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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2009/5/15
今天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周年，一般人講到五四運動，想到的就是德先生，與賽先生，就是所謂的民主與科學。其實五四運動有他很重大的政治意義，影響極其深遠。
我們先來看看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1918年，一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一月十八日，戰勝國舉行巴黎和會，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尤其希望能把德國在山東省的各項權利收回。結果在西方列強（包含日本）的操控制之下，決議把德國的特權轉交給日本。日本的依據是在和會之前，中日雙方已有密約，中國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曾經簽字「欣然同意」日本在戰後，應該取得德國在中國的各項權益。
消息傳到北京，輿論大嘩。於是熱血青年走上街頭，爆發了五四運動，它的主要訴求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德先生、賽先生只是次要的訴求。學生怎麼可能為了追求抽象的「科學」，而走上街頭？其實五四運動本身，很快就結束了，學生得到釋放，遊行結束。但是他的餘波蕩漾，甚至是越來越洶湧。
一個很基本的政治因素是，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人為了「救亡圖存」，一心以歐美、以日本為師。所以有大批庚子賠款的學生留美，有大批「勤工儉學」的學生留法，還有絡繹不絕於途的社會精英，包括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甚至蔣介石等等，到日本「取經」，學習日本的富強之道。但是，巴黎和會的決議，等於是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聯手出賣了中國；徹底的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半，1917年的年底，俄國共產黨推翻帝俄政權，建立人類歷史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政權成立不久，領導人列寧主動宣布廢除與各國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對於中國釋出了難得的善意。俄國呈現出一個全新的格局與思維。
五四運動的餘波洶湧，就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精英，開始思考被西方列強出賣之後，中國應該何去何從。很多知識分子的思想開始左傾，認為俄國的革命成功，是中國的典範。知識界的代表人物，譬如有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陳獨秀、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釗等。知識界的新刊物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重新探索中國救亡圖存的方向。在這個社會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了。毛澤東是湖南的代表，在那一年，參加了第一次的黨代表大會。
孫中山先生其實也受了很大的影響。孫中山先生曾經說：「中國革命，當以俄國為師」，他採取了「聯俄容共」的黨國政策。孫中山聘請俄國顧問，協助他引進俄國經驗整黨建軍。甚至在成立黃埔軍校之前，還特地委派蔣介石訪問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作為黃埔建軍建校的參考。
黃埔軍校成立，五四運動的著名學生代表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共產黨的重要軍事將領，如葉劍英、聶榮臻。也都是軍校裏的軍事教官。無怪乎後來黃埔軍校出了很多中共的開國元勳，最著名的有林彪、徐向前、與陳賡。
所以，五四運動有他很重要的政治意義。他的導火線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輕蔑與踐踏。他的影響，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視俄國的革命經驗、建立了與俄國的緊密政治與軍事的合作關係。終而導致了中國近代史共產黨的興起，與國共內戰等一連串錯綜複雜的巨大變化。
對於五四運動的真正意義，國民黨一直避重就輕，諱莫如深。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真正最大的影響，我認為還是在於它在根本上，影響了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寫於五四運動 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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