指斥政府的反猶主義，並要求國家停止干預教會事務。納粹內政部長弗立克卻報之以殘酷無情的行動。數以百計的﹁明認信仰教會﹂牧師被逮捕，備忘錄的簽名者之一威斯勒博士在薩赫森豪森集中營裡被殺害，﹁明認信仰教會﹂的經費被沒收，並禁止它收集捐款。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佐爾納博士辭去教會委員會職務，因為在這以前秘密警察不讓他到有九名新教牧師被逮捕的盧伯克去。他抱怨說他的工作受到宗教事務部部長的破壞。凱爾博士第二天在向一群順從的教士發表的演說中作了答覆。他指斥這位德高望重的佐爾納不能領會納粹的種族、血統和土地的理論，他還清楚地顯示了政府對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的敵意。

　　﹁︵凱爾說︶黨站在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上，而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上帝意志的實施｜｜上帝的意志表現在德國人的血液裡｜｜佐爾納博士和加倫伯爵︵繆恩斯特的天主教主教︶力圖向我闡明，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兒子基督。這使我發笑｜｜不，基督教信仰並不依靠使徒信條｜｜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黨來代表，德國人民現在由於黨，特別是由於元首的號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元首是新啟示的先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涅穆勒博士遭到了逮捕，被監禁在柏林的摩亞比特監獄裡。六月二十七日他曾在達倫姆一向是座無虛席的教堂裡向他的會眾講道，這次講道終於成為他在第三帝國的最後一次講道。好像他已預先感覺到將要發生的變故似的，他說，﹁我們和古時的使徒一樣，想不到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逃避當局的權力。我們也同樣不願意在上帝要我們說話的時候，聽從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為情況是，而且必須繼續是，我們必須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

　　他在監獄裡關了八個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特別法庭︶上受審，這種特別法庭是納粹為了審訊犯有危害國家罪的人而設立的。雖然他的﹁暗中攻訐國家﹂的主要罪名是被開脫了，但還是因﹁濫用講壇﹂和在他的教堂裡收集捐款而被判罰款二千馬克和監禁七個月。因為他服刑已超過這個期限，所以法庭宣佈把他釋放，但是他在離開法庭時立即被秘密警察帶走，置於﹁保護性看管下﹂，關在集中營裡，先是在薩赫森豪森集中營，後又在達豪集中營裡，在那裡，他一直被關了七年，直到被盟軍解放。

　　另外還有大約八百零七名﹁明認信仰教會﹂的牧師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在一九三七年遭到逮捕，在以後的兩年內更有數以百計的人遭到逮捕。如果說涅穆勒派的反抗沒有被完全摧毀的話，它肯定是受到挫折了。至於大多數新教牧師，則像德國的差不多任何人一樣，在納粹恐怖面前屈服了。到一九三七年年底，漢諾威很受人尊敬的馬拉倫斯主教經凱爾博士勸誘，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國家社會主義的生活概念，是決定和表現德國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義。因此，德國基督徒也有義務遵守。﹂在像涅穆勒那樣的堅強的牧師看來，這個聲明一定特別可恥。一九三八年春天，馬拉倫斯主教採取了最後的步驟，命令他的主教管區內的全體牧師個個宣誓效忠於元首。在一個短時間內，極大多數新教牧師都宣了誓，這樣就使他們在法律上和道義上都得服從這位獨裁者的命令。

　　如果認為納粹政權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國人民猛然驚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動了他們中間的極大多數人，那就錯了。事實上並沒有如此。一個那麼輕易放棄他們的政治、文化和經濟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較少數的人以外，是不會不惜犧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險來維護信仰自由的。

　　三十年代真正使德國人感到震動的事情是，希特勒在人民就業、造成繁榮、恢復德國軍事力量、外交政策方面節節勝利這些輝煌成就。很少德國人因為逮捕幾千名牧師和教士，或者因為各新教教派之間的爭執而睡不著覺。更少人這樣仔細地想過：在受到希特勒支持的羅森堡、鮑曼和希姆萊的領導下，如果可能的話，納粹政權打算最後摧毀德國的基督教信仰，而代之以古代日耳曼部落神祇的老異教和納粹極端份子的新異教。正如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之一鮑曼在一九四一年所公開說的一樣，﹁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調和的﹂。

　　希特勒政府為德國所規定的前途，清楚地規定在羅森堡在戰爭期間為﹁國家總教會﹂所擬定的三十點綱領中。羅森堡是一個直言無諱的異教徒，他的職務中有一個是﹁國家社會主義黨全部文化哲學教導事務元首私人代表﹂。稍舉這三十點中幾點就足以表明基本要旨：

　　﹁一、德國國家總教會斷然宣稱擁有控制國境以內全部教會的獨攬權利和權力：它宣稱這些教會是德國國家的民族性教會。

　　五、國家總教會決心無可改變地根絕｜｜在不吉的八百年輸入德國的各種異己的外來的基督教信仰。

　　七、國家總教會沒有書記、牧師或教士，但是國家總教會的講演者將在他們中間演講。

　　十三、國家總教會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國出版和傳播聖經｜｜

　　十四、國家總教會宣稱，對它來說，因此也是對德國民族來說，業經決定，元首的︽我的奮鬥︾是一切文件中最偉大的。它｜｜不僅包含了最偉大的倫理，而且體現了對我國民族目前和將來生活來說是最純粹和最正確的倫理。

　　十八、國家總教會將從它的供壇上清除一切耶穌受難像、聖經和聖徒像。

　　十九、在供壇上，除了︽我的奮鬥︾︵對德國民族來說，因而也是對上帝來說，這是一本最神聖的書︶，不得有別的東西，在供壇左邊則放一把劍。

　　三十、在它創立那一天，各大小教堂，必須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須代之以唯一不能征服的象徵｜｜﹃萬﹄字。﹂

文化的納粹化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當總理後約四個半月，柏林發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從中世紀末期以來未曾看到過的景象。在約莫午夜的時候，成千上萬名學生舉著火炬，遊行到了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下大街的一個廣場。火炬扔在堆集在那裡的大批書籍上，在烈焰焚燒中又丟了許多書進去，最後一共焚毀了大約二萬冊書。在另外幾個城市裡也發生了同樣的景象。焚書開始了。

　　那個晚上，由興高采烈的學生在戈培爾博士的讚許眼光下丟入柏林烈焰中的許多書籍，都是具有世界聲譽的作家的著作。在這些作家中，德國作家有湯瑪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汪格、雅可布‧瓦塞曼、阿諾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瓦爾特‧臘思瑙、亞伯特‧愛因斯坦、阿爾弗雷德‧凱爾和雨果‧普魯斯等人。雨果‧普魯斯是草擬魏瑪憲法的學者。但是，不僅數十位德國作家的作品遭到焚毀，有許多外國作家也不能倖免，其中有：傑克‧倫敦、厄普頓‧辛克萊、海倫‧凱勒、瑪格麗特‧山額爾、Ｈ‧Ｇ‧威爾斯、哈夫洛克‧艾利斯、亞瑟‧施尼茨勒、佛洛德、紀德、左拉、普勞斯特。用一份學生宣言的話說，凡是﹁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或者打擊德國思想、德國家庭和我國人民的動力的根基的﹂任何書籍，都得付之一炬。

　　新上任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從現在起將使德國文化不得越出納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書籍化為灰燼之際向學生們講了話。﹁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在這火光下，不僅一個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

　　照亮德國文化納粹新時代的，不僅有焚書的火焰和雖然沒有像焚書那麼有象徵性卻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種書籍在書店出售或在圖書館流通，禁止許多種新書的出版，而且還有任何現代西方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那麼大規模的文化管制。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就在戈培爾博士的指導下根據法律設立了德國文化協會。它的目的，用該法律的話來說，規定如下：﹁為了推行德國文化的政策，必須使各方面的創造性藝術家都集合在國家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組織中。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

　　為了指導和控制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德國文化協會下面成立了七個協會：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和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都必須加入有關的協會，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這些協會所擁有的權力中，有一項是它們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開除或拒絕接受會員，這就意味著可以｜｜而且事實上常常是｜｜不讓那些對國家社會主義不太熱心的人從事他們的專業或藝術，從而剝奪了他們的生計。

　　凡是三十年代在德國生活過的人，只要是關心這些事情的話，沒有一個人能夠忘記，曾經有過那麼悠久的極高的文化水準的民族，它的文化水準竟發生這樣令人噁心的退化。不用說，一經納粹領袖們決定，藝術、文學、報刊、廣播和電影都必須專門為新政權的宣傳目的和野蠻哲學服務，這種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恩斯特‧約恩格和恩斯特‧維查特的早期作品以外，沒有一個還在人世的比較重要的德國作家的作品曾在納粹當政時期出版過，差不多所有這些作家，都在湯瑪斯‧曼的帶頭下移居到國外。極少數留在國內的作家不是自動地就是被迫保持緘默。每一本書或者劇本的手稿，都必須先送宣傳部審查，經它認可後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音樂的遭遇算是最好的了，只是因為音樂是各種藝術中政治性最少的藝術，而且德國人在音樂方面有著從巴哈、貝多芬、莫札特到布拉姆斯的極為豐富的遺產。但是，孟德爾松的作品則禁止演奏，因為他是猶太人︵所有猶太作曲家的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德國的第一流現代作曲家保羅‧興德密特的音樂也是如此。大交響樂團和歌劇院中的猶太人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跟作家們不一樣，德國音樂界的大多數有名人物都決定留在納粹德國，讓他們的名氣和才能為新秩序增加威望。本世紀最優秀的指揮家之一威廉‧福特汪格勒留在德國。他因為袒護興德密特而在一九三四年有一年失寵，但是在希特勒統治的其餘年代裡又恢復活躍。理查‧斯特勞斯也許是世界上還在人世的第一流作曲家了，他也留了下來，而且一度擔任德國音樂協會主席，不惜以自己的聲名幫助戈培爾糟蹋文化。卓越的鋼琴家瓦爾特‧吉斯金有很多時間在外國作演奏旅行，這些演奏是宣傳部長為了提高德國﹁文化﹂在國外的聲望而組織或讚許的。但是由於音樂家們沒有移居國外，由於德國古典音樂具有豐富的寶藏，所以人們可以在第三帝國時期聽到演奏和表演得極為出色的交響樂和歌劇。柏林交響樂團和柏林國家歌劇院是其中最為卓越的。精采的音樂節目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人們忘掉在納粹統治下其它藝術的退化和很多生活方面的退化。

　　必須說，在戲劇方面，只要是上演古典劇，就仍然保持著很多原來的高超水準。不用說，馬克斯‧萊因哈特是和所有其它猶太籍演出人、導演和演員一起走了。納粹劇作家們實在蹩腳透頂，群眾都不願看他們的作品，因此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總是不長。德國戲劇協會主席是個名叫漢斯‧約斯特的失敗的劇作家，他曾公開大言不慚地說，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這個字，他就想掏出左輪手槍來。但是，即使是有權決定該上演什麼劇本，該由誰來表演和由誰來導演的約斯特和戈培爾，都無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在德國舞臺上得到值得讚揚的而且常常是很感動人的演出。

　　說來真是奇怪，蕭伯納的有些作品竟可以在納粹德國上演，這或許是因為他揶揄英國人和諷刺民主吧，也許是因為納粹黨沒有覺察到他的機智和左傾政治觀點吧。

　　最奇怪的是德國偉大劇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情況，因為他是一個熱心的社會黨人，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時期曾禁止他的劇本在帝國的劇場裡演出。在共和國時期，他是德國最受人歡迎的劇作家，而在第三帝國時期，他卻仍然保持著這種地位。他的劇本繼續上演。我永不會忘記他的最新劇本︽教堂的女兒︾︵︽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第一夜演出結束時的景象，當時，霍普特曼，一個蒼蒼白髮飄垂在黑色斗篷上的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跟戈培爾博士和約斯特臂挽著臂走出戲院。他，像許多別的德國傑出人物一樣，已經跟希特勒和解了。機靈的戈培爾曾就此事作了不少有效的宣傳，不斷向德國人民和國外提起，德國的尚在人世的最偉大的劇作家，前社會黨人和普通人的利益維護者，不僅留在第三帝國而且繼續在寫作，他的劇本也在上演。

　　這位年邁的劇作家到底是真誠依附，還是投機，還是僅僅善變，也許可以從戰後發生的情況中看出。美國當局認為霍普特曼為納粹服務得太周到了，因而禁止他的劇本在西柏林美管區上演。於是俄國人邀請他到柏林去，把他當作一個英雄來歡迎，並在東柏林安排了輪迴演出他的劇本的盛大節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霍普特曼向共產黨控制的﹁德國民主復興文化聯盟﹂發了一個賀電，表示希望它能帶來德國民族的﹁精神復興﹂。

　　德國曾給世界貢獻過一個杜勒和一個克拉那赫，但在近代美術方面卻不是非常傑出的，雖然德國的表現主義繪畫和慕尼黑建築學院的建築學是使人感興趣的和有獨創性的藝術運動，而且德國藝術家曾參加了二十世紀以印象主義、立體主義和達達主義為代表的藝術上的一切新潮流。

　　儘管早期在維也納想當藝術家而遭到了失敗的希特勒自以為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認為，一切現代藝術都是退化的和無聊的。他在︽我的奮鬥︾中曾就這個題目發過長篇大論，在他當政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清除﹂德國的﹁頹廢﹂藝術，並企圖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藝術。約有六千五百幅現代繪畫，不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羅茲這類德國畫家的作品，還有塞尚、梵谷、高更、馬蒂斯、畢卡索和許多別的畫家的作品，都從德國各博物館裡拿掉了。

　　代替它們的作品在一九三七年夏天進行了展覽，當時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個單調的擬古主義建築物裡正式主持了﹁德國藝術館﹂的開幕。這個建築物是他出主意設計的，他說它在建築藝術上是﹁無與倫比和無法模仿的﹂。在納粹藝術的這個第一次展覽中，陳列了從一萬五千幅應徵作品中選出來的九百幅作品。這是作者在任何國家中沒有看到過的最蹩腳的貨色。希特勒親自作了最後的選擇。原來的評選團的主席是德國藝術協會主席阿道夫‧齊格勒，他是一個平凡的畫家。據當時跟希特勒在一起的一些黨內同志說，希特勒對評選團所選的某些畫極為惱火，他不但命令把這些畫剔掉，而且用他的長統靴子在好幾幅畫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覽會開幕式的長篇講演中說，﹁我早已下了決心，如果命運給予我們權力的話，︵藝術鑒賞︶這類問題是不用討論的，要做的只是作出決定﹂。而他的確作出了決定。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發表的講演中，他規定了納粹黨的﹁德國藝術﹂方針：

　　﹁凡是不能被人瞭解、得用大量說明才能證明它們有權利存在、並且為那些欣賞那種愚蠢的或者自以為是的無聊貨色的神經病者所接受的藝術作品，將不再能公然在德國民族之前陳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國家社會主義已著手使德國和我國人民清除所有那些危及它的生存和性格的影響｜｜隨著這個展覽會的開幕，藝術上的神經錯亂狀態及其對我國人民在藝術上的玷污就告終了｜｜﹂

　　然而，至少還有一些德國人，特別是在德國的藝術中心慕尼黑，卻寧願受到藝術上的玷污。在這個城市的另外一個地方，在一所必須要經過狹窄的樓梯才能走到的破敗的陳列室裡，有一個﹁退化藝術﹂展覽會，這是戈培爾博士為了讓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護他們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而組織的。內容是些精選的現代繪畫，有科科契加、夏高爾和表現主義派及印象主義派的作品。我去參觀的那一天，我曾先到德國藝術館去看了一下，因為地盤很大，走得氣喘吁吁。而這個展覽會的觀眾卻擁擠不堪，等候入場的人從嘰嘰嘎嘎作響的樓梯一直列隊排到街上。事實上，去看的人實在太多了，使戈培爾博士感到又是生氣又是尷尬，於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覽。

對報刊、廣播和電影的控制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它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國當個編輯，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是﹁清白﹂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的德國報刊法使新聞事業成為一種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職業﹂。它規定，所有編輯都必須具有德國公民資格，屬於亞利安血統，配偶不是猶太人。報刊法第十四條命令編輯們﹁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國的國防及其文化和經濟｜｜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這一個命令如果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實施，正好會取締德國的每個納粹黨編輯和出版物。它現在卻開始清除那些不是納粹黨的或者不願成為納粹黨的報刊和記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報紙之一是︽伏斯日報︾。這家報紙創辦於一七○四年，像腓德烈大王、萊辛和臘思瑙那樣有名的人物過去都曾二百五十七為該報撰過稿。它已成為德國最主要的報紙，猶如倫敦的︽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義的報紙，而且老闆是由猶太人辦的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連續發行了二百三十年後，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停刊；雖然它的老闆猶太人漢斯‧拉克曼｜莫斯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就被迫出讓了他在該報中的股份。德國的第三家自由主義大報︽法蘭克福日報︾，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該報駐倫敦記者，親英份子和自由主義者魯道夫‧寇徹爾，當了編輯，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總彙報︾的編輯卡爾‧西萊克斯一樣｜｜他也曾當過駐倫敦記者，獲羅德獎學金，在牛津大學求過學，是個英國的熱情崇拜者和自由主義者｜｜為納粹服務得很好，正像全國新聞發佈官奧托‧狄特里希一度說到以前的﹁反對派報紙﹂那樣，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於藍﹂。後面這三家報紙之所以能夠倖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德國外交部的影響。外交部要這些國際上知名的報紙照常出版，來裝幌子，以便在國外造成一個好印象。它們使納粹德國既有體面，同時又幫它進行宣傳。由於德國的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知道該發表些什麼東西以及如何寫新聞和社論，全國報刊不可避免地會顯出單調劃一。即使是一個受到那麼嚴密的管制和生性習慣於服從權威的民族，也對報紙感到厭倦。甚至像晨報︽人民觀察家報︾和晚報︽進攻報︾那樣的主要納粹報紙，銷數也下降了。

　　隨著納粹出版人把報紙一家又一家地置於控制下或者接管過去，所有報紙的總銷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國的頭四年中，報紙的種類由三千六百零七種減少到二千六百七十一種。

　　但是，德國報刊失去自由和減少種類卻使黨獲得好處，至少在財務方面來說是如此。馬克斯‧阿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軍隊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頂頭上司，如今是黨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社長，他成了德國報刊財務方面的獨裁者。他是全國報界領袖和德國新聞協會的主席，有合法的權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隨後又以極便宜的價格把它收購過來。在一個短時期內，埃耶出版社成了龐大的出版帝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賺錢的一家出版公司。儘管許多納粹出版物銷數下降，但是納粹黨或者黨內個人所擁有的或者控制的報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占全部報紙銷售量二五○○萬份中的三分之二。阿曼在紐倫堡所作的供詞中敘述他經營的情況如下：

　　﹁黨於一九三三年當政後｜｜許多像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樣的由猶太財團或者由跟納粹黨敵對的政治或宗教財團所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覺得最適當的辦法是只有把他們的報紙或者資產賣給埃耶公司。買賣這種產業是沒有自由市場的，埃那出版社總是唯一的投標者。在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擁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擴展成為德國報紙出版方面的壟斷事業｜｜黨在這些出版企業中的投資大獲其利。說納粹報刊綱領的基本目的是消滅一切跟黨對立的報刊，這話是不錯的。﹂

　　在一九三四年內有一個時期，阿曼和戈培爾都要求拼命巴結的編輯們不要把他們的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阿曼說，他很遺憾，﹁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一位魯莽的週刊編輯，︽格魯恩郵報︾的埃姆‧韋爾克，把阿曼和戈培爾的話當了真。他指責說，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使得報刊變得那麼乾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三個月，他本人則被戈培爾撤職，送到集中營去。

　　電臺和電影也很快被利用來為納粹政權的宣傳服務。戈培爾一直認為廣播︵電視當時還沒有問世︶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宣傳工具。通過他的宣傳部的廣播司和德國廣播協會，他完全控制了廣播事業，使它適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務所以比較容易實現，是因為在德國，像在歐洲其它國家一樣，廣播事業是由國家所擁有和經營的壟斷事業。一九三三年納粹政府一上臺，國家廣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電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傳部和德國電影協會控制了這個企業的每一個方面。用一篇官方評論的話說，它們的任務是﹁使電影業脫出自由主義的營利思想的範圍｜｜從而使它能夠接受它在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裡必須履行的那些任務﹂。

　　結果是德國人民受罪，只能聽到和看到同他們的報紙和期刊的內容同樣空虛和令人生厭的廣播節目和電影。德國的觀眾，向來是默默順從別人告訴他們應該看些什麼的，但是即使是這樣好說話的觀眾也發生反抗了。納粹電影上映時門可羅雀，而經戈培爾許可在德國放映的少數外國影片︵多半是乙級好萊塢影片︶則門庭若市。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個時期，德國影片老是遭到噓聲，以致於內政部長威廉‧弗立克對﹁電影觀眾的叛逆行為﹂發出嚴厲警告。廣播節目也遭到了群眾極不客氣的批評，德國廣播協會主席霍爾斯特‧德萊斯勒一安德萊斯說這種吹毛求疵是﹁對德國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在三十年代的那些日子裡，德國聽眾仍可收聽許多外國電臺的廣播，而不致像戰爭爆發以後的時期裡那樣會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或許有很多人曾收聽外國廣播，雖然本觀察家的印象是，隨著一年一年地過去，戈培爾博士證明了他的看法是對的，即廣播變成了這個政權的遠遠超出其它一切的最有效的宣傳工具，在改造德國人民，使他們適合希特勒目標這一點上，比任何別的宣傳工具都起著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這種體會：在一個極權國家裡，一個人是多麼容易聽信說假話的和受檢查的報刊和廣播啊。雖然我不像大多數德國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國報紙，特別是出版後第二天就到達的倫敦、巴黎和蘇黎世的報紙，我經常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和其它外國廣播，但是由於職務關係，我每天必須花許多小時瀏覽德國報刊，收聽德國廣播，同納粹官員們談話，到黨的集會上去旁聽。我驚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驚地發現，儘管我有很多機會知道事實真相，儘管我根本就不信任從納粹方面來的消息，但是多年來一再聽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報導，自會使人留下一種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沒有在極權國家裡住過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像，要避免一個政權的不斷的有用意的宣傳的可怕影響，有多麼困難，在一個德國家庭裡，或者在辦公室裡，或者有時候在一家飯館裡、啤酒館裡、咖啡館裡，跟一個陌生人的偶然交談中，我常常會從看來是受過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裡聽到最蠻橫武斷的主張。顯然，他們是在重複他們從廣播中聽到的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荒唐意見。有時候聽到這種胡說八道忍不住也照樣要說說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到一種極為懷疑的眼色，一種默然震驚的神情，好像你褻瀆了上帝一樣，於是你就會瞭解到，想要跟一個頭腦已經變了樣的人接觸，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認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爾悍然不顧事實地所說的那樣。

第三帝國的教育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伯恩哈德‧盧斯特被任命為科學、教育與人民文化部部長。盧斯特是衝鋒隊的大隊長，一度擔任過漢諾威黨領袖，是個納粹黨員，又是希特勒自從二十年代初期以來的朋友。在國家社會主義奇怪顛倒的世界裡，盧斯特是極為適當的人選。他原是個小地方的失業教員，在一九三○年因有思想不穩定的表現而被共和國時代的漢諾威當局解雇。他的狂熱的納粹主義思想可能是被撤職的部分原因，因為盧斯特博士宣傳納粹思想像戈培爾那樣熱心，像羅森堡那樣糊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被任命為普魯士科學、藝術與教育部部長後，他曾誇口在一夜之間﹁使學校不再成為一個玩弄學術的機構﹂。

　　這樣一個沒有腦筋的人現在獲得了控制德國科學、公立學校、高等教育機構和青年組織的獨裁大權，因為第三帝國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規定，並不限於在擁擠的課堂裡進行，而且要在各級青年團體中進行斯巴達式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大學和理工學院裡只能吸收很少數的人，因此這種教育不是頂點，頂點是在十八歲時先參加強迫勞動服役，然後應徵入伍在武裝部隊裡服役。

　　希特勒對﹁教授﹂，對學術生活的輕視，在︽我的奮鬥︾中已屢有流露。他在這本書裡表示過他對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寫道，﹁一個民族國家的整個教育的主要目標，決不可以只是灌輸知識，而是要造就十足強健的體魄﹂。但是，更重要的，他在這本書裡強調過爭取青年和訓練青年，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服務的重要性，這是他在成為德國的獨裁者以後仍舊常常談到的一個問題。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的講演中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地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你算什麼？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裡。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只知道這個新社會﹄﹂。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他說，﹁這個新國家將不把它的青年交給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進行教育和撫養﹂。這不是空口說白話，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確是如此。

　　德國學校，從小學一年級直到大學，很快就納粹化了。教科書匆忙地重新編寫過，課程也改變了，︽我的奮鬥︾被奉為｜｜用教育工作者的機關報︽德意志教育家︾的話說｜｜﹁我們在教育方面的絕對正確的指南星﹂，看不到這種新的星光的教師則被清除出去。大多數教師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納粹化的，如果說不完全是黨員的話。為了加強他們的思想，他們被送到特別的學校裡去集中學習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重點是希特勒的種族理論。

　　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每一個擔任教職的人，都必須加入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協會，這個協會根據法律有﹁責任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一九三七年的公務員法案規定，教師必須是﹁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並且準備﹁隨時無保留地保衛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早些時的一項法令已把他們列為公務員，從而受到種族法律的支配。猶太人不用說是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師都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後來，凡是沒有在衝鋒隊、勞動服役隊或者希特勒青年團服務過的人都不能教書了。要想在大學裡任教，必須先在觀察營裡待六個星期，在那裡，他們的見解和性格由納粹專家加以研究並報告給教育部，教育部根據申請者的政治﹁可靠性﹂發給教書憑證。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德國公立學校是由地方當局管轄的，大學則由所屬各邦管轄。現在所有學校都置於全國教育部長的鐵腕管轄下。大學裡的校長和院長統統由他來任命，而以前是由全體教授選舉的。他還任命全體大學生都必須加入的大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員，以及任命全體講師都參加的講師聯合會的領導人員。在老練的納粹份子嚴密控制下的國家社會主義大學講師聯合會，在選擇由誰來任教和務使所教的內容符合納粹理論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

　　如此納粹化的結果，對德國教育和德國學術極其不利；在新的教科書裡，在教師們的講課中，都對歷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國人捧成主宰種族、把猶太人說成是世界上萬惡之源的﹁種族學﹂的講授，則尤其如此。單是在有過許多偉大學者任教的柏林大學，一個獸醫出身的衝鋒隊員新校長就在Ｒａｓｓｅｎｋｕｎｄｅ︵種族學︶方面開設了二十五種新課程，到他真把柏林大學搞得烏煙瘴氣的時候，他竟開設了八十六項與獸醫有關的課程。

　　德國多少年代以來一直非常傑出的自然科學的教學也迅速地退化了。如像物理學方面的愛因斯坦和弗朗克，化學方面的哈伯爾、威爾斯塔特和瓦爾堡這樣卓越的教授，都解職了或者退休了。還在任教的人中，有許多則被納粹的邪道所腐蝕，企圖把這種邪道也運用到純粹科學上去。他們開始講授他們所謂的德國物理學、德國化學、德國數學。一九三七年還出現了一種叫做︽德意志數學︾的刊物，它的第一篇社論就一本正經地宣稱，凡是認為數學是沒有種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就包含著﹁毀滅德國科學的胚種﹂。

　　這些納粹科學家妄幻之深，使得即使在外行看來也是難以相信的。海德堡大學教授菲力浦‧萊納德是第三帝國較有學識、在國際上受到尊重的科學家之一，他曾問道：﹁德國物理學？有人會回答說，﹃但是，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性的﹄。這是不對的。實際上，科學像別的每一項人類所創造的東西一樣，是具有種族性的和以血統為條件的。﹂德雷斯登物理研究所所長魯道夫‧托馬希克則更為荒唐。他寫道，﹁現代物理學是︵世界︶猶太民族用來毀滅北歐科學的一種工具｜｜純正的物理學是德國精神的產物｜｜事實上，整個歐洲的科學是亞利安民族的成果，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德國思想的成果﹂。德國國家物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約翰內斯‧施塔克教授也認為如此。他說，不難發現，﹁物理學研究的奠基者們，從伽利略到牛頓的偉大發明家一直到我們時代的物理學前驅們，差不多都是亞利安人，其中主要是屬於北歐種族﹂。

　　還有亞琛技術學院的咸廉‧纓勒教授，他在一本叫做︽猶太人和科學︾︵︽Ｊｅｗ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書裡認為，有著一個要玷污科學從而毀滅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猶太人陰謀。在他看來，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是頭號惡棍。現代物理學有很大部分是以愛因斯坦理論作為基礎的，但這個理論卻被這個奇怪的納粹教授認為是，﹁從頭到尾都是旨在改變由大地產生的、鮮血結合的生命體的現實世界｜｜就是非猶太世界，把它變成為光譜式的抽象東西，一切人種和民族的差別，一切種族的內在限度，都在非現實中喪失了；只有一種幾何學次元的非實體的多樣性還存在著，由於它的不敬神而服從法則的強制力而產生一切事物﹂。繆勒教授說，全世界在愛因斯坦出版相對論時對他的讚揚，實際上只是對﹁猶太人統治世界局面的來臨、迫使德國人無可挽回地和永遠地淪為無生氣的奴隸地位﹂表示高興。

　　柏林大學的路德維希‧皮勃貝克教授認為，愛因斯坦是﹁一個外來的江湖術士﹂。甚至萊納德教授也認為，﹁這個猶太人顯然不瞭解真理｜｜在這方面，他同仔細而認真地追求真理的亞利安科學研究者成了顯明對照｜｜因此，猶太物理學是一種幻覺，是德國基本物理學的一種退化現象﹂。

　　然而，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有十位德國猶太人因為對科學有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金。

　　在第二帝國時期，大學教授們，像新教牧師們一樣，曾盲目地支持保守政府和它的擴張主義目標。講堂成了培養有毒的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溫床。魏瑪共和國曾堅持學術要有完全的自由，這種情況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極大多數大學教師由於反自由主義、反民主、反猶而幫忙破壞了這個民主政體。大多數教授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希望德國保守的君主政體復辟。雖然其中許多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還認為納粹過於囂張殘暴，因而不願歸順，但是他們的宣教卻為納粹主義的到來準備了條件。到一九三二年的時候，大部分學生看來都醉心於希特勒了。

　　有些人覺得奇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大學教師在一九三三年後對高等教育的納粹化表示了順從。雖然按官方數字，在這個政權的頭五年中被解雇的教授和講師有二千八百人，約占全部人數的四分之一；但是，由於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而失去職位的教師的比例，卻如一九三三年被瑪律堡大學解雇的威廉‧羅普克教授所說的，﹁非常之小﹂。雖然人數不多，其中卻有德國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卡爾‧雅斯伯斯、Ｅ‧Ｉ‧古姆貝爾、希歐多爾‧利特、卡爾‧巴爾特、尤利烏斯‧埃平豪斯等十餘人。其中大多數人都移居國外了，先是到瑞士、荷蘭和英國，最後到了美國。其中有一人，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希歐多爾‧萊辛教授，遭到了納粹暴徒的盯梢，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馬里安巴德被殺害。

　　然而，極大多數教授仍然留任，而且早在一九三三年秋天，就有其中的大約九百六十人，在外科醫生沙爾勃魯赫教授、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和藝術史學家平德爾這種名人的帶頭下，公開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政權。

　　羅普克教授後來寫道，﹁這是一幕使德國學術界的光榮歷史蒙受污辱的出賣靈魂的景象﹂。尤利烏斯‧埃平豪斯教授在一九四五年不堪回首地說，﹁德國各大學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沒有能夠以它們的全力來公開反對摧毀學術和民主的國家。它們沒有能夠使自由和正義的烽火在暴政的黑夜裡燃燒﹂。

　　這種錯誤的代價是巨大的。在經過了六年的納粹化以後，大學生的數目減少了一半以上，從十二萬七千九百二十人減少到五萬八千三百二十五人。為德國培養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各理工學院的入學人數減少得更多，從二萬零四百七十四人減少到九千五百五十四人。學術水準大為下降。到一九三七年時，不僅科學和工程界的青年感到缺乏，他們的水準也下降了。遠在戰爭爆發以前很久，正在起勁地幫助納粹重整軍備的化學工業，就曾通過它的喉舌︽化學工業︾抱怨說，德國正在喪失它在化學方面的領先地位。它抱怨說，不僅國民經濟，而且國防本身也在受到危害，它並認為青年科學家人數的不足和才能的平庸是由於各理工學院品質的低下所造成的。

　　後來的結果表明，納粹德國的損失，對自由世界來說是有利益的，特別是在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競賽上。以希姆萊為首的納粹領袖們的活動怎樣起了妨礙原子能計畫的作用的故事，因為經過太長，牽涉大廣，本書只好割愛了。美國能夠發明原子彈，多虧兩個由於種族關係而被納粹獨裁政權和法西斯獨裁政權驅逐出來的人：來自德國的愛因斯坦和來自義大利的費米，這真是命運的嘲弄！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來，他想用來教育德國青年，以便他們為他心中的打算服務的，不是他自己早年就退學的公立學校，而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各種組織。在納粹黨奪取政權的時期，希特勒青年團運動還沒有十分開展。在一九三二年，就是共和國的最後一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全部人數還只有十萬七千九百五十六人，而屬於德國青年團體全國委員會領導下面的各種組織的青年則有一○○○萬人左右。當時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有過像共和國德國那樣生氣勃勃和人數眾多的青年運動。希特勒意識到這一點，決心把它接管過去而加以納粹化。

　　他在這種工作方面的主要代理人是巴爾杜‧馮‧席臘赫，他是一個智力平庸然而卻幹勁很大的漂亮的青年人。他因傾心於希特勒而在一九二五年十八歲時加入了納粹黨，在一九三一年被任命為納粹黨的青年工作領袖。褐衫隊員大多面目猙獰，氣勢囂張，而他卻奇怪地看上去像個稚氣未脫的美國大學生，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前面已談到，他有美國祖先的緣故︵包括兩個獨立宣言簽名人︶。

　　席臘赫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任命為﹁德國全國青年領袖﹂。他仿效年紀比他大的黨領袖們的策略，第一個行動就是派遣五十名強健的希特勒青年團人員帶著武器去佔領德國青年團體全國委員會的總辦事處，委員會負責人、普魯士老軍人伏格特將軍被趕了出去。席臘赫然後去攻擊青年團體全國委員會主席馮‧特羅塔海軍上將，後者是德國最有名的海軍英雄之一，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遠洋艦隊參謀長。這位德高望重的海軍將領也被哄跑了，他的職務被取消，組織被解散。價值幾百萬美元的財產，主要是在德國各地的幾百所青年宿舍，統統被接收。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同羅馬教廷簽訂的契約，曾特別規定天主教青年聯盟不受任何干擾，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希特勒卻公佈了一項法令，取締天主教青年聯盟和其它一切非納粹黨的青年組織。

　　﹁｜｜全國所有德國青年統統組織在希特勒青年團的範圍內。

　　德國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學校的教育外，還必須｜｜通過希特勒青年團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精神的體、智、德三方面的教育。﹂

　　席臘赫的職務原來是隸屬於教育部的，現在規定為直接對希特勒負責。

　　這個寫傷感詩來歌頌希特勒︵﹁這位與星星並列的天才﹂︶、效法羅森堡那樣奇怪地信奉異教、效法施特萊徹那樣惡毒地反猶的二十九歲不成熟的青年，成了第三帝國青年中的獨裁者。

　　從六歲到十八歲︵開始被徵參加勞動服役隊和軍隊以前︶的青少年，不論男女都被組織在希特勒青年團的各種組織中。父母不讓他們的子女參加這種組織，要判很重的徒刑，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只是反對讓他們的女兒參加某些組織的活動，因為珠胎暗結的現象已經到了醜聲四播的程度。

　　從六歲到十歲，男孩子參加青年團當學齡團員，所謂學齡團員就是希特勒青年團的見習期。每個少年發給一本表現記錄簿，其中記錄他在整個納粹青年運動中的進步情況，包括他的思想發展狀態。滿十歲後，在通過了體育、野營和納粹化歷史方面的適當測驗後，升入﹁少年隊﹂，宣誓如下：

　　﹁在代表我們元首的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貢獻給我國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願意而且時刻準備著為他獻出我的生命，願上帝幫助我。﹂

　　到十四歲，男孩子就正式參加希特勒青年團，一直到十八歲，然後參加勞動服役隊和軍隊。青年團是一個根據同衝鋒隊相似的準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龐大組織。在這個組織裡，行將成人的青年們不僅受到野營、體育和納粹思想方面的系統訓練，甚至還有當兵的系統訓練。有許多個週末，本作者在柏林郊外的野餐曾為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們所打斷，他們舉著槍，背著沉重的行軍背囊，吃力地穿過密林或者爬過灌木叢生的荒地。

　　有時候女青年也要受當兵的訓練，因為希特勒青年運動並沒有放過姑娘們。從十歲到十四歲，德國女孩子加入﹁少女隊﹂。她們也有制服，白襯衫，藍裙子，短襪和極不女性化的沉重軍靴。她們的訓練跟同樣年齡的男孩子的訓練差不多，包括週末背著沉重背包的長途行軍以及關於納粹哲學的照例灌輸。不過重點是放在婦女在第三帝國的作用上，就是首先要當健康子女的健康母親。在少女們到了十四歲成為德國女青年團團員後，這種作用強調得更為厲害。

　　在十八歲的時候，德國女青年團團員︵她們保持這個資格直到二十一歲︶到農村中去服役一年，這是她們所謂的下鄉年，同青年男子的勞動服役相當。她們的任務是幫助農民料理家務和在地裡勞動。姑娘們有時候住在農民家裡，不過常常是在鄉村地區的小營房裡，每天一早由卡車把她們從那裡送到地裡去。道德問題就馬上產生了。美麗的城市少女的光臨，常常破壞農民家庭，而父母們訴說他們的女兒在鄉下暗結珠胎的怨言也開始聽到了。但是，這還不是唯一的問題。通常姑娘們的營房就座落在小夥子們的勞動服役隊營房的附近。這種情況似乎也是造成許多姑娘懷孕的原因。有一對句在德國傳開了，它是摹仿勞工陣線的﹁通過歡樂獲得力量﹂運動的打油詩，但特別適用於女青年們的下鄉年：

　　﹁在田野裡和在荒地上

　　我通過歡樂失去了力量。﹂

　　在姑娘們的家務年裡也發生同樣的道德問題，在這個期間約有五十萬希特勒青年團的姑娘們在城市的家庭裡進行一年的家務服役。實際上，較為真誠的納粹黨人並不認為這些是道德問題。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德國女青年團的婦女領導人｜｜她們總是不怎麼標緻，而且常是沒有結婚的｜｜給她們的青年徒眾講話，教諭為希特勒德國生兒育女的道義和愛國責任，如果可能的話，在結婚以後生育，如果必要的話，沒有結婚也不要緊。

　　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希特勒青年團已有團員七百七十二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雖然這個數目已經異常龐大，但是顯然還有差不多四百萬青年規避了這種組織。

　　一九三九年三月，政府發佈了一項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樣方式強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不聽話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讓他們的子女參加，否則將把他們的子女奪走，安置在孤兒院或其它收養所裡。

　　在第三帝國，對教育制度進行最後徹底破壞的，是設立了三種訓練優秀份子的學校。一種是在希特勒青年團指導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另外兩種是在黨主辦下的全國政治教育學院和騎士團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從少年隊選拔最有前途的十二歲的少年，授與他們六年關於在黨內和在公共服務方面做領導工作的集中訓練。學生都住在校內，受著斯巴達式的訓練，在畢業後就可升入大學。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共設立了十所這樣的學校，主要的一所是設在布勞恩斯魏克的﹁預科學校﹂。

　　政治教育學院的目的是恢復以前老普魯士軍事學院的那種教育，據一篇官方評論說，這種教育培養﹁軍人精神和它的勇敢、責任感和簡樸的特性﹂。此外，還有關於納粹理論的特別訓練。這些學校是在黨衛隊監督下的，由黨衛隊提供校長和大部分教員。在一九三三年設立了三所這樣的學校，到戰爭爆發時已增加到三十一所，其中三所是訓練婦女的。

　　在這個金字塔的頂端，是所謂騎士團城堡。在這些具有十四｜十五世紀條頓騎士團城堡氣氛的訓練所裡，是訓練納粹黨精華中的精華的。條頓騎士團所依據的原則是絕對服從騎士團團長，並致力於使德國征服東方的斯拉夫人國家和奴役當地人民。納粹騎士團城堡有著同樣的訓練和目的。只有最狂熱的年輕的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才能膺選，他們通常是從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和政治教育學院的第一流畢業生中挑選出來的。一共有四個城堡，學生要到逐個城堡去受訓。六年中的第一年，是在一個專門講授﹁種族學﹂和其它納粹思想的城堡裡受訓。重點是在智力訓練和紀律方面，體力訓練居次。第二年又進一個城堡，那裡的情況正好相反，重點在於體育和運動，包括爬山和跳降落傘。在第三個城堡中，學生要待一年半，受政治和軍事訓練。最後，他被送往在波蘭邊界附近東普魯士的馬里安堡的騎士團城堡，以一年半的時間度過他的教育的第四個也就是最後一個階段。在那裡，在五個世紀前曾經是條頓騎士團要塞的城堡的圍牆裡，他的政治和軍事訓練集中在東方問題以及德國在不斷尋求生存空間的過程中擴展入斯拉夫國家的需要︵和權利！︶上。結果證明，而且無疑是原來的目的，這是一九三九年和以後的事件的一個極完善的準備工作。

　　青年們就是這樣在受著如何在第三帝國生活、工作和死亡的訓練。雖然他們的頭腦被蓄意加以毒化；他們的正規學業被打斷，而且由於這種訓練，他們的天倫之樂也大體上被取消了，但是男女孩子們，男女青年們卻似乎非常快樂，對於過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的生活充滿了熱情。而且把各個階級和各種行業出身的孩子們集合在一起，使來自貧家和富室，來自工人家庭、農民家庭、商人家庭或貴族家庭的子女們分擔著共同的任務，這種做法本身也無疑是好的和健全的。在大多數情況中，一個城市出身的男孩子或女孩子進行六個月的強迫勞動服役，住在戶外，學習體力勞動的價值，跟那些不同出身的男女孩子們相處，對他們是沒有害處的。凡是那個時候曾在德國各地旅行過，跟住在營房裡的青年們談過話，看到過他們工作、玩耍和歌唱的人，都不能不覺得，不論這種教育多麼陰險，但這的確是一種非常生氣蓬勃的青年運動。

　　第三帝國的青年成長起來後將有強健的體魄，對他們的國家和自己充滿信心，還要有一種不分階級和沒有經濟和社會隔閡的友誼和同志愛，我後來在一九四○年五月間，在亞琛和布魯塞爾之間的公路上看到德國士兵和第一批英國戰俘之間的鮮明對照時又想起了這一點，前者膚色黝黑，姿勢挺拔，飽曬陽光，營養充足；後者則胸部凹陷，肩膀斜垂，面色蒼白，牙齒敗壞，這可悲地說明了，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裡不負責任地忽視了青年的一代。

第三帝國的農民

　　當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當政的時候，德國農民，像大多數國家的農民一樣，正陷於絕境之中。據︽法蘭克福日報︾上的一個作者說，他們的處境比為禍甚烈的一五二四年到一五二五年農民戰爭蹂躪德國土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壞。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農業收入降到了新的低點，比戰後最壞的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還要少十億馬克。農民們所負的債務達到一百二十億馬克，差不多全部是在近八年中拖欠的。這些債務的利息約占全部農業收入的十四％，此外還有相當沉重的賦稅和對各種社會服務的捐款負擔。

　　希特勒在當政伊始警告說，﹁我的黨員同志們，你們要明白一件事情：德國農民只有一個機會，也是最後一個機會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他說，﹁德國農民的毀滅就將是德國人民的毀滅﹂。

　　多年來，納粹黨一直在為取得農民的支持下功夫。﹁不可變更﹂的黨綱第十七條向他們提出的諾言是，將進行﹁土地改革｜｜頒佈無償沒收土地用於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農業貸款的利息，防止一切土地方面的投機﹂，像這個綱領的其它大部分項目一樣，向農民提出的這些諾言也沒有兌現，只有最後一點防止土地投機除外。在一九三八年，納粹統治了五年之後，土地分配仍然是比西方任何國家還要不均衡。在那一年的官方︽統計年鑒︾中公佈的數字表明，二百五十萬戶最小農戶所有的全部土地，比為數只占一％的最大農戶的土地還要少。納粹獨裁政權，像共和國的歷屆社會黨一資產階級政府一樣，不敢去分座落在易北河以東的容克地主們的龐大的封建莊園。

　　雖然如此，納粹政權卻的確開始實行過一個全面的新農業計畫，輔之以很多大談其﹁Ｂｌｕｔ　ｕｎｄ　Ｂｏｄｅｎ﹂︵﹁血統和土地﹂︶以及農民是社會中堅和第三帝國的主要希望的動聽宣傳。為了實現這個新計畫，希特勒任命了瓦爾特‧達里來負責。達里是納粹黨裡為數極少的那些雖然信奉大部分納粹神話卻對本行極為精通的領袖之一。他是一個受過相當專業訓練的傑出的農業專家，曾在普魯士農業部和全國政府農業部裡工作過。他兩次都因跟上級不合而被迫離職，在一九二九年退隱到他在萊茵區的家裡，寫了一本叫做︽農民是北歐人種生命的源泉︾的書，這樣一個書名是必然會引起納粹黨人的注意的。

　　魯道夫‧赫斯把達里引見給希特勒，後者對他產生了很好的印象，就委託他為黨擬定一個適當的農業計畫。

　　休根堡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去職後，達里就當了糧食與農業部長。到了九月，他已把他的改造德國農業的計畫準備就緒。在那一個月裡，頒佈了兩項基本法律，把整個生產和銷售的結構重新組織過，目的是為了確保農民獲得較高的價格，同時使德國農民處於一種新的地位｜｜說來矛盾，辦法是使他們重新處於一種非常古老的地位：像封建時代一樣，土地是限定繼承的，農民和每代的繼承者被迫永久附屬於他們的那一片土地︵如果他們是亞里安德國人的話︶。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農場繼承法，是一種把農民推回到中古時期去而又保護他們在現代貨幣時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凡是占地三百零八英畝︵合一百二十五公頃︶足以使一個家庭衣食溫飽的田地，一概被宣稱為受到古代的限定繼承法約束的世襲地產。它們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債務無力清償而沒收。在所有主死後，它們必須按當地的習慣傳給長子或者幼子，或者傳給最近的男性親屬。繼承人有義務照顧兄弟姊妹們的生活和教育，直到他們成年。只有一個能夠證明他的血液的純潔性可以一直回溯到一八○○年的亞里安德國人，才能擁有這樣一片田地。這項法律規定，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獲得農民的﹁光榮稱號﹂。如果他違反﹁農民慣例﹂，或者因為沒有能力或其它原因而不再積極耕作的時候，他就喪失了這個稱號。這樣，負債累累的德國農民在第三帝國的開始時期得以不致因債務無力清償而喪失土地，或者眼看著他的土地逐漸減少︵因為沒有必要出賣部分土地來償債︶，但是在同時，他就像封建時代的農奴那樣不可改變地被限定在這塊田地上。

　　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個方面，都受到德國糧食局的嚴格管理。這是達里根據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的一項法律而設立的一個龐大的組織；對農業生產、銷售和加工處理的每一個可以想得到的方面都有權管理。達里以全國農民工作領袖的資格親自擔任這個組織的領導。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使農民獲得穩定而有利的價格和使德國糧食自足。

　　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農民很久以來一直覺得自己在一個似乎只以企業界和勞工界的利益為懷的國家裡被忽視了，如今一旦發現受到很大的注意並被稱為民族英雄和光榮公民，在開始的時候，當然是感到得意的。達里又任意把農產品價格定在一個有利可圖的水準上，而使農民得到較前為高的收入，這就使他們更加高興了。在納粹統治的頭兩年中，農產品批發價格上漲了二十％︵蔬菜、乳製品和牲畜還要漲得多上些︶，但是這種好處由於農民必需購買的東西的價格，尤其是機械和肥料的價格的同樣上漲而抵銷了一部分。

　　至於糧食自足，這是納粹領袖認為必要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在策劃戰爭，這在下文將要談到。但是這個目標永遠沒有達到，而且把德國這樣的土地品質和數量跟它的人口聯繫起來看，這也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儘管納粹在大肆宣傳﹁生產戰鬥﹂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這個國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達到八十三％的自足。只是在征服了外國領土後，德國人才有足夠的糧食來使他們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撐得那麼久。

第三帝國的經濟

　　希特勒在頭幾年中所以能獲得成功，其基礎不僅在於他在外交方面的許多不流血征服的勝利，而且在於德國的經濟恢復。這種經濟恢復，黨內人士甚至某些國外經濟學家都稱之為奇蹟。而且在很多人看來，也確乎是個奇蹟。失業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現在已緩和了，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達六百萬人，四年以後已減少到一百萬人不到。國民生產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增長了一百零二％，國民收入則增加了一倍。在一個觀察家看來，德國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忙忙碌碌景象很像一所龐大的蜂房。工業的機輪發出來的聲音隆隆不絕，每個人都忙碌得像個蜜蜂似的。

　　納粹的經濟政策多半是由沙赫特博士決定的，因為希特勒討厭經濟學，而且對此幾乎一竅不通。納粹經濟政策在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大事擴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人企業，以此來使失業人員就業。政府的經費由發行特別的失業證券來提供，對籌集資本和增雇人員的企業則慷慨地減免它們的賦稅。

　　但是德國的復興的真正基礎是重整軍備，納粹政權從一九三四年起就使企業界和勞工界，還有將軍們的精力都用在這個目標上。納粹的辭彙中開始稱德國的整個經濟為Ｗｅｈ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戰爭經濟︶，這種戰爭經濟經過處心積慮的籌畫，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前的一段和平時期，也能有效用。魯登道夫將軍一九三五年在德國出版了一本題為︽總體戰︾︵︽Ｄｅｒ　Ｔｏｔａｌｅ　Ｋｒｉｅｇ︾︶的著作，這個書名在英文中誤譯為︽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ａｒ︾︵︽在作戰中的國家︾︶。他在這部著作裡強調說，有必要在跟其它一切方面同樣的極權基礎上動員國家的經濟，以便恰當地準備總體戰。這種主張在德國人中間不是完全新的東西，因為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普魯士，我們已經談到過，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約七分之五都是用在軍隊上的，而且那個國家的整個經濟一向被認為主要是實現軍事政策而不是實現人民福利的一種工具。

　　現在就是由納粹政權來把﹁戰爭經濟﹂適用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了。其結果正如軍事經濟參謀部長官格奧爾格‧湯瑪斯少將所總結的：﹁一個國家，像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迫那麼做的那樣，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已有意識地和有步驟地把它的全部經濟力量都用來準備適應戰爭的需要，在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德國，不用說，並不是﹁被迫﹂在這樣一種規模上準備戰爭的，這是希特勒有意識地作出的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秘密國防法中，他委任沙赫特為負責戰爭經濟的全權總代表，命令他﹁在和平時期就開始進行他的工作﹂，賦與他﹁指導經濟備戰工作﹂的權力。這位舉世無雙的沙赫特博士沒有等到一九三五年春天就在開始建立德國的戰爭經濟了。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他出任經濟部長後不到兩個月，他向元首提出了一個︽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為止的戰爭經濟動員工作情況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得意地強調說，他的部﹁已負責從事經濟備戰工作﹂。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他被任命為負責戰爭經濟的全權總代表以前四星期，他向希特勒上了一個個人的條呈，開頭的話是﹁迅速而充分地實現軍備計畫，是德國政治的唯一問題︵著重體是他自己用的︶；因此其它一切都應當從屬於這一目標﹂｜｜沙赫特向希特勒解釋，因為﹁重整軍備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這是希特勒宣佈徵兵三十六個師的日子︶以前不得不完全偽裝起來，所以必須使用印鈔機﹂來支付開始階段的費用。他還頗為高興地指出，從國家的敵人︵大部分是猶太人︶沒收來的款項以及從凍結的外國帳戶所取得的其它款項，對購買希特勒的槍炮很有幫助。他得意地說，﹁這樣，我們的軍備有一部分是用我們的政治敵人的錢來支付的﹂。

　　雖然他在紐倫堡受審時矢口否認他曾參加納粹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他自稱他所做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實仍然是，對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發動的戰爭，沒有一個人像沙赫特那樣在德國經濟準備方面盡了那麼多的責任。這是軍方所直爽地承認的。在沙赫特的六十壽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一期的軍方刊物︽軍事週報︾稱頌他是﹁使得國防軍的重建工作在經濟上成為可能的人﹂。它又說，﹁多虧沙赫特的手腕和巨大能力，國防軍才得不顧一切貨幣上的困難而從原來的十萬人發展到目前的兵力﹂。

　　為了使第三帝國在進行戰爭方面作好準備，沙赫特把他的得到世所公認的金融奇才的渾身解數都施展了出來。印鈔票只是他的絕招之一。他操縱通貨的神通之廣大竟到了這樣的程度：據外國經濟學家的估計，有一個時期德國的貨幣竟有二百三十七種不同的價值。他同幾十個國家談判了︵對德國︶驚人有利的物物交易，而且使正統經濟學家感到驚奇的，他竟用事實表明：你欠一個國家的錢愈多，你同它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為一個沒有什麼流動資金和幾乎沒有財政準備金的國家創造信用的本領真是一種天才的傑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說的，是一個操縱聖手的傑作。他發明的所謂﹁米福﹂︵Ｍｅｆｏ︶票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米福﹂票是國家銀行所發行的票據，由國家予以保證，用來支付軍火製造商。這種票據，德國各銀行都接受，最後由國家銀行予以貼現。因為它們既不出現在這個國家銀行的公開報告裡，又不出現在政府的預算裡，所以對德國重整軍備的程度起了保守秘密的作用。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它們專門用來支付重整軍備的費用，共發行了一百二十億馬克。財政部長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卻感到發愁，他有一次向希特勒解釋說，這只不過是一種﹁印刷鈔票﹂的辦法而已。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為經濟獨裁者，雖然他對經濟幾乎像希特勒一樣無知。在他的鐵腕下，開始實行﹁四年計劃﹂，德國轉入了總體戰爭經濟。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使德國在四年後能自給自足，這樣戰時的封鎖就不會使它窒息，進口減到最低限度，對物價和工資實行了嚴格的管制，紅利限定不得超出六％，設立了巨大的工廠，製造人造橡膠、人造織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國自己的原料製成的其它產品，並且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赫爾曼‧戈林工廠，從本國的低級鐵礦砂中煉出鋼來。總之，德國的經濟為戰爭而動員起來，企業家們雖然利潤激增，卻變成了戰爭機器中的齒輪，他們的工作受到了許多限制，需要填寫大量表單，以致於在一九三七年繼任沙赫特為經濟部長和在一九三九年又繼任沙赫特為國家銀行總裁的豐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同官方的通訊，現在占了一個德國製造商的全部商業通訊的一半以上﹂，﹁德國的出口貿易每天有四萬筆交易；然而每一筆交易要填寫多到四十種不同的表單﹂。

　　工商業家原來非常熱情地歡迎希特勒政權，因為他們以為它會摧毀有組織的勞工，讓一個企業家經營無拘無束的自由企業，現在被多如山積的表單檔案壓得透不過氣來，政府又規定他們產品的種類、數量和價格，不斷增加的賦稅又負擔很重，外加受到永遠沒有完的對黨的巨額﹁特別捐獻﹂的剝削，所以變得大為失望了。弗里茨‧蒂森就是這種感到失望的企業家之一，他原是最早、對黨做過數額最大的捐獻的人之一。他在戰爭爆發時逃出了德國，承認﹁納粹政權毀了德國工業﹂。他向在國外碰到的所有人都說：﹁我當時真是個笨蛋！﹂

　　然而，在開頭的時候，企業家們自欺欺人地相信納粹的統治能滿足他們的全部希望。固然，﹁不可變更﹂的黨的綱領中的一些諾言，在他們看來是種不吉之兆：把托拉斯國有化，在批發貿易中分亨利潤，﹁把百貨商店收歸公有，並以低價祖給小商人﹂︵第十六條條文︶，實行土地改革和取消抵押品的利息。但是企業界和金融界人士很快就發現，希特勒毫無一點履行黨綱中任何一條經濟諾言的意思，提出這些激進的諾言只是為了騙取選票而已。

　　在一九三三年的頭幾個月，納粹黨裡有少數激進份子試圖控制企業協會，接管百貨商店，建立一種跟墨索里尼企圖建立的相彷彿的勞資協作國家。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把他們趕走，而代之以保守的企業家。希特勒早期在經濟問題方面的導師、要想取消﹁利息奴役﹂的怪人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獲得了一個經濟部次長的職位，但是他的上司，一生靠貸款收息的保險業巨頭卡爾‧施密特博士，不給他具體工作做，而在沙赫特繼任經濟部長後，就把弗德爾免職了。

　　小商人們曾經是黨的主要支持者，期望希特勒總理會給他們，很大好處，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完蛋了，被迫淪為靠工資為生者。一九三七年十月頒佈的法律乾脆解散了一切資本在四萬元以下的公司，並禁止設立資本不滿二十萬元的新公司。這很快就幹掉了全部小企業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甚至在共和國時期就得寵的大卡特爾，得到了納粹黨的進一步加強。事實上，根據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的一項法律，成立卡特爾成了強制性的事了。經濟部授權組織新的強制性卡特爾，或者命令各公司加入現有的卡特爾。

　　在共和國時期組織起來的多數企業和貿易協會的這種系統，納粹黨依然保持著，雖然根據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根本法，它們在簡化的領導原則下重新組織過，而且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各廠商都必須加入為會員。在一個複雜得令人難以相信的結構的頂上，是德國經濟協會，它的領導者是由國家任命的。它控制著七個全國性經濟團體，二十三個經濟協會，一百個工商協會和七十個手工業協會。在這個迷宮似的組織、經濟部和四年計畫的大量辦公室和機構以及無窮無盡的數以千計的命令和法律中間，即使是最機靈的企業家也常常會弄得暈頭轉向，如果他們要使一家公司的業務能夠開展，他們必須雇請特別律師。為了要打開路子接近那些有權作出決定的負責官員，或者要在政府和貿易協會的無數規則和條例中鑽空子，賄賂貪污的現象就產生了，為數之大在三十年代末期已達到天文學的數字。一個企業家對本作者說，這是﹁一種經濟上的必需﹂。

　　然而，企業家們雖然不能過清靜日子，利潤卻很大。重整軍備的主要受益者重工業的利潤，從興旺年分一九二六年的二％增加到最後一個和平年分一九三八年的六．五％。即使法律限制紅利不得超過六％，對公司也沒有什麼妨礙。正好相反。在理論上，按照法律，凡是超過這個比例的數額就得投資在政府公債上｜｜根本沒有想到要沒收，實際上，大多數公司都把未分配的利潤再度投資在它們自己的企業上，這種未分配的利潤從一九三二年的一．七十五億馬克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五十億馬克，而這一年在各儲蓄銀行裡的全部存款只有二十億馬克，還不及未分配的利潤的一半，這一年以紅利方式經過分配的利潤，總數也只有十二億馬克。除了巨額利潤外，企業家對希特勒使工人們安分守己也感到高興。不再有不合理的工資要求了。實際上，雖然生活費用上漲了二十五％，工資還減少了一點。尤其是，沒有損失浩大的罷工了，其實，任何罷工都根本沒有了。這種不聽話的表現在第三帝國是Ｖｅｒｂｏｔｅｎ︵禁止︶的。

勞工的農奴狀態

　　在第三帝國中，德國工人被剝奪了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權利，變成了一種工業農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時期農民依附於領主一樣依附於他的雇主。所謂勞工陣線在理論上代替了過去的工會，但是它並不代表工人。按照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創立勞工陣線的法律，勞工陣線是﹁有智力和體力的創造性德國人的組織﹂。它吸收的不僅是工薪生活者，還有雇主和專業工作者。它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宣傳組織，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說的，是一個大騙局。它的目的，正如該法律自己說的，不是保護工人，而是﹁創立一個由全體德國人組成的真正社會性和生產性的社會。它的任務是務使每一個人都應該能夠｜｜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勞工陣線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組織，而是像納粹德國除軍隊以外的差不多每個其它團體一樣，是國家社會黨的一個整體部分，或者，如它的領導者萊伊博士那個﹁說話結結巴巴的醉鬼﹂︵蒂森語︶所說，是﹁黨的一個工具﹂。的確，十月二十四日的法律規定，它的工作人員應當來自黨的隊伍、前納粹黨工會、衝鋒隊和黨衛隊，而他們果真都是這樣的人。

　　在這以前，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頒佈以﹁勞工憲章﹂著稱的全國勞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輕舉妄動而把雇主提高到過去那種具有絕對權力的主人地位｜｜當然雇主還得聽從權力無所不包的國家的干預。雇主變成了﹁企業的領袖﹂，雇員則變成了﹁Ｇｅｆｏｌｇｓｃｈａｆｔ﹂︵﹁下屬﹂︶。這項法律的第二節規定，﹁企業的領袖在與企業有關的一切問題上為雇員和工人作出決定﹂。而且就像在古時候領主該對他的臣民的福利負責一樣，根據這項納粹法律，雇主也得﹁對他的雇員和工人的福利負責﹂。反過來，這項法律說，﹁雇員和工人得對他忠誠﹂，那就是說，他們得加班加點，賣力工作，不得頂嘴和發牢騷，即使在工資問題上也不得如此。

　　工資是由勞工陣線所委任的所謂勞工托事來擬定的。實際上，他們按雇主的願望擬定工資，根本沒有規定要在這類問題上哪怕是徵詢一下工人的意見。雖然在一九三六年以後，因為軍備工業人手不足，有些雇主企圖用提高工資來招引工人，國家的命令仍把工資標準壓著不提高。關於把工資壓得很低這一點，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當政初期說，﹁國家社會主義領導的鐵的原則，就是不允許增加計時工資，而只能用完成得多來增加收入﹂。在一個大多數人的工資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計件為根據的國家裡，這意味著，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們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長時間。

　　同美國相比，把生活費用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差別都算在裡面，德國的工資一向是比較低的。在納粹統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點。德國統計局的數字表明，熟練工人從最蕭條的一九三二年每小時二十．四分降低到一九三六年年中的十九．五分。不熟練工人的工資從每小時十六．一分降低到十三分。

　　一九三六年在紐倫堡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萊伊博士說，勞工陣線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六．九十五美元。德國統計局的數位是全部德國工人的平均收入為每星期六．二十九美元。

　　雖然有幾百萬人獲得了職業，但是全部德國工人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卻從蕭條的一九三二年的五十六．九％減少到繁榮的一九三八年的五十三．六％。同時，資本和企業的收入卻從占國民收入的十七．四％增加到二十六．六％。固然，由於就業人數大大增加，工資和薪水的全部收入從二百五十億馬克增加到四百二十億馬克，增加了六十六％。但是，資本和企業的收入增加得還要多得多，達一百四十六％。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國的宣傳家們，都慣於在公開演說中痛詆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並宣稱他們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對官方的統計數字作一番較為清醒的研究｜｜或許沒有什麼德國人願意傷這種腦筋｜｜就可看出，從納粹的政策中獲得好處最多的是受到痛罵的資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後，德國工人的淨得工資減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稅，對疾病、失業和殘廢保險的強迫扣款和勞工陣線會費以外，體力勞動者，像納粹德國的其它任何人一樣，還經常受到壓力要對納粹黨的各種各樣的慈善事業作愈來愈大的捐獻，這種慈善事業中主要的是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ｌｆｅ︵冬賑︶。許多工人由於不對冬賑捐款，或者捐款的數目被當局認為太少，而丟了飯碗。一個勞工法庭同意這樣立即開除工人，它說，這種不肯捐款的行為是﹁敵視人民社會｜｜要受到最強烈譴責的行為﹂。據估計，在三十年代中期，賦稅和捐獻占去了一個工人工資總額的十五％到三十五％。每星期六．九十五元的收入去掉了這樣一個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來支付房租、準備伙食、添置衣著和作娛樂活動了。

　　像中古時代的農奴一樣，希特勒德國的工人發現他們愈來愈被束縛在勞工的地位上，雖然在這裡束縛住他們的不是雇主而是國家。我們已經看到第三帝國的農民如何被農場繼承法束縛在他的土地上。同樣，農業工人也被法律束縛在土地上而不准離開農村到城市裡去工作。實際上，必須說，這是唯一沒有人遵守的納粹法律；因為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九年之間，有一百多萬︵一百三十萬︶農業工人改行到工商業部門工作。但是對工業工人來說，這種法律卻是貫徹了的。以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的法律為始，各種各樣的政府法令嚴厲禁止工人自由調換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以後，國家就業管理處獨攬職業介紹工作；可以雇用誰擔任什麼工作和在哪裡工作，都得由它們來決定。

　　一九三五年二月實行了﹁工作簿﹂制度，於是一個工人若是沒有工作簿就不能就業。工作簿裡記載著他的技能和就業情況。工作簿不僅使國家和雇主對國內每個雇員的情況獲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來限制工人不能擅自離職。如果他希望離職去找別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這就意味著他不能合法地在別處受雇。最後，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四年計畫辦公室發出了一項特別法令，實行強迫徵募工人制度。每個德國人都有義務做國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沒有充分的理由而擅離工作崗位的，要被罰款和服徒刑。顯然，這種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這樣被徵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經政府就業管理處的同意就無法將他解雇。他得到了鐵飯碗，這是他在共和國時所享受不到的。

　　工資低得只能勉強糊口，控制又嚴得毫無自由活動之餘地，德國的工人，像羅馬的無產者一樣，由他們的統治者提供娛樂來轉移他們對困苦處境的注意。萊伊博士有一次解釋道，﹁我們必須把群眾的注意力從物質方面轉移到精神方面。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比滿足他們的臉皮更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個叫做﹁Ｋｒａｆｔ　ｄｕｒｃｈ　Ｆｒｅｕｄｅ﹂︵﹁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組織。它所提供的東西，我們只能稱之為管制化的娛樂。在二十世紀的一個極權獨裁政體中，或許像以前的這種政體一樣，不僅有必要控制一個人的工作時間，還必須控制他的閒暇時間。這就是﹁通過歡樂獲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納粹黨當政以前，德國有成千上萬個俱樂部，從事於從下棋、踢足球到觀賞飛禽的各種娛樂活動，在納粹統治下，除了在﹁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導下的組織以外，不准許其它有組織的社交性團體、運動團體和娛樂團體進行活動。

　　對第三帝國的一般德國人來說，既然連自己去想辦法玩兒這種事都對你不放心，這個無所不包的官方娛樂組織無疑就聊勝於無了。例如，它使參加勞工陣線的人能夠花極便宜的代價作陸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萊伊博士建造了兩艘二．五萬噸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還包了十艘來供﹁通過歡樂獲得力量﹂作海上遊覽。本作者曾參加過一次這種遊覽，雖然船上生活被納粹黨領袖們組織到了︵使我覺得︶簡直難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國工人們卻似乎玩得很快樂。而且收費便宜之至！例如，到馬德拉，去遊覽一次，連同到這個德國港口去的來回火車費在內一共只花二十五美元，別的遠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許多海濱和湖岸都被接管過來，供數以千計的夏季度假者遊憩，在波羅的海盧根的海濱，要修建能容納兩萬人的旅舍，到戰爭發生時還沒有竣工。在冬天，組織到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十一美元，包括車費、房飯錢、雪履租費和滑雪教練費在內。

　　體育運動的每個部門都由﹁通過歡樂獲得力量﹂所控制，它的組織規模也是龐大的，據官方數字表明，每年參加各種運動的有七百多萬人。這個組織還以極低的票價安排看話劇、歌劇和聽音樂，從而使勞動者得以欣賞比較高級的娛樂，這是納粹官員們常常自誇的。﹁通過歡樂獲得力量﹂還有它自己的由九十件樂器組成的交響樂團。這個樂團不斷在全國巡迴演奏，常常在不常能聽到好音樂的小地方演奏。最後，這個組織接管了在共和國時期辦得很發達的二百多個成人教育機構｜｜起源於斯堪的納維亞的一種運動｜｜並把它們繼續辦下去，雖然在教學中夾雜了大量的納粹思想。到頭來，不用說，這些娛樂費用還是出在工人身上。據萊伊博士說，勞工陣線每年會費收入在一九三七年達到一．六億美元，而在戰爭開始時已超過兩億美元大關，這筆帳是極為含糊的，因為不是由國家而是由黨的財務處掌握的，而後者是從來不公佈它的帳目的。勞工陣線會費收入中撥給﹁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是十％。但是，個人為假期旅行和娛樂所支付的費用，雖然很便宜，在戰爭發生前的一年也達到了十二．五億美元。工資生活者還有一筆重大開支。勞工陣線是納粹黨在德國的最大的一個組織，擁有二五○○萬成員，它成了一個臃腫的官僚政治機構，有數十萬領全薪的職工。事實上，據估計，它的收入中有二十％到二十五％充作了行政費用。

　　希特勒對德國工人搞的騙局，還有一個值得順便提一提。這就是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大眾汽車﹂︶的騙局，﹁大眾汽車﹂是元首心血來潮忽發奇想的產物。他說，每個德國人，或者至少每個德國職工，都應當有一輛汽車，就像美國一樣，當時，德國人每五十個人中才有一輛汽車︵而美國是每五個人有一輛汽車︶，職工們往返是騎自行車或者乘公共車輛代步的。現在希特勒下令要為職工生產只售九百九十馬克︵按官方匯率合三百九十六美元︶的汽車。據說，他本人曾參預了在奧地利汽車工程師斐迪南‧波爾徹博士監督下的這種汽車的實際設計工作。

　　由於私營工業不能生產出只售三百九十六美元的汽車，希特勒下令由國家來製造，並叫勞工陣線來負責這個計畫。萊伊博士的這個組織很快就於一九三八年在布勞恩希威格附近的法勒斯累本著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廠﹂，年產一百五十萬輛汽車，納粹宣傳家們說，﹁比福特公司還要多﹂。勞工陣線撥出了五○○○萬馬克作為資本。但是，這不是主要的經費來源。萊伊博士的巧妙計畫是工人們應當通過一種叫做﹁先付款後得貨﹂的分期購置計畫來自行提供資金一每星期付五馬克，如果一個工人認為他能付得起的話，就付十馬克或十五馬克。在付了七百五十馬克時，買主收到一個定單號碼，他可以在汽車生產出來後就得到它。可憐的工人！在第三帝國時期連一輛汽車也沒有替任何買主生產出來。德國的工資生活者付出了幾千萬馬克，一個芬尼也沒有償還。到戰爭開始時，﹁大眾汽車﹂廠就去製造對軍隊更有用的貨物了。

　　德國工人雖然在這件事情上和其它許多事情上受了欺騙，淪為工資只足糊口的工業農奴，而且不像德國社會的別的任何階層那麼輕易地就信奉納粹主義，或者為納粹黨的不斷宣傳所惑，但是，對於他們在第三帝國的劣等地位，他們似乎並不特別不滿。這樣說是很公平的。要不是德國工人作了極為巨大的貢獻，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拂曉突然闖入波蘭邊境的巨大戰爭機器是絕不可能形成的。不錯，他們是受到管制的，而且還不時受到恐嚇，但是，別人也都是如此，而好幾世紀來的管制已使他們像所有別的德國人一樣習慣於服從命令了，雖然在這種事情上作籠統的概括或許是不明智的，但是作者本人對柏林和魯爾的工人的印象是：雖然他們對納粹政權的諾言多少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們並不比第三帝國的任何其它人更有進行反抗的想法。他們既沒有組織，又缺乏領導，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工人常會這樣反問你。

　　但是，毫無疑問，他們願意接受他們在納粹德國的地位的最大原因是：他們又獲得了職業，而且確信飯碗不會敲破。一個觀察家只要略知一二他們在共和國時期飯碗朝不保夕的情況，就不難瞭解，為什麼只要他們有全日工作在做，他們就似乎並不十分在乎喪失政治自由甚至工會了。他們的活也不錯，在過去，有那麼多人，有多到六百萬人和他們的家屬，雖然有這種自由人的權利，但是由於有了挨餓的自由而失去了意義。希特勒由於取消了挨餓的自由而得以穩穩地獲得了工人階級的支持︵這個工人階級也許是西方世界最有技能、最勤勞和最守紀律的工人階級︶。但是得到他們支持的好處的不是他的幼稚淺薄的思想，也不是他的罪惡打算，而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戰爭物資的生產。

第三帝國的司法

　　從一九三三年的最初幾個星期，當那些當權的人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任意逮捕、毆打和殺害時起，在國家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德國就不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了。納粹德國的司法界名人傲然宣稱：﹁希特勒就是法律！﹂戈林強調了這點，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對普魯士的檢察官們說，﹁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事實確實是如此，這位獨裁者說什麼是法律，什麼就是法律，在緊急的時候，如在血腥清洗時期，他本人就宣稱他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有隨意處死任何人的權力。關於這一點，從他在這個血腥事件後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我們已經看到了。

　　在共和國時期，大多數法官。像多數新教牧師和大學教授一樣，從心底裡不喜歡魏瑪政體，許多人認為，他們所作的判決，是為德意志共和國生活寫下的最黑暗的一頁，從而促成了它的覆亡。但是，至少在魏瑪憲法下，法官們是獨立的，只受法律的管轄，不會被任意撤職，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有憲法第一百零九條限定他必須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們中間大部分人都同情國家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對於很快就在國家社會主義實際統治下所遭到的待遇，卻幾乎沒有什麼準備。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的公務員法適用於一切推事，很快就不僅清除了司法界中的猶太人，而且還清除了那些被認為對納粹主義的信仰有問題的人，或者如這項法律所規定的，﹁那些有跡象表明不再準備在一切時候為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利益執言的人﹂。固然，由於這項法律而被清除的法官不算很多，但是他們受到了警告，知道了他們的職責所在。為了保證他們真正懂得，司法專員兼全國法律工作領袖漢斯‧弗朗克博士在一九三六年告訴法律工作者說，﹁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像黨綱和元首的一些演說中所解釋的，是一切根本法律的基礎﹂。弗朗克博士接著解釋他的意思是：

　　﹁沒有不合國家社會主義的法律的獨立。你們在作出每一次決定時要想一想：﹃如果元首處在我的地位會怎樣決定？﹄對於每一項決定，都要自問一下：﹃這個決定是否符合德國人民的國家社會主義良心？﹄然後你們就會有一種極為堅實的基礎，把這種基礎同國家社會主義人民國家的一致性和你們對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質的認識結合起來，就會使你們在作出決定時具有第三帝國的權威，而且這是永遠的。﹂

　　這似乎足夠明白了，還有下一年︵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一項新的公務員法也是如此，這項法律規定要撤換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員，包括法官在內。此外，所有法官都被迫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聯合會，在那裡他們常常聽到與弗朗克的談話相似的講演。

　　有些法官，不論他們過去多麼反對共和國，對黨的方針卻響應得不夠熱烈。事實上，其中至少有少數人還企圖根據法律來作判斷。從納粹的觀點來說，其中最不好的例子之一，是德國的最高法院國家法院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國會縱火案審判中因證據不足而開釋了四個共產黨被告中的三個。只有頭腦糊塗的荷蘭人範‧德‧盧勃由於招認了而被判定有罪。這事使希特勒和戈林大為冒火，於是不出一個月，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一向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審理叛國案的權力，從這個莊嚴的機構手裡轉移給新的法院Ｖｏｌｋｓｇｅｒｉｃｈｉｓｈｏｆ︵人民法庭︶。人民法院很快就變成了德國最可怕的法庭。它由兩個專職法官和五個由納粹黨官員、黨衛隊和武裝部隊中選出的人組成，後者在表決時佔有多數。對它的判決不得上訴，而且它的審訊通常是秘密舉行的。但是，偶然為了宣傳起見，在作比較輕的判決時，也邀請外國記者去旁聽。

　　這樣，作者本人曾於一九三五年到人民法庭去旁聽過一個案件的審判。這次審判使我覺得倒像戰地臨時軍法審判而不像民事法庭審判。審訊程序一天就結束了，差不多沒有機會提出被告方面的證人︵如果竟有人敢於為一個被控﹁叛國罪﹂的人辯護的話︶，辯護律師都是﹁合格的﹂納粹黨人，他們提出的論據則軟弱得簡直達到荒謬可笑的程度。看看只報導判決結果的報紙，你所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數不幸的被告︵雖然不是在我旁聽的那一天的被告︶都是被判死刑的。沒有公佈過數字，雖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人人畏之如虎的人民法庭庭長羅蘭‧法賴斯勒說，﹁只有四％的被告被處死刑﹂。他後來在戰爭期間因美國人的炸彈命中他正在進行審判的法庭而被炸死。

　　比兇險的人民法庭設立得更早的是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特別法庭︶，它從普通法院那裡接管了政治罪行的案件︶或者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設立這種新法庭的法律所說的﹁陰險地攻擊政府﹂的案件。特別法庭由三個法官組成，他們必須是可靠的黨員，而沒有陪審團。納粹檢察官有權選擇把這種案件提交到普通法院去審還是提交到特別法庭去審，而他總是選擇後者，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個法庭的辯護律師，像人民法庭的辯護律師一樣，得由納粹黨官員認可。有時候即使他們已得到認可，他們的下場仍然很不幸。例如，膽敢代表在血腥清洗中被殺害的天主教行動組織領袖克勞斯納博士的寡婦控告國家對她造成損害的律師們，結果被送到薩赫森豪森集中營去，一直關在那裡，直到他們把控訴正式撤銷時才放出來。

　　希特勒有權使刑事訴訟程序中止進行，有一個時期戈林也有權這樣做。在紐倫堡檔案中發現有一個案件，是司法部長竭力主張對一個秘密警察高級官員和一批衝鋒隊員提出控告，因為他認為已有證據清楚地證明他們犯了對一個集中營的被拘禁者進行最駭人聽聞的酷刑虐待的罪行。他把證據送交給希特勒，元首卻命令停止起訴。戈林在開頭也有這種權力。

　　一九三四年四月，他曾制止了一件控告一個著名企業家的刑事訴訟。後來很快就傳出來，這個被告送了戈林約三百萬馬克。當時在柏林很著名的律師格哈德‧Ｆ‧克拉麥後來說：﹁不能確定是戈林訛詐了這位實業家呢，還是這位實業家賄賂了這位普魯士總理。﹂而已經確定的是戈林使這個案件作罷了。另一方面，元首的代表魯道夫‧赫斯，授權對他認為被判處得大輕的被告採取﹁無情的措施﹂。法院對犯有攻擊黨、元首或者國家的罪行的人的各種審判都列成一份記錄呈交給赫斯，他如果認為懲處得太輕就可以採取﹁無情的﹂措施。這通常是把受難者送到集中營去或者把他殺害。

　　有時候，必須說，特別法庭的法官確是表現出一種獨立精神，甚至忠於法律，在這種情況下，或者是赫斯，或者是秘密警察，就來插手了。例如，我們已經看到，涅穆勒牧師被特別法庭開脫了他的主要罪名而只判處了短期監禁，而他在等候審訊時期已服滿了這段短期徒刑，因此本來就可以回家了，秘密警察卻在他離開法庭時把他架走而送到了一個集中營裡去。

　　因為秘密警察，像希特勒一樣，就是法律。它原來是戈林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為普魯士邦設立的，以代替普魯士邦原來的政治警察ＩＡ處。他起初打算只把它稱為秘密警察處︵Ｇｅｈｅｉｒｎｅｓ　Ｐｏｌｉｚｅｉ　Ａｍｔ︶，但是這個名稱的德文字首縮寫ＧＰＡ發音跟俄文的ＣＰＵ太相似了。一個不出名的郵局職員奉命為這個新機構設計一種免費遞送的郵票圖樣，他提議把它叫做Ｇｅｈｅｉｍｅ　Ｓｔａａｔｓｐｏｌｉｚｅｉ，即﹁秘密國家警察﹂，簡稱ＧＥＳＴＡＰＯ，從而無意中創造了一個先是在德國後來又在國外令人談虎色變的名稱。

　　在開始時，秘密警察實際上還只不過是戈林用來逮捕和殺害反對政權者的一個私人恐怖工具。只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戈林任命希姆萊為普魯士秘密警察的副首腦後，秘密警察才開始作為黨衛隊的一支力量而擴展起來。在這個態度溫和然而具有虐待狂的養雞農民出身的新首腦以及在黨衛隊保安處︵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ｄｉｅｎｓｔ︶處長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這個殘忍成性的青年人的天才領導下，它成了一個惡閻王，對每個德國人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

　　早在一九三五年，普魯士最高行政法院就在納粹黨的壓力下裁決，秘密警察的命令和行動不必經司法複審。政府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頒佈的秘密警察根本法把這個秘密警察組織放在法律之上。法院絕對不得干涉它的活動。正如希姆萊在秘密警察中的得力助手之一瓦爾納‧貝斯特博士所解釋的，﹁只要警察是在執行領導上的意志，它的行動就是合法的﹂。任意逮捕和把受難者拘禁在集中營裡的做法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名字就是Ｓｃｈｕｔｚｂａｆｔ︵﹁保護性看管﹂︶，所根據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法律。我們前已談到，這個法律停止實行憲法中保證公民自由的條款。但是這裡的保護性看管並不是像在較為文明的國家裡那樣保護一個人使他不受到可能的傷害。它是用把他關在鐵絲網後面的辦法來處罰他。

　　在希特勒當權的頭一年，第一批集中營就像雨後春筍似地建立起來了。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就有了大約五十個集中營。它們主要是由衝鋒隊設立的，先給它的受難者以一頓飽打，然後向他們的親戚朋友勒索盡可能多的贖款。這基本上是強敲硬詐。不過，有時候，被拘禁者卻被殺害，通常是出於純粹的虐待狂和殘忍。在紐倫堡審訊時發現了四個這樣的案件，它們是一九三三年春天發生在慕尼黑附近的達豪黨衛隊集中營裡的。每個案件中，被拘禁者都遭到了殘酷無情的殺害，一個是被笞死的，另一個是被勒死的。甚至慕尼黑的檢察官都提出了抗議。

　　由於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的血腥清洗後已不再存在對納粹政權的反抗，所以許多德國人認為大批的﹁保護性看管﹂逮捕和把數以千計的人關在集中營裡的做法會停止了。在一九三三年的耶誕節前夕，希特勒曾宣佈釋放集中營中二萬七千名被拘禁者，但是，戈林和希姆萊規避了他的命令，只有極少數人真正獲釋。後來，內政部長弗立克，這個唯命是從的官僚主義者，曾在一九三四年四月發出秘密命令，對大規模﹁保護性看管﹂逮捕加些限制和減少關到集中營裡去的人數，企圖使納粹凶徒的胡作非為收斂一些，但是希姆萊說服了他放棄這事。這位黨衛隊頭子比這位部長看得較為清楚，知道集中營的目的不僅是處罰納粹政權的敵人，而且擺在那裡威嚇人民，使他們根本不敢想反抗納粹統治。

　　在羅姆遭到清洗後不久，希特勒把集中營交給黨衛隊控制，他們就以不愧為精銳部隊的效率和冷酷無情來組織集中營。守衛的責任專門交給髑髏隊︵Ｔｏｔｅｎｋｏｐｆｖｅｒｂａｅｎｄｅ︶，這個單位的成員是從最強悍的納粹份子中召來的，服役十二年，在黑色軍衣上佩著人所熟見的髑髏和骨頭的肩章。最早的髑髏隊隊長和達豪集中營首任長官希歐多爾‧艾克，被任命負責管理全部集中營。臨時湊合的集中營關掉了，而更大的集中營卻建立起來了。在戰爭發生前，它們還沒有擴展到佔領區裡去的時候為止，主要的集中營是慕尼黑附近的達豪集中營，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代替了柏林附近初期出過名的奧蘭寧堡集中營和薩赫森豪森集中營，專門拘禁婦女的梅克倫堡的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還有，在一九三八年佔領了奧地利以後，在林嗣附近的毛特豪森集中營｜｜這些名字，同以後在波蘭設立的奧斯威辛、貝爾賽克和特萊勃林卡一起，後來成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無人不知的名字。

　　在這些集中營裡，在它們的末日慈悲地來到以前，千百萬無辜的人被殺害，另有千百萬人受到了簡直令人無法想像的殘忍的折磨和酷刑。但是在開頭，在三十年代德國的納粹集中營裡的被拘禁者大概從沒有超過二萬到三萬，後來由希姆萊的人員所發明和執行的許多恐怖措施當時也還不知道。滅絕營、奴隸勞動營、把被拘禁者作為豚鼠供納粹作﹁醫藥研究﹂的營房，都要等到戰爭發生後才出現。

　　但是早期的集中營也並不完全是人道的。我這裡有一份達豪集中營第一任長官希歐多爾‧艾克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為達豪集中營擬訂的條例的抄本，他在成為全部集中營的主管者後把這些條例在各集中營中推廣施行。

　　﹁第十一條犯有下列罪行者以煽動者論處，一律絞死：凡｜｜談論政治，發表煽動言論，舉行煽動集會，組織小集團，與人廝混盤桓；為了將暴行傳聞供反對派宣傳而收集集中營真假情報；接受、隱藏、傳播、外遞此類情報給外國客人等等者。

　　第十二條犯有下列罪行者以聚眾鬧事者論處，當場格殺或以後絞死：凡襲擊守衛或黨衛隊人員，奉派值勤時拒絕服從或工作｜｜或在途中或工作時大聲咆哮、囂叫、煽動或發表演說者。﹂

　　﹁凡是在信函或其它文件中有譭謗國家社會主義領袖、國家和政府言論｜｜︵或者︶頌揚馬克思主義領袖或舊民主黨派自由主義領袖者﹂則予以隔離禁閉兩星期或鞭笞二十五下，這種處罰算是較輕的。

　　同秘密警察相聯的是保安處，它的字首縮寫是Ｓ．Ｄ．。這也是使所有德國人，後來又使佔領區人民望而生畏的縮寫。保安處原來是由希姆萊在一九三二年設立的一個黨衛隊的情報組織，並由他任命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來領導，此人後來以﹁劊子手海德里希﹂的外號聞名國際。保安處起初的任務是暗中監視黨員和報告任何可疑的活動。在一九三四年它也成了秘密警察的情報單位，到了一九三八年，一項新法律賦予它在全國搞情報工作的任務。

　　海德里希以前是海軍中的一個情報官員，在一九三一年二十六歲的時候因為不願跟被他姦污的一個造船商的女兒結婚，被海軍上將雷德爾所撤職。在他的老練的領導下，保安處很快就在全國遍佈羅網，雇用了約十萬名兼職告密者，他們奉命窺察國內的每一個公民，只要發現有被認為是不利於納粹統治的最輕微的言論和活動，他們就報告上去。除非是笨蛋，沒有人不首先看一看有沒有隱藏的保安處錄音器，或者有沒有保安處特務在偷聽，就貿然說一句可能被認為是﹁反納粹﹂的話或者做這種事情。你的兒子，你的父親，你的妻子，你的表親，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書，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組織的告密者；你絕不會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聰明的話，對於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人都不要以為是大概沒有問題的。

　　保安處的專職密探在三十年代大概從未超過三千人，他們大多數是從失意的青年知識份子中招來的，他們是找不到合適的職業或者在正常的社會中找不到著落的大學畢業生。因而，在這些專職密探中間，老是有著一種奇怪的賣弄才學的風氣。他們對研究條頓族考古學、劣等種族頭顱骨和主宰種族優生學這類不是他們本行的問題有著奇怪的興趣。然而，一個外國觀察家卻很難接觸到這些怪人，雖然海德里希本人，一個狂妄自大、冷若冰霜、殘忍無情的人，倒偶爾可以在柏林的夜總會裡看到，四周圍坐著一些他的金頭髮的年輕凶徒。他們不願引人注意，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所致，而且是因為，至少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他們中間有若干人曾因暗中監視羅姆和他的衝鋒隊黨羽而被一個自稱﹁為羅姆復仇者﹂的秘密集團所暗殺，這些暗殺者還把這個標籤插在屍體上。

　　保安處的一個令人感到興趣的、雖然是次要的任務，是查明誰在希特勒的公民投票中投了﹁不同意﹂的票。在紐倫堡的無數檔案中，有一份在科切姆的保安處關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的公民投票的秘密報告：

　　﹁在卡普爾投了﹃不同意﹄的票或廢票的人的名單副本附後。這種控制是這樣實施的：選舉委員會的一些委員把全部選票都標上號碼。在投票時列了一個選民名單，選票是按號碼發出去的，因此後來有可能｜｜找出投了﹁不同意﹂票或者廢票的人。號碼是用脫脂乳寫在選票背後的。

　　新教牧師阿爾弗雷德‧沃爾弗斯所投的票也附上。﹂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一支全國範圍的統一的警察隊伍在德國歷史上首次建立起來，希姆萊被任命為德國警察總監，負責領導，在此以前警察是由各邦分別設立的。這就等於把警察置於黨衛隊的手中，後者自從一九三四年鎮壓羅姆﹁反叛﹂後權力一直在迅速增加，黨衛隊已不僅是禁衛軍，不僅是黨的唯一武裝部門，不僅是新德國的未來領袖們將從中選擇的得寵精華，而且它現在還擁有了警察力量。第三帝國已變成一個警察國家，這是一切極權獨裁政體的不可避免的發展。

第三帝國的政府

　　雖然魏瑪共和國被摧毀了，但是魏瑪憲法卻從未被希特勒正式廢除。說真的，而且說來也好笑，希特勒還以這個遭到他的輕視的共和國憲法作為他的統治的﹁合法性﹂的根據。數以千計的法令｜｜第三帝國除此外沒有別的｜｜是明白地以興登堡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根據憲法第四十八條所簽署的保護人民和國家這個總統緊急法令作為根據的。我們記得，這位年邁的總統是在國會縱火案發生後第二天受了愚弄而簽署這項法令的，當時希特勒竭力使他相信有發生共產黨革命的嚴重危險。這項停止一切公民權利的法令，在整個第三帝國期間一直有效，使得元首能夠以一種長期戒嚴令式的辦法進行統治。

　　國會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通過授權法，把它的立法職能交給了納粹政府，這也是希特勒統治的﹁合乎憲法性﹂的第二個支柱。以後每過四年，一個橡皮圖章似的國會就恭順地再把這個法案延長四年，這位獨裁者從來沒有想到要取消這個一度民主的機構，因為只要使它不民主就行了。到戰爭發生時為止，它一共只舉行過十二次會議，﹁制定﹂過四項法律，沒有進行過辯論或表決，而且除了希特勒發表的演說外，從未聽過別的任何發言。

　　在一九三三年的頭幾個月以後，內閣中就不再有認真的討論了，而在一九三四年八月興登堡逝世以後，內閣就愈來愈不經常舉行會議了，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後，內閣則從來沒有再召開過會議。然而，內閣閣員個人卻擁有很大權力，可以頒佈法令，這些法令在經過元首的批准後就自動地變成了法律。或許是為了使張伯倫首相有個印象而在一九三八年大吹大擂地設立了秘密內閣會議︵Ｇｅｈｅｉｍｅｒ　Ｋａｂｉｎｅｔｔｓｒａｔ︶，實際上是空有其名。它從未舉行過一次會議。德國國防會議︵Ｒｅｉｃｈｓ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ｓｒａｔ︶是在這個政權的初期成立的，由希特勒擔任主席，作為一個策劃戰爭的機構，它一共才正式舉行過兩次會議，雖然它的某些工作委員會倒是極度活躍的。

　　許多內閣職能都交給了一些特設機構，諸如元首代表︵先是赫斯，後來是馬丁‧鮑曼︶辦公室，戰爭經濟全權代表︵沙赫特︶辦公室，行政全權代表︵弗立克︶辦公室和四年計畫代表︵戈林︶辦公室。此外，還有所謂﹁最高政府機構﹂和﹁全國行政機構﹂等等，其中許多都是襲用共和國的。在元首直接管轄下的全國政府執行機構，一共大約有四十二個。

　　德國各邦的議會和政府，我們已經知道，在納粹政權的第一年統一全國時就取消了，邦已淪為省的性質，邦長由希特勒任命。地方自治原來是德國人在民主方面的唯一真正進步的地方，現在也被取消了。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五年之間發佈的一連串法律剝奪了各城市的地方自治權利，把它們置於全國內政部長的直接控制下。內政部長任命它們的市長｜｜如果它們的人口在十萬以上的話｜｜並且根據領袖原則把它們改組過。人口不滿十萬的城市，由邦長任命它們的市長。至於柏林、漢堡和維也納︵在一九三八年奧地利被佔領後︶，希特勒保留了任命它們的市長的權利。

　　希特勒自己有四個辦公室，行使他的獨裁權力：總統︵雖然這個稱號在一九三四年後停止存在了︶府，總理︵這個稱號在一九三九年摒棄不用︶府，黨部，第四個叫做元首府，後者是照料他的私人事務和執行特別任務的。

　　老實說，希特勒對於日常政府事務是感到厭煩的，在興登堡去世而他已鞏固了他的地位後，他就把大部分例行公事交給了他的助手們去處理。像戈林、戈培爾、希姆萊、萊伊和席臘赫這樣的黨員老同志，希特勒聽任他們自由地去分割自己的權力範圍｜｜通常也是利益範圍。沙赫特在起初可以自由地用他能想到的任何手段為不斷增長的政府開支籌措款項。當這些人為了爭權或分贓而發生衝突時，希特勒就出來干預。發生這些爭執，他並不在乎。說實在話，他還常常促成這些爭執，因為這有助於他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而且可以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因此，他對於下列三個人在外交方面互相競爭的醜態似乎覺得高興，他們是外交部長牛賴特、黨的外交事務部首腦羅森堡和里賓特洛甫，後者有自己的﹁里賓特洛甫辦事處﹂來過問外交政策，三人互相傾軋，希特勒讓他們互相敵對的職位繼續存在，這樣來保持他們的不和，直到最後，他選擇了遲鈍的里賓特洛甫擔任外交部長和執行他在外交方面的命令。

　　這就是第三帝國的政府，它由一個龐大而臃腫的官僚系統自上至下按所謂領袖原則來管理，沒有什麼通常被認為是德國人所特有的效率，而是貪污盛行，內訌甚劇，黨領袖們的胡亂干預只有加劇了這種混亂，黨衛隊和秘密警察的恐怖行為更使它辦事無能。

　　在這一個亂哄哄的人堆頂上，站著那個奧地利前流浪漢，他現在已成了除史達林以外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獨裁者。正如漢斯‧弗朗克博士一九三六年春天在一個律師會議上所說的，﹁德國今天只有一個權威，這就是元首的權威﹂。

　　希特勒以這種權威很快地摧毀了那些反對他的勢力，把國家統一起來並且使它納粹化，控制了全國的各種制度和文化，壓制了個人自由，消滅了失業，使工商業的輪子隆隆轉動起來。在當政僅僅三四年後，這是個不小的成就。現在，他轉向了｜｜事實上，他早就已經轉向了｜｜他一生中兩個主要慾望：使德國的外交政策為戰爭和征服服務，創立一個能使他實現他的目標的強大的軍事機器。

　　現在該來談談，這位領導著一個那麼偉大而強有力的國家的異常人物，如何著手達到他的目的的事蹟了，而這個事蹟比現代史上的任何其它事蹟都有更多的檔案足資佐證。

第三編　走向戰爭的道路

第九章　開始的步驟：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
　　　　凡爾賽和約的破壞
　　　　星期六的驚人之舉
　　　　萊因區奇襲
　　　　一九三七年：﹁沒有驚人之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決定命運的決定
第十章　決定命運的奇異插曲：勃洛姆堡、弗立契、牛賴特和沙赫特的倒楣
　　　　馮‧勃洛姆堡陸軍元帥的倒楣
　　　　男爵瓦爾納‧馮‧弗立契將軍的倒楣
第十一章　德奧合併：強奪奧地利
　　　　伯希特斯加登會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四個星期的痛苦：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三月十一日
　　　　許士尼格的垮臺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第一次危機：一九三八年五月
　　　　將軍們的動搖
　　　　反希特勒的密謀的形成
　　　　張伯倫在伯希特斯加登：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
　　　　張伯倫在戈德斯堡：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最後時刻
　　　　﹁黑色的星期三﹂和哈爾德反對希特勒的計畫
　　　　慕尼黑的投降：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三十日
　　　　慕尼黑的後果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砸玻璃窗的一周
　　　　斯洛伐克﹁贏得了獨立﹂
　　　　哈查博士的劫難
第十四章　輪到了波蘭
　　　　順便的小小侵略
　　　　波蘭問題熾熱化
　　　　白色方案
　　　　希特勒對羅斯福的答覆
　　　　俄國的插手：一
　　　　鋼鐵盟約
　　　　希特勒破釜沉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俄國的插手：二
　　　　計畫進行總體戰
　　　　俄國的插手：三
　　　　德國的盟國的猶豫
　　　　齊亞諾在薩爾斯堡和上薩爾斯堡：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
第十五章　納粹｜蘇聯條約
　　　　上薩爾斯堡的軍事會議：八月十四日
　　　　納粹一蘇聯談判：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二十一日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軍事會議
　　　　莫斯科盟國談判的僵局
　　　　里賓特洛甫在莫斯科：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十六章　最後幾天的和平日子
　　　　墨索里尼臨陣膽怯
　　　　﹁密謀份子﹂的歡欣和混亂
　　　　最後六天的和平日子
　　　　最後關頭的德英關係
　　　　最後一天的和平日子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墨索里尼最後一分鐘的調停
　　　　波蘭戰爭變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備忘錄證明過錯在英國

第九章　開始的步驟：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

　　口頭侈談和平，秘密準備戰爭，在外交政策和暗中重整軍備方面做得儘量小心，以避免凡爾賽和約國家對德國採取預防性的軍事行動｜｜這就是希特勒在頭兩年中的策略。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納粹在維也納暗殺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使希特勒險些兒摔了跟斗。那一天中午，黨衛隊第八十九旗的一百五十四名隊員穿著奧地利陸軍制服，闖進聯邦總理府，在相距兩英尺的地方開槍擊中陶爾斐斯的喉部。別的納粹份子佔領了幾個街口以外的廣播電臺，廣播了陶爾斐斯已辭職的消息。希特勒當時正在拜羅伊特一年一度的華格納音樂節欣賞︽萊因的黃金︾︵︽Ｄａｓ　Ｒｈｅｉｎｇｏｌｄ︾︶的演奏，他聽到了這個消息，感到非常興奮，這位偉大作曲家的孫女，坐在附近的家庭包廂裡的弗雷德林‧華格納是個見證，她後來說，兩個副官夏勃和勃魯克納，在她的包廂外休息室裡的電話上不斷聽取維也納來的消息，然後又輕聲告訴希特勒。

　　﹁在演奏結束後，元首極為興奮。當他告訴我們這個可怕的消息時，他更加興奮了｜｜雖然希特勒簡直無法掩藏他的臉上的喜色，但是他像平常一樣在飯館裡講究地點菜吃飯。

　　他說，﹃我必須過去待一小時，讓別人看到我，不然人們會以為我跟這件事有關﹄。﹂

　　人們這樣想是一點也不錯的。我們記得，在︽我的奮鬥︾的第一節裡，希特勒曾寫道，奧地利和德國的重新結合是一個﹁我們一輩子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的任務﹂。在他成為總理後不久，他就委任了一個國會議員希歐多爾‧哈比希特為奧地利納粹黨督察。過了沒有多久，他把流亡在外的奧地利黨領袖阿爾弗雷德‧法勞恩菲爾德安頓在慕尼黑，後者從那裡每天晚上廣播，煽動他在維也納的同志們暗殺陶爾斐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以前的幾個月裡，奧地利納粹份子用德國接濟的武器和炸藥造成了一種恐怖局面，炸毀鐵道。發電廠和政府建築物，暗殺擁護陶爾斐斯的天主教｜法西斯政權的人。最後，希特勒批准了設立一個由幾千人組成的奧地利軍團，駐紮在沿奧地利邊界的巴伐利亞境內，準備在適當時機越過邊界佔領奧地利。

　　陶爾斐斯在下午六時左右因傷重致死，但是這次納粹暴動卻主要由於奪取總理府的陰謀份子過於笨拙而失敗了。由庫特‧馮‧許士尼格博士率領的政府部隊，很快就重新控制了局勢。暴動者雖然由於德國公使出面干涉得到安全引渡到德國去的諾言，後來卻被逮捕了，而且其中有十三個人被絞死。與此同時，墨索里尼急忙動員了四個師，陳兵勃倫納山口，這也使柏林感到不安。

　　而僅僅在一個月以前，希特勒在威尼斯同墨索里尼會晤時還向他提出過不染指奧地利的諾言呢。希特勒馬上就縮回去了。德國官方的通訊社德意志通訊社原來準備交報界發表的歡呼陶爾斐斯的垮臺和宣稱大德意志必然接著產生的消息，急忙在午夜撤回而代之以一條新消息，對﹁殘忍的暗殺﹂表示遺憾，並且宣稱這完全是奧地利的內政。哈比希特被撤了職，德國駐維也納公使也被免職召回。在一個月以前清洗羅姆幾乎遭到陶爾斐斯同樣命運的巴本，火速被打發到維也納去，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恢復﹁正常和友好的關係﹂。

　　希特勒開頭時的興高采烈情緒已為恐懼所代替。巴本說，在他和希特勒商量如何克服這個危機時，希特勒向他叫喊說：﹁我們面臨著新的塞拉耶佛！﹂但是這位元首學到了一個教訓。納粹在維也納的政變，像一九二三年慕尼黑的啤酒館政變一樣，在時間上是不成熟的。德國還沒有在軍事上強大到可以用武力支持這種冒險。它在外交上也太孤立。甚至法西斯義大利也和英法一起堅持應讓奧地利繼續獨立。此外，蘇聯這時正好第一次表示有意同西方一起簽訂一個東方洛逸諾公約，這將會妨礙德國在東方的任何行動。在秋天，它又參加了國際聯盟。在整個一九三四年這個緊要關頭的年分中，離間分化大國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暗淡。希特勒所能做的，只好是口頭侈談和平，暗中繼續重整軍備，等待機會。

　　除了國會以外，希特勒還有其它途徑來向國外傳達他的和平宣傳，那就是外國報刊。這些報刊的記者、編輯和發行人不斷在要求訪問他。那個夾著單片眼鏡的英國人瓦德‧普賴斯和他的報紙︽每日郵報︾，就隨時準備稍有一點暗示就為這位德國獨裁者提供方便。該報到戰爭爆發前夕為止，刊載了一系列的希特勒訪問記。因此，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發表的一篇訪問記中，希特勒告訴普賴斯和他的讀者們：﹁戰爭不會再來了﹂，德國﹁對戰爭造成的惡果比別的任何國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德國的問題不能通過戰爭來獲得解決﹂。在秋天他又向法國復員軍人領袖和眾議員讓‧戈埃重述了這些動聽的話，後者在巴黎︽晨報︾上所撰寫的文章中轉述了這些意見。

凡爾賽和約的破壞

　　與此同時，希特勒一個勁兒地在推行他的加強武裝部隊和為他們購買軍火的計畫。陸軍奉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以前把它的兵力增加兩倍，從十萬人增加到三十萬人。同年四月，參謀總長路德維希‧貝克將軍獲悉，到明年四月一日元首將公開下令徵兵和公然否認凡爾賽和約的軍事限制。在那時以前，必須保持極端的秘密，戈培爾得到告誡，絕不能讓﹁參謀本部﹂的字樣在報上露眼，因為凡爾賽和約禁止有這個組織。在一九三二年以後，德國陸軍的軍官名單每年都不再公佈了，以免由於軍官名單人數眾多而把擴軍秘密洩漏給外國情報組織。德國國防會議工作委員會主席凱特爾將軍早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就告誡他的助手們說：﹁不得失落任何文件，因為不然敵人就將加以利用來進行宣傳。口頭傳達的事情是無法證實的；是可以賴掉的。﹂

　　海軍也得到警告，要守口如瓶。一九三四年六月，雷德爾跟希特勒有過一次長時間的交談，作了如下筆記：

　　﹁元首的訓令：不能提到排水量二萬五千噸到二萬六千噸的軍艦，只能提到改進的一萬噸的軍艦｜｜元首要求對建造潛水艇一事絕對保守秘密。﹂

　　因為海軍已在開始建造兩艘二萬六千噸的巡洋戰艦︵超過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限度一萬六千噸︶，這兩艘戰艦後來命名為夏恩霍爾斯特號和格奈斯瑙號。凡爾賽和約所禁止建造的潛水艇，也已於共和國時期在芬蘭、荷蘭和西班牙偷偷地建造，最近雷德爾已在基爾儲存了十二艘潛水艇的骨架和部件。當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見到希特勒的時候，他請求准許海軍在﹁一九三五年第一季度的嚴重關頭﹂︵顯然他也知道希特勒打算在那個時候做些什麼︶以前把其中六艘裝配出來，但是元首只是回答說﹁到情況要求開始裝配時，他會告訴我的﹂。

　　在這次會見中，雷德爾還指出，新的造船計畫需要的錢超過他現有的經費，更不必說把海軍人員增加兩倍了，但是希特勒告訴他不必擔心，﹁在萬一需要的時候，他會使萊伊博士從勞工陣線撥出一．二億到一．五億馬克供海軍使用，因為這筆錢仍將對工人有好處。﹂這樣，德國工人交的會費被用來充作海軍擴軍計畫的經費了。

　　戈林在這頭兩年中也在忙著建立空軍。作為名義上是民航的航空部長，他命令製造商們搞軍用飛機的設計。對軍用飛機駕駛員的訓練，在航空體育協會的方便偽裝下立即開始進行了。

　　凡是在那個時期到魯爾和萊茵區工業區參觀的人，看到軍火工廠，特別是四分之三世紀以來德國主要槍炮製造商克魯伯的軍火工廠和伊‧格‧法本這家大化學托拉斯的軍火工廠的緊張活動，可能會覺得觸目驚心。雖然協約國禁止克魯伯在一九一九年以後繼續從事軍火業，但是他的公司實際上並沒有閒著，正如克魯伯在一九四二年德國佔領了大部分歐洲的時候誇口的，﹁軍備的基本原則和坦克上炮塔的設計，在一九二六年就已經搞出來了｜｜關於在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使用的槍炮，最重要的那些種類在一九三三年就已經完全齊備了﹂。法本托拉斯的科學家們曾在第一次大戰初期英國的封鎖切斷了智利對德國的正常的硝石供應後，發明了利用空氣製造人造硝酸的方法，使德國避免很早垮臺。現在在希特勒統治下，這個托拉斯著手使德國在現代戰爭不可缺少的兩種物資方面能夠自給自足。這兩種物資就是汽油和橡膠，過去一直是必須依賴進口的。從煤裡提煉人造汽油的問題，這個公司的科學家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經實際解決了。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納粹政府命令伊‧格‧法本公司把人造汽油的產量到一九三七年提高到每年三十萬噸。到這時，該公司也發現了如何從煤和德國有充分蘊藏的其它物產中提煉人造橡膠的方法，並且在施科包設立了四個工廠中的第一個，大規模生產人造橡膠。到一九三四年年初，國防會議工作委員會批准了動員約二十四萬個工廠來供應戰爭訂貨的計畫。到了那一年年底，重整軍備的一切方面規模都已異常龐大，顯然再也無法瞞住凡爾賽和約的那些疑懼不安的國家了。

　　以大不列顛為首的這些國家，一直在想承認德國重整軍備這一既成事實，這一事實遠不如希特勒所想像的那樣秘密。它們願意讓德國獲得軍備上的完全平等地位，以換取德國參加歐洲的全面解決辦法。這種解決辦法包括訂立一個東方洛迎諾公約，使東方國家，特別是俄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能獲得像西方國家在洛迦諾公約中所享受到的同樣的安全，而且，不用說，也使德國獲得同樣的安全保證。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絲毫不能瞭解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真可以說是尼維爾‧張伯倫的前驅，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竟提出了給予德國軍備平等的建議。法國斷然反對這種主意。

　　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英國和法國政府聯合一起又提出了包括軍備平等和訂立東方洛跡諾公約的全面解決辦法的建議。上個月，在一月十三日，薩爾居民以四十七．七萬票對四．八萬票的壓倒多數同意把他們的這塊煤產豐富的小地方重新歸於德國，希特勒則趁此機會公開宣稱，德國再沒有對法國的領土要求了，意思是說，德國已放棄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要求。在薩爾和平地重歸德國和希特勒的話所引起的樂觀和善意的氣氛中，英法建議乃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正式向希特勒提出。

　　希特勒在二月十四日所作的答覆是有點含糊其詞的，而從他的觀點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個計畫能使德國公開而毫無拘束地重新武裝，因此，希特勒是表示歡迎的。但是，他對德國是否願意簽訂東方洛迦諾公約這一點卻採取規避態度，簽訂東方洛迦諾公約將使他束住手腳。不能染指他一向宣傳的德國生存空間所在的主要地區。也許可以使英國在這個問題上跟法國分離？法國由於跟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分別訂立了互助協定，所以對東方的安全較為關切。希特勒一定是這樣想的，因為在他的謹慎的答覆中，他建議在舉行總的會談之前先舉行雙邊談判，並邀請英國到德國來舉行初步談判。約翰‧西蒙爵士欣然同意，於是商定三月六日在柏林舉行會談。在這天以前兩天，英國白皮書的公佈引起了威廉街方面的裝模作樣的大怒。實際上，柏林的大多數外國觀察家覺得，這份白皮書是對德國秘密重整軍備的清醒估計，德國加速重整軍備，促使英國也適當地增加了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但是，據說希特勒對此怒不可遏。牛賴特在西蒙前來柏林前夕通知他說，元首患﹁感冒﹂，會談只得延期。

　　不論希特勒有沒有感冒，他突然有了新主意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他把這個新主意變成大膽的行動，有西蒙和艾登在近旁是令人尷尬的。他認為，他已找到一個藉口，可以給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一個致命的打擊。法國政府前不久才提出了一個把軍役期限從十八個月延長到兩年的法案，這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的壯丁人數不足之故。三月十日，希特勒發出了一個試探氣球來探測協約國的決心。好行方便的瓦德‧普賴斯被召了來，讓他對戈林進行了一次訪問。戈林將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德國有了一支空軍｜｜正式地告訴了他。希特勒滿懷信心地等待著倫敦對這種片面廢棄凡爾賽和約做法的反應。結果正如他的所料。約翰‧西蒙爵士告訴下院說，他仍然指望到柏林去。

星期六的驚人之舉

　　三月十六日，星期六｜｜希特勒的大多數驚人舉動都是留在星期六採取的｜｜這位總理頒佈了一項法令：實施普遍軍役制，並規定為和平時期建立十二個軍和三十六個師的軍隊，大約五十萬人，凡爾賽和約軍事限制就此壽終正寢，除非法國和英國採取行動。不出希特勒所料，它們提出抗議，但是沒有採取行動。而且英國政府還趕緊去問，希特勒是否仍然願意接見它的外交大臣。這位獨裁者對這個問題慨然作了肯定的答覆。

　　三月十七日，星期日，是德國的一個歡樂慶祝的日子。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德國的戰敗和屈辱的象徵，被掙脫了。不論一個德國人多麼不喜歡希特勒和他的匪徒式統治，他不得不承認元首已完成了共和國政府連試都不敢一試的事情。在大多數德國人看來，國家的榮譽已經恢復了。這個星期日又是陣亡將士紀念日。我在中午的時候，到國家歌劇院去參觀紀念典禮，在那裡看到了德國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所沒有看到過的場面。整個樓下是一片軍服的海洋，前帝國陸軍的褪色灰制服和尖頂鋼盔跟新軍隊的制服雜在一起，包括有以前還沒有什麼人看到過的德國空軍的天藍色制服。在希特勒旁邊的是馮‧馬肯森陸軍元帥，他是德皇軍隊中唯一還活著的元帥，穿著髑髏驃騎兵的禮服。臺上燈光輝煌，青年軍官像大理石那樣一動不動地站著，高舉著德國軍旗。在他們後面的一巨幅帷幕上，掛著一個極大的銀黑兩色的鐵十字架。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紀念德國陣亡將士的儀式，實際上卻是一個慶祝凡爾賽和約的死亡和德國徵兵制軍隊的復活的歡樂典禮。

　　將軍們，人們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得出來，高興極了。他們像大家一樣，對此也是感到意外的，因為前些日子一直待在伯希特斯加登山間別墅裡的希特勒，沒有把他的想法告訴他們。據馮‧曼施坦因將軍後來在紐倫堡的作證表明，他和他的上司、柏林第三軍區司令馮‧維茨勒本將軍，是三月十六日從收音機中才第一次聽到希特勒的決定的。參謀本部原來是想在開始時先搞一支規模比較小的軍隊的。

　　﹁︵曼施坦因作證說︶如果問到參謀本部的話，它是會建議二十一個師的｜｜三十六個師的數目是希特勒的一種自發的決定。﹂

　　於是其它國家向希特勒發出了一連串空洞的警告。英國、法國和義大利於四月十一日在施特萊沙會談，譴責德國的行動並重申它們支持奧地利獨立和洛迦諾公約。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理事會也表示了對希特勒的魯莽行動的不滿，當即委任了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防止他下次再犯這類行動的步驟。法國看出德國永遠不會加入東方洛迦諾公約，趕忙同俄國簽訂了一個互助協定，莫斯科也跟捷克斯洛伐克訂立了這樣一個協定。

　　從報上的標題來看，這種聯合起來對付德國的姿態多少有些不吉的兆頭，甚至使德國外交部和軍方的若干人士也有些感到不安，但是顯然沒有使希特勒受到影響。畢竟，他冒了一下險而結果安然無事。不過，這仍然不能使他安於已得成就。他認定，現在又該來彈彈他愛好和平的調子，看看是否能在團結起來對付他的大國中間鑽個空子而破壞這種團結。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他又在國會發表了一篇﹁和平﹂演說。作者在國會裡聽過希特勒的大部分演說，這次大概是我所聽到的他的最動聽的，而且無疑是最巧妙的、最能迷惑人的演說之一。希特勒當時顯得心情舒暢，流露出一種不僅是自信的，而且是使他的聽眾感到意外的寬容與和解的精神。演說詞中沒有對譴責他廢棄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的國家表示不滿或蔑視。倒是有著許多保證，說他所要的只是在對大家都公正的基礎上的和平和諒解。他不要戰爭；說戰爭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用處的，而且是令人極端嫌惡的。

　　過去三百年中歐洲大陸上所流的血，跟這些事件對各國所產生的後果，頗不相稱。到頭來法國仍舊是法國，德國仍舊是德國，波蘭仍舊是波蘭，而義大利仍舊是義大利。帝王野心、政治慾望、愛國偏見，造成了大量流血，但在能夠看到的深遠政治變化方面所獲得的結果，就民族情緒方面來說，只不過做到觸及各國的皮毛而已，它並沒有在實際上改變它們的根本性格。如果這些國家僅僅把它們的犧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無疑會更大而且更永久。

　　希特勒宣稱，德國絲毫沒有要征服其它國家的念頭。

　　﹁我們的種族理論認為，每一個企圖征服和統治一個外國民族的戰爭，是一種遲早要使勝利者內部發生變化和削弱，最後使他遭到失敗的事情｜｜由於歐洲已不再有未被佔領的空間，所以每一個勝利｜｜充其量只能造成一個國家居民人數的增多。但是，如果各國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的話，它們可以用一種更簡單和更自然的方法不流一滴淚而做到這一點｜｜︵用︶一種健全的社會政策，用使一國人民更願意增添子女的方法。

　　不！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要和平，是由於它的基本信念。它要和平還由於它認識到這樣一個簡單而樸素的事實：沒有一個戰爭可能在本質上改變歐洲的苦惱｜｜每一次戰爭的主要後果是摧毀國家的精華｜｜

　　德國需要和平，希望和平！﹂

　　他繼續在這一點上大做文章。到最後，他還提出了維護和平的十三點具體建議，這些建議看來非常冠冕堂皇，因此不僅在德國，而且在整個歐洲都造成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在這些建議之前卻有一段提醒人們注意的話：

　　﹁德國已向法國莊嚴地承認和保證了它在薩爾公民投票後決定的邊界｜｜我們從而最後放棄了對阿爾薩斯一格林的一切要求，為了這塊土地，我們曾經進行了兩次大戰｜｜在不咎既往的情況下，德國已和波蘭締結了一個互不侵犯協定｜｜我們將無條件地信守這個協定｜｜我們承認波蘭是一個偉大而具有民族意識的民族的國土。﹂

　　至於奧地利：

　　﹁德國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奧地利的內政，併吞奧地利，或者來一次合併。﹂

　　希特勒的十三點建議的內容是很廣泛的。德國不能在國聯廢除凡爾賽和約以前重回日內瓦。他暗示悅，如果國聯廢除凡爾賽和約，各國的充分平等得到承認的話，那麼德國將重新參加國聯。但是，德國將﹃無條件地尊重﹄凡爾賽和約的非軍事條款，﹁包括關於領土的規定在內。特別是它將支持和履行由於洛迦諾公約而產生的一切義務﹂。希特勒還保證德國將遵守萊茵區的非軍事化。雖然德國﹃隨時﹄都願意參加一種集體安全體系，但是它卻更喜歡雙邊協定，願意和它的鄰邦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它還準備同意英法為洛迦諾公約補充一個空軍協定的建議。﹂

　　至於裁減軍備，希特勒更是準備無所不允的：

　　﹁德國政府願意同意能導致取消最重型武器的任何限制，特別是適用於侵略的武器，如像最重型的大炮和最重型的坦克的任何限制｜｜德國表明願意同意對大炮口徑、戰艦、巡洋艦和魚雷艇的任何限制。同樣，德國政府願意同意對潛水艇噸位的限制，或者完全取消潛水艇｜｜﹂

　　關於這個問題，希特勒向大不列顛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誘餌。他願意把德國的新海軍限制為只有英國海軍力量的三十五％；他又說，這將使德國在海軍噸位上仍比法國低十五％。國外有人提出反對，說這不過是德國的要求的開始而已；對這種反對意見，希特勒答覆說，﹁對德國來說，這個要求是最後的和不變的﹂。

　　在晚上十點過後不久，希特勒的演說到了結束部分：

　　﹁不論是誰，要是在歐洲點起戰火，除了混亂外不能希望得到別的任何東西。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在我們的時代裡實現的將是西方的復興，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國可能對這項偉大的工作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希望和不可動搖的信念。﹂

　　這些話都是和平、理智與和解的甜言蜜語。歐洲的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和政府迫切希望能在任何合理的基礎上，幾乎可以說是在任何基礎上，繼續保持和平。因此這些話正是他們所愛聽的話。不列顛群島的最有影響的報紙倫敦︽泰晤士報︾，幾乎以欣喜若狂的態度來歡迎這些話。

　　﹁｜｜這篇演說結果證明是合理的、直爽的和全面的。凡是本著公正態度來看這篇演說的人，誰也不能懷疑，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張完全可以構成徹底解決德國問題的基礎｜｜一個自由、平等和強大的德國，來代替十六年前強迫它接受和平的戰敗的德國｜｜

　　我們希望，這篇演說將在各地都被認為是一篇誠摯而經過周密考慮的由衷之言。﹂

　　這家大報是英國新聞界之光，它卻要像張伯倫政府一樣，在英國對希特勒的貽害無窮的姑息政策中扮演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角色。但是至少在作者本人看來，該報比政府還要難以原諒，因為，在該報駐柏林記者諾曼‧埃布特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被逐出以前，該報一直從他那裡獲得關於希特勒的作為和目的的報導，這些報導遠較其它外國記者或者｜｜包括英國在內的｜｜外國外交人員所提供的報導更能顯示端倪。雖然他在那些日子裡從柏林發給︽泰晤士報︾的報導有很多都沒有發表︵這是他常常向本作者抱怨的，而且是後來得到證實的︶，但是︽泰晤士報︾的編輯們一定是看過他的全部報導的，一定能夠知道納粹德國的真實情況和希特勒的堂皇諾言多麼空洞。

　　英國政府跟︽泰晤士報︾一樣願意和切望把希特勒的建議當作﹁誠摯的﹂和﹁經過周密考慮的﹂，特別是關於德國同意使它的海軍只及英國海軍力量的三十五％那一項建議。

　　當約翰‧西蒙爵士和艾登在三月底對希特勒進行推遲了的訪問時，希特勒曾狡猾地向這位英國外交大臣發出暗示，使對方覺得兩國可能很容易商定一個能保證英國優勢的海軍協定。現在在五月二十一日，他公開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建議，同意德國艦隊只及英國海軍噸位的三十五％，另外在演說中還說了些對英國特別友好的話。他說，﹁德國既沒有打算，也沒有必要，更沒有辦法參加海軍方面的新競爭﹂。所謂競爭是暗指一九一四年以前鐵必制在威廉二世的熱烈支持下建立一個遠洋艦隊同英國艦隊相匹敵的事，對這層意思，英國顯然是不會不懂的。希特勒接著說，﹁英帝國需要在海上有一支優勢的保護力量，德國政府瞭解這一點極其重要，也瞭解其理由｜｜德國政府真誠地希望能夠同英國人民和國家建立並保持一種將能永遠防止再度發生兩國之間曾發生過的這個唯一競爭的關係﹂。希特勒曾在︽我的奮鬥︾中表示過同樣的心情，他在書中著重指出，德皇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與英國為敵和妄想在海軍力量方面同英國競爭。

　　在希特勒這一誘餌的勾引下，英國政府上鉤之快和態度之天真，令人難以相信。這時里賓特洛甫已經成了希特勒的外交信僮，他應邀在六月間到倫敦去進行海軍談判，里賓特洛甫是個要面子而又不懂策略的人，他告訴英國人說。希特勒的建議是不能談判的：他們要麼接受要麼拉倒。結果英國人竟接受了。他們自以為對自己有好處，就著手取消凡爾賽和約的海軍限制，事先既沒有和施特萊沙陣線的盟國法國和義大利商量，儘管它們也是海軍國家而且對德國的重整軍備和無視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感到很大不安，甚至也沒有通知國際聯盟，雖然從名義上來說，凡爾賽和約是歸國際聯盟來保障的。

　　即使柏林頭腦最簡單的人也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來，倫敦政府同意讓德國建立一支像英國海軍三分之一那樣大的海軍，就是讓希特勒放手去儘快地建立一支海軍，這可以使他的造船廠和鋼鐵廠開足馬力，忙上十年。因此這不是一種對德國重整軍備的限制，而是鼓勵德國在它能力範圍之內設法儘快在海軍方面重整軍備。

　　英國政府對法國則雪上加霜，為了實現對希特勒的諾言，竟拒絕將它所同意的德國建造軍艦的種類和數目告訴它的最親密的盟國，而只說德國潛水艇噸數｜｜德國建造潛水艇是為凡爾賽和約所明白禁止的｜｜將為英國的六十％，如果發生特殊情況，則可能為英國的一百％。實際上英德協議准許德國建造五艘戰艦，它們的噸位和武裝將比已在海上的任何英國軍艦的噸位和武裝還要大，雖然官方數字是假造出來欺騙倫敦的｜｜二十一艘巡洋艦和六十四艘驅逐艦。這些軍艦在戰爭爆發時並沒有全部建造起來或者完成，但是其中已有足夠數量的軍艦和潛水艇準備就緒，使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年受到重大的損失。

　　墨索里尼充分地注意到了﹁艾爾比恩的背信﹂。英國能姑息希特勒，他也可以利用。而且，英國不顧凡爾賽和約的自私態度促使他相信，倫敦可能不會過於認真計較對國際聯盟盟約的蔑視。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他就公然不顧國際聯盟盟約而派遣他的軍隊侵入古老的多山王國阿比西尼亞。國聯在英國的帶頭下和法國的半心半意的支持下｜｜後者認為從長遠來說德國是個更大的危險｜｜迅速表決要進行制裁。但是這只是局部制裁，而在實行時又縮手縮腳，因此並沒有阻止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亞，倒是毀壞了法西斯義大利跟英法的友誼，讓對付納粹德國的施特萊沙陣線壽終正寢。

　　在這一連串事件中得到最大好處的，不是阿道夫‧希特勒還有誰呢？在十月四日，義大利開始侵略後的第二天，我整天在威廉街跟一些黨和政府的官員們交談。那天晚上的一則日記總結了德國對這種情況估計得多麼快和多麼恰當：

　　﹁威廉街感到高興。墨索里尼可能處理不當，在非洲脫身不得，而削弱他在歐洲的地位，那麼希特勒就可以攫取迄今受到這位義大利領袖保護的奧地利。也可能他將得勝，公然違抗法國和英國，那麼同希特勒聯合起來反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時機就成熟了。兩種情況中不論出現哪一種，希特勒都將得利。﹂

　　這很快就得到了事實的證明。

萊因區奇襲

　　我們已經看到，希特勒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國會發表的﹁和平﹂演說，曾使全世界，尤其是英國，得到很深的印象，在這篇演說中，他曾提到，由於俄國和法國簽訂的互助協定而使洛迎諾公約有了﹁一個在法律上不安全的因素﹂。這個協定是三月二日在巴黎和三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簽署的，但是，直到這一年年底還沒有被法國議會所批准。德國外交部在一個致法國政府的正式照會中促請巴黎注意這個﹁因素﹂。

　　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國大使弗朗索瓦｜龐賽和希特勒進行過一次會談。在這次會談中，希特勒對法蘇協定進行了﹁滔滔不絕的攻擊﹂。弗朗索瓦一龐賽向巴黎報告說，他深信希特勒打算利用這個協定作為佔領非軍事化的萊因區的藉口。他又說，﹁希特勒現在唯一猶豫的是考慮採取行動的適當時機﹂。

　　弗朗索瓦一龐賽大概是柏林消息最靈通的大使，他的話不會是隨便亂說的，雖然他無疑地並不知道，早在該年春天，就是在希特勒在國會保證他將尊重洛迦諾公約和凡爾賽和約領土條款以前十九天的五月二日，馮‧勃洛姆堡將軍就已經向三軍發出了第一個指令，要他們準備擬出重新佔領非軍事化的萊因區的計畫。這次行動的代號叫做Ｓｃｈｕｌｕｎｇ︵訓練︶，它要﹁以閃電速度的突然一擊﹂來完成。它的計畫工作極為秘密，﹁只有極少數軍官可以知道﹂。的確，為了保密，這個命令是勃洛姆堡親筆手書的。

　　六月十六日，在德國國防會議工作委員會的第十次會議上進一步討論了進軍萊因區的計畫。在會上，剛剛就任國內防務處處長的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上校報告了這個計畫的各項細節，並強調了保持最嚴格秘密的需要。他告誡說，若不是絕對必要，不要把有關的任何東西寫下來；他又說，﹁這種材料毫無例外地都必須保存在保險箱裡﹂。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的整個冬天，希特勒一直在等待他的機會。他不能不注意到，法國和英國正在忙著想制止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侵略，但是墨索里尼似乎逃脫了懲罰。國際聯盟儘管大肆宣傳說要制裁，可是，它實在無能為力來制止一個已下定決心的侵略者。在巴黎，法國議會似乎並不忙著要批准同蘇聯簽訂的協定；右派人士中有日益強烈的情緒反對這個協定。希特勒顯然認為，法國眾議院或者參議院很有可能拒絕批准同莫斯科的聯盟。如果那樣的話，他就不得不為﹁訓練﹂另找一個藉口。但是，這個協定終於在二月十一日向眾議院提出了，而且在二十七日以三百五十三票對一百六十四票獲得通過。兩天後，三月一日，希特勒作出了他的決定，這是多少使將領們感到驚惶的，因為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認為，法國會把集結起來要佔領萊因區的少量德國部隊徹底殲滅。但是，在第二天，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勃洛姆堡遵從他的主子的訓示而發出了佔領萊因區的正式命令。他告訴武裝部隊的高級指揮官們說，這必須是一個﹁突然的行動﹂。勃洛姆堡預料這是一個﹁兵不血刃的行動﹂。如果結果不是那樣，就是說法國竟然為此而戰的話，那麼總司令保留﹁決定任何軍事上反措施的權利﹂。實際上，我在六天後知道，而且將領們後來在紐倫堡作證時證實，這些反措施是什麼，勃洛姆堡心中早已有數了：趕緊從萊因河對岸撤回！

　　但是，法國已經由於內爭而陷於癱瘓，法國人民則陷在失敗主義的情緒中，在少數象徵性的德國部隊三月七日凌晨越過萊因河橋樑而進入非軍事區時，法國人是不知道勃洛姆堡的這個打算的。在上午十時，唯命是從的外交部長牛賴特召見了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的大使，把萊因區來的消息通知他們，交給他們一個廢除希特勒剛剛破壞的洛迎諾公約和提出新的和平計畫的正式照會！弗朗索瓦一龐賽苦笑說：﹁希特勒打了他的對手一記耳光，而他在這樣做時還要說，﹃我向你提出了和平的建議！﹄﹂

　　說真的，兩小時後這位元首就站在國會的講壇上，向一群興奮若狂的人講演，說明他對和平的希望和他的保持和平的最新想法。我到克羅爾歌劇院去看這個場面，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因為這個場面固然很動人，但又令人寒心。希特勒在大談了一通凡爾賽和約的壞處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後，不慌不忙地宣稱，由於法國和俄國簽訂協定，洛迦諾公約已經失效，而這個公約不像凡爾賽和約，是德國自願簽訂的。隨後的場面，我把它記在我當晚的日記裡。

　　﹁﹃德國不再認為受到洛迦諾公約的約束︵希特勒說︶。為了德國人民維護他們邊界的安全和保障他們的防務的根本權利起見，德國政府已從今天起重新確立了德國在非軍事區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主權！﹄

　　這時，六百名議員，希特勒一手指定的人，這些小人物個個都是體格魁梧的彪形大漢，頭髮剪得短短的，肚子挺得鼓鼓的，穿著褐色制服和長統皮靴｜｜像機器人一樣倏地站起來，右臂向上伸出作納粹式敬禮，口中高呼﹃萬歲﹄｜｜希特勒舉起他的手，表示要他們安靜下來｜｜他以沉著而宏亮的聲音說：﹃德國國會議員們！﹄全場鴉雀無聲。

　　﹃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在德國的西部各省，德國軍隊此刻正在開進他們未來的和平時期駐防地，在這個時候，讓我們一起用兩個神聖的誓約團結起來。﹄

　　他不能再說下去了。對這幫﹃議會﹄暴眾來說，德國士兵已經在開進萊因區還是新聞。他們日耳曼血液中的全部黷武主義精神湧上了腦袋。他們大叫大喊地跳了起來｜｜他們的手舉起來作奴性的敬禮，他們的臉因為歇斯底里而變了樣，他們張大嘴，叫喊不休，他們的眼睛閃耀著狂熱的光芒，一致看著這個新的上帝，這個救世主。這個救世主扮演他的角色精采極了。他低垂著頭，好像是極其謙遜的樣子，耐心地等待著他們安靜下來。然後他仍然以低沉而抑制著感情的聲音說出了這兩個誓約：

　　﹃第一，我們宣誓：在恢復我們民族的光榮的時候決不屈服於任何力量｜｜第二，我們保證：我們現在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努力地求得歐洲各國人民之間的諒解，特別是同我們的西方鄰邦之間的諒解｜｜我們在歐洲沒有領土要求！｜｜德國將永遠不會破壞和平！﹄

　　歡呼之聲，經久不息｜｜少數將領走了出來。但是，在他們的笑容下面，你不能不察覺到一種神經不安的痕跡｜｜我碰到馮‧勃洛姆堡將軍｜｜他的臉色蒼白，他的面頰在抽搐。﹂

　　這是有道理的。這位五天前發出了親筆手書的進軍命令的國防部長，現在嚇喪了膽。第二次我獲悉，他曾下令，如果法國人採取敵對行動，他的軍隊就從萊因河對岸撤回。但是法國一動也沒有動。弗朗索瓦一龐賽說，在他上年十一月提出警告以後，法國最高統帥部曾詢問過政府，如果事實正如大使所說的那樣發生的話，它該怎麼辦。他說，答覆是：政府將向國際聯盟提出這件事。實際上，當這次打擊發生時，倒是法國政府要採取行動而法國參謀本部反而退縮了。弗朗索瓦一龐賽說，﹁甘末林將軍說，一個戰鬥行動，不論多麼有限，都可能招致無法預言的意外情況，因此不頒佈總動員令，就不能速然採取﹂。參謀總長甘末林將軍所願意做的和實際上能做的，充其量是集中十三個師在德國邊界附近，但只是為了加強馬奇諾防線。即使這樣，這也足以使德國最高司令部嚇壞了。勃洛姆堡在約德爾和大多數最高級軍官的支持下，要撤回已經越過萊因河的三個營。正如約德爾在紐倫堡作證時所說，﹁以我們當時的處境來說，法國的掩護部隊本來是可以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的﹂。

　　這本來是可以做到的｜｜而如果果然那樣做了的話，那就差不多一定會是希特勒的末日，隨後的歷史也會有跟原來大不相同和較為光明的轉折，因為在這樣一場大失敗之後，這位獨裁者絕不能不垮臺。希特勒自己也是這樣承認的。他後來承認，﹁我們如果撤退，就會招致崩潰﹂。這時，像在後來的許多危機中一樣，只是由於希特勒沉得住氣，才挽救了局面，而且使勉強從命的將領們感到奇怪的是，還帶來了成功。但是對他來說，當時也不是好過的。

　　他的譯員保羅‧施密特聽見他後來說：﹁在進軍萊因區以後的四十八小時，是我一生中神經最緊張的時刻。如果當時法國人也開進萊因區，我們就只好夾著尾巴撤退，因為我們手中可資利用的那點點軍事力量，即使是用來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夠的。﹂

　　他由於相信法國人不會進軍，所以斷然拒絕了態度動搖的總司令部的一切撤退建議，參謀總長貝克將軍要元首至少公開宣稱他不會在萊因河以西地區建築防禦工事，以緩和這次打擊。約德爾後來作證說，這一個建議﹁被元首非常乾脆地拒絕了﹂。原因很明顯，我們不久就會知道。希特勒後來對馮‧倫斯德將軍說，勃洛姆堡的撤退建議完全是一種膽怯行為。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希特勒跟他的老朋友們在大本營吹牛皮，提起萊因區奇襲時，他大聲說道：﹁如果不是我，而是別人當德國的領導人，會發生什麼情況！隨便你們說誰，他都會嚇破膽的。我不得不說謊，但是我的無可動搖的頑強和驚人的沉著，挽救了我們。﹂

　　這話不錯，不過還必須說，他不僅得到了法國人躊躇不定的幫助，而且還得到了他們的英國盟友因循苟安的幫助。法國外交部長皮埃爾‧艾蒂安‧佛蘭亭三月十一日飛往倫敦，請求英國政府支持法國在萊因區採取軍事上的對抗行動。他的請求沒有生效。英國不願冒引起戰爭的危險，雖然盟國對德國佔有壓倒的優勢。正如洛提安勳爵所說，﹁德國人終究不過是進入他們自己的後院而已﹂。甚至在法國外交部長到達倫敦以前，在上年十二月就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安東尼‧艾登，曾在三月九日告訴下院說，﹁德國軍隊佔領萊因區是對條約的神聖性這個原則的一個重大打擊﹂。他又說，﹁幸而，我們沒有理由假定德國目前的行動有引起敵對行動的危險﹂。

　　然而，根據洛迦諾公約的規定，法國是有權對德軍進入這個非軍事區採取軍事行動的，而且根據這個條約，英國是有義務以它自己的武裝部隊來支持法國的。倫敦會談的沒有結果，向希特勒證實，他最近的冒險又僥倖得逞了。

　　英國人不但不敢冒引起戰爭的危險，而且再一次把希特勒最近提出的一次﹁和平﹂建議當真。在三月七日交給三國大使的照會中，以及在他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希特勒建議跟比利時和法國簽訂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協定，由英國和義大利作保證；跟德國東方諸鄰國簽訂同樣的互不侵犯協定；同意法德邊界兩邊都非軍事化：最後是，重新加入國際聯盟。希特勒的誠意很可以從他的使法德邊界兩邊非軍事化的建議察出真偽，因為這將迫使法國廢棄它對付德國突然襲擊的最後一個依靠｜｜馬奇諾防線。

　　在倫敦，受人尊敬的︽泰晤士報︾一方面對希特勒侵入榮因蘭的輕率行動表示遺憾，同時卻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重建的機會︾的社論。

　　現在回顧起來，很容易明白，希特勒在萊因區的冒險成功給他帶來的勝利，其後果之驚人和重要，超過了當時所能想像的程度。在國內，這個勝利加強了他的聲望和權力，達到了過去沒有一個德國統治者曾經達到過的高度。這個勝利確定了他駕臨於他的將領們之上的地位，因為他們曾在一個成敗關鍵時刻躊躇動搖，而他卻保持著堅定。這個勝利告訴他們，在對外政治甚至軍事問題上，他的判斷比他們來得高明。他們曾經擔心法國會作戰：他則知道得更清楚。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萊因區的佔領，雖然只是一個很小的軍事行動，卻為在歐洲的廣大的新機會打開了道路。看來只有希特勒瞭解到這點，在英國則只有邱吉爾。因為歐洲不但由於三營德軍馳越萊因河橋樑而嚇喪了膽，而且它的戰略形勢也因此而無可挽回地改變了。

　　反過來，現在回顧起來，同樣很容易明白，法國沒有擊退這幾營德國軍隊，英國沒有在至多是一個警察行動中支持法國，這對西方來說是一個災禍，而且日後還會帶來為害甚至更大的災禍。一九三六年三月，這兩個西方民主國家本來有個最後的機會，可以不冒引起重大戰爭的危險，而制止武裝起來的、侵略成性的、極權主義的德國的興起，而且事實上可以使這位獨裁者和他的政權垮臺，我們知道，這也是希特勒所承認的。但是它們放過了這個機會。對法國來說，這是末日的開始。它在東方的盟國俄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突然面臨這樣一個事實：法國不願進行戰鬥來反對德國侵略，以維護法國政府自己曾帶頭費了很大的勁才建立起來的安全體系。但是問題還不止於此。這些東方盟國開始瞭解到，即使法國不是那麼因循苟安，由於德國拼命地在法德邊界後面建築一道西壁防線，法國也很快就會無法給予它們很多援助。它們知道，這條堡壘防線的建立，很快就會改變歐洲的戰略形勢而對它們不利。法國有一百個師，尚且不敢去擊退三營德軍，那麼在德國軍隊攻擊東方時，它們就更難指望法國願意讓它的青年人流血犧牲來襲擊難以攻破的德國工事了。但是，即使法國竟然出乎意料而這樣做了，也仍然會是徒勞無益的。今後法國只能在西方牽制住一小部分德國軍隊。其餘的不斷增長的德軍卻可以騰出身來對德國的東方鄰國作戰。

　　美國駐法大使威廉‧Ｃ‧布立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柏林訪問德國外交部長時，聽到了關於萊因區防禦工事在希特勒戰略上的價值的意見。

　　﹁︵布立特向國務院報告說︶馮‧牛賴特說，德國政府的政策是，在﹃把萊因區消化掉﹄以前，在外交方面不作什麼積極的活動。他解釋道，他的意思是說，在法國和比利時邊界上的德國防禦工事修築完竣以前，德國政府將盡一切可能來防止而不是鼓勵奧地利的納粹黨起事，並且將對捷克斯洛伐克推行一種平靜無事的方針。他說，﹃一俟我們的防禦工事修築完竣，中歐各國認識到法國不能隨意進入德境時，所有這些國家就會對它們的外交政策開始有非常不同的想法，一個新的星座就將形成﹄。﹂

　　形成這個新星座的過程現在開始了。

　　許士尼格博士在回憶錄中說，﹁我站在我的前任︵被暗殺的陶爾斐斯︶的墓前，我知道為了保全奧地利的獨立，我不得不採取一條姑息道路｜｜必須避免一切能使德國作為干涉藉口的事情，必須盡一切努力來設法使希特勒容忍現狀﹂。

　　這位年輕的奧地利新總理，曾由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國會公開宣稱﹁德國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奧地利內政，併吞奧地利，或者來一次合併﹂而產生希望；由於義大利、法國和英國在施特萊沙反覆申述它們決心幫助保障奧地利的獨立而感到安心。後來，從一九三三年以來奧地利的主要保護者墨索里尼陷入阿比西尼亞的泥淖中，而且跟法國和英國關係發生破裂。當德國人進軍萊因區並在那裡構築防禦工事的時候，許士尼格博士知道該給希特勒一些滿足了。他開始和狡猾的德國駐維也納公使巴本談判一個新條約。巴本雖然在六月清洗中差一點兒被納粹黨人所殺害，一九三四年六月底在納粹黨人暗殺了陶爾斐斯以後還是來到奧地利，著手破壞奧地利的獨立，為希特勒攫取這位領袖的故國。他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寫報告給希特勒，總結他在維也納的第一年工作時說，﹁國家社會主義必須而且將壓倒奧地利的新思想﹂。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簽訂的奧德協定，按照公佈的全文看來，似乎顯示了希特勒方面的異常的慷慨和容忍態度。德國重申承認奧地利的主權，保證不干涉它的鄰邦的內政。反過來，奧地利保證，它在外交政策中將始終按照它承認自己是﹁一個日耳曼國家﹂的原則行事。

　　但是在這個條約中有秘密條款。許士尼格在這些秘密條款中所作的讓步將使他和奧地利這個小國亡國滅身。他秘密地同意大赦在奧地利的納粹政治犯，以及任命﹁所謂﹃民族反對派﹄﹂｜｜對納粹黨人或納粹黨同情者的一種委婉說法｜｜的代表們擔任﹁政治上負責任﹂的職務。這等於讓希特勒在奧地利安置特洛伊木馬。不久一個維也納律師賽斯一英夸特就爬入木馬中，關於此人，下文再作詳述。

　　雖然巴本已得到希特勒對這個條約內容的同意，並在七月初為此而親自到柏林去了一趟，但是在七月十六日打電話告訴希特勒這個協定已經簽訂時，元首卻對他的使節大發脾氣。

　　﹁︵巴本後來寫道︶希特勒的反應使我感到驚愕。他不但不表示滿意，反而破口大罵。他說，我欺騙他而使他作出了過多的讓步｜｜整個事情是一個圈套﹂

　　而實際上，這是對許士尼格的圈套，而不是對希特勒的圈套。

　　奧德條約的簽訂，表明墨索里尼已失去了對奧地利的控制。可能有人會認為，這將使兩個法西斯獨裁者之間的關係惡化。但是事實正好相反，這是由於在一九三六年發生了一些有利於希特勒的事情的緣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義大利軍隊開進阿比西尼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七月四日國際聯盟正式屈服，取消了對義大利的制裁。兩星期以後，在七月十六日，佛朗哥在西班牙發動了軍事反叛，內戰爆發。

　　希特勒正在拜羅伊特的華格納音樂節上欣賞歌劇，這是他每年這個時候的慣例。七月二十二日晚上，在他從劇院回來以後，一個從摩洛哥來的德國商人，在當地納粹黨領袖的陪同下，帶了一封佛朗哥的緊急信到達拜羅伊特。這個叛軍領袖需要飛機和其它援助。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和馮‧勃洛姆堡將軍召來，他們正好也在拜羅伊特。就在那個晚上，作出了援助西班牙叛亂的決定。

　　雖然德國對佛朗哥的援助從沒有像義大利給予的那樣多︵義大利除了大量武器和飛機以外，還派遣了六七萬軍隊︶，可是德國的援助也相當可觀。德國人後來估計，除了供應飛機、坦克、技術人員和那個由於把西班牙市鎮蓋爾尼卡夷為平地和把它的居民全部炸死而著名的空軍部隊禿鷹軍團以外，他們在這個冒險事業上花費了五億馬克。同德國自己的大規模重整軍備比起來，這是不算多的，但是希特勒得到的好處不少。

　　這件事使得法國的邊界上有了第三個不友好的法西斯國家。它加劇了法國右派和左派之間的內訌，從而削弱了德國在西方的主要勁敵。最重要的是，它使英法和義大利不再可能修好，從而驅使墨索里尼落入希特勒的懷抱。而巴黎和倫敦的政府在阿比西尼亞戰爭結束後則一直在希望能和義大利重修舊好。

　　從一開始，元首對西班牙的政策就是算盤打得很精、眼光看得很遠的。對繳獲的德國檔案作一番仔細研究，就可以明白希特勒的目的之一是延長西班牙內戰，以使西方民主國家和義大利保持不和，把墨索里尼拉到他這邊來。德國駐羅馬大使烏里希‧馮‧哈塞爾當時還沒有認識到納粹的野心和手段，後來他認識到了，卻為此而喪了命。他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向威廉街報告說：

　　﹁在義大利跟法國和英國的關係上，西班牙衝突所起的作用可以跟阿比西尼亞衝突相比，即清楚地暴露了這些國家的對立的實際利益，從而防止了義大利為西方國家所拉攏並為它們所利用。爭奪西班牙政治統治勢力這一鬥爭，暴露出義大利和法國固有的對立；同時義大利在地中海西部的強國地位又跟英國的地位發生了競爭。義大利只有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同德國並肩對付西方國家是有利的。﹂

　　就是這樣的環境產生了羅馬｜柏林軸心。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長加里亞佐‧齊亞諾伯爵，在柏林同牛賴特舉行過幾次會談後，於十月二十四日前往伯希特斯加登，這是他多次到那裡去晉謁希特勒的第一次。他發現這位德國獨裁者這天情緒很好，態度友善。希特勒說，墨索里尼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誰都遠遠比不上他﹂。義大利和德國一起，不僅可以征服﹁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且可以征服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希特勒認為，對於聯合起來的義大利和德國，英國終將不得不遷就。否則，這兩個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就可以很容易地解決它。希特勒提醒齊亞諾說：﹁德國和義大利的重整軍備進行得要比英國所能做到的快得多｜｜三年後德國就將準備就緒｜｜﹂

　　這個日期是值得玩味的。三年後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天。

　　在柏林，齊亞諾和牛賴特於十月二十一日簽訂了一個秘密議定書，其中扼要地規定了德國和義大利在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幾天後︵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蘭的一次演說中公開把這個議定書稱為是一個構成﹁軸心﹂的協定，圍繞著這個軸心，其它歐洲國家﹁可以一起合作﹂，不過沒有透露這個議定書的內容。﹁軸心﹂一詞將成為一個有名的字眼，而對這位義大利領袖來說，卻是一個致命的字眼。

　　有了墨索里尼穩在囊中，希特勒就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別的地方。

　　一九三六年八月，他任命里賓特洛甫為德國駐倫敦大使，去探索按他自己的條件同英國求得解決的可能性。里賓特洛甫既無能又懶惰，虛榮得像隻孔雀，傲慢自大而且沒有幽默感，戈林認為他是擔任這個職務的最壞人選。他後來說：﹁當我批評里賓特洛甫處理英國問題的資格時，元首向我指出里賓特洛甫認識﹃某某勳爵﹄和﹃某某大臣﹄。我回答說：﹃是的，但是困難的是他們也瞭解里賓特洛甫。﹄﹂

　　的確，里賓特洛甫雖然為人不討人歡喜，但在倫敦不是沒有擁有勢力的朋友的。柏林方面認為，英王的昵友辛普遜夫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里賓特洛甫擔任新職後的初步努力是令人沮喪的。

　　十一月裡他飛回柏林了結一件他一直插手的同英國無關的事。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同日本簽訂了反共公約，這時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對記者們︵作者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說，由於這個公約，德國和日本已經聯合起來保衛西方文明。在表面上，這個公約似乎只不過是一種宣傳花招，德國和日本靠了它，可以利用世人普遍不喜歡共產主義和普遍不信任共產國際的心理來取得全世界的支持。但是，在這個公約中也有一個秘密議定書，具體針對著俄國。如果蘇聯對德國或者日本無端發動進攻的話，這兩個國家同意一起磋商採取什麼措施﹁來保衛它們的共同利益﹂以及﹁不採取任何有可能緩和蘇聯局勢的措施﹂。還商定，兩國中任何一國不得在沒有取得互相同意的情況下同俄國締結違反這個公約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條約。

　　沒有過了很久，德國就破壞這個公約並且毫無道理地指責日本不遵守這個公約。但是，這個公約卻確實在世界上容易受騙的人們中間起了某種宣傳作用，而且它使三個窮光蛋侵略國家第一次聯合在一起。義大利在翌年加入了這個公約。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宣稱﹁德國撤銷﹂凡爾賽和約上的簽字，這是一個空洞的然而是典型的姿態，因為這個和約這時本已成為一張廢紙了。他並且自豪地回顧他執政四年來的成績。他要自豪是難怪的，因為內政外交方面的成績都是出色的。我們前已看到，他已經消滅了失業，使企業興旺繁榮，建立了強大的陸海空軍，給予他們大量裝備而且有希望供應得更多。他一手打破了凡爾賽和約的桎梏，靠了虛聲恫嚇而佔領了萊因區。他最初是完全孤立的，現在已有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作忠實的盟友，而且他已使波蘭脫離法國的影響。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已使德國人民的生氣勃勃的精力發揮了出來，重新喚起了他們對國家的信心並使他們重新意識到德國作為一個日益擴展的世界大國的使命。

　　每個人都可以看到，這個日益繁榮的、尚武的、在大膽的領導下的新德國和西方的一些萎靡不振的民主國家之間的顯明對比，後者的混亂和猶豫似乎是在與日俱增。英法雖然感到驚惶，卻沒有動一動指頭來防止希特勒重新武裝德國，佔領萊因區，從而破壞凡爾賽和約；它們也沒有能夠制止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而現在，在一九三七年開始之際，它們以徒勞的姿態要想阻止德國和義大利決定西班牙內戰的勝負，反而顯出一副可憐相。人人都知道，義大利和德國為了要確保佛朗哥的勝利在西班牙做了些什麼。然而，倫敦和巴黎的政府年復一年地同柏林和羅馬進行空洞的外交談判，以確保對西班牙的﹁不干涉﹂。這種把戲似乎使這位德國獨裁者覺得好玩，而且無疑增加了他對法國和英國的笨拙的政治領袖們的輕視｜｜﹁小蛆蟲﹂，他不久就要在一個歷史性時刻這麼稱呼他們，再度極為輕而易舉地叫這兩個西方民主國家丟醜。

　　大不列顛和法國，它們的政府和它們的人民，或者大多數德國人民，在一九三七年開始之際似乎都不知道，希特勒在頭四年中的所作所為幾乎全部都是備戰工作。作者本人可以根據個人的觀察來證明，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為止，德國人民一直深信，希特勒可以不必訴諸戰爭而得到他所要的東西｜｜也是他們所要的東西。但是，在統治德國的或者身居要職的那些精華人物中間，對希特勒的目標是什麼，不可能是有什麼疑問的。在希特勒所稱納粹統治四年﹁試驗﹂期即將結束之際，一九三六年被委任負責四年計畫的戈林向柏林的實業家和高級官員們發表一篇秘密演說，直率他說出了將要發生的事情。

　　﹁︵他說︶我們現在正在臨近的戰爭，需要有極為龐大的生產能力。不可能想像重整軍備有任何限度。前途只有兩條，不是勝利就是毀滅｜｜我們生活在一個最後的決戰已經在望的時代。我們已處在動員的前夕，我們已經處在戰爭狀態。所差的只是實際開火而已。﹂

　　戈林的警告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發出的。我們很快就將看到，在十一個月以內，希特勒作出了他的決定命運的和不可變更的發動戰爭的決定。

一九三七年：﹁沒有驚人之舉﹂

　　希特勒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對國會中機器人一般的議員們發表演講說，﹁所謂驚人之舉的時期，已經告終了﹂。

　　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一九三七年沒有發生過週末驚人之舉。這一年是德國進行鞏固和為了實現元首在十一月間終於向一小批最高級軍官闡明的目標作進一步準備的一年，也是集中精力從事製造軍備，訓練軍隊，在西班牙考驗新空軍，發明代用的汽油和橡膠，加強羅馬｜柏林軸心和窺伺巴黎、倫敦和維也納的新弱點的一年。

　　在一九三七年的頭幾個月中，希特勒不斷派遣一些重要的使者到羅馬去和墨索里尼交好。德國人對義大利向英國勾勾搭搭多少有些感到不安︵一月二日齊亞諾同英國政府簽訂了一個﹁君子協定﹂，兩國承認了彼此在地中海的重要利益︶，而且他們知道，奧地利問題在羅馬仍然是一件敏感的問題。當戈林在一月十五日見到這位義大利領袖，直率地說德奧合併是難以避免的事的時候，據德國譯員保羅‧施密特說，這位容易激動的義大利獨裁者拼命搖頭。馮‧哈塞爾大使也向柏林報告說，戈林關於奧地利的一番話﹁遭到了冷遇﹂。六月間，牛賴特趕忙向這位義大利領袖保證，德國將遵守它七月十一日同奧地利簽訂的協定。只有在發生企圖恢復哈布斯堡王朝的情況下，德國才會採取嚴厲的行動。

　　墨索里尼一方面在奧地利問題上受到了這樣的撫慰，一方面卻因他的差不多全部野心｜｜在埃塞俄比亞、在西班牙、在地中海｜｜都遭到法國和英國的反對而仍感刺痛，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接受了希特勒要他訪問德國的邀請。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穿了一身特地為這次訪問而裁製的新制服，越過了阿爾卑斯山進入第三帝國。墨索里尼被希特勒和他的助手們當作一個凱旋歸來的英雄來宴請和恭維，當時不可能知道這竟是一次決定命運的旅行。自從這第一次訪問以後，他又作了許多次訪問，使他自己的地位逐漸削弱，最後落得一個悲慘的下場。希特勒的目的不是要同客人進行進一步的外交會談，而是要使墨索里尼對德國的力量留下深刻印象，從而利用墨索里尼一心想同勝利的一方共命運的投機心理。這位義大利領袖從德國的一地趕到另一地，檢閱了黨衛隊和軍隊的閱兵式，觀察了在梅克倫堡的陸軍演習，參觀了魯爾的機器隆隆作響的軍備工廠。

　　他這次訪問的最高潮，是九月二十八日在柏林舉行的慶祝會。這次慶祝會顯然使他深為折服。一百萬群眾集合在五月廣場聆聽這兩位法西斯獨裁者演說。用德語演說的墨索里尼，被震耳欲聾的掌聲｜｜還有希特勒的恭維話｜｜樂得神魂顛倒了。這位德國元首說，這位義大利領袖，是﹁少數的時代孤客之一，歷史考驗不到他們，他們自己就是歷史的創造者﹂。我記得，在墨索里尼演說結束以前，突然下了一場大雷雨，在群眾四散奔逃的混亂中，黨衛隊所佈置的警戒線也被衝散了，這位驕傲的義大利領袖紛淋得像落湯雞一般，渾身濕透，狼狽不堪，不得不自己想辦法回到下榻的地方去。然而，這個煞風景的遭遇並沒有絲毫減弱墨索里尼要成為強大的新德國的夥伴的熱情。第二天，在檢閱了陸海空三軍的閱兵式以後，他深信他的前途是在希特勒一邊而回羅馬去了。

　　所以，在一個月以後里賓特洛甫到羅馬去請墨索里尼參加定於十一月六日舉行的反共公約簽字儀式的時候，這位義大利領袖告訴他，義大利對奧地利的獨立的關心已經減退，這就不足為奇了。墨索里尼說，﹁讓︵奧地利的︶事情聽其自然發展罷﹂。這正是希特勒一直在等待的同意他放手幹的表示。

　　另外還有一個統治者也為納粹德國力量的日益增長所折服。當希特勒破壞洛迦諾公約，在佔領萊因區之際陳兵比利時邊境的時候，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也退出了洛迦諾公約和同英法的聯盟，宣稱比利時今後將嚴守中立。這是對西方集體防務的一個重大打擊，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間英法竟表示了同意，為了這個行動，它們和比利時一樣，很快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五月底，威廉街頗有興味地注視著斯坦萊‧鮑爾溫不再擔任大不列顛首相而由尼維爾‧張伯倫接任。德國人高興地聽到，這位新首相將比前任較為積極過問外交事務，而且決心在可能情況下同納粹德國達成諒解。希特勒所能接受的是怎麼一種諒解，在當時德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馮‧威茲薩克男爵十一月十日所寫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扼要地作了說明。

　　﹁從英國那裡，我國要得到殖民地和在東方行動的自由｜｜英國人非常需要太平無事，如果能夠探明英國對這種太平局面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將是有利的。﹂

　　探明英國願意付出多大代價的機會在十一月間出現了，當時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張伯倫先生的熱烈贊同下，前來伯希特斯加登訪問希特勒。十一月十九日，他們舉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談。在德國外交部關於這次會談的長篇德國秘密備忘錄中可以看出三點：張伯倫極想同德國求得解決，他建議兩國舉行閣員級的談判；英國希望求得歐洲的總解決，為此它準備在殖民地和東歐問題上向希特勒讓步；希特勒當時對英德協議並不很感興趣。

　　由於這次會談的結果相當負面，所以德國人對英國人似乎因此而感到鼓舞覺得奇怪。如果英國政府知道，希特勒在同哈利法克斯勳爵會談之前十四天，曾在柏林跟他的軍事首長們和外交部長舉行過一個極為秘密的會議，它就會感到奇怪而不如此鼓舞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決定命運的決定

　　馮‧勃洛姆堡陸軍元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標有﹁絕密﹂字樣的指示裡，向三軍總司令透露了大概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和必須做些什麼準備來應付這些事情。這個指示一共只制了四份。這位戰爭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告訴三軍首腦說，﹁根據總的政治局勢來看，有理由假定德國可以不必擔心任何方面的進攻﹂。他說，西方國家和俄國都不希望戰爭，它們也沒有戰爭的準備。

　　這個指示繼續說道，﹁儘管如此，世界政治局勢變幻無常，很可能發生意外事件，因此德國武裝部隊需要經常為戰爭作好準備｜｜以便在一旦政治上出現有利的機會時，有可能從軍事上利用這種機會。武裝部隊為可能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這個動員時期發生的戰爭作好準備時，必須記住這一點﹂。既然德國不必擔心﹁任何方面﹂的進攻，還有什麼可能會發生戰爭呢？

　　勃洛姆堡是說得十分具體的。有兩種可能的戰爭情況，﹁對此正在擬定計劃﹂：

　　一、在兩條戰線上進行的戰爭，主要的戰鬥在西方。︵戰略集中的代號﹁紅色﹂。︶

　　二、在兩條戰線上進行的戰爭，主要的戰鬥在東南方。︵戰略集中的代號﹁綠色﹂。︶

　　第一種情況的﹁假定﹂是法國可能對德國發動突然進攻，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將把它的主力用在西方。這個部署的代號是﹁紅色﹂。

　　關於第二種可能情況：

　　﹁在東方的戰爭，可能以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突然襲擊為開始，這是為了預防敵人的優勢聯合力量可能發動進攻。為這樣一個行動在政治上和國際法方面找到藉口的必要條件，必須事先製造好。︵著重體是勃洛姆堡自己用的。︶﹂

　　指示強調說，捷克斯洛伐克必須﹁從一開始就予以消滅﹂和佔領。

　　還有三種情況，要對之作﹁特別的準備﹂：

　　一、對奧地利的武裝干涉。︵特別方案﹁奧托﹂︶

　　二、同紅色西班牙的戰爭糾紛。︵特別方案﹁理查﹂︶

　　三、英國、波蘭、立陶宛參加一場對我們的戰爭，︵﹁紅色/綠色﹂的延伸︶

　　奧托方案是一個將在這幾頁中常常出現的代號。﹁奧托﹂代表哈布斯堡王室的奧托，他是奧地利王位的年輕的可能繼承人，當時住在比利時。在勃洛姆堡的六月指示裡，奧托方案提要如下：

　　﹁這個軍事行動｜｜在奧地利萬一發生君主復辟情況時對奧地利的武裝干涉｜｜的目標，是要用武裝力量迫使奧地利放棄復辟。

　　利用奧地利人民國內的政治紛爭，將為此目的以維也納為總方向進軍，任何抵抗將予以擊潰。﹂

　　在這個富有啟示性的文件的末了，卻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警誡的、幾乎是失望的調子。對英國不能抱有幻想。它警告說，﹁英國將使用它所有的一切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對付我們﹂。這個指示承認，如果英國跟波蘭和立陶宛聯合在一起，﹁我們在軍事上的處境就將惡化到不能忍受的甚至沒有希望的程度。因此政治領袖們要盡一切可能來使這些國家，尤其是英國，保持中立﹂。

　　雖然這個指示是由勃洛姆堡署名的，但是它顯然是來自總理府他的主子那裡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下午，有六個人來到柏林威廉街的那個第三帝國神經中樞，聽取元首的進一步說明。這六個人是戰爭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馮‧勃洛姆堡元帥，陸軍總司令陸軍上將馮‧弗立契男爵，海軍總司令海軍上將雷德爾博士，空軍總司令戈林上將，外交部長馮‧牛賴特男爵，和元首的軍事副官霍斯巴哈上校。霍斯巴哈在這幾頁裡不是一個常見到的名字，在以後也不會常見到。但是在十一月那一天傍晚的幾個鐘頭裡，這位年輕的上校擔當了一項重要的任務。他把希特勒說的話記錄下來，五天後又詳細寫入了一個極為秘密的備忘錄裡，因此為歷史記下了第三帝國整個生命中的決定性轉捩點。在紐倫堡提出的繳獲檔案中就有他的備忘錄。

　　這次會議從下午四點十五分開始，一直繼續到八點三十分才結束，大部分是希特勒發言。他開始說，他要說的話是經過﹁徹底的考慮和四年半執政經驗﹂的結果。他解釋道，他認為他要說的話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在萬一他死亡時，這些話應當視為他的遺囑。

　　他說，﹁德國政策的目的，是要鞏固和保存種族社會，並且把它加以擴大，因此這是一個生存空間問題﹂。他斷言說，德國人有﹁權利比別的民族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因此德國的前途完全決定於如何解決生存空間的需要﹂。

　　哪裡的空間？不是在遙遠的非洲或亞洲的殖民地，而是﹁在德國近旁﹂的歐洲心臟地帶。德國的問題是，它在哪裡能以最低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收穫？

　　﹁各個時代｜｜羅馬帝國和英帝國｜｜的歷史已經證明，只能由粉碎抵抗和大膽冒險來實現擴張；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從來沒有｜｜無主的空間，今天也沒有這樣的空間；進攻者總是會碰到一個佔有者的。﹂

　　希特勒說，兩個﹁為仇恨驅使﹂的國家｜｜英國和法國｜｜擋住了德國的路。這兩個國家都反對﹁德國地位的任何進一步加強﹂。這位元首認為英帝國不是﹁不能動搖的﹂。事實上，他看出它有許多弱點，於是他｜｜加以列舉：跟愛爾蘭和印度的糾葛，在遠東同日本的競爭，在地中海同義大利的競爭。他認為，法國的處境﹁比英國的處境來得有利｜｜但是法國將碰到內部的政治上困難﹂。雖然如此，英國、法國和俄國仍然必須被認為是﹁我們在政治考慮中的力量因素﹂。

　　因此：

　　﹁德國的問題只能用武力來獲得解決，這樣也就絕不會沒有附帶的意外風險｜｜如果同意以武力及其附帶的意外風險為下列解釋的基礎的話，那麼仍有﹃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問題需要解決。有三種情況要對付：

　　情況一

　　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時期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在這個日期以後，情況只能變壞。陸、海、空軍的裝備｜｜將近完全。裝備和軍人是新式的；再推遲下去就有陳舊的危險。特別是，﹁特殊武器﹂的秘密不能永遠保持下去｜｜

　　我們的相對的實力將由於｜｜世界其餘地區的重整軍備而減弱｜｜此外，全世界認為我們會發動攻擊，因而每年都在加強對付措施。正是由於世界其餘地區在加強防務，我們才不得不採取攻勢。目前沒有人知道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時期的局勢將會怎樣。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們不能再等待了。﹂

　　如果元首仍然活著，他的不可變更的決心是：最遲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時期解決德國的空間問題。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以前採取行動的必要性在情況二和情況三中將會出現。

　　﹁情況二

　　如果法國的內爭竟然發展成這樣一種國內危機，以致法國軍隊完全用於對付這事，因而不能用來對德國進行戰爭，那麼，對捷克人採取行動的時機就來到了。

　　情況三

　　如果法國被牽連在對另一個國家的戰爭中，以致不能﹁進行﹂反對德國｜｜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必須是同時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以便在可能對西方進行的戰爭中解除我們側翼的威脅｜｜如果捷克人被打倒而取得了德國｜匈牙利共同邊界的活，就更加可以肯定地指望波蘭在萬一發生法德衝突時守中立了。﹂

　　但是法國、英國、義大利和俄國會怎樣呢？希特勒十分詳細地對這個問題作了答覆。他認為﹁英國差不多肯定無疑地是，法國也多半是，把捷克人默默勾銷了。英帝國所遇到的許多困難，以及再一次被捲入一場持久的歐洲戰爭的前途，是英國不願參加對德戰爭的決定性的顧慮。英國的態度對法國肯定地是不會不起影響的。法國要在沒有英國的支持下發動進攻是很不可能的，而且攻勢也很可能被我們的西部工事所遏止而陷於僵持。法國也不會在沒有英國的支持下通過比利時和荷蘭進軍｜｜不過，不用說，在我們對捷克人和奧地利發動進攻時，仍然必須在我們的西部邊界上保持堅強的防禦﹂。

　　希特勒然後扼要地敘述了﹁併吞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的一些好處：使德國獲得比較有利的戰略邊界，得以把軍事部隊騰出來﹁作其它用途﹂，獲得約一二○○萬﹁德國人﹂，額外取得可供國內的五六百萬德國人用的糧食，為十二個師的新軍取得人力。

　　他忘記了說義大利和俄國可能會怎麼樣，於是現在他回過頭來談它們。他覺得，﹁由於日本的態度﹂，蘇聯恐怕未必會來干涉。義大利不會反對﹁消除捷克人﹂，但是如果奧地利也被侵佔的話，它的態度如何，則仍然是個問題。這﹁主要﹂要看﹁這位義大利領袖是否還活著﹂。

　　希特勒對情況三的假定，是法國將捲入對義大利的戰爭，這是他指望發生的一場衝突。他解釋道，他所以採取竭力設法延長西班牙內戰的政策，原因就在於此；它使義大利繼續跟法國和英國發生糾紛。他認為，它們之間的戰爭﹁肯定地愈加臨近了﹂。事實上，他說，他﹁決心利用它，隨便它甚麼時候發生，即使是早到一九三八年﹂｜｜這離說話的時候只有兩個月了。他確信，義大利如在原料方面得到德國的一點點援助，就能夠抗住英法。

　　﹁如果德國利用這個戰爭來解決捷克問題和奧地利問題，那就要假定英國在同義大利作戰時不會對德國採取行動。沒有英國的支持，法國不至於對德國採取戰爭行動。

　　我們對捷克人和奧地利發動進攻的時機，必須要視英法意戰爭的進程而定｜｜這種有利的局勢｜｜不會再發生｜｜對捷克人的襲擊必須要以﹁閃電速度﹂來實現。﹂

　　這樣，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這個秋天的日子裡，當柏林暮靄降臨的時候｜｜會議是在八點十五分結束的｜｜大局就已經定了。希特勒已經傳達了他要進行戰爭的不能挽回的決定。對這一小撮將指揮這場戰爭的人來說，已不再能有什麼懷疑了。這位獨裁者十年前在︽我的奮鬥︾中就已經說過，他說德國必須要在東方有生存空間，必須準備用武力來取得它。不過那時他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鼓動者，他的書，正如馮‧勃洛姆堡元帥後來所說的，被軍人們｜｜和許多別的人一樣｜｜認為是﹁一種宣傳﹂，它的﹁銷路廣大是由於強行推銷之故﹂。

　　但是現在，這些軍隊首長和外交部長卻面臨著對兩個鄰國進行真的侵略的具體日期｜｜他們肯定知道，這種行動是一定會引起一場歐洲戰爭的。他們必須在明年，一九三八年以前，最遲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以前準備就緒。

　　這不免使他們發愣。就霍斯巴哈的記錄來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對他們的領袖的建議的不道德感到不能接受，而是為了更實際的理由：德國還沒有為一場大戰準備就緒；現在就挑起這樣一場戰爭，有招致災禍的危險。

　　根據這些理由，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賴特竟敢辨明利害而對元首的主張表示懷疑。在三個月內，這三個人都丟了官。他們的反對是希特勒在整個第三帝國時期所受到的最後一次當面反對，儘管是這樣微不足道，希特勒在排除了他們的反對以後就走上了征服者的道路，去完成他的使命。在開頭，這條道路比他或者任何其它人所預見的要容易走些。

第十章　決定命運的奇異插曲：勃洛姆堡、弗立契、牛賴特和沙赫特的倒楣

　　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說明要使用武裝力量對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即使德國因此而捲入對英法的戰爭也在所不顧，這項決定使他的外交部長馮‧牛賴特男爵感到極大的震驚。牛賴特雖然是個隨遇而安、自得其樂和道義觀念薄弱的人，也因此而發作了幾次心臟病。

　　他後來告訴紐倫堡法庭說，﹁希特勒的話，使我極度心慌意亂，因為它使我一貫所推行的整個外交政策變成一場空﹂。在這種心情下，他不顧心臟病發作，在兩天後去找馮‧弗立契將軍和參謀總長貝克將軍，跟他們商量能想些什麼辦法來﹁使希特勒改變主意﹂。據事後把希特勒的談話告訴貝克的霍斯巴哈上校說，希特勒的這番話也使貝克﹁大為震驚﹂。於是他們三人商定，由弗立契在下一次會見元首時再向他規諫，向他指出他的計畫所以是不得策的軍事上原因，牛賴特則接著再度向希特勒著重指出政治上的危險性。至於貝克，他立即用書面寫下了一份把希特勒的計畫指責得體無完膚的批評，但是，顯然沒有把這篇批評給任何人看。這是這位可敬的將軍的意志和性格上的一個致命缺陷的第一個跡象。他起先曾歡迎納粹主義的得勢，而到末了終於在一次要想摧毀它而沒有成功的努力中犧牲掉性命。

　　馮‧弗立契將軍在十一月九日會見了希特勒。他們這次談話沒有記錄，不過可以設想這位陸軍總司令重新申述了他反對希特勒計畫的軍事上的理由，但是毫不生效。不論是將軍們還是外交部長的反對意見，元首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拒絕接見牛賴特而逕自前往伯希特斯加登的山莊去作長時間的休息了。直到一月中旬，發過心臟病的牛賴特才設法見到了希特勒。

　　﹁︵牛賴特後來在紐倫堡作證說︶那一次我力圖向他表明，他的政策會引起世界大戰，我不願同它發生關係｜｜我促請他注意引起戰爭的危險和將軍們的嚴重警告｜｜我表明了我的一切理由而他卻仍然堅持他的意見，於是我告訴他，他只能另找一個外交部長了｜｜﹂

　　牛賴特當時不知道，這卻正是希特勒已決定要做的。再過兩星期就是希特勒執政五周年紀念日了，他打算不僅在外交部，還要在軍隊中間進行一番清理來紀念這個日子。外交部和陸軍是他暗地裡所不信任的上層階級的兩個﹁反動﹂堡壘，他覺得它們從來沒有完全服從過他，也不真正懂得他的目標，而且，如像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賴特在十一月五日晚上所表現的，它們還妨礙他實現他的野心。特別是後面這兩個人，或許甚至還有隨和的勃洛姆堡︵希特勒靠他幫忙不小︶，以後也將不得不繼舉世無雙的沙赫特博士而退隱。

　　因為這個頗有花招的金融家，早期對納粹主義很熱心的人和希特勒的支持者，這時已經倒楣了。

　　我們上面已經談到過，沙赫特曾為希特勒的迅速重整軍備殫精竭慮地發揮了他的奇才。作為戰爭經濟全權代表和經濟部長，他曾創造出許多異想天開的花招，包括使用印鈔機，來為新的陸海空軍籌措經費和支付軍備費用。但是這有一個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國家就難免要破產。到一九三六年，他認為德國已接近這個限度了。他向希特勒、戈林和勃洛姆堡提出了警告，但是沒有效果，雖然後面這位戰爭部長一度附和過他。隨著戈林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被任命為四年計畫全權代表，這個德國空軍首腦事實上已成為德國的經濟獨裁者了。四年計畫是一個勉強要使德國在四年後自給自足的計畫，沙赫特認為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像沙赫特這樣一個虛榮而野心勃勃的人，又那麼瞧不起戈林在經濟學上的無知，這就使得他自己的地位無法維持下去。在這兩個剛愎自用的人發生了幾個月的猛烈爭論後，沙赫特要求元首乾脆把經濟政策的指導權完全都交給他的對手，讓他辭去內閣中的職務。另外使他感到格外沮喪的是德國許多重要工商業家的態度，如他後來所說，他們當時都﹁爭先恐後擁向戈林的接待室，以期獲得定單，而我卻仍舊在竭力使人能聽從理智的聲音﹂。

　　在一九三七年納粹德國的瘋狂氣氛中，要使人聽從理智的聲音是不可能做到的，沙赫特終於認識到了這一點。在夏天，他又同戈林發生了爭論，他指斥戈林﹁你的外匯政策，你的生產政策和你的財政政策﹂是靠不住的，之後就在八月間到了上薩爾斯堡向希特勒正式提出辭職。鑒於沙赫特離職幾乎肯定會在國內外都引起不利的反應，所以元首不願接受他的辭呈。但是這位意氣沮喪的部長態度非常堅決，希特勒終於只好同意在兩個月後讓他辭職。九月五日沙赫特請假離任，十二月八日他的辭呈正式被接受。

　　在希特勒的堅持下，沙赫特仍舊留在內閣裡，擔任不管部長，並且保留國家銀行總裁的職位，從而保持了表面上的一致，使德國和世界的輿論不致怎麼驚愕。但是，他已不再起著制止希特勒為戰爭瘋狂地重整軍備的作用了。雖然，由於他仍然留在內閣裡和仍然擔任國家銀行總裁，他繼續以他的名氣和聲譽在為希特勒的目的效勞。而且，他不久以後還公開和熱烈地贊成這位領袖的第一次赤裸裸侵略的強盜行為，因為，像將軍們和把德國交給納粹黨人方面起著主要作用的其它保守份子一樣，他覺醒過來正視現實的過程是緩慢的。

　　戈林暫時兼任了經濟部長，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聽歌劇時遇見了瓦爾特‧豐克，信口通知他說，他將成為沙赫特的繼任者。我們記得，這個善於逢迎、卑躬屈膝、個子矮小的一無可取的人曾在三十年代初期起過一定作用而使企業界領袖們對希特勒發生興趣。但是，對他的正式任命卻遲遲沒有發表。因為這時在陸軍中爆發了一個雙重危機，在促成這個危機的各種原因中，牽涉了某些常態的和變態的性問題。這個危機直接被希特勒所利用，使他得以趁此把陸軍的傳統貴族集團打擊得一蹶不振，不僅給陸軍而且最後還給德國和全世界帶來了可怕的後果。德國陸軍就此喪失了它在霍亨佐倫帝國和共和國時期異常狂熱地加以保衛的最後一點點獨立的痕跡。

馮‧勃洛姆堡陸軍元帥的倒楣

　　﹁一個女人，即使本人並不意識到，對一個國家的歷史，從而也是對全世界，能夠產生多大的影響啊！﹂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上校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感嘆地說，﹁你好像覺得是生活在一個對德國人民來說是決定命運的時刻裡。﹂

　　這位卓越的青年參謀軍官所指的女人，是埃娜‧格魯恩小姐。在一九三七年即將結束之際，她一定萬萬沒有想到她竟是一個像約德爾所說的那樣能夠把德國人民推入一個決定命運的危機和對他們的歷史產生深刻的影響的德國人。或許只有在第三帝國內層人物這時所處的怪誕的、精神病態的世界裡，這種情況才有可能產生。他們在這個世界裡的行動，已帶有了一種不由自主的瘋狂性。

　　格魯恩小姐是勃洛姆堡的秘書，到一九三七年的年底，勃洛姆堡對她實在傾心，因此提出要跟她結婚。他的髮妻是一個退休的陸軍軍官的女兒，他倆是在一九○四年結婚的，她已在一九三二年去世了。他的五個孩子都已成人︵他的最小的女兒在一九三七年跟受他提拔的凱特爾將軍的長子結了婚︶。他對多少有點孤寂的鰥夫生活也感到乏味，所以認為續弦再娶的時機已經來到。他知道德國陸軍的一個高級軍官跟一個平民出身的人結婚是不會得到驕傲的、貴族氣很重的軍官團的讚許的，所以他就去跟戈林商量。戈林認為這個婚姻無可非議｜｜他自己不也是在前妻去世後同一個離了婚的女演員結婚的嗎？第三帝國是不容軍官團有濃厚的社會偏見的。戈林不僅贊成勃洛姆堡的打算，而且他還說，如果有必要的話，他願意去跟希特勒疏通這件事，並且在任何別的方面予以幫助。恰巧，有一個方面他是可以出力幫助的。這位元帥吐露說，中間還有一個情敵。對戈林來說，這是不成問題的。要是別人的事情，這類討厭鬼都是往集中營一送了事。然而，大概是由於考慮到這位元帥的老派道德，戈林表示願意把這個討厭的情敵送到南美洲去，而且他確實這樣做了。不過，勃洛姆堡仍然感到不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約德爾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一段令人奇怪的話：﹁元帥︵勃洛姆堡︶情緒極為激動。原因不詳。顯然是由於私事。他已前往一個去處不明的地方去休息八天。﹂

　　十二月二十二日勃洛姆堡再度出現，在慕尼黑的英烈祠為魯登道夫將軍舉行的葬禮上致詞。希特勒也在那裡，但是不願講話。因為自從希特勒在啤酒館政變時在英烈詞前面遇到一排子彈而逃之夭夭以後，這位世界大戰的英雄一直不願跟希特勒發生任何關係。在葬禮舉行以後，勃洛姆堡向希特勒說出了他想結婚的意思。使他放心的是，元首祝他婚姻美滿。

　　婚禮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舉行，希特勒和戈林都出席了，並當了主要證婚人。這對新婚夫妻才離開德國到義大利去度蜜月，風暴就發生了。他們的元帥跟他的速記員結婚，對於這個打擊，古板的軍官團也許還能吃得消，但是他跟一個過去經歷頗可懷疑的女人結婚，他們卻是不準備同意的。這個女人的過去經歷的駭人聽聞的情況如今開始慢慢洩露出來了。

　　起初只有謠傳。古板的將軍們接到發出吃吃笑聲的姑娘們顯然是從名聲不佳的咖啡館和夜總會打來的匿名電話，祝賀陸軍接納了一個她們的同道。在柏林的警察總局裡，一個調查這些謠言的督察員發現了一份標著﹁埃娜‧格魯恩﹂的檔案。他看後嚇了一跳、連忙把這份材料交給警察局長馮‧赫爾道夫伯爵。

　　這位伯爵是一個參加過自由團和囂張一時的衝鋒隊的粗漢，看了文件後也十分驚駭。因為這份材料表明，元帥兼總司令的新夫人在警察局裡有著做過妓女的記錄，並曾因充當春宮照片模特兒而被判過刑。再說，這位年輕的元帥夫人是在她母親經營的一家按摩院裡長大的，而在柏林，按摩院常常不過是變相的妓院而已。

　　赫爾道夫的責任顯然是該把這份極其不利的材料交給他的上級德國警察總監希姆萊。但是，他雖然是一個熱烈的納粹份子，以前卻曾經是陸軍軍官團的一員，因此感染到了它的一些傳統。他知道，希姆萊同陸軍總司令部不睦已經有一年多，現在漸漸被陸軍總司令部認為是比過去的羅姆更為兇險的威脅，他會利用這份材料去訛詐元帥而使元帥成為他對付保守的將軍們的工具的。所以，赫爾道夫勇敢地把這份警察局檔案交給了凱特爾將軍。他顯然認為，凱特爾虧了勃洛姆堡最近才得在陸軍中得到擢升，又跟勃洛姆堡是兒女親家，他一定會設法讓軍官團自己來處理這事，且還會警告他的首長所陷入的危險處境。但是凱特爾固然意志薄弱，不講道德，然而卻是個傲慢自大和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想因為跟黨和黨衛隊發生麻煩而使自己的前程可能發生危險，因此沒有把這份材料交給陸軍首長馮‧弗立契將軍，而卻把它交還給赫爾道夫，並向赫爾道夫建議把它拿給戈林去看。

　　沒有人會比戈林得到這份材料更高興了，因為顯然，勃洛姆堡現在勢將去職了，而他以為必然可以由他來繼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這是一個他覬覦已久的位置，這時勃洛姆堡中斷了他在義大利的蜜月旅行，回到德國來為他的母親辦喪事。一月二十日，他仍然不知道在醞釀中的事情而到戰爭部的辦公室銷假視事。

　　但是沒有隔了多久。一月二十五日，戈林帶了這份爆炸性的材料去給才從伯希特斯加登回來的希特勒看，元首勃然大怒。他的元帥欺騙了他，而且讓他在婚禮上做證婚人，是把他當傻子。戈林馬上附和他的看法，在中午就親自去看勃洛姆堡，把這個消息告訴他。這位元帥似乎因為他的新夫人的歷史而難受極了，表示願意立即和她離婚。但是戈林和氣地解釋說，這是不夠的。陸軍司令部要求他辭職；正如約德爾兩天後的日記所透露的，參謀總長貝克將軍已對凱特爾說﹁不能容忍最高級軍人和一個婊子結婚﹂。一月二十五日，約德爾通過凱特爾獲悉，希特勒已把他的元帥免了職。兩天後，這位六十歲的下臺軍官離開柏林到卡普利去繼續度他的蜜月。

　　他的海軍副官尾隨著他到了這個風景如畫的島上，給這個奇特的悲喜劇加上奇怪可笑的最後一筆。原來是海軍上將雷德爾派了這個副官馮‧汪根海姆海軍上尉去要求勃洛姆堡為了軍官團的體面跟他的妻子離婚。這個海軍低級軍官是一個狂妄自大和過分熱心的青年人，當他來到正在度蜜月的元帥的面前時，他竟越出了他所奉指示的界限。他不是要求他以前的首長離婚，而竟建議他採取光榮的行動，說著就企圖把左輪手槍塞在勃洛姆堡的手中。但是，這位元帥雖然倒了楣，卻似乎仍然非常留戀生活｜｜顯然他仍舊迷戀著他的新夫人，儘管發生了這些曲折。他拒絕接受這個遞過來的武器，立即寫信給凱特爾說，他和這個青年海軍軍官﹁對於人生顯然有著完全不同的見解和標準﹂。

　　畢竟元首曾答應過他一俟風暴過去就重新給與最高級的重任。據約德爾的日記說，希特勒在把勃洛姆堡免職的那一次會見中告訴勃洛姆堡說，﹁一俟德國的時辰來到，你將仍舊回到我的身邊，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將不加追究﹂。勃洛姆堡在他的未出版的回憶錄裡寫道，希特勒在他們最後一次會見時曾﹁極其強調地﹂向他許諾說，在萬一發生戰爭時將委任他為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

　　像希特勒的許多別的諾言一樣，這個諾言也沒有兌現。馮‧勃洛姆堡元帥的名字從陸軍名冊中永遠勾掉了，即使在戰爭爆發後他表示願意效勞時也沒有重新給予他任何職位。勃洛姆堡夫婦回德國後定居於巴伐利亞的維西小村，在那裡他們一直默默無聞地居住到戰爭結束。像同時代的一位英國遜王的情況一樣，他對使他倒楣的妻子至死沒有變心。他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在紐倫堡的監獄裡死的，當時這個可憐的、憔悴的老人正在那裡等待傳訊作證。

男爵瓦爾納‧馮‧弗立契將軍的倒楣

　　陸軍總司令男爵瓦爾納‧馮‧弗立契上將，是一個有才能的頑固的老派軍官，雷德爾海軍上將稱他是﹁一個典型的參謀本部人物﹂，他顯然是繼勃洛姆堡擔任戰爭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人選。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戈林自己覬覦著這個最高職位。有些人認為，戈林是故意促使勃洛姆堡跟一個他可能先已知道其不幸的過去歷史的女人結婚的，以便為他自己肅清道路。如果這是真的話，勃洛姆堡卻並不知道，因為他在一月二十七日跟希特勒告別時，他首先建議由戈林來當他的繼任人。但是，元首比誰都瞭解他的這個老納粹黨徒。他說，戈林太任性，既沒有耐心，又不勤奮。他也不贊成由馮‧弗立契將軍繼任，他不喜歡弗立契在十一月五日反對他的宏偉計畫的態度，對此仍舊耿耿於懷。此外，弗立契也從不隱諱他對納粹黨，特別是對黨衛隊的敵意。這個情況不但引起了元首的注意，而且使得黨衛隊頭子和警察首腦海因里希‧希姆萊越來越下定決心要打倒這個領導著陸軍的強大敵手。

　　希姆萊的機會現在來到了，或者，倒不如說他由於發動了一個荒謬絕倫的誣陷陰謀而創造了機會。這個誣陷之荒謬，即使是在黨衛隊和國家社會黨匪徒橫行的世界裡，也難以使人相信會發生這種事｜｜至少在一九三八年，同樣使人難以相信的是：德國陸軍畢竟有其傳統，怎麼會忍受這種誣陷。緊接著勃洛姆堡醜聞之後，這次誣陷觸發了第二個、爆炸性大得多的炸彈，動搖了軍官團的根基，決定了它的命運。

　　一月二十五日，就是戈林給希特勒看勃洛姆堡新夫人的警局檔案的那一天，他還給元首看了一件更加使人遭殃的材料。這是希姆萊和他的主要助手黨衛隊保安處處長海德里希不費吹灰之力提供的材料，意在表明馮‧弗立契將軍犯了德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雞姦罪，並且自一九三五年以來一直付給一個前科犯人訛詐款項，以便使他不把這件事聲張出來。秘密警察的材料看來是那麼鑿鑿有據，因此希特勒頗為相信這種罪狀。勃洛姆堡或許是因陸軍對他的婚姻採取嚴厲態度而想在弗立契身上洩憤，所以竟沒有去勸阻希特勒相信這件事。他反而告訴元首，弗立契不是個﹁喜歡和女人來往的男人﹂，他又說，這個終身未娶的將軍很可能已﹁屈服於嗜好﹂。

　　元首的副官霍斯巴哈上校在秘密警察的材料出示時在場。他感到十分驚駭，於是公然不顧元首叫他不得把這件事告訴弗立契的命令，立即跑到這位陸軍總司令的寓所去告訴他這個指控，警告他已陷入可怕處境。這位沉默寡言的普魯士貴族氣得說不出話來，半天才說了一句。﹁全是卑鄙的謊話！﹂在他平靜下來後，他向霍斯巴哈以軍官的榮譽發誓保證說，這些指控是毫無根據的。第二天一早，霍斯巴哈不計後果，告訴希特勒他已會見過弗立契，說這位將軍斷然否認這種指控，並要求元首能聽聽他的意見，給他一個親自辯明無罪的機會。

　　出乎霍斯巴哈的意料，希特勒同意了這個要求，於是就在當天深夜，德國陸軍總司令被召到了總理府。他要在那裡嚐到一種他作為一個貴族、軍官和紳士在長期訓練中沒有為他做過準備的滋味。這次會見是在總理府的書房裡，這次除了戈林外，希姆萊也在場。在希特勒概括地敘述了指控後，弗立契以軍官的榮譽發誓說這是完全不確實的。但是這種保證在第三帝國已不再具有多大價值了。這時，等待這次時機已有三年之久的希姆萊，從邊門叫人帶進來一個步履拖遝、一臉敗類樣子的人。給帶進德國總理的辦公室的人中，他一定是最奇怪的人了，如果說不是身份最低下的人。他的名字叫漢斯‧施密特，從他第一次進少年感化院起，後來一直犯案累累，屢進監獄。他的犯罪記錄表明，他的主要嗜好是窺探男色活動的秘密，然後趁此進行訛詐。他現在聲稱，認出馮‧弗立契將軍就是他在柏林波茨坦火車站附近一條暗巷裡看到跟一個叫做﹁巴伐利亞的裘﹂的下層社會腳色幹不可告人勾當的陸軍軍官。施密特向德國這三位最有權力的人堅持說，這個軍官多年來一直付給他訛詐的錢，要他不要聲張這件事，只有在他再度鋃鐺入獄後才停止付錢給他。

　　男爵馮‧弗立契將軍因為受到過分的侮辱而氣得不願答覆。德國的國家元首、興登堡和霍亨佐倫王朝的繼承者，竟然在這樣一個地方為了這樣一個目的而帶進來這樣一個見不得人的角色，對他來說是太過分了。他說不出話來，這只有使希特勒相信他是有罪的，於是元首要求他辭職。弗立契拒絕這樣做，卻要求由軍事榮譽法庭來進行審訊。但是希特勒不想讓軍官團來接手這個案件，至少在目前是如此。這是一個他不願放過的天賜機會，可以趁此粉碎不肯屈從於他的意志和天才的將軍們的對抗。他當時當地就命令弗立契無定期休假，這就等於是停止他的陸軍總司令職務，第二天希特勒同凱特爾商討了不僅是由誰來繼承勃洛姆堡的問題，還有由誰來繼承弗立契的問題。主要從凱特爾處獲得消息的約德爾，開始在他的日記裡作了一些記載，表明不僅陸軍司令部的徹底改組，還有整個武裝部隊組織的徹底改組，都在研究之中，這種改組的結果將最後使軍方就範。

　　高級將領的權力雖然不是絕對的，卻是唯一仍然不受希特勒控制的，他們會交出這種權力來嗎？當弗立契經歷了總理府書房裡的那場考驗回到他班德勒街的寓所以後，他就跟參謀總長貝克將軍商量了怎麼辦。某些英國歷史學說說，貝克敦促他立即發動反對希特勒政府的軍事政變，弗立契拒絕了這種主張。但是給貝克寫傳記的德國作家沃爾夫岡‧福斯特看過貝克的私人文件，他只是說，在這個決定命運的晚上，貝克先會見了希特勒，後者告訴了他這種嚴重罪狀，然後他又會見了弗立契，後者否認這種罪狀，最後，就在當晚很遲的時候，他又趕到希特勒那裡，只要求給予陸軍總司令一個在軍事榮譽法庭上洗刷自己的機會。貝克的傳記作者表明，貝克本人當時也還沒有看透第三帝國的統治者們，到後來他看透了，但是為時已經太遲了。幾天後，不僅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經去職，而且還有十六名高級將領退休，另有四十四名被調到低級指揮部去，這時弗立契和他的最親近的部下｜｜貝克是其中之一｜｜的確認真考慮過軍方的反措施，也為時太遲了。他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危險的想法。福斯特說，﹁這些人清楚地知道，軍事政變將意味著內戰，而且絕不是有成功把握的﹂。當時，這些德國將領要有把握得勝才肯冒任何重大風險，這是他們一貫的作風。據這位德國作家說，他們擔心不僅戈林的空軍和雷德爾海軍上將的海軍會反對他們︵因為這兩個總司令都是完全拜倒於元首的︶，而且陸軍本身也可能不會充分支持它的倒了楣的總司令。

　　但是，這些高級陸軍軍官獲得了一個該由他們來打擊希特勒的最後機會。陸軍同司法部合作進行的初步調查，很快就確定馮‧弗立契將軍是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所唆使的秘密警察誣陷陰謀的無辜受害人。據查明，這個積犯施密特確曾發現一個陸軍軍官在波茨坦車站的陰暗處犯雞姦罪行，並且因此訛詐了他好幾年。但是，這個軍官的名字是弗立許，不是弗立契。他是一個因病臥在床上的退休騎兵軍官、在陸軍名冊裡登記為騎兵上尉的馮‧弗立許。秘密警察是知道這一點的，但是，他們逮捕了施密特，威脅他說，除非他說是陸軍總司令，否則就要殺死他。害病的騎兵上尉也被秘密警察看管起來，以防止他講出去。但是，他和施密特最後都被陸軍從秘密警察的魔掌中奪去，安頓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直到他們能在審訊弗立契的軍事法庭上作證。

　　陸軍的老派領袖們高興極了。不僅他們的總司令可以洗清罪嫌和復任陸軍領導，而且黨衛隊和秘密警察的陰謀，那兩個在國內握有無法無天的權力的不擇手段的人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的陰謀將被揭露，這樣他們和黨衛隊將走上四年前羅姆和衝鋒隊的路。這對黨和對希特勒本人來說也是一個打擊；它將使第三帝國的基礎發生劇烈動搖，希特勒本人都可能倒臺。如果希特勒要掩蓋這個罪行，那麼由於真相大自而問心無愧的陸軍，就可以採取行動了。但是，又一次，像過去五年中發生過多次的情況一樣，這些將軍們不及這位前奧地利下士來得機智狡猾，終於被命運所徹底擊敗。因為這位領袖知道如何利用命運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而他們卻不知道。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整個最後一星期中，一種使人想起一九三四年六月底情況的緊張氣氛籠罩著柏林。首都又充滿了各種謠言。希特勒廢黜了陸軍的兩個最高人物，原因不詳。將軍們在反抗。他們在策劃著軍事政變。弗朗索瓦｜龐賽大使接到弗立契的請帖，請他在二月二日吃飯，後來弗立契又取消了這個邀請。大使聽說他已被逮捕。傳說陸軍打算在一月三十日國會開會聽取希特勒的五周年演說時包圍國會，逮捕納粹政府全體人員和它一手挑選的議員們。由於國會宣佈會議無限期延期，這些傳說顯得更為可信了。這位德國獨裁者顯然陷在困難之中。他終於遇到了他的敵手｜｜德國陸軍的不屈的高級將領們。至少後者一定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錯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德國內閣舉行了後來證明是最後一次的會議。不論希特勒碰到了多少困難，他現在克服了這些困難，而在這過程中還清除了那些妨礙他的人｜｜不僅是陸軍中，還有外交部中。他那一天在內閣中很快地通過了一項命令，並在午夜前不久就在電臺上向全國和全世界宣佈。這項命令開頭說：

　　﹁從現在開始，我親自接掌整個武裝部隊的統率權。﹂

　　作為國家的首腦，希特勒不用說就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但是現在他接掌了勃洛姆堡的總司令職務並取消了原來也是那位發花癡的新郎所主管的戰爭部。代替戰爭部而設立的是一個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全世界所熟知的機構，叫做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Ｏｂｅｒｋ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Ｗｅｈｒｍａｃｈｔ，簡稱ＯＫＷ︶，陸海空三軍都隸屬其下。希特勒是它的最高統帥，在他下面有一個參謀長，卻有一個叫得很響的頭銜：﹁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這個職位授與了奉承拍馬的凱特爾，後者設法一直擔任到底。

　　戈林本來一直自以為是能夠繼任勃洛姆堡的職務的，希特勒為了減輕他自尊心的傷痛，授予他元帥的稱號，這使他成為擁有第三帝國最高軍銜的軍官，顯然使他歡喜不已。為了消除公眾的不安，希特勒宣佈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因健康不佳﹂而辭職。這樣，弗立契甚至在沒有得到軍事榮譽法庭審訊以前就永遠地被擯除了，因為希特勒是知道這種審訊會使弗立契洗清冤枉的。在高級將領們看來，這似乎特別豈有此理，但是他們對此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因為他們也在同一命令中被排斥了。其中十六人，包括馮‧倫斯德、馮‧李勃、馮‧維茨勒本、馮‧克魯格和馮‧克萊施特這些將軍在內，被解除了指揮權，另外四十四個被認為對納粹主義不夠熱心的人，被調職了。

　　希特勒在經過一番躊躇後挑選了瓦爾特‧馮‧勃勞希契將軍繼弗立契統率陸軍。勃勞希契將軍在將領們中間名聲頗好，但是後來證明，在碰到希特勒喜怒無常的脾氣突然發作時，這位將軍卻和勃洛姆堡一樣軟弱恭順。在這個危機中間有幾天裡，又出現了一個會使勃勞希契像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一樣丟官的兩性問題。因為這位軍官正要離婚，這是一件貴族軍官們所看不慣的事。永遠好奇的約德爾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樁錯綜複雜的事情。在一月三十日，星期日，他記載凱特爾召來了勃勞希契的兒子，﹁以便打發他去見他的母親︵他要去取得她對離婚的同意︶﹂。兩天後約德爾記載勃勞希契和凱特爾跟戈林碰頭，﹁為了討論家庭問題﹂。戈林似乎已自任為將軍們性糾紛的仲裁人，他答應研究這個問題。同日，約德爾又寫道，﹁勃勞希契的兒子帶了他母親的一封非常得體的信回來﹂。意思是她不會妨礙她的丈夫。戈林和希特勒也不反對離婚，這位陸軍新司令在就任新職幾個月後實現了這件事。因為戈林和希特勒都知道，他要娶的夏洛特‧施密特夫人，像烏里希‧馮‧哈塞爾所說的是﹁一個百分之二百的過激的納粹份子﹂。婚禮在當年秋天舉行。它將證明｜｜約德爾可能會再度指出｜｜這又是一個女人影響歷史的事例。

　　希特勒二月四日的整肅不是只以將軍們為限。他還把牛賴特清除出了外交部，而代之以思想淺薄、態度恭順的里賓特洛甫。兩個老資格職業外交官，駐羅馬大使烏里希‧馮‧哈塞爾和駐東京大使赫伯特‧馮‧狄克森，也被免職。駐維也納的巴本也是如此。不中用的豐克正式被任命繼沙赫特為經濟部長。

　　第二天，二月五日，︽人民觀察家報︾刊載著這種觸目驚心的標題：一切權力高度集中於元首手中！只有這一次，這家納粹黨報沒有過甚其詞。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是第三帝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捩點，是它走向戰爭的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不妨說，在這一天，納粹革命完成了，妨礙希特勒走上他久已決心要在德國一旦充分武裝後走的道路的最後一些保守份子，已被清除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賴特是興登堡和老派保守份子所安置，是要他們起遏制納粹黨的過分行為的作用的，後來又添了一個沙赫特。但是在爭奪外交和經濟政策的控制權以及德國軍事權力的控制權的鬥爭中，事實證明他們不是希特勒的對手。他們在道義上既沒有足夠的骨氣，在政治上也沒有足夠的本領來和希特勒對抗，更不必說要勝過他了，沙赫特洗了手。牛賴特讓了位。勃洛姆堡，在他自己的袍澤的壓力下辭了職。弗立契，雖然遭到了匪徒式的誣陷，卻也毫無反抗表示就接受了解職。十六位高級將領溫順地接受了解職｜｜還接受了弗立契的解職。軍官團曾談論過軍事政變，但僅僅是談論而已。事實證明，希特勒一直到死都對普魯士軍官階層保持著輕視，這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他們一聲都不吭地讓馮‧施萊徹爾將軍和馮‧布萊道夫將軍遭到官方認可的謀殺，他們現在又因循苟安地聽任他們的高級將領被黜免解職。柏林多的不是急於想代替他們，急於想為希特勒效勞的年輕將領嗎？陸軍軍官們所自詡的團結精神在哪裡呢？它不是個全屬子虛的神話嗎？

　　在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這個冬季日子為止的五年中，軍隊一直擁有推翻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的實際力量。當他們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知道他在把他們和德國引往哪裡去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嘗試這樣做？弗立契本人在下臺後作了答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個星期日，他在索爾陶附近阿希特堡的宅邸里宴請被解職的大使馮‧哈塞爾，這所宅邸是陸軍在他退休後撥給他居住的。哈塞爾在日記中記下了﹁他的見解的要旨﹂：﹁這個人｜｜希特勒｜｜是德國的劫數，不論是好還是壞。如果他現在走向深淵｜｜弗立契認為他會這樣做的｜｜他將把我們統統拉著與他同歸於盡。我們是沒有辦法可想的。﹂外交、經濟和軍事的決策大權已經集中在他的手裡，武裝部隊也直接在他的統率之下，希特勒現在就沿著他的道路前進了。他以前沒有給弗立契一個洗雪名譽的機會就把他解職了，現在為時過遲地給了他這種機會，設立了一個軍事榮譽法庭來聽取這個案件。由戈林元帥充當主席，陪審的是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將軍和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另外還有兩個最高軍事法庭的職業法官。

　　這次不許報界和公眾旁聽的審訊，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在柏林開始，但是在這一天還沒有過去就突然中止了，前一個晚上深夜從奧地利傳來的消息，使元首大動肝火。別的地方正迫切需要戈林元帥和馮‧勃勞希契將軍。

第十一章　德奧合併：強奪奧地利

　　一九三七年快結束的時候，由於我的職務從報紙報導改為廣播報導，所以我的駐足點便從柏林轉到了維也納。維也納是我在十年前還是一個青年記者的時候的舊遊之地。雖然在今後的決定性三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仍將在德國度過，但是我的報導整個歐洲大陸的新任務，卻使我有機會高瞻遠矚，相當全面地來觀察第三帝國，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發生前和發生時把我安排在成為侵略對象的那些鄰國裡。在那些日子裡，我僕僕往返於德國和當時正好是希特勒發洩怒火對象的那個國家之間，因而對現在要加以敘述的事件有了親身的經歷。這些事件無情地導致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戰爭。雖然我們親自看到這些事件的發生，但是我們對它們如何會發生的真相卻知道得非常之少。陰謀詭計、背信棄義、事關命運的決定、優柔寡斷的時刻、主要當事人的戲劇性的遭遇｜｜所有這些決定時局發展的情況，都是在表面的掩飾下秘密發生的，瞞過了外國外交官、記者和間諜的窺伺的眼睛，因此許多年來，其中大部分情況除了少數當事人外，公眾仍然不知道。

　　我們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繚亂的秘密檔案的出現和劇中尚存的主要演員的作證，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當時不能自由地敘述他們的經歷，有許多人陷在納粹的集中營裡。因此，下文中所敘述的情況，主要是根據一九四五年以來所搜集的大量事實。但是，敘述這樣一段歷史的人在發生一些主要危機和轉捩點時刻親身在場，或許是有些用處的。例如，在奧地利停止存在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十二日那個值得記憶的夜裡，我正好在維也納。

　　維也納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來得和藹可親，更會享受當時那樣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個多月以來，這個多瑙河畔充滿了巴洛克式建築的美麗的首都卻生活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憂慮之中。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許士尼格博士後來把二月十二日到三月十一日之間這段時期稱為﹁痛苦的四個星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奧德協定的秘密附件中，許士尼格對奧地利納粹黨作了影響深遠的讓步。自從那時以來，希特勒的駐維也納特別大使弗朗茲‧馮‧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壞奧地利的獨立和促使它跟納粹德國合併。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他打了一個長篇報告給元首，敘述他的工作的進展情況。一年後他又向元首打了報告，這一回強調說，﹁只有使聯邦總理︵許士尼格︶受到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強大的壓力，才能夠獲得進一步的進展﹂。他的建議，雖然幾乎是多餘的，卻很快就照辦了，而且其十足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像。

　　在整個一九三七年中，奧地利納粹份子在柏林的資助和唆使下，已經加緊了恐怖活動。奧地利幾乎每天都有地方發生爆炸事件。在山區省份裡，納粹黨人大規模的而且常常是暴亂的示威，削弱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抄獲的一些計畫表明，納粹凶徒們準備像殺害許士尼格的前任一樣幹掉他。最後，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奧地利警察搜查了一個叫做七人委員會的團體在維也納建立的辦公處。當初設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促成納粹份子和奧地利政府之間的和解，但實際上成了非法的納粹地下組織的中央機構。警察在那裡發現了由元首的代表魯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奧地利納粹份子將在一九三八年春天發動公開反叛，如果許士尼格企圖鎮壓的話，德軍將開入奧地利來防止﹁日耳曼人內部流血﹂。據巴本說，其中的一個檔案要當地的納粹份子謀殺他本人或者他的武官莫夫中將，以便為德國的干涉製造藉口。

　　如果說殷勤巴結的巴本知道了根據柏林的黨領袖們的命令他又一次成為納粹暴徒們的暗殺對象以後感到不快的話，那麼二月四日晚上打到維也納德國公使館來的一個電話也使他感到難受。國務秘書漢斯‧拉麥斯從柏林總理府的電話上通知他說，他在奧地利的特別使命已經告終了，也就是說，他已同弗立契、牛賴特和別的好幾個人一起被免職了。

　　巴本後來回憶說，﹁我幾乎驚奇得說不出話來﹂。他冷靜下來以後認識到：希特勒既已清除了牛賴特、弗立契和勃洛姆堡，他顯然已決定要在奧地利採取更為劇烈的行動。事實上，巴本冷靜下來以後，決定做﹁一些對一個外交人員來說是不尋常的事情﹂｜｜這話是他自己說的。他決定把他和希特勒的全部通訊文件儲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這個地方後來弄清楚是瑞士。他說，﹁第三帝國的一些譭謗運動，我是太熟悉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譭謗運動曾經幾乎使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間送掉了性命。

　　巴本的解職也是對許士尼格的一個警告。他並不充分信任這個態度殷勤的前騎兵軍官，但是他很快就看出，希特勒派這個狡猾的大使來，除了來跟他搗亂以外，一定還有更壞的主意，這位大使至少像他一樣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是個紳士。在過去幾個月中，歐洲的外交發展情況對奧地利並不有利。自從羅馬｜柏林軸心建立後，墨索里尼更靠近希特勒了，對維護這個小國的獨立也不像在陶爾斐斯被暗殺時那樣關切了。當時墨索里尼曾趕緊派遣四師部隊到勃倫納山口去威嚇德國元首。在張伯倫領導下新近採取姑息希特勒政策的英國，以及受到嚴重的內部政爭牽制的法國，最近都沒有表示有多大興趣要保衛奧地利獨立，如果希特勒動手的話。而現在，同巴本一起，德國軍隊和外交部裡過去曾對希特勒的巨大野心起著一些抑制影響的保守領袖也都去了職。許士尼格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但是，在他的限度以內，也還是個聰敏人，而且消息很靈通，對他的日益惡化的處境並不抱什麼幻想。正如他在納粹殺害陶爾斐斯後曾經感到過的一樣，現在又是進一步姑息這位德國獨裁者的時候了。

　　巴本雖然已被解職，卻提供了一個機會。他決不是一個挨了一記耳光而懷恨的人，如果這記耳光是上級打的。在被免職後的第二天，他就匆忙地趕到希特勒那裡去﹁瞭解一下情況﹂。二月五日在伯希特斯加登，他發現元首由於跟將軍們進行了鬥爭而﹁精疲力竭和心不在焉﹂。但是，希特勒恢復精神的力量是相當大的，這位被免職的使節很快就使他對一個建議發生了興趣，這個建議是兩星期前他們兩個人在柏林商談時曾向他提出過的：為什麼不同許士尼格親自解決一下？為什麼不請他到伯希特斯加登來親自談一談？希特勒覺得這個想法有點意思，顧不得他才把巴本免了職，就命令巴本回到維也納去安排這次會談。

　　許士尼格立即答應了，但是，他的地位雖然是軟弱的，卻仍提出了一些條件，他必須預先知道希特勒希望討論的是什麼具體問題；他必須預先得到保證：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簽訂的協定將保持不變。在這個協定中，德國答應尊重奧地利獨立和不干涉奧地利內政。此外，會談後發表的公報必須重申兩國將繼續遵守一九三六年的協定。這是因為許士尼格不願存到虎穴裡去播虎鬚的僥倖之心。巴本趕緊回到上薩爾斯堡去和希特勒會商。他回來時帶來了元首的保證：一九三六年的協定將保持不變，元首只是想討論自從這個協定簽訂以來﹁繼續存在的那些誤會和分歧﹂。這並不完全符合這位奧地利總理的要求，但是他說他對答覆表示滿意。會談定在二月十二日上午舉行。二月十一日晚上，許士尼格由他的外交部次長吉多‧施密特陪同，在嚴守秘密的情況下乘專車前往薩爾斯堡，次日上午乘汽車越過邊界到希特勒的山莊去，後來事實證明，這是一次決定命運之行。

伯希特斯加登會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巴本到邊界上來迎接奧地利客人，而且，許士尼格覺得，在這個結霜的冬天早晨的空氣中，巴本似乎﹁心境極為愉快﹂。巴本叫他的客人們放心，說希特勒這天情緒極佳。接著來了第一個警告。巴本和藹地說，元首希望許士尼格博士對三位將軍偶然也在伯希特斯加登不要介意，他們是新任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指揮駐在巴伐利亞｜奧地利邊界軍隊的萊希蹈和主管該地區空軍的斯比埃爾。

　　巴本後來在回憶錄中提到他的客人時說，這是﹁一個似乎不大合他們胃口的消息﹂。而據許士尼格的回憶，他告訴這位大使說，他不會介意，特別是因為他﹁在這件事上作不了多大的主﹂。許士尼格是一個那穌會薰陶出來的知識份子，他開始警戒起來。

　　即使如此，他也沒有防到會有後來發生的結果。希特勒穿著衝鋒隊褐色制服的上衣，黑褲子，旁邊站著三位將軍，在別墅的臺階上歡迎這位奧地利總理和他的隨員。許士尼格覺得這是一次友好的然而拘泥於形式的歡迎。一會兒以後，他就單獨跟這位德國獨裁者在二樓的一間寬大的書齋裡了。從這個房間的一些無格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氣象雄偉、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以及山的那一邊的奧地利｜｜賓主兩人的誕生地。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會承認，四十一歲的庫特‧馮‧許士尼格是一個禮貌周全的老派奧地利人。在會談開始的時候，他自然先來一陣彬彬有禮的寒暄，說幾句關於壯麗的風景、當天的好天氣諸如此類的話，恭維這個房間無疑是舉行過許多次重大會議的場所。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打斷了他：﹁我們不是到這兒來談風景和天氣的。﹂然後風暴就爆發了。據這位奧地利總理後來作證說，以後的兩小時﹁會談多少是單方面的﹂。

　　﹁︵希特勒生氣他說︶你儘量避免採取一種友好的政策｜｜奧地利的整個歷史就是一種不斷的叛逆賣國行為。過去是如此，現在也沒有好一些。這種歷史性的矛盾現象早已必須告終，現在是時候了。許士尼格先生，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已下定決心要使這一切告終。德國是一個大國，如果它解決它的邊界問題的話，沒有人會出來反對的。﹂

　　態度溫文的奧地利總理對希特勒的發作感到震驚，不過他仍力圖保持和解態度而又堅持立場。他說，關於奧地利在德國歷史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他和主人的看法不同。他認為，﹁奧地利在這方面的貢獻是相當大的﹂。

　　希特勒：﹁完全等於零。我告訴你，完全等於零，在整個歷史中，每個民族主義的思想都被奧地利破壞了；而且一點不假，所有這種破壞都是哈布斯堡王室和天主教會的主要活動。﹂

　　許士尼格：﹁然而，總理先生，奧地利有許多貢獻是不能同德國文化的總的成就分開的。例如像貝多芬這樣一個人｜｜﹂

　　希特勒：﹁哦｜｜貝多芬？讓我告訴你吧，貝多芬是在下萊因區出生的。﹂

　　許士尼洛：﹁然而，奧地利是他卜居的地方，許多別的人也是如此｜｜﹂

　　希特勒：﹁也許是這樣。我再一次告訴你，事情不能照這樣繼續下去。我負有一個歷史使命，這個使命將由我來完成，這是因為上帝註定了要我這樣做｜｜凡是不贊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毀｜｜我選擇了任何德國人都沒有採取過的最困難的道路；我已獲得了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比任何德國人都偉大。而且不是靠武力手段，我告訴你。我是滿懷著對我的人民的熱愛的｜｜﹂

　　許士尼格：﹁總理先生，我很願意相信這一點。﹂

　　經過了一個小時的這種談話以後，許士尼格要求他的對手把不滿意的地方一件件都說出來。他說，﹁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來清除障礙，以便達成更好的諒解，只要這是可能的﹂。

　　希特勒：﹁這是你說的，許士尼格先生。但是我告訴你，我要設法解決所謂奧地利問題，不管用什麼方式。﹂

　　他然後說了一大篇不滿奧地利在邊境構築工事對付德國的話，許士尼格否認有這種事。

　　希特勒：﹁聽著，你當真以為你可以在奧地利移動一塊石頭而我在第二天不會知道嗎？｜｜我只要一聲令下，一夜功夫你們的全部可笑的防務就將被炸得粉碎。你當真以為你能擋住我半個小時嗎？｜｜我非常願意使奧地利不要遭到這種命運，因為這樣一種行動意味著流血。在軍隊之後，我的衝鋒隊和奧地利軍團就會開進去，沒有人能制止他們的正當報復｜｜甚至我也不能制止。﹂

　　在這些威脅以後，希特勒要許士尼格︵老是無禮地不按外交禮貌稱呼他的職銜而直呼其名︶注意到奧地利的孤立的和毫無辦法的處境。

　　希特勒：﹁片刻也不要以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使我放棄我的決定。義大利？我同墨索里尼是一致的｜｜英國？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動一動指頭｜｜法國？﹂

　　他說，法國本可以在萊因區制止德國，﹁那麼我就不得不後退。但是現在對法國來說太遲了﹂。

　　最後希特勒：﹁許士尼格先生，我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給你談成條件的機會。要是我們現在不能找到一個解決辦法，事情就無法挽回了｜｜考慮考慮吧，許士尼格先生，好好考慮考慮吧。我只能等到今天下午｜｜﹂

　　許士尼格問道，德國總理的條件到底是什麼呢？

　　希特勒說：﹁我們可以在今天下午談這個。﹂

　　午餐時，許士尼格多少有些意外地注意到，希特勒顯得﹁興致極好﹂。

　　老是由他一個人說話，他談的是馬和房屋。他將建造世界上還沒有看見過的最高的摩天樓。他對許大尼格說：﹁美國人將看到，德國在建造比美國更大和更好的大廈。﹂至於憂心忡忡的奧地利總理，巴本發覺他顯得﹁心事重重﹂。他本是一個連續不斷抽煙的人，在希特勒面前他卻不能抽煙。但是在隔壁房間裡喝過咖啡後，希特勒就欠身表示失陪，退了出去，於是許士尼格才有機會第一次過一過煙癮。他也才有機會告訴他的外交部次長吉多‧施密希特勒對奧德歷史的歪曲看法，我們在早先幾章裡就已經看到，是他年輕時在林嗣和維也納前形成的，顯然一直未變。

　　不好的消息很快就變得更壞了。

　　這兩個奧地利人在小小的休息室裡等了兩小時後，才給帶進去跟新任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和巴本相見。里賓特洛甫遞給他們一份用打字機打的兩頁﹁協定﹂草案，並且說這是希特勒的最後要求，元首不允許對這個協定草案加以討論。他們必須立即簽字。許士尼格後來說，他由於至少已從希特勒那裡得到了一些明確的要求，反而感到安心了。但是在他細看了這個文件後，他的安心之感立即化為烏有。因為這裡是德國的一個最後通牒，實際上是要他在一星期內把奧地利政府交給納粹份子。

　　﹁對奧地利納粹黨的禁令要取消，所有監禁著的納粹份子統統都要釋放，要由親納粹的維也納律師賽斯一英夸特博士擔任內政部長，他要有主管警察和保安事務的權力。要委任另一個親納粹的人格拉斯一霍爾斯特瑞為國防部長，要通過若干措施，包括有步驟地交換一百名軍官，來使奧地利軍隊和德國軍隊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其中最後的要求寫道，﹁要作好準備，使奧地利納入德國經濟體系。為了這個目的，要委任菲許包克博士︵一個親納粹份子︶為財政部長﹂。

　　據許士尼格後來寫道，他立即認識到接受這個最後通牒就意味著奧地利獨立的告終。

　　﹁里賓特洛甫勸告我立即接受這些要求。我表示反對，向他提到我在到伯希特斯加登來以前跟馮‧巴本作好的約定，並向里賓特洛甫表明，我不是準備來聽取這麼不合理的要求的｜｜﹂

　　但是許士尼格準備接受它們嗎？他不是準備來聽取它們這一點，即使像里賓特洛甫這樣一個蠢貨也顯然是知道的。問題是：他願意簽字接受它們嗎？在這個困難的決定性時刻，年輕的奧地利總理開始軟下來了。據他自己的記載說，他洩氣地問道，﹁我們是否能指望德國的誠意，德國政府是否至少打算在這次交易中守信不貳﹂。他說他得到了一個﹁肯定﹂的答覆。

　　這時巴本來對他下功夫了。這位滑頭的大使承認在他看到這個最後通牒時也感到﹁驚奇﹂。它是一種﹁對奧地利主權的沒有道理的干預﹂。許士尼格說，巴本向他道歉，並表示對這些條件﹁完全感到意外﹂。雖然如此，他卻勸奧地利總理簽字接受這些條件。

　　﹁他還又對我說，我可以放心，如果我簽了字並同意了這些要求的話，希特勒一定會使德國今後繼續忠於這個協定並且不會再給奧地利帶來麻煩。﹂

　　從上面這些話︵最後一段是紐倫堡的宣誓證詞中提出的︶可以看出，許士尼格不僅軟化下來了，而且天真得有點糊塗了。

　　他還有一個最後的抵抗機會。他再度被帶去見希特勒。他發現元首正在書齋裡激動地來回踱著步。

　　希特勒：﹁許士尼格先生｜｜這兒是文件的草案。其中沒有什麼可以討淪的。我不會改變其中的一點點，你必須原封不動地在這個文件上簽字，在三天內滿足我的要求，不然我要下令向奧地利進軍。﹂

　　許士尼格屈服了，他告訴希特勒說，他願意簽字。但是他提醒他說，根據奧地利憲法，只有共和國的總統才有法律上的權力來接受這樣一個協定和予以實施。因此，雖然他願意籲請總統接受，他卻不能擔保。

　　希特勒叫著說道：﹁你必須擔保！﹂

　　許士尼格說，他回答說：﹁總理先生，我可不能擔保。﹂

　　﹁︵許士尼格後來說︶聽了這個答覆，希特勒似乎失去了他的自制能力。他跑到門邊去，打開門叫道：﹃凱特爾將軍！﹄然後又轉身過來對我說：﹃我回頭再來叫你。﹄﹂

　　這完全是恫嚇，這位被糾纏苦了的奧地利總理大概並不知道這完全是恫嚇，因為他一整天都被提醒有這些將軍在那裡。巴本說，凱特爾後來說起，他聞聲趕忙跑進去請示命令，希特勒卻對他咧嘴笑著。希特勒笑著說：﹁沒有命令，我只是要你來這裡。﹂

　　但是在元首書齋外面等待著的許士尼格和施密特博士卻上了當。施密特低聲說，如果他們兩人在以後五分鐘內被逮捕起來，他也不會感到意外。三十分鐘後許士尼格再度被帶去見希特勒。

　　﹁︵希特勒說︶我已決定改變我的主意｜｜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但是我警告你，這是你真正的最後機會了。我再寬限你三天的時間來實施這個協定。﹂

　　這就是這位德國獨裁者讓步的程度，雖然最後草案的措詞多少溫和了些，但是，正如許士尼格後來作證時所說，所作的更動是無關緊要的。許士尼格簽了字。這是奧地利的死刑執行令。

　　人們在脅迫下的行為視他們的性格而有所不同，並且常常是令人費解的。許士尼格雖然比較年輕，卻是經歷過無情的政治動盪的老手，曾經眼看他的前任遭到納粹份子的暗殺。他是個勇敢的人，這是很少人會懷疑的。然而，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在武裝進攻的可怕威脅下向希特勒屈服了，這在他的同胞們以及這個決定命運的時期的觀察家和歷史學者之間留下了一團未解決的疑雲，屈服是否必要？是否沒有別的出路了？鑒於英國和法國後來面臨希特勒侵略時的表現，如果還有誰說，假如希特勒當時進軍奧地利的話，英國和法國可能會來幫助奧地利，那麼免失之輕率。但是直到那時為止，希特勒還未曾越出過德國邊界，他也沒有使他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為這種肆意侵略行為作好心理準備。德國軍隊本身也差不多沒有作好戰爭的準備可以對付法國和英國的干涉。在幾個星期後，由於伯希特斯加登﹁協議﹂的結果，奧地利將被當地的納粹份子和德國的陰謀詭計弄得軟弱不堪，使希特勒可以冒比在二月十一日少得多的外國干涉的風險就攫取它。許士尼格本人承認，據他後來所說，接受希特勒的條件只能意味著﹁奧地利政府的獨立的完全告終﹂。

　　或許他是因為受到嚴峻的考驗而弄得有點暈頭轉向。在槍口下簽掉了他的國家的獨立以後，他竟跟希特勒進行了一番奇異的交談，其內容他後來記載在他的書裡。他問，﹁總理先生是否認為目前世界上的各種危機可以用和平方式加以解決﹂？元首信口回答說可以｜｜﹁如果聽從我的意見的話﹂。於是許士尼格說︵顯然毫無譏嘲的意思︶，﹁當前的世界局勢看來是頗有希望的，你說是不是﹂？

　　在這樣一個時刻說這樣的話，似乎是難以想像的，但這就是這個被打敗了的奧地利總理說他自己說過的話。希特勒還有一個羞辱要給他嘗嘗。當許士尼格建議在他們的會談公報中提一提他們的討論重新肯定了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協定時，希特勒喊道：﹁那不行！首先你得履行我們協議的條件。報上登的將是：﹃今天元首兼國家總理同奧地利聯邦總理在伯格霍夫舉行了會談。﹄僅此而已。﹂

　　在婉辭了元首的共進晚餐的邀請後，許士尼格和施密特驅車下山到薩爾斯堡去。這是一個灰濛濛的多霧的冬天夜晚。無處不在的巴本陪同他們一直到邊界，對他所謂的﹁難堪的沉默﹂多少感到有點不舒服。他忍不住要想鼓舞起他的奧地利朋友們的興致來。

　　他向他們大聲說道：﹁啊，現在，你們已經看到了元首有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但是下一回我敢說會有所不同。你們知道，元首也可以是非常可親的。﹂

四個星期的痛苦：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三月十一日

　　希特勒要許士尼格在四天之內，即到二月十五日星期二為止，給他一個將實現這個最後通牒的﹁有約束力的答覆﹂，另外又寬限三天，即到二月十八日為止，來履行這個最後通牒中的具體條件。許士尼格在二月十二日上午回到維也納，立即去見米克拉斯總統。威廉‧米克拉斯是一個辛辛苦苦工作然而才能平庸的人，維也納人說他生平的主要成就是生了一大窩子女。但是他身上具有一種農民的樸實性格，作為一個為國服務將滿五十二年的官員，在遇到這個危機時，他將比任何別的奧地利人表現出更多的大無畏精神。他願意向希特勒作某些讓步，如釋放奧地利納粹份子之類，但是他不同意讓賽斯一英夸特主管警察和陸軍。巴本及時地在二月十四日晚上向柏林報告了這種情況。他說許士尼格希望﹁在明天以前使總統放棄反對﹂。

　　在這天晚上七點三十分，希特勒批准了凱特爾將軍所擬訂的對奧地利施加軍事壓力的命令。

　　﹁散佈並無其事但是聽起來很可信的消息，使人聽了必然認為對奧地利在進行軍事準備。﹂

　　事實上，許士尼格才離開伯希特斯加登，德國元首就在開始採取虛擬的軍事行動，以便使奧地利總理能按照叫他做的那樣去做。約德爾在日記裡記下了這一切情況。

　　﹁二月十三日：下午凱︵特爾︶將軍要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和我到他的寓所去。他告訴我們說，元首的命令是，由虛擬的軍事行動所造成的軍事壓力要保持到十五日。擬訂了關於這些措施的建議，在電話上報告給元首並請他批准。

　　二月十四日：效果是迅速而有力的。在奧地利，已經造成了德國正在進行認真軍事準備的印象。﹂

　　約德爾將軍沒有誇大。在武裝侵入的威脅下，米克拉斯總統屈服了。在寬限的最後一天即二月十五日，許士尼格正式通知馮‧巴本大使說，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商定的協議將在二月十八日以前實施。二月十六日，奧地利政府宣佈了對納粹份子的大赦，那些在殺害陶爾斐斯案中定罪的納粹份子也被釋放，並且公佈了改組後的內閣名單，阿圖爾‧賽斯一英夸特被任命為公安部長。第二天，這個納粹部長就趕到柏林去見希特勒，接受他的命令。

　　賽斯一英夸特，這個頭一個吉斯林，是一個樣子討人喜歡的聰明的維也納青年律師。他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就具有強烈的慾望，要看到奧地利跟德國結合在一起。在戰後的頭幾年中，這是一種很流行的思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停戰後的第一天，維也納臨時國民議會剛剛推翻了哈布斯堡君主政體和宣佈成立奧地利共和國，也聲明﹁日耳曼人的奧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想這樣來實現德奧合併，勝利的協約國不同意這樣做，而到希特勒上臺的一九三三年時，沒有疑問，大多數奧地利人都是反對他們這個小國跟納粹德國結合起來的。但是在賽斯一英夸特看來，正如他後來在紐倫堡受審時所說的，納粹份子是堅定地主張德奧合併的，因此他支持他們。他沒有參加納粹黨，而且也沒有參加該黨的暴行。他為奧地利納粹份子充當了一個體面的門面人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協定以後，他被任命為國務參事，他在巴本和其它德國官員及特務份子的幫助下，竭力從內部進行破壞。奇怪的是，許士尼格和米克拉斯差不多一直到底似乎都是信任他的。米克拉斯跟許士尼格一樣，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後來承認，他是由於看到賽斯是﹁一個赴教堂做禮拜從不缺席的人﹂而對他產生好印象的。這個人篤信天主教，像許士尼格一樣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提羅爾禁衛步兵團裡服過役，還受過重傷｜｜這些似乎就是這位奧地利總理信任他的基礎。不幸的是，許士尼格有一個致命弱點，不能從更為切實而重要的方面來判斷一個人。或許他認為他可以乾脆用賄賂來使他的納粹新部長就範。他在他的書裡曾講到一年前一筆五百美元的賄賂在賽斯一英夸特身上所發生的神奇效果，當時賽斯一英夸特揚言要辭去參事之職，後來由於接受了這區區的數目而又收回辭呈了。但是許士尼格很快就會知道，希特勒有更大的賞賜來誘惑這個野心勃勃的青年律師。

　　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向國會發表了大家等待已久的演說，這是由於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機和他自己對奧地利的陰謀而從一月三十日拖延下來的。這位元首熱烈地談到許士尼格的﹁諒解﹂以及促成奧德密切瞭解的﹁誠意﹂，這番假話使張伯倫首相印象很深刻。但是，他又發出了一個警告，對於這個警告，儘管倫敦方面怎麼粗心而沒有注意到，維也納，還有布拉格，都是不會不注意到的。

　　﹁有一千多萬日耳曼人住在同我們邊界接壤的兩個國家裡｜｜有一件事情是絕不能有什麼懷疑的。不能由於政治上同德國分開而使權利｜｜那就是自決的一般權利｜｜也遭到剝奪。一個世界大國不能忍受它的旁邊的同種族弟兄因為對整個民族、它的命運和它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觀︶表示同情或者一致而經常遭受到最厲害的折磨。保護這些不能憑藉自己的努力在我們國界邊上獲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國的職責。﹂

　　這是直率而公開的通知：今後希特勒認為，七百萬奧地利人和三百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國的事情。

　　許士尼格在四天後，二月二十四日，向奧地利聯邦議會發表的一篇演說中答覆了希特勒。這個議會的議員們，像德國國會的議員們一樣，也是由一黨獨裁政權所一手挑選的。許土尼格雖然對德國採取了和解態度，但是他強調說，奧地利已經讓步到了﹁我們必須停止並且說﹃到此為止不能再退﹄﹂的極限了。他說，奧地利絕不會自動放棄它的獨立的，他在結束演說時發出了一個激動人心的號召：﹁紅一白一紅︵奧地利國旗顏色︶，誓死效忠！﹂︵這句話在德文也是成韻的。︶

　　許士尼格在戰後寫道，﹁二月二十四日對我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日子﹂。他焦急地等待著德國元首對他的反抗演說的反應。巴本在第二天打電報給柏林，叫外交部不要過分認真地看待這篇演說。他說，許士尼格表現了他的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是為了挽救他在國內的地位；由於他在伯希特斯加登作了讓步，維也納有人陰謀要推翻他。同時，巴本告訴柏林說，﹁賽斯｜英夸特的工作｜｜正在按計劃取得進展﹂。第二天巴本正式向奧地利總理辭行而到基茨布林去滑雪去了。他在奧地利進行了多年陰險的工作就要得到收穫了。

　　希特勒二月二十日的演說，曾由奧地利廣播電臺轉播，在奧地利各地引起了一連串大規模的納粹示威運動。在二月二十四日廣播許士尼格的答覆之際，在格拉茨有兩萬名納粹黨暴徒闖入了該市鎮的廣場，拆下了擴音器，卸下了奧地利國旗而升上了德國的﹁萬﹂字旗。由於是賽斯一英夸特主管警察，當然沒有作什麼努力來制止納粹的騷擾。許士尼格的政府在垮下來。不僅政治上發生了混亂，經濟上也開始發生混亂。銀行裡有大批外國戶頭和本國人民提款。外國商行擔心出事，紛紛向維也納取消定貨。外國遊客原來是奧地利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也被嚇跑了。托斯卡尼尼從紐約打電報來說，﹁由於奧地利的政治局勢﹂而取消在薩爾斯堡音樂節的演出，這個音樂節每年夏天要吸引幾萬遊客。局勢變得如此之絕望，以致於被放逐的哈布斯堡王室太子奧托，竟從比利時的家裡寫了封信來，據許士尼格後來透露，他請求許士尼格看在前帝國軍隊軍官的效忠誓言的份上委任他為總理，如果許士尼格認為這樣一種步驟也許能挽救奧地利的話。

　　許士尼格急了，只得去求助於奧地利工人，他們的自由工會和政黨社會民主黨，是在陶爾斐斯一九三四年野蠻地把它們擊垮後繼續由他加以鎮壓的。這些人占奧地利選民的四十二％，如果在過去四年中的任何時候，這位總理能夠把他的眼光放開到超出他自己的天主教｜法西斯獨裁政權的狹隘範圍以外，爭取他們這些人的支持來組成一個溫和的、反納粹的民主聯合政權的話，那麼人數比較少的納粹份子本來是可以很容易地對付的。但是許士尼格沒有這樣的氣魄來採取這樣一個步驟。儘管他為人正直規矩，但是他也像歐洲的某些其它人一樣。看不慣西方民主，非常喜歡極權的一黨專政。

　　社會民主黨人走出了工廠和監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最近同納粹黨人一起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三月四日全體一致響應了總理的號召。他們說，他們不究既往，仍然願意幫助政府保衛國家的獨立。他們所要求的只是總理已經許給納粹黨的那一點東西：擁有他們自己的政黨和宣傳他們自己的原則的權利。許士尼格同意了，但是已經太晚了。

　　三月三日，消息老是很靈通的約德爾將軍在日記中記道：﹁奧地利問題就要到最後關頭了。一百名軍官要派到德國來，元首要親自接見他們，他們的任務不是使奧地利武裝部隊能對我們更好地作戰，而是要使他們根本不打。﹂

　　在這個決定性關頭，許士尼格決定再採取一個最後的豁出去的行動，這個行動是自從二月份最後那幾天納粹份子開始在各省接掌政權以來他一直在心裡盤算著的。他要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要問奧地利人民，他們是否贊成一個﹁自由的、獨立的、社會的、基督教的和統一的奧地利｜｜是或否﹂？

　　﹁︵他後來寫道︶我覺得作出明確的決定的時刻已經來到了。雙手給上了銬，等待著，等到幾星期後再被封住了口，這樣似乎是不負責任的。現在的賭博需要作最後的超人努力。﹂

　　從伯希特斯加登回來後不久，許士尼格就把希特勒的威脅告訴了奧地利的保護者墨索里尼。他立即得到這位義大利領袖的答覆，說義大利對奧地利的態度不變。現在在三月七日，他打發駐羅馬的武官去見墨索里尼說，鑒於事態的發展，他﹁大概將不得不舉行公民投票﹂。這位義大利獨裁者答覆說，這是一個錯誤｜｜﹁Ｃ﹄ｅｕｎｅｒｒｏｒｅ！﹂他勸許士尼格仍舊照以前那樣做去，事情在好轉；羅馬和倫敦之間關係即將緩和，而這將大大有助於減輕壓力。這是許士尼格從墨索里尼那裡聽到的最後的話了。

　　三月九日晚上，許士尼格在因斯布魯克發表的一篇演說中宣佈，將於四天後｜｜三月十三日星期日那天｜｜舉行公民投票。這個意外的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約德爾三月十日的日記描述了柏林的初步反應：

　　﹁許士尼格出人意外地而且沒有跟他的部長們商量就下令在三月十三日星期日舉行公民投票｜｜

　　元首決不容忍這件事。當天晚上，就是三月九｜十日的夜間，他把戈林叫了來。馮‧萊希瑙將軍也從開羅奧林匹克委員會召了回來。還命令馮‧舒伯寧將軍︵在奧地利邊界上的慕尼黑軍區的司令︶和︵奧地利︶部長格拉斯一霍爾斯特玲前來，後者｜｜在巴拉丁那特｜｜里賓特洛甫正留在倫敦。牛賴特接管了外交部。﹂

　　第二天，三月十日星期四，柏林忙碌異常。希特勒已決定要對奧地利進行軍事佔領，他的將軍們無疑對此感到極為意外。如果要用武力阻止許士尼格在星期日舉行公民投票，陸軍必須在星期六以前開入奧地利，然而卻沒有這樣匆促進軍的準備計畫。希特勒要凱特爾在上午十時去見他，但是這位將軍在趕忙去見希特勒之前先同約德爾和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馬克斯‧馮‧維巴恩將軍會商了一番。富於智謀的約德爾記起了奧托特別方案，那是擬定出來對付哈布斯堡王室的奧托在奧地利復辟的企圖的。既然這是當時存在的用軍事行動來對付奧地利的唯一計畫，希特勒決定只好用它。他下命令：﹁準備奧托方案。﹂

　　凱特爾趕緊回班德勒街的最高統帥部去和參謀總長貝克將軍會商。當他要求瞭解奧托方案的詳情時，貝克回答說，﹁我們什麼也沒有準備過，什麼也沒有做過，什麼都沒有﹂。於是貝克也被召到總理府去。他拉住了正要離開柏林去擔任一個師部職務的馮‧曼施坦因將軍，跟他一同驅車去見希特勒。希特勒對他們說，陸軍必須準備好在星期六以前進軍奧地利。這兩位將軍都沒有對這種武裝侵略的建議提出反對。他們只是擔心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要臨時把軍事行動準備就緒有困難。曼施坦因回到班德勒街去著手擬定必要的命令，在下午六時，即五小時內完成了他的工作。據約德爾的日記說，在下午六點三十分，向陸軍三個軍和空軍下達了動員令。第二天，三月十一日上午二時，希特勒發佈了關於奧托軍事行動方案的第一號指令。他匆忙得連名字都忘記簽，直到下午一時才補上了簽字。

　　﹁絕密

　　一、如果其它措施不成功的話，我打算用武裝部隊侵入奧地利，以建立法治的條件和防止對親德國的人民的進一步暴行。

　　二、整個軍事行動將由我自己指導｜｜

　　三、進行這種軍事行動的陸軍和空軍部隊，必須準備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入侵，至遲不得晚於十二點鐘｜｜

　　四、軍隊的表現必須使人覺得，我們不願意對我們的奧地利兄弟發動戰爭｜｜因此，要避免任何挑釁行為。但是，如果遇到抵抗，則必須用武力予以無情摧毀｜｜﹂

　　幾小時以後，約德爾代表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發佈了補充的﹁絕密﹂命令：

　　﹁一、如果在奧地利遇到捷克斯洛伐克軍隊或者民兵部隊，要把他們認為是具有敵意的。

　　二、義大利人則在任何地方都須當作朋友對待，特別是因為墨索里尼已經說他對解決奧地利問題不感興趣。﹂

　　希特勒一直在擔心墨索里尼。三月十日下午他已決定了軍事入侵後。立即打發黑森親王菲力浦坐了專機帶著一封信去見義大利領袖︵所署日期為三月十一日︶，信中把希特勒所籌畫的行動告訴他，並請這位義大利獨裁者諒解。這封信集謊言之大成，完全歪曲了他如何對待許士尼格以及關於奧地利的情況，他竭力使這位義大利領袖相信，奧地利的情況﹁正接近於無政府狀態﹂。這封信開頭完全是一派哄人的胡言，以致於後來在德國公佈時希特勒把開頭的話刪去了。他說，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陰謀使哈布斯堡王室復辟，並準備﹁以至少兩千萬人的巨大力量來打擊德國﹂。他然後扼要地敘述了他對許士尼格的要求，並竭力使墨索里尼相信，這些要求﹁簡直是溫和之至的﹂。他又說到許士尼格未能實現這些要求，還談到要舉行﹁一次所謂公民投票﹂的那場﹁玩笑﹂。

　　﹁從我作為德國元首兼總理的職責和作為這塊土地的兒子的職責出發，我不能再在這些事態發展面前繼續無所作為了。

　　我現在已決心恢復我祖國的法律和秩序，並使人民能夠以明白無誤的公開的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判斷來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不論這次公民投票將以什麼方式進行，我現在願意莊嚴地向閣下，法西斯義大利的領袖，保證：

　　一、認為這個步驟只是一種民族自衛的步驟，因此是任何有骨氣的人都會同樣採取的一種行為，如果他是處在我的地位的話。閣下也不會有不同的做法的，如果義大利人的命運發生危險的話｜｜｜｜

　　二、在義大利的一個決定性關頭，我曾經向您證明了我的同情的堅定性。請相信以後在這方面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三、不論即將發生的事情產生什麼後果，我已在德國和法國之間劃了一道明確的邊界線，現在在義大利和我國之間也劃了一道同樣明確的邊界線。它就是勃倫納｜｜

　　你的永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許士尼格的垮臺

　　許士尼格博士沒有注意第三帝國邊界上正在進行的緊張的入侵準備，三月十日晚上他去睡覺了。據他後來作證時說，他深信這次公民投票將會是奧地利的一次成功，納粹份子﹁將不會成為克服不了的障礙﹂。說真的，那天晚上賽斯一英夸特博士還曾向他保證，他將支持這次公民投票，甚至將廣播一篇贊成這次公民投票的演說。

　　在三月十一日星期五早晨五點半，這位奧地利總理被床邊的電話鈴聲所驚醒。打電話來的是奧地利警察局長斯庫布林博士。他說，德國人已經封閉了薩爾斯堡地方的邊界。兩國之間的鐵路交通已經中斷了。傳說德國軍隊正在奧地利邊界集中。

　　六點十五分，許士尼格在前往鮑爾豪斯廣場他的辦公室途中，決定先到聖斯蒂芬大教堂去一趟。教堂裡，在朦朧的晨曦中，正在作早彌撒，他不安地坐在座位上，想到警察局長報告的不祥消息。他後來追述，﹁我不能十分確定，這種消息意味著什麼。我只知道它會帶來某種變化﹂。他凝視著聖母瑪利亞像前面燃燒著的蠟燭，偷偷地向四面望望，然後畫個十字，就像無數維也納人在過去困難的時候在這個像面前所做的那樣。

　　在總理府裡，一切都很平靜；甚至沒有奧地利駐國外外交人員在這一夜發來過什麼令人不安的電報。他打電話給警察總局，要求警察在內城和政府建築物四周佈置警戒線，作為一種預防措施。他還召集了他的內閣同事們。只有賽斯一英夸特沒有來。許士尼格到處都找不到他。實際上這位納粹部長正在維也納機場。巴本在頭天晚上接到命令要趕回柏林，在上午六時乘專機啟程，賽斯一英夸特在給他送行。現在這位第一號吉斯林正在等待著第二號｜｜格拉斯｜霍爾斯特瑙，他像賽斯一樣也是許士尼格內閣的一個部長，而且也像賽斯一樣在幹賣國的勾當。他將從柏林來，帶著希特勒指示他們該怎麼對付這次公民投票的命令。

　　命令是要取消這次公民投票，這兩位先生在上午十時及時地把這個意見告訴了許士尼格，還說希特勒非常生氣。許士尼格在同米克拉斯總統、內閣同事們和斯庫布林博士磋商了幾小時後，同意了取消這次公民投票。這位警察局長很不得已地告訴他說，由於警察中大量地混入了按照伯希特斯加登最後通牒而復職的納粹份子，所以政府不再能依靠他們了。另一方面，許士尼格肯定地認為，陸軍和愛國陣線｜｜奧地利執政的極權主義政黨｜｜的民兵是願意戰鬥的。但是在這個決定性關頭，許士尼格決定不對希特勒進行抵抗，如果抵抗要流日耳曼人的血的話。希特勒是很願意流血的，但是許士尼格一想到這種可能前途就不寒而慄。他後來說，事實上，對這個問題，他早已打定主意了。

　　下午二時，他召見了賽斯一英夸特，告訴他要取消這次公民投票。這位溫文爾雅的猶大立即打電話到柏林去通知戈林。但是按照納粹的方式，軟化的對手作了一個讓步後必須很快逼他繼續作出另一個讓步。戈林和希特勒當即增加賭注。關於其中的詳細經過，關於所使用的威脅和欺騙手段，說來很有諷刺意味，竟是由戈林自己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ａｍｔ︵﹁研究所﹂︶把詳盡細節記錄了下來。它記下了在三月十一日下午二點四十五分開始的二十七次從元帥辦公室打出來的電話的交談內容。這些文件是戰後在德國空軍部發現的，奧地利的命運在以後幾個小時的關鍵時刻中怎樣為柏林打出來的電話所決定，這個記錄是很說明問題的。

　　在賽斯下午二點四十五分第一次打電話給戈林時，這位元帥告訴他說，光是許士尼格取消公民投票是不夠的，他在同希特勒商量後再回他電話。他在三點五分回了電話。他命令說，許士尼格必須辭職，而且必須在兩小時內任命賽斯一英夸特為總理。戈林然後又叫賽斯﹁照約定的那樣打電報給元首﹂。這是第一次提到一個要在以後幾小時的整個瘋狂事件中突然出現的電報，這個電報將被用來作為幌子，使希特勒可以向德國人民和世界各國的外交部把他的侵略說成是正當的。

　　原來那天下午從柏林來到維也納代理巴本的職務的希特勒駐奧地利特別代表威廉‧凱普勒，給賽斯一英夸特看了該由後者打給元首的電報的草稿。電報要求派遣德國軍隊到奧地利來鎮壓騷亂。賽斯在紐倫堡的宣誓供詞中說，他拒絕打這樣一個電報，因為並沒有騷亂發生。凱普勒堅持說，必須這樣做。他匆忙地趕到奧地利總理府，厚顏無恥地在那裡跟賽斯和格拉斯一霍爾斯特瑙一起設立了一個臨時辦公室。許士尼格在這個決定性關頭為什麼容許這些外人和賣國賊硬闖進來，公然在奧地利政府的辦公樓中竊據要津，這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他確實讓他們這樣做了。後來他說，當時總理府看來﹁像個亂哄哄的蜂房﹂。賽斯一英夸特和格拉斯一霍爾斯特瑞在一邊﹁接見朝臣﹂，﹁在他們周圍忙碌地進出著奇奇怪怪的人﹂；但是這位弄得莫名其妙的彬彬有禮的總理顯然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攆他們出去。

　　他已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的壓力屈服並且自己辭職。在他還在和賽斯關起門來密談的時候，他打了一個電話給墨索里尼，但是這位義大利領袖不能馬上來接電話，於是幾分鐘後許士尼格掛斷了這個電話。他認定，要求墨索里尼幫助﹁等於浪費時間﹂。甚至奧地利的這個自負的保護者，也在患難之際拋棄了它。幾分鐘後，當許士尼格要設法說服米克拉斯總統同意他辭職的時候，外交部送來了一個資訊：﹁義大利政府說，在目前情況下它不能提供什麼意見，如果要求它提供意見的話。﹂

　　威廉‧米克拉斯總統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但是他是一個頑固的、正直的人。他勉強地接受了許士尼格的辭呈，但是他拒絕讓賽斯一英夸特繼任。他說，﹁這是完全辦不到的。我們絕不會被嚇倒﹂。他叫許士尼格通知德國人，拒絕接受他們的最後通牒。

　　賽斯一英夸特很快地在下午五點三十分把這件事報告給戈林。

　　賽斯一英夸特：﹁總統已接受了︵許士尼格的︶辭呈｜｜我提出要他把總理職位委任給我｜｜但是他願意委往給一個像安德那樣的人｜｜﹂

　　戈林：﹁這不行！絕對不行！必須立即告訴總統說，他一定得把聯邦總理的權力交給你，接受照原來安排的那樣的內閣。﹂

　　這時電話中斷了一下。賽斯一英夸特讓繆爾曼博士來接電話。繆爾曼博士是許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曾經看到過在後面虎視眈眈的奧地利納粹份子。他是戈林的朋友。

　　繆爾曼：﹁總統仍舊堅決不同意。我們三個國社黨人想親自去跟他說｜｜他甚至不讓我們見他。到現在為止，看來他仍然不願讓步。﹂

　　戈林：﹁讓賽斯跟我通話。︵對賽斯說︶現在，記住下面這些話：你立即跟莫夫中將︵德國武官︶一起去告訴總統說，如果不立即接受條件，已經在向邊境前進的部隊將在今晚全線開入，奧地利就將停止存在｜｜告訴他，現在沒有時間開什麼玩笑。現在的局勢是，今晚將在奧地利全境開始入侵。只有我們在七點三十分以前得悉米克拉斯己委任你為聯邦總理，入侵才能防止，軍隊才能在邊界上停下來｜｜然後把全國各地的國家社會黨人都叫出來。他們現在應當到街上去。因此要記住，必須在七點三十分以前提出報告。如果米克拉斯不能在四小時內瞭解這點，我們將使他在四分鐘內瞭解這點。﹂

　　但是這位不屈不撓的總統仍然堅持不讓。

　　六點三十分戈林又在跟凱普勒和賽斯一英夸特通電話。兩人都報告說，米克拉斯總統拒絕同意他們。

　　戈林：﹁那好吧，賽斯｜英夸特必須把他廢掉！只需上樓去告訴他，賽斯將動員國家社會黨警衛隊，五分鐘後軍隊將奉我的命令開入。﹂

　　在這個命令後，莫夫將軍和凱普勒向總統提出了第二道軍事最後通牒，威脅說，如果他不在一小時內即在七點三十分以前屈服的話，德國軍隊將開入奧地利。米克拉斯後來作證說，﹁我告訴這兩位先生，我拒絕這個最後通牒｜｜只有奧地利才能決定由誰來當政府的首腦﹂。

　　這時奧地利納粹份子已控制了街道和總理府。那天晚上我的妻子因難產而發生了危險，幸賴剖腹產術才使嬰兒得以誕生。六點鐘光景，我從醫院裡回來，在卡爾廣場的地下鐵道走出來時，發現四周盡是蜂擁衝向內城的大叫大喊、歇斯底里的納粹暴徒。這些興奮的面孔是我以前在紐倫堡的納粹黨的集會上曾經看見過的。他們在大聲喊叫：﹁勝利萬歲！勝利萬歲！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吊死許士尼格！吊死許士尼格！﹂

　　警察站在旁邊，笑嘻嘻地看著，而僅在幾小時以前，我還曾看到他們毫不費事地驅散了一小批納粹份子。

　　許士尼格聽到了這些暴徒的腳步聲和叫喊聲，這些聲音把他嚇壞了。他趕緊到總統辦公室去作最後的請求。但是，他後來說：

　　﹁米克拉斯總統堅定不移。他不願委任一個納粹份子為奧地利總理。我堅持要他委任賽斯一英夸特，於是他說道：﹃你們現在都背棄我了，你們所有的人。﹄但是我覺得除了委任賽斯一英夸特外沒有別的出路。我把僅剩下的些微希望，寄託在他向我做過的一切諾言上，寄託在他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一個正直的人的個人名譽上。﹂

　　許士尼格到最後還抱住他的幻想不放。

　　這位下臺的總理然後建議由他廣播一篇告別演說和說明他為什麼辭職。他說米克拉斯同意了這點，雖然這位總統後來否認如此。這是我所聽見過的最感動人的廣播演說，擴音器就裝在離陶爾斐斯被納粹份子用槍暗殺的地點約五步路的地方。

　　﹁｜｜︵許士尼格說︶德國政府今天交給米克拉斯總統一個最後通牒，還有一個時限，命令他任命德國政府所指定的一個人為總理｜｜不然德國軍隊就將侵入奧地利。

　　我向全世界宣佈，德國所發出的關於工人鬧事、血流成河和局勢已非奧地利政府所能控制的傳說，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米克拉斯總統要我告訴奧地利人民，我們已向武力屈服，因為即使在這個可怕的時刻，我們也不準備流血。我們已決定命令軍隊不作抵抗。

　　因此，我用一句從我心底深處發出的德語告別話向奧地利人民告別：上帝保祐奧地利！﹂

　　總理告別了，但是頑強的總統卻還不準備告別。戈林在許士尼格廣播後不久打電話給莫夫將軍時獲悉了這點。戈林對他說：﹁最好是米克拉斯辭職。﹂

　　莫夫回答：﹁是啊，但是他不肯。這是很戲劇化的。我對他講了差不多十五分鐘。他說他絕不向武力屈服。﹂

　　﹁是這樣嗎，他不向武力屈服嗎？﹂戈林不能相信這種話。

　　﹁他不向武力屈服。﹂這位將軍重複道。

　　﹁那麼說，他是要人攆他出去嗎？﹂

　　莫夫說，﹁是啊，他賴在那裡不走。﹂

　　戈林笑道：﹁嘿，養了十四個孩子，只好賴在那裡不走。不管怎麼樣，叫賽斯去接過手來。﹂

　　仍然有那個電報問題沒有解決，希特勒為了要辯解他的侵略，需要有那封電報。據在柏林總理府裡跟元首在一起的巴本說，元首現在﹁處在一種接近於歇斯底里的狀態﹂。頑強的奧地利總統正在挫敗他的計畫。還有賽斯一英夸特，因為他沒有發那封要求希特勒派軍隊進入奧地利來平定騷亂的電報，希特勒怒不可遏，在三月十一日晚上八點四十五分發出了入侵的命令。

　　三分鐘後，在八點四十八分，戈林跟維也納的凱普勒通了電話。

　　﹁仔細聽好。應由賽斯一英夸特把如下的電報發到這裡來。用筆記下。

　　﹃在許士尼格政府辭職後認為本身任務是建立奧地利的安寧和秩序的臨時奧地利政府，向德國政府發出緊急請求，要求支持它完成這個任務和幫助它防止流血事件，為此目的，它要求德國政府儘快派遣德國軍隊。﹄﹂

　　凱普勒叫元帥放心，他一定立即把﹁電報﹂內容給賽斯｜英夸特看。

　　戈林說：﹁他甚至不必發這個電報。他只需要說一聲﹃同意﹄就行了。﹂

　　一小時後凱普勒回電話給柏林。他說，﹁告訴元帥，賽斯｜英夸特同意了﹂。

　　這樣，第二天我經過柏林街道時，發現︽人民觀察家報︾刊載著這樣觸目驚心的標題：日耳曼人的奧地利倖免於亂。報上有戈培爾所捏造的描述維也納大街上共產黨騷動｜｜毆鬥、開槍、劫掠｜｜的令人難以相信的消息，還有德國官方通訊社德意志通訊社所發的那個電報的內容，說是賽斯｜英夸特在頭天晚上發給希特勒的。實際上，戰爭結束時，在德國外交部的檔案裡找到了跟戈林所口授的完全相同的兩份﹁電報﹂。巴本後來解釋它們是怎麼會在那裡的。他說，它們是過了一些時候由德國郵電部長所偽造而存放在政府檔案裡的。

　　希特勒在整個瘋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焦急地等待著，不僅是等待米克拉斯總統屈服，而且是在等待著墨索里尼的表示。這位奧地利保護者的沉默態度使人感到惴惴不安。在晚上十點二十五分，黑森親王菲力浦從羅馬打電話到總理府。希特勒親自把耳機抓過去。戈林的技術員記錄了隨後的交談：

　　親王：﹁我才從威尼斯宮回來。義大利領袖以非常友好的態度對待整個事情。他向你問候｜｜許士尼格告訴了他消息｜｜墨索里尼說奧地利對他是無關緊要的。﹂

　　希特勒心中一塊石頭落地，大喜過望。

　　希特勒：﹁那麼，請告訴墨索里尼，為了這件事，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

　　親王：﹁好的，閣下。﹂

　　希特勒：﹁永遠不會，永遠不會，永遠不會，不論發生什麼情況！我願意跟他訂一個完全不同的協議。﹂

　　親王：﹁好的，閣下。我也曾把這點告訴過他。﹂

　　希特勒：﹁一俟奧地利事件解決，我願意跟他一起共患難，同命運｜｜不論發生任何情況！﹂

　　親王：﹁好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聽著！我願意訂任何協議。我已不再害怕萬一我們發生衝突軍事上會存在的可怕處境了，你可以告訴他，我的確是從心底裡感謝他，我將永遠不會，永遠不會忘記這點。﹂

　　親王：﹁好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我為了這件事將永遠不會忘記他，不論發生什麼情況。如果他萬一需要什麼幫助或者處於什麼危險中的話，他可以確信，不論發生什麼情況，即使整個世界聯合起來對付他，我也將堅決和他在一起。﹂

　　親王：﹁好的，我的元首。﹂

　　那麼，大不列顛、法國和國際聯盟在這個危急關頭又採取什麼立場來制止德國對一個和平的鄰邦的侵略呢？什麼都沒有。當時法國又處在沒有政府的狀態中。三月十日星期四，夏當總理和他的內閣辭職了。在戈林用電話把他的最後通牒告訴維也納的決定性日子，即三月十一日星期五，巴黎整天都沒有人能採取什麼行動。直到十三日德奧合併已經宣佈後，才有了一個由萊翁‧勃魯姆組成的法國政府。

　　英國呢？在二月二十日，就是許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屈服後的一個星期，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辭職了，主要是因為他反對張伯倫首相對墨索里尼的進一步姑息。接替他的是哈利法克斯勳爵。柏林對這種更動表示歡迎。張伯倫在伯希特斯加登最後通牒後向下院發表的演說，也受到柏林的歡迎。駐倫敦的德國大使館在三月四日用電報把這篇演說詳盡地報告給柏林。據這份報告引張伯倫的話說，﹁︵在伯希特斯加登︶所發生的，只不過是兩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們兩國之間關係的某些措施｜｜看來很難認為，只是因為兩位政治家商定了兩個國家中的一個國家的某些內部變動｜｜為兩國的關係著想，是值得想望的變動｜｜就可以說，一個國家已為另一個國家的利益而放棄了它的獨立。相反的，在聯邦總理二月二十四日發表的演說中，沒有東西可以使人認為聯邦總理︵許士尼格︶本人相信他的國家放棄了獨立﹂。

　　據我本人當時獲悉，維也納的英國公使館曾把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給許士尼格的最後通牒的詳細內容告訴張伯倫，所以，三月二日向下院發表的這篇演說是令人驚奇的。但是它使希特勒感到高興。希特勒知道，他可以進軍奧地利而不致和英國發生什麼糾葛。三月九日，新任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到倫敦來結束他在大使館的事務，在此以前他是駐英大使。他同張伯倫、哈利法克斯、國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都進行了長談。他向柏林報告說，他對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印象部﹁很好﹂。在和哈利法克斯勳爵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後，里賓特洛甫在三月十日直接向希特勒報告，﹁如果奧地利問題不能和平解決﹂，英國會採取什麼行動。根據他在倫敦的會談，他基本上相信﹁英國不會對奧地利採取什麼行動﹂

　　三月十一日星期五，里賓特洛甫正在唐甯街跟首相和他的同事們共進午餐，突然一個外交部的信使闖進來，交給張伯倫一批關於來自維也納的驚人消息的緊急電報。僅僅在幾分鐘以前，張伯倫還要求里賓特洛甫把﹁他所希望的解決德英關係的真誠願望和堅定決心﹂告訴元首。現在，接到了這個奧地利來的、令人不快的消息後，這些政治家就到首相書房裡去，張伯倫在那裡向感到不自在的德國外交部長念了維也納英國公使館發來的關於希特勒最後通牒的兩份電報。里賓特洛甫向希特勒報告說，﹁這次討論是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一向平靜的哈利法克斯勳爵比張伯倫還要激動，後者至少在外表上還顯得平靜和沉著﹂。里賓特洛甫對﹁這些報告的真實性﹂表示了懷疑，這似乎使他的英國主人們平靜了下來，因為，他報告說，﹁我們的告別是完全親切的，甚至哈利法克斯也恢復了平靜﹂。

　　張伯倫對維也納來的消息的反應，是命令駐柏林大使漢德遜寫一個通牒給代理外交部長馮‧牛賴特，說如果德國致奧地利最後通牒的消息是確實的話，﹁英王政府認為必須以最強烈的措詞提出抗議﹂。但是在這樣晚的時候提出一個形式上的外交上的抗議，希特勒是一點也不害怕的。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正當德國軍隊源源不斷地開入奧地利的時候，牛賴特回了一個輕蔑的答覆，說奧德關係只是德國人民的事情，而不是英國政府的事情，並且再次撒謊說，並沒有德國致奧地利的最後通牒，只是應新成立的奧地利政府的﹁緊急﹂請求才派遣軍隊前去的。他叫英國大使去看這個﹁已經公佈在德國報紙上﹂的電報。

　　希特勒在三月十一日晚上唯一認真擔心的是墨索里尼對他的侵略的反應，不過，柏林對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會怎樣做也有些不放心。但是，不知疲倦的戈林很快就把這點解決了。雖然他正忙於用電話指導在維也納的政變，他還是設法在這天晚上溜到Ｈａｕｓ　ｄｅｒ　Ｆｌｉｅｇｅｒ︵飛行員之家︶去待了一會兒。他在那裡以主人身份招待一千個高級官員和外交人員，舉行一個盛大晚會，欣賞國家歌劇院的管弦樂隊、歌唱家和芭蕾舞團的表演。當捷克駐柏林公使馬斯特尼博士來到這個盛大的晚會上時，這位掛滿勳章的元帥立即把他拉到一邊，拿名譽向他擔保說，捷克斯洛伐克不必對德國有什麼恐懼，德國軍隊進入奧地利﹁只不過是一件家務事而已﹂，希特勒希望改善同布拉格的關係。反過來他要求捷克保證不會動員。馬斯特尼博士離開了晚會，同布拉格的外交部長通了電話，然後回到晚會上去告訴戈林說，他的國家沒有動員，捷克斯洛伐克無意干涉奧地利事件。戈林放下了心，重申了他的保證，並說他授權申明，希特勒也立誓支持這些保證。

　　也許，甚至機警的捷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在那天晚上也來不及認識到，奧地利的滅亡也就意味著捷克斯洛伐克的滅亡。在那個週末，歐洲有些人認為捷克政府目光短淺，他們說，鑒於納粹佔領奧地利後，德國軍隊從三面包圍了捷克斯洛伐克，後者在戰略上就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又鑒於如果它出面拯救奧地利，可能會使俄國、法國和英國，還有國際聯盟都同第三帝國發生衝突，而這是德國人所吃不消的，所以捷克人原該在三月十一日晚上採取行動的，但是本書下文不久就要談到的隨後發生的情況，無疑使這種論據完全站不住腳。不久以後，當西方的兩個民主大國和國聯有一個更好的遏制希特勒的機會的時候，它們卻退縮了。無論如何，許士尼格在這個多事的一天一直沒有正式向倫敦、巴黎，布拉格或者日內瓦呼籲過。或許，如他的回憶錄所說的，他認為這不過是浪費時間而已。另一方面，米克拉斯總統則有這樣的印象︵這是他後來作證時說的︶：奧地利政府馬上把德國的最後通牒告訴了巴黎和倫敦，並且整個下午都在繼續同法國政府和英國政府﹁會談﹂，以圖探明它們的﹁想法﹂。

　　當事情越來越清楚，它們的﹁想法﹂只不過是發發空洞的抗議的時候，米克拉斯總統在午夜前不久屈服了。他任命了賽斯一英夸特為總理，並接受了他的內閣部長們的名單。他後來難受地說：﹁我在國內外都被完全拋棄了。﹂希特勒向德國人民發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聲明，以他通常的蔑視真理的態度把他的侵略說成是正當的，並提出諾言說，奧地利人民將在﹁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中選擇他們的前途。這篇聲明由戈培爾在三月十二日中午在德國電臺和奧地利電臺加以宣讀。然後，希特勒就出發到他的祖國去了。他受到了暴風雨般的歡迎。在每一個為了他的到來而匆忙裝飾起來的鄉村裡，都有歡呼的人群。下午他到達了他的第一個目的地林嗣，他曾在這裡度過他的學童時代。在這裡，對他的歡迎狂熱之極，希特勒深受感動。第二天，在打了一個電報給墨索里尼｜｜﹁為了這件事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你一﹂｜｜以後，他在利昂丁他的雙親的墳墓上放了一個花圈，然後回到林嗣去發表了一篇演說：

　　﹁在多年前離開這個市鎮時，我懷著完全和今天心中所懷著的同樣的信仰。在那麼多年以後，我能夠使這種信仰得以實現，由此可見我現在感動之深。如果上帝曾經叫我離開這個市鎮去當德國的領袖，他這樣做一定是賦與了我一個使命，而這個使命只能是使我親愛的祖國重歸德國。我相信這個使命，我活著為這個使命而鬥爭，我認為我現在已經把它實現了。﹂

　　十二日下午，賽斯｜英夸特在希姆萊陪同下乘飛機到林嗣來會見希特勒，並驕傲地宣稱聖歇爾曼條約第八十八條已經歸於無效。該條約第八十八條確認奧地利的獨立是不能讓與的，並規定國際聯盟為它的保證人。對於被奧地利群眾的熱情沖昏了頭腦的希特勒來說，這還不夠。他命令內政部次長威廉，斯圖卡特博士立即到林嗣來。

　　斯圖卡特是他的部長弗立克趕忙派到維也納去擬定使希特勒成為奧地利總統的法律的。使這位法律專家多少有些感到意外的是，元首命令他，﹁草擬一項規定德奧完全合併的法律﹂，這是他後來在紐倫堡作證時說的。

　　斯圖卡特在三月十三日星期日把這個法律草案提交給在維也納新成立的奧地利政府，這一天本是許士尼格的公民投票預定要舉行的日子。上文已有述及，米克拉斯總統拒絕簽署這個法律，但是已經接掌了總統權力的賽斯一英夸特簽了字，並在當天深夜飛回林嗣去把它提交給元首。它宣佈了奧地利的告終。它開頭說，﹁奧地利是德國的一省﹂。賽斯｜英夸特後來回憶說，希特勒歡喜得掉下了眼淚。這個所謂德奧合併法還在同日由德國政府在林嗣頒佈，希特勒、戈林、里賓特洛甫、弗立克和赫斯在上面簽了字。它規定在四月十日舉行﹁一次自由而秘密的公民投票﹂，奧地利人可以在這次公民投票中決定﹁同德國合併的問題﹂。希特勒在三月十八日宣佈，德國人也要就德奧合併問題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時還要舉行國會的新選舉。

　　希特勒直到三月十四日星期一的下午，才凱旋地進入他曾經在那裡流浪過那麼久的維也納。這是由於兩件沒有預見到的事而推，遲的。儘管奧地利人由於將在首都看到元首而高興得如醉如狂，希姆萊要求再給他一天的時間來完成安全措施。他已經在逮捕數以萬計的﹁不可靠份子﹂，在幾個星期內，單是維也納一地就將達到七萬九千人。還有一件事就是，吹噓得很厲害的德國裝甲部隊，竟在還沒有看到維也納的山頭以前就出了毛病而拋錨了。據約德爾說，約有七十％的裝甲車停在從薩爾斯堡和巴索到維也納的公路上，雖然指揮裝甲部隊的古德里安將軍後來說，他的部隊只有三十％陷於停滯。無論如何，希特勒對這種延遲大為生氣。他在維也納只過了一夜，下榻在帝國飯店。

　　不過，衣錦榮歸，回到這個他認為曾經冷待過他、使他在青年時期過著饑餓困苦的流浪生活、而現在又以極其熱烈的歡欣心情來歡迎他的前帝國首都，不可能不使他興致勃勃起來。無處不在的巴本由柏林乘飛機趕來維也納參加慶祝，他趕到時，希特勒已站在哈布斯堡皇室故宮霍夫堡對面的檢閱臺上。巴本後來寫道，﹁我只能說他是處在一種大喜若狂的狀態中﹂。他在以後四個星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這種狀態，這時他在德國和奧地利各地巡行，煽起群眾的熱情來對德奧合併投贊成票。但是在精神橫溢的演說中，他仍不放過任何機會來中傷許士尼格，或者販賣現在已經變成陳腔濫調的關於德奧合併是如何實現的那種謊言。在三月十八日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他硬說許士尼格要舉行﹁偽選舉﹂而﹁食了言﹂，又說﹁只有一個發癡的、盲目的人﹂才會幹出這種行為來。三月二十五日在柯尼斯堡發表的演說中，﹁偽選舉﹂在希特勒心中已變成﹁這個可笑的喜劇﹂，希特勒聲稱，已發現一些信件，證明許士尼格曾有意欺騙他，拖延不履行伯希特斯加登協議，直到﹁一個較為有利的時刻來煽動外國反對德國﹂。

　　外國報紙曾對希特勒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和甚至不等公民投票的結果就宣佈德奧合併的這種詭計加以嘲笑，希特勒在柯尼斯堡的演說中答覆說：

　　﹁某些外國報紙說，我們對奧地利使用了暴力方法。我只能說：它們甚至在死後也不能不說謊。我在政治鬥爭的過程中深得我的人民的愛戴，但是當我越過以前的邊界︵進入奧地利︶時，我所看到的人民的愛戴的表現卻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們不是作為暴君，而是作為解放者來到的｜｜在這種印象的影響下，我乃決定不等到四月十日而立即實現合併｜｜﹂

　　如果說，這番話在外國人聽來不大合乎邏輯或者不大老實的話，對德國人卻無疑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國會的演說結束之際，希特勒用充滿感情的聲音懇求說：﹁德國人民，再給我四年任期，以便我現在可以利用已經實現的聯合來為全體人民謀福利！﹂這時候，他受到了熱烈的歡呼，其熱烈的程度大大超過了他以往在這個講臺上受到的歡呼。

　　四月九日，即投票的前夕，元首在維也納結束了他的競選運動。這個曾作為一個衣衫襤褸、饑腸轆轆的流浪漢在這個城市的人行道上躑躅的人，不過四年前才在德國取得了霍亨佐倫國王的權力，而現在又擁有了哈布斯堡皇帝的權力，不免充滿了一種天賜使命之感。

　　﹁我相信，是上帝的意志打發一個青年從這裡到德國去，讓他成長起來，把他培養成這個民族的領袖，以便使他能夠領導他的祖國回到德國。

　　上蒼自有它的意志，而我們都只不過是它的意志的執行人而已。三月九日許士尼格先生違背了他的協議，於是在那個瞬間，我就覺得現在上帝已對我發出了號召。以後三天裡發生的事只能認為是上帝的這種願望和意志的實現。

　　三天裡，上帝懲罰了他們！｜｜在發生背信行為那一天賜給了我天恩，使我能夠把我的祖國同德國結合在一起！｜｜

　　我現在要感謝上帝，他使我回到我的祖國，以便我現在可以領導它同我的德國結合起來！明天願每一個德國人都認識到這個時刻，估量到它的意義，謙恭地在上帝面前低頭，他在幾個星期中已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奇蹟！﹂

　　原來無疑會在三月十三日對許士尼格投贊成票的奧地利人，有一大部分在四月十日也會向希特勒投贊成票，這是一個預定的結論。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真的認為，最後同不論什麼樣的德國，即使是納粹德國，結合起來，是一種理想的和不可避免的結局，因為在一九一八年同原來的廣大的斯拉夫和匈牙利內地割斷了的奧地利，終究是不能依靠自己而體面地存在的，它只能作為德國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除了這些奧地利人以外，還有狂熱的納粹份子，他們的人數正在迅速增加，因為不論找差使的人或是已有差使的人都為納粹的成功所吸引，急於想改善他們的處境。在這個天主教徒占壓倒多數的國家裡，許多天主教徒無疑為紅衣主教因尼茨爾的一篇廣為宣傳的聲明所左右，這篇聲明對納粹主義來到奧地利表示歡迎，並敦促教徒投贊成票。

　　我認為，如果舉行公正和誠實的選舉，社會民主黨人和許士尼格的天主教社會黨人都能自由地公開進行競選，在這次公民投票中投贊成票和反對票的數目可能是會差不多的。事實是，只有非常勇敢的奧地利人才敢投反對票。像在德國一樣，選民們害怕不投贊成票會被查出來，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在那個星期日下午我在維也納所參觀的投票站中，各投票棚的角上都開著很大的裂縫，使坐在幾英尺外的納粹選舉委員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人們怎麼投票。在鄉下選區裡，差不多沒有人願意｜｜或者敢於｜｜在投票棚中秘密投票；他們都是公開投票的，讓大家都能看到。我正好要在那天晚上七點三十分廣播，這是在投票結束後半小時，選票還正在開始點數。一個納粹官員在我廣播前竭力使我相信說，奧地利人九十九％都會投贊成票的。這正是以後公佈的官方數字｜｜大德意志九十九．零八％，奧地利九十九．七十五％的人投了贊成票。

　　因此，作為奧地利來說，在歷史上它暫時消失了，它的名字被那個存心報復的奧地利人抹掉了，他現在已使它同德國合併了起來。奧地利的古老德文名字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東部帝國︶，被取消了。奧地利變成了Ｏｓｔｍａｒｋ︵東部邊疆︶，但是很快就甚至連這個名字也不用了。柏林方面用區的行政建制來管理這個國家，區大體上相當於歷史上的邦，如像提羅爾、薩爾斯堡、斯蒂里亞和卡林西亞。維也納變成了德國的一個城市，一個區的行政中心，它漸漸地衰落了。這個前奧地利流浪漢出身的獨裁者，把他的祖國從地圖上擦去，並且使它一度光輝燦爛的首都失去了最後一點光榮和重要性，奧地利人中間產生失望情緒，是不可避免的。

　　在頭幾個星期中，維也納納粹份子的行為比我在德國看見過的任何情況都要壞。他們肆無忌憚地發洩他們的虐待狂。日復一日，可以看到大批猶太男女在擦去人行道上許士尼格的口號和打掃街道。他們趴在地上做這種清潔工作，衝鋒隊員則站在旁邊監視著，人們都圍攏來侮辱這些猶太人：數以百計的猶太男女在大街上被抓去打掃公共廁所以及衝鋒隊和黨衛隊營房的廁所。還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關了起來。他們的財產被沒收或者被盜竊。我從普洛斯爾胡同的寓所視窗望出去，看到一隊隊的黨衛隊人員從隔壁的羅茨徹爾德邸第裡把銀器、地毯、繪畫和其它掠奪品用車子裝走。路易‧德‧羅茨徹爾德男爵本人後來由於把他的鋼鐵廠交給了赫爾曼‧戈林工廠作為買路費，才得以逃出維也納。這個城市的十八萬猶太人，大約有一半是在戰爭開始以前由於把他們的財產交給納粹份子而才買到了移居國外的自由的。

　　海德里希在黨衛隊下面設立了一個特別機構﹁猶太移民局﹂，在人身自由上做發財生意。該局成了有權發給猶太人出國許可證的唯一納粹機構。這個機構從開始到結束一直是由一個奧地利納粹份子、希特勒的同鄉、林嗣來的卡爾‧阿道夫‧艾克曼主持的，它終於變成一個不是移民而是進行滅種的機構。它組織了對四百多萬人的屠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希姆萊和海德里希也利用德奧合併的頭幾個星期留在奧地利的機會，在多瑙河北岸恩斯附近的毛特豪森設立了一個龐大的集中營。一再把千千萬萬的奧地利人運到德國的集中營去是太麻煩了。希姆萊認定，奧地利需要有一個自己的集中營。在第三帝國垮臺以前，非奧地利被拘人員比本地被拘人員的數目還要多，而且毛特豪森是官方公佈殺人最多的德國集中營︵在東方的滅絕營是另外一回事︶：在它存在的六年半中殺死了三萬五千三百一十八人。

　　儘管在德奧合併後有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所領導的秘密警察恐怖統治，還是有幾十萬德國人前來奧地利。因為他們可以用馬克在奧地利享受到在德國多年吃不到的豐餐美食，在奧地利的優美無比的山水之間度過極便宜的假期。德國商人和銀行家蜂擁前來，以只占其本身價值極小一部分的代價購買被霸佔的猶太人和反納粹人士的產業。在這些笑容滿面的來客中，也有那個別人仿效不來的沙赫特博士。他雖然跟希特勒發生過爭執，仍然是德國內閣中的一個部長︵不管部長︶，仍然是國家銀行的總裁。他對德奧合併感到大喜過望。他甚至在公民投票以前就到奧地利來代表國家銀行接管奧地利國家銀行，在三月二十一日對這家奧地利銀行的職員們發表了演說。沙赫特博士嘲笑了外國報紙對希特勒實現德奧合併的方法的批評，而堅決地為這些方法辯護。他說，德奧合併是﹁外國對我們實施的無數次背信棄義和殘暴行為的結果﹂。

　　﹁感謝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已創造了德國意志和德國思想的一致｜｜他用新加強的國防軍來支持這種一致，然後，他終於使德國和奧地利的內在一致獲得了外表形式｜｜

　　凡是不全心全意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我們這裡是找不到前途的｜｜國家銀行將永遠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不然我將不再成為它的經理。﹂

　　接著沙赫特博士使奧地利職員們宣誓﹁忠於和服從元首﹂。

　　沙赫特博士高聲說道：﹁誰要是違背誓言，誰就是混蛋！﹂然後他領導他的聽眾們三呼﹁Ｓｉｅｇ　Ｈｅｉｌ！︵勝利萬歲！︶﹂

　　與此同時，許士尼格博士已被逮捕，而且受到了極其屈辱的待遇，很難使人相信這不是希特勒親自佈置的。他從三月十二日到五月二十八日處於軟禁之下，在這段時期內秘密警察想出了一些非常卑鄙無聊的方法來不讓他睡覺。然後他被帶到了設在維也納大都會飯店裡的秘密警察總部去，在五層樓的小房間裡又關了十七個月。在那裡，他被迫用發給他個人使用的毛巾去收拾黨衛隊衛兵的宿舍、臉盆、污水桶和廁所，並且被迫做秘密警察想出來的各種下賤工作。到他垮臺後的第一周年，三月十一日，他的體重已減少了五十八磅，然而黨衛隊醫生卻報告說他的健康狀況極佳。許士尼格後來在他的書裡描述了他在這些年受到單獨禁閉和後來在達豪和薩赫森豪森這種最壞的德國集中營裡﹁在活死人中間﹂的生活。

　　在他被逮捕以後不久，他被允許用請人在獄外代理的方法同前伯爵夫人維拉‧捷爾寧結婚，她同前夫的婚姻關係已由教會法庭所取消。在戰爭的最後幾年裡，她被允許帶著一九四一年生的孩子和他在集中營裡一起過活。他們竟能度過這種監禁的磨難而倖免一死，真是一個奇蹟。到最後，另有一些在希特勒激怒下遭殃的顯貴人士也和他們一樣被關入集中營，如沙赫特博士、前法國總理萊翁‧勃魯姆和他的夫人、涅穆勒牧師、一批高級將領、黑森親王菲力浦。後者的妻子，義大利國王的女兒瑪法爾達公主，被黨衛隊一九四四年在布痕瓦爾德殺害，作為元首對她父親維克多‧愛麥虞埃背棄他投向盟國的報復。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這批顯貴的囚徒匆促地從達豪南撤，以免被由西方挺進的美國軍隊所解放。他們到了南提羅爾山區的一個鄉村裡。秘密警察軍官們給許士尼格看一張名單。根據希姆萊的命令，名單上的人要處死，以免落入盟軍之手。許士尼格看到他自己和他妻子的名字﹁清楚地印在上面﹂。他的心冷了半截。歷盡困苦苟延了那麼久｜｜可是在最後一分鐘還是不免一死。

　　然而，在五月四日，許士尼格卻能夠在日記中寫道：

　　﹁今天下午二點鐘，警報！美國人！一支美國部隊接管了這個旅館。我們自由了！﹂

　　希特勒不費一彈，而且沒有受到其軍隊本來可以壓倒他的大不列顛、法國和俄國的干涉，就為德國增加了七百萬子民，而且獲得了一個對他將來的計畫具有莫大價值的戰略地位。不僅他的軍隊在三面包圍著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他現在還擁有了維也納｜｜這個通向東南歐的大門。作為前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長期以來一直是中歐和東南歐的交通和貿易中心。現在這個神經中樞落在德國人手裡了。

　　或許對希特勒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英法仍舊不肯動一根毫毛來阻止他。三月十四日張伯倫在下院談到希特勒在奧地利的既成事實，倫敦的德國大使館用一連串緊急電報把辯論的經過情況報告給柏林。希特勒沒有什麼害怕的了。張伯倫說，﹁無可動搖的事實是，沒有什麼事情能制止︵奧地利︶實際發生的事情｜｜除非我國和其它國家當初準備使用武力﹂。

　　希特勒清楚地看出，這位英國首相不僅不願意使用武力，甚至不願意同其它大國協作來制止德國以後的行動。三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建議在國際聯盟內或國際聯盟外舉行一次各國會議，來考慮務使德國不再進行侵略的辦法。張伯倫對舉行這種會議表示了冷淡態度，三月二十四日更在下院中公開拒絕了這種主張。他說，﹁任何這類行動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只會加劇建立排外的國家集團的趨勢，而這種集團一定｜｜是不利於歐洲和平的前途的﹂。顯然，他忽視了或者沒有認真看待羅馬｜柏林軸心或者德義日的三國反共公約。

　　在這篇演說中，張伯倫還宣佈了他的政府的一個決定，這個決定一定使希特勒更為愜意了。他直率地拒絕了這種建議，即英國不僅應當保證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擊時去幫助它，而且應當在法國必須履行法捷協定的義務時支持法國。這個直截了當的聲明使希特勒的問題輕鬆了許多。他現在知道，在他撲向一頭羔羊時，英國將仍然袖手旁觀。如果英國不採取什麼行動，法國不是也會這樣嗎？他的以後幾個月裡的秘密文件表明，他確信法國也將這樣。而且他知道，根據俄國同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別締結的協定的條款，蘇聯在法國未採取行動之前沒有幫助捷克斯洛伐克的義務。他要立即實施他的計畫，知道這些情況就完全夠了。

　　希特勒在德奧合併成功後可以認為，那些態度勉強的德國將領不再會妨礙他了。如果他對這點還有些懷疑的話，那麼弗立契事件的結局當可消除這種懷疑。

　　我們前已談到，軍事榮譽法庭審理馮‧弗立契將軍被控男色罪一事在三月十日第一天開庭後就突然中斷，因為戈林元帥和陸海軍兩位總司令被希特勒召去處理跟奧地利有關的更緊急的事務去了。審訊在三月十七日恢復，但是由於中間發生了這樣的大事，所以這次審訊必然變成虎頭蛇尾的了。幾星期以前，高級將領們深信，當軍事法庭揭穿了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陷害弗立契的難以相信的陰謀後；不僅他們的倒楣的總司令將復職，而且黨衛隊，或甚至還有第三帝國，可能甚至還有阿道夫‧希特勒，都將動搖而垮臺。結果卻是一場泡影！二月四日，希特勒親自接掌了武裝部隊的統率權，廢黜了弗立契和他周圍的大部分高級將領，從而粉碎了舊軍官團的迷夢。現在他又不發一槍地征服了奧地利。在這種驚人的勝利以後，德國沒有誰再去為馮‧弗立契將軍操什麼心了，甚至那些宿將們也是如此。

　　不錯，他很快洗雪清白了。在經過戈林｜｜他現在可以裝作是最公正的法官了｜｜的一些威嚇後，那個進行訛詐的積犯施密特在法庭上頂不住了，供認秘密警察曾威脅他，如不誣陷馮‧弗立契將軍就要他的命︵附帶說一句，這個威脅在幾天後實現了︶，並說，由於弗立契跟確曾因好男色而受他訛詐的騎兵上尉馮‧弗立許兩個名字相似，得以進行這種誣陷。弗立契或者陸軍方面都沒有作什麼努力來揭露秘密警察的幕後作用，也沒有揭露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捏造假罪狀的罪行。第二天，三月十八日，審訊結束，判決不言而喻是：﹁證明沒有犯所控罪行，應宣告無罪。﹂

　　這洗雪了馮‧弗立契將軍個人的罪嫌，但是並沒有使他復任原職，也沒有使陸軍恢復它以前在第三帝國中有一些獨立性的那種地位，因為這次審訊是秘密進行的，所以公眾並不知道這回事，也不知道其中所牽涉到的問題。三月二十五日，希特勒致電弗立契，祝賀他﹁恢復健康﹂。

　　僅此而已。

　　這位被黜的將軍在法庭上不願指控希姆萊，現在卻採取了一個最後的無益的姿態。他要跟這個秘密警察頭子決鬥。由貝克將軍親自嚴格按照過去的軍人傳統擬就的挑戰書，交給了馮‧倫斯德將軍，要他作為陸軍年資最長的高級軍官轉交給黨衛隊頭子。但是倫斯德有點害怕，把這封信在口袋裡放了幾個星期，最後竟給忘了。

　　馮‧弗立契將軍，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從德國生活中消失了。但是他最後到底代表的是什麼？在十二月裡，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瑪高特‧馮‧舒茨巴男爵夫人，從信裡可以看出，他像許多其它將軍一樣，在思想上陷入了多麼可悲的混亂狀態。

　　﹁儘管元首在過去幾年中取得了無可爭辯的成功，但仍有許多人對前途愈來愈感到擔心，這真是奇怪的現象｜｜

　　在戰爭結束後不久，我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德國要再度強大的話，我們必須在三個戰鬥中取得勝利：

　　一、對工人階級的戰鬥｜｜希特勒已經打贏了這一仗。

　　二、對天主教教會，或許說得更明確些是對教皇絕對權力主義。

　　三、對猶太人。

　　我們正處在這些戰鬥的過程中，而對猶太人的戰鬥是特別困難的。我希望每個人都能認識到這個戰鬥的錯綜複雜性。﹂

　　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正當戰雲密佈之際，他寫信給這位男爵夫人說：﹁不論是在和平時期或者是在戰爭時期，在希特勒先生的德國都沒有我的份兒。我將同我的團在一起，只是作為一個活靶子而已。因為我不能待在家裡。﹂

　　這確實就是他所做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他被任命為他的舊部第十二炮兵團的名譽團長，這是一個完全名譽性質的職銜。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在圍攻華沙的時候，成了一個波蘭機槍手的靶子。四天後，在一個寒冷、陰暗的雨天早晨，他在軍事榮譽儀式下被埋葬在柏林。據我的日記所載，這是我在柏林的整個期間天氣最糟的一天。

　　隨著弗立契在二十個月以前被免去了德國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希特勒已經對德國可能反對他的最後一個堡壘｜｜老派的、傳統的陸軍軍官階層｜｜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現在，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由於他在奧地利的妙計獲得成功，他又進一步控制了陸軍，表現出他的大膽的領導才能，強調出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外交政策方面的決定，陸軍的作用僅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脅而已。而且，他不費一兵一卒就使陸軍獲得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在軍事上置於無法防禦地位的戰略位置。必須趕緊利用這種有利的戰略位置。

　　四月二十一日，納粹在奧地利舉行公民投票後的十一天，希特勒召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將軍討論綠色方案。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綠色方案是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突然進攻的計畫的代號。我們已經知道，它當初是馮‧勃洛姆堡元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制定的。後來，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向高級將領講話時，又詳細地作了說明。他告誡他們﹁對捷克人的突襲﹂應當﹁以閃電式的速度來進行﹂，而且可能﹁早在一九三八年﹂即予執行。

　　顯然，由於輕易就征服奧地利，綠色方案已成為一項當務之急；這一計畫必須立即根據當前形勢加以修訂，各項準備工作必須也隨之開始。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召見凱特爾正是為了這樁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軍事副官魯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討論總結，內容分為三部分：﹁政治問題﹂、﹁軍事決策﹂和﹁宣傳﹂。

　　希特勒拒絕了﹁不必有藉口或理由就憑空進行戰略進攻的建議﹂，因為他認為﹁世界輿論的反對可能引起嚴重的局勢﹂。第二個辦法是，﹁在經過一段時期能逐步導致危機從而導致戰爭的外交談判之後再採取行動﹂，希特勒認為這也﹁是不足取的，因為那樣以後捷克︵綠色︶方面就會有所防範﹂。元首認為，至少就當時而言，還是採取第三個辦法為好，即﹁以一個偶然事件︵例如，在一項反德示威中殺害德國公使這樣的事件︶為藉口，發動閃電進攻﹂。我們記得，過去也曾計畫過以這樣的﹁事件﹂來為德國進攻奧地利製造口實，當時曾打算把巴本作為犧牲品。在希特勒匪幫的世界中，德國駐外使節肯定是隨時可以犧牲的。

　　希特勒現在已成了德國的最高統帥，因為他已取得了親自指揮三軍的權力，他向凱特爾將軍強調必須速戰速決。

　　﹁採取軍事行動的頭四天，從政治上說，是決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軍事勝利，肯定會發生歐洲的危機。既成事實一定能使外國認為軍事干涉是沒有希望的。﹂

　　至於戰爭的宣傳方面，現在還不是要用到戈培爾博士的時候，希特勒不過談了一下﹁指導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日耳曼人的行動﹂的傳單和那些﹁包含有恐嚇捷克人的威脅﹂的傳單。

　　希特勒現在決意要消滅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使德國人深惡痛絕的和約的產物。它也是捷克的兩個傑出的知識份子湯瑪斯‧迎里格‧馬薩里克和愛德華‧貝奈斯親手締造出來的。馬薩里克是一個馬車夫的兒子，靠自學而成為一個大學者，並且成了這個國家的第一任總統。貝奈斯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靠半工半讀，讀完了布拉格大學和法國的三個高等學府，後來幾乎是一再連續擔任外交部長，在馬薩里克於一九三五年退休以後出任第二任總統。十六世紀時哈布斯堡帝國兼併了古老的波希米亞王國，捷克斯洛伐克現在又從這個帝國中分割出來，在一九一八年建國以後已發展成為中歐最民主、最進步、最文明、最繁榮的國家。

　　但是，就由於它是由幾個不同的民族組成的，它從一開頭就苦於一項國內問題，二十年來一直未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少數民族的問題，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有一百萬匈牙利人，五十萬盧西尼亞人和三百二十五萬蘇台德日耳曼人。這些民族都依戀不捨地仰望著他們的﹁祖國﹂｜｜匈牙利、俄羅斯和德意志。雖然蘇台德人從來沒有歸屬過德國︵除了曾是組織鬆散的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而只歸屬過奧地利。至少可以說，這些少數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一○○○萬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占四分之一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種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雖然在種族上和語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歷史上、文化上和經濟上的發展卻截然不同，主要是因為受了匈牙利人幾百年統治的緣故。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美國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茲堡簽訂了一項協定，規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並不認為自己受這一協定的約束，也沒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地說，同絕大多數其它國家，即使同西方國家，即使同美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比起來，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少數民族也過得並不壞。他們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和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在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自己的學校，並且能保持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少數民族政黨的領袖常常擔任中央政府的部長。雖然如此，捷克人自己還沒有完全擺脫奧地利人幾百年壓迫的影響，在解決少數民族問題方面還有許多欠缺之處。他們往往有沙文主義的表現，而且常常不講究策略。我還記得我以前在那裡的時候所體會到的斯洛伐克人對監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憤慨。都卡在當時是一位有聲望的教授，他以﹁叛國罪﹂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然而很難說除了爭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還犯了什麼別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數民族集團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並沒有遵守馬薩里克和貝奈斯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所作的諾言，即建立類似瑞士那樣的聯邦制度。

　　大有諷刺意味的是，從下面要談到的情況看來，蘇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裡過得相當好｜｜肯定要比這個國家內任何其它少數民族過得好，而且也比在波蘭和法西斯義大利的日耳曼少數民族過得好。他們固然憎惡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彷彿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員，固然憎惡布拉格不時發生的對他們歧視的事件，他們固然失去了過去在哈布斯堡時代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統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們集居在新共和國絕大部分工業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榮富裕，而且隨著時間的消逝，他們逐漸達到了同捷克人比較和睦地相處的狀態，不過同時也一直在繼續要求給他們以更多的自治，對他們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權利給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裡並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要求更多權利的政治運動。蘇台德區絕大多數的選票是投給社會民主黨和其它民主黨派的。

　　後來到了一九三三年，在希特勒當了總理以後，國家社會主義的病毒也感染了蘇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蘇台德德國人黨︵Ｓ．Ｄ．Ｐ．︶，領導人是一個舉止溫和的體操教員，名叫康拉德‧漢萊因。到一九三五年，這個黨就已經受到德國外交部的秘密資助，每月數達一萬五千馬克。不到兩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蘇台德日耳曼人的擁護，只有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留在外邊。到合併奧地利的時候，漢萊因的三年來一直聽命於柏林的黨，已隨時準備執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漢萊因曾在奧地利被併吞以後兩周趕赴柏林，並且曾在三月二十八日同希特勒密談過三小時，里賓特洛甫和赫斯當時也在場。據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所載，希特勒的指示是，﹁蘇台德德國人黨應當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漢萊因本人對元首的意見總結為，﹁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困境，對希特勒說來，就像一年以後但澤之於波蘭一樣，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至於這種真實意圖到底是什麼，希特勒已經在十一月五日向軍事領袖們所作的演說和綠色方案的頭幾個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滅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領土與人民，使之歸屬第三帝國。儘管有了奧地利的先例，法國和英國的領導人仍然沒有憬悟到這一點。整個春天和夏天，幾乎一直到最後，張伯倫首相和達拉第總理同世界上其它絕大部分國家一起，顯然還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過是要為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他的同胞伸張正義而已。

　　事實上，當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來的時候，英國和法國政府還特意對捷克政府施加壓力，要它給予蘇台德日耳曼人以範圍極廣的讓步。五月三日，德國新任駐倫敦大使赫伯特‧馮‧狄克森向柏林報告，哈利法克斯勳爵曾告訴他，英國政府不久將在布拉格採取一項步驟，﹁其目的在於勸說貝奈斯對蘇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後，據德國公使向柏林報告說，駐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五月七日採取了這一外交步驟，敦促捷克政府﹁盡最大限度﹂來滿足蘇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熱心幫助，大概甚為高興。

　　話雖如此說，在這一時期，隱蔽德國的目標比過去更為必要。五月十二日，漢萊因秘密訪問了柏林威廉街。里賓特洛甫當即向他面授機宜，指示他當晚到倫敦去看英國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顧問羅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它英國官員時如何愚弄英國人。威茲薩克所寫的一份備忘錄曾記下了應採取的方針如下：﹁漢萊因將在倫敦否認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動的｜｜最後，漢萊因將談到捷克政治結構逐步解體的問題，以便讓那些以為自己仍能為保全這一政治結構而進行干涉的人士知難而退。﹂同一天，德國駐布拉格公使打電報給里賓特洛甫，認為必須預先採取措施，來掩護公使館給蘇台德德國人黨以津貼與指示的工作。

　　美國駐柏林大使休‧Ｒ‧威爾遜在五月十四日拜訪威茲薩克，討論了蘇台德危機。威茲薩克告訴他，德國人擔心的是，捷克當局為了設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正在處心積慮地挑起一次歐洲危機。兩天以後，五月十六日，施蒙特少校代表當時在上薩爾斯堡休假的希特勒發出了一項緊急的而且是﹁絕密的﹂電報，詢問最高統帥部，﹁一旦動員的話﹂，在捷克前線有多少個師﹁隨時能在十二小時以內挺進﹂。最高統帥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覆電說﹁十二個﹂。希特勒對此感到不滿足，又去電追詢：﹁請告各師番號。﹂覆電來了，列舉了十個步兵師的番號，還加上了一個裝甲師和一個山地師。

　　希特勒越來越急於採取行動。第二天，即五月十七日，他又向最高統帥部要有關捷克人在蘇台德山區國境上建築工事的確切情報。這些工事當時被稱為捷克的馬奇諾防線。蔡茨勒當天就從柏林回覆了一個很長的﹁絕密﹂電報，十分詳盡地向元首報告了捷克防禦工事的情況。他說明這些工事相當堅固。

第一次危機：一九三八年五月

　　從五月二十日那一個星期五開始的週末，演變成了一個危機的週末，後來被稱為﹁五月危機﹂，在此後四十八小時之中，倫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為歐洲迫近戰爭之程度為一九一四年夏天以來所未有。這種情況也許主要是由於德國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計畫可能洩漏所致。這個計畫是德軍最高統帥部為希特勒所草擬並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無論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倫敦，人們都認為希特勒馬上就要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侵略了。從這種看法出發，捷克人就開始動員，而英國、法國和俄國在各該國政府認為已迫在眉睫的德國威脅面前也表現了堅定和團結的精神。此後這種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差點兒把它們消滅掉的時候才又重新出現。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這一天，凱特爾將軍打電報給當時在上薩爾斯堡的希特勒，提出了綠色方案的新草案，這個草案是元首在四月二十一日會議上決定了總方針以後由凱特爾和他的助手一直在仔細擬定的。凱特爾在就新計畫給領袖的一封極盡阿諛諂媚之能事的信中，說明新計畫已考慮到了﹁由於奧地利併入德國而造成的局面﹂，新計畫在﹁您，我的元首﹂予以批准並且在上面簽字以前將不會同三軍總司令進行討論。

　　對﹁綠色方案﹂的新指示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在柏林發出的，它是一個有趣而且重要的文件。它是後來全世界都熟知的納粹式侵略計畫的一個標本。

　　﹁︵新指示一開頭就說︶我無意在最近無緣無故即以軍事行動粉碎捷克斯洛伐克。除非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原件為著重體︶｜｜發生不可避免的局勢，迫使我們採取行動，或者歐洲政局的演變給了我們以時不再來的特殊有利機會。﹂

　　文件中考慮了有三個可以﹁開始軍事行動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其中第一個，﹁不必有合適的外部藉口就發動突然進攻﹂的可能被拒絕了。

　　﹁最好在下列兩種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

　　︵ａ︶經過一段時間的日益嚴重的外交爭吵和軍事準備所造成的緊張局面後，再利用這種局面來把戰爭罪過轉嫁到敵方。

　　︵ｂ︶根據某一件嚴重事件，發動閃電式進攻。這種事件使德國遭到無可忍受的挑釁，至少在世界上一部分輿論看來，是構成採取軍事行動的道義上的理由。

　　方案︵ｂ︶更為可取，無論從軍事的還是政治的觀點來看都是如此。﹂

　　至於軍事行動本身，則要求在四天之內就能取得這樣的勝利，其後果足以﹁向企圖干涉的敵國表明捷克軍事地位業已絕望，同時向那些對捷克有領土要求的國家提供一種刺激，使之迅即聯德反捷﹂。後一類國家是匈牙利和波蘭，這個計畫是把它們參加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估計在內的。德國人認為，法國是否會遵守它對捷克人的義務很可以懷疑，但是﹁預計俄國將企圖給捷克斯洛伐克以軍事援助﹂。

　　德國最高統帥部，至少是凱特爾和希特勒，深信法國不會參戰，因此只需﹁撥出最低限度的兵力來作為西線後衛﹂，並且還強調﹁全部兵力都必須用於進攻捷克斯洛伐克﹂。﹁陸軍主力的任務﹂是在空軍協助下﹁擊潰捷克斯洛伐克陸軍，儘快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

　　這將是一場總體戰，在德國軍人歷來的作戰計畫中，這是第一次強調了指示中所說的﹁宣傳戰﹂和﹁經濟戰﹂的價值，並且把它們編進了全面的軍事進攻計畫之中。

　　﹁宣傳戰︵原件為著重體︶一方面必須以威脅手段恫嚇捷克人並瓦解其抵抗力；另一方面也必須給各少數民族以如何支援我們的軍事行動的暗示，並且影響中立份子同情我們。

　　經濟戰︵原件為著重體︶的任務是使用一切經濟資源來加速捷克的最後崩潰｜｜在進行軍事行動的同時，必須協助加強經濟戰的全面努力，其方法是迅速收集關於重要工廠的情報，並使各工廠盡速恢復生產，因此，在軍事行動允許的範圍內，保全捷克的各個工廠與各項工程一事可能對我們有決定性的意義。﹂

　　這一納粹侵略方式後來一直保持著基本不變，而且應用時取得了驚人的勝利，直到很久以後，到全世界對此有所警覺以後為止。

　　五月二十日中午剛過不久，德國駐布拉格公使發出了一封﹁火急絕密﹂的電報，向柏林報告，捷克外交部長剛才用電話通知他，捷克政府對﹁︵德國︶軍隊在薩克森集結的消息頗感困惑﹂。他說，他已回答說﹁絕無任何理由對此驚惶﹂，但是他要求柏林，如果有什麼行動的話，馬上把情況通知他。

　　在這個震撼歐洲的週末的一系列緊張的外交來往中，這是第一炮。震撼的原因是人們擔心希特勒即將再次行動，而且這一次免不了要發生大戰。就我所知，英國和捷克的諜報局究竟根據什麼得知德軍在捷克邊境集中的情報迄今還是秘密。不過，對於仍然因為德軍佔領奧地利而驚魂未定的歐洲來說，當時情況不無蛛絲馬跡可尋。五月十九日，萊比錫有一家報紙曾發表了一則德軍調動的消息。蘇台德的納粹領袖漢萊因曾在五月九日宣佈他的黨同捷克政府之間的談判已告破裂，而且據說，他在五月十四日自倫敦回國途中曾折赴伯希特斯加登會見希特勒並且仍然逗留未返。在蘇台德發生了開槍射擊的騷動。五月整整一個月中，戈培爾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對蘇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動﹂的宣傳戰有增無已。緊張局勢似乎正在趨向頂點。

　　當時，德軍因為進行春季演習而有若干調動，特別是在東部地區，然而從繳獲的德國檔案中迄今沒有找到任何足以表明當時在捷克邊境有任何新的突然集結的證據。相反，倒有兩份日期為五月二十一日的德國外交部的文件，上面有最高統帥部的約德爾上校寫給威廉街的內部保證，說不論在西里西亞還是下奧地利都沒有這樣的集結。約德爾在不準備給外國人看到的函電中說，﹁除平時演習而外﹂並無他事。然而，這也不是說，捷克邊境就沒有德國軍隊了。我們從上面已經知道，德軍最高統帥部曾在五月十六日答覆希特勒的緊急詢問時報告他說，在捷克邊境有十二個德國師﹁隨時能在十二小時內挺進﹂。

　　捷克或者英國的諜報局有沒有可能從交換上述情況的電報中得到了什麼風聲呢？他們有沒有可能已經知悉凱特爾在五月二十日電呈希特勒批准﹁綠色方案﹂的新指示呢？因為第二天，捷克參謀總長克萊奇將軍就告訴德國駐布拉格武官杜聖特上校說，他有﹁無可反駁的證據足以說明有八個到十個︵德國︶師在薩克森集結﹂。有關德國師的數目的情報，相差並不太遠，雖然關於它們部署的情況多少有些出入。不論怎麼說，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宮，在貝奈斯總統主持下舉行了內閣緊急會議以後，捷克人就決定立即實行部分動員。有一級服役年齡的後備兵應召入伍了，某些技術後備人員也動員起來了。捷克政府同兩個月以前的奧地利人不一樣，不準備不戰而降。

　　捷克的動員，雖然只是部分的，也使希特勒暴跳如雷，柏林德國外交部送到上薩爾斯堡來的電報也不能使他息怒。這些電報都是報告英、法大使一再來訪，警告德國，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著一場歐洲大戰。

　　德國人從來沒有受過像英國人在這個週末所施加的那種疲勞轟炸式的外交壓力。英國大使尼維爾‧漢德遜爵士三番四次地訪問德國外交部，詢問德軍調動的情況並且告誡德國要小心。漢德遜原來是張伯倫首相派到柏林來，發揮他職業外交家的特長，來對希特勒進行姑息的，而他也確實盡了自己的長才。毫無疑問，他是受哈利法克斯勳爵和英國外交部的催促，因為這位溫文爾雅的外交家對捷克人並沒有多大同情，當時在柏林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他在五月二十一日見了里賓特洛甫兩次。第二天雖然是星期天，還去見了外交部國務秘書馮‧威茲薩克，因為里賓特洛甫已經匆促應召到上薩爾斯堡去見希特勒去了。漢德遜遞交了哈利法克斯本人出面的一封強調形勢嚴重的信件。在倫敦，英國的外交大臣也在這個安息日召見了德國大使，向他著重指出時局的嚴重。

　　從英國的這些外交來往中，德國人並不是沒有注意到，英國政府雖然確實知道法國會馳援捷克斯洛伐克，卻並沒有明白聲明英國也會這樣做，德國大使馮‧狄克森在見了哈利法克斯以後發回來的一份電報中就曾指出這一點。英國人肯做的，像狄克森所說哈利法克斯已做的那樣，充其量不過是提出這種警告：﹁歐洲一旦發生戰事，英國能否置身事外，殊難逆料。﹂事實上，這也就是張伯倫政府充其量所肯做的｜｜等到後來再要制止希特勒就為時已晚了。從那時起一直到最後，作者當年在柏林所得到的印象是，如果張伯倫直率告訴希特勒，英國將採取它後來在納粹侵略面前終於採取的行動的話，元首是絕不會發動後來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冒險的。在研究了德國機密檔案以後，我的這種印象就更大大地加深了。這就是這位好心腸的首相的致命的錯誤。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間別墅裡反覆思量，認為自己受到了捷克人的極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他們的倫敦、巴黎甚至還有莫斯科的極大侮辱。對於這位德國獨裁者來說，丟人之難堪，莫此為甚。尤其使他生氣的是，他打算要犯的侵略罪行在將犯未犯之際就受到了控告。就在這一週末，他還審查了凱特爾所提出的關於﹁綠色方案﹂的新計畫。不過這一方案現在不能立即執行了。他只好忍著一肚子氣，命令柏林的外交部在星期一即五月二十三日告訴捷克公使，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任何侵略意圖，德軍在捷克邊境集結的傳聞毫無根據。布拉格、倫敦、巴黎和莫斯科的政府領導人都鬆了一口氣。他們以為危機已經克服了，希特勒已經得到了一次教訓。他現在想必已經懂得，他不能再像他在奧地利那樣輕易地進行侵略而僥倖得逞了。

　　這些政治家們實在不怎麼瞭解這位納粹獨裁者。

　　他在上薩爾斯堡生了幾天悶氣，心中怒火如焚，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特別是貝奈斯總統報復，他認定後者是存心丟他的面子。五月二十八日，他突然出現在柏林，並且在總理府召集國防軍高級軍官，下達了一項重大決定。八個月以後，他親自在對國會所作的演說中談到這項決定的內容是：

　　﹁我決心要一勞永逸地、徹底地解決蘇台德問題。五月二十八日，我下令：一、應當進行準備，以便在十月二日以前對該國採取軍事行動。

　　二、我國在西線的防禦工事應大大擴大，並且加緊進行｜｜計畫立即動員九十六個師，開始先｜｜﹂

　　他對在場的黨羽戈林、凱特爾、勃勞希契、貝克、雷德爾海軍上將、里賓特洛甫、牛賴特大聲咆哮：﹁把捷克斯洛伐克從地圖上抹掉，是我的不可動搖的意志！﹂綠色方案再次提了出來，並且再次修改。

　　約德爾的日記說明了希特勒報仇心切的思想活動。

　　﹁元首不想在目前挑起捷克問題的初衷，現在已經改變。原因是捷克軍隊在五月二十一日作了戰略性的集結，而當時並不存在來自德國方面的任何威脅，也不存在導致集結的絲毫理由。由於德國採取了克制態度，此一行動的後果損害了元首的威望，這是他不願重見的。因此，在五月三十日發佈了關於﹃綠色方案﹄的新指示。﹂

　　希特勒五月三十日簽發的關於綠色方案的新指示，其細節與九天以前向希特勒提出的基本上並無不同。不過有兩項重大的改變。五月二十一日指示的第一句話是﹁我無意在最近無緣無故即以軍事行動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而新指示卻是這樣開頭的：﹁我的不可變更的決心就是在最近即以軍事行動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所謂﹁最近﹂的涵義，已由凱特爾在一封隨件附發的指示信中加以說明。他命令：﹁務須保證綠色方案最遲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能夠付諸執行。﹂

　　這是希特勒不惜赴湯蹈火，不惜冒一次又一次危機，甚至不惜冒大戰的危險也要鍥而不捨，務見其成的一個日期。

將軍們的動搖

　　約德爾在五月三十日的日記中談到希特勒簽發關於﹁綠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談到因為新指示要求﹁在Ｘ日當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陸軍原來的打算必須大加改變﹂。然後，他又寫了下面這樣一段話：

　　﹁元首的直覺與陸軍的意見之間又一次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元首的直覺是我們必須在今年就動手；陸軍的意見是我們目前還不能動手，因為西方國家幾乎肯定會干涉，而我們目前還不足與之抗衡。﹂

　　這位有先見之明的國防軍參謀已經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級將領之間出現了一條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圖的反對派是由陸軍參謀總長路德維希‧貝克將軍所領導的，他從此以後就成了第三帝國內部反對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運動的領袖。後來，這位敏感、聰明、正派然而不能當機立斷的將軍還將在更廣泛的方面同那位納粹獨裁者作鬥爭。然而，到一九三八年春天為止，雖然已經經過了四年多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統治，貝克還只是從狹隘的本職範圍以內的專業理由來反對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國當時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與西方國家｜｜也許還有俄國｜｜一決雌雄。

　　我們知道，貝克曾歡迎過希特勒上臺，並且曾公開讚揚過元首不顧凡爾賽和約而重建德國徵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一九三○年，當貝克還是一個無名的團長的時候，就曾挺身而出為他的三個因在軍隊中鼓吹納粹主義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屬辯護，而且還曾在最高法院為他們出庭作證。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裡出過庭，並提出警告說，在他當權之後，將會有﹁人頭落地﹂的事。看來使他清醒過來的並不是元首對奧地利的侵略｜｜那是貝克支持的｜｜而是馮‧弗立契將軍由於秘密警察的誣陷而人頭落地這一事實。在擦去了障眼的塵翳以後，他開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顧高級將領的忠告，處心積慮，不惜冒與英國、法國和俄國作戰的風險的政策，如果付諸實施，就會使德國毀滅。

　　貝克對希特勒與凱特爾在四月二十一日的會談曾有所風聞。希特勒在那次談話中曾指示國防軍加速制定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計畫。從五月五日開始，貝克給新任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將軍上了一系列的條陳，堅決反對這種行動。文章寫得十分精闢，對一切不容樂觀之處痛陳利害，極為坦率，立論也是條分縷析，無懈可擊。雖然貝克對英國和法國的意志力量，對兩國領袖政治上的狡猾，對法國陸軍的力量等估計過高，而且對捷克問題的結局的估計後來也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就德國而言，他的長遠預言最後看來都是一一應驗，極其準確的。

　　貝克在五月五日的條陳中說，他深信，德國如果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進攻，就會引起歐洲大戰，英國、法國和俄國都會反對德國，而美國將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德國要取勝，實無希望。僅僅缺乏原料這一點，就使它無法贏得戰爭。他認為，事實上，德國的﹁軍事一經濟狀況比它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德皇的軍隊開始崩潰時的處境還要糟糕。

　　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機﹂以後，在總理府召見高級將領，叫囂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從地圖上抹掉，貝克當時也是在場聽訓的一個。他對元首的講話仔細作了筆記。兩天以後，就在希特勒簽發關於﹁綠色方案﹂的新指示，規定要在十月一日發動進攻的那一天，貝克又給勃勞希契上了一個措辭更為尖銳的條陳，逐點批評了希特勒的論點。為了要使那位謹慎的總司令能充分瞭解自己的意思，貝克親自向他讀了這個條陳。最後，勃勞希契已不大高興，但他還是對這位比較淺薄的上級強調指出，在﹁最高級軍事領導人﹂中間存在著危機，曾經造成混亂，如果不予解決的話，軍隊的命運，事實上，也是德國的命運，將是﹁一片漆黑﹂。幾天以後，貝克又在六月三日給勃勞希契發出了另外一個條陳，他在其中聲明，關於﹁綠色方案﹂的新指示，﹁從軍事上看是不妥當的﹂，陸軍參謀本部對此不表同意。

　　雖然如此，希特勒還是一意孤行。從被繳獲的﹁綠色方案﹂檔案中可以看出，這年夏天，他變得越來越瘋狂。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習必須提前，以便軍隊能準備就緒，可以隨時出擊，必須進行﹁突襲攻堅﹂的特種演習。凱特爾將軍得到通知﹁元首一再強調必須加速建築西線的防禦工事﹂。六月九日，希特勒又一次要關於捷克軍備情況的情報，並且馬上得到了一份有關捷克人所用的各種大小武器的詳細報告。同一天，他又電詢：﹁捷克的據點是否仍然由不滿員的駐軍防守。﹂他當時正在他的山間別墅避暑，周圍都是些阿諛取寵的宵小之徒，他一直不斷地玩火，情緒時而高漲，時而低沉。六月十八日，他又發出了一項新的關於﹁綠色方案﹂的﹁總的原則性指示﹂：

　　﹁目前並無對德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的危險｜｜只有在我堅信｜｜法國不會出兵，因此英國不會干涉之時，我才會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採取行動。﹂

　　雖然如此，到七月七日，希特勒還是提出了如果法國和英國出面干涉該怎麼辦的幾點﹁考慮﹂，他說，﹁第一點考慮﹂是要在蕩平捷克而能移軍西向以前﹁堅守西線﹂。事實上，當時已沒有軍隊可以用來堅守西線，然而在他發熱的腦子裡卻根本沒有這個問題。他警告說，﹁俄國十有八九會進行干涉﹂，而且波蘭是否就不進行干涉，他目前也還不敢肯定。這種後果必須提防，然而他並沒有說如何提防。

　　希特勒當時遠在上薩爾斯堡，多少是處於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顯然還沒有聽到陸軍參謀本部高級軍官中間的不同意見。儘管貝克再三上書勃勞希契，這位參謀總長到七月間也已覺察到，他那拿不定主意的總司令並沒有把他的意見上達元首。因此，貝克在七月中旬決定：還是不顧一切，作一番最後的努力，不論用什麼方式把事情鬧穿，七月十六日，他給勃勞希契上了最後一個條陳。他要求陸軍告訴希特勒停止備戰。

　　﹁在充分意識到這一行動的嚴重性而同時也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責任的情況下，我認為，我有責任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指希特勒︶迫切要求取消他對戰爭的準備並放棄以武力解決捷克問題的意圖，除非軍事狀況有根本改變。就目前而言，我認為它是毫無希望的，這種意見也是參謀本部全體高級軍官所共有的。﹂

　　貝克親自把這個條陳遞交勃勞希契，並且口頭補充一項建議：如果希特勒固執己見，陸軍將領應採取一致行動。他還具體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高級將領應立即全體總辭職。在第三帝國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後來屢次在紐倫堡審訊中提出的問題：一個軍官，除了對元首忠誠而外，還有沒有更高的忠誠？在紐倫堡，許多將官以否定的回答來洗刷自己的戰爭罪行。他們說，他們必須服從命令。但是，貝克在七月十六日卻持有不同的見解，他堅持這種見解直到最後，雖然多半沒有成功。他說，當良心、知識和責任不許可執行某項命令的時候，一個人對最高統帥的忠誠就有了﹁限度﹂。他覺得，將官們已經達到了這種限度。如果希特勒堅持要戰爭，他們就應當集體辭職。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打不起來，因為那樣就沒有人來領導軍隊了。

　　德國陸軍參謀總長在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徹大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陰翳，終於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臨的危險事大，一個意氣用事、不惜冒大戰之危險而執意要進攻一個弱小鄰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歸於失敗事小。

　　第三帝國的全部蠢劇，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敗，它對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視。忽然一下子都被這個一度親納粹的將軍看透了。三天以後，七月十九日，他再度去見勃勞希契，面陳他的這種覺悟。

　　他堅持說，將領們不但應當以罷工來阻止希特勒發動戰爭，而且應當出一把力量來清理第三帝國。德國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須免於黨衛隊和納粹黨棍的恐怖壓迫。必須恢復法治的國家和社會。貝克把他的改革計畫歸納如下：

　　﹁擁護元首，反對戰爭，反對黨魁統治，同教會和解，結束契卡恐怖，開放言論自由，恢復法制，削減撥給黨的經費的半數，停建各種廳堂大廈，為平民建造住宅，發揚普魯士的清廉樸素的傳統。﹂

　　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當前德國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應負的責任要比其它任何一個人都大。雖然如此，貝克當前必須做的仍然是繼續嚇唬猶疑不決的勃勞希契，使他代表陸軍向希特勒提出一項最後通牒，要他停止備戰。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安排在八月四日召集高級將領舉行一次秘密會議。他準備了一篇發聾震聵的講稿，由陸軍總司令來宣讀，要高級將領一致要求，不容許任何納粹冒險引向武裝衝突。出乎貝克意料的是，勃勞希契竟沒有勇氣來宣讀。貝克無奈，只好宣讀了他自己在七月十六日上的條陳。它在大部分將官中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國陸軍高級軍官的會議並沒有採取什麼決定性的行動就散了。他們沒有勇氣能夠像他們的先輩在霍亨佐倫皇帝和帝國總理面前一樣，要希特勒懸崖勒馬。

　　勃勞希契還是鼓足了勇氣給希特勒看了貝克七月十六日的條陳。希特勒的反應不是召見支持這一條陳的抗命的高級將領們，而是召見他們下面一級的軍官，即陸軍和空軍各司令部的參謀長。這批人都是少壯派軍官，希特勒以為自己只要鼓其如簧之舌，加一番煽惑就可使他們俯首聽命。這批人在八月十日應召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整整一夏天幾乎沒有離開過他的山間別墅｜｜在會餐以後面聆希特勒的演說，據當時在場並且把經過如實記入日記的約德爾說，這篇演說講了將近三小時之久。不過這一次，元首的辯才並沒有像他原來所希望的那樣有效。當時在場的約德爾和曼施坦因，後來都談到馮‧維特斯海姆將軍同希特勒之間發生了﹁一場極嚴重而且最不愉快的衝突﹂。維特斯海姆是與會的高級軍官，當時是威廉‧亞當將軍所指揮的西線陸軍的內定參謀長。他直言不諱地提出了希特勒和最高統帥部避而不談的關鍵問題：在幾乎全部兵力用於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下，德國在西線已無防務可言，法國勢將乘虛而入，他報告說，事實上，西壁防線無法堅持三星期以上。

　　﹁元首︵約德爾在日記中說︶聞言大怒，暴跳如雷，他說，情況要是果真如此，整個陸軍就不值一文錢，﹃我告訴你，將軍先生，︵希特勒咆哮說︶陣地必然能堅守，不是三星期，而是三年！﹄﹂

　　用什麼來守，他並沒有說。八月四日，亞當將軍曾向高級將領會議報告說，他在西線只有五個師可用，如與法軍交戰，勢必寡不敵眾。維特斯海姆大概也曾把同樣的數字報告給希特勒，但是元首置若罔聞。約德爾雖然是一位精明的參謀，但是當時完全匍匐在領袖的魔力之下，會後頗感沮喪，認為將領們似乎並不瞭解希特勒的天才。

　　﹁這種在陸軍參謀本部中不幸極為流行的滅自己志氣的意見︵指維特斯海姆的意見︶，所根據的理由有好幾條。

　　第一條是，它︵指參謀本部︶未能擺脫對往事的回憶，而且認為自己對政治上的決定也應負責任，而不僅是用從並執行軍事上的任務。應當承認，它是以固有的忠誠來執行這一任務的，然而內心卻缺乏熱忱，因為，歸根到底，它並不相信元首的天才。而人們也許是會把他同查理十二相比的。

　　這種失敗主義︵Ｍｉｅｓｍａｃｈｅｒｅｉ︶將不僅在政治上產生壞影響，因為人人都在談論將領與元首之間的意見衝突了，而且在部隊士氣方面也要產生壞影響。這種情況正如水往低處流一樣是勢所必然的。不過，我毫不懷疑，在時機到來之際，元首是能振作士氣的。﹂

　　約德爾也許還可以加上一句，希特勒也是能壓平將軍們的反叛的。據曼施坦因一九四六年在紐倫堡審訊時說，這次會議是希特勒允許軍方可以提出問題或進行討論的最後一次會議。八月十五日在烏特堡閱兵時，希特勒對將軍們重申，他已下走決心﹁以武力解決捷克問題﹂，這時已沒有一個軍官敢於｜｜或者說獲准｜｜再發一言表示反對了。

　　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敗，主要是由於自己的袍澤弟兄們骨頭太軟。八月十八日，他辭去了陸軍參謀總長之職。他曾設法使勃勞希契步自己的後塵，但是這位陸軍總司令現在已如醉如癡地。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當時正準備同一個狂熱信仰納粹主義的女人結婚，這一點無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塞爾這樣說他：﹁勃勞希契聳一聳肩說，﹃我是一個軍人，服從是我的天職。﹄﹂

　　在通常情況下，陸軍參謀總長，特別是像貝克將軍這樣德高望重的人，在國家用兵之際辭職引退，本來會在軍界引起震動，甚至在國外引起反響。但是，希特勒在這裡又一次表現了他的權術。雖然他立即接受了貝克的辭呈，而且感到如釋重負，他卻嚴禁報紙，甚至政府和軍方的官方公報中提到這件事情，並且命令退職的貝克和他的同僚軍官嚴守秘密。理由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不能讓英法政府得知德國陸軍首腦部有意見分歧。很可能，巴黎和倫敦在柏林十月底正式宣佈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裡。人們大可猜測，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件事情的話，歷史也許竟會走上另外一個方向，對元首的姑息也許不至像後來那樣嚴重。

　　貝克本人，從愛國和忠於軍隊的感情出發，也並沒有想把他辭職的消息引起公眾的注意。不過，他也頗為傷心失望，因為在同意並支持他反對戰爭的將級軍官中竟沒有一個人感到應當仿效他的榜樣而辭職引退。他並不想勸他們這樣做。哈塞爾後來說到他的時候說，他是一個﹁純粹的克勞塞維茲，而沒有一點勃呂徹爾或者約克的氣味﹂，他是一個有原則、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個能實際行動的人。身為陸軍總司令的勃勞希契居然在德國歷史的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把他甩掉，使他十分憤懣。貝克的這位傳記作家和朋友在若干年後提到，這位將軍每當提到他的上級的時候總是﹁極為憤懣﹂。在這種場合，他總是激動得渾身發顫，喃喃自語：﹁勃勞希契在緊要關頭把我甩掉了。﹂

　　繼貝克出任陸軍參謀總長的是五十四歲的弗朗茲‧哈爾德｜｜不過他的任命被希特勒保守了幾個星期的秘密，一直到危機過去才宣佈。他出身於巴伐利亞的一個軍人世家，他的父親是一個將軍。本人原來受過炮兵訓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在巴伐利亞王太子盧伯萊希特的參謀部內擔任過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希特勒在慕尼黑活動的時代，他是羅姆的朋友，雖然這件事本來也許會引起柏林方面對他有某種猜疑，他仍然升遷極快，前一年就已擔任貝克的副手。實際上，是貝克向勃勞希契推薦哈爾德做自己的繼承人的，因為他知道，他的副手同他的見解是一樣的。

　　哈爾德擔任德國陸軍參謀總長，在巴伐利亞人中間和天主教徒中間還是第一個，這對軍官團新教徒和普魯士的傳統是一次重大的改變。哈爾德是一個博學多聞的人，特別喜歡數學與生物︵我自己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看起來像一個大學數理教授︶，也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他的品德與才幹都足以無愧為貝克的繼承人。問題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級那樣缺乏在恰當的時機採取決定性行動的決心；而如果他並不缺少這種決心的話，他是否會在時機到來之際，具有那種毅力，能夠不顧自己效忠於元首的誓言而毅然決然起來反對他。因為哈爾德同貝克一樣，雖然並沒有一開頭就參加當時已在醞釀的反希特勒的密謀，然而並不是毫無所聞，而且顯然也像貝克一樣，是願意給以支持的，他在出任參謀總長以後，在這第一次認真嘗試推翻第三帝國獨裁者的密謀中就成了關鍵性的人物。

反希特勒的密謀的形成

　　在經過國家社會主義的五年半統治以後，對於那些反對希特勒的少數德國人來說，他們心裡十分明白，只有陸軍擁有能推翻他的實際力量。工人們，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即使有此心也無此力。除納粹黨的組織而外，他們別無組織，當然更沒有武裝。雖然對於德國的﹁反抗﹂運動本書以後還有許多東西要寫，然而，它自始至終都極為微弱，當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領導的，卻沒有群眾。

　　應當承認，僅僅維持本身的存在，在一個偵探密佈的恐怖統治的警察國家內就已經是極其困難的事情。而且，一個小小的集團｜｜即使是一個較大的集團，如果有的話｜｜怎麼能起而反抗黨衛隊的機關槍、坦克車和火焰噴射器呢？

　　一開頭的時候，對希特勒的任何反對都是發自文職人員，如上所述，對於將軍們來說，納粹制度掙脫了凡爾賽條約的束縛，給了他們以重建一支偉大的軍隊這個他們夢寐以求的傳統任務，他們歡喜之不暇，也就說不上有什麼反對，大有諷刺意味的是，起而領導反對派的文職人員都是曾為元首服務並且身居要職的人，其中大多數最初都曾對納粹主義抱有熱忱。這種熱忱直到一九三七年他們開始認識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國引向一場幾乎肯定要失敗的戰爭時才歸於消失。

　　這些最早開始覺醒的人中間有一個是萊比錫市長卡爾‧戈台勒。他原來是勃魯寧任命的物價管制局局長，希特勒上臺後繼續擔任該職三年之久。戈台勒是一個保守派，從內心來說還是一個保皇黨，他又是一個虔誠的新教徒，聰明能幹，精力過人，然而失之不夠謹慎與剛愎自用。他在一九三六年因為反對納粹黨人的排猶運動和瘋狂擴軍而同他們決裂，同時辭去了兩項職務，一心一意地進行反對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去法國、英國和美國，用心良苦地警告它們注意納粹德國的危險。

　　稍後覺醒的兩個後來終於也同謀反對希特勒的人是普魯士財政部長約翰內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兩個人都曾因為在改組德國經濟使之適應戰爭目的方面卓著勞績而得到過納粹黨的最高勳章｜｜金質榮譽章。兩個人都是到一九三八年才開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實意圖。兩個人看來都因為過去的歷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沒有受到反對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機會主義，哈塞爾在日記裡曾說，這位國家銀行總裁能夠﹁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說貝克將軍與馮‧弗立契將軍對此也有同感。波比茨雖然才華過人，然而見異思遷。他是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也是一個優秀的希臘學者，同貝克將軍和哈塞爾一起參加了星期三俱樂部，這是一個十六名知識份子的組織，每週集會一次討論哲學、歷史、藝術、科學和文學的問題，它在時機成熟｜｜或者不如說時機坐失｜｜以後形成了反對派的中心之一。

　　烏里希‧馮。哈塞爾成了反對派領導人的某種外交顧問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亞戰爭和西班牙內戰時期曾任駐羅馬大使，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知道，他發出來的電報都是建議柏林如何使義大利同英國和法國紛爭不已，從而使義大利站在德國一邊。後來他開始擔心，如果同法國和英國交戰，這將會使德國導致致命的後果，即使德國與義大利結盟，這也會造成同樣的結果。他所受的文化教養至深，因此對國社主義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惡鄙棄而外，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好感。雖然如此，他可也沒有自動棄官，不為這個政權服務。他是在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所策劃的軍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組中彼刷掉的。哈塞爾出身於漢諾威貴族世家，妻子是德國海軍的創始人馮‧鐵必制海軍元帥的女兒，全部氣質都是一個純粹的老派紳士。他同許多同階級的人一樣，看來非得要等到被納粹黨人一腳踢開後才有所震動而想做點什麼來推翻他們。一旦過了這一關，這個敏感的、聰明的、矜持的人就專心致志地來從事這項工作，而到最後，我們會看到，為此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極慘的結局。

　　還有一些別的人，不那麼知名，大多也比較年輕，從一開頭就反對納粹，逐漸結成了各種各樣的反抗集團。其中有一個集團的一個傑出之士是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他是一個鄉下紳士，是大詩人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的後裔。同他親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費邊。馮‧施拉勃藍道夫。前者從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後來是︽維德施但報︾︵︽反抗報︾︶的主編。後者是一個年輕的律師，是維多利亞女王的私人醫生和心腹顧問馮‧施托克瑪律男爵的外曾孫。也有從前的工會領導人，例如：尤利烏斯‧萊伯，雅可布‧凱撒，威廉‧劉希納。兩個秘密警察的官員：阿圖爾‧奈比︵他是刑事警察的頭子︶和伯恩德‧吉斯維烏斯︵他是一個年輕的職業警官︶，隨著反抗密謀的發展而成為得力的助手。後者後來在紐倫堡審訊中成了美國檢察官的寵兒，並且寫過一本書，雖然大部分歷史學家對這本書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還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陰謀的許多真相。

　　還有德國許多名門望族的子弟：赫爾莫特‧馮‧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帥的侄曾孫，後來組織了一個由一批青年理想主義者組成的反抗集團，名為克萊騷集團：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駐華盛頓大使的侄子；卡爾‧路德維希‧馮‧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無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編；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他的先人，不論父系母系都有過傑出的新教教士，他認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認為﹁把他消滅﹂是一個基督徒的天職。

　　幾乎所有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撓地進行過鬥爭，最後終於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後，或者被絞死，或者被砍頭，或者乾脆被黨衛隊暗害。

　　有很長的時間，這種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組織在吸引軍人來參與他們的工作方面幾乎毫無成就，馮‧勃洛姆堡元帥在紐倫堡作證時說：﹁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以前，德國將領並不反對希特勒。既然他帶來了他們所希望的結果，也就沒有反對他的理由。﹂戈台勒同馮‧哈麥施坦因曾有過若干接觸，但是這位前德國陸軍總司令在一九三四年就退休了，對現役將領沒有什麼影響。在納粹政權的初期，施拉勃藍道夫曾與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在德軍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內的主要助手漢斯‧奧斯特上校有過聯繫，發現他不但堅決反對納粹，而且願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間的橋樑。然而，直到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歲尾年頭，在將軍們受到一連串的震動以後，他們中間才有人開始警覺到這個納粹獨裁者對德國的危險。這些震動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決定，他對軍事指揮系統的大改組，他親自執掌軍權的行動，他對馮‧弗立契將軍卑劣的處置。一九三八年八月底在捷克危機日益緊迫之際，貝克將軍的辭職起了進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雖然他的袍澤軍官並沒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樣，與他同時引退，但是，事情馬上就很明顯，這位下野的參謀總長是所有不易駕馭的將官們和文職的反抗領袖們的一個團結的中心。兩個集團都尊敬他，信任他。

　　另外一重考慮，兩個集團現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須用武力，而只有陸軍有武力。然而陸軍方面有誰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麥施坦因，甚至也不是貝克，因為他們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聯絡上當時實際指揮駐防柏林內外的部隊的將領，以便一旦舉事就能立即採取有效行動。新任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實際上並無兵權。馮‧勃勞希契固然能號令全軍，但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謀策劃者認為，他的權威是有用的，不過只有到最後一刻，才能讓他預聞大事。

　　後來的事實是，很快就發現了有幾位屬於要害地位的將領願意協助，後來也實際參加了醞釀中的密謀。其中有三個人掌握著可以決定大事成敗的位置，他們是：埃爾溫‧馮‧維茨勒本將軍，他是舉足輕重的第三軍區司令，這一軍區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圍地區；伯爵埃里希‧馮‧勃洛克道夫｜阿爾菲爾德將軍，他是波茨坦駐軍司令，該駐軍由第二十三步兵師組成；埃里希‧霍普納將軍，他指揮駐在圖林吉亞的一個裝甲師，在必要時，這個師能擊退任何企圖從慕尼黑來解救柏林的黨衛隊。

　　到八月底的時候，密謀份子的計畫是：在希特勒最後下令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立即逮捕他，把他拉到他自己設立的人民法庭上去，控訴他輕舉妄動地把德國投入歐洲大戰，因而他失去執政的資格。與此同時，在一個短時期內實行軍事獨裁，然後再成立由社會上知名人士領導的臨時政府，在適當的時期以後，組織一個保守的民主政府。

　　有兩點考慮是這次政變成敗所繫的關鍵，而且與兩個主要的政變策劃人哈爾德將軍與貝克將軍有關。第一點是時間問題。哈爾德同最高統帥部安排好，把希特勒最後下令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時間在四十八小時以前通知他個人。這樣就可以使他有時間在德軍越過捷克邊境以前就把政變的計畫付諸實施。這樣他不但可以逮捕希特勒，而且可以防止造成大戰的致命的一步。

　　第二點是貝克必須在事先使將軍們而且在事後還要︵在計畫中的對希特勒進行審訊時︶使德國人民相信，進攻捷克斯洛伐克會使英法參戰，從而釀成歐洲大戰，而德國對這一戰爭並無準備，必然要歸於失敗。這本來是他在整個夏天所寫的一系列條陳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現在所要做的一切｜｜推翻希特勒以保全德國，使它免於一場他認為會使它毀滅的歐洲戰爭｜｜的根本出發點。

　　然而，對貝克而且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前途極為不幸的是，結果證明對於爆發大戰的可能性摸得更準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辭職的參謀總長。貝克是一個有學識、有歷史眼光的歐洲人，他料不到英國和法國居然會硬是犧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進攻。他懂得歷史，然而卻不懂得當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卻懂得。他相當時期以來就已經感到越來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斷：張伯倫首相寧肯犧牲捷克而不肯參戰，而在這種情況下，法國也不會履行它對布拉格的條約義務。

　　威廉街並沒有漏過紐約報紙早在五月十四日發表的一則電訊。他們駐倫敦的記者報導了張伯倫在阿斯托夫人家裡吃飯時一次非正式的談話。據記者們說，這位英國首相曾說，一旦德國發動進攻，不論英國還是法國，也許還有俄國，都不會出兵馳援，捷克國家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為了和平的利益，英國贊同把蘇台德區劃歸德國。德國人也注意到，儘管在下院內提出了憤慨的質詢，張伯倫並沒有否認美國記者的電訊的真實性。

　　六月一日，張伯倫首相曾對英國記者發表了有一部分不能公開發表的談話，兩天以後，︽泰晤士報︾就開始發表一系列的社論來拆捷克人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許國內各少數民族﹁自治﹂，﹁即使這意味著脫離捷克斯洛伐克﹂，它第一次建議以公民投票的辦法來決定蘇台德人和其它少數民族的要求。幾天以後，倫敦德國大使館報告柏林，︽泰晤士報︾的社論是根據張伯倫的不供發表的談話寫出來的，而且是反映了他的意見的。六月八日，馮‧狄克森大使告訴威廉街，張伯倫政府將樂於見到蘇台德地區脫離捷克斯洛伐克，只要這是由公民投票所決定的，而且﹁沒有受到德國方面的強制措施的干擾﹂。

　　所有這些想必是希特勒所樂於聽到的。莫斯科來的消息也不壞，到六月底的時候，德國駐俄大使弗雷德里希‧瓦爾納‧馮‧德‧舒倫堡伯爵報告柏林說，蘇聯﹁極少可能出兵保衛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到八月三日，里賓特洛甫通知德國各主要駐外使節說，不必擔心英國、法國、俄國會對捷克斯洛伐克問題進行干涉。

　　就在八月三日這一天，張伯倫派了倫西曼勳爵帶著一項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當蘇台德危機的﹁調解人﹂。他到布拉格那天，我剛好在那裡，在參加了記者招待會並且與他的隨行人員談話以後，我在日記上記著，﹁倫西曼的全部使命氣味不正﹂。七月二十六日在下院宣佈倫西曼將銜命出使的時候，張伯倫本人曾撒了一個在英國議會史上獨一無二的謊言。首相說，他派倫西曼赴捷是﹁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請求﹂。事實上，倫西曼是張伯倫強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過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騙局，人人都知道，張伯倫也知道，倫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蘇台德人之間進行﹁調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講不通的，他們知道蘇台德人的領袖漢萊因並不是一個能自作主張的人，他並不能參加談判，目前的糾紛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間的問題。從倫西曼到達捷克的當天晚上以及以後幾天，我的日記表明，捷克人完全知道倫西曼是張伯倫派來為把蘇台德區轉交給希特勒一舉鋪平道路的。這是一個卑鄙的外交花招。

　　現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已經幾乎過完了。倫西曼僕僕往返於蘇台德區和布拉格之間。對蘇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態越來越多，對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來越多，蘇台德人要什麼，就要捷克政府給什麼。希特勒，他的將軍們，他的外交部長也都忙得像發狂似的。八月二十三日，元首在基爾灣舉行海軍演習的時候，在派特里亞號郵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攝政霍爾蒂海軍上將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員。希特勒告訴他們，他們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嘗一臠，他們必須趕快採取行動，他說，﹁誰要想坐席，至少得幫廚﹂。義大利大使伯納多‧阿托利科也是船上的貴賓。但是，當他追問里賓特洛甫﹁德國人對捷克斯洛伐克行動﹂的日子，以便墨索里尼能有所準備的時候，那位德國外交部長卻顧左右而言他。很清楚，德國人並不完全信任他們的法西斯盟友能守得住秘密。對於波蘭他們倒是完全相信的。整個夏天，駐華沙的馮‧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報告，波蘭不但不願讓俄國人假道以軍隊和飛機援捷，而且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上校還對捷克的一塊領土特青地區垂涎欲滴。貝克的致命的短視這時已表露出來，而那年夏天在歐洲這種短視的觀點卻是一個流行的觀點，到頭來將證明，這種短視的觀點為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像到的。

　　德軍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這時正在日夜工作，忙於草擬能使軍隊準備就緒好在十月一日向捷克斯洛伐克挺進的最後計畫。八月二十四日，最高統帥部的約德爾上校給希特勒上了一個緊急條陳，強調﹁確定能給德國進行軍事干涉以口實的﹃事件﹄的確切日期，實為當務之急﹂。他解釋說，Ｘ日的日期完全要根據它來決定。

　　﹁︵他接著說︶在Ｘ減一日以前不能採取任何沒有正當理由的事前行動。要不然的話，我們就會顯得是蓄意製造這一事件的了。如果由於技術上的理由而認為這一事件應當安排在晚上的話，那麼就不能以第二天為Ｘ日，Ｘ日必須再晚一天｜｜所以提出這一點的用意是想說明軍方對這一事件極為關切，而且必須及時得悉元首的意圖｜｜因為諜報局迄今並未奉命組織這一事件。﹂

　　到夏天將完的時候，突襲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密準備顯然已經諸事就緒。然而，如果法國人履行他們對捷克人的諾言而發動進攻的話，西線的防務怎麼辦？八月二十六日，希特勒出發到西線巡視工事，隨行的有約德爾和負責建造西壁工事的工程師托特博士、希姆萊和黨內其它官員。八月二十七日，指揮西線部隊的威廉‧亞當將軍也參加巡視，在以後的兩天中，他親眼看到希特勒由於萊因區人對他的熱烈歡迎感到樂極忘形，可是亞當將軍這位直率而能幹的巴伐利亞人並不感到高興，而是大為吃驚。八月二十九日，在希特勒的專用車廂裡演出了驚人的一幕。亞當突然要求同希特勒單獨談話。據這位將軍後來說，希特勒在冷笑一下以後就摒退了希姆萊和其它的黨羽。亞當二話不說，單刀直入地說明不論把西壁吹得如何天花亂墜，他用手下現有的軍隊是守不住的，希特勒急躁了起來，並且對他發了一通長篇大論，大吹他已經使德國比英國和法國加起來還要強。

　　﹁誰要守不住這些工事，﹂希特勒咆哮說，﹁誰就是混蛋！﹂

　　雖然如此，除了亞當以外的將領們心中對這一點的懷疑還是與日俱增。九月三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見了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的首腦凱特爾和勃勞希契。當時議定，各野戰部隊應當在九月二十八日在德捷邊境沿線進入陣地，最高統帥部必須在九月二十七日中午知悉Ｘ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對﹁綠色方案﹂，的作戰計畫還不滿意，下令作了幾處修改。據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關這次會議的筆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勞希契｜｜凱特爾已諂媚成性難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線的問題。希特勒騙他說，他已經下令加速建築西線的工事了。

　　九月八日，海因里希‧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來見約德爾。後者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位將軍對西線軍事態勢的悲觀看法。他們兩個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緒由於受到剛剛開幕的紐倫堡納粹黨大會的狂熱氣氛的鼓動而大為高漲，已決意進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顧法國是否干涉。連一向樂觀的約德爾也說：﹁我必須承認，我也感到擔心。﹂

　　第二天，九月九日，希特勒把凱特爾、勃勞希契和哈爾德召到紐倫堡舉行會議。這次會議從晚上十點一直開到第二天早晨四點。據凱特爾後來對約德爾私下透露︵約德爾後來把凱特爾的話寫到了日記上︶，會上爭論異乎尋常地激烈。哈爾德先前感到自己處境微妙，必須小心謹慎，因為身為要在希特勒下進攻令時舉事推翻他的密謀的主角，卻不得不十分詳盡地解釋參謀本部關於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計畫，後來他又感到十分難受，因為他眼看著希特勒把這一計畫撕成粉碎，並且不但把他，而且還把勃勞希契痛罵一頓，罵他們膽小，罵他們在軍事上無能。據約德爾在九月十三日的日記裡寫道，紐倫堡的這一場面和德國陸軍首腦人物中的出現的﹁失敗主義﹂使凱特爾感到﹁極度震驚﹂。

　　﹁向元首提出了陸軍總司令部方面存在著失敗主義｜｜凱特爾宣稱他絕不能容忍最高統帥部有任何軍官再事批評埋怨，動搖猶豫，消極悲觀｜｜元首已經知道，陸軍總司令︵指勃勞希契︶曾要所屬將領支持他，來打開元首的眼界，讓他看到他不顧一切希圖一逞的冒險。他自己︵指勃勞希契︶已再也得不到元首的信任了。

　　因此紐倫堡的空氣極為陰沉，全國都支持元首而唯獨陸軍高級將領卻是例外，誠屬不幸。﹂

　　所有這一切都使少年氣盛、自命不凡的約德爾大為掃興，他已經把自己的前程完全寄託在希特勒身上了。

　　﹁只有通過行動︵這些將軍們︶才能光榮地彌補由於他們缺乏意志力量與服從精神所造成的損失。這是同一九一四年一樣的問題。陸軍方面抗命的例子只有一個，而這就是將軍們的抗命。從根子上來說，這是由於他們驕傲自大。他們誰也不相信，誰也不服從，因為他們不承認元首的天才。許多人仍然把他看成是世界大戰中區區一個下士，不知道他是俾斯麥以後最偉大的政治家。﹂

　　當時任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處處長並且參與哈爾德的密謀的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在九月八日同約德爾談話時，曾向最高統帥部要求書面保證，保證陸軍總司令部能在五天以前得到希特勒進攻捷克的命令。約德爾答覆說，由於氣候難以預料，只能保證在兩天以前給予通知。雖然如此，對於反叛份子來說，這也已經夠了。

　　不過，他們還需要另外一種保證｜｜說到最後，他們究竟能否假定，如果希特勒決意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話，英國和法國一定會對德宣戰。為此，他們決定派密使去倫敦，不但要弄清英國政府的意圖，而且如果必要，還要影響英國政府的決策。為此目的，將告訴英國政府：希特勒已決定在秋季某一天進攻捷克，參謀本部是知悉這一日期的，也是反對此事的，如果英國能對希特勒堅決反對到底的話，參謀本部準備採取最有決定性的行動來防止此事。

　　第一個派出的密使是諜報局的奧斯特上校所選派的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他在八月十八日到達倫敦，當時早已急於要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的任何東西都給他的漢德遜大使，從柏林電告英國外交部，﹁在任何官方場合接待他︵指克萊施特︶都是不明智的﹂。雖然如此，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顧問、倫敦方面反對姑息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之一羅伯特‧凡西塔待爵士，在克萊施特到達倫敦的當天下午就接見了他，而且當時仍然在野的溫斯頓‧邱吉爾也在第二天就接見了他。兩個人都對來客的嚴肅和誠懇有極深的印象。克萊施特對他們講了他受命要講的活，強調希特勒已定好日子對捷克人發動侵略，大部分將領是反對他的，並且將有所行動，然而如果英國繼續姑息希特勒的話，那就是拆他們的台。如果英國和法國肯公開宣佈：一旦希特勒對捷發動進攻，它們決不袖手旁觀，如果英國某些知名的政治家肯對德國發出嚴重的警告，指出納粹侵略能造成的後果的話，那麼，德國將領們就會起來制止希特勒。

　　邱吉爾寫了一封振奮人心的信，讓他帶回德國去鼓勵他的同事：

　　﹁我確信德國陸軍或空軍大舉越過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將引起世界大戰。我像一九一四年七月底一樣確信，英國將同法國一起出兵｜｜我祈求諸位，千萬不要在這一點上有所誤信｜｜﹂

　　凡西培特對克萊施特的警告頗為重視，因此曾立即就此事向英國首相與外交大臣提出報告。而且張伯倫雖然在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的信中說他傾向於﹁對他︵指克萊施特︶所說的話大打折扣﹂，他也還是說，﹁我不能肯定說我們不該有所行動﹂。他的行動就是在製造了一些空氣以後，在八月二十八日把漢德遜大使召回倫敦﹁有所諮詢﹂。

　　他指示他駐柏林的大使做兩件事情：向希特勒提出嚴肅的警告，其次，秘密準備他同元首之間的﹁個人接觸﹂。據漢德遜自己的說法，他勸首相放棄第一點要求。至於第二個要求，漢德遜求之不得，當然樂於遵命。

　　這是走向慕尼黑，走向希特勒最大的不流血勝利的第一個步驟。

　　柏林的密謀份子沒有看到張伯倫的這種轉向，還想進一步對英國政府提出警告。八月二十一日奧斯特上校派了一個使者去告訴英國駐柏林的武官，希特勒想在九月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訴英國人：﹁如果外國能以強硬行動使希特勒於最後一刻宣佈放棄其目前的打算的話，他在受到這一打擊後必將垮臺。同樣，一旦發生戰爭，法國和英國如能立即干涉，也會使這個政權倒臺。﹂尼維爾‧漢德遜爵士盡責地把這一警告報告了倫敦，不過卻把它說成是﹁顯然是有偏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宣傳﹂。隨著危機的越來越嚴重，這位溫文爾雅的英國大使眼上的塵翳似乎也越來越厚了。

　　哈爾德將軍隱隱感到密謀份子並沒有能把他們的資訊有效地通知英國人，因此在九月二日派了他自己的密使｜｜已退休的陸軍軍官漢斯‧包姆｜待特爾巴哈中校｜｜前往倫敦，同英國陸軍部和軍事情報局取得聯繫。雖然照這位中校自己的說法，他曾見到了倫敦某些有名人物，然而他似乎並沒有給他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

　　最後，密謀份子只好利用德國外交部和駐英大使館來進行最後的努力，設法使英國保持強硬，德國駐英大使館的參贊兼臨時代辦是希歐多爾‧科爾特，他的弟弟埃里希也在德國外交部任職，是里賓特洛甫的秘書處長。兩個人都是馮‧威茲薩克男爵手下的紅人。威茲薩克身任德國外交部的國務秘書，無疑是外交部的大腦，他在戰後曾大事宣揚自己反對納粹的歷史，然而卻一直為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效命出力，幾乎到最後。不過，從繳獲的德國外交部的檔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當時確是反對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同將領們相同，認為那樣做，一定會引起戰爭，而戰爭又必然會導致失敗。在威茲薩克的默許之下，在同貝克、哈爾德、戈台勒商量之後，密謀份子一致同意應由希歐多爾‧科爾特去對唐寧街發出最後的警告。他身任大使館參贊，訪問英國當局是不會招人懷疑的。

　　他在九月五日見到了張伯倫的親信霍拉斯‧威爾遜爵士。威爾遜認為他的話極端重要、極端緊急，馬上從後門把他帶進了唐寧街外相官邸。他直率地告訴哈利法克斯，希特勒已計畫在九月十六日下總動員令，並且已確定至遲在十月一日進攻捷克斯洛伐克，德國陸軍已準備在最後下進攻令時起事反對希特勒，如果英法態度堅定，此事定能成功。他也告訴哈利法克斯，希特勒九月十二日在紐倫堡黨代表大會的閉幕演說將是有爆炸性的，很可能促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攤牌，那將是英國站出來反對這個獨夫的時候。

　　科爾特雖然曾同唐寧街不斷有個人接觸，這次又向外交大臣坦率陳辭，但也不知道當時倫敦的風向。然而，他同任何其它人一樣，兩天以後，看了九月七日倫敦︽泰晤士報︾一篇著名的社論以後，就恍然大悟了，這篇社論說：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慮一下，是否應當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贊同的計畫，也就是割棄某些異族居民所住的與其本種族的國家接壤的邊緣地區，從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為一個更加單純的國家的計畫｜｜可以想像，捷克斯洛伐克在種族上如能成為一個更單純的國家，其利益將超過失去邊境上蘇台德日耳曼人地區的顯著的不利。﹂

　　這篇社論完全沒有提到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捷克人一旦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以後，將不但失去波希米亞周圍作為天然防線的高山，而且也將失去他們的﹁馬奇諾防線﹂，從而在納粹德國面前處於無險可守的地位。

　　雖然英國外交部很快就否認︽泰晤士報︾的社論代表政府的觀點，科爾特第二天還是打電報給柏林說，這篇社論可能是﹁根據首相左右給與︽泰晤士報︾編輯部的暗示﹂。其實豈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危機重重的年月裡，已很難回憶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期間對歐洲各國首都所造成的陰暗的、幾乎難以忍受的緊張氣氛。

　　這次大會是九月六日開始的，在九月十二日達到高潮。希特勒預定在這一天向大會作閉幕演說，而世人則預料他將向全世界宣佈對捷究竟是戰是和的最後決定。我那個星期正在危機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儘管有日耳曼人在蘇台德區發動的武力騷動，儘管有柏林的威脅，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壓力，有擔心它們會對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懼，捷克首都的氣氛卻比任何其它地方都要平靜｜｜至少外表上如此。

　　九月五日，貝奈斯總統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話，已非由他來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不可，於是在赫拉德欣宮召見了蘇台德人的領袖孔特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們以書面提出他們的全部要求。不論這些要求是什麼，他都將接受。第二天，蘇台德人的副領袖卡爾‧赫爾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們給了我們一切。﹂不過，這卻正是蘇台德的政客們和他們在柏林的主於們最不願見到的事情。九月七日，漢萊因就在德國的指示下，根據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謂過火行為這樣說不過去的藉口，而中斷了同捷克政府之間的一切談判。

　　九月十日，戈林在紐倫堡納粹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好戰的演說。﹁歐羅巴的一塊小小的地方在折磨著全人類｜｜這個可憐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壓迫著一個文明的民族，站在他們背後的是莫斯科和猶太鬼。﹂但是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廣播一點也沒有提到戈林的惡罵；那是一篇安詳地、莊嚴地呼籲雙方平心靜氣相見以誠的演說。

　　雖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裡是緊張的。在貝奈斯博士講完了話以後，我在捷克廣播大廈的前廳遇見他時，看到他的臉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來完全意識到自己處境極為困難。威爾遜火車站和飛機場擠滿了猶太人，爭先恐後想得到一個位子轉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這個週末分發給群眾。巴黎來的消息說，法國政府因為看到有戰爭的危險而驚慌失措，倫敦來的消息說張伯倫在考慮採取豁出去的措施來滿足希特勒的要求｜｜當然，是以犧牲捷克為代價。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全歐洲都在等待著希特勒九月十二日在紐倫堡的講話。然而，這位元首在黨大會最後一天晚上對紐倫堡體育場上的如醉如狂的納粹信徒發表的演說雖然粗魯激烈，而且充滿了對捷克國家，特別是對捷克總統的惡毒咒罵，卻還並不是一份宣戰書。他｜｜至少在公開場合｜｜沒有宣佈最後決定，事實上，我們從繳獲的德國檔案中知道，他早已確定以十月一日為越過捷克邊界的日子。在紐倫堡的演說中，他不過要求捷克政府給與蘇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要是它不照辦的話，德國就要設法讓它一定辦到。

　　希特勒的這番發作，影響頗為可觀。在蘇台德地區，它引起了一場叛亂，經過兩天激戰，捷克政府趕緊派兵鎮壓並且宣佈戒嚴之後方才平息。漢萊因偷渡邊境到了德國，宣佈現在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把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

　　我們已經看到，這正是在倫敦日益占上風的解決辦法。然而必須首先得到法國的同意之後才能促使其實現。在希特勒講話以後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三日，法國內閣開了整整一天的會，內閣認為德國進攻已經迫在眉睫，然而在法國究竟應否履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條約義務這一點上陷入分裂，無法得出一致意見。當天晚上，英國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正在喜劇歌劇院觀劇之際，中途被請去同達拉第總理進行緊急磋商，後者要求張伯倫立即設法同那位德國獨裁者談判，盡可能取得最好的結果。

　　可以猜想，張伯倫先生在這方面毋須促駕，當天晚上十一點，這位英國首相就給希特勒發出一份急電：

　　﹁鑒於局勢日益嚴重，我提議立即前來見你，以尋求和平解決辦法。我提議乘飛機前來，並且準備就在明天啟程。

　　請賜告你最早能在什麼時候見我，並請賜告會面的地點，盼儘早賜覆為感。﹂

　　兩小時以前德國駐倫敦的代辦希歐多爾‧科爾特，曾電告柏林，說張伯倫的新聞秘書告訴他，首相﹁已準備研究德國的多方面的建議，包括舉行公民投票在內，協力促其實現，並且在公開場合加以鼓吹﹂。

　　最後在慕尼黑臻於完成的投降就此開始。

張伯倫在伯希特斯加登：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

　　﹁我的天哪！﹂︵﹁Ｉｃｈ　ｂｉｎ　ｖｏｍ　Ｈｉｍｍｅｌ　ｇｅｆａｌｌｅｎ！﹂︶希特勒在看到張伯倫的電報時這樣叫了起來。他又驚又喜。那位掌握著大英帝國命運的人，那位已經是六十九歲高齡而且從來沒有坐過飛機的人居然肯降尊紆貴，不憚作七小時的長途飛行到德國最僻遠的伯希特斯加登來向他央求，真使他喜出望外，希特勒毫不客氣，連建議在萊因區找一個地點相會都不願意，而那樣原是可以使路程縮短一半的。

　　英國人似乎認為首相之長途跋涉是要完成阿斯奎斯先生和愛德華‧格萊爵士在一九一四年所沒有做到的事情｜｜警告德國：對小國的任何侵略，不但會引起法國而且會引起英國參戰，聯合反德。然而不論英國人方面如何熱心，從德國的秘密檔案和以後的事態演變看來，希特勒很明白，張伯倫的行動對他說來是一個天賜良機。德國駐英大使館早已報告過說英國領導人準備倡議實行﹁德國的多方面建議﹂，元首十分肯定：張伯倫此次前來等於是進一步保證，英國和法國，將如他一貫認為的那樣，不會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首相同他會面還不到一小時，這種事先的估計就成了確定的事實了。

　　會談剛開始的時候，雖然希特勒照例只顧自己說話，雙方還是有過一番外交上的小交鋒。張伯倫是九月十五日中午在慕尼黑機場著陸的，然後就坐著一輛敞篷汽車到火車站，再從那裡坐三小時的專車到伯希特斯加登。他看到一列一列滿載德國軍隊和重炮的火車不斷在他眼前開過。希特勒並沒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車站來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臺階上等候他的貴賓。據德國方面的譯員施密特博士後來回憶，這時下起雨來，空中一陣黑似一陣，烏雲遮住了群山，時間已經是下午四點了，而張伯倫從天明到現在一直都在趕路。

　　喝過了茶以後，希特勒和張伯倫到了二樓希特勒的書房，這就是七個月以前這位德國獨裁者接見許士尼格的地方。在漢德遜大使的要求下，里賓特洛甫沒有參加會談。這使這位愛面子的德國外交部長大為惱怒，以致第二天竟拒絕把施密特關於會談的筆記交給英國首相｜｜這是一種罕見的然而典型的不禮貌行為｜｜弄得張伯倫以後竟不能不光靠自己的腦子來回想希特勒和他的談話。

　　希特勒首先講話，就像他往常的演說一樣，長篇大論地吹噓他對德國人民、對國際和平、對英德親善的豐功偉績。他現在下定決心﹁不論用什麼方法﹂都要解決一個問題。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三百萬日耳曼人必須﹁重返﹂德國。

　　﹁︵據施密特的正式記錄說︶他希望不要對他的絕對的決心產生任何懷疑，他絕不能容忍一個小小的二等國家把有一○○○年歷史的強大的德國看作彷彿是次一等的國家｜｜他今年四十九歲，如果德國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而捲入一場世界大戰的話，他希望他能以壯盛之年的全部精力領導德國度過危難｜｜當然，如果由於這個問題而竟然引起世界大戰，他將不勝遺憾。不過這種危險絕不能使他的決心有任何動搖｜｜他為此準備迎接任何戰爭，甚至世界大戰。世界上其它各國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他絕不會後退一步。﹂

　　希特勒滔滔不絕，大放厥辭，張伯倫簡直無法插一言。他的耐心實在驚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這個時候，他打斷了希特勒的話頭說：﹁如果元首已決定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根本不想在我們之間討論一下的話，那麼為什麼還要讓我來？我浪費了時間了。﹂

　　德國獨裁者沒有想到別人這樣同他頂嘴，因為這時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德國人敢這樣做了。張伯倫的反唇相譏看來起了一點作用，希特勒平靜了下來。他認為他們可以談一談﹁最後是否也許還有和平解決希望的問題﹂。接著，他就猛然提出了他的建議。

　　﹁英國是否願意同意割讓蘇台德區？｜｜按民族自決的原則作出的割讓？﹂

　　這一建議並沒有使張伯倫感到震驚。說真的，他還表示滿意，因為他們﹁現在終於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按照張伯倫根據自己的記憶所作的追述，他回答說，在他同閣員和法國人商量以前還不能把話說死。按照施密特在作口譯時的速記記錄，張伯倫確實說了這番話，不過他還加上﹁他可以代表個人說，他承認蘇台德區脫離︵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則｜｜他希望回到英國向政府報告他的個人態度，並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自從在伯希特斯加登作出這個投降以後，其它一切就跟著都來了。

　　顯然，這一投降沒有引起德國人的驚奇。就在伯希特斯加登會議的當兒，漢萊因從埃格爾給希特勒寫了一封密信，上面標的日期是九月十五日，正是他越過邊境到德國的前夕。

　　﹁我的元首：

　　我昨天通知英國代表團︵指倫西曼代表團︶，繼續談判｜｜只能以實現同德國的統一為基礎。

　　張伯倫很可能建議這樣的統一。﹂

　　第二天，九月十六日，德國外交部向駐華盛頓大使館和駐其它若干國家首都的大使館發出了下列密電：

　　﹁元首昨天告訴張伯倫，他已下定最後決心要在最短期間內用一切辦法來結束蘇台德區不可容忍的局面。現在要考慮的已不是蘇台德日耳曼人的自治問題，而是把這一地區割讓給德國的問題。張伯倫個人已表示贊同，他現在正在同英國內閣商量並且同巴黎交換意見。元首與張伯倫之間下一次的會談，計畫在最近舉行。﹂

　　在同希特勒的會談快結束的時候，張伯倫總算從他那裡挖出了一項保證：在他們兩人再次會商以前，他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這時候，首相對元首的話還是極為信任的，一兩天以後，他在私人場合曾說：﹁儘管我想我在他臉上可以看出這個人兇狠無情，我還是覺得他是一個在作了保證以後可以相信的人。﹂

　　當張伯倫陶醉在這種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時候，希特勒卻在一股勁兒地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準備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約德爾上校代表最高統帥部同宣傳部制定了一項計畫，他在日記中把它稱之為﹁在否認我們自己違反國際法方面的聯合準備﹂。未來的戰爭將是一場殘酷的戰爭，至少在德國方面來看是如此，而戈培爾博士的工作就是為納粹的過火行為辯解。關於他如何撒謊的計畫，訂得極為詳細，九月十七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統帥部的一名參謀去協助現在拜羅伊特郊外頓道夫的一座古堡中設立總部、從事其活動的漢萊因組織蘇台德自由團。蘇台德自由團裝備著奧地利的武器，它從元首那裡奉到的命令是：同捷克人不斷保持﹁衝突和糾紛﹂。

　　九月十八日這一天，張伯倫忙著爭取他的內閣閣員和法國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對於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說來，這一天也是一個忙日子。五個軍團︵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四軍團︶共計三十六個師︵包括三個裝甲師︶的行動時間表下達了。希特勒也批准了十個軍團的指揮官人選。亞當將軍，儘管桀驁不馴，仍然統率西線德軍。奇怪的是，兩個密謀反叛的退職將軍居然也重新起用，貝克將軍指揮第一軍團，馮‧哈麥施坦因將軍指揮第四軍團。

　　為了對捷克進行最後打擊，政治方面的準備也在加緊進行。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檔案充滿了不斷對匈牙利和波蘭增加壓力，要它們參與分肥的檔案，德國人甚至還拉斯洛伐克人下水來製造麻煩。九月二十日，漢萊因鼓動他們把他們的自治條件提得﹁更加尖銳﹂。同一天，希特勒接見了匈牙利總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長卡尼亞，對布達佩斯所表現的畏縮猶豫大加申斥。有一項外交部的備忘錄曾詳細地談到這次會晤的情況。

　　﹁首先，元首對這兩位匈牙利先生斥責了匈牙利舉棋不定的態度。他，元首，己決意解決捷克問題，即使冒引起世界大戰的危險也在所不惜｜｜︵不過︶他深信不論英國還是法國都不會干涉。匈牙利要參與大事，現在已是最後的機會了。它要是不參加的話，他就不能為匈牙利的利益說話。他的意見是，最好就是消滅捷克斯洛伐克｜｜

　　他向匈牙利人提出兩項要求：︵一︶匈牙利應當馬上提出在它所希望取得的領土內進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二︶它對任何方面提出的關於確定捷克斯洛伐克新邊界的建議應不作任何保證。﹂

　　從希特勒向匈牙利人說得很明白的話裡可以看出，不論張伯倫願意怎麼辦，就是殘存的那個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讓它長期存在。至於對英國首相：

　　﹁元首宣稱，他將把德國的要求直截了當地提交給張伯倫，他的意見是，軍隊的行動將能提供最能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不過，還是有捷克人可能接受一切要求的危險。﹂

　　在這位德國獨裁者同毫不見疑的英國首相以後舉行的歷次會議上，這是他一直擔心的危險。

　　在柏林的鼓動下，波蘭政府在九月二十一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蘭人居住的特青地區舉行公民投票，並且把部隊開到了這一地區的邊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也如法炮製。就在這一天，即九月二十二日，蘇台德自由團在德國黨衛隊的支援下侵佔了為德國領土包圍的兩個捷克邊境小城｜｜阿舍和埃格爾。

　　九月二十二日，事實上在全歐洲都是一個緊張的日子，因為在那天早晨，張伯倫又再次出發到德國去同希特勒會談了。現在必須簡單回顧一下英國首相兩次訪問德國元首之間在倫敦做的事情。

　　在九月十六日回到倫敦的當晚，張伯倫就召集了一次內閣會議，讓他的閣員們瞭解希特勒的要求，同時電召倫西曼勳爵從布拉格回國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叫人大吃一驚。熱中於姑息希特勒的倫西曼居然比希特勒還要乾脆。他主張把主要由蘇台德人居住的地區立即移交德國，根本不必費事舉行什麼公民投票。他竭力主張以合法手段制止﹁各政黨或個人﹂對德國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所為的一切批評。他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它的山地天險和防禦工事已被剝奪因而已處於絕境以後，還要﹁改變它的外交政策，使各鄰邦相信它絕不會向它們發動進攻或者由於對其它國家所負的義務而參預反對它們的任何侵略行為﹂。倫西曼在這個時候居然還會擔心一個殘存的捷克國家有對納粹德國發動侵略的危險，似乎不可思議，但是，他這種異想天開的建議，顯然對英國內閣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並且使張伯倫打算滿足希特勒的要求的想法更加加強了。

　　達拉第總理和他的外交部長喬治‧龐納九月十八日到倫敦同英國內閣商量。根本沒有考慮讓捷克人參加。英國人和法國人不惜任何代價力求避免戰爭，沒有花多少時間就商定共同提出一項一定要捷克人接受的建議。凡居民半數以上為蘇台德日耳曼人的領土必須交給德國，以保證﹁和平得以維持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根本利益亦得以確保安全﹂。英國與法國則另外同意一起作出一項﹁擔保新邊界｜｜不受無端侵略｜｜的國際保證﹂。這種保證將代替捷克斯洛伐克與法國和俄國之間現有的互助條約。對法國人來說，這是一條方便的下臺階的辦法，在龐納的帶頭之下︵後來的局勢演變證明，龐納已決心在姑息希特勒方面勝過張伯倫︶，他們立刻抓住不放。然後就發生了下面的一番偽善的哀告：

　　﹁︵他們在給捷克的一次正式照會中說︶法英兩國政府明白為了和平事業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出何等巨大的犧牲。但是由於這一事業既關係到歐洲全體，也關係到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它們認為，它們有責任一起坦率提出獲致和平所必需的條件。﹂

　　而且，它們的行動也趕得很緊。德國的獨裁者已經迫不及待了。

　　﹁首相必須立即與希特勒先生重新會談，至遲不超過星期三︵九月二十二日︶。若有可能，越早越好。我們因此感到我們必須請求你們儘早答覆。﹂

　　就這樣，英國和法國駐布拉格公使在九月十九日中午一起向捷克政府遞交了英法建議。捷克政府在第二天以一項莊嚴的覆照拒絕了這個建議，它的預言一樣的解釋是，接受這個建議將使捷克斯洛伐克﹁遲早置於德國的完全統治之下﹂。覆照提醒法國注意它所負的條約義務，並且提醒法國注意一旦捷克屈服以後法國在歐洲所處的地位，然後建議把整個蘇台德問題按照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的德捷條約提付仲裁。

　　但是，英國和法國根本不願意讓﹁條約神聖﹂這類的原則來妨礙它們已確定要走的道路。九月二十日下午五點鐘，英法駐布拉格使館剛剛接到拒絕照會，英國公使巴錫爾‧牛頓爵士就警告捷克外交部長卡米爾‧克羅夫塔博士，如果捷克政府堅持己見，英國就將不再過問捷克的命運。法國公使德‧拉克瓦先生也代表法國表示同意這一聲明。

　　同時，倫敦和巴黎對捷克照會也極不客氣，張伯倫召集了核心內閣會議，並且整整一晚上都接通了巴黎的電話，不時同達拉第和龐納通話。雙方同意應當對布拉格繼續施加壓力，必須告訴捷克人，如果他們一意孤行的話，他們就不必指望能得到法國或者英國的什麼援助。

　　這時，貝奈斯總統已明白他原來以為是朋友的人已經在打算拋棄他了。但是他還是作了一次最後的努力，想至少能拉住法國。九月二十日晚上八點剛過，他讓克羅夫塔博士向德‧拉克瓦提出了下面這個決定命運的問題：一旦德國進攻的話，法國到底是否準備履行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證？到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二點一刻，牛頓和德‧拉克瓦就把貝奈斯從床上請了起來，要求他收回拒絕英法建議的照會，並且聲稱，除非他撤回這一照會並且接受英法建議，捷克斯洛伐克只能單獨對德作戰。捷克總統要法國公使把這番話寫成書面文字。他大概已經絕望了，然而還想留下一個歷史的見證。

　　第二天︵九月二十一日︶一整天，由於疲勞過度、睡眠不足和眼睜睜看著國家被人出賣、大禍即將臨頭而深感痛心的貝奈斯，同政府閣員、各黨派領導人和統帥部高級將領進行商談，他們在敵人威脅面前曾經表現出勇氣，然而在被朋友和盟邦背棄的時候卻開始動搖了。英法靠不住，那麼俄國呢？就在那一天，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在日內瓦發表了一篇演說，重申蘇聯將信守它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的條約。貝奈斯召見了蘇聯駐布拉格公使，後者也重申了李維諾夫的話。可憐的捷克人，他們這時才發現同俄國的條約規定，蘇聯人只有在法國出兵支援的條件下才能出兵，而法國人這時已經背約了。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捷克政府屈服了，它接受了英法計畫，政府發表的一項公報憤懣地解釋說：﹁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因為我們被拋棄了。﹂在背地，貝奈斯說得更乾脆：﹁我們被卑鄙地出賣了。﹂第二天，內閣辭了職，陸軍總監揚‧西羅維將軍受命組成了﹁民族集中政府﹂。

張伯倫在戈德斯堡：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雖然張伯倫給希特勒帶來了後者在伯希特斯加登會談中所要求的全部東西，但是他們在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在萊因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會面的時候，兩個人都感到不自在。德國代辦在倫敦飛機場送張伯倫啟程之後就立刻給柏林發了一個急電：﹁張伯倫一行是帶著沉重的心情動身的｜｜毫無疑問，對張伯倫的政策的反對正在增強。﹂

　　希特勒則處在一種十分神經質的狀態中。九月二十二日早晨，我正在舉行會談的德萊森飯店的陽臺上吃早飯，眼看著希特勒走到河邊去看他的遊艇。他看起來似乎患有一種奇怪的痙攣，每走幾步路就要神經質地聳一聳右肩，左腿就往前一提，眼睛下面有一圈黑影。照我那天晚上在日記裡記的話，他似乎已處在神經崩潰的邊緣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德國朋友輕輕他說了一聲﹁Ｔｅｐｐｉｃｈｆｒｅｓｓｅｒ︵啃地毯的人︶！﹂他是暗中鄙視納粹的一個報紙編輯，他給我解釋說，過去幾天中，希特勒為捷克問題而處於一種癲狂狀態中，曾不止一次地完全失去自制，甚至趴到地上啃地毯的邊。因此才叫他﹁啃地毯的人﹂。早一天晚上，我在德萊森飯店同幾個納粹黨御用文人談話時，我曾聽到過有人用這個名字叫元首｜｜當然，是小聲叫的。

　　張伯倫先生儘管由於國內對他的政策的反對越來越大而憂心忡忡，然而在到達戈德斯堡和驅車到彼得霍夫的時候看來卻精神極好。彼得霍夫是一個古堡式的旅館，坐落在萊因河對︵右︶岸的彼得斯堡山頂上，張伯倫的行館就設在這裡。為了歡迎他，一路上不但掛著德國的﹁萬﹂字旗，而且也掛著英國的米字旗。他此來不但要滿足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而且還有所加碼。現在已只需要確定細節了，正是為了這一點，他不但帶來了霍拉斯‧威爾遜爵士和威廉‧斯特蘭︵後者是外交部的東歐事務專家︶，還帶來了外交部文件與法律司的司長威廉‧瑪律金爵士。

　　這天下午，首相坐渡船渡過萊因河到了德萊森飯店，希特勒在那裡等著他。這一次總算｜｜至少在開頭的時候｜｜一直是張伯倫在說話。根據施密特博士冗長的記錄來判斷，英國首相想必談了足足一小時以上，他先解釋了自己在經過﹁吃力的談判﹂以後，已經爭取到不但使英法兩國內閣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元首的要求，然後他就詳盡地提出了實現這些要求的辦法。他已經接受了倫西曼的建議，現在準備使蘇台德區不經公民投票就轉交給德國。至於雜居地區的前途，則可以交給由一個德國人、一個捷克人和一個中立國代表組成的三人委員會來決定。不僅如此，元首極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國和俄國之間的互助條約也將以一項國際擔保來代替，擔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無故的進攻，而後者今後﹁應保持完全的中立﹂。

　　對於這位由英國商人出身的愛好和平的英國首相說來，這一切看起來都是極簡單、極合理、極合乎邏輯的。據一個在場目擊的證人說，他以一種顯然可見的自滿心情停了下來等候希特勒的反應。

　　﹁我是否可以理解為英國、法國和捷克政府已協議把蘇台德區轉交德國？﹂希特勒問道。據他後來告訴張伯倫，他對讓步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不禁感到驚奇。

　　﹁是的。﹂首相微笑著回答。

　　﹁我極其抱歉，﹂希特勒說，﹁由於過去幾天內形勢的發展，這個計畫已經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據施密特博士後來回憶，張伯倫聽了這話嚇了一跳，他那貓頭鷹似的臉因為又驚又氣，脹得通紅。不過顯然一點也不是因為恨希特勒騙了他，恨希特勒像普通一個敲竹槓的人一樣，只要對方一答應，就立刻又漲價。幾天以後首相對下院所作的一個報告中，說明了他自己在這一刻的感受：

　　﹁我並不想要下院認為希特勒是在存心騙我｜｜我從來沒有這樣看｜｜但是，我原來以為，當我回到戈德斯堡的時候，我只需同他細細地商量我帶去的建議就夠了；當他告訴我｜｜這些建議不能接受的時候，對我是極大的震動｜｜﹂

　　張伯倫看到他以捷克人為犧牲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的和平大廈就像紙牌搭成的一樣垮了下來。他告訴希特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應當有理由說元首已經從他那裡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指張伯倫︶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擲｜｜他被英國某些人士指責為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向獨裁者屈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離開英國的時候，確實還有人噓他。﹂

　　但是英國首相的個人不幸並沒有打動元首的鐵石心腸。他仍然要求，蘇台德地區必須立即由德國予以佔領。這一問題﹁至遲要在十月一日完全地、最後地解決﹂。他手頭有張地圖說明哪些領土必須立刻割讓。

　　這樣，據張伯倫後來告訴下院說，他心裡﹁充滿了凶事臨頭的預感﹂，只好退回到萊因河彼岸去﹁考慮我該怎麼辦﹂。那天晚上，他在電話中同自己的閣僚以及法國政府的大員商量以後，幾乎看不出有什麼解決的希望，大家只好同意倫敦和巴黎應當在第二天通知捷克政府：它們不能再﹁繼續承擔建議捷克政府不要動員的責任﹂。

　　這天晚上七點二十分，凱特爾將軍從戈德斯堡打電話給陸軍總部說：﹁︵Ｘ日的︶日期還不能最後確定。繼續按照計畫進行準備。如果綠色方案執行的話，也不會在九月三十日之前，如果提前執行，多半會臨時修正。﹂

　　這是因為阿道夫‧希特勒自己這時也處在進退兩難之中。當然張伯倫不知道，元首的真實意圖，如他在五月危機以後在給最高統帥部的指示中所說的那樣，是﹁以軍事行動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捷克人︵不論多麼不情願︶已同意接受的英法計畫，不但可以把蘇台德日耳曼人給予希特勒，而且可以有效地消滅捷克國家，因為此時它已毫無防禦可言。然而這樣就不是用軍事行動了。而元首卻已下定決心，不但一定要羞辱五月間惹惱了他的貝奈斯總統和捷克政府，而且要暴露西方國家沒有骨頭的可憐相。要做到這一點，至少必須要有軍事佔領。它可以像對奧地利的軍事佔領那樣是不流血的，然而仍然必須是軍事佔領。對於傲慢的捷克人，至少得要報復到這種程度。

　　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兩個人並沒有進一步接觸，但是張伯倫在帶著問題睡了一宵，再加上在俯瞰著萊因河的陽臺上來回踱步了一早晨之後，吃完早飯就坐下來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他表示願意把德國的這些新要求提交給捷克人，但是他不認為他們會接受。事實上，他毫不懷疑，如果德軍立即佔領的話，捷克人定將用武力抵抗。不過，既然各方面都已同意把蘇台德區轉交給德國，他還是願意向布拉格建議，在該區正式移交以前，由蘇台德日耳曼人自己來維持當地的法律和秩序。

　　對於這樣一種妥協，希特勒聽都不要聽。他讓英國首相等了幾乎一整天，才終於回了一個措辭激烈的照會，再次長篇大論地重彈捷克人如何對不起德國人的老調，再次拒絕改變自己的態度，最後的結語是：只有戰爭﹁看來才能解決問題了﹂。張伯倫的答覆很簡短，他要求希特勒把新要求寫成書面，﹁附上一張地圖﹂。由他﹁作為調解人﹂送交布拉格。他最後說：﹁我看不出我在這裡還有什麼用處，因此我打算回英國。﹂

　　在這樣做以前，他再次來到德萊森飯店同希特勒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會議從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點三十分開始。希特勒以備忘錄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要求並且附有地圖。張伯倫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新的限期：捷克人應在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兩天以後上午八點開始撤出割讓地區，而在九月二十八日撤退完畢。

　　﹁這不是無異下最後通牒嗎！﹂張伯倫慨歎說。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希特勒立刻反駁，當張伯倫反唇相譏說這裡用得上德文Ｄｉｋｔａｔ︵命令︶這個字的時候，希特勒回答說：﹁這根本不是什麼命令。請看，文件上明明寫著是﹃備忘錄﹄。﹂

　　這時，一個副官給元首送來了一份急電，他看了一眼就把它扔給了正在翻譯的施密特並說：

　　﹁把這念給張伯倫先生聽。﹂

　　施密特遵命照念：﹁貝奈斯剛剛在電臺上宣佈捷克斯洛伐克實行總動員。﹂

　　據施密特後來回憶，房間裡頓時一片死寂。然後，希特勒開口了：﹁當然，現在一切都定局了。捷克人根本不想把任何領土割讓給德國。﹂

　　根據施密特的筆記，張伯倫不同意這種說法，繼之就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希特勒說︶是捷克人先動員的。張伯倫對此表示不同意。是德國首先動員的｜｜元首否認德國已經動員。﹂

　　這樣，談話一直繼續到凌晨一點多鐘，最後，張伯倫問希特勒，德國的備忘錄是不是﹁果真絕無商量餘地﹂，希特勒回答說確是如此。接著，首相回答說，繼續會談己無意義。他已經盡了他的最大努力，他的努力已歸失敗。他將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因為他到德國來的時候所抱的希望已成泡影。

　　那位德國獨裁者並不願意張伯倫就此脫鉤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項﹁讓步﹂。

　　﹁我很少給別人做過這樣的事情，你是難得的一個。﹂他說得挺爽快，﹁我準備只給捷克人撤退的期限規定一個日期｜｜十月一日｜｜如果那樣能便於你完成任務的話。﹂他一邊說著，一邊就拿一技鉛筆自己把日期改掉了。這當然根本不是什麼讓步。

　　十月一日一直就是Ｘ日。

　　然而對英國首相來說，這卻似乎頗有作用。據施密特的記錄，他曾說﹁元首在這方面的考慮，他十分領情﹂。不過，他又說，他不能對這項建議表示接受還是拒絕，他只能轉達。

　　無論如何，僵局總算是打破了。當會談在凌晨一點三十分結束的時候，不論在此以前發生了什麼，兩個人在個人關係方面似乎比他們初次會面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顯得更親近些。我自己有幸在二十五英尺之外一個看門人的小屋裡︵我在那裡設了一個臨時廣播室︶親眼看到他們在離旅館大門不遠的地方道別。他們彼此的親密態度使我感到驚奇。我當時聽不見的話，施密特記下來了。

　　﹁張伯倫真摯地同元首道別。他說他感到由於過去幾天的會談在他和元首之間已產生了一種相互信任的關係｜｜他仍然希望目前困難的危機將能克服，那時他將本著同樣的精神同元首討論其它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

　　元首感謝張伯倫的這一番話，並且告訴他，他也抱有同樣的希望。他已經說過幾次，捷克問題是他要在歐洲提出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

　　希特勒否認還要攫取領土的聲明看來對告辭回國的英國首相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他隨後在下院發表的報告中，曾強調指出希特勒作這番表示時﹁懷有極大的誠意﹂。

　　當張伯倫在將近凌晨二時回到旅館時，有一個記者問他：﹁先生，局勢是不是已經絕望了？﹂

　　張伯倫回答說：﹁我並不想這樣說。現在一切要取決於捷克人怎麼辦了。﹂

　　十分明顯，他根本沒想到，局勢也要取決於德國人和他們那種荒謬絕倫的要求。

　　事實上，首相在九月二十四日回到倫敦後，就馬上設法做他曾告訴希特勒他不會做的事情：說服英國內閣接受納粹的新要求。不過，這次他碰到了沒有料到的反對。海軍大臣達夫‧古柏堅決反對他。令人驚訝的是哈利法克斯勳爵也反對他，雖然十分勉強。張伯倫已控制不了他的內閣了。他同樣也不能說服法國政府，後者在九月二十四日拒絕了戈德斯堡備忘錄，並且在同一天下令部分動員。

　　當達拉第總理率領法國部長們在星期天︵九月二十五日︶到達倫敦的時候，兩國政府都已知道了捷克政府正式拒絕戈德斯堡建議的行動。法國人除了重申他們將履行自己的諾言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擊時予以援助而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但是他們還得瞭解一下英國人打算怎麼辦。在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或者看起來是這樣的情況下︶，張伯倫最後同意通知希特勒，如果法國由於履行其對捷克人的條約義務而與德國交戰的話，英國也將感到必須予以支持。

　　但是，他要先向德國獨裁者作一次最後的呼籲。希特勒原定九月二十六日要在柏林體育館發表演說。為了勸誘希特勒不要把文章做絕，張伯倫又一次趕寫了一封親筆信給希特勒，並且在九月二十六日下午由他的心腹霍拉斯‧威爾遜爵士乘專機趕送到柏林。

　　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張伯倫離開德萊森飯店以後，德國人就陷入了憂慮之中。戰爭現在看來就在面前了，他們中間至少有一些人並不怎麼高興，這天凌晨作者留在旅館休息室裡還在吃著頭一天晚上耽誤了的晚飯，戈林、戈培爾。里賓特洛甫、凱待爾將軍和地位稍次一些的人物都站在附近，說得很起勁，看來，戰爭的前景使他們感到有點茫然。

　　就在這一天，我後來到柏林的時候，發現希望又漸漸在復活了。在威廉街，人們的感覺是，既然身居英國首相之尊的張伯倫已經同意把希特勒的新要求轉達布拉格，就必須假定這位英國領導人是支持希特勒的建議的。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假定｜｜就假定的範圍而言｜｜是完全正確的。

　　九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這是柏林一個可愛的風和日暖的日子。毫無疑問，這年秋天只有最後這麼一個氣候宜人的週末了，因此，全城居民倒有一半都湧到郊外的湖畔和森林中去。儘管有消息說，希特勒因為聽到戈德斯堡的最後通牒被巴黎。倫敦和布拉格所拒絕而暴跳如雷，柏林並不感到有什麼大的危機，更談不上有什麼戰爭狂熱。那天晚上我在日記裡寫著：﹁簡直很難相信會打仗。﹂

　　到緊跟著來的星期一，局勢突然惡化了。下午五點鐘，霍拉斯‧威爾遜爵士在漢德遜大使和英國大使館一等秘書艾馮‧寇克派特里克陪同下，帶著張伯倫的信到了總理府。他們發現希特勒脾氣極壞｜｜很可能是故意在醞釀情緒，準備在三小時後在體育館發表演說。

　　施密特博士開始翻譯這封信，其中說到捷克政府正如張伯倫在戈德斯堡時曾經預言過的那樣，已經通知首相，戈德斯堡備忘錄﹁完全不能接受﹂。這時，據施密特說，希特勒猛一下跳了起來，一邊叫：﹁再談判已毫無意義！﹂一邊就向門外走。

　　照施密特的說法，這真是令人難受的一幕。﹁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親眼看到希特勒完全失去理智。﹂照在場的英國人的說法，元首後來又大步回到椅子上，不斷大聲叫嚷地打斷施密特的翻譯。﹁把德國人當黑人看｜｜到十月一日我就要捷克斯洛伐克乖乖地聽我的話。法國和英國要是決定干涉，那就隨它們的便｜｜我一點也不在乎。﹂

　　張伯倫在信中建議，由於捷克人已經情願把希特勒所要的蘇台德區交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應立即各派代表舉行會議﹁達成協議﹂來解決﹁移交這塊領土的辦法﹂。他還說，他願意讓英國代表也列席這次會議。希特勒的答覆是，只有捷克人先接受了︵他們剛剛拒絕了的︶戈德斯堡備忘錄，並且同意德國在十月一日佔領蘇台德區，他才肯同他們談判細節。他說，他一定要在四十四小時內｜｜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以前得到肯定的答覆。

　　那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已破釜沉舟，把一切後路都絕了，至少在我們那些在擠得滿滿的柏林體育館內愕然聽他那瘋狂地叫囂的人看來是如此，他時而狂吼，時而尖叫，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任性發作到這種地步。他惡毒地對﹁貝奈斯先生﹂進行人身攻擊，宣稱和平與戰爭的問題現在要看捷克總統怎麼辦來決定，不論怎麼說，他都要在十月一日拿下蘇台德區。他滔滔不絕、怒不可遏的語言和群眾中不斷迸發的歡呼喝采，使他忘乎所以，如醉如狂。雖然如此，他還是很狡猾，沒有忘記給英國首相一點甜頭。他感謝他爭取和平的努力並且重申這是他在歐洲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他鄙夷不屑地嘟囔：﹁我們不想要捷克人！﹂

　　在整個演說的過程中，我一直坐在剛好在希特勒頂上的樓座裡，盡力想把他的演說當場隨講隨譯廣播出去，可是不大容易。那天晚上，我在日記裡記著：

　　﹁｜｜自從我觀察他這麼些年以來，他今天晚上看起來完全失去了自制，在他坐下來以後，戈培爾就跳上講壇，對著話筒大叫：﹃有一點是肯定的：一九一八年再不會重演了！﹄希特勒抬頭看著他，眼睛裡有一種瘋狂、急切的神色，似乎這句話就是他想了一下午而沒有想出來的。他跳了起來，眼睛裡閃著我永遠也忘不了的狂熱的光芒，把右手大揮了一下，然後向桌子一捶，用盡了他那強有力的肺部的全部力量大叫一聲：﹃Ｊａ︵對︶！﹄接著就精疲力竭地癱倒在椅子上。﹂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中午，他第二次接見霍拉斯‧威爾遜爵士的時候，已經完全恢復了，這位英國特使並不是受過什麼特殊外交訓練的人，不過也像首相一樣︵如果不是更甚的話︶急於把蘇台德區送給希特勒，只要這位獨裁者肯和和平平地接受。他請希特勒注意張伯倫昨天後半夜為答覆元首在體育館的演說而在倫敦發表的一項特別聲明。張伯倫說，鑒於德國總理對捷克問題的諾言缺乏信心，英國政府將認為自己﹁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來保證捷克的諾言﹁順利地、充分地而且以儘量合理的速度﹂付諸實現。他相信總理將不會拒絕這一建議。

　　但是，希特勒對此並不感到興趣。他說，他再也沒有什麼信要帶給張伯倫先生。現在一切要看捷克人了。他們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他的要求。要是他們拒絕的話，他怒氣沖沖地大叫道：﹁我就要消滅捷克斯洛伐克！﹂他繼續發出這一威脅，顯然極為得意。

　　即使對於好說話的威爾遜來說，這顯然也太過分了。他站起來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奉首相之命作下述聲明：﹃如果法國為履行其條約義務而參加對德作戰的話，聯合王國將認為有義務支援法國。﹄﹂

　　﹁我只能表示已注意到這種態度，﹂希特勒火氣很大地回答說，﹁這意味著，如果法國決定進攻德國的話，英國將感到也有義務進攻德國。﹂

　　霍拉斯爵士回答說，他並沒有這麼說，到底是和平還是戰爭，最後要看希特勒如何辦來決定了。這時，希特勒已經把情緒醞釀到了火兒相當大的程度，他叫道：﹁要是法國和英國要打，就讓他們打罷！我根本不在乎。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們就在打仗了。﹂

　　從施密特關於會議的正式記錄來看，威爾遜顯然還想把談話繼續下去，但是漢德遜大使勸他停下來。雖然如此，這位毫無經驗的特使還是在會談完了以後趁自己同元首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向他談了一句話。

　　他向希特勒保證，﹁我將設法使那些捷克人頭腦清楚一點﹂，後者表示他﹁對此表示歡迎﹂。也許，元首一定認為，還可以哄張伯倫再走幾步，來讓捷克人﹁頭腦清楚一點﹂。總之，那天晚上，他就口授了一封措辭狡猾的信給首相。

　　寫這封信是有充分理由的，柏林｜｜還有別的地方｜｜在九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有許多情況已經改變了。

　　下午一點鐘，威爾遜剛走不久，希特勒就發出了一個﹁絕密﹂的命令，命令由大約二十一個加強團，也就是七個師組成的突襲進攻部隊，從訓練地區進駐捷克邊境的出擊點。命令說：﹁他們必須在九月三十日準備好按照﹃綠色方案﹄行動，決定將在前一天中午十二時作出。﹂幾小時以後，元首又下令作進一步的秘密動員。在當時所採取的各項措施中，有一項是又動員了五個師到西線。

　　但是即使希特勒一股勁兒進行軍事行動，這一天之內還有許多事情使他感到猶豫不前。為了在群眾中激起戰爭狂熱，希特勒下令在黃昏時分乘幾十萬柏林人下班上街的時候在德國首都檢閱一個摩托師。結果，至少對最高統帥說來是一場大失敗。普通的柏林老百姓根本就不想聽到戰爭。我那天晚上的日記記下了這一幕令人感到意外的景象。

　　﹁我到了菩提樹下大街，當時︵軍隊的︶隊伍正轉向威廉銜。我預料將看到一場盛大的示威。我想像著我曾在報紙上讀到過的一九一四年的情景，那時，就在這條街上，歡呼的人群向行進中的士兵投擲鮮花，少女們跑上去吻他們｜｜但是今天，他們只顧急急走到地下鐵道站，根本就不想看‧稀稀落落站在人行道上的那幾個人也是一聲不響，完全沉默｜｜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觸目的反戰示威。﹂

　　在一個警察的慫恿下，我沿著威廉街走到總理廣場。希特勒就站在總理府的陽臺上檢閱隊伍。

　　﹁｜｜那裡大約有二百來人，希特勒的臉色由陰沉而轉為惱怒，很快就回到了屋裡，讓軍隊自己行進，根本不加檢閱。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事情幾乎重新燃起了我對德國人民的一點信心。他們是十足反對發動戰爭的。﹂

　　在總理府內，還有更壞的消息｜｜這是從國外來的。從布達佩斯來的消息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通知匈牙利政府，如果它進攻捷克的話，它們就將對匈牙利採取軍事行動。這樣戰爭就要擴大到巴爾幹，而這卻是希特勒所不願見到的。

　　巴黎來的消息更嚴重。那裡的德國武官打來一份不但是給外交部而且是給最高統帥部和參謀本部的﹁特急﹂電報，它報告說，法國的部分動員幾乎不亞於總動員，﹁因此我估計，到下動員令以後的第六天，第一批六十五個師就可以在德國邊境部署完畢﹂。希特勒明白，在這樣大的兵力面前，德國人一共只有十二個師，其中半數是戰鬥力成問題的後備部隊。不但如此，德國武官還報告說：﹁一旦德國採取戰爭行動｜｜法軍很可能立即從下阿爾薩斯和洛林向美因茲發動進攻。﹂

　　最後，這位德國軍官報告柏林，義大利在法義邊界上完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牽制法國軍隊。那位豪邁的盟友墨索里尼看來是要在決定性的關頭拋棄希特勒。

　　而且，美國總統和瑞典國王也突然橫加干涉，就在前一天，九月二十六日，羅斯福向希特勒發出呼籲，請他協力維持和平。雖然希特勒在不到二十四小時內就給了他答覆，說和平完全取決於捷克人。可是美國總統在當天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又發來了一份電報，建議各有關國家立即舉行會議，並且暗示，如果爆發戰爭，全世界將視希特勒為戎首。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中曾證明是德國忠實朋友的瑞典國王，態度更為直率。這天下午，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公使給柏林發來了一份電報，說國王匆促召見了他，告訴他，如果希特勒不把十月一日的限期推遲十天的話，世界大戰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爆發。德國是唯一要對此負責任的國家，而且，﹁從目前各個國家的組合情況看來﹂，同樣不可避免地，德國一定要失敗。在斯德哥爾摩冷靜、中立的氣氛下，這位精明的國王至少在估計軍事形勢方面要比柏林、倫敦和巴黎的政府首腦客觀得多。

　　羅斯福總統，也許是因為必須考慮到美國人的心情，強調指出美國對戰爭不會干涉，甚至也不願﹁在目前的談判中﹂承擔任何責任，這樣，他的兩次和平呼籲就大大減少了力量。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漢斯‧狄克霍夫因此認為必須在當天就發一個﹁特急﹂電報給柏林。他指出，如果希特勒最後訴諸武力而英國對此反對的話，他有理由假定﹁美國的全部砝碼都將投在英國這一邊﹂。而且，這位通常在元首面前進言的時候總是十分膽怯的大使還加了一句，﹁我認為我有責任大大強調這一點﹂。他不想看見德國政府在估計美國的態度方面重犯它在一九一四年犯過的錯誤。

　　那麼布拉格如何呢？那裡是不是有了軟化的跡象呢？這天晚上，德國武官土聖特上校給最高統帥部來了一個電報：﹁布拉格情況平靜，最後的動員措施業已完成｜｜徵召入伍的兵員總數估計為一百萬人，其中野戰軍占八十萬人｜｜﹂這個數目等於德國在東西兩線所有有訓練的兵員的總數。捷克人和法國人加在一起，兵力超過德國人一倍以上。

　　面對著這些事實與發展，而且無疑也充分考慮到威爾遜臨走時的話和張伯倫的性格及其對戰爭的極端恐懼，希特勒在九月二十七日天剛黑就口授了一封信給張伯倫。應召前來把這封信翻譯成英文的施密特博士，感到這位獨裁者似乎是﹁在要採取極端步驟﹂的時候縮了回去。那天晚上，英國政府已下令艦隊動員，希特勒對此事是否知悉，無從證實。不過，雷德爾海軍上將要求在晚上十點鐘晉見元首，可能德國海軍已經探悉英國的行動。英國的動員令是晚上八點鐘下達，十一點三十八分公佈的，關於這些，雷德爾可能都已在電話中報告了希特勒。不論怎麼樣，雷德爾到了以後，他所做的是請求元首不要打仗。

　　希特勒這時確實知道的是：布拉格毫無畏懼，巴黎在急速動員，倫敦態度轉硬，他自己的人民漠然無動於衷，他的將領堅決反對他，而他關於戈德斯堡建議的最後通牒到第二天下午兩點鐘就要到期了。

　　他這封信措辭極妙，用意深沉，一字一句都算好了要打動張伯倫，信的語調是溫和的，它否認希特勒的建議會﹁剝奪掉捷克斯洛伐克得以生存的一切保證﹂，否認他的軍隊到了分界線以後會繼續前進。他打算同捷克人談判細節。他打算﹁給予捷克斯洛伐克剩餘的部分以正式的保證﹂。捷克人所以堅持已見只是因為他們希望在英國和法國的援助下發動一場歐洲大戰。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準備對和平的最後一線希望砰然關上大門。

　　﹁︵他最後說︶我必須請你來判斷，在這些事實面前，你是否認為應當繼續努力｜｜來破壞這種陰謀並且使布拉格政府在這個最後時候恢復理智。﹂

最後時刻

　　希特勒的信是用急電拍給倫敦的，在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十點三十分到達張伯倫手中，首相剛剛過完了忙碌的一天。

　　這天下午剛回到倫敦的霍拉斯‧威爾遜爵士，帶來了關於他同希特勒第二次會談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起了刺激張伯倫和他的核心內閣採取行動的作用。他們決定了動員英國艦隊，徵召空軍輔助隊，並且宣佈了緊急狀態。在公園和廣場上已經開始挖起防空壕來，倫敦學校裡的兒童也開始疏散。

　　首相還馬上給布拉格的貝奈斯總統發出了一份電報，警告後者，他從柏林得到的消息﹁表明，如果到明天︵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兩點，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還沒有接受德國的條件的話，德國軍隊馬上就會得到越過捷克斯洛伐克邊界的命令﹂。但是張伯倫雖然尊敬地把消息通知了捷克人，卻還是忍不住要在電文的最後一段教訓他們：﹁波希米亞將受到德國軍隊的蹂躪，另外一個或幾個國家不論做什麼，都不能挽救你的國家和你的人民免於這種命運。不論世界大戰的結果如何，都一定是這樣。﹂

　　這樣，張伯倫就不是把戰爭的責任放在希特勒頭上，而是把它加到了貝奈斯的頭上。他在這裡所提出的軍事上的看法，我們知道，就是連德國的將軍們都認為是胡說八道。不過，他最後還是加了一句，他不願承擔告訴捷克人該怎麼辦的責任。這要由他們自己來決定。

　　然而，難道真的是由他們自己來決定嗎？貝奈斯還沒有來得及回答這份電報，第二份電報馬上又來了。這一回，張伯倫可是努力要告訴捷克政府該怎麼辦了。他建議在十月一日接受德國人的某種有限度的軍事佔領｜｜即佔領處於捷軍工事之外的埃格爾和阿舍｜｜然後由德、捷、英三方聯合組成一個邊界委員會迅速確定其它應轉交給德國人的地區。接著，首相還提出了進一步的警告。

　　﹁這個計畫如果不能實現，貴國除遭到武力侵略與武力肢解以外，將別無其它出路。而且，雖然這可能引起損失無數生命的衝突，但是不論這一衝突的結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將再也不能接原有疆界重建故國。﹂

　　這樣，捷克人受到了他們的朋友的警告︵法國也參加這些最新的建議︶，就是說：即使他們和他們的盟邦在大戰中打敗了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也必須把蘇台德區讓給德國。含意十分明白：既然蘇台德區終歸不是你們的了，為什麼還要冒險把歐洲投入戰爭？

　　辦完了這件事情以後，首相就在晚上八點三十分向全國廣播：

　　﹁為了在一個遙遠的國家裡我們對之毫無所知的人們之間的爭吵，我們居然｜｜在這裡挖壕溝，這有多麼奇怪，多麼荒誕，多麼不可思議！｜｜﹂

　　希特勒已經得到了﹁他實際上所要求的東西﹂。英國已經保證捷克人將接受這一要求，並且付諸實施。

　　﹁我將毫不猶豫地到德國去作第三次訪問，只要我認為這樣做有好處｜｜

　　不論我們如何同情一個強鄰壓境下的小國，我們絕不能不顧一切地使整個大英帝國僅僅為了它而陷入一場大戰。如果我們要打仗，也必須是為了比這更大的問題｜｜

　　我從靈魂深處來說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國與國之間的武裝衝突，對我說來無異於夢魘；但是，如果我看到任何國家執意要用武力的恐怖來統治世界的話，我將認為必須予以抵抗，因為在這種統治之下，信仰自由的人們將感到生活己失去價值。但是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們進入戰爭以前，我們必須十分清楚，我們所不惜冒險以爭者確實是重大的問題。﹂

　　按照惠勒一貝納特的記載，英國大部分人在聽了這一廣播以後上床睡覺的時候，都認定英國和德國將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開戰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並不知道那天深夜在唐寧街後來又發生了些什麼。

　　十點三十分，希特勒的信到了。這正是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馬上答覆元首說：

　　﹁讀了你的信以後，我確信你可以不必打仗，而且不用等待就會得到一切主要的東西。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已準備立刻親自到柏林來同你和捷克政府的代表以及同法國和義大利的代表一起討論有關移交的各項安排，我深信，我們能在一周之內達成協議。我不能相信你會為了在解決這個長期未決的問題方面有幾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擔發動將使人類文明化為烏有的世界大戰的責任。﹂

　　首相還發了一份電報給墨索里尼，請他敦促元首接受這一計畫，並且同意出席擬議中的會議。

　　召開這樣一次會議的主意已經在首相心裡醞釀相當久了。早在七月中，尼維爾‧漢德遜爵士就曾在給倫敦的電報中提出過同樣的建議。他建議由德、意、英、法四大國來解決蘇台德問題。但是英國外交部告訴大使和首相，要召開這樣一次會議，將很難排除其它國家參加。所謂﹁其它國家﹂指的就是同布拉格訂有互助條約的俄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張伯倫從戈德斯堡回來以後就深信希特勒絕不會同意參加任何包括蘇聯在內的會議，他的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首相本人也並不希望有蘇聯參加。雖然連英國最普通的人都明白，萬一對德開戰的話，蘇聯參加到西方一邊來將有極大的價值，邱吉爾也曾一再向英國政府首腦指出這一點，但是，首相似乎沒有看到這一點。如我們所知，在德國併吞奧地利以後，俄國曾建議召開一個會議來討論對付德國下一步侵略的問題，但是張伯倫拒絕了這個建議。儘管有莫斯科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證，儘管直到當時李維諾夫還在聲明俄國將信守這一保證，張伯倫卻無意讓蘇聯人來干涉他把蘇台德區給希特勒為代價來維持和平的決心。

　　但是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他的思想還沒有發展到把捷克人排除在會議之外的地步。而且就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布拉格方面拒絕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提出的要求以後，首相還曾召見了捷克駐倫敦大使揚‧馬薩里克，建議捷克斯洛伐克應當同意在﹁有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上進行談判。第二天，捷克政府表示接受這一建議。現在，我們從張伯倫九月二十七日深夜給希特勒的電報中看到，他特別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應當參加擬議中的德、意、法、英會議。

﹁黑色的星期三﹂和哈爾德反對希特勒的計畫

　　被稱為﹁黑色的星期三﹂的九月二十八日來臨的時候，柏林、布拉格、倫敦和巴黎都惴惴不安，滿懷重憂。戰爭看來是躲不過了。

　　﹁一場大戰再也難以避免了﹂，這是約德爾在日記裡記下來的戈林在這天早晨說的一句話。戈林還說：﹁戰爭可能要進行七年，而我們一定會勝利。﹂

　　在倫敦，挖防空壕，疏散學童，遷移醫院，一切都在繼續進行。在巴黎，人們爭先恐後地往已經塞得滿滿的火車上擠，在城外的公路上，汽車擠得開都開不動。德國西部的景象也差不多。約德爾在那天上午的日記中記下了德國難民逃離邊境地區的消息。下午兩點，希特勒所定下的要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戈德斯堡建議的期限就要到了。然而布拉格並沒有任何會接受這些建議的跡象。不過，別的跡象倒還有一些：威廉街的活動極為緊張，法國的、英國的、義大利的大使發狂似地來而復去，去而復來。但是，一般群眾，事實上還有德國的將領們，對此都是蒙在鼓裡的。

　　對某幾個將軍，特別是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來說，實現他們推翻希特勒的密謀的時候已經到來了。他們要這樣來挽救自己的祖國，使它不致於投入一場他們認為註定要失敗的歐洲大戰。據倖存者後來的記述，整整九月一個月，密謀份子一直都在忙著籌畫這件大事。

　　哈爾德將軍同奧斯特上校以及後者的上司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卡納里斯設法使哈爾德隨時能知悉希特勒的政治行動和國外情報。我們上面已經知道，密謀份子曾把希特勒準備在九月底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決心通知過英國，並且曾請求英國政府表明，英國將同法國一起以武力回擊德國的侵略。幾個月以來，負責柏林軍區因而應提供大部分軍隊來實行政變的維茨勒本將軍一直有所猶豫，因為他懷疑倫敦與巴黎已在暗中容許希特勒在東方自由行動，因而不會為捷克斯洛伐克而參戰｜｜這種見解也是其它幾個將軍所共有的，也正是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希望別人持有的。如果事實確是如此的話，那麼照維茨勒本和哈爾德這樣的將軍們看來，推翻希特勒的計畫就毫無意義了。因為在第三帝國目前這個階段，他們所關心的只是想去除掉元首來避免一場德國在其中絕無取勝希望的歐洲大戰。如果確實沒有觸發大戰的危險，如果張伯倫打算滿足希特勒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而不會打仗，那麼他們就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舉行叛亂。

　　為了要讓這些將軍們確信法國和英國真的會打，奧斯特上校和吉斯維烏斯給哈爾德將軍和馮‧維茨勒本將軍安排了同沙赫特會面。沙赫特因為曾為德國重整軍備計畫籌款並且仍然留在內閣內而在軍方享有很高的威信，除此而外，他還被認為是英國事務專家。沙赫特向他們擔保，如果希特勒想以武力來對付捷克的話，英國是會打的。

　　九月十三日深夜，密謀份子之一埃里希‧科爾特在德國外交部得到了張伯倫緊急提議﹁立即坐飛機前來﹂設法和平解決捷克危機的消息。這個消息在密謀份子中間引起了驚愕。他們本來估計希特勒在紐倫堡開完黨大會以後就會在十四日回到柏林，並且，據科爾特說，計畫在這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起事。然而，元首並沒有回到首都，相反，他到慕尼黑去了，而且在十四日又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在那裡等候英國首相第二天來訪。

　　密謀份子感到極度失望，理由有兩層：第一，只有希特勒在柏林，他們的計畫才能實行，由於紐倫堡大會己使捷克危機更為激化，他們認定他一定要立即回到首都。第二，雖然有幾個密謀份子像英國人民一樣，自安自慰地認為，張伯倫飛到伯希特斯加登去是為了警告希特勒在估計英國在德國發動侵略時會採取什麼態度這一點上不要重犯威廉二世在一九一四年的錯誤，但是科爾特是深悉底蘊的。科爾特曾見到張伯倫的緊急電報，上面明明說他想見希特勒是﹁為了要設法求得和平解決的辦法﹂。不但如此，他還看到過他的哥哥德國駐倫敦大使館參贊希歐多爾‧科爾特發來的電報，報告說，首相準備大大滿足希特勒對蘇台德區的要求。

　　科爾特說：﹁這件事情對我們的計畫的影響肯定是致命的。在英國首相要前來德國同希特勒討論﹃世界和平﹄的時候，要舉事推翻希特勒，當然是不可思議的。﹂

　　雖然如此，據埃里希‧科爾特說，到九月十五日晚間，也已參加密謀的保羅‧施密特博士︵我們知道，他是希特勒一張伯倫會談中的唯一翻譯者｜｜也是唯一的目擊者︶通過﹁事先安排好的暗號﹂通知他，元首仍然執意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他已向張伯倫提出無法接受的條件，﹁希望會遭到拒絕﹂。這個情報使得密謀份子又振奮了起來。科爾特當晚就把它通知了奧斯特上校。後來的決定是，等希特勒一回到柏林就執行原計劃。﹁不過最重要的是﹂，奧斯特說，﹁我們必須讓這只鳥兒飛回到它在柏林的籠子裡來。﹂

　　這只鳥兒在戈德斯堡會談完了以後，就在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回到它的﹁籠子﹂裡來了。九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黑色的星期三﹂的早晨，希特勒在柏林已經待了將近四天了。在九月二十六日，從他在體育館那一場發作看來，他顯然已決心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後路都絕了。九月二十七日，霍拉斯‧威爾遜爵士從他那裡回到倫敦的時候，兩手空空，一無所獲，英國政府的反應是下令艦隊動員，並且警告布拉格防範德國的突然進攻。我們也知道，希特勒在這一天還曾命令他的﹁進攻部隊﹂進駐捷克邊境的陣地，並且準備在九月三十日｜｜即三天以後｜｜﹁行動﹂。

　　密謀份子還在等什麼呢，他們自己所規定的條件都已經具備了。希特勒在柏林，他已決定打仗。他已選定在九月三十日進攻捷克斯洛伐克｜｜離現在只有兩天了。要就馬上舉事，要就坐失時機。

　　科爾特說，在九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密謀份子選定了採取行動的日子：九月二十九日。吉斯維烏斯在紐倫堡作證的時候以及在他寫的書裡都說，將軍們｜｜哈爾德與維茨勒本｜｜在九月二十八日得到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向張伯倫﹁提出無禮要求﹂的﹁侮辱信﹂的一份抄本以後，決定立即行動。

　　﹁那天︵九月二十七日︶深夜，奧斯特得到了這封﹃侮辱信﹄的一份抄本，九月二十八日早晨，我把這封信交給了維茨勒本。維茨勒本又帶著它去見哈爾德。現在，參謀總長終於得到了他所希望的、毫不含糊地證實希特勒並不是在虛聲恫嚇而硬是要發動戰爭的真憑實據了。

　　哈爾德臉上滾下了憤怒的眼淚｜｜維茨勒本堅持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他勸哈爾德去見勃勞希契。過了一會，哈爾德回來了，他說他帶來了好消息：勃勞希契也生氣了，很可能會參加起事。﹂

　　但是，要不是這封信在轉抄過程中有了改動，就是將軍們誤解了它的意思，因為，我們上面已看到，這封信在語調上實在是十分溫和的，它充滿了要﹁同捷克人談判細節﹂並且﹁給予捷克斯洛伐克剩餘部分以正式保證﹂的諾言，在建議張伯倫不妨繼續努力這一點上也表現得富有和解精神，因此英國首相在接讀以後，立即打電報給希特勒，建議召開大國會議來解決各項細節問題，並且同時致電墨索里尼請他也支持這一建議。

　　將軍們對這最後一刻鐘的姑息行為，顯然毫無所知，但是，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將軍可能微有所聞。據吉斯維烏斯說，維茨勒本從哈爾德的辦公室打電話給勃勞希契，告訴他一切均已就緒，請求他親自領導起事，但是這位陸軍總司令卻不置可否。他告訴哈爾德和維茨勒本說，他得先到元首的總理府去看一看，搞清楚將軍們對形勢的估計是否正確。吉斯維烏斯說，維茨勒本接著就急急忙忙趕回他的司令部。

　　﹁吉斯維烏斯，﹂他興奮地宣佈，﹁時間已經到了！﹂

　　九月二十八日那天上午十一點鐘，德國外交部科爾特的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齊亞諾從羅馬打來了電話，要求立即同德國外交部長講話。里賓特洛甫當時不在｜｜他在總理府｜｜因此那位義大利外相就要求把電話改接義大利大使伯納多‧阿托利科。德國人偷聽了這次通話並且把它錄了音。原來是墨索里尼，而不是他的女婿要講話。

　　墨索里尼：﹁我是領袖，聽得清嗎？﹂

　　阿托利科：﹁聽得清。﹂

　　墨索里尼：﹁要求立即會見總理。告訴他，英國政府通過珀思勳爵要求我出面調停蘇台德問題。雙方分歧很小，告訴總理，我和法西斯義大利支持他。他必須作出決定。不過，告訴他，我贊成接受這個建議。聽清楚了嗎？﹂

　　阿托利科：﹁聽清楚了。﹂

　　墨索里尼：﹁快去！﹂

　　當阿托利科大使滿臉通紅、上氣不接下氣︵這是翻譯員施密特博士注意到的︶趕到總理府的時候，希特勒正同法國大使弗朗索瓦一龐賽在密談。弗朗索瓦一龐賽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見到總理的。早一天深夜，執意要超出張伯倫一頭的法國外交部長龐納，曾打電話給他的駐柏林大使，指示他儘快去見希特勒，提出法國關於交出蘇台德區的建議，其內容比英國建議還要慷慨得多。英國首相在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時向希特勒發出的建議還只是讓希特勒在十月一日佔領蘇台德區的第一區｜｜這不過是對一塊被包圍的領土的象徵性佔領｜｜現在法國人竟然建議在十月一日交出三個大區，其中包括絕大部分雙方意見有分歧的地區。

　　這是一項誘人的禮物，然而法國大使要把它送出去居然還碰到了極大的困難。他在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八點鐘打電話求見總理，到了十點鐘還沒有回音，於是他就派他的武官趕到參謀本部去把這個他還無法提出的建議通知德國的將軍們。後來，他請尼維爾‧漢德遜爵士幫忙，這位隨時樂意為任何可能｜｜不論什麼代價｜｜防止戰爭的人效勞的英國大使馬上給戈林元帥打了一個電話。戈林回答說，他將設法安排這一約會。事實上，漢德遜在設法給自己找一個見希特勒的機會，因為他奉到命令要向希特勒提出一封﹁首相親自寫的最後信件﹂，也就是張伯倫在前一天深夜寫的信，其中保證希特勒﹁不必打仗，不用等待﹂就能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並且建議召開大國會議來確定細節。

　　希特勒在上午十一點十五分接見了弗朗索瓦一龐賽，大使發現他神情甚為緊張不安。法國大使手裡拿著一張倉猝畫成的地圖，上面標著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盟國法國現在準備拱手交給希特勒的大片捷克土地。他竭力勸說希特勒接受法國的建議，使歐洲得以避免一場大戰。儘管里賓特洛甫作了否定的評論︵據法國大使自稱，對這些評論曾不客氣地加以駁斥︶，希特勒聽了倒是頗為動容｜｜特別是，據施密特博士的觀察，對大使提出的那張慷慨的地圖頗感興趣。

　　到十一點四十分，談話突然被打斷了，有人通報說，阿托利科帶著墨索里尼給元首的緊急口信來了。希特勒帶著施密特走出去歡迎那位氣喘吁吁的義大利大使。

　　﹁我給你帶來了領袖的緊急口信。﹂天生一副粗嗓子的阿托利科，隔著老遠就嚷了起來。他轉達完了以後，又加上一句說，墨索里尼要求元首不要下動員令。

　　據現在還活著的唯一見證人施密特說，就在這個時候作出了維持和平的決定。這時正當中午，離希特勒給捷克人的最後通牒所規定的限期只有兩小時了。

　　﹁告訴領袖，﹂希特勒對阿托利科說，顯然感到鬆了一口氣，﹁我接受他的建議。﹂

　　高潮過去了，這一天餘下來時間內所發生的事就只是尾聲了，漢德遜繼阿托利科和弗朗索瓦一龐賽之後來到了希特勒的面前。

　　﹁在我的偉大的朋友和盟友墨索里尼的請求下，﹂希特勒告訴漢德遜說，﹁我已經延遲二十四小時動員我的軍隊。﹂他將在同墨索里尼再次商量之後再就諸如擬議中的大國會議等其它問題作出決定。

　　在此以後，柏林和羅馬之間打了不少電話｜｜施密特說兩位法西斯獨裁者還曾直接通過一次話。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以前幾分鐘，就在希特勒的最後通牒即將到期之際，他終於打定了主意，對英法意三國政府首腦匆匆發出了請帖，請他們在第二天中午到慕尼黑來與元首會同解決捷克問題。對布拉格和莫斯科沒有發出請帖。希特勒不能容許與法國一起保證捷克斯洛伐克在受到德國進攻時維護其領土完整的俄國來插手干涉，至於捷克人，則甚至在被判決死刑的時候也不讓他們參加。

　　尼維爾‧漢德遜爵士在回憶錄中把在這一關鍵時刻挽回和平的功績主要歸於墨索里尼，在這一點上他得到了絕大部分寫這一章歐洲史的歷史學家的支持。然而這肯定是慷慨過度了。義大利是歐洲大國中最弱的一個，它的軍事力量實在無足輕重，以致德國的將軍們，就像他們的文件中所表明的那樣，簡直視之為一個笑柄。英國和法國是德國人心目中唯一要盤算的力量。然而，從一開頭起就千方百計說服希特勒，要他相信可以不戰而取得蘇台德區的卻正是英國首相。造成慕尼黑從而保持了整整十一個月和平的是張伯倫，而不是墨索里尼。對他自己的國家，對它的盟邦和朋友來說，這樣一樁功績所花的代價，我們以後還要談到，不過，不論這筆帳怎麼算，按其後果來看，這種代價幾乎是無可忍受的。

　　﹁黑色的星期三﹂二點五十五分，倫敦的天氣似乎不像早晨那樣黑暗陰冷了，英國首相就在這時開始向下院演說，他詳盡地報告了捷克危機的經過以及他和他的政府為企圖解決這一問題所作的努力。按照他的說法，局勢仍然是不穩定的，然而已經有了好轉，他說，墨索里尼已成功地使希特勒把動員令推遲了二十四小時。現在已是四點一刻了，張伯倫已講了一個鐘頭又二十分鐘，他的演說已將近結束了。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演說突然被打斷了。坐在前排的財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遞給他一份文件，那是坐在貴族席上的哈利法克斯勳爵傳過來的。

　　﹁不論尊貴的議員諸君對墨索里尼先生有什麼看法，︵張伯倫這時正在說︶我相信人人部會歡迎他這種｜｜維護和平的表示。﹂

　　首相停了下來，看了一下文件，然後笑了。

　　﹁事情還沒有完，我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下院。我現在得到希特勒先生的通知，他請我明天早晨到慕尼黑去同他會面。他也邀請了墨索里尼先生和達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經接受了邀請，我毫不懷疑達拉第先生也將接受。我也沒有必要說我的答覆將如何了｜｜﹂

　　確實已沒有必要了。這所古老的議事堂，這個巴力門︵議會︶之母，以它悠久的歷史上沒有前例的狂熱掌聲來回答首相的演說。歡呼狂叫響成一片，議事日程單扔得滿場亂飛，許多人熱淚縱橫，在這番狂亂激動之中，大家聽到一個超乎一切的聲音，它表達了所有人的深切感情：﹁為我們的首相感謝上帝！﹂

　　捷克公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國父的兒子揚‧馬薩里克從外交官席上看到這一幅景象，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後來，他到唐寧街拜會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想探明他那將作出全部犧牲的國家是否會被邀參加慕尼黑會議。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回答說，它不會被邀請，希特勒不會贊成。馬薩里克，眼睜睜地盯著這兩個敬神畏天的英國紳士，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們在犧牲了我的國家後能夠維持住世界和平的話，﹂他最後說，﹁我將是第一個向你們歡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麼，兩位先生，願上帝拯救你們的靈魂！﹂

　　那些密謀份子，那些將軍和文官，哈爾德將軍、馮‧維茨勒本將軍、沙赫特、吉斯維烏斯、科爾特以及其它的人們，他們在這決定命運的一天中午前不久還曾相信︵如維茨勒本所說︶時機已經到來，現在他們又怎麼樣呢？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話來作簡單的答案。不過，這些話都是事情過了很久，一切已成陳跡以後才說出來的，這時他們急於要向世人表白，他們多麼反對希特勒和多麼反對他那使德國在經過一場長期的流血的戰爭後歸於完全毀滅的蠢劇。

　　全是尼維爾‧張伯倫不好！他們都這樣說。由於他同意參加慕尼黑會議，因而逼得他們在最後一分鐘取消了他們推翻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計畫！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進行了很久的紐倫堡審判臨近尾聲的時候，哈爾德將軍受到了美國檢察當局方面一位紐約青年律師山姆‧哈里斯上尉的單獨盤問。

　　﹁︵哈爾德說︶原來的計畫是，本著避免流血的精神，用軍隊佔領總理府，佔領為黨員和希特勒的積極支持者所把持的政府各官署，特別是各部，然後就在德國全國人民面前審判這一集團｜｜到了這一天︵九月二十八日︶，維茨勒本在中午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他請我給他下執行的命令。我們討論了其它的細節｜｜諸如他需要多少時間等等。在討論過程中，得到了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同意到希特勒這裡來作進一步談判的消息。維茨勒本當時在場。我因此收回了執行的命令，因為，由於發生了這一情況，採取行動的全部基礎已經消失了｜｜

　　我們堅決相信，我們是會成功的，但是不料來了個張伯倫先生，戰爭的危險一下子就扭轉了｜｜需要使用武力的時機避免掉了｜｜只能等待新的機會到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是說，要是張伯倫不到慕尼黑來的話，你們的計畫就會執行，而希特勒早就會被推翻？﹂哈里斯上尉問他。

　　﹁我只能說計畫會執行，﹂哈爾德回答說，﹁我不知道，它是否會成功。﹂

　　在紐倫堡審訊中和在戰後所寫的書中顯然誇大了自己在歷次反希特勒密謀中的作用的沙赫特博士，也認為德國人所以沒有實行九月二十八日的計畫，罪在張伯倫：

　　﹁從歷史後來的發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由維茨勒本和我所策劃的第一次政變的嘗試是唯一真正能夠扭轉德國命運的一次嘗試。它是唯一及時計畫好並準備好了的一次嘗試｜｜在一九三八年秋天，仍然有可能指望把希特勒交什最高法院審判，但是以後歷次想推翻他的努力，就都須設法搞掉他的生命才行了｜｜我曾經及時地作好了發動一場政變的一切準備，而且差一點兒就大功告成。歷史執意與我作對。外國政治家的干涉是我所不能事前估計在內的事情。﹂

　　在紐倫堡審訊中在證人席上成為沙赫特最堅決的辯護士的吉斯維烏斯補充說：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竟然發生了。張伯倫和達拉第飛到慕尼黑來了。我們的起事完蛋了。有幾個鐘頭，我一直在設想，不管怎麼樣，我們還能起事。但是維茨勒本不久就告訴我，部隊絕不會反叛取得勝利的元首｜｜張伯倫救了希特勒。﹂

　　是不是他救了希特勒呢？還是說，這只是德國的文官和將軍為他們沒有及時行動找到的藉口呢？

　　哈爾德在紐倫堡受訊問的時候，向哈里斯上尉解釋說，進行﹁革命行動﹂要能夠成功，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要有清醒而堅決的領導。第二個條件是，人民群眾願意擁護革命的主張，第三個條件是，要正確選擇時機。照我們看來，第一個條件所要求的清醒而堅決的領導是存在的。第二個條件我們認為也是具備的。因為｜｜德國人民不要戰爭，因此，全國人民因為害怕戰爭是願意同意革命行動的。第三個條件｜｜正確選擇時機｜｜也很好，因為我們原來預料在四十八小時內就會得到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因此，我們堅決相信，我們是會成功的。

　　可是，不料來了個張伯倫先生，戰爭的危險一下子就避免了。﹂

　　人們大可懷疑哈爾德將軍的第一個條件究竟是否像他所說的那樣具備。因為，要是果真有﹁清醒而堅決的領導﹂的話，這些將軍怎麼會猶豫了四天之久呢？他們手裡有著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希特勒和他的政權掃除掉的軍事力量：維茨勒本在柏林城內外有整整一個軍｜｜第三軍；勃洛克道夫一阿爾菲爾德在波茨坦附近有一個精銳的步兵師；霍夫納在南邊還有一個裝甲師，此外在首都還有兩名高級警官馮‧赫爾道夫伯爵和馮‧德‧舒倫堡伯爵，他們掌握著很大一支裝備精良的警察部隊可為臂助。據密謀份子自己說，只要哈爾德一聲令下，所有這些軍官就可以以壓倒的兵力應聲行動，而被希特勒將挑起戰爭一事嚇得要命的柏林老百姓會｜｜就作者本人親身體會所能判斷而言｜｜自動地起來支持這一政變。

　　要是張伯倫不同意到慕尼黑來的話，哈爾德和維茨勒本到底會不會行動，是一個永遠不能有多少把握來回答的問題。這些將軍當時所以想推翻希特勒，只是為了避免一場肯定要失敗的戰爭，而不是為了結束希特勒統治的恐怖與暴政。考慮到他們這個具體態度，那麼要是沒有慕尼黑會議的話，他們很可能已經採取行動了。然而，到底這個密謀是否確已準備得十分充分，武裝部隊是否確已枕戈待命，而哈爾德與維茨勒本是否確實差一點兒就要下令行動，迄今為止，我們並沒有材料足以證實這一切。我們只有幾個密謀參加者的一面之詞，他們在戰後都急於表白自己多麼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而且他們所說的和所寫的自辯之詞往往是相互矛盾而且混淆不清的。

　　如果，像這些密謀份子所說的那樣，他們的計畫曾經如箭在弦上的話，那麼，張伯倫宣佈願去慕尼黑的消息肯定是拆了他們的台。在人人都能看到希特勒不用戰爭就能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這些將軍確實很難把他逮捕並且把他當作戰爭罪犯來審判。

　　在這一切不能肯定的情況中，有一點是肯定的｜｜在這裡必須承認沙赫特博士的看法是對的｜｜那就是，對於想推翻希特勒、迅速結束第三帝國、挽救德國和世界免於戰爭的德國反對派來說，這樣的天賜良機是一去不返了。如果可以一概而論的話，那麼可以說，把自己的無能諉過於外國人，正是德國人的弱點。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達拉第和龐納，對慕尼黑從而也對此後一切災難性的結局所負的責任是超乎一切的。但是，他們沒有十分認真地看待德國內部有一批將軍和文官準備﹁謀反﹂的消息，這卻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原諒的。因為這批人中大部分直到當時都還在以他們極大的才幹為希特勒盡忠效力，張伯倫等，至少是他們在倫敦和巴黎的某些顧問，也許還會回憶起最近的德國歷史上的一些陰暗事實：正是軍隊，它幫助這個前奧地利下士取得了政權；正是軍隊，因為希特勒給了它以重新武裝的機會而滿懷歡喜；軍隊也顯然並不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對個人自由的摧毀；而且，軍隊對它的自己人施萊徹爾將軍之被暗殺，自己的總司令馮。弗立契將軍之被卑鄙誣陷以致免職也都不吭一聲；就在最近，軍隊還支援了對奧地利的併吞，事實上還提供了武裝力量助其實現。不論倫敦和巴黎的那些主要的綏靖姑息主義者頭上可以加上什麼樣的罪責，而且儘管這種罪責無疑極大，事實仍然是，德國的將軍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文官共謀者錯過了大好時機，沒有能毅然採取行動。

慕尼黑的投降：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三十日

　　九月二十九日午後十二點三十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亞的這個巴洛克式的城市裡，在這個他曾在破破爛爛的小咖啡館的陰黯後室裡開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裡，在這個他曾在大街上遭到啤酒館政變失敗慘劇的城市裡，儼然像一個征服者一樣，歡迎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政府首腦。

　　那天一清早，他就到前德奧邊境上的庫夫施坦因去迎接墨索里尼，並且為在會議上採取共同行動而打下了基礎。在到慕尼黑的火車上，希特勒懷著好鬥的情緒，指著地圖向那位義大利的領袖解釋，他打算怎樣﹁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說，要是那天開始的談判不能立刻取得結果，他就要訴諸武力。據當時在場的齊亞諾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話說，﹁此外，終有一日我們要並肩對英國和法國作戰﹂。墨索里尼表示同意。

　　張伯倫並沒有像希特勒那樣事先去看達拉第，為兩個西方民主國家制定一個共同戰略，來同兩個法西斯獨裁者對壘。事實上，我們這些在慕尼黑同英國和法國代表團有接觸的人中間，有許多人都越來越看清楚，張伯倫到慕尼黑來的時候，已經打定主意不讓任何一個人，當然不讓捷克人，甚至也不讓法國人，阻礙他同希特勒迅速達成協議。﹁至於達拉第，他整整一天都像是暈頭轉向地那樣跟著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然而業已下定決心的首相還是不放心。

　　會談是十二點四十五分在柯尼斯廣場的所謂元首府裡開始的，這次會談不過是高潮的尾聲，只是辦一個正式手續，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時交給他而已。據在場負責德、法，英三種文字翻譯工作的那位永不知疲勞的譯員施密特博士的觀察，會談一開始就有一種﹁普遍親善的氣氛﹂。漢德遜大使後來回憶說，﹁他們在會談的任何時候都沒有發熱﹂。沒有人當主席，整個進程都是很隨便的。根據戰後發現的德國人的記錄來看，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如下的開幕發言以後，他們還要拼命地迎合他：

　　﹁他在體育館演說裡聲明，他無論如何都要在十月一日進軍。他得到答覆說，這一行動將具有暴力行動的性質。因此需要使這一行動不具有這種性質。雖然如此，仍然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會議在墨索里尼發言時接觸到了實質問題。他是第三個發言的︵達拉第被留在最後︶。他說，﹁為了提供一個實際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帶來了一個明確的書面建議。這個建議的來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我相信，張伯倫到死都不知道，從弗朗索瓦一龐賽和漢德遜的回憶錄來看，他們兩個人也是蒙在鼓裡。事實上，在這兩位獨裁者不得善終以後很久才真相大白。

　　義大利領袖當作他自己的折衷方案拿出來騙人的東西原來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國外交部由戈林、牛賴特和威茲薩克背著外交部長馮‧里賓特洛甫草擬出來的，因為他們三人不相信他的判斷。戈林把它拿去給希特勒看，希特勒說可以。於是馬上就由施密特博士趕譯成法文，送給義大利大使阿托利科，阿托利科把它全文用電話傳到羅馬，那位義大利獨裁者在要上火車赴慕尼黑之前剛剛收到。這樣，所謂﹁義大利建議﹂不但成為這次非正式會議上的唯一議程，而且成為後來慕尼黑協定的基本條款，而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在柏林製造出的德國建議。

　　建議的措辭同希特勒被拒絕的戈德斯堡要求極為相似，因此，上面這一事實本來似乎應當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對達拉第和張伯倫或者現在隨他們來開會的英法駐德大使來說，卻並不是如此。據德國人的記錄說，法國總理﹁歡迎義大利領袖的建議，說它是本著客觀和現實的精神提出來的﹂，英國首相﹁也歡迎義大利領袖的建議，並且宣稱他本人也想到過一個同這個建議相似的解決辦法﹂。至於漢德遜大使，據他以後寫的書說，他認為墨索里尼﹁巧妙地結合了希特勒的建議和英法建議而作為他自己的建議提了出來﹂；弗朗索瓦一龐賽大使的印象是，與會者是根據﹁由霍拉斯‧威爾遜起草的﹂一項英國備忘錄在進行工作。這些不惜一切代價一心只想姑息的英法政治家與外交家真是容易欺騙啊！

　　既然﹁義大利﹂建議受到全體與會者這樣熱烈的歡迎，剩下的就只有少數細節還要推敲了，也許本來就不意外，過去是生意人出身而且曾任財政大臣的張伯倫，想知道在蘇台德區的公有財產轉交給德國人以後，由誰來賠償捷克政府。希特勒︵據弗朗索瓦一龐賽說，他因為不能像墨索里尼那樣聽得懂用英、法文進行的談話，看起來臉色不大好而且心情也頗為煩惱︶激動地回答說，根本不給什麼賠償。首相反對規定捷克人在遷出蘇台德區時，甚至不能帶走他們的牲畜︵這原來是戈德斯堡建議的一條︶，他說：﹁難道這是說，農民要被逐出，而他們的牲畜倒要被留下嗎？﹂

　　這時，希特勒冒火了：﹁我們的時間太寶貴了，不能浪費在這些細枝末節上！﹂他對張伯倫嚷了起來。首相就此再也不提這回事了。

　　他開頭確也曾堅持應當有一個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話來說，﹁隨叫隨到﹂。他說，﹁如果沒有來自捷克政府的保證的話，他的國家當然不能擔保這一地區︵指蘇台德︶能在十月十日︵這是墨索里尼建議的日子︶撤退完畢﹂。達拉第給了他不怎麼熱心的支持。他說，法國政府﹁絕不容許捷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拖延﹂，不過，他認為﹁在必要時能供諮詢的捷克代表如能出席，是有好處的﹂。

　　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讓。他不允許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達拉第馴順地退讓了，但是張伯倫最後還是贏得了一個小小的讓步。大家同意，像首相所建議的那樣，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間裡﹂，隨叫隨到。

　　那天下午會議上果然來了兩個捷克代表，一個是捷克駐柏林公使伏伊特赫‧馬斯特尼，一個是布拉格外交部來的休伯特‧馬薩里克博士，他們被冷淡地帶進了隔壁一個房間裡。他們在那裡冷冷清清地從下午二點一直等到下午七點，最後，天終於打他們頭上坍下來了。就在七點鐘的時候，曾參加倫西曼代表團而現在又跟張伯倫當隨員的弗朗克‧阿希東一格瓦特金跑過來向他們宣佈了壞消息。已經達成了全面的協議，不過他還不能告訴他們細節，總之，它要比法英建議﹁苛刻﹂得多。馬薩里克問他能不能讓捷克人陳述意見，據這位捷克代表後來向政府報告說，這個英國人的答覆是﹁我似乎太不瞭解大國的處境多麼困難，而且我簡直不懂得同希特勒談判多麼難辦﹂。

　　晚上十點，這兩個鬱鬱不樂的捷克人給帶去見首相忠實的顧問霍拉斯‧威爾遜爵士。威爾遜代表張伯倫把四國協議的要點通知了他們，並且交給他們一張捷克人應立即撤出蘇台德區的地圖。當兩個捷克使者想提出抗議的時候，那位英國外交官打斷了他們的話頭，他說，他沒有話要說了，接著就馬上離開了房間。兩個捷克人繼續向跟他們在一起的阿希東一格瓦特金表示抗議，然而一點用處都沒有。

　　阿希東一格瓦特金也要走了，臨走的時候，他告誡他們說：﹁你們要是不接受的話，就得完全單獨地去同德國人打交道。也許法國人同你們說這句話的時候可能說得更客氣一點，不過你們可以相信我，他們同我們的看法是一樣的，他們不想管你們的事。﹂

　　雖然這話必然使兩位捷克使者十分傷心，但說的卻是老實話。九月三十日凌晨剛敲過一點，希特勒、張伯倫、墨索里尼和達拉第就順這個次序在慕尼黑協定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個協定規定德國軍隊將如元首過去一再預言的那樣，在十月一日進軍捷克斯洛伐克，並且在十月十日完成對蘇台德區的佔領。希特勒已經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沒有得到的東西了。

　　現在還剩下一件痛苦的｜｜至少對犧牲者來說是痛苦的｜｜事情要辦，那就是通知捷克人該在什麼時候放棄什麼東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對這一部分儀式不感興趣，接著就退席了，任務於是就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盟邦法國和英國的頭上。馬薩里克在對捷克外交部的正式報告中，對這個場面有十分生動的敘述：

　　﹁凌晨一點三十分，我們被帶到舉行會議的大廳。在場的有張伯倫先生、達拉第先生、霍拉斯‧威爾遜爵士、萊若先生︵法國外交部秘書長︶、阿希東一格瓦特金先生、馬斯特尼博士和我。氣氛是令人窒息的，判決馬上就要宣佈了。法國人顯然十分緊張，看來還竭力想在法庭面前保持法國的威信。張伯倫講了很長的一段話，介紹了協定的內容，並且把協定的文本交給了馬斯特尼博士｜｜﹂

　　捷克人開始問了幾個問題，但是｜｜

　　﹁張伯倫先生不停地打呵欠，一點也不想掩飾他的倦怠，我問達拉第和萊若兩位先生，他們是否希望我國政府對這個協定作一項答覆或者發表一項聲明。可以看得出來，達拉第先生的神情十分緊張，萊若先生回答說四位政治家沒有多少時間。然後他以一種故作隨便的態度急急忙忙接著說，並不要求我們作答覆，他們認為這個計畫已被接受，我國政府必須在這一天，至遲到下午三點鐘，派代表到柏林去參加國際委員會的會議，最後還說，捷克斯洛伐克要派出的軍官應當在星期六到柏林，去商定第一個地區撤退工作的細則。他說，空氣已開始變得對全世界都危險了。

　　他對我們講話的態度稱得上是夠生硬的了。這還是一個法國人｜｜張伯倫先生一點也不想掩飾他的困倦，他們給了我們另一張略有改正的地圖。然後，他們對我們的話就說完了，我們可以走了。﹂

　　我還記得在這個決定命運的夜裡，希特勒在開完會以後趾高氣揚地走下元首府寬闊的臺階時眼睛裡閃耀出的那種勝利的光芒，還記得穿著那特製的民兵制服的墨索里尼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還記得張伯倫打呵欠的樣子和回到攝政宮飯店的時候那副睡意盎然的模樣。

　　﹁至於達拉第，︵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記裡寫道︶看起來像是一個完全被打敗而且完全垮了的人。他到攝政宮飯店同張伯倫道別｜｜有人問他，或者說剛開始問他：﹃總理先生，你對這個協定滿意嗎？﹄他轉過身來，口裡似乎要說什麼，然而他這時已精疲力盡，因此話沒有出口就一聲不響踉踉蹌蹌地推門出去了。﹂

　　張伯倫同希特勒會談世界和平問題還沒有完。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早晨，他經過幾小時的睡眠，精神已經恢復過來了，心裡也為前一天勞累的成績沾沾自喜，他又到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去看希特勒，想同他進一步討論歐洲的局勢，並且從希特勒那裡得到一點他顯然認為會加強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的小小讓步。

　　據給這次意料不到的會面當翻譯而且是唯一的見證人的施密特博士說，希特勒這天顯得臉色蒼白，情緒陰鬱。他心不在焉地聽著那位精力過人的英國政府首腦表示，相信德國在﹁實施慕尼黑協定方面會採取大度包容的態度﹂，並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人不會﹁不講理到製造什麼困難﹂的程度，而如果他們造成了什麼困難的話，希望希特勒不會轟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損失﹂。這些話還只是張伯倫所要說的雜亂無章的長篇大論的開端。要不是施密特把它記錄在德國外交部的正式報告上的話，即使張伯倫在前一天夜裡已經對德國獨裁者作了那樣下賤的投降，人們也簡直不能想像這番話會出自一個英國首相之口。就是在今天，人們在讀這個繳獲文件的時候也很不容易相信。

　　不過，這位英國領袖的開場白還只是後文的前言。在那位脾氣不好的德國獨裁者聽來，張伯倫的話想必都不過是滔滔不絕的空話。他建議英德兩國進一步合作來結束西班牙內戰︵在這場戰爭中，德國和義大利的﹁志願軍﹂正在為佛朗哥贏得勝利︶，建議促進裁軍，促進世界經濟繁榮，加強歐洲政治和平，甚至還建議解決俄國問題，然後，首相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來，上面已經寫好了他希望兩個人能在上面簽字並且立即發表的東西：

　　﹁我們，德國元首兼總理和英國首相，今天再次舉行了會議，一致認為英德關係的問題對兩國和對歐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們把昨夜簽字的協定和英德海軍協定看成是我們兩國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戰的願望的象徵。

　　我們決心以協商的辦法作為處理任何其它涉及我們兩國的問題的辦法，我們決心繼續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從而有助於確保歐洲的和平。﹂

　　據施密特在正式報告中說，希特勒看了一下這個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簽了字，使張伯倫大為滿意，施密特的印象是元首本來﹁有幾分勉強｜｜只是為了讓張伯倫高興﹂才同意的，而張伯倫，據他接著說，﹁對元首表示熱烈感謝｜｜再三強調他預料這一文件將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

　　這位蒙在鼓裡的英國首相當然不知道︵如幾個德國和義大利秘密檔案很久以後所透露出來的那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這次慕尼黑會議中已經商量好，時候一到，他們就將﹁並肩﹂對英國作戰。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他也識不破在希特勒那陰鬱的心底裡已經又有許多別的東西在醞釀著了。

　　張伯倫勝利地回到了倫敦｜｜達拉第也同樣地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首相揮舞著他同希特勒簽署的宣言來迎接擁到唐寧街來的大群人們。他們向他高喊﹁好樣的尼維爾﹂！還對他高唱﹁因為他是一個呱呱叫的好人﹂。張伯倫笑顏逐開，站在唐寧街十號三樓的陽臺上向他們講了幾句話。

　　﹁我的好朋友們，﹂他說，﹁在我國歷史上，這是第二次把光榮的和平從德國帶回到唐寧街來。我相信，這是我們的時代的和平。﹂

　　︽泰晤士報︾宣稱：﹁沒有一個征服者從戰場上得勝歸來的時候曾帶著比這更高貴的桂冠。﹂居然有一個自發的運動來籌集一筆﹁全國感恩基金﹂來向張伯倫致敬，不過，他謙虛地拒絕了。只有海軍大臣達夫‧古柏一個人因此辭職，在繼之而來的下院辯論中，當時仍是在野的溫斯頓‧邱吉爾在那篇值得紀念的發言中說：﹁我們遭到了一場全面的十足的失敗。﹂然而，據他自己後來回憶，他被迫停了下來，一直等到暴風雨般的抗議聲平息以後才能接著講下去。

　　布拉格的情緒當然大相徑庭。九月三十日清晨六點二十分，德國代辦就把捷克外交部長克羅夫塔博士從床上叫起來，交給他慕尼黑協定的文本和一份要捷克斯洛伐克派兩名代表參加﹁國際委員會﹂下午五點在柏林舉行的第一次會議的邀請書。這個國際委員會是負責監督協議的執行的。

　　貝奈斯總統整個上午都在赫拉德欣宮中同政界與軍界的領袖會商。對他來說，除了屈服而外，別無其它出路。英國和法國不但拋棄了他的國家，而且如果他拒絕慕尼黑條件的話，它們還將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下午十二點五十分，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為此發表的官方公報說，它是帶著﹁對全世界提出的抗議﹂投降的。新任總理西羅維將軍在下午五點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廣播中憤懣地解釋說：﹁我們被拋棄了，我們是孤獨的。﹂

　　一直到最後，英國和法國都還在對被它們誘騙、出賣的國家施加壓力。這一天，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公使見了克羅夫塔博士，想確實弄清楚捷克人會不會在最後一分鐘起而反對投降。德國代辦漢克博士在發給柏林的一份電報裡描述了這個場面。

　　﹁法國公使想對克羅夫塔說些安慰的話，然而被外交部長打斷了：﹃我們是被迫落到這種地步的；現在一切都完了，今天輪到的是我們，明天輪到的就是別人了。﹄英國公使期期艾艾地跟上去說張伯倫已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也得到了像法國公使得到的一樣的答覆。外交部長已經是一個完全垮了的人。他暗示只有一個願望：三位公使趕快離開。﹂

　　貝奈斯總統在柏林的要求下於十月五日辭職，後來因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險，就飛到英國，開始度流亡生涯。他所遺下的總統職務由西羅維將軍暫代。十一月三十日，國民議會選舉心地善良然而性格軟弱的六十六歲老翁、最高法院院長艾米爾‧哈查為殘存的捷克一斯洛伐克的總統，從這時起，這個國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間正式加上了一個連接號。

　　凡是張伯倫和達拉第在慕尼黑忘了給德國的東西，都由所謂﹁國際委員會﹂一一交出了。這個草草組成的委員會由意、英、法三國駐柏林大使、捷克駐柏林公使和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馮‧威茲薩克男爵組成。每一次德國人多要土地時，委員會就總是按照他們的願望來解決問題，不止一次是在希特勒和最高統帥部揚言要用武力的威脅下這麼做的。最後，委員會在十月十三日表決通過取消慕尼黑協定關於要在有爭議地區舉行公民投票的規定。這一套已經用不著了。

　　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在揚言要對孤立無援的捷克斯洛伐克採取軍事行動之後，就像食屍的餓鷹一樣，乘虛而入，分得了一片土地。在以後十二個月中即將成為本書下章主角的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的要求下，波蘭得到了特青周圍大約六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居住著二十二．八萬居民，其中倒有十三．三萬是捷克人。里賓特洛甫和齊亞諾在十一月二日給匈牙利分配了一塊大一點的土地，共有七千五百平方英里，上面住著五十萬馬紮爾人和二十七，二萬斯洛伐克人。除此而外，柏林還逼著這個肢體殘缺、防務蕩然的國家成立一個顯然具有法西斯傾向的親德政府。人人都了然，從此以後，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只是在第三帝國領袖的鼻息之下苟延殘喘而已。

慕尼黑的後果

　　根據慕尼黑協定，希特勒得到了他在戈德斯堡所要求的一切，而﹁國際委員會﹂又在他的威脅之下拱手奉上更多的東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最後解決，強迫捷克斯洛代克割與德國一．一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著二百八十萬蘇台德日耳曼人和八十萬捷克人。在這個地區之內有著大量的捷克工事，它們構成了在當時來說是歐洲最堅強的防線，只有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可能除外。

　　這還不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鐵道、公路、電話和電訊系統都被打爛了。根據德國人的統計，這個國家在被肢解以後喪失了六十六％的煤，八十％的褐煤，八十六％的化學工業，八十％的水泥工業，八十％的紡織工業，七十％的鋼鐵工業，七十％的電力工業，四十％的木材工業。好端端的一個富庶繁榮的工業國僅僅在一夜之間就被瓜分豆剖而破產蕭條了。

　　無怪乎約德爾在慕尼黑協定簽字那天晚上那樣興高采烈寫他的日記了。

　　﹁慕尼黑條約已經簽字了，捷克斯洛伐克作為一個國家力量來說已經不復存在了｜｜由於元首的英明睿斷，由於他那甚至世界大戰都決不迴避的決心，我們再一次不用武力就取得了勝利。現在希望的是，那些懷疑成性、意志薄弱而猶豫觀望的人也許已經轉變過來了，並且希望他們今後這樣保持下去。﹂

　　許多猶豫觀望的人轉變了，至於少數沒有轉變的人就陷入了絕望之中。像貝克，哈爾德、維茨勒本這樣的將軍和他們的謀士們再一次證明是錯了。希特勒得到了他要求得到的東西，他不發一槍就完成了又一次偉大的征服。他的威望達到了空前的新高度。沒有一個像作者那樣在慕尼黑會議之後到過德國的人能夠忘記德國人民的狂喜，他們因為戰爭業已避免而如釋重負。他們對希特勒的兵不血刃的勝利感到得意洋洋，這不但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勝利，而且是對英國和法國的勝利。他們告訴你，在短短六個月之內，希特勒征服了奧地利和蘇台德區，給第三帝國平添了一○○○萬人口和一大片有戰略意義的領土，為德國稱霸東南歐打開了大門。而贏得這樣的豐功偉績竟不曾犧牲一個德國人的性命！他以德國歷史上所罕見的天才人物的本能，不但看穿了那些中歐小國的弱點，而且看穿了西方兩個主要的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的弱點，逼得它們向他的意志屈服。他發明了一套可以稱為政治戰的新的戰略戰術，而且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政治戰已經使得真刀真槍的戰爭成為不必要了。

　　在僅僅四年有半的時間內，這個出身微賤的人已經使一個在政治上一片混亂、在軍事上解除武裝、在經濟上接近崩潰的德國，歐洲大國中這個最孱弱的大國，一躍而被認為是舊大陸最強大的國家，所有其它的國家，甚至英國和法國，都在它的面前發抖，在這個令人目眩的躍進過程中，沒有一個凡爾賽條約的戰勝國阻擋過它的進路，即使在它們有力量這樣做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做的膽量，事實是，在他取得了最大的勝利的慕尼黑會議上，英國和法國還曲意予以支持。而且想必使希特勒自己也最感詫異的，也肯定使貝克將軍、哈塞爾以及參加他們那小小的反對派的一夥人莫名其妙的，是主宰著英國和法國政府的那些人︵元首在慕尼黑會議後有一次在背後輕蔑地管他們叫﹁小蛆蟲﹂︶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到由於他們對這位納粹領袖的每一步侵略行動都不加回擊而造成的後果。

　　在英國，似乎只有溫斯頓‧邱吉爾一個人看到了這一點。再沒有別的人比他十月五日在下院的演說裡把慕尼黑的後果說得更明白的了。

　　﹁我們遭到了一場全面的十足的失敗｜｜我們正處在第一等的大禍之中。到多瑙河的門戶｜｜到黑海的門戶已經洞開了。所有中歐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國家都將一個接一個落入｜｜以柏林為中心的｜｜龐大的納粹政治體系中｜｜不要以為這是結尾。它不過是開始｜｜﹂

　　然而，邱吉爾並不是在朝之身，他的話並沒有受人注意。

　　法國和英國在慕尼黑的投降是有必要的嗎？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在虛聲恫嚇嗎？

　　說來矛盾的是，我們現在知道，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不﹂。所有戰後還活下來的接近希特勒的將軍都一致認為，要是沒有慕尼黑的話，希特勒就會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進攻捷克斯洛伐克，他們還認為，不論倫敦、巴黎和莫斯科會出現什麼樣暫時的猶豫，英國、法國和俄國最後都一定會參戰。

　　而對這一段歷史說來最重要的一點是，德國的將軍們一致認為，在這場戰爭中德國將打敗仗，而且敗得很快。支持張伯倫和達拉第的人｜｜他們在當時占絕大多數｜｜說，慕尼黑妥協挽救了西方，慕尼黑妥協不但使西方免於戰爭，而且使西方免於在這場戰爭中失敗，因而也保全了倫敦和巴黎，使它們沒有被德國空軍夷為平地。這種論調至少就後兩點來說，受到了最有資格作判斷的德國將軍們，特別是最接近希特勒而且從頭至尾最狂熱的支持他的德國將軍們的有力的駁斥。

　　後一類人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是凱特爾將軍，他是最高統帥部長官，又是經常隨侍在希特勒身邊的寵臣。在紐倫堡審訊時，當間到德國將領對慕尼黑妥協的反應是什麼時，他回答說：

　　﹁我們特別高興，因為沒有採取軍事行動｜｜我們一直認為我們要用來進攻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工事的裝備是不夠的，從純軍事的觀點看，我們缺少能突破邊境工事的手段。﹂

　　盟國的軍事專家總是估計德國軍隊可以輕而易舉地攻下捷克斯洛伐克，然而凱特爾的證詞卻說情況並非如此。除此而外，還必須加上後來成為德國最傑出的戰地指揮官之一馮‧曼施坦因元帥的證詞。當他在紐倫堡︵不像凱特爾和約德爾那樣，他沒有受到可能判處死罪的起訴︶就慕尼黑事件時期的德國實力作證時說明當時的情況說：

　　﹁如果戰爭爆發，無論是我國的西部邊境還是我國的波蘭邊境，都無法有效防守，而且不論怎麼說都毫無疑問的是，只要捷克人起而自衛，我們就會被他們的工事所欄阻，因為我們沒有突破它的手段。﹂

　　那位最高統帥部的﹁智囊﹂約德爾，在紐倫堡出庭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是這樣說的：

　　﹁要以五個作戰師和七個後備師的兵力在還只是一個施工現場的西線工事來擋住一百個法國師的進攻，是完全談不上的，這在軍事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確實像這些德國將軍承認的那樣，希特勒的軍隊缺乏突破捷克防線的手段，而且要在西線抵擋占壓倒優勢的法國兵力，德國又確實處在一種﹁軍事上不可能的﹂形勢，不但如此，像我們前面所知道的那樣，在將領中間還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甚至陸軍參謀總長都在準備推翻元首以躲避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法國和英國的參謀本部居然會不知道？還是說，他們畢竟是知道的呢？如果他們確實知道的話，英國和法國政府的首腦又怎麼能在慕尼黑被逼到犧牲自己那麼多的根本利益的地步呢？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的時候，我們碰到了直到現在都沒有弄清楚的慕尼黑時代的一個謎。甚至對軍事問題素來關心的邱吉爾來說，在他卷帙浩繁的回憶錄中，也幾乎沒有涉及這個問題。

　　不能想像英國和法國的參謀本部和兩國政府會不知道德國陸軍參謀本部反對歐洲大戰。因為，上面已經說過，柏林的密謀份子在八月和九月之間至少曾通過四條線把這一點告訴了英國人。而且我們已經知道連張伯倫本人都知道了這件事情。到九月初，巴黎和倫敦絕不能不知道貝克將軍的辭職，也絕不能不知道德國陸軍中威信最高、能力最強的領袖的抗命對部隊的影響。

　　當時在柏林的人一般都承認，英國和法國的軍事情報工作是做得相當好的。簡直難以相信，倫敦和巴黎的軍事首腦人物會不知道德國陸軍與空軍的顯著的弱點以及它們不可能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的事實。法國陸軍參謀總長甘末林將軍｜｜就算他天性謹慎達到極點也罷｜｜掌握著將近一百個師，到底還有什麼理由懷疑他對付不了德國人擺在西線的五個正規師和七個後備師而不能摧枯拉朽，長驅直入到德國去呢？

　　總的說來，據甘末林後來自己說，他並沒有多少懷疑。九月十二日，就在希特勒在紐倫堡大會閉幕會議上大發雷霆對捷克斯洛伐克百般威脅的那一天，這位法軍統帥曾經向達拉第保證，如果戰爭爆發的話，﹁西方民主國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決定和平條件﹂。他還寫了一封信給達拉第說明他所以如此樂觀的理由。九月二十六日，正當捷克危機在戈德斯堡會議以後處於最高潮的那一天，隨法國政府領導人同赴倫敦的甘末林又向張伯倫重申了他的保證，並且具體分析了軍事形勢，想不但給英國的首相而且也給自己那位動搖的總理打氣。他在這一方面顯然沒有達到目的。最後，就在達拉第飛赴慕尼黑前夕，甘末林又向他簡括地說明了在蘇台德區問題上要作出領土讓步時可以不致危及法國安全的最大限度，主要的捷克要塞，還有鐵路幹線，某些戰略性的支線和主要的國防工業，絕不能給德國。除此而外，他還說，絕不能讓德國人切斷摩拉維亞山峽。要是在法德交戰時捷克斯洛伐克能對法國有什麼用處的話，這些都是不錯的意見。然而，我們已經看到，達拉第不是能照此行事的人。

　　在慕尼黑時代，人們說得極多的是，張伯倫投降的理由之一是害怕倫敦將被德國的轟炸所毀滅，毫無疑問，法國人也是一想到他們美麗的首都會從空中被炸毀就膽戰心驚的。但是據現在所弄明白的德國空軍在當時的實力看來，倫敦人和巴黎人，同他們的首相和總理一樣，是驚慌過度了。德國的空軍已同陸軍一樣用來集中於對付捷克斯洛伐克了，因此也就同陸軍一樣不可能在西線進行嚴重的戰鬥。即使德國人能勻得出那麼幾架飛機去空襲倫敦和巴黎的話，也很可懷疑它們能不能到達目的地。英國和法國戰鬥機的防禦力量儘管很弱，德國人也並沒有足夠的戰鬥機來掩護他們的轟炸機，就算他們有戰鬥機，它們的基地也太遠了。

　　也有人，特別是弗朗索瓦一龐賽和漢德遜這兩位大使，認為慕尼黑妥協給了西方民主國家幾乎一年的時間，使它們能在整軍方面趕上德國。事實證明，這種論點不過是謊言。正如邱吉爾所說，而且也為盟國方面一切嚴謹的軍事歷史學家所同意的那樣，﹁號稱因慕尼黑妥協而﹃得到﹄的一年喘息時間，使英國和法國同德國對比起來處於比慕尼黑危機時期壞得多的地位﹂。我們下面就可以看到，德國方面一年以後所有的軍事計畫都證明了這一點，而以後發生的事變，當然又消除了任何懷疑。

　　現在根據我們所獲得的德國秘密檔案和德國人戰後自己的親口供認，回過頭再來看這一段歷史，就可以作出在慕尼黑時代所無法作出的下面這樣一個總結。

　　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沒有能力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國、英國作戰，更不用提再加上一個俄國了。要是它打的話，它將很快、很容易地被打敗，那也就會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的末日。要是在最後一分鐘由於德國陸軍的干預而避免了一場歐洲大戰的話，希特勒就可能被哈爾德和維茨勒本以及他們的同黨所推翻，他們將在他最後下令進攻捷克斯洛伐克之際按照預定計劃把他逮捕。

　　希特勒公開吹噓﹁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將在十月一日進軍蘇台德區，因此就給自己堵死了退路，弄得自己下不了臺。他已處在貝克將軍所早已預見到的﹁無法維持﹂的地位。要是他在作了這一番斬釘截鐵的威脅和宣言之後自己又退了回來的話，他就存在不了多久，獨裁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而他的獨裁政治尤其是如此。對他來說，後退，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極端困難的，要是他想後退的話，那麼，他在歐洲，在本國人民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將領當中，勢必威信掃地，其結果就將置他於死地。

　　張伯倫對希特勒的要什麼就給什麼這種執迷不悟的態度，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之行，還有最後那一次決定命運的慕尼黑之行，挽救了希特勒，使他有了下臺的梯子，把他在歐洲、在德國、在軍隊中的威信，提高到幾個星期以前還無法想像的程度，這一切也把第三帝國同西方民主國家和俄國相抗衡的力量提高到無可估量的程度。

　　對法國來說，慕尼黑是一場大災禍。實在不懂的是，為什麼巴黎當時居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法國在歐洲的軍事地位毀了。如果德國完全動員起來的話，法國的軍隊決不及德國軍隊的半數以上，因為德國的人口幾乎比它多一倍；法國的軍火主產能力也比德國為小；由於這兩個原因，法國煞費苦心地在東歐即在德國｜｜還有義大利｜｜的側翼同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等較小的國家建立了同盟，這些國家加在一起的軍事潛力也抵得上一個大國。部署在堅固的山地工事中的三十五個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捷克師，牽制著比這個數目還要大的德國軍隊，現在法國軍隊失去這支力量無異乎失去一條臂膀。然而這還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後，法國在東歐剩下的盟國還有哪個能對它的旦旦信誓有什麼信任呢？同法國結盟還有什麼價值呢？在華沙、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勒能聽到的答覆是：價值不大。這些首都現在都爭先恐後地想在為時尚未太晚的時候，同納粹征服者做一筆盡可能不賠本的買賣。

　　莫斯科雖然沒有發生爭先恐後的忙亂，但是也引起了一些活動。雖然蘇聯同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國都有軍事同盟，法國政府卻逕自同德國和英國打交道而一聲不吭就把蘇聯排除在慕尼黑會議之外。這一手是史達林絕不能忘懷的，而兩個西方民主國家也為此在今後的幾個月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十月三日，也就是慕尼黑會議以後四天，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贊瓦爾納‧馮‧提伯爾斯克希向柏林報告了慕尼黑事件對蘇聯政策的﹁後果﹂。他認為史達林將由此﹁得出結論﹂；他肯定蘇聯將﹁重新考慮它的外交政策﹂，將對它的盟邦法國不那麼友好，而對德國的態度將﹁更加積極﹂。事實上，這位德國外交官認為﹁目前的局勢給德國與蘇聯間締結新的更廣泛的經濟協定提供了有利的機會﹂。在德國秘密檔案中，這是第一次提到柏林和莫斯科之間的風向要轉了，不論這時的風勢如何微弱，用不了一年，它就會產生重大的後果。

　　儘管希特勒取得了驚人的勝利，也儘管他不但給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給了西方民主國家以難堪的屈辱，希特勒對慕尼黑妥協的結果還是感到失望。沙赫特曾聽見他在回柏林途上對他的黨衛隊警衛人員嚷著說：﹁那個傢伙︵指張伯倫︶破壞了我進入布拉格的計畫！﹂這是他心裡一直想要得到的東西。自從前一年的十一月五日他對他的將領們第一次講過這種打算以後，這也是他一再向他們說到過的東西。當時他就向他們說明，征服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東方大規模奪取生存空間和在西方同法國在軍事上一決雌雄的前奏。他在九月二十日曾對匈牙利總理說過，最好的事情還是﹁消滅捷克斯洛伐克﹂。他說﹁這才是唯一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他所擔心的﹁危險﹂就是捷克人會向他的全部要求屈服。

　　現在，張伯倫先生拿著他那把名聞天下的雨傘來到慕尼黑，逼著捷克人接受了他的全部要求，這樣就剝奪了他進行軍事征服的機會。從材料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這就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後一樁曲折的心事。他後來曾向他的將領們吐露，﹁從最初起，我就明白，我不能以蘇台德日耳曼人的土地為滿足，這只是一種部分的解決辦法﹂。

　　在慕尼黑事件以後沒有幾天，這位德國獨裁者就開始把實現全面解決的計畫付諸實施了。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慕尼黑協定簽字還不到十天，甚至蘇台德區的和平佔領還沒有完成，阿道夫‧希特勒就給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將軍發出了一份絕密急電。

　　﹁一、在目前形勢下，要擊破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捷克人的全部抵抗力量需要多少增援部隊？

　　二、集結或者調動新部隊需要多少時間？

　　三、上述措施如果在實行原定的復員、撤兵計畫之後執行的話，需要多少時間？

　　四、要達到十月一日那樣的待命狀態需要多少時間？﹂

　　凱特爾在十月十一日給元首回了一個電報，作了詳盡的答覆。不需要很長的時間，也不需要太多的增援部隊，在蘇台德區已經有二十四個師，其中包括三個裝甲師和四個摩托化師。凱特爾說，﹁統帥部認為，鑒於目前捷克抵抗力量微弱，有可能無需增援即能開始行動﹂。

　　在得到這樣的保證以後十天，希特勒就把他的想法通知他的軍事負責人。

　　﹁絕密

　　柏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武裝部隊未來的任務以及為執行此項任務所需進行的戰爭準備工作，我將在以後的命令中予以規定。

　　在該項命令下達以前，武裝部隊必須隨時準備：

　　一、確保德國邊界的安全。

　　二、請算捷克斯洛伐克的殘存部分。

　　三、佔領默默爾區。﹂

　　默默爾是波羅的海沿岸一個大約有四萬人口的港口，是德國人在凡爾賽條約以後割讓給立陶宛的。既然立陶宛比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還要小、還要弱，奪取這一城市對德國軍隊來說實在算不了一回事，而希特勒在這個命令中也只是說，它應予﹁歸併﹂。至於捷克斯洛伐克：

　　﹁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掃蕩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它採取敵視德國的政策的話。

　　武裝部隊為應付上述事變所需進行的準備工作，規模要比﹃綠色方案﹄小得多；不過，因為這一次沒有事先計畫好的動員措施，他們必須保證處於高度的準備狀態，受命執行這一任務的部隊的編制、戰鬥序列與準備狀態，在平時即應接進行突然襲擊的需要予以安排，俾使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任何可能進行有組織的抵抗，目標是迅速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並且切斷斯洛伐克。﹂

　　當然，斯洛伐克是可以用政治手段來切斷的，這樣就可以不必動用德國軍隊。德國外交部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在努力工作。十月份頭幾天，里賓特洛甫和他的助手們就不斷催促匈牙利人要求在斯洛伐克分一杯羹。但是當匈牙利︵其實它並不需要德國人來吊它的胃口︶說到要乾脆拿下斯洛伐克的時候，威廉街就拿出它自己的主意來了。它對這塊地方的前途還有別的打算。布拉格政府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已立即給了斯洛伐克以範圍極廣的自治，德國外交部建議暫時﹁容忍﹂這種處理，至於將來，那麼德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恩斯特‧瓦爾曼在十月七日的備忘錄中把德國的想法概括地說明了。他寫道：﹁一個獨立的斯洛伐克先天就是軟弱的，因此最有利於德國向東方滲入與殖民。﹂

　　這對第三帝國說來又是一個轉捩點。這是希特勒第一次想動手征服非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在過去六個星期之內，他一直在私下或者公開向張伯倫擔保蘇台德區是他在歐洲最後的領土要求。儘管英國首相在相信希特勒的話這方面容易受騙到幾乎難以置信的程度，但是他確有一些根據可以認為這位德國獨裁者在吸收了原來住在德國境外而現在住在德國境內的日耳曼人以後是會甘休的。元首不是一再說過他在第三帝國之內不要一個捷克人嗎？他不是在︽我的奮鬥︾和無數次公開演說裡面一再重申德國要強大就得在種族上保持純粹，因而絕不能要外國人特別是斯拉夫人的那種納粹理論嗎？這些都是他說過的。但是也許倫敦忘掉了，他也曾在︽我的奮鬥︾中多次以狂妄的口氣宣揚德國的前途在於在東方征服生存空間。一千多年以來，這塊空間一直是斯拉夫人占著的。

砸玻璃窗的一周

　　一九三八年秋天，納粹德國又到了另一個轉捩點。它發生在後來在黨內稱為﹁砸玻璃窗的一周﹂內。

　　十一月七日，一個叫做赫爾徹爾‧格林茲本的十七歲的德籍猶太難民開槍刺殺了巴黎德國大使館三等秘書恩斯特‧馮‧臘特。這個年輕人的父親不久以前同其它一萬個猶太人被裝在封閉式貨車車皮裡押送出境到波蘭。這個青年人為了給父親報仇，為了報復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特意到德國大使館去想刺殺德國大使約翰內斯‧馮‧韋爾茲克伯爵。但是出來接見他的人卻是那位年輕的三等秘書，因而就把他當做了替死鬼，臘特可謂死得冤枉，因為他本人是反納粹的，因此已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至少他從來不贊成德國統治者的排猶狂。

　　十一月九日晚上，納粹黨的頭子們在希特勒和戈林的領導下對慕尼黑啤酒館政變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慶祝。慶祝剛完，第三帝國迄今為止最瘋狂的排猶運動就開始了。照戈培爾博士和他所控制的報紙的說法，這是德國人民聽到巴黎的凶訊以後﹁自發﹂舉行的示威。但是在戰後發現的檔案證明了這種運動到底有多少﹁自發性﹂。這些檔案是戰前納粹時代的秘密檔案中暴露性最強的｜｜也是最駭人聽聞的｜｜一批檔案。

　　據黨內法庭的首席法官瓦爾特‧布赫少校所作的一份秘密報告說，戈培爾博士曾在十一月九日黃昏發出指示要在當晚﹁組織並進行﹂﹁自發的示威﹂。但是實際上組織的人是僅次於希姆萊的黨衛隊第二號人物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年方三十四歲，為人兇殘陰險，掌管著黨衛隊的保安處和秘密警察，他那天晚上用電傳打字機發出去的命令現在已在繳獲的德國檔案中發現了。

　　十一月十日凌晨一點二十分，他用電傳打字機向國家警察和黨衛隊保安處的各分部和各站發出了一道緊急命令，指示他們會同黨和黨衛隊的領導人﹁商議組織示威的問題﹂。

　　﹁甲、採取的行動須不致危及德國人的生命財產。︵舉例來說，只有在火勢不致延及鄰近房屋時方得焚毀猶太人會堂。︶

　　乙、猶太人的店鋪與私人住宅可以搗毀，但不得劫掠｜｜

　　丁、｜｜二、警察不得攔阻即將舉行的示威｜｜

　　五、猶太人，特別是有錢的猶太人應予逮捕，人數視現有監獄能容納多少而定｜｜逮捕這些猶太人以後，應立即與有關的集中營聯繫，以便儘快把他們關進集中營。﹂

　　在整個德國，這一夜都是恐怖的一夜。猶太人會堂，猶太人的住宅和店鋪，到處都烈焰飛騰，猶太男女老幼在逃出火窟的時候，有很多被殺死了。第二天︵十一月十一日︶海德里希就給戈林打了一個初步的秘密報告。

　　﹁猶太人店鋪和住宅摧毀的規模還不能得到確切的數字｜｜就縱火所造成的實際損害而言，已知有八百一十五處店鋪被毀，一百七十一處住宅著火或搗毀，然而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有一百一十九處猶太人會堂著火，另有七十六處完全搗毀｜｜有二萬猶太人被捕。據報死亡者有三十六人，受重傷者也有三十六人。上述死傷者都是猶太人｜｜﹂

　　那一天晚上被殺害的猶太人的最後數字估計要比初步數字大好幾倍。海德里希自己在作上述初步報告之後的第二天就說，猶太人店鋪遭到搶劫的有七千五百家。還發生了幾起強姦案，這在布赫少校的黨內法庭︵根據他自己的報告來看︶看來是比殺人更壞的事情，因為這違反了禁止非猶太人與猶太人發生性關係的紐倫堡種族法律。犯這一法律的人都被開除出黨而交給普通法庭處理。布赫少校認為，黨員如果只是殺害猶太人﹁不得予以懲辦﹂，因為他們不過執行命令。在這一點上，布赫倒是說得十分坦率。他還寫道：﹁社會上盡人皆知，像十一月九日那樣的政治運動是由黨所組織和指揮的，不論黨是否承認這一點。﹂

　　無辜的德國猶太人由於臘特在巴黎被刺而受到的苦難還不僅是被殺、被焚、被搶劫而已。猶太人還得自己賠償自己的財產損失。因為他們應得的保險金被國家沒收了。不但如此，他們還得集體付出一筆十億馬克的罰款，用戈林的話來說，﹁贖回他們可惡的罪行等等﹂這筆附加的罰款，是在這位肥頭胖耳的元帥所主持的、有十二名內閣部長和高級軍官參加的一次奇怪的會議上確定的，這次會議還有一部分速記記錄保留到今天。

　　德國保險公司如果要講信用而對那些洗劫一空的房子和砸得稀爛的貨物付保險金的話，那麼有很大一批都得破產。這些房子雖然是猶太人住的，然而絕大部分房主都是非猶太人。據到會議上去為保險公司說話的希爾加德先生告訴戈林，僅僅砸破的門窗玻璃一項就值五百萬馬克︵合一百二十五萬美元︶，而且大部分替換的玻璃要用德國非常缺乏的外匯到外國去買。

　　﹁不能再這樣幹了！﹂戈林嚷了起來。要知道他不但擔任許多要職，而且還是德國經濟的主宰。﹁照這樣幹的話，我們受不了。不行！﹂他接著又衝著海德里希叫道：﹁我寧願你殺掉二百個猶太人也不要毀掉那麼多值錢的東西！﹂

　　﹁已經殺掉三十五個了。﹂海德里希答道，他是在為自己辯護。

　　當然在保留下來的這一部分一萬字速記記錄中，並不是所有的對話都是這樣一本正經的。戈林與戈培爾在研究如何進一步侮辱猶太人的問題時說了不少尋開心的話。宣傳部長說應當讓猶太人來清除猶太會堂的廢墟，把騰出來的地方做停車場，他認為什麼地方都不能讓猶太人去：學校、戲院、電影院、休養地、海灘、公園、甚至連德國的森林都不許去。他建議鐵路上要有專門給猶太人乘的車廂和房間，不過只有在全體亞利安人都有了座位以後才能給他們用。

　　戈林哈哈大笑地說：﹁很好，要是火車太擠了的話，我們就把猶太人攆出去，讓他們一路都單獨待在廁所裡。﹂

　　當戈培爾一本正經地要求禁止猶太人進入森林的時候，戈林回答說：﹁我們應當給猶太人一部分樹林，好讓不少長得特別像猶太人的野獸｜｜大角鹿就有他們那樣的鷹鉤鼻子｜｜也到那裡去過日子。﹂

　　在一九三八年這個嚴酷的一年中，第三帝國的領導人就是以這種談話和更多類似的談話來打發時間的。

　　但是由誰來賠償國家所鼓動和組織的排猶運動所造成的二五○○萬馬克的損失的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於現在負責納粹德國經濟狀況的戈林來說尤其如此。希爾加德代表保險公司指出，如果他們對猶太人不守信用的話，那麼，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人們對德國保險業的信任就要喪失淨盡。另外一方面，他又實在看不出許多小公司要是付出保險費的話怎麼能不破產。

　　這個問題很快就被戈林解決了。保險公司足夠地賠償了猶太人的損失，但是每筆錢都由國家沒收，然後再由國家補償保險公司一部分損失。這種辦法並沒有使希爾加德感到滿意，從會議記錄看來，他一定感到自己碰上了一群瘋子。

　　戈林：﹁猶太人可以從保險公司得到保險金，不過這筆保險金將予以沒收。保險公司因為可以不必負擔全部的損失，因此還可以落得一點賺頭。希爾加德先生，你該覺得自己的運氣還不錯哩！﹂

　　希爾加德：﹁我沒有理由這樣覺得。我們不過是不必賠償全部損失而已，你卻說這有賺頭！﹂

　　這位元帥是不習慣於聽這種話的，他很快就壓了一下這個莫名其妙的生意人。

　　戈林：﹁等一等！照規矩你本來非得出五百萬不可。突然間，你面前來了一位像我這樣有點胖胖的天使，告訴你可以留下一百萬，說句良心話，這算不算是賺頭？我倒想跟你二一添作五平分呢，或者隨便你怎麼說都行。我一眼就看出來了，你滿意得渾身都輕鬆了。你得到了好大一筆好處！﹂

　　這位保險商人還是很難領悟。

　　希爾加德：﹁所有的保險公司都要賠錢。事實本來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誰都說不出有什麼兩樣。﹂

　　戈林：﹁那你為什麼不注點意，讓玻璃窗少砸破幾塊！﹂

　　元帥跟這位一副生意腦筋的人實在談不下去了。希爾加德先生被請走，從此在歷史上就不再出現了。

　　有一名外交部代表居然大膽提出，對猶太人採取下一步行動的時候得考慮到美國輿論的反映。這個意見氣得戈林大叫：﹁那個流氓的國家！｜｜土匪的國家！﹂

　　經過冗長的討論之後，大家一致同意以下述方式解決猶太人問題：把猶太人從德國經濟中清除出去；把全部猶太人的企業和產業，包括珍室和藝術品在內，轉交給亞利安人，對猶太人則以證券的形式給予若干賠償，猶太人可以動用這種證券的利息，但是不得動用本金，關於把猶太人排除出學校、休養地、公園、森林等等地方的問題，以及在剝奪了他們的全部財產以後是驅逐他們出境還是把他們封鎖在猶太隔離區內進行強迫勞動的問題，由一個專門委員會以後再去研究。

　　正如海德里希在會議快要結束時所說的那樣：﹁即使把猶太人清除出經濟生活，主要的問題還會存在，那就是把猶太人攆出德國的問題。﹂財政部長施維林‧馮‧克羅西克，這位榮獲羅德獎學金在牛津留過學，自命為在納粹政府中代表﹁傳統的、正派的德國﹂的伯爵表示同意說，﹁我們要盡一切力量把猶太人攆到外國去﹂。至於猶太隔離區問題，這位德國貴族溫順地說：﹁我想，猶太隔離區的景象不是看了很舒服的。這個建議不是個十分令人愉快的建議。﹂

　　在進行了將近四小時的討論之後，到下午二點三十分，戈林結束了會議：

　　﹁我想以這幾句話來結束這次會議：德國的猶太族應當捐獻出十億馬克，以此作為對他們各種可惡的罪行的懲罰。這是會起作用的。這些豬玀將再也不敢殺人了。附帶說一句，我要說，我是不想在德國做一個猶太人的。﹂

　　這個人，這個國家，還有它的元首，以後還給了猶太人比這次嚴重得多的打擊，時間也隔了沒有多久。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那一個到處起火、全國鼎沸的夜晚開始，第三帝國就一心一意走上了一條再也不能回頭的黑暗野蠻的道路。在此以前也有許許多多猶太人被殺害，被拷打，被搶劫，但是這些罪行，除了在集中營裡的而外，大部分還是褐衫黨的暴徒由於本人的殘忍與貪慾而犯的，至於國家當局則只是袖手旁觀或者假裝沒看見。現在，德國政府自己組織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排猶運動。十一月九日夜間的殺人、搶劫、放火燒毀猶太人的會堂、住宅和店鋪，都是它幹的事情。而且向猶太人強徵十億馬克、把他們排除在經濟生活之外、剝奪他們剩餘的財產而且把他們趕入猶太隔離區的官方法令，也是它在︽國家公報︾上公佈的，其中三個就是在戈林召集會議的當天公佈的。

　　在這樣一個自稱有上千年基督教和人道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裡，竟發生這樣野蠻的行為，這不免使世界輿論震驚和激動。反過來，希特勒又因為全世界的這種反應而怒不可抑，並且更加認定這只不過證明了﹁猶太人的世界性陰謀﹂的力量和規模。

　　現在回過頭來看的話，不難發現，十一月九日加諸德國猶太人身上的恐怖和此後馬上用來對付他們的橫暴殘忍的手段，不過是預示納粹統治已開始趨於削弱的一個凶兆，最後終將為那個獨裁者、他的政權和他的國家帶來徹底的崩潰。希特勒的自大狂是我們在本書幾百頁的記載中到處可以看得見的，然而，直到現在為止，他在他和他的國家上升的每一個重大關頭，他對這種自大狂一般都能加以克制。在那種關頭，他表現出不但能大膽行動而且往往只是在對可能發生的後果仔細盤算以後才行動的天才，因而取得了一個接著一個的壓倒的勝利。但是現在，十一月九日的事件及其後果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已開始失去自制能力。他的自大狂已經佔了上風。那份由戈林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的會議速記記錄表明，歸根到底，希特勒才是那一夜浩劫的罪魁禍首；批准發動這場暴行的是他，要戈林提出把猶太人排斥出德國社會生活的也是他。從此以後，這位第三帝國的絕對主宰就很少再表現出過去曾一再使他自己脫身危難的那種自制能力。雖然他個人的以及他的國家的天才以後還會繼續取得不少驚人的勝利，對於這位獨裁者和他的國家來說，引向最後自我毀滅的有毒的種子，現在就已經種下了。

　　希特勒的病是有傳染性的，整個國家都感染上了，就像感染上一種病毒一樣。從每一個個人來說，作者根據親身的體驗感覺到，許多德國人對十一月九日的暴行正如美國人、英國人和其它外國人一樣感到驚恐。但是，不論是基督教會的領袖們，還是將軍們，還是任何其它所謂﹁善良的﹂德國的代表，都沒有一個人立刻公開提出抗議。他們懾服在馮‧弗立契將軍所稱為﹁不可避免的﹂東西或者﹁德國的劫數﹂面前。

　　慕尼黑的氣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那年秋天，在薩爾布魯根，在魏瑪，在慕尼黑，希特勒都發表了氣勢洶洶的演說，警告其它各國，特別是英國人，還是專管自己的事情好，不要管﹁德國疆界以內的德國人的命運﹂。他咆哮說，德國人的命運純粹是德國自己的事情。用不了很久，即使是對德國政權作了這樣多姑息的尼維爾‧張伯倫，也開始認識到德國政權的本性了。在多事的一九三八年漸漸向兇險的一九三九年過渡的時候，英國首相已逐步風聞到，他為歐洲和平著想而曾盡心竭力想討好的德國元首在背地裡策劃些什麼勾當了。

　　慕尼黑會議以後不久，里賓特洛甫就到了羅馬。據齊亞諾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說，他的心思﹁完全都在﹂戰爭上。

　　﹁元首︵德國外交部長告訴墨索里尼和齊亞諾說︶深信，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估計到在幾年之內也許在三年或四年之內同西方民主國家發生戰爭｜｜捷克危機已經表明了我們的力量！我們處於能先發制敵的有利地位，並且能完全掌握局面。我們是不會受人進攻的。軍事形勢好到無與倫比：從︵一九三九年︶九月起，我們就可以同各民主大國打仗了。﹂

　　在這位年輕的義大利外相看起來，里賓特洛甫是﹁自命不凡、舉止輕浮而且喋喋不休的﹂。他在日記裡作了這樣一番描寫以後又加上一句說：﹁領袖說你只要看一看他的腦袋就可以看得出他的腦子有多小了。﹂德國外交部長到羅馬來是為了說服墨索里尼簽訂德日意軍事同盟條約。在慕尼黑的時候，這個條約的草案就已經交結了義大利人，但是墨索里尼一直在拖時間。據齊亞諾說，他還沒有打算對英國和法國關上大門。

　　希特勒自己那年秋天一直在想離間法國和同它隔海相望的盟國。

　　十月十八日當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高山頂上那座名為﹁鷹巢﹂的怪誕的堡壘中接見弗朗索瓦一龐賽的時候，他在那位來向他告別的法國大使面前，對英國大加攻擊。大使發現元首臉色蒼白，滿臉倦容，但是還沒有疲勞到沒有力氣痛罵英國的程度。他說，英國接連不斷﹁以威脅和要動武﹂的口吻叫嚷著，它是自私的而且總帶著﹁優越感的﹂架子。英國人毀掉了慕尼黑精神，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法國就不同了，希特勒說，他希望同法國建立更友好更緊密的關係。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願意立即簽訂一項友好條約，保證尊重它的現有邊界︵因此也就是再次表示德國對阿爾薩斯一洛林沒有任何領土要求︶，並且建議以協商的方法解決以後的任何分歧。

　　這項條約終於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由德法兩國外長在巴黎簽了字。當時，法國已從慕尼黑會議剛過以後那種失敗主義的驚恐中多少恢復過來了一點兒。條約簽字那天作者剛好在巴黎，因而得以親身感受到那種陰冷的氣氛。當里賓特洛甫坐著汽車在街道上經過時，街上沒有一個人歡迎他。有好幾位內閣閣員和法國政治界和文化界的領袖人物，包括參眾兩院議長讓尼納和赫里歐在內，都拒絕出席招待這位納粹貴賓的社交活動。

　　龐納和里賓特洛甫的這次會面產生了對今後的事變會起一定影響的一些誤解。德國外交部長宣稱龐納曾向他保證，在慕尼黑會議以後，法國對東歐已不再感興趣，他後來就把這一點解釋為法國將聽任德國在這一地區自由行動，特別是對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龐納卻不承認這一點。根據施密特對這次會談的記錄，龐納在回答里賓特洛甫要求法國承認德國在東歐的勢力範圍這一點時曾宣稱，﹁自從慕尼黑會談以來，局勢已有了根本的改變﹂。這種模棱兩可的說法很快就被狡猾的德國外交部長引申為一種明確的表示。他是這樣報告希特勒的：﹁在巴黎的時候，龐納宣稱他不再對有關東歐的問題感到興趣。﹂法國在慕尼黑那樣快就屈服早就使元首相信了這一點。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斯洛伐克﹁贏得了獨立﹂

　　希特勒在慕尼黑莊嚴地答應，德國要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殘存部分給予擔保，而今如何呢？當新任法國駐柏林大使羅伯特‧考侖德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向威茲薩克問起這一點的時候，那位德國外交部的國務秘書回答說，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是在德國掌握之中，他拒絕英法擔保的建議。在此以前，當新任捷克外交部長弗朗吉席克‧契瓦爾科夫斯基在十月十四日卑躬屈膝地到慕尼黑來乞討希特勒手中的那一點殘羹剩飯，並且問德國是否準備同英國和法國一起保證他的國家的大大縮短了的邊境時，元首鄙夷不屑地回答說：﹁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擔保不值一文錢｜｜只有德國的擔保才有用。﹂

　　可是，到一九三九年年初，仍然遲遲不見這種擔保，理由十分簡單。元首並不想給予這種擔保。這種擔保會影響他緊跟著慕尼黑會議以後就定下的計畫。很快就根本不會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了，還要什麼擔保呢？要實現這一點，首先得引誘斯洛伐克分裂出去。

　　慕尼黑會議過了沒有幾天，戈林就在十月十七日接見了兩個斯洛伐克領袖斐迪南‧杜爾坎斯基和馬赫，還有斯洛伐克境內日耳曼少數民族的領袖弗朗茲‧卡馬辛。杜爾坎斯基是新近取得自治地位的斯洛伐克的副總理，他向戈林保證，斯洛伐克所真正需要的是﹁完全獨立，同時與德國建立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十分緊密的聯繫﹂，同一天外交部的一項秘密備忘錄中曾提到，戈林決定，斯洛伐克的獨立必須予以支持。﹁一個沒有斯洛伐克的捷克國家，更可以受我們自由擺佈。斯洛伐克境內的空軍基地在對東方作戰時十分重要。﹂這就是十月中旬戈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們在這裡必須同時注意德國計畫中的兩套平行的做法：一方面是使斯洛伐克脫離布拉格而獨立，一方面是準備用軍事佔領捷克本土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辦法來清算這個國家的剩餘部分。如前面所述，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命令德國國防軍準備好進行上述清算，十二月十七日，凱特爾將軍發佈了他所謂的﹁對於十月二十一日命令的補充命令﹂：

　　﹁絕密

　　關於﹃清算殘存的捷克國家﹄，元首下達了下列命令。

　　作戰行動的準備工作，應以估計不會有值得一提的抵抗為前提。

　　在外界看來，此項行動必須清楚地顯得僅僅是一項和平的行動，而不是一種作戰的行為。

　　因此，此項行動必須僅僅由平時的武裝部隊執行，不必用動員辦法增援｜｜﹂

　　儘管捷克斯洛伐克親德的新政府盡力討好希特勒，它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也已逐漸認識到這個國家的命運已經定局了。為了進一步討好希特勒，捷克內閣在一九三八年耶誕節以前就解散了共產黨，並且解除了日耳曼人學校裡所有猶太教員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外交部長契瓦爾科夫斯基在給德國外交部的一份電報中強調說，他的政府﹁將在各方面滿足德國人的願望，以此來努力證明它的誠心善意﹂。同一天，他還促請駐在布拉格的德國代辦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即將併入德國﹂之說甚囂塵上。

　　為了想探明這點殘山剩水還能不能挽救，契瓦爾科夫斯基最後說服希特勒答應於一月二十一日在柏林接見他。這是一幕極慘的景象，雖然對捷克人說來，接踵而來的下一幕還要更慘，捷克外交部長在這個不可一世的德國獨裁者面前搖尾乞憐，希特勒當時盛氣淩人的樣子達到了極點。希特勒說，捷克斯洛伐克是由於﹁德國的克制﹂才免於慘遭浩劫。雖然如此，捷克人若不改弦易轍，他還是要﹁消滅﹂他們。他們必須忘卻自己的﹁歷史﹂，那不過是﹁給小學生聽的廢話﹂。他們必須唯德國人的命令是聽，這是他們唯一的自全之道。具體地說，捷克斯洛伐克必須退出國際聯盟，大大縮減它的軍隊｜｜﹁因為反正它一點作用也沒有﹂｜｜參加反共公約，在外交政策方面接受德國的指導，同德國訂立優惠的貿易協定，其中有一個條件是，未經德國同意，捷克不得建立任何新工業，解雇一切對德國不友好的政府官員和報刊編輯，最後還有，像德國人已經根據其紐倫堡法律所做的那樣，宣佈猶太人不受法律保護。︵希特勒對他的客人說：﹁在我們看來，猶太人是要加以消滅的。﹂︶同一天，契瓦爾科夫斯基又從里賓特洛甫那裡聽到了新的要求。後者威脅說，捷克人若不立即悔過自新，並且照辦德國人要他們做的一切行事，將有﹁不堪設想的後果﹂。這位德國外交部長在希特勒面前雖然是一個馴良的奴才，在他能占上風的人面前卻是一個霸道的好漢，他叮囑契瓦爾科夫斯基不能對英國人和法國人提起德國的新要求，而只堅決照辦就是。

　　捷克斯洛伐克這麼做的時候，且不用擔心德國究竟會不會對捷克邊界作出擔保！在巴黎和倫敦，顯然沒有什麼人有這種擔心。慕尼黑協定簽訂以後已經過去四個月了，希特勒仍然還沒有履行他的諾言｜｜在英法的擔保之外，加上德國的擔保。一直到二月八日，英國和法國才終於向柏林聯合提出了一項口頭照會，說兩國政府﹁現在如能獲悉德國政府將以何種最佳的方式來實施在慕尼黑達成的關於給予捷克斯洛伐克擔保的諒解，將不勝欣慰﹂。據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檔案證實，德國的答覆是希特勒親自起草的，而且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作出。它說由德國方面作出擔保的時機尚未到來。德國將﹁首先等待捷克斯洛伐克內部局勢的澄清﹂。

　　元首早就在左右那裡的﹁內部局勢﹂，使之按顯而易見的結局發展了。二月十二日他在柏林總理府接見了伏伊特赫‧都卡博士，後者是斯洛伐克的領袖之一，由於長期被囚禁而對捷克人深懷怨憤。據關於這次會見的德國秘密文件的記載，都卡博士稱希特勒為﹁我的元首﹂，他要求這位德國獨裁者使斯洛伐克獨立自主。

　　﹁我把我國人民的命運交在你的手中，我的元首，﹂他說，﹁我國人民期待從你這裡獲得完全的解放。﹂

　　希特勒的答覆多少有點閃爍其詞。他說，很不幸，他不瞭解斯洛伐克問題。要是他知道斯洛伐克人想要獨立的話，他在慕尼黑早就會這麼安排了。

　　﹁斯洛伐克一旦能夠獨立，將使他至感快慰｜｜他可以在任何時候擔保斯洛伐克獨立，甚至今天都可以｜｜﹂對都卡教授來說，聽到這些話同樣至感快慰。他後來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一天。﹂

　　捷克斯洛伐克悲劇的下一場現在可以開幕了。在這裡又出現了一次在本書中屢見不鮮的歷史惡作劇，逼著這場戲沒有完全準備好就提前開幕的竟是布拉格的捷克人。一九三八年三月初，他們陷入了進退兩難、走投無路的局面。我們上面已經知道，由德國政府所鼓動起來的斯洛伐克和盧西尼亞的分裂運動︵在盧西尼亞，還要加上匈牙利的鼓動，後者如饑如渴地要併吞那塊彈丸之地︶已鬧到這樣的地步，如果不把它們鎮壓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就會瓦解。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肯定會佔領布拉格。然而，如果分裂主義者被中央政府壓下去，同樣可以肯走的是，元首也會利用由此引起的紛亂，照樣進軍布拉格。

　　捷克政府在反覆猶豫之後，最後只是在對分裂主義者的挑釁已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選擇了第二條路。三月六日，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查博士解散了盧西尼亞的自治政府。三月九日夜間，又解散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第二天，他下令逮捕了斯洛伐克總理提索神父、都卡博士和杜爾坎斯基並且宣佈在斯洛伐克實行戒嚴。這個對柏林百依百從的政府一共就採取了這麼一個勇敢行動，然而這個行動卻很快就變成了使它遭到毀滅的一場慘禍。

　　搖搖欲墜的布拉格政府居然採取如此果斷的行動，這完全出乎柏林的意料。戈林這時已經到陽光明媚的聖雷莫休假去了。希特勒正準備動身去維也納慶祝德奧合併一周年。但是這位善於當機立斷的大師現在立刻緊張地工作起來，三月十一日，他決定發出最後通牒，要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這個文件是由凱待爾將軍奉希特勒之命在當天起草並且在當天送達德國外交部的。它要求捷克人接受軍事佔領時不得抵抗。不過，它暫時還是﹁最高軍事機密﹂。

　　現在是希特勒﹁解放﹂斯洛伐克的時候了。哈查總統任命斯洛伐克自治政府駐布拉格代表卡洛爾‧西多爾代替提索出任斯洛伐克的新總理。西多爾於三月十一日︵星期六︶回到斯洛伐克的首府布臘提斯拉伐，當天就馬上召集了新內閣會議。到晚上十點鐘的時候，會議突然被一群奇怪的不速之客打斷了，奧地利的吉斯林、納粹省長賽斯一英夸特和奧地利的納粹黨組織領袖約瑟夫‧貝克爾率領五名德國將軍闖進了會議廳，要閣員們立即宣佈斯洛伐克獨立。如果他們不這樣宣佈的話，那麼現在已經決定馬上徹底解決斯洛伐克問題的希特勒就將再也不管斯洛伐克的命運了。

　　西多爾是反對同捷克人割斷一切聯繫的，因此遲遲不決。但是第二天，提索神父就從他據說是受軟禁的一個修道院裡逃了出來。他本人雖然已不再是閣員，卻要求立即召開內閣會議。為了防止受到德國高級官員與將軍們的干擾，西多爾把閣員們召集到自己的寓所來開會，後來看到這樣也不安全｜｜因為德國衝鋒隊已開入市區接防｜｜他又把會議挪到當地一家報紙的辦公室裡繼續開下去。這時提索通知他，他剛剛收到貝克爾的一份電報，請他立刻到柏林去見元首，貝克爾威脅他，要是他拒絕這項邀請的話，在布臘提斯拉伐附近多瑙河對岸的兩師德國軍隊就將開進來，而斯洛伐克也將由德國和匈牙利瓜分。第二天早晨︵三月十三日，星期一︶，這位矮小圓胖的神父就到了維也納，他本來想在那裡搭火車去柏林，不料一到那裡就被德國人裝上飛機送到了柏林。對元首說來，是一點時間都不許浪費的。

　　當提索和杜爾坎斯基在三月十三日晚上七點四十分到達柏林總理府的時候，他們發現希特勒旁邊不但坐著里賓特洛甫，而且還坐著兩名最高級將領：德國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和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雖然這兩位斯洛伐克人也許不熟悉，但是他們兩人還是發覺元首這時正處於一種典型的精神狀態中。這裡，我們又一次多虧繳獲了會議的內部記錄，才得以透過這位德國獨裁者不可思議的心靈，看到他日益嚴重的自大狂，看到他如何編造荒唐的謊言，發出可怕的威脅，而在當時他一定是自以為這種謊言和威脅只有在場的人你知我知，絕不會為外人所知的。

　　﹁捷克斯洛伐克，﹂他說，﹁完全靠德國的恩惠才得以免於進一步被肢解。﹂德國已經表現了﹁最大程度的自制﹂。然而捷克人卻還不知道感恩戴德。﹁最近幾個星期以來，﹂他毫不費力地就醞釀出一腔怒氣，接著說下去，﹁情況變得無法容忍了。過去的貝奈斯精神又在借屍還魂了。﹂

　　斯洛伐克人也使他失望了。慕尼黑協定簽訂以後，他曾經因為不讓他的匈牙利朋友併吞斯洛伐克而同他們﹁發生了爭吵﹂。他本來以為斯洛伐克是想要獨立的。

　　﹁他現在把提索召來，是要他在極短的時間內澄清這個問題｜｜問題是：斯洛伐克究竟是否想要獨立過日子？｜｜這不是可以用幾天來考慮答覆的問題，而是在幾個小時內就要答覆的問題。要是斯洛伐克想獨立的話，他會給予支持，甚至給予擔保｜｜如果它猶豫不決或者不願同布拉格脫離關係，他就聽任今後發生的事情去決定斯洛伐克的命運，而他對這些事情再也不能負什麼責任了。﹂

　　就在這個當兒，據德國記錄透露，里賓特洛甫﹁交給元首一份剛剛收到的報告，報告中說匈牙利軍隊已在斯洛伐克邊境調動。元首看了這份報告，把內容告訴了提索，並且表示希望斯洛伐克馬上就作出決定﹂。

　　提索當時並沒有表明自己的決定，他請元首﹁原諒他，在聽了德國總理這番話以後，他還不能立刻作出確定的決定﹂。不過，他馬上又說，斯洛伐克人﹁將證明自己不會辜負元首的恩惠﹂。

　　在那天在德國外交部一直進行到深夜的會議上，斯洛伐克人終於證明了自己沒有辜負元首的恩惠。併吞奧地利前夕曾在維也納充當希特勒的秘密代理人的凱普勒，現在又在布臘提斯拉伐充當同樣角色，他後來在紐倫堡作證時說，德國人幫助提索起草了一份好讓這位﹁總理﹂一回到布臘提斯拉伐就發出的電報，其中將宣告斯洛伐克獨立並且迫切要求元首負責保護這個新國家。它使人想起剛好一年以前由戈林口授的賽斯｜英夸特那份籲請希特勒派遣德國軍隊到奧地利的電報。這一次，納粹黨人製造﹁電報﹂的技術已臻完善無缺。這份電報大為簡短，由提索在三月十六日及時發到了柏林，希特勒馬上答覆說，他將樂於﹁負責保護斯洛伐克國家﹂。

　　那天晚上，里賓特洛甫也在德國外交部起草了一份斯洛伐克﹁獨立﹂宣言，並且把它趕譯成斯洛伐克文讓提索帶回到布臘提斯拉伐。第二天︵三月十四日，星期二︶這位﹁總理﹂就向議會宣讀了這份宣言︵據一位德國特務報告說，宣讀時曾略有更動︶。有幾個斯洛伐克議員提出至少還該對它進行一下討論，但是就連這種提議也被日耳曼少數民族的領袖卡馬辛壓了下去，他警告說，要是對宣佈獨立再有任何耽誤的話，德國軍隊就要來佔領了。在這樣的威脅面前，狐疑滿腹的議員們只好屈服。

　　﹁獨立的﹂斯洛伐克就這樣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誕生了。雖然英國的外交代表很快就向倫敦報告了它誕生的經過，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在希持勒當天晚上︵三月十四日︶完成了他在慕尼黑會議上來完成的事業以後，張伯倫很快就抓莊了斯洛伐克的﹁獨立﹂作為英國所以沒有履行它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擔保的藉口。

　　馬薩里克和貝奈斯締造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至此已經壽終正寢。布拉格被逼得走投無路的領導人又一次幫了希特勒的忙，完成了自己國家的最後一幕悲劇。龍鍾老邁、不知所措的哈查總統請求希特勒予以接見。希特勒慷慨地答應了。這正好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有一個舞臺來演出他一生事業中最厚顏無恥的一場戲。

　　這位德國獨裁者在三月十四日等候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光臨的時候，舞臺上的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了。在他的巧妙的擺佈之下，斯洛伐克和盧西尼亞都已宣佈獨立，因而布拉格政府手裡現在只剩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這兩塊捷克人的土地了。捷克斯洛伐克，這個英國和法國曾擔保其邊界完整的國家，實際上不是已經不再存在了？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一起作出莊嚴的擔保的張伯倫和達拉第早已﹁下戲退場﹂了。他們會這樣做，他是沒有懷疑的｜｜而且是料得很準的。這就消除了任何引起外國干涉的危險。但是為了要做得加倍保險｜｜為了保證他的下一步行動按照國際法的含混的標準來說，能做得至少在紙面上看起來完全合法完全正當，他就要強迫那個登門求見的軟弱昏聵的哈查接受他本來打算用武力達到的解決辦法。用這種做法，他就可以使人感到那確實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正式請求他這樣做的｜｜就像併吞奧地利和慕尼黑會議所已經證明了的一樣，在歐洲只有他一個人完全掌握了這種兵不血刃就奪人之國的新式手段。他在取得德國政權時做得天衣無縫的﹁合法﹂外表，在征服非德國的領土時也將做得無懈可擊。

　　希特勒還演了一場活劇來欺騙德國人民和其它容易受騙的歐洲人民。好幾天以來，德國的挑釁份子都一直設法在布拉格、布魯恩和伊格勞這樣一些捷克城市裡尋釁滋事。然而，他們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因為據德國駐布拉格使館報告，捷克﹁警察奉命即使受到挑釁，也不得對日耳曼人採取任何行動﹂。不過，雖然滋事不成，戈培爾博士也還是煽動德國報紙捏造捷克人迫害可憐的日耳曼人的消息，並且據此進行瘋狂的宣傳。據法國大使考侖德雷報告巴黎說，這些消息就是戈培爾博士在蘇台德危機時期所編造出來的消息，連標題也是那樣｜｜其中包括捷克野獸擊倒懷孕的日耳曼女人以及捷克蠻人使赤手空拳的日耳曼人普遍受到﹁Ｂｌｕｔｂａｄ﹂︵﹁血浴﹂︶這類的消息。這樣，希特勒就可以向自尊的德國人民保證，他們的同胞絕不會長此以往，無人保護。

　　這就是當時的形勢，這就是希特勒的計畫。我們現在從德國檔案中得知，就在這樣的局面下，載著哈查總統和他的外交部長契瓦爾科夫斯基的火車在三月十四日晚間十點四十分開進了柏林安哈爾特車站。因為心臟衰弱，哈查總統不能乘坐飛機。

哈查博士的劫難

　　德國人的禮節是無可挑剔的。捷克總統受到了一個國家元首所應當享有的一切正式的禮遇。車站上排列著儀仗隊，德國外交部長親在迎接貴賓並且塞給他的女兒一束鮮花。總統一行在豪華的阿德隆飯店最好的套房裡下榻。那裡專門為哈查小姐備著巧克力糖，那是希特勒親自送的禮物，他認為人人都同他那樣喜歡吃甜食。當年邁的總統和他的外交部長到達總理府的時候，那裡還有黨衛隊的儀仗隊向他致敬。

　　他們直到夜半一點十五分才見到希特勒。哈查想必已經知道有什麼在等待他了。他的火車還沒有離開捷克的國境，他就得到布拉格來的消息說，德國軍隊已經佔領了重要的捷克工業城市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而且沿著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邊境擺好了陣勢。他在深更半夜一走進元首的書房，就看到除了里賓特洛甫和威茲薩克以外，希特勒旁邊還站著戈林元帥︵他是在聖雷莫休假地奉急令趕回來的︶和凱特爾將軍。他在走進這個龍潭虎穴的時候，大概沒有注意到希特勒的私人大夫、江湖庸醫希歐多爾‧莫勒爾博士也在那裡。然而，那位醫生確實就在旁邊，他在旁邊是大有理由的。德國方面的秘密記錄表明，會談一開頭就是一副悲慘的場面。可憐的哈查博士，儘管過去當過德高望重的最高法院法官，卻拋棄了一切個人尊嚴，在傲慢自大的德國元首前面搖尾乞憐。也許總統認為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使希特勒大發慈悲，為他的人民挽回一點東西，但是不管他的動機如何，從德國秘密檔案中的記錄看來，他所說的話即使在事隔多年以後的今天看來也是令人作嘔的。哈查要希特勒相信他自己從來沒有搞過政治。他很少見到締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馬薩里克和貝奈斯，即使偶而在他們身上所看到的東西，也都是他所不喜歡的。他說他們的政府對他來說是﹁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到這樣的程度：甚至在︵慕尼黑會議以後︶政府剛剛改組，他就自己問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成為一個獨立國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他深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是操在元首手中｜｜而且他認為在元首的手中是保了險的｜｜然後他談到了他所最關心的事情就是人民的命運。他感到元首會完全理解他認為捷克斯洛伐克有權保持民族傳統｜｜捷克斯洛伐克的錯處在於那裡仍然還有許多人支持貝奈斯制度｜｜政府正在用一切辦法來壓制他們。這大體上就是他要說的東西。﹂

　　阿道夫‧希特勒於是講了要講的話。在詳細列舉了馬薩里克和貝奈斯的捷克斯洛伐克種種對不起德國和德國人的事情，並且再次表示捷克人在慕尼黑會議以後不幸沒有絲毫改變以後，他說到節骨眼兒上來了：

　　﹁他認為總統這次不辭年高體弱，長途跋涉，對他的國家會有極大的好處，因為現在離德國出兵干預不過只有幾小時了｜｜他對任何國家都不抱惡意｜｜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於他的一片好心｜｜去年秋天，他並沒有想得出最後的結論，因為他認為兩國還可能共處，但是他毫不懷疑，如果貝奈斯的傾向不能完全消失的話，他就要把這個國家完全消滅。﹂

　　這種傾向並沒有消滅，他舉出了﹁例子﹂。

　　﹁因此，在上星期日，即三月十二日，他作出了最後決定｜｜他已下令德國軍隊進駐捷克斯洛伐克，並且下令把捷克斯洛伐克併入德國。﹂

　　據施密特博士的觀察，﹁哈查和契瓦爾科夫斯基坐在那裡，就像一塊木頭似的。只有他們的眼睛才表明他們還活著﹂。但是希特勒還沒有完，他還得用條頓式的恐怖的威脅來羞辱他的客人。

　　﹁德國軍隊︵希特勒繼續說︶已經在今天進軍了。在某一處兵營遇到了抵抗，但已經無情地予以撲滅。

　　明天早晨六點鐘，德國軍隊即將從四面八方進入捷克，德國空軍將佔領捷克飛機場。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德軍進駐時可能發生戰鬥。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抵抗均將以兇猛的武力予以撲滅。另外一種可能性是德軍進駐將以和平方式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元首不難慷慨允許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允許給它以自治以及某種程度的民族自由。

　　他之所以要做這一切，都不是出於仇恨，而是為了保護德國。要是去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沒有讓步的話，捷克民族早已消滅乾淨了。沒有人會阻止他這樣做。要是打仗的話｜｜兩天之內捷克軍隊就不會再存在了。當然，也會有一些德國人死傷，而這只會產生仇恨，而這種仇恨又會迫使他為自衛計，而拒絕給予︵捷克人︶自治。全世界誰也不會管這件事。他在讀外國報紙的時候是同情捷克人民的。他所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一句德國諺語來概括：﹃摩爾人已經盡到責任了，摩爾人可以走了。﹄｜｜

　　正因為如此，他才請哈查到這裡來，這是他能對捷克人民做一番好事的最後一個機會｜｜也許哈查此行可以防止發生最壞的情況。｜｜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到六點鐘，德國軍隊就要開進去了。他幾乎不好意思說，德國和捷克的兵力比例是德軍一個師對捷軍一個營。他現在願意建議他︵哈查︶還是同契瓦爾科夫斯基下去商量一下該怎麼辦才好。﹂

　　該怎麼辦才好呢？完全垮了的總統並不需要退下去作決定。他立刻就告訴希特勒，﹁形勢十分清楚。抵抗是無謂的﹂。但是，問題是，現在已經過了兩點了，他怎麼才能在短短四小時的時間裡設法使全體捷克人民克制自己不要抵抗呢？元首回答說，他最好同他的同伴去商量。德國的軍事機器已經開動因而已經無法停止了。哈查應當立即同布拉格聯繫。根據德國人的會議記錄，希特勒最後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決定，然而他也在這上面看到兩國人民之間可能獲致長期和平的時代的曙光。要是這個決定換一個樣子的話，他就會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毀滅。﹂

　　說完了這些話，他就請客人們暫時退出去。那時是早晨二點十五分，在隔壁的一間房間裡戈林和里賓特洛甫對那兩個苦命人加緊施壓力。法國大使發給巴黎的一份正式電報中描繪了這個場面。據他說，他從他認為確實可靠的方面獲悉，哈查和契瓦爾科夫斯基抗議對他們的國家的淩辱。他們說，他們不能在投降的文件上簽字。如果他們這樣簽了字，他們將永遠受到他們的人民的詛咒。

　　﹁兩位德國部長︵指戈林和里賓特洛甫︶毫無任何憐憫之心︵考侖德雷先生在他的電報中寫道︶。他們硬是圍著桌子追逐哈查博士和契瓦爾科夫斯基先生，一次又一次把放在桌上要他們投降的文件擲到他們面前，把筆塞到他們手裡，不斷地重複說，要是他們繼續拒絕的話，兩小時之內，布拉格就有一半會被炸成廢墟，這還不過是開始。成百架轟炸機正在等待起飛的命令，如果不簽字的話，他們在早晨六點鐘就會得到命令。﹂

　　似乎不論什麼時候，不論什麼場合，只要第三帝國的戲劇達到高潮的時候總會設法在場的施密特博士，在這個當口聽到戈林大聲叫莫勒爾醫生。

　　﹁哈查昏過去了！﹂戈林大叫。

　　這些納粹凶徒當時很害怕那位精疲力竭的捷克總統會死在他們手裡，而且據施密特說，害怕﹁第二天全世界都會說他是在總理府被謀害的﹂。莫勒爾醫生的專長是打針｜｜幾年以後他差一點兒把希特勒給打針打死｜｜這回也給哈查博士打了針，使他醒了過來。總統總算恢復了一些，能夠拿得住德國人塞給他的電話聽筒，在里賓特洛甫下令接通的專線上同他在布拉格的政府講話。他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捷克內閣並且建議投降。然後，莫勒爾醫生又給他打了一針，他的精神多少又好一些。這樣，已經完蛋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又踉踉蹌蹌地回到阿道夫‧希特勒的面前，在他自己國家的死刑判決書上簽了字。時間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清晨三點五十五分。

　　據施密特的記載，文件是﹁希特勒在事先﹂準備好的，而當哈查暈倒的時候，這個德國翻譯又在忙著謄寫官方公報。公報也是在﹁事先﹂寫好的，也是要強迫哈查和契瓦爾科夫斯基簽字的。公報的全文如下：

　　﹁柏林，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

　　元首應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查博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契瓦爾科夫斯基博士的要求，今天在柏林接見他們。接見時，外交部長馮‧里賓特洛甫也在座。在會談中，雙方以完全坦率的精神研究了最近幾個星期以來在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土上發生的事件所造成的嚴重局勢。

　　雙方一致認為，必須盡一切努力來保全中歐這一部分的安寧、秩序與和平。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宣告，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並且為實現最後的和平起見，他滿懷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國家的命運交到德國元首的手中。元首接受了這一宣告，並且表示他願意把捷克人民置於德國保護之下，並且保證他們的民族生活能夠在自治的條件下按照合乎他們的特點的方式得到發展。﹂

　　至此，希特勒詭辯欺詐的伎倆也許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據他的一個女秘書說，希特勒在簽完了字以後，衝進他的辦公室，擁抱了每一個在場的女人，高聲叫道：﹁孩子們！這是我平生最偉大的一天！我將以最偉大的德國人而名垂青史！﹂

　　他沒有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末日可能就是德國的末日的開始。他怎麼能想到呢？我們現在都已看到，從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的黎明開始，引向戰爭，引向失敗，引向災難的大路已經平鋪在面前了。這是一條又短又直的路。希特勒一旦走上了這條路，順勢而下，就像他以前的亞歷山大和拿破崙一樣，就是要停也停不住了。

　　三月十五日，清晨六點鐘，德國軍隊大舉進入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他們一點抵抗都沒有遇到。因此到黃昏的時候，希特勒就可以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布拉格。在他看來，由於張伯倫在慕尼黑的搗鬼，使他當時沒有能夠實現這個願望。在離開柏林以前，他對德國人民發表了一篇堂皇的宣言，重複那些無聊的謊言，說什麼捷克人的﹁野蠻行為﹂和﹁恐怖行為﹂逼得他不得不出面制止。然後，他狂妄地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那天晚上，他睡在俯視著伏爾塔瓦河的赫拉德欣堡裡。這是古代波希米亞國王寶座所在的地方，也是不久以前才被拋棄的馬薩里克和貝奈斯住在那裡為中歐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工作的地方。元首的報仇是徹底的，而且從他所發佈的一系列告示中表示出他感到報仇的甜蜜滋味。三十年前，他作為一個奧地利人在維也納流浪的日子裡對捷克人所懷的宿怨，以及去年因為貝奈斯膽敢反抗他這位不可一世的德國獨裁者而重又燃起的新仇，這一下完全報清了。

　　第二天，他就在赫拉德欣堡宣佈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這個國家，雖然聲明說要讓捷克人﹁自主和自治﹂，但是它的措辭本身就已經說明要使捷克人完全匍匐在德國人腳下。一切權力都交給﹁德國保護長官﹂，交給他的國務秘書和他的民政首腦，他們全由元首任命。為了緩和英國和法國輿論的激烈反對，希特勒起用了早已打入冷宮的﹁溫和份子﹂牛賴特，任命他為保護長官。蘇台德的兩位最高領袖康拉德‧漢萊因和打手頭子卡爾‧赫爾曼‧弗朗克分別被任命為民政首腦和國務秘書，好讓他們有機會對捷克人肆意報仇雪恨。不久以後，德國警察頭子希姆萊就在保護國確立了堅強的控制。他讓臭名遠揚的弗朗克為他工作，做了保護國的警察頭子兼黨衛隊隊長。

　　﹁︵希特勒在他那宣佈保護國成立的公告裡說︶一○○○年以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一直是德國人民生存空間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已表明是先天就不能存在的，因此現在己不能不歸於解體。德國不能容忍這些地區繼續動亂不已｜｜因此，德國按照自衛的法則現在決定斷然加以干涉，在中歐重建一種合理秩序的基礎。因為一○○○年來它的歷史已經證明，由於德國人民的偉大與品格，只有他們才能承擔這一任務。﹂

　　德國野蠻統治的漫漫長夜現在已降臨到布拉格和捷克的土地上了。

　　三月十六日，希特勒答覆了號稱是提索總理發來而實際上我們已經知道是在柏林起草的電報，把斯洛伐克也置於他的仁慈的保護之下，德國軍隊很快就開進了斯洛伐克以實行﹁保護﹂。三月十八日，希特勒到維也納去批准﹁保護條約﹂。這個條約由里賓特洛甫和都卡博士於三月二十三日在柏林簽字，它附有一項秘密議定書，把開發斯洛伐克經濟的權利完全交給了德國人。

　　至於位在捷克斯洛代克東端的盧西尼亞，它在三月十四日宣佈成立﹁喀爾巴阡｜烏克蘭共和國﹂，但是它的獨立只存在了二十四小時。它要求希特勒予以﹁保護﹂的呼籲沒有起作用。希特勒早已把這塊土地賞給匈牙利了。在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檔案中有一封很有趣的信是匈牙利攝政米克洛斯‧霍爾蒂在三月十三日親筆寫給阿道夫‧希特勤的。

　　﹁閣下，謹致衷心的感謝！我無法表達我有多麼快樂，因為這塊水源地區︵盧西尼亞︶對匈牙利說來｜｜我不喜歡用誇大的字眼｜｜是一個根本問題｜｜我們以極大的熱忱來處理這件事情。計畫已經制定了。星期四即三月十六日將發生邊境事件，星期六將繼之以大舉進攻。﹂

　　事情發展的結果是，並不需要什麼﹁事件﹂。匈牙利軍隊只要在三月十五日早晨六點鐘開進盧西尼亞就行了。進軍的時間是同德國人在西方行動的時間配合好了的。第二天這塊土地就正式併入了匈牙利。

　　這樣，哈查抵達柏林總理府是在三月十五日清晨一時十五分，而到這一天結束時，捷克斯洛伐克就像希特勒所說的已不再存在了。

　　不論是英國還是法國，都沒有動一動來挽救它，雖然在慕尼黑會議的時候它們都曾莊嚴地擔保捷克斯洛伐克不受侵略。

　　在那次蘭會議以後，不但希特勒而且連墨索里尼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英國太軟弱了，正因為如此，英國的首相才變得那樣事事通融，他們今後對倫敦已不必再放在心上了。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張伯倫在哈利法克斯勳爵陪同下到了羅馬，希望改進英意關係。當這兩個英國人到羅馬車站的時候，作者也剛好在那裡。我在當天的日記裡記著墨索里尼在歡迎客人的時候，﹁做作出一副笑臉﹂。在這一批人離開車站，﹁墨索里尼在我面前經過的時候，他同他的女婿︵齊亞諾︶開著玩笑，說著俏皮話﹂。當然，我聽不出他們到底在談什麼，但是，齊亞諾後來在他的日記裡透露了他們所談的要點。

　　﹁張伯倫到達。︵齊亞諾在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們同這些人的距離有多遠！那是另一個世界，我們在飯後同領袖一直在談這個題目。他說：﹃這些人同創造了大英帝國的法蘭西斯‧德萊克那樣一些偉大冒險家不是一樣材料做成的人。說到底，這些人不過是一個有錢人的沒出息的末代子孫而已，他們會把他們的帝國敗掉的。﹄

　　英國人沒有鬥志。他們想盡可能退得慢一點，然而他們並不鬥爭｜｜我們同英國人的會談結束了，但是什麼結果都沒有。我給里賓特洛甫打了電話，告訴他這次訪問是﹃一大杯檸檬水﹄︵屁事︶｜｜

　　我隨領袖到車站去給張伯倫送行︵齊亞諾在一月十四日寫道︶｜｜當火車開動的同時，他的同胞們唱﹃因為他是一個刮刮叫的好人﹄，張伯倫眼睛裡充滿了眼淚。領袖問道：﹃他們唱的什麼歌？﹄﹂

　　雖然在蘇台德危機的時候希特勒還顧到張伯倫的意見，但是從繳獲的德國檔案中卻找不出一個字可以證明，從那時以後，在他不顧英國的擔保從而也就是不顧慕尼黑協定而消滅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時英國首相會怎麼想，他有什麼顧忌。三月十四日，當希特勒在柏林等著要羞辱哈查的時候，當倫敦下院就德國策劃斯洛伐克的﹁分裂﹂以及此事對英國保證布拉格不受侵略的擔保的影響提出憤怒的質問的時候，張伯倫氣沖沖地回答，﹁根本沒有發生這樣的侵略。﹂

　　但是到第二天︵三月十五日︶在這樣的侵略已經發生以後，首相就又利用斯洛伐克宣告﹁獨立﹂來作為不履行諾言的藉口了。他解釋說：﹁這一宣告已使我國承諾擔保其國界的國家，因為內部分裂而歸於結束。英王政府因此認為自己已不再受到這項義務的任何約束。﹂

　　希特勒的戰略因此取得了盡善盡美的結果，他給了張伯倫一個下臺階的機會，而張伯倫也果然接受了。

　　有趣的是，首相甚至不願指責希特勒食言悔約。他說，﹁我經常聽到有人在傳播關於背信棄義的指責，這些話在我看來似乎並沒有充分的根據，因此我今天並不願意支持任何這類性質的指責﹂。他對元首連一個字的非難都沒有，甚至對他對待哈查的做法，對三月十五日這一天清早顯然在德國總理府設下的那一套卑鄙的騙局｜｜即使當時還不能知道細節｜｜也一個字的非難都沒有。

　　因此，就無怪乎那一天英國人提出的抗議｜｜如果可以稱做抗議的話｜｜會那樣不痛不癢，也無怪乎德國人對它以及英法兩國以後的意見採取那樣自大、那樣藐視的態度了。

　　﹁英王政府無意不必要地干涉其它政府可能對之有更直接的關係的事情｜｜不過，它深為關切一切在歐洲恢復信任與緩和緊張的努力能獲得成功，這一點德國政府想必也能理解。它對任何能在中歐挫傷這種普遍信任的行動都感到遺憾｜｜﹂

　　這份照會是作為哈利法克斯勳爵的一份正式函件由漢德遜大使在三月十五日交給里賓特洛甫的，其中一個字都沒有具體提到這一天發生的事情。

　　法國人倒至少還具體一點。新上任的法國駐柏林大使羅伯特‧考侖德雷，既沒有漢德遜那種對捷克人的輕蔑，也沒有他的英國同事那種對納粹主義的幻想。三月十五日上午，他要求見里賓特洛甫，但是這位愛好虛榮而且報復心重的德國外交部長已經動身到布拉格去了，他想同希特勒一起去羞辱一個打垮了的民族。那天中午，國務秘書馮‧威茲薩克接見了考侖德雷。大使一上來就說出了張伯倫和漢德遜還沒有準備說的話：由於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進行軍事干涉，德國已經違反了慕尼黑協定和十二月六日的法德宣言。後來自稱一直堅決反納粹的馮‧威茲薩克男爵，當時態度極為傲慢，足以使里賓特洛甫相形見絀。據他自己在關於這次會見的報告中說：

　　﹁我對大使說得很不客氣，並且告訴他不要再提他硬說已被違反的慕尼黑協定，不要再給我們作教訓｜｜我告訴他，從昨天晚上同捷克政府達成的協議看來，我看不出法國大使有什麼理由要採取任何行動｜｜我可以肯定，在他回到大使館的時候，就會看到新的指示，可以讓他安心。﹂

　　三天以後，到三月十八日，英國和法國政府才在國內憤怒的輿論的壓力下最後向德國提出了正式抗議。這一次威茲薩克在傲慢狂妄方面又勝過了他的上司里賓特洛甫，而且又是他自己提供了證據。在從德國外交部檔案中發現的一份報告中，他以顯然洋洋自得的口吻談到他如何拒絕接受法國的正式抗議照會。

　　﹁我立刻把照會裝回到信封中，扔還給大使，並且說，我斷然拒絕從他手裡接受有關捷克｜斯洛伐克問題的一切抗議。我也不願表示已注意到了這項照會，我願建議考侖德雷先生請他的政府修改這一照會｜｜﹂

　　考侖德雷並不像這時漢德遜那樣是一個被德國人一嚇就倒的大使。他回敬說，他的政府的照會是經過適當的考慮以後才寫的，他無意請求加以修改。當國務秘書仍然拒絕接受這一文件時，大使請他注意通常的外交慣例，並且說，法國完全有權讓德國政府知道它的觀點。威茲薩克最後︵據他自己的說法︶就讓那份照會放在桌子上，並解釋說，他將﹁認為它是通過郵政局寄給我們的﹂。但是在他厚著臉皮作出這番表示以前，還曾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從法律的觀點來說，事實上有一項由元首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共同發表的宣言。捷克總統自己請求來到了柏林，然後馬上宣佈他願意把他的國家的命運置於元首的手中。我不能設想法國政府能比教皇還要管得寬，甚至想干涉柏林和布拉格已經合適地解決了的問題。﹂

　　英國大使在三月十八日傍晚遞交了英國政府的抗議書。威茲薩克對這位好好先生的態度大不相同。英國現在說，它﹁不能不認為過去幾天內發生的事情是對慕尼黑協定的徹底否定﹂，並且認為﹁德國的軍事行動﹂﹁缺乏任何法律根據﹂。威茲薩克在寫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指出英國照會在這方面並不如法國的抗議那樣嚴重，因為法國照會曾說，法國﹁不承認德國佔領的合法性﹂。

　　漢德遜在三月十七日就曾見過威茲薩克，告訴他自己奉召返國，﹁以備諮詢﹂。而據這位國務秘書說，漢德遜還向威茲薩克試探一些﹁他可以提供張伯倫能用以對付其政敵的論點｜｜漢德遜解釋說，英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並沒有切身利益。他｜｜漢德遜｜｜所關心的更多的是將來﹂。

　　甚至希特勒摧毀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都沒有使這位英國大使驚醒，使他認清他所奉使的政府的本質，他也似乎絲毫沒有覺察到他所代表的政府這一天發生了什麼。

　　因為，非常出人意料地，尼維爾‧張伯倫在三月十七日，也就是希特勒消滅捷克斯洛伐克以後兩天，突然感到大夢初醒。這是受到相當大的外界刺激的結果。對希特勒最近這一次侵略，絕大部分英國報紙︵甚至包括︽泰晤士報︾在內，不過沒有︽每日郵報︾︶和下院反應都極為強烈，這使張伯倫大吃一驚。更嚴重的是，議會裡許多支持他的人和內閣裡他的半數閣員都起來反對對希特勒作任何進一步的姑息。據德國駐英大使給柏林的報告，哈利法克斯勳爵尤其極力主張首相要認清新的形勢並且當機立斷，改弦更張。張伯倫開始感到他自己作為政府首腦和保守黨領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他改變主意來得非常突然。直到三月十六日晚間，約翰‧西蒙爵士代表政府在下院發言時，他對於捷克人的態度還是極其冷酷無情的，整個發言充滿了﹁慕尼黑精神﹂，因此，據報紙報導，在議會裡引起了﹁罕見的憤慨﹂。第二天，張伯淪在七十壽辰的前夕，原來預定要在他的家鄉伯明罕發表一篇演說。他已經起草好了一篇專談國內問題而且特別著重談社會福利的演說。到下午火車開往伯明罕的時候，據法國外交界人士告訴本書作者，張伯倫最後下了決心。他扔掉了準備好的講稿，很快寫下了一份完全不同的演說提綱。

　　張伯倫對全英國而且也對世界大部分地區︵這篇演說是廣播的︶道歉，因為兩天以前他感到不得不向下院作了一篇﹁極其克制、極其謹慎｜｜而且有點失之於冷淡和客觀的聲明﹂。他說﹁我希望在今天晚上糾正那個聲明﹂。

　　首相終於看到阿道夫‧希特勒欺騙了他。他重新舉出了希特勒的歷次保證：希特勒曾經說過，蘇台德區是他在歐洲最後的領土要求，他﹁不想要一個捷克人﹂，而現在他卻食言背信了｜｜﹁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

　　﹁現在他們告訴我們併吞這塊土地是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紛擾的局面逼出來的｜｜如果那裡有動亂的活，難道不是從外部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一場老的侵略的結束呢，還是一場新的侵略的開始呢？這到底是最後一次對一個小國的進攻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繼之而來呢？是不是這在事實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呢？我雖然並不準備作出什麼新的泛泛的保證，說我國在現在不能預見的條件下將如何行動，但是，如果以為我國由於認為戰爭是一件無謂而殘酷的事情因而已失盡血性，以至在受到挑戰的時候也不會盡其全力來同其它國家一起予以抵抗，那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對張伯倫和英國來說，這是一個突然的而且決定性的轉折。第二天，希特勒就接到機警的德國駐倫敦大使的警告。赫伯特‧馮‧狄克森三月十八日發出了一份長篇報告，告訴德國外交部，﹁繼續幻想英國對德國的態度無根本改變就錯了﹂。

　　對於任何一個讀過︽我的奮鬥︾，看過一眼地圖並且看到德國軍隊在斯洛伐克的新部署，對慕尼黑會議以後的德國外交行動的風向有些瞭解的人來說，或者對任何一個曾經研究過過去十二個月中希特勒對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兵不血刃的征服的行動規律的人來說，哪一個小國是希特勒的﹁時間表﹂上的下一個目標，是十分明顯的。張伯倫，像幾乎任何別人一樣，也是完全了然的。

　　三月三十一日，在希特勒進入布拉格之後十六天，首相告訴下院說：

　　﹁如果一旦發生顯然威脅到波蘭的獨立而且波蘭政府認為必須盡全力予以抵抗的行動，英王政府將認為自己有責任立即給予波蘭政府以全力支援。他們已給予了波蘭政府大意與此相同的保證。我還可以加一句，法國政府也授權我明白表示，它在這個問題上與我們持同樣的立場。﹂

　　現在已輪到波蘭了。

第十四章　輪到了波蘭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慕尼黑會議之後不到一個月，里賓特洛甫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格蘭德飯店請波蘭駐柏林大使約瑟夫‧利普斯基吃飯。波蘭，同德國一樣，而且事實上同德國沆瀣一氣，奪得了一塊捷克的土地。這頓飯吃了三個鐘頭。據德國外交部的一份材料指出，餐桌上的談話﹁是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

　　雖然如此，那位納粹外交部長閒話不多就言歸正傳。他說波蘭和德國之間達成全面解決的時機已經來了。他接著說，第一件事情就必須﹁同波蘭談一談但澤的問題﹂。那塊地方應當﹁歸還﹂德國。德國還想造一條超級公路和一條雙軌鐵路經過波蘭走廊把德國同但澤和東普魯士連接起來。兩者都要享有治外法權。最後，希特勒還希望波蘭參加反共公約對付俄國。為了報答這些讓步，德國情願把波德條約從十年延長到二十年並且擔保波蘭的邊界完整。

　　里賓特洛甫強調說，他是把這些問題作為﹁極端秘密的事情﹂提出來的。他建議波蘭大使﹁口頭﹂向貝克外交部長報告｜｜﹁因為要不然的話，就有極大的危險可能走漏風聲，特別是可能走漏給報界知道﹂。利普斯基答應向華沙報告，不過他告訴里賓特洛甫，他個人﹁看不出有什麼可能﹂會把但澤歸還德國。他還進一步提醒德國外交部長注意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和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希特勒曾兩次親自向波蘭人保證他不會主張對但澤地位作任何變更。里賓特洛甫回答說，他並不希望現在就得到答覆，不過他建議波蘭人﹁考慮考慮﹂。

　　華沙政府並不需要很多時間來仔細思量。一個星期以後，十月三十一日，外交部長貝克就給波蘭駐柏林大使發來了如何答覆德國人的詳細指示。但是直到十一月十九日，後者才有機會見到里賓特洛甫，納粹黨人顯然要波蘭人好好地考慮考慮他們的答覆。答覆是否定的。不過作為一種表示諒解的姿態，波蘭願意簽訂一項關於但澤的地位的德波協定來代替國際聯盟對這個自由市的擔保。

　　﹁任何其它的解決辦法，﹂貝克在他給利普斯基的備忘錄中寫道，﹁特別是任何想把這個自由市併入德國的企圖，一定會不可避免地引起衝突。﹂他還在這份由利普斯基讀給里賓特洛甫聽的備忘錄中說，已故的波蘭獨裁者畢蘇斯基元帥曾在一九三四年談判一項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說過：﹁但澤問題是判斷德國對波蘭的意圖的最可靠的標準。﹂

　　這樣的答覆是不合里賓特洛甫的口味的。﹁他對貝克所採取的態度感到遺憾﹂，並且忠告波蘭人﹁值得再費一番腦筋來認真地考慮考慮德國的建議﹂。

　　對波蘭在但澤問題上的拒絕，希特勒的反應要激烈得多。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里賓特洛甫｜利普斯基會晤以後五天，他對三軍司令又發出了一個命令。

　　﹁絕密

　　元首下令：除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訓令中所提及的三項緊急任務而外，還應當作好準備，使德國軍隊能出敵不意佔領但澤自由邦。

　　準備工作應在下面的基礎上進行：條件是，利用政治上有利的形勢，對但澤實行準革命式的佔領，而不是對波蘭發動戰爭｜｜

　　用於這一目的的部隊絕不能同時擔任佔領默默爾的任務，以便在必要時，兩項軍事行動得同時進行。海軍將從海上進擊，以支援陸軍的作戰｜｜各兵種作戰計畫應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以前交上來。﹂

　　雖然貝克剛剛警告過，德國如企圖奪取但澤，將﹁不可避免地﹂引起衝突，但希特勒現在卻深信他可以辦到這一點而不致引起戰爭。但澤是在當地的納粹黨人控制之下，而他們是像蘇台德人一樣聽命於柏林的。因此不難在那裡造成一種﹁準革命式的﹂形勢。

　　因此，兵不血刃就佔領了奧地利和蘇台德區的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臨近歲尾的時候，又已經一心在盤算進一步征服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默默爾和但澤了。淩辱一下許士尼格和貝奈斯並沒有費什麼力氣。現在要輪到約瑟夫‧貝克了。

　　可是，剛過了新年不久，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元首在伯希特斯加登接見波蘭外交部長的時候，他還沒有準備給他以他剛給過許士尼格和很快也就要給哈查的那種待遇。先得把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清算掉再說。從波蘭人和德國人關於這次會晤的秘密記錄看來，希特勒的態度顯得比較和解。一開頭，他就說，他﹁隨時準備為貝克效勞﹂。然後，他又問，波蘭外交部長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心事？貝克回答說，但澤是他心上的一塊疙瘩。顯然，這也是希特勒心上的一塊疙瘩。

　　﹁但澤是德國人的﹂，元首對他的客人說，﹁它永遠是德國人的，而且遲早要成為德國的一部分。﹂不過，他可保證，﹁不會在但澤製造什麼既成事實﹂。

　　他要求得到但澤，要修一條經過走廊的德國公路和德國鐵路。要是他和貝克能夠﹁擺脫老方式而按照全新的方式尋求解決辦法的話﹂，他肯定他們會達成對兩國說來都是公平合理的協議。

　　貝克可不敢這樣肯走。雖然，他第二天對里賓特洛甫老實說，他當時並不想對元首過於直率，他還是回答說﹁但澤問題是極其困難的一個問題﹂。他在總理的建議中看不出能給波蘭什麼﹁對等的東西﹂。希特勒因此指出，﹁波蘭的對德邊界包括走廊在內受到條約的擔保﹂對波蘭說來是﹁極大的好處﹂。這顯然並不能打動貝克，不過，最後，他答應繼續考慮這一問題。

　　在盤算了一夜以後，波蘭外交部長第二天同里賓特洛甫在慕尼黑作了一次談話，他請後者轉告元首，雖然以前同德國人的歷次談話都使他十分樂觀，而同希特勒的會面卻第一次使他今天深為悲觀。特別是在總理所提出的但澤問題上，他﹁看不出有什麼可能取得協議﹂。

　　貝克上校，像本書所寫過的許多其它人一樣，是經過了一段時間才有所覺醒而有這種悲觀的看法的。同絕大多數波蘭人一樣，他是激烈反俄的。不但如此，他也不喜歡法國人。他在一九二三年在巴黎任波蘭大使館武官時，曾經被法國當局以出賣同法國陸軍有關的檔案的罪名驅逐出境，因此對法國人懷有宿怨。也許對他這樣一個人來說，在一九三二年成為波蘭外交部長以後，傾向德國是很自然的。他從一開頭就對納粹獨裁政權抱有熱烈的同情。過去六年之中，他曾盡力使他的國家接近第三帝國而削弱它同法國的傳統關係。

　　在所有同德國接壤的國家中，從長期來說，波蘭是最應該有所戒懼的。但是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它卻是最沒有看到德國的危險的。凡爾賽和約之中，再沒有哪一條比建立波蘭走廊、給波蘭以出海通道並且把東普魯士同德國分開的條款更使德國人怨恨的了。把自古以來漢薩同盟的港口但澤從德國分割出去，使它成為處於國際聯盟監督下然而在經濟上又完全處於波蘭支配下的一個自由市，這件事情也同樣引起德國輿論的憤怒，就是軟弱和平的魏瑪共和國也把這看成是波蘭毀傷了德國的肢體而不肯予以承認。我們上面已經看到，早在一九二二年，馮‧西克特將軍已經這樣說明了德國陸軍的態度。

　　﹁波蘭的存在對德國生存的基本條件來說是不能容忍的，不能並存的。波蘭必須去掉｜｜由於它自己內在的孱弱而且由於俄國的行動的結果｜｜也一定會在我們的協助下去掉｜｜消滅波蘭必須成為德國政策的一個根本目標｜｜︵這︶是可以利用俄國並且在俄國的協助下達到的。﹂

　　多準的預言啊！

　　德國人忘記了，也許是不願意記起，凡爾賽和會給予波蘭的土地，包括構成了波蘭走廊的波森省和波屬波麥臘尼亞︵波莫瑞︶在內幾乎全部都是在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地利三國瓜分波蘭時被普魯士搶走的。有一千多年，那裡住的都是波蘭人｜｜在很大的程度上，目前也仍然是如此。

　　凡爾賽和約所締造的新國家，沒有一個像波蘭那樣命運多舛。在剛剛復國以後那幾年動盪的歲月裡，它對俄國、立陶宛、德國，甚至捷克斯洛伐克都曾進行過侵略戰爭︵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次是為了爭奪煤礦豐富的特青地區︶。波蘭人由於有一百五十多年被剝奪了政治自由，因而缺乏現代的自治經驗，他們無法建立穩定的政府，也不能開始解決經濟問題和農業問題。一九一八年革命的英雄畢蘇斯基元帥，在一九二六年引兵進入華沙，奪取了政權並且逐步地以他自己的獨裁統治︵雖然他是一個老社會黨人︶代替了混亂的民主政體。他在一九三五年逝世以前最後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同希特勒簽訂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這項條約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簽訂的，上面已經說過，這是最早開始破壞德國的東方鄰國和法國之間的同盟體系、削弱國際聯盟和它的集體安全觀念的行動之一。在畢蘇斯基死後，波蘭主要是由一小群﹁上校﹂統治著，他們是在畢蘇斯基麾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俄國作戰的波蘭軍團的一些領導人。居於魁首地位的是斯密格萊｜里茲元帥，他是一個出色的軍人，然而卻完全不是一個政治家。外交政策歸於貝克上校掌握，從一九三四年起，這個政策就越來越親德了。

　　這種政策必然是自殺的政策。說真的，誰要是研究一下波蘭在凡爾賽和約以後的歐洲的地位，很難不得出下面的結論：波蘭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像在幾個世紀以前一樣，被他們民族性中某種致命的弱點所驅使而走向自我毀滅，而這一次，就像前幾次一樣，他們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只要但澤和波蘭走廊繼續保持現狀，在波蘭和納粹德國之間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波蘭的國力也決不足以吃得消同它的兩個強大的鄰國俄國和德國發生不和。它同蘇聯的關係自從一九二○年以來一直是不好的，在那一年，它進攻了由於世界大戰和內戰而大為削弱的俄國，結果發生了一場殘酷的戰爭。

　　希特勒採取主動同波蘭簽訂了一九三四年的波德條約，目的就是要乘機取得一個如此堅決反俄的國家的友誼，而且同時使它疏遠日內瓦和巴黎，從而破壞凡爾賽和約所造成的歐洲體系。這在德國並不是一個很得人心的行動，從西克特將軍的時代起就是親俄反波的德國陸軍是對之憤憤不滿的。但是當時這對希特勒卻有很大的好處。波蘭對德國同情友好的關係使他能騰出手來辦該先辦的事情：進兵萊因區，摧毀獨立的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對所有這些加強德國、削弱西方、威脅東方的行動，貝克和華沙的其它上校們都以無法解釋的完全盲目的態度欣然作壁上觀。

　　如果波蘭外交部長，像他自己所說，在新年開始的時候就已因為希特勒的要求而陷入悲觀的話，他的情緒隨著春天的到來而更加大大低沉了。雖然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在向國會作一年一度的講話時，客氣地談到了﹁德國和波蘭之間的友誼﹂，並且宣稱這是﹁保持歐洲政治生活穩定的因素之一﹂，里賓特洛甫四天以前到華沙作國事訪問時卻談得要直率得多。他再次向貝克提出了希特勒關於但澤和走廊交通的要求，一再說這些要求是﹁極其公道的﹂。但是不論在這些問題上，還是在要波蘭參加反共公約對付蘇聯的問題上，這位德國外交部長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貝克上校對他的朋友現在非常警惕，事實上他已開始有所行動了。二月二十六日，德國駐華沙大使報告柏林，貝克已主動設法使英國邀請他在三月底訪問倫敦，而且他還可能在那以後訪問巴黎。儘管為時已晚，波蘭，正如德國大使毛奇在電報裡所說的那樣，還是﹁希望同西歐民主國家取得聯繫｜｜︵因為它︶害怕可能在但澤問題上同德國發生衝突﹂。貝克就像別的許多想遷就希特勒永無饜足的欲壑的人們一樣，眼睛裡的翳障開始掉下來了。

　　當三月十五日希特勒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並且派兵保護﹁獨立的﹂斯洛伐克的時候，他們的眼睛裡的翳障終於完全而且永遠掉下來了。波蘭在那日早晨醒來的時候發現它的南部邊界已經被斯洛伐克的德國軍隊包圍上了，就像它的北部邊界早已就被在波麥臘尼亞和東普魯士的德國軍隊包圍上了一樣，僅僅一夜之間它在軍事上就三面被圍，變得無可防守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歐洲走向戰爭的這一段歷史上是一個值得記憶的日子。

　　這一天在柏林、華沙和倫敦都有頻繁的外交活動。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在外交部長龐納陪同下，到達英國首都進行國事訪問。張伯倫向法國人建議，他們兩國同波蘭和蘇聯一起發表一項正式聲明，宣佈四國將立即協商制止在歐洲進行進一步侵略的步驟。三天以前，李維諾夫曾建議｜｜像他在剛好一年以前在德國併吞奧地利以後曾建議過的那樣｜｜召開歐洲會議，這一次由法國、英國、波蘭、俄國、羅馬尼亞和土耳其參加，它們將採取共同行動來制止希特勒。但是英國首相認為這一建議﹁尚未成熟﹂。他對莫斯科十分不信任，因而認為由四國︵包括蘇聯在內︶發表一項宣言，就是他所能做的極限了。

　　他的建議由英國駐華沙大使在同一天︵三月二十一日︶提交給貝克，但是就包括俄國人在內這一點而論，卻受到了頗為冷淡的對待。波蘭外長甚至比張伯倫還要不相信蘇聯，除此而外，他也同英國首相一樣認為俄國的軍事援助沒有什麼價值。他保持著這種看法，一直到大禍臨頭都毫未改變。

　　但是，在三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對波蘭說來最致命的事件還是發生在柏林。里賓特洛甫請波蘭大使在中午去見他。據利普斯基在事後所寫的報告中說，德國外長這一次破天荒地對他不但態度冷淡，而且咄咄逼人。里賓特洛甫警告說，元首﹁對波蘭的態度已愈來愈感到驚訝﹂。德國希望它關於但澤和通過走廊的鐵路和公路的要求能得到滿意的答覆。這是繼續維持波德友好關係的一個條件。里賓特洛甫明白指出，﹁波蘭必須認清它不能在俄國和德國之間採取中間道路﹂。它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同德國和它的元首保持合理的關係﹂。其中就包括採取共同的﹁反蘇政策﹂。不但如此，元首還希望貝克﹁早日訪問柏林﹂。同時，里賓侍洛甫極力地建議波蘭大使趕回華沙親自向他的外交部長解釋目前的局勢。利普斯基向貝克報告說，﹁他建議，不要推遲︵同希特勒的︶會談，免得總理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波蘭已拒絕了他的全部建議﹂。

順便的小小侵略

　　在離開威廉街以前，利普斯基問里賓特洛甫能否告訴他一點同立陶宛外交部長談話的內容。德國人回答說，他們曾討論了默默爾問題，﹁這個問題應該解決了﹂。

　　實際上，里賓特洛甫確曾在前一天接見了訪問羅馬以後回國途中路過柏林的立陶宛外交部長約禮斯‧埃爾巴伊斯，要求立陶宛立即把默默爾區歸還德國。要不然的話，﹁元首就要以閃電般的速度採取行動了﹂。他還警告說，立陶宛人絕不能欺騙自己，以為可以希望﹁從外國得到什麼援助﹂。

　　事實上，幾個月以前，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國大使和英國代辦曾請德國政府注意傳聞默默爾境內的日耳曼人在計畫策動叛亂的消息，並且請德國政府運用其影響，務使由英法兩國擔保的默默爾地位能受到尊重。德國外交部的答覆表示對英法這一行動﹁不勝驚異﹂，而且里賓特洛甫還下了命令，如果今後還有這類行動，就該告訴兩國大使館﹁我們真心希望法國和英國最後會對干涉德國的事情感到厭倦﹂。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德國政府的領導人，尤其是黨和黨衛隊的領袖們，就在按照我們在奧地利事件和蘇台德事件中已經熟知的那種手法，組織默默爾的日耳曼人鬧事了。德國武裝部隊也受命予以合作，而且，我們已經知道，慕尼黑會議以後三個星期，希特勒就曾命令他的軍事首腦在準備清算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時，準備佔領默默爾。因為海軍沒有得到機會分享向四面都是陸地圍繞的奧地利和蘇台德區進軍的光榮，希特勒決定默默爾應從海上出兵佔領。十一月間，海軍方面就已經擬好了執行這次侵略的計畫，代號叫做﹁斯德丁運輸演習﹂。希特勒和雷德爾對於顯示海軍威力的小小表現興趣極高，硬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從施魏恩繆恩德出海，登上袖珍戰鬥艦德意志號前往默默爾。這一天剛好是元首勝利進入布拉格之後的一星期，毫無防禦的立陶宛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向德國人的最後通牒表示屈服。

　　三月二十一日，若干年以後自稱對納粹的殘暴手段一貫反感的威茲薩克通知立陶宛政府，必須派全權代表﹁在明天乘專機﹂到柏林來簽字，把默默爾地區交給德國，﹁絕不容許拖延時間﹂。立陶宛人順從地在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來了，但是，儘管由里賓特洛甫親自施行壓力，儘管暈船的希特勒坐在他那戰鬥艦上不斷催促，他們在決定是否投降的問題上還是要花些時間。據繳獲的德國檔案透露，元首從德意志號上兩次發出急電給里賓特洛甫，問他立陶宛是否已按照德國人的要求投降。這位獨裁者和他的海軍上將必須知道他們是否不得不開炮衝進默默爾港。最後，到三月二十三日清晨一點三十分，里賓特洛甫才總算能發電報，把立陶宛人已經簽字的消息告訴他的主子。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二點三十分，希特勒再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一個剛剛被佔領的城市，並且在默默爾市戲院裡再一次對著如醉如狂的﹁解放了的﹂日耳曼人發表演說。凡爾賽和約上又一條被撕毀了。又一次不流血的征服完成了。儘管元首不可能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不流血的征服了。

波蘭問題熾熱化

　　德國併吞默默爾這一舉對波蘭政府說來是﹁一樁極不愉快的意外﹂，這是德國駐波大使漢斯｜阿道夫‧馮‧毛奇在第二天從華沙報告柏林的話。他還說，﹁主要的理由是，人們普遍擔心下一次就該輪到但澤和走廊了﹂。他還報告德國外交部，波蘭的後備兵已徵召入伍。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報告說，波蘭已動員了三級役齡的後備兵，並且正在把部隊向但澤周圍地區集中。凱特爾將軍並不認為這能表明﹁波蘭人有什麼尋釁的意圖﹂，不過他指出，﹁但是陸軍參謀本部卻持有比較嚴重的看法﹂。

　　希特勒在三月二十四日從默默爾回到了柏林，第二天就同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從後者關於這次談話的內部記錄看來，領袖看來還沒有下定決心到底用什麼辦法來搞波蘭。事實上，他那一刻不停的腦筋裡似乎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矛盾。利普斯基大使第二天就該回來了，但是元首卻並不打算見他。

　　﹁利普斯基將在星期天︵三月二十六日︶自華沙返任︵勃勞希契寫道︶。他原來是奉命前去探詢波蘭是否願在但澤問題上達成妥協的。元首在三月二十五日晚間走了：他不願在利普斯基回來的時候待在柏林。里賓特洛甫將首先同他談判。不過元首並不願意用武力解決但澤問題。他不想因此把波蘭推入英國的懷抱之中。

　　只有在利普斯基暗示波蘭政府在波蘭人民面前負不起自動割讓但澤的責任的情況下，才會考慮對但澤實行軍事佔領。這種解決辦法將造成一種既成事實而使波蘭政府易於應付。﹂

　　這對希特勒當時的心思和性格是一個很有趣的透視。三個月以前，他曾經親自向貝克保證，德國不會在但澤製造什麼既成事實。可是他也還記得波蘭外交部長曾向他強調指出，波蘭人民永遠不會容許把但澤轉交德國。要是德國人乾脆把它拿了過來的話，是否會使波蘭政府比較容易接受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呢？迄今為止，希特勒在估計他的外國敵手的弱點和利用這種弱點方面一直是一個天才，但是這一次，他的判斷第一次開始失靈了。統治著波蘭的﹁上校們﹂是一批昏庸糊塗的人，然而在但澤問題上他們卻實在不想要、也不會接受什麼﹁既成事實﹂。

　　這個自由市是希特勒心上的第一件大事，但是他想的還不止於此，正如他在慕尼黑會議給了他蘇台德區以後他還想要捷克斯洛伐克一樣。

　　﹁就目前來說︵勃勞希契寫道︶，元首並不想解決波蘭問題。不過現在就該著手了。在最近的將來尋求解決，必須要有特別有利的政治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波蘭將被徹底打垮，以至在今後幾十年內不必視為一個政治因素。元首心裡想的解決辦法是要把邊界線推進到從東普魯士的東部邊界直到上西里西亞的東端。﹂

　　勃勞希契十分清楚這條邊界的意義。那是德國在戰前的東部邊界，它是被凡爾賽會議所取消的，而且過去只有在沒有波蘭存在的情況下才存在過。

　　如果希特勒對波蘭將作什麼答覆曾有懷疑的話，那麼當利普斯基大使在星期天︵三月二十六日︶回到柏林並且以書面備忘錄的形式提出波蘭的答覆以後，這種懷疑就都消散了。里賓特洛甫馬上就看了這個備忘錄而且拒絕了它。他對波蘭的動員措施大發雷霆，並且警告大使注意﹁可能的後果﹂。

　　他也宣佈波蘭軍隊對但澤領土的任何侵犯都將被認為是對德國的侵略。

　　波蘭的書面答覆，雖然是用息事寧人的口氣措辭的，但是對德國的要求來說，卻是堅決的拒絕。它表示願意進一步討論便利德國在波蘭走廊的鐵路交通和公路交通的方法，但是拒絕考慮給予這類交通以治外法權。至於說到但澤，波蘭願意以波德聯合擔保來代替國際聯盟的擔保，但是並不想看到這個自由市成為德國的一部分。

　　納粹德國這時還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小國敢於拒絕它的要求，因此里賓特洛甫對利普斯基說﹁這使他想起另一個國家所採取過的某些冒險的步驟﹂｜｜所謂另一個國家顯然是指波蘭幫著希特勒一起肢解掉的捷克斯洛伐克。當利普斯基第二天再次被里賓特洛甫召到德國外交部去的時候，他心裡一定也清楚，第三帝國現在要用它過去用來對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非常成功的同樣手段來對付波蘭了。納粹外交部長對據說在波蘭境內發生的對日耳曼少數民族的迫害大發雷霆。他說，這件事情﹁在德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最後，︵德國︶外交部長表示他再也無法理解波蘭政府的態度了｜｜波蘭大使昨天交來的建議不能認為是解決爭執的基礎。兩國之間的關係已因此迅速惡化。﹂

　　華沙並不像維也納和布拉格那樣容易嚇倒。第二天，三月二十八日，貝克召見了德國大使並且告訴他，為了答覆里賓特洛甫所稱波蘭對但澤的任何行動都將形成開戰的理由，他不得不聲明，由德國或者由納粹的但澤參議會任何改變這個自由市現狀的企圖都將被波蘭認為是開戰的理由。

　　﹁你這是想用刺刀逼著談判！﹂大使大聲說。

　　﹁這是你們自己的方法。﹂貝克回答道。

　　覺醒了的波蘭外交部長對柏林所以能夠比貝奈斯更硬，是因為他知道，一年以前還是竭力幫助希特勒實現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的英國，現在在波蘭問題上已採取了完全相反的方針。貝克本人因為宣稱波蘭拒絕在任何形式下與俄國聯合在一起，而曾搞垮了英國提出的發表四國宣言的建議，在三月二十二日，他卻向英國駐華沙大使霍華德‧肯納德爵士建議立即締結一項秘密的英波協定，規定在遭到第三國進攻的威脅時，兩國立即進行協商。但是，這時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已經聽到德國在但澤和走廊地區附近調集軍隊的消息，聽到英國情報機關提供的德國對波蘭提出要求的消息︵但是狡詐的貝克卻向英國人否認有這回事︶，他們要求兩國關係不僅止於﹁協商﹂，而且還要更進一步。

　　三月三十日晚間，肯納德向貝克遞交了英法兩國的聯合建議，主張同波蘭簽訂互助條約，以便在一旦受到德國侵略時互相支援。但是就是這一個行動也已經趕不上事態的發展了。英國政府又接到了德國可能立刻進攻波蘭的消息，這使它當天晚上就問貝克，他是否反對英國單方面對波蘭的獨立作出臨時擔保。張伯倫要求在第二天就得到答覆，因為他要回答議會就這個問題提出的質詢。貝克｜｜可以想見他心上一定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對此當然沒有什麼好反對的。事實上，他告訴肯納德，﹁他毫無猶豫地表示同意﹂。

　　第二天，三月三十一日，如我們上面已知道的那樣，張伯倫在下院作了他那歷史性的演說，宣佈如果波蘭受到進攻並且進行抵抗的話，英國和法國﹁將給予波蘭政府全力支持﹂。

　　對任何一個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最後一個週未曾在柏林的人︵作者剛好也在那裡︶來說，英國突然對波蘭作出單方面保證的消息，雖然受到德國東西兩方的鄰邦的歡迎，卻似乎是無法理解的。我們已經看到，一次又一次，當一九三六年德國人進軍不許駐兵的萊因區的時候，當一九三八年他們奪取奧地利而且以發動歐洲大戰相威脅而奪取蘇台德區的時候，甚至在半個月以前他們奪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英國和法國本來都可以在俄國的支持下採取行動來制止希特勒的，而它們自己只要付出很小的代價。但是，如饑似渴要求和平的張伯倫卻避不採取這樣的行動。不但如此，他還做過了頭，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為賭注來幫助希特勒在毗鄰各國取得他想要的東西。他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挽救奧地利的獨立。他配合那位德國獨裁者摧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而捷克斯洛伐克卻是德國東方唯一真正的民主國家，西方的唯一友邦，唯一支持國際聯盟和集體安全的國家。他甚至連捷克斯洛伐克在山地工事中憑險固守的三十五師訓練與裝備俱臻上乘的軍隊對西方的軍事價值都不加考慮，而這個時候，英國還只能拿出兩個師到法國去，而德國軍隊又不能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而且照德國將領們看來，甚至沒有力量擊破捷克的防線。

　　現在一夜之間，張伯倫在一心一意、毫無顧惜地拋棄了許多東西以後，終於對希特勒佔領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感到了可以理解的憤慨，終於單方面出面擔保一個由一批政治上愚鈍的﹁上校們﹂所統治的東歐國家了，這批上校到目前為止一直是同希特勒密切合作的，而且像一群狼一樣同德國人一起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因為他們和英國人幫助德國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們的國家才陷入了軍事上無法防守的地位。張伯倫在最後關頭決定冒這樣一場風險的時候，還根本不想得到俄國的幫助，他在一年之內已經兩次拒絕了它關於採取聯合行動以防止納粹進一步侵略的建議。

　　終於，他做了恰恰是一年多以前他堅決聲稱英國永遠不會做的事情：讓另外一個國家來作出他自己的國家是否走向戰爭的決定。

　　雖然如此，首相這個激烈的行動，儘管已經拖得很晚了，還是給希特勒造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十分明顯，從現在起，英國已成了阻擋他實行進一步侵略的障礙。他再也不能施展過去的伎倆，對周圍的國家逐個地蠶食鯨吞，而西方民主國家卻只是站在一旁討論怎麼辦才好。不但如此，張伯倫的行動看起來是形成各國反對德國的同盟的第一個認真的步驟，這個同盟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對付的話，就很可能再次形成自從俾斯麥時代以來德國一直所恐懼的包圍。

白色方案

　　張伯倫給予波蘭擔保的消息，使得德國獨裁者又一次暴跳如雷。他當時剛好同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在一起。據後者說，希特勒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就繞室狂走，攥著拳頭使勁捶大理石的桌面，他氣得咬牙切齒，嘴歪眼斜。他大罵英國人：﹁我要給他們點苦頭嘗嘗，教他們受不了！﹂

　　第二天，四月一日，他在威廉港舉行的戰鬥艦﹁鐵必制﹂號下水典禮上發表演說，當時的情緒極其好鬥，看來顯然連他自己都對自己的話感到沒有把握，因此臨時下令取消把他的演說直接廣播。他指示可以在以後用他的錄音重新廣播，而錄音是可以改編的。然而就是改編過的重新廣播的演說也有不少對英國和波蘭的警告。

　　﹁如果它們︵指西歐盟國︶以為今天的德國會耐心十足地坐在一旁，一直等到它們建立起衛星國而且拿它們來對付德國的話，那麼它們就是把今天的德國錯當成戰前的德國了。

　　那種宣稱自己準備為那些大國從火中取栗的人必須明白他會燙壞自己的手指頭｜｜

　　他們在自己國內說，他們將武裝起來，並且將繼續不斷武裝下去，我只能對那些政治家們說：﹃你們休想把我拖垮！﹄我下定決心要這樣繼續幹下去。﹂

從取消直接廣播這一點就看得出，希特勒還相當謹慎，知道避免過份刺激外國輿論。那一天，柏林本來有消息說，他將宣佈廢除英德海軍條約作為對張伯倫的第一個回擊。但是，他在演說裡只是說，如果英國不再想遵守這一條約的話，德國﹁將冷靜地予以同意﹂。

　　希特勒這一回也像過去那樣，用呼籲和平的老調來結束他的演說：﹁德國沒有任何進攻他國人民的打算｜｜正是出於這種願望，我在三個星期以前決定把即將召開的黨代表大會命名為﹃和平的黨代表大會﹄。﹂｜｜這是一個隨著一九三九年夏季形勢的演變越來越令人啼笑皆非的口號。

　　這是做給群眾看的。實際上，在兩天以後，希特勒就在四月三日以最秘密的方式給了張伯倫和貝克上校以答覆。這個答覆包含在給武裝部隊的一項絕密命令中。它一共只複寫了五份，代號叫做﹁白色方案﹂，它在以後的世界史中帶來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

　　﹁絕密

　　白色方案

　　波蘭目前的態度要求｜｜在軍事上開始進行準備，以便在必要時永遠消除從這個方向來的威脅。

　　一、政治上的要求與目的

　　｜｜目的是要消滅波蘭軍事力量並且在東方造成一種能滿足國防要求的局面。至遲在戰爭爆發之時，必須宣告但澤自由邦為德國領土的一部分。

　　政治領導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任務是在可能範圍內孤立波蘭，這就是說把戰爭限制在波蘭境內。

　　法國國內危機日益發展，英國態度因此而趨於持重，有可能在不太遠的將來就形成這樣一種局面。

　　俄國的干涉｜｜不能認為會對波蘭有什麼用處｜｜義大利的態度是羅馬｜柏林軸心已經決定了的。

　　二、軍事上的結論

　　加強德國武裝部隊這一偉大目標仍然要由西方民主國家的對立程度來決定。﹃白色方案﹄只包括這類準備工作的一些預行補充措施｜｜

　　如果我們能以突然的、有力的打擊來開始戰爭，並且迅速取得進展的話｜｜孤立波蘭將格外容易做到，即使在戰端已啟以後也是如此。

　　三、武裝部隊的任務

　　德國國防軍的任務是殲滅波蘭武裝力量。為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準備進行突然襲擊。﹂

　　至於對但澤：

　　﹁如果出現有利的政治形勢可資利用，對但澤的突然佔領也許會在﹃白色方案﹄之外單獨執行｜｜軍事佔領將由東普魯士境內的陸軍予以執行，海軍將從海上支持陸軍的行動。﹂

　　白色方案是一個冗長的文件，另外還有若干﹁附件﹂、﹁附錄﹂和﹁特別命令﹂，其中絕大部分曾在四月十一日一起重新發佈過，後來隨著衝突的時間日益逼近，當然還有所增補。但是，早在四月三日，希特勒就已經給白色方案加上了下列命令：

　　﹁一、準備工作之進行，務須做到能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後的任何時間內發動軍事行動。﹂

　　希特勒在取得蘇台德區以前很早就定下了行動的日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這一回也是一樣，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這個更加重要的日期也要嚴格遵照。

　　﹁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負責定出白色方案的確切的時間表，並且負責協調海陸空三軍的行動時間。

　　三、三軍作戰計畫與詳細的時間表務須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以前送交最高統帥部。﹂

　　現在的問題是希特勒到底能不能像他在奧地利人和︵在張伯倫的幫助下︶在捷克人身上所做到的那樣對波蘭人施加壓力，一直搞到他們肯接受他的要求的程度，或者說波蘭人到底會不會堅持立場，在納粹進攻的時候予以抵抗，而如果抵抗的話，用什麼來抵抗。作者曾花了四月份第一個星期的時間在波蘭尋求答案。就作者所能見到的來說，答案是，波蘭人不會向希特勒的威脅屈服，如果他們的國土受到侵略，他們是會起來抵抗的，然而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說，他們的地位實在糟糕透頂。他們的空軍已經過時了，他們的陸軍臃腫不靈，他們受到德國人的三面包圍的戰略地位幾乎是絕望的。不但如此，德國已經加強了它的西壁防務，因而在波蘭受到進攻時，英法要對德國發動攻勢將極為困難。最後，越來越清楚的是，即使德國人已經到了華沙的大門口，那批剛愎自用的波蘭﹁上校們﹂也永遠不會同意接受俄國的援助。

　　事變發展得越來越快。四月六日貝克上校在倫敦同英國簽訂了一項協定，把英國單方面的擔保改變為一項臨時的互助條約。雙方宣佈，一俟細節商妥以後即將簽訂長期條約。

　　第二天︵四月七日︶墨索里尼派兵進入阿爾巴尼亞，這樣他在征服了埃塞俄比亞以後，又征服了這個小小的山國。他因此得到了一塊進入希臘和南斯拉夫的跳板。在歐洲已經十分緊張的空氣中，這使得敢於抵抗軸心國家的小國更加膽戰心驚。德國外交部的材料證實，義大利的行動是在德國完全贊同之下進行的，義大利事先就把意圖通知了德國，四月十三日，法國和英國對希臘和羅馬尼亞作了擔保，以此來回擊軸心國家。這樣，雙方的陣線就在逐漸形成了。四月中旬，戈林到了羅馬，而且頗使里賓特洛甫難堪地在十五日、十六日兩日同墨索里尼進行了兩次長談。他們同意，他們﹁需要二｜三年的時間﹂來準備一場﹁全面戰爭﹂，但是戈林宣稱，就是戰爭來得更快的話，﹁軸心國家的地位也已十分堅強﹂，﹁能夠擊敗任何可能的敵人﹂。

　　這次會談也談到了在四月十五日到達羅馬和柏林的羅斯福總統的一項呼籲。據齊亞諾說，領袖開頭連看都不屑一看，戈林說根本不值得給予答覆。墨索里尼認為這是﹁小兒麻痹症的結果﹂，但是戈林的印象是﹁羅斯福害了初期神經病﹂。美國總統在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電報裡提出了一個直率的問題：

　　﹁你們是否願意作出保證，聲明你們的武裝部隊不會進攻或者侵入下列獨立國家的領土？﹂

　　下面開列了三十一個國家的名單，其中包括波蘭、波羅的海諸國、俄國、丹麥、荷蘭、比利時、法國和英國。總統希望這種不侵略的擔保有效期﹁至少應有十年﹂，或者﹁四分之一世紀，如果我們敢於看得那麼遠的話﹂。如果能作出這種保證的話，他答應美國將參加世界範圍的﹁談判﹂，來使世界解除﹁軍備競賽的重負﹂，並且打開國際貿易的道路。

　　﹁你曾一再聲明，﹂他提醒希特勒說，﹁你和德國人民並不想要戰爭。如果這是真的話，世界上就不需要戰爭了。﹂

　　現在看起來，這似乎像一個天真的呼籲，但是元首卻感到頗為狼狽，因而不得不表示他要答覆｜｜不是直接答覆，而是在德國國會四月二十八日專門召集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說。

　　與此同時，從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材料得知，威廉街在四月十七日一份電報中，向除了波蘭、俄國、英國和法國四個國家而外所有羅斯福所曾提到的國家，提出兩個問題：它們是否感到自己受到德國的任何威脅？它們曾否授權羅斯福作這一呼籲？

　　里賓特洛甫在發給駐在上述各國的使節的電報中說，﹁我們毫不懷疑，對兩個問題的答案都將是否定的，但是，雖然如此，為了特殊的理由，我們想要立即得到確鑿的證實﹂。所謂﹁特殊的理由﹂，到希特勒在四月二十八日演說的時候就完全清楚了。

　　到四月二十二日，德國外交部就可以向元首提出報告，絕大部分國家，包括南斯拉夫、比利時、丹麥、挪威、荷蘭和盧森堡在內，都﹁已經對兩個問題作了否定的答覆﹂｜｜這個答覆很快就表明這些國家的政府對第三帝國的看法多麼天真。然而，從羅馬尼亞還是來了一個尖刻的答覆，﹁德國政府自己知道是否會有這樣的威脅﹂。波羅的海邊上的小小的拉脫維亞開頭不知道到底要它作出什麼樣的答覆，但是德國外交部馬上讓它明白了過來。四月十八日，威茲薩克打電話給他駐在里加的公使：

　　﹁告訴他，我們不懂拉脫維亞外交部長對我們就羅斯福來電所提出的問題的答覆。其它的政府幾乎都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而且當然是否定的，可是門特斯先生卻把這種可笑的美國宣傳當作一個他要同內閣討論的問題。要是門特斯先生不能對我們的問題乾脆回答﹃不﹄的話，我們就要把拉脫維亞算在那些甘願做羅斯福先生的同黨的國家裡面去了。我是說，我估計，只要馮‧科茲先生︵德國公使︶照上面這些話去說，就足以從他那裡得到明白的答覆了。﹂

　　結果果然如此。

希特勒對羅斯福的答覆

　　這些答覆都是給希特勒的彈藥，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這個宜人的春日裡，當他口若懸河地開始了對國會演說的時候，他充分地利用了這些材料。我相信這是他從來沒有做過的最長的重要公開演說，講了足足兩小時以上。在許多方面，特別在打動德國人和納粹德國在外國的朋友這一點上，也許是他空前最精采的一次演說，肯定是作者親耳聽到他所作的最了不起的演說。他雄辯滔滔，機鋒橫溢，極盡尖酸刻薄，虛偽狡詐之能事，這種本領已經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峰，而且以後再也沒有能達到過。演說雖然是準備給德國人聽的，但它不僅在全德國電臺上廣播，而且在全世界幾百家電臺上廣播：在美國也由各大廣播公司轉播。在此以前和以後，都不曾再有過他那天那麼遍及全世界的聽眾。

　　在通常一上來先訴說一通凡爾賽和約的罪惡和它所加在德國人民頭上的種種不平和長期痛苦的開場白以後，這篇演說首先對英國和波蘭作了答覆，這個答覆震動了憂心忡忡的歐洲。

　　他先說他對英國的欽佩和友誼，然後就攻擊它對他不信任，攻擊它對德國實行新的﹁包圍政策﹂，他宣佈廢除一九三五年的英德海軍條約。他說，﹁它的基礎已經消失了﹂。

　　對波蘭也一樣，他公開了一直保守秘密的他關於但澤和走廊地帶向波蘭提出的建議，把這個建議稱做﹁為了歐洲和平的利益而可能想像得出的最大的讓步﹂，並且告訴德國國會，波蘭政府已經拒絕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建議﹂。

　　﹁我對波蘭政府這種不可理解的態度感到遺憾｜｜最壞的是，波蘭現在同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一樣，在一個國際誹謗運動的壓力之下，相信它非徵召軍隊不可，雖然德國並沒有徵召過一個人，而且連想都沒有想到過要以任何方式來反對波蘭。這件事本身就是令人遺憾的，後代終有一天將能夠判斷它拒絕這一建議是否確實正確｜｜這是我一度提出的｜｜實在是獨一無二的妥協｜｜﹂

　　說德國打算進攻波蘭的消息｜｜希特勒接著說｜｜﹁不過是國際新聞界的捏造﹂。︵在上千萬聽他演說的人裡面，不見得有一個人能知道，僅僅三個星期以前，他就給他的武裝部隊下達了書面命令，要他們準備﹁至遲﹂在九月一日消滅波蘭。︶新聞界的這種捏造｜｜他繼續說｜｜已使得波蘭同英國簽訂了一個協定，這種協定﹁在某種條件下會強迫波蘭對德國採取軍事行動﹂。因此，波蘭已經背棄了波德互不侵犯條約！﹁因此，我認為這一協議已經受到波蘭單方面的破壞，從而已經不再有效。﹂

　　在他自己單方面地撕毀了兩個正式條約以後，希特勒接著向國會說，他願意商談一個替換辦法！﹁我只能歡迎這樣的建議，﹂他說，﹁沒有人比我對這種前景更感到高興了。﹂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他過去每當撕毀一項條約時常用的老手法，但是，這一回卻行不通了，儘管他很可能還不知道。

　　希特勒下面就轉向羅斯福總統，德國獨裁者的辯才在這裡發揮到了頂點。可以肯定地說，在普通人聽來，這些話充滿了偽善與欺騙，但是對那些仔細挑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們和成千萬德國人說來，他那運用自如的喜笑怒罵，聽起來卻真是一番享受。當德國元首用越來越動人的效果，幾乎無止無休地取笑美國總統的時候，那些腦滿腸肥的議員們不斷地哄堂大笑。他先把羅斯福來電中的論點一個一個舉出來，然後笑容滿面地停了一會，於是就像一個教師那樣壓低了嗓子說了一個字，﹁答﹂｜｜然後就作了答覆。︵本書作者只要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當時的景象，希特勒每過一會兒就要停下來，輕輕說一聲：﹁Ａｎｔｗｏｒｔ﹂︵答︶，這時高高坐在主席座位上的戈林就忍俊不禁笑了起來，而議員們早就等著，只要﹁Ａｎｔｗｏｒｔ﹂這個字一出口，就大笑大叫起來。︶

　　﹁羅斯福先生宣稱，他認為一切國際問題都可以在會議桌上解決。

　　答：｜｜要是這些問題果真能在會議桌上得到解決的話，我將不勝高興。然而，我的懷疑是有事實做根據的，那就是，最明顯地表示不信任會議有用處的國家正是美國自己。因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會議就是國際聯盟｜｜它代表全世界各國人民，並且是按照一位美國總統的意志而建立起來的，然而，第一個在這種努力面前表示退縮的國家就是美國｜｜只是在無目的地參加了︵國際聯盟︶好多年以後，我才決意學美國的樣｜｜

　　北美的自由並不是從會議桌上獲得的，同樣，南北戰爭也不是在會議桌上決定勝負的。至於為達到最後征服整個北美大陸而進行的無數鬥爭，我就不說了。

　　我所以提起這些話，只是為了要表明您的意見，羅斯福先生，儘管毫無疑問應當受到最大的尊重，然而卻不能在您自己國家的歷史或者世界其它各國的歷史裡找到任何證明。﹂

　　希特勒提醒總統，德國曾經參加過｜｜在凡爾賽開的｜｜一次會議，不是去參加討論，而是去聽別人叫它做什麼：它的代表﹁受到的屈辱甚至比蘇安族的酋長所受到的屈辱還要大﹂。

　　希特勒對羅斯福總統要求他保證不進攻三十一個國家中任何一個國家所作的答覆，最後接觸到了核心。

　　﹁答：羅斯福先生怎麼知道哪一個國家認為自己受到德國政策的威脅而哪一個國家又認為自己沒有受到這種威脅呢？或者說，羅斯福先生，既然在他自己的國家內定然有大量的工作壓在他身上，怎麼還居然能夠自以為認識到其它國家人民和政府的所有這些內在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感受呢？

　　最後，羅斯福先生要求我們向他保證德國武裝部隊不會進攻，尤其是不會侵入下列各獨立國家的領土或者屬地｜｜﹂

　　希特勒然後慢吞吞地宣讀了各個國家的名字，我還記得，在他抑揚頓挫拉著調子念到這些名字的時候，國會的笑聲越來越大。我相信，沒有一個議員，沒有一個在柏林的人，包括作者本人，曾注意到他狡猾地漏掉了波蘭的名字。

　　這時候，希特勒就打出了他的王牌，至少他自己心裡一定是這樣想的。

　　﹁答：我曾經不厭其煩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國家調查了一下，第一，它們是否認為它們自己受到了威脅，而最重要的是，第二，美國總統向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應它們的請求提出來的呢，還是至少在它們的同意下提出來的呢？

　　所有的答覆都是否定的｜｜誠然，我並沒有對某些國家提出詢問，因為這些國家｜｜例如，敘利亞｜｜目前還沒有取得自由，而是在民主國家的軍隊佔領之下，因而被剝奪了它們的權利。

　　雖然如此，除了這些國家而外，一切與德國接壤的國家都得到了保證｜｜比羅斯福先生在他那奇怪的電報裡要我作的保證｜｜約束力要大得多｜｜

　　我必須請羅斯福先生注意一兩個歷史的錯誤。他提到了，舉例來說，愛爾蘭，並且要求我聲明德國不會進攻愛爾蘭。我剛剛讀到愛爾蘭總理德‧瓦勒拉的一篇演說，奇怪的是，他在這篇演說裡，同羅斯福先生的意見相反，並沒有非難德國壓迫愛爾蘭，而是譴責英國不斷侵略愛爾蘭｜｜

　　同樣，羅斯福先生也沒有注意到下面的事實：巴勒斯坦目前並不是在德國軍隊佔領下而是在英國軍隊佔領下，這個國家的自由受到了最殘暴的武力手段的壓制。｜｜﹂

　　希特勒接著說，雖然如此，他還是準備﹁給予羅斯福先生所提出來的每一個國家以他所要求的那種保證﹂。而且，還不僅如此！說到這裡，他的眼睛猛然亮了起來。

　　﹁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因此首先要對說到最後是美國總統最為擔心的地區，即美國本國和美洲所有其它國家，向他提出保證。

　　我在這裡莊嚴地宣告一切關於德國打算進攻或者侵入美洲的說法，不論以何種方式在流傳，都是純屬捏造的欺人之談。且不談這種說法，僅就軍事上的可能性來說，也只能出自愚蠢的想像。﹂

　　德國國會議員們笑得聲震屋瓦，然而希特勒卻一絲笑容不露，保持著他那一本正經的神態，以期達到最大的效果。

　　下面就是長篇大論的結束語｜｜我相信在德國人的耳朵聽起來，一定是他歷來講得最精采的一段演說了。

　　﹁羅斯福先生！我深知貴國幅員廣大，財富充盈，使您目許要對全世界的歷史和所有國家的歷史負責任。而我，先生，所處的地位卻要平凡得多，局面也要小得多｜｜

　　我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國家，它因為信任外國的諾言和由於民主政府的惡劣制度而面臨著徹底的毀滅｜｜我克服了德國的混亂，重新建立了秩序，並且大大增加了生產｜｜發展了交通，使龐大的公路網得以興建，運河得以開鑿，巨大的新工廠得以出現，同時也致力於提高我國人民的文化與教育水準。

　　我曾做到了使七百萬失業工人全體重新得到工作｜｜我不但使德國人在政治上團結了起來，而且使他們重新武裝了起來，我也曾致力於一頁一頁地撕毀那長達四百四十八條的條約，其中包含著任何國家人民和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忍受的最卑鄙的壓迫。

　　我把一九一九年從我們手裡搶走的地方奪回來給了德國。我把成百萬被迫與我們分離而飽受辛酸的德國人領回到了自己的祖國｜｜然而，羅斯福先生，沒有流一滴血，沒有給我國人民，當然也沒有給別國人民帶來戰爭的苦難｜｜

　　你的任務，羅斯福先生，比較起來要容易得多。你在一九三三年出任美國總統，我也在那一年出任德國總理。你在發軔之初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國家的首腦｜｜貴國的局面之大，足以使你有時間，有閒暇來注意世界性的問題｜｜你的關心和主張所涉及的地區要比我的地區大得多，因為，羅斯福先生，上蒼所命我托生的地區，因而也是我必須為之工作的地區，不幸要小得多，雖然對我來說，它要比任何其它東西更加可貴，因為它完全是我國人民所有的！

　　雖然如此，我相信，正是這樣，我才能對我們全都關心的事情盡最大的貢獻，那就是：全人類的正義，幸福，進步和和平。﹂

　　就欺騙德國人民這一點來說，這篇演說是希特勒最光輝的傑作。但是對前一些日子裡曾在歐洲旅行過的人來說，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它已不像希特勒以前許多演說那樣再能欺騙外國的人民和政府了。和德國人相反，他們能夠看破這種騙人的迷魂陣。而且他們明白這位德國元首，儘管是辯才無礙而似乎把羅斯福駁得體無完膚，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答覆總統的根本問題：他的侵略是否已經到頭？它是否要進攻波蘭？

　　從後來的事實來看，這是希特勒一生中在和平時期所作的最後一篇重大的公開演說。迄今為止這個前奧地利流浪漢是盡可能以他的口才來建功立業的，從今以後，他就企圖在歷史上給自己留下征戰者的名聲了。

　　希特勒隨後就到伯希特斯加登避暑去了。雖然貝克上校五月五日在向議會作演說時對他的演說作了答覆而且當天又給了德國一份正式的政府備忘錄，希特勒對之並沒有作公開的答覆。波蘭的聲明和貝克的演說提出了一種語調和解然而立場堅定的莊嚴答覆：

　　﹁十分清楚，︵它說︶那種只有一個國家提出要求而另外一個國家必須對這些要求照單全收的談判並不是談判。﹂

俄國的插手：一

　　希特勒在四月二十八日對國會的演說中，沒有像往常那樣攻擊蘇聯。他一個字都沒有談到俄國。貝克上校在答覆中提到德國所作的﹁許多其它暗示﹂﹁比表面上談到的問題含義遠為深遠﹂，並且表示保留﹁在必要時回到這個問題﹂的權利｜｜話雖說得很含蓄，然而指的顯然是德國以前想勸誘波蘭參加反共公約一起對付俄國的企圖。不過貝克並不知道，張伯倫也不知道，這些反俄的努力現在已經放棄了，柏林和莫斯科都在醞釀著新的念頭。納粹德國和蘇維埃俄國之間達成後來在全世界產生了巨大後果的諒解一事，在兩國首都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採取步驟的，很難確切搞清楚。上面曾經提到，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也就是慕尼黑會議以後四天，就可以微微看出風向開始轉變的跡象了。當時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參贊報告柏林，史達林將從蘇台德問題的解決中︵這次解決是把他排除在外的︶得出某種結論，很可能變得對德國﹁更加積極﹂。這位外交官竭力主張﹁擴大﹂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而且一個星期以後又在第二份電報中重新提出了這項建議。到十月底，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爾納‧馮‧德‧舒倫堡伯爵通知德國外交部說，他﹁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去見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設法找到解決妨礙德蘇關係的問題的辦法﹂。鑒於希特勒以往一直對莫斯科抱極端仇視的態度，這種主意很難是大使自己設想出來的。這種暗示想必是從柏林來的。

　　研究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檔案的結果表明，事實果然如此。在德國人看來，第一步應當改進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外交部有一項備忘錄透露，﹁戈林元帥辦公室催得很緊，至少要設法恢復我們同俄國的貿易，特別是在俄國的原料方面﹂。俄德經濟協定到那年年底就要期滿了，因此雙方就延長這一協定進行了談判，威廉街這個時期的檔案中盡是反映這次談判過程的材料。雙方彼此都有很大的猜疑，但是大體上又都有所接近。十二月二十二日這一天，俄國貿易官員和德國第一流的解決經濟問題的老手尤利烏斯‧施努爾舉行了長時間的談判。

　　新年剛過，蘇聯駐柏林大使亞曆克賽‧梅利卡洛夫頗為難得地光臨威廉街，通知德國外交部﹁蘇聯希望在德蘇經濟關係方面開始一個新時代﹂。雙方舉行了前途似乎大可樂觀的談判有幾個星期之久，但是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就幾乎完全停頓了。表面上是因為解決不了應當在莫斯科還是在柏林舉行主要的談判的問題，然而德國外交部經濟政策司司長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的一份備忘錄表明，真正的理由是：雖然德國急需俄國的原料，而且戈林一直在要求把這些原料弄到手，德國卻沒有商品來同蘇聯交換。司長認為，﹁就德國在原料方面所處的地位而言﹂，﹁談判破裂﹂是﹁極可惋惜的﹂。

　　但是，即使第一次加強兩國經濟關係的嘗試暫時失敗了的話，當時還不乏其它一些跡象。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達林在莫斯科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作了長篇演說，三天之後，用心細密的舒倫堡就為這篇演說給柏林打了一個長長的報告。他認為，﹁史達林對英國的諷刺和批評要比對所謂侵略國家、特別是對德國的諷刺和批評尖銳得多，這點很值得注意﹂。大使著重舉出了史達林說的這幾句話：﹁民主國家的弱點｜｜清楚地表現在它們已經放棄了集體安全的原則而轉向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這一事實上。這個政策骨子裡是希望使侵略國轉而以其它國家為目標。﹂他還援引蘇聯獨裁者指責西方盟國的話：

　　﹁在繼續推動德國人東進，容許他們得到可能輕易獲得的勝利品，而且勸告他們說：﹃你們只要對布爾什維克開戰就行了，以後一切都會順遂的。﹄這看來很像是鼓勵｜｜看起來目的似乎｜｜是要激起蘇聯對德國的憤怒｜｜挑撥我們去同德國發生沒有根據的衝突。﹂

　　在結論中，史達林提出了下列指導原則：

　　﹁一、繼續實行維護和平和鞏固我國和世界各國經濟聯繫的政策。

　　二、決不讓那些慣於使他人為自己火中取栗的戰爭販子把我國拖入到衝突中去。﹂

　　決定俄國大政方針的那個人是在發出明白的警告，聲明蘇聯不打算中別人的圈套，去同納粹德國打仗而使英法得以脫身。如果倫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的話，至少柏林是注意到了這一點的。

　　即令如此，史達林的演說和隨之而來的許多外交往來表明，蘇聯的外交政策雖然十分審慎，仍然是完全公開的。我們上面曾提到，納粹在三月十五日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三天之後，俄國政府就曾建議召開六國會議來討論防止進一步侵略的辦法，可是張伯倫說它還﹁沒有成熟﹂而把它否定掉了，那是三月十八日的事情。兩天以後，莫斯科發表了一項官方公報，否認蘇聯曾向波蘭和羅馬尼亞保證﹁在它們一旦受到侵略時﹂給予援助。理由是：﹁不論是波蘭還是羅馬尼亞都沒有要求蘇聯政府給以援助，也沒有告訴︵它︶它們遭到任何威脅。﹂

　　德國大使急急忙忙把這個聲明拍電報報告柏林。英國政府在三月三十一日對波蘭所作的單方面擔保，很可能使史達林相信英國人認為同波蘭人結盟要比同俄國人結盟好，而且張伯倫一心一意要把蘇聯排除在歐洲大國集團之外，就像他在慕尼黑時代所做的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人和義大利人開始看到了有些空子可鑽。現在在外交方面對希特勒已有重大影響的戈林在四月十六日到羅馬去見了墨索里尼，並且請那位義大利領袖注意史達林最近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他自己對蘇聯獨裁者所說﹁俄國人絕不會讓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自己做炮灰﹂的話印象甚深。他說他﹁要問一下元首是否有可能謹慎地對俄國放出一些觸角｜｜試探有無修好的希望﹂。他還提醒墨索里尼﹁在元首最近的一些演說中絕口沒有提到過俄國﹂。據德國方面關於這次會談的秘密記錄記載，義大利領袖熱烈地歡迎軸心國家同蘇聯修好的建議。義大利獨裁者也感到莫斯科有一些變化；他認為修好可能﹁比較容易地實現﹂。

　　﹁目標是︵墨索里尼說︶要誘使俄國大體根據史達林的演說的方針，對英國的包圍政策表示冷淡和不贊成的態度｜｜

　　不但如此，軸心國家在反對富豪政治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同俄國政府的目標是相同的。﹂

　　這在軸心國家政策方面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毫無疑問，要是張伯倫知道了的話，他一定會吃驚的。也許這也會使李維諾夫吃驚。

　　就在戈林和墨索里尼會談的當天︵四月十六日︶，這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在莫斯科接見了英國大使，並且正式建議英國和法國同蘇聯締結三邊互助條約。這個條約要求締約國簽訂一項軍事協定來使互助條約具有實效，還要求由簽字國︵如果認為合適的話，還可以加上波蘭︶，對中歐和東歐所有認為自己受到納粹德國威脅的國家作出擔保。這是李維諾夫最後一次努力爭取三國結盟對付第三帝國，這位俄國外交部長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押在以集體行動制止希特勒的政策上的，他這次一定認為自己終將能夠把西方民主國家同俄國團結起來以實現這一政策的目的。正如在五月四日發表演說、抨擊倫敦遲遲不接受蘇聯建議的邱吉爾所說，﹁如果沒有俄國的積極協助，要組成一條反對納粹侵略的東方戰線是決不可能的﹂。東歐任何其它國家︵肯定包括波蘭在內︶都沒有在那個地區維持一條戰線的力量。然而俄國的建議卻竟然在倫敦和巴黎引起了驚愕。

　　但是，甚至在這一建議被拒絕以前，史達林就採取了第一步認真的行動，同另一方面打起交道來了。

　　在李維諾夫向英國駐莫斯科大使提出內容廣泛的建議的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蘇聯駐柏林大使就前往德國外交部拜訪了威茲薩克。據這位國務秘書在事後的紀要中說，這是梅利卡洛夫將近一年以前上任以來第一次來訪。在開頭就德俄經濟關係談了一些意見以後，大使就轉到政治方面來，

　　﹁直截了當地問我︵威茲薩克寫道︶對德俄關係抱什麼看法｜｜大使的話大致如下：

　　俄國的政策是始終一貫的。主義上的分歧對俄國和義大利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發生多大不利的影響，也不應當妨礙它同德國的關係。俄國並沒有利用德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摩擦來反對我們，它也不想這樣做。就俄國而論，它沒有理由不該同我們在正常基礎上相處，而從正常的關係之中就可以產生越來越改善的關係。

　　梅利卡洛夫先生是以這番話︵這是他這次談話的最終目標︶來結束這次會談的。他打算在一兩天內回莫斯科去。﹂

　　在這位蘇聯大使要到那裡去述職的俄國首都，正在醞釀著一件非常的事情。

　　事情在五月三日透露了出來。這一天，在蘇聯報紙裡頁，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在叫做﹁簡訊﹂的一欄裡面，夾著一條短短的消息：﹁李維諾夫已因為他自己的請求而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他的職位由人民委員會主席維亞契斯拉夫‧莫洛托夫繼任。

　　第二天，德國代辦就這次人事更動向柏林作了如下的報告：

　　﹁這次突然更動在此間引起了最大的驚奇，因為李維諾夫正在同英國代表團談判，而且在五一節的撿閱中就站在史達林的近旁｜｜

　　因為李雛諾夫剛在五月二日接見了英國大使，而且就在昨天的報紙上還出現在五一節檢閱的要員席名單中，他的免職看起來一定是史達林自己臨時決定的｜｜在上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史達林曾要求人們小心，免得蘇聯被人拖入衝突。莫洛托夫不是猶太人，而且以史達林﹃最親密的朋友和最緊密的合作者﹄著稱。他的任命顯然是為了要保證使外交政策能嚴格按照史達林制定的路線執行。﹂

　　李維諾夫突然免職一事的重要性是誰都看得到的。這意味著蘇聯外交政策有了劇烈的轉變。李維諾夫是鼓吹集體安全，鼓吹加強國際聯盟的力量，鼓吹以同英國和法國結盟對付德國來保障俄國安全的主要人物。張伯倫在締結這樣一種同盟的建議面前遲疑退縮，註定了這位俄國的外交人民委員的命運。照史達林的判斷｜｜而在莫斯科只有他的判斷才能算數｜｜李維諾夫的政策已經失敗了。不但如此，這種政策還有使蘇聯被拖到一場同德國進行的戰爭中去的危險，而西方民主國家卻很可能設法置身局外。史達林因此感到現在是該試一試新方針的時候了。﹁如果張伯倫能同希特勒拉關係的話，難道這位俄國獨裁者就不能嗎？至於李維諾夫這個猶太人被︵德國大使館在致柏林的電報中著重指出不是猶太人的︶莫洛托夫所代替這一事實，可以想像在高級納粹人士中是會有相當影響的。

　　為了使德國人不致於看不到這一人事更動的重要性，蘇聯代辦格奧爾基‧阿斯塔霍夫在五月五日同德國外交部東歐經濟問題專家尤利烏斯‧施努爾博士會談時也提到了這件事情。

　　﹁阿斯塔霍夫談到了李維諾夫免職的事情︵施努爾報告說︶並且設法｜｜打聽這件事情是否會引起我們對蘇聯的態度的改變。他著重指出莫洛托夫的身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他決不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個專家，然而他卻會對未來的蘇聯外交政策起更大的作用。﹂

　　這位代辦也請德國人恢復在二月間破裂了的貿易談判。

　　英國政府對蘇聯四月十六日關於締結軍事聯盟的建議直到五月八日才答覆，而答覆實際上是拒絕。它使得莫斯科更加懷疑張伯倫不願意同俄國締結軍事條約來防止希特勒取得波蘭。

　　因此，俄國人也就無怪要加緊同德國人拉關係了。五月十七日，阿斯塔霍夫再次到外交部見了施努爾，在討論過有關貿易的問題以後，就把話題又轉到了更大的問題上。

　　﹁阿斯塔霍夫宣稱︵施努爾報告說︶德國和蘇聯之間在外交政策上並沒有衝突，因此在兩國之間並沒有抱敵意的理由。確實，在蘇聯有一種受德國威脅的感覺。但是，毫無疑問，這種受威脅的感覺和在莫斯科的不信任心理是有可能消除的｜｜在回答我偶然問到的一個問題時，他談到了英蘇談判，大意是說，照目前的情況看來，英國所希望的結果很難成為現實。﹂

　　三天以後，到五月二十日，馮‧德‧舒倫堡大使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作了一次長談。新上任的外交人民委員態度﹁至為友好﹂，並且告訴德國大使，如果能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礎的話，兩國之間的經濟談判是可以恢復的。這是莫斯科的一種新的試探，然而老奸巨猾的莫洛托夫做的卻非常審慎。當舒倫堡問他所謂﹁政治基礎﹂是什麼意思時，這位俄國人回答說，這是兩國政府都該考慮的東西。大使用盡一切辦法想從這位足智多謀的人民委員嘴裡套出點東西來，結果都是枉然。﹁他是﹂，舒倫堡告訴柏林說，﹁以態度有點頑強著稱的。﹂大使在離開俄國外交部的時候，乘便去看了一下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弗拉季米爾‧波將金，告訴後者，他沒有能搞清楚莫洛托夫要的政治性質的東西是什麼。舒倫堡報告說，﹁我請波將金先生幫我搞清楚﹂。

　　柏林和莫斯科之間重新恢復接觸一事，並沒有逃過法國駐德大使的警惕的眼睛。早在五月七日，在李維諾夫免職以後四天，考侖德雷先生就報告法國外交部長，根據元首的一個親信告訴他的消息，德國正在設法與俄國取得諒解，其結果，除了別的不談，將意味著波蘭的第四次瓜分。兩天以後，法國大使又給巴黎發出了一個電報，談到柏林新近謠傳﹁德國已經或者即將向俄國提出瓜分波蘭的建議﹂。

鋼鐵盟約

　　雖然德國武裝部隊的高級將領對義大利的軍事實力評價很低，希特勒現在卻急於要同義大利成立軍事同盟，而墨索里尼卻一直不忙於締結。兩國最高統帥部參謀人員之間的談判從四月份起就已經開始了，凱特爾向最高統帥部報告他的﹁印象﹂是，無論是義大利的部隊還是它的軍備，情況都不佳。他認為，要打仗就得當機立斷，要不然義大利人就不會參加了。

　　到四月中旬，齊亞諾在日記裡說，他覺察到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德國隨時都可能進攻波蘭，從而掀起一場義大利思想上並無準備的歐洲大戰。他對此頗為震驚。四月二十日，在柏林的阿托利科大使打電報告訴齊亞諾說，德國對波蘭的行動已﹁迫在眉睫﹂以後，齊亞諾就催大使趕快安排他同里賓特洛甫的會談，好讓義大利不致弄得措手不及。

　　五月六日，兩位外交部長在米蘭會面了。齊亞諾帶來了墨索里尼的書面指示，向德國人強調指出義大利至少在三年之內希望避免戰爭，大出義大利人意外的是，里賓特洛甫同意德國也希望能維持這麼久的和平。說真的，齊亞諾覺得那位德國外交部長還是﹁第一次﹂那樣﹁心平氣和，輕鬆愉快﹂。他們研究了歐洲的形勢，同意改進軸心國同蘇聯的關係，然後休會進晚餐，慶祝會談成功。

　　晚餐以後，墨索里尼來了電話，要瞭解會談進行得怎麼樣。齊亞諾告訴他進行得很順利，這時，義大利領袖突然心血來潮，要他的女婿向報界發表一項公報，宣佈德國和義大利已決定締結軍事同盟。里賓特洛甫開頭有些猶豫，最後同意把這件事情向希特勒請示，而德國元首一接到電話以後，馬上就同意了墨索里尼的建議。

　　這樣，墨索里尼在經過一年多的徘徊猶豫以後，就在這一時衝動之下，把自己同希特勒的命運無可改變地結合到一起了。這件事情也是一個最早的跡象，表明這位義大利的獨裁者，同德國的那位一樣，已開始喪失那種鐵一般的自制力。而直到一九三九年這一年為止，他們兩個人都一直是靠這種自制能力來冷靜清醒地謀求自己的民族利益的。對墨索里尼說來，後果很快就證明是一場災難。

　　這個條約後來被稱為﹁鋼鐵盟約﹂。它是五月二十二日在柏林總理府以相當盛大的排場簽訂的。齊亞諾贈給里賓特洛甫一枚阿農齊亞塔頸章。它不但使得戈林妒火中燒，而且，據義大利外長的觀察，還使得他差一點眼淚都流了出來。事實上，這位肥頭胖耳的元帥硬是鬧了一場，大發牢騷說這個勛章實際上應當贈給他，因為真正促成了這一同盟的是他。

　　﹁我答應︵德國駐羅馬大使︶馬肯森，﹂齊亞諾報告說，﹁我會設法給戈林弄到一枚勛章。﹂

　　齊亞諾發現希特勒看起來﹁身體甚好，舉止安詳，不那麼咄咄逼人﹂。雖然他看起來似乎老了一些，眼角周圍的皺紋也似乎更深了一些，這很可能是因為缺乏睡眠的緣故。當元首看著兩位外交部長在文件上簽字的時候，他的精神極好。

　　這是一個措辭直率的軍事同盟條約。它的侵略性質突出地表現在希特勒一定要放在序言裡的一句話上。這句話說：兩國﹁為它們的主義的內在的血緣關係團結在一起｜｜決心並肩協力行動以取得它們的生存空間﹂。條約的核心是第三條。

　　﹁如果違反締約雙方的願望而發生其中有一方陷入與另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軍事糾紛之中的情況，則另一個締約國應立即以盟國的身份以其全部軍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和支持。﹂

　　第五條規定在一旦發生戰爭時，兩國中的任何一國都不得單獨停戰或媾和。

　　後來的事實證明，墨索里尼打開頭就沒有遵守前一條，而到結局的時候也沒有遵守後一條。

希特勒破釜沉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在鋼鐵盟約簽字的次日，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就把他的軍事首腦召到了柏林總理府的書房裡，直率地告訴他們，若不流血就不可能再取得什麼勝利，因此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這次會議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同樣的一次會議要大一些，那一次元首首次把他要進行戰爭的決定告訴了三軍首長。這一次在場的軍官有十四人，其中包括陸軍元帥戈林，海軍元帥雷德爾︵現在他已晉級元帥︶，勃勞希契將軍，哈爾德將軍，凱特爾將軍，空軍總監埃哈德‧米爾契將軍，海軍參謀長奧托‧施尼溫海軍上將等。元首的副官魯道夫‧施蒙特中校也在場；而且從歷史的觀點來說，值得慶幸的是，他作了記錄。在繳獲的德國檔案中就有他的這項記錄。十分明顯，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講的話是當作頭等機密的，因此沒有謄錄任何副本；我們所引用的是施蒙特手寫的原稿。

　　在說明希特勒如何走向戰爭的秘密檔案中，這是最能說明問題也是最重要的檔案之一。在一小撮將在一場武裝衝突中指揮武裝部隊的軍官面前，希特勒拋開了他自己那一套宣傳和外交上的欺騙，老實說明了他為什麼一定要進攻波蘭，而且在必要時還要對英國和法國作戰。他以令人咋舌的精確性，對戰爭的進程，至少是頭一年的戰爭進程作了預言。但是儘管他講得十分乾脆率直，他的演說｜｜這次會上只有這位獨裁者一個人說話｜｜仍然透露出他迄今為止還沒有完全表現出來的心裡的惶惑和混亂。尤其是，英國和英國人總是使他感到摸不透，這種情況一直要繼續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但是關於戰爭在什麼情況下到來以及他在發動戰爭時的目標，他是說得十分清楚十分確切的，沒有哪一個陸海軍將領在五月二十三日離開總理府的時候心裡還不明白到夏天完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他一開頭就說，德國的經濟問題只有在歐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間後才能解決，而﹁如果不侵略或者不進攻其它國家人民的領土，這是辦不到的﹂。

　　﹁不流血已再也不能取得新的勝利了｜｜

　　但澤根本不是爭執的中心問題。中心問題是要把我們的生存空間向東方擴張，是要得到我們的糧食供應，是要解決波羅的海國家的問題｜｜在歐洲已沒有別的出路｜｜如果命運強迫我們同西方攤牌的話，能在東方擁有大片地區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我們在戰時要比在平時更難依靠豐收。﹂

　　除此而外，希特勒還說，還可以從東方非日耳曼國家的領土上的居民那裡得到勞動力｜｜這裡已經露出了他後來實施的奴隸勞動制度的端倪。以誰為第一個對象是十分明顯的。

　　﹁根本不存在放過波蘭的問題，我們只有一個決定要做：一有合適的時機就進攻波蘭。

　　我們不能期望重演捷克事件。這次得打仗了。我們的任務是孤立波蘭。能否把它孤立是有決定性意義的。﹂

　　這樣，這次是得打仗了。是不是同﹁被孤立了的﹂波蘭一國打呢？元首在這一點上並沒有說清楚。事實上，他顯得思想有點混亂，而且自相矛盾。他說，最後發動攻擊的命令必須由他來下。

　　﹁絕不能同時同西方｜｜法國和英國｜｜攤牌。

　　如果不能肯定德波衝突不致導向同西方作戰的話，那麼，戰鬥主要應當針對英國和法國。

　　因此根本問題是：︵以進攻波蘭開始的︶同波蘭的衝突只有在西方國家置身事外的條件下才能取勝。

　　要是不能辦到這一點的話，最好一面同西方幹起來，一面把波蘭結束掉。﹂

　　在聽到這種連珠炮式的前後矛盾的話的時候，那些將軍們想必曾感到猶豫畏縮，也許鬆了一鬆他們的單鏡片，雖然在施蒙特的記錄裡並沒有說到發生過這種事情，也沒有說到在這批經過挑選的聽眾中有人膽敢提出問題，要求把事情說得明白一些。

　　希特勒接著把話題轉到了俄國。他說，﹁俄國也許不想過問消滅波蘭的事情，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如果蘇聯同英國和法國結盟的話，﹁那就將使我給英國和法國來幾下破壞性的打擊﹂。這將是重犯威廉二世在一九一四年所犯的錯誤，但是，雖然在這次演說中，希特勒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得出了若干條教訓，他卻並沒有得出這一條。他的思路現在轉到了英國身上。

　　﹁元首懷疑有同英國實行和平解決的可能。必須對攤牌有思想準備。英國把我國的發展看成將形成一種稱霸的局面而削弱英國的地位。因此英國是我們的敵人，同英國的衝突是生死鬥爭。

　　這種衝突究竟將是什麼樣的一種局面呢？

　　英國不可能用幾次有力的打擊就把德國結束掉，把我們打倒。對英國來說，把戰爭盡可能推進到魯爾區一舉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們將不惜流法國人的血。︵西壁呢！︶我們能存在多久，決定於我們能否保有魯爾。﹂

　　在下定決心蹈德皇之覆轍｜｜如果英法同俄國結盟就向它們進攻｜｜以後，希特勒現在宣佈，他還將在另一點上步德皇之後塵，這一點最後證明給德國帶來了大禍。

　　﹁必須對荷蘭和比利時的空軍基地實行軍事佔領。中立的宣告可以置之不顧。如果英國想干涉波蘭戰爭的話，我們就必須對荷蘭進行閃電式的進攻。我們的目標是必須在荷蘭境年建立一條新的防線，一直推到須德海。對英法的戰爭是一場決定生死存亡的戰爭。

　　認為我們可以僥倖取勝的想法是危險的；這種可能性是沒有的。我們必須破釜沉舟，有進無退，而且它將不再是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八千萬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

　　雖然他剛剛宣佈德國將﹁一有合適的時機﹂就進攻波蘭，雖然他的聽眾知道幾乎德國的全部軍事力量都已集中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希特勒一邊嘮嘮叨叨，一邊還是忘懷不了英國。

　　﹁英國，﹂他強調說，﹁是反對德國的主力。﹂從此開始，他就討論起英國的長處和短處來了。

　　﹁英國人的本性是驕傲、勇敢、頑強、堅忍的，而且是天生的組織家。他們懂得如何利用每一種新形勢。他們愛好冒險，而且有著北歐人種固有的膽略｜｜

　　英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大國：三百年來一直如此，它的力量由於有盟國而更加強大。這種力量不但表現在具體的東西上，而且還必須看到是一種心理上的力量，它遍佈整個世界。

　　除此而外，還有無可估量的財富以及隨之而來的償付能力。

　　還有地緣政治上的安全地位，而且受到強大的海軍和英勇的空軍的保護。﹂

　　但是，希特勒告訴他的聽眾說，英國也有它的弱點，接著他就一一列舉如下：

　　﹁要是我們在上次大戰中再多兩艘戰鬥艦和兩艘巡洋艦，而且從早晨就開始日德蘭戰役的話，英國艦隊早就被殲滅，英國早就屈服了。世界大戰就會那樣結束。在從前｜｜要征服英國就必須派兵入侵。因為當時英國可以自給糧食，今天它再也辦不到了。

　　一旦英國的供應被切斷，它就將被迫投降。因為糧食和石油的進口完全要靠海軍保護。

　　德國空軍襲擊英國不會迫使它投降。但是如果英國艦隊被殲滅的話，它就會立即投降。沒有疑問，突然襲擊可以迅速決定大局。﹂

　　拿什麼來進行突然襲擊呢？雷德爾海軍元帥肯定會認為希特勒是在吹牛。按照一九三八年年底制定的所謂Ｚ字計畫，德國的海軍力量要到一九四五年才能開始趕上英國。而當時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德國還沒有足以擊沉英國海軍的重型軍艦，即使突然襲擊也不行。

　　也許英國還可以用別種辦法來加以打垮。這裡希特勒倒又是實事求是的，他提出了一項戰略計畫，一年之後，這項計畫居然一一實現，而且獲得了驚人的成功。

　　﹁必須要做到在一開始就猛擊敵人或者給以最後的決定性的打擊。關於誰是誰非，條約義務之類的考慮可以根本不去管它。這只有當我們在波蘭問題上沒有﹁滑入﹂對英作戰的情況下才能做到。

　　必須既為長期戰爭也為突然襲擊進行準備，英國在大陸上可能進行的任何干涉都必須予以擊潰。

　　陸軍必須佔領對海軍和空軍有重要意義的基地。如果我們能佔領並且保住荷蘭和比利時同時打敗法國的話，就創造了能夠戰勝英國的基礎。

　　這樣，空軍就能從法國西部就近封鎖英國，而海軍就能以潛艇作範圍更廣的封鎖。﹂

　　一年多以後發生的情況竟然同他所說的完全一樣。元首在五月二十三日還著重提出另一個決定性的戰略計畫也要付諸實行。他說，如果德軍在上次大戰開始的時候不向巴黎進攻而向英吉利海峽各港口迂迴包抄的話，戰爭的結局就會不同。也許是那樣。無論如何他要在一九四○年這樣試一試。

　　希特勒在結束的時候說：﹁目標永遠是要逼得英國屈膝投降。﹂他顯然已經暫時完全把波蘭拋到腦後了。

　　還有一個最後的考慮。

　　﹁保密是成功的決定性前提。我們的目標必須對義大利和日本保守秘密。﹂

　　就是希特勒自己的陸軍參謀本部，雖然它的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也坐在那裡靜聽，都沒有受到完全的信任。元首宣佈，﹁我們的計畫工作絕不能交給參謀本部，那樣秘密就無法保證了﹂。他下令最高統帥部成立一個計畫小組來制定各項軍事計畫。

　　這樣，希特勒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下定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仗是打定了。德國要在東方取得生存空間。為此，在一有機會的時候就要進攻波蘭。但澤算不了一回事。那不過是一個藉口。英國是主要的障礙，它是反對德國的主力。好，連它一起搞掉拉倒，法國也一樣。這是一場生死鬥爭。

　　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元首第一次對他的三軍首腦講起他的侵略計畫的時候，馮‧勃洛姆堡元帥和馮‧弗立契將軍曾提出過抗議｜｜至少是認為德國沒有力量打一場歐洲大戰。第二年夏天，貝克將軍為了同樣的理由辭去了陸軍參謀總長的職務。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少從記錄上看，竟沒有任何一個陸海軍將領敢吭一聲，對希特勒的方針是否明智提出任何疑問。

　　他們看到，他們的工作不是提出疑問，而是盲目服從。他們早已運用他們的大才制定軍事侵略的計畫了。早在五月七日，同馮‧倫斯德將軍和馮‧曼施坦因將軍一起組成一個﹁工作小組﹂的陸軍參謀本部的古恩特‧勃魯門特里特上校，就已經就實行白色方案可能遭遇的形勢提出一項估計。事實上它就是征服波蘭的計畫。這是一個設想大膽的計畫，後來在實際執行中只作了很少的改動。

　　雷德爾海軍元帥在五月十六日簽發的一項絕密命令中提出了白色方案的海軍作戰計畫。因為波蘭只在但澤以西沿波羅的海有幾英里的海岸線，而且只有一支極小的海軍，因此並沒有估計會遭到什麼困難。元帥所主要擔心的是法國和英國。波羅的海的門戶將由潛艇佈防。兩艘袖珍戰鬥艦和兩艘戰鬥艦準備同﹁其餘的﹂潛艇一起在﹁大西洋作戰﹂。根據元首的指示，海軍應當準備好在九月一日執行﹁白色方案﹂所規定給它的任務。但是雷德爾催他屬下的司令官趕緊把計畫定好，因為﹁由於最近的政局發展﹂，行動可能來得更快。

　　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完了的時候，德國預定在夏末開始戰爭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在全力進行了。巨大的軍火工廠日夜開工，緊張地生產著槍炮、坦克、飛機和軍艦。陸軍、海軍、空軍的能幹的參謀人員擬訂計畫的工作已經進入最後一個階段。部隊也因為徵召新人進行﹁夏季訓練﹂而擴大了。希特勒看到他所取得的成就大可心滿意足了。

　　在希特勒向他的軍事首腦講話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最高統帥部經濟與軍備局局長格奧爾格‧湯瑪斯將軍在對外交部工作人員所作的一次內部報告中就曾列舉了這些成就。湯瑪斯告訴他的聽眾，從前的帝國陸軍花了十六年的時間｜｜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四年｜｜才把兵力從四十三個師增加到五十個師，而第三帝國的陸軍在四年之內就從七個師一躍增加到五十一個師。其中有五個重裝甲師，四個輕裝甲師，一支任何其它國家都沒有的﹁現代化騎兵﹂。海軍在幾乎是一無所有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支有兩艘二萬六千噸的戰鬥艦，兩艘重巡洋艦，十七艘驅逐艦和四十七艘潛水艇的艦隊。它已經有兩艘三萬五千噸的戰鬥艦，一艘航空母艦，四艘重巡洋艦，五艘驅逐艦，七艘潛艇下了水，而且還在計畫造多得多的艦艇。空軍從完全一無所有開始，白手成家建立了一支有飛機二十一個中隊、人員二十六萬人的力量。至於軍火工業，湯瑪斯將軍說，已經在生產比它在上次大戰產量最高的時期還要多的軍火，而且在大部分部門內，產量遠遠超過任何其它國家。這位將軍宣佈，事實上，德國重整軍備的總成績﹁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儘管德國的軍事力量在一九三九年夏初已經十分強大，希特勒計畫在秋初進行的戰爭能否取勝還要看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德國仍然還沒有也許永遠不會強大到能打敗法國、英國和俄國再加上波蘭的聯合力量。在這個決定命運的夏天開始的時候，一切都決定於元首有沒有能力限制戰爭的範圍｜｜首先是，使俄國不致同西方結成軍事同盟。這種軍事同盟是李維諾夫剛在他下臺以前還曾建議過的，而且是張伯倫雖然在最初似乎已予以拒絕但到五月底的時候又在重新考慮的。

俄國的插手：二

　　在下院五月十九日的辯論中，英國首相繼續對蘇聯建議採取了被邱吉爾認為是冷淡甚至不屑的態度。他有點懶洋洋地向下院解釋說，﹁在兩國政府之間有一道幕，或者說一道牆，極難穿過﹂。另一方面，邱吉爾在勞合‧喬治的支持下爭論說，莫斯科提出了一個﹁公平的建議﹂｜｜比張伯倫自己的建議要﹁更簡單，更直接，更有效﹂。他請英王政府﹁給腦袋裡裝上點兒殘酷的現實。如果沒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就不可能在西方有令人滿意的防務，而如果沒有俄國，就不可能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

　　張伯倫在四面八方暴風雨般的批評之下只得屈服，最後在五月二十七日指示英國駐莫斯科大使表示同意開始談判互助條約、軍事條約和對受希特勒威脅的國家作出擔保。馮‧狄克森大使從倫敦通知德國外交部，英國政府雖然採取這一步驟，心裡是﹁老大不願意的﹂。不但如此，狄克森還看穿了很可能是張伯倫所以採取這一行動的主要理由。他在發給柏林的急電中報告說，英國外交部已經得到﹁德國在莫斯科伸出觸角﹂的風聲，並且害怕德國可能會做到使蘇俄保持中立甚至誘使它保持同情的中立。那樣就將是包圍政策的徹底瓦解。

　　五月份的最後一天，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以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作他上任以後的第一次演說，他痛斥西方國家猶豫不前，並且宣告，它們要是認真想同俄國一起制止侵略的話，就必須拋開枝節問題，在三個主要點上達成協議：

　　﹁一、締結一項純屬防禦性質的三邊互助條約。

　　二、對中歐和東歐的國家，包括所有與蘇聯接壤的歐洲國家在內，作出擔保。

　　三、締結一項明確的協定，規定三國彼此間提供並且向受到侵略威脅的小國提供的即時而有效的援助的形式和範圍。﹂

　　莫洛托夫還宣佈，同西方談判並不意味著俄國將放棄同德國和義大利﹁從實際出發建立商務聯繫﹂。他說，事實上，可能同德國恢復商務談判的問題﹁並非不在考慮之中﹂。馮‧德‧舒倫堡大使在向柏林報告這篇演說內容的時候指出，莫洛托夫表示俄國仍然準備同英國和法國締結條約，﹁條件是必須接受它的全部要求﹂，但是從這篇演說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還得花很長的時間才能達。他指出莫洛托夫曾﹁避免刺激德國並且表示願意繼續進行已在柏林和莫斯科開始的談判﹂

　　希特勒在柏林現在也突然表示出願意繼續談判了。

　　五月份最後的十天，希特勒和他的顧問們想盡了千方百計，要解決如何向莫斯科提出建議來阻撓英俄談判的棘手問題。莫洛托夫在五月二十日同馮‧德‧舒倫堡大使的談話給柏林的感覺是給德國潑了冷水。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威茲薩克就打電報給大使說，鑒於外交人民委員說的話﹁我們必須靜坐等待，看俄國人是否會說得更明白點﹂。

　　但是希特勒已經把九月一日規定為進攻波蘭的日子，因而無法靜坐等待了。在五月二十五日或者這一天前後，里賓特洛甫把威茲薩克和德國外交部法律司司長弗雷德里希‧高斯召到了他在佐內堡的鄉間別墅，︵據高斯在紐倫堡提出的口供說︶告訴他們，元首想﹁在德國和蘇聯之間建立比較過得去的關係﹂。里賓特洛甫寫好了一個給舒倫堡的指示草稿，相當詳細地說明了他應當對莫洛托夫採取的新路線，並且要他立即去見莫洛托夫，﹁越快越好﹂。這份草稿現在也在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文件中。

　　根據文件上面的一個批註來看，這份文件是五月二十六日交給希特勒的。它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材料。它表明，到這一天，德國外交部還深信，英俄談判可以成功，除非德國進行決定性的干涉。里賓特洛甫因此建議舒倫堡告訴莫洛托夫：

　　﹁德國和蘇俄之間在外交事務方面並不存在著實際的利害對立｜｜現在是考慮使德蘇關係和平化和正常化的時間了｜｜意德同盟並不是針對蘇聯的，它完全是針對英法聯盟的｜｜

　　如果事與願違，我們竟致同波蘭發生衝突的話，我們堅定地相信，就是這樣的事情也完全毋需引起對蘇俄的利害衝突｜｜我們甚至可以說到這樣的地步，在解決波德問題的時候，不論解決的方式如何，我們將盡可能考慮到俄國的利益。﹂

　　下面接著就要指出俄國同英國結盟的危險。

　　﹁我們還看不出有什麼東西能真正誘使蘇聯積極參加英國的包圍政策｜｜這意味著俄國要承擔單方面的義務而得不到英國任何真正有價值的報酬｜｜不論條約怎麼訂法，英國都無法給予俄國任何真正有價值的報酬。由於西壁的存在，一切西歐的援助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因此深信，英國將再次遵行它的傳統政策，讓其它國家為它火中取栗。﹂

　　舒倫堡還得強調說明德國﹁對俄國沒有任何侵略意圖﹂。最後，他還奉命告訴莫洛托夫，德國不但準備同蘇聯討論經濟問題，而且還準備同它討論﹁在政治關係方面恢復正常﹂的問題。

　　希特勒認為這份草稿說過了頭，因此下今留下不發。據高斯說，元首對兩天以前張伯倫在五月二十四日的樂觀聲明印象甚深。首相當時告訴下院說，由於英國提出新建議的結果，他希望﹁不久﹂就可以同俄國達成全面的協議。希特勒害怕的是碰釘子。他並沒有放棄同莫斯科修好的想法，但是決定暫時還是以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為好。

　　五月份最後一周之內，元首心中的逡巡猶豫，在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檔案中也有記載。五月二十五日或者這一天前後｜｜確切的日期無法確定｜｜他突然主張立即同蘇聯談判來阻撓英俄談判。舒倫堡為此要立刻去見莫洛托夫。但是里賓特洛甫給他的指示在五月二十六日給希特勒看了以後根本沒有發出去。元首把它取消了。那天晚上，威茲薩克打電報給舒倫堡，要他保持﹁完全保留的態度｜｜你個人在得到進一步的指示以前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給駐莫斯科大使的這份電報和一封信都是五月二十七日寫好的，然而直到五月三十日加上一段重要的附言以後才發出去。這很足以說明柏林的猶豫。威茲薩克在五月二十七日給舒倫堡寫信的時候告訴他，柏林的看法是英俄協議﹁很不容易防止﹂，因此德國徘徊猶豫，不想對之進行決定性的干涉，因為害怕那樣會在莫斯科引起﹁一陣韃靼人的大笑﹂。此外，國務秘書還透露，日本和義大利對德國打算在莫斯科採取的行動反應冷淡，盟國的這種保留態度也對柏林產生了影響，使它決定靜觀待變。他最後說，﹁因此，我們現在還想觀望一下莫斯科和巴黎｜倫敦相互間的關係到底搞到多深﹂。

　　由於某種理由，威茲薩克並沒有把他的信立即發出；也許他覺得希特勒還沒有完全打定主意。當他到五月三十日發出這封信的時候，他加了一個附言。

　　﹁附言：除以上所寫的而外，我還必須再說幾句。元首已經批准，即令如上所述，現在還得同俄國人進行一次聯繫，雖然是一次十分有限的聯繫。這件事將通過我今天同俄國代辦談話來進行。﹂

　　這次同格奧爾基‧阿斯塔霍夫的談話並沒有太多的收穫，但是它表明德國人作了一番新的嘗試，威茲薩克召見俄國代辦的藉口是討論蘇聯駐布拉格貿易代表團的前途。俄國人渴望繼續保持這個代表團。兩位外交家圍繞這個題目兜來兜去，想摸對方的底。威茲薩克說，他同意莫洛托夫所說，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不能截然分開，並且表示對﹁蘇德關係正常化﹂感興趣。阿斯塔霍夫說，莫洛托夫並不打算﹁把今後的蘇德談判關上大門﹂。

　　雖然兩個人都小心翼翼，德國人還是感到受了鼓勵。在五月三十日晚上十點四十分，威茲薩克給在莫斯科的舒倫堡發出了一份﹁特急﹂電報：

　　﹁同迄今為止所採取的策略相反，我們現在已最後決定同蘇聯進行某種程度的接觸。﹂

　　也許是墨索里尼在五月三十日給希特勒的一份長長的秘密備忘錄加強了元首轉向蘇聯的決心，雖然這種轉向是十分謹慎的。在夏季開始的時候，義大利領袖對於很快就開戰的主意是否明智越來越感到懷疑。他對希特勒說，軸心國家﹁同富豪統治的、自私自利的、保守主義的國家之間的戰爭﹂，他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義大利需要有一個準備的時期，時間可能要延長到一九四二年年底｜｜只有從一九四三年開始，進行戰爭的努力才能有最大的成功希望﹂。在列舉了為什麼﹁義大利需要有一段和平時期﹂的一些理由以後，義大利領袖的結論是：﹁由於所有這些理由，義大利不希望匆促進行歐洲大戰，雖然它深信這樣的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希特勒還沒有把他已經決定在九月一日進攻波蘭的秘密告訴他這位好友與盟友。他回答說，他以﹁最大的興趣﹂讀了墨索里尼的秘密備忘錄，並且建議兩位領袖在將來會面時進行討論。同時，元首決定試一試能不能在克里姆林宮牆上撬開一條縫。六月份整整一個月，德國大使館和俄國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阿那斯塔斯‧米高揚之間一直在莫斯科進行關於簽訂新貿易協定的預備性談判。

　　蘇聯政府對柏林仍然是十分猜疑的。據舒倫堡在六月二十七日給柏林的報告，克里姆林宮認為德國人之所以迫切要談判貿易協定，是想破壞俄國同英法的談判。他告訴柏林說：﹁他們害怕一等到我們達到了這個目的，我們就會讓談判慢慢不了了之。﹂

　　六月二十八日，舒倫堡同莫洛托夫作了長談。據他在給柏林的一份﹁急密﹂電裡說，這次談話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雖然如此，當德國大使以一種向對方提保證的口吻談到德國剛剛同兩個波羅的海國家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尖刻地回答說：﹁鑒於波蘭的經驗，他必須懷疑這種條約的持久性。﹂舒倫堡對這次談話的結論是：

　　﹁我的印象是，蘇聯政府對瞭解我們的政治觀點和同我們保持接觸感到很大的興趣。雖然莫洛托夫所說的話，毫無問題地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他還是說同德國關係的正常化是值得歡迎的，也是可能的。﹂

　　大使要求用電報指示他下一步該怎麼辦。舒倫堡是西克特、瑪律贊、勃洛克道夫｜倫佐派碩果僅存的人物。這一派在一九一九年以後一直主張德國同蘇俄修好，並且在拉巴羅條約中實現了這種修好。他在一九三九年整整一年中所發的電報表明，他真誠地想恢復魏瑪共和國時期同俄國的密切關係。但是，也像所有老派的德國職業外交家一樣，他不瞭解希特勒。

　　突然在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從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間別墅中下令中斷同俄國人的談判。

　　﹁伯希特斯加登，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元首決定如下：

　　告訴俄國人，我們從他們的態度中看出，他們要把我們是否接受他們在一月份給兩國經濟談判所確定的原則，作為今後的談判能否繼續的條件。因為這些原則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我們目前沒有興趣同俄國恢復經濟談判。

　　元首已同意上項答覆可以稍稍推遲幾天。﹂

　　事實上，這項命令的內容在第二天就用電報告訴了駐莫斯科德國大使館。

　　﹁外交部長︵威茲薩克在電報中說︶｜｜的意見是，在有新的指示以前，在政治方面說的話已經夠了，在目前來說，我們不要再提出談判。

　　關於可能同俄國政府舉行的經濟談判，此間的考慮還沒有結論。在這一方面，你暫時也不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聽候指示。﹂

　　在德國秘密檔案中找不到任何跡象能解釋希特勒為何突然改變主意。俄國人本來已經開始對他們在一、二月份提出的建議表示讓步了。而施努爾早在六月十五日就曾警告過，經濟談判的破裂，對德國說來，不但是經濟上的挫折，而且是政治上的挫折。

　　英法蘇談判當時進展遲緩，因此也不可能使希特勒喪氣到要採取這樣的決定。他從莫斯科德國大使館的報告中知道，俄國同西方國家在對波蘭、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提供擔保的問題上陷入了僵局。波蘭和羅馬尼亞很樂意得到英國和法國的擔保，但是在一旦德國對之侵略的時候，英法兩國除了採取建立西方戰線的間接辦法而外，很難對它們有什麼幫助。可是它們又拒絕接受俄國的擔保，甚至不許蘇聯軍隊通過它們的國境去抗擊德國的進攻。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也堅決不願接受俄國的任何擔保。這種態度，照德國外交部檔案後來的透露，是由於德國悍然威脅要是它們的決心動搖的話，就要對它們採取報復。

　　在這種僵局之下，莫洛托夫在六月初建議英國派外交大臣到莫斯科來參加談判。顯然，在俄國人看來，這樣不但有助於打破僵局，而且將表明英國是有誠意要同俄國達成協議的。哈利法克斯勳爵不願意去。安東尼‧艾登︵他至少是前任外交大臣︶表示願意代他前去，可是張伯倫拒絕了他的建議。後來決定派外交部一位能幹的職業外交官威廉‧斯特蘭去。斯特蘭曾在莫斯科英國大使館任職而且能講俄語，但是在國內外都並不知名。派這樣一個低級的人物去領導這樣重要的一個代表團，而且是去同莫洛托夫和史達林直接談判，這對俄國人說來是一個信號｜｜他們後來這麼說｜｜表明張伯倫仍然沒有嚴肅認真地看待同蘇聯建立同盟來制止希特勒這樣一件事情。

　　斯特蘭在六月十四日到達莫斯科。但是，雖然他和法國代表一起同莫洛托夫會談了十一次，他的出場對英蘇談判的進展並沒有多大影響。半個月以後，俄國的猜疑和憤懣公開在︽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上表現了出來。那是安德列‧日丹諾夫寫的，題目叫做︽英國和法國政府不想在平等的基礎上同蘇聯締結條約︾。雖然日丹偌大自稱是﹁作為私人而不是代表蘇聯政府﹂寫的，但是他不但是政治局委員和最高蘇維埃外交委員會主席，而且，如舒倫堡在就此事向柏林所作的報告中所說的那樣，還是﹁史達林的心腹之一，︵他的︶文章無疑是奉上面的命令寫的﹂。

　　﹁在我看來︵日丹諾夫寫道︶，英國和法國政府似乎並不想努力達成一項蘇聯能接受的真正的協議，而只是想談論談論一項協議，以便向他們本國的輿論表明所謂蘇聯的不妥協態度，從而好同侵略者締結協定。今後幾天之內就將表明事實是不是如此。﹂

　　史達林對英國和法國的不信任以及他對西方盟國可能到最後像一年以前在慕尼黑那樣同希特勒作成一筆交易的猜疑，就這樣公諸於世而讓大家都來考慮。馮‧德‧舒倫堡大使在考慮了它以後，告訴柏林，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把談判可能的破裂歸咎於英國和法國﹂。

計畫進行總體戰

　　阿道夫‧希特勒仍然還不肯來吞俄國的釣餌。也許這是因為整個六月份他都在伯希特斯加登忙著監督一項工作：把夏末進攻波蘭的軍事計畫準備完畢。

　　到六月十五日，他就收到了馮‧勃勞希契將軍關於陸軍對波蘭進行軍事行動的絕密計畫。這位陸軍總司令學著他主子的話說：﹁進行這一軍事行動的目的，是摧毀波蘭的武裝力量。政治領導上要求戰爭應當以沉重的突然打擊開始，而且迅速取得勝利。陸軍總司令部的打算是要用突然攻入波蘭領土的方法不讓波蘭軍隊進行通常的動員與集中，同時以西里西亞為一翼，以波麥臘尼亞｜東普魯士為另一翼向同一中心發動進攻，殲滅大概集中在維斯杜拉河｜那累夫河一線以西的波軍主力。﹂

　　為了實現他的計畫，勃勞希契成立了兩個集團軍｜｜南路集團軍：由第八軍團、第十軍團、第十四軍團組成；北路集團軍：由第三軍團、第四軍團組成。南路集團軍由馮‧倫斯德將軍指揮，將從西里西亞發動進攻，﹁以華沙為總方向，擊潰抗擊的波蘭軍隊，以盡可能強大的兵力盡速佔領維斯杜拉河兩岸的華沙，目標在於同北路集團軍合作，殲滅波蘭境內仍然在頑抗的波蘭軍隊﹂。北路集團軍的第一個任務是打開走廊，﹁建立德國和東普魯士之間的聯繫﹂。各個集團軍所屬備軍團和空軍及海軍都有詳細具體的目標。勃勞希契說，在開戰的第一天，但澤就要被宣佈為德國領土，並且將由德國指揮下的地方力量把它拿下來。

　　同時發佈的一項補充命令規定，為執行﹁白色方案﹂而部署軍隊的命令將於八月二十日執行，﹁一切準備工作必須在那一天完成﹂一個星期以後，即六月二十二日，凱特爾將軍向希特勒交上了一份﹁白色方案的初步時間表﹂。元首審閱以後表示﹁基本上﹂同意，但是﹁為了不致因徵召較通常數量為大的後備兵入伍而驚動群眾起見｜｜在一切非軍事的機構、雇主或其它私人問到時，就告訴他們，這次徵兵是為了要進行秋季演習﹂。希特勒還規定，﹁為了安全的理由，陸軍總司令部所建議的在七月中把邊境一帶的醫院騰空的工作切勿進行﹂。

　　希特勒所計畫打的是總體戰，它不但要求軍事動員，而且要求國家全部資源總動員。為了統一調度這個規模龐大的工作，第二天︵六月二十三日︶就在戈林主持下召開了國防會議。出席會議的大約有三十五名高級文武官員，包括代表軍隊的凱特爾、雷德爾、哈爾德、湯瑪斯、米爾契和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和運輸部的部長以及希姆萊等人。自從國防會議成立以來，這還只是第二次開會，但是，據戈林解釋，這個機構只有在要作出最重要的決定時才開會，而且從繳獲的這次會議的秘密記錄可以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讓到會者都明白，戰爭已近在眼前，但是在為工農業提供勞動力和其它許多有關全面動員的問題上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

　　戈林告訴國防會議，希特勒已決定徵召大約七百萬人，為了擴大勞動力的供應，經濟部長豐克博士應安排﹁何種工作可以交給戰俘和交給監獄及集中營裡的犯人去做﹂。希姆萊馬上湊上來說，﹁在戰時可以大大利用集中營﹂。戈林接著又說：﹁可以從捷克保護國雇幾十萬工人到德國在監督之下做工，特別在農業方面。他們可以住在臨時營房裡。﹂很明顯，納粹的奴隸勞動計畫已經在形成了。

　　內政部長弗立克博士保證在﹁公共行政方面節約勞動力﹂。他承認在納粹統治之下，官僚的人數已經增加了﹁二十倍到四十倍｜｜真是一件吃不消的事情﹂。會議因此大為活躍，結果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糾正這種可悲的局面。

　　陸軍參謀本部運輸處處長魯道夫‧格爾克上校所作的報告，甚至於還要悲觀。﹁在運輸方面，﹂他直率地說，﹁德國目前還沒有準備好打仗。﹂

　　德國的運輸條件能否適應任務的要求，當然要看戰爭能否限制在波蘭而定。如果德國要在西線對法國和英國作戰的話，那麼運輸系統根本就不夠用。國防會議七月間曾召開兩次緊急會議，目的就在於﹁使西壁防線至遲到八月二十五日能用到當時為止盡最大努力所能取得的物資達到最大程度的準備狀態﹂。克魯伯兵工廠和鋼鐵卡特爾的高級職員被請來設法一點一滴地搜羅必要的鋼鐵來完成西線工事的裝備。因為德國人知道，在德軍主力投入波蘭的時候，英法軍隊是否會對德國西部發動重大進攻將取決於西線工事的堅固程度。

　　雖然希特勒在五月二十三日曾難得那麼坦率地告訴他的將領們說，但澤根本不是同波蘭發生爭執的原因，但是這個自由市在這年仲夏還是有幾個星期好像成了一個火藥桶，隨時都有可能爆炸而引起戰爭。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德國人一直在把武器偷偷運入但澤，並且偷偷運入正規軍軍官去訓練當地的警衛隊使用這些武器。武器和軍官都是從東普魯士越過邊境偷運進去的，而為了對他們加強監視，波蘭人還增加了海關官員和邊防部隊。這時已完全按照柏林的命令行事的但澤地方當局，就設法阻撓波蘭官員執行任務，以此來進行對付。

　　這種衝突在八月四日達到了高潮，當時有四名波蘭駐但澤的外交代表通知地方當局，波蘭海關稽查已奉命﹁攜帶武器﹂執行他們的任務，但澤市民任何妨礙他們執行任務的行動都將被認為是對波蘭官員的﹁暴力行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波蘭政府將﹁毫不延遲地對自由市採取報復﹂。

　　對希特勒說來，這是又一個表明波蘭人不能嚇倒的跡象，德國駐華沙大使的意見又加深了這種印象。他在七月六日給柏林的電報中說，如果﹁明顯地侵犯了﹂波蘭在但澤的權利，波蘭是會打仗的，這點﹁已很難有什麼懷疑﹂。從這封電報邊上里賓特洛甫的親筆批語中可以知道，它是給元首看過了的。

　　希特勒怒不可遏，第二天︵八月七日︶就把但澤的納粹黨領袖亞伯特‧福斯特召到伯希特斯加登，告訴後者說，他對波蘭人的耐心已經達到了極限。柏林和華沙之間連續交換了怒氣沖沖的照會｜｜語調之激烈使雙方都不敢公佈。八月九日，德國政府警告波蘭，它要是再給但澤下最後通牒，﹁將造成德波關係的嚴重化｜｜德國政府對此絕不能負任何責任﹂。第二天，波蘭政府尖刻地回答說：

　　﹁它將一如既往繼續反對自由市當局想損害波蘭在但澤所享有的利益的任何企圖，並且將以它自己認為合適的手段與方法來這樣做，它將把德國政府的任何干涉｜｜視為侵略行為。﹂

　　沒有一個橫在希特勒道路上的小國曾用過這樣的措辭。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當希特勒接見國際聯盟駐但澤高級專員卡爾‧布克哈特的時候，脾氣極壞，希特勒告訴這位已經接受了德國對但澤的大部分要求的瑞士人說：﹁如果波蘭人敢動一個小指頭的話，他就將用他手中的強大武器以雷霆萬鈞之勢壓下去，這種武器波蘭人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布克哈特先生說︵這位高級專員看來報告說︶，這樣會引起全面衝突。希特勒先生回答說，要是他不得不打仗的話，他與其留到明天打，還不如就在今天打，他不會像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那樣行事，德國皇帝對充分使用各種武器，老是有各式各樣的顧忌，而他將毫無憐憫，無所不用其極。﹂

　　這是對付誰呢？當然是對付波蘭。必要時也要對付英國和法國。是不是也要對付俄國呢？對蘇聯來說，希特勒終於拿定了主意。

俄國的插手：三

　　俄國人採取了一個全新的主動步驟。

　　七月十八日，蘇聯駐柏林的商務代表巴巴林帶著兩名助手，到德國外交部拜會了尤利烏斯‧施努爾，通知他俄國願意延長並且加強德蘇經濟關係。他帶來了一份詳細的備忘錄，建議簽訂一項貿易協定，大大增加兩國貨物的交易，並且宣稱，如果雙方之間少數分歧之點能得到澄清的話，他已授權能在柏林簽訂一項貿易條約。施努爾博士關於這次會談的內部報告表明，德國人對此頗為高興。施努爾指出，這樣一個條約，﹁至少在波蘭和英國不會不產生影響﹂。四天以後，在七月二十二日，俄國報紙在莫斯科宣佈，蘇德貿易談判已在柏林恢復。

　　就在這一天，威茲薩克相當興奮地用電報給在莫斯科的馮‧德。舒倫堡大使發去了一些頗為有趣的新指示。關於貿易談判的問題，他告訴大使說，﹁我們將在這裡以明顯的合作態度採取行動，因為這裡出於總的考慮，希望盡可能早日簽訂條約﹂。他接著還說：

　　﹁就我們同俄國人的談判的純政治方面而言，我們認為，在我們︵六月三十日︶的電報中要你靜觀等待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你因此有權在那裡把線再接起來，不過也不必做得太急，﹂

　　這線事實上是四天以後即七月二十六日在柏林接上的。施努爾博士奉里賓特洛甫之命請蘇聯代辦阿斯塔霍夫和巴巴林在柏林一家豪華的飯館裡吃飯，向他們進行試探。這兩個俄國人並不用怎麼試探，據施努爾在關於這次談話的內部報告中說，﹁俄國人一直待到夜半十二點半﹂，而且﹁以非常活潑而又關心的態度談到了我們感興趣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在巴巴林的熱烈贊同下，阿斯塔霍夫宣稱蘇德政治修好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他說，在莫斯科，人們總是無法瞭解為什麼納粹德國對蘇聯這樣敵視。而那位德國外交官在回答的時候就解釋說，﹁德國在東方的政策現在已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

　　﹁就我們這方面來說，根本不存在威脅蘇聯的問題。我們的目標針對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德國的政策是針對英國的｜｜我可以想像在適當地考慮到對俄國極為重要的問題的情況下，會對雙方的利益作出意義深遠的安排。

　　雖然如此，一旦蘇聯同英國結盟反對德國的話，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現在是德國和蘇聯達成諒解的良好時機，但是在同倫敦締結條約以後就不再會如此了。
　　英國能給俄國什麼呢？說得最好，也無非是參加歐洲大戰和同德國作對。與此對比，我們能給俄國什麼呢？中立和使之置身於可能發生的歐洲衝突之外，而且，如果莫斯科願意的話，還有德蘇對兩國共同利益的諒解，這種諒解，正如過去歷次一樣，將有利於兩國｜｜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到遠東全線，在我看來，都不存在︵德國和俄國之間︶有爭執的問題。除此之外，儘管它們對生活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德國、義大利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方面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都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

　　這樣，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深夜，在柏林一家小小的飯館裡，靠著一頓由幾個二線外交家享用的美酒佳餚，德國第一次認真地提出了想同俄國完成一筆交易的要求。施努爾所採取的新路線是由里賓特洛甫面授的。阿斯塔霍夫聽得十分高興。他答應施努爾立即把他的話報告莫斯科。

　　在威廉街，德國人焦急地等待著要看蘇聯首都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三天以後，威茲薩克讓信使給在莫斯科的舒倫堡送去了一份密信。

　　﹁我們急欲知道對阿斯塔霍夫和巴巴林談的話是否在莫斯科引起了任何反應，此事對我們十分重要。如果你能有機會安排再同莫洛托夫作一次談話的話，請循同樣的方針對他進行試探。如果莫洛托夫放棄了他迄今為止所採取的矜持態度的話，你可以再進一步｜｜在波蘭問題上尤其是如此。不論波蘭問題如何發展，我們都準備｜｜保全蘇聯的利益並且同莫斯科政府達成諒解。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問題上，如果談判進行得順利的話，也可以提出，我們將調整我們對波羅的海國家的態度，以尊重蘇聯在波羅的海的重大利益。﹂

　　兩天後，七月三十一日，國務秘書又給舒倫堡發了一個﹁急密﹂電：

　　﹁參看我們七月二十九日的信件，該信將由信使於今日送達莫斯科：

　　在你與莫洛托夫下一次會晤的日期確定以後，請立即電告日期和時間。

　　我們急盼你能早日見到他。﹂

　　柏林給莫斯科的指示中有著急的表示，這還是第一次。

　　柏林的著急是有充分理由的。七月二十三日，法國和英國已最後同意了俄國的建議｜｜立即舉行軍事參謀人員的談判，擬定一項具體規定三國如何對付希特勒軍隊的軍事條約。雖然張伯倫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才在下院宣佈了這一協議，德國卻早就得到了風聲。七月二十八日，馮‧韋爾茲克大使從巴黎電告柏林，他從﹁一個消息極其靈通的人士﹂那裡得悉，法國和英國已在籌組軍事代表團赴莫斯科，法國代表團將由杜芒克將軍率領，大使把他說成是﹁一個特別能幹的軍官﹂，曾在馬克沁‧魏剛將軍手下任副參謀總長。據德國大使在兩天後發來的一份補充電報中說，他的印象是，巴黎和倫敦已同意舉行軍事參謀人員談判，並把這看作是防止莫斯科談判中斷的一個最後辦法。

　　這個印象是有充分根據的。從英國外交部的內部檔案中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政治談判到七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已陷入僵局，主要因為無法對﹁間接侵略﹂下定義。英國人和法國人認為，俄國人對這個名辭的解釋太寬了，這樣它就有可能會被俄國人利用為干涉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的藉口，即使那裡並沒有什麼嚴重的納粹威脅。對於後面這一點，至少倫敦是不能同意的，法國人倒準備比較馬虎一點。

　　而且，俄國人在六月二日還堅持在簽訂互助條約的同時簽訂一項軍事協定，詳細規定三國彼此問的軍事援助的﹁方法、方式和範圍﹂。西方國家對俄國的軍事力量估價並不太高，因此想推脫莫洛托夫的這一要求。他們只同意在簽訂政治協定以後才開始軍事參謀人員的談判。但是俄國人堅不讓步。後來，英國人為了想做成這筆交易，在七月十七日建議立即開始軍事參謀人員的談判，條件是蘇聯不再堅持同時簽訂政治協定和軍事協定，並且｜｜外加一條｜｜接受英國關於﹁間接侵略﹂的定義，但是，莫洛托夫的答覆是乾脆的拒絕。他說，除非法國人和英國人同意把政治和軍事協定一攬子解決，就沒有繼續進行談判的必要。俄國人要終止談判的威脅在巴黎引起了驚慌，那裡對蘇聯一納粹之間暗送秋波的行動似乎比倫敦要感覺敏銳得多。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法國的壓力，英國政府才在八月二十三日一面拒絕接受俄國人關於﹁間接侵略﹂的解釋，一面勉強同意了開始談判三國軍事條約。

　　張伯倫對軍事參謀人員談判這件事實在談不上有什麼熱心。八月一日，狄克森大使從倫敦報告柏林，英國政府人士對同俄國人舉行軍事談判一事﹁都抱懷疑態度﹂。

　　﹁這一點︵他寫道︶可以從英國軍事代表團的成員來證明。那位海軍上將｜｜事實上已列入退休名單，而且從來沒有在海軍參謀部工作過。那位陸軍將領也純粹是一員作戰軍官。那位空軍將領是一位出色的駕駛員和教練，但並不是一位戰略家，這似乎可以表明這個軍事代表團的任務與其說是去締結作戰協定，還不如說是去摸一摸蘇軍戰鬥力的底｜｜德國武官也看到英國軍界人士對即將同蘇聯武裝部隊舉行的談判抱有一種令人吃驚的懷疑態度。﹂

　　事實真是如此，英國政府的懷疑態度竟然嚴重到忘了給德拉克斯海軍上將以參加談判的證明文件｜｜伏羅希洛夫元帥在第一次參謀人員會議上就對這樣一種疏忽︵如果可以稱之為疏忽的話︶表示不滿。這位海軍上將的全權證書直到八月二十一日才送到，這時早已沒有用處了。

　　但是，雖然德拉克斯海軍上將沒有帶著書面的證明文件，他可確實帶著書面的秘密指示，告訴他在莫斯科的軍事談判中該採取什麼方針。據很久以後公佈的英國外交部檔案透露，德拉克斯海軍上將奉命要﹁使︵軍事︶談判進行得極慢，密切注視政治談判的發展﹂，一直等到政治方面達成協議為止。這項指示還向他說明，在政治條約簽訂以前，不能告訴俄國人什麼機密的軍事情報。

　　但是，既然政治談判已在八月二日中斷，而且莫洛托夫已經表明，除非軍事談判能有若干進展，他不會同意重開談判，人們就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張伯倫政府並不急於確定參加擬議中的互助條約各國所承擔的軍事義務，而是蓄意拖延時間。事實上，英國外交部的機密文件使人很難懷疑，到八月初的時候，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幾乎已經放棄了同蘇聯達成協議以制止希特勒的希望，當時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能繼續莫斯科的軍事談判的話，這倒也許還可以制止德國獨裁者在今後四個星期之內採取觸發戰爭的決定性步驟。

　　同英國人和法國人相反，俄國人派出的軍事代表團成員都是最高級的軍官：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紅軍總參謀長沙波希尼科夫將軍和海軍及空軍的最高司令官。俄國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英國人曾在七月間派帝國參謀總長陸軍上將艾德蒙‧埃昂賽德爵士到華沙去同波蘭參謀本部談判軍事問題，而現在竟然不考慮派這樣高級的軍官到莫斯科來。

　　英法軍事代表團實在不能說是趕赴莫斯科的。坐飛機的話，一天就到了。可是他們卻是坐一條慢船，一條既載客又裝貨的輪船去的，路上所花費的時間足夠瑪麗皇后號把他們送到美國去。他們在八月五日啟程開赴列寧格勒，到八月十一日才到莫斯科。

　　這時已經太遲了，希特勒已經搶在他們頭裡了。

　　當英國和法國的軍官們還在等他們那條把他們送到列寧格勒去的慢船的時候，德國人卻在迅速行動。在柏林和莫斯科。八月三日是一個關鍵性的日子。

　　那天中午十二點五十八分，歷來都是無例外地讓國務秘書馮‧威茲薩克來起草電報的外交部長馮‧里賓特洛甫，親自給莫斯科的舒倫堡發了一份標明﹁機密一特急﹂的電報。

　　﹁我昨天曾同阿斯塔霍夫作了一次很長的談話，詳情另電告知。

　　我表示，德國方面希望改善德俄關係，並且說，從波羅的海到黑海沒有一個問題不能加以解決，使雙方都感滿意。阿斯塔霍夫希望就目前重大問題進行更具體的會談，為此｜｜我宣稱，如果蘇聯政府願意通過阿斯塔霍夫通知我，他們也希望把德俄關係置在新的確定的基礎之上的話，我自己隨時準備參加這種會談。﹂

　　外交部已經知道，舒倫堡當天稍晚的時候將去會見莫洛托夫。在里賓特洛甫的電報發出以後一個小時，威茲薩克也發出了自己的電報，同樣標明﹁機密一特急﹂。

　　﹁鑒於政局演變甚快，並且為了利於迅速行動，不管你今天同莫洛托夫的談話結果如何，我們都急需更加具體地在柏林繼續進行協調德俄意圖的談判。為此目的，施努爾將在今天接見阿斯塔霍夫，並將告訴他，我們準備更加具體地繼續談判。﹂

　　雖然里賓特洛甫突然表示希望就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每一個問題進行﹁具體﹂談判一舉定然會使俄國人大吃一驚｜｜里賓特洛甫在下午三點四十七分發給舒倫堡的第二份電報中說，他曾﹁給了︵阿斯塔霍夫︶一個微微的暗示，表明我們將同俄國對波蘭的命運達成諒解﹂｜｜這位德國外交部長卻向他駐莫斯科的大使強調，他曾告訴俄國代辦﹁我們並不著急﹂。

　　這是裝腔作勢，而那位機靈的蘇聯代辦也看透了這一點。他在十二點四十五分在外交部見到施努爾的時候故意說，雖然施努爾看起來很著急，德國外交部長昨天﹁可並沒有表示這麼著急﹂。對此，施努爾巧妙地應付了過去。

　　﹁我告訴阿斯塔霍夫先生︵他在一份內部報告中寫道︶，雖然外交部長昨夜並沒有對蘇聯政府表示任何著急，我們仍然認為最好是利用今後幾天來繼續談判，好儘快打下一個基礎。﹂

　　這樣，對德國人來說，這就成了今後幾天就要見分曉的問題。阿斯塔霍夫告訴施努爾說，他從莫洛托夫那裡得到了對德國建議的﹁一個臨時答覆﹂。這個答覆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的。雖然莫洛托夫也希望改善關係，但是阿斯塔霍夫說，﹁莫洛托夫說，迄今為止對德國的態度還不瞭解有什麼具體的東西﹂。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那天晚上在莫斯科直接向舒倫堡表達了他的看法。午夜剛過，德國大使就發回了一個長長的電報，報告他曾同莫洛托夫談了一個小時又一刻鐘，莫洛托夫﹁放棄了他往常那種矜持的態度而顯得不平常地直爽﹂。這點看來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因為在舒倫堡重申了德國認為兩國之間﹁從波羅的海到黑海﹂都不存在任何分歧的看法，而且重申了德國想﹁達成﹂諒解的願望以後，那位硬梆梆的俄國外長就舉出了幾件德國對蘇聯的敵對行為：反共公約，支持日本反俄，不讓蘇聯人參加慕尼黑會議。

　　莫洛托夫問道，﹁怎麼能說德國最近的聲明能同這三件事情沒有矛盾呢？德國政府態度的改變目前還沒有證明﹂。

　　舒倫堡看來有點灰心了。

　　﹁我的總的印象是︵他打給柏林的電報說︶，蘇聯政府目前已決心同英國和法國締結協定，只要他們能滿足蘇聯全部願望｜｜我相信我的話已經給莫洛托夫留下了印象，但是我們這方面仍然要作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蘇聯政府改變方針。﹂

　　雖然這位德國老外交家對俄國事務十分熟悉，他顯然過高估計英法談判代表在莫斯科的進展。他也還看不出柏林為了作出他認為要改變蘇聯外交方針所必需的﹁巨大努力﹂現在已準備作到什麼程度。

　　在威廉街，對蘇聯外交方針可以改變的信心越來越高。要是蘇聯保守中立的話，英國和法國就不會為波蘭打仗，就是打的話，也可以很容易把他們擋在西線工事之外，等到德國軍隊把波蘭人迅速打垮以後，再以全力回師西向來對付他們。

　　機警的法國駐柏林代辦雅克‧塔爾比‧德‧聖哈杜因注意到了德國首都氣氛的改變，就在八月三日這一天，當柏林和莫斯科兩地蘇德外交活動十分頻繁的時候，他報告巴黎說：﹁過去一個星期之內，在柏林可以覺察到政治氣氛有一種十分肯定的改變｜｜在納粹領導人當中，進退兩難，徘徊猶豫，想拖延時間，甚至想姑息遷就的時期已經讓位給一個新的時期了。﹂

德國的盟國的猶豫

　　德國的盟國義大利和匈牙利的態度就不然了。夏天一天天過去，布達佩斯和羅馬的政府越來越害怕自己的國家會被拖到希特勒發動的戰爭中去，而且是站在德國一邊。

　　七月二十四日，匈牙利總理特萊基伯爵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發出了內容完全相同的信，通知他們﹁一旦發生全面戰爭的話，匈牙利將按照軸心國家的政策決定其政策﹂。說完這番豪語以後，他又縮了回來。同一天，他就給兩位獨裁者發出了第二封信，聲明﹁為了防止對我七月二十四日的信可能發生任何誤解，我｜｜再說一遍，從道義立場來說，匈牙利不能夠對波蘭採取武裝行動﹂。

　　布達佩斯來的第二封信使希特勒又一次大發雷霆。當他八月八日在上薩爾斯堡接見匈牙利外交部長察基伯爵的時候︵里賓特洛甫也在場︶，他一開頭就說匈牙利總理的信使他﹁大為震驚﹂。據為外交部所寫的內部紀要說，他強調指出，在﹁一旦發生德波衝突的時候﹂，他從來也沒有指望要匈牙利｜｜或者任何其它國家｜｜援助。他還說，﹁特萊基伯爵的信是不能忍受的﹂。他提醒他的匈牙利客人，匈牙利是靠了德國的慷慨大度才從捷克斯洛伐克收回那麼多的領土。要是德國在戰爭中失敗了的話，他說，﹁匈牙利也必然會隨之被粉碎﹂。

　　繳獲的外交部檔案中有德國方面關於這次談話的紀要，它暴露了希特勒在這個決定命運的八月份的心理狀態。他說，波蘭對德國來說，在軍事上根本不是什麼問題。儘管如此，他還是從一開頭就在考慮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他口出大言：﹁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攻破德國的西線工事，在我的一生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嚇唬我，英國也辦不到。我也不會因人們經常預言的神經衰弱而垮下來。﹂至於俄國：

　　﹁蘇聯政府是不會對我們打仗的｜｜蘇聯人不會重複沙皇的錯誤，為英國流血犧牲。雖然如此，他們可能設法使自己不參加軍事行動，而靠犧牲波羅的海國家或者波蘭來占點便宜。﹂

　　希特勒這一番話效果十分顯著，在同一天舉行的第二次會談結束的時候，察基伯爵要求他﹁把特萊基寫的兩封信就當沒有寫一樣﹂。他還說，他也要對墨索里尼作同樣的請求。

　　幾個星期以來，義大利領袖一直在為德國元首可能把義大利拖入戰爭而焦躁不安。他派駐柏林的大使阿托利科不斷送來越來越使他吃驚的消息，報告希特勒已決心進攻波蘭。自從六月初以來，墨索里尼一直在要求同希特勒再次會晤，終於在七月中決定於八月四日在勃倫納山口會晤。七月二十四日，他通過阿托利科向希特勒提出了關於他們的討論的﹁若干基本原則﹂。如果元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的話，義大利將站在它一邊。但是領袖提醒元首，對波蘭的戰爭是不能限制在波蘭境內的，它將擴大為歐洲大戰。墨索里尼認為，現在還不是軸心國發動這樣一場戰爭的時候。他因此提出﹁在今後幾年內實行建設性的和平政策﹂，德國同波蘭，義大利同法國都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它們的分歧。不但如此，他還建議舉行另一次大國會議。

　　元首的反應，據齊亞諾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所記，是不贊同的。因此，墨索里尼決定最好還是推遲他同希特勒的會晤。八月七日，他提出兩國外交部長立即會晤，以代替原來的首腦會議。齊亞諾在這些日子裡寫的日記表明，羅馬的不安情緒在與日俱增。八月六日，他寫道：

　　﹁我們必須尋找一條出路。要是一味跟隨德國的話，我們就將走向戰爭，而且是在對軸心國，尤其是對義大利，最為不利的條件下進入戰爭。我們的黃金儲備已經減少到幾乎蕩然無存了。我們的鋼鐵儲備也是如此｜｜我們必須避免戰爭。我向領袖建議由我同里賓特洛甫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我將設法繼續討論墨索里尼關於舉行世界會議的建議。八月九日｜｜里賓特洛甫已同意了我們會談的建議。我決定在明天晚上動身，以便同他在薩爾斯堡會面。領袖切望我用確鑿的證據向德國人證明，在這個時候爆發戰爭是一件蠢事。

　　八月十日｜｜領袖比過去更加深信必須推遲戰爭。他親自擬定了關於薩爾斯堡會談的報告的大綱。報告的結尾暗示應舉行國際談判來解決如此危險地擾亂了歐洲生活的各種問題。

　　在讓我走以前，他囑告我應該坦率地告訴德國人，我們必須避免同波蘭發生衝突，因為這種衝突將無法限制在波蘭境內，而全面的大戰對人人都是一場災難。﹂

　　這位年輕的法西斯外交部長是帶著這樣一種值得稱讚的、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天真的想法和建議到德國去的，在那裡，在以後的三天內｜｜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他從里賓特洛甫那裡，尤其是從希特勒那裡，經歷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震驚。

齊亞諾在薩爾斯堡和上薩爾斯堡：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

　　八月十一日，齊亞諾同里賓特洛甫在薩爾斯堡郊外後者的別墅中談了大約十個小時。這所別墅在富許爾，是那位納粹外交部長從一個奧地利的保皇黨人那裡奪過來的，至於那位保皇黨人，為方便起見，已經送到集中營裡去了。那位容易衝動的義大利人發現︵他後來報告︶，氣氛甚為陰冷。當兩個人在聖‧沃爾夫岡的白馬旅舍吃晚飯的時候，一句話都沒有交談。實在也沒有多大必要。里賓特洛甫這天早些時候已經告訴過他的客人，進攻波蘭的決定是不容修改的。

　　﹁那麼，里賓特洛甫，你們到底想要什麼？﹂齊亞諾說他曾這樣問過，﹁是走廊還是但澤？﹂

　　﹁再也不是那點兒東西了，﹂里賓特洛甫用他那閃閃發亮的眼睛冷冷地瞪著他回答說，﹁我們要戰爭！﹂

　　齊亞諾說，同波蘭的衝突不可能限制在波蘭，如果波蘭受到攻擊，西方民主國家會打仗；但是這種種論據都遭到了乾脆的拒絕。四年以後，一九四三年耶誕節的前兩天，當齊亞諾躺在維羅納監獄的第二十七號牢房中等待處決︵那是德國人指使的︶的時候，他仍然還記著在薩爾斯堡郊外富許爾所度過的八月十一日這陰冷的一天。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他最後一頁日記上寫道，里賓特洛甫﹁有一次同他在薩爾斯堡的奧地利皇宮飯店裡冷冰冰地吃飯的時候﹂曾同他打賭說，法國和英國一定會保守中立，里賓特洛甫以一批古代德國盔甲同齊亞諾賭一幅義大利名畫｜｜他不堪回首地提到，輸家以後根本就沒有付出這筆賭注。

　　齊亞諾後來又到了上薩爾斯堡。希特勒在八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那裡的兩次會議上重申法國和英國絕不會打仗。

　　同納粹外交部長相反，元首的態度倒很親熱，但是他要打仗的決心卻一樣沒有轉彎的餘地。這不但可以從齊亞諾的敘述中得到證實，而且可以從繳獲檔案中德國方面關於這次會談的秘密記錄中得到證實。義大利外長看到希特勒站在一張大桌子前面，上面攤著軍用參謀地圖。他一開頭就解釋德國的西壁防線的力量。他說，這是攻不破的。除此之外，他輕蔑地補充說，英國只能派三個師到法國去。法國的師當然要多得多，但是因為波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被擊敗，德國那時就可以在西線集中一百個師來進行﹁那時就將開始的生死存亡的鬥爭﹂。

　　事實會不會如此？幾分鐘以後，被齊亞諾的初步反應弄得心煩意亂的元首就自相矛盾起來了。義大利外交部長按照原來的打算向希特勒慷慨陳辭。據德國人的記錄說，他表示﹁義大利對完全意料不到的嚴重局勢大感驚訝﹂。他抱怨德國沒有經常把情況通知它的盟國。﹁相反，德國外交部長五月間︵在柏林和米蘭︶還曾聲明但澤問題將在適當時候予以解決。﹂當齊亞諾接著宣稱對波蘭的戰爭將擴大為歐洲大戰的時候，他的主人打斷了話頭說，他的看法並不如此。

　　﹁我個人，﹂希特勒說，﹁絕對相信西方民主國家到最後無路可走的時候就會退縮而不敢發動全面戰爭。﹂德國方面的記錄接著說，對這番話，齊亞諾回答說，﹁他希望元首的話會證明是對的，不過他可並不相信﹂。義大利外交部長接著就詳細列舉了義大利的弱點，照德國人的記載看來，他這番長篇訴苦最後想必已經使希特勒認識到義大利在未來的戰爭中對他並沒有多大用處。齊亞諾說，墨索里尼所以要推遲戰爭的理由之一是，他﹁極為重視按原定計劃舉行一九四二年的世界博覽會﹂。希特勒這時已經完全沉迷在軍事地圖上，一心在盤算怎樣打仗，聽了這句話一定感到很驚異。同樣一定曾使他大感意外的是，齊亞諾居然天真地拿出一份公報的草稿請他同意發表，其中說軸心國外交部長的會議﹁重申了兩國政府的和平願望﹂，並且表示相信能﹁通過正常的外交談判﹂來保持和平。齊亞諾說明領袖心裡本來想的是要舉行一個有歐洲主要國家參加的和平會議，但是由於尊重﹁元首的顧慮﹂，他願意退而求其次，只進行通常的外交談判。

　　希特勒在頭一天還沒有完全拒絕舉行國際會議的建議，但是他提醒齊亞諾，﹁在今後列強開會時已再也不能把俄國排除在外面了﹂。這是第一次提到蘇聯，然而並不是最後一次。

　　最後，當齊亞諾設法想要他的主人明確表示到底決定在哪一天進攻波蘭的時候，希特勒回答說，因為秋天多雨，他的裝甲師和摩托師那時在一個很少有高級路面的公路的國家裡會無法行動，因此﹁同波蘭算帳就必須在八月底的時候，不是用這種辦法就是用那種辦法來進行﹂。

　　齊亞諾終於得到了這個日期，或者說是可能的一個日期中最後的一個日期。因為過了一會兒之後，希特勒就又大發雷霆，說要是波蘭人採取任何新的挑釁行動的話，他決定﹁在四十八小時之內進攻波蘭﹂。因此，他接著說，﹁任何時候都可能對波蘭採取行動﹂。這場發作結束了第一天的談話，只是希特勒還答應要考慮一下義大利的建議。

　　在給了這些建議以二十四小時的考慮以後，他在第二天告訴齊亞諾，最好還是不要就他們的談話發表任何種類的公報。由於預計秋天的氣候不好，就很有必要：

　　﹁︵他說︶第一，讓波蘭在盡可能最短的時間內明白表明其意圖。第二，德國將決不容忍任何進一步的挑釁行動。﹂

　　齊亞諾問他，﹁什麼叫盡可能最短的時間﹂，希特勒回答說，﹁至遲到八月底﹂。他解釋說，雖然打敗波蘭只要半個月就夠了，﹁徹底清算﹂還得再花兩個星期到四個星期｜｜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精確的預言。

　　最後，到會談結束的時候，希特勒又按他的慣例對墨索里尼大加奉承，而事實上他從齊亞諾的話裡一定已經明白，他再也不能指望墨索里尼了。他說，他個人感到十分有幸﹁生在這樣一個時代，除了他自己以外，另外還有一個政治家將作為偉大而獨特的人物而名垂青史。他能同這樣一個人交朋友是他個人極大的幸福。當共同戰鬥的時刻到來的時候，不論發生什麼情況，他都將永遠在領袖的左右﹂。

　　不論愛戴高帽子的墨索里尼會被這些話打動到什麼程度，他的女婿可是無動於衷，他第二次同希特勒會談以後，在八月十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回羅馬的時候，對德國人，對他們的領導人，對他們辦事的方法，真是討厭透頂了。他們出賣了我們，對我們撒謊。現在他們是在把我們拖進一場冒險中去。這場冒險是我們不想幹的，而且是會危及我們的政權和我們整個國家的。﹂

　　但是，當時義大利是希特勒最不在乎的國家。他的心思集中在俄國身上。在八月十二日同齊亞諾的談話臨近結束的時候，有﹁一封莫斯科來的電報﹂︵德國方面的記錄是這樣說的︶交給了元首。由於希特勒和里賓符洛甫要看電報，談話中斷了一會兒。然後他們把電報的內容告訴了齊亞諾。

　　﹁俄國人，﹂希特勒說，﹁已經同意德國派一個政治談判代表去莫斯科了。﹂

第十五章　納粹｜蘇聯條約

　　八月十二日下午，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向齊亞諾透露內容的﹁莫斯科來的電報﹂，就像在本書以前所出現過的某些﹁電報﹂一樣，來源甚為可疑。在德國檔案裡並沒有找到這樣一份從俄國首都來的電報。舒倫堡確實曾在八月十二日從莫斯科發過一份電報給柏林，但是它只不過報告了英法軍事代表團的到達以及俄國人同他們的客人親熱地相互敬酒的消息而已。

　　可是，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顯然想用來打動齊亞諾的﹁電報﹂也仍然不無根據。八月十二日曾從威廉街向上薩爾斯堡傳去過一份電報，報告俄國代辦那一天在柏林拜會施努爾的結果。阿斯塔霍夫通知施努爾說，莫洛托夫現在準備討論德國人提出來的問題，包括波蘭和其它政治性問題在內。蘇聯政府建議以莫斯科為談判地點。但是，阿斯塔霍夫說明，此事不必著急。施努爾在那份顯然趕發到上薩爾斯堡的報告中談到，阿斯塔霍夫強調說：﹁莫洛托夫給他的指示中主要著重之處就在﹃逐步﹄這個詞上｜｜談判只能逐步進行。﹂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可不能等待同俄國的談判﹁逐步﹂進行。正如他剛剛對震驚莫名的齊亞諾透露的那樣，他已經把突襲波蘭的最後期限規定在九月一日，而現在已經將近八月半了。如果他要有效地破壞英法同俄國之間的談判而同史達林辦成他自己的交易的話，就該快動手｜｜不是一步一步來，而是大跳一步。

　　八月十四日是星期一，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日子。這一天，顯然並沒有完全得知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天機的馮‧德‧舒倫堡大使從莫斯科給威茲薩克打了一個電報，說莫洛托夫是一個﹁古怪而難辦的人﹂，而﹁我仍然認為在對蘇關係方面應當避免採取任何操之過急的行動﹂，然而，就在同時，柏林卻給他發去了一份﹁特急﹂電報。這份電報是里賓特洛甫發出的，發報地點是威廉街︵外交部長當時仍舊在富許爾︶，時間是八月十四日晚上十點五十三分。它指示德國大使立即去見莫洛托夫並向他﹁一字不改地﹂照讀一封長信。這封信，說穿了，是希特勒出的大價錢。里賓特洛甫的電報說：德蘇關係已經﹁臨到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德國和俄國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實際的利害衝突｜｜歷史上，當兩國是友邦的時候就一切順遂，當兩國是敵國的時候，那就不然了﹂。

　　﹁由於英國的政策而在波德關係上所發生的危機，︵里賓特洛甫接著說︶以及實行那種政策勢所必至的組織聯盟的企圖，己使迅速澄清德俄關係成為必要。要不然的話，情況｜｜很可能逆轉，而使兩國政府不再有恢復德俄友誼從而協同澄清東歐領土問題的可能。因此，兩國領導人絕不能坐失時機而應該當機立斷。如果，由於雙方不瞭解彼此的觀點與意向而使兩國人民終歸仳離的話，將是極大的不幸。﹂

　　德國外交部長因此﹁以元首的名義﹂，準備在適當時機採取行動。

　　﹁我們獲悉，蘇聯政府也有澄清德俄關係的願望。不過，根據過去的經驗。這種澄清通過通常的外交途徑只能慢慢地來達到，因此，我準備到莫斯科作一短期訪問，以元首的名義向史達林先生提出元首的意見。在我看來，只有通過這樣的直接討論才能使局面有所改變，從而不是不可能為德俄關係的最後解決奠定基礎。﹂

　　英國外交大臣一直不願到莫斯科去，而現在德國外交部長卻不但願意去，而且急著要去｜｜納粹領袖們正確地估計到，這樣一種對比一定會給多疑的史達林以強烈的印象。德國人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們的意見直接提給那位俄國獨裁者本人。因此里賓特洛甫在他的急電後面又加上了一個﹁附言﹂。

　　﹁我要求你︵里賓特洛甫告訴舒倫堡︶不要把這項書面指示交給莫洛托夫先生，而是要使它盡可能像我所指示你的那樣確切地告達史達林先生；我授權你，如果有機會的話，請莫洛托夫先生允許你代表我晉見史達林先生，那樣，你就可以把這封重要的信件直接向他面陳了。除了同莫洛托夫會晤以外，同史達林進行詳細討論也是我作這次訪問的一個條件。﹂

　　在德國外交部長的建議裡，有一個沒有什麼掩飾的釣餌，德國人一定認為克里姆林宮是會上鉤的。德國人這樣想不是沒有理由的。在重申﹁從波羅的海到黑海沒有任何問題不能按兩國完全滿意的方式解決﹂的時候，里賓特洛甫具體提到了﹁波羅的海國家、波蘭、東南歐問題等等﹂，而且他還說，有必要﹁協同澄清東歐的領土問題﹂。

　　德國已經準備同蘇聯瓜分東歐，包括波蘭在內。這是英國和法國所無法出的大價錢，而且顯然，即使他們能夠出，也是不願出的。希特勒在出了這筆價錢以後，顯然很有把握不會被拒絕，因此，就在當天︵八月十四日︶再次召集了他的三軍司令長官，來聽他講進行戰爭的計畫和預測。

上薩爾斯堡的軍事會議：八月十四日

　　﹁偉大的戲劇，﹂希特勒告訴他的挑選來的聽眾說，﹁現在已經接近高潮了。﹂雖然要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勝利就不能不冒風險，他還是肯定英國和法國不會打仗。光說一點就夠了，英國﹁沒有一個真正有膽略的領袖。我在慕尼黑領教過的人物都不是能打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人物﹂。但是就像前幾次同他的軍事首腦們開會時一樣，元首總是忘懷不了英國，他相當詳細地談到了英國的力量和弱點，特別是後一方面。

　　﹁︵據哈爾德的記錄說︶同一九一四年不同，英國不會再冒冒失失參加一場要持續好幾年的戰爭了｜｜這就是富國的命｜｜即使英國，現在也沒有錢打世界大戰。英國要打仗是為了什麼？誰肯為了一個盟國而找死？﹂

　　希特勒問道，英國和法國在軍事上有什麼辦法呢？

　　﹁硬攻西壁是不大可能的︵他自己回答道︶。向北經過比利時和荷蘭包抄不可能迅速取勝。這些辦法都幫不了波蘭人的忙。

　　這些因素都表明英國和法國不會參加戰爭｜｜沒有什麼東西逼它們非打不可。到慕尼黑來的那批人是不會冒險的｜｜英國和法國的參謀本部對武裝衝突的前途有清醒的估計，因而是反對打仗的｜｜

　　所有這一切都支持這樣一種看法：雖然英國可能大唱高調，甚至召回大使，也許在貿易上實行全面禁運。它還是肯定不會進行武裝干涉。﹂

　　因此，波蘭很可能單獨應戰，但是希特勒解釋說，仍然必須把它﹁在一兩個星期內﹂打敗，好讓全世界都看到它已完全垮臺，這樣就不會再設法搭救它了。

　　希特勒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告訴他的聽眾，他就在這一天同俄國做的那筆交易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雖然這個消息一定會使那些深信德國不能同時在兩條戰線上打一場大戰的將軍們大為快慰。不過他告訴他們的那一點也已經足以引起他們要求知道更多消息的慾望了。

　　﹁俄國，﹂他說，﹁決不是肯為人火中取栗的﹂。他講了一下同莫斯科之間從貿易談判開始的﹁稀疏的接觸﹂。他現在正在考慮是否﹁該派一個談判代表到莫斯科去，這個人是否該是一個顯要人物﹂。他說，蘇聯並不感到對西方負有什麼義務。俄國人是瞭解必須摧毀波蘭的道理的。他們對﹁劃定勢力範圍﹂是有興趣的。元首﹁準備同他們互相遷就﹂。

　　在哈爾德記得十分詳盡的速記記錄中，沒有一處提到，這位陸軍參謀總長自己，或者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將軍，或者戈林，曾對元首把德國引入歐洲大戰的方針提出過異議｜｜因為，雖然希特勒信心十足，法國和英國是不是一定不會打仗，俄國是不是一定會袖手旁觀，還決不是絕對肯定的。事實上，剛好一個星期以前，戈林就曾接到過一個直接的警告說，如果德國進攻波蘭的話，英國人肯定會打仗。

　　七月初，他有一個名叫比爾格‧達勒魯斯的瑞典朋友。曾設法讓他相信英國輿論再也不會容忍納粹進一步的侵略行動。當德國空軍總司令表示懷疑的時候，達勒魯斯八月七日又曾在靠近丹麥邊境的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自己的一所房子裡安排了一個機會，讓戈林以私人的身份會見了七名英國企業界人士。這幾個英國人竭盡全力要戈林相信，如果德國發動進攻的話，英國一定會履行它對波蘭的條約義務。他們不但在口頭上說，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書面備忘錄。他們是否達到目的是可以懷疑的，不過，自己也是一個商人的達勒魯斯是相信他們達到了目的的。這位好事的瑞典人肯定在柏林和倫敦都同上層有聯繫。在今後幾個緊張的星期中，他曾在德國和英國之間擔當了某種調解人的角色。他能直通唐寧街，而且曾於七月二十日在那裡受到了哈利法克斯勳爵的接見，他同後者討論了英國企業界人士即將會見戈林的事情。此後不久，他又被希特勒和張伯倫親自召見。但是，雖然他爭取和平的努力出於好意，他實在太天真了，要當一個外交家，更是幼稚外行得驚人。幾年以後在紐倫堡審訊中，大衛‧馬克斯威爾一費夫爵士曾多方盤詰，使這個瑞典業餘外交家痛苦地承認上了戈林和希特勒的大當。

　　哈爾德將軍是十一個月以前要推翻希特勒的密謀中的為首人物，為什麼他在八月十四日不發言反對元首走向戰爭的決定呢？或者，如果他認為說話沒有用的話，為什麼不根據慕尼黑前夕同樣的理由｜｜戰爭將給德國帶來大禍｜｜再次策劃推翻那位獨裁者呢？多年以後，哈爾德在紐倫堡受審的時候解釋說，甚至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他還根本不相信希特勒，不管他嘴上怎麼說，到頭來會冒險發動戰爭。哈爾德在八月十五日即伯格霍夫會議後的次日所記的日記還表明，他也不相信法國和英國會冒戰爭的危險。

　　至於勃勞希契，他不是一個能對希特勒已經打定的主意提出疑問的人。在八月十五日從吉斯維烏斯那裡知道了上薩爾斯堡軍事會議的消息的哈塞爾曾托人帶話給這位陸軍總司令說，他﹁絕對相信﹂，如果德國侵入波蘭的話，英國和法國一定會干涉。然而哈塞爾在日記中傷心地寫道，﹁同他沒有什麼好談的。他不是害怕，就是根本不懂這件事｜｜對這些將軍們是沒有什麼指望了｜｜只有幾個人腦袋還清醒：哈爾德、卡納里斯、湯瑪斯﹂。

　　只有最高統帥部才智出眾的經濟與軍備局局長湯瑪斯將軍敢公開對元首提出異議。八月十四日的軍事會議過了沒有幾天，湯瑪斯在同現在大體上已不活動的密謀份子戈台勒、貝克和沙赫特討論以後，寫了一個條陳，親自讀給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聽。他說，速戰速和完全是幻想。對波蘭的進攻將觸發世界大戰，而德國卻缺少進行這場大戰的原料和糧食。但是全部思想完全來自希特勒的凱特爾，卻對這種認為會引起大戰的看法置之一笑。他說，英國太老朽了，法國太腐敗了，美國太不關心了，它們都不會為波蘭來打仗的。

　　這樣當一九三九年八月下半月開始的時候，德國的軍事首腦們就全力準備起消滅波蘭的計畫來了，同時也準備萬一西方民主國家出乎一切預料而出兵干涉的時候保衛德國西部。原定在九月份第一個星期開始舉行的一年一度的紐倫堡黨代表大會，希特勒曾在四月一日把它宣佈為﹁和平的黨代表大會﹂的，在八月十五日暗暗地取消了。有二十五萬人被徵召入伍，到西線的軍隊中去。對鐵路提前發出了動員令。陸軍總司令部已計畫好遷移到柏林東面的佐森。同一天，海軍方面報告，袖珍戰鬥艦﹁斯比伯爵﹂號和﹁德意志﹂號及二十一艘潛水艇已準備好開赴大西洋防區。

　　八月十七日，哈爾德將軍在日記裡記下了一段奇怪的活：﹁卡納里斯同第一局︵作戰局︶查對過。希姆萊、海德里希，上薩爾斯堡：給上西里西亞送一百五十套附件齊全的波蘭軍服。﹂

　　這是什麼意思？直到戰後才弄清楚。這牽涉到納粹黨人所製造的最離奇的一個事件。我們還記得，為了能使侵略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有所藉口，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曾打算製造過像謀殺德國公使這樣的﹁事件﹂，這一次也正如過去一樣，他們因為看到時間越來越少，就又想製造一個事件，至少照他們的想法，這樣就可以使他們在全世界面前有了侵略波蘭的理由。

　　這一事件的代號叫﹁希姆萊計畫﹂，做法十分簡單｜｜也十分露骨。黨衛隊的秘密警察將利用集中營裡的死囚穿著波蘭陸軍的制服向靠近波蘭邊境格萊維茨地方的德國廣播電臺發動假進攻。這個地方靠近波蘭邊境，這樣就可以指責波蘭進攻了德國。八月初，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接到了希特勒的手令，要他發給希姆萊和海德里希一百五十套波軍制服和若干波軍小型武器。這使他大為奇怪，八月十七日，他問最高統帥部長官這是怎麼回事。那位沒有骨氣的凱特爾說，他也不怎麼看得起﹁這種行為﹂，不過他告訴卡納里斯說，既然是元首親自下的命令，也就﹁沒有什麼法子﹂了。卡納里斯雖然十分反感，但還是服從了希特勒的命令，把制服交給了海德里希。

　　這位黨衛隊保安處處長選定了一個叫做阿爾弗雷德‧赫爾莫特‧瑙約克斯的年輕的黨衛隊老特務來執行這項計畫。

　　對這個奇怪的人物來說，接受這樣的任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早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德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以前不久，瑙約克斯就曾受海德里希指使把炸藥運入斯洛伐克，據他後來供認，這批炸藥就是用來﹁製造事件﹂的。

　　阿爾弗雷德‧瑙約克斯是黨衛隊秘密警察的典型產物，是一種有文化的匪徒。他曾在基爾大學學過工程，在那裡第一次嚐到了同反納粹份子毆鬥的滋味，有一次他的鼻子給共產黨人打癟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參加黨衛隊的，在一九三四年保安處成立時就到了那裡。像海德里希周圍許多別的年輕人一樣，他喜歡從事黨衛隊內被認為是一種花腦筋的研究｜｜特別是﹁歷史﹂和﹁哲學﹂。同時他也很快地成了一個被認為是難對付的年輕人︵另一個斯科爾茲內也是這樣一個人︶，可以被委託去執行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所設想出來的那種不大光彩的任務。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瑙約克斯投奔了美國人，一年以後在紐倫堡作了一批畫押口供，其中之一就是希特勒為了使進攻波蘭能有所藉口而製造的﹁事件﹂的經過，這樣就為歷史保存了一段實錄。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或者這一天前後，保安處處長海德里希親自下令，讓我偽裝進攻波蘭邊境附近的格萊維茨電臺，︵瑙約克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紐倫堡的一份畫押口供中說︶而且要裝作這支進攻部隊像是波蘭人組成的那樣。海德里希說：﹃對外國報界和德國宣傳來說，都需要有足以證明是波蘭人進行這次進攻的真憑實據｜｜﹄

　　給我的命令是攻佔廣播電臺，佔領時間要長到足以讓一名歸我指揮的能說波蘭活的德國人廣播完一篇波蘭語的演說。海德里希告訴我說，這篇演說應當講到德國人同波蘭人之間開戰的時間已經到了｜｜海德里希還告訴我說，他預料德國在幾天之內即將進攻波蘭。

　　我到格萊維茨去，在那裡等候了十四天｜｜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之間，我去見了秘密警察頭子海因里希‧繆勒，他當時正在附近的奧普林。繆勒當著我的面同一個叫做梅爾霍恩的人討論了製造另一個邊境事件的計畫，要把事情做得看起來是波蘭士兵進攻德國軍隊那樣｜｜繆勒說他有十二名到十三名的死囚，要讓他們穿上波軍制服，把他們弄死後放在出事地點，以此表明他們是在進攻時被打死的。為了這個目的，海德里希部下的醫生要給他們打毒藥針，然後再用槍打，在他們身上造成傷口。事件發生之後，要把報界人士和其它人士帶到現場去｜｜

　　繆勒告訴我，他從海德里希處得到一個命令，要給我這樣一些死囚來佈置格萊維茨的事件。他在提到這批死囚時所用的代號是﹃罐頭貨﹄。﹂

　　當希姆萊、海德里希和纓勒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準備利用這批﹁罐頭貨﹂為德國侵略波蘭製造藉口的時候，元首在部署三軍方面也作出了第一個決定性的行動，準備應付可能會打大的戰爭。在八月十九日｜｜這是又一個關鍵性的日子｜｜給德國海軍下達了出發的命令。

　　二十一艘潛水艇奉命進入不列顛群島以北和西北的陣地，﹁斯比伯爵﹂號啟碇開赴巴西沿岸海面，它的姊妹艦﹁德意志﹂號也進駐能切斷北大西洋中英國海上航路的陣地。

　　向各戰艦下達出發令以準備可能對英國採取行動的這一天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正是在八月十九日這一天，在柏林進行了一個星期的瘋狂的呼籲以後，蘇聯政府終於給了希特勒以他所要求的答覆。

納粹一蘇聯談判：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二十一日

　　馮‧德‧舒倫堡大使在八月十五日晚上八時見了莫洛托夫，而且，按照柏林的指示，向他宣讀了德國外交部長表示準備到莫斯科來解決蘇德關係的急電。據那天深夜德國大使發往柏林的﹁特急絕密﹂電報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以最大的興趣﹂聽取了他的陳述，並且﹁熱烈歡迎德國想改善對蘇關係的願望﹂。雖然如此，莫洛托夫畢竟是耍外交的老手，仍然不露一絲著急的跡象。他說，像里賓特洛甫所建議的那種訪問，﹁要求有充分的準備，才能使雙方的意見交換得到結果﹂。

　　什麼結果？這位詭計多端的俄國人是給了一點暗示的。他問道，德國政府是否有興趣在兩國之間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呢？它是否準備發揮它對日本的影響來改善蘇日關係並且﹁消除邊境衝突﹂呢？︵指的是在滿洲一蒙古邊境上已經打了整整一夏天的沒有宣戰的戰爭。︶最後，莫洛托夫問道，如果蘇德聯合擔保波羅的海國家的話，德國以為如何呢？

　　他最後說，所有這一類問題﹁都必須具體討論，那樣，在德國外交部長來到了這裡以後，就不會僅僅是交換交換意見，而是能作出具體決定﹂。他再一次強調﹁對這些問題進行充分的準備是必不可少的﹂。

　　這樣看來，締結納粹一蘇聯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還是俄國人第一個倡議的｜｜而且是在他們同法國和英國談判必要時協同作戰來制止德國侵略的時候倡議的。希特勒對﹁具體討論﹂這樣一個條約當然大喜過望，因為這個條約將使俄國置身於戰爭之外，從而能使他放膽進攻波蘭而無需害怕蘇聯干涉。而如果蘇聯置身於外的話，他深信英國和法國是會不寒而慄的。

　　莫洛托夫的這些建議正好就是希特勒所希望的東西；而且，它們比他所敢於提出的更具體，更痛快。只有一個困難：八月份快完了，而莫洛托夫還在那裡堅持在德國外交部長訪問莫斯科以前要有﹁充分準備﹂，希特勒可等不及蘇聯人這種慢吞吞的步子。威廉街在八月十六日清晨六點四十分就把舒倫堡關於他同莫洛托夫的談話的報告用電話傳給了在富許爾的里賓特洛甫，里賓特洛甫又急急忙忙翻過山到上薩爾斯堡去向元首請示。到了午後，他們就擬好了給莫洛托夫的答覆，從電傳打字機上傳給在柏林的威茲薩克，指示他立即以﹁特急﹂電報發往莫斯科。

　　納粹獨裁者無條件地接受了蘇聯的建議。舒倫堡奉里賓特洛甫之命再次進見莫洛托夫並且通知他：

　　﹁德國準備同蘇聯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如果蘇聯政府也有同樣願望的話，這項條約的期限可定為二十五年，期滿以前不得廢除。除此而外，德國還準備同蘇聯一起對波羅的海各國作出擔保。最後，德國也願意發揮影響來改進並鞏固俄｜日關係。﹂

　　德國政府一切裝作不急於同莫斯科做交易的偽裝都拋掉了。

　　﹁元首的意見是︵里賓特洛甫的電報接著說︶，鑒於目前時局的變化，並且鑒於不論哪一天都有可能發生嚴重的事變︵在這一點上請向莫洛托夫先生說明，德國絕不能無限期地容忍波蘭的挑釁︶，亟需從根本上迅速澄清德俄關係，並澄清各自對當前問題的態度。為此，我已準備在星期五︵八月十八日︶以後的任何時候飛赴莫斯科，由元首授以全權，來談判德俄關係的全部問題，而且，如果時機成熟的話，簽訂相應的條約。﹂

　　里賓特洛甫再次在這封電報後面加上了一段﹁附言﹂｜｜他個人給大使的指示。

　　﹁我要求你再一次把這一指示逐字讀給莫洛托夫聽，並且要求立即知道俄國政府和史達林先生的意見。為讓你心中有數起見，再告訴你一句絕對要保密的話，如果我能在本週末或者下周初到莫斯科的話，對我們將特別有利。﹂

　　第二天，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在高山頂上十分著急地等待著莫斯科的回答。莫斯科和柏林之間電訊來往當然不可能說來就來｜｜然而那兩位高居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頂上的人卻似乎忘記了這一事實。到八月十七日中午，里賓特洛甫又給舒倫堡發了一封﹁特急﹂電，要求對方﹁用電報報告：你是什麼時候求見莫洛托夫的，會談安排在什麼時候﹂。到吃晚飯的時候，那位被逼得很緊的大使的覆電來了，也是﹁特急﹂，說的是他在前一天深夜十一點鐘才接到外交部長的電報，要進行任何外交活動都太晚了。今天︵八月十七日︶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莫洛托夫約好在晚上八點見面。

　　對於現在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的納粹領導人來說，這次會談的結果是失望的。俄國外交人民委員不但知道希特勒在著急，而且無疑也完全知道是為了什麼理由，因此他就想種種辦法耍弄他們。在舒倫堡向他讀里賓特洛甫的電報的時候，莫洛托夫並不怎麼關心它的內容，聽完了以後，他就拿出了蘇聯政府對德國外交部長八月十五日第一次來信的書面答覆。這份覆照一開頭就尖刻地回溯了納粹政府以前對蘇俄的敵視行為，並且說，﹁直到最近以前，蘇聯政府行事都一直假定德國政府是在找機會同蘇聯發生衝突｜｜更不用提德國政府利用所謂反共公約努力建立而且已經建立了一批國家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這件事實了﹂。覆照解釋說，正是由於這個理由，俄國﹁才參與組織一個反對︵德國︶侵略的聯合防禦陣線﹂。

　　﹁雖然如此︵照會繼續說︶，如果德國政府現在要對過去的政策實行改變，準備認真改善同蘇聯的政治關係的話，蘇聯政府只能對這樣一種改變表示歡迎，並且準備在自己這方面修改政策，以便認真改善對德關係。﹂

　　但是，俄國照會堅持，這一定要通過﹁認真而實際的步驟﹂來做到｜｜而不是像里賓特洛甫所建議的那樣跨一大步。

　　到底是什麼樣的步驟？

　　第一步：締結一項貿易與貸款協定。

　　第二步：﹁可在不久以後﹂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

　　在採取第二個步驟的同時，蘇聯人要求﹁簽訂一項特別議定書，明確規定締約雙方在這個或那個外交政策問題上的利益﹂。這顯然是暗示，至少是在瓜分東歐問題上，莫斯科已經同意德國人的意見，認為可以作一筆交易了。

　　至於德國方面所建議的里賓特洛甫訪蘇之舉，莫洛托夫宣稱，蘇聯政府對此﹁甚為滿意﹂，﹁因為派遣這麼一位顯要的政治家前來，突出地表明瞭德國政府的態度是十分認真的，與英國適成顯著的對比，後者只派了像斯特蘭那麼一個二流角色到莫斯科來。雖然如此，對德國外交部長的來訪，仍然需要作充分準備。這種訪問必然會大事張揚，蘇聯政府卻並不喜歡招搖，而寧願不聲不響地做些實際工作﹂。

　　莫洛托夫提都沒有提到里賓特洛甫所說的他要在週末到莫斯科來的那項迫切的具體的建議，而舒倫堡則也許因為談話的結果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也沒有多提這件事。

　　第二天，里賓特洛甫在接到大使的報告以後，就催起這件事來了。十分明顯，希特勒現在是不顧一切了。八月十八日晚間，從他在上薩爾斯堡的夏令總部又給舒倫堡發出了一封由里賓特洛甫署名的﹁特急﹂電報。這封電報是在八月十九日清晨五點四十五分到達莫斯科德國大使館的，它指示大使﹁立即安排再次晉見莫洛托夫先生，並且盡可能爭取馬上同他會談﹂。再也沒有時間可以坐失了。﹁我要求你，﹂里賓特洛甫在電報裡說，﹁告訴莫洛托夫以下的話﹂：

　　﹁｜｜我們在正常情況下，當然也願意通過外交途徑來設法調整德俄關係，並且以通常的方式予以實現。但是目前的不同尋常的形勢，按照元首的意見，己使我們有必要採取不同的方法以取得迅速的結果。

　　德波關係一天比一天尖銳。我們必須估計到不論哪一天都可能發生會使公開衝突無法避免的事件｜｜元首認為，我們必須不致在正當努力澄清德俄關係的時候，對德波衝突的突然爆發缺乏心理準備。他因此認為，必須在事先就加以澄清。僅僅為了在發生這樣一種衝突的時候能考慮到俄國的利益就有此必要，如果不加以澄清的話，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德國大使還要說，莫洛托夫所提到的談判的﹁第一步﹂即締結貿易協定已經在當天︵八月十八日︶在柏林完成了，現在是﹁著手﹂第二步的時候了。為此，德國外交部長建議自己﹁立即動身來莫斯科﹂。他來的時候﹁將由元首授以全權，來全面地而且最後地解決全部問題﹂。里賓特洛甫補充說，到了莫斯科以後，他將能夠﹁考慮俄國人的願望﹂。

　　什麼願望？德國人現在已不再兜圈子了。

　　﹁我也將能夠︵里賓特洛甫接著說︶簽訂一項特別認定書，明確規定締約雙方在這個或那個外交政策問題上的利益；例如在波羅的海地區劃定勢力範圍的問題。然而，這種解決只有口頭討論才辦得到。﹂

　　這一次，大使絕不能從俄國人嘴裡得到一個﹁不﹂字。

　　﹁請你強調︵里賓特洛甫最後說︶，德國的外交政策在今天達到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請你一定要求對方迅速同意我訪問莫斯科，並且有力地反對俄國人任何相反的意見。在這一點上，你必須牢牢記住這樣一個決定性的事實，即公開的德波衝突可能很快爆發，因此，我能立即訪問莫斯科是我們最大的利益。﹂

　　八月十九日是決定性的一天，讓德國潛水艇和袖珍戰鬥艦開赴英國海面的命令一直壓在那裡，要等莫斯科來了回音才發。這些艦艇要是打算在希特勒預定發動戰爭的日期九月一日到達指定地點的話，它們本應該馬上出發的，因為剩下的時間已只有十三天了。受命突襲波蘭的兩路大集團軍也應該立即進入陣地了。

　　柏林，特別是上薩爾斯堡，空氣的緊張幾乎叫人不能忍受。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神經質地等待著莫斯科的決定。外交部那一天的各種文電透露了威廉街這種緊張不安的感覺。施努爾博士報告同俄國人關於貿易協定的談判已經在前一天晚上﹁達成完全協定﹂後結束了，但是蘇聯卻拖著不肯在上面簽字。他說，簽字儀式本來要在今天︵八月十九日︶中午舉行，但是到了中午，俄國人又打電話來說，他們得等莫斯科來的指示。施努爾報告說，﹁顯然，他們是得到了莫斯科的指示，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拖延簽字﹂。從上薩爾斯堡，里賓特洛甫又給舒倫堡發去了一份﹁特急﹂電報，要他一定用電報報告莫洛托夫所說的任何一句話，或者足以表明﹁俄國人的意向﹂的每一個跡象，但是這天白天，從大使那裡一共只收到了一份電報，那是照轉蘇聯通訊社塔斯社在莫斯科的一則闢謠聲明。塔斯社否認外傳俄國和英法軍事代表團之間已在遠東問題上陷於僵局，不過，它又說三國代表團在﹁完全不同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對希特勒來說，這是一個信號｜｜還有時間，也還有希望。

　　然後，到八月十九日晚上七點十分，那份望眼欲穿的電報終於來了。

　　﹁機密

　　特急

　　蘇聯政府同意德國外交部長在經濟協定宣告簽字以後一星期到莫斯科來。莫洛托夫說，如果締結經濟協定的消息明天公佈的話，德國外交部長就可以在八月二十六日或者二十七日到達莫斯科。莫洛托夫交給了我一份互不侵犯條約草案。

　　關於我今天同莫洛托夫所作的兩次談話的詳細報告以及蘇聯草案的全文將立即用電報發上。

　　舒倫堡﹂

　　據大使報告，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在克里姆林宮開始的第一次談話繼續了一個小時，進行得並不很好。看起來，似乎無法一下子迫使俄國人接待德國外長，﹁莫洛托夫堅持，﹂舒倫堡在電報中說，﹁即使要在大體上確定訪問的日期，目前也是辦不到的，因為那需要充分的準備｜｜對於我再三指出而且極其強調的必需趕快的理由，莫洛托夫答稱，迄今為止，甚至第一個步驟｜｜締結經濟協定｜｜都還沒有完成。首先，經濟協定要簽字並公佈，而且要在國外發生預期的影響。然後才輪得到互不侵犯條約和議定書。

　　莫洛托夫顯然毫不為我的異議所動。莫洛托夫聲稱，他已把蘇聯政府的觀點告訴了我，已經再也沒有別的話要補充了，在這以後，第一次談話就結束了。﹂

　　但是，很快，他就有話要補充了。

　　﹁這次談話結束以後還不到半小時，﹂舒倫堡繼續報告說，﹁莫洛托夫通知我，要我在下午四點三十分再到克里姆林宮去見他。他為麻煩我表示歉意，並且向我解釋，他已經向蘇聯政府作了報告。﹂

　　接著，這位外交人民委員就交給這位又驚又喜的德國大使一份互不侵犯條約草案，並且告訴他，如果貿易協定能在明天簽字並公佈的話，里賓特洛甫就可以在八月二十六日或者二十七日到莫斯科來。

　　﹁莫洛托夫並沒有對他突然改變主意舉出什麼理由。﹂舒倫堡在電報上補充說，﹁我猜想是史達林過問了這件事。﹂

　　這個猜想無疑是正確的。據邱吉爾說，蘇聯想同德國簽訂條約的意圖是史達林八月十九日晚上向政治局宣佈的。從舒倫堡的電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一天略早一點的時候｜｜大概在下午三點到四點半之間｜｜他把他那決定大局的決定告訴了莫洛托夫。

　　整整三年以後，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間，﹁有一天清早﹂︵邱吉爾後來報告說︶這位蘇聯獨裁者給當時在莫斯科訪問的英國首相談到了他所以採取這一厚顏無恥的行動的一些理由。

　　﹁我們形成了這樣一個印象，︵史達林說︶英國和法國政府並沒有決心在波蘭受到攻擊的時候打仗。但是他們希望英國、法國和俄國在外交上的聯合會嚇退希特勒。我們肯定，這樣做是達不到目的的。史達林曾問過：﹃法國動員起來以後，能拿出多少個師來對付德國？﹄答覆是：﹃大約一百個。﹄他又問：﹃英國能拿出多少個？﹄答覆是：﹃兩個，以後還可以再加兩個。﹄﹃啊，兩個，以後再加兩個。﹄史達林重複了一遍。然後他問道，﹃你知道不知道，要是我們同德國打仗的話，我們得在俄國戰場上投入多少個師？﹄停了一下，他自己回答說：﹃三百個以上。﹄﹂

　　舒倫堡在報告關於他八月十九日同莫洛托夫談話的結果的電報中還曾說，他想勸誘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同意里賓特洛甫早日訪問莫斯科的企圖，﹁不幸，沒有成功﹂。

　　不過，對德國人來說，此事非成功不可，侵入波蘭的全部時間表，實際上也就是到底能不能在秋雨大降以前的短短時期內發動進攻的問題，全要看這一點來決定。德國人害怕，要是莫斯科不能在八月二十六日或者二十七日以前接待里賓特洛甫的話，要是俄國人稍稍拖延一下的話，九月一日的預走日期就無法保持了。

　　在這個成敗關頭，阿道夫‧希特勒決定直接同史達林打交道。他放下了架子，親自請求這位他長期以來一貫痛罵詛咒的蘇聯獨裁者立即同意他的外交部長到莫斯科去。他給史達林的電報是在星期天︵八月二十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急急發到莫斯科去的，離他收到舒倫堡的電報剛好十二個小時。元首指示大使﹁立即﹂把它交給莫洛托夫。

　　﹁莫斯科

　　史達林先生：

　　我衷心地歡迎新的德蘇商務協定的簽字，認為它是改變德蘇關係的第一步。

　　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對我說來，意味著確立德國的長期政策。德國從此將恢復過去若干世紀中對我們兩國都屬有益的政治方針｜｜

　　我接受你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先生交來的互不侵犯條約草案，但是認為迫切需要儘快地澄清與之有關的問題。

　　蘇聯所希望的補充議定書的內容，我深信，在最短期間就能夠得到澄清，如果能有一位負責的德國政治家親自到莫斯科去談判的話。如若不然，德國政府就無法明白，這項補充議定書怎麼樣才能在短時期內澄清並解決。

　　德國和波蘭之間的緊張關係已變得不可容忍了｜｜不論哪一天都可以爆發危機。德國已經下定決心從現在起以在它支配下的一切手段來保護它的國家利益。

　　在我看來，鑒於我們兩國都有建立彼此間新關係的願望，最好是不要喪失任何時間。我因此再次建議你在星期二︵八月二十二日︶接見我的外交部長，至遲到星斯三，八月二十三日。德國外交部長有最充分的權力來擬定並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議定書。鑒於目前的國際形勢，外交部長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一天，至多兩天，再長是不可能的。

　　我將十分高興得到你儘早的答覆。

　　阿道夫‧希特勒﹂

　　在以後的二十四小時中，從星期天︵八月二十日︶晚間希特勒給史達林的呼籲通過電臺發向莫斯科開始，到第二天的傍晚，元首一直是處在近乎精神崩潰的狀態中。他連覺都不能睡。半夜裡，他還打電話給戈林，說他心裡嘀咕史達林對他的電報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並且對莫斯科遲遲不作答覆感到惶惶不安。到八月二十一日凌晨三點鐘，外交部接到了舒倫堡的﹁特急﹂電，說威茲薩克早先通知他的希特勒要發給他的電報還沒有收到。大使提醒外交部，﹁公務電報從柏林到莫斯科要四到五小時，包括兩小時的時差在內。此外還必須加上翻譯密碼的時間﹂。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點十五分，急得不得了的里賓特洛甫給舒倫堡發了一個急電說：﹁請竭盡全力保證我能成行，日期如前電所示。﹂中午過了不久，大使通知柏林：﹁我將於今日下午三時往見莫洛托夫。﹂

　　最後，到八月二十一日晚上九點三十五分，史達林的覆電才到了柏林。

　　﹁致德國總理阿‧希特勒：

　　我感謝你的來信。我希望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將成為改善我們兩國關係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

　　我們兩國人民都需要彼此間的和平關係。德國政府贊成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為在我們兩國之間消除政治方面的緊張狀態並且實現和平與合作提供了基礎。

　　蘇聯政府命我通知你，他們同意馮‧里賓特洛甫先生在八月二十三日到達莫斯科。

　　約‧史達林﹂

　　就翻雲覆雨、不講信義這一點而言，納粹獨裁者在蘇維埃暴君身上真算得上是棋逢敵手了。現在他們兩個人已經打開了道路，可以在一起最後完成這個不體面的時代一樁最卑鄙的交易了。

　　史達林的覆電是晚上十點三十分轉到在伯格霍夫的希特勒那裡的。本書作者還記得，幾分鐘以後｜｜晚上十一點剛過｜｜德國廣播電臺的音樂節目突然中斷了，廣播員宣佈：﹁德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已經協議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德國外交部長將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到莫斯科完成這項談判。﹂

　　希特勒在得到史達林親自保證俄國將成為一個友好的中立國以後，第二天︵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再一次把他的最高級將領召到了上薩爾斯堡，向他們宣揚他自己的偉大，並且要求他們打起仗來必須殘酷無情，不要有任何憐憫，並且告訴他們，他很可能在四天以後即星期六︵八月二十六日︶就下令進攻波蘭｜｜比原定計劃提前六天。成全了這樣一件事情的是史達林，是元首的不共戴天的敵人。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軍事會議

　　將軍們發現希特勒又來了他那股極其狂妄和毫不妥協的勁兒。他告訴他們說，﹁我把你們叫來，是為了要你們瞭解目前政治局勢的輪廓，這樣可以使你們對我據以作出我的無可更改的決定的各項因素能有深入的瞭解，也可以加強你們的信心。在此以後，我們就可以討論軍事上的各項細節了﹂。首先，他說，是兩項關於個人的考慮。

　　﹁我自己這個人和墨索里尼這個人。

　　從根本上說，一切都決定於我，決定於我的存在，原因就在於我的政治才能。除此而外，也在於這個事實：很可能再也沒有一個人能享有我所享有的德國全體人民的信任了。從今以後很可能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有比我更大的權力了。我的存在因此就具有極大的價值。但是，任何時候我都可能被一個罪犯或者一個瘋子幹掉。﹂

　　第二個個人的因素是義大利領袖。他的存在也是決定性的。要是他有個三長兩短的話，義大利對這個聯盟的忠誠就不再靠得住了。義大利的王室基本上是反對那位領袖的。

　　佛朗哥也是一支力量。他會保證西班牙保持﹁同情的中立﹂。至於說到﹁對方﹂，那麼，他向他的聽眾擔保，﹁在英國和法國沒有什麼傑出的人物﹂。

　　這位惡魔一般的大獨裁者，大概一直不斷地這樣嘮叨了有好幾個鐘頭，中間只因吃一頓遲開的中飯中斷了一會。從記錄上，找不到任何跡象表明有任何一個陸軍將領、海軍將領、空軍將領敢於打斷他的話頭，對他的判斷提出異議，甚至對他的謊言也不敢否認。他說，他在春天就已經決定同波蘭開戰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他認為他首先得對付西方。不過，後來逐漸﹁明白﹂，在那種情況下，波蘭會進攻德國，因此，它應當在現在就予以清算。無論怎麼說，發動戰爭的時間已經來到了。

　　﹁對我們來說，並不難作出決定。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我們只能得到好處。我們的經濟情況是，我們支援不了幾年了。戈林可以證實這一點。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必須行動｜｜

　　除了個人的因素而外，政治形勢也是對我們有利的；在地中海，義大利、法國和英國在爭雄；在遠東，存在著緊張局面｜｜

　　英國處在極大的危險中，法國的地位也在惡化。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南斯拉夫內部潛伏著崩潰的種子｜｜羅馬尼亞比從前更弱了｜｜在凱末爾死了以後，統治土耳其的是一批眼光短淺、動搖不定、軟弱無能的人物。

　　所有這些有利的形勢在兩三年後就不會存在了。誰也不知道我會活多久。因此，最好現在就攤牌，要再拖延個四五年就不保險了。﹂

　　這些就是納粹領袖的瘋狂的推理。

　　他認為西方﹁非常可能﹂不會打仗，不過這點風險是必須要冒的。難道他過去沒有冒過險嗎？在將軍們想後退的時候進軍萊因區，難道不是冒險嗎？在佔領奧地利、蘇台德區和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難道他沒有冒過險嗎？﹁漢尼拔在坎尼，腓德烈大王在拉頓，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在坦能堡，﹂他說，﹁都是冒了險的，因此我們現在也必須冒只能由鐵的決心來制勝的風險。﹂決不容許軟弱退縮。

　　﹁有許多身居高位而心存觀望的德國人，在捷克問題解決了以後給英國人談過話，寫過信，這造成了很大的損害。就在你們動搖失志而過早地屈服的時候，元首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哈爾德、維茨勒本和湯瑪斯，也許還有別的參加過慕尼黑密謀的將軍在聽到這幾句話的時候，一定打了一個寒戰。希特勒所知道的，顯然比他們以為他所知道的要多。

　　不論怎麼說，現在是要他們全體表現出自己的戰鬥能力的時候了。希特勒提醒他們，他已經用﹁政治上的恐嚇﹂建立了一個大德意志，現在必須要﹁考驗軍事機器﹂了。﹁在西線的大決戰以前，軍隊必須進行一場真刀真槍的戰鬥。﹂波蘭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話頭接著又轉到了英國和法國。

　　﹁西方要同我們作戰只有兩個可能：

　　一、封鎖：這起不了作用。因為我們能自給自足，而且我們能從東方得到援助。

　　二、從馬奇諾防線進攻西線。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另外一個可能性是侵犯荷蘭、比利時和瑞士的中立。﹂

　　英國和法國不會侵犯這些國家的中立。事實上，它們幫不了波蘭的忙。

　　會不會變成一場長期戰爭？

　　﹁誰都不指望打一場長期戰爭。要是馮‧勃勞希契先生告訴我說，我要花四年的時間才能征服波蘭，我就會回答說那不行。說英國想打一場長期戰爭是胡扯。﹂

　　在躊躇滿志地說完了波蘭、英國和法國的問題以後，希特勒打出了他最大的王牌，把話題轉到俄國。

　　﹁敵人還有一個希望，希望我們征服波蘭以後，俄國會與我們為敵。敵人沒有估計到我有這樣大的決心。我們的敵人是小蛆蟲，我在慕尼黑已經領教過他們了。

　　我深信史達林是不會上英國人的當的。只有瞎了眼的樂觀派才會相信史達林會傻到看不穿英國人的打算。維持波蘭的存在對俄國人並沒有什麼好處｜｜李維諾夫的免職是決定性的。對我來說，這就像轟的一聲炮響一樣，顯示了莫斯科對西方國家態度轉變的跡象。

　　我逐步對俄國作了轉變，我們借商務條約轉入了政治談判。最後俄國人提議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四天以前，我採取一項特別步驟，結果，俄國在昨天宣佈它願意簽字了。同史達林的個人接觸已經建立了。里賓特洛甫後天就要去簽訂條約。波蘭現在已處在我要它處的地位了｜｜摧毀英國的霸主地位已經開始了。我已經完成了政治上的準備，底下的路要由軍人來走了。﹂

　　底下的路要由軍人來走了，這就是說，如果張伯倫不再來一個慕尼黑的話。﹁我只怕，﹂希特勒對他的將領們說，﹁有些癩皮狗會提議調停。﹂

　　到這裡，會議中斷，大家吃中飯去了。不過在吃飯以前，戈林還曾對元首表示感謝，感謝他給大家指出了道路，並且向他保證三軍一定盡自己的天職。

　　希特勒下午的演說主要是用來給他的軍事首腦打氣，設法使他們堅強起來擔當面前的任務。從所有三份粗略的筆記都可看出這番話的性質。

　　﹁我們必須有最堅強的鐵一般的決心。在任何情況面前都不容退縮。每一個人都必須認清我們已經下定決心從一開始起就同西方國家作戰。一場生死的鬥爭｜｜長期的和平對我們不會有什麼好處｜｜一種大丈夫的氣概｜｜我們的人比他們強｜｜對方比我們弱｜｜我國在一九一八年所以崩潰是因為精神上準備不足。腓德烈大王所以頂得住，只是因為他堅忍不拔。

　　打垮波蘭是第一件要做到的事。目標是消滅有生力量，而不是為了到達一條規定好的界線。即使西線爆發戰爭的話，打垮波蘭仍然是首要目標。由於季節的理由，必須速戰速決。

　　我將提出發動戰爭的宣傳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講得通，講不通。勝利者在事後是沒有人問他當初說的是不是實話的。在發動戰爭和進行戰爭時，是非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是勝利。

　　心要狠！手要辣！八千萬人民一定要得到他們應得的權利｜｜誰強就是誰對｜｜心要硬，不要發慈悲！要心如鐵石，不要有憐憫！誰若是仔細想過這個世界的道理的話，誰就懂得它的意義就在於優勝劣敗，弱肉強食｜｜﹂

　　元首這時的情緒已到了條頓式盛怒的程度，在大發了這樣一通尼采式的訓誡以後平靜了下來，對馬上要進行的戰役發出了幾點命令。最根本的是速度。他對德國軍人有﹁不可動搖的信任﹂，如果發生任何危機的話，只可能是因為司令官喪了膽。第一個目標是要從東南方楔入維斯杜拉河地區，同時從北方楔入那累夫河和維斯杜拉河之間的地區。他說，軍事行動絕不能受他在打敗波蘭以後可能對波蘭所作的處置的影響。不過對這一點他說得很模糊。他說，新的德國邊疆將根據﹁確當的原則﹂來決定。可能他會在德國與俄國之間成立一個小小的波蘭緩衝國。

　　他最後說，開戰的命令將在以後下達，很可能在星期六︵八月二十六日︶早晨。

　　第二天，八月二十三日，在最高統帥部各局首長會議以後，哈爾德將軍在日記裡寫道：﹁Ｙ日已確定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莫斯科盟國談判的僵局

　　到八月中旬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同蘇聯之間在莫斯科的軍事談判事實上已陷於停頓｜｜在這方面，波蘭人的不肯妥協要負主要責任。大家還記得，英法軍事代表團坐了一條慢船到列寧格勒以後，於八月十一日到達莫斯科，剛好在出使失敗的斯特蘭先生離開這個俄國首都一星期之後。斯特蘭能把同俄國人談判這個困難而不愉快的差事交給將軍們去辦，顯然感到如釋重負。

　　現在需要趕快擬定的是一項軍事條約，其中將詳細規定在什麼地方，以何種方式，用什麼武力來對付納粹軍隊。但是據英國方面對軍事談判的詳細記錄和英國代表的報告透露，英法軍事代表團不是派到莫斯科去討論細節的，而是討論﹁一般原則﹂的。雖然如此，俄國人還是堅持要立即著手討論實際的具體的而且｜｜在英法方面看來｜｜難辦的問題。對於英法方面由杜芒克將軍在第一次會議上所宣佈的原則，伏羅希洛夫的反應是，它們﹁太抽象、太不具體了，沒有使任何人承擔做任何事情的責任｜｜我們在這裡開會﹂，他冷冷地說，﹁不是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且要制定一項全面的軍事條約﹂。

　　這位蘇聯元帥提出了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有沒有什麼條約規定波蘭該採取什麼行動？一旦戰爭爆發的話，英國拿得出多少軍隊來援助法國軍隊。比利時會怎麼辦？他所得到的答覆是不大能令人放心的。杜芒克說，他對波蘭的計畫一無所知。海伍德將軍說，英國人預期﹁在戰爭初期可以第一批派出十六個師，以後再派出第二批十六個師﹂。伏羅希洛夫逼著要他說明在爆發戰爭的時候手邊到底有多少個師，海伍德回答說，﹁目前英國有五個正規師和一個機械化師﹂。這種不像樣的數目在俄國人聽起來，完全出乎意外而且令人不快，他們說，他們已準備好，戰爭一開始就擺開一百二十個步兵師來對付從西面來的侵略者。

　　至於比利時，杜芒克將軍在回答俄國人的問題時說，﹁法國軍隊不能進入︵比利時︶，除非人家請他們進去，但是法國準備答應任何請求﹂。

　　這種答覆，在莫斯科的軍事談判代表們面前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而這卻正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渴望避免的問題。首先在第一次會議上，接著又在八月十四日一次關鍵性的會議上，伏羅希洛夫元帥強調，根本的問題是波蘭是否願意允許蘇聯軍隊進入它的領土去迎擊德國人的問題。如果不願意的話，盟國又怎麼能阻止德國軍隊迅速席捲波蘭呢？在八月十四日那一次會議上，他具體問道：﹁英國和法國的參謀本部是否認為蘇軍可以越過波蘭，特別是越過維爾那山峽和加利西亞去同敵軍接觸？﹂

　　這是問題的核心。據西茲打電報告訴倫敦說，俄國人現在

　　﹁提出了軍事談判成敗所繫的根本性問題，這個問題確實也是政治談判開始以來成為我們一切困難的根於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在蘇聯的鄰國始終維持某種抵制的情況下同蘇聯達成任何有效的協議，而這種抵制只有到｜｜為時已晚以後才會取消。﹂

　　如果這個問題提出來的話︵它怎麼可能不提出來呢？︶，德拉克斯海軍上將錦囊之中是有英國政府教給他如何對付的指示的。英國內部文件中透露出來的這項指示，在今天看起來，實在是天真到令人不可置信。鑒於波蘭和羅馬尼亞對於﹁可能進行合作的計畫甚至連考慮也不願考慮﹂，他要採取的﹁論點﹂是：

　　﹁對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侵略將大大改變它們的看法。不僅如此，德國如果能在俄國大門口佔據一塊地盤的話，也是對俄國大大不利的事情｜｜因此，從俄國自己的利益出發，如果波蘭和羅馬尼亞受到侵略的話，它應當有援助這些國家的計畫的。

　　如果俄國人建議英國和法國政府應當向波蘭、羅馬尼亞或者波羅的海國家提出同蘇聯政府或者總參謀部實行合作的建議，代表團不應作任何承諾，而應該向國內請示。﹂

　　他們果然這樣做了。

　　在八月十四日的會議上，伏羅希洛夫要求對他的問題作﹁直截了當的答覆﹂。﹁如果沒有確切而毫不含糊的答覆的話，﹂他說，﹁軍事談判繼續下去是沒有用處的｜｜蘇聯軍事代表團，﹂他補充說，﹁不能向自己的政府建議參加這樣一個顯然註定要失敗的事業。﹂

　　甘末林將軍從巴黎指示杜芒克將軍設法把俄國人從這個題目上引開去。但是俄國人不是好甩開的。

　　據杜芒克將軍後來報告，八月十四日的會議頗富於戲劇性。英國和法國代表被將死了。他們自己也知道，然而卻還想儘量迴避這個問題。德拉克斯和杜芒克硬是說，他們肯定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在自己的國家受到進攻時一定會馬上請求俄國人援助。杜芒克十分有把握地說，他們會﹁央求元帥支持他們的﹂。德拉克斯認為，說他們不會請求蘇聯援助是﹁不可想像的﹂。他還｜｜看起來不怎麼合乎外交策略｜｜加了一句，﹁如果他們在必要時還不請求援助，而讓他們自己被征服的話，就可以預料他們將成為德國的省份﹂。這是俄國人最不願見到的事情，因為它意味著納粹軍隊陳兵蘇聯邊境，伏羅希洛夫特別注意到了這位海軍上將這句不該說的話。

　　最後，如坐針氈的英法代表認為，伏羅希洛夫提出了他們所沒有資格處理的政治問題。德拉克斯宣稱，既然波蘭是一個主權國家，首先得由它的政府來許可俄國軍隊入境。不過由於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應當由有關政府去解決。他提議蘇聯政府把這個問題向波蘭政府提出來。俄國代表團同意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是它堅持必須由英國和法國政府把這個問題向波蘭人提出來，並且對他們施加壓力，使他們懂道理。

　　鑒於俄國人在這個時候也在同德國人打交道，他們到底是真心誠意地同英法軍事代表進行談判呢，還是他們像英法外交部︵更不用提德拉克斯海軍上將了︶後來所說的那樣，僅僅為了拖延談判以便等待同希特勒成交而堅持取得軍隊開進波境的權利呢？

　　據英國和法國內幕人士透露，在開頭的階段，西方盟國的確認為蘇聯軍事代表團是真心誠意地在談判，甚至還認為蘇聯代表團把這件工作看得過於認真了。八月十三日，在軍事談判進行了兩天之後，西茲大使打電報給倫敦說，俄國軍事首腦似乎當真﹁要搞點名堂出來﹂。結果，要德拉克斯海軍上將﹁慢吞吞進行﹂的指示改變了。八月十五日英國政府就要他支持杜芒克﹁儘快﹂使軍事談判得出結果來。原來不讓他把機密軍事情報告訴俄國人的限制也取消了一部分。

　　杜芒克將軍從達拉第總理那裡得到的指示，同英國海軍上將原來得到的拖延指示不同，是要設法儘早同俄國締結一項軍事條約。儘管英國人害怕消息可能走漏給德國人，杜芒克在第二天的會議上就把法國兵力的數字告訴了俄國人。他把這稱之為﹁高度機密的數字﹂，而蘇聯代表也答應一俟會議結束，立即把他們﹁忘掉﹂。

　　杜芒克和德拉克斯要求本國政府指示如何回答俄國人關於波蘭的問題，等了三天都沒有回音。到八月十七日，杜芒克就給巴黎打電報：﹁蘇聯是想要軍事條約的。它不想要我們給它一張沒有具體保證的廢紙。伏羅希洛夫元帥宣佈｜｜只要他所說的那個關鍵性問題解決以後，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杜芒克強烈地要求巴黎設法使華沙同意接受俄國的援助。

　　不但在莫斯科，而且也在西方國家首都，當時流行的看法都是，英法政府並沒有做任何工作來勸說波蘭人同意蘇聯軍隊在波蘭領土上迎擊德國人。事實並非如此，從最近發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倫敦和巴黎是做了相當多的工作的｜｜不過還不夠多。同樣清楚的是，波蘭人的反應，其愚蠢簡直不能令人置信。

　　八月十八日，在英法兩國第一次試圖打開波蘭人的眼界讓他們認清現實以後，波蘭外交部長貝克告訴法國大使利昂‧諾爾，俄國人﹁在軍事上沒有什麼價值﹂，而波蘭參謀總長斯塔契維奇將軍也支持這種看法，宣稱他﹁看不出讓紅軍在波蘭領土上作戰有什麼好處﹂。

　　第二天，英法大使再次進見貝克，敦促他同意俄國建議。波蘭外交部長還是拖，不過答應在翌日給他們正式答覆。這一天英法使節在華沙的外交行動是同一天︵八月十九日︶法國外交部長龐納和英國代辦在巴黎會談的結果。使這位英國人感到有點意外的是，姑息希特勒最積極的龐納，因為看到有可能因為波蘭人的頑固而失去俄國這樣一個盟友也居然著急起來了。

　　﹁︵龐納告訴他說︶如果由於波蘭人的拒絕而使同俄國的談判歸於破裂的話，結果將不堪設想｜｜波蘭人的拒絕是講不過去的，因為這是在德國進攻時唯一能立即見效的援助。如果我們要求我們自己的國家參加戰爭，來保衛拒絕了這一援助的波蘭的話，英國和法國政府將處於毫無辦法的地位。﹂

　　如果情況果真如此｜｜毫無疑問它一定如此｜｜那麼，英法政府為什麼不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對華沙施加最後的壓力，乾脆說除非波蘭政府接受俄國援助，英國和法國看不出它們參戰援波有什麼用處呢？正式的英波共同安全條約當時尚未簽訂。為什麼不能把波蘭接受俄國軍事援助作為締結這一條約的一個條件呢？

　　龐納在八月十九日同英國駐巴黎代辦的談話中是提出了這個建議的。但是，倫敦政府對這樣一種﹁計策﹂︵唐寧街是這樣叫它的︶感到不合適。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不肯走這樣的極端。

　　八月二十日上午，波蘭參謀總長告訴英國駐華沙的武官說，﹁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能同意蘇聯軍隊進入波蘭﹂。當天晚上，貝克就正式拒絕了英法的要求。同一天晚上，哈利法克斯通過他駐華沙的大使，敦促波蘭外交部長重新加以考慮，並且用強烈的措辭著重指出波蘭的態度﹁破壞了﹂莫斯科的軍事談判。但是貝克絲毫不為所動。他告訴法國大使說：﹁我認為，對於外國軍隊使用我國領土的問題，不論什麼樣的討論都是不能進行的。我們同蘇聯沒有軍事協定，我們也不想要。﹂

　　在波蘭政府這樣一種盲目頑固的態度面前，法國總理達拉第著急了，他後來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對法國制憲議會講話時說，他決定不顧一切，自行其是。在再一次呼籲波蘭人要現實一點以後，他在八月二十一日早晨打電報給杜芒克將軍，授權他同俄國人按他所能爭取到的最好的條件簽訂軍事條約，不過，有一個條件：這項條約一定要由法國政府批准。與此同時，法國駐蘇大使保羅｜艾米爾‧納吉亞爾也得到龐納的命令︵這是後者以後說出來的︶通知莫洛托夫，法國﹁原則上﹂同意蘇聯軍隊在德國進攻波蘭時通過波蘭領土。

　　但是只要波蘭人還沒有答應，這就只是一種無用的姿態｜｜而且，我們今天可以知道，鑒於俄德之間正在進行交易，這還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姿態。杜芒克直到八月二十一日晚上才接到達位第的電報。當他第二天晚上｜｜正是里賓特洛甫動身赴莫斯科的前夕｜｜把它告訴伏羅希洛夫的時候，這位蘇聯元帥表示非常懷疑。他要求看一看叫那位法國將軍說法國政府已授權他簽訂一項准許俄國軍隊通過波蘭的軍事條約︵杜芒克是已經這麼說了的︶的證明。顯然，杜芒克拒絕了這一要求。伏羅希洛夫下一步要求知道英國的反應如何，是否已經得到了波蘭的同意。這些都是沒法回答的問題，杜芒克只好答覆說，他並無所知。

　　但是到這個時候，無論是問題還是答案都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它們提得太晚了。里賓特洛甫已經在到莫斯科的路上了。他的訪問是前一天晚上宣佈的，同時還宣佈了此行的目的是：在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

　　伏羅希洛夫看來似乎已經對那位法國將軍產主了一種真正的好感，很婉轉地向他示意：他們之間的接觸就快結束了。

　　﹁︵伏羅希洛夫說︶我只擔心一件事情。法國和英國方面已經讓政治和軍事談判拖得太長了。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絕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也許會發生某種政治事件。﹂

里賓特洛甫在莫斯科：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所謂﹁某種政治事件﹂現在發生了。

　　里賓特洛甫是八月二十二日坐飛機動身去莫斯科的。他隨身帶著希特勒親筆的全權證書，握有同蘇聯締結一經簽字立即生效的互不侵犯條約和﹁其它協定﹂的大權，也帶著大批隨員。第一天晚上，德國代表團在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過夜，據施密特博士說，里賓特洛甫在那裡工作了整整一宵，不斷同柏林和伯希特斯加登通電話，而且為準備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會談而作了大量的筆記。

　　載著德國代表團的兩架﹁禿鷲﹂式運輸機在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到達莫斯科。在大使館匆匆吃完午飯以後，里賓特洛甫就急急忙忙趕到克里姆林宮去會見蘇聯獨裁者和他的外交人民委員。第一次會議繼續了三個小時，據里賓特洛甫在﹁特急﹂電報中告訴希特勒，這次會議對德國人說來進行得很好。從德國外交部長的電報來判斷，根本沒有任何困難就在將使蘇聯置身於希特勒發動的戰爭之外的互不侵犯條約的條款達成了協定。事實上，據他報告，唯一的困難是如何瓜分贓物這樣一個顯然很小的問題。俄國人要求德國人承認拉脫維亞的利包和溫道兩個小港﹁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由於拉脫維亞全境都劃在兩國勢力範圍的界線的蘇聯一面，這個要求並不是什麼多大的問題，希特勒很快就同意了。里賓特洛甫在第一次會議後還告訴元首說，﹁預期將就整個東歐地區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簽訂一項秘密議定書﹂。

　　全部文件｜｜互不侵犯條約和秘密議定書｜｜當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第二次會談的時候簽字了。德國人和俄國人達成協議太容易了，因此在這次一直開到第二天清早一兩點鐘的宴會式的會議上，絕大部分時間不是花在什麼嚴重的討價還價上，而是用來對世界局勢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進行熱烈而友好的討論，中間還充滿了克里姆林宮慶祝會上決不可少的敬酒乾杯。出席這次會議的德國代表團的一個團員曾寫了一份秘密備忘錄記下這個外人難以想像的場面。

　　史達林曾問到德國的夥伴｜｜義大利和日本｜｜的野心，里賓特洛甫對此作了爽快的、令人放心的回答。談到英國的時候，蘇聯獨裁者和那位現在舉止儘量表現得規矩的納粹外交部長也發現彼此的看法馬上一致。史達林告訴他的客人說，英國派到莫斯科來的軍事代表團﹁從來也沒有告訴蘇聯政府，他們到底要什麼﹂。里賓特洛甫在回答時著重點出，英國老是想破壞德國和蘇聯之間的良好關係。他大言不慚地說，﹁英國是軟弱的，只想叫別人給它打仗，好讓它狂妄地僭取統治全世界的霸權﹂。

　　這份德國備忘錄說，﹁史達林極表同意﹂，他還說，﹁如果英國真的統治了全世界的話，那是因為老是讓自己被它嚇唬的其它國家太傻的緣故﹂。這個時候，蘇聯的統治者和希特勒的外交部長已經相處極為融洽，即使提起反共公約也不能使他們感到尷尬了。里賓特洛甫再次解釋這個條約不是針對蘇聯而是針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史達林插話說，﹁事實上，反共公約主要是嚇壞了倫敦城︵指英國金融界︶和英國的店主們﹂。

　　在這個時候，據德國的備忘錄透露，里賓特洛甫由於史達林這種圓通的態度，興致高到竟然想說一兩句笑話｜｜對這樣一個毫無幽默感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德國外交部長︵備忘錄接著說︶開玩笑地說，史達林先生肯定沒有像倫敦城和英國的店主們那樣被反共公約嚇倒。德國人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可以拿一個笑話來說明，那是一向以機智和幽默出名的柏林人編出來的，他們說，史達林自己早晚都會參加反共公約的。﹂

　　最後，納粹外交部長絮絮不休地談到德國人民將如何熱烈地歡迎同俄國達成的諒解。﹁史達林先生回答說，﹂德國備忘錄寫道，﹁他確實相信這一點。德國人要求和平。﹂

　　這樣的噱頭到互相敬酒的時候就愈來愈不堪了。

　　﹁史達林先生自動地提議為元首乾一杯：

　　﹃我知道德國民族多麼愛他們的元首，我因此要為他的健康喝一杯。﹄

　　莫洛托夫先生提議為德國外交部長的健康乾一杯｜｜莫洛托夫先生和史達林先生一再提議為互不侵犯條約，為德俄關係的新時代，為德意志民族乾杯。

　　德國外交部長也提議為史達林先生，為蘇聯政府，為德國和蘇聯兩國關係的順利發展乾杯。﹂

　　儘管在這些直到最近以前還是不共戴天的死敵之間說了這麼多熱情的話，對納粹黨人能否信守這個條約，史達林看來在思想上還是有保留的。當里賓特洛甫告辭的時候，他把他拉到一旁並且說，﹁蘇聯政府對這個新條約是十分認真的。他可以用他的榮譽來擔保，蘇聯絕不會出賣它的夥伴﹂。

　　這一對新夥伴到底簽訂了些什麼呢？

　　在公開發表的條約中，雙方約定，任何一國都不得進攻對方。如果其中一方成了第三國的﹁敵對行動的目標﹂，另一方將﹁決不以任何形式給予該第三國以支援﹂。德國和俄國也決不﹁參加直接或間接針對另一方的任何國家集團﹂。

　　這樣，希特勒就取得了他具體希望得到的東西：一旦波蘭受到進攻，而英國和法國又履行其條約義務出兵救援時，蘇聯同意不參加到英法一起。他所付出的代價是在這個條約的﹁秘密附屬議定書﹂裡：

　　﹁值此德國和蘇聯互不侵犯條約簽字之際，在下面簽字的全權代表在嚴守機密的會談中討論了在東歐劃分他們各自的利益範圍的問題。

　　一、在一旦波羅的海國家︵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所屬的領土上發生領土的或政治的變動時，立陶宛的北部邊界應成為德國和蘇聯兩國利益範圍的邊界。

　　二、在一旦波蘭國家所屬的領土上發生領土的或政治的變動時，德國和蘇聯兩國的利益範圍將大體上以那累夫河、維斯杜拉河和散河一線為界。

　　締約雙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維持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邊界應如何劃定的問題，只有在今後政治局勢的發展中方能予以明確規定。

　　在任何情況下，兩國政府都將以友好的諒解來解決這個問題。﹂

　　德國和俄國就像在德皇和沙皇時代一樣再一次就瓜分波蘭取得了一致。而希特勒還給了史達林在波羅的海東岸自由行動的權利。

　　最後，在東南歐，俄國人強調他們在比薩拉比亞︵那是蘇聯在一九一九年割給羅馬尼亞的︶的利益，而德國人宣佈他們對這一地區沒有利害關係｜｜這個讓步是里賓特洛甫後來感到後悔的。

　　議定書最後說，﹁本議定書將由雙方嚴守秘密﹂。

　　事實上，它的內容直到戰後繳獲了德國秘密檔案以後才為世人所知。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當興高彩烈的里賓特洛甫飛返柏林的時候，在莫斯科的英法軍事代表團要求見伏羅希洛夫。德拉克斯海軍上將還曾給那位元帥送去了一封急信，要求他表明對繼續談判的看法。

　　伏羅希洛夫過了一天之後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給了英法軍事參謀人員以答覆：﹁鑒於政治形勢業已改變，繼續談判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

　　兩年以後，當德國軍隊違反上述條約而大舉侵入俄國的時候，史達林仍然認為他背著到莫斯科談判的英法軍事代表團而同希特勒進行的這筆醜惡的交易是有理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他在對俄國人民的廣播中自吹自擂地說：﹁我們保證了我國獲得一年半的和平及準備自己的力量來回擊敵人的可能，如果法西斯德國敢於冒險違反條約來迸犯我國的話。因此這毫無疑義是我們贏了，而法西斯德國輸了。﹂

　　究竟是不是如此呢？從那時以來，人們對這一點一直在爭論。這一筆卑鄙的買賣給了史達林一個喘息時間｜｜俄文叫ｐｅｒｅｄｙｓｈｋａ｜｜正如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一八○七年在替爾西特從拿破崙手裡和列寧一九一七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從德國人手裡所取得的一樣，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它也在一個短時期內給了蘇聯一個遠在俄國原有邊界之外的抗德前進陣地，其中包括在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的基地｜｜而付出代價的是波蘭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和芬蘭人。尤其重要的是，如官方的蘇聯︽外交史︾後來所特別強調的那樣，它使克里姆林宮可以放心，如果俄國在以後受到德國的進攻的話，西方國家也已經無可挽回地捲入了反對第三帝國的戰爭，而蘇聯就不會像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整整一個夏天都在擔心地那樣，單獨對抗強大的德國了。

　　所有這些毫無疑問都是事實。但是還有相反的論點。到希特勒掉頭進攻俄國的時候，波蘭和法國的軍隊以及英國派到大陸來的遠征軍已經被摧毀了，因此德國可以調動全歐洲的人力、物力撲向俄國，而又沒有西方戰場束縛它的手腳。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整整三年，史達林一直在抱怨歐洲沒有開闢第二戰場，俄國不得不承擔抗擊幾乎全部德國軍隊的壓力。現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是有一個能夠牽制德國軍隊的西方戰場的。如果俄國支持波蘭而不是在背後給它一刀的話，它也不可能在半個月之內就被掃蕩淨盡。不但如此，如果希特勒知道他要打波蘭和英法就必須也要打俄國的話，很可能根本就打不起來。即使是在政治上膽怯的德國將領們，如果可以根據他們後來在紐倫堡的證詞來判斷的話，也可能立定腳跟反對同這樣強大的一個聯盟來進行戰爭。據法國駐柏林大使說，在五月底的時候，凱特爾和勃勞希契都曾警告過希特勒，如果俄國參加敵人一方，德國很少有戰勝的可能性。

　　沒有一個政治家，即使獨裁者也罷，能夠預言長期的形勢發展。邱吉爾說，史達林同希特勒做交易一舉固然足以令人齒冷，然而﹁在當時卻是高度現實主義的﹂，這種說法是可以討論的。

　　史達林的首要考慮，就同任何其它國家政府首腦的考慮一樣，是他自己的國家的安全。據他後來告訴邱吉爾說，他在一九三九年夏天深信，希特勒就要打仗了。他決定俄國絕不能被別人騙到單獨對德作戰的倒楣局面中去。如果同西方結成靠得住的聯盟證明已不可能的話，那為什麼不轉而聯合希特勒呢？他不是已突然來敲門求教了嗎？

　　到一九三九年七月底的時候，史達林顯然已經深信，法國和英國不但不要一個有約束力的聯盟，而且英國張伯倫政府的目的根本就是誘使希特勒在東歐發動戰爭。他似乎已經十分懷疑英國會對波蘭信守自己的條約義務，就同法國沒有對捷克斯洛伐克信守義務一樣。而過去兩年在西方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助於加強他的猜疑：張伯倫在德奧合併和納粹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以後拒絕了蘇聯關於召開國際會議制定制止希特勒侵略的計畫；張伯倫到慕尼黑去姑息希特勒，而且把俄國排除在這次會議之外；張伯倫在就締結防禦同盟共同對付德國而進行的談判中拖延退縮，而一任一九三九年夏天稍縱即逝的時光在空話中消磨淨盡。

　　有一件事情，除了對張伯倫以外，幾乎對誰都是肯定無疑的。在希特勒每一次行動面前都要動搖的英法外交，現在已經完全破產了。這兩個西方民主國家一步一步後退：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公然藐視它們而下令徵兵；一九三六年，他進軍萊因區；一九三八年，他奪取了奧地利；同一年，他要求得到而且果然得到了蘇台德區；一九三九年三月，他佔領了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而英法只有坐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有蘇聯在它們一邊，它們還能使那位德國獨裁者對發動戰爭有所顧忌，而如果不能阻止他發動戰爭的話，它們還有可能迅速把他擊敗。但是現在，它們把這樣一個最後的機會都斷送了。

　　現在，它們只好在壞到不能再壞的時機和壞到不能再壞的條件下，來承擔在波蘭受到進攻時給它以援助的義務。

　　倫敦和巴黎對史達林的兩面手段的指摘聲浪甚高而且語調激烈。多年以來，這位蘇聯的專制暴君一直在痛罵﹁法西斯野獸﹂，而且號召一切熱愛和平的國家團結起來制止納粹侵略。而現在他自己居然也入夥幹起這樣的行當來了。克里姆林宮大可為自己辯護︵它也這樣辯護了︶，蘇聯只不過是做了一年以前英國和法國在慕尼黑所做的同樣的事情：以犧牲小國為代價，買得了和平和整軍經武以備對付德國的時間。如果張伯倫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以犧牲捷克斯洛伐克來姑息希特勒是正當的而且很光彩的話，史達林在一年以後以犧牲始終拒絕任何蘇聯援助的波蘭來姑息德國元首又有什麼錯誤和不光彩的地方呢？

　　史達林同希特勒協議瓜分波蘭並且得到希特勒默契併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芬蘭和比薩拉比亞的無恥密約，除柏林和莫斯科而外，外界是沒有人知道的。但是，它很快就從蘇聯的舉動中叫人看出來了。甚至在事隔多年以後的今天，它也仍然會使世界上大部分人震驚駭異。俄國人也許可以說︵他們也這樣說了︶，他們只不過是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從他們那裡拿走的土地而已。但是，這些土地上的人民並不是俄羅斯人，而且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想回到俄國去的願望。只有武力，只有蘇聯人在李維諾夫政策的全盛時代表示要避免採用的武力才能使他們回來。

　　自從參加國際聯盟以後，蘇聯曾樹立了一定的道義上的力量，以和平的維護者和法西斯侵略的主要反對者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現在，那種道義上的資本已經喪失淨盡了。

　　最嚴重的是，由於同納粹德國完成了這筆齷齪的買賣，史達林已發出了一場戰爭就要揭幕的信號，而這場戰爭又肯定將演變成為世界大戰。他毫無疑問是明白這一點的。後來的事實表明，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第十六章　最後幾天的和平日子

　　英國政府並沒有袖手坐待德蘇條約在莫斯科正式簽訂。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柏林宣佈里賓特洛甫乘機飛往莫斯科締結德蘇協定的消息，使英國內閣行動起來。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內閣舉行會議，會後發表了一個公報，斷然聲明，﹁英國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曾經一再公開宣佈，並且決心履行，絕不受︵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影響﹂。與此同時，議會也決定在八月二十四日開會，要通過︽緊急權力︵國防︶法案︾。此外還採取了某些預防性的動員措施。

　　雖然內閣聲明已經說得盡可能的明白，但是張伯倫還是要讓希特勒不發生任何疑問，於是便在內閣會議結束之後立刻又以個人名義給這位元首寫了一封信。

　　﹁｜｜柏林某些方面顯然認為，德蘇協定一經宣佈，大不列顛為維護波蘭利益而進行干預的可能就已無需再加考慮。這是一個莫大的錯誤。無論德蘇協定的性質可能如何，都絕不能改變大不列顛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

　　有人曾經說過，要是英王陛下政府在一九一四年把立場表示得更明確一些，那場巨大的災難就可能不致發生。姑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這一次英王陛下政府決心不再讓這種悲劇性的誤解重演。

　　一旦發生上述這種情況，英王陛下政府決心並且準備毫不遲延地使用所擁有的一切力量。而敵對行動一旦發生之後，其結果是難以逆料的｜｜﹂

　　這位首相﹁這樣徹底明確地闡明了我國的立場﹂︵這是他自己後來附加的話︶之後，再一次呼籲希特勒通過和平途徑來解決他和波蘭之間的分歧，並再次表示英國政府願意提供合作來實現這一點。

　　這封信由漢德遜大使從柏林乘飛機送到伯希特斯加登，於八月二十三日午後一點過後不久交給了希特勒，這位納粹獨裁者看了之後勃然大怒。漢德遜在拍給哈利法克斯的電報中說：﹁希特勒暴跳如雷，不論說什麼話他都不肯聽，當他提到英國和提到波蘭的時候，措辭都極為粗暴而又誇張。﹂關於希特勒那段長篇攻擊的內容，漢德遜在這次會見的報告中所作的記載跟後來從被繳獲的納粹檔案中所發現的德國外交部有關這一問題的備忘錄是一致的。他咆哮道，波蘭的頑固全是英國造成的，就像一年以前它應該對捷克斯洛伐克不講道理的態度負有責任一樣。波蘭有數以萬計的日耳曼族人正在受到迫害。他聲稱甚至還發生了六起閹割事件｜｜這是一樁使他忐忑不安的事。他說他已經忍無可忍。要是波蘭人再繼續迫害日耳曼人，就會馬上引起實際行動。

　　﹁我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和他作了爭辯︵漢德遜拍給哈利法克斯的電報寫道︶，並且一再指出他的話是不確實的，但結果只是又引起他一通長篇攻擊。﹂

　　最後，希特勒答應兩小時以後就英國首相的來函提出一個書面答覆。於是漢德遜便回到薩爾斯堡去稍事休息。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希特勒召見這位大使，把覆信交給了他。據漢德遜向倫敦提出的報告，同第一次會見相比，這位元首﹁顯得十分安詳而且始終沒有提高嗓門﹂。

　　﹁希特勒說︵漢德遜報告道︶，他已經五十歲了，要打現在就打，他不想等到五十五歲或者六十歲再打。﹂

　　這位德國獨裁者在山頂別墅中發出叫囂時所顯露的不可一世的狂妄態度，在德國人的會談記錄中甚至表現得更加露骨。記錄在記述了他表示願意在五十歲的時候打仗而不想等到以後再打的話之後，接著寫道：

　　﹁︵希特勒說︶英國最好別忘了，作為一個上過前線的軍人，他懂得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並且會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不用說誰都明白，如果世界大戰︵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期間由他當德國首相，德國是不會戰敗的。﹂

　　自從波蘭人膽敢和希特勒對抗以來，希特勒一直在對國外人士和德國人民吹牛說謊、虛聲恫嚇。他給張伯倫的覆信就是集這種謊言與恫嚇之大成的混合物。他說，德國並不想和大不列顛發生衝突。德國一直準備﹁以一個真正空前慷慨大度的建議為基礎﹂同波蘭人討論但澤和走廊問題。但是英國對波蘭的無條件的保證，只是鼓勵波蘭人﹁對居住在波蘭境內的一百五十萬日耳曼居民掀起駭人聽聞的恐怖迫害的浪潮﹂。他宣佈，這樣的﹁暴行對於受害者來說是可怕的，而對於德意志帝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則是不能容忍的﹂。德國將不再容忍這種暴行。

　　最後他談到英國首相保證英國將信守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這一點，他用堅定的口吻告訴英國首相說，﹁這絲毫不能動搖德國政府捍衛德國利益的堅定意志｜｜如果英國竟然發動進攻，它將發現德國是有準備而且有決心的﹂。

　　這次函件來往的結果如何呢？現在，希特勒從張伯倫那一方得到了一個莊嚴保證說，一旦德國進攻波蘭，英國就要投入戰爭。而首相從元首方面得到的回答是：這不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但是，此後緊張的八天中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在八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他們兩個人誰也不相信自己所聽到的對方的話已無轉圜餘地了。

　　希特勒尤其是這樣。來自莫斯科的好消息使他大為振奮，他相信，儘管張伯倫剛剛寫了那封信給他，在俄國轉了向之後，英國一定會重新考慮是不是要履行對波蘭的義務的問題，而在英國之後，法國也會重新考慮。因此，這位元首在八月二十三日傍晚當漢德遜飛返柏林的時候，決定了向波蘭發動進攻的日期：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拂曉四點三十分。

　　﹁關於發動進攻的具體日期和時刻，將不再發佈命令，﹂哈爾德將軍在日記中寫道，﹁一切都將按計劃自動進行。﹂

　　但是這位陸軍參謀總長沒有說對。八月二十五日發生了兩件事，使希特勒在他的部隊按計劃應當突破波蘭國境之前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候從災難的深淵邊緣縮了回來。一件事發生在倫敦，另一件發生在羅馬。

　　希特勒在八月二十四日回柏林歡迎了從莫斯科歸來的里賓特洛甫，聽取了關於俄國人方面的情況的第一手報告，然後在二十五日這天上午給墨索里尼發了一封信。這封信就他何以未能把他和蘇聯談判的情況及時通知這位軸心夥伴的原因作了事後的解釋。他說他﹁沒有想到﹂談判會進展得這樣快，會得到這樣的結果。他說，蘇德條約﹁必須看成是軸心方面所能取得的最重大不過的收穫﹂。

　　但是，這封已從繳獲的文件中找到原件的信的真正目的，還在於先向這位義大利領袖打一個招呼，告訴他德國隨時可能對波蘭發動進攻。不過希特勒並沒有把他所定的確切日期告訴他的盟友。他說，﹁波蘭方面如果發生令人不可容忍的事件，我將立即採取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能夠預言下一個小時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希特勒沒有明確要求義大利給予援助。因為根據意德同盟條約，義大利自動給予援助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他在信中僅表示希望獲得義大利的諒解。雖然如此，他仍然盼望立即得到一個答覆。這封信由里賓特洛甫親自從電話中口述給德國駐羅馬大使，於當天午後三點二十分送到那位領袖手裡。

　　在這期間，元首於午後一點三十分在總理府接見了漢德遜大使。他摧毀波蘭的決心毫未動搖，但是他比兩天前在伯希特斯加登同漢德遜談話的時候更加急於作最後一次努力，使英國置身於戰爭之外。據大使發給倫敦的報告，他發現元首﹁十分冷靜和正常，話也說得非常認真，顯然流露出誠意﹂。儘管有著過去一年來的切身經驗，漢德遜甚至到了這個時刻還看不透這位德國元首的﹁誠意﹂。因為希特勒要說的話是十分荒唐的。他對那位大使說，他﹁承認﹂英帝國的存在，他個人準備﹁親自保證英帝國的繼續存在，並且願意用德意志帝國的威力來達到這一目的﹂。

　　﹁他希望︵希特勒解釋道︶，對英國採取一個其性質同對俄國所採取的行動一樣具有決定意義的行動｜｜元首準備同英國締結協定，不僅要在一切情況下︵只要涉及德國︶保證英帝國的存在，而且如有必要的話，還願意保證不論英帝國在哪方面需要援助，德國都將給予援助。﹂

　　他補充道，他﹁還準備接受一項合理的軍備限制﹂，並且把德國的西部國境看成是最後的疆界。據漢德遜講，希特勒說著說著又像慣常一樣，開始嘮嘮叨叨地說起一些矯柔造作的話來，雖然這位大使向倫敦發出的電報中重述那段話時並沒這樣說。元首說：

　　﹁他的天性是一個藝術家而不是政治家，一旦波蘭問題解決以後，他就要作為一個藝術家而不是作為戰爭販子了此餘生。﹂

　　但是這位獨裁者卻是用另外一種調子結束他的發言的。

　　﹁元首重複強調︵據德國人擬給漢德遜的口頭聲明說︶，他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這是他最後的建議。如果他們︵英國政府︶拒絕他所提出的這些意見，那麼就會發生戰爭。﹂

　　在會談的過程中，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指出，他對英國提出的﹁慷慨而又全面的建議﹂附有一個條件，那就是這一建議只有﹁在德波問題解決以後﹂才能生效。漢德遜一再表示，除非這意味著德波問題的和平解決，否則英國將不能考慮他的建議。希特勒的回答是：﹁如果您認為我的建議毫無用處，那您就不必把它發回去。﹂

　　但是，這位大使剛剛回到威廉街上離總理府沒有幾步遠的大使館，施密特博士就帶著希特勒那番談話的書面副件︵其中頗有刪節︶扣門求見，同時還帶來元首的話說，元首請漢德遜敦促英國政府﹁十分認真地對待這一建議﹂，並且主張這位大使親自乘飛機把建議送到倫敦去，德國政府可以派一架飛機供他使用。

　　讀者已經讀完本書這麼多章節，自然就會知道，要想看透希特勒那顆狂熱的腦袋中的那些離奇古怪、異想天開的想法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那個荒唐的﹁建議﹂，說要保證英帝國存在，顯然是他一時心血來潮的傑作，因為兩天以前在他和漢德遜討論張伯倫的來信以及就此覆信的時候，連提都沒有提到過這麼個建議。即使說這位獨裁者神經有點失常，也難於相信他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確像他對英國大使提出時那樣認真。再說，當時張伯倫根本連信也來不及看，納粹軍隊就要在第二天拂曉衝進波蘭︵這位元首此時尚未更改他原定的發動進攻的日期︶，試問，又怎麼能夠指望英國政府像他所要求的那樣﹁十分認真﹂地看待這個建議呢？

　　但是在這個﹁建議﹂的背後確實隱藏著一個認真的打算。希特勒顯然相信，張伯倫和史達林一樣，也希望得到一個藉口，能讓他的國家置身於戰爭之外。兩天以前，他付出一筆代價，讓俄國人在東歐方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整個地區內自由行動，已經買得了史達林的善意中立。難道他就不能向英國首相保證第三帝國永遠不會像霍亨佐倫德國那樣成為英帝國的威脅，以此為代價買到英國的不干涉嗎？可是希特勒當時沒有認識到｜｜同樣史達林也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這使得他後來付出了可怕的代價｜｜現在終於睜開眼睛看清了現實的張伯倫認為，德國稱霸歐洲大陸對英帝國來說是一切威脅中最大的威脅。其實，對於蘇俄帝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早已說過，若干世紀以來，英國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單獨稱霸歐洲。

　　午後五點三十分，希特勒接見了法國大使，但並沒有對他說什麼重要的話，只是再一次重複﹁波蘭對於德國的挑釁﹂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說他不會進攻法國，但是如果法國竟然參與衝突，他就要和法國拼到底。談到這裡，希特勒就從椅子上站起來，對法國大使表示送客了。但是考倫德雷對這位第三帝國的元首卻還有些話要說，而且堅持非說出來不可。他憑軍人的榮譽向希特勒擔保，他毫不懷疑，﹁一旦波蘭遭到攻擊，法國將以全力支持波蘭﹂。

　　希特勒的回答是：﹁想到不得不同貴國交戰，是使我感到痛心的事，但是問題不決定於我。請把這個意思轉告達拉第先生。﹂

　　這是柏林時間八月二十五日午後六點鐘的事。首都的緊張氣氛在這一天裡有增無已。從中午剛過一會兒的時候起，同國外的一切無線電、電報以及電話聯繫，都按照威廉街的命令被切斷了。前一天晚上，最後一批英法記者和無官職平民都已經匆匆奔向最近的國境線。二十五日是星期五，在那一天裡，人們都知道了德國外交部已經用電報通知駐在波蘭、英國和法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叫他們要求德國公民選擇最快的路線離境。我在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所記的日記到今天還能使我回想起當時籠罩著整個柏林的緊張氣氛。天氣悶熱，所有的人都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在這個大城市裡，到處支起了高射炮，轟炸機群不斷地從頭頂上掠過，朝著波蘭的方向飛去。

　　二十四日晚間我在日記上匆匆忙忙地劃了這樣幾個字：﹁已是一片戰爭景象。﹂第二天，我又重複了一句：﹁戰爭迫在眉睫。﹂我還記得，在那兩天的晚上，我們在威廉街上看見德國人竊竊私語相互傳告：希特勒已經命令部隊在第二天拂曉開入波蘭國境。

　　我們現在知道，給他們的命令是要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拂曉四點三十分進攻。而直到二十五日那天下午六點，所發生的事情都不能使希特勒按照預定的時間表發動侵略的決心有絲毫動搖，漢德遜和考侖德雷兩位大使關於英、法兩國一定將履行對波蘭的義務的個人保證肯定也沒有發生這種影響。但是到了下午大約六點鐘，或者說六點稍過一點的時候，來自倫敦和羅馬的消息使得這位看起來是意志不可動搖的人猶豫起來了。

　　德國的秘密檔案和威廉街官員們戰後的證詞，都沒有清楚地說明希特勒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得知英波正式條約在倫敦簽字的，這個條約把英國對波蘭的單方面保證變成了一項互助協定。但在哈爾德的日記和德國海軍記事冊中有一些證據表明，威廉街在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就得到了這一條約將於當天簽字的風聲。參謀總長在他的筆記中說，中午十二點，他接到最高統帥部的一個電話，問他進攻計畫推遲執行的最後時限。他回答說：午後三點。海軍記事冊也說，有關英波條約以及﹁義大利領袖的通知﹂的消息是在中午收到的。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根據德國人在墨索里尼的信上所作的標記來看，送到的時間不會早於﹁午後六點鐘左右﹂。希特勒一直要到那個時間前後才可能知道英波條約在倫敦簽字的消息，因為簽字直到午後五點三十五分才舉行｜｜而且那個時間距離波蘭駐倫敦大使愛德華‧拉仁斯基伯爵接到本國外交部長授權簽字的電話的時間也僅僅十五分鐘。

　　無論是什麼時候收到的｜｜午後六點鐘左右是個正確可靠的推測｜｜總之，倫敦的消息使希特勒動搖了。這很可能是英國對他那個﹁建議﹂的答覆，那個建議的內容這時一定已經送到了倫敦。這就是說，他企圖像買通俄國人那樣買通英國人的打算落空了。報告送到時施密特博士正在希特勒辦公室裡，據他後來回憶，元首看完報告之後，就坐在書桌旁沉思起來。

墨索里尼臨陣膽怯

　　他的沉思很快就被羅馬傳來的同樣不利的消息打斷了。據施密特博士的描寫，這位德國獨裁者整個下午都懷著﹁毫不掩飾的焦躁情緒﹂等待著義大利領袖的覆信。下午三點鐘，漢德遜前腳剛走，義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後腳就應召來到總理府，但是這位大使只能告訴元首，他還沒有收到羅馬方面的回信。這時候，希特勒神經緊張到了極點，他叫里賓特洛甫去用長途電話找齊亞諾談話，可是外交部長沒法找到他通話。於是，施密特說，阿托利科就被﹁不太客氣地﹂打發走了。

　　若干天以來，希特勒不斷收到羅馬方面傳來的報警消息，說他的軸心夥伴可能在他進攻波蘭的緊要關頭拋下他不顧。這個情報不是沒有根據的。齊亞諾在八月十一日到十三日同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舉行了那場使他幻想破滅的會談後，一回去就著手攛掇墨索里尼拋棄德國人，他的這種活動沒有逃過羅馬德國大使館嚴密監視的耳目。這位法西斯外交大臣的日記，詳細地記載了他力圖說服義大利獨裁者認清大局，及時避免被希特勒拖入戰爭的種種經過。八月十三日，齊亞諾從伯希特斯加登回來，當天晚上馬上就去晉見領袖，這一條約附有一份秘密議定書，其中聲明，條約第一條所提到的兩國如遇需要實行軍事互助以對付其侵略的那個﹁歐洲強國﹂指的是德國。由於這一規定，才使英國政府在蘇聯紅軍與德國人合謀侵入波蘭東部的時候不致於有必要採取向蘇聯宣戰這一嚴重的步驟。

　　向他報告同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會談的經過之後，就試圖說服他的上司，﹁德國人已經背棄了我們，欺騙了我們﹂，並且﹁正在拖著我們跟著他們一起去冒險﹂。

　　﹁領袖的反應變化無常︵那天晚上齊亞諾在日記裡寫道︶。起初，他同意我的看法。隔了一會他又說，為了信譽關係，他必須同德國人並肩前進。最後，他表示他要把克羅地亞和達爾馬提亞作為他的一份戰利品。

　　八月十四日｜｜我發現墨索里尼憂心忡忡，於是便毫不遲疑地想盡一切方法極力挑起他心中可能對德國人抱有的反感。我說他的威望已減，他所扮演的是個次要的二等角色。最後，我給他看一堆文件，證明德國人在波蘭問題上對我們言而無信。兩國同盟所根據的前提條件現在已經被他們否定了；他們既然背信棄義，我們就應當拋棄他們，不必有所顧慮。但是墨索里尼仍然顧慮重重。﹂

　　第二天，齊亞諾為這個事情同墨索里尼徹底談了六個小時。

　　﹁八月十五日｜｜領袖｜｜已經相信，我們不應該盲目地跟著德國人走。但是｜｜他要有一個時期作好準備才能和德國人決裂｜｜他越來越相信，民主國家一定會打的｜｜這一回就意味著一場大戰。而我們卻不能捲入戰爭，因為我們的困難處境不容許我們這樣做。

　　八月十八日｜｜上午與領袖談了一次話。他還和往常一樣三心二意。他仍然認為民主國家有可能按兵不動，德國人會做成一筆大有好處的便宜買賣，他不願看著這筆買賣不能插上一手。同時，他還怕希特勒會發火。他相信，廢除同盟條約或類似的行動可能使得希特勒丟下波蘭問題而同義大利算帳。凡此種種考慮，弄得他心煩意亂，坐立不安。

　　八月二十日｜｜領袖突然變了卦。他要在這場迫在眉睫的衝突中不惜任何代價地支持德國｜｜墨索里尼同我和阿托利科進行了商談。︵那位大使已從柏林回羅馬述職。︶大意是：現在要背棄德國已經為時太晚了｜｜全世界的輿論都會說義大利膽怯｜｜我試圖爭辯，但已無濟於事。墨索里尼頑固地堅持他的看法｜｜

　　八月二十一日｜｜今天，我把話說得很明白｜｜我一進屋，墨索里尼就肯定地說，他決心和德國人同進退。﹃領袖，您不能這樣做，萬萬不能這樣做｜｜我到薩爾斯堡本來是去商定共同行動的方針的，但是我所碰到的卻是一項Ｄｉｋｔａｔ︵絕對命令︶。背棄盟約的是德國人而不是我們｜｜撕了那個條約吧！把它扔給希特勒！｜｜﹄﹂

　　這次談話的結果是，讓齊亞諾去和里賓特洛甫安排第二天在勃倫納山口舉行會談，並且通知他，義大利將置身於德國進攻波蘭所挑起的衝突之外。中午時分齊亞諾給里賓特洛甫打電話，等了好幾個鐘頭都沒有來接，但是到下午五點三十分的時候他終於來接電話了。納粹外交部長表示，勃倫納會談通知得這樣倉促，他不能立刻作答，因為他﹁正在等候莫斯科方面的一份極為重要的電報﹂，要過一會兒再給齊亞諾回電話。晚上十點三十分，他回電話了。

　　﹁八月二十二日｜｜昨晚十點三十分，新的一幕開始了︵齊亞諾在日記上說︶。里賓特洛甫打電活告訴我，他希望在因斯布魯克而不在國境線上和我會見，因為會後他就要動身到莫斯科去同蘇聯政府簽訂一項政治協定。﹂

　　對於齊亞諾和墨索里尼來說，這是一個新聞，而且是最為驚人的新聞。他們認定兩國外長的會晤﹁已不再適宜了﹂。他們的德國盟友不讓他們知道德國和莫斯科進行的秘密交易，又一次表現了對他們的輕視。

　　這位領袖的猶豫動搖，齊亞諾的反德情緒，以及義大利可能背棄︽鋼鐵盟約︾第三條所規定的義務，即締約一方一旦﹁捲入同另一國家的敵對行動中﹂時另一方就自動參戰，在八月二十二日里賓特洛甫動身到莫斯科去以前，柏林方面就已經知道了。

　　八月二十日，義大利駐柏林代辦馬西莫‧馬吉斯特拉蒂伯爵到外交部拜會威茲薩克。這位國務秘書在一份秘密備忘錄裡告訴里賓特洛甫說，那位伯爵向他透露了﹁義大利人的心情，雖然我對此並不感到驚訝，但是我認為肯定必須加以考慮。﹂馬吉斯特拉蒂引起威茲薩克注意的是，既然德國沒有遵守盟約中規定雙方在重大問題上必須保持緊密聯繫和進行磋商的條款，而且又把它和波蘭之間的衝突完全看作德國一國的問題，﹁這樣德國就自己放棄了義大利方面的武裝援助﹂。因此，如果事情的發展同德國的看法相反，德國同波蘭的衝突竟然發展成為一次大戰，義大利就會認為同盟的﹁前提條件﹂已不再存在。一句話，義大利在尋找脫身的藉口。

　　兩天以後，八月二十三日，柏林又收到漢斯‧格奧爾格‧馮‧馬肯森大使從羅馬發來的警告。他寫信給威茲薩克，報告了一些﹁幕後﹂情況。根據繳獲的這封信上威茲薩克親筆寫下的批語，這封信已﹁呈交元首﹂。這封信一定使希特勒打開了眼睛。馬肯森在報告中說，墨索里尼同齊亞諾和阿托利科進行了一系列的商談以後，義大利的態度是：德國如果進攻波蘭，就破壞了︽鋼鐵盟約︾，因為這盟約的基礎是雙方同意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不投入戰爭。而且，同德國的看法相反，墨索里尼相信，如果德國進攻波蘭，英國和法國都會出面干涉，﹁而且過不了幾個月，美國也會出面干涉﹂。當德國在西線處於守勢的時候，法國和英國：

　　﹁據領袖看來，就會傾全力攻打義大利。在這種情勢下，義大利將不得不首當其衝，承受戰爭的全部重擔，以使德國有機會在東方收拾殘局｜｜﹂

　　希特勒考慮了這些警告之後，終於在八月二十五日上午給墨索里尼發去一封信，懷著越來越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回信足足等了一天。頭天夜裡里賓特洛甫向元首詳細陳述了他在莫斯科所取得的勝利，半夜剛過不久的時候，他﹁在元首的指示下﹂給齊亞諾去了個電話，把﹁由於波蘭的挑釁所引起的極端嚴重的局勢﹂通知了對方。﹁威茲薩克有一則筆記透露出，這次電話的用意在於﹂使義大利人沒有藉口說事態的發展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到八月二十五日午後三點三十分，馬肯森大使在羅馬威尼斯宮把希特勒的那封信交給墨索里尼的時候，這位領袖才知道德國人對波蘭的進攻馬上就要開始了。同希特勒的看法不同，他肯定相信英國和法國會立即參戰，這會給義大利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為義大利的海軍不是英國地中海艦隊的對手，而它的陸軍又不堪法國的一擊。馬肯森晚間十點二十五分發給柏林的急電描述這次會見的情形說，墨索里尼當面把這封信仔細地看了兩遍以後聲稱他﹁完全同意﹂德蘇條約，他認識到﹁同波蘭的武裝衝突已不再能避免﹂。最後｜｜馬肯森報告說，﹁他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將盡一切力量無條件地站在我們這一邊﹂

　　但是，這位德國大使並不知道，這位領袖寫給元首的信裡卻不是這樣說的。這封信是由齊亞諾匆匆地用電話傳給已經回到柏林任所的阿托利科的，阿托利科﹁大約在午後六點鐘左右﹂到總理府親自把信交給了阿道夫‧希特勒。

　　據當時在場的施密特說，這封信就像一顆炸彈一樣打擊了元首。墨索里尼在表示了他對德蘇條約的﹁完全同意﹂和﹁對波蘭問題的諒解﹂之後，就掉轉話頭，言歸正傳。他寫道︵信中的著重體是他自己用的︶：

　　﹁至於在一旦發生軍事行動時義大利的實際態度，我的觀點如下：

　　如果德國進攻波蘭，而衝突又是局部化的，那麼義大利就會根據德國的要求提供一切的政治援助和經濟援助。

　　如果德國進攻波蘭，而後者的盟國又向德國展開反攻，那麼我事先通知您，鑒於目前義大利的戰爭準備狀況，我覺得最好在軍事行動方面不採取主動行動。關於義大利的戰爭準備狀況，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而且及時地告訴過您，元首，也告訴過馮‧里賓特洛甫先生。不過，如果德國能立即把軍事物資和原料交給我們，以便抵抗法國和英國主要是針對我們的進攻，我們就可以立即參戰。

　　在我們歷次的會談中，戰爭都預定在一九四二年；到那時候，按照預先協商的計畫，我在陸、海、空三方面將準備就緒。

　　我還認為，義大利目前已經採取的純軍事措施以及以後將採取的其它措施，都會在歐洲和非洲牽制住數量可觀的法國和英國的兵力。

　　我認為，作為一個忠實的盟友，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必須把全部真相如實奉告，並且事前把實際情況通知您，否則將會給我們雙方帶來不愉快的後果。這就是我的看法。由於我必須在最短期間召開最高級政府機構會議，我請您把您的意見告訴我。

　　墨索里尼﹂

　　因此，雖然俄國已經穩在囊中，成為友好的中立國而不參戰，但是和德國簽訂了﹁鋼鐵盟約﹂的盟邦卻脫身出去，而且這種情形正好是出現在英國由於同波蘭簽訂了抵抗德國侵略的互助條約而不可挽回地承擔了義務的那一天發生的。希特勒看完來信之後告訴阿托利科說，他將立即覆信，然後就冷冰冰地把這位義大利使節打發走了。

　　阿托利科走後，施密特博士聽到希特勒憤慨地說：﹁義大利人又要玩一九一四年的那一手了。﹂當天晚上，總理府裡到處是責罵這個﹁背信棄義的軸心夥伴﹂的不客氣的話。但光是說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按預走的時間表，再過九小時德國的陸軍就要對波蘭發動猛攻了。因為現在已經是八月二十五日午後六點三十分，而計畫規定，入侵行動將於八月二十六日拂曉四點三十分開始。面對著來自倫敦和羅馬的消息，這位納粹獨裁者必須立刻作出決定，是仍然按照原訂計畫進攻呢，還是推遲或者乾脆取消進攻。

　　施密特陪著阿托利科走出希特勒書房時，同急急忙忙跑來見元首的凱特爾將軍撞了個滿懷。幾分鐘之後，這位將軍匆匆地從裡面走出來，興奮地對他的副官叫道：﹁進攻的命令又得延期了！﹂

　　被墨索里尼和張伯倫逼到牆角的希特勒，已立刻作出了決定。哈爾德在日記裡寫道：﹁元首受到極大的震動﹂，隨後又寫道：

　　﹁下午七點三十分｜｜波蘭和英國之間的條約已經批准。敵對行動沒有開始。一切軍隊調動必須停止，即使已到了邊境也必須停止，如果不可能及早停止的話。

　　下午八點三十五分｜｜凱特爾證實此事。卡納里斯說：對英法的電話管制解除了。證實了事態的發展。﹂

　　德國海軍記事冊對進攻延期的記載更為簡明，並且還提出了原因：

　　﹁八月二十五日｜｜由於政治局勢的變化，已經開始進行的﹁白色方案﹂將於二十點三十分︵下午八點三十分︶停止。︵八月二十五日中午獲悉英波訂立互助條約。又獲悉義大利領袖通知，他將信守盟約，但要求大量供應原料。︶﹂

　　紐倫堡的主要被告中有三名被告在詰詢下各自對延期進攻作了說明。里賓特洛甫說，當他聽到英波條約的消息並且﹁聽說﹂﹁正在對波蘭採取軍事步驟﹂︵他彷彿一直不知道有進攻波蘭那回事似的︶以後，他就﹁立刻﹂去找元首，力勸他取消對波蘭的入侵。﹁元首立刻就同意了﹂。這當然完全是鬼話。

　　凱特爾和戈林的供同至少看來還比較誠實。凱特爾在紐倫堡法庭上追述當時情況說：﹁我突然被叫到總理府會見希特勒，他對我說：﹃立刻停止一切行動。馬上把勃勞希契找來。我需要時間進行外交談判。﹄﹂

　　戈林在紐倫堡一次預審提訊中也證實，直到這時候，希特勒還相信他能夠談判出一條擺脫絕境的出路來。戈林說：

　　﹁就在英國向波蘭正式提出保證的那一天，元首打電話告訴我說，他已經下令停止執行進攻波蘭的預定計劃。我問他這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他說，﹃不是永久的。我必須看一看能不能避免英國方面的干預﹄。﹂

　　墨索里尼在最後一分鐘發生變卦，對希特勒固然是個沉重的打擊，但是從上述證詞中顯然可以看出，促使這位德國領袖推遲進攻的因素中，比較有力的因素還是英國和波蘭簽訂互助條約這一行動。然而奇怪的是，當天漢德遜大使曾經再次向他提出警告說，一旦波蘭受到攻擊，英國將參戰，並且英國這時又已經在正式條約中莊嚴地宣佈了這一保證；在這之後，他居然仍舊像他對戈林所說的那樣，相信自己能夠﹁避免英國方面的干預﹂。這大概是他根據過去同張伯倫在慕尼黑打交道的經驗，以為只要能安排一條出路，這位英國首相就會再次屈膝投降。但是仍然令人不解的是，像他這樣一個人，原先對外國政治曾表現出很有洞察力，居然不知道張伯倫這個人和英國的立場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畢竟全都是希特勒自己一手造成的。

　　要在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叫德國軍隊一下子停住，是頗費周折的事情，因為許多部隊已經開始行動了。在東普魯士，取消進攻的命令直到晚間九點三十七分才送達貝茨爾將軍的第一軍。在幾個軍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急忙追上先頭部隊之後，才算止住了部隊的前進。南面的馮‧克萊施特將軍那一軍的摩托化縱隊，在黃昏時分已經逼近波蘭邊境。一個參謀軍官駕著小型偵察機在國境上快速著陸後才把它們在邊界上攔住。更有少數地區在打響了以後才接到命令。但是由於好幾天以來德國人一直在整個邊境沿線挑釁鬧事，波蘭參謀本部顯然沒有懷疑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八月二十六日那一天，波蘭參謀本部倒的確提出過這樣一個報告，﹁德國匪徒﹂多股越過國界，以機關槍與手榴彈襲擊我碉堡與關卡，﹁其中一起為德國正規部隊所為﹂。

﹁密謀份子﹂的歡欣和混亂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希特勒取消進攻波蘭計畫的消息，使得諜報局裡的密謀份子歡欣若狂。奧斯特上校把這消息告訴沙赫特和吉斯維烏斯時嚷道，﹁元首完蛋了﹂。到第二天早晨，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甚至比他更加想入非非，他宣稱：﹁希特勒絕對經不起這次打擊。今後二十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他們倆人都以為沒有必要再去為推翻這個納粹獨裁者而操心；他已經完蛋了。

　　原來在這個決定人類命運的夏季行將結束的最後幾個星期裡，那些自以為是在進行密謀的人曾經又忙碌了一陣。至於他們究竟懷著什麼目的，則很難弄清楚。戈台勒、亞當‧馮‧特羅特、赫爾莫特‧馮‧毛奇、費邊‧馮‧施拉勃藍道夫和魯道夫‧貝徹爾都曾先後來到倫敦；他們不僅告訴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並且還告訴邱吉爾以及其它英國領導人說，希特勒打算在八月底進攻波蘭。這些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可以親眼看到，整個英國，上至那位手裡老帶著一把雨傘的張伯倫，從慕尼黑的那些日子以來都已經改變了態度。一年前這些德國人自己曾提出一個條件：要他們決心驅逐希特勒，英國和法國就必須宣佈將以武力制止納粹的任何進一步的侵略，現在這一條件已經實現了。他們還要求什麼呢？從他們所留下的文字材料來看，這一點是不清楚的，我們所能得到的印象是，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雖然他們的用意良善，但是他們的思想混亂，達於極點，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癱瘓了他們的手腳。希特勒對德國的統治｜｜也就是對陸軍、警察、政府和人民的統治｜｜太嚴密了，不是他們所能夠想出的辦法可以動搖或推翻的。

　　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哈塞爾到沙赫特博士在柏林的獨身新寓所中登門造訪。這位被解職的經濟部長剛剛從印度和緬甸旅行了六個月歸來。哈塞爾在日記裡寫道：﹁沙赫特的看法是，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留神等待，他認為事態將循著必然的道路發展。﹂根據哈塞爾自己的日記記載，他在同一天告訴吉斯維烏斯說，他﹁也贊成把直接行動暫時往後推一推﹂。

　　但是當時又有什麼﹁直接行動﹂要推遲呢？哈爾德將軍和希特勒同樣熱衷於毀滅波蘭，這時候根本不想推翻這位獨裁者。至於馮‧維茨勒本將軍，一年前預定在推翻元首的活動中由他負責領導部隊的，現在正在西部指揮一個集團軍，即使他有心也無法參加柏林的行動。然而他是否真正有心呢？吉斯維烏斯到他的司令部去拜訪他的時候，發現他正在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從倫敦發出的新聞廣播，於是馬上就看清了這位將軍的興趣只在於弄清楚當前的局勢動向。

　　至於哈爾德將軍，他正在一心忙著擬訂進攻波蘭的最後計畫，根本就不再考慮推翻希特勒的這種造反的念頭。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戰後紐倫堡的審訊中，問到他和另外幾個所謂納粹政權的敵人在八月的最後幾天為什麼沒有作出任何努力推翻那位元首從而使德國免於捲入戰爭時，他說得非常含糊。他說，﹁當時沒有可能﹂。為什麼？因為馮‧維茨勒本將軍被調到西方去了。沒有維茨勒本，陸軍就不能動手。

　　那麼德國人民呢？美國訊問官山姆‧哈里斯上尉提醒哈爾德，指出他說過德國人民反對戰爭，於是問他：﹁如果說希特勒已經下了無可挽回的決心要發動戰爭，為什麼你們不能在侵略波蘭前夕依靠人民的支持呢？﹂哈爾德回答道：﹁請您原諒，我聽了您的話忍不住好笑。當我聽到﹃無可挽回﹄這個字眼和希特勒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就必須說沒有什麼事是無可挽回的。﹂這位參謀總長繼續解釋說，即使遲至八月二十二日，當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會議上向他的將領們透露他已經﹁無可挽回﹂地下了決心要進攻波蘭、並且如果必要也同西方作戰時，他本人並不相信元首當真會說到做到。這段話同哈爾德本人在這段時期的日記對照來看，確實令人感到驚訝。但是不僅哈爾德如此，大多數其它密謀份子也如此。

　　哈爾德的前任陸軍參謀總長、公認的密謀份子領袖貝克將軍，這時又在哪裡呢？據吉斯維烏斯說，貝克給馮‧勃勞希契將軍寫過一封信，但是這位陸軍總司令甚至不簽個收到信的回條。吉斯維烏斯說，後來貝克同哈爾德做過一次長談，後者同意，一場大戰將意味著德國的毀滅，但是他認為﹁希特勒是絕不會打世界大戰的﹂，因此當時無需設法推翻他。

　　八月十四日，哈塞爾同貝克單獨進餐，在日記上記述了他們的頹喪情緒。

　　﹁貝克︵是︶極有數養、極有風采、極有見識的人。不幸的是，他非常瞧不起陸軍中的領導人。因此，他認為我們不能在那裡取得立足點。對於第三帝國各種政策的罪惡性質，他是深信不疑的。﹂

　　貝克以及他周圍那些人的信念是崇高的，但是當希特勒準備把德國投入一場戰爭的時候，這些可敬的德國人卻沒有一個採取任何行動來制止他。這一任務顯然是艱鉅的，而且在這麼晚的時候，也許是無法實現的。但是他們連試都沒有試一下。

　　湯瑪斯將軍也許試了一下。他在八月中旬親自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宣讀了一份備忘錄之後，緊跟著又在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那一天拜訪了凱特爾；並且據他自己說，當時還﹁交給他一份附有圖表的統計材料｜｜︵這個材料︶清楚地表明瞭西方國家在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巨大優勢以及我們將遇到的災難﹂。凱特爾以往常罕見的勇氣把這份材料送給希特勒看，希特勒的答覆是，他並不像湯瑪斯將軍那樣﹁耽心爆發一場世界大戰，特別是他現在已經把蘇聯爭取到自己這一邊來了﹂。

　　這些﹁密謀份子﹂為防止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作的嘗試到此就告終了。只有沙赫侍博士後來還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最後努力，這位精明的理財家在紐倫堡法庭為自己辯護時還把這種努力大大地吹噓了一番。八月間他從印度歸來以後，給希特勒、戈林和里賓特洛甫分別寫了幾封信，在這個緊要關頭，所有這些反對派的領袖的行動似乎都僅僅限於寫寫信和寫寫備忘錄。但是據他後來說，他﹁萬萬沒想到﹂這些信件竟然毫無回音。後來他決定到柏林東南幾英里的佐森去親自見見馮‧勃勞希契將軍，陸軍總司令部當時在那裡設立了波蘭戰役作戰指揮部。他打算對馮‧勃勞希契將軍說什麼呢？沙赫特在紐倫堡證人席上說，他打算去告訴那位陸軍總司令，德國不經過國會批准就進行戰爭是違反憲法的！因此，這位陸軍總司令有義務遵守忠於憲法的誓詞！

　　真可惜，沙赫特博士根本沒有去見勃勞希契。卡納里斯警告他，如果他到佐森去的話，陸軍總司令﹁可能馬上把我們抓起來﹂。在這位希特勒舊日的支持者看來，這個下場似乎並不怎麼合他的心意。但沙赫待所以沒有到佐森去執行他那可笑的使命︵如果希特勒不嫌麻煩，願意辦一下這個正式手續的話，他要讓那個橡皮圖章似的國會批准他的戰爭是易如反掌的事︶，其真正原因由吉斯維烏斯在紐倫堡出庭為沙赫特作證時一言道破。沙赫特原打算在八月二十五日到佐森去，後來因為那天晚上希特勒取消了第二天進攻波蘭的預定計劃，所以他也就沒有去了。據吉斯維烏斯的證詞，三天以後，沙赫特又打算到佐森去完成他的使命，但是卡納里斯告訴他說為時已經太晚了。所以，並不是﹁密謀份子們﹂錯過了班車，而是他們根本就沒到車站去趕車。

　　正像那一小撮反納粹的德國人沒有能制止希特勒動手一樣，這時向希特勒呼籲要他避免戰爭的各中立國家的領導人也是白費了一番唇舌。八月二十四日，羅斯福總統向希特勒和波蘭總統分別發出急電，敦請他們解決彼此間的分歧而不要訴諸武力。莫斯切斯基總統第二天就在一封措詞頗為得體的覆電中提醒羅斯福，﹁提出要求並且要求讓步﹂的並不是波蘭，但是儘管如此，波蘭還是願意按照美國總統的建議，通過直接談判或者中間調停同德國人解決爭端。希特勒則根本沒有答覆︵羅斯福還提醒希特勒說，他還沒有答覆總統在四月間給他的呼籲︶。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羅斯福又給希特勒發了一封電報，把莫斯切斯基的和解態度通知他，懇求他﹁同意已為波蘭政府接受的和平解決的原則﹂。

　　這第二封電報也沒得到答覆；不過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威茲薩克約見了美國駐柏林代辦亞歷山大‧寇克，要他轉告美國總統，元首已經收到那兩份電報，並且已經﹁交給外交部長，供政府考慮﹂。

　　八月二十四日，教皇通過電臺廣播呼籲和平，﹁憑著基督的血｜｜祈求強者傾聽我們的呼籲，希望他們不要因為肆行不義而變成弱者｜｜如果他們不願意自己的力量成為毀滅的原因的話﹂。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教皇又以內容相同的照會分送給德國，波蘭、義大利和兩個西方大國的政府，﹁以上帝的名義祈求德意志和波蘭兩國政府｜｜避免任何不幸事件﹂，並且要求英、法和義大利三國政府支持這一呼籲，他還說：

　　﹁教皇不願放棄通過即將舉行的談判取得公正的和平解決的希望。﹂

　　教皇，也像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一樣，不知道所謂﹁即將舉行的談判﹂只不過是希特勒用來給侵略作藉口的一個宣傳伎倆。實際上，我們不久就可看到，在那最後一個和平的下午根本就沒有進行什麼真誠的談判。無論是即將舉行也好，不即將舉行也好。

　　幾天以前，在八月二十三日，比利時國王以﹁奧斯陸﹂國家︵比利時、荷蘭、盧森堡、芬蘭和三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統治者的名義，也廣播了一篇動人的和平呼籲，要求﹁對事態發展負有責任的人，通過公開的談判來解決他們的爭執和要求﹂。八月二十八日，比利時國王和荷蘭女王聯名表示﹁願為避免戰爭﹂進行斡旋。

　　儘管這些中立國家發出的呼籲的方式和用意是高貴的，但是今天重讀之下，卻給人一種不現實和悲觀的感覺。彷彿美國總統、教皇和那些北歐民主小國的統治者同第三帝國不是生活在一個星球上似的，他們對柏林方面的事情就同對火星上的情況一樣缺乏瞭解。他們竟全然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性格和目的，全然不知道德國人，除了極少數例外，願意置倫理、道德、榮譽或基督教的人道觀念於不顧，而準備盲目地跟著希特勒走，不論他走向哪裡，採取什麼道路。他們這樣全然無知將在未來的歲月中使得羅斯福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挪威、丹麥各國的君主領導下的人民付出慘重的代價。

　　我們這些在最後幾天緊張的和平日子裡留在柏林企圖向外界報導消息的人，對於總理府和外交部所在地威廉街和軍事總部所在地班德勒街發生的事情也知道得很少。我們盡可能地密切注意威廉街上政府各部出出進進、川流不息的人群。我們每天在一大堆謠言、傳聞、謊話，誑騙中間沙裡淘金。普通老百姓和我們所認識的政府官員、黨的領袖、外交家以及軍人的情緒，我們是瞭解的。但是有些事情，我們和普通老百姓一樣蒙在鼓裡，比如漢德遜大使頻繁地和希特勒、里賓特洛甫舉行會晤，而且常常爭得面紅耳赤，其中說些什麼我們就沒法知道；希特勒與張伯倫之間、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間、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有書信往返，其中的內容，我們也摸不清；里賓特洛甫與莫洛托夫之間、里賓特洛甫與齊亞諾之間舉行過會談，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我們也無從得知；至於那些忙得暈頭轉向、心慌意亂的外交家與外交部官員之間互相交換的密碼電報的內容，以及軍方首腦正在策劃和採取的各種行動，我們就更莫名其妙了。

　　當然，有少數一些事情，我們和公眾是知道的。比如德國人大吹大擂的德蘇條約，大家自然知道，只不過瓜分波蘭和東歐其餘部分的秘密議定書直到戰後才知道。我們都知道，甚至在這一條約還沒簽字以前，漢德遜就飛到伯希特斯加登鄭重地告訴希特勒，這個條約不能阻止英國履行它對波蘭的保證。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開始以後，我們在柏林就感覺到，除非再來一個慕尼黑，否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已經是不出幾天的事。到八月二十五日，最後一批英、法僑民都離了境。原來預定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坦能堡舉行大規模的納粹集會，希特勒將在會上發表演說。

　　二十六日，這次集會也宣佈取消了。原定於九月第一個星期在紐倫堡召開的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希特勒曾正式稱之為﹁和平的黨代表大會﹂，同樣也取消了。八月二十七日政府宣佈，食品、肥皂、鞋、紡織品和煤從第二天開始實行配給制，我記得，主要是這個公告使德國人民意識到了戰爭的迫近，他們對這一公告的牢騷不滿是可以很清晰地聽到的。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柏林的居民看到源源不絕的軍隊穿過市區開往東方。他們被裝在所能搜尋到的各種各樣的運貨的卡車裡運走。

　　這種情況也必然使普通老百姓警覺到要發生什麼事了。我記得那個週末又悶又熱，大多數柏林人不顧戰爭已經就在眼前，還是到首都周圍的湖泊和樹林中去消暑度假。星期日晚上回到城裡以後，他們從無線電裡聽到國會在總理府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會議的消息。德意志通訊社的公報說：﹁元首在會上扼要地闡述了局勢的嚴重性。﹂這是德國公眾第一次聽到希特勒告訴他們時局已經嚴重了。會議的詳細內容沒有披露，除了國會議員和希特勒的親信以外，沒有一個外人知道那位納粹獨裁者那天的心情。過了很久以後，我們才從哈爾德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看到諜報局奧斯特上校告訴他的當天開會情況的記述：

　　﹁午後五點三十分在總理府舉行會議。有國會議員和若干黨內顯要參加｜｜局勢非常嚴重。無論如何決心要解決東部問題。最低要求：歸還但澤，解決走廊問題。最高要求﹃取決於軍事形勢﹄。如果最低要求不能得到滿足，就進行戰爭：野蠻！他將親臨前線。義大利領袖的態度對我們極為有利。

　　戰爭將非常困難，也許毫無希望。﹃只要我還活著，就談不到投降。﹄蘇聯條約在黨內受到廣泛的誤解。這是一個為了趕走魔王而與撒旦結盟的條約｜｜﹃有人按照一定的暗示鼓掌，但是稀疏零落。﹄

　　個人對元首的印象是：疲憊、憔悴、嗓音嘎啞、心事重重。﹃他現在已經完全被他在黨衛隊裡的顧問包圍了。﹄﹂

　　一個外國觀察家在柏林也可以看到，報紙在戈培爾的巧妙操縱下，怎樣欺騙了天真的德國人民。自從納粹對所有的日報實行﹁一體化﹂，摧毀了新聞出版自由以後，六年以來德國人民對於外界真相一直是隔絕的。有一個時期，在德國的大報攤上還可以買到蘇黎世和巴塞爾出版的瑞士德文報紙，那上面還登著一些客觀的消息。但是近幾年來，德國不是在國內禁止銷售這些報紙，就是把數量限制到極為有限的幾份。懂英文和法文的德國人，偶然可以弄到幾份倫敦和巴黎的報紙，不過讀到的人卻很少。

　　我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的日記中寫道，﹁德國人民生活在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世界裡，看一看過去和今天的報紙，就會有這種感覺﹂。當時我是在華盛頓、紐約和巴黎作短期休假後回到德國來的，兩天以前離開我在瑞士的家登上火車時，我買了一束柏林和萊因區的報紙。它們把我一下子推回到了瘋狂的納粹世界，它和我剛剛離開的那個世界迥然不同，就好像是在另一個星球上一樣。我到達柏林以後，八月十日又繼續寫道：

　　﹁全世界都認為和平將受到德國的破壞，是德國在威脅著要進攻波蘭｜｜但是在德國，被本國報紙蒙在鼓裡，說法恰恰相反｜｜納粹報紙正在叫嚷的是：擾亂歐洲和平的是波蘭，是波蘭在以武裝入侵威脅德國｜｜

　　︽柏林日報︾以大字標題提出警告：﹃當心波蘭！﹄並說：﹃對於肆無忌憚地蹂躪歐洲和平與人權的波蘭的答覆！﹄

　　我在火車上買到的卡爾斯魯厄︽領袖︾日報的標題是：﹃華沙楊吉將轟炸但澤｜｜極端瘋狂的波蘭人發動了專人難以置信的挑釁！﹄

　　你也許會問：德國人民不可能相信這些謊言吧？你就去和他們談談吧。很多人是這麼相信的。﹂

　　到希特勒原定進攻波蘭的日子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戈培爾在報紙上發動的宣傳攻勢達到了頂峰。我在日記裡記下了當時報紙上的一些標題：

　　﹁︽柏林日報︾：﹃波蘭完全陷於騷亂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蘭軍隊推進到德國國境邊緣！﹄︽十二點鐘報︾：﹃這樣的玩火行為太過分了｜｜三架德國客機受到波蘭人射擊｜｜走廊地帶許多日耳曼人農舍成為一片火海！﹄﹂

　　半夜我到﹁廣播大廈﹂去，路上買了一份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天版的︽人民觀察家報︾。第一版頂端高達一英寸的通欄標題是：

　　﹁波蘭全境均處於戰爭狂熱中！一百五十萬人已經動員！軍隊源源運往邊境！上西里西亞陷入混亂！﹂

　　當然，關於德國的動員情況隻字未提，雖然我們親眼看到德國早在半個月以前就開始動員了。

最後六天的和平日子

　　八月二十五日傍晚送到柏林的墨索里尼來函，迎頭潑了希特勒一盆冷水。這封信加上英波同盟條約簽字的消息，使希特勒不得不推遲原定第二天就要發動的進攻；他冷靜下來以後，立即給義大利領袖發去一封短信，問他，為了保證義大利能夠﹁參加一場大規模的歐洲衝突﹂，﹁您需要什麼樣的武器裝備和原料，並要在什麼時限內提供﹂。這封信由里賓特洛甫親自於當晚七點四十分用電話傳給德國駐羅馬大使，在九點三十分就到了那位義大利獨裁者手中。

　　第二天上午，墨索里尼在羅馬召集義大利三軍首長開了一個會，擬訂了一份作戰十二個月的最低需要清單。用參加擬制清單的齊亞諾的話來說，這份清單﹁足能氣死一頭牛，如果牛認得字的話﹂。清單中包括七百萬噸石油、六百萬噸煤、二百萬噸鋼、一百萬噸木材以及一長串其它物品，一直到六百噸輝鉬礦、四百噸鈦和二十噸鋯。除此之外，墨索里尼還要一百五十門高射炮來保護義大利北部距法國空軍基地只有幾分鐘航程的工業區，這是他在當時寫的覆信中提醒希特勒的。這封信由齊亞諾於八月二十六日中午剛過的時候用電話傳給柏林的阿托利科，後者馬上就交給了希特勒。

　　這封信開列的不僅僅是一長串所需要的物資。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這位泄了氣的法西斯領袖已經下定決心要擺脫他對第三帝國所承擔的義務。元首在讀完這第二封信之後，對於這一點不可能再有絲毫的懷疑了。

　　﹁元首，︵墨索里尼對他的夥伴寫道︶如果當初按照我們以前商定的辦法，讓我有時間來積累物資和加快自給自足的速度，我現在就不會向您提出這份清單，即使提出，專案也會比這少，數字也會小得多。

　　我有責任奉告，除非我肯定能得到這些物資供應，否則我要求義大利人民作出犧牲｜｜就可能成為徒勞，並可能損害您和我自己的事業。﹂

　　阿托利科大使本人是反對戰爭的，尤其反對義大利在戰爭中參加德國一方，因此他在遞交這封函件時自作主張地向希特勒強調說，﹁所有這些物資都必須在戰事開始以前運到義大利﹂，並且說這個要求是﹁不可變更的﹂。

　　墨索里尼仍然希望會出現另一個慕尼黑事件。所以他在信上特別附上一段說，只要元首認為﹁還有一線希望在政治領域內求得解決﹂，他將一如既往，隨時準備給他的德國同志以充分的支持。儘管他們兩人個人關係十分密切，並且締結了鋼鐵盟約，儘管過去幾年中彼此曾經多次大吹大擂地表示要團結一致互相支援，但是事實仍是：即使臨到這個最後關頭，希特勒仍然沒有把他要毀滅波蘭的真正意圖推心置腹地吐露給墨索里尼，這位義大利夥伴仍然完全被蒙在鼓裡。一直到這一天︵二十六日︶快要完了的時候，他們之間的這個隔膜才最後溝通。

　　在八月二十六日當天，希特勒在不到三小時之內就給墨索里尼的來信回了一封很長的覆信。下午三點零八分，又由里賓特洛甫把這封信用電話傳給駐在羅馬的馮‧馬肯森大使，這位大使在五點剛敲過不久的時候連忙把它送給了墨索里尼。希特勒說，義大利提出的某些要求，如煤、鋼之類，可以如數供給，但許多其它物資則難以辦到。阿托利科堅持這些物資必須在戰爭爆發之前運到，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這時候希特勒才終於把他立即就要開始實現的真實目的吐露給他的盟友。

　　﹁由於法國或英國都不可能在西方取得任何決定性的勝利，而德國由於和俄國達成了協定，在擊敗波蘭之後就可以騰出東方的全部兵力｜｜所以我即使冒在西線發生糾葛的風險，也不會在解決東方的問題上退縮。

　　領袖，我瞭解您的處境，我只請您進行積極的宣傳，並適當採取您自己已經向我建議的軍事姿態，設法為我牽制英、法軍隊。﹂

　　這是德國檔案中所出現的第一個證據，表明希特勒在取消進攻波蘭二十四小時以後又恢復了信心，而要繼續進行他的計畫，﹁即使冒﹂同西方作戰的﹁風險﹂也在所不顧。

　　八月二十六日當天晚上，墨索里尼又作了一點努力再次勸阻希特勒。他又給元首寫了一封信，齊亞諾又用電話傳給阿托利科，這封信在快到下午七點鐘的時候送到了帝國總理府。

　　﹁元首：

　　我相信阿托利科無意造成的誤會已經立即得到了澄清｜｜除高射炮以外，我請求您供給的其它物資可以在今後十二個月內陸續運到。不過，縱使誤會已經澄清，您顯然還是不可能大力幫助我補足義大利在埃塞俄比亞和西班牙戰爭中所耗損的大量軍備。

　　因此我將採取您所建議的態度，至少是在衝突的最初階段，一方面盡最大能力加速軍事準備，一方面就像目前己在進行的那樣盡可能多地牽制住法國和英國的軍隊。﹂

　　這位義大利領袖由於自己在這樣一個緊要關頭扮演這樣一個不光彩的角色而深感苦惱，儘管如此，他還不死心，仍然認為應當試一試，看看是否有可能再來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協。

　　﹁｜｜我不揣冒昧︵他接著寫道︶再次請您試一試尋求政治解決的機會，這決不是出於與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和平主義性質的考慮，而是為了我們兩國人民和兩國政權的利益。我認為現在還有政治解決的可能性，而且認為這樣一個解決辦法一定能使德國在道義上和物質上都完全得到滿足。﹂

　　現在已經可以從檔案材料看出，當時這位義大利獨裁者努力爭取和平是因為他還沒有為戰爭作好準備。但是他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很難過。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最後這次信件交換中對希特勒說：﹁在這行動的時刻，我出於非我力之所及的原因而不能給您真正的支援，此種心情，閣下當可想見。﹂齊亞諾在這忙碌的一天結束時在日記中寫道：﹁領袖的確很難過。他的好戰本能和榮譽感驅使他走向戰爭。理智現在已經制止了他。然而這使他大為傷心｜｜現在他已經不得不正視嚴酷的事實了。而對領袖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經過這番穿梭般的信件往返之後，現在希特勒也只好讓墨索里尼臨陣脫逃了。八月二十六日深夜，他又給他的軸心夥伴去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在二十七日零時十分從柏林用電報拍出的，送到墨索里尼手裡是那天上午九點。

　　﹁領袖：

　　我已經收到您表示最後態度的來信。我尊重促使您作出這個決定的理由和動機。在一定情況下，這樣做還是可能有良好結果的。

　　但是我認為，先決條件是義大利不應使外人知道它所打算採取的態度，至少在戰爭開始以前應當如此。因此，我誠懇地請求您用您的報紙和其它手段在心理上支援我們的鬥爭。我還要請求您，領袖，如果有可能的話，就在軍事上採取示威性措施。至少要牽制住一部分英法軍隊；即使不能如此，無論如何也要使他們狐疑不定。

　　不過，領袖，最重要的一點是：事情萬一和我所說過的那樣發展成一次大戰，東線的局勢就必須在西方兩大強國能操勝算之前予以解決。然後今年冬天，最遲也不過明年春天，我將以至少和法、英數量相等的兵力在西線發動進攻｜｜

　　領袖，現在我有一件事要求您鼎力協助。在這一場艱鉅的鬥爭中，您和您的人民所能給我的最大幫助是派來義大利勞工，從事工農業勞動｜｜希望您慷慨應允，對您過去為我們的共同事業所作出的努力謹表謝忱。

　　阿道夫‧希特勒﹂

　　義大利領袖當天下午作了一個溫順的答覆，表示外界絕不會﹁在戰爭爆發以前知道義大利的態度﹂，他一定嚴守秘密，並答應設法牽制住盡可能多的英、法陸海軍力量，他還將向希特勒派出所要求的義大利勞工。據馮‧馬肯森大使對柏林提出的報告來看，墨索里尼那一天在回這封信之前，曾經﹁鄭重其詞地﹂再次向這位德國大使表示，﹁他仍然相信，達到我們的全部目的而不訴諸戰爭還是可能的﹂，並且說，他將在給元首的信裡再一次提出這一點。但是他在信中並沒有提及。看來他當時已經心灰意懶，連提也不想再提了。

　　戰爭一旦突然爆發，法國雖然能幾乎全部提供盟國方面在德國的西方國境線上所需的軍隊，而且在最初幾個星期內，盟軍在數量上也會遠遠地超過那裡的德國駐軍，但是在八月將盡的那幾天裡，希特勒對於法國的動向似乎滿不在乎。八月二十六日，達拉第總理寫給他一封慷慨陳詞、頗為動聽的信，提醒他法國會採取的行動，並聲明一旦波蘭遭到攻擊，法國就一定出兵作戰。那封信中寫道：

　　﹁除非您認為法國人民的國家榮譽感不如我本人認為德國人民所具有的國家榮譽感，否則就不應當懷疑法國將恰守自己對其它國家，諸如波蘭，所作的莊嚴保證｜｜﹂

　　達拉第在呼籲希特勒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他同波蘭的爭端之後，補充說：

　　﹁如果像二十五年以前一樣，法蘭西和德意志在一場時間更長和殺人更多的戰爭中再次流血，兩國人民都會抱著必勝的信心進行決戰，但是最有把握的勝利者將是毀滅和野蠻的力量。﹂

　　考侖德雷大使在遞交總理的這封信時，還加上了他個人熱情的口頭呼籲，懇求希特勒﹁看在人道的份上，為了他自己良心的安寧，不要放過這個和平解決的最後機會﹂。但是這位大使卻不得不懷著﹁遺憾的心情﹂向巴黎報告，達拉第的來信未能打動這位元首｜｜﹁他無動於衷﹂。

　　希特勒第二天給法國總理的覆信，巧妙地利用了法國人不願﹁為但澤送命﹂的心理，不過他沒這麼講，這話留給法國的姑息妥協派說去了。希特勒宣稱，自從歸還了薩爾之後，德國就對法國放棄了一切領土要求；因此，兩國之間沒有理由一定要兵戎相見。如果竟然發生了戰爭，責任決不在他，而且他會感到﹁非常痛心﹂。

　　在最後那個和平的星期中，德、法兩國在外交上的接觸僅此而已。自從八月二十六日那次會見以後，考侖德雷一直到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的時候為止，沒有再去見過希特勒。在這個緊要關頭對這位德國總理關係最大的國家是英國。正如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希特勒推遲了入侵波蘭的行動以後對戈林所說的，他要看一看能不能﹁排除英國的干涉﹂。

最後關頭的德英關係

　　羅馬和倫敦傳來的消息迫使希特勒從戰爭的懸崖邊緣退縮回來以後，哈爾德將軍曾在他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元首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可是第二天下午，這位參謀總長發現領袖的態度又驟然改變了。﹁元首非常鎮靜而開朗﹂，這是他在那天下午三點二十二分隨手寫下的日記。這種變化不是沒有來由的，這位將軍的日記道出了這個原因。﹁要為﹃第七動員日﹄的早晨做好一切準備。進攻在九月一日開始。﹂希特勒用電話向陸軍總司令部發出了這個命令。

　　這就是說，希特勒準備動手打波蘭了。這一點既然已確定，他就要盡一切可能使英國置身局外。哈爾德的日記道出了元首及其親信在八月二十六日那個決定命運的一天的想法。

　　﹁傳說英國有意考慮德國的全面建議。漢德遜歸來後就可知道洋情。另外有謠言說，英國強調，波蘭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是必須由英國來宣佈的事。在法國，向政府提出的反戰抗議書越來越多｜｜

　　計畫：我們要求取得但澤，一條穿過﹁走廊﹂的走廊，在和薩爾相同的基礎上進行公民投票。英國也許會接受。波蘭多半不會。這是分化它們的楔子。﹂

　　著重字體是哈爾德自己寫的，在某種程度內這無疑正確地反映了希特勒當時的想法。他想在波蘭和英國之間打進一個楔子，並給張伯倫一個藉口，讓他擺脫對華沙的保證。在命令軍隊準備於九月一日進軍以後，希特勒就等著看倫敦方面對他那個﹁保證﹂英帝國存在的狂妄自大的建議有什麼反應。

　　當時他與英國政府有兩次接觸，而倫敦的德國大使館沒有參預那最後一刻鐘的緊張的談判活動，因為德國駐倫敦大使狄克森正在休假。一次接觸是通過漢德遜大使的官方接觸，漢德遜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一清早帶著元首的建議乘坐一架德國專機飛到了倫敦。另一次接觸是非官方、秘密的，而且結果證明是相當外行的接觸。這次的中間人是戈林的瑞典朋友，那位喜歡到處奔走的比爾格‧達勒魯斯，早在前一天他就帶著這位德國空軍司令給英國政府的一封信從柏林飛到了倫敦。

　　﹁在這個時期，﹂後來戈林在紐倫堡法庭的一次提訊中說，﹁我同哈利法克斯在正常外交途徑之外通過一個特別信使保持著聯繫。﹂這位瑞典﹁信使﹂在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六點三十分飛到倫敦就是去找英國外交大臣的。前一天，戈林把他從斯德哥爾摩找到柏林來，告訴他，儘管前一天夜間簽訂了德蘇條約，德國還是想同大不列顛達成一項﹁諒解﹂，他把自己的一架專機交給這個瑞典人使用，以便讓他能火速飛往倫敦，把這件重要的事情通知哈利法克斯勳爵。

　　這位在一小時以前簽訂了英波互助協定的英國外交大臣感謝達勒魯斯的奔走，並告訴他說，漢德遜剛在柏林同希特勒進行了商談，馬上就要帶著元首的新建議飛回倫敦；既然柏林同倫敦之間的官方聯繫現在已經重新打開，他認為這位瑞典人的居間奔走已經不再需要。但是不久證明這種奔走還是需要的。當達勒魯斯於當晚打電話給戈林報告他同哈利法克斯會談經過時，那位元帥告訴他，由於英波條約的簽訂，局勢已經惡化，大概只有英、德兩國代表舉行會談才能挽救和平。據戈林後來在紐倫堡作證時說，他和墨索里尼一樣，當時都想再來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協。

　　當天深夜，那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把他同戈林的談話通知了英國外交部，次日早晨他接到邀請同哈利法克斯再作一次會談。這一次他說服了英國外交大臣給戈林寫了一封信，他把戈林說成是唯一能夠防止戰爭爆發的德國人。那封措辭籠統的信很簡短，而且話說得很含混。它只是重申了英國對於達成和平解決的願望，並且強調需要﹁幾天的時間﹂才能辦到。

　　雖然如此，這位肥胖的元帥卻認為這封信﹁極其重要﹂。達勒魯斯於當晚︵八月二十六日︶就把這封信交給了戈林，當時戈林正坐著一列專車去柏林郊外奧蘭寧堡空軍司令部的途中。專車在第二站就停住了，兩人臨時徵用了一輛汽車直奔總理府。到那裡時已經半夜了，總理府一片漆黑，希特勒已經上床睡覺了。但是戈林一定要把他叫起來。到這時為止，達勒魯斯也和很多其它的人一樣，總認為希特勒並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人，他會像一年前在慕尼黑所做的那樣，接受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這個瑞典人這回卻要破題兒第一道領教這位天賦神賜的獨裁者的思想多麼荒唐離奇，脾氣多麼喜怒無常。這是一次使他灰心喪氣的經歷。

　　達勒魯斯從哈利法克斯那裡帶來的這封信，戈林認為事關重要，必須在深更半夜把元首叫起來看看，可是希特勒卻根本不加理睬。他反而對這個瑞典人滔滔不絕他講了二十分鐘他早年的奮鬥經過、他的偉大成就以及他為了同英國人取得諒解而作出的各種努力。接著，當達勒魯斯插上一句說他曾經在英國當過工人時，這位總理馬上就詢問他有關這個古怪的島國和這個古怪的民族的情形，他說他曾花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始終還沒有能瞭解他們。接著他又大談了一通德國的軍事威力，有些地方還是從技術角度來談的。達勒魯斯後來說，這時候他認定他的夜訪﹁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了﹂。不過這個瑞典人到底抓住一個機會，把他所瞭解到的一些英國人的情況告訴了他的主人。

　　﹁希特勒一直聽下去，沒有打斷我的話頭｜｜但是後來他突然站起來，變得非常激動而且神經質，在屋子裡來回地走著，一面自言自語地說，德國是不可抗拒的｜｜突然，他在房間中央站住，眼睛直挺挺地望著前面。他的聲音變得含糊不清，他那樣子完全是一個神經失常的人。他斷斷續續地說道：﹃如果發生戰爭，我就要造潛水艇，造潛水艇，潛水艇，潛水艇，潛水艇！﹄他的話越來越不清楚，最後根本就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了。接著他定了定神，就像在對大庭廣眾發表演說似地拉開嗓門，尖聲尖氣地叫了起來：﹃我要造飛機，造飛機，飛機，飛機！我要消滅我的敵人。﹄那神情活像小說裡的一個妖魔，而不像是個真人。我驚訝地注視著他，又回過頭來看看戈林的反應，他卻若無其事。﹂

　　最後，這位激動的元首大踏步走到他的客人面前，對他說，﹁達勒魯斯先生，你是很瞭解英國的。你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麼我想同英國達成協議，可是總也不能成功？﹂達勒魯斯自稱他﹁最初猶豫了一下﹂不知怎樣回答，但是後來答道：據他個人看來，原因在於英國人﹁不信任他和他的政府﹂。

　　﹁這些白癡！﹂據達勒魯斯說，當時希特勒把右臂一甩，用左手拍著自己的胸口，對他吼道，﹁我這一輩子幾時說過謊話？﹂

　　隨後這位納粹獨裁者平靜下來，他們討論了希特勒通過漢德遜提出的建議；最後決定讓達勒魯斯飛回倫敦去，再交一份建議給英國政府。戈林反對把它寫下來，他要這位脾氣隨和的瑞典人把它記在心裡。這個建議包括六點：

　　一．德國希望同英國締約或者同英國結盟。

　　二、英國要協助德國取得但澤和走廊，但是波蘭可以在但澤擁有一個自由的港口，保留波羅的海上的格丁尼亞港和通在該港的走廊。

　　三、德國將保證波蘭的新國界。

　　四、德國要收回自己的殖民地或者與此相當的土地。

　　五、必須對波蘭境內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作出保證。

　　六、德國方面將保證保衛英帝國。

　　達勒魯斯牢牢記住這些建議之後，於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上午飛往倫敦，中午十二點多鐘，為了避開那些到處打聽的新聞記者，被悄悄地繞道帶到了張伯倫、哈利法克斯勳爵、霍拉斯‧威爾遜爵士和亞歷山大‧賈德干爵士的面前。顯然，英國政府現在十分重視這位瑞典信使。

　　他身上帶著記述頭天夜晚同希特勒和戈林會見經過的個人筆記，這是他在飛機上倉促草就的，那兩位英國內閣領導人這時接過來仔綢閱讀，他在其中力稱，會晤時希特勒是﹁安詳而鎮靜的﹂。雖然在外交部的檔案中找不到有關這次星期日破例會見的記錄，但外交部檔案彙編在第三輯第七卷中根據哈利法克斯勳爵和賈德干所提供的材料以及那位密使的備忘錄追述了這件事。英國政府文件上的說法和達勒魯斯在他的書中以及在紐倫堡法庭上所說的情形有一些出入，但是把各種說法放在一起來看，下面的敘述似乎是我們所能得到的一個最可靠的報導。

　　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立刻看出他們所面臨的是希特勒的兩套建議，一套是交給漢德遜帶來的，一套是現在由達勒魯斯帶來的，內容是不同的。第一套建議說希特勒將在他同波蘭人算了帳以後再來保證英帝國的存在，而第二套建議似乎是說：元首準備通過英國來談判歸還但澤和走廊的問題，然後他將﹁保證﹂波蘭的新邊疆。張伯倫前回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已經吃過希特勒一次苦頭了，這話在他聽來完全是一套老調，他對達勒魯斯代表元首概述的建議不敢輕信。他對這個瑞典人說，他﹁從這些條件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前景，波蘭人可能讓出但澤來，但是他們寧可作戰也不會放棄走廊。﹂

　　最後大家同意讓達勒魯斯產刻回柏林去，把他們初步的非正式答覆告訴希特勒，然後在正式答覆擬好並由漢德遜第二天晚上帶到柏林去以前先把希特勒的反應告訴倫敦。據英國的文件，正如哈利法克斯所說：﹁由於通過達勒魯斯先生的這種非正式的秘密接觸，問題可能發生一些混亂。︵因此︶有必要說明，達勒魯斯於當晚回柏林去，不是傳遞英王陛下政府的答覆，而是為漢德遜送去的正式覆信準備條件。﹂

　　這位默默無聞的瑞典商人作為歐洲兩個頭號強國政府的談判中間人，地位已經非常重要，所以據他自己說，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他曾向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建議，﹁他們應該讓漢德遜在倫敦等到星期一︵第二天︶，以便他們在聽到希特勒對英國立場的反應之後再作答覆﹂。

　　那麼，什麼是達勒魯斯要對希特勒闡明的英國立場呢？關於這個問題，雙方說法有些混亂。根據哈利法克斯的概略記錄，他給達勒魯斯的口頭指示中所表示的英國立場僅僅是：

　　﹁一、莊嚴保證謀求德國與英國之間充分諒解的願望。沒有一個政府成員不是如此想法。二、英國有責任履行自己對波蘭的義務。三、德波爭端應當和平解決。﹂

　　但是根據達勒魯斯的說法來看，英國政府托他轉達的非正式答覆卻更為全面：

　　﹁自然，第六點，關於保衛英帝國的建議遭到了拒絕。同樣，只要德國還處於動員狀態之中，他們就不能討論殖民地問題。關於波蘭邊界，他們主張由五大國來保證。關於走廊，他們建議立即同波蘭舉行談判。至於︵希特勒建議的︶第一點，英國在原則上願意同德國達成一項協定。﹂

　　星期日晚上達勒魯斯飛返柏林，將近午夜時見到了戈林。那位元帥認為英國的答覆不是﹁很令人滿意﹂，但於半夜謁見了希特勒以後，戈林在深夜一點鐘的時候打了一個電話給住在旅館裡的達勒魯斯，對他說，如果漢德遜星期一晚上帶來的正式答覆與他所說的一致的話，總理準備﹁接受英國的立場﹂。

　　戈林很高興，達勒魯斯當然更高興。這個瑞典人在半夜二點鐘叫醒了英國大使館的參贊喬治‧奧吉爾維‧福比斯爵士，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他。達勒魯斯不僅轉達了這個消息，由於至少他自以為他當時已經處在那種能說話的地位，所以他還對英國政府提供了意見，告訴他們在正式答覆中應當說些什麼。達勒魯斯強調說，漢德遜在八月二十八日這天帶來的那份覆照應當保證英國將說服波蘭同德國立即舉行直接談判。

　　﹁達勒魯斯剛從戈林辦公室裡來過電話︵後來福比斯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一份電報中這樣說︶，他認為提出以下兩點建議是極端重要的。

　　一、英國政府給希特勒的答覆絕不能提及羅斯福的計畫。

　　二、希特勒懷疑波蘭人恐將設法規避談判。因此答覆中應該明確說明，已經竭力勸說波蘭人立即同德國進行接觸和舉行談判。﹂

　　這時這個已滿懷信心的瑞典人，在整個這一天裡不僅接二連三地向福比斯提供意見︵福比斯都用電報如實地轉給了倫敦︶，而且還親自打電話給英國外交部，向哈利法克斯轉去進一步的建議。

　　在世界歷史的這個危急關頭，這位臨時客串的瑞典外交家的確成了柏林同倫敦之間的樞紐人物。哈利法克斯一方面從柏林的英國大使館、另一方面從達勒魯斯本人打給外交部的電話中知道了這個瑞典人的緊急意見以後，就在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兩點鐘的時候用電報通知英國駐華沙大使霍華德‧肯納德爵士，要他﹁立刻﹂去見波蘭外交部長貝克，促使後者授權英國政府通知希特勒，﹁波蘭準備同德國立即開始直接磋商﹂。哈利法克斯急不可待。他想要把波蘭方面授權英國這麼做一點列入漢德遜等著在當天帶回柏林向希特勒提出的正式覆文中。他叫他的駐華沙大使儘快把貝克的答覆用電話向他報告。傍晚，貝克根據要求同意授權，這一點馬上就列入了英國的覆照中。

　　漢德遜於八月二十八日晚間帶著這個覆照返回柏林，到達總理府時黨衛隊儀仗隊舉槍擊鼓致敬，這種表面上的外交禮貌直到最後一分鐘還維持著。然後他被帶到希特勒面前，這時是夜間十點三十分，他把覆文的德文譯本交給了希特勒。這位總理立刻就打開來看。

　　照會說，英國政府﹁完全贊同﹂他的主張，認為﹁首先﹂必須解決德波之間的分歧。﹁可是，﹂照會接著說，﹁一切問題取決於解決辦法的性質以及達成解決的方式。﹂照會指出，關於這一點，德國總理一直﹁避而不談﹂。希特勒﹁保證﹂英帝國存在的建議被婉言謝絕了。英國政府﹁不能為了許給大不列顛的任何利益而同意採取一種使曾經得到大不列顛保證的一個國家的獨立受到危害的解決辦法﹂。

　　這一保證必須信守，但是德國總理不可因為英國政府﹁一絲不苟﹂恪守本身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就認為不盼望問題獲得公平解決。

　　﹁因此，下一步驟應該是開始進行德波兩國政府之間的直接磋商，其基礎是｜｜維護波蘭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並爭取國際上來保證這一解決辦法。

　　︵英國政府︶已經收到波蘭政府明確保證，他們準備在此基礎上進行磋商，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德國政府也願意贊同這一方針。

　　｜｜德波問題的｜｜公平解決可能為世界和平開闢道路。如果解決歸於失敗，德國同大不列顛之間取得諒解的希望就會歸於破滅，兩國將因此而發生衝突，並且很可能使全世界投入戰爭之中。這樣的結局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希特勒看完照會以後，漢德遜開始根據他的筆記對照會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他告訴希特勒說，這是他同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談話時記下來的。他後來說，在他同希特勒歷次會見中，唯有這一次大部分是由他在說話的。他所說的無非是英國希望得到德國的友誼並且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希特勒進攻波蘭，英國就一定要出兵。當時這位元首並未緘口不言，他的回答是嘮叨不休地大談波蘭的罪狀和他自己為了謀求同波蘭達成和平解決而提出的﹁慷慨﹂的建議，他說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建議，以後不會再提了。事實上，今天﹁只有歸還但澤和全部走廊才能令他滿意，同時還須改正西里西亞的現狀，那裡的居民在戰後公民投票中有九十％都投德國的票﹂。這一點並非事實，同樣，他接著提出的另一個辯駁也不是事實，那就是他說一九一八年以後有一百萬德國人被趕出走廊，其實據一九一○年德國的人口調查，那裡只有三十八萬五千個德國人。當然，這時候這位納粹獨裁者以為所有的人都會毫不辨察地聽信他的謊言。那位英國大使又聽信了這種謊話，因為他在︽最後的報告︾中宣稱，﹁這一回希特勒的態度又表現得很友善而且通情達理，看來對我帶給他的答覆並沒有感到不滿﹂。不過，這是他出使柏林的失敗史上最後一次聽信希特勒的謊話了。

　　漢德遜於凌晨二點三十五分拍了一個很長的報告這次會晤情況的電報，他在電報中說：﹁最後我向他提出兩個乾脆的問題﹂。

　　﹁他是否願意直接同波蘭人談判？他是否準備討論交換居民的問題？對於後一點，他作了肯定的答覆︵雖然我毫不懷疑他同時在考慮修改邊界︶。﹂

　　至於第一點，他表示首先要對英國的整個照會作一番﹁仔細的考慮﹂再說。漢德遜在電報中追述道，當時總理轉身對里賓特洛甫說：﹁我們必須把戈林找來同他商量商量。﹂希特勒答應第二天，即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對英國的來照作出書面答覆。

　　﹁雖然雙方的態度都非常堅定，﹂漢德遜特別告訴哈利法克斯說，﹁談話卻是在十分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儘管漢德遜同他的東道主親身打過不少交道，大概他還是沒有完全瞭解為什麼希特勒要製造這樣一種友好氣氛。這位元首仍然決定在這個週末進攻波蘭。儘管英國政府和漢德遜已經把話說得很明白，他仍然相信能夠使英國置身事外。

　　希特勒顯然是受了不學無術、一味逢迎的里賓特洛甫的慫恿，壓根兒就不相信英國人所說的是真話，儘管嘴上說相信。

　　漢德遜拍出那份長電之後，第二天，又追加了一段：

　　﹁希特勒再三聲明，他不是虛聲恫嚇，誰要是認為他是虛聲恫嚇，那就會鑄下大錯。我回答他說，我對於這一點毫不懷疑，不過我們也不是在虛聲恫嚇。希特勒先生表示，他對於這一點完全明白。﹂

　　話雖這樣說，但他真的明白麼？因為他在八月二十九日的答覆中還是竭力企圖欺誑英國政府，看樣子他當時一定是認為，他這樣就既撿了便宜又賣了乖。

　　英國的答覆和希特勒的初步反應，在柏林，特別是在戈林的巢穴裡，產生了一陣樂觀的氣氛，那位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達勒魯斯現在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那裡度過的。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一點三十分，這個瑞典人接到那位元帥的一個副官從總理府打來的電話。漢德遜走後，希特勒、里賓特洛甫和戈林三人在那裡研究了英國的覆照。達勒魯斯從他的德國朋友那裡聽到的是，英國的答覆﹁非常令人滿意，戰爭的威脅極有希望已成過去﹂。

　　當天早晨達勒魯斯就用長途電話把這個好消息通知了英國外交部，他告訴哈利法克斯說，﹁希特勒和戈林認為和平解決現在肯定有可能了﹂。上午十點五十分，達勒魯斯見到了戈林，戈林熱情洋溢地和他招呼，使勁兒握著他的手，大聲說道：﹁要和平了！和平保住了！﹂有這樣可喜的保證撐腰，這位瑞典信便立刻前往英國大使館，把這個喜訊告訴至今尚未和他見過面的漢德遜。據那位大使描述這次會見的電報說，達勒魯斯對他講，德國人極為樂觀。他們同意英國答覆中的﹁主要觀點﹂。達勒魯斯說，希特勒﹁僅僅﹂要求取得但澤和走廊｜｜不是全部走廊，而是通往但澤的鐵路沿線的窄窄一條走廊。達勒魯斯還對他說，事實上，元首準備採取﹁極其講道理的態度。他願意儘量同波蘭人妥協﹂。

　　那時終於有點醒悟過來的尼維爾‧漢德遜爵士並不那麼相信。據他的客人說，他告訴他的客人，希特勒的話一句也信不得，達勒魯斯的朋友赫爾曼‧戈林也是一樣，他曾經對這位大使說過﹁無數次﹂謊話。漢德遜認為，希特勒正在玩弄一套背信棄義的把戲。

　　但是，那位瑞典人當時正處於事件中心，漢德遜沒法讓他改變看法。他的醒悟甚至比漢德遜還要晚。他為了加一層保障，不使自己勞碌奔波的成果受到那位大使難以理解的悲觀情緒的破壞，在黃昏七點十分的時候又打了一個電話，叫英國外交部給哈利法克斯留一個口信，告訴他﹁德國的答覆中不會有什麼困難﹂。不過這位瑞典人勸英國政府叫波蘭人的﹁行為必須得體﹂。

　　五分鐘以後，即八月二十九日晚上七點十五分，漢德遜到總理府去取元首的正式答覆。事情馬上就清楚了，戈林和他的瑞典朋友空歡喜了一場。在這次會見時，據這位大使事後立刻給哈利法克斯的報告，﹁雙方爭吵得非常激烈，希特勒先生遠不如昨天講道理。﹂

　　德國的正式書面照會重申了德國希望同大不列顛友好的願望，但強調指出，﹁不能犧牲德國的根本利益來換取這種友誼﹂。接著照會上就長篇大論地重彈老調，指責波蘭人的過錯，波蘭人的挑釁和﹁上天難容的野蠻虐待行為﹂，然後才破天荒第一次用書面正式提出希特勒的要求：歸還但澤和走廊，保護波蘭境內的日耳曼人。照會接著又說，要消除﹁目前這種狀況，不能再拖多少日子，更談不上再拖幾星期，恐怕只能有幾小時的時間﹂。

　　照會接著說，德國不能再同意英國的看法，認為通過同波蘭的直接談判可以取得解決辦法。不過，﹁完全﹂為了讓英國政府感到滿意，為了維護英德友誼，德國準備﹁接受英國的建議，同波蘭進行直接談判﹂。﹁如果重新劃分波蘭領土﹂，德國政府未經蘇聯同意是不能給予任何保證的。︵英國政府當然不知道德蘇條約瓜分波蘭的秘密議定書。︶照會宣佈，﹁至於其它方面，德國政府在提出這些建議時絕對無意觸犯波蘭根本利益或對獨立的波蘭國家的存在表示異議﹂。

　　接著，到最後，來了圈套：

　　﹁因此，德國政府接受英國政府的建議，同意由英國出面斡旋，請波蘭派遣一位全權特使前往柏林。本政府指望該特使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三到達。

　　德國政府將立即擬出一個自己所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並且願意在可能辦到的情形下將該方案在波蘭談判代表到達之前交給英國政府。﹂

　　漢德遜閱讀照會的時候，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都一聲不響地在一旁看著他。最後他看到了德國期望波蘭全權特使於第二天到達的那一段。﹁這口氣聽來像最後通牒，﹂他說。但是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矢口否認。他們說，他們只是想強調指出，﹁當兩國充分動員的軍隊已在嚴陣對峙的時候，時機是多麼緊迫﹂。

　　這位大使無疑還記得希特勒給予許士尼格和哈查的接待，因而問他，如果波蘭全權代表來了，是否會受到﹁良好的接待﹂，磋商是否能﹁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

　　﹁那當然。﹂希特勒回答說。

　　接著在某一點上由於希特勒提出了一個﹁毫沒來由﹂的指責︵漢德遜語︶，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舌戰。希特勒的指責是這位大使對於有多少日耳曼人在波蘭遭到屠殺的問題﹁一點兒也不在乎﹂。漢德遜說，他對於這一點立刻作了﹁激烈的駁斥﹂。

　　﹁那天晚上我從德國總理府出來時，心裡充滿了最陰黯的不祥之感。﹂漢德遜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追述，不過他在當晚發給倫敦的電報中似乎沒有提到這一點。在談話中，希特勒曾經對他說：﹁我的士兵在問我，﹃打還是不打？﹄﹂他們已經錯過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他們不能再損失一個星期了，﹁因為波蘭的雨季將有利於他們的敵人﹂。

　　雖然如此，從這位大使的正式報告和他後來寫的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他還不太明白希特勒這個圈套的用意所在；直到第二天，當希特勒又扔出一個圈套時，漢德遜才識破了他的詭計。這位獨裁者的把戲從他的正式照會中來看是昭然若揭的。他在八月二十九日晚上要求參加談判的波蘭全權特使在第二天就在柏林出現。毫無疑問，他是打算用對待奧地利總理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那一套辦法在類似的情況下來對待波蘭的特使。如果波蘭人像他所確信的那樣，不趕緊派特使前來柏林，或者即使派來了談判代表而又拒絕接受希特勒的條款的話，他就可以把拒絕﹁和平解決﹂的罪名加在波蘭頭上，這樣就可以誘使英法在波蘭受到攻擊時不予援助，這個圈套很幼稚，但是卻簡單而又明瞭。

　　但是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漢德遜還沒有看得這樣明瞭。他一面草擬拍給倫敦的報告他同希特勒會昭情況的電報，一面把波蘭大使請到他的大使館來。他把德國的照會以及他本人和希特勒的談話統統告訴了波蘭大使。根據他自己的記述，他﹁竭力使對方明白立即採取行動的必要。我請他為了波蘭本身利益著想，敦促他的政府立即指派一名代表出席建議中的談判﹂。

　　但是在倫敦外交部裡，頭腦則比較清醒。哈利法克斯在仔細估量了德國的答覆以及漢德遜關於同希特勒會晤的報告之後，於八月二十九日清晨二時電告這位大使說，英國雖將慎重考慮德國的照會，但﹁要我們今天就在柏林變出一個波蘭代表來顯然是無理的，德國政府不應當作這種指望﹂。這時候，外交家和外交部的官員們都日以繼夜地忙個不停，漢德遜在清晨四點三十分就把這個電報送到了威廉街。

　　八月三十日這一天，他又傳達了四份倫敦的來電。一份是張伯倫給希特勒的私人短簡，告訴他英國政府正在﹁緊急﹂考慮德國的覆照，將在當天下午較晚的時候作出回答。在此之前，這位首相要求德國政府避免邊境衝突，他說他已經向波蘭政府提出了同樣的要求。至於其它方面，他說﹁在目前的意見交換中，英德之間表現出互相諒解的願望，是值得歡迎的﹂。第二份是哈利法克斯的一封內容類似的信。第三份是英國外交大臣致德國政府的照會，說英國政府接到關於德國人在波蘭境內進行破壞的報告，並要求德國人停止這類活動。第四份是哈利法克斯於下午六點五十分發來的電報，其中反映出英國外交部和英國駐柏林大使的態度都在趨於強硬。

　　漢德遜經過進一步的考慮之後，曾在這一天早一些時候給倫敦拍去了一份電報。

　　﹁一方面我仍然主張，波蘭政府應該作出最後的努力，直接同希特勒建立聯繫，即使僅僅是讓全世界知道他們準備為了維護和平而作出犧牲，也應當如此；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來，我們從德國的答覆中只能作出這樣一個結論：希特勒已經拿定主意，如果可能，就以所謂和平而公正的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如果不可能，就訴諸武力。﹂

　　到這時候，甚至連漢德遜也對另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協沒有胃口了。至於波蘭人，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給自己搞這樣一種妥協。八月三十日那天上午十點，英國駐華沙大使電告哈利法克斯，他確信﹁不可能說服波蘭政府派貝克先生或任何其它代表立即前往柏林，在希特勒建議的基礎上討論解決辦法。他們寧願戰鬥而死，也不願接受這樣的羞辱，特別是已經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奧地利的前車之鑒﹂。他指出，如果是﹁在平等基礎上﹂的談判，就應當在某個中立國家舉行。

　　哈利法克斯的強硬態度得到駐柏林和駐華沙大使的支援之後，就給漢德遜發了一個電報，說明英國政府不能﹁勸使﹂波蘭人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遣全權代表前往柏林。這位外交大臣說：﹁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你是否能夠︵哈利法克斯補充說︶向德國政府建議，請他們在建議擬好之後按照正常程序為見波蘭大使，把廷議交給他轉呈華沙，並徵詢關於進行談判的意見。﹂

　　對希特勒最後那次照會，英國政府已經答應提出答覆，這個覆照於八月三十｜三十一日午夜由漢德遜交給了里賓特洛甫。接著就開始了一次場面非常緊張激烈的會談，當時唯一在場的施密特博士後來說：這是﹁我當二十三年翻譯以來所參與的一次最激烈的會談﹂。

　　﹁我必須告訴您，﹂事後那位大使馬上就電告哈利法克斯說，﹁在這次不愉快的會晤中，里賓特洛甫整個態度完全模仿希特勒的最惡劣的表現。﹂漢德遜在三個星期以後寫的︽最後的報告︾中，追述那位德國外交部長當時﹁深懷敵意，我每轉達一段話，他的敵意態度就隨之強烈一步。他情緒極其激動，不斷地從椅子上跳起來，問我的話說完了沒有。我就不斷地回答他說：﹃還沒有完﹄﹂。據施密特博士說，漢德遜也從自己的椅子上站起來。那位唯一的目擊者說，有一次兩個人都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彼此怒目相視，其氣勢之凶，使這位德國翻譯官生怕他們會動起手來。

　　但是對歷史來說，重要的不是這位德國外交部長與英王陛下政府駐柏林大使八月三十｜三十一日午夜會晤中的這個滑稽場面，而是在這次暴風雨式的會見中的一件事，這件事是希特勒這場騙局中的最後一著詭計，終於使漢德遜在第三帝國的真面目上受到了全面的事實教育，雖然為時已晚。

　　原來里賓特洛甫對英國的照會幾乎連看都不看一眼，他也根本不聽漢德遜的解釋。當漢德遜鼓起勇氣，問起希特勒在上一份照會中答應向英國提出的德國與波蘭和解的建議時，里賓特洛甫以輕蔑的口吻駁斥他說，既然到了半夜還不見波蘭特使來到，現在已經太晚了。不過，德國人已經把建議擬好了，說罷里賓特洛甫就開始宣讀。

　　漢德遜報告說，他用德語讀，﹁速度飛快，也可以說是稀裡糊塗地儘快對我念了一遍，聲調極其不耐煩﹂。漢德遜在報告中說：

　　﹁十六條之中，我只能記住六七條的大意。但是，如果不細對原文，就是這幾條也不可能保證絕對準確。因此，當他讀完之後，我要求他讓我看看原本。里賓特洛甫竟斷然拒絕，以極其輕蔑的姿態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說由於直到半夜仍然沒有波蘭代表前來，這份建議已經過時了。﹂

　　這份建議可能是過時了，因為德國人是有意要使它過時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德國人從來就沒打算要別人認真對待這個建議，他們根本就沒有這個打算。事實上，這個建議是個騙局。這只不過是用來欺騙德國人民，如果可能的話，也用來欺騙世界輿論的東西，企圖要天下人相信，希特勒在最後一分鐘還在為合理解決他對波蘭的要求而努力。希特動也承認是這樣。施密特博士後來聽到他說：﹁我需要一個口實，特別是要向德國人民表明，為了保持和平，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這就說明了我為什麼要提出關於但澤和走廊問題的慷慨建議。﹂

　　和他最近一些日子以來的要求相比，這個建議的確是慷慨的，慷慨得令人吃驚。在這個建議中，希特勒所要求的只是把但澤歸還德國。走廊的命運由公民投票決定，而且要留待十二個月以後當大家的激動情緒都已經平靜下來的時候再投票。波蘭將保有格丁尼亞港。無論哪一方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走廊，都將讓另一方保留一條享有治外法權的穿過走廊的公路和鐵路｜｜這同他在春天提出過的﹁建議﹂完全相反。還要進行一次居民交換，並給本國境內的另一國居民以充分的權利。

　　我們可以推測，如果這些建議是認真提出來的，無疑至少可以成為德波兩國談判的基礎，很可能使得這個世界在一代之內不會發生第二次大戰。這個建議在希特勒發出進攻波蘭的最後命令八個半小時以後，於八月三十一日晚九點在電臺上向德國人民廣播了。就我在柏林所看到的情況來看，這個建議達到了欺騙德國人民的目的。肯定地說，作者當時也被這個建議迷惑住了，當我從無線電裡聽到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這個建議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並在那最後一個和平的夜晚對美國廣播時這樣說了。

　　漢德遜後來說，當他在八月三十｜三十一日那個深夜回到英王陛下大使館的時候，他相信﹁和平的最後希望已經破滅了﹂。但是他仍在努力。半夜兩點，他把波蘭大使從床上叫起來，請他趕緊到英國大使館來，﹁有意毫不誇張地以客觀的態度敘述﹂了他同里賓特洛甫的談話，提到德國建議中主要兩點是割讓但澤和在走廊地帶實行公民投票，並且說，據他看來，﹁這些建議還不算太不合理的﹂，他主張利普斯基建議本國政府，立刻提出由斯密格萊一里茲元帥同戈林元帥舉行會晤。﹁我應該補充說明一句，﹂漢德遜說，﹁如果德方的談判代表是馮‧里賓特洛甫先生的話，那麼我就不能想像談判會成功。﹂

　　在此期間，那位不知疲倦的達勒魯斯也沒有閒著。八月二十九日夜間十點戈林把他找到家裡去，把希特勒、里賓特洛甫同漢德遜剛剛進行完畢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會談經過﹂告訴了他。這位滿身脂肪的元帥那股歇斯底里的老脾氣又發作了，他當著這位瑞典朋友把波蘭人和英國人臭罵了一通。平靜下來以後，他鄭重地告訴他的客人，元首正在給波蘭起草一份﹁寬宏大量的﹂︵﹁ｇｒｏｓｓｚｕｅｇｉｇ﹂︶建議，其中唯一的要求是歸還但澤，而把走廊的未來歸屬問題慷慨地交由﹁國際監督﹂下的公民投票去決定。達勒魯斯輕輕地問了他一句舉行公民投票的地區範圍，於是戈林隨手從一份舊地圖中扯下一頁，用紅藍鉛筆標明了﹁波蘭﹂部分和﹁德國﹂部分；德國部分不僅僅包括戰前的普魯士所屬的波蘭，還包括一九一四年邊界以東六十英里處的工業城市羅茲。這位毛遂自薦的瑞典中間人當然沒法不注意到第三帝國決定這樣重大問題時竟然如此﹁隨便輕率﹂。不過他還是答應戈林，可以立刻飛回倫敦，向英國政府強調指出希特勒仍然希望和平，並向他們暗示希特勒正在準備對波蘭提出最慷慨的建議，以此作為證明。

　　似乎永遠不知疲倦的達勒魯斯於八月三十日一早四點飛往倫敦，他在赫斯頓機場駛往城裡的途中，為了甩掉報館記者的跟蹤︵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一個記者知道他的存在︶，曾經換了好幾次汽車，於上午十點三十分到達唐寧街，立刻得到了張伯倫、哈利法克斯、威爾遜和賈德干的接見。

　　但是前三位製造慕尼黑事件的英國設計師︵賈德干是外交部的常任官員，從來就沒有受過納粹的迷惑︶現在已經不會再上希特勒和戈林的當了，對達勒魯斯的努力，他們並沒有當成什麼了不起的事看待。這位好心的瑞典人發現他們對於德國的兩位領袖﹁很不信任﹂，並且﹁傾向於認為現在已經無法阻止希特勒對波蘭宣戰了﹂。此外，他們還毫不隱諱地告訴這位瑞典中間人，英國政府並沒有中希特勒的詭計而要求波蘭全權代表在二十四小時內來到柏林。

　　但是達勒魯斯，就像在柏林的漢德遜一樣，還在繼續努力。他給柏林的戈林打了電話，建議波蘭和德國的代表﹁在德國境外﹂會晤，對方給他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希特勒在柏林﹂，因此會談必須在柏林舉行。

　　於是這位瑞典中間人這次飛行算是白跑了一趟。他於半夜回到了柏林，應當說，在柏林他又得到了一個可以多少幫些忙的機會。他在午夜十二點半鐘來到戈林的總部，發現那位空軍統帥興致又特別好。戈林說，元首剛剛把他對波蘭提出的﹁民主、公平而且切實可行的建議﹂讓里賓特洛甫轉交給漢德遜。在唐寧街會談之後，達勒魯斯好像清醒了一點，他於是打電話給英國大使館的福比斯查詢這事，這才知道里賓特洛甫念那個建議的時候是﹁稀裡糊塗﹂地飛快念過去的，漢德遜沒有能夠完全聽清，而且這位大使要一份原文也遭到了拒絕。據達勒魯斯說，他當時曾對戈林說，這絕不是﹁對待像大不列顛這樣一個帝國的大使﹂所應有的態度，他要求這位元帥准許他把十六條建議的內容︵戈林手裡正有一個副本︶用電話告訴英國大使館。戈林略微躊躇了一下就同意了。

　　就這樣，由於一個無名瑞典商人的勸說，在那位空軍元帥的默許下，終於瞞過了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讓英國方面知道了德國給波蘭的﹁建議﹂。這位元元帥在處理外交事務方面決不是不聰明的，也並非毫無經驗，這時也許已經比元首和他那位善於奉承的外交部長先一步看出了，把這個秘密終於透露給英國人可能得到什麼好處。

　　為了加倍可靠地使漢德遜知道這個建議的準確內容，戈林又於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點打發達勒魯斯把一份十六條建議的打字副本送到英國大使館去。漢德遜仍在想辦法說服波蘭大使同德國人建立﹁所希望的接觸﹂，上午八點，他又一次催促利普斯基︵這回用的是電話︶，警告他如果波蘭到了中午還不採取行動，戰爭就要爆發了。達勒魯斯帶著德國建議來到大使館不久，漢德遜就打發他同福比斯一道到波蘭大使館去。利普斯基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達勒魯斯這樣一個人，見到這個瑞典人時有點莫名其妙。利普斯基這時候就像柏林大多數重要的外交官一樣緊張不堪，疲於奔命。因此當達勒魯斯催他立刻到戈林那裡去接受元首的建議時，他不耐煩了。他請那位瑞典人到隔壁屋裡去向他的秘書口授那十六條建議，然後抱怨福比斯不該到了這個時候還把一個﹁陌生人﹂扯到這麼重大的問題中來。這位受到打擾的波蘭大使一定為了漢德遜對他和他的政府施加壓力，要他們立即以剛才偷偷地通過非正式途徑送來的那份建議為基礎進行談判而感到很不高興；但是這位英國大使又重複前一天夜裡對他說過的話，說覺得這個建議﹁總的來說，還不算太不合理﹂。他不知道漢德遜的看法並未得到唐寧街的認可。他只知道自己不打算接受一個來歷不明的瑞典人的勸告，儘管這個人是英國大使打發來的；同時他也不打算到戈林那裡去接受希特勒的﹁建議﹂，即使他被授權這樣做他也不願意，何況他並沒有這種權力。

最後一天的和平日子

　　英法政府自以為已使德國人和波蘭人同意進行直接談判之後，儘管它們對希特勒深為懷疑，但還是集中力量為實現這一談判而努力。在這項活動中，英國走在頭裡，法國則在柏林，特別是在華沙從外交上予以支持。雖然英國人沒有勸波蘭人接受希特勒的最後通牒，在八月三十日派一個全權特使到柏林去︵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要求，正如哈利法克斯在給漢德遜的電報中所指出的，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他們卻敦促貝克上校宣佈準備﹁毫不遲延地﹂同柏林舉行談判。這就是哈利法克斯在八月三十日深夜拍給駐華沙大使的那封電報的大意。根據這份電報，肯納德須把漢德遜準備提交給里賓特洛甫的英國照會的內容告訴貝克，向他保證英國將忠於對波蘭的義務，但是強調波蘭必須同意立刻和德國舉行直接談判的重要性。哈利法克斯的電報說：

　　﹁從德國內部形勢和國際輿論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至為重要的是，只要德國政府表示準備談判，就不應該讓他們有機會把引起衝突的罪責推在波蘭身上。﹂

　　肯納德於半夜訪晤了貝克，這位波蘭外長答應在請示他的政府以後在八月三十一日中午再給他一個﹁慎重的答覆﹂。英國外交部於上午八時收到了肯納德敘述這次會見的報告，哈利法克斯對此並不十分滿意。中午時分｜｜這已經是八月的最末一天了｜｜他又打電報給肯納德，叫他﹁偕同﹂駐在華沙的法國同事︵法國駐波蘭大使利昂‧諾爾︶一起去提醒波蘭政府，

　　﹁他們現在應該告訴德國政府說，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給德國政府的最後答覆；而且還應當證實，他們已經接受了直接談判的原則。這話最好是由他們自己直接告知，否則就通過我們告知。法國政府耽心德國政府會利用波蘭政府方面的沉默。﹂

　　哈利法克斯勳爵對於他的波蘭盟友仍然感到不放心，過了不到兩小時，也就是午後一點四十五分的時候，他又給肯納德拍去一份電報：

　　﹁請立刻轉告波蘭政府並勸告他們：既然他們已經接受了直接談判的原則，便應當立即指示波蘭駐柏林大使告知德國政府，如果德國有什麼建議，他隨時準備轉致本國政府，以便他們能立即考慮並提出自己的意見，以便及早討論。﹂

　　但在這份電報發出之前不久，貝克為了回答半夜那個ｄｅｍａｒｃｈｅ，已經用書面照會通知英國大使，波蘭政府﹁證實準備｜｜同德國政府直接交換意見﹂；除此之外，他還曾口頭向英國大使保證，他定將指示利普斯基去會見里賓特洛甫，告訴他﹁波蘭已經接受英國的建議﹂。肯納德間貝克，利普斯基如果接到里賓特洛甫交來的德國建議時將怎麼應付。這位外交部長的回答是，他不打算授權給他的柏林大使接受這種建議，因為﹁鑒於過去的經驗，這種建議很可能附有最後通牒之類的東西﹂。貝克說，重要的是重新建立接觸，﹁然後再就談判的地點、人選以及談判的基礎等細節進行討論﹂。根據這位一度親德的波蘭外長所提到的﹁過去的經驗﹂來講，他這種看法是不無道理的。據肯納德在電報中向倫敦報告，貝克還說：﹁如果德國邀請他去柏林，他當然不去，因為他不想去受哈查總統所受的那種接待。﹂

　　實際上，貝克給利普斯基的指示和上面所說的不完全一樣。他並沒有讓利普斯基去對德國人說，波蘭﹁接受﹂了英國建議，而是要他說波蘭﹁正以贊成的態度考慮﹂英國的建議，並且﹁最遲不出數小時﹂即將作出正式答覆。

　　貝克給利普斯基的指示還不止於此，這一點德國人是知道的，因為他們掌握了波蘭人的密碼。

　　由於一個我們不久就會明白的簡單而充分的原因，德國人並不急於接見那位駐柏林的波蘭大使。當時已經為時太晚了。午後一點，也就是收到華沙發來的電報指示幾分鐘以後，利普斯基就去求見里賓特洛甫，說要傳達波蘭政府的一個照會。一直等了兩三個小時，他才接到威茲薩克的電話，後者代表德國外交部長問他，是作為全權使節還是﹁以某種其它身份﹂前來會晤。

　　﹁我回答他，﹂利普斯基後來在他的最後報告中說，﹁我以大使的身份請求會見，遞交我國政府的一項聲明。﹂

　　接著又等了很久。午後五點，阿托利科來訪里賓特洛甫，說﹁領袖迫切希望﹂元首接見利普斯基，﹁至少要通過這種方式建立為避免最後的決裂所必須的最低限度接觸﹂。德國外交部長答應把義大利領袖的這番心意﹁轉達﹂給元首。

　　在這八月的最末一天，為了設法挽救和平，這位義大利大使到威廉街來奔走，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天上午九點，阿托利科向羅馬報告說，局勢﹁極為嚴重﹂，除非﹁出現某種新變化，否則幾小時後戰爭就要爆發﹂。於是墨索里尼就在羅馬和齊亞諾湊在一起商議，企圖尋找﹁某種新變化﹂。他們商量的第一個結果是，齊亞諾打電話告訴哈利法克斯說，除非能給希特勒送去一個﹁相當大的好處：但澤﹂，否則墨索里尼就不能出面調停。可是這位英國外交大臣沒有上鉤。他告訴齊亞諾，目前最要緊的是先通過利普斯基在德國人和波蘭人之間建立直接接觸。

　　於是，午前十一點三十分阿托利科到德國外交部去見威茲薩克，告訴他，墨索里尼正在同倫敦方面進行接觸，建議以歸還但澤為解決德波問題的第一步，但是領袖需要一定的﹁時間寬限﹂來完成他拯救和平的計畫。在此期間，德國政府能不能接見一下利普斯基呢？

　　利普斯基要求接見之後足足等了五個多鐘頭，在午後六點十五分的時候，里賓特洛甫才接見了他。會見的時間並不長。這位大使雖然疲憊不堪，而且心力交瘁，但是舉止不亢不卑。他向納粹外交部長宣讀了一份書面照會。

　　﹁昨夜波蘭政府從英國政府方面獲悉，英國政府曾與德國政府就波、德兩國政府進行直接談判的可能性交換了意見。

　　波蘭政府正以贊成的態度考慮英國政府的建議，並將於未來數小時內對此作出正式答覆。﹂

　　﹁我還聲明，﹂利普斯基後來說，﹁我從午後一點起就一直在等著要遞送這份照會。﹂里賓特洛甫問他是不是授權前來談判的代表，這位大使回答道，﹁目前﹂他只接到指示要他傳遞方才宣讀的照會，說畢就把那份照會交給了這位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說，他還以為利普斯基是作為﹁全權代表﹂前來談判的。當這位大使再一次聲明這並不是他的任務以後，里賓特洛甫就站起來送客了。他說，他將報告元首。

　　﹁當我回到大使館的時候，﹂利普斯基後來說，﹁就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同華沙取得聯繫，因為德國人已經把我的電話線切斷了。﹂

　　威茲薩克和里賓特洛甫之所以詢問這位大使的談判代表身份，純粹是一個形式，無疑為的是好把他的回答載入記錄；因為事實上在中午利普斯基收到華沙拍來的那份照會時，德國人就已經知道他不是如他們所要求的那樣以全權代表身份前來的。他們當時立刻就譯出了那份密碼電報，並將一份抄件送交戈林。戈林把它拿給達勒魯斯看，並要他火速送給漢德遜，以便讓英國政府﹁儘快地知道波蘭的態度有多麼頑固﹂。這是這位陸軍元帥後來在紐倫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釋的。戈林在法庭上宣讀了當時利普斯基所收到的秘密指示，根據這份指示，這位大使﹁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進行任何正式的談判，而必須堅持他﹁並未受有全權﹂，他僅僅受命遞交本國政府的正式照會。這位陸軍元帥在供詞中在這一點上大作其文章，妄圖說服紐倫堡的法官們，是波蘭﹁破壞﹂了希特勒為和平而提出的最後建議；而且照他自己說，他戈林本人並不希望打仗，而且為了避免戰爭曾盡了一切努力。但是戈林的話的可靠性，比里賓特洛甫強不了多少；例證之一是，他竟進一步在法庭上說，希特勒只是在利普斯基於八月三十一日六點十五分來過威廉街之後才決定﹁第二天入侵的﹂。

　　但事實完全不是如此。實際上一九三九年八月最末一天下午和晚間，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們背後指揮的疲憊不堪的政府決策者，在這最後關頭急急忙忙進行的活動，完全是水中撈月、枉費心機；而在德國人方面，則完全是一場蓄意的欺騙。

　　因為八月三十一日中午十二點半鐘，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勳爵敦促波蘭人採取較為和解的態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見里賓特洛甫以前，在德國人公佈他們對波蘭的﹁寬宏大量﹂的建議以前，並且在墨索里尼試圖調停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經作出了最後決定，發出了把這個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戰爭中的決定性命令。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絕密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於柏林

　　第一號作戰指令

　　一、用和平方式處理東部國境上為德國所不能容忍的局勢的政治可能條件既已告罄，我已決定以武力解決。

　　二、對波蘭的進攻將按照﹃白色方案﹄所規定的準備工作進行，但陸軍方面由於目前部署幾乎已經全部完成，故有所變更。

　　任務分配以及作戰目標則照舊。

　　進攻日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進攻時間：拂曉四點四十五分︵時間是用紅鉛筆填入的︶。

　　這一時間規定也運用於格丁尼亞、但澤灣以及德卻奧橋的作戰行動。

　　三、在西線，重要的是必須使開啟戰端的責任完全在英國和法國方面。目前對於無足輕重的侵犯邊界活動，應當只用局部行動加以應付。

　　對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瑞士的中立我們曾經給予保證，應該認真遵守。在地面，不經我明確准許不得越過德意志西部疆界。

　　在海上，同一原則適用於一切戰爭行動和可以視為戰爭行動的一切行動。

　　四、如果英國和法國對德國開始作戰，西線武裝部隊的各部隊的任務是，盡可能地保存實力，以便保持必要條件勝利結束對波蘭的作戰。在此限度之內，盡可能地摧毀敵軍及其戰爭經濟資源。但在任何情況下沒有我的命令不得轉入進攻。

　　陸軍應堅守﹃西壁﹄並作好準備，以防西方國家破壞比利時或荷蘭的領土主權，假道該兩國從北方包抄﹃西壁﹄｜｜

　　海軍將攻擊商船，主要是針對英國｜｜空軍的首要任務是防止法國和英國的空軍襲擊德國陸軍以及德國的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生存空間︶。

　　對英國作戰時，應準備用空軍切斷英國的海上供應，炸毀其軍火工廠，並阻止其向法國派遣軍隊。要把握一個有利戰機，對密集的英國艦隊，特別是戰鬥艦與航空母艦，進行有效的襲擊。對倫敦的攻擊聽候我的決定。

　　要作好進攻英國本土的準備，同時切記，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避免以不充足的兵力取得不完全的勝利。

　　阿道夫‧希特勒﹂

　　就這樣，希特勒在八月三十一日中午十二點以後不久正式用書面下達了於次日拂曉對波蘭發動進攻的命令。正如他的第一號作戰指令所表明的，他還不太清楚英國和法國會採取什麼行動。他打算自己先不去攻擊它們。但如果對方採取敵對行動，他就準備迎擊。也許事情會像哈爾德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所說的那樣，英國人只在表面上作一作對波蘭信守義務的姿態，﹁虛應故事地打一打﹂。如果真是這樣，元首是不會因此而﹁見怪﹂的。

　　這位納粹獨裁者的這個關係人類命運的決定，大概是在八月最末一天中午十二點三十分之前不久的時候作出的。前一天午後六點四十分，哈爾德在日記裡記下了馮‧勃勞希契將軍的副官庫特‧西瓦爾特中校給他的一個通知：﹁作好一切準備，以便能夠在九月一日拂曉四點三十分發動進攻。如果由於倫敦的談判而需要推遲，則改在九月二日發動進攻。果然改期，我們將在明天下午三點以前接到通知｜｜元首說：不是九月一日就是九月二日。過了九月二日，一切作罷。﹂由於秋季多雨，進攻必須立即開始，否則就得完全取消。

　　八月三十一日一早，希特勒還在聲稱他正在等著波蘭的談判使節的來到，而德國軍隊就已經接到了命令。上午六點三十分，哈爾德寫道：﹁帝國總理府的消息，進攻令已下，定於九月一日。﹂那天上午十一點三十分，他又記道：﹁施圖爾納格爾將軍報告，進攻時間定在○四四五︵清晨四點四十五分︶。據說西方干涉將不可避免，儘管如此，元首仍然決意進攻。﹂一小時以後，正式的第一號指令就下來了。

　　我記得那一天柏林籠罩在一種陰暗而淒慘的氣氛中。每個人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樣子。上午七點二十五分，威茲薩克給﹁密謀份子﹂之一烏里希‧馮‧哈塞爾去了一個電話，要他趕快來見他。這位國務秘書認為現在只剩下了一個希望：就是由漢德遜去說服利普斯基和他的政府立刻指派一個全權代表，或者至少是聲明打算派遣這樣一個代表來。他問解職在野的哈塞爾能不能為此目的馬上去拜訪一趟他的朋友漢德遜和戈林。哈塞爾去嘗試了一下。他到漢德遜那裡跑了兩次，還去找了一趟戈林。儘管他是外交界的老手，現在又是個反納粹份子，可是他卻好像還沒有認識到事態的發展已經不是這種微不足道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他也沒有認清他自己以及威茲薩克和所有那些﹁好心的﹂德國人思想糊塗到了什麼程度；這些德國人要和平，這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們要的是建立在德國條件上的和平。因為，到了八月三十一日這一天，他們應該已經看清楚，要麼希特勒讓步，要麼波蘭人讓步，否則就只有戰爭，可是不論哪一方都絲毫沒有讓步的可能。然而正如哈塞爾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所表明的，他還在期望波蘭人會讓步，期望他們會步奧地利人和捷克人的後塵，走上那條國破家亡的道路。

　　漢德遜向哈塞爾指出，﹁主要的困難﹂是由於德國人所用的方式引起的，他們想要﹁對待傻孩子﹂那樣地把波蘭人呼來喝去。哈塞爾竟反駁說：﹁波蘭人一味沉默也不見得就對。﹂他還表示﹁一切都取決於利普斯基的出場｜｜不是來提問題，而是宣佈他願意談判﹂。可見就連哈塞爾也認為，波蘭人雖然岌岌可危地即將在納粹捏造的罪名下遭到進攻，但也沒有提問題的權利。當這位前任大使就戰爭爆發的問題作出﹁最後結論﹂時，他一方面責備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有意冒同西方作戰的危險﹂，另一方面又把許多責任推在波蘭人甚至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身上。﹁從波蘭人這方面來說，﹂他寫道，﹁他們既有波蘭人的狂妄自大，又有斯拉夫式的任其自流的脾氣，仗恃有英國和法國的支持，把避免戰爭的最後機會全都錯過了。﹂人們不禁要問，除了向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屈服之外，他們還錯過了什麼機會？哈塞爾還說：﹁倫敦政府｜｜在這最後的時刻放棄了努力，而採取一種﹃管他娘﹄的態度。法國亦步亦趨，只不過更加猶豫遲疑而已。倒是墨索里尼真正竭盡全力避免戰爭。﹂如果像哈塞爾這樣一個有教養、有學問、有經驗的外交家在思想上還如此糊塗，那麼希特勒輕而易舉地欺騙了德國人民群眾又還有什麼奇怪呢？

　　接著，在那最末一天的和平日子行將消逝的下午，還發生了一個有點滑稽的插曲。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根據那天的決定，空軍司令戈林要執行次日黎明即將對波蘭展開的大規模空襲的任務，這位元帥想必一定忙得不可開交了。事實卻不然。中午達勒魯斯把他邀到愛思普蘭德飯店去吃飯，用美酒佳餚殷勤地向他勸杯敬菜。達勒魯斯請他喝的白蘭地真是酒中上品，以致戈林臨走時還非帶走兩瓶不可。提起了他的興致之後，達勒魯斯就建議他把漢德遜請來談談。戈林在請示了希特勒以後，便邀請漢德遜和福比斯下午五點到他的寓所去喝茶。達勒魯斯︵漢德遜在他的︽最後的報告︾或著作中都沒有提到有這個人在場︶說，他當時建議由戈林代表德國到荷蘭去和波蘭代表舉行談判，漢德遜應允將這個建議轉達給倫敦。據這位英國大使在他那︽最後的報告︾中的敘述，在這次茶會中，戈林﹁談了兩小時波蘭的罪狀以及希特勒先生和他自己同英國友好的願望。這是一場毫無結果的談話｜｜我的總印象是，這是他最後一次徒勞的努力，想使英國拋棄波蘭｜｜他在這樣的時刻竟肯讓我佔據他這麼多的時間，對此我當時有一種非常不妙的預感｜｜如果不是事無大小，一切都安排停當了，他絕不會在這種時候還有時間來陪我談話的﹂。

　　關於這次奇特的茶會，福比斯在紐倫堡回答戈林的辯護律師的詢問時，作了最辛辣的一種描述。

　　﹁當時的氣氛是沉悶緊張的，雖然尚為友好｜｜戈林對英國大使說的話是：如果波蘭人不肯讓步，德國就會把他們像蝨子一樣掐死，如果英國決定宣戰，他將感到非常遺憾，但英國以後會知道這是一種極為輕率的舉動。﹂

　　據漢德遜自己說，那天晚上他給倫敦擬發了一份電報：﹁現在如由我再向他們提任何建議，都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任何建議都會被目前形勢的發展拋在後面，我們唯一能採取的方針就是表示我們有不可動搖的決心以武力對付武力。﹂

　　尼維爾‧漢德遜爵士好像已經感到徹底幻滅了。幾年來為了千方百計滿足這位慾壑難填的納粹獨裁者，他費盡了心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出使德國還是辱命了。在這個八月的最末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這個思想淺薄但態度溫文的英國人極其盲目地在柏林搞了一陣個人外交之後，準備勇敢地面對他的希望歸於破滅，計畫歸於流產。雖然第二天，戰爭爆發的那一天，他還要犯一次更為典型的和令人難於置信的過錯，但是他已經開始認識到一條古老的真理：在某些時候，某些場合，正像他終於說出的那樣，武力必須以武力對付。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夜幕籠罩歐洲的時候，一百五十萬德國軍隊已經開始進入波蘭沿境的最後陣地，只等次日拂曉出擊；這時希特勒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開動宣傳機器，玩弄一套欺騙伎倆，使德國人民對於這一場突如其來的侵略戰爭在精神上有所準備。

　　當時的德國人民正需要這樣一劑藥。在戈培爾和希姆萊的幫助下，希特勒早已成為精於此道的專家。我當時曾在柏林街頭上徘徊，同許多普通德國老百姓談過話，那天上午我在日記裡寫道：﹁人人都反對戰爭。人們公開地這樣說。當人民這樣堅決地反對戰爭的時候，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投入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呢？﹂儘管我對第三帝國有這樣一段親身體驗，卻提出了這樣一個幼稚的問題！希特勒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知道得非常清楚。一星期以前他豈不是在巴伐利亞的山頂上對他的將領們說過，他要﹁提出發動戰爭的宣傳上的理由﹂，並且叫他們﹁不必管它講得通，講不通﹂？他告訴他們，﹁勝利者在事後是沒有人問他當初說的是不是實話的。在發動戰爭和進行戰爭時，是非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是勝利。﹂

　　晚間九點，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的德國電臺都廣播了元首對波蘭的和平建議，當我從無線電中聽到這些建議的時候，我這個受騙的記者感到這個建議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希特勒從來沒有向波蘭人提出過這個建議，甚至對英國人也不曾正式提出過，只不過是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以前含糊其詞地而且非正式地向英國大使提了一下而已，這一事實廣播電臺卻完全沒說。這位總理發表了一篇十分冗長的聲明，向德國人民解釋德國政府如何為了保持和平用盡了一切外交手段；的確，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他用盡了自己那一套弄虛作假、混淆視聽的手法，當然少不了戈培爾的協助。這篇聲明說，八月二十八日，英國政府表示願意為德、波兩國之間的爭執出面斡旋，第二天德國政府就作出了如下的答覆：

　　﹁儘管我們對波蘭政府願意達成諒解的誠意抱著懷疑，但是仍然宣佈，準備為了和平的利益而接受英國的調停或建議｜｜我們認為，如果要避免一場災禍的危險，就必須毫不猶豫地立刻採取行動。我們宣佈，我們準備在八月三十日夜間以前接待一位波蘭政府指派的代表，但該代表不僅要有進行討論的權力，而且要有進行談判和締結協議的權力。

　　但是，德國政府表示願意取得諒解之後，所接到的第一個答覆不是行將派遣一名授權代表前來談判的聲明，而是波蘭動員的消息｜｜

　　不能指望德國政府無盡無休地一再聲明願意舉行談判並且實際上作好這種準備，而結果卻只讓波蘭方面用空洞的逅辭和毫無意義的宣言拖延時日。

　　波蘭大使目前所採取的外交行動再一次證明：該大使既沒有參加討論的全權，甚至也沒有進行談判的全權。

　　元首與德國政府就這樣空等了兩天，始終來見波蘭談判代表來到。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認為自己的建議這一次又被｜｜拒絕了，雖然我們認為這個建議，按照同時也向英國政府提出的方式，完全是誠懇的、公道的和切實可行的。﹂

　　希特勒和戈培爾從經驗中懂得，好的宣傳如果要有效果，僅僅依靠言詞是不夠的，它需要有實際行動，不論其中有多大成分需要捏造出來。現在德國人民已經相信︵關於這一點，本書作者可以根據親身的觀察作證︶是波蘭人拒絕了元首慷慨的和平建議，剩下來要做的就是製造一個行動來﹁證明﹂先動手的是波蘭而不是德國。

　　讀者想必記得，德國人已經根據希特勒的指示為這最後一樁見不得天日的勾當小心翼翼地作好了準備。黨衛隊那個有文化的惡棍阿爾弗雷德‧瑙約克斯，已經在靠近波蘭邊境的格萊維茨等候了六天，準備對當地的德國電臺表演一場偽裝波蘭方面的進攻。這個計畫已經作了修改。由穿著波蘭陸軍制服的黨衛隊人員開槍射擊，把事先麻醉過去的集中營囚徒放在地上，充當電臺方面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傷亡﹂人員｜｜這套把戲的這個﹁喜劇性﹂部分，我們已經知道，用的角色有一個意味深長的代號叫﹁罐頭貨﹂。他們準備製造若干起這種偽造的﹁波蘭進攻﹂，但最主要的一起預定發生在格萊維茨電臺。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瑙約克斯在紐倫堡法庭上供稱︶我從海德里希那裡接到預定在當天晚上八點進行攻擊的密令。海德里希說：﹃執行這一攻擊前，可向繆勒領取罐頭貨﹄。我照辦了，並且指示繆勒把那人弄到電臺附近來交給我們。我收到了這個人，就把他放在電臺的門口。他還活著，但已完全失去了知覺。我掰開他的眼睛看一看，不過我不能從他的眼睛上辨別出他是否活著，只是他還有呼吸。我沒有見到槍傷，但是他臉上抹滿了血污，穿的是便服。

　　我們按照命令奪下了電臺，通過一個緊急備用發射台廣播了三四分鐘的演說，用手槍打了幾槍之後才離去。﹂

　　那天夜晚，除了報導元首對波蘭的﹁建議﹂和波蘭﹁進攻﹂德國領土的外發新聞電報和電臺廣播以外，柏林同外界的聯繫幾乎全部中斷。我想和華沙、倫敦以及巴黎通電話，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同這幾國首都的通訊連絡已經切斷了。從外表上看來，柏林一切都和平常一樣。不像巴黎和倫敦，這裡沒有疏散婦孺，也不像其它國家首都所發出的消息所報導的那樣，商店的櫥窗前面也沒有堆起沙袋。九月一日清晨四點鐘光景，我作完了最後一次廣播，從廣播大廈驅車返回阿德隆飯店。街上空蕩蕩的。住家的屋子裡一片漆黑，人們正在熟睡。我心裡這樣想，他們也許是抱著最好的希望｜｜對和平的希望｜｜上床安息的。

　　希特勒本人這一天卻心情舒暢、精神奕奕。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六點，哈爾德將軍在日記裡記道，﹁元首鎮定自若；睡得很好｜｜決定︵在西部︶不疏散這點說明，他預料法國和英國不致於採取行動﹂。

　　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反納粹密謀份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心情卻迥然不同。卡納里斯集團曾經發誓要搞掉這位獨裁者來避免戰爭，現在希特勒正在把德國推入戰爭，採取行動的時刻到了，可是卻不見這些密謀份子有何動靜。

　　接近黃昏的時候，吉斯維烏斯被奧斯特上校請到最高統帥部來。這個德國軍事力量的神經中樞裡亂哄哄的，顯得忙碌不堪。卡納里斯把吉斯維烏斯拉到一條燈光黯淡的走廊裡，感情激動地對他說：

　　﹁德國這一下算完了。﹂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破曉，也就是早在四月三日希特勒在﹁白色方案﹂的第一個指令中就規定了的那一天破曉，德國軍隊大舉越過波蘭國境，分北、南、西三路進逼華沙。

　　天空中，德國機群吼叫著飛向自己的目標：波蘭的部隊、軍火庫、橋樑、鐵路以及不設防的城市。幾分鐘之後，這些飛機就要使波蘭人不分軍民第一次嚐到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來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毀滅的滋味，同時也帶來了一種恐怖，在此後六年間歐亞兩洲千百萬男女老幼將經常處於這種恐怖之下。而在核彈出現之後，這種恐怖將以完全毀滅的陰影籠罩著全人類。

　　在柏林，那是一個灰暗的、有些悶熱的早晨，烏雲低垂，對防止敵機轟炸起了一些保護作用，不過所擔心的敵機從來沒有來過。

　　我注意到，儘管無線電和晨報號外相繼傳來重要的新聞，但街道上的老百姓卻非常冷淡。在阿德隆飯店街對面的伊‧格‧法本化學公司的新建築工地上，早班工人已來上工，就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似的。當報童叫賣著號外走過工地時，竟沒有一個人放下工具去買一份。我想也許是德國人民在這九月開頭第一天的早晨，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處於戰爭之中，驚得發呆了。他們原來深信自己的元首一定會設法避免這場戰爭的。現在戰爭已經降臨，但他們還是不能相信。

　　人們不禁想起，這種灰溜溜的冷漠情景同一九一四年德國投入戰爭時的情景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對照！那時候是一片狂熱。聚集街頭的人群表現出如醉如狂的熱情，向出征的軍隊投擲鮮花。向德皇兼最高統帥威廉二世瘋狂地歡呼。

　　這一次，人們對軍隊和那位納粹統帥都沒有這樣的表示。上午將近十點鐘的時候，這位納粹統帥從總理府驅車駛過冷清清的街道前往國會，去向全國人民報告他剛剛毫無人性地蓄意挑起的重大事件。當這位獨裁者開始解釋為什麼德國在這一天早上突然投入戰爭的時候，就連那些由希特勒一手指派、大部分屬於黨棍的傀儡議員的反應也都不太熱烈。他往常在這個華麗的克羅爾歌劇院大廳內就比較次要的問題發表演說時所得到的掌聲要比這一次熱烈得多。

　　他在講話的時候，雖然有時很蠻橫無理，但奇怪的是，他彷彿是站在被告的立場上在為自己辯護；而且我當時一面聽一面覺得，他的演說從頭至尾都有一種奇怪的緊張感覺，彷彿他在自己所造成的這種進退維谷的困境中也有點張皇失措，甚至有點慌亂了。他對於他的義大利盟友為什麼規避當然義務不來相助的解釋，甚至在這一群親手挑選的聽眾當中也不能說是成功的。

　　﹁我願意︵他說︶在這裡首先向義大利致謝，他們始終一貫地支持我們。但是諸位應該瞭解，在進行當前的這場鬥爭中，我們不打算請求外國的援助。我們要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這項任務。﹂

　　過去他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時候，已經不知說了多少謊話，在這個歷史的嚴重關頭，他也免不了要對那些幼稚的德國人民再吼叫幾句謊言來為他那荒唐的行為辯護。

　　﹁諸位知道，我曾一再作出努力，爭取在奧地利問題以及隨後的蘇台德地區、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等問題上通過和平途徑澄清事態並取得諒解。但是一切都歸於徒勞｜｜

　　在我同波蘭政治家們的會談中｜｜最後我提出了德國方面的建議｜｜沒有比這個建議更起碼更誠懇的建議了。我願意在此告訴全世界的人，只有我才有條件能夠作出這樣的建議，因為我清楚地知道，這樣做是要受到千百萬德國人民反對的。但是這些建議卻遭到了拒絕｜｜

　　整整兩天，我和我的政府在等待著，看看波蘭政府是否方便，能夠派遣一位全權代表前來，但是，如果把我對和平的熱望和我的耐心當做是軟弱或者甚至是膽怯的話，那就看錯我了｜｜我再也看不到波蘭政府有任何誠意同我們進行認真的談判｜｜因此，我決定用波蘭人在過去幾個月中對我們使用的一種語言來對波蘭說話｜｜

　　昨天夜間，波蘭正規軍已經向我們的領土發起第一次進攻。我們已於清晨五點四十五分起開始還擊。從現在起，我們將以炸彈回敬炸彈。﹂

　　讀者已經知道，德國人自己對格萊維茨德國電臺的那次進攻是由身穿波蘭制服的黨衛隊人員在瑙約克斯的率領下進行的，現在就這樣被這位德國總理用來作為他對波蘭進行殘酷侵略的口實。而且德國最高統帥部在最初的一批公報中也的確把他們的軍事行動稱之為﹁反攻﹂。甚至威茲薩克也在盡力散佈這個笨拙的謊言。那天他從德國外交部向所有的駐外使節發出了一份通電，就他們所應採取的態度作了指示。

　　﹁為了抵禦波蘭的進攻，德國軍隊已於今晨開始對波蘭採取行動。這一行動在目前不得稱為戰爭，而只能稱作是由波蘭的進攻所引起的接觸。﹂

　　甚至對那些能夠親眼看到是誰首先在波蘭邊境上發動進攻的德國士兵，希特勒也要向他們灌輸一頓自己的謊言。他在九月一日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國軍隊書中說：

　　﹁波蘭已經拒絕了我所期望的兩國關係的和平解決，而且訴諸了武力｜｜為一個大國所不能容忍的一系列侵犯邊境的事件，證明波蘭已經不願尊重德國的邊界。

　　為了制止這種瘋狂行為，我別無他策，此後只有以武力對付武力。﹂

　　那天只有一次，希特勒說了實話。

　　﹁我要求於德國人的︵他告訴國會︶，只不過是我自己四年來準備做的｜｜從現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國的第一名軍人。我又穿上了這身對我來說最為神聖、最為寶貴的軍服。在取得最後勝利以前我決不脫下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國。﹂

　　從最後下場來看，這一次他總算是說話算數的。但是那天我在柏林遇到的德國人中間卻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元首這句相當直率的話的意思是，一旦戰敗，他是不敢正視也不敢承擔戰敗的責任的。

　　希特勒在自己的演說中說，如果他遭遇不測，戈林將成為他的繼承人。他又指定赫斯為繼戈林之後的第二個繼承人。﹁萬一赫斯遭遇不幸，﹂希特勒建議，﹁就依據法律召開參議院會議，由參議員中推選一位最相稱的，也就是說，最勇敢的繼承人。﹂什麼法律？什麼參議院？根本全都不存在！

　　希特勒一回到總理府，另一種更惡劣的情緒就代替了他在國會中的比較克制的態度。那位老跟在戈林屁股後面到處走的達勒魯斯，發現希特勒處於一種﹁異常神經質而又十分激動﹂的狀態中。

　　﹁他對我說︵那位瑞典調停人後來作證時說︶，他早就疑心英國想打仗。他還告訴我，他要打垮波蘭並且要把它全部吞併掉｜｜

　　他越來越激動，揮拳攘臂地對著我吼道：﹁如果英國準備打一年，我就打一年；如果英國想打二年，我就打二年｜｜﹂他略為頓了一頓，接著就瘋狂地揮舞起雙臂，用失厲的聲音叫嚷著說：﹁如果英國要打三年，我就打三年｜｜﹂

　　這時他的身體也隨著他的胳臂搖動起來，最後他吼了一聲：﹁Ｕｎｄ　ｗｅｎｎ　ｅｓ　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ｌｉｃｈ　ｉｓｔ，ｗｉｌｌ　ｉｃｈ　ｚｅｈｎ　Ｊａｈｒｅ　ｋａｅｍｐｆｅｎ。﹂︵﹁如果有必要，我願意打它十年。﹂︶說著他舉起一個拳頭向下一揮，幾乎碰著了地板。

　　儘管這樣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了一陣，希特勒還是不相信他非得跟大不列顛兵戎相見不可。這時中午已經過了，德國的裝甲部隊已經深入波蘭境內好幾英里，正在迅速向前推進，大多數波蘭城市，包括華沙在內，都遭到了轟炸，平民死傷的數目相當可觀。但是倫敦和巴黎卻沒有任何消息表示英國和法國急於要履行它們對波蘭的保證。

　　這兩個國家的方向似乎是明確的，可是達勒魯斯和漢德遜卻好像竭力要使這個方向糊塗起來。

　　上午十點三十分，這位英國大使用電話向哈利法克斯報告：

　　﹁據我瞭解︵他說︶，波蘭人在夜裡炸毀了德卻奧橋。另據瞭解，同但澤人發生了戰鬥，希特勒接到這個消息以後就下今把波蘭人從國境線上趕回去，並命令戈林摧毀邊界線上的波蘭空軍。﹂

　　只是在這個報告的結尾處，他才提了一句：

　　﹁這個情報來自戈林本人。

　　希特勒在開完國會以後可能要召見我，作為挽救和平的最後一次努力。﹂

　　什麼和平？對英國的和平嗎？這時候，德國已經動員它的全部軍事力量同英國的盟國打了六個小時了。

　　希特勒在國會演說以後，並沒有召見漢德遜，這位好說話的大使向倫敦傳達了戈林關於波蘭人首先發動進攻的謊言之後有點感到灰心｜｜但還沒有完全灰心。上午十點五十分，他又給哈利法克斯打了一個電話。他那富於想像力而又極為糊塗的腦子裡出現了一個新的主意。

　　﹁我覺得有責任︵他報告道︶向您陳述我的信念，不論其實現的前景多麼渺茫，我認為現在要拯救和平，唯一可能的希望就是斯密格萊｜里茲元帥宣佈他願意立即前來德國，作為軍人也作為全權代表同戈林元帥就全部問題進行商討。﹂

　　這位天下少有的英國大使好像就沒有想到，斯密格萊｜里茲元帥可能正忙於抵抗德國的這種大規模的無端進攻而無法分身：即使有可能離開，在目前情況下，他作為﹁全權代表﹂到柏林來也無異於投降。波蘭人可能很快就被打敗，但是他們絕不願投降。

　　在德國對波蘭發動進攻的這一天，達勒魯斯甚至比漢德遜還要積極活躍。上午八點，他去見了戈林，戈林對他說：﹁戰爭已經爆發了，起因是波蘭人進攻了格萊維茨的電臺並且炸毀了德卻奧附近的一座橋。﹂這個瑞典人立刻把這個消息用電話通知了倫敦外交部。

　　﹁我告訴過某人說，﹂後來在紐倫堡法庭的訊問中他回答說。﹁據我所得到的情報，波蘭人發動了進攻。當我這麼說的時候，他們自然覺得很奇怪，我是怎麼搞的。﹂不過話得說回來，他所說的話也只是英王陛下政府駐柏林大使兩小時以後來的電話所說的話。

　　英國外交部一份秘密備忘錄，記載了那位瑞典人上午九點五分打來的電話。達勒魯斯學著戈林的口吻硬對倫敦說，﹁波蘭人把一切希望都破壞了﹂，而且說他有﹁證據證明他們從來就不打算談判﹂。

　　中午十二點半鐘，達勒魯斯又給倫敦外交部掛了一個長途電話，這次他找著了賈德干。他又一次譴責波蘭人炸毀德卻奧橋從而破壞了和平，並且提議讓他和福比斯再坐飛機去一趟倫敦。但是生性嚴厲、為人耿直的賈德干對這位達勒魯斯已經有些膩煩了，因為他所力圖避免的戰爭現在已經爆發。賈德干對這個瑞典人說，﹁現在什麼行動也都無濟於事了﹂。

　　然而賈德干只不過是外交部的常務次官，連內閣閣員都不是。達勒魯斯堅持要他把他的要求直接轉達給內閣，並且傲慢地告訴賈德干說，一小時以後他還要來電話。他後來的確打了電話，也得到了答覆。

　　﹁當德軍還在侵略波蘭的時候︵賈德干告訴他說︶，任何調停的想法都是談不到的。現在要避免一次世界大戰，唯一的途徑就是︵一︶停止敵對行動，︵二︶德國軍隊立即撤出波蘭領土。﹂

　　上午十點，波蘭駐倫敦大使拉仁斯基伯爵拜會了哈利法克斯勳爵，把德國侵略的消息正式通知他，並且指出，﹁這顯然是條約中規定要對付的一種情況﹂。這位外交大臣的回答是，他對這些事實毫不懷疑。十點五十分，他在外交部約見了德國代辦希歐多爾‧科爾特，問他有沒有什麼情報。科爾特回答說，他既沒收到有關德國進攻波蘭的情報，也沒有接到任何指示。於是哈利法克斯就宣佈，他所收到的報告中說明的事實已經﹁造成了一種非常嚴重的局勢﹂。但是他的話也就到此為止。科爾特於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用電話向柏林報告了這件事。

　　因此，到這天中午的時候，希特勒還有理由希望：英國雖然認為局勢嚴重，但是還不致於參戰。但是這個希望很快就破滅了。

　　下午七點十五分，英國駐柏林大使館的一個人員給德國外交部打了一個電話，說﹁有緊急公事﹂，要求里賓特洛甫﹁儘快﹂接見漢德遜和考侖德雷。幾分鐘以後，法國大使館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里賓特洛甫拒絕同時會見兩位大使，他於晚上九點接見了漢德遜，過了一小時接見了考侖德雷。他從英國大使手中接到了一份英國政府的正式照會。

　　﹁｜｜除非德國政府準備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令人滿意的保證，即德國政府已經停止對波蘭的一切侵略行動，並準備立即從波蘭領土上撤出其軍隊，英王陛下政府將毫不猶豫地履行自己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

　　法國通牒的措詞與此完全相同。

　　里賓特洛甫對兩位大使都回答說，他將把照會轉呈希特勒，接著他就嘮嘮叨叨地發了一通議論，宣稱﹁根本不存在任何德國侵略的問題﹂，而只有波蘭的侵略，並且一再重複那個到現在已經有了餿味的謊言，說什麼波蘭﹁正規﹂部隊在前一天侵襲了德國領土。不過外交上的禮節仍然保持著。尼維爾‧漢德遜爵士在當夜向倫敦報告這次會見的經過時，在電報中沒有忘記提到里賓特洛甫的態度﹁彬彬有禮﹂。當這位大使準備起身告辭的時候，兩人又發生了一場爭論，爭論的問題是在他們兩天前的那次激烈的會見中，德國外交部長在宣讀德國對波蘭的﹁建議﹂時，是否含糊不清、速度太快。漢德遜說確實是這樣。里賓特洛甫則說，他讀得﹁緩慢而且清楚，甚至還對其中一些主要之點作了口頭解釋，因此他可以認定漢德遜一定完全聽明白了﹂。這個爭執是永遠也不會得到解決的｜｜可是，到了這個時候，這還有什麼關係呢？

　　九月一日夜晚，當德國軍隊繼續深入波蘭國境、德國空軍在不停地進行轟炸的時候，希特勒從英、法兩國的照會中認識到了，如果不立即停止進攻並撤出軍隊｜｜這當然是不可想像的｜｜他就已經把一場世界大戰惹上身了。還是說，他那天晚上還在盼望著他的運氣、他那慕尼黑的運氣會來呢？因為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被戰爭的來臨嚇壞了，生怕英、法的壓倒優勢的海陸空軍會襲擊義大利，所以便在拼命設法再安排一次慕尼黑會議。

墨索里尼最後一分鐘的調停

　　讀者想必記得，遲至八月二十六日，這位義大利領袖為了逃避義大利在鋼鐵盟約中所承擔的義務，還在對那位元首說﹁政治解決﹂仍然有可能，這種解決可以使﹁德國在道義上和物質上都完全得到滿足﹂。可是希特勒懶得同他的這位朋友和同盟者爭論這個問題，這使得那位軸心小夥伴感到喪氣。儘管如此，我們已經知道，八月三十一日，墨索里尼和齊亞諾在得到他們駐柏林大使關於形勢緊急的報告後，曾經力勸希特勒至少應當見一見波蘭大使利普斯基，並告訴他，他們正在努力使英國政府同意把歸還但澤當作和平談判的﹁第一步﹂。

　　但是那時已經為時太晚了，希特勒對這樣的小誘餌已經沒有胃口。正如希特勒對他的將領所說的，但澤不過是個藉口而已。他要的是消滅波蘭。但是那位義大利領袖卻不明白這一點。九月一日清晨，他必須作出抉擇，要不宣佈義大利中立，就得冒英、法大軍進擊的危險。我們可以從齊亞諾的日記中清楚地看出，這種前景對他那位泄了氣的岳父大人是一場多麼可怕的惡夢。

　　九月一日一清早，這位愁腸百結的義大利獨栽者親自打電話給柏林的阿托利科，﹁催促他去懇求希特勒給他來一個電報，解除他在同盟條約中的義務﹂。︵齊亞諾語︶那位元首很快地甚至可以說是欣然地應允了他的請求。上午九點四十分，希特勒在臨動身去國會之前給他的朋友發了一份電報，為了節省時間，這份電報是用電話打給德國駐羅馬大使館轉達的。

　　﹁領袖：

　　您近來在外交上和政治上對德國及其正義事業給予支援，謹致最真誠的謝意。我確信，我們能夠憑德國的軍事力量完成當前強加於我們的這一任務。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預計不致需要義大利的軍事支援。領袖，我還要預先感謝您今後定將為法西斯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作出的一切努力。

　　阿道夫‧希特勒﹂

　　中午十二點四十五分，希特勒已經在國會發表了演說，並且對達勒魯斯咆哮了一陣，心裡顯然已經平靜下來了，他靈機一動，又給墨索里尼發了個電報。他說他原是準備﹁通過談判﹂解決波蘭問題的，﹁我整整等了兩天，波蘭談判代表還是沒有到來﹂，﹁昨天一夜之間又發生了十四起犯境事件﹂，因而他﹁現在決定以武力回答武力﹂了。末了，他再一次向這位臨陣脫逃的夥伴表示感激。

　　﹁領袖，對您所作的一切努力，我表示感謝。我還要特別為了您的出面調停向您致謝。但是我從一開始就懷疑這種努力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為如果波蘭政府具有絲毫和解的誠意，問題本來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解決的。然而，他們拒絕了｜｜

　　因此，領袖，我才不願意讓您去冒險充當調停人；根據波蘭政府的頑固態度來看，這種調停多半是徒勞無功的｜｜

　　阿道夫‧希特勒﹂

　　但是在齊亞諾的慫恿下，墨索里尼最後還是咬了咬牙，決心去冒險充當調停人。前一天中午剛過，齊亞諾就已經向駐羅馬的英、法兩國大使提出，如果他們的政府同意，墨索里尼願意邀請德國在九月五日來舉行一次會談，以便﹁審查已經成為當前紛爭根源的凡爾賽和約的一些條款﹂。

　　人們可能認為，第二天早晨德國進攻波蘭的消息一定會使墨索里尼的建議成為多餘。但是使義大利人感到意外的是，法國外交部長、綏靖專家喬治‧龐納竟在九月一日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給法國駐羅馬大使弗朗索瓦｜龐賽打了一個電話，要他通知齊亞諾，法國政府歡迎這樣一個會議，但未與會各國的問題不得在會上討論，而且該會不能只限於探求﹁當前有限問題的局部的臨時解決辦法﹂。龐納提出的會談條件中沒有談到德軍的撤退，甚至連停止繼續前進也沒有提及。

　　但是英國人卻堅持這個條件，並且最後總算拖著那個四分五裂的法國內閣和他們一道走，在九月一日晚上能夠向柏林遞交兩份內容相同的警告照會，其中宣佈，德國如果不從波蘭撤軍，英、法就要出兵。由於這兩份照會當晚就公佈了，所以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墨索里尼當時已是慌不擇路，任何一根稻草都要抓住，甚至不存在的稻草也要抓一下，第二天早上仍然向希特勒再次提出呼籲，就好像他根本沒有把英、法的警告當真。

　　正如漢德遜在︽最後的報告︾中所說的那樣，九月二日是在一種懸慮不安的情況下度過的。他和考侖德雷焦急地等著希特勒對他們照會的答覆，可是毫無消息。中午剛過不久的時候，只見阿托利科氣喘吁吁地走進英國大使館，對漢德遜說，他要立刻弄清楚一件事情：頭天晚上的英國照會是不是最後通牒？

　　漢德遜後來寫道：﹁我當即對阿托利科說，如果那位外交部長問我的話，我授權可以告訴他，那不是最後通牒，而只是一個警告，但是他並沒有問。﹂

　　得到了這句話之後，這位義大利大使又順著威廉街急急忙忙地奔向德國外交部。原來那天上午十點阿托利科就帶著墨索里尼的一份照會來到威廉街，人家告訴他，里賓特洛甫身體不適，他於是把照會交給了威茲薩克。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

　　義大利希望通知德國政府，我國仍有可能使法國、英國和波蘭同意在下列基礎上同德國舉行一次會談，這項消息僅供參考，取捨之間自然全由元首決定：

　　一、雙方軍隊留在目前原地停火。︵著重體為原件所有︶

　　二、兩三天內舉行談判。

　　三、解決德波爭端。根據現狀，這種解決肯定會有利於德國。

　　這個提議原先是領袖提出的，現在已經特別得到法國的支持。

　　但澤已為德國所有，並且德國還取得了可靠保證來實現其大部分要求。此外，德國已經得到了﹃道義上的滿足﹄。如果它接受建議舉行會談，就有可能達到它的全部目的，同時又避免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甚至在目前看來就已經有可能發展成為全面和長期的戰爭。

　　領袖並不想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是他認為將上述情況立刻通知馮‧里賓特洛甫先生和元首是極其重要的。﹂

　　里賓特洛甫那點兒病馬上就好了。看了上面的建議之後，怪不得他在中午十二點三十分見到阿托利科時就向他指出，義大利領袖的建議與頭天晚上英法的照會是不﹁協調﹂的，因為英法兩國的照會具有一種﹁最後通牒的性質﹂。

　　這位義大利大使在避免世界大戰的問題上和他的首腦同樣熱心，而且可以肯定更為真誠。不等里賓特洛甫說完，他就打斷話頭說，英國和法國的聲明﹁已經由於他的領袖最後的這個照會而取消了﹂。當然，阿托利科是沒有權利作這種聲明的，這根本不是事實，不過他大概是以為在這種緊急關頭，冒失一點也無妨，反正不會有什麼損失的。德國外交部長對此表示懷疑，可是阿托利科一口咬定他的話不放。

　　﹁法國和英國的聲明︵他說︶，已經不在考慮之列。齊亞諾伯爵是在今晨八點三十分來的電話，這已經是在義大利電臺公佈兩國聲明以後的事。由此可見，兩國聲明必然已被視為取消了。齊亞諾伯爵還說，法國特別贊成領袖的建議。目前推動這事的是法國，不過英國一定也會跟著動起來。﹂

　　里賓特洛甫仍然懷疑。他說，他剛同希特勒討論過墨索里尼的建議，元首想知道英法的照會是不是最後通牒。這位外交部長最後同意了阿托利科的建議，讓這位義大利大使去問一下漢德遜和考侖德雷，把情況弄清楚。這就是阿托利科造訪英國大使館的原因。當時充當翻譯的施密特後來寫道：﹁那天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年歲已經不小的阿托利科從里賓特洛甫的房間裡急急忙忙出來，跑下樓梯去找漢德遜和考侖德雷｜｜半小時以後，阿托利科跟離開時一樣，上氣不接下氣地跑著回來了。﹂

　　喘過氣來以後，這位義大利大使就報告道，漢德遜剛才告訴他，英國的照會並非最後通牒。里賓特洛甫回答說，雖然﹁德國必然要拒絕英法的聲明，但是元首正在研究義大利領袖的建議，如果羅馬證實英法聲明並非最後通牒，元首將在一兩天內給予答覆﹂。由於阿托利科催著早些答覆，里賓特洛甫終於同意第二天，即九月三日星期日中午給他回話。

　　這時候在羅馬，墨索里尼的希望卻在逐漸破滅。下午二點，齊亞諾接見了英、法兩國大使，並且當著他們的面用電話把阿托利科同德國外交部長的談話告訴了哈利法克斯和龐納。龐納滿腔熱情，一如既往；據他自己的記述︵見︽法國黃皮書︾︶，他熱烈地向齊亞諾道謝，感謝他為和平所作的努力。哈利法克斯卻比他冷淡。他證實英國照會不是最後通牒。政治家們在一個名詞上像這樣摳字眼，真令人感到驚訝，因為英法聲明本身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不過他接著又說，他個人認為，除非德軍撤出波蘭，英國不可能接受墨索里尼關於會談的建議。而在這個問題上，這一次龐納又一聲不吭。哈利法克斯答應齊亞諾把英國內閣對這個問題的決定用電話通知他。

　　晚上七點剛敲過不久，英國內閣的決定傳來了。英國接受義大利首相的建議，但是條件是希特勒必須把他的軍隊撤回德國境內。義大利外交大臣知道，希特勒絕不會接受這個條件，因此正如他在日記裡寫的那樣，﹁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可想了﹂。

　　﹁我不想去向希特勒提出這個建議，這一定會遭到他斷然拒絕，也許還會受到他的白眼。︵齊亞諾在日記上寫道︶我把這一點告訴了哈利法克斯以及那兩位大使和領袖，最後我打電話給柏林，通知他們，除非德國人有相反的意見，否則我們就放棄談判了。最後一線希望破滅了。﹂

　　於是在九月二日晚上八點五十分，那位精疲力竭、心灰意懶的阿托利科，再次拜訪柏林的威廉街。這次里賓特洛甫在總理府接見了他，當時他正在那裡同希特勒商談問題。繳獲的外交部備忘錄中對這個場面有如下的記載。

　　﹁義大利大使告訴外交部長說，英國人不準備以義大利的調停建議為基礎舉行談判。英國方面要求德國軍隊在談判開始之前立即全部從波蘭佔領區和但澤撤出｜｜

　　最後，義大利大使聲明，領袖現在認為他的調解建議已經不復存在。外交部長聽到義大利大使的傳達後，未置一詞。﹂

　　這位不辭勞苦的阿托利科費了這樣多力氣，竟然沒有討到一句感謝的話！有的只是無言的輕蔑，因為這個同盟者想騙掉德國在波蘭已經到手的戰利品。

　　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點點希望，現在也已煙消雲散了。大家現在顯然都已經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在這場戲裡有一個角色卻是例外。晚間九點，怯懦成性的龐納又給齊亞諾打了一個電話，再次標記法國給德國的照會不具有﹁最後通牒的性質﹂，並且重申法國政府準備一直等待德國的答覆，直到九月三日︵即第二天︶中午為止。不過，﹁為使會談取得良好的結果﹂，龐納告訴齊亞諾，法國政府同意英國政府的意見，即德國軍隊必須﹁撤出﹂波蘭。這是龐納第一次提到這一點｜｜這一次也只是因為英國方面的堅持才不得已提出的。齊亞諾的回答是，他認為德國政府不會接受這個條件。但是龐納還不死心。那天深夜，他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想逃脫法國對於正在受到轟擊和圍攻的波蘭所承擔的義務。齊亞諾在九月三日的第一段日記裡追述了這樁怪事。

　　﹁夜裡，外交部來人把我叫醒了，因為龐納找到瓜里吉利亞︵義大利駐巴黎大使︶，問我們能不能使德國撤出波蘭，哪怕是象徵性的撤軍也行｜｜我把這個建議扔進了廢紙簍，根本沒有呈報領袖。不過從這裡可以看出，法國是毫不熱心地而且是徬徨不定地來接受這個巨大的考驗的。﹂

波蘭戰爭變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星期日，柏林的天氣是一個可愛的夏秋之交的日子，陽光燦爛，空氣中飄著馥鬱的芳香｜｜我在那天的日記裡寫道：﹁碰到這樣的天氣，柏林人總愛到近郊的樹林裡或是湖上去度假的。﹂

　　天剛一亮，英國大使館就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勳爵發給尼維爾‧漢德遜爵士的一份電報，指示他設法同德國外交部長在上午九點舉行一次會晤，把一份隨電報發來的照會遞交給他。

　　張伯倫政府在這條路上已經走到盡頭了。它在大約三十二小時以前照會希特勒，如果德國不從波蘭撤軍，英國就將宣戰。可是一直沒有答覆，於是英國政府決心履行它的諾言。正如法國駐倫敦大使查理‧考平在頭一天下午二點三十分給那位躊躇不定的龐納的報告所說的，前一天英國政府就耽心希特勒可能故意遲遲不作答覆，以便儘量攫取波蘭領土，等到把但澤、走廊等地穩穩地抓在自己手裡以後，他就可以在他八月三十一日那十六條的基礎上提出一個﹁寬宏大量﹂的和平方案。

　　為了不上這個圈套，哈利法克斯要法國人考慮，如果德國政府不在幾小時之內對九月一日英法兩國的聲明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這兩個西方國家就對德國宣戰，英國內閣在九月二日下午作出了明確的決定後哈利法克斯就具體建議，在當天半夜由兩國一同向柏林提出一個限於九月三日上午六點以前答覆的最後通牒。但是龐納不同意採取這樣性急的步驟。

　　事實上，四分五裂的法國內閣在上個星期經過了重重難關，才勉強決定首先要履行法國對波蘭︵同時也是對英國︶所承擔的義務。原先在那黑暗的八月二十三日，龐納聽說里賓特洛甫已經到莫斯科去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吃驚之下曾力勸達拉第召開一次國防委員會會議，研究法國今後的步驟。出席這次會議的除了達拉第總理和龐納之外，還有陸、海、空三軍部長，甘末林將軍，海、空軍首腦，以及另外四位將軍｜共計十二人。

　　據會議記錄所載，達拉第曾提出三個問題：

　　﹁一、法國是否能夠坐視波蘭與羅馬尼亞︵或其中一國︶從歐洲地圖上被抹掉？

　　二、法國能用什麼辦法加以反對？

　　三、目前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龐納本人在說明了事態的嚴重變化之後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始終是他心中最為重視的問題：

　　﹁權衡當前的局勢，是忠於我們的義務而立刻參戰好呢，還是重新考慮我們的態度，利用這段贏得的時間？｜｜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基本上是軍事性質的。﹂

　　見到責任推到了自己的身上，甘末林和達爾朗海軍上將便接著答道：

　　﹁陸軍和海軍都已有準備。在戰爭的最初階段，他們在打擊德國方面不能有多大作為。但是法國一經動員，就會把相當一部分德國軍隊牽制在我們的邊境上，從而將在某種程度上減輕波蘭的負擔。｜｜﹂

　　甘末林將軍在回答波蘭和羅馬尼亞能夠抵抗多久這個問題時說，他相信波蘭會光榮地進行抵抗，這將使德軍主力在明年春天以前無法掉轉過來對付法國；而到那個時候，英國已經可以和他們並肩作戰了。

　　經過了不少的討論以後，法國人才作出了決定。這一決定正式載入會議記錄，內容是這樣：

　　﹁在討論過程中，指出了這樣一點，如果說幾個月以後我們的力量能夠有所增強，德國也將由於得到波蘭和羅馬尼亞的資源而變得更為強大。

　　因此，法國別無其它選擇。

　　唯一的辦法就是｜｜格守我們在同蘇聯進行談判以前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

　　這樣打定了主意之後，法國政府開始行動了。散會之後，就在八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宣佈全國處於戒備狀態，所有邊防部隊都進入了作戰陣地。第二天，三十六萬預備役人員被召入伍。八月三十一日，內閣發佈了一項公報，聲明法國將﹁堅決履行﹂它的義務。次日，也就是德國進攻波蘭的頭一天，龐納經哈利法克斯的一再堅持，同意法國和英國聯合一致向柏林方面提出警告：英法兩國將履行自己對盟國所提出的保證。

　　但是在九月二日，當英國人催促法國人同意在半夜就向希特勒提出最後通牒的時候，甘末林將軍和法國參謀本部卻躊躇起來了。畢竟，如果德國人在西線立刻發動進攻的話，不得不孤軍作戰的將是法國。沒有一個英國兵會來支援他們。參謀本部堅持要求再等四十八小時提出最後通牒，為的是好順利地進行總動員。

　　下午六點，哈利法克斯打電話給英國駐巴黎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並對他說：﹁英國政府不能再等四十八小時。法國的態度使英王陛下政府深感為難。﹂

　　兩小時以後，英國政府的處境之難已經到了難以支撐的地步，張伯倫在下院站起來講話的時候，大多數議員，不論屬於哪個黨派，對英國方面遲遲不履行它的義務都已經感到極不耐煩。等到聽了張伯倫的發言之後，他們幾乎快按捺不住自己了。張伯倫告訴議會，英國政府還沒有收到柏林的答覆。除非德國給予答覆並且保證從波蘭撤退，否則英國﹁必將採取行動﹂。如果德國人果真同意撤退，那麼，英國政府﹁就願意認為局勢依舊同德軍越境進入波蘭以前一樣﹂。目前英國政府正在同法國就兩國對德最後通牒的時限問題進行聯繫。

　　在波蘭戰事已經進行了三十九小時之後，下院再也不能接受這種拖延策略了。從政府席上似乎發散出一股慕尼黑的氣味。當反對黨工黨的臨時議會領袖亞瑟‧格林伍德站起來準備發言的時候，利奧波德‧阿末利從保守黨席上向他大叫：﹁請你代表英國發言吧！﹂

　　格林伍德說：﹁在這樣的時刻，英國和英國所擁護的一切以及全人類的文明都遭到了威脅，我不知道我們還打算猶豫到什麼時候｜｜我們應當和法國人一起並肩前進｜｜﹂

　　問題就在這裡。當時事實證明要推動法國前進是很困難的。下院怒氣沖天，使張伯倫感到坐立不安，他不得不打斷激烈的爭論為自己辯護說，要通過電話同巴黎磋商，使﹁看法與行動取得一致是需要時間的﹂。他接著說，﹁如果下院竟然有人認為我所提出的聲明流露出本政府或法國政府有絲毫的動搖，我就不免感到震驚﹂。他說，據他所知，法國政府﹁這時正在開會﹂，﹁幾小時以後﹂將可得到他們的消息。總之，他極力安慰激憤的議員說：﹁我預料明天我將只可能有一種答覆給下院｜｜我相信下院｜｜一定會認為我說的完全是實話｜｜﹂

　　正如納米爾後來所寫的那樣，英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考驗，是﹁用一種特別少見的期期艾艾的方式﹂宣告其無情的來臨的。

　　正如英國的機密檔案所表明的那樣，張伯倫知道得很清楚，英國人民很不滿意他，在這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他的政府很有可能被推翻。他剛從下院出來，馬上就給達拉第打了一個電話。據記載，時間是晚上九點五十分，當時在旁邊的賈德干作了記錄留為檔案。

　　﹁張伯倫：這裡的情況非常嚴重｜｜下院鬧得很凶｜｜如果法國堅持要把最後通牒的限期定為從明天中午起的四十八小時之內，我的政府就將無法維持。

　　首相說他完全明白，法國將首當其衝地受到德國的進攻。但是他堅信，今晚無論如何必須採取某種步驟。

　　他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最後通牒於明日上午八點發出｜｜限中午十二點以前答覆｜｜

　　達拉第的回答是，除非英國轟炸機群準備立刻出動，否則法國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把對德軍的進攻推遲幾小時。﹂

　　過了不到一小時，哈利法克斯在夜晚十點三十分給龐納打了一個電話。他極力敦促法國方面接受英國的折衷方案：明天︵九月三日︶上午八點在柏林提出最後通牒，最後期限為中午十二點。法國外交部長不僅不同意，而且還對哈利法克斯提出抗議說，英國方面堅持這樣迫不及待地行事會給人造成﹁一種十分糟糕的印象﹂。他要求倫敦再等一等，至少在中午以前不要向希特勒提出最後通牒。

　　﹁哈利法克斯：要英王陛下政府等到那個時候是辦不到的｜｜︵英國︶政府是否能控制這裡的局勢是很難說的。﹂

　　下院將在九月三日︵星期日︶中午開會，從星期六晚上那次會議的情緒看來，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都明白，如果這個政府想存在下去，他們就必須提出議會所要求的回答。第二天凌晨二點，法國駐倫敦大使考平警告龐納，張伯倫內閣如果不能給議會以確切的答覆，就有被推翻的危險。於是，哈利法克斯在電話中最後告訴龐納，英國打算﹁單獨行動﹂。

　　哈利法克斯給漢德遜的電報於凌晨四點左右到達柏林，叫他在九月三日︵星期日︶上午九點遞交給德國政府，這份通牒提到英國政府曾在九月一日的照會中宣佈，如果德國軍隊不立刻撤退，英國就要履行它對波蘭承擔的義務，這份通牒接著指出：

　　﹁雖然那份照會於二十四小時以前就已提出，但至今未見答覆，同時德國又仍然在繼續並加緊進攻波蘭。鑒於這種情況，我榮幸地通知您，在今天九月三日英國夏季時間上午十一點以前，如果德國政府不對上述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保證並送達倫敦英王陛下政府，則從該時起，兩國即處於戰爭狀態。﹂

　　這個安息日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漢德遜發現要同威廉街取得聯繫是相當困難的。德國外交部的人告訴他說，里賓特洛甫﹁沒有功夫﹂在上午九點接見他，不過他可以把照會交給政府翻譯官施密特博士。

　　在這個歷史上的重要日子，施密特博士睡過了頭，等他乘著一輛計程車趕到外交部時，看到那位英國大使正循著外交部門前的臺階拾級而上。施密特從側門鑽了進去，在恰好鐘鳴九點的時候溜進里賓特洛甫的辦公室，一分不差地準時接見了漢德遜。﹁他走進屋子，表情嚴肅，﹂施密特後來追述道，﹁跟我握了握手，我請他坐下，他謝絕了，只是莊嚴地站在屋子中間。﹂漢德遜宣讀了英國的最後通牒，把文件交給施密特之後就告辭了。這位翻譯官連忙拿著那份照會，順著威廉街跑到總理府。在元首辦公室外面，他發現內閣大多數的閣員和幾個黨內高級官員都聚集在那裡﹁焦急地等候著﹂他的消息。

　　﹁當我進入裡面房間的時候︵施密特後來追述說︶，希特勒正坐在辦公桌前，里賓特洛甫站在窗戶旁邊。他們倆都以期待的目光看著我走進去，我在希特勒的辦公桌前不遠的地方站住，接著就慢聲向他翻譯了英國的最後通牒，當我譯完的時候，房間裡一片死寂。

　　希特勒坐著一動不動，瞪起兩隻眼睛望著前方｜｜停了一會沒有動靜，這一會兒功夫就像一百年一樣長；然後，他轉過臉未朝著仍然站在窗子旁邊的里賓特洛甫說：﹃現在怎麼辦？﹄問這話時希特勒擺出一副兇惡的面孔，意思好像是在抱怨他的外交部長使他對英國方面可能的反應作出了錯誤的估計。

　　里賓特洛南卻若無其事地回答道：﹃我斷定，法國人會在一小時之內交來一份相同的通牒。﹄﹂

　　施密特完成任務之後就退了出來，在外面的房間裡停了一下，把事情的經過告訴其餘的人。他們聽了也都沉默了半晌沒有說話。最後：

　　﹁戈林轉過身來向我說：﹃如果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打敗了，那就只能靠上帝發慈悲了！﹄

　　戈培爾垂頭喪氣地獨自站在一個角落裡發愣。我看見房間裡的每一個人都是憂心忡忡的樣子。﹂

　　與此同時，那個絕無僅有的達勒魯斯卻一直為了避免那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作最後的客串努力。上午八點，福比斯就把那份、將在一小時以後遞交德國政府的最後通牒的內容告訴了他。據他後來在紐倫堡作證時說，他立刻就到空軍總部去見戈林，要求戈林一定要做到使德國對最後通牒的答覆要﹁通情達理﹂。他還建議元帥本人在十一點以前宣佈他準備親自飛到倫敦去﹁談判﹂，這位瑞典商人在他寫的書裡說，戈林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和希特勒通了電話，希特勒也表示同意。但德國的正式檔案中並沒有提到這件事。我們根據施密特博士在前面所說的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當他於九點過幾分帶著英國的最後通牒來到總理府的時候，戈林正在總理府元首的會客室裡，而不是在他的司令部裡。

　　無論如何，這位瑞典和事佬的確給英國外交部打了電話，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並且還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第一次在上午十點十五分，他擅自通知英國政府，德國人對於最後通牒的答覆﹁正在路上﹂，德國人仍然﹁非常希望能夠滿足英國政府的要求，並就不侵犯波蘭獨立的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保證﹂。︵！︶他希望倫敦能夠﹁從最贊同的角度﹂來看待希特勒的覆照。

　　半個小時以後，即上午十點五十分，距最後通牒限定的時間十分鐘，達勒魯斯又給倫敦外交部打來了一個長途電話，他這次提議讓戈林在希特勒的同意下立刻飛往英國首都。他不知道現在再演這套外交滑稽戲已經過時了，不過事實很快就讓他明白過來了。他從哈利法克斯那裡得到了一個毫無商量餘地的回答。英國政府不能採納他的建議。英國政府對德國政府提出的問題是非常明確的，﹁想必他們也會作出明確的答覆﹂。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再等著和戈林討論了。

　　於是達勒魯斯掛上了電話，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直到戰後，他才在紐倫堡法庭上以及在他寫的書裡又露了一面，追述他為了拯救和平所作的離奇古怪的努力。他的用心是好的，他也曾不辭辛苦地為和平奔走，有一個短暫的時期，他一度處身於世界歷史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舞臺中心。但是那時幾乎人人都被過分繽紛雜亂的景象攪得糊裡糊塗而無法看清局勢，他也不是例外，而且正像他後來在紐倫堡所承認的，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受到德國人多大的愚弄。

　　英國最後通牒所限定的時間上午十一點剛敲過不久，兩小時前拒絕接見英國大使的里賓特洛甫，約見了那位大使，把德國的覆照交給他。德國的覆照說，德國政府﹁拒絕收下或接受，當然更談不到履行﹂英國的最後通牒。接著就是一篇又臭又長的宣傳文字，顯然是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在發出覆照前這兩個小時內倉促書就的。為了欺騙易受欺騙的德國人民，這份覆照又把那些我們現在已經熟悉的謊言，包括那個關於波蘭人﹁進攻﹂德國領土的謊話在內，重彈了一遍，把一切事情都歸罪於英國，並且拒絕了英國﹁強迫德國撤回其為保衛國家而部署起來的部隊﹂的企圖。覆照謊稱，德國已經接受了墨索里尼在最後時刻提出的和平建議，但是英國拒絕了這個建議。儘管張伯倫對希特勒一味綏靖姑息，這份覆照還是責備英國政府﹁鼓吹要消滅日耳曼民族﹂。

　　漢德遜後來稱這個覆照﹁完全是歪曲事實﹂的。他讀完以後說道，﹁究竟是誰的過錯，讓歷史來判斷好了。﹂里賓特洛甫也反唇相譏道，﹁歷史已經證明了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

　　大約十二點鐘的時候，我正好站在威廉街總理府的前面，擴音器突然宣佈大不列顛已經對德國宣戰。大約有二百五十人｜｜不會更多｜｜頂著太陽站在那裡，注意地聽著這個消息。廣播結束時，沒有一個人出聲。他們只是站在那裡。突如其來的消息使他們發愣了。他們很難相信希特勒已經把他們拖進了一場世界大戰中去了。

　　雖然這是一個安息日，但是不久就有報童在叫賣號外。事實上，我發現他們是在免費散發。我也要了一份。那是︽德意志總彙報︾的號外，整頁上用大號字印著這樣一個標題：

　　﹁英國最後通牒遭拒

　　英國已對我宣戰

　　英國照會要求我撤退東線軍隊

　　元首今日離此親臨前線﹂

　　官方公報上的標題活像是里賓特洛甫口授的。

德國備忘錄證明過錯在英國

　　對於容易受騙的德國人民來說，德國的備忘錄可能是一個﹁證明﹂，但它並沒有能夠在這一天煽起人們對英國人的惡感。當我經過英國大使館時，漢德遜和他的使館人員正從使館搬往拐角處的阿德隆飯店。一個警察在那座大樓前獨自踱步。他除了來回踱步而外無事可做。

　　法國人多挨了一會。龐納直到最後一刻還在延宕時間，他死抱著一個希望不放，認為墨索里尼還有可能同希特勒談妥一項交易，從而讓法國脫身。他甚至懇求比利時大使想辦法讓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通過他對墨索里尼的影響去影響希特勒。九月二日︵星期六︶，他同本國的內閣爭辯了一整天，說他已經﹁答應了﹂齊亞諾，法國將等候到九月三日中午，讓德國對九月一日英法兩國的警告提出答覆。他不能說了不算。這話跟他和英國辯論時所說的一樣。不錯，他曾經在電話裡對義大利外交大臣做過這個保證，但他是在九月二日晚九點才作出這個保證的；到這個時候，正像齊亞諾已經設法告訴他的那樣，義大利領袖的建議已經完全失效了。而且，這時候英國已經向他提出了要求，主張由英法兩國在當日午夜聯合向柏林提出最後通牒。

　　九月二日將近午夜時分，法國政府才最後作出決定。午夜十二點整，龐納打電報給駐在柏林的考侖德雷，說他在明天早晨將把法國要在﹁中午對威廉街﹂作出的﹁新的外交步驟﹂的內容通知考侖德雷。

　　九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十點二十分，即在英國最後通牒的時限截止前四十分鐘，內容通知過來了。法國最後通牒的措辭和英國的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法國宣佈：如果德國給予否定答覆，法國將履行自己對波蘭所承擔的﹁為德國政府所知道的﹂那些義務｜｜甚至到了這個最後關頭，龐納還不肯正式宣戰。

　　法國政府出版的︽法國黃皮書︾上說，巴黎拍發給考侖德雷的法國最後通牒，規定下午五點為德國答覆的最後時限。但這不是原來那份電報中所規定的時限，菲普斯大使在那天上午八點四十五分從巴黎報告哈利法克斯說：﹁龐納對我說，法國的最後時限要到星期一︵九月四日︶早晨五點截止。﹂這才是龐納在電報中提出的時限。

　　這還是達拉第在星期日早晨向法國參謀本部爭得的讓步。法國參謀本部最初堅持要把時限定為從中午向柏林遞交最後通牒之時算起四十八小時。雖然如此，英國政府還是很惱火，那天上午當即相當明確地向巴黎表示了這種不快。這樣達拉第總理才向軍方作最後的呼籲。他在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把參謀本部的科爾斯東將軍請了來，請他縮短時限。這位將軍最後勉強同意把時限提前十二小時，改為下午五點。

　　就是這樣，直到考侖德雷快要離開柏林法國大使館前往威廉街的時候，龐納才用電話通知他對最後限期作了必要的修改。

　　里賓特洛甫沒有功夫在中午接待這位法國大使。他正在總理府參加一個小小的儀式，陪同元首熱烈接待新任的蘇聯大使亞歷山大‧施克瓦茲也夫。這個插曲使得柏林在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安息日裡具有一種荒誕的氣氛。但考侖德雷堅持非要按照指示在中午十二點整到威廉街求見不可，因此，只好由威茲薩克接見他。當這位大使問到這位國務秘書是否有權對法國作出﹁滿意的﹂答覆時，威茲薩克回答說，他無權向他作﹁任何答覆﹂。

　　接著在這個莊嚴的時刻又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外交趣劇：考侖德雷把威茲薩克的回答看作德國的否定答覆，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於是便打算把法國的正式最後通牒交給這位國務秘書；這時，後者卻拒絕接受。他建議這位大使﹁耐心稍等片刻，見一見外交部長本人﹂，考侖德雷碰了這個釘子，只得在那裡等著，反正他已經碰過不止一次釘子了。他在那裡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直到十二點三十分才被帶到總理府去見里賓特洛甫。

　　那位納粹外交部長雖然明知道這位大使所負的使命，他還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也可以說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向這位法國使節施展其顛倒黑白。歪曲歷史的慣伎。里賓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後一分鐘的和平建議時，曾強調說那是得到法國贊同的。然後他宣佈﹁德國曾經在昨天通知義大利領袖，德國也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但是後來，﹂里賓特洛甫補充道：﹁領袖告訴我們說，這個建議由於英國政府的死硬態度已經遭到破壞了。﹂

　　接著他又聽著那位納粹外交部長說了一陣什麼如果法國追隨英國，他將感到遺憾，什麼德國無意進攻法國，等等。不過，對里賓特洛甫的這種胡說八道，考侖德雷在過去幾個月裡已經領教夠了，這位法國大使趕緊插言，提出他特為來問的問題：外交部長的這番議論是否意味著德國政府不接受法國九月一日的照會？

　　﹁Ｊａ︵是的︶。﹂里賓特洛甫回答。

　　於是這位大使就把最後通牒遞給了這位外交部長，事前還說他必須﹁最後一次﹂強調指出：德國政府對於﹁未經宣戰﹂就突然進攻波蘭以及拒絕英法關於撤退德軍的要求等問題﹁負有嚴重的責任﹂。

　　﹁那麼法國就會成為侵略者了。﹂里賓特洛甫說。

　　﹁這問題讓歷史來裁判吧。﹂考侖德雷回答說。

　　在柏林的那個星期天，所有參加最後這幕戲劇的人彷彿都有意要訴諸歷史的裁判。

　　雖然法國正在動員一支在一個時期內會對德國的西線武力占壓倒優勢的陸軍，但是在希特勒那顆狂熱的腦子裡，當時軍隊為數微不足道的英國卻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認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行將消逝並將成為歷史的時刻，他之所以陷身於這樣的窘境，幾乎完全應當由英國這個對頭負責。那天下午他對德國人民和西線軍隊發表了兩篇冠冕堂皇的文告，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他對英國人的歇斯底里的憤怒和刻骨的怨恨在這裡面一起迸發出來了：

　　﹁好幾世紀以來︵他在︽告德國人民書︾中說︶，英國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歐洲人民無力防禦英國征服世界的政策｜｜︵並且︶自以為有權可以用站不住腳的藉口去進攻和毀滅一個當時看來對它最為危險的歐洲國家｜｜

　　我們自己已經親自看到英國在戰爭開始以來對德國所奉行的｜｜包圍政策｜｜英國的戰爭挑撥者｜｜一直用凡爾賽的片面命令壓迫德國人民｜｜

　　西線將士們！︵希特勒在︽致西線將士書︾中對那些在今後若干星期內只可能以法軍為對手的部隊說︶｜｜英國一直奉行著包圍德國的政策｜｜英國政府為我們在上次大戰中所熟知的那些戰爭販子所驅使，現在已經決心摘下他們的假面具，以站不住腳的藉口向我們宣戰了｜｜﹂

　　但在這兩篇文告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法國。

　　中午十二點六分，張伯倫在倫敦向下院發表演說，他向下院報告，英國現在已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雖然希特勒在九月一日明令禁止收聽外國廣播，違者處死，但我們在柏林還是收聽了英國廣播公司轉播的英國首相演講稿。我們有些人曾經親眼看到他冒著喪失政治生命的危險，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對希特勒一味綏靖姑息，如今再聽到他這時的講演，覺得他的話是沉痛的。

　　﹁今天是我們大家都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為痛心。在我擔任公職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毀於一旦。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盡瘁，使我們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事業取得勝利｜｜我相信，我會活著看到希特勒主義歸於毀滅和歐洲重新獲得解放的一天。﹂

　　但是張伯倫命中注走不能看到這一天。一九四十年十一月九日，他懷著絕望的心情與世長辭了，雖然死時他仍舊是內閣閣員之一。鑒於本書前面對他頗多貶抑之詞，我覺得現在在這裡引一段邱吉爾對他的評語是最恰當不過了。曾經長期被他排斥在英國國家事務之外的邱吉爾，在一九四○年五月十日接替他出任首相。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邱吉爾在下院致辭悼念他時說：

　　﹁｜｜在這世界最嚴重的危機之中，尼維爾‧張伯倫不幸事與願違，一再失望，受到一個壞人的欺騙。但是，他那落空的希望是什麼？他那未遂的心願是什麼？他那遭到愚弄的信念又是什麼呢？毋庸置疑，這些都表現了人類心靈最崇高最善良的本性｜｜對和平的熱愛，對和平的追求，為和平而奔波，為和平而鬥爭；為了這一切，他甚至不顧巨大的危險，至於個人的榮辱則肯定也完全置之度外。﹂

　　希特勒想運用外交手腕，使英、法置身戰爭之外的企圖既已宣告失敗，於是就在九月三日下午把注意力轉移到了軍事方面。他發佈了﹁第二號絕密作戰指令﹂。雖然英法已經宣戰，指令仍然規定：﹁德國的戰爭目標目前仍然是迅速地、勝利地結束對波蘭的戰事｜｜在西線，讓敵人先啟戰釁｜｜對英國可以在海上展開攻擊。﹂但是德國空軍甚至連英國海軍也不得攻擊，除非英國首先對德國目標採取了這樣的攻擊。即使如此也還要看是否﹁處於特別有利的地位，能夠取得勝利﹂。希特勒還命令德國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軌道。

　　夜晚九點，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分別乘專車前往東線大本營。臨行之前他們又採取了兩個外交措施。現在英國和法國固然已經同德國開戰，但是另外兩個曾經支持希特勒，使他的冒險得逞的歐洲大國還必須用心對付。一個是同盟國義大利，另一個是蘇俄；前者已在緊要關頭臨陣脫逃，後者雖然不為納粹獨裁者所信任，卻對希特勒出了把力，使得他的戰爭冒險看來值得一試。

　　希特勒在臨離開首都之前，又給墨索里尼發去一封信。這是在晚上八點五十一分用電報發出的，距元首的專車開出的時間只有九分鐘。雖然這封信不算十分坦率，而且也不乏欺詐之詞，但就我們所能獲得的材料說來，卻是一幅最好的圖畫，描繪出阿道夫‧希特勒離開第三帝國那夜幕已降的首都。第一次去扮演德國最高統帥的角色時具有什麼樣的心情。這封信是在繳獲的納粹檔案中找到的。

　　﹁領袖：

　　我必須首先感謝您為調停所作的最後努力。我本來是願意接受調停的，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有可能確實保證談判一定會成功。因為德國軍隊已經苦戰了兩天，在波蘭境內取得了神速的進展。我們不能由於一場外交陰謀而讓犧牲在那裡的將士的鮮血白流。

　　雖然如此，我仍然相信，如果英國不是從一開始就決心訴諸戰爭的話，本來是可以找到一條出路的。領袖，我之所以沒有屈服於英國的威脅，是因為我終於認為，即使我屈服了，和平也只能維持六個月，或者至多維持一年，既然如此，我想儘管存在著種種困難，目前仍不失為挺身奮戰的適當時機。

　　｜｜波蘭軍隊不久即將崩潰。如果一年或者二年以後再打，是否能取得這樣迅速的勝利，我覺得是大可懷疑的。英國和法國會繼續武裝它們的同盟國，使得德國武裝部隊不可能取得這樣顯著的決定性的技術優勢。領袖，我知道我所從事的鬥爭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但是我也知道，這樣一場鬥爭遲早是不可避免的，必須通過冷靜審慎的考慮來選擇抵抗的時機，以確保勝利。對於勝利，領袖，我的信心是堅定不移的。﹂

　　緊接著便是警告墨索里尼的話：

　　﹁蒙您最近厚意承諾，願在某些方面給我以幫助。對這種盛情，我謹向您預致試摯的謝意。但是我還相信，即使我們目前所走的道路不同，命運仍會把我們聯結在一起。一旦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為西方民主國家所毀滅，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也將遭到困難。我個人始終認為，我們兩國政權的命運是聯結在一起的，而且我知道您，領袖，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

　　追述了德國在波蘭取得的初步勝利之後，希特勒最後說：

　　﹁｜｜在西線，我將繼續採取守勢。讓法國在那方面先啟戰釁，到那時候我們就將能夠傾全國之力與敵人進行爭鬥。

　　領袖，為了您過去給予我的支持，我再一次向您表示謝意，並希望您今後繼續給我支持。

　　阿道夫‧希特勒﹂

　　雖然這一天英法已經對德宣戰，履行了它們對波蘭的諾言，義大利還是不肯履行它對德國的諾言。不過希特勒努力壓住了自己的失望，一個友好的義大利即使不參戰，對他仍然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俄國可以更有用些。

　　我們從後來納粹的秘密檔案中知道，在德國進攻波蘭的第一天，蘇聯政府就給德國空軍提供了信號方面的幫助。那天一清早，空軍參謀長漢斯‧那舒恩納克將軍打電話給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說他的駕駛員在轟炸波蘭｜｜他稱之為﹁緊急試航﹂｜｜時需要導航上的幫助，如果明斯克的俄國電臺能夠不斷發出自己的呼號，他將不勝感激。下午，馮‧德‧舒倫堡大使就通知柏林，蘇聯政府﹁準備滿足您的願望﹂。俄國人答應在廣播節目時儘量不斷發出電臺呼號，並將明斯克電臺的廣播時間延長兩小時，以利深夜航行的德國飛行員。

　　可是，當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在九月三日晚間準備離開柏林的時候，他們還希望俄國人在軍事上為他們征服波蘭提供更大的幫助。下午六點五十分，里賓特洛甫給莫斯科大使館發了一份﹁特急﹂電，上面標著﹁絕密﹂字樣，開頭是：﹁大使親啟，面交使團團長或其代表。需特別保密。由本人自譯。絕對秘密。﹂

　　德國人以這個極其秘密的方式邀請蘇聯參加對彼蘭的進攻！

　　﹁我們有把握在幾個星斯之內決定性地擊敗波軍，那時我們將把業經莫斯科談判劃歸德國利益範圍的領土置於軍事佔領之下，但是，為了軍事上的原因，我們自然還要繼續對那時盤踞在俄國利益範圍內的波蘭土地上的波蘭軍隊採取行動。

　　請立刻就這一點同莫洛托夫進行商談，看蘇聯是否願意在適當的時機出動軍隊打擊俄國利益範圍內的波蘭軍隊，自己來佔領這片領土。我們認為，這不僅會減輕我們的負擔，而且也符合莫斯科協議的精神和蘇聯的利益。﹂

　　不消說，蘇聯這種不顧信義的行動當然會﹁減輕﹂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的﹁負擔﹂。這不僅可以避免德國人和俄國人在坐地分贓時的摩擦和誤會，還可以使蘇聯替德國分擔一部分納粹侵略波蘭的罪責。既然他們分享了好處，為什麼不該分擔罪責呢？

　　那個星期日中午英國參戰的消息公佈後，柏林的德國要人中心情最為陰暗的是德國海軍總司令埃里希‧雷德爾海軍元帥。他認為戰爭的爆發早了四五年，到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海軍的﹁Ｚ計畫﹂完成後，德國就會擁有一支相當強大的艦隊，能夠同英國在海上較量。但現在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即使希特勒不聽他的話硬要打，雷德爾也很清楚，他既沒有必要的海面艦隻，也沒有足夠的潛水艇可以對大不列顛進行一場有成效的戰爭。

　　這位海軍元帥在日記裡暗自寫道：

　　﹁今天，同法國和英國的戰爭爆發了。根據元首原先的斷言，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預計這場戰爭會在一九四四年以前發生。直到最後一分鐘，元首還認為這場戰爭是能夠避免的，即使這意味著推遲波蘭問題的最後解決也在所不惜｜｜

　　就海軍而言，我們的裝備顯然不足以同英國進行這場巨大的鬥爭｜｜潛艇部隊仍然太軟弱無力，不能在戰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而海面船隻在數量和實力方面都不如英國艦隊，即使全部動員，我們只能做到壯烈地為國犧牲｜｜﹂

　　雖說如此，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晚上九點，正當希特勒動身離開柏林的時刻，德國海軍出擊了。德國Ｕ一三十號潛艇在赫布里底群島以西大約二百英里處，事先不經警告就用魚雷擊沉了正從利物浦駛往蒙特利爾的英國郵船﹁雅典娜﹂號，船上載有乘客一千四百人，有一百一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二十八名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

第四編　戰爭：初期的勝利和轉捩點

第十八章　波蘭的覆亡
　　　　俄國人侵入波蘭
第十九章　西線的靜坐戰
　　　　﹁雅典娜﹂號的沉沒
　　　　希特勒的和平建議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謀﹂
　　　　納粹綁架案和啤酒館炸彈事件
　　　　希特勒對將領們的訓話
　　　　納粹在波蘭的暴行：第一階段
　　　　極權主義者之間的摩擦
第二十章　征服丹麥和挪威
　　　　維德孔‧吉斯林的出現
　　　　希特勒會晤塞姆納爾‧威爾斯和墨索里尼
　　　　密謀份子的又一次失敗
　　　　攻佔丹麥和挪威
　　　　挪威人的抵抗
　　　　爭奪挪威的幾次戰役
第二十一章　西線的勝利
　　　　雙方的作戰計畫
　　　　六星期戰爭：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六月二十五日
　　　　征服荷蘭
　　　　比利時的陷落和英法聯軍的落入陷阱
　　　　利奧波德國王的投降
　　　　敦克爾克的奇蹟
　　　　法蘭西的崩潰
　　　　墨索里尼在法國背上扎進一小刀
　　　　貢比臬的第二次停戰
　　　　希特勒玩弄和平
第二十二章　海獅計畫：入侵英國的失敗
　　　　不列顛戰役
　　　　如果入侵成功
　　　　附記：納粹綁架溫莎公爵夫婦的陰謀
第二十三章　巴巴羅沙：輪到了俄國
　　　　莫洛托夫在柏林
　　　　六個月的挫折
　　　　﹁全世界將全世界將會大驚失色！
　　　　巴爾幹序曲
　　　　恐怖統治的策劃
　　　　魯道夫‧赫斯的出走
　　　　克里姆林宮的困境
第二十四章　形勢的轉變
　　　　對莫斯科的大進攻
第二十五章　輪到了美國
　　　　﹁避免與美國發生事件！﹂
　　　　日本自有打算
　　　　珍珠港事件前夕
　　　　希特勒宣戰
　　　　希特勒在國會裡：十二月十一日
第二十六章　偉大的轉捩點：一九四二年｜｜史達林格勒和阿拉曼
　　　　德軍在戰爭中的最後一次大攻勢
　　　　德軍在俄國的夏季攻勢：一九四二年
　　　　第一個打擊：阿拉曼之役和英美軍隊的登陸
　　　　在史達林格勒的慘敗

第十八章　波蘭的覆亡

　　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上午十點，哈爾德將軍同德國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將軍和北方集團軍司令馮‧包克將軍談了一次話。他們對德國進攻波蘭後第五天早晨的形勢作了一番估計之後，一致認為，﹁敵人實際上已經被打垮了﹂。︵哈爾德日記語︶

　　馮‧克魯格將軍所率領的第四軍團從波麥臘尼亞向東推進，馮‧庫希勒將軍所率領的第三軍團從東普魯士向西推進，兩軍會師後，奪取走廊的戰鬥在前一天晚上就宣告結束了，在這次戰役中，海因茲‧古德里安將軍用他的坦克初次顯露頭角。他的坦克在穿過走廊向東馳進的時候，在某一個地點遭到波莫爾斯卡騎兵旅的抗擊，作者在幾天以後來到現場，目睹了這場屠殺所留下的怵目驚心的慘像。它象徵著整個短促的波蘭戰役。

　　戰馬與坦克搏鬥！騎兵的長槍與坦克的大炮對抗！儘管波蘭人英勇頑強，但在德軍的進攻下卻歸於土崩瓦解。這是他們，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領教閃電戰的滋味：突然的奇襲；成群的戰鬥機和轟炸機在頭頂上吼叫著，進行偵察和襲擊，散佈著烈火，製造成恐怖；斯圖卡式轟炸機俯衝時發出淒厲刺耳的聲音；整師整師的坦克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一天推進三、四十英里；能夠迅速開炮的摩托化重炮甚至在坎坷不平的波蘭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時四十英里的速度滾滾挺進；連步兵也行動神速，一百五十萬乘坐機動車輛的大軍，通過錯綜複雜的無線電、電話和電報網所組成的電訊系統統一指揮，協調行動，這真是人世間前所未見的機械化大屠殺。

　　不到四十八小時，波蘭空軍就被摧毀了。五百架第一線的飛機大部分沒有來得及起飛就在自己的機場上被德國的轟炸機炸毀了。地面設施全部被毀，大多數地勤人員死的死，傷的傷。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於九月六日陷落。當天夜晚，波蘭政府從華沙逃到盧布林。第二天，哈爾德就忙著擬製計畫，準備把軍隊調往西線，雖然他並沒有看到西線有任何動靜。九月八日下午，第四裝甲師到達波蘭首都週邊；同時在這座城市的正南方，從西里西亞和斯洛伐克北上的萊希瑙將軍的第十軍團佔領了基埃爾策，李斯特的第十四軍團開到維斯杜拉河同散河匯流處的散多梅希。

　　不到一星期，波蘭的陸軍就被擊潰了，波蘭所來得及動員的三十五個師，絕大部分不是被擊潰就是在包抄華沙的鉗形攻勢下陷入重圍。現在留待德國人完成的﹁第二階段﹂工作是：對那些在包圍中張皇失措、潰不成軍的波蘭部隊縮小包圍圈並消滅他們；同時還要在東面一百英里處完成另一個更大的鉗形攻勢，以包圍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以西地區的波蘭殘部。

　　這一階段從九月九日開始，到九月十七日結束，包克的北方集團軍的左翼向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進逼，古德里安的第十四軍於十四日到達那裡，兩天後攻佔該城。九月十七日，這個軍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南五十英里處的符沃達瓦同李斯特第十四軍團的斥候部隊會師，第二個巨大的鉗形包抄攻勢就在這裡合圍。這場﹁反功﹂，正如古德里安後來所說的，在九月十七日就﹁完全見分曉了﹂，全部波蘭軍隊，除了俄國邊境上的一小撮而外，都已陷入包圍之中。華沙三角地帶和西邊的波森附近還有被包圍的波軍在頑強抵抗，但是他們失敗的命運已經註定。波蘭政府，或者說波蘭政府的殘餘，在飽嘗德國空軍的轟炸與掃射之後，於十五日逃到羅馬尼亞邊境上的一個村莊。對於這個政府和這個自尊的民族來說，一切都完了，只有那些仍舊堅持不屈的部隊的士兵還在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剛強精神繼續犧牲。

　　現在輪到俄國人侵入這個備受蹂躪的國家，攫取它的一份贓物了。

俄國人侵入波蘭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像所有其它國家的政府一樣，對德軍在波蘭的軍事入侵進展得如此神速，感到大吃一驚。九月五日，莫洛托夫以書面形式正式答覆納粹叫俄國從東方進攻波蘭的要求時還說，蘇聯將在﹁適當的時機﹂出兵，但﹁這一時機現在尚未到來﹂。他認為﹁操之過急﹂會有損蘇聯的﹁事業﹂，不過他鄭重提出，即使德國人先到了那裡，他們也必須嚴守德蘇條約秘密條款中一致同意的瓜分波蘭的﹁分界線﹂。由此可見，俄國對德國人是感到不放心的。同樣也可以看出，克里姆林宮以為德國還需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征服波蘭。

　　但是在九月八日午夜十二點敲過不久，德國的一個裝甲師到達了華沙週邊之後，里賓特洛甫給駐在莫斯科的舒倫堡發了一個﹁絕密﹂的﹁急﹂電，聲稱波蘭戰事﹁進展之神速甚至也出乎我們的預料﹂，因此德國希望知道﹁蘇聯政府的軍事意圖﹂。次日下午四點十分，莫洛托夫作了回答，他說，俄國將﹁在最近幾天之內﹂採取軍事行動。同一天，這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在作出上述答覆之前就已經﹁為德軍進入華沙﹂正式向德國人致賀了。

　　九月十日，莫洛托夫和馮‧德‧舒倫堡大使碰到了一個大難題。這位外交人民委員首先告訴德國大使，蘇聯政府﹁完全沒有料到德國會如此迅速地取得軍事勝利﹂，因此蘇聯現在處於﹁為難的境地﹂。然後他就提出了克里姆林宮用什麼藉口侵入波蘭的問題。據舒倫堡打給柏林的﹁特急絕密﹂電來看，蘇聯準備用的藉口是：

　　﹁波蘭正在瓦解，因此，蘇聯有責任援救受到德國﹃威脅﹄的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莫洛托夫說︶為了使蘇聯在群眾面前師出有名，同時避免使蘇聯看來像個侵略者，這樣解釋一下是必要的。﹂

　　同時，莫洛托夫還抱怨說，據德意志通訊社最近的報導，馮‧勃勞希契將軍已宣佈﹁德國東部邊境上的軍事行動已經沒有必要﹂。莫洛托夫說，如果真是這樣，如果戰爭真已結束，那麼俄國﹁就不能再發動一場新的戰爭﹂。他對整個局勢感到非常不痛快。使得事情更加複雜的是，九月十四日，莫洛托夫把舒倫堡找到克里姆林宮來，通知他紅軍將在他們原先預計的時間之前出動，然後問他德國什麼時候可以攻陷華沙。為了師出有名，俄國人必須等到波蘭首都陷落之後才能出兵。

　　這位人民委員提出了一些令人難以答覆的問題。華沙將在什麼時候攻破？如果俄國出兵要把罪名歸在德國身上，德國人願意不願意？九月十五日晚，里賓特洛甫通過德國大使轉給莫洛托夫一份﹁特急絕密﹂電報，回答了這些問題。他說，德軍在﹁最近幾天之內﹂就可以佔領華沙。德國﹁歡迎蘇聯現在就採取軍事行動﹂。至於俄國打算找個藉口把罪名推在德國身上，那是﹁絕對不行的｜｜這種做法違反德國的本意｜｜不合當初在莫斯科締結的協定｜｜而且會使兩國以互相敵對的面目出現在全世界面前﹂。最後，他要求蘇聯政府確定他們進攻波蘭的﹁日期和時間﹂。

　　第二天晚間蘇聯政府就確定了出兵日期，在繳獲的德國檔案中發現有舒倫堡的兩份電報，敘述作出決定的經過，淋漓盡致地說明了克里姆林宮的奸詐。

　　﹁我在下午六點會見了莫洛托夫︵舒倫堡在九月十六日的電報中說︶，莫洛托夫宣佈，蘇聯即將進行軍事干涉｜｜也許就在明後天。史達林正在同軍隊領導人開會｜｜

　　莫洛托夫還說｜｜蘇聯政府將提出以下的理由作為藉口：由於波蘭國家已經歸於瓦解而不復存在，因此，同波蘭締結的一切協定也歸於無效，第三國可能會利用目前出現的混亂局面。蘇聯政府認為，自己有責任進行干預以保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族同胞，使這些不幸的人民有可能在和平的環境中安居樂業。﹂

　　由於唯有德國可能是這裡提到的﹁第三國﹂，舒倫堡對這種說法表示反對。

　　﹁莫洛托夫承認，蘇聯政府提出的理由在德國人聽起來確實有點不入耳，但他要求我們體諒蘇聯政府的苦衷，不要在這點小事上斤斤計較。蘇聯政府實在找不到其它的理由，因為蘇聯以前從來沒有過問過住在波蘭的少數民族同胞的情況，目前的干涉行為對外說來總得要找一個理由。﹂

　　九月十七日下午五點二十分，舒倫堡又給柏林發了一個﹁特急絕密﹂電。

　　﹁史達林於兩點接見了我｜｜他告訴我說，紅軍將於六點鐘越過蘇聯邊界｜｜蘇聯飛機將自今天起轟炸利沃夫︵倫堡︶以東地區。﹂

　　當舒倫堡對蘇聯公報中的三點提出異議之後，那位俄國獨裁者﹁立即欣然﹂做了修改。

　　於是在九月十七日早晨，蘇聯就開始蹂躪這個已經被打倒的國家了，理由就是上面那個站不住腳的藉口｜｜由於波蘭已經不復存在，因而波蘇互不侵犯條約也就不再有效，蘇聯必須保護它自己的利益以及波蘭境內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少數民族同胞的利益。這還不算，蘇聯政府還通知莫斯科的波蘭大使，俄國將在波蘭衝突中嚴守中立！第二天，九月十八日，蘇聯軍隊和德國人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會師了。正好是二十一年以前，誕生不久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曾在這裡背棄了俄國和西方協約國的同盟關係，屈辱地接受了德軍極為苛刻的單獨媾和條件。

　　現在他們雖然和納粹德國狼狽為奸，從地圖上抹掉了波蘭這個古老的國家，但是俄國人馬上就對他們的新夥伴產生了懷疑。史達林在蘇聯發動侵略的前夕接見德國大使時就已經表示，他懷疑德國最高統帥部是否會恪守莫斯科協定而退回到雙方一致同意的分界線上去。舒倫堡將這件事如實地報告了柏林。這位大使極力向他保證，要他放心，但是顯然沒有多大效果。﹁有鑒於史達林的多疑是盡人皆知的，﹂舒倫堡在給柏林的電報中說，﹁最好能授權給我再發表一個足以消除他最後疑慮的聲明。﹂第二天，九月十九日，里賓特洛甫電告那位大使，讓他﹁告訴史達林，德國一定遵守我在莫斯科簽定的協議，我們把這個協定看做是德蘇兩國新的友好關係的基石﹂。

　　雖然如此，這兩位同床異夢的夥伴之間的摩擦並未停止。九月十七日，這兩個夥伴在擬定一份聯合公報為德蘇共同消滅波蘭的行為﹁洗刷﹂時，在措辭上又發生了分歧。史達林反對德國人的底稿，因為，﹃它把事情說得過於坦率了﹂。於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份不愧是詭辯傑作的草稿，硬要德國人接受。這份公報聲稱，德國和俄國的共同目標是﹁恢復由於波蘭國家的崩潰而受到破壞的和平與秩序，協助波蘭人民為他們的政治生活造成新的條件﹂。在寡廉鮮恥方面，希特勒碰著史達林可以說是棋逢對手了。

　　這兩個獨裁者似乎一度打算以拿破崙的華沙大公國為藍本，保留一個殘存的波蘭國家，以緩和世界輿論，但是九月十九日莫洛托夫透露，布爾什維克對於這個問題正在重新考慮。他先對舒倫堡提出憤怒的抗議，指責德軍將領無視莫斯科協定，企圖攫取應歸俄國所有的土地，接著就言歸正傳。

　　﹁莫洛托夫暗示︵舒倫堡在給柏林的電報中說︶，蘇聯政府和史達林本人已經放棄了原先允許一個殘存的波蘭存在的意圖，現在想以皮薩河一那累夫河一維斯杜拉河一散河為界分割波蘭。蘇聯政府希望立刻就這一問題進行談判。﹂

　　由此可見，首先提出完全瓜分波蘭，不許波蘭人成為一個獨立民族存在的，是俄國人，德國人當然求之不得。九月二十三日，里賓特洛甫電告舒倫堡，叫他通知莫洛托夫，﹁俄國方面關於以著名的四河為界的主張同德國政府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表示願意再度飛往莫斯科討論與此有關的細節問題，並確定﹁波蘭地區的最後結構﹂。

　　這一次史達林親自主持談判。他的德國盟友總算領教了他在這次討價還價的談判中是多麼不講情誼、寡廉鮮恥、不擇手段，這一點，他的英、美盟友以後也會領教到。這位蘇聯獨裁者於九月二十五日晚間八點在克里姆林宮召見了舒倫堡，這位大使回去以後，當夜就打電報給柏林，就某些嚴酷的現實問題提出警告，並且指出德國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

　　﹁史達林聲稱｜｜他認為留下一個獨立的殘存波蘭國家是錯誤的。他建議，從分界線以東的領土上，把一直延伸到布格河為止的整個華沙省劃歸我們所有。作為交換，我們應該放棄對立陶宛的要求。

　　史達林｜｜還說，如果我們同意，蘇聯將立刻依據八月二十三日的︵秘密︶議定書著手解決波羅的海各國的問題，並且表示希望德國政府在這一方面給予慷慨的支持。史達林特別指明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不過沒有提到芬蘭。﹂

　　這是一樁狡猾而又狠毒的買賣。史達林準備用已經被德國攻佔的兩個波蘭省份交換波羅的海各國，他已經幫了希特勒一個大忙，使後者有了進攻波蘭的條件，現在他要利用這一點，鑽空子盡可能多撈一把。此外，他這樣建議也是要求德國人把所有的波蘭人全接過手去。他作為一個俄國人，從幾百年的歷史教訓中深深知道：波蘭人喪失了獨立之後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讓德國人為他們傷腦筋去吧！俄國人才不管呢，而另一方面，他卻可以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從俄國割走的波羅的海國家，它們的地理位置為蘇聯提供了絕妙的屏障，可以防禦德國這個盟友的突然襲擊。

　　里賓特洛甫於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六點乘飛機第二次到達莫斯科，在前往克里姆林宮之前接到柏林打來的兩份電報，知道了俄國人正在搗什麼鬼。這是德國駐塔林的公使發來的電報，其中說，愛沙尼亞政府剛才通知他，蘇聯已經以﹁立刻發動進攻作為嚴重威脅手段﹂，要求在愛沙尼亞境內建立軍事和航空基地。當天深夜，里賓特洛甫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作了長時間的商談之後，打電報報告希特勒，﹁就在今夜﹂將締結一項條約，根據這項條約兩師紅軍和一旅空軍將駐紮在﹁愛沙尼亞領土上；但在目前這段時間內暫不廢除愛沙尼亞的政權﹂。但是，元首原是精於此道的老手，他清楚地知道愛沙尼亞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數了。第二天，里賓特洛甫就得到通知，希特勒已經下令撤退居住在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境內的八萬六千名日耳曼族人。

　　史達林提出了他的帳單，希特勒不得不如數照付，至少暫時如此。他立刻就放棄了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這兩個地方是他在德蘇條約中已經同意屬於蘇聯利益範圍之內的。這一天還沒有過完，他又放棄了德國東北邊境上的立陶宛，而根據莫斯科條約秘密條款的規定，這個國家是屬於德國利益範圍的。

　　這次會談從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十點一直進行到深夜一點，史達林向里賓特洛甫提出了兩個方案，內容就像他在二十五日對舒倫堡提過的那樣：第一個方案是接受原先沿皮薩河、那累夫河、維斯杜拉河和散河這四條河劃定的波蘭分界線，立陶宛歸德國所有；第二個方案是把立陶宛讓給俄國，交換條件是讓德國取得更多的波蘭領土︵盧布林省以及華沙以東的土地︶，這樣，全部的波蘭人就幾乎會全都歸於德國。史達林竭力建議德國選擇第二種方案。里賓特洛甫於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四點給希特勒發了一份很長的電報，提出這個問題，希特勒表示同意。

　　分割東歐需要進行相當複雜的繪製地圖的工作，九月二十八日下午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談判，緊接著克里姆林宮就舉行國宴招待里賓特洛甫，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提早退席去同應召來到莫斯科的拉脫維亞代表團舉行會談。里賓特洛甫趁這個時間趕到歌劇院去看了一幕︽天鵝湖︾，半夜又回到克里姆林宮為地圖以及其它問題作進一步的商談。第二天清晨五點，莫洛托夫和里賓特洛甫就在正式稱為德蘇邊界友好條約的新協定上簽了字。這時，史達林再一次滿面春風地在旁觀看著，正像一個德國官員事後所報告的那樣，﹁流露出顯而易見的滿意神情﹂。他是有理由高興的。

　　公佈的條約正文，宣佈了兩國在﹁前波蘭國家﹂境內的﹁各自民族利益﹂的範圍，並且聲明，它們將在各自取得的領土上重建﹁和平與秩序﹂，並﹁確保當地居民享有適合本民族特徵的和平生活﹂。

　　但是和上次德蘇之間的交易一樣，這一回也有﹁秘密議定書﹂，一共有三個議定書，其中兩個包含著這次協定的主要內容。一個是把立陶宛劃歸蘇聯的﹁勢力範圍﹂，同時把盧布林和東華沙兩省劃歸德國方面，第二個議定書說得簡短扼要，內容如下：

　　﹁雙方在各自領土內不得容許波蘭人從事影響對方領土的活動。雙方將在自己的領土內撲滅此種活動的一切萌芽，並且將為此目的而採取的適當措施通知對方。﹂

　　於是波蘭就像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樣，從歐洲地圖上消失了，不過，這一次幫助和慫恿希特勒併吞一個國家的，卻是那個長期以來一直以被壓迫民族的維護者自居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是波蘭第四次受到德國和俄國︵奧地利參預了其餘幾次︶的瓜分。而在瓜分過程中，情形以這一次為最殘酷無情。在九月二十八日的秘密議定書中，希特勒和史達林一致同意，要在波蘭實行恐怖統治，企圖殘酷地扼殺波蘭的自由、文化和民族生活。

　　希特勒進行了波蘭戰爭，並取得了勝利，但是更大的勝利者卻是不費一槍一彈而坐享其成的史達林。蘇聯得到了將近半個波蘭以及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控制權。它更加牢固地阻礙了德國，使德國不能達到它所垂涎的兩個主要長遠目標｜｜烏克蘭的小麥和羅馬尼亞的石油，而德國要戰勝英國的封鎖所最急需的正是這兩種東西。甚至希特勒渴望在波蘭獲得的波里斯拉夫一德羅戈貝奇油區也被史達林要去了，史達林仁慈地答應以相當於這一油區年產量的石油售給德國。

　　為什麼希特勒付給俄國人這樣高的代價？不錯，為了使蘇聯不參加西方陣營，置身戰爭之外，他曾經在八月間做過這種諾言。但他從來不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況且波蘭現在已經被德國以舉世震驚的武功征服了，他本來可以像軍方所竭力主張的那樣對八月二十三日的條約來一個不認帳，如果史達林不答應，元首可以用剛為波蘭戰役所證明的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來威脅史達林。但是他能夠這樣辦嗎？當英國人和法國人正在西方嚴陣以待的時候，他是不能這樣辦的。要對付英法，他就不能有後顧之憂。他此後的言論證明，這就是他讓史達林狠狠地敲了這樣一筆竹槓的原因。但是，當他把注意力轉向西線的時候，他並沒有忘記這位蘇聯獨裁者做交易這麼心毒手辣。

第十九章　西線的靜坐戰

　　西線那裡沒有發生什麼戰事，幾乎沒有放過一槍。德國的老百姓開始把這種戰爭叫做﹁靜坐戰﹂｜｜Ｓｉｔｚｋｒｉｅｇ。在西方，人們也很快就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假戰爭﹂。在這裡，正如那位英國將軍Ｊ．Ｆ‧Ｃ‧富勒所說的：﹁世界上最強大的︵法國︶陸軍，對峙的不過二十六個︵德國︶師，卻躲在鋼骨水泥的工事背後靜靜地坐著，眼看著一個唐‧吉訶德式的英勇的盟國被人消滅了﹂

　　對這種情況，德國人是不是感到意外呢？一點也不。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在八月十四日最初那篇日記中就詳盡地估計了一旦德國進攻波蘭時西線方面可能出現什麼情況。他認為法國﹁多半不會﹂採取攻勢。他相信法國絕不會﹁不顧比利時人的意願﹂假道比利時出兵。他的結論是，法國方面會繼續採取守勢。前面已經談到，當九月七日波蘭軍隊的失敗已成定局的時候，哈爾德就已經忙於制訂把德軍西調的計畫了。

　　那天晚上，他記下了勃勞希契那天下午同希特勒商談的結果。

　　﹁西方的動向尚不清楚，從某些跡象來看，沒有真想打仗的意圖｜｜法國內閣缺乏果敢的氣魄，英國方面也開始透露出在進行清醒考慮的跡象。﹂

　　過了兩天，希特勒發出了第三號作戰指令，命令作好準備，讓陸空軍部隊從波蘭調往西線。但是不一定就打。指令規定﹁即使在英國｜｜和法國遲疑地啟釁之後，我軍地面部隊︵或︶｜｜我方飛機每次越過西部國境，︵以及︶對於英國的每一次空襲，都必須有我的明確命令﹂。

　　法國和英國對波蘭做過什麼保證？在它一旦受到攻擊時，它們將怎樣做？英國的保證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國的保證是明確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法波軍事協定對此曾有明文規定。該條約載明，法國方面將﹁在總動員令下達後不出三天的時間內逐步對有限目標發動攻勢﹂。如今總動員令已在九月一日宣佈。條約還進一步規定，﹁一旦德國以主力進攻波蘭，法國將從法國總動員開始後第十五天起，以其主力部隊對德國發動攻勢﹂，當波蘭副參謀總長雅克林茲上校問到法國能夠派出多少部隊參加這一大規模的進攻時，甘末林將軍曾經告訴他，法國屆時大約可以派出三十五個到三十八個師。

　　但是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八月二十三日，當德國對波蘭的進攻眼看就要爆發的時候，那位膽怯的法國統帥卻告訴他的政府說，﹁要到大概不到兩年以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之間﹂他才可能發動一場真正的攻勢，他還說，這是假定到那個時候法國能得到﹁英國部隊和美國裝備的幫助﹂。

　　的確，在戰爭一開始的幾個星期內，英國能派到法國去的部隊是少得可憐的。到了十月十一日，波蘭戰事結束了三個星期以後，英國才派了四個師｜｜十五萬八千人｜｜到法國去。邱吉爾稱之為﹁象徵性的幫助﹂。富勒指出，直到十二月九日英國方面才第一次有了傷亡｜｜有一個外出巡邏的班長被擊斃。富勒說：﹁自從莫利內拉和紮戈那拉之戰以來還未見過這樣不流血的戰爭。﹂

　　那些德國將領們在紐倫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時候，一致認為波蘭戰役期間西方國家沒有在西線發動進攻，是錯過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哈爾德將軍說︶只有幾乎完全不顧我們的西部邊境，我們才有可能在對波蘭的進攻中取得勝利。如果法國人當時看出了局勢的必然規律，利用德軍在波蘭交戰無暇分身的這個機會，他們本來是有可能在我們無法防禦的情況下跨過萊因河，威脅魯爾區的，而魯爾區對德國作戰具有莫大的決定性意義。

　　｜｜︵約德爾將軍也說︶如果說我們沒有在一九三九年崩潰，那僅僅是由於在波蘭戰役期間，英法兩國將近一百一十個師在西方對德國的二十三個師完全按兵未動的緣故。﹂

　　對此，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將軍補充道：

　　﹁我們軍人一直擔心法國會在波蘭戰役期間發動進攻，結果感到非常驚訝，因為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假使法國進攻，他們所遇到的將會只是德國的一道軍事紙屏，而不是真正的防禦。﹂

　　那麼，在西線對德軍具有壓倒優勢的法軍︵最初的兩個英國師直到十月初才部署好︶，為什麼沒有像甘末林將軍和法國政府以書面保證的那樣發動進攻呢？

　　說來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國最高統帥部、政府和人民當中的失敗主義情緒；其次是法國人對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傷亡慘重、元氣大傷記憶猶新，他們決心只要能夠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這樣一場殺戮；第三，到九月中旬，波蘭軍隊的慘敗使他們感到德國人不久就能把優勢兵力調往西線，從而把法國最初取得的一點進展一掃而空；還有就是對於德國武器和空中優勢的恐懼心理。真的，法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要求英國空軍不去轟炸德國境內的目標，生怕法國工廠會遭受到報復性的打擊，殊不知對德國的工業中心魯爾如果進行全力轟炸，很可能使德國遭到致命打擊。許多德國將領後來承認，這是他們在九月間最擔心的一件事。

　　從根本上來說，對於法國為什麼沒有在九月間對德國發動進攻這個問題，邱吉爾的話可能是最好的解答。他寫道：﹁這場戰爭實際上早在幾年以前就已經輸掉了。﹂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的時候，一九三六年在德國重新佔領萊因區的時候，以及一九三五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顧凡爾賽條約宣佈實行徵兵制的時候，就輸掉了。由於盟國方面幾次可悲地畏縮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價，可是巴黎和倫敦卻彷彿以為靜坐不動就可能把那筆債躲過去似的。

　　但是在海上卻有戰鬥。

　　德國的海軍不像西線的陸軍那樣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戰的第一個星期內就擊沉了十一艘英國船艦，總噸位為六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噸，幾乎等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德國潛艇戰最猖獗時英國在一周中所損失的半數，當時英國的處境岌岌可危。但英國的損失往後逐漸減少，第二個星期損失了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一噸，第三個星期為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噸，而第四個星期只損失了四千六百四十六噸｜｜九月份總計被潛艇擊沉的船隻為二十六艘並十三萬五千五百五十二噸，被水雷炸沉的為三艘共一萬六千四百八十八噸。

　　這種損失的陡然減少，有一個原因是英國人所不知道的。九月七日，雷德爾海軍元帥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長時間的商談。由於在波蘭旗開得勝以及法國並未在西線發動進攻而大喜過望的希特勒，叫海軍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國表現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克制﹂，英國人也在﹁舉棋不定﹂。鑒於這種情況，德國人決定大西洋上的潛水艇毫無例外地放過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對法國船進行攻擊，並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號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號兩隻袖珍戰艦暫時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爾在日記中寫道：﹁總的政策是實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進一步明朗化，這大約需時一星期。﹂

﹁雅典娜﹂號的沉沒

　　希特勒同雷德爾在九月七日的會上還作出了另一項決定。那位海軍元帥在日記裡寫道：﹁等到所有潛艇返航後再著手解決﹃雅典娜﹄號事件。﹂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海上的戰爭是在英國宣戰十小時以後開始的，當時，九月三日晚上九點，滿載一千四百名乘客的英國郵船﹁雅典娜﹂號在赫布里底群島以西約二百英里處未獲警告就被魚雷擊沉了，當時造成一百一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二十八名美國人。德國宣傳部接到倫敦發出的第一批消息之後就到海軍總司令部去查對，海軍總司令部的回答說，出事地點附近並沒有德國潛艇，於是宣傳部當即否認那艘船是德國人擊沉的。這一不幸事件弄得希特勒和海軍司令部非常尷尬。起初他們還不相信英國方面的報導，因為他們曾經下令所有潛艇艦長遵守海牙公約，不得不予警告就攻擊船隻。但是由於所有潛艇的無線電臺為了保密的緣故全都保持沉默，無法立刻查明事情真相。雖然如此，不到兩天，納粹的御用報紙就叫嚷說，這艘客船是英國人為了激怒美國使其參戰而自行炸沉的。

　　威廉街的確非常關心美國方面對這次造成二十八名美國公民死亡的慘禍的反應。炸沉船隻後的第二天，國務秘書威茲薩克約見了美國代辦亞歷山大‧寇克，向他否認這是德國潛艇幹的事。他強調說，在出事地點附近沒有一艘德國艦艇。據他後來在紐倫堡供認，當天晚上他找到了雷德爾，提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是因為德國擊沉了﹁盧西坦尼亞﹂號後美國才參戰的，勸他﹁盡一切努力﹂避免激怒美國。那位海軍元帥向他保證，﹁不可能有任何一艘德國潛艇牽涉在內﹂。

　　雷德爾海軍元帥在里賓特洛甫的催促下，於九月十六日把美國大使館海軍武官請到他那裡，告訴他說他現在已經收到了所有潛艇的報告，﹁結果肯定證實﹂雅典娜﹁號絕不是德國潛艇擊沉的﹂。他要求這位武官將這一情況轉告他的政府，這位武官即刻就照辦了。

　　這位海軍元帥說的並不完全是實話。九月三日出海活動的潛艇還沒有全部返航回港，沒有返航的潛艇裡就包括蘭普少校指揮的Ｕ一三十號在內，這艘潛艇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進入本國領海停泊。潛艇司令卡爾‧鄧尼茨海軍上將親自在碼頭上等著這艘潛艇人港。幾年以後他在紐倫堡法庭上敘述了這件事情，這才使擊沉﹁雅典娜﹂號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當那艘潛艇入港時，我在威廉港的水閘邊上見到了艦長蘭普少校，他要求和我個別談話。我立刻注意到他那副鬱鬱不樂的神情，他馬上告訴我說，在北部海峽海面擊沉了﹁雅典娜﹂號的大概是他。按照我原先的指示，他當時在對不列顛群島的航線入口上可能出現的武裝商船進行嚴密警戒，他用魚雷擊沉了一條船，事後從無線電廣播中才知道這條船就是﹁雅典娜﹂號，當時他還當它是一條正在巡邏的武裝商船｜｜

　　我立刻派蘭普坐飛機到柏林去向海軍作戰參謀部面陳一切。同時，我採取臨時措施，命令嚴守秘密。當天深夜，也就是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海軍上校弗立克轉來的一個命令：

　　一、這一事件應予徹底保密

　　二、海軍總司令部認為並無召開軍事法庭的必要，因為司令部已經查明，該艦長的這一行動並非有意。

　　三、政治上的解釋將由海總處理。

　　至於元首否認德國潛艇擊沉﹃雅典娜﹄號的政治宣傳活動，我完全沒有參預。﹂

　　鄧尼茨必定打一開始就猜到了事情真相，否則他不會到碼頭上去迎候返航的Ｕ｜三十號。他說沒有參預，實際上卻參預了消滅一切可能洩露秘密的證據的活動，篡改了該潛艇的航海日誌和他自己的日記。正如他在紐倫堡供認的，他本人曾命令把Ｕ一三十號的航海日誌上任何提到﹁雅典娜﹂號的話都塗掉，同時也把自己的日記裡與此有關的話刪去。他還要艇上全體人員立誓絕對保密。

　　毫無疑問，所有國家的最高統帥部在戰爭進行期間都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如果希特勒像雷德爾海軍元帥在紐倫堡所供認的那樣，命令對﹁雅典娜﹂號事件嚴守秘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值得稱讚的話，尤其是海軍司令部開始時由於確實相信這事不是德國潛水艇幹出的，已經正式否認了，如果後來又迫不得已而加以承認，就會處於非常難堪的境地。但是希特勒卻不以此為滿足。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晚上，宣傳部長戈培爾親自在電臺上指控邱吉爾自己炸沉了﹁雅典娜﹂號。戈培爾當時那篇廣播演說，作者至今還記得很清楚。第二天，納粹官方報紙︽人民觀察家報︾，在第一版上以︽邱吉爾自己炸沉了﹁雅典娜﹂號︾為標題發表了一篇報導，聲稱英國海軍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艙裡安放了一顆定時炸彈，在紐倫堡的審訊中證實，這篇廣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時也證實了，儘管雷德爾。鄧尼茨和威茲薩克對於這種厚顏無恥的彌天大謊感到非常不滿，卻不敢表示什麼意見。

　　外交部裡這位自命反納粹的領導人和這兩位海軍將領，只要那位惡魔般的納粹統帥一聲令下就會立刻俯首貼耳、唯命是從，其它將領們也完全一樣。這種態度註定要在德國的歷史上造成最黑暗的一頁。

希特勒的和平建議

　　﹁今晚的報紙公開地大談其和平﹂，我在九月二十日的日記裡寫道，﹁今天我和一些德國人交談，他們全都滿懷信心不出一個月我們就會得到和平。他們個個興高采烈。﹂

　　頭一天下午，我在富麗堂皇的但澤市政廳裡聽了希特勒的演說。這還是他自從九月一日在國會宣告戰爭開始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講演。儘管他因為保衛華沙的波軍還在英勇抵抗，使他不能在華沙發表這篇演說而感到惱火，儘管他每次在演說中提到大不列顛時都恨得咬牙切齒，但是他仍然作出了一點點和平姿態。﹁我無意同英國和法國作戰。﹂他說，﹁我同情那些在前線上的法國士兵，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戰。﹂最後他禱求﹁保佑我們取得勝利的萬能的上帝讓別國人民認清這場戰爭將是多麼的無謂｜｜讓他們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九月二十六日，華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國的報紙和電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和平攻勢。根據我當時的日記，其要點是：﹁為什麼英、法現在要打仗呢？沒有理由要打仗。德國對西方並無野心。﹂

　　兩天以後，俄國一邊狼吞虎嚥地併吞劃歸它名下的那一塊波蘭土地，一邊也加入了這場和平攻勢。隨同德蘇邊界友好條約及其瓜分東歐的秘密條款的簽定，莫洛托夫和里賓特洛甫於九月二十八日又在莫斯科合夥擬製並簽定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和平宣言。

　　宣言說，德蘇兩國政府：

　　﹁在最終解決了由於波蘭國家瓦解而產生的各種問題，為東歐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之後，共同表示確信，德國與英、法兩國之間終止戰爭狀態將有助於增進世界各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兩國政府將為此目的共同努力｜｜務求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但是，如果兩國政府的努力竟然歸於無效，這就表明英、法兩國應對戰爭的延續負責｜｜﹂

　　希特勒是真要和平呢，還是想繼續打下去，借蘇聯的幫助把延續戰爭的責任推到西方同盟國家身上呢？他嘴上雖然說得很肯定，但是大概連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九月二十六日他同仍然沒有放棄和平努力的達勒魯斯作了一次長談，兩天以前，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奧斯陸會見了老朋友奧吉爾維‧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國駐柏林大使館的參贊，現任挪威首都英國公使館參贊。據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備忘錄說，達勒魯斯報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經對他說，英國政府在尋求和平。唯一的問題只是：怎樣才能保全英國人的面子？

　　﹁假使英國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們能在兩星期內得到和平而又不會喪失面子。﹂

　　元首說，他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波蘭已經不可能重新站起來了。﹂他說除了這一點必須承認之外，他準備保證﹁歐洲其餘部分﹂的現狀，包括保證英國、法國以及低地國家的﹁安全﹂。接著就討論到如何提出和談的問題。希特勒主張由墨索里尼出面。達勒魯斯以為荷蘭女王可能更為﹁中立﹂一些。當時也在場的戈林建議，英、德兩國代表先在荷蘭秘密會見，如果他們取得了進展，然後再由女王正式邀請兩國參加停戰談判。希特勒曾經好幾次表示他懷疑﹁英國是否有意於和平﹂，但最後還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辦法，由後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國去按指定的方向進行試探。

　　﹁英國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們想要的話，﹂希特勒在達勒魯斯臨走的時候對他說，﹁不過，他們得要趕快。﹂

　　這只是元首的一種想法。他還對他的將領們談出來了另外一種想法。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哈爾德在日記裡提到，他得到﹁元首計畫在西線發動進攻的消息﹂。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希特勒剛向達勒魯斯保證他準備同英國講和的第二天，他就在總理府召集武裝部隊的司令官們開會，告訴他們說他已經決定﹁儘快地在西線發動進攻，因為法、英聯軍現在還沒有作好準備﹂。據勃勞希契說，他甚至規定了進攻的日期｜｜十一月十二日。毫無疑問，那一天希特勒被華沙終於投降的消息沖昏了頭腦。他大概以為，至少法國會和波蘭一樣容易屈服，雖然兩天以後，哈爾德在日記中提到要向元首﹁解釋﹂，﹁波蘭戰役的戰術不能依樣畫葫蘆地適用於西線。對一支組織嚴密的軍隊不能這樣打﹂。

　　十月一日齊亞諾在柏林同希特勒做過一次長談，對這位總理的心理瞭解得最透徹的，也許就要算他了。這位年輕的義大利外交大臣現在雖然已經對德國人厭惡透頂，但是還是不得不維持著表面關係，他發現這位元首充滿了自信。齊亞諾說，他講述自己的計畫時，﹁只要提到他作戰的手段和方法，兩眼就閃射著兇狠的光芒﹂。這位義大利貴賓在總結他對希特勒的印象時寫道：

　　﹁｜｜今天，在取得重大勝利之後，使他的人民得到鞏固的和平，也許仍然是希特勒所嚮往的一個目的。但是如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他犧牲自己認為理所應得的勝利果實，哪怕是犧牲一點點，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寧願再打一仗的。﹂

　　當我坐在十月六日中午開幕的國會中聆聽希特勒發表他那和平的呼籲時，心裡感到好像是在聽一張已經放了五、六遍的老唱片。我已經三番四次地聽到他每逢凱旋歸來以後就在這同一個講壇上，用同一種表面上聽來非常誠懇真摯的調子提出和平建議；這些話如果你沒有想到當時那次的受害者，聽起來的確是合情合理的。在這個天高氣爽、陽光燦爛的秋日，他又像往常那樣鼓起如簧之舌，擺出偽善的面孔，重彈老調。那是一篇冗長的演說，是他生平最為冗長的公開演說之一。他先用了一個多小時對歷史作了典型的歪曲，並且把德國在波蘭︵﹁這個不成體統的國家﹂︶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噓了一番，然後在快要結束的時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議及其理由：

　　﹁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們同法國的關係擺脫一切惡意的痕跡，使這種關係能為兩國所接受｜｜德國對於法國不再有進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經不願再提阿爾薩斯一洛林問題｜｜我一直向法國表示願意永遠埋葬彼此之間的舊仇宿怨，並使這兩個具有光榮歷史的國家互相接近｜｜﹂

　　英國呢？

　　﹁我也作了同樣多的努力來爭取英德之間的諒解以至友誼。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做過任何違反英國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國同英國達成諒解，歐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關於和平呢？

　　﹁為什麼要在西方打這場戰爭呢？是為了恢復波蘭這個國家嗎？凡爾賽和約的波蘭是不會再出現了｜｜重建波蘭國家的問題不能通過西方的戰爭來解決，而只能由俄國和德國來解決｜｜波蘭在剛剛誕生的時候就被一切非波蘭血統的人稱為先天不足的流產兒，為了重建這樣一個國家而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和破壞價值億萬的財富，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還有什麼別的理由要打仗嗎？｜｜

　　如果這一場戰爭的真正目的僅僅是為了更換德國的政權的話｜｜那麼，這將不過是白白地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罷了｜｜﹂

　　的確，西線的這一場戰爭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有的，希特勒開了一大張清單：﹁建立一個波蘭國家﹂︵事實上他已經和俄國人商量好不許這樣一個國家存在了︶；﹁解決和了結猶太人問題﹂；德國的殖民地問題；恢復國際貿易的問題；﹁無條件地保證和平﹂；裁減軍備；﹁對於空戰、毒氣、潛艇等等的限制﹂；解決歐洲少數民族的問題。

　　他建議歐洲幾個大國舉行一次﹁經過最充分的準備的﹂會議來﹁解決這些重大問題﹂。

　　﹁這樣一個會議行將決定本大陸今後許多年的命運︵他繼續說道︶，在大炮轟鳴下，在軍隊被動員起來對它施加壓力時，是決不可能深思熟慮地審議問題的。

　　可是，如果這些問題遲早一定要解決，那麼，在千百萬人被送去作無謂的犧牲和數以億計的財富化為灰燼之前來解決這些問題，是比較明智的。讓西方目前的事態發展下去，其後果是難以設想的。不久，每天的犧牲將不斷增長｜｜歐洲的國民財富將為炮彈浪費殆盡，各國的元氣將在戰場上耗竭｜｜

　　有一點可以肯定。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同時出現過兩個勝利者，而兩敗俱傷的例子倒是屢見不鮮，但願那些持有相同見解的人民及其領袖現在就作出他們的回答。讓那些認為戰爭是更好的解決辦法的人拒絕我伸出的手吧。﹂

　　這裡，他指的是邱吉爾。

　　﹁但是，如果邱吉爾先生及其追隨者的意見佔了上風，這番話將是我最後的一次聲明。這樣一來，我們就將打下去｜｜在德國的歷史上永遠不會有第二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我從國會回來以後就在日記上寫道，據我看來英國人和法國人會不會﹁花五分鐘的時間﹂來考慮這個籠統而含糊的建議，是很值得懷疑的。但是德國人卻很樂觀。那天晚上我去作廣播時，在路上買了一份早出版的︽人民觀察家報︾。花體字的標題是：

　　﹁德國希望和平｜｜德國對英法沒有戰爭意圖｜｜除殖民地以外，德國再無其他修正凡爾賽和約的要求｜｜裁減軍備｜｜同歐洲所有國家合作｜｜建議舉行談判。﹂

　　現在我們從德國的秘密檔案中知道，當時威廉街陸續通過西班牙和義大利駐巴黎的大使得到那方面傳來的報告，因而滿心相信法國人沒有胃口把這場戰爭打下去。早在九月八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國人說，龐納﹁鑒於法國人普遍厭戰，打算一俟波蘭戰事結束就設法達成一項諒解。有可信的跡象表明，他正在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觸﹂。

　　十月二日，阿托利科把義大利駐巴黎大使最近打來的一份電報的抄件交給了威茲薩克，內中說，法國內閣大多數閣員贊成和談，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如何﹁使法國和英國能夠保全面子﹂。不過，達拉第總理顯然不在這個大多數之列。

　　這是個很可靠的情報。

　　十月七日，達拉第答覆了希特勒。他宣佈，法國在沒有得到關於﹁真正的和平與普遍的安全﹂的確實保證以前，將不放下武器。不過，希特勒更關心的並不是這位法國總理的答覆，而是張伯倫的反應。十月十日，在體育館主持冬賑活動的開幕典禮的簡短演說中，他再一次強調聲明，他﹁隨時準備接受和平﹂。他補充道，德國方面﹁沒有理由要同西方國家打仗﹂。

　　張伯倫於十月十二日作出了回答。這個回答對德國人民｜｜如果不是對希特勒｜｜來說，不啻迎頭一盆涼水。那位首相在下院發表了一篇演說，說希特勒的建議是﹁含糊而不可靠的﹂，並且指出，﹁這些建議沒有提到如何糾正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所犯下的錯誤的問題﹂。他說，﹁德國現政府﹂的諾言不能信賴。如他們果真要求和平，﹁就應該有行動上的表現，而不僅是在口頭上說說﹂。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表明自己對和平的誠意。

　　希特勒的諾言再也不能欺騙這位慕尼黑妥協者了。第二天，十月十三日，德國發表了一份正式聲明，宣佈張伯倫拒絕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議，執意選擇了戰爭的道路。這位納粹獨裁者現在算是有了進行戰爭的藉口了。

　　實際上，我們現在從繳獲的德國檔案中知道，希特勒不等那位首相作出答覆就發佈了準備立刻在西線發動進攻的命令。十月十日，他召見了軍事將領們，對他們宣讀了一份相當長的備忘錄。說明了戰爭的局面和世界的形勢，並把第六號作戰指令扔給了他們。

　　這位元首原來在九月底固執地提出要在西線儘早發動進攻的要求，曾使陸軍司令部陷入一片慌亂。勃勞希契和哈爾德在其它幾位將領的支持下，曾經共同去向希特勒解釋，立刻發動攻勢是辦不到的，他們說，整修在波蘭用過的坦克就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湯瑪斯將軍以具體數字說明德國每月缺鋼六十萬噸。軍需總監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報告說，手頭的軍火只﹁夠我們三分之一的部隊打十四天之用﹂｜｜要在十四天內打敗法國人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當那位陸軍總司令和那位參謀總長於十月七日就陸軍方面的弱點提出正式報告時，元首卻不予理睬。約德爾將軍是最高統帥部裡僅次於凱特爾的第二名唯命是從的應聲蟲，他警告哈爾德說，由於陸軍反對在西線立即發動進攻，﹁一場嚴重的危機可能正在醞釀中﹂，元首﹁由於軍人不服從他的命令非常惱火﹂。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於十月十日上午十一點召集將領們舉行會議，會上根本沒有徵詢他們的意見。注明為前一天簽發的第六號指令告訴了他們應當怎樣行動：

　　﹁絕密

　　如果最近的未來事態表明，英國以及跟在它後面的法國無意於結束這場戰爭，我決心不作多大耽擱就採取有力的進攻性的行動｜｜

　　因此，我命令：

　　一、為穿越盧森堡、比利時和荷蘭地區的｜｜攻擊戰作好準備。必須儘早｜｜實現這一攻擊。

　　二、其目標在於儘量殲滅法國作戰部隊以及與其並肩作戰的同盟國部隊；同時，在荷蘭、比利時以及法國北部盡可能多佔領土地，以便作為對英國進行有利的空戰和海戰的基地｜｜

　　我要求三軍總司令儘快根據本指令制訂計劃，向我提出詳細報告，並把各種情況隨時報告我｜｜﹂

　　希特勒在把指令交給他的軍事將領們之前，曾向他們宣讀了簽署日期同為十月九日的秘密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是這位前奧地利下士所寫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文件之一。這份備忘錄不僅表明希特勒從德國人的觀點出發對於歷史的理解，還表明他有傑出的軍事戰略和戰術思想，同時也表明他對於西線戰事的發展與結果具有預見，這一點不久就將得到證實。他說，自從一六四八年的繆恩施特︵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結束了德意志第一帝國以來，德國同西方國家之間就一直在進行著鬥爭，這是﹁一場無論如何都要打個明白的鬥爭﹂。但是，自從在波蘭取得了重大勝利之後，只要不﹁危及﹂德國在波蘭的既得利益，﹁我們並不反對立刻結束戰爭﹂。

　　﹁但是研究這一方面的可能性，哪怕是對這種可能性加以考慮，都不是本備忘錄的目的，我只準備談另一個問題：繼續戰鬥的必要性｜｜德國的戰鬥目標，是從軍事上一勞永逸地迅速解決西方問題；也就是說，摧毀西方國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世不能再反對德國人民在歐洲的國家鞏固和進一步發展。

　　這一長遠目標對外講來在宣傳上將不得不作種種適應｜｜這並不改變我們的戰爭目標。這個目標現在是而且永遠是摧毀我們的西方仇敵。﹂

　　將領們對這樣倉促地在西線發動進攻曾經表示反對。可是他告訴他們，時間是站在敵人那一邊的，他提醒他們，波蘭的勝利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德國實際上只有一條戰線。這種形勢仍未改變｜｜但是又能維持多久呢？

　　﹁沒有任何條約或協定能夠有把握地保證蘇俄永遠保持中立，目前，一切情況都不利於俄國放棄中立。但過了八個月、一年，乃至於幾年，這種局面就可能會改變。近年來，各方面的情形都說明條約的不足憑信。防禦俄國進攻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及時地顯示德國的力量。﹂

　　至於義大利，﹁義大利支援德國是否有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墨索里尼是否活著，以及德國是否能有更大的新勝利去吸引那位領袖。在這裡，時間也是個因素。比利時和荷蘭的情況也是如此，這兩個國家有可能在英、法的壓力下放棄中立，這是德國不能坐待其發生的事情。甚至對美國來說，﹁也應當認為時間是不利於德國的﹂。

　　希特勒承認，持久戰對德國有很大的危險，他列舉好幾個危險的因素。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中立國家︵他好像主要考慮的是俄國、義大利和美國︶有可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樣被拉到敵對的一邊去。而德國﹁有限的糧食和原料基地﹂，也會使德國難於取得﹁物資進行戰爭﹂。他說，最大的危險是魯爾的地理位置易受攻擊。一旦德國這個工業生產的心臟遭到破壞，就會﹁導致德國戰爭經濟的崩潰，從而喪失抵抗能力﹂。

　　必須承認，在這篇備忘錄裡，那位前奧地利下士一方面顯示了他對於戰略戰術的驚人理解力，可是同時也顯示了他為人絲毫不講道德。有好幾頁論述了坦克和飛機在波蘭戰役中所發展的新戰術，並且詳細地分析了這種戰術如何在西線戰場上運用以及具體地在什麼地方運用。他說，最主要的是避免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那種陣地戰。裝甲部隊必須用來進行決定性的突破。

　　﹁不得使裝甲部隊陷身於比利時城鎮的迷魂陣般的大街小巷中。根本不必用它們去攻城，而是｜｜用來保持大軍通暢無阻地前進，並在找出敵方防守薄弱的陣地後以密集的兵力進行大規模的突破，以打破戰線僵持不下的局面。﹂

　　這對未來西線戰局是驚人精確的預測，今天讀到它的時候，人們不禁要問，在當時的盟國方面為什麼就沒有一個人能有這樣的見地？

　　希特勒在戰略方面的見地也是卓越的，他說，﹁唯一可能進攻的地區﹂是通過盧森堡、比利時和荷蘭，首先應該記住兩個主要的軍事目標：摧毀荷、比、法、英的軍隊，從而在海峽沿岸和北海之濱取得立足之地，這樣德國空軍就可以從這裡起飛對英國進行﹁無情的轟炸﹂。

　　他回過頭來又談戰術問題時說，最重要的是隨機應變！

　　﹁這一戰役的特殊性質，可能使我們有必要最高度地運用隨機應變的策略，在某些地點需要集中超過一般比例的進攻或防禦的兵力︵比如坦克或反坦克部隊︶，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需作低於一般比例的集中。﹂

　　至於進攻的時間，希特勒告訴他的那些滿心不情願的將領們說，﹁不能開始得太早。但是只要有可能，無論如何必須在今秋發動﹂。

　　德國的海軍將領們與陸軍將領們不同，儘管英國艦隊佔有壓倒優勢，但是他們在採取攻勢方面卻無須希特勒的任何催促，事實上，在從九月末到十月初的那些日子裡，雷德爾一直不斷地在要求元首解除對海軍活動的限制。這一點是慢慢實現的。九月十七日，一艘德國潛艇在愛爾蘭西南擊沉了英國的航空母艦勇敢號。九月二十七日，雷德爾命令袖珍戰艦德意志號和斯比伯爵號離開待命地區，對英國船運開始進攻。到十月中旬，它們就已經擊沉了七艘英國商船，鹵獲了一艘美國船弗林特市號。

　　十月十四日，德國潛艇Ｕ｜四十七號在古恩特‧庇里恩少校指揮下，突破了英國重要的海軍基地斯卡帕弗羅港看來無法突破的防禦，用魚雷擊沉了停泊在港內的皇家橡樹號，這艘戰艦上有官兵七百八十六人殉難。這一了不起的成就，提高了海軍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戈培爾博士利用這件事大吹大擂了一番。

　　但是陸軍將領方面的情況仍然是一個問題。儘管希特勒給他們寫了一長篇考慮周密的備忘錄，儘管發下了第六號指令要他們作好準備以便立即在西線發動攻勢，他們仍然想方設法地規避。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對於侵犯比利時和荷蘭有什麼道德上的顧忌，而只是因為他們對在這個時候進攻是否能取得勝利深為懷疑。但是也有一個例外。

　　在萊因河上和沿著馬奇諾防線與法軍對峙的Ｃ集團軍司令威廉‧里特‧馮‧李勃將軍，不僅對於西線的勝利表示懷疑，而且，就現有的材料來看，當時唯有他至少部分從道義立場出發反對進攻中立的比利時和荷蘭。在希特勒召見陸軍將領們的第二天，即十月十一日，李勃自己寫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把它分送給勃勞希契和其它將領。他寫道，全世界都會反對德國，

　　﹁因為它在二十五年之內第二次進犯中立的比利時！德國政府僅僅在幾星期以前還信誓旦旦地保證維護並尊重這種中立！﹂

　　當他從軍事上詳細申述了不能在西線發動攻擊的理由之後，最後他發出了和平的呼籲。他說，﹁全國都渴望和平﹂。

　　但是，這時候希特勒卻渴望戰爭和廝殺，他認為將領們的那種怯懦是不可原諒的，使他感到膩煩。十月十四日，勃勞希契同哈爾德聚首長談了一次。那位陸軍總司令覺得目前有﹁三種可能：進攻、觀望、根本性的變化﹂。哈爾德在他那天的日記裡這麼記著，後來在戰後他解釋說，所謂﹁根本性的變化﹂指的是﹁除掉希特勒﹂。但是主性怯懦的勃勞希契認為這種激烈的辦法﹁本質上是消極的，並且會使我們處於挨打的地位﹂。他們最後認為，這三種選擇都不能提供﹁決定性勝利的前景﹂。唯一可做的是繼續在希特勒身上下功夫。

　　勃勞希契於十月十七日再次謁見了元首，但是他告訴哈爾德說，他的爭辯毫不起作用，事情已﹁毫無希望﹂。哈爾德在那天的日記裡寫道，希特勒直截了當地告訴他說：﹁英國人只有在挨了打以後才會坐下來談判。我們應該儘快地給他們幾下子。進攻日期最遲不得超過十一月十五日到二十日。﹂

　　此後又同這位納粹統帥談了幾次，他終於在十月二十七日對將領們宣佈了不可更改的決定。在一次授勳儀式上，希特勒將鐵十字騎士勳章授給十四名將領之後，就開始佈置西線進攻事宜。當勃勞希契試圖說明陸軍需要一個月也就是要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能準備就緒時，希特勒的回答是﹁那太晚了﹂。他命令進攻必須在十一月十二日發動。那天散會回來，勃勞希契和哈爾德垂頭喪氣。那天晚上，他們互相安慰了一番。﹁勃勞希契顯得疲憊而又沮喪，﹂哈爾德在日記裡寫道。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謀﹂

　　密謀份子們再一次立即開始行動的時刻到來了，或者說，他們自以為是到來了，發愁的勃勞希契和哈爾德，面臨著嚴酷的抉擇：或者是採取他們在十月十四日所想到的第三種﹁可能﹂︵即除掉希特勒︶，或者是在西線發動他們認為會給德國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進攻。軍隊和文職機關中所有突然活躍起來的﹁密謀者﹂都力主走第一條道路。

　　戰爭爆發以來，他們已經遭到過一次挫折。在進攻波蘭前夕，早已退休的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又暫時被起用，在西線擔任一個司令官的職務，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他曾經竭力邀請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視察一下，以表示在進攻波蘭的時候他並沒忽視那條戰線。實際上，哈麥施坦因將軍，這個希特勒的死對頭，是想要把他抓起來。費邊‧馮‧施拉勃藍道夫早在九月三日英國政府宣戰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飯店匆忙會見奧吉爾維‧福比斯的時候，把這個陰謀悄悄地告訴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經嗅出氣味不對，謝絕了那位前陸軍總司令的邀請，並且過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謀份子們仍然同英國人保持著聯繫。他們沒有能夠採取行動阻止希特勒消滅波蘭，他們現在集中力量於避免戰事向西蔓延。文職密謀份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認識到，在德意志帝國中，唯有軍隊有辦法制止希特勒。隨著總動員和在波蘭取得的閃電般的勝利，軍隊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極大的增長。但是正如哈爾德對那些文職密謀份子所解釋的，由於編制擴大，軍隊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軍官隊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預備役軍官，而他們當中很多是狂熱的納粹份子。同時部隊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腦袋的納粹思想。哈爾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賴的並且肯於反抗元首的部隊是不容易的。無論是對敵人還是對朋友，哈爾德都是一個善於強調困難的人。

　　將領們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文職密謀份子認為也完全應當考慮。就是如果他們發動一次反對希特勒的政變，英法是不是會利用政變在軍隊和國家中所造成的混亂，從西線大舉入侵，佔領德國？並且，雖然他們已經推翻了那個罪魁禍首，英法是否仍然會向德國人民提出苛刻的講和條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國人保持聯繫，以便取得明確的諒解，使西方盟國不利用德國反納粹的政變趁火打劫。

　　他們通過好幾條途徑同英國人接觸。其中第一條途徑是由約瑟夫‧繆勒博士通過梵蒂岡發展出來的。這位博士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師，體格魁偉，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蠻勁兒，所以在年輕時得到過﹁蠻牛約瑟夫﹂的綽號。他在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的默許下，於十月初曾經到羅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岡同英國駐教廷公使建立了聯繫。據德國人說，他不僅取得了英國的保證，並且還得到了教皇的諾言，同意在新的反納粹德國政權和英國之間充當調停人。

　　另一個接觸點在瑞士的伯恩。威茲薩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德國駐倫敦代辦的希歐多爾‧科爾待當德國駐瑞士公使館的參贊。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時和一個英國人菲力浦‧康維爾一伊凡斯博士碰頭。後者曾經在德國柯尼斯堡大學擔任教授，不僅成了研究納粹主義的專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納粹的同情者。

　　十月的下半月，康維爾一伊凡斯給科爾特帶來了一個訊息，後來被科爾特說成是張伯倫以諒解和公正的態度對待未來的反納粹德國政權的莊嚴保證。實際上這個英國人帶來的只是張伯倫對下院的演說中的一段話。在這篇演說裡，這位首相一方面拒絕希特勒的和平建議，一方面宣佈英國無意﹁使一個願意同其它國家和睦相處、互相信賴的德國在歐洲無法獲得應有地位﹂。那一篇對德國人民表示友好的講演中的這一段話和其它的段落都曾由倫敦方面廣播過，那些密謀份子想必也在無線電中聽到過，但是他們仍然對那位非正式的英國代表帶到伯恩來的﹁保證﹂大表歡迎，認為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東西。這些密謀份子得到了這個聲明並認為自己已經通過梵蒂岡取得了英國的保證之後，就滿懷希望地轉向那些德國將領，說他們是滿懷希望固然不錯，但是也可以說是絕望中的孤注一擲；﹁我們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茲薩克在十月十七日對哈塞爾說：﹁就在於舉行軍事政變。但怎樣舉行政變呢？﹂

　　時間已經很緊迫了。德國已經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侵入比利時和荷蘭。必須在這個日子以前舉行政變。哈塞爾警告其它的人說，在德國侵犯了比利時以後，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對於後來發生的事，其實應當說是對於後來為什麼竟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參加這個密謀的人各持一說，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時期的那次一樣，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但是他忽冷忽熱，猶豫不定。在紐倫堡提審時，他解釋說，﹁野戰部隊﹂由於﹁全副武裝的大敵當前﹂，不可能舉行叛變。他說他曾呼籲不直接與敵人交鋒的國內駐防軍採取行動，但是他從國內駐防軍司令弗雷德里希︵弗里茨︶‧弗洛姆將軍那裡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種諒解，那就是﹁作為一個軍人﹂，只要勃勞希契下命令，他馬上就執行。

　　但是勃勞希契甚至比他的參謀總長還要膽小怕事。﹁如果勃勞希契沒有足夠的魄力作出決定的話，﹂貝克將軍對哈爾德說，﹁你就應當作出決定，給他來一個既成事實。﹂但是哈爾德堅持認為，勃勞希契是陸軍總司令，最後責任應當由他負。大家就這樣推來推去，誰也不願負責。哈塞爾在十月末的日記中悲歎道：﹁哈爾德的膽略和威信都不足以勝任此事。﹂至於勃勞希契，就像貝克所說的，只是一個﹁六年級小學生﹂。這時密謀份子由陸軍方面的經濟專家湯瑪斯將軍和諜報局的奧斯特上校為首，繼續在哈爾德身上做工作。哈爾德終於同意，至少他們認為如此，只要希特勒進攻西方的最後命令一下，就發動政變。但哈爾德本人後來卻說，這仍然要以勃勞希契作最後決定為條件。不管怎樣，十一月三日，據哈爾德和奧斯特在最高統帥部裡的一個心腹漢斯‧格羅斯庫特上校說，哈爾德通知貝克將軍和戈台勒這兩個主要密謀份子，要他們從十一月五日起隨時準備行動，陸軍總司令部和參謀本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醞釀陰謀活動的溫床。

　　十一月五日是關鍵性的一天。部隊將在這一天開往與荷、比、盧交界處的出擊點，同時勃勞希契也約定在這一天向希特勒攤牌。他同哈爾德曾經在十一月二日和三日視察了西線的各高級指揮部，戰地指揮官們反對進攻的意見增強了他們的決心。哈爾德在自己的日記裡暗自寫道，﹁沒有一個指揮部認為進攻｜｜有任何可能取得勝利﹂。於是陸軍總司令帶著把從前線將領們那裡得到了的大批論據，再加上他自己和哈爾德、湯瑪斯等人的論據彙集成的一份備忘錄，而且，用哈爾德的話來說，另外還帶了一份﹁反備忘錄﹂，那是對希特勒十月九日那份備忘錄的答覆，在十一月五日這一天，驅車前往柏林總理府，決心說服希特勒放棄在西線立即發動進攻的計畫。如果勸說無效，勃勞希契就將參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謀｜｜至少密謀份子是這樣瞭解的。他們興高采烈，非常樂觀。據吉斯維烏斯說，戈台勒甚至已經著手為未來的反納粹臨時政府草擬內閣名單了，後來還是頭腦較比冷靜的貝克制止了他才沒有這樣做。那時只有沙赫特一個人對這問題極感懷疑。﹁你們瞧著吧，﹂他警告道，﹁希特勒準會聞出氣味不對，明天不會作出任何決定。﹂

　　跟以前一樣，他們全都錯了。

　　勃勞希契一無所獲，他的備忘錄也好，前線指揮宮的報告也好，他自己的論據也好，都沒有發生作用，這本來也是意料中的事。當勃勞希契提出當時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氣最惡劣的季節時，希特勒反駁道，對德國人來說是惡劣的氣候，對敵人也同樣惡劣，何況來年春天天氣也未見得就好。最後，這位沒有脊梁骨的陸軍統帥計無可施，便告訴元首說，西線部隊的士氣同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情況類似，當時軍隊裡充滿了失敗主義情緒，發生不服從命令的情況，甚至有兵變。

　　據哈爾德說︵他的日記是這次極機密的會談的主要來源︶，希特勒一聽這話，頓時勃然大怒。他要勃勞希契說出來：﹁哪個部隊出現了這種沒有紀律的情況？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什麼地方？﹂他要在第二天親自坐飛機到那裡去調查。據哈爾德的日記說，可憐的勃勞希契本來想故意誇大一下事實，以便﹁嚇退希特勒的﹂，現在卻惹得元首大發雷霆地訓了一頓。﹁陸軍總司令部採取什麼行動？﹂元首吼叫道，﹁槍斃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實上﹁是你們陸軍不想打﹂。

　　﹁已經沒有辦法再談下去了，﹂勃勞希契在紐倫堡追憶那次不愉快的會見時在法庭上說，﹁於是我只好退了出來。﹂據別人回憶說，他踉踉蹌蹌地回到十八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時還驚魂未走，甚至在敘述會見經過時最初都有點語無倫次。

　　﹁佐森密謀﹂就這樣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時期的﹁哈爾德密謀﹂一樣，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在這兩次密謀中，密謀份子們為自己的行動所提出的條件都實現了。這次希特勒堅持自己的決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發動進攻，事實上當碰了一鼻子灰的勃勞希契走了之後，希特勒還用電話向佐森司令部重申了他的命令。當哈爾德要求書面的命令時，書面的命令立刻就送來了，密謀份子們曾經說，要推翻希特勒必需有一個書面證據，也就是要由希特勒下令發動一場他們認為行將使德國遭到慘禍的戰爭；現在證據有了，但是他們除了驚慌失措之外，毫無所為。他們亂成一團，急急忙忙地焚毀了可能惹禍的文件，掩蓋了他們密謀活動的痕跡。只有奧斯特上校好像還保持了鎮靜。他向比利時和荷蘭駐柏林公使館發出了警告，要這兩國提防十一月十二日早晨的進攻。然後他就動身到西線去，想試探一下，看看他還能不能再次說動馮‧維茨勒本將軍來幹掉希特勒，結果毫無所獲。包括維茨勒本在內，所有的將領都知道他們已失敗了。那位前下士又一次不費吹灰之力就戰勝了他們。幾天以後，指揮Ａ集團軍的倫斯德召集他所屬的軍級和師級司令官開會，詳細討論了進攻的計畫。雖然他本人對這次進攻的成功仍有疑問，他卻勸他的將領們撇開懷疑。他說：﹁陸軍已經分配了這個任務，不論怎樣都得執行！﹂

　　希特勒衝著勃勞希契發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嚇得要死之後，第二天就著手草擬一個宣言，對荷蘭和比利時人民為自己的侵略行為提出辯解。哈爾德日記中提到的藉口是﹁法國軍隊必將開進比利時﹂。

　　但是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希特勒卻推遲了進攻的日期，使得將領們如釋重負地舒了一口氣。

　　﹁絕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於柏林

　　｜｜元首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聽取了氣象和鐵路運輸方面的報告以後，發佈命令如下：

　　﹃Ａ日﹄推遲三天，下一決定將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六點作出。

　　凱特爾﹂

　　整個秋天和冬天希特勒發佈了十四道推遲進攻的命令，這是其中的第一道。歐戰結束時，從最高統帥部的文件中發現了這些命令的副本。這些命令表明希特勒在任何時候都從沒有放棄在西線發動進攻的決定，只不過是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後推而已。他在十一月九日把進攻推遲到十一月十九日；而臨到十一月十三日又把它推遲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像這樣一直推下去，每次都是在五六天以後前通知改期，往往是以天氣作為理由。這也許是希特勒在某種程度上對將領們的遷就，也許是他意識到陸軍尚未準備就緒。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戰略計畫和戰術計畫沒有充分擬好，因為他還在不斷地進行修改。

　　希特勒第一次推遲進攻可能還有其它的原因。十一月七日作出這個決定的那一天，比利時國王同荷蘭女王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在西歐戰爭開始激烈進行以前﹂斡旋和平，這一來使德國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希特勒在他所草擬的宣言中本來打算說，德軍開入這兩個低地國家是因為獲悉法國軍隊即將開進比利時，但是在比荷發表了這個聯合聲明之後，這個藉口就很難取信於人了。

　　同時，希特勒也可能得到了風聲，知道他進攻比利時這個中立小國已經起不到奇襲的作用，而他原來正是倚仗這一點的，十月底，戈台勒曾經到布魯塞爾去了一趟，帶去了威茲薩克的秘密委託，要德國駐比利時大使貝勞一許汪特私下警告比利時國王﹁局勢極為嚴重﹂。那位大使遵命照辦，利奧波德國王馬上就趕到海牙，同荷蘭女王商量，於是便擬定了上述的聯合宣言。但比利時人還得到了比這更為明確的情報。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個情報一部分是從奧斯特那裡來的。另外，十一月八日，貝勞一許汪特還用電報通知柏林，利奧波德國王曾告訴荷蘭女王，說他獲得﹁準確的情報﹂，得知沿比利時國境線已有德軍集結，說明德軍將﹁在兩三天﹂內穿越比利時國土發動進攻。

　　接著在十一月八日晚間和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一連發生了兩樁怪事：一樁是險些使希特勒送命的炸彈爆炸事件，另一樁是德國黨衛隊人員在靠近德國邊境處綁架了荷蘭境內的兩名英國間諜。這兩起事件雖然最初分散了那位納粹統帥的注意，使他無暇考慮在西線發動進攻的計畫，但最後卻增加了他在德國的威信，同時嚇壞了那些實際上同這兩起事件全然無關的佐森密謀份子。

納粹綁架案和啤酒館炸彈事件

　　十一月八日晚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為紀念一九二三年啤酒館政變而對黨內﹁老衛隊﹂戰友發表每年一度的演說，這篇演說比他往常的演說都短，在他講完之後十二分鐘，預先安置在講壇後面的柱子內的一枚炸彈爆炸了，死七人，傷六十三人。這時候所有的納粹要人都已經跟在希特勒的後面匆匆離開了會場。在往年，他們照例都要留下來，一面慢慢地喝著啤酒，一面同黨內的老戰友們回憶話舊，談著當年的政變。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自己的報紙｜｜︽人民觀察家報︾獨家刊登了謀刺元首的新聞。這家報紙說這樁骯髒的勾當是﹁英國特務機關﹂、甚至說是張伯倫幹的。那天晚間我在日記裡寫道：﹁這件未遂的﹃謀刺案﹄無疑將激起輿論支持希特勒，並將煽起對英國的仇恨｜｜我們多數人覺得，這一事件很像是一次新的國會縱火案。﹂

　　除開戈培爾的狂熱腦袋中所想像的以外，英國特務機關同這件事情又有什麼關係呢？於是納粹立即設法製造這樣一種關係。慕尼黑的炸彈爆炸後一、兩個小時，黨衛隊和秘密警察的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打電話給杜塞爾道夫的一個正在走紅運的年輕下屬瓦爾特‧施倫堡，根據元首的指示，命令他第二天越過荷蘭邊境，把兩個同施倫堡保持聯繫的英國特工人員綁架過來。

　　希姆萊的這道命令引起了戰爭中一樁最離奇古怪的事件。施倫堡同阿爾弗雷德‧瑙約克斯一樣，也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流氓知識份子。一個多月以來，他同荷蘭境內的兩名英國諜報官ｓ‧潘恩‧貝斯特上尉和Ｒ‧Ｈ‧斯蒂芬斯少校建立了聯繫。在他們面前，他自稱是最高統帥部裡的反納粹軍官﹁夏梅爾少校﹂︵這位少校倒也確有其人︶，並且編造了一套活龍活現的故事，說明德國將領們如何決意推翻希特勒。他說，他們希望英國方面保證倫敦政府將公正地對待未來的反納粹新政權。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由於英國人曾經從其它方面聽說過德國軍人有這麼一個密謀，那些密謀份子也曾經要求過這樣的保證，英國政府便有意同這位﹁夏梅爾少校﹂發展進一步的聯繫。貝斯特和斯蒂芬斯給了他一部小型無線電收發報機。隨後雙方在無線電上往來頻繁，並且在荷蘭不同的城市見了若干次面。十一月七日，雙方在離德國邊境不遠的荷蘭文洛鎮上見面時，那兩個英國間諜給﹁夏梅爾﹂帶來了倫敦方面寄給德國反納粹領袖的一封相當含糊的信，十分籠統地談了同一個反納粹政權締結公正的和約的基礎。當時說妥，﹁夏梅爾﹂將在第二天把一位反納粹的領袖︵一位德國將軍︶帶到文洛來開始舉行最後的談判。這一會晤後來又推遲到九日。

　　直到這時為止，雙方的目標是明確的。英國方面打算同德國密謀政變份子建立直接聯繫，以便鼓勵和幫助他們。希姆萊則打算通過這兩個英國人來發現德國的密謀份子是那些人，以及他們同英國間諜機關有什麼關係。顯然，希姆萊和希特勒對於某些將領以及諜報局裡的奧斯特和卡納里斯這樣一些人已經有所懷疑。但是到了十一月八日的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萊感到需要改變他們的目標。現在他們的新目標是：綁架貝斯特和斯蒂芬斯，並把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爆炸案的罪名加在他們身上！

　　現在，一個我們所熟悉的人物登場了。原先在格萊維茨地方對德國電臺表演了那齣﹁波蘭襲擊﹂的阿爾弗雷德‧瑤約克斯，現在又率領了十幾個黨衛隊保安處的打手來幫助施倫堡完成綁架的計畫。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十一月九日下午四點，施倫堡在文洛鎮的一家咖啡館的涼臺上啜飲著開胃酒，等候貝斯特和斯蒂芬斯來赴約。最後，那兩位英國間諜駕著他們的別克牌汽車來了，他們把車子停在咖啡館的後面，剛下車就遭到候在黨衛隊汽車上的瑙約克斯那群暴徒一陣槍擊。歷來伴同這一對英國人去會見施倫堡的一位荷蘭諜報官克洛普中尉受了致命的重傷。據瑞約克斯後來說，他們把貝斯特和斯蒂芬斯連同受傷的克洛普﹁像一捆草似地﹂扔進了那輛黨衛隊的汽車之後，汽車便開足馬力，衝過邊界，進入了德國境內。

　　於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希姆萊對公眾宣佈，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謀殺希特勒的陰謀案，已經真相大白。這件案子是出於英國諜報局的主使，主謀的兩名英國人斯蒂芬斯和貝斯特，已經於爆炸發生後的第二天﹁在荷德邊境線上﹂被捕。實際動手的兇手據稱是住在慕尼黑的一個德國共產黨員｜｜一個名叫格奧爾格‧艾爾塞的木匠。

　　我在那天的日記裡寫道，希姆萊對這件謀殺案的細節描述在我聽來﹁氣味不正﹂。但是希姆萊卻不折不扣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當時我曾記道：﹁希姆萊那一幫匪徒的企圖，顯然是想要那些易受愚弄的德國人民相信，英國政府打算以謀殺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的方法來贏得戰爭。﹂

　　這次爆炸究竟是誰主使的，迄今仍然是一個沒有完全弄清楚的謎。艾爾塞雖不像國會縱火案裡的馬里努斯‧範‧德‧盧勃那樣愚蠢，但卻是個不怎麼聰明的老實人。他不僅承認犯有製造和放置炸彈的罪行，並且為此揚揚得意。他在這次謀殺事件之前當然沒有同斯蒂芬斯和貝斯特見過面，但在薩赫森豪森集中營的那些漫長的歲月裡他卻同貝斯特交上了朋友。他在集中營裡面對這個英國人講了一個說來話長而且曲折的故事，但這個故事並不完全合情合理。

　　他說他是那年仲夏被當作共產黨的同情者關進達豪集中營的，十月間某日，他被叫到集中營的長官辦公室裡，在那裡他被介紹給兩個陌生人。這兩個陌生人說他們需要把元首的幾個﹁心懷貳意的﹂追隨者搞掉，辦法是十一月八日晚上等希特勒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發表了例行的演說離開大廳之後，緊跟著在那裡爆炸一枚炸彈。炸彈將安置在講壇後面的一根柱子裡。由於艾爾塞是一個手藝高明的傢俱匠、電工兼補鋁匠，他們說這事由他來做是再合適不過了。事成之後，他們將幫助他逃往瑞士，並且給他一大筆錢，讓他舒舒服服地在那裡過上一輩子。為了表明他們說話算數，他們答應當時就改善他在集中營中的待遇：改善他的飲食，給他穿普通的便服，還給他許多煙捲｜｜因為他是個煙癮很大的煙鬼｜｜並且給了他一個木匠工作臺和一套工具。艾爾塞就在這裡用一隻可走八天的鬧鐘和一個同時可以用電鈕引發爆炸的特殊裝置製造了一枚看起來粗糙但效率並不差的定時炸彈。艾爾塞說，在十一月初的一個夜晚他被帶到那個啤酒館去，把他那個玩意兒放進了那根位置合適的柱子中。

　　他說，十一月八日晚上，大約在那顆炸彈根據規定的時間快要爆炸的時候，他的同謀者把他帶到了瑞士邊境線上，給了他一筆錢，並且有意思的是，還給了他一張印著那家呻酒館內部照片的明信片，照片裡那根放置炸彈的柱子上還劃了一個叉。結果，他並沒有得到幫助越過邊境，這個傻頭傻腦的傢伙對這一點彷彿頗感意外。相反，他卻被秘密警察逮捕了，那張明信片和其它東西一併落入秘密警察手中。然後秘密警察便教唆他在即將開庭審訊的國家法庭上把貝斯特和斯蒂芬斯牽連進來，而且告訴他，在這次審判中，他將名噪一時，成為眾所注目的人物。

　　這個審判一直沒有舉行。現在我們知道，希姆萊由於做賊心虛，不敢舉行這次審判。我們現在還知道，艾爾塞在薩赫森豪森集中營裡住了一個時期後又被移到達豪集中營，所得到的待遇在那種環境下講來是完全人道主義的待遇，這顯然是根據那位從爆炸案中得到了很大好處的希特勒的特別指令。但是希姆萊一直牢牢地監視著他到底。讓這個木匠活到戰後去把他的故事四處宣揚是不行的。於是就在戰爭結束前不久，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秘密警察宣佈，格奧爾格‧艾爾塞已在前一天盟軍空襲時被炸身死。現在我們知道，他是被秘密警察殺害的。

希特勒對將領們的訓話

　　倖免於難的希特勒，或者說使人看來彷彿倖免於難的希特勒壓下了將領中的反抗之後，便來進行他的在西線大舉進攻的計畫。十一月二十日，他發下了第八號作戰指令，命令保持﹁戒備狀態﹂，以便﹁隨時利用有利的氣候條件﹂，並且規定了滅亡荷蘭、比利時的方案，接著，希特勒為了給那些膽怯的將領們打一打氣，使他們具有在大戰前夕所必須具有的勁頭，於是便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中午把那些擔負指揮的將領和參謀本部的人員召到總理府來。

　　這是希特勒對他的主要軍事將領們所作的秘密精神講話中一次最能說明問題的講話。由於盟軍在弗倫斯堡發現了一些最高統帥部檔案，這篇講話便被保存下來了，這是某位不知名的與會者的筆記。

　　﹁這次會議的宗旨，︵希特勒一開始便說︶是要使你們瞭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為這支配著我對未來事態發展的態度；此外我還要把我的決定告訴你們。﹂

　　他的腦子裡充滿了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想法。他在這次與會人數不多的會議上，說話口若懸河，肆無忌憚，異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像力豐富然而極不正常的腦子裡的一切思想活動的輪廓。他還對未來事態的發展作了極其準確的估計。但是，很難想像有誰聽了這番講話還能有任何懷疑，仍舊不相信這個掌握了德國和全世界命運的人已經全然變成了一個危險的自大狂者。

　　﹁我對於歷史事態的可能發展有清楚的瞭解，對於作出無情的決定有堅定的意志｜｜作為最終決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是不可代替的。沒有一個軍人或是文官能夠代替我。謀刺我的陰謀以後可能還會有。我對我的才智能力和決斷能力是深信不疑的｜｜從未還沒有一個人取得過像我這樣的成就｜｜在我的領導下，德國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即使現在全世界都在恨我們｜｜國家的命運全在我一個人身上，我自然當仁不讓。﹂

　　他斥責將領們在他作出﹁困難的決定﹂要退出國聯、宣佈徵兵制、佔領萊因區、在萊因區設防以及吞併奧地利時不該表現懷疑和動搖。他說，﹁在那時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著下一步是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波蘭。﹂他在敘述他的征服業績時，態度極為寡廉鮮恥。可惜張伯倫沒能聽到他這番話。

　　﹁我從一開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蘇台德日耳曼人區為滿足的。那僅僅是局部的解決辦法。於是我便作出了進軍波希米亞的決定。隨著建立了﹁保護國﹂，這樣征服波蘭的基礎就奠定了。但是當時我還沒有十分明確，是應該先解決東方再打西方呢，還是先征服西方再來收拾東方。由於事態的壓力。最後還是先打波蘭，可能有人指責我，說我要打了又打。但我認為，鬥爭是所有人的命運。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敗，就不可避免地要進行鬥爭。

　　日益增長的︵德國︶人口，要求有更大的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生存空間︶。我的目標在於使我國人的數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間之間有一個合理的比例關係。鬥爭就必須從這裡開始。沒有一個民族能夠迴避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就只有俯首退讓，逐漸衰亡｜｜在這裡，一切巧計良策都將無濟於事，刀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拿不出力量來進行鬥爭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歷史舞臺的｜｜﹂

　　希特勒說，包括俾斯麥和毛奇在內的過去那些德國領導人的毛病是﹁不夠堅強。只有在一個有利時機對一個國家發動進攻才能解決問題﹂。由於認識不到這一點，結果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多面受敵。因而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希特勒繼續說道：

　　﹁今天，第二幕戲正在編排。六十七年來我們第一次避免了兩線作戰｜｜但是沒有人能夠知道，這種局面能夠維持多久｜｜從根本上說來，我把武裝力量組織起來，並不是為了養兵不用。我一直都有決心要發動進擊。﹂

　　想到目前單線作戰的好處時，這位元首提起了俄國問題。

　　﹁就目前來說，俄國還沒有什麼危險性。它已經由於許多內部問題而被削弱了。況且，我們同俄國還訂有條約，但是，條約只有在它們還能為某種目的服務的時候才會得到遵守。俄國只有在它認為這個條約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會遵守它｜｜俄國仍然抱有長遠的目標，特別是加強它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地位。只有我們在西線騰出手來的時候才能夠反對俄國。﹂

　　至於義大利，一切取決於墨索里尼，﹁他一死情況就可能全盤改變｜｜正像史達林如果死了一樣，義大利領袖一死會給我們帶來危險。一個政治家是很容易遭到不測的，最近我對這一點有親身體會﹂。美國﹁由於有中立法﹂，所以希特勒那時候還不認為它有什麼危險，同時它對盟國的援助也還很有限。然而，時間是對敵人有利的。﹁目前是一個好機會。再過六個月就可能不再如此了﹂。因此：

　　﹁我的決心是不可變更的。我要儘快地在最有利的時機進攻英、法。破壞比利時和荷蘭的中立並沒有多大關係，在我們取得勝利以後，不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的。關於破壞中立的行為，我們不會提出一九一四年那樣笨拙的藉口。﹂

　　希特勒對他的將領們說，西線的進攻意味著﹁世界大戰的結束，而不僅僅是一個作戰行動，它所關係到的不是某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接著，他的講話就開始結束：

　　﹁我們歷代偉人的精神一定會使我們鼓起勇氣來。命運所要求於我們的，並不比對德國歷代偉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著，我所想到的將只是我國人民的勝利。我不會在任何困難面前退縮，我將消滅一切反對我的人｜｜我要消滅我的敵人！﹂

　　這是一篇很能說明問題的演說，雖然幾乎所有的將領都不相信在這個時候發動進攻可能取得勝利，但據我們所知，當時卻沒有一個將領站出來表示懷疑，也沒有任何人起來質問進攻比利時和荷蘭是否違反道德，因為這兩個國家的中立和邊界是得到德國的莊嚴的保證的。據當時在場的某些將領們說，希特勒對陸軍高級將領和參謀本部裡所存在的消極情緒的批評，比上面所說的要厲害得多。

　　當天傍晚六點鐘，那位納粹統帥又把勃勞希契和哈爾德叫了去，就﹁佐森司令部的情緒﹂狠狠地訓了那位陸軍總司令一頓，參謀總長則像一個犯了過錯的孩子一樣站在元首辦公室的門外等著。希特勒申斥說，陸軍總司令部從上到下全都染上了﹁失敗主義﹂情緒，而哈爾德的參謀本部則﹁抱著頑固的態度同元首鬧彆扭﹂。勃勞希契沮喪已極，據他自己後來在紐倫堡法庭上說，他當時提出辭職，但是希特勒不准。這位總司令回憶說，希特勒還嚴厲地提醒他，﹁我必須像所有其它的軍人一樣，完成我的職責，履行我的義務﹂。那天晚上哈爾德在日記中用速記符號寫了這樣一句：﹁危機重重的一天！﹂

　　從各方面來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一個里程碑。這一天標誌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甩開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國最高軍政大權的陸軍，已被希特勒最後決定性地制服了。從這天起，這位前奧地利下士不僅認為自己的政治見解比他的將領們高出一籌，而且認為自己的軍事見解也是如此。所以他從此不再聽他們的意見，而且不許他們批評｜｜其最後結果為全人類帶來了災難。

　　﹁我們之間從此有了裂痕，﹂勃勞希契在談到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時對紐倫堡法庭說，﹁雖然後來彌補上了，但是芥蒂始終存在。﹂

　　希特勒在那個蕭瑟的秋天對將領們所發表的這一篇氣勢洶洶的演說，對哈爾德和勃勞希契不啻當頭一棒，使他們不敢再懷有一點點推翻這位納粹獨裁者的念頭。他已經警告他們，他將﹁消滅﹂一切礙他手腳的人。哈爾德說，希特勒還特別補充一句，他將﹁以暴力﹂鎮壓參謀本部對他的任何反抗。哈爾德至少在當時還不敢挺身反抗這種駭人的威脅。四天以後，十一月二十七日，湯瑪斯將軍在沙赫特和波比茨的慫恿下去見哈爾德，力勸他對勃勞希契下功夫，使他採取行動反對元首。︵﹁必須把希特勒搞掉！﹂據哈爾德後來回憶，湯瑪斯當時曾這樣說，︶但是這位參謀總長對他說了一大堆的﹁困難﹂。他說他還不能肯定，勃勞希契是否﹁會積極參加政變﹂。

　　過了幾天，哈爾德用一些極為可笑的理由向戈台勒說明他為什麼不再打算推翻那位納粹獨裁者。哈塞爾在日記裡記下了這些理由。除了﹁大敵當前不能叛變﹂這一條之外，據哈塞爾所記，哈爾德還補充了以下各點：﹁我們應當給希特勒一個最後的機會，把德國人民從英國資本主義的奴役下解救出來｜｜目前我們再找不到另外一個偉大人物了｜｜反對派的力量還不夠成熟｜｜對於年輕的軍官，我們沒有把握。﹂哈塞爾又去找最早的密謀份子之一、海軍上將卡納里斯，要他動手，但是毫無所獲。﹁他對陸軍將領的反抗已經不再抱任何希望﹂，這位卸任的大使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記裡寫道，﹁並且認為再沿著這條路搞下去只是白費力氣﹂。過了不久，哈塞爾在日記中記道，﹁哈爾德和勃勞希契已經完全變成了希特勒聽話的小廝了﹂。

納粹在波蘭的暴行：第一階段

　　德國進攻波蘭後沒有幾天，我的日記就開始充滿了關於納粹在這個被征服的國家中的暴行的記錄。後來大家知道，許多其它人的日記也都連篇是這類的記載。哈塞爾在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上說，他聽到了﹁黨衛隊駭人聽聞的獸行，特別是對猶太人的獸行﹂。過了幾天，他在日記裡記述了從波森省一個德國地主那裡聽來的一個故事。

　　﹁他最後看到的是一個喝醉了酒的區黨部頭子，命令把牢門打開。他槍殺了五個妓女，而且企圖強姦另外兩個妓女。﹂

　　十月十八日，哈爾德在日記裡記下了他同軍需總監愛德華‧華格納將軍的一次談話的摘要，那一天後者曾同希特勒談到波蘭的未來命運的問題｜｜波蘭的未來的命運將是黯淡悲慘的。

　　﹁我們無意於重建波蘭｜｜不能把波蘭建成一個德國式的模範國家。絕對不能讓波蘭的知識份子成為統治階級。必須保持低生活水準，保持廉價的奴隸勞動｜｜

　　必須使波蘭徹底解體！德國將給予波蘭總督必要的手段來實現這一可怕的計畫。﹂

　　德國確實這樣做了。

　　我們現在可以根據繳獲的德國檔案和紐倫堡歷次審訊所得到的證據，對納粹在波蘭恐怖統治的開始情況作一簡短的敘述。這只不過是德國人對所有被征服民族的黑暗恐怖統治的先聲。但是波蘭的遭遇比起其它地方來，自始至終是最慘的。納粹的野蠻獸性在這裡達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在進攻波蘭的前夕，希特勒曾在上薩爾斯堡八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預先告訴過他的將領們，可能會發生一些﹁不合德國將領們的胃口﹂的事情。他警告他們，﹁不得干涉這一類事情，應當只管本身的軍事職責﹂。他在講話的時候是知道他講的是什麼的。無論是在柏林還是在波蘭，本書作者都馬上得到有關納粹大屠殺的消息。這種消息紛至遝來，不勝暇接。德國的將領們當然也不例外。九月十日，當波蘭戰役方酣之時，哈爾德在日記裡記下了一個事例，後來很快就在柏林成為家喻戶曉的事。有幾個屬於黨衛隊炮兵團的惡棍，讓五十個猶太人修補了一天的橋樑之後，把他們趕進一座猶太會堂，然後，用哈爾德的話，﹁把他們屠殺了﹂。軍事法庭判處兇手監禁一年。甚至第三軍團司令馮‧庫希勒將軍當時也拒絕批准軍事法庭對於兇手量刑過輕的判決，認為判決過於寬大了，雖然他後來也變得狠心起來了。但是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在希姆萊出面干涉之下連這一年的徒刑判決也給勾銷了，理由是他們屬於﹁大赦﹂之例。

　　以正直的基督徒自居的德國將軍們對這種情況開始感到不安。九月十二日，凱特爾同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在元首的火車上進行了一次談話，後者對波蘭境內的暴行提出了抗議。那位對希特勒一向俯首聽命的最高統帥部長官乾脆地回答道，﹁元首已經就這個問題作出了決定﹂。如果陸軍﹁不願意參加這類事情，就得同意讓黨衛隊和秘密警察來唱對台﹂，這就是說，在每個部隊中都會駐上一名黨衛隊特派員來﹁執行滅絕政策﹂。在紐倫堡審訊時，卡納里斯的日記曾拿出來作證，他在上面寫道：

　　﹁我向凱特爾將軍指出，我知道已經作出了計畫，要在波蘭進行大規模屠殺，特別是貴族和教士將被全部消滅。可是最後世界輿論會要德國武裝部隊對這些行為負責的。﹂

　　希姆萊很狡猾，當然不會讓陸軍的將領們逃避責任。九月十九日，希姆萊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來到了陸軍總司令部，把黨衛隊﹁清除︵波蘭︶猶太人、知識份子、教士和貴族﹂的計畫告訴了華格納將軍。哈爾德聽到華格納報告了這件事之後，在日記裡記下了他的反應：

　　﹁陸軍堅決要求﹃清除﹄工作推遲到軍隊撤走和整個國家由民政當局接管之後再進行，也就是要等到十二月初。﹂

　　陸軍參謀總長的這一則簡短的日記，為我們瞭解德國將領們的道德觀念提供了一把鑰匙。他們並不打算認真地反對﹁清除﹂工作｜｜即消滅波蘭的猶太人、知識份子、教士和貴族。他們只打算請求把時間﹁推遲﹂到他們離開波蘭以後，以便逃脫責任。當然，外國輿論是必須考慮到的。哈爾德在第二天就波蘭境內的﹁清除﹂問題同勃勞希契作了長時間的商談之後在日記裡寫道：

　　﹁我們不能做出任何事情讓外國有機會以此為根據發動任何指責德國殘暴的宣傳。居然要殺天主教教士！目前要這樣做是不實際的。﹂

　　第二天，九月二十一日，海德里希給陸軍總司令部送去了一份關於﹁清除﹂工作的初步方案。第一步工作是把猶太人全都趕到城市裡去，因為在城市裡比較容易把他們一網打盡加以消滅。他說，﹁最後解決﹂需要隔一個時期才能實施，而且必須﹁嚴守秘密﹂。但是所有看到這份秘密備忘錄的將領都明白，所謂﹁最後解決﹂就是斬盡殺絕。不出兩年之內，當這項方案最後付諸實施的時候，﹁最後解決﹂就成了德國高級官員之間提到戰爭期間納粹這一慘絕人衰的滔天罪行的代號。

　　在俄國搶佔了東部地區，以前屬於德國的各省以及一些後來增加的西部土地又被德國正式合併之後，波蘭所剩下來的地區就是元首十月十二日的法令所劃定的﹁波蘭總督轄區﹂。這道法令任命漢斯‧弗朗克為總督，維也納的賣國賊賽斯一英夸特為副總督。弗朗克是典型的納粹流氓知識份子。

　　他是一九二七年從法學院畢業後不久入黨的，很快就博得了納粹運動法律權威的名聲。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不僅精通法律，一般的知識也相當淵博，愛好藝術，尤其是音樂。納粹執政以後，他就成了法律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最初擔任巴伐利亞邦司法部長，後來是全國政府的不管部長、法學院院長兼德國律師協會主席。他膚色黝黑，短小精悍，動作敏捷，家裡有五個孩子。他的才智和教養抵銷了一部分幼稚的狂熱，到這時為止，還是希特勒身邊最不引人反感的一個人。但是在這張文質彬彬的畫皮的後面卻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黑暗的納粹世界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檔案，他的四十二本生活和工作日記就是其中之一，曾在紐倫堡法庭上拿出來作證。這部日記顯示出它的作者是一個做事乾淨俐落、殘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來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論一段不漏地都寫進去了。

　　他在就任新職的第二天就宣佈，﹁波蘭人應該成為德意志帝國的奴隸﹂。有一次當弗朗克聽說波希米亞的﹁保護長官﹂牛賴特張貼告示宣佈處決七名捷克大學生時，他便對一個德國記者叫著說：﹁如果我要每槍斃七個波蘭人就貼一張佈告的話，恐怕波蘭的森林還不夠用來製造寫那些佈告的紙張呢！﹂

　　至於消滅猶太人的事，希特勒指定由希姆萊和海德里希負責。弗朗克的任務除了從波蘭榨取糧食和其它物資以及強迫徵集勞工之外，就是消滅那裡的知識份子。納粹份子給這種行動起了一個好聽的代號，叫做﹁特別綏靖行動﹂︵Ａｕｓｓｅｒｏｒｅｎｌｉｃｈｅ　Ｂｅｆｒｉｅｄｉ｜ｇｕｎｇｓａｋｔｉｏｎ，後來以﹁ＡＢ行動﹂著稱︶。為了實現這個行動，弗朗克花了不少時間。直到第二年暮春，當德國在西線的大規模攻勢把世界的注意力從波蘭引開的時候，他才開始取得成績。據他的日記所載，到五月三十日，他已能夠在對警察部門的嘍囉們作精神訓話時吹噓工作有了很大的進展｜｜有﹁幾千﹂波蘭知識份子已經送命或是將要送命。

　　﹁先生們，我要求你們，﹂他說，﹁盡可能採取最嚴厲的措施來幫助我們執行這項任務。﹂他還對他們透露，這是﹁元首的命令﹂。他說，元首是這樣指示的：

　　﹁凡是有可能成為波蘭人民領袖的人都必須予以消滅。那些追隨他們的人｜｜也必須接著加以清除。沒有必要給德國加上這種負擔｜｜沒有必要把這些份子逮到德國的集中營裡去。﹂

　　他說，這些人將在波蘭就地消滅。根據弗朗克的日記，在這次會議上，保安警察的頭子作了工作報告。他說，大約兩千名男人和幾百名婦女在﹁特別綏靖行動一開始時﹂就被抓了起來。其中大部分已經受到﹁即決裁判﹂｜｜這是納粹對人身消滅的婉轉說法。第二批知識份子現在正開始集中，﹁等待即決裁判﹂。總數﹁大約為三千五百人﹂的最危險的波蘭知識份子就將這樣收拾掉。

　　弗朗克並沒有放過猶太人，雖然秘密警察已經不聲不響地從他手裡把直接滅絕猶太人的任務搶走了。他的日記裡充滿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一九四○年十月七日的日記記載了他那天在波蘭的一個納粹集會上的講話，其中總結了他在第一年中所作的努力。

　　﹁親愛的同志們！｜｜我不可能僅僅在一年之內就把所有的跳蚤和猶太人全都肅清。︵在此處他自己注道：﹁全場活躍﹂︶但是，如果諸位肯幫助我的話，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個目標是一定會實現的。﹂

　　第二年耶誕節的前兩個星期，弗朗克在克拉科夫總督府舉行的一次高級行政人員會議上致閉幕同時說：

　　﹁至於猶太人的問題，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訴你們，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消滅乾淨｜｜先生們，我要請你們收起你們的憐憫心，我們必須消滅猶太人。﹂

　　他承認，﹁要把總督轄區內的三百五十萬猶太人一下子槍斃或毒死﹂是相當困難的。﹁但是我們終將能夠採取一些措施，把他們消滅掉﹂。這話和後來的實際情形完全符合。

　　波蘭的戰事剛一結束，就開始把猶太人和波蘭人從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園趕走。十月七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那篇﹁和平演說﹂的第二天，就任命希姆萊去負責一個新的機構：﹁加強德意志民族委員會﹂︵簡稱Ｒ．Ｋ．Ｆ．Ｄ．Ｖ．︶。任務是先把波蘭人和猶太人從直接併入德國的那幾省中驅逐出去，然後把德國人和﹁日耳曼族人﹂遷進來。所謂日耳曼族人就是從受到威脅的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和波蘭邊遠地區不斷湧來的外國國籍的日耳曼人。哈爾德在兩星期以前就聽說了這個計畫，他在日記裡寫道，﹁有一名德國人遷入這些地區，就要有兩個人被放逐到波蘭去﹂。

　　十月九日，希姆萊在接任新職後兩天就宣佈，居住在併入德國各省中的六十五萬猶太人中有五十五萬人將同其它不適合於﹁同化﹂的波蘭人一道遷往維斯杜拉河以東的﹁總督轄區﹂。於是一年之內，就有一百二十萬波蘭人和三十萬猶太人被逐出了家園，遷往波蘭東部地區。但是搬進來頂替他們的日耳曼族人卻只有四十九萬七千人。這比哈爾邦德的比率還要高一點：趕走三個波蘭人和猶太人，讓一個德國人佔據他們的家園。

　　作者記得，一九三九年的冬天特別寒冷，大雪紛飛，﹁遷移﹂的工作是在零度以下的氣溫中進行的，常常還頂著大風雪，因此而死掉的猶太人和波蘭人，實際上比死在納粹行刑隊槍口下和絞架上的人還要多。這可以引希姆萊本人的話為證。在法國淪陷後的那個夏天，希姆萊在對黨衛隊禁衛團講話時，把他手下的人在西方進行的強迫移民工作同已經在東方完成的工作作了一番比較：

　　﹁在波蘭，工作是在零下四十度的氣溫下進行的，我們得把成千、成萬、成十萬的人拉走。我們不得不硬著心腸｜｜你們應該聽一下，但也應該立刻就把它忘掉｜｜槍斃掉幾千個有身份的波蘭人｜｜先生們，有許多時候同一連敵人戰鬥倒容易，而要鎮壓那些文化水準低、礙手礙腳的老百姓，要執行處決，要把人拉走，要把歇斯底里地號哭的婦女從家裡攆出去，卻要難得多。﹂

　　早在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集中營督導處頭子、黨衛隊的大隊長理查‧格呂克斯在克拉科夫附近視察了一周以後告訴希姆萊說，他在奧斯威辛為新的﹁隔離營﹂找到了一處﹁合適的營址﹂，奧斯威辛是一個比較偏僻的、坐落在沼澤地區的市鎮，有居民一萬二千人。鎮上除了幾家工廠以外，還有一座奧地利騎兵留下來的營房。工作於是立刻開始了，六月十四日，奧斯威辛集中營正式使用，囚在這裡的是德國人打算給予最嚴酷待遇的波蘭政治犯。不久這個集中營的罪惡就遠不止此了。在這個當兒，伊‧格‧法本公司這家德國最大的化學托拉斯的董事們也發現，興建新的工廠來從煤中煉油並製造合成橡膠，奧斯威辛是一個﹁合適的﹂廠址，在這裡，無論是修建新廠房還是新工廠的生產都能得到廉價的奴隸勞動。

　　為了管理這座新集中營，並為了向伊‧格‧法本公司提供奴隸勞動，一九四○年春天，一夥經過精選的黨衛隊的惡棍來到了奧斯威辛。其中有後來為英國公眾所熟知的﹁貝爾森的野獸﹂｜｜約瑟夫．克拉麥。另外還有一個叫魯道夫‧弗朗茲‧霍斯的，這個傢伙曾因殺人服過五年徒刑，以後就一直當監獄看守，他成年以後的大部分時間就是這樣度過的。一九四六年，也就是他四十六歲的那年，他在紐倫堡法庭上揚揚得意地說，在奧斯威辛由他監督消滅的就有二百五十萬人，還不算另外﹁聽任餓死﹂的五十萬人。

　　奧斯威辛註定不久即將成為最有名的滅絕營︵Ｖｅｒｎｉｃｈｔｕｎｇｓｌａｇｅｒ︶。我們必須把滅絕營同集中營區別開來，因為集中營裡到底還有少數一些人活了下來。像伊‧格‧法本公司這樣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企業，其中的董事全都被推崇為德國第一流的企業家，他們都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居然會有意識地把這個死亡營選作它進行謀利活動的合適場所，這對於我們借此來瞭解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人，甚至最有體面的德國人，是不無意義的。

極權主義者之間的摩擦

　　大戰開始後的第一個秋天，羅馬｜柏林軸心就發生了齟齬。

　　在一些分歧問題上，雙方各級官員互相指責。一方指責德國人沒有履行前一年六月間的協議從義大利的南提羅爾撤退﹁日耳曼族人﹂；德國人沒有按月供應義大利一百萬噸煤。另一方則指責義大利人未能突破英國的封鎖將原料供應德國；義大利同英國和法國大做其買賣，趁機發財，包括把戰爭物資出售給他們；齊亞諾的反德情緒愈來愈濃厚。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樣，忽冷忽熱，齊亞諾在日記裡記下了他搖擺不定的情形。十一月九日，這位領袖在草擬祝賀希特勒遇刺脫險的電報時頗費躊躇。

　　﹁他打算寫得熱情些，但又不想過於熱情，因為據他看來，義大利人對希特勒的倖免於難並不感到十分高興｜｜領袖尤其如此。

　　十一月二十日｜｜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進行戰爭，尤其是當他想到希特勒取得勝利的時候，就感到簡直不可忍受。﹂

　　耶誕節的後一天，義大利領袖表示了﹁希望德國戰敗﹂的情緒，他指示齊亞諾把比利時和荷蘭即將受到攻擊的情報秘密地通知這兩個國家。但是到了除夕之夜，他又談起要站在希特勒一邊投入戰爭了。

　　兩個軸心國發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德國的親俄政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蘇聯紅軍進攻芬蘭，使希特勒處於非常屈辱的境地。為了與史達林簽訂條約，他已經被趕出波羅的海地區，匆匆忙忙地遷走幾百年來定居在那裡的日耳曼人家庭，現在他還得正式同意俄國對一個小國的無端進攻。而這個同德國關係密切的小國，主要靠了一九一八年德國正規軍的干涉，才向蘇聯爭得了作為一個非共產黨國家的獨立。這是叫希特勒啞巴吃黃連，可是他硬著頭皮吞了下去。德國駐外使團和德國的報刊電臺都奉到嚴格訓令，要支持俄國的侵略行動，不得對芬蘭人表示絲毫同情。

　　大概就是這件事使得墨索里尼感到忍不住了，因為義大利各地所爆發的反德示威使他窮於應付。總而言之，一九四○年一月三日，新年剛過，他就給希特勒寫了一封長信，傾吐了壓在他心頭的話。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希特勒這樣坦白、這樣直率地提出了尖銳逆耳的忠告。

　　他說，他﹁深信﹂德國即使有義大利的幫助也永遠不能﹁使英法屈膝，甚至不能將它們拆夥。如果認為有這種可能，那就是自欺欺人。美國絕不會聽任民主國家完全失敗﹂。因此，既然希特勒的東部邊疆現在已經鞏固下來了，是否還有必要為了戰敗英法﹁而去孤注一擲地冒險，連本國的政權也不顧，並且把德國幾代人的精華都犧牲掉？﹂墨索里尼說，如果德國允許﹁一個純粹由波蘭人構成的、安分守己的和解除武裝的波蘭存在﹂，就能得到和平。他又說：﹁除非你已經下了無可更改的決心，非把戰爭進行到底不可，否則我認為波蘭國家的建立｜｜將是解決戰爭的一個因素，並且是奠定和平的一個充分條件。﹂

　　但是這位義大利獨裁者最關切的還是德國同俄國的交易。

　　﹁｜｜俄國不費一槍一彈就在波蘭和波羅的海地區坐收戰爭之利。但是我，作為一個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訴你，你不能為了某個政治策略上的一時需要而長久地犧牲你的革命原則｜｜我也有責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關係再進一步，就將在義大利引起極為不利的反響｜｜﹂

　　墨索里尼的這封信不僅警告希特勒，意德關係已經惡化，並且還擊中了一個要害：元首同蘇俄的蜜月已經開始使雙方都感到不安了。希特勒同蘇俄的勾搭，使他得以發動戰爭，滅亡了波蘭。此外他還得到了一些別的好處。例如，繳獲的德國檔案暴露了一項封鎖得極嚴的戰時秘密：蘇聯在北冰洋、黑海和太平洋等地提供港口，讓德國進口迫切需要的原料，這些原料不通過這些港口就會因英國的封鎖而無法進口。

　　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甚至答應，所有這些貨物在俄國鐵路上的過境運費一概由蘇聯政府負擔。蘇聯政府允許德國船艦︵包括潛水艇在內︶在摩爾曼斯克東邊的北冰洋港口帖里別爾卡進行修理和添加燃料｜｜莫洛托夫認為摩爾曼斯克﹁還不夠偏僻﹂，帖里別爾卡則﹁較為妥當，因為它更偏遠，沒有外國船隻進出﹂。

　　一九三九年整個秋天和初冬，莫斯科和柏林雙方一直在談判增加兩國貿易事宜，到十月底，蘇聯已經向德國提供了為數可觀的原料，特別是穀物和石油，但是德國方面還要更多的原料。不過德國人漸漸發現，蘇聯不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經濟方面，討價還價起來也是一個精明厲害的對手。十一月一日，戈林元帥、雷德爾海軍元帥和凱特爾上將﹁分別﹂︵威茲薩克語︶向德國外交部提出了抗議，說俄國對德國戰爭物資要求得太多了。一個月後，凱特爾又向威茲薩克抱怨說，俄國對德國產品的需求，特別是對製造軍火的機器設備的需求，﹁數量越來越大，越來越不講理了﹂。

　　但是，如果德國想從俄國那裡得到糧食和石油，他們就得用莫斯科所需要的東西來償付。被封鎖的德國極其迫切的需要俄國供給這些必需品，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最嚴重的時候，希特勒甚至下令，向俄國送交戰爭物資應當先於德國武裝部隊。﹁德國甚至一度把尚未竣工的重巡洋艦盧佐夫號也貼進去給莫斯科方面抵付一部分現款。在這以前，十二月十五日，雷德爾海軍元帥曾經建議把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戰艦俾斯麥號︵四．五萬噸︶的藍圖和圖紙售給俄國，只要他們肯出﹁一筆很高的代價﹂。

　　一九三九年底，史達林在莫斯科親自參加了同德國貿易代表團舉行的談判。德國的經濟專家們發現他是一個門檻很精的生意人。繳獲的威廉街文件中，有好幾份很長的備忘錄詳細地記述了同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蘇聯獨裁者三次難忘的會談。他事無巨細無不熟悉，使德國代表們為之吃驚。他們發現史達林是嚇不倒、哄不過的，相反，他有時要求極苛，而且，正如納粹談判代表之一施努爾博士在給柏林的報告中所說的，他時常會﹁激動起來﹂。史達林提請德國代表注意，蘇聯﹁已經幫了德國一個大忙，︵並且︶由於向德國提供了這種援助而樹敵﹂。

　　因此，蘇聯希望柏林方面能夠給予某些補償。一九三九年除夕，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會議上，

　　﹁史達林指出，飛機的總價格是無法接受的，因為那比實際價格高出了好多倍。如果德國不願意交付這些飛機，不妨把話說清楚。﹂

　　二月八日午夜，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

　　﹁史達林要德國代表提出一個合適的價格，不要像以前那樣索價太高。他還舉出實例說，飛機的總價是三億馬克，而且德國把巡洋艦盧佐夫號作價一‧五億馬克。不要認為蘇聯老實可欺。﹂

　　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一項複雜的貿易協定終於在莫斯科簽字了。協定規定未來十八個月內的最低限度換貨額為六．四億馬克。這是對前一年八月間達成協議的一．五億左右的年度貿易額的補充。俄國除了盧佐夫號巡洋艦和俾斯麥號的藍圖以外，還將得到海軍重炮和其它裝備，約三十來架最新式的德國作戰飛機，包括麥塞施米特一○九型和一一○型戰鬥機和容｜八十八型俯衝轟炸機。此外蘇聯還將獲得石油和電力工業方面的機器、火車頭、渦輪機、發電機、柴油機、船隻、工作母機，還有德國的大炮、坦克、炸藥、化學戰裝備等等的樣品。

　　德國方面在第一年中得到的物資，在最高統帥部也有記錄｜｜一百萬噸穀物，五十萬噸小麥，九十萬噸石油，十萬噸棉花，五十萬噸磷酸鹽，還有相當數量的各種其它重要原料和從蘇聯過境的一百萬噸滿洲大豆。

　　外交部經濟專家施努爾博士代表德國方面在莫斯科進行貿易談判，他回到柏林之後寫了一篇很長的備忘錄，報告他為德國爭得了一些什麼利益。他說，史達林除了向德國提供德國所亟需的原料以外，他還答應﹁慷慨協助﹂，﹁在第三國代購金屬和原料﹂。

　　﹁︵施努爾最後說道︶這項協定為我國打開了通向東方的廣闊門路｜｜英國封鎖的效果肯定將大大削弱。﹂

　　希特勒當時之所以不得不忍氣吞聲，採取在德國極不得人心的政策，支持俄國侵略芬蘭，並且聽任蘇聯在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建立陸空軍基地︵歸根到底這還不是為了對付德國嗎？︶，原因之一就在這裡。史達林幫助他克服了英國的封鎖。但更重要的是，史達林使他有了單線作戰的可能，使他能夠在西線集中全部軍事力量給法國和英國以致命的打擊，征服比利時和荷蘭，至於在這以後怎麼辦，希特勒已經把他的打算告訴他手下的將領了。

　　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波蘭戰役剛剛結束的時候，他就提醒凱特爾，波蘭領土

　　﹁從軍事觀點看來對我國甚為重要，它可作為我們前沿出擊點和軍隊戰略集中點。為此必須妥善保護鐵路、公路等交通線路。﹂

　　一九三九年這個重要的年頭臨近結束之時，希特勒認識到，正如他在十月九日的備忘錄中告訴將領們的那樣，德國不能永遠指望蘇聯保持中立。他說過，八個月或一年以後情況可能發生變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對各將領的長篇談話中，他強調指出，﹁我們只有在西線毫無後顧之憂的時候才可能對俄國發動攻擊﹂。這是他那忙碌的頭腦所念念不忘的事。

　　這個決定命運的年頭就在一種奇怪的，乃至可以說是怪誕悲慘的氣氛中，逐漸變為歷史的陳跡了。雖然世界大戰已經爆發，陸地上並沒有戰鬥，在天空，巨型轟炸機所投擲的只是一些宣傳小冊子，而且是寫得異常拙劣的宣傳小冊子。惟有在海上才有真正的交戰。潛水艇繼續在荒涼寒冷、驚濤駭浪的北大西洋上擊沉英國船隻，有時中立國船隻也有遭殃的。

　　在南大西洋，德國三艘袖珍戰艦有一艘斯比伯爵號已經從待命地區鑽出來，在三個月內擊沉了總噸位達五萬噸的九艘英國貨輪。接著，在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個耶誕節的前兩個星期左右，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德國報紙上印著狂熱的大標題，無線電廣播中飛也似地傳出公報，到處傳佈海上大捷的消息，德國公眾歡欣若狂。消息說，前一天﹁斯比伯爵﹂號在距蒙特維多四百英里處同三艘英國巡洋艦遭遇，把它們打得不能作戰了。但是狂喜很快就變成了困惑。三天以後報紙宣佈，這艘袖珍戰艦已在上述烏拉圭首都港面的帕拉他河口自行鑿沉。這算是什麼大捷呢？十二月二十一日，海軍總司令部宣告﹁斯比伯爵﹂號艦長漢斯‧蘭格斯道夫海軍上校已﹁隨艦殉職﹂，﹁他的戰鬥精神和英雄氣概無愧於元首、德國人民和德國海軍對他的期望﹂。

　　他們始終沒有告訴可憐的德國人民：﹁斯比伯爵﹂號為三艘火力不及它的英國巡洋艦所重創，不得不駛入蒙特維多港修理，烏拉圭政府按照國際法只讓它停留七十二小時，這當然是不夠的，可是那位﹁英雄﹂蘭格斯道夫艦長又不敢開著他那艘遍體鱗傷的戰艦出來同英艦繼續作戰，於是只得自行鑿沉。他自己並未隨艦殉職，而是兩天以後在布宜諾賽勒斯一間孤寂的旅館房間裡悄悄開槍自殺的。德國人民當然也無從得知十二月十八日約德爾將軍在日記中記下的那件事：元首﹁對﹃斯比伯爵﹄號未經一戰就自行鑿沉一事極為震怒﹂，於是把雷德爾海軍元帥召來臭罵了一頓。

　　十二月十二日希特勒頒發了另一項絕密指令，推遲了對西線的進攻，指令上注明新的決定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才能作出，而﹁Ａ日﹂最早也只能是一九四○年一月一日。他說，這樣一來耶誕節就可照常給假。對德國人來說，耶誕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但是據我的日記所載，那年冬天柏林的耶誕節是冷冷清清的，很少人家互贈禮物；食物限制很嚴；男人都出去打仗了；大街上由於燈火管制一片漆黑；百葉窗緊閉著，全拉上了窗簾。人人抱怨戰爭。惡劣的飲食和寒冷的天氣。

　　希特勒和史達林相互電賀耶誕節。希特勒的賀電是：

　　﹁祝您個人安康，祝友好的蘇聯各族人民繁榮富強。﹂

　　史達林的覆電是：

　　﹁德蘇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友誼有一切理由萬古長青。﹂

　　在柏林，馮‧哈塞爾大使利用假期同他的密謀夥伴波比茨、戈台勒和貝克將軍進行了商議策劃。他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記裡記載著他們最後商得的方案：

　　﹁讓幾個師在﹃從西線調往東線的途中﹄留在柏林。這時，維茨勒本突然在柏林出現，解散黨衛隊。以這個行動為基礎，貝克將軍將前往佐森從勃勞希契手裡把最高司令權接過來。由一名醫生宣佈希特勒因病不能繼續任職，然後將他監禁起來。隨即向全國人民呼籲：防止黨衛隊的暴行，恢復法治和基督教道德，繼續作戰，但準備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接受和平｜｜﹂

　　但是這完全是幻想，完全是空話。這些﹁密謀者﹂的思想甚至糊塗到這種程度：哈塞爾在日記中竟有一大段寫的是考慮要不要留用戈林！

　　戈林這時候卻正同希特勒、希姆萊、戈培爾、萊伊以及其它國社黨的頭子們利用新年發佈冠冕堂皇的文告。萊伊說：﹁元首永遠是正確的！服從元首！﹂那位元首本人則宣稱，發動戰爭的不是他而是﹁猶太人和資本主義戰爭販子﹂。他接著又說：

　　﹁我們舉國團結一致，在經濟上徹底做好了準備，軍事上全副武裝，跨入德國歷史上這個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年｜｜願一九四○年帶來結果。不論發生什麼情形，這個結果必將是我們的勝利。﹂

　　十二月二十七日，希特勒把在西線發動進攻的日期又推延了﹁至少兩個星期﹂。一月十日他下令最後決定進攻日期為一月十七日﹁日出前十五分鐘｜｜即上午八點十六分﹂。空軍須在三天以前︵即一月十四日︶就開始出擊，它的任務是炸毀法國境內的敵方機場，但比利時和荷蘭的機場不包括在內。這兩個中立小國的命運要讓它們捉摸不定，一直到最後一刻。

　　但是，一月十三日這位納粹統帥突然又﹁鑒於氣象狀況﹂再次下令延期。此後直到五月七日，繳獲的最高統帥部的檔案再沒有提到西線的進攻日期。一月十三日下令取消原定的進攻，氣候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主要原因是另外兩件事。一件事是一月十日有一架極為特殊的德國軍用機不幸被迫在比利時境內降落；另一件事是這時北方出現了新的機會。

　　一月十日，希特勒下令定於十七日假道比利時與荷蘭發動進攻的當天，一架從繆恩施特飛往科隆的德國軍用機在比利時上空雲層中迷失方向，被迫在繆斯河畔梅克林附近降落。機上的德國空軍重要參謀軍官赫爾莫特‧萊因柏格少校公文皮包裡裝著附有地圖的西線德軍進攻計畫。當比利時士兵逼近時，這位少校慌忙鑽入鄰近的樹叢，點起火來打算燒毀公文皮包中的文件。比利時士兵注意到這樁離奇的行動以後，撲滅了火焰，搶救了殘餘的文件。萊因柏格被押到附近的駐軍司令部。一位比利時軍官把未焚毀的一部分文件剛放在桌上，這位少校便不顧死活地撲過去，抓起文件就朝火爐裡扔。那個比利時軍官連忙將文件從火爐裡搶了出來。

　　萊因柏格立刻通過德國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報告柏林空軍總部，他已將文件焚毀，﹁剩下的只是一塊巴掌大的小殘片﹂，但是柏林的高級人員中間已為這事驚慌失措。約德爾立刻就﹁敵人可能知道那些情況和可能不知道那些情況﹂向希特勒作了報告。其實他自己也不清楚。﹁如果全部文件落入敵人手中，﹂他於一月十二日晉見元首以後在日記裡寫道，﹁情況就非常糟糕了﹂。當晚，里賓特洛甫給布魯塞爾德國大使館拍去一份﹁特急﹂電，要他們立刻報告﹁公文皮包焚毀的情況﹂。約德爾的日記透露，一月十三日上午，戈林同匆忙飛返柏林的駐布魯塞爾空軍武官以及空軍高級軍官開了一個會。約德爾記道：﹁結論是：公文皮包確已焚毀。﹂

　　但是約德爾的日記裡說得很清楚，這不過是黑暗裡走路吹口哨，給自己壯壯膽子罷了。根據他的日記，那天下午一時，最高統帥部﹁用電話命令哈爾德將軍：一切行動停止﹂。

　　同一天，一月十三日，德國駐布魯塞爾大使緊急通知柏林，﹁由於比利時參謀本部接到了告警的報告﹂，比利時軍隊有大規模的調動。第二天德國大使又向柏林發去一份﹁特急﹂電：比利時政府下令進入﹁Ｄ級階段﹂，這離總動員的最後階段只差一步了；同時還新召兩級適齡壯丁入伍。他認為原因在於比利時得到了﹁德軍在比利時和荷蘭邊境上調動的報告，並且知道了德國空軍軍官身上找到的那塊沒有燒完的文件的內容﹂。

　　一月十五日晚，柏林高級將領們開始發生了懷疑，不知道萊因柏格少校是否真正像他所說的那樣把那份惹出麻煩的文件燒掉了。於是為這件事又開了一次會，會後約德爾在日記上說，大家認為文件﹁大概是焚毀了﹂。但是一月十七日，比利時外交大臣保羅一亨利‧斯巴克約見德國大使，直截了當地通知他︵德國大使隨即轉告了柏林︶：

　　﹁由於一月十日緊急著陸的一架飛機，一份性質嚴重、非比尋常的文件落入比利時手中。這份文件中有企圖進攻的明白證據。這不是一份簡單的普通作戰計畫，而是一份除了時間有待填入以外每個細節都作了規定的進攻命令。﹂

　　德國方面始終未能完全肯定斯巴克是不是在蒙德國人。至於盟國方面，英法參謀本部已經獲得了這份德國進攻計畫的抄本，他們傾向於認為這些德國文件是一個﹁圈套﹂。邱吉爾說他當時曾堅決反對這種看法，他悲歎對於這麼嚴重的警告竟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希特勒獲悉這事的第二天，他就下令推遲了進攻的日期，而且，等到春天再作決定的時候，整個戰略計畫都根本改變了。

　　但是，德國飛機在比利時境內被迫降落和氣候惡劣並不是延期進攻的唯一原因。這時德國悍然襲擊更靠北方的另外兩個中立小國的計畫在柏林漸趨成熟，而且當時準備先予執行。隨著春天的到來，至少在德國方面，假戰爭快要結束了。

第二十章　征服丹麥和挪威

　　德國最新侵略計畫的代號叫做﹁威塞演習﹂｜｜一個聽起來沒有什麼惡意的名字。它的來由和發展都獨具一格，與占了本書大量篇幅的無端進攻計畫迥然不同。它不像其它計畫那樣是由希特勒想出來的，而是由一個野心勃勃的海軍將領和一個糊裡糊塗的納粹黨棍所創造的。這是德國軍事侵略中由海軍起決定作用的唯一行動。這也是由最高統帥部制定計劃和發動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的唯一行動。實際上，甚至同陸軍總司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都沒有商量過，這使他們頗為不快。而且戈林也只是直到最後一刻才讓他參與其事，這使這位肥胖的空軍頭子極感憤怒。

　　德國海軍長期以來就在注視著北方。德國沒有直接進入大洋的出海口，這個地理事實，在第一次大戰時期，就已經對它的海軍軍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國用魚雷和巡邏艦隊，從日德蘭群島到挪威海岸，橫跨狹窄的北海，佈置了一道嚴密的封鎖網，卡住強大的德國海軍，嚴重地阻礙了潛水艇突破封鎖進入北大西洋的企圖，並且使德國商船不能出海。德國的外洋艦隊從來也到不了外洋。在第一次大戰時期，英國海軍的封鎖，曾把德意志帝國窒息得喘不過氣來。在兩次大戰期間，指揮規模不大的德國海軍的一小撮海軍軍官們，仔細考慮了這一次的經驗和這個地理事實，認為將來在對英作戰時，德國必須設法在挪威獲得基地，這樣才能擊破英國在北海的封鎖線，為德國海面和海底艦艇打開通往廣闊的海洋之路，從而使德國能夠扭轉局勢，對不列顛群島實施有效的封鎖。

　　因此這就難怪在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德國海軍裡的第三號人物｜｜也是一個有力的人物｜｜魯爾夫‧卡爾斯海軍上將就開始給雷德爾海軍元帥︵根據後者的日記和在紐倫堡的證詞︶連連寫信，說明﹁德國佔領挪威海岸的重要性﹂。雷德爾用不著怎樣催促慫恿，就在十月三日波蘭戰役結束時，向海軍作戰參謀部提出秘密諮詢，要求它調查在﹁俄國和德國的聯合壓力下，取得挪威基地﹂的可能性。他並就莫斯科的態度問題詢問了里賓特洛甫，得到的回答是，從那裡﹁可望得到全力的支持﹂。同時雷德爾告訴他的參謀部，必須儘快地把這種﹁可能性﹂告訴希特勒。

　　十月十日，雷德爾在向元首提出的關於海軍作戰的長篇報告中，提出了取得挪威基地的重要性，並說必要時可以在俄國的幫助下實現這一點。就秘密記錄所載的情況來看，這是海軍第一次直接要求希特勒注意這個問題。雷德爾說，領袖﹁立即看出了挪威問題的重要意義﹂，他要雷德爾把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留下，並且答應將適當考慮這個問題。但是這個納粹統帥當時正忙於向西方發動進攻，以及設法克服他的將領們的動搖猶疑。挪威問題，他顯然顧不上了。

　　但是過了兩個月，這個問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這有三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嚴冬的降臨。德國的生存，要依靠從瑞典進口的鐵礦砂。戰爭的第一年，德國每年消耗的一五○○萬噸鐵礦砂之中，就有一一○○萬噸要靠從瑞典進口。在天氣暖和的月份裡，鐵礦砂還可以從瑞典北部經波的尼亞灣越過波羅的海運到德國。即使在戰時，這一條路線也不會發生問題，因為波羅的海已經有效地封鎖起來，英國的潛艇和艦隻無從進入。但是到了冬天，這一條海道運輸線由於結了厚冰，就不能使用了。在嚴寒的季節，瑞典的鐵礦砂只好改由鐵道運到附近的挪威港口納爾維克，然後再用船沿挪威海岸運到德國。德國運鐵船的整個航行路線都在挪威領海以內，這就避免了英國海軍艦艇和轟炸機的破壞。

　　因此，正如希特勒最初對海軍指出的那樣，一個中立的挪威有它的好處。這可以使德國不受英國的干擾而得到它生存所必需的鐵礦砂。

　　在倫敦，英國當時的海軍大臣邱吉爾馬上看到了這一著。在戰爭爆發以後的最初幾周中，他曾經努力說服內閣批准他在挪威領海內佈雷，以便阻止德國運輸鐵礦砂。但是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不願侵犯挪威的中立，這個建議就這樣暫時被擱起來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俄國對芬蘭的進攻，根本改變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局勢，大大增加了它對西方盟國和德國的戰略上的重要性。法國和英國都在蘇格蘭著手組織遠征軍，準備援助勇敢的芬蘭人，後者出乎意料地對紅軍的進攻堅持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是遠征軍只有通過挪威和瑞典才能到達芬蘭，而德國也立即看出，如果盟軍被允許通過或者逕自通過這兩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的北部，那麼他們就會以維持交通為名，留駐足夠的兵力在那裡，以便完全截斷瑞典鐵礦砂對德國的供應。此外，西方盟國也一定會從北方包圍德國。雷德爾海軍元帥毫不遲緩地提醒希特勒注意這一威脅。

　　德國的這位海軍首腦，現在已經在挪威本國找到一位叫做維德孔‧阿伯拉罕‧勞里茨‧吉斯林少校的有用的同盟者，來推行他的計畫。這個人的名字很快就在各種語文中成為賣國賊的同義詞。

維德孔‧吉斯林的出現

　　吉斯林在開始他的生涯之初還是相當體面的。他於一八八七年出生在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裡，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在挪威軍事學院畢業。當他還是二十多歲的時候，就被派到彼得格勒擔任陸軍武官，由於他在英國和布爾什維克政府斷絕關係期間，曾代為照料英國的利益，英國政府授給他大英帝國勳章。這時他既對英親善，也對布爾什維克親善。他作為挪威著名探險家和慈善家弗里德托夫‧南森的助手，曾在蘇俄待了一個時期從事救濟工作。

　　共產黨人在俄國的成功，使這位年輕的挪威軍官頗為心折；因此，當他回到奧斯陸的時候，他就向工黨毛遂自薦，願意效勞，當時工黨還是共產國際的成員之一。他曾建議由他來組織一支﹁赤衛隊﹂，但是工黨對於他和他的計畫並不信任，拒絕了他。於是，他就掉轉方向，走到另一極端去了。他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擔任國防大臣之後，就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剽竊剛在德國獲得了政權的納粹黨的理論和策略，創立了一個叫做﹁國家統一黨﹂的法西斯政黨。但是納粹主義在挪威富饒的民主土地上吃不開，吉斯林自己甚至連一個議員的席位也沒有弄到手。他在選舉中被本國人民唾棄以後，就轉而投靠納粹德國去了。

　　他和德國納粹運動的官方哲學家、頭腦糊塗的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建立了關係。這個哲學家曾擔任過許多職位，其中之一就是納粹黨的外交事務辦公室主任，這個希特勒啟蒙導師之一，波羅的海來的白癡，以為他已在這個挪威軍官的身上找到了機會，因為羅森堡醉心的幻想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排除猶太人和一切﹁不純﹂種族的北歐大帝國，在納粹德國領導之下，最後統治全世界。從一九三三年以後，他一直和吉斯林保持聯繫，給吉斯林灌輸了自己的荒謬的哲學和宣傳。

　　一九三九年六月，當歐洲正是戰雲密佈的時候，吉斯林乘出席在盧伯克舉行的北歐協會會議的機會，要求羅森堡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其它方面給予支持。根據在紐倫堡公開出來的羅森堡的秘密報告，吉斯林曾就戰爭一旦爆發時英國有控制挪威的危險這個問題警告過羅森堡，並且提到德國佔領挪威的好處。他要求對於他的黨和報紙給予實質上的援助。羅森堡是個打報告的能手，他寫了三份報告，分送給希特勒、戈林和里賓特洛甫，但是，並未得到這三個頭領的重視｜｜在德國沒有一個人把這個﹁官方哲學家﹂當作一回事，羅森堡總算為吉斯林的二十五個強壯的衝鋒隊員安排好於八月間在德國進行兩周訓練。

　　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中，雷德爾海軍元帥｜｜至少他在紐倫堡是這樣供認的｜｜同羅森堡和吉斯林都沒有什麼接觸。他同前者不甚相識，至於後者，他根本沒有聽到過名字，但在俄國進攻芬蘭以後，雷德爾立即就開始從駐奧斯陸的海軍武官理查‧施萊勃上校那裡得到關於盟軍就要在挪威登陸的消息。他在十二月八日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希特勒，並且直率地提出意見說，﹁必須佔領挪威﹂。

　　不久，羅森堡寫了一份︽關於挪威樞密顧問吉斯林來訪︾一事的備忘錄︵沒有日期︶給雷德爾。這個挪威陰謀家已經到了柏林，羅森堡認為應該告訴雷德爾他是怎麼樣一個人，是來幹什麼的。他說，在挪威陸軍的主要軍官之中，有許多人同情吉斯林。為了證明這一點，吉斯林給他看了納爾維克駐軍司令康拉德。孫德洛上校一封最近的信。這封信把挪威首相說成是﹁一個呆木頭﹂；把他的一個主要大臣說成是﹁一個老盾鬼﹂；並且宣告他自己願意﹁粉身碎骨，舉行全國起義﹂。但是，孫德洛上校後來臨到要保衛國家、抵抗侵略時卻沒有粉身碎骨。

　　羅森堡告訴雷德爾說，實際上吉斯林有一個政變計畫。

　　這個計畫想來一定得到柏林的重視，因為它是從德奧合併事件抄襲過來的。吉斯林的一些衝鋒隊員將在德國由﹁有經驗的、頑強的、善於這種活動的國社黨人﹂施以緊急訓練。這些人受過訓練回到挪威之後，將佔領奧斯陸的戰略據點：

　　﹁同時，德國海軍和德國陸軍分遣隊，應挪威新政府的特別要求，將在奧斯陸附近的一個預定的港灣出現。﹂

　　這是德奧合併策略的全部重演，只是由吉斯林擔任賽斯｜英夸特的角色而已。

　　﹁︵羅森堡又說︶吉斯林認為這樣一種政變｜｜會得到陸軍中現在和他有聯繫的那一派人的贊同｜｜至於國王，他相信會接受這種既成事實的。

　　吉斯林對於需要使用多少德國部隊來支持這一行動的估計，與德國方面所作的估計是一致的。﹂

　　雷德爾海軍元帥在十二月十一日和吉斯林見了面。這次會見是由一個叫做維拉姆‧哈格林的挪威商人通過羅森堡安排的，這個商人由於業務關係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德國，他是吉斯林在德國的主要聯絡員，哈格林和吉斯林告訴雷德爾許多消息，他都及時記錄在海軍的機密檔案裡。

　　﹁吉斯林說｜｜英國計畫在斯塔瓦格爾附近登陸，而克里斯丁散則被提出可能作為英國的基地。挪威的現政府、議會以及整個外交政策都控制在霍爾｜貝利夏的親密友人、著名的猶太人哈姆勃羅︵卡爾‧哈姆勃羅是挪威議會主席︶手中｜｜關於英國佔領後對德國所造成的危險，他作了詳盡的敘述｜｜﹂

　　為了在英國行動之前先發制人，吉斯林建議﹁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國武裝部隊自由處理。在整個沿海地區的鐵路、郵政和交通的重要崗位上的人員，已經為這一目的而被收買過來了﹂。他和哈格林來到柏林是為了建立﹁將來和德國的明確關係｜｜希望能召集會議討論有關聯合行動和把部隊運到奧斯陸去等等問題﹂

　　雷德爾被深深地打動了，後來他在紐倫堡供認了這一點。他對他的兩個客人說，他要和元首商量一下，然後把結果通知他們。第二天他就這樣辦了，開會的時候，凱特爾和約德爾也在場。這個海軍總司令︵在繳獲的檔案中有他的關於這次會議的報告︶對希特勒說，吉斯林已經給他﹁一個可靠的印象﹂。然後他就摘要敘述了這個挪威人所訂的計畫，強調吉斯林﹁和挪威陸軍軍官們的密切關係﹂，以及他為了﹁舉行一次政變以接管政府並請求德國援助﹂所作的準備工作。所有出席的人一致認為，不能讓英國佔領挪威，但是雷德爾卻忽然謹慎起來。他指出，德國對挪威的佔領，﹁自然會招致英國採取有力的對策｜｜而德國海軍還沒有充分的準備，足以作長期的對抗。萬一要實行佔領的話，這是一個弱點﹂。另一方面，雷德爾又建議准許最高統帥部：

　　﹁與吉斯林一起制定計劃，以進行準備工作和按下列兩種方法之一實行佔領：

　　甲、通過友好方法，即由挪威要求德國軍隊協助；

　　乙、通過武力。﹂

　　希特勒並沒有準備好在這個時候走這一著。他回答說，他首先要親自和吉斯林談一談，﹁以便對他有所瞭解﹂。

　　就在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四日，他和吉斯林談了話。雷德爾親自把這兩個挪威賣國賊送到總理府。這次會見的記錄雖然沒有找到，但是吉斯林，正如他給那位海軍首領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樣，顯然也給這位德國獨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就在當天晚上，希特勒即命令最高統帥部和吉斯林會商，草擬一項計畫。哈爾德聽說這個計畫也將把對丹麥的進攻包括在內。

　　十二月十六、十八兩日，儘管希特勒由於忙於應付有關斯比伯爵號的壞消息，但他還是連續兩次接見了吉斯林。可是，海軍的受挫看來使他對於主要依靠海軍進行的斯堪的納維亞冒險更加小心起來。據羅森堡說，元首對吉斯林強調，﹁挪威的態度最好是｜｜完全中立﹂。但是如果英國人準備入侵挪威，德國人就不能不搶先佔領。同時，他也將供給吉斯林一些經費，以對付英國的宣傳和加強他自己的親德活動。一月間，先撥給了他二十萬金馬克，並答應從三月十五日開始每月給一萬英鎊，連續三個月。

　　耶誕節前不久，羅森堡派了一個名字叫作漢斯一威廉‧夏特的特務到挪威去和吉斯林一道工作。聖誕假期中，有少數參與內幕的最高統帥部軍官，開始考慮最初定名為﹁北方研究﹂的計畫。海軍方面，對此是有意見分歧的。雷德爾確信英國想在不久的將來進入挪威，但海軍作戰參謀部的作戰處卻不同意這種看法，在它的一九四○年一月十三日的秘密作戰日誌裡，透露了他們的不同意見。

　　﹁作戰處不相信英國有可能馬上佔領挪威｜｜︵它︶認為如果沒有英國進攻的成脅，德國佔領挪成就將是一個危險的行動。﹂

　　因此，海軍作戰參謀部得出結論說，﹁最有利的解決辦法，無疑地就是維持現狀﹂，並且強調說這樣就可以繼續利用挪威的領海，使鐵礦砂的運輸﹁完全安全﹂。

　　希特勒對於海軍的遲疑和最高統帥部在一月中旬向他提出的﹁北方研究﹂，的結果報告都感到不滿。一月二十七日，他要凱特爾發出一道絕密的指令，說明﹁北方研究﹂的下一步工作將在元首﹁本人的直接監督之下﹂繼續進行，並指示凱特爾負責準備一切。於是在最高統帥部成立了一個由海、陸、空三軍各派一名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這一軍事行動計畫以後就用﹁威塞演習﹂的代號。

　　這一步驟，似乎表明希特勒對於佔領挪威不再猶疑不決了。如果在他的思想上還有任何懷疑的話，那麼，經過二月十七日在挪威領海上發生的事件，他的任何疑團都完全驅散了。

　　原來斯比伯爵號的一艘輔助供應艦阿爾特馬克號，設法通過了英國封鎖線偷偷地向德國開回來。二月十四日在挪威領海內向南朝德國航行時，被一架英國偵察機發現了。英國政府知道，艦上裝有被斯比伯爵號擊沉的英國船隻被俘船員三百人，他們是被當作戰俘運到德國去的。挪威海軍軍官曾對阿爾特馬克號供應艦作了一次馬馬虎虎的檢查，發現艦上並沒有俘虜，也不是武裝艦隻，於是發給通行證，准予開回德國，但是邱吉爾瞭解到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他親自命令一個英國驅逐艦隊開入挪威領海去登上德國船解救俘虜。

　　英國驅逐艦哥薩克號在艦長菲力普‧維安海軍上校的指揮下，於二月十六日夜間在阿爾特馬克號隱藏地點約新峽灣去執行它的任務。經過一陣混戰之後，德國人死亡四人，受傷五人，英國上船的人員解救了二百九十九名海員，這些人原來都被關在貨倉裡和一個空油槽內，為的是避免被挪威人發現。

　　挪威政府就英國侵犯挪威領海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但張伯倫在下院作答說，挪威准許德國人使用自己的領海，運輸英國俘虜到德國俘虜營去，本身就已經違反了國際法。

　　對於希特勒來說，這使他最後打定了主意。他由此認為，挪威不會認真反對英國在自己的領海內使用武力。從約德爾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阿爾特馬克號艦上的斯比伯爵號船員沒有作更頑強的戰鬥｜｜﹁沒有抵抗，英國未受損失﹂｜｜也使希特勒非常憤怒。據約德爾的日記透露，二月十九日希特勒極力催促完成﹁威塞演習﹂的計畫。他對約德爾說，﹁把艦隻裝備好，把部隊準備好﹂。他們還缺一個領導這整個行動的軍官，因此，約德爾就提醒希特勒，已經到了指派一位將軍和參謀人員的時候了。

　　凱特爾提出一個軍官，他就是曾在第一次大戰末期隨馮‧德‧戈爾茨將軍的師團在芬蘭作戰過的尼古拉斯‧馮‧福肯霍斯特將軍，他現在正在統率西線的一個軍。希特勒對於指派一個指揮官來從事北方冒險這樣的小事過去一直沒有放在心上，這時，馬上就把他召回來了，這位將軍雖然出身於原來叫做雅茨仁伯斯基而現在又改稱為福肯霍斯特︵德文的意思是﹁鷹巢﹂︶的西里西亞的軍人世家，但元首並不認識他。

　　福肯霍斯特在紐倫堡的一次提審中，曾談起二月二十一日清晨他們第一次在總理府見面時的情況，這次會見是很耐人尋味的，福肯霍斯特從來也沒有聽見過什麼﹁北方研究﹂計畫，而且他也是第一次面對這個納粹統帥，希特勒顯然沒有能使他像所有其它將領那樣產生敬畏的情緒。

　　﹁︵他在紐倫堡說︶我聽命坐下。後來我又遵命把一九一八年芬蘭作戰的情況告訴元首｜｜他說：﹃坐下，把當時的情況告訴我。﹄我就說了。

　　後來，我們站了起來，他把我帶到鋪滿了地圖的一張桌子旁邊。他說：﹃｜｜德國政府已經知道英國人企圖在挪威登陸｜｜﹄﹂

　　福肯霍斯特說，他從希特勒那裡得到的印象是：阿爾特馬克號事件對領袖的﹁立即執行計畫﹂起了最大的影響。使這位將軍感到驚奇的是，他當場立即就被指派為執行這個計畫的總司令。希特勒還說，陸軍將交給他五個師由他指揮，目的是佔領挪威幾個主要的港口。

　　希特勒在中午時分叫福肯霍斯特退去，並且要他在下午五時帶著他的佔領挪威的計畫回來報告。

　　﹁︵福肯霍斯特在紐倫堡說︶我出去買了一本旅行指南，想看看挪威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對它一點也不瞭解｜｜後來，我回到了我的旅館的房間裡，根據旅行指南進行工作｜｜下午五時，我回到元首那裡去。﹂

　　最高統帥部制定的計畫從來也沒有給這位將軍看過，因此他根據一本舊旅行指南制定出來的計畫可以想像得到，是相當粗糙的，但看來卻已經使希特勒滿意了。計畫預定在奧斯陸、斯塔瓦格爾、貝根、特隆赫姆和納爾維克五個挪威港口各分配一個師的兵力。福肯霍斯特後來說：﹁你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因為它們都是大港口。﹂這位將軍在宣誓保守秘密和受到﹁趕快進行﹂的催促以後，就辭退出來，開始進行工作了。

　　正在忙於準備進攻西線的勃勞希契和哈爾德對於這些工作的進行，基本上是不知道的。直到二月二十六日福肯霍斯特謁見陸軍參謀總長並請求派一些部隊、尤其是山地作戰部隊來執行他的任務，到這時候，他們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哈爾德並不怎麼積極合作；實際上他很為惱火，他要求更多的瞭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什麼需要。哈爾德在日記裡嘆息說：﹁這些事情，元首和勃勞希契從來沒有商量過，這種情況必須在這次的戰爭史上記載下來！﹂

　　然而，對這些舊派將領、尤其是對他的參謀總長異常瞧不起的希特勒，是不能推三阻四的。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熱心地批准了福肯霍斯特的計畫，包括增加兩個山地作戰師，並且宣稱還需要更多的部隊，因為他要﹁在哥本哈根擺下重兵﹂。丹麥肯定地成了希特勒的進攻目標；因為空軍想得到那裡的基地，以便進攻英國。

　　第二天，三月一日，希特勒為﹁威塞演習﹂發出了一道正式指令。

　　﹁絕密

　　斯堪的納維亞局勢的發展，要求作佔領丹麥和挪威的一切準備。這一作戰行動，可以防止英國對斯堪的納維亞和波羅的海的侵犯。此外，它還可以保證我們在瑞典的鐵礦基地，並為我們的海軍和空軍提供進攻英國的更為廣闊的出發線｜｜

　　從我們的軍事、政治力量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軍事、政治力量的對比來看，使用於﹁威塞演習﹂的兵力，越少越好。數量上的弱點，應以大膽行動和出奇制勝來彌補。

　　在原則上，我們應當竭力使這一行動像是一次和平佔領。它的目的是以武力維護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中立。相應的要求將於佔領之初遞交給這些國家的政府。必要時將舉行海、空軍示威，以便為這些要求提供必要的壓力。如果示威不行，遇到抵抗，就用一切軍事手段加以擊潰｜｜越過丹麥國界和在挪威登陸，必須同時進行｜｜

　　最重要的是，對於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和西方的敵人，應該用奇兵襲擊｜｜只有在從海上出發的時候，才讓部隊知道實際的目標。﹂

　　據約德爾報告，就在三月一日那天晚上，陸軍總司令部由於希特勒要求抽調軍隊到北方作戰而﹁大為生氣﹂。第二天戈林又對凱特爾﹁發了一頓脾氣﹂，並且跑到希特勒那裡去訴苦。這位肥胖的元帥，由於長期以來未得參與機密，並且由於空軍已經置於福肯霍斯特的指揮之下而感到憤怒。希特勒在一場嚴重的互爭權力的威脅之下，於三月五日召集三軍領袖到總理府，企圖平息這場糾紛，但是也無濟於事。

　　﹁︵約德爾在日記裡寫道︶元帥︵戈林︶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事先沒有跟他商量。這次討論幾乎是他一人在說話，他並且試圖證明所有以前的準備都毫無用處。﹂

　　希特勒為了安撫他，稍微作了一些讓步，計畫仍迅速進行。根據哈爾德的日記，他早在二月二十一日就有這樣的印象：對丹麥和挪威的進攻，要在對西方發動了進攻並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後才開始。究竟先開始哪一個行動，希特勒自己是猶豫不決的，並且在二月二十六日向約德爾提出這個問題。約德爾建議把這兩個行動完全錯開，希特勒同意說，﹁如果可能的話，就這樣辦﹂。

　　三月三日，他決定﹁威塞演習﹂應該在﹁黃色方案﹂︵進攻西方的代號︶之前執行，並且﹁很嚴厲地﹂對約德爾說：﹁必須在挪威迅速採取強而有力的行動。﹂這時，勇敢的但是在人力上寡不敵眾和武器上弱不敵強的芬蘭軍隊，遭到俄國的強大進攻正面臨著覆滅的災禍，據可靠的報告，英法的遠征軍即將從蘇格蘭基地開往挪威登陸，準備通過挪威和瑞典到芬蘭去援救芬蘭人。

　　這一威脅就是希特勒急於行動的主要原因。

　　但是，三月十二日，俄芬戰爭突然以芬蘭接受俄國苛刻的請和條件而停止了。這在柏林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因為它使德國不用再不得人心地支持俄國進攻芬蘭，而且也使蘇聯接管波羅的海的企圖暫時中止下來，但是，就希特勒自己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冒險來說，俄芬戰爭的停止使他感到很為難。正如約德爾在日記中所吐露的那樣，這使佔領挪威和丹麥的﹁動機﹂﹁難於解釋﹂。他在三月十二日寫道：﹁芬蘭和俄國的請和，使英國而且也使我們失去佔領挪威的任何政治依據。﹂

　　希特勒現在確實很難找到藉口。三月十三日，忠實的約德爾寫道：元首﹁還在找尋理由﹂。第二天，他又寫道：﹁元首對於如何為﹃威塞演習﹄辯解，還沒有拿定主意。﹂更糟糕的是，雷德爾開始洩氣了。他﹁懷疑在挪威搞預防性戰爭︵？︶是不是還有重要意義﹂。

　　現在希特勒躊躇起來了。這時，又遇到了另外兩個問題：︵一︶怎樣應付美國副國務卿塞姆納爾‧威爾斯。他是奉羅斯福總統之命於三月一日到達柏林，企圖試探在西線開始大屠殺以前是否有終止戰爭的可能性的；︵二︶怎樣取得由於受到忽視而被激怒了的義大利盟國的諒解。希特勒還沒有考慮怎樣答覆墨索里尼一月三日的一封盛氣淩人的來信。柏林和羅馬的關係顯然已經冷淡下來了。德國人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塞姆納爾‧威爾斯現在到歐洲來，是想把義大利從已經有裂痕的軸心拉開，並且說服它：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的話，無論如何也不要和德國一起作戰。各種警告從羅馬傳到柏林，說明現在已經是採取措施使這位懷恨在心的義大利領袖保持聯合的時候了。

希特勒會晤塞姆納爾‧威爾斯和墨索里尼

　　希特勒、戈林和里賓特洛甫對於美國情況的愚昧無知，簡直達於極點。雖然他們這個時候的政策是企圖使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但他們卻像一九一四年他們的柏林前輩一樣，並不認真地把美國看成是一個有強大軍事潛力的國家。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德國駐華盛頓的陸軍武官弗雷德里希‧馮‧波提徹爾將軍就曾經勸告柏林的最高統帥部用不著擔心美國會派遠征軍到歐洲來。十二月一日，他又進一步通知他在柏林的陸軍上司說，美國的軍事裝備完全不足以執行﹁進攻性的戰爭政策﹂，並且還說，﹁國務院的不起作用的仇恨政策和羅斯福的一時衝動的政策常常是以對美國軍事力量估計過高為依據而制定出來的，與這些政策相反﹂，華盛頓的參謀本部，﹁對於德國和它從事戰爭的原因還是有所瞭解的﹂。在他的第一次報告裡，波提徹爾寫道，﹁林白和著名飛行家里肯巴克﹂都主張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但是，到了十二月一日，儘管他低估美國的軍事力量，他仍然警告最高統帥部說，﹁如果美國認為西半球受到威脅，它還是會參戰的﹂。

　　德國駐華盛頓代辦漢斯‧托姆森曾盡最大努力向他在柏林的無知的外交部長提供美國的一些事實。九月十八日，當波蘭戰爭將近結束的時候，他警告德國外交部說，﹁美國絕大多數人民都同情我們的敵人，美國深信德國是犯有戰爭罪行的﹂。在同一份報告裡，他還指出，德國想在美國進行破壞活動的任何企圖都會引起可怕的結果。他要求不要以﹁任何方式﹂進行這一類破壞活動。

　　這個要求顯然沒有得到柏林方面的重視，因為在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托姆森又打電報給柏林說：

　　﹁我得知紐約的一個美籍德人馮‧霍斯伯格和一個德國公民華爾特，據說在德國諜報局的指使之下，計畫對美國軍事工業進行破壞。據信馮‧霍斯伯格家裡藏有雷管。﹂

　　托姆森要求柏林停止這種做法。他說：

　　﹁要使美國參戰，再也沒有比重複採用上次世界大戰時驅使美國參加我們敵人行列的那種行動更加可靠了，再說，那種行動並不能對美國的戰爭工業造成絲毫破壞。﹂

　　此外，他又說，﹁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這兩個人都不適宜做諜報局的特工人員﹂。

　　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羅斯福召回美國駐柏林大使以抗議納粹對猶太人的公開屠殺以來，兩國都沒有大使駐在對方了。貿易已減少到最小數額，這主要是由於美國的抵制，而現在又被英國的封鎖完全截斷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參眾兩院表決解除了禁止軍火出口令，這就打開了美國向西歐盟國供應軍火的道路。塞姆納爾‧威爾斯就是在這種兩國關係迅速惡化的情況下於一九四○年三月一日到達柏林的。

　　塞姆納爾‧威爾斯到達柏林的前一天，即二月二十九日｜｜這一年是閏年｜｜希特勒採取了非常的步驟，發出一道秘密的﹁如何和威爾斯先生談話的指令﹂。指令要求德國方面持﹁保留態度﹂，並且告誡要﹁儘量讓威爾斯先生發言﹂。這個指令為接待美國特使的全體高級官員規定了五點準則。德國的主要論點是，德國並沒有對英法兩國宣戰，而是英法兩國向德國宣戰；元首曾於十月間向它們提出和平的建議，但它們拒絕了；德國接受了挑戰；英法進行戰爭的目的是想﹁毀滅德意志國家﹂，因此，德國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繼續戰爭，等等。

　　﹁︵希特勒最後說︶應當儘量迴避具體政治問題的討論，例如未來的波蘭國家等問題。如果︵他︶提出這類問題，可以說這種問題要由我作決定。不言而喻，奧地利問題和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保護國的問題，是完全沒有討論餘地的｜｜

　　凡是可以被解釋為｜｜德國對於現在討論和平的可能性表露有任何興趣的話，都應避免，說得更恰當一點，我要求不要讓塞姆納爾‧威爾斯先生有絲毫理由懷疑德國要勝利結束這場戰爭的決心｜｜﹂

　　不僅里賓特洛甫和戈林，連希特勒自己分別在三月一日、二日和三日先後接見威爾斯的時候，也是極其嚴格地按指令行事的。根據繳獲檔案中施密特博士所作的長篇談話記錄來判斷，這位有些沉默寡言、老於世故的美國外交官必然會以為他到了一所瘋人院，如果他還相信自己的耳朵的話。這三個納粹巨頭，個個都對威爾斯大肆曲解歷史，他們極其荒謬地歪曲事實，甚至連最簡單的字都失去了原來意義。希特勒在三月一日發出他的﹁威塞演習﹂的指令，第二天接見威爾斯時卻堅持說，盟國的戰爭目的是﹁消滅﹂，而德國的戰爭目的是﹁和平﹂。他向他的來客大談其為了與英、法保持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

　　﹁在戰爭爆發前不久，英國大使曾坐在塞姆納爾‧威爾斯現在所坐的地方，元首向他提出他一生中最大的建議。﹂

　　他對那個英國人所提的建議都被拒絕了，英國現在一心一意要毀滅德國。因此，希特勒認為：﹁這場戰爭將不得不打到底｜｜除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之外，沒有別的解決辦法。﹂

　　這就難怪威爾斯向威茲薩克老實說並又向戈林重複：如果德國決心要在西方取得軍事勝利，那麼，他的歐洲之行﹁就毫無意義｜｜而他也就沒有別的話要說了﹂。

　　雖然威爾斯在與德國人談話時強調說，他在這次旅行中從歐洲政治家那裡所聽到的話都是為了傳達給羅斯福一個人聽的，但是他卻認為不妨自作主張告訴希特勒和戈林：他曾和墨索里尼做過﹁長時間的、建設性的、有益的﹂談話；墨索里尼認為﹁在歐洲實現持久的鞏固的和平，還是有可能的﹂。德國人這時看到，如果義大利獨裁者真有這樣的想法，那麼，現在就是糾正它們的時候了。和平肯定是要的，但那只能在德國取得西線輝煌的勝利之後。

　　希特勒沒有答覆墨索里尼一月三日的信，使這位義大利領袖愈來愈感煩惱。在整整一個月之中，阿托利科大使不斷詢問里賓特洛甫，什麼時候可以得到答覆，並且暗示義大利和英、法的關係正在改進，而且貿易也在增加。這種貿易內容之一是義大利出售戰爭物資，這使德國人十分惱火。他們在羅馬不斷提出抗議，指責義大利幫助西方盟國是不適當的。馮‧馬肯森大使向他的朋友威茲薩克一再敘說自己的﹁嚴重焦慮﹂，而後者也害怕墨索里尼的那封沒有得到答覆的信如果再﹁置之不理﹂，這位義大利領袖就要採取﹁自由行動﹂了｜｜德國也許會永遠失去墨索里尼和義大利了。

　　三月一日希特勒得到了一個機會。英國宣佈切斷德國由海道通過鹿特丹運往義大利的煤炭運輸。這對義大利經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位義大利領袖對英國大為憤怒，同時對於馬上答應設法用火車運煤的德國又熱情起來。希特勒趁熱打鐵，在三月八日寫了一封長信給墨索里尼，兩天以後由里賓特洛甫在羅馬親自遞交。

　　信裡並沒有對遲遲未覆前信表示歉意，但是語氣是親切的。在這封信中，希特勒比以前寫給他的這個義大利夥伴的信中說的話都要多。他把幾乎所有可以想到的問題的看法和政策都作了相當詳細的說明。這封信還對納粹與俄國的聯盟問題，拋棄芬蘭人問題，以及連一個殘存的波蘭也沒有留下的問題都作了辯解。

　　﹁如果我把德國部隊從總督轄區︵波蘭︶撤走，這並不能使它得到綏靖，而只會帶來可怕的混亂。教會將不能執行它讚美上帝的職能！而神父的腦袋也要被砍掉｜｜﹂

　　希特勒繼續寫道，至於塞姆納爾‧威爾斯的訪問，並沒有什麼結果。他仍然決定在西方發動進攻。他認識到﹁未來的戰爭不會輕易得勝，而將是德國歷史上一場最殘酷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接著，希特勒就向墨索里尼示意，勸他參加戰爭。

　　﹁領袖，我認為，這次戰爭的結果無疑也將決定義大利的命運｜｜你終有一天會面對今天與德國作戰的這些敵人的｜｜我也看到了我們兩國的、兩國人民的、我們革命的和我們制度的命運，都已不可分割地聯結在一起了｜｜

　　最後，讓我向你保證，不管怎樣我總相信，命運遲早會使我們終於並肩作戰。這就是說，不管局勢中的個別情況現在會怎樣發展，你將同樣地無法逃避這場武裝衝突。我還相信，屆時你將比以往更加貼近我們一邊，正如同我將更加貼近你們一邊一樣。﹂

　　墨索里尼給這封信奉承得飄飄然了。他馬上向里賓特洛甫保證，他同意﹁在火線上﹂站在希特勒這一邊。這位納粹外交部長不失時機地把他的主人恭維一番。他說，元首﹁對於最近英國對德國從海道運煤到義大利採取封鎖措施，感到異常憤慨﹂。他問義大利需要多少煤，墨索里尼回答說，每月五十萬噸到七十萬噸。里賓特洛甫爽快地說，德國現在準備每月供應一百萬噸，而且提供運煤用的大部分車皮。

　　在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兩天，他們兩人舉行了兩次長時間的會談，在場的有齊亞諾。據施密特博士的速記記錄透露，里賓特洛甫當時極其浮誇。雖然要商談的還有更加重大的問題，他卻把繳獲到的波蘭駐西方一些首都的使節發回的一些外交電報拿出來給墨索里尼看，來表明﹁美國的滔天的戰爭罪行﹂。

　　﹁這位外交部長解釋說，這些文件明確地表明，美國大使布立特︵駐巴黎︶、甘迺迪︵駐倫敦︶、德萊西爾‧比德爾︵駐華沙︶所起的罪惡作用｜｜從這些文件可以看出猶太富豪集團的陰謀，這個集團的影響通過摩根和洛克菲勒一直達到羅斯福那裡。﹂

　　這位妄自尊大的納粹外交部長胡吹了幾個小時，這只有顯示他一貫的對於世界大事的無知。他強調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共同命運，並且強調說，希特勒馬上就會進攻西線，﹁在夏天打敗法國軍隊﹂，在﹁秋天以前﹂把英國人趕出大陸。墨索里尼多半時間在聽他說話，偶而插上一兩句話，這個納粹部長顯然沒有注意到話裡的諷刺意味。例如，根據施密特的記錄，當里賓特洛甫誇口說﹁史達林已經放棄世界革命的想法﹂時，墨索里尼就反駁說，﹁你真相信這個說法嗎？﹂當里賓特洛甫說，﹁每一個德國士兵都相信肯定會在今年取得勝利﹂時，墨索里尼就插嘴說，﹁這句話很有意思﹂。這天晚上，齊亞諾在日記裡寫道：

　　﹁會見以後，在沒有別人在旁的時候，墨索里尼告訴我，他不相信德國的攻勢，也不相信德國會完全成功。﹂

　　義大利領袖答應在第二天會談時表示自己的意見，里賓特洛甫對於他可能發表怎樣的意見多少有些不安。他在給希特勒的電報裡說，他還得不到一點﹁有關這個領袖的想法的暗示﹂。

　　他其實是用不著擔心的。第二天，墨索里尼的態度完全改變了。施密特寫道，他十分突然地﹁轉變為完全贊成戰爭﹂。他告訴客人說，問題不在於義大利是否與德國一起作戰，而在於什麼時候一起作戰。時間的配合是﹁需要十分慎重考慮的。因為他在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以前，不應該參戰，以免加重他的夥伴的負擔﹂。

　　﹁這一回，他不得不非常明確地說明，義大利的經濟情況不能長期作戰。他不能像英法兩國那樣，可以每天花費十億里拉。﹂

　　這些話看來使里賓特洛甫愣了一會兒。他想逼著這個獨裁者確定義大利參戰的日期，但後者卻不肯把話說死，他說，﹁在義大利確定對英、法的關係的時候，也就是和這兩個國家決裂的時候，義大利參戰的日期就會到來﹂。他補充說，﹁挑起﹂這種破裂是極容易的事。里賓特洛甫雖然堅持，但他並沒有能夠得到一個確定日期。顯然這件事情須由希特勒來親自過問了。因此，納粹外交部長建議他們兩人在三月下半月即十九日以後在勃倫納會晤。墨索里尼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這裡要附帶說明一下，里賓特洛甫對於希特勒打算佔領丹麥和挪威的計畫，並沒有透露過一個字。有些機密，即使你迫切需要一個盟國和你搭夥，也還是不能向他說的。

　　里賓特洛甫雖然沒有能夠使墨索里尼同意規定一個日期，但他已經誘使義大利領袖同意參戰了。齊亞諾在日記裡哀歎說：﹁如果他希望增強軸心，那麼，他是成功了。﹂當塞姆納爾‧威爾斯訪問柏林，巴黎、倫敦之後回到羅馬，在三月十六日與墨索里尼再度會見的時候，他發現後者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

　　﹁︵威爾斯後來寫道︶他看來如釋重負｜｜我一直在奇怪，在我第一次訪問羅馬之後的兩個星期之中，他是不是還沒有下定重大的決心，在里賓特洛甫訪問他時，他是不是還沒有決定把義大利拖入戰爭。﹂

　　威爾斯其實用不著奇怪。

　　里賓特洛甫坐著專車離開羅馬不久，這個心裡煩惱的義大利獨裁者又反覆猶豫起來。齊亞諾在三月十二日的日記裡寫道：﹁他生怕答應對盟國作戰這一步走得太遠了。他現在想勸阻希特勒發動大陸攻勢，並且希望在勃倫納會談時能夠實現這個願望。﹂齊亞諾雖然是一個才能有限的人，卻知道得更清楚。他在日記裡補充說：﹁不能否認，領袖被希特勒迷住了，被他的性格之中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所形成的魅力迷住了。元首將得到比里賓特洛甫能得到的更多的東西。﹂這話不錯｜｜但也有些保留，下面就要談到。

　　里賓特洛甫一回到柏林就在三月十三日給齊亞諾打電報，要求勃倫納會議提前於三月十八日舉行。﹁德國人真教人受不了，﹂墨索里尼氣憤地說，﹁他們不給人一點喘息或者考慮的時間。﹂儘管如此，他還是同意了這個日期。

　　﹁︵齊亞諾在那一天的日記裡寫道︶領袖有點擔心。直到現在他還生活在以為一場真正的戰爭不會爆發的幻想中。現在，衝突已迫在眉睫，而他可能處在局外人的地位，這種可能性使他感到不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使他感到屈辱。﹂

　　一九四○年三月十八日清晨，這兩個獨裁者各自的專車徐徐駛入坐落在高聳入雲、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下的勃倫納隘口車站，這時空中正飄著雪花。作為對墨索里尼的一個讓步，會談是在這位義大利領袖的私人車廂裡舉行的，但是，發言的幾乎只是希特勒一個人。齊亞諾當天晚上在日記裡概述這次會談的情況：

　　﹁會談簡直像獨白｜｜全部時間只有希特勒在講話｜｜墨索里尼很感興趣地、懷著敬意地傾聽著。他說得很少，確切表明了他與德國採取一致行動的意圖。他給自己保留的，只是適當時刻的選擇而已。﹂

　　墨索里尼在終於能夠插上一句的時候說，他認識到，﹁保持中立一直到戰爭終了是不可能的﹂。與英、法兩國合作是﹁不可想像的。我們恨他們，因此，義大利的參戰是不可避免的﹂。為了使他相信這一點，希特勒已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最後還加了一句：如果義大利不願受到擯棄並且變成﹁一個二等國家﹂的話。但墨索里尼在這個主要的問題上使元首得到了滿意的答覆以後，馬上又留一個退路。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日期｜｜有一個條件必須得到滿足。義大利必須要有﹃很好的準備﹄｜｜義大利的經濟情況不允許它進行一場長期的戰爭｜｜

　　他問元首，如果進攻推遲，是否會對德國有什麼危險，而他則不認為這有這樣的危險｜｜︵這樣︶他在三、四個月之後，可以完成他的軍事準備，才不致於處在眼看著自己的戰友作戰而自己只限於搖旗吶喊這種為難的地位。他願意做更多的事情，但不是現在就能做。﹂

　　希特勒不打算推遲他在西線的進攻，他把這個想法也談出來了。但他有﹁一些理論上的計畫﹂，也許可以解決墨索里尼從正面進攻峰巒起伏的法國南部的困難，因為他知道，這一戰役﹁將造成大量的傷亡﹂。他建議義大利提供一支強有力的部隊，協同德國的部隊沿著瑞士的邊境向羅尼河流域挺進，﹁以便從背後繞過法一意邊界上的阿爾卑斯山前線﹂。當然，在這之前，德國的主力部隊應該已經在北線把英國人和法國人打退。希特勒顯然試圖使義大利於起來容易一些。

　　﹁︵希特勒繼續說︶敵人︵在法國北部︶被擊潰時，義大利積極參戰的時刻就來到了，不過參戰不是在阿爾卑斯山前線最困難的地方，而是在別處｜｜

　　戰爭將在法國決定勝負，只要把法國收拾掉，義大利就將稱霸地中海，英國就不能不求和了。﹂

　　這裡必須說明，墨索里尼看到，自己可以在德國人進行了最艱苦的戰鬥以後坐享其成地得到這麼多的收穫，對於這樣一個大好機會，他當然是不肯放過的。

　　﹁領袖回答說，一旦德國勝利地向前推進，他將立即參戰｜｜當盟國遭到德國進攻，已經無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就可以使他們投降時｜｜他決不拖延。﹂

　　但是，在另一方面，

　　﹁領袖說，如果德國的進展遲緩，他就要等一等再說了。﹂

　　這種露骨的、怯懦的討價還價，似乎並沒有使希特勒過分惱火。如果墨索里尼真的如齊亞諾所說的那樣，被﹁希特勒的性格中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吸引住了的話，那麼也許可以說，基於同樣的神秘理由，這種吸引力是雙方面的。希特勒對於某些最親近的同僚曾經背信棄義，其中有些人像羅姆和施特拉塞都已遭他殺害；但他對於他的滑稽可笑的義大利夥伴卻保持著一種奇怪的、異乎尋常的忠誠，甚至當這個趾高氣揚、外強中乾的羅馬凱撒遭遇到困難和災難的時候，這種忠誠也並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了。本書有不少令人感到興趣的不可解的謎，這就是其中之一。

　　總之，義大利的參戰，不管其價值如何，現在終於莊嚴地承諾下來了。除了希特勒之外，沒有什麼德國人，認為這會有多大價值，納粹將領有這種看法的則更少。現在，希特勒又可以打主意進行新的、迫切的征服了。他對於其中最迫切的一個｜｜在北方｜｜沒有對他的盟友透露過半點風聲。

密謀份子的又一次失敗

　　反納粹的密謀份子又一次試圖說服將軍們廢黜他們的領袖｜｜這一次是在他要在北方發動新的侵略之前。他們已經聽到了這個風聲。這些文職人員密謀份子，仍然希望英國政府保證與反納粹的政府媾和。由於他們是那樣一些人，他們仍然堅持，新的德國政府無論如何應當被允許保有大部分希特勒奪得的領土：奧地利、蘇台德區和一九一四年的德波邊界，雖然最後這一塊領土在過去只是由於消滅波蘭國家以後才取得的。

　　帶著這樣的建議，哈塞爾，一個有相當個人勇氣的人，於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到瑞士的阿羅莎同英國的一位聯絡人商談。他在日記裡稱這個人為﹁Ｘ先生﹂，其實名字叫Ｊ．朗斯台爾‧布賴恩斯。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他們在極端機密的情況下商談了四次。在羅馬外交界曾經出過一些風頭的布賴恩斯，是在本書中出現的那些有些外行的毛遂自薦的和平談判者之一。他和唐寧街有關係，哈塞爾和他一見面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斯蒂芬斯少校和貝斯特上尉打算在荷蘭與德國密謀份子建立接觸的計畫失敗以後，英國對於這整個事情，多少有點懷疑。當布賴恩斯催促哈塞爾明確答覆他代表誰進行談判的時候，這位德國使節變得狡猾起來了。

　　﹁我無權把支持我的人說出來，﹂哈塞爾回答說，﹁我只能對你保證，從哈利法克斯那裡得到的聲明，會送到適當的人那裡。﹂

　　哈塞爾接著就把德國﹁反對派﹂的意見作了概括的說明：他們認為，﹁在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前﹂，必須推翻希特勒，而這必須是﹁純粹由德國人來辦的事情﹂；關於柏林的反納粹政府將受到如何的對待，必須有﹁英國權威方面﹂的聲明；改變政治制度的主要障礙是一九一八年的歷史，這就是說，德國人擔心事情會像當年犧牲了德皇以後那樣發展下去。哈塞爾和他的朋友要求得到保證：如果他們除掉了希特勒，德國將得到比除掉威廉二世以後較為寬大的待遇。

　　於是他就把一份他自己用英文寫好的備忘錄交給了布賴恩斯。這是一份內容含糊的文件，雖然它對於以﹁基督教倫理、正義和法律、社會福利、思想和信教自由為基礎的未來的社會﹂充滿了高貴的感情。哈塞爾寫道，﹁這場瘋狂的戰爭﹂繼續下去的最大危險是﹁歐洲的布爾什維克化﹂。｜｜他認為這比納粹主義的繼續存在還要壞。他的和平的主要條件是讓新的德國保持他列舉出來的、希特勒征服了的幾乎所有地方。德國據有奧地利和蘇台德區，這是在任何和平條件中都不能討論的地區；德國還必須恢復一九一四年德波邊界，這實際上當然是指一九一四年的德俄邊境，雖然話沒有這樣說，因為波蘭在一九一四年是並不存在的。

　　布賴恩斯同意必須採取迅速行動，因為德國進攻西線已迫在眉睫。他答應把哈塞爾的備忘錄送給哈利法克斯勳爵。哈塞爾回到柏林，把自己最近活動的情況報告給他的同謀者。他們雖然希望能從哈塞爾的﹁Ｘ先生﹂那裡得到最好的消息，但此刻他們最關心的還是這所謂﹁Ｘ報告﹂的文件。這是他們在諜報局的一個成員漢斯‧馮‧杜那尼根據繆勒博士在梵蒂岡與英國人接觸的結果寫成的。這個文件聲稱，教皇已準備向英國斡旋，同一個新的反納粹的德國政府進行合理的和平談判。那些希特勒的反對者的條件中，有一條是他們認為羅馬教皇會加以支持的。這就是﹁在解決東方問題方面要對德國有利﹂。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的觀點的一般。窮凶極惡的納粹獨裁者已經通過武力侵略在東方得到對﹁德國有利﹂的解決：這些正派的德國密謀份子要求英國在教皇的祝福下送給他們同樣的東西。

　　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間的冬天，密謀份子的腦子裡想的盡是﹁Ｘ報告﹂。十月底，湯瑪斯將軍已經把這個報告給勃勞希契看過了。為的是想鼓勵這位陸軍總司令盡力勸阻希特勒不要在那年秋天在西線發動進攻。但是勃勞希契對這樣的鼓勵並不領情，事實上，他還威脅湯瑪斯將軍，如果他再提這件事，就要把他逮捕起來。他訓斥說，這是﹁顯然的叛國罪﹂。

　　現在，當納粹即將發動新的侵略的時候，湯瑪斯把﹁Ｘ報告﹂交給哈爾德，希望他能夠照這個報告行事。但這是妄想。這位參謀總長告訴密謀份子中最積極的人員之一戈台勒︵他也曾請哈爾德帶頭，因為優柔寡斷的勃勞希契不肯帶頭︶：此刻他不能背棄他作為一個軍人對元首的誓言。而且，他還說：

　　﹁英國和法國已經向我們宣戰，我們只有幹到底。

　　妥協的和平是毫無意義的。只有在最緊急的關頭，我們才能採取戈台勒所希望的行動。﹂

　　哈塞爾在一九四○年四月六日的日記中，詳細講到戈台勒向他所分析的哈爾德的精神狀態。他在日記中嘆息道：﹁看，結果還不是這樣！﹂這位日記的作者補充說：﹁哈爾德在談到他的責任的時候，開始哭起來了，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神經受傷的軟弱的人。﹂

　　這個印象的真實性是可疑的。哈爾德四月第一周的日記裡，盡是關於他協助策劃的、在西線舉行大攻勢的準備工作的詳盡記述。在重讀這日記時，本書作者至少得到這樣的印象：當參謀總長和那些戰地司令官商談並且審核德國歷史上最巨大、最大膽的軍事行動的最後計畫的時候，他的情緒是興高采烈的。在他的日記裡，沒有什麼謀反思想，或者與良心作鬥爭的跡象。雖然他對丹麥和挪威的進攻有些不安，那完全是出於軍事原因的考慮。他對於納粹侵略四個中立小國，絲毫沒有道德上的疑慮，雖然德國對這些國家的邊疆都曾做過莊嚴的保證，而他也知道，德國即將對它們進行攻擊，對其中兩個國家即比利時和荷蘭的進攻計畫，還是他自己親自領導制訂的。

　　這些﹁正派的德國人﹂想在時機尚未過晚之前趕希特勒下臺的最後企圖，就這樣結束了。這是他們本來可以獲得寬大的和平的最後機會，勃勞希契和哈爾德表示得很清楚，將領們對於談判出來的和平是不感興趣的。他們現在與元首一樣，只是想實現在德國勝利以後由他們指定條件的和平。直到這種機會漸漸消失時，他們才認真地回到他們原來想把他們的瘋狂的獨裁者除掉的謀反想法，這種想法，在慕尼黑時代和佐森時代曾經是十分強烈的。讀者必須記住這種精神狀態和性格，才能瞭解接著發生的事件和後來編造的神話。

攻佔丹麥和挪威

　　希特勒征服丹麥和挪威的準備工作，被許多作家稱為戰爭中保密最嚴的事情之一，但在本書作者看來，這兩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甚至英國人｜｜之所以猝不及防，不是由於他們沒有得到將要發生什麼事變的警告，而是由於他們沒有及時地相信這種警告。

　　在災禍發生前十天，諜報局的奧斯特上校向他的一個親近的朋友、荷蘭駐柏林武官Ｊ‧Ｇ‧沙斯上校透露了德國﹁威塞演習﹂計畫的消息。沙斯立即通知丹麥海軍武官寇爾森上校。但是安然自得的丹麥政府並不相信自己的海軍武官。當四月四日丹麥駐柏林的公使打發寇爾森趕快回哥本哈根親自報告的時候，他的情報還是沒有得到重視。甚至在事變發生的前夕，即三月八日晚上，已接到德國一艘滿載部隊的運輸艦在挪威南部海岸｜｜就在丹麥北面｜｜中了魚雷的消息，不少丹麥人還親眼看見一批德國海軍艦隊在他們的島嶼之間向北駛去，甚至在這個時候，晚餐桌上有人說到國家已處於危險狀態時，丹麥國王對這話還一笑置之。

　　﹁他真的不相信有這回事。﹂一個當時在場的禁衛軍軍官後來說。他還說，事實上，國王餐後還到皇家戲院看戲，心情﹁充滿自信而愉快﹂。

　　早在三月間，挪威政府就從駐柏林公使館和瑞典人那裡接到關於德國軍隊和海軍艦艇在北海和波羅的海港口集中的警告。四月五日從柏林收到了一件確實的情報說，德國人即將在挪威南部海岸登陸，但是奧斯陸的麻痹自滿的內閣還是對之抱懷疑態度。四月七日，發現有幾艘德國大型軍艦向挪威海岸前進，同時並接到英國飛機在斯卡格拉克口外掃射德國艦隊的報告；四月八日，英國海軍部通知挪威駐倫敦公使館，說發現有一支強大的德國海軍駛近納爾維克；而奧斯陸的報紙也發表新聞說，當天在挪威的利勒散附近海面遭到波蘭潛水艇襲擊的﹁里約熱內盧﹂號運輸艦上遇救的德國士兵宣稱，他們是去貝根協助抵禦英國的｜｜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挪威政府還不認為有必要採取顯而易見需要採取的步驟，例如動員軍隊，在所有港口的炮臺裡配備充足的兵力，堵塞飛機場的跑道，或者｜｜尤其重要的是｜｜在通向首都和主要城市的易於敷設水雷的狹窄水道上設置水雷。如果這些事情都辦到了，歷史也許會別有一番轉折。

　　不祥的消息，正如邱吉爾所說的那樣，在四月一日就開始傳到倫敦了。四月三日，英國戰時內閣討論了最新的情報，尤其是從斯德哥爾摩來的情報。這些情報說，德國人在它的北部港口集中了相當多的兵力，目標在於向斯堪的納維亞推進。但這消息似乎並沒有受到認真的考慮。兩天以後，四月五日，當德國第一批海軍補給艦艇已經出海的時候，張伯倫首相在一次講演裡宣稱，希特勒由於沒有在英法毫無準備的時候進攻西線，已經﹁錯過了機會﹂｜｜這句話使他不久以後就自悔失言。

　　據邱吉爾說，英國政府這時認為，德國人在波羅的海和北海港口內增兵的目的，只是為了一旦英國為了截斷從納爾維克運送鐵礦砂的航道而到挪威領海佈雷同時也佔領納爾維克和南部其它一些港口時，使希特勒便於反擊。

　　事實上，英國政府當時的確正在考慮進行這樣的佔領行動。經過七個月的挫折以後，海軍大臣邱吉爾終於獲得了戰時內閣和盟軍最高軍事會議的批准，於四月八日在挪威水路上佈雷｜｜這是一個代號叫做﹁維爾弗雷德﹂的軍事行動。由於看來德國人可能對於他們的納爾維克鐵礦砂運輸線受到封鎖這一致命打擊採取有力的對策，因此決定派一小批英法聯軍到納爾維克去，並且一直挺進到附近的瑞典邊境。據邱吉爾說，另外還要派一些軍隊去更遠的南方的特隆赫姆、貝根和斯塔瓦格爾登陸，﹁以阻止這些基地被敵人佔領﹂。這就是人們所知的﹁Ｒ｜四計畫﹂。

　　這樣，在四月的第一周，當德國軍隊已經登上各種艦艇準備開赴挪威的時候，英國軍隊雖然人數要少得多，也已經在克來德河登上運輸艦，在弗爾斯河登上巡洋艦，向著同一目標前進。

　　四月二日下午，希特勒在同戈林、雷德爾和福肯霍斯特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議以後，發佈了一道正式指令，規定﹁威塞演習﹂在四月九日上午五時十五分開始。同時，他還發佈了另一道指令，規定﹁佔領時必須千方百計防止丹麥和挪威兩國國王逃到國外。﹂同一天，最高統帥部還把這個秘密計畫告訴了外交部，對里賓特洛甫發了一道詳盡的命令，指示他準備採取外交措施勸誘丹麥和挪威在德國軍隊到達的時候不戰而降，並編造一些理由為希特勒的最新的侵略辯護。

　　玩弄詭計的工作還不限於外交部，海軍也要耍些花招。四月三日，第一批艦艇剛出發，約德爾就在日記裡考慮萬一挪威人對於本國附近發現這麼多的德國軍艦發生疑懼，用什麼欺騙手法蒙混過去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小問題早已由海軍解決了。海軍已指示自己的軍艦和運輸艦偽裝成英國艦艇開過去｜｜必要時甚至懸掛英國國旗！德國海軍在秘密命令中已為﹁進攻挪威時進行欺騙和偽裝﹂作了詳細的規定。

　　﹁絕密

　　進港時行動守則

　　所有艦隻都須滅燈｜｜偽裝英國艦艇的時間應盡可能地延長。挪威艦隻用莫爾斯電碼發出的盤問，一律用英語回答。回答的時候，可以適當選擇諸如下列的詞句：﹃到貝根暫泊，無敵意。﹄

　　｜｜回答時應使用下列英國軍艦名稱：

　　科爾恩號用英艦開羅號名稱。

　　柯尼斯堡號用英艦加爾各答號名稱｜｜︵等等︶必須作出準備，以便隨時為英國軍旗照明｜｜在駛往貝根途中｜｜我方艦隻在回答過往艦隻盤問時的指導原則如下：

　　回答盤問：︵例如科爾恩號︶英艦開羅號。

　　回答停航命令：﹃︵一︶請將剛才信號重複一遍：︵二︶無法瞭解你艦信號。﹄

　　遇到警告性射擊時則回答：﹃請停止射擊。英國船，好朋友。﹄

　　遇到詢問目的地和任務時則回答：﹃到貝根去。追擊德國船。﹄﹂

　　這樣，在一九四○年四月九日上午五時二十分整︵丹麥時間上午四時二十分︶，天亮前一小時，德國駐哥本哈很和奧斯陸的使節向丹麥和挪威政府遞送了德國的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毫不反抗地立刻接受﹁德國的保護﹂。他們早二十分鐘把這兩國的外交部長從床上叫起來。里賓特洛甫堅持要嚴格遵守時間表配合德國部隊在那個時刻到達。這個最後通牒可能是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起草的迄今為止最厚顏無恥的文件。他們是起草這一類文件的能手，而且這時候在外交騙術方面也已經極有經驗了。

　　這份備忘錄宣稱，德國是來援助丹麥和挪威抵抗英、法兩國的佔領的，它說：

　　﹁因此，德國部隊不是作為敵人登上挪威的國土的。德軍最高統帥部除非出於被迫，無意利用德國軍隊佔領的據點作為對英作戰行動的基地｜｜相反，德國軍事行動的目的，完全在於保護北方，以防止英法軍隊企圖佔領挪威基地｜｜

　　｜｜本著德國和挪威兩國之間久己存在的良好關係，德國政府向挪威王國政府宣佈，不論現在和將來，德國都無意採取行動侵犯挪威王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

　　因此，德國政府期望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不要抵抗。任何抵抗將不得不受到而且會受到一切可能的手段的擊破｜｜從而只能導致絕對無益的流血犧牲｜｜﹂

　　德國的期望在丹麥實現了；但是在挪威落了空。威廉街從駐這兩國的公使拍來的第一批急電中就知道了這一點。德國駐哥本哈根公使上午八時三十四分打電報給里賓特洛甫說，丹麥人已經﹁接受了我們的一切要求，︵雖然︶表示了抗議﹂。駐奧斯陸的公使庫特‧勃勞那卻不得不作完全不同的報告。上午五時五十二分，他在遞交德國最後通牒三十二分鐘以後，就把挪威政府的迅速答覆電告柏林：﹁我們決不自動屈服，戰鬥已在進行。﹂

　　傲慢自大的里賓特洛甫被激怒了。十點五十五分，他拍了一封﹁特急﹂電報給勃勞耶：﹁你應再次說服那裡的政府，挪威的抵抗是毫無意義的。﹂

　　這位為難的德國公使並沒有能夠轉達這句話。這時挪威國王、政府和議會議員都已經逃離首都轉移到北方的山區去了。不論形勢怎樣不利，他們都決心抵抗下去。事實上，隨著天亮時德國艦艇的到來，有些地方已經在進行抵抗了，雖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

　　丹麥人則處於更為絕望的境地。他們這個快樂的小小島國是防守不住的。這個國家大小，地勢太平坦，而且最大的部分日德蘭，對於從陸路開來的希特勒的裝甲部隊是敞開無阻的。國王和政府不能像在挪威那樣可以逃到山地去，也不能指望從英國那裡得到什麼援助。有人說，丹麥人過於文明，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戰鬥的；總而言之，他們沒有戰鬥。陸軍總司令Ｗ‧Ｗ‧普萊奧爾將軍幾乎是唯一主張抗戰的人，但他的意見還是被首相多爾瓦爾德‧施道甯、外交部長愛德瓦‧門契和國王所否定，後者在四月八日壞消息開始傳來的時候，就拒絕了他的總動員的請求。海軍不論從艦艇上或者從它的海岸炮臺裡，都沒有發過一炮一彈，甚至當德國的運兵船只從它的炮口底下駛過，一開炮就可以把它們轟得粉碎的時候，也是如此。作者雖然在哥本哈根進行過調查研究，原因依然不明。陸軍則在日德蘭稍有接觸，禁衛軍在首都王宮周圍放了幾槍，有幾個人受傷。到丹麥人吃完一頓飽飽的早餐之後，一切都已結束了。國王聽從了政府的勸告，不顧普萊奧爾將軍的相反意見，還是投降了，並且下令停止任何抵抗。

　　用欺騙和突襲的手段佔領丹麥的計畫，正如繳獲的德國陸軍檔案所表明的，是經過縝密準備的。負責進攻丹麥的特遣部隊參謀長庫特‧希麥爾將軍，於四月七日即已穿便服乘火車到達哥本哈根偵察首都，並作了必要的安排，為部隊運輸艦漢斯施塔特‧但澤號找到一個合適的停泊碼頭，為運輸少量供應品和一台無線電發報機找到一輛卡車。負責攻佔哥本哈根的那一營｜｜要佔領這個大城市，一營的兵力被認為已經足夠了｜｜的營長在兩天以前就已穿著便服到哥本哈根來偵察地形了。

　　因此，這位將軍和少校營長的計畫能夠幾乎毫無困難地順利完成，是不足為奇的，部隊運輸艦在天亮前不久就到達哥本哈根港外，經過港口炮臺和丹麥巡邏艦艇的時候，沒有遭到任何留難，安然停靠在市中心的蘭蓋里尼碼頭，離丹麥陸軍總司令部只有一箭之遙，離國王所居住的阿瑪連堡宮也很近。這兩處地方都很快就被一營孤軍奪取了，沒有遇到值得一提的抵抗。

　　在疏疏落落的槍聲之中，國王和大臣們正在王宮的樓上商議。這些大臣都是主張不抵抗的。只有普萊奧爾將軍請求一戰。他要求國王至少要逃到最近的豪威爾特兵營裡去，以免被俘。但國王同意大臣們的意見。據一個在場人說，國王曾問道：﹁我們的士兵是不是已經抵抗夠了。﹂｜｜普萊奧爾將軍反駁說，還沒有。

　　希麥爾將軍由於進展遲緩而感到有點不安了。據他自己的敘述，他曾打電話給設在漢堡的聯合作戰總司令部｜｜丹麥當局並沒有想到要截斷通往德國的電話線路｜｜要求派些轟炸機到哥本哈根上空示威，﹁以便脅迫丹麥屈服﹂。談話是用密碼進行的。空軍認為希麥爾要求的是實際轟炸，就答應馬上進行｜｜這一個錯誤幸虧及時得到糾正。希麥爾將軍說，轟炸機﹁在丹麥首都上空隆隆盤旋，終於達到了目的：政府接受了德國的要求﹂。

　　當時想對丹麥部隊廣播政府已經投降的消息，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當地的廣播電臺在那麼早的時候還沒有開始工作。德軍終於用自己攜帶的電臺以丹麥的波長進行廣播，解決了這個問題，希麥爾將軍事先已經周到地找到的一輛卡車，把電臺運到了丹麥總司令部。

　　那天下午二時，希麥爾將軍由德國公使西錫爾‧馮‧倫特芬克陪同，造訪了那個已經不再是一國之主、然而自己還沒有體會到的丹麥國王。關於這次訪問，希麥爾在德軍秘密檔案裡留下了記錄。

　　﹁七十歲的國王，雖然表面上還裝得很鎮靜，並且在接見時保持了絕對的尊嚴，但內心顯然已經支持不住了。他全身顫抖。他宣稱他和他的政府一定會盡可能地維持國內的和平和秩序，消除德軍和他的國家之間的一切摩擦。他希望使自己的國家免遭進一步的不幸和苦難。

　　希麥爾將軍回答說，作為個人，他對於負著這樣一種使命來拜訪國王，感到非常遺憾，但他只是在執行一個軍人的任務｜｜我們是作為朋友到這裡來的等等。當國王問他是否可以保留衛隊的時候，希麥爾將軍回答說｜｜元首無疑會允許他保留衛隊的。他毫不懷疑這一點。

　　國王聽了，顯然感到頗為寬慰。在接見的過程中｜｜國王漸漸放下心來了，最後他對希麥爾將軍說了這樣的話：﹃將軍，作為一個老軍人，我可以向你說幾句話嗚？說幾句軍人對軍人說的話嗎？你們德國人又做出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人們必須承認，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差不多在四年之中，直到戰爭的形勢終於轉變時，丹麥國王和他的人民｜｜一個脾氣好、講文明、樂天知命的民族｜｜一直沒有給德國人製造什麼麻煩。丹麥成了﹁模範保護國﹂了，起初，征服者給予國王、政府、法院、甚至議會和新聞界的自由大得令人驚異。甚至丹麥的七千猶太人也沒有受到什麼侵犯，至少有一個時期是如此。但是，雖然較其它大多數被征服的人民為遲，丹麥人後來也終於認識到，當他們的條頓暴君的暴行隨著戰爭形勢的惡化一年比一年變本加厲的時候，進一步和這些暴君進行他們所謂的﹁忠誠合作﹂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們還想保留一點自尊和榮譽的話。他們也開始看到，德國終究未必能得到勝利，小小的丹麥也並不是像許多人起初所擔心的那樣，無可挽回地註定要作希特勒的惡劣到無法形容的新秩序下的一個附庸國。於是，抵抗運動就開始了。

挪威人的抵抗

　　挪威從一開始就進行了抵抗，雖然肯定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在進行抵抗。在瑞典鐵礦砂運輸鐵道線終點納爾維克港口，駐軍司令康拉德‧孫德洛上校，我們前已知道，是一個吉斯林的熱烈追隨者，他一槍不發就投降了德國。海軍指揮官卻是另外一種有骨氣的人。當十艘德國驅逐艦向著長長的峽灣迫近時，港內的兩艘古老的裝甲艦之一艾得斯伏爾德號發了一炮作為警告，並且用信號通知驅逐艦，叫它們說明身份，德國驅逐艦隊的指揮官弗里茨‧邦迪海軍少將，以派遣一名軍官乘汽艇向挪威艦艇招降作為答覆。接著德國就玩弄了一下詭計，德國海軍軍官後來還以戰時只問需要無須遵守什麼法律為辭，為這種行為辯解。當汽艇上的軍官用信號通知德國海軍少將，說挪威人表示他們要進行抵抗的時候。邦迪等到汽艇一離開，馬上就用魚雷把艾得斯伏爾德號炸毀了。第二艘挪威裝甲艦挪奇號於是就開了火，但也很快就給解決了。三百名挪威水兵，幾乎是這兩艘船的全部船員，全部陣亡。到上午八時，納爾維克就落入德國人之手，把它攻下來的是偷偷溜過強大的英國艦隊的防線的十艘驅逐艦，佔領它的是由愛德華‧狄特爾准將指揮的納粹軍隊中的僅僅兩營兵力。這位准將是希特勒在啤酒館政變時結交的一個巴伐利亞老友，當第二天在納爾維克的工作開始感到棘手的時候，他的行為表明他不愧是個足智多謀、心狠手辣的指揮官。

　　德國人奪取漫長的挪威西部海岸中部的特隆赫姆，也幾乎是同樣地輕而易舉。港口的炮臺在德國重巡洋艦希伯爾號率領的海軍艦艇駛近峽灣時，已來不及向它們開炮。這艘艦上和四艘驅逐艦上的軍隊很順利地在市內碼頭登陸，沒有受到一點阻難。有些要塞支持了幾小時，在附近的瓦爾納斯機場則支持了兩天，但這種抵抗並沒有影響到德國對這個良港的佔領。這個港口可供最大艦隻和潛艇的停泊，同時又是橫跨挪威中北部到達瑞典的鐵路的起點站。德國人有充分理由希望，萬一英國把他們的海道截斷，仍可以從這裡獲得給養。

　　沿海岸往南，離特隆赫姆約三百英里，與首都奧斯陸有鐵道相通的挪威第二大港口城市貝根，曾進行了一些抵抗。守衛港口的炮臺，使柯尼斯堡號巡洋艦和一艘輔助艦受到重傷，但其它艦艇上的軍隊卻安全地登了陸，在午前佔領了這個城市。英國第一次直接對嚇壞了的挪威人的援助，就是在貝根開始的。下午，十五架海軍俯衝轟炸機炸沉了柯尼斯堡號，這樣大的艦隻在空襲中被炸沉還是第一艘。在港外，英國有一個很強大的艦隊，由四艘巡洋艦、七艘驅逐艦編成，本來是足以制服比較小的德國海軍的。

　　但是當這支艦隊快要開入港口的時候，它接到海軍部的命令，由於有可能遭到水雷和空中轟炸的危險，取消了進攻。這個決定是邱吉爾批准的，但是後來他後悔不置。這是以後那些關係重大的日子裡，將使英國付出昂貴代價的過分謹慎和遲疑不決態度的第一個徵象。

　　在西南海岸斯塔瓦格爾港附近的索拉機場，則是在挪威機關槍陣地｜｜那裡並沒有真正的防空設備｜｜被炸毀以後才被德國傘兵部隊攻佔的。這裡是挪威最大的機場，在戰略上對德國空軍非常重要，因為從這裡起飛的轟炸機不僅可以攻擊挪威海岸沿線的英國艦隊，而且也可以襲擊英國北部的主要海軍基地。德國人攻佔了它，就在挪威獲得直接的空軍優勢，使英國的大規模部隊登陸的任何企圖都無法實現。

　　南部海岸的克里斯丁散對德國人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抵抗。那裡的海岸炮臺兩次擊退了由輕巡洋艦卡爾斯盧合號率領的德國艦隊的進攻。但是這些要塞很快地就被德國空軍炸毀了，港口也於午後三時左右陷落。但卡爾斯盧合號在當天晚上離開港口的時候，也被英國潛艇用魚雷擊中，損傷嚴重，終於沉沒。

　　這樣，到了當天中午或稍晚的一些時候，沿挪威西部和南部海岸，從斯卡格拉克到北極圈長達一千五百英里地區的五個主要城市和一個大機場，都陷入了德國人之手。這些地方都是由力量遠較英國海軍為弱的德國海軍輸送的少數軍隊所攻佔的。大膽、欺詐和突襲，使希特勒以很小的代價取得了顯赫一時的勝利。

　　但是，在奧斯陸這個主要目的地，他的軍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都遇到了意外困難。

　　在四月八日寒冷的夜裡，從德國公使館裡派出的一個興高采烈的歡迎團，由海軍武官施萊勃上校率領︵忙碌的公使勃勞耶博士有時也參加一下︶，徹夜站在奧斯陸港的碼頭上，等待德國艦隊和運輸艦的到來。一個低級的德國海軍武官則駕著汽艇在港裡遊弋，準備當艦隊的領港。這個艦隊是以袖珍戰艦盧佐夫號和這個艦隊的旗艦嶄新的重巡洋艦勃呂徹爾號率領的。盧佐夫號原名德意志號，因為希特勒不願意輕易丟失用這個名稱的艦隻。

　　但他們白等了一場。這些大軍艦一直沒有到達。它們在五十英里長的奧斯陸峽灣入口的地方遭到了挪威佈雷艦奧拉夫‧特里格佛遜號的攔截。後者打沉了一艘德國魚雷艇，打傷了輕巡洋艦埃姆登號。在派了一小股兵力登陸壓制了岸上的炮臺以後，德國艦隊繼續向峽灣前進。在奧斯陸以南約十五英里的地方，海面狹隘，只有十五英里寬，它們又遇到了困難，那裡有古代的奧斯卡斯堡炮臺，它的守軍十分機警，出乎德國人的意料。天亮之前，炮臺上二十八釐米口徑的克魯伯大炮對盧佐夫號和勃呂徹爾號開了火，還從岸上發射了魚雷。一萬噸的勃呂徹爾號，由於艦上彈藥的爆炸，著火燃燒起來，船身碎裂，終於沉沒，損失一千六百名官兵，其中包括好幾名秘密警察和行政官員以及他們所帶的全部文件，他們是去逮捕國王和政府人員，接管首都行政工作的。盧佐夫號也受了傷，但沒有完全失去戰鬥力。在勃呂徹爾號上面的艦隊司令奧斯卡‧孔末茨海軍少將和率領第一六三步兵師的埃爾溫‧恩格爾布萊希特將軍勉強游到岸上，成了挪威人的俘虜。於是這個殘缺不全的德國艦隊只好暫時退回去醫治自己的創傷。它的奪取德國的主要目標挪威首都的任務沒有完成。直到第二天它才到達那裡。

　　事實上，奧斯陸是陷於一支空降到當地未加防禦的機場上的近似象徵性的德軍部隊之手的。從別的海港傳來的不幸消息和十五英里外奧斯陸峽灣外傳來的炮聲，使挪威王室、政府和議會議員匆匆坐上專車於上午九時半由首都逃向奧斯陸以北八十英里的哈馬爾。二十輛載著挪威銀行的黃金和三輛載著外交部秘密檔案的卡車，也同時開出。這樣，奧斯卡斯堡守軍的英勇抵抗就挫敗了希特勒企圖俘虜挪威國王、政府和黃金的計畫。

　　但是奧斯陸卻已完全陷於倉皇失措的狀態之中了。那裡還留下一些挪威部隊，可是對他們並沒有作什麼防禦的安排。尤其是沒有把附近的福納布機場封鎖起來，這本來用一些舊汽車停在跑道上和機場周圍就能做到的。前一天的深夜，德國駐奧斯陸空軍武官斯比勒上尉就已經駐在那裡，準備歡迎預定於海軍到達以後到達的空運部隊。當艦隊不能到達的時候，公使館趕忙向柏林發去一封無線電報，報告了這個意外的不幸局勢。柏林方面立即採取了措施。不多久，傘兵和空運步兵部隊就在福納布著陸了。到了中午，已經集中了大約五個連的兵力。這些部隊都只是輕裝，留在首都的挪威軍隊本來是能夠輕而易舉地把他們消滅掉的。但由於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的原因｜｜當時奧斯陸已亂成一團｜｜挪威軍隊沒有被召集起來，更沒有開入陣地，而那個象徵性的德國步兵部隊就以一支大聲吹吹打打、臨時拼湊的軍樂隊為前導，開進了首都。這樣，挪威的最後一個城市就陷落了。但這並不是整個挪威的陷落；整個挪威還沒有陷落。

　　四月九日下午，挪威的議會在哈馬爾開會，二百名議員中，只有五名缺席。但是在七時半接到德軍已逼近的消息時，議會就休會，向艾耳佛魯姆轉移，該地離東面的瑞典邊境只有幾英里。勃勞那博士在里賓特洛甫的催促下要求馬上謁見國王，挪威首相以德軍向南撤退到安全距離為條件才同意接見。德國公使不肯接受這個條件。

　　實際上納粹這時正在耍弄新的花招。空軍武官斯比勒上尉率領兩連德國傘兵從福納布機場向哈馬爾出發，企圖俘虜頑抗的國王和政府。在他們看來，這事輕而易舉，彷彿一場遊戲。挪威軍隊在德國軍隊進入奧斯陸的時候既然一槍未發，因此斯比勒料想在哈馬爾也不會遇到什麼抵抗。這兩連傘兵坐在徵用來的公共汽車上，真像在作一次愉快的觀光旅行。但他們沒有估計到會有一個挪威軍官幹了同其它許多軍官完全不同的事。原來護送國王北上的步兵總監盧格上校，堅持要設法掩護逃亡的政府，以臨走時匆匆集合起來的兩營步兵，在哈馬爾附近設下了一個路障。德國人的汽車被迫停下來了，接著在一場小小的伏擊中，斯比勒受了致命的重傷。德軍在遭受到更多傷亡以後，一路退回奧斯陸去了。

　　次日，勃勞耶博士單槍匹馬從奧斯陸沿著原路去看國王。這個公使是一個舊派的職業外交家，他並不喜歡擔任這個角色，但里賓特洛甫硬逼著他去說服國王和政府投降。勃勞那的困難任務由於奧斯陸剛剛發生的某些政治事件而變得更加複雜了。原來前一天晚上，在首都牢牢地落入德國人的手中之後，吉斯林就開始露面活躍起來，他闖入電臺，廣播了一個公告，任命自己是新政府的首腦，命令所有挪威人立即停止對德軍的抵抗。這個叛國的行為反而使德國向挪威誘降的企圖歸於完全失敗，雖然勃勞耶並沒有領悟到這一點，而柏林方面是從來不會甚至後來也沒有瞭解這一點的。這看起來似乎很矛盾：挪威人民國恥當頭的時候，吉斯林的叛國反而激勵了原來嚇呆了的挪威人起來從事抵抗，這種抵抗後來發展得十分英勇和不可輕侮。

　　勃勞耶博士在四月十日下午三時在艾耳佛魯姆小鎮的一間小學校裡，會見了哈康六世。哈康七世是二十世紀唯一由人民投票選舉登極的國王，也是五個世紀以來第一個屬於挪威自己的國王。本書作者後來與國王進行過一次談話，又閱讀了挪威的記錄和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文件中的勃勞那博士的秘密報告，因此有可能在此追述一下當時的情況。國王十分勉強地同意在外交大臣哈爾夫丹‧科特博士隨侍下接見德國公使。但是當勃勞耶堅持先單獨謁見哈康的時候，國王在取得科特同意之後終於應允了。

　　德國公使遵照訓令行事，對國王施行了諂媚和威脅並用的手法。他說，德國希望保持王朝，它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哈康做他的哥哥前一天在哥本哈根做過的事情而已。對德國武裝部隊進行抵抗是愚蠢的，這只會造成對挪威人的無益的屠殺。他要求國王批准吉斯林政府，回到奧斯陸去，哈康是一個正直的、有民主作風的人，即使在這危難的時刻，仍然嚴格遵守憲法手續。他企圖向這位德國外交官說明，在挪威，政治上的決定不是由國王來作的；這完全是政府的事情，因此他現在得要和政府商議。這時，科特參加了會談，結果商定：政府一經作出決定，就將用電話答覆在返奧斯陸途中的勃勞耶。哈康雖然無權作出政治上的決定，但是肯定會起影響。

　　對他來說，對德國人的答覆只能有一個。為了防備德國人在勃勞耶走後再來一次奇襲而俘虜他，他退到艾耳佛魯姆附近紐伯格宋村子的一家簡陋旅店裡，召集政府的成員，舉行了國務會議。

　　﹁︵他告訴他們︶｜｜至於我，我不能接受德國人的要求。這是與我來到這個國家近三十五年來一貫認為作為挪威國王的一切責任不能相容的｜｜我並不要求政府的決定受我這個聲明的影響，或者以它作為基礎。但是｜｜我不能任命吉斯林，一個我知道為我國人民｜｜以及人民在議會的代表所完全不信任的人為首相。

　　因此，如果政府決定接受德國人的要求｜｜我充分理解主張接受的理由，因為我考慮到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將使許許多多的挪威青年不能不犧牲自己的生命｜｜如果這樣，遜位就是我的唯一道潞。﹂

　　到了這時，政府中雖然也許有幾個人還在猶疑不決，但政府的勇氣並不比國王小，它馬上表示支持國王，到勃勞耶在返回奧斯陸的途中到達艾得斯伏爾德時，科特就用電話把挪威的答覆告訴他。這位德國公使立即打電話給奧斯陸的公使館，再從那裡急速轉告柏林。

　　﹁國王不肯任命以吉斯林為首的政府，這個決定是根據政府全體一致的意見作出的。外交大臣科特在回答我特別提出的問題時說：﹃抵抗將盡可能繼續下去。﹄﹂

　　那天晚上，從附近鄉村的一個電力微弱的小電臺｜｜那是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工具｜｜上發出了挪威政府對強大的第三帝國的挑戰。它宣告挪威決定不接受德國的要求，並號召為數只有三百萬的人民起來抵抗侵略。國王正式出面發出了這個呼籲。

　　但納粹征服者並不十分相信挪威人真會說到做到。他們又作了兩次嘗試，企圖勸阻國王。四月十一日早晨，吉斯林的一個密使伊爾根斯上尉，前來勸說國王返回首都。他保證吉斯林一定會效忠國王。但國王以無言的輕蔑拒絕了他的建議。

　　下午，勃勞耶拍來了一份急電，要求再見國王，商談﹁某些建議﹂。這位被上面追得很緊的德國公使，接到里賓特洛甫的指示，要他告訴國王：他﹁想給挪威人民最後一次達成合理的協定的機會﹂。這一次，科特博士在請示國王以後回答說，如果德國公使有﹁一定的建議﹂，他可以用電報向外交大臣提出。

　　納粹在這樣一個現已陷於絕境的小國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以後，馬上採取不脫強盜本色的還擊。德國人要想俘虜國王和政府人員的企圖既失敗在先，要想說服他們投降的嘗試又碰壁在後，於是現在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地把他們殺掉了事。四月十一日很晚的時候，德國空軍奉命出動炸平紐伯格宋村，納粹飛行員先用炸彈和燃燒彈炸毀該村，又用機槍掃射那些企圖從烈焰中逃生的人。德國人顯然以為這樣一來，他們已經把國王和政府人員都殺光了。後來在挪威北部俘虜的一名德國空軍人員在四月十一日記上有這樣的記載：﹁紐伯格宋。奧斯陸政府，已被完全消滅。﹂

　　村子的確是消滅了，但國王和政府人員卻安然無恙。納粹的飛機快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躲到附近的森林裡了。他們站在深可沒膝的雪地裡，看著德國空軍把這個小村莊裡那些簡樸的農舍夷為平地。他們現在面臨著一個抉擇，是向附近的瑞典邊境轉移，到保持中立的瑞典去避難；還是向北退到本國境內依然積滿春雪的山區去。他們終於決定沿著崎嶇的古德勃蘭德斯山谷北上，經過哈馬爾和利勒哈默爾，越過高山峻嶺到達西北海岸的昂達耳斯內斯，這地方在特隆赫姆西南一百英里。沿途他們還可以把那些失散了的、茫然不知所措的軍隊組織起來，繼續抗戰。而且有一些希望，英國軍隊可能會來援助他們。

爭奪挪威的幾次戰役

　　遠在北方納爾維克的英國海軍，對於德國突然佔領的反應是十分強烈的。海軍領導者邱吉爾承認，他們當初﹁根本沒有想到﹂德國人會有這一手。現在，至少在德國以陸上為基地的轟炸機的航程難以到達的北方，英國海軍轉而採取攻勢了。四月十日清晨，在德國十艘驅逐艦佔領了納爾維克而讓狄特爾的部隊登陸以後二十四小時，五艘英國驅逐艦組成的一支艦隊開入納爾維克港，把當時港內的五艘德國驅逐艦擊沉了兩艘，擊傷其餘的三艘，並擊沉幾乎所有的德國貨船︵一艘除外︶。在這次行動中，德國的海軍司令邦迪海軍少將也被擊斃。但是英國艦隊離港以後，遭遇到在附近峽灣出來的其餘五艘德國驅逐艦。德國艦隊的火力比英國艦隊的火力強大一些，打沉了一艘英國驅逐艦，迫使另一艘擱淺，艦上的英國司令瓦爾伯頓一李上校受了致命重傷，此外，還擊傷了另外一艘。這樣五艘英國驅逐艦中有三艘設法退到了外洋，在撤退的途中，打沉了一艘滿載軍火駛向納爾維克港口的德國大貨輪。

　　四月十三日中午，英國派第一次大戰時身經白德蘭半島之役而安然無恙的戰艦瓦斯巴特號率領的一個驅逐艦隊，回到了納爾維克，把殘餘的德國軍艦都殲滅了。指揮官Ｗ‧Ｊ‧惠特沃思海軍中將打無線電報給海軍部報告戰果，他極力主張，既然岸上的德國軍隊已經倉皇失措，土崩瓦解｜｜狄特爾和他的人馬事實上已經逃到山上去了｜｜馬上就應該﹁用主力登陸部隊﹂佔領納爾維克。不幸的是，英國陸軍指揮官Ｐ‧Ｊ‧麥克賽少將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他第二天帶了三個步兵營的先遣部隊到達之後，決定不在納爾維克冒險登陸，而在納爾維克以北三十英里還留在挪威人手裡的哈爾斯塔登陸。這是一個需要付出很高代價的錯誤。

　　英國早已準備好要派一支小規模的遠征軍到挪威去，因此，他們行動這麼遲緩是毫無理由的。四月八日下午，英國海軍接到德國艦隊向挪威海岸調動的消息以後，又以一切船隻必須用於海軍作戰為理由，急急忙忙地把那些已經上船準備佔領斯塔瓦格爾、貝根、特隆赫姆和納爾維克的部隊打發下船，等到英國地面部隊重新登船時，那些港口已經陷入德軍手中了。等到他們到達挪威中部時，他們就像那些掩護他們的英國海軍艦隻一樣，命運已操在握有制空權的德國空軍之手了。

　　到了四月二十日，一個英國旅，在法國阿爾卑斯輕騎兵三個營的增援下，在特隆赫姆東北八十英里的小港納姆索斯登陸。另外一個旅則在特隆赫姆西南一百英里的昂達耳斯內斯登陸，這就形成了南北兩面夾攻特隆赫姆的形勢。可是，由於缺乏野戰炮、高射炮和空軍的支援，他們的基地日以繼夜地受到德國空軍的轟炸，補給品或增援部隊的繼續登陸也受到了妨礙，因此，這兩支部隊都沒有給特隆赫姆以嚴重威脅。在昂達耳斯內斯登陸的一個旅，在向東六十英里的鐵路交叉點頓巴斯同一支挪威部隊會合以後，放棄了向北進攻特隆赫姆的預定計劃，轉而向西南推進，到古德勃蘭德斯山谷去增援挪威軍隊了。那兒的挪威軍隊在盧格上校的有力指揮下，已經使德國主力從奧斯陸向山谷推進的速度減緩下來。

　　四月二十一日，在哈馬爾以北的利勒哈默爾，英德兩國部隊進行了第一次交戰。但這次戰鬥並不是勢均力敵的。載有英軍大炮的船隻已被擊沉，這一旅軍隊只得用步槍和機關槍同有大炮和輕型坦克裝備的強大德軍對抗。更糟糕的是，英國步兵沒有空軍支援，不斷地受到從附近挪威機場起飛的德國空軍的轟炸。經過二十四小時戰鬥以後，利勒哈默爾陷落了，英國和挪威軍隊開始了一百四十英里的退卻，從山谷鐵路沿線撤到昂達耳斯內斯，邊走邊停地打後衛戰，使德國人進展遲緩，但始終沒有能把他們阻擋住。四月三十日夜間，英國軍隊從昂達耳斯內斯撤退。五月二日，英法軍隊從納姆索斯撤退。這兩次撤退，就其本身來說，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因為這兩個港口已經由於德國不斷的轟炸成了一片火海。四月二十九日夜間，挪威國王和他的政府人員在莫耳德︵莫耳德同昂達耳斯內斯只隔一個羅姆斯達爾斯峽灣，這時也被德國空軍炸成瓦礫場︶登上了英國巡洋艦格拉斯哥號，到納爾維克以北、北極圈上的特羅姆索，五月一日在該地建立了臨時首都。

　　這時挪威的南半部，包括一切城市和主要市鎮，都已無可挽救地失陷了。但挪威北部似乎還安全。五月二十八日，一支二萬五千人的盟軍，包括二旅挪威軍隊、一旅波蘭軍隊和兩營法國外籍軍團，把數量上大大處於劣勢的德國軍隊趕出了納爾維克。看來沒有理由可以懷疑，希特勒是既得不到鐵礦砂，也實現不了他佔領整個挪威並使挪威政府投降的目標了。但是，在這個時候，德國軍隊已開始以驚人的力量進擊西線，盟軍需要以全部兵力堵塞這個漏洞。納爾維克終於放棄了，盟軍又急急忙忙地上了船。堅守在瑞典邊境附近的荒野山區的狄特爾將軍，於六月八日重新佔領了這個港口，四天以後接受了英勇頑強的盧格上校和他的由於覺得被英國在患難中遺棄而感到迷惑和憤懣的軍隊的投降。哈康國王和他的政府於六月七日從特羅姆索乘巡洋艦得文郡號去倫敦，在那裡過了五年辛酸的流亡生活。在柏林，狄特爾被擢升為少將，得到騎士十字勳章，被希特勒讚為納爾維克的征服者。

　　在挪威戰役中，希特勒儘管取得了驚人的勝利，但還是有他的不好過的日子。在約德爾將軍的日記裡，充滿了有關這個統帥一再表現出神經緊張不安的簡短記述。四月十四日，在接到納爾維克德國海軍部隊全部覆沒的消息以後，他記述希特勒﹁非常激動﹂。四月十七日，希特勒對於納爾維克的失陷又發作了一陣歇斯底里；他要求把狄特爾將軍的部隊用空運撤出來，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約德爾那一天在日記裡寫道，﹁每一個壞消息都非常令人可怕﹂。兩天以後他又寫道：﹁危機重演，政治行動已經失敗了。勃勞那公使被召回國。據元首的意思，必須運用武力｜｜﹂四月十九日那天，在柏林總理府裡召開的會議上，大家情緒很忿懣，三軍首腦相互埋怨誤了軍機，甚至連專會奉迎拍馬的凱特爾也憤然退出會議室。﹁領導方面又有發生混亂的危險﹂，約德爾寫道。四月二十二日，他又補充說：﹁元首對於英國人的登陸愈來愈擔心。﹂

　　四月二十三日，由於德軍從奧斯陸向特隆赫姆和昂達耳斯內斯進展遲緩，﹁激動情緒越發增長﹂︵這是用約德爾的話︶，但第二天情況有些好轉，從此以後就愈來愈令人樂觀了。到二十六日，希特勒精神奕奕，和他的軍事顧問舉行了通宵會議，到凌晨三點半鐘，他對他們說，他想在五月一日到七日開始實行﹁黃色方案﹂。所謂﹁黃色方案﹂是越過荷蘭和比利時在西歐進攻計畫的代號。希特勒雖然在四月二十九日仍然﹁為特隆赫姆擔憂﹂，但第二天，他接到有一支戰鬥部隊已從奧斯陸趕到這個城市的消息，他又﹁高興起來了﹂。現在，他終於能夠再度把注意力放到西歐來了。五月一日，他下令在五月五日以前完成在西歐發動一場強大攻勢的準備工作。

　　在挪威戰役中，德國武裝部隊的司令官們｜｜戈林、勃勞希契、哈爾德、凱特爾、約德爾、雷德爾等等｜｜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兇神惡煞的領袖在戰鬥中碰到一點點挫折也會垂頭喪氣的情況。在經過一系列驚人的勝利以後，當戰爭局勢逆轉的時候，他的這個弱點就越發顯著，而且有力地促成了第三帝國的最後崩潰。

　　不過不論人們看法如何，丹麥和挪威的迅速征服，仍然是希特勒的一個重大的勝利，仍然是英國的令人沮喪的失敗。它使德國得到冬季運輸鐵礦砂的道路，進一步保護通往波羅的海的進出口，使得大膽的德國海軍能夠打開一個缺口進入北大西洋，並為它們的潛艇和海面艦隻在對英作戰中提供優良的港口設備。它還使希特勒的空軍基地與主要敵人之間縮短了幾百英國的距離。而最重要的恐怕是它大大地增加了第三帝國的軍事威望，相應地減低了西方盟國的軍事威望。納粹德國好像是不可戰勝的。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現在又加上丹麥和挪威，都很輕易地屈服於希特勒的武力或武力威脅之下，而在丹麥和挪威事件中，甚至兩個西方大國的幫助也沒有起一點作用。正如一個著名的美國婦女所說，未來的潮流看來是屬於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了。

　　希特勒的最近的征服，對於其餘的中立國家來說，也是一個令人膽寒的教訓。中立顯然已不再能夠為那些企圖在一個極權主義佔優勢的世界裡生存下去的民主小國提供什麼保護。芬蘭在不久以前剛剛明白了這一點，現在又輪到了挪威和丹麥。它們在還有充分時間的時候，在實際遭到侵略以前，竟然謝絕世界強國的友好援助，這種盲目態度只能責怪它們自己。

　　﹁︵邱吉爾在四月十一日對下院說︶我相信，這個事實將會得到其它國家的反覆思量，這些國家也許在明天，也許在一星期之後，也許在一個月之後，會發現自己已成為一個同樣處心積慮制訂出來要毀滅它們和奴役它們的軍事計畫的受害者。﹂

　　顯然，他心中指的是荷蘭和比利時。但是它們雖然有一個月的時限，卻並沒有開始作什麼思量。

　　人們從希特勒用閃電方式征服斯堪的納維亞兩個國家的事件中，也可以在軍事方面得到一些教訓。最重要的是空軍的重要意義，以及當轟炸機和戰鬥機的陸上基地就在附近的時候空軍對海軍的優勢的重要意義。還有一個其重要意義不亞於這個教訓的老教訓是，勝利常常屬於膽大心狠、出奇制勝的一方。德國的海軍和空軍具有這兩個特點，而狄特爾在納爾維克則顯示了德國陸軍具有盟軍所缺少的機智謀略。

　　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冒險中，有一個軍事上的後果當時不能立即判定，這也許是因為誰也不能看到遙遠的未來。在挪威的戰爭中，雙方人員的損失都是輕微的。德國方面死一千三百一十七人，失蹤二千三百七十五人，負傷一千六百零四人，總共傷亡五千二百九十六人；挪威、法國和英國方面的傷亡約近五千人。英國損失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一艘和驅逐艦七艘，波蘭和法國則各損失驅逐艦一艘。德國海軍的損失比較嚴重得多：二十艘驅逐艦中損失了十艘，八艘巡洋艦中損失了三艘，主力巡洋艦夏恩霍爾斯特號和格奈斯腦號及袖珍戰艦盧佐夫號都負了重傷，結果幾個月都不能參加作戰。希特勒在即將到來的夏季戰役中，已經沒有值得一提的艦隊可以使用了。當不久之後入侵英國的時候到來時，這就成了一個不能克服的困難。

　　但是，到了丹麥、挪威已經列進他一長列征服名單中的五月初，希特勒和他的熱心的將軍們｜｜將軍們去年秋天的疑懼情緒如今已一掃而光｜｜正為他們確信將成為最大征討的軍事行動進行最後準備的時候，希特勒絲毫也沒有考慮到德國海軍嚴重失去戰鬥力所可能造成的後果。

第二十一章　西線的勝利

　　一九四○年五月十日，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春日，天剛破曉不久，駐柏林的比利時大使和荷蘭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們得到里賓特洛甫的通知，德國部隊即將開入他們的國家，以保衛他們的中立，抵禦英法軍隊即將進行的進攻｜｜這正是一個月以前對丹麥和挪威所提出的同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德國發出的一份正式最後通牒，要求兩國政府不要進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會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責任，﹁完全要由比利時王國和荷蘭王國的政府負責﹂。

　　在布魯塞爾和海牙，正如以前在哥本哈根和奧斯陸一樣，德國使節分別將同樣內容的電報送交各駐在國的外交部。十分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海牙遞交最後通牒的是德國公使尤利烏斯‧馮‧齊希一布林克斯羅達伯爵，此人就是曾在一九一四年公開地把霍亨佐倫帝國剛剛破壞了的德國對比利時中立的保證叫作﹁一張廢紙﹂的德皇首相貝特曼一霍爾維格的女婿。

　　在布魯塞爾的外交部，當德國轟炸機在頭上呼嘯，炸彈在附近機場爆炸，把窗戶震得咯咯作響的時候，德國大使貝勞一許汪特踏進外交大臣的辦公室，正從自己的衣袋裡取出一張紙來。保羅一亨利‧斯巴克阻止了他。﹁我請你原諒，大使先生，讓我先說。﹂

　　﹁德國軍隊剛剛進攻了我們的國家︵斯巴克一點也不打算壓住他的憤怒感情說︶。德國對中立的忠實的比利時進行罪惡的侵略，這在二十五年之中，已經是第二次了。目前發生的事情，較之一九一四年的侵略，也許甚至更加可惡，既沒有向比利時政府提出最後通牒，也沒有提出照會或任何抗議。比利時是通過進攻本身才知道德國已經違反了它自己承擔義務的｜｜歷史將追究德國的責任。比利時已下定決心要保衛自己。﹂

　　接著，這個為難的德國外交官開始宣讀德國正式的最後通牒，但是斯巴克打斷了他的話。﹁把文件交給我，﹂他說，﹁我願意免掉你這個痛苦的任務。﹂

　　第三帝國對於這兩個低地小國的中立曾做過無數次保證。比利時的獨立和中立，曾經在一八三九年得到歐洲五大強國﹁永久﹂保證，到一九一四年德國撕毀為止，這個條約被遵守了七十五年。魏瑪共和國曾答應決不進攻比利時，希特勒在上臺以後也繼續重申過這個政策，並且也給了荷蘭同樣的保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這位納粹總理在廢除了洛迦諾條約以後公開宣稱：

　　﹁德國政府已經向比利時和荷蘭進一步保證，它願意承認和保證這兩國領土的不可侵犯和中立。﹂

　　比利時在一九一八年以後曾明智地放棄過中立。到了一九三六年，由於第三帝國的重新武裝和它在一九三六年春天重新佔領萊因區，比利時感到恐慌，又要用中立來保護自己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英法兩國解除了它對洛迦諾條約承擔的義務，同年十月十三日，德國也莊嚴地正式肯定：

　　﹁它的決心，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破壞︵比利時的︶不可侵犯和領土完整，它在任何時候都將尊重比利時的領土｜｜如果比利時受到進攻，就準備給予援助｜｜﹂

　　從那一天起，在希特勒對於低地國家的莊嚴的公開保證與他對將領們的私下談話之中，就出現了一種我們現在已很熟悉的口是心非現象。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談到為他草擬的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綠色方案﹂的一個文件時說，如果佔領比利時和荷蘭，那對德國就﹁非常有利﹂，他並向軍方徵求意見：﹁在什麼條件下才可以完成佔領這個地區以及需要多長時間。﹂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答覆羅斯福時，再次強調他給予荷蘭和比利時的﹁有約束力的聲明﹂。但是，我們前面談到，過了不到一個月，五月二十三日，元首卻對他的將領們說：﹁必須以閃電的速度｜｜用武裝力量佔領荷蘭和比利時的空軍基地。無需考慮中立聲明。﹂

　　他當時雖然還沒有發動戰爭，但計畫已經準備好了。八月二十二日，在他開始進攻波蘭從而挑起戰爭的前一個星期，他和將領們商量了破壞荷蘭和比利時中立的﹁可能性﹂問題。他說，﹁英國和法國是不會破壞這兩個國家的中立的﹂。四天以後，八月二十六日，他命令他的駐在布魯塞爾和海牙的使節通知各駐在國政府，一旦爆發戰爭，﹁德國絕不會破壞比利時和荷蘭的不可侵犯性﹂。波蘭戰爭結束之後，他在十月六日又曾公開重申過這個保證。第二天，十月七日，馮‧勃勞希契將軍在希特勒的推動下，指示他的各個集團軍司令，

　　﹁作好立刻進攻荷蘭和比利時領土的一切準備，如果政治形勢有此要求的話。﹂

　　兩天以後，十月九日，希特勒在第六號指令中說：

　　﹁作好｜｜通過盧森堡、比利時和荷蘭發動進攻的準備。這次進攻必須盡可能迅速有力地進行｜｜目標在於儘量奪取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廣大地區。﹂

　　當然，比利時人和荷蘭人並不知道希特勒的秘密命令。但是，關於未來將會發生怎樣的事件，他們還是接到過一些警告的。有一些警告，本書前章已經談到過：密謀反納粹份子奧斯特上校曾於十一月五日向荷蘭和比利時駐柏林武官提出警告，德國將於十一月十二日開始進攻，這是當時預定的日期。十月底，另一個密謀份子戈台勒在威茲薩克的指使下到布魯塞爾去警告比利時人，德國的進攻已迫在眉睫。一九四○年新年後不久的一月十日，一名攜帶希特勒西線進攻計畫的軍官在比利時緊急降落，這個計畫於是落到比利時人的手中。

　　這時，荷蘭和比利時參謀本部也已從自己邊境來的情報中得知，德國人正在他們的邊境集中大約五十個師的兵力。他們在德國首都還有一個不尋常的情報來源。這個﹁來源﹂就是荷蘭駐柏林的武官Ｇ‧Ｊ‧沙斯上校，沙斯是奧斯特上校的好友，經常在偏僻的齊侖道夫郊區奧斯特家裡吃飯。戰爭爆發以後，由於燈火管制，這就更加方便了，燈火管制的掩護使當時在柏林的不少德國人和外國人能夠進行各種隱秘活動而用不著擔心被人發現。沙斯就是早在十一月間從奧斯特那裡得知德國定於十一月十二日發動進攻的情報的人，奧斯特在一月間又向這位武官提出新的警告。但德國人的兩次進攻都沒有如期舉行，這就使海牙和布魯塞爾對沙斯的情報的信賴多少有些減低。當時海牙和布魯塞爾自然都不知道，希特勒的確兩次安排了進攻的日期，只不過後來推遲了而已。但是，沙斯通過奧斯特得來的關於侵犯丹麥和挪威的十天前的警告和他預言的準確日期，似乎又恢復了他在國內的信譽。

　　五月三日，奧斯特直率地告訴沙斯，德國人將在五月十日開始通過荷蘭和比利時在西線發動進攻，這位陸軍武官立即通知了他的政府。第二天，海牙又從它駐梵蒂岡公使那裡得到證實這個消息的情報。荷蘭人立刻就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比利時人。五月五日是星期天，這個星期一開始，我們在柏林的人就都清楚看出，對西線的攻擊在幾天之內就要發生了，首都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五月八日，我打電報給我的紐約辦事處，要求把我們的記者留一個在阿姆斯特丹，而不要派他到挪威去，因為反正那裡的戰事已經結束了。當天晚上，軍方新聞檢查官允許我在廣播中暗示，西線即將開始有軍事行動，荷蘭和比利時也算在內。

　　五月九日晚上，奧斯特和沙斯在一起吃最後一次晚飯。這個德國軍官肯定地說，第二天拂曉向西線發動進攻的最後命令已經下達。奧斯特在晚飯後到班德勒街的最高統帥部去了一次，以便弄清楚是否會有最後一分鐘的變更。結果並沒有變更。﹁豬玀已經到西線去了﹂，奧斯特告訴沙斯。﹁豬玀﹂指的是希特勒，沙斯通知了比利時陸軍武官，隨即到自己的公使館，接通了海牙的電話。在這種時候適用的密碼早就安排好了。沙斯說了一些聽起來似乎極普通的話，把消息傳了過去：﹁明天拂曉。抓緊！﹂

　　奇怪得很，西方兩大強國英國和法國，這時卻在睡大覺。它們的參謀本部不相信布魯塞爾和海牙傳來的警報。倫敦方面當時正忙於應付持續了三天的內閣危機，這個危機到五月十日晚才由邱吉爾接替張伯倫出任首相而得到解決。英法兩國的總部一直等到德國轟炸機在頭上的咆哮聲和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的刺耳尖叫聲衝破了春天黎明前的寧靜的時候，才得知德國的進攻。過了一會兒，天大亮了，又從荷蘭和比利時政府那裡收到拼命求救的呼籲，後者曾把盟國疏遠了八個月之久，而沒有同它們採取一致步調，進行共同的防禦措施。

　　儘管如此，盟國在比利時境內迎擊德國主力的計畫，在最初兩天進行得相當順利。一支強大的英法聯軍從法比邊境向東北方向推進，以便在布魯塞爾以東代爾和纓斯兩河沿岸的比利時主要防線上部署兵力。結果表明，這種部署恰好正是德國最高統帥部所求之不得的。這支龐大盟軍的迂迴運動，正好幫了它的大忙。雖然英法聯軍自己並不知道，但是他們正好迅速投入了陷阱，只要機關一動，就要遭到全軍覆沒之禍。

雙方的作戰計畫

　　自從一月間德國原來的進攻西線計畫落到比利時人的手中，並且正如德國人所懷疑的，也落入了英法的手中之後，這個計畫已經有了重大的變更。這個叫做﹁黃色方案﹂的行動計畫，是早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在希特勒要在十一月中旬在西線發動進攻的命令的催逼下，由陸軍總司令部匆忙制訂出來的。它是否就是原先的施利芬計畫的修正翻版，這一點在軍事史學家和德國將軍們之中有很多爭論。哈爾德和古德里安就認為是這樣的。這個計畫要求把德國的主力放在右翼，通過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目標在於佔領英吉利海峽各港口。這個計畫要達到的目的同著名的施利芬計畫要達到的目的尚有一段距離，施利芬計畫在一九一四年功敗垂成，它的目的不僅要佔領英吉利海峽各港口，而且還要繼續進行一個大規模的迂迴運動，使德國的右翼軍隊通過比利時和法國北部，越過塞納河，在巴黎以南折向東方，形成一個包圍圈，殲滅法國的殘餘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迅速結束法國的武裝抵抗，使德國在一九一四年能把大部分軍事力量掉過頭來對付俄國。

　　但是，希特勒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則無需為俄國戰線操心。儘管如此，他的目標更加有限。至少在戰役的第一階段，他並不打算擊潰法軍，只求把它擊退，佔領英吉利海峽沿岸，從而切斷英國和它的盟國的聯繫，同時取得海空軍基地，以便不斷騷擾和封鎖不列顛群島。從這個時期他對將領們的長篇大論的講話中，可以明顯看出，他認為英法遭到這樣的失敗以後將會向他求和，然後他就可以再把注意力轉到東方而無後顧之憂。

　　甚至在﹁黃色方案﹂的原來計畫落入敵方手中之前，盟軍最高統帥部就已料到這一著了。十一月十七日，盟國最高軍事會議在巴黎開會，通過了﹁Ｄ計畫﹂，這個計畫規定萬一德國取道比利時發動進攻，就要法國第一軍團和第九軍團與英國遠征軍馳往比利時，到達在代爾和纓斯兩河沿岸從安特衛普，經魯文、納繆爾和紀韋到梅濟埃爾的主要防線。幾天之前，法國和英國的參謀本部在同比利時總司令部召開的一系列秘密會議中曾得到後者的保證：要加強這條戰線的防禦措施，並在這條戰線上大力抵抗。但比利時還迷戀著中立的幻想，仍舊希望也許可以不必捲入戰爭，因此不願採取更多的措施。英國的參謀長們認為，德國一旦開始進攻，就來不及把盟軍調動得那麼遠，但他們在甘末林將軍的催促下，終於同意了﹁Ｄ計畫﹂。

　　十一月底，盟軍又增加了一項計畫，把亨利‧季勞德的第七軍團開到英吉利海峽沿岸，如果荷蘭受到進攻，就在安特衛普以北援助荷蘭。這樣一來，德軍企圖橫掃比利時｜｜或者還有荷蘭｜｜從側面進擊馬奇諾防線的打算，從戰事初期起就會遇到全部英國遠征軍、法軍主力、比利時二十個師和荷蘭十個師的抵抗，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支在人數上與德軍勢均力敵的軍隊。

　　為了避免這種正面的衝突，同時為了使急忙挺進到這麼遠的英法軍隊陷入圈套，西線倫斯德率領的Ａ集團軍的參謀長埃里希‧馮‧曼施坦因將軍︵原來姓陸文斯基︶建議徹底改變﹁黃色方案﹂，曼施坦因是一個富有天才和謀略的軍階較低的參謀軍官，到了冬天的時候，他終於克服了勃勞希契、哈爾德和其它將領的最初反對，使自己的有膽識的主張上達給希特勒，曼施坦因的建議是：德國的主要矛頭應放在中央，用龐大的裝甲部隊突破阿登森林，然後在色當的北方跨過繆斯河，突入開曠地區，直趨海峽上的阿布維爾。

　　希特勒向來喜歡大膽的甚至輕率的設想，因此他對這個計畫也甚感興趣。倫斯德之所以毫不猶疑地推薦這個計畫，不僅是因為他相信它，而且還因為如果執行這個計畫，他的Ａ集團軍就可以在進攻時擔任主要任務。由於哈爾德個人討厭曼施坦因，以及在一些比曼施坦因軍階較高的將領們中存在著某種職業上的妒忌，曼施坦因在一月底被調去指揮一個步兵軍。儘管如此，他在二月十七日柏林招待一批新任軍長的宴會上，還是找到機會親自向希特勒陳述了自己的打破正統的觀點。他認為，用一支裝甲部隊突破阿登森林，一定可以出其不意地給盟軍以沉重的打擊，因為他們的將領像大多數德國人一樣，很可能認為這個多山的森林地帶不適於使用坦克。德軍右翼進行佯攻，就可以使英法聯軍慌亂地馳赴比利時，然後，在色當突破法軍的陣地，再沿索姆河北岸直趨英吉利海峽，這樣德軍就可以使英法聯軍的大部和比利時軍落入羅網。

　　正如包括約德爾在內的幾個將領所強調指出的，這是一個大膽的、不無危險的計畫。但現在已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軍事天才的希特勒，真的認為這就是他自己的主意，因此熱情愈來愈高。哈爾德起初把它看作瘋人的狂想，未予理會，現在也開始贊成它了，而且通過他的參謀本部軍官的幫助，對計畫作了很大的改進。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最高統帥部發佈一道新的指令，正式採納這個計畫，並命令所有的將領在三月七日以前重新部署好自己的部隊，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重訂﹁黃色方案﹂時，曾取消佔領荷蘭的計畫；但在十一月十四日，由於空軍的要求，又把這個計畫恢復了。空軍需要荷蘭機場，用以對付英國，它願意給這次規模不大但又相當複雜的作戰行動提供一大批空降部隊。小國的命運往往就是根據這種考慮來決定的。

　　這樣，在挪威戰役接近勝利結束，五月初天氣轉暖時，德國人部署了世界上從來沒有見過的強大兵力，在西線待命進攻。單從數量上來看，雙方勢均力敵｜｜德國一百三十六個師，法、英、比、荷一百三十五個師。守方有著廣大的防禦工事這一有利條件：南方有難以超越的馬奇諾防線，中間有綿亙不斷的比利時要塞，北方有荷蘭的水上防線。即使在坦克的數量方面，盟軍也足與德軍匹敵。但他們並沒有像德軍一樣把坦克集中起來。同時由於比利時和荷蘭拘泥於恪守中立，他們沒有舉行聯合參謀會議，以致守方不能充分協調自己的計畫和力量。德國的有利條件則是：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操有進攻的主動權，對侵略行動沒有道德上的顧忌，上上下下信心十足，還有一個大膽的計畫。他們還有在波蘭作戰的經驗，他們在那裡的戰鬥中已經嘗試過自己的新戰術和新武器。他們知道俯衝轟炸機和大量使用坦克的價值。同時他們還知道，正如希特勒一直不斷指出的，法國人雖然會保衛自己的國上，但對未來的發展卻毫無信心。

　　德國最高統帥部雖然有信心也有決心，但正如秘密記錄所表明的，在即將發動進攻時，也曾經心驚膽戰過一陣｜｜至少作為最高統帥的希特勒是這樣的。約德爾將軍在日記中曾記下了這一點。希特勒對於開始進攻的時刻，曾幾度作最後一分鐘的推遲。他在五月一日確定在五月五日發動進攻。五月三日他把它推遲到五月六日，這是由於天氣的關係，但也許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外交部認為他所提出的對於侵犯比利時和荷蘭中立的理由不很充分。五月四日他確定五月七日為Ｘ日；次日又把它推遲到星期三，即五月八日。約德爾寫道，﹁元首已經決定了﹃黃色方案﹄的藉口﹂。比利時和荷蘭將被指責完全沒有遵守中立原則。

　　﹁五月七日︵約德爾的日記繼續寫道︶，元首的火車定於十六時三十八分離開芬肯克魯格。但天氣情況還沒有弄清楚，因此︵進攻的︶命令取消了｜｜元首對於再次延期甚感不安，因為怕有人洩露風聲。比利時駐梵蒂岡公使與布魯塞爾方面進行的商談，引起了一種推測：有一個在四月二十九日離開柏林到羅馬去的德國人士，已經犯了叛國罪行｜｜

　　五月八日，從荷蘭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那邊己取消休假、進行疏散、設置路障，並採取了其它動員措施｜｜元首不願再等下去了，戈林要求至少推遲到十日｜｜元首非常焦急不安；後來他終於同意推遲到五月十日，他說，這是違反他的直覺的。但是，不能再往下拖延了｜｜

　　五月九日，元首決定，一定要在五月十日發動進攻。十七時與元首同車離開芬肯克魯格。在得到十日天氣情況有利的報告以後，在二十一時發出代號﹃但澤﹄的命令。﹂

　　希特勒由凱特爾、約德爾和最高統帥部其它人員陪同，於五月十日天剛破曉時，到達了繆恩施特萊菲爾附近、他稱之為﹁鷹巢﹂的大本營。德軍在西面二十五英里之外的地方，正在越過比利時邊界長驅直入。在從北海到馬奇諾防線之間的一百七十五英里戰線上，納粹的部隊已突破了三個中立小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邊境，粗暴地違反了德國人曾經莊嚴地一再作出的保證。

六星期戰爭：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六月二十五日

　　就荷蘭方面說，這只是一場五天的戰爭。至於比利時、法國以及英國遠征軍，也在這短促的期間決定了命運。就德國方面說，在戰略和戰術的執行上，一切都是按計劃行事的，甚至執行得比預定的計畫還要好。他們的成就超過了希特勒的最高希望。他的將領們都給自己的勝利的閃電速度和程度弄得亂了章法。就盟軍的領袖們來說，他們被一點也沒有料到的事態發展弄得不知所措，在一片慌亂之中感到事態不可理解。

　　在戰鬥的第一天剛剛接任首相的溫斯頓‧邱吉爾本人也被弄得目瞪口呆。他在五月十五日早晨七點半鐘被巴黎的保羅‧雷諾總理打來的電話叫醒了，雷諾用激動的聲音告訴他：﹁我們打敗了！我們打敗了！﹂邱吉爾不相信，偉大的法蘭西軍隊一周之間就打敗了？這是不可能的。他後來寫道：﹁我簡直弄不明白，運用大量快速裝甲部隊進行襲擊這種戰術在上次大戰以來會引起這樣劇烈的變革。﹂

　　坦克，七個師的坦克，集中在西部防禦陣地最薄弱的一點上進行突破，這一仗就是這樣打的。用的是坦克、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和傘兵和空降部隊，後者在盟軍防線後方或者在看來似乎固若金湯的堡壘的頭頂上降落，造成了極大混亂。

　　但是，我們在柏林的人都很奇怪，盟軍領袖們怎麼會一點也沒有料到德國人會採取這樣的戰術。希特勒的部隊在波蘭戰役中不是已經顯示了這種戰術的效能了嗎？在波蘭，在一周之內包圍或殲滅波蘭部隊的大規模突破，就是在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使抵抗力削弱以後再集中裝甲兵力取得成功的，在波蘭，傘兵和空降部隊，即使用在規模極小的戰鬥中也沒有發揮多少作用，他們想完整地奪取一些主要橋樑也沒有成功。但是，在西線進擊的前一個月，他們在挪威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奪取了奧斯陸以及所有的機場，為在斯培瓦格爾、貝根、特隆赫姆和納爾維克登陸的孤立的小批部隊提供增援，從而使他們能夠堅持下去。盟軍司令官們難道沒有研究這些戰役，從中吸取教訓嗎？

征服荷蘭

　　德國人只能騰出一個裝甲師的兵力用於征服荷蘭的戰役。這次戰役主要是由傘兵和空運部隊降落到廣大的洪水防線後面而取得成功的。這些防線，柏林方面許多人士曾經認為可以抵抗幾個星期。嚇得驚惶失措的荷蘭人所經歷的是戰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空降部隊的進攻。他們對於這樣一種嚴峻的考驗事前毫無準備，對於這次襲擊也完全沒有料到，從這些情況看來，他們的表現比人們當時設想的要好一些。

　　德國人的第一個目標是以一支強大的部隊從天而降，在海牙附近的機場著陸，立即佔領首都，俘虜女王和政府人員，跟一個月前進攻挪威的計畫一樣。但是，在海牙，正如在奧斯陸一樣，這個計畫失敗了，雖然原因有所不同。荷蘭的步兵從初期的驚惶和混亂中清醒過來，到五月十日晚上，在炮兵的配合下，終於能夠把德國兩團之眾的軍隊驅逐出海牙周圍的三個機場。這樣就暫時挽救了首都和政府，但卻使後備部隊牽制住，不能調到其它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德國計畫的關鍵在於用空降部隊奪取鹿特丹正南尼維‧馬斯河上和東南方馬斯︵繆斯︶河在多德萊希特和莫爾狄克兩處出海口上的幾座橋樑。從大約一百英里之外的德國邊境向前推進的格奧爾格‧馮‧庫希勒將軍的第十八軍團，就是希望通過這些橋樑攻入設防的﹁荷蘭要塞﹂。﹁荷蘭要塞﹂包括海牙、阿姆斯特丹、烏德勒支、鹿特丹和萊伊登在內，設有重重水道防線，如不通過這些重要橋樑，是不可能輕易迅速地奪取這個﹁要塞﹂的。

　　五月十日清晨，空降部隊包括從舊式水上飛機降落在鹿特丹河上的一個連在內，在那些冷不及防的荷蘭守軍還來不及炸毀以前，就奪下了這些橋樑。臨時拼湊起來的荷蘭部隊曾奮不顧身地企圖擊退德軍，他們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德國人竭力撐持到五月十二日早晨，這時，庫希勒的一個裝甲師，在突破了格萊伯｜彼爾防線以後趕到這裡。格榮伯｜彼爾防線是荷蘭東部一條用許多條水道所加固的陣地，荷蘭人原來希望在這條戰線上固守幾天。

　　再一個希望是：法國季勞德將軍的第七軍團可能會把德國人阻止在莫爾狄克的橋頭。第七軍團正從英吉利海峽兼程前進，五月十一日下午抵達提爾堡。但是這支法軍，也像被圍困的荷蘭人一樣，沒有空軍支援，缺少裝甲車、反坦克炮和高射炮，一下子就被擊退到布雷達去了。這就給德國第九裝甲師讓開一條通道，使他們得以通過莫爾狄克和多德萊希特的橋樑，在五月十二日下午進抵鹿特丹對面的尼維‧馬斯河南岸。鹿特丹那裡的橋樑，還一直掌握在德國空降部隊的手裡。

　　但是，坦克通不過鹿特丹的那些橋樑。原來荷蘭人這時已經封鎖了橋樑的北端。五月十四日清晨，荷蘭人的情況非常危急，但還沒有絕望。﹁荷蘭要塞﹂還沒有被突破。海牙周圍的德國強大空降部隊，不是被俘就是潰散到附近的村莊裡去了。鹿特丹還未失守。德軍最高統帥部急於想從荷蘭撤出裝甲師和支援部隊，以便利用剛在南方法國那裡出現的新的機會，他們對於這種情況並不感到如意。因此，希特勒在十四日早晨發出第十一號指令：﹁荷蘭軍隊的抵抗力已經證明比預料為強，由於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考慮，必須迅速粉碎這種抵抗。﹂辦法何在？他命令從比利時前線的第六軍團調來一些空軍部隊，﹁以便加速奪取﹃荷蘭要塞﹄﹂。

　　他和戈林發佈特別命令，猛炸鹿特丹。荷蘭人嚐到了納粹的恐怖滋味後一定會被迫投降的。去年秋天圍攻華沙時使用的就是這個法寶。

　　五月十四日早晨，德國第三十九軍的一個參謀軍官，打著一面白旗跨過鹿特丹橋，要求該市投降。他警告說，如不投降，就要遭到轟炸。當投降談判還在進行的時候｜｜一名荷蘭軍官到了離橋不遠的德軍司令部討論詳細條款並且正把德軍條件帶回來的時候，轟炸機就出現了，炸平了這個大城市的中心。大約八百人死於非命，幾乎全是平民，幾千人受傷，七萬八千人無家可歸。這種背信棄義的舉動，這種蓄意的殘暴行為，荷蘭人是不會忘懷的，雖然在紐倫堡審判中，負責空軍的戈林和凱塞林都以鹿特丹並非不設防的城市而是在荷蘭人堅守之下的城市為理由，替這種行為進行辯護。他們兩人都否認，當他們派遣轟炸機隊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投降談判正在進行，雖然在德軍的檔案中，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們是知情的。總之，德軍最高統帥部當時並未加以辯解。我本人就曾在五月十四日晚上柏林電臺上聽到過最高統帥部的特別公報：

　　﹁在德國俯衝轟炸機的攻擊和德國坦克即將進攻的巨大壓力下，鹿特丹市已經投降，從而使該市免於被毀。﹂

　　鹿特丹投降了，接著就是荷蘭武裝部隊的投降。威廉敏娜女王和政府成員乘坐兩艘英國驅逐艦逃往倫敦。五月十四日黃昏時分，荷蘭武裝部隊總司令Ｈ‧Ｇ‧溫克爾曼將軍命令他的部隊放下武器，次日上午十一時，他簽署了正式降書。只五天的工夫，就一切都結束了。但是結束的只是戰鬥，此後五年，野蠻的德國恐怖統治的黑夜將一直籠罩著這個慘遭浩劫的文明小國。

比利時的陷落和英法聯軍的落入陷阱

　　荷蘭既已投降，比利時和法國以及英國遠征軍的命運也就決定了。五月十四日，離發動進攻雖然還只有五天，這一天卻是決定命運的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德軍奪取了迪襄到色當之間的河岸峻峭、林木繁茂的謬斯河對岸的四個橋頭堡，並且進佔了色當。這是一八七○年拿破崙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場所，也是結束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地方。這樣，盟軍防線的中央部分和英法兩軍的精銳迅速轉移到比利時去的重要樞紐地點，就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次日，五月十四日，大規模的襲擊開始了，五月十日，一支在數量、集中程度、機動性和打擊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坦克部隊，由德國邊境通過阿登森林出發，其隊伍之長，即使分了三路縱隊還延展到萊因河後面一百英里。現在它突破了法國第九軍團和第二軍團的防線，迅速地向在比利時的盟軍背後的英吉利海峽推進。這是一股令人膽寒的巨大力量。一批又一批的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首先削弱了法軍的防禦陣地；大批的戰鬥工兵佈置橡皮船下水，架搭浮橋，準備渡河；接著就是配備有自動推進炮的裝甲師，每個裝甲師都有一個摩托化步兵旅；裝甲師的後面緊跟著摩托化步兵師，佔領坦克開闢出來的陣地。這個鋼與火的密集隊伍，不是驚慌失措的守軍手中的任何武器所能阻擋得住的。在繆斯河上迪襄的兩側，法軍被赫爾曼‧霍特將軍的第十五裝甲軍擊敗了。這個軍的兩個坦克師之中，有一個坦克師是由一個名叫埃爾溫‧隆美爾的年輕大膽的准將指揮的。在河的南面的蒙丹梅，格奧爾格｜漢斯‧萊因哈特將軍的兩個坦克師組成的第四十一裝甲軍，也採取同樣戰術。

　　但是，法軍受到的打擊以在色當四郊最為沉重，這對他們來說，真是一個悲慘的記憶。五月十四日晨，海因茲‧古德里安將軍的第十九裝甲軍的兩個坦克師，一擁而過當晚才在繆斯河上匆促地搭起來的浮橋，向西挺進。法國軍隊和英國的轟炸機雖然拼命企圖炸毀這座橋樑，但是，皇家空軍七十一架轟炸機在一次攻擊中就給打落了四十架，大部分都是給高射炮火擊落的，法國坦克則被擊毀了七十輛，結果並沒有炸毀這座橋樑。到了傍晚時分，德軍在色當的橋頭堡已經擴展到三十英里寬、十五英里深，防守在盟軍關係重大的中央防線上的法軍已被擊潰了。沒有被圍和被俘的隊伍在倉皇後撤。北部的英法聯軍和比利時的二十二個師，都已陷於被截斷後路的極端危險的境地。

　　最初兩天盟軍打得還相當順利，至少他們是這樣想的。在懷著新的熱情投入首相新職務的邱吉爾看來，﹁直到十二日晚上︵他後來寫道︶，還沒有什麼理由認為戰爭進行得不好﹂。盟軍最高統帥甘末林對於當時的情況十分樂觀。前一天晚上，法軍的大部精銳部隊第一、第七和第九軍團與英國遠征軍哥特勳爵指揮下的九個師，根據預定計劃，已與比利時部隊會合。他們沿代爾河設置了一條堅固的防線：從安特衛普經過魯文到伐佛爾，然後跨過昂布魯缺口到納繆爾，再沿著繆斯河向南到達色當。在比利時的堅強的納繆爾要塞和安特衛普之間，在短短六十英里的戰線上，盟軍的數量實際上已超過來犯的德軍，約為三十六個師對萊希瑙的第六軍團的二十個師。

　　比利時軍隊雖然在他們的東北邊境沿線上打得不壞，但並沒有支持得像預期的那麼長久，更沒有像一九一四年那麼長久。他們也像在他們北面的荷蘭人一樣，簡直無法對付德國武裝部隊的嶄新戰術。德國人在這裡，也如在荷蘭一樣，大膽地使用了經過特殊訓練的小股部隊在黎明時由滑翔機上悄悄地著陸，去奪取重要的橋樑。在馬斯特里赫特後面的亞伯特運河上有三座橋樑，他們制服了其中兩座橋的守軍，後者連扳動電鈕炸掉橋樑都沒有來得及。

　　他們在奪取埃本‧埃瑪律炮臺一役中，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這個炮臺控制著繆斯河和亞伯特運河的交叉點。盟軍和德軍雙方都認為這一個現代化的、具有戰略地位的要塞是歐洲最難攻克的工事，它比法國在馬奇諾防線或德國在西壁防線建築的任何工事都更為堅固。它是由一系列深入地下的鋼筋混凝土的交通壕所構成，它的炮樓有厚甲板保護，共有一千二百個人防守。原來預計它可以無限期地抵抗住威力最大的炸彈和炮彈的連續不斷轟擊，但是卻在三十小時之內就落入由一名上士指揮的八十名德國士兵之手了。他們乘坐九架滑翔機，降落在工事的頂部，結果只有六人死亡，十九人受傷。我記得，柏林的德國最高統帥部曾給這場戰鬥蒙上一層十分神秘的色彩，他們在五月十一日晚發表特別公報宣稱，埃本‧埃瑪律炮臺已經被﹁一種新式進攻方法﹂攻克了。這個聲明引起了不少謠傳，戈培爾博士也樂於乘機到處散佈，說什麼德國發明了一種非常厲害的新的﹁秘密武器﹂，可能是一種能夠使防守的人暫時麻痹的神經毒氣。

　　其實，實際情況卻要平凡得多。德國人以他們一貫的縝密作風，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間的冬天，在希耳德斯海姆建築了亞伯特運河的橋樑和要塞的複製品，訓練了大約四百名滑翔部隊，教他們怎樣攻取的戰術。有三個小組負責攻打三座橋樑，第四小組去攻打埃本‧埃瑪律炮臺。這第四小組的八十個人後來在炮臺的頂上著陸，把一個特製的﹁空心﹂彈安放在裝甲的炮樓裡，這不僅使炮樓失去作戰能力，並且使下面屋內滿布火焰和瓦斯。在炮門和瞭望口還使用了手提的火焰噴射器。一小時之內，德國人就進入炮臺的上層，使這個巨大炮臺的所有輕炮和重炮都失去了作用，使它的瞭望台煙霧密佈。要塞後面的比利時步兵無法打退這一小股進攻者，自己反而被斯圖卡式轟炸機和增援的傘兵打退了。五月十一日早晨，跨過北方兩座完好的橋樑疾馳而來的裝甲兵先頭部隊到達炮臺，包圍了它。經過斯圖卡的繼續轟炸和地道白刃戰之後，到中午時分，一面白旗扯起了，一千二百名驚惶失措的比利時守軍魚貫走出炮臺投降。

　　這次奇襲的成功，橋樑的被奪取以及馮‧萊希瑙將軍的第六軍團在霍普納將軍的兩個坦克師、一個機械化步兵師編成的第十六裝甲軍支援下所進行的攻勢之猛烈，使盟軍最高統帥部深信，這次戰役跟一九一四年一樣，德軍攻勢的主要鋒芒是在右翼；他們也認為為了制止這個進攻，他們已經採取了適當的措施。結果，直到五月十五日晚上，比利時、英國和法國的部隊還堅守在從安特衛普到納繆爾的代爾河防線上。

　　這恰恰是德軍最高統帥部所求之不得的事。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實現曼施坦因計畫，而在中路進行沉重的打擊。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在五月十三日晚上，就已經清楚看到這種形勢以及他的機會了。

　　﹁︵他在日記裡寫道︶我們可以指望二十四個師左右的英法軍隊和十五個師的比利時軍隊，在納繆爾以北完成集中。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我們的第六軍團在前線有十五個師，還有六個師的後備軍｜｜我們有足夠的力量擊退敵人的任何進攻。用不著配備更多的部隊。在納繆爾以南，敵人的力量較弱，大約只有我們兵力的一半，對繆斯河的進攻的結果，將決定我們是不是能夠利用這種優勢，在什麼時候利用以及在什麼地方利用。在這條戰線的後面，敵人並沒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

　　在這條次日就被攻破的戰線的後面，真的沒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嗎？

　　五月十六日，邱吉爾首相飛往巴黎去探明這一點。下午，當他驅車到法國政府辦公處訪問雷諾總理和甘末林將軍的時候，德國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色當以西六十英里的地方，在毫無防禦的平地上馳騁前進。在他們和巴黎之間，也可以說在他們與英吉利海峽之間，並沒有多少障礙。但是邱吉爾卻不知道這種情況。﹁戰略後備部隊在哪裡？﹂他問甘末林，還插進一句法語：﹁什麼地方有大量的人力？﹂盟軍總司令甘末林向他搖了搖頭，聳了聳肩回答說：﹁沒有！﹂

　　﹁我奇怪得說不出話來﹂，邱吉爾後來追述道。從來沒有聽說過，一支大軍在受到攻擊的時候會不留些後備部隊的。﹁我承認，﹂邱吉爾說，﹁這是我一生中所碰到的最令我吃驚的事之一。﹂

　　德國最高統帥部也同樣感到吃驚，至少對於希特勒和最高統帥部的將軍們來說是如此，也許哈爾德是例外。這次西線戰役是元首親自指揮的，他曾有過兩次遲疑不決，拿不定主意。第一次是五月十七日，他忽然神經極度緊張起來。那天早上，帶著他的裝甲軍到英吉利海峽去已經走了三分之一路程的古德里安，奉令停止前進。因為空軍發來情報說，法國人即將大舉反攻，企圖截斷從色當楔入向西前進的力量薄弱的德國裝甲部隊。希特勒急忙同他的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和哈爾德會商。他肯定地認為南面會出現法軍的嚴重威脅，突破繆斯河的主力、Ａ集團軍司令倫斯德，在那天晚些時候會見他時支持他的這種看法。倫斯德說，他估計﹁強大的法軍會從凡爾登和馬恩河畔夏龍地區發動一次出人意料的有力反攻﹂。

　　希特勒忽然擔心起來，生怕出現第二次馬恩河事件。﹁我正在注意這件事，﹂第二天他寫信給墨索里尼說，﹁一九一四年馬恩的奇蹟絕不能重演！﹂

　　﹁︵五月十七日晚上，哈爾德在日記裡寫道︶一個非常不愉快的日子。元首神經緊張透了。他擔心自己能否取得成功，不願冒什麼險，堅決抑制我們。他為自己辯解說，這都是由於他擔心左翼｜｜他帶來的只是惶恐和懷疑。﹂

　　儘管第二天法軍崩潰的消息不斷傳來，這個納粹統帥的神經緊張情況並沒有什麼好轉。哈爾德在五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記錄了這種神經緊張的情況：

　　﹁元首對於南翼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焦慮，他大發雷霆，叫喊著說，我們會使整個行動毀掉，我們有遭到失敗的危險。他不願繼續西進，更不必說西南方面，只是堅持向西北推進。這就是以元首為一方同勃勞希契和我為另一方之間所發生的最不愉快的爭論的問題。﹂

　　最高統帥部的約德爾將軍差不多總是認為元首是對的，他也記錄了最高領導間的分歧。

　　﹁︵他在十八日寫道︶極度緊張的一日。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沒有執行儘快在南方建立一個新的側翼陣地的意圖｜｜把勃勞希契和哈爾德立刻召來，嚴命他們立即採取必要的措施。﹂

　　但哈爾德是對的：法國並沒有可以從南方進行反攻的部隊。這時裝甲師正等得手癢難耐，一接到只許進行﹁大規模偵察﹂的命令，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向英吉利海峽推進。一支由七個裝甲師組成的強大楔形隊伍，無情地在索姆河北岸向西挺進，經過第一次大戰的著名戰場，於五月十九日早晨進抵離英吉利海峽只有五十英里的地方。使希特勒總部驚訝的是，第二裝甲師已於五月二十日晚上到達索姆河口的阿布維爾了。比利時軍隊、英國遠征軍和法國的三個軍團已經陷入了重圍。

　　﹁︵約德爾那天晚上在日記上寫道︶元首高興得忘乎所以。他對德軍和它的領導備加讚揚。他已在準備和約，主要內容為：歸還最近四百年來從德國人民手中奪去的領土和其它有價值的東西｜｜

　　一份特別的備忘錄已存入檔案中，內容有元首接到陸軍總司令關於攻下阿布維爾的電話報告時激動得語不成聲的話。﹂

　　盟軍從這個後果不堪設想的包圍圈逃出來的唯一希望在於，在比利時的軍隊立即轉向西南，擺脫正在向自己進攻的德國第六軍團，突破那伸入法國北部到達海邊的德國楔形裝甲部隊，殺出一條血路，從而與從索姆河向北推進的法國生力軍會合。這實際上正是甘末林將軍在五月十九日晨下達的命令。但是那天晚上，馬克沁‧魏剛將軍接替了他的職務，立即取消了這道命令。魏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在軍事上獲得很高的聲譽。他希望在同比利時的盟軍指揮官進行會商之後再決定採取行動。結果，等到魏剛決定採取與他的前任完全相同的計畫時，三天的時間已經錯過了。這樣延誤軍機花費了巨大的代價。此時法國、英國和比利時還有四十師有作戰經驗的部隊在北部，如果他們遵照甘末林的命令，於五月十九日向南突進，衝過兵力薄弱的德國裝甲部隊的防線，突圍可能已經成功了。但是到他們轉移的時候，盟國各指揮部之間的交通陷於一片混亂，各軍在遭到壓力之下，行動也亂成一團。總之，魏剛將軍的計畫只存在於他自己的心中；實際上法國部隊並沒有從索姆河北上。

　　同時，德軍最高統帥部已把所有能用得上的步兵都投入戰鬥，以鞏固並擴大裝甲部隊突破的缺口。五月二十四日，從阿布維爾向英吉利海峽推進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隊，分別攻佔布倫，包圍加萊這兩個主要港口，並進抵格臘夫林，這個地方在離開敦克爾克約二十英里的海岸上。比利時戰線已經向西南轉移了，因為盟軍試圖在那裡脫身出來。二十四日，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在北部的軍隊被迫退到一個很小的三角形地帶，這個三角形的底部在從格臘夫林到特納曾的英吉利海峽沿岸，頂端在距海岸約七十英里的發隆西納。現在突圍的希望已經沒有了，唯一的希望｜｜這看來是微乎其微的｜｜就是由敦克爾克從海上撤退。

　　五月二十四日，德國裝甲部隊已經望見敦克爾克，並且沿阿運河在格臘夫林和聖奧麥爾之間擺好陣勢，準備投入最後廝殺。正在這個時候，接到一個奇怪的命令，要他們停止前進，這對於在戰場上的士兵來說是費解的。這是第二次大戰中德軍最高統帥部犯的第一個大錯誤。在誰應負責和究竟為什麼原因的問題上，不僅在德國將領們之間，而且在軍事歷史家們之間，都曾引起劇烈的爭論。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邊將根據目前擁有的大量資料談到。這道停止進攻的命令，不論是根據什麼理由發出的，都給盟軍，尤其是英軍，一個意外的喘息機會，導致了敦克爾克的奇蹟。但比利時軍隊並沒有因此獲救。

利奧波德國王的投降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於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投降。這位剛愎自用的年輕統治者，曾經使自己的國家退出同英法的聯盟，採取愚蠢的中立，甚至當他獲悉德國準備越過自己邊界大舉進攻的時候，還拒絕恢復聯盟的關係；直到希特勒進攻以後，他才在最後一分鐘向英法呼籲軍事援助，並接受了援助。現在他又在絕望的時刻，拋棄了英法，打開了大門，讓德國軍隊在已經受很大壓力的英法部隊側翼長驅直入。再說，他這樣做的時候，正如邱吉爾六月四日在下院所說，﹁事先未經協商，臨時才片面通知，也沒有和他的大臣們商量，只憑他個人自作主張﹂。

　　實際上，他是不顧政府的一致勸告這麼做的，雖然他曾經按照憲法宣誓要聽從政府的意見。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五時，在國王的大本營裡，舉行了一次國王和包括首相、外交大臣在內的三個閣員的攤牌會議，他們最後一次勸告國王自己不要投降，做德國人的俘虜，因為他如果這麼做，﹁就會落到像布拉格的哈查那樣的地位﹂。他們還提醒他，他不但是總司令，還是國家的元首，萬不得已時，他可以像荷蘭女王和挪威國王那樣，在流亡中執行他的國王職務，直到盟國取得最後勝利。

　　﹁我已決定留下來，﹂利奧波德回答，﹁盟國的事業已經沒有指望了。﹂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他派遣比利時參謀本部的副參謀長德羅騷將軍到德軍那裡，要求休戰。十時，這位將軍帶回德軍的條件：﹁元首要求無條件放下武器。﹂下午十一時，國王決定無條件投降，並建議於上午四時停止戰鬥，結果就在那時候停止了戰鬥。

　　法國總理雷諾發表了一篇言詞激烈的廣播，憤怒譴責利奧波德的投降。比利時首相皮埃洛特也在巴黎作了廣播，不過語氣比較得體一些，他對比利時人民說，國王的行動是違反政府的一致意見的，他這樣做是自絕於人民，他已不可能繼續執政，比利時流亡政府將繼續奮鬥。五月二十八日，邱吉爾在下院發言的時候，對利奧波德的行動未加判斷，但在六月四日也同大家一起批評他的不當。

　　直到戰爭結束以後很久，爭論還是很激烈的。在比利時國內外，替利奧波德辯護的人為數都很多，他們相信他在與比利時軍民患難與共這一點上，做了一件正確而光榮的事情。他們一再聲稱，他並不是作為國家的元首而是作為比利時軍隊的總司令投降的。

　　到五月二十七日，被打得焦頭爛額的比利時軍隊已經陷於絕境，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他們為了使英法軍隊可以脫身向南突圍，曾英勇地同意延長自己的戰線。比利時軍隊雖頑強奮戰，但是所延長的戰線還是迅速崩潰了。利奧波德也沒有得悉關於哥特勳爵在五月二十六日已經從倫敦接到向敦克爾克撤退並儘量挽救英國遠征軍的命令的消息。這是一方面的論點，但另一方面也有他們的論據。他們說，比利時軍隊是由盟軍統一指揮的，而利奧波德進行單獨媾和，事先並沒有與盟軍協商過。有人替他辯護時指出：在五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時半，他曾打電報告訴哥特，他馬上就﹁得被迫投降，以避免崩潰﹂。但是這位英軍司令官正忙得不可開交，而且時常在移動，因此沒有接到這個電報。他後來證實他是在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時以後不久才第一次聽到投降的消息，發現自己﹁在伊普爾和大海之間突然面臨一個二十英里寬的缺口，敵人的裝甲部隊可以通過這裡到達海濱﹂。至於國王的上級軍事指揮官魏剛將軍，則是在下午六時以後從法國駐比利時大本營的聯絡官發來的電報中得到這個消息的。他後來說，這個消息對於他﹁像晴天霹靂，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最後，利奧波德雖然身為武裝部隊的總司令，但在這個立憲民主的王國，是有義務接受政府的意見的。他不論作為總司令或作為國家元首，都無權擅自投降。最後還是比利時人民通過了對自己的君主的判決，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那就是一直沒有請他從他在戰爭結尾時在那裡避難的瑞士回來復位。戰爭結束後過了五年到一九五○年七月二十日舉行公民投票，五十七％的票贊成他回來的時候，在群眾中還引起了十分激烈的反響，幾乎爆發了內戰。他於是立即讓位給他的兒子。

　　不論對利奧波德的行為有怎樣的評價，對於他的軍隊的英勇戰鬥卻是不應該有什麼不同意見的｜｜雖然也曾經有過不同意見。五月間，我曾有幾天跟隨萊希瑙的第六軍團經過比利時，我親自看到比利時人在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條件下頑強作戰的情況，在德國空軍殘酷無情、肆無忌憚的轟炸下，或者當德國裝甲部隊企圖截斷他們的時候，他們從來沒有屈服過。對於這次戰役中其它一些盟國部隊，就不能這麼說了。比利時軍隊堅持了十八天，如果他們沒有同英國遠征軍和法國的北部軍隊一起陷入重圍，他們本來是可以支持得更久的，何況陷入重圍並不是他們的過失。

敦克爾克的奇蹟

　　自從五月二十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隊突破盟軍防線進抵海邊的阿布維爾以後，英國海軍部就根據邱吉爾親自下的命令調集船隻，為英國遠征軍和其它盟國軍隊可能撤出海峽上的各處港口做準備。非戰鬥人員和其它﹁用不著的人﹂立即開始渡過這個狹窄的海面前往英國。到五月二十四日，我們上面已經談到，北面的比利時前線已接近崩潰，在南方，從阿布維爾沿海岸向北猛撲的德國裝甲部隊，在攻克布倫包圍加萊以後，已經到達距離敦克爾克只有二十英里的阿運河。比利時軍隊、英國遠征軍九個師和法國第一軍團的十個師都被夾在中間了。雖然在包圍圈南端，運河、溝渠和氾濫地區縱橫交錯，地形不利於坦克的行動，但古德里安和萊因哈特的裝甲軍已經在海岸上的格臘夫林和聖奧麥爾之間主要障礙阿運河彼岸建立了五座橋頭堡，準備給盟軍以徹底打擊，使他們受到從東北方推進過來的德國第六軍團和第十八軍團的夾攻，從而完全消滅他們。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最高統帥部突然發來緊急命令，這道命令是在倫斯德和戈林慫恿之下，不顧勃勞希契和哈爾德的激烈反對，由希特勒堅持發出的。命令要坦克部隊停在運河一線，不要再向前推進，這就給了哥特勳爵一個意外的、重要的喘息機會，他和英國海軍及空軍都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倫斯德後來體會到這一點，他說，這個喘息機會導致了﹁戰事中幾個重大轉捩點之一﹂。

　　德國在眼看就要取得這次戰役中最大勝利的時候，怎麼會發出這道難於解釋的命令呢？下這個命令的原因是什麼？誰應該負這個責任？這些問題在有關的德國將領中和歷史學家中，曾引起過一場大辯論。以倫斯德和哈爾德為首的將領，把責任完全推在希特勒身上。邱吉爾在大戰回憶錄第二卷中，為這場爭論火上加油，他認為這個命令出自倫斯德，而不是希特勒，他引述了倫斯德司令部的戰爭日誌作為論證。在一大堆互相矛盾、眾說紛紜的證詞之中，要弄清楚事實真相是很難的。在準備寫這一章的過程中，作者曾寫信給哈爾德將軍本人請他闡明，不久就接到一封有禮貌的詳細的回信。根據這封信和其它許多現在能夠得到的證據，也許可以得出一定的結論平息爭論，即使這不是最後的結論，但至少也是有相當說服力的。

　　說到這道著名的命令的責任問題，不管倫斯德後來怎樣辯解，他必須與希特勒分擔責任。元首在五月二十四日早晨，曾到倫斯德將軍設在查理維爾的Ａ集團軍總司令部去過，倫斯德建議在離敦克爾克不遠的運河一線上的裝甲師應當停止前進，等候更多的步兵部隊的接應。希特勒同意了這個建議，並且認為裝甲部隊應當保存下來，留待進攻索姆河以南的法國軍隊時使用。他還說，如果盟軍陷入的袋形地帶縮得太小，就會妨礙空軍的活動。停止前進的命令可能是倫斯德獲得元首的批准以後立即發出的。因為據邱吉爾說，英國遠征軍曾截獲到德國那天早晨十一點四十二分下達那個命令的無線電報。希特勒和倫斯德當時正在開會。

　　總之，那天晚上希特勒從最高統帥部發出了正式的命令，這在約德爾和哈爾德兩人的日記上都有記載。參謀總長極感不快。

　　﹁︵他在日記裡寫道︶我們的由裝甲部隊和摩托化部隊組成的左翼，由於元首的直接命令，都將因此完全停止下來！消滅包圍中的敵軍，要留給空軍去幹！﹂

　　這個表示輕蔑的驚嘆號表明，戈林參與了希特勒的決定，現在我們知道他的確是參與了的。他曾建議由他的空軍單獨來消滅被包圍的敵軍！哈爾德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給作者的信中舉出了他所以作出這個野心勃勃、不自量力的建議的理由。

　　﹁在以後的幾天中︵即五月二十四日以後︶，終於弄明白希特勒的決定，主要是受戈林的影響。陸軍的迅速行動，對於這個獨裁者說來，幾乎變成了不祥的事情，因為他缺乏軍事訓練，毫不瞭解這一行動究竟有多少危險性和它的成功的可能性。他常常有一種憂慮的情緒，覺得會出現不利的情況｜｜

　　戈林很瞭解他的元首，因此就利用了這種憂慮情緒。他建議單獨用他的空軍來收拾這一個大包圍戰的殘局，這樣就可以毋須冒必須使用寶貴的裝甲部隊的風險。他提出這個建議｜｜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說明了野心勃勃、不擇手段的戈林的特性。在陸軍一帆風順的作戰以後，他要為他自己的空軍在這次大戰役中取得最後決戰的機會，從而在整個世界面前獲得成功的榮譽。﹂

　　哈爾德將軍接著在來信中談到了勃勞希契一九四六年一月在紐倫堡監獄中同空軍將領米爾契和凱塞林談話以後，對他所作的一個說明。據說這些空軍軍官宣稱：

　　﹁戈林當時︵一九四○年五月︶對希特勒強調說，如果當時快要到手的戰鬥中的偉大勝利的功勞完全被陸軍將領得去的話，那麼元首在德國國內的威望就會遭到無法彌補的損失。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防止這一情況，那就是由空軍而不是由陸軍來完成決戰。﹂

　　事實至此已很清楚：希特勒在戈林和倫斯德的慫恿下，但遭到勃勞希契和哈爾德竭力反對的計畫，是讓空軍和包克的Ｂ集團軍去掃蕩陷入重圍的敵軍。Ｂ集團軍談不上有什麼裝甲部隊，他們這時正在慢慢地把比利時軍隊和英國軍隊驅到海峽西南地區。而擁有七個坦克師在敦克爾克西面和南面的運河線上停止前進的倫斯德的Ａ集團軍卻要在原地不動圍住敵人。結果是，不論空軍或包克的集團軍都沒有達到他們的目標。五月二十六日早晨，哈爾德在日記中憤怒地說：﹁從最高統帥部發來的這些命令真是莫名其妙｜｜坦克都像癱瘓似地停在那裡不動。﹂

　　最後，五月二十六日夜間，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進的命令，並同意這樣的意見：由於包克的部隊在比利時進展遲緩和海岸附近運輸艦活動頻繁，裝甲部隊可以繼續向敦克爾克前進。但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太遲了；被圍的敵人已經得到加強自己的防務的時間，一邊抵禦，一邊開始偷偷地逃到海裡去了。

　　現在我們知道希特勒所以發出這個命運攸關的命令，也是有其政治原因的。五月二十五日，據哈爾德說，這一天一開始，﹁勃勞希契和元首之間在包圍戰中下一步行動的問題上就發生了一次令人痛心的爭吵﹂，他在這一天日記中寫道：

　　﹁現在政治當局已經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觀念，認為決戰要在法國北部而不應在佛蘭德斯一帶進行。﹂

　　這一則日記曾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因此我寫信給這位前參謀總長，問他是否能夠回憶一下希特勒要求在法國北部而不在比利時結束這一戰役的政治原因是什麼。哈爾德記得很清楚。﹁根據我現在還是栩栩如生的記憶，﹂他回答道，﹁在當時我們的談話中，希特勒用兩個主要考慮來支持他的停止前進的命令。第一個考慮是軍事上的理由：地形不適於坦克的活動，由此而造成很大的損失，將會削弱即將對法國其它地方進行的進攻，等等。﹂然後，哈爾德寫道，元首舉出了

　　﹁第二個理由，他知道，我們作為軍人是不能反駁這個理由的，因為這是政治上的，而不是軍事上的理由。

　　這第二個理由是，為了政治的理由，他不希望這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居民重大損失的最後決戰，發生在佛蘭德斯人居住的地方。他說，他想把這個日耳曼後代佛蘭德斯人居住的地方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區域，從而使他們和德國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他在佛蘭德斯地區的支持者，為此已經作了長期的活動。他已經答應他們，使他們的國土不致遭到戰爭的破壞。如果他現在不實踐諾言，那就會嚴重損害他們對他的信任。這對於德國將是一件政治上的損失，這是他作為政治上負責的領袖所必須盡力避免的。﹂

　　荒唐嗎？如果說這看來好像是希特勒又一次突然發生神經錯亂︵哈爾德寫道，他和勃勞希契﹁沒有被這種理由說服﹂︶，那麼，他對另一些將領透露的另一個政治上的考慮，卻是比較合理而且重要的。倫斯德的作戰處長古恩特‧勃魯門特里特將軍在戰後對英國軍事作家李德‧哈特追述希特勒五月二十四日和倫斯德的會晤時說：

　　﹁希特勒當時的心情很好｜｜並且告訴我們，他認為戰爭在六個星期之後就可以結束。他希望戰事結束後，能和法國締結一個合理的和約，這樣和英國達成協議的道路就打開了｜｜

　　後來，使我們覺得驚異的是，他竟用欽佩的口吻談到大英帝國，談到它的存在的必要，談到英國給世界帶來的文明｜｜他說，他所要求於英國的，不過是它應當承認德國在大陸的地位。德國如果能夠重新獲得它的殖民地，那當然最好，但也並不是非如此不可｜｜他最後說，他的目的是能和英國在一個英國認為可以接受而並不有損自己的尊嚴的基礎上媾和。﹂

　　希特勒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常常向他的將領們、向齊亞諾和墨索里尼表示這種想法，並且最後公開地作了表示。齊亞諾在一個月以後發現，這個納粹獨裁者當時正處在成功的頂點，竟反反覆覆地提到保持大英帝國作為﹁世界均勢的一個因素﹂的重要意義，他不禁感到驚異。七月十三日，哈爾德在日記中談到元首對於英國沒有接受和平感到非常迷惑不解。那一天，他對他的將領說，用武力迫使英國投降，﹁對德國沒有什麼好處｜｜只對日本、美國和別的國家有好處﹂。

　　因此，可能是︵雖然還有人懷疑︶希特勒把他的裝甲部隊遏止在敦克爾克的前面，目的在於想使英國避免一場奇恥大辱，從而促進和平解決。而這個和平解決，照他的說法，必須是這樣的：英國讓德國放心地重新掉頭東向，這一次是進攻俄國。他還說，倫敦必須承認第三帝國獨霸大陸的地位。在以後兩個月之中，希特勒深信，這種和平已在他的股掌之中了。他現在和過去幾年一樣不瞭解英國民族的特性，不瞭解它的領袖和它的人民要不惜犧性作戰到底加以保衛的是哪種世界。

　　過去和現在對於海洋都缺乏瞭解的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做夢也想不到熟習海洋的英國人竟能夠從一個設備已蕩然無存的小小港口和暴露在他們鼻尖下面的沙灘上撤退了三十多萬人。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時差三分，在希特勒取消停止前進的命令以後不久，英國海軍部發出通知，開始執行﹁發電機計畫﹂，這是敦克爾克撤退計畫的代號。那天晚上，德國裝甲部隊恢復了從西面和南面對這個海港的進攻，但現在裝甲部隊發現進攻很困難。哥特勳爵已經有時間部署了三個步兵師，在重炮的配合下，抵抗他們的進攻。坦克的進展遲緩。就在這個時候，撤退工作開始了。由八百五十艘各種類型、各種動力的大小船隻編成的艦隊，從巡洋艦、驅逐艦到小帆船和荷蘭小船︵其中有許多都是由英國濱海城市的人民志願駕駛的︶集中在敦克爾克。第一天，五月二十七日，他們撤走了七千六百六十九人，第二天一萬七千八百零四人，第三天四萬七千三百一十人；五月三十日五萬三千八百二十三人，頭四天總共撤退了十二萬六千六百零六人。這大大超過了海軍部原來希望撤出的人數。當撤退開始的時候，海軍部以為只能有兩天的時間，只指望能撤退四萬五千人。

　　一直到﹁發電機計畫﹂執行到第四天即五月三十日的時候，德軍最高統帥部才發現發生了什麼事情。四天來，德軍最高統帥部的公報一直在重申，被圍敵軍的命運已經註定了。我的日記中記錄的五月二十九日的一份公報斷然說道：﹁在阿托瓦的法軍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被迫退入敦克爾克周圍地區的英軍在我們的集中進攻之下也在走向毀滅。﹂

　　但英國軍隊並沒有走向毀滅，他們是在走向海上去。當然，他們沒有帶走重武器和裝備，但是可以肯定，這些人將會活下來，有朝一日再投入戰鬥。

　　一直到五月三十日早晨，哈爾德還在日記中滿有信心地寫道，﹁我們所包圍的敵人正在繼續崩潰﹂。他承認，有的英國人﹁打得很猛﹂。其它的人則﹁逃至海濱，想用不管是什麼漂浮在海上的東西渡過英吉利海峽。︽Ｌｅ　Ｄｅｂａｃｌｅ︾︵︽崩潰︾︶，他最後這麼說，指的顯然是左拉描寫普法戰爭中法國崩潰的著名小說。

　　下午，在與勃勞希契會議以後，參謀總長終於發覺這許多運載英軍逃跑的小得可憐的船隻的意義。

　　﹁勃勞希契很為惱火｜｜要是我們的裝甲部隊沒有被阻止的話，早已在海岸邊把袋形陣地的口封上了。惡劣的天氣使空軍無法出動，現在我們只有站在一旁，眼看成千上萬的敵人在我們鼻尖底下逃到英國去。﹂

　　事實上，這就是他們所看到的情況。不管德國人在袋形陣地各邊立即增加多麼大的壓力，英國的防線還是屹然不動，撤退的部隊更多了。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是撤退人數最多的一天，有六萬八千人上了船到英國去，其中三分之一是從海灘撤退的，三分之二是從敦克爾克港撤退的。現在總共已經撤退了十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人，較原來估計能撤出的人數多出三倍多。

　　著名的德國空軍到哪裡去了呢？據哈爾德記述，它有一部分時間是由於惡劣的天氣不能出動。其餘的時間則是遭到英國皇家空軍意外的抗擊，後者從海峽對面的基地起飛，第一次成功地向德國空軍挑戰。英國新式的噴火式飛機雖然在數量上居於劣勢，但證明勝過麥塞施米特式，他們擊落了笨重的德國轟炸機。有少數幾次，戈林的飛機乘英機未來的間隙時間飛到敦克爾克上空，使這個港口受到很大的損失，一時無法使用，部隊不得不完全依靠從海灘上船。德國空軍對船隻也進行了幾次強襲，在八百六十一艘中有二百四十三艘沉沒，其中大部分是德國空軍炸沉的。但戈林向希特勒許下的殲滅英國遠征軍的諾言，卻沒有實現。六月一日，德國空軍進行最大的一次攻擊︵也受到最沉重的一次損失｜｜雙方都損失飛機三十架︶，炸沉了英國驅逐艦三艘和一些小型運輸艦，但這一天撤退人數僅次於最高的那一天，共撤退了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九人。到第二天黎明時分，只有四千名英國部隊還留在包圍圈中，由當時守住防線的十萬名法國部隊保護著他們。

　　這時德軍中程炮已到達射程以內，白天不得不停止撤退工作。當時德國空軍在天黑之後並不進行活動，六月二日、三日夜間，餘下的英國遠征軍和六萬名法軍成功地撤出來了。一直到六月四日早晨，敦克爾克仍在四萬名法軍的固守之中。到那一天為止，一共有三十三萬八千二百二十六名英法士兵逃出了德軍的虎口。他們已經潰不成軍。絕大部分部隊當時的狼狽情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他們都經歷了戰鬥的考驗；他們知道，他們如果得到適當的裝備和充分的空軍掩護，是能夠抵抗德國人的。他們大多數人，當裝備方面能與德軍並駕齊驅的時候，終於證明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且就是在離他們被救出來的沙灘上不遠的英吉利海峽海岸上。

　　敦克爾克救了英國部隊。但是邱吉爾六月四日在下院提醒他們說，﹁戰爭不是靠撤退來打贏的﹂。英國的處境的確是嚴重的，比較近一○○○年前諾曼人登陸以來任何時候都要危險。它沒有陸軍保衛島嶼，空軍力量在法國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剩下的只有海軍。挪威戰役已經表明，大型戰艦是很容易遭到以陸地為基地的空軍的攻擊的。現在德國轟炸機從基地飛過狹窄的英吉利海峽，只需五分鐘到十分鐘的時間。當然，法國還堅守在索姆河和安納河以南的地方，但是，它的最精銳的部隊和最精良的裝備已經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損失殆盡，它的數量不多、陳舊過時的空軍也已大部分被毀了。它的兩個最著名的將軍｜｜現在開始領導那個搖搖欲墜的政府的貝當元帥和魏剛將軍，已經不再想和這樣一個優勢的敵人打下去了。

　　當一九四○年六月四日，溫斯頓‧邱吉爾在下院起立發言的時候，這些慘淡的事實，使他的心頭十分沉重。當時，從敦克爾克開回來的最後一批運輸艦正在把人員卸下來。正如同他後來所寫的那樣，這時他已下定決心不僅向本國人民，而且也向全世界｜｜尤其是美國｜｜表明，﹁我們決定繼續戰鬥是有重要理由的﹂。正是在這個時刻，他發表了他那著名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懷的演說，這篇演說必然可以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演說相媲美：

　　﹁歐洲大片大片的土地和許多古老著名的國家雖然已經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納粹政體所有兇惡的統治工具的魔掌之中，但是我們決不氣餒認輸。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將在法國戰鬥，將在海洋上戰鬥，我們將以不斷增長的信心和不斷增長的力量在空中戰鬥。不論代價多麼大，我們都將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我們將在登陸地點戰鬥，我們將在農田和街道上戰鬥，我們將在山中戰鬥。我們決不投降，即使這個島嶼，或者它的一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服，或者受凍受餓｜｜我一點也不相信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那個由英國艦隊所武裝和保衛的海外帝國，也將戰鬥下去，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適當的時機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舊世界援救和解放出來為止。﹂

法蘭西的崩潰

　　英國繼續戰鬥的決心，似乎並沒有使希特勒感到不安。他確信在他把法國幹掉以後，他們就會改變主意的，而他現在就要幹掉法國了。六月五日，在敦克爾克陷落後的第二天早晨，他們在索姆河上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隨即以壓倒的力量從阿布維爾到萊因河上游這整個四百英里寬的橫貫法國的戰線上採取攻勢。法國的命運已註定了。他們只能用六十五個師︵其中大部分還是第二流的︶，去抵抗包括十個裝甲師在內的德軍一百四十三個師的兵力，因為最優秀的部隊和大部分裝甲部隊都在比利時消耗掉了。力量薄弱的法國空軍也所剩無幾。英國能夠派出來的只有駐在薩爾的一個步兵師，另外還有一個裝甲師的部分人員。英國皇家空軍除非把不列顛群島置於不顧，否則它能為這場戰鬥提供的飛機極為有限。再說，現在在貝當和魏剛的控制下，法軍最高統帥部已經浸透了失敗主義情緒。雖然如此，有些法國部隊還是極為勇敢和頑強地戰鬥著，在一些地方甚至暫時阻止住了德軍裝甲部隊，並且堅決地不向德國空軍的不斷轟炸屈服。

　　但這是眾寡懸殊的戰鬥。特爾福德‧泰勒描寫得很恰當，德軍在﹁勝利的混亂﹂中，像潮水一般地湧過法國。混亂的發生是因為他們的人數那麼多，行動那麼迅速，路線又常常互相衝突。

　　六月十日，法國政府匆忙地離開巴黎。六月十四日，這個未設防的偉大城市，法蘭西的光榮，被馮‧庫希勒將軍的第十八軍團佔領了。巴黎鐵塔上立即高懸起﹁萬﹂字旗。六月十六日，雷諾辭職，他的政府已經逃到波爾多，貝當接任總理，貝當在任職的第二天，就通過西班牙大使向德國要求停戰。希特勒於同一天答覆說，他首先要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商量。墨索里尼這個趾高氣揚的鬥士，在弄清楚法國軍隊已經受到絕望的打擊以後，就像土狼一樣在六月十日投入戰爭，企圖分得戰利品。

墨索里尼在法國背上扎進一小刀

　　希特勒儘管正在為西線戰事的開展忙得不可開交，但仍接二連三地抽暇寫信給墨索里尼，把德國連連取得勝利的消息告訴他。

　　五月七日第一封信通知義大利領袖，他正在進攻比利時和荷蘭，以﹁保證它們的中立﹂，並說他將使他的朋友知道他的進展，以便他的朋友得以及時做出決定。後來，在五月十三日、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又接連寫了幾封信，這些信寫得一封比一封詳細、熱情。雖然正如哈爾德日記所證實的，將領們對義大利的動向｜｜參戰或者不參戰｜｜毫不關心，但是，元首為了某種原因，很重視義大利的參戰。一等到荷蘭。比利時已經投降，北路的英法軍隊一敗塗地，英軍殘部在敦克爾克開始登船的時候，墨索里尼決定參加戰爭。他在五月三十日寫信給希特勒說，參戰的日期將是六月五日。希特勒立即回答說，他﹁深受感動﹂。

　　﹁︵希特勒在五月三十一日的信裡寫道︶在這次戰爭的勝利結局方面，如果說還有什麼可以加強我的不可動搖的信心的話，那就是你的聲明了｜｜僅僅你參戰這一事實本身，就是足以使我們敵人的戰線受到沉重打擊的一個因素。﹂

　　但是元首要求自己的盟友把日期推遲三天，他說，他要先把殘餘的法國空軍擊潰。而墨索里尼卻好意推遲了五天，到六月十日。墨索里尼說，戰鬥將在第二天開始。

　　這些戰鬥簡直算不了什麼。到六月十八日，當希特勒召喚他的小夥伴到慕尼黑來討論與法國停戰問題的時候，義大利的大約三十二個師已進行了一周的﹁戰鬥﹂。但他們在阿爾卑斯山前線和南方的海岸一帶，絲毫沒有迫使力量單薄的六師法國軍隊後退一步，雖然守方此時正遭受到沿蔚藍海岸掃蕩的德軍隊背後攻擊的威脅。齊亞諾在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

　　﹁墨索里尼已經十分丟臉，因為我們的部隊還沒有前進一步。甚至直到今天他們也沒有能夠向前推進，還停在進行抵抗的法國第一道防禦工事的陣地前。﹂

　　墨索里尼曾大吹大擂自己的軍事力量，但從參戰一開始就暴露出是虛張聲勢。因此，當這位泄了氣的義大利獨裁者和齊亞諾在六月十七日晚上乘火車去同希特勒會商對法停戰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沉鬱的。

　　﹁︵齊亞諾在日記裡寫道︶墨索里尼頗為不滿。突如其來的和談，使他感到不安。在旅途中，我們作了詳細的談話，以便弄清與法停戰要提出哪些條件。領袖｜｜想佔領整個法國領土，要求法國艦隊投降。但他知道，他的意見只能有參考的價值。戰爭是希特勒贏得的，義大利並沒有參加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有最後決定權的只有希特勒一個人。這當然會使墨索里尼感到憂鬱不安。﹂

　　當他們在慕尼黑元首府裡與希特勒進行會談的時候，元首的﹁最後決定﹂相當溫和，使義大利人感到特別驚訝。這個官邸正是不到兩年以前張伯倫和達拉第就捷克問題對這兩個獨裁者妥協的地方。德國方面關於這次會談的秘密備忘錄清楚表明：希特勒認定，最重要的問題是不讓法國艦隊落到英國的手裡。他還擔心法國政府逃到北非或倫敦去繼續戰鬥。由於這個理由，停戰條件｜｜最後的和平條件，也許又當別論｜｜一定得溫和一點，要能保持﹁一個在法國本上行使職權的政府﹂，並且使﹁法國艦隊中立化﹂。他斷然拒絕了墨索里尼關於由義大利佔領包括土倫︵法國在地中海的一個重要海軍基地，絕大多數艦隻都集中在那裡︶和馬賽在內的蔚藍海岸並使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地解除武裝的要求。上述最後一個城市，是通往義大利侵佔的埃塞俄比亞的門戶，據德國方面的文件透露，這是齊亞諾﹁低聲﹂提出來的。

　　齊亞諾發現，甚至好鬥成性的里賓特洛甫，也﹁異常溫和而沉靜，並且主張和平﹂。這位女婿寫道，墨索里尼﹁感到非常難為情﹂。

　　﹁他覺得自己扮演的是二等角色｜｜領袖實在擔心和平時刻的日益迫近，並且擔心他再度失去他平生未能實現的美夢：戰場上的光榮。﹂

　　墨索里尼甚至沒有能使希特勒同意他參加與法國進行的停戰談判。元首並不想在一個歷史上富有盛名的地點︵他不把地名告知他的朋友︶，與這個遲到的夥伴分享他的勝利。但他答應墨索里尼，在法國和義大利也簽訂一個停戰條約以前，他和法國之間的停戰條約將不生效。

　　墨索里尼灰心喪氣地離開了慕尼黑，但齊亞諾對於希特勒的一個方面，卻得到非常好的印象。他在日記中清楚指出，這個方面是他從來沒有看到或想到的。

　　﹁︵他們回到羅馬以後，他在日記裡寫道︶從他︵希特勒︶所說的一切看來，他顯然要想早日結束戰爭。希特勒現在是一個贏得了一大筆錢的賭徒，他想從桌邊站起來，不再冒險了。今天他的話說得謹慎而聰明，在獲得這樣大的勝利以後能夠這樣，這實在是令人驚異的。我這個人是不能說對他有特別好感的，但今天我確實佩服他。﹂

貢比臬的第二次停戰

　　那年六月，我隨德國軍隊進入巴黎。在這個富麗堂皇的首都，六月總是最可愛的一個月份，但如今卻是一片驚慌。六月十九日，我獲悉希特勒將在什麼地方提出停戰條件。停戰是貝當在兩天以前提出要求的。這個地方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意志帝國向法國及其盟國投降的地方；貢比臬森林中的一塊小小的空地。希特勒將在這兒報仇雪恥，因為這個地方本身會增加他報仇雪恥的甜美滋味。他想出這個主意是在五月二十日，即在西線發動總攻勢僅僅十天以後，也就是德國坦克打到阿布維爾的那一天。約德爾在那天的日記上寫道：﹁元首正在草擬和約｜｜初步談判將在貢比臬森林中進行。﹂六月十九日傍晚，我驅車到貢比臬，看見德國工兵正在拆毀還保存著福煦元帥的舊臥車的博物館的牆壁，一九一八年的停戰條約就是在那個車廂裡簽訂的。我離開的時候，德國工兵已經用風鎬把牆壁推倒，把車子推到空地中間的軌道上。他們說，這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午五時德國的使節遵照福煦的命令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時，車子停放的確實地點。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我站在貢比臬森林的邊上，觀看了希特勒的最新的和最大的勝利的場面。這種場面，我由於工作關係，在最近幾年擾攘的歲月裡已經見過多次了。這是我所能記得的法國的最美麗的一個夏日。六月的陽光暖洋洋地照著壯麗的樹木｜｜榆樹、橡樹、絲柏和松樹｜｜把一片令人神爽的陰影投在通往小小的圓形空地的林蔭道上。下午三時十五分正，希特勒乘著他的曼賽德斯牌汽車來了。同行的有戈林、勃勞希契、凱特爾、雷德爾、里賓特洛甫和赫斯，他們都身穿各種各樣的制服。獨一無二的帝國元帥戈林，手裡還拿著他的元帥權杖。他們在離空地大約二百碼的阿爾薩斯｜洛林的雕像前走下汽車。雕像用德國軍旗覆蓋著，為的是不讓元首看到那把大劍︵不過我因以前來參觀過，所以還記得︶。那是一把一九一八年獲得勝利的盟國的大劍，插在一隻有氣無力的鷹身上，這鷹代表霍亨佐侖王朝的德意志帝國。希特勒向紀念碑投了一瞥，繼續大踏步地走去。

　　﹁︵我在日記中寫道︶我觀察了他的臉，他的臉嚴肅、莊重而充滿了復仇的神情。從他的臉上，正如從他的輕快的步伐裡一樣，可以看出一副勝利的征服者、世界的挑戰者的神氣。還有｜｜一種傲然的內心快樂，這是因為他目睹命運起了地覆天翻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他親芻創造出來的。﹂

　　他走到這塊小小的林間空地以後，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統帥旗。他的注意力給離地約三英尺高的一大塊花崗石吸引住了。

　　﹁︵我引用我的日記︶希特勒後面跟著一些人，慢步走上前去，讀著石頭上刻著的大字碑文︵法文︶：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意志帝國在此屈膝投降｜｜被它企圖奴役的自由人民所擊敗。﹄

　　希特勒讀著，戈林也讀著。大家站在六月的陽光中和一片沉靜中讀完了它。我觀察著希特勒臉部的表情。我離他只有五十碼，從我的望遠鏡裡看他，好像他正站在我面前一樣。我曾經在也生命的偉大時刻裡多次看見過那張臉孔。但是今天啊！他的臉上燃燒的是蔑視、憤怒、仇恨、報復和勝利。

　　他離開了紀念碑，極力使他的姿態能表示出他的蔑視。他回頭看了一下，表情輕蔑而憤怒｜｜人們幾乎可以感覺到這種憤怒，因為他不能用他的普魯士高統靴一腳踏去這些可惡的、挑釁的字句。他慢慢地向空地四周掃了一眼，這時，當他的目光和我們的目光相遇的時候，誰都可以體會到他的仇恨的深度。這種仇恨是和勝利混在一起的｜｜一種報復的、勝利的仇恨。突然，他好像感到自己的臉部表情還沒有完全表達出他的感情似的，他把整個身子擺出一副與他的心情相協調的姿態。他迅速地用兩手搭在臀部，兩肩聳起，兩腳分得很開。這是一種不可一世的挑戰姿態。這種姿態是對現在這個地方的極端蔑視，以及對這個地方在目擊德意志帝國受辱以來的二十二年中所代表的一切的極端蔑視。﹂

　　然後，希特勒及其隨行人員走進停戰談判的車廂，元首坐在一九一八年福煦坐過的那把椅子上。五分鐘以後，法國代表團來了。這個代表團以色當的第二軍團司令查理‧亨茨格將軍為首，成員有一個海軍將領、一個空軍將領和一個文職官員利昂‧諾爾。利昂‧諾爾曾任駐波蘭大使，他現在正親身經歷著德軍造成的第二次崩潰。他們看起來都精神頹喪，但還保持著一種悲慘的尊嚴。他們事先並不知道會把他們帶到法國人引為驕傲的這個聖地來受這樣一種屈辱。他們的這種震驚，無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哈爾德在聽了勃勞希契對他講述了當場看到的情況以後，那天晚上在日記裡寫道：

　　﹁法國人事先沒有得到通知，要他們在一九一八年談判的地方接受條件。這種安排顯然使他們大為驚訝，在開始的時候並且有點不高興。﹂

　　甚至像哈爾德或勃勞希契這樣有教養的德國人，也把法國人的尊嚴神情誤認為不高興，這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立即看到，法國人確實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與當時報導的情況相反，他們曾經企圖使元首所提條件中比較苛刻的部分放寬一些，並且取消那些他們認為屈辱的條件。他們的企圖失敗了。這是我們現在才從繳獲的納粹秘密檔案中的德國官方會議記錄中得知的。

　　在凱特爾將軍對法國人宣讀了停戰條款的序文以後，希特勒和他的隨行人員馬上離開了車廂。談判工作交由最高統帥部長官繼續進行，但對於他親手所擬訂的條件沒有留出絲毫的迴旋餘地。

　　凱特爾把這些條款讀完以後，亨茨格馬上對德國人說，條件太﹁冷酷無情﹂了，比一九一八年法國在這裡向德國提出的條件壞得多。而且，如果﹁阿爾卑斯山那一邊的、一個沒有打敗法國的國家︵亨茨格很看不起義大利，甚至不願提它的名字︶，也提出類似的要求，法國決不投降。它將戰鬥到底｜｜因此，他不能在德國停戰協定上簽字｜｜﹂。

　　當時臨時主持會議的最高統帥部第二號人物約德爾將軍，沒有料到一個被打得走投無路的敵人，竟會說出這樣倔強的話。他回答說，他雖然不免要表示他﹁理解﹂亨茨格所說的關於義大利人的話，但他無權改變元首提出的條款。他說。他所能夠做的，只是﹁提供一些說明和對不清楚的地方做些解釋﹂而已。法國人要麼原封不動地接受停戰條款，要麼就全部不接受。

　　德國人感到著惱的是：法國代表團除非得到在波爾多的政府的明確同意，無權簽訂停戰協定。靠了技術上的奇蹟，也許是運氣好，他們從這輛舊臥車上居然通過戰鬥還在繼續的戰線，與波爾多直接建立了電話聯繫，法國代表團被允許用電話將停戰條款的全文發回去，並和他們的政府進行磋商。擔任翻譯的施密特博士，被指派在樹林後面幾碼遠的地方，在軍用通訊車裡偷聽談話內容。第二天，我自己設法聽到了德國人記錄的亨茨格和魏剛將軍談話的部分錄音。

　　魏剛對於法國的失敗主義情緒、最後投降和與英國決裂都負有重大責任，但是他至少在抗拒德國的許多要求這一點上，曾做過不屈不撓的努力。這是應該記載下來的。在德國人提出的條件中，最惡毒的一條就是強迫法國把法國本土和海外屬地上的反納粹的德國流亡人士全部交給希特勒帝國。魏剛認為，從法國尊重避難權的傳統來看，這樣做是可恥的。但是當第二天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傲慢自大的凱特爾一點也不肯取消這個要求。他大聲說道，﹁德國的流亡者是最大的戰爭販子﹂，他們已經﹁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必須﹁不惜任何犧牲﹂把他們移交出來。法國對於這樣一條也沒有提出抗議：凡是與別國聯合對德國作戰的法國人，被捕以後將按法國義勇軍處理｜｜就是說，立即槍決。這其實是指戴高樂說的，他已經開始在英國組織一支自由法國軍隊了。魏剛和凱特爾都知道，這一條條款是對於戰爭基本法規的粗暴違反。條款中還有這樣一條：所有戰俘都將被拘留到簽訂和約為止，對於這樣一段文字，法國方面也沒有提出異議。魏剛肯定地認為，英國在三個星期之內將被戰敗，到那個時候，法國戰俘即可釋放了。這樣一來，他就使一百五十萬法國人在戰俘營中待了五年。

　　停戰條約中最難處理的是法國海軍問題。在法國將要崩潰的時候，邱吉爾曾經表示，法國如果把海軍開到英國來，過去不單獨媾和的諾言就可取消。希特勒決心不讓這件事情實現。他在六月十八日對墨索里尼說，他充分認識到，這將大大加強英國的力量。由於此事關係重大，他不得不對這個被打敗了的敵人作一些讓步，或者至少給一點保證。停戰協定規定，法國艦隊必須復員、解除武裝並把艦隻停泊在本國港口廢置不用。對這個行動的報酬是：

　　﹁德國政府對法國政府莊嚴地宣佈，它無意使用在德國監督下的港口所停泊的法國艦隊來為自己作戰。而且，德國政府還莊嚴而明確地宣佈，在簽訂和約的時候，他們無意對法國艦隊提出任何要求。﹂

　　正如希特勒的幾乎全部諾言一樣，這個諾言也是要違背的。

　　最後，希特勒給法國政府一塊未佔領區，它在法國的南部和東南部，表面上可以自由治理，這是一種狡猾的手段。這不僅可以從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法國，還可以使法國流亡政府難以成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並且可以打消在波爾多的政治家們想把政府遷往北非的任何計畫｜｜這個計畫幾乎得到成功，結果卻失敗了，破壞它的不是德國人，而是法國失敗主義者：貝當、魏剛、賴伐爾及其支持者。還有，希特勒明白，目前在波爾多控制法國政府的這批人是法蘭西民主的敵人，可以期望這些人與他合作，幫助他在歐洲建立納粹新秩序。

　　但是，在貢比臬舉行停戰會談的第二天，法國代表還在繼續拖延和爭論。拖延的原因之一是，亨茨格堅持說，魏剛並沒有給他簽字的權力，而只是給他一項命令｜｜在法國，誰也不肯負這個責任。最後，下午六時半，凱特爾發出了最後通牒。法國必須在一小時之內接受或者拒絕德國的停戰條件。在這一小時之內，法國政府屈服了。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五十分，亨茨格和凱特爾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

　　我曾從臥車上秘密的麥克風裡聽到這最後一幕的情況。這位法國將軍在簽字以前，以顫抖的聲調說，他想發表一項個人聲明。在他說話的時候，我曾用法文記下他的話。

　　﹁我宣佈，法國政府已經命令我在這些停戰條款上簽字｜｜法國由於武力所迫，不得不停止與盟國並肩作戰。它認為，加在自己身上的條件是苛刻的。法國有權希望在未來的談判中，德國能表現出容許兩個相鄰的大國在和平中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精神。﹂

　　簽訂和約的那些談判，永遠也不會舉行。但是不久，隨著對法國統治的日漸殘酷，隨著對卑躬屈膝的貝當政府的壓力日益增加，納粹第三帝國表現的是怎樣的精神已很清楚了。法國現在已經註定要成為德國的屬國，貝當、魏剛、賴伐爾顯然已看到這一點｜｜並且也已接受了這一點。

　　當代表們從停戰談判的車廂裡出來乘車離開的時候，開始下起靠靠的細雨。在森林裡的一條路上，人們可以看見有成群結隊的難民。他們拖著疲憊的步伐，在回家的路途上走著。還有騎著自行車的，有坐在大車上的，有幾個運氣好的坐在舊卡車上。我走到空場上。一群德軍工兵正起勁地叫著，開始移動那輛老臥車。

　　﹁到哪裡去？﹂我問。

　　﹁到柏林去。﹂他們說。

　　兩天以後，法國｜義大利停戰協定在羅馬簽字。墨索里尼只能佔領他的部隊攻克了的地方，這就是說，佔領法國幾百碼的領土，另外在法意邊境和突尼斯設置五十英里長的非軍事區。這個停戰協定在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簽了字，六小時以後，法國全境的炮聲停止了。

　　在上一次戰爭中，曾經有四年之久堅持不敗的法蘭西，在這次戰爭爆發六周以後就退出了戰爭。德國軍隊駐守著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從北極圈內的北角到波爾多，從英吉利海峽到波蘭東部的布格河。阿道夫‧希特勒已經到達了頂峰，這個第一次把德國人統一在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中的前奧地利流浪漢，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下士，現在已經成了德國征服者中最偉大的人物了。阻撓他在歐洲建立德國霸權的，現在只有一個拒不屈服的英國人｜｜那就是溫斯頓‧邱吉爾｜｜和在他領導下的意志堅決的人民。他們拒不承認面臨失敗，他們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孤軍作戰，他們的島國正遭到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圍攻。

希特勒玩弄和平

　　當德國在西線發動進攻十天以後，德國的坦克到達了阿布維爾的那個晚上，約德爾將軍在日記裡對元首怎樣﹁欣喜若狂﹂作了一番描述，之後他又寫道，元首﹁｜｜正在草擬和約｜｜英國在把殖民地歸還德國以後，隨時都可以單獨媾和﹂。這是五月二十日的事。在隨後的幾周之中，看來希特勒已肯定地認為，由於法國的屈服，英國一定會急於求和。從德國的觀點看來，由於英國在挪威和法國受到嚴重打擊，他所提出的條件似乎很寬大了。他在五月二十四日對馮‧倫斯德將軍詳細他說明這些條件。他表示，他對英帝國是欽佩的，並且強調指出英帝國有它存在的﹁必要﹂。他說他只希望倫敦讓他在大陸有行動的自由。

　　他非常肯定地認為英國一定會同意這一點，甚而至於在法國戰敗以後，仍然沒有訂出繼續對英國作戰的計畫。而驕矜自負的參謀本部向來被認為具有普魯士人的縝密作風，對各種可能情況都是事先有周密的籌畫，但這次也沒有為他提供出什麼計畫。在這期間，參謀總長哈爾德在他的成本成本的日記裡，也沒有談到這個問題。他對於俄國在巴爾幹和波羅的海的威脅，比對英國的威脅更感到不安。

　　可不是嗎，為什麼英國要在這毫無希望的劣勢中單獨打下去呢？特別是當它看到自己同法國、波蘭以及其它一切戰敗國家的處境不同，可以在不受損傷、完整無缺和保持自由的情況下獲得和平、擺脫戰禍的時候為什麼偏要打下去呢？除了唐寧街以外，到處都在提出這樣的問題，據邱吉爾後來透露，唐寧街從來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因為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但德國獨裁者並不懂得這一點，而當邱吉爾開始公開宣佈英國不放棄作戰的時候，希特勒顯然不相信真的會如此。甚至在六月四日英國軍隊已從敦克爾克撤退，首相作了關於在山上、在灘頭繼續作戰的有名演說以後，他還是不相信；在貝當已經要求簽訂停戰條約以後，邱吉爾在六月十八日在下院重申英國﹁繼續作戰的不可動搖的決心﹂，並在他的另一篇動人的、令人難忘的演說中說了如下的話以後，他還是不相信：

　　﹁因此，讓我們振起精神，負起我們的責任來，讓我們這樣要求自己，如果大英帝國及英聯邦能延續千年之久，人們將要這樣說：﹃現在是他們最美好的時刻。﹄﹂

　　自己是一個誇誇其談的演說家的希特勒，想必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天才演說家的打氣話而已。他現在一定還從中立國家的首都的試探和從那裡傳出來的結束戰爭的要求中得到了鼓勵。六月二十八日，希特勒收到教皇發給他的一封密電｜｜墨索里尼和邱吉爾也收到類似的電報。電報說，他願意為﹁公平而體面的和平﹂進行調解，並宣佈在著手這一步驟以前，他希望私下瞭解一下這個建議將會受到怎樣的對待。瑞典國王也積極地向倫敦和柏林雙方建議舉行和談。

　　在美國，德國大使館在代辦漢斯‧托姆森的領導下，正在把他們得到的每一塊錢都花在支持孤立主義者身上，使美國能夠繼續不參加戰爭，從而使英國喪失繼續作戰的信心。在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檔案中，有很多是托姆森報告大使館在如何致力於操縱美國輿論使其對希特勒有利的函電。那年夏天，美國政黨舉行代表大會，托姆森集中一切力量影響各黨的外交政策綱領，特別是共和黨的外交政策綱領。

　　例如，在六月十二日，他向柏林發出了﹁特急、絕密﹂的密碼電報，說有一個和德國大使館﹁密切﹂合作的﹁著名的共和黨國會議員﹂願意邀請五十個孤立主義議員參加共和黨代表大會，﹁使他們能夠對代表做工作，讓他們贊成孤立主義者的外交政策﹂，他要的代價是三千美元。托姆森的報告說，同一個人還要求給他三萬美元，以支付美國報紙的廣告費，這些廣告將刊登整版篇幅，其標題為﹁別讓美國參加戰爭！﹂

　　第二天托姆森打電報到柏林報告一項新的計畫。他說，他通過一個美國文藝界的經理人，找到五個著名的美國作家，寫幾本﹁我希望能起到巨大效果﹂的書。他需要二萬美元以進行這項計畫。幾天以後，里賓特洛甫就同意撥出這筆款子。

　　希特勒關於希望與英國進行和談的最初的公開言論之一，是對赫斯特系報紙記者卡爾‧馮‧維岡的談話。它發表於六月十四日紐約的︽美國人報︾上。兩周以後，托姆森通知德國外交部，他已把這篇訪問記加印了十萬份。他說：

　　﹁我能夠進一步通過一個秘密代理人勸使孤立主義眾議員托克爾森︵蒙塔那州的共和黨員︶把元首訪問記載入六月二十二日的︽國會記錄︾中。這就再一次保證訪問記能得到最廣泛的傳播。﹂

　　華盛頓的納粹大使館抓住了每一根稻草。這年夏天的某一個時候，大使館的新聞參贊轉來了據他說是電臺評論員富爾頓‧路易斯的一項建議。新聞參贊把他說成是﹁德國和元首的崇拜者，是一個很受尊敬的美國新聞記者﹂。

　　﹁元首應該致電給羅斯福｜｜內容大致如下：﹃您，羅斯福先生，曾經一再向我呼籲，並且經常表示希望避免流血的戰爭，我並沒有對英國宣戰；恰恰相反，我經常強調我並不想毀滅大英帝國。我曾一再要求邱吉爾理智一些，要求他達成一個體面的和約，但這個要求卻給邱吉爾頑固地拒絕了。我意識到，如果我發出向不列顛諸島進行全面戰爭的命令，英國是會遭到嚴重損失的。因此，我要求您與邱吉爾聯繫，說服他放棄他那無謂的固執。﹄路易斯補充說，當然，羅斯福會作出一個無禮的、惡意的答覆；不過那沒有什麼關係。這樣一種呼籲，必然會在北美人民中，特別會在南美造成深刻的印象｜｜﹂

　　阿道夫‧希特勒並沒有採納路易斯先生的建議，但柏林的外交部卻打電報來詢問這位電臺評論員在美國有怎樣的重要地位。托姆森回答說，路易斯﹁最近取得了特殊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和一些有名的時事評論員比起來，劉在政治上卻並沒有什麼重要地位﹂。

　　邱吉爾自己，正如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說，對於通過瑞典、美國和梵蒂岡發出來的和平試探頗感為難，同時，他由於深信希特勒在試圖盡力利用他們，於是採取了嚴厲的對策。他在得到德國代辦托姆森企圖在華盛頓與英國大使會談的消息以後，發了一封電報說，﹁應告知洛提安勳爵絕不能給德國代辦以任何答覆﹂。

　　瑞典國王曾勸說英國接受和平解決，因此這位堅決的首相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覆信。

　　﹁｜｜甚至在對於這種要求或建議作任何考慮以前，德國必須用事實而不是用空話作出確實的保證。它必須保證恢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特別是法國的自由和獨立生活｜｜﹂

　　這就是邱吉爾的主要立場。在倫敦顯然沒有一個人會夢想違反這個立場而簽訂和約，只保住英國而讓那些已被希特勒征服的國家永遠遭受奴役。但是柏林並不明白這一點。據我回憶，那年夏天，柏林的每一個人，尤其是威廉街和班德勒街的那些人，都深信戰爭幾乎已經過去了。

　　六月的整整下半個月和七月初，希特勒都在等待倫敦發來的英國政府表示認輸並準備簽訂和約的消息。七月一日他對義大利的新任大使狄諾‧阿爾菲里說，他﹁不能想像英國還有什麼人當真相信能獲得勝利﹂。最高統帥部仍然沒有作出任何繼續對英作戰的準備。

　　但是第二天，七月二日，最高統帥部終於發出了第一道關於繼續對英作戰的指令。這是一道猶豫不決的命令。

　　﹁元首兼最高統帥已經決定：

　　如果能取得空中優勢並具備其它一些必要條件的話，登陸英國是可能的。開始登陸的日期還沒有決定。一切準備工作須立即開始。﹂

　　希特勒對於這項軍事行動勁頭不大，他並認為沒有必要採取這一行動，這反映在指令的最後一節中。

　　﹁一切準備工作都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入侵仍然僅僅是一個計畫，還沒有作出什麼決定。﹂

　　七月七日齊亞諾在柏林會見元首。他得到的印象是，這位納粹統帥很難下定決心。他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一點。

　　﹁他頗傾向於繼續作戰，用憤怒和鋼鐵的風暴襲擊英國，但最後決定還沒有作出，也正因為如此，他推遲了他的演說，據他自己說，他要權衡演說的每一個字的份量。﹂

　　七月十一日，希特勒開始在上薩爾斯堡召集他的軍事首領，聽取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如果進攻英國，海軍就要擔任負責入侵部隊渡海的任務。雷德爾海軍元帥這一天和元首作了一次長談。他們之中誰也沒有興趣詳談這個問題｜｜事實上，他們花了大部分時間討論了關於在挪威的特隆赫姆和納爾維克擴充海軍基地的問題。

　　從雷德爾關於會議的秘密備忘錄判斷，最高統帥的心情是低沉的。他問這位海軍元帥是否認為他計畫中的國會演說﹁會發生效果﹂。雷德爾回答說，會發生效果，特別是如果在演說之前能對英國作一次﹁密集﹂轟炸。海軍元帥提醒他的上司注意，英國皇家空軍正對威廉港、漢堡和基爾等德國主要的海軍基地進行﹁破壞性的轟炸﹂，他認為德國空軍應當立即動手對付英國。但在入侵的問題上，這個海軍總司令顯然很冷淡。他急切建議只能把入侵﹁當作迫使英國乞求和平的最後一著﹂試一試。

　　﹁他︵雷德爾︶深信，只要用潛水艇作戰，空軍對護航隊進行襲擊，並在英國主要城市進行猛烈轟炸，以截斷英國的進口貿易，就能夠迫使英國求和｜｜

　　因此，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本人與在挪威戰爭中的態度不同，他不能贊成對英國實行入侵｜｜﹂

　　於是這位海軍元帥就有關這種入侵的一切困難情況，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詳細說明。這必然使希特勒感到非常氣餒。氣餒是不在話下的，但是也許也相信他的說法。因為雷德爾報告說，﹁元首也認為入侵是最後一著﹂。

　　兩天以後，七月十三日，將軍們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與最高統帥進行商談，他們發現英國人仍然使他感到難以理解。哈爾德在那天晚上的日記中寫道，﹁元首仍然一心在想英國為什麼還不走和平道路的問題﹂。但是，現在他第一次開始明白其中的一個原因。哈爾德這樣寫道：

　　﹁他和我們一樣看到，問題的答案在於英國仍然把希望寄託在俄國方面。因此他也認為對英國將不得不用武力迫其求和，雖然這樣做是他所不願意的。道理在於：如果我們用武力擊潰英國，大英帝國就會分崩離析。但這對德國並沒有什麼好處。我們德國人流血犧牲得到一些勝利，但獲得實惠的只是日本、美國及其它國家。﹂

　　同一天，七月十三日，希特勒寫信給墨索里尼，婉言謝絕義大利領袖派部隊和飛機幫助入侵英國的建議。從這封信裡可以明白地看出，元首終於開始打定主意了，英國人性格特別，對他們用講道理的辦法是不行的。

　　﹁︵他寫道︶我已經向英國提出許多有關協商、甚至合作的建議，但是卻受到難堪的對待。因此，我現在深信再作任何理智的呼籲，都會遭到同樣的拒絕。因為，現在統治那個國家的並不是理智｜｜﹂

　　三天以後，七月十六日，希特勒終於作出了決定。他發出了﹁關於準備在英國登陸作戰的第十六號指令﹂。

　　﹁絕密

　　元首大本營，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

　　由於英國不顧自己軍事上的絕望處境，仍然毫無願意妥協的表示，我已決定準備在英國登陸作戰，如果必要，即付諸實施。

　　這一作戰行動的目的，是消除英國本土作為對德作戰的基地，並且在必要時，全部予以佔領。

　　這個進攻的代號將是﹃海獅﹄。準備工作定在八月中旬完成。﹂

　　﹁如果必要，即付諸實施。﹂雖然他在直覺上越來越強烈地感覺有採取行動的必要，但正如指令所表明的那樣，他並沒有十分肯定。七月十九日晚上，當阿道夫‧希特勒在國會中站起來向英國提出最後一次和談建議的時候，﹁如果﹂這兩個字，仍然占著重要的地位，這是他在國會所作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說，也是本書作者這幾年來在國會所聽到的許多演說中的最後一次。這也是他的最精采演說之一。就在這天晚上，我寫下了關於這次演說的印象。

　　﹁今晚我們在國會裡看見的希特勒，是一個征服者，他自己也感覺到是一個征服者；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演員，是一個能自由操縱德國人心理的人，他把征服者的充分自信和常常使群眾點頭心服︵當他們知道這是一個領袖人物時則更心服︶的謙遜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今晚他的聲音低了一些，很少像平常那樣大叫大嚷；他一次也沒有像我從前見到的那樣在這個講壇上歇斯底里地大聲叫喊。﹂

　　不用說，他的長篇講演充滿了歷史的偽造和對邱吉爾個人的恣意攻擊。但與當時光輝燦爛的場面相形之下，語調是溫和的。目的是不僅想狡猾地贏得本國人民的支持，還想贏得中立國家人民的支持，同時還要給英國群眾一些值得考慮的東西。

　　﹁︵他說︶現在我從英國只聽到一個呼聲：戰爭必須進行下去！但這不是人民的聲音，而是政客的聲音。我不知道這些政客對於這場戰爭繼續下去會有什麼結果，是否有了一個正確的概念。他們的確宣佈過，他們將繼續打下去，並且說即使英國滅亡了，他們也要到加拿大繼續進行戰爭。我不能相信他們的意思是說英國人民也將遷到加拿大去。大概是只有那些熱衷於把這個戰爭繼續打下去的紳士才遷到那裡去。恐怕人民將不得不留在英國，而且｜｜一定會用與他們在加拿大的所謂領導人不同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戰爭。

　　請相信我吧，先生們，我對於這種毀滅整個國家的無恥政客，是深感嫌惡的。這些人早已把房屋糟蹋得東倒西歪了，而命運卻安排我來給予最後一擊，每想到這裡，我就感到十分難受｜｜邱吉爾先生｜｜無疑將會去加拿大，那些特別熱衷於戰爭的人們的金錢和子女早就送到加拿大去了。但是千百萬人民將開始遭受大災大難。邱吉爾先生這一次也許會相信我的預言：一個偉大的帝國｜｜一個我從來也不想毀滅甚至不想傷害的偉大帝國，將遭到毀滅｜｜﹂

　　對這個頑強的首相進行了這樣攻擊，並試圖對他和英國人民的關係進行挑撥離間後，希特勒接著開始談到這個長篇演說的中心問題。

　　﹁現在，我覺得在良心上有責任再一次向英國和其它國家呼籲，應該拿出理智和常識來。我認為我是有資格作這種呼籲的，因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義說話的勝利者。

　　我看不出有繼續打下去的任何理由。﹂

　　他沒有更明確他說下去。他對於和平條件沒有提出什麼具體建議，也沒有提到被征服國家中在納粹統治下的千百萬人民的命運問題，但是那天晚上，在國會裡幾乎沒有人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候詳細地說明。在會議結束的時候，我曾與許多文武官員混在一起，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有絲毫的懷疑，都認為英國一定會接受元首的建議。他們真的相信，元首的建議是十分寬大的，甚至是豪爽的。但是，他們是不會長期受騙下去的。

　　我直接驅車到廣播大廈，把這篇演說用無線電報告到美國去。剛到廣播電臺，就聽到倫敦英國廣播公司的德語廣播。還不到一小時，英國就答覆希特勒了。回答是一個堅決的﹁不！﹂

　　從最高統帥部來的下級軍官和從各部來的官員們，正圍坐在屋子裡，全神貫注地傾聽著。他們的臉變了色，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有一個人大聲問我。他好像被弄得莫名其妙了。﹁你能理解那些英國傻瓜嗎？﹂他繼續大聲說。﹁現在還拒絕和平？他們發瘋了！﹂

　　同一天晚上，齊亞諾在柏林聽到比我所接觸到的要高級得多的人士對於發了瘋的英國人的反應，他在日記裡寫道：﹁深夜，當英國人對於演講的第一個冷冰冰的反應傳來的時候，在德國人中間蔓延著一種掩蓋不住的失望情緒。據齊亞諾說，墨索里尼的反應則恰恰相反。

　　﹁｜｜說這是﹃一個十分狡猾的講演﹄。他擔心英國人會從這裡找到開始談判的藉口。這對於墨索里尼是可悲的，因為他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希望戰爭。﹂

　　正如邱吉爾後來所說，墨索里尼﹁其實不必擔憂，不管他要想打什麼仗，沒有人會拒絕他的﹂。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裡寫道：﹁作為團結德國人民對英國作戰的一種策略，希特勒的演說是一篇傑作。因為德國人民現在會說：﹃希特勒向英國建議和平，並且不附帶什麼條件。他說他看不出有把這場戰爭進行下去的任何理由。如果戰爭進行下去，那是英國的過失。﹄﹂

　　在發出了準備入侵英國的第十六號指令的第三天，他發表了這個演說，主要原因難道不就在於這個嗎？他在事前就向兩個義大利人阿爾菲里和齊亞諾私下承認了這一點。七月一日他告訴大使：

　　﹁｜｜使德國和外國的公眾輿論認為事件的未來發展的責任，完全在於敵人方面，這總是一種很好的策略。這樣就可以增強自己的鬥志，打擊敵人的士氣。德國正在計畫中的軍事行動是要作出重大犧牲的｜｜因此，我們必須使公眾輿論相信，為了避免這種慘禍，已經作了一切努力｜｜

　　他在十月六日的演說中︵當時他向西方建議在波蘭戰爭結束的時候談和。｜｜作者︶，同樣地為這樣的思想所支配：把一切後果都推給對方負責。這樣，在戰爭真正開始以前，他似乎就已經取得了勝利。現在他為了心理上的理由，又想鼓勵士氣，以迎接行將採取的行動。﹂

　　一周以後，七月八日，希特勒對齊亞諾透露：

　　﹁他要再作一次表示，以便在戰爭必須繼續下去的時候｜｜他認為繼續下去是唯一真正成問題的可能性｜｜他可以在英國人民中取得心理上的效果｜｜也許，通過對於英國人民的巧妙的呼籲，有可能使英國政府在英國更加孤立。﹂

　　這並沒有證明是可能的。七月十九日的演說，打動的是德國人民，而不是英國人民。七月二十二日，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廣播中正式拒絕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議。這雖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使威廉街多少受到一些震動。我在那天下午，看到那裡許多人都是滿面怒容。政府發言人告訴我們：﹁哈利法克斯勳爵已拒絕接受元首的和平建議。先生們，將要打仗了！﹂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事實上，希特勒和最高統帥部以及陸、海、空軍的參謀本部都沒有認真考慮過同英國的仗怎麼打和怎麼取得勝利的問題。現在，在一九四○年仲夏，他們對自己輝煌的成就感到不知所措；他們沒有什麼計畫，更談不上想利用他們這個軍事化國家的空前軍事勝利。這是第三帝國的最大矛盾之一。希特勒已達到他的軍事力量的頂峰。歐洲大部分的土地都在他的踐踏之下。他的勝利的軍隊從比利牛斯山直到北極圈，從大西洋直到維斯杜拉河以東，現在在養精蓄銳，準備下一步的行動。但是也正在這個時候，他卻不知道怎樣繼續行動，怎樣使戰爭勝利結束。他的將領們，其中有十二個還授與了陸軍元帥的權杖，也同樣不知道。

　　當然，這裡是有原因的，不過當時我們並不清楚罷了。德國人儘管自吹有軍事天才，但是缺乏雄才大略的戰略思想。他們的天地只限於｜｜而且常常如此｜｜在歐洲大陸進攻鄰國的陸上戰爭，希特勒自己怕海，而他手下的重要軍事將領，對海則幾乎一竅不通。他們的心上只有陸地，沒有海洋。雖然，德國軍隊只要能抓得到英國陸軍，他們就能在一周之內擊潰英國軟弱無力的陸軍，但是把他們隔開的多佛海峽狹窄的水面｜｜狹到可以看清對岸｜｜當壯麗的夏天開始消逝時，卻像一個他們不知如何才能越過的障礙一樣，使他們惴惴不安。

　　自然，在德國人面前，還有另一個選擇途徑。他們可以和他們的盟國義大利橫渡地中海，西取地中海的門戶直布羅陀，東從義大利在北非的基地直趨埃及，跨過蘇伊士運河而至伊朗，截斷英帝國的一個主要生命線，以此來搞垮英國。但這就需要遠離本國基地，在海外廣大地區進行軍事行動，而在一九四○年，這對德國似乎是無法想像的。

　　因此，在這目眩頭暈的勝利的頂峰，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猶豫不決了。他們沒有策劃下一著，也沒有想出走下一步的辦法。事實證明，這個致命的疏忽，是這場戰爭而且的確是第三帝國的短促的生命和阿道夫‧希特勒曇花一現的事業中的巨大轉捩點之一。他們在取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之後，現在失敗開始了。但是，當然，這是難以預見的，因為當時在圍困之中的英國正在孤軍堅持作戰，為了準備應付德軍在夏末的進攻，把手頭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都用上了。

第二十二章　海獅計畫：入侵英國的失敗

　　德國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約德爾將軍在一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寫道，﹁德國對英國的最後勝利，現在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敵人再也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進攻作戰了﹂。

　　希特勒寵信的這個戰略家感到信心十足，頗為自滿，法國在一周前已經投降，丟下英國單獨作戰，顯然已孤立無援。六月十五日，希特勒通知將領們，他要把陸軍復員一部分｜｜從一百六十個師減到一百二十個師。哈爾德在那一天的日記裡寫道，﹁這一措施所根據的假定是，陸軍的任務已經完成。空軍和海軍將單獨擔負起對英作戰的任務﹂。

　　事實上，陸軍對於對英作戰並不感興趣。元首自己對此也並不怎樣關心。六月十七日，約德爾的副手瓦爾特‧瓦爾利蒙上校通知海軍說：﹁關於登陸英國的問題，元首｜｜至今還沒有表示過有這種意圖｜｜因此，最高統帥部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任何準備工作。﹂四天以後，六月二十一日，就在希特勒步入貢比桌停戰談判車廂使法國人受辱的時候，海軍接到通知說：﹁陸軍參謀本部對於英國問題並不感興趣。它認為不可能實施這種行動，它不知道怎麼能從南部地區採取行動｜｜參謀本部反對這個行動。﹂

　　在德國陸海空三軍中，沒有一個有才能的戰略家知道如何進攻英國，雖然，首先是讓海軍對這個問題有所考慮，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當希特勒枉費心機地試圖鼓勵他的將軍們在西線進攻的時候，雷德爾就曾指示海軍作戰參謀部研究一下﹁入侵英國的可能性，如果戰爭繼續發展下去，某些條件俱備了，這種可能性會日漸增加﹂。德國的軍事參謀部被要求對這種軍事行動進行研究，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雷德爾所以採取這一步驟，看來好像主要是因為他想免得他的變幻莫測的領抽會突然亂出主意。這件事情是否和希特勒商量過，或者他是否知情，沒有記錄可以查考。希特勒當時所想到的充其量不過是在荷、比、法取得機場和海軍基地，以便加強對不列顛群島的封鎖而已。

　　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陸軍和空軍總司令部對入侵英國的問題，也曾做過一些研究。陸海空三軍曾互相交換一些非常含混的意見，但並沒有什麼結果。一九四○年一月，海軍和空軍拒絕了陸軍提出的一個計畫，認為它不現實。海軍認為，這個計畫沒有把英國的海軍力量估計在內；空軍則認為它把英國皇家空軍估計過低了。空軍參謀本部在給陸總的公函中說，﹁總之，必須放棄以在英國登陸作為目標的聯合作戰計畫﹂。後來，正如我們將要談到的，戈林和他的副手們卻要採取一種完全相反的觀點。

　　在德國的檔案記錄裡，第一次提到希特勒認為有可能進攻英國的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就是裝甲部隊在阿布維爾打到海岸的這天。雷德爾和元首﹁私下﹂討論了﹁將來在英國登陸的可能性﹂。這個情報來源是海軍元帥雷德爾。雷德爾的海軍沒有分享到陸、空軍在西線獲得驚人勝利的光榮，因此，他當然也要找尋使自己的海軍獲得光彩的門路了，但希特勒卻在考慮北邊的圍攻戰和當時正在南邊形成的索姆戰線。除了這兩個緊急任務，他沒有再讓別的任務來使他的將領們傷腦筋。

　　但是海軍軍官無事可做，仍在繼續研究進攻英國的問題。到五月二十七日，海軍作戰參謀部作戰處處長庫特‧弗立克海軍少將提出了一個新的計畫，叫做﹁英國研究﹂。初步的準備工作，如集中船舶和建造登陸艇，都已經開始了。德國海軍當時連一艘登陸艇都沒有。在這一方面，經濟學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爾博士提出一個叫做﹁戰爭鱷魚﹂的計畫。︵此人在慕尼黑早期時代曾幫助希特勒草擬過黨綱，現在在經濟部擔任國務秘書，他的種種奇怪主意在那裡毫無用武之地。︶這是一種用水泥製成的自動推進駁船，可以裝載全副武裝的二百人的連隊，或者裝幾輛坦克，或者幾門大炮，登上任何海灘，掩護登陸的部隊和車輛，海軍司令部非常重視這個計畫，甚至哈爾德也很重視。他曾在日記裡提到過。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和雷德爾也曾詳細討論過這個計畫。但結果並沒有下文。

　　快到六月底的時候，那些海軍將領們，對於進攻不列顛群島的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出什麼結論。六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貢比臬露面以後，曾和一些老友到巴黎做過一次短暫的遊覽，同時也參觀了戰場｜｜是第一次大戰的，而不是這次大戰的戰場。他曾在這裡當過傳令兵。同他一起去的是他當時那厲害的班長馬克斯‧阿曼︵現在已成了擁有百萬財富的納粹出版商︶。他對戰爭的未來發展，特別是怎樣繼續對英作戰，似乎並不怎麼關心，也許只是因為他認為這件小事已經解決，因為現在是英國恢復﹁理智﹂而求和的時候了。

　　希特勒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才回到他在坦能堡新建立的大本營去，它坐落在﹁黑色森林﹂中的弗洛伊登斯塔特西面。第二天，他又回到現實中來，閱讀了約德爾所寫的關於下一步怎麼辦的報告，反覆思考著問題。這個報告的題目是︽繼續對英作戰︾。雖然約德爾對希特勒的天才的盲信，在最高統帥部中僅次於凱特爾；但在他一人獨自思考問題的時候，他往往是一個精明的戰略家，但是他現在卻和最高統帥部中的一般看法一樣，認為戰爭已經贏定了，差不多要結束了。如果英國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那必須要再用一點武力來提醒它。為了﹁圍困﹂英國，他在報告中建議採取三個步驟：加強德國空軍和海軍對英國船舶、倉庫、工廠和皇家空軍的打擊；﹁在居民集中的地方，進行恐怖轟炸﹂；﹁部隊登陸，以佔領英國為目的﹂。

　　約德爾認為，﹁對英國空軍的作戰應當占最優先的地位﹂。但是他認為，就整個來說，進攻英國空軍也如其它方面的進攻一樣，進行起來不會有什麼困難。

　　﹁食品供應標準的不斷降低，加上宣傳影響和宣佈作為報復手段的定期恐怖轟炸，將麻痹並最後瓦解人民的抗戰意志，從而強迫他們的政府投降。﹂

　　至於登陸，

　　﹁只能在德國獲得制空權以後才可考慮。因此，登陸絕不能以軍事征服英國為目的，這一個任務可以交給空軍和海軍。登陸的目的，母寧說是對經濟上已經陷於癱瘓再也沒有能力進行空戰的英國進行致命的打擊︵Ｔｏｄｅｓｓｔｏｓｓ︶，如果認為這是必需的話。﹂

　　但是，約德爾也認為，所有這些或許都是不必要的。

　　﹁因為英國打下去再也不是為了取得勝利，而只不過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屬地和世界威望。因此，根據各種情況判斷，它在看到現在還可以用相對較小的代價就能夠保持它們的時候，它一定會同意和平解決。﹂

　　這也是希特勒的想法，他於是立即準備在國會作和平演說。與此同時，正如前面所說，他也命令︵七月二日︶制定一些登陸的初步計畫，到七月十六日，當倫敦沒有作出什麼﹁理智﹂的答覆時，他就發出關於﹁海獅計畫﹂的十六號指令。經過了六個多星期的遲疑以後，他終於決定﹁如有必要﹂就進攻英國。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終於開始明白︵但時間已晚︶，這一場大戰不是沒有危險的，要取得勝利，全靠空軍和海軍能否勝過遠佔優勢的英國海軍和不可輕視的敵人空軍而為陸軍開道。

　　﹁海獅﹂是一個認真的計畫嗎？當初是認真地要求貫徹執行嗎？

　　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作這樣的懷疑。而他們的這種意見，也由於德國將領在戰後的齊聲否認而顯得有力起來。當時指揮這次入侵的倫斯德，在一九四五年對盟國的提審人員說：

　　﹁入侵英國的計畫完全是胡來，因為沒有足夠的船隻｜｜我們把整個事情看作是開玩笑，因為我們的海軍沒有力量掩護渡海或運輸增援部隊，入侵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海軍失敗了，空軍也沒有能力擔當起這些任務｜｜我總是十分懷疑這整個事情｜｜我覺得元首從來沒有真的要打算入侵英國。他根本沒有過足夠的勇氣｜｜他肯定希望英國會求和｜｜﹂

　　倫斯德的作戰處長勃魯門特里特在戰後也曾向李德‧哈特表示過同樣的看法。他說，﹁我們彼此談論到它︵﹃海獅﹄︶的時候，把它當作是一種虛張聲勢﹂。

　　這年八月中旬，我自己曾在英吉利海峽度過了幾天，從安特衛普到布倫，來來去去尋找入侵部隊。八月十五日，在加萊和格里斯一尼茲角，我們看見幾群德國轟炸機和戰鬥機通過海峽上空，向英國飛去，後來才知道它們是進行第一次大規模空襲。雖然空軍顯然是在全力出動，但後方缺乏船隻，尤其在港口、運河和內河都缺乏駁船。這就給我一個印象：德國的確是在虛張聲勢。就我所知，他們根本沒有運送軍隊渡過海峽的工具。

　　但是一個採訪記者在一場戰爭中，是看不到多少東西的。現在我們知道德國人到九月一日才開始把準備入侵的艦隊集中起來。至於將領們，任何一個讀過他們的口供或在紐倫堡審判中聽過他們受盤詰的人，都知道對他們戰後的證詞是要打折扣來聽的。人的記憶力到底是很靠不住的，德國將領們也不例外。同時，他們還有許多其它的打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希特勒的軍事領導才能說得一錢不值。的確，他們在回憶錄中，在口供中和證詞中不厭其煩地加以說明的主要論調不外是：如果讓他們來作決定，希特勒就不可能把第三帝國弄到一敗塗地。

　　對於他們說來是不幸的，但對於後代和真理卻很幸運的是：大批德國的軍事秘密檔案使我們清楚看到，希特勒在一九四○年初秋的侵英計畫是非常認真地制定出來的，而且，儘管多次猶豫不決，但只要有一點成功的機會，這位獨裁者就要認真地付諸實施。這個計畫的最後命運，不是決定於缺乏決心或努力，而是決定於戰爭的運氣，這種運氣現在第一次對他不利了。

　　七月十七日，即發佈準備入侵的第十六號指令的後一天，也是元首在國會發表﹁和平﹂演說前兩天，陸軍總司令部就部署了執行﹁海獅計畫﹂的部隊，並且命令十三個精銳師開到海峽沿岸的出擊地點，以便作為頭一批登陸部隊，同一天，陸軍總司令部完成了在英國南部海岸廣闊的前線登陸的詳細計畫。

　　正如法國戰役一樣，執行主要進攻任務的是Ａ集團軍司令馮‧倫斯德陸軍元帥。恩斯特‧布許將軍的第十六軍團的六個步兵師從加萊海峽乘船進攻臘姆斯蓋特和貝克斯希耳之間的海灘。阿道夫‧施特勞斯將軍的第九軍團的四個師從勒‧阿佛爾地區橫渡海峽，在布里奇頓和威地島之間登陸。再往西一點的地方，有萊希瑞陸軍元帥的第六軍團的三個師︵屬馮‧包克陸軍元帥的Ｂ集團軍︶從瑟堡半島出發，將在韋默思和來姆｜里季斯之間的來姆灣上岸。總共九萬人組成了第一批登陸部隊；陸軍總司令部計畫到第三天總共登陸二十六萬人。空降部隊將在來姆灣和其它地區著陸，以作增援。一支不少於六個裝甲師的裝甲部隊，由三個摩托化師支援，將作為第二批。計畫在幾天之內，將總共登陸三十九個師和二個空降師。

　　他們的任務如下：在取得橋頭堡以後，東南方的Ａ集團軍的各師部隊將推進至第一目標，即在格臘夫森和南安普敦之間的一線。萊希瑞的第六軍團將北進至布里斯托爾，切斷德文和康沃耳。第二個目標是東海岸泰晤士河口之北的瑪律頓與塞墳河之間的一線，以封鎖威爾士。大約在德國人達到他們第一個目標的時候，預計將會﹁與強大的英軍發生大戰﹂。但大戰必然會馬上取勝，倫敦將被包圍，這時德軍就繼續向北推進。勃勞希契在七月十七日對雷德爾說，整個戰役將於一個月內結束，並且是比較容易的事。

　　但雷德爾和海軍總司令部對此是有懷疑的。在這樣一條廣闊的戰線上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戰鬥｜｜從臘姆斯蓋特至來姆灣延伸了二百多英里｜｜是完全超出德國海軍的運輸和掩護能力的。兩天以後，雷德爾向最高統帥部報告了這一點。七月二十一日，當希特勒召集他、勃勞希契和漢斯‧耶舒恩納克將軍︵空軍參謀總長︶在柏林開會的時候，他再次提出這一點。元首對於﹁英國當時的情況﹂還是不清楚的。他承認海軍的困難，但強調儘快結束戰爭的重要意義。他說，入侵英國須用四十個師，並且﹁主要戰役﹂一定要在九月十五日以前結束。從總的來看，這位統帥是樂觀的，儘管邱吉爾在這個時候拒絕回應他的和平呼籲。

　　﹁︵哈爾德記錄希特勒的話說︶英國的處境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已經贏得了這場戰爭。把成功的前景扭轉過來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強大得多的英國海軍和還很活躍的敵人空軍面前，要把一支大軍送過白浪滔天的海峽，海軍面對著這樣嚇人的任務並沒有多大把握。七月二十九日，海軍作戰參謀部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主張﹁不要在今年進行作戰﹂，並且建議：﹁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或者更晚一些時候再作考慮。﹂。

　　但是，希特勒卻堅持要在一九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考慮這個問題。那一天他再度召集了他的軍事首腦，這一次開會地點在他的上薩爾斯堡別墅。出席會議的除了雷德爾以外，還有代表最高統帥部的凱特爾和約德爾，以及代表陸軍總司令部的勃勞希契和哈爾德，現在當上了海軍元帥的雷德爾，說話最多。他並不是很抱希望的。

　　他說，九月十五日將是開始執行﹁海獅計畫﹂的最早日期，並且說，只有屆時沒有﹁由於天氣或者敵人的原因而出現不測的情況﹂，才開始執行，當希特勒問到天氣問題的時候，雷德爾就這個問題發表了長篇大論的講話，說得越來越雄辯有力，而且說得相當可怕，他解釋說，海峽和北海的天氣，除了十月上半月以外，﹁一般都是惡劣的﹂。十月中開始有薄霧，到月底就有濃霧了。但這只是天氣問題的一部分。他說，﹁只有海上風平浪靜，才能夠執行作戰計畫﹂。如果波濤洶湧，駁船就會沉沒，甚至大船也將無能為力，因為它們不能卸下補給品。這位海軍元帥在考慮到前途時，愈來愈悲觀。

　　﹁︵他繼續說︶即使第一批部隊在天氣有利的條件下渡海成功，還是不能保證第二批第三批部隊，也能夠有同樣有利的天氣｜｜事實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一些港口可供利用之前，有好幾天是不能運送比較大量的物資的。﹂

　　這種情況就會使得陸軍陷入困境：他們會被擱在海灘上，沒有給養，也沒有援軍。雷德爾現在談到了海軍和陸軍之間的主要分歧。陸軍需要一條從多佛海峽到來姆灣的廣闊的戰線。但預料英國海空軍必將進行強大反擊，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這樣規模的作戰，海軍根本提供不出所需的船隻。因此，雷德爾強烈地主張縮短戰線｜｜只能從多維爾海峽到伊斯特伯恩。這位海軍元帥有力的結論是留在最後說的。

　　﹁從一切情況考慮，﹂他說，﹁最有利的作戰時間將是一九四一年五月。﹂

　　但希特勒不願等待那麼久。他承認，對於天氣，他們﹁自然﹂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但他們也不能不考慮坐失時機的後果。德國海軍到來年春天也仍然不會是英國海軍的對手。而英國陸軍在目前這個時候卻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給英國陸軍八個月到十個月的時間，它就將有三十至三十五個師的兵力，擺在預定入侵的有限地區，就成了可觀的力量了。因此，他作出如下的決定︵根據雷德爾和哈爾德兩人所作的秘密記錄︶：

　　﹁應該考慮在非洲進行牽制戰。但是只有對英國進攻才能獲得決定性的結果。因此必須設法為一九四○年九月十五日開始的作戰行動進行準備工作｜｜至於這次作戰行動是在九月進行，還是推遲到一九四一年五月進行，將在空軍對英國南部進行一個星期的密集轟炸之後作出決定。如果空襲的效果很好，敵人的空軍、港口和海軍等等遭受重創，那麼﹃海獅計畫﹄將在一九四○年進行。否則將推遲到一九四一年五月。﹂

　　現在一切取決於德國空軍了。

　　因此，希特勒在第二天，即八月一日，從最高統帥部發出了兩個指令，一個由他本人簽字，另一個由凱特爾簽字。

　　﹁元首大本營

　　一九四○年八月一日

　　絕密

　　關於對英進行海空作戰的第十七號指令

　　為了為最後征服英國創造必要的條件，我打算對英國本上繼續進行比過去更加猛烈的海空戰爭。

　　為此目的，我發佈如下命令：

　　一、德國空軍應儘快以其所有的力量打敗英國空軍｜｜

　　二、在獲得暫時的或局部的空中優勢之後，應對港口，特別是對與糧食供應有關的設施進行空襲｜｜對英國南部沿海港口的襲擊應在盡可能小的規模上進行，以利於我們所計畫的作戰行動｜｜

　　四、空軍主力應整裝待命，準備參加﹃海獅計畫﹄。

　　五、關於以恐怖空襲作為報復手段，由我作最後決定。

　　六、可以於八月六日或在這個日子以後開始加強進行空戰｜｜海軍己授權在同時開始加強進行計畫中的海戰。

　　阿道夫‧希特勒﹂

　　同日由凱特爾代表希特勒簽署的指令的部分內容如下：

　　﹁絕密

　　海獅計畫

　　海軍總司令於七月三十一日報告，為﹃海獅﹄進行的必要準備工作不能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因此元首命令：

　　陸軍和空軍應繼續進行﹃海獅計畫﹄的準備工作，並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

　　計畫在八月五日前後開始對英國進行空中攻勢，在發動這次攻勢之後八天到十四天內，元首將決定是否在今年發動入侵；他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空中攻勢的結果｜｜

　　儘管海軍警告說它只能保證防衛一條狹長的海岸地帶︵最西到伊斯特伯恩︶，但仍應按原定計劃為在廣闊基礎上進行的攻擊繼續進行準備工作｜｜﹂

　　上面最後一段話，只能加劇陸軍和海軍之間在進攻戰線應長應短的問題上的爭吵。兩星期以前，海軍作戰參謀部曾估計，為了滿足陸軍在第一次進攻中運送帶著裝備和給養的十萬人在從臘姆斯蓋特到來姆灣的一條二百英里長的戰線上登陸的要求，需要徵集一千七百二十二艘駁船、一千一百六十一艘汽艇、四百七十一艘拖輪和一百五十五艘運輸船。雷德爾於七月二十五日對希特勒說，即使聚集這樣大量的船隻是可能的，也將破壞德國的經濟，因為調走那麼多的駁船和拖船，將摧毀國家經濟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賴的整個內河運輸。雷德爾表明，要保護為這樣長的戰線運送給養的一支船隊，使其不受英國海軍和空軍肯定會進行的攻擊，無論如何是德國海軍能力所不及的。海軍作戰參謀部一度還警告陸軍，如果陸軍堅持很長的戰線，海軍可能喪失全部船隻。

　　但是陸軍仍然堅持它的主張。由於過高估計英國的力量，陸軍認為在一條短短的戰線上登陸，將使進攻部隊遭到﹁佔優勢的﹂英國陸軍的攻擊。八月七日，當哈爾德碰到海軍作戰參謀長施尼溫海軍上將時，這兩個軍種之間攤牌了，發生了一場尖銳的激烈的衝突。

　　陸軍參謀總長通常是很平心靜氣的，這時他發火說：﹁我完全不同意海軍的建議，從陸軍觀點看來，我認為這簡直是自殺。我還不如把登上陸的軍隊直接放進絞肉機裡去！﹂

　　根據海軍作戰參謀部的會議記錄，施尼溫回答說，﹁鑒於英國海軍的優勢﹂，如果像陸軍所希望的那樣，試圖為那樣長的戰線運送軍隊，也將﹁同樣是自殺﹂。

　　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左右兩難局面。如果試圖用大量軍隊來部署一條很長的戰線，那麼德國的全部遠征軍可能被英國海軍擊沉於海底。如果用較少的軍隊開闢一條短短的戰線，那麼入侵部隊又可能被英國陸軍趕到海裡。八月十日，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通知最高統帥部說，他﹁不能同意﹂在福克斯頓和伊斯特伯恩之間進行登陸。但是他仍然表示願意，雖然﹁很勉強﹂，放棄在來姆灣登陸，以便縮短戰線，遷就海軍的意見。

　　固執己見的海軍將領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的謹慎和堅決的態度開始對最高統帥部發生了影響，八月十三日，約德爾草擬了一份﹁評估﹂形勢的文件，規定了﹁海獅計畫﹂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五個條件。陸軍和海軍將領們對這些條件看來一定會感到荒唐可笑的，如果他們的左右為難境地不是那樣嚴重的話。他說，第一，應從南海岸把英國海軍消滅；第二，應當從英國上空把皇家空軍消滅。其它條件規定要以大量軍隊迅速登陸，而其規模和速度顯然不是海軍力量所能做到的。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實現，他認為登陸﹁就是一個只有在萬不得已的局勢下才應採取的萬不得已的行動，但是我們目前沒有理由採取這種行動﹂。

　　如果說海軍的擔心正擴大到約德爾，那麼最高統帥部這位作戰局局長的猶豫不決也在影響希特勒。在整個戰爭期間，元首對約德爾要比對沒有骨氣、頭腦遲鈍的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更加倚仗得多。因此這就難怪，當雷德爾八月十三日在柏林會見最高統帥並要求就戰線長短作出決定時，希特勒便傾向於同意海軍所主張的較小規模的行動，他答應在第二天會見陸軍總司令以後作出明確的決定。希特勒於十四日聽取了勃勞希契的意見之後，終於作出了決定。

　　十六日，由凱特爾簽署的最高統帥部的一項指令說，元首已決定放棄原定由萊希瑙的第六軍團執行的在來姆灣登陸的計畫。關於九月十五日在比較短的戰線上登陸的準備工作仍要繼續進行，但是現在元首自己的懷疑第一次在秘密指令裡出現了。這項指令又說，﹁在局勢明朗以前將不發出最後命令﹂。然而新命令多少是一種妥協。因為那一天發出的另一項指令就擴大了這個較長的戰線。

　　﹁橫渡海峽主要在較短的戰線上進行。但同時要用四千｜五千軍隊乘汽艇在布歉頓登陸，並且空降同樣數目的傘兵在迪耳｜臘姆斯蓋特著陸。此外，在登陸前一日，空軍將對倫敦進行猛烈轟炸，這將使居民逃離這個城市，從而堵塞道路。﹂

　　儘管哈爾德八月二十三日用速記在日記裡草草寫道，﹁在這個基礎上，今年進行攻擊沒有成功希望﹂，但是八月二十七日由凱特爾簽字的一項指令，仍然為在福克斯頓和塞耳西一比耳角︵在朴茨茅斯東面不遠︶之間的南部海岸的四個主要地區進行登陸制定了最後的計畫，而且和以前一樣，第一個目標是，一俟攤頭陣地聯成一片、組織起來，軍隊能夠向北進攻之後，便立即推進到從朴茨茅斯到倫敦以東泰晤士河上的格臘夫森一線。同時還下令準備好進行若干迷惑性的調動，其中主要的是﹁秋季旅行﹂︵Ｈｅｒｂｓｔｒｅｉｓｅ︶。這要求對英國東海岸進行大規模的佯攻，前面已說過，邱吉爾和他的軍事顧問們仍在預料主要的入侵將在東海岸。為此目的，在登陸前兩天，將從挪威南部一些港口和赫耳果蘭灣駛出包括德國最大郵船歐羅巴號和不來梅號在內的四艘大郵船和十艘運輸艦，由四艘巡洋艦護航，開往阿貝丁和紐卡斯爾之間的英國海岸。運輸艦隻都是空船，天黑以後便全部返航，第二天再進行同樣的調動。

　　八月三十日，勃勞希契發出一份關於登陸的詳盡指示，但是收到這項指示的將領們必然懷疑，他們的這位陸軍首腦現在對登陸這件事究竟有多大的熱忱。他把這項指示叫做︽關於海獅計畫準備工作的指示︾｜｜他前已下令這個計畫必須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執行，如今才發出準確的命令未免太晚了。他還說，﹁執行這一計畫的命令取決於政治局勢﹂｜｜這個條件必然使不懂政治的將領們感到大惑不解。

　　九月一日，船隻開始從德國北海一些港口向英吉利海峽上一些出航港口移動。兩天後，九月三日，最高統帥部又發出一項指令。

　　﹁進攻的艦隊啟航的最早日期已定為九月二十日，登陸的最早日期己定為九月二十一日。

　　發動攻擊的命令將在登陸前十天下達，因此大概在九月十一日。

　　最後的命令至遲將在登陸前三天的中午下達。

　　一切準備工作在預定開始行動前二十四小時仍然有取消的可能。

　　凱特爾﹂

　　這個指令聽起來好像挺認真，但是聽覺是靠不住的。九月六日，雷德爾和希特勒又舉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議。這位海軍元帥當晚在海軍作戰參謀部的日記上寫道，﹁元首關於在英國登陸的決定仍然沒有確定，因為他堅信，甚至不﹃登陸，也能把英國打敗﹂，實際上，雷德爾關於這次會談的長篇記錄表明，元首在長時間的談話中幾乎談到了所有的問題，就是沒有談﹁海獅﹂。他談到挪威、直布羅陀、蘇伊士、﹁美國問題﹂、法國一些殖民地的處理以及關於建立﹁北德意志聯邦﹂的異想天開的想法。

　　關於這次值得注意的會議，如果邱吉爾和他的軍事首腦們聽到了一點點風聲，那麼也許就不會在第二天︵九月七日︶晚上在英國發出﹁克倫威爾﹂這個代號。這個代號表示﹁入侵在即﹂，它引起了莫大混亂；它使英國國民警衛隊不斷敲著教堂的鐘，使皇家工兵炸毀了好幾座橋樑，並使一些人由於誤觸匆忙埋設的地雷而遭到不必要的傷亡。

　　但是在九月七日星期六傍晚，德國人用六百四十八架戰鬥機掩護著六百二十五架轟炸機，開始對倫敦進行首次大規模轟炸。這是到那時為止對一個城市進行的最猛烈的空襲｜｜對比之下，華沙和鹿特丹遭到的轟炸就像小巫見大巫一樣｜｜那天黃昏，這個大城市的整個碼頭地區成了一片火海，在它南面對防禦入侵十分重要的每條鐵路都堵塞了。在那種情況下，倫敦有許多人認為這種猛烈的轟炸是德國即將登陸的前奏，主要就是由於這一點，才發出了﹁入侵在即﹂的警報。但下文即將表明，九月七日對倫敦進行的野蠻轟炸，儘管促使警報過早發出並造成很大損害，但是它也標誌著當時正在迅速接近最高潮的不列顛戰役｜｜這個地球上從未經歷過的第一次空中大決戰｜｜已達到一個決定性轉捩點。

　　希特勒必須作出他是否發動入侵這個重大決定的時刻也接近了。按照九月三日指令的規定，這一決定應於九月十一日作出，給武裝部隊十天的時間來進行準備工作。但是到了十日，希特勒又決定把他的決定推遲到十四日作出。推遲的原因看來至少有兩個。一個原因是，最高統帥部認為轟炸倫敦對英國人的財產和鬥志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入侵可能不再需要了。

　　另一個原因是德國海軍在聚集它的船隻方面開始感到困難。此外，據海軍當局在九月十日報告，天氣﹁非常不正常和不穩定﹂，而戈林保證要摧毀的皇家空軍以及英國海軍都在加緊擾亂準備入侵的艦隊的集中工作。同一天，海軍作戰參謀部對英國空軍和海軍攻擊調動中的德國運輸艦隻的﹁危險﹂發出警報，它還說，英國人的攻擊﹁無疑已經獲得成功﹂，兩天後，在九月十二日，海軍西部艦隊司令部向柏林拍發了一個不祥的電報：

　　﹁由敵人空軍、長射程大砲和輕型海軍艦艇造成的阻礙首次發揮效果。由於有遭到英國轟炸和炮擊的危險，在奧斯但德、敦克爾克、加萊和布倫的港口都不能供船隻在夜間停泊之用。英國海軍艦隻現在能夠幾乎不受阻撓地在海峽活動，由於這些困難，預料集結入侵艦隊的工作將再度延遲。﹂

　　第二天情況變得更壞。英國海軍輕型艦艇轟擊了海峽內供發動入侵用的主要港口奧斯坦德、加萊、布倫和瑟堡，英國皇家空軍還在奧斯但德港炸沉了八艘駁船。這一天，希特勒在柏林和他的軍事首腦們舉行午餐會議。他認為空戰進行得很好，並說他無意冒險發動入侵。事實上，約德爾從元首講話中獲得的印象是：他已﹁顯然決定完全放棄﹃海獅﹄﹂，這個印象在那天來說是正確的，因為希特勒在第二天證實了這一點，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又改變了主意。

　　九月十四日，元首和他的總司令們在柏林會談時，雷德爾和哈爾德二人都記下了關於會議情況的秘密記錄。會議開始以前，那位海軍元帥設法遞給希特勒一個備忘錄，陳述海軍的意見認為

　　﹁目前空中形勢並沒有為執行︵﹃海獅﹄︶計畫提供條件，因為風險仍然太大。﹂

　　在會議開始的時候，這個納粹統帥表現出一種消極情緒，他的思想充滿矛盾，無所適從。他既不願下令發動人侵，又不願取消入侵，因為據雷德爾在海軍作戰日誌上所記的，﹁他顯然計畫在九月十三日下令﹂。

　　他最後這次改變主意是什麼原因呢？哈爾德比較詳細地記錄了這些原因。

　　﹁︵元首認為︶成功登陸之後就接著再加以佔領，將可在短時間年結束戰爭。英國將遭受饑荒。登陸並不一定要在特定時間內進行｜｜但是進行長時間的戰爭是不可取的。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希特勒說，英國對俄國和美國的希望沒有實現。俄國不準備為英國流血。美國的重整軍備工作要到一九四五年才能充分發生效果。至於目前，﹁最快的解決辦法是在英國登陸。海軍已經完成了必要的條件。空軍的行動是最值得讚揚的。四五天的好天氣將取得決定性的結果｜｜我們使英國屈服的可能性很大﹂。

　　那麼問題在哪裡呢？為什麼還要遲疑而不發動入侵呢？

　　希特勒承認，困難在於：

　　﹁敵人不斷得到恢復｜｜敵人的戰鬥機還沒有完全被消滅。我們自己關於成功的報告並不能使人得到一種完全可靠的情況，雖然敵人已遭受重創。﹂

　　接著，希特勒說，總的說來，﹁儘管我們取得這一切成就，但是進行﹃海獅計畫，的必要條件還沒有實現﹂。︵著重體是哈爾德用的︶

　　希特勒把他的考慮總結為：

　　﹁一、登陸成功就意味著勝利，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取得空中的完全優勢。

　　二、惡劣的天氣至今使我們未能獲得空中的完全優勢。

　　三、所有其它的因素都是良好的。

　　因此決定：還不放棄這個計畫。﹂

　　在作出這種消極的結論以後，希特勒於是就對空軍抱起奢望幻想來，以為它仍然可能取得可望而不可及的勝利，他說：﹁空襲到目前為止產生了巨大的效果，雖然這種效果主要或許是在心理方面。即使空中的勝利只保持十天或十二天以內，英國也可能會處於大規模歇斯底里狀態。﹂

　　為了使這個希望得以實現，空軍的那舒恩納克請求准許轟炸倫敦的住宅區，他說，由於這些區域沒有受到轟炸，倫敦沒有﹁大規模恐怖情緒﹂的跡象。雷德爾海軍元帥積極地支援進行一些恐怖轟炸。但是希特勒認為集中轟炸軍事目標更為重要。他說，﹁為了造成大規模的恐怖情緒而進行的轟炸必須留在最後進行﹂。

　　雷德爾之所以熱衷於恐怖轟炸，看來主要是由於他對登陸不熱心。他現在再次發言，強調登陸具有﹁巨大危險﹂。他指出，在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計畫登陸的日期以前，空中的形勢很難有所改善；因此必須放棄登陸，﹁直到十月八日或二十四日為止﹂。

　　但是這實際上是根本取消入侵，希特勒是知道這一點的，因此他決定把他關於登陸的決定僅推遲到九月十七日｜｜即三天以後｜｜作出，以便仍有可能在九月二寧日進行登陸。如果到那時仍然不行，他將考慮十月的日子。於是最高統帥部發佈了一項指令。

　　﹁一九四○年九月十四日，柏林

　　絕密

　　｜｜元首已決定：

　　﹃海獅計畫﹄再次延期開始。九月十七日以後將發出新命令。一切準備工作應繼續進行。

　　對倫敦的空襲應繼續進行，空襲的目標將擴大到軍事和其它重要設備︵例如火車站︶。

　　對純粹住宅區的恐怖空襲，保留作為施加壓力的最後手段。﹂

　　希特勒雖然這樣把入侵的決定推遲了三天，但是並沒有放棄入侵。這樣給德國空軍多幾天時間來消滅皇家空軍和瓦解倫敦的士氣，接著便可進行登陸，這將帶來最後的勝利。因此，一切仍舊取決於戈林所吹噓的空軍。事實上，空軍將在第二天作出它最大的努力。

　　然而海軍對空軍的看法愈來愈壞了。在柏林召開決定性會議的那天晚上，德國海軍作戰參謀部報告，英國皇家空軍猛烈地轟炸了各個準備發動入侵的港口，從安特衛普到布倫。

　　﹁｜｜在安特衛普｜｜運輸船隻遭到很大的損失，在港中的五艘運輸船遭受重創；一艘駁船沉沒，二架起重機被破壞，一列軍用火車被炸毀，幾處倉庫著火。﹂

　　第二天晚上，情況更糟。海軍報告，﹁敵人強大的空軍襲擊從勒阿佛爾到安特衛普的整個沿海地區﹂。海軍發出了緊急求救信號，要求派更多的高射炮來保護準備發動人侵的港口。海軍作戰參謀部九月十七日報告：

　　﹁英國皇家空軍仍然絲毫未被擊敗，相反地，他們加強了攻擊海峽各港口和擾亂軍事集結的活動。﹂

　　那天晚上是滿月，進行夜襲的英國轟炸機充分地利用了這月明之夜。德國海軍作戰參謀部報告船隻遭到﹁很大損失﹂，因為這些船隻當時擁塞在準備入侵的港口裡。在敦克爾克，有八十四艘駁船被擊沉或受到損害；又據海軍報告，從瑟堡到登一赫耳德，傳來令人沮喪的消息：一個五百噸的軍火庫被炸毀，一所軍糧倉庫被焚毀，各種輪船和魚雷艇被炸沉，人員也遭到不少的傷亡。海軍作戰參謀部報告，由於這種猛烈的轟炸，再加上海峽那邊的大炮的轟擊，有必要疏散已經集中在海峽的軍艦和運輸船只以及停止進一步把船隻調到準備入侵的港口。

　　﹁︵海軍作戰參謀部說︶否則，在敵人採取有力行動時，我們將遭到重大的傷亡，從而使按原定規模執行登陸，在任何情況下都很成問題。﹂

　　事實上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

　　在德國海軍作戰日誌裡，九月十七日簡明地記著這樣一段：

　　﹁敵人的空軍仍然一點也沒有被打敗。它的活動反而增加了。從天氣的總的情況看來，我們不能指望會有一個平靜的時期｜｜因此元首決定無限期地推遲﹃海獅﹄。﹂

　　︵著重體是海軍用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經過那麼多年的輝煌成功以後，終於遇到了失敗。在這以後的近一個月時間中，他一直佯稱仍有可能在秋天進行入侵，但這不過是為自己壯膽而已。九月十九日，元首正式下令停止繼續集結入侵的艦隻，並疏散已在港內的船隻，﹁以使船隻遭受敵人空襲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但是，甚至要維持一個分散的艦隊，要維持為了現在已無限期延遲的入侵而集結起來準備橫渡海峽的所有軍隊、大炮、坦克和給養，都已不可能了。哈爾德在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驚呼：﹁把﹃海獅﹄繼續拖下去，這種情況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十月四日，齊亞諾和墨索里尼在勃倫納隘口同元首會晤時，這位義大利外交大臣在日記裡寫道，﹁這次沒有再談到在不列顛群島登陸的問題﹂。希特勒遭受這種挫折，使他的夥伴墨索里尼產生了好久以來沒有過的那種愉快心情。齊亞諾還記道：﹁我很少見到領袖像今天在勃倫納隘口這樣高興｜｜﹂

　　海軍和陸軍已經在促使元首決定完全放棄﹁海獅﹂。陸軍參謀本部向他指出，把軍隊留在海峽﹁遭受英國空軍不斷的襲擊會造成連續的傷亡﹂。

　　終於在十月十二日，納粹統帥正式承認失敗，取消入侵，到來年春天再說。他發了一個正式指令。

　　﹁元首大本營

　　一九四○年十月十二日

　　絕密

　　元首已經決定，從現在起直到明年春天，﹃海獅﹄準備工作應繼續下去，這只是為了保持對英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

　　如果一九四一年春天或初夏重新考慮入侵，重新進行作戰準備的命令以後將會發佈｜｜﹂

　　陸軍奉命調出它用於﹁海獅﹂的部隊，﹁以便擔任其它任務或者部署到其它戰線上﹂。海軍則奉命﹁採取一切措施調出人員和艦隻﹂。但這兩個軍種不得暴露它們的調動情況。希特勒規定，﹁必須讓英國人繼續認為我們正在準備在很長的戰線上發動進攻﹂。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使阿道夫‧希特勒終於後退了呢？

　　有兩件事：在空中進行的不列顛戰役的不利發展以及他的念頭再次轉向東方，轉向俄國。

不列顛戰役

　　戈林對英國大規模空中攻勢｜｜﹁鷹計畫﹂是在八月十五日發動的，其目的在於把英國空軍逐出空中，從而完成發動入侵的一個必要條件，現在已經成為帝國元帥的肥胖的戈林，對勝利毫不懷疑。在七月中旬，他深信傾全力進攻，能夠在四天內摧毀英國戰鬥機在英國南部的防禦，從而為入侵開闢道路。戈林對陸軍總司令部說，要完全摧毀英國皇家空軍則需要稍微長一點的時間：兩至四星期。事實上，這個勳章滿胸的德國空軍領袖認為單靠空軍就能使英國屈膝，可能不需要用陸軍進攻。

　　他擁有三支龐大的航空隊可以實現這個巨大的目的：第二航空隊在凱塞林元帥指揮之下，從低地國家和法國北部進行活動，第三航空隊在斯比埃爾元帥指揮之下，基地在法國北部，第五航空隊在施登夫將軍指揮之下，駐在挪威和丹麥。前兩個航空隊總共有戰鬥機九百二十九架，轟炸機八百七十五架，俯衝轟炸機三百一十六架；第五航空隊小得多，擁有轟炸機一百二十三架和雙引擎ＭＥ｜一一○型戰鬥機三十四架。為了抵禦這支強大的空軍，英國皇家空軍在八月初保衛帝國本上的力量為七百｜八百架戰鬥機。

　　在整個七月裡，德國空軍對在海峽裡的英國艦隻和英國南部的港口進行的攻擊日益頻繁。這是一種試探性的行動。儘管在入侵開始以前肅清狹隘的海峽裡英國艦隻是必要的，但是這些初步空中襲擊的目的在於引誘英國戰鬥機出來作戰。這個目的沒有達到，英國皇家空軍司令部機智地只出動了很小一部分戰鬥機來應戰，結果艦隻和一些港口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四艘驅逐艦和十八艘商船被擊沉，但是這個初步交鋒使德國空軍付出的代價是二百九十六架飛機被擊毀，一百三十五架被擊傷。皇家空軍喪失了一百四十八架戰鬥機。

　　戈林在八月十二日下令在第二天開始﹁鷹計畫﹂。作為戰鬥的序幕，十二日對敵人的雷達站進行了猛烈的襲擊，五個雷達站被擊中並受到損壞，一個雷達站被炸毀。但是德國人這時還不瞭解雷達對英國的防禦多麼重要，因此沒有繼續襲擊這些雷達站。在十三日和十四日兩天，德國人出動了大約一千五百架飛機，主要是襲擊皇家空軍的戰鬥機機場，雖然德國人說已經﹁完全摧毀了﹂其中的五個，但是它們所受的損失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德國空軍損失了四十七架飛機，皇家空軍損失了十三架。﹁

　　八月十五日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空戰。德國人從把他們所有的三個航空隊中的大部分飛機都投了進去，轟炸機出動了八百零一架次，戰鬥機一千一百四十九架次。從斯堪的納維亞出動的第五航空隊遇到了災難。德國人滿心以為東北沿海是一無防禦的，因此派出約八百架飛機對英國南部海岸進行大規模空襲。而只派一百架轟炸機由三十四架雙引擎ＭＥ｜一一○型戰鬥機掩護去襲擊東北沿海，但是這支隊伍在飛近太恩河畔時，意外地碰上七個中隊的颶風式和噴火式機群，因此嚴重地受到打擊。三十架德國飛機︵大部分是轟炸機︶被擊落，而對方則一無損失。這是第五航空隊在不列顛戰役中的末日。它從此沒有重新參加這場戰役。

　　那天德國人在英國南部比較成功，他們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襲擊，有一次幾乎飛到倫敦。他們擊中了克勞伊登的四個飛機工廠並且損壞了皇家空軍五個戰鬥機機場。德國人總共損失了七十五架飛機，皇家空軍損失三十四架。按照這個比數，德國人雖然在數量上佔優勢，也很難希望把皇家空軍逐出空中。

　　戈林這時犯了他的兩個戰術錯誤中的第一個錯誤。英國戰鬥機司令部派飛機同處於極大優勢的攻擊力量作戰，靠的是機智地運用雷達。德國飛機剛從西歐的一些基地起飛，它們的影子便在英國雷達的螢光幕上顯示出來，它們的航程被精確地劃出來後，英國戰鬥機司令部完全知道在什麼地點和在什麼時候迎戰最為有利，這是戰爭中的新發明，它使德國人感到迷惑，因為在發展和運用這種電子裝置方面，德國人遠遠落後於英國人。

　　﹁︵德國著名戰鬥機駕駛員阿道夫‧加蘭後來作證說︶我們意識到皇家空軍戰鬥機中隊一定受地面某種新裝置的控制，因為我們聽到指揮噴火式和颶鳳式飛機同德國機隊作戰的命令是非常熟練和準確的｜｜這種雷達和對戰鬥機的控制使我們感到意外，而且是非常慘痛的意外。﹂

　　但是在八月十二日使英國雷達站遭到巨大損失的攻擊並沒有繼續進行下去，八月十五日戈林受到第一次挫折後，便完全放棄這種攻擊。他說：﹁繼續攻擊雷達站是否還有任何意義是有疑問的，因為受到攻擊的雷達站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失去作用。﹂

　　成功地保衛了英國南部上空的第二個關鍵是管制站。這是地下神經中心，這個中心根據從雷達、從地面觀察站和從空中的駕駛員獲得的最新情報，用無線電話指導颶風式和噴火式飛機作戰。正如加蘭指出的那樣，德國人能夠聽到管制站和天上的駕駛員之間經常進行的無線電談話，並且終於開始認識到這些地面控制中心的重要性。八月二十四日，他們便改變戰術，去摧毀這種管制站，其中七個管制站設在倫敦四周各機場，它們對於保護英國南部和首都本身是十分重要的。這個戰術的改變對英國空中防禦的關鍵是一個打擊。

　　直到那天為止，戰鬥看來對德國空軍不利。八月十七日，德國空軍損失了七十一架飛機，皇家空軍則損失了二十七架。曾在波蘭和在西線為陸軍的勝利鋪平道路的緩慢的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受到英國戰鬥機的打擊時毫無招架之功。八月十七日，戈林把它們撤出了戰鬥，這樣便使德國轟炸機的力量削減了三分之一。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由於天氣惡劣，空戰停止了五天。戈林於十九日在柏林附近的鄉村別墅卡林霍爾回顧了局勢後命令，等天氣一好，德國空軍立即集中力量專門攻擊英國皇家空軍。

　　他說：﹁我們在對英國的空戰中已經進入了決定性的時期。最重要的任務是擊敗敵人的空軍。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摧毀敵人的戰鬥機。﹂

　　為了完成這個目標，德國人從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六日每天平均派出一千多架飛機。這位帝國元帥這一回是正確的。不列顛戰役已經進入了決定性階段。皇家空軍駕駛員一個月來每天要出動好幾次，已經很疲勞了。他們雖然進行了英勇的戰鬥，但是德國方面在數量上的優勢開始發揮效力。英國南部的五個前進戰鬥機場遭到了巨大破壞，更糟的是，七個關鍵性的管制站有六個受到十分猛烈的轟炸，整個通訊系統似乎已處於被摧毀的邊緣。這使英國面臨災難的威脅。

　　最糟糕的是，皇家空軍戰鬥機防禦力量開始變弱了。在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這個關鍵性的兩周中，英國被摧毀或受重傷的戰鬥機有四百四十六架，雖然他們當時並不知道德國空軍損失較少：損失三百八十五架，其中二百一十四架為戰鬥機，一百三十八架為轟炸機。而且，皇家空軍有一百零三名駕駛員被打死，一百二十八名受重傷｜｜為當時全部駕駛員的四分之一。

　　正如邱吉爾後來所寫的那樣，﹁局勢已對戰術空軍不利｜｜人們感到十分焦慮﹂。這種情況如果再繼續幾個星期，英國在天空就沒有有組織的防禦力量。入侵幾乎肯定是會成功的。

　　但是接著戈林又突然犯了他第二個戰術錯誤，這一錯誤的後果可與希特勒在五月二十四日停止用坦克進攻敦克爾克相比。它拯救了被打得暈頭轉向的皇家空軍，並且標誌著歷史上第一次大空戰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在英國戰鬥機防禦力量在空中和地面遭受了它無法長期支援的損失的情況下，德國空軍九月七日轉而大規模夜襲倫敦。皇家空軍的戰鬥機因此而緩了一口氣。

　　這種戰術上的改變對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和戈林肯定會有非常致命的後果。德國陣營裡到底發主了什麼事情才使戰術作這樣的改變呢？答案是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

　　首先，有十二名德國轟炸機駕駛員在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飛行時航向有一點錯誤。他們原來奉令對倫敦郊外的飛機工廠和油庫投彈，卻沒有擊中目標，而把炸彈投到首都中心，炸毀了一些住房，炸︵七百七十八︶死了若干平民。英國人認為這是有意的，為了報復，第二天晚上他們轟炸了柏林。

　　轟炸本身沒有什麼了不起。那天晚上柏林上空籠罩著密雲，派出的八十一架皇家空軍轟炸機只有大約半數找到了目標。物質損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德國士氣的影響極大。因為柏林受到飛機轟炸還是第一次。

　　﹁柏林人驚得目瞪口呆︵第二天，八月二十六日，我在日記上寫道︶。他們沒有想到竟會發生這種事。當這次戰爭開始時，戈林曾向他們保證不可能發生這種事｜｜他們相信了他。因此，他們今天感到的失望程度就更大了。你看看他們面部的表情就能衡量出這一點來。﹂

　　保衛柏林的有裡外兩層高射炮。當飛臨的轟炸機在雲層︵它使數以百計的探照燈搜尋不到轟炸機︶上嗡嗡飛行三小時的時候，高射炮火之猛烈是我前所未見的，但是連一架飛機也沒有打下來。英國人還扔下一些傳單說，﹁希特勒發動的這場戰爭將繼續下去，希特勒要打多久就打多久﹂，這是很好的宣傳，但是炸彈的爆炸聲是更好的宣傳。

　　八月二十八日的夜間，英國皇家空軍派了更多的飛機襲擊柏林，我在日記上寫道，﹁第一次在德國的首都打死了德國人﹂。官方統計數字說炸死了十人，炸傷了二十九人。納粹的要人大為震怒。在第一次襲擊時，戈培爾曾命令報紙只用幾行字報導空襲消息，現在則指示就英國飛行員﹁野蠻地﹂襲擊柏林手無寸鐵的婦孺大肆宣傳。首都的大部分報紙都用同樣的標題：︽懦怯的英國襲擊︾。過了兩個晚上，在第三次空襲之後，標題則為：︽柏林上空的英國空中強盜︾！

　　﹁︵九月一日，我在日記裡寫道︶一星期來英國連續不斷地進行夜間轟炸的主要作用，是在人民中引起普遍幻滅的情緒和在他們心裡播下懷疑的種子｜｜實際上轟炸並不很厲害。﹂

　　九月一日是戰爭開始的一周年。除了人們由於睡眠不足和由於出乎意外的轟炸和可怕的高射炮響聲的驚擾而神經受到損傷以外，我還記載了人們的情緒。

　　﹁德國軍隊在今年取得了甚至在這個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國家的輝煌軍事史上也無與倫比的勝利。然而戰爭並沒有過去，也沒有打贏。人民的思想今天就集中在這個方面。他們渴望和平。他們希望在冬季來到以前獲得和平。﹂

　　九月四日，冬賑運動在體育館開幕這天，希特勒認為有必要向人民發表講話，他要出席這一點一直保密到最後一分鐘，這顯然是擔心敵人的飛機可能利用雲層進行轟炸以破壞這次集會，雖然集會是在下午天黑以前一小時舉行的。

　　我很少看見這個納粹獨裁者有這一次那樣喜歡冷嘲熱諷，或者那樣喜歡說德國人民所認為的幽默話，雖然希特勒基本上是一個毫不幽默的人。他稱邱吉爾是﹁那個著名的戰地記者﹂。他說，像﹁達夫‧古柏這樣的人在普通的德文裡是找不到字來形容的。只有巴伐利亞人有一個字可以恰當地描寫這一類人，這就是ｋｒａｍｐｆｔｌｅｎｎｅ﹂，這個字可以譯為﹁一隻神經質的老母雞﹂。

　　﹁︵他說︶邱吉爾先生或者艾登先生的胡言亂語｜｜為了尊老，這裡且不談張伯倫先生｜｜對德國人民來說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胡言亂語充其量不過使他們發笑而已。﹂

　　於是希特勒繼續使他的聽眾一大部分是女護士和社會工作者｜｜發笑，隨後是歇斯底里地鼓掌。他需要答覆德國人民心中想得最多的兩個問題：什麼時候進攻英國，對於柏林和德國其它城市遭到的夜襲將採取什麼行動？關於第一個問題：

　　﹁在英國，人們充滿了好奇心，他們一直在問：﹃他為什麼不來？﹄別著急，別著急。他就來了！他就來了！﹂

　　他的聽眾覺得這句俏皮話很好笑，但是他們也相信這是毫不含糊的保證。至於轟炸問題，他首先捏造了典型的謊言，最後進行了可怕的威脅：

　　﹁現在｜｜邱吉爾先生正在顯示他想出的新主意｜｜夜間空襲。邱吉爾先生進行這些空襲，並不是因為這些空襲很有效，而是因為他的空軍不能夠在白天飛臨德國上空｜｜但是德國飛機則每天都飛臨英國領土上空｜｜英國人看見一點亮光就扔下炸彈｜｜扔在住宅區、農場和鄉村裡。﹂

　　接著進行了威脅。

　　﹁我三個月沒有回擊，因為我認為這種瘋狂行動會停止的。邱吉爾先生卻把這一點當作是示弱。現在我們要以夜襲來回答夜襲。

　　當英國空軍扔下二千、三千或者四千公斤炸彈時，我們將在一夜間扔下十五萬、二十三萬、三十萬或者四十萬公斤炸彈。﹂

　　根據我的日記記載，希特勒說到這裡時不得不停下來，因為德國婦女聽眾歇斯底里地鼓掌。

　　希特勒繼續說，﹁當他們說他們將加強對我們城市的襲擊的時候，我們將把他們的一些城市夷為平地﹂。這時，我記載說，那些年輕婦女忘乎所以，狂熱鼓掌。在她們恢復平靜後，他又說：﹁我們將制止這些夜間空中強盜的行徑，願上帝幫助我們！﹂

　　我還記載說，在聽到這話時，﹁年輕的德國婦女跳了起來，挺起胸部，高喊她們贊成﹂！

　　希特勒最後說：﹁總有一天，我們兩個國家有一個會求饒，但這絕不會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我最後記載說，這時﹁瘋狂般的婦女們才從狂喊亂叫轉為齊聲高喊﹃決不是！決不是！﹄﹂

　　齊亞諾數小時後在羅馬聽到錄音廣播，他承認感到迷惑不解。他的結論是，﹁希特勒一定是神經過敏了﹂。

　　德國空軍在白天對皇家空軍進行攻擊甚為順利，如今改為大規模夜襲倫敦，希特勒之所以作出這個有致命後果的決定，他的神經過敏是一個因素。這既是一個軍事決定，也是一個政治決定，作出這一決定的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對柏林以及德國其它城市遭受的轟炸︵這同德國空軍對英國一些城市的轟炸比較起來猶如小巫見大巫︶進行報復，並且用夷平英國首都的辦法來摧毀英國人進行抵抗的意志。如果此舉成功的話，可能就不需要進攻英國，而希特勒和戈培爾是毫不懷疑此舉是會成功的。

　　因此，在九月七日傍晚，對倫敦的大規模空襲開始了。正如前面所說，德國人投入了六百二十五架轟炸機和六百四十八架戰鬥機。在那天星期六下午五點左右，第一批三百二十架轟炸機在德國所有的戰鬥機的保護下，飛到泰晤士河上空，開始向瓦爾維治兵工廠、各個煤氣廠、發電廠。倉庫以及幾英里長的碼頭扔下了炸彈。這一片廣大地區立即成為火海。錫佛爾鎮的居民被火包圍了，不得不從水路把他們撤出來。天黑以後，在八點十分，第二批二百五十架轟炸機再次進行襲擊，接著一批又一批的飛機不斷前來轟炸，一直進行到星期天早晨四點三十分。第二天晚上七點三十分又來了二百架轟炸機，繼續炸了一整夜。據英國官方的歷史學家說，在最初這兩天夜裡約有八百四十二人死亡和二千三百四十七人受傷，這個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在整個下一星期中，天天晚上都遭到空襲。

　　接著，德國空軍在勝利︵或者說它自認為的勝利︶的鼓舞下，決定在白天對這個瘡痍滿目、大火焚燒中的首都進行大規模空襲。這便導致了九月十五日︵星期天︶的這次戰爭中的一場決鬥性的戰鬥。

　　這天大約中午時分，二百架左右的德國轟炸機在三倍的戰鬥機掩護下在海峽上空出現，飛向倫敦。英國戰鬥機司令部在雷達螢光幕上注視著進攻者的聚集，並且作好了準備。德國人在逼近英國首都以前就遭到攔截，雖然有幾架飛機穿過去了，但是很多飛機被驅散了，另外一些還沒有把炸彈扔下就被擊落，兩小時後，一支甚至更為強大的德國機隊來了，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儘管英國人宣稱擊落了一百八十五架德國空軍的飛機，戰後從柏林檔案中獲悉的實際數位要小得多｜｜五十六架，但是其中有三十四架是轟炸機。英國皇家空軍僅喪失了二十六架飛機。

　　這一天的戰鬥表明，德國空軍至少在當時還不能成功地在白天對英國進行大規模的空襲，因為它停止襲擊英國戰鬥機而改為空襲倫敦已使英國戰鬥機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來恢復元氣。情況既然如此，要進行有效登陸的前景自然就暗淡了，因此，九月十五日這一天是不列顛戰役的一個轉捩點，正如邱吉爾後來所估價的，是不列顛戰役的﹁關鍵﹂。戈林在第二天下令改變戰術，規定白天使用轟炸機不再是為了進行轟炸，而只是用它們來作英國戰鬥機的誘餌。他吹噓說，敵人的戰鬥機﹁應當在四五天內消滅﹂。但是希特勒以及陸軍和海軍的司令們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在決定性的空戰之後兩天，即九月十七日，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元首把﹁海獅計畫﹂無限期推遲了。

　　倫敦從九月七日到十一月三日連續五十七個夜晚遭到恐怖襲擊，每天平均有二百架轟炸機前來轟炸，以致在邱吉爾看來︵他後來如此透露︶，這個城市不久肯定將成為一片廢墟；同時英國其它大部分城市，尤其是考文垂，在整個秋天和冬天也要遭到巨大的殘酷的破壞。儘管如此，英國的士氣並沒有瓦解，軍火的生產也沒有下降，而希特勒曾十分自信地認為一定會如此的。情況恰恰相反。作為德國轟炸機首要目標之一的英國飛機工廠的產量，在一九四○年實際上仍然比德國人多，其比數為九千九百二十四架對八千零七十架飛機。希特勒在英國上空損失大量的轟炸機，它們一直沒有能恢復原來的數目。事實上，德國的機密文件表明，德國空軍在夏末和秋天在英國上空遭受打擊之後，一直沒有能夠完全恢復。

　　德國海軍首腦們一直承認，海軍自從初春在挪威海面遭受嚴重損失以來，不能夠為入侵英國提供海上的力量。沒有這種力量，沒有空中的優勢，德國陸軍要想橫渡這狹小的海峽是無能為力的。

　　戰爭發生以來希特勒第一次被制止住了，他的進一步征服計畫遭到了挫折，我們上面已經談到，而就在這時，他卻肯定認為已經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他從來沒有想到，到那時為止也從來沒有別人想到，一次決定性的戰役能夠在空中決定勝負。或許他也沒有認識到，當陰暗的冬天籠罩著歐洲的時候，少數英國戰鬥機駕駛員由於阻撓了他的入侵，保全了英國，使它成為一個日後從西方重新征服大陸的巨大基地。他的念頭不得不轉到別處，而事實上，我們在下面將要看到，他的念頭已經轉到別處了。

　　英國保全了。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英國成功地用海上的力量保衛了自己。英國領袖們儘管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做了種種蠢事，本書不乏這種記載，但他們之中終於有少數幾個人及時地認識到空軍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中葉的決定性力量，小小的戰鬥機和它的駕駛員成了主要的防禦盾牌。邱吉爾於八月二十日在另一次難忘的總結性演說裡對下院說，﹁在人類戰爭領域裡，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那麼多的人的生存全靠那麼少的人﹂。他說這話的時候，空戰仍在激烈進行，結局如何還不得而知。

如果入侵成功

　　如果納粹德國佔領了英國，那不會是一件好受的事情。繳獲的德國檔案使人毫不懷疑這一點。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在九月九日簽署了一項指令，規定﹁除非當地局勢要求作例外規定，︵英國的︶所有從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健全的男性居民都將被拘禁，送到大陸﹂。幾天以後，陸軍總司令部的軍需總監向集合起來準備入侵的第九軍團和第十六軍團發出了同樣的命令。在任何其它一個被征服的國家裡，甚至在波蘭，德國人都沒有在一開頭就採取這樣激烈的措施。勃勞希契指令的標題是︽關於英國軍政府的組織和職能的命令︾，並且作了很詳細的規定。它的目的似乎在於保證對這個島國進行有計劃的洗劫並對它的居民進行恐怖統治。為了完成第一個目標，在七月二十七日建立了一個特設的﹁駐英經濟軍管處﹂。除了家常用物以外，一切都將立即沒收。一些人要作為人質。凡是張貼一張德國人所不喜歡的標語者將立即被槍決，凡是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不交出武器或無線電收發報機者，將受到同樣的懲處。

　　但是真正的恐怖行動將由希姆萊和黨衛隊來執行。由海德里希領導的令人害怕的德國中央保安局負責。奉派要在倫敦就地指揮其活動的人是一個黨衛隊上校。大學教授弗朗茲‧西克斯博士。他也是一個知識份子出身的匪徒，在納粹時期，不知怎麼他竟被吸引參加希姆榮的秘密警察。西克斯教授辭去了柏林大學經濟系主任的職務，參加了海德里希的保安處，他在那裡專門處理﹁科學事務﹂，這個﹁事務﹂的神秘的一面，戴眼鏡的海因里希‧希姆萊和他手下的劊子手是頗為著迷的。英國人民由於西克斯博士沒有在英國出現而錯過了領略他的本領的機會，但可以從他後來在俄國的所作所為看出一些來，在俄國，他在黨衛隊特別行動隊裡很活躍，後者是以在那裡進行大規模屠殺而出名的。這位教授的專長之一就是從被俘的蘇聯人中查出政治委員加以殺害。

　　據繳獲的德國中央保安局的文件透露，戈林曾於八月一日叫海德里希開始工作。黨衛隊保安警察和保安處應

　　﹁在軍事入侵的同時開始它們的活動，以便查封在英國的許多重要反德組織和團體並對它們進行有效的鬥爭。﹂

　　希特勒在九月十七日無限期推遲入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克斯教授就在這一天被海德里希正式委任他在英國的新職位。海德里希對他說：

　　﹁你的任務在於用必要的手段，同一切能夠在英國查到的反德組織、機構和反對團體進行鬥爭，以防止所有可以得到的物資被運走，並集中和保護這些物資，以供將來使用。我指定倫敦為你的總部所在地｜｜我授權你在英國其它地方設立小型的特別行動隊，如果局勢要求這樣和有此必要的話。﹂

　　實際上，海德里希在八月間就已經為英國建立了六個特別行動隊，由設在倫敦、布里斯托爾、伯明罕，利物浦、曼徹斯特和愛丁堡︵如果發現福思橋被炸掉的話，則設在格拉斯哥︶的總部指揮它們的活動。它們將執行納粹的恐怖政策；在開始時，它們要逮捕所有在︽英國特別搜查名單︾上的人，這個名單是希姆萊的另一個年輕聰明的大學畢業生瓦爾特‧施倫堡在五月間匆匆忙忙、漫不經心地編制出來的，施倫堡當時是德國中央保安局第四Ｅ處︵反間諜︶的處長。這是施倫堡後來說的，雖然當時他主要是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忙於進行綁架溫莎公爵的離奇使命。

　　這個英國特別搜查名單是和其它更為有趣的﹁入侵﹂文件一起在希姆萊的文件中發現的，當然，本來是沒想到會讓人們發現的，名單上羅列了大約二千三百名英國的知名人士，德國的秘密警察認為立即監禁他們是重要的，他們不全是英國人，邱吉爾自然列在名單上，還有內閣成員和所有黨派的著名的政治家。名單上有報紙的著名主編、發行人和記者，其中包括︽泰晤士報︾前駐柏林的兩位記者諾曼‧埃布特和道格拉斯‧里德，他們發的消息曾使納粹不快。英國的一些作家受到特別的注意。突出的是沒有蕭伯納的名字，但是有Ｈ‧Ｇ‧威爾斯，其它的作家有佛吉尼亞‧沃爾夫，Ｅ‧Ｍ‧福斯特、阿爾杜斯‧赫胥黎、Ｊ‧Ｂ‧普里斯特萊、斯蒂芬‧斯賓德、Ｃ‧Ｐ‧斯諾、諾爾‧考德、麗貝加‧維斯特、菲力浦‧吉伯斯爵士和諾曼‧安吉爾。也沒有放過學者，他們當中有吉伯特‧摩雷、伯特蘭‧羅素、哈樂德‧拉斯基、皮特麗斯‧韋伯和Ｊ‧Ｂ‧Ｓ‧哈爾丹。

　　德國秘密警察還打算在英國搜捕外國和德國的流亡者。在它的名單上有巴德萊夫斯基、佛洛德和卻姆‧威茲曼，還有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總統貝奈斯和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在許多德國難民中，有兩個過去是希特勒的私友、後來又反對他的人，他們是赫爾曼‧勞希寧和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名單上的許多英國人的名字拼得亂七八糟，以致幾乎分辨不出他們是誰，有時還附有奇怪的說明，例如，波納姆‧卡特夫人被寫成卡特一波納姆夫人，說明中不僅寫有﹁婚前姓名維奧萊特‧阿斯奎思﹂，而且稱她為﹁主張包圍德國的女政客﹂。每個名字後面標著Ｒ．Ｓ．Ｈ．Ａ．︵德國中央保安局︶字樣，意思是由它來處理此人。邱吉爾則由第六處︵外國情報處︶處理，不過大部分人卻將交給第四處︵秘密警察︶處理。

　　這個納粹黑名單實際上是一本稱作︽情報稿︾的被認為是絕密手冊的附錄，施倫堡說這個︽情報稿︾也是他寫的，其目的似乎在於幫助征服者洗劫英國並且消滅那裡的一切反德組織。它甚至比搜查名單還要有趣。在開列的許多危險的組織中，除了德國中央保安局﹁特別注意﹂的共濟會會所和猶太人的各種組織以外，還有﹁公共學校﹂︵在英國就是私立學校︶，被稱為﹁英帝國政策的得力工具﹂的英國教會以及童子軍，它稱童子軍是﹁為英國諜報局提供消息的極好來源﹂。童子軍的受人尊敬的領袖和創始人巴登一包維爾勳爵則要立即予以逮捕。

　　如果德國人果真入侵的話，也不會得到英國人的客氣對待。邱吉爾後來承認，他那時常常在想，不知會發生什麼情況。不過下面這種情況，他確信是會發生的：

　　﹁雙方都將進行殘酷和大規模的屠殺。不會有仁慈或寬大。他們會採取恐怖手段，我們也準備採取一切極端措施。﹂

　　他沒有具體說明採取什麼樣的極端措施，但是彼得‧弗萊明在他寫的關於﹁海獅﹂的書中談到其中之一。他說，英國人曾決定，如果所有其它常規的防禦方法都失敗了，則準備用飛機低空飛行，施放糜爛性的芥子毒氣來攻擊德國人的灘頭陣地，作為最後一著。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最高當局作這個決定時不是不感到內疚的；而且正如弗萊明所說，這個決定﹁在當時和以後都一直保守秘密﹂。

　　邱吉爾所考慮的這種屠殺以及德國秘密警察計畫進行的這種恐怖活動，在當時當地都沒有發生｜｜至於原因，我們已經在這一章裡敘述了。然而不到一年，在歐洲的另一部分，德國人就要在空前的規模上放手進行這種恐怖活動。

　　甚至在放棄入侵英國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經作出一項決定。他將在來年春天轉而進攻俄國。

附記：納粹綁架溫莎公爵夫婦的陰謀

　　納粹陰謀綁架溫莎公爵夫婦，並且勸誘這位前英王同希特勒合作，以便與英國請和，這段故事雖很有趣，但沒有什麼重要性，不過通過它可以看到第三帝國的統治者在他們獲得巨大勝利的那年夏天的荒唐可笑的一面。繳獲的德國外交部檔案詳細說明了這個想入非非的計畫的制訂過程，被派執行這一計畫的年輕的黨衛隊保安處領導人瓦爾特‧施倫堡，在回憶錄中也談到這件事。

　　里賓特洛甫曾告訴施倫堡，這是希特勒的主意。這位納粹外交部長十分熱情地接受了這個計畫，他的極端無知往往驅使他抱有這種熱情。同時，德國外交部和它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外交代表們在一九四○年關鍵性的夏天也不得不為這個計畫浪費了大量時間。

　　一九四○年六月法國淪陷之後，作為英國駐法國陸軍最高司令部的軍事代表團成員的這位公爵，偕同夫人前往西班牙，以免被德國人所俘。德國駐馬德里大使、職業外交家埃伯哈德‧馮‧施托勒六月二十三日打電報到柏林說：

　　﹁關於如何對待即將於今天到達馬德里的溫莎公爵夫婦，西班牙外交部長徵求我們的意見，公爵夫婦顯然是取道里斯本前往英國的。外交部長認為，我們或許可能對於把公爵扣留在這裡並可能和他建立接觸一事感到興趣。請回電指示。﹂

　　第二天里賓特洛甫回電作了指示。他建議把溫莎夫婦﹁在西班牙扣留兩個星期﹂，但是警告說，一定不要流露出﹁建議係來自德國﹂。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施托勒回答說：﹁︵西班牙︶外交部長答應我盡一切可能把溫莎扣留在這裡一些時候。﹂外交部長胡安‧貝貝台爾‧伊‧阿蒂紮上校會見了公爵，並把會見的情況告訴了德國大使，大使於七月二日用﹁絕密﹂電報向柏林彙報說，除非承認公爵夫人為王室的成員和給予公爵本人一個重要的地位，溫莎將不返回英國。他將在佛朗哥政府答應給他的一所古堡中住下來。

　　﹁︵大使又說︶溫莎曾向外交部長以及其它熟人表示，他反對丘吉爾，反對戰爭。﹂

　　七月初，溫莎夫婦前往里斯本。德國駐里斯本公使在七月十一日向里賓特洛甫報告說，公爵已被任命為巴哈馬總督，但是﹁打算盡可能長地推遲動身時間｜｜希望局勢會有對他有利的轉變﹂。

　　﹁︵公使又說︶他深信，如果他仍然是國王的話，戰爭本來是會避免的，他稱自己是堅決支持同德國媾和的人。公爵肯定地認為，繼續猛烈地轟炸將使英國願意媾和。﹂

　　這個情報促使狂妄自大的德國外長在富許爾從他的專車發出一封標有﹁特急、絕密﹂字樣的電報給德國駐馬德里大使館，這是在同一天即七月十一日深夜發出的。他希望把公爵送回西班牙，最好由他的西班牙朋友送回，以阻止他前往巴哈馬，里賓特洛甫說，﹁在公爵和他的夫人回到西班牙之後，必須勸說或者強迫他們留在西班牙領土上﹂。如果必要的話，西班牙可以把他當作英國軍官﹁拘禁﹂起來，並且把他﹁作為逃亡軍人﹂對待。

　　﹁︵里賓特洛甫進一步說︶在適當時機必須告訴公爵，德國是希望同英國人民媾和的，但遭到邱吉爾集團的阻撓。如果公爵本人為局勢的進一步發展作好準備，那將是一件好事。德國決心用各種辦法迫使英國媾和，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的話，德國準備滿足公爵所表示的任何希望，特別是使公爵和夫人來擔任英國國王和王后。如果公爵另有打算，但又願意為建立德國和英國之間的良好關係而合作，我們也同樣準備保證他和他的夫人有一筆生活費，使他能夠｜｜過和國王身份相稱的生活。﹂

　　這個愚昧無知的納粹部長當德國駐倫敦大使的經驗並沒有使他對英國人有什麼瞭解。他又說，他已得到情報，﹁英國特務機關﹂將在公爵一到巴哈馬之後就﹁幹掉﹂他。

　　第二天，七月十二日，德國駐馬德里大使會晤了西班牙內政部長、佛朗哥的姻兄弟雷蒙‧塞蘭諾‧蘇納，這位部長答應把佛朗哥也拉進這一陰謀並執行下述的計畫：西班牙政府將派公爵的老友、馬德里長槍黨的領袖、前西班牙一位獨裁者的兒子米古埃爾。普里摩‧德‧里維拉前往里斯本。里維拉將邀請公爵到西班牙來打獵並同政府商談關於英國一西班牙的關係問題。屆時蘇納將把英國特務陰謀殺害他的消息告訴公爵。

　　﹁︵德國大使向柏林報告說︶這位部長隨後還將邀請公爵和夫人接受西班牙的接待，可能還有經濟上的幫助。也可能用其它的辦法不讓公爵離開。在這整個計畫中，我們將一直完全隱蔽在幕後。﹂

　　據德國檔案說，里維拉於七月十六日第一次訪問溫莎夫婦之後，從里斯本回到了馬德里。他給西班牙外交部長帶來一個消息，外交部長把它轉給德國大使，大使立即發往柏林。這個消息說，邱吉爾在一封﹁非常冷淡和毫無商量餘地的信件裡﹂任命公爵為巴哈馬的總督，並命令他立即前去就職。如果他不去，﹁邱吉爾曾以交軍事法庭審判威脅溫莎﹂。這個消息還說，西班牙政府同意﹁再一次緊急警告公爵不要去就職﹂。

　　七月二十二日，里維拉第二天訪問里斯本後歸來。第二天德國大使及時用﹁特急、絕密﹂電把他發現的情況彙報給里賓特洛甫。

　　﹁他曾同溫莎公爵作了兩次長談；最後一次談話時，公爵夫人也在座。公爵毫無拘束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在政治上，他同英王和目前的政府愈來愈遠了。公爵和夫人並不畏懼十分愚蠢的國王，而是害怕精明的王后，她巧妙地施計反對公爵，特別是反對公爵夫人。

　　公爵正在考慮發表一項公開聲明｜｜反對目前的英國政策並與他的兄弟決裂｜｜公爵和夫人說，他們很希望回西班牙。﹂

　　電報又說，為了便於此事的進行，大使已和蘇納作好安排，派遣另一名西班牙使者前往葡萄牙﹁勸說公爵離開里斯本，假裝乘汽車作長途旅行，然後在安排好的地點越境，那裡的西班牙秘密警察一定會設法使他們安全越過邊境﹂。

　　兩天後，大使又用﹁特急、絕密﹂的電報把來自里維拉的進一步消息報告給里賓特洛甫。

　　﹁他勸告公爵不要去巴哈馬，而返回西班牙，因為可能需要公爵出來在英國政策中起重大的作用，並且有可能登上英國王位，這時公爵和夫人都顯然感到驚訝。兩人｜｜回答說，根據英國的憲法，在遜位以後是不可能再即位的。於是密使表示，他預料戰爭的發展可能甚至改變英國的憲法。公爵夫人這時就沉思起來。﹂

　　德國大使在這份電報中提醒里賓特洛甫說，里維拉不知道﹁德國在這個事件裡有任何利害關係﹂。這位年輕的西班牙人顯然相信他是在為他自己的政府效勞。

　　到了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納粹綁架溫莎夫婦的計畫已經擬妥。希特勒親自委派瓦爾特‧施倫堡執行這個計畫。他從柏林飛到馬德里同那裡的德國大使商談，然後前往葡萄牙開始工作。七月二十六日，大使已經能夠發出長篇的﹁最急、絕密﹂的電報給里賓特洛甫，敘述陰謀的梗概。

　　﹁｜｜可以假定公爵夫婦已決心返回西班牙。為了加強他們的這個決心，今天已派出第二個密使，帶給公爵一封寫得很巧妙的信件；信內附有周密準備的關於越境的計畫。

　　根據這項計畫，公爵和夫人將啟程前往西班牙邊境附近的山區，表面上說是去避暑，實際上是在打獵的過程中在特定時間內在明確指定的地點越境。由於公爵沒有護照，需要把該地負責的葡萄牙邊境官員收買過來。

　　在計畫規定的時間中，第一個密使︵普里摩‧信‧里維拉︶將與佈置在適當地點的西班牙軍隊在邊境守候，以保證安全。

　　施倫堡一行為了同一目的，將離開里斯本繼續活動。｜｜

　　為此目的，在前往避暑地點的旅程中以及避暑時，應當有一個可靠的葡萄牙警察長暗中進行保護｜｜

　　在預定越過邊界的時刻，施倫堡一行應當接管邊界上的葡萄牙一邊的安全工作，並且要作為直接的護衛人員繼續進入西班牙。這些護衛人員要時常更換，但不要引起注意。

　　為了整個計畫的安全，︵西班牙︶部長選擇了另一名特工人員，一名婦女，她在必要時可以同另一名特工人員進行聯繫，也可以在必要時向施倫堡提供情報。

　　同時也作了準備，使公爵夫婦能夠乘飛機到達西班牙，以防萬一由於英國諜報局採取的行動而發生緊急情況。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像執行第一個計畫那樣，首先必須對公爵的明顯的英國人心理巧妙地施加心理影響，使他願意離開，而不要造成倉皇逃走的印象。辦法是利用他對英國諜報局的不安心情和利用他在西班牙領土可以自由進行政治活動的前景。

　　除了在里斯本的護衛工作以外，考慮在必要時採取適當的恫嚇行動，使他願意離開。這種恫嚇行動可歸咎於英國諜報局。﹂

　　這就是納粹綁架溫莎公爵夫婦的計畫。它具有典型的德國人的愚蠢作風。德國人一向不能瞭解﹁公爵的英國人心理﹂，也使這項計畫受到阻礙。

　　施倫堡及時地執行了這個﹁恫嚇行動﹂。一天晚上，他安排人員對溫莎夫婦的別墅的窗戶投擲石頭，然後在僕人中間散佈謠言，說是﹁英國特務機關﹂幹的。他讓人送一束花給公爵夫人，所附的一張名片上寫道：﹁謹防英國特務機關的陰謀，一個關心你的利益的葡萄牙朋友。﹂他在向柏林發出的正式報告中說，﹁預定在七月三十日晚上進行的打槍︵打碎臥室窗戶的一種無害的行動︶沒有進行，因為它對公爵夫人產生的心理影響只會加強她離開的願望﹂。

　　時間已經不多了。施倫堡在七月三十日報告說，公爵的一位老朋友、英國政府的重要官員華爾特‧蒙克頓爵士，已到達里斯本。他的使命顯然是使公爵夫婦儘快前往巴哈馬群島。同一天，德國駐馬德里大使向里賓特洛甫拍發了一份﹁特急、絕密﹂的電報說，在里斯本的一名德國情報人員剛剛告訴他，公爵夫婦計畫在八月一日︵即兩天以後︶離開。由於這種情況，他問里賓特洛甫，﹁我們是否應當在某種程度上從我們所處的幕後地位走出來﹂。這位大使又說，根據德國的情報，公爵已經向他的主人葡萄牙銀行家理查圖‧圖‧伊斯比利多‧聖多‧席爾瓦表示﹁希望同元首接觸﹂。為什麼不安排溫莎和希特勒之間的會晤呢？

　　第二天，七月三十一日，大使再次向里賓特洛甫發出一封﹁特急、絕密﹂的電報，內稱：據在里斯本會見溫莎夫婦後剛剛回來的西班牙密使說，公爵夫婦雖然﹁對於英國陰謀傷害他們的消息和他們個人的安全很為關注﹂，但是顯然仍計畫在八月一日乘船啟行，不過溫莎企圖﹁隱瞞實際的啟行日期﹂。大使又說，西班牙內政部長即將對﹁防止公爵夫婦的離開作最後努力﹂。

　　溫莎夫婦可能很快啟行的消息，使里賓特洛甫感到吃驚，他在同一天即七月三十一日傍晚從他在富許爾的專車上向德國駐里斯本公使發出了一封﹁特急。絕密﹂的電報。他要求通過公爵的主人、葡萄牙銀行家把下列情況通知公爵：

　　﹁德國基本上希望同英國人民媾和。邱吉爾集團堵塞了這條和平道路。在元首上次發出的要求採取理智態度的呼籲遭到拒絕之後，德國現在決心以一切力量迫使英國媾和。如果公爵使自己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作好準備，那將是一件好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將願意同公爵進行最密切的合作，並為公爵和夫人聽表示的任何願望掃清道路｜｜如果公爵和夫人抱有其它意圖，但是願意在建立德國和英國的良好關係方面進行合作，德國同樣準備同公爵進行合作，並按照公爵夫婦的願望為他們的前途作出安排。與公爵同住的葡萄牙密使應該作最認真的努力，來阻止他明天啟程，因為據我們掌握的可靠消息，邱吉爾打算在巴哈馬把公爵控制起來，以便使公爵永久住在那裡，而且還因為我們在適當的時候同公爵在已哈馬群島建立接觸是十分困難的｜｜﹂

　　這位德國外長的緊急電報在午夜前不久送到了駐里斯本的公使館。德國公使在夜間會見了伊斯比利多‧聖多‧席爾瓦先生，竭力要求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的貴賓。這位銀行家在八月一日早晨照辦了。據公使館的電報說，公爵深受感動。

　　﹁公爵讚揚了元首的和平願望，這種願望同他自己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他堅信，如果他是國王，絕不會進行戰爭。他欣然同意向他提出的在適當時候進行合作建立和平的要求。但是在目前，他必須遵守他的政府的官方命令。不服從命令會過早地暴露他的意圖，引起一件醜聞，並使他在英國成信掃地。他還深信，目前由他出面還為時過早，因為英國還沒有要同德國進行商談的意向。但是，一俟這種情緒改變，他就準備立即回去｜｜英國早晚會要他回來︵他認為這一點是完全可能的︶，德國也將表示願意同他談判。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準備作出個人的任何犧牲，願意效勞，而毫不帶有個人野心。

　　他將同他以前的主人繼續通訊，並同他訂好一個暗號，他在接到這個暗號後將立即回來。﹂

　　公爵夫婦在八月一日晚上乘美國郵船亞瑟王之劍號啟程了，這使德國人大吃一驚。施倫堡在第二天給﹁外長︵里賓特洛甫︶親收﹂的長電中提出的關於他的任務失敗的最後報告中說，他直到最後一刻為止，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事情來阻止公爵夫婦啟程。佛朗哥的一個兄弟︵他是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已被說服，同意向溫莎夫婦發出最後一分鐘的呼籲，要求他們不要走。施倫堡說，裝載公爵夫婦的行李的汽車被﹁破壞了﹂，因此行李很晚才送到船上。德國人散佈謠言說，有人在船上放了定時炸彈。葡萄牙官員推遲了開船的時間，在船上進行了徹底搜查。

　　但是，公爵夫婦還是在那天晚上啟程了。納粹的陰謀失敗了。施倫堡在向里賓特洛甫提出的最後報告中，認為這種失敗應歸咎於蒙克頓的影響，歸咎於﹁西班牙計畫﹂的失敗和﹁公爵的心理﹂。

　　在繳獲的德國外長的文件中，關於這個陰謀，還有最後一份文件。八月十五日，德國駐里斯本公使打電報給柏林說：﹁密使剛剛敗到了公爵從百慕大發來的一份電報，要求他一俟宜於採取行動就發出通知。是否應該作任何答覆？﹂

　　在德國外交部的檔案中沒有找到答覆。到八月中，希特勒決定用武力征服英國。為英國尋找一個新國王是不必要的。這個島嶼，將如其它一切被征服的領土一樣，由柏林來直接治理。至少希特勒是這樣想的。

　　德國的秘密檔案所敘述的而且得到施倫堡補充的這個離奇的故事，就談到這裡。施倫堡是一個不可信的人，不過若說他在這個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承認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可笑的｜｜完全出諸他的捏造，也是使人難以相信的。

　　在這些德國檔案公佈之後，公爵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通過他在倫敦的律師發表了一項聲明。他在聲明中指責里賓特洛甫同德國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使的通訊﹁完全是捏造，一部分則大大歪曲了真相﹂。溫莎解釋說，當他在一九四○年在里斯本候船前往巴哈馬時，﹁某些人﹂︵他發現這些人是納粹的同情者︶曾做過一定的努力勸他回到西班牙，不要去擔任他的總督職務。

　　他說：﹁有人甚至向我暗示，如果公爵夫人和我前往巴哈馬，我們甚至可能遇到人身的危險，在任何時候，我都從未有過要照這種暗示去做的想法，我待之以它應得的輕蔑。﹂

　　英國外交部發表一項正式聲明，說公爵在戰爭期間對英國的忠誠從來沒有動搖過。

第二十三章　巴巴羅沙：輪到了俄國

　　當希特勒在一九四○年夏季忙於指揮征服西方的戰事時，史達林利用他無暇他顧的機會，進入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並南下到巴爾幹各國。

　　這兩個大獨裁國家之間的關係，在表面上一切都是友好的。在德國採取每一次新的侵略行動或進行新的征服時，代表史達林的莫洛托夫從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讚揚和奉承德國人。當德國在一九四○年四月九日入侵挪威和丹麥的時候，這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立即在當天早晨對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馮‧德‧舒倫堡說，﹁蘇聯政府諒解德國被迫採取的措施﹂。莫洛托夫說，﹁我們祝德國在它採取的防禦措施中取得完全成功﹂。

　　一個月以後，當德國大使拜訪莫洛托夫，把德國軍隊在西方進行的攻擊正式通知他的時候︵里賓特洛甫曾指示他的大使解釋說，這種攻擊﹁是德國被迫進行的，因為英法即將取道比利時和荷蘭向魯爾推進﹂︶，這位蘇聯政治家再次表示感到高興。舒倫堡打電報給柏林說：﹁莫洛托夫抱著諒解的精神接受了這個通知，並說他認識到，德國必須保護自己不受英法的攻擊。他毫不懷疑我們會獲得勝利。﹂

　　六月十七日，即法國要求停戰的那一天，莫洛托夫約請舒倫堡到他的辦公室，﹁表示蘇聯政府對德國軍隊的光輝勝利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這位外交人民委員還說了一些別的話，這些話在德國人聽來並不是非常愉快的。正如德國大使發往柏林的﹁特急﹂電報所說，他把﹁蘇聯對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採取的行動﹂通知了德國大使，並說｜｜人們幾乎可以看到莫洛托夫眼中的興奮神情｜｜﹁現在有必要結束英法企圖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散佈德蘇之間的不和和不信任而進行的一切陰謀﹂。莫洛托夫又說，為了結束這種﹁不和﹂，蘇聯政府已經派﹁特使﹂到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事實上，他們是史達林的三個最優秀的劊子手：傑卡諾索夫被派往立陶宛；維辛斯基被派往拉脫維亞；日丹諾夫被派往愛沙尼亞。

　　這三個人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徹底地執行了他們的任務，特別是後面這兩個人。早在六月十四日，德軍進入巴黎的那一天，蘇聯政府已經向立陶宛發出了限九小時答覆的最後通牒，要求它的政府辭職，逮捕它的一些主要官員，並且要求有權願派多少紅軍就派多少紅軍去。雖然立陶宛政府接受了這個最後通牒，莫斯科還是認為它的接受﹁不能令人滿意﹂。第二天，即六月十五日，蘇軍佔領了這個國家｜｜與德國接壤的唯一波羅的海國家。在以後的兩天中，蘇聯向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提出了同樣的最後通牒，接著它們也都被紅軍佔領了。

　　在這些事情上，史達林是能夠和希特勒一樣殘酷無情的｜｜甚至比希特勒更加無恥。報紙受到壓制，政黨領袖被捕，除了共產黨以外的各個政黨都被宣佈為非法。俄國人七月十四日在這三國舉行了﹁選舉﹂，在這樣﹁選出的﹂各國議會通過把它們的國家併入蘇聯以後，俄國的最高蘇維埃︵議會︶就﹁接納﹂它們到祖國來：立陶宛在八月三日被接納，拉脫維亞在八月五日，愛沙尼亞在八月六日。

　　阿道夫‧希特勒丟了面子。但是他由於忙於設法組織對英國的入侵工作，對此無能為力。根據里賓特洛甫的命令，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駐柏林公使抗議俄國侵略的信件被退還給他們了。為了進一步使德國人丟臉，莫洛托夫在八月十一日不客氣地叫他們在兩周內﹁清理﹂德國駐在考那斯、里加和塔林的公使館，並在九月一日以前，關閉在這些波羅的海國家的領事館。

　　佔領波羅的海國家並沒有滿足史達林的貪慾。英法軍隊驚人迅速的崩潰促使他儘量趁火打劫。他顯然覺得，時不再來，機不可失。六月二十三日，即法國正式投降，在貢比臬簽訂停戰協定的第二天，莫洛托夫再次召見納粹駐莫斯科大使，對他說，﹁比薩拉比亞問題的解決刻不容緩。如果羅馬尼亞政府拒絕接受和平協定，蘇聯政府決心使用武力﹂。莫洛托夫又說，蘇聯希望德國﹁不要妨礙而要支持蘇聯的行動﹂。此外，﹁蘇聯的要求也同樣擴大到布科維那﹂。比薩拉比亞是羅馬尼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從俄國手中奪去的。但是布科維那從來不是俄國的領土，羅馬尼亞一九一九年佔領布科維那以前，它一直處在奧地利管轄之下。當納粹｜蘇聯條約在莫斯科進行談判的時候，里賓特洛甫曾被迫把比薩拉比亞劃歸俄國的利益範圍。他現在向希特勒提醒這一點，因為希特勒向他詢問此事。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布科維那。

　　柏林方面相當驚慌。這種驚慌情緒也傳播到最高統帥部在西線的大本營。德軍非常需要羅馬尼亞的石油，德國也需要從這個巴爾幹國家得到的糧食和飼料。如果紅軍佔領羅馬尼亞，德國就會失去這些東西。若干時候以前，五月二十三日，當法蘭西戰役達到高潮的時候，羅馬尼亞參謀本部曾向德國最高統帥部發出求援電報，通知它說，蘇軍正在邊界集中。約德爾在第二天的日記中總括了希特勒大本營的反應。他說：﹁由於俄國集中部隊對付比薩拉比亞，東方局勢日益逼人。﹂

　　六月二十六日晚上，俄國向羅馬尼亞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割讓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那，並且堅持要羅馬尼亞在第二天答覆。里賓特洛甫在專車上慌忙向德國駐布加勒斯特公使發出指示，要他勸告羅馬尼亞政府屈服。六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屈服了。蘇軍在第二天開進新獲得的領土。柏林鬆了一口氣，由於俄國並未奪取整個羅馬尼亞，至少保住了豐富的石油和糧食來源。

　　從史達林的行動和德國的秘密檔案可以清楚看出，在德國人被牽制在西線時，史達林雖然力求在東歐能撈到多少就撈多少，但是，他並不希望也沒有打算與希特勒決裂。

　　六月底，邱吉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設法告誡史達林，德國的征服除了對英國有危險外，對俄國也有危險。這位蘇聯獨裁者沒有答覆；他也許像幾乎所有其它人一樣，認為英國已經完蛋了。因此，他向德國人透露了英國政府的打算，原來英國首相曾趕派左翼工黨領袖斯但福‧克里普斯爵士到莫斯科擔任新的大使，希望能在布爾什維克那裡引起比較有利的反應｜｜他後來悲哀地承認，這是一個無望的希望。七月初，史達林接見了克里普斯，邱吉爾稱這次接見是﹁客套的和呆板的﹂。七月十三日，莫洛托夫根據史達林的指示向德國大使提交了關於這次秘密談話的書面備忘錄。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文件。它透露了蘇聯獨裁者在冷靜估計外交事務方面的嚴重侷限性，這是任何其它文件從來沒有透露過的。舒倫堡用﹁特急﹂︵當然也是﹁機密的﹂︶電報趕緊把它發往柏林。里賓特洛甫對於電報的內容非常感激，他對蘇聯政府說，他﹁非常重視這個情報﹂。備忘錄說，克里普斯曾力促史達林表示他對其中這樣一個主要問題的態度：

　　﹁英國政府確信德國正力圖稱霸歐洲｜｜這對於英國和蘇聯都是危險的。因此兩國應當商定一個防禦德國以自衛的共同政策，並且商定重建歐洲均勢的辦法｜｜
﹂

　　備忘錄說，史達林的答覆如下：

　　﹁他看不出存在著任何一個國家稱霸歐洲的危險，更看不出德國可能鯨吞歐洲的危險。史達林曾觀察了德國的政策，並且清楚瞭解德國的一些主要政治家。他沒有發現他們有鯨吞歐洲各國的任何慾望。史達林並不認為德國的軍事勝利威脅了蘇聯以及它與德國的友好關係｜｜﹂

　　這種令人吃驚的自滿和這種極端的無知，真使人為之咋舌。當然，這位俄國暴君並不知道希特勒心中的秘密，但是，希特勒過去的行徑、他的人所共知的野心以及納粹的意外迅速的征服，應當足以使他看到蘇聯現在面臨的嚴重危險。但是，不可理解的是，這些事情並不足以使他看到這種危險。

　　從繳獲的納粹檔案中，從參加那一年在西歐廣大舞臺演出的偉大戲劇的許多主要德國人物所作的證詞中，可以明顯看出，正當史達林表示極度心滿意足的時候，希特勒心中事實上正在打著轉而撲向蘇聯、毀滅蘇聯的主意。

　　他的基本思想少說早在十五年前就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表現出來了。

　　﹁︵希特勒寫道︶因此我們國社黨人要接替我們在六百年以前中止了的事業，我們要停止德國向南歐和西歐的無休無止的移動，把我們的視線轉向東方的土地｜｜當我們今天談到歐洲的新領土的時候，我們主要必須想到俄國和它周圍的附庸國家，看來，命運本身希望在這裡向我們指出道路｜｜東方的這個巨大帝國解體的時候到了，猶太人在俄國的統治的終結也將是俄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終結。﹂

　　這個思想在希特勒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他與史達林締結的協定根本沒有改變他這種思想，而只不過是推遲執行的時間罷了。但這也只是短暫的推遲。事實上，在這個協定締結並被利用來毀滅波蘭以後不到兩個月，希特勒就指示陸軍說，要把已被征服的波蘭領土看作是﹁德國未來的軍事行動的集結地區﹂。作這個指示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哈爾德在那一天日記中記下了這一點。

　　五個星期以後，十一月二十三日，當他向他的態度勉強的將領們大談其西線進攻的問題時，他的心中絕沒有忘記俄國。他說，﹁只有我們在西線騰出手來的時候，才能夠反對俄國﹂。當時，希特勒心中很嘀咕兩條戰線的戰爭｜｜這是一百年來德國將領最害怕的事情。他當時詳細地談了這個問題。他說他不想重犯德國歷屆統治者的錯誤；他將繼續努力保證使陸軍一次只在一條戰線上作戰。

　　因此，法國既已淪亡，英軍已被趕到海峽那邊，英國即將崩潰，這時希特勒的思想再次轉向俄國來，這就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他現在自認為在西線已騰出手來，因而取得了他為自己規定的﹁反對俄國﹂的一個條件。史達林在六月間迅速佔領波羅的海三國和羅馬尼亞的兩個省份，這一事實促使希特勒作出決定。

　　作出決定的時刻，現在終於可以弄清楚了。約德爾說，﹁基本決定﹂﹁早在西線戰役期間﹂就作出了。約德爾在最高統帥部的副手瓦爾特‧瓦爾利蒙上校記得，七月二十九日，約德爾在作戰局參謀軍官會議上宣佈，﹁希特勒打算在一九四一年春進攻蘇聯﹂，約德爾說，在這次會議以前的某個時候，希特勒曾告訴凱特爾，﹁他打算在一九四○年秋對蘇聯發動進攻﹂。但是，甚至對凱特爾來說，也覺得吃不消。他使希特勒打消了這個計畫，理由是，不但因為秋天天氣不好，而且把大部分軍隊從西線調到東線來也有困難，使這種進攻無法進行。瓦爾利蒙敘述道，到七月二十九日舉行這次會議的時候，﹁打算︵對俄國︶發動進攻的日期已經推遲到一九四一年春﹂。

　　我們現在從哈爾德的日記中知道，僅僅在一周以前，希特勒仍然堅持可能在秋天在俄國作戰，如果不進攻英國的話。七月二十一日，他在柏林的一次軍事會議上，要勃勞希契趕緊為此進行準備。從勃勞希契對希特勒的答覆中可以清楚看出，這位陸軍總司令和他的參謀本部已經對這個問題作了一些考慮，但是考慮得並不充分。勃勞希契對領袖說，這次戰役﹁將持續四周到六周﹂，目的將是﹁擊敗俄國軍隊或者至少佔領足夠的俄國領土，使蘇聯轟炸機不能夠到達柏林或西里西亞工業地區，而另一方面，德國空軍轟炸機卻能夠到達蘇聯境內的一切重要目標﹂。勃勞希契認為，德軍八十個師到一百個師就能夠完成這項任務；他估計俄國的兵力是﹁五十到七十五個師﹂。哈爾德所記載的關於勃勞希契向他敘述的會議情況表明，希特勒因史達林在東部奪取了一些地方而感到不快，他認為蘇聯獨裁者﹁與英國勾搭﹂，鼓勵英國堅持下去，但是他認為沒有跡象表明俄國準備參加對德國的戰爭。

　　一九四○年七月最後一天在伯格霍夫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入侵英國的前景的消失促使希特勒第一次向他的陸軍首腦們宣佈他關於俄國的決定。哈爾德本人出席了這次會議，他用速記確切地記下了希特勒所說的話。這個記錄不僅表明希特勒已確定在第二年春天進攻俄國，而且還表明他已經在心中想好了主要戰略目的。

　　﹁︵希特勒說︶英國的希望在於俄國和美國。如果對俄國的希望破滅，那麼對美國的希望也將破滅，因為消滅俄國以後就會大大增加日本在遠東的力量。﹂

　　希特勒說，他越想到這一點就越相信，英國繼續進行戰爭的頑強決心是由於它對蘇聯有所指望。

　　﹁︵他解釋說︶在英國發生了某種奇怪的事情！英國人原來已經完全倒下了。現在他們又站了起來。這時有別人插入談話。俄國由於西歐的迅速的事態發展而大為不安。

　　俄國只需向英國暗示：它不希望德國過分強大，那麼像一個快要淹死的人一樣，英國就會重新獲得這種希望：局勢在六個月到八個月之內就會完全改觀。

　　但是如果俄國被摧毀，英國的最後的希望就會被粉碎。那時，德國就將成為歐洲和巴爾幹的主人。

　　決定：由於考慮到這些情況，必須消滅俄國。時間定在一九四一年春天。

　　越快消滅俄國越好。﹂

　　這個納粹統帥然後詳細敘述了他的戰略計畫，將領們可以明顯看出，這些計畫若干時候以來就一直在他思想中醞釀著，儘管他為西線的戰鬥已忙得不可開交。他說，這次行動只有以一舉摧毀蘇聯為目標，才值得進行，佔領俄國的大片領土是不夠的。希特勒強調說：﹁要消滅俄國生存的力量！這才是目的！﹂最初將發動兩個攻勢：一個是在南方向基輔和第聶伯河進攻，第二個是在北方通過波羅的海國家，然後向莫斯科進攻。兩支軍隊將在莫斯科會師。在這以後，必要時將進行一次特殊的作戰。以獲得巴庫油田。希特勒一想到這種新的征服，就感到十分興奮：他已經想到了怎樣處理這些新征服的地方。他說，他將乾脆吞併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把芬蘭的領土擴大到白海。他將撥出一百二十個師來進行整個戰爭，留六十個師保衛西線和斯堪的納維亞。他規定，進攻將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開始，用五個月的時間完成，在冬天結束。他說，他本來希望在今年這樣做，但是這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天，八月一日，哈爾德同他的參謀本部人員開始制定計劃。雖然他後來聲稱，他根本反對進攻俄國的主張，認為這是發瘋，但是他這一天的日記透露，他在致力於這項富有挑戰性的新任務時，是充滿熱情的。

　　制定計劃的工作現在在三個方面以德國人典型的周密徹底作風進行著，這三個方面是陸軍參謀本部、最高統帥部中瓦爾利蒙領導的作戰局和最高統帥部中湯瑪斯將軍領導的經濟和軍備局。戈林在八月十四日指示湯瑪斯說，希特勒希望﹁只有等到一九四一年春季﹂才向俄國運交訂購的貨物。同時他的部門要詳細調查俄國的工業、運輸和石油中心的情況，這既可以作為轟炸目標的指南，同時也有助於以後管理俄國。

　　幾天以前，八月九日，瓦爾利蒙曾發出他的第一項指令，要求在東方為出擊俄國準備集結地區。執行這項計畫的代號是﹁加強東方﹂。八月二十六日，希特勒下令從西線向波蘭派遣十個步兵師和兩個裝甲師。他規定，裝甲部隊要集中在波蘭東南部，以便他們可以出兵保護羅馬尼亞油田。向東部調動大量部隊一事，如果為史達林所獲悉，一定會引起他的多疑，因此德國人作了很大的努力，保證不使他獲悉此事。由於有些調動肯定會被發現，因此德國駐莫斯科武官恩斯特‧科斯特林將軍奉令通知蘇聯總參謀部說，這個調動只是派年輕的士兵代替要復員參加工業生產的年紀較大的士兵。九月六日，約德爾發出指示，相當詳細地概述了進行偽裝和掩蔽的方法。他規定，﹁使這種集結的工作絕不能在俄國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好像我們準備在東方發動攻勢﹂。

　　為了使武裝部隊在取得夏天的偉大勝利以後不滿足於自己的功勞，希特勒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發出了一項詳盡的絕密指令，概述在整個歐洲和歐洲以外的新的軍事任務。我們將在以後再來談其中的一些任務。我們這裡所要談的是關於蘇聯的那一部分。

　　﹁政治會談已經開始進行，以弄清俄國目前的態度。不管這種會談的結果如何，已經在口頭上下令進行的關於在東方的一切準備工作，應當繼續進行。一俟陸軍向我提出作戰計畫總綱並經批准，我就將發出關於這方面的指示。﹂

　　事實上，就在那一天，即十一月十二日，莫洛托夫到達柏林繼續與希特勒本人進行這種政治會談。

莫洛托夫在柏林

　　柏林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幾個月來一直在趨於惡化。史達林和希特勒欺騙第三者是一回事，但是當他們開始相互欺騙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希特勒未能阻止俄國奪取波羅的海國家和羅馬尼亞的兩個省｜｜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那，他的失望只能加劇他日益增長的憤怒。必須制止俄國向西推進，首先要在羅馬尼亞加以制止。羅馬尼亞的石油資源對於德國至為重要，由於英國的封鎖，德國已不再能夠由海路輸入石油了。

　　使希特勒的問題更加複雜的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也要求對羅馬尼亞領土分一杯羹。事實上，一九四○年快到夏末的時候，匈牙利為了奪回羅馬尼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匈牙利奪去的特蘭西瓦尼亞不惜一戰。希特勒認識到，這樣一場戰爭會把德國跟它的主要原油來源地切斷，而且大概會使俄國人參加進來，佔領整個羅馬尼亞，使德國永遠得不到羅馬尼亞的石油。

　　到八月二十八日，局勢已變得十分逼人，使得希特勒命令五個裝甲師和三個摩托化師加上傘兵和空運部隊準備在九月一日奪取羅馬尼亞油田。同一天，他在伯格霍夫同里賓特洛甫和齊亞諾會商，然後派他們到維也納去，要他們在維也納向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兩國外長定下規矩，要它們接受軸心國的仲裁。在里賓特洛甫對雙方進行恫嚇以後，這個任務輕而易舉地完成了。八月三十日，在維也納的貝爾維德宮，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接受了軸心國的解決辦法。當羅馬尼亞外交大臣米海‧馬諾萊斯庫看到地圖規定特蘭西瓦尼亞的一半左右要劃歸匈牙利的時候，他暈過去了，趴在要簽訂協定的那張桌子上，只是在醫生用樟腦對他施行急救以後，他才恢復知覺。德國和義大利向羅馬尼亞作出了關於羅馬尼亞所剩下的領土的保證。這表面上是為了使羅馬尼亞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而實際上是使希特勒在執行他的進一步計畫時有合法的藉口。

　　三周以後，希特勒的親信瞭解了元首的進一步計畫。九月二十日，希特勒在一項絕密指令中下令派﹁軍事代表團﹂到羅馬尼亞。

　　﹁對外界說來，代表團的任務是指導友邦羅馬尼亞組織和訓練它的部隊。

　　真正的任務｜｜決不可使羅馬尼亞軍隊或我們自己的軍隊看出這種任務｜｜將是：

　　保護石油地區｜｜

　　準備一旦我們被迫同蘇俄作戰時，以羅馬尼亞為基地，部署德國和羅馬尼亞部隊。﹂

　　這將使他開始在心中計畫的一條新戰線的南翼得到保護。

　　維也納的仲裁結果，特別是德國對羅馬尼亞剩下的領土的保證，使莫斯科方面很不好受，因為事先沒有同莫斯科商量。舒倫堡在九月一日拜訪了莫洛托夫，把里賓特洛甫的一份空話滿篇的備忘錄交給他。這份備忘錄企圖對維也納所發生的事情作解釋和辯護。這位大使報告說，在他提交備忘錄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同他通常的態度相反，相當冷淡﹂。但是他並沒有過分冷淡，還是提出了強硬的口頭抗議。他指責德國政府違反了納粹｜蘇聯條約的第三條，這一條規定要進行協商；他還指責德國政府向俄國提出﹁既成事實﹂，這同德國關於﹁共同關心的問題﹂的保證是矛盾的。盜賊開始為贓物爭吵起來了，這是在這種情況下幾乎難以避免的。

　　在以後的幾天中，雙方相互進行的責罵變得更加激烈了。九月三日，里賓特洛甫用電報向莫斯科發出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否認德國違反莫斯科條約，反而指責俄國違反了這個條約，因為它沒有同柏林協商就併吞了波羅的海國家和羅馬尼亞的兩個省份。這個備忘錄措詞強硬，俄國在九月二十一日用同樣嚴厲的詞句答覆｜｜到了這個時候，雙方都通過書面提出了他們的論點。蘇聯的答覆重申德國破壞了這個條約，並且警告說，俄國在羅馬尼亞仍有許多權益，最後提出了一項諷刺性的建議說，如果規定進行協商的這一條為德國帶來了﹁某些不便和限制﹂，蘇聯政府準備修改或取消條約中的這一條。

　　克里姆林宮由於九月的兩次事件對希特勒產生了進一步的懷疑。十六日，里賓特洛甫打電報給舒倫堡，要他拜訪莫洛托夫，並﹁隨便﹂通知他說，德國將取道芬蘭向挪威北部派遣援軍。幾天以後，九月二十五日，納粹外長向駐莫斯科的大使館發出了另一份電報，這次是發給代辦的，因為舒倫堡已回德國休假了。這是一封十分機密的電報，上面寫有﹁絕密｜｜國家機密﹂字樣，電報指示說，只有在第二天代辦通過電報或電話從柏林收到一個特別的暗號後才可以執行電報中的指示。

　　他要通知莫洛托夫的是，﹁在今後幾天中﹂，日本、義大利和德國將在柏林簽訂一個軍事同盟條約。這個條約不是針對俄國的｜｜一項具體的條款將說明這一點。

　　﹁︵里賓特洛甫說︶這個同盟完全是針對美國戰爭販子的。毫無疑問，像通常一樣，在條約中不能明確地這樣說，但是可以從條約的條款中明確無誤地推斷出這一點｜｜它的唯一目的是使竭力要求美國參戰的那些份子恢復理智，辦法是確鑿地向他們表明，如果他們參加目前的鬥爭，他們自然就得把這三個大國作為敵人來對付。﹂

　　這個冷冰冰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對德國人已疑竇叢生，當代辦瓦爾納‧馮‧提伯爾斯克希在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告訴他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是極為懷疑的。他立即說，按照莫斯科條約的第四條，在這個三國軍事同盟簽訂之前，蘇聯政府有權看到這個同盟條約的全文；他又說，這包括﹁任何秘密議定書﹂的全文在內。說這話時，他對於條約細節表現了學究式的追根問底的態度，這是使得跟他談判的一切人，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感到討厭的。

　　莫洛托夫還希望更多地瞭解德國同芬蘭簽訂的關於通過那個國家調動軍隊的協定，他說，他主要是通過報紙，包括合眾社從柏林發的一條電訊在內，得到這個消息的。莫洛托夫又說，在過去三天中，莫斯科收到了關於德國部隊在至少三個芬蘭港口登陸的消息，﹁而德國卻沒有把此事通知它﹂。

﹁︵莫洛托夫繼續說︶蘇聯政府希望得到關於軍隊在芬蘭過境的協定的全文，包括協定的秘密部分在內｜｜並希望得知協定的宗旨何在，針對何方，要達到什麼目的。﹂

　　現在必須安一安俄國人的心了，即使愚鈍的里賓特洛甫也能看出這一點。因此在十月二日，他把他所謂的同芬蘭簽訂的協定全文用電報發給莫斯科。他還重申，這時已經簽訂的三國條約並不是針對蘇聯的，並且莊嚴宣佈﹁沒有任何秘密的議定書，也沒有任何秘密的協議﹂。十月七日，里賓特洛甫指示提伯爾斯克希﹁順便﹂通知莫洛托夫，德國將要派遣一個﹁軍事代表團﹂到羅馬尼亞去。里賓特洛甫得到莫洛托夫對這個進一步的消息的懷疑的反應︵這位外交人民委員要求知道：﹁你們將要向羅馬尼亞派遣多少軍隊？﹂︶後，十月十三日寫了一封長信給史達林，企圖消除蘇聯對德國所抱的不安情緒。

　　可以預料，這是一封既愚蠢又傲慢的信，它充滿了胡言亂語、謊言遁辭。它把這次戰爭和到現在為止的一切後果都歸咎於英國，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場戰爭已被我們打贏了。現在只是英國還要多久才會｜｜承認失敗的問題。﹂德國在芬蘭和羅馬尼亞所採取的針對俄國的行動和三國條約都被說成是對俄國的真正的恩典。同時，英國外交人員和英國特務正在設法在俄德之間挑起糾紛。為了挫敗他們的企圖，里賓特洛甫問史達林，為什麼不派莫洛托夫到柏林來，以便元首可以﹁親自說明他對於今後建立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的意見﹂？

　　里賓特洛甫狡猾地暗示了這些意見是什麼：就是在這四個極權國家之間瓜分世界。

　　﹁︵他說︶看來四大國｜｜蘇聯、義大利、日本和德國｜｜的任務是採取一個長期的政策｜｜在世界規模上劃分它們的利益。﹂

　　著重體是里賓特洛甫自己用的。

　　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館在投遞這封信方面有一些拖延，這使里賓特洛甫大為震怒，他向舒倫堡發出了一封憤怒的電報，要求知道為什麼這封信到十七日才送出去，﹁鑒於信件內容的重要性﹂，為什麼沒有遞交給史達林本人｜｜原來舒倫堡把它交給了莫洛托夫。史達林在十月二十二日用異常親切的口氣作了答覆。他寫道：﹁莫洛托夫承認他有義務到柏林對你進行訪問。他現在接受了你的邀請。﹂史達林的親切一定只是一種偽裝。舒倫堡在幾天以後打電報給柏林說，俄國人抗議德國拒絕向俄國人運交軍用物資而同時卻向芬蘭運送武器。舒倫堡通知柏林說：﹁這是蘇聯第一次提到我們向芬蘭運送武器。﹂

　　﹁他莫洛托夫在一個陰暗微雨的日子到達，對他的歡迎極端地生硬與客套。他乘車沿菩提樹下大街前往蘇聯大使館，在我看來，他很像一個勤苦的鄉下小學校長。但是為了在克里姆林宮的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生存下來，他一定有一套辦法，德國人誇誇地談論讓莫斯科得到俄國長期夢寐以求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而他們將佔有巴爾幹的其餘地方：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

　　我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那天在柏林寫的日記就是這樣開始的。德國人誇誇的談論，僅就談論而言，是一點也不含混的。今天，我們對於這一次奇怪的和後來證明是關係重大的會議瞭解了更多的情況，這是由於繳獲了外交部的檔案。我們在這些檔案中找到了德國人所記載的這兩天會議的秘密記錄，除了一份以外，全是由無所不在的施密特博士所記的。

　　在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兩位外交部長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里賓特洛甫的情緒像他一貫那樣極為冷淡和傲慢，但是莫洛托夫很快就看穿了他，明白了德國玩的是什麼把戲。里賓特洛甫首先說，﹁英國已經被打敗，它什麼時候最後承認失敗，現在只是時間問題了｜｜大英帝國現在已經開始完蛋了﹂。不錯，英國希望從美國得到援助，但是﹁美國參戰對德國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德國和義大利絕不會再允許一個盎格魯一薩克遜人在歐洲大陸登陸｜｜這根本不是軍事問題｜｜因此，軸心國現在並不考慮它們怎樣能夠贏得這次戰爭，而是考慮它們能夠如何迅速地結束這場已經打贏了的戰爭﹂。

　　里賓特洛甫解釋說，情況既然是這樣，現在是俄、德、意、日四國來確定它們的﹁利益範圍﹂的時候了，他說，元首已經得出結論，認為所有這四國都自然地要﹁向南﹂擴張。日本已經轉向南方，義大利也是這樣，而德國在西歐建立了﹁新秩序﹂以後，將在﹁中非﹂︵竟在這裡！︶找到它的另外的生存空間，里賓特洛甫說，他﹁不知道﹂俄國是不是也要﹁轉向南方，尋求通往海洋的天然出口，這種出口對它是十分重要的﹂。

　　﹁哪個海？﹂莫洛托夫冷淡地插言說。

　　這是一個令人為難的、然而卻是關鍵性的問題，德國人在後來同這個態度頑固不化、言談枯燥乏味、作風一絲不苟的布爾什維克進行三十六小時未中斷的會談中將會瞭解這一點。這個插言使里賓特洛甫瞠目結舌，他一時想不出一個答覆。相反，他信口談到﹁戰後全世界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並且囉囉嗦嗦說，重要的是﹁德俄條約的兩個夥伴已經一同作了一些好生意﹂，並且﹁將繼續作一些生意﹂。但是當莫洛托夫堅持要求答覆他的簡單的問題時，里賓特洛甫終於答覆說：﹁從長遠來說，對俄國最有利的通往海洋的出路可以在波斯灣和阿拉伯海的方向找到。﹂

　　在場作記錄的施密特博士說，莫洛托夫坐在那裡，﹁顯出一副捉摸不透的表情﹂。他講的話很少，只是在最後說，在確定利益範圍，﹁特別是德俄之間﹂的利益範圍時，需要﹁精確性和警惕性﹂。這個狡猾的蘇聯談判代表把他的精采的一手留著對付希特勒，後者他在下午就見到了。對於這個集大權於一身的納粹統帥來說，這次會見之傷透腦筋和難以對付，是他完全沒有意想到的，甚至是他這輩子絕無僅有的一次。

　　希特勒像他的外長一樣含糊其詞，甚至吹得更加厲害。他首先說，一俟氣候好轉，德國就將﹁對英國進行最後的打擊﹂。不錯。存在著美國問題。但是美國﹁在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以前是不能危及其它國家的自由的｜｜在歐洲、非洲或亞洲都沒有它的事﹂｜｜莫洛托夫插言說，他同意這個說法。但是他不同意希特勒所說的其它許多話。這個納粹領袖講了一大套籠統的好聽的話，強調指出兩國在追求各自的目的和共同努力取得﹁通往海洋的出口﹂方面沒有基本的分歧。在他講完以後，莫洛托夫回答說：﹁元首的談話是一般性的。﹂他說，他現在要提出史達林的意見，史達林在他離開莫斯科時對他作了確切的指示。於是他向這個德國獨裁者提出質問。記錄表明，希特勒對此是毫無準備的。

　　施密特後來追述：﹁問題接二連三向希特勒提出來了。在有我參加的會談中，我沒有看到過任何外國客人曾經以這種方式向他談話。﹂莫洛托夫想要知道，德國想在芬蘭打什麼主意？歐洲和亞洲的新秩序的意義是什麼，蘇聯將在其中擔任什麼角色？三國條約的﹁意義﹂是什麼？他繼續說：﹁此外，關於俄國在巴爾幹和黑海的利益，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有關的方面，有些問題需要澄清。﹂他說，他希望聽到一些答覆和﹁解釋﹂。

　　希特勒驚訝得竟至答不上來，這也許是他平生第一次。﹁鑒於可能有空襲警報﹂，他提議他們休會，他答應在第二天進行詳細的討論。

　　攤牌推遲了，但是沒有避免，第二天上午，當希特勒和莫洛托夫繼續會談時，這位俄國外交人民委員是冷酷無情的。首先談芬蘭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兩人很快就發生了激烈的和辛辣的爭執。莫洛托夫要求德國把軍隊撤出芬蘭。希特勒否認﹁德軍佔領了芬蘭﹂。德軍只是通過芬蘭開往挪威。但是他想要知道﹁俄國是否打算對芬蘭進行戰爭﹂。據德國的記錄說，莫洛托夫﹁有點閃爍其詞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希特勒不滿意。

　　希特勒堅持說，﹁在波羅的海絕不能發生戰爭。這會使德俄關係極度緊張起來﹂。這是一種威脅，一分鐘以後，他又補充說，這種緊張可能帶來﹁不可預見的後果﹂。希特勒想要知道，蘇聯還想在芬蘭得到什麼。他的客人回答說，它想要﹁像在比薩拉比亞那樣規模的解決辦法﹂｜｜這意味著公開的吞併。希特勒對這一點的反應一定使得甚至這位不會感到不安的俄國人也感到不安了，他連忙要求元首﹁對這一點表示意見﹂。

　　這位獨裁者也有點閃爍其詞，他回答說，他只能重申：﹁絕不能同芬蘭作戰，因為這樣一種衝突可能有深遠的影響。﹂

　　莫洛托夫反駁說：﹁這樣一種立場為討論帶來了一個新的因素。﹂

　　爭執變得如此激烈，以致這時一定感到十分恐慌的里賓特洛甫插話說︵據德國的記錄︶：﹁實際上根本沒有理由使芬蘭問題成為一個爭端。或許這只是一個誤解。﹂

　　希特勒利用了這個及時的插話，馬上改變了話題。難道英帝國即將垮臺後出現的坐地分贓打動不了俄國？

　　他說：﹁讓我們來談談更重要的問題吧。﹂

　　﹁︵他說︶在征服英國以後，英帝國散佈於全世界的四○○○萬平方公里屬地就像破產了的巨大產業一樣將被瓜分。在這個破產了的產業中，俄國可以得到通往不凍的真正是開放的海洋的出口。到現在為止，居於少數的四五○○萬英國人統治了英帝國的六億居民。他即將粉碎這個少數｜｜在這種情況下，將要出現世界範圍的前景｜｜可能對這個破產了的產業發生興趣的各國必須停止它們之間的一切爭論，而專心關注瓜分英帝國的問題。這一點適用於德國、法國、義大利、俄國和日本。﹂

　　看來這位冷冰冰的、不動聲色的俄國客人並沒有為這樣一個美好的﹁世界範圍的前景﹂所動，他也不像德國人那樣相信英帝國不久就可以拿到手｜｜他後來反覆地陳述了這一點。他說，他想要討論﹁與歐洲更接近的﹂問題。例如，土耳其、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

　　他說，﹁蘇聯政府認為，德國對羅馬尼亞的保證是針對蘇俄的利益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意見的話﹂。其實他坦率地表示他的意見已有一整天了，這一點使他的主人越來越感到不安。他現在步步進逼。他要求德國﹁取消﹂這個保證。希特勒拒絕了。

　　莫洛托夫說，那麼好吧，鑒於莫斯科在海峽的利益，﹁如果俄國根據德國和義大利向羅馬尼亞作出保證那樣的條件向保加利亞｜｜作出保證﹂，德國會說什麼呢？

　　可想而知，希特勒聽了這話是大皺眉頭的。他問莫洛托夫，保加利亞是否已經像羅馬尼亞那樣要求這樣一個保證？德國的備忘錄引述他的話說，﹁他︵元首︶並不知道保加利亞提出了任何要求﹂。無論如何，他必須首先同墨索里尼商量，然後才能對俄國人的問題給予一個比較肯定的答覆。他又威脅地補充說，如果德國﹁不得不找岔同俄國發生摩擦，它無須用海峽問題來找岔﹂。

　　但是，通常很健談的元首沒有胃口再同這個無法忍受的俄國人談下去了。

　　德國的記錄說，﹁會談到這個時候，元首提請注意時間已經很晚了，他說，鑒於英國可能進行空襲，最好現在中止會談，因為主要問題大概已經充分地討論了﹂。

　　那天晚上，莫洛托夫在菩提樹下大街俄國大使館為他的主人們舉行了盛大的宴會。由於下午所受的罪，希特勒顯然精疲力竭，並且仍然感到惱火，他根本沒有露面。

　　英國人倒露面了。我曾感到奇怪，英國轟炸機最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出現在這個首都上空，為什麼沒有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到柏林的第一個晚上出現來提醒他，不管德國人對他說些什麼，英國仍然在進行戰爭，並且正在反擊。我承認，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曾經滿懷希望地等待飛機到來，但是它們沒有來。曾經擔心會發生最壞情況的威廉街官員顯然感到鬆了一口氣。但是這口氣沒有鬆很久。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英國人很早就來了。在一年的這個時候，柏林在下午四點左右天就黑了。九點過後不久，空襲警報就開始響起來了，然後就可以聽到隆隆的高射炮聲，在炮聲之間，可以聽到轟炸機在上空嗡嗡作響。據參加蘇聯大使館宴會的施密特博士說，在莫洛托夫剛剛提議為友誼乾杯而里賓特洛甫剛剛站起來要作答時，空襲警報就響了，客人們紛紛奔向防空洞。我記得沿菩提樹下大街和在威廉街轉角的四散奔逃情況，當時德國人和俄國人紛紛奔向外交部的地下防空洞。有些官員，施密特博士是其中之一，跑進阿德隆飯店︵我們當中一些人當時正在飯店門前觀看︶，沒有能夠參加這兩位外長現在在外交部很深的地下室舉行的臨時會議。由於施密特博士不在，因此這次會議不得不由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參贊古斯塔夫‧希爾格來作記錄，他在會議期間是譯員之一。

　　當英國轟炸機在夜空飛行，高射炮不起作用地向它們開火時，狡猾的納粹外長最後一次設法要使俄國人上他的圈套。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協定草案，這個草案實質上是把三國條約變為四國條約，以俄國作為第四個成員國。當里賓特洛甫宣讀這個草案的時候，莫洛托夫耐心地聽著。

　　協定的核心是第二條。在這一條中，德國、義大利、日本和蘇聯保證﹁尊重彼此的自然勢力範圍﹂。它們之間的任何爭執都要﹁和睦地﹂解決。兩個法西斯國家和日本同意﹁承認蘇聯目前擁有的領土範圍並將尊重它﹂。所有這四國在第三條中同意不參加或支持﹁針對四國之一的﹂任何聯合。

　　里賓特洛甫建議，協定本身應予發表，但是當然不發表它的秘密議定書，他接著就讀了這些秘密議定書。最重要的一個秘密議定書闡明了每一國的﹁領土要求﹂。俄國的要求要﹁集中於蘇聯國上以南，在印度洋的方向﹂。

　　莫洛托夫沒有上鉤。這個擬議中的條約顯然是企圖使俄國不再像它歷來那樣向西進逼，沿著波羅的海而進入巴爾幹，通過海峽而入地中海，因為在那裡，它必然會和德國和義大利的貪婪的野心發生衝突。蘇聯至少在目前對遙遠的印度洋不感興趣。莫洛托夫回答說，它目前感到興趣的是歐洲和土耳其海峽。他又說，﹁因此，紙面的協定對蘇聯來說是不夠的；它必須堅持使它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證﹂。

　　﹁︵他闡述說︶蘇聯感興趣的問題不僅關係到土耳其，而且還關係到保加利亞｜｜但是，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命運也是蘇聯所關心的，在任何情況下對它都不可能是不重要的。蘇聯政府還想要瞭解軸心國對南斯拉夫和希臘有什麼打算，同樣，還想瞭解德國對波蘭有什麼打算｜｜蘇聯政府也對瑞典中立的問題發生興趣｜｜此外，還存在著從波羅的海向外的通道的問題｜｜﹂

　　這位毫不疲倦、面無表情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把什麼都說出來了，一個問題也不漏。里賓特洛甫被一大堆問題弄得沒有招架之功｜｜因為莫洛托夫這時說，如果里賓特洛甫答覆這些問題，他將﹁甚為感激﹂｜｜抗議說他被﹁逼問得太緊了﹂。

　　﹁︵他無力地回答說︶他只能夠再一次重申，決定性的問題是：蘇聯是否準備和是否能夠在消滅英帝國這一偉大事業中同我們合作。﹂

　　莫洛托夫馬上作了一個尖銳的反駁。希格爾在記錄中據實記了下來。

　　莫洛托夫在回答中說，德國人認為對英國的戰爭實際上已經打贏了，因此，如果︵像希特勒所認為的那樣︶德國是在對英國進行一場生死鬥爭，他只能解釋這句話是說德國在﹃為生﹄而戰，英國是﹃為死﹄而戰。﹂

　　里賓特洛甫是一個極為愚鈍的人，這句諷刺話也許還能為他所瞭解，但是莫洛托夫並不存僥倖之心。德國人一再聲言英國已經完蛋了，對此，這位外交人民委員最後回答說：﹁如果情況是這樣，為什麼我們躲在這個防空洞裡？落下的這些炸彈又是誰扔的？﹂

　　由於這次與莫斯科的談判能手打交道的吃力費勁的經驗，也由於兩周以後出現的說明史達林的胃口越來越大的跡象，希特勒得出了他的最後結論。

　　這裡必須指出，蘇聯獨裁者後來儘管矢口否認，當時卻接受了希特勒要他參加法西斯陣營的建議，雖然代價比柏林提出的要高。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莫洛托夫從德國回來不到兩星期，他通知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說，俄國願意參加四國條約，但是須根據以下條件：

　　﹁一、德軍要立即從芬蘭撤退，芬蘭｜｜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

　　二、在今後幾個月內，蘇聯在海峽的安全要得到保證，辦法是蘇聯同保加利亞締結一項互助條約｜｜並且蘇聯可以憑長期的租借權建立一個可以到達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陸海軍基地。

　　三、承認在波斯灣的總方向內，巴統和巴庫以南的地區是蘇聯的領土要求的中心。

　　四、日本放棄它在庫頁島北部開採煤炭和石油的權利。﹂

　　史達林總共要求締結五個秘密議定書來包含他的新建議，而不是兩個秘密議定書，並且還額外要求，如果土耳其在關於俄國控制海峽的基地方面進行刁難，四國應對它採取軍事措施。

　　這些建議所要的代價比希特勒甚至願意考慮的還要高。他曾設法把俄國排除在歐洲之外，但是現在史達林要求得到芬蘭，保加利亞、對海峽的控制權，而且實際上還要求得到阿拉伯和波斯的油田。歐洲的大部分石油通常是由這些油田供應的。俄國人甚至沒有提到印度洋，而元首起先是想用印度洋作為蘇聯的﹁領土要求﹂中心來搪塞的。

　　希特勒對他的高級軍事首腦說：﹁史達林真是精明狡猾，他要求的東西越來越多了。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訛詐能手。德國的勝利已經是俄國所不能容忍的了。因此：必須儘快使它屈膝。﹂

　　這個冷酷無情的納粹訛詐能手如今碰到了敵手，這使他感到十分惱怒。十二月初，他要哈爾德把陸軍參謀本部關於進攻蘇聯的計畫拿給他。十二月五日，哈爾德和勃勞希契遵命把計畫拿來給他，在四小時的會議結束後，他批准了這個計畫。在繳獲的最高統帥部的作戰日誌和哈爾德自己的秘密日記中都有關於這次重要會議的敘述。納粹統帥強調說，必須在普立伯特沼澤地以北和以南衝破紅軍的防線，﹁像在波蘭那樣﹂包圍他們並加以消滅。他對哈爾德說，莫斯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事情是消滅俄國的﹁有生力量﹂。羅馬尼亞和芬蘭將要參加攻擊，但是匈牙利則不參加。狄特爾將軍在納爾維克的山地作戰師將要通過瑞典北部運到芬蘭去攻擊蘇聯的北極地區。為了這次大戰役一共撥出了大約﹁一百二十個到一百三十個師﹂。

　　哈爾德將軍的日記在記述這次會議的情況時，像以前提到攻擊俄國的這個計畫時一樣，使用了﹁奧托﹂這個代號，不到兩周以後，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這個計畫在載入史冊時所要用的代號被替換了。在這一天，希特勒下了最後的決心。他發出了第二十一號指令，它的題目是﹁巴巴羅沙計畫﹂。它開始說：

　　﹁元首大本營

　　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絕密

　　德國武裝部隊必須準備在對英國的戰爭結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戰役擊潰蘇俄。為此目的，陸軍必須動用一切可以調動的部隊，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保衛已被佔領的領土以防突然襲擊｜｜準備工作｜｜必須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以前完成。必須非常謹慎，以防洩露進攻的意圖。﹂

　　因此，預定的日期是第二年春季的五月月中。希特勒規定﹁巴巴羅沙計畫﹂的﹃總目的﹄如下：

　　用裝甲部隊縱深楔入的大膽作戰摧毀俄國西部的俄國陸軍主力，並且要防止有戰鬥準備的餓軍完整無損地撤退到俄國的廣闊地區去。這次作戰行動的最後目的是要建立一道從伏爾加河到阿爾漢格爾的防線，以對付俄國的亞洲部分。﹂

　　希特勒的指令然後相當詳細地敘述了主要的進攻路線羅馬尼亞和芬蘭的任務也被規定下來。它們將充任在極北翼和極南翼的進攻的出擊基地，並且提供軍隊援助進行這些戰鬥的德國部隊。芬蘭的地位特別重要。各種芬一德軍隊將要向列寧格勒和拉多加湖地區挺進，切斷摩爾曼斯克鐵路線，奪取彼得沙莫鎳礦，佔領俄國在北冰洋的不凍港。希特勒承認，有許多事情取決於瑞典是否肯讓德國軍隊從挪威通過它的領土，但是他預言瑞典會同意這一點，他的預言是正確的。

　　希特勒解釋說，主要的作戰行動將以普立伯侍沼澤地來劃分。主要的打擊將在沼澤以北，用整整兩個集團軍進行。一個集團軍將通過波羅的海國家向列寧格勒推進。在南邊的另一個集團軍將通過白俄羅斯進軍，然後揮戈向北同第一個集團軍會師，從而包圍從波羅的海退卻的蘇軍的殘餘部隊。希特勒規定，只有到這時，才應當對莫斯科發動攻勢。兩周以前在希特勒看來是﹁不重要的﹂俄國首都，現在具有較大的重要性了。他寫道，﹁佔領這個城市除意味著這個國家最重要的鐵路交叉點陷落以外，還意味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個決定性的勝利﹂。他指出，莫斯科不僅是俄國的主要交通中心，而且還是它生產軍備的主要地點。

　　第三個集團軍將在沼澤以南通過烏克蘭向基輔進攻，它的主要目的是包圍和消滅在第聶伯河以西的蘇聯部隊。再往南，德國一羅馬尼亞部隊將掩護主要作戰行動的側翼，並向奧德薩推進，再從那裡沿黑海推進。在這以後，將要佔領蘇聯六十％的工業的集中地頓尼茨盆地。

　　這就是希特勒的宏偉計畫，它是在一九四○年耶誕節前不久制定完成的，這個計畫制定得極其精密，不需再作任何實質的修改。為了保密，這個指令只印了九份，三軍各一份，其餘的保存在最高統帥部。指令表明，甚至高級戰地指揮官，也只能對他們說，這個計畫只是為了﹁預防俄國改變它以前對我們的態度﹂。希特勒指示，參與這個機密的軍官的人數要﹁盡可能少。不然，我們的準備工作就有洩露的危險，因而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產生最嚴重的不利後果﹂。

　　沒有證據表明，陸軍總司令部的將領們曾反對過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決定，而蘇聯信守同德國締結的條約曾使德國有可能在波蘭和西線取得勝利。後來哈爾德在他的書中嘲弄地寫到﹁希特勒的俄國冒險﹂，並聲稱陸軍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是反對這個冒險的。但是在他的一九四○年十二月的長篇累牘的日記中沒有片言隻字足以證明他的這個說法。事實上，他給人的印象是，他對這個﹁冒險﹂是充滿了真正的熱情的，他本人作為參謀總長，對於策劃這個冒險是負有主要責任的。

　　無論如何，對希特勒來說，決心既下，就無後退餘地，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的這個決定，註定了他的最後命運，雖然他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據他後來透露，他作出了決定以後，感到如釋重負，於是他就去和駐在英吉利海峽｜｜這是他能到的離俄國最遠的地方｜｜的軍隊和飛行員一起慶祝耶誕節。他的心中一定也沒有想到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和拿破崙，他們在進行了許多次同他相似的光榮征服以後，在廣闊的俄羅斯草原上碰到了災難。但是，他們怎麼可能在他的心中占很多的地位呢？因為到了現在，後來的事實很快就要表明，當年維也納的流浪漢已經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歷來最偉大的征服者了。所有的征服者犯的致命毛病｜｜自大狂，已在他身上紮了根。

六個月的挫折

　　但是，在一九四○年春和初夏取得了這一切煊赫一時的勝利以後，這個納粹征服者遭到了六個月的挫折。他不僅沒有取得對英國的最後勝利，而且也喪失了在地中海給予英國以致命打擊的機會。

　　耶誕節後兩天，雷德爾海軍元帥在柏林會見了希特勒，但是他沒有在耶誕節帶來什麼令人愉快的消息。他對元首說：﹁英國在整個東地中海、近東和北非所受到的威脅已經消除了｜｜因此，我們曾經希望在地中海採取的決定性行動已經不再可能採取了。﹂

　　由於佛朗哥的多變、墨索里尼的愚蠢、甚至由於貝當元帥的年邁，阿道夫‧希特勒的確在地中海坐失了大好的機會。義大利盟軍在埃及的沙漠中遇到了災難，現在到了十二月，又在阿爾巴尼亞的雪山中面臨著災難。這些不順心的事件也是戰爭中和第三帝國的歷史進程中的轉捩點。這些事件的發生不僅是由於德國的朋友和盟國的軟弱，而且一部分是因為這個納粹統帥不能瞭解必須採取目光遠大的洲際戰略，而雷德爾，甚至戈林，倒曾經敦促他採取這種戰略。

　　一九四○年九月間，這位海軍元帥曾經兩次｜｜九月六日和二十六日｜｜企圖擴大元首思想上的視野，因為現在看來根本談不到直接進攻英國的問題了。在第二次會議上，雷德爾曾與希特勒單獨進行密談。他在沒有陸空軍軍官打擾他們會談的情況下，向他的首腦詳細敘述了海軍的戰略和在英吉利海峽以外的地方打擊英國的重要性。

　　﹁︵雷德爾說︶英國人一貫認為地中海是他們的世界範圍的帝國的中樞｜｜為英國力量所包圍的義大利正在迅速成為主要的進攻對象｜｜義大利人拒絕我們的幫助，因為他們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危險。但是德國必須趁在美國能夠有效地進行干預以前，用它所擁有的一切手段毫不延遲地對英國進行戰爭。因此，地中海問題必須在冬季的凡個月中予以澄清。﹂

　　怎樣澄清？這位海軍元帥於是談到了具體的措施。

　　必須佔領直布羅陀。必須由空軍佔領加那里群島。

　　必須佔領蘇伊士運河。

　　在佔領蘇伊士以後，雷德爾對於以後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作了樂觀的描述。

　　﹁必須從蘇伊士通過巴勒斯但和敘利亞向前推進，遠至土耳其。如果我們達到那一步，土耳其就將在我們的手掌之中。那時俄國問題就不同了｜｜是否還有必要在北方向俄國推進，就有疑問了。﹂

　　雷德爾心中想到的是把英國趕出地中海，把土耳其和俄國掌握在德國手中。他又繼續描繪下去。他正確地預言，英國在美國和戴高樂部隊的支持下，最後會設法在西北非洲獲得一個立足點，作為以後對軸心國進行戰爭的一個基地。他主張德國和維希法國先佔領這個在戰略上重要的地區，以防止這一著。

　　據雷德爾說，希特勒同意他的﹁總的想法﹂，但是希特勒說，他得先同墨索里尼、佛朗哥和貝當談一談這個問題。關於這一點，他著手做了，不過是在喪失了許多時間以後才開始同他們會談的。他安排在十月二十三日會見西班牙獨裁者，在第二天會見貝當︵貝當現在是在維希的投敵政府的首腦︶，幾天以後再會見墨索里尼。

　　佛朗哥在西班牙內戰中獲勝是由於義大利和德國給了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他像其它一切獨裁者一樣，對於坐地分贓有很大的胃口，特別是如果能夠以低廉的代價分得這些贓物的話。六月間，在法國淪亡的時候，他趕緊通知希特勒說，西班牙將參戰，交換條件是把法國在非洲的廣大屬地的大部分地區︵包括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西部︶給它，另一個條件是德國向西班牙供應大量的武器、汽油和糧食。希特勒在十月二十三日乘專車到達了法國一西班牙邊界城市漢達伊，這是為了給佛朗哥一個履行這個諾言的機會。但是在這期間的幾個月發生了許多情況︵例如英國頑強地堅持下來了︶，希特勒碰到了一個不愉快的意外。

　　這個狡猾的西班牙人並沒有為希特勒的﹁英國已被肯定地擊敗﹂的吹噓所動，他對於希特勒的保證也不滿意，這個保證是讓西班牙在法屬北非得到領土補償，﹁其程度要以有可能從英國殖民地彌補法國的損失為限﹂，而佛朗哥想要整個法屬非洲，而不附任何條件。希特勒建議西班牙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參戰，但是佛朗哥指出這樣倉促地採取行動是危險的。希特勒要西班牙人在一月十日在曾從空中佔領了比利時埃本一埃瑪律炮臺的德國專家的幫助下進攻直布羅陀。佛朗哥以典型的西班牙自豪感回答說，直布羅陀必須由西班牙人﹁單獨﹂佔領。於是這兩個獨裁者進行了爭論｜｜爭論了九個小時。據當時在場的施密特博士說，佛朗哥用單調的聲音不斷地往下講，希特勒越聽越惱火，並且一度像他過去對待張伯倫那樣，一躍而起，宣佈繼續會談下去沒有用了。

　　他後來對墨索里尼敘述他同佛朗哥進行的爭吵時說，﹁我寧願把牙齒拔掉三四個，也不願再受這個罪了﹂。

　　九個小時︵其中包括在希特勒的特別餐車上吃飯的時間︶以後，會談在夜晚中斷，而佛朗哥沒有肯定答應參加戰爭。希特勒在那天晚上走後把里賓特洛甫留下來同西班牙外長塞蘭諾‧蘇納繼續會談，企圖使西班牙人簽署一個文件，至少是簽訂一個同意把英國人趕出直布羅陀並且不讓英國人進入地中海西部的協議，但是他的這種努力沒有成功。里賓特洛甫第二天早晨在施密特面前罵佛朗哥說：﹁這個忘恩負義的懦夫！他的一切都是靠我們得來的，而現在卻不願同我們合作。﹂

　　希特勒第二天在蒙都瓦與貝當會晤的情況較好，但是，這是因為這個年老的失敗主義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凡爾登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法國投降的人，同意法國與它的征服者合作，以便作最後努力使從前的盟國英國屈膝。而且他同意把這個可恥的勾當寫成書面的東西。

　　﹁軸心國和法國在使英國儘快失敗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因此，法國政府將在它的能力範圍內支持軸心國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可能採取的措施。﹂

　　作為對這個背信棄義的行動的報答，法國將在﹁新歐洲﹂得到﹁它應得的地位﹂，而在非洲，它將從法西斯獨裁者手中得到英帝國的領土，以補償它被迫割讓給其它國家的任何領土。雙方同意這個協議要﹁嚴守秘密﹂。

　　儘管貝當作了可恥的然而是重要的讓步，希特勒並不滿足。據施密特博士說，他想要更多的東西｜｜非要法國積極參加對英國的戰爭不可。在回慕尼黑的漫長的旅途上，這位翻譯官發現元首對此行的結果感到失望和沮喪。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他到達佛羅倫斯會晤墨索里尼後，這種情緒更是有增無已。

　　他們兩人在僅僅三周以前，即十月四日，還曾在勃倫納山口會過面。像通常一樣，當時講話的主要是希特勒，他天花亂墜他說了一通美好的前途的話，其中絲毫不提他將要派遣軍隊到羅馬尼亞一事，而羅馬尼亞也是義大利所垂涎的，當墨索里尼在幾天以後知道了這一點以後，大為氣憤。

　　﹁︵他向齊亞諾憤怒他說︶希特勒總是把既成事實放在我的面前。這次我要用同樣的辦法來對待他了。他將從報紙上發現我已經佔領了希臘。這樣，平衡可以重新建立起來。﹂

　　墨索里尼在巴爾幹的野心像希特勒的野心一樣瘋狂，而且妨害了希特勒的野心。因此，早在八月中旬，德國人就警告羅馬不要在南斯拉夫和希臘採取冒險行動。齊亞諾在八月十七日的日記上寫道，﹁這完全是一個要我們在全線停下來的命令﹂。墨索里尼至少暫時放棄了在巴爾幹取得進一步軍事勝利的計畫，並且在八月二十七日寫給希特勒的一封卑躬屈節的信中證實了這一點。但是，輕而易舉地征服希臘｜｜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抵消他的夥伴的光輝的勝利｜｜前景對這個高傲的法西斯凱撒的誘惑力太大，他無法抗拒，雖然這種前景是不真實的。

　　十月二十二日，他決定義大利在十月二十八日對希臘進行突襲，他在同一天寫信給希特勒︵他把這封信的日期寫為十月十九日︶，暗示他打算採取的行動，但是對這個行動的確切性質和日期則含糊其詞。齊亞諾在那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墨索里尼擔心元首可能﹁命令﹂他住手。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在從法國各乘專車回國的時候，風聞墨索里尼的計畫，納粹外長根據元首的命令在進入德國以後的第一個車站就停下來，打電話給在羅馬的齊亞諾，主張立即召開軸心國領導人會議。墨索里尼建議十月二十八日在佛羅倫斯開會，當他的德國客人在那一天上午從火車上走下來的時候，墨索里尼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元首，我們在進軍！勝利的義大利軍隊已經在今天黎明越過了希臘一阿爾巴尼亞邊界了！﹂

　　根據任何記述來看，墨索里尼由於能夠對他的朋友進行報復，感到極為高興，因為在以前，納粹獨裁者在每次開入一個國家時都沒有預先告訴過他的義大利盟友。希特勒非常憤怒。在一年之中這個最壞不過的時候，對一個頑強的敵人採取這個輕率行動，有打亂在巴爾幹的計畫之勢。正像在稍後一些時候寫信給墨索里尼時所說的，希特勒趕往佛羅倫斯是希望能防止這個行動，但是他來得太晚了，據在場的施密特說，這位納粹領導人還是設法壓住了心頭的怒火。

　　﹁︵施密特後來寫道︶希特勒那天下午回國時心中極為氣憤。他已失望了三次｜｜一次在漢達伊，一次在蒙都瓦，這次是在義大利。在以後幾年的漫長的冬夜，這些勞頓的長途旅行，是他氣憤地責罵忘恩負義的不可靠的朋友、軸心夥伴和﹃騙人的﹄法國人時經常出現的話題。﹂

　　可是，入侵英國既已證明為不可能，他必須採取某種行動來貫徹對英國的戰爭。元首剛剛回到柏林，墨索里尼的軍隊在希臘遭到挫敗的消息就傳來了，這進一步使他深切認識到採取行動的必要性。不到一周，義大利在那裡的﹁勝利的﹂進攻變成一場潰敗。十一月四日，希特勒在柏林的總理府召開了軍事會議，他召集陸軍的勃勞希契和哈爾德以及最高統帥部的凱特爾和約德爾參加了這次會議。由於哈爾德的日記和所繳獲的一份約德爾向海軍作的關於這次會議的報告，我們知道了希特勒的決定，這些決定包含在希特勒十一月十二日所發佈的第十八號指令中，這項指令的全文收在紐倫堡的記錄中。

　　德國海軍對希特勒的戰略的影響變得很明顯了，為搖搖欲墜的義大利盟國採取某種行動的必要性也是如此。哈爾德注意到元首對義大利領導﹁缺乏信心﹂。因此決定不派任何德軍到利比亞。原來魯道弗‧格拉齊亞尼元帥的軍隊在九月已經深入埃及六十英里而到達錫迪｜白拉尼。希特勒決定要等到格拉齊亞尼到達馬特魯一梅爾沙時再派德軍到利比亞去，而要到達這個地方還要沿海岸前進七十五英里。因此，如果到達的話，預料也不會在耶誕節前到達。同時希特勒決定要制定計劃，派遣少數俯衝轟炸機前往埃及，襲擊在亞歷山大港的英國艦隊和轟炸蘇伊士運河。

　　至於希臘，希特勒向他的將領們承認，義大利在那裡的進攻是一個﹁令人遺憾的錯誤﹂，並且不幸危及了德國在巴爾幹的地位。英國人由於佔領了克里特和萊莫斯而獲得了空軍基地，他們從這些基地能夠輕而易舉地轟炸羅馬尼亞油田，他們還由於派兵到希臘本上而威脅了德國在巴爾幹的整個地位。為了對付這個危險，希特勒命令陸軍立即制定計劃，用至少十個師的兵力通過保加利亞入侵希臘，這十個師將首先派往羅馬尼亞。他說，﹁預料俄國將繼續保持中立﹂。

　　但是，十一月四日所舉行的會議以及接著發出的第十八號指令，大部分是關於摧毀英國在地中海西部的地位的。

　　﹁︵指令說︶將佔領直布羅陀，將封閉海峽。應當防止英國人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另一個地點或在大西洋的島嶼上獲得立足點。﹂

　　為佔領直布羅陀、西班牙的加那里群島和葡萄牙的佛德角群島所用的代號是﹁菲立克斯﹂。海軍還要研究佔領葡萄牙的馬德拉和亞速爾群島的可能性。葡萄牙本土可能必須加以佔領。這個行動的代號將是﹁伊沙貝拉計畫﹂，德國三個師將要集結在西班牙｜葡萄牙邊界，以執行這個計畫。

　　最後，法國海軍的一些艦隻和一些部隊將要調出來，以便法國可以保衛它在西北非的屬地以防英國和戴高樂的進攻，希特勒在他的指令中說，﹁從這個初步任務開始，法國參加反英戰爭的工作就可以充分地展開﹂。

　　希特勒在十一月四日向將領們敘述的以及在一周以後的指令中所規定的新計畫，在軍事細節方面是很詳盡的，特別是關於怎樣通過德國的大膽襲擊而佔領直布羅陀，這些新計畫顯然使他的陸軍首腦有很深的印象，認為是大膽的和精明的。但是實際上這些計畫是權宜措施，不可能達到它們的目的，而且這些計畫一部分是以他欺騙自己的將領為基礎的。哈爾德說，希特勒在十一月四日向他們保證，他剛剛接到佛朗哥重新提出的關於與德國一起參加戰爭的保證，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是不很真實的。把英國人趕出地中海這個目的是正確的，但是為執行這個任務而派出的部隊非常不夠，特別是因為義大利的軟弱無能。

　　海軍作戰參謀部在一個措詞強硬的備忘錄中指出了這一點，這個備忘錄是雷德爾在十一月十四日交給希特勒的。海軍指出，義大利在希臘的慘敗｜｜墨索里尼的軍隊現在已被趕回阿爾巴尼亞，並且仍在退卻中｜｜不僅大大改善了英國在地中海的戰略地位，而且提高了英國在全世界的威望。至於義大利對埃及的進攻，海軍直率地對希特勒說：﹁義大利決不可能進行它的埃及攻勢。義大利的領導是很糟的，他們對局勢毫無瞭解。義大利武裝部隊既沒有勝任的領導，也沒有軍事效能，以必要的速度和決心在地中海地區進行所要求的戰鬥，取得勝利的結果。﹂

　　海軍最後說，因此這個任務必須由德國來執行。它警告希特勒說：﹁爭奪非洲地區的戰鬥是德國整個戰爭中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它對於戰爭的結局是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的。﹂

　　但是這個納粹獨裁者並不相信這一點。他一向認為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戰爭只是從屬於主要目標。當雷德爾海軍元帥在十一月十四日的會議上向希特勒詳述海軍的戰略思想時，希特勒反駁說，他﹁仍然傾向於同俄國較量﹂。事實上，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傾向於這一點，因為莫洛托夫剛剛在那天上午離開柏林，在這以前他惹得希特勒大為憤怒。當雷德爾下一次在耶誕節以後兩天會見希特勒後報告在地中海已坐失了大好機會時，希特勒並不過分感到不安。雷德爾說，英國在埃及對義大利的勝利以及它正在從美國得到的越來越多的物質援助，使得德國有必要集中它的力量把英國打垮，﹁巴巴羅沙﹂應當推遲到﹁打倒英國﹂以後再進行。希特勒對這個論點幾乎沒有聽進去。

　　希特勒說：﹁鑒於目前的政治發展，特別是俄國對巴爾幹事務的干涉，有必要不惜一切代價消滅在大陸上的最後的敵人，然後再打英國。﹂從現在一直到最後，他將要執迷不悟地堅持這個基本戰略。

　　作為對他的海軍首腦的讓步，希特勒答應﹁再設法影響佛朗哥﹂，以便能夠進攻直布羅陀，使英國艦隊不能進入地中海。實際上，他已放棄了整個主意。十二月十一日，他悄悄地下令說，﹁﹃菲立克斯﹄將不執行，因為政治條件已不復存在了﹂。由於他自己的海軍和義大利人一再要他催逼佛朗哥採取行動，希特勒作了最後一次努力，雖然這對他來說是痛苦的。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他寫了一封長信給西班牙獨裁者。

　　﹁｜｜領袖，有一件事情必須澄清：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生死鬥爭，目前不能夠送任何禮物｜｜德國和義大利正在進行的戰鬥也將決定西班牙的命運。只有我們獲勝，你目前的政權才會繼續存在下去。﹂

　　對軸心國來說很不幸的是，佛朗哥收到這封信，正好是洛拉齊亞尼元帥在昔蘭尼加的殘部於本加濟以南被英軍消滅的那一天。這就難怪，佛朗哥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覆信時，雖然聲稱他﹁絕對忠於﹂軸心國，但是他提醒納粹領袖說，最近的事態發展已使﹁十月的情況大大改變﹂，他們在那個時候達成的諒解已經﹁過時了﹂。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充滿劇烈變動的一生中少有幾次承認失敗，這次是其中之一。他寫信給墨索里尼說，﹁這個西班牙人的乏味廢話歸結起來是，西班牙現在並不想參戰，而且將來也不會參戰。這是極端令人煩悶的，因為這意味著暫時已不可能以最簡單的方式在英國的地中海屬地打擊英國了。﹂

　　但是，在地中海打敗英國的關鍵是義大利而不是西班牙。而墨索里尼的脆弱的帝國並沒有力量獨力完成這個任務，希特勒也沒有想到給予它完成這個任務的手段，其實希特勒是有這種手段的。他現在承認，直接越過英吉利海峽攻擊英國或間接越過更廣闊的地中海攻擊它的可能性﹁暫時﹂已經消失了。雖然這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希特勒在認識到這一點後卻感到寬慰。他現在可以轉而處理他心中時刻想著的問題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八｜九日，他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舉行了一次軍事會議。隆冬的積雪現在已深深地覆蓋著這座高山，山上的空氣看來已使他頭腦清醒過來。據雷德爾海軍元帥和哈爾德將軍關於會議的長篇秘密報告所透露，當希特勒向他的軍事首腦們概述他的偉大戰略時，他的思想又如脫韁之馬一樣馳騁起來。他又恢復了樂觀態度。

　　﹁︵雷德爾記道︶元首堅信，即使我們失掉整個北非，歐洲的局勢也不再可能對德國有不利的發展了。我們在歐洲的地位已十分鞏固地確立起來，因此結果是不可能對我們不利的｜｜英國只有在大陸上打敗我們以後才有希望贏得戰爭。元首深信，在大陸上打敗我們是辦不到的。﹂

　　他承認，直接入侵英國的確是﹁行不通的，除非使英國在很大程度上陷於癱瘓，除非德國擁有絕對的空中優勢﹂。他說，海軍和空軍必須集中力量攻擊英國的海上運輸線，從而斷絕它的供應。他認為，這種攻擊﹁可能使得早在七月或八月就贏得勝利﹂。他說，同時，﹁德國必須使自己在大陸上變得十分強大，致使我們能夠對英國︵和美國︶進一步進行戰爭﹂。括弧是希特勒加的，括弧內的字是意味深長的。在繳獲的德國記錄中，這是第一次提到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初｜｜準備面臨美國參加戰爭的可能性。

　　接著，這位納粹統帥談到了各個戰略地區和各個戰略問題，並概述了他打算怎麼辦。

　　﹁︵雷德爾寫道︶元首認為，使義大利不垮臺，這一點對於戰爭的結局十分重要｜｜他決心｜｜不讓義大利失掉北非｜｜失掉北非會使軸心國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他決心支持他們。﹂

　　這時，他告誡他的軍事領袖們不要洩露德國的計畫。

　　﹁他不願把我們的計畫告訴義大利人。義大利王室極有可能會把情報送給英國！！﹂

　　希特勒說，給予義大利的支持，是把一些反坦克部隊和德國空軍中隊派往利比亞。更重要的是，他將派遣由兩師半兵力組成的一個軍去支援在阿爾巴尼亞退卻的義大利人｜｜希臘人現在已把義大利人逼進了阿爾巴尼亞。在這方面，﹁馬麗他計畫﹂將加緊執行，他下令，必須立即開始把軍隊從羅馬尼亞調到保加利亞，這樣就能在三月二十六日開始﹁馬麗他計畫﹂。希特勒還相當詳細地談到有必要作好準備，以執行﹁阿蒂拉計畫﹂︵德國的代號看來幾乎是取之不盡的︶，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日的指令中已概述了這個計畫。這是要佔領法國的殘餘地區並奪取法國在土倫的艦隊的一個計畫。他認為現在可能必須很快執行這個計畫。他說，﹁如果法國不聽話，就必須把它徹底粉碎﹂。如果這樣，這是粗暴地違反貢比桌停戰協定的行動，但是，至少從哈爾德和雷德爾的記錄來看，沒有一個陸軍將領或海軍將軍提出這個問題。

　　正是在這次軍事會議上，希特勒稱史達林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訛詐能手﹂，並對他的司令官們說，必須﹁儘快﹂使俄國屈膝。

　　﹁︵希特勒說︶如果美國︵這是他第二次提到美國參加對德戰爭的可能性︶和俄國參加對德戰爭，情況將變得非常複雜。因此，必須從一開始就消除出現這種威脅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消除了俄國的威脅，我們就能無限期地對英國進行戰爭。如果俄國垮臺，日本就可大大鬆一口氣，這一點則竟味著美國所受到的威脅增加了。﹂

　　這就是這個德國獨裁者在一九四一年開始時對全球戰略的想法。

　　在軍事會議之後的兩天，一月十一日，他在第二十二號指令中體現了這種想法。他規定，根據﹁向日葵計畫﹂調德國援軍去的黎波里，根據﹁阿爾卑斯山紫羅蘭計畫﹂調德國援軍去阿爾巴尼亞。

﹁全世界將全世界將會大驚失色！

　　希特勒約墨索里尼在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到伯格霍夫去見他。墨索里尼由於義大利在埃及和希臘的潰敗而感到震驚和丟臉，並沒有興趣作這一次旅行。齊亞諾發現，當墨索里尼登上他的專車時，他﹁愁眉苦臉，神經緊張﹂，擔心希特勒、里賓特洛甫和德國將領們會對他不客氣。他帶了助理參謀長阿爾弗雷陀‧古佐尼同行，這使事情更糟了。齊亞諾在他的日記中描繪古佐尼是一個大腹便便頭戴染色假髮的庸才。齊亞諾認為，把這個人帶到德國人面前，肯定是丟臉的。

　　墨索里尼感到又驚訝又放心的是，他發現希特勒親自來到普赫小火車站的覆蓋著白雪的月臺上來迎接，態度既客氣又熱誠，絲毫沒有責備義大利在戰場上的可悲的表現。據齊亞諾的日記，他還發現希特勒當時的心情是非常反俄的。希特勒在第二天花了兩個多小時，向他的義大利客人和兩國的一些將領作了講話。據約德爾將軍寫的關於這次講話的一項秘密報告證實，雖然元首急於在阿爾巴尼亞和利比亞幫助義大利人，他的主要思想仍放在俄國方面。

　　﹁︵希特勒說︶即使美國參戰，我也不認為它會形成很大的危險，大得多的危險是俄國這個大傢伙。雖然我們同俄國簽訂了非常有利的軍事和經濟協定，但我寧願依靠我所擁有的強有力的手段。﹂

　　雖然他對打算用他的﹁強有力的手段﹂幹什麼事這一點已作了暗示，但是他沒有向他的夥伴透露他的計畫。不過，這種暗示已足以使負責擬定細節的陸軍參謀總長在兩星期後於柏林舉行的會議上能夠向最高統帥提出這種計畫。

　　有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的高級將領參加的這次軍事會議，從二月三日中午開到下午六點。哈爾德將軍概述了陸軍參謀本部的計畫，雖然他後來在他的書中說，他和勃勞希契懷疑他們自己對蘇聯的軍事力量所作的估計，並且總的來說是反對﹁巴巴羅沙﹂的，認為這是一項﹁冒險﹂，但是在他同天晚上寫的日記中或者在最高統帥部關於會議的極端秘密的備忘錄中，沒有隻字片語可以證實這個說法。的確，根據日記和記錄透露，哈爾德最初對雙方部隊都作了認真的估計，估計敵方雖約有一百五十五個師，但德國的兵力也差不多一樣，而且據哈爾德說，﹁品質要優越得多﹂。後來當災難降臨時，哈爾德和其它將領認識到，他們關於紅軍的情報是極其錯誤的。但是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他們並不懷疑他們的情報。而且事實上，哈爾德關於雙方兵力和消滅紅軍的戰略的報告寫得令人極其信服，因此希特勒在最後不僅表示﹁基本上﹂同意，而且對於這位參謀總長提出的前景感到極為興奮，他宣布說：

　　﹁當﹃巴巴羅沙﹄開始時，全世界將會大驚失色，難置一言！﹂

　　他迫不及待地要開始實行這個計畫。他急躁地下令﹁儘快﹂把作戰地圖和部隊的部署計畫送給他。

巴爾幹序曲

　　在﹁巴巴羅沙﹂能夠在春天開始以前，必須把位於巴爾幹的南翼掌握在手中，並加強那裡的軍事力量。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第三周，德國人已在羅馬尼亞集結了一支六十八萬人的大軍。羅馬尼亞同烏克蘭接壤，從波蘭邊境到黑海，共長三百英里。

　　但是在南面，希臘人仍然使義大利人不能越雷池一步。柏林方面有理由相信，從利比亞開來的英國軍隊不久會在那裡登陸。據希特勒在這段時期裡舉行的無數次會議的記錄透露，他擔心，盟國可能在薩洛尼卡以北形成一條戰線，對於德國來說，這條戰線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條類似的戰線更加麻煩，因為它將使英國人得到一個基地，從那裡派飛機去轟炸羅馬尼亞的油田。此外，這條戰線還將危及﹁巴巴羅沙﹂。事實上，他們早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就已預見到這個危險，當時發佈了關於﹁馬麗他計畫﹂的第一道指令，規定德國用集結在羅馬尼亞的軍隊，通過保加利亞大舉進攻希臘。

　　保加利亞在第一次大戰中，由於對誰是勝利者沒有看準而吃了很大的虧，它現在又打錯了算盤。保加利亞政府相信了希特勒所謂他已經打贏這場戰爭的保證，並對得到南邊的希臘領土而獲得一條通向愛琴海的通道的前景感到眼花繚亂，因此它同意參加﹁馬麗他行動﹂｜｜至少允許德軍過境。李斯特陸軍元帥和保加利亞的陸軍參謀本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秘密達成了一項大意如此的協定。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德國陸軍部隊從羅馬尼亞渡過多瑙河，佔領了保加利亞的戰略陣地，保加利亞翌日參加了三國條約。

　　比較強悍的南斯拉夫人不是這麼聽話的。但是他們的頑強只有激使德國人把他們也拉進自己的陣營。三月四日到五日，元首非常秘密地把攝政王保羅親王召到伯格霍夫，對他進行慣常的那一套威脅，然後是利誘，表示要把薩洛尼卡送給他。三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首相德拉吉沙‧斯維特科維奇和外相亞歷山大‧辛卡爾一馬科維奇到達維也納，他們兩人是在頭天晚上為了躲避敵對的示威或者甚至綁架而偷偷溜出貝爾格勒的。他們到達維也納後，在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面前代表南斯拉夫簽字參加三國條約。希特勒極為滿意，他對齊亞諾說，這會有助於他對希臘的進攻。這兩位南斯拉夫領導人在離開維也納之前收到了里賓特洛甫的兩封信，這兩封信肯定德國﹁決心永遠﹂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保證軸心國家﹁在這場戰爭中﹂不會要求讓它的軍隊在南斯拉夫有過境權。這兩項保證後來都被希特勒違反了，其速度之快，在他本人的紀錄來看，也是破天荒的。

　　這兩位南斯拉夫大臣回到貝爾格勒不久，他們以及政府和攝政王就在三月二十六日夜裡被由若干高級空軍軍官領導的並得到陸軍大多數人支持的一次群眾起義推翻了。年輕的王太子彼得抱著雨水管滑下來，逃過了攝政官員的監視，被宣佈為國王。雖然杜森‧西莫維奇將軍的新政權立即表示願意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是柏林可以清楚看出，它不會接受元首要南斯拉夫擔當的傀儡地位。在貝爾格勒舉行的狂熱的慶祝活動中，一批群眾向德國公使的汽車吐唾沫，塞爾維亞人表明了他們是同情誰的。

　　貝爾格勒的政變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這是他一生中最憤怒的時刻之一。他認為這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一怒之下突然作出了後來證明對第三帝國的命運是災難深重的決定。

　　他在三月二十七日急忙把他的軍事首腦召到柏林的總理府，會議召開得極其倉促，勃勞希契、里賓特洛甫和哈爾德都遲到了。希特勒大叫大嚷地聲稱要對南斯拉夫人進行報復。他說，貝爾格勒政變危及了﹁馬麗他﹂，甚至更嚴重的是危及了﹁巴巴羅沙﹂。因此，他決定﹁不等新政府有可能宣佈效忠，就在軍事上把南斯拉夫毀滅，使它不再是一個國家﹂，他下令說，﹁不要進行外交上的詢問，不要提出最後通牒﹂。他又說，要以﹁無情的嚴厲行動﹂粉碎南斯拉夫。他命令戈林馬上派轟炸機從匈牙利空軍基地起飛﹁進行波狀攻擊，摧毀貝爾格勒﹂。他發佈了立即入侵南斯拉夫的第二十五號指令，他要凱特爾和約德爾當晚就制定軍事計畫。他指示里賓特洛甫對匈牙利、羅馬尼亞和義大利說，南斯拉夫將由它們瓜分，它們全都可以分到一片土地，一個小小的克羅地亞傀儡邦除外。

　　然後，據最高統帥部的極端秘密的會議記錄中劃有著重線的一節說，希特勒宣佈了一切決定中關係最重大的一個決定。

　　他對他的將領們說：﹁﹃巴巴羅沙計畫﹄不得不推遲開始，期限最多為四星期。﹂

　　納粹統帥為了對一個膽敢不把他放在眼裡的小小的巴爾幹國家發洩個人的怒氣，而推遲對俄國的進攻，這可能是希特勒一生中導致最大災難的一個決定。這樣說並不過分：由於他在三月的那個下午在柏林的總理府大怒之下作出了那個決定，他失掉了在戰爭中獲勝的最後良機，不能使他以如此驚人的︵雖然是野蠻的︶天才建立的第三帝國成為德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同時不能使自己成為歐洲的主宰。德國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元帥和有天才的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後來由於俄國的大雪和零下溫度才發現，按照他們的估計，要取得最後勝利，所需要的時間尚差三四個星期。這時，他們才沉痛地想起了這個決定，雖然這時他們對這個決定的後果的瞭解，要比在作出決定時深多了。他們和其它將領後來總是把接著產生的一切災難都歸咎於一個自負而激怒的人所倉促作出的這個不明智的決定。

　　最高統帥在散會之前向他的將領們發佈的第二十五號軍事指令是一項典型的希特勒式文件。

　　﹁南斯拉夫的軍事政變已經改變了巴爾幹的政局。儘管南斯拉夫表示了忠誠，但是目前必須把它視為敵人，因此必須儘快予以摧毀。

　　我打算用武力打進南斯拉夫｜｜殲滅南斯拉夫軍隊｜｜﹂

　　最高統帥部的作戰局局長約德爾奉命當晚就擬定計劃。約德爾後來對紐倫堡法庭說：﹁我在帝國總理府工作了一個通宵。我在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四點，把一項備忘錄交給了我們負責與義大利最高統帥部進行聯絡的馮‧林特侖將軍。﹂

　　因為，必須立即將德國的作戰計畫通知墨索里尼，並要求他進行合作。墨索里尼在阿爾巴尼亞的士氣不振的軍隊，當時正有可能遭受南斯拉夫人從後方襲擊的危險。為了保證使墨索里尼瞭解對他的期望，希特勒不等約德爾將軍擬就他的軍事計畫，就在二十七日半夜火速寫了一封信，命令立即用電報發往羅馬，以便使墨索里尼當夜收到此信。

　　﹁領袖，情況迫使我用這個最快的辦法把我對局勢以及對可能產生的後果所作的估計告訴你。

　　從一開始，我就認為南斯拉夫在同希臘的爭端中是一個危險的因素｜｜因此，我盡了一切正當努力來使南斯拉夫參加我們的大家庭｜｜不幸，這種努力沒有成功｜｜今天的消息使人毫不懷疑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馬上就要改變。

　　因此，我已在軍事上安排了一切必要措施｜｜現在，我真摯地要求你，領袖，在今後幾天不要在阿爾巴尼亞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我認為你必須用現有的一切部隊來掩護南斯拉夫一阿爾巴尼亞之間的最重要的關口。

　　｜｜我還認為，領袖，你必須用現有的一切手段，極其迅速地增援你在義大利一南斯拉夫戰線上的軍隊。

　　我還認為，領袖，對我們所採取的和下令要採取的一切行動應該嚴守秘密｜｜這些措施如果為人所知，就會毫無價值｜｜領袖，如果能保守秘密，那麼我毫不懷疑，我們兩人就可取得不下於一年前在挪威取得的那種成就。這是我的不可動搖的信念。

　　請接受我的衷心的和友好的致意。

　　阿道夫‧希特勒﹂

　　就這個短期目標來說，納粹統帥的預言又是正確的；但是看來他絲毫沒有感到，從長遠來說，他對南斯拉夫的成功的報復將使他付出多大的代價。四月六日黎明，他的軍隊以壓倒優勢的兵力全力撲向南斯拉夫和希臘，勢如破竹地越過了保加利亞、匈牙利和德國本國的疆界，迅速地向那些被德國空軍照例事先進行的轟炸炸得不知所措的、裝備很差的守軍進逼。

　　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貝爾格勒要被夷為平地。接連三天三夜，戈林的轟炸機在這個小小的首都掠過房頂、低飛肆虐｜｜因為這個城市沒有高射炮｜｜炸斃了一萬七千名平民，炸傷了更多的人，使這個地方成為硝煙迷漫的一堆瓦礫。希特勒稱之謂﹁懲罰計畫﹂，他顯然深信，他的命令已經非常有效地執行了。南斯拉夫人來不及動員他們的人數不多而精悍的軍隊，他們的陸軍參謀本部犯了試圖保衛整個國家的錯誤，他們被打垮了。四月十三日，德國軍隊和匈牙利軍隊開進了殘破的貝爾格勒。十七日，南斯拉夫陸軍的殘餘部隊︵仍然有二十八個師︶在薩臘那伏投降，國王和首相乘飛機逃到了希臘。

　　在六個月的戰鬥中使義大利人丟臉的希臘人，無法抵擋李斯特元帥的由十五個師組成的第十二軍團，其中四個師是裝甲師。英國急忙從利比亞派遣大約四個師，共五萬三千人，開往希臘。但是，他們像希臘人一樣，被德國的裝甲部隊和空軍的猛烈轟炸打得一敗塗地。北部的希臘軍隊在四月二十三日向德國人投降，並且也硬著頭皮向義大利人投降了。四天後，納粹的坦克隆隆地開入雅典，在衛城阿克羅波利斯掛起了﹁萬﹂字旗。此時，英國人再次拼命設法從海路撤軍｜｜這是一次小規模的敦克爾克撤軍行動，差不多是同樣成功的。到四月底，在三周內，除克里特之外，一切都結束了。五月底，德國人在用傘兵進行的一次襲擊中從英國人手裡奪取了克里特。在墨索里尼在整個冬天遭到慘敗的地方，希特勒在春天的幾天之內就取得了成功。雖然墨索里尼由於擺脫了困境而感到寬慰，但是他丟了臉，因為全靠德國人使他擺脫困境的。希特勒現在開始瓜分南斯拉夫了，而義大利得到的一份是令人失望的，這也並沒有使墨索里尼感到好過一些。

　　元首並不只是在巴爾幹使他的昏庸無能的小夥伴擺脫困境。當義大利在利比亞的軍隊被殲之後，希特勒雖然很勉強，但是終於同意派遣一個輕裝甲師和一些空軍部隊前往北非，在那裡，他安排由埃爾溫‧隆美爾將軍全面指揮義大利一德國部隊。隆美爾是一個大膽潑辣、足智多謀的坦克軍官，他在法蘭西戰役中作為一個裝甲師的師長而馳名一時。英國人以前在北非沙漠中從來沒有碰到過像他那樣的將領，有兩年之久，他將使英國人傷透了腦筋。但是他不是唯一的問題。英國人由於從利比亞向希臘派去相當多的陸軍和空軍，而使他們在沙漠裡的地位大為削弱。最初，他們並不過分擔心，甚至在他們的情報人員報告說德國裝甲部隊在二月底到達的黎波里塔尼亞之後都沒有感到過分不安。他們是不該如此的。

　　在三月的最後一天，隆美爾用他的德國裝甲師和兩個義大利師︵其中一個師是裝甲師︶突然攻擊昔蘭尼加。在十二天中，他收復了這個省，包圍了托布魯克，並抵達了離埃及邊境只有幾英里的巴爾迪亞。英國在埃及和蘇伊士的整個地位再次受到了威脅；事實上，由於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到了希臘，英國在地中海東部的控制權已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這第二個春天，即這次戰爭的第二個春天，德國人又取得了一些輝煌勝利，現在單獨堅持作戰的英國的困境，由於國內德國空軍夜間的轟炸，由於海外英軍被趕出希臘和昔蘭尼加，看來比以前更加嚴重、更加沒有希望了。英國的威信降到了新的低點，而威信在一場生死鬥爭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在這種鬥爭中，宣傳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武器，特別是在影響美國和俄國方面。

　　希特勒於五月四日在柏林德國國會發表的勝利演說中很快利用了這一點。他的演說主要是對邱吉爾進行的惡毒的冷嘲熱諷的人身攻擊，說他︵跟猶太人一起︶是戰爭的鼓動者，說打輸戰爭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是歷史上最嗜血成性、也是最外行的戰略家｜｜五年多來，這個人一直像瘋子一樣在歐洲到處追逐，尋求他能夠放火焚燒的東西｜｜作為一個軍人，他是一個糟糕的政客；作為一個政客，他同樣是一個糟糕的軍人｜｜邱吉爾先生的天才就是善於裝成一副虔誠的樣子說謊、歪曲事實，直到最後把慘敗說成是光榮的勝利。邱吉爾對戰略是一竅不通的，因此，他一下子就在︵南斯拉夫和希臘︶兩個戰場上吃了敗仗。在其它任何國家，他都是會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的｜｜他的不正常的心理狀態只能表明他患了癱瘓病，或者表明他是一個說胡話的醉漢｜｜﹂

　　至於使他如此憤怒的南斯拉夫政變，希特勒沒有試圖掩飾他的真正感情。

　　﹁一小撮被收買的陰謀份子進行的這次政變使我們全都大吃一驚｜｜各位先生，你們知道，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立即下令進攻南斯拉夫。這樣對待們意志帝國是不行的。﹂

　　雖然希特勒由於他在春天取得的勝利，特別是由於他對英國人取得的勝利而狂妄自大，但他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勝利對英國是多麼大的一個打擊，他也沒有充分認識到，英帝國的困境多麼嚴重。在他向德國國會發表演說的那天，邱吉爾正在寫信給羅斯福總統，說明埃及和中東喪失的嚴重後果，並要求美國參戰。首相當時正處在他在整個戰爭中最陰鬱的心境。

　　﹁︵他寫道︶總統先生，我請求你不要低估在中東的潰敗可能產生的後果的嚴重性。﹂

　　德國海軍力促元首充分利用這種局勢。為了進一步改善軸心國的情況，新近被任命的伊拉克首相、親德的拉希德‧阿里領導了對巴格達城外哈巴尼亞英國空軍基地的一次攻擊，並呼籲希特勒協助把英國趕出這個國家。這是五月初的事情。隨著克里特在五月二十七日被攻克，對﹁巴巴羅沙﹂一向不熱情的雷德爾海軍元帥在五月三十日呼籲希特勒準備對埃及和蘇伊士發動一次決定性的攻勢。急於一俟得到援軍就繼續推進的隆美爾從北非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雷德爾對元首說，﹁這一打擊要比佔領倫敦對英帝國更為致命﹂。一星期以後，這位海軍元帥把海軍作戰參謀部作戰處草擬的備忘錄交給了希特勒，備忘錄警告說，雖然﹁巴巴羅沙﹂﹁在最高統帥部的領導方面當然占主要地位，但決不可因此而放棄或推遲在地中海的作戰﹂。

　　但是元首已經下定決心；事實上，從他在聖誕節假日宣佈﹁巴巴羅沙計畫﹂並對雷德爾海軍元帥說必須﹁首先消滅﹂俄國以來，他一直沒有改變他的決心。他的思想侷限於陸地，不理解海軍所主張的目光更遠大的戰略。甚至在雷德爾和海軍作戰參謀部在五月底向他提出請求之前，他就在五月二十五日發佈的第三十號指令中作了最後規定。他下令把一個軍事代表團、幾架飛機和一些武器送到巴格達去幫助伊拉克。他說，﹁我已決定支持伊拉克以鼓勵中東的局勢發展﹂。但是他目光所見沒有超過這個小小的、不充分的步驟。至於海軍將領和隆美爾所主張的目光更遠大的、大膽的戰略，他說：

　　﹁以後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用什麼辦法︶對蘇伊士運河發動攻勢並最後把英國人從他們在地中海和波斯灣之間的陣地趕出去，要到﹃巴巴羅沙計畫﹄結束之後才能決定。﹂

　　首先必須消滅蘇聯；其它一切必須等待。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錯誤。在這個時刻，即一九四一年五月底，希特勒本來只要用他的一小部分部隊就能給英帝國以毀滅性打擊，也許是致命的打擊。處境極為困難的邱吉爾比誰都更清楚瞭解這一點。他在五月四日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承認，如果失掉埃及和中東，那麼，繼續進行戰爭﹁將是一件艱鉅、長期和前途黯淡的事情﹂，即使美國參戰也是這樣。但是希特勒不瞭解這一點。由於他的巴爾幹戰役已使﹁巴巴羅沙計畫﹂的開始推遲了幾周，從而危及了這個計畫，他的盲目就更加不能理解了。必須在比原定計劃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征服俄國的工作，因為有一個冷酷無情的限期：曾經使查理十二世和拿破崙遭到失敗的俄國的冬天。德國人要在冬天來臨之前攻佔一個從來沒有被西方征服過的大國，只剩六個月的時間了。雖然六月已經來到，必須在不平的公路和陳舊的單軌鐵路上把那些已被派到東南方面南斯拉夫和希臘的大量軍隊千里迢迢地調至蘇聯邊境，而這些公路和鐵路要運輸如此多的軍隊，是極其不夠的。

　　正如結果所證明的，這次延遲是致命的。為希特勒的軍事天才辯護的人們說，巴爾幹戰役並未使﹁巴巴羅沙﹂的時間表大大推遲，無論如何，推遲主要是由於那一年雪融化得晚，這使東歐的道路在六月中旬還是泥濘不堪。但是重要的德國將領的證詞則不這樣認為。名字將始終同史達林格勒聯繫在一起的弗雷德里希‧保羅斯陸軍元帥，這個時候是陸軍參謀本部的俄國戰役的主要策劃人，他後來在紐倫堡證人席作證說，希特勒要毀滅南斯拉夫的決定使得﹁已巴羅沙﹂的開始推遲了﹁大約五周﹂。海軍的作戰日誌也說推遲了這樣長的時間。在俄國帶領南方集團軍的馮‧倫斯德陸軍元帥在戰後對盟軍的審訊員說，由於巴爾幹戰役，﹁我們至少遲開始四周﹂。他又說，﹁這是一次代價非常昂貴的推遲﹂。

　　無論如何，在四月三十日，當希特勒的軍隊完成了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征服時，他為﹁巴巴羅沙﹂規定了新的日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開始。

恐怖統治的策劃

　　在佔領俄國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地採取任何手段。希特勒堅持要將領們非常清楚地瞭解這一點。一九四一年三月初，他召集了三軍首腦和重要的陸軍戰地指揮官，定下了這個規定。哈爾德記下了希特勒的話。

　　﹁︵希特勒說︶由於對俄國的戰爭的實際情況，不能以俠義方式進行，這場鬥爭是一場意識形態和種族差別的鬥爭，必須以空前的、殘酷無情的嚴厲方式進行。所有的軍官必須拋棄過時的思想。我知道，用這種辦法進行戰爭的必要性是你們各位將軍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絕對堅持，必須毫無違抗地執行我的命令。政治委員是跟國家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者。因此要消滅政治委員。破壞了國際法的德國士兵｜｜應予以寬恕，俄國沒有參加海牙公約，因此它不能根據這個公約而享受任何權利。﹂

　　這樣就發佈了所謂︽政治委員命令︾。德國將領們究竟是應當服從元首要他們犯戰爭罪行的命令呢，還是應當按照他們自己的良知行事？

　　後來在紐倫堡的審訊中向他們提出這個重要的道德問題時，進行了不少的討論。據哈爾德後來說，將領們對這道命令大為憤怒，會議一結束，他們就向他們的總司令勃勞希契提出抗議。這個沒有骨氣的陸軍元帥答應，他將﹁反對所發佈的那種形式的命令﹂。哈爾德一口咬定說，後來，勃勞希契書面通知最高統帥部，陸軍軍官﹁絕不能執行這種命令﹂。但是他果真如此嗎？

　　勃勞希契在紐倫堡直接受審時所作的供詞中承認，他沒有向希特勒採取這種行動，﹁因為根本沒有辦法改變他的態度﹂。他對法庭說，陸軍首腦所做的就是發佈一道書面命令，﹁陸軍的紀律必須按照過去實行的方針和規定嚴格遵守﹂。

　　語言辛辣的軍事法庭庭長勞倫斯大法官間勃勞希契：﹁你沒有發佈直接提到︽政治委員命令︾的任何命令嗎？﹂

　　他回答說：﹁沒有，我不能直接取消這道命令。﹂

　　凱特爾將軍於五月十三日以元首的名義隨後發佈了幾道指令，具有普魯士傳統的舊派陸軍軍官這時便又有了一個良心鬥爭的機會。主要的一個指令限制了德國軍事法庭的職能。這種職能要由一種比較原始的法律取而代之。

　　﹁︵俄國的︶敵方平民所犯的可懲罰的罪行不再受到軍事法庭的審訊，直到發出進一步通知時為止｜｜

　　凡有罪行嫌疑者應立即遞交一位軍官，由該軍官決定是否把他們槍斃。

　　關於武裝部隊人員對敵方平民所犯的罪行，不一定予以起訴，即使這個行為同時是一種軍事罪行。﹂

　　陸軍奉令可以從輕處理這種犯罪者，每一次都要記住﹁布爾什維克﹂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使德國遭受的一切損害。只有﹁為維護部隊的紀律和安全而需要把德國兵送交軍事法庭時﹂，才有理由採取這種措施。指令最後說，﹁無論如何，只有那些同最高統帥部的政治意圖相符合的法庭判決才可予以批准﹂。這項指令應﹁作為﹃絕密﹄文件處理﹂。

　　凱特爾代表希特勒在同天簽署的第二道指令責成希姆萊承擔為俄國境內的政治管理進行準備的﹁特別任務﹂。指令說，﹁這種任務是由於必須在兩個對立的政治制度之間進行鬥爭而產生的﹂。這個納粹秘密警察虐待狂者奉命﹁由他自己負責﹂﹁獨立﹂行事，不受陸軍干預。將領們清楚知道委派希姆萊執行﹁特別任務﹂意味著什麼，雖然他們在紐倫堡軍事法庭受審時否認他們知道這一點，此外，指令說，當希姆萊進行工作時，應封鎖俄國的被佔領區。希特勒規定，即使﹁政府和黨的最高級人員﹂也不准觀看。同一指令任命戈林﹁開發這個國家，獲取它的經濟資財，供德國工業使用﹂。附帶說一句，希特勒在這道命令中還宣佈，一俟軍事行動結束，將把俄國﹁劃分成各個國家，各國建立自己的政府﹂。

　　這種工作進行的辦法將由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擬定，羅森堡是一個頭腦糊塗的波羅的海人，正式說來，他是納粹的主要思想家，我們前已述及，在慕尼黑的日子裡，他是希特勒的啟蒙導師之一。四月二十日，元首任命他擔任﹁有關東歐地區問題的中央監督專員﹂。善於誤解歷史甚至誤解他所出生和上學的俄國的歷史的這個納粹傻瓜，立即著手在他的故鄉建造他的城堡。羅森堡的長篇累牘的文件原封不動地被繳獲了。他的文件像他的書一樣，讀起來枯燥無味，我們不讓它們來妨礙本書的敘述，雖然必須偶爾提到它們，因為它們透露了希特勒關於俄國的一些計畫。

　　到了五月初，羅森堡為有希望成為德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征服擬就了他的第一個詳盡的計畫。首先，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將劃分成一些所謂帝國專區，俄屬波蘭將成為一個叫做奧斯特蘭的德國保護國，烏克蘭成為﹁一個同德國聯盟的獨立國﹂，盛產石油的高加索將由一個德國﹁全權代表﹂統治，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和白俄羅斯將構成一個德國保護國，準備直接併入大德意志帝國。羅森堡曾向希特勒和將領們提出了無數備忘錄，據他說是為了說明他作出決定的﹁歷史和種族條件﹂。他在其中的一項備忘錄中解釋說，完成上面所說的最後一點的辦法將是，把在種族上可以同化的波羅的海人德國化，並﹁把不良份子放逐出境﹂。他告誡說，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必須計畫進行大規模的放逐﹂。這些被驅逐出境的人將由德國人、最好是由退伍軍人來代替。他規定說，﹁波羅的海必須成為德國的內海﹂。

　　在軍隊開始進攻之前兩天，羅森堡向他的一些將去接管俄國的統治權的最親密的合作者發表了演說。

　　﹁︵他說︶養活德國人民這項工作，在德國對東方的要求的清單上居於首位。︵俄國︶南部領土必須｜｜為養活德國人民｜｜而服務。

　　我們認為絕對沒有理由說明我們有義務也用這個富饒地區的產品來養活俄國人民。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嚴格的需要，而不是帶任何感情的事情｜｜俄國人今後的年頭將是非常難過的。﹂

　　的確是非常難過的年頭，因為德國人蓄意策劃要把數以百萬計的俄國人餓死！

　　負責對蘇聯進行經濟剝削的戈林甚至比羅森堡更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他的東方經濟工作處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一道冗長的指令中規定，決不可把俄國南部黑土地帶的剩餘糧食運給工業地區的人民，反正那裡的工業是要破壞的。這些地區的工人及其家屬就只能等著餓死｜｜或者，如果他們能夠的活，就移居到西伯利亞去。

　　﹁必須把俄國生產的大量糧食運給德國人民。︵指令宣稱︶這些地區的德國行政機構可以緩和一下饑饉的後果，並加速恢復原始的農業狀況。但是，這種措施不會避免無疑將發生的饑饉。如果企圖從黑土地帶輸送剩餘糧食來使那裡的居民免於餓死，那就會使歐洲的供應受到影響，就會削弱德國在戰爭中的持久力，破壞德國和歐洲的抵抗封鎖的力量。必須清楚而完全地瞭解這一點。﹂

　　德國蓄意採取這種政策會使俄國老百姓死掉多少？各部國務秘書們在五月二日舉行的會議作了一般的答覆。會議的一項秘密備忘錄說：﹁無疑，如果我們從這個國家拿走我們所需的東西，那麼就將有好幾百萬人餓死。﹂戈林說過，羅森堡也說過，這種東西要拿走｜｜必須﹁清楚而完全地瞭解﹂這一點。

　　是否有什麼德國人，即使是一個德國人，曾經抗議過這個計畫中的殘酷行動，這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要把成百萬人餓死的計畫？在有關德國掠奪俄國的指令的一切備忘錄中，沒有提到有什麼人反對｜｜像至少是一些將領反對︽政治委員命令︾那樣。這種計畫不僅僅是像希特勒、戈林、希姆萊和羅森堡之流的神志錯亂的人的狂妄和邪惡的空想。從一些記錄中可以清楚看出，多少星期和多少月來，許多德國官員把風和日暖的春光消磨在寫字臺旁，忙著把一些數字加起來，撰寫備忘錄，冷酷計畫對幾百萬人的屠殺。這一次是用餓死的方法。在那些日子裡，面貌溫和的養雞出身的海因里希‧希姆萊也坐在他在柏林黨衛隊總部的寫字臺旁，戴著夾鼻眼鏡，讀著要用更快、更厲害的辦法屠殺另外幾百萬人的計畫。

　　希特勒對於他的忙碌的文武走卒在策劃如何進攻蘇聯、毀滅蘇聯、剝削蘇聯、大肆屠殺百姓方面的勞動感到非常滿意。他在四月三十日規定了進攻的日期｜｜六月二十二日，在五月四日在德國國會發表了他的勝利演說，然後回到他最喜歡去的地方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他在那裡可以凝視山巔仍然覆蓋著春雪的阿爾卑斯山的壯麗景色，並考慮他的下一次征服，最大的一次征服，據他對他的將領們說，全世界對這次征服將會大驚失色。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是星期六，就在這天晚上，他在這裡得到一個令人驚奇的出人意料的消息，使他大為震動，並迫使他不得不暫時把戰爭丟在腦後，正和西方世界的幾乎任何其它人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的反應一樣。原來他最親信的心腹、納粹黨的副領袖、僅次於戈林的第二號接班人、自從一九二一年以來最忠心耿耿的追隨者、自從羅姆被謀害以來最接近的朋友，已經自己坐飛機溜了出去，同敵人進行談判去了！

魯道夫‧赫斯的出走

　　據施密特博士追述，五月十日晚上魯道夫‧赫斯乘一架麥塞施米特｜一一○戰鬥機獨自飛往蘇格蘭的消息最初傳來時，對希特勒的打擊﹁好像一顆炸彈落在伯格霍夫一樣﹂。凱特爾將軍發現元首在他的寬敞的書房裡走來走去，一個手指放在額角上，口中咕噥著說，赫斯一定是發瘋了。希特勒喊道，﹁我必須立即同戈林談話﹂。翌日早晨，同戈林和納粹黨的所有首腦開了一次緊張的會議，他們要設法﹁想出﹂｜｜用凱特爾的話來說｜｜一個向德國公眾和全世界公佈這件令人難堪的事情的辦法。凱特爾後來作證說，他們的任務並未由於英國人最初閉口不談他們這位不速之客面容易些，希特勒和當時的與會者曾一度希望，也許赫斯會用完了汽油，掉在冰冷的北海中淹死了。

　　元首最初得到的情報來自赫斯的一封內容有點前言不符後語的信件，這封信是由一位信使在赫斯於五月十日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從奧格斯堡起飛之後幾小時提交的。希特勒對凱特爾說：﹁我在這封信裡認不出赫斯了。那是另外一個人。他一定出了什麼毛病｜｜神經有點錯亂。﹂但是元首也很猜疑，他下令逮捕了麥塞施米特，因為赫斯是從他的公司的機場起飛的，同時還逮捕了這位副領袖的幾十個幕僚。

　　如果說赫斯的突然離去使希特勒莫名其妙，那麼他的出人意料的到來也使邱吉爾莫名其妙。史達林則十分猜疑。在戰爭進行的整個期間，這件奇怪的事情一直是一個謎，只是在紐倫堡的審訊中才得到澄清，赫斯在那裡是被告之一。事實可以簡短地談一談。

　　赫斯一直是一個糊裡糊塗的人，雖然他不像羅森堡那樣愚蠢。他自作主張飛往英國，幻想他能夠安排一項和平協定。雖然他抱有幻想，但卻是真誠的｜｜看來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他於一九三六年在柏林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同漢米爾頓公爵見過面。他從他的麥塞施米特飛機跳出以後，用降落傘安全地著陸，離公爵在蘇格蘭的住宅不到十二英里，可見他導航是準確的。他要求一個農民帶他去見這位蘇格蘭公爵。漢米爾頓是皇家空軍的一個空軍中校，那個星期六傍晚正在管制站作戰室值班，他在晚上十點過後不久在雷達屏上發現這架麥塞施米特飛機從海岸飛進來降落。一小時後，有人向他報告，這架飛機已經墜落焚毀，駕駛員跳傘，駕駛員說他的名字叫阿爾弗雷德‧霍恩，自稱有﹁特別使命﹂要見漢米爾頓公爵。英國當局安排在翌日上午進行這次會晤。

　　赫斯向公爵解釋說，他是在執行﹁一項人道使命，元首並不想打敗英國，而希望停止戰鬥﹂。赫斯說，這是他第四次試圖飛到英國來，他在另外三次曾由於氣候關係而不得不折回。他說他畢竟是德國的一個內閣閣員。這些事實表明了﹁他的誠意以及德國希望和平的意願﹂。在這次談話中，正如以後跟其它人進行的談話中一樣，赫斯毫不遲疑地說，德國將打贏這次戰爭，如果戰爭繼續下去，英國人的處境將是可怕的。因此，他的主人最好利用他的到來，進行和談。這個納粹狂人充滿自信，相信英國人會坐下來同他談判，他請公爵要求﹁國王﹃假釋﹄他，因為他來英國沒有帶武器，並且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前來的﹂。後來他又要求以一個內閣閣員應得到的尊重來對待他。

　　隨後幾次的會談︵除一次外︶，英國方面是由艾馮‧寇克派特里克進行的，他是瞭解德國情況的前英國駐柏林大使館一等秘書，他的秘密報告後來在紐倫堡法庭曾利用過。赫斯像鸚鵡學舌一般重複了希特勒對於納粹的一切侵略行為︵從奧地利到斯堪的納維亞和低地國家︶的解釋，並且堅持說戰爭是英國造成的，如果英國現在不停止戰鬥，它肯定要失敗。接著他就向這位研究納粹德國問題的老手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議。這些建議就是希特勒在進攻波蘭前夕力促張伯倫接受而沒有成功的那些建議，即英國應該讓德國在歐洲自由行動，交換條件是德國讓英國在﹁英帝國內完全自由地行動﹂。必須歸還前德國殖民地，當然，英國還必須同義大利媾和。

　　﹁︵寇克派特里克報告說︶最後，當我們要離開房間時，赫斯還補充說了一句。他說，他忘記強調，這個建議只能根據這樣一個諒解予以考慮，即這項建議是由德國同一個非現任的英國政府進行談判的。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就策劃戰爭的邱吉爾先生以及他的一些支持其戰爭政策的同僚們並不是元首能夠與之談判的人物。﹂

　　作為一個在納粹黨內和在第三帝國內經過勾心鬥角的殘酷鬥爭取得這樣高的地位的德國人魯道夫‧赫斯，真是太天真了，這是瞭解他的一切人都能證明的。從這些談話記錄可以清楚看出，他滿以為會立即受到｜｜如果不是邱吉爾，那麼也至少是﹁反對黨﹂的接見，把他當作一個認真的談判代表。赫斯認為漢米爾頓公爵是反對黨的領導人之一。當他同英國官員的接觸繼續僅限於同寇克派特里克一人時，他的好戰和威脅態度越發厲害了。在五月十四日的一次談話中，他對這位不信他那一套的外交官描繪了英國繼續戰爭將會遇到的可怕後果。他說，不久將對不列顛群島進行厲害的、徹底的封鎖。

　　﹁︵赫斯對寇克派特里克說︶這裡如果有人設想英國本土可以投降，戰爭可以由英帝國進行下去，那是無用的。希特勒的意圖是，萬一發生這種情況，就繼續封鎖英國本上｜｜以至於我們不得不面臨有意使這些島上的人民餓死的情況。﹂

　　赫斯極力主張立即進行他冒了極大的風險來進行的會談。據他向寇克派特里克解釋，﹁他自己的出走是為了給我們一個在不喪失威信的情況下舉行談判的機會。如果我們拒絕這個機會，那就清楚地證明，我們無意同德國達成諒解，希特勒就有權｜｜事實上他有責任｜｜把我們完全毀滅，並在戰後使我們永遠處於從屬地位﹂。赫斯堅持，談判代表的人數要少一些。

　　﹁作為德國的一個部長，他不能使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地位，即他獨自一個人要聽一大批人紛紛提出的意見和問題。﹂

　　就寇克派特里克而論，會談就這樣可笑地結束了。但是，據邱吉爾說，英國內閣｜｜令人驚訝地｜｜﹁邀請﹂西蒙勳爵在六月十日會見赫斯。據這個納粹副領袖的律師在紐倫堡說，西蒙答應他將把赫斯的和平建議提交英國政府。

　　赫斯的動機是清楚的。他真誠希望同英國靖和。他毫不懷疑，德國會在戰爭中獲勝，並會毀滅聯合王國，除非立即靖和。毫無疑問，他還有別的動機。戰爭使他個人黯然失色。在戰爭期間，作為希特勒的副手管理納粹黨是一種很無聊的而且不再是非常重要的職務了。目前，在德國的重要工作是處理戰爭和外交事務。元首所注意的就是這些事情，其它一切幾乎全都顧不上了，這些事情使戈林、里賓特洛甫、希姆萊、戈培爾和將領們處於重要地位。赫斯感到既失望，又嫉妒。為了恢復他以前在他所愛戴的領袖身邊的地位和他在國內的地位，單槍匹馬地安排德英兩國之間的和平，這樣一種大膽而顯赫的政治成就，豈不是最好的辦法嗎？

　　最後，這個眉毛濃密的副領袖，像其它一些納粹要人一一如希特勒自己和希姆萊｜｜一樣，居然相信占星學。在紐倫堡，他向美國的監獄精神病學家道格拉斯‧凱萊博士說，在一九四○年底，他的一位占星學家在為他算命時說，他是註定會帶來和平的。他還敘述他以前的導師、慕尼黑的地緣政治學家霍斯霍弗教授如何在夢中看到他在英國城堡的飾以掛氈的大廳裡闊步行走，給兩個﹁北歐人﹂大國帶來了和平。對於赫斯這樣一個從未擺脫幼稚思想的人來說，這種話當然使他著迷，毫無疑問，他去英國執行這項不可思議的使命，是受了這種話的影響的。

　　在紐倫堡，一位英國檢察官提出了另一個理由：赫斯飛往英國是設法安排一項和平協定，這樣當德國進攻蘇聯時，它就可以只在一條戰線上作戰。俄國檢察官對法庭說，他確信這一點。約瑟夫‧史達林也相信這一點，他在這個危急時刻是極其猜疑的，但是他的猜疑看來不是集中在他應該猜疑的德國，而是集中在英國。赫斯到達蘇格蘭使他相信，在邱吉爾和希特勒之間正在策劃某種陰謀，正如這個俄國獨裁者讓德國放手進攻波蘭和西方一樣，這項陰謀也會讓德國放手進攻蘇聯。三年以後，英國首相在第二次赴莫斯科時，曾設法使史達林相信真實情況，但是史達林硬是不相信。寇克派特里克曾設法使赫斯談出希特勒對俄國的意圖，從他進行的詢問中可以清楚看出，赫斯根本不知道﹁巴巴羅沙﹂，或者，如果他知道的話，他也不知道馬上就要執行這個計畫。

　　赫斯突然離開之後的一些日子，是希特勒一生中最狼狽的日子。他認識到他的政權的威信由於他的最親密的合作者的出走而受到了嚴重損害。如何向德國人民和外界解釋此事呢？對被捕的赫斯下屬進行了訊問後，元首相信，沒有人對他不忠誠，也肯定沒有什麼陰謀，他所信任的這個助手只是神經錯亂了。在英國證實赫斯到達之後，伯格霍夫方面決定向公眾以這個原因來作解釋。不久，德國報紙忠實地刊載了簡短的報導說，這個前國家社會黨要人已成了﹁一個神志不清的、神經錯亂的、頭腦糊塗的理想主義者，充滿了由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負傷而造成的幻覺﹂。

　　﹁︵官方的新聞公報說︶這位同志赫斯看來是生活在幻覺之中，正由於此，他才認為他能夠實現英國和德國之間的諒解｜｜但是這不會影響德國人民被迫繼續進行的戰爭。﹂

　　希特勒暗中下令，如果赫斯回來，立即槍斃。他公開剝奪了他的這位老同志的一切職務，派性格更為陰險和沉默的馬丁，鮑曼來代替他擔任黨的副領袖。元首希望這個奇怪的插曲將儘快被人遺忘；他自己的思想再次很快轉向對俄國的進攻，這次進攻不久就要進行了。

克里姆林宮的困境

　　儘管有一切證據證明了希特勒的意圖｜｜在波蘭東部集結德國部隊，一百萬納粹軍隊駐在附近的巴爾幹半島，德國武裝部隊征服了南斯拉夫和希臘，佔領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克里姆林宮中的人們，特別是史達林，雖然的確不愧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者，仍然盲目地希望俄國會躲過這個納粹暴君的暴怒。當然，赤裸裸的事實不能不使他們天然的疑心日益增長，希特勒在東南歐的行動也使他們的不滿越來越難以遏制，但是在春天的這幾個星期中，莫斯科和柏林的外交往來中卻存在著某種不現實的、幾乎難以置信的、十分奇怪的東西︵詳盡地記錄在繳獲的納粹檔案中︶。在這些往來中，德國人笨拙地企圖把克里姆林宮騙到底，而蘇聯領導人看來對現實還沒有充分瞭解並據此及時採取行動。

　　雖然蘇聯對德軍進入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隨後又進攻南斯拉夫和希臘，幾次提出抗議，認為這違反了納粹一蘇聯條約，是對俄國﹁安全利益﹂的威脅，但是，隨著德國進攻日期的接近，蘇聯卻格外努力去姑息討好柏林。史達林自己在這方面起了帶頭作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馮‧德‧舒倫堡大使向柏林拍發了一封耐人尋味的電報，敘述日本外務相松岡洋右在那天晚上從莫斯科動身的時候，史達林不僅向日本人而且向德國人表示了﹁一種異常友好的態度﹂。在火車站上

　　﹁︵舒倫堡的電報說︶史達林公開地尋找我｜｜用手臂摟著我的肩膀說：﹃我們必須繼續交朋友，你現在必須千方百計維持我們的友誼！﹄不一會兒，史達林轉向德國代理武官克萊勃斯上校，在弄清楚他是一個德國人以後對他說：﹃我們將繼續同你們做朋友一一患難與共！﹄﹂

　　三天以後，德國駐莫斯科代辦提伯爾斯克希打電報給柏林強調說，史達林在車站上的表現表明了他對德國的友好態度，﹁鑒於一直流傳的關於德蘇即將發生衝突的謠言﹂，這種表現是特別重要的。一天以前，提伯爾斯克希曾經通知柏林說，克里姆林宮在進行了幾個月的討價還價以後已經﹁無條件地﹂接受了德國關於解決兩國之間從伊戈爾卡河到波羅的海的邊界的建議。他說，﹁蘇聯政府的殷勤態度看來是非常突出的﹂。鑒於柏林正在醞釀採取的行動，確實是這樣的。

　　蘇聯政府向被封鎖的德國供應重要的原料，也仍然是殷勤的。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負責同莫斯科進行貿易談判的施努爾高興地向他的納粹主子報告說，俄國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和二月份的交貨，由於﹁政治關係冷淡﹂而放慢速度以後，﹁在三月份已經飛躍增加，特別是在穀物、石油、錳礦、非鐵金屬和貴重金屬方面﹂。

　　﹁︵他又說︶通過西伯利亞進行的過境運輸正在像往常一樣順利地進行著。由於我們的要求，蘇聯政府甚至在滿洲邊界撥出一列運輸橡膠的貨車供我們支配。﹂

　　六個星期以後，在五月十五日，施努爾報告說，有求必應的俄國人撥出了幾列運貨專車，以便四千噸迫切需要的生膠可以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運往德國。

　　﹁俄國人正在按時依照合同所規定的數量運交原料，雖然這使他們負擔很重｜｜我的印象是，我們甚至可以向莫斯科提出超過一月十日條約的範圍的經濟要求，以使德國獲得超過目前合同的範圍的糧食和原料。﹂

　　施努爾說，德國沒有按照計畫如期向俄國送交機器。但是看來他並不介意，如果俄國人不介意的話。可是他在五月十五日由於另外一個因素而感到不安。他抱怨說，﹁關於德蘇即將發生衝突的許多謠言造成很大的困難﹂。他把這種謠言歸咎於德國的官方人士。令人驚奇的是，施努爾在向外交部發出的一份很長的備忘錄中解釋說，這種﹁困難﹂不是來自俄國，而是來自德國工業公司，他說，這些公司正在設法﹁取消﹂它們同俄國人締結的合同。

　　必須在這裡指出，希特勒正在盡他的最大力量否認這些謠言，另一方面，他正在忙於設法使他的將領和高級官員相信德國遭受俄國進攻的危險在日益增加。雖然這些將領通過他們自己的軍事情報對情況瞭解得更清楚，但是希特勒對他們的魔力如此之大，甚至到了戰後，哈爾德、勃勞希契、曼施坦因等人︵不過沒有保羅斯，看來他比較誠實︶還爭辯說，蘇聯在波蘭邊界的軍事集結在夏初已變得具有很大的威脅性了。

　　馮‧德‧舒倫堡伯爵這時已從莫斯科回國作短期休假，他於四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會見了希特勒，並設法使希特勒相信俄國的意圖是和平的。他試圖解釋說：﹁俄國對於預言德國要進攻俄國的謠言很為擔心。﹂他又說：﹁我不能相信俄國會進攻德國｜｜如果說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英法仍然強大的時候沒有能同這兩國合作，他今天在法國被毀滅和英國遭受重創的時候肯定不會作出這樣一個決定。我倒相信史達林甚至會對我們作出進一步的讓步。﹂

　　希特勒假裝表示懷疑。他說，﹁塞爾維亞事件﹂使他﹁預先得到了警告﹂。他問道：﹁｜｜俄國人到底著了什麼魔要同南斯拉夫締結友好條約？﹂他說，他並不相信﹁俄國會進攻德國﹂。這話倒說的不錯。可是他最後說，他還是不得不﹁謹慎行事﹂。希特勒並沒有告訴他的駐蘇大使他計畫對俄國採取什麼行動，而舒倫堡這個舊派的誠實規矩的德國人直到最後一直是給蒙在鼓裡的。

　　史達林對於希特勒想要採取的行動也是毫無瞭解的，但是對於跡象或警告卻不是一點也沒有看到或聽到。四月二十二日，蘇聯政府正式對於它所說的納粹飛機從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十八日侵犯邊界八十次提出抗議，並且詳細敘述了每一次侵犯邊界的情況。它說，有一次，四月十五日在羅夫諾附近降落的一架德國偵察機中發現了一架照相機，幾卷曝光膠捲和一幅撕破了的蘇聯西部地區地形圖，﹁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這架飛機的人員的目的是什麼﹂。俄國人甚至在抗議時態度也是和解的。照會說，他們正向邊防軍發出﹁命令，不得射擊在蘇聯領土上空飛行的德國飛機，只要這種飛行不是經常發生的﹂。

　　史達林在五月初進一步採取了和解的行動。為了討好希特勒，他驅逐了比利時、挪威、希臘、甚至南斯拉夫駐莫斯科的外交代表，關閉了它們的公使館。他承認了伊拉克的親納粹的拉希德‧阿里政府。他極其嚴格地約束蘇聯的報紙，以免惹怒德國。

　　﹁︵舒倫堡在五月十二日打電報給柏林說︶史達林政府是有意採取這些表明其意圖的行動的｜｜為的是緩和蘇德之間的緊張局勢，並為未來創造更好的氣氛。我們必須記住，史達林本人一向主張德蘇之間應有友好關係。﹂

　　雖然史達林長期以來一直是蘇聯的絕對的獨裁者，但這是舒倫堡在他的電報中第一次用﹁史達林政府﹂一詞。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五月六日，史達林取代莫洛托夫親自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總理的職務，莫洛托夫繼續擔任外交人民委員。這是大權獨攬的共產黨書記第一次接管政府職務。全世界的反應普遍認為，這意味著局勢對蘇聯來說已經變得非常嚴重，特別是在它同納粹德國的關係方面，因此只有史達林擔任名義上的和實際上的政府首腦才能應付這種局勢。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但是還有另一個道理不是那麼明顯，而德國駐莫斯科的這位精明的大使馬上向柏林指出了這個道理。

　　他報告說，史達林對於德蘇關係的惡化感到不快，把主要責任歸咎於莫洛托夫的笨拙的外交手腕。

　　﹁︵舒倫堡說︶我認為，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史達林已為自己規定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外交目標｜｜他希望以他個人的努力來達到這個目標。我堅信，在史達林認為是嚴重的國際局勢中，他為自己規定的目標是不使蘇聯與德國發生衝突。﹂

　　這個狡猾的蘇聯獨裁者難道在現在一一九四一年五月月中｜｜還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除了卑躬屈膝地向希特勒投降以外，他沒有別的辦法達到這個目標？他肯定知道希特勒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意義，知道大量德軍駐在他的西南鄰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意義，並且知道德國武裝部隊在他的西部邊界上的波蘭加強力量的意義。他一定聽到過在莫斯科一直流傳著的謠言。到五月初，舒倫堡在五月二日的第一封電報中所稱的﹁德俄即將進行軍事攤牌的謠言﹂在蘇聯首都已極為流傳，他和德國大使館的官員都很難否認。

　　﹁︵他通知柏林說︶請記住，企圖駁斥在這裡莫斯科的謠言，肯定是徒勞的，如果這種謠言不斷從德國傳到這裡，如果到莫斯科來的或者途經莫斯科的每一個旅客不僅帶來了這些謠言，而且甚至還能列舉事實證實這些謠言的話。﹂

　　這位老資格的大使自己也日益懷疑起來了。柏林指示他繼續否認這些謠言，並且要他宣傳，不僅德軍沒有在俄國的邊界上集中，而且實際上有大量部隊︵為了供他﹁個人參考﹂而告訴他，部隊數目是八個師︶正在從﹁東部調到西部﹂。也許這些指示只能增加這位大使的不安，因為這時全世界的報紙正在開始宣傳德國沿蘇聯邊界集結軍事力量。

　　但是在這以前很久，史達林就接到了關於希特勒進攻計畫的明確警告，他顯然沒有注意這些警告。最嚴重的警告是美國政府提出的。

　　早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美國駐柏林商務參贊山姆‧伍德向國務院發出了一份機密報告說，他從可靠的德國人士獲悉，希特勒正在制定計劃在春季進攻俄國，這是一份詳盡的電報，它敘述了參謀本部的進攻計畫︵這種敘述證明是十分正確的︶，以及在一旦征服蘇聯時對它進行經濟剝削的準備工作。

　　科德爾‧赫爾國務卿最初認為伍德上了德國﹁暗探﹂的當。他召見了愛德格‧胡佛，這位聯邦調查局首腦看了這份報告，認為是真實的。伍德提出了向他提供情報的人士的名字︵他們在柏林的各個部以及在德國參謀本部工作︶，在進行核查之後，華盛頓方面認為這些人照理是應當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情的，他們也是非常反對納粹而不會亂說的。儘管當時美蘇政府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赫爾決定把情況通知俄國人，要副國務卿塞姆納爾‧威爾斯把報告的內容通知康斯但丁‧奧曼斯基大使。威爾斯在三月二十日這麼做了。

　　﹁︵威爾斯後來寫道︶奧曼斯基先生面色變得非常蒼白。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只是說：﹃我完全認識到你向我提供的消息的嚴重性。對於你的情報，我的政府將不勝感激，我將立即把我們的談話情況通知我的政府。﹄﹂

　　如果說他的政府是感激的，如果說它真的相信這個及時的情報，那麼，它並沒有向美國政府做過任何表示。事實上，正像赫爾國務卿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莫斯科越來越懷敵意和挑剔了，因為美國對英國的支持使得美國不可能向俄國供應它所要求的全部物資。可是，據赫爾說，國務院在六月的第一周從它駐布加勒斯特和斯德哥爾摩的公使館接到關於德國將在兩周內進攻俄國的電報以後，就把電報的抄件發給駐莫斯科的斯但哈特大使，這位大使把電報抄件轉交給了莫洛托夫。

　　邱吉爾也曾設法警告史達林。四月三日，他要求他駐莫斯科大使斯但福‧克里普斯爵士向這個獨裁者提交他本人寫的一封信，指出他從英國一名情報人員那裡得悉的德軍在波蘭南部調動的消息對俄國的意義。克里普斯沒有立即遞交這封信。邱吉爾幾年以後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這次事件時仍然對這種拖延感到惱火。

　　在四月底以前，克里普斯知道了德國所規定的進攻日期，德國人也瞭解他知道了這個日期。四月二十四日，德國駐莫斯科海軍武官向柏林海軍總司令部發出了一份簡單的電報：

　　﹁英國大使預官六月二十二日是戰爭爆發的日期。﹂

　　這封電報是繳獲的文件之一，在德國海軍日記同日記載了這封電報，並在末尾加上了一個驚嘆號。海軍將領們對於英國大使的預言的確切性感到驚奇。這位可憐的海軍武官像駐莫斯科的大使一樣，沒有被告知這個秘密，他在電報中說，這﹁顯然是荒謬的﹂。

　　莫洛托夫一定也是這樣認為。一個月後，五月二十二日，他接見舒倫堡，討論了各種問題。大使向柏林報告說，﹁他像以往一樣是和藹的、自信的和消息靈通的﹂，並且再次強調﹁蘇聯的兩位最有力人物﹂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正在﹁特別﹂努力避免與德國發生衝突。

　　這位通常是機靈的大使有一點是極為錯誤的。莫洛托夫在這個時候肯定不是﹁消息靈通的﹂。這位大使也不是消息靈通的。

　　俄國外交人民委員消息閉塞的程度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在德國進攻以前僅僅一周，公開表現出來。莫洛托夫在那天晚上召見了舒倫堡，把塔斯社一項聲明的全文交給他，莫洛托夫說，這項聲明將在當天晚上廣播，並在第二天早上見報。蘇聯政府這項官方聲明把﹁英國和外國報紙上普遍出現的關於﹃蘇德之間即將發生戰爭﹄的謠言﹂歸咎於克里普斯本人，斥責這些謠言﹁顯然是荒謬的｜｜是反蘇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傳伎倆﹂。它又說：

　　﹁蘇聯人士認為，關於德國｜｜想要對蘇聯發動進攻的謠言完全是無稽之談。﹂

　　聲明甚至把最近德軍從巴爾幹調到蘇聯邊界解釋為﹁同蘇德關係無關﹂。至於俄國將要進攻德國的謠言，則是﹁不真實的和挑撥性的﹂。

　　塔斯社代表蘇聯政府所發表的聲明，由於德國人所採取的兩個行動而越發顯得滑稽已極，一個行動是在聲明發表的那一天即六月十五日採取的，另一個行動是在第二天採取的。

　　里賓特洛甫在六月十五日從威尼斯︵他在那裡同齊亞諾進行會談︶向布達佩斯發出了一封密電，要匈牙利政府﹁採取步驟，確保它的邊界﹂。

　　﹁鑒於俄國在德國的東部邊界集結重兵，元首大概會至遲在七月初被迫澄清德俄關係，並在這方面提出某些要求。﹂

　　這是德國人向匈牙利人吹吹風，但是卻沒有向他們的主要盟國這麼作，當第二天在威尼斯的運河上泛舟遊覽時，齊亞諾向里賓特洛甫詢問了關於德國進攻俄國的謠言。這個納粹外長回答說：

　　﹁親愛的齊亞諾，由於每一個決定都藏在元首的不可捉摸的心中，我現在還不能向你提供任何情況。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我們進攻他們，史達林的俄國將在八星期內從地圖上抹掉。﹂

　　當克里姆林宮正在滿不在意地準備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向全世界廣播，宣佈關於德國進攻俄國的謠言﹁顯然是荒謬的﹂的時候，阿道夫，希特勒就在那天同德國武裝部隊的主要官員就﹁巴巴羅沙﹂舉行了他的最後一次大規模軍事會議。關於在東部集結軍隊和把他們部署到出擊陣地的工作已按時間表在五月二十二日執行了。幾天以後發出了一個修改了的時間表。這是一份詳盡的文件，它表明，到六月初，不僅關於進攻俄國全部計畫都已完成，而且大規模調動軍隊、大炮、坦克、飛機、船隻和供應品的複雜工作也已按計劃開始進行了。海軍在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的作戰日誌上有簡短的一條說：﹁為﹃巴巴羅沙﹄進行的預備性的軍艦調動工作已經開始﹂。同羅馬尼亞、匈牙利和芬蘭︵芬蘭現在渴望奪回俄國人在冬季戰爭中從它那裡拿走的東西︶的參謀本部進行的會談已經完成。六月九日，希特勒從伯希特斯加登發出命令，召集三軍總司令和戰地高級將領在六月十四日在柏林就﹁巴巴羅沙﹂舉行最後一次全日會議。

　　儘管任務艱鉅，不僅希特勒，而且還有他的將領，在檢查歷史上最大軍事戰役｜｜從北冰洋的彼得沙莫延伸到黑海的大約一千五百英里長的戰線上發動全面攻擊｜｜的最後細節時都是滿懷信心的。前一天晚上，勃勞希契在東部視察軍隊集結情況後返回柏林。哈爾德在日記中寫道，陸軍總司令非常高興。他說，官兵的情況極為良好，並且作好了準備。

　　六月十四日舉行的這次最後軍事會議從上午十一點一直開到下午六點半。會議在下午兩點休會進午餐，希特勒在午餐時對他的將領們進行了另一次戰鬥前夕的激勵士氣的談話。據哈爾德說，這是﹁一次全面的政治演說﹂，希特勒強調，他必須進攻俄國，因為俄國的淪亡會迫使英國﹁屈服﹂。但是，這個嗜血成性的元首一定甚至更多地強調了另外的某種東西。凱特爾在紐倫堡直接受審時敘述了這一點。

　　﹁主要的問題在於，這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決定性戰鬥，必須用完全不同的尺度來衡量我們作為軍人所習知的慣例｜｜根據國際法是唯一正確的慣例。﹂

　　凱特爾說，希特勒於是發佈了用﹁殘暴手段﹂在俄國進行空前的恐怖統治的各種命令。

　　凱特爾自己的辯護律師問道：﹁你，或者任何其它將領，曾否對這些命令提出過異議？﹂

　　這個將領回答說：﹁沒有，我本人沒有提出過異議。﹂他又說，其它任何將領也沒有提出過異議。

　　克里姆林宮的人們儘管以多疑、狡猾和冷靜著稱，儘管在他們面前擺著一切證據和警告，但是直到最後一分鐘還沒有認識到他們將會受到進攻｜｜而進攻的力量之大幾乎會毀滅他們的國家。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卻是事實。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令人愉快的夏晚九點半，即在德國預定開始進攻以前的九小時，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接見了德國大使，表現了他的﹁最後的昏庸﹂。莫洛托夫提到德國飛機進一步侵犯邊界的行動，他說，他已經指示蘇聯駐柏林大使提請里賓特洛甫注意這些行動。在這以後，他轉而談到另一個問題，舒倫堡在當天晚上向外交部發出的急電中敘述了這個問題：

　　﹁︵莫洛托夫對他說︶有若干跡象表明，德國政府對蘇聯政府不滿。甚至有謠言說，德蘇之間即將發生戰爭｜｜蘇聯政府不能瞭解德國不滿的原因｜｜如果我能告訴他造成德蘇關係目前的情況的原因，他將很感激。

　　︵舒倫堡又說︶我回答說，我不能答覆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有關的情報。﹂

　　他不久就要得到這種情報。

　　因為里賓特洛甫正在從柏林向莫斯科發給他日期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一封密碼長電，上面寫有﹁特急，國家機密，大使親收﹂字樣。電報的開頭說：

　　﹁在接到這封電報以後，仍存在的一切密碼文件要統統銷毀。無線電機要加以破壞。

　　請立即通知莫洛托夫先生，你有緊急的事要通知他｜｜然後請向他發表下列聲明。﹂

　　這是一個我們現已見慣的聲明，其中充滿了陳腐的謊言和捏造，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製造這種謊言和進行這種捏造已是十分熟練的了，因為他們以前常常進行這種捏造以便為每一個新的無端侵略行動進行辯解。或許這一次在純粹厚顏無恥和欺詐詭術方面多少超過了以前的幾次，至少這是本書作者在重讀之下所得到的印象。它說，德國信守納粹一蘇聯協定，而俄國一再破壞它，蘇聯對德國進行了﹁破壞、恐怖和間諜活動﹂。蘇聯﹁反對德國在歐洲建立穩定的秩序的努力﹂。它同英國一起陰謀﹁進攻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德軍﹂。由於集中﹁現有的全部俄國部隊於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一條漫長的戰線上﹂，它﹁威脅了﹂德國。

　　﹁︵它接著說︶過去幾天所接到的消息，使我們對俄軍的這種集中的侵略性質不再有任何懷疑｜｜而且，還接到來自英國的消息，說到克里普斯大使為謀求英蘇之間更密切的政治和軍事合作在進行談判。

　　因此概而言之，德國政府宣佈，蘇聯政府已違反了它所承擔的義務：

　　一、不僅繼續而且甚至加緊企圖破壞德國和歐洲；

　　二、採取了越來越反德的外交政策；

　　三、把它的全部部隊集中在德國邊界並已作好了準備。這樣，蘇聯政府就破壞了它與德國締結的一些條約，並且即將在德國爭取生存的鬥爭中從後方攻打德國。因此，元首命令德國的武裝部隊用他們所擁有的全部力量對付這個威脅。﹂

　　里賓特洛甫在最後通知他的大使說，﹁請不要就這項照會進行任何討論﹂。舒倫堡曾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致力於改善德蘇關係，他知道對蘇聯的進攻是無端的和沒有道理的。如今他除了感到震驚和幻滅之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在天剛黎明時到克里姆林宮，宣讀了德國的聲明。莫洛托夫終於目瞪口呆，他一聲不響地聽完了，然後說：

　　﹁這是戰爭，你認為應該這麼對待我們嗎？﹂

　　就在同一天的黎明時刻，在柏林的威廉街出現了一個類似的場面。六月二十一日的整個下午，蘇聯大使弗拉季米爾‧傑卡諾索夫一直打電話給外交部，要求會見里賓特洛甫，以便提出他對德國飛機進一步侵犯邊界一事的溫和的抗議。他得到的答覆是，納粹外長﹁不在城裡﹂。後來，在二十二日清晨兩點，他接到通知說，里賓特洛甫將在清晨四點在外交部接見他。這位大使曾經是副外交人民委員，是史達林手下的一名劊子手，是一個解決困難的能手，曾經主持過立陶宛的接管工作。他在外交部像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一樣受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震動。當時在場的施密特博士描述了這個場面。

　　﹁我從來沒有看到里賓特洛甫在傑卡諾索夫到達以前的五分鐘那樣興奮。他像一個囚在籠子裡的野獸一樣在房間裡走來走去｜｜

　　傑卡諾索夫被請進房間裡來，他顯然沒有猜到有什麼不測之事，向里賓特洛甫伸出手來。我們坐下｜｜傑卡諾索夫開始代表他的政府提出了需要加以澄清的某些問題。但是他剛一說話，毫無表情的里賓特洛甫就打斷他的話說：﹃這不是現在要談的問題。﹄｜｜﹂

　　這個傲慢的納粹外長接著說明問題是什麼，他給了這位大使一份舒倫堡當時正在向莫洛托夫宣讀的備忘錄的抄件，並且通知他說，德軍當時正在蘇聯邊界採取﹁軍事反措施﹂。施密特說，這位吃驚的蘇聯大使﹁迅速地恢復了鎮定﹂，並且對於這種事態發展﹁表示深切的遺憾﹂。他把這種事態發展歸咎於德國。﹁他站起身來，敷衍地點了一下頭，沒有握手就走出了房間。﹂

　　納粹一蘇聯蜜月結束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三點半，在克里姆林宮和德國外交部最後的外交儀式結束之前半小時，希特勒沿幾百英里長的戰線發出的大炮轟隆聲把這一蜜月轟得煙消雲散。

　　在炮擊以前還有另一個外交序曲。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希特勒在東普魯士拉斯登堡附近陰暗森林中的新的地下大本營﹁狼穴﹂中，坐在他的辦公桌旁，口授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長信。正如在準備他的其它一切侵略行動時一樣，他對他的好朋友和主要盟友並不推心置腹。總是到最後一分鐘才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他。現在，在最後一刻鐘，他這樣做了。他的信是我們所得到的最說明情況和最真實的證據，說明他所以採取這個致命步驟的原因。這個步驟為他的末日和第三帝國的末日鋪平了道路，長期以來曾使外界迷惑不解，這封信中當然也充滿了希特勒慣用的謊言和遁辭，他甚至企圖用這些謊言和遁辭來欺騙他自己的朋友。但是在這些謊言和遁辭的背後和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想法以及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大戰以後的第二個夏天︶正式開始時對於世界局勢真正的｜｜雖然是錯誤的｜｜估計。

　　﹁領袖！

　　經過幾個月的傷盡腦筋的考慮和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終於作出了我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我正是在這個時候寫這封信給你的。

　　局勢：英國已在這場戰爭中打敗了。它像一個快要淹死的人那樣，抓住每一根稻草。可是，它的某些希望當然並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法國的毀滅｜｜已使英國戰爭販子的眼光不斷地轉向他們曾經努力挑起戰爭的那個地方，即轉向蘇俄。

　　蘇俄和英國兩國都同樣對於｜｜由於長期的戰爭而筋疲力盡的歐洲發生興趣。北美聯邦則站在兩國後面鼓勵它們｜｜﹂

　　希特勒然後解釋說，由於蘇聯的大量軍事部隊在他背後，他就決不可能集結力量｜｜﹁特別是在空中﹂｜｜對英國進行足以使它屈服的全面攻擊。

　　﹁實際上，俄國現有的一切部隊都在我們的邊界上｜｜如果情況使我有理由運用德國空軍對付英國，那也會產生這樣一種危險：俄國將開始執行它的勒索戰略，而我只是由於感到空軍處於劣勢就不得不默默地屈服於這種戰略｜｜英國將更加不願意求和，因為它能把它的希望寄託在俄國夥伴身上。事實上，隨著俄國武裝部隊備戰活動的加強，這種希望自然會增長起來。此外，美國也將把他們希望在一九四二年獲得的大量軍用物資運送給他們｜｜

　　因此，經過反覆思量，我終於決定趁早下手，以免後患｜｜我的總的看法如下：

　　一、法國像以往一樣是不能信任的。

　　二、北非本身，領袖，就你的殖民地而論，大概在秋天以前沒有什麼危險。

　　三、西班牙是不堅決的，我擔心它將只是在戰爭結果有定局時才會參加｜｜

　　五、在秋天以前進攻埃及是不可能的｜｜

　　六、美國是否參戰是無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它現在正在用它能夠動員的一切力量支援我們的敵人。

　　七、英國本國的局勢是很壞的；糧食和原料的供應越來越困難。進行戰爭的鬥志只是靠希望而存在，而這些希望完全是以兩個假定為基礎的：俄國和美國。我們沒有消滅美國的可能，但是我們的確有力量排除俄國。消滅俄國也意味著使遠東的日本大大鬆一口氣，從而有可能通過日本的介入對美國的活動造成更大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我已決定結束克里姆林宮的偽善行徑。﹂

　　希特勒說，德國將不需要義大利的任何軍隊到俄國去。他不想讓人分享征服俄國的光榮，就像他不讓人分享征服法國的光榮一樣。但是他說，義大利可以﹁提供決定性的援助﹂，那就是加強它在北非的部隊，並且準備﹁在一旦法國違反條約時開進法國﹂。這對於渴望擴大領土的墨索里尼是一個很好的誘餌。

　　﹁就對英國的空戰而論，我們暫時將繼續採取守勢｜｜

　　至於東線的戰爭，領袖，它將肯定是困難的，但是我對於它將獲得偉大勝利這一點，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我首先希望的是，那時，我們將有可能在烏克蘭獲得一個共同的糧食供應基地，它將向我們提供我們在將來可能需要的額外供應。﹂

　　接著他談到他所以沒有較早地通知他的夥伴的藉口。

　　﹁領袖，我等到現在才告訴你這個消息，是因為最後的決定要到今晚七點才能作出｜｜

　　領袖，不管可能發生什麼情況，我們的形勢不會由於採取這個步驟而惡化；它只會改善｜｜如果英日不從嚴酷的事實得出任何結論，那麼我們在我們的後方得到鞏固以後，就能夠用更大的力量迅速地消滅我們的敵人。﹂

　　最後，希特勒描述了他在終於作出決定後感到大鬆一口氣的快感。

　　﹁｜｜領袖，讓我再談一件事情。由於我在苦心思考以後作出了這個決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儘管我們完全有誠意努力實現最後的和解，可是同蘇聯的夥伴關係常常使我非常苦惱，因為在我看來，它總有點違反我的整個信念、我的思想和我以前的義務。我現在為我解脫了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興。

　　致熱烈的同志式的問候

　　阿道夫‧希特勒﹂

　　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三點，在德軍開始進攻以前半小時，馮‧俾斯麥大使在羅馬叫醒了齊亞諾，把希特勒的長信交給他。這位義大利外長然後打電話把這封信告訴了當時正在利西奧納避暑地休養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半夜裡由於他的軸心夥伴的來信而被從睡夢中叫醒，這不是第一次了，他對這一點很惱火。墨索里尼對齊亞諾焦躁地說，﹁我在晚上也不大打擾我的僕人，但是德國人毫不體諒人，隨便在什麼時候都把我從床上叫起來﹂。可是墨索里尼搓搓他的睡眼以後，馬上下令立即對蘇聯宣戰。他現在完全是德國人的俘虜了。他知道這一點，並且對此感到惱火。他對齊亞諾說，﹁我只希望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東方進行的這場戰爭中，德國人會給煞一煞威風﹂。不過，他認識到，他自己的前途現在已完全依靠德國的武力了。他確信德國人將在俄國獲勝，但是他希望至少德國人會被打得鼻青臉腫。

　　他沒法知道，也沒有想到，在西方的任何其它人也沒有想到，德國人會得到壞得多的結果。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拿破崙就是在一八一二年那一天前往莫斯科途中渡過涅曼河的，他的祖國法國也是在一年前那一天在貢比臬投降的，阿道夫‧希特勒所向無故的機械化裝甲部隊就在那一天清晨大舉渡過了涅曼河和其它一些河，猛撲俄國。紅軍儘管得到了一切警告，但是正如哈爾德將軍第一天在日記中所說，紅軍﹁在整個戰線上，遭到戰術上出其不意的襲擊﹂。最初所遇到的一切橋樑都是完整無損地佔領下來的。哈爾德說，事實上，在邊界的大部分地方，俄國人甚至沒有作好戰鬥部署，還未能組織抵抗就被打敗了。數以百計的蘇聯飛機在機場上遭到摧毀。幾天以內，數以萬計的俘虜開始源源而來；整軍整軍的軍隊被迅速包圍了。看來這是波蘭戰役的重演。

　　一向謹慎的哈爾德看過參謀本部的最近報告以後在七月三日的日記上寫道：﹁對俄國進行的戰役在十四天內就獲勝了。這麼說是一點也不過分的。﹂他又說，戰爭將在幾周內全部結束。

第二十四章　形勢的轉變

　　到一九四一年初秋，希特勒認為俄國已經完蛋了。

　　戰役開始後的頭三個星期中，陸軍元帥馮‧包克的中央集團軍，率有三十個步兵師、十五個裝甲師或摩托化師，從比亞利斯托克向前推進四百五十英里，抵達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就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曾經經過的那條公路向東二百英里，北面一路，陸軍元帥馮‧李勃的集團軍，兵力達二十一個步兵師和六個裝甲師，往北穿過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迅速向列寧格勒推進。南面一路，陸軍元帥馮‧倫斯德的由二十五個步兵師、四個摩托化師、四個山地師和五個裝甲師組成的集團軍，向第聶伯河和基輔進軍。基輔是希特勒垂涎已久的富饒的烏克蘭的首府。

　　用最高統帥部的公報的後來說：德軍是﹁按計劃﹂沿著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一千英里的戰線上全面向前推進的。納粹獨裁者相信，隨著蘇軍一個接著一個被包圍或被擊潰，德軍必將以更快的速度前進。因此，到了七月十四日，即入侵後剛滿三個星期，希特勒竟發佈一項指令，說陸軍兵力可﹁在最近將來大大減少﹂，軍火生產將集中於海軍艦隻和空軍飛機方面，尤其要以後者為重點，以便對最後的敵人英國作戰，以及｜｜他又說｜｜﹁對美國作戰，如果有此必要的話﹂。到了九月底，他指示最高統帥部準備解散四十個步兵師，以便騰出這一部分人力用於工業生產方面。

　　俄國的兩個最大的城市，彼得大帝在波羅的海沿岸建立的都城列寧格勒和現在是布爾什維克首都的古城莫斯科，在希特勒看來，快要陷落了。九月十八日，他發下嚴格命令：﹁列寧格勒或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以接受。﹂他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指令中對他的指揮官說明了應該怎樣對待這兩個城市：

　　﹁元首已決定將聖彼德堡︵列寧格勒︶從地球上消除。一旦蘇俄被推翻，這個大城市的繼續存在，並無重要意義｜｜

　　我軍目的在於包圍這個城市，用炮擊和連續不斷的空軍轟炸，把它夷為平地｜｜

　　把這個城市接管過來的任何要求，將不予考慮。因為全市居民的生存和供應他們食物的問題，不能由我們也不應該由我們解決的。在這一場爭取生存的戰爭中，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大城市的人口連一部分也不想保留。﹂

　　就在同一個星期，十月三日那一天，希特勒回到柏林，對德國人民作了一次講話，宣稱蘇聯已經崩潰。﹁今天我宣佈，我毫無保留地宣佈，﹂他說，﹁東方的敵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來了｜｜在我們部隊的後邊，已經有了相當於我在一九三三年執政時德意志國家幅員兩倍的土地。﹂

　　十月八日，莫斯科南面重鎮奧勒爾陷落，希特勒派他的新聞發佈官奧托‧狄特里希乘飛機回到柏林。第二天，狄特里希對世界各大報紙的新聞記者宣佈，守衛莫斯科的提莫申科元帥所率蘇聯最後一支完整的部隊，已被圍困在德軍於莫斯科城下設下的兩個鋼鐵包圍圈中；布瓊尼元帥的南方部隊已經潰散；伏羅希洛夫元帥的六、七十個師的部隊已被包圍在列寧格勒。﹁從各種軍事意義上看，﹂狄特里希最後洋洋得意地說，﹁蘇俄已經打垮了。英國的兩線作戰的迷夢已經破滅。﹂

　　希特勒和狄特里希的牛皮，至少吹得太早了。俄國人儘管在六月二十二日遭到了突然襲擊，部隊和裝備遭到重大損失，在倉猝後撤中，他們的一些精銳部隊陷入敵人包圍，但是實際上，從七月份起，他們已開始進行德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日益頑強的抵抗。在哈爾德的日記中，以及在中路戰線統率一支龐大的裝甲部隊的古德里安將軍和像他那樣的前線指揮官的報告中，都開始頻繁地｜｜後來則連篇累犢地｜｜記載著頑強的戰鬥、俄國人的殊死抵抗和反攻，以及除了蘇軍以外德軍也遭到慘重損失的情況。

　　勃魯門特里特將軍後來寫道，﹁即使在︵爭奪明斯克的︶第一次戰役中，俄國軍隊的表現也與波蘭軍隊和西方盟軍失敗時迥然不同。俄國軍隊即使是在被包圍的時候，也仍然堅守陣地，繼續戰鬥。﹂俄軍的人數之多，他們的武器裝備之好，都是希特勒做夢也想不到的。蘇聯的新的師源源投入戰鬥，德國的情報機構事前對此竟毫無所聞。哈爾德在八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已經越發清楚，我們不僅低估了俄國巨人的經濟力量和運輸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低估了他們的軍事力量。我們最初計算敵人大約有二百個師，現在已經查明番號的有三百六十個師。一有十幾個師被消滅，俄國人就又投入十幾個師。我軍戰線由於分佈太廣，顯得過於單薄。我們的戰線沒有縱深度。結果，敵人在連續進攻之後，常常得到一些成功。﹂倫斯德在戰後向盟軍提審人員直率供認：﹁在發動進攻後不久，我便發現以前所寫的關於俄國的一切都是滿紙胡話。﹂

　　古德里安、勃魯門特里特和塞普‧狄特里希等將軍在他們的報告中，對初次碰到俄國Ｔ｜三十四型坦克都表示驚訝不已。他們對Ｔ｜三十四型坦克事前毫無所聞。這種坦克的裝甲很厚，德國的反坦克炮彈打上去就被彈回來，坦克毫無損傷。勃魯門特里特後來說，這種裝甲車的出現，標誌著後來所謂﹁坦克恐怖﹂的開始。戰爭開始以來，德國人在以空軍保護地面部隊和進行戰前偵察方面一直佔有壓倒優勢，現在卻第一次不能用這種優勢佔便宜了。蘇聯的戰鬥機，儘管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在機場上遭到轟炸，在戰爭初期的戰鬥中也受到重大損失，但是，和那些新的師團一樣，仍然不斷出現，簡直說不上是從哪兒來的，還有，德軍進軍過於迅速，加上俄國沒有適宜的機場，都使德國空軍基地距離太遠，無法有效地掩護前線作戰。馮‧克萊施特將軍後來報告說：﹁在好幾次挺進時，我的裝甲部隊由於沒有飛機掩護，遇到很大困難。﹂

　　德國人對俄國還有一個估計上的錯誤，克萊施特曾對李德‧哈特談過這一點。不用說，那年夏天，絕大多數西方人士也有同樣的錯誤估計。

　　克萊施特說：﹁我們把勝利的希望主要寄託在入侵必然要使俄國發生政治混亂這種前途上｜｜我們把過高的希望放在這樣的信念上：史達林一旦遭到重大失敗，必然要被國內人民推翻。這種想法是元首的政治顧問們製造的。﹂

　　希特勒確實對約德爾說過：﹁我們只要在門上踢一腳，整個破房子就會倒下來。﹂

　　希特勒認為，到七月中旬，踢門的機會已經到來了。當時在德國最高統帥部中，發生了頭一場戰略上的大爭論。結果是，元首不顧大多數高級將領的反對，作出了哈爾德認為已證明是﹁東線戰役中最大戰略上的錯誤﹂的決定。問題說來也簡單，但是卻極關重要。這就是，包克所率領的實力最強、也是迄今為止德國三路大軍中成就最大的中央集團軍，要不要從七月十六日已經到達的斯摩棱斯克向前推進二百英里，拿下莫斯科？還是仍然堅持按照希特勒在十二月十八日指令中規定的計畫行事，以北路和南路兩翼為主攻？換句話說，是以莫斯科還是以列寧格勒和烏克蘭作為最後目標？

　　以勃勞希契和哈爾德為首的陸軍總司令部，堅決主張全力進攻蘇聯首都。支持這個意見的有包克，他所統率的中央集團軍，正沿著公路向莫斯科進軍；還有古德里安，他的裝甲部隊正在前邊打頭陣。他們在辯論當中，除了強調攻佔敵人首都的心理上的價值之外，還申述了更多的理由。他們向希特勒指出，莫斯科是軍火生產的重要來源，而且更重要的，它是俄國交通運輸的樞紐。拿下莫斯科，蘇聯不僅要失去一個主要的軍火來源，而且後方的兵員、供應也不能運往遙遠的各個前線，各個前線就要因此而削弱和崩潰。

　　此外，將領們還向這位現在已成為他們最高統帥的前下士提出一個最後的、無可置辯的論點。他們說，種種情報表明，俄國的主力現在正集中在莫斯科前沿，以圖全力保衛首都。在斯摩棱斯克正東，五十萬蘇軍突破了包克的雙重包圍，正在挖壕據守，以阻擋德軍進一步向首都推進。

　　﹁︵哈爾德在戰爭結束後不久給盟軍寫的一份報告中說道︶這樣一來，俄國兵力的重心就擺在中央集團軍的面前｜｜

　　參謀本部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我軍必須以擊敗敵人的軍事力量為作戰目標，因此，下一個最迫切的任務是，集中中央集團軍的全部力量，擊潰提莫申科的部隊，進軍莫斯科，拿下敵人的這個抗戰神經中樞，並擊潰敵人的新的部隊。由於季節變換在即，準備這次進攻的部隊的集結工作必須儘快完成。與此同時，北方集團軍須執行既定任務，爭取與芬蘭人取得聯繫。南方集團軍將繼續向東推進，盡可能牽制敵人的力量。

　　｜｜參謀本部與最高統帥部經過多次討論，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後來，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把參謀本部的一份備忘錄交給了希特勒。﹂

　　我們從哈爾德的日記中瞭解到，提交這份備忘錄的日期是八月十八日。哈爾德寫道：﹁這事引起了爆炸性的後果。﹂希特勒對烏克蘭的盛產糧食地區和工業地區以及高加索的俄國油田垂涎已久。而且，他認為他現在找到了一個誘殲仍在堅守中的基輔東面第聶伯河東岸的布瓊尼部隊的大好機會。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打下列寧格勒，與芬蘭軍隊在北面會師。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必須從中央集團軍分出好幾個步兵師和裝甲師，調到北路去，尤其是南路去。莫斯科可以等一等再說。

　　八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向與他意見不合的參謀本部下達一項新的指令。哈爾德在第二天的日記中逐字逐句地把指令內容抄錄下來。

　　﹁陸軍方面提出的關於東線作戰如何繼續的建議，不符我的意圖。

　　在冬天到來以前要達到的最重要目標，不在於佔領莫斯科，而是拿下克里米亞，拿下頓尼茨盆地的工業和煤礦區，並切斷俄國的高加索石油供應線。北路的任務在於圍困列寧格勒和同芬蘭軍隊會師。﹂

　　希特勒在指令中規定，必須徹底摧毀南路的第聶伯河一帶的蘇聯第五軍團。這一支部隊的頑強抵抗，使希特勒傷了好幾天的腦筋。他還要求佔領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包圍列寧格勒，與芬蘭軍隊會師。他最後說：﹁只有這樣，才能創造進攻提莫申科部隊、順利地打敗它的條件。﹂

　　﹁︵哈爾德悻悻地說︶這樣一來，原定要在莫斯科大門前給俄國軍隊以決定性打擊的這一目標，就只得從屬於想奪取一個有價值的工業區和向俄國油區方面進軍的慾望了｜｜希特勒現在已給同時攻佔列寧格勒和史達林格勒的主意迷住了，因為他自信這兩個﹁共產主義聖地﹂一旦陷落，俄國就要土崩瓦解了。﹂

　　希特勒為了對那些不能讚賞他的戰略天才的陸軍元帥和將軍進行侮辱，發出了一個哈爾德稱之為﹁反備忘錄﹂︵針對陸軍十八日的備忘錄︶的文件。參謀總長說這個﹁反備忘錄﹂﹁通篇是罵人的話﹂，例如其中說到，陸軍司令部中全是一批﹁腦袋已被過時理論弄得陳腐不堪﹂的人。

　　哈爾德在第二天日記中大發牢騷：﹁不能忍受！聞所未聞！莫此為甚！﹂這天整個下午和晚上，他與陸軍元帥馮‧勃勞希契會商，討論元首對陸軍總司令部和參謀本部事務進行的﹁不能允許的﹂干涉，最後他建議陸軍總司令和他本人辭職。﹁勃勞希契不同意，﹂哈爾德寫道：﹁因為他認為這並不實際，而且也與事無補。﹂這個膽小怕事的陸軍元帥這次仍和從前一樣，向那位以前的下士屈服了。

　　第二天，八月二十三日，古德里安將軍到元首的大本營，哈爾德就慫恿他勸說希特勒放棄他那將會造成重大損失的決定。雖然，這位性情倔強的裝甲部隊司令用不著慫恿也會這麼做的。他一到大本營就碰上了勃勞希契。陸軍總司令對他說：﹁我不許你跟元首談莫斯科的問題。在南方作戰的命令已經發下來了。當前只是如何執行的問題。討論是沒有用處的。﹂

　　但是，當古德里安晉見希特勒時｜｜勃勞希契和哈爾德都沒有和他一起進去｜｜他還是拒絕服從命令，竭力主張立即進攻莫斯科。

　　﹁︵古德里安後來寫道︶希特勒讓我把話說完，然後詳細說明他所以作出不同決定的種種理由。他說，將來繼續進行戰爭，十分需要烏克蘭的原料和農業。他談到有必要使克里米亞半島失去作用，他認為﹃克里米亞是蘇聯進攻羅馬尼亞油田的航空母艦﹄。我頭一回聽到他說出這樣的話：﹃我的將軍們對於戰爭的經濟方面的問題一竅不通。﹄｜｜他已經發佈嚴格的命令，規定進攻基輔是當前的戰略目標，進行一切軍事行動時，必須牢記這一點。在最高統帥部這裡，我頭一回看到後來非常習見的一個現象，希特勒每說一句話，在場的凱特爾、約德爾等人莫不點頭稱是，只有我仍然堅持我自己的觀點｜｜﹂

　　但是哈爾德在以前歷次討論中，從來沒有點頭稱是。第二天，古德里安看到他，把自己並沒有能使希特勒回心轉意的情況告訴了他。古德里安說參謀總長﹁精神完全失常，使我十分驚訝，他竟口出不遜，作了完全沒有根據的指責和詆毀﹂。

　　這是戰爭爆發以來德國最高統帥部中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可是更嚴重的危機及其不利後果還在後頭哩。

　　南路方面，倫斯德的部隊由於得到從中路抽調出來的古德里安的裝甲部隊和步兵師的增援，終於發動了進攻。古德里安認為這個進攻從本身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戰術勝利。基輔於九月十九日陷落｜｜德國部隊已越過基輔一百五十英里｜｜到二十六日，基輔戰役便結束了。據德國方面宣佈，俄國軍隊被包圍而投降的共達六十六萬五千人。在希特勒看來，這是一次﹁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最大戰役﹂。但是儘管這個成就非同小可，他的一些將領對於它的戰略上的重大意義卻更加懷疑了。在中路，包克的沒有裝甲部隊的集團軍，在斯摩梭斯克東面不遠的傑斯納河一帶，兩個月來一直按兵不前。秋雨季節快來了，到時候俄國的道路將是一片泥濘。隨之而來的將是冰天雪地的嚴冬。

對莫斯科的大進攻

　　希特勒終於勉勉強強地對勃勞希契、哈爾德和包克的主張讓了步，同意重新發動對莫斯科的進攻。但是太遲了！九月五日下午，哈爾德去看他，這時元首主意既定，就急不可待地要進克里姆林宮了。最高統帥下了命令，﹁中路必須在八天到十天之內開始行動﹂。︵﹁不可能！﹂哈爾德在日記中叫道。︶﹁包圍他們，擊敗他們，消滅他們。﹂希特勒同意把中央裝甲集團軍的古德里安裝甲部隊重新調回來，這時該部在烏克蘭正打得難解難分。同時還同意從列寧格勒前線把萊因哈特的坦克軍調過來。可是裝甲部隊要一直等到十月初才能調回來，經過休整，投入戰鬥。

　　十月二日，大規模進攻終於開始了。進攻的代號是﹁颱風﹂。一股強風，一股旋風，要猛襲俄國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殲滅俄國人的最後的作戰部隊，要把蘇聯打垮。

　　但是在這裡，納粹獨裁者又一次犯了自大狂的毛病。在冬季到來之前拿下俄國首都，他還認為不夠。又下令北路的陸軍元帥馮‧李勃同時佔領列寧格勒，在北面與芬蘭軍隊會師，繼續向前推進，切斷摩爾曼斯克鐵路。他又下令倫斯德同時清掃黑海沿岸，拿下羅斯托夫，奪取邁高普油田，向伏爾加河岸的史達林格勒進軍，以切斷史達林與高加索地區的最後聯繫。倫斯德向希特勒解釋，這樣做意味著要越過第聶伯河作四百多英里的大進軍，隊伍的左翼將危險地暴露在敵人面前，這時最高統帥對他說，南路的俄軍現在已不可能進行什麼了不起的抵抗了。倫斯德說他對於這個荒謬可笑的命令﹁縱聲大笑﹂，他不久以後碰到的卻是與希特勒的估計迥然相反的情況。

　　德軍沿著拿破崙進軍莫斯科的老路向前推進。一開始，來勢洶洶，煞是像一股颱風似的。十月上半月，德軍打了一仗勃魯門特里特後來稱之為﹁教科書式的戰役﹂。德軍包圍了在維亞茲馬和勃良斯克之間的蘇聯兩支部隊，據稱俘虜了六十五萬人，還有五千門大炮、一千二百輛坦克。到了十月二十日，德國裝甲部隊的前鋒部隊已進抵離莫斯科四十英里的地方，蘇聯中央各部和外國使館急忙撤退到伏爾加河上的古比雪夫。這時，就連頭腦清醒的哈爾德︵他從馬背上摔了一跤，折了一根鎖骨，暫時住在醫院裡治療︶也相信，憑著領袖的大膽的領導和有利的天時，在俄國的嚴冬到來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秋雨連綿，道路泥濘的季節來臨了。這一路乘車行進的大軍，越走越慢了，有時還不得不停止前進。正在打仗的坦克也得撤下來，去拖曳陷在泥坑裡的大炮和彈藥車。由於缺乏拖曳車輛用的鋼鏈、挽鉤，只得派空軍運輸機空投一捆捆繩子，其實這時十分需要飛機運送別種軍需品。開始下雨是在十月中旬，古德里安後來回憶說，﹁以後幾個星期就聽爛泥的擺佈了﹂。勃魯門特里特將軍是在莫斯科戰役中首當其衝的陸軍元帥馮‧克魯格的第四軍團的參謀長，他生動描述了當時的狼狽情形。

　　﹁步兵在泥濘中一步一滑，每門大炮得用許多馬隊來拉才能前進。所有車輛都陷在泥坑裡，一直陷到車軸部分。甚至牽引機行動起來也十分困難。不上幾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動彈不得了｜｜這一切使得我們早已疲憊不堪的部隊處於怎樣的緊張狀態，也許是不難想像的。﹂

　　在哈爾德的日記上，在古德里安、勃魯門特里特等德國將領的報告中，第一次出現了懷疑、甚至絕望的跡象。這種情緒也傳播到戰地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中｜｜也許可以說，這種情緒就是從他們中間產生出來的。勃魯門特里特回憶說：﹁現在，當莫斯科似乎已經在望的時候，官兵的心情卻開始起了變化。敵軍的抵抗堅決起來，戰鬥越來越激烈｜｜許多連隊得不到增補，只剩下六七十人。﹂可供使用的大炮和坦克也不夠。他說：﹁冬天快到，可是冬衣連影子還沒有見到。｜｜在遙遠後方的廣大的森林沼澤地帶，開始出現有遊擊隊的活動。運輸隊常常遭到伏擊｜｜﹂

　　勃魯門特里特回憶道，從這時候起，曾經在這同一條路上走向莫斯科的拿破崙大軍的鬼影和拿破崙全軍覆沒的事蹟，就常常縈繞在納粹征服者的睡夢中。德國將領們開始閱讀或者重讀高蘭古侯爵所著的關於這個法國征服者一八一二年冬天在俄國慘敗的可怕故事。

　　在遙遠的南方，天氣稍微和暖一些，但是也是多雨，道路泥濘，戰事同樣進行得不順利。克萊施特的坦克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開進頓河口的羅斯托夫。這時，戈培爾博士的宣傳樂隊大吹大擂地說，﹁通向高加索的大門﹂已經打開了。但是，這個大門並沒有開上幾天。克萊施特和倫斯德都認識到，羅斯托夫是守不住的。五天以後，俄國軍隊收復了羅斯托夫。德國軍隊在南北兩翼受到夾攻，狼狽後撤五十英里到米烏斯河一線。克萊施特和倫斯德當初就曾計畫在這裡建立一條冬季防線的。

　　羅斯托夫的撤退是第三帝國歷史上另一個小轉捩點。在這裡，納粹軍隊頭一回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古德里安後來評論說，﹁我們的災難是在羅斯托夫開始的；那是危機迫近的預兆﹂。德國陸軍的高級將領倫斯德陸軍元帥因此丟了官職。在倫斯德撤退到米烏斯河的時候：

　　﹁︵他後來答覆盟軍提審時說道︶元首突然給我下了一道命令：﹃留駐原地，勿再後撤。﹄我立即覆電：﹃要想堅守，簡直是發瘋。首先，部隊固守不住，其次，若不撤退，將被殲滅。我再次請求撤銷這項命令，否則請另派別人接替。﹄當晚，元首的覆電來了：﹃同意所請，望即交出指揮權。﹄﹂

　　﹁於是，﹂倫斯德說，﹁我便回家去了。﹂

　　像這樣命令在遠方的部隊冒險死守陣地的一意孤行，曾遭到許多將領的反對，雖然在以後一些令人驚心動魄的月份中也許曾把德國軍隊從全軍覆沒中挽救出來，但是這種做法還是導致了在史達林格勒和其它地方的慘重失敗，並促成希特勒的覆亡。

　　那一年冬天，俄國很早就大雪紛飛，氣溫降到零下。據古德里安記載，初雪是在十月六日的夜間下的，正是對莫斯科重新發動進攻的日子。這樣的天氣提醒他再一次要求大本營發來冬衣，尤其是厚靴和厚毛襪。十月十二日，他記載說，雪還在下個不停。十一月三日，第一次寒潮到來，氣溫降到了零度以下，而且還在繼續下降，到十一月七日，古德里安報告說，部隊開始發現﹁嚴重凍傷病員﹂。十三日，氣溫降到零下八度，﹁越來越覺得﹂缺少冬衣了。槍炮和人一樣受到了嚴寒的影響。

　　﹁︵古德里安寫道︶由於供坦克履帶防滑用的尖鐵沒有運到，路上的冰引起了不少困難。天冷使得大炮上的瞄準鏡失去了效用。發動坦克時，得先在底下點人烘烤一陣。燃料常常凍結，汽油也凍得粘糊糊的｜｜︵第一百一十二步兵師的︶各團因凍傷都減少了五百人左右。由於天氣太冷，機關槍打不響，我們的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已證明對付不了︵俄國的︶Ｔ｜三十四型坦克。﹂

　　古德里安後來說：﹁結果人心惶惶，甚至一直影響到後方博哥羅次克。自從俄國戰役開始以來，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這是一個警告：我們的步兵戰鬥力已經到了盡頭了。﹂

　　而且，還不止步兵如此。十一月二十一日，哈爾德在日記上潦草地寫道，古德里安打電話來說，他的裝甲部隊﹁已經無能為力了﹂。這位素來剽悍善戰的坦克兵司令明白表示，他決定於該天去見中央集團軍司令包克，請求收回發給他的命令，因為他﹁實在無法執行﹂。他情緒消沉達於極點，那天寫道：

　　﹁冰天雪地，無處避寒，無衣禦寒，人員裝備受到嚴重損失，燃料供應也糟糕透頂｜｜所有這一切使我難以履行司令官的職責，長此以往，我的重大責任要把我壓垮了。﹂

　　古德里安在回溯這段往事時也說：

　　﹁對此刻發生的事件真正能夠作出評價的只有這樣的人：在這悲慘的冬天，他曾目睹俄國的漫天大雪，他曾挨過那吹過俄國的把沿途一切都埋在雪中的凜冽寒風；他曾一小時又一小時地乘車走過荒無人煙的地方，好不容易見到一間不僅樣的房屋，裡面住的是無衣少吃、饑寒交迫的士兵；他也曾遇到對比之下吃得較飽、穿得較暖、冬季作戰的裝備一應俱全的生氣虎虎的西伯利亞人｜｜﹂

　　這些事現在不去細說了，但是有一點需要首先強調一下：儘管俄國的冬天這樣可怕，同時，即使蘇聯軍隊的冬天準備工作必然比德國軍隊作得好一些，但是現在應該指出的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不是氣候，而是紅軍的英勇戰鬥以及他們的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哈爾德的日記和戰地指揮官的報告，都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經常對俄國軍隊進攻和反擊的規模和聲勢感到驚訝，而對德軍的挫折和損失則感到灰心。納粹將領們不能理解，有著暴政制度的俄國人，在德軍初次打擊下又受到慘重損失的俄國人，為什麼沒有像法國和其它情況比俄國好的國家那樣土崩瓦解。

　　勃魯門特里特寫道：﹁我們在十月底十一月初驚訝而又失望地發現，俄國人雖然遭到打擊，但看來並不認為自己已不再是一支戰鬥力量。﹂古德里安談到他在進軍莫斯科途中，在奧勒爾遇到一個年老退休的沙皇時代的將軍。

　　﹁你們要是早來二十年︵他對這位裝甲兵將領說︶，我們一定會伸開雙手歡迎你們。但是現在太晚啦，我們剛剛開始站起來，現在你們來了，把我們推回到二十年前去，這麼一來我們又得從頭開始。現在我們在為俄羅斯打仗，在這個事業中，我們是團結一致的。﹂

　　到了風雪交加、氣溫持續在零下的十一月底，在希特勒和他的大部分將領看來，莫斯科似乎已在股掌之中了。德軍在首都北、南、西三面，已到達距離目標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希特勒遠在後方東普魯士的大本營裡，反覆地端詳著地圖。在他看來，到莫斯科的這最後一程，根本算不了什麼。他的軍隊已前進了五百英里；他們只要再走二、三十英里便行了。他在十一月中旬對約德爾說，﹁我們最後再用點力，就要勝利啦﹂。陸軍元帥馮‧包克負責指揮中央集團軍向莫斯科作最後攻擊。他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打電話給哈爾德，以馬恩河戰役與現在情況相比，他說，﹁那次戰鬥中，投入最後一個營就決定了戰役的勝利﹂。儘管敵人加強抵抗，包克對參謀總長說，他相信﹁一切都已不成問題﹂。到十一月的最後一天，他果然投進了他的最後一個營。對蘇聯心臟的最後的總攻，定在第二天，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

　　最後的總攻意外地遇到頑強抵抗。這是有史以來在一條戰線上集中了最強大的坦克部隊：在莫斯科正北，霍普納將軍的第四坦克集團軍和霍特將軍的第三坦克集團軍向南進迫，在莫斯科正南的古德里安的第二裝甲軍團從土拉北上，克魯格的龐大的第四軍團居於中央，穿過市郊的森林向東殺開一條血路｜｜希特勒的最大希望就寄託在這樣聲勢浩大的軍事部署上。到十二月二日，第二百五十八步兵師的一個偵察營突入莫斯科城郊的希姆基，克里姆林宮的尖頂已經在望，但是第二天早晨就為幾輛俄國坦克和從市內工廠緊急動員起來的工人隊伍所擊退。這是德國軍隊到達莫斯科最近的地方；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宮。

　　十二月一日晚上，正害著嚴重胃痙攣的包克已經打電話給哈爾德，說他的部隊力量大為削弱，他再也不能用他們來﹁作戰﹂了。參謀總長給他打氣說，﹁應該不惜使出最後一把勁，打倒敵人。如果辦不到，我們再另作決定﹂。第二天，哈爾德在日記上簡短地寫道：﹁敵軍的抵抗已達到極點。﹂過了一天，十二月三日，包克再打電話給參謀總長。哈爾德在日記上記下包克所談的情況：

　　﹁第四軍團的先頭部隊又撤下來了，因為側翼跟不上去｜｜我軍快要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包克第一次談到要轉攻為守時，哈爾德提醒他說：﹁最好的防守是堅持進攻。﹂

　　這話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碰上的是俄國人和那樣的天氣。第二天，十二月四日，古德里安的第二裝甲軍團從南面攻佔莫斯科的企圖已被制止，古德里安報告說氣溫已下降到零下三十一度。第二天，溫度又下降了五度。他說，他的坦克﹁差不多動彈不得了﹂。同時，他的側翼和在土拉北面的後衛都受到了威脅。

　　十二月五日是關鍵性的一天。德軍在環繞莫斯科周圍二百英里的半圓形陣地上，全線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僅已經被止住，而且還得後撤。包克打電話給哈爾德說，﹁他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同時，勃勞希契也絕望地告訴他的參謀總長說，他要辭卸陸軍總司令的職務。這一天是德國將領們黑暗、悲慘的一天。

　　﹁︵古德里安後來寫道︶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必須作出這樣一種決定，沒有比這再困難的事了｜｜我們對莫斯科的進攻已經失敗。我們英勇的部隊的一切犧牲和煎熬都已歸於徒勞，我們遭到了可悲的失敗。﹂

　　在克魯格的第四軍團司令部裡，參謀長勃魯門特里特已看出形勢到了轉捩點。他後來回憶道：﹁我們想在一九四一年打敗俄國的希望，已在最後一分鐘化為泡影了。﹂

　　第二天，十二月六日，剛在六個星期以前繼提莫申科元帥任中路戰線司令的格奧爾基‧朱可夫將軍，發動了攻勢。在莫斯科前沿二百英里長的戰線上，他的七個軍團和兩個騎兵軍｜｜共計一百個師｜｜全線出擊。這些部隊中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經沙場的，都已裝備並且訓練在酷寒和厚雪中作戰。這位不為人知的將軍以希特勒完全不曾想過存在的步兵、砲兵、坦克、飛機的攻擊是如此突然而具破壞性，以致於德國陸軍和第三帝國從未能完全復原。在十二月剩下的數週中以及一月間，被擊敗並且撤退中的德國軍隊的戰線持續地被蘇聯的突破所瓦解，一時看來他們似乎要步一百三十年前的拿破崙大軍一樣，在俄國的雪原中崩潰湮滅。在許多危急時刻，差一點就要應驗了。或許是因為希特勒如花崗岩般的意志與決心，以及德國士兵的堅忍，才挽救了第三帝國的軍隊免於全面崩潰。

　　但是這是場大失敗。紅軍被打殘了但未被消滅。莫斯科、列寧格勒、史達林格勒以及高加索油田都未到手；分在南北通往英國及美國的生命線仍然暢通。兩年多以來戰無不勝的希特勒的軍隊第一次在佔優勢的敵軍面前撤退。

　　不只如此，有更嚴重的失敗。至少哈爾德稍後想到了這點。﹁德國陸軍不敗的神話﹂，他寫道，﹁已經破滅了。﹂當下一個夏天來臨時，德國在俄國會有更多的勝利，但是他們將無法重建這個神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即是第三帝國短暫歷史中的一個轉捩點，而且是致命的轉捩點之一。希特勒的威勢已經到了頂點；從此時起它將衰退，被他所選作侵略戰爭對象的國家的記記反擊而破滅。

　　現在，對德國統帥部及軍隊司令官的戲劇性更動開始了。當各軍團沿著結冰道路和積雪田野後撤之際，德國將軍們開始被開刀了。我們已經看到，倫斯德由於被迫撤出羅斯托夫，已被解除南路部隊司令官的職務。陸軍元帥馮‧包克自從在十二月間遭到失敗以後，胃病轉重，已於十二月十八日由馮‧克魯格元帥接替他的工作。克魯格的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第四軍團被逐出莫斯科近郊，而且永遠不能再推進到那裡了，甚至英勇善戰、首先採用大規模裝甲戰而革新了現代戰爭的古德里安將軍，也在耶誕節被解除職務，因為他未得上級批准，擅自下了撤退命令。同樣煊赫一時的坦克部隊司令霍普納將軍，也以同樣的罪名被希特勒突然撤職，被奪了軍階，還被禁止穿著軍服。他的第四裝甲集團軍曾到達莫斯科北面望得見城區的地方，但隨即被逐退。漢斯‧馮‧斯波納克將軍，一年前曾以指揮空降部隊在海牙登陸而得到騎士十字勳章，現在受到更嚴厲的處分。因為他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當俄國軍隊在其背後從海上登陸時，把他在克里米亞的一個軍中撤出一個師。他不僅被立即褫奪軍階，還被拘禁，送交軍事法庭審訊，在希特勒的堅持下被判以死刑。

　　甚至善於逢迎拍馬的凱特爾也和最高統帥鬧起糾紛。甚至像他那樣的人在十二月初也清楚看到：為了避免奇災大禍，必須從莫斯科作全面撤退。但是當他鼓足勇氣向希特勒陳述這個意見時，希特勒對著他狠狠地訓斥了一頓，大聲罵他是個﹁木頭人﹂。過後不久，約德爾看到這位最高統帥部長官哭喪著臉，坐在桌子旁寫辭呈，旁邊擱著一支左輪手槍。約德爾悄悄地挪開手槍，勸凱特爾｜｜顯然並不太費事｜｜不要辭職，要對元首的侮辱繼續忍受下去。凱特爾照辦了，他以無比的耐心一直忍受到最後一刻。

　　陸軍元帥馮‧勃勞希契要統率一支不能像最高統帥所要求的那樣常勝不敗的軍隊，這項吃力的差使使他的心臟病一再復發。到朱可夫開始發動反攻時，他已決意要辭去陸軍總司令的職務。

　　十二月十五日，他到新轉移的防線作了視察以後回到總司令部，哈爾德見他﹁疲憊不堪﹂。他在日記上寫道：﹁勃勞希契再也看不到有使陸軍擺脫絕境的辦法。﹂這位陸軍首腦已智窮力盡。他在十二月七日曾請求希特勒兔去他的職務，十二月十七日又提出一次，兩天以後，得到正式批准。三個月以後，元首跟戈培爾談起他對這位由他親自提名統率陸軍的人的真正看法。

　　﹁元首談到他︵勃勞希契︶時，用的盡是些輕蔑的字眼︵戈培爾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的日記上寫道︶，說他是一個愛好虛榮、懦弱無能的可憐蟲｜｜笨蛋一個。﹂

　　希特勒對他的親信談起勃勞希契：﹁他算不上是個軍人；他是個稻草人。如果勃勞希契再留在他的職位上，哪怕是幾個星期，事情就會釀成巨災大禍。﹂

　　由誰來接替勃勞希契，這個問題在陸軍人士中曾引起種種猜測。但是這正如同當年由誰來接替興登堡的猜測一樣，都離謎底甚遠。十二月十九日，希特勒召見哈爾德，對他說，他將親自接任陸軍總司令。哈爾德可以留任參謀總長，如果他願意的話。哈爾德表示願意。但是希特勒明白表示，從今以後，他將親自掌管陸軍事務，正如他掌管德國的幾乎一切事務一樣。

　　﹁︵希特勒對哈爾德說︶擔任作戰指揮算不得什麼，是誰都幹得了的。陸軍總司令的任務是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方式訓練陸軍。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將軍能按照我所要求的做到這一點。因此，我決定親自接任統率陸軍的任務。﹂

　　希特勒就這樣取得了對普魯士軍官團的徹底勝利。這位曾在維也納當過流浪漢的前下士現在成了國家元首、戰爭部長、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兼陸軍總司令。哈爾德在日記中不滿地說：將軍們現在只不過是傳送希特勒命令的信差，而他的這些命令是根據他的獨特的戰略思想制定出來的。

　　實際上，這個自大狂的獨裁者不久又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權力：通過法律使自己具有德國歷史上任何人｜｜不論帝王或總統｜｜都沒有得到過的權力。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讓他的唯命是從的國會通過一條法律，賦予他對任何德國人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同時明令廢止與此相抵觸的一切法律。為了讓大家相信，有必要引一下這條法律的條文。

　　﹁｜｜在目前這場戰爭中，德國人民正面臨著一場有關生死存亡的鬥爭，元首必須擁有他認為必要的一切權力，以便促進或贏得勝利。為此，元首作為國家領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政府首腦和最高行政首長、最高法官和黨的領袖，得以｜｜不受現行法律規定的約束｜｜在必要的情況下，採取一切手段強使任何德國人履行自己的職責，不論他是普通士兵還是軍官，是下級文官、高級文官還是法官，是黨的領導幹部還是下級幹部，是工人還是廠主。若有人違背自己的職責，元首經過縝密調查以後，有權不必按規定程序，給予應得的懲罰，撤銷其職務、官階和地位，而不考慮其所謂完全應該享有的權利。﹂

　　阿道夫‧希特勒真的已不僅是德國的領袖，而且成了法律的化身。甚至在中世紀或更早的野蠻部落時代，也從沒有任何德國人像他這樣，在名義上、法律上和實際上一樣都獨攬暴君威權於一身。

　　話又說回來，希特勒即使沒有增添這份權力，也已是陸軍的絕對領導，現在不過是直接掌握了陸軍指揮權罷了。那年寒冬，他斷然採取行動，煞住了他的殘兵敗卒的退卻，使他們免於拿破崙軍隊沿同一條冰天雪地的道路從莫斯科退卻的命運。他禁止部隊繼續後撤。長期以來，德國將軍們對他的死守方針是否正確一直有著爭論：它到底是把部隊從全軍覆沒中挽救出來了，還是加重了不可避免的重大損失。大多數司令官爭辯說，他們當初在陣地防守不住時如果有權退卻，就可以挽救出許多人員和裝備，並為進行休整甚至發動反攻提供有利的條件。事實是，整師整師的部隊常常被追上、被包圍和被打得四分五散，如果及時退卻的話，本來是可以把這些部隊救出來的。

　　但是，後來也有一些將領不得不承認，希特勒堅持要部隊穩住陣腳、繼續戰鬥的堅強意志，是他在戰爭中的最大成就；也許正由於此，部隊才沒有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魯門特里特將軍對這種見解有過很好的概括：

　　﹁希特勒執意下令部隊不論在任何形勢下，不論在多麼困難的條件下，都必須堅守陣地，這無疑是正確的。他本能地意識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將使前線在幾天之內土崩瓦解，他也意識到，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德國部隊一定要遭到拿破崙大軍同樣的命運｜｜由於冰雪封途，撤退只有通過空曠的田野。這樣，用不了幾夜，部隊就支持不住，他們就會情願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後方也沒有準備好可供他們撤退到那裡的陣地，也沒有他們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線。﹂

　　一個軍長馮‧提伯爾斯克希將軍同意這種看法。

　　﹁這是希特勒的一個巨大成就。在那個危急的關頭，部隊都在回想拿破崙撤出莫斯科的故事，終日生活在這個陰影的籠罩之下。如果一經開始退卻，就會倉皇四散，潰不成軍。﹂

　　德國陸軍，不論是前線部隊還是遠在後方的大本營，全都惶惶不可終日。哈爾德把這種情況生動地記在日記中。﹁非常困難的一天！﹂這是一九四一年耶誕節日記的開頭一句話。一直到新年以後，他在日記中記述俄國軍隊的歷次突破和德軍所遇到的嚴重情況時，都用上了這一類詞句。

　　﹁十二月二十九日。又是危急的一天！｜｜元首和克魯格在長途電話中作了緊張的談話。元首禁止第四軍團北翼繼續後撤。第九軍團情況岌岌可危，該軍團的指揮官們顯然已不知所措。中午，克魯格慌慌張張地打來一個電話。第九軍團請求撤退到爾熱夫後面｜｜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激戰的一天！｜｜第四軍團和第九軍團情況十分危急｜｜俄國軍隊已突破馬婁亞羅斯拉韋茨北面的陣地，把前線撕開一個大缺口，目前還看不出有重建防線的辦法｜｜由於這種情況，克魯格要求批准撤出深陷在敵後的陣地。與元首展開激烈爭辯，元首仍堅持他的意見：不論後果如何，必須保持現有陣地｜｜

　　一月三日。馬婁亞羅斯拉韋茨和博羅夫斯克之間的防線已被突破，情況越發危險。庫勃勒和包克十分激動，要求批准撤出北路正在崩潰的陣地。元首懷疑手下的將領是否有勇氣作出困難的決定，發了一頓脾氣。但是部隊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明明是無法守住陣地的。元首下令：他會親自來決定是否有必要繼續撤退｜｜﹂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這種事情的決定權，已不在元首而在俄國軍隊手中了。希特勒能勒令德國軍隊拼死守住陣地，但是他再也阻擋不了蘇聯軍隊的前進，正跟克努特王不能阻擋潮水湧來一樣。有一次，在驚慌之中，陸軍總司令部有些軍官建議，使用毒氣也許可能扭轉局勢。哈爾德在一月七日的日記上寫道：﹁奧赫斯納上校勸我對俄國人開始進行毒氣戰。﹂也許由於天氣太冷了，總之這項建議沒有下文。

　　一月八日是哈爾德在日記上記載的﹁萬分危急的一天﹂。﹁蘇希尼契︵在莫斯科西南︶的突破，使克魯格的處境更困難了。因此他堅持要求撤出第四軍團。﹂這位陸軍元帥給希特勒和哈爾德打了一整天的電話，堅持要求撤退。到了晚上，元首才勉強同意了。他批准克魯格﹁逐步地﹂後撤，﹁以便保護部隊的聯絡﹂。

　　原定要在莫斯科慶祝耶誕節的德國軍隊，現在在這一整個可怕的冬天，卻被俄軍逐步地有時是迅速地擊退，此外，也因為恐怕遭到俄軍的包圍和突破而退卻。到二月底，德軍已退到離莫斯科七十五英里到二百英里的地方。哈爾德在二月將盡時，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次冒險進攻俄國失敗的兵員損失數字。他寫道，到二月二十八日為止，兵員損失共計一百萬五千六百二十三人，相當於他的全部兵力的三十一％。其中死亡二十萬二千二百五十一人，受傷七十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二人，失蹤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一人，︵凍傷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七人︶這還不包括匈牙利、羅馬尼亞和義大利部隊在俄國的重大損失。

　　春天到來，冰雪消融，漫長的戰線上平靜了一個短暫時期。希特勒和哈爾德開始忙於籌畫向前方調派生力軍，調派更多的坦克、大炮，以便重新發動攻勢｜｜至少在前線的一部分地區發動攻勢。德國軍隊在廣大的戰線上再也沒有發動全面進攻的力量了。嚴寒的冬天所造成的損失，特別是朱可夫的反攻，使全面進攻的希望破滅了。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希特勒早就意識到，他要想征服俄國的這一場賭博已經失敗了，不僅在六個月的時間內辦不到而且永遠辦不到。哈爾德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日記中記下了元首向最高統帥部幾個軍官所作的一次長篇﹁訓話﹂。希特勒在德國軍隊離莫斯科只有幾英里而且正在死命進攻這個城市時，便已經放棄了在年內打敗俄國的希望，而在打第二年的主意了。哈爾德記下了元首的打算。

　　﹁明年的目標。首先拿下高加索。目的，俄國南方邊疆。時間：三、四月。北路方面，今年戰事結束以後，伏洛格達或高爾基，時間只能在五月底。

　　明年還有什麼目標，尚待決定。一切將看鐵路運輸的能力而定。關於將來要建立一堵﹃東壁﹄的問題也待以後決定。﹂

　　如果蘇聯要被消滅的話，就用不著建立什麼﹃東壁﹄。看來，哈爾德在聽著最高統帥繼續往下談的時候，對這一點是動過腦筋的。

　　﹁總的說來︵他最後寫道︶，給人的印象是，希特勒現在已認識到任何一方都不能消滅對方，並認識到這種情況將導致和平談判。﹂

　　對這位納粹征服者來說，這一點認識一定是起了當頭棒喝的作用的。六個星期以前，他還在柏林發表過廣播演說，﹁毫無保留地﹂宣佈俄國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來了﹂。他的計畫已經給打得粉碎了，他的希望已經化為泡影了。兩個星期以後，十二月六日，當德國軍隊在莫斯科郊外給擊退回來的時候，他的計畫和希望更進一步破碎了。

　　次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星期日，在地球的另一邊，發生了一件事件，把希特勒輕率地挑起的歐洲戰爭變成為一場世界大戰。這場世界大戰將要決定他和第三帝國的命運，儘管希特勒自己這時還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原來在這一天，日本轟炸機襲擊了珍珠港。第二天，希特勒趕忙從他在﹁狼穴﹂的大本營乘火車回到柏林，他曾經對日本莊嚴地許下秘密的諾言，現在已到了履行這個諾言｜｜或者是翻悔｜｜的時候了。

第二十五章　輪到了美國

　　阿道夫‧希特勒對日本的輕率的諾言，是他在柏林與親軸心的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經過一系列會談之後作出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天，正是德國對俄國發動進攻前不久。我們從繳獲的德日會談記錄中，可以追溯出希特勒又一個重大的估計錯誤的來龍去脈。這份記錄和納粹在這段時期的其它文件表明，元首是多麼無知，戈林是多麼狂妄，里賓特洛甫是多麼愚蠢，以至於他們不能瞭解美國的潛在軍事力量｜｜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廉二世、興登堡和魯登道夫曾經犯過的錯誤。

　　希特勒對美國的政策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個基本的矛盾。雖然他根本瞧不起美國的軍事力量，但在戰爭的頭兩年中，卻仍然盡力使美國不捲入戰爭。正如前文所述，使美國不捲入戰爭，是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主要任務。他們用盡一切手段，包括賄賂國會議員、試圖津貼作家和資助﹁美國第一委員會﹂，來支持美國孤立主義者，使美國在戰爭中不參加到德國的敵人方面。

　　希特勒十分懂得，只要美國由羅斯福總統領導一天，希特勒的征服世界、與義大利和日本瓜分地球的狂妄計畫就一天不得實現。他在私下談話時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他認為，早晚要對付美國，而且用他的說法，要﹁狠狠地﹂對付。但是一次只能對付一個國家，這是他的戰略迄今得到成功的秘訣。對付美國的時候一定會到來，但只有在打敗英國和蘇聯之後才能這麼做。到那時候，他將在日本和義大利的幫助之下，對付暴發戶美國人。勝利了的軸心國家將輕而易舉地使孤立無援的美國人屈服在它們的淫威之下。希特勒盡力想在對美國下手的準備工作就緒之前，使美國不捲入戰爭；要做到這一點，日本是關鍵所在。

　　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里賓特洛甫曾對墨索里尼指出，日本擁有牽制美國的力量，它可以阻止美國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出兵歐洲對德國作戰。

　　在戰爭期間，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與日本人打交道時，最初特別強調不要惹得美國放棄中立的重要意義。到一九四一年初，他們特別急切地想把日本拖進戰爭，不是去打美國，更不是打他們馬上就要進攻的俄國，而是去打顯然快要打敗、但仍不肯屈服的英國。早在一九四一年，德國就加緊對日本施加壓力了。二月二十三日，里賓特洛甫在薩爾斯堡附近的富許爾霸佔來的宅邸裡，接見了日本大使大島浩將軍。這位大使性情暴躁，常常使作者認為他是一個比納粹黨人還要地道的納粹份子。里賓特洛甫對客人說，戰爭雖已取得勝利，但是日本﹁為了自身利益﹂，應該﹁儘快﹂參戰，佔領大英帝國在亞洲的領土。

　　︵他繼續說道︶日本的突然出兵，一定可以阻止美國參戰。美國目前還沒有武裝起來，它不會願意它的海軍在夏威夷以西遭到危險。在日本出兵的情況下，美國參戰的可能性更小。日本只要在其它方面尊重美國的利益，羅斯福即使拿什麼喪失威望的論據來說服美國人打仗，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國在日本進佔菲律賓時也不得不袖手旁觀，那麼它就很不可能宣戰。﹂

　　里賓特洛甫又說，美國即使真的參戰，﹁也絕不會對三國條約的國家的最後勝利產生多大危險﹂。日本艦隊一定會輕而易舉地打敗美國艦隊，戰爭將以英國和美國的垮臺而迅速結束。這樣的話對這位性情暴躁的日本大使是十分動聽的，所以里賓特洛甫大講特講。他勸日本在華盛頓正在舉行的談判中，態度要堅決，﹁說話要乾脆﹂。

　　﹁美國只有在認識到他們面對的是堅定不移的決心以後，他們才會後退。美國人民｜｜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子弟，因此是反對參戰的。美國人民本能地感到，羅斯福和幕後操縱的猶太人是在無緣無故地把他們拉迸戰爭中去。因此，我們對美國的政策一定要乾脆、堅定｜｜﹂

　　這位納粹外交部長還提出一點警告。這個警告也曾對佛朗哥提過，但是可悲地沒有產生作用。

　　﹁德國一旦受到削弱，用不著多久，日本就將發現它自己處於全世界的圍攻之中。我們坐的是一條船。現在是決定我們兩國未來幾世紀命運的時刻｜｜德國的失敗也就是日本帝國的理想的告終。﹂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希特勒發佈了一項稱作﹁關於與日本合作的第二十四號基本命令﹂的絕密指示，把他的對日新政策通知了軍事將領和外交部的高級官員。

　　﹁在三國條約為基礎上的合作必須以儘早促使日本在遠東採取積極行動為目標。若能做到這一步，英國的強大力量將受到牽制，美國利益的重心將轉移到太平洋｜｜

　　作戰的共同目標主要在於迫使英國迅速屈服，從而使美國不能參戰。

　　佔領新加坡這個英國在遠東的戰略重鎮，肯定地意味著我們三大強國取得了整個作戰中一項決定性勝利。﹂

　　希特勒還敦促日本佔領英國的其它海軍基地，甚至在﹁一旦不能阻止美國參戰時﹂，佔領美國的基地。希特勒在指示的最後部分命令：﹁千萬別讓日本得知﹃巴巴羅沙﹄計畫的消息。﹂盟國日本與盟國義大利一樣，不過是德國實現野心的工具，它們的政府都不能使元首推心置腹地把他的進攻俄國的打算透露給它們。

　　兩個星期以後，即三月十八日，海軍元帥雷德爾在同希特勒、凱特爾、約德爾開會時，強烈地要求迫使日本趕快進攻新加坡。雷德爾解釋說，現在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因為﹁整個英國艦隊已受到牽制，美國對日本進行戰爭還沒有準備好，美國艦隊的力量也趕不上日本﹂，這位海軍元帥說，攻下新加坡，就可以﹁解決涉及英美兩國的其它一切亞洲問題﹂，同時，自然也可使日本得以避免與美國發生戰爭，如果日本希望避免的活。這位海軍元帥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一個障礙，在他提起這一點時，希特勒一定是大皺眉頭的。雷德爾警告說，根據海軍情報，日本只有在﹁德國開始登陸英國以後﹂，才肯在東南亞對英國採取行動。在這次會議的海軍方面的記錄中，沒有記載希特勒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雷德爾肯定知道最高統帥既沒有在今年登陸英國的計畫，也不存這種希望。雷德爾還提了另外一件事，元首未置可否。他﹁建議﹂﹁把對俄國的打算告訴﹂松岡洋右。

　　日本外務相現在正在取道西伯利亞和莫斯科前往柏林途中。一路上，如赫爾國務卿所說，他發表了好戰的親軸心的談話。三月二十六日，他到達德國首都。當時正是希特勒感到十分狼狽的時候，因為那天夜間貝爾格勒發生政變，南斯拉夫的親德政府被推翻了，元首正忙於制訂鎮壓這個難以駕馭的巴爾幹國家的新計畫。因此他要等到二十七日下午才能接見日本客人。

　　第二天上午，里賓特洛甫與松岡會談，他的談話不過像放了一陣留聲機舊唱片，這種唱片是專門用在這種場合，放給這類客人聽的。只不過話說得比往常更愚蠢，而且還不讓短小精悍的松岡插嘴。這在施密特博士記錄的長篇會談秘密記錄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這份記錄現在是繳獲的外交部文件之一︶。﹁這場戰爭，軸心國家是贏定了，﹂里賓特洛甫宣稱，﹁英國認輸只不過是時間問題。﹂接著他就催促日本﹁趕快進攻新加坡﹂，因為這將是﹁早日打倒英國的一個具有極大決定意義的因素﹂。面對著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這位矮小的日本客人眼睛眨也沒有眨一下。施密特回憶說：﹁他不動聲色地坐著，對這種奇怪的談話究竟有什麼印象，絲毫也沒有透露。﹂談到美國的問題，里賓特洛甫說道：

　　﹁毫無疑問，若不是羅斯福總是給邱吉爾打氣，英國早就不會打下去了｜｜三國條約的一個首要目標就是威嚇美國｜｜阻止它參戰｜｜我們必須用盡一切辦法，阻止美國積極參加到戰爭中來，並且阻止它過於有效地援助英國｜｜一旦拿下新加坡，阻止美國參戰也許就大有希望，因為美國是不能冒險把艦隊派到日本海面去的｜｜這樣一來，羅斯福的處境就十分困難了｜｜﹂

　　儘管希特勒有過規定，不要把德國即將進攻俄國的事告訴松岡｜｜為了防止洩露消息，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就要看到，這給德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里賓特洛甫還是作了若干泛泛的暗示。他告訴客人，德國和蘇聯的關係是沒有毛病的，但是不大友好。而且，如果俄國威脅德國的話，﹁元首就要消滅俄國﹂。他又說，元首深信，如果打起來的話，﹁幾個月之內，俄國就不存在了﹂。

　　施密特說，松岡聽了這番話，眨一眨眼睛，滿臉顯出驚訝神情。里賓特洛甫這才趕忙叫他放心，說他不相信﹁史達林會採取不明智的政策﹂。施密特說，在這當兒，里賓特洛甫被希特勒叫去討論南斯拉夫危機問題，按說他應該舉行正式午宴招待貴賓的，竟也忙得顧不上了。

　　下午，希特勒在下定了消滅另一個國家︵南斯拉夫︶的決心以後，對日本外務相做工作了。他開始說道，﹁英國已經輸掉了戰爭，問題只在於英國能不能明智地認輸﹂。現在，英國還抓住兩根救命草：俄國和美國。希特勒在談到蘇聯問題時，比里賓特洛甫謹慎一些。他說，他不相信會發生與俄國打仗的危險。歸根到底，德國有著大約一百六十個師到一百七十個師的兵力﹁可用於防備俄國﹂。至於美國，他說：

　　﹁美國的面前擺著三條路：它可以武裝自己，它可以支援英國，它也可以在另一條戰線上作戰。如果它援助英國，就不能武裝自己。如果它拋開英國不管，英國就要被打垮，那時美國就會發現自己處於單獨同三國條約國家作戰的境地。但是，美國要想在另一條戰線上作戰，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此，元首最後說道，﹁任何人都不能想像得出﹂日本在太平洋動手有比現在更好的機會了。他竭力誇張地說：﹁這樣的時機，一去難得再來。這是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機會。﹂松岡表示同意，但是提醒希特勒說，可惜他﹁做不了主。此刻他不能代表日本帝國作出肯定採取行動的保證﹂。

　　但是希特勒這個絕對的獨裁者卻能夠作出保證，並真的在四月四日對日本作出了保證，這是在十分隨便而且誰也沒有要求他這麼做的情況下作出的，是在松岡拜訪了墨索里尼回到柏林以後。這第二次會談，是在納粹進攻另兩個無辜的國家南斯拉夫和希臘的前夕舉行的。這天，元首沉浸在一片好戰的心情中，他急切地希望取得新的輕易的勝利，急切地希望對貝爾格勒報仇。他說，雖然他認為與美國開戰是﹁不合宜的﹂，他已經把﹁它包括在他的估計之內﹂。但是他並不認為美國的軍事力量有什麼了不起。

　　﹁德國為了阻止美國人在歐洲登陸，已作了種種準備工作。它將用潛艇、飛機對美國進行一場激戰，德國有豐富的戰爭經驗｜｜美國絕不是它的對手，且完全不說德國士兵顯然遠遠勝過美國人這一事實。﹂

　　這樣的吹牛使他無法不作出致命的保證。施密特在會談記錄中記了下來：

　　﹁如果日本與美國發生衝突，德國方面將立即採取必要的步驟。﹂

　　從施密特的記錄中可以清楚看到，松岡並沒有充分體會到元首所作保證的重要意義，因此希特勒又說了一遍。

　　﹁正如他已經說過的，一旦日美兩國發生衝突，德國將立即參加。﹂

　　希特勒不僅對這個隨便作出的保證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而且，還因為沒有把他在佔領巴爾幹以後立即要進攻俄國的意圖告訴日本而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松岡在三月二十八日的一次談話中，轉彎抹角地問里賓特洛甫，在他回國途中，要不要﹁在莫斯科停留，以便與俄國人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或中立條約的問題進行談判﹂。呆頭笨腦的納粹外交部長滿不在意地回答說，松岡﹁在莫斯科如果可能就不必提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也許和當前形勢不完全適應﹂。他並沒有十分瞭解未來事件的意義。

　　可是在第二天，他的木頭腦袋想明白這一點，在這天的談話中他一開頭就談起這個問題。跟希特勒即將於四月四日隨便地作出保證一模一樣，他在談話開始時先提出了保證：一旦俄國進攻日本，﹁德國將立即投入戰鬥﹂。他說，他所以作出這項保證，﹁為的是讓日本放心地向南進攻新加坡，而不必擔心俄國的牽制﹂。松岡最後談到他前來柏林路過莫斯科時，曾向蘇聯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並暗示說俄國人頗有贊同的意思。里賓特洛甫聽了，又毫不在意，只是勸松岡對這個問題﹁表面上敷衍一下﹂。

　　但是日本外務相在返國途中一到莫斯科，就和史達林簽訂了一個中立條約。預見到這個條約後果的德國駐蘇大使馮‧德‧舒倫堡，曾把條約的內容用電報通知了柏林。它規定如一方捲入戰爭，另一方將保持中立。這個條約是在四月十三日簽字的。這是日本一直信守到底的唯一條約，雖然後來德國方面勸告日本不要遵守這個條約。因為到了一九四一年夏末，納粹就要央求日本進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蔘威︶，而不是進攻新加坡或馬尼拉了！

　　儘管如此，希特勒最初並沒有瞭解到俄日中立條約的意義。四月二十日，當雷德爾向希特勒問起這件事時，希特勒說，這項條約是﹁在德國默許之下﹂訂立的，並說他歡迎這個條約，﹁因為這麼一來日本就不能隨意對符拉迪沃斯托克採取行動，應該引它去進攻新加坡﹂。希特勒這時深信德國能在當年夏天消滅俄國。他不想讓日本在這項蓋世武功中與他平分秋色，正如他過去不願意與義大利分享征服法國的果實一樣。他也有絕對的自信，可以用不著日本的幫助就能打敗蘇聯。里賓特洛甫道出了他的主子的這種思想。他在三月二十九日對松岡說，一旦俄國逼得德國﹁動手打起來﹂，﹁如果日本軍隊無法進攻俄國，他認為是對的﹂。

　　但是，不到三個月，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卻有了意想不到的、極大的轉變。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即納粹軍隊大舉進犯俄國之後的第六天，里賓特洛甫打電報給德國駐東京大使歐根‧奧特將軍，要他盡一切力量促使日本從背後迅速襲擊俄國。電報指示奧特要利用日本人搶奪領土和財富的貪慾，同時力陳這是使美國保持中立的最好辦法。

　　﹁︵里賓特洛甫解釋說︶我們可以希望，迅速打敗蘇俄｜｜特別是如果日本在東方採取行動的話｜｜最足以說服美國使其相信，跟完全孤立的英國站在一邊、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聯盟相對抗，是徒勞無益的。﹂

　　松岡是贊成立即進攻俄國的，但是東京政府並不接受他的看法。政府的態度似乎是這樣：如果德國果真像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能迅速打敗俄國，他們就不會需要日本的幫助。可是，東京方面對納粹能否取得閃電式的勝利尚難肯定，這就是他們所以採取上述態度的真正原因。

　　但是里賓特洛甫仍不死心。七月十日，正是德國對俄國的進攻勢如破竹的時候︵我們在前邊談過，甚至連哈爾德也認為勝利已經到手了︶，這位納粹外交部長在東線所乘的專車上給德國駐東京大使發去一份電報，重新提出更強烈的要求。

　　﹁既然像日本駐莫斯科大使所報告的那樣，俄國實際上已處於崩潰邊緣｜｜日本就決不可能在完成軍事準備工作之後不解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亞地區的問題｜｜

　　我要求你用一切辦法繼續要求日本儘早參加對俄國的戰爭｜｜日本參戰越早越好，德日兩國的目標當然仍是在冬季到來之前，在西伯利亞大鐵路上會師。﹂

　　這樣一個令人頭暈目眩的大好前景，並沒有能打動軍國主義的日本政府。四天以後，奧特大使回答說，他仍在盡一切力量說服日本方面儘早進攻俄國。他說松岡是完全贊同的，但是東京的內閣中﹁障礙很大﹂，奧特必須對之進行鬥爭。事實上，性情暴躁的松岡不久就給排擠出內閣。他的去職，使德國暫時失去了一個最好的友人。儘管我們不久將要看到，柏林和東京後來又恢復了比較密切的關係，但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能密切到使日本人相信，幫助德國進攻俄國是明智的。希特勒又一次在自己擅長的慣技上，輸給了一個狡猾的盟友。

﹁避免與美國發生事件！﹂

　　由於日本自己也有烤著的栗子取不出來，它堅決不肯為希特勒從俄國的火中取栗，因此對德國來說，在征服蘇聯以前，不讓美國捲入戰爭，就成為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元首深信德國可以在冬季到來以前把蘇聯征服。

　　很久以來，德國海軍一直不滿意希特勒限制他們的活動，不許他們破壞美國對英國的貨運，對抗美國海軍艦隻在大西洋上對德國潛水艇和海面艦隻越來越厲害的敵對行動。納粹的海軍將領，比心思侷限在陸地上的希特勒看問題看得遠。他們幾乎從一開始便看到美國參戰必不可免，並力勸最高統帥對此要早作準備。一九四○年六月法國戰敗以後，雷德爾在戈林的支持下，便立即敦促希特勒奪取法屬西非，更重要的是佔領大西洋上的冰島、亞速爾群島、加那里群島等島嶼，以防止美國佔領這些島嶼。希特勒表示頗有興趣，但是他要先進攻英國和征服俄國，然後再對付已處於絕望境地的暴發戶｜｜美國人。參謀本部的男爵馮‧福肯施坦因少校，在一份絕密的備忘錄中透露了希特勒在一九四○年夏末的觀點。

　　﹁元首現在正在忙於考慮佔領大西洋諸島的問題，其目的在於日後對美國進行戰爭，此間也已開始考慮這個問題。﹂

　　由此可見，問題已不在於希特勒想不想對美國進行戰爭，而在於選定什麼時候發動戰爭。第二年春天，發動戰爭的日期在元首心裡已經有點譜兒了。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雷德爾海軍元帥與最高統帥會商，悲哀地報告說，海軍﹁不得不打消佔領亞速爾群島的計畫﹂，原因很簡單：力量不夠。但是到了此刻，希特勒對這項計畫的興趣卻大起來了。據雷德爾的秘密劄記所載，希特勒的回答是這樣的：

　　﹁元首仍然贊成佔領亞速爾群島，以便遠端轟炸機可以從那裡起飛去轟炸美國，可能在秋天就會有這樣的需要。﹂

　　這就是說，在擊潰蘇聯以後。然後就輪到美國了。兩個月以後，七月二十五日，正當對蘇攻勢進入高潮時期，希特勒對晉見他的雷德爾更明確地談了這個問題。據雷德爾筆記：希特勒對他說，﹁東方戰事結束以後，他將保留對美國採取嚴厲行動的權利﹂。希特勒對這位海軍首領又強調地說，但是在此以前，他仍然希望﹁避免美國宣戰｜｜這是因為考慮到陸軍正在進行緊張的戰鬥﹂。

　　雷德爾不滿意這種主張，事實上，他的日記中︵現在可以從繳獲的文件中看到︶關於同希特勒會見的記載，都流露出他對元首抑制德國海軍的做法的日益不耐煩的情緒。每一次會見時，他都想改變希特勒的看法。

　　這年年初，二月四日，雷德爾向希特勒呈送一份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海軍方面表示十分懷疑讓美國繼續像現在這樣中立下去對德國的價值，實際上，海軍將領們都認為，美國參戰如能促使日本成為軸心方面的一員交戰國，反而﹁對於德國的戰爭努力是有利的﹂。但是納粹獨裁者並沒有為這種論點所打動。

　　雷德爾洩氣極了。這時﹁大西洋戰役﹂正酣，德國沒有占上風。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大批物資源源運到英國。﹁泛美中立巡邏﹂使德國潛水艇越來越難以進行有效的活動。雷德爾把這些情況都向希特勒一一指出，但是沒有收到多大效果。三月十八日，他又晉見希特勒，報告說，開向英國的美國貨船得到美國軍艦護航，一直到冰島。他請求授權給他不經警告而攻擊美國軍艦。他要求採取一定措施，以防止美國在法屬西非獲得立足點。他說，美國如果獲得立足點，﹁是十分危險的﹂。希特勒聽了回答說，他將與外交部︵不是任何其它單位而是外交部！︶磋商這些問題。這不過是搪塞推託海軍將領們的一個辦法。

　　這年整個春天和初夏，他一直搪塞推託。四月二十日，雷德爾又向他請求准予﹁按照海上截奪慣例，對美國商船開火﹂，希特勒也拒絕了。美德軍艦的第一次正式有記錄的衝突，是在四月十日發生的。這天美國驅逐艦涅布拉克號對一艘有進攻跡象的德國潛水艇發射了深水炸彈。五月二十二日，雷德爾帶著一份長篇備忘錄回到了伯格霍夫，他建議對羅斯福總統的不友好行動採取反措施，但是沒有能打動他的最高統帥。

　　﹁元首認為︵海軍元帥寫道︶，美國總統的態度仍在未定之中。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希望發生會導致美國參戰的事件。﹂

　　俄國戰役爆發以後，避免與美國發生事件的理由就更多了。六月二十一日，對蘇發動進攻前夕，希特勒又對雷德爾著重地談了這個問題。這位海軍元帥曾興高采烈地對他報告，Ｕ｜二五三號潛艇在北大西洋德國宣佈的封鎖區內發現了美國戰鬥艦德克薩斯號和隨行的一艘驅逐艦之後，如何﹁跟蹤前進，準備進攻﹂。他又說，﹁凡是涉及美國的事情，堅定的行動往往比明顯的讓步更為有效﹂。元首同意他所說的原則，但是不同意這一具體行動，並且再次對海軍提出告誡。

　　﹁元首詳細說明，他希望在﹁巴巴羅沙﹂計畫有相當進展之前，避免與美國發生任何事件。幾個星期以後，局勢就會更加明朗起來，並且可望對美國和日本產生有利於我的影響。到那個時候，美國由於受到日本的威脅的增加，便會不那麼想參戰。因此，如果可能的話，今後幾個星期內，必須停止在封鎖區內對海軍船隻進行任何攻擊。﹂

　　雷德爾試圖爭辯說，在夜間是很難辨別出是敵艦還是中立國家的艦隻的。希特勒沒讓他把話說完，便責成他發佈避免與美國發生事件的新命令。於是，這位海軍首領當晚便發佈命令，停止對﹁封鎖區內外﹂任何軍艦進行攻擊，除非確定是英國軍艦。對空軍也下達了同樣的命令。

　　七月九日，羅斯福總統宣佈美國軍隊將接替英國對冰島的佔領。柏林方面迅速作出強烈的反應。里賓特洛甫致電東京指出：﹁美國軍隊幫助英國，侵入了我們已正式宣佈為戰區的地方，這本身就是對德國和歐洲的侵略行為。﹂

　　雷德爾急忙趕到﹁狼穴﹂，元首正在那裡指揮著他在俄國的部隊。雷德爾要求希特勒對這樣一個問題做出決定：﹁應該把美國佔領冰島看作是參戰，還是看作是一種應該不予理睬的挑釁行為。﹂在德國海軍看來，美國登陸冰島是一種戰爭行為。海軍在一份長達兩頁的備忘錄中，請元首注意羅斯福政府對德國犯下的其它各種﹁侵略﹂行為。海軍還要求有權在必要時可以在護航區內擊沉美國貨船和進攻美國軍艦。希特勒沒有同意。

　　﹁︵雷德爾在關於這次會見所寫的報告中說道︶元首詳細解釋說，他迫切望美國的參戰能再推遲一兩個月。一方面因為東線戰事需要投入空軍的全部力量｜｜他不希望分散空軍力量，那怕只是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東線作戰如能獲勝，將對整個局勢起巨大的影響，說不定還能對美國態度起巨大的影響。因此，他暫時不希望改變現行命令，而是希望切實避免發生事件。﹂

　　雷德爾又爭辯說，他手下的海軍指揮官們如果出於，﹁誤會﹂而襲擊美國船隻，不能要他們負責。希特勒反駁說，至少在遇到軍艦時，海軍要先﹁確實判明﹂是敵艦以後才能進行攻擊。為了使海軍將領們正確領會他的意思，元首於七月十九日發佈了一項特別命令，規定﹁在擴大的作戰區域內的美國商船，不論是單獨航行或者在英美護航隊中航行，如果在使用武力以前即已判明為美國商船者，不得進行攻擊﹂。在美國也已承認是不可入內的封鎖區中，可以襲擊美國商船。但是希特勒在他的命令中又特別規定：這個作戰區﹁不包括美國到冰島之間的航路﹂。﹁不﹂字下面有希特勒自己劃的著重線。

　　但是正如雷德爾所說，﹁誤會﹂是不可避免的。五月二日，一艘潛水艇擊沉了開往南非的美國貨船羅賓‧莫爾號，擊沉的地點在德國封鎖區外很遠的地方。臨近夏未時，又有兩艘美國商船遭到魚雷襲擊。九月四日，一艘德國潛水艇向美國驅逐艦格利爾號發射了兩個魚雷，都未命中。一個星期以後，九月十一日，羅斯福在一次演說中對這次攻擊作出反應，他宣佈已下令海軍，﹁一發現就開火﹂，同時警告說，軸心國家的艦隻如進入美國防區，那就是﹁自冒風險﹂。

　　這篇演說把柏林惹火了。納粹報刊把羅斯福罵作﹁頭號戰爭販子﹂，里賓特洛甫在紐倫堡回憶說，當時希特勒﹁非常激動﹂。但是，等到九月十七日下午，雷德爾海軍元帥到達東線大本營﹁狼穴﹂，力勸希特勒對﹁一發現就開火﹂的命令斷然採取報復措施時，元首的怒氣已經平息了。海軍元帥向他請求說，現在應該對德國海軍解除不得進攻美國船隻這一禁令了，但是最高統帥的回答仍然是斬釘截鐵的一個﹁不﹂字。

　　﹁︵雷德爾在關於這次談話的記錄中寫道︶對俄國的戰事看來到九月底可以定局了，因此元首要求謹慎從事，在十月中旬以前，在對商船航運的作戰中，避免發生任何事件。﹂

　　雷德爾憂傷地寫道，﹁因此，海軍總司令和潛水艇艦隊司令︵鄧尼茨海軍上將︶撤回了他們的建議。必須把暫時按照原先發佈的命令列事的理由通知各潛水艇﹂。

　　從當時形勢看來，希特勒一定是用了非凡的克制能力才做到這一步的。但是，對於那些年輕的潛水艇艦長來說，他們在北大西洋的驚濤駭浪中執行任務，不斷遭到日益奏效的、美國海軍艦艇也常常參加的英國反潛艇措施的騷擾，要他們這樣進行自我克制顯然是更加困難了。七月間，希特勒對雷德爾說，如果有一個潛水艇艦長﹁出於誤會﹂擊沉了美國船隻的話，他絕不會查究。十一月九日，他在慕尼黑那個人所共知的啤酒館裡，對﹁納粹黨元老﹂作每年一次的講話時，對羅斯福的演說作了回答。

　　﹁羅斯福總統已經下令他的艦隻一經發現德國艦隻立即開火。我已命令德國艦隻在遇到美國艦隻時不要開火，但在遭到攻擊時進行自衛。任何德國軍官如果沒有採取自衛行動，我將把他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十一月十三日，他又發佈一項新的指令，命令德國潛水艇在盡力避免與美國海軍交戰的同時，在受到攻擊時必須進行自衛。

　　潛水艇當然早已這樣做了。

　　十月十六日夜間，美國驅逐艦克爾納號在援助遭受德國潛水艇襲擊的護航隊時，發射了深水炸彈，德國潛水艇對它發射魚雷，作為報復。船員十一名死亡。這是美國在對德國的不宣而戰的戰爭中的第一批傷亡。緊接著就有了更多的傷亡。

　　十月三十一日，美國驅逐艦盧本‧詹姆斯號在執行護航任務中被魚雷擊沉，全艦一百四十五名人員中犧牲了一百名，包括全部七名軍官。這樣，在最後正式宣戰以前很久，一場真槍實彈的戰爭就已開始了。

日本自有打算

　　前邊已經說過，希特勒給日本派定的任務，不是讓美國參加到戰爭中來，而是使它置身於戰爭之外，至少要暫時做到這一點。他知道，如果日本拿下新加坡，威脅印度，這就不僅對英國是一個嚴重打擊，而且也會把美國的注意力｜｜以及一部分力量｜｜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去。甚至在他請求日本進攻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後，他仍然認為日本這樣做不僅是可以幫助他打垮俄國而且是可以進一步壓迫美國繼續保持中立的一種手段。說來奇怪得很，不論希特勒本人還是其它任何德國人，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日本另有它自己的一套打算，他們一直到很久以後才明白，日本在沒有摧毀美國太平洋艦隊、消除後顧之憂之前，是不敢在東南亞對英國、荷蘭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更不用說從背後進攻俄國了。不錯，納粹征服者對松岡做過保證，說一旦日本與美國交戰，德國一定跟著參加，可是現在松岡已經下野了。此外，希特勒也曾經常不斷地要求日本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集中力量對付英國和蘇聯，因為英國和蘇聯的抵抗使希特勒無法贏得這場戰爭。這些納粹統治者不明白，日本可能首先考慮的是對美國進行直接的挑戰。

　　這並不是說，柏林方面希望日美達成諒解。那將使三國條約的主要目的｜｜恐嚇美國，使它不敢參加戰爭｜｜遭到破壞。里賓特洛甫在紐倫堡回答提審人員時，把元首對這個問題的想法作了一個大概是誠實而確切的估計，不過也就是這一遭：

　　﹁他︵希特勒︶害怕，美國和日本一旦達成某種協議，就意味著使美國免除了後顧之憂，美國將會更快地發動突然進攻或參戰｜｜他擔心他們會達成協議，因為日本有某些集團是希望與美國取得和解的。﹂

　　野村吉三郎海軍上將就是這樣一個集團中的一員。他於一九四一年二月到華盛頓任日本駐美國大使，從三月份開始直到最後一刻，與科德爾‧赫爾進行了一系列目的在於和平解決兩國分歧的秘密會談。這些會談使柏林方面感到極為不安。

　　老實說，德國為破壞華盛頓會談作了最大努力。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威茲薩克向里賓特洛甫提交一份備忘錄，指出﹁目前日美之間達成任何政治協議都是不可取的﹂。他力陳，除非能防止產生這樣一種協議，否則日本將會脫離軸心。納粹德國駐東京大使奧特將軍經常訪問外務省，對赫爾｜野村談判提出過警告。當美日雙方不顧這種警告繼續進行談判時，德國方面又改用一種新策略，竭力誘使日本把美國放棄對英國的援助和敵視德國的政策作為日美繼續談判的條件。

　　那是五月間的事情。到了夏天，情況發生了變化。七月間，希特勒最關心的是唆使日本對蘇聯進攻，而在這同一個月中，由於日本侵入法屬印度支那，赫爾國務卿中斷了與野村的談判。到八月中旬，日本政府建議近衛文首相與羅斯福總統親自舉行會談，以便和平解決兩國的爭端，這才恢復了赫爾｜野村的談判。柏林方面對日美恢復談判十分不快，不知疲倦的奧特不久以後又到東京外務省表達了納粹方面對這一發展的不快情緒。外務相豐田海軍上將和外務次官天羽甜言蜜語地告訴他，計畫中的近衛｜羅斯福會談，只會有助於實現三國條約的目標。他們提醒他說，三國條約的目標就在於﹁防止美國參戰﹂。

　　到秋天，正當赫爾｜野村談判繼續進行時，威廉街又恢復了春天用過的老策略。它在東京堅決要求日本方面指示野村向美國提出警告：如果美國對歐洲軸心國家繼續採取不友好行為，德意兩國可能要宣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將要按照三國條約的規定參加德意一邊。這時希特勒仍然不希望美國參戰；他採取這種手段的用意實際上是為了恫嚇華盛頓，使它不敢參戰，同時緩和一下大西洋上的美國的敵意。

　　赫爾國務卿立即獲悉德國施加的這種新壓力。這是由於當時人們所稱的﹁魔術﹂而獲悉的。原來美國政府從一九四○年底開始，依靠這種﹁魔術﹂，把日本用絕密電碼拍發的電報和無線電報都抄收下來和翻譯出來了｜｜不僅是來往於東京與華盛頓之間的電報，而且還有來往於東京與柏林以及其它各國首都之間的電報。德國的要求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由豐田打電報告訴野村，還附有指示，要野村把德國的要求用一種大為緩和的口氣轉達給赫爾。

　　這一天，近衛政府倒臺，換上來的是以狂熱好戰的東條英機將軍為首的軍人內閣。在柏林，與東條一樣好戰成性的大島將軍，連忙跑到威廉街，向德國政府說明這個好消息的意義。大島大使說，東條擔任首相意味著日本將更加靠攏軸心夥伴，華盛頓的談判將要告終。不知是否故意，他並沒有向他的納粹朋友們道出停止談判將必然會導致怎樣的結果，也沒有談到東條接任首相因而將有著比他們所設想的還要多得多的意義，那就是：除非華盛頓會談以羅斯福總統接受日本得以自由行動｜｜不是進攻俄國而是佔領東南亞｜｜的條件而迅速結束，否則日本新政府將決意與美國進行戰爭。這樣一種可能性從來沒有在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的頭腦中出現過，他們仍然認為，日本只有進攻西伯利亞和新加坡並使美國擔心太平洋的局勢而不敢參戰，才對德國有利。元首一直沒有懂得，他的糊塗的外交部長更不用說了，他們所渴望的赫爾｜野村的華盛頓會談的失敗，恰恰會帶來他們力圖在時機成熟以前要避免的結果：美國捲進世界衝突中來。

　　現在，時間越來越緊了。

　　十一月十五日，來棲吉三郎作為幫助野村進行會談的特使抵達華盛頓。來棲此人曾出使柏林，簽訂過三國條約，多少有些親德傾向。赫爾國務卿不久便發現這位日本外交使節沒有帶來什麼新建議。赫爾認為，他此行目的在於力圖說服華盛頓立即接受日本的條件，如果不成，則以談判來麻痹美國政府，等日本準備就緒，便發動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襲擊。十一月十九日，東京給野村發來不祥的﹁風向﹂暗號，赫爾的密碼譯電員立即翻譯出來。在日本大使館每天收聽的東京短波廣播中，如果日本新聞廣播員插進﹁東風，有雨﹂的字眼，那就意味著日本政府決定與美國作戰。東京方面還通知野村，在收到﹁風向﹂的警報時，立即銷毀所有密碼和機密文件。

　　現在柏林方面才意識到要發生什麼事了。在發出﹁風向﹂電報的前一天，十一月十八日，里賓特洛甫突然接到東京一項請求，希望德國與日本簽訂一項規定兩國不與共同敵人單獨媾和的條約。這使他頗為驚異。日本方面所指的共同敵人是哪些，並沒有說清楚，但是很明顯，納粹外交部長是希望以俄國為第一號敵人的。他﹁原則上﹂同意了這項建議，顯然是放心地認為日本這下子終於要履行它將在西伯利亞攻打蘇聯的含混諾言了。這是十分可喜而及時的，因為紅軍在遼闊的戰線上的抵抗正日益猛烈，俄國冬天又已到來，它比原先預計的要早得多。日本對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太平洋濱海各省的進攻，可能會增添額外壓力，促使蘇聯迅速崩潰。

　　但是里賓特洛甫的迷夢很快就破滅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奧特大使從東京發來電報，向他報告說，種種情況表明，日本將要南進，目的在於佔領泰國和荷屬婆羅洲的油田，並說日本政府希望知道，一旦日本發動戰爭，德國是否將與日本患難與共。這項情報清楚地意味著，日本不是要進攻俄國，而是打算在南太平洋對荷蘭與英國﹁開戰﹂，而這場戰爭很可能使日本捲進與美國的武裝衝突中。但是里賓特洛甫和奧特並沒有領會到最後這一點。他們在這段時間中來往的電報表明，儘管他們現在失望地瞭解到日本不願意進攻俄國，但是卻仍然相信，日本的南進將是進攻荷蘭與英國的屬地，而不會是美國的屬地。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樣，山姆大叔將繼續放在一旁，等到輪到它的時候再說。

　　納粹德國在這個問題上所以發生種種誤解，主要是由於在這個關鍵時刻，日本沒有對德國推心置腹，把它的有關美國的重大決定通知德國。赫爾國務卿由於得到密碼譯電﹁魔術﹂的幫助，消息靈通多了。早在十一月五日，他便得悉新任外務相東鄉茂德已打電報指示野村，以十一月二十五日為根據日本方面的條件同美國政府簽訂協定的限期。日本方面於十一月二十日向華盛頓提出了最後建議。赫爾和羅斯福所以知道這些建議是最後建議，因為兩天以後，﹁魔術﹂給他們譯出的東鄉發給野村和來棲的一份電報就是這樣說的，只是限期延長至十一月二十九日。

　　﹁︵東鄉打電報給大使和特使說︶我們所以要求在二十五日以前解決日美關係，有種種為你們所猜測不到的理由。但假使能於二十九日簽字｜｜我們決定等到那一天。這次我們已下定決心，限期絕對不再改變。到限期以後，事情就會發生。﹂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一個關係重大的日子。

　　這一天，日本航空母艦特遣艦隊駛向珍珠港。在華盛頓方面，赫爾在這一天到白宮，去，向國防會議提出警告說，國家面臨著來自日本的危險，他並向美國陸海軍首腦著重指出日本進行突襲的可能性。同一天，柏林舉行了一個有點奇特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上，三個軸心國家以非常盛大而鋪張的典禮延長了一九三六年簽訂的反共公約。正如有些德國人所說，這是個空洞的姿態，對於把日本拉進對俄戰爭沒有起絲毫作用，只不過是給專門說大話的里賓特洛甫一個機會，攻擊羅斯福是﹁頭號戰犯﹂，並為被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出賣了的﹁忠實、虔誠｜｜的美國人民﹂灑幾滴鱷魚之淚。

　　看來，納粹外交部長已被他自己的話弄得飄飄然了。十一月二十八日，里賓特洛甫參加了由希特勒主持的一次軍事會議，會開得很久。當晚他召見大島。這次會談給日本大使的印象是：德國對美國的態度︵用大島隨後拍給東京的電報所說的話︶已經﹁大大強硬起來了﹂。希特勒原定在對付美國的準備工作沒有完成以前盡一切力量使美國不捲入戰爭的政策，看來要放棄了。里賓特洛甫突然慫恿日本同時對英美進行戰爭，並且保證第三帝國給予支持。里賓特洛甫警告大島說，﹁如果日本猶疑不定｜｜英美的全部軍事力量將集中起來對付日本﹂。｜｜在歐洲戰爭還在進行的情況下，這是頗為愚蠢的論點。他接著說：

　　﹁希特勒今天說過，在德國、日本同美國之間，在生存權利問題上有著根本的分歧。我們接到報告，日美談判由於美國方面採取了強硬態度，實際上已無取得圓滿結果的希望。

　　如果情況屬實，如果日本決定要與英國和美國交戰，我深信這不僅有利於德日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且必將為日本自身帶來有利的結果。﹂

　　這位矮小精悍的日本大使聽了又驚又喜，但是他還想核實一下自己是不是理解得不錯。

　　他問道：﹁閣下的意思是不是說，德國與美國之間即將進入實際戰爭狀態？﹂

　　里賓特洛甫遲疑了一下。也許他說得太過頭了。﹁羅斯福是個狂人，﹂他回答說，﹁因此誰也說不上他會幹出什麼來。﹂

　　從這位外交部長剛剛說過的話來看，大島覺得這個回答是奇怪而不能令人滿意的，因此在談話快要結束時，他堅持再回到主要問題上來。他問道：假如戰爭果真擴大到﹁一直在援助英國的那些國家身上﹂，德國將採取什麼行動？

　　﹁︵里賓特洛甫回答道︶一旦日本與美國交戰，德國自然立即參戰。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絕無可能單獨與美國媾和。元首在這個問題上是下了決心的。﹂

　　這樣乾脆的保證正是日本政府一直在期待的。不錯，這年春天希特勒曾對松岡作出過同樣的保證。但是自從那時以來，希特勒為日本拒絕參加侵俄戰爭很不高興，似乎早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了。現在從日本方面說，剩下的唯一問題是讓德國把它的保證寫成書面文件。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島將軍興沖沖地給東京打了報告。第二天，發來了新的指示，通知他說，華盛頓談判﹁現已破裂﹂。

　　﹁︵來電指示說︶因此，請閣下立即會晤希特勒總理與里賓特洛甫外長，將事態發展的概況秘密地通知他們。告訴他們：英美兩國最近都採取了挑釁態度。告訴他們：英美正計畫向東亞各地調集軍事力量，我方必然也將調兵進行對抗。極端秘密地告訴他們：日本與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間存在著由某種武裝衝突而突然爆發戰爭的極大危險，還要告訴他們：這場戰爭爆發的時間可能比任何人想像的還要快。﹂

　　日本的航空母艦艦隊現在正在駛往珍珠港的途中。東京迫不及待地希望德國簽字。在大島接到新指示的同一天，即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外務相與德國大使在東京舉行會談。他對德國大使著重說明，由於日本拒絕對美國要它退出三國條約的要求讓步，華盛頓談判已告破裂。日本希望德國正確估計它為共同事業作出的這一犧牲。

　　﹁現在已到了作出嚴重決定的最後關頭，﹂東鄉對奧特將軍說，﹁美國正在認真地準備戰爭｜｜日本並不怕談判破裂，它希望一旦發生那種情況，德國和義大利能按照三國條約站在它這一邊。﹂

　　﹁︵奧特在向柏林拍發的電報中說︶我回答他，德國未來的立場是無庸置疑的。日本外務相於是說道，他從我的話中瞭解到，德國在這種情況下將會認為自己與日本的關係是共命運的關係。我回答說，照我的看法，德國當然願意兩國在這種形勢下有共同的協議。﹂

珍珠港事件前夕

　　大島將軍是德奧古典音樂的熱烈愛好者。儘管局勢如此嚴重緊張，他還乘飛機到奧地利去參加莫札特音樂節。但是這位奧地利偉大作曲家的美妙音樂，他並沒能欣賞多久。十二月一日，他接到緊急通知，趕忙回到柏林。一到大使館，便看到新發來的指示，要他加緊行動起來使德國在協定上簽字。一點時間都不能耽誤。

　　而現在，里賓特洛甫被逼到牆角裡，卻遲疑起來。這位納粹外交部長顯然開始充分意識到，他對日本的輕率許諾所引起的後果了，因此態度變得十分冷淡，談話也是閃爍其詞。十二月一日深夜，他對大島說，他必須請示元首後才能作出任何明確的諾言。十二月三日，星期三，日本大使再到威廉街催問，但是里賓特洛甫仍然借詞推脫。儘管大島告訴他情況萬分緊急，外交部長的回答仍然是，他本人是贊成簽訂書面協定的，但必需等本星期晚些時候元首從大本營回來以後才成，正如齊亞諾在日記中頗為得意地寫到的，希特勒實際上已飛往俄國南方前線去見馮‧克萊施特將軍，因為﹁他的部隊由於遭到一次意外的攻勢，正在繼續後撤中﹂。

　　這時日本方面也求助於墨索里尼，他並未到前線去，十二月三日，日本駐羅馬大使拜訪墨索里尼，正式要求義大利根據三國條約的規定，在日本與美國的衝突開始時，立即對美國宣戰。大使還希望簽訂一個規定不單獨媾和的條約。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那個日本譯員﹁像片樹葉似地發抖﹂，墨索里尼則聲稱，他是﹁樂於﹂同意的，不過要等與柏林方面磋商以後。

　　第二天，齊亞諾發現德國首都方面的態度極為審慎。

　　﹁也許他們會同意的︵他在十二月四日的日記中開頭寫道︶，因為除此而外，也沒有別的辦法。但是德國人越來越不喜歡惹得美國出兵的主張。與此相反，墨索里尼倒是樂意的。﹂

　　不論里賓特洛甫有怎樣的意見｜｜說來奇怪，希特勒仍有幾分重視他的意見｜｜只有這樣納粹統帥自己，才能決定德國要不要向日本作出正式保證的問題。十二月四日夜間，外交部長顯然已得到元首同意簽訂條約的命令，在深夜三點的時候，他給大島將軍送去一份條約草案。條約載明德國將與日本一同對美國作戰，並同意不單獨媾和。里賓特洛甫在毅然孤注一擲，跟著元首改變了兩年來一直頑固堅持的政策之後，不由得希望他的盟國義大利也能迅速仿效行事。

　　﹁昨晚被里賓特洛甫鬧得通宵不安︵齊亞諾在十二月五日日記中開頭寫道︶。他兩天以來遲遲未給日本答覆，現在卻一分鐘也不能等待了。夜間三點鐘，他派馬肯森︵大使︶來訪，送來一份關於日本參戰和同意不單獨媾和的三國條約的草案。他們要我叫醒領袖，但我沒有照辦。領袖很高興。﹂

　　日本人方面現在已得到一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已贊同的條約草案，但是兩人都還沒有簽字，這使他們還是放心不下。日本人懷疑元首之所以拖延，是因為要求得到交換條件：若要德國參加日本對美國的戰爭，日本就必須參加德國對俄國的戰爭。日本外相在十一月三十日發給大島的電報指示中，就一旦德國人和義大利人提出這個棘手的問題時該如何應付，發出了幾點指示。

　　﹁如果︵他們︶問起我們對蘇聯的態度，告訴他們：我國政府已在七月間發表的聲明中澄清了我國對俄國的態度。告訴他們：我國現時的南進行動，並不意味著放鬆對蘇聯的壓力；如果俄國與英美進一步攜手合作，對我國採取敵對行動，我們準備傾全力對付。但在目前，集中力量用於南方對我有利，我們暫時不對北方採取任何直接行動。﹂

　　十二月六日到了。這一天，朱可夫在莫斯科前線發動反攻。德軍在風雪嚴寒中踉蹌後退，這使希特勒有更多的理由要求接受他的交換條件。東京的外務省為這個問題感到十分不安。海軍特遣艦隊現在離珍珠港已不遠，珍珠港已在航空母艦上的飛機的航距之內。迄今為止，美國軍艦或飛機一直沒有發現這支特遣艦隊，這真是個奇蹟。但是，它還是隨時有被發現的可能。東京給在華盛頓的野村和來棲發去一份很長的電報，指示他們於第二天，即十二月七日星期日午後一時正拜訪赫爾國務卿，告訴他日本拒絕美國的最新建議，並著重說明，談判﹁實際上已經破裂﹂。東京現在拼命要求柏林提供書面的支援保證。但是日本軍閥對德國仍然沒有推心置腹，沒有把第二天即將對美國進行攻擊的消息告訴他們。但是他們越來越擔心，除非日本同意不僅對美國和英國作戰而且也對蘇聯作戰，希特勒可能不肯作出保證。東鄉無計可施，只得再給大島大使發出一份很長的電報，要求他盡力在俄國問題上拖延一下德國人，除非萬不得已不要讓步。日本的陸海軍將領們儘管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有能力對付得了美國和英國，但總還算清醒地認識到，即使有德國的幫助，日本也不能同時再與俄國交戰。東鄉在那個決定命運的星期六︵十二月六日︶發給大島的指示和其它被截獲的電報一樣，被赫爾國務卿的譯電專家翻譯出來，使我們能夠窺見在這最後關頭日本對第三帝國所玩弄的外交手腕。

　　﹁我們希望在戰略上的條件成熟以前，避免｜｜與俄國發生武裝衝突；因此，要使德國政府瞭解我們的這種處境，並與他們進行商談，使他們至少在目前不要堅持在這方面交換外交照會。

　　向他們詳細解釋：雖然美國在向蘇聯運送物資｜｜這些物資的品質不好，數量也不大。一旦我們對美國發動戰爭，我們將截獲美國開往蘇聯的一切船隻。此點務望盡力取得諒解。

　　但是，如果里賓特洛甫仍堅持要求我方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保證，由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別無他法，只有發表一項｜｜聲明，大意為：我們在原則上將阻止美國通過日本海面向蘇聯運送作戰物資；同時也使他們同意，允許發表補充聲明，大意為：如果從戰略上考慮，我們仍有必要避免蘇聯對日本作戰︵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能截奪蘇聯的船隻︶，就不能徹底執行這項保證。

　　如果德國政府拒不同意︵上述辦法︶，並以我國參戰並締結一項不得單獨媾和的條約為他們同意的絕對條件，那我們別無他法，只有暫緩簽訂這項條約。﹂

　　日本人其實無須這麼擔心。希特勒並不堅持要求日本在對美英兩國作戰的同時，也對俄國作戰。原因是為什麼，不僅東京的軍國主義者或其它任何人不明白，也是違反邏輯和難以理解的。雖然，如果希特勒堅持的話，可以想像，戰爭的進程也許就會不一樣了。

　　不管怎樣，日本方面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六︶晚上，已下定決心要在太平洋上給美國一個沉重的打擊。但華盛頓或柏林方面卻沒有人知道，這次打擊的確切的地點和時間。這天早晨，英國海軍部告訴美國政府一個消息：發現一支龐大的日本入侵艦隊正在穿過暹羅灣向克拉地峽方向駛去，這表明日本方面將首先進攻泰國或馬來亞。下午九點，羅斯福總統以個人名義給日本天皇發去一封電報，請他一同尋求﹁驅散烏雲的辦法﹂，同時警告說，日本軍隊侵入東南亞將會造成﹁難以想像的﹂局勢。美國海軍部的情報人員已就日本海軍主要艦隻的位置起草了最新報告。報告說，絕大部分軍艦都在日本國內港口，其中包括此刻已開到離珍珠港不到三百英里，正在把轟炸機發動起來，準備於黎明時起飛的特遣艦隊的全部航空母艦和其它艦隻。

　　也是在那一個星期六的夜間，海軍部向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先生報告說，日本大使館正在銷毀電報密碼。海軍方面首先要譯出東鄉的長篇電報，這份電報共有十四個部分，陸陸續續拍發了整整一下午。海軍譯電員儘快地邊收邊譯，到下午九點三十分，一位海軍軍官已把前十三個部分的譯文送到白宮。羅斯福先生正和哈里‧霍普金斯在書房裡，羅斯福讀了電報後說道，﹁這是說要爆發戰爭了﹂。但是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電報上沒有說，總統也不知道，就連野村海軍上將也不知道。遠在東歐的阿道夫‧希特勒也不知道，而且比羅斯福知道的更少。

希特勒宣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上午七點半︵當地時間︶，日本對美國駐紮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發動了突然襲擊，使柏林和華盛頓方面都猝不及防。儘管希特勒曾對松岡許下口頭諾言，德國將參加日本對美國的戰爭，里賓特洛甫也曾對大島大使做過保證；但是這種保證一直沒有簽字，日本方面也絲毫沒有向德國人透露過一點關於襲擊珍珠港的風聲。而希特勒此刻又正為了重行整頓在俄國戰場上喪魂落魄的將領和狼狽後撤的部隊，忙得不可開交。

　　當外國廣播收聽台首先收到偷襲珍珠港的消息時，柏林已入夜了。外交部新聞司一個官員打電話給里賓特洛甫，把這個震撼世界的新聞告訴他，里賓特洛甫起初還不相信，並且責怪這個官員打擾了他，大發了一通脾氣，他說，這個報告﹁很可能是敵人耍的宣傳花招﹂，下令天亮以前不許吵醒他。因此，里賓特洛甫在紐倫堡作證時也許說的是真話，不過也就是這一遭：﹁這次襲擊使我們完全感到意外。我們過去認為日本可能要進攻新加坡或香港，但我們從不認為，進攻美國會對我們有利。﹂可是，同在法庭上所說的正好相反，他對日本進攻美國實際上是極為高興的。或者說，他給齊亞諾的印象是這樣的。

　　﹁晚上，里賓特洛甫打電話來︵齊亞諾在十二月八日的日記中這樣開頭︶。他為日本進攻美國感到高興。他既然這樣高興，我就不得不向他道賀，雖然我對這件事是否有利並不是很有把握｜｜墨索里尼︵也︶很高興。很久以來他就贊成澄清美國和軸心國家之間的關係了。﹂

　　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下午一時，大島將軍到威廉街，請里賓特洛甫澄清德國的態度。他要求德國﹁立即﹂對美國正式宣戰。

　　﹁︵大島給東京發去的電報稱︶里賓特洛甫回答說，希特勒當時正在大本營開會，討論宣戰該採用怎樣的形式才能使德國人民有個好印象。他將把你的要求立即轉達給希特勒，並盡一切力量促其迅速實現。﹂

　　日本大使在給東京的電報中說，這位納粹外交部長還告訴他，就在八日清早，﹁希特勒已下令德國海軍，不論在何時何地與美國船隻遭遇，即行攻擊﹂。但是這個獨裁者在宣戰問題上仍拖延不決。

　　據元首的記事日曆所記，他於十二月八日夜間趕回柏林，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到達。里賓特洛甫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聲稱，他曾向領袖指出：按照三國條約的條款，德國並不一定要對美國宣戰，因為日本顯然是侵略者。

　　﹁三國條約的條文規定我們只有在日本自身受到進攻時，才給予援助。我晉見元首，將當前局勢中有關的法律問題作了解釋。我對他說，我們固然歡迎在對英國的戰爭中得到一個新盟友，但是如果對美國宣戰｜｜則又意味著增加一個必須對付的新敵手。

　　我對他說，根據三國條約的規定，既然發動進攻的是日本，我們就沒有必要正式宣戰。元首考慮了好一陣，然後給了我一個明確的決定。﹃如果我們不站在日本方面，﹄他說，﹃從政治上說，條約就不存在了。但這還不是主要的理由。更主要的是，美國已經在向我們的艦隻開火。他們在這場戰爭中一直是一個有力的因素。由於他們的行動，他們早已造成戰爭的局面了。﹄

　　元首當時認為，美國現在要對德國進行戰爭是明擺著的事情。因此他命令我把護照發給美國外交代表。﹂

　　羅斯福和赫爾在華盛頓一直在充滿信心地等待著希特勒作出這個決定。他們在十二月八日對日本宣戰以後，就受到相當大的壓力，要他們讓國會通過對德國和義大利宣戰的決議。但是他們決定等等再說。珍珠港的遭到轟炸，已解除了他們進行宣戰的一個束縛，現在，手頭掌握的若干情報更使他們相信，一意孤行的納粹獨裁者將會解除他們的另一個束縛。他們曾經仔細研究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島大使從柏林發往東京而被美國截抄的電報，其中談到里賓特洛甫曾經對日本方面作出保證：一旦日本與美國﹁交戰﹂，德國一定與日本站在一邊。在這項保證中，並沒有說明德國只有在確定了誰是侵略者之後，才給予援助。這是一張空白支票。美國肯定認為，日本人此刻一定正在柏林嚷著要求兌現。

　　這張支票終於兌現了，但那是在希特勒再度猶豫之後才兌現的。

　　十二月九日，他回到柏林的當天，便下令召集國會開會，但是後來又把會議拖延了兩天，一直到十一日才開會。顯然，正如里賓特洛甫後來所說，他已下定了決心。他受夠了羅斯福對他本人和納粹主義的種種攻擊；他不能再忍受美國海軍在大西洋對德國潛水艇的戰爭行動，雷德爾曾為此跟他嘮叨了差不多一年。他日益仇恨美國和美國人，而且有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後患無窮地低估了美國的潛在力量，從長遠來說，這一點對他更有不利的後果。

　　與此同時，他又大大過高估計了日本的軍事力量。看來他真的相信一旦有世界上最強海軍的日本在太平洋上收拾了英美之後，便會掉過頭來進攻俄國，幫助他完成征服東方的大業。幾個月之後，他對一些部下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他認為日本的參戰，﹁對我們有著非凡的價值，即使光是從它所選擇的時間來看﹂。

　　﹁日本人選擇的時間事實上正是俄國寒冬的意外困難使我軍士氣遭到嚴重壓力的時候，也正是德國人都十分擔心美國早晚要參加衝突的時候。因此從我們的立場看，日本的參戰再及時也沒有了。﹂

　　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的艦隊發動突然而猛烈的襲擊，無疑也受到希特勒的讚賞｜｜他之所以讚賞，更由於這種﹁突襲﹂正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拿手好戲。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給大島大使頒發德國雄鷹大十字金質勳章時，表示了這種看法：

　　﹁你們用這種辦法宣戰，做得對！這種辦法是唯一正確的辦法。﹂

　　他說，這與他﹁自己的做法﹂是一致的。

　　﹁這種做法就是談判盡可以談下去。但如一方發現另一方只是為了進行拖延，為了欺騙和侮辱對方，而不願意達成協議，一方則必須進行打擊｜｜自然越重越好｜｜不必為宣戰手續浪費時間。他聽到日本頭一批戰役的消息時感到十分寬慰。他自己就常常以極大耐心進行談判，例如與波蘭和與俄國的談判。但是當他看出對方不願意達成協議時，便不通過任何手續，發動突然的進攻。他將來還要這樣做。﹂

　　希特勒所以這樣倉促決定把美國列進他的死敵名單中，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在那一個星期中曾出入總理府和外交部的施密特博士，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後來寫道：﹁我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雖然也估計到美國會宣戰，但由於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威望慾，要由自己首先宣戰。﹂希特勒在十二月十一日向國會所作的演說也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將總是先動手，﹂他對那些歡呼的議員們說，﹁我們將總是先下手！﹂

　　真的，柏林在十二月十日深怕美國先宣戰，里賓特洛甫嚴令德國駐華盛頓代辦托姆森，絲毫不得有什麼疏忽大意以致將希特勒第二天的行動計畫洩露給美國國務院。十二月十日納粹外交部長通過一份長電給托姆森發去了宣戰聲明全文。他自己一定要在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半在柏林把這個聲明交給美國代辦。托姆森奉令在一小時以後，即柏林時間三點半準時把宣戰聲明送交赫爾國務卿，要求發給他護照，並把德國的外交代表事務委託瑞士代理。里賓特洛甫在電報的末尾警告托姆森，在遞交這一照會以前，切勿與美國國務院進行任何接觸。他說，﹁我們希望在任何情況下不要讓美國政府搶先這一步﹂。

　　不論希特勒為何猶豫不決，使國會會議延期了兩天，但從繳獲到的德國外交部與駐華盛頓大使館之間的來往電文中以及外交部其它檔案中可以清楚看出，元首實際上在十二月九日，即他從俄國前線的大本營回到首都的當天，即已作出要對美國宣戰的重大決定。看來這位納粹獨裁者之所以要延遲兩天，並不是為了作進一步的考慮，而是為了反覆推敲他的國會演說，以便使向美國宣戰一事能對德國人民產生應有的效果。希特勒深深瞭解，德國人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是記憶猶新的。

　　十二月九日，漢斯‧狄克霍夫奉命起草一份關於羅斯福反德活動的長篇清單，以便元首在國會演說之用。狄克霍夫當時在名義上仍然是德國駐美大使，但自從一九三八年秋兩國撤回主要外交使節以來，他一直在外交部無所事事。

　　也是在十二月九日，托姆森在華盛頓接到指示，要他焚毀電報密碼和機密文件。這天午前十一點三十分他急電柏林：﹁一切均已按指示採取了措施。﹂現在他才開始意識到柏林在鬧什麼鬼了。當夜，他密告德國外交部：美國政府顯然也知道了。他說：﹁此間相信，德國將於二十四小時以內對美國宣戰，至少是斷絕外交關係。﹂

希特勒在國會裡：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一日，希特勒在國會中對那些機器人似的議員們發表演說，為他的對美宣戰進行辯護。這篇演說的主要內容是對弗蘭克林‧Ｄ‧羅斯福進行人身攻擊，指責這位美國總統為了掩蓋﹁新政﹂的失敗而挑起戰爭。他大聲咆哮道，﹁只有﹂受到百萬富翁和猶太人支持的﹁這個人﹂﹁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負責﹂。長期以來，他對這個人積累下來的滿腔鬱憤，如今一下子迸發成沖天怒火。這個人自始至終阻擋著他獨霸世界的道路；這個人曾三番五次痛斥他；正當英倫三島遭到沉重打擊而岌岌可危的時候，這個人卻對它進行有力的援助；這個人的海軍又在大西洋中使他屢遭挫折。

　　﹁現在請允許我對那個以這個人為代表的另一半世界明確表示我的態度。正當我國軍隊在冰天雪地中奮戰的時候，這個人卻狡猾地喜歡發表爐邊談話，這個人是這次戰爭中的頭號罪犯｜｜

　　這個稱作總統的人對我進行的侮辱性攻擊，我是不屑理會的。他把我叫做匪徒，實在是無聊透頂。歸根到底，這個字眼，無疑不是在歐洲而是在美洲創造出來的，因為在歐洲這裡沒有這種匪徒。再說，我也不是羅斯福所能侮辱得了的，因為我認為他是狂人，和威爾遜一樣的狂人｜｜他始而煽動戰爭，繼而顛倒是非，再用基督教的偽善外衣把自己可恥地掩蓋起來，然後慢慢地、肯定地把人類引向戰爭，還賭咒發誓請上帝來證明他進攻別人是多麼正當。｜｜簡直跟從前共濟會會員慣用的那一套手法一模一樣｜｜

　　羅斯福犯下了一系列違反國際法的嚴重罪行。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的船隻及其它財產所受的非法侵奪，被拘留而失去自由的人受到威脅和掠奪。羅斯福日益囂張的挑釁最後竟發展到這般地步：他命令美國海軍在任何地點襲擊並擊沉懸掛德國和義大利旗幟的船隻，這是對國際法的粗暴違反。美國部長們對於用這種犯罪手段擊沉德國潛艇竟還大肆吹噓。德國、義大利的商船遭到美國巡洋艦的襲擊和劫奪，船員遭到監禁。

　　多年以來，德國和義大利雖然受到羅斯福總統的令人無法忍受的挑釁，卻仍一直進行真誠努力，以防止戰爭的擴大並保持與美國的關係，這種努力現在已因此歸於失敗了。﹂

　　羅斯福要把﹁反德情緒煽到戰爭的高峰﹂的動機是什麼？｜｜希特勒問道。他解釋有兩個原因。

　　﹁我深深瞭解，羅斯福的思想與我的思想有著天壤之別。羅斯福出身富家，他所屬的那個階級在民主國家中有一帆風順的坦途。我只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得靠勤勉工作才能打開一條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羅斯福的地位使他只知道戰爭的好處，這種好處是那些在別人流血時大做生意的人所享受的。我只是一個執行命令的普通士兵，戰後復員歸來，自然仍和一九一四年秋天一樣窮困潦倒。我和千百萬的人共命運，而弗蘭克林‧羅斯福則是和所謂﹁上層的一萬家﹂的人共命運。
　　戰後，羅斯福做起金融投機的買賣來。他從通貨膨脹中，從別人的不幸中謀利，而我呢｜｜躺在病院裡｜｜﹂

　　希特勒又花了一些篇幅繼續作這種不倫不類的對比，然後才談到他的第二點：羅斯福想利用戰爭來逃避他做總統失敗的後果。

　　﹁國家社會黨開始在德國執政與羅斯福當選總統是在同一年｜｜他接受的國家在經濟上凋敝不堪，我接管的國家則由於民主制度而面臨著全面崩潰｜｜

　　當德國在國家社會黨的領導下，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經濟恢復和文化藝術的復興時，羅斯福總統卻沒有使他的國家得到絲毫的進步｜｜這是不足為奇的，只要我們記住，他所號召支持他的那些人，或者不如說，把他叫來的那些人，都屬於猶太份子，他們的利益只在瓦解而不在建立秩序｜｜

　　羅斯福的﹃新政﹄立法是完全錯誤的。毫無疑問，繼續執行這樣的經濟政策，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會把這位總統搞得焦頭爛額，儘管他有如簧之舌也是枉然。他如果是在一個歐洲國家搞這一套，遲早要被控犯有故意浪費國家財富的罪名，給送上國家法庭；恐怕還難免被控犯有非法謀利罪而被送上民政法庭。﹂

　　希特勒以為美國孤立主義者和一大部分實業界人士對羅斯福的﹁新政﹂也有這樣的評價，至少是也有一部分這樣的評價。他竭力想利用這一點。他哪裡知道自從珍珠港事變以後，這些集團的人士和全體美國人民一樣，都已一致支持他們的國家了。

　　﹁美國有許多人，其中還包括身份很高的人︵他繼續說，暗指上邊談到的那些集團的人士︶，已經看出並完全認識到這個事實了。羅斯福已有漸成眾矢之的之勢。他設想解救的辦法唯有一條，就是把公眾的注意力從國內轉移到對外政策方面｜｜在這一點上，他周圍的猶太人支持了他｜｜猶太人的一切窮凶極惡的卑鄙手段都彙集到此人周圍，他則伸出手來。

　　於是美國總統越來越致力於製造衝突｜｜多少年來這個人只有一個希望：在世界上的某一個地方爆發一場衝突。﹂

　　希特勒接著又歷數了羅斯福在這方面的活動。他從一九三七年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隔離演說﹂說起。﹁現在他︵羅斯福︶害怕，﹂希特勒大聲叫道，﹁如果歐洲實現和平，他在擴軍方面浪費的千百萬美元就要被看作是明顯的欺騙，因為事實上並沒有人想進攻美國｜｜因此他一定要挑惹別人進攻他的國家。﹂

　　這個納粹獨裁者由於德美關係終於破裂似乎感到欣慰，他還要讓德國人民也同他一樣感到欣慰。

　　﹁我認為大家一定感到欣慰，現在總算有一個國家，為真理和正義遭到史無前例的無恥糟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議｜｜日本政府在與這個人進行了多年的談判以後，也終於再也不能容忍他的無恥欺騙了。這個事實使我們全體德國人民，我想還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民，都深深感到滿意｜｜美國總統最後總該懂得｜｜我這樣說只是因為他智力有限｜｜我們已看透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標是一個接一個地摧毀別的國家｜｜

　　至於德國，它不需要羅斯福先生或邱吉爾先生，更不用說艾登先生，大發慈悲。它只要求它自己的權利！它將為自己贏得這種生存的權利，哪怕有一千個，一萬個邱吉爾和羅斯福合謀反對它｜｜

　　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護照發給美國代辦，以及下列｜｜﹂

　　講到這裡，國會議員們一躍而起，大聲歡呼，元首的話淹沒在一片瘋狂的喧鬧聲中。

　　沒有多久，下午兩點半，里賓特洛甫以極其冷淡的態度接見了美國駐柏林代辦利蘭‧毛里斯。他讓毛里斯站著，聽他宣讀德國的宣戰聲明，隨後給他一份抄件，就打發他走了。

　　﹁︵聲明說︶儘管從這次戰爭爆發以來，德國方面在與美國的來往中一直嚴格遵守國際法的規定，美國政府對德國終於採取了明顯的戰爭行為。這就在實際上造成了戰爭狀態。

　　為此，德國政府決定與美國斷絕一切外交關係，並且宣佈，在羅斯福總統造成的這種情況下，德國也同樣認為自即日起已與美國處在戰爭狀態。﹂

　　這天上演的這齣戲的最後一幕是簽訂德、意、日三國協定，協定宣佈三國﹁在對美英聯合作戰取得勝利以前，絕不放下武器﹂、也不單獨媾和的﹁不可動搖的決心﹂。

　　僅僅六個月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在一場在他看來勝利已經在握的戰爭中，面對的只是一個在圍困之中的英國。可是現在，他出於有意的選擇，使自己處於與世界上三個最大工業強國相對抗的鬥爭中。在這一場鬥爭中，歸根到底，軍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經濟力量。這三個敵國的人力合在一起，也大大超過了三個軸心國家。在一九四一年歲末十二月這多事的一天，希特勒和他的陸海軍將領們看來都沒有頭腦清醒地好好權衡一下這些事實。

　　聰明的德國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記中，竟沒有把德國已對美國宣戰的事情記載下來。他只提到那天晚上他聽了一個海軍上校所作的關於﹁日美海戰的背景﹂的講演。日記其餘部分寫的全是從俄國前線許多情況緊急的地方陸續傳來的壞消息。這些消息，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已無暇設想將來會有這麼一天，他的力量日衰的部隊可能還得和來自新世界的生力軍交手的問題。

　　雷德爾海軍元帥對希特勒的這一行動確實是歡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他和元首談話，寬慰後者說，﹁由於日本的有效干預，大西洋的局勢將會有所緩和﹂。他談到興高采烈時說道：

　　﹁已經得到情報：有些︵美國︶軍艦正從大西洋調往太平洋。太平洋方面肯定需要更多的輕型軍艦，特別是驅逐艦。運輸船只會有大量需要，因此可以預料美國會從大西洋撤出商船。英國的航運任務將趨緊張。﹂

　　希特勒在這樣不顧前後作出孤注一擲的決定以後，現在卻突然滿腹狐疑起來，他有幾個問題要向海軍元帥提出。元帥﹁是否認為敵人在最近將來會採取步驟，佔領亞速爾群島、佛得角，甚至進攻達喀爾，以挽回在太平洋遭到挫折而喪失的威信﹂？雷德爾認為不會。

　　﹁︵他回答道︶在未來幾個月中，美國將把它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太平洋。英國由於巨型軍艦已遭到慘重損失，也不願再作任何冒險。他們看來也沒有運輸能力執行這種佔領任務或提供補給。﹂

　　希特勒要問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美國和英國有無可能暫時放棄東亞，以便首先擊敗德國和義大利？﹂海軍元帥也請他不必擔心。

　　﹁︵他回答道︶敵人不可能放棄東亞，即使是暫時放棄也不可能；英國如果這樣做，將嚴重危及印度，同時，只要日本艦隊占上風，美國也不可能從太平洋撤出艦隊。﹂

　　雷德爾為了鼓舞元首情緒起見，又報告說：六艘﹁巨大的﹂潛水艇將﹁盡速﹂開往美國東海岸。

　　德國侵俄的戰局既已弄到那種地步，隆美爾的部隊又在北非後撤，德國最高統帥和他的軍事首腦的注意力很快便從新的敵人方面移開。他們肯定地認為，這個新的敵人在遙遠的太平洋上已忙得無暇西顧了。直到過了一年之後，他們才回過來再去考慮這個新敵人的問題。而這一年，將是戰爭期間最關緊要的一年，是出現偉大的轉捩點的一年，它不僅將無可更改地決定這場衝突的結局︵在整個一九四一年中，德國人都認為戰事差不多已經結束，德國差不多已經勝利了︶，而且要決定第三帝國的命運。第三帝國由於初期獲得了驚人勝利，地位扶搖直上，迅速地升到今人頭暈目眩的高度，希特勒當真相信，而且宣稱，他的這個帝國將會昌盛千秋。

　　隨著一九四二年新年的臨近，哈爾德日記中的記載也越來越有不祥的兆頭了。

　　﹁又一個黑暗的日子！﹂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用這句話開始他的日記，這一年除夕那天的日記也以此開頭。這位德國參謀總長對就要發生的可怕的事情有了預感。

第二十六章　偉大的轉捩點：一九四二年｜｜史達林格勒和阿拉曼

　　密謀份子恢復了活動

　　希特勒的侵俄大軍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受到嚴重的挫折，一批陸軍元帥和高級將領的受到撤職處分，這兩件事重新燃起反納粹密謀份子心頭的希望。

　　只要軍隊以破竹之勢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只要德軍和德國的榮耀直上雲霄的時候，密謀份子是無法使高級將領們對反叛發生興趣的。但是現在，至今天下無敵、不可一世的德國軍隊碰上了堪與匹敵的強手，在風雪嚴寒中敗退；半年以來死傷兵員已過百萬大關；大批最著名的將領被不容分說地撤職，其中有些人，例如霍普納和斯波納克，當眾受到淩辱，而大多數人也受到了侮辱並成為這個殘暴獨裁者的替罪羔羊。

　　﹁時機看來差不多成熟了﹂，哈塞爾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滿懷希望地說。他和他的同謀份子確信，普魯士軍官團不僅由於他們身受不體面的待遇，而且由於最高統帥在俄國嚴寒時節瘋狂地把他們和他們的軍隊帶到災難邊緣，一定會感到不滿。前面已經談過，密謀份子一直相信只有兵權在握的將軍們才有推翻納粹暴君的實際力量。現在正是他們還來得及動手的最後機會。最重要的是要抓緊時機。他們看到，在進攻俄國遭到失利、美國又已參戰以後，戰爭已不再有勝利的希望了。但是也還不能說戰爭已經失敗。他們認為，如果在柏林建立起一個反納粹的政府並且講和的話，還有可能得到有利的和平條款，使德國仍然成為一個主要強國，也許至少還可以保全希特勒獲得的若干利益，例如奧地利、蘇台德和波蘭西部。

　　即使在一九四一年夏未擊敗蘇聯仍然大有希望的時候，他們就在反覆盤算著這些念頭。八月十九日，邱吉爾和羅斯福起草了大西洋憲章，這個憲章的內容給他們當頭狠狠一棒，特別是其中第八條規定：在戰後普遍裁軍協定簽訂以前，德國必須解除武裝。對哈塞爾。戈台勒、貝克等反對派成員來說，這意味著盟國並不想將德國納粹份子和非納粹份子區別對待，並且，如哈塞爾所說，﹁證實了英美兩國不僅是在對希特勒作戰，而且要摧毀德國，使它失去防衛能力﹂，的確，對於這位現在正專心致力於反叛希特勒，卻決心要為一個沒有希特勒的德國獲得儘量多的東西的貴族出身的前任大使來說，大西洋憲章的第八條，﹁破壞了取得和平的一切合理的機會﹂。他在日記中就是這麼說的。

　　儘管大西洋憲章的條文使密謀份子大失所望，但是大西洋憲章的公佈，看來又促使他們行動起來，哪怕只是因為它使他們感到，必須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幹掉希特勒，以便使反納粹的政權能為仍然佔有大半個歐洲的德國在講和中有利地進行討價還價。他們並不反對利用希特勒的戰果來為德國爭取最為有利的條款，八月底，哈塞爾、波比茨、奧斯特、杜那尼和國內駐防軍參謀長弗雷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在柏林舉行了一系列會談。用哈塞爾的話來說，會談的結果是，﹁德國愛國者﹂︵他們這麼自稱︶要向盟國提出﹁十分溫和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權益則不能放棄﹂。這些要求和權益是什麼，哈塞爾沒有說；但我們從他的日記中其它部分可以看出：這等於是堅持德國一九一四年的東部邊界，加上奧地利和蘇台德區。

　　但是時間日益緊迫了。八月底，哈塞爾在與其同黨開完最後一次會議之後在日記中寫道：﹁他們一致認為，再拖下去就太晚了。等到我們獲勝的機會顯然已不復存在，或者說微不足道的時候，就沒有辦法了。﹂

　　他們曾經做過一些努力，勸誘東線戰場上的重要將領，在進攻俄國的夏季戰役中把希特勒逮捕起來。這種做法肯定是得不到什麼效果的。因為這些將領們在戰爭初期獲得驚人勝利的情況下，根本不會想到要推翻這個使他們能獲得這樣勝利的機會的人。不過這些努力在軍方人士的心中也確實播下了一些種子，它們以後會萌芽成長起來。

　　這年夏天在陸軍中策劃密謀的核心是在馮‧包克陸軍元帥的司令部裡，他的中央集團軍正向莫斯科挺進。包克參謀部中的海甯‧馮‧特萊斯科夫少將是密謀集團的首腦人物，他早年對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股熱情己完全消失，使他終於成為密謀者隊伍中的一員。協助他的有他的副官費邊‧馮‧施拉勃藍道夫，還有他們安置在包克那裡當副官的兩個同黨漢斯‧馮‧哈爾登堡伯爵和海因里希‧馮‧萊恩道夫伯爵，這兩人都是德國著名世家的子弟。他們為自己規定的任務之一是對陸軍元帥包克進行工作，勸他在希特勒訪問集團軍司令部時把他逮捕起來。但是對包克做工作可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包克雖然口口聲聲說厭惡納粹主義，但是他依靠它的庇蔭，官運亨通，而且他為人愛好虛榮，野心勃勃，根本不會在這場賭局的這個階段幹冒險事情。有一次特萊斯科夫試圖向他指出，元首正在把國家引向災難，包克聽了大聲說道：﹁我不許攻擊元首！﹂

　　特萊斯科夫和他的年輕副官給澆了一盆冷水，但是並沒有氣餒，他們決定自己動手幹。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元首巡視設在包里索夫的集團軍司令部。他們計畫當他從飛機場驅車到包克的住處時，把他逮捕起來。但是這些策劃反叛的人這時還不是行家，他們沒有考慮到元首的保安措施。希特勒左右前後密佈著黨衛隊的警衛，而且他拒絕乘坐集團軍方面派來的汽車，他預先調來了自己的車隊，供從機場到市區之用。這就使那兩個軍官根本無法接近他。這次失敗｜｜類似這樣的失敗顯然還有過幾次｜｜給陸軍中那些密謀份子不少教訓。第一點教訓是，要想抓到希特勒並不容易；他總是戒備森嚴的。另一點是，即使抓住他或逮捕了他也並不解決問題，因為重要將領一個個不是膽小怕事，就是由於做過忠誠宣誓，麻醉過深，不會幫助反對份子接著幹下去。大概到了這個時候，即一九四一年秋天，陸軍中有些年輕軍官，其中大部分如施拉勃藍道夫等都是部隊的文職人員，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殺死希特勒是最乾脆的，也許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因為這樣一來，那些膽小怕事的將軍們就可以從他們對領袖的忠誠宣誓中解放出來，擁護新政權並使陸軍支持它。

　　但是在柏林的策劃反叛的頭目仍然不打算把事情鬧大到這樣地步。他們正在策劃一個叫做﹁隔離行動﹂的愚蠢計畫。由於某種理由，他們認為這個計畫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將軍們不至於背棄自己效忠元首的誓言而在良心上得到安慰，同時又可以幫助他們為德國除掉希特勒。他們的想法一直到今天還令人難以理解。不過他們的計畫是這樣：東線和西線的高級司令官按照預先約好的暗號，一齊拒絕服從作為總司令的希特勒的命令。這當然會使將領們破壞服從希特勒的誓言，但是柏林的詭辯家們卻裝作看不到這一點。他們解釋說，不管怎麼樣，這個計畫的真正目的在於製造混亂局勢，這種局勢一出現，貝克依靠國內駐防軍在柏林的部隊的幫助，就奪取政權，解除希特勒的職務，並宣佈國家社會主義為非法。

　　但是國內駐防軍並不成其為一支軍事力量。它只不過是一批烏合之眾的新兵，在作為補充兵員調往前線之前受一點基本的軍事訓練。這次冒險要想真正獲得成功，必須把在俄國前線或佔領區統率著老兵的若干高級將領爭取過來才成。其中一位似乎是當然人選，他就是曾參加過哈爾德想在慕尼黑時代逮捕希特勒的密謀、現任西線總司令的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密謀份子派遣哈塞爾去與維茨勒本和駐比利時軍事司令官亞歷山大‧馮‧福肯豪森將軍會談，策動他們參加新的密謀計畫。曾任大使的哈塞爾因已受秘密警察的監視，只得打著巡迴講學的幌子到處向德國軍官和佔領區的文官講演，題目是︽生存空間和帝國主義︾。講演期間，他先後在布魯塞爾與福肯豪森、在巴黎與維茨勒本進行過秘密會談。他對這兩個人，特別是後者，獲得良好的印象。

　　當許多其它的陸軍元帥在俄國大顯身手的時候，維茨勒本被擱在法國這條次要的戰線上，感到手癢難耐。他對哈塞爾說，﹁隔離行動﹂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只有採取直接行動推翻希特勒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他願意擔當領導的任務。他認為，一九四二年夏季德國軍隊重新在俄國發動進攻的時候，也許是採取行動的最好時機。為了準備這一天，他希望動點小手術，先把身體弄好。不幸得很，這項決定卻給這位陸軍元帥和那些同謀者帶來了嚴重後果。維茨勒本和腓德烈大王等人一樣患有痔瘡。為了解除痔瘡的病痛，動手術本來是平常的事。但是當這年春天維茨勒本請短期病假去動手術時，希特勒卻乘機免去了他的現役職務，派倫斯德接替他的工作。而倫斯德儘管最近還遭到過領袖的不客氣的對待，並不想參加反對希特勒的密謀。這麼一來，密謀份子發現他們在陸軍中寄予最大希望的人，成了一個沒有一兵一卒的陸軍元帥。沒有兵力，是無論如何也建立不了新政權的。

　　密謀的領導人大失所望。他們接連舉行秘密會議，籌畫對策，但不能克服他們的沮喪情緒。哈塞爾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底的一次會議之後寫道：﹁看來目前對希特勒是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了。﹂

　　但是在下列兩個方面要做的事情並不少：一是解決關於他們在廢黜希特勒之後究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德國政府的問題；一是加強他們的臨時拼湊、至今效率極低的組織，以便一旦時機到來時能夠接管政府。

　　在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中，絕大多數都是上了年紀的保守份子，他們的要求之一是恢復霍亨佐倫皇朝的君主政體。但是在霍亨佐倫皇室中由哪個親王登上寶座，卻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密謀份子中的一名文職領導人員波比茨希望由皇太子登位，但在其它人中，大多數都對皇太子深惡痛絕。沙赫特贊成皇太子的長子威廉親王，戈台勒贊成威廉二世的幼子普魯士的奧斯卡親王。大家一致的是：都不考慮德皇的四子、綽號叫做﹁奧鹹﹂的奧古斯特‧威廉親王，因為他是狂熱的納粹份子，黨衛隊的分隊長。

　　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大家大致同意帝位的最適當人選是皇太子的次子，也是當時在世的年齡最大的兒子路易一斐迪南親王。當時他正三十三歲，在迪爾伯恩的福特汽車工廠工作過五年，現在在漢莎航空公司當雇員，接近並同情密謀份子。這個風度翩翩的年輕人終於成了霍亨佐倫皇室中最孚眾望的人選。他跟得上二十世紀的潮流，是個講民主、有腦筋的人。而且他有一個美麗、聰慧而勇敢的夫人，即以前的俄國女大公寇拉公主。還有，對密謀份子來說當時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他還是羅斯福總統的私人朋友。一九三八年他們夫婦在美國度蜜月時，羅斯福曾邀請他們到白宮作過客。

　　哈塞爾和他的幾個朋友並不完全認為路易｜斐迪南是理想的人選。一九四一年耶誕節前後，哈塞爾在日記中無可奈何地寫道：﹁他缺少許多非有不可的品質。﹂但是他還是同意了別人的意見。

　　哈塞爾最感興趣的是德國政府未來的政體和性質。早在上一年年初，他在與貝克將軍、戈台勒和波比茨商量以後，制定了一個過渡時期綱領，一九四一年末又作了進一步修改。這個綱領規定：恢復個人自由；在正式憲法通過以前，由一位攝政執掌國家最高權力；這個攝政作為國家元首，可以任命政府和國務委員會。戈台勒和密謀份子中的幾個工會方面的代表不贊成這樣使權力過於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的做法，建議立即舉行公民投票，使臨時政權得到群眾支持，而表明其民主性質。但是由於缺少更好的辦法，大家這才把哈塞爾的方案作為一個原則性的聲明接受下來。後來這個方案為一九四三年制定的一個自由而開明的綱領所代替，後者是在赫爾莫特‧馮‧毛奇伯爵所領導的克萊騷集團的壓力下制定出來的。

　　一九四二年春，密謀份子終於正式選定了一個領袖。他們一致承認貝克將軍為領導，不僅因為他的才智和品德，而且因為他在將領中的威信和在國內外的聲望。但是由於他們沒有加緊組織起來，因此實際上也就沒有讓他擔當起領導的責任。哈塞爾等少數人儘管對這位前參謀總長十分敬佩，卻並不完全信任。一九四一年耶誕節前不久，哈塞爾在日記中寫道：﹁貝克的最大缺點在於空論太多，正如波比茨所說，他是一個戰術家，卻缺少意志力。﹂後來事實證明，這個評價並非毫無根據，將軍的這種優柔寡斷性格和嚴重缺乏採取行動的意志，日後證明是極其不幸的。

　　雖然如此，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密謀份子經過多次秘密會議以後還是決定﹁必須由貝克主持一切﹂︵哈塞爾語︶。到了月底，這位大使又寫道，﹁貝克已正式被接受為我們集團的領袖﹂。

　　但是人們從他們遺留下來的記載可以看到，在這段期間，他們的密謀活動仍然茫無頭緒。在他們的無休無止的會議上，甚至最積極的成員也一直籠罩在一種很不現實的氣氛之中。到這年春天，他們知道希特勒正在計畫，等俄國的地面乾燥以後，立即重新發動進攻。他們認為，這只會使德國在無底洞中越陷越深。但是，儘管他們談得很多，卻未見有所動作。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哈塞爾坐在他的埃本豪森鄉村別墅中寫下這樣的日記：

　　﹁臨離開柏林的前幾天，與那森、貝克和戈台勒作了詳談。前景不甚美妙。﹂

　　前景怎能美妙得起來呢？連個行動計畫都沒有。得馬上行動起來，趁現在還有時間。

　　在戰爭的第三個春天到來的時候，阿道夫‧希特勒卻有他的計畫｜｜而且他有實現這些計畫的堅強意志。

德軍在戰爭中的最後一次大攻勢

　　由於希特勒愚蠢地不讓德軍在俄國及時撤退，造成了重大的傷亡和武器損失，使得許多指揮人員銳氣大傷，也使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月間幾個星期中的局面有幾乎無法收拾的危險。儘管如此，希特勒死守活拼的瘋狂決心無疑也有助於抵擋來勢洶湧的蘇軍。德國軍人的勇敢和堅韌的傳統精神也起了作用。

　　俄國軍隊在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黑海的戰線上發動的進攻，到了二月二十日勁頭已經過去了。三月底，又到了泥濘季節，血流成河的漫長戰線相對地沉寂下來。雙方都已精疲力盡了。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德國陸軍的一份報告透露了這一回冬季戰役中遭到了多麼慘重的損失，東線全部一百六十二個作戰師中，只有八個師還有進攻的能力。十六個裝甲師中，只剩下一百四十輛坦克可供使用｜｜比一個師的正常數量還要少。

　　當部隊休整時，現在身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和陸軍總司令的希特勒，就已在忙於制定夏季攻勢的計畫了。其實還要早得多，早在隆冬時期部隊仍在冒著風雪後撤時，他就在這麼做了。這些計畫不如去年那樣野心勃勃。現在他才開始明白，要經過一次戰役就摧毀紅軍的全部力量是不可能的。這年夏天，他將把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南線，證服高加索油田、頓尼茨盆地工業區、庫班的小麥產區，並拿下伏爾加河上的史達林格勒。拿下這些地方，可以達到幾個重要目標：使蘇聯失去為繼續進行戰爭所迫切需要的石油、大量糧食和工業，另一方面卻可使德國得到幾乎同樣急需的石油和糧食的來源。

　　希特勒在即將發動夏季攻勢時，對倒楣的第六軍團司令保羅斯將軍說：﹁如果我拿不到邁科普和格羅茲尼的石油，那麼我就必須結束這場戰爭。﹂

　　史達林很可能也說過差不多同樣的話，為了把戰爭堅持下去，他也必須保持高加索的油田。史達林格勒之所以變得如此重要，原因就在於此。德國佔領史達林格勒，就可以封鎖住通過黑海和伏爾加河向俄國中部運送石油的最後的主要路線，如果高加索油田還保持在俄國人手中的話。

　　希特勒不僅需要石油發動飛機、坦克、卡車，還需要人來補充他的兵員日減的部隊。冬季作戰結束時傷亡總數是一百一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十五人，病員還不包括在內，後備兵員不足彌補這樣的損失。最高統帥部向德國的盟國｜｜還不如說是附庸國家｜｜要求提供更多的部隊。早在冬天，凱特爾元帥匆忙趕到布達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為夏季攻勢徵募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軍隊，整師整師地徵募。戈林，最後甚至希特勒也親自出馬，請求墨索里尼提供義大利軍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戈林到達羅馬，點收義大利向俄國戰線增援的部隊。他向墨索里尼保證一九四二年可以打敗蘇聯，一九四三年可以使英國放下武器。齊亞諾發現這位腦滿腸肥、胸前掛滿勳章的帝國元帥簡直不堪忍受。他在二月二日的日記上寫道：﹁此人還是那樣趾高氣揚，架子十足。﹂兩天以後又寫道：

　　﹁戈林今天離開羅馬。我們在艾克賽爾西奧飯店吃飯，吃飯的時候戈林別話不說，只談他的珠寶。他手上真的戴著幾隻漂亮戒指｜｜在去火車站的路上，他穿著一件寬大的黑貂皮大衣，既像一九○六年汽車夫的穿著，又像一個高等妓女去看歌劇時的打扮。﹂

　　第三帝國的第二號人物的腐化墮落已日甚一日了。

　　墨索里尼向戈林表示，只要德國給大炮，就在三月份派兩師義大利部隊到俄國去。但是他對他的盟邦在東線的失敗是如此憂心忡忡，以致於使希特勒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候舉行一次會談，以便說明德國仍然擁有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

　　這次會談於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薩爾斯堡舉行。墨索里尼、齊亞諾和隨從人員被安頓在一座巴洛克式的克萊斯漢姆宮裡，這座宮殿曾經是歷代王公主教的故宮，現在又經過一番裝飾，佈置了從法國運來的帷簾、傢俱和地毯。義大利外交大臣猜想德國人得到這些東西大概﹁所費無幾﹂。齊亞諾看到元首倦容滿面。他在日記中寫道，﹁去年冬天那幾個月在俄國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明顯的痕跡，我第一次發現他添了許多白髮﹂。

　　會談中，德國方面照例說了一通對總的形勢的估計。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請兩位義大利客人放心：在俄國、北非、西線和公海上，一切都很順利。他們透露，東線即將發動的攻勢，矛頭是指向高加索油田。

　　﹁一旦俄國石油來源告罄︵里賓特洛甫說︶，俄國便要屈膝投降了。然後英國｜｜也將屈服，以求保全被打得支離破碎的英帝國的剩水殘山｜｜

　　美國完全是吹牛｜｜﹂

　　齊亞諾帶著幾分耐心聽著他的對手的話。但他得到的印象是：不論美國最後採取什麼行動，真正吹牛的卻是德國。實際上，只要他們一想到這裡，﹁他們就覺得涼了半截身子﹂。

　　像往常一樣，話說得最多的是德國元首。

　　﹁希特勒沒完沒了的說呀，說呀，說呀︵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墨索里尼在受罪｜｜他也是慣於只管自己發言的，現在卻不得不憋著不說話。第二天吃過午飯，在一切都談過以後，希特勒又不住嘴他講了一小時又四十分鐘。戰爭與和平，宗教和哲學，以至藝術和歷史，什麼問題都談了，真是一項不漏。

　　墨索里尼不由得看看手錶｜｜德國人，可憐的德國人，天天得耐著性子聽希特勒講話。我敢擔保，他講話時的每一種姿勢，每一個字眼，每一處停頓，他們莫不記得爛熟，約德爾將軍經過一番了不起的克制，最後在一張長沙發上睡著了。凱特爾也直打瞌睡，但他總算沒讓腦袋搭拉下來。他離希特勒太近，不能由著自己｜｜﹂

　　雖然希特勒費了很多口舌，或者也可以說正是由於他費了這些口舌，總算使墨索里尼答應向俄國前線提供更多的義大利炮灰。希特勒和凱特爾從各個附庸國家得到了很大收穫，據德國最高統帥部統計，﹁盟邦﹂將有五十二個師可供夏季作戰之用｜｜羅馬尼亞二十七個師，匈牙利十三個師，義大利九個師，斯洛伐克二個師，還有西班牙一個師。這五十二個師約占東線的軸心國家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在德軍進攻重點所在的戰線南部，將要增援四十一個師的生力軍。其中一半，即二十一個師是匈牙利部隊︵十個師︶、義大利部隊︵六個師︶和羅馬尼亞部隊︵五個師︶。哈爾德等絕大多數將領並不贊成把大多的希望寄託在這麼多的﹁外國﹂師上。他們認為，這些部隊的作戰素質往輕裡說也是靠不住的。但是由於他們自己人力不足，也只得接受這些援兵。這一決定很快就對即將到來的災難起了促成作用。

　　最初，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軸心方面還大走紅運。在進攻高加索和史達林格勒的戰役開始以前，北非戰場上便已取得了轟動一時的勝利。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隆美爾將軍在沙漠地區重新展開攻勢。他率領有名的非洲軍︵有二個裝甲師和一個摩托化步兵師︶和八個義大利師︵其中一個師是裝甲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把英國沙漠部隊打得狼狽逃回離埃及邊境不遠的地方。六月二十一日，他攻陷英軍防線上的重鎮托布魯克，一九四一年英軍曾在這裡堅守九個月，直到德國撤圍。兩天以後，他進入埃及。六月底，到達離亞歷山大港和尼羅河三角洲六十五英里的阿拉曼。盟國許多政界人士大為震驚，他們反覆端詳著地圖，認為現在幾乎已無法阻擋隆美爾給予英國一次致命打擊：征服埃及，然後在得到增援的條件下，向東北推進，席捲中東的大油田，再與俄國境內的德軍會師於高加索。俄國境內的德軍這時已經開始從北面向高加索前進了。

　　這是盟國在戰爭中最黑暗的時刻之一，相對說來，是軸心方面最光明的時刻之一。但是正如前面所說，希特勒對全球戰略是一竅不通的。他不知道如何利用隆美爾在非洲獲得的驚人成就。他獎給這位非洲軍的英勇領導人一根陸軍元帥的權杖，卻沒有給他送去供應和援兵。由於雷德爾海軍元帥和隆美爾的一再催促，希特勒才勉強同意首先派非洲軍和一小批空軍到利比亞。他這樣做只是為了防止北非義大利軍隊的潰散，而不是由於預見到征服埃及的重要性。

　　德國要征服埃及，關鍵實際上在於馬爾他島。這個小島位於地中海中間，在西西里和利比亞的軸心基地之間。英國的轟炸機、潛水艇和海面艦隻就是從這個英國軍事要塞出發，襲擊德國和義大利向北非運送給養和兵員的船隻的。一九四一年八月，準備運給隆美爾的給養和增援部隊，大約有三十五％葬於海底；十月，這個數字達到六十三％。十一月九日，齊亞諾在日記中悲哀地寫道：

　　﹁從九月十九日以來，我們已放棄了向利比亞運送物資和人員的打算；每一次嘗試都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今晚我們再作嘗試，七艘輪船出發了，護航的有兩艘萬噸巡洋艦和十艘驅逐艦｜｜我們的船隻全部｜｜我說的是全部｜｜被擊沉了｜｜英國人在葬送我們的船隻之後，返回他們︵在馬爾他︶的港口。﹂

　　德國人過遲地從大西洋戰場騰出幾艘潛水艇到地中海來，並給凱塞林元帥增加了若干中隊的飛機，供西西里基地使用。德國決定要使馬爾他島失去作用：如果可能的話，還要摧毀英國在地中海東部的艦隊。這個決定立即收到了效果。一九四一年底，英國損失了三艘戰艦、一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以及幾艘驅逐艦和潛水艇，餘下的艦隻被逐回埃及基地。幾個星期之中，馬爾他日夜遭到德國飛機的狂轟濫炸。這就使軸心的供應順利運出｜｜一月間沒有損失任何船隻｜｜使隆美爾得以重整旗鼓，大舉進軍埃及。

　　三月間，雷德爾海軍元帥說服希特勒批准了隆美爾進攻尼羅河的計畫︵﹁阿伊達計畫﹂︶，同時批准了用傘兵佔領馬爾他的計畫︵﹁大力神計畫﹂︶。從利比亞發動的進攻將於五月底開始，襲擊馬爾他預定在七月中。但是到了六月十五日，正當隆美爾得到初步成功時，希特勒卻推遲了進攻馬爾他的計畫。他向雷德爾解釋說，這是因為無法從俄國前線抽調出部隊和飛機。一兩個星期以後，他又一次推遲﹁大力神計畫﹂，說不妨等到東線夏季攻勢結束、隆美爾征服埃及之後。他指示在這個時期中可用繼續轟炸的辦法使馬爾他不能動彈。

　　但是馬爾他並沒有被制伏得不能動彈。由於沒有能使馬爾他失去作用，也沒有能把它拿下來，德國即將付出昂貴的代價。六月十六日，英國的一個大護航艦隊開到這個被圍困的海島。儘管損失了幾艘軍艦和運輸船，這次行動使馬爾他又恢復了基地的作用。美國航空母艦﹁黃蜂﹂號上的噴火式戰鬥機飛到馬爾他，不久以後就使德國轟炸機再也不能轟炸這個島嶼了。隆美爾嚐到了苦頭。他的供應船隻被擊沉了四分之三。

　　隆美爾進駐阿拉曼時，只有十三輛作戰坦克。他在七月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我軍力量已日漸衰竭。﹂而這時金字塔已幾乎在望，再往遠處看，便是埃及和蘇伊士運河這個大戰利品！希特勒又失去了一個大好機會，又失去了一個由戰運給他帶來的最後的天賜良機。

德軍在俄國的夏季攻勢：一九四二年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末，阿道夫‧希特勒似乎又顯得不可一世。每個月德國潛水艇在大西洋擊沉七十萬噸英美船隻。美國、加拿大和蘇格蘭的造船廠雖在熱火朝天地加緊生產，但也補不上這個損失。儘管元首為了早日結束俄國的戰事，大大削減了西線的兵力，調出了大部分部隊、坦克和飛機，但是這年夏天絲毫沒有跡象表明，英美部隊已強大得足以在英吉利海峽對岸進行哪怕是小規模的登陸。英美部隊甚至也不敢冒險佔領法屬西北非，其實它們如果登陸的話，軟弱的法國由於派別分歧，即使企圖抵抗，也是難以阻擋的，而德國在義大利和的黎波里除了有很少幾艘潛水艇和幾架飛機以外，別無任何武裝力量。

　　英國海空軍也未能阻止從法國西部港口布列斯特開出的德國兩艘巡洋戰艦﹁夏恩霍爾斯特﹂號、﹁格奈斯瑤﹂號和重巡洋艦﹁歐根親王﹂號，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過英吉利海峽安全地駛回德國。希特勒曾經擔心英美一定會佔領挪威北部，因此他堅決主張這三艘重型軍艦從布列斯特闖過英吉利海峽，以便到那裡去防衛挪威海面。他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對雷德爾說：﹁挪威是決定勝負的地區。﹂他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住挪威。但是事實表明這樣做是多餘的。英美在西線兵力有限，對於如何使用這些兵力另有它們的計畫。

　　從地圖上看，希特勒到一九四二年九月所佔領的地區，是相當驚人的。地中海實際上已成為軸心國家的內湖，德國和義大利擁有北岸從西班牙直到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區，在南岸擁有從突尼斯到離尼羅河六十英里的廣大地區。事實上，德國部隊現在守衛著北起北冰洋上挪威的北角、南到埃及、西自大西洋上的布列斯特、東至中亞細亞邊緣的伏爾加河南岸這一片廣大地區。

　　八月二十三月，德國第六軍團已抵達史達林格勒正北的伏爾加河一帶。兩天以前，﹁萬﹂字旗已插上厄爾布魯斯山，這是高加索山脈最高的一座山峰︵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一英尺︶。八月八日，佔領了年產石油二百五十萬噸的邁科普油田，雖然德國人發現油田已幾乎全部遭到破壞。八月二十五日，克萊施特的坦克部隊已進駐莫茲多克，距格羅茲尼四周的蘇聯最大產油中心只有五十英里，距裏海也只有一百英里。三十一日，希特勒催促高加索方面的司令李斯特陸軍元帥糾集所有可以調集的力量向格羅茲尼作最後進攻，以便他﹁能夠拿到油田﹂。同一天，隆美爾也向阿拉曼發動進攻，力圖向尼羅河突破。

　　雖然希特勒對他的將領們的戰績從來沒有滿意的時候｜｜他於七月十三日撤去了指揮整個南線攻勢的馮‧包克陸軍元帥的職務；又據哈爾德的日記透露，他還不斷責罵大部分司令官和參謀本部進展遲緩｜｜儘管如此，他現在仍然相信，決定性的勝利已經在握。他命令第六軍團和第四裝甲軍團在攻佔史達林格勒以後，沿伏爾加河北進，形成一個大規模的包圍行動，從東西兩面進逼俄羅斯中部和莫斯科。他認為俄國人已經完了；據哈爾德說，他當時曾談到分兵越過伊朗進駐波斯灣的問題。他眼看便可以與日本在印度洋會師了。德國情報部門九月九日的一份報告說：俄國在整個前線的後備力量都已消耗殆盡。希特勒對這份報告的正確性竟深信不疑。他在八月底與雷德爾海軍元帥舉行會談時，他的心思已從俄國轉移到英美方面。他說，俄國現在在他的眼中已是一個﹁不怕封鎖的生存空間﹂。他確信，不用多久便可迫使英美達到﹁可以談和的程度了﹂。

　　但是當年情況正如庫特‧蔡茨勒將軍後來回憶，儘管大可樂觀，卻如鏡中幻影。差不多所有戰地的將領都和參謀本部的將領們一樣，看出了這幅美麗圖畫上的破綻。概括說來就是：德國根本缺乏人力、槍炮、坦克、飛機和運輸手段等種種資源，來實現希特勒執意要達到的目的。當隆美爾試圖就埃及情況向希特勒指出這一點時，希特勒命令他到賽麥林山中去養病。當哈爾德和李斯特陸軍元帥也想就俄國前線情況指出這一點時，他們被撤了職。

　　蘇軍在高加索和史達林格勒的抵抗日益頑強，秋雨季節又日益臨近，這時就連最外行的戰略家也會看出德國軍隊在俄國南部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危險。第六軍團的北翼戰線極長，從史達林格勒沿頓河上溯到沃羅涅什共長三百五十英里，毫無掩護，希特勒在這一線部署了附庸國家的三個軍團：匈牙利的第二軍團在沃羅涅什的南面；義大利的第八軍團在東南面更遠一些位置；羅馬尼亞的第三軍團，在史達林格勒正西、頓河河曲的右側。由於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有著很深的敵對情緒，因此得用義大利人把他們隔開。在史達林格勒南面的草原地帶，還有第四支僕從軍隊，羅馬尼亞的第四軍團。這些軍團的戰鬥力都不可靠自不用說，他們的裝備也不充足，缺乏裝甲、重炮和機動能力。還有，他們的兵力十分分散，羅馬尼亞的第三軍團只有六十九個營，卻守衛著一條一百零五英里長的戰線。但是這些﹁盟邦﹂的部隊是希特勒所擁有的全部人馬了。德國自己騰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填補這個缺口。同時，正如希特勒對哈爾德所說，由於他認為俄國人已經﹁完了﹂，因此他並不為頓河側翼這條暴露在敵人面前的漫長戰線過分操心了。

　　但是這條戰線卻正是掩護史達林格勒的第六軍團和第四裝甲軍團以及高加索戰線上的Ａ集團軍的關鍵。如果頓河側翼垮下來，不僅史達林格勒方面的德軍要受到被包圍的危險，而且高加索方面的德軍也將被切斷。這個納粹統帥又進行了一次賭博。他在這年夏季戰役中進行這樣的賭博已不是第一次了。

　　七月二十三日，正當攻勢進入高潮時，希特勒又在進行另一次賭博。當時俄國軍隊正在頓尼茨盆地和頓河上游之間全線後撤，一路迅速向東撤到史達林格勒，一路向南退守頓河下游。德國必須當機立斷：是集中力量拿下史達林格勒、封鎖伏爾加河，還是把主要矛頭指向高加索，以奪取俄國的石油。早在月初，希特勒便已反覆考慮了這個決定大局的問題，但他拿不定主意。最初，石油氣味的引誘力很大。Ｂ集團軍所屬的第四裝甲軍團本來已經推進到頓河河曲一帶，離史達林格勒已經不遠，但是希特勒卻於七月十三日把它從Ｂ集團軍中抽調出來，派到南方去幫助克萊施特的第一裝甲軍團越過羅斯托夫附近的頓河下游，繼續向高加索油田推進。這時，第四裝甲軍團本來也許可以奔襲輕取幾乎沒有防衛的史達林格勒。但是等到希特勒發覺自己犯了錯誤，為時已經太晚了。接著他一錯再錯。兩個星期以後，當第四裝甲軍團回師北上，向史達林格勒進發時，俄國人已經充分恢復過來，足以抵擋德軍了；第四裝甲軍團的撤離高加索前線，又使克萊施特的力量大受削弱，無法完成向格羅茲尼油田進軍的任務。

　　這一支強大的裝甲部隊回師向史達林格勒推進，是希特勒在七月二十三日所作的致命決定的結果之一，他不顧哈爾德和前線指揮官的勸告而作出的要求同時拿下史達林格勒和高加索的狂妄決定，具體規定在德國陸軍歷史上著名的第四十五號指示中。這是希特勒在戰爭時期所作的最有決定命運意義的一項決定。因為不上幾天，這項決定便得到了兩頭落空的結果，從而導致德國軍隊有史以來最為丟臉的失敗，它確定了希特勒永遠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千秋萬代的第三帝國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哈爾德將軍驚惶之至。在烏克蘭維尼察附近的﹁狼人﹂大本營︵七月十六日，希特勒搬到這裡，為的是離前線更近一些︶出現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參謀總長哈爾德極力主張集中主要力量打下史達林格勒，並試圖解釋，德國陸軍根本沒有力量能在兩個不同方向同時進行兩場強大的攻勢。希特勒反駁說，俄國人已經﹁完了﹂。哈爾德便竭力使他相信：根據陸軍的情報，情況遠非如此。

　　﹁︵這天晚上哈爾德在日記上憂鬱地寫道︶對敵人的力量一直做過低的估計，達到了可笑的程度，並且越來越具有危險性。在這裡要想認真地進行工作已經不可能了。憑著浮光掠影的印象作出病態的反應，對形勢及其發展前景毫無估計的能力｜｜這些使這個所謂﹃領導﹄具有一種極其特別的性質。﹂

　　哈爾德擔任參謀總長職務的日子也已屈指可數了。後來他在回想當年的情況時寫道：

　　﹁希特勒的決定與自古以來公認的戰略、戰術原則不再有共同之處。他的決定是一種狂暴的天性在一時衝動下的產物，這種天性不承認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而只憑願望和夢想行事｜｜﹂

　　關於哈爾德所說的最高統帥﹁對自己力量病態地估計過高，對敵人力量有害地估計過低﹂的情況，他後來談過這樣一樁事情：

　　﹁有一次，有人把一份非常客觀的報告念給他聽。報告上說，史達林於一九四二年在史達林格勒以北、伏爾加河以西地區仍能集結一百萬到一百二十五萬生力軍，在高加索的五十萬人還不包括在內。這份報告並證實了俄國為前線生產的坦克每月至少達一千二百輛。希特勒未等聽完，便攥著拳頭、嘴角掛著白沫，把念報告的人大罵了一頓，不許他今後再念這種愚蠢的廢話。﹂

　　哈爾德說：﹁用不著有未卜先知的天才，也能預見到一旦史達林把這一百五十萬大軍用於史達林格勒和頓河側翼，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我十分清楚地向希特勒指出這一點。但是結果卻是解除了我陸軍參謀總長的職務。﹂

　　這事發生於九月二十四日，早在九月九日，哈爾德聽凱特爾說，握有高加索方面軍隊最高指揮權的李斯特陸軍元帥已被革職，他便料到下一個該輪到他下臺了。凱特爾還告訴他，元首認為他﹁在精神上已不能勝任他所擔任職務的要求﹂。關於這個問題，希特勒在哈爾德二十四日向他辭行時向他作了詳細的解釋。

　　﹁你我的神經都太緊張了。我有一半是為了你的緣故。我看不值得再這樣拖下去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熱情，而不是專業的能力，在你這樣的舊式軍官身上，我是得不到這種熱情的。﹂

　　哈爾德事後評論道：﹁這種話簡直不像是一個負責的統帥說的，而像是一個政治狂人說的。﹂

　　弗朗茲‧哈爾德就這樣下了台。他並不是沒有缺點的。和前任參謀總長貝克將軍一樣，他的思想常常混亂，缺乏行動的毅力。雖然他有時也反對希特勒的做法，儘管不起作用，但是仍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其它的陸軍高級將領一樣，還是同希特勒合作，並且在一個長時期內助長了他的瘋狂侵略和征服。不過他總算還保持著某些文明時代的德性。他是第三帝國陸軍的最後一個舊派的參謀總長。繼他之後任參謀總長的是庫特。蔡茨勒將軍。他比哈爾邦德年輕，是屬於另一類的軍官，曾在西線的倫斯德手下當過參謀長。陸軍參謀總長一職曾有一度，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陸軍中職位最高、權力最大。現在庫特。蔡茨勒在任這個職務時，卻比元首的一個聽差好不了多少。他一直做到一九四四年七月發生謀刺希特勒的事件為止。

　　調換一個參謀總長並不能改變德國陸軍的處境。這時分兵兩路進攻史達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德軍，受到蘇軍的頑強抵抗，阻滯不前。十月份一個月中，史達林格勒一直進行著激烈的巷戰。德軍逐屋戰鬥，雖獲得一些進展，但損失十分驚人。因為正如經歷過現代戰爭的人都知道的，大城市中的斷垣殘壁，十分有利於頑強而持久的防守。俄國人充分利用這些障礙物，拼命爭奪每一寸焦土廢墟。儘管哈爾德及其繼任者對希特勒做過警告：德國進攻史達林格勒的部隊已疲憊不堪，但是最高統帥仍然硬要他們繼續前進。一批又一批新的師投入戰鬥，但轉眼間就在這人間地獄中化為齏粉。

　　進攻史達林格勒本來只是達到目的的一個手段，但是現在卻成為目的本身了。當德國部隊已到達史達林格勒城郊的南北兩面的伏爾加河西岸，切斷了伏爾加河的交通時，這個目的實際上已經達到了。但現在對希特勒來說，能否佔領史達林格勒已成了一個關係到個人威信的問題。有一次，蔡茨勒居然鼓足勇氣向元首提出一個建議：由於沿頓河一帶漫長的北翼戰線情況危險，應將第六軍團從史達林格勒撤退到頓河河曲一帶。希特勒聽了勃然大怒，厲聲說道：﹁德國士兵到了哪裡，就要守在哪裡！﹂

　　雖然情況困難，損失慘重，第六軍團司令保羅斯將軍卻於十月二十五日打電報向希特勒報告：他估計至遲可於十一月十日完全佔領史達林格勒。希特勒聽到這項保證興奮極了，第二天便發下命令：第六軍團和正在史達林格勒南面作戰的第四裝甲軍團應準備於史達林格勒攻陷之後，立即沿伏爾加河向南北兩面繼續向前挺進。

　　希特勒並不是不知道頓河側翼戰線所受到的威脅。最高統帥部大事日記的記載表明，這種威脅曾引起過希特勒的相當不安。但是問題在於：他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威脅的嚴重性，結果是沒有設法去應付這種威脅。他深信局勢已在他掌握之中，於是在十月的最後一天，他和最高統帥部人員及陸軍參謀本部撤出了在烏克蘭維尼察的大本營，回到拉斯登堡的﹁狼穴﹂。他確實相信，如果蘇聯果真會發動什麼冬季攻勢的話，也只能在中路和北路戰線發動。那樣他在東普魯士的大本營可以更好地進行指揮。

　　他一回到拉斯登堡，壞消息便從另一條戰線也是更遙遠的戰線傳來了。隆美爾陸軍元帥的非洲軍遇到了困難。

第一個打擊：阿拉曼之役和英美軍隊的登陸

　　八月三十一日，在交戰雙方都稱之為﹁沙漠之狐﹂的隆美爾，在阿拉曼重新發動進攻，企圖包圍英國第八軍團，進逼亞歷山大港和尼羅河。從地中海邊到蓋塔拉低地之間約四十英里長的沙漠戰線上，在酷熱天氣中進行了一場惡戰。但是隆美爾沒有達到目的，九月三日，他中止戰鬥，轉攻為守。在埃及的英軍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員、槍炮、坦克、飛機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飛機主要來自美國︶。八月十五日，還調來了兩個新司令官：一位是脾氣古怪卻頗有天才的將軍伯納德‧勞‧蒙哥馬利爵士，接任了第八軍團司令；另一位將軍哈樂德‧亞歷山大爵士，後來證明是一位出色的戰略家和有才幹的行政官，他擔任了中東總司令的職務。

　　隆美爾在這次挫折後不久，請病假到維也納南面山區的賽麥林醫治鼻疾和肝腫病。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他在那裡接到希特勒打來的電話。﹁隆美爾，非洲的消息很不妙。情況一時好像還弄不清。看來沒有人知道施登姆將軍的下落。你覺得能回到非洲，重新接管那邊的工作嗎？﹂隆美爾病雖未好，同意立即回到非洲。

　　蒙哥馬利於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九點四十分發動進攻。十月二十五日晚，隆美爾回到阿拉曼西面的司令部時，德軍已給打敗了。第八軍團的大炮、坦克和飛機太多了，儘管意、德軍戰線仍在固守，儘管隆美爾仍在拼命調動他那些備受打擊的各師，以抵擋來自各方的進攻，或甚至還展開反攻，但是他已意識到形勢毫無希望了。他沒有人員、坦克、汽油的後備力量。英國皇家空軍這時終於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對德軍的人負、裝甲車輛和剩下來的軍需物資進行了無情的轟炸。

　　十一月二日，蒙哥馬利的步兵和裝甲部隊突破了戰線的南部，開始壓倒守衛這一防線的義大利師。這天晚上，隆美爾向設在二千英里以外的東普魯士的希特勒大本營發去一封無線電報，報告說他再也守不住了，打算乘目前為時尚不算晚，向西撤退到四十英里之外的富卡陣地。

　　第二天，當他已開始這樣行動時，最高統帥打來了一份很長的無線電報。

　　﹁致隆美爾陸軍元帥：

　　我與德國人民懷著對你的領導能力和在你領導之下的德、意部隊的英勇精神的忠實信心，注視著在埃及進行的英勇防禦戰。在你現在所處的形勢下，只有堅守陣地，絕不後退一步，把每一條步槍、每一個士兵投入戰鬥，捨此別無考慮｜｜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勝利就是死亡，別無其它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

　　如果服從這項愚蠢的命令，意、德軍隊將立即遭到殲滅。拜爾萊因將軍說，隆美爾接到這項命令時，頭一遭在非洲感到不知怎麼辦才好。經過一番內心鬥爭，他決定服從最高統帥的決定，而不理會實際指揮德國非洲軍的里特‧馮‧托馬將軍的反對。托馬將軍曾經表示，不管怎麼樣，他也要撤退。隆美爾後來在日記中寫道：﹁我終於強迫自己接受這個決定，因為我經常要求部下無條件服從，所以我希望自己也能接受這個原則。﹂後來，他才明白這是不對的。他後來的日記表明了這一點。

　　隆美爾一面勉強地下了一道停止退卻的命令，一面派專人乘飛機回國向希特勒說明：除非同意他立即撤退，否則全軍將要覆沒。但是事態的發展已使得這次旅行成為多餘的了。十一月四日晚，隆美爾冒著因違抗命令而被送上軍事法庭的危險，決定保全他的殘兵敗卒，撤退到富卡。但是能撤出來的，也只是裝甲部隊和摩托化部隊的殘部。步兵︵其中大部分是義大利部隊︶只得拋在後頭聽任他們投降，事實上多半已經投降了。十一月五日，元首來了一份簡略的回電：﹁我同意將部隊撤到富卡陣地。﹂但是富卡陣地早已被蒙哥馬利的坦克越過了。隆美爾率領他的非洲軍殘部在十五天中一氣潰退了七百英里，一直撤到班加西以西，但是到了那裡還是沒有駐足喘息的機會。殘部中有義大利部隊二萬五千人，德國部隊一萬人，六十輛坦克。

　　這是阿道夫‧希特勒末日的開始，也是他的敵人迄今為止贏得的最有決定性的一場戰役。雖然，下面還有一場比這更具有決定性的戰役即將在俄國南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開始。但是在它爆發以前，希特勒還將從北非聽到更壞的消息，這個消息決定了軸心力量在世界這一地區的命運。

　　早在十一月三日，元首大本營在接到隆美爾慘敗的初步報告時，便得悉發現有盟軍艦隊在直布羅陀集結的消息。最高統帥部中誰也猜不透這批艦隊的動向如何。希特勒認為只不過是駛往馬爾他的又一批由眾多艦隻護送的船隊而已。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因為半個多月以前，即十月十五日，最高統帥部的參謀人員就曾討論過幾份關於﹁盎格魯一撒克遜﹂即將在西非登陸的報告。情報顯然來自羅馬。因為在一個星期之前，即十月九日，齊亞諾在與軍事情報機關的領導人會談以後，在日記中就寫道：﹁﹃盎格魯一撒克遜﹄正準備在北非大舉登陸﹂。這個消息使齊亞諾大為沮喪；他預見到這次登陸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盟軍對義大利本土進行直接的進攻。事實證明這個預見是正確的。

　　希特勒最初聽到這個情報，並沒有予以十分重視，因為這時他正為俄國人並未停止他們的拼死抵抗而操心，根本沒有心思考慮別的問題。十月十五日在最高統帥部的一次會議上，約德爾建議准許維希法國增援北非，以便使法國人能夠擊退英美的登陸部隊。據最高統帥部的大事日記所載，元首沒有同意這個建議，認為這可能引起義大利人的不滿，義大利人對增強法國力量的任何措施都是嫉妒的。直到十一月三日為止，德國最高統帥部中似乎再沒有人提起這件事。但是在那一天，儘管在直布羅陀的西班牙一邊的德國情報人員已經報告，說有大批英美艦隊集結，希特勒由於正在忙著為在阿拉曼的隆美爾打氣，對於在他看來只是又一批開往馬爾他的護航隊的小事，並沒有關心。

　　十一月五日，最高統帥部接到報告：一支英國海軍部隊正從直布羅陀向東開出。但是一直到十一月七日早晨，美英部隊在北非開始登陸的十二個小時之前，希特勒才對來自直布羅陀的最新情報稍作考慮。這天上午他在東普魯士的大本營又接到報告：英國駐在直布羅陀的海軍部隊正與從大西洋調來的大批運輸船只和軍艦會合，向東駛往地中海。參謀人員和元首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這一切意味著什麼？這一大批海軍艦隻的目標何在？希特勒說，他現在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即西方盟國可能試圖用四、五個師的兵力在的黎波里或班加西作大規模登陸，以便從後方打擊隆美爾。最高統帥部的海軍聯絡官希歐多爾‧克朗克海軍上將宣佈說，敵軍部隊最多不過兩師人，就算兩師人吧，也必須採取行動對付。希特勒要求地中海方面的空軍立即加強力量，但是得到的回答卻是：﹁目前﹂不可能辦到。根據最高統帥部大事日記來判斷，這天早晨希特勒只辦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通知西線總司令倫斯德準備執行﹁安東計畫﹂。這個計畫是佔領法國至今尚未被德國控制的地區的代號。

　　希特勒沒有把這個預兆不妙的消息或隆美爾的困難處境放在心上｜｜如果英美在他的後方登陸的話，隆美爾將成為甕中之鱉。希特勒也沒有把最近從俄國前線傳來的一個情報放在心上，這個情報警告說，俄軍即將在史達林格勒的德國第六軍團的背後頓河沿岸發動反攻。十一月七日午飯以後，希特勒乘車到慕尼黑去了，因為第二天早晨，國社黨的老黨員將要在慕尼黑舉行一年一度的慶祝﹁啤酒館政變﹂的紀念集會，希特勒預定要在會上發表演說！

　　正如哈爾德所說，在戰爭期間這一危急的關頭，希特勒作為政客的本性壓倒了他的作為軍人的本性。他把在東普魯士的最高統帥部臨時交由一個名叫馮‧布特拉一勃蘭登菲爾斯的上校負責，最高統帥部的負責軍官凱特爾元帥和約德爾將軍與希特勒一同去參加啤酒館慶祝活動了。希特勒曾經堅持要親自過問在遼闊的戰線上的師、團以至營的行動，以指揮戰事。但正當希特勒的納粹大廈開始傾陷的關頭，他卻為了一樁並不重要的政治事務，到遠離戰線數千英里的地方作這一次旅行，這種做法實在是奇特和瘋狂的行動。希特勒開始變了，他開始腐朽衰退了。正如戈林早已如此一樣。戈林的一度強大的空軍在日趨衰微，但是他卻日益迷戀他的珠寶和玩具火車，根本沒有時間來考慮這一場曠日持久、日趨艱苦的戰爭的種種不愉快的現實問題。

　　艾森豪將軍統率的英美部隊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午夜一點三十分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海灘登陸。早晨五點三十分，里賓特洛甫從慕尼黑打長途電話到羅馬，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齊亞諾。

　　﹁︵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他頗為緊張不安，問我們準備如何應付。說老實話，我冷不防被他的電話叫醒，困得沒法給他一個十分滿意的回答。﹂

　　這位義大利外交大臣從德國大使館打聽到，使館人員都﹁給這個意外的消息真的嚇壞了﹂。

　　希特勒從東普魯士開出的專車直到下午三點四十分才抵達慕尼黑。他接到的關於盟軍在西北非洲登陸的最初報告是頗為樂觀的。報告說，法軍在各地奮勇頑抗，並在阿爾及爾和奧蘭擊退了試圖登陸的敵軍。在阿爾及利亞，親德的達爾朗海軍上將得到維希政權的批准，正在組織抵抗。希特勒作出的最初反應是很混亂的。他下令立即加強克里特的守軍｜｜克里特離開新的戰場十分遙遠｜｜他解釋說，採取這項措施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向非洲運送增援部隊。他命令秘密警察把魏剛將軍和季勞德將軍帶到維希那裡監視起來。他要求馮‧倫斯德元帥準備執行﹁安東計畫﹂，但在他給予新的指示之前，不要越過在法國的分界線。他要求齊亞諾和現任維希法國總理皮埃爾‧賴伐爾第二天來慕尼黑見他。

　　希特勒在這二十四小時之中，一直沉湎於這種想法：力求與法國結成聯盟，使它參加對英美的戰爭，同時在眼前，盡力加強貝當政府反對盟軍在北非登陸的決心。十一月八日星期日早晨，貝當與美國斷絕了外交關係；這位高齡的法國元帥並對美國代辦發表聲明，標記法國部隊將抵抗英美的入侵。貝當的這些行動，大概助長了希特勒的上述想法。最高統帥部在那個星期日的大事日記強調說，希特勒一心想達成﹁與法國的全面合作﹂。這天晚上，德國駐維希代表克魯格‧馮‧尼達向貝當提出一項建議，要求德法結成緊密的聯盟。

　　但是第二天，元首在向老黨員作了講話︵他在這次講話中宣稱史達林格勒﹁牢牢掌握在德國手中﹂︶以後，又改變了主意。他告訴齊亞諾，他毫不幻想法國會有什麼作戰的願望，他已決定﹁全面佔領法國，登陸科西嘉島，在突尼斯建立一個橋頭堡﹂。這一決定在賴伐爾乘汽車於十一月十日抵達慕尼黑後就通知了他，雖然沒有告訴他執行的時間。這個法國賣國賊連忙答應說服貝當接受元首的要求，但建議德國方面可先按計劃行事，無需等待那位衰老昏憒的老元帥的同意。這當然正中希特勒的下懷。齊亞諾在日記中對這個在戰後以叛國罪被處決的維希總理有一段描寫。

　　﹁賴伐爾打著白領結，穿著法國農村中產階級服裝，在大廳中許許多多身著制服的人中間特別顯眼。他極力用親切的語調談他這次旅行的情況，說他在車上睡得很久。但沒有人理睬他這些話。希特勒對他保持了冷淡的有禮態度｜｜

　　這個可憐蟲想也沒有想到德國人將把怎樣的既成事實擺到他的面前。當賴伐爾在隔壁房間裡抽著香煙和各式各樣的人交談時，德國方面正在發出佔領法國的命令｜｜關於即將採取的行動，一句話也沒有對他講。馮‧里賓特洛甫告訴我，要到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才會這樣通知賴伐爾：由於夜間接到的情報，希特勒迫不得已著手全部佔領法國。﹂

　　希特勒完全違反停戰協定佔領法國非佔領區的命令，是在十一月十日下午八點半鐘發下的，於第二天早晨執行。除了貝當表示無效的抗議以外，未發生任何事件。義大利人佔領了科西嘉島。在艾森豪的部隊來得及趕到之前，德國飛機開始空運部隊，佔領法屬突尼斯。

　　這種希特勒式的欺騙行為還有一樁，而且是更典型的一樁。十一月十三日，元首向貝當保證，德國和義大利都不會佔領土倫的海軍基地。停戰以後，法國艦隊便被凍結在那裡。十一月二十五日，最高統帥部的大事日記記載說，希特勒已經決定盡速執行﹁利拉計畫﹂，這是佔領土倫並奪取法國艦隊的代號。二十七日早晨，德軍進攻土倫軍港，但法國水兵進行了抵抗，使得艦上人員能夠按照德‧拉波德海軍上將的命令把這些艦隻鑿沉。法國的艦隊因此沒有落到在地中海迫切需要它的軸心國手中。但盟國也沒有得到這批艦隊，它們對盟國來說也是極有價值的。

　　希特勒趕在艾森豪之前拿下了突尼斯，但這卻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勝利。在他的堅持之下，為了守住這個橋頭堡，共投入了約二十五萬德國和義大利軍隊。如果在幾個月前，元首把這批部隊和坦克的五分之一用於增援隆美爾，這頭﹁沙漠之狐﹂現在很可能已越過尼羅河，英美在西北非的登陸就不可能發生，地中海也不會無可挽回地落到盟國手中，從而使軸心國的腹部還能得到保護。但是如今的事實卻是：希特勒在這年冬天迫不及待地送到突尼斯來的每一個士兵、每一輛坦克、每一門大炮以及非洲軍的殘部，到春末就要完全損失，德國部隊被押進戰俘營的人數，比在史達林格勒被俘的還要多。現在我們必須回過頭來談談史達林格勒戰役了。

在史達林格勒的慘敗

　　十一月十九日黎明，俄國軍隊在大風雪中向頓河展開了猛烈反攻。幾小時以後，消息傳到伯希特斯加登，這時希特勒和最高統帥部的主要將領們正在阿爾卑斯山上勝地流連忘返。最高統帥部雖然也曾料到蘇軍可能在頓河地區發動進攻，但並不認為有什麼大了不起，非得要希特勒於十一月八日晚在慕尼黑向他的老黨員同志發表了他的出名的啤酒館演說之後，同他的主要軍事顧問凱特爾和約德爾趕回東普魯士大本營不可。因此，他們仍然在上薩爾斯堡享受山間的清新空氣。

　　留在拉斯登堡的新任陸軍參謀總長蔡茨勒將軍打來的加急電話，突然打斷了他們的寧靜生活。蔡茨勒得到了最高統帥部的大事日記中所稱的﹁緊急消息﹂。進攻開始的最初幾小時中，占壓倒優勢的一支俄國裝甲部隊，在史達林格勒西北的頓河沿岸，在謝臘菲莫維奇和克列茨卡亞之間，全面突破羅馬尼亞第三軍團的陣線。在這個被圍城市史達林格勒的南面，另一支強大的蘇聯部隊正在猛攻德國第四裝甲軍團和羅馬尼亞第四軍團，眼看就要突破他們的陣線了。

　　只要看一看地圖，便可明顯看出俄國的目標所在。蔡茨勒對此更是一清二楚，因為他從陸軍情報部門獲悉，敵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在史達林格勒南面集中了十三個軍團，幾千輛坦克。俄國人顯然正以大量兵力從南北兩面夾擊，企圖切斷史達林格勒德軍的退路，逼迫德國第六軍團不是倉皇向西退卻，就是束手就擒。蔡茨勒後來爭辯說，他一看到這種形勢，便建議希特勒同意第六軍團從史達林格勒撤退到頓河河曲一帶，恢復被突破了的陣線。這麼一個建議竟惹得元首大發了一頓脾氣。

　　﹁我決不離開伏爾加！我決不從伏爾加後退！﹂他大聲叫喊。事情就這樣定了。他一時發瘋作出的這個決定，很快就帶來了災難。他親自下令第六軍團堅守史達林格勒周圍陣地。

　　希特勒及其隨行人員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大本營，這天已是蘇軍發動進攻的第四天，前方傳來的消息很壞。南北兩面的蘇軍已在史達林格勒西面四十英里頓河河曲上的卡拉赫會師。當晚，第六軍團司令保羅斯將軍發來一份無線電報，證實他的部隊已被包圍。希特勒立即回電，指示保羅斯把他的司令部遷入城內，佈置困守，部隊解圍前的給養將由空運解決。

　　但是這話等於白說。現在在史達林格勒被切斷了退路的德軍共達二十個師，還有羅馬尼亞兩個師。按照保羅斯來電要求，每天空運的軍需物資至少須七百五十噸。德國空軍缺少足夠的運輸機，遠不能滿足這種要求。即使有足夠運輸機，在這樣風雪交加的天氣中，在蘇聯戰鬥機已占空中優勢的地區，也並不是全都能完成任務的。雖然如此，戈林仍對希特勒保證，空軍可以擔負這項工作。可是始終沒有開始這樣做。

　　為第六軍團解圍是比空投更為切實可行和有希望的辦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希特勒把最有天才的戰地指揮官馮‧曼施坦因元帥從列寧格勒前線調回來，委派他擔任新建的頓河集團軍司令。他的任務是從史達林格勒西南向前推進，為第六軍團解圍。

　　但是元首現在對這位新任司令官的要求，簡直是辦不到的。曼施坦因竭力向他解釋，唯一的成功的機會在於第六軍團從史達林格勒向西突圍，另一方面曼施坦因自己的部隊以第四裝甲軍團為前鋒，向東北進攻，夾擊處於這兩支德軍之間的俄軍。但是希特勒仍然不同意從伏爾加河撤退。第六軍團必須留在史達林格勒，而曼施坦因必須殺開一條血路，打到史達林格勒。

　　正如曼施坦因跟最高統帥爭辯時所說，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俄國人的力量太強了。儘管如此，曼施坦因還是不得不懷著沉重的心情，於十二月十二日發動了進攻。這次進攻稱作﹁冬風計畫﹂，倒是名副其實，因為這時俄國的嚴冬的寒風已猛襲南部草原，積雪成堆，氣溫降到零下。反攻起初頗為得手。霍特將軍所率的第四裝甲軍團，沿科切耳尼科夫斯基到史達林格勒的鐵路線兩旁，向東北推進到離史達林格勒約有七十五英里的地方。到十二月十九日，該軍離史達林格勒南郊已不到四十英里。二十一日，離城已不到三十英里。夜晚時分，被圍的第六軍團部隊已能看到在大雪覆蓋的草原的那一邊，來救他們的援兵所發的信號彈了。

　　據德國將領們後來所作的證詞，第六軍團這時如果從史達林格勒向第四裝甲軍團的前進陣地突圍，可以說肯定會獲得成功。可是希特勒又一次禁止第六軍團突圍。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於蔡茨勒的堅持，領袖總算同意保羅斯的部隊突圍，但以他們也能同時守住史達林格勒為條件。參謀總長說，這種愚蠢的想法差不多把他氣瘋了。

　　﹁第二天晚上，﹂蔡茨勒後來說，﹁我請求希特勒批准突圍。我指出，這肯定是我們解救保羅斯二十萬大軍的最後機會了。﹂

　　﹁希特勒一點也不肯讓步。我把我們這個所謂堡壘的內部情況告訴他。士兵們饑餓沮喪，對最高統帥部失去信心，傷患得不到適當照顧而奄奄一息，還有成千人在凍死。但這也沒有效果。對我所說的這些活，同對我過去所提的其它論點一樣，他仍然無動於衷。﹂

　　霍特將軍在正面和兩翼遭到俄國人日益堅強的抵抗，再也無力越過這最後三十英里，打到史達林格勒。他認為，如果第六軍團突圍，他還是能夠同它會師，然後兩支部隊便可以一起撤退到科切耳尼科夫斯基。這至少能挽救二十萬德軍的生命。﹁這在一兩天內｜｜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進行，也許能獲得成功，但如果再晚的話，便無濟於事了。因為紅軍這時已在更北面的地方開始進攻，威脅著曼施坦因的整個頓河集團軍的左翼，這是霍特所不知道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間，曼施坦因打電話給霍特，要他準備按照即將頒發的完全不同的新命令列事。第二天，新命令發下來了。命令要求霍特應即停止向史達林格勒推進，派遣他所率的三個裝甲師中的一個師到北面的頓河前線，他自己則率其餘部隊就地死守。

　　為史達林格勒解圍的努力失敗了。

　　曼施坦因之所以給霍特發來這項新命令，是因為他在十二月十七日得到一個緊急的消息。這天早晨，一支蘇聯軍隊在頓河上游地區的博古查爾突破了義大利第八軍團的防線，人晚，已打開一道二十七英里寬的缺口。三天以後，缺口擴大到九十英里，義大利部隊倉皇潰逃。南邊的羅馬尼亞第三軍團，在十一月十九日蘇軍發動攻勢的第一天就已挨了嚴重的打擊，現在正在瓦解。因此無怪乎曼施坦因必須調出霍特的一部分裝甲部隊來協助堵住這個缺口。於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發生了。

　　不僅頓河方面的部隊向後撤退，已經進到離史達林格勒這樣近的霍特的部隊也後撤了。這些撤退又轉過來使高加索方面的德軍受到威脅。一旦俄國人打到亞速夫海附近的羅斯托夫，高加索方面的德軍將被切斷。耶誕節後一兩天，蔡茨勒向希特勒指出：﹁如果你再不下令立即撤出高加索，我們就要碰到第二個史達林格勒了。﹂最高統帥這才勉強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給克萊施特的Ａ集團軍下了必要的指示。Ａ集團軍係由第一裝甲軍團和第十七軍團組成，它們沒有完成奪取盛產石油的格羅茲尼油田的任務。現在這支部隊也在目標在望時開始大踏步後撤了。

　　德軍在俄國受到的挫折和德、意軍隊在北非受到的挫折，促使墨索里尼轉起念頭來。希特勒曾經邀請他於十二月中旬到薩爾斯堡會談。當時墨索里尼正患胃病，飲食受到嚴格限制。他接受了邀請，但對齊亞諾說，要去的話得有一個條件，即讓他單獨進餐，﹁因為他不願意讓一幫狼吞虎嚥的德國人看到他不得不只吃大米和牛奶﹂。

　　墨索里尼認為，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候：可以勸說希特勒為了避免在東線繼續受到損失，與史達林達成某種妥協，集中軸心國家的力量用於防衛北非殘餘地區、巴爾幹和西歐。他對齊亞諾說，﹁一九四三年將是英美作出努力的一年﹂。希特勒由於離不開東線的大本營，不能同墨索里尼會晤，因此齊亞諾便代表墨索里尼經過長途跋涉，於十二月十八日到達拉斯登堡來，把墨索里尼的建議轉達給希特勒。希特勒對這些建議嗤之以鼻。他向義大利外交大臣保證，他可以向北非派出增援部隊而毫不削弱俄國前線的力量，他說北非是一定要守住的。儘管希特勒作出這些信心十足的保證，齊亞諸卻發現德國大本營中的士氣十分低沉。

　　﹁氣氛是沉重的。除了消息不妙，也許還要加上潮濕不堪的森林中的淒涼景象和集體住在兵營中的沉悶生活｜｜俄國前線被突破的消息給人們帶來滿腹憂愁，誰也不想對我隱瞞這種情緒。有人公然企圖把失敗歸罪於我們。﹂

　　這時，頓河一帶的義大利第八軍團殘部正在四散逃命。齊亞諾的一個隨員向最高統帥部一名軍官問道，義大利部隊是否遭到了重大損失，回答是：﹁根本沒有損失，他們都拔腿溜了。﹂

　　高加索和頓河地區的德國部隊，如果不說是在拔腿溜的話，也可說是在儘快脫身以免被切斷。一九四三年新年以後，他們天天後撤，越撤離史達林格勒越遠。現在是俄軍消滅史達林格勒的德軍的時候了。但是他們首先給第六軍團已處絕境的士兵一個保全生命的機會。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早晨，三名紅軍青年軍官帶著一面白旗，進入史達林格勒北部的德軍防線，把蘇軍頓河前線司令羅科索夫斯基將軍的一份最後通牒送交保羅斯將軍。最後通牒提醒保羅斯，他的部隊已被切斷，解圍無望，空中接濟也不能保持了，然後說道：

　　﹁你軍已陷入絕境。你們饑寒交迫、疾病叢生，俄羅斯的寒冬還只剛剛開始。嚴霜、寒流、暴風雪還在後頭。你的士兵缺少冬衣，衛生條件又差到極點｜｜你們的處境已一無希望，繼續抵抗下去實在毫無意義。

　　有鑑於此，並為了避免無謂的流血犧牲，茲建議你們接受下列投降條件｜｜﹂

　　這些條件是體面的。所有被俘人員一概發給﹁通常標準的口糧﹂。傷病員和凍傷人員將得到醫治。所有被俘人員可以保留他們的軍階領章、勳章和個人財物。通牒要求保羅斯於二十四小時之內答覆。

　　他立即將最後通牒的全文以電報發給希特勒、並要求准予便宜行事。最高統帥立即駁回了他的請求。要求投降的期滿之後，又過了二十四小時，即一月十日早晨，俄國以五千門大炮狂轟猛炸，展開了史達林格勒戰役的最後階段。

　　這一仗打得激烈而殘酷。在瓦礫成堆、遍地冰凍的城內廢墟上，雙方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英勇，不顧一切地進行戰鬥。但是戰鬥並沒有持續多久。六天之中，德軍的袋形陣地已縮小了一半，只剩下十五英里長、九英里寬的一塊地方。一月二十四日，陣地又給一劈為二，最後一條小型的臨時跑道也失去了。過去，飛機還運來些供應品︵特別是治療傷病員的藥品︶，並運走了二萬九千名傷病員，現在再也不能降落了。

　　俄國方面再給他們這些勇敢的敵人一次投降的機會。一月二十四日，蘇聯的使者帶著一份新的建議來到德軍陣地。保羅斯又一次感到左右為難：是向瘋狂的元首盡服從的天責，還是盡責挽救殘部使之免於滅亡，實在拿不定主意。他又向希特勒請示。

　　﹁︵他於二十四日去電︶部隊彈盡糧絕｜｜己無法進行有效的指揮｜｜傷患一萬八千人，無衣無食也無藥品繃帶｜｜繼續抵抗下去已無意義。崩潰在所難免。部隊請求立即允予投降，以挽救殘部生命。﹂

　　希特勒的答覆至今保存著。

　　﹁不許投降。第六軍團必須死守陣地，直至最後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他們的英勇堅持對建立一條防線和拯救西方世界將是永志難忘的貢獻。﹂

　　西方世界！不久以前，第六軍團的官兵剛剛在法國和弗蘭德對這個世界動過干戈。這對他們說來，真是啞子吃黃連。

　　繼續抵抗不僅無意義、無用處，而且是辦不到的事。一九四三年一月底，這一場史詩性的戰役已近尾聲，像一支點完了的蠟燭，就要劈啪幾聲油乾火滅了。一月二十八日，這一支曾經煊赫一時的軍隊的殘兵餘卒被分割在三小塊袋形陣地之中，保羅斯將軍的司令部在南面的一塊，設在當初生意鼎盛、如今已成一片廢墟的﹁萬有﹂百貨公司的地下室裡。據一個目擊者說，總司令坐在黑暗角落裡的行軍床上，樣子萬分頹喪。

　　向他們祝賀的無線電報開始如雪片湧來，保羅斯和他的部下根本沒有心情欣賞這些。戈林曾在陽光充足的義大利消磨了大半個冬天，手上擺弄著珠寶，身上穿著皮大衣，到處大搖大擺。現在，在一月二十八日，他也打了一個電報來：

　　﹁第六軍團的英勇奮戰將名垂青史，後世子孫將會驕傲地談起蘭吉馬克戰役的大膽，阿耳卡薩爾戰役的頑強，納爾維克戰役的勇敢和史達林格勒戰役的自我犧牲精神。﹂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是納粹黨執政十周年，當晚，這位腦滿腸肥的帝國元帥在無線電裡大吹大擂。第六軍團的將士們在這最後的一晚聽了，也絲毫不感到歡欣鼓舞。

　　﹁千年之後，德國人將懷著敬畏心情談起這次戰役︵史達林格勒戰役︶。他們將會記得，德國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雖有種種原因，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這一仗｜｜將來人們將會這樣談起伏爾加河上的英雄戰役：你們到德國來的時候，別忘了說一聲，你們已經看到我們長眠在史達林格勒。為了德國的更大光榮，我們的榮譽和我們的領袖們要求我們必須這樣做。﹂

　　第六軍團的光榮和可怕的痛苦現在都快要結束了。一月三十日，保羅斯電告希特勒：﹁最後崩潰不出二十四小時之內。﹂

　　最高統帥得到這個資訊，趕忙對史達林格勒的那些死在眼前的軍官們封官晉爵，顯然希望這種恩典能加強他們光榮殉職的決心。希特勒對約德爾說，﹁在德軍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陸軍元帥是被生俘的﹂，隨即給保羅斯發去一份電報，授予他令人羨慕的元帥權杖。一百一十七名軍官也各升一級。這真是骷髏賣俏的把戲。

　　結局本身已經沒有什麼精采場面了。一月三十一日晚，保羅斯向總部發出最後一份電報。

　　﹁第六軍團忠實於自己的誓言並認識到自己所負的極為重大的使命，為了元首和祖國，已堅守自己崗位，打到最後一兵一卒、一槍一彈。﹂

　　下午七點四十五分，第六軍團司令部的發報員自己決定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俄國人已到了我們地下室的門口。他們正在搗毀器材。﹂最後寫上﹁ＣＬ﹂｜｜這是國際無線電碼，表示﹁本台停止發報﹂。

　　在第六軍團司令部並沒有發生最後一分鐘的戰鬥。保羅斯和他的參謀部並沒有堅持到最後一兵一卒。總司令的地下室的黑黝黝的洞口，有一名俄國下級軍官率領一班士兵來探頭伸腦窺看。俄國人叫裡面的人投降，第六軍團的參謀長施密特將軍接受了要求。保羅斯癱軟無力地坐在行軍床上。施密特問他：﹁請問陸軍元帥，還有什麼話要說嗎？﹂｜｜保羅斯連吭一聲的力氣都沒有了。

　　北面的一個德軍袋形陣地中是二個裝甲師和四個步兵師的全部殘兵餘卒，堅守在一座拖拉機工廠的廢墟中。二月一日夜間，部隊接到希特勒總部發來的一個電報。

　　﹁德國人民期望你們與守衛南面堡壘的部隊一樣，履行你們的職責，你們繼續鄉堅持一天、鄉堅持一小時，都有利於建立一條新的戰線。﹂

　　二月二日快到中午時分，這支部隊投降了。投降之前給最高統帥發去一份電報：﹁｜｜已對占壓倒優勢的敵人戰到最後一人。德國萬歲！﹂

　　冰雪滿地、血肉模糊的屠場似的戰地，終於沉寂下來了。二月二日下午二點四十六分，一架德國偵察機在城市高空飛過，發回電報說：﹁史達林格勒已無戰鬥跡象。﹂

　　這時，九萬一千名德軍︵其中包括二十四名將軍︶，正在冰雪途中一步一拐地走向寒冷淒涼的西伯利亞戰俘營。這批戰俘都是饑腸轆轆，身患凍傷，大部分還負了彈傷，人人迷茫頹喪。他們抓緊了裹在頭上的滿是血污的毛毯，以抵禦零下二十四度的嚴寒。兩個月以前，這一支遠征部隊共有二十八萬五千人，現在除了二萬名左右羅馬尼亞部隊和二萬九千名傷患已空運回國外，殘存的就盡在於此了。其餘人員已全部戰死。而在這年冬天正向戰俘營作艱苦行軍的這九萬一千人中，也只有五千人有幸能回到祖國。

　　這時，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暖氣燒得熱呼呼的大本營裡，正在責罵進攻史達林格勒的將領們不懂得如何和何時殺身成仁。其實，該對這次巨大災難負責的正是希特勒自己的固執和愚蠢。二月一日，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在最高統帥部舉行會議。會議的記錄尚在，它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位德國獨裁者在他一生中的最困難時刻，也是他的軍隊和國家的最困難時刻，所顯示出來的性格。

　　﹁他們已經在那兒投降了｜｜正正式式、完完全全地投降了。他們本來應該團結一致，負隅頑抗，然後用最後一粒子彈自盡｜｜那個人︵保羅斯︶應該舉槍自戕，正像歷來的司令官眼看大局已去便拔劍自刎一樣｜｜甚至瓦魯斯還對他的奴隸下命令說：﹃現在殺死我吧！﹄﹂

　　希特勒越說越對保羅斯的貪生怕死感到恨之入骨。

　　﹁你們應該想像得到：他將被帶到莫斯科｜｜還可以想像到那裡的陷阱。在那裡，任何文件他都會簽字。你們看吧，他會寫自白書，發表聲明。他們將從精神墮落的斜坡上一步步往下走，直到深淵的最底層｜｜你們看吧，不出一個星期，賽德列茲、施密特甚至保羅斯就要上電臺廣播｜｜他們將被送到留布蘭卡，在那裡將被老鼠啃掉。一個人怎會這樣貪生怕死？我實在弄不明白｜｜

　　生命是什麼？生命就是民族。個人總是要死的。在個人生命之外，還有民族。任何人如果不是因為他的職責使他還離不開這個痛苦的現世，他怎麼能害怕使自己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這一死亡的瞬間？不能！

　　｜｜許多人已不得不犧牲自己的生命，而現在卻有這樣一個人、在最後時刻玷污了許許多多人的英名。他本該以一死而擺脫一切痛苦，升入永生不朽和民族長存的天國，但他卻偏愛去莫斯科！｜｜

　　就我個人說，使我最傷心的是，竟然提拔他這樣的人當陸軍元帥。我本來是想以此滿足他最後慾望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將不再任命陸軍元帥了。小雞還沒孵出來，就不該先數有多少個。﹂

　　希特勒和蔡茨勒將軍接著就如何向德國人民公佈投降消息的問題，簡單地交換了意見。二月三日，即保羅斯等投降後的第三天，最高統帥部發佈一項特別公報：

　　﹁史達林格勒戰役已經結束。第六軍團在保羅斯陸軍元帥的卓越領導下，忠實地履行了他們打到最後一息的誓言，為優勢的敵人和不利於我軍的條件所壓倒。﹂

　　德國廣播電臺在宣讀這項公報時，先放送低沉的鼓聲，宣讀之後放送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樂的第二樂章。希特勒宣佈全國誌哀四天。四天之內各地劇院、電影院和一切娛樂場所停止營業。

　　德國歷史學家瓦爾特‧戈立茨在他所寫的關於參謀本部的一本歷史書中認為，史達林格勒戰役﹁是第二個耶拿，肯定是德國軍隊所曾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敗﹂。

　　還不僅如此。史達林格勒戰役與阿拉曼戰役、英美在北非登陸合在一起，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了偉大的轉捩點。納粹德國的征服達到高潮時，曾席捲大半個歐洲，打到離亞洲不遠的伏爾加河，在非洲也幾乎打到尼羅河，現在退潮已經開始，而且一退就再也不能回漲了。納粹進行大規模閃電攻勢，以成千上萬的坦克和飛機打得敵人膽戰心驚、潰不成軍的時刻，現在也已告終了。當然，德軍在局部地區還會作拼死的進攻，例如一九四三年春在哈爾科夫，一九四四年耶誕節前後在阿登。但這些進攻也只是以後兩年、也是最後兩年的戰爭中德軍拼命進行的防禦戰的一部分。希特勒手中已失去了主動權，而且一失而不能再得了。現在他的敵人已奪走了主動權，而且緊緊地掌握住了主動權。

　　這種主動權不只是在地面，而且還在空中。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晚問，英國第一次以一千架飛機轟炸科隆，隨後又在這多事的夏天對其它城市進行了更多的同樣規模的轟炸。德國一般居民也開始和在史達林格勒、阿拉曼的德國士兵一樣，嚐到了戰爭的恐怖。而在此以前，只有他們的軍隊把這種恐怖加在別國人民的頭上。

　　納粹的可怕的大迷夢，終於在冰天雪地的史達林格勒，在酷熱如焚的北非沙漠破滅了。保羅斯和隆美爾的失敗不僅決定了第三帝國的滅亡命運，而且決定了希特勒和他的黨衛隊劊子手們一直忙於在佔領區內建立的荒誕不經、令人毛骨悚然的所謂新秩序的滅亡命運。在本書最後一章寫到第三帝國覆亡之前，我們最好先來看看這種新秩序｜｜它的理論和它的野蠻的實踐｜｜是什麼樣子，看看歐洲這個古老而文明的大陸在像做了一場噩夢一般經歷了新秩序的初步恐怖之後，好容易逃脫倖免的究竟是什麼。不論對本書說來也好，對親身經歷過這種新秩序的或者在新秩序結束之前已遭屠殺的善良的歐洲人說來也好，這都是第三帝國全部歷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第五編　末日的開始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納粹對歐洲的掠奪
　　　　新秩序下的奴隸勞動
　　　　戰俘
　　　　納粹在佔領區的恐怖統治
　　　　﹁最後解決﹂
　　　　滅絕營
　　　　﹁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已不再存在﹂
　　　　醫學試驗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臺
第二十九章　盟軍對西歐的進攻和德國內部殺害希特勒的嘗試
　　　　﹁閃電計畫﹂
　　　　馮‧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英美的進攻：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
　　　　最後關頭的密謀活動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政變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血腥的報復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新秩序雖然從來沒有畫出過全面詳盡的藍圖，但從繳獲的檔案和實際發生的情況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自己是很明白他所要的是怎樣的一種新秩序：一個由納粹統治的歐洲，它的資源供德國利用，它的人民作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隸，﹁不受歡迎的份子﹂必須滅絕｜｜首先是猶太人，其次是東方的許多斯拉夫族，特別是他們之中的知識份子。

　　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是Ｕｎｔ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劣等民族。在希特勒看來，這些人根本無權活在世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給德國主子做奴隸、耕耕地。開開礦，也許還有點用處。東方幾個大城市：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華沙，必須永遠從地球上消滅掉，而且俄國人、波蘭人和其它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須毀滅乾淨，也不許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們的發達的工業的設備要加以拆除，運到德國。這些國家的人民只許從事農業，以便生產糧食供應德國，而給他們自己留下的糧食，只夠勉強維持生命。納粹首領們認為，歐洲本身必須成為﹁無猶太人﹂的歐洲。

　　﹁一個俄國人或捷克人的遭遇如何，絲毫不能使我感到興趣。﹂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海因里希‧希姆萊在波森對他的黨衛隊軍官發表一篇機密講話時這樣說。希姆萊這時是黨衛隊和第三帝國整個警察系統的領導人，其地位僅次於希特勒。他不僅對八千萬德國人，而且還對兩倍於此數的被征服人民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

　　﹁如果這些民族在改進我們的血型方面有些優點可以利用︵希姆萊又說︶，則利用之，必要時還可以把他們的兒童擄掠到德國來，由我們撫養成人，這些民族是生活得富裕還是像牲畜一樣餓死，我全都不感興趣；只有在我們需要他們為我們的文化做奴隸的時候，我才對他們感到興趣。

　　我之所以關心一萬名俄國婦女在挖反坦克壕溝時是否累死，不是為了別的，只不過是想知道她們為德國建築的反坦克戰壕完成了沒有｜｜﹂

　　一九四三年希姆萊在波森發表的這次講話，下文還要談到，因為它涉及到新秩序的其它方面的情況。在他發表這次講話以前很久，納粹領導人對於如何奴役東方人民的問題，就已提出一套主張，並擬定了計畫。

　　一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希特勒已經就捷克人｜｜被他征服的第一個斯拉夫民族｜｜的前途問題作出了決定。他們之中的半數將被﹁同化﹂，其主要辦法是把他們送到德國去做奴隸勞工。另一半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則乾脆﹁消滅掉﹂，有一份秘密報告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就是用的﹁消滅掉﹂這個字眼。

　　兩個星期以前，十月二日，元首對將要征服的第二個斯拉夫民族波蘭人的命運，也已明確了思想。他的忠實秘書馬丁‧鮑曼遺下一份載有納粹計畫的長篇備忘錄。希特勒曾把這個計畫的要點給波蘭殘存部分的總督漢斯。弗朗克以及其它官員作了概括。

　　﹁波蘭人生來就該專門幹下賤的勞動︵希特勒強調說︶｜｜對於他們談不上什麼改善生活。波蘭人的生活必須保持在最低的水準，不得有所提高｜｜波蘭人很懶，必須強迫他們從事勞動｜｜︵波蘭的︶總督轄區只是我們獲得非熟練勞動力的來源｜｜德國每年需要的勞工可以從那裡獲得。﹂

　　至於波蘭的教士：

　　﹁他們應按照我們的要求傳教。若有教士不接我們的要求行事，就除掉他。教士的任務在於使波蘭人安分守己、愚昧無知。﹂

　　還有另外兩個階層的波蘭人需要對付，這個納粹獨裁者也沒有忘掉談起他們。

　　﹁必須記住，不能讓波蘭紳士階層生存下去；哪裡有這種人，就必須把他們消滅掉，不論聽起來多麼殘忍｜｜

　　波蘭人只應該有一個主人，就是德國人。同時存在兩個主人，是不可能、也是絕不允許的。因此，必須把波蘭的知識份子的一切代表人物都滅絕。這聽起來雖然殘忍，但生活的法則就是如此。﹂

　　德國人把自己當做主宰民族、而斯拉夫民族必須做他們的奴隸的這一套癡心妄想，在對待俄國人方面表現得尤其狠毒。德國駐烏克蘭專員、殘暴不仁的埃里希‧科赫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在基輔所作的演說中把這種狠毒用心暴露無遺。

　　﹁我們是﹃主宰民族﹄，我們必須嚴厲而公正地進行統治｜｜我要取走這個國家的一切財富。我到這兒來不是降福布祥的｜｜這裡的居民必須勞動、勞動、再勞動｜｜我們來到這裡絕不是給他們散發靈糧神食。我們來到這裡為的是給勝利打基礎。

　　我們是一個主宰民族，我們必須記住，即使最下賤的德國工人，從人種上和生物學的方面看，也比這裡的居民高貴千倍。﹂

　　不到一年之前，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當德軍逼近俄國的伏爾加河和高加索油田時，希特勒的黨務秘書和當時已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的馬丁‧鮑曼給羅森堡寫了一封長信，重申希特勒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羅森堡的德國東方佔領區事務部有一個官員把這封信的要點概述如下：

　　﹁斯拉夫人該為我們勞動。一旦我們用不著他們了，可以讓他們死去。因此，強迫他們打預防針以及由德國為他們提供醫藥是多餘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的。他們可以避孕或人工流產｜｜越多採用越好。讓他們受教育是危險的。計數能數到一百就夠了｜｜每多一個受教育的人就多一個未來的敵人。我們把宗教給他們留下來，作為他們消愁解悶的一種方法。至於糧食，除了絕對必要的數量之外，一點也不能多給。我們是主人，先得顧我們自己。﹂

　　德國軍隊進入俄國之初，在許多地方曾被那些長期受到史達林暴政壓迫和恐怖統治的人作為解放者來歡迎。戰爭初期，俄國軍隊還發生過成批開小差的事。特別是在被俄國佔領不久的波羅的海地區，以及在獨立運動始終未被完全撲滅的烏克蘭，許多人由於能從蘇聯的統治下獲得自由｜｜哪怕解放他們的是德國人｜｜而感到歡欣鼓舞。

　　當時在柏林曾有少數人相信，如果希特勒注意策略，採取懷柔政策，答應把俄國人民從布爾什維克的虐政下解救出來︵給他們宗教自由、經濟自由，把集體農莊改為真正的合作社︶，最後建立一個自治政府，是能夠把俄國人民爭取過來的。當時不僅佔領區的俄國人可能與德國人合作，而且非佔領區的俄國人也會從史達林的暴政下爭取解放。抱有這種看法的人還說，如果做到這一點的話，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會崩潰，紅軍將會瓦解，正如一九一七年沙皇軍隊的瓦解一樣。

　　但是，在納粹佔領下的野蠻統治和德國征服者常常公開宣佈的露骨意圖很快就破壞了出現這種前途的一切可能。德國征服者的意圖就是：掠奪俄國土地，奴役俄國人民，並把德國人移民到東方來。

　　有一個德國人奧托‧勃勞蒂加姆博士對於這種災難性的政策以及它所破壞的一切良機，作了再透徹不過的說明。勃勞蒂加姆是職業外交家，又是羅森堡新建立的東方佔領區事務部的政治司副司長。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寫給上級的一份頗有意見的絕密報告中，大膽指出了納粹在俄國所犯的錯誤。

　　﹁我們剛到俄國的時候就看出當地居民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厭惡情緒，他們急切地期待著一些能為他們未來生活提出較好前景的新口號。德國人有責任提出這樣的口號，但是這些口號卻至今未提出來。當地人民把我們當作解放者，歡欣鼓舞地歡迎我們，他們是願意為我們效勞的。﹂

　　事實上，口號倒是提過一個，但是一下子就給俄國人識破是什麼貨色了。

　　﹁未開化的人由於東方民族的天生本能立刻發現︵勃勞蒂加姆繼續說︶，﹃從布爾什維克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口號，只不過是德國人用來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奴役東方民族的幌子｜｜工人、農民很快便看出，德國並沒有把他們當作具有平等權利的夥伴，而只是把他們看作是實現他們政治、經濟目標的對象｜｜我們自以為是，毫不客氣，把一切政治經驗都置諸腦後｜｜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對待東方佔領區的民族，認為上帝賦與他們的任務只是替德國人當奴隸｜｜﹂

　　勃勞蒂加姆說，使俄國人反對德國人的還有另外兩件事情：虐待俄國戰俘和強征俄國男子和婦女做奴隸勞工。

　　﹁幾十萬俄國戰俘在我們的戰俘營裡餓死、凍死，這對我們的朋友和敵人來說都已不是什麼秘密｜｜現在我們又看到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在戰俘像蒼蠅一樣餓死之後，卻又不得不從東方佔領區招募幾百萬勞工到德國來｜｜

　　我們到處肆無忌憚地糟蹋斯拉夫人，我們所使用的﹃招募﹄辦法也許只能從最黑暗的販賣奴隸時代找到淵源。經常抓丁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不論健康與否或年齡大小，一批批的勞工被運到德國｜｜﹂

　　這位官員在報告中總結說，德國在俄國的政策和措施已經﹁遭到東方民族的極大反抗﹂。

　　﹁我們的政策已迫使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結成了反對我們的聯合陣線，俄國人今天之所以以無比英勇和自我犧牲精神進行戰鬥，正是為了爭取使他們做人的尊嚴得到承認。﹂

　　勃勞蒂加姆博士在結束他的長達十三頁的備忘錄時，以肯定的語氣要求徹底改變現行政策。他說，﹁我們必須向俄國人具體說明他們的未來命運﹂。

　　但是這種呼聲在納粹德國是無人理睬的。我們在前邊已經談過，希特勒早在進攻俄國以前，就對如何對待俄國和俄國人的問題發過指示。他這個人一經作出決定，所有德國人是誰也不能勸他改動分毫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希特勒召集戈林、凱特爾、羅森堡、鮑曼和拉麥斯︵帝國總理府長官︶到他的東普魯士大本營開會，再次說明他對新征服區的計畫。當時，德國對俄國發動進攻還不到一個月，但從德國的初期勝利中已明顯看出，很大一塊俄國領土即將淪入德國人手中。他在︽我的奮鬥︾中曾清楚表明德國要從俄國取得廣大的﹁生存空間﹂，現在這個目標終於實現在望了。從鮑曼起草的有關這次會議的秘密備忘錄︵已在紐倫堡披露︶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要求他的這幾個得力副手都能清楚瞭解他在這方面的意圖。他還告誡說，他的意圖不得﹁外傳﹂。

　　﹁︵希特勒說︶外傳是沒有必要的，問題主要在於我們自己必須弄清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麼｜｜不應該使任何人能夠認識到，這是最後解決的開始。我們也不要因此而不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槍殺、易地移殖，等等｜｜我們是要採取這些措施的。﹂

　　希特勒接下去談到，在原則上，

　　﹁我們現在必須面對這樣的任務，即按照我們的需要來切開這塊蛋糕，以便能夠：

　　第一，統治它；

　　第二，管理它；

　　第三，榨取它。﹂

　　他說，他並不在乎俄國人已經下令在德國戰線的後方進行遊擊戰：﹁他們進行遊擊戰，我們就可以消滅任何反對我們的人了。﹂

　　希特勒解釋說，總而言之，德國要統治遠至烏拉爾為止的俄國領土。在這一大片土地上，除了德國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接著，希特勒又逐個地談到如何處置俄國每一片蛋糕的問題。

　　﹁整個波羅的海地區必須與德國合併。｜｜克里米亞將成為德國領土，外國人必須全部從那裡撤走，只留德國人在那裡安家立業｜｜柯拉半島將由德國佔領，因為該地有大片鎳礦。必須謹慎地進行準備工作，以便把芬蘭歸併到德國，使之成為聯邦中的一個邦｜｜元首將把列寧格勒夷為平地，然後交給芬蘭人。﹂

　　希特勒命令，要使巴庫油田成為﹁德國的租借地﹂，把伏爾加河一帶的日耳曼人聚居區歸併過來。在討論到將由哪些納粹領導人管理這些新領土時，一場劇烈的爭吵發生了。

　　﹁羅森堡表示，他想起用馮‧彼得斯道夫上尉，因為他有特殊功績；大家聽了莫不驚訝，人人都表示反對，元首和帝國元帥︵戈林︶都著重指出，馮‧彼得斯道夫肯定是個瘋子。﹂

　　在怎樣最有效地統治被征服的俄國人的方法上，也有過一番爭論。希特勒建議德國警察應配備裝甲車。戈林認為沒有必要。他說，他的飛機可以﹁在發生騷亂時投擲炸彈﹂。

　　﹁︵戈林又說︶自然，必須儘快綏靖這一片廣大地區。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將一切不敢正眼看你的人統統槍斃。﹂

　　戈林是四年計畫的負責人，又擔任開發俄國經濟的領導工作。其實說﹁掠奪﹂更恰當一些。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他向派往佔領區的納粹官員講話時就是那樣說的。他說：﹁這過去常常稱為掠奪。不過今天情況已變得人道多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掠奪，徹底地掠奪。﹂至少在這一點上，戈林是言出必行的。他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整個歐洲的納粹佔領區恣意進行掠奪。這可以說是新秩序的全部內容。

納粹對歐洲的掠奪

　　納粹掠奪的財富總數有多少，永遠是個謎；要把它精確計算出來，沒有人有這種能力。但是有些數字是可以找到的，其中不少還是德國人自己統計出來的。這些數字表明，戈林發給他的部下的指示，是如何按照德國人辦事徹底的作風貫徹執行的。

　　﹁你一發現有什麼東西可能是德國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須像警犬一樣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國。﹂

　　弄到手的東西可真不少，不僅有貨物、勞役，還有鈔票和黃金。希特勒每佔領一個國家，他的財政人員馬上便奪取這個國家的國家銀行中的黃金和外國證券、外匯等。這還不過是頭一步。接著便徵收數字驚人的﹁佔領費﹂。據納粹財政部長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計算，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這種佔領費共達四百八十億馬克左右︵約合一百二十億美元︶，法國比其它被征服國家遭受更大壓榨，擔負了其中的大部分。到戰爭快結束時，徵收的佔領費估計約為六百億馬克︵一百五十億美元︶。

　　在這筆費用中，法國被迫支付三百五十億馬克，平均每年擔負七十億馬克，約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按照道威斯計畫和揚格計畫每年所付賠償費的四倍以上。而當初要德國付出這筆賠償費，希特勒曾認為是滔天大罪。此外，法蘭西銀行還被迫給德國﹁貸款﹂四十五億馬克，法國政府還被迫支付﹁罰金﹂五億馬克。據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估計，德國以佔領費和﹁貸款﹂的名目向比利時榨取的錢約相當於比利時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向荷蘭榨取的錢也占該國國民收入同樣的比例。據美國戰略轟炸調查處的統計，德國向各被佔領國家總共榨取了貢金一千零四十億馬克︵約合二百六十億美元︶。

　　但是德國甚至連形式上的付款手續都不辦而掠奪走的貨物，則根本無法統計。紐倫堡國際法庭不斷收到從各方面送來的數字，多到你無法對付；但是據我所知，沒有一個專家能把這筆帳整理出來，計算出總數。例如，估計德國人從法國運走︵以﹁徵收實物﹂名義︶九百萬噸穀物、全國所生產的燕麥的七十五％、油的八十％、鋼的七十四％等等，總值一千八百四十五億法郎。

　　備受兵魘和德國野蠻統治的蹂躪的俄國，卻不是那麼容易榨取。在納粹檔案中有著許許多多關於蘇聯﹁交貨﹂的報告。例如，德國人在一九四三年的﹁交貨﹂清單中，就列有九百萬噸穀物、二百萬噸飼料、三百萬噸馬鈴薯、六十六．二萬噸肉類。此外，蘇聯調查委員會還有一筆帳，在佔領期間，德國從蘇聯運走九百萬頭牛、一二○○萬口豬、一三○○萬隻羊，這還是僅舉少數幾項。但是俄國的﹁交貨﹂還遠不夠理想；德國人計算這些﹁交貨﹂總值才不過四十億馬克︵十億美元︶。

　　貪得無厭的德國征服者對波蘭的壓榨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德國駐波蘭總督弗朗克博士說，﹁只要這一地區還有什麼東西能壓榨，我就要不遺餘力地壓榨出來﹂。這番話是在一九四二年底說的，他還不斷吹噓，在佔領波蘭的三年中已榨取了大量物資，特別是為德國的饑餓的人民榨取到了糧食。他還警告說，﹁如果在一九四三年執行了新的糧食計畫，光是華沙城內及郊區就會有五十萬人無糧食可吃﹂。

　　在波蘭的新秩序的性質，是在這個國家被征服之初就確定下來的。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弗朗克向陸軍傳達了希特勒的指示。

　　﹁我們對波蘭的統治，只能採用下列手段來利用這個國家的資源人力：進行無情的剝削；運走對德國戰時經濟極關重要的全部糧食、原料、機器、工廠設備，等等；迫使所有波蘭工人到德國去勞動；把波蘭經濟削減到僅夠維持當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關閉一切教有機構，特別是技術學校和高等學校，以防止波蘭新知識份子的成長。必須把波蘭當作殖民地對待。波蘭人應該是大德意志帝國的奴隸。﹂

　　納粹副領袖魯道夫‧赫斯也說，希特勒決定﹁不再重建華沙，元首也不想在總督轄區恢復或重建任何工業﹂。

　　弗朗克博士曾經發出公告：在波蘭的一切財產，不論其為猶太人所有或為波蘭人所有，一律無償沒收。從波蘭人手中搶走了無數農場，交由德國移民接收。在併入德國的四個波蘭地區︵西普魯士、波森、澤希瑙、西里西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為止計﹁查封﹂了七十萬處地產，共合一五○○萬英畝土地，並﹁沒收﹂了九千五百個莊園，共合六百五十萬英畝土地。在德國﹁中央地產局﹂精密表格中，並沒有解釋﹁查封﹂與﹁沒收﹂的區別何在，這對被剝奪了財產的波蘭人來說，根本沒有什麼區別。

　　甚至佔領區中的貴重文物也遭到掠奪。後來從繳獲的納粹檔案可以看出，這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明確指示下進行的。希特勒和戈林依靠這種掠奪，大大擴充他們的﹁私人﹂收藏。據這個肥胖的帝國元帥自己估計，他的藏品價值達五○○○萬德國馬克。在掠奪藝術品這一特殊領域中，戈林是名副其實的策動者。征服波蘭以後，他便立即下令掠奪波蘭的文物。受他委派執行這項命令的專員，在半年之內就能作出這樣報告：﹁這個國家的幾乎全部文物﹂已被接收了。

　　但是，歐洲的偉大的藝術珍品多半收藏在法國。這個國家被納粹征服後不久，希特勒和戈林便下令進行劫奪。希特勒委派羅森堡執行這項特別的劫奪任務。羅森堡設立了一個稱作﹁羅森堡特別工作處﹂的機構，他不僅得到戈林而且還得到凱特爾將軍的協助。凱特爾確曾向德國駐法陸軍部隊下過一道命令，說明羅森堡﹁有權將他認為有價值的文物運到德國進行保護。至於這些文物的用途，將由元首親自決定﹂。

　　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戈林為了分配巴黎盧浮宮所收藏的藝術品，特別發佈了一道密令。這個命令道出了希特勒決定﹁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這些藝術品將﹁按下列幾類分別處理﹂：

　　﹁一、元首對其用途保留決定權者。

　　二、對充實帝國元帥︵即戈林︶的收藏｜｜有用者｜｜

　　四、適合於迭交德國各博物館者｜｜﹂

　　法國政府抗議掠奪該國的文物，指出這種行為違背海牙公約。當羅森堡手下的一個名叫本耶斯先生的德國藝術專家大膽提請戈林注意這個問題時，那個胖胖的藝術專家戈林回答說：

　　﹁親愛的本耶斯，讓我來操這份心吧。我是全國最高法律權威。我的命令就是決定，你遵照執行就是了。﹂

　　從繳獲檔案來看，本耶斯在第三帝國歷史中只在這裡出現過一次。據他的報告說：

　　﹁球藝廳中收藏的、準備歸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國元帥指定歸己的文物，將用兩個車廂裝運，掛在帝國元帥的專車之後｜｜送到柏林。﹂

　　以後還有更多的車廂裝運文物。德國官方的一份秘密報告表明，到一九四四年七月為止，從西歐運到德國的文物共裝了一百三十七輛鐵路貨車，計有四千一百七十四箱，二萬一千九百零三件，其中繪畫一萬零八百九十幅。這些繪畫中有倫勃朗、魯本斯、哈爾斯、弗美爾、委拉斯開茲、牟利羅、戈雅、維賽里奧、華托、弗拉戈納爾、雷諾茲、庚斯博羅的作品。羅森堡早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估計光從法國擄掠的文物就值十億馬克。

　　德國人掠奪原料、製成品、糧食，儘管把佔領區人民搞得山窮水盡，食不果腹，甚至造成饑荒，並且在戰爭行為方面違反了海牙公約，但是德國人總還可以藉口全面戰爭的迫切需要來為自己開脫，即使這不是什麼正當的理由。但是盜竊文物對希特勒的戰爭機器並沒有什麼幫助。這種事情之所以發生完全是由於貪慾，由於希特勒和戈林個人的貪得無厭所致。

　　被征服各國人民對以上種種掠奪還能忍受得了。因為戰爭和敵人的佔領總不免要帶來貧困的。但這只不過是新秩序的一個方面，而且是最溫和的一個方面。在幸而短命的新秩序中，最令人難忘的，並不是德國對物質財富的掠奪，而是對人的生命的掠奪。納粹在這方面的道德墮落是人世間亙古少見的。千百萬正直、善良的男女被強迫從事勞動；千百萬的人在集中營裡遭到嚴刑拷打；還有千百萬的人，其中猶太人便有四百五十萬，遭到血腥屠殺或被活活餓死，死者的遺體被付諸一炬，為的是焚屍滅跡。

　　這些驚人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有充分的文件作證和有兇手親自供述的話，的確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下文所述是根據確鑿的證據，其中有一些是根據少數生還者的親身經歷作為旁證寫成的。這些記述只是一個概要，由於篇幅所限，無數駭人聽聞的詳細情節只得略而不談了。

新秩序下的奴隸勞動

　　截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底，為第三帝國做苦工的外國平民共約七百五十萬人。這些人幾乎都是用武力逮捕來的。他們被裝在鐵篷貨車上運到德國，途中常常吃不上，喝不上，連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沒有。到了德國以後，就被派到工廠、田間、礦山從事勞動。不僅被強迫勞動，而且還遭到侮辱、毆打和餓飯，常常因為缺衣、缺食、沒有住所以致凍餒而死。

　　此外，在這些外國勞動力之外還有二百萬戰俘，其中至少有五十萬人被分配到兵工廠和軍火廠勞動。這種做法是公然違反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的，這兩個公約都規定了不能用戰俘從事這些勞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被強迫建築工事、向前線運送軍火、甚至被派去操縱高射炮的幾十萬戰俘。德國人強迫戰俘幹這些工作，是對德國簽過字的各種國際條約的又一違反。

　　德國人把大批勞工運來，害得許多人家妻離子散，一家人流落在德國，天各一方。少年兒童中年歲稍大能做點工的，也逃不掉這個命運。甚至德國高級陸軍將領也參與劫奪兒童的工作，把他們運回國來從事奴隸勞動。羅森堡的文件中有一份寫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備忘錄，透露了在俄國佔領區劫奪兒童的情況。

　　﹁中央集團軍打算抓四五萬十歲到十四歲的少年｜｜運到德國。這個方案原來是第九軍團提出的｜｜其目的在於將這批少年主要分配到德國各種行業當徒工｜｜德國企業部門是十分歡迎這個辦法的，因為它是解決徒工不足的重要措施。

　　這種辦法不僅可以阻止敵人的兵力得到直接的增援，而且還可以削弱敵方人口增長的潛力。﹂

　　劫奪少年的行動計畫有一個代號：﹁乾草行動﹂。這份備忘錄還說，莫德爾陸軍元帥率領的烏克蘭一北方集團軍也在執行這一計畫。

　　德國人抓勞工的辦法最初還比較溫和，後來卻越來越恐怖。人們走出教堂或影院就被一把抓走了。特別在西歐，黨衛隊往往乾脆把城市裡的一段地區封鎖起來，把身強力壯的男女全部抓走。為了同一目的，在鄉村採用了包圍全村進行搜捕的辦法。在東歐，如果發生抗拒強迫勞動的命令的事情，就乾脆燒掉整個村莊，把居民全都運走。在羅森堡的被繳獲的文件中，就充滿了德國方面的載有這類事件的報告。在波蘭，至少有一個德國官員認為事情做得有點過火了。

　　﹁︵他在給總督弗朗克的報告中說道︶在城鄉各處，在街道、廣場、車站，甚至在教堂，夜晚到住戶家中，殘酷地濫抓人，使得居民惶恐不安，達於極點。人人都處在危險中，不知何時何地會遭到警察突如其來的逮捕，被送到集中營，他們的家屬誰都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但是，把奴隸勞工抓來還不過是第一步。把勞工送到德國去的運輸條件是夠惡劣的。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一個叫古德凱爾希博士的人在給羅森堡的東方佔領區事務部的一份報告中敘述兩列火車相遇時的情景：一列火車上滿載著體力已經耗盡而遣送回國的東方勞工；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附近遇到了岔道上另一列上面滿載著﹁新召募來的﹂俄國工人的火車。他寫道：

　　﹁由於回國的勞工乘坐的車廂裡的死屍，很可能惹出一場大禍來｜｜在這列火車裡，有些婦女生了孩子，孩子在半路上就扔到視窗外面去了。有肺病和性病的人與大家坐在同一個車廂裡。快要死的人躺在連稻草也沒有鋪的貨車裡；有一個死人被扔在鐵路路基上。在其它開回去的火車上想必也發生過同樣的情況。﹂

　　對東方勞工說來，這不是進入第三帝國的一個令人感到光明的前奏，但它至少使他們對即將面臨的苦難的歷程有所準備。等待著他們的是饑餓、鞭打、疾病、受凍，住的是沒有爐子的房子，穿的是單薄而破爛的衣服。等待著他們的是成日成夜的勞動，什麼時候身子撐持不住了，什麼時候勞動才算完。

　　德國製造槍炮、坦克、彈藥的規模巨大的克魯伯工廠是使用奴隸勞工的典型場所。克魯伯用了大批奴隸勞工，其中也包括俄國戰俘。戰時有一個時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中有六百名猶太婦女被送到克魯伯工廠做工，她們﹁住在﹂被炸得一塌糊塗的勞動營裡。原來收容在這所勞動營裡的是義大利戰俘，他們已經遷走了。克魯伯工廠中為奴隸勞工看病的﹁高級醫生﹂威廉‧雅格博士，在紐倫堡所寫的一份供詞中敘述了他接任這項職務時所看到的情況。

　　﹁我頭一次出診時，看到這些婦女身上害著大塊大塊的膿瘡和別的疾病。在我去以前她們至少已有兩星期沒有看到醫生了｜｜沒有藥品供應｜｜她們沒有鞋穿，光著腳走來走去。每人穿的僅有的一身衣服是麻袋縫成的，麻袋上開了幾個口，讓頭和手臂伸出來。她們的頭髮都給剃了。營房四周圍上鐵絲網，由黨衛隊的警衛人員嚴密把守著。

　　勞動營中食物供應的數量很少，品質極壞。到營房走過一趟，沒有不挨跳蚤咬的｜｜我的兩隻手臂和別的地方就被咬起幾塊大瘡｜｜﹂

　　雅格博士把這種情況報告克魯伯的董事們，甚至報告廠主古斯塔夫‧克魯伯‧馮‧波倫｜哈爾巴哈的私人醫生，但是毫無效果。他所寫的幾份關於克魯伯工廠其它勞動營的報告，也沒有能使情況得到絲毫改善。他在供詞中提到，有幾份報告，敘述的是住有俄國和波蘭勞工的八個營房的情況：住的地方擁擠不堪，因而疾病叢生，而且缺少足以維持一個人活命的食物，缺少用水，缺少廁所。

　　﹁東方工人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他們不論勞動時或睡覺時穿的都是從東方來的時候穿的那一身衣服。他們幾乎全都沒有大衣，只得用毛毯當大衣禦寒和擋雨。由於沒有鞋穿，許多工人只得光著腳上工，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衛生條件惡劣到了極點。在克拉麥普拉茨，一千二百個人使用的廁所，是原來只供十個兒童用的｜｜廁所的地面上到處是大小便｜｜韃靼人和吉爾吉斯人受的罪最大；由於居住條件太壞，食物粗劣，不能吃飽，加上勞動過度，得不到足夠的休息，他們像蒼蠅一樣死去。

　　許多工人還害著斑疹傷寒。傳染這種病的蝨子以及無數的跳蚤、臭蟲等害蟲，折磨著住在這些營房中的人｜｜營房中的供水時常中斷，一斷就是八天到十四天｜｜﹂

　　一般地說，西方勞工比東方勞工生活得略好一籌｜｜後者在德國人眼中不過是人類的渣滓。但是這種區別也只是相對的。雅格博士在克魯伯工廠設在埃森市諾格拉特街收容法國戰俘的一個勞動營中所見，可作例證。

　　﹁他們在狗窩、小便池和原來的麵包房裡住了將近半年。狗窩高三英尺，長九英尺，寬六英尺，每間住上五個人。戰俘必須四肢著地才能爬進去｜｜勞動營裡沒有水。﹂

　　被分配到德國農場勞動的奴隸勞工大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和義大利人。儘管由於環境不同，他們的生活比在城市工廠中勞動的人要好一些，但遠不是理想的，甚至也談不上是人道的。從繳獲的一項關於﹁波蘭籍的外國農場工人的待遇問題﹂的指令中，可以看到他們所受待遇的一斑。這項命令雖然適用於波蘭人｜｜簽發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那時還沒有能用上俄國人｜｜但後來被用作對待其它國籍的人的通則。

　　﹁波蘭籍的農場工人不再有申訴的權利，因此，任何官方機構均不得接受其申訴｜｜嚴禁到教堂去｜｜嚴禁到劇院、電影院或其它文化娛樂場所｜｜

　　嚴禁與婦女和姑娘性交。﹂

　　波蘭籍的農場工人如與德國婦女性交，按照希姆萊於一九四二年頒發的佈告，將被處以死刑。

　　從事奴隸勞動的農場工人不得乘坐﹁火車、公共汽車或其它公共交通工具﹂。頒佈這項指令顯然為的是防止農場工人逃出他們不得離開的農場。

　　﹁︵指令規定︶嚴禁任意調換工作。農場工人須按雇主要求長期勞動。每天勞動時間的長短，不加限制。

　　雇主均有權對農場工人進行體罰｜｜如果條件許可，可將農場工人從居處遷到馬廄等處居住，在採取這樣措施時不能心善手軟。﹂

　　甚至被抓到德國來做家務勞動的斯拉夫婦女，也被當作奴隸一般對待。早在一九四二年，希特勒便命令沙克爾找五十萬斯拉夫婦女到德國來，﹁以便減輕德國家庭婦女的負擔﹂。這位奴隸勞工專員對她們在德國家庭中勞動的條件作了如下規定：

　　﹁不許提出工餘時間的要求。從東方來從事家庭勞動的婦女，只有為了辦家務事才可離家上街｜｜她們不得上飯館、電影院、劇院，不得上其它類似的場所去。也不得到教堂去｜｜﹂

　　在納粹的奴隸勞工計畫中，婦女和男子顯然是同樣需要的。在德國人抓來勞動的三百萬左右俄國平民中，有半數以上是婦女。大部分婦女被分配在農場從事重勞動或在工廠做工。

　　奴役征服區的幾百萬男女，使他們為第三帝國幹最低賤的勞動，並不只是戰時的權宜措施。上面引述的希特勒、戈林、希姆萊等人的言論只不過是他們言論的很少一部分，但是也可以清楚看出，如果納粹德國長久維持下去，新秩序將意味著德意志主宰民族統轄一個西起大西洋東至烏拉爾山脈的龐大的奴隸帝國。在這個帝國中，東方的斯拉夫人受到的待遇肯定是最壞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當時希特勒進攻蘇聯還不到一個月，他便著重指出，他的佔領蘇聯計畫是﹁一種最後解決辦法﹂。一年以後，征服俄國的戰事進入高潮時，他教訓部下說：

　　﹁我們對於億萬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採取這樣的辦法：把他們之中的最優秀的按照我們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餘的人隔離在他們自己的豬圈裡；誰要是妄談什麼該對當地居民慈悲為懷，該讓他們得到教化，馬上把他送進集中營！﹂

戰俘

　　儘管德國人嚴重違反了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把戰俘送到兵工廠或從事與前線作戰有關的各種勞動，但是對於那些被第三帝國俘獲的幾百萬戰俘來說，這種規模龐大的勞動還不是他們最發愁的事情。

　　他們最關心的還是熬過戰爭，保全一命。如果他們是俄國人，那麼熬過戰爭保全性命的希望最少。蘇聯戰俘的人數比其它各國戰俘合在一起的總數還要多，大約有五百七十五萬人。一九四五年盟軍解放戰俘營中被俘人員時，生還的蘇聯戰俘只有一百萬人。在戰爭時期被德國人釋放的或被批准到德軍建立的偽軍中服役的人大約也有一百萬。餓死、凍死、病死的俄國戰俘達二百萬。其餘的一百多萬人沒有作出交代，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證實這一百多萬人中的大部分，或者因上述原因而死亡，或者被黨衛隊保安處處死。據德國方面檔案記載，處死的有六萬七千人，這肯定只是一部分數字。

　　大部分俄國戰俘，約三百八十萬人，是在德國發動侵俄戰爭的第一階段，即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六日期間對俄國進行的幾次大包圍中被俘的。顯然，在戰事正在進行和迅速向前進軍時，要求任何軍隊能很好地照顧這麼一大批戰俘是有困難的。但是問題在於德國人根本未作任何努力。我們從前邊引述的納粹文件中看到，德國人對蘇聯戰俘確實是故意不給飯吃；在一九四一年漫天風雪的冬天，氣溫降到零下時，不給他們安身的地方，許多人因此活活餓死凍死了。

　　據羅森堡這樣有權威地位的人說，許多納粹官員的態度是：﹁這些戰俘死得越多，對我們越好。﹂

　　愚蠢不堪的東方佔領區事務部部長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個講人道的納粹份子，特別是對於俄國人。而我們知道，他是在俄國人那裡長大的。但是，即使連他這樣的人，也曾心有不忍。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致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元帥的一封長信中，曾對俄國戰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議。他寫這封信，正是那年冬天蘇聯軍隊在莫斯科和羅斯托夫擊退德軍，反攻之勢有如破竹的時候；德國人這時已經看出，他們想一舉消滅俄國的一場賭博已經輸定了，說不定要一輸到底了；他們也已看出，在美國已經參加到俄國和英國一邊而與德國為敵的今天，德國人很可能在這一場戰爭中被打敗。情況如果真的如此，勝利方面是要追究他們的戰爭罪行的。

　　﹁︵羅森堡在致凱特爾的信中說︶在德國的蘇聯戰俘，遭到極為悲慘的命運。三百六十萬戰俘中，全勞動力只有幾十萬人。許多人不是餓死，就是由於氣候的折磨而死。﹂

　　羅森堡繼續說道，這種情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俄國有足夠的糧食供他們食用。

　　﹁但是在多數情況下，戰俘營長官都不許把這些糧食供戰俘食用，而寧可讓他們餓死。甚至在戰俘被押送到戰俘營的途中，也不許老百姓給他們東西吃。許多戰俘在途中由於饑餓勞累，跟不上隊伍，就被槍決。槍殺戰俘是當著飽受驚嚇的老百姓的面進行的，屍體就棄在原地。許多戰俘營根本沒有住的房子。下雨下雪，戰俘也睡在露天裡｜｜

　　最後還得提一下槍決戰俘的事情。他們這樣做｜｜根本不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例如各集中營裡都把﹃亞洲人﹄一概槍決｜｜﹂

　　豈止亞洲人。俄國戰役開始後不久，最高統帥部和黨衛隊保安處便達成一項協定，由保安處﹁甄別﹂俄國戰俘。保安處的大劊子手奧托‧奧侖道夫在一份供詞中透露了﹁甄別﹂的意圖何在。奧侖道夫與希姆萊手下許多人一樣，是個不務本業的知識份子，他曾得過兩個大學學位︵法學和經濟學︶，並曾在應用經濟科學學院當過教授。

　　﹁︵奧侖道夫說︶所有猶太人和共產黨幹部都要調出戰俘營，處以死刑。據我所知，在對俄國作戰的整個期間，一直採用這種辦法。﹂

　　但是這樣做也不無困難。俄國戰俘的身體往往衰弱得連上刑場都走不了。為此，秘密警察頭子海因里希‧繆勒提出了抗議，此人短小精悍，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他說：

　　﹁集中營長官不滿地說，預定要被處決的蘇聯人在到達集中營時，已有五％到十％的人死亡或瀕於死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營的途中，譬如從火車站走向集中營的途中，就有相當多的戰俘由於疲憊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護送時後邊還得跟上一輛卡車裝運這些人。要想不讓德國人看到這種場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對俄國戰俘餓死累死絲毫也不在乎，他們遺憾的只是每死一個戰俘就使劊子手們少一個行刑的對象，但是他們不願意德國人民看到倒斃於途的慘像，因此﹁秘密警察繆勒﹂｜｜他在德國以此著稱｜｜下令：

　　﹁自即日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俄國戰俘凡顯然無活命希望因而連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動者，以後無需運到集中營處死。﹂

　　死了的戰俘不能勞動自不必說，甚至餓壞累壞的戰俘也都失去勞動能力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德國人已清楚地意識到戰爭將長期拖下去，比他們原先設想的時間要長得多；同時也已看出，他們的後備勞動力十分缺乏，被俘蘇軍已成為德國後備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納粹放棄了屠殺戰俘的政策，而採取利用他們從事勞動的辦法。一九四三年，希姆萊在波森對黨衛隊人員作了一次講話，解釋了為什麼要改變這項政策的道路。

　　﹁當時︵一九四一年︶我們對這麼一大批人沒有像今天這樣，把他們當作原料和工人。戰俘餓死累死幾萬幾十萬，從幾個世代那樣長遠的意義上看，是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但是在目前，由於喪失了勞動力，這種情況卻是可惜的。﹂

　　現在必須讓戰俘們吃得足以使他們有力氣幹活了。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已有七十五萬戰俘在兵工廠、礦山︵分配了二十萬人︶和農場勞動，其中包括不少軍官。他們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總算可以活命。甚至凱特爾元帥建議在戰俘身上打烙印的辦法也廢除了。

　　德國人對待西方戰俘，特別是英美戰俘，比對待俄國人相對地來說好一些。雖然屠殺英美戰俘的事也偶然發生過，但一般都是由於個別戰俘營長官個人的極端殘暴和虐待狂所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比利時凸出地帶戰役中，在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殺七十一名美國戰俘，便是一個例子。

　　希特勒也曾親自下令殺害西方戰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殺五十名英國飛行員，這些人於一九四四年春被俘，後來在薩崗的一個集中營逃跑未成。戈林在紐倫堡說，他﹁認為這是整個戰爭時期最嚴重的一次事件﹂，約德爾將軍則稱之為﹁不折不扣的謀殺﹂。

　　一九四三年英美對德國加緊轟炸以後，德國便有意鼓勵殺害盟軍在德國跳傘降落而被俘的飛行人員，上述事件實際上似乎是他們這個政策的一部分。德國鼓勵一般平民在抓到跳傘降落的盟軍飛行員後，立即私刑處死。戰爭結束以後，不少犯有這種罪行的德國人受到審判。

　　一九四四年英美轟炸德國達到高潮時，里賓特洛甫主張對被擊落的英美空軍人員立即處死，但希特勒則採取比較溫和的態度。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與戈林會商以後，只是發佈這樣一項命令：英美飛行人員凡曾掃射過客車、平民以及緊急著陸的德國飛機者，可不經軍法審判即予槍決。

　　被俘的空軍人員有時則被直接交由黨衛隊保安處進行﹁特別處置﹂。一九四四年九月，約有四十七名美英和荷蘭的飛行人員︵全都是軍官︶在毛特豪森集中營慘遭殺害。集中營中有一個法國戰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擊者之一，他在紐倫堡敘述這次屠殺的情況時說：

　　﹁四十七名軍官光著腳，被帶到石坑裡｜｜在石坑的最下一層階梯上，警衛人員把石頭放到這些可憐的人們背上，要他們扛到上邊去。頭一趟扛的石頭約六十磅重，一面扛著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什麼時候被石頭壓垮了，就遭到腳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二十一具屍體，另外二十六個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

　　這是毛特豪森集中營裡常用的﹁處決﹂方式，也是殺害無數俄國戰俘的若干方式之一。

　　從一九四二年起，亦即戰爭的趨勢開始對希特勒不利以後，他便下令殺害被俘的盟軍突擊隊員，特別是在西線被俘的人員。︵被俘的蘇聯遊擊隊員被立即槍決，自不必說。︶元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八日發佈的︽突擊隊絕密命令︾，是被繳獲的納粹文件之一。

　　﹁自即日起，在歐洲或非洲執行所謂突擊任務的敵人一俟被德軍發現，不論是否攜帶武器，也不論是在戰鬥中還是在逃跑中，應全部處死，即使他們身著軍服也不赦免。﹂

　　同一天，希特勒又發佈一項補充指示，將他所以發佈這個絕密指令的理由對司令官們作了解釋。他說，由於盟軍突擊隊獲得成功，

　　﹁我不得不嚴令消滅敵人從事破壞工作的部隊，並宣佈對不服從這些命令者予以嚴懲｜｜必須曉喻敵人：從事破壞工作的突擊隊員將毫無例外地被全部消滅。

　　這就是說，他們要想死裡逃生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他們︶絕不要妄想會得到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待遇｜｜如果由於審問上的需要而留下一個兩個暫時不殺，審問過後也得立即槍決。﹂

　　這種特殊罪行是嚴格保密的，約德爾將軍在希特勒指令上又添加了補充說明，下邊還打上重點：﹁這項指令只供司令官閱讀，切勿落入敵人手中。﹂他們還得到指示，在及時記下內容後，全部文件即悉數銷毀。

　　文件的內容想必已銘記在各級司令官的心中，因為他們都已貫徹執行了。有兩個例子可以談一下，當然事例還多得很。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夜間，美國陸軍第二六七特別偵察營的二名軍官和十三名士兵，乘一艘軍艦在義大利境內距德國陣地後方很遠的地方登陸，準備破壞斯比塞到熱那亞之間的一個鐵路隧道。這批偵察人員一律身著軍裝，並沒有攜帶便服。三月二十六日，即他們被俘後的第三天，一隊執刑隊人員就根據德國陸軍第七十五軍軍長安東‧多斯勒將軍親自頒發的命令將他們處死，刑前未經審問。戰爭結束後不久，多斯勒將軍受到美國軍事法庭的審判時，為自己的罪行辯解說，他只不過是遵照希特勒的突擊隊命令行事。他爭辯說，他如不服從，自己將被元首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斯洛伐克跳傘降落的十五名英美軍事人員，其中有一名美聯社戰地記者，全都身著軍服，在毛特豪森集中營被處死刑。這是根據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博士的命令執行的。卡爾登勃魯納博士繼海德里希之後任黨衛隊保安處處長，是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被告。這個屠殺罪行如果不是集中營中目擊他們處死的一名副官招供出來，恐怕永遠也無人知道，因為這個集中營中大規模處決戰俘的文件大部分已經銷毀了。

納粹在佔領區的恐怖統治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國︽燈塔報︾刊登了下列通告：

　　﹁十月二十日上午，受英國和莫斯科雇用的懦怯的罪犯暗殺了南特的戰地司令。兇手至今尚未捕獲。

　　我已下令先槍決五十名人質，作為這個罪行的抵償｜｜如果從現在起至十月二十三日午夜，兇手仍未捕獲歸案，將再槍決五十名人質。﹂

　　這一類通告常常出現在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波蘭、俄國的報紙上，或者寫成紅底黑框的海報張貼出來。德國人公然宣稱，償命的比率一律定為一百：一｜｜每有一個德國人被槍殺，就槍決一百名人質。

　　雖然抓人當人質是古代的習慣，例如羅馬人就十分愛用這種辦法，但是到了近代，一般已不採用這種辦法了。只有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人在印度和布林戰爭時在南非用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指揮下的德國陸軍卻大規模地抓人當人質。凱特爾元帥和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司令官都曾簽署過逮捕人質和槍殺人質的密令，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曾提出許多這樣的密令文件。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凱特爾下令說：﹁人質當中必須包括著名頭面人物或者他們的家屬，這一點至為重要﹂；一年以後，駐法德軍司令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也強調指出，﹁被槍決的人質的名氣越大，對兇手所起的威懾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人一共處決了二萬九千六百六十名人質，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瘐死﹂在法國監獄中的四萬人。波蘭是八千人，荷蘭是二千人。在丹麥，他們用一種所謂﹁肅清暗殺﹂制度來代替公開宣佈槍殺人質。希特勒明令，德國人在丹麥如遭殺害，要秘密採取﹁以五頂一﹂的報復辦法。由於德國人採取這種辦法，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最孚眾望的人士之一、丹麥牧師、詩人兼劇作家卡伊‧門克被殘酷殺害了。他的屍體被拋棄在街頭，身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豬玀，你還是為德國效了勞。﹂

　　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供稱，在他不得不遵照希特勒命令行事而犯下的所有戰爭罪行中，以根據Ｎａｃｈｔ　ｕｎｄ　ＮｅｂｅＩ　Ｅｒａｓｓ｜｜︽夜霧命令︾所犯的罪行﹁最為嚴重﹂。這項奇怪的命令是希特勒專門用來對付西歐佔領區的無辜居民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親自頒佈的。正如這項命令的奇怪名稱所顯示，它的目的在於逮捕﹁危及德國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後並不立即槍決，而是絲毫不落痕跡地讓他們消失在德國的茫茫夜霧之中。他們的下落不通知其家屬，即使所謂下落常常只不過是他們在德國的埋葬地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凱特爾發佈一個指令，對希特勒的命令作了解釋。﹁在原則上，﹂他說，﹁對德國犯有罪行的人應處死刑。﹂但是，

　　﹁如果對這些罪犯給以監禁的處分，即使同時還罰做終身苦役，也將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只有對罪犯處以死刑，或者採用使罪犯家屬及當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辦法，才能收到極大的威嚇效果。﹂

　　一九四二年二月，凱特爾又對︽夜霧命令︾作了補充。如果一個人被捕後八天之內還沒有被判死刑的話，

　　﹁應將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國｜｜這些措施將起到威懾作用，因為

　　︵一︶這些囚犯將不留痕跡地消失，

　　︵二︶不說明他們的下落和命運。﹂

　　受命執行這個可怕任務的是黨衛隊保安處。在繳獲到的保安處檔案中充滿了有關﹁ＮＮ﹂︵代表﹁夜霧﹂兩字︶的各種指示，特別是關於要求對被害人埋葬地點嚴守秘密的指示。到底有多少西歐人士消失在﹁夜霧﹂之中，紐倫堡國際法庭根本無法確定這項數字，但是看來難得有人逃出虎口。

　　但是我們從黨衛隊保安處的檔案中，可以得到一些能說明問題的數字，這是關於他們在佔領區中用在俄國的另一種恐怖行動所殺害的人的數字。這種特別的恐怖行動是德國人稱做特別行動隊幹的。從其活動情形看，稱為滅絕隊更合適些。他們所殺害的人的頭一批整數是在紐倫堡偶然查清楚的。

　　有一天，在開審前不久，美國檢察官、年輕的海軍軍官惠特納‧Ｒ‧哈里斯少校向奧托‧奧侖道夫盤問他在戰時的活動情況，人們知道，這個看上去年紀頗輕︵三十八歲︶而又漂亮的德國知識份子當過希姆萊的德國中央保安局的第三處處長，但在戰爭的最後幾年的大部分時間中，他在經濟部任對外貿易專家。他告訴哈里斯少校，戰爭時期他一直在柏林任公務員，只有一年是例外。當被問到這一年離開柏林時幹了些什麼時，他回答說，﹁當特別行動隊Ｄ支隊隊長﹂。

　　哈里斯是律師出身，這時已是熟悉德國問題的有相當權威的情報專家，對特別行動隊的情況有不少瞭解。因此他立即追問下去：

　　﹁在你任特別行動隊Ｄ支隊隊長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隊一共殺害了多少男子、婦女和兒童？﹂

　　哈里斯事後回憶說，當時奧侖道夫聳了聳肩，稍微遲疑了一下回答道：﹁九萬！﹂

　　特別行動隊最初是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於一九三九年組織起來的，其目的是跟隨德軍進駐波蘭，搜捕猶太人，把他們集中到猶太人隔離區。過了將近兩年，在進攻俄國的戰爭開始以後，特別行動隊才與德國陸軍取得協議，受命隨戰鬥部隊之後執行﹁最後解決﹂的一部分任務。為了執行這項任務，組成了四個特別行動隊：Ａ支隊、Ｂ支隊、Ｃ支隊和Ｄ支隊。

　　奧侖道夫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之間領導的便是Ｄ支隊，該支隊在烏克蘭南端地區活動，附屬於第十一軍團。約翰，哈蘭‧阿門上校在法庭上問奧侖道夫曾接受過什麼指示，他回答說：

　　﹁指示要求我們清算猶太人和蘇聯政治委員。﹂

　　﹁你所說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殺死﹄的意思？﹂阿門問他。

　　﹁是的，就是殺死。﹂奧侖道夫回答道，並解釋說，殺掉的人中有男子，也有婦女和兒童。

　　﹁為什麼要屠殺兒童呢？﹂俄國法官Ｉ‧Ｔ‧尼基欽科將軍插口問道。

　　奧侖道夫：﹁命令是必須全部消滅猶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兒童在內？﹂

　　奧侖道夫：﹁是的。﹂

　　法官：﹁猶太兒童全部殺死了嗎？﹂

　　奧侖道夫：﹁是的。﹂

　　奧侖道夫在回答阿門提出的其它問題時以及在他的供狀中，敘述了一場典型的殺人情況。

　　﹁特別行動隊到了一個村莊或市鎮以後，就命令當地猶太人中的頭面人物把全體猶太人集合起來，說是要給他們﹃重新安置﹄。他們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貴重物品，並且在臨刑前脫下外衣。他們被裝上卡車押往刑場，刑場通常是在反坦克戰壕裡｜｜往往當場能殺死多少便裝上多少。用這種辦法是想使被害人從知道死到臨頭至真正被處決的這段時間越短越好。

　　不一會兒，擺出一副戰鬥姿態的執刑隊人員就槍殺這些站著或跪著的人，然後把屍體扔到壕溝裡。我不許執刑的人單獨槍決人，而是叫他們幾個人放排槍，以避免個人直接承擔責任。別的支隊的領導人要求讓被害人平伏在地上，從後頸射進子彈。我不同意這種做法。﹂

　　﹁為什麼？﹂阿門問道。

　　﹁因為這樣做會使被害人和執刑的人心理上的負擔過重。﹂奧侖道夫回答說。

　　奧侖道夫又詳細談到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接到希姆萊的一項命令，要他們改變處決婦女和兒童的方法。此後，婦女、兒童就被送到兩家柏林公司專門為殺人建造的﹁毒氣車﹂上去。這個黨衛隊保安處的軍官向法庭供述了這種奇特的車輛怎樣進行工作的情況。

　　﹁從外表上看不出這種囚車的實際用途。它們看起來跟密閉的貨車差不多，但構造卻不一樣，車子一開動，就把︵排出的︶毒氣送到車廂裡，十分鐘到十五分鐘便使人致命了。﹂

　　﹁你們是怎樣把被害人引上囚車的？﹂阿門上校要他說明白。

　　﹁我們對他們說，要把他們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奧侖道夫回答。

　　接著他訴說，埋葬毒氣囚車上的死難者是教特別行動隊人員﹁受罪的苦差使﹂。在紐倫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個叫貝克爾博士的人證實了這一點。據奧侖道夫證明，貝克爾就是製造毒氣囚車的人。他在給總部所寫的一封信中，反對由特別行動隊人員把毒氣熏死的婦孺屍體卸下來，他提請注意：

　　﹁該項工作可能對這些人員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們向我訴說，每次卸下屍體都要感到頭痛。﹂

　　貝克爾博士還向上級指出

　　﹁毒氣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對頭。司機為了想儘快把工作辦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處決的人是被悶死而不是按照我們原來計畫昏睡而死的。﹂

　　貝克爾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個人道主義者，他下令改進操作技術。

　　﹁我的指示現在證明，正確調整操縱器，結果死亡來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靜靜地睡著了的。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見到的惡形怪狀的死相和遺屎遺尿的現象了。﹂

　　但是據奧侖道夫證明，毒氣囚車一次只能處死十五到二十五個人，這完全不能滿足希特勒和希姆萊的大規模屠殺的要求。據特別行動隊官方報告，僅僅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這兩天中，在烏克蘭的首府基輔就﹁處決﹂了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一人，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要完成這樣的任務，毒氣囚車是不夠的。

　　英國首席檢察官哈特萊‧肖克勞斯爵士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宣讀過一個德國人的報告，此人曾親眼看到烏克蘭的一次規模較小的集體屠殺。法庭在宣讀這份報告時，全場嚇得鴉雀無聲。報告是赫爾曼‧格拉伯經過宣誓畫押的供詞，他曾任一家德國建築公司烏克蘭分公司的經理兼工程師。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他在烏克蘭的杜布諾親眼看到特別行動隊的人員在烏克蘭民團的配合下，在殺人坑旁殺人的情況。他報告說，這次共殺害了鎮上的五千名猶太人。

　　﹁｜｜我的工頭和我直接走向坑那邊去。我聽到從一個小土堆後面傳來一連串的槍聲。手中拿著馬鞭子或狗鞭子的黨衛隊人員命令從卡車上下來的男人、婦女和大大小小的兒童脫下衣服。他們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點，按鞋子、外衣、內衣分類放著。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約有八百到一千雙，還有一大堆一大堆內衣和衣服。

　　這些人脫下衣服，一聲也不叫喊，也沒有哭泣。他們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別，等待著另一個黨衛隊人員打手勢。這個黨衛隊人員站在離坑不遠的地方，手裡也拿著一根鞭子。我在近坑處站了十五分鐘，沒有聽到一個人叫怨或懇求饒命｜｜

　　一個銀白頭髮的老太太抱著一個周歲左右的孩子，唱歌給他聽，還逗著他。孩子高興得咯咯地笑著。孩子的父母噙著眼淚望著他們。父親拉著一個約十歲的男孩子，溫存地向他說話；孩子忍著滿眶淚水。父親又一手指著天空，一手撫著孩子的頭，好像在給他解說些什麼。

　　這時，站在坑邊上的一個黨衛隊士兵向他的一個同志叫喊幾聲，那人便點出二十來人，叫他們往土堆後面走去｜｜我清楚地記得一個苗條的烏髮姑娘從我身邊走過時指著自己說：﹃二十三歲。﹄

　　我繞過土堆走去，發現前邊有一處很大的墳場。屍體緊緊地挨在一起，一個壓著一個，只有腦袋露在上邊。差不多所有的人頭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還在動彈，有人舉起膀子，轉動著腦袋，表示自己還沒有死。坑裡已裝滿三分之二，我估計裡面有一千人了。我探尋放槍的人。那是一個黨衛隊人員，他坐在狹窄的坑頭的邊沿上，雙腳懸到坑裡，手裡拿著一支衝鋒槍，抽著香煙。

　　赤身露體的人們住坑裡走下幾步，從躺在坑裡的人頭上爬到這個黨衛隊人員指定的地方。他們躺在死人或受傷者的上邊；有人還撫摩一下活著的人，輕聲跟他們說些什麼。一會兒，我就聽到一陣連續的槍聲。再往坑裡一看，有人抽搐著身子；有人把頭枕在別人身上，動也不動了。血從他們的脖子上流下來。

　　又一批人已經走過來了。他們走進坑裡，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難者身上被槍殺。﹂

　　就這樣殺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這個德國工程師又到刑場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大約三十個赤身露體的人躺在離坑不遠的地方。有些人還活著｜｜過後，這些還活著的猶太人被勒令把屍體拖到坑裡。然後，他們自己也得躺到坑裡，以便子彈從他們脖子上射進去｜｜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說的全是實情。﹂

　　在紅軍把德軍逐出蘇聯領土以前，特別行動隊到底屠殺了多少猶太人和俄國共產黨幹部︵前者數字遠遠超過後者︶？紐倫堡法庭一直沒有統計出確實數字，但是我們從希姆萊的記載︵雖然不完全對得起來︶中可以得到一個粗略的概念。

　　奧侖道夫的Ｄ支隊殺害了九萬人，還不如其它一些支隊。例如在北方的Ａ支隊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報告，它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和白俄羅斯﹁處決了﹂二十二萬九千零五十二名猶太人。Ａ支隊隊長弗朗茲‧施塔勒克向希姆萊報告說，他在白俄羅斯遇到一些困難，因為﹁動手很晚，已是霜凍季節，使大規模行刑更加困難得多。但是，﹂他報告說，﹁到目前為止，已︵在白俄羅斯︶槍殺了四萬一千名猶太人。﹂施塔勒克後來在同年被蘇聯遊擊隊殺死。他在報告中附了一紙相當詳細的地圖，上面標出在他指揮之下各地處死的人數｜｜用棺材作為標誌。地圖表明，僅在立陶宛便屠殺了十三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名猶太人；另有三萬四千人﹁因為需要他們勞動﹂，暫時不殺。報告宣佈，猶太人較少的愛沙尼亞已﹁沒有猶太人﹂了。

　　特別行動隊的劊子手們在嚴冬暫停活動一段時候以後，到一九四二年夏天又忙得不可開交。到七月一日，在白俄羅斯已殺死五萬五千多猶太人。十月間，明斯克猶太人隔離區剩下來的一萬六千二百人在一天之內全被殺光。到了十一月，希姆萊已經可以向希特勒報告，從八月到十月底在俄國已殺死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一十一名猶太人，雖然為了博得嗜殺的元首的歡心，這個數字不免有些誇大。

　　據秘密警察的猶太處處長卡爾‧艾克曼統計，特別行動隊在東歐各國總共屠殺了二百萬人，差不多全部是猶太人。但是這個數字幾乎肯定是浮誇的；黨衛隊的頭目對他們的屠殺成就總是十分得意，他們往往填報加了碼的數字，以博得希姆萊和希特勒的歡心。這事說來有點奇怪，但事實確是如此。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希姆萊手下的統計專家理查‧科勒爾博士向他報告，住在俄國的六十三萬三千三百名猶太人已經﹁重新安置﹂｜｜這是對特別行動隊的屠殺的一種委婉說法。令人驚異的是，這個數字與一些專家後來煞費苦心調查所得的結果正相吻合。加上戰爭最後兩年中殺害的十萬人，這個數字大概是我們所能得到的最準確數字。

　　以上這個數字雖然已經夠大了，但是若與希姆萊的滅絕營在貫徹﹁最後解決﹂政策時殺害的人數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哩。

﹁最後解決﹂

　　一九四六年六月晴朗的一天，紐倫堡的三個美國檢察官在提審時盤問黨衛隊大隊長奧斯瓦德‧波爾，被告曾擔任的工作之一是負責納粹集中營中的囚犯所從事勞動的工程。他在參加黨衛隊以前是海軍軍官，德國崩潰以後隱藏了一陣，直到一年以後，在一九四六年五月才被逮捕歸案，當時發現他喬裝成雇工，在一個農場勞動。

　　波爾在回答一個問題時用了一個名詞。紐倫堡的檢察官們當時已忙碌了好幾個月，研究幾百萬字的繳獲文件，所以這個名詞對他們已很熟悉。波爾當時說，有一個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萊派去搞﹁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

　　﹁那是個什麼問題？﹂檢察官問波爾。

　　﹁滅絕猶太人。﹂他回答道。

　　隨著戰事的進展，納粹高級領導人的辭彙裡和檔案中日益頻繁地使用這個名詞。因為從表面上看這個名詞好像並沒有什麼傷天害理的意思，顯然可以使他們免得彼此提醒對方真實含意而感到內疚，而且他們也許認為，如果犯罪的檔案一旦洩露出去，這個名詞多少可以掩飾一下他們的罪行。絕大多數納粹頭子果然在紐倫堡受審時不承認他們瞭解這個名詞的意思。戈林還爭辯說，他從沒有用過這個詞兒。但是謊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審問這個肥胖的帝國元帥時，擺出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給黨衛隊保安處處長海德里希的一項指令。他發佈這項指令正是特別行動隊在俄國興致勃勃地執行滅絕任務的時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現在我委任你進行各項準備工作｜｜以便全面解決德國統治下的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問題｜｜

　　我還責成你儘快給我草擬一份文件，說明｜｜為了貫徹我們打算進行的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工作，已經採取了哪些措施。﹂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說最後解決一詞的含意，因為早在快一年以前、佔領波蘭之後的一次秘密會議上，他自己就曾用過這個名詞。在那次會議上，他概述了﹁最後解決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猶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市裡的猶太人隔離區，這樣最後處理他們的命運就不費事了。

　　就其實際執行情況來看，﹁最後解決﹂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盤算過並且在戰爭爆發以前公開談論過的。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在國會講話時就說過：

　　﹁如果國際猶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國推進世界大戰的深淵，結果將是｜｜整個歐洲各地的猶太民族全被消滅。﹂

　　他說，這是一個預言，他後來在其它公開講話中又一字不易地把這句話重複了五次。其實，把歐洲推進武裝衝突深淵的並不是﹁國際猶太金融家﹂，而正是他自己，不過這個問題對希特勒來說，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現在已經爆發了世界大戰，在這場戰爭中，他已征服了絕大多數歐洲猶太人居住的東歐廣大地區，從而使他有機會執行他的﹁消滅﹂計畫。到進攻俄國的戰爭開始時，他已經發佈了必要的命令了。

　　納粹高級領導人物所熟知的﹁元首關於最後解決的命令﹂，顯然一直沒有寫成明文｜｜至少在繳獲的納粹檔案中沒有找到一份成文的東西。種種跡象表明，這項命令很可能是希特勒口頭上告訴戈林、希姆萊和海德里希，再由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夏秋時候往下傳達的。不少證人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說，他們﹁聽到過﹂這個命令，但是誰都說未見過文件。後來，德國總理府長官、頑固不化的漢斯‧拉麥斯出庭作證時，在被追問之下回答說：

　　﹁我知道元首有一項命令由戈林傳達給海德里希｜｜這項命令叫做﹃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

　　但是拉麥斯跟許多被告一樣聲稱，他在紐倫堡聽到盟國律師向他說明這個情況以前，真的不瞭解這項命令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一九四二年初，據海德里希的意見，應該是對﹁最後解決﹂的﹁各項根本問題﹂加以澄清的時候了，以便這項工作可以最後得到貫徹和結束。為此，海德里希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柏林郊區風景美麗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黨衛隊保安處各機構的代表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的記錄對後來紐倫堡的一些審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儘管當時德軍在俄國正受到挫折，納粹官員仍然認為勝利已經在望，德國眼看就要統治包括英格蘭、愛爾蘭在內的整個歐洲了。因此，海德里希對參加會議的十五名高級官員說，﹁在最後解決歐洲猶太人的問題的過程中，牽涉到的猶太人近一一○○萬﹂。然後他就談了各國猶太人的數位。在德國舊有版圖上，只剩下十三萬一千八百名猶太人︵一九三九年有二十五萬人︶。他說，但是在俄國還有五百萬猶太人，在烏克蘭還有三百萬，在波蘭總督轄區還有二百二十五萬，在法國還有七十五萬，在英國還有三十多萬。言外之意顯然是要全部消滅這一一○○萬猶太人。然後他又說明了如何來完成這項重大任務。

　　﹁現在，在﹃最後解決﹄的過程中，必須把猶太人送往東方｜｜作為勞動力使用。把有勞動力的猶太人按性別分開，編隊送到這些地區去築路。許多人在這樣的勞動中肯定會受到自然淘汰。

　　剩下來終於能活下來的人，由於無疑是具有最堅強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須受到相應處理。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應該認為這些經過自然淘汰而剩下來的人是猶太人可能東山再起的禍根。﹂

　　換句話說，歐洲的猶太人首先將被送到被征服的東方，然後勞動到死，活下來的少數體格特別健強的人則乾脆處死。至於原來就住在東方、已在德國統治之下的幾百萬猶太人，又該怎樣處理呢？代表波蘭總督轄區的國務秘書約瑟夫‧貝勒博士提出了一項現成的處理方案。他說，波蘭的猶太人將近二百五十萬，這些人﹁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他們是﹁疾病的傳染者，黑市的經營者，而且不適宜於勞動﹂。這二百五十萬人不產生送走的問題，他們原來就住在那裡。

　　﹁︵貝勒博士最後說︶我只有一個要求：必須儘快解決我的領土上的猶太人問題。﹂

　　這個老實的國務秘書，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上自希特勒的納粹高級領導人的急躁心情。在這個時候，他們誰也不懂得幾百萬猶太人對德國將是多麼有價值的奴隸勞工。實際上，直到一九四二年快到年底的時候，他們才明白過來，但為時已太晚了。早先他們只懂得一點：在修築向東通往俄國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幾百萬猶太人勞累致死，得費不少時間。因此，早在這些不幸的人們累死之前｜｜大多數人還根本沒有被叫去參加勞動｜｜希特勒和希姆萊便決定採用更迅速的辦法來處置他們。

　　辦法主要有兩種。一種辦法，我們在前邊已經談過，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入侵俄國之初採用的。這就是特別行動隊的執刑隊大規模槍殺波蘭和俄國的猶太人，死在他們手裡的有七十五萬人。

　　希姆萊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在波森對黨衛隊將領們作報告。當時他心中盤算的就是這個實現﹁最後解決﹂的方法。

　　﹁｜｜我要很坦率地跟你們談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自己人中間必須談得非常坦率，但是絕不要向別人公開｜｜

　　我說的是｜｜滅絕猶太民族｜｜你們當中絕大多數人一定瞭解，當一百具、五百具或一千具死屍躺在一起的時候，這事情意味著什麼。一方面要堅持這樣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為正派人︵除了由於人性弱點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況︶，這就是我們的艱苦所在。這是我國歷史上從未寫過、將來也不會再寫的光榮的一頁｜｜﹂

　　這個戴眼鏡的黨衛隊領袖為了尋歡作樂，曾經要人槍殺包括婦女在內的一百名東方的猶太人給他看，當場卻幾乎暈倒過去；因此，他在看到黨衛隊軍官們在滅絕營的毒氣室中有效率地工作時，想必把這種殺人法看作德國歷史上更加光榮的一頁。因為正是在這些死亡營中，﹁最後解決﹂獲得了最駭人聽聞的成就。

滅絕營

　　納粹設立的三十多個主要集中營全都是死亡營，幾百萬囚徒挨餓受刑，死在這些集中營裡。雖然集中營當局都有記錄，每個集中營都有正式的死亡登記簿，但並不完整，而且在勝利的盟軍逼近時，許多登記簿都被銷毀了。毛特豪森集中營有一本死亡登記簿保存下來一部分，那上面記載著從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死亡了三萬五千三百一十八人。一九四二年底，對奴隸勞工的需要感到特別迫切時，希姆萊下令﹁務必降低﹂集中營中的死亡率。由於缺乏勞動力，他在辦公室裡接到下面這項報告時大不高興：從一九四二年六月到十一月，收容在集中營裡的十三萬六千七百名囚徒中，死亡者約七萬零六百一十人，處決者九千二百六十七人，﹁轉移﹂者二萬七千八百四十六人。所謂﹁轉移﹂就是送到毒氣室的別名。這樣，剩下來可以當勞工的人就沒有多少了。

　　但是在實現﹁最後解決﹂方面，取得進展最大的正是在滅絕營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滅絕營是奧斯威辛，它有四個大毒氣室和附設的火葬場，處死和焚化的能力遠比特萊勃林卡、貝爾賽克、錫比堡和切爾諾等其它集中營為高。它們都是在波蘭境內。在里加、維爾納、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滅絕營，它們與大的幾個營有一點不同，就是用槍殺而不用毒氣。

　　有一個時期，用何種毒氣處死猶太人效率最高，在黨衛隊領導人之間曾有過不少競爭。速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特別是在奧斯威辛。這個滅絕營在快要完蛋的時候，曾創造一天毒死六千人的新紀錄。一度擔任過該營長官的魯道夫‧霍斯本來是一個曾犯謀殺罪的罪犯。他在紐倫堡法庭上供述了他所使用的毒氣是優越的。

　　﹁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意味著徹底滅絕歐洲的全部猶太人。一九四一年六月，我奉命在奧斯威辛建立滅絕設備。當時在波蘭總督轄區已經有了其它三個滅絕營：貝爾賽克、特萊勃林卡、瓦爾西克｜｜

　　我訪問特萊勃林卡，以便瞭解他們是怎樣進行滅絕工作的。特萊勃林卡營長官告訴我，他在半年之中已經消滅了八萬人。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消滅來自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全部猶太人。

　　他用的是一氧化物的毒氣，我認為他的辦法效率並不十分高。因此，我在奧斯威辛建立滅絕營時，用的是一種結晶的氫氰酸叫﹃齊克隆Ｂ﹄。我們把這種藥品從一個小洞投到死亡室裡去，這樣殺死死亡室裡的人，約需三分鐘到十五分鐘，視天氣情況而定。

　　我們知道裡面的人是什麼時候死的，因為他們一死就不再叫喚了。我們一般等待半個小時再把門打開，把屍體搬走。屍體搬走以後，我們的特別隊人員就從屍體上取下戒指，挖出假牙上的金子。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也是比特萊勃林卡有改進的：我們建造的毒氣室同時可容二千人，而特萊勃林卡的十個毒氣室每個只能裝二百人。﹂

　　接著霍斯又說明送往毒氣室去的死難者是怎樣被﹁挑選﹂出來的。所以要挑選，是因為並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滅｜｜至少不是立刻消滅，因為要把其中一些人送到伊‧格‧法本化學廠和克魯伯工廠去做工，直到他們耗盡了精力，夠上﹁最後解決﹂的條件時為止。

　　﹁我們有兩名黨衛隊醫官在奧斯威辛專管檢驗運來的囚犯。一名醫官叫囚犯列隊行進，就在他們走過他面前時，當場作出決定。適合勞動的人被送迸集中營，其餘的人立刻被送到滅絕工廠。未成年的兒童都被處死，因為他們年輕，做工還不行。﹂

　　霍斯先生總是不斷改進大規模殺人的藝術。

　　﹁還有一個方面，我們也是比特萊勃林卡有改進的：特萊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將被殺害，而我們在奧斯威辛則設法欺騙被害人，使他們相信他們是去消滅身上的蝨子。當然，他們也常常看出我們的真正意圖，我們有時也碰到一些騷亂和麻煩。婦女往往把孩子藏到衣服底下，不消說我們一發現就把孩子送去處死。

　　上級要求我們把這種滅絕屠殺幹得不讓人知道：但是繼續不斷地焚化屍體所發出來的令人作嘔的臭氣，不可避免地要充斥這整個地區，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奧斯威辛是在進行滅絕工作。﹂

　　霍斯解釋說，有時候對少數﹁特別囚犯﹂｜｜顯然指的是俄國戰俘｜｜則乾脆注射石腦油殺死。﹁我們的醫生奉命要填寫一般的死亡證明書，當然死亡原因一項隨便怎麼填上都可以。﹂

　　奧斯威辛倖存的囚犯和看守也敘述了當年集中營中人們被殺害和被處置的情景。他們的敘述可以補充霍斯的直率的供詞。﹁挑選﹂哪些猶太人去勞動、哪些猶太人立即用毒氣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貨車，在鐵路的岔道上進行的。他們被鎖在貨車裡，既沒有飯吃又沒有水喝，有的長達一星期｜｜因為許多人是從法國、荷蘭、希臘那樣遙遠的地方運來的。雖然在這時出現了夫妻、子女被強行拆散的悲慘情景，但是正如霍斯和倖存的人所說，他們誰也想不到自己將落到怎樣的下場。事實上有些人還拿到印有注著﹁瓦爾德湖﹂字樣的美麗的風景明信片，要他們簽上字寄給親人。明信片上印有這樣的話：

　　﹁我們在這裡過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錯。我們在等待你們的到來。﹂

　　從近處看，毒氣室以及附設的焚化場絲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怎麼也看不出這會是這樣一個地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還種上花；入口處的牌子上寫有﹁浴室﹂字樣。毫不生疑的猶太人以為只是把他們帶到浴室來消滅蝨子，因為在所有集中營消滅蝨子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們在進去時還有美妙的音樂伴奏哩！

　　演奏的是輕音樂。據一個生還的人回憶，從囚犯中挑一些人組成了一個樂隊，參加樂隊的都是﹁年輕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襯衫和海軍藍的裙子﹂。在挑選送進毒氣室的人時，這個獨特的樂隊就奏起︽快樂的寡婦︾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輕鬆曲調。她們不演奏莊嚴的、沉重的貝多芬作品。奧斯威辛的死亡進行曲是直接選自維也納或巴黎輕歌劇的輕快歡樂的曲調。伴隨著這些令人回憶起幸福和快樂年華的音樂，男女老幼被帶進﹁浴室﹂，一到裡面，就有人要他們脫下衣服準備洗﹁淋浴﹂。有時還領到毛巾。他們一走進﹁淋浴間﹂，這才開始看出有些不對頭了，因為多至兩千人像沙丁魚似地被塞進了這個房間，根本無法洗澡。這時重實的大門馬上推上了，加了鎖，還密封起來。死亡室的頂上砌有磨菇形通氣孔，它們給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壇掩蓋得幾乎一點也看不出來，勤務兵們站在這些氣孔旁邊，準備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藍色的氫氰化物或稱﹁齊克隆Ｂ﹂的結晶藥物投下去。﹁齊克隆Ｂ﹂原本是作為強烈的消毒劑製造出來售賣的，而現在，如前所述，霍斯先生卻自鳴得意地發現了它的新的用途。

　　有些曾從附近房屋裡目擊當時情景的倖存的囚犯回憶說，有一個時期，向勤務兵們發出訊號，要他們把藥物投下去的是一個莫爾中士。﹁好吧，給他們點東西嘗嘗。﹂他說完就會大笑一陣，藥物就從氣孔裡倒進去，倒完馬上把氣孔封上。

　　劊子手們通過門上裝著厚玻璃的窺視孔可以看到裡邊的情況。下面那些赤身露體的囚犯們有的仰頭望著滴水不出的蓮蓬頭，有的望著地上在納悶，為什麼看不到下水道。毒氣發生效果需要過一些時間，但是囚犯們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氣是從上面的氣孔放下來的。這時人人都嚇慌了，一齊向離管子遠的地方擁去，最後衝到巨大的鐵門旁邊。據萊特林格說，在大門附近，﹁他們堆成了一個金字塔，人人身上發青，血跡斑斑，到處濕漉漉的。他們互相抓著、掐著想爬過去，一直到死還不鬆手﹂。

　　二三十分鐘以後，這一大堆裸露的肉體都不動彈了，抽氣機把毒氣抽掉，大門打開，﹁特別隊﹂的人員進來接手工作了。這些人都是被囚禁的猶太男子，營部答應他們免於一死，並給以足夠的食物，作為他們做這種人間最可怕的工作的報酬。他們工作時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膠皮靴，手拿水龍頭。萊特林格敘述了當時的情況。

　　﹁他們的第一項工作是，洗掉血跡和便汙，然後再用繩套和鐵鉤把互相抓著、掐著的死屍分開來，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搜尋黃金和拔除死者的牙齒和頭髮的前奏；德國人認為這些牙齒和頭髮都是戰略物資，接著，便開始了這樣的旅程：先用電梯或軌道貨車將屍體運往焚屍爐，再將骨渣運到工廠磨成灰末，最後，用卡車把它們運到索拉河，撤入河中。﹂

　　許多記載表明，德國商人為了爭奪建築這種屠殺和處理屍體的新設備和供應這種致人死命的藍色結晶藥物，曾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艾爾福特的製造加溫設備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標建造奧斯威辛的火葬場時，獲得了成功。在集中營的檔案中找到的連篇累牘的信件，暴露出這家公司的商業經營的情況。從該公司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的一封信中可見其一斑：

　　﹁致奧斯威辛黨衛隊和警察局中央建築處：

　　事由：為集中營建造第二和第三個火葬場

　　我們已收到你們要建造五個三層焚屍爐的訂貨單，其中還包括兩個搬運屍體的電梯和一個緊急時用的電梯。另外還訂造一套加煤設備和一套搬運骨灰的設備。﹂

　　但是，做這種駭人聽聞的生意的，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這一家。在紐倫堡審判中，還提出另外兩家公司的名稱和它們的一些信件。其它許多集中營對死屍的處理，也曾引起商業競爭。例如，柏林的第迪爾工廠曾投標在貝爾格萊德一個納粹集中營裝置一座焚屍爐，並且自稱這座爐子可以生產十分優良的產品。

　　﹁將屍體送入焚屍爐，我們建議只要在滾動的圓筒上安裝一個金屬叉子。

　　每座焚屍爐的爐膛只需二十四英寸高、十八英寸寬，因為棺材是不用的。從貯屍處將屍體運往焚屍爐，我們建議用輕便的有輪子貨車。隨函附上按比例繪製的設計圖。﹂

　　另外一家鑽營貝爾格勒這種生意的公司是寇里公司。它強調在這方面有極豐富的經驗，因為它已為達豪建造了四座焚屍爐，為盧布林建造了五座，而且它說它們﹁在實際運用中都令人十分滿意﹂。

　　﹁我們曾在口頭上和你們談過關於提供構造簡單的焚屍設備，現再送上我們的已臻完善的焚屍爐的設計，這種焚屍爐用煤做燃料，使用情況迄今令人十分滿意。

　　我們建議給你們計畫中的建築物裝置兩座焚屍爐，但請你們進一步研究，兩個焚屍爐是否肯定能滿足你們的需要。

　　我們保證這些焚屍爐效率高、耐用，並且用上等材料和精湛技術製造。等待你們進一步的消息，我們將隨時為你們效勞。

　　希特勒萬歲！

　　Ｃ‧Ｈ‧寇里

　　寇里公司總經理﹂

　　最後，即使德國的自由企業盡了極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技術，還是滿足不了焚燒屍體的需要。在許多集中營，結構完善的焚屍爐遠遠趕不上需要，尤其是一九四四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時它每天要焚毀六千具的屍體︵據霍斯提出的數字則多達一萬六千具︶。例如，一九四四年夏天的四十六天中，這個集中營殺死的匈牙利猶太人就達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名。甚至毒氣殺人室也趕不上需要，而不得不用特別行動隊的辦法進行集體掃射。屍體乾脆扔入壕溝焚燒，其中許多屍體只燒毀了一部分，然後就用推土機推上土埋起來。到最後，集中營長官都埋怨焚屍爐不僅不敷應用，而且﹁不經濟﹂。

　　首先用來殺死受難者的﹁齊克隆Ｂ﹂結晶藥物是由兩家德國公司供應的，它們都從伊‧格‧法本化學公司取得了專利權。這兩家公司就是漢堡的特奇一施塔本諾夫公司和德騷的達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應兩噸氰化物結晶體，後者每月供應四分之三噸。它們的提貨單曾在紐倫堡拿出來作證過。

　　這兩家公司的董事辯解說，他們出售這些產品只是供消毒用的，並不知道被用來殺人，但是，這種辯護是不能成立的。從已經發現的特奇一施塔本諾夫公司的一些信件來看，這些信上談到不僅供應產生毒氣的結晶藥品，而且還供應滅絕室的換氣和保溫設備。而且，那個與眾不同的霍斯一旦開始供認，就供認得相當徹底，他還證明，特奇公司的董事們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的產品的用途，因為他們提供的毒物足以殺害二百萬人。英國的一個軍事法庭在審問這家公司的兩個合夥人布魯諾‧特奇和卡爾‧威恩巴哈爾時確信這一點；這兩個人都在一九四六年被判死罪並被絞決。第二家公司，德騷的達格奇公司的董事格哈德‧彼得斯博士受到的懲罰較輕，德國法庭只判處了他五年徒刑。

　　戰後，在德國開始審判以前，人們普遍認為，大規模屠殺只是為數很少的一些狂熱的黨衛隊頭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記錄毫無疑問地證明了許多德國企業家是同謀犯，其中不僅包括克魯伯和法本化學托拉斯的董事，而且還包括許多較小的企業家，這些人從外表上看一定是最平凡和正派的人，就像任何地方的規矩的企業家一樣，是社會的棟樑。

　　僅僅在奧斯威辛一個集中營裡，到底屠殺了多少不幸的、無辜的人？人們將永遠無法知道它的確切數字。這些人中大多數是猶太人，但也有許多別的人，特別是俄國戰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狀中估計，有﹁二百五十萬人是在毒氣室和焚屍爐中被消滅的，至少還有五十萬人死於饑餓和疾病，總數約為三百萬人﹂。後來，在華沙法庭審判他本人時，他將這個數字減少為一百一十三．五萬人。一九四五年一月紅軍佔領了這個集中營以後，蘇聯政府進行過一番調查，獲得的數字是四百萬。萊特林格根據自己的詳細研究，認為奧斯威辛用毒氣處死的受難者的數字﹁連七十五萬﹂也不到。他估計有六十萬人左右死於毒氣室，此外還要加上大約三十萬或三十萬以上﹁失蹤者﹂的﹁未知數﹂，這些人是被槍殺或病死餓死的。不過，不論根據哪一種估計，數位都是巨大的。

　　特別隊人員在一堆堆冰冷粘濕的屍體旁邊工作著，死者如有假牙，他們就把鑲的金子拔出來。未被拔掉的，屍體被焚毀後，假牙上鑲的金子還留存，就從屍灰中揀出來。這些金子被熔化以後，同其它從罹難的猶太人身上搜到的貴重物品一起運給德國國家銀行。根據希姆萊和銀行總裁瓦爾特‧豐克博士簽訂的一個秘密協定，這些東西都存在黨衛隊帳上。帳戶用的一個假名字叫﹁馬克斯，海利格﹂。從這些滅絕營中劫掠而來的貴重物品，除了牙齒上的黃金以外，還有金表、耳環、手錫、戒指、項鍊，甚至還有眼鏡框子｜｜因為黨衛隊欺騙猶太人說要﹁重新安置﹂他們，鼓勵他們把所有的貴重物品都帶在身邊。此外還有大量的珠寶，特別是金剛鑽和銀器，以及大疊大疊的鈔票。

　　事實上，﹁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財物在德國國家銀行裡幾乎是滿坑滿谷。早在一九四二年，銀行在保險庫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圖的董事們便設法將這些物品交給市政當局主辦的當鋪去處理，換成現鈔。德國國家銀行於九月十五日致柏林市營當鋪的一封信談到﹁第二批貨物﹂的事。它一開頭便說：﹁我們將下列貴重物品交給你們，請盡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所附清單很長，並且分門別類，其中包括一百五十四隻金表，一千六百零一個金耳環，一百三十二個金剛鑽戒指，七百八十四隻銀質懷錶和﹁一百六十個各種鑲金假牙﹂。到一九四四年初，這家柏林當鋪已被這些源源不絕送來的贓物堆滿。它通知德國國家銀行，不能再繼續接受了。盟軍佔領德國以後，在納粹藏匿過部分文件和贓物的一些荒廢的鹽礦中，發現了許多在﹁馬克斯‧海利格﹂帳上留下來的財物，它們足以堆滿德國國家銀行法蘭克福分行的三個大保險庫。

　　銀行家們知道不知道這些獨特的﹁寄存物品﹂的來路呢？德國國家銀行貴重金屬物資部經理在紐倫堡供認，他和他的同事們注意到許多批貨物都是從盧布林和奧斯威辛運來的。

　　﹁我們都知道這些地方是集中營所在地。金牙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送來的第十批貨物中出現的。金牙日漸增多，數量十分可觀。﹂

　　臭名遠揚的黨衛隊經濟處處長奧斯瓦德‧波爾曾經專門負責黨衛隊的這門交易工作。他在紐倫堡強調指出，豐克博士和德國國家銀行的負責人與董事們都十分清楚他們要典當出去的這些貨物的來路。他相當詳細他說明了﹁豐克和黨衛隊之間進行的關於把猶太死人的貴重物品運給德國國家銀行的交易﹂。他記得他和銀行副總裁艾米爾‧波爾博士曾經有過這樣一次談話。

　　﹁在這次談話中，對這一點不再存在任何懷疑：將要交付的物資都是從那些在集中營裡被殺害的猶太人身上來的。所談的物資包括戒指、表、眼鏡、金條、結婚戒指、胸針、別針、金牙和其它貴重物品。﹂

　　波爾談到，有一次在視察了德國國家銀行中存放﹁來自猶太死人﹂的貴重物品的那些保險庫之後，豐克博士舉行了一次愉快的宴會，招待前往視察的人員。在宴會中，他們的談話的中心就是這些戰利品的獨特的來路。

﹁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已不再存在﹂

　　不止一個目擊者說過，許許多多猶太人是抱著聽天由命的精神來迎接納粹毒氣室中或特別行動隊的集體屠殺坑中的死亡的。但是，並非所有的猶太人都是這麼乖乖地聽人處死的。一九四三年春天，被圈禁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中的約六萬猶太人就曾經對納粹劊子手進行過反抗和鬥爭。這六萬人是一九四○年像牲畜一般被趕進這個區域的四十萬人中的殘存者。

　　關於這次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暴動，也許沒有一個人留下的記載會比鎮壓暴動的那個揚揚得意的黨衛隊軍官的記載更為可怕和具有權威性。這個德國人就是黨衛隊聯隊長、警察少將雨爾根‧施特魯普。他那本寫得繪聲繪色的官方報告書至今還留存著。那份報告用皮面精裝，有著豐富的插圖，用七十五頁精緻的厚證書紙打字而成，題目是︽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已不再存在︾。

　　在納粹征服波蘭一年以後，即一九四○年秋末，黨衛隊把約四十萬猶太人趕到一起，用一堵高牆把他們圈禁在那個中世紀的古老的猶太人隔離區周圍將近二英里半長、一英里寬的地區之內，同華沙其它區域隔絕。在正常的情況下，這個地區只能住十六萬人，因此這時就擁擠異常。但這還只是最起碼的困難。總督弗朗克甚至連僅夠勉強維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絕發給。猶太人還不准離開這個封鎖區，違者一經發現，就當場格殺勿論。因此，他們只能在圍牆內的幾個軍火工廠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它工作。而這幾個軍火工廠都是德國武裝部隊經營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隸勞動來攫取大量利潤的貪得無厭的德國商人經營的。至少有十萬猶太人依靠別人每天施捨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湯來苟延殘喘。那是一場毫無希望的求生的掙扎。

　　但是，猶太人隔離區的居民並未按照希姆萊所期望的那樣很快地餓死、病死，因此他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發佈命令，以﹁治安的原因﹂為辭，迫使華沙猶太人隔離區中的猶太人全部遷出。七月二十二日，大規模的﹁重新安置﹂行動開始了。據施特魯普的統計，自那天起到十月三日，一共有三十一萬零三百二十二個猶太人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說，他們已被運往滅絕營︵其中大多數被運往特萊勃林卡滅絕營︶用毒氣殺害了。

　　希姆萊還是不滿足。一九四三年一月，他突然到華沙進行了一次視察，發現猶太人隔離區中還有六萬人活著，就下令一定要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完成﹁重新安置﹂的行動。結果證明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冬天的氣候如此嚴寒，加之當時陸軍在史達林格勒遭到慘敗，跟著又在俄國南部節節後退，迫切需要運輸工具，因此黨衛隊很難找到必要的火車車皮來完成最後的﹁重新安置﹂計畫。而且，據施特魯普報告，猶太人也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抵制對他們的最後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萊的命令才得以執行。當時決定採取連續三天的﹁特別行動﹂來清除猶太人隔離區，但結果卻花了四個星期。在上年三十餘萬猶太人遷出以後，德國人得以縮小四周圍著高牆的隔離區的範圍。當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早晨，黨衛隊的施特魯普將軍指揮他的坦克、大炮、火焰噴射器和爆破隊襲擊這個地區時，它的面積已只有一千碼長、三百碼寬，然而，它卻像一個蜂窩似的，佈滿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拼命掙扎的猶太人把這些地方變成了他們的防守據點。他們的武器很少，只有一些手槍和步槍、偷偷運來的一二十挺機關槍和土製的手榴彈。但是，在這個四月的早晨，他們決心使用這些武器。在第三帝國歷史上，猶太人用武力反抗他們的納粹壓迫者，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施特魯普率領了二千零九十名士兵，其中約有一半是正規軍或武裝黨衛隊，其餘的則是黨衛隊的警察，加上三百三十五名立陶宛民團和一些波蘭警察及消防隊員。他們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魯普曾用電傳打字機每天發出報告，其中第一篇報告說︶行動剛一開始，我們就遭到了猶太人和匪徒們的猛烈的集中射擊。一輛坦克和兩輛裝甲車受到了莫洛托夫雞尾酒的猛擊｜｜由於遭到了敵人的這種反擊，我們只得後撤。﹂

　　德國人重新進行了攻擊，但是，遇到很大阻礙。

　　﹁約在十七點三十分，我們遭到一排建築物中敵人的猛烈抵抗，包括機槍射擊。有一個突擊隊擊敗了敵人，但是，未能捉到抵抗者。猶太人和罪犯們從一個據點到另一個據點且戰且退，進行抵抗，最後逃走了｜｜在第一次攻擊中，我們損失了十二個人。﹂

　　起初幾天的情況一直是這樣，在坦克、火焰噴射器和大炮的攻擊下，武器少得可憐的守衛者節節敗退，但仍然堅持抵抗。施特魯普將軍表示不能理解﹁這些廢物和劣等民族﹂︵這是他對那些被圍困的猶太人的稱呼︶為什麼不肯屈服和不甘心被清算。

　　﹁︵他報告道︶在幾天以內，事情已看得很清楚：猶太人不再心甘情願地被重新安置，而是決心要反抗疏散｜｜開頭幾天還能捉到相當數量天生是膽小鬼的猶太人，但是，在行動的後一階段，要抓到匪徒和猶太人就越來越困難了。猶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組成二三十人的新的戰鬥小組，組內還有數量相等的婦女，燃燒起新的反抗火焰。﹂

　　施特魯普寫道，婦女們都是先鋒隊，慣會﹁雙手開槍﹂和投擲手榴彈，這些手榴彈藏在她們穿的燈籠褲裡面。

　　戰鬥打到第五天，怒不可遏的希姆萊命令施特魯普﹁用最嚴酷和無情的頑強手段﹂﹁掃蕩﹂隔離區。

　　﹁︵施特魯普在最後一份報告中說︶因此我決定用燒光所有的房子的辦法把整個猶太區摧毀。﹂

　　接著，他描述了隨後發生的情況。

　　﹁猶太人留在大火燃燒著的屋子裡，直到他們害怕被活活燒死，才從樓上跳下來｜｜即使骨頭已被摔斷，他們還是盡力想爬到街道對面尚未著火的房子裡去｜｜儘管面臨著被活活燒死的危險，猶太人和匪徒們往往還是寧想回去葬身於烈火之中，而不願冒被我們活捉的危險。﹂

　　施特魯普這一類人根本就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男男女女寧願在烈火中戰死，而不願在毒氣室中平靜地送命。此刻他正在把那些未被殺害的俘虜送到特萊勃林卡去。四月二十五日，他打了一個電傳打字電報給黨衛隊總部，報告他抓到了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名猶太人。他說：

　　﹁我正在設法搞一列火車車皮，明天開往Ｔ二︵特萊勃林卡︶。如搞不到的話，就只好明天在這裡清算他們了。﹂

　　清算常常是就地進行的。第二天，施特魯普向上級彙報：﹁有一千三百三十名猶太人被拉出戰壕，立即消滅；有三百六十二名猶太人死於戰鬥。﹂只有三十名俘虜被﹁撤走﹂。

　　到暴動將近結束時，抵抗者躲到下水道中去。施特魯普想往下水道總管裡灌水，把他們淹出來，但猶太人設法把水擋住了。有一天，德國人從一百八十三個下水道探洞往裡投煙幕彈，但施特魯普懊惱地報告說，他們未能獲得﹁預期效果﹂。

　　最後的結局自然沒有什麼可懷疑的。陷入絕境的猶太人以奮不顧身的勇氣鬥爭了整整一個月，雖然施特魯普在一次每日彙報中是用另一種不同的口吻說的，他抱怨﹁猶太人和匪徒們使用種種狡猾的戰鬥方法和詭計﹂。到四月二十六日，他報告說，許多抵抗者被﹁熱、煙和爆炸﹂弄得﹁快要發瘋了﹂。

　　﹁這一天，又有好幾排房子被燒成焦土。這是迫使這些廢物和劣等民族到地面上來的唯一的和最後的辦法。﹂

　　五月十六日是最後一天。那天晚上，施特魯普發出了最後一天的戰況報告。

　　﹁一百八十名猶太人、匪徒和劣等民族已被消滅，過去的華沙猶太區已不復存在。二十點十五分，炸毀華沙猶太會堂，這一場大規模行動至此結束｜｜

　　總共處置了五萬六千零六十五名猶太人，其中包括抓到的和證實已被消滅的猶太人。﹂

　　一星期以後，總部要他對這個數字作一說明。他回答道：

　　﹁在這五萬六千零六十五人中，有七千人在大規模行動期間在前猶太人隔離區中被消滅。六千九百二十九人被押送到特萊勃林卡後消滅了；因此，被消滅的猶太人的總數是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九人。此外，有五千｜六千名猶太人是被炸死或在烈火中燒死的。﹂

　　施特魯普將軍的算術做得不十分清楚，因為還有三萬六千名猶太人沒有交代。但是，他在那本精裝的最後報告中說的確是實情：他抓到了﹁總共五萬六千零六十五個猶太人，他們確實已被消滅﹂。毫無疑問，有三萬六千人是在毒氣室裡被毒死的。

　　據施特魯普報告，德國人的損失是：十六人被殺，九十人受傷。從這個將軍親自描述的十分可怕的戰鬥細節和逐屋爭奪戰的殘酷性質來看，真正的數字大概要大得多，但是為了不去刺激希姆萊的敏感的神經，他把數字報得很低。施特魯普最後說：德國的軍隊和警察﹁本著忠誠的精神，毫不懈怠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他們全都是士兵的好榜樣﹂。

　　﹁最後解決﹂一直進行到戰爭結束時為止。它究竟屠殺了多少猶太人？這個數字一直在爭論中。據兩個黨衛隊中目擊者在紐倫堡供述，僅僅秘密警察猶太處處長卡爾‧艾克曼就殺死了五六百萬人。艾克曼是從事這種罪行的納粹大專家之一，在﹁最後解決﹂創導者海德里希的指使下進行這個工作。紐倫堡起訴書上的數字是五百七十萬，與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估計數字一致。萊特林格對﹁最後解決﹂曾做過詳細調查，他推斷的數字要少一點｜｜在四百一十九萬四千二百人到四百五十八萬一千二百人之間。

　　一九三九年住在希特勒軍隊佔領區裡的猶太人約有一○○○萬。不論根據哪一種估計，他們肯定已被德國人消滅了將近一半。這就是納粹獨裁者的神經錯亂所造成的最終結果和付出的驚人代價；這種神經錯亂是他早在青年時代在維也納過流浪生活時患上的，而且又傳給了他的眾多的德國信徒們，或者說，他們本來就患這種病症。

醫學試驗

　　在壽命不長的新秩序時期，德國人的某些行為與其說是產生於大規模屠殺慾，不如說是出於純粹的虐待狂。也許對精神病醫生說來，這兩者之間才有所區別，但它們的最後結果是完全一樣的，只不過死亡的規模前者與後者有所不同罷了。

　　納粹的醫學試驗便是這種虐待狂的一個例子，因為把集中營的囚犯和戰俘當作豚鼠進行試驗，在科學上得到的好處是極少的，如果說有任何好處的話。這是德國醫學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個恐怖的故事。雖然進行﹁試驗﹂的是不到二百名的殘忍的江湖醫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醫學界的地位甚高｜｜但是全國的成千上萬名第一流醫生是知道他們的罪行的，而從所有的文件看來，這些醫生竟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最輕微的公開抗議。

　　在這種謀殺中罹難的不只是猶太人。納粹醫生也利用了俄國戰俘、波蘭集中營裡的男女囚犯，甚至還有德國人。﹁試驗﹂的方法各種各樣。囚犯們被置於壓力試驗室，受﹁高度﹂試驗，直至停止呼吸。他們被注射致命的斑疹傷寒和黃疸病毒。他們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凍﹂試驗，或者被脫光衣服放在戶外雪地裡直至凍死。他們還被用來進行毒藥彈和糜爛性毒氣的試驗。在專門囚禁婦女的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被稱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蘭女犯受到毒氣壞疽病的創傷，其餘的女犯則被進行﹁接骨﹂試驗。在達豪和布痕瓦爾德，吉普賽人被挑選來試驗靠喝鹽水究竟能活多長時間，是怎樣活的。在幾個集中營，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大規模地對男女犯人進行了絕育試驗，因為正如一個黨衛隊醫生阿道夫‧波科爾尼有一次在給希姆萊的信中所說：﹁不僅要征服敵人，而且要使他們滅絕。﹂如果不能把他殺掉｜｜如前所述，到戰爭快要結束時，對奴隸勞動的需要使這種做法成為疑問｜｜可以使他不能生育。事實上，波科爾尼醫生告訴希姆萊，他認為他已找到了完全恰當的辦法，就是用一種杯芋屬植物，他說這種植物有永遠絕育的效果。

　　﹁︵這個高明的醫生在寫給黨衛隊頭子的信中說︶目前囚禁在德國的三百萬布爾什維克可以使之絕育，這樣，就可以使他們做工，而又不致於繁殖，僅僅這個想法就展示了遠大的前景。﹂

　　另一個胸懷﹁遠大前景﹂的德國醫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學解剖學研究所所長奧古斯特‧希爾特教授。他的專業同其它人的專業有所不同。他在一九四一年耶誕節寫給希姆萊的副官魯道夫‧勃蘭特中將的信中，把自己這一專業作了以下的說明：

　　﹁我們搜集了大量各個種族和民族的頭蓋骨。但猶太人種頭蓋骨標本很少｜｜現在在東方進行的戰爭給我們提供了克服這個缺點的機會。由於獲得了猶太族布爾什維克政治委員｜｜他們是令人憎厭但卻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標本｜｜的頭蓋骨，我們現在有機會得到科學材料了。﹂

　　希爾特教授不要已經死掉的﹁猶太族布爾什維克政治委員﹂的頭蓋骨，他建議在這些人還活著的時候，先把他們的頭量一量。然後｜｜

　　﹁在把這些猶太人弄死以後，不要損壞他們的頭顱，應由醫生割下他們的頭，裝入密封的白鐵罐裡送來。﹂

　　希爾特博士答應，接到這些頭顱以後他將進行工作，進一步作科學的測量。希姆萊高興極了。他指示為希爾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東西﹂。

　　希爾特得到了充分的供應。他的供應者是一個名叫沃爾弗萊姆‧西佛斯的有趣的納粹份子。他在紐倫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後的﹁醫生案件﹂中，花了許多時間充當見證人。在﹁醫生案件﹂中，他也是一個被告。西佛斯原來是一個書商，後來爬到黨衛隊上校和遺傳研究所執行秘書的地位。這個研究所是希姆萊為追求他的許多瘋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個荒謬絕倫的﹁文化﹂組織。據西佛斯說，它有五十五個﹁研究分支機構﹂，其中有一個稱為﹁軍事科學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長。此人目無定睛，表情陰險，還長著濃密的、漆黑的鬍鬚。在紐倫堡，人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納粹藍鬍子﹂｜｜﹁藍鬍子﹂是一個著名的法國殺人犯。像本書中許多其它人物一樣，他也保藏著一本小心記錄的日記，這本日記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來，對他走上斷頭臺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西佛斯在奧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希爾特博士作﹁科學測量﹂的骨骸之用。西佛斯報告說，﹁總共處理了一百一十五人，其中有七十九名猶太男子，三十名猶太婦女，四名﹃亞洲人﹄和二名波蘭人﹂。他要求柏林的黨衛隊總部把這些人從奧斯威辛運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納茨維勒集中營去。紐倫堡的一位英國檢察官曾經問到﹁處理﹂這個詞究竟包含著什麼意義。

　　西佛斯回答道：﹁人類學的測量。﹂

　　﹁在他們被殺害之前，他們要經過人類學的測量？這就是處理的全部過程，是嗎？﹂

　　﹁還做了模型。﹂西佛斯補充道。

　　以後的情況是黨衛隊上尉約瑟夫‧克拉麥敘述的，他是奧斯威辛、毛特豪森、達豪和其它集中營的一名老劊子手，曾經以﹁貝爾森野獸﹂之名而威震一時，後來被一個英國法庭在盧納堡判處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學研究所的希爾特教授告訴我，有一批囚犯正從奧斯威辛運來。他說這批人將被送往納茨維勒集中營的毒氣室用毒氣殺死，屍體將被送到解剖學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給我一個裝著約半品脫鹽｜｜我想那是氰化鹽｜｜的瓶子，並且告訴我，大概應當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來自奧斯威辛的囚犯。

　　一九四三年八月初，我收到了八十個囚犯，要我用希爾特給我的毒氣殺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帶著大約十五個婦女乘坐一輛小汽車駛往毒氣室。我告訴這些婦女，她們必須到室內進行消毒。我沒有告訴她們將被毒死。﹂

　　這時，納粹的技術已經十分完善了。

　　﹁︵克拉麥接著敘述道︶在幾個黨衛隊人員的協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剝得精光，並把她們赤條條地推進毒氣室。

　　門一關上，她們就開始尖聲號叫起來。我通過一條管子把一定數量的毒鹽送入室中｜｜從一個窺視孔看室內發生的情況。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約半分鐘便栽倒在地上。我開了通風機以後，把門打開。我發現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混身都是糞便。﹂

　　克拉麥上尉作證說，他這樣反覆做了幾次，直到八十名囚犯都被殺死，他們的屍體也都﹁按照要求﹂送給希爾特教授了。當檢察官問他當時的感覺時，他說出了一個令人難忘的答案，這個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國的一種極難為人理解的現象的本質。他說：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毫無感覺，因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訴過你的辦法殺死這八十個人的。而且，我正是按照這種方式訓練出來的。﹂

　　另一個證人亨利‧赫里皮埃爾供出了下一步所發生的情況。他是一個法國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學研究所希爾特教授的實驗室中當助理員，一直到盟軍進駐該地時為止。

　　﹁我們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三十個婦女的屍體｜｜這三十具女屍到達時，身上還沒有完全冰涼。她們的眼睛睜得很大，而且還在發光，眼珠通紅，充滿血絲，而且都從眼窩裡突了出來。鼻子和嘴巴周圍有血跡，屍體還沒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爾懷疑她們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將刺在她們左臂上的囚犯號碼抄了下來。他說，其後又運來了兩批囚犯，共五十六個男屍，情況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樣。在希爾特博士的技術指導下，他們被浸在酒精裡。但是，這位教授對這件事有點心神不安。他對赫里皮埃爾說：﹁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會像他們一樣。﹂

　　但希爾特教授還是進行了他的工作。根據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頭割下來，並且，如他自己所寫的，﹁把這些過去從未得到的骨骸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現了一些困難。在聽到希爾特博士申述這些困難以後，本人並沒有醫學或解剖學的專門知識，但是仍擔任這個遺傳學研究所領導的西佛斯，於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向希姆萊報告。他說：

　　﹁由於科學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屍體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八十具屍體需要一些時間。﹂

　　而且時間不多了。正在挺進的美、法軍隊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爾特要求﹁對如何處理這些收藏，予以指示﹂。

　　﹁︵西佛斯代表希爾特博士向總部彙報說︶可以把屍體的肌肉剝掉，使人們辨認不出他們究竟是誰。但是，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學將失去這一批獨特的收藏，因為剝掉肌肉以後，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這樣的骨骼收藏是不會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說是在我們接管解剖學研究所時法國人留下來並準備送去焚燒的。在以下三種建議中，應實行哪一種，請予指示：︵一︶全部收藏都保存下來；︵二︶銷毀一部分；︵三︶全部銷毀。﹂

　　﹁你為什麼要剝掉屍體的肌肉，證人？﹂在寂靜無聲的紐倫堡法庭上，英國檢察官問道，﹁為什麼你建議把責任推到法國人身上？﹂

　　﹁我是個門外漢，對這件事可說不出什麼意見。﹂這個﹁納粹藍鬍子﹂回答道，﹁我只不過是轉達希爾特教授的一個問題。我和屠殺這些人的事情毫無關係。我只是起了郵差的作用。﹂

　　檢察官反駁他說：﹁你僅僅是個郵差，一個傑出的納粹郵差嗎？﹂

　　許多納粹份子在受審時總是拿這個漏洞百出的理由為自己辯護。這一次，也和其它多次一樣，一下子就被檢察官抓住了。

　　繳獲的黨衛隊檔案透露，西佛斯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曾經彙報：﹁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銷毀。從整個形勢看來，這樣處置最好。﹂

　　後來，赫里皮埃爾描述了沒有完全成功的焚屍滅跡的企圖：

　　﹁一九四四年九月，盟軍向貝爾福特挺進，希爾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爾先生把這些屍體切成塊，送到焚屍爐裡燒毀｜｜第二天我問梅爾先生，他把所有屍體都切掉了沒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們設法把全部屍體都切掉，屍體太多，幹不完。我們留了幾具在儲藏室裡。﹄﹂

　　一個月後，當美國第七軍團的部隊以法國第二裝甲師為前鋒進入斯特拉斯堡時，一個盟軍工作組在那兒發現了這幾具屍體。﹂

　　新秩序的主子們不僅搜集骨骸，而且還搜集人皮。不過在後一種情況下不能用﹁為科學研究服務﹂作藉口。集中營中囚犯的人皮、特別是專門為了這個殘忍目的而處死的囚犯身上剝下來的人皮，只有裝飾的價值。有人發現它們可以用來製造極其精美的燈罩，其中有幾只是專門為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長官的老婆依爾斯‧科赫夫人製造的；囚犯們給這個女人取了個外號叫﹁布痕瓦爾德的娼婦﹂。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歡迎。一個名叫安德列阿斯‧法芬伯爾格的德國囚犯在紐倫堡談到這個問題。

　　﹁｜｜所有紋身的囚犯奉令須向醫療所報告｜｜對囚犯們檢查以後，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藝術價值的，就用注射毒藥的辦法殺死。然後將屍體送往病理學部門，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從屍體上剝下來，並作進一步的處理。成品送給科赫的老婆，做燈罩和其它傢俱上的裝飾品。﹂

　　有一片人皮顯然最為科赫夫人所喜愛，上面刺著﹁漢斯和格麗特爾﹂字樣。

　　在另一個集中營達豪，這種人皮常常供不應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醫生，在紐倫堡為此作證時，就曾這樣說過：

　　﹁有時我們得不到足夠的有著好皮的屍首，臘徹爾博士就說：﹃沒關係，你們將會得到屍體的。﹄第二天我們就會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屍體。他們都是頸部中彈或頭部被擊碎致死的，這樣可以不弄壞皮膚｜｜這種人皮一定要從健康的囚犯身上剝下來，而且要完整無缺。﹂

　　正是這個席格蒙‧臘徹爾博士似乎應當首先對殘忍已極的醫學試驗負責。由於在黨衛隊中流傳臘徹爾夫人在四十八歲以後還生育了三個子女的新聞，這個可怕的江湖醫生引起了希姆萊的注意。因為希姆萊一心要培育繁殖優秀北歐人的後代。事實上，這三個孩子卻是臘徹爾夫婦每隔一個時期到孤兒院去拐騙來的。

　　一九四一年春，臘徹爾博士參加德國空軍在慕尼黑舉辦的一個特種醫學訓練班時，突然異想天開。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寫信給希姆萊，談到他這個狂想。他說他吃驚地發現，關於飛行高度對飛行員影響的研究工作已陷於停頓，因為﹁一直找不到人來進行試驗，因為這種試驗非常危險，沒有人自願來做﹂。

　　﹁你能否提供兩三個職業罪犯來做這種試驗｜｜受試驗者當然會死掉。這種試驗將在我的合作下進行。﹂

　　黨衛隊頭子在一個星期內就覆信表示：﹁自將樂於提供囚犯供高空飛行研究之用。﹂

　　於是便撥來了一些囚犯，臘徹爾博士開始進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從他自己的以及別人的一些報告中看到，這些報告都在紐倫堡和其後審訊黨衛隊醫生的法庭中出示過。

　　臘徹爾博士自己的研究報告，在亂用科學術語方面稱得上是典範之作。為了進行高空試驗，他把慕尼黑的空軍減壓室搬到達豪集中營附近，那裡有活人隨時備用，當做試驗的豚鼠。從這個裝置裡，把空氣抽掉，使其中的氧氣和氣壓近似在高空中的狀態。然後，臘徹爾博士就進行觀察。下面是一個典型的觀察情況。

　　﹁第三個試驗是試驗人體在相當於二萬九千四百英尺高空時的失氧反應，受試驗的是一個三十七歲的健康的猶太人。呼吸繼續了三十分鐘。四分鐘以後，受試驗者開始出汗和扭動頭頸。

　　五分鐘以後，出現了痙攣狀態；從第六分鐘到第十分鐘，呼吸急促，受試驗者失去知覺。從第十一分鐘到第三十分鐘，呼吸減慢，每分鐘只吸氣三次，到這段時間終了時，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後大約半個鐘頭，開始解剖屍體。﹂

　　在臘徹爾博士辦公室內工作過的一個奧地利囚犯安東‧巴霍萊格也描述了這些試驗，不過不是那麼有科學味道而已。

　　﹁我曾親自從減壓室的觀察窗中，看到裡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兩肺破裂｜｜他們會發狂，扯掉自己的頭髮，想努力減輕壓力。他們在瘋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頭和臉，傷害自己。他們用手和頭撞牆，高聲號叫，努力減輕耳膜上的壓力。這些情況總以試驗者死去告終。﹂

　　臘徹爾博士對二百名左右囚犯進行這種試驗之後，才結束了他這個工作。從﹁醫生案件﹂的證詞看來，這二百人中約有八十人當時被害，其餘的人則是為了滅口而在後來被處死的。

　　這個特殊的研究計畫於一九四二年五月結束。當時，德國空軍元帥埃哈德‧米爾契向希姆萊轉致了戈林的﹁謝意﹂，感謝臘徹爾博士的首創性試驗。不久以後，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空軍軍醫督察希伯克中將為了﹁達豪的試驗﹂以德國空軍醫務和研究部門的名義向希姆萊表示﹁由衷的感謝﹂。然而，他認為這些試驗中遺漏了一項，他們沒有把飛行員在高空所面臨的嚴寒考慮在內。他告訴希姆萊，為了彌補這個缺陷，空軍正在建造一間﹁有著全套冷卻設備和相當於十萬英尺高空條件﹂的減壓室，他還說，﹁各種方式的冷凍試驗仍在達豪繼續進行﹂。

　　試驗確實在繼續進行，而且又是臘徹爾博士帶頭的。但是，他的醫生同行中，有些人已開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應當做臘徹爾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嗎？德國空軍中的少數軍醫顯然開始產生了懷疑。希姆萊聽到這種情況，非常震怒，立即寫信給米爾契空軍元帥，抗議空軍中的﹁基督教醫學界﹂所引起的麻煩。他要求這位空軍參謀長解除臘徹爾在空軍醫務隊中的職務，以便把他調到黨衛隊去。他建議他們去找一個﹁應該有科學家的聲望的非基督教徒的醫生﹂來繼續臘徹爾的有價值的工作。同時希姆萊強調指出，由他

　　﹁親自負責從集中營提供只配一死的社會渣滓和罪犯供這種試驗。﹂

　　臘徹爾博士的﹁冷凍試驗﹂有兩種：第一種是，觀察一個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氣溫，超過這個限度才會凍死；第二種是，找尋經受了極端寒冷而尚未凍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辦法。他選用了兩種凍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裡，或者在冬天將人脫得精光，赤條條地放在雪地裡過夜。臘徹爾寫給希姆萊的關於﹁受凍﹂和﹁回暖﹂試驗的報告連篇累牘；這裡只舉一兩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試驗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進行的。

　　﹁受試驗者穿上飛行員服裝，被浸入水中｜｜頭上蒙了罩子。讓他們穿著救生衣以免下沉。試驗時水的溫度在華氏三十六．五度至五十三．五度之間。在第一組試驗中，腦後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組試驗中後頸和小腦淹在水裡。胃部的溫度低至七十九．五度，腸部低至七十九．七度，都由電錶記錄下來。只是當脊髓和小腦都凍得冰冷的時候才會死亡。

　　在解剖這種死屍時，總會發現腦殼內的空處充滿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脫的淤血。心臟的情況總是右心室極度腫脹。受試驗者只要體溫降到八十二．五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種急救也無法復活。

　　這種解剖結果明顯地證明，在目前正研究製作的泡沫護身服上有一個保溫的頭部和頸部保護裝置是很重要的。﹂

　　臘徹爾博士的一個附件中包括六份﹁死亡病歷﹂，它們注明了水溫，受試驗者出水時的體溫，死亡時的體溫，在水中浸泡的時間和致死所需的時間，最強壯的人能在冰水中維持一百分鐘，最弱的只能維持五十三分鐘。

　　集中營的囚犯瓦爾特‧奈夫曾在臘徹爾博士手下擔任護士，他用外行話給﹁醫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凍試驗的材料。

　　﹁這是一次最殘忍的試驗。兩個俄國軍官從戰俘營中被押解出來。臘徹爾把他們的衣服剝光，赤身浸入水桶。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地過去了，這一次，這兩個人待了整整兩個半鐘頭還能應聲答話，而一般情況是，最多只待上六十分鐘就會失去知覺。他們懇求臘徹爾給他們注射安眠劑，但怎麼懇求也不答應。在快滿第三個鐘頭時，一個俄國人向另一個說道：﹃同志，請你跟那個軍官說，開槍把我們打死吧！﹄另一個人回答道，他不期望這個法西斯豺狼會發善心。然後，兩人就握手道別，彼此說了一句﹃再見，同志。﹄｜｜一個波蘭青年把這幾句話翻譯給臘徹爾聽，雖然譯的與原話稍有出入。臘徹爾走進他的辦公室。那個波蘭青年馬上想給這兩個受害者打麻藥針，但臘徹爾立即又折回來，他用手槍威嚇我們｜｜試驗至少延續了五小時，那兩個受試驗者才死去。﹂

　　初期冷凍試驗的名義上的﹁主持人﹂是個叫霍爾茲洛納博士的基爾大學醫學教授。他有一個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們和臘徹爾一起工作了兩個月以後，認為他們已經用盡了一切可以試驗的辦法。於是這三個醫生就給空軍寫了一份長達三十二頁的絕密報告，題為︽人體的冷凍試驗︾。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還在紐倫堡召開了一次德國科學家會議來聽取和討論他們的試驗報告。會議討論的主題是︽關於在海上和冬季緊急情況中的醫學問題︾。根據﹁醫生案件﹂中的證詞，當時有九十五名德國科學家出席了這次會議，其中包括醫學界的一些最著名人物。雖然這三個醫生使大家毫無疑問地知道試驗殺害了許多人，卻沒有一個人對此提出任何問題，因而也沒有提出任何抗議。

　　霍爾茲洛納教授和芬克博士這時退出了試驗，但堅持不懈的臘徹爾博士仍然獨自堅持下去，從一九四二年十月一直進行到第二年的五月，除了其它試驗以外，他還要進行一種他所謂的﹁乾凍試驗﹂。他在寫給希姆萊的信中說，在奧斯威辛

　　﹁進行這種試驗要比在達豪適合得多，因為那裡更冷，同時因為那裡地方大，在集中營內引起的騷動可以少一點。︵受試驗者在受凍時要大喊大叫的。︶﹂

　　由於某些原因，改變地點一節未能實現，因此臘徹爾就在達豪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他巴望著來個真正的嚴冬天氣。

　　﹁︵一九四三年初春，他寫信給希姆萊說︶感謝上帝，達豪又出現了一陣突然的嚴寒。一些人在戶外二十一度的氣溫下待了十四小時，他們的體溫落到七十七度，身上出現凍傷｜｜﹂

　　在﹁醫生案件﹂中，證人奈夫又用外行話描述了他的上司所進行的﹁乾凍﹂試驗。

　　﹁晚上，一個囚犯被赤身放在營房外的一副擔架上，身上蓋一條被單，每小時往他身上潑一桶冷水。這個受試驗的人就這樣躺在外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體溫都記錄了下來。

　　後來臘徹爾博士說，給受試驗者蓋被單和潑水是錯誤的｜｜將來，受試驗者身上絕不要蓋任何東西。下一次又用十個囚犯來依次進行試驗，他們一個個都被脫得精光。﹂

　　當囚犯們慢慢凍死的時候，臘徹爾博士或他的助手不斷記錄著他們的體溫、心臟活動和呼吸狀況等等，受難者的悲號不時劃破夜晚的沉寂。

　　﹁︵奈夫向法庭解釋道︶起初臘徹爾禁止在麻醉狀態下進行這種試驗。但是受試驗者的狂喊亂叫，使臘徹爾不對他們施行麻醉就無法繼續試驗。﹂

　　冬夜，受試驗者被扔在達豪營房外的冰水桶裡或赤身躺在地上凍死｜｜希姆萊說，這些人只配死。即使沒有凍死，他們馬上也會被殺死。但是，如果是勇敢的德國飛行員和水兵們︵這些試驗表面上正是為了他們才進行的︶掉進北冰洋的冰水裡或者陷在挪威、芬蘭或俄國北部北極圈內的冰天雪地之中，則只要可能一定要把他們救出來！於是，這個天下絕無僅有的臘徹爾博士便在達豪對那些﹁活人豚鼠﹂進行所謂﹁回暖試驗﹂。他想知道，要使凍僵了的人回暖起來，並能把他救活，究竟用什麼辦法最好？

　　海因里希‧希姆萊在給他那夥忙忙碌碌的科學家提供﹁實際﹂解決辦法方面，從來是不落後的。他向臘徹爾建議，可以試用﹁動物的體溫﹂來回暖，但這個醫生起初並沒有重視這個想法。他寫信給這個黨衛隊頭子說：﹁用動物的體溫｜｜動物或女人的身體｜｜來回暖太慢了。﹂可是，希姆萊堅持要說服他。

　　﹁︵他寫信對臘徹爾說︶我對用動物體溫進行試驗懷有很大的好奇心。我個人認為這種試驗可以取得最好的、最有效的結果。﹂

　　臘徹爾博士雖然有懷疑，但他不是一個敢漠視黨衛隊頭子的建議的人。他立即動手進行所有試驗中最荒誕的﹁試驗﹂，並且為後代子孫留下了各種駭人聽聞的詳細記錄。四個女犯從臘文斯勃魯克的婦女集中營被送到達豪來給他。但是，在這些被列為妓女的女犯中，有一個使這位大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上司彙報說：

　　﹁在指派給我的女人中，有一人表現出她具有地道的北歐民族的特點｜｜我問這個女孩子為什麼情願當妓女，她回答道：﹃為了脫離集中營。﹄當我表示反對說自願做妓女是可恥的事情時，她對我說：﹃在妓院裡混半年總比在集中營裡關半年強｜｜﹄

　　當我想到一個外表看來純係北歐民族的姑娘在劣等種族的集中營犯人面前赤露身子時，我的種族良心感到受了侮辱｜｜為此，我拒絕用這個女孩子來進行我的試驗。﹂

　　但是他用上了另外那些頭髮不那麼金黃、眼睛不那麼碧藍的女人。他的研究結果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寫成一份﹁秘密﹂報告，送呈給希姆萊。

　　﹁受試驗者按照慣常的方式受凍｜｜穿著衣服或是脫得精光｜｜他們被浸入不同溫度的冷水裡｜｜當他們肛門溫度到八十六度時，就被從水中移出。

　　在八次試驗中，我們把一個凍僵的男人放在一張寬大的床上，躺在兩個裸體女人中間。指示這兩個女人儘量緊挨著蜷伏在凍僵了的男人的身旁，然後用毯子把三個人蓋起來｜｜

　　受試驗者一旦蘇醒過來，他們就再也不會失去知覺，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貼近女人的裸體。然後，他們的體溫逐漸上升，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緊裹下的回暖速度幾乎完全一樣｜｜有四個受試驗者發生了例外的情況，他們在體溫達到八十六度至八十九．五度之間時，進行了性交。性交以後，他們的體溫迅速上升，同用熱水洗澡差不多。﹂

　　臘徹爾博士發現，一個女人使凍僵者回暖的速度比兩個女人還要快，他對這一發現頗感驚奇。

　　﹁我認為這是因為用一個女人來回暖，就避免了那種個人的抑制，她會更緊地貼近凍僵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恢復知覺特別迅速。只有一個人沒有恢復知覺，只是稍稍有點回暖。這個受試驗者出現腦溢血的症狀後死去，解剖的結果證明確實是腦溢血。﹂

　　概括說來，這個嗜殺成性的劊子手得出結論說，用女人來使﹁凍僵了的﹂男人回暖，其﹁進程非常緩慢﹂，用熱水洗澡的辦法更有效些。

　　﹁︵他總結說︶在受試驗者中，只有那些身體狀態允許進行性交的人，才能以驚人的速度回暖，並以驚人的速度恢復健康。﹂

　　從﹁醫生案件﹂中的證詞看來，有三百人被用來進行了約四百次﹁冷凍﹂試驗，直接被凍死者有八九十人，其餘的人︵除極少數例外︶後來都被殺害，有些人發了瘋。臘徹爾博士本人沒有出席這次審訊作證。他繼續進行他的血腥的新試驗，為數之多，不勝枚舉，直至一九四四年五月同他老婆一起被黨衛隊逮捕時為止。他們被捕的原因似乎並不是為了他那些殺人的﹁試驗﹂，而是因為他和他老婆被控在他們的子女的出生問題上進行了欺騙。這種欺騙行為是崇拜德國母親的希姆萊所不能容忍的。他曾經真的相信，臘徹爾太太是在四十八歲那年開始先後生育三個孩子的，當他知道這些孩子是拐騙來的之後，他大為震怒。於是，臘徹爾被關進了他所熟悉的達豪集中營的政治犯牢房，他的老婆則被押往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這個醫生曾經從那裡得到許多妓女來進行﹁回暖﹂試驗。夫妻兩人都沒有活下來，據信他們是希姆萊本人下令處死的｜｜這是他一生中最後的行動之一。否則，他們可能成為尷尬的證人。

　　這樣尷尬的證人，確實有一些活下來受審了。其中有七名被判死罪並已被絞決，他們直到最後還為自己辯護，說他們的殺人試驗是為祖國服務的愛國行為。﹁醫生案件﹂中唯一的一個女被告赫塔‧奧伯休塞博士被判二十年徒刑。她承認曾給五六個被關在臘文斯勃魯克的波蘭婦女︵一共有幾百人︶注射致命的毒針，使她們受到各種﹁試驗﹂的折磨。有不少像臭名昭著的波科爾尼那樣想使千百萬敵人喪失生殖能力的醫生被宣告無罪。有幾個人表示悔罪。在第二次審訊這些醫界敗類時，曾在哈佛醫學院任教的艾德溫‧卡成侖包根博士要求法庭判處他死刑。他大聲說：﹁你已經在我的前額刻上了該隱的標記。任何一個醫生如果犯了我所被控的那些罪行，都應當處死。﹂他被判處了無期徒刑。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戰爭進行到中途時，發生了一件報復行動：新秩序的匪首們因為屠殺被征服的人民而遭到了一次報復。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處處長、秘密警察的副首領、三十八歲的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了暗殺。這個長著鷹鉤鼻子和一對冷酷的眼睛的惡魔警官，是﹁最後解決﹂的創始人，在佔領區中被稱為﹁劊子手海德里希﹂。

　　日夜圖謀取得更大權力並且陰謀取代他的上司希姆萊的海德里希，在他的其它許多職務之外，又謀到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代理保護長官﹂的職位。前任﹁保護長官﹂，那個可憐的老牛賴特於一九四一年九月被希特勒用長期病假的名義趕走了，海德里希代替了他，佔據了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古堡｜｜波希米亞國王的王宮所在地，但是，他在這個寶座上沒有坐很長久。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早晨，當他乘坐敞篷的曼賽德斯牌競賽用汽車，從鄉村別墅駛往布拉格的古堡時，一顆英製炸彈向他投來，把他的汽車炸得粉碎，把他的脊椎骨也炸斷了。這顆炸彈是兩個捷克人投擲的，他們一個叫揚‧庫比斯，一個叫約瑟夫‧加拜克，屬於當時在英國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軍隊，是由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空投下來的。他們有執行這個任務的良好裝備，在施放煙幕後逃走，並且得到了布拉格的卡爾‧波洛梅斯教堂神父們的掩護。

　　海德里希於六月四日傷重身死，接著，德國人就進行野蠻的報復。為了他們的英雄之死，按照古老的條頓民族原始儀式，一場地地道道的大屠殺開始了。根據秘密警察的一份報告，有一千三百三十一名捷克人，其中包括二百零一名婦女，被立即處死。真正的刺客和一百二十個隱藏在卡爾‧波洛梅斯教堂的捷克抵抗運動成員一起，被黨衛隊包圍起來，殺得一個不剩。然而，由於這個反抗主宰民族的行動而受害最深的，還是猶太人。他們之中有三千人被趕出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照顧的﹂猶太人隔離區，運往東方被消滅。在爆炸的當天，戈培爾就在柏林的少數尚未被捕的猶太人中逮捕了五百人；在海德里希死去的那天，槍決了其中的一百五十二人，以示﹁報復﹂。

　　但是，在海德里希之死所引起的後果中，離布拉格不遠的克拉德諾煤礦城附近的利迪斯村的命運，也許是文明世界所最難忘卻的。在這個和平的小村裡，進行了一場可怕的野蠻屠殺，原因只不過是為了殺一儆百給被征服的人民看看，因為他們居然膽敢殺害一個征服者。

　　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早上，有十輛大卡車滿載德國保安警察，在馬克斯‧羅斯托克上尉的率領下，到達了利迪斯，包圍了這個村莊。任何人都不准離開這個村莊，只許外出的村民回來。有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因為嚇怕了，想偷偷逃走，當場被槍殺。有一個農婦跑向村外的田野裡，背後中了一槍身死。全村的男子都被鎖在村長霍拉克的穀倉、馬廄和地窖裡。

　　第二天從天亮時起一直到下午四點鐘，他們被押到穀倉後的花園裡，十人一排，被保安警察的執刑隊槍決。在那裡處決的共有一百七十二個男子和十六歲以上的青年，此外還有十九個男村民在大屠殺時，正在克拉德諾礦場裡工作，後來被抓到後在布拉格處決。

　　有七個婦女在利迪斯被捕後，被押到布拉格槍決。這個村莊的所有其它婦女，一共一百九十五人，都被運往德國的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在那裡，七人被毒氣毒死，三人﹁失蹤﹂，四十二人被虐待致死。有四個將要分娩的利迪斯婦女，起初被送往布拉格的產科醫院，她們的新生嬰兒被殺害後，她們自己又被運往臘文斯勃魯克。

　　留下來要德國人處理的只有利迪斯村的兒童了。他們的父親現在都死了，母親都被囚禁起來了。必須說明，德國人並沒有把他們也槍決掉，甚至男孩子也未槍決。他們都被送到格奈斯瑙的一個集中營。他們一共有九十人，其中七個不滿一周歲的孩子經過希姆萊的﹁種族專家﹂的適當檢查以後，被納粹挑選出來送往德國，取了德國名字，準備培養成德國人。後來，其它孩子也得到同樣的處置。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提交紐倫堡法庭的一份關於利迪斯的官方報告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們已完全沒有下落了。﹂

　　幸運的是，他們之中至少有一些人後來被找到了。我記得在一九四五年秋，我在當時盟軍管制的德國報紙上看到一些僥倖沒有死亡的利迪斯村的母親們所發出的可憐的呼籲，她們要求德國人民幫助她們尋找她們的子女的下落，並把他們送回﹁老家﹂。

　　實際上，利迪斯這個村莊本身已經從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在屠殺了男人、運走了婦女和兒童以後，保安警察立即燒毀了村莊，炸光了斷垣殘壁，並且把它夷為平地。

　　雖然利迪斯村成為納粹所犯的這類野蠻罪行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但是，它並不是德占區中得到這種悲慘結局的唯一的村莊。在捷克斯洛伐克還有一個這樣的村莊，勒紮基；在波蘭、俄國、希臘和南斯拉夫也有幾個。甚至在新秩序的屠殺罪行較少的西歐，德國人也曾一再重演利迪斯這樣的慘劇，雖然在許多情況下，例如在挪威的塔勒伐格，他們只不過是在將村中所有房屋夷成平地以後，把男子、婦女和兒童分別送往不同的集中營。

　　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亦即利迪斯大屠殺後兩年零一天，法國里摩日附近的格拉尼河畔奧拉多村，又發生了恐怖的屠殺慘案。以在俄國進行恐怖行動出名而不是以戰鬥出名的德國黨衛隊﹁帝國師﹂的一支特遣隊，包圍了這個法國市鎮，勒令居民到市中心的廣場集合。司令官在廣場宣佈，據報村子裡藏著炸藥，必須進行搜查和核對身分證。於是，全村的六百五十二個居民都被監禁起來。男人被趕入穀倉，婦女和兒童被趕入教堂。整個村莊都被縱火焚燒。然後，德國兵就來處置居民。關在穀倉裡而尚未燒死的男子，都被機槍掃射身死，關在教堂裡的婦女和兒童也遭到機槍掃射，未中彈者也在德軍縱火焚毀教堂時葬身於大火之中。三天以後，里摩日的主教在已被焚毀的講壇後面發現有十五具燒焦的兒童屍體堆在一起。

　　九年以後，一九五三年，一個法國軍事法庭確定，在奧拉多的大屠殺中，一共有六百四十二人罹難，其中婦女二百四十五人，兒童二百零七人，男子一百九十人。只有十個人倖免於死。儘管當時被燒傷得很厲害，他們靠裝死而逃脫了出來。

　　同利迪斯一樣，奧拉多也始終沒有重建起來。它的斷垣殘壁成為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的一個紀念碑。內部全毀的那個教堂在一片和平景象的田野裡十分令人注目，使人記起那個收穫前夕的、美麗的六月的日子。那一天，整個村莊和它的所有居民突然消失了。在教堂原先的一扇窗戶那兒，有一塊小小的牌子，上面寫著﹁洛芳西夫人，當年教堂內唯一生還者，在此窗戶脫逃﹂。前面有一座小小的、釘在生銹的鐵十字架上的耶穌像。

　　本章所述，便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的開端，便是﹁納粹匪徒帝國﹂在歐洲初顯身手的情況。對人類說來，幸運的是，這個新秩序在嬰孩時代就被摧毀了｜｜不是被德國人民反對這種野蠻倒退的起義所摧毀，而是由於德軍的戰敗和其後第三帝國的垮臺。現在剩下要談的就是這個經過了。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臺

　　在大戰初期，有連續三年之久，每當夏天到來，德國人就在歐洲大陸上發動大規模的攻勢。現在，到了一九四三年，形勢卻倒轉過來了。

　　那年五月初，曾經一度橫行北非的一支軸心勁旅的殘部在突尼斯被俘，艾森豪將軍指揮下的英美軍隊下一步顯然就要進攻義大利本土了。正是這種惡夢，曾經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使墨索里尼坐臥不安，也曾經使墨索里尼遲遲不敢讓義大利參戰，直等到毗鄰的法國已被德國人征服，英國遠征軍又被趕到海峽對岸。現在，這個惡夢又來了，但這一次，它很快成為現實。

　　墨索里尼本人心力交瘁，幻想破滅；被這種惡夢嚇得膽戰心驚。在他的人民和軍隊中間，普遍存在著失敗主義的情緒。工業城市米蘭和都靈發生了大規模罷工，饑餓的工人為了﹁麵包、和平、自由﹂而舉行示威。威信掃地的、腐敗的法西斯政權正在迅速瓦解中。當齊亞諾伯爵於這年年初被解除外交大臣的職務，而被派到梵蒂岡去作大使時，德國人就懷疑他到那裡去是想與盟國單獨議和，正如羅馬尼亞的獨裁者安東尼斯庫已經在慫恿的那樣。

　　幾個月來，墨索里尼不斷向希特勒呼籲，要求他同史達林議和，以便把德國軍隊調到西方，和義大利軍隊一起，共同防禦在地中海上的英美軍隊的日益增長的威脅，以及他認為正在英國集結、準備橫跨海峽入侵大陸的英美軍隊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希特勒認識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舉行會談的時候了，應當給這個意志消沉的夥伴打打氣，使他挺起腰桿來。這次會談於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在薩爾斯堡舉行，雖然義大利領袖到會時下定決心要實現自己的主張，或者至少要談出自己的主張，但是，最後他卻又一次屈服於希特勒的滔滔不絕的詞令之下。後來希特勒向戈培爾談到了他取得成功的經過，戈培爾把這件事寫在日記中：

　　﹁由於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來的軌道上｜｜義大利領袖完全改變了主意｜｜希特勒認為，當墨索里尼到達這裡走下火車時，他看來很像一個心勞力竭的老人，而︵在四天以後︶離開這裡時，又是精神奕奕，對於什麼事情都有了準備。﹂

　　但是，實際上，墨索里尼對隨後即將迅速連續發生的事件，並未作好準備。五月間，盟軍佔領突尼斯，接著在七月十日，英美軍隊又在西西里勝利登陸。義大利人十分不願意在自己的本土上發生戰事。不久，希特勒獲悉義大利軍隊已經處於他在最高統帥部向他的顧問們所說的﹁崩潰狀態﹂。

　　﹁︵希特勒於七月十七日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說︶只有採取像史達林在一九四一年或法國人在一九一七年所採取過的那些野蠻的措施，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必須在義大利成立某種法庭或軍事法庭，來清除不良份子。﹂

　　他再一次把墨索里尼找來討論這件事。這次會議於七月十九日在義大利北部的菲爾特雷舉行。這正好是兩個獨裁者的第十三次會談，會談的情況同不久前舉行的幾次一樣。飯前三小時、飯後兩小時，都是希特勒一個人在說話，墨索里尼在一旁恭聽。這個狂熱的德國領袖竭力想使他這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頹喪精神重新振作起來，但是並未收到很大效果。他說，他們必須在各個戰場上繼續作戰。他們的任務不能留給﹁下一代﹂，﹁歷史的聲音﹂還在呼喚著他們。如果義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義大利本土是能夠守住的。更多的德國軍隊會來增援他們。不久便有一種新式的潛水艇參加作戰，它要給英國來一個﹁史達林格勒﹂。

　　施密特博士覺得，儘管希特勒許了諾言，誇了海口，當時的氣氛還是低沉已極。墨索里尼實在勞累過度，對他的朋友的長篇大論無法聽進去，最後要求施密特把筆記給他看。會議正在進行期間，傳來了盟軍飛機第一次在白晝對羅馬大肆轟炸的消息，義大利領袖的絕望心情更加深了。

　　本尼托‧墨索里尼還不到六十歲，卻已非常疲憊衰老。他曾在歐洲舞臺上昂首闊步了二十年之久，這時已到了智窮力竭的地步。回到羅馬時，他發現情況比第一次大轟炸所造成的結果嚴重得多。他面臨著法西斯黨統治階層內部他的某些最親信的追隨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齊亞諾的反叛。而且，在這種反叛的幕後，有著一個連國王也包括在內的更廣泛階層的人物所策劃的、企圖推翻他的陰謀。

　　以狄諾‧格蘭第、朱塞佩‧波太伊和齊亞諾為首的那些法西斯謀反頭子，要求召開法西斯黨最高委員會。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來，這個委員會一直沒有召開過會議，而且它一直是一個完全聽命於領袖個人的有名無實的機構。委員會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夜間召開了會議，墨索里尼在作為獨裁者的生涯中第一次發現自己由於把國家引入災難而成為猛烈抨擊的目標。委員會以十九票對八票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恢復有一個民主議會的君主立憲制。決議還要求把軍隊的全部指揮權重新交還國王。

　　這些法西斯反叛者，看來並沒有什麼比這更進一步的打算，可能只有格蘭第例外。但是，某些將領和國王策劃了第二個更大的陰謀，而且現在已發作了。墨索里尼本人顯然覺得自己已經度過了驚濤駭浪。義大利的事情畢竟不是由法西斯黨最高委員會的多數票決定的，而是由領袖個人決定的。因此，當七月二十五日夜晚，他被國王召到宮中，立即被撤除全部職務並被一輛救護車押往一個警察局時，他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當代羅馬帝國的凱撒就這樣不光彩地垮臺了。這個在二十世紀中一貫進行好戰叫囂的人物，懂得如何從混亂和絕望中取利，但是，實在說來也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物。作為一個常人，他不是沒有頭腦的。他博覽史書，自以為懂得歷史的教訓。但是，作為一個獨裁者，他卻犯了這樣一個致命的錯誤：想把一個缺乏工業資源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軍事帝國，而且這個國家的人民和德國人不同，他們太文明，太世故，太講實際，不是這種虛妄的野心所能迷惑得了的。義大利人民從來沒有像德國人那樣衷心擁護過法西斯主義，他們只是忍受著它，知道它不過是一個就要過去的階段，墨索里尼到最後似乎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他被權力沖昏了頭腦，而權力又必然嬌縱了他，腐蝕了他的思想，毒化了他的判斷力。這便導致他犯了第二個致命的錯誤：把他自己的和義大利的命運部同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命運連結在一起。當喪鐘開始為希特勒的德國敲響的時候，也開始為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敲響了。一九四三年的夏天來臨時，義大利領袖已聽到這個鐘聲。但是，他無法逃脫他的命運。到了這時，他已成了希特勒的俘虜。

　　沒有人放一槍來拯救他，甚至法西斯民團也沒有這樣做。沒有一個人來替他作辯護。似乎沒有一個人把他的屈辱的下臺放在心上｜｜他被裝在一輛救護車裡，從國王面前押走，送到監獄裡。相反，大家都對他的垮臺額首稱慶。法西斯主義也像他的創始人一樣，輕易地瓦解了。彼得羅‧巴多格利奧陸軍元帥召集一些文官武將組成了一個無黨無派的政府。法西斯黨被解散，法西斯份子被撤除了重要的職位，反法西斯人士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

　　希特勒的大本營對墨索里尼垮臺的消息的反應是可以想像的，雖然無須乎作這種想像，因為有連篇累牘的秘密記錄記載了當時的情況。這一次強烈的震驚，甚至納粹人士也立即清楚地意識到，可能會發生某些類似的情況。在羅馬發生的事件也許開了一個可怕的先例，這種危險使戈培爾感到非常不安。七月二十六日，他應召急速前往拉斯登堡大本營。我們從他的日記中獲悉，這個宣傳部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向德國人民解釋墨索里尼被推翻這件事情。﹁我們到底該對他們說些什麼呢？﹂他問著自己，後來，他決定暫時只能告訴他們，義大利領袖是因為﹁健康的原因﹂而辭職的。

　　﹁︵他在日記中寫道︶可以想像，德國某些顛覆份子知道了這些事件以後，他們可能更加認為，他們可以在這裡重演巴多格利奧及其追隨者們在羅馬幹過的同樣的勾當。元首命令希姆萊，這種危險如在德國一觸即發，就採取最嚴格的警察措施。﹂

　　但是，戈培爾接著又說，希特勒並不覺得這種危險在德國已達到一觸即發之勢。宣傳部長最後安慰自己說，德國人民不會把﹁羅馬的危機看成是一個先例﹂。

　　還不到兩個星期以前，在雙方會談中，德國元首已經看到墨索里尼正在走向崩潰的一些跡象，但是，當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大本營開始收到羅馬的消息時，他還是感到完全出乎意料。第一個消息只不過是說法西斯最高委員會已經召開，希特勒不明白召開這個會議的原因。他問道：﹁召開這種會議究竟有什麼用處？除了說些空話之外，他們還能做些什麼呢？﹂

　　那天晚上他擔心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得到了證實。在九點半鐘開始的一次會議上，他向他那些吃驚得目瞪口呆的軍事顧問們宣佈：﹁義大利領袖已經辭職。我們的死敵巴多格利奧接管了政府。﹂

　　希特勒在戰爭末期曾數度以極其冷靜的判斷力對待意外的消息，這一次也是如此，正如他早先在比較順利的時期遇到危機時所表現過的那樣。當約德爾將軍主張他們應當等待羅馬的更全面的報告時，希特勒打斷了他的話。

　　﹁︵他說︶那是當然的，但是，我們仍應當預先作好計畫。毫無疑問，為了叛賣，他們必定會宣稱他們仍將忠於我們，但是，那是叛賣。他們肯定是不會繼續忠於我們的｜｜雖然那個人︵指巴多格利奧︶立即宣佈要把戰爭繼續下去，但那沒有什麼意義。他們不能不那麼說，可是叛賣終歸是叛賣。我們也要採取同樣的手段，同時作好一切準備，以便一下子把全部黨羽都抓過來，把這些流氓一網打盡。﹂

　　這就是希特勒的第一個念頭：把推翻墨索里尼的那些人都抓起來，使義大利領袖復辟。

　　﹁︵他又說下去︶明天我將派一個人去，命令第三裝甲步兵師師長率領一支精選的部隊開往羅馬，立即將整個政府、連同國王和全班人馬，都逮捕起來。首先要逮捕王儲，並且把整個集團、特別是巴多格利奧和全部黨羽都抓起來。然後，迫使他們屈服，兩三天內就會發生另一次政變。﹂

　　希特勒轉身對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

　　希特勒：﹁約德爾，起草命令｜｜告訴他們帶著進攻武器開進羅馬｜｜逮捕政府官員、國王和全班人馬。我首先要的是王儲。﹂

　　凱特爾：﹁他比那個老頭更重要。﹂

　　包登夏茨︵空軍的一名將領︶：﹁那要先佈置好，以便把他們裝進一架飛機運走。﹂

　　希特勒：﹁直接裝進飛機就起飛。﹂

　　包登夏茨：﹁別讓那個小孩子在飛機場上走失了。﹂

　　在午夜過後不久召開的又一次會議上，提出了如何對付梵蒂岡的問題。希特勒作了這樣的回答：

　　﹁我立刻就到梵蒂岡去。你們以為梵蒂岡會使我有什麼為難嗎？我們馬上會把這個地方接管過來。全部外交團都在那裡｜｜那些賤骨頭｜｜我們要從那裡把那群豬玀抓出來｜｜事後我們可以再道歉｜｜﹂

　　那天晚上，希特勒還下令佔領意德邊境和意法邊境的阿爾卑斯山的所有山口。為了這個目的，從法國和德國南部迅速集結了大約八個德國師，編成Ｂ集團軍，由精悍的隆美爾指揮。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如果義大利人炸毀了阿爾卑斯山的隧道和橋樑，那麼，駐紮在義大利的德軍的給養來源就會被切斷，其中有些部隊在西西里同艾森豪的部隊已經在進行激戰，它們就不能維持多久。

　　但是，義大利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然轉身過來反對德國人。巴多格利奧必須首先和盟軍取得聯繫，看看自己能否和他們簽訂停戰協定，得到盟軍的支持來抵抗德軍。希特勒正確地估計到這正是巴多格利奧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絲毫也不知道這件事會拖那麼久。的確，七月二十七日在元首大本營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的討論就完全是在這種設想的支配下進行的；出席這次會議的有納粹政府和軍隊的大多數顯要人物，包括戈林、戈培爾、希姆萊、隆美爾和新任海軍總司令卡爾‧鄧尼茨海軍上將｜｜他是在一月間雷德爾海軍元帥失寵以後接任的。以隆美爾為首的大多數將領都力主謹慎從事，對義大利的任何行動計畫都應進行周密準備，三思而行。希特勒想立即有所行動，甚至不惜從俄國人剛剛開始︵七月十五日︶發動第一次夏季攻勢的東方戰場撤出一些主要的裝甲師。將領們的想法這一回似乎總算佔了上風，希特勒接受了他們的暫不採取行動的勸告。同時，把手頭能集結起來的德軍儘量派去，越過阿爾卑斯山，開進義大利。戈培爾對將領們的猶豫不決採取了一種不贊成的看法：

　　﹁︵在這次軍事會議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不考慮敵人正在準備做什麼。毫無疑問，在我們考慮和準備行動的時候，英國人是不會袖手旁觀等待一星期的。﹂

　　他和希特勒其實用不著擔心。盟國不但等了一個星期，而且等了六個星期。到了這個時候，希特勒的計畫已經確定，執行計畫的軍隊也已佈置就緒了。

　　事實上，在七月二十七日召開軍事會議時，他已經在自己忙碌不停的頭腦裡匆匆忙忙地想好了這些計畫。計畫分四個部分：一、﹁橡樹計畫﹂｜｜如果墨索里尼是在一個島上，就派海軍去營救，如果墨索里尼是在大陸，就派空軍傘兵去營救；二、﹁學生計畫﹂｜｜突然佔領羅馬，使墨索里尼的政府在那裡復辟；三、﹁黑色計畫﹂｜｜這是對義大利全部領土進行軍事佔領的代號；四、﹁軸心計畫﹂｜｜用以擄獲或破壞義大利艦隊。後來，最後兩個計畫合起來稱為﹁軸心計畫﹂。

　　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的兩次事件使德國元首的計畫付諸實行了。九月三日，盟軍在靴形的義大利南端登陸；九月八日，義大利和西方國家於九月三日秘密簽訂的停戰協定公開宣佈出來。

　　那天，希特勒飛往烏克蘭的紮波羅日耶，企圖使一蹶不振的德國戰線重新振作起來。但是，據戈培爾說，希特勒突然覺得有一種﹁奇怪的不安情緒﹂，因此於當晚就回到了東普魯士的拉斯登堡大本營。他一到就聽到了他的主要同盟國已經投敵的消息。雖然這事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他也為此作了準備，但是，實際發生的時間仍然使他感到意外。大本營有好幾個鐘頭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德國人首先是從倫敦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中聽到義大利簽訂停戰協定的消息的。當約德爾從拉斯登堡打電話詢問當時駐在羅馬附近法拉斯卡蒂的凱塞林元帥這個消息是否屬實時，這位在義大利南部的德軍司令官承認這對他也是一個新聞。凱塞林的總部那天早上正被盟軍炸毀，他也正忙於調集軍隊，以便去阻擊在西岸某地新登陸的盟軍，但是他還是發出了﹁軸心﹂這個代號。解除意軍武裝和佔領義大利的計畫開始執行了。

　　那一兩天內，義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軍情況是十分危急的。義大利有五個師在羅馬附近同德國的兩個師對峙著。如果九月八日在那不勒斯港外出現的強大的盟軍入侵艦隊，像凱塞林及其幕僚當初所預料的那樣開往北方，在首都附近登陸，再得到佔領附近機場的傘兵的增援，那麼，義大利的戰局就會有不同的發展，第三帝國就可能提早一年遭到最後的災難。凱塞林後來說，在九月八日晚上，希特勒和最高統帥部已經把他的八個師的全部兵力作為無可挽回的損失而﹁一筆勾銷﹂了。兩天後，希特勒告訴戈培爾，義大利南部已經丟失了，必須在羅馬以北的亞平甯山一帶建立一條新防線。

　　但是，盟軍司令部並沒有利用它的完全制海權，而靠了這種制海權，它本來是可以在義大利東西兩岸的幾乎任何地點登陸的；它也沒有利用它在空中的壓倒優勢，而這正是德國人所擔心的。而且，艾森豪的司令部似乎也沒有作什麼努力去利用大批義大利部隊同自己的軍隊配合行動，特別是在羅馬附近的五個師。如果艾森豪那樣做了，德國人就會陷入絕境。至少凱塞林和他的參謀長齊格飛‧維斯特法爾事後都有這樣的看法。他們說，他們根本沒有力量打退從義大利的﹁靴子﹂南端北上的蒙哥馬利軍隊，擊退在任何地點登陸的馬克‧克拉克將軍的入侵部隊，同時對付在他們陣地中間和後方的大批意軍。

　　但是美國的第五軍團不是在羅馬附近、而是在那不勒斯南面的薩累諾登陸，盟軍的傘兵部隊沒有在羅馬機場上出現，這使這兩位將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當義大利的軍隊毫無抵抗地投降和繳械時，這兩位將軍就更覺得放心了。這意味著德國人可以輕而易舉地佔領羅馬，甚至暫時佔領那不勒斯。這樣，他們就佔領了義大利的三分之二地區，包括北部的工業區，那裡的工廠都被開動起來為德國製造軍火。希特勒近乎奇蹟地又延長了一段壽命。

　　義大利的退出戰爭，使他十分惱火。他再一次把戈培爾叫到拉斯登堡，對他說，這是﹁一件極其不要臉的事﹂。此外，墨索里尼之被推翻也引起了他對自己的地位的擔心。戈培爾在九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元首採取了最後的措施，以便一勞永逸地防止在我們這裡發生類似的事情。﹂

　　戈培爾曾再三要求希特勒，﹁在這困難的關頭，應該讓人民從元首那裡聽到一兩句鼓勵和慰藉的話﹂。九月十日晚上，希特勒向全國作了廣播。但他在那次廣播中，卻以毫不在乎的口氣談起下面的問題：

　　﹁有人妄想在這裡找到賣國賊，那是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得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性質；他們以為他們能在德國製造一次﹃七‧二五﹄事件，那是因為他們對我個人的地位、對我的政治合作者和我的元帥們和三軍將領的態度有著根本的錯覺。﹂

　　實際上，正如下文將要敘述到的，有幾個德國將領和一小撮過去的政治合作者，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之際，開始再一次產生反叛的念頭，這種念頭到第二年七月就將發展成為一種比推翻墨索里尼一舉更為猛烈、雖然不那麼成功的行動。

　　希特勒為了防止任何正在醞釀的叛變而採取的措施之一是下令撤除所有德國親王在國防軍中的職務。黑森的菲力浦親王過去一直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間作通信聯絡工作，常到大本營來，這時便被逮捕，交給秘密警察去發落了。他的妻子瑪法爾達公主是義大利國王的女兒，也遭到逮捕，並且同她的丈夫一起關進集中營。義大利國王像挪威和希臘的國王一樣，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希持勒以逮捕他的女兒來洩憤。

　　有好幾個星期，元首每天召開的軍事會議都以大量時間來討論希特勒心中所關心的一個問題：營救墨累里尼。讀者還記得﹁橡樹計畫﹂是這個計畫的代號，在大本營的會議記錄上，墨索里尼常常被稱為﹁寶貴的物件﹂。絕大多數將領，甚至戈培爾都懷疑這位義大利前領袖是否還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物件，但希特勒卻仍然這樣認為，而且堅決主張去營救他。

　　他不僅想為這個他仍然有著私人感情的老朋友幫一次忙，他還想讓墨索里尼擔任義大利北部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首腦，以減輕德國人管理這部分領土的負擔，並且幫助他保衛那條很長的供應線和交通線，防止懷有敵意的義大利人民的破壞，因為人民中間，現在已開始出現令人頭疼的遊擊隊了。

　　到八月一日，鄧尼茨海軍上將向希特勒報告，海軍相信已查出墨索里尼被囚在萬托特納島上。到八月中旬，希姆萊的密探肯定領袖是在另一個島，即離薩丁島北端不遠的馬達累納島上。他們制訂了周密的計畫，準備派遣驅逐艦和傘兵進攻該島，但是，這個計畫還未執行，墨索里尼又被轉移了。根據停戰協定的一個秘密條款規定，應當把他交給盟軍，但巴多格利奧由於某種原因遲遲沒有執行這個規定。到九月初，這個﹁寶貴的物件﹂被偷偷地帶到亞平寧山脈最高峰大薩索山山頂上的一家旅館裡去了，到這個地方只有一條鐵索鐵路可通。

　　德國人立刻獲悉了他的下落，就派飛機到那山頂上空偵察，並且判定用滑翔機運載軍隊，大概可以登到那個頂峰，制服義大利憲兵警衛隊，然後用一架小型費賽勒怪鳥式飛機把墨索里尼帶走。這個大膽的計畫於九月十三日執行，領導者是希姆萊的黨衛隊裡另一名知識份子出身的暴徒，一個叫奧托‧斯科爾茲內的奧地利人。他還將在本書末尾的另一次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險行動中出現。斯科爾茲內綁架了一個義大利將軍，把他裝進自己的滑翔機裡。當他率領空降部隊在距山頂旅館一百碼的地方降落時，他發現領袖正在二樓的一個視窗滿懷希望地往外看著。大部分義大利警衛一看見德國軍隊就逃入山中，少數沒逃的也在斯科爾茲內和墨索里尼勸阻下沒有動用他們的武器。這個黨衛隊頭子把他抓來的將軍推在自己隊伍前面，大聲叫警衛們別向這個義大利將軍開槍。同時，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義大利領袖也在視窗高呼：﹁誰都不要開槍！不要流一滴血！﹂果然一滴血也沒有流。

　　那個法西斯首腦欣喜若狂。因為他曾經發誓寧可自殺，也不願落到盟軍手裡，被送到紐約的麥迪森廣場公園去展覽︵這是他自己後來說的︶。幾分鐘以內，他就被塞進一架小型的費賽勒怪鳥式飛機裡，從旅館下邊一小塊盡是石頭的草坪上冒險起飛了。他們先飛到羅馬，當晚又換乘一架德國空軍運輸機飛到維也納。

　　墨索里尼很感激希特勒營救了自己。當他們兩天以後在拉斯登堡會面時，他熱烈地擁抱了希特勒。但是，他現在已是一個垮了的人了，意氣頹唐，以前在他心中燃燒過的火焰已變成灰燼。而且，使希特勒十分失望的是，他看來並不想在德國佔領下的義大利恢復法西斯政權。將近九月底時，德國元首在同戈培爾進行一次長談時，毫不掩飾他對他的義大利老友的失望心情。

　　﹁︵這次談話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這位義大利領袖沒有如元首所期望的那樣，從義大利的災禍中得到教訓｜｜元首希望義大利領袖做的第一件事應該是用一切報復手段懲處背叛他的人。但他沒有作這種表示，因而就顯出了他的真正無能。他不像元首或史達林那樣是一個革命家。他總是以義大利本國人民為念，這就缺乏作一個世界革命家和起義者的寬廣胸襟。﹂

　　還有一件使希特勒和戈培爾十分惱火的事情是，墨索里尼同齊亞諾取得了和解，而且似乎是完全在他的女兒、齊亞諾的妻子愛達的操縱之下。當時齊亞諾夫婦正在慕尼黑避難。

　　希特勒和戈培爾認為，墨索里尼應當立即將齊亞諾處死，至於愛達，應該像戈培爾說的那樣，狠狠地抽她一頓鞭子。他們不同意墨索里尼把齊亞諾﹁那個毒蘑菇﹂︵戈培爾這樣稱呼他︶放在新的法西斯共和黨的首要地位。

　　希特勒堅決主張義大利領袖立即建立這樣一個黨。墨索里尼九月十五日在德國元首的慫恿下宣佈成立新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

　　這個新政府從來沒有什麼作為，墨索里尼根本沒有把心放在上面。也許他還保有足夠的現實感，看到自己現在只不過是希特勒的一個傀儡，他和他的﹁法西斯共和政府﹂除了德國元首為了德國的利益而授給他們的某些權力以外，並無任何真正的權力，而且義大利人民也永遠不會再接受他和法西斯主義了。

　　他再也沒有回到羅馬。他住在義大利極北部一個很冷僻的地方｜｜加爾達湖畔加爾那諾附近的加米納特堡。他的住所周圍由黨衛隊元首警衛隊的一支特派部隊嚴密守衛著。為了把墨索里尼的臭名昭著的情婦克拉拉‧貝塔西護送到這個幽美的湖畔勝地，特地把塞普‧狄特里希這個黨衛隊老打手從俄國前線被打得屁滾尿流的黨衛隊第一裝甲軍調出來負責這項工作，在第三帝國，事情常常是這麼辦的。潦倒的獨裁者由於情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懷抱，對生活中的其它事情似乎都漠不關心了。情婦不止一個的戈培爾，說此事使他大為震驚。

　　﹁︵戈培爾在十一月九日的日記中寫道︶義大利領袖和他那位由塞普‧狄特里希奉命護送來的女友的私生活，引起了許多疑慮。﹂

　　戈培爾在幾天前就注意到，希特勒已經開始﹁在政治上勾銷這個領袖了﹂。但是，應當補充說明，德國元首在勾銷他之前，先已迫使他把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亞和南提羅耳﹁割讓﹂給德國，雙方並取得諒解，將來還要加上威尼斯。對這位曾經驕橫一世的專制魔王，可以毫不留情地使他蒙受種種羞辱。希特勒竟然逼著他在十一月逮捕了自己的女婿齊亞諾，並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將齊亞諾在維羅納的監獄中處死。

　　到一九四三年初秋，阿道夫‧希特勒很可以認為，他已度過了第三帝國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危險。在關鍵性的幾個星期裡，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曾經擔心，墨索里尼的垮臺和巴多格利奧政府的無條件投降，很可能使德國南部邊界暴露在盟軍的直接攻擊之下，並為盟軍開闢了從義大利北部進入防禦薄弱的巴爾幹半島的道路，而巴爾幹恰恰位於正在俄國南部拼命作戰的德軍的後方。義大利領袖乖乖地離開了羅馬的權力寶座，對德國元首在國內外的威信是一個嚴重打擊，正如隨之而來的軸心聯盟的毀滅一樣。然而，在兩個月之內，希特勒以一次大膽的行動，使墨索里尼復辟｜｜至少在世人眼裡看來是如此。義大利在巴爾幹半島、希臘、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佔領區，免除了遭受盟軍攻擊的危險。這樣的攻擊，德國最高統帥部曾經預計在夏末隨時可能發生。但那裡的好幾個師的意軍都乖乖地投降，成了德國的戰俘。元首滿意地看到凱塞林的部隊不但沒有像德國元首當初設想的那樣已被一筆勾銷，不但沒有撤退到義大利北部，這個元帥的部隊反而在羅馬以南布下了陣地，輕而易舉地阻擋住英美法軍隊在半島上的北進。不容否認，希特勒以他個人的膽識和他的軍隊的勇猛，已使他在南方的處境有了很大的好轉。但在其它地方，他的處境卻繼續在逆轉。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他對俄國發動了後來證明是最後一次的大攻勢。德國陸軍的精華｜｜將近五十萬人，加上配備有新式重型﹁老虎﹂坦克的十七個裝甲師，向庫爾斯克西面俄國陣地的突出部分進攻。這就是所謂﹁城堡計畫﹂。希特勒認為這一攻勢不僅能置俄國最精銳的百萬大軍於死地︵就是這支大軍曾在頭年冬天將德國人從史達林格勒和頓河趕出來︶，而且能使他再向頓河流域推進，也許甚至於能推進到伏爾加河流域，然後從東南迂迴攻陷莫斯科。

　　這一攻勢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俄國人對此已經早有準備。到七月二十二日，裝甲部隊的坦克已損失了一半，德軍攻勢已完全停頓，並開始潰退了。俄國人對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他們不等德國的進攻結束，就在七月中旬向庫爾斯克以北奧勒爾的德軍陣地突出部分發動了他們自己的攻勢，並且迅速地突破了德軍陣地。這是俄國人在這次大戰中的第一次夏季攻勢，自此以後，紅軍再也沒有失去過主動權。八月四日，他們把德國人趕出奧勒爾，這個地方是德國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莫斯科時在南部的一個樞紐。

　　現在，蘇軍攻勢已擴大到全線。八月二十三日，哈爾科夫失守。一個月後，九月二十五日，德國人被趕出了哈爾科夫西北三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進攻俄國的初期，德國人曾經像拿破崙的大軍那樣，十分自信地從這個城市踏上通向莫斯科的大路。到九月底，希特勒在南路遭到步步進逼的軍隊退到第聶伯河一線和北自第聶伯河河曲的紮波羅日耶南到亞速夫海一線。頓尼茨盆地的工業區已經失守，克里米亞的德國第十七軍團處於被切斷的危險中。

　　希特勒相信他的軍隊能夠守住第聶伯河和紮波羅日耶以南的要塞陣地，這兩條防線聯在一起，形成了所謂﹁冬季防線﹂。但是俄國人甚至沒有稍微停留一下進行休整。在十月份的第一周內，他們在基輔的北面和東南渡過第聶伯河。

　　十一月六日，基輔失守。到這個決定命運的一九四三年末，南部的蘇軍越過了希特勒部隊一九四一年夏向俄國內地進軍時輕而易舉地取得初期勝利的那些戰場，逼近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邊界。

　　事情還不止於此。

　　那一年，希特勒的命運遭受到另外兩個挫折，它們也標誌著形勢的轉變：其一是大西洋戰役的失利；另一是盟軍加緊對德國本上進行破壞力極大的、夜以繼日的空襲。

　　正如上面說過的，德國潛水艇在一九四二年擊沉了盟軍船隻共計六百二十五萬噸，其中大多數是開往英國或地中海的。要彌補這個損失，是遠遠超過西方各國造船廠的生產能力的。但是，到一九四三年初，由於利用了長程飛機和航空母艦，特別是由於有了新技術，在海面船隻上裝設雷達，可以在敵軍潛水艇尚未看到自己以前就發現了它們，因此盟軍在對付潛水艇方面已佔了上風。潛水艇在尚未駛近盟軍護航艦隊之前就遭到伏擊而被炸沉，數量之多，使新任海軍總司令兼潛水艇艦隊司令鄧尼茨起初懷疑是否有人叛國。但他很快就知道這並非有人叛國而是雷達造成了如此慘重的損失。在二月、三月和四月這三個月內，被擊沉的潛水艇正好是五十艘；而在五月份一個月內，就達三十七艘。這樣迅速地損失下去，德國海軍是受不了的，於是，還沒到五月底，鄧尼茨就自作主張下令將潛水艇全部撤出北大西洋。

　　九月間，它們又回到北大西洋，但在這年的最後四個月內，它們只擊沉了六十七艘盟國船隻，自己卻又損失了六十四隻潛水艇。這個比例決定了潛艇戰的末日，並且決定了大西洋戰役的結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九一七年，當德國陸軍陷於困境時，它的潛水艇曾經逼得英國幾乎屈膝投降。一九四二年，它們眼看要實現使英國屈膝的目的了；這一年，希特勒的軍隊在俄國和北非也已被阻，而美英為了一面要阻止日軍在東南亞的侵略，一面又要集中人力、武器和給養來攻打西方的希特勒歐洲帝國，也弄得焦頭爛額。

　　一九四三年，他們在破壞北大西洋航運方面遭到了失敗，雖然失敗的確實消息使希特勒大本營的人們感到氣餒，但他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它的災難性後果。因為，正是在這決定戰局一年的十二個月中，大量武器和給養幾乎毫無阻礙地運過了大西洋，這就使來年對﹁銅牆鐵壁的歐洲﹂的進攻成為可能。

　　也正是在這一年中，德國人民嚐到了現代戰爭的恐怖滋味，而且是在他們自己的家門口嚐到的。公眾都不知道潛水艇的戰況如何。雖然來自俄國、地中海和義大利的消息越來越壞，但它們涉及的畢竟是遠離本土幾百或幾千英里以外的地方發生的事情。可是，夜裡有英國飛機、白天有美國飛機來進行的空襲，現在已開始摧毀一個普通德國人的家、他的工作的機關或工廠了。

　　希特勒本人從來不肯去視察遭到轟炸的城市；看來這個任務對他簡直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戈培爾為此苦惱不堪。他抱怨說，他源源不絕地收到來信，﹁質問元首為什麼不去視察那些遭受空襲的不幸的地區，為什麼在任何地方都見不到戈林的面﹂。這位宣傳部長的日記權威地描述了空襲給德國城市和工業區造成的日益慘重的損失。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國轟炸機的白晝空襲正在造成異常重大的困難。在基爾｜｜海軍的軍事與技術設施遭到非常嚴重的損失｜｜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將面臨到頭來無法忍受的嚴重後果｜｜

　　五月二十五日｜｜英國飛機對多特蒙德的夜襲，是德國城市所遭受的空襲中特別嚴重的、也許是最嚴重的一次｜｜來自多特蒙德的報導十分可怕｜｜工廠和軍火廠受到極慘重的破壞｜｜有八萬至十萬居民無家可歸｜｜西方的居民開始逐漸喪失勇氣。這樣的地獄生活是難以忍受的｜｜晚上我收到︵又一篇︶關於多特蒙德的報告。該城幾乎全部被毀。幾乎沒有一間房子能夠住人了｜｜

　　七月二十六日夜間，漢堡受到一次嚴重的空襲｜｜給居民和軍事生產都帶來了十分慘重的後果｜｜這是一場真正的災難｜｜

　　七月二十九日夜間，漢堡又遭到迄今最嚴重的一次空襲｜｜來了八百至一千架轟炸機｜｜考夫曼︵當地納粹黨領袖︶給我發來第一份報告｜｜他談的慘禍，規模令人難以想像。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被摧毀了，其毀壞情況是史無前例的。我們面臨著幾乎無可解決的種種問題。必須為這一百萬人解決吃住的問題。必須把人口疏散到盡可能遠的地方去。必須給他們衣服穿。總之，我們在那兒面臨的問題，在幾星期以前是絲毫沒有想到的｜｜考失曼談到約有八十萬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頭流浪，無以為生｜｜﹂

　　雖然德國的某些軍事工廠，特別是製造戰鬥機、軸承、海軍艦隻、鋼和新式噴氣飛機的燃料的工廠，遭到了很大的損失，雖然希特勒寄予極大希望的、設在皮奈蒙德地方的那個十分重要的火箭試驗站，也遭到了很大的損失，雖然鐵路和運河運輸不斷被切斷，但是，在一九四三年英美加緊轟炸期間，德國整個軍備生產實際上並沒有減少。其部分原因是沒有遭受轟炸的德國佔領區，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北部的工廠增加了生產。

　　正如戈培爾在日記中所說明的，英美空軍所造成的最大的損害，是在德國人民的家庭和精神方面。本書作者還記得，在戰爭的最初幾年，關於德國空軍轟炸對敵人、尤其是英國人所造成的可怖後果，有過許多報導，使德國人得意洋洋。他們當時相信，這種轟炸能使戰爭早日勝利結束。現在，在一九四三年，他們自己開始嚐到空襲的充分滋味，這種空襲的破壞力遠比德國空軍對別人，甚至比一九四○｜一九四一年對倫敦居民的任何空襲都要厲害得多。德國人民像英國人民曾經表現過的那樣，勇敢地、艱苦地忍受了這一切。但是，在四年戰爭以後，頻頻遭到轟炸就越發使人感到是嚴重的負擔了。這就難怪在快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時，隨著德國人在俄國、北非和義大利的希望的破滅，隨著第三帝國從南到北各處城市都被炸成一片焦土，德國人民已開始絕望，開始認識到敗局已定，目前的遭遇就是這個敗局的開始。

　　當時已經賦閑在家的哈爾德將軍後來曾這樣寫道：﹁至遲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時，人們已明確無誤地看出，這場戰爭在軍事上已經失敗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啤酒館政變紀念日的前夕，約德爾將軍在慕尼黑對納粹黨的各地領袖們發表了一篇不准公開的、調子低沉的演說。他雖然沒有說得像哈德爾那樣嚴重，但對戰爭第五個年頭開始時形勢的描述也夠暗淡了。

　　﹁︵他說︶今天，在國內戰線最令人頭痛、從而對前線有最嚴重影響的，是敵機對我們的家園和妻兒的恐怖空襲。在這一方面｜｜戰爭具有了這種方式，完全是英國的過錯。自從種族戰爭和宗教戰爭以來，人們曾經認為不可能再發生這種戰爭的方式了。

　　這些恐怖空襲在心理、精神和物質上的影響十分重大，因此我們必須設法減輕｜｜假若不能完全制止的話。﹂

　　一九四三年的失敗和轟炸給德國人的民心和士氣所造成的影響，由這位代表元首發表演說的權威人士作了生動的描述。

　　﹁顛覆的鬼影在全國各地徘徊著。所有的膽小鬼都在尋找出路，或者照他們的說法，尋找政治解決辦法。他們說，我們應當趁手裡還有點東西的時候進行談判｜｜﹂

　　不只是﹁膽小鬼﹂有這種想法。戈培爾博士本人，希特勒最忠實的和狂熱的信徒，像他在日記中所透露的那樣，也想在一九四三年年終之前尋求一條出路。他所苦心思索的不是德國應不應當談判和平，而是應當同誰談判的問題｜｜同俄國，還是同西方？他不像某些其它人開始做的那樣，背著希特勒談論尋求和平的必要性。他勇氣十足，毫無顧忌地直接向領袖傾吐自己的想法。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戈培爾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到可能進行和談的問題。那天他正在臘登斯堡元首大本營，他是在得到義大利投降的消息之後奉召去大本營的。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當首先轉向哪一邊：是轉向莫斯科方面，還是轉向英美方面。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對這兩方面同時作戰，要取得勝利是非常困難的。﹂

　　他發現希特勒對盟軍在西方入侵的前景和俄國戰場的﹁危急﹂局勢﹁有些擔憂﹂。

　　﹁令人苦惱的是，我們絲毫不知道史達林留作後備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我非常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有可能從東方調出若干師兵力到其它歐洲戰場上去。﹂

　　戈培爾在他那機密的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在幾個月前肯定是會被他自己認為是叛國性質的失敗主義的想法的。寫了以後，他就開始對希特勒道出了這些想法：

　　﹁我問元首，我們遲早是否可以同史達林打交道。他說暫時還不行｜｜但元首認為，同英國人打交道要比同蘇聯人容易些。元首認為，到了一定時候，英國人會清醒過來的｜｜我卻比較傾向於史達林更為容易接近、因為史達林是一個比邱吉爾更為實際的政治家。邱吉爾是一個浪漫的冒險家，跟他談話是談不出什麼道理來的。﹂

　　當他們的事情搞得漆黑一團的時候，希特勒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抓住這樣一線希望：盟國內部會發生糾紛，英國和美國會害怕紅軍席捲歐洲，終於會和德國聯合起來保衛舊大陸，使之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統治。八月間，希特勒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和鄧尼茨相當詳細地談過這個可能性，現在，在九月間，他又和戈培爾討論了這個問題。

　　﹁︵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英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願意有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歐洲｜｜一旦他們認識到｜｜他們只能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或者對國家社會主義放鬆一些，這兩者中選擇其一，那麼，他們無疑會對我們表示出願意和解的意向｜｜邱吉爾本人是反對布爾什維克老手，他目前同莫斯科合作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希特勒和戈培爾似乎都忘記了，是誰首先同莫斯科合作的，是誰迫使俄國作戰的。在同希特勒討論了和平的可能性以後，戈培爾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遲早我們就將面臨倒向哪一邊的敵人的問題。德國進行兩線作戰從來沒有得過便宜，這一次我們也不可能把這樣的戰爭長期堅持下去。﹂

　　但是，到這時才考慮這個問題不是已經太遲了嗎？戈培爾在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大本營。他在早晨和希特勒散步時，發現元首對於同一方和談以便在一條戰線上作戰的可能性，要比兩星期前悲觀得多了。

　　﹁元首不相信目前進行談判能夠取得任何結果。英國還沒有被打得暈頭轉向｜｜在東方，目前的形勢自然是相當不利的｜｜史達林正處於有利地位。﹂

　　那天晚上，戈培爾單獨和希特勒一起進餐。

　　﹁我問元首，他是否準備和邱吉爾進行談判｜｜他不相信同邱吉爾談判會取得任何結果，因為邱吉爾充滿敵意，再說，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寧願和史達林談判，但他不相信談判會成功｜｜

　　我告訴元首，不論形勢如何，我們必須同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和解。德國從未在兩線作戰的戰爭中取得過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設法使自己擺脫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

　　這個任務遠比他們似乎認識到的要困難得多，雖然十分輕率地把德國投進了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的正是他們自己。但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的那天晚上，至少有一會兒，這個納粹統帥終於流露出他的悲觀心情，並且沉思著和平的味道該是多麼甜蜜。據戈培爾的記錄，希特勒甚至說他﹁渴望﹂和平。

　　﹁他說他將很高興再一次同藝術界人士進行接觸，晚上去看看戲，去訪問藝術家俱樂部。﹂

　　在戰爭進入第五年的時候，在德國，思考取得和平的機會和辦法的人，並不止希特勒和戈培爾兩個。那些遭到挫敗、喜歡空談的反納粹的密謀份子，目前人數已有所增加，但還是少得可憐。現在他們看到希特勒的軍隊雖然還在國外作戰，但敗局已定，就又在考慮反叛的問題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絕不是全體︶終於在克服了最嚴重的良心不安以後，勉強得出這樣的結論：要使德國取得和平，從而使祖國有希望體面地生存下去，就必須用謀殺的辦法搞掉希特勒，同時消滅國家社會主義。

　　一九四四年到來了。英美軍隊肯定會在這一年開始後不久的時間內發動橫渡海峽的進攻，紅軍將會逼近帝國本土，德國許多古老的大城市很快便將被盟軍炸成平地。密謀份子著急之下，開始積極準備起來，企圖在希特勒政權把德國投入徹底毀滅的深淵之前，採取謀殺這個納粹獨裁者和推翻他的政權的最後嘗試。他們知道，時間已經不多了。

第二十九章　盟軍對西歐的進攻和德國內部殺害希特勒的嘗試

　　在一九四三年裡，密謀份子進行了不下六次暗殺希特勒的嘗試，其中有一次，他們在元首乘飛機巡視俄國戰線後方的時候，把一顆定時炸彈放在他的飛機裡面，只是因為這顆炸彈沒有爆炸，密謀才告失敗。

　　這一年裡，抵抗運動發生了同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的變化。密謀份子最後放棄了對陸軍元帥們的期望。這些元帥們簡直太怯懦了，或者太無能了，他們不敢利用他們的地位和兵權來推翻他們的最高統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抵抗份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經親自勸請東線中央集團軍司令克魯格陸軍元帥積極參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動。這位動搖不定的將軍剛接受了元首的一筆厚禮。當時他倒是答應了戈台勒的請求，但過了沒有幾天就又膽怯起來了。他寫信給在柏林的貝克將軍，要求別把他算在他們裡面。

　　幾個星期之後，密謀份子又想勸誘保羅斯將軍。這位將軍所率領的第六軍團正被圍在史達林格勒，他們估計他對領袖一定極度失望，因為造成這樣局面的正是領袖本人。他們想誘使他發表一個告全軍官兵書，號召他們推翻這個把二十五萬德國士兵置諸死地的專制魔王。貝克將軍親自寫了一封呼籲他這樣做的信，由一個空軍軍官乘飛機把信送進這個被圍的城市。前面已經說過，保羅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發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無線電報。直到他成為俄國人的俘虜到了莫斯科之後，他才有所覺悟。

　　對保羅斯的希望破滅以後，密謀份子曾經有幾天把希望寄託在克魯格和曼施坦因身上。這兩個人在史達林格勒慘敗之後，飛到拉斯登堡，據說是去要求元首把俄國戰線的指揮權交付給他們。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為在柏林發動政變的一個訊號。但這些密謀份子的主觀願望再一次落空了。這兩位陸軍元帥確實飛到了希特勒的大本營，但只是去重申他們對最高統帥的忠誠。

　　﹁我們被拋棄了。﹂貝克憤恨地抱怨道。

　　對貝克和他的朋友們說來，這一點已很明顯：他們不能期望從前方的高級指揮官那裡得到實際的幫助。在絕望之餘，他們轉向唯一剩下的一個軍事力量的來源｜｜國內駐防軍，或稱補充軍。國內駐防軍根本不能說是一支軍隊，只是正在訓練的新兵和在國內執行警衛任務的超齡部隊的大雜燴。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裝。在正規化的部隊和武裝黨衛隊遠在前線的情況下，當希特勒遭到暗殺的時候，這支軍隊也許足以幫助密謀份子佔領柏林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殺希特勒這一致命行動是否必要，甚至於是否適宜的問題上，反對派內部仍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

　　例如，克萊騷集團就絕對反對任何這一類的暴力行動。這個集團是由一群各色各樣的傑出青年知識份子和理想主義者組成的。他們聚集在德國兩個最著名的、最貴族化的世家後裔的周圍：一個是赫爾莫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他是一八七○年率領普魯士軍隊戰勝法國的那位陸軍元帥的曾侄孫；另一個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伯爵，他是拿破崙時代那位著名將軍瓦爾登堡的嫡系子孫，這位將軍曾同克勞塞維茲一起在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締結的道羅根條約上簽字；根據這個條約，普魯士軍隊掉轉槍口，幫助推翻了拿破崙。

　　這個集團的名稱，來自毛奇在西里西亞的克萊騷的莊園。它不是一個陰謀團體，而是一個討論小組，它的成員代表了納粹上臺以前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也可以說是他們希望在希特勒統治的這場惡夢消失之後將要出現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它包括兩個耶穌會神父，兩個路德派牧師，若干保守份子，自由份子，社會民主黨人，富裕的地主，前工會領導人，教授和外交官。雖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們還是能找到廣泛的共同點，使他們的反對希特勒的運動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倫理方面、哲學方面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在戰爭結束之前被絞死了，他們遺留的文件包括對未來的政府和對新社會的經濟。社會和精神基礎的規劃。根據這些文件來判斷，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要成為兄弟，現代社會的可怕病症，人類精神的敗壞，將得到糾正。他們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雲之中，而且還染上一點德國神秘主義的色彩。

　　但是，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輕人卻有著令人難以相信的耐心。他們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給德國和歐洲帶來墮落。但是，他們對於推翻希特勒並不感到興趣。他們認為德國即將遭到的失敗會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臺以後。毛奇當時曾這樣寫道：﹁對我們來說｜｜戰後的歐洲是如何在我國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問題。﹂

　　傑出的美國新聞記者桃樂賽‧湯普遜，長駐德國多年，對德國十分瞭解。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勸他從山頂上走下來，正視現實。一九四二年夏天，在一系列從紐約發給﹁漢斯﹂的短波無線電廣播中，他請求他和他的朋友們採取一定行動消除那個惡魔似的獨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聖者的世界裡，而是一個凡人的世界裡。﹂

　　﹁漢斯，上次我們見面，在臨湖的那個美麗的陽臺上一起喝茶｜｜我說過，有一天你得用行動｜｜劇烈的行動，來表明你的立場｜｜而且我記得，我還問過你，你和你的朋友們究竟有沒有勇氣行動｜｜﹂

　　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結果，答案看來是這樣：毛奇和他的朋友們有勇氣議論｜｜他們因此被殺害了｜｜而無勇氣行動。

　　這與其說是他們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說是理智上的缺陷，因為他們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對殘酷的死亡。這個缺陷是造成克萊騷集團同貝克一戈台勒｜哈塞爾密謀集團之間分歧的主要原因，雖然他們對於未來接管納粹政權的政府的性質和結構也有爭論。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們在彼得‧約克家裡舉行了一次正式會議，由貝克將軍主持。據哈塞爾在日記裡說，貝克﹁當時是比較軟弱和沉默的﹂。以後還開過幾次會。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用哈塞爾的話｜｜之間，掀起了一場猛烈的爭辯，毛奇同戈台勒之間也衝突起來。哈塞爾認為，這位前任萊比錫市長十分﹁反動﹂，同時指出毛奇﹁傾向英美與和平主義﹂。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這次會議，後來在對參加者的審訊中，對於這些討論提出了一份詳細得驚人的報告。

　　對密謀份子的活動，希姆萊已經掌握了比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意識到的更多的線索。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轉折，這裡又出現了這樣一個轉折。在一九四三年的這個關頭，因為勝利的前景已經消失、失敗的前景已在眼前，這個舉止溫文而嗜血成性的黨衛隊領袖、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開始對抵抗運動產生了個人的而且並不完全是不懷好意的興趣。他同抵抗運動進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觸。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些密謀份子的心理狀況：他們之中不止一個人｜｜特別是波比茨｜｜竟開始認為可以用希姆萊代替希特勒！這個看來狂熱地效忠於希特勒的黨衛隊頭子，自己也開始這樣考慮，但是一直到最後，他始終耍兩面派的手法，而在這個過程之中，許多英勇的密謀份子在他手裡送了命。

　　抵抗運動現在在三個方面進行工作。克萊騷集團為了擬訂一個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規劃，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討論。比較現實一些的貝克集團在努力想辦法殺掉希特勒，取得政權。它還在同西方進行接觸，以便讓民主的盟國得知將要發生的事情，並探詢它們將會同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談判什麼樣的和約。這些接觸都是在斯德哥爾摩和瑞士進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銀行家瑪律克斯和雅可布‧瓦倫堡會晤。他們是他的老朋友，在倫敦有密切的商務關係和私人關係。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倫堡舉行了一次會晤，戈台勒催促他設法同邱吉爾接上頭。密謀份子要求事先從這位首相那裡得到保證：如果他們逮捕希特勒並推翻納粹政府，盟國就同德國媾和。瓦倫堡回答說，根據他對英國政府的瞭解，要它作出這樣的保證是辦不到的。

　　一個月之後，兩個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爾摩同英國人進行了直接的接觸。他們是德國福音派教會對外關係局成員之一漢斯‧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後者是一個著名的神職人員和積極的密謀份子。他們聽說英國聖公會契賈斯特主教喬治‧貝爾博士正在斯德哥爾摩訪問，就趕去見他。波霍弗是化了裝，拿著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給他的偽造護照出國的。

　　兩個牧師對主教談了密謀份子的計畫，而且同戈台勒一樣，提出了這個問題：一旦希特勒被推翻之後，西方盟國是否將同一個非納粹政府談判一個體面的和約。他們要求通過私下的通訊或公開的宣言得到答覆。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謀是認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給了他一份領導人名單。這個不慎的行動後來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並且使得其它許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殺害。

　　這是盟國所掌握的關於德國內部的反對派及其計畫的最權威和最新的材料。六月間，貝爾主教回到倫敦之後，立即轉給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但是，一九三八年曾經為了抗議張伯倫對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的艾登，看了這份材料以後，卻心存懷疑。因為從慕尼黑事件以來，英國政府曾經從自稱是德國密謀份子的人那裡得到過類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結果就沒有給予答覆。

　　德國地下組織和盟國方面在瑞士的接觸，主要是通過艾倫‧杜勒斯。他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戰爭結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國戰略服務處的負責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漢斯‧吉斯維烏斯。吉斯維烏斯是德國諜報局的工作人員，派在德國駐蘇黎世總領事館當副領事。他經常從柏林到伯恩來旅行。前面已經提到，他也是謀反活動的積極份子。他的作用主要是從貝克和戈台勒那裡把消息傳遞給杜勒斯，讓他隨時瞭解各種反希特勒計畫的發展情況。去訪問杜勒斯的其它德國人中間還有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特羅特‧佐‧索爾茲，後者是克萊騷集團的成員之一，也是謀反活動的參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它許多人做過的那樣，對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國家拒絕考慮同一個反納粹的德國政府簽訂一個體面的和約，密謀份子們就要轉向蘇俄。杜勒斯雖然本人表示同情，但無法給予任何保證。

　　這些德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既如此堅持從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決，而在取得這一和平解決之前，對除掉希特勒卻又如此躊躇不定，這不免使人們感到奇怪。人們可能以為，如果他們像經常所聲述的那樣｜｜這無疑是真誠的｜｜把納粹主義看作一種滔天的罪惡，他們就應該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會怎樣對待他們的新政權。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這些﹁善良的德國人﹂中的許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外部世界，正如他們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戰敗後德國的苦難，甚至於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勢，都歸咎於外部世界一樣。

﹁閃電計畫﹂

　　一九四三年二月，戈台勒在斯德哥爾摩告訴雅可布‧瓦倫堡，﹁他們計畫在三月份發動政變﹂。

　　他們確實有這樣的計畫。

　　這個計畫稱作﹁閃電計畫﹂，是陸軍辦公廳主任弗雷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和克魯格率領下在俄國作戰的中央集團軍參謀長馮‧特萊斯科夫將軍兩人在一月和二月間籌畫的。奧爾布里希特是一個十分虔誠的教徒，新近才參加密謀集團。但是他由於就任新職，很快就成為一個關鍵人物。作為補充軍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將軍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夠集結柏林和德國其它大城市的衛戍部隊來支持密謀份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魯格一樣，現在對元首的幻想已經破滅了，但還被認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沒有讓他參與這個密謀。

　　二月末，奧爾布里希特對特萊斯科夫參謀部中一個低級軍官、年輕的費邊‧馮‧施拉勃藍道夫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是﹃閃電﹄的時候了。﹂三月初，密謀份子在中央集團軍總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雖然沒有參加行動，他是知道這件事情的，還為這次會議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漢斯‧馮‧杜那尼和埃爾溫‧拉豪森將軍一起飛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開一次武裝部隊諜報軍官會議。拉豪森隨身帶了幾個炸彈。他從前是奧地利陸軍的一個諜報軍官，在參與謀反活動的德國諜報局人員中，他是在大戰結束時唯一的倖存者。

　　施拉勃藍道夫和特萊斯科夫在經過多次試驗之後，發現德國炸彈不適合他們行動的要求。據這個年輕軍官後來解釋，這些德國炸彈要用一根信管引發，信管點燃時發出一種不大的嘶嘶的聲音，這就會使他們露了馬腳。他們發現英國炸彈好一些。施拉勃藍道夫說，﹁在爆炸之前，它們沒有任何聲響﹂。英國皇家空軍曾經在歐洲的德國佔領區空投過許多這樣的武器，供盟國特務人員進行破壞之用，有一個曾被用來暗殺海德里希。諜報局收集到一些，後來轉到密謀份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會議訂出的計畫是誘使希特勒到這個集團軍總部來，在那裡把他幹掉。這將是在柏林發動政變的訊號。

　　希特勒現在對絕大多數將領都有戒心，所以要誘使他進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萊斯科夫說服了他的一個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現在成了將軍的施蒙特，要他對希特勒做工作。在經過一陣猶疑和幾次改期之後，元首終於同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到斯摩棱斯克來。施蒙特本人對這個陰謀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這期間，特萊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魯格來領頭殺死希特勒。他向這位陸軍元帥建議，准許指揮集團軍司令部騎兵部隊的陸軍中校馮‧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衛隊到達時，用這支部隊把他們消滅。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陸軍元帥的一道命令。但是這位動搖不定的司令官沒有敢下這道命令。特萊斯科夫和施拉勃藍道夫於是決定親自動手。

　　他們打算只是簡單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時候在他的飛機裡放一個英國製的炸彈。施拉勃藍道夫後來解釋說，﹁把事情弄得像是飛機失事，可以避免暗殺行動在政治上的不利後果。因為當時希特勒還有許多黨徒，如果發生暗殺事件，他們將對我們的起事進行堅決的抵抗﹂。

　　在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到達後的下午和晚上，這兩個反納粹的軍官曾經兩度準備改變計畫。他們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團軍高級將領開會的克魯格私人寓所裡讓炸彈爆炸；後來又想在這群人吃晚飯的軍官食堂裡爆炸。但是這樣做將會炸死一些將領，而密謀份子正是指望著這些將領，在他們一旦擺脫個人對元首效忠誓言的約束之後，幫助他們在德意志帝國接管權力的。

　　晚餐之後，元首的飛機立即就要起飛。把炸彈偷運進飛機這個工作還未完成。施拉勃藍道夫已經把他稱作﹁兩個爆炸包﹂的東西裝置好，而且把它們紮在一起，像是兩瓶白蘭地酒。在進餐的時候，特萊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樣子，問希特勒隨行人員之一、陸軍參謀本部一個名叫海因茲‧勃蘭特的上校，能不能幫忙把他的一份禮物｜｜兩瓶白蘭地酒，帶給他的老朋友、陸軍總司令部組織處處長赫爾莫特‧斯蒂夫將軍。勃蘭特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問題，就答應說，他樂於幫忙。

　　在飛機場上，施拉勃藍道夫緊張地用手指從他那個包裹的一個小小的開口處伸進去，開動了定時炸彈的裝置，然後在勃蘭特走上元首座機的時候，把這個包裹交給了他。這是一個構造精巧的武器。它沒有那種使人生疑的鐘錶裝置。當這個青年軍官按了一個按鈕之後，一個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種腐蝕性的化學品，把一根拉住彈簧的金屬線慢慢腐蝕掉。這根線蝕盡之後，彈簧就把撞針一推，打著雷管，使炸彈爆炸。

　　施拉勃藍道夫說，他們預計希特勒的飛機從斯摩棱斯克起飛之後約三十分鐘，剛過明斯克不久，就會出事。他興奮之極，打電話給柏林，用密碼通知那裡的密謀份子，﹁閃電﹂已經開始。然後，他同特萊斯科夫懷著怦怦跳動的心，等待著驚人的消息。他們預期，最早的消息將來自護送元首座機的戰鬥機的無線電報告。他們一分鐘一分鐘地數著，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一個小時｜｜還是沒有消息。過了兩個多小時，消息來了。那是一個例行公事的電報，報告希特勒已在拉斯登堡降落了。

　　﹁︵施拉勃藍道夫後來複述當時情況說︶我們都怔住了，想不出失敗的原因。我馬上給柏林打電話，用密碼告訴他們，嘗試失敗了。接著特萊斯科夫和我商量下一步怎麼辦。我們震動得很厲害。這次嘗試失敗是十分嚴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將是炸彈被發現，這必然會引起對我們的偵查和一大批緊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彈永遠沒有被發現。當天夜裡，特萊斯科夫打電話給勃蘭特上校，隨意地問起他是不是已經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給斯蒂夫將軍。勃蘭特說，他還沒有功夫辦這件事情。待萊斯科夫就叫他別送去了，因為瓶子弄錯了，施拉勃藍道夫明天有點公事到那裡去，將托他把想送給斯蒂夫的真正好白蘭地捎去。

　　施拉勃藍道夫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飛到希特勒的大本營，把兩瓶白蘭地酒換出了那個炸彈。

　　﹁︵他後來敘述說︶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時我的恐怖心情。勃蘭特把炸彈遞給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擔心它會來一個過時的爆炸。我裝得很鎮靜，不去想我拿著的是個炸彈，立即上了汽車，開到鄰近的科爾青鐵路交叉點。﹂

　　他從那裡搭夜車去柏林。在臥車車廂裡，他關起門來，一個人把炸彈拆開。他很快就發現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說，為什麼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炸彈的裝置是靈的；小瓶子破了；腐蝕性的液體蝕盡了金屬線；撞針也向前撞過了；但是，雷管沒有發火。

　　柏林的密謀份子極度失望，但並不氣餒。他們決定對暗害希特勒再來一次新的嘗試。很快就有了一個好機會。希特勒將由戈林、希姆萊和凱特爾陪同，出席三月二十一日在柏林軍械庫舉行的陣亡將士紀念日的紀念儀式。這是一個不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還可以搞掉他的主要夥伴的機會。正如克魯格的參謀部中的諜報科長馮‧格斯道夫上校後來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特萊斯科夫選定格斯道夫男爵來掌握炸彈，這是一次要同歸於盡的任務。計畫是這樣：上校把兩顆炸彈藏在大衣口袋裡，點上信管，在儀式中儘量靠近希特勒站著，把元首和他的隨從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躊躇地自願犧牲自己的生命。

　　三月二十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飯店他的房間裡同施拉勃藍道夫見面。施拉勃藍道夫帶來了兩顆炸彈，用的都是點燃十分鐘的信管。但因為軍械庫內玻璃頂的院子裡氣溫接近零度，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時間。希特勒在發表演說之後，預定在這個院子裡用半小時參觀從俄國人那裡繳獲的戰利品的展覽。這個展覽是格斯道夫的部下佈置的。這是上校能夠接近元首和殺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道夫後來敘述了當年所發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在大衣兩邊口袋裡各裝了一個帶十分鐘信管的炸彈。我打算盡可能靠近希特勒，這樣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當希特勒｜｜走進展覽廳的時候，施蒙特過來告訴我，希特勒準備只用八分鐘或十分鐘參觀展覽。因此，不可能實行這次暗殺了，因為即使在正常的溫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十分鐘。這個最後一分鐘的改變計畫，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詭計，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說，特萊斯科夫將軍在斯摩棱斯克﹁手裡拿著一隻跑錶﹂，焦急地和期待地聽著儀式的實況廣播。當廣播員宣佈，希特勒進了展覽廳只停留了八分鐘就離開時，這位將軍知道，又一次嘗試失敗了。

　　後來至少又有三次密謀份子稱之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嘗試，但下面我們將會看到，每一次都遭到類似的挫折。

　　一九四三年初，在德國發生了一次自發性的事件。這次事件雖然規模不大，但有助於使抵抗運動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而到那時為止，抵抗運動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嘗試都告挫敗了。這次事件又是一個警告，說明納粹當局對於最起碼的反對的表示，會採用多麼殘酷無情的手段。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到過，德國的大學生在三十年代初期，曾經是最狂熱的納粹份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統治使他們幻想破滅了。德國不能贏得戰爭，特別是當一九四三年來臨的時候，發生了史達林格勒的災難，這就使這種幻滅感更加尖銳起來。慕尼黑曾經是產生納粹主義的城市。慕尼黑大學現在卻成了學生反抗運動的溫床。領頭的人物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醫科學生漢斯‧舒爾和他的二十一歲的妹妹、學生物學的沙菲。他們思想上的導師是一個哲學教授，名叫庫特‧休伯。他們利用稱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它大學裡進行反納粹的宣傳，並且同柏林的密謀份子也取得了聯繫。

　　一九四三年二月裡的一天，巴伐利亞納粹黨領袖保羅‧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給他的一批這種信件之後，召集了學生開會。他在會上宣佈，身體不合格的男生｜｜身體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陸軍服役｜｜將被分配去做某種更有用的戰時工作。接著，他不懷好意地對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們為了祖國的利益每年生一個孩子。

　　他還說：﹁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夠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給她們｜｜而且我能保證她們嚐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亞人雖然素以有點粗俗的幽默著稱，但是學生們對這種下流話是受不了的。他們把這個黨領袖轟下了台，又把來保護他的幾個秘密警察和黨衛隊人員趕出會場。當天下午，反納粹的學生在慕尼黑街道上舉行示威，這在第三帝國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學生們在舒爾兄妹領導下，開始散發小冊子，公開號召德國青年行動起來。二月十九日，一個宿舍管理員看到漢斯‧舒爾和沙菲‧舒爾從大學的陽臺上撒傳單，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們送命的經過是迅速而野蠻的。他們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長羅蘭‧法賴斯勒主持審判。法賴斯勒大概可以說是第三帝國中繼海德里希之後最陰險和最嗜殺的納粹份子，本書以後還要提到他。他們被判定犯了叛國罪，宣判死刑。在受訊時，沙菲‧舒爾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厲害，她出庭的時候，有一條腿已經折斷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對法賴斯勒的野蠻威嚇，她平靜地回答：﹁你同我們一樣都知道，這場戰爭已經輸定了。為什麼你這樣卑怯，不敢承認這一點？﹂

　　她撐著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絞刑架，極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這樣。休伯教授和另外幾個學生在幾天之後也被處死刑。

　　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謀份子看到他們面臨著的危險。這時，在密謀份子中間，某些領導人的輕舉妄動，經常引起其它領導人的擔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試探希姆萊和黨衛隊其它高級軍官參加密謀集團的可能性，這是極端冒險的。為人十分獨特的威茲薩克在戰後喜歡把他自己描繪成堅決的抵抗份子，但在當時他嚇得同最親密的朋友哈塞爾斷絕一切來往。他指責哈塞爾︵還有馮‧哈塞爾夫人︶﹁輕率得令人難以置信﹂，還警告說，秘密警察正在跟蹤哈塞爾。

　　秘密警察還在監視著其它許多人，特別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一九四三年三月，是密謀份子受挫折的月份，他們兩次行刺希特勒的嘗試都流產了。緊接著，秘密警察又給了他們一次打擊。但是，很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打擊主要不是由於專門的追蹤技術，而是兩個情報機構、即武裝部隊諜報局和希姆萊的中央保安局傾軋的結果，中央保安局主管黨衛隊的情報機構並且想把卡納里斯海軍上將攆走，接管他的諜報局。

　　一九四二年秋天，一個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為私運外幣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實際上是諜報局的一個特務，但他長久以來運出國境的錢是給在瑞士的一群猶太難民的。在第三帝國，一個德國人的最大罪過莫過於此了，哪怕他是一個諜報局特務也罷。由於卡納里斯沒有營救施密特休伯，這個特務就開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瞭解的諜報局的情況。他攀出漢斯‧馮‧杜那尼。杜那尼同奧斯特上校一樣，一直是密謀集團的核心份子。施密特休伯告訴了希姆萊手下的人，一九四○年約瑟夫‧纓勒博士到梵蒂岡去的任務，是通過教皇同英國人搭上關係。他透露了一九四二年波霍弗牧師用諜報局發的偽造護照到斯德哥爾摩去訪問契賈斯特主教的事情。他還暗示出奧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種計畫。

　　經過幾個月的偵察，秘密警察行動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杜那尼、繆勒和波霍弗被捕。奧斯特在這期間已經設法銷毀了大部分罪證文件，在十二月間被迫辭去諜報局職務，在萊比錫被軟禁起來。

　　這對密謀集團是一個沉重打擊。施拉勃藍道夫談到奧斯特時說，他是﹁一個上帝要塑造的那種樣子的人，頭腦清楚而沉著，危險臨頭仍鎮定如常﹂。從一九三八年試圖搞掉希特勒以來，奧斯特一直是密謀集團中關鍵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職業是律師，他一直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助手。新教牧師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父繆勒，不但為抵抗運動帶來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歷次國外活動中，表現出個人英勇不屈的典範。他們被捕之後，備受酷刑，但仍拒絕出賣他們的同志。

　　但最嚴重的是，諜報局瓦解之後，密謀份子失去了﹁掩護﹂，也失去了他們相互之間、他們同猶豫觀望的將軍們之間、他們同西方的朋友們之間互通聲氣的主要途徑。

　　希姆萊警犬的追蹤又有了更多的發現，幾個月之內諜報局和它的首腦卡納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個新發現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發生的，是在納粹圈子裡稱為﹁索爾夫夫人茶會﹂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爾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過殖民大臣，在魏瑪共和國做過駐日本大使。她很久以來就是柏林一個反納粹的﹁沙龍﹂的女主人。常到這個﹁沙龍﹂來的有許多高貴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麥的孫女漢娜‧馮‧勃萊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駐美大使的侄子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穌會神父埃克斯勒本，還有外交部一個高級官員奧托‧基普和伊莉莎白‧馮‧泰登。奧托‧基普曾因參加一次招待愛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國駐紐約總領事的職務，但後來又設法復任外交官職。伊莉莎白‧馮‧泰登是一個有才華的、虔誠信教的婦女，在海德堡附近的威勃林根辦一所著名的女子學校。

　　九月十日在索爾夫夫人家裡的茶會上，馮‧泰登小姐帶來一個少年英俊的瑞士醫生，名叫勒克西，在沙爾勃魯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醫院工作。同極大多數瑞士人一樣，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強烈的反納粹情緒。在場的許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別是基普。茶會散場之前，這個好意的大夫自動提出，願意為索爾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遞送任何信件給他們在瑞士的朋友｜｜德國反納粹的流亡份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場的不止一個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務。他把幾封可以作為罪證的信件和關於這次茶會的報告，一起交給了秘密警察當局。

　　馮‧毛奇伯爵的一個在空軍部工作的朋友偷聽到了這個瑞士醫生同秘密警察之間的幾次電話。馮‧毛奇伯爵從這一朋友那裡得悉了這一情況，立即對他的朋友基普發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爾夫圈子裡的其它人。但是希姆萊已經掌握了證據。他也許是希望把網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四個月才下手。一月十二日，所有參加那次茶會的人，除了索爾夫夫人和她的女兒巴勒施特萊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審訊和處決了。她們母女倆關在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最後倖免一死，真是奇蹟。馮‧毛奇伯爵為他的朋友基普所牽連，這次也被捕了。但這還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後果。它的影響遠及土耳其，並為最後解散諜報局、把它的工作轉移給希姆萊鋪平了道路。

　　在基普的親密的反納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爾麥倫和他的美貌絕倫的妻子｜｜娘家姓名伊莉莎白‧馮‧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它反對現政權的人一樣，他們參加了諜報局，被派在伊斯坦布爾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們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審。他們知道回去以後的命運會怎麼樣，所以拒絕了這個命令，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初同英國特務機關取得聯繫，飛到開羅，又從那裡飛到英國。

　　柏林方面認為，凡爾麥倫夫婦帶了諜報局的全部密碼逃亡，把它們都交給了英國人，雖然後來發現這是不確實的。但這卻成了希特勒搞掉諜報局的最後一個藉口。在杜那尼和諜報局的其它人員被捕之後，加上對卡納里斯越來越懷疑，他就想這樣做了。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他下令解散諜報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這是希姆萊又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他同陸軍軍官團的鬥爭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誣告馮‧弗立契將軍的事件。諜報局的解散，使武裝部隊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報機構，並且增加了希姆萊對將軍們的權力。這也是對密謀份子的進一步的打擊，現在密謀份子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務機構了。

　　但是他們沒有打消殺害希特勒的圖謀。從一九四三年九月到一九四四年一月，又組織了六次嘗試。八月間，雅可布‧瓦倫堡到柏林來看戈台勒。戈台勒向他保證，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可以在九月間發動政變。到那時，施拉勃藍道夫將去斯德哥爾摩會晤邱吉爾先生的代表，進行和談。

　　﹁當時我懷著提心吊膽的心情，等待九月的來臨。﹂這位瑞典銀行家後來對文倫‧杜勒斯說，﹁九月過去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一個月之後，施蒂夫將軍｜｜就是特萊斯科夫送給兩瓶﹁白蘭地酒﹂和希姆萊後來稱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個說話刻薄的駝子｜｜設法在拉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間軍事會議上，放一顆定時炸彈。但到最後關頭，他又膽怯了。幾天之後，他從諜報局拿來藏在大本營一個瞭望樓下面的那些英國炸彈爆炸了。幸虧希特勒命令負責調查這個案件的諜報局上校瓦爾納‧施拉德，是參與密謀活動的人，密謀份子才沒有暴露。

　　十一月裡，又組織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動。密謀份子挑了二十四歲的步兵上尉阿克西爾‧馮‧丹‧布舍，試穿一種新的陸軍大衣和一種新的作戰背包，這兩件裝備都是希特勒下令設計的，現在他要親自觀看，以便批准生產。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轍，布舍決定在他試穿的大衣口袋裡，裝上兩顆在點燃引線之後幾秒鐘就會爆炸的德國炸彈。他的計畫是趁希特勒檢查新大衣的時候，一把抓住他，這樣兩人就同歸於盡。

　　但在預定的試穿日期前一天，盟軍的一顆炸彈把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戰背包炸毀了。布舍就返回俄國前線他的連隊。十二月間，他又來到希特勒的大本營，打算仍舊利用試樣子的機會，進行謀害。但元首忽然決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聖誕節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線受了重傷，於是另一個在前線作戰的年輕步兵軍官調來代替他。這個年輕軍官就是海因里希‧馮‧克萊施特，資格最老的密謀份子之一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的兒子。試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但元首由於某種原因並沒有來。據杜勒斯說是因為空襲。

　　到了這時，密謀份子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希特勒採取經常改變日程的手法，他們的計畫必需大加修改。他們看到，希特勒肯定會出現的場合是每天兩次同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的將軍們的軍事會議。必須在這樣的一次會議上殺掉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個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軍官，代表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來到拉斯登堡大本營，準備參加中午的會議，作關於陸軍補充問題的報告。在他的皮包裡，有一顆定時炸彈。這次會議臨時取消了，因為希特勒到上薩爾斯堡度耶誕節去了。

　　這是這個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進行這樣的暗殺行動，但不是最後一次。因為反納粹的密謀份子終於找到了馮‧施道芬堡伯爵這樣一個他們所需要的人。從此以後，他不但擔負起用現在看來唯一可能的辦法親手來殺害希特勒的任務，並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輝、希望和熱情注入密謀集團。他成為密謀集團的真正的領袖，儘管從來不是名義上的領袖。

馮‧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馮‧施道芬堡伯爵是個具有職業軍官所需要的驚人才能的人。他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德國南部一個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勞斯‧菲力浦‧沈克。他的母親是烏克斯庫爾一吉倫勃蘭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崙的戰爭中的軍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後者曾同夏恩霍爾斯特一起創建了普魯士陸軍參謀本部。在他母親這方面，他又是另一個拿破崙時代名將約克‧馮‧瓦爾登堡的後裔。他的父親曾經做過伍爾登堡末代國王的樞密大臣。這個家庭是一個融洽的、虔誠地信仰羅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養的家庭。

　　克勞斯‧馮‧施道芬堡就是在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氣氛中長大的。他體格健壯，所有見過他的人都說他十分英俊。他才氣橫溢，好學不倦，頭腦冷靜周密。他喜好馳騁養馬和體育運動，也熱愛文學和藝術，博覽群書，涉獵頗廣。他在青年時代接受了天才詩人斯蒂芬‧格奧爾格的浪漫神秘主義的影響。這個年輕人一度想以音樂為職業，後來又想從事建築，但在一九二六年十九歲的時候，參加了陸軍，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騎兵團當見習軍官。

　　一九三六年，他入柏林陸軍大學。他的全面的才華引起了教官們和總司令部的注意。兩年以後，他成為參謀本部的一個年輕軍官。他雖然像許多同一階級出身的人一樣，思想深處是保皇派，但到那時為止，並不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顯然是一九三八年的排猶行動，使他第一次對希特勒產生了懷疑。一九三九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國引向一場可能是長期的、傷亡慘重的、最後歸於失敗的戰爭，這時他的懷疑增長了。

　　儘管如此，當戰爭來臨的時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戰爭。在波蘭和法國戰役中，他在霍普納將軍的第六裝甲師當參謀，聲名卓著。看來是在到了俄國之後，他對第三帝國的幻想完全破滅了。一九四○年六月，即進攻敦克爾克的前夕，他被調回陸軍總司令部。在對俄國作戰的最初十八個月中，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蘇維埃領土上，協助在俄國戰俘中組織俄羅斯﹁志願﹂部隊和擔任其它等等工作。據他的朋友說，施道芬堡這時認為，在德國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時候，這些俄國人的軍隊可以用來推翻史達林的暴政。也許這可以作為斯蒂芬‧格奧爾格的糊塗思想給他的影響的一個例子。

　　黨衛隊在俄國的暴行，更不用說希特勒的槍殺所有布爾什維克政治委員的命令，打開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為之服務的主子是個什麼樣的人。由於機緣巧合，他在俄國遇到了決心殺掉這個主子的兩個主要的密謀份子｜｜馮‧特萊斯科夫將軍和施拉勃藍道夫。據後者說，他們後來碰了幾次面，就使他們相信施道芬堡是他們的人。施道芬堡於是成了一個積極的密謀份子。

　　但是他還只是一個低級軍官。他很快發現，那些陸軍元帥們不是膽子太小，就是太沒有主意，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來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後方對猶太人、俄國人和戰俘的可怕的屠殺。史達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災禍也使他感到厭惡。一九四三年二月，這次災禍結束之後，他請求派往前線，被調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裝甲師當作戰參謀。他參加了凱塞林山口戰役的最後階段，在這次戰役中，他所屬的部隊把美國人趕出了山口。

　　四月七日，他乘的汽車開進一處佈雷的戰地，也有人說，還受到低飛的盟軍飛機的掃射。施道芬堡受了重傷。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兩個指頭和整個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蓋也受了傷。有幾個星期，看來情況是即使幸而能活下來的話，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進了慕尼黑一所醫院，多虧沙爾勃魯赫教授的精心治療，他重獲生命。人們會認為，任何人處在他的境地，一定會在傷癒之後退伍，從而也就退出了密謀集團。但到了仲夏時節，他在反覆練習用左手剩下的三個包紮起來的指頭拿筆之後，寫了一封信給奧爾布里希特將軍，說他希望在三個月之內回去重新服役。在長期療養中，他有時間思考許多問題，最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雖然成了殘廢，他還有一個神聖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們有四個年紀還小的孩子︶到醫院去看他。他對坐在床邊的妻子說：﹁我覺得我現在必須做一點事情來挽救德國。我們參謀本部的所有軍官必須擔起我們應負的責任。﹂

　　一九四三年九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擔任陸軍辦公廳主任奧爾布里希特將軍的參謀長。很快他就開始練習用他那只還沒有完全殘廢的手的四個指頭，拿一把夾子引發諜報局收藏的英製炸彈。

　　他所做的工作遠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氣、清楚的頭腦、寬闊的思路和傑出的組織才能，為密謀份子們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決心。但也產生了一些分歧。因為施道芬堡對於密謀集團的老朽的領導人如貝克、戈台勒和哈塞爾所擬議的、一旦推翻了國家社會主義之後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無聲無色的政權，很不滿意。他比他那些參加克萊騷集團的朋友們講求實際多了。他要實行一種新的、充滿活力的社會民主主義，並且堅持要在擬議的反納粹政府成員名單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烏斯‧萊伯和威廉‧劉希納，前者是一個卓越的社會民主黨人，後者是前工會幹部，兩人都是密謀集團的核心和積極份子。在這個問題上經過了許多爭論，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謀集團的政治領導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謀集團的絕大多數軍人中間，他也同樣取得了成功。他曾經認為貝克將軍在聲望上是這些軍人的領袖，對這位前任參謀總長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後，他看到剛經過一次癌症大手術的貝克，已經失去往日的精神，顯得疲憊並且有點沮喪。在政治上，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響，沒有什麼頭腦。在實行起義時，利用貝克在軍界的很高聲望是有好處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揮所需要的部隊方面，必須找服現役的青年軍官來幫忙。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關鍵人物。

　　除奧爾布里希特外，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陸軍總司令部組織處長施蒂夫將軍，陸軍軍需總監愛德華‧華格納將軍，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埃里希‧菲爾基貝爾將軍，軍械署長弗里茨‧林德曼將軍，柏林衛戍司令保羅‧馮‧哈斯將軍︵他可以為接管柏林提供部隊︶，外籍軍隊科科長馮‧羅恩納男爵上校，還有他的參謀長馮‧馬圖契卡伯爵上尉。

　　還有兩三個處於關鍵地位的將軍，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弗里茨‧弗洛姆。他是補充軍實際上的總司令。同克魯格一樣，他忽冷忽熱，不能完全算數。

　　密謀份子們也還沒有吸收到一個現役的陸軍元帥。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是最早參加的密謀份子之一，內定為將來的武裝部隊總司令。但他現在已退為後備役，手下沒有軍隊，他們曾向現在指揮西線所有部隊的馮‧倫斯德陸軍元帥進行遊說，但倫斯德拒絕背棄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說，這至少是他的藉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風使舵的馮‧曼施坦因陸軍元帥也是如此。

　　在這個當兒｜｜一九四四年初｜｜一個十分活躍而且受人愛戴的陸軍元帥對密謀份子表示了某種接近的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這件事情。這個陸軍元帥就是隆美爾。他的參加反希特勒的密謀計畫，使抵抗運動的領導人感到十分驚異。他們中間多數人把這個﹁沙漠之狐﹂看作納粹份子和機會主義份子，認為他過去無恥地對希特勒獻媚、爭寵，現在只是因為看到戰爭敗局已定，才想背棄他。他們因而不同意要他。

　　一九四四年一月，隆美爾就任西線日集團軍司令，這支部隊是用來抵禦英美渡海進攻的主力的。在法國時，他開始同兩個老朋友往還很密，一個是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軍事總督亞歷山大‧馮‧福肯豪森將軍，另一個是法國軍事總督卡爾‧海因里希‧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這兩個將軍都已經參加反希特勒的密謀集團，他們慢慢地把隆美爾也引進來。他們對隆美爾進行的工作，得到後者一個擔任文職的老朋友卡爾‧施特羅林博士的協助。施特羅林是斯圖加特市長。同本書許多人物一樣，一度是一個熱心的納粹份子，但現在戰爭正走向失敗，許多德國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軍轟炸下很快地成為一堆堆廢墟，他就開始另作打算。他在這條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幫助。一九四三年八月，戈台勒曾勸他參加起草一個給內務部｜｜現在由希姆萊擔任部長｜｜的備忘錄，聯名要求停止迫害猶太人和基督教會，恢復公民權利和重新建立一個不受黨和黨衛隊一秘密警察干預的司法系統。施特羅林通過隆美爾夫人，把這個備忘錄送給這位陸軍元帥，這個備忘錄似乎對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一九四四年二月底，他們兩個在烏爾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爾家裡促膝談心。

　　﹁︵這位市長後來敘述道︶我告訴他，東方戰線上某些高級陸軍軍官提議逮捕希特勒，強迫他在電臺上宣佈退位。隆美爾同意這個想法。

　　我又告訴他，他是我國最偉大、最得人心的將領，在國外比任何其它將領都更受尊敬。我說：﹃你是唯一能夠使德國避免發生內戰的人。你必須以你的大名來贊助這一運動。﹄﹂

　　隆美爾遲疑了一下，最後作了決定。

　　他對施特羅林說：﹁我想，出來挽救德國是我的責任。﹂

　　在這次以及所有以後同密謀份子的會見中，他都反對謀殺希特勒｜｜不是由於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於實際考慮。他認為，這個獨裁者如果被殺，就會成為一個烈士。他堅決主張由陸軍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國法庭，根據他對本國人民和佔領區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懲治。

　　這時，命運又為隆美爾帶來另一個影響。這種影響來自漢斯‧斯派達爾將軍。斯派達爾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擔任這位陸軍元帥的參謀長。他也是一個謀反份子，雖然與施道芬堡分屬不同的密謀集團，但兩人都是不同尋常的陸軍軍官，他不但是一個軍人，還是一個哲學家，一九二五年以優異成績得過圖平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到任以後立即著手對他的上司做工作。只過了一個月，即五月十五日，他就安排了隆美爾、施圖爾納格爾以及他們的參謀長在巴黎附近一所鄉村別墅裡開會。斯派達爾說，會議的目的是擬定﹁停止西線的戰爭和推翻納粹政權的必要措施﹂。

　　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達爾知道，在進行準備工作的時候，同國內反納粹份子，特別是戈台勒一貝克集團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是迫切需要的。有幾個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設法讓隆美爾同牛賴特舉行一次會談。不是別人，竟是牛賴特！我們知道牛賴特為希特勒的骯髒勾當盡過力，起初當外交部長，後來又當第三帝國駐波希米亞的保護長官。不過現在，由於可怕的災難快要降臨祖國了，他也開始清醒過來了。隆美爾認為同牛賴特和施特羅林見面太危險，就決定派斯派達爾將軍去。五月二十七日，在弗羅伊登施塔特的斯派達爾家裡舉行了會議。出席的三個人｜｜斯派達爾、牛賴特和施特羅林都是斯瓦比亞人，這種親密關係不僅使會議開得融洽，並且很容易就達成協議。他們的協議是這樣：必須儘快推翻希特勒，隆美爾必須準備出任國家的臨時首腦或武裝部隊總司令。應該說明，隆美爾自己從來也沒有想當這兩個職務。他們還擬定了許多細節，包括同西方盟國接洽停戰的計畫以及國內密謀份子同隆美爾總部的通訊密碼。

　　斯派達爾將軍著重聲明，當時隆美爾已經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訴了他在西線的頂頭上司馮‧倫斯德陸軍元帥，而且還說，後者也已﹁完全同意﹂。不過，這個陸軍高級軍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斯派達爾後來寫道︶在討論起草聯名給希特勒的要求的時候，倫斯德對隆美爾說：﹃你年輕。你瞭解和熱愛人民。你幹吧。﹄﹂

　　後來，在春末又舉行幾次會議，擬訂了下面的計畫。在參與密謀的西線的陸軍軍人中，斯派達爾幾乎是唯一倖免於死的人。他這樣敘述這個計畫：

　　﹁立即與西方盟國停戰，但不是無條件投降。德國人從西線撤回本國。盟國立即停止對德國本上的轟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國法庭進行審判。推翻納粹統治。在貝克將軍、戈台勒和工會代表劉希納領導下的各個階層的抵抗力量，暫時接管德國的行政權。不實行軍事獨裁制度。在﹃歐洲合眾國﹄的結構內，準備實行﹃建設性的和平﹄。在東方，繼續戰爭。縮短戰線，守住多瑙河口、喀爾巴阡山、維斯杜拉河、默默爾一線。﹂

　　將軍們似乎毫不懷疑，在實行這個計畫之後，英美就會同他們一起進行反對俄國的戰爭，以防止｜｜照他們說法｜｜歐洲布爾什維克化。

　　在柏林，貝克將軍同意了這個計畫，至少是在對東方繼續進行戰爭這個限度以內。五月初，他通過吉斯維烏斯，給杜勒斯送去一個備忘錄，提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計畫。在英美進攻西歐之後，西線上的德國將軍們將把他們的部隊撤到德國邊境。在這過程中，貝克要求西方盟國進行三項戰術行動：派出三個空降師到柏林地區，協助密謀份子守住首都；在漢堡和不來梅附近的德國海岸，舉行大規模海上登陸；派出相當大量的部隊渡過英吉利海峽在法國登陸。與此同時，可靠的反納粹的德國部隊將佔領慕尼黑地區，把希特勒包圍在上薩爾斯堡的山間別墅之中。對俄國的戰爭將繼續進行。杜勒斯說，他毫不遲延地叫柏林的密謀份子別做夢了。他告訴他們，同西方單獨媾和是不可能的。

　　施道芬堡、他那些參加克萊騷集團的朋友以及像前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這樣一些密謀份子，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事實上，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包括施道芬堡在內︶都是﹁東方派﹂｜｜雖然反對布爾什維克，但是親俄。有一個時期，他們認為同俄國達成較有利的和平協定，比同西方盟國還可能容易一些。俄國通過史達林本人的多次聲明，在它的廣播宣傳中，曾經強調它不是對德國人民作戰，而是對﹁希特勒份子﹂作戰；而西方盟國卻只是口口聲聲他講﹁無條件投降﹂。但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蘇聯政府在盟國外長莫斯科會議上正式宣佈完全贊同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的卡薩布蘭卡宣言，這時密謀份子才放棄了這種主觀願望。

　　現在，當決定命運的一九四四年夏季快要來臨的時候，他們認識到：由於紅軍迫近德國邊境，英美軍隊也已經部署好大規模渡海進攻，而德國在義大利對亞歷山大率領下的盟軍的抵抗正在瓦解，他們必須趕快除掉希特勒和納粹政權，才能夠取得某種和議，以免德國被佔領和消滅。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夥終於擬就了他們的計畫。這些計畫總的代號是﹁伐爾克里﹂。這是一個很恰當的名稱，因為伐爾克里是北歐一日耳曼神話中一些美麗而可怕的少女，據說她們飛翔在古戰場上，尋找那些該殺死的人。這一次，要殺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諷刺意味的是，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在垮臺之前，使元首同意了這個﹁伐爾克里﹂計畫。原來他把﹁伐爾克里﹂偽裝成這樣一個計畫：一旦在柏林和其它大城市服勞役的千百萬外國勞工暴動時，國內駐防軍就接管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這樣的暴動是很少可能發生的，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那些外國工人既沒有武器，也沒有組織。但是好疑的希特勒這時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當時幾乎所有精壯的士兵都不在國內，有的在前線，有的在遼闊的佔領區內鎮壓當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這個想法：國內駐防軍應該有個防範這群心懷不滿的奴隸勞工、保障國內治安的計畫。這樣，﹁伐爾克里﹂計畫成了軍中密謀份子的一個絕好的掩護，使他們可以相當公開地擬訂希特勒被暗殺後，國內駐防軍接管首都和維也納、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計畫。

　　在柏林，密謀份子主要的困難是手上的軍隊太少，人數不及黨衛隊部隊。在城內和城外四周還有為數不小的空軍防空部隊。除非國內駐防軍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否則，即使希特勒死了，這些部隊將會繼續忠於戈林，不惜為保持在他們的頭子的領導下的納粹政權而戰。他們的高射炮可以當大炮用，來對付國內駐防軍部隊。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隊因為它們的頭子馮‧赫爾道夫伯爵參加了密謀集團，已為密謀份子所掌握。

　　鑒於黨衛隊和空軍部隊的實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視控制首都的行動時間。最初兩小時將是最關鍵的時刻。在這短短的時間裡，陸軍部隊必須奪占全國廣播總局和兩個本市電臺、電報局、電話局、總理府、政府各部和黨衛隊一秘密警察總部。戈培爾是唯一很少離開柏林的納粹顯要人物。他和黨衛隊軍官必須加以逮捕。在這時間裡，希特勒一死，他在拉斯登堡的大本營必須立刻同德國其它地方隔絕，使得不論是戈林或是希姆萊，或是凱特爾、約德爾這樣的納粹將領，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試圖糾集警察或軍隊來支持納粹政權的繼續存在。這項工作由長駐元首大本營的通訊處長菲爾基貝爾將軍負責。

　　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在政變發動後兩小時內完成了這一切事情之後，才能夠通過廣播、電話和電報，把先期擬好的公報發給其它城市的國內駐防軍部隊指揮官、在前線和佔領區指揮軍隊的最高級將領，宣佈希特勒已死，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二十四小時內，起義就應該結束｜｜成功地結束，新政府鞏固的建立起來。否則，那些搖擺不定的將軍們就可能會發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萊可能把他們爭取過去，那就會發生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前線就會潰退，而密謀份子希望防止的混亂和崩潰就將不可避免。

　　一切都在於密謀份子有沒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殺之後｜｜這件事情將由施道芬堡親自負責｜｜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運用柏林市內和四周的國內駐防軍部隊，為他們的目的服務。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在一般的情況下，只有國內駐防軍即補充軍總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將軍，才能下令執行﹁伐爾克里﹂計畫。而他的態度如何，直到最後還是一個問號。一九四三年的整整一年裡，密謀份子都在對他做工作。他們最後的結論是，這個謹小慎微的軍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經成功之後才能完全算數。但他們對起事成功自以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瞞著他，動手起草了一系列準備以他名義發佈的命令。如果他在關鍵時刻動搖，就用霍普納將軍代替弗洛姆。霍普納就是那個卓越的坦克部隊指揮官，在一九四一年莫斯科戰役之後被希特勒撤職，並且被禁止再著軍服。

　　柏林的另外一個重要將領的問題也使密謀份子很傷腦筋。這是馮‧科茨弗萊契將軍。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份子，指揮著包括柏林和勃蘭登堡在內的第三軍區。密謀份子決定把他逮捕，由馮‧圖恩根男爵將軍代替。柏林衛戍司令保羅‧馮‧哈斯將軍已經參加了這個密謀，可以指望他領導衛戍部隊完成佔領柏林的這個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詳細計畫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萊斯科夫在戈台勒、貝克、維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給各軍區司令的命令，指示他們如何接管轄區的行政權、鎮壓黨衛隊、逮捕納粹首要份子和佔領集中營。此外，還寫好幾個動人的文告，準備在適當時機發給武裝部隊、德國人民、報界和電臺。這些文告有的由貝克以新的國家元首的名義簽署，有的由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以武裝部隊總司令名義簽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總理的名義簽署。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兩個參加密謀的勇敢的婦女在深夜裡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機打出許多副本。這兩個婦女，一個是對密謀活動貢獻很大的特萊斯科夫將軍的夫人艾立卡‧馮‧特萊斯科夫，另一個是瑪格麗特‧馮‧奧文，她是一個退休將軍的女兒，多年擔任兩位前任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斯坦因將軍和馮‧弗立契將軍的忠實的秘書。這些文件準備好之後都藏在奧爾布里希特將軍的保險櫃裡。

　　這樣，計畫都安排好了。事實上，這些計畫在一九四三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幾個月，並沒有為實現這些計畫採取什麼行動。然而形勢的發展卻不等待密謀份子。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們意識到時間已經所餘無幾了。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緊。參加密謀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馮‧毛奇伯爵和克萊騷集團成員，同時被處決的人也很多。密謀集團的核心份子貝克、戈台勒、哈塞爾、維茨勒本等，因為希姆萊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緊，連見面都越來越困難。這年春天，希姆萊曾警告已經下臺的卡納里斯說，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將軍們和他們的文職朋友正在圖謀反叛。他提到正在監視貝克和戈台勒。卡納里斯把這個警告轉達給奧爾布里希特。

　　對密謀份子來說，軍事形勢也同樣有著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認為，俄國人就要在東線發動一次全面反攻。羅馬已經放棄給盟軍了。它是在六月四日失守的。在西線，英美登陸迫在眉睫。德國可能很快就要遭受軍事失敗｜｜在還沒有來得及推翻納粹之前。也許是由於克萊騷集團的思想影響，確實有越來越多的密謀份子，開始認為還不如取消原定計劃，讓希特勒和納粹份子去負擔這場災難的責任。現在推翻他們，可能只是重複﹁背後中了暗劍﹂的神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背後中了暗劍﹂的神話曾使許多德國人深信不疑。

英美的進攻：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

　　施道芬堡本人並不相信西方盟國會在那年夏天作登陸法國的嘗試。從諜報局轉到希姆萊的軍事情報局工作的格奧爾格‧漢森上校，曾經在五月初提醒過他，進攻可能在六月的任何一天發生。但是他還是不相信。

　　德國陸軍本身對於進犯的日期和地點也狐疑不定。在五月裡，有十八天功夫，不論氣候或海洋、潮汐都適於登陸，但德國人注意到，艾森豪將軍沒有利用這些有利條件。五月三十日，西線總司令倫斯德向希特勒報告，沒有跡象說明進犯已經﹁迫在眉睫﹂。六月四日，駐巴黎的空軍氣象站認為，由於氣候惡劣，至少在半個月內盟軍不會採取行動。

　　這時，德國空軍已不能對英國南部海岸港口進行空中偵察，而艾森豪的軍隊就是在這一時刻在這裡大批登船的。德國海軍也因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峽中的巡邏船艇。因此隆美爾只能根據他所得的很少情報和駐巴黎的空軍氣象站的意見，在六月五日早晨起草了一個形勢報告，向倫斯德報告說，進犯不會立刻發生，接著就乘汽車回到赫林根家裡，同家人一起過了夜，然後於第二天去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會談。

　　隆美爾的參謀長斯派達爾將軍後來回憶道，六月五日是﹁平靜的一天﹂。看來隆美爾這麼悠哉遊哉地回德國去一趟，並不是什麼不應該做的事。雖然德國特工人員發回來的一些例行報告提到盟軍登陸的可能性。這一次說是在六月六日到十六日之間。但是自從四月份以來，這樣的報告已經有過上百份了，所以沒有人認真地看待。六月六日，駐防諾曼第的第七軍團司令弗雷德里希‧杜爾曼將軍竟下令暫時解除經常戒備狀態，召集高級將領在離盟軍即將登陸的這些海灘南邊約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勒恩，進行﹁圖上作業﹂。

　　德國人對英美進攻的日期既心中無數，對入侵的地點也完全蒙在鼓裡。倫斯德和隆美爾都肯定地認為，進攻的地點將在海峽最狹處的加萊地區。他們在這裡集中了最強的部隊第十五軍團，它的實力在春天裡已由原來的十個步兵師增加到十五個步兵師。但到三月底，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可思議的直覺，使他感到進犯的主要地點可能在諾曼第。在以後幾個星期，他命令大量增援部隊開進塞納河和盧瓦爾河之間的地區。他不斷告誡他的將軍們：﹁注意諾曼第！﹂

　　但德軍實力的絕大部分，不論是步兵師還是裝甲師，仍然留在塞納河以北，在勒阿弗爾和敦克爾克之間。倫斯德和他的將軍們首先注意的還是加萊海峽而不是諾曼第。在四、五月間，英美最高司令部又在這裡舉行了一系列虛張聲勢的行動，使他們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計是正確的。

　　六月五日這一天是在比較平靜的情況下度過的｜｜就德國人方面來說是如此。英美的猛烈空襲，繼續破壞著德國的軍需庫、雷達站、Ｖ｜一飛彈發射場和交通運輸線，但這樣的空襲多少星期以來一直在日夜不停地進行，在這一天看來也不比以往更加緊張。

　　夜色初降，倫斯德的總部接到報告說，倫敦的英國廣播公司正在給法國抵抗運動發出數量多得異乎尋常的密碼電訊，從瑟堡到勒阿弗爾的德國雷達站遭到了干擾。夜間十時，第十五軍團截獲到英國廣播公司發給法國抵抗運動的一份密碼電訊，第十五軍團相信內容是告訴他們進攻即將開始。該軍團遂立即進入戒備狀態，但倫斯德卻認為不必對第七軍團發出警報。而盟軍在此刻｜｜快到午夜時分｜｜正在向這個軍團防守的西端海岸︵在岡和瑟堡之間︶，千船齊發，蜂擁而來。

　　直到六月六日凌晨一時十一分，第七軍團才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當時該軍團司令在勒恩參加﹁圖上作業﹂，還沒有回來。兩個美國空降師和一個英國空降師已開始在他的防地著陸。一時三十分發出了全面警報。

　　四十五分鐘之後，第七軍團參謀長馬克斯‧貝姆賽爾少將，用電話向隆美爾總部的斯派達爾將軍報告：這一次看來像是﹁大規模行動﹂。斯派達爾不相信，但把情況轉報給倫斯德，後者也同樣表示懷疑。這兩個將軍認為，空降傘兵只不過是盟軍的一種聲東擊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陸地點仍是在加萊附近。他們在二時四十分告訴貝姆賽爾，倫斯德﹁並不認為這是一次大規模行動﹂。六月六日拂曉後不久，在諾曼第海岸的維爾河口和奧恩河口之間的地區，在一個龐大艦隊的猛烈炮火的掩護下，大批盟軍部隊正從無數船艦上登岸。當這一消息傳到之後，這位德軍西線總司令仍然認為，這不是盟軍的一次主要攻擊。斯派達爾後來說，直到六月六日下午，情況才算判明。到了這時，美軍已經在兩處海灘、英軍在一處海灘取得了立足點，並且向縱深推進了二｜六英里。

　　斯派達爾在上午六時打電話到隆美爾的家中。這位陸軍元帥立刻取消了謁見希特勒的計畫，乘汽車從家裡動身。但直到下午，他才回到Ｂ集團軍司令部。在這段時間裡，斯派達爾、倫斯德和倫斯德的參謀長勃魯門特里特將軍，都在用電話同當時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統帥部聯繫。由於希特勒發佈過一個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線的總司令非經元首特許也不能調用裝甲師。這三個將軍在六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調兩個坦克師到諾曼第去，約德爾答覆說，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勢的發展。然後希特勒就上床了，儘管西線將領的告急電話響個不停，但沒人敢去打擾他。

　　當下午三時這個納粹統帥醒來時，已經傳到的壞消息使他立刻行動起來。他批准派遣利爾裝甲師和黨衛隊第十二裝甲師到諾曼第去，但後來事實證明，這個命令已下得太遲了。他還發了一道著名的命令，這道命令一直保存在第七軍團的作戰日記裡，傳給了後代：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

　　十六時五十五分

　　西線指揮部參謀長著重指出，最高統帥部要求在六月六日傍晚前，消滅橋頭陣地的敵軍，因為存在著敵方部隊繼續由海空登陸進行支援的危險｜｜灘頭陣地必須至遲在今晚肅清。﹂

　　希特勒幾個月來一直在說，德國的命運將在西線決定。現在，他想從上薩爾斯堡來指揮這場迄今為止最有關鍵性的戰役。在陰涼的山間氣氛中，發出這個異想天開的命令看來是當作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來做的，命令還由約德爾和凱特爾副署。隆美爾在從德國回到總部一小時之後，於當天下午五時前不久用電話轉達這個命令時，他似乎也是嚴肅對待它的。因為他命令第七軍團總部派第二十一裝甲師、也就是這個地區唯一的德國裝甲部隊立即發動攻擊，﹁不管增援部隊已否到達﹂。

　　這個師早在隆美爾下令之前已經發動攻擊了。當隆美爾同第七軍團總部通話時，接電話的貝姆賽爾將軍，對希特勒要求﹁至遲在今晚肅清﹂盟軍灘頭陣地︵現在已有了三處︶的命令，直截了當地回答道：﹁這是不可能辦到的。﹂

　　希特勒大肆宣傳的﹁大西洋壁壘﹂在幾小時之內就被突破了。一度吹噓得不可一世的德國空軍已經完全從天空中被趕走了，德國海軍從海洋上被趕走了，德國陸軍也冷不防受到襲擊。戰事還遠沒有結束，但它的結局已經不再有什麼疑問。斯派達爾後來說，﹁從六月九日以後，主動權已落在盟軍手中了﹂。

　　倫斯德和隆美爾認為，現在是當面把真相告訴希特勒並且要求他承受一切後果的時候了。他們勸誘他在六月十七日到蘇瓦松北面的馬吉瓦爾同他們開會。開會的地點是在一所建築堅固的地下避彈室裡。這座避彈室原來是準備在一九四○年夏天進攻英國時作為元首的大本營的，但一直沒有使用。現在，過了四個夏天，這個納粹統帥在這裡第一次出現了。

　　﹁︵斯派達爾後來寫道︶他臉色蒼白而疲憊，神經質地弄著他的眼鏡和夾在手指裡的許多顏色鉛筆。他彎著腰坐在一隻凳子上，陸軍元帥們站著。他原來那種使人跟著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簡單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個招呼，然後憤憤地大聲說，他對盟軍登陸成功十分氣惱，想讓戰地指揮官們對這件事情負責。﹂

　　但是，想到再一次遭到大敗的前景，將軍們的膽子壯了起來，至少隆美爾是這樣。在希特勒疾言厲色的責罵告一段落的時候，倫斯德讓隆美爾作主要發言人，當時在場的斯派達爾說，﹁隆美爾毫不容情地坦率指出｜｜對︵盟軍的︶空中、海上和陸上優勢，死拼硬鬥是沒有希望的﹂。真的，如果希特勒放棄他的寸土不讓、驅敵下海的荒唐決定，那麼形勢也許不會那麼沒有希望。在倫斯德贊同下，隆美爾建議德軍撤至敵軍猛烈的海軍炮火射程之外，把裝甲部隊暫時撤出戰鬥，加以整編，留作以後發動攻擊之用。他認為，﹁在敵人海軍炮火射程之外﹂進行一場戰鬥，可能把盟軍打敗。

　　但是最高統帥對任何撤退的建議都聽不進去。德國士兵必須堅持抵抗。他對後撤的問題顯然感到不愉快，於是很快就轉變了話題，斯派達爾說希特勒當時的表現可謂是﹁犬儒主義和虛假直黨的奇怪混合﹂，他竟對將軍們保證，新的Ｖ｜一武器︵或稱嗡嗡飛彈︶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倫敦發射，它﹁對大不列顛將起決定作用｜｜使英國人願意議和﹂。當這兩個陸軍元帥要希特勒注意德國空軍在西線的慘敗時，元首反駁說，﹁成群的噴氣戰鬥機﹂｜｜當時盟軍還沒有噴氣機，而德國已在生產｜｜很快就會把英美飛行員趕出天空。他說，那時英國就要垮臺。談到這裡，盟軍飛機來了，他們只好暫時停止會議，躲到元首的防空洞裡。

　　進了鋼骨水泥的地下室之後，談話又繼續進行。這時，隆美爾堅持要談一談政治問題。

　　﹁︵斯派達爾說︶他預言，德軍在諾曼第的防線將要崩潰，盟軍突入德境是難以阻止的｜｜他對俄國方面的防線能否守住也表示懷疑。他指出德國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後｜｜竭力主張結束戰爭。﹂

　　在隆美爾說話的時候，希特勒打斷了他好幾次，最後索性不讓他說下去：﹁你不用為戰爭的未來發展操心，還是為你自己受到進攻的防線操操心吧。﹂

　　不論在軍事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這兩個陸軍元帥的意見都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約德爾將軍後來在紐倫堡回憶說，﹁希特勒對他們的警告根本不加注意﹂。最後，兩位將軍請求這位最高統帥至少到隆美爾的Ｂ集團軍總部去一次，同幾個戰地指揮官談一談他們在諾曼第的作戰情況。希特勒勉強同意，日期定在兩天之後，即六月十九日。

　　但結果他並沒有去。六月十七日下午，兩個陸軍元帥從馬吉伐爾走後不久，一個向倫敦發射的Ｖ｜一飛彈，因機件失靈，轉過頭來，掉在元首地下避彈所上面。

　　沒有人炸死，甚至連受傷的人都沒有，但是希特勒卻嚇壞了，他立刻動身向比較安全的地方轉移，馬不停蹄地一直奔進伯希特斯加登的山裡。

　　在那裡又接到更壞的消息。六月二十日，期待已久的俄軍攻勢在中路開始了。攻勢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銳部隊的德軍中央集團軍幾天之內被完全擊潰，防線被撕了一個很大的缺口，通往波蘭的道路被打開了。七月四日，俄國人越過了一九三九年波蘭東部邊境，向東普魯士推進。最高統帥部迅速調集所有可用的後備部隊，趕去保衛祖國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還是第一次。這使西線德軍更加陷於無可挽救的命運，因為從現在起，他們不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為數較大的增援部隊了。

　　六月二十九日，倫斯德和隆美爾再一次籲請希特勒面對東線和西線的現實，趁很大一部分德軍部隊還存在的時候，設法結束戰爭。這次會議是在上薩爾斯堡舉行的。在會上，最高統帥對兩個陸軍元帥冷若冰霜，乾脆地拒絕了他們的請求，然後就來了長篇大論的獨白，說他將用新的﹁奇蹟般的武器﹂贏得戰爭。斯派達爾後來說，希特勒的談話﹁越說越遠，越說越離奇，最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

　　兩天之後，馮。克魯格陸軍元帥代替倫斯德任西線總司令。七月十五日，隆美爾寫了一封長信給希特勒，用陸軍電傳打字機發出。他在信上寫道，﹁部隊正在各地英勇作戰，但是這場寡不敵眾的鬥爭即將結束﹂。他用親筆寫了一段附言：

　　﹁我必須請求您毫不遲延地作出恰當的結論。我作為集團軍的司令官，感到有責任清楚他說明這一點。﹂

　　隆美爾當時對斯派達爾說：﹁我已經給了他最後的機會。如果他不利用這個機會，我們就要行動。﹂

　　兩天之後，七月十七日下午，隆美爾在從諾曼第前線返回總部途中，他的軍官轎車受到低飛的盟軍戰鬥機的掃射，他身受重傷，當初以為活不過當天。這對密謀份子是個不幸，因為隆美爾這時已經義無反顧地下定決心，要在以後幾天裡，盡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對德國的統治，儘管他仍然反對暗殺希特勒。斯派達爾說他敢保證隆美爾確已下了決心。事實證明，陸軍軍官中間極其缺少隆美爾的魄力和勇氣。而這些陸軍軍官，當東西兩線德軍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都告崩潰的時候，好不容易終於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國社黨了。

　　斯派達爾說，密謀份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最後關頭的密謀活動

　　盟軍在諾曼第登陸成功，使柏林的密謀份子陷於極大的混亂。如前所述，施道芬堡並不認為盟軍會在一九四四年登陸，即使登陸，成敗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陸失敗，因為美英政府在受到這樣一次流血犧牲、代價重大的挫折之後，會更願意在西線同他的反納粹新政府議和，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議和條件。

　　形勢顯示進攻已經成功，德國已經遭受又一次決定性的失敗，在東線也有即將遭受一次新的失敗之勢。這個時候，施道芬堡、貝克和戈台勒就開始考慮繼續執行他們的計畫還有沒有用處。如果他們成功，他們只會受到促成最後的災難的譴責。雖然他們明白這種災難現在已經不可避免，但德國人民群眾一般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貝克的最後結論是，雖然反納粹的起事成功，現在也不能使德國免遭敵人的佔領，但至少可使戰事結束，使祖國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毀。現在議和還可以防止俄國人打進德國和使它布爾什維克化。議和還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納粹德國以外，還有﹁另一個德國﹂。而且｜｜誰知道呢？｜｜說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國，會對被征服的德國不至於過分苛刻，儘管它們提出了無條件投降的條款。戈台勒同意這種看法，他對西方民主國家甚至還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說，他知道邱吉爾多麼害怕﹁俄國的全面勝利﹂的危險。

　　以施道芬堡為首的年輕人卻沒有完全被說服。他們去徵求特萊斯科夫的意見。後者現在是駐防在崩潰中的俄國戰線上的第二軍團參謀長。他的答覆使得那些躊躇不決的密謀份子重新走上正軌。

　　﹁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進行刺殺的嘗試。即使失敗，在首都攫奪權力的嘗試也必須進行。我們必須向全世界和我們的後代證明，德國抵抗運動的成員敢於走出決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為此冒生命的危險。同這個目標相比，其它任何事情都是無足輕重的。﹂

　　這個啟發性的答覆使問題得到了解決，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懷疑也冰釋了。俄國、法國和義大利戰線的崩潰迫在眉睫，促使密謀份子立即行動。促使他們加緊執行計畫的，還有另一個事件。

　　從一開始，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爾集團就拒絕同共產黨地下組織發生任何關係，後者對前者也是如此。在共產黨看來，密謀份子的反動性質不下於納粹份子，如果他們獲得成功，國社黨德國雖然被推翻了，他們卻會阻止一個共產黨德國的出現。貝克和他的朋友們很明白這條共產黨路線。他們也知道，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是由莫斯科指揮的，它的主要作用是為俄國人提供情報。他們還知道，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中混進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務。秘密警察頭子海因里希‧繆勒把這種特務份子稱作﹁Ｖ人﹂。繆勒本人是蘇聯內務部特務機關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六月間，密謀份子違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勸告，決定同共產黨人接觸。這是出於社會民主黨方面，特別是阿道夫‧萊希威恩的建議。萊希威恩是社會民主黨的哲學家、以﹁候鳥﹂著稱，現任柏林民俗博物館館長。他同共產黨人保持著曖昧的關係。雖然施道芬堡本人對共產黨人是懷疑的，他的社會民主黨朋友萊希威恩和萊伯說服了他。他們說，同共產黨人保持某些聯繫現在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可以瞭解他們在幹些什麼以及如果政變成功，他們打算怎麼辦，而且還可以在最後時刻，如果可能的話，利用他們來擴大反納粹抵抗運動的基礎。施道芬堡勉強同意萊伯和萊希威恩在六月二十二日同共產黨的地下領袖們會見。但他警告他們，儘量少告訴共產黨人有關的情況。

　　會見在東柏林舉行。萊伯和萊希威恩代表社會民主黨人，名叫弗朗茲‧雅可布和安東‧沙夫科夫的兩個人，自稱是｜｜也可能確實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袖。他們還有另一個同志作伴，他們介紹這個人名叫﹁蘭博﹂。這些共產黨人對反對希特勒的密謀看來知道不少內情，他們還想作進一步的瞭解。他們要求在七月四日同密謀集團的軍事方面負責人會見。施道芬堡拒絕了這個要求，但授權萊希威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們繼續會談。萊希威恩一到那裡，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來﹁蘭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萊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來是指望他在新政府裡成為主要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對萊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動，因為他同萊伯已經建立了親密的私人友誼，並且認為萊伯是擬議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僅如此，他還立刻看到，現在希姆萊的部下已經緊緊跟蹤，整個密謀組織已有隨時敗露的危險。他認為，萊伯和萊希威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們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機密。但他們到底能不能這樣？有些密謀份子覺得並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當他們的身體被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時候，他們能夠保持沉默的時間也許是有限度的。萊伯和萊希威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謀份子立即採取行動的又一個動力。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政變

　　快到六月底時，密謀份子交上了一個好運。施道芬堡被提升為上校，而且被任命為國內駐防軍總司令弗洛姆將軍的參謀長。

　　這個職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義給國內駐防軍發佈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經常地見到希特勒。事實也確是如此，元首每星期總有兩三次要召令國內駐防軍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營去，要給在俄國傷亡慘重的師團補充兵員。施道芬堡想在一次這樣的會議上放置炸彈。

　　施道芬堡現在成了密謀集團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謀份子中，只有他能夠進入警衛森嚴的元首大本營，因此殺掉希特勒非他莫屬。由於弗洛姆還沒有完全爭取過來，不能肯定算數，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後，指揮軍隊佔領柏林，也是他作為補充軍參謀長的任務。他要在同一天裡，在相距兩三百英里的兩個地方｜｜元首在上薩爾斯堡或拉斯登堡的大本營和柏林｜｜實現這兩個目標。在第一個和第二個行動之間，他還必須花兩三小時，乘飛機回首都，而他在飛機上的這段時間裡，什麼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夥已經放手執行他的預定計劃。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是困難之一。

　　還有其它的困難。其中之一是一種幾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慮，但是在那些現在已決心豁出去的密謀份子心裡卻產生了這種考慮。他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僅僅把阿道夫‧希特勒殺掉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同時殺掉戈林和希姆萊，以保證這兩個人所掌握的兵力，不會用來反對他們。他們還認為，如果把希特勒這兩個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線的那些還沒有爭取過來的高級將領會更快地回應他們。由於戈林和希姆萊常常在元首大本營參加每日軍事會議，密謀份子覺得用一顆炸彈同時幹掉這三個人，也許並不是大困難的。這一愚蠢的決定，使施道芬堡喪失了兩個寶貴的機會。

　　七月十一日，他奉召到上薩爾斯堡去向元首報告關於急需的補充兵員的供應的問題。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飛機上，帶了一顆諜報局的英製炸彈。密謀份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決定趁這個機會殺掉希特勒｜｜還有戈林和希姆萊。但希姆萊那天沒有出席會議。施道芬堡抽出一會兒功夫，從會場出來，打電話給柏林的奧爾布里希特，告訴他這個情況，並強調說，他還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幹掉的。但是這位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卻力勸他還是改日連希姆萊一起幹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貝克和奧爾布里希特，堅決主張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萊在場與否。貝克和奧爾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機會很快就來了。七月十四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報告補充兵員的情況，因為俄國戰線上的中央集團軍在喪失了二十七個師之後，已經不成其為一支作戰力量了，所以必須徵調每一個能夠徵調的新兵去填充俄國戰線上的缺口。那一天｜｜十四日｜｜希特勒已經把他的大本營遷回拉斯登堡的﹁狼穴﹂，親自負責恢復中路戰線的陣地。在中路戰線，紅軍已經到達離東普魯士只有六十英里的地方了。

　　七月十五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再度乘飛機到元首總部去，皮包裡裝著一顆炸彈。這一次，密謀份子認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個﹁伐爾克里﹂信號｜｜通知軍隊開始向柏林進軍，坦克部隊開始從克拉姆普尼茨裝甲學校馳向首都｜｜應在希特勒會議開始︵預定下午一時︶之前兩小時發出。接管工作不得有絲毫延誤。

　　七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對柏林發出﹁伐爾克里﹂一號指示。中午以前，軍隊就向首都中心移動，奉命佔領威廉街。下午一時，施道芬堡挾著皮包，來到元首的會議室，作了關於兵員補充的報告，然後離開會議室，去同柏林的奧爾布里希特將軍通電話，用事先準備好的密語告訴後者說希特勒在場，他打算回到會場，讓炸彈爆炸。奧爾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軍隊已在移動。這件偉大事業的成功終於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當施道芬堡回到會議室的時候，希特勒已經走了，而且沒有再回來。悶悶不樂的施道芬堡趕快再打電話，告訴奧爾布里希特這一新的情況。這位將軍馬上撤銷了﹁伐爾克里﹂信號，命令軍隊儘快地、盡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軍營。

　　還有一個失敗的消息也沉重地打擊了密謀份子。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之後，他們集會商討下一步怎麼辦。戈台勒主張採取所謂﹁西方解決辦法﹂。他向貝克建議，他們兩人飛到巴黎去，同馮‧克魯格陸軍元帥計議在西線停戰，由西方盟國同意不再推進到德法邊界線以東，這樣就可以把西線的德軍騰出來而開到東線去，使德國免於淪入俄國人和他們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手。貝克的腦筋比較清醒。他知道，現在還認為能同西方單獨媾和的想法完全是白晝作夢。貝克的意見是，即使從挽救德國的榮譽考慮，殺害希特勒和推翻納粹主義的計畫，也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地實行。施道芬堡表示同意。他發誓說，下一次他絕不會失敗。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因為把軍隊調進柏林，受到了凱待爾的責備，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幹這樣冒險的事情，這樣做會使整個密謀暴露。他說，他用﹁這是一次實際演習﹂的話好不容易在凱特爾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強搪塞過去。在確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調動軍隊，這種心理，將在下一個關鍵性的星期四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七月十六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堡邀請了一些知友和親戚到他在汪西的家裡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爾特，一個不大說話的、內向的、有學者風度的年輕人，在海軍總司令部任國際法顧問。有凱撒‧馮‧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密謀集團同西線將領的連絡人。有弗里茨‧馮‧德‧舒倫堡伯爵，他是一個前納粹份子，現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長。還有特羅特‧佐‧索爾茲。霍法克剛從西線回來，他曾在那裡同福肯豪森、施圖爾納格爾、斯派達爾、隆美爾和克魯格等許多將領進行過商談。他報告說，德國在西線馬上就要完全崩潰，但更重要的是，隆美爾雖然仍舊反對殺害希特勒，但是不管克魯格跳向哪一邊，他將支持密謀集團。經過了長時間討論之後，這些青年密謀份子一致同意，結束希特勒的生命現在是唯一的出路。他們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幻想，即認為他們的孤注一擲的行動會使德國免於無條件投降。他們甚至於一致認為，德國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國家也要向俄國人無條件投降。他們表示，重要的是，讓德國人自己而不是他們的外國征服者把德國從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但是他們已經太晚了。納粹暴政已經存在了十一年，到了德國在一次自己發動的戰爭中敗局已定的形勢下，他們才開始採取行動。而在這以前，他們並沒有用實際行動來反對過這次戰爭的發動，在許多情況下，也根本沒有表示反對。不過，晚行動總比不行動好。無論如何，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前線的將領告訴他們，在東線和西線的崩潰可能只是幾星期裡的事情。

　　對密謀份子來說，行動時間看來只有很少幾天了。七月十五日那次過早地往柏林調兵已經引起了最高統帥部的懷疑。在這一天，傳來了密謀集團在西線的領袖之一馮‧福肯豪森將軍突然被免去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地方軍事總督的職務的消息。他們擔心，一定有人出賣了他們。七月十七日，他們聽說隆美爾受傷甚重，他們得無限期地不能把他考慮在計畫內了。第二天，戈台勒在警察總部的朋友傳消息給他，希姆萊已經下了逮捕他的命令。雖然戈台勒不同意躲藏，由於施道芬堡的堅持，也只得躲藏起來。同一天，施道芬堡的一個在海軍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極少幾個參加密謀集團的海軍軍官之一阿爾弗雷德‧克朗茲菲爾德上校告訴他，柏林流傳著謠言，說是元首的大本營將在以後幾天內被炸毀。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謀集團中一定有人洩露了風聲。一切都顯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謀集團的核心進逼。

　　七月十九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拉斯登堡，向希特勒報告關於編組新的﹁人民步兵師﹂的進展情況。補充軍正在匆忙地訓練這些師，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東線。他要在第二天即七月二十日的下午一時，在元首大本營舉行的第一次每日會議上提出報告。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遠郊的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和霍普納將軍，必須及時進城。貝克將軍作了最後的準備工作，以便在施道芬堡進行暗殺工作後飛回柏林前負責指揮政變。柏林城內和四周駐軍的重要軍官都接到了通知，七月二十日是那個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給希特勒的報告，直到黃昏時分。八時稍過，他離開辦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達倫姆的一個天主教堂作了禱告。他平靜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爾特一起度過了這個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個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見過他的人都回憶道，他的態度和藹可親，心情平靜鎮定，看不出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就要發生。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早晨，陽光燦爛，天氣很熱。六點剛過，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爾納‧馮‧哈夫登中尉陪同，驅車經過柏林城裡一排排被炸毀了的房屋，到倫格斯道夫機場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裡，裝著有關新的﹁人民步兵師﹂的文件。他將根據這些文件於下午一時在東普魯士拉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報告。在這些文件中間，用一件襯衣裹著的是一顆定時炸彈。

　　這顆炸彈，同去年特萊斯科夫和施拉勃藍道夫放在元首飛機裡、後來沒有爆炸的那一顆是完全一樣的。如前所述，這種英國製造的炸彈的爆發裝置是這樣的：先打破一個玻璃管，讓裡面的藥水流出來，把一根細的金屬線腐蝕掉，於是撞針就彈出來，擊發雷管。金屬線的粗細決定從發動到爆炸所需時間的長短。這天早上，炸彈裡裝的是最細的線，腐蝕掉它最多只要十分鐘。在機場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給他炸彈的斯蒂夫將軍。他們在機場上找到一架等候他們的飛機。這是陸軍軍需總監、密謀集團首腦份子之一愛德華‧華格納將軍的私人座機。他特意安排好讓他們使用這架飛機來擔任這次極端重要的飛行。七點鐘，飛機起飛，十點剛過就到了拉斯登堡。哈夫登囑咐駕駛員在過了中午十二點鐘之後，準備好隨時起飛回去。

　　一輛軍官轎車把他們從機場載往﹁狼穴﹂大本營。它位於東普魯士一處陰暗、潮濕、林木茂密的地方。這地方要進去頗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堡無疑曾經注意到的那樣，要出來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築分成內外三層，每層都圍以佈雷的陣地、地堡群和通電的帶刺鐵絲網，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黨衛隊士兵巡邏。要進入防衛森嚴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內院，即使是最高級的將領也必須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別通行證，並且要由黨衛隊大隊長臘登休伯︵希姆萊的負責保安的頭子兼黨衛隊隊長︶或他的副手之一親自查驗。但是由於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見的，他和哈夫登雖然被擋住查驗通行證，沒有什麼困難就通過了三道檢查哨。施道芬堡同大本營營地司令的副官馮‧莫侖道夫上尉共進早餐之後，就找到了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弗里茨‧菲爾基貝爾將軍。

　　菲爾基貝爾是密謀集團中的關鍵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約妥，他隨時準備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傳給柏林的密謀份子，以便他們立即開始行動。菲爾基貝爾然後就切斷所有電話、電報和無線電交通，使元首大本營同外界隔絕。要做這些工作，再沒有人比最高統帥部通訊網主管人處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謀份子都覺得把他爭取了過來是十分幸運的。整個密謀計畫的成功，沒有他是不行的。

　　訪晤了陸軍駐最高統帥部代表布林將軍、討論了補充軍的事情之後，施道芬堡走到凱特爾的辦公處，把他的帽子和皮帶放在會客室，就走進這位最高統帥部長官的辦公室。他在那裡發現他必須比原定計劃更急速地行動才行。現在是中午十二點剛過。凱特爾告訴他，因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兩點半坐火車到達，元首的第一次每日彙報會從下午一點提前到十二點半舉行。凱特爾叮囑他，必須報告得簡短一些。希特勒要求會議儘快結束。

　　在炸彈爆炸之前就結束嗎？施道芬堡心裡一定感到納悶：命運是不是在他作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嘗試時，又一次把成功從他手上奪去。他原來顯然還希望，這次會議會在元首的地下避彈室舉行，在那裡炸彈的爆炸力將會比在地面建築中增加幾倍效力。但是凱特爾告訴他，會議將在會議室舉行。這個會議室遠不是像一般所說的那樣是一間簡陋的木頭結構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這座原來的木頭結構房屋四周，築起了十八英寸厚的鋼骨水泥牆，以防止起火和防禦可能落在近處的炸彈碎片。這些厚實的牆壁將會增加施道芬堡的炸彈的威力。

　　他必須馬上就發動炸彈內的裝置。他把準備向希特勒報告的內容先對凱特爾簡述了一下。快說完的時候，他注意到這位最高統帥部長官在不耐煩地看表。離十二點半還有幾分鐘，凱特爾說，他們必須馬上去開會了，否則就會遲到。他們走出屋子沒有幾步，施道芬堡說他把帽子和皮帶忘在會客室了，乘凱特爾還來不及要他的副官︵一個名叫馮‧約翰的中尉，這時正和他們在一起走著︶替他去取，就馬上轉身跑回去。

　　在會客室裡，施道芬堡很快地打開皮包，用他僅有的三個指頭拿住鑷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發生機械故障，這類炸彈只在十分鐘之內就要爆炸。

　　慣於媚上欺下的凱特爾為這一耽誤很生氣。他轉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道芬堡快一點。他喊道，我們要遲到了。施道芬堡為這一耽誤表示歉意。凱特爾無疑是知道像上校這樣肢體傷殘的人束起皮帶來會比別人要慢一點的。當他們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時候，施道芬堡看來情緒很好，凱特爾那點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還沒有絲毫起疑心的跡象。

　　但是，正如凱特爾所擔心的，他們遲到了。會議已經開始，當凱特爾和施道芬堡進屋的時候，施道芬堡在前廳停了一下，對管電話總機的上士說，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辦公室打來的緊急電話，電話裡要告訴他最新的材料，補充他的報告︵這是說給凱特爾聽的︶，電話一來立刻去叫他。這也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凡是希特勒在場的時候，即使是一個陸軍元帥，除非是叫他離開或在會議結束那位最高統帥已經退席之後，一般是不敢隨便走開的。但這也沒有引起凱特爾的懷疑。

　　他們兩人走進了會議室。從施道芬堡把手伸進皮包、拿鑷子夾破玻璃管之後，已經過去四分鐘了。還有六分鐘。房間很小，大約三十英尺長、十五英尺寬，有十扇窗戶，都敞開著，因為天氣悶熱，這樣可以有點風吹進來。這麼多的窗戶開著，當然會減少任何炸彈爆炸的效力。房間正中，有一隻長方形桌子，十八英尺長，五英尺寬，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這個桌子的構造很特別，它不是用幾條腿支起來，而是在桌子的兩頭，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樣寬的兩塊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來的。這個有趣的構造對往後的歷史將起它的作用。

　　當施道芬堡進去的時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邊中央，背對著門。他的右首是陸軍副參謀總長兼作戰處長豪辛格將軍、空軍參謀總長科爾登將軍和豪辛格的參謀長海因茲‧勃蘭特上校。凱特爾馬上站到元首的左邊，他的旁邊是約德爾將軍。還有三軍和黨衛隊的其它十八個軍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萊沒有在場。只有希特勒和兩個速記員坐著。希特勒在弄著他的放大鏡。他現在需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清楚攤開在他面前的地圖上印的細線條。豪辛格正在作一個黯淡的報告。他談到俄國中路戰線被突破的最新情況，以及由此產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戰線上德軍的危險處境。凱特爾插進去報告馮‧施道芬堡到會和他今天來的任務。希特勒對這個只有一條肩膀、一隻眼還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個招呼，接著說他要聽完豪辛格的報告之後再聽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於是站到桌子旁邊、在科爾登和勃蘭特的中間，離希特勒右邊約幾英尺遠。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讓它靠著那個堅實橡木底座的裡面一邊。它離希特勒的腿約六英尺遠。時間現在是十二點三十七分。還有五分鐘。豪辛格繼續講，不時指著攤在桌上的作戰形勢地圖。希特勒和軍官們俯身在地圖上仔細地看著。

　　沒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這時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許除了勃蘭特上校之外。這位軍官正在全神貫注地聽他的將軍講話。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圖，發現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礙事，先用腳想踢到旁邊去，最後還是用一隻手把它揀起來放到桌子那個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邊。這樣一來，在炸彈和希特勒之間就隔著這個厚厚的底座了。也許就是這個看來無足輕重的舉動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蘭特的命。這是難以解釋的命運在作怪。讀者當還記得，勃蘭特上校就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特萊斯科夫騙他在乘希特勒的飛機從斯摩棱斯克回拉斯登堡時帶兩瓶﹁白蘭地酒﹂的那個蒙在鼓裡的軍官。他當時那樣做，絲毫沒有懷疑這兩瓶酒實際上是一顆炸彈，那顆炸彈同他現在隨手在桌子底下挪得離最高統帥遠一些的這顆炸彈有著同樣的裝置。它的化學藥水此時已經快要蝕盡拉住撞針的金屬線了。

　　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是負責召見施道芬堡這件事情的。他沿著桌子往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為豪辛格的黯淡的彙報快講完了，他要暗示施道芬堡，準備好接下去彙報。也許施道芬堡還要別人幫忙把文件從皮包裡拿出來。但使他十分生氣的是，年輕的上校並不在那裡。凱特爾想起施道芬堡在進來的時候對電話接線員說過的話。就悄悄地退出房間，打算去把這個行動奇突的青年軍官找回來。

　　施道芬堡並不是在打電話。管總機的上士說，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樓去了。凱特爾無可奈何地回到會議室。豪辛格正在結束他的關於當天的不利形勢的彙報。他正在說：﹁俄國人正以強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進。他們的前鋒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們在貝帕斯湖周圍的集團罩不立即撤退，一場災禍｜｜﹂

　　這句話永遠沒有說完。

　　就在這一瞬間｜｜中午十二點四十二分，炸彈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當時發生的情況。他正和菲爾基貝爾將軍站在後者在第八十八號地下室的辦公室前面，離會議室有二百碼遠。他焦急地先看看手上的表，秒針在一秒秒過去，然後抬頭看會議室。他看到會議室在轟然一聲中煙火大作。他後來說，當時的情景象是會議室中了一個一百五十五毫米的炮彈。人體從窗戶裡被拋出來，碎片飛到空中。在施道芬堡興奮的心裡，以為毫無疑問，會議室裡每一個人都已經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爾基貝爾告別。現在暗殺已經成功，菲爾基貝爾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謀份子，然後切斷通訊線路，直到首都的密謀份子接管了柏林，並且宣佈新政府的成立。施道芬堡的下一個任務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拉斯登堡大本營。檢查哨的衛兵已經看到或者聽到元首會議室的爆炸，立即封鎖了所有出口。在離菲爾基貝爾的地下室幾碼遠的第一道崗哨，施道芬堡的汽車被擋住了。他跳下車子，要求見哨所的值班軍官。在後者的目擊下，他給什麼人｜｜不知道是誰｜｜打了個電話，簡短地說了幾句話，掛上電話，轉身對那個軍官說，﹁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這個尉官負責地在他的登記簿上記下了﹁十二點四十四分，施道芬堡上校通過﹂之後，還通知了下一個檢查哨，讓汽車通過。到了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檢查哨，困難就更大了。這裡已經收到了警報，擋車的欄杆已經放下，衛兵加了雙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發現他們的汽車被一個名叫科爾勃的很頑固的上士擋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電話，向營地司令的副官莫侖道夫上尉抱怨，﹁因為發生了爆炸，﹂衛兵不讓他通過。﹁我有急事。弗洛姆將軍正在飛機場等我。﹂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堡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上校掛上電話，轉身對上士說，﹁上士，你聽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電話給莫侖道夫核對。莫侖道夫上尉證實了施道芬堡的話。

　　他們的汽車於是向飛機場飛馳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帶在自己皮包裡的另一個炸彈拆開，把零件丟在路邊︵後來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機場場長還沒有收到任何警報。當這兩個人的汽車開進機場的時候，他們的飛機已經發動。一兩分鐘之內，飛機便騰空而去。

　　現在是一點剛過。後來這三個小時，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長的三小時。當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爾飛機在平坦多沙的德國平原上向西飛去的時候，他只能希望：菲爾基貝爾已經同柏林聯繫上並且傳遞了最重要的訊號；他在首都的同夥已經立即行動起來接管這個城市，並且正在發出早已準備好的給德國本上和西線的軍事指揮官的文告；他的飛機不會被接到了警報的德國空軍戰鬥機或者被在東普魯士上空越來越活躍的四出巡弋的俄國飛機所迫降。除了這樣希望以外，他什麼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飛機沒有長距離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如果有這種設備，也許能使他聽到從柏林發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動人心的廣播。他預期在柏林降落之前，這樣的廣播一定已經播出。因為沒有這種設備，他也不能親自同首都的盟友們通訊，把菲爾基貝爾將軍也許沒有能發出的訊號發給他們。

　　他的飛機在這個夏日的下午繼續飛行。它在下午三點三刻在倫格斯道夫機場降落。施道芬堡興高采烈地奔向機場上最近處的一個電話，打電話給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以便確切瞭解在這決定命運的三小時裡︵一切都靠這三小時︶已經完成了哪些工作。當他一聽說什麼也沒有完成時，不禁大驚失色。原來一點剛過，菲爾基貝爾的電話就來了，告訴了柏林的密謀份子關於爆炸的消息，但是因為線路不好，他們沒聽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沒有。因此，他們什麼也沒有做。﹁伐爾克里﹂命令是從奧爾布里希特的保險箱裡拿出來了，但是並沒有發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無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堡回來。在新政府裡將分別擔任國家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貝克將軍和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本來預定在得訊之後要立即開始發出準備好的文告和命令，並且通過廣播宣告德國新時代的開始的。但此時他們還沒有露面。施道芬堡在倫格斯道夫機場上給奧爾布里希特打電話時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

　　但事實與此相反，希特勒並沒有死。勃蘭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結實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這一幾乎是無意識的行動，救了希特勒的一命。他受了極大的驚嚇，但受的傷並不重。他的頭髮燒焦，兩腿的傷，右臂擰傷後暫時不能動作，耳膜震壞，脊背也被落下來的一根椽子劃破了。有一個目擊者後來回憶道，當希特勒由凱特爾攙扶著從這所被炸壞了的、正在燃燒的屋子裡走出來的時候，幾乎認不出是他了｜｜臉是黑的，頭髮在冒煙，褲子撕成碎片。凱特爾絲毫沒有受傷，也真是奇蹟。但在炸彈爆炸的桌子那一頭的那些人，絕大多數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傷。

　　在驚魂未定的最初時刻，大家對爆炸的來源有過幾種猜測。希特勒起初認為可能是由一架敵方的戰鬥轟炸機偷襲而引起的。約德爾按著濺滿了血的頭｜｜吊燈架子和別的東西正掉在他頭上｜｜說，他相信是些建築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時炸彈。施道芬堡的炸彈在地板上炸了個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來頗有點像。

　　過了一些時候，人們才懷疑到這個上校身上。希姆萊聽見爆炸就奔到現場，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菲爾基貝爾關閉通訊聯絡之前一兩分鐘打電話給柏林刑事警察頭子阿圖爾‧奈比，要他派一批偵探乘飛機來進行偵查。

　　在驚惶和混亂之中，起初沒有人記起施道芬堡剛在爆炸發生之前溜出會議室。起初人們以為他一定在房子裡，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傷、急送醫院的人裡面。希特勒要求對醫院進行檢查，但當時他還沒有懷疑到施道芬堡。

　　大約在爆炸發生之後兩小時，漸漸有了線索。在會議室管理電話交換臺的上士報告說，有一個曾經對他說在等柏林長途電話的﹁獨眼上校﹂從會議室出來，不等電話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參加會議的有些人這時想起來，施道芬堡曾經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檢查哨的衛兵室報告，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剛剛發生之後通過了這些崗哨。

　　希特勒對施道芬堡開始懷疑了。同拉斯登堡機場通話後，瞭解到這個十分有意思的情況：施道芬堡在下午一點剛過就從機場起飛，說是去倫格斯道夫機場。希姆萊立即下令，等他在那裡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於菲爾基貝爾關閉通訊聯絡的勇敢行動，這個命令始終沒有傳到柏林。直到這時，大本營似乎還沒有人懷疑到柏林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認為這是施道芬堡的單獨行動。除非他像有人懷疑的那樣在俄國敵後降落，抓到他是不難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希特勒看來是表現得夠鎮靜的。他心上還有別的事情。他還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車誤點，下午四點才能到達。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下午，這兩個法西斯獨裁者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見，是頗為怪誕可笑的。他們視察了已經成為瓦礫場的會議室，卻還在欺騙他們自己，認為他們手創的、要統治歐洲大陸的軸心，並沒有同樣成為一片瓦礫。曾經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義大利領袖現在只不過是被納粹打手從監禁中救出來、由希特勒和黨衛隊支撐起來的一個倫巴底的地方領袖而已。但是元首對這個已經垮臺的義大利暴君的友誼和尊敬從來沒有動搖過。他盡自己身體條件所允許的限度熱烈地接待他，帶他看那還在冒煙的、幾小時前他幾乎在這裡送命的會議室殘跡，而且預言他們的共同事業，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將很快取得勝利。

　　當時在場當翻譯的施密特博士回憶了這個場面：

　　﹁墨索里尼簡直嚇壞了。他不懂這種事情怎麼能在大本營發生｜｜

　　︵希特勒追敘道︶﹃我當時正站在這張桌子旁邊；炸彈就在我腳前爆炸｜｜很明顯，我絕不會碰到什麼不幸的意外。這無疑是命運要我繼續前進，完成我的事業｜｜今天在這裡發生的事情是一個頂點！大難已經過了｜｜我現在比過去更加確信，我所從事的偉大事業必然將度過目前的危機，一切都會得到很好的結果。﹄﹂

　　墨索里尼過去經常一聽希特勒的話就像喝了迷魂湯，據施密特說，這一次也是這樣，表示同意。

　　﹁︵他說︶﹃我們的處境很壞，也許甚至於可以說是近乎絕望。但是今天在這裡發生的事情給了我新的勇氣。在︵這一︶奇蹟之後，不能想像我們的事業會遭到不幸。﹄﹂

　　這兩個獨裁者和他們的隨從走去喝茶。這時大約是下午五點鐘。跟著就出現了一個滑稽的場面，這個場面使我們看到了狼狽不堪的納粹頭子們在第三帝國發生一次最大危機時的一幅很有啟發性的，如果說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這時，根據希特勒的手令，拉斯登堡的通訊系統已經恢復，開始收到來自柏林的報告，說明在柏林，同時也可能在西線，已經爆發了軍事叛變。元首手下高級將領之間爆發了壓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們爭吵的聲音震動屋頂，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則沉默地坐著，心裡在盤算，墨索里尼則不好意思地紅著臉。

　　鄧尼茨海軍上將聽到謀刺案的消息就乘飛機趕到拉斯登堡。他到達的時候，茶會已經開始。他一來就大罵陸軍的背叛行為。戈林代表空軍，對他表示支持。但鄧尼茨接著又向戈林開火，責罵德國空軍一敗塗地。那位肥胖的帝國元帥為自己辯護了一陣，轉而攻擊他的老政敵里賓特洛甫，說德國的外交政策完全破產。說到一個地方，他威脅說要用他那根元帥杖把這個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長揍一頓。戈林大喊：﹁你這下流的賣香檳酒的小掮客！閉上你的臭嘴！﹂這是里賓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對他尊重一點，即使是帝國元帥也罷。他喊道：﹁我現在還是外交部長，我的姓名是馮‧里賓特洛甫！﹂

　　接著有人提起過去的一次反對納粹政權的﹁叛亂﹂，就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羅姆﹁陰謀﹂案。希特勒本來愁眉不展地待著，吞服江湖醫生希歐多爾‧莫勒爾給他的各種顏色的藥片，一聽說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據當時在場的人說，他從椅子上跳起來，滿嘴唾沫，尖聲叫喊，大發雷霆。他說，同他這一次將要對付叛徒們的手段比較起來，他過去對付羅姆和其它叛國從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麼。他要把他們全都連根剷除。他咆哮說：﹁我要把他們的老婆孩子都關進集中營，一點也不寬恕！﹂在這一點上，同在其它許多類似的情況中一樣，他是說到做到的。

　　一半是由於聲嘶力竭，也由於柏林來的電話開始傳來軍事暴動的更多情況，希特勒中止了他那發狂的獨白，但是怒氣並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上了火車，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分別。然後他回到住處。大約六點鐘的時候，據報告政變還沒有平定。他抓起電話，尖聲地命令柏林的黨衛隊，對任何可疑份子格殺勿論。﹁希姆萊在哪兒？他為什麼不在那裡！﹂他大喊著，忘記了剛剛一小時以前，當他們坐下來喝茶的時候，他才命令這個黨衛隊頭子飛往柏林對叛亂進行無情鎮壓，此刻他的頭號警察還沒有趕到那裡哩！

　　施道芬堡於下午三點三刻在倫格斯道夫降落時大為沮喪地獲悉，經過長期周密準備的柏林起義，遲遲沒有開始。關係重大的寶貴的三個小時白白過去了，而在這段時間裡，元首大本營同外界是隔絕的。

　　施道芬堡永遠沒有弄清楚這究竟是什麼原因，任何歷史學家也不能把這命運攸關的一天內發生的事件系統地整理出來。天氣悶熱，也許起了一定影響。主要的密謀份子知道施道芬堡在當天早上去拉斯登堡，參加下午一時的元首大本營彙報會，而且像有人告訴霍普納將軍的那樣，施道芬堡﹁皮包沉重﹂。儘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時候，只有少數幾個主要的密謀份子，而且大部分是低級軍官，開始懶懶散散地跨進班德勒街上的補充軍總部，也是密謀集團的總部。我們記得，在施道芬堡上次在七月十五日打算謀害希特勒的時候，奧爾布里希特將軍曾在預定炸彈爆炸時間之前兩小時下令柏林衛戍部隊開始進軍。但在七月二十日，也許是鑒於上次所冒的風險吧，他並沒有發出同樣的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鄧伯立茲、於特堡、克拉姆普尼茨和伍恩斯道夫的訓練中心的部隊指揮員，曾在上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們很可能在二十日會接到﹁伐爾克里﹂命令。但是奧爾布里希特決定在收到拉斯登堡的菲爾基貝爾發來的確鑿消息之後，再讓他的部隊行動。霍普納將軍在皮包裡帶著希特勒禁止他穿著的制服，在十二點半鐘，正好是施道芬堡打破炸彈裝置內的玻璃管的時候來到班德勒街。他和奧爾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賀他們的事業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他們回到奧爾布里希特的辦公室不久，陸軍總司令部通訊處長弗里茨‧提耳將軍衝了進來。他激動地說，他剛剛同菲爾基貝爾通了電話，雖然線路不好，加以菲爾基貝爾講得非常含蓄，聽來爆炸已經發生，但希特勒並沒有炸死。既然如此，提耳認為﹁伐爾克里﹂命令不應該發。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都表示同意。

　　因此，從下午一點十五分到三點四十五分，即施道芬堡在倫格斯道夫降落並匆忙趕去打電話的時候，根本沒有採取什麼行動。部隊沒有集結，給其它城市軍事司令部的命令沒有發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沒有人想到要去佔領無線電廣播局或者電話局、電報局。兩個主要的軍事首領貝克和維茨勒本還沒有露面。

　　施道芬堡的到達，終於推動密謀份子們行動起來。他在倫格斯道夫打電話敦促奧爾布里希特將軍立即按﹁伐爾克里﹂行事，不必等他到達班德勒街再動手，因為從飛機場到那裡要走三刻鐘。密謀份子最後總算有了發號施令的人，開始行動了。而沒有命令，一個德國軍官，即使是一個反叛的德國軍官，即使是處在這樣關鍵性的日子，似乎也不知怎麼才好。奧爾布里希特的參謀長、施道芬堡的密友梅爾茨‧馮‧基爾海姆上校取來﹁伐爾克里﹂命令，開始用電傳打字機和電話發出這些命令。這些命令都是好幾個月之前準備好的。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內和四郊的部隊立即戒備。第二道命令由維茨勒本以﹁武裝部隊總司令﹂名義簽署、由馮‧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佈元首已經死亡，維茨勒本﹁把行政權力轉移﹂給國內的各軍區司令和前線的戰鬥部隊司令。這時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還沒有到達班德勒街。他到遠在柏林西南二十英里的佐森去會晤軍需總監華格納了。於是派人去請他和貝克將軍。密謀集團中這兩個高級將領在這決定命運的一天，行動竟這麼從容不迫。

　　命令發出去了。有些命令是在弗洛姆將軍本人並不知情的情況下用他的名義發佈的。奧爾布里希特接著就到這位補充軍總司令的辦公室去告訴他，據菲爾基貝爾報告，希特勒已經遇刺，勸他負責﹁伐爾克里﹂行動，保證國內的治安。密謀份子認為，弗洛姆的命令會自動得到遵守。他此刻對他們是十分重要的。但弗洛姆同克魯格一樣，有騎牆的天才；他是那種騎在牆上先要看清楚自己將落在什麼地方之後才跳下去的人。他要求得到希特勒已死的確切證明再決定行動。

　　在這關頭，奧爾布里希特犯了密謀份子在這一天所犯的又一個災難性的錯誤。根據施道芬堡從倫格斯道夫打來的電話，他認為元首已死無疑。他也知道，這天整個下午，菲爾基貝爾已經成功地切斷了通往拉斯登堡的電話線路。因此，他大膽地拿起電話，要總機給他接通一個﹁閃電﹂電話給凱特爾。使他大吃一驚的是，他不知道通訊已經恢復，凱特爾幾乎立刻就來聽電話了。

　　弗洛姆：﹁大本營出了什麼事情？柏林流傳著許多聳人聽聞的謠言。﹂

　　凱特爾：﹁你問的是什麼？這裡一切如常。﹂

　　弗洛姆：﹁我剛收到報告，說元首被刺死了。﹂

　　凱特爾：﹁胡說八道。確實有人行刺，但幸運的是行刺失敗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點輕傷。順便問你，你的參謀長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在哪兒？﹂

　　弗洛姆：﹁施道芬堡還沒有回來。﹂

　　從這一刻起，密謀集團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而產生的後果很快就看出來是極其嚴重的。奧爾布里希特怔了一下，一言不發地溜出了辦公室。這時，貝克將軍到了。他穿著一身深色的便服來負責全域，也許這是為了使這次起事減少一些軍事色彩。但是，正如大家很快所意識到的那樣，真正負責大局的是馮‧施道芬堡上校。他在下午四點半鐘的時候，帽子也不戴，氣喘吁吁地奔上前戰爭部的樓梯。他簡短地報告了爆炸的情況，著重指出，他是在相距二百碼的地方親眼看見爆炸的。奧爾布里希特插進來說，凱特爾本人剛剛接了電話，發誓說希特勒只受了輕傷。施道芬堡答道，這是凱特爾說謊，為的是借此爭取時間。他說，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傷。他接著說，不論情況怎麼樣，他們現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抓緊時間來推翻納粹政權。貝克同意這個意見。他表示，這個專制魔王是死是活，對他說來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們必須幹下去，摧毀他的罪惡統治。

　　當前的困難在於：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誤之後，目前又處於混亂之中，他們雖然計畫周密，這時竟不知下一步應該如何進行是好。即使提耳將軍帶來了消息，說是希特勒遇刺無恙的新聞即將通過德國全國廣播網廣播，這些密謀份子竟仍然沒有想到，他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佔領廣播電臺，阻止納粹廣播他們的消息，而讓他們自己的新政府文告響徹四方。要是他們手上沒有部隊來做這個工作，柏林的警察也能夠幹得了。密謀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警察局長馮‧赫爾道夫伯爵，從中午過後就不耐煩地等待著要帶領他那支不小的、已經處於戒備狀態的部隊投入行動。但一直沒有命令傳來。最後在四點鐘的時候，他乘車趕到班德勒街，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奧爾布里希特告訴他，他的警察部隊要聽陸軍的指揮。但是現在還沒有一支反叛的軍隊｜｜只有一些不知所措的軍官們在總部裡打轉轉，卻沒有兵士可以指揮。

　　這件事，施道芬堡該做而不做，反而忙於打緊急電話給他的表兄弟｜｜在巴黎的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總部工作的凱撒‧馮‧霍法克中校，敦促那邊的密謀份子行動起來。這一著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密謀集團的工作在法國組織得比較好，並且得到柏林以外其它地方的更為重要的陸軍軍官的支持。施圖爾納格爾確實比他在起事中心的同僚表現出更有魄力。在天黑之前，他已經逮捕和禁閉了巴黎的全部一千二百名黨衛隊和黨衛隊保安處的官兵，包括他們的那個可怕的司令官黨衛隊少將卡爾‧奧伯格。如果這天下午在柏林表現出同樣的魄力，把這種魄力用在正確的方面，歷史的發展可能會有所不同。

　　對巴黎發出警報之後，施道芬堡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頑固的弗洛姆身上。他是弗洛姆的參謀長。自從弗洛姆從凱特爾那裡聽說希特勒還活著的消息之後，他就拒絕同叛亂份子合作。這樣就使密謀計畫的成功受到嚴重的危害。貝克不敢在這場賭局中這樣早就同弗洛姆爭吵，所以在施道芬堡和奧爾布里希特去看他的時候，托詞不同他們一起去看弗洛姆。奧爾布里希特對弗洛姆說，施道芬堡能夠證實希特勒的死亡。

　　﹁這是不可能的。﹂弗洛姆說得很乾脆，﹁凱特爾對我證實的正相反。﹂

　　施道芬堡插進來說：﹁凱特爾是在撒謊，他向來是撒謊的。我親眼看見希特勒的屍體抬出來的。﹂

　　這話是出自他的參謀長又是目擊者之口，弗洛姆不能不想一想。他沉默了一陣。奧爾布里希特想利用他的猶豫不決。對他說，不管怎麼樣，﹁伐爾克里﹂信號已經發出去了。弗洛姆一聽就跳了起來，大聲喊道：﹁這簡直是犯上！誰發佈這命令的？﹂聽說是梅爾茨‧馮‧基爾海姆上校發的，他就把這個軍官召來，宣佈加以逮捕。

　　施道芬堡為爭取他的上級，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說：﹁將軍，是我自己在希特勒開會時爆炸這顆炸彈的。這次爆炸就像中了一顆十五釐米炮彈一樣。屋子裡沒有人能夠倖免。﹂

　　但是，弗洛姆這樣一個機靈的見風使舵的人是不會上當的。他答道：﹁施道芬堡伯爵，行刺已經失敗了。你立即自殺吧。﹂施道芬堡冷然加以拒絕，弗洛姆這個紅臉胖子立即宣佈把他所有這三個客人｜｜施道芬堡、奧爾布里希特和基爾海姆｜｜逮捕。

　　奧爾布里希特答道：﹁你在欺騙自己。現在是我們要來逮捕你。﹂

　　在袍澤之間接著發生了一場不合時宜的廝打。據一個說法，弗洛姆打了獨臂的施道芬堡一記耳光。但這個將軍很快就被制服，關在他的副官的房間裡。路德維希‧馮‧利昂羅德奉命看守。叛亂份子採取了切斷室內電話線的預防措施。

　　施道芬堡回到辦公室，正碰上黨衛隊大隊長庇弗雷德來逮捕他。庇弗雷德是一個黨衛隊流氓，最近在俄國人推進到波羅的海區域之前，特別行動隊趕緊殺害了二十二萬一千名猶太人，他就是因為監督焚屍滅跡的工作而出了名。庇弗雷德和他的兩個黨衛隊保安處便衣特務被鎖進了旁邊一間空的辦公室。接著，負責指揮柏林一勃蘭登堡區︵第三軍區︶軍隊的馮‧科茨弗萊契將軍來到，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將軍堅持要見弗洛姆。他被帶去見奧爾布里希特，但拒絕同後者談話。於是，貝克接見了他。他由於頑固不化，也被鎖了起來。按照預定計劃，馮‧圖恩根將軍奉派接替他的職位。

　　庇弗雷德的出現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謀份子忘記在這座建築物四周佈置警衛。於是從大德意志警衛營︵這時它應該擔任警戒任務，但卻沒有值勤︶調來了一個分遣隊在大門口擔任警衛。這樣，下午五點多，叛亂份子總算控制了他們的總部。但這是柏林城中他們唯一能夠控制的地方。那些預定要佔領首都並把它交給新的反納粹政府的陸軍部隊，究竟遇到了什麼事情呢？

　　下午四點剛過，當密謀份子終於在施道芬堡回來之後活躍起來的時候，柏林衛戍司令馮‧哈斯將軍打電話給駐在鄧伯立茲的精銳的大德意志警衛營營長，命令他下令全營戒備，並立即到菩提樹下大街的司令部來報到。警衛營營長是新近任命的奧托‧雷麥少校。他在這一天要起關鍵作用，雖然他並不是密謀份子原來指靠的人。他們已對他進行過審查，因為該營被分派擔任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他們調查了以後認為他是一個不問政治的軍官，只知服從頂頭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無可置疑的。他曾負傷八次，最近還得到希特勒親手頒發的橡葉騎士十字勳章｜｜這是難得的榮譽。

　　雷麥遵命下令全營戒備，並且立即進城來接受哈斯的具體指示。將軍告訴他，希特勒遇刺，黨衛隊企圖發動政變；命令他封鎖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設在附近的恩哈爾特車站的黨衛隊保安處總部。下午五點半鐘，行動迅速的雷麥已經完成了任務，回來向菩提樹下大街報告，等候新的任務。

　　現在另一個次要人物擠到這個戲劇性事件中來，幫助雷麥成為密謀集團的送命閻王。一個名叫漢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個容易激動和自視甚高的年輕人，擔任著雷麥的警衛營的國社黨指導員。他也在宣傳部的戈培爾博士手下擔任工作。這時他實際上被宣傳部派駐在拜羅伊特，協助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寫一本名叫︽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史︾的書。他在柏林出現是很偶然的。他是來為一個在前線犧牲的不知名作家發表紀念演說的，同時他想乘這個機會在下午給全營官兵作一個關於﹁國家社會主義指導問題﹂的報告，雖然這天天氣悶熱，他十分喜歡在公共集會上講演。

　　在去鄧伯立茲途中，這個容易激動的中尉確信自己從一輛駛過的陸軍汽車裡看到了身著全副軍裝的馮‧勃勞希契陸軍元帥。他立刻想到，這些老將軍們一定在幹什麼叛國的勾當。勃勞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腳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穿沒有穿軍裝，那一天其實並不在柏林，但是哈根發誓說他見到了勃勞希契。在雷麥少校接到佔領威廉街的命令的時候，他正同少校談著話。這個命令引起了他的懷疑，他向雷麥要了一輛帶車斗的摩托車，上車立即趕到宣傳部去向戈培爾報信。

　　部長剛接到希特勒打來的第一個電話。希特勒告訴他發生了謀刺的事情，命令他儘快地把謀刺失敗的消息在電臺上廣播。這似乎是一向警覺的宣傳部長所得到的關於在拉斯登堡發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會兒，哈根給他帶來了柏林即將發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爾起初還有點不信，他認為哈根有點無事生非。有一種說法是，正當他要把這個客人趕走的時候，中尉請他親自看看窗外發生的事情。他見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話更有說服力。陸軍部隊正在宣傳部四圍布哨。戈培爾雖然是個愚蠢的人，這次腦子卻轉得特別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麥立刻來見他。哈根遵命辦了。在這以後這個人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這樣，當班德勒街的密謀份子正在同全歐洲的將軍們聯繫，完全沒有注意像雷麥這樣一個擔負著重大任務的低級軍官的時候，戈培爾卻在同這個人聯繫，不管他的軍階多麼低，在這個特定的時刻他卻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們之間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時雷麥奉命去逮捕這個宣傳部長。這樣，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爾的命令，又有戈培爾邀請他去會見的通知。雷麥帶了二十個人走進宣傳部。他囑咐他們，如果過了幾分鐘他不出來，他們就到部長辦公室去接他。然後他同副官握著手槍，走進辦公室，去逮捕當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納粹官員。

　　約瑟夫‧戈培爾在德意志第三帝國所以能夠飛黃騰達，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難局面下有快速講話的天才，而現在正是他充滿風浪的一生中最困難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這個青年少校對最高統帥的效忠宣誓。雷麥乾脆地答稱：希特勒已經死了。戈培爾說，元首生龍活虎似地活著，他剛同元首通過電話。他可以證明這一點。他一面說一面就拿起電話同拉斯登堡最高統帥緊急通話。密謀份子沒有佔領柏林的電話總局或者至少切斷它的線路，這個失誤再一次加重了災難。只有一兩分鐘時間，希特勒便在電話裡說話了。戈培爾很快地把話筒遞給雷麥。少校聽得出他的聲音嗎？最高統帥問道。在德國，人們千百次在無線電裡聽到他講話，誰聽不出他那嘶嗄的聲音呢？而且，在幾星期之前受勳的時候，他還直接聽到過元首講話。據說，少校在電話裡聽到希特勒的聲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鎮壓叛亂，並且只服從戈培爾、希姆萊︵他已被任命為補充軍總司令，正乘飛機去柏林︶和萊因納克將軍︵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隊的指揮權︶的命令。元首還立即提升少校為上校。

　　對雷麥來說，這就夠了。他已經接到了最高當局的命令，接著就以班德勒街的人們所缺乏的魄力去執行這些命令。他從威廉街撤回全營部隊，佔領了菩提樹下大街的衛戍司令部，派出巡邏隊去阻擋任何其它可能正向柏林進發的部隊，自己則出發偵查密謀集團的總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網打盡。

　　反叛的將軍們和上校們為什麼把這樣重大的任務交給雷麥，他們為什麼不在最後關頭用一個全心全意支持密謀集團的軍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們為什麼連派一個可靠的軍官同警衛營一起行動以監視雷麥是否執行命令這樣的事情都沒有做？這些問題都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謎。還有，為什麼當時不立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險的納粹官員戈培爾？宣傳部一個武裝警衛也沒有，只要馮‧赫爾道夫手下兩名警察就可以在兩分鐘之內完成這個工作了。還有，為什麼密謀份子不佔領位於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總部，這樣不僅鎮壓住秘密警察，還可把關在那裡的他們的許多同夥︵包括萊伯在內︶釋放出來？秘密警察總部事實上並沒有武裝警衛，黨衛隊和黨衛隊保安處的神經中樞｜｜德國中央保安局的辦公處也是這樣。人們會認為，這些機關一定會被首先佔領的，但卻沒有這樣做。這些問題也都無法解釋。

　　雷麥的迅速轉變，班德勒街的人們過了一些時間之後才知道。很顯然，柏林發生的情況，他們知道的太少，也知道得太遲了。由於目擊者的報導充滿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難以弄清一些問題的真相。例如坦克部隊到哪兒去了呢？在城外駐防的部隊到哪兒去了呢？

　　下午六點半鐘剛過，全歐洲都能聽到的發報力很強的德意志廣播電臺播送了一則簡短的公告，宣佈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敗。這對班德勒街那些心神不定的人們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這也是一個警告，使他們知道原定佔領廣播大廈的部隊沒有能完成任務。戈培爾在等待雷麥的時候，已把公告的內容用電話通知了廣播電臺。七點差一刻，施道芬堡用電傳打字機給陸軍司令官們發出一個通報，告訴他們，廣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經死了。但是這則廣播對政變份子造成的損失是怎麼也補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維也納的司令官們本來已經著手逮捕黨衛隊和納粹黨的首領，現在又開始縮回去了。接著在下午八點二十分，凱特爾設法通過陸軍電傳打字機，給陸軍各部隊的司令部發出一個元首大本營的通告，宣佈希姆萊已被任命為補充軍總司令，﹁只許服從他和我本人所發的命令﹂。凱特爾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維茨勒本或霍普納所發的任何命令均屬無效。﹂德意志廣播電臺宣佈希特勒無恙的公告以及凱特爾要求只服從他的指揮而不是密謀份子指揮的乾脆的命令，對於遠在法國，正要投向密謀份子一邊的馮‧克魯格陸軍元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下面就要談到。

　　就是反叛軍官們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隊也沒有能到達。有人可能以為，著名的裝甲部隊將軍霍普納會抓得住坦克的，但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密謀份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裝甲兵學校校長沃爾夫岡‧格拉斯麥上校把他的坦克開進城，他本人也應到班德勒街報到待命。但這個坦克兵上校不願意參加任何反納粹的軍事政變。奧爾布里希特勸說無效，只好把他也拘留在大廈裡面。但格拉斯麥還是有機會小聲地指示他的沒有被捕的副官去對柏林裝甲兵總監部︵它對坦克部隊有管轄權︶報告情況，並叫他要只服從裝甲兵總監部的指揮。

　　這樣，迫切需要的坦克雖然有幾輛開到了市中心動物園的勝利碑附近，但大部分沒有落入叛亂份子手中。格拉斯麥後來用欺騙手段逃脫禁閉。他對衛兵說，他決定接受奧爾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親自去指揮坦克，於是就溜出了大廈。坦克很快從城裡撤退了。

　　在那些因為拒不參加謀反而被馬馬虎虎、客客氣氣地看管起來的人中間，這個裝甲兵上校並不是唯一溜走的軍官。這種情況對叛亂的迅速平息也有影響。

　　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在快到八點鐘的時候終於來了。他身著正式制服，揮動著元帥權杖，準備接受武裝部隊新任總司令的職務。但他似乎立即發覺，政變已經失敗了。他對貝克和施道芬堡大發脾氣，說他們把事情全都搞糟了。在被審訊的時候，他對法官說，當他聽說連廣播電臺都未佔領時，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沒有得手。其實，這時他以陸軍元帥的權威本來是可以號召柏林和國外的更多的部隊司令官的。但他並沒有盡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樓裡只待了四十五分鐘，就又大踏步地離開了｜｜離開了現在看來敗局已定的謀反。他乘著他的曼爾賽德斯牌汽車，回到他在這決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七小時的佐森。他對軍需總監華格納將軍說，起事已經失敗，然後又乘車回到三十英里外他的鄉村別墅。第二天，他在那裡被一個名叫林納茨的陸軍將領逮捕了。

　　現在，最後一幕的幕布拉開了。

　　下午九點過後不久，德意志廣播電臺宣佈，元首將在當天深夜向德國人民廣播。到處碰壁的謀反份子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呆若木雞。幾分鐘之後，他們獲悉柏林衛戍司令、也就是當初錯派雷麥少校｜｜現在已是上校了｜｜的馮‧哈斯將軍已被捕，納粹將軍萊因納克在黨衛隊支持下已接管對柏林所有部隊的指揮權，正在準備襲擊班德勒街。

　　黨衛隊終於集結起來了。這主要得歸功於慓悍的黨衛隊頭子奧托‧斯科爾茲內，他曾把被俘的墨索里尼救出，由此可見他的勇敢。他根本不知道那天出了什麼事情，所以在下午六時搭上了去維也納的夜間快車。當火車在利希特菲爾德郊區停靠的時候，他在黨衛隊保安處的第二號頭子、黨衛隊將軍施倫堡的敦促下下了車。斯科爾茲內發現毫無戒備的黨衛隊保安處總部正處在一種極其歇斯底里的狀態。但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且又是一個能幹的組織者，很快就把他的武裝隊伍集合起來，著手工作。最先說服坦克學校的隊伍仍舊效忠於希特勒的就是他。

　　拉斯登堡的有力對策、戈培爾的爭取雷麥和利用無線電的迅速決定、黨衛隊在柏林的恢復活動，以及班德勒街方面謀反份子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混亂和無所作為｜｜這一切使得許多正要投向謀反份子一邊或者甚至已經這樣做了的軍官，躊躇起來。其中之一是奧托‧赫爾福特將軍，此人是已被逮捕的科茨弗萊契將軍的參謀長。他開始時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設法集合部隊，後來看到風勢不對，就改變了立場，於下午九點半左右打電話給希特勒大本營，說他正在鎮壓軍事政變。

　　弗洛姆將軍的拒絕參加，曾使起義一開始就陷入危機，因此遭到拘禁。他現在卻活躍起來了。約在下午八時，即當他在副官的房間裡被拘禁了四小時之後，他請求允許他到樓下自己的房間裡去休息。他以一個軍官的榮譽保證決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納將軍不但同意，而且由於弗洛姆說他又饑又渴，還給他送來了夾肉麵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幕僚中有三個將軍到了這裡，他們拒絕參加叛亂，並且要求把他們送到他們的上司那裡去。令人費解的是，他們居然被送到弗洛姆的屋子裡，雖然也是被拘禁起來。他們一到，弗洛姆就告訴他們，這屋子有一個很少使用的後門，他們可以從那裡逃走。他背棄了對霍普納的誓言，命令這些將軍們出去組織力量，攻打這座大廈，把他救出來，並平定叛亂。這些將軍們乘人不備，溜了出去。

　　奧爾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級軍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亂份子，有的留在班德勒街觀看風色，到了這時，已經開始看到，叛亂正在失敗。他們還開始意識到，如果叛亂失敗，而他們沒有及時起來反對叛亂，他們就都會被作為叛徒絞死。他們之中就有一個人後來這麼說。有一個叫弗朗茲‧赫爾伯中校的，原本是一個警官，又是一個真心實意的納粹份子。他從斯本道軍火庫搞來了一些衝鋒槍和彈藥，秘密地放在二樓。大約十點半鐘的時候，這些軍官會見奧爾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確地告訴他們，他和他的朋友們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這位將軍作了說明，他們也不爭辯，就退出來了。

　　過了二十分鐘，他們又回來了。大約有六個或者八個人，由赫爾伯和波多‧馮‧德‧海德中校帶頭，手裡舉著武器，要求奧爾布里希特作進一步的解釋。施道芬堡聽見聲音，進來觀看究竟，就被抓住了。當他奪門而逃，走下樓梯的時候，他那僅有的一條胳臂中了槍彈。這些反叛亂份子開始胡亂地開槍，雖然除了施道芬堡以外，他們並沒有打著什麼人。接著他們在曾經被謀反集團用作總部的那層樓上跑來跑去，搜捕謀反份子。貝克、霍普納、奧爾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梅爾茨都被趕進了弗洛姆那間空的辦公室。一會兒，弗洛姆本人在他的辦公室裡出現了，手裡拿著手槍。

　　﹁諸位先生，﹂他說，﹁我現在要以你們對待我的辦法來對待你們。﹂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放下武器！﹂他命令說，並且告訴剛才逮捕他的這些人，他們已經被捕了。

　　貝克平靜地回答，伸手去摸手槍。﹁我是你從前的司令官，你不能這樣要求我。我自己對這個不幸局面的後果負責。﹂

　　﹁好，讓槍對準你自己。﹂弗洛姆警告說。

　　這個才能出眾、文雅有禮的前參謀總長非常缺乏行動的意志力。這使他在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驗面前最後歸於滅亡。直到臨死，他都是如此。

　　﹁在這一刻，我想起了從前｜｜﹂他開始說，但弗洛姆不讓他說下去。﹁我們現在不想聽你這一套。我要求你停止說話而採取行動。﹂

　　貝克採取了行動，他扣動扳機，但是子彈只擦傷了他的頭。他倒在椅子上流了一點血。

　　﹁給這位老先生幫點忙。﹂弗洛姆命令兩個青年軍官。但當他們去拿武器的時候，貝克不讓他們開槍，請求再給他一次機會。弗洛姆點頭同意。

　　接著，弗洛姆轉向其它謀反份子。﹁你們各位，如果想要寫信的話，我給你們幾分鐘時間。﹂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要了紙筆，坐下來給他們的妻子寫封短短的訣別信。施道芬堡、梅爾茨、哈夫登和別人沉默地站著。弗洛姆大步走出了房間。

　　他很快下定決心要消滅這些人。他雖然拒絕積極參加謀反活動，但好幾個月以來他對謀反活動一直是知情的，並且庇護了行刺的兇手，也沒有上報他們的計畫。因此他要消滅這些人，不但為了滅口，還要使自己成為敉平叛亂的人，向希特勒邀功。在納粹匪徒世界裡，要想這樣做已經太遲了，但當時弗洛姆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過了五分鐘，他又回來，宣佈他已﹁以元首的名義﹂舉行了一次﹁軍法審判﹂︵至今沒有發現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曾這樣做過︶，判處以下四名軍官死刑：﹁參謀本部上校梅爾茨‧馮‧基爾海姆、奧爾布里希特將軍，這個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指施道芬堡︶和這個中尉︵指哈夫登︶。﹂

　　那兩位將軍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還在給妻子寫信。貝克將軍癱在椅子上，子彈擦傷處流出來的血滿臉都是。那四個﹁被判死刑﹂的軍官，像電線杆似地沉默地站著。

　　弗洛姆對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說：﹁先生們，你們準備好了嗎？我必須要求你們快一點，這樣才不致於使別人太為難。﹂

　　霍普納寫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奧爾布里希特要一個信封，把信放進去，封好口。貝克現在恢復了一點神智，要求再給他一支手槍。施道芬堡︵他那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槍傷流出來的血︶和他的三個﹁被判死刑﹂的同伴被帶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納跟出去。

　　在樓下的院子裡，一部陸軍汽車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車燈，射出了微弱的光線。這四個軍官很快地被行刑隊打死了。目擊者說，當時人聲嘈雜，主要是衛兵們的吆喝聲。他們急急忙忙，因為怕空襲。那年夏天，英國飛機幾乎每晚都飛臨柏林上空。施道芬堡在臨死時喊道：﹁我們神聖的德國萬歲！﹂

　　這時，弗洛姆給霍普納將軍自己選擇。三星期之後，在絞刑架的陰影下，霍普納對﹁人民法庭﹂說出了當時經過。

　　﹁﹃︵弗洛姆說︶唉，霍普納，這件事情真使我傷心。你知道，我們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讓自己捲進了這件事情，不能不承擔它的後果。你要同貝克走同樣的路嗎？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霍普納當時回答說，他並﹁不感到這樣有罪﹂，他認為他能為自己﹁辯白﹂。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納被送進了摩亞比特的軍人監獄。

　　當他被帶走的時候，他聽見從隔壁房間門口傳來貝克的疲憊的聲音：﹁這次要是不行，那就請幫忙吧。﹂接著傳來手槍射擊的聲音。貝克第二次嘗試自殺又告失敗。弗洛姆從門口伸進頭去，再一次要一個軍官﹁給這位老先生幫一幫忙﹂。這個不知姓名的軍官拒絕幫這個忙，而讓一個上士去做。這個上士把第二次受傷後昏迷過去的貝克拉出房間，頸上加了一槍，結果了性命。

　　這時已過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國十一年半的時間中，這僅有一次的反希特勒嚴重叛亂，在十一個半小時內就被平息了。斯科爾茲內帶了一隊武裝的黨衛隊來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個警官，知道不應該殺掉那些人，因為他們如加以嚴刑拷打會供出關於謀反活動規模的十分有價值的證據。因此，他禁止再處決人，把另外的謀反份子加上手銬，送進了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監獄。他又命令偵探們收集那些謀反份子來不及毀掉的犯罪文件。希姆萊在這以前已經到了柏林，在戈培爾的宣傳部裡成立了一個臨時總部，宣傳部現在已由雷麥的警衛營的一支部隊保衛著。他打電話給希特勒，報告叛亂已經平定。在東普魯士，一輛廣播車正從柯尼斯堡向拉斯登堡疾馳，以便元首發表預告已久的廣播演說。德意志廣播電臺從下午九時起，每隔幾分鐘就預告一次元首即將發表廣播演說。

　　快到深夜一點的時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嗄啞的聲音在夏天夜空中響起來了。

　　﹁我的德國同志們！

　　我今天對你們講話，第一是為了使你們聽到我的聲音，知道我安然無恙；第二是為了使你們瞭解在德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負責任的同時又是愚蠢無知的軍官組成的一個很小的集團，合謀殺害我，以及與我一起的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將領。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彈在離我右邊兩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許多真正的、忠貞的合作者受了重傷，其中一人已經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輕微的碰傷、擦傷和燒傷之外，安然無恙。我把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於我的證明｜｜

　　這些篡奪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國武裝部隊、特別是同德國人民的精神毫無共同之處。這是一個犯罪份子的匪幫。這個匪幫將加以無情消滅。

　　因此，我現在命令，任何軍事當局｜｜都不得服從這群篡奪者的命令。我同時命令，人人都有義務逮捕任何散發或持有他們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當場格殺勿論｜｜

　　這一次，我們將以國家社會黨人常用的方法來對他們實行清算。﹂

血腥的報復

　　這一次，希特勒也是說到做到的。

　　納粹對待自己的德國同胞的野蠻，這時達到了頂點。在瘋狂的逮捕之後，接著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嚴刑拷打、草率的審判和死刑的宣佈。死刑的執行大多數是緩慢地絞死，把死難者用鋼琴琴弦吊在從肉鋪和屠場借來的肉鉤子上。嫌疑犯的親戚朋友，成千上萬地被抓起來送進集中營，許多人就死在集中營裡。少數有勇氣掩護逃犯的人都被立即處死。

　　希特勒在萬分震怒和難以饜足的報復慾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萊和卡爾登勃魯納，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於謀害他的人。他親自定下了處理這些人的辦法。

　　在拉斯登堡爆炸發生後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中，有一次他咆哮說：﹁這回對罪犯要毫不客氣地幹掉。不用開軍事法庭。我們要把他們送上人民法庭。別讓他們發表長篇演說。法庭要用閃電速度進行審判。判決宣佈兩小時之後立即執行。要用絞刑｜｜別講什麼慈悲。﹂

　　這些來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長羅蘭‧法賴斯勒嚴格地執行了。法賴斯勒是一個卑鄙惡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當了俄國的戰俘，成了一個狂熱的布爾什維克。後來，即使在一九二四年他成了一個同樣狂熱的納粹份子以後，他還是赤色恐怖的熱烈崇拜者和這種恐怖統治方法的熱心仿效者。在三十年代中，在莫斯科曾舉行過多次審判，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和大部分高級將領都以﹁叛國罪﹂被清算。這些審判的總檢察長是安德列‧維辛斯基。法賴斯勒就曾專門研究過維辛斯基的技術，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會議上曾讚歎道，﹁法賴斯勒是我們的維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審訊於八月七日、八日在柏林舉行。受審判的七月二十日事件的謀反份子有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霍普納將軍、施蒂夫將軍和馮‧哈斯將軍，還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級軍官｜｜哈根、克勞辛、伯納第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伯爵。由於在秘密警察的刑訊室裡飽受折磨，他們已經不像樣子。又由於戈培爾下令把審判的每一個細節都拍攝下來，使這部電影在軍隊和社會上放映時可以作為一個教訓｜｜也作為一個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計地把被告弄得狼狽不堪。他們穿著破爛的衣服，舊衣服和舊絨衫，走進法庭的時候，鬍子也沒有刮，沒有領子，不帶領帶，褲子上沒有背帶，也沒有腰帶，只好提著。特別是曾經威風凜凜的那個陸軍元帥，看去像是一個精神頹喪的、牙齒脫光的老頭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當他站在被告席上受盡惡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時候，他一直用手抓著褲子，怕它掉下來。

　　法賴斯勒對他喊道：﹁你這不要臉的老傢伙，為什麼老弄著你的褲子？﹂

　　儘管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已定，這些被告在法賴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還是表現出了尊嚴和勇氣。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輕的彼得‧約克。他冷靜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問題，而且從不掩飾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鄙視。

　　法賴斯勒問道：﹁你為什麼沒有入黨？﹂

　　伯爵回答：﹁因為我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納粹份子。﹂

　　當法賴斯勒怔了一陣之後又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約克想作解釋。﹁庭長先生，我在偵訊時已經說過，納粹主義是這樣一種思想，我｜｜﹂

　　法官打斷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國家社會主義關於根除猶太人的公正思想？﹂

　　約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是國家對個人的集權主義要求，這種要求迫使個人放棄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對上帝的責任。﹂

　　﹁廢話！﹂法賴斯勒大聲叫道，他不讓這個年輕人說下去。這樣的話可能破壞戈培爾博士的電影，也可能讓元首生氣，因為元首已經下令，﹁別讓他們發表長篇演說﹂。

　　法庭所指定的辯護律師簡直可笑極了。從審判記錄可以看到，他們的卑怯是幾乎難以置信的。例如，維茨勒本的律師，一個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國家檢察官還厲害，幾乎同法賴斯勒一樣地申斥由他辯護的人是一個﹁謀殺的兇手﹂，完全有罪，應受極刑。

　　八月八日審判一結束，就宣判極刑。希特勒曾經命令，﹁他們全都該像牲口那樣被絞死﹂。他們確實這樣被絞死了。在普洛成西監獄，這八個被判死刑的人被趕進一個小房間，房裡天花板上掛著八個肉鉤子。他們一個一個被剝光上衣，綁起來，用鋼琴琴弦做成一個圈子套在他們脖子上，另一頭掛在肉鉤子上。當一個電影攝影機沙沙響起的時候，這些人被吊起來，絞死了。他們身上那沒有褲帶的褲子，在他們掙扎的時候，終於掉了下來，使他們赤身露體地現出臨死時的痛苦。審訊的照片和電影都奉命立即沖洗出來，趕送給希特勒，使他在當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據說，戈培爾看這些影片時用雙手按住眼睛，才沒有暈過去。

　　這年的整個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一九四五年初，猙獰的人民法庭一直在開庭，匆匆忙忙地進行陰風慘慘的審訊，羅織罪狀，判處死刑。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早晨，正當施拉勃藍道夫被帶進法庭的時候，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了法賴斯勒法官，炸毀了當時還活著的被告中大多數人的案卷。這樣審訊才算停止。施拉勃藍道夫奇蹟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運的極少幾個密謀份子之一。最後美國軍隊在提羅耳把他從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來。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應該在這裡作個交代。

　　在七月二十日事件發生之前三天，準備在新政權中擔任總理的戈台勒由於得到警告，說秘密警察已經對他發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來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東魯普士之間，流浪了三個星期，很少在同一個地方住上兩夜。那時希特勒已懸賞一百萬馬克通緝他，但總還有朋友或是親戚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八月十二日早晨，他在東普魯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幾天之後，已經精疲力盡、饑腸轆轆，就撞進馬里安瓦爾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裡。當他正在等候給他端來早點的時候，他發現有一個穿著德國空軍婦女輔助隊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於是他也不等早點了，溜出店鋪，走向近處的樹林裡去。這時已經太遲了。這個女人名叫海倫‧施瓦爾斯爾，是戈台勒家裡的一個老相識。她很容易地就認出了他，偷偷地告訴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幾個空軍人員。戈台勒很快就在樹林裡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把他判處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二日，才同波比茨同時被處死。希姆萊所以遲遲沒有絞死他們，顯然是因為考慮到他們，特別是戈台勒，通過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國建立的聯繫，可能會對自己有幫助，如果他要來收拾國家殘局的話｜｜這個前景這時已開始在他心裡滋長。

　　前駐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爾納‧馮‧德‧舒倫堡伯爵和前駐羅馬大使哈塞爾，原定在新的反納粹政府中接管指導外交政策的權力，分別在十一月十日和九月八日被處死。弗里茨馮‧德‧舒倫堡伯爵在八月十日死於絞刑架下。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菲爾基貝爾將軍也在同一天被處決，七月二十日他在拉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經談過。

　　死者的名單是很長的。有一個材料說，共處死了四千九百八十人。秘密警察的記錄上是七千人被捕。在本書提到過的抵抗運動領導人中，被處死的有弗里茨‧林德曼將軍、馮‧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諜報局的格奧爾格‧漢森上校、馮‧赫爾道夫伯爵、馮‧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森博士、奧托‧基普、卡爾‧蘭格本博士、尤利烏斯‧萊伯、馮‧利昂羅德少校、威廉‧劉希納、阿圖爾‧奈比︵刑事警察頭子︶、阿道夫‧萊希威恩教授、伯特霍爾德‧馮‧施道芬堡伯爵︵克勞斯的兄弟︶、提爾將軍︵陸軍總司令部通訊處長︶和馮‧圖恩根將軍︵在政變的那天貝克任命他繼任馮‧科茨弗萊契將軍的職務︶。

　　還有一批共二十個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萊遲遲沒有執行，顯然是因為他認為，如果他接管政權並進行議和的話，這些人可能對他有用處。但在四月二十二日夜間，當俄國人開始打到首都中心區的時候，他們都被匆匆打死了。這批罪犯們當時從利爾特街監獄轉移到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國的末日期間，許多罪犯都在這時利用燈火管制的機會逃跑了｜｜隊黨衛隊人員見到他們，就讓他們排在一堵牆前面，開槍掃射了一陣，只有兩個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經過就是他們說出來的。這次被殺的有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勞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師的兄弟︶和艾爾布萊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不久便自殺了︶。

　　弗洛姆將軍雖然在決定命運的七月二十日晚上有那些表現，還是沒有逃掉一死。第二天，希姆萊接替弗洛姆的補充軍總司令職務，下令逮捕了他。他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間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審，並被判處死刑。也許是作為對他協助挽救納粹政權有功的一點小小的補償，他沒有像被他在七月二十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樣用肉鉤子吊死，而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由行刑隊槍斃。

　　被革職的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對密謀份子有過許多幫助，但是並沒有直接參加七月二十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測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況多年不明。人們只曉得，在謀害希特勒的事情發生之後，他被捕了。但是凱特爾設法不讓他被送上人民法庭。

　　凱特爾在最高統帥部的工作中，只做過很少幾件好事，這是其中一件。元首對於這一延誤大發雷霆，命令把卡納里斯交給一個黨衛隊的即決法庭審判。這個程序也拖延了一個時期，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即大戰結束之前一個月，卡納里斯和他的從前的助手奧斯特上校以及其它四個人，終於在弗洛森堡集中營受審，並被判處死刑。但是卡納里斯是否已被處決，則不能肯定。十年之後，這個謎才被解開。

　　一九五五年，處理這個案件的秘密警察檢察官被捕受審，許多目擊者出庭證明，他們看見卡納里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被絞死。有一個目擊者丹麥人倫丁上校說：他看見卡納里斯光著身子，從牢房裡被拖到絞架上。奧斯特也同時被處決了。

　　有些被捕的人死裡逃生，最後被盟軍先頭部隊從秘密警察手中解放出來。在這些人中間有哈爾德將軍和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同七月二十日的叛亂並沒有關係，但他在紐倫堡法庭上說，他曾﹁加入過﹂。哈爾德被關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單人牢房裡幾個月。這兩個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德國和外國犯人，包括許士尼格、萊翁‧勃魯姆、施拉勃藍道夫和馮‧福肯豪森將軍，都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在南提羅耳的下多夫被美軍解救出來的，當時看守他們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們全部處決。福肯豪森後來被比利時人作為戰犯審訊，在監獄中候審，關了四年。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他被判十二年勞役，但兩個星期之後就被釋放回國。

　　許多牽涉進這次謀反事件中的陸軍軍官，為了不讓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殺了。海甯‧馮‧特萊斯科夫將軍是密謀集團在東線軍官中的靈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藍道夫訣別時說了一些話。施拉勃藍道夫記得最後幾句話是：

　　﹁﹃現在，大家都會來攻擊我們，咒罵我們。但是我的信心並沒有動搖｜｜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當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國的頭號敵人，也是全世界的頭號敵人。幾小時之內，我將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為和夫責進行申辯。我認為，我能帶著一顆無愧的良心，為我在反對希特勒的戰鬥中所做的一切進行辯護｜｜

　　參加抵抗運動的人沒有不穿上內薩斯的襯衫的。一個人只有甘願為他的信仰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價值的。﹄﹂

　　那天早晨，特萊斯科夫乘車到第二十八步槍師的陣地，悄悄地到前沿無人地帶，拉響了一顆手榴彈，炸掉了自己的腦袋。

　　五天之後，陸軍軍需總監華格納也自盡了。

　　在西線的陸軍高級將領中，有兩個陸軍元帥和一個將軍自殺。前面已經敘述，在巴黎，當駐法軍事總督海因里希‧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逮捕了黨衛隊和黨衛隊保安處一秘密警察的全部人馬時，起義開頭進行得很好。現在一切都要看馮‧克魯格陸軍元帥的動向了。克魯格是新任西線總司令。特萊斯科夫在俄國戰線工作時，曾對他做了兩年工作，想努力使他成為一個積極的密謀份子。雖然克魯格忽冷忽熱，但最後總算同意｜｜或者說，密謀份子這樣認為｜｜等希特勒一死，他將支持叛亂。

　　七月二十日晚上，在拉羅歇｜基揚的Ｂ集團軍總部｜｜隆美爾出事後，這個集團軍也由克魯格指揮｜｜舉行了一次決定命運的晚餐會。克魯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的顧問討論一下關於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這些顧問是：他的參謀長古恩特‧勃魯門特里特將軍、Ｂ集團軍參謀長斯派達爾將軍、施圖爾納格爾將軍和馮‧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在下午稍早一些時候曾用電話通知霍法克關於爆炸和柏林起事的消息。當這些軍官們齊集進晚餐的時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覺得，這位素來謹慎的陸軍元帥眼看就要下決心和叛亂份子同命運了。晚餐快要開始的時候，貝克和他通了電話，懇求他的支援，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著就接到了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簽署的第一號通令。克魯格得到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他還想得到有關形勢發展的更多消息。對叛亂份子說來，不幸的是，新的消息來自施蒂夫將軍。施蒂夫在當天早上同施道芬堡一起到拉斯登堡，對他表示了預祝，還看到了爆炸，但他判定希特勒並沒有被殺。現在，到了晚上，他正想法滅跡。勃魯門特里特接通了施蒂夫的電話，施蒂夫就告訴了他已經發生的事情或者說並沒有發生的事情的真相。

　　﹁這樣看來，已經失敗了。﹂克魯格對勃魯門特里特說。他似乎是真的很失望，因為他接著說，如果計畫成功，他就要馬上與艾森豪接觸，要求停戰。

　　在晚餐的時候，氣氛是陰森森的，斯派達爾後來回憶說，﹁他們好像坐在一間死神降臨的屋子裡﹂。克魯格聽著施圖爾納格爾和霍法克熱烈地申述他們為什麼認為即使希特勒還活著也必須要起事的理由。勃魯門特里特描寫了當時的情況：

　　﹁當他們申述了理由以後，克魯格帶著顯然失望的語氣說：﹃先生們，嘗試已經失敗了。一切全完了。﹄施圖爾納格爾喊道：﹃元帥，我想你是知道原定計劃的。必須要有所行動。﹄﹂

　　克魯格否認他知道任何計畫。他命令施圖爾納格爾釋放在巴黎被捕的黨衛隊保安處人員。然後，他又勸施圖爾納格爾說：﹁我看你最好換上便服躲藏起來。﹂

　　但是有著像施圖爾納格爾這樣軍階的自尊的將軍是不會選擇這樣的出路的。在巴黎的拉菲爾旅館舉行了令人不可思議的通宵的香檳酒會，會上由奧伯格將軍率領的被釋放的黨衛隊和保安處軍官與曾經逮捕他們的陸軍將領們握手言歡︵如果叛變成功，這幫黨衛隊人員肯定要被槍決︶。施圖爾納格爾在酒會結束以後便坐車回德國去，因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報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在那裡指揮過一個營的凡爾登停下來再看一看這個著名的戰場。但是也是為了執行一個個人的決定。他的司機和警衛員聽到一聲槍響。他們發現他在一條運河裡掙扎。子彈打穿了一隻眼睛，另一隻也受了重傷。他被送到凡爾登陸軍醫院，受傷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

　　但這並沒有使施圖爾納格爾免於厄運。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這位雙目失明、處於絕望之中的將軍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張小床上聽法賴斯勒的辱罵。八月三十日，他在普洛成西監獄被絞死了。

　　馮‧克魯格元帥拒絕參加叛變，這一決定性行動並沒有能夠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採取的類似的行動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樣。斯派達爾在評論到這位遲疑不決的將軍時說道：﹁命運不會饒恕那些雖有信念但沒有足夠的決心把信念付諸實行的人。﹂現在已經得到證明，十二月二十日才被處決的馮‧霍法克上校在嚴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魯格、隆美爾和斯派達爾曾參與叛變計畫。據勃魯門特里特說，奧伯格曾對他說過，霍法克在初次提審中﹁招出﹂克魯格。勃魯門特里特還說，這位元帥從奧伯格那裡親自聽到這一消息後﹁開始顯得越來越憂慮起來﹂。

　　從前線來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精神振奮起來。

　　七月二十六日布萊德雷將軍率領的美軍已經突破在聖洛的德軍陣地。四天以後巴頓將軍率領的新建立的第三軍團越過這一缺口到達阿夫朗舍，打開通往布里塔尼和南方的盧瓦爾河的道路。這是盟軍進攻的轉捩點，七月三十日，克魯格報告希特勒大本營說：﹁整個西線已被突破｜｜左翼已經崩潰。﹂到八月中旬，所有留在諾曼第的德軍都被圍在法萊附近的狹小的袋形陣地內，希特勒下令不得再往後退。元首現在已十分討厭克魯格，責怪他使西線遭受挫敗，並且疑心他想要帶著隊伍投降艾森豪。

　　八月十七日瓦爾特‧莫德爾元帥來接替克魯格。克魯格事先並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職，只是到莫德爾突然出現後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魯格，要他報告今後在德國的行蹤。這是一個警告，說明他已被懷疑與七月二十日的叛變有關。第二天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希特勒，然後就驅車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了毒藥。

　　在繳獲的德國軍事檔案中發現了他致希特勒的遺書。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不在人間了｜｜生命對我已經失去了意義｜｜隆美爾和我｜｜早已預見到今天的形勢。我們的話沒有人聽｜｜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過考驗的奠德爾元帥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勢｜｜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你所期望的新武器不能成功，那麼，我的元首，下定決心結束這一場戰爭吧。德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實在太大了，現在已經到了結束這種恐怖的時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偉大｜｜如果說命運比您的意志和天才還要強大的話，那麼上帝也是如此｜｜希望您現在也表現足夠的偉大，在必要時結束這一場毫無希望的鬥爭｜｜﹂

　　根據約德爾在紐倫堡的口供，希特勒一聲不響地看完了這封信，然後未加評論地交給約德爾。幾天以後，在八月三十一日的軍事會議上，希特勒說：﹁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克魯格如果沒有自殺的話，也無論如何要被逮捕的。﹂

　　接著就輪到德國群眾的偶像隆美爾陸軍元帥。

　　當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自殺未遂，雙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爾登醫院手術臺上的時候，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爾的名字。後來馮‧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監獄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認隆美爾曾參與七月二十日陰謀。霍法克引證隆美爾元帥曾經對他說過的話：﹁告訴柏林的人，他們可以指望我。﹂希特勒聽了這句話以後十分震驚，他因此作出決定：他所寵信的也是在德國最受歡迎的這位將軍必須死去。

　　隆美爾當時住在伯奈的野戰醫院裡。他的頭蓋骨、兩個太陽穴和顴骨受了重傷，左眼也受了嚴重的損害，腦袋上盡是炸彈碎片。為了避免遭到進攻中的盟軍的俘虜，他先從這個野戰醫院被遷至聖一歇爾曼，在八月八日那天又遷到烏爾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裡。他從前的參謀長斯派達爾到赫林根去訪問他。第二天，九月七日，斯派達爾就被捕了。這對隆美爾是第一個警告，說明會有什麼下場等待著他。

　　﹁那個病態的撒謊者現在已經完全瘋了！﹂隆美爾在與斯派達爾談話中談到希特勒的時候這樣說，﹁他正在對七月二十日案件的謀反份子發洩他的虐待狂！他不會就此罷手的！﹂

　　隆美爾現在注意到，保安處的人員正在監視他的住宅。他的十五歲的兒子原來在高射炮中隊服役，現在暫時告假回家來服侍他。當他和他的兒子｜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帶著手槍。希特勒在拉斯登堡大本營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爾的證詞副本後，就下令處決隆美爾。但是辦法與眾不同。後來凱特爾對紐倫堡的提審人員解釋說，元首認識到，﹁如果這個赫赫有名的元帥，德國最得人心的將軍，被逮捕並押上人民法庭的話，這將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凱特爾商量好，讓隆美爾知道控告他的證據，讓他選擇要麼自殺，要麼以叛國罪在人民法庭受審。如果他選擇自殺的話，他死後可以獲得具有全副軍事榮典的國葬儀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屬。

　　於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午，希特勒大本營有兩位將軍驅車來到被黨衛隊用五部裝甲車團團圍住的隆美爾的住宅。一位將軍是威廉‧布格道夫，一個長著酒糟鼻子、同凱特爾一樣對希特勒唯命是從的酒鬼；另一位是與他有著同樣性格的、他的陸軍人事處的助手恩斯特‧邁賽爾將軍。他們事先通知隆美爾，他們是從希特勒那裡來的，準備同他談一談他﹁未來的職務﹂問題。

　　凱特爾後來作證說，﹁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帶著一份招出隆美爾的證詞到他那裡去。如果證詞是真的，他要對後果負責；如果是假的，他會得到法庭的開釋。﹂

　　﹁你還命令布格道夫帶一點毒藥給他，是不是？﹂檢察官問凱特爾。

　　﹁是的。我告訴布格道夫帶上毒藥。假如有此需要，隆美爾也好使用它。﹂

　　在布格道夫和邁賽爾到達以後，事實真相就清楚了：他們不是前來商談隆美爾的未來職務的。他們要求和這位元帥單獨談話，於是三人到隆美爾的書房去。

　　﹁幾分鐘以後﹂曼弗雷德‧隆美爾後來追述道，﹁我聽見父親上樓到母親的房間去。﹂他接著說：

　　﹁父親同我走進我的房間。他開始緩慢地說：﹃我剛才不得不告訴你的母親，我將在十五分鐘內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國大罪。鑒於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給了我一個服毒自殺的機會。那兩位將軍帶來了毒藥。這種毒藥在三秒鐘之內就能致人於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話，對我的家庭將不會採用在這種情況下的例行措施｜｜我還可以得到國葬待遇。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在十五分鐘年你將接到從烏爾姆的醫院打來的一個電話，說我在赴會途中因腦病發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爾穿著他那件舊的非洲軍皮夾克，手裡拿著元帥的權杖，跟著兩位將軍上了車。車行一二英里後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來，邁賽爾將軍和黨衛隊司機走下車來，隆美爾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車上。一分鐘以後，當下車的那兩個人回來的時候，隆美爾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煩地走來走去，似乎擔心會誤了他的午餐和午飲。隆美爾夫人在與丈夫告別十五分鐘以後，接到預期的從醫院打來的電話。主治大夫報告說，兩位將軍帶來了元帥的屍體，他是因大腦栓塞致死的，這顯然是前次他頭蓋骨受傷的結果。實際上布格道夫橫蠻地禁止解剖屍體。﹁不要動屍體，﹂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經安排好了！﹂

　　一切的確是已經安排好了。

　　莫德爾元帥發佈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佈隆美爾因﹁七月十七日受傷﹂不治身死，對﹁我國最偉大的指揮官之一﹂的犧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給隆美爾夫人的電報說：﹁您丈夫的死給您帶來巨大的損失，請接受我最真摯的弔唁。隆美爾元帥的英名將永遠和北非英勇的戰役聯繫在一起。﹂戈林在電報中表示了﹁默哀﹂：

　　﹁我們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繼續活在德國人民之中，但是他卻因傷英勇地與世長辭了，這深深使我傷心。﹂

　　希特勒下令舉行國葬。德國陸軍高級將領馮‧倫斯德在舉行國葬儀式時致悼詞。他站在裹著﹁萬﹂字旗的隆美爾屍體面前說，﹁他的心是屬於元首的﹂。

　　斯派達爾說：﹁在那些在場的人看來，這個老軍人︵指倫斯德︶似乎精神頹喪，心情惶惑｜｜在這裡，命運給了他擔當馬克‧安東尼這一角色的獨特機會。他一直保持著他這種道義上的無動於中的態度。﹂

　　德國陸軍驕矜自負的軍官團所受到的恥辱是很大的。它的三個卓越的元帥｜｜維茨勒本、克魯格和隆美爾｜｜牽連在試圖推翻希特勒的陰謀裡，一個被絞死，另外二個被逼自殺。它不得不眼看著它的數十名高級將領被押進秘密警察的監牢，在人民法庭上通過公審醜劇被合法地謀殺。軍官團雖然有著自豪的傳統，但在這史無前例的形勢下，並不能團結一致。它力圖要保持它的﹁榮譽﹂，但其方法，至少在一個外國觀察家看來，只能使它丟臉和墮落。在那個奧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驚慌失措的軍官團領袖們只好搖尾乞憐，卑躬屈膝。

　　因此，當馮‧倫斯德元帥站在隆美爾屍體前面致悼詞的時候精神頹喪、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它的將領一樣，已經夠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現在還要逼著他們受盡一切屈辱。倫斯德親自接受了所謂軍事﹁榮譽法庭﹂執行法官的任務，希特勒設立這個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參預七月二十日案件的軍官嫌疑犯全部從陸軍中開革出去，這樣他們就不能受軍事法庭的審問，而是作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給草草審判的人民法庭。這個﹁榮譽法庭﹂不允許被控告的軍官為自己辯護，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證據﹂行事。倫斯德對於這種限制並沒有提出過抗議，另一個法官古德里安將軍也沒有抗議過。古德里安在炸彈案發生以後被任命為陸軍參謀總長，在他的臥區錄中，他曾承認過這是一個﹁不愉快的任務﹂，法庭的審問是﹁淒慘的﹂，而且提出了﹁最困難的良心問題﹂。這無疑是實情，因為倫斯德、古德里安和其它法官｜｜都是將軍｜｜把數以百計的軍官從陸軍中開革出去，這樣侮辱他們不算，還要把他們去送死。

　　古德里安幹的勾當還不止於此。他以參謀總長的名義發佈過兩道堂皇的命令，向最高統帥保證全體軍官對他永遠效忠。第一道命令是七月二十三日發佈的，它譴責謀反份子不過是﹁很少數的軍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經退休了的。這些人喪失了一切勇氣。他們由於怯懦和軟弱，寧願走恥辱的道路，而不走一個高尚軍人應該走的唯一的道路｜｜盡職和榮譽的道路﹂。因此他莊嚴地向元首保證﹁陸軍中將軍、軍官和士兵的團結一致﹂。

　　同時那個早已被黜的馮‧勃勞希契元帥趕緊發表一個強烈譴責這次政變的聲明，保證繼續向元首效忠，對一向瞧不起將軍們、連勃勞希契也不放在眼中的希姆萊被任命為補充軍司令表示歡迎。另一位失寵的人，退休了的雷德爾海軍元帥，因為怕自己被人懷疑至少曾同情過這些謀反份子，也急急忙忙趕到拉斯登堡當面向希特勒表示忠誠。七月二十四日，老式的軍禮被強迫廢除了，代之以納粹式的敬禮，以﹁作為陸軍對元首的不可動搖的效忠和陸軍與納粹黨之間最緊密的團結的象徵﹂。

　　七月二十九日古德里安警告參謀本部的所有軍官，從此以後必須帶頭做效忠於元首的好納粹份子。

　　﹁參謀本部的每一個軍官必須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軍官領袖｜｜這不僅要表現在他對政治問題的模範態度上，而且表現在根據元首的主義對年輕指揮官進行政治教育的積極合作上｜｜

　　上級軍官在評定和遴選參謀本部軍官的時候，應該首先考慮他們性格和精神的特徵，其次才是才智。一個壞蛋也許永遠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難時期，他就經不起考驗，因為他是壞蛋。

　　我希望參謀本部的每一個軍官馬上表示他自己己接受我的看法，並且當眾宣佈。凡是辦不到這一點的人，應該申請辭去參謀本部的職務。﹂

　　據現在知道的材料，並沒有人申請辭職。

　　一個德國軍事歷史學家評論道，這樣一來，﹁參謀本部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整體的歷史，可以說就此結束了﹂。參謀本部這個由優秀軍事人才組成的組織，是由夏恩霍爾斯特和格奈斯瑙所創立並由毛奇發展成為國家支柱的。它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統治德國，控制過魏瑪共和國。它甚至逼使希特勒摧毀衝鋒隊，殺害其領袖，因為他們反對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它卻被貶低到成為一群搖尾乞憐的、嚇破了膽的人的可憐的團體。對於希特勒不會再有任何反抗，連批評也不會再有了。曾經不可一世的陸軍，同第三帝國的所有其它的機構一樣，與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陸軍的將領們現在已麻木不仁，十分缺乏當時發動政變時的那幾個人所具有的勇氣，以至於連提高嗓子說話︵更不必說採取行動︶來攔住那個獨夫的手都不敢。雖然他們現在完全認識到，這個獨夫正在迅速地把他們和德國人民帶到他們可愛的祖國有史以來最可怕的災難道路上去。

　　這些人都是作為基督教徒培養成人的，受過舊道德的薰陶，以愛惜榮譽自豪，在戰場上能視死如歸，然而他們精神上和意志上的麻木不仁一至於此，實在令人驚異。不過，如果讀者還記得本書最初幾章扼要敘述過的德國歷史的進程的話，這也許並不是難於理解的。這一進程把盲目服從塵世間的統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並且鼓勵奴顏婢膝。現在這些將軍們認識到他們對之匍匐在地的人的罪過了。古德里安後來回憶起希特勒在七月二十日事件以後的情況。

　　﹁在他身上，嚴厲已變成殘酷，虛聲恫嚇已變成乾脆撒謊。他常常毫無顧忌地撒謊，卻一口咬定別人在撒謊。他再也不信任任何人。同他打交道一向是夠麻煩的，現在倚直是成了一種痛苦，並且是越來越加劇的痛苦。他經常失去一切自我克制的能力，使用的語言越來越粗暴。他周圍的親信中，現在已沒有人能起約束的影響了。﹂

　　雖然如此，現在只有這個人，這個半瘋癲的、在身心方面迅速墮落了的人，能夠把敗退中的軍隊振作起來，並且使這個被打得一塌糊塗的國家打起精神來，正如他在一九四一年大雪紛飛的冬天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樣。他運用了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在德國任何其它人｜｜陸軍、政府和人民中間｜｜都缺少的意志力量，幾乎是匹馬單槍地把這個痛苦的戰爭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叛變的失敗，不僅是由於陸軍中和文職人員中的最能幹的一些人的難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魯格性格上的致命弱點，這些叛變者在每一關頭碰到的壞運氣。它的失敗還由於所有使這個偉大的國家得以繼續維持的人：將軍們和文官們，穿軍服和穿便服的德國人民群眾，沒有進行革命的準備。事實上，儘管他們受盡苦難，有被擊敗和為外國佔領的悲慘前景，但他們並不想革命。他們仍然接受並且支援國家社會主義，雖然它給德國和歐洲帶來了墮落。他們仍然把希特勒看作是國家的救星。

　　﹁︵古德里安後來寫道︶當時，無可駁辯的事實似乎是，大多數德國人民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死了，他們會認為謀殺者殺害的是唯一能夠使戰爭勝利結束的人。﹂

　　勃魯門特里特將軍雖然沒有參加叛變計畫，但是如果他的上司克魯格能夠堅強些，他一定也會支持叛變的。他在戰爭結束之後還發現，至少﹁在平民中有一半人在聽到德國的將軍們參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計畫時大吃一驚，因此他們痛恨這些將軍們。在陸軍中間也表現同樣的情緒﹂。

　　希特勒用一種無法解釋的催眠術｜｜至少在我這個非德國人看來是如此｜｜始終得到這一偉大民族對他的忠誠和信任。不可避免地，德國人民像一群不會說話的牲畜一樣，但是懷著一種使他們不同於牲畜的虔誠的信念，甚至熱情，盲目地跟著他跳下懸崖，投向國家的滅亡。

第六編　第三帝國的覆亡

第三十章　德國的征服
　　　　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擲
　　　　德國軍隊的崩潰
第三十一章　眾神的末日：第三帝國的末日
　　　　希特勒的最後重大決定
　　　　戈林和希姆萊試圖取而代之
　　　　到地下避彈室來的兩位最後客人
　　　　希特勒的遺囑
　　　　希特勒和他的新婦之死
　　　　第三帝國的結束

第三十章　德國的征服

　　戰爭打到了德國本土。

　　希特勒還沒有來得及從七月二十日炸彈案的震動中恢復過來，便又面臨著法國和比利時的丟失及東戰場的巨大攻勢。敵軍以壓倒優勢兵力從四面八方向帝國進逼。

　　從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開始的俄國夏季攻勢，節節勝利，到八月中旬，紅軍打到了東普魯士邊境，在波羅的海地區包圍了德國五十個師，深入到芬蘭的維堡，消滅了中央集團軍，而且在六個星期內在這條戰線上推進了四百英里，到達維斯杜拉河與華沙隔河相望。同時，在南線從八月二十日開始發動新攻勢，月底就佔領了羅馬尼亞和供給德軍天然汽油唯一重要來源的普洛那什特油田。八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亞正式退出戰爭，德軍開始從該國倉皇撤退。九月間，芬蘭也退出戰爭，並向拒絕撤離其領土的德軍開火。

　　在西線，法國迅速解放了。在新近成立的美國第三軍團司令巴頓將軍身上，美國人找到了一位坦克將軍，與在非洲的隆美爾一樣驍勇善戰。七月三十日他攻克了阿夫朗舍之後，即讓布里塔尼自生自滅，而開始向在諾曼第一線的德軍進行大包抄，向東南推進到盧瓦爾河畔的奧爾良，然後轉師向東推進到巴黎南面的塞納河。八月二十三日盟軍抵達巴黎東南方和西北方的塞納河，兩天以後，雅克‧勒克萊克將軍所率的法國第二裝甲師和美國第四步兵師就攻進了巴黎。被德國佔領了四年之久有法蘭西榮譽之稱的這一偉大城市解放了。人們發現法國抵抗運動部隊已經基本上控制了巴黎，還發現塞納河上的橋樑｜｜其中有許多都是藝術品｜｜均未遭受破壞。

　　在法國的德軍殘餘部隊現在正在全線撤退之中。在北非戰勝隆美爾的蒙哥馬利，於九月一日晉升為元帥，率領加拿大第一軍團和英國第二軍團在四天內挺進二百英里，從塞納河下游通過有歷史意義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年的戰場進入比利時。九月三日攻陷布魯塞爾，次日又攻克安特衛普。盟軍進展神速，德軍甚至來不及破壞安特衛普的港口設備。這對盟軍說來是一件大喜事，因為該港障礙一旦掃清之後，即可成為英美軍隊的一個主要供應基地。

　　在英加軍隊的南面，古特尼‧Ｈ‧霍季斯將軍率領的美國第一軍團以同樣速度攻入比利時的東南方，到達一九四○年五月德軍致命的突破從那裡開始的纓斯河，攻佔納繆爾和列日的堡壘，使得德軍沒有時間進行防守。在第一軍的南面，巴頓的第三軍團攻佔了凡爾登，包圍梅茨，進抵摩澤爾河，並在貝耳福爾山峽與法美第七軍團會師；該軍團在亞歷山大‧派契將軍指揮下於八月十五日在法國南部海岸一帶登陸，迅速挺進到羅尼河流域。

　　到八月底，西線德軍已損失五十萬人，其中半數是被俘的；並且損失了幾乎全部的坦克、重炮和載重汽車。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用來保衛祖國了。曾經大肆吹噓過的齊格菲防線實際上已無人防守，也沒有武器防守。西線絕大多數德軍將領都認為大勢已去。斯派達爾說：﹁地面部隊已經不再存在了，更不要說空軍。﹂於九月四日重新被任命為西線總司令的倫斯德在戰後對盟軍提審人員說：﹁就我個人來說，戰爭在九月間就結束了。﹂

　　但對阿道夫‧希特勒來說，卻不是如此。八月三十一日，他在大本營對一些將軍們訓話，試圖給他們灌輸鐵的意志並鼓舞士氣。

　　﹁我們在必要時將在萊因河上作戰。這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戰鬥下去，正如腓德烈大王所說，要一直打到那些該死的敵人之中有一個精疲力竭不能再戰為止。我們要作戰到底，一直打到贏得在今後五十｜一百年內能夠保障德國民族生命安全的一個和平局面為止，這個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一九一八年那樣再一次地玷污我們的榮譽｜｜我活著就是為了領導這一戰鬥，因為我知道，如果在這一戰鬥的背後沒有鐵的意志，這場戰鬥是不能勝利的。﹂

　　希特勒在嚴厲批評陸軍參謀本部缺乏鐵的意志之後，對他的將軍們透露了他堅信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

　　﹁盟軍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的時候，他們決裂的日子就要到來了。歷史上所有的聯盟遲早都是要垮臺的。不管怎樣艱難，唯一的辦法是等待恰當的時機。﹂

　　戈培爾受命組織﹁總動員﹂的工作。新被任命為補充軍司令的希姆萊，動手建立二十五個人民步兵師以防守西線。在納粹德國，關於﹁總體戰﹂的計畫和言論儘管很多，但是國家的資源卻遠遠沒有全部利用起來。由於希特勒的堅持，在整個戰爭時期日用品的生產仍然維持著龐大的數字，這顯然是為了保持民心和士氣。而且他仍然遲遲未實行戰前制定的動員婦女進工廠工作的計畫。一九四三年三月，當斯佩爾打算要婦女進工廠時，他說：﹁犧牲我們最珍貴的理想，這個代價太高了！﹂納粹思想認為德國婦女應該待在家裡，而不是在工廠裡，因而她們就一直待在家裡。在戰爭的頭四年，當英國有二百二十五萬婦女從事戰時生產的時候，德國只有十八．二萬婦女幹著同樣的工作。德國在和平時期有一百五十萬人當家庭傭工，戰時還始終保持這一數字。

　　現在敵人已經打到大門口，納粹首腦們慌起來了。十五歲到十八歲的孩子和五十歲到六十歲的男子都應召入伍。在大學、中學、機關和工廠裡到處搜尋入伍者。一九四四年九月到十月有五十萬人參加了陸軍，但是沒有規定要婦女進機關、工廠去替代這些入伍者。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部長亞伯特‧斯佩爾向希特勒抗議說，技術工人的應徵入伍嚴重影響到軍火生產。

　　自從拿破崙時代以來，德國士兵就從來沒有需要去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那時以後的普魯士的和德國的戰爭都是在別國領土上進行的，受到破壞的也是別國的領土。現在軍隊已陷入困境，因此對他們進行了大張旗鼓的激勵士氣的工作。

　　﹁西線戰場的士兵們！

　　｜｜我希望你們保衛德國的神聖領土｜｜堅持到底！｜｜

　　元首萬歲！

　　陸軍元帥

　　馮‧倫斯德﹂

　　﹁集團軍的士兵們！

　　｜｜只要我們一息尚存，決不放棄德國一寸土地｜｜任何人不戰而退，都是民族的叛徒｜｜士兵們！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妻室兒女的生命繫此一戰！

　　我們的元首和我們的親人對他們的士兵是有信心的！｜｜

　　我們的德國和親愛的元首萬歲！

　　陸軍元帥

　　莫德爾﹂

　　雖然如此，可是由於大勢已去，逃兵的數目一天比一天多。希姆萊為了防止逃亡，採取了嚴厲措施，九月十日他下了一道命令。

　　﹁某些不可靠的份子似乎相信，只要他們向敵人投降，戰爭對他們來說就結束了｜｜每一個逃兵｜｜

　　都將受到應得的懲罰。而且他的可恥的行為會給他的家屬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他們統統要被槍斃。﹂

　　第十八步兵師的霍夫曼一舒恩福恩上校對部下說：

　　﹁我們隊伍裡的叛徒逃到敵人那邊去了｜｜這些雜種洩露了重要軍事秘密｜｜騙人的猶太造謠者用小冊子來哄騙你們，想要把你們都變成雜種！讓這些猶太人放毒吧！｜｜至於那些忘掉榮譽的可恥叛徒，他們的家庭必須為他們的叛國行為抵罪。﹂

　　九月間，發生了一件使德國將軍大惑不解的、他們稱之為﹁奇蹟﹂的事情。在斯派達爾看來，這是﹁一九一四年法國的﹃馬恩河奇蹟﹄在德國的變相重演。盟軍的猛烈進攻突然沉寂下來﹂。

　　盟軍的司令官，上自艾森豪將軍開始，一直到今天還在爭論為什麼當時進攻會沉寂下來；而對德國的將領們來說，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到九月的第二周，美軍已經進到亞琛前面和摩澤爾河上的德國邊境。德國已暴露在盟軍面前。蒙哥馬利在九月初已經催促艾森豪把他的全部供應和儲備物資交給英加軍隊、美國的第九軍團和第一軍團，以便在他的指揮下在北方發起猛烈攻勢，急速插進魯爾區，奪取德國的主要兵工廠，打開通往柏林的道路並結束戰爭。艾森豪拒絕了這一建議。他要求在一條﹁寬闊的戰線上﹂向萊因河推進。

　　但是他的軍隊進展太快，供應不上。每一噸汽油和軍火必須要從諾曼第海灘上運進來，或者從瑟堡的唯一的港口運進來，再由汽車運三四百英里才能到達前線。九月的第二周，艾森豪的軍隊便因缺乏供應停足不前。同時又碰到出乎意料的德軍的抵抗。倫斯德在兩處重要據點集中了他能調動的兵力，因此在九月中旬能夠至少暫時阻止了巴頓第三軍團在摩澤爾河的前進，霍季斯第一軍團在亞琛前面的前進。

　　在蒙哥馬利催促下，艾森豪同意了一個大膽的計畫：奪取阿納姆附近下萊因河畔的橋頭堡，從而取得從北面包抄齊格菲防線的陣地。這一計畫和原來蒙哥馬利挺進魯爾區直搗柏林的意圖相差很遠，但它也可以提供一個戰略基地，以備日後之用。這一進攻是九月十七日開始的，第一步行動是把從英國基地起飛的兩個美國空降師和一個英國空降師大批空投下來。但是由於氣候不佳，由於空降部隊恰恰降落在他們事先沒弄清楚的兩個黨衛隊裝甲師之間，再加上沒有充足的陸軍從南面接應，進攻因此失敗了。經過十天猛烈的戰鬥之後，盟軍撤出阿納姆。降落在這一城市附近的英國第一空降師約九千人，只剩下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在艾森豪看來，這次挫折﹁充分證明更加艱苦的戰鬥還在後面﹂。

　　可是他仍然沒有料到，在那年冬天耶誕節到來之前，德軍力量已經充分恢復，可以在西線發動一次令人猛吃一驚的襲擊了。

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一群西線戰場上的德國高級指揮官被召到倫斯德的總部去，他們被搜取了腰間佩帶的武器和手裡的公事包，然後被裝進一個大汽車裡，在沒有亮光的鄉野雪地裡開了半個鐘頭，目的是弄得他們暈頭轉向，最後停在一個很深的地下室通道前，原來這是希特勒在法蘭克福附近澤根堡的大本營。在那兒這些人第一次知道了少數最高參謀官和指揮官一個月前就已經知道的事：元首準備在四天內在西線發動一次強大的反攻。自從九月中旬艾森豪的軍隊在萊因河以西德軍前線受阻以來，希特勒的腦子裡就盤算著反攻的念頭。雖然美軍第九、第一和第三軍團在十月間就曾試圖再度發起攻勢，如艾森豪所說，要﹁猛撲﹂萊因河，但是遇到阻礙，進展緩慢。

　　十月二十四日在一場苦戰之後，一度是查理曼大帝的帝國古都亞琛向盟軍投降了，這是盟軍佔領的第一個德國城市，但是美軍還是不能突破，攻到萊因河的防線。不過，在整個戰線上，美軍以及在北方的英軍和加拿大軍正以消耗戰拖住越打越弱的德軍。希特勒意識到繼續這樣保持守勢只不過是拖延末日的到來。他那發熱的腦子裡湧現出一個大膽設想的計畫：奪回主動權，發動攻勢，切斷美軍第三和第一軍團，深入安特衛普，奪取艾森豪的主要供應基地，壓迫英加軍隊沿比利時和荷蘭邊境撤退。他認為這一攻勢不但會使英美聯軍遭受慘敗，從而使德國西部邊疆不再感受威脅，而且使他能轉過來對付俄國軍隊。俄國軍隊雖然在巴爾幹半島方面仍在前進，但從十月以來已在波蘭和東普魯士的維斯杜拉河上受阻了。這一攻勢還會很快地打通阿登森林，一九四○年德軍的大突破就是從這裡開始的；而且德國情報人員知道這裡只有四個很弱的美軍步兵師防守著。

　　這是一個大膽的計畫。希特勒認為這個計畫一定會使盟軍措手不及，在他們有機會整頓以前擊潰他們。但是有一個弱點。德軍不但比一九四○年時削弱了，尤其是空軍力量，而且它碰到的對手是一個資源雄厚得多、裝備好得多的敵人。德國將軍們趕緊提醒元首注意這種情況。

　　倫斯德後來說：﹁當我在十一月初得悉這一計畫的時候，我大吃一驚。希特勒根本沒有和我商量過｜｜很顯然，要執行這樣一個野心勃勃的計畫，現有的兵力實在太少了。﹂倫斯德和莫德爾知道同希特勒爭論是毫無用處的，他們決定提出一個替代的計畫，他們希望這個計畫一方面能滿足希特勒堅持發動進攻的願望，一方面能把進攻侷限於除去美軍在亞琛的突出地帶。然而，這位德軍西線總司令對於改變元首意圖是不抱什麼希望的，他甚至不願參加十二月二日在柏林舉行的軍事會議，而派他的參謀長勃魯門特里特去。但是參加會議的勃魯門特里特、莫德爾陸軍元帥、哈索‧馮‧曼特菲爾將軍和黨衛隊賽普‧狄特里希將軍︵後兩人將指揮兩支擔任突破任務的裝甲大軍︶都不能改變希特勒的決定。深秋以來希特勒就為他的最後的孤注一擲到處搜羅殘兵餘卒。

　　十一月間，他居然拼湊了近一千五百輛新的或改裝的坦克和重炮，十二月又再拼湊了一千輛。他還徵調了二十八個師，包括九個裝甲師，供突破阿登森林之用；此外還有六個師，準備在主要攻勢發動之後進攻阿爾薩斯之用。戈林還答應湊三千架戰鬥機。

　　這是一支相當可觀的力量，雖然遠比不上一九四○年倫斯德在同一戰場上所使用的兵力。但是要拼湊這樣一支兵力，意味著取消對東線德軍的增援，東線的德軍司令官們認為這種增援是擊退俄國準備在一月發動的冬季攻勢所必不可少的。當負責東線戰場的參謀總長古德里安表示異議時，希特勒痛斥了他一頓。

　　﹁﹃用不著你來教訓我！我已經在戰場上指揮了五年德國陸軍，在這一時期中我所獲得的實際經驗，參謀本部無論誰想比也比不了。我曾研究過克勞塞維茲和毛奇，而且把所有施利芬的文件都念過。我比你清楚得多！﹄﹂

　　當古德里安抗議說，俄國準備以壓倒優勢的兵力進攻並且列舉了蘇軍兵力的數字後，希特勒大聲說道：﹁這是自成吉思汗以來最大的虛張聲勢！這些胡話是誰說起來的？﹂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被搜去公事包和武器的將軍們聚集在澤根堡元首大本營，他們發現這位納粹統帥，正如曼特菲爾後來回憶時所說：﹁背已駝了，面色蒼白，有些浮腫。他彎著腰坐在椅子上，兩手發顫，盡力隱藏那只隨時要發抖的左臂。他是個病人｜｜走路時一條腿拖在後面。﹂

　　然而希特勒的精神卻仍然同從前一樣高漲。將軍們原以為最高統帥會給他們講一講反攻的全面軍事形勢，而他卻給他們談了一通政治和歷史的大道理。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像我們敵人那樣的聯盟，成分那樣複雜，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樣分歧｜｜一方面是極端的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是極端的馬克思主義國家。一方面是垂死的帝國，英國；另一方面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原來殖民地美國｜｜

　　聯盟中的每一個夥伴在參加時都抱有各自的政治野心｜｜美國企圖繼承英國的衣缽；俄國想要取得巴爾幹｜｜英國打算保住它在｜｜地中海的地盤｜｜眼前這些國家就在爭吵不休。誰能夠像蜘蛛那樣坐在網中央，注意形勢的發展，他就可以觀察到這些國家間越來越加深的矛盾。

　　如果我們發動幾次攻擊，這個靠人為力量撐住的共同戰線隨時隨地可能霹靂一聲突然垮臺｜｜只要我們德國能保持不鬆勁｜｜

　　要緊的是打破敵人認為勝利在握的信念｜｜戰爭最後要看哪一方認輸。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讓敵人知道，不管他們怎樣，他們絕不能叫我們投降。絕不能！絕不能！﹂

　　將軍們散會時，這個動員演說還在他們的耳朵裡嗡嗡地響著。

　　他們誰也不相信｜｜至少他們後來這樣說｜｜阿登攻勢會成功，但是他們仍然決心盡最大的能力去執行命令。

　　他們這樣做了。

　　十二月十五日夜間，德軍在亞琛以南的蒙卻奧和特里爾西北的埃赫特納赫之間的七十英里的戰線上進入他們的進攻陣地。這天晚上很黑，下著霜，濃霧籠罩著阿登森林附近崎嶇的大雪覆蓋著的群山。根據天氣預報，會連著幾天有這樣的氣候，估計盟軍的飛機在這期間不能起飛，德國的供應線可以免遭諾曼第那樣的浩劫。連著五天天氣都幫了希特勒的忙，這個完全出乎盟軍總司令部意料的德軍行動，在十二月十六日早晨獲得初步進展以後，接連幾次突破盟軍陣地。

　　十二月十七日夜間，一支德軍裝甲部隊到達斯塔佛洛，它距美軍第一軍團總部駐紮地斯巴只有八英里，美軍倉皇撤退。更重要的是，它距一個存有三百萬加侖汽油的巨大美國供應站只有一英里。假如這個供應站被德國裝甲部隊佔領，它就會進展得更遠更快，因為德軍非常缺乏汽油。由於汽油供應不上，它的裝甲部隊不斷放慢進展速度。斯科爾茲內的所謂第一五○裝甲旅，穿著美式軍服，駕駛著繳獲的美軍坦克、大汽車和吉普車推進得最遠。約有四十輛吉普車穿過被擊潰的前線，其中有幾輛一直進抵繆斯河。

　　但是在美軍第一軍團四個戰鬥力不強的師在阿登森林被擊潰以後，其它零星部隊堅強的臨時抵抗卻使德國的進展緩慢下來。同時，它們在蒙卻奧和巴斯托尼德耳突破處南北兩翼堅守陣地，使德軍只能通過狹長的突出地帶前進。美軍在巴斯托尼的這一場抵抗決定了德軍的命運。

　　巴斯托尼這個公路交叉點，是防守阿登森林和其後面的繆斯河的關鍵。如果防守堅固，不但能夠阻止曼特菲爾率領的第五裝甲軍沿主要公路向繆斯河上的迪襄進攻，而且能夠牽制準備進一步推進的大批德軍。十二月十八日早晨，曼特菲爾的裝甲部隊的前哨離巴斯托尼只有十五英里，而城內只有一些準備撤退的美軍一個軍的參謀人員。在十七日晚上在萊姆斯休整的第一○一空降師奉命以最大速度趕到一百英里以外的巴斯托尼。大汽車開著燈跑了整整一夜，在二十四小時內趕到該城，比德軍到得稍早一點。這是一次有決定性的行軍比賽，德國人輸了。德軍雖然包圍了巴斯托尼，但要把部隊繞過它，繼續向繆斯河推進，是有困難的，他們不得不把強大部隊留下來牽制這個公路交叉點，試圖把它拿下來。

　　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國第四十七裝甲軍司令海因里希‧馮‧盧特維茨將軍寫信給美軍第一○一空降師師長Ａ‧Ｃ‧麥克奧利夫將軍，要求巴斯托尼守軍投降。他收到一封後來傳得很廣的只有一個字的回信：﹁呸！﹂

　　耶誕節的前一天是希特勒在阿登森林賭博的決定性的轉捩點。德國第二裝甲師的一個偵察營在前一天到達繆斯河上迪襄以東三英里的高地，等候開坦克的汽油和援軍以便沿斜坡直衝繆斯河。汽油和援軍都沒有到來。美國第二裝甲師突然從北面打來。巴頓的第三軍團的幾個師已經從南面攻上來，其主要目的是解巴斯托尼之危。曼特菲爾後來寫道：﹁在二十四日的晚上，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們的行動已成強弩之末。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目標是絕對達不到了。﹂德國狹長的突出陣地兩翼所受的壓力實在太大了。耶誕節的前兩天天氣轉晴，英美空軍大顯身手，大肆轟炸德國供應線和駛上狹窄崎嶇的山間公路的軍隊和坦克。德軍向巴斯托尼作最後一次嘗試。德軍在耶誕節整天｜｜從早上三點鐘開始｜｜發動了一系列的攻擊，但是麥克奧利夫的守軍屹立不動。第二天，巴頓第三軍團的裝甲部隊從南面突破，為守軍解危。對德軍說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從狹長走廊地帶撤退，以免被切斷和消滅了。

　　但是希特勒對於任何撤退的建議都是聽不進去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他召集了一個大規模的軍事會議。他不但不聽從倫斯德和曼特菲爾的勸告，及時把德軍從突出陣地撤出來，反而命令繼續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繆斯河推進。此外，他還堅持馬上向南方阿爾薩斯發動進攻，那裡的美軍戰線由於巴頓派了幾個師北上進攻阿登森林而變得薄弱了。將軍們聲稱，他們既沒有足夠的兵力向阿登森林繼續發動進攻，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向阿爾薩斯發動進攻，對於這些話希特勒充耳不聞。

　　﹁先生們，這一行我已經幹了十一年了，而且｜｜我從來沒有聽人向我報告過一切事情都已準備得完全好了的｜｜準備永遠不會完全。這是很明顯的。﹂

　　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將軍們看得明白，他們的總司令說著說著，早已看不見現實而置身於雲霧之中了。

　　﹁問題在於｜｜德國是否有意志繼續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毀｜｜這場戰爭失敗，德國人民就毀滅了。﹂

　　他接下去又花了很多時間談了羅馬帝國的歷史，談了七年戰爭中普魯士的歷史。最後他又回到當前的迫切問題。儘管他承認阿登攻勢﹁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決定性勝利﹂，但是他聲稱這一戰役已經帶來了﹁整個形勢的轉變，在半月以前沒有人相信這種轉變是可能的﹂。

　　﹁敵人不得不放棄所有的進攻計畫｜｜他們不得不把已經精疲力竭的部隊拖上戰場。他們的作戰計畫完全被打亂了。他們在國內受到嚴厲的批評。目前是敵人心理上很不利的時刻。敵人已經不得不承認在八月以前決定戰局已沒有希望，也許到明年年底也不能｜｜﹂

　　末了這句話是承認最後失敗嗎？希特勒連忙想糾正這種印象。

　　﹁先生們，我必須補充說｜｜你們絕不能認為我會︵那怕是極為遙遠地︶預計到戰爭將要失敗｜｜我從來不懂得什麼叫﹁投降﹂｜｜在我看來，今天的形勢並不新鮮。我經歷過比這糟糕得多的形勢。我提這些只是因為我要你們瞭解為什麼我要這樣狂熱地追求我的目標，為什麼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把我拖垮。雖然焦慮使我苦惱，甚至損害我的健康，但沒有東西能夠絲毫改變我繼續作戰直到最後勝利為止的決心。﹂

　　至此他呼籲他的將軍們拿出﹁全部精力﹂來支援這次攻勢。

　　﹁那時候我們將｜｜徹底打垮美軍｜｜那時候我們看吧。我不相信敵人能長期抵抗四十五個德國師｜｜我們仍將掌握命運！﹂

　　太晚了！德國缺少能把他的話兌現的兵力。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八個師的兵力攻打薩爾地區，並且命令海因里希‧希姆萊率領一個軍團從上萊因河的橋頭堡發動猛攻。在德國將領們看來，讓希姆萊帶兵簡直是在開玩笑。這兩起攻勢都沒有獲得進展。從一月三日起以兩個軍共九個師的兵力向巴斯托尼所發動的總攻，展開了阿登戰役中最激烈的戰鬥，但也毫無所獲。到一月五日，德軍已放棄奪取這一重鎮的希望。他們面臨著被英美軍隊反攻切斷的危險，這一反攻是一月三日從北面發動的。一月八日，莫德爾所率領的軍隊在巴斯托尼東北的豪法里茲有被包圍的危險，這時他才接到准許撤退的命令。到一月十六日為止，恰好是希特勒以他最後的兵力軍火作賭注發動攻勢的一個月之後，德軍又回到他們開始攻擊的戰線。

　　德軍死傷和失蹤約十二萬人，損失了六百輛坦克和重炮，一千六百架飛機和六千輛汽車。美國損失也很慘重：死亡八千人，受傷四萬八千人，被俘或失蹤二萬一千人，還損失了七百三十三輛坦克和反坦克炮。但是美軍能補充他們的損失，而德軍卻辦不到。他們已經把最後的招數都使出來了。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的最後一次大反攻。它的失敗不僅使西線的失敗成為不可避免，而且也葬送了東線的德軍，因為希特勒將他的最後的後備力量投入阿登戰役，這一行動的不利後果馬上就顯示出來。

　　希特勒在耶誕節後第三天向他的西線將領發表的冗長訓話中，對俄國戰場仍然十分樂觀。雖然巴爾幹半島已經丟失，但德軍從十月以來仍然堅守著波蘭和東普魯士的維斯杜拉河的陣地。

　　﹁︵希特勒說︶很不幸，由於我們的寶貝同盟軍的叛變，我們不得不逐步後撤｜｜但儘管如此，我們大體上還能守住東戰場。﹂

　　但能守多久呢？古德里安在俄軍包圍布達佩斯之後，曾在耶誕節前夕和元旦早晨兩度向希特勒乞求援兵，以便應付俄軍在匈牙利的威脅和應付他預料蘇聯將於一月中旬在波蘭發動的攻勢，但是毫無結果。

　　﹁︵古德里安說︶我曾指出，由於西方盟軍的轟炸，魯爾地區已經陷於癱瘓｜｜可是我又指出，另一方面，上西里西工的工業區仍然能夠全部開工，德國軍人工業的中心已經移到東方了。如果上西里西工失守，我們在幾星期內就將遭到失敗。但是這些話等於白說。我受到駁斥，在最沒有基督教氣氛的環境中度過了一個十分慘澹的耶誕節前夜。﹂

　　但是古德里安在一月九日第三次再到希特勒的大本營去。他帶著他的東線諜報處長蓋倫將軍，蓋倫企圖用地圖和其它圖表向元首說明，在俄國即將於北方發動的攻勢下，德國所面臨的十分危急的處境。

　　﹁︵古德里安說︶希特勒大發雷霆｜｜他說這些圖表是﹃完全荒謬﹄的，並且命令我把製圖表的人關到瘋人院去。我當時也發了火說：﹃如果你要把蓋倫將軍送迸瘋人院，最好讓醫生證明我也是瘋子吧！﹄﹂

　　希特勒硬說，東線戰場﹁從來沒有擁有像今天這樣強大的後備力量﹂。古德里安反駁道：﹁東線戰場是個空架子，只要突破一點，全線都會崩潰。﹂事情果然如此。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科涅夫率領的集團軍從華沙南面維斯杜拉河上流的巴拉諾夫的橋頭堡出擊，向西里西亞推進。在其北面，朱可夫率領的集團軍跨過華沙南面和北面的維斯杜拉河，華沙在一月十七日失守。再往北，俄國兩個軍團，佔領了半個東普魯士，並且挺進到但澤灣。

　　這是大戰以來俄國發動的最大攻勢。僅僅在波蘭和東普魯士兩地，史達林就投入了一百八十個師的兵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裝甲師。它們銳不可當，勢如破竹。

　　古德里安說：﹁到一月二十七日︵蘇聯發動攻勢十五天以後︶，俄國的聲勢浩大的進攻很快就使我們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那時東西普魯士已經被切斷。就在這一天，朱可夫從盧本跨過奧得河，在兩星期內前進二百二十英里到達德國本土，離柏林只有一百英里了。最最嚴重的是，俄軍已經佔領了西里西亞的工業基地。

　　負責軍火生產的斯佩爾在一月三十日，希特勒上臺的十二周年紀念日，給希特勒打了一個報告，指出西里西亞失守的影響，﹁戰爭已經失敗﹂，報告開頭便這樣說，接著他冷靜而客觀地作了說明。自從盟軍大舉轟炸魯爾區以來，西里西亞的煤礦就為德國提供了六十％的煤。現在鐵路、發電廠和工廠所儲存的煤只夠用兩星期。因此，斯佩爾說，在西里西亞失守以後，德國所能生產的煤只等於一九四四年生產的四分之一，鋼只等於一九四四年的一/六。這就預示出一九四五年是災難的一年。

　　古德里安後來敘述說，元首晃眼看了一下報告，念了第一句之後便叫人把它收在保險櫃裡。他拒絕單獨接見斯佩爾，他向古德里安說：

　　﹁｜｜我拒絕再單獨地接見任何人｜｜︵他︶總是說些使人不愉快的話。我受不了！﹂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朱可夫的部隊渡過奧得河，離柏林只有一百英里的時候，希特勒大本營發生了饒有趣味的事。這時大本營已遷至柏林總理府，此後，一直到最後，大本營都沒有再移動。二十五日那天急得團團轉的古德里安去見里賓特洛甫，要他設法同西方馬上接洽停戰，以便使剩下來的德國軍隊能集中起來對付東線俄軍。這位外交部長馬上到元首跟前告密，於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把古德里安大罵了一頓，並且指控他犯了﹁叛國罪﹂。

　　但是在兩個晚上以後，東線的災難性的打擊使得希特勒、戈林和約德爾反而認為沒有必要向西方要求停戰了。他們深信西方盟軍由於害怕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所帶來的後果會自動找上門來。一月二十七日元首會議記錄的片斷還保存了這場戲的一部分。

　　希特勒：﹁你們認為英國人對俄國的這一切進展會感到高興嗎？﹂

　　戈林：﹁他們當然不希望我們會擋住他們，而讓俄國人佔領整個德國｜｜他們當初並不希望｜｜我們會像瘋子一樣地抵擋他們，而讓俄國人節節進逼，現在差不多佔領了整個德國｜｜﹂

　　約德爾：﹁他們一向對俄國人懷有戒心。﹂

　　戈林：﹁如果這種情勢發展下去，幾天之內我們就會︵從英國人那裡︶收到電報。﹂

　　第三帝國的首腦們就這樣把他們的最後希望繫在一根游絲上。這些人曾經締結了對付西方的納粹一蘇聯條約，但是到最後他們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和美國人不跟他們一道去擊退俄國的進犯。

德國軍隊的崩潰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第三帝國的末日很快地來到了。

　　垂死前的痛苦是在三月裡開始的。到了二月，由於魯爾區大部分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上西里西亞又淪於敵手，煤的產量降到一九四四年的五分之一；而且由於英美轟炸使得鐵路和航運癱瘓，這些煤很少能運出去。元首會議上的主要議題是缺煤問題。鄧尼茨抱怨說，因為沒有燃料，他的艦隻有很多無法開動；斯佩爾耐心地解釋說，由於同樣原因，發電廠和軍火工廠也陷於停頓狀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油田的喪失，加上德國人造汽油工廠遭到轟炸，使得汽油非常缺乏，以致迫切需要投入戰鬥的戰鬥機大部分不能起飛，被盟軍的空軍炸毀在飛機場上。由於坦克缺乏汽油，很多裝甲師不能出動。

　　對﹁神奇武器﹂的指望最後也放棄了。不僅是人民大眾和士兵，甚至於像古德里安這樣講實際的將軍們，都曾一度把他們的希望寄託在這種武器上。當艾森豪的軍隊重新佔領法國和比利時的海岸時，用以襲擊英國的Ｖ｜一飛彈和Ｖ｜二火箭發射場，除了在荷蘭還保留了幾處以外，其餘差不多全部喪失了。當英美軍隊進抵德國邊境以後，德國向安特衛普和其它軍事目標發射了約有八千枚這種飛彈，但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

　　希特勒和戈林曾經想要依靠新的噴氣機把盟軍的空軍趕跑。如果缺乏這種飛機的英美飛行員未能成功地採取對策的話，希特勒的想法是可能實現的，因為德國人已經製造了一千多架這種飛機。盟軍的老式戰鬥機是無法同德國噴氣機在空中較量的，但是這種噴氣機極少能夠起飛。製造供噴氣機使用的特殊汽油的煉油廠已經被炸毀了，為了使噴氣機能夠起飛而建造的加長跑道很容易被盟軍駕駛員發現，把停在機場上的噴氣機炸毀。

　　海軍元帥鄧尼茨曾經向元首保證，新的用電力發動的潛水艇能在海上創造奇蹟，再度給北大西洋上的英美生命線以災難性的打擊。但是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為止，新製造的一百二十六艘這種潛水艇，只有兩艘下了水。

　　至於那使倫敦和華盛頓十分焦慮過的德國原子彈計畫，也沒有什麼進展，這是因為希特勒對它沒有興趣，同時希姆榮又逮捕了許多原子科學家，懷疑他們對黨國不忠，或者是把原子科學家派去從事他認為是更重要的一些無聊的﹁科學﹂試驗。一九四四年底英美兩國政府大大鬆了一口氣，他們已探悉到德國人在這一次戰爭中不可能有原子彈。

　　現在已有八十五個師兵力的艾森豪的軍隊，於二月八日開始向萊因河進逼。他們預計德國軍隊只能採取拖延戰術，而且為了保持實力，會退到江面遼闊、水流甚急的極難強渡的萊因河對岸去。倫斯德就曾提出過這樣的主張。但是在這裡，也像在其它的地方一樣，希特勒在這些吃敗仗的日子裡總不願聽撤退的話。他對倫斯德說，這不過意味著﹁把災難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而已﹂。因此，德軍在希特勒的堅持下守住了陣腳，但是並沒有能守多久。到二月底，英美軍隊在杜塞爾道夫以北好幾處地方進抵萊因河。兩個星期以後，他們已經牢牢控制了摩澤河以北的萊因河左岸。德軍死傷和被俘的又有三十五萬人，其中被俘的占二十九．三萬人，大部分武器和裝備均已損失。

　　希特勒又大發雷霆。三月十日，他最後一次再把倫斯德革職，換上來的是在義大利長期苦戰堅守的凱塞林元帥。二月間，元首在大怒之下已經打算宣佈廢除日內瓦公約。他在十九日的會議上說：﹁讓敵人知道我們決心用我們手頭所有的一切手段為我們的生存而戰。﹂既不上火線卻又嗜血成性的戈培爾博士慫恿希特勒採取這一步驟，他建議將所有被俘的飛行員一律立即槍斃，作為盟軍猛烈轟炸德國城市的報復。當有些在場的將領從法律的角度提出反對意見時，希特勒憤怒地反駁道：

　　﹁見他的鬼！｜｜如果我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不體恤俘虜，不管報復不報復，我根本不考慮敵軍戰俘的權利，那麼，不少︵德國︶人在他們開小差以前就會好好想一想。﹂

　　這是希特勒的追隨者第一次看到，在他的世界征服者的使命失敗以後，他決心像沃丹在瓦哈拉那樣，要投入一場血腥的大屠殺中，不僅要使敵人而且也要使德國人民同歸於盡。在討論結束時他要鄧尼茨海軍元帥﹁考慮這一步驟的利弊，並火速彙報﹂。

　　第二天鄧尼茨帶來了他的報告，這個報告典型地顯示了鄧尼茨的為人。

　　﹁這件事如果實行，弊多利少｜｜總而言之，最好還是維持一下外表，同時把我們認為必要的措施實行起來，但不必事先就宣佈。﹂

　　希特勒勉強同意了這個報告。正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雖然被俘飛行人員和其它戰俘︵俄國人除外︶沒有普遍遭到屠殺，但有好些被殺害了，而且老百姓也被教唆用私刑打死用降落傘著陸的盟軍飛行人員。有一個被俘的法國將軍名叫梅斯尼，是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蓄意加以謀殺的。盟軍戰俘被迫長途行軍，在途中沒吃沒喝，同時又遭到盟軍在空中的掃射，很多戰俘斷送了性命。德國的意圖是想把這些戰俘運到內地去，以免被進攻的盟軍所解放。

　　希特勒要德國士兵﹁在開小差以前好好想一想﹂的問題不是沒有根據的。在西線開小差的人，至少是在英美軍隊進攻前面儘快投降的人，正在急劇地增加。二月十二日凱特爾以﹁元首的名義﹂下了一道命令說，任何士兵﹁騙取假條或用偽造證件旅行｜｜將被處死刑﹂。三月五日西線Ｈ集團軍總司令勃拉斯科維茲將軍下令：

　　﹁一切散兵游勇｜｜以及自稱掉隊而在尋找其隊伍者，就地審訊槍決。﹂

　　四月十二日，希姆萊更進了一步，他下命令說，對任何放棄市鎮和重要交通中心的指揮官﹁均可處以死刑﹂。守衛萊因河橋頭的一些不幸的指揮官已經成了這道命令的犧牲者。

　　三月七日午後，美軍第九裝甲師到達雷馬根附近的高地，距萊因河上游可布林斯二十五英里。使美國坦克部隊驚異的是，他們看到在萊因河上的魯登道夫鐵路橋仍未遭受破壞。他們馬上從斜坡衝到河邊。工兵們急忙地切斷他們所能找到的一切爆炸物的引線。一個步兵排衝過大橋，當他們到達東岸時接連發生兩起爆炸。大橋震動了一下，但仍屹立著。守在岸邊的缺乏戰鬥力的德軍很快就被擊退了。坦克衝過橋去，傍晚在萊因河東岸建立了堅強的橋頭堡陣地。德國西部最後一個天塹就這樣越過了。

　　幾天以後，三月二十二日晚上，巴頓的第三軍團在美國第七軍團和法國第五軍團的配合下，打了一個漂亮仗，拿下薩爾一巴拉丁那特三角地帶以後，又在美因茲以南的奧本海姆渡過萊因河。三月二十五日，英美軍隊已經完全控制了萊因河西岸，並在兩處地方渡河建立了堅強的橋頭堡陣地。在六周之內希特勒在西線的兵力損失三分之一，並且損失了差不多可以裝備五十萬人的武器。

　　三月二十四日早晨兩點半鐘，希特勒在他的柏林大本營召集軍事會議研究對策。

　　希特勒：﹁我認為奧本海姆的第二個橋頭堡是最大的危險。﹂

　　赫維爾︵外交部代表︶：﹁那兒的萊因河河面並不寬。﹂

　　希特勒：﹁足有二百五十米。在這樣險要的河上，只要有一個人睡著了就會帶來可怕的不幸事件。﹂

　　最高統帥想要知道是否﹁能派一個旅或相當的兵力到那裡去﹂。一位副官回答說：

　　﹁目前派不出到奧本海姆去的部隊，在賽納軍營只有五門反坦克大炮，它們將在今天或者明天準備好，要在幾天以後才能投入戰鬥。﹂

　　幾天以後！就在他們開會的時候，巴頓已經在奧本海姆建立了一個七英里寬、六英里深的橋頭堡陣地，而且他的坦克正向東面的法蘭克福推進中。當年一度強大的德國軍隊曾以其不可一世的裝甲軍在歐洲橫衝直撞，而在目前這種危機的時刻，最高統帥所考慮的不過是拼湊五門﹁要在幾天之後才能投入戰鬥﹂的破爛的反坦克大炮，去抵擋敵人強大的裝甲部隊的進攻，由此可見其所處困境之一般。

　　到了三月的第三周，美軍已渡過萊因河。三月二十三日晚上，蒙哥馬利所率領的英、加、美強大盟軍開始強渡下萊因河，分兵向德國北部平原和魯爾區推進。這時候希特勒把他的仇恨從進逼的敵人那裡轉移到曾給他贏得德國歷史上最大勝利的德國人民的身上。現在在這失敗的冬天裡，他認為人民已經同他的偉大相比是遠遠配不上了。

　　希特勒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對納粹地方領袖的演講中說，﹁如果德國民族在這次鬥爭中被擊敗的話，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歷史面前沒有能夠證明它的英勇氣概，註定只能遭到毀滅﹂。

　　他的身體很快地垮了下來，這也使得他的心理受到有害的影響。指揮作戰的緊張，接二連三吃敗仗所帶來的震驚，久居地下室缺乏新鮮空氣和活動的有損健康的生活，更加經常的大發脾氣，以及他遵照江湖醫生莫勒爾的勸告每天服用的有毒性的藥品︵這也是同樣重要的因素︶｜｜這一切使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事件以前，健康已經受到損害。七月二十日那天的爆炸，震破了他兩耳的鼓膜，常常引起他頭暈目眩。在炸彈事件以後，他的醫生們勸他去長期休假，但是他拒絕了。他對凱特爾說：﹁如果我離開東普魯士，它就會淪於敵手。只要我在這裡，它就保得住。﹂

　　一九四四年九月，他病倒了，不得不躺在床上。十一月間，他回到柏林時恢復了健康。但是他再也沒有能恢復對自己可怕的脾氣的控制力。一九四五年前線來的消息越發不妙，他暴跳如雷的時候就愈來愈多了。他發脾氣時總是手腳發抖，無法控制。古德里安將軍曾描寫過好幾次這種時刻的情況。一月底，當俄國人已經打到距離柏林一百英里的奧得河時，這位參謀總長開始要求把在波羅的海地區被切斷的幾個德國師從海上撤出來。這時希特勒向他發作起來。

　　﹁他站在我面前晃著拳頭，我那好心腸的參謀長托瑪律不得不抓住我的衣襟，把我向後拉了一把，他怕我會被揍一下。﹂

　　據古德里安說，幾天以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他們兩人又在俄國戰場形勢上大吵了兩個鐘頭。

　　﹁他站在我面前，舉起拳頭，臉上氣得通紅，全身發抖。狂怒使他變成了另一個人，完全喪失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在每一次發作之後，他就在地毯邊上走來走去，然後猛地在我面前停下來，重新指著鼻子罵我。他幾乎是放開嗓門嘶叫，兩隻眼睛鼓得要脫出來，額邊的青筋也暴了起來。﹂

　　就是在這種精神狀態和健康情況下，這位德國元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後的重大決定之一。三月十九日，他下了一道總命令，要把所有德國的軍事、工業、運輸和交通設備以及所有的儲備統統毀掉，以免它們完整地落入敵人之手。這些措施要在納粹地方領袖和﹁民防委員們﹂的協助下由軍事人員執行。命令最後說：﹁一切指示與本命令相抵觸者均屬無效。﹂

　　這就是說，德國要變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國人民在戰敗後維持生存的任何東西都不能保留下來。

　　坦率的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長斯佩爾，從以前和希特勒的談話中已經預料到他會發出這樣野蠻的指示，因此在三月十五日曾寫了一個備忘錄，堅決反對這種犯罪行為，並重申他認為戰爭已經失敗的意見。三月十八日晚上，他親自將備忘錄交與元首。

　　﹁︵斯佩爾說︶四至八星期內，德國經濟將要最後崩潰，這是可以料定的｜｜經濟崩潰以後，戰爭就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即使在軍事上也是如此｜｜我們必須盡力保持一個基礎，那怕是一種最原始的狀態的基礎，使這個民族能夠繼續生存下去｜｜我們沒有權利在戰爭的現階段進行一種可以影響這個民族的生存的破壞行動。如果我們的敵人要摧毀這個曾經無比英勇地作過戰的民族，那麼，這個歷史的恥辱應完全由他們承擔。我們有責任使這個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遙遠的將來得到復興｜｜﹂

　　但是自己的命運已經註定的希特勒，對於他曾經表示過無限熱愛的德國民族的繼續生存是毫無興趣的。他對斯佩爾說：

　　﹁如果戰爭失敗，這個民族也將滅亡。這種命運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必要考慮這個民族維持一個最原始的生存基礎的問題。恰恰相反，最好由我們自己動手把這些基礎破壞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被證明是軟弱的民族，而未來只屬於強大的東方民族︵俄國︶。而且，在戰爭以後留下來的人不過都是劣等貨，因為優秀的人已經戰死了。﹂

　　因此第二天，這位最高統帥公佈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的指示。元首的秘書馬丁‧鮑曼在三月二十三日也發了一道同樣野蠻的命令，這位膽小如鼠的人物現在在希特勒宮庭中的地位超過任何其它納粹暴吏。斯佩爾在紐倫堡法庭上敘述道：

　　﹁鮑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國東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國工人和戰俘在內，移至德國中部。數以百萬計的人必須徒步旅行。對他們的生存，沒有準備任何條件，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沒有辦法準備。這勢必要造成不可想像的饑荒。﹂

　　假如希特勒和鮑曼的其它命令｜｜他們還發出一系列的補充指示｜｜都付諸執行的話，數以百萬計的尚未在戰爭中死去的德國人也要送命了。斯佩爾在紐倫堡法庭上總括各種﹁焦土﹂命令說，必須摧毀的有：

　　﹁所有工廠、所有重要的電力設備、自來水廠、煤氣廠、食品店、服裝店；所有的橋樑、鐵路和交通設備；所有的河道、船隻；所有的機車和貨車。﹂

　　德國人民之所以能夠倖免這一次最後的災難，除了因為盟軍的進展神速使得這次巨大破壞無法執行之外，是由於斯佩爾和一些軍官盡了他們非凡的努力。他們︵終於！︶直接違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國內四處奔走，保證重要的交通、工廠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從命令的軍官和納粹黨棍們所炸毀。

　　德國陸軍的末日現在來臨了。

　　蒙哥馬利元帥所率領的英加軍隊，在三月的最後一周渡過下萊因河，向東北推進，直趨不來梅、漢堡和波羅的海邊上的盧伯克。同時，辛普遜將軍率領的美國第九軍團和霍季斯將軍率領的美國第一軍團分別迅速地從北面和南面繞過魯爾區。四月一日，他們在利普施塔特會師。莫德爾元帥的Ｂ集團軍，包括第十五和第五十裝甲軍團，共計二十一個師，被包圍在德國最大工業區的廢墟之中。它們撐持了十八天，在四月十八日投降。德軍三十二萬五千名官兵被俘，其中包括三十名將官，但莫德爾不在其內。他不願做俘虜，自殺身死。

　　莫德爾的部隊在魯爾的被圍，使得德國西線出現了一個二百英里寬的大缺口，美國第九軍團和第一軍團的部隊已無須再牽制魯爾區，現在正通過缺口直趨德國心臟易北河。通往柏林的道路已經大開，在美國這兩個軍團和德國首都之間只有幾個零星潰散的德國師。四月十一日晚，一天內挺進了大約六十英里的美國第九軍團先頭部隊到達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第二天就在河岸建立了橋頭堡。美國人離柏林只有六十英里了。

　　艾森豪現在的目的是要在馬格德堡與德雷斯登之間的易北河上與俄國人會師，把德國分裂為二。雖然艾森豪遭到邱吉爾和英國軍事首腦們的嚴厲抨擊，責備他沒有搶在俄國人前面到達柏林，因為對他說來這本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艾森豪和他的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的參謀們此時卻急於要想同俄國人會合以後馬上向東南進攻，以便奪取所謂﹁民族碉堡﹂。據說希特勒正在那裡聚集殘部，打算在南巴伐利亞和西奧地利之間的幾乎無法越逾的阿爾卑斯山中作最後抵抗。

　　﹁民族碉堡﹂其實只是一個幻影。它只存在於戈培爾博士的宣傳中和中了這種宣傳之計的艾森豪總部的小心翼翼的人們的心上。早在三月十一日，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的情報就提醒艾森豪說，納粹正在策劃在山區修建攻不破的堡壘，而且希特勒將要親自從伯希特斯加登的巢窟中指揮防守。情報說，冰天雪地的山崖是﹁幾乎攻不破﹂的。

　　﹁︵情報又說︶在這裡，迄今為止領導德國的那些力量，將能依靠天險和最有效的秘密武器，繼續存在下來，準備東山再起。這裡的轟炸不著的工廠將生產軍火，糧食和設備將貯藏在巨大的地下崖洞裡，經過特別選拔的年輕人將受遊擊戰的訓練，整個地下軍隊因此能得到裝備和指導，以便從佔領軍手中解放德國。﹂

　　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的情報處，看來幾乎已經有英美偵探小說作家滲透進去了。總之，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對這份異想天開的情報是認真對待的。艾森豪的參謀長比德爾‧史密斯將軍為﹁在阿爾卑斯山中進行曠日持久的戰爭﹂的可怕的可能性大傷腦筋。他擔心它會使美國人的生命遭受巨大損失而且使戰爭無限期拖延下去。

　　這是詭計多端的戈培爾博士最後一次以他的恫嚇宣傳成功地影響了戰爭的戰略過程。希特勒最初誠然考慮過退到奧地利｜巴伐利亞深山中去進行最後的抵抗，因為他是在那兒附近誕生的，一生中大部分的私生活是在那裡度過的，他喜愛那裡，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薩爾斯堡上又有那唯一可說是屬於他自己的家，但是他遲疑不決，把事情耽誤了。

　　四月十六日美軍進抵納粹黨召集大會的所在地紐倫堡，同時朱可夫率領的俄國軍隊從奧得河上的橋頭堡出擊，在四月二十一日進抵柏林郊區。維也納已在四月十三日失守。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點四十分美軍第六十九步兵師的巡邏部隊與俄軍第五十八近衛師的先遣部隊在柏林以南七十五英里的易北河上的托爾高會師。德國南北被切斷了。阿道夫‧希特勒被孤立在柏林。第三帝國的末日已經到來。

第三十一章　眾神的末日：第三帝國的末日

　　希特勒原來打算在四月二十日，他五十六歲生日那天，離開柏林前往上薩爾斯堡，在神話般的巴巴羅沙山間堡壘中指揮第三帝國的最後決戰。政府各部大部分都已南遷，汽車上滿載著政府檔案和拼命要離開這註定要淪陷的柏林的瘋狂的官員。十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從人員送往伯希斯特加登，去收拾他的山間別墅伯格霍夫，專候他的到來。

　　然而命運已經註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愛的阿爾卑斯山上的山間別墅了。他沒有想到末日會來得這樣快。美軍和俄軍正神速地向前推進，以會師於易北河上。英軍已兵臨漢堡和不來梅城下，被佔領的丹麥有被切斷的危險。在義大利，博洛尼亞已經淪陷，亞歷山大率領的盟軍正在向波河流域推進。俄軍在四月十三日拿下維也納以後，沿著多瑙河挺進，而美國第三軍團也在順河而下準備和俄國人在奧地利的希特勒家鄉林嗣會師。在戰爭期間一直在修建宏偉的大禮堂和體育場以作納粹黨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紐倫堡已被包圍，美國第七軍團的一部正繞過紐倫堡向納粹運動的誕生地慕尼黑挺進。柏林已聽到俄國重炮的隆隆聲了。

　　辦事糊塗的財政部長、曾經在牛津大學領過羅德獎學金的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一聽到布爾什維克黨人要來了，便離開柏林倉皇逃向北方去了。他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斷傳來。我國人民似乎正面臨著最不幸的命運。﹂

　　希特勒是在上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於俄軍的逼近，最後一次離開他在東普魯士拉斯登堡的大本營來到柏林的。自從東線戰場戰事爆發以來，他很少來柏林，如今他就一直待在柏林了。

　　十二月十日，他才離開那裡，到瑙海姆浴場附近的澤根堡的西線大本營去指揮那場冒險的阿登戰役。阿登戰役失敗後，他在次年一月十六日回到柏林。直到他的末日為止，他都在總理府。總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廳已被盟軍炸成廢墟了。他就在下面五十英尺深的地下避彈室中指揮他的正在崩潰的軍隊。

　　他的健康在急劇惡化。二月間第一次見到他的一個年輕陸軍上尉，後來在回憶當時他的容貌時說：

　　﹁他的腦袋微微晃動。他的左臂鬆弛地垂著，手顫動得很厲害。他的眼裡射出一種無法形容的閃爍的光輝，給人以恐懼的、極不自然的感覺。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經精疲力竭。他的一切動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樣。﹂

　　自從七月二十日炸彈事件以來，他對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黨內老夥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都欺騙我﹂，三月裡他向一位女秘書這樣發火道：

　　﹁我沒有可以信賴的人。他們都背叛了我。這使我難過｜｜假如我出了什麼事，德國便沒有領袖了。我沒有繼承者。赫斯瘋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擁護，希姆萊不會得到黨的贊同，而且他根本不講藝術｜｜你去想吧，有誰能做我的繼承者｜｜﹂

　　人們也許會認為，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還在大談繼承問題，未免不夠實際，但在納粹瘋人國，人們卻不這麼想。不但元首為這個問題傷腦筋，而且我們不久將會看到，那些主要繼承候選人，也為這個問題著了迷。

　　雖然希特勒身體已經垮了，而且由於俄國人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軍佔領了德國本土，可怕的末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幾個最瘋狂的追隨者卻頑固地盼望能在最後一分鐘出現奇蹟，使他們得救。他們之中，戈培爾尤其如此。

　　四月初的一個夜晚，戈培爾向希特勒朗讀其元首喜愛的一本書：卡萊爾所著的︽腓德烈大王史︾。他所朗讀的這一章敘述的是七年戰爭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時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窮，他對他的大臣們說，如果在二月十五日以前他的運氣仍不好轉，他就要放棄戰爭，服毒自殺了。這一段歷史的確很合時宜，戈培爾無疑是用極其戲劇化的方式朗誦的。

　　﹁﹃英勇的國王！︵戈培爾繼續念道︶請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難的日子就要過去了。您那交好運的太陽很快就要撥雲霧而升起來照耀著您了。﹄二月十二日，俄國女皇死了，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蹟就出現了。﹂

　　戈培爾告訴克羅西克，希特勒的眼睛裡﹁充滿了淚水﹂。這場動人的情景，我們就是從克羅西克的日記中看到的。

　　他們在這本英國人寫的書的鼓勵之下，從希姆萊的無奇不有的﹁研究﹂室的檔案裡調了兩張預卜吉凶的星象圖來研究。一張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元首就職時為他卜算的；另一張是一位無名星象學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魏瑪共和國誕生之日為它卜算的。戈培爾把這兩個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後所得出來的結論告訴克羅西克：

　　﹁一個驚人的事實已經看得很清楚，兩張星象圖都預卜戰爭要在一九三九年爆發，並且預料到一九四一年以前的勝利和以後的節節失敗，以及一九四五年初，特別是四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擊。四月下半月我們將要獲得暫時勝利。然後是停滯狀態，一直到八月，才會有和平。在今後三年內德國的處境很困難，但從一九四八年開始德國就會東山再起。﹂

　　用卡萊爾和星象圖的﹁驚人﹂預言所武裝起來的戈培爾，在四月六日對敗退中的士兵發出了動聽的呼籲：

　　﹁元首宣稱時來運轉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質在於它能意識到和確知即將到來的轉變。元首知道轉變到來的確切時刻。命運給我們帶來了這個人，因此在這內外交困的時刻，我們將要親眼看到奇蹟｜｜﹂

　　不到一個星期，四月十二日的晚上，戈培爾自信奇蹟的﹁確切時刻﹂已經到來。這是情況進一步惡化的一天。美國人已經出現在德騷一柏林公路上，最高統帥部匆匆下令炸毀公路附近的兩個最後剩下來的軍火工廠。從此以後德軍只能依靠手頭現有的軍火作戰了。這一天，戈培爾住在布賽將軍在奧得河前線的古埃斯特林的總部裡。布賽對他保證說，俄國要突破防線是不可能的，又說他要堅守這道防線，﹁直到英國人踢我們屁股為止﹂。戈培爾在第二天將這些話告訴了克羅西克。

　　﹁︵戈培爾重述道︶那天晚上他們一起坐在總部裡，他發展了他的理論，根據歷史的邏輯和正義，情況肯定是要起變化的，正如七年戰爭中發生了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蹟一樣。﹂

　　﹁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國女皇要死掉呢？﹂一位軍官問。

　　戈培爾也說不上來。但是，他回答道，命運﹁帶來的可能性是多種多樣的﹂。

　　當這位宣傳部長那天深夜回到柏林的時候，皇家空軍把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總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飯店的廢墟在焚燒中。在宣傳部大樓的石階上，一位秘書迎接戈培爾並告訴他一件緊急消息。﹁羅斯福，﹂他說，﹁死了！﹂

　　從總理府到威廉廣場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部長面色忽然開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香檳酒拿出來！﹂戈培爾喊道，﹁給我接元首的電話。﹂希特勒在馬路對過的地下避彈室裡躲避轟炸。他拿起電話機。

　　﹁我的元首，﹂戈培爾說，﹁我向您祝賀！羅斯福死了！星象圖裡寫得清清楚楚，四月下半月是我們的轉捩點。今天是星期五，四月十三日。︵其實已經過了午夜。︶轉捩點到了！﹂

　　希特勒的反應沒有記錄下來，但由於他從卡萊爾和星象圖那裡獲得了鼓勵，他的反應是可以想像得出的。不過戈培爾的反應是有記錄的。他的秘書說：﹁他欣喜若狂！﹂

　　那位昏庸的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也高興得要瘋了。當戈培爾的國務秘書打電話告訴他羅斯福死訊時，他叫了起來，至少是在他忠實記錄的日記裡是如此。

　　﹁這真是歷史的天使降臨了！我們感到她在我們的房裡鼓翼的聲音。難道這不是我們引頸翹望的運氣轉變嗎？﹂

　　第二天早晨他打電話給戈培爾表示他的﹁祝賀﹂。他得意洋洋地把這件事記在日記裡。打電話似乎還不夠，他又寫了一封信，歡呼羅斯福的死是﹁老天的懲罰｜｜上帝的禮物﹂。

　　長期以來掌握大權並在古老的歐洲大學裡受過教育的部長先生們，如克羅西克和戈培爾之流，竟然死抱住星象圖的預言不放，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為美國總統的死亡而興高采烈，認為這是上帝在最後的殺那間把第三帝國從迫在眉睫的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千真萬確的跡象！柏林演出的最後一幕戲就是在這種瘋人院的氣氛中演到最後閉幕的。

　　四月十五日，愛娃‧勃勞恩來到柏林與希特勒相會。德國人很少人知道她，至於她和希特勒的關係，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婦已有十二年以上。正如特萊佛｜羅伯爾所說的，為了她的婚禮和葬禮，她在四月間來到了柏林。

　　她在本書最後一章裡擔當了一個有趣的角色，但她本人卻不是令人感到興趣的；她不是彭帕朵兒伯爵夫人那樣的人物，也不是一位羅拉‧孟特茲。毫無疑問，希特勒非常喜歡她，而且同這個脾氣隨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輕鬆，但他總是不讓她露面，不讓她到他分設各地的大本營去，而他在戰爭年代中大部分時間是在大本營度過的，甚至極少允許她到柏林來。她總是幽居在上薩爾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時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讀廉價小說，看無聊電影、跳舞︵這是希特勒所不贊成的︶和沒有個完的打扮，為了那遠離的愛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機埃里希‧肯普卡說：﹁她是德國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等候希特勒。﹂

　　在紐倫堡一次提審中，凱特爾元帥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條，容貌秀麗，大腿很美｜｜人們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麗的金髮女人。她很少露面，人們很少看到她。﹂

　　她出身於中下層家庭，父母親是巴伐利亞人。縱然希特勒是個獨裁者，她的雙親當初堅決反對她和希特勒的曖昧關係。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開設的照像館工作，霍夫曼將她介紹給希特勒。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爾自殺以後一、二年發生的。我們知道，希特勒的這個外甥女曾經是他的一生中一次非常熱烈的愛情的對象。愛娃‧勃勞恩看來也常常被她的愛人逼得要發狂，雖然她的情況與吉莉‧拉包爾有所不同。愛娃住在希特勒阿爾卑斯山別墅的一套房間裡，但因為不能忍受長期別離之苦，她在他們相識後的最初幾年曾兩度要想自殺。但是她漸漸地習慣於那令人沮喪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婦的曖昧身份，滿足於做一個偉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儘量享受極為難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時光。

　　她現在下了決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爾博士夫婦一樣，她也不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國裡。﹁那樣的德國是不宜於一個真正的德國人活下去的。﹂她臨死前在地下室裡對著名的德國女試飛駕駛員漢娜‧萊契這樣說。愛娃‧勃勞恩頭腦簡單，在思想上對希特勒可以說毫無影響，這也許就是他願意跟她在一起而不願同一位聰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很顯然，他對她的影響，就像對其它很多人的影響一樣，是絕對全面的。

希特勒的最後重大決定

　　四月二十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這一天頗為平靜地過去了，雖然在地下室裡參加慶祝的空軍參謀長卡爾‧科勒將軍在日記裡寫著那是迅速崩潰的各個戰線進一步遭受災難的一天。所有納粹元老戈林、戈培爾、希姆萊、里賓特洛甫和鮑曼都在座。此外還有仍然活著的將軍們，如鄧尼茨、凱特爾、約德爾和克萊勃斯。最後一個人是新任、也是最後一任的陸軍參謀總長。他們向元首祝賀生日。

　　儘管情況很不妙，元首並不特別沮喪。正如在三天以前他曾對他的將軍們所說，他仍然相信﹁俄國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慘重的失敗﹂。將軍們比他更瞭解情況，他們在慶祝會後的例行軍事會議上敦促他離開柏林到南方去。他們解釋說，一兩天內俄國人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後逃生之路切斷了。希特勒遲疑不決，未置可否。他顯然不能面對這樣一個可怕的現實：第三帝國的首都馬上就要被俄國人攻佔了，而早在幾年以前他就宣佈這些俄國人的軍隊是已被打垮了的。為了向這些將軍們表示讓步，他同意建立兩個分開的司令部，如果美軍和俄軍在易北河上會師的話，他準備派鄧尼茨海軍元帥去指揮北方的司令部，至於南方的司令部也許會派凱塞林去；他對後者的任命還拿不定主意。

　　當天夜間，大批人員撤離柏林。元首最信任的兩個老部下希姆萊和戈林也走了。戈林所帶領的汽車大隊滿載著從他的豪華公館卡林霍爾運出的金銀財寶。這兩個納粹元老在離開柏林時，都相信他們親愛的領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將是繼承人。

　　他們都沒有再見到他。當天晚上也溜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的里賓特洛甫，也沒有再見到他。

　　但是希特勒卻還沒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給黨衛隊將軍菲里克斯‧施坦因納，叫他向柏林南郊的俄國人發動全面反攻，柏林地區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軍中的地面部隊，都必須全部投入戰鬥。

　　﹁所有按兵不動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揮空軍的科勒將軍喊道，﹁都要在五小時內被處決。你自己也必須拿你的腦袋保證最後一個人也要投入戰鬥。﹂

　　發命令那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納的反攻消息。這是他多麼脫離現實的又一例子。施坦因納並沒有反攻。他壓根兒就沒有這麼做。這次反攻僅僅存在於這位窮途末路的獨裁者的狂熱的腦海中。當他最後被迫正視現實時，風暴就大作了。

　　四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走向毀滅途中的最後轉捩點到了。從早晨開始一直到下午三點鐘，他都在打電話，就像前一天那樣，試圖從各個指揮站瞭解施坦因納的反攻情況。沒有人知道。科勒將軍的飛機找不到反攻的影子，地面指揮官也找不到它，雖然反攻應該是在柏林以南兩三英里的地區進行。甚至連施坦因納本人，雖然他還活在人間，也無影無蹤，更不要說他的部隊了。

　　希特勒在下午三點例行的軍事會議上大發雷霆。他怒氣沖天地要求知道施坦因納的消息。凱特爾、約德爾等人都毫無所知。但是將軍們卻帶來了其它消息。由於把軍隊從柏林北面撤退下來支援施坦因納，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北面陣地，俄軍已經突破陣地，它的坦克部隊已經到達城內。

　　最高統帥聽到這樣的消息實在受不了。所有還活著的見證人都說他已經完全喪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從來沒有發過這樣大的火，這就是末日了，他尖叫道。每個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謊，腐化和怯懦之外，沒有別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願意留在柏林。他願意親自保衛第三帝國首都。誰願意走，就可以走。他願意在這裡以身殉國。

　　別人表示不同意。他們說，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還是有希望的，在南方，斐迪南‧舒埃納爾元帥在捷克的集團軍和凱塞林所率領的大量軍隊仍然完整。已離開柏林到西北去指揮軍隊的鄧尼茨和希姆萊︵我們將要看到他正在為自己打算︶都打電話來敦促元首離開柏林。甚至里賓特洛甫也打電話來說，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域的﹁外交妙計﹂。但是希特勒對他們已經沒有信心了，甚至於對他的﹁俾斯麥第二﹂也失掉信心了｜｜這是他以前在一時興到為之的時候曾經稱呼他那外交部長的名字。他對大家說，他已經做出了決定。為了向他們表明他的決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書來當場面授了指示，並命令馬上廣播出去。這個指示宣稱，元首將要留在柏林，保衛它到底。

　　隨後希特勒把戈培爾叫來，他邀請他、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從他們在威廉街花園的被炸得一塌糊塗的公館中遷到﹁元首地下室﹂來。他知道，至少這位狂熱的忠實的追隨者和他的家屬是願意同他堅持到最後的。接著，他翻閱檔案，把他認為應該毀掉的檢出來交給一名叫尤利烏斯‧夏勃的副官帶到上面花園中去燒掉。

　　最後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凱特爾和約德爾叫來，命令他們到南方去指揮殘餘軍隊。在戰爭期間一直在希特勒身邊的這兩位將軍和最高統帥最後告別時的情況都留下了很生動的記載。

　　當凱特爾說他不願意離開元首他去的時候，希特勒回答說：﹁你要服從我的命令。﹂一生中從未違抗過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搞罪惡滔天的戰爭犯罪行為時也唯命是從的凱特爾沒有再講下去，但不那麼俯首貼耳的約德爾卻憋不住了。雖然他對元首忠心耿耿，替他賣了不少力氣，但仍保留了一點軍人傳統。在他這個軍人看來，最高統帥是在放棄他對軍隊的指揮，在大難臨頭之時推卸自己對他們的責任。

　　﹁你在這裡沒有辦法指揮，﹂約德爾說，﹁你身邊沒有進行領導的參謀部，怎樣進行領導？﹂

　　﹁那麼，戈林能夠在南方把領導責任負起來。﹂希特勒反駁道。

　　當有人指出沒有一個士兵願為那位帝國元帥作戰時，希特勒打斷他的話：﹁你說的作戰是什麼意思？還有什麼仗好打的！﹂甚至瘋狂的征服者眼睛裡的陰翳也終於消失了，或者說至少是上天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後幾天中使他清醒了一陣子。

　　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大發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後決定引起了一些反響。在柏林西北的霍亨里亨的希姆萊，從黨衛隊派駐大本營聯絡官赫爾曼‧菲格萊因打來的電話中獲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對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瘋了！我現在怎麼辦？﹂

　　﹁你馬上到柏林去。﹂希姆萊的重要部下之一、黨衛隊辦公廳主任戈特洛勃‧伯格爾說。伯格爾是那些真誠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的頭腦簡單的德國人之一。他哪裡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長希姆萊，在黨衛隊瓦爾特‧施倫堡將軍的鼓動下，已經與瑞典的福爾克‧伯納多特伯爵聯繫，商洽西線德軍的投降問題了。﹁我要到柏林去，﹂伯格爾對希姆來說，﹁你也有責任去。﹂

　　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伯格爾而不是希姆萊。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因為他第一手描繪了希特勒在重大決定之夜的情況。當伯格爾到來時，俄國炮彈已經在總理府附近爆炸起來。他發現元首﹁沮喪不堪，完全垮了﹂，不禁大為震驚。他對希特勒決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說：﹁在人民赤膽忠心地長期作戰之後，誰也不能拋棄他們。﹂可是這句話卻引起元首又發了一頓脾氣。

　　﹁︵伯格爾後來追述說︶元首一直一言不發，這時忽然尖叫起來：﹃大家都欺騙了我！沒有人告訴我真實情況！軍隊欺騙了我！﹄｜｜

　　他繼續不斷地大聲喊叫。他的臉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隨時會暈倒下來｜｜﹂

　　伯格爾也是希姆萊戰俘管理處的處長。在元首恢復平靜以後，他們討論了有關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戰俘，哈爾德和沙赫特等德國犯人以及前任奧地利總理許士尼格等人的命運問題。這些人正被運往東南以免落入進犯德國的美軍之手。伯格爾那天晚上要飛到巴伐利亞去主持此事。他們兩人還談到在奧地利和巴伐利亞已經有分裂主義者暴動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籍奧地利和第二故鄉巴伐利亞竟會發生叛變，希特勒又痙攣起來了。

　　﹁︵伯格爾寫道︶他的手、腿和腦袋都在顫抖；他繼續不斷地喊：﹃把他們統統槍斃！把他們統統槍斃！﹄﹂

　　到底這個命令是槍斃所有的分裂主義者，還是所有的重要囚犯，還是一起都在內，伯格爾並沒有搞清楚，但是這位頭腦簡單的人顯然認為應該包括所有的人在內。

戈林和希姆萊試圖取而代之

　　科勒將軍沒有參加四月二十二日的元首軍事會議。他要照顧空軍，﹁除此之外，﹂他在日記裡寫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彈室的聯絡官埃卡德‧克利斯蒂安將軍於下午六點十五分慌慌張張地打電話給他說：﹁這裡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對戰爭最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兩小時以後，克利斯蒂安來到柏林郊外維德派克一瓦爾德的空軍司令部，親自向科勒報告：﹁元首已經垮了！﹂克利斯蒂安，這位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書結婚的忠誠納粹份子急得喘不過氣來，除了斷斷續續告訴科勒，元首決定以身殉國並焚毀檔案外，別的甚麼也說不出來。於是空軍參謀總長不顧英國空軍剛剛開始的大規模的轟炸，即刻動身去見約德爾，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彈室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科勒在柏林與波茨坦之間的克拉姆普尼茨︵沒有最高統帥的最高統帥部的臨時大本營現在設在這裡︶見到約德爾，約德爾把全部悲劇告訴了他。同時他還對科勒透露了一件還沒有人告訴過科勒的事情。這件事在以後幾天瘋狂的日子中還產生了一個戲劇尾聲般的發展。

　　﹁至於說到︵和平︶談判，﹂希特勒對凱特爾和約德爾說，﹁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於此道的。他很會和對方打交道。﹂約德爾現在把這些話重複給科勒聽。

　　這位空軍將軍認為他有責任馬上飛到戈林那裡去。由於敵人有監聽站，用無線電通話說明新發生的情況是既困難又危險的。戈林在幾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為他的繼承人、現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擔任和平談判的事，這是絲毫不能耽擱的。約德爾同意這種看法。四月二十三日早晨三點三十分，科勒坐了一架戰鬥機飛往慕尼黑。

　　中午時分他到了上薩爾斯堡，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戈林。這位正在期待︵說得好聽一點︶繼承之日到來的帝國元帥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謹慎起來。他說，他不想上他的﹁死敵﹂鮑曼的圈套；從事情的發展來看，他的謹慎是有根據的。他已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如果我現在行動起來，﹂他對他的顧問們說，﹁我可能被斥為賣國賊；如果不採取行動，就要被指責為在危急存亡關頭沒有盡到責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總理府國務秘書漢斯‧拉麥斯召來，徵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見；他又從保險櫃裡拿出一份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的命令。這道命令規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時，戈林將是他的繼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視事時，戈林將代表他。大家一致認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後時刻與各個軍事指揮部和政府機構割斷了聯繫，他已不能視事，因而戈林根據這道命令有明確的責任把權力接管過來。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給希特勒打了一個電報。他要把這一權力的委託肯定下來。

　　﹁我的元首！

　　有鑒於您已決定留守在柏林堡壘內，請問您是否同意我根據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命令，馬上接管帝國全部領導權，代表您在國內外充分自由地採取行動？如果在今晚十點鐘還沒有從您那裡得到回音，我將認為您已經失去行動自由，並且認為執行您的命令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將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採取行動。您知道在我一生這最嚴重的時刻我對您的感情，非語言所能表達。願上帝保護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難迅速來此。

　　您的忠誠的

　　赫爾曼‧戈林﹂

　　就在當天晚上，希姆萊與伯納多特伯爵正在幾百英里之外的波羅的海邊盧伯克的瑞典領事館內進行會談。忠誠的海因里希｜｜這是希特勒對希姆萊的暱稱｜｜並沒有要求繼承權力；他已經在行使這種權力了。

　　他告訴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偉大生命快要結束了﹂。他說，一兩天之內，希特勒就會與世長辭。因此希姆萊催促伯納多特馬上告訴艾森豪：德國願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萊又說，在東方，戰爭仍將繼續打下去，直到西方國家來接替這一抗俄戰線為止。現在這個自攬第三帝國獨裁權力的黨衛隊頭目竟是這樣的天真，或者說竟是這樣的愚蠢，或者說竟是這樣的天真和愚蠢！當伯納多特要求希姆萊將他的投降請求寫下來的時候，他匆匆地在燭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為那天夜裡英國空軍前來轟炸，盧伯克的電燈全滅了，他們兩人是在地下室商議的。希姆萊在信上簽了字。

　　戈林與希姆萊很快地發現，他們的行動都失之過早了。雖然希特勒與他的部隊和政府部長們的聯繫，除了無線電之外，都被切斷了︵因為到二十三日夜間，俄國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對柏林的包圍︶，但是現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夠控制德國，而且只要他通過懸在地下避彈室上空的氣球裡的嘰嘰作響的無線電發報機講一句話，就能夠敉平﹁叛國陰謀﹂，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隨者所發起的﹁叛變﹂。

　　斯佩爾和另一位出色的婦女目擊者︵關於她在柏林最後一幕戲的動人表現，下文即將述及︶曾詳細地記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電報時的反應。斯佩爾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飛機到被圍的首都來的，飛機降落在離總理府只有一個街區的橫貫動物園的東西軸心大街東頭的勃蘭登堡門附近。斯佩爾獲悉希特勒決定留在即將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後，特地前來與元首告別並向他坦白承認，由於﹁對個人的忠誠與對國家的責任之間的矛盾﹂︵這是他自己的話︶，他不能不違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計他會以﹁叛國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槍斃，毫無疑問，如果獨裁者知道斯佩爾在兩月以前曾試圖要殺害他以及其它沒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時，他一定會把他槍斃的。

　　原來這位傑出的建築師出身的軍火部長雖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它的德國人一樣，終於覺悟了，雖然為時已遲。當他最後知道他的親愛的元首決定要通過焦土政策毀滅德國民族時，他下定決心要刺殺他，他的計畫是在柏林地下室召開全體軍事會議時將毒氣送進通風設備。因為不只是將領們，而且戈林、希姆萊和戈培爾等人一定會參加會議，他希望將第三帝國的全部納粹領導和最高統帥部徹底消滅掉。他弄到了毒氣，查看了空氣調節系統之後發現花園裡的空氣進口管子上裝上了一個十二英尺高的煙筒，這是希特勒為了防止破壞親自下命令安裝的。他發覺將毒氣注入煙筒而不被花園裡的黨衛隊衛兵發現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棄了他的計畫，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現在，在四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晚上，斯佩爾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絕執行盲目破壞德國殘餘設備的經過。使他大吃一驚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憤恨，也沒有發脾氣。也許希特勒為他的年輕朋友｜｜斯佩爾剛過四十歲｜｜的坦率和勇氣感動了吧。他對斯佩爾一向具有深厚感情，並且認為他是一個﹁藝術家同行﹂。根據凱特爾的記載，希特勒那天晚上顯得異常鎮靜，他下定決心數天之內在這裡死去這件事，好像給他帶來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靜。但是這是前一天大風暴以後的平靜，也是另一個大風暴前夕的平靜。

　　因為戈林的電報這時已經送到總理府。鮑曼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他先把它扣壓起來，然後這個陰謀能手將它作為﹁最後通牒﹂和﹁竊取﹂領袖權力的一種叛逆企圖遞交給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爾寫道。﹁他大罵戈林，他說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經完蛋了，他腐化，吸毒。﹂這句話使這位年輕的建築師﹁大吃一驚﹂，他奇怪為什麼希特勒會讓這樣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靜下來後又說：﹁讓戈林去談判投降罷，反正誰去談判都沒有關係。﹂這句話也使斯佩爾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這種心情不過維持了一會兒功夫。
　　在討論結束以前，希特勒在鮑曼的慫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電報通知戈林，說他犯了﹁叛國罪﹂，理應處以死刑，姑念其長期效勞黨國，如果馬上辭去全部職務，可免一死。電報飭令戈林即刻回電是否辭職。這還未能使這個蛆蟲一樣的鮑曼得到滿足。他私自打了一個無線電報給駐在伯希斯特加登的黨衛隊總部，命令即將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麥斯以﹁叛國罪﹂加以逮捕。第二天黎明之前這位第三帝國的第二號人物，納粹頭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國歷史上的唯一的帝國元帥和空軍總司令成了黨衛隊的階下囚。

　　三天以後，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希特勒談起戈林時所講的話，比在斯佩爾面前所講的強烈得多。

到地下避彈室來的兩位最後客人

　　又有兩位有趣的客人這時來到元首地下避彈室的瘋人院。他們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別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試飛駕駛員漢娜‧萊契和里特‧馮‧格萊姆將軍。他們在四月二十四日接到命令，要他們從慕尼黑動身回到柏林，聽最高統帥面授機宜。但是他們的飛機在四月二十六日晚上降落在動物園機場時，被俄國的高射炮的炮彈擊傷，格萊姆的腳被炸壞了。希特勒走進手術室，醫生正在給將軍包紮傷口。

　　希特勒：﹁你知道為什麼我召你來？﹂

　　格萊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為赫爾曼‧戈林已經背叛了我和祖國。他背著我和敵人建立了聯繫。他的行為是懦弱的表現。他違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從那裡他給我打了一封可恥的電報。它是｜｜﹂

　　當時在場的漢娜‧萊契說，元首的臉開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的。

　　希特勒：﹁｜｜一個最後通牒！一個愚蠢的最後通牒！現在什麼都完了！我一切都沒有了！沒有人效忠，沒有人看重榮譽，我什麼失望都嚐到過，我什麼背叛都碰到過！現在又加上這個！一切全完啦！什麼對不起我的事都對我幹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為帝國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職務，把他從所有機構中趕出去。這就是我召你來的原因。﹂

　　希特勒就這樣在地下室裡任命躺在床上治傷的受寵若驚的將軍為空軍總司令，其實他完全可以通過無線電提升格萊姆，那樣也可以不致使他成為瘸子，並且使他能夠留在總部裡，那是唯一能夠指揮殘餘空軍的地方。同萊契小姐一樣，格萊姆原來打算並且十分願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彈室裡的。但是三天以後，希特勒命令格萊姆離開柏林去處理一件新的﹁叛國﹂案件，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犯﹁叛國﹂罪的在第三帝國的領導人中已不止戈林一個人了。

　　在這三天中，漢娜‧萊契有足夠的機會目睹地下避彈室瘋人院裡的瘋子生活，其實，她自己也參加了這種生活。由於她同希特勒一樣容易感情衝動，她所留下來的記載是陰慘可怕，驚險多變的，但是大體上是真實可靠的︵作者把這個記載與其它目睹者的報告核對過︶，因此它在這部歷史書的最後一章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四月二十六日，她同馮‧格萊姆將軍到達的那天深夜裡，俄國開始炮轟總理府，炮彈的轟隆聲和牆壁的倒塌聲增加了地下室的緊張氣氛。希特勒把這位女飛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為什麼你要留在這兒？﹂她說，﹁為什麼要使德國失掉你？元首必須活下去，德國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

　　﹁不，漢娜，﹂她說元首這樣回答她，﹁如果我死去，這是為了我們國家的榮譽，這是因為我作為一個軍人，必須服從自己的命令，保衛柏林到底。﹂

　　﹁︵他繼續說︶我的好姑娘，我原來並沒有打算這樣做。我曾經堅信在奧得河的岸邊可以保衛住柏林｜｜當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仍舊失敗以後，我是比別人都感到驚慌。在柏林被圍以後｜｜我相信我的留守會使全國軍隊效法我的行動前來解救柏林之圍｜｜不過，我的漢娜，我仍抱有希望。溫克將軍的軍隊正從南面打過來。他必須而且一定會把俄國人擊退，以便解救我們。那時我們將舉行反攻並守住陣地。﹂

　　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現的一種情緒；他仍對溫克將軍的解圍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會兒功夫，當俄國對總理府的炮轟達到十分猛烈的時候，他又陷入絕望中了。他給萊契一瓶毒藥，另一瓶給格萊姆。

　　﹁漢娜，﹂他說，﹁你是那些準備與我同歸於盡的人中的一個｜｜我不希望我們當中任何人被俄國人活捉，也不希望我們的屍體被他們發現｜｜愛娃同我決心把我們的屍體燒掉。你們想自己的辦法罷。﹂

　　漢娜將毒藥交給格萊姆，他們兩人決定在﹁最後時刻真正到來時﹂將毒藥吞下去，而且為了萬無一失，在服毒之後將緊綁在他們身上的重型手榴彈上的引線拉掉。

　　一天半以後的二十八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復燃了。他在無線電話上對凱特爾說：

　　﹁亟盼柏林解圍。海因里希的軍隊在幹什麼？溫克在什麼地方？第九軍團怎麼樣了？溫克什麼時候能與第九軍團會師？﹂

　　萊契描寫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時候說：

　　﹁他在地下室裡踱來踱去，手裡晃搖著被手汗浸濕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圖，只要有人在場，他就同他策劃溫克戰役。﹂

　　但是溫克﹁戰役﹂，正如一周以前施坦因納的﹁反攻﹂一樣，不過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溫克的軍隊和第九軍團一樣已被消滅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希軍隊正倉皇向西撤退，為的是寧可當西方盟軍的俘虜而不當俄軍俘虜。

　　四月二十八日，地下避彈室這些走投無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著這三支軍隊、特別是溫克的軍隊的反攻消息。俄國先頭部隊距總理府只有幾條街，他們在從東面和北面以及從西面通過毗鄰的柏林動物園逐步向總理府推進中。當援兵毫無消息時，希特勒聽了鮑曼的讒言，又認為發生新的叛國陰謀了。晚上八點鐘，鮑曼打了一個無線電報給鄧尼茨。

　　﹁掌握軍權的人不但不督促軍隊前來解圍，反而保持沉默。叛變似乎已代替了忠誠。我們仍守在這裡。總理府已成廢墟了。﹂

　　不久以後鮑曼又給鄧尼茨打了一個電報。

　　﹁舒埃納爾、溫克等人必須火速前來解圍，以證明他們對元首的忠誠。﹂

　　現在鮑曼是在為自己講話。希特勒已經下了決心在一兩天內死去，可是鮑曼卻想活下去。他也許不能繼承元首，但是不管誰做繼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後進行操縱。

　　那天夜間，伏斯海軍少將終於給鄧尼茨打了一個電報，說一切與陸軍的無線電聯繫都已斷了。他迫切要求海軍的無線電能夠供給一些外界的消息。不久消息果然來了一些，不是從海軍部來的，而是從宣傳部的收聽站發來的。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驚失色。

　　原來地下避彈室中除了鮑曼之外，還有一個納粹官員想活下去。這人就是希姆萊在總理府的代表赫爾曼‧菲格萊因，一個在希特勒統治時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係馬夫出身，做過賽馬的騎師，識字不多，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克利斯蒂安‧韋伯的部下，韋伯是希特勒最老的黨徒之一，喜歡養馬。一九三三年以後，他靠營私舞弊發了一筆橫財，養了很多賽跑的馬。菲格萊因受到韋伯的幫助，在第三帝國內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黨衛隊所屬部隊的將軍。

　　一九四四年，他被任命為希姆萊在元首大本營的聯絡官後不久，同愛娃‧勃勞恩的妹妹格利特結了婚，這就進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營的地位。所有後來還活著的黨衛隊的頭子們都一致認為，他同鮑曼聯成一氣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賣他的黨衛隊主子希姆萊。菲格萊因雖然聲名狼藉，愚昧無知，但似乎仍具有貪圖活命的本能。當船快要下沉的時候，他是看得出來的。

　　四月二十六日那天，他悄悄地離開了地下避彈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發現他失蹤了。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裝的黨衛隊搜查隊去尋查。他們發現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國即將佔領的夏洛登堡區他的家裡。他被押回總理府被褫奪黨衛隊的大隊長官銜，並且被拘留起來。菲格萊因的企圖逃跑馬上引起了希特勒對希姆萊的懷疑。這位黨衛隊首領有意離開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呢？在他的聯絡官菲格萊因擅離職守以後，他一直沒有消息。現在消息來了。

　　我們已經知道，四月二十八日是地下避彈室中十分難熬的一天。俄國人在日益逼近。溫克的反攻或其它任何的反攻都音訊全無。被圍的人們通過海軍的無線電千方百計探詢柏林以外的事態發展。

　　宣傳部的無線電收聽站收到倫敦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則發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這是路透社從斯德哥爾摩發出的新聞，它極其聳人聽聞，難以置信，因此戈培爾的一位助手海因茲‧洛侖茲在四月二十八日深夜倉皇跑過遍地彈坑的廣場，來到地下避彈室，將收抄下來的這一消息交給他的部長和元首。

　　萊契寫道，這則消息﹁給全體在場的人一個致命的打擊。群情譁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懼和絕望而齊聲嚎叫起來﹂。以希持勒為最厲害。女飛行家寫道：﹁他像一個瘋子似地大發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萊，這個忠誠的海因里希也遺棄了這條即將沉沒的船。路透社的電訊談到他和伯納多特伯爵的秘密談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線德軍向艾森豪投降。

　　希特勒對於希姆萊的絕對忠誠從不懷疑，這個打擊實在不能再大了。萊契說：﹁他的面孔通紅，變得幾乎認不出來｜｜希特勒在一陣子狂怒之後失去了知覺，整個地下室一時鴉雀無聲。﹂戈林至少還曾請求元首許可他接管。但是這位﹁忠誠﹂的黨衛隊全國總隊長連請求都不屑於提出；他一點招呼不打便叛了國，和敵人進行了聯繫。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後對他的部下說，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國行為莫此為甚。

　　幾分鐘以後收到的消息說，俄軍已經逼近離總理府只有一條街的波茨坦廣場，可能在三十小時以後，即四月三十日的早晨，就會攻打總理府。這個打擊和這個消息標誌著末日來臨。這逼使希特勒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後的決定。他在黎明時同愛娃‧勃勞恩結了婚，立下遺囑，派遣格萊姆和漢娜‧萊契去出動全部空軍轟炸逼近總理府的俄國軍隊，並且命令他們將希姆萊作為賣國賊加以逮捕。

　　﹁一個賣國賊絕不能繼承我為元首！﹂漢娜說他當時對大家這樣說：﹁你們必須出去做到使他絕不能繼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對希姆萊進行報復了。不過這位黨衛隊首領的聯絡官菲格萊因現在卻在他的掌握中。他從禁閉室裡將馬夫出身的黨衛隊將軍提出來，嚴加審問關於希姆萊的﹁叛國﹂情況並指控他與希姆萊同謀。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萊因被拖到總理府花園裡槍決了。他娶了愛娃‧勃勞恩的妹妹做妻子這件事也幫不了他的忙。愛娃也沒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

　　﹁可憐的、可憐的阿道夫，﹂她對漢娜‧萊契低聲說，﹁所有的人都拋棄了他，出賣了他。寧肯死一萬個人，也不能讓德國失掉他。﹂

　　德國雖然失掉了他，但愛娃在那最後的時刻裡卻贏得了他。四月二十九日凌晨一點到三點之間，希特勒為了酬勞他的情婦的忠誠不貳，滿足了她的願望，正式同她結婚。他一直認為婚姻會阻礙他把全部精力獻身於領導他的黨獲得政權，領導他的國家稱霸世界。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要他領導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結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愛娃做幾小時的夫妻。

　　戈培爾找來一位名叫瓦爾特‧華格納的市議員，他當時正在離總理府幾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衝鋒隊的隊伍裡作戰。這位感到驚奇的議員在地下避彈室的一間小會議室裡主持了結婚儀式。從現在仍保存著的結婚證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書稱為﹁死婚﹂的部分情況。希特勒要求，﹁由於戰事的發展，結婚預告只能口頭宣佈，其它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雙方宣誓他們是﹁純亞利安人種﹂，而且﹁沒有使他們不能結婚的遺傳病症﹂。死到臨頭，這位獨裁者仍堅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寫他父親的名字︵出生名為施克爾格魯勃︶，母親的名字和他們的婚期時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簽名時先用﹁愛娃‧勃勞恩﹂，寫到﹁勃﹂字，就劃掉了重簽上﹁愛娃‧希特勒，原姓勃勞恩﹂。戈培爾和鮑曼作為證婚人也簽了名。

　　在簡短的儀式之後，元首的私室裡擺下了陰森森的結婚早餐。席上有香檳酒。除了他的秘書們、留下來的將領克萊勃斯和布格道夫、鮑曼和戈培爾夫婦外，他連素食廚師曼齊阿里小姐也請來參加婚禮宴會。有一陣子談話集中在過去的黃金時代，以及鼎盛時期中黨的同志們。希特勒懷念地談到他在戈培爾結婚時做儐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後的時刻，這位新郎還免不了老習慣，要說個不停，回顧他這戲劇性的一生中的各個高潮時期。他說，現在全完了，國家社會主義也完了。死對於他倒是一種解脫，因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賣了他。結婚宴會上籠罩著陰鬱的氣氛，有些客人噙著眼淚溜掉了。希特勒最後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間裡，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榮格夫人的女秘書找來，開始口述他的遺囑。

希特勒的遺囑

　　他的遺囑是兩個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遺囑已被保存下來。它們同其它的文件一樣，對於本書是很有意義的。它們證實了這個曾經以他的鐵腕統治德國十二年多、統治大部歐洲達四年之久的人物沒有從他的經驗中學習到任何教訓。即使是從多次挫敗和毀滅性的最後失敗中，他也沒有能夠吸取任何教訓。不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曾回想起他年輕時在維也納街頭流浪的時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鬧的啤酒館時代。他咒罵世界上一切的壞事都是猶太人幹的，不斷吹噓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論，嘆息命運再度擊敗德國，使它不能得到勝利和征服的機會。他把他對德國民族和全世界的遺言看作是對歷史的最後的呼籲。希特勒在這個遺言中，重彈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的空洞的老調，又加上了些最後的謊話。作為一個已無可救藥地被絕對權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權勢的暴君的墓誌銘，這個遺言再也恰當不過了。

　　希特勒稱之為﹁政治遺囑﹂的東西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對後代的呼籲，第二部分是他對未來的具體指示。

　　﹁自從我竭盡綿薄，在德國被迫參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一名志願兵以來，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在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導著我全部思想、行動和生活的是我對人民的熱愛和忠誠。這種熱愛和忠誠給了我力量，使我能夠作出人世間最艱難的決定｜｜

　　說我或者任何其它的德國人在一九三九年要戰爭，是不真實的。需要和煽動戰爭的，完全是那些猶太血統的或為猶太人的利益服務的國際政客。

　　我曾經為限制和控制軍備提出過無數次建議，這是後代任何時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推到我的頭上。我也從來沒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還會再有一次以英國或美國為敵的世界戰爭。時光會飛逝，但是在我們城市和建築物的廢墟上，對最終要負責任的人們的仇恨將永遠不會消失。他們就是對眼前這一切負有責任的人們：國際猶太人集團和他們的支持者。﹂

　　接著，希特勒重複了他的謊言：他在對波蘭發動進攻的前三天，曾向英國政府提出合理解決波德問題的辦法。

　　﹁僅僅由於英國統治集團需要戰爭，這才遭到拒絕。他們之所以需要發動戰爭，一方面是由於商業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們受到國際猶太人集團的宣傳影響。﹂

　　其次，他不僅把千百萬人死於戰場和轟炸的﹁全部責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殺猶太人的﹁全部責任﹂，都推到猶太人的身上。然後，他就談起他所以決定留下來與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這六年的戰爭儘管遭受種種挫敗，但終有一天會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爭取生存的最光榮、最英勇的表現而載入青史。在六年後的今天，我不能拋棄這個國家的首都｜｜我要與千百萬留守在這個城市裡的人們生死與共。而且，我不會落到敵人手中。我知道他們正需要由猶太人導演一場新戲，來取悅他們歇斯底里的群眾。

　　因此我決定留在柏林，在我認為元首與總理職位已經不能維持下去的時刻，以身殉國。看到我們農民和工人的無比功勳和業績，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輕一代所做的史無前例的貢獻，我將含笑與世長辭。﹂

　　遺囑再往下是號召全體德國人﹁決不放棄鬥爭﹂。他終於不得不承認，國家社會主義目前已經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們保證，由於士兵和他本人的犧牲，

　　﹁種子已經撒了下去，有朝一日會生長起來｜｜在一個真正團結一致的民族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將要獲得光榮的再生。﹂

　　希特勒在臨死以前還要對陸軍，特別是軍官團，進行最後一次侮辱，他認為他們對這次慘敗負有主要責任。雖然他承認納粹主義已經完蛋，至少是暫時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軍將領：

　　﹁以各種手段加強士兵們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信仰，以便提高他們的抵抗精神，並特別強調這一事實：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創建者，寧願犧牲而不願怯懦地辭職或者投降。﹂

　　接著他就諷刺陸軍的軍官團：

　　﹁希望我們的陸軍軍官將來像我們的海軍那樣，把決不放棄一城一地看作是榮譽攸關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指揮官們必須至死也要忠誠地克盡職守，做出光輝的榜樣。﹂

　　其實恰恰是希特勒的堅持要堅守﹁一城一地﹂、﹁至死﹂︵如史達林格勒︶，才造成了軍事上的災難。但是在這方面，也正如在其它方面一樣，他沒有吸取到教訓。

　　他的﹁政治遺囑﹂的第二部分涉及繼承問題。儘管第三帝國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為廢墟，希特勒在沒有指定繼承人、決定繼承人所必須任命的政府組成人員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將以前指定的繼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將前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開除出黨，並剝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命令中授與他的一切權力｜｜我任命鄧尼茨海軍元帥為德國總統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在我去世以前，我將前黨衛隊全國總隊長兼內政部長海因里希‧希姆萊開除出黨並革除他的一切職務。﹂

　　他認為陸軍、空軍和黨衛隊的將領們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獲得勝利。因此他能夠選擇的繼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戰爭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軍的首領了。這一選擇也是對陸軍的最後嘲笑，因為陸軍在戰爭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還最後一次地譴責了自從建黨以來除戈培爾以外兩個最親密的合作者。

　　﹁戈林與希姆萊不僅對我不忠，還瞞著我，違背我的意志私自與敵人談判，並非法地企圖奪取國家控制權，從而給整個國家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恥辱。﹂

　　在開除了叛國者和指定了繼承人以後，希特勒又指定了鄧尼茨的新政府的組成人選。他們都是﹁誠實的人﹂，他說，﹁他們會以一切手段完成繼續作戰的任務﹂。戈培爾將出任總理，鮑曼為﹁黨務部長﹂｜｜這是一個新職務。賽斯一英夸特，這個奧地利的賣國賊和新近擔任荷蘭總督的劊子手，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斯佩爾，同里賓特洛甫一樣，被丟棄了。但是自從一九三二年被巴本任命為財政部長一直蟬聯到現在的施維林‧馮‧克羅西史伯爵仍將繼續保持他的職位。此人是一個傻瓜，但必須承認，他在盡力保全自己方面卻是個天才。

　　希特勒不僅任命了他的繼承人的政府，他還給它下了一道最後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盡全力擁護種族法律，無情地打擊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國際猶太人。﹂

　　交待了這一點之後，這位德國最高統帥就完了。時間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早晨四點鐘。希特勒把戈培爾、鮑曼、克萊勃斯將軍和布格道夫將軍召來做見證人，他在﹁政治遺囑﹂上簽了字，然後他們也在這個文件上簽字。隨後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遺囑。在這一部分遺囑中，他回顧了他的奧地利下層中等階級的出身，解釋他為什麼要結婚，為什麼要同他的新婦一道自殺；他還處理了他的財產，他希望這筆財產足夠使他的遺族維持溫飽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沒有像戈林那樣利用他的權勢為自己撈一筆大財。

　　﹁在鬥爭的年代中，我曾認為我不能承擔結婚所給我帶來的責任，但是現在，當我生命行將結束之際，我決定與我有過多年真誠友誼並自願在柏林已遭圍困之時來到這裡與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結婚。她自願作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這就彌補了由於我服務於人民而進行工作給我們兩人所帶來的損失。

　　我的所有財物，不論其價值多少，都屬於黨，如果黨不存在了，就歸國家。假如國家也滅亡了，那我就用不著再交待了。我這些年來所收集的繪畫從來沒有打算作為私藏，而完全是為了在我的故鄉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畫廊之用。﹂

　　他指示遺囑執行人鮑曼：

　　﹁把所有值得作為私人紀念品的東西交給我的親屬，並給他們一筆足夠維持一個小資產階級生活水準的費用｜｜

　　我的妻子同我決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恥辱。我們希望我們的遺體將在我服務於人民十二年來進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兩份遺囑之後已經精疲力竭，回到室內睡了。這時天已破曉，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後一個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濃煙籠罩著。俄國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內的房屋在倒塌、焚燒。他們離威廉街和總理府已經不遠了！

　　希特勒睡覺以後，戈培爾和鮑曼就馬上忙碌起來。希特勒在他們作為見證人簽過字的﹁政治遺囑﹂中，曾明確指示他們兩人離開柏林參加新政府。鮑曼十分樂意服從這一指示。儘管他對元首忠誠，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話，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歸於盡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後指揮的權力，也許鄧尼茨仍會給他這種權力。這是說，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後不篡奪寶座的話。為了確保戈林不致篡奪，鮑曼馬上給在伯希斯特加登的黨衛隊打了一個無線電報。

　　﹁｜｜如果柏林和我們淪於敵手的話，必須將四月二十三日的賣國賊消滅。戰士們，負起你們的責任！這關係到你們的生命和名譽！﹂

　　這是一道要謀害戈林和他的空軍將領的命令，鮑曼早已使黨衛隊將他們逮捕了。

　　戈培爾博士與鮑曼相反，但與愛娃‧勃勞恩一樣，是不願意在他們敬愛的元首已經逝世的德國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運交給了希特勒。只是由於希特勒，他才得以飛黃騰達。他一直是納粹運動的主要預言家和宣傳家，而且在製造納粹神話方面僅次於希特勒。為了使這些神話能夠流傳下去，不但元首應當壯烈犧牲，作為元首最忠實的追隨者，唯一沒有背叛元首的黨內元老，也必須壯烈地死去，給後世留個榜樣，有朝一日能夠使國家社會主義的火苗重新燃燒起來。

　　當希特勒休息之後，戈培爾似乎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間裡去寫自己對當代和後代的遺言的。他把他的遺言叫做﹁元首政治遺囑的附錄﹂。

　　﹁元首已經命令我離開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裡去擔任一員領導。

　　我一生中還是第一次必須堅決拒絕服從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們也同我一起拒絕服從。在最危急的時刻拋棄元首，實為人情和忠貞所不許；何況在今後餘生中，世人將把我看作是一個可恥的賣國賊和下賤的無賴，我不僅將會失掉同胞們對我的尊敬，也會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夢魘纏繞著的戰時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個人無條件地陪著他直到最後犧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為德國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後艱苦的歲月裡，樹立榜樣比活著更重要｜｜

　　基於這種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並代表我們的兒女︵他們太小了，還不能表示他們的意見，如果他們的年齡比現在大一些，也會毫無保留地同意我們的決定︶表示堅定的決心：即使帝國首都淪於敵手也不離開它，而要在元首的身邊結束我的生命。因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邊並為他服務，生命對我個人來說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四月二十九日早晨五點半鐘戈培爾寫完了他的遺言。柏林已經破曉，但戰爭的煙火遮住了太陽。在地下避彈室的電燈光下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頭一件事情是如何通過附近的俄國防線將元首的遺囑帶給鄧尼茨等人，以便為後代永遠保存下來。

　　為了帶出這個文件的副本選擇了三名信使：希特勒的軍事副官維利‧約翰邁那少校，黨衛隊軍官和鮑曼的顧問威廉‧山德爾，以及前一天晚上帶來希姆萊叛變惡耗的宣傳部官員海因茲‧洛侖茲。多次獲得獎章的約翰邁那負責領導這一小組，設法通過紅軍防線。他要把這個遺囑的一份副本交給斐迪南‧舒埃納爾元帥，後者的集團軍仍完整地堅守在波希米亞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為新的陸軍總司令。布格道夫將軍在遞交舒埃納爾的文件裡附了一封信說，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萊叛變的駭人聽聞的消息之後﹂寫了他的遺囑的，﹁這是他的不可變更的決定﹂。山德爾和洛侖茲要把他們的副本帶交給鄧尼茨。山德爾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鮑曼的信。

　　﹁親愛的海軍元帥：

　　因為所有的師團都未能前來解圍，看來我們已經沒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這份政治遺囑。希特勒萬歲！﹂

　　當天中午這三位信使出發去執行他們的危險的使命。他們經柏林動物園和夏洛登堡迂迴西行，到達哈威爾湖前面的皮徹爾斯道夫。該地駐紮了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個營，還在等待不見蹤影的溫克大軍的到來。為了到達這裡，這三個人已經成功地溜過了三重俄軍封鎖線，柏林動物園中央的勝利碑，在動物園前面的動物園車站，以及皮徹爾斯道夫的週邊。他們還必須通過很多俄軍防線，還得經歷很多的冒險。雖然最後他們都一一通過了這些防線，但是已經太晚了，他們攜帶的文件對鄧尼茨和舒埃納爾已經沒有用處，後者根本沒有見到這些送信人。

　　那天離開地下避彈室的還不止這三個送信人。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希特勒又恢復了暫時的平靜，召開例行軍事會議討論戰爭形勢，跟快六年來他每天都在這個時候召開會議一樣，就好像路還沒有走到盡頭似的。克萊勃斯將軍報告說，昨夜和今晨俄軍已進一步逼近總理府。剩下的可憐一點點守軍的軍火供應越來越少。溫克的援軍仍無消息。有三個軍事副官感到無事可做，又不願同元首一道自殺，於是他們請問元首是否可以離開地下避彈室去打聽溫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這個請求，並命令他們催促溫克馬上行動。當天下午這三個軍官便離開了。

　　不久，又有第四人離開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軍副官，戰爭開始以來成為核心組織中的下級人物的尼古拉斯‧馮‧貝羅上校。貝羅也是不想自殺的，他也感到在總理府的地下避彈室裡已再沒有什麼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准許他離開，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這天真是十分通情達理。他也想到他可以利用這位空軍上校給他帶出一封最後的信。這封信是寫給凱特爾將軍的。鮑曼已懷疑他有叛國之嫌。希特勒在這封信中對陸軍進行最後一次譴責，他認為陸軍辜負了他的期望。

　　毫無疑問，那天夜裡十點鐘所舉行的情況彙報會上所獲得的消息更加深了元首對陸軍的切齒痛恨。威德林將軍負責指揮勇敢的、但是裝備簡陋而又超齡的人民衝鋒隊和不足年齡的希特勒青年團隊伍，正在被圍的柏林犧牲自己，以便使希特勒多活幾天。據他報告說，俄軍已沿薩爾蘭街和威廉街推進到空軍部附近，距總理府只有咫尺之遙。他說敵人至遲於五月一日，也就是說，在一兩天內將打到總理府。

　　末日終於來臨。甚至一直在指揮著即將前來為首都解圍的紙上軍隊的希特勒，也終於認識到這一點。他口述了最後一封信，命令貝羅帶給凱特爾。他在信上告訴這位最高統帥部長官：柏林保衛戰現在已結束；他將自殺，決不投降；戈林和希姆萊已經背叛了他；他已任命鄧尼茨作為他的繼承人。他對於縱然是由他領導的但仍給德國帶來失敗的武裝部隊還有最後一句話要講。他說海軍戰鬥得非常出色。空軍也很勇敢，只有戈林應對空軍喪失戰時初期優勢負責。至於說到陸軍，一般士兵打得很好而且很勇敢，但是將領們辜負了他們，也辜負了他。

　　﹁︵他接著說︶人民和武裝部隊在這次長期艱苦的鬥爭中，貢獻了他們的全部一切。犧牲是巨大的。但是很多人濫用了我對他們的信任。在整個戰爭時期，不忠和背叛使抵抗遭到破壞。

　　這就使我無法領導人民獲得勝利。陸軍參謀本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陸軍參謀本部是不能相比的。它的成就遠遠比不上前線將士們的成就。﹂

　　從這裡至少可以看到一點：這位納粹最高統帥的性格至死也沒有改變。全部偉大的勝利都歸功於他。失敗和最後的倒臺則歸咎於別人，歸咎於他們的﹁不忠和背叛﹂。

　　接下去是他的臨別贈言，這是這個瘋狂的天才人物一生中最後留下的有記錄可查的文字：

　　﹁這次戰爭中德國人民所作的努力和犧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會是白費的。目標仍然必須是為德國人民贏得東方的領土。﹂

　　最後這句話是直接從︽我的奮鬥︾一書中引來的。希特勒的政治生命是從為優越的德國人民贏得﹁東方的領土﹂這一著迷的妄想開始的，現在他又抱著這一妄想結束他的生命。千百萬德國人民的死亡，千百萬德國家園的被炸毀，甚至於德國的滅亡，都不能使他相信，從東方斯拉夫民族那裡奪取土地，是決無實現可能的條頓式的夢想，且不談道義問題。

希特勒和他的新婦之死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地下避彈室收到了從外面世界傳來的最後一批消息。法西斯獨裁者、希特勒的侵略夥伴墨索里尼已經命喪黃泉，陪著他死去的還有他的情婦克拉拉‧貝塔西。

　　他們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企圖從科摩逃往瑞士時，被義大利遊擊隊捕獲，於兩天以後處決的。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他們的屍體被裝上卡車，運到米蘭，拋棄在廣場上。第二天，他們被倒吊在路燈杆子上，後來又被放下來扔到路旁明溝裡，讓復仇的義大利人能夠在那個安息日盡情地糟蹋他們。勞動節那天，本尼托‧墨索里尼與他的情婦合葬在米蘭的瑪基歐爾公墓的貧民墓地裡。義大利領袖和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樣悲慘的可恥下場下成為歷史陳跡。

　　墨索里尼不體面的下場到底有多少詳細情況傳到了希特勒耳中，現在還不清楚。人們只能猜測，如果他知道得很多，那不過更加強了他的決心，不讓他和他的新婦或他們的屍體，如他在遺囑中所寫的那樣，成為﹁猶太人導演的一場戲，來取悅他們歇斯底里的群眾﹂。

　　希特勒在獲悉墨索里尼的死訊以後，馬上進行他的最後準備。他毒死了他心愛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國阿爾薩斯種名狗，又槍殺了家裡的其它兩條狗。他將剩下的兩名女秘書叫來，把毒藥交給她們。當野蠻的俄國人打進來的時候，如果她們想要使用的話，可以使用，他說，他很抱歉在訣別時不能送更好的禮物給她們，他對她們長期忠誠的服務表示感謝。

　　夜已降臨，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的盡頭到了。他命令他的秘書榮格夫人焚毀檔案中的殘餘文件，並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彈室的人在沒有得到通知以前不能入睡。大家解釋這個命令的意思是希特勒認為他向大家告別的時候到了。但是，據幾位在場人的回憶，一直到半夜以後很久，大約是四月三十日早晨兩點半鐘，元首才走出他的私人房間，來到作為飯廳的過道上，在那裡等候他的約有二十人，多半是他的女部下。他同在場的人一一握手，嘴裡嘰嘰咕咕，也聽不清說的是甚麼。他眼裡含著淚水，據榮格夫人的回憶，﹁他的視線好像越過地下避彈室的牆，看著很遠的地方﹂。

　　在他退回私室以後，一件奇特的事情發生了。地下避彈室裡已經達到令人不能忍耐的緊張氣氛鬆弛下來了，有幾個人到飯廳來跳舞。這個不可思議的舞會發出的喧囂聲音很大，以至使元首那邊下了命令叫他們安靜一點。俄國人可能在幾個小時以後就打進來，把他們都殺光。雖然他們當中大多數人一直在考慮如何逃命的問題，但是由於元首對他們生命的嚴格控制已經結束了，在這短暫的片刻，只要可能，他們也想尋歡作樂一番。這些人看來真是如釋重負，因為他們竟跳了個通宵。

　　鮑曼卻不是這樣。這位陰險人物還有事情要辦哩。他企圖逃命的機會似乎愈來愈少了。從元首自殺到俄軍來到之前的這一段時間恐怕太短，很難逃到鄧尼茨那裡去。如果逃不了，在希特勒尚未死去之前，他還能假借名義發號施令的時候，他至少可以進一步拿﹁賣國者﹂來報仇雪恨。在最後一天夜間，他還給鄧尼茨打了一個電報。

　　﹁鄧尼茨！

　　我們愈來愈感到，這幾天來，在柏林戰場的各個師團一直在閒著。我們所獲得的情報全受凱特爾的控制，扣壓，或者篡改｜｜元首命令你火速對所有賣國者進行無情的打擊。﹂

　　雖然他知道希特勒在幾小時內就要死去，他在電報中還附加了一句：﹁元首仍然活著，正在指揮柏林的保衛戰。﹂

　　但是柏林已經保不住了。俄軍幾乎已經佔領整個城市。現在僅僅是如何保衛總理府的問題了。總理府已成了甕中之鱉，希特勒和鮑曼在四月三十日中午的最後一次情況彙報會議上已經瞭解到這一點。俄國人已經打到柏林動物園的東邊，進入波茨坦廣場。他們離總理府只有一條街了。阿道夫‧希特勒實現他的決心的時候已經到了。

　　他的新婦這一天顯然沒有心思吃午飯，希特勒同他的兩位秘書和素食女廚一道進餐，她也許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她替他做的最後一餐飯。大約在下午兩點半鐘，他們快要用完午飯的時候，管理總理府車房的元首司機埃里希‧肯普卡接到命令，叫他立刻運二百公升汽油到總理府花園來。要弄這許多汽油是有困難的，但肯普卡終於搞到大約一百八十公升，找了三個人幫忙把汽油運到地下避彈室的緊急出口處。

　　為維金式火葬收集汽油還在進行的時候，希特勒已用畢最後一餐。他把愛娃‧勃勞恩叫來，與他一道同他最親密的夥伴們訣別。這些人是戈培爾博士、克萊勃斯將軍和布格道夫將軍、他的秘書們和女廚曼齊阿里小姐。戈培爾夫人沒有在場。這位剛強而美麗的金髮女人，同愛娃‧勃勞恩一樣，覺得下決心同丈夫一道死去是容易的，但一想到要殺死她那六個年輕的孩子們，她就感到缺乏勇氣了。這些天來這些孩子們整天在地下避彈室嬉戲，絲毫不知有什麼可怕的下場在等待著他們。

　　﹁親愛的漢娜，﹂兩三天以前一個晚上，她曾對萊契小姐說：﹁當最後一天來到的時候，如果我對孩子們缺乏勇氣，你必須幫助我｜｜他們是屬於第三帝國和元首的。如果第三帝國和元首不存在了，他們也就沒有地方可以生存了。我最害怕的是在最後一霎那變得太軟弱。﹂她現在一個人待在她那小房間裡，正在努力克服她那最大的恐懼。

　　希特勒和愛娃‧勃勞恩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們要結束的只是自己的生命。與大家告別之後，他們回到自己的寢室。戈培爾、鮑曼和其它幾個人，在外面的走廊裡等候著。過了一會兒，他們聽到一聲槍響，他們等待著第二次槍聲，但是卻沒有聲音了。他們等了一會兒，輕輕地走進元首的房間。他們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屍體趴在沙發上，還在淌血。他是對著自己的嘴放了槍的。愛娃‧勃勞恩躺在他的身旁。兩支手槍滾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並沒有用她的手槍。她服了毒藥。

　　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點三十分。這是阿道夫‧希特勒五十六歲生日後的第十天，是他擔任德國總理、建立第三帝國以來的整整十二年零三個月。第三帝國的壽命只不過比他多活一個星期。

　　接著就進行維金式火葬。沒有人講話，唯一的聲音是俄國的炮彈落在總理府花園裡和打在四周彈痕累累的牆壁上的爆炸聲。希特勒的侍從、黨衛隊中隊長海因茲‧林格和一個勤務兵將元首的屍體抬出來，屍體是用軍用灰綠色毛毯包裹的，以便遮住那張血肉模糊的臉。肯普卡從露在毯子外面的黑色褲子和皮鞋認定這是元首的屍體，因為希特勒總是穿著這樣的褲子和灰綠色上衣的。愛娃‧勃勞恩因死的乾淨一些，身上沒有血。鮑曼將她的沒有包裹的屍體抬出來，到了過道之後交給肯普卡。

　　﹁希特勒夫人︵這位司機回憶道︶穿著一件黑色衣服｜｜我看不出身上有什麼傷口。﹂

　　屍體被抬到花園裡，在一陣轟炸之後，趁機將屍體放在一個彈坑中然後點燃汽油。以戈培爾和鮑曼為首的送葬人退回地下避彈室的緊急出口處，當火焰上升時全體肅立，舉起右手行納粹告別禮。儀式很短，因為紅軍炮彈又開始轟擊花園，這些人趕緊退回地下室的安全處所，讓汽油引起的熊熊烈火去完成消滅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夫人的遺體的工作。對於鮑曼和戈培爾來說，他們在失卻了元首和獨裁者的第三帝國中仍有任務要完成，雖然各人要完成的任務是不相同的。

　　任命鄧尼茨為繼承人的元首遺囑，現在還來不及由送信人送到他的手裡。必須用無線電通知這位海軍將領。但是眼前已經喪失權力的鮑曼，甚至到了這個時刻仍在遲疑不決。嚐到過權力滋味的人要突然放棄權力是困難的。最後他終於發了一個電報。

　　﹁海軍元帥鄧尼茨：

　　元首任命你為繼承人，以代替前帝國元帥戈林。任命狀現在途中。你必須採取適應形勢需要的一切措施。﹂

　　關於希特勒的死，他隻字未提。

　　指揮德國北部軍隊並將他的總部移至石勒蘇益格邦的普洛恩的鄧尼茨，接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他和納粹黨的首領們不一樣，並不想做希特勒的繼承人。在他的水手的腦瓜裡也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兩天以前他認為希姆萊會做繼承人，還跑到這個黨衛隊首領那裡去向他表示支持。但是他由於從來沒有想到過違抗元首的命令，仍然相信希特勒還在人間，他發了下面的回電。

　　﹁我的元首！

　　我對您的忠誠是無條件的。我將盡一切力量解除柏林之圍。然而如果命運一定要我作為您的繼承人統治德國的話，我將把戰爭打到底，無愧於德國人民的史無前例的、英勇的鬥爭。

　　海軍元帥鄧尼茨﹂

　　那天夜間，鮑曼和戈培爾有了一個新的打算。他們決定嘗試與俄國人進行談判。仍待在地下避彈室裡的陸軍參謀總長克萊勃斯將軍，曾經在莫斯科做過助理武官，會講俄語，他在莫斯科火車站曾受到過史達林的擁抱，這事曾轟動一時。也許他能夠從布爾什維克那裡得到一點東西。戈培爾和鮑曼特別想要獲得的是讓他們安全通行，以便他們能夠到鄧尼茨的新政府那裡去擔任新職。作為交換條件，他們準備放棄柏林。

　　克萊勃斯將軍在四月三十日子夜以後不久出發去見蘇聯指揮進攻柏林部隊的崔可夫將軍。陪同克萊勃斯前往的一位德國軍官所記錄的談話是這樣開始的。

　　克萊勃斯：﹁今天是五月一日，我們兩個國家的偉大的節日。﹂

　　崔可夫：﹁我們今天歡慶偉大的節日。你們那邊的情形如何則很難講。﹂

　　這位俄國將軍要求在元首地下避彈室裡的人以及在柏林的德國守軍全部無條件投降。

　　克萊勃斯的使命執行起來是要花時間的。五月一日上午十一點鐘，他還沒有回來，已經等得很不耐煩的鮑曼，再給鄧尼茨打了一個電報。

　　﹁遺囑已經生效。我將儘快地到你那裡去。在我到來以前，我建議你不要發表這一消息。﹂

　　這封電報的措詞是含糊的。鮑曼就是不願意直截了當地說元首已經死了。他打算離開柏林之後爭取頭一個將這一件大事告訴鄧尼茨，以便贏得新任總司令的歡心；但是即將與他的妻子和兒女一道死去的戈培爾，沒有什麼個人的原因不將那個簡單的事實告訴鄧尼茨。下午三點十五分，他給鄧尼茨打了一個電報｜｜這是柏林被圍的地下避彈室發出的最後一封無線電報。

　　﹁海軍元帥鄧尼茨

　　絕密

　　昨天下午三點三十分，元首去世了。四月二十九日的遺囑任命你為德國總統｜｜︵以下是內閣主要人員的任命名單。︶

　　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將遺囑給你送去｜｜鮑曼打算今天到你那裡去，並將情況報告你。關於向報界和軍隊宣佈此事的時間和方式由你決定。請覆電。

　　戈培爾﹂

　　戈培爾認為沒有必要將自己的意圖告訴新的領袖。在五月一日傍晚，他執行了自己的意圖。第一件事是毒死六個孩子。他們的遊戲終止了，每人打了一針毒藥、顯然是頭一天毒死希特勒的幾條狗的那個醫生幹的。然後戈培爾將他的副官、黨衛隊小隊長古恩特‧施瓦格曼叫來，要他去取汽油。

　　﹁施瓦格曼，﹂他說，﹁這是最可惡的背叛。將軍們都出賣了元首。一切全都完了。我將同我的妻子和家人一道死去。﹂他甚至對他的副官也沒有說，他已叫人將他的孩子們謀殺了。﹁你必須燒掉我們的屍體。你能這樣做嗎？﹂

　　施瓦格曼向他保證，他能這樣做，於是叫兩個勤務兵去弄汽油。幾分鐘以後，大約八點半鐘，天快要黑下來的時候，戈培爾博士夫婦走過地下室，與正好在走廊裡碰到的那些人告別，然後走上花園。在他們的請求下，一個黨衛隊勤務兵對準他們的後腦勺放了兩槍。四桶汽油潑在他們的屍體上，然後燃起火來，但這次的火葬搞得並不太好。地下室裡還活著的人都急著要參加馬上就要開始的大逃亡，沒有時間花費在焚燒已經死去的人的屍體上。俄國人第二天就發現了兩具焦黑的屍體，馬上就認出它們是宣傳部長和他的妻子的屍體。

　　五月一日晚上九點鐘，元首的地下避彈室已經是大火熊熊，元首的侍從人員約五六百人，大半是黨衛隊，在總理府的地下避彈室裡竄來竄去準備逃亡，據逃亡人中希特勒的裁縫後來回憶，他們就像一群砍了腦袋的母雞。逃亡的計畫是徒步由總理府對面的威廉廣場的地下鐵道車站出發沿地下鐵道走到弗雷德里希街的高架電車站，然後渡過斯勃利河，穿過俄軍防線立即向北。有許多人逃脫了，另一些人卻沒有，鮑曼也在其內。

　　當克萊勃斯將軍那天下午帶著崔可夫將軍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回到地下避彈室的時候，鮑曼認定唯一活命的機會是跟著大夥一齊逃跑。他這一夥人企圖尾隨一輛德國坦克，但據同他在一起的肯普卡說，一顆俄國炮彈正擊中這輛坦克，鮑曼幾乎肯定已被打死了。在皮徹爾斯道夫大橋拋下他的一營年輕戰士、只顧自己逃命的希特勒青年團的首領阿克斯曼當時也在場，他後來供述，鮑曼的屍體躺在養老院街與鐵軌交叉的橋的下面。月光照在鮑曼臉上，阿克斯曼看不出他有什麼傷痕。據他的估計，鮑曼在看到自己逃出俄國防線的可能性已等於零的時候，吞下了膠囊毒藥。

　　克萊勃斯將軍和布格道夫將軍沒有參加集體逃亡。人們相信他們是在總理府的地下室裡用手槍自殺的。

第三帝國的結束

　　第三帝國比它的創造者多活了七天。

　　五月一日晚上十點鐘剛過，當戈培爾博士夫婦的屍體在總理府花園中正在焚燒，地下避彈室裡的人們集結在一起準備從柏林地下鐵道逃亡的時候，漢堡廣播電臺突然終止播送勃魯克納的莊嚴的第七交響樂。一陣軍鼓聲之後，一個廣播員說道：

　　﹁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爾什維克主義戰鬥到最後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國總理府的作戰大本營裡為祖國犧牲了。四月三十日，元首任命海軍元帥鄧尼茨為他的繼承人，現在由元首的繼承人海軍元帥對德國人民講話。﹂

　　第三帝國在彌留之際還在撒謊，就像它在建立之初一樣。除了希特勒不是在那天下午而是在前一天下午死去這一無關宏旨的事實以外，他也不是打到﹁最後一息﹂時犧牲的。但是繼承希特勒衣缽的人為了保持神話，為了要控制仍在進行抵抗的軍隊，廣播這個謊言是必要的，因為如果士兵們知道事實真相，一定會感到他們被出賣了。

　　鄧尼茨在晚上十點二十分進行廣播的時候也重複了這個謊言，並大談元首的﹁壯烈犧牲﹂。實際上他當時也不知道希特勒是怎樣死的。戈培爾的電報中只說他在頭一天下午﹁死﹂了。但是這並不妨礙鄧尼茨在德國人民災難臨頭的時刻，在這個問題上或者在其它問題上，把他們已經糊塗的頭腦弄得更糊塗。

　　﹁︵他說︶我的任務是拯救德國，使它不致遭受向我們進攻的布爾什維克敵人的破壞。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要繼續把軍事鬥爭進行下去。只要英國人和美國人阻撓這個目的的實現，我們也就不得不繼續進行抵抗他們的防禦戰。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英美兩國的作戰不是為了他們人民的利益，而只是為了在歐洲散佈布爾什維克主義。﹂

　　這是一個拙劣的歪曲。這個海軍元帥並不曾對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與這個布爾什維克國家結盟的決定提出過抗議，正是由於這一決定，德國才得以同英國以及後來同美國作戰。他在廣播結束時撫慰德國人民說：﹁在我們做了這樣重大的犧牲之後，上帝是不會拋棄我們的。﹂

　　這些都是空話。鄧尼茨知道德國的抵抗已經到了頭了。四月二十九日，希特勒自殺的前一天，在義大利的德軍已經無條件投降。由於通訊設備受到破壞，元首未能獲悉這項消息，這就使得他的最後幾小時能夠舒服一點，不然的話，他就更加不能忍受了。五月四日，德軍最高統帥部命令所有在德國西北部、丹麥和荷蘭的德軍向蒙哥馬利元帥投降。第二天凱塞林的Ｇ集團軍，包括駐在阿爾卑斯山北部的德國第一軍團和第九軍團在內，都投降了。

　　同一天，即五月五日，新任德國海軍總司令漢斯‧馮‧弗雷德堡海軍上將來到設在萊姆斯的艾森豪的總部接洽投降。從最高統帥部的最後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出，德國的目的是想拖延幾天，以便爭取時間儘量把德國軍隊和難民從俄國進軍的道路上撤出，使他們能夠向西方盟軍投降。約德爾將軍第二天也來到萊姆斯，幫助他的海軍同僚進行策劃。但這是徒勞的，艾森豪威爾看穿了這個詭計。

　　﹁︵他後來寫道︶我命令史密斯將軍通知約德爾，除非他們立即停止一切的藉口和拖延，我將封鎖整個盟軍戰線，並用武力阻止任何德國難民進入我們的防線。我不容許進一步的拖延。﹂

　　五月七日凌晨一點半鐘，鄧尼茨接到約德爾向他報告的艾森豪的要求後，從丹麥邊境的弗倫斯堡新成立的總部打電報給約德爾，授以全權在無條件投降文件上簽字。他們的花招失敗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凌晨二點四十一分，在艾森豪總部｜｜萊姆斯的一所學校裡，舉行了德國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這個學校不大，房子是紅色的。代表盟軍在文件上簽字的是瓦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代表俄國作為見證人簽字的是伊凡‧蘇斯洛巴羅夫將軍，代表法國作為見證人簽字的是弗朗索瓦‧賽維茲將軍。代表德國簽字的是海軍上將弗雷德堡和約德爾將軍。

　　約德爾要求講話，得到了允許。

　　﹁這次簽字以後，德國人民和德國武裝部隊的禍福吉凶，已交由勝利者決定了｜｜在這個時刻，我只能表示希望勝利者會寬大地對待他們。﹂

　　盟軍方面對此沒有反應。但是約德爾也許會憶起五年前雙方所演的角色與這次正好相反的另一個場合。當年一位法國將軍在貢比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後，也曾發出類似的呼籲｜｜結果毫無用處。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午夜，歐洲的炮火和轟炸停止了。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來在歐洲整個大陸上第一次出現令人感到有點異樣、但受到歡迎的平靜。在這五年八個月零七天中，在八百個戰場上，在一千個被轟炸的城鎮中，有千百萬的男女被屠殺；更多的人在納粹毒氣室裡和黨衛隊特別行動隊在俄國和波蘭的死人坑的邊沿上被殺害｜｜這一切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結果。絕大多數的歐洲古城，都遭到破壞。天氣暖和以後，無數沒有葬埋的屍體從瓦礫堆中發出了令人噁心的臭味。

　　在德國的大街上，再也沒有穿長統靴的衝鋒隊齊步前進的聲音了，再也沒有成群結隊、身穿褐衫的人們的喧鬧聲了，再也沒有元首從擴音器裡發出的尖叫聲了。

　　經過十二年四個月零八天之後，這個﹁千秋帝國﹂已壽終正寢了。除了一夥德國人之外，這段時期對於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時代，而現在這個黑暗時代也在淒涼的暮色中結束了。這個﹁千秋帝國﹂，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曾將這個偉大的民族，這個富有才智但又極易被引上歧途的人民，帶到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權力和征服的高峰，現在它卻土崩瓦解了，其突然和徹底，在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一九一八年德國在最後的敗北以後，德皇逃跑，帝制崩潰，但支撐這個國家的其它傳統機構依然保留下來。一個人民選出的政府，一支德國軍隊的核心和參謀本部仍繼續起著作用。但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第三帝國卻根本不存在了。無論哪一級的德國政權都不存在了，千百萬三軍將士在本土上變成了戰俘。千百萬居民，一直到鄉村的農民，全被佔領軍統治，他們不但要依靠佔領軍維持法律和秩序，而且從一九四五年的夏季到嚴冬都要依靠佔領軍所供給的糧食和燃料過活。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愚蠢給他們帶來的結果，也是他們自己那樣盲目、那樣死心塌地地追隨他的結果，雖然在一九四五年秋天我回到德國的時候，發現人們對希特勒並不怎麼痛恨。

　　人民還活著，土地也還在。但人民卻茫茫然，流著血，挨著餓。當冬天到來時，他們在轟炸的劫後殘垣中，穿著破爛的衣服不停地打著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蕪，到處是瓦礫成堆。曾經企圖毀滅其它許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戰爭最後失敗的時候也想要毀滅德國人民，但與他的願望相反，德國人民並沒有被毀滅。

　　只有第三帝國成了歷史陳跡。

簡短的尾聲

　　那年秋天，我回到那曾經不可一世的國家，在第三帝國的短短的年代中，我曾在那裡待過很久。一切都難於辨認出來了。我曾在另一本書中談到這次見聞。這裡還要做的只是把這本書中出現過的其它突出人物的命運交代一下。

　　在丹麥邊境弗倫斯堡成立的鄧尼茨殘餘政府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被盟軍解散了，全體成員均被逮捕。五月六日，在萊姆斯投降的前夕，鄧尼茨解除了希姆萊的職務，打算借此來贏得盟軍的好感。這個曾對千百萬歐洲人民長期操生殺大權並經常行使這項大權的黨衛隊頭子，在弗倫斯堡附近流浪了一個時期，五月二十一日，他同十一名黨衛隊軍官企圖通過英美防線回到他的故鄉巴伐利亞去。希姆萊剃去了短鬍子｜｜這一定使他很苦惱｜｜左眼上貼著一個黑眼罩，換上了陸軍士兵制服。這幫人頭一天就在漢堡與不來梅港之間英國的一個哨所上被抓住了。經過盤問之後，希姆萊向一位英國陸軍上尉承認了自己的身份，於是他就被押到在盧納堡的第二軍團總部。他在那裡被剝去衣服進行搜查，然後給他換上一套英國陸軍制眼，以免他可能在他的衣服裡暗藏毒藥。但是搜查得不夠徹底。希姆萊將氰化鉀膠羹藏在他牙齦上的一個小洞裡。當五月二十三日從蒙哥馬利總部來的另一位英國情報官員命令軍醫官檢查犯人口腔時，希姆萊咬破了膠囊，在十二分鐘內便一命嗚呼了，雖然用洗胃和灌嘔吐劑的辦法盡力想使他活命，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

　　希特勒的其餘親密夥伴的壽命比較長一些。我到紐倫堡去看過他們。在他們赫赫不可一世的時候，我常在這個城市裡舉行的納粹黨年會上看到他們。現在在國際軍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們的樣子大不相同了。他們完全變了樣。他們穿著敝舊的衣服，心神不寧地坐在位子上，再也沒有從前做領導人物時那種傲慢神氣了。他們看起來像一群碌碌的庸才。似乎很難想像，這些人在上次看到的時候曾經掌握過那樣巨大的權力，居然能夠征服一個偉大的民族和絕大部分的歐洲。

　　在被告席上共有二十一個人。戈林比我上次看見他時體重減少了八十磅，他穿著一套褪了色的沒有肩章的德國空軍制服。他由於坐在被告席的首位上顯然很高興，這是在希特勒死後對戈林在納粹政權中的地位的一種為時已晚的承認。在飛往倫敦以前曾經是第三號人物的魯道夫‧赫斯現在形容憔悴，凹下去的眼睛失神地瞪著前方。他裝作健忘的樣子，但是一望而知是個垮了的人。里賓特洛甫的傲慢自大的神氣終於完全消失了，低垂著頭，面色蒼白，神情沮喪。凱特爾的趾高氣揚也不見了。那位頭腦糊塗的納粹﹁哲學家﹂羅森堡，看來也終於對現實有所醒悟了，這是把他帶到這個地方來的客觀事件的功勞。

　　紐倫堡的猶太人陷害者尤利烏斯‧施特萊徹也在那裡。我曾看見他從前在這個古城的大街上揮舞著鞭子昂首闊步，這個有虐待狂和色情狂的人看來頗為頹喪。現在他已是一個衰弱的禿頂老頭，滿頭大汗地坐著，眼睛瞪著那些法官，心想這班人一定都是猶太人︵這是一個警衛後來告訴我的︶。第三帝國負責奴隸勞動的頭子弗里茨‧沙克爾也在被告席上，眼睛眯成一條縫，活像一頭豬。他顯得很緊張，身子不停地前後搖擺。坐在他旁邊的是巴爾杜‧馮‧席臘赫，他先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頭子，後來又成為維也納的黨領袖。他的美國血統比德國的還多，看上去很像一個因為犯了某種過失被學校開除的大學生。在被告席上還有沙赫特的繼任者，目無定睛、其貌不揚的瓦爾特‧豐克。沙赫特博士也在那裡，在第三帝國最後的幾個月中，他曾被他所敬重過的元首關進集中營，隨時都在擔心被處死刑。現在他非常氣惱的是，盟軍竟會把他也當作戰犯審問。弗朗茲‧馮‧巴本對希特勒的上臺比其它任何德國人都要負更大的責任，現在也被抓來當被告。他似乎老多了，不過他的曾經多次僥倖脫險的老狐狸的神情，仍然刻畫在他那乾癟的老臉上。

　　希特勒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舊派的德國人牛賴特是一個沒有什麼信仰和原則的人，現在顯得十分頹喪。斯佩爾卻不然，在這一夥人中間，他給人以最直率的印象。在長期的審問中，他的講話很老實，無意逃避他的責任和罪過。在被告席上，還有奧地利的賣國賊賽斯｜英夸特、約德爾和兩位海軍元帥雷德爾和鄧尼茨｜｜希特勒的繼承人穿著一身服裝店做的現成衣服，活像一個鞋店小職員。﹁劊子手海德里希﹂的繼承人卡爾登勃魯納是雙手沾滿鮮血的人，在受審時將會抵賴他的一切罪行。曾駐波蘭的納粹劊子手漢斯‧弗朗克也許會承認他所幹的一些罪行，因為他最後終於有點悔悟，按照他自己說的，重新發現了上帝並懇求他的饒恕。死到臨頭也同平時一樣毫無特色的弗立克也在那裡。最後一名是漢斯‧弗里茨徹。由於他的聲音很像戈培爾，他曾當過廣播評論員，戈培爾曾將他安插在宣傳部當一名官員。看來法庭上所有的人，連他本人在內，都不明白為什麼他也成了被告｜｜因為他的職位太小了｜｜除非是把他看作是戈培爾的幽靈。

　　後來他被開釋了。被開釋的還有沙赫特和巴本。後面這三個人後來在德國整肅納粹法庭上被判處很重的徒刑，但結果只服了很短的刑期。

　　紐倫堡法庭上被判處徒刑的有七人：赫斯、雷德爾和豐克被判無期徒刑，斯佩爾和席臘赫被判二十年徒刑，牛賴特被判十五年徒刑，鄧尼茨被判十年徒刑。其餘的被判死刑。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凌晨二點十一分，里賓特洛甫走上紐倫堡監獄死刑室的絞架，接著一個一個相隔不久上絞刑架的有凱特爾、卡爾登勃魯納、羅森堡、弗朗克、弗立克、施特萊徹、賽斯一英夸特、沙克爾和約德爾。

　　但是赫爾曼‧戈林並沒有上絞刑架。他騙過了劊子手。他在輪到他以前兩小時，吞下偷偷帶入監獄裡的毒藥。他同他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和與他爭奪繼承人的勁敵希姆萊一樣，在最後也成功地選擇了他自己的與世長辭的道路；而對這個世界，他也同他們兩人一樣，曾帶來那樣慘無人道的災難。

後記

　　本書所受到的歡迎出人意料。

　　在我的出版商、編輯、代理人以及眾多的朋友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相信公眾會買這樣一部書｜｜部頭如此之大，注釋如此之多，價格如此昂貴，所敘述的又是這樣一個題目。我的演講代理人曾告訴我，人們對希特勒和第三帝國已不再有任何興趣，我的演講必須換個話題。我的出版商事先僅印了一萬二千五百冊書。

　　因此，本書一經出版便吸引了相當一部分讀者這一事實，對於我們大家都是一個意外的驚喜。我本人從未掌握過銷售情況，無論是西蒙一舒斯待所出的精裝本還是福西特所出的平裝本。三年前，我驚奇地獲悉，︽第三帝國的興亡︾在﹁當月圖書俱樂部﹂的銷售冊數超過了其歷史上的任何其它書籍。但究竟售出了多少冊，我不清楚，本書在海外也頗受歡迎，這包括英國、法國和義大利，儘管在德國情況稍差一些。

　　本書的書評文章，其分析之透徹，遠遠超出我的期望，德國的這類書評不在此列。儘管從整體來說，學術界的歷史學家們對本書及我本人態度冷淡︵似乎我是一個無權闖入其禁臠，但卻擅自闖進去的傢伙，他們說，只有教授歷史的人才能寫出好的史書︶。但也有顯著的例外。

　　Ｈ‧Ｒ‧特雷弗｜羅珀就是這樣一個例外。當初獲悉星期日的︽紐約時報書評︾已將本書交給他去評論時，我感到誠惶誠恐。他是牛津大學一位頗受尊敬的歷史學家，我對他也極為尊崇｜｜我認為他的︽希特勒的最後日子︾一書很有價值。但在當時，英國的書評家們對美國作家極為苛刻，除此之外，我還認為，作為一位知名學者，特雷弗一羅珀很可能與他的美國同行一樣，對試圖撰寫歷史的記者不屑一顧。因此我得出結論，我可能會在這份出版物上受到猛烈抨擊，而該出版物對於美國作家及其著作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但特雷弗一羅珀亦有驚人之舉。他的書評的標題明確提示了他要說些什麼。

　　我們這一世紀最黑暗之夜中的光明希特勒德國令人戰慄的故事傑出的研究成果生動感人的敘述﹁通常情況下，﹂特雷弗｜羅珀在文章開頭寫道，﹁在事件過後僅僅半代人的時間｜｜便去撰寫這段歷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就第三帝國而言，一切都極不尋常，甚至連它的最後覆滅也是如此。隨著它的徹底崩潰，︵希特勒︶統治的全部秘密也大白於天下，所有的檔案都被繳獲｜｜

　　﹁現在，活著的證人能夠與史實結為一體，這在以往是從未有過的。人們所缺少的只是一位歷史學家。威廉‧夏伊勒正是這樣一位歷史學家｜｜﹂這些令人陶醉的評論出現在文章的開頭。它令我受寵若驚。結論部分同樣令我激動不已：﹁這是一部出色的學術著作，方法客觀，論斷公正，結論無可辯駁。﹂

　　同樣知名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書評︾的頭版評論文章又使我的頭腦清醒過來。文章作者戈登‧克雷格當時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他的牛津同行斷言撰寫第三帝國的歷史我正當其人，他對此卻完全不能同意。決不是！他認為本書過於冗長且﹁不平衡﹂。他對我未曾讀過一位默默無聞的德國史學家的著作表示遺憾。事實上，我的書並非基於其它史學家的著作，而是基於原始資料｜｜繳獲的德國秘密檔案。如果說他注意到了這一點的話，他對此也沒有太深的印象。

　　在德國，說得溫和一點，本書沒有得到評論家們的多少好評。德國人根本沒有正視他們的過去。在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率領下，本書受到狂暴的攻擊，作者本人也受到中傷。﹁一名仇德份子！﹂阿登納這樣稱呼我。由於本書是如實記敘納粹德國的歷史以及德國人違背人類精神、侵害鄰國、侵害歐洲猶太人的種種罪行，而我又是讓文件所記錄的事實自己說話，因此，我對德國人的強烈反應有些吃驚，但也並非完全意外。

　　現在，在︽第三帝國的興亡︾出版三十周年之際，世界突然面對著一個新的重新統一的德國。不久之後，統一的德國將在經濟上再次強大起來，如果它願意的話，也將在軍事上強大起來，正如它在威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時代那樣。歐洲將再次面對德國問題。如果歷史還有些借鑒意義的話，那麼德國鄰國的前景並不十分樂觀，在我的有生之年，它們曾兩次遭受日耳曼軍隊的入侵。後一次是由希特勒領導的，本書的讀者當會記得，德國的行為是一種野蠻的恐怖。

　　人們現在會問：德國人變了嗎？許多西方人顯然認為德國人變了。我本人對此則沒有把握，我曾在納粹時代的德國生活和工作，我的觀點無疑因個人的這段經歷而蒙上了陰影。事實上沒有人真正知道這一關鍵問題的答案。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以前曾深受德國征服之苦的國家，已不想再心存僥倖了。德國問題有解決的辦法嗎？或許，這有賴於以一個歐洲安全體系束縛重新統一的德國。它將永遠無法掙脫這一束縛去推行昔日的侵略政策。從根本的意義上講，自第三帝國覆滅以來，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正如我在一九五九年撰寫的前言的結尾部分所述，氫彈的出現已使阿道夫‧希特勒這類傳統的征服者成為過去。如果真有一個新的希特勒式的冒險家試圖領導德國進行新的征服，那麼，他將被原子武器所擊退。這將迅速地制止德國的侵略。然而，不幸的是，那也將是整個世界的末日。

　　因此，儘管氫彈以及準備用來發射氫彈的火箭、飛機和潛艇對這一星球的生存構成了可怕的威脅，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們卻至少有助於解決德國問題。由德國人，或由任何其它人進行的血腥征服不會重演了。這個世界上的那些走入歧途的政府和無所適從的人們如果能記住納粹恐怖下的黑暗和幾乎席捲了全球的種族大屠殺，可能也將是有益的，而這正是本書的宗旨。記住過去有助於我們理解現在。

　　威廉‧夏伊勒

　　一九九○年五月

致謝

　　雖然這本書的研究和計畫工作，同我所寫的別的書一樣，是由我自己進行的，但在這本書的五年寫作過程中，我曾得到許多人和機構的慷慨協助。推動我寫這本書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傑克‧古德曼和該公司負責本書的編輯約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時在歐洲作記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論在我順利或遭到困難的時候都一直支持我，給了我有益的批評。研究戰爭中所繳獲的德國檔案的權威學者、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弗里茨‧Ｔ‧愛潑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棟的文件上給我很多指導。其它很多人也在這方面給我許多幫助。其中有紐倫堡戰犯審判檢察官的首席顧問特爾福德‧泰勒，他曾寫過兩本關於第三帝國軍事史的書。他將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書籍借給我，並提供了許多很好的意見。

　　屬於美國歷史協會的美國戰爭檔案研究委員會主席、佛吉尼亞大學教授奧倫‧Ｊ‧哈爾給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內。

　　一九五六年一個炎熱的夏日，他幫了我很大的忙，從國會圖書館的文稿室裡把我拉出來，嚴厲地勸告我回到我的寫作本書的工作上去，否則我就會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樣將我的後半生陷在德國檔案中。國務院歷史處處長Ｇ‧貝納德‧洛貝爾博士和國務院的外交官員、︽德國外交政策檔案彙編︾美國編輯之一的保爾‧Ｒ‧斯維特也幫助我走出納粹檔案的迷津。斯丹福大學的希爾德加德‧Ｒ‧波甯格夫人在通訊中和阿格尼斯‧Ｆ‧皮德遜夫人在交談中都給我很多幫助。在陸軍部軍事歷史處代理處長Ｗ‧胡佛上校和他的屬員德迪瑪爾‧芬克告訴我怎樣研究該部收藏最多的德國軍事檔案。

　　︽外交季刊︾的主編漢密爾頓‧菲西‧阿姆斯壯對本書的寫作很關懷，外交學會當時的執行理事長瓦爾特‧Ｈ‧馬婁里也很關心。我很感謝外交學會弗蘭克‧阿爾朱爾和奧佛爾布魯克基金會，他們給我的一筆慷慨的贈款，使我能夠在這本書的最後一年寫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還必須感謝外交學會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的職員，我曾多次麻煩他們。紐約社會圖書館的職員也同樣被我打擾過，但他們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蘭地爾和赫爾伯特‧克萊德曼耐心地讀過大部分稿件，並且提出很多寶貴的批評。在二十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後來他上了台的這一段時間都在柏林美國大使館作武官的杜魯門‧史密斯上校，讓我研究了他的筆記和報告，這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及其日後某些方面的發展提供了線索。紐倫堡法庭的美國檢察官之一、現在在紐約作律師的山姆‧哈里斯提供給我︽主要戰犯的審訊︾︵紐倫堡的檔案和證詞︶和其它許多未公佈的資料。在大戰頭三年中擔任德國陸軍參謀總長的弗朗茲‧哈爾德將軍對於我提出的問題作了最詳盡的回答，並且給我提供了德國原始資料。我曾在別處提到過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記對我的幫助，在本書的大部分寫作過程中，這本日記的副本一直擱在我的身邊。戰爭初期在柏林美國大使館工作的喬治‧肯南曾經提醒我某些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我在歐洲時的幾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約翰‧根室，Ｍ‧Ｗ‧弗多爾、凱‧波爾、西格里德。舒爾茲、桃樂賽‧湯普遜、惠特‧伯納特和紐維爾‧羅吉爾斯，都同我討論過這本書，使我得到教益，我的著作代理人保爾‧Ｒ‧雷諾在我最需要鼓勵的時候鼓勵了我。

　　最後，我十分感謝我的妻子，她的外文知識、對於歐洲背景的瞭解以及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經驗，對我的研究、寫作和核對工作幫助很大，我們的兩個女兒，英加和林達，在學校放假的時候也幫我做了許多必要的工作。我對以上提到的人以及其它對我幫助過的人，在此表示感謝。這本書的缺點和錯誤自然完全由我自己負責。

參考資料

　　本書的主要依據是繳獲的德國檔案、德國軍官和文官的審訊記錄和證詞、倖存下來的日記和回憶錄以及我在第三帝國的親身經歷。數百萬字的德國檔案材料已經以多個系列分卷出版，另有數百萬字已被收集或製成微縮膠片，收藏於各圖書館︵在美國，主要收藏於國會圖書館和斯但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和華盛頓的國家檔案館。此外，華盛頓的陸軍部軍史局也保存著大量的德國軍事記錄。

　　在已出版的大量檔案中，對於我的創作最有用的有三種。首先是︽德國外交政策檔案彙編︾Ｄ部，它包括大量已被譯為英文的德國外交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夏的文件。承蒙國務院的好意，我獲准接觸德國外交部的其它一些檔案，這些檔案主要與德國對美國宣戰有關，尚未翻譯和出版。已出版的關於紐倫堡審判的兩個文件集對於瞭解第三帝國內幕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第一種是四十二卷本的︽主要戰犯的審訊︾，其中前二十三卷為審訊證詞，其餘是作為證據的文件，後者是以原文出版的，多數為德文。為這次審判而加以收集並被倉促譯為英文的其它文件、審訊記錄和宣誓詞以︽納粹的陰謀與侵略︾為題分十卷出版。不幸的是，在國際軍事法庭的委員們面前所作的最有價值的證詞大多沒有編入該書，這些證詞僅能在幾家大圖書館看到油印件。

　　美國軍事法庭其後在紐倫堡又進行了十二輪的審判，審判的證詞和文件出版了厚厚的十五卷材料，標題為︽紐倫堡軍事法庭對戰爭罪犯的審判︾，這還不到原材料的十分之一，但其餘的材料可以在一些圖書館看到油印件或影印件。倫敦的皇家文書局於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出版了︽審判戰爭罪犯的法律報告︾，對其它審判做了概述，該書對瞭解第三帝國很有幫助。

　　胡佛圖書館藏有極為豐富的未出版的德國檔案，國會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這類檔案也有相當數量。另外，國家檔案館還藏有希姆萊的檔案和希特勒的一些私人文件｜｜最有價值的發現之一便是所謂的﹁亞歷山大檔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被製成微縮膠片收藏。其它一些繳獲檔案的有關情況，可參見本書注釋。順便說一句，未出版的德國材料中有哈爾德將軍的日記，共為七卷列印稿，並附有這位將軍在戰後為澄清事件所做的注解，我發現這是有關第三帝國的最有價值的記錄之一。

　　現將對我有所助益的著作開列如下。這些著作共有三種類型：第一，本書所敘及的一些領導人物的回憶錄和日記；第二，基於新的檔案材料的著作，例如，英國的約翰‧Ｗ‧威勒一貝內特、阿倫‧布洛克、Ｈ‧Ｒ‧特雷弗‧羅珀和吉羅德‧里特林格的著作，美國的特爾福德‧泰勒，德國的埃伯哈德‧澤勒、格哈特‧里特、魯道夫‧皮切爾和沃爾特‧戈爾利茨；第三，提供背景情況的著作。

　　在動態史研究所的贊助下，︽動態史︾季刊在慕尼黑出版了一期特刊，詳細開列了有關第三帝國的參考書目。倫敦威納圖書館的目錄中也包括一些極為出色的參考書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