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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與毛第一次見面後沒幾天，五一節前夕，已經是夜裡一點多了，一名衛士值班室的衛士打電話來，要我立刻到毛那裡去，毛在等著我。我匆匆走到一組面對中海的後門。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麼會這麼晚找我去？

　　我從來沒有去過毛的內住地。我第一次踏進這塊﹁聖地﹂的時候，內心充滿了激動和喜悅。我想，我終於﹁長征﹂到﹁革命的核心﹂中來了。作為一個醫生，能有這種幸運的並不多吧。

　　大家總是形容毛過著禁慾而簡單的生活，他設下節儉的好榜樣。他死後，中南海住地開放，展覽他生前破舊的衣服、袍子和拖鞋，顯示他為了接近群眾而捨棄奢華的生活。毛是農民出身，慣於單純。他只是在絕對必要時才穿戴整齊；平時睡醒以後，總是科頭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時，只穿破舊的衣服和布鞋，在公開正式的場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別人先穿一段時間，完全踩合腳後，才肯換上。至於衣著整齊坐在那兒看書或辦公，是為照像，擺個樣子。事實上，他幾乎總是在臥室或室內游泳池處理公事。

　　但是他仍過著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內住地在中海與南海之間，前門面對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門禁最森嚴的地方。晉見毛的外國貴賓感覺不到武裝警衛的存在，但事實上警衛以毛為中心，成環狀向外擴散，遍佈中南海內。毛的貼身侍衛︵又稱內衛︶也兼任隨從，武裝精良，守衛緊密森嚴。汪東興督導下的中央警衛團武裝安全警衛，即外衛，則防守內住地。他們在周圍的隱蔽哨站內等距放哨。中央警衛團並駐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時全采這種保護網層措施。

　　毛行蹤不定，只有最高領導階級同志才會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慶典儀式時，車子都停到別的地方以防車牌號碼被人記下來。車牌號碼經常更換。這種安全措施抄襲自共黨革命後的蘇聯，但這也是封建時代保護帝王的嚴密方法。

　　毛的內住地原是乾隆時期興建的圖書館和休息室︹１︺。宮房幾十年來沒有好好整修，已開始腐壞，建築物仍未恢復它們當年的雄觀，修復工作仍在進行，房內到處是乾隆的御書匾額。

　　舊式傳統大門上，繪有五彩圖案。大門上一橫匾，即﹁豐澤園﹂。宮房頂鋪著灰色瓦。大門內東西耳房，是警衛值班室。二門內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橫匾，即﹁頤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會堂未建成之前，毛在這裡召集會議，接見外國貴賓和朋友，也在這裡舉行他個人的宴會。頤年堂後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書室。

　　毛住的﹁菊香書屋﹂在第二個大院內，與第一大院有遊廊相連。菊香書屋四合院中，長著鬱鬱蔥蔥的古松柏，當中放著一些籐椅籐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熱天的時候，毛曾在這院內召集過會議，但以後再也沒有在這裡開會了。

　　菊香書屋有一大房和幾小房。北房三大間：西間是江青的臥室，有暗廊與毛的藏書室相通，中間是毛的餐室，東間是毛的臥室。南房則是江青的活動室。

　　機要秘書室主任葉子龍住在北房後的西間，江青的臥室隔壁。葉住所西側，與﹁含和堂﹂相接處有一大廚房。葉負責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檢查制度很複雜｜｜也是引用蘇聯模式，但大都沿襲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國後，警衛局請來兩位蘇聯的食品專家，目的是讓他們指導，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於被人下毒。在這兩位專家的指教下，先設立了一個大的巨山農場，生產各種蔬菜、肉類、家禽及蛋、奶，專門供給中南海內的﹁首長﹂用。又在警衛局下成立了供應站，農場來的食品，集中到站內。站內設立生物化驗室，負責化驗食品的新鮮及養分；毒物化驗室，負責檢驗食品中有無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試嘗制度，在﹁首長﹂入口以前的各種食物，都要由試嘗員先吃一定的數量，以免﹁首長﹂中毒。這種檢驗方法在警衛局內成為一套制度以後，全國各大省群相效仿，確實勞民傷財。

　　東房是毛的辦公室，有走廊與他的臥室相連。但我從來沒有見到他去過這間房子，所以是長年關閉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這是江青的姊姊李雲露及毛的女兒李敏、李訥等三個人的住處。李雲露比江青年長甚多，纏過小腳。江青母親死後，她便姊代母職，扶養江青成人。中共領導遷居中南海後，江青把李雲露和她兒子接來同住，以幫忙照顧李訥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關心他們的子女。李訥、李敏都住在學校裡，週末及節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幾次和毛或江青一起進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見面。

　　第四個四合院稱為﹁西八所﹂。這裡原有從北向南八排房子，當中六排完全拆了，餘下南邊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東的一排是醫生辦公室和休息室、秘書辦公室及毛遠新的住室；北邊一排是毛與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國友人送的禮品儲藏室。中國著名畫家齊白石和徐悲鴻等人送給毛的作品，也放在這裡。

　　後來我在這間禮品儲藏室看見卡斯楚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賽斯庫送的陳年白蘭地，還有伊朗國王贈的金銀煙盒。這裡也是由葉子龍負責。

　　西八所當中造了噴水池，種了雪松和叢竹，和一個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時候，這裡總比別處低四到五度。這個院子靠東邊，在南花牆上開一小門，斜對瀛台，這就是南小門。在南小門裡，原有一片菜地，種些西紅柿、黃瓜之類，後來在這空地下，挖了一個防空洞。

　　東牆有一小門，通過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會堂造成以前，在這裡接外國大使的國書，會見外國政府首腦。毛的衛士和江青的護士們的宿舍，就在這周邊的房間內。

　　在西八所大院子北牆內，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衛士和江青的護士值班室。他們是日夜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藥品都放在這裡。衛士有﹁值班日誌﹂，詳細記錄了毛的一切活動。所以這裡成了﹁毛的身邊工作人員﹂瞭解毛的情況，和平時聚會的地方。

　　北牆上開了一個後門，面對中海。毛平時外出，都走這個門。一般客人和見毛的黨政領導人，也都走這個後門。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點多鐘，我匆匆趕往後門，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門衛看到是我，立刻按電鈴，衛士開了大門，我同他一起走進衛士值班室。我問他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叫我。他說：﹁主席已經吃過兩次安眠藥，睡不著，叫你來談談。﹂我穿過相接的明廊，入北屋進到毛的臥室。

　　毛的臥室很大，幾乎有舞廳般大小。傢具是現代而實用的西式傢具。臥室南北牆上四個大玻璃窗都用一層黑布，一層紫紅色線絨窗幕遮住，因此在臥室內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這時，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頭的枕頭上。他那張大木床，有一個半普通雙人床那樣大，床內側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滿了書。他睡的地方，只佔床外側三分之一。外側床頭床尾的兩隻床腳，用木頭墊高，這樣外側比內側高出有三寸。據衛士長李銀橋告訴我，這個辦法是防止毛翻身時，掉到床下。但是過了幾年以後，我更加深入瞭解了毛的內幕，才知道這樣的安排與他的性生活習慣有密切的關係。

　　床頭外側放一張方木桌，上面堆著文件，就是毛的辦公桌，也是他的飯桌。他與江青兩個人的生活習慣和規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飯的時候也不多。

　　毛見我進來說：﹁我還沒有吃晚飯，找你來談談。﹂他光著身子，穿了一件白絨睡袍，前襟敞開，右手拿著一本線裝書，兩頰微紅，眼光閃爍。我搬了一張椅子，坐在床旁。這時衛士端給我一杯茶。

　　他放下了書，問我有什麼新聞沒有。這一下把我問糊塗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聞，而且除了︽人民日報︾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沒有別的新聞。他見我沉吟不回答，跟著就講：﹁你這兩天見過什麼人？有什麼議論？﹂

　　毛每天的開場白就是﹁有什麼新聞沒有？﹂他對每個人都問這個問題，這是他收集情報和監視控制一組人員的方法。他要我們報告所有談話及活動的內容，並聆聽我們對彼此的批評。他喜歡讓一組裡面的人鬥來鬥去，並要求我們﹁知無不言﹂。於是我將見到傅連璋的情況，告訴了他。

　　他注意地聽著，然後抬起身說：﹁在江西反AB團、打AB團的時候，傅連璋一家五口人，女兒女婿都被當成AB團打死了︹２︺。他不是共產黨員，長征時間他願不願意跟著走，他願意，給了他一匹馬，他不會騎，連人帶馬掉到河裡，幾乎淹死。他還是跟著到了陝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話，不可全聽。譬如說，我有了病，你給我治病的時候，是什麼病，怎麼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壞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沒有功勞，是你的錯誤。﹂

　　前面他講傅連璋的話，很容易理解，可是後面講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預感到今後的醫療工作將會十分困難。毛要求給他進行醫療以前，都要說明生理和病理的演變過程，每一步治療要達到什麼目的，起什麼作用，得到什麼結果，全都要深入淺出地講明白，還要使他接受，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須做到。事實上，此後多年，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很多困難，但也都盡可能做到了。

　　這時衛士給上飯菜，將桌上的文件疊好，堆放在一邊，鋪上了一塊桌布。菜擺上來，是一盤大塊的紅燒豬肉，肥多瘦少，一盤清蒸魚，一盤炒莧菜和一盤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裡不以為然。這時他已經是六十二歲了，傅連璋交給我的毛的健康檢查資料，體重是八十七公斤，再吃肥肉，對健康有很大壞處。我想，以後要同他說清楚，肥肉，特別大量肥肉，對健康不利。我這一打算並沒有實現。原來這一嗜好，是他少年時期在老家韶山農村養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變。

　　他要我吃炒苦瓜，並問我味道如何。我以前從來沒有吃過，而且也沒有見過。我說：﹁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個人是應該吃點辛和苦，特別像你這樣，唸書，然後做醫生，大概是沒有吃過什麼苦。﹂

　　我當時沒有弄清楚，他說這話，是開玩笑，還是當真，或者是用開玩笑的方式，講出他對我的真實的看法。我只是就勢說：﹁我以前沒有吃過苦瓜，今天吃起來還是很有味道。﹂他又笑了說：﹁那好，以後你就要有準備，要多吃點苦。﹂這樣我明白了，他認為我過去是一個不知辛苦的人。

　　毛覺得每個人都該﹁吃苦﹂，包括他的女兒李訥、李敏，還有解放後養尊處優的領導幹部。大部分的領導幹部都是農工出身，數十年來為革命勝利而艱苦奮鬥，他們已經吃過苦了。但毛覺得他們在當權之後就逐漸沉迷於城市的奢華生活，意志薄弱。毛認為，如果這些領導幹部不再吃吃苦，就會忘記真正的中國。往後那些年中，他讓他身邊的人｜｜我和領導幹部們｜｜吃足了苦。

　　隨後他說：﹁我說過，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寫的︽紅樓夢︾，第三是打麻將牌。﹂他又問我會不會打麻將牌，我講不會。由於家庭教育，從少年時代我就將打麻將牌和吸鴉片看成是中國社會的兩個毒瘤，對之是十分厭惡。

　　他說：﹁不要看輕了麻將，牌是一百八十四張，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來的牌，別家打出來的牌路，來判斷自己和每家的輸贏趨勢。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瞭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係。﹂

　　麻將的確是種戰略遊戲，毛是中國最偉大的軍事家和麻將高手。但我想他優異的戰略戰術來自於︽孫子兵法︾、中國歷史和︽三國演義︾。毛打麻將牌可不只是為了磨煉戰技。原來打麻將固然是一種消遣，對毛來說，卻也是一個調情的機會。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卻是用腳勾腳，用腳蹋腳，也在忙得一塌糊塗。

　　毛接著又說：﹁︽紅樓夢︾這部書是封建社會的興亡史，是中國兩千年來歷史的縮影。我從來不看小說，可是我看︽紅樓夢︾。﹂

　　︽紅樓夢︾這本小說我以前翻過，但是實在引不起興趣，覺得書中的情節景象，距離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太遠，所以往往只看一兩頁，就扔到一邊去了。

　　︽紅樓夢︾這部書的主題之一便是賈家的興亡盛衰，還有當時社會的墮落。毛認為它是一本探討中國封建制度之腐敗和衰亡的奇書，但數百年來，中國人都把它當做賈寶玉個人的愛情悲劇故事。賈寶玉早年追求美麗的女性和感官逸樂，其實是他對社會家庭的反抗。他最後失敗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後來我才知道，毛一貫以賈寶玉自居，以能左擁右抱為一大樂趣，﹁豐澤園﹂幾乎成了當年的賈府。也正因為此後他的﹁後宮佳麗﹂越來越多，﹁爭風吃醋﹂更使他飄然，更加以賈寶玉自居。毛這位反抗英雄跟我說：﹁我不是聖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說，中國的龐大人口應該歸功於中醫的發達。他說：﹁至於中醫，你想想看，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經過連續不斷的天災人禍，戰爭屠殺，到現在人口怕有了五億多人了吧？有這麼多的人，是西醫的功勞嗎？西醫到中國，不過上百年。數千年來，老百性就是靠中醫。為什麼現在還有人把中醫一筆抹殺呢？中國的書，只有佛經和中藥書我沒有讀過。你讀過醫書嗎？﹂

　　這可把我問倒了。雖然我的祖上都是中醫，可是我沒有想到中醫對中國人會起這麼大的作用。何況，在醫生還沒有出現的遠古，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又怎樣解釋呢？

　　我說我試著讀過張仲景的︽傷寒論︾，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讀不懂，昏昏然不知道書上說的什麼。

　　他大笑說：﹁陰陽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體內的生理和病理狀態。我主張中西醫結合，首先要讓一些有根柢的西醫學中醫，老的中醫也應該學學解剖學、生理學、細菌學和病理學之類，要能用現代科學闡明中醫的理論，也應該將一些古典的中醫書翻譯成現代語言，或者加註解說明，經過一段時間，總可以形成中西醫結合起來的新醫學，對世界會有貢獻的。﹂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提倡中醫，可是我自己不信中醫，不吃中藥，你看怪不怪。﹂是很怪。

　　他講過以上的高論之後，又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門上面去看看，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機會。﹂他緊跟著又問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訴他，已經是五歲。他說：﹁你把孩子也帶上去，讓他看看。﹂我說：﹁這可是不能辦。上天安門的都是首長，我因為工作關係，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長們的孩子都沒有上去過，他怎麼能去？何況他很調皮，又不懂事，惹出事來，找來麻煩，那麼我可真成了眾矢之的了。﹂他聽後，笑著說：﹁那好，就這樣辦。你回去睡覺，我也要睡覺了。﹂

　　我回到南船塢宿舍，已經是凌晨三點半鐘，早就過了我每晚十點入睡的時間，嫻還在等我。我將當晚的情況告訴了她。我說：﹁看來，他的身體很好，並不需要什麼經常性的治療。我這個角色與其說是醫生，不如說是清客。﹂

　　嫻說：﹁不能急，開頭只能照這樣接近他。何況，看起來他對你的印象還不差。千萬不要急。﹂

　　那晚是往後多次與毛徹夜長談的開端。毛很孤獨，很少見江青，也沒有什麼朋友。所謂﹁延安精神﹂不過是個神話罷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有時會來，但毛與他們之間的交談只限於公文上的批閱往來，和不定期在﹁頤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裡，舉行的會議討論。毛和其他領導同志之間很少相互來往。他最親近的人是那些年輕、知識水平很低的衛士。談話範圍自然有限。毛愛跟衛士們討論他們的女友，面授機宜，還代為寫情書。但毛無法跟衛士討論他最有興致的兩個話題｜｜中國歷史和哲學。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讀些毛推薦的史書和哲學書，和毛討論上數小時成了每週的常規。由於失眠症，他睡眠極不規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時，對他沒有多大意義，他想睡時就睡，睡不著就找人談話，或開會，或看書。時間對於他沒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麼作用。

　　嫻勸我不要急是對的，但事實證明要適應毛並不只是一天兩天的事。毛是個獨裁者，我們這些在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必須事事以他為中心。在毛的官闈中如果膽敢有自己的主張，無寧是自尋死路。

　　※※※

　　註釋

　　︹１︺早在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共產黨於延安建立基地後，毛總是分住最好的居所。據說他在延安的窯洞是最舒適的。

　　︹２︺另有資料來源顯示，傅連璋的女兒、女婿在一九三四年長征初期遭到殺害。傅的女婿陳兵輝醫生據說一九三二年曾替毛治病。傅與其家人經濟充裕，生活舒適，是他們被控為AB團的原因之一。毛與張聞天救了傅，但他的親人仍遭殺害。


　　6


　　第二天是五一勞動節，早上九點過後沒多久，我帶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衛士值班室。汪東興與值班秘書都在。九點半毛從北屋出來，穿著一身淺灰色維呢的薄呢中山裝，也就是毛服，腳上穿一雙大元頭的黃色皮鞋。他高高興興的同大家打招呼。

　　這時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趕到衛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過來，滿面春風的向毛敬禮，大家祝賀節日好。毛說：﹁時間差不多了吧？﹂羅說：﹁可以走了。﹂於是穿過西廂房，走到頤年堂，大家在豐澤園大門口紛紛上了紅旗車。

　　自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謂國慶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國慶和五一勞動節的群眾遊行，我都參加了。每次參加這種盛會，總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天安門廣場上洶湧的人流，狂熱的眼睛，使我感到作為中國人的無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眾遊行的參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門成為一個﹁觀禮者﹂了。

　　羅叫我坐到他的車上。這車打頭開路，從豐澤園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東門駛入午門，停在天安門北側西箭道下。羅趕忙下了車子，跑到毛的車旁，開了車門，攙扶毛下車。毛瞪了羅一眼，用右肘甩開羅的手，申斥羅道：﹁不懂事，你去照顧宋慶齡副主席嘛。﹂羅急忙跑到宋的車前，宋早已下了車。

　　那時的宋慶齡一定已有六十歲，但看上去不過五十歲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大家祝賀節日好，而且走過來，同我們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另外那些所謂的﹁民主派人士﹂｜｜李濟琛、陳叔通和沈鈞儒｜｜就不同了。幾個人都是老態龍鍾，步履蹣跚。毛走上前，請宋先走，並招呼李、陳、沈等人一同走上箭道。臨上天安門陡峭的石階前，毛還攙了宋一把。他們剛在天安門上露頭，觀禮的人們都鼓掌歡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門，感到又激動又好奇。我走到城樓兩側向下面望，人流在移動。我走進天安門城樓內，裡面懸燈結綵，對著大門，用屏風隔出一大方地，擺著一排沙發，排成半園形，這是為給毛在會間休息，和會見參加五一節的外國客人。其餘地方都擺著長的條案，罩上白桌布，兩邊擺著扶手軟椅，桌上是一碟碟的點心和水果，以及茶水飲料。

　　往年參加這種聚會，總是很不解，大會從上午十點開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時或四時結束，在天安門上的﹁首長們﹂，怎麼能站立這麼久呢？現在明白了，原來有這樣一個休息和飲食的地方，這是在下面遊行的群眾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緩步同熟識的人們握手，然後走向主席台，廣場上的歡呼聲，像大海的波濤，起伏不停，毛揮手向人群致意。這時北京市市長彭真宣佈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開始。二十一響的禮炮響起，樂隊奏著︽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國際歌︾和︽解放軍進行曲︾。先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坐敞蓬吉普車檢閱部隊，然後群眾遊行開始。由身著軍服的海陸空三軍帶隊，開著坦克車和大炮駛過長安街。毛及其他政府首長站立閱兵，樂隊奏著軍歌。

　　數以千計全身白裝，頸間繫著紅領巾的學生，高舉國旗和各色廠旗的幹部、工人團體一波又一波的穿過，並在遊行行進間向毛及其他領導歡呼。群眾遊行持續了數個小時之久。毛很高興，沒怎麼去休息室休息。最後一波已是午後多時，上千個著白衣系紅領巾的兒童經過天安門城樓下，高舉花環向毛致敬、喊著共產黨、中國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今天遊行的群眾都是經過篩選，政治成分可靠。這些群眾真的熱愛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遙，隨同他檢閱遊行。我耳中迴響著雄壯的軍歌聲，目睹五彩繽紛的群眾隊伍和中國精良的戰備能力，心中湧滿了澎湃的愛國情懷。

　　從天安門回到中南海，已經是下午四時半了。在衛士值班室前，羅瑞卿向毛說：﹁主席，晚上七點鐘上天安門，各家分頭去，就不集合了。﹂毛點頭示意，走向菊香書屋。

　　羅走入值班室，向我們這些隨從人員說：﹁你們都辛苦了，六點半回到這裡，不要誤了時間。﹂

　　我匆匆趕回南船塢，嫻和孩子在房間裡正在玩跳棋，看見我回來，都說怎麼這樣晚，公園去不成了。我告訴他們晚上還要上天安門，沒有辦法，什麼地方都去不成了。嫻說：﹁那怎麼辦？媽媽在等著呢。﹂我說：﹁這有什麼辦法，你們先回去，我如果回來的早，就去接你們。要是到九點鐘我不來，你們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們，我到中南海東八所食堂去吃飯。我找到值班廚師，他給我煮了一碗掛面，什麼味道也沒有。

　　我回到一組衛士值班室，秘書和警衛們已經聚在這兒，都在抱怨沒有吃上飯。汪說：﹁不要緊，等下到天安門上你們去吃點心。你們不要擠在一起，分開了吃。要不然別人見了，會說，一組的人怎麼這樣鬧特殊待遇，別的工作人員不准吃，為什麼讓他們同首長的待遇一樣。﹂

　　七點時，羅瑞卿嘟嚷說，怎麼主席還不出來。汪急忙順走廊到菊香書屋。過一會，汪走回來說：﹁王鬍子給主席理髮呢，上午沒有來得及理髮。﹂快七點半時，羅瑞卿大聲說：﹁汪東興，你還不去請主席走。﹂我好奇的跟著汪去菊香書屋一探究竟。

　　原來毛就在中間那間飯廳內，坐在一張高背籐椅上，在頸部繫上白布蓋布，右手拿著一本線裝書在看。

　　毛完全按著自己的舒服與否，隨意轉動著頭頸。這個發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不容易伸到腦後。理髮的老王已經六十歲出頭了。他隨著毛的頭的轉動，而上下左右地剪著頭髮。沒多久，老王已經滿頭大汗。

　　王鬍子名王惠，從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給毛理髮。毛有一次同我講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開始整風運動，在隨後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中，王鬍子被打成反革命。搶救運動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懷疑的人必須坦白交代。王鬍子當時坦白說，他是暗藏下來的特務，要在理髮時，用刀子殺死毛。

　　毛告訴我：﹁我就不相信，他給我理髮和刮鬍子這麼久，一個小口子都沒有割開過，怎麼可能是要殺我的特務？如果要殺的話，早就可以下手了，還等到現在？我讓他們叫王鬍子來，我談談。王鬍子來了，見到我就下跪，大哭說，坦白交代，要殺主席。我說為什麼不動手呢？他說等國民黨來了再動手，我說到那時還用得著你動手？我讓他講老實話，他說不這麼講，日夜不讓睡覺，實在受不了，只能按他們講的坦白交代，這才讓他睡一覺。這樣，我才下命令停止搶救運動，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麼說什麼，沒有就不要說。﹂

　　王鬍子從此對毛絕無二心。在毛的宮闈中，許多與毛最親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過毛的救命之恩︹１︺。

　　理髮完畢以後，大家動身，我與羅、王同車。車上，羅責備汪說：﹁這麼大的主席，你們就這樣給理髮。家裡搞出一間房，修個理髮室，到北京飯店拉一把理髮椅子來。﹂汪說：﹁這些都好辦。請示過主席，他不同意，只准這樣子理髮。﹂

　　羅又說：﹁王鬍子這麼大歲數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麼得了？﹂汪說：﹁給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鬍子從延安幹到現在了，主席不同意換人。換個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羅默然不語。我心裡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細節，羅為什麼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後我工作，勢必要用一些醫療用具，像注射針之類，毛會不會不放心呢？看來首先還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後才好進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門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煙火，襯著夜色下廣場附近的萬家燈火，景色十分壯觀迷人。在空中綻放的繽紛焰火，將廣場上無數身著綵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點綴得非常美麗

　　煙火放得正熱鬧時，周恩來走過來，請毛到大廳內和來觀禮的外賓一起拍照。這次接見中，包括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歲，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長鬍子，穿一雙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國話講得非常好。給胡作警衛工作的張告訴我，胡十分喜歡中國，衣食住行，樣樣都是中國的好，全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特別喜歡住在廣西和雲南。我這是第一次見到胡，非常欣賞他。

　　最後一批煙火放完已經快十點鐘了。大會裡沒有人告訴我這些點心總共花了多少錢。但我後來得知，光是這一晚的煙火費恐怕就不下五十萬人民幣。那時工人一月薪資只不過是三十人民幣上下。此後，我越來越覺得這般慶典過於鋪張浪費，特別是在困難時期，大家普遍餓肚子的時候。多年後，這些慶典對我便變得毫無意義。

　　毛後來也對這些節慶意興闌珊。不過每年過五一及十一這兩個節日，他都很緊張。一是頭天總想早睡，偏偏睡不著，大會的時間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門。雖然如此，群眾的崇拜傾倒總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撐完全場。問題是他典禮後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時演變成支氣管炎，好幾個禮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後，支氣管炎更易導致肺炎。此外，他也討厭打扮整齊和這些繁文縟節。

　　他之辭去國家主席，所謂退居二線，實際上，是將這些他稱之為﹁表面文章﹂的禮數，推給別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決定，為了節省人力物力，此後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門慶祝國慶。這說得似乎很中聽，但骨子裡是怕麻煩，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勁頭反而來了，為了打倒政敵，鞏固手中的權力，一躍而起，到天安門八次接見並鼓勵紅衛兵﹁造反﹂。這些花費比平常的國慶和勞動節慶典要大得多。毛在權力鬥爭中，從無顧及花費的問題。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蘇聯途中墜機身亡之後，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慶典。天安門的慶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勞動節之時，毛仍極為振奮。

　　放完最後一批煙火，我以為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還舉行了一場舞會。這真使我大吃一驚。解放後，跳舞場就因其頹廢和具資本主義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宮朱牆內，毛內住地西北的春藕齋，每週末有一次舞會；一九六零年以後改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煙火後，就有一個舞會，而且我還必須出席︹２︺。

　　我和毛一起走進春藕齋，警衛團政治處文工團的女團員們，一下子都圍上來，爭著要同毛跳舞。原來由中央辦公廳的幹部組成臨時樂團伴奏，後來改由專業文工團樂隊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調｜｜年輕女孩輪流上來和毛跳舞。毛的舞步遲緩而笨拙。毛跳完舞後，喜歡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馬上就又換上下一個女孩。前陣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沒有來，朱德和劉少奇倒都來了。只有毛、朱、劉這三位領導坐在桌旁，其他百餘名左右的辦公廳幹部和文工團的女孩子都坐在靠牆邊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時年輕，任毛的保健醫生，又是舞廳裡少數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輕女孩子也請我跳舞。

　　有時舞曲音樂會嘎然停止，換上北京戲曲的小調。北京戲曲是種民間通俗文化，內容多半是纏綿悱惻的庸俗愛情故事，有時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聽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調，其格調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團的樂隊奏起了﹁蘇三起解﹂中的小過門，舞場內立時沸騰起來。毛和著小調，跳起他獨一無二的西洋舞步。在舞會的樂曲上，毛與江青的愛好完全不同。毛喜歡民間小調，江喜歡西方樂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來。

　　我看看，春藕齋裡正是急管繁弦，舞步雜踏，沒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銀橋拉住我，他說：﹁你可千萬別走，主席他跳舞，總是注意身邊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會說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擠走，會認為我們之間在鬧意見。﹂我說：﹁這怎麼可能？沒事怎麼會鬧意見？﹂他說：﹁你可不瞭解。時間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銀橋所說，毛很注意在他娛樂活動的時候，他身邊工作的幾個人是不是都參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給他在杭州飯店舉辦舞會。我當晚很累，沒有去。過了一會，一個衛士敲了門，說：﹁主席問你為什麼沒有來？是不是值班衛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長沙，我因雨大，沒有去看花鼓戲的演出。但過了半個多小時，湖南省公安廳李廳長趕來，又接我去了。從這兩次以後，凡是毛參加的活動，我定到不誤。

　　數年後我才瞭解舉辦這些舞會的﹁內幕﹂，所謂警衛團政治處文工團是由汪東興負責組織，其真正目的在於提供毛娛樂，並非官方所說，是為了服務警衛團。文工團挑選年輕、﹁可靠的﹂女團員做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彭德懷在政治局給毛提意見，問毛為什麼要在警衛團成立文工團︹３︺。彭是政治局委員中最直言敢諫，勇於向毛挑戰的領導幹部。彭斥責毛弄個﹁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汪東興不幹好事。因此，警衛團文工團被撤銷，但毛並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團的女孩子｜｜北京軍區、空軍、鐵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團等｜｜都來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勞動節，在第一次舞會上，我對這些臭事一無所知，我只想盡早趕回南船塢和家人過節。曲終人散時，已是凌晨兩點多鐘，汪東興招呼我去吃消夜，我沒有去，急著趕回家，我知道嫻還在等著我。

　　在家中，我們一起吃著蛋炒飯。我未能和家人一起過節，嫻感到非常失望。我母親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點鐘才開飯。我兒子李重累得在母親那睡著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見面至此還不到一個禮拜，但我的生活已經起了劇烈的變化，起居無時，飲食無常。嫻說：﹁你要跟毛主席一樣了。﹂從那時開始，二十餘年來，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亂了。我非常愛嫻，但我很少能待在家裡。過去我們總期盼著國慶日、勞動節和春節的來臨，我們通常去我母親那一起過節。在我為毛服務的那二十二年間，我只放過一個禮拜的假，一家人也從來沒機會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時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時，每每已近破曉時刻。嫻往往坐在燈下憂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幾個月，甚至一年，這期間她一貫寢食難安。我二兒子於一九五六年出生時，我正在外地。不單是我不常在家的問題，即使我人在北京，嫻也不能參與一組的生活。嫻一直未被批准入黨。好在我是毛的保健醫生，這職位使她安然度過一次又一次使生靈塗炭的政治浩劫。

　　以後，嫻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無後顧之憂。我的家完全是她一個人在管理、在支持。她盡心盡力照顧孩子們和我年邁的母親。嫻剛回中國時，是個精力充沛、活潑外向，對人生充滿熱情的年輕女人。我眼睜睜看嫻經過歲月摧折的轉變，內心之痛苦，筆墨無法描述。新中國拒她於門外，她為我憂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變得內向而沉默。她常對我說：﹁我們過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於沒有家。﹂她的蓬勃朝氣似乎正在一點一滴的流逝。

　　※※※

　　註釋

　　︹１︺王鬍子的屈迫成招並不是停止延安整風運動的唯一原因，許多人均被誣陷。

　　︹２︺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舉辦過舞會。葉子龍那時負責從其機要秘書室中挑選女孩子和組織臨時樂團人員。

　　︹３︺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覺得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時期成立文工團至為不妥，但也未能將其解散。


　　7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與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六個禮拜後，汪東興突然要我火速趕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灣內的一個小漁村。一九五零年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直管理局在海濱給每位﹁中央領導人﹂預備了房子，就是將接收下來的別墅重新翻修，作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隨從幾天前就去了北戴河。這次由原來的周澤昭醫生陪毛同行。當時我還兼任中南海門診部主任，仍未曾隨毛主席出巡。我想這麼緊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嚴重的事。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開北戴河運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員的專車，我當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後才知道，當天凌晨時，一次寒潮引來狂風暴雨，湧起的海浪有一層樓高。毛一夜失眠，沒有睡覺，要下海去游泳，風浪太大，衛士阻擋不住，打電話給汪東興。汪匆忙趕到海灘，毛已要下海。汪勸阻毛不要下海，毛沒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處。衛士、警衛員和一中隊隊員紛紛向毛周圍游去。

　　汪看風浪太大恐怕出危險，焦急之下打電話給周恩來和羅瑞卿。周、羅二人趕到海灘，毛已游到遠處。周感覺責任過大，又無可奈何，於是報告了中央書記處的劉少奇。周希望劉出面阻止毛冒險，但被劉拒絕了。劉少奇也許只是識時務，不願犯上大不韙的罪名來阻撓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時候，江青也趕到海灘。她叫當時在場的周澤昭醫生下海照顧毛。無奈周醫生已經五十多歲，年事已高，不會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責他說：﹁主席游到風浪裡去了。萬一出事，你站在這邊有什麼用處。﹂於是周醫生坐上一條小船追上去，可是風浪太大，顛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穩，他又暈船。等到毛回到海灘，周醫生由警衛人員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灘上嘔吐。這更使江青大不滿意。原來這就是要我立即趕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個多小時以後，回到海灘，對汪東興極不滿意說：﹁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橫加阻撓還不算，還想用中央壓我。﹂

　　汪東興和羅瑞卿負責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隨者。但他們面臨了棘手的難題。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們有多忠心，也不管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場不但是被撤職，還會送命。

　　但毛卻認為汪、羅兩人想限制他的行動自由。毛進一步覺得政治局委員想控制他。毛總是我行我素，誰想阻撓、拂逆他，誰就挨一頓臭罵。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與汪、羅兩人關係上投下一道陰影。他的憤怒隱藏了許多年才終於爆發。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轉折點。夏季將盡，周醫生被悄悄撤了職。周離開中南海，前往北京醫院任院長，我成了毛的專任保健醫生。我的工作一來是替毛治病，二來是維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該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我的工作與身家性命緊密相連，我必須小心毛身體上的任何細微變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瞭解他。自毛從北戴河回中南海開始，我每天都去見他。此後，我也隨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我不斷翻閱毛的病歷時發現，近兩年毛每次檢查血液中的白血球，總數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計數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檢查，白血球總數和中性白血球計數都很正常。這表明在毛的體內某處，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沒有檢查，我確定不下來。

　　我不知該如何說服毛接受檢查，他覺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幾位蘇聯醫生來幫他作身體檢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發脾氣。自此後他就很討厭醫生。

　　一次他同我讀英文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中間他談到戰爭，由此我談到人體的抵抗力，談到白血球是人類抵抗細菌的﹁戰鬥部隊﹂。我告訴他，這兩年他檢查出來，白血球比過去高，表示身體某處有慢性炎症。他說：﹁為什麼？﹂我說：﹁如果沒有慢性的細菌增殖，身體不會有增加抵抗的表現。但是白血球並不太高，又沒有別的不舒服症狀，可見這炎症不嚴重，可能是在什麼地方有窩藏細菌。﹂他問我有沒有辦法弄清楚。我告訴他先將容易藏細菌的副鼻竇、牙齒、喉嚨和前列腺幾個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問我要多長時間。估計半個小時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檢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頷竇及額竇，沒有發現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齒上積垢太多，成了一層綠色膜。毛保留著農村習慣，從來不刷牙，睡醒後，最多只不過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醫更是比登天還難。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門上，彭德懷走來同我說：﹁主席的牙齒像是塗了一層綠漆，你們要勸他刷牙。﹂毛有幾個牙齒，用手指稍壓齒齦，就有少量膿液排出。我懷疑毛為了討厭看醫生，天大的病痛也強忍下來，不肯吭聲。可見毛是極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釋牙齒是主要問題。他說：﹁這怎麼辦呢？你給想想辦法。﹂我建議他請個牙科醫生看看，因為一般醫生在學醫的時候，雖然也學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獵，尤其在畢業以後，更是從來不接觸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說：﹁孔子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麼說起來，你倒不是強不知以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議。

　　隨後我檢查前列腺。他有包莖，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遷入中南海以後，就再也沒有洗過澡。他覺得洗澡浪費時間。他的衛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書或閒談時，用一條濕毛巾替他擦身。毛右側的睪丸沒有降到陰囊，也不在腹股溝，所以是隱睪。這不會影響到性能力，但能導致睪癌。我得注意這個不正常現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軟。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試管裝了精液，拿回到辦公室。

　　隔了兩天，毛起床後，要去請牙科醫生來。我請了北京醫學院口腔醫學院的張光炎醫生。張是華西協合大學牙醫學院的畢業生，比我高兩班，在學校時就很熟識。

　　臨時診所就放在菊香書屋內中間那飯廳裡，理髮用的高靠背籐椅正好用做診療椅。我接來張醫生。張十分緊張，問我檢查時有什麼判斷，又問我毛的習慣與性格。我老實告訴張，毛的性格，我還不完全瞭解，因為我也初來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歡簡潔，不喜歡遲緩囉嗦，張擔心做不好。我說不會，他決心做一件事的時候，他會配合好。我叫張放心。

　　我帶著張醫生走進北屋中間的那間飯廳。毛坐在籐椅上，正拿著一本線裝書在看。毛在會見客人時，總是拿著一本書在看，以緩解心情緊張。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權勢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對待神祇一樣的對待他，拿著書也可幫助他先想好談話的內容。他以說笑話、談瑣事做開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從精神緊張中鬆弛下來。特別是對初次見面的人來說，他表現得既機智，又幽默，且富於談話的技巧。毛用親切而不著邊際的口吻，使見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講出真心話。

　　毛放下了書，笑著說：﹁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們已經來了。﹂同時站起來與張醫生握手，示意讓我們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

　　衛士給我們端來茶。給毛拿一個熱手巾，毛擦了臉，又擦手，並且著意地擦一個個的手指。

　　然後毛問起張的名字，說：﹁你叫光炎，那麼是光大炎漢的意思了。個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運動時，是很吃的開羅。﹂又問張是哪裡人，張回答是河北省人，不過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說：﹁啊，河北，這河指的是什麼河呢？﹂張說：﹁黃河。﹂毛說：﹁黃河原來靠北，自東漢以來，越來越向南移。河北離黃河越來越遠了。﹂

　　毛點燃了一支香煙，又問張說：﹁四川是哪四條川呢？﹂張脫口說：﹁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說：﹁不是金沙江，是烏江吧。烏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張也笑了說：﹁我想到主席的詩﹃金沙水拍雲崖暖﹄，所以認為是金沙江。﹂毛大笑說：﹁那是寫詩啊。﹂

　　當談到張和我都是華西協合大學畢業，而張是美國留學回來的時候，毛歡快地說：﹁抗日戰爭時，在延安，美國派來一個軍事代表團，和我們相處得很好。由美國來的醫生，像馬海德︵George Hatem︶，一直同我們在一起不走。在消滅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們的同行。﹂

　　馬海德︵一九一零至八八︶於一九三六年和斯諾一同前往共產黨北方基地陝西保安，後來終生留在中國行醫，入了中國籍。

　　﹁美國也給我們培養了一大批技術人員。﹂那時美帝仍是中國的頭號敵人，這言論簡直是反革命。﹁你們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們這些英美派。﹂他又對著張說：﹁我在學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讀英文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社會主義是Socialism吧？﹂張說：﹁是。﹂

　　這時我看張已經完全放鬆，神態自如了。我說：﹁主席，現在檢查吧？﹂毛說：﹁那好。﹂

　　張給毛清除掉許多食物殘渣和齒垢。張慎重地向毛說：﹁主席以後要天天刷牙，齒垢太多了。﹂毛不以為然說：﹁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並不刷牙，為什麼虎牙那麼鋒利呢？﹂這一下子將張和我都問住了，實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樣回答。毛眨眨眼說：﹁你們醫生也有些生理現象說不清楚吧？﹂張說：﹁很多。﹂

　　張又提出要拔除左邊上面第四個牙齒。張說：﹁這個牙齒的周圍已經有膿，牙齒很鬆了，如果不拔，會牽連前後的牙齒。﹂毛說：﹁真有這麼嚴重嗎？﹂張正色說：﹁我可不敢亂說，這是真的。﹂毛點點頭說：﹁那就照你的辦。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點麻藥才行。﹂

　　張悄悄地問我：﹁主席對普魯卡因過敏嗎？﹂我說：﹁在他的病例記載上，肌肉內注射過很多青黴素，都加普魯卡因止痛，沒有一次過敏反應。﹂張又悄悄同我商量說：﹁這個牙只要稍一夾就可以下來，還要用麻藥嗎？﹂我說：﹁還是用一點，這樣他可以放心。﹂張說的對，真是輕輕一夾，就順利地拔下來。毛十分高興說：﹁英美派勝利了。﹂

　　過了兩天，我又給毛取了耳垂血檢查，白血球總數和中性白血球計數都恢復到正常。我將檢查結果告訴他時，他高興地說：﹁你解開了存在幾年的一個謎。你勝利了，英美派萬歲。﹂又讓我準備好牙刷牙膏，決定刷牙。但是他堅持不到幾天，就又放棄了。

　　往後幾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討厭看醫生。他的牙齒全部變黑，一顆顆掉了下來。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後上方的牙齒全掉光了。好在毛說話或微笑時，嘴唇總能蓋住剩下的牙齒，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齒疏色黑的現象︹１︺。

　　前列腺的檢查結果也出來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報告顯示他沒有生育能力。毛與他前後三位妻子生了好幾個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兒，李訥，那時不過是十五歲。看樣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後停止的，我一直無法找出病因。

　　我告訴他，前列腺沒有問題，不過沒有生育能力了。他說：﹁那麼我成了太監了？﹂我說：﹁不是。﹂我這才發現毛完全沒有基本的生殖常識。他也是現在才知道他的右側睪是隱睪。我又解釋說：﹁生育能力全看精蟲是不是正常，性慾和性能力與精蟲沒有關係。﹂

　　後來我才發現其實毛擔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無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躍期是在十二歲到六十歲之間。他講他年輕時，在韶山曾和一個十二歲女孩子有性關係。他一直對此事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一九五五年這時毛六十二歲，深恐從此喪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時毛開始有陽萎現象。毛堅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關聯。在我剛去他那裡工作時，他正由別的醫生建議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這種治療，但驟然無法使他中止。隨著他自己的年齡越老，他將上面說的年限不斷擴大，最後成了﹁男女年齡在十一歲到八十歲之間﹂。這無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經驗做出的結論。

　　我只好等所謂一個療程完結後，同他說明這類稱之為﹁補腎壯陽﹂的藥，對身體有害無利。他說：﹁你們醫生有的說這樣，有的說那樣；這個贊成，那個反對。看來醫生的話，只能聽七分。﹂但他也並未再堅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他相信一些長壽的藥，也想尋求這類藥。例如，那時宣傳很多的羅馬尼亞醫生勒普辛斯卡婭的長壽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稱為H3的︹２︺。他很相信，要來了一些相關資料，詳細看過，按法注射了將近三個月，他自覺沒有什麼效果而停止。

　　以後他還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壯陽藥。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醫生商量後決定用暗示治療，膠囊內裝上葡萄糖，取了一個名字，給他服用。

　　後來我發現毛在權力鬥爭高度不穩定的狀態下，陽萎現象最為嚴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勢如中天，陽萎突然完全治癒。毛和江青那時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輕女孩完全沒有問題｜｜同床的女人數目增加而平均年齡驟減。

　　即使毛不斷求長生不死藥，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輕時寫的一首詩。詩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賓說他準備去見上帝｜｜或是馬克思｜｜完全只是一種伎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狀況達到最高峰。毛在被攻擊時常久臥不起，但他也把生病當成一種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狀況常是中國政治局勢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蘇關係陷入低潮，毛在蘇聯駐中國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戲。他想藉此觀察蘇聯對毛之死會有的反應。先前他在我及數位衛士的眾目睽睽之下，在身上蓋了一塊毛巾被，假裝痛苦萬分，表情呆滯，語不成調。﹁我演得好不好？﹂他問我們。然後毛把蘇聯駐中國大使叫到床前，演將了起來。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舊識斯諾說他快死了。毛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國對此事的反應，另一方面想藉此使美國改變其中國政策。同年，他也告訴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同一句話，考驗歐洲的反應。毛常指控他人挑撥離間和陰謀詭計。但說起搞陰謀，誰都搞不過毛。

　　※※※

　　註釋

　　︹１︺毛未曾修飾過的照片可清晰看見他微笑時露出的黝黑牙齒。

　　︹２︺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萊︽健康雜誌︾︵Wellness Letter︶指出，近幾年新推出﹁一種有名的羅馬尼亞防止老化的藥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間變得更年輕。﹂這靈丹妙藥為普魯卡因︵商品名稱為奴佛卡因，Novocain︶。報告中聲稱一位安娜·阿斯蘭醫生在一九四零年代於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藥進行試驗。沒有任何研究顯示此藥品是否真有其所宣稱的效果。在本書此處和其他處，讀者將會發現中國醫學界對此未達成學術共識。這在美國也是個新主張。


　　8


　　我剛給毛做專任保健醫生時，毛的醫療問題都不嚴重｜｜感冒、偶發性肺炎、皮膚搔癢、雞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嚴重，因此他的衛士兩、三天就給他灌腸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討論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廁，便成了件大喜事１。

　　毛的精力充沛，異於常人。他計算時間的方法，與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間白天，對他沒有多大意義，他的身體拒絕依照二十四小時的變換來運轉，他大部分的活動都在夜間進行。

　　大體上，每次入睡的時間，總比頭次入睡時晚三、四小時，甚至十幾個小時，又常常睡四、五個小時，或五、六個小時，就醒了。醒著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有時連續二十四小時，甚至三十六個小時不睡，隨即連睡上十或十二個小時，環境嘈雜也不受影響。也許毛的生理時鐘一向就不規律，傅連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長達二十年的行軍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紛亂不堪。毛在會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講到失眠。這位英國元帥說，在第二次大戰時，戰況如何激烈，他也定時入眠。毛說，你真是好福氣。

　　每當他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覺時，像他一次同我說的，引了︽西廂記︾張生的一句話，真是﹁搗枕捶床﹂，無法成眠。於是無論晝夜，他總是做些體力活動，如游泳、跳舞、以求體力疲勞。在我做他的保健醫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藥。傅連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給他開的是佛羅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後，改用溫熱葡萄糖水送服藥效極強的安米妥鈉︵sodium amytal︶零點一克的膠囊一粒。毛按這個方法，往往睡不著，於是加服一粒或兩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時，用到了零點四克了。而正是這個時候，大家最為緊張不放心的了，因為他處於高度興奮狀態，走路搖搖晃晃，可是又最不願意別人攙扶。

　　我到職前，傅看到藥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癮，所以暗中將膠囊減量，只裝零點零五克或零點七五克，告訴毛仍是每個零點一克，但毛服用劑量還是越來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鈉後，感覺十分不妥，我從來不給病人服用這種藥效強烈的安眠藥，也怕毛會上癮。我勸他不要吃藥，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覺了。﹂他不肯聽，還是繼續服用。

　　他有一次開玩笑問我：﹁你說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麼提這樣的問題。我說：﹁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說：﹁對我來說，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後說：﹁不，要用醒的時間長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像﹃山中無歲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說：﹁照你這樣算，失眠倒成了長壽的辦法了。﹂這自然是說笑話，我確很清楚他的意思，對失眠真要想想對策。

　　我同傅連璋談過一次，要改變以上方法。安米妥鈉是一種起作用慢，但作用時間長的安眠藥，用來引導入睡比較差。我建議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續時間短的速可眠鈉︵Sodium Seconal︶。晚飯前二十分鐘服用零點一克的速可眠鈉兩粒，來迅速引導入睡。飯後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鈉，以延長睡眠，而且要將膠囊內藥量不同，告訴他本人。給毛服藥的是他身邊那些沒有醫學常識，農民出生的年輕衛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責任，我必須確定衛士們不會給毛服用過量才行。

　　傅同意這方法，我然後將這方法同毛談了，而且說：﹁用這種方法，睡眠會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說：﹁說嘴郎中沒好藥，試試看吧。﹂

　　事實上用這個方法以後，確實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時間長些了。後來有的膠囊只裝葡萄糖，與不同劑量的安眠藥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幾次笑笑的同我說：﹁你這個偷工減料的藥葫蘆裡，賣的藥倒還管事。﹂

　　但有時毛的失眠嚴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實上毛有兩種失眠症，一種是生理時鐘的混亂，另一種是俗稱的神經衰弱性失眠。

　　神經衰弱︵Neurasthenia︶這病名在美國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國卻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為所苦。一般來說，神經衰弱是由心理抑鬱所導致，但中國人一般認為自己有心理壓力等於喪失顏面，因此症狀多轉為生理疾病。神經衰弱最普通的症狀是失眠，其他症狀則包括頭痛、酸痛、頭暈、恐懼感、高血壓、沮喪、陽萎、皮膚疾病、腸功能失調、食慾減退和脾氣暴躁。

　　後來，我逐漸把神經衰弱視為在共產黨內無路可走的政治體系下，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疾病。我第一次處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時我大哥在﹁三反﹂運動中遭到批鬥，發展出嚴重的神經衰弱，主要症狀為高血壓。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展開後，許多無辜的人被誤打成右派，神經衰弱的病例大為激增。在國民黨政府主政時，我未見過比例如此高的情況：那時不管政治局勢變得多糟，總有法子可以逃離那個政權，但在共產黨統治下，卻是無處可逃。嚴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憂鬱症，都可以在共產黨體制中得到通容;但輕微的心理困擾被硬批成﹁思想問題﹂。中國人覺得看心理醫生是很丟臉的事。在毛在世期間，國內也根本沒有提供這方面的治療，而且醫生只提供藥物，不可能深入探討疾病的根源。

　　我從來不以﹁神經衰弱﹂一詞，來界定毛的焦慮抑鬱︹２︺。如果我這樣做的話，毛會覺得我是在輕視他，我也會被撤職。他也從來不用這個詞。毛久臥不起，憂鬱終日時，他只簡單說他心情不好，要我對症下藥。毛的神經衰弱有多種症狀｜｜失眠、頭暈、皮膚搔癢和陽萎，嚴重時他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的地方，他必須有人攙扶，否則會跌倒，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發生。有一次他接見非洲的代表團，許多團員圍著他，興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勢，我察覺毛開始搖晃，連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見客人時，一定有人在旁扶持。當然，在他情緒高漲，精神振奮的時候，就沒有這種情況發生。而經過多次檢查，毛無論心、腦、內耳都沒有實質的病變。

　　毛的神經衰弱與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經衰弱的最終根源，在於他對其他領導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懼。共產黨中沒有幾個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葉以後，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的問題不斷增加。每在這種情況，毛就會長期失眠，在毛苦想應對戰略和得到最後勝利的數周、數月中，睡眠變得非常混亂。我在初任他保健醫生時，不清楚他正困在對農村合作社化的反彈險境中，而我幫他治療的失眠症，是政治鬥爭的結果。

　　毛的目標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國的改革，他對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實施的農村土地改革並不滿意，土改後私有財產制仍到處可見。毛要的是社會主義，換言之，就是農村合作社化。中國太貧窮，農村機械化則過於耗日費時。

　　一九五三年農村合作社化運動開始在農村展開，由於步調過快，又傾向於建立難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農民繳交農具和牲畜，使農民和許多領導幹部反對聲浪日高。中國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後不久，便立即撤銷。撤銷工作由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下令執行。毛認為鄧和一些黨內官員主持下的農村工作部阻礙農村走向社會主義化的道路，從而取消了農村工作部。鄧受到批評，從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為了農村合作化問題，毛與其他領導同志的關係更形緊張。在狂風巨浪中游泳，只不過是他表現出他決心無視於任何艱險，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連串宣揚社會主義改革的會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為了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毛批評共產黨內有些領導人﹁右傾﹂，並號召加快農村社會主義化的改革腳步。在這期間，他常常嚴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經有三天沒有睡好，這天又是連續三十幾個小時不能入睡，服過幾次安眠藥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電話通知，趕到游泳池時，他已經游完。這時天氣還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曬太陽。

　　我看他面色紅潤，精神很興奮，可是神態卻顯得疲憊了。他要我坐下，問我游不游泳。我告訴他，今天還沒有吃飯，不游了。毛笑了說：﹁我不吃飯，沒有睡覺，還游了一個小時。吃過三次安眠藥也不頂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減料的安眠藥？﹂我笑起來說：﹁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說：﹁那怎麼辦呢？有沒有什麼辦法能睡覺。﹂

　　我告訴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試試看。傅連璋告訴過我毛一貫不吃水藥，所以我說明，這可是水藥，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澀，還有點辣。他說：﹁我愛吃辣。這不相干，拿來試試。﹂

　　我坐車趕到弓弦胡同。那時傅連璋仍負責管理毛及其他領導人的藥品，保健局藥方經由香港公司由美國、英國和日本批藥進來。為了安全起見，毛的藥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國民黨圍剿棄守延安時的假名｜｜李德勝｜｜來配藥。

　　藥劑師將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給我。這時傅連璋知道了，跑過來，急切地說：﹁主席從來沒有吃過水藥，你怎麼這樣大膽，把這麼難吃的水藥給他吃？他發起脾氣，怎麼辦？﹂我說：﹁傅部長，這些我事先都同他講了。他讓拿去給他試試。他在等著，我得趕快。有什麼情況，我以後再向你報告。﹂我匆匆往外走，隱隱地聽到傅在叨叨：﹁怎麼這樣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辦。﹂傅認為他是我的領導，應有權參與毛所有的保健問題。他以他與毛之間長久的關係自豪，自以為很瞭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會採納他的建議。但現在常跟毛接觸的人不是傅連璋。毛正開始對我信任有加。

　　趕到游泳池，飯剛做好。我講：最好先吃藥再吃飯。﹂毛同意，說：﹁那好，聽你的。﹂我給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裡，他一口氣喝下去，然後說：﹁味道很不錯。我不喝酒，這倒像酒。﹂接著他又說：﹁這個靈不靈，還難說。﹂

　　這時飯菜擺上來，看來藥的作用已經開始發揮了，他正處在安眠藥作用開始的欣快期，飯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飯時，他已經昏昏欲睡，來不及回菊香書屋了，就到室內游泳池的床上睡了。這一覺，從下午近二時起，直到半夜十二時多才醒，足足睡了十個多小時。醒後，他十分高興，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說我這炮可打響了。

　　我走進他的睡房，他正在閉目養神，他睜開眼睛，拿半截香煙裝在煙嘴上點燃，說：﹁你給我吃的是什麼藥？怎麼會這樣好？﹂我扼要說明了這藥的性質和作用，並且說：﹁這是安眠藥中最早出現的，十九世紀已經由醫生普遍應用在臨床，所以對這個藥的作用和副作用，瞭解得最清楚。這個藥對人體安全。﹂

　　他說：﹁那你為什麼不早給我吃？﹂我說：﹁主席不愛吃水藥，這藥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時，沒有拿出來。﹂

　　事實上安米妥納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經幾天失眠，當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藥前，用語言和行動，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療，因此才會如此見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兩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時有次他病重，他母親帶他到佛廟裡去拜拜燒香，毛服下香灰後，就不藥而癒。﹁我反對摧毀佛寺，﹂毛在全中國﹁破四舊﹂搗毀廟宇時跟我說：﹁鄉里農民，小病挺挺就過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醫生，拜個菩薩，求點香灰回來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給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著說：﹁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這個郎中還有點好藥。你回去睡覺，我要開始辦公了。﹂

　　從此以後，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藥，與速可眠鈉同時用。到六十年代以後，毛上了癮，不只吃飯前服安眠藥，就是會客、開會、晚會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

　　註釋：

　　︹１︺毛其他隨身人員也描述毛的便秘。據說在井崗山，賀子珍用手指替毛摳便，後來她學會了灌腸。國共內戰期間，毛拒絕使用盥洗室，都由他的警衛陪他到野外，在地上挖個坑如廁。據說在長征期間，毛順利如廁可以激勵紅軍士氣。

　　︹２︺在本書中，因為李醫生未受過精神醫學訓練，李的用詞﹁抑鬱﹂是一般大眾的用法，而非嚴格的醫學名詞︵depression｜｜憂鬱症︶。自毛去世後，中國人對心理疾病的觀念已有改變，許多城市那都設有心理諮詢診所。


　　9


　　我一向不過問政治，對毛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之間劍拔弩張之勢也一無所知。一九五六年初，我開始察覺到毛主席正在策劃一場腥風血雨的政治鬥爭。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場持續十年的政治大風暴，其實早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播下了種子，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中發表的那篇反史達林秘密報告是其導火線。

　　毛並未參加大會，由朱德率領中共黨代表團前去蘇聯。朱面容慈善，那時已是七十歲，頭髮很黑而多。朱沒有政治野心，解放後幾乎是半退休，只擔任幾個榮譽職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和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裡種花｜｜他養了上千盆蘭花。人代會委員長是個閒差，但大家仍稱他﹁朱總司令﹂。中國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產黨所內做的貢獻。

　　赫魯雪夫突如其來的舉動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電報請示時，表示要支持反史達林。毛十分震怒。毛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可見朱德和赫魯雪夫都靠不住。﹂

　　毛對國家領袖的角色持著神秘主義的信念。毛從不曾懷疑他自身的領導能力。只有他的領導能改造中國。全天下都認為毛是中國的史達林。和一般中國人一樣，毛視自己為民族救星。赫魯雪夫的那篇反史達林秘密報告，直接對毛的統治構成威脅，質疑毛的領導，毛被迫起而迎頭痛擊。如果毛同意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攻擊，等於為往後會有的反毛運動鋪路。毛決不容許此事。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去世後，赫魯雪夫隨即領導蘇聯，毛毫無異議。但發生反史達林事件後，毛轉而對赫魯雪夫深懷敵意。毛認為赫魯雪夫違反了一條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魯雪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歸功於史達林的提拔；赫魯雪夫此舉無異是過河拆橋。

　　此外，毛覺得赫魯雪夫這樣做是為虎作倀｜｜授美國帝國主義以柄。毛說：﹁他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使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史達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

　　我一直非常敬仰史達林。但是毛反對﹁反史達林運動﹂並不是出於對史的尊敬。事實上，毛鄙視史。我聽到毛形容他和這位前蘇聯領袖的關係不好時，非常驚愕。毫無疑問地，毛在一九五六年初跟我說的一番話是氣話。毛時常扭曲歷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

　　毛對史的強烈個人憎惡要追溯到一九二零年代建立江西蘇維埃政權的時期。

　　一九二四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不久，第三共產國際命令共產黨與國民黨攜手成立統一戰線。中國當時四分五裂，第三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完成統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反悔，大舉殲滅城市裡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親眼目睹農民的暴動。毛於是認為，中國農民一定會起來領導二十世紀的革命。毛便大膽採取了一個合於中國歷史情境，卻為非正統馬列主義的戰術。毛發動共產黨領導農民秋收起義。隨即毛在江西井崗山建立基地，建立﹁蘇維埃政權﹂。毛在此號召農民的支持，實行土改，繼續和蔣介石的軍隊做游擊戰，以耗損國民黨的力量，進而領導農民攻佔城市。蘇維埃政權在毛領導下日漸壯大。

　　一九三零年，史達林指派當時才二十五歲，在蘇聯讀了好幾年書的王明為第三共產國際代表前來中國。據毛所言，王明雖未實際領導中國共產黨，但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執意將當時的革命路線由鄉村推往城市。毛認為當時勢力仍薄弱的紅軍一定會節節潰敗，元氣大傷，因此大力反對，而被打成保守右傾，並前後不下二十次被撤、降職，以及開除出黨，並被封為狹隘經驗主義。毛說：﹁長久以來，史達林罵我是紅皮白蘿蔔，意思是外面紅，裡面白，我也沒有罵他。﹂

　　江西蘇維埃政權岌岌可危，蔣介石發動五次圍剿。第五次圍剿時，紅軍決定突圍而出，開始了歷史性的長征。在長征途中，毛奪回指揮權。

　　毛認為紅軍早期的失敗全該歸罪於史達林和第三國際的橫加干擾。他說：﹁中國共產黨自江西紅軍時代，深受第三共產國際瞎指揮的苦頭，將大好形勢搞得一塌糊塗，白區損失百分之百，根據地損失百分之九十，我們沒有怪史達林和蘇聯共產黨，只怪我們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條主義錯誤。﹂毛還罵王明是左傾的﹁投機分子﹂。

　　毛又說：﹁日本投降以後，史達林怕美國，要我們像法國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希臘共產黨一樣交出槍去，我們不同意。日本投降後，︵我們︶同國民黨打起來了，蘇聯沒有給我們一槍一彈的援助。淮海戰役以後，又要我們與國民黨劃江而治，不要打過長江去。等到國民黨在南京站不住腳，搬到廣州去，英國和美國都不肯把大使館搬到廣州，可是蘇聯大使館跟著去了，表示他們支持國民黨，跟我們沒有牽連。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談判，史達林對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兩個月，史達林根本不談。我發了脾氣，不談就不談，我回去，這才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朝鮮戰爭，美國打到鴨綠江了，我們說應該出兵。史達林說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說，你不打，美國把朝鮮打掉了，中國、蘇聯豈不是唇亡齒寒？你不打，我們打。你蘇聯有武器，你怕英美說你援助我們，那麼我們買你的武器，打起來與你沒有關係。﹂︹１︺﹁高崗在東北，史達林封他東北王，實際上是插手中國黨，搞分裂。﹂

　　這是毛首次明確談到他對史達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原來存在這麼久、這麼深的分歧。但毛從未公開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領導地位和史達林過於息息相關。

　　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也使中國國內領導人立場一下子涇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史達林，大大觸犯了毛。我從不認為朱德會對毛構成威脅。毛和朱德在江西時期曾分裂過，︹２︺因此朱德對﹁反史達林﹂的最初贊成反應，使毛與朱德隔閡加深，進而說這是﹁個人品質問題﹂。一九五六年的五一節，朱德身體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門，也得上。每年五一勞動節，領導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裡面，就很耐人尋味了。朱德告訴陳琮英說：﹁如果我不上，別人會以為我犯了大錯誤，上不了天安門。﹂那年五一節中國領導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臉色蒼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確保他在毛主席身邊的政治地位。

　　毛永遠不會原諒赫魯雪夫反史達林。一九五六年中，我也發覺毛對共產黨領導同志非常不滿。毛首先對他們對蘇聯模式依樣畫葫蘆的死方法發難。

　　到一九五六年，中國已深受蘇聯模式影響，此時已建立了一個深入鄉鎮，由共產黨直接控制的龐大國家官僚體系。農業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廠和商店收歸國營。規模較小的手工業工廠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經營。就經濟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似乎已趨完善。

　　但毛所極力追求的國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國的浴火新生｜｜仍遙遙無期。在龐大繁雜的官僚體制建立後，昔日的革命鬥士成為養尊處優的官僚，汲汲於追求顯赫地位，而將毛的革命理想拋諸腦後。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動改革，繼續革命奮鬥。但黨官僚、領導幹部紛紛發出警訊，堅持遵循蘇聯的漸進改革模式。毛則認為他們對蘇聯的模仿缺乏創意，在不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之下，將蘇聯的組織體系全套抄襲過來。毛為此對當年並肩作戰的領導同志十分震怒。

　　毛的革命需要大膽、氣魄和鬥爭等特質，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認為其他領導人只會墨守成規。他們當中一些人同意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無異是向毛的最高領導層下了挑戰。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屬在他死後，搖身變成﹁中國的赫魯雪夫﹂，寫黑報告告發他。在他有生之年，他會拔掉所有能破壞他統治的毒草。他對共產黨黨內的不滿逐日加深，多年後，終於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

　　※※※

　　註釋

　　︹１︺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所使用的軍火，其中有將近百分之九十購自蘇聯。

　　︹２︺朱德在井崗山期間曾與毛意見相左，︽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即針對朱德及陳毅而發。


　　10


　　毛對自己的形容至為貼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引用了一句歇後語：﹁我是和尚打傘﹂，以說明他自己是﹁無髮︵法︶無天﹂。那天的翻譯對此一歇後語不熟悉，因此將這句歇後語翻譯成﹁一個孤寂的和尚，打著破傘，在雨中踽踽行走。﹂︹１︺因此，斯諾和許多繼他之後的無數學者以為毛有一種悲劇性的孤寂情結。這真是個天大的誤解。毛其實是在大言不慚的告訴斯諾，他就是神祇，他就是法律｜｜﹁無髮︵法︶無天﹂。毛見外國人時，給毛當翻譯很不容易。他在會談時，常引用詩、文及俚語。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談，引用了清康熙時文華殿大學士張英的典故：張英的家人與鄰居爭地界，發生糾紛，給他寫信，他賦詩代信回覆：﹁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讓地三尺，對方為此也讓三尺，成了一條六尺巷道。毛引用了這詩的最後二句，用以表明他對中蘇之間邊界糾紛的態度。當時我看翻譯十分為難，我不懂俄文，不知怎麼譯，但從尤京一臉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沒有聽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會見印度副總統拉達克裡希南，談到和平共處，引用了宋末趙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給趙的一首詩：﹁你儂我儂，忒煞多情，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他藉此說明中印二國的親密關係。翻譯很為難，說了很久，我不知道對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慶祝蘇共國慶四十週年時，毛在大會上講到團結的重要性時，引用了俚語：﹁一個籬笆三個椿，一個好漢十個幫﹂。為解釋這句話，翻譯弄得一頭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會見季幸格，毛引用︽紅樓夢︾中王熙鳳對劉姥姥說的一句話：﹁大有大的難處﹂，來說明美國的處境。可是這句話怎麼也譯不清楚。

　　毛常告訴我，﹁我念的是綠林大學﹂。毛是個徹頭徹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權威，力求駕御一切｜｜從最高政治決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細枝末節，中南海內凡事都須經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著打扮。中國的重大決策必須通過他的批准。

　　毛沒有朋友，自外於一般的來往接觸。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親生子女更少。就我所知，毛對第一次見面的人雖很親切，其實是鐵石心腸，感受不到一絲愛或友情的溫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雜技團表演﹁人梯﹂，頂上的一名幼童失手，頭朝下跌到地板上。這是舞池，沒有任何保護設施。轟隆一聲巨響，大家都驚叫起來。孩子的母親也是雜技團演員，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時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場一片鬧烘烘時，毛與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團員仍在說說笑笑，喝著茶，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事後毛未過問幼童的情況。

　　我始終無法瞭解毛的冷漠，也許他曾目睹過多死亡，因此對人類的苦痛變得無動於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楊開慧及兩個弟弟毛澤民、毛澤覃都被國民黨處死，大兒子毛岸英死於朝鮮戰爭中，他有數名子女在長征時夭折或是失散，永無下落。但我從未見他為失去這些親人表露過任何情感。事實上，由於他一再逃過這些劫難，似乎只讓他更相信自己會長命百歲，對那些死去的親人，他只淡淡的說：﹁為了革命理想，總有人得犧牲。﹂

　　毛雖然行止孤獨，消息卻很靈通。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床上，一連好幾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於閱讀，並總要他身邊的人，用口頭或書面向他報告中國境內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對上自中國偏遠地區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宮闈中的傾軋奪權，都瞭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縟節。一九四九年，當時政務院典禮局局長余心清建議，按照國際禮節，應該穿黑色衣服，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見外國大使。毛聽到後，大發脾氣說：﹁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慣，搞他們那套做什麼。﹂他穿灰色中山裝，膠底黃色皮鞋接國書。從此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於是馳名於世的﹁毛服﹂也就隨之出現。余因此被調職，文化大革命時余自殺。

　　毛拒絕服從任何時間表。他神出鬼沒，行蹤飄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條路。他從不重蹈過去的足跡，永遠另闢蹊徑。無論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國家大事上，毛總勇於追尋前所未有的途徑。

　　毛對歷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閱的是歷史書籍。他看過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慣於用過去來註釋現在。他對一些歷史人物的評論，與我過去的想像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觀點中，沒有道德的顧慮。我在知道毛不但認同中國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髮指的暴君後，非常震驚。毛不惜用最殘忍暴虐的方法來達到目標。

　　毛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紂王開闢了東南大片土地，使中國的疆土東抵大海，而且對中國的民族統一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比干這些人反對紂王的開拓疆土政策，當然要殺掉。紂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實，但是哪個皇帝不搞？

　　毛說：秦始皇是中國的廣闊版圖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奠基人。至於焚書坑儒，焚的是宣傳分裂的書，坑的是主張分裂的儒，而且殺的儒生不過四百六十個，實在算不上什麼。有些人在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點，盡量擴大，不計其餘﹂，完全顛倒黑白。

　　毛對武則天推崇備至︵後來文革中江青以武則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談到武則天。我說：﹁武則天疑心過大，告密過濫，殺人過多﹂。他說：﹁武則天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進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門大族想設法推翻她，是事實，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這些人的陰謀呢？將想殺死她的人殺掉，有什麼不應該？﹂

　　隋煬帝則是溝通中國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結合起來的偉大人物。中國的大河都是由西向東入海。隋煬帝開了由北向南的大運河，像一條大腰帶，將中國攔腰捆住。毛說這段歷史是唐人給完全歪曲了。

　　西方領袖中，毛對拿破侖極為推崇。他認為拿破侖打破了古典戰爭的常規，使戰爭的戰略和戰術起了革命性的改變。譬如，他進攻時，用密集大炮轟擊取勝。毛推崇拿破侖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侖進攻埃及時，曾帶領大批學者、科學家到埃及，並因此建立了埃及學，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這個事件的啟發下，毛也決定組隊到黃河的發源地青海省，去探尋中國文明的源頭。

　　一九六四年汪東興組織了一批學者，包括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地質學者、水文學家和工程學家。汪為此從內蒙古及寧夏調來馬匹，成立了一騎兵連，還另外調來大批行軍器材和裝備。毛和我每天一起練習騎馬。毛最後決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傳來美國軍隊直接參加越南戰爭的急電，這樣毛才取消黃河行的決定。

　　毛的歷史觀與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愛惜古喻今，並自認對中國歷史有極大貢獻。我認為中國歷代宮闈奪權詐術對毛思想上的影響遠大於馬列主義。毛是個革命家屬不爭事實，他的目標是將中國改造成富強大國，但他卻從過去的專制歷史中尋求統治方法和權力傾軋的對策。

　　中國歷史對毛所追求的新中國作用不大。毛認為中國文化已停滯不前，他要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學習外國，改進外國思想，並使其適應中國國情。他常說：﹁中國的東西也可以摻雜一些外國的東西，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驢非馬，成了騾子也不壞。﹂

　　毛認為社會主義能激發中國人民的蓬勃創造力，並重造過去的盛世輝煌。蘇聯是最早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蘇聯尋求靈感。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堅持中國要﹁一邊靠﹂。毛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的是求中國富足強大，文化復興。換句話說，要創造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常說未經消化吸收的全盤西化不好，他也從未提倡將蘇聯那一套原封不動的搬來中國。他認為蘇聯在建設中成功的或失敗的經驗都可作為借鑒。

　　從毛第一次召見我開始，他便將對美國和西方科技的讚賞表露無疑。他深知要重振華夏聲威，光學習蘇聯是不夠的。因此他對﹁一邊靠﹂的口號很有保留。

　　毛對自身的歷史定位十分肯定，他從未質疑過他的角色。他是最偉大的領袖，萬王之王｜｜他統一中國，並將改造中國，使它恢復過去的輝煌。毛從未跟我用過﹁現代化﹂這個詞。毛不是現代人，他念茲在茲的是使中國恢復昔日的繁盛風華。毛是革命家，也是和傳統決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國，重振大漢天威。毛將締造自己的萬里長城。他的不朽與中國的偉大交織在一起。整個中國都是他指下的試驗場，毛就是中國。任何與毛思想相左或膽敢向他挑戰的人，都被毛視為異端。毛毫不留情的剷除敵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難接受毛竟會如此輕賤人民的性命，以達到他的目標。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總理訪問中國。毛與尼赫魯會談時，毛明確表示，原子彈無非是﹁紙老虎﹂，為戰勝帝國主義，值得犧牲幾千萬中國人民的性命。毛這樣告訴尼赫魯：﹁我不相信原子彈有那麼不得了，中國這麼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彈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萬、兩千萬算不得什麼。﹂這些話當時使尼赫魯大為吃驚。

　　後來毛在一九五七年於莫斯科的演講中又說過，中國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億人︶也算不上什麼，我們可以再製造更多人。︹２︺直到﹁大躍進﹂，上千萬中國人民死於饑荒，我才開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備至的暴君之間的相似之處。毛知道有上千萬人餓死。他無動於衷。

　　我經過一再思索後，終於搞懂了毛的歷史觀點。此外，他這番話也是在明白告訴我，今後我對他只能絕對服從，不可稍加異議，忠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宮闈世界，總有如霧裡看花，覺得毛如此偉大，為他工作如此光榮，想離開一組簡直是不可思議，只有那些對毛不夠忠心的人才會被驅逐在朱牆之外。全中國也沒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離開一組的人。

　　一組裡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來因為毛對他們有救命之恩，讓他們有安全感︵就像我的政治歷史被毛一筆勾消一般︶;二來他們崇毛如泰山北斗，視他為中國的救星。但卻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馬屁，向毛爭寵。毛的心裡也很清楚，只因為他有用得著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著他們，一但利用價值沒了，毛便一腳把他們踢開。

　　一次我同汪東興談話，我向汪提出了這個疑問。汪說：﹁為人民服務，總要有具體的人啊。為毛服務，還不就是為人民服務。你在這裡工作，是黨分派你來的，還不就是為黨工作嗎？﹂

　　﹁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是毛喊出來的。中南海南牆入口的新華門後，這幾個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牆上，它也擋住了中國老百姓一窺今日紫禁城中高級領導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視線。在中南海的政治學習中，總是強調要﹁為人民服務﹂，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個人。這口號使我激動不已，因此決心加入共產黨。

　　後來我發現在毛這裡工作，卻成了向毛爭寵。而毛呢？從來不用親自穿鞋脫襪，梳洗理髮。我對這﹁為毛服務﹂的一組現象非常不解。

　　我那時年輕天真，便聽信了汪東興這番教誨。

　　毛一旦懷疑一組人員和其他領導人｜｜不管是周恩來、林彪或是劉少奇｜｜關係過於密切，便立即將他們撤換。毛警告我：﹁禍從口出。﹂此後二十年中，歷盡各次政治運動，不論是﹁大鳴大放﹂，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報﹂、﹁小字報﹂，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於毛的醫療保健；甚至在我深深瞭解他的殘酷暴虐之後，我也一逕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國只有毛有獨立意志。

　　但我此時仍崇敬毛，他是中國的救星，民族燈塔，最高領袖。我將中國視為一個大家族，我們需要一個族長，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領導。我為毛主席服務就是為中國人民服務。

　　※※※

　　註釋

　　︹１︺愛德加.斯諾對此事的描述見The LongRevolution ︵New York：Vintage，1971，p.175︶。

　　︹２︺赫魯雪夫記述毛在斷言中國能製造更多的人口時語言的殘酷，他及其他蘇聯領導為毛輕視生靈的態度大表恐怖。見Khrushchev Remembers，Tran.＆ed.Strobe Talbott ︵Boston：Little Brown，1974，p.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