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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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十九歲那年正在澳大利亞雪梨做船醫。那時我從報紙上得知，共產黨未費一槍一彈便和平解放我的故鄉，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當時仍叫﹁北平﹂的市民夾道歡迎他們的﹁解放﹂。現在共黨領導階層準備將北平當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而北平也將恢復其原本的名稱｜｜北京。國共內戰仍未落幕，但大家都確定共產黨會得到最終的勝利。

　　北京是我的老家，我十三歲以前都住在我祖父所興建的那所傳統四合院裡。我老家富裕，屬上層階級。高牆和瓦頂平方錯落隔成三個大院，院中種滿花草，總共有三十多個房間。它坐落在紫禁城的南方｜｜也就是琉璃廠一帶。琉璃廠曾在明朝專門為皇城製造金色的琉璃瓦。

　　我曾祖父在我出生前就過世了，他的畫像掛在家中單獨一間房內，每年李氏子弟都會定期聚在此，向他祭拜。他在前廳開的中醫診所仍然保留了下來。我曾祖父富而有禮好施，對窮人十分仁慈。他在我家旁邊另外開了一個藥鋪﹁沛芝堂﹂，提供免費的醫療診斷和藥品。我先祖在琉璃廠一帶和北京許多地方以慷慨而聞名，我自小便相信窮人有他們的苦衷，應該善待他們。

　　但我的富裕出身仍將我與窮人隔了開來。北京窮人很多，我母親不准我出大門和﹁野孩子﹂一起玩耍。自小起，家裡便期待我成為醫生，將醫業家傳發揚光大。我也以先祖為傲，並立志向上學醫。

　　我叔父畢業於北京醫科專門學校，也是個樂善好施的良醫。河南在流行斑疹傷寒時，他自願前去行醫，結果染病，不到三十歲便英年早逝，他遺孀和兩個兒子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跟我們同住的還有我同父異母的大哥。我父親在第一任太太去世後，便和我母親成婚。

　　我父親是唯一未承繼家傳衣缽的人。一九二零年他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留下我母親和我前往法國留學，一去七年有餘。周恩來是他團裡的同學，兩人成了莫逆之交。周後來成為共產黨領導，我父親卻加入了國民黨，成為蔣介石手下的高級官員。

　　我父親回國時，帶回來一位法國太太跟我們一起住。這事使全家族蒙羞。我母親是個傳統中國女人，單純而不識字，裹過小腳，天性善良慷慨。她最大的心願便是相夫教子。那時中國男人可以合法擁有數個太太；這是富豪子弟之間的風尚。但李氏家族從來沒有這種先例。

　　雖然如此，我父親的法國太太溫和守禮，教育程度很高，在北京大學裡教法文。她對我特別好，常拿糖果逗我吃。但我可以從我母親時常爆發的憤怒和家法杖責中感到她對我父親的不滿。這也是等我長大成人後才逐漸懂的。

　　我童年時便憎惡我父親。我們很少見上一面，他帶給我的大都是負面的影響。族訓教導我要犧牲奉獻和服務人群，但我父親渴望權勢。我先祖注重道德修養，我父親卻不走正途，他和他法國姨太太回國後不久，便去南京投靠蔣介石政權。幾年後法國姨太太去世了，我父親也未曾再娶，轉眼成了紈褲子弟。我對他追逐聲色犬馬的行徑感到羞恥，決心成為懸壺濟世的良醫。我父親與國民黨的關係使我厭惡國民黨，並在早年就接受了共產黨。也許我對我父親的憎惡，也是我後來對毛澤東縱慾生活失望的原因之一。

　　我像我那一代大部分的中國青年一樣，懷著滿腔愛國熱血，以中國四千年來的文字、詩詞、藝術等豐富的歷史遺產為榮。我對近百年來中國的衰弱感到不安。小學時代，我讀到一八三九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的戰敗，以及法國、日本和俄國相繼入侵之下，清朝的凋零和中國的分裂殘敗，外國租借地在許多城市中散佈，自外於中國法律。我從小便知道上海同盟路往河濱公園的入口上有一塊臭名遠播的標示｜｜﹁華人與狗不許入內﹂｜｜這使我非常憤怒。我跟許多人都把中國的衰弱歸罪於外國勢力｜｜也就是所謂的﹁帝國主義﹂。

　　一九三一年，我十一歲時，日本侵佔東北，並建立偽滿州國傀儡政府。我母親和我逃離北京，南往蘇州。隨後我在美國衛理公會設立的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就讀。我在那裡接受的是全盤美式的英語教育。學校宗教氣氛濃厚。一九三五年，時僅十五歲的我受洗為基督徒。

　　我那時也初步接觸共產主義。我同父異母的大哥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讀書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對他這種富裕背景的人來說，這很不尋常，但他全是憑一股救國情操和對貧民苦痛的關懷。我父親要送他到法國去深造，他不肯去。

　　我大哥每週末都來蘇州探訪我們。他教導我資本主義的邪惡和其對勞工階級的壓迫，並介紹共產黨平等民享的信念。他指斥國民黨的腐敗和不願與日本滿洲政權鬥爭的懦弱。他讓我相信共產黨全力在對抗日寇。

　　我崇拜我大哥，嚮往他口中的烏托邦世界｜｜一個強大富庶、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國。我念了他給我的幾本共產黨書籍。大哥說只有共產主義能救中國｜｜而朱德和毛澤東則是民族的救星。我自此視朱毛為中國的彌賽亞。後來我得知我最崇拜的作家魯迅也支持共產黨時，更加深了我的信念。

　　大約在此時，就是一九三六年，我母親的乾女兒跟我介紹她一位中學同學，她叫吳慎嫻。我們幾乎是一見鍾情。慎嫻也是出身富裕的基督徒。整整十年後我們才結婚。那期間，即使戰爭迫使我們兩家越來越往內地避亂，我們都會盡量想法子待在同一個地方。

　　日本人往南深入後，我和我母親逃往武漢。一九三七年我們抵達四川首府重慶。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將國民黨首都遷往重慶。一九三五年秋天，紅軍在蔣介石軍團的重重圍剿下棄守江西山區，完成長征並在陝西延安建立新基地。我大哥和一位堂兄也去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就讀，此校於一世紀前由加拿大教會所創辦。日本佔領北京後，許多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教師和學生逃往成都。一九四一年華西協和和北京協和醫學院完成戰時並校。兩所大學都屬於洛克菲勒基金會。校中大部分的教授為美國人，我用的是英文課本，接受的是現代西方訓練。我畢業時有兩張文憑｜｜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州立大學畢業證書。

　　慎嫻原本在重慶復旦大學念社會學，後轉往成都一所美國基督教學校就讀，即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１。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正好完成外科實習，在南京中央醫院工作。院裡設備十分現代化，醫生們都極為盡職。我的志願是成為神經外科方面的專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慎嫻結婚，嫻那時任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圖書館員。

　　國共內戰隨即爆發。通貨膨脹鬧得人心惶惶。慎嫻的薪資比一般人高，一月相當於一百五十美元，且以英鎊給付。相較之下我的相當於二十五美元的月薪便微不足道了，而且我拿的是中國紙幣。我每一領薪就馬上拿去黑市換成美金或銀幣。百姓推著一車車的錢上街。米價狂飆，太平時代無論如何也不會偷錢的人，被迫紛紛闖入米店搶米。

　　在這片混亂中，我同學黃夢花正在香港做醫生，他建議我去生活較安定的香港找他。香港的醫生收入頗豐，嫻鼓勵我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離開南京前往香港。

　　但我未在香港久留，我轉到澳洲東方公司，在雪梨行醫，時而在往返澳洲和紐西蘭的船上做船醫。我收入穩定，嫻也搬到香港，租了房子，跟英國人共事。

　　因為澳洲當時施行﹁白澳政策﹂，我不要嫻前來澳洲和我同住。身為中國人，我可以在澳洲短期居留，行醫掙錢，但我永遠無法成為澳洲公民。我的驕傲和自尊使我憎惡這個種族政策。我住在雪梨的一個小公寓裡。我認識的澳洲人都覺得中國沒有前景。我變得更形沮喪，我留在那只是為了掙錢。但我也不想住在英國的殖民地｜｜香港。我的驕傲不容許我成為外國國王統治下，沒有選舉權的子民。

　　因此在共產黨解放北京時，我十分振奮。我確定共產黨的勝利將意味著外國租借地和帝國侵略的結束，中國終於能再在世界上揚眉吐氣。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剛收到了母親從北平來的信，其中有我大哥的一信。他抗日戰爭時去了延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共產黨接收北平後，他隨著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進了北平。他很高興回了老家，並希望我回去。

　　信中寫道，現在很缺少合格的醫生，回來後肯定有符合我的工作，而且全家也團聚了。看完信後，我心情很矛盾！目前我的工資相當高，我們的生活很舒適，嫻計劃來澳洲和我團聚。我可以將母親接出來，或者每月寄錢回去都沒有問題。

　　但我也清楚，在澳洲我無法完成做神經外科醫生的志願。中國人在澳洲沒有發展機會，而且就算我錢掙的再多，澳洲仍是個異邦，離開中國，我只是像沒有根的浮萍一般飄零。我的愛國赤誠，使我日夜深受煎熬。

　　復活節這天是個晴朗的好天氣，昨天與楊先生約好一同去參加復活節遊行，然後到他家過節。楊先生是土生土長華僑，但仍舊保留著中國人的習慣。夫妻二人帶著一兒二女在伊莉莎白街底開個雜貨店。

　　我精神恍惚走到楊家，楊看出我心事重重。我將大哥來信的事告訴了他，我沒有提﹁白澳﹂的事，只是說我下不了決心。他收起了笑容說：﹁這可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我說：﹁你的看法呢？﹂他聳聳肩說：﹁我同你不一樣，我全家都在這裡。那邊給我的待遇再高，我也不會去。澳洲雖然實行白澳政策，可是全國人口太少，謀生容易。你應該問問你大哥，是什麼事，有多少工資，可以兩邊比比看。﹂

　　他的話更激發了我的愛國情操，我並不在乎掙多少錢。如果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真能由此富強起來，個人的生活暫時下降，也是值得。我離開楊家當天就給慎嫻寫了封信，讓她寫信去問我的工作如何安排。

　　五月上旬又收到慎嫻來信，其中附有大哥的信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的一封短信。傅連璋在中國醫學界是知名人物，他大概是長征中唯一一位受過西方訓練的基督教醫生。他在一九三四年長征前，治好了毛主席的瘧疾。他在延安的共產黨戰時司令部任共產黨領導階級的醫生。傅的信寫得很誠懇，歡迎我回去，工作安排沒有問題，並且希望我轉告別的醫生，願意回去的，一律歡迎。但他隻字未提薪水的數目和我工作的性質。

　　我看到信真是受寵若驚了，一位部長肯寫信給我，說明共產黨愛惜人才，延攬人才建設國家的決心。我抱著感恩知遇的心情，決心回去。

　　在我動身的前夕，楊請我到他家裡，同時還約了兩位在中國城開業的華僑醫生。他們祝我一路平安，並且要我以後給他們寫信，又說：﹁如果工作不合適，還可以再回來。﹂

　　誰知這一別就是三十六年。一九八五年我應澳洲醫學會邀請到澳洲訪問時，曾順道去伊莉莎白街街底找楊先生一家。但雜貨店不見了，我也沒找到我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我回到香港英皇道家裡與慎嫻團聚。這裡很熱鬧，上海戰事已結束，天津與香港之間已經有船通航，香港擁來了大批由內地逃來的人，可是又有不少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先去看了黃夢花，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十分惋惜，說：﹁我們一起在這裡幹多好啊。﹂我向他提了傅連璋的信後，他沉默了好久，然後說：﹁也好，你先回去看看，如果好的話，你寫信來，我也回去。﹂後來我沒有寫信叫他回來。

　　走前我們又去看慎嫻復旦大學的一位老師張今鐸先生，他正準備去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時共產黨召集了無黨無派的各路精英，成立了這個會議。我們當時很天真，以為這能給傑出的知識分子、科學家、藝術家、演員和非共黨的﹁民主派人士﹂政治實權和發言機會︹２︺。新共產黨政府會運用我們的精力、教育和才能來改造中國。張令鐸十分高興地說：﹁中國現在有了希望，應該回去參加建設。﹂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舉辦第一次大會，會中表決通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中央政府領導成員名單，毛澤東將成為新共和國的主席，副主席為劉少奇和宋慶齡等人。但政治協商會議最後演變成一個笑話｜｜共產黨接管了包括中央政府在內的所有政務。政治協商會議只是個花瓶而已｜｜擺著好看，但沒啥用處，凡是斗膽不識相的向共產黨進言的委員皆被打成右派，送去改造。張老師便是這些天真的人之一。

　　張於一九五七年被批鬥成右派，下放勞動改造。一九七九年給他平反了冤案，可是這時他已是龍鍾老人，兩眼失明，自己都不能照顧自己的生活了。

　　一開始，在政治迫害還未展開前，我一直覺得共產黨統治中國是再恰當不過的事。我崇拜共產黨，將它認為新中國的希望所在。我在澳洲像個瞎子，前途茫茫。回祖國以後，我將對新中國貢獻我的才能。因此每次當我隱約見到共產黨黑暗面的時候，我總認為那些是無傷大雅的個別現象，而將他們拋諸腦後。

　　在香港跟我們合住的黃先生將我介紹給一位姓嚴的先生，在見面前黃對我講：﹁嚴先生負責挑選優秀知識分子去北平。經過他介紹，回到北平可以到醫學院教書，工資也會高。你最好送他點禮品。他沒有手錶，你買塊瑞士表送他就可以。而且凡是由他介紹的，全部路費都由他們承擔，到北平後還招待食宿。這樣算下來，你可以省不少錢。﹂

　　黃這番話自然是為我打算的好意，想讓我用點小禮換來不少好處。但我痛恨賄賂，中國幾千年的官場不就是貪污腐化嗎？我天真的以為，共產黨絕不會像國民黨那樣貪污腐敗。我對黃說：﹁我認為共產黨是廉潔奉公的。我靠本事吃飯，不做這樣的事。﹂

　　以後我再沒有同這位嚴先生來往。他後來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而且是某一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之一。數年以後我才知道，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調查部的人，先派到香港，後又派到民主黨派工作。

　　後來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做了毛的醫生，在一次閒談中，我告訴毛我這段經歷，和我對此人此事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毛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真是書獃子，應該懂得人情

　　世故，水至清則無魚，這有甚奇怪的。我戴的這手錶就是重慶談判時，郭沫若送我的。﹂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極為動盪不安。我年輕天真，滿懷理想，我將回到故土，並在北京首屈一指的醫院中任職。我將承襲我家醫業傳統，並遵照醫學學位裡的誓言，不論貧富一律盡力救治。我會成為偉大的神經外科專家。醫學將是我對建立富強新中國的貢獻，在那個新中國裡，人人平等，貪官污吏絕跡。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我與慎嫻由香港乘船經天津回到北平。我一九三二年離開北平，十七年後回來了，親戚們見到我都說：﹁你可是落葉歸根了。﹂我真的是歸根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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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１︺一九零四年美國六所教會創辦北京協和醫學院。洛克菲勒基金會之贊助始於一九一四年。上海復旦大學於日本侵華期間遷往重慶。

　　︹２︺據薄一波指出，一九四九年時，中國只有六千名﹁高級﹂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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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陰沉敗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兒時記憶中的光彩。歷經八年抗戰和四年國共內戰後，北京殘敗不堪，城牆傾塌多處。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陰沉，人們凡是共產黨幹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黃或灰色的幹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則是藍布大褂，髮型全是一個樣式｜｜男人全是極短的平頭，女人則是削直的短髮。像我這樣西服革履，真是絕無僅有，我的長頭髮也很顯眼。慎嫻燙過的頭髮，西服套服，半高跟皮鞋，在短髮列寧服的女幹部和布旗袍的女市民間，更是惹人注目。

　　我急忙向我大哥要了兩套他的舊軍服，慎嫻趕做了兩套布列寧服，都買了布鞋，剪短了頭髮。分別了十三年的老母親頭髮全白了，人瘦得大約不足八十磅，見到我就說：﹁你不走了吧？﹂我說：﹁回來了，自然不走了。﹂

　　但北京的氣氛卻與它殘舊的外觀大不相同，整個城市似乎歡欣鼓舞，北京解放了，全體市民誠心歡迎共產黨新政權的到來，只有幾個覺得我們回國是傻瓜的親友不做此想。

　　星期日大哥大嫂回到琉璃廠家裡來，互相談了這些年的情況，然後大哥說：﹁你的工作傅連璋副部長已經有了安排。﹂於是星期一上午我到了弓弦胡同二號。這是很大的宅子，有六個大的庭院，滿清時是個王府，抗日戰爭勝利後成了杜聿明的私宅，後來便成了衛生部用地。傅連璋在最後一個院子的北房內見我。他是一位削瘦修長的老人，前寬大，兩眼有神，半躺在一個睡椅上。他當年是五十五歲，因此在二十九歲的我眼中，自然把他看成一個老人。

　　他問我的學歷和經歷，然後說：﹁我有肺結核多年了，不能多談。你的工作已經派好了，明天上午你去椅子胡同軍直衛生處報到就成。﹂

　　在新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執行管轄，衛生處直屬其下。

　　第二天我到了軍直衛生處後，接見我的任玉洪說：﹁非常歡迎，你大哥是我的老上級了，現在缺少醫生。﹂他又說：﹁傅部長交代了，同我們一樣，都是供給制，沒有工資，因為你是高級醫生，所以有中灶待遇，衣服鞋子都會發給你，零錢也比一般工作人員高些，每月有五十斤小米折錢零用。﹂

　　當時的供給制待遇分為四種，大灶是一般幹部和工作人員的伙食標準，中灶是中級幹部，小灶是高級幹部，特灶是中央首長的伙食標準。不久以後我才明白，我所以得到所謂供給制，正是將我看做自願參加﹁革命﹂的人。

　　我聽了以後，心裡很緊張。我經濟負擔很重，除了慎嫻外，我得奉養母親、一個嬸、一個舅母和表妹，以及我的岳父母。

　　我心裡算了一下，我們從香港帶回些美元和黃金，沒有工資可以支持一年。一年以後怎麼辦呢？我正在沉吟的時候，任給我介紹旁邊的一位說：﹁這是雷同志。﹂他對雷說：﹁老雷，你給開個介紹信。﹂雷介紹我到香山勞動大學香山門診部。

　　任接著說：﹁李大夫你回去準備一下，下星期一這裡有卡車去香山，老雷陪你一同去。﹂我覺得很奇怪，自始至終他都沒有徵求我的意見，似乎一切都安排妥當，沒有商量餘地，再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勞動大學這詞兒。這樣我到底是不是到學校工作？不知道有沒有醫學院和附屬醫院？如果只是門診部，那麼範圍就太小了。

　　至於慎嫻的工作就難了。她不是醫生，衛生部無法安排工作，只好暫時先到通縣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的幼兒園工作。我心裡很不高興，我們在香港時，並沒有說她的工作不好安排，否則我們會另外考慮回國的事，因為經過南京的英國文化委員會介紹，香港的英國文化委員會邀她去工作。我又想到，在香港時真應該送嚴先生一塊表，這樣就會對她的工作有適當的安排了。

　　我大哥安慰我說：﹁你剛來，不懂。在我們這裡，只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工作，這叫服從組織分配。工資的問題，目前先這樣，好在你還有點錢，以後會解決。﹂他也沒再多說什麼。

　　勞動大學門診部在香山腳下。香山位於北京西北數里外，曾是清朝帝王御獵場所，山坡上有數座乾隆時期興建的游宮。香山也以兩座古佛寺而遠近聞名｜｜臥佛寺和碧雲寺。每到秋天，白枝松樹和長滿紅葉的黃櫨樹將整個山坡編織成絢爛的錦雲。勞動大學佔了香山大部分，人口眾多，熱鬧紛嚷。

　　行政處處長伍雲甫和副處長羅道讓兩人都說歡迎我來門診部工作，並說星期六晚開一個歡迎會，將我介紹給行政處的全體人員。他們讓行政科席科長給我辦報到手續，發了服裝和被褥，又給我一枚圓形琺琅證章，當中是個五角星，中央有﹁七一﹂兩個字，背後刻有號碼。席說：﹁這個不要丟掉，這是出入證章。﹂又向我補充說：﹁不要對與這事無關的人講山上的事。﹂我聽了真有如墜五里霧中。

　　宿舍位於林木密佈的半山腰。但我房間離香山上舉目可見的游宮很遠，房子是個簡陋的小農舍，對我這個出身富裕的城市人來說，做夢都想不到會有這種房舍。泥土鋪地，房頂漏水，頭上只有一個電燈泡做照明，房裡唯一的傢具是一張床｜｜架在兩條木凳上的一塊木板｜｜沒有床墊或是床單。沒有水，外面有個茅坑做廁所。因為我住處過於簡陋，慎嫻不能來與我同住，我每週週末回北京老家時才得以和慎嫻團聚｜｜還有洗澡。

　　我們照中國農村習慣一天只用兩餐｜｜早上十點還有下午四點。農民很少吃肉，因為我身份是醫生，不但可以自己住一個房間，而且幾乎每天都有肉吃。餐廳和宿舍一樣簡陋，但食物味道不錯，廚房也乾淨。

　　門診部更是令我大吃一驚。泥土地板的農舍，設備十分簡陋，除去幾支體溫表和兩個舊的血壓計以外，就沒有別的檢查器具了。唯一的醫療藥品便是阿斯匹靈、喉痛糖漿和消炎藥。看來今後給人看病只能靠聽診器和自己的經驗，對於稍微複雜的一些病，怎麼辦呢？

　　門診部有兩個主任，都是三十歲左右。其他醫務人員有二十幾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男女，來自農村，受過短期的醫務訓練。他們對我的到來表示非常高興。他們只會像包紮小傷口這種急救，知道阿斯匹靈可治感冒，但對診療則一竅不通。有的人說：﹁早就聽說你要來了。我們真希望有你這樣一位醫生，可以給我們上課，講講醫學知識，我們學的太少了。﹂我嚇呆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該怎麼好呢？

　　那星期日我回到家裡，正好我中學時一位好朋友陳來看我。我們已經有十一年沒有見面。陳是老共產黨員，在青年團中央工作。他問我這些年的經歷，又問我現在的情況。我向他講：﹁我現在到了勞動大學門診部工作。這個大學很大，而且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像這樣的學校很少見。﹂

　　他聽過以後，神情突然嚴肅起來。他說：﹁我這次來看你，事先請求過領導。領導要我告訴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免得你剛剛參加革命工作不瞭解情況，糊里糊塗發生錯誤。﹂我聽了倒真糊塗了。我說：﹁我是醫生，給人看病，仔細盡責，有什麼錯誤可以發生？﹂陳說：﹁你不要急，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我說，﹁我告訴你了，在勞動大學。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每天看看門診，沒有什麼大病，實在荒廢時間。﹂

　　他哈哈大笑說：﹁你看那裡像個大學嗎？香山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各個領導機關的所在地，你這個門診部就是為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服務的。北京解放不久，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機關暫時在這裡，難道沒有人告訴你，要保密嗎？﹂他又莊重起來說：﹁時間長了你自然會知道許多情況，不要小看這個門診部，設備不好，病人不多，但是這地方重要，接觸的人也重要，這就是我們的領導同意我與你談談心的原因。﹂

　　當時我不敢問他，他口中所指的領導同志是誰。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香山這一地區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及所屬中央機構的所在地。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五大書記中，周恩來與任弼時經常住在城裡，朱德住在香山附近的玉泉山，這裡也是過去清皇室的園林區。毛澤東及劉少奇住在香山。周圍的臥佛寺、碧雲寺及西山一帶有名的寺院稱為﹁八大處﹂，都住滿了黨中央機關和部隊。

　　香山門診部的上級領導機構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公廳主任是楊尚昆。除中央直屬機關管理處，主管所有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後勤供應以外，其餘各處主要是為五大書記的辦公、會議、警衛和料理生活而服務，但中心是圍繞毛而工作。中共中央辦公廳是黨政機構裡最神秘的部門，連其成員都不清楚它的組織機構和功能，只有高級幹部或資深人員才對其略知一二。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分成八大部門。行政處處長伍雲甫、副處長羅道讓主要負責黨領導階層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後勤供應。警衛處處長汪東興︵他那時也在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手下做局長︶負責黨最高領導階層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汪在保護所有最高領導同志之外，還身兼毛澤東的衛士長。汪在保健工作方面時常與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互相牽制衝突。

　　機要秘書室主任為葉子龍。他負責安排所有的高層黨幹部會議、會議記錄，以及政府黨務公文的收發。此外，他還兼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兼管毛的家務、及負責處理毛的禮品，並給其他四大書記選派機要秘書。

　　政治秘書處則負責實際的公文書寫工作及向最高幹部通知要務。一九四九年處長為陳伯達，他也兼任毛的政治秘書。毛也有其他的政治秘書｜｜毛的妻子江青、胡喬木和田家英。其他書記也有專屬的政治秘書。

　　中央機要處︵處長李質忠︶和機要交通處︵處長王凱︶是辦公廳下最機密的二個部門。中央機要處負責中共中央的機要聯絡，需要大批收發密電、譯電的人員，譯電沒有譯電本，全憑在河北張家口的機要學校受訓死背，密碼又常常更換，所以譯電員或機要員都必須年輕，年紀稍大，特別在結婚有了小孩子後，記憶力下降，就不適合這個工作了。機要交通處則負責全國黨軍領導的機密文件往返。

　　檔案處處長曾三負責保存共產黨的黨史資料。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管理處處長鄧典桃則負責黨各部門的後勤供應。

　　在羅道讓和傅連璋的聯合管轄下，香山門診部負責中央辦公廳內所有幹部的保健工作。因此我的病人就包括了這些高低階層幹部和其家屬。

　　我自然也認識了其他中共中央機關的大小幹部，但平時交往上沒有與上述這些人那麼密切。我對這些人都抱著崇敬的心情。我認為他們為了中國的富強康樂，為了建立新中國，從青少年時代就棄家參加了共產黨，歷經了數不清的艱難困苦，是真正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此外，我對於一般的男女幹部與工作人員也抱著極大的敬佩態度，因為這些人也都是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在默默無聞中奮力工作著。這是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人與事。中國有了希望，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

　　在我成為中國革命核心的新成員後，我得以在建國儀式中，坐在前排，親身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這天清晨五時，大家起床。這是個晴天，凌晨很冷，都穿上了棉大衣，吃過早飯以後，由香山乘卡車出發，不到七時到了天安門廣場。

　　我們抵達時廣場上已經擠滿了人群。洶湧的人潮舉著各式各樣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風中，飄揚的彩旗一掃北京的陰沉。人群歡呼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唱著革命歌曲，場面既宏大，又很激勵人心。

　　十時正，毛澤東等領導人都到了天安門城樓上，全場歡聲雷動。自我大哥第一次告訴我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起，他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雖然我在香山工作，卻從來沒有見過毛。他當年只不過五十六歲，高大壯碩的身體，臉色紅潤，前額寬大，頭髮漆黑濃密，聲音洪亮，手勢有力。毛穿了一身黃呢中山服︵後來這樣式被稱為﹁毛服﹂︶，戴一頂黃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聯合陣線的非共產黨政治人物之間。高雅的宋慶齡也在場。

　　雖是眾目所矚的人，毛的態度卻從容而又莊嚴，沒有一絲做作或倨傲。我也看過意氣風發時的蔣介石好幾次，但他儀態總是非常高傲，要所有的人俯首稱臣，從未讓人感到易於親近。

　　毛卻很有群眾魅力。雖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語音清晰，語調很富感染力。﹁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大聲宣佈。隨即廣場上人群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我的兩眼充滿了眼淚，無限的民族自豪感湧上心頭。中國、中國人受外人欺凌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傳奇式的﹁革命領導人﹂，是一位歷史創造者。我離他很近，但是又覺得很遠，因為我只不過是個普通醫生，當時我可萬萬想不到以後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醫生和醫療組組長。他臨終時，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前往莫斯科訪問數月，與蘇聯的史達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回國後，毛自香山遷入北京中南海︵即為舊紫禁城的遊園地︶。中共中央辦公廳隨之遷入。其他中共中央機關也相繼搬進城內。這時行政處的主要人員遷入中南海，稱為中南海行政處，香山還留下小部分人，稱為香山行政處，看守香山這一地區，以備毛等人或許有時小住。門診部也因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進入中南海，在警衛處下成立保健科，專門負責毛等五位書記的保健醫療；香山還留下門診部的大部分人，稱為香山門診部。我留在香山。如果沒有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或許我就不會離開香山，那麼以後的三十八年勢必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3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處下屬，專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服務的服務科，有一名服務員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腦炎。中南海門診部的主任誤診為感冒，沒有進行相應的急救治療而死亡。周恩來，楊尚昆震驚萬分，因為瀛台距離毛的住處豐澤園、頤年堂及菊香書屋很近，他們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腦炎１。

　　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南海門診部，撤銷了門診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將香山門診部遷進中南海，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於是我隨同門診部進了中南海，開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轉折。

　　門診部設在南海流水音及沿東大牆一帶的院落。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遊樂與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筆的木製對聯、匾額仍然掛著，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繪已經剝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沒有自來水，都用南海邊上的機井。門診部就用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為宿舍，一部分設立門診室、手術室及病房。雖然仍是因陋就簡，但比在香山時要完備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城內的房子還沒有修好，暫時設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軍委的彭德懷、中宣部的陸定一、張際春、何凱豐，以及陳伯達、胡喬木和任弼時的未亡人陳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東的永福堂等以福為名的八個四合院中。

　　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中，只有我受過正規訓練，所以就讓我負責。我分配到一間小宿舍。後來我搬到比較大的南船塢宿舍去，慎嫻和我那還在襁褓中的兒子李重便來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衛森嚴。從一處到另一處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檢查通行證。我在毛住處附近的中南海門診部工作，佩戴著乙種通行證，只能在門診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帶活動。慎嫻雖然也分到乙種通行證，但行動自由小得多。後來我調到毛處工作，才換成甲種通行證。

　　在中南海門診部內，我照顧起許多領導幹部的健康。那時大小幹部在城內沒有宿舍，同他們的家屬都在中南海內。因為花了八年時間抗戰和四年國共內戰，他們大都是結婚不久，剛剛有了小孩，對孩子很寶貴，有一點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這樣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請入黨，但我的政治歷史很有問題。換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親在國民黨時，做過官，是所謂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時全國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敵﹂，剝奪了公民權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現在完全靠我贊助。

　　此外，慎嫻於一九四四年在雲南省昆明巫家壩美國空軍供應處，一九四七年又在南京英國文化委員會工作過，有人一直懷疑她是美、英特務。

　　我年輕時的活動也令黨懷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後，每個人都要寫一篇自傳，我將年輕時的經歷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蘇省蘇州︵亦即吳縣︶東吳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是高中一年級。當時國民政府規定，高中一年級學生都要集中軍事訓練三個月。從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學集中到江蘇省鎮江三十六標接受軍事訓練。在集中軍訓結束前，我和一些同學集體加入中華復興社。回到學校後，沒有人找過我談到中華復興社，也沒有什麼行動。然後我從醫學院畢業後，在國民黨裡當過短期軍醫的那小段經歷也被共產黨懷疑。

　　但問題是，中華復興社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也是藍衣社軍統的前身，是國民黨內的特務組織。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參加以後，會沒有任何行動或活動。

　　汪東興決定派人對我的背景做更進一步調查。他們一直懷疑我曾是中華復興社的活躍分子，搞不好還是個國民黨特務。我入黨的事，就此拖延了下來。

　　但我極想對正在熱烈進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請加入土改隊，自願下鄉，把大地主的舊土地和財產重新分配給窮苦農民。雖然我岳父母喪失了他們所有的財產，我仍然支持這個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終止鄉村的剝削，改善貧窮苦況。多年以後，也參加過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說當年的運動常常十分殘暴不公。但我的申請未被批准。黨告訴我，中南海需要我的醫療服務。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鮮戰爭爆發，我也申請自願從軍。對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我未參軍，因此我想趁這個機會報效國家。當時美國的軍備遠遠比中國先進，我心裡以為中國必會戰敗。我很關心戰情發展，聽到中國連連傳捷報時，心情非常激動。這是百多年來中外戰爭中，中國第一次揚眉吐氣。我得知美國竟在韓國使用細菌戰時非常震驚。即使在朝鮮戰爭狀況未明的階段，我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但上級仍拒絕我的申請，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變得鬱鬱寡歡，我既不能為革命效力，又沒有機會成為神經外科專家。我覺得和那些身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間有一道鴻溝。入黨的事一直沒有結果，使我沮喪不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與毛的家人有了接觸。那時毛三十歲左右的二兒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發作。毛有兩個兒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個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楊開慧所生。楊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絕背叛毛而被國民黨處死。那時毛在數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崗山已經和賀子珍結婚。楊死後，兩個孩子前往上海，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流浪生活。一些認識毛岸青的人，都覺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殘酷毆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導因。數年後共產黨在延安建立基地時，才又找回他倆，毛隨即將兩兄弟送往蘇聯讀書。

　　朝鮮戰爭爆發後，二十九歲的大兒子毛岸英赴前線作戰，不幸在美國炮彈轟炸中喪生。這期間，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翻譯處做翻譯。

　　一九五一年底開始的三反運動中，中央宣傳部內揭發出，毛岸青的稿費被另一個人冒領了，他一怒之下打了這個人一記耳光。毛澤東知道之後，狠狠批評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發作。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現象，有時發呆，長期失眠，不過沒有引起家裡人的注意。毛岸青發病以後，便住進中南海門診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辦公室內整理病歷，值班護士匆匆跑來，氣喘吁吁叫我說：﹁江青來看毛岸青了，要你去匯報病情，快點。﹂

　　我走進病房旁的一間休息室，江青坐在一個靠背椅上，旁邊站著漂漂亮亮的她的一個護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離得很遠看到江青。我這是第一次面對面的見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個電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與眾不同，只是沒有想到，會與大家有這麼大的差別。那時共產黨剛進北京城不過三年，無論是幹部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穿著灰色或藍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時候，衣服褪色、油垢、補綻，幾乎每個人的身上都可見到。

　　江青穿一身銀灰色純羊毛派力斯的連衣裙，敞領上裝內是米黃色綢襯衣，穿著長統肉絲襪，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頭髮又黑又多，燙過，精心向後梳，挽起一個髮髻，眼睛圓圓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膚細膩，乳黃。她瘦削，大約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卻顯得比下半身長。她那年三十八歲，我則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對面坐下。她說：﹁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純北京話，沒有等我回答，接著說：﹁岸青的情況怎麼樣了？﹂

　　有人說江青年輕時很漂亮，我倒不覺得。我覺得她顧盼間讓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將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說清楚，並且說明在門診部沒有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設備，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療，轉到精神病院，或者療養院去治療較為妥當。

　　她沉思一會，然後對我說：﹁我將你的建議，報告給毛主席，再決定吧。﹂然後她伸出手來，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細長柔軟，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說：﹁謝謝大夫，謝謝大家。﹂然後向院子走去。這時我才看到，有三名警衛人員站在院子裡。

　　總的說來，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談話時，不停地打量著談話的對手，似乎想在對方的言談舉止中，發現什麼。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溫暖與信任。相反地，在那兩道炯炯的目光裡，流露著偵伺對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醫生正式診斷為精神分裂症︹４︺，並住進大連一家療養院，由北京醫院一位護士全天候照顧。岸青與那位護士談了戀愛。但家裡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遺孀劉思齊的妹妹張紹華。心碎的護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這件事發生後年餘，當時任毛澤東秘書和宣傳部秘書長的胡喬木請我到家裡，給他檢查身體。當時他患有過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腸潰瘍，經常發作。

　　胡喬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頭的以福字命名八個堂的最北一個四合院內。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我到胡喬木的臥室，胡脫去上身衣服，我給他檢查。

　　正查的時候，谷羽跑進來。神色張皇地對胡喬木說：﹁江青來了，快穿衣服。﹂胡喬木立刻爬起來，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說：﹁李大夫，對不起，今天不能檢查身體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經大步走進來，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說：﹁這不是李大夫嗎？﹂胡喬木迅速答道：﹁我請李大夫檢查身體。﹂江說：﹁還沒有檢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說：﹁不，已經檢查完了。﹂我同他們告別，走了出去。

　　這是第二次與江青見面。這次僅是匆匆一瞥，她給我的印象與第一次相同，只不過讓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門診部工作是極其勤懇的，每天除上下午門診以外，夜間還要出診。另外，我給人們看病時，無論是首長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樣的細心認真治療，從來不會因為他們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態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內上上下下人們的交口稱讚。很多人對我十分信任，甚至願意將個人及家庭的煩惱同我談談。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選擇模範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薦為甲等工作模範。

　　五零年後調查人員找到了我在集中軍訓時的中隊長徐斌，他正在貴州省息烽縣的監獄中勞動改造。徐完全不記得有我這樣一個人。他們又找到了一些我在東吳中學時的同學，這些人都證明我沒有過政治性活動。總之，他們調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沒有得到我有過政治性活動的證據，甚至有的人還說我並沒有參加這類政治團體。這次調查一共用了兩年多時間，結論是﹁查無實據﹂。

　　我的﹁階級背景﹂和這些政治性活動在往後中國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橫掃過時，又會回來困擾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候補黨員。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其實只有︽共產黨宣言︾、毛的兩篇文章、年輕時我大哥給我念的幾本書和一些共產黨口號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這幾年下來，我對我本身情況的估計，越來越清楚。我五二年雖然終於參加了共產黨，但在工農幹部的眼光裡，我永遠是一個本身歷史很複雜的知識分子，不是他們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個被﹁團結、利用、改造﹂的對象。因為我是醫生，他們只不過要利用我的醫療技術專長而已。

　　汪東興是中央警衛局局長，負責最高領導同志的安全工作，還兼任毛澤東的衛士長。我是在中南海門診部認識他的，我們後來成了朋友。他是老共產黨員，參加過長征、在鄉村長大。他在十歲時，因在城裡的街上隨地小解而差點被警察拘捕。汪的父親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獄之災。汪痛恨當時國民黨的腐敗，便加入了共產黨。他在延安認識了毛，並開始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後，他躍升到這個政治職位。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識分子，對我這個接受西方訓練的醫生也特別客氣。

　　一九五四年剛過了十月一日國慶節，二日下午，我正在門診部值班，汪東興給我打來電話，約我晚飯後，到他那裡去，說：﹁有事情要談談。﹂我講我在值班，有什麼事。他說：﹁你來了，再仔細談。﹂

　　我覺得很突兀，因為汪平時說話，一向直爽痛快，從來沒有將話留下，不立即說明。

　　那時都很簡陋，汪的宿舍就是一間大房子，是辦公室、會客室、飯廳兼臥室。他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對面的平方里。他剛吃完飯，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他說：﹁這是今年的龍井茶，你嘗嘗。﹂我喝了幾口茶，就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去辦。他的神色突然嚴肅起來。他講：﹁你知道我為什麼把你放在門診部，保留這麼久，沒有調出去？﹂我說：﹁我不清楚。﹂

　　他說：﹁我觀察了這麼幾年，你很受群眾的歡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對待人不分高低上下，一律耐心周到，不勢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級首長都知道你。你的高明的醫術，平易近人的人品，熱情細心的服務精神，給大家的印象比較突出。在閒談時，毛主席他們都聽說了你。給毛主席找個保健醫生，能勝任下來的不容易找到。我已經請示過周恩來總理，他批准了，昨天我當面報告了毛主席，他同意。不過要先見見面，談談，如果談得來，再定。你要準備準備。﹂我聽了後，大吃一驚。我再也想不到，會指派我做這麼一份工作。

　　我在門診部時，毛的住處是絕對不允許進入的。雖然身在中南海內，這塊地方真可謂近在咫尺，但是在我的眼內，真像是海外仙山一樣，既神秘，又莊嚴。我常常抱著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塢樓上我的住室窗口，望著這塊地方。這裡是全國的心臟，從這裡傳出來的每一次跳動，都牽連著大陸中國內的每一個人的命運。許多思緒此時一一閃過我腦海。我的妻子慎嫻在美軍供應處和英國文化委員會工作過，沒有辦法找到她不是特務的有力證明，因此她沒有資格加入共產黨。而我也沒法改變我的出身背景。何況，毛已經有了保健醫生︹５︺。然後我又想起我大曾祖臨終時交代子孫不要作御醫的遺言。

　　我將這些想法，都告訴了汪。他聽後哈哈大笑說：﹁你怎麼想的這麼多？你的歷史問題和家庭的一些問題，在你入黨前已經審查過了，都做了結論，不是新情況，新問題。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個人說了就定下來，是經過黨委討論。而且你的這些問題，報告了羅部長和楊主任，也報告了周總理，都認為不成問題，才報告毛主席定下來。你還有什麼猶疑呢？至於你大曾祖的事，那時封建皇帝時代，怎麼能同現在相提並論呢？﹂他說完又大笑起來。

　　我又問他，傅連璋知不知道這次的分派。傅此時已是新設立的衛生部副部長，兼任保健局局長，負責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認是毛的密友和追隨者，非常關心毛的健康，自然會想參與我分派的事。

　　他說：﹁傅部長雖然是你的上司，但是這樣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來，不需要他參與。﹂但實際上汪估計不足，傅對於我這次任命沒有通過他，十分不高興。

　　我當時又問汪：﹁是不是是再考慮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給毛工作，是個眾目交集，引人注視的所在，尤其負責他的健康保健，責任太大。一旦發生點差誤，即使算不上什麼的差誤，也會將這些問題聯繫起來，而形成﹁階級報復﹂的駭人罪行。

　　汪說：﹁不行了。這已經是組織上定下來的事，沒有考慮商量的餘地。﹂我看這事已成了定局，沒有迴旋餘地。我又說：﹁我在工作上自然會十分謹慎小心，但是醫療上不可能十全十美。萬一有點差誤，那時就複雜了，而且會連累到你。﹂

　　他說：﹁不要想的太多。你做自然要謹慎小心，要請示報告，但也要放膽去幹，不能沒有主見，也不能事事都請示報告，要勇於負責。我看你能幹好，我不會看錯人。﹂然後他又說：﹁你準備好，先與主席慢慢熟起來，能不能做下去，適合不適合，還要由主席自己決定。你等著吧，會找一個很自然的機會讓你見主席。到時候我會通知你。就這樣吧。﹂

　　在這次談話以後，汪將毛以前的一些病歷記載拿給我，要我瞭解毛的病史，並囑咐我多做些準備，還同我說：﹁主席就要離開北京，到南方休息，這次你先不要去，照舊在門診部工作，還是要找自然機會見他。﹂

　　我回到宿舍，同嫻說了領導上的這一決定，和我跟汪談話的經過。她也認為，既然中央定下來，不可能改變了。她說，這工作責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點毛病。從這天起，嫻無日無夜不為我的工作與安全擔心。

　　曾任共產黨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同志於一九五○年猝然與世長辭後，其未亡人陳琮英變得極為消沉。陳常來門診部看病，主要是頭痛、失鳴和耳鳴。我給她鎮定劑及蘇聯的一種溴化鉀和咖啡因混合藥劑服用，但她的問題純粹是心理上的，門診部也無可奈何。我只能盡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復生。她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對人十分善良熱誠，認識我時間長了，待我如同子弟。

　　後來我奉汪東興之命陪同陳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兩個星期，以防她憂鬱症病情惡化。當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醫生時，她同我講：﹁這個工作可不好做，千萬謹慎小心。毛老頭脾氣大得很，而且翻臉不認人，沒有人在他那裡幹得長的。江青這個人，是出名的騷賤貨，待人刻薄，你千萬別上當。在那個地方工作，一旦搞不好，出來，沒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還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誰也不敢背後議論他。這些肺腑之言，簡直是﹁反黨言論﹂。這些話我一直銘記在心，在此後的行動中，無時或忘。

　　一九五零年後的兩年內，連續推行了﹁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前一個運動主要打擊國民黨的黨、政、軍、警人員和黑社會分子，後一個運動則主要針對共產黨內掌握一定權力的黨員幹部，其中固然有少數確有腐化行為，但大多數是挾夙怨藉機打倒對方。

　　中南海內也展開了保健醫生的﹁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一九五五年﹁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中，在警衛局長汪東興的指揮棒下，將一些保健醫生打成﹁反黨分子﹂。原來是幾年來這些保健醫生不滿意脫離醫生臨床工作，單純只給一個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謂保健，湊在一起時，不免講些不滿意的話，甚至發牢騷。警衛局便藉此機會整整醫生們。

　　這種﹁批判鬥爭會﹂幾乎每天下午、晚上開，每次要開四或五個小時，弄得人疲勞不堪，而同時罪名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

　　江青的保健醫生徐濤︵他也曾短期任過毛的專職醫生︶在批鬥會中是眾矢之的。開批判鬥爭徐的會上，江青特地叫衛士參加，﹁揭發﹂徐對江青是如何﹁粗暴﹂，如何﹁虐待﹂江。並舉出例證，如，江青叫徐拉上窗簾，因為日光刺目，徐沒有立即拉上，於是成了有意損傷江的眼睛；江要求室內溫度固定在攝氏二十六度，江感到冷，批評徐降低了室溫，徐拿了室內溫度計給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於是成了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這樣的﹁罪名﹂不一而足，要徐承認﹁有意反對江青，反對共產黨﹂。最後徐被定為﹁反黨小集團﹂的主要成員。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團﹂內的保健醫生，都被調離中南海，可是這位﹁反黨分子﹂的徐醫生，並沒有被調出中南海，反而繼續給江青做保健醫生。

　　我很同情我那些醫生同事。我知道他們沒有做錯事，他們絕對不是反黨分子，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如果我很公開替他們辯論，我也會被歸為反黨分子。

　　走筆至今我仍感到良心不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運動﹂中，我大哥、堂哥都受到波及。他們是我的親人，我清楚他們是無辜的，但我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辯護。

　　在我正式為毛工作之前，我就已經違背良心了，無法言行合一。在政治風暴中我總是三緘其口，但此次批鬥大會上，我被迫加入攻擊的行列，來保全我自己和家人。我無法指控那些醫生反黨，我只說他們不該發牢騷，他們沒有好好做好工作，所以應該反省學習。

　　我那時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就展開的保健醫生批鬥會裡，醫生們其實只是汪東興和傅連璋爭權奪利的棋子。

　　這兩個人的職務無可避免的會發生衝突。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璋負責指派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醫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長﹂處的醫生，都要定時向傅匯報，回報的內容不只是身體健康情況，也包括所瞭解的言論和行動。傅還透過這些醫生遞送他寫給某﹁首長﹂的信，表示他的關心。傅採取這些手段，來摸清﹁中央領導人﹂的政治動向，特別是黨內鬥爭的動向。在﹁中央領導人﹂中，自然毛澤東是傅視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為警衛局長的汪東興恰恰也是盡一切可能，使﹁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人員，摸清中央的意圖動向，進一步壟斷這些情況。汪能指揮的主要是警衛人員和衛士，因為這些人都是汪親自選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醫生和護士收集情報。於是傅連璋認為汪東興干涉他的業務職責，汪又認為醫生聽傅連璋的指揮。

　　在汪任派我為毛的保健醫生後，汪傅之間的勃溪劇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問題說動毛不任用我，汪則轉而利用反革命批鬥大會一一攻擊傅委任的醫生。最後是汪勝利了，醫生們只是犧牲品，汪東興和傅連璋之間形成決裂局面。

　　發生這次所謂﹁反黨小集團﹂事件時，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我完全明白了，在工作中，只能絕對服從，不能絲毫違背﹁上級﹂的意旨，如不謹慎而觸犯﹁上級﹂的個人意志、威望、都會被無情的﹁整﹂，也就是被鎮壓。採取的方式，是﹁群眾的﹂制裁辦法。群眾呢，他們是被指定參加這行動，甚至他們在會上的發言，都是早經排好的。

　　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動的教育，讓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是在一個佈置好了的環節內言談行動。一個人不能有什麼個人意志，只能是一部龐大複雜的機器中的一個小零件｜｜不管這零件安裝的部位合適不合適，也不管這零件在整個機器運轉時，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這部位上聽命運轉下去就可以。

　　這點對於自由知識分子的心靈，所造成的痛苦是難以比擬的，在﹁為人民服務﹂、﹁一切服從黨的需要﹂的鋼鐵紀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徑，是俯首貼耳，唯命是從。在一片頌揚聲中，所有的生機都被斫喪了。違背良心的言論，違背良心的行動，成了準則。而更糟的是，唯有這種辦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進而一步步爬上去。

　　四十年後的今日，我在美國安全的環境下，追憶這些往事，我知道我當年還是會這樣做，我沒有選擇餘地，我那時得保護我的家人，無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國，政府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門事件，我也必須同意。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只有一直違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國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與汪東興會談數月後，仍滿心歡喜的期待毛的召見。但毛遲遲未召我去。

　　※※※

　　註釋

　　︹１︺共產黨第五大領導人任弼時因腦溢血突然暴斃是另一個原因。也正是在這時，每位領導人都派任一位專職保健醫生。

　　︹２︺中國當局一向堅稱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戰，美國官方則一直否認。

　　︹３︺另有報導指出，毛與楊開慧共育有三子，其中一個︵譯註：毛岸龍︶在楊開慧被處死後，下落不明。

　　︹４︺於李醫生前任毛專任醫生的王鶴濱指出，毛曾將岸青的一些信轉給他，岸青信中說他的心靈被一個小人佔據了，那個小人常刺激他做一些不該做的事。岸青寫說，他控制不了那小人，也無法逃避他，他為此感到很侷促不安，但沒有那小人時，毛岸青又覺得寂寞。年光事件後陳學詩為毛岸青做診療。中國解放後，精神醫學幾乎全然瓦解。文化革命後，也在獄中關了七年。李醫生不知道岸青或其他高級領導接受哪種藥物治療。但他確定醫界從未使用導電筋攣療法︵ECT︶。王鶴濱說，此事後，毛岸青被送往蘇聯接受數年治療。

　　︹5︺一九五四年前毛的醫生包括傅連璋、陳兵輝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則有王鶴濱、周澤昭和徐濤。


　　4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多鐘，我正在看門診，護士長匆匆走來叫我。她面色神秘而緊張，悄悄小聲對我說：﹁一組來了電話，要你立刻到游泳池去。﹂一組是毛及其人員的代號，二組為劉少奇，三組周恩來，四組朱德，五組原本是任弼時，在他死後，則為陳雲。

　　室外露天游泳池是原來就有的，為了讓毛在冬天也能游泳，就在室外游泳池的南邊新建了室內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在夏季開放，中南海內的工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內，都可以來游泳。室內游泳池夏季不開放，在其餘的季節裡毛去的時間多，別的首長也來，但逐漸來的越來越少，於是成為毛的專用場所了。為了讓毛能好好休息，以後又向南加修了大會客堂與書房，這就是以後接見尼克森總統、田中首相等人的所在。同時又修了臥室。文化大革命後的一九六六年底，毛遷居到這裡，直到一九七六年去世為止。

　　毛終於召見我了。

　　我將病人處理完畢，交代了工作，騎車出了流水音。正是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之前，天氣仍舊有些涼。我到了中南海懷仁堂北面的游泳池，已經微微出了一些汗。

　　在游泳池的門口，毛的衛士長李銀橋正在等我。他看見我立刻迎上來說：﹁你怎麼這樣久才來？毛主席一直在等你哪。﹂我說：﹁我將門診的病人處理完，時間長了些。﹂當時我沒有帶醫療用具，我問他：﹁主席是看病，還是檢查身體？﹂李說：﹁都不是，主席只是說要見你，談一談。﹂我又問他，要談些什麼，李回答說不知道。

　　李將我引進室內游泳池，毛澤東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個木床上看書。

　　雖然毛躺著，身上蓋著毛巾被，可是看得出來，他的身材魁梧，面色紅潤。上身穿白襯衣，肘以下露在外面，比較起來，手臂顯得很長，頭髮濃黑，前額寬闊，皮膚柔細，兩隻腳放在毛巾被外面，穿著深咖啡色線襪，小腿很細，腳看上去就大了。

　　李銀橋向毛說：﹁主席，李大夫來了。﹂毛放下書，叫李搬了一張椅子，放在床邊，要我坐下。

　　他說：﹁張之洞說他自己是起居無時，飲食無常。我同他一樣，剛一起床，就到這裡來了。現在幾點鐘？﹂我看了錶，告訴他：﹁現在四點半。﹂毛說：﹁這是我的早晨。你什麼時候起床？﹂

　　我不知道毛的生活習慣，他突然一問，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為這時是下午四時半，我不清楚他是問早上的起床時間，還是午睡後的起床時間。於是我說：﹁我是早上六點多鐘起床，午飯後稍微休息一會兒。﹂

　　毛笑起來，說：﹁你是醫生，很講衛生，起居有時。﹂毛的眼神充滿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詞，使人感到和藹可親。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覺得我是跟一位偉人坐在一起。

　　他拿起一支香煙，我注意一看，是英國三個五牌子。他將煙掰了一半，裝在煙嘴上，點燃以後，吸了幾口。他說：﹁這種煙嘴是宋慶齡介紹給我用的，裡面可以裝濾煙器，據說可以將尼古丁濾掉。我吸煙這麼多年了，也不知道尼古丁起了什麼作用。你吸煙嗎？﹂我說：﹁我也吸煙，不過不多。﹂毛又笑了說：﹁你是我遇到過的第一個吸煙的醫生。﹂然後，他深深吸了幾口氣，眨著眼睛，帶著一絲頑皮的笑容說：﹁吸煙也是做深呼吸運動，你說對不對？﹂我笑了笑，沒有回答。

　　他看到我的兩鬢有不少白髮，說：﹁你才三十出頭，怎麼白髮比我的多？﹂我說明人體各部位的遺傳特徵不相同，人體各系統衰老的表現不一致，然後我說：﹁從頭髮上看，我比主席要老。﹂他哈哈大笑說：﹁你給我戴高帽子了。﹂

　　然後他問我的學歷與經歷，我大略說了一遍。他很注意地聽我說完，然後他說：﹁你中學時就開始受美國人的教育，解放戰爭︵國共內戰︶時，美國人幫蔣介石，現在又在朝鮮打我們，可是我還是要用你這種英美派。我要學外語。有人說學俄文吧，我不學。我要學外語，就學英文︹１︺。以後你同我在一起，你教我學。﹂我表示同意。

　　過了一會，他又說：﹁你加入復興社時，只有十六、七歲吧，那還是孩子嘛，懂什麼？你已經向領導上講清楚了，這沒有什麼問題了。唐太宗手下有一個大將，叫尉遲敬德。尉遲敬德歸順的時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說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讓尉遲敬德和他睡在一個帳篷裡，後來尉遲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勞。當然我並不是說，我是唐太宗，你是尉遲敬德。這只說明，互相之間要以誠相待，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短時間還不行，要長時間的考驗才算數。﹂

　　﹁許世友早先在張國濤手下，長征到陝北後，張國濤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風開始，大家都說許不可靠，把他鬥得要死要活。許急了，要拉隊伍自己打游擊。康生要將他抓起來槍斃。我說不忙，我找他談談。他們都不贊成，怕許害我。我說不會。許到我這裡，見到我，張開大嘴就哭。我說不要哭，我只問你兩句話，你相信張國濤，還是相信我？你願意走，還是願意留下？許說，我當然相信你，我願意留下。我說，那好，你照舊去帶兵，沒有事了。許世友到現在不是幹得很好嗎。﹂

　　毛又說：﹁你那時只是個孩子嘛，懂什麼？﹂

　　多年的憂慮和陰霾消失無蹤，我一下子感到安全無比，毛一語解決了我家庭背景和政治歷史的問題。許多人用我的過去來攻擊我，阻止我入黨，使我活得戰戰兢兢。毛此番話的邏輯是那麼簡單，但它使我放下沉重的心理負擔。毛是最高領袖，沒有人敢向他挑戰，我很感激毛救了我。

　　這時衛士長來給他開飯。他坐在床沿，要我同他一起吃飯。一盤清蒸武昌魚，是兩大條;一盤回鍋肉，裡面放了不少紅辣椒;一盤炒油菜，油很多，青菜都是整根排在盤中。這時是五十年代初期，大家的生活還很清苦，平時在食堂粗食淡飯慣了，一旦吃這樣的菜反而油膩得吃不下去了。毛注意到我吃的不多，笑著說：﹁你吃得不踴躍啊。武昌魚的味道不錯嘛，回鍋肉也很好。﹂我囁嚅的說：﹁我不餓。﹂他說：﹁這是我的早飯，也是午飯，我一天吃兩次飯，大概同你的吃飯時間合不上。﹂

　　吃完飯後，他要我再談一會。他問我讀沒讀過哲學，我說：﹁學醫的時候，醫學的書還讀不完，沒有學哲學。畢業以後，忙於看病人，也顧不上讀。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只是學過主席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我是真的喜歡那兩篇文章，毛寫得不錯，簡潔而切中要點。︽實踐論︾主張真正的知識是從實踐中，而非讀死書而來，對我這想做外科醫生的人來說可真是一針見血。︽矛盾論︾使我瞭解解決任何問題的方式在於找出主要的矛盾所在｜｜即尋求解決根本問題之道，而不是專注在外表徵兆上的小節。

　　他笑了說：﹁抗日戰爭發生後，部隊到前線抗日軍政大學要我講講哲學，我也打算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就寫了這兩篇。︽矛盾論︾我寫了兩個星期，只用了兩個小時就講完了。這兩篇中，︽實踐論︾比︽矛盾論︾重要。﹂

　　後來我也常常回想，我第一次與毛見面及談話的情況，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我第一次與他見面，就給他留下了好的印象，能夠一見投機呢？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毛身邊待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他有多麼重視這兩篇文章。他自覺它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突破，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理論分析。︽實踐論︾和︽矛盾論︾分別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一年正式發表以後，蘇聯方面一直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傳說史達林指派蘇聯有名的馬列哲學家尤金任蘇聯駐中國大使，是為了就近研究毛的思想，並向當局報告。毛曾經幾次與尤金談這個問題︹２︺，而且還親自到尤金在北京的官邸與尤金討論兩次，但是雙方都是各持己見，沒有結果。

　　毛後來同我講：﹁難道哲學在馬克思和列寧以後，就到了止境了？難道中國的經驗不應該從哲學上加以總結嗎？﹂但那個第一天下午，我並不知道這件事，毛也並未提及。

　　毛又說：﹁哲學要讀一點，不讀恐怕醫生也當不好。我這裡有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你拿回去讀。有人告訴我，在美國不論文科、理科、工科等各科的最高學位是PHD，也就是哲學博士，可見他們也是將哲學看成統率各學科的科學。另外也要讀歷史，不知道歷史、就不清楚現在是怎麼來的。還應該學點文學，醫生是同人打交道的，只懂醫學，語言無味，缺乏共同的語言。﹂然後他說：﹁今天就談到這裡，以後日子長得很，有的談。﹂他伸出手來，與我握了握，我走出室外。我出來以後，已經是傍晚七點鐘了。

　　我發現毛既凝重又詼諧，很健談，很善於讓人講出自己的思想，眼睛裡不時閃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時有玩世不恭的影子。在接近他的時候，自然的感到親切而和藹，開始時的緊張心情，坐下一談，自然就放鬆了。那麼我見過毛了，以後要經常見到他，負起他的醫療保健的重擔了。

　　我立刻到了汪東興的宿舍。汪笑嘻嘻的說：﹁今天你談的時間可不短，都談了什麼？﹂我將大體情況告訴了他。他說：﹁我說你幹得下來，怎麼樣？這個開頭開得不錯，你安心好好幹。﹂

　　這時他的電話響了，原來是李銀橋打電話來，告訴他，我走了以後，毛很高興，要我做他的保健醫生。李銀橋估計，我適合在毛處工作。

　　汪放下電話後說：﹁我會將情況報告羅瑞卿部長，你好好休息，注意保密，主席那裡的情況一律不許對沒有工作關係的人講。﹂

　　我回到南船塢宿舍，嫻正等著我吃飯。我將下午的事全告訴了她。她很高興，說：﹁看上去，你給毛主席的初步印象不錯，否則不會談這麼多這麼久，還請你吃了飯。﹂毛好像喜歡我，我自然高興。但我仍免不了憂心忡忡。我說：﹁這也難說，還要看以後順利不順利。﹂嫻說：﹁這種性質的工作，只能小心謹慎。既然開始了，就不能不幹好。﹂

　　第二天的上午，傅連璋打電話找我，他說他知道我見過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兒去談談。

　　我心想，他的消息真靈啊，怎麼昨天才見過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將工作交代給值班醫生，騎自行車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後院傅的住室，他從躺椅上站起來，打過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說：﹁你昨天見過主席了，情況怎麼樣，你講講。﹂我將昨天見毛的情況和毛說的話都告訴了他，他很注意的聽，看上去他也很興奮。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給我泡了一杯茶，圍著桌子踱了兩圈，我聽他喃喃自語道：﹁看起來是投機了，﹂然後坐到躺椅上，抬起頭望著我笑道：﹁你的機緣不錯，初次見面就談這麼多，難得。﹂

　　﹁一九三一年我在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當院長，毛主席正打擺子，還立即要出發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裡，要我立刻把擺子治好。我說可以，當時是用奎寧治好的。一九三三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了吩咐說：﹃我去打仗了，把賀子珍同志交給你，你照顧她。﹄那時賀子珍正懷孕。我說：﹃主席放心，我來照顧。﹄我一直照管賀子珍同志，直到她順利生產，是我接的生。﹂傅並未說明賀子珍生了幾個小孩，我一直沒搞清楚︹３︺，但我聽說她在一九三四年秋天長征之前，就已經生了兩個兒子，共產黨自南方退守時，將他們寄養在鄉下農家，後來一直沒有找回他們。

　　傅說到這裡時，十分激動，兩頰現出潮紅，前額也滲出汗珠。他喝了幾口白開水，停了一下說：﹁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

　　傅轉變話題，又說：﹁後來王明路線時將我當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團，標誌是國民黨派到共產黨內的組織︶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輕的時候得過肺結核，身體不好。主席對我很好很信任，長征的時候給我一匹馬騎，還讓我每天吃一隻雞一直到現在。那時雞是罕見的奢侈品，每天吃一隻雞更是無法想像。

　　他讓我喝茶，而且說：﹁我講點以前的事給你聽，是想使你多瞭解主席的情況。﹂我對以往，特別是長征之前，在江西的紅軍期間，更不清楚，所以聽起來很有興趣。我說：﹁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況，你講了，對我以後給主席工作有很大幫助。﹂

　　傅笑起來，又講道：﹁主席有很嚴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長汀和江西瑞金時，派人化裝成商人，到上海買了凡羅那，又買了葡萄糖粉，建議他睡前用熱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藥片。這辦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興。你看，我對主席是忠心耿耿。我與主席同歲，但是身體沒有他好。﹂

　　他注視著我，嚴肅的說：﹁派你到主席那兒工作，是黨對你的高度信任。這工作非常光榮，可是也很艱鉅。﹂

　　說到這裡，服務員擺上飯菜。傅對我說：﹁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飯，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樣小菜和一碗清蒸雞。他解釋道：﹁我每天吃一隻雞的習慣，至今還是這樣。﹂

　　他又叫人給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舉起酒杯來說：﹁我平時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點。﹂在吃飯當中又說：﹁你在主席處做醫療保健工作，要十分謹慎小心。遇到困難，不管什麼時候要告訴我，我會幫助你。﹂我不曉得傅連璋能幫我什麼忙，但他顯然想對毛及其活動有全盤的瞭解。

　　他吃完雞，就不再吃了，然後對我說：﹁我每天要吃五頓飯，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辦法。看來他很願意同你談談，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醫務上的事，別的事能為他做的，都要做。﹂

　　我聽了後，心裡很不舒服。如果這樣做法，醫務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職務。我衝口說道：﹁我可以照你講的做。但是這樣做，我不但沒有臨床機會，反而距離醫務也會越來越遠。﹂

　　傅正色說：﹁不能只看到這點。主席的知識深廣如大海，可以從他那裡學到許多東西。你既然負責他的醫療保健，就不能局限於醫學，知識面應該更廣泛，才能有更多的話同他談談，這樣才可以更加瞭解他。﹂

　　毛也要我多讀讀書，我想傅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輕健康，剛開始頭幾年我可能不用治療什麼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氣、性格和生活習慣，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體特點的原因，那麼怎能採取一些改進他的健康的辦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須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讀讀書，與毛有共同的語言才成。

　　我起身向傅告辭，感謝他給我的指教。他站起來同我握手說：﹁以後每個星期到我這裡來一次，有事無事都來一次。﹂

　　我騎著車子，從沙灘轉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後，天氣晴朗，有些燥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各個機關的大門都在懸燈結綵，一隊隊的學生做著遊行演習。節日前的景象和氣氛使我不由得振奮起來，心中充滿了自豪感。

　　自從一九四九年回來以後，這幾年中心境一直煩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傷。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時的好友都已經是﹁老革命﹂了，他們都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去了延安；這時他們無論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個部門的領導幹部。雖然有些人在三反運動中被批判，但他們仍留在工作崗位上，受人尊敬。而和我一樣沒有﹁參加革命﹂的醫學院同學們呢？他們這時都在各大醫院中的各個專科中工作，已經成了各科的專家。

　　可是我卻丟掉了外科專業，作著各科都幹的類似開業醫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點迴旋的餘地。更糟的是，周恩來決定將中南海門診部與國務院門診部合併，由國務院秘書廳總務處領導，並且決定要精簡機構，裁減人員。雖然我被任命為門診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變動，人心浮動的情況下，很難穩定住局面。就在這個時候，突然調我任毛的保健醫生，使我立即脫開人事糾紛的困境。

　　自從一九四九年進入北京以後，毛即深居簡出，住處警衛森嚴，對一般人來說，他是個遙遠，神秘，又無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層的領導人，除去開會，也很難得與毛個別見面談談。我作為醫生，是所謂﹁身邊工作人員﹂，可以隨時見到他。特別在他讓我教他英文以後，見面與閒談的機會更多了。

　　我的整個世界豁然開朗，天地都為我歡唱，我不再只是個無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剛回國去見傅連璋時，他是坐著見我的。今天他站著，幾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後來也發現很多高級領導人突然變得很願意接近我，對我很客氣。我已經不是個普通醫生了。我為自己感到驕傲。我是毛的專任保健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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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１︺毛從年輕時代起便斷斷續續學過英文。

　　︹２︺尤金︵Yudin︶為︽簡明哲學辭典︾的作者之一，並被公認為史達林思想的權威學者。蘇聯一九五三年開始出版針對毛之︽矛盾論︾和︽實踐論︾的批評，同年尤金出任蘇聯駐中國大使。毛非常歡迎尤金，但有些中國人後來認為，尤金被派任是為了就近瞭解毛的哲學，以便提出批評。

　　︹３︺有些資料來源指出賀子珍總共育有六個子女，其中一個產於﹁長征﹂途中。六個子女中只有一個男孩。李敏是唯一的存活者。兩個小孩被寄養在農家，一直沒有找回來。其餘均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