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自由 祖光家兩個小時的餐桌上,從大家口中,我已大略瞭解十年來身在牢房裡的時候,外面所發生的事,話題幾乎全部集中孫觀漢先生海外營救行動的細節。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厚達六百多頁的︽柏楊和他的冤獄︾一書,上面刊載我的起訴書、答辯書和判決書,以及從世界各地寫給孫先生援救我的信件。每一個小故事,都使我飲泣。和觀漢熱腸對比的,也有更多的世態炎涼和落井下石的故事,每一件也都使我震驚。然而,﹁人不炎涼不世情﹂,一個充滿了勢利眼的社會,固然使人心寒,但一個完全沒有勢利眼的社會,也會平淡枯燥。歷史上沒有奸邪,那能顯出忠貞?沒有勢利眼,又怎麼顯現出道義美德?在人生道路上,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友情篩檢,經過風浪而仍保持友情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世界上從沒有發生過,當一個人受到挫折時,朋友陣容能夠原封不動。﹁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是千古定律,所以我立刻全部消化。 九年多的別離,贏得了這場團聚,夜已漸漸的深了,他們把我送到懷寧街太陽飯店,一方面等找房子︵他們不敢相信我這次真的能離開火燒島,所以不敢像上次那樣,預先準備住處︶,一方面陳麗真服務的運通公司就在隔鄰,可以就近照顧。這是我到台北的第一個自由之夜,就在燈下,寫給孫觀漢一詩: 今日踉蹌回台北 人物都非兩渺茫 去時家園如完甌 於茲覆巢鳴寒螿 念我身老童心在 仍將丹忱酬熱腸 先把無窮感恩意 第一修書報孫郎 ◇ 接著想辦的一件事,就是想聯絡佳佳、城城,和垣垣。然而,我自己造成的家庭破碎,雖然在以後的有生之年,一直想盡辦法彌補,但仍然失敗。尤其是佳佳,這個我把所有的兒女之愛都堆到一人之身的小女兒,使我受到最大的創傷。我突然被釋放,回到台北,使佳佳難以適應。我常看到父女水火不相容的故事,簡直無法相信那是真的,一直等到發生在自己身上,才感覺到萬般無奈。我在牢房裡,一度還想到出獄後,要帶佳佳看一場電影,現在才發現,我是那麼樣的不切實際,五十八歲的人,還在那裡做夢。帶著孩子看電影和孩子們圍繞膝前那種天倫之樂,已一去不返。人世真如滄海桑田,美景從來不會重現。 我的住處一時無法找到,最後,決定搬到羅祖光的汽車間。而接著蕭桃庵也送來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聘我當研究員的聘書,我被吳鴻昌的特務嘴臉嚇怕了,緊張的問說: ﹁我是不是可以不接受?由我自行尋找工作。﹂ ﹁不接受沒有關係,絕對不勉強,即令接受,隨時也可以辭職。﹂ 我仍驚疑不定,無法分辨是不是一個老式圈套。隔天,中心主任馮志翔先生親自到汽車間訪我,他的風範和誠懇,使我相信這次確實和上次不一樣,就姑且接受。想不到這一姑且,就姑且了十九年。馮志翔是一位熱情的長者,這是我的幸運,在重回紅塵的初期,就遇到正直和溫暖,絕大多數政治犯都沒有這種幸運。 政治犯出獄之後,是一塊肥肉。好不容易在工廠找到一個工人位置,管區警察往往在工作最忙的時候光臨,直接找他談話,詢問他最近的生活情形和交往些什麼朋友。如果政治犯不能夠使警察稱心滿意,警察就會天天前來關心,三、五天後,老闆發現底細,於是解僱,以免後患。 我在中心到差後不久,信義路派出所的一位警員,就到中心正式翻閱檔案,揭穿我的坐牢身份,然後趾高氣揚的離去。我第二天就到派出所,對那個警員說: ﹁你以後調查什麼,請到我住的地方,不要到我服務單位,你這是明明逼政治犯餓死。不過,我告訴你,研究中心不是你這一類的人可以隨便進去的,你再來打擾我的話,我會把一份︽人民日報︾塞到你口袋裡,大聲呼叫你偷竊共匪宣傳品,叫警衛把你送到警備司令部,你就跟我一樣的慘了。﹂ 那警察眼睛骨碌碌的看著我,說: ﹁以後不去就是了,你兇什麼?﹂ 這是我出獄後最得意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則使我感動,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兩年間,是政治犯社會地位最高的時代,每當我去土城探望徐瑛,回程途中,計程車司機看我從﹁生產教育所﹂出來,往往問我姓名,當知道我是柏楊時,總是拒收車錢,並加上一句: ﹁你為我們坐牢,太辛苦了!﹂ 這是一個專制政權瓦解的聲音,基層民心,先行覺醒。 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渴望與倪明華聯繫。我完全知道她的情形,既已離婚,便是路人,我只是打算瞭解一下,我入獄之後,還是夫妻的時候,家裡發生過什麼事。 羅祖光告訴我她的電話號碼,我撥電話過去。 ﹁我是柏楊,已經回到台北!﹂ ﹁我知道。﹂ ﹁我們是不是可以見一次面?﹂ ﹁不必了。﹂ ﹁我很想見你︙︙﹂ ﹁你可以見我的律師,律師的電話號碼是︙︙﹂ ﹁我不爭財產,也不打官司。你可以和男朋友一塊來,我只是想知道,有誰幫助過我︙︙﹂ ﹁沒有人幫助。﹂ ﹁難道孫觀漢先生也沒有嗎?﹂ ﹁沒有。﹂ ﹁陳麗真也沒有嗎?﹂ ﹁沒有。﹂ 事實上是有的,孫觀漢先生曾寄過錢給她,而明華現在的男朋友是陳麗真夫婦的同事。麗真為了替師母解憂,帶著同事到我家打牌,才發生以後的變化,麗真深感內疚,明華曾要求麗真夫婦像我仍在時一樣的繼續來往,麗真夫婦不肯,才反目成仇。 十年離別,重逢時只不過聽到就這麼簡單、生硬,而冰冷的幾句話,我還想多說幾句,她已把電話掛斷。這時候,我再一次的想到張恨水的︽大江東去︾,男女主角分別只幾個月後,重新相晤那種情景。春夢一去了無痕,真是無痕! 過了幾天,倪明華派一輛車子,送來她認為屬於我的財產,幾件香港衫,和一百多冊剪報剪貼簿︵後來,我才知道,我的若干重要文件和物品,落到另外一人之手︶。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朋友自然想到使我和齊永培破鏡重圓。有一天,一個過去的老鄰居帶來了一句永培的話: ﹁如果你無路可走,來投奔的話,也可以收留。﹂ 這句話不但不能使破鏡重圓,反而使破鏡更碎,性格使然,自己也無法作主。現在使我心情沉重的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獄中寫的三部書:︽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和︽中國歷代皇帝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仍在警備司令部政戰部審核中,幾個月下來,毫無消息,也曾拜訪過韓守湜。韓守湜說: ﹁總司令對這些著作十分重視,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分別審查。﹂ 其實,我心裡並沒有像表現出來的那麼焦急,回台北的一個月後,第一部書已經從戒備森嚴的火燒島政治監獄,經過地下秘密管道,偷運出來,只是,暫時還不能馬上出版,因為無法交代稿件來源。 事情是這樣的,黃恆正共抄了兩份︽中國人史綱︾,我把其中的一份,交給徐瑛,約定徐瑛出獄時,如果環境許可,確知可以攜帶出來,就攜帶出來,否則就請他再轉交給其他難友,繼續保存,一直保存到有一天,暴政結束,政治監獄瓦解。我回台北後不久,就跟郭英先生取得聯繫,大膽的求他設法拿出徐瑛那份原稿,郭英滿口承諾。那時徐瑛已調外役當廚師,在郭英秘密安排下,徐瑛把原稿放在臉盆裡,帶到廚房,郭英接過,放到工具包裡,低聲對徐瑛說: ﹁我全家性命,握在你手裡!﹂ ﹁請放心,郭大哥既然把這麼重要的事交付給我,是他信得過我,我只有感激你,怎麼會出賣你?﹂ 有一件事情是不堪設想的,萬一這書稿被搜查出來,郭英一定家破人亡,徐瑛恐怕還會再加判十五年。他們的義行,使我深為感動。就在拿到這份書稿後,要想寫一封回信給郭英,可是卻找不到他的地址,只記得他家住台南縣某鄉某村,我一直希望能再接到他的信,結果,轉眼十八年,沒有他的消息。曾在︿通鑑廣場﹀上刊出尋找他的信件,沒有任何回應。郭英嗜酒,我擔心他已離開這個世界,果真如此,也希望郭英先生的子女,在讀到這段回憶錄時,把情形告訴我,給我一個回報的機會。 除上述三部書外,我還有一本︽柏楊詩抄︾。詩抄並不是整本帶出來,那樣的內容,根本走不出政治監獄大門。我早就料到它的命運,因而分別抄在︽辭海︾和︽領袖訓詞︾之類書中字裡行間,使它和正文相混,果然如願帶到獄外。可是,最後一刻卻不能忍耐,竟交給三重市一家打字行打字,想先印出幾份,送給朋友分享。想不到打字行撥來電話,告訴說警察已搜走所有原稿,現在正向老闆問供,要我快去自首。 我魂失魄散的趕到三重,台北縣警察局安全室主任正一臉殺氣的詢問稿件來源。我正好趕上,替老闆解圍。當時人贓俱獲的態勢,可能把我帶回板橋偵訊扣押,正在千鈞一髮,蕭桃庵先生電話打來,那是我臨來時求救的結果。這使得警察局在問完口供後,沒有對我和店東採取任何行動。 三年後,立法委員費希平先生特地為這件事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要求台北縣警察局發回原稿。台北縣警察局的回答是: ﹁根本沒有這回事!﹂ 那時候,我對複印還不太瞭解,未能事先複印一份,有些詩稿幸虧仍存字裡行間,可以再抄一遍,但寫在紙屑碎片上的一些詩,就永遠失落,再也無法追尋,一直到︽柏楊詩抄︾出版時,只剩下五十二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國際上流行一則小幽默,說是一旦生擒活捉希特勒,應該如何處理?各國意見不同,英國人主張把他交付法庭審判,給他充份的辯論機會。美國人主張把他裝在籠子裡到處展覽,出賣門票。中國人則叫他找兩家殷實鋪保,隨傳隨到。這則幽默反映了各國的文化特質,對英國人的守法精神和美國人的商業掛帥,雖然我那時年紀還輕,仍能體會,可是對中國人把希特勒交保候傳這種事,卻完全不能理解,覺得國際上怎麼會對中國有這種觀察?我到了台灣,雖然年齡漸增,但是不理解的程度如故。一直等到入獄之後,才發現﹁交保候傳﹂行為,在中國政治制度中,竟真的佔有一個重要地位。它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傷害力,是暴政中的隱形殺手。以政治犯做為例證,當他漫長的刑期屆滿以前,他必須找兩個保人,保證他永遠脫離叛亂組織,終身信奉三民主義。保證人還要承諾政治犯每月到住家所在的派出所報告行蹤:﹁如有違背,願受最嚴厲的制裁。﹂這種表面上看起來十分簡單的保證書,實際上十分複雜。 一個政治犯,從被捕的那一天開始,親戚朋友早就惶恐逃散,政府又故意使他和社會隔絕,這個人就像被地獄吞沒了一樣,無影無蹤,十年、二十年後,整個世界都有了改變。親戚在哪裡?朋友在哪裡?同鄉在哪裡?同學在哪裡?妻子在哪裡?丈夫在哪裡?兒女又在哪裡?不知道求誰保證?又不知道把保證書寄給誰?有的靠著舊的記憶,勉強把信發出,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原封退回,上面郵局批著查無此人。事實上,監獄外的親戚朋友,一個個像驚弓之鳥,好不容易安定下來,突然接到那樣一份殺氣騰騰的保證書,縱使一個霹靂打到他的腳前,也不過如此。他怎麼敢保證一個判刑十年、二十年,從無音訊的危險份子脫離叛亂組織、信仰三民主義?尤其是更不敢保證他每個月會到派出所報到。而且,保證人從此不能出國,如果出國,必須三個月前向警備司令部申請退保,如果沒有退保,政治犯將重新被捕。一個政治犯如果沒有保證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到隔壁︱︱綠島指揮部職訓大隊第六隊管訓,一直管訓到老死。不是他犯了什麼罪,而只是找不到保人。 我在刑期屆滿前拿到保證書時,坐牢已近八年,看到保證書上那麼嚴厲的條款,自己都覺得可怕。坐牢之前,知己滿天下,現在我卻不知道去請誰做保?第一個當然想到陳麗真,這個嚴重的後果,加到一個女孩子身上,我於心不忍,可是無可奈何。意料之中的,麗真肯為我做保,但再找不到第二個人。羅祖光馬上就要出國,他不能做保。我開了一張單子寄給麗真,請她試探,也意料中的全被回絕。因判刑而死在監獄,我可以接受,因找不到保人而死在監獄,我死也不甘。到了最後,他們找到了當時當國大代表的于紉蘭,于大姐一口承當,而且當警察前去對保,向她警告說: ﹁你保的是一個叛亂犯,要月月報到,你可想清楚,不要後悔!﹂ 很多保人都在這種情況之下,倉慌退保。于大姐卻回答他說: ﹁這是我的事情,由我來擔心,你只管對保就是了。﹂ 這份保證書雖然沒有能夠使我出獄︵因為我立刻就被軟禁︶,但麗真和于大姐所承擔的卻是千斤重擔。 于紉蘭終生未嫁,她和弟弟于宗舜夫婦,同住在一起,性情溫和,我們都稱她大姐。但我出獄後不久,就和她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衝突,那一天,她請我到她家共進晚餐,談起我的受刑和坐牢經過,她感到悲慟,安慰我說: ﹁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 我立刻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她表達的正是傳統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種思想。于大姐當然不會侮辱我,她只是想減少我的痛苦,但這兩句話卻說明了中國人沉淪醬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據理力爭。傳統文化中,既成事實就是真理,有權勢欺凌別人的人有福了,婦女被姦殺,兒童被扔到槍尖上扎死,哭聲遍野,只要幫兇喊一聲:﹁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哭聲就得停止,訴冤就得停止,追查兇手就得停止。膽敢不停止,就是別有居心,非善良之輩,應受到嚴厲譴責。於是,中國人遂被訓練為永遠向權勢下跪的動物。像以色列那樣,萬里之外尋找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兇手,送回國內審判,那種對理念的執著跟毅力,使人生出無限崇敬,在偉大的猶太人族群中,聽不到受害人溫柔敦厚的輕輕說:﹁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 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于大姐,她想了一陣,承認﹁也有道理﹂,但她補充說: ﹁你不算了又怎麼辦?﹂ 我認為﹁又怎麼辦﹂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這是暴君暴官畏懼報復,專門為培養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綱領,被害者這一方不能用來麻醉自己。 我們越吵越烈,最後,我說: ﹁大姐,如果有人傷害了你的家人,把刀一拋,拍拍巴掌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算啦,算啦,你能真的算了嗎?﹂ ﹁你亂比喻什麼!﹂ 我跳起來,大聲說: ﹁我寧願再次坐牢,也要你證明給我看!﹂ 于大姐叫她弟弟于宗舜把我拉住,忍不住失笑說: ﹁你說的對,你真執拗得像條牛,連坐牢都不改,吃你的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