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新聞


　　﹁天地是一個甕，我們在甕底，敵人在甕口。﹂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是天才，第二個以至第無數個說這句話的人是憂國憂時悶悶不樂的人。

　　可不是？儘管天地之大，游擊隊任意縱橫，可是人心總有些悶得慌，不知道抗戰的局勢到底怎樣了。

　　戰爭，當機關槍聲像大年夜的爆竹一樣響著的時候，你確實置身其中。後來，槍聲隱沒，你還可以從傷兵、難民、商旅身上嗅到戰火的氣味。可是再過兩年，第一線在一個省又一個省外，在一座山又一座山外，戰爭在你心目中就顯得難以想像的渺茫了。

　　儘管雲淡風輕，你總覺得有一種沉重壓在心頭，有一股什麼暗中進行，它日益逼近，攪亂你的寧靜。

　　那一天勝利？

　　好日子什麼時候會來？︙︙

　　這些強烈的念頭藏在心裏，說不出來。能夠說的，是半隱半現的一句話：

　　﹁有什麼新聞？﹂兩人見面，總有一個要這樣問。

　　正在割草的農夫，想到這裏，突然心頭一緊，鐮刀在草根上停住了。

　　正在刺繡的大姑娘，想到這裏，突然指頭一軟，針尖在鴛鴦的翅膀上停住了。

　　看書的人，想到這裏，突然眼底一陣模糊，指頭按在斷句的地方停住了。

　　飲酒的人，想到這裏，突然血管發熱，筷子指著肉塊，停住了。

　　人們，不知什麼時候會突然想到那個既令人興奮又令人哀愁的問題，暫時忘掉此外的一切。

　　要是同一天，同一時刻，那個強烈的意念一齊湧上每個人的心頭，那會有一個靜止的世界。在幾秒鐘之內，人人雕成塑成一般固定在那兒。甚至風息、蟬啞、鳥墜、雲凝。

　　要是那樣，好日子釘死在天外，也永不會來。

　　所以，幾秒鐘以後，斧頭還是要劈下去，火焰還是要點燃，種子還是種下去，長出苗來。這樣，人們就會覺得好日子也一寸寸移近。

　　等呀，等呀，等。

　　實在等得心焦，有教養的人就在家裏打孩子的屁股，那些粗鄙無文的，就反覆的唱他們的小調：


　　青山在，綠水在，冤家不在。

　　風常來，雨常來，情人不來。

　　災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

　　我，倚定著門兒。

　　　　手托著腮兒，

　　　　想我的人兒，

　　淚珠兒汪汪滴滿了東洋海！


　　然後，見到從城裏來的人，從小酒館裏來的人，﹁趕集﹂買東西回來的人，必定要問：﹁有什麼新聞﹂？

　　有一個老頭兒，半夜搥床大哭，閤家驚醒，環立床側。

　　﹁不得了！﹂老頭兒說，﹁我夢見中央軍打敗了！﹂

　　那時，人們相信夢境是神靈的預言，對這個傷心驚恐的老人，都有些手足無措。倒是他的老伴兒有個主意，安慰他：﹁不要緊，夢死得生，你夢見中央軍打敗了，那一定是中央軍打勝了。﹂

　　全家附和，老翁漸漸鎮靜下來，再度睡去。

　　黎明，老翁又嚎啕起來，他嚷著：

　　﹁不得了，不得了，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見中央軍打勝了！﹂

　　那年代，我見過一個教書先生，啣著長長的旱煙袋，一本正經告訴他的鄰居：


　　﹁我們這一輩為人，脖子一定特別長。﹂

　　﹁為什麼？﹂

　　﹁天天伸著脖子盼望勝利，把脖子拉長了呀！﹂


　　高粱開始收割，大地像剛剛剃過幾刀的頭顱一樣難看，而我們游擊隊則感覺什麼人在剝我們的衣服，剝下一件又一件，直到赤裸暴露。

　　日本的騎兵，汽車車隊，又常常在公路上出現，他們還是很小心，從不踏上支線小路。

　　有一個農夫，彎著腰在田裏工作，沒有發覺一小隊黃呢軍服黑皮靴的人馬在公路上流動。空氣裏有撕裂的聲音，子彈擊中他的前胸。

　　他的兒子在旁邊另一塊田裏工作，抬頭看見父親的身體搖擺扭動，舞著手臂想從空氣裏捏住自己的生命，就丟下農具，跑過來扶持。淒厲尖銳的聲音又響了一次，年輕的農夫在中途應聲而倒。

　　這是今年砍倒青紗帳後由敵人造成的第一件血案，在這個最需要新聞的社會裏，一件最不需要的新聞立即傳遍。

　　中隊長死了，沒有人訓練我。我又丟了槍，換來大隊長一雙白眼。我感到日長似歲的寂寞。

　　寫點什麼可以打發時間。我本來是喜歡寫點什麼的。

　　每隔五天，十里以外的曠野裏出現大規模的臨時市場，活動攤販和顧客從四鄉麇集而來，非常熱鬧。我去買了幾張八開的白報紙，仿照報紙編排的方式，把兩個農夫慘死的新聞做成一個﹁頭條﹂。

　　我曾是上海新聞報的小讀者，對﹁版面﹂略有認識，﹁頭條﹂之外，加上一個﹁邊欄﹂。我在邊欄裏提出一個問題：敵兵在一里以外舉槍射擊，彈無虛發，而且一律擊中前胸要害，為什麼這樣準確？怎樣訓練得來？我們游擊健兒可有這樣良好的槍法？怎樣加緊趕上？

　　頭條和邊欄之外，版面上還有一大片空白。我興致勃勃的往裏面填字：

　　我說，高粱已經收割了，根據往年的經驗，鬼子又要清鄉掃蕩。

　　我說，敵人正從附近各城抽調兵力，準備大舉進攻，而我們各游擊部隊也要聯合起來，予以迎頭痛擊。

　　我指出，敵人散布的口頭禪：﹁游擊游擊，游而不擊﹂，實在是游擊武力的恥辱。因此各游擊部隊的首長一塊兒開會，決心要給敵人一點顏色看看。

　　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跟手鈔本叫做﹁肉版﹂。我把這張肉版的報紙貼在床頭，心裏十分得意。

　　隊友紛紛到我的小屋裏來﹁看報﹂，驚動了大隊長。

　　大隊長沒收了我的﹁報紙﹂，用他細長堅硬的指頭戳我的額角，大吼：﹁啊你，啊你，啊你，不知死活！﹂吼一句，戳一下。

　　在那樣狹小的屋子裏，我簡直無從躲閃。

　　我希望馬上弄清楚錯在那裏，可是我愈急，他愈說不出來。

　　良久，我懂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敵人來到這個村子，如果他們發現了我鬼畫的玩藝兒，他們就會一把火把村子燒得乾乾淨淨。那樣，就是我害了全村的人。

　　我實在沒想到，我會是這樣一個嫌疑犯。

　　大隊長去後，司令官召喚我，手裏拿著我的﹁罪狀﹂，大隊長坐在他旁邊。不用說，大隊長進一步檢舉了我。

　　對於我，大隊長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司令官的眼神卻非常柔和，以致顯得他比平時更胖，臉孔更圓。他說：﹁你很有才氣！﹂

　　他指示我坐在身旁。意外的責罵後緊接著是意外的獎勉，令我一時難以適應。

　　司令官的聲音很誠懇，他說：﹁你是個拿筆的人，拿筆的人不一定要拿槍。你拿筆比拿槍好。以後，你乾脆拿筆。﹂

　　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又說：

　　﹁我們需要這樣一份報紙，你來編，大隊長來監督。﹂

　　大隊長哼了一聲，用他的白眼狠狠瞪了我一下，起身走出室外。我第一次發覺他的腮上雖然沒有掛著瘤子，他的嘴角卻也斜向一邊，跟生瘤的中隊長一模一樣。

　　由於中隊長已經死了，大隊長的這個表情，使我打了一個寒噤。

　　司令官不管這些，他用心批評我的報紙。他說：﹁新聞寫得很好。你提出槍法訓練的問題，也很有意思。你還可以多寫一點，你可以寫，日本軍隊訓練槍法，是用從中國偷去的計畫和方法。中央正規軍的槍法比日本兵的槍法更高。在戰場上，日本兵伏在地上，國軍可以開槍打中他們的眼睛。近來，在戰場上陣亡的日兵，大部份是左眼中彈，貫穿頭顱。﹂

　　我說，我不知道這件事。

　　他說：﹁你可以想，你有天才。我們用天才抗戰，當然也可以用天才編報。﹂

　　然後，他指著各游擊隊可能聯合作戰的一段：﹁你不要這樣寫，不能把謠言造到我的身上來。﹂他輕輕的歎一口氣：﹁游擊武力人多勢眾，毛病就在不能團結。你說要聯合作戰，也沒有人相信。但願我們作戰的時候沒有人在後面扯腿，就很不錯了！﹂

　　他拿出一塊﹁大頭﹂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發給你的獎金。﹂再拿出兩塊﹁大頭﹂來：﹁用這兩塊錢去買油印機，買油墨，買紙。我另外給你找一間房子，做你編報印報的地方。我們的報就叫﹃新聞﹄，這個名字響亮得很。﹂


　　新聞，新聞，我到那兒去找新聞呢？

　　連做夢都是找新聞。我夢見在前線採訪，槍聲像收報機一樣響著，轟隆一聲砲彈在我胯下爆炸，我隨著泥土硝煙沖上雲霄，跟我軍的一架轟炸機擦身相遇，駕駛員伸出粗大的胳膊來，一下子把我拖進機艙。

　　我夢見在一個什麼地方看見成堆的文件，成堆的新聞，每一個字都是新聞，匆匆閱讀，匆匆醒來，什麼也不記得。

　　我夢見︙︙

　　這些，都不能寫。


　　寫新聞，是寫別人的夢，不是寫自己的夢。


　　我去找﹁參謀長﹂。

　　十里外的小鎮上有一個人，在國軍裏面做過參謀，﹁參謀長﹂是他的綽號。

　　到小鎮去的路愈走愈寬，牛車和挑擔的客旅愈多。抗戰第二年，千里而來的﹁參謀長﹂跟著他的部隊在這條路上走來走去，他家裏的人卻不知道離家多年的遊子如今近在咫尺。

　　事後，大家知道這件事，談論了一陣子。司令官那時候做鄉長，他說：﹁從前讀書，讀到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總不相信，現在看起來，半點也不假！﹂他對這個青年人很有好感。

　　到了鎮上，我找一家沒有名稱的雜貨店。戰爭把﹁參謀長﹂弄成癱子。他躺在尸堆裏，他的部隊以為他死了，沒有找他，敵人也以為他死了，沒有再用刺刀戳他。他自己知道他還活著，還得活下去，也知道老家就在戰場邊緣。遠遠的從敞開的店門裏面，我看見他。他坐著，據守一張帳桌。就這樣，他整天坐在帳桌後面，看三國演義、七俠五義，有人進門，他頭也不抬，口裏說：﹁要買什麼，自己拿。﹂他經營的是此地獨一無二的﹁自己拿﹂的商店。

　　看起來，他的精神很好。不過他從死神手中脫身時可不同，渾身是血，戰友的血和敵人的血，血把他的頭髮結成一頂難看的帽子，血浸透了衣服，凝固了，前襟後背不見布料，只見兩大片血塊。他到那裏，那裏捲起一股腥風，人未見，蒼蠅先到，人去後，成團的蒼蠅還在腥空氣裏打轉兒。

　　鄉下有一種搬運堆肥的籮筐。好心人把他放在籮筐裏，抬著送回來。他估量自己家境窮困，沒法養活一個廢人，就央告好心人一逕送到鄉長的大門口。鄉長，也就是現在的司令官，派人把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給他資本，教他做小生意。

　　看見我，放下書，親熱得很。我是三九支隊的人，這是他感激司令官的表示。

　　﹁參謀長，生意好？﹂

　　﹁還不錯。我做的是獨門生意，這裏沒人好意思再開第二家。｜｜你吸煙？﹂

　　﹁不。﹂

　　﹁不吸煙的客人難招待。喜歡吃什麼？自己拿。﹂

　　我什麼也不吃。我說：﹁我來找新聞。﹂

　　﹁很多人來向我打聽新聞。我只有一句話：鬼子侵略中國一定失敗。我怎麼知道的？老天爺告訴我的。這是天理。﹂

　　我提出在路上想好了的問題：

　　﹁中央軍離我們究竟有多遠？﹂

　　﹁最近的距離不過五百里。﹂

　　五百里！我嚇了一跳。五百里還是遠在天邊！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急什麼！你還這麼年輕！先吃一把花生，再帶一包瓜子回去，三九支隊的人來了，不吃不拿，是瞧不起我！﹂


　　五天一次的臨時市場是蒐集新聞的好地方，人們在那裏交換貨物，也交換消息。

　　市場的中心區擠滿了人，人們懷著不同的動機擠成一團，買東西、散步、看熱鬧，或者偷竊。有人牽了一頭驢子通過這個地區，回頭一看手裏只賸下半截韁繩，偷驢賊在人叢中把韁繩割斷，牽走驢子，卻讓他的助手握住繩子，維持曳引的拉力，就像仍然有一匹牲口跟在後面一樣。等真正的驢子走遠了，人樣的牲畜突然放手，一件天衣無縫的竊案就完成了。

　　市場的外緣，有說書的、治病的、賣酒賣飯的、玩魔術的、練把式的，各人選擇有利的地形，招徠一群觀眾，聚成一個一個衛星。

　　我從人隙中擠進擠出，想找一點新鮮東西。

　　有一個人，站在凳子上，手裏捧著一張報紙，唸唸有詞，一群聽眾圍在凳前，仰臉看他。

　　原來，這個人在報告新聞！

　　他說，國軍已經奉到進攻的命令，開始向我們這兒推進，每天七十里。

　　我的血沸騰起來。每天七十里！一個星期以後，不是就來到了嗎？﹁參謀長﹂說過，他們離這裏五百里。

　　一個頭髮半白的太太叫起來：

　　﹁有沒有九十二軍？我的兒子在九十二軍。﹂

　　那人不慌不忙反問：﹁打鬼子，三個軍五個軍就夠了，還用得著九十二軍？﹂

　　兩句話，引得做母親的擦不完她的熱淚。

　　那人戴一頂舊呢帽，留著小鬍子，短小的身材穿一件短小的破西裝，站在高處，看來像個侏儒。但是人人相信他的話，在聽眾眼中，他的形象高大。

　　我豎起腳尖，想仔細看一看他手中的報紙。一點也不錯，那是一張報紙，但是我一個字也看不清楚，報紙在他手中摺成一本書那麼小，捧在空中，一個人獨自享用。

　　聽眾愈圍愈多，他掃視全場小心翼翼的把報紙裝進胸前的口袋裏，跳下凳子，摘下呢帽，把帽子反過來，走近眾人。

　　大家知道他要收錢，三三兩兩離開，散去一半。停在原地不走的人摸索口袋，準備給他一點報酬。

　　我沒有朝帽子裏丟錢，我也沒走。

　　收完了錢，他坐在凳子上吸煙，人群散盡，只賸下我。

　　﹁你的報紙借給我看看。﹂我走近他。

　　﹁這是我吃飯的玩藝兒，你不能看。﹂他很傲慢。

　　我取出一個﹁大頭﹂，大模大樣的往他懷裏一丟。

　　﹁買你的！﹂

　　他伸手接住，翻來覆去的看，表情不變，好像預先知道我拿出來的是一塊鍍銀的鉛餅。等到他把銀元平放在指尖上、用煙嘴輕輕的敲了兩下、傾耳細聽之後，這才敏捷的把錢裝進袋中，站起來，凌厲的看我。

　　﹁小兄弟，還有沒有？﹂

　　﹁沒有了。﹂

　　他不信，抓住我的臂膀，揉得我一身皺紋，那樣子一半像開玩笑，一半像搶劫。

　　他沒有找到什麼，仍然抓住我，抓得我很痛。

　　這時候，一個人走過來，一個穿長衫的人，他也戴著呢帽，一頂新帽子，他手裏也捏著煙嘴，發亮的煙嘴。他悠閒得像個來散步的人，我不認識他，他似乎認識我。

　　﹁喂，﹂他指一指那個抓住我的傢伙。﹁你瞎了嗎？他是三九支隊的人。﹂

　　那傢伙立刻鬆了手，從眼神裏流露出懷疑和輕蔑：﹁他？這麼一個半大不小的孩子！﹂

　　﹁我看你是不想在這塊地面上混下去了！﹂聲音裏有更大的輕蔑。

　　那傢伙連忙取出銀元，塞進我的口袋，用雙手連連推我：﹁小兄弟，你該回去了，快點走吧！﹂

　　我倔強的反抗，不肯離開。

　　﹁好，好，連這個也給你，﹂他再把報紙塞在我的手裏。

　　我握緊報紙，忘了向打抱不平的人道謝，轉身快跑，好像那是我偷來的東西。

　　火熱的興奮以後，失望的滋味特別難受。我弄到的，是在北平的敵偽政權出版的機關報，上面那裏有﹁新聞﹂！

　　受到這番悲慘的捉弄，我羞憤極了。

　　不，未必是捉弄，那人站在高凳上宣讀的，分明就是這張報紙。

　　我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這張報紙，我盯住那人的手、把它裝進靠近左胸的口袋，又眼睜睜看見他從那個地方取出來。我雖然沒有看清上面的文字，卻熟悉它的紙質、色澤、摺痕。沒有錯，我們爭奪的就是這張東西。

　　敵偽的喉舌，怎麼會響起抗敵的號角？

　　我反覆看這張報紙，終於找出其中的秘密。上面有一條消息說，日本軍隊在前線進展迅速，一天可以推進七十里。那個以報告新聞為職業的人，故意把主體和客體調換過來。

　　既然敵偽辦這種報紙的宗旨就在顛倒黑白，我們何妨根據它的記載予以還原？它說日本的空軍炸毀了國軍的一座軍火庫，大火三日不息，我就乾脆把一筆同樣的戰果記在中國空軍的頭上吧！

　　那天，我是唱著跳著回隊的，我一下子找到了滿版的新聞。


　　﹁新聞﹂出版以後，附近友軍紛紛要求贈閱參考，司令官覺得很有面子，連大隊長也開始對我露出笑容。

　　我突然覺得自己重要起來，但是不久，我知道想看大隊長的笑臉得付更高的代價。

　　大隊長來到我的辦公室，這次他繃緊了面孔。他說：﹁明天，我派你進城。明天夜裏，你把這玩藝兒貼在維持會大門口的佈告欄裏。﹂他指一指﹁新聞﹂。

　　我被這個意外的重責大任嚇了一跳，想說什麼，噎在喉嚨裏吐不出來，想問什麼，又千頭萬緒無從問起。

　　大隊長好像很欣賞我受驚的樣子，從他上翹的嘴角露出半排白牙。他走了，白牙的影子留下來，在我眼前忽大忽小，忽隱忽現。

　　維持會跟日本警備隊隊部守望相助，兩家大門隔著一片廣場遙遙呼應。日本警備隊又在自己的大門上面加造一座居高臨下的碉樓，槍眼晝夜睜大，監視全場。入夜，碉樓上面不但架著探照燈，廣場裏也有狼狗巡逡。到這種地方貼新聞？那不是玩兒命？

　　大隊長一定沒有把他的鬼主意報告司令官！

　　我可以到司令官那兒去，央告他：﹁取銷這個任務吧！或者，另派別的人去吧！﹂

　　這樣一來，我雖然可以在司令部睡太平覺，可是大隊長從此更把我瞧扁了！三九支隊人人看不起我，包括司令官。

　　我已經丟過一次人了，還能再有第二次嗎？

　　不能！不能再有第二次。我得把第一次輸掉的扳回來。

　　整夜失眠，翻來覆去咀嚼什麼人留下的一句話：


　　偉大與舒適，二者不可得兼。


　　責任和榮譽的壓力，竟是這般滋味！這一夜，我好想家！

　　進城，難不倒我。古城是我生長的地方，每一條街巷，每一個人，我都熟悉。

　　可是，自從日本軍隊進駐古城以來，我已三年不曾來過。舊地重臨，竟充滿了陌生的感覺。

　　這是因為，我貼身帶著一紙愛國的文件，來到一個愛國就是犯罪的地方。

　　黃昏入城，朝著廣場察看形勢。在我的記憶中，這是一塊巨幅的畫布，上面畫著蓬鬆搖曳的老柳，嬉笑的兒童，馬的蹄印，車的轍痕，周邊鑲著淺淺的小草，蜻蜓或燕子飄去，成群麻雀落下來。現在，這一切都從畫布上抹掉了，賸下的只是一片空白。敵人把廣場整修得非常乾淨，乾淨得像那賊亮的馬靴和冷冷的刺刀一樣單調無味。

　　維持會的大門和招牌也都油漆一新，門外不遠的地方，果然有一個佈告欄，跟日本警備隊的招牌遙遙相對。﹁報紙﹂在我胸前發燙，像一塊熱鐵。我能做什麼呢？維持會的衛兵也許好對付，日本兵的碉樓卻在我頭上！整個廣場不啻是一覽無餘的金魚缸！

　　日本兵自己建造碉樓，控制廣場，卻不許維持會也造一個！夕陽撤出了所有的屋頂，最後十分固執的指著那座碉樓，不肯抽手，看得我心裏發毛。

　　面對廣場，因回憶童年而引起的溫柔慢慢消褪，泛起了怒和恨。這片平地，成了敵人的靶場，將來不知道有多少抗戰志士要斷送在這裏！


　　冷不防一隻怪手抓住我的後領，向上提我，弄得我腳不沾地。

　　緊接著，一隻怪手捂住我的嘴。

　　就這樣，讓人家像提小雞兒小狗兒似的，拖著走進巷子，走進屋子。

　　怪手鬆開，我回頭一看，一張又方又大的麻臉，原來是我家的佃戶老魏。

　　我早該判斷是他，他的手臂長滿了又黑又粗的汗毛。

　　﹁你想死啊！﹂老魏對我很不客氣。

　　﹁打游擊還能怕死？﹂我不甘示弱。

　　﹁小聲點！﹂他呵斥我。﹁你也進了游擊隊？﹂他抱著研究的態度。

　　我忘了老魏不識字，掏出那張﹁報紙﹂，往他手上一摔。

　　﹁這是什麼！﹂老魏不識字，他怕一切白紙黑字，知道文字常常是惹禍的根苗。他說：﹁快燒掉！﹂

　　﹁不能燒。我專為它進城來的，今天夜裏，我要把它貼在布告牌上。﹂我朝維持會的方向指了一下。

　　﹁有種！﹂這一回，老魏真心稱讚。﹁可是不值得。你貼在別的地方，還有人看見，貼在鬼子眼皮底下，完全白費心機。我從沒有看見一個人到布告牌下面來過。大家連走路都繞個彎兒躲著這裏，誰敢來看你貼的玩藝兒？你還是帶回去吧！﹂

　　﹁不行。我丟不起這個人。﹂

　　﹁喝，你到底長大了。﹂老魏把我由頭看到腳。﹁既然非貼不可，你把這玩藝兒交給我，我替你去貼上。﹂

　　﹁你不怕？﹂

　　﹁我當然也怕，可是我有辦法。我交給維持會夜班的衛兵，教他替我貼好。﹂

　　﹁他不怕？﹂

　　﹁怕什麼？大家身在曹營心在漢！﹂老魏很自負，臉上的麻點熠熠生光。

　　憑良心說，我沒聽懂老魏在說什麼，可是我知道他可靠。

　　我親切的望著他的麻臉，回想小時候，被他用粗壯多毛的手臂舉在頭頂上看花燈，回家的路上，我的手從他的臂彎兒掙出來，數他臉上有多少麻點，數不清楚。


　　第二天，是三九支隊的大日子。據說，有一個人從重慶來，跟司令官見了面。據說，他穿長衫、皮鞋，留小平頭，手裏拿著蔣委員長寫的一本書，一本又厚又大的書。

　　人人小心翼翼的談論，可是誰也不知道那人究竟藏在那裏。人人希望看見他，希望聽他講話，希望摸一摸他時刻拿在手上的那本書。這個人物的出現，使三九支隊充滿了驕傲和幻想。相形之下，維持會的布告牌上出現了我的報紙，根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新聞！這個由重慶來的人，一定可以告訴我許多許多動人的消息，即使那些事情早成明日黃花，我們卻從未聽見過。對於我們，事實由發生到現在不管隔了幾星期，幾個月，只要第一次讓我們知道，仍然是新聞。

　　我去找司令官。

　　﹁司令官，有從重慶來的客人？﹂

　　﹁不要胡思亂想，﹂司令官的呵責裏帶著高興。﹁他不是從重慶來的，他從國軍的最前線來，離這兒只有五百里。﹂

　　五百里！

　　﹁他手上有委員長寫的一本書？﹂

　　﹁你簡直沒有常識。他怎麼能拿著委員長寫的書，彰明昭著通過封鎖線？﹂司令官的心情好極了，他的﹁官腔﹂，正是發洩快樂的一種方式。﹁他手上拿著一本聖經。他是化裝成傳教士到敵後來的。﹂

　　儘管事實比傳聞打了許多折扣，那個神秘人物對我仍然有無比的吸引力。﹁我能見見他嗎？﹂

　　﹁能！我跟他談過你編的報紙。他這次來，要在我們和國軍之間建立一條交通線。國軍要直接指揮我們。後方的書刊，報紙，都有辦法運來。以後，你不愁沒有新聞了。﹂

　　上帝！我們總算熬到今天。

　　我懷著朝聖的心情去見他，爬上農家的小閣樓，他坐在窗口翻閱聖經，全身浴在令人傾倒令人信服的光芒裏。

　　我恭敬的說，我希望從他那兒得到一些新聞。

　　﹁你為什麼參加游擊隊？﹂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卻發出這樣出人意表的反問，一口親切的鄉音。

　　﹁為了救國。﹂這是標準答案。

　　﹁抗戰一定會勝利。你的年紀小，等到勝利那一天，正該年輕有為。那時候，你為國家做些什麼？﹂

　　這一問，擊中要害。我從來沒有描繪過自己的遠景，我最害怕聽到的字眼兒就是﹁未來﹂。我常想，在這生命如同草芥的年代，最好能夠有機會轟轟烈烈化成灰燼，省掉以後無窮的慌張麻煩。

　　那年代，我看不出自己有什麼出路，從沒有人告訴我們年輕人還可以有別的出路。我意識到唯一的出路就是﹁死﹂。

　　我也知道，外面有一個廣大的世界。那是一個傳聞中的世界，神話般的世界，沒有什麼辦法跟我們的現實聯繫起來。有時候，苦悶極了，也嚮往極了，就寫一封信，交給郵局，由他寄往河南南陽府前路八十八號的張慕飛，或者寄往雲南昆明成功街一○一號的陸蘋，或者廣州中山大學的胡子丹。然後，以絕望的心情等他們回信。

　　南陽，應該有個府前街吧。府前街，應該有個八十八號吧。八十八號也許住著姓張的人家。他收到了我的信是多麼驚喜啊！

　　只要有人回信，只要有一個人回一封信，外面廣大的不可測度的世界對我就有了意義。

　　等著等著，等到秋天，等來滿院蕭蕭黃葉。

　　我忍住眼淚。

　　抑制了、蓄積了多年的淚水，竟對著這個遠方來的陌生人，滴滴答答濕了一大片樓板。

　　﹁有什麼難言之隱？﹂

　　我搖頭。

　　﹁你的家庭？﹂

　　我用力的搖頭。

　　﹁徬徨？苦悶？﹂

　　我想，大概他說得對。

　　﹁沒有關係，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裏，青年苦悶是很自然的現象。把眼淚擦掉，坐下，我有新聞給你。﹂

　　恍惚中，他低沉的聲音就如從夢中傳來：

　　﹁在我來的那個地方，政府設置了一座學校，專門收容教育由淪陷區逃出去的青年︙︙

　　﹁學生到了那兒，有吃、有住、有書唸，自己不要花一文錢︙︙

　　﹁學生入學，手續非常簡單，只要你能證明你是陷區青年，例如，你的良民證，甚至只要一張火車票。


　　﹁學生到了那兒，受的是正統教育，是嚴格的文武合一的教育，是上馬殺賊下馬草檄的教育，是將來為國家做棟樑做主人翁的教育︙︙。


　　﹁河北、山東、安徽、江蘇，都有愛國的青年衝過封鎖線進入這座學校。其中有的女孩子，穿旗袍和長襪來了，一轉眼換土草綠色的土布軍服，換上草鞋︙︙。

　　﹁你應該到那兒去。到了那兒，你就再也不會苦悶。

　　﹁如果你願意去，可以到縣城南關的基督教會去找一位楊牧師︙︙。﹂

　　楊牧師？我認得他，他到我們家鄉主持過佈道大會，在我家住過幾天，一臉皺紋，每一條都是誠實忠厚的表記。他的衣袖總比別人短一寸，以便配合他的勤勞。他曾經用他又厚又熱的掌按在我的頭頂上，說：﹁主啊，看顧你的小羊兒，引導他走該走的路！﹂

　　我該走的路，今天已經鋪在我的腳前了嗎？

　　我真的在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