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吳晗
︽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吳晗和︽朱元璋傳︾蘇雙碧


　　吳晗，原名吳春晗，字辰伯。一九○九年生於浙江省義烏縣苦竹塘村，一九六九年為﹁四人幫﹂迫害致死。吳晗生前擔任過清華大學教授，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北京市民盟主委、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我國著名的明史專家，留存下來的有關明史的考證文章，︽朱元璋傳︾，以及其它史學論著、歷史雜文，思想內容和文字都有獨到之處，其代表作︽朱元璋傳︾堪稱史學精粹，是一部史料嚴密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

　　朱元璋是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又是元末傑出的農民戰爭領袖。而明王朝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王朝。因此，對朱元璋作出實事求是的科學的評價就具有重要的意義。

　　吳晗寫成一九六五年版的︽朱元璋傳︾是有個過程的。一九四四年，吳晗為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和發洩政治上的憤懣曾寫成︽由僧缽到皇權︾一書，交重慶在創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由潘公展、印維廉主編的︽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又決定收入此稿，書名叫︽明太祖︾。吳晗以為一書兩名不好，就讓夫人袁震寫成︽明太祖︾一書，交勝利出版社，並囑以袁震署名出版，結果出版社以已登出廣告為名，仍用原書稿原書名原作者出版。︽由僧缽到皇權︾寫作時由於當時時局動盪，生活不安定，可供參考的史料有限，科學分析也很不夠。書出版後，吳晗總感到心有負疚，他說：﹁個人感情上對前兩本書實在太壞，簡直是痛恨。﹂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重新寫一本︽朱元璋傳︾。一九四六年從昆明回到北平之後，就著手寫作︽朱元璋傳︾。並說﹁寫︽朱元璋傳︾是為了和作廢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缽到皇權︾有所區別﹂。一九四八年吳晗到石家莊解放區，曾把︽朱元璋傳︾稿本呈送毛澤東。百忙當中的毛澤東認真地讀了︽朱元璋傳︾稿本，並兩次和吳晗晤談，最後還就對此書的意見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吳晗。新中國成立後，即一九五四年，吳晗對︽朱元璋傳︾又作了重新修改，毛澤東對這個稿本又一次提出了意見。概括起來前後共有意見三條：其一，吳晗認為西系紅巾軍首領彭瑩玉功成不居，革命成功之後﹁回到人民中間去了。﹂毛澤東不以為然，認為彭瑩玉這樣堅強的領導者，不應有迴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其二，毛澤東認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其三，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的那麼壞。第一條、第二條是針對著一九四八年稿本提出的意見。後一條是對一九五四年的稿本提的。

　　平心而論，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引起毛澤東如此關注，在毛澤東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吳晗十分感激毛澤東對他寫作︽朱元璋傳︾的關心，並﹁發憤重新讀書，果然發現了過去所沒有注意的史料，彭瑩玉是戰鬥到底，被元軍殺害的。﹂吳晗並由此引伸出自己犯了﹁超階級觀點﹂的錯誤，以此來鞭策自己。其實，彭瑩玉的歸宿問題不過是個史料問題，史料發現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而毛澤東所指有關掌握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問題，則主要當是指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

　　這一點，吳晗似乎並沒有真正領會到。因為，當時史學界正在糾正一種傾向，即新中國成立後，一些進步的歷史學家，其中包括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等，當然也包括吳晗在內，都檢討他們在四十年代以寫歷史作為影射、批評蔣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學的，認為那樣做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因為，吳晗在一九四九年的版本︽朱元璋傳︾的章目，曾經把原來的﹁流浪青年﹂改為﹁小流氓﹂，把朱元璋塑造成一個從﹁流氓﹂到﹁暴君﹂的形象。這當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所以，吳晗在重新修改︽朱元璋傳︾時，十分注意史料運用的準確性和分析問題的科學性。並以此為指導思想來修改︽朱元璋傳︾，認為忠於史實，以史實為根據實事求是地對朱元璋作出歷史評價才是正確的。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朱元璋傳︾基本上是從這方面作出努力的，因而理論分析的科學性和史料分析的準確性都達到一個新的水平。但從政治上對毛澤東提出的三條意見，特別是第三條，卻似乎沒有很好地領會到。因為，在對朱元璋的評價上，一九六五年版並沒有比一九五四年稿有多大不同。

　　朱元璋是元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又是維持二百多年統治的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是一個有很大影響的歷史人物。︽朱元璋傳︾較真實地描寫了朱元璋年輕時候的苦難生活。他從家鄉鬧災，得了瘟疫，弄得家破人亡，到走投無路，當了和尚，過著極端貧困、低下的苦難生活，終於被逼上梁山，走上了農民革命戰爭的道路。︽朱元璋傳︾指出：﹁階級的壓迫，民族的壓迫，重重疊疊壓在漢南各族的老百姓的身上，壓迫愈重，漢南人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大。漢南各族勞動人民都反對階級壓迫，民族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蘇注：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一九六五年版，第卅九頁。下文凡引用此書不再注明出處。︼這個分析把元末農民戰爭的歷史特點，即民族矛盾和階級基礎講得比較清楚。時勢造英雄，朱元璋能夠成為元末農民反抗壓迫和剝削的代表。正是他親身體察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並駕馭了解決這兩大矛盾的手段，他才能從一個農民軍中的普通士兵比較順利地升到大元帥。吳晗生動而簡要地描寫了朱元璋的成長過程，特別是朱元璋的機智、勇敢，以及過人的謀略，深厚的群眾基礎，說明朱元璋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傳︾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和色目人的殘酷統治中，作出的重大貢獻。

　　當然，對朱元璋的評價，重點應是在他成了明皇朝的開國皇帝之後的種種表現。由於朱元璋親身參加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對於元末封建政權的腐敗，以及人民群眾以什麼樣的方式起而反對元王朝，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在取得政權之後，主要精力便是放在鞏固政權和防止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上。對於這些問題︽朱元璋傳︾都作了實事求是而又比較辨證地分析。

　　其一，關於防止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當時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急速醫治歷經劫難的社會創傷。朱元璋採取減免賦稅，清丈田畝，與民屯田，開墾荒地，以及興修水利，促使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朱元璋傳︾指出：﹁租稅收入減少，勞動力嚴重不足，情況是很嚴重的。為了迅速改變這種殘破面貌，增加財政收入，朱元璋只能對農民作了讓步。﹂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區，凡桑、麻、穀、粟、稅糧、徭役，免徵三年。他集中力量，振興農業，用移民屯田，開墾荒地的辦法調劑勞動力的不足，用興修水利，種植桑、棉的辦法，增加農業生產的收入，用官給耕牛種子，開墾荒地減免三年租稅，遇災荒免租糧等措施，解決農民的困難。朱元璋之所以採取這些措施，是因為封建政權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農村，糧食、棉花、布帛、勞動力都靠農民供給，農業生產如不恢復和發展，這個政權是支持不下去的。朱元璋防止群眾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締一切邪教，特別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認為這些都是﹁左道惑眾﹂，為首者斬。吳晗指出：朱元璋這樣做，是因為元末農民起義所標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彌勒降生﹂，朱元璋深知這類預言富有鼓動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彌勒教獲得成功的，因而也決不允許別人利用這種形式來影響他的統治。有人指責朱元璋背叛白蓮教，吳晗卻有分析地指出：﹁元末農民起義，是通過秘密宗教的組織活動發動起來的，目的是推翻蒙漢地主統治階級，現在，明封建王朝用嚴刑取締，壓制秘密宗教，目的卻是維護、鞏固明封建王朝的統治。﹂也就是說，朱元璋取締邪教是無可非議的，是鞏固政權的需要。但光這樣說還不夠，於是，吳晗進一步指出：不過，只要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還存在，人民群眾中這種秘密宗教組織的反抗鬥爭就會繼續存在，禁是禁不絕的。

　　其二，調整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的措施，是鞏固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吳晗認為地主對封建統治集團和農民來說是有兩面性的。一面是他們擁護當前的統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業。朱元璋讓戶部保薦交租多的地主，任命為官員、糧長。一面又指責富民多豪強，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遷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勢力。同時，朱元璋還看到，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是決不肯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增加佔領土地和人力的機會的，用盡他們一切手段逃避對皇朝應納的賦稅和徭役，把自己應有的負擔轉嫁給﹁小民﹂，使富者更富，窮者更窮。朱元璋稱這些地主為﹁奸頑豪富之家﹂，對這些人採用嚴法重刑消滅他們。另外，通過整理地籍和戶口，來調整地主階級的勢力。當時由於戰亂，大部分土地沒有簿籍可查，大地主們乘機隱匿田地，逃避皇朝賦役。朱元璋採取普遍丈量土地和調查登記人口的方法。通過田地和戶口的普查，明代制定了魚鱗圖冊和黃冊，頒佈了租稅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戶。通過登記固定下來，皇朝從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穩定和鞏固了統治的經濟基礎。吳晗認為，通過這些整頓，地主階級比較馴服地成為明皇朝的統治基礎，使﹁朱元璋的政權比過去任何一個皇朝，都更加強大、集中、穩定，完備了。﹂

　　其三，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無限加強。朱元璋採取以猛治國的方針，來加強中央集權。為了鞏固政權，循正吏治，他對貪官污吏採取嚴刑懲治的辦法。他說，過去在民間，見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裏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對﹁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他認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為此，制定了很嚴厲的法律，規定﹁官吏貪贓在六十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處以剝皮之刑。﹂有的衙門公座旁擺著人皮，裏面塞以稻草，叫當官的觸目驚心，不敢作壞事。朱元璋痛斥這些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應該承認，在朱元璋執政一朝，﹁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較清正的，但這只能是暫時的現象。因而吳晗寫到這裏，便尖銳地指出：﹁實際上，在明初貪污現象仍然存在，這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朱元璋儘管是最有權威的皇帝，他能夠殺人，卻改變不了社會制度、改變不了社會性質。﹂這便是朱元璋之後，特別是在明代中期以後，出現吏治十分腐敗的原因。這樣分析問題實是入木三分，談到本質上了。

　　朱元璋搞封建集權，除了建立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外，其中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廢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殺了權傾一時的宰相胡惟庸，並借此下令取消中書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朱元璋的理由是﹁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吳晗指出，一切大權都由皇帝一個人掌握，﹁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制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於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綜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誅殺胡惟庸對朱元璋搞封建集權有重要意義，這是政治鬥爭的需要，至於胡惟庸是否罪必當誅，這並不重要。所以，︽朱元璋傳︾非常明白地指出：﹁從胡惟庸被殺以後，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鬥爭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懷怨望的，行動跋扈的，對皇家統治有危險性的文武官員、大族地主，都陸續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狀也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發展而發展，隨時擴大。最初增加罪狀是私通日本，接著又是私通蒙古，︙︙後來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反，把淮西集團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毀。﹂然而，這一系列的﹁通敵﹂、﹁謀叛﹂在歷史上卻是查無實據的。

　　為了搞封建集權，朱元璋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手段。誅殺胡惟庸之後，又以謀反罪誅殺大將藍玉，兩案被牽涉其中的達數萬人之多，幾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殺光。朱元璋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許多政績為史家所稱許，但誅殺功臣一事卻為歷史留下不大光彩的一頁。吳晗在寫了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和藍玉之後，又繪聲繪色的寫了這麼一段話：﹁不但列將以次被殺，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的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義子親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被毒死。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痘，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元璋卻特賜蒸鵝。徐達流淚當著使臣的面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裏行間，對朱元璋誅殺功臣報予極大不滿，而對功臣卻寄予明顯的同情。

　　特務統治是朱元璋搞封建集權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朱元璋搞特務統治是最突出的。吳晗在︽朱元璋傳︾中生動地描繪了朱元璋的特務足跡﹁無處不到﹂的情況。其中有這麼一段：﹁錢宰被徵編︽孟子節文︾，罷朝吟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元璋對他說：﹁昨日作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出了一身汗，磕頭謝罪。國子祭酒宋訥獨坐生氣，面有怒容。朝見時朱元璋問他昨天生什麼氣，宋訥大吃一驚，照實說了。元璋叫人把偷著給他畫的像拿來看，他才明白。﹂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務網在大臣中構成一種威懾力量，使他們不敢背著他幹有損於皇權的事。他還用親自查訪的辦法做到恩威並施；﹁例如羅復仁是陳友諒的舊臣，投降後，官為弘文館學士，說一口江西話，為人質直樸素，元璋叫他作老實羅，一天，元璋突然跑到羅家，羅家在城外邊一個小巷子裏，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舊房子。老實羅正趴在梯子上粉刷牆壁，一見皇帝來著了慌，趕緊叫他女人抱小櫈子請皇帝坐下。元璋見他實在窮得不堪，老大不過意，說：﹁好秀才怎能住這樣破爛房子！﹂即刻賞給他城裏一所大邸宅。﹂不過，朱元璋的特務網在明代所起的作用比上面舉的例子要厲害得多。特務網是由檢校和錦衣衛組成的，檢校是朱元璋專設的特務人員，任務是﹁專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最著名的特務頭子高見賢等人，專門搜集和告發人家隱私的勾當。使官員人心自危，都很害怕他們，朱元璋說：﹁有這幾個人，譬如人家養了惡犬，則人怕。﹂確實，在高見賢等人得勢時，就連朱元璋親信的元勳李善長也怕他們，日夜提心吊膽。

　　當然，特務統治名聲不好，加上大小特務假借皇威作惡多端，特別是後來遷都北京，演化成東廠，成為明皇朝黑暗勢力的一角，遺臭於後代。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吳晗在斥責了朱元璋的特務統治之後，同時對朱元璋使用特務統治加強封建集權，以及設立路引、里甲制度，對社會治安等是起過一定作用的。︽朱元璋傳︾對此作了頗有見地的評價：﹁要組織這樣的力量、機構，進行全國規模的調查、登記潑引、盤詰工作，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和準備周密的計劃，以及必須的監督工作。差不多經過三十年的不斷鬥爭，朱元璋和他的助手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把自己的統治機構，威懾力量，逐漸發展、鞏固，使之比前代更為完備。﹂

　　至於文字獄，︽朱元璋傳︾見解也有獨到之處。吳晗認為這種歷史現象是由﹁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係的鬥爭。他們的階級立場很堅定，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作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和新朝合作。﹂貴溪儒士夏伯啟，蘇州人姚潤、王謨都拒絕和新皇朝合作，寧死不為新朝效勞。朱元璋興文字獄懲處這些對新朝抱敵對態度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從歷史的進程看，朱元璋推翻蔣敗的元王朝，是歷史進步的表現。拒絕合作的地主階級文人，就其立場和態度來說都是不可取的。︽朱元璋傳︾指出，這部分人﹁便是對紅軍抱有深刻仇恨，對新朝當然也抱著抗拒態度，不肯合作的。這些人人數雖不甚多，但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卻有相當影響。﹂朱元璋當然不能漠然置之。對於這場鬥爭的性質，︽朱元璋傳︾認為是﹁一部分士大夫不肯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使用特殊法律、監獄、死刑，以至抄家滅族一套武器，強迫他們出來做官，一方面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面新朝又非強迫他們出來合作不可，這樣便展開了統治階級內部另一方面的長期流血鬥爭。﹂至於，朱元璋用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歷的禁忌來興文字獄，把這場本來是新舊勢力的鬥爭，演變成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戮大批知識分子，那又暴露出朱元璋殘暴的一面。吳晗指出：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讀各種體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來殺了。﹂造成對知識分子的一次大浩劫，這是應當受到譴責的。

　　朱元璋在鞏固朱明王朝政權的過程中，所採取的種種手段，有其建樹的一面，也有其殘暴的一面。他用了無數的功臣、無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來鞏固他的政權。︽朱元璋傳︾對這段歷史作了這樣的概括性的描述：﹁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總之，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他用流血的手段進行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這樣分析朱元璋為鞏固政權所採取的手段是比較客觀的，對朱元璋採取過多的指責和不加分析的美化，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那麼，從總體上對朱元璋應作如何評價才是恰當的？吳晗在︽朱元璋傳︾一書的最後，對朱元璋作了這樣的總結性評價。他認為，朱元璋在我國歷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個比較卓越的人物。其功勞在於統一全國，結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戰亂的局面，在立國之後，能夠吸取歷史教訓，對農民作了一些讓步，大力鼓勵農業生產，興修水利，允許農民盡力開墾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農數量，解放了奴隸，改變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擁有奴隸的落後局面，增加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朱元璋還保護商業，取消書籍和田器徵稅，繁榮了市場。他還改變了元朝的匠戶制度，推進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在嚴懲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變了元末惡劣的政治風氣。﹁這些措施都是有利於農業生產發展的，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是為明朝前期的繁榮安定局面打了基礎的，是應該肯定的。﹂對於朱元璋的不足和過失，吳晗歸納了這樣四條，即：一、他的以猛治國的方針，過分地運用特務組織，製造了許多血案，野蠻殘酷的刑罰，大量的屠殺，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許多卓著勳勞的大將和文人，毫無理由地被野蠻殺害，錦衣衛和廷杖兩樁弊政，在明朝整個統治時期發生了極其惡劣的作用，都是他開的頭，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需隨社會、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的。朱元璋卻定下皇明祖訓，替他一二百年後的子孫統治定下了許多辦法，並且不許改變，這就束縛了限制了此後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礙了時代的前進；三，他所規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許鸚鵡學舌，今人說古人的話，卻不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嚴重地起了壓制新思想，摧殘科學、文化進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雖然不信神仙、報應，卻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揚許多荒誕的神跡，欺騙毒害人民，這種方法也是很惡劣的。吳晗的結論是：﹁朱元璋有許多功績，也有許多缺點，就他的功績和缺點來看，還是功大於過的。他是對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的前進起了推動作用的，是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吳晗對朱元璋功過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客觀的，是以大量歷史資料和理論根據作基礎的。

　　此外，︽朱元璋傳︾在史料運用方面，比較準確、簡要，文字也簡練生動，有較大的可讀性，它的出版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但是，由於吳晗忠實於史料，實事求是地評價朱元璋其人其事，如朱元璋搞封建集權、朱元璋禁止后妃干預政治等等都一一照寫，這就觸犯了江青一夥，江青一拿到此書，就暴跳如雷，揚言要批評此書。於是，︽朱元璋傳︾就也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吳晗遭受殘酷迫害的重要罪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